李敖自传与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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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敖自传与回忆》自序
• 李敖自传
• 二姐给李敖的回忆（李珣）
• 敖弟（李珣）
• 李敖五十年表
• 不要只摸李敖一条腿
• “北土非吾愿，东林怀我师”
• 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李敖简介
• 中华民国现代名人录——李敖
• 1995中华民国作家作品目录——李敖
• 蕃薯藤网站候选人小档案——李敖
• 李敖著作查禁清单及官方理由

目录

• 《李敖自传与回忆》自序
• 一、李敖自传
• 二、二姐给李敖的回忆（李珣）
• 三、敖弟（李珣）
• 四、李敖五十年表
• 五、不要只摸李敖一条腿
• 六、“北土非吾愿，东林怀我师”
• 七、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李敖简介
• 八、中华民国现代名人录——李敖
• 九、中华民国作家作品目录——李敖
• 十、蕃薯藤网站候选人小档案——李敖
• 十一、李敖著作查禁清单及官方理由

《李敖自传与回忆》自序

这本《李敖自传与回忆》，一共集合了十四篇文章，分别就我一生中的许多阶段，写出每个阶段的历程。

大体说来，《李敖自传》写的是家世、童年和小学时代；《从上海到海上》写的是初一；《我最难忘的一位老师》、《怀严侨》写的是中学时代的奇遇；《“北土非吾愿，东林怀我师”》写的是大学时代和研究所时代的师生之情；《提升文星的一个回忆》写的是文星时代的风云契合；《我最难忘的一个警察》、《最后的九日》写的是被国民党软禁时代的从容与机变；《我最难忘的一个“匪谍”》、《我最难忘的一个小偷》、《我最难忘的一间牢房》、《我最难忘的一个流氓》、《我最难忘的一段洗脑》写的是被国民党监禁时代的悲惨世界，和在这一世界中悲欢与离合；《被封杀的“人民公敌”》写的是在国民党迫害下的争斗与不屈。这些文章内容，就我一生而言，虽然不是全豹，但能从“豹变”中得窥重要的几斑，也不失为“踪迹大纲、情怀小样”的意义。

法国文豪马尔罗（AndreMalraus）写自传与回忆，用的是“反回忆录”（Anti-Memoirs）的特色，以个人传奇与往日历史为题材，详人所略、略人所详，最能表现出个人、历史与时代的错综关系。我这本自传与回忆、特色亦复如此。会读书的人，必然能把握这种特色，从重要的几斑，看到全豹。因此，不论豹生豹死，都难逃留皮，也就功德在兹矣！

1987年9月15夜

（《李敖大全集》将《李敖自传》单独成一书，并收入《二姐给李敖的回忆》、《敖弟》、《难忘的吉林省立六中李鼎彝校长》三篇文章，作为附录。）

李敖自传

和孔夫子一样的“遗民”

1935年4月25日，我生在中国东北哈尔滨。那时是中华民国二十四年，正是九一八事变后三年七个月，中国东北已在日本鬼子控制之下，日本鬼子导演的“满洲国”也成立了三年多，所以，照历史的说法，我一出生就是“遗民”，就像孔夫子一出生就是“遗民”一样。

从阴历生日到阳历生日

我出生时候，还流行用阴历计算，所以一直是乙亥年三月二十三日辰时（上午7至9点），乙亥年生的属猪，三月二十三日的生日一直按阴历过，直到我二十岁前查出是1935年4月25日，此后我就放弃阴历生日了，阴历太落伍了。

六女二男

妈妈生我时候，已经一连生了四个女儿，这种情形，在那时代，已经有点岌岌可危了。中国汉朝就有“盗不过五女之门”（生了五个女儿的家，连小偷都不去偷）的话，一个媳妇，不老老实实生儿子，却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生女儿，这像什么话？幸亏我应运而生，使妈妈立刻从“败部复活”，帮了她的忙不少。在生我以后，妈妈又故态复萌，连生了两个妹妹，那时我在家中地位如日中天，直到最后弟弟出世，才算两权分立。六女二男，就是我的同胞情况。

妈妈学历与女人友谊

妈妈名叫张桂贞，吉林女子师范毕业。她在辈份上是爸爸的学生，爸爸在吉林女子师范教高班的，妈妈却在低班，没教到。教到的高班学生里面有申若侠，后来嫁给庄严。那时候，流行高班学生同低班学生交朋友、合照相，申若侠和张桂贞就合照过，照片至今还保存，可是友谊早就“简直没有来往”了！女人之间的友谊真不可靠。

尹女士

妈妈是以“媒妁之言”同爸爸结婚的，那时爸爸离婚不久，前任是一位尹女士，因为这位女士不生男的，也不生女的，所以难安于位。爸爸给她找来医生诊断，但尹女士是旧式的中国妇道人家，非常“羞医”，不肯让医生看她的妇人病，最后郁郁以死，这当然是“礼教杀人”的一个例。我小时候，逢年过节要同姊姊们折锡箔，装入大纸口袋，烧给死去的亲人，其中一袋，就是烧给尹女士的。

不生男的不怪女的

现代的生理学证明，生不生男的，原因在男方而不在女方，但是以前人不知道，尤其以前的婆婆不知道也决心不知道，所以旧式的中国小媳妇会因“无子”而被“七出”，她们真可怜！

示范的婆婆

给尹女士最大精神威胁的，不幸是她碰到一个最会示范的婆婆——我的祖母（我们叫奶奶）。奶奶生了十二个小孩，六男六女，成双成对。其中四叔、大姑、二姑、三姑、五姑虽都“寿禄不永”，但是还剩下十二分之七，剩下五男二女，成绩也足以骄四邻、骄媳妇、骄媳妇之母。尹女士的困境是：不单是她自己不能生，又加上婆婆太能生，她的可怜，自然也就加了一倍。

大爷

十二个小孩中，爸爸在男孩中排行老二。老大（我们叫大爷）李孟谦，是个村学究，为人谦和得有点怕羞。太太（我们叫大娘）是三姑六婆型的，有一男一女。儿子（李纯仁，我们叫大哥）很伪善。有一次大爷去算命，算命先生说：“你这位先生，妻不贤，子不孝。”说得大爷满脸通红，连忙说：“差一点，差一点。”

籍贯的自由与不自由

大概大爷的村学究使我祖父（我们叫爷爷）不满意，大爷自己也愿成全弟弟念更好的学校，于是，在父兄的帮助下，爸爸考上了国立北京大学。本来籍贯是山东省潍县，因为领吉林省公费，籍贯就改为吉林省扶余县。当时只是爸爸一个人改，所以只他一个人是吉林扶余，爷爷和我们仍是山东潍县。这种情形，一直到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到了台湾，才被户政机关命令统一，从此我也是吉林扶余。这件小事，反映了籍贯自由的嬗变。在政府权力越来越大的时候，这点小自由也都不容于台湾了。

吉林扶余

吉林扶余在金朝元朝叫肇州，明朝初年叫三岔河卫，后来被蒙古人占领了。清朝初年安抚蒙古人，设了伯都纳站，所以又叫伯都纳。康熙年间在南边盖了砖城，叫做新城，光绪年间叫做新城府，民国以后改为扶余县。扶余位在松花江东北岸，在哈尔滨与长春中间，成为东北北部交通的要冲。

吉林三宝

吉林的特产是东北三宝，所谓“人参”“貂皮”“乌拉草”。人参在传说中，是一种“土行孙”式可在地下行走的植物，去挖的时候，要小心翼翼的围捕，方不被它跑掉。人参每次出土，有的相隔十多年、有的相隔二十多年。人参总在地下隐居百年以上，它虽在地下隐居，却要在林间、岩下、腐土、低温、背阴向阳、倚水又排水良好、每日阳光三至五小时等条件下，才有珍贵的结果。东北土话说“七两为参，三两为宝”，表示大的人参来之不易。乌拉草做的鞋叫乌拉鞋，可以保暖，是寒冷地带最需要的。

乌撒

根据《李氏宗谱》，我的远籍实际是云南乌撒。据《元史-地理志》：“乌撒者，蛮名也。所辖乌撒、乌蒙等六部。后乌蛮之裔，尽得其地，因取远祖乌撒为部名。至元十一年始附，十三年立乌撒路。”乌撒路包括现在云南镇雄县和贵州威宁县；到了明朝，改为乌撒卫，就是现在的威宁县。《李氏宗谱》上说是明太祖洪武年间自乌撒迁到山东潍县的。洪武十四年（1381）秋天，明太祖曾派傅友德为征南将军，带兵三十万征云南，那次人民的北移，是强迫性的。我的祖先，很可能是苗族。

爸爸在北大

爸爸名叫李鼎彝，字玑衡。1920年（民国九年）进入北大国文学系。那时正是五四运动后第一年，正是北大的黄金时代。蔡元培是他的校长，陈独秀、胡适、周树人（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等等是他的老师，他的同班同学，后来较有成绩的，有搞中国文学史的陆侃如、冯沅君，有搞国语运动的魏建功，同届的同学有冯友兰、周德伟、陈雪屏。爸爸本人书念得并不出色。他讲过北大的四则见闻：第一是关于蔡元培解决学生打架事件的（我另有专文记录，题目叫《真教育家的评判》，收入《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六期《神仙-老虎-狗》里）；第二是关于鲁迅上课情形的，鲁迅上课，把讲义一丢，态度倨傲已极；第三是关于魏建功的，盲诗人爱罗先珂到中国来，大家捧他，魏建功独持异议，说“我们不能盲从”，引起鲁迅等人的抨击，魏建功却大大出了名；第四是关于爱因斯坦的，爱因斯坦到日本讲学，蔡元培想请他顺便到中国来，传说爱因斯坦开价多少多少钱才肯，蔡元培筹不出这些钱，只好作罢。事后蔡元培大骂犹太人爱钱云云。对这一项，我感到很可疑，因为爱因斯坦并非爱钱的人。

军阀尊敬知识分子

爸爸在1926年（民国十五年）北大毕业，吉林省政府想公费送他留学，他那时已经二十八岁了，急于回家乡养家，所以就拒绝了。因为是“京师大学堂”毕业的，回到家乡，非常拉风，他立刻被聘为吉林四中（六中？）校长，当时的待遇极好，远非日后的穷教员可比。当时对教育界人士和知识分子的重视与尊敬，也远非日后的风气可比。爸爸说：军阀张作霖，在孔夫子诞辰的时候，脱下军装，换上长袍马褂，跑到各个学校，向老师们打躬作揖，说我们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亏诸位老师偏劳，特地跑来感谢。军阀们是不敢向教育界人士致训词的，也不敢颁发训词教教师研读的。

爸爸的著作

爸爸除在吉林四中做校长外，也在吉林女子师范、吉林大学兼课。他唯一一部著作——《中国文学史》，也写在这个时期。这部《中国文学史》，后来由我加上长序，由文星书店印出来，当时我的长序惹起大风波，经文星书店撕掉长序，才免于被查禁。文星垮后，改由传记文学社出版（这篇长序，题目叫《爸爸-我-文学》，收入《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三期《奇情-上吊-血》里）。

大学校长最佩服的人

爸爸在吉林大学当讲师，吉林大学校长是张作相，挂名的，不管事。校务由副校长李锡恩（纶三）负责。李锡恩后来做了立法委员，内疚神明，外惭清议，不肯开会，去了美国。这比起在台湾的万年国会的黑心委员，高明得太多了。此公德国留学，书念得不错，但他生平，却佩服一个没念过一天书的文盲——我的爷爷。

李凤亭

爷爷名叫李凤亭，他不大会写这三个字。他生在山东省潍县，时间约在清朝咸丰元年（1862）前后，也就是中华民国前五十年前后。他小时候，赶上荒年，跟着母亲去做乞丐。一天碰到狗来咬，他母亲怕他被咬到，就用身体保护他，母亲却被咬致死。他流浪一阵，无以维生，就替“下关东”的人赶马车，也去“下关东”。

下关东

所谓“下关东”，是专指山东、河北等省的穷人，朝山海关外的东北偷渡。东北是满洲人的老家，满洲人入关建立清朝后，把东北划为禁区，除了发配罪犯，禁止汉人去东北。所以当时中国的东北，就像英国的澳洲一样，只是罪犯的大本营。顾贞观《金缕曲》中“季子平安否”所指的吴汉槎，就是最有名的一个囚犯。但是，东北地大物博，它的富庶，对山东、河北等省的穷人，的确构成大诱惑。这种诱惑，使禁区禁令成为废纸，大量的汉人纷纷“下关东”，在白山黑水之间，驰骋犯难，就像美国“去西部”一样。

日俄战争以后

1904年，日本和俄国打仗，千古怪事是，这两个国家打仗，战场却在第三国——中国的东北。东北这时候，已经有四百万人口，这些人口的压阵，使日本、俄国在瓜分东北上，产生了不少阻力。满洲人再也没想到：禁止到他们老家的汉人，却在阴错阳差之中，替他们看住了老家！这些看家的开拓者中，有一个满口山东口音的壮汉，就是李凤亭先生。

名目繁多的行业

爷爷活了八十三岁，其中有六十年在东北度过，他的一生，充满了行动与传奇。他做过赶马车的、工人、农民、打更的、看坟的、流氓、土匪、打土匪的、银楼老板等等，名目繁多。爷爷虽然不识字，但是胆大心细，头脑清楚，是有名的厉害角色。有关他厉害的一个故事如下：

独战土匪

七十多岁以后，他和大爷大娘住在郊区，一天晚上，来了一伙土匪，把家包围，在墙外高叫开门。大爷大娘已吓得面无人色，但是爷爷却镇定异常。他下令大爷大娘在室内大声吹警笛，自己却拿起一根丈八蛇矛，从前门跑到后门、从后门跑到前门，向土匪呼啸叫战。土匪们弄胡涂了，他们绝没想到：居然有这么一个倔强不怕死的老头子，手拿丈八蛇矛，坚持保卫家园，毫无让步之意。大概他们被这种从来想象不到的英勇行动震慑住了，最后他们决定撤退，一个土匪从墙头朝爷爷开了一枪，子弹打穿了窗上玻璃，打碎了窗台上的花盆，最后打到衣柜上。这个衣柜，一直跟着我们，最后运到故都。柜上一个圆坑，就是子弹的旧痕。这个旧痕，表示了人间大勇是什么。

慓悍的庄家

另一个有关他厉害的故事是：他做流氓时代，一天在农田里设赌局，做庄家。聚赌的人里，有一个流氓某甲，手气不佳，每局都输，现金先输光，接着马输光，接着行囊输光，接着外套输光。最后他输火了，拔出刀来，在大腿上割下一块肉——开始“肉赌”。肉赌是一种无赖的赌法，赌徒赌火了，一割肉的时候，庄家若不巧输给他，不能赔钱，只能赔肉。明朝大宦官魏忠贤，年少无赖，做赌徒输了，就表演肉赌，他割的不是大腿，而是他的生殖器！（庄家若输，也得割生殖器！）一般说来，赌徒一表演肉赌，庄家必须大量赔钱，破财消灾，免得万一一输，就要以肉赔肉。某甲这次表演肉赌，大腿上肉血淋淋往抬面上一摆，大家都相顾失色。不料这时做庄家的李凤亭先生，却面不改色的说：“好小子！你来这一套！割起腿上的肉来了！你有种！可是你给我搞清楚，这一套别人吃你的，我李凤亭不吃！你肉赌，按规矩，不是我输了才赔你肉吗？不是我输了以后再割都不迟吗？不是我赢了就不割了吗？可是为了不怕你，为了比你小子还有种，我先割给你看！割下来，我赢了，就算白割了！”说着，就拔刀朝自己大腿上割下肉来。这个以狠对狠的故事，我没法证实，但听说是爷爷的杰作。这一杰作，使我想起《吕氏春秋》中“齐之好勇者”互相割肉下酒的故事。

“丑妇刁民”

爷爷和奶奶结婚，也有一段故事。爷爷做土匪，受了伤，躺在山洞里，被奶奶看到了，大力救他，后来就结了婚。奶奶是热河人，也姓“李”，因为中国传统同姓不婚，所以用瞒天过海，改姓“吕”。奶奶长得不怎么样，爷爷一骂她，就骂“穷山恶水，丑妇刁民”！

奶奶的个性

“丑妇刁民”很有个性，她在七十多岁去世前，还跟八十二岁的丈夫斗气不讲话，他们在儿孙包围下，合照了相，可是尽管照相，话还是不说。

“要把我给磕死了”

爷爷去世前，同我家住在一起，我常到他屋里玩，那时候我四至六岁，看他在后院亲自动手搭棚子、看他烧鸦片烟（烟土太贵，抽不起，只把鸦片烧成小黑丸吞服），跟他的感情极好。他过的最后一个旧历年，我从大年三十就不断的给他磕头拜年，一会儿就去磕一次，然后相对大笑。爷爷说：“这小子今年怎么回事？怎么老是向我磕头，磕个没完？看这样，要把我给磕死了！”

死得清醒利落

年过了以后，在奶奶去世第一百天那天，爷爷到庙里看给奶奶做佛事，佛事做完了，他向和尚们说：“我不会再来了，再来就是麻烦你们了！”当天晚上，大爷到我家来，陪爷爷过夜。爷爷向大爷和爸爸谈京戏，谈得兴高采烈。谈完了，要睡觉了，爸爸回到房里。不久大爷过来敲门，说爷爷说他不行了，大家赶过去，想找寿衣替爷爷穿（寿衣很多件，穿起来很麻烦。习惯是在人咽气前穿好，一咽气，就不好穿了。但人咽气前经这么一折腾，实在有速死的可能），慌乱之下，寿衣没找到，这时爷爷说寿衣在那个箱子里，大家找出来，替爷爷穿好，他就死了。他死得如此清醒利落，真是高人的死法。

寿材

不久运来棺材，这棺材是爸爸在爷爷生前订做的，用千百年柏树为材料，是上品。那时候，流行生前备好寿衣寿材，老人家都要试穿试躺一次，爷爷奶奶都试过，爷爷试的时候，很高兴，他们那时代的人对“慎终”、“送死”都极重视，也毫不忌讳。只有后来的人，才那样远离死、漠视死，死得那样没有准备。

大出殡与男尊女卑

出殡时候，爷爷的子孙媳女大排长龙，大爷是长子，第一名，依次为爸爸、三叔、五叔、六叔、大哥、我，全部男性领先。在我后面是大娘、妈妈、三婶、三姨（即五婶，因她是妈妈的妹妹，所以只叫三姨）、六婶等。这种排名次序，充分看出中国男尊女卑的传统。

三叔、六叔

三叔名叫李湘岱，中法大学毕业，三婶是他同学。这一对夫妇，软弱、和善而小气，有一男一女。六叔最有个性，圆圆的脸，两眼机警有神。他从小有反叛性，十几岁就去了苏联。抗战时做共产党地下工作，和三叔一起被日本宪兵捕去，这时我们才明白三叔并非软弱之辈，他原是有理想的。六叔更不消说，他在地下工作方面，反是三叔的上司。我们到他们被捕，才恍然大悟为什么他们两家一直不同我们来往，也不同爷爷奶奶来往。直到他们被日本宪兵放出来，整个李家才有一番大团圆的景象。

六叔聪明而多艺，他受过地下工作专业训练，通俄文、英文、日文、会拳击，写了一手好毛笔字。六婶是上海人，六婶妹妹我们叫老婶，很漂亮，后来做六叔的姨太太。姊妹对生，共有八个儿女，给六叔很大的负担。六叔是整个李家唯一讨姨太太的人，也是唯一和南方女人结婚的人。

五叔

五叔是最宝的一位。他在大学念物理系，可是没毕业。他看中妈妈的大妹，按大排行算，我们叫她三姨。三姨原嫁给蔡宗尚，蔡宗尚不上路，最后离了婚。那时抗战开始，爸爸为全家老小所累，不能去后方，就叫五叔去。五叔热恋三姨，他走到汉口，就不肯走了。又回到家里，爸爸大失所望。五叔不管，同三姨结了婚。在所有叔叔中，五叔和我家走得最勤。此公喜说笑话，为人没大没小的。他去天津，我家老妈子托他办事，他偷偷赚了老妈子的钱，把赚到的钱，又全部买了茶叶，送给老妈子，然后欣赏老妈子对他歌颂之辞，引以为乐。

四姑做妖姬状

四姑聪明而漂亮，生存能力又极高强。从小就偷嫂子张桂贞女士的化妆品化妆，照镜做妖姬状。她的婚姻不美满，她就解决了它。离婚后，正值抗战胜利，她跟陈纳德的飞虎队要员丁锡庆打得火热（陈香梅《往事知多少》书中有一段特别提到丁锡庆）。丁锡庆为四姑所迷，同元配离了婚。他同四姑结婚后，生了两个小孩。大陆丢掉，丁锡庆做民航空运公司曼谷总经理，后来病死了。四姑住在香港，失掉联络。她从香港寄过一次照片，一派电影明星打扮。我每想到她，就想到她是我们李家最走达尔文路线的人。

老姑跟进

老姑（小姑、六姑）一直以老幺地位，跟在爷爷奶奶身边。爷爷奶奶在一百天内先后死去，她住在空屋里一阵，很可怜。她后来走四姑路线，但条件不如四姑，男朋友也不如四姑多。妈妈们在背后叫四姑做“四妖精”，老姑做“老妖精”，姑嫂之间如何，由此可见！

旧式家庭三大战

中国旧式家庭有三大战：婆媳之战、姑嫂之战、妯娌之战。这三大战，都跟媳妇有关。妈妈是我们李家媳妇，当然无役不与。李家正赶上中国大家庭的解体时代，所以大战的程度极轻，只限于背后的一些女人是非而已。做为一个媳妇，妈妈对奶奶不错，奶奶临死前，缠绵病榻，每天给她擦身体的，就是这位二媳妇。

老人跟谁住？

爷爷奶奶一直跟老二和二媳妇一起住，但奶奶却说老二以外的儿子和媳妇最好。奶奶会对整年养她的老二和二媳妇有微词，却对平时聊拔几毛、只在年节生日送点小礼的其它儿子媳妇大加称赞，这种是非不明，是旧时代老太太的一个特色。爸爸妈妈身受委屈多年，想不到妈妈老了以后，也有这种倾向，也变得抱怨“养生派”而偏心“送礼派”，谁说历史不重演！

张人权

外祖父（我们叫姥爷）名叫张人权，这个名字倒满有时代意义。他长得身材高大，相貌堂堂，威严无比。他有一张大照片，一直挂在家里，照片中的眼睛不论你从那个角度望去，好象都一直盯着你，教人为之生畏，为之想到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年》中的“老大哥”。

烧冷灶

姥爷是哈尔滨警察局下一个分局的局长，他为人耿直，不喜欢拍马屁。他的上司在台上，他不理、不买帐；他的上司垮了台，他却跑去“烧冷灶”。

姥姥

外祖母（我们叫姥姥）是一位胖太太，胖的自然不会背挺得直，姥爷是衣着笔挺背也笔挺的威严人物，经常对姥姥说：“老太太，把背挺起来、挺起来！”姥姥却不太理会他。

细姨问题

姥姥唯一理会的是姥爷有爱讨姨太太的毛病。姥爷喜欢讨姨太太，本来是说说的，后来真的讨了一个回来，但是不久姨太太就离去了。姥爷本来还不死心，还想讨，但是不久他就死了。姥爷死后，姥姥就同我们合住，一直到她死去。

张府三姊妹

姥姥只生了三个女儿，没有儿子，这大概也是老爷要讨姨太太的主要理由。三个女儿是老大（妈妈，大排行是老二）、老二（我们叫三姨）、老三（我们叫老姨）。三姨嫁给五叔，生一男一女。老姨嫁给李子卓，生了一个儿子。李子卓是我的长辈中唯一一个国民党，并且还是“外戚”级的。我家同国民党素无渊源，在一党独大下，家世清白，于此可见！

老姨最漂亮

姥姥的三个女儿中，老姨长得最漂亮，身材又好。当时追求的人颇多。据说她在婚前，同爸爸的感情也不错。爸爸留下的日记里，也可以证实这一点。

离婚的代沟

三姨第一次婚姻，由于丈夫吸毒，很不如意。爸爸赞成离婚，可是姥爷思想古板，不准离，直到姥爷死后，才离了婚。

姥爷的坟

哈尔滨是东北最进步的都市，因为有许多白俄住，许多地方，都很洋派。以姥爷的坟为例，设计得很雅致，一点没有传统那种皇天后土式的恐怖。

全家十九口

从1926年爸爸北大毕业回到东北起，到1936年我一岁这十年间，是我们在东北老家生活的最重要十年。这十年间，爷爷退休、爸爸结婚、姥爷死去、妈妈生了四个姊姊之后再生了我，全家局面已是浩浩荡荡。计开：爷爷、奶奶、姥姥、爸爸、妈妈、五叔、三姨、四姑、老姨、老姑、大姊、二姊、三姊、四姊和我，外加大爷、大娘一系四位，共达十九口之多。爸爸仰事俯蓄、平辈支持，负担之重，也就可想而知。

出满洲记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正是黄金时代；九一八事变后，发光的未必都是金子，东北人民泪尽胡尘，饱尝做亡国奴的痛苦与辛酸。爸爸一直计划全家离开东北，进入关内，不受日本鬼子的统治，可是种种困难，未能如愿。到了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他终于做到了举家南迁的大手笔，十九口浩浩荡荡，迁到北平，完成了他的“出满洲记”。

从根到浮萍

北平虽然是爸爸的旧游之地，但这次重来，处境、心情和十几年前大不相同，东北是根，北平却是浮萍，一切都得重新干起。

找职业

首先是找职业，要找人介绍。他去找过他的老师胡适，但是胡适没理他（胡适是不帮人介绍职业的，但对有成就的人，他会主动帮忙）。爸爸在北大时就不是出色的学生，胡适对他并无印象（二十年后，我还同胡适提到这件事。胡适说他完全记不得这位学生和这件事了）。

两块面包

找了一阵，他终于在法部找到一份小差使。那时我们住东城，为了省下车钱，爸爸每天走路，走到西城去上班。每天下班回来，在面包行里买两块面包，一块给全家最老的——爷爷——吃，一块给全家最小的——我——吃。他自己和其它的人，都看着，不吃。

日本鬼子又来了

爸爸每天走路上班，经过北平的皇城，有一次在路边一棵树上看到有人上吊。北平，像东北一样，已经逐渐感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逼近，终于在1937年的7月7日，卢沟桥有了事变。——日本鬼子进了北平，北平上吊了。

南下代表

爸爸为大家庭所累，再也没能力南迁了。他只好派五叔做“代表”，到后方去。爸爸人虽不能南下抗日，但他的地下抗日却没有停止。当九一八事变以后，马占山将军的东北义勇军，是中国第一个以行动抗日的团体。在这个团体以行动抗日的时候，其它团体还在亲日、媚日或观望之中，爸爸当时就是马占山将军的秘密盟员，这一身份，他一直保持着，直到抗战胜利、直到别的团体数典忘祖为止。那时候，连马占山将军都不被看重了，他以下的，自然更别提了！

张学良背黑锅

1931年9月18日，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当时国民党的政策是不抵抗，但把这一政策叫张学良执行，并要他代背黑锅。这一内幕，我和一般人一样，都被国民党宣传骗了多年，直到我的三姊夫石锦告诉我蛛丝马迹，才引起我为张学良平反的兴趣。石锦的爸爸是石九龄。石九龄，辽宁省锦州市人，北京法政大学法律系毕业。1925年参加国民党，在“孙、段、张（孙文、段祺瑞、张作霖）三角联盟”的空气里，出任司法总长杨庶堪的秘书，而杨庶堪在段内阁任职，却又和孙文有关。1926年，石九龄回到东北办党，曾任军法官、军法处长等职务，以掩护国民党的秘密发展。1928年，张作霖因为爱国，不同日本鬼子合作，被日本鬼子炸死。后来他的儿子张学良和国民党合作，石九龄遂在1929年公开出任吉林省党部常务委员。九一八事变后第二年，国民党将辽宁、吉林、黑龙江、哈尔滨四省市党部合组为东北办事处，石九龄仍任常务委员，直到1939年。前后十年，分别在秘密、公开与地下三阶段领导东北党务，所知内情独多。据石九龄向石锦无意中透露，所谓张学良不抵抗，事实上是国民党党中央给张学良命令不抵抗的，这种命令，曾公然形之于文字来传达，所以事后说张学良不抵抗，无异是叫张学良替国民党党中央背黑锅。

国民党不抗日

虽然这样，国民党对日本的暧昧态度，并非牺牲了张学良就可以平民愤的，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20日），国立中央大学学生就示威游行，并且——像五四运动打卖国贼一样的——打了国民党外交部长王正廷，各地民情愤激，都说国民党不抗日。到了国庆日那天，广州学生举行抗日提灯大会，为反对日货，与国民党警察发生冲突，国民党警察厅长杜煊泰下令开枪，打死同胞二十多人，打伤八十多人，“紧急拘提”一百多人。11月28日，全国各地学生、工会、社团等，纷纷向国民党政府请愿抗日。12月4日，国民党政府明令禁止各地学生到南京请愿；11日，成立特种教育委员会，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第一次会议，决定各地学生请愿，由该会负责办理；15日，北方学生南下请愿团竟冲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直到国民党派出军警，才算平定；18日，国民党政府明令制止学生请愿，坚持不抗日，也不准学生请愿抗日。

绑票大特写

其实这些情形，只是电影上的远景和近景，还有大特写呢！当时北方学生南下请愿团的北京大学代表，到上海后，国民党竟用绑票手段对付他们，主持绑票作业的，不是别人，就是后来做了军法处长的今天“国之大佬”陶百川！支持他的，不是别人，就是那时上海市长今天“国之大大佬”张群！

国民党抗日的起点

陶百川绑票学生事件，惹得群情大哗。但是国民党哪里怕过群情，仍旧我行我素，宁整中国人，不打日本人。国民党抗日的官定时间远在十年之后才宣布，其悠闲可想！这时马占山将军早已抗日抗了十年了。国民党日后倒装光荣历史，把抗日的帐一古脑儿算在自己头上，不但把马占山将军靠边站，甚至卢沟桥抗日的光荣，也一网兜收了。其实1937年7月7日，只是北方将士在卢沟桥抗日，是北方将士用流血造成事实上的一个明确起点，国民党宣传他们从这时候向日本如何如何，是与事实不符的。国民党政府向日本宣战，乃远在四年以后，时间是1941年12月9日，是日本偷袭珍珠港、打了美国人的第二天。中国打了四年仗，到这一天，才宣布：“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议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中国为酷爱和平之民族，过去四年余之神圣抗战，原期侵略者之日本于遭受实际之惩创后终能反省。在此时期，各友邦亦极端忍耐，冀其悔祸。”“不料残暴成性之日本执迷不悟”，最后才“兹特正式对日宣战”。——被人侵略了四年，才向人宣战，这种杰作，真不能不说是天下第一鲜事了！

马占山将军

马占山将军字秀芳，吉林省怀德县人，短小精悍，外号“马小个子”。他做磨坊工人出身，后来入伍，骁勇善战，直升到黑龙江省陆军步兵第三旅旅长（相当师长，因为东北军没有师编制，只以旅做作战单位），兼黑河镇守使，驻防瑷珲一带。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边防驻黑龙江副司令长官兼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因公留在北平，无法回去，遂由马占山将军代理主席。马占山将军在嫩江桥战役里，孤军抵抗，日军死伤一百零八名，村兵少将兵败切腹，消息传来，全国振奋，因为这是中国人对日本侵略的第一次公然反抗，也是对国民党不抵抗的第一次公然藐视，日本鬼子感到太没面子，发动对马占山将军的总攻击，由多门中将总指挥，率长谷旅团、矢野旅团、弦前部队、朝鲜军、演松第七飞行联队、太刀洗第四飞行联队、平壤第六飞行联队，展开大规模的陆空作战。因为众寡悬殊、武器悬殊，马占山将军在11月19日，转入游击战，在拉哈车站击毙日军八百人，东北义勇军之名震动中外。1933年，马占山将军被逼将部队从满洲里撤入苏联，他先由苏联转欧洲，再由欧洲回上海，全国欢迎这位抗日英雄，如痴如狂。马占山将军给中国人带来了信心和希望，这是八年抗战的最大基础。在这种基础上，马占山将军的孤军抗日，证明出两点：第一，他告诉中国人，我们肯打、能打、打不过也要打，而打游击是对付日本人的最好战术。他孤军抗日后，在关内，各地青年在国民党“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1937年8月8日国民党文告中自承）的政策中，纷纷请缨北上，要加入义勇军，甚至一二八抗日的非国民党嫡系部队十九路军，也自动要求北上；在关外，各地义勇军风起云涌，辽宁的唐聚五，吉林的李杜、丁超，黑龙江的苏炳文、冯占海、王德林、耿继周，热河的李树春、韩继功、刘桂五、王星华、王福邦、朱霁青等部，拥众从几千到几万，武器从猎枪到丈八蛇矛，与日本鬼子苦战不懈。据日本鬼子统计，从九一八事变后，到1945年日本投降，十四年间，光在前十年就出动“讨伐队”达13689次，平均每天出动近五次，来剿义勇军。日本鬼子阵亡的骨灰，每年运回达十万具！十四年间，东北二百三十个县中，孤军抗日之事此起彼落，日本鬼子虽然严刑峻法（以家为单位，家长酷刑处死，男丁充矿工，女眷做营妓），但是平均每天游击战仍有二十起。东北同胞的孤军抗日，比起其它各地的来，更早更久更艰辛，可是在国民党的钦定历史中，却一笔带过或不成比例，这是太不公道太不公道的！第二，马占山将军孤军抗日的坚苦卓绝，得到世界公论的同情。他向国联李顿调查团提供的证据，最后使日本鬼子被国联宣布为侵略国，使中国得到世界公论的支持、使世界知道中国人不可侮，中国人还是肯跟日本鬼子干的，中国人还是有出息的！

我见到民族英雄

可是，马占山将军的孤军抗日，显然使不抗日的国民党进退维谷、显然抢了国民党的锋头，而为国民党所不喜。所以，他虽是第一号民族英雄，但一直被冷冻、被迫害；他的手下，从东北撤到新疆的时候，被残杀。抗战期间，他遥领黑龙江省主席，实任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驻节在陕北榆林和绥远五原。国民党歧视他，使东北挺进军只有两三千人，装备之差，首屈一指。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私心自用，没道理的把东三省改为东九省，使马占山将军连空头主席都不可得。他带着残部，在凄凉中奔回东北老家，可是在半路上，共产党拦住了他，消灭了他的追随者，在左右不逢源中，他黯然到了北平。后来国民党在东北与共产党作战失利，有人建议，何不派马占山将军回东北号召呢？于是给他一个空头名义，让他回到东北。1947年4月16日，马占山将军万里荣归，一下火车，群众一拥而上，包围了他，他们大喊：“马将军万岁！”把他抬了起来。在东北同胞的内心深处，他们知道除了马将军，没人值得喊万岁。四天后，东北同胞开大会欢迎他，十万人到场欢呼。马占山将军才六十岁，可是多年流亡，人已苍老，他满脸皱纹、满脸风霜，对着每一张苦难的脸、折磨的脸、马首是瞻的脸，他泪下，十万群众也泪下。泪尽胡尘的东北遗民，又重新学会了流泪，他们流汗欢迎接收大员，但是流泪欢迎马将军！那时东北同胞在饱受日本、苏联的折磨以后，正受国民党接收大员的折磨。国民党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带头贪污舞弊，买大豆、运高粱、炒金钞、占公车生意等等，不一而足。马占山将军无能为力，最后百无聊赖，回到北平。我的老姨父李子卓的妹妹，是王家桢（树人）的太太，王家桢是吉林双城县人，是张学良走红时候的外交部常务次长，抗战胜利后做东北生产管理局局长。我家那时租他们家的后院，我有时到前院来玩。有一天，马占山将军来看王家桢，我见他走进来，心里无限崇敬，那时我是初一学生。马占山将军很会骑马，在马上能双手用枪，神乎其技。有一次在零下三十度的雪地中，枪管炸开，炸掉了他的手指，所以他的一只手总是戴着手套。我见他两年以后（1950），他死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北京，活了六十四岁。共产党也不喜欢这位民族英雄，但他们喜欢《义勇军进行曲》，并把这进行曲做了他们的国歌。

吴焕章

马占山将军是武人，他有一位替他拿主意的军师，就是吴焕章。吴焕章是大赉县人，是爸爸最好的朋友，他叫爸爸做二哥。为人风趣、热情而细心。爸爸死在台中后，他和张松涵（也是叫爸爸二哥的）合写挽联，内容是：“去国八千里，谊兼师友，晨夕过从，方冀联骠归故里；订交三十年，情比弟昆，金兰契合，何期驾鹤脱凡尘。”他们的交情，由此可见。吴焕章1935年起做立法委员、1944年做三民主义青年团黑龙江省支团代表、1945年做国大代表、兴安省主席，现任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台中研究区主任。他在国立北京法政大学俄文法政学系毕业、俄国海参崴东方大学研究。九一八事变后，他和爸爸展开抗日工作；卢沟桥事变后，爸爸留在北平，吴焕章“同意由李同志参加敌伪组织内，做掩护与策动各工作”，由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马占山将军秘密任命。所谓“同志”，是同马占山将军抗日志愿的有志一同，并非国民党。

当了局长

爸爸留在北平后，我们全家又第二次做了“遗民”。爸爸在法部做科员，养活全家。爸爸是极有办事才干的人，在法部的一次移交业务中，他的才干被上司看在眼里，开始大力提拔他。在三四年间，他就升到华北禁烟总局下太原禁烟局的局长。

用人的度量

所谓禁烟，禁的就是鸦片烟。华北的鸦片烟，山西省是大宗，山西省会太原自然是最重要的管辖地。华北禁烟总局局长是北洋要人万兆芝，首屈一指的太原禁烟局交给无名小辈当家，这是北洋耆旧们用人唯才的一种度量，这种度量在国民党当道后，已经越来越远了。万兆芝字符甫，江西南昌人。做过约法会议秘书长、北京大学教授、国务院代理秘书长等职务。

夜过娘子关

爸爸在1941年去太原上任，五六岁的我也去了太原。我清楚记得我坐在火车上，前往太原；清楚记得经过娘子关，自河北进入山西。火车有卧铺，自北平到娘子关的时候，已是晚上。第二天，到了太原以后，就住进禁烟局。

太原禁烟局

禁烟局一进门，就是一块方形的大操场。一进门向左转，是一条走廊，走廊左边，有一间间小房子，新的水泥味道扑鼻而来。走到尽头，再向右转，也是同样的房子。这些小房子，是给戒鸦片烟的人住的，是勒戒所的规模。

汽车阶级

进门一直向前看去，是车棚，一辆T字形的黑色福特就是局长的专车。这辆车车门外有很宽的脚踏板，可以站人，尤其可以站保镖。我在北平亲眼见过大人物坐在这种车里，车门两边站着保镖，保镖一只胳臂从窗外勾在窗框上，两眼圆睁，向路人盯着，神气活现，颇有晏子御者的味道。不过这辆局长的车，并没有保镖。

挑水夫喝尿

进门一直向左前方看，有一道圆门，门后一块小花园，门边一间小房，正面一大排主房，爸爸、妈妈、二姊、我、大妹，就住在这大排主房里。我记得一搬来，就运到一个好大好大的搪瓷浴盆，但是太原没有自来水，要洗澡，由一个挑水夫一次一次挑水来，向盆里倒。挑水夫是一个小伙子，造形很像丰子恺《漫画阿Q正传》中的阿Q。有一天，他向我要我撒的尿喝，他说“童子尿”可以治他的病，我也不知道他生的什么病，不久他就死了。喝童子尿治病，本是中国的传统医术之一。看中国文化、复兴中国文化，可别忘了这一“喝尿文化”。

花园怪屋

主房旁边有一道门，门外有一个长方形的大花园，花园后面，循阶而上，有单独一间高高的房子，冷清清的，有一点世外桃源，也有一点鬼气。我每天都到这间房子来玩，这间房子对我老有一种怪怪的感觉，四十年后我写到这间房子，这种感觉还是存在。

在太原住了一年，使我印象难忘的还有：

鸦片烟成阵

一、对鸦片烟，我是见过大场面的人。禁烟局的鸦片一堆一大操场，都是一块块砖头大小，排列成阵，像去了砖窑似的。我想任何毒枭，都不会比我看过更多的鸦片。

女招待

二、局里的一个同事结婚，我参加了，第一次看到宴会搭的喜棚。爸爸的日文翻译俞秘书（当时日本鬼子势力无所不在，禁烟局受日本鬼子控制，所以有日文翻译）搂住一个“女招待”亲热，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女招待”。后来时代变了，“女招待”也变成历史名词了。“女招待”类似今天的酒家女，特色是饭局中由女孩子来服务。刘半农说比照“吃馆子”、“听谭鑫培”、“写黄山谷”的简化语言，可叫“吃女招待”。国民党北平市长袁良曾想用大学女学生做“女招待”给日本鬼子吃，其媚功可想！

相扑

三、日本的国宝——相扑团到太原来表演，俞秘书带我去看，看到一个个特大号的大胖子角力赛，发现他们虚礼与赛前动作N多，令人好笑。那天台上台下，全场都是日本鬼子，现在回想起来，日本侵略中国，他们派来的鬼子们可真不少。那天是我生平看到日本鬼子最多的一次，印象奇劣。相扑是日本的国戏，但它却是偷自蒙古人的一种竞技。相扑的场地叫“土俵”，是有一人高的方形黏土擂台，中有圆圈。任何一人，被推到圆圈外面就算输，或者除脚底外，身体任何部分碰到擂台也算输。相扑前，力士进场，兜着五光十色的图案，表示身世。最后是总帅“横纲”出场，长得又壮又胖，他在台上，把对方根本给丢下台去，其巨无霸可想！

“先我而死”

四、我到太原最高点玩过一次。后来这地方有争夺战，阎锡山的许多干部纷纷自杀于此。阎锡山到台湾后，写“先我而死”四个字追念他们，这四个字倒写得颇能传情。国民党把这些死难者当做“太原五百完人”来纪念，但他们是阎锡山的人，不是国民党嫡系。国民党嫡系精于逃难，死难非其所长，所以烈士缺货，很没面子。

做香的工厂

五、我在太原参观过一家做香的工厂。看到香是从机器里一根根挤出来的，很好奇。

五脚牛

六、我在太原公园里还看过一条怪胎牛，这牛有五只脚，一脚从脖子下伸出来，真是无奇不有。这件事，我完全忘记了。四十多年后，我在天母侨大木器行看家具，看到一张五脚大会议桌，中间有一只脚，我突然想起太原那条牛！人的记忆真不可思议啊！中国历史上有“五足牛”的纪录，见于京房《易传》和《汉书-五行志》。中国古人认为五足牛的出现是上天警告统治者不要过分使用民力的意思，是一种不祥的讯息。

太谷之游

除了太原以外，我有一次同爸爸去了榆次和太谷。太谷是山西最早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地方，我记得参观一家医院，医院中有一架人体骨骼，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骷髅。

温茂林

山西对我的最大影响不是地，而是人，是一个山西人，名叫温茂林。他是我家的男佣人。他长得两眼有神、两腮无肉、中等身材、中年岁数，穿著裤角缠绸带的黑棉裤，留平头，一派典型中国淳朴农民的打扮。我到山西以后，茂林就来了，负责照顾我的一切，整天同我形影不离。茂林的话不多，粗识文字，脾气很戆，我做错了事，他会怒目指摘我，可是我很喜欢他。我日后的一些耿直的脾气，深受他的影响。

瓷器上的春宫画

茂林后来跟我们到北平，有一天，爸爸把几只中国旧式茶碗放在桌子上，就出门了。我跑过去看，发现茶碗四周都画着光着的男人女人，这时茂林走过来，声色俱厉的向我说：“这种东西不准看！”弄得我莫名其妙。十多年后，回想起来，原来我看到的是瓷器上的春宫画。

养鸟

茂林喜欢鸟，我也大受影响，养起鸟来。北平旧家的纨绔子弟，常常出门卷着白袖子、提着鸟笼子、叼着烟、迈着八字脚走路，一派腐败堕落的模样。我那时太小，还不到这种水准，不过鸟倒也养过几只，有一只百灵，老老的，会学十一种动物的声音，可惜其中包括学猫叫，百灵一学猫叫，就被认为误入歧途了，身价也就大跌了。

一笔画鸟

茂林会画一笔鸟，就是一笔下来，不间断，连成一线，画出鸟来。我大为佩服，也就全套学到。我把它们画在墙上，左右对称。左边写上“温鸟”，右边写上“李鸟”。

小妹丈夫

我小时候，道学得很。我四五岁的时候，家里一部份房子分租给一家房客，房客中有一个小女儿，大家叫她小妹。我当时最大的“特怖”（taboo），就是别人说我和小妹有什么什么关系，我会立刻大发脾气，并且破口大骂。姊姊们知道我这一弱点，所以吵架时候，故意说我是“小妹丈夫”来气我。我呢，就用“大连太太”来报复（大连是大爷亲戚李德邻的儿子，是个极顽皮又厚皮的小男孩）。有时候，和姊姊们如有什么谈判或协议，为遵守诺言起见，双方都以“大连太太”“小妹丈夫”做赌咒，姊姊失信，就是“大连太太”；我若失信，就是“小妹丈夫”。

严男女佣人之防

我一点也记不起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小妹丈夫”过敏症，也搞不清为什么变得如此道学。这种“严男女之防”，后来发展到连温茂林都吃我不消——当茂林同女佣人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我竟在旁边监视，不准男人同女人讲话！有一次茂林看我不在，讲了几句，不料我却从桌子底下跳出来，对他大声申斥一番。我的古怪与任性，由此可见一斑。

卷入王克敏的政争

爸爸的禁烟局局长位置，后来卷入政治纷争里。原来日本华谷（？）中将很跋扈，找当时“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的麻烦，于是脑筋就动到太原禁烟局上面。王克敏是浙江杭州人，清朝举人，做过清朝留日学生副监督。民国以后，三度出任财政总长。卢沟桥事变后，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又做“新民会”会长，成了“前汉”（前期汉奸）。到了1940年，跟“后汉”（后期汉奸）汪精卫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合并，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改为“华北政务委员会”，王克敏做委员长兼内政总署督办，名义上归汪精卫管，事实上自成体系。王克敏因为老资格，也有个性，对日本鬼子并不唯命是从，惹起日本军人的嫉恨，华谷中将于是掀起“太原禁烟局贪污案”，给王克敏好看，而首当其冲的被害人，就是爸爸（此案掀起，当然也与爸爸被疑做地下工作有关）。

日本宪兵来了

一天晚上，爸爸、妈妈和我，搭上自太原回北平的火车，车开到榆次，上来两个日本宪兵，同爸爸说了几句，就把我们带下车了。走在又黑又泥泞的路上，日本宪兵轮流抱着我，很久以后，到了日本宪兵队，我不久就睡了。第二天醒来，看到的是一间旧式的平房，中间院子不大。到了下午，妈妈和我被释放，爸爸就失掉自由了。

日本鬼子的刑求

华谷中将的做案方法是：由商人咬太原禁烟局的信科长、俞秘书等贪污，再牵连到爸爸。信科长长得人高马大，在宪兵队，被日本鬼子打得皮开肉绽后，再在打破的肉上，揉上咸盐来整他；俞秘书也被三上吊、灌凉水等，可是他们都不肯诬攀爸爸，所以爸爸没吃苦头。他被关了半年多，最后无罪开释。

日本牢

爸爸坐的日本式牢，规矩很严，白天必须盘膝挺腰，正襟危坐。由日本宪兵做禁子牢头。整个六个多月，他挨过一个耳光，他的手表被日本宪兵要求对换，最后他回北平时，戴的是个东洋烂表。

无罪释放

爸爸最后无罪释放，王克敏对爸爸的清白极为欣慰。他把爸爸请去，把华北禁烟总局局长的职位给了爸爸，但是爸爸决心不干、决心脱离官场、决心埋下头来，研究一点问题。

研究土地问题

爸爸选中了中国土地问题，做专题研究。他从此成了国立北京图书馆的常客，在这个第一流的图书馆里，他遍读有关土地问题的书，做笔记。他偶尔也买一点旧书，像向乃祺的《土地问题》、万国鼎的《中国田制史》等。有时候，他也带我到这个图书馆来，他看他的大人书，我看我的儿童书，父子对读，构成我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一幅图画。

走回老家

抗战胜利后，爸爸因为抗日抗得早、抗得拍子与国民党不对，自然有被国民党诬为“汉奸”的危险，所以不得不做一点准备，他决定在清白没被澄清以前，先躲一下，于是他就只身先回东北老家。那时候老百姓是分不到交通工具的，他只好徒步走回东北去，结果走到山海关，就被共产党给挡住，只好折回来。后来第二次再走，才走回老家。

吴焕章仗义

爸爸在沦陷区背“汉奸”之名、做地下工作，为了安全，他并不澄清他的形象，我那时太小，也不清楚细节，我对他一直有所误会，1961年10月10日，我写信给胡适，提到爸爸做地下工作，“可是我颇怀疑他对工作认真的成绩”。后来吴焕章签署了一封他证明爸爸清白的秘件，转到我手中，我才明白了真相。这封秘件如下：

吴主席焕章致中央调统局郭副局长紫峻原函

径启者：

查李季恒同志，字玑衡，于九一八事变后，即与焕章商定潜在哈尔滨策动抗敌工作，组织黑龙江省青年抗敌会，并利用吉大同学数十人，散在各地中学，做抗敌工作。二十五年春，敌人对东北知识阶级大事残杀，李同志逃来北平，初在中山中学教书，继去南京，由焕章与吉林省党委刘守光（刘党委曾在哈与李同志共同工作）同志商定，仍请李同志在平负责工作。七七事变后，又商得焕章等同意，由李同志参加敌伪组织内，做掩护与策动各工作。继由东北四省抗敌协会付以委员名义，负责平津区抗敌工作，招致东北青年至后方求学，并掩护敌后工作人员活动，与后方工作人员在平眷属赡护等。李同志初在伪组织内充任法部科员，后以平津工作被敌人严密监视，而后方之经济上补给又时感不足，李同志遂转任太原禁烟分局长，局面即较扩大，抗敌工作自易进行，被掩护之同志亦较多（河北省工作人员尹金寿、王敬之、王馨阁等数部工作人员，均在掩护之列）。当时李同志一面完成焕章付与之工作，一面利用职务上之便利，做禁烟禁毒之宣传工作。后敌人侦知李同志行为可疑，遂假贪污为名，举行二百余人之大检举，幸李同志事前有所闻，将抗敌工作痕迹完全毁灭，使敌人无由发现。至所诬之贪污，虽经敌人半载之详密调查，与酷烈刑讯，竟未发现丝毫污浊之处，即当时伪华北组织亦认李同志为洁白。故此冤狱，虽经半载之久，而对伪太原禁烟分局长之职，终未派人。李同志出狱后，认为太原抗敌工作不能进行，遂托病辞职，辗转传递消息，拟去后方服务。焕章以抗战日亟，勉使仍在华北相机做抗敌工作，李同志遂闲居北平（二年），但仍继续推动抗敌工作，直至敌人投降时为止。焕章除将李同志十数年来抗敌工作，逐项详报中央外，相应将李同志在华北工作概况函达，敬希查照为荷。此致

中央调查统计局副局长郭

前东北四省抗敌协会常务理事

现任兴安省政府主席吴焕章

查李季恒字玑衡（学名鼎彝），本人当年任东北四省抗敌协会常务理事，为李同志在敌后工作便利起见，故未用其本名委派。此一抄件，确为本人专函中央调查统计局郭副局长紫峻之原稿，特予证明。

吴焕章

吴焕章仗义执言，给国民党特务头子郭紫峻这封秘件，最后使爸爸在抗战胜利之后，总算免掉了牢狱之灾。至于爸爸抗日的功劳、做地下工作的功劳，当然是没有奖励的，不坐牢就是奖励，——这就是国民党的酬庸与宽大啊！

爱国者的悲剧

爸爸的故事画出了一幅谑画，就是，做为一个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人，不爱国当然不对，但是爱国不爱在嘴上，而要言行合一，可不是好玩的。——要爱国，必须得跟着国民党永远在一起才行，你要单独去爱，不论你多少功劳，结果不用“汉奸”办你，就是党恩浩荡了；不被用“汉奸”办你，就是祖上积德了。爸爸的一生，痛苦的得到这一教训，永矢弗谖。因此，在日本走了、共产党来了的时候，他学乖了，他知道这回一定得抓住国民党、跟国民党永不分离才成，再被国民党所弃、再做国民党的“弃民”，国民党再回来，他一定又是“汉奸”了。于是，他决心抢登巴士，先期逃难，追随国民党到天涯、到海角，再也不分离。最后，天外有天、海外有海，他跟到了台湾，就这样的，我们全家到了台湾。那时我十四岁，无决定之权，一切爸爸决定。爸爸来台湾的目的，的确没别人那么雄壮，一切救国救民反共抗俄的大道理，他全都跟不上，他来台湾，原因只是怕国民党又说他是“汉奸”而已。做“汉奸”，他做怕了；国民党不再说他是“汉奸”，他就民众永远与国民党在一起了！爸爸的故事是国民党统治下一个党外人士爱国者的故事，它凄婉动人、它含冤难诉，在爸爸死后二十八年，我终于查明真相，并有能力公布真相，为公理招魂、向国民党抗议。我觉得我一生的工作中，这件工作，是最令我国仇家恨的了！

沈二爷

姥爷的一位亲戚的亲戚，叫沈铭三，大家称他沈二爷，也是东北人。他颇有家产，靠家产吃饭，也无什么职业，职业就是绅士吧。他年少荒唐过，爱上一名妓女，救她出来，结了婚，但没有小孩。夫妇两人，感情极好，沉二爷也从此不二色。他在北平内务部街和史家胡同中间，有一大片房屋，其中内务部街甲44号，就租给我们，我们住这座房子，前后十年，到1946年以后才搬走。

中国仕绅

沈二爷因为辈分是外祖父级的，我们称他“二太老爷”。他是典型的中国正派仕绅，爱护朋友，对朋友的忠心可靠，给我极深刻的印象。他跟爸爸的交情极深，他生在1887年，比爸爸年纪大，他对国民党来了以前的政治社会，有着微妙的眷恋。他不相信国民党，认为国民党自私、没原则、不可靠。当国民党签了《中苏友好条约》、让外蒙古独立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他气愤的对爸爸说：“玑衡，你看，国民党在卖国！”后来局势逆转，国民党收缴全国黄金以发行金圆券时候，他基于对国民党的不相信，坚决不肯拿出黄金来兑换，他说他宁肯被查出来，黄金没收、人枪毙，他也不要给国民党来骗。沈二爷的不相信是正确的，金圆券很快就崩溃了，他保住了他的黄金，凭这些黄金，他有了逃难的本钱，最后逃到台湾来。爸爸死的时候，沈二爷在大热天里，四处奔走筹募“李鼎彝先生子女教育基金”，使我们能够完成学业。他因为是前安东省主席高惜冰的亲戚，得在彰化纱厂做个看门的小职员，八七水灾时尽忠职守，在水淹及桌的桌子上站了一天一夜。

《呻吟语》

沈二爷没受过什么教育，他看的只是一部书——《呻吟语》。《呻吟语》的作者是吕坤（1536-1618），字叔简，号新吾，河南宁陵人，是明朝进士，做到山西巡抚等高官。吕坤关心世道人心，他认为“人心者，国家之命脉也”。他在1616年八十一岁时刊行这部写了三十年的稿本，就是正人心的一部平实有力的书籍。“呻吟语”的意思是“病时疾痛语也”。他认为人的身心常在病中，他自己“三十年来，所志呻吟语，凡若干卷，携以自药”。临死前两年才把这部切身修业的著作，公之于世。《呻吟语》全书分六卷，包括性命、存心、伦理、谈道、修身、问学、应务、养生、天地、世运、圣贤、品藻、治道、人情、物理、广喻、词章十七部分。这书在吕坤生前印的，只是两卷的摘要本，叫《呻吟语摘》；他死后印的，多是六卷的全本，共有两千零七十三条，可算集修养的大成。吕坤很得人佩服，明朝的吏部尚书孙丕扬，以八十老翁，“甘坐失举之罪”，保荐他做刑部尚书。在他死后，明熹宗追赠他做刑部尚书。清朝道光皇帝甚至把他从祀在孔庙里。在旧道德的修养上，吕坤的成绩的确可为典范。沉二爷的立身行事，使我注意到《呻吟语》、使我对许多传统人格的形成过程，发生了兴趣。《呻吟语》是中国正人君子的教科书，在沈二爷身上，我看到了正人君子的一个典范。沈二爷使我对朋友之道，变得甚为古典，我变得喜欢交够朋友的朋友，这些朋友都是旧式的。我对工业社会里的朋友之道一概不欣赏，我觉得那种友情现实、速成，而易消，因此我的朋友不多，我很挑剔。但成为我的朋友的，我就忠心耿耿，他们对我，也是一样。

内务部街

沈二爷租给我家的房子，在内务部街中间。内务部街在北平东城灯市口附近。以前北洋政府的内务部，就在这里。后来内务部改成了市立第二中学，就在甲44号的斜对面。甲44号有一座大红门，大红门开的时候，正好是一间汽车间，平常不开，只开大红门中间的一扇小门。进门后，有“己”形的房子，前后相连，共有大小一二十间。我们住中间；前面房客住过、大爷大娘住过；后面爷爷奶奶住。

可怜的鸽子

我在内务部街甲44号的最早记忆是：一天晚上，飞来一只受伤的鸽子，我们把它包扎好，伤养好后，它也不再飞走了，就成为家里的一员。不料一天被猫扑上去，把它咬死了，我们都很伤心。那时家里不能不养猫，因为房子很旧，老鼠太多。老鼠猖獗到光天化日之下，透过阴沟铁栅，去咬走过铁栅的小鸡。

卖小鸡的

提到小鸡，也引起我的回味。北平乡下人沿街叫卖小鸡，用扁担挑两个很扁很扁的箩筐，到了家门口，把箩筐盖打开，顿时一两百个鸡头攒动，毛胡胡的、黄澄澄的，每只都在摇、每只都在叫，可爱极了。卖鸡的随手抓出一两只来，放在掌心，特别介绍，痒得你非买不可。

猫与狗

养鸡以外，家里也有猫狗。养猫狗，都以实用为目的，猫狗也不像现在这样娇生惯养，那时候猫狗好象都是脏兮兮的。对猫也有很多传说，比如奶奶、爷爷、姥姥死的时候，猫都要关起来，因为传说猫跳过死尸，死尸会坐起来，就是“炸（诈）尸”，这是谁都害怕的事，谁都不敢冒险，所以只好把猫关禁闭。

盲肠炎

我六岁时候，得了慢性盲肠炎。一开始是肚子痛，家里人以为是普通毛病，替我用热水袋去腾，结果越腾越严重，脓化开了，成了腹膜炎。爸爸感到情况不对，请关颂韬大夫来看，关大夫是北京协和医院外科主任，是中国第一名医，他断定是盲肠炎，必须开刀。听说肚子上要开刀，全家一致反对，爷爷、奶奶、姥姥等都坚信中医可以看好，为什么要给西医动刀。大家七嘴八舌，使爸爸也感为难。幸亏关大夫说：“开个刀没关系，如果不是，缝起来就是了。”于是爸爸决定开刀。

开刀之前

我住进东华医院，开刀那天，医生把哥罗芳按住我鼻孔，叫我跟他数数字，我跟他数到三十多，才麻醉过去。开刀打开一看，盲肠已烂，割下后为了清脓，插入两条皮管，不能封口，拖了二十多天，才能下床，下床时已经腿软得不能走路了。

中西医之争

爸爸高兴他的正确决定，使我大病不死。爷爷奶奶们对西医也没话说，只是认为，如果给中医看下去，照样可以看好。可见中医观念的深入人心，真是病入膏肓了。这种观念不知害死了多少人。

关颂韬大夫

病好后，茂林陪我到关大夫家谢谢他。关大夫家庭院很大，他知道我喜欢鸟，特别送“李局长的少爷”名鸟一只。听说关大夫晚年住在台北，我一直很感念他。我读胡适写的《丁文江的传记》，看到关大夫坐飞机去救丁文江的事，就觉得特别亲切。到台湾后，有一两次，医生检查我身体，看到盲肠开过刀，听说刀是关颂韬开的，都会夸他是名医，可见关大夫在中国西化医学中的地位。

从大手术到小手术

我得盲肠炎的时候，还没有盘尼西林等名药，割盲肠还算不小的手术。如今已算是小手术了。

刘士豪大夫

另外一位名医，是协和医院内科主任刘士豪，他算是我们家庭医生。听说他看死的病人很多，原因是他看病很贵，大家都不敢找他而去找便宜一点的医生，在便宜一点的医生看不好的时候，为了救人，只好再找他，但这时候，病人差不多都回天乏术了，最后都死在刘士豪手里。

周慕新郎中

我们的家庭医生也有一位中医，也住内务部街，叫周慕新。长得也跟刘士豪一样的白胖富泰、能说善道。我见过的中医都是能说善道的，中医博取人们的信任，这是噱头之一。中医看病外科全不行，内科又没有X光、心电图、听筒等器材，除了把脉，其它就全凭嘴巴看病了，所以嘴巴就是器材，不会吹是不行的。

四姊之眼

妈妈生下大姊、二姊、三姊后，怀了老四，全家一直盼望生老四是个男的，结果又是女儿，全家失望。为了平息这一失望，四姊从小便女扮男装，剪光头发，身穿短裤，一派傻小子的模样。也许是衣冠易人，四姊的作风也全部男生化，顽皮异常。一天她在两个沙发中间荡秋千，不小心摔个倒栽葱，得了脑膜炎，昏迷不醒，西医都说有生命危险，最后德国医院的医生为她打了一针，说如果再没效，就没救了。回家以后，没有起色，只好准备后事。这时候周慕新出现了，弄来蝎子、壁虎之类一大堆，熬了药，灌下去。到了半夜，四姊神志逐渐恢复，周慕新坚持是他的草药功劳而非西医那一针的功劳，大家也就信他。不幸的是，四姊此后每次吃饭，嘴嚼一下东西，就一只眼睛睁大，一只眼睛不睁大，同她吃饭，看她眼睛与嘴巴同步动作，十分有趣。四姊人很漂亮——当然是不再剪光头发以后，眼睛也漂亮，只是吃饭时候别具只眼，此周慕新之遗爱也。

中国人盼望男孩的时候，常把女孩子起名字叫“宜男”“招弟”之类，但像四姊这样索性女扮男装以为招徕，倒很少见。我出世后，四姊并没立刻还我女儿身，还是照旧护航老一阵子，才功成身退。至今我们还保留四个姊姊同我的合照，照片上四姊两目圆睁，精神无比；我却小智若愚，精神不振。

新鲜胡同小学

从内务部街东边街口，向左转朝阳门南街，再向右转，就是新鲜胡同。新鲜胡同有新鲜胡同小学。这小学是我的启蒙学校。它共分两部分，胡同中间路北，是分校，包括一、二年级和操场；再往前走，路南就是校本部，包括三至六年级、音乐教室、校长室。校本部有纵五排侧三排房子，第二、三排最高，盖得最早，颇有巍峨的气象，原来那是三百年以上的房子了。它们原来是明朝大宦官魏忠贤的生祠！

魏忠贤生祠

生祠是人还没死就给他盖祠堂，祠堂通常是纪念死掉的伟人的，但马屁专家认为魏忠贤活的时候就该享有这份荣誉。给这种割掉生殖器的太监盖生祠，不始于魏忠贤，而始于“法门寺”的刘瑾，后来有刘璟、王堂跟进，只是到了魏忠贤时候，数量就大变了。为了拍魏忠贤马屁，全国大小官员都纷纷在各地为他建生祠，盖一所要花几十万，要砍多少树、占多少地皮，可是谁也不敢不盖。光在河南开封建生祠，就毁掉了两千间民房。为宦官遍天下建生祠，是中国政治黑暗的一个特色。据《明史-魏忠贤传》，当时立生祠的情况是“海内争望风献媚”、“争颂德立祠，汹汹若不及”。“蓟州道胡士容以不具建祠文，遵化道耿如杞入祠不拜，皆下狱论死。故天下风靡，章奏无巨细，辄颂忠贤。”“佞词累牍，不顾羞耻。”再据《二申野录》小注，“礼部阎可升曰：二三年建媚献祠，几半海内，除台臣所劾外，尚有创言建祠者李蕃也。其天津河间真定等处倡率士女，醵金建祠，上梁迎像，行五拜礼，呼九千九百岁，目中真不知有君父矣！”生祠的名号，据《两朝识小录》，有怀仁、崇仁、隆仁、彰德、显德、怀德、昭德、茂德、戴德、瞻德、崇功、报功、元功、旌功、崇勋、茂勋、表勋、感恩、祝恩、瞻恩、德馨、鸿惠、隆禧。马屁词汇，一应俱全，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丢举世之大脸。明思宗上台后，魏忠贤上吊死了，他的生祠自然也一所所完蛋了。新鲜胡同小学在三百年后接收了这一生祠，真是谁也想不到的事。

郑板桥生祠

但是生祠也有例外，也有给好人建的。我的祖籍是山东潍县，潍县就有大名鼎鼎郑板桥的生祠。郑燮（1691-1764），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他十七岁中秀才，三十岁前落拓扬州，卖画度日，“日卖百钱，以代耕稼，实救困贫，托名风雅。”四十岁中举人，四十四岁中进士。郑燮三十岁前，有一个儿子，可是在“天荒食粥竟为常，惭对吾儿泪数行”的穷困下，儿子死了。他中进士后，做了潍县的“七品官耳”，为了救济难民，得罪了上司，丢了差使。他在潍县作《逃荒行》、《还家行》、《思归行》等诗，表达民间疾苦，都很动人。潍县人感念他，为他立了生祠（丢官以后，郑燮住在扬州，继续卖画，“一缣一楮，海内争藏之。”他自订润例，说：“大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不如白银为妙，盖公之所赠，未必弟之所好也。若送现银，则心中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恐赖帐，年老神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为人的洒脱、风趣，可见一斑。我真高兴我的老家有这么一位县太爷）。

初次上学

新鲜胡同小学是北京最早的小学之一，梁实秋就是这个小学毕业的（1982年4月12日，梁实秋在《中央日报》写《忆周老师》，说：“这是七十年前的事了。那年我十一岁，我的父亲领着我哥哥和我进入京师公立第三小学。校址在北京东城南小街新鲜胡同东路南，差不多就是城墙根儿了，相当僻静。门房肃客入校长办公室。校长赫杏村先生，旗人，矮矮胖胖的，声如洪钟，和蔼之中带着严肃。他略微测验我哥哥和我的程度，把我们编入高小一年级，什么别的手续都没有，令我们明天就去上学。”可以想见这小学当年的情况）。梁实秋以外，我的大姊、二姊、三姊也都是这个小学毕业的，四姊是史家胡同小学毕业的，史家胡同小学原是史可法的祠堂，比我们新鲜胡同的魏忠贤生祠光彩得多了，可是成为小学的历史却差得远哪！它原来是北京市立第二中学，改成史家胡同小学是很后的事。我是1942年进新鲜胡同小学念一年级的，当时我在家娇生惯养，胆子很小，初次上学，颇不习惯，所以由茂林陪我。他站在教室窗外，跟我保持隔窗遥望的照应，我一边听级任老师上课，一面紧张的看着茂林，心有二用，绝不大意。一年级级任是位姓师的女老师，戴着没边的眼镜，和蔼可亲，人也漂亮。那时没有什么幼儿园，一念书就是小学一年级，我记得第一课只有三个字——“天亮了”。其实，我那时已在家里先背过《三字经》，也看过《小熊逃学》、《小狗回家》等儿童书，我的程度已经不错了。不过那时还有读私塾的情形存在，有的小学生是读过私塾再转入小学的，所以会背《三字经》的，应该不止我一人。茂林陪我窗里窗外式的上课，后来结束了，我也能完全适应了小学生活，并且很快学会了如何“我告老师去”。有一次小便时候，一个顽皮的小男生在我背后一推，我身子站不稳，两手陷到尿池里，我很快的报告了师老师，老师问是谁推的，我不知道那小男生名字，只好走过去，到他身边，把他揪出来。

小孩子是最容易受伤害的

有一次，我在校门口向一位男老师敬礼，一边敬礼一边大喊老师早，男老师那天大概有什么毛病，忽然当面斥责了我，我大为伤心，回家大哭。五叔查出那男老师原来是他学生，跑去骂了他一顿。这件事我四十多年后还能记忆，我相信办教育的人对小孩子的态度，真不可不小心。小孩子是最容易受伤害的。

崔老师和“阴丹士林”

二年级级任是位姓崔的男老师，是个非常刻板的人，沉默寡言。永远是一旧“阴丹士林”蓝布长袍，进教室后先不说话，而是拿出鸡毛掸子，清除讲台桌椅，他清除得很慢、很规律，包括每一条桌面下的边，都不放过，他清理过程一言不发，我们全班也一言不发，看着他天天大扫除。如今回想，此公大概有点洁癖。崔老师书教得不错，只是太严肃了。我记得他骂过我一次，说：“李敖你出去！”什么原因，全忘记了。崔老师的蓝布大褂儿，留给我对长袍最早的印象。北京的学生在早期，春秋总是穿蓝布大褂儿、夏天总是穿竹布大褂儿。竹布就是一种浅蓝色的布，天津叫做缸靠大褂儿。1930年左右，市面上新兴一种“阴丹士林”布，后来居上。于是大家就都穿“阴丹士林”大褂儿了，比过去的蓝布大褂儿，就好象牛仔裤的料子取代了其它蓝色料子一样。至于冬天，都穿棉袍。到了国民党的势力进入故都后，曾对机关里的“长袍短褂”严加取缔，甚至到了“撤差严惩”的地步，但是民间大家仍旧穿穿穿，国民党也没法子。

鬼迷

新鲜胡同小学因是古宅老屋，颇多鬼怪传说。我只有一次奇遇。二年级一天上课的时候，我坐在教室左后角的最后一个位子上，突然全身似为鬼迷，神志清楚，可是不能动弹，好一阵子才过去，至今记忆犹新。三十年后，我睡在警总军法处地板上，半夜忽醒，又有此一现象，我知道这是一种“梦魇”（nightmare）经验而已。我生平不信怪力乱神，但新鲜胡同小学的许多教室，倒颇有一股阴气，有时令人发毛。

洋车与洋车夫

崔老师不久得肺病死去，来了一位女老师代他。全班恢复了活泼气氛。图画课上，我总是画汽车，女老师很欣赏我画的汽车。我对汽车的印象是在太原建立的，那时很少小朋友像我这样“现代化”过，他们要画，大都画洋车（ricksa）。洋车据我考证，起源于19世纪法国（所谓theoldFrenchbrouette），自日本传来，北京人叫它“东洋车”，后来简称洋车，天津人叫它“胶皮”（一开始没有打气的车胎，只是以硬胶皮卡在车圈上），上海人叫它“黄包车”。它是马车与三轮车之间的交通工具，靠人力来拉，是最能显出北京文化的一个特色。北京拉洋车的，都很有教养。大一点的胡同口，都有一批拉洋车的，聚在一块等客拉，可是绝没有地盘之争。喊车的若是生客人，说明要去的地方，他们算算有多远，开出价钱，谁认为合适谁拉。喊车的若是某一位拉车的熟客，绝没人去跟他争，谁的老主顾谁拉。拉车的在路挤的时候，嘴里不停的说“借光，借光”、说“您让一步”、说“靠边啊！往里，您哪！”都看出他们的教养。他们有时要小费，也出之以客气委婉，比如讲好八块钱，拉到目的地后，他们也许会说：“先生，您瞧，三伏天，这天儿多热，真跟下火似的，浑身全湿啦！多花您两个吧，多吃您个窝头。”他们从不恶形恶状的。老舍有《骆驼祥子》写这一阶层的中国人民，是最动人的一部。

音乐老师

三年级起到校本部上课，开始有两个特色，一个是音乐课有音乐教室，一个是开始学日文。音乐教室主持人是杨老师，是这小学的资深老师，前额又秃又大，人很精神。按起风琴来，更精神十足。学校太穷，买不起钢琴，风琴也别有情调。我们学的第一个歌是《飞》，歌词是“飞飞飞蝶飞飞飞，飞到鸳鸯天芳草地，飞飞飞蝶飞飞飞”一共三句。也学过刘复（半农）赵元任合作的《好大的西北风》——

好大的西北风啊，飞到一座树林里。

它叫树林跳舞啊，一二三四呼呼呼。

它对树林大声说：现在已经不早了，

大家都要用些劲儿，一二三四呼呼呼。

在冬天唱这首歌，唱得热气在寒冬里直冒烟，非常有劲儿。

炉子与摇煤球的

在唱《好大的西北风》的季节里，教室里冻得要命，只好一教室一个火炉，但是学校只供应火炉，燃料是供应不起的。燃料由全班同学每人每天带煤来。生火是由全班最早到的同学负责。一般北京人的炉子，有两种，一种是烧煤块的，用于洋炉子，冬天取暖用，上面也可烧开水之类；一种是烧煤球的，用于土炉子，四季皆用，可以做饭、取暖。这种炉子，生火时候，要在院子里，早晨零下几度，在院子里生火，左生不着、右生不着，两手就冻成红萝卜，要跺着脚，放在嘴边用热气哈个不停才成。用这种炉子，在续煤的时候，可不能偷懒，若是续上煤球，偷懒不端到屋外，或还冒着蓝火苗就给请了进来，大家就有煤气中毒的危险，用北京话，这叫“煤熏着了”，被害人轻则到院子里吃西北风透气，灌酸菜汤；重则一命呜呼。这种炉子用的煤球燃料，是煤沫子、碎煤、加上有胶质的黄土摇出来的，就像摇元宵一样。摇煤球的工人，外号“煤黑子”，他们摇煤球的时候，先做好两三坪面积的煤糊，然后再用铁铲子切，横切成一寸多宽的距离，这面切完后，再掉换方向，还是横着切，这样切完，便成了小方格子，然后放在筛子里去摇。摇的时候，先放一个花盆在下面，再把筛子放在花盆上。摇煤的便蹲在地上，用胳臂左右交互摇将起来。筛子下的花盆好象一个轴，一边摇还要一边注意将黏在一起的散开，又得随时洒些煤沫子，摇到后来筛子里的小方块渐渐摇滚成了黑乒乓球，晒干以后，就可用了。煤球普通一大担一百斤，前后各五十斤，小担五十斤，前后各二十五斤，大部份用户都三五百斤的买，或找摇煤球的到自己家里来摇，穷苦的人家也有一次买五十斤的。再穷苦的人家就无所谓买多少斤了，而变成了“捡煤核儿的”。所谓煤核儿，是不论烧煤块或煤球，都会在拢火后留下残渣，残渣丢到垃圾堆里，捡煤核儿的便去废物利用了。他们遇到一块煤，认为中有文章，便用家伙，敲打一阵，把炉灰敲掉，如果中间有点还没烧完的黑心，便放进小竹筐里，这样子积少成多，也够自己家里烧个一天半天的。因为有这点剩余价值，所以在垃圾堆上，常常看到穿著又脏又破小棉袄棉裤的小孩子，缩着脖儿，冻得流出两行青鼻涕，在翻腾垃圾堆。当然这些小孩子是没钱念书的。

日本顾问

日本人侵略中国，在台湾、在东北，都从小学一年级起有日文课；在华北，则从小学三年级起。当时每个小学都有一名日本顾问，新鲜胡同小学日本顾问叫“施掘”（？），我们给他外号，叫“屎橛”。这个日本人态度还友善，写了一手好毛笔字，经常写出来，做为每周重点。我记得他写过“姿式”两字，贴在布告栏上，要大家注意“姿式”。教我日文的是一位男老师，我那时恨日本侵略中国，不喜欢学日文，成绩很坏。成绩单拿回家，爸爸说：“恨日本和学日文是两回事。学一样东西，总要学好才对。”于是我开始发愤，最后考了一百分。爸爸告诉我一个故事，说顾维钧在外国学国际政治的时候，学校排出课程表，有一门是矿物学，而且要必修。顾维钧跑去问教务长，问是不是排错了？教务长说没错，顾维钧说我们学矿物学多没用多枯燥？教务长说：“你面对一门又没用又枯燥的学科，去把它用耐心学会，这就是教育的目的之一。”这真是一个好故事。

咬奶头

被日本顾问整天顾问的中国校长是弭敬瑭，这名字比照五代时候的石敬瑭来，倒颇有汉奸味。他长得老老的，很和气。每次集会，就讲“咬奶头故事”，故事说一个小孩在他的同学那里，偷到一册课本，带回去给他母亲看。她非但不打他、不骂他，反倒称赞他。第二次他偷到一件披肩，带给母亲，母亲更是称赞他。因此这小孩成人后，进而偷更值钱的东西。后来他在行窃时候，被人捉住了，反绑双手，带到刑场上去。他母亲在人群中跟着，伤心得搥胸痛哭。在这时候，这儿子说：“我愿在死前能够再吃一次母亲的奶。”于是这母亲就把奶给他吃，他却把奶头给咬了下来。他母亲骂他不孝。他回答说：“唉！在我初次偷了那册课本带给你的时候，如果你痛打我一顿，那我也不会落到这样的地步了。”弭校长这个故事，后来我查出是来自《伊索寓言》的，只是《伊索寓言》咬的是母亲耳朵，不是奶头。

詹永傑

我进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抗战胜利了。在沦陷区生活八年的遗民，自然渴望重光的一切，我们这些做小学生的，也不例外。这时候，一个最优秀的小学生出现了，他的名字叫詹永傑。詹永傑长得极好，圆圆的脸、红红的脸蛋、一对又大又亮的眼睛、一张能言善道的嘴巴，突然脱颖而出，在四年级的班上，风靡了我们。原来詹永傑知道最多的八年来被封锁的一切，他会背《国父遗嘱》、他会读《三民主义》、他会唱《中华民国国歌》，他也会唱《义勇军进行曲》。……他把他的名字改成了詹永杰，说外交部长是王世杰，不是王世傑，所以他要以杰随之。在四年级第二学期，他甚至发动同学，一齐抵制一个叫齐凤鸣的大块头，说齐凤鸣欺负我们，动辄动拳头，我们“抗齐八学期”，如今要随抗战八年一起胜利才对。我因在二年级时被齐凤鸣动过拳，久思报复，今逢詹永傑发难，自然首先响应，于是群起而斗齐凤鸣，齐凤鸣见人多势众，气为之沮，级任老师鲁小姐事后责备我，说：“没想到你那么凶！”其实我也没想到我是那么凶的人，詹永杰启发之功，实不可没。詹永傑家里有不少杂书，常跟我交换看，使我在读物的广度上，进步不少。后来詹永傑和我，还有一个脑后留“坠根”（“坠根”是脑后留眼镜片大小的头发，这种从胎毛就留起的头发又叫“孝顺毛”，留长后可编小辫，因为很短，据说鬼都抓不住，可以长命百岁，所以也叫“鬼见愁”）、左耳戴“金圈耳环”（满月这天扎左耳洞戴“金圈耳环”，意谓套住了、安全了，结婚之夜才由新娘拿下）的小朋友，三人在我家，焚香膜拜，拜起把子来，这当然是受了刘关张桃园结义的影响。爸爸很喜欢詹永杰，说他长得真好，他乐见我们拜起把兄弟来，还叮嘱我们不要“拔香头子”（把兄弟决裂之意）。

第一张文凭

四年级念完的时候，就是“初小”毕业，先发一张文凭。这是我平生第一张文凭，内容如下：

毕业证书

学生李敖系山东省潍县人现年十二岁在本校初级修业期满成绩及格准予毕业此证

北平市立新鲜胡同小学校长张瑞珂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七月日

文凭上的图章旁加盖“暂用旧印”字样，因为随着抗战胜利，国民党大发神经，大发“改名狂”，把好好的“北平市立新鲜胡同小学”改名为难听的“北平市立一区九保国民学校”，校长也换了，因为青黄不接，所以“暂用旧印”。

共存亡

国民党趁抗战胜利的威风之一，是所谓北平市教育局局长王季高来视察，全校学生都恭迎如仪，不在话下。这位局长大人，在共产党进入北平前夜，曾先开溜。原来北平被围城前，国民党在北平的头子傅作义，宣称“誓与北平共存亡”，为了表示“共存亡”的决心，上上下下，谁都不许走、不许开小差、不许逃难，同时在北平城内加做市内机场等，决心表演得煞有介事。可是王季高洞烛机先，看到所谓“誓与北平共存亡”是鬼话，于是，自己就先逃难到南京了。王季高一走，傅作义大怒，致电中央，请将王季高截回。但是还没截回，傅作义就投降了。国民党在大陆，经常表演“共存亡”的把戏，可是真正相信它的，就来不及跑出来了。后来到台湾的衮衮诸公，都是当年绝对不相信自己发誓“共存亡”的一群人，唯独不自信，故能失信，悲夫！

迎大员迎老美

另一件国民党趁抗战胜利的威风之一，是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到北平来宣慰。全北平的小学生都列队在马路两边，恭迎如仪，也不在话下。我们这些可怜的小学生，还参加欢迎美国军人北上。大老美们在卡车中招摇而过，我们恭迎如仪，更不在话下。美国军人北上，是美国人支持国民党的具体行动，大家对老美最初印象尚可，后来他们闹得不象话，最后强奸了北京大学外文系二年级女学生沈崇，惹起公愤，才滚了回去。

王恒庆老师

五年级算是高小，共有甲乙丙三班，我分在丙班，就是五丙。五丙教室是全校最后面的一间教室，隐蔽而阴森。级任老师是王恒庆，是一位乐观、口才好、又循循善诱的好老师，她除了生小孩时候由她哥哥代课外，一直跟我们到六丙以至高小毕业。她在正课以外，还教我们念《陋室铭》、《归去来辞》、《桃花源记》、《秋声赋》、《卖柑者言》等古文，这些古文我至今能背，都得力于王恒庆老师的开导。五丙以后，我的课外书读得越来越多，成绩已脱颖而出。六丙时候，我当选班上自治会主席，又是学校图书馆馆长、又是模范儿童。那时詹永杰在六甲，已经成绩不如我了。王恒庆老师跟我们同学感情极好，但有一次被我们气得赌气不教了，走出教室，我跑出去，把她迎面推了回来。王恒庆老师是我小学时代最怀念的老师。我小时候，长得“真人不露相”，面目慈祥，同学们给我起外号，叫“老太太”，王恒庆老师也这样跟着叫，她能和学生打成一片，由此可见。王恒庆老师生小孩时候，她的哥哥来代课，此公身材很高，写了一手整整齐齐的黑板字，为我生平仅见。他在我作文上批“意短情长，允称佳作”，给我最大的鼓励。他最喜欢讲《聊斋》故事给我们听，陆判也、织成也，把《》人物讲得鬼气森森，最令我们倾倒。

“老头”

教劳作的老师外号“老头”，是齐白石的学生。他宿舍里琳琅满目，艺术奇珍甚多。他教我们刻印，第一次我刻“竹报平安”四个字，刻得不错。有些顽皮的男生不肯刻，只用朱笔偷偷描成印文，去骗“老头”。“老头”一看，劈头就揍。顽皮的男生们个个恨他，在劳作课前，常常用毛笔画“打倒老头”图文在镜子上，再用镜子反射日光照在墙上，好象电影一样，全班大笑。不久“老头”进来，追查此事，又是一个个狠揍一顿。

初恋

最令我魂牵梦萦的，是在新鲜胡同小学中，有我神秘的初恋。这女孩子叫张敏英，北平人。长得清秀脱俗，长形的脸，眼睛不大，但是晶莹而有灵气。她身材高瘦、性情温和，是最最可爱的小女生。功课也好，尤其写了一手好字。我最初感到她的存在，是在四年级的时候，她在我隔壁班上。五年级后，她和我同分到五丙，老师排座位，一度还并排在一起，令我感到一种莫可名状的快乐。六年级后，她和我较熟起来，下课回家，偶尔走在一起。童子军在校门口站岗时候，她也和我一组过，她穿著女童军的制服，姿态优美，令我心动。我只看她哭过一次，是一次考试没考好，我一路安慰她，看她泪眼、看她楚楚可怜，非常喜欢她。我做图书馆长的时候，她做我副手，有一次犯了小错，我开玩笑，拉住她的手，轻打她手心，她装得很疼的样子，给我的快感，令我毕生难忘。对张敏英，我从来没有表示出我对她的情爱，我把一切都遮盖住了，我不知道她是否知道她是我魂牵梦萦的心底的情人，我一直把她视同我的初恋情人，虽然这次初恋，实在没有什么实绩可寻，但它一直在我心底，充满了美丽的回忆。我一生忧患，所存美丽的回忆无多，但是对张敏英的每一件，都是令我最感温馨、最感神往的。人生一世，能有这样清纯的、单一的回忆，而不掺杂任何俗情与尘网，洵属罕见，而它却是罕见中的极品。我一生中的许多经历，都不想重过。但是如果时光倒流、少年可再，我梦魂所依，除此而外，却无复他求。——只为了她是我第一个小女生、只为了她是我永恒的小情人、只为了那一段少年奇情、只为了那一场春梦无痕的初恋，我愿在时光倒流中停止，在停止中死去，我并不希冀她做我的朱丽叶（Juliet），但我若能长眠在她怀里，我就宁愿不活十三岁以后的我了。

1981年狱中作

二姐给李敖的回忆（李珣）

敖弟：

你让我回忆并写点往事想必有三个原因：一是我虚长你五岁，对往事似乎较有发言权。二是你十四岁来台湾，而我一直留在大陆，大半生所处的“世界”不同。三是阔别四十多年之后，我已年届于花甲与古稀之间，有幸来台湾探亲，用老母的话说：“小敖不会让你闲着！”可你好像有意忽略我是学化工的，所谓隔行如隔山，我写文章可是小材大用了。我在大半生中除科研报告外，恐怕所写的长作文唯有文革期间的“坦白交代”。你提示我说：“不怕啰嗦，只要不重复，愈啰嗦愈好！”这倒正中下怀。要求简明扼要我从头学起已嫌太迟，论起啰嗦我都可以不打草稿。无论如何还请你借我一本字典。老实说，我时常自己都弄不清写的是繁体字？大陆的简体字？还是错别字？至于叙事不通顺、不利落，就更在所难免。想到要由你这位名扬海内外的大作家过目，我禁不住心虚手软。从哪里谈起呢？记得在贝满女中时一次作文课，我瞪着先生写在黑板上的题目发呆，嘴里唠叨着：“第一句怎么开头呢？”谁知先生马上指教说：“想不起来第一句就从第二句开始写！”追溯很久很久以前哪里有头绪？或许最方便的办法是逮住什么就写什么，正像你逮住谁的错就骂谁一样。

大姐和我

我们的大姐从小聪明伶俐，据说三四岁就认识世界各国的国旗，很得到外祖父母的宠爱。当年外祖父是哈尔滨道外北新警察署署长，权势不弱；外祖母是家里的当权派，财势不软。受宠中的大姐是如何被捧着可想而知。用不恰当但又挺形象的比喻是她生活在“第一世界”。我们那时住在道里二道街。离“马迭尔”电影院很近，大姐常泡在电影院里坐在痰盂上看电影，说不定因为电影看多了伤眼睛，结果直到现在大姐的一双漂亮大眼睛总是一挤一眨的。我比大姐小一岁半，和她相比我是个小糊涂虫，有一次听爸爸提起：“为什么我喜欢安琪小时候？因为她很像我。”大概为了弥补“又是个女儿”的遗憾，我直到五六岁还被剃平头，穿男孩子的衣裤，加上性格活泼调皮，俨然是个假小子。隐隐约约还记得自己在公园里跳起舞来，吸引不少游客看，毫不怯场。

大姐五岁开始读书，也不知道是因为我在家顽皮得讨厌，还是因为大小姐上学得有人陪读——像皇太子似的——总之结果是我还不满四岁就陪她上学。大姐坐最后一排，我坐第一排；别人上课面对老师，我则面对同学；东撩撩，西逗逗，甚至坐不住会开门出去，老师对我则视而不见。我喜欢游戏课，记得上课的时候，会被蒙上眼睛摸地上用硬纸板做的鱼，老师会拉着我的手帮我摸两条。当时爸爸是哈尔滨六中校长，我们放学后常由校工陪着到公园，边吃冰淇淋筒边乘转马。大姐念书成绩很好，但很娇气，有一次不记得为什么课上了一半她哭着要回家。我居然帮忙她穿上皮大衣，拎着双肩背的书包，我们叫了部洋车，邋邋遢遢地回家了。因为我能干地带回大姐，受到长辈们一致赞扬，至于将一个相当好的皮书包忘在车上丢了，也就没人计较。其实当时对我来说什么叫上学念书？哪里都一样玩就是了。造成的后遗症是：之后多少年，我念书都是稀里糊涂不认真，请教一下读儿童师范的专家一定能证明错不在我。

三妹四妹

三妹比我小两岁，呱呱坠地之始，外祖母就喜欢她长得俊俏可爱，于是也入选进了“第一世界”。一年后四妹不逢时地出世，接三连四都是女孩，四妹之不受欢迎是不言而喻的，最糟的是，她尚未满月，家里的重要台柱外祖父去世，大人们不怪医生无能，硬赖四妹命中犯点什么，四妹的处境就更惨了，养成又倔强又淘气的犟脾气。从小哭够了哭累了就含着大拇指睡觉。兄弟姐妹小时候的照片，只要拣吃手指的一定是她。四妹的童年坎坎坷坷，在我记忆中，只有妈妈常用怜爱的眼光看着她，喜欢听她用甜美而略带沙哑的声音唱着：“布谷声声，田里水飘飘……”其他人很少注意她的存在。有一天四妹皮过了头，摔了一跤很重，摔成脑震荡（不知为什么当年说她得的是脑膜炎），差点儿夺去她幼小的生命。协和医院、同仁医院都认为已无法救治，家里甚至为她准备了后事，并搭个小床将她睡在爷爷的房间里。最后一招请来近邻中医周慕新先生，周先生说：“死马当活马医。”据说药方中配了七只蝎子，取以毒攻毒的效果。谁知四妹命大，居然被救活了。对周慕新的高明医术真佩服得不得了。为了救活四妹，周医生的诊所里又多了一块匾。提起周慕新医生，我家两边紧邻男二中的操场，热天我常跑进操场捉蚂蚁，骑自行车也是在那个操场学的。操场再往西就是周慕新的诊所了。孩子们小毛小病的都是请周慕新诊治，周医生医道高超，态度谦虚和蔼，有一次忘记是谁生病，周医生号脉后还没来得及说出病因，我忽然讲：“停食着凉！”周医生笑得十分开心说：“对！停食着凉！”周医生看病后总不好意思收诊费，常在接诊费的同时说：“不用给了。”我们调皮，也常在背后学周医生的动作取乐。四妹恢复知觉后，爷爷高兴地走到她床边，操着山东口音问她：“你看我是谁？”四妹醒后顽性大发，居然胆大包天地学着爷爷的腔调回答：“我看你是猴儿！”念她刚刚死里逃生，威严的爷爷也只好一笑了之。从那次病后，四妹被禁止许多活动：不准溜冰、不让游泳。可她会偷着去。偶然一次我在青年会溜冰场碰见她，溜得比我们都强。论起念书四妹就不行了，大家也都原谅她脑子受过伤。不懂的是为什么只伤了她的读书神经，而对调皮神经无损。四妹小时候真调皮到“野”的程度，与文静的三妹大相反，三妹十分胆小，稍一紧张鼻尖就冒汗，而四妹是天不怕地不怕，活得挺潇洒。一样买双新鞋，别的姐妹鞋还相当新的时候，四妹已穿破，走起路来不停地踢石子。正着、倒着、横着走，什么姿势都有。李纯仁结婚，全家人要拍合影，四妹到时间不知去向。等啊等，好不容易等回来，衣服也来不及换。照片上看人人都修饰一番干净漂亮，只有四妹穿着油光光的长棉袍。皮鞋踢得像马蹄子似的。四姑老姑在爷爷奶奶去世后不久搬走，住处距史家胡同小学不远，四妹没事就去按门铃，老姑开门问：“有事吗？”四妹说没事，等老姑进去她再按铃，没完没了地捣乱。四妹有个要好同学叫黄因聪，两个小姑娘在一起更是疯上加疯。有一天两个小姑娘到挺远的地方去，回程坐在洋车里吵起来，四妹一气之下下车往回走，冰天雪地很黑才狼狈地回到家。第二天两个人又好了，一同爬上房顶，就一个个房顶上跳着往前走，最后跳下来的地方，居然是日本宪兵队！看到是两个小姑娘，宪兵队将她们从大门放出来。四妹小时候之调皮难以形容，我一直很喜欢她的性格爽快。黄毛丫头十八变，长大后的四妹出挑成美人儿。她一口否定当年那个吮手指的丑小鸭是她，甚至抵赖说：“我哪儿有那么难看？”

冒出个小子来

从小大姐就比我高半个头。能证明这一点的是一张照片，摄于1935年大弟李敖出生的那一天，李敖有个正式小名叫安辰。大概因为是男孩对出生时辰也重视起来，并起在名字里面。实际上并没有人叫他安辰，大人用“噢，噢”的声音逗他，被四妹误解，于是四妹喊他“小噢”，变成了李敖大名的来源典故。李家第一次冒出个男丁接班人，爸爸兴奋之余，带着大姐和我在电影美女明星照片前面，拍下我们这两颗“童星”。看来出门时十分仓促，我们的打扮古怪，下面是长裤，用长长的棉旗袍罩着，上身又是短大衣，穿成三节，还都带着法兰西帽子，脸上的表情倒都效仿着明星美滋滋的。我与大姐同班，班上她最高，我最矮。最奇怪的是长到现在都老了，我们仍然相差半个头。据说我小时候带我的佣人常给我吃冰块，不知是否会冰的僵小了？

吉林老宅

在我四岁前后，妈妈曾带着大妹和我回过一次吉林老宅，一大堆人坐在门槛上拍照，包括两位姑姑和大伯父家的子女，大概因为我们住在哈尔滨，相比之下，我们的穿着打扮没有其他人那么土气。至少证明我们那时家境还不错。据说大伯母也生过很多孩子，有一段时间她和奶奶婆媳二人争着生，只是大伯母生孩子成活率不太高，多数死于四六疯，最后很理想地剩下一儿一女。

迁居北京

七七事变前不久全家迁居北京，开始住在东四十二条门楼胡同。房东住前院，我们住后院。大姐和我进了辛四胡同小学。每天上学必定经过一个非常背静又七折八拐的窄胡同。有一天碰上一个人正在捡地上的落叶吃，大姐说：“一定是拍花的！”指的就是拐骗孩子的坏人。从那时候起我很害怕去上学。祸不单行，过了不久房东的两位大小姐相继因肺结核死去，我听说喘气的时候会传染，于是走过前院就屏住呼吸，愈发连门也不敢多出了。接着过旧历年五叔放起花，顺手将一支点上捻子但没往天上钻的起花扔在地上，正赶上我拾的时候起花喷出火星，炙在我手上，肿的好疼。除去几件倒霉的事，我对该住处印象已不深，只记得有个大院子，奶奶常拍我的头叫我“大羔子”，也不明白算什么爱称！

是非之地

不久我们搬到内务部街甲8号。爸爸妈妈住在一进门的北房。其他人，包括尚未再嫁的三姨和待嫁的老姨，都随外祖母住在正房。那是短暂而揪心的日子，因为感情一向很好的爸爸妈妈突然变得常吵架，而且妈妈很孤立，或者应当说我心里很心疼和支持妈妈，只是我毫不起作用。奇怪的是每逢争吵，丈母娘和小姨子们都给爸爸撑腰，更让我坚信妈妈是对的，并模糊地意识到争吵有“儿童不宜”的理由。总算没多久又离开那个大概风水不好的可恶住处，搬到同一条街的甲44号。我们家在那里住了约十年，那里充满了我一生最美好的回忆：童年的欢笑、青春的骄傲和未来的幻梦。那里是我真正的家，离开那里开始我就失去了家，失去了让我无限留恋和思念的家。你有过突然与家断绝音讯的经历吗？有过一断绝就是三四十年的遭遇吗？只有失去家的人才懂得家的温馨可爱，突然失去家才尝到“生离”的真正滋味。

我喜欢新住处

从住内务部街甲44号开始，年龄允许我有了完整的记忆。我们住在靠近东口。出东口的横马路是南小街。东口拐角是个酱油店，兼卖菜和日常调味品。外祖母常差我去买葱姜、打酱油之类。酱油店对面有个南货店。我从小爱吃零食，南货店将铁蚕豆、杏板儿、花生仁、瓜子、苹果干等等，用普通白纸包成立体三角形，真不知赚去我多少零用钱和压岁钱！当然我的压岁钱还是有一部分输给外祖母。外祖母对打麻将十分着迷，她很聪明，譬如买东西以十六两秤算价本来不容易，但外祖母心算起来虽然不一定赛得过计算机，可也不至于输给算盘。她平时有牌友轮不到我们上场。打麻将绝大多数是她赢。逢到过年她的牌友忙于其他应酬，碰上她手痒而我们的压岁钱又在口袋里叮当响的时候，也就凑合着让我们给她解闷儿了。我不喜欢外祖母坐我上家，因为她会扣住牌不给你吃，况且十之八九是她和牌。只要外祖母满意地“嗯”一声，那就准备输钱了。外祖母很偏心，若是“第一世界”的人输了，她会补偿给她们，来假的；但若是我们输了，她就老实不客气地收进，来真的。偶然在三缺一的时候，李敖也凑数，最恨坐在李敖下家，他只会对对和，不停地碰。

新鲜胡同小学

由南小街向北走东边第一个转弯就是新鲜胡同。由大姐开始直到六妹都进过新鲜胡同小学读书。本校在东边路南，分校在两边路北，分校有个很大的操场，我们在分校上体育课。我很喜欢垒球，虽然拿着棒子从来打不到垒球，但老师会替我打，我跑得很快，就是喜欢跑一圈赢分。在那个操场上我们留下一张珍贵的照片，是一字长龙穿浅蓝上衣黑背带裙的女娃，排头是我，大姐在排尾。当年拍照很不普遍，哪里像当代的孩子刚一露头眼睛还没睁开，就咔嚓咔嚓又是拍照又是录影的！别看我小学时书读得不怎么样，可声音响亮。据说个子高矮与声音高低成反比。我在小学也算得上是个风头人物。经常代表学校上电台讲故事、表演儿童剧，甚至到过中南海参加小学生演讲比赛。一点儿不吹牛，比前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抢先一步，登上中南海怀仁堂演讲台呢！当然这句话我在“文革”期间是隐瞒了的，尽管是事实。无论如何，我在新鲜胡同小学本部并未留下照片，还是在毕业四十多年之后陪四妹重返母校，才硬挤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坐过的座位，拍了张照完成夙愿。

早晨上学路上，我最喜欢喝南小街挑担儿卖的杏仁儿茶，浓浓的杏仁粉调稀后加一勺红砂糖，实在香甜可口。过年前后也有卖灶糖的，尤其灶瓜儿又松又脆，特别好吃。糯米做的驴打滚儿味道也相当不错。吸引我的还有卖糖稀的，他将融化的糖往平板上倒，边倒边画拉，不一会儿就钩出孙猴子、大公鸡、小美人等等，按上根棒儿，稍冷翘起来拿着棒儿就能吃，甜而不黏牙。只是他用轮盘赌的办法，付了钱可以转一下。运气好才能得到艺术品，否则只得块糖疙瘩。当然上学路上也并非总是一帆风顺，不知为什么与其他学校的男孩结了冤家，每次在途中与他们窄路相逢，我们姐妹总受欺负，被骂、被打冷拳，甚至被撞或揪头发，闹得我们不敢去学校。最后由家里做活儿的女佣人常秀荷助阵，她是个女超人，揪住“敌方”一个男孩儿的耳朵，提出“告诉你老师！”这句紧箍咒，总算将他们镇住。

考初中

大姐读到小学五年级转学到培元。培元小学是个贵族学校，多数同学有淑女的优雅风度。让大姐进培元，也正是为了在气质上更符合进贝满女中的标准，加上爸爸当年在法部工作，有包月洋车每天送他去中南海上班，可以顺便送大姐上学。我和三妹、敖弟则在新鲜胡同小学读到毕业。四妹中途也转入培元小学，那是因为她出去调皮捣蛋，实在没有读书细胞。读不下去就换个学校，培元还是读不下去，因为四妹变本加厉，参与学校与学校之间打群架，再转入史家胡同小学。三迁后总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拿到小学文凭。我比四妹略胜一筹，也只不过没被新鲜胡同小学赶出来。待到考初中的时候，所有长辈都相信我一定考不取。有一天五叔兴致勃勃地说他已经知道贝满女中的作文入学考题，是两题选一题：一、我的志愿；二、晴朗的天空。于是五叔好人做到底，替大姐和我各做一篇。第二个题目是我的。花了好几天将五叔的作文背下来。谁知考卷发下来只有“我的志愿”，真是岂有此理！我万般无奈，也不知道为什么脑袋那么笨，其实索性志愿当个女飞行员，不就将志愿和天空结合起来了吗？正当我抓耳挠腮的时候，监考先生手上拿着本照片，盯住我看，然后让我和大姐换个座位，原来坐错了地方。大姐样样抢先，这次可是我应当坐在前面！最后总算有办法了：大姐背诵“志愿”的内容，我多少扫听到几句，“天空”的内容也能拣几句凑数，总算东拉西扯地交了卷了。至于算术更甭指望对多少。说也奇怪，我居然考中了！入学后教体育的俞先生告诉我：实在不是因为我的入学成绩及格才被录取的，而是监考老师人人看中我，被我迷上了。说我考试那天最矮小，穿着好看的花连衣短裙，头上别个大蝴蝶结，最有趣的是穿双半高跟的白凉皮鞋。说我精神极了，脸胖乎乎的透着聪明——恐怕这一点上老师们有点看走眼了——几位老师都喜欢得想抱我。当然，我现在看看自己中学入学考试照，也认为样子真的怪好玩的。后来三妹、四妹也都进了贝满女中。三妹是自己考的，四妹是我开后门将她挤进去的。在四妹读书的问题上我出力还不止这一次，她小学转学我也帮过忙。可能一方面我们同属一个世界，我更关心她一些，另一方面我读书也鸦鸦乌，特别同情四妹的困境吧！提到四妹入高小还有一段插曲：

大姐和我很早就各有一部自行车，她的是一部飞利浦二十八英寸女车，我的是二十六英寸日本车。随着我们长大，爸爸又买来三部天津出的中字牌车，都是二十八英寸。其中一部男车当然是李敖的。大姐仍要自己的飞利浦。问题是我长高了，如果骑二十六英寸比别人会矮一节。最后我换了部新车，四妹骑我的旧车。我对四妹深感歉意。四妹生了几天气，忽然又高高兴兴骑着矮车和我们一同出门了。我内疚了多年，不解四妹是如何想通的，直到三十三年后我们重逢，我才有机会问她，四妹回答很简单，说她认为自己没有考取学校。事实上当时有了车还是很懒得骑，我和三妹常骑一部车，今天她带着我，明天我带着她。

贝满女中

贝满女中位于北京灯市口大街，与隔壁的育英中学同是基督教公理会办的学校。贝满初中右侧就是公理会教堂（文革期间教堂已被拆毁），星期天那里是礼拜堂，平时则是贝满或育英中学全体师生集会的场所。贝满每周有两次全校集体活动。一次是武的：全体同学穿上统一的运动服，跟着莫扎特《军队进行曲》的节奏进入操场，这由精力永远充沛的俞先生指挥。然后是升旗、做团体操、教务长训话，有时还跟着有班级间的田径比赛。另一次是文的：全校师生在大礼堂，也就是备用礼拜堂开会，常有校长训话、学生的歌咏比赛、钢琴比赛、演讲比赛、读书报告会等等。我们的教务长是受同学爱戴的陈哲文先生。除训话内容之外，他多数介绍一些较先进的科学动向，像“盘尼西林”这个名词我就是听他介绍才知道的。教务长不知什么原因造成脸的一边很倾斜。不饶人的女学生不知谁的嘴尖刻，在学了几何之后开始叫他“斜面儿”，于是普遍传开来。背地用绰号称呼老师恐怕是每个学生都经历过的事，多数并无恶意。像王胡子、王麻子等等，都是根据这些老师的特征，实事求是加以肯定。王胡子是位教化学的老师，真名何许人也我从来就不知道、山东口音。他管水叫氢二氧。说氢二加氧就等于二氢二氧，绕口令似的。做化学反应试验示范也大有魔术师的风度。国文老师是程老夫子，我们常逗她请她美读，她果然像私塾的夫子一样摇头晃脑哼起来，试想烫着头发的女老师晃晃悠悠哼哼叽叽该有多可乐！我们的校长是位极严肃的老头儿，学生都怕他，没人敢给他起绰号。校长整天穿长袍马褂，戴着有红疙瘩的老头帽，走路踱方步。校长一露面，穿旗袍的学生小姐们条件反射必定逃走，有的逃进教室，最安全的地方是逃进学生宿舍，校长是绝对不迈进宿舍院的。我入初中时北京已是沦陷区，从初一开始规定要学日文，教日文的老师是中国人，外号叫李神儿，名称来源不详，但我想一定有贬义，因为不知哪个痛恨小日本的人，在上课开始引导学生骂老师，本来日文是“先生，早上好”的意思，到了我们嘴里竟大声痛快地喊成：“孙子唉！呕哈尤狗砸你妈死！”

贝满女中在课余时间培养学生方面，也很有独到之处，像化装比赛、话剧演出、春游活动等等。大姐在化装表演中得过奖，演出话剧更是拿手好戏，因为长得高，风度又好，总扮演白面小生，多少低年级的小女生都非常欣赏她。我则擅长于演讲比赛，无论中文、日文我都常拿冠军。并非日文好，更不是有口才，而是硬背出来的。比赛前我对着穿衣镜装模作样要下很大功夫。另外，指挥歌咏队的比赛我也不含糊，一度还曾任贝满育英联合歌咏团的团长。再有，我跑得很快，也常代表贝满参加全市中学生运动会。别看平时贝满的小姐们搭架子不理育英的男生，一旦参加运动会姐弟学校十分合作，啦啦词为证：

阿拉个贝，阿拉个满，阿拉个贝满真不软，

阿拉个育，阿拉个英，阿拉个育英真叫凶！

我不信教，但大姐和我星期天都常去做礼拜，做礼拜是一种时髦，大姐可能是时髦人物。而我只是因为喜欢唱诗班的天使服装，我去是为了唱圣诗。

总之，中学时代是我一生中的黄金时代，贝满女中是个好学校，善于引导同学发挥特长。我们的陈教务长是位才子，他写过一首歌词赞美位居佟府夹道的贝满女中部：

你永远记得我们佟府吗？它便是我们的第二安乐家，

静静的曲巷门前少人喧，深深的庭院丛树碧无涯。

朝阳中朗朗诵破万卷书，笑语中尽是手足情欢洽。

佟府胜过故乡，我们焉能忘？

人生标的何处？凭你指方向……

歌词确切地歌颂了我们的母校有十分幽雅的学习环境和优良的教育成果。但我在贝满也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初中二时，为了我的学习成绩差，爸爸妈妈真是伤透了脑筋。妈妈是个要强的女人，我们从小都被灌输“女人要能独立工作，不靠丈夫吃饭”的理想。尽管有些包办，但妈妈挖空心思根据每个女儿的特长和爱好，为我们筹划着未来。她始终赞成大姐学医，这一点也如愿以偿，至于我，既然我对念书那么格格不入，妈妈决定培养我学钢琴，希望我将来能学经济，在银行找个工作，业余还能有弹钢琴的特长。但偏偏我对学习丝毫不入门，有些课的课堂上如坐针毡一般难熬到下课。具体说吧，尤其王麻子上课，他总瞪我，因为我不停地看手表，盼下课。他讲课一定也不怎么样，否则为什么我会喜欢体育、美术、音乐，甚至劳作课呢？勉强拖到初二，陈教务长终于提出我留一级，留级是挺坍台的事，开始妈妈还到学校打算“说说人情”让我升级算了，陈教务长说：“她实在跟不上，这样拖着对她没好处！”若不是陈教务长的正确判断，恐怕我的学习成绩永远不可能进入优等行列。现在谈起很坦然，因为毕竟在我过早入学这件事情上，长辈们犯了个无心的错误。可当时突然和低一班的同学一起上课是很难为情的事，成绩也真的一下子变好了，同时我已对钢琴极感兴趣，仍继续学习。

课余活动

其实学钢琴挺艰苦，因为家里没有钢琴，我每天到女青年会去练琴，冬天在北京室内不生火是很冷很冷的。弹一会儿琴手指就冻僵了。人也怪，迷上了就不怕苦。每月学琴要十元金圆券，当时也不算很小的开销。教我钢琴的是艾碧珈先生，她是位优秀的老师，上音乐课的时候，能将音乐历史知识、乐理知识和提高音乐修养巧妙地结合起来。艾先生很喜欢我，用同学的话说，我是艾先生的“心尖儿”。但大姐说艾先生最恨她，因为她喜欢所有其他课程，唯独讨厌五线谱。为了我考大学时不肯报考音乐系，艾先生还大哭了一场。其实若不是因为解放后学工变得十分时髦，我会学音乐的。对于学化工我并不后悔，也只有在文革期间我动摇过，当时有同事问我：“若是让你重新选择志愿，你会选什么呢？”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当裁缝！”虽然阴错阳差造成我没朝音乐方面发展，但我始终是个音乐爱好者。学到的皮毛在培养兴趣和提高修养方面，都大有益处。

女青年会坐落在东城西堂子胡同，我在那里练琴结交了不少朋友，也扩大了社交活动，像参加夏令营、参加郊游、参加游泳训练班等等。女孩子学游泳在当时可不如现今普遍。时代总是在前进中不断演变，思想也跟着愈来愈开放。想当年慈禧太后大概做梦也想不到在昆明湖里蹚蹚脚，我们能畅游其中也是莫大享受了。颐和园里游人寥寥无几，我们总是走过铜牛和十七孔桥，在龙王庙处下水，昆明湖近处微波荡漾，远处水平如镜，对岸耸立着万寿山排云殿，秀丽壮观妩媚的景色令人陶醉。那是号称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年代而不是十二亿。现在恐怕最让人头痛的感觉，莫过于到处都是人山人海了，甚至身处游览区内依然如同身居闹市。人多到破坏宁静、破坏气氛、破坏风景、破坏情绪的地步。交通之不通畅，使人往往想到拥挤和塞车，就裹足不想出门的程度。到处都太嘈杂的感觉，在北京有、在上海有、在香港有，这次来台北照样有。上星期天我还闹了个笑话：李敖开车带我去逛阳明山，沿途再高级的轿车也不得不因塞车而排着队匍匐前进，不断地停停开开，我的胃很快就无法适应，多次下车换空气，可惜换进肺里的，仍然是汽车和摩托车排出的大量废气。最后几乎马上到阳明山了，我还是决定下车乘公车回来。李敖笑我“穷命”，我想：阔人若是闷在不透气的轿车里慢慢爬行，未必比通风的公共汽车舒服！扯远了，还是从现实回到过去，一下子又跳回半个世纪。

西堂子胡同的南边一条是金鱼胡同。以东安市场最闻名，过去的东安市场有很多特色食品：像豌豆黄、榅桲、栗子面小窝头、各种蜜饯、小人酥糖、奶油栗子粉、冰糖葫芦等等。也不知道是长大后品味提高了，还是质量愈来愈差了，反正记忆中这些食品的滋味再也无法满足。东安市场很大，有一天我跟着大姐逛，结果在市场内转了向，总算我看到一个叫“东升玉”的店，于是我说：“东升玉一定在东边！”大姐对我的糊涂概念不以为然，结果姐妹争吵起来相互不理睬，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本事一个人过马路回家，于是大姐在前面走，我在后面紧紧跟着，回家后大哭告状。哪里知道瞎猫会碰上死耗子，东升玉真的在东边呢！

我在班上一直做“司仪”，任务是先生一进教室门，由我喊“起立”，同学都站起来；等先生走到讲台中央，并向我们点点头，我再喊一声“落座”。有一天新来一位教立体几何的孙先生，上第一堂课她就认识我了。她对其他先生说：“这个小姑娘喊声真大，我刚迈进门槛把我吓一跳！”紧接着上第二堂课她又认识了大姐，并且心里嘀咕：最后一排那个学生怎么一直冲我做鬼脸啊？

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感，如果一群女孩对着你咯咯地笑，而你又不知道她们在笑什么，那时挺窘的事。尤其对男先生，而且是年轻的男先生来说，高中半大女生对他大笑，那局面该有多尴尬！教我们语文的男先生就有幸碰上这种场面。他是位刚毕业不久的秀才先生，人十分憨厚，讲课水平也很高。因为他性格腼腆，面对不同程度受宠到“有点放肆”的高中女生，他显然有些拘谨。正因为如此，同学们反而喜欢开玩笑逗他。有一天他讲到吴三桂为了陈圆圆请清兵入关的故事。课文中形容陈圆圆慌乱有一句是“云鬟不整惊魂定”。先生讲解说：“云鬟是指妇女头顶绾的环状鬟。”谁知第二天再上课，我喊了声“起立”，忽然看到先生的头发吹得好高好高，立刻向身旁和我最要好的同学嵇静伍说：“你看先生的头发像不像云鬟？”她一边笑一边传开，刹那间像通了电流一样，前几排同学笑得前仰后合，我的“落座”也因为笑得喘不上气来自动取消，没有听到口号的同学乱七八糟跌落在座位上。年轻的男先生脸涨得通红，但又被我们的笑所感染没法儿生气，他对着我问：“李珣，你又带头闹什么？”我只好忍笑回答：“没有，我只说先生头发像云鬟！”先生真笑了，还用手轻轻触一下自己高高的头发说：“学了就记住，不错！别忘了妇女才梳云鬟！”又引来一阵大笑。

两次学潮

我们读高中的时候有过两次学潮。爸爸常对我们说：“当学生的责任就是好好念书，什么党呀团的都是穷学生干的！”不谈爸爸的观点是否正确，我们总是会受到影响，从来不参加游行。“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那天，我就回家了。另一次是清早到学校就听说教语文的田先生和教历史的陈琏先生被捕了，学生组织罢课，我立即参加，因为我喜欢陈琏先生，抓那么好的老师太不公平！没有一个同学不喜欢陈先生，她长得甜美清秀，态度又和气文雅，讲课特别能吸引人。贝满女中有个习惯，每换一节课一定让同学换个教室。一方面不同课程教学设备不同，另一方面也让同学在课间走出教室换换空气。常常在换课室的短短几分钟里，陈先生被同学围住，听她讲历史故事。

说来也巧，陈琏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曾是我先生大姐的同学，听我的大姑子说陈琏从小就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闺名叫怜儿，大名才叫陈琏。然后陈琏是我们爱戴的老师。更巧的是最后她在华东局工作，又是我先生堂妹的同事，不过我的小姑子说那段时期她已饱经风霜，不与同事深交往。

解放后一次全校联欢会在风雨操场举行，这种不在大礼堂举行的全校聚会，表面看似乎不那么正式。但陈琏先生突然穿着解放军的灰色棉军装出现在台上，引起全场沸腾般地欢迎！陈先生的样子依旧羞答答，与军装那么不协调。显然那套军装对娇小的她是太大了点，她举手敬军礼又那么不习惯不自然，但是台下长久持续的欢呼声和掌声，说明她多受同学的欢迎和敬爱！陈先生用平静的微笑等待台下能听她讲述自己被捕后的经历。

与陈琏先生一同被捕的还有她的丈夫。因为她是陈布雷的女儿，专门打电话到南京请示陈布雷：“他的女儿有叛逆行为怎么办？”陈布雷回答：“依法查办！”就因为这句话不是求情，才更不敢动她，将她押送到南京开始在家被软禁。她只有从国民党的报纸上，推测局势的实际变化情况，也意识到国民党在南京撑不下去了。陈琏说自己始终没屈服过，并对陈布雷宣布：“你走你国民党的路，我走我共产党的路！”最后国民党往台湾撤退的时候陈布雷自杀，陈琏重获自由参加了解放军。

陈琏的丈夫解放后曾在报社工作，反右的时候被划为右派。陈琏在华东局工作很多年，文革期间跳楼自杀身亡。

可叹陈琏先生本以为自己与父亲走的是“幽明异路”，想不到最终竟然是父女“殊途同归”！

话李敖小时小事

我们兄弟姐妹读小学时成绩最好的是大姐和敖弟。不知为什么有人写文章提到“李敖数学不好，无法指导女儿”。但至少小学毕业的时候，他的解四则题本领十分高明。四位姐姐都清一色进了私立中学（当然我们喜欢贝满学生的风度，也没打算考其他学校），可不知为什么李敖却只报考非常难被录取的市立中学，而且是拔尖儿的一中和四中。他一中考中第四名，四中则是名列前茅。他后来进了男四中。别看李敖现在伶牙俐齿、口若悬河、引经据典、滔滔不绝，想当年说话也不那么利落。记得有一天，李敖哭丧着脸，头上冒着汗骑车回家，原因是英文跟不上，毛病出在音读不准。为长子万分骄傲的爸爸亲自出马辅导儿子读英语。平心而论，爸爸阅读英语的能力、分析语法的水平都是一流的。但提起口语就实在不敢恭维了。我绝对相信李敖的英语水准让人无可争辩。哪怕在美国定居几十年的姐妹们也都不是对手。但作为口语，希望没有在早年被爸爸教“夹生”了。

李敖从小有些古怪脾气：例如三伏天我们都穿着裙子，而他常常穿上长裤还绑上裹腿。若问他为什么不穿短裤？他说：“光着大腿有伤风化！”有一次我们玩儿捉迷藏，他躲起来以后遍寻不见，大人们找得慌了手脚，喊得声嘶力竭，结果他就躺在蒙着台布的麻将桌下面两把椅子上闷声不响。李敖从小在姐妹堆中长大，可丝毫没有娘娘腔。喜欢舞京剧的道具大刀、扎枪之类，尤其喜欢和亲戚一个叫大连的孩子相互对打乱砍。李敖口中发出锣声“喋哐哐哐”，大连不断用鼻子发出“得儿哼哼哼”的梆点声应战。有一天半夜里，我朦朦胧胧听到“得儿哼哼哼”战斗声，奇怪地想为什么半夜三更敖弟和大连武打开场啦？好一会儿才清醒是外祖母在睡觉打呼噜呢！另一天，一只马蜂飞入客厅，在窗子上乱撞，我吓得大喊大叫，光脚坐在沙发上的敖弟一跃而起，跳到马蜂前用手掌拍打，然后再用光脚踩死马蜂。当时我想：“胆子真大！到底是男孩子。”李敖有位知己同学叫詹永杰。两人判若兄弟常形影不离。我家曾在市场买来一只狮子毛小叭狗，我们叫它“伯儿”。“伯儿”像马戏团的小狗一样会许多表演，后来“伯儿”有个体态庞大的男友，生下一条杂种大长毛狗并送给詹永杰。过旧历年的时候，詹永杰牵着“伯儿”的后代来我家拜年。詹永杰白白胖胖、仪表不俗、举止大方、彬彬有礼，十分讨人喜爱。就连磕头的样子都四平八稳，一看就知道是受过正宗训练。他和李敖是拜把子兄弟，两个人学习成绩也都数一数二。过年一样穿上长袍马褂，人人见了都夸赞这一对小哥俩。

我小学毕业的时候有一本纪念册，里面有许多同学在分手前画的图画或写的字留作纪念。不记得为什么李敖会凑热闹用铅笔在一页上画了条船，船上单枪匹马地一个人撑着篙，船下还有波浪，另外还题了字，内容是：

二姊：

伟大惊人

愚弟小敖6月2日

有人看到李敖的落款感兴趣地认为：现在的李敖好像从来不用谦虚的“愚弟”这种字眼儿，更何况落款还用“小敖”。大概因为与家失散的缘故，我珍藏着每件与亲人有关的纪念品。那本封皮破烂的小纪念册是我的珍藏品之一，相信是李敖最早的笔迹吧！是否预言着他将乘风破浪、漂洋过海来到台湾，准备惊天动地一番呢？可惜李敖是作家、历史学家，而不是画家或书法家，否则在为章孝慈筹集医疗费用的拍卖会上，说不定会多一幅“价值连城”的艺术品呢！

在太原

1941年爸爸开始任太原禁烟局局长。正式任命前有一天晚上，我已躺在床上准备睡觉，妈妈坐在火炉边烤火，爸爸在地上踱来踱去地对妈妈提起要去山西的事，还提到北京总局局长是刘六爷。一边说一边指指我，暗示妈妈别让我知道。我不懂为何如此神秘。真正防范的也绝对不是我，只是怕我泄露出去。我装睡着了，但事后也确实没敢说出去，直到爸爸去上任，正因为爸爸的神秘引起我的好奇，这件事我倒记住了。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禁烟局据说与贩卖毒品有勾结，又听说爸爸实际上是为国民党从事地下抗日工作。我不确切，也谈不出所以然来。只能单纯回忆我所记得和理解的事实。十分肯定一件事：抗战胜利后，有一天爸爸妈妈在古书里寻找一张证明，说是有关爸爸参加地下工作的证明。古书是用大小不等的木盒装着，十分整齐地排列放在内务部街甲44号当中正房的走廊里。木盒外面有各个朝代的名字。其中的书是用古书的线装方法装订，纸张是双页叠起来的，证明就放在某双页的夹层里，要对着光线逐页寻找，我也参加寻找，因而印象深刻。

连着两个暑假，妈妈带着我、敖弟和六妹去太原。太原禁烟分局办公地点在柳巷，我们住在帽儿巷禁烟所内，确切说是禁烟所外面一个单独跨院，由一个圆形门洞进去是院子，右手有两间房是佣人居住的地方，正面上几阶台阶就是卧室和客厅了。禁烟所的大门由警察把守着，以防止吸毒者因熬不住烟瘾而逃出大门外，有一天我亲眼看见一个面色灰白得可怕的人被揪回禁烟所。敖弟每天由男仆温茂林陪着，温茂林是山西人，性格耿直，眼中只有小少爷李敖，对别人不大合群。我整天享受不读书的快乐，捉蝴蝶蜻蜓、在人行道上骑四轮童车、和看门的警察一起捉麻雀等等。另外，我本来很喜欢抱一只猫，尤其爱欣赏那只猫捉它自己的尾巴或企图捉小鸟的姿态。直到有一天半夜里我忽然摸到枕头边上有颗毛乎乎的“人头”，惊叫的同时用手拼命将“人头”打落在地，结果听到一声猫叫。事后我再也不喜欢猫，总觉得猫的行动贼头贼脑的。正房右边又有个门洞通向另一个院子，看上去那个院子有些荒芜，草长得很高无人整理，左边有条甬路向前延伸通向十多级高的台阶，上面有间瘆人的小屋，最初我很怕进那个院子，认为里面一定有黄鼠狼或蛇，甚至说不定有妖魔鬼怪。后来爸爸的朋友兼下属徐伟森夫妇住进那间望见就生畏的小屋，我恐惧的心理渐渐消失，反而成了徐太太的小客人，徐太太非常温柔和蔼，眼睛很大而且有神，只可惜嘴也很大，并且有严重的口臭毛病。

妈妈在太原的时候并不工作，经常结结毛衣，客人来往也很多。六妹由佣人照顾。生了孩子自己不管带是妈妈的老习惯了，妈妈喜欢看电影，也喜欢逛商店。一旦不出门就坐在家里唱起昆腔道情：“老渔翁，一钓竿，靠白崖，傍水湾，扁舟来往无牵绊。……”爸爸就明白妈妈是钱用光了，需要补充才能再出去逛马路。六妹从小聪明机灵，长得又白净秀气，三四岁的女孩儿又正是最好玩儿的年龄，我非常喜欢她，实际上从六妹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常抱着她。大概因为抱不动，我挺着肚子，两手手指交叉将手臂兜成一个圈儿，六妹坐在我左臂上，背靠着我的右臂。别人都看着好别扭的姿势，但六妹和我都很适应。六妹在太原的时候从佣人那里学会许多童谣，她口齿清楚，神态天真可爱，记得有一句童谣是：“娘娘搽着胭脂粉儿，老爷噘着胡子嘴儿。”她说到娘娘两个字会指妈妈，同时用手搽着自己的小脸蛋儿；说到老爷又指指爸爸，摸摸下巴说：“没有噘胡子嘴儿！”

在太原的两个暑假有几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太原有座不太高的城门，看惯了北京的城门，太原的城门当然很不够气派了。可恶的是城门边上有日本鬼子兵站岗。中国小百姓走过城门要向鬼子兵鞠躬行礼，有一天我们乘汽车走过城门，看见一个中国人正被鬼子兵打嘴巴，司机懂日文，说是因为那个人不肯向日本兵行礼才被打。

山西省的火车车轨比其他省份都窄小，相应火车也小些，因为阎锡山当山西的土皇帝，怕别人乘火车进山西抢他的地盘，索性让铁路与外界不接轨。在山西省境内，有时就须乘小火车。

有一次看到禁烟所门口的警察蹲在地上吃面条，放了好多好多醋，我好奇怪为什么他将醋当汤喝，而且醋是白色的，后来才知道爱吃醋是山西人的习惯。

在太原的公园里看到过两件怪事：一是一只母鸡长着比公鸡还高的鸡冠，也会叫鸣，只是声音完全不像公鸡，而是一种说不出的怪调，旁边还放着它下的几个鸡蛋。二是公园里有一头牛生着五条腿，其中四条和正常牛一样，能走动，第五条腿则长在脖子下面，偏向前方，粗细和其他腿差不多，很挺直并且照样有蹄子，不过第五条腿稍短些不能着地。

我看过一次山西梆子，演员出台的地方挂着张很大的锣，不时敲打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演员的唱腔也尖得要命，让人受不了。还看过一次京戏，只是道白的时候像说大白话似的，唱词中还不时哼出“哎哎唉唉哟”代替唱词哗众取宠，记得那出戏叫《木头人招亲》，看戏后爸爸说唱的是“走江湖的野妓戏”。

在太原期间我曾随俞松涛秘书去看日本相扑表演。据说相扑是日本的国粹，可给我的印象坏透了。首先观看时要盘腿坐在榻榻米上，日本人会跪着，我们则坐得屁股疼腿发麻。加上那些胖得没边儿的国粹们路都走不动，每个运动员进场都要磨蹭好半天，才挪到中间赛场。除去丁字带他们什么都不穿，头上梳个髻儿，看上去又蠢又野蛮。加上我对摔跤规则一窍不通，只看见有个拿小扇子的裁判或者助兴的人，在场内跳来跳去，口中念念有词，与那些摔跤壮士相比，显得瘦小可怜，我看若是给块头很大的运动员抓住，一下子就能捏死。实际上最后两个超级块头根本不摔跤。手上打着幡儿，费九牛二虎之力将两脚拖到中央，手臂往上举起就掌声不断。真不懂那算什么表演！

另一次也是看日本的什么剧，演员脸上涂得粉白，五官都是画出来的，不成比例，奇丑无比。唱法让人感到不在人世间，或拖长音调无病呻吟，或拉着女人头发怪腔喊叫，看得我毛骨悚然。为了那次倒霉的演出我不知作过多少噩梦。但真正的噩梦会变成现实，发生在我初一升初二的那个暑假。

爸爸被捕

1943年暑假过去了，开学前爸爸妈妈原打算送我、敖弟和六妹回北京。我非常兴奋又有机会和爸爸一同乘火车，因为爸爸知识丰富，会谈古说今，会讲成语故事而且讲得生动有趣。顺便提一句，爸爸教书时有个绰号叫“李大下巴”，指他下巴大，也指他讲课有吸引力。随身带的小包中有许多是我爱吃的，像山西无核小葡萄、花色饼干、葡萄干和糖果等，我准备在卧车里好好享受一番。但离开太原之前就好像要发生什么事，爸爸与前来送行的下属严肃地商量点什么，但毕竟当时我只有十二岁，没料到会有灾难发生。火车离开太原后不久，就有个日本穿军装的人带着几个宪兵和翻译与爸爸不断交谈，爸爸脸上丝毫没有笑容，但却非常冷静。记得爸爸还问：“能否先将家眷送回北京？”看样子是遭到拒绝。爸爸终于对妈妈说：“我们要在下一站榆次下车。”外面正下大雨，我当时以为火车要出轨才让大家下车。没想到在滂沱的大雨中下车的，除两个日本宪兵外，只有我们一家人。我一下子长大了似的明白不是好事。我们在泥泞昏暗的街道上艰难地向前走着。走在最前面的日本兵一只手拿着个纸灯笼，另一只牵着我的手；妈妈抱着六妹走在当中；另一个日本兵抱着敖弟走在爸爸旁边，他们走在最后。途中爸爸对妈妈说：“我做的事自己清楚，不必担心……。”但日本兵马上哇哩哇啦喊了几句，意思明显是不让爸爸妈妈交谈。因为雨太大，不久灯笼也熄灭了，忽然拉着我的日本兵没看清掉在水沟里。妈妈听到落水声惊惶地喊：“哎呀，安琪！”我回答说：“不是我！”只不知为什么眼泪随着落下来，心中无限委屈。我当时的心境也想外界一样漆黑一片。最后总算走到榆次日本宪兵队。爸爸被安排一个人单独住，妈妈带我们三个孩子睡另一间，爸爸妈妈之间相互不许交谈，实际上根本见不到面。敖弟和六妹那个时候都小，依在妈妈身边倒也不哭不闹。第二天清早我走进院子里，只不过是孩子，日本兵对我并不防范，几个鬼子看守兵都不懂中文，爸爸妈妈对日文更是一窍不通，结果用上我这个“大翻译”了。我学到的日文只是片语只字，还会唱半支日文歌，逗得几个鬼子兵赞声不绝。爸爸看到机会喊我进他的房间，教我背诵六件事，说等有机会的时候转告徐伟森叔叔。我也懂得事态严重不敢偷懒，努力默记在脑子里。在我数次出入爸爸那间房间的时候，爸爸让我反复背诵给他听直到无误。记得六件事中有一条是“局长做的事自己有底，不会有问题，更不会牵连别人”。从鬼子兵口中我不知道怎么听明白当天下午会离开榆次，爸爸妈妈知道这一消息都称赞我能干。果然那天下午我们又被解送回太原。又进了太原的日本宪兵队，听说队长叫长谷川，一个翻译对妈妈说：“太太可以带小姐、少爷回家，没有我们通知先不能回北京。局长有些事要留下来！”爸爸对妈妈说：“你放心回家吧，我用不了多久就能回家。”接着爸爸被带走。坚强的妈妈眼圈红红的但不落泪，带着我们三个没成年的孩子走出日本宪兵队，背后没有人跟随我们。妈妈喊来两部洋车，但在紧要关头敖弟和六妹都要跟妈妈，而不肯跟我坐一辆洋车。没办法只好四个人落在一辆车里回到禁烟所。徐伟森叔叔以深沉而冷静的态度，听我背诵了爸爸的几点嘱托，并且边听边点头。事后妈妈多次夸奖我“真懂事”。接着就知道与爸爸同时被捕的还有钟科长、信科长和俞松涛秘书。以后的几天，每天早上醒来都看见妈妈坐在床上发呆，红肿的眼睛说明她痛苦悲伤无法安枕。不太久，妈妈被允许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回北京。爸爸并没有被判刑坐牢，而是囚禁在日本宪兵队。

我们的住所

内务部街甲44号面积不见得很大，但住房间数不少。大体分成三排，房子质量是相当不错的。一进大门是个很大的门洞，左边有个院子，地上铺着整齐的方砖。院子北面是第一排两间套房，其中外间较大，里间有个小门通门洞。院子东侧有一排窄长的矮房，上半截都是玻璃，本来可以做暖房种花用，但我们用它做储藏室，冷天就自然而然变成冰箱存年货。院子南面走上去四五级台阶就是正房了。正房面积不小，原本正房的北半边是很大的一间客厅，南半边是两间卧室加走廊，后来我家将客厅隔出三分之一做卧室，全部正房都是地板地。南边走廊通向第二个院子，院子当中有条一米多宽的甬路，将正房与南房相连，甬路使第二个院子分割成两半个，并且高出院子三四个台阶，东边半个院子开始堆放酱缸、烟煤之类，后来被我们辟成拍球或跳绳的场所，冬天浇上水当溜冰场，过年还在那儿供过天地爷。西边半个则是敖弟舞刀弄枪的地方，再往西就是饭厅、厨房和卫生间了。南房是最长的一派，应当算有五间另加一个走廊，也都是地板地，东边三间连在一起面积真不小，但平时没有人住；西边两间分别是爷爷和奶奶的卧室，爷爷的一间最实惠，南面有个小门通向一个单独的小花园，是整幢房子最适合种花的地方。整幢房子的格局别具一格，既不是洋房，也不是四合院。居住条件宽敞舒适，最有趣的是在大门口笔直往前看，当然指门都开着的时候，可以深深地一直看到爷爷的花园，但却看不见任何一间居室。

北房先后有很多人住过，流动性最大。最早是三姨和五叔的新婚住所，他们搬到干面胡同之后，曾一度出租给上海房客庄先生夫妇，庄太太是老姨的朋友，也是外祖母的牌友。再后来是爸爸的长兄全家也住过。最后外祖母也带着大姐和三妹住过一阵子。

三姨五叔

提起三姨和五叔真是一对宝货。婚后两人三天一大闹，两天一小好。闹起来又是吵又是动手打，打得鼻青脸肿，三姨生气还会发羊癫疯；好起来又肉麻得不得了，完全不顾长辈的威信与尊严，在我们面前五叔照样给三姨下跪。三姨真是一生苦命。原本是妈妈被指腹为婚许配给伊通县富绅徐家，后来徐家定居上海，七年后赴吉林下聘礼。因为妈妈被长辈们疼爱不舍得远嫁，于是将三姨推出去顶替，徐家捞到一个未过门的媳妇也就不计较是哪一个。到了成婚年龄徐家来迎娶的时候，才得知新郎徐国才是个大烟鬼，拒婚已嫌太迟，婚后徐国才恶习不改，虽然生了一个叫迪生的儿子，但常因徐国才行为不轨吃官司，造成婚姻关系濒于破裂，加上五叔渐渐成年，尽管他比三姨小五岁，还是变成插足的第三者。五叔追三姨从吉林追到哈尔滨，然后三姨又追五叔从哈尔滨追到北京，五叔为了三姨放弃燕京大学的学习，三姨不听劝阻非五叔不嫁，于是造成了战斗终生的冤家夫妻。

大爷一家

接着住北房的是爸爸的哥哥，我们的大爷李宝彝，字孟谦。在东北时只是教私塾，没有其他固定职业。到北京之后折腾过小买卖，卖香烟之类；也养过猪、养过鸡；总之没有一样不是以赔本告结束的。一度曾充当我们的家庭教师，教理科肯定是不够格儿的，开始我还以为他古文一定内行，有一天语文课的内容是白居易的《琵琶行》，先生讲到“曲终收拨当心划”是指曲子收尾前用手指划动琴弦中心的意思，对该解释我十分欣赏，忽然产生个念头要考考大爷。大爷听到我的提问怔了一下，然后指指自己的心窝说：“就是划在心上，铭记在心的意思。”我一定是相当无礼地表示了他在唬人，结果大爷用扇子打我的头，正好被妈妈看见，大爷也就无形中被解聘。好在大爷一家本来就靠爸爸吃饭，有没有职业都一样。平心而论，我们小时候一定调皮得十分讨厌。我们大声喊“大爷”，等大爷高高兴兴答应的时候，我们接着喊出“壶”。喊过“大妈”，等大娘有反应，马上又喊个“桶”字。大爷给上课，我们会问他：“三点水加个去字念什么？”大爷脸憋得通红答不上来。我们大笑还要再问：“草字头下面是中央的央念什么？”大爷会气得脸从红转紫，碰上我们这些程度参差不齐，又个个喜欢捣蛋的学生，也就算大爷该栽跟头了。再谈谈大娘，别看大娘是小脚，当时年纪也不轻了，头发烫的卷卷的，眉毛画得弯弯的，牙齿镶金嵌银的时髦的很。在她口中的儿子大栓可是个人物。大栓是我们的堂兄李纯仁。其实这个人纯粹不仁不义。应该说是个地地道道的势利小人，长了一对老鼠眼睛，看见爸爸就故作有礼、顺从、谄媚地笑脸，其实是个笑面虎。爸爸曾供学费让他进中大学习。他的老婆，我们的大嫂文化程度很低，但大娘说她是摩登女性，会骑车、会抽香烟。大嫂住在北房期间有一次难产，据说因为怀孕过程中吃过了头，婴儿太大无法顺产。请到家里来的助产士处理不下去就溜走了，最后又请来医生将婴儿解体才取出来。稀奇的倒是大嫂一声不吭熬到手术结束。在边上帮忙的四姑被吓得半死，但不能不佩服大嫂的忍痛能力。大爷全家住北房，与我们分开吃饭，又依赖爸爸供养，本来是相安无事不相干。但自从爸爸被捕之后，大哥变得嚣张起来，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日伪时期常常防空演习。玻璃窗上都糊上纸条防震，还备有加厚窗帘挡住灯光外露。厕所则用高丽纸作的卷帘。有一天在纸卷的窗帘中发现不少香烟头，当然那是非常危险容易引起火灾的事。我们全家没有人吸烟。佣人中也只有温茂林吸香烟，但他大大方方地吸，用不着鬼鬼祟祟多在厕所里。穷举法的结果只剩下大嫂。大姐出面善意地提醒大嫂注意。谁知大哥一味护短，一口否定是大嫂所为还不算，竟然残酷没人性地骂大姐说：“还神气什么？你们家都快被查封了！”从那个时候起，我们永远无法原谅李纯仁。而他的妹妹素馨大姐，却始终受到爱戴。素馨大姐叫李文钧。文静温柔，有大姐姐的风度，有几分像中国的旧式妇女不多言不多语，开口常叫我们“好妹妹！”读到中学毕业，十分安分守己。

爷爷奶奶

再谈南房，爷爷和奶奶住在南房的西边两间。爷爷个子不高，但短小精悍，满脸透着聪明，双目炯炯有神。六叔说爷爷的眼珠是绿色的，我没研究过。事实上，我们和爷爷之间，从来没交谈过。爷爷儿女成群，仅媳妇生的正宗孙辈就有二十五人之多。过年的时候大家一起向老爷子拜年，屋子里真挤得水泄不通，甚至有一年因为同时磕头的人太多，将大姐挤得摔了一跤。爷爷平时不大出门，只拄着拐杖，斜着肩膀，溜到大门口再回头。可能患有风湿性关节炎，爷爷常靠吞鸦片止痛。平时大家听惯了爷爷大声喊“哎哎哟！”谁也不在意。在我记忆中从来没有愿望到爷爷房间去叙叙天伦之乐，而住在隔壁一间的奶奶就大不相同了。尤其我和奶奶最亲近。开始我有用左手的习惯，奶奶纠正我不要用左手用筷子，不认字的奶奶居然还让我换用右手写字，尽管很多方面像拍球、炒菜、做化学实验我都爱用左手，就连拧干衣服的时候，方向也和别人反着，但关心这件事的只有奶奶。奶奶在家中的地位远远赶不上外祖母。记得有一天晚上，奶奶用手做天棚遮住光线，透过窗子看我们——包括爸爸、妈妈和外祖母等——一同去看京戏。奶奶的眼光流露着羡慕，倒不是爸爸妈妈不够孝顺，而是经济地位自然而然造成的结果。

四姑老姑

最早四姑和老姑住在南房的大间。四姑叫李茜萍，闺名淑彝，风度又好又漂亮。老姑叫李钧，桂彝，只比我大三岁。可能因为我一直很同情年龄与我相仿，但在家中地位显然赶不上我们的老姑，小时候我常在奶奶的房间里和老姑一起玩儿。老姑很谦让，我们之间从来不争吵。当时四姑已是让人羡慕的中学生并在学英语，有一天老姑和我看到四姑的英文作业本，于是两个人照着曲曲弯弯的字母往下描。四姑看到说老姑写的有些对，我的则全不对。另一次四姑带我们两个人去考声乐，老师说老姑的喉咙还可以培养，我则乱喊一气，声音够响，音域不宽，说得我好不服气。四姑有朋友结婚会带我去当小傧相。在四姑眼里我大概挺好玩儿，但很笨。有一次四姑和几位朋友一起玩扑克牌，我站在四姑背后看热闹。有一副牌，如果四姑是一对小牌就输了，除非是一大一小。为了表示她手中是不同的两张，四姑有心问我：“留这张？还是这张？”我真笨的可以，马上回答说：“两张不是一样吗？留哪张都成！”四姑输了，气得说一句：“没那么笨的！”我常常坐在奶奶的床上，与老姑、大姐一起玩用猪脚骨头做的玩具，名字叫“嘎拉哈”。大大小小的猪脚骨刮得干干净净，涂上各种颜色，根据不同方向可以分别玩牵牛、赶驴、抓胗儿。玩具很土，不知道是从哪里的乡下弄来的，恐怕玩儿法早已失传，但提起来我还是觉得挺亲切。四姑很早就有个男朋友叫蔡宗尚，后来四姑嫁给他，并生了一女一男，女孩叫小胖，伶俐聪明可爱，四姑又非常会打扮她，像个洋娃娃似的，男孩的名字我早已忘记。

温茂林

四姑嫁人后，南房的大间大部分时间空着，我们放学后自行车放在里面。一度温茂林住过。茂林眼中只有敖弟，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憨直到不讲理的程度。三不来两眼瞪得老大，自以为是地指责别人或乱发谬论。最可恨的是清早他要睡懒觉，门从里面锁着。我们上学怕迟到敲门的时候，从窗户玻璃看到他有心慢腾腾地起来，将袜子正面甩了又甩，反过来再用力甩，然后像慢镜头一样一点点地往脚上套，愈急得敲门，他就愈拖时间，令人哭笑不得。对小少爷李敖那可是忠心耿耿。当名医关颂韬诊断敖弟患阑尾炎须动手术治疗的时候，温茂林向爸爸苦谏不能开刀。他说：“动刀开膛还了得？”等爸爸信任关大夫的诊治方案，同意手术切除敖弟的阑尾时，茂林蹲在地上哭得死去活来，比任何人都动真情。说也奇怪，听到开刀的李敖忽然说他肚子不痛了，就连诊断阑尾炎重要手段压痛症状也突然消失。专家关颂韬当然不会上小小的李敖的当。手术是在南池子东华医院进行的，症状已转成腹膜炎，伤口不能马上缝合，而是每天换纱布引出脓水，李敖很坚强，任凭换药一声不响，受到医生不少称赞。有一天我睡在李敖病床边的一个小床上陪他，熟睡了一整夜。第二天李敖抱怨说：“二姐说来陪我，可一直睡觉。”可见他痛得睡不着。我回家后温茂林说若是他陪，他要瞪着眼看小少爷一个晚上。实际上，这话他是瞪着眼对我说的。不过有一次温茂林说对了。

爸爸获释

终于有一天雨过天晴，北京总局局长刘六爷的太太派人送来一封封住的信，上面写着“李太太亲启”。温茂林看到信像捧到圣旨一样。马上“教育”我们说：“亲启的信就是秘信，只能自己看，谁也不能拆。”妈妈当时不在家，等得人好心焦。刘太太也曾是爸爸的学生，最终妈妈回家谜底揭晓。信上只有几个字：

据闻老师不日归京。

寥寥几个字使全家乐开了锅。接着是期盼、期盼、再期盼，总算盼到爸爸回家了。消瘦了很多很多，头发是被剃光后新长出来的短槎儿，面色苍白，看上去格外让人心酸。能从日本宪兵队活着出来，等于通过了鬼门关死里逃生。同时被捕的俞秘书兼日文翻译官，在被捕后不太久就被释放，虽然没判刑但受过灌凉水等刑罚。年纪最老的钟科长后来也获释。只有信科长在拘留期间受到过不少刑罚，宣布爸爸被释放的同时，给信科长剃头。信科长也明白没按规定时间剃头，就意味着他将判刑入狱。信科长立即哭着对爸爸说：“局长出去可得救我！”爸爸也感到很同情和凄凉。实际上据我所知信科长是咎由自取，而且殃及池鱼，爸爸等都是受他的牵连。信科长利用职权贩卖搜缴来的烟土，发了不少黑财。犯下事怕死又咬住爸爸不放。日本人得知太原禁烟局贪污捞进大批横财，身为局长的爸爸自然是要犯，并以为爸爸送我们回京，是“中饱私囊转移赃款”。日本人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中国人戒烟着想，而是想乘机敲笔竹杠。最后发现爸爸并没有什么油水，于是以“用人不当”的罪名革职了事；爸爸前后被拘留约半年，没有受过刑，只有一次一个难友凑过来和爸爸说话，爸爸受牵连挨过一个耳光。爸爸获释后，曾提及调他到北京总局任职，爸爸心有余悸，以身体欠佳为理由谢绝。

爸爸回家的当天就问妈妈我的功课如何？妈妈摇摇头否定，爸爸马上用极度失望的眼光看了我一眼。那眼光中包含着责备与伤感，使我后悔莫及终身难忘。我对爸爸充满了愧疚感，这一直是我埋藏在心底的秘密。事实上，我后来学习成绩变好其他因素都是次要的，而爸爸望我一眼的表情，才是真正促使我努力学习的动力。我觉得自己很对不起爸爸，直到今天提起这件事，我仍认为是我永远无法弥补的憾事。爸爸获释后没有再工作，直到抗日战争胜利。这段期间爸爸常打坐，晚上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不开灯，思考着什么。

索罗门剧团

再后来南房那个大间变成我们的剧场。我们兄弟姐妹组织过一个“索罗门”剧团。至于为什么以索罗门命名我已忘记。每逢过年过节或者谁的生日，我们常演出庆祝。观众当然是长辈们，每请必到，他们看蹭儿戏看得津津有味。我们的节目来自学校某些节目的片段、凭记忆看过某喜剧的题材改编一下、学习哪位长辈的习惯动作或口令、说段相声、自己编的歌曲舞蹈等。总之，东凑西拼，十分热闹。演员则从我开始直到刚学会走路的小八弟。小八弟演过小脚老太婆，上台后我们提醒他：“小八，小脚走路！”他就翘起脚尖改用脚跟走，博得全场观众喝彩和大笑声。我演主要角色，大姐则维持长姐的尊严只当幕后指挥。事实上，较小的弟妹听任我们安排。四十多年后再重聚，六妹还抱怨说当初曾将她的脖子缠上布，然后在演出的时候指着她的脖子唱到：“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脖子，你的脖子黑又脏啊，好像那车轴一般样！”另有一个节目中将老姨的儿子庚辰化妆成小兔子，本来我们认为形象十分可爱，谁知老姨看了生气地说：“把我们的儿子当兔子！”谁知道她想到哪里去了？有一首从戎歌直到几十年后姐妹相聚都还会唱。歌词是：

石榴开花满地红啊，二十的青年去从戎啊！

第一杯茶呀，敬我的爹呀，我去当兵爹种田哪！

第二杯茶呀，敬我的娘啊，我去当兵娘烧香啊！

第三杯茶呀，敬我的哥啊，我去当兵没奈何啊！

第四杯茶呀，敬我的嫂呀，我去当兵妯娌好啊！

第五杯茶呀，敬我的妹呀，我去当兵陪嫂睡呀！

第六杯茶呀，敬我的妻呀，我去当兵莫哭啼呀！

爹娘说话你要听啊，大伯子说话莫插嘴啊！

少上东家说闲话啊，少上西家串门子。

少搽胭脂少抹粉，少上当街看秧歌。

每段歌词当中都还穿插过门“哆啦哆咧，咪嗦咪咧，哆啦哆嗦”。较小的弟妹们一方面饰演爹娘嫂妹，一方面口中唱哆咪嗦之类的龙套歌词。

当家人

外祖母在世的时候，始终是我们李家的当家人。外祖母不识字，但聪明过人，当年住在哈尔滨就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

曾有一次组织哈尔滨的中学校长到日本参观，爸爸是其中之一。但临走前爸爸的旅费突然在家里失踪。家里的人怪来怪去未免心境不佳。外祖母找个算命先生问卜，算命先生说：“是一男一女所为，钱还藏在家里某处缝里还没转走。”外祖母最怀疑是个女佣人干的，但同伙男的是谁弄不清楚。于是外祖母安排大家晚上去看戏，同时让六中一位校工监视家中动静。散戏回家后校工报告说，透过一面镜子看见女佣人在厕所里鬼鬼祟祟干点什么。外祖母胸有成竹宣布要搜查每一个人，装模作样最后搜到那个女佣人，她做贼心虚慌里慌张，又迟迟不肯脱掉袜子，最后妈妈一把将她的袜子揪下来露出赃款。因为钱曾贴在她的脚底，妈妈抛掉外面一张扔给她，并赶她卷铺盖走路。外祖母成功地定计侦破疑案，事后分析案情还是都认为算命先生算得准。因为女佣人作案过程中，始终抱着完全不懂事的敖弟做掩护。只是算命先生好糊涂！只算准作案人的性别，可男性“嫌疑犯”的年龄误差未免太大点儿了。

外祖母当家井井有条，在家也最有权势。事实上，外祖母有房产，经济实力雄厚，这让我联想起文革期间一件事，我有个同事是位共产党的老干部，他发表过妙论说：“人不可一日无权，人不可一日无钱。”结果倒霉蛋儿被批斗了很久。其实他的话也挺现实。有权有钱的外祖母，带着两位待嫁的女儿长期与我们住在一起，正房西南角的一间是外祖母的住处。我和四妹、敖弟则大部分时间住东南角的一间。妈妈和爸爸住在客厅隔壁的隔间。短期间也有迁动，像爸爸在外地工作的时候，大姐抱一只蓝眼圈儿的猫睡过爸爸的房间。也曾有一度我一个睡爸爸的西门子床，晚上看《福尔摩斯》侦探小说。外祖母和大姐、三妹也在北房住过相当长一段日子。正房的结构很好，门窗坚固，但每到晚上还是像商店一样，将客厅的门用厚木板一块块地封起来，装上横栓并且加锁。窗子是一层玻璃窗之外，还有层纱窗。天热壁虎常爬在纱窗上等着吃飞虫。我们在室内用苍蝇拍拍打壁虎，然后跑到室外观察落荒而逃的壁虎舍弃一根尾巴在地上跳动。每逢星期天早晨，全家人总是聚在饭厅包饺子，也是谈天说地话家常的好时候。家里有很多武侠小说，像《三侠剑》、《七侠五义》、《小五义》等，我看得十分着迷，有一天包饺子过程中，我将养的蚕拿给大家看，谁知道三姨在接手的时候不当心，将一只正要吐丝的蚕掉在热茶杯中，蚕转个漩涡沉下去，并变得很胖。我心疼极了，真想像武侠小说里那样喊一声：“唉赤啦嘿！”将三姨用定神功定住！因为没有及时喊咒语，我真懊丧了好多天。有一度，从大姐到敖弟，人人都看《天雨花》，《天雨花》虽是白话，但写成七个字一押韵。过了不久，我们讲话也学着押韵。这个说：“罢了、罢了、真罢了”，那个说：“饺子漏了吃不成！”说不定《李敖千秋评论》的每册书名都是七个字押韵，就是当时打底子练出来的。当然像我至少还会擀擀皮，而敖弟等只不过玩儿面团而已。外祖母常在包饺子的时候话说当年，提到外祖父以她不生儿子为借口，讨过三个小老婆，总之结果都因外祖母凶悍能占上风而告终。外祖母既有能容丈夫娶小老婆的雅量，又从来不失第一夫人威严得宠的地位。外祖母的爱好颇广，不但打麻将、看京戏、看电影，还喜欢听书，常到东安市场去听大鼓、单弦儿等杂耍演出。我们也常跟着，像王佩臣、魏喜奎等人的名字，我们从小就不陌生。另外，外祖母喜欢听别人给她读报纸上的小说连载或小道新闻。尤其三姨、大姐和三妹给她读的时候居多。记得当时报上刊登一个“扬妹”。说扬妹像树木花草一样只喝水分、沐阳光、吸空气就能活，天天报导，说的天花乱坠。有人还找到科学根据说：“扬妹的内脏结构与众不同，能自动产生光合作用。”荒谬到极点：外祖母也每天聚精会神地等报纸送来，听得津津有味，啧啧连声。直到某一天，报上以醒目的标题刊登：“扬妹偷吃花生米！”我们每天晚上吃的水果都是由外祖母分给，给多少是多少。但外祖母很偏心，大姐和三妹回家（指外祖母的房间）后，还会分到额外的。敖弟占了是男孩的便宜，有时外祖母会暗暗塞水果到他的被窝里。佣人们都惧怕外祖母，并认为妈妈宽厚。总之，外祖母是个精明能干的女人，也至少生下两个聪明、好强的女儿。一个是长女妈妈，另一个是幼女老姨。至于居中的三姨则稀松平常。

妈妈

妈妈的爱好与外祖母完全不同，最喜欢逛商店。尤其冷天，我十分喜欢妈妈从外面回家带着一股又冷又新鲜的微微香气进门。妈妈打扮入时，总是穿得整齐别致，身段匀称，高矮适中，喜欢穿旗袍，年轻时颇有风韵。妈妈会用机器绣花，手很巧，能亲自给我们缝制非常漂亮合身的连衣短裙。妈妈不单单着迷美国电影，还喜欢听昆曲，尤其爱听韩世昌；也喜欢广东音乐，像《平湖秋月》、《三潭印月》等等。最特别的是居然爱听和尚念经！您可曾听到谁与妈妈有共同爱好？另外，妈妈还喜欢她的儿女们出锋头。我们也确实在某些方面不辜负妈妈的愿望。对穷苦人妈妈最富有同情心。记得有个常给妈妈做衣服的老成衣，妈妈总是多付给他些工钱。有一回老成衣对着妈妈哭诉他给别人裁坏了衣服，料子挺贵他赔不起，妈妈居然出钱替他赔偿。家里1948年底离开北京，因为意外分离，大姐和我衣物都十分短缺。而妈妈临走前会想到将成匹的布送给老成衣！直到今天，随着岁月流逝，生活的磨练，妈妈性格上各方面变化很大，但对穷苦人的同情心始终如一。

提起管家方面妈妈可就逊色了，也许是外祖母“包揽大权”太久的缘故。总之，妈妈也曾一度管过家，而且还力求完美将账目记下来，只是妈妈的账上有太多的圈圈是忘记钱花向何处的记号。后来终于被能干的大姐夺了权。说来滑稽，妈妈时常管教弟妹不奏效会吓唬说：“我去告诉你大姐！”

小六妹

妈妈紧锣密鼓地生了五胎之后，隔了四年六妹出生在北京。已经有四朵红花仅一片绿叶的妈妈，当然盼望再生个儿子，又是个丫头！妈妈失望之余踹了六妹一脚。爸爸说：“别踢她，十块钱买不到个洋娃娃！”爸爸指的是接生花费。六妹十分争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以特别逗人的鬼精灵神态，博得很多人喜爱。我就是最喜欢六妹的人之一。小姑娘小时候可爱的时期持续较长。好像六妹就归我负责似的，在她入学之前由我教她扳指头加数字，教她写名字。因为妈妈喜欢我的钢琴老师艾碧珈的名字，六妹就叫李珈。六妹将李字写成又细又长，珈字写成又胖又短。无论如何总是会写了。考试当天妈妈将六妹打扮得可爱极了，穿着条灯笼裤形的母鸡背带裤，胸前绣个大猫头，头上扎满了冲天小辫子，最当中还别了串小花。六妹个子矮小，谁也没有她那样玲珑剔透。当天由我带着她去新鲜胡同小学四年级教室那间考场，隔着大玻璃窗，我焦急地等待着六妹面试。也不知道是因为她听惯了“小六”，一时还不习惯大名“李珈”呢？还是因为正走神儿。老师喊她他没听到，我拼命在窗外做手势也无济于事。最后老师到座位去领她。看到是那么好玩儿的一个小东西，老师边笑边拉着她的手到自己的讲台前提问。六妹一会儿回答什么老师笑笑，一会儿将手摆到背后数自己的指头报告运算结果。发榜了，六妹当然高中啦！

七妹

七妹生在太原。因为是早产儿，爸爸在北京没及时赶到。妈妈产后打来长途电话，线路极不清楚，无法弄清关键字是男还是女，后来妈妈不耐烦赌气挂断电话。头脑灵活的外祖母马上说：“准是丫头，不然才不会生气摔电话！”知女莫若母也！幸好小七妹生在家里经济状况最好，爸爸妈妈的感情也最和谐的那段岁月里。妈妈疼爱月份不足的七妹备至，说不定七妹是妈妈孩子中最费心亲自照顾的一个。妈妈对着她喊：“安——宝娜”。我们所有兄弟姐妹都有一个安字打头的两个字小名。唯有七妹的是三个字。只可惜后面三个弟妹都改成编号，七妹是小七儿，顺序而挨进来的是小八儿。

小八弟

小八生在1945年阴历五月初二寅时，我都说过了有明确时辰的一定是男孩。出生地点是内务部街甲44号正房西南角的一间。我敢百分之百肯定，因为妈妈生小八的过程中，我也跟着瞎紧张，不停地在走廊里转悠。没多久就听到小八第一声哭声，接着佣人老吴妈跺着小脚蹬蹬蹬蹬地跑出正房，又蹬蹬蹬蹬地跑进饭厅。我在后边儿紧撵，看见她冲着外祖母就磕头。嘴里说：“老太太，给您道喜，又添了个小少爷！”

至此，妈妈胜利完成了六女二男的“生产任务”。爸爸妈妈都是O型血，我们全家人无一例外都有“急躁热情”典型的O型血性格。妈妈脸型较长，她嫁给爸爸因为爸爸也是长脸型，她不喜欢圆脸的孩子。可令她遗憾的是生了八个儿女，个个脸都是滴溜滚圆。

老姨

妈妈的小妹妹老姨是位少见的美丽女人。个子很高，估计有一米七二左右。太漂亮了就难免要求高，但可惜始终没遇到理想的对象。记得有位王墨林先生对老姨印象一直很好，但王先生已娶妻生子，婚外情是不可能被接受的，只能做朋友。有一天王墨林先生请我们全家到西单一家餐馆吃饭，凑巧那天有几位电影演员在隔壁一间请客。北京有些餐馆里分很多小单间，每间门口用块布做帘子挡住上半截。我调皮在帘子下面钻进钻出，正好钻到影星吃饭的一间，结果上官云珠看我好玩儿，送给我一张签名照片。有巧合的事发生也就将王墨林先生记住了。听妈妈说王墨林太太喜欢给人说媒。认为“保媒一百个，阎王爷给让座”。四姑的第一次婚姻就是她保成功的。老一套花样又来了，王家曾打算与妈妈腹内的孩子指腹为婚。出世后的两个当事人是大姐和王家的二少爷王佑林。后来王家去了内地，抗战胜利后又在北京重逢。王墨林夫妇又提及想让已经读辅仁大学的大姐，和正在天津读大学的王佑林婚配。老实说，谁有本事包办大姐的婚姻？妈妈婉言说让孩子们自己决定婚姻大事吧！这件事幸亏没成功，否则大姐将不是医学界名人周克敏先生的夫人。而歌坛也会少了一位新秀王靖雯小姐。王小姐是王佑林的女儿。

曾有人想给老姨和三叔撮合，三叔倒是愿意，可老姨嫌三叔太矮了，说若是一起走出去，人家还以为她“领着儿子”呢！更何况外祖母也反对说：“怎么老张家闺女嫁不出去了，都嫁给你们老李家？”最后老姨高不成低不就，不得不“老大嫁作商人妇”。况且还是没逃掉嫁给另一家姓李的。天下姓李的那么多，想躲也不容易。

老姨夫叫李子卓。比老姨年纪大很多，东北双城人，地主出身，家里挺有钱。但老姨夫从小不在家乡，而是在什么地方念书然后经商。我不知道他的来龙，但却知道他的去脉。老姨夫结过婚，前妻还留下一个儿子叫李景生，太太死后续弦娶了老姨。老姨出嫁的时候上有年老的公公和婆婆，中有一位寡嫂和一位傻大姑，下有前房留下来的儿子，我想一定也算不上多美满的姻缘。

提到老姨的傻大姑，那可是个外表十分丑陋可怕的女人。块头高大肥胖，满脸横肉，还密密麻麻都是坑，梳一根很长而且编到底的辫子。小时候因为她家境特别好，又因为她出天花落下一脸大麻子怕嫁出去受气，于是留在家里变成老姑娘。整天无所事事想嫁人，久而久之想得精神失常变成花痴。后些年有时候在西直门城门楼附近彻夜不归，最后傻乎乎变成路倒儿——北京土语指死在马路上。

无论如何老姨结婚的时候，至少老姨夫经济条件不错。婚后他们曾住过天津，老姨很喜欢大姐，还曾经接大姐到天津过暑假，婚后的老姨曾一度汽车来、汽车往，在那个年代可是少见的阔气事。婚后不太久，老姨夫到上海附近的嘉兴县当县长，老姨也陪着他去上任，当年想捐个县太爷当当大概也不太困难吧！事实上，老姨夫只是仗着祖上有钱，他本来就是公子哥儿，年轻的时候曾花天酒地享受一番，老姨夫家在北京西直门半壁街有房产，他实在不是有工作能力的料，可生活受到祖荫还过得下去。无论如何，老姨从正房的西南角那间一边儿打扮一边儿抽泣地嫁出去了。我们与老姨夫妹妹的几个孩子当小傧相，结婚照拍了一大堆，老姨真好漂亮！文革期间只有个别照片残存下来，此是后话暂不表。

至此，外祖母的三位千金都嫁出去了。妈妈三姐妹年轻时算过命，看看应验了多少。

关于妈妈内容是：“父属鸡母属虎，前生注定配得已亥夫。顺者千金不吝，逆者一毛不拔。”算得好准！

关于三姨内容是：“姻缘重配得齐眉。”这可是胡说八道！三姨倒是姻缘重配了五叔，可得到的绝非齐眉，我看得到的是倒霉还差不多。

关于老姨的内容：“烹之硬，坎之空，世上奇人。”这说的是什么，我看不懂。

另外三个姐妹共同都有一条“水年丧父”，不知道什么叫水年，外祖父死在哪一年就更不知道了。算得准吗？

抗战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了。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爸爸听到消息，脸上出现长久以来难得看见的笑容。爸爸说：“赶快告诉姥姥准备点好吃的庆祝一下！”北京的鬼子兵在执行命令，成群结队地在街上悄声行进准备撤退。街上行人或停步解恨地注视着，或窃窃私语着，禁不住战胜者的狂喜悦色。贝满女中原本就是美国教会办的学校，先生们都乐得一下子变天真了一二十岁。过了不太久，我们以激动的心情在八面槽与灯市口交界路口，夹道欢迎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汽车来临。很快的出现了好值钱的金圆券。我们每人每月可以分到一块钱金圆券零用、与法币相比真是好大好大一笔数字。只可惜好景不长，应当说短的令人来不及叹气，于是金圆券就贬啊贬啊，贬值到买零食都毛得不像钱了。

胜利后家里陆续来过爸爸一些老朋友。他们是曾去重庆内地“抗战”荣归的接收大员们。我记得的有兴安省主席吴焕章、抚顺煤矿张莘夫、外祖母的娘家堂弟孙棣坡及老姨父的妹夫、后来任中共政协委员的王家桢等等。爸爸参加地下工作的一段经历，就是由吴焕章出具证明的。很明显爸爸思想上难以平衡。过去有些人学历、资历、能力不如爸爸，但有“内地抗战”做雄厚的本钱，荣回故里，个个都是耀武扬威的功臣。爸爸苦笑着。受一家十多口人的拖累，爸爸又能做何选择？曾有一度爸爸准备随吴焕章去兴安省任个职员。兴安省是国民党当时新划分的东北九省之一。可那个时候是共产党的势力范围，吴主席空有主席头衔无法上任。张莘夫在去抚顺上任后遭惨害，国共两党相互推卸责任。最后爸爸靠舅老爷孙棣坡介绍，到东北营城子煤矿当总务处处长，总算勉强撑住过重的家庭负担。因为只是个雇员，倒也过了段安定省心的日子。妈妈曾随爸爸带着小七、小八去营城子上任，期间还参观过小丰满水电站。

小八住院

我很小就羡慕妈妈会做活儿，也很早就学会了用缝纫机。一天，妈妈带着两个最小的弟妹回北京。我用做大衣的剩料给小八弟做了一顶带两个小耳朵的帽子，大概做得还不错。小八戴上帽子毫不领情，可妈妈喜欢得不得了，对其他长辈说：“你看小琪这手有多巧！”惭愧，与妈妈相比我可差远了。毕竟我准备了另一件符合小八的心意。我为他买来一大袋很小粒的粽子糖。小八一小会儿就不怕陌生，反而不停地张开双臂，嘴里发出“哈哈”声表示要我抱。所有人，包括妈妈都十分惊讶，我每抱一圈儿就给他几小粒糖。吃得小八第二天咳嗽不止，嗓子里还“喉喉”作响。小八很有趣，每当小七歪着头有意反抗地：“嗳”一声，小八必定像跟屁虫一样也歪着头“嗳”一声。可能因为发高烧又捂了过多被子，造成小八患过一次肺炎。症状来势汹汹，小八反复抽筋休克。妈妈吓得抱紧小八嘴里绝望地喊着：“我可怜的孩子呀！”后来小八被送进北京儿童医院。儿童医院是个好医院。朱院长的公子曾患肺结核去世。天下很多事真不公平。朱院长挽救过成千上万儿童的生命，但却无法救活自己的爱子，不幸不巧发生在抗菌素发明之前不久。小八住院后经过打针、输液，很快就好转。我一直陪着小八，也不知为什么这种场合总是有我在。小八是从大腿往里输液，腿鼓个很大的胖包。当小八能用手将喝稀饭残留在嘴边的一粒米塞进嘴里，我才相信小八能活了。

爸爸生日

爸爸在东北工作的时候，我们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北京，有一年爸爸过生日，我们剪下八仙过海里的八仙图片，让爸爸做老寿星，我们八个孩子每人代表一仙向寿星祝寿。一向不大喜形于色的爸爸拿到信后，乐得到处给朋友看。谁不羡慕爸爸有这么好的儿女们？爸爸有位挚友叫周翔举，看着我们从小长大，他的儿子患有洁癖症，不与人直接接触。就连碰门轴他都戴上手套。相比之下，周翔举很为自己伤感。话说回来，爸爸虽感家庭温暖，但官场上始终不如意。也是生不逢时吧！这大概也正是后来国民党由北京撤到南京，再由南京撤到台湾，爸爸紧跟不舍的原因吧？他一定怕自己“犯老错误”。说起周翔举倒顺便提件事：我保留有大姐和我小时候与周翔举叔叔一起拍的合影，可见他与爸爸关系不薄。解放后，周翔举曾任煤炭工业部工程师，大姐和我因处于经济来源断绝的困境，受老姨唆使我们去找过周翔举，他没让我们进门，只冷冷地说：“我并不欠你爸爸的，也不欠你们家什么。”足见能雪中送炭的人真寥寥无几。

大姐

与我相聚最久，也最有共同语言的姐妹是大姐。大姐只比我大一岁半。在弟妹心中她是个挺利害的姐姐，甚至有几分怕她。而大姐和我之间不太有摩擦，她也管不到我头上来。我们从小是同班同学，但各有各的朋友互不相关。大姐的朋友都是些大家闺秀，个个千金小姐气十足。我的朋友是一群女孩子，叽叽喳喳，傻乎乎地调皮捣蛋，给人的感觉是还没长大呢！与朋友们相比，大姐的经济条件不算太好，但大姐学习成绩优秀，长得甜美漂亮，个子高、风度帅，在各方面都不输给其他人。有一度大姐的朋友们之间相互到各家拜访并留便饭。我记得有梁守庸、王蓉蓉、张美英等。有几位小姐家境十分宽裕，佣人一大堆，能做好一切准备。大姐请客那天家里好好整理了一番，像招待贵宾一样，妈妈亲自下厨准备不少拿手好菜，还亲自招呼大姐的客人们，气氛相当不错，本来一切也将圆满结束。不巧的是四妹那时身上患了湿疹，到处涂着红一块紫一块的药膏，四妹索性脱掉上衣，可照样出去玩耍。就在送客人走的节骨眼儿上，四妹风尘仆仆地逛够了回家，老远看见大姐送客人就热情扬手地大声喊：“大姐！”有多杀风景就可想而知了。

除去女朋友，大姐当时也已有男朋友，是住在我们西边不远一位叫孙以荀的青年，我们都喊他小孙。小孙是独生子，他的父亲是一家银行行长。小孙个子高高的，五官清秀端正，看上去与大姐挺配。小孙喜欢踢足球，大姐也爱看足球赛。两个人常一起出去溜冰、游泳看美国电影等等。小孙和我也相当熟，家里的长辈也知道大姐有位男友，没谁反对过。当然追大姐的男孩子不少，最有趣的是家对面男二中一位个子十分矮小叫双金良的男生，死盯住大姐不放，被他的同学嘲笑说：“追个什么劲儿呀？还没人家辫子长哪！”大姐有对梳得油光光的长辫子，每天早晨由外祖母帮她梳理。当外祖母过世后，已经读高中的大姐竟然不会用梳子！大姐和小孙恋爱谈了多年，可最后并没嫁给他。大姐婚后很多年我曾问过她为什么和小孙吹了？大姐说小孙的爸爸娶小老婆。有一天大姐突然产生一个念头：“小孙将来会不会娶小老婆？”冤哉枉哉！说不定小孙还被蒙在鼓里，莫名其妙就被甩了。

过年

大凡孩子都喜欢过年。过阴历年正值寒假期间，不用上学、有压岁钱、吃好的、穿好的，玩儿的内容也新鲜。过年能长一岁也是只有孩子才盼望的事。长大后对过年愈来愈无所谓，而现在过一年又老一岁有什么可高兴的？可能因为现今的孩子从小条件就好，并没有什么愿望需要等到过年才满足，年也就变得吸引力小了。我考高中之前妈妈答应我若是考中，会送我一瓶桔子水浓汁。发榜的当天妈妈逛街回家在大门口就听说我考中的事，立即又出去买瓶桔子浓汁给我。而过年所能分到的食品是桔子水的好多好多倍，爱吃零食的我哪里有不盼过年的道理？

从腊月二十三祭灶开始，就算拉开过年的序幕了。从厨房的南面墙上方将被熏了一年油烟气的灶王爷夫妇请下来，若说灶王爷这位“一家之主”也真不值钱，用几块灶糖贿赂一下就可以“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那干坏事的人谁来汇报给玉皇大帝？玉皇大帝怎么会不官僚？不过说真的，灶糖用小火微微熏一下，熏到表皮有一点点焦，里面稍稍变软，吃起来滋味之好就甭提了。其实灶王爷夫妇只白瞪眼看着可尝不着，其实惠的是我们。新请来的灶王爷名义上虽属连任，实际上已改朝换代了。灶王奶奶仍然是老式妇女打扮，上面盖张有剪纸花纹的红纸，往左上方折一个角，使灶王奶奶羞答答半遮面。确实每年大清扫一次、换一任灶王爷也属必要。

我家另外还供了一位弄不清是土地爷还是天地爷，暂时就算是天地爷吧！供在中间院子里，靠着东面一堵墙，旁边有扇门可通往隔壁的沈家和查家。但那扇门总是关着。天地爷的两边要挂灯笼，当中供有香火。灯笼每年都是我们自己制造。方法也很简单：将马粪纸板剪成相等的八块梯形，每块梯形的当中再与四边平行挖掉一个小梯形变成八个梯形窗，窗框用电光纸糊起来，黏上透明玻璃纸当透光窗玻璃，四个梯形在上，四个在下，拼成一朵花儿，装好上下底和装饰用的穗子，拎起来就变成立体感很强的漂亮灯笼。我相信即使在今天，我们做的灯笼也有商品价值，真是很不赖。

年前还有很多准备工作，妈妈要忙每个人穿的新衣服。外祖母要办很多年货，像鸡、肉、虾之类，都早早买好倒扣在大缸里。北京冬天室外至少是零下十多摄氏度甚至二十多度，大缸扣在室外等于天然冷冻箱。外祖母要腌大白菜准备吃火锅用。烧酱猪肉和牛肉，储备大批水果，像冰冻桔子、冰冻柿子都别有风味。以上这些都是给活人准备的。

另外，还要为死人做不少准备，像供果、祖宗牌位和照片。工作量更大的是要折叠很多金银锞。以金锞为例吧，将两张金锞纸反面相对卷成圆锥形，尖端扭一下并往下按一个坑，就作成正反面看都是金色部掺假的元宝锞。银锞作法也一样费工夫，只是不明白死人懂不懂金子比银子值钱？几年来已经绝迹几十年的金银锞纸又在大陆悄悄地有人偷着卖，好像是用带鱼的鳞做的。不过弄不好就买到假货，表面几张有银粉色，里面的是白纸。金锞纸就更难保是“足金”了。世界上钞票都会贬值，死人的票子愈来愈不值钱也在所难免吧！金锞银锞折好要放在大纸包袱中，纸包袱外面写上是烧给谁的，以免“邮递”时发生错误。因为金银锞叠起来颇费工夫，价格又较高，纸包袱中还塞进不少有钱孔的白纸，白纸松松地团成团儿，以便将包袱膨得大大的，实际上是骗骗死人，包袱体积不小，但分量不足又掺假太多。

过年要包好多饺子，年夜饭也以饺子为主，但十分丰盛，还有许多其他炒菜。我们常在包饺子的时候放颗枣儿、花生仁之类，谁吃到代表运气好。饭后就都换上新衣服、表演节目、打麻将等等。过了午夜才将一堆堆的纸包袱焚烧给过世的亲人，地点就在男二中的操场内。男二中校方大概从来想不到每年过年他们的操场是冥票交流的场所。接神前要将地板扫干净，因为接神后就不能扫，怕将财气扫出去。接神之后放鞭炮、放烟火、玩游戏、玩牌守岁。三更半夜还吃顿接神饺子，天蒙蒙亮就出去拜年了。天不亮就出门拜年本来是堂兄家的规矩，一大堆人提着灯笼，拿着手电筒浩浩荡荡去敲人家的大门，真也想得出来！记得四姑就迷迷糊糊被我们吵醒，大年下又不好意思发脾气，凭良心说，我们真够讨厌的！

向祖宗牌位或过世人的照片磕头本来也是司空见惯的形式，我从来没想过有什么对不对。可有一年，大姐突然相信基督教“不崇拜偶像”一说，坚持不向那些牌位磕头，这一造反行动，过世人倒都沉默不语，不表示任何态度，但活着的长辈们却无法接受，闹得天翻地覆。因为磕头是轮着大小来的，大姐不执行我这二姐就执行不了，结果必然造成“交通阻塞”。最后，爸爸出面向大姐做工作。爸爸循循善诱开导了半天，大姐哭着、听着、点着头，可就是不磕头。爸爸说大姐的行动要给弟妹们做榜样，说牺牲自己的意愿换取长辈们愉快值得等等。总之，实际上是爸爸对能干的大姐也不得不让三分。

值得一提的另一件事，是我们在过年前后会在当中院子的东半边地上泼满水，变成人造溜冰场。我们较大的几个孩子都会溜冰，看我来去自如十分轻松，妈妈和三姨也都很眼馋。于是在我们怂恿和周密的安全措施保护下她们上阵了。具体讲，简直像绑架不像溜冰。两边都有人紧紧搀着还不算，后面跟一个人推着把椅子，随时准备妈妈或三姨跌落在椅子上。尽管如此，尤其三姨不停地边笑边叫：“唉呀妈呀！”结果愈笑愈没力气，不停地刚站起来脚跟向前一滑又掉在椅子上。我们都是从小就学溜冰，因而基本功夫比较好。不像妈妈和三姨是“半路出家”谈何容易？大姐和我开始学溜冰，妈妈怕我们摔跤，在帽子里填入厚厚的棉垫。我小时候很爱作怪打扮自己，想穿裙子溜冰又怕冷，于是将棉旗袍卷在裙子里，溜起冰来“棉屁股”一扭一扭的。

至于给长辈们磕头拜年然后拿压岁钱，那是很普通的风气。不住在一起的三叔、五叔、六叔，都是初一上午才来拜年。有一年五叔拜年的时候说：“磕头就能拿钱真不错，钱来得容易。”妈妈当时凑趣说：“那你给我磕头，我也给你压岁钱！”没想到皮厚的五叔跪下来就朝妈妈磕头，妈妈如许诺给他“压岁钱”。哪里知道五叔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断给妈妈磕头，妈妈给他三次钱之后终于逃走了。实际上从年初一开始都是你来我往地拜年，花絮也就不太多了。过年的清规戒律外祖母懂得最多，奇怪她怎么会记得住？有各种各样的名堂忌用针线，像那天做活儿会变寡妇啦、那天做活儿会生石女啦、那天做活儿生了儿子讨不到媳妇啦等等。可能各种说道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终年忙家务的妇女想名正言顺地休息几天。

过年的时候还会有耍猴儿、耍狗、耍耗子的沿街敲小锣揽生意。若碰上，我们会将耍这些把戏的人喊到家里来表演。他嘴里唱着哼哼哈哈的调儿，指挥猴子跳到他肩膀上，将假面具换来换去，戴上帽子，翻几个筋斗，一边做动作，一边眼睛溜溜乱转看谁给他赏钱。猴子还会骑到小狗身上，小狗能听指挥跳圈儿、站立、打滚儿。小小的白耗子从洞里进进出出爬绳梯、滚圆柱子、一个个咬住尾巴等等。过年当然更少不了的是爆竹和烟火。有一年钟科长送来最最好看的礼花，每天晚上放几个，一直放到元宵节。

年景

除去家里好玩儿之外，过年的时候外面可逛的地方也特别多。像东直门外有个东岳庙，过年的几天香火很盛。东岳庙里有十八层地狱，是一间间隔开的房子，正面既没有门也没有墙。各个隔间内都是各种形状泥塑的神话人物。什么阎王爷、城隍、黑白无常、大鬼小鬼一大堆。宣传的内容本是劝人行善，否则死后可就不妙了。有的因生前爱说谎话，死后被小鬼割舌头；有的因忤逆不孝被下油锅；还有因偷窃被砍断手，其余像什么上刀山、下火海、剜掉眼睛、割掉鼻子等等恶心得很，不管动机如何，宣传的手段方式都十分低劣。解放后因为东岳庙宣传鬼怪迷信，很早就被砸光了。东岳庙在旧历年有庙会，很多摊贩。典型卖的有几样东西：一是风车，风车是用竹劈儿和花纸做成的。车中装有响笛儿，十来个风车用竹条儿扎在一起就变成很大的风车。二是一米多长的一串串糖葫芦，顶部插着彩色小旗子。葫芦外面用糖稀摸成白色，白里透红十分好看。三十挂拉枣儿，那是一种很大的枣子，已经将枣核儿取出来留下一个洞，用长绳穿成串儿。那种挂拉枣又酥又脆，味道独特。请闭眼想象一下：坐在洋车里，脖子上挂着几串挂拉枣，一手捏着长得颤悠悠的大糖葫芦，上面飘着抖动的小旗子，另一只手举着迎风不断哗玲玲玲响的风车，那种节日的乡土气该多有趣味！

节日里也去逛过白云观，记得白云观一进门有个一人深的大坑，坑的面积很大，估计至少有六十平方米。坑当中坐个老道，四面八方都是长布条，也许那些制作考究的布条和符命有关？总之布条晃动的时候老道会忽隐忽现，游客用硬币往布条组成的帘子上打，若是正好打在两个布条的缝隙里就有可能碰上老道。大概就吉利吧！总之老道坐在里面纹风儿不动，而坑里地上到处都是击不中的钱，恐怕是白云观很大一笔收入呢！

东城有个隆福寺，逢过年也有庙会，摊贩很多，还有不少旧书摊儿，我在书摊儿上翻看武侠小说。有时候还有艺人拦住一块地盘就表演。观众愿意可以给赏钱，不愿意给钱只站脚助威也很受欢迎。有一次摔跤表演真是太精彩了，事实上参加摔跤的本来就只有一个人，他弯着腰，腰上有两个道具假脑袋紧紧贴在一起，假的四只手膀子相互揪扭着。表演人用两只手臂代替一个摔跤人的双腿。看上去是两个半截高的矮人死拉活缠摔得难解难分，蹒蹒跚跚退退进进互不相让，表演得十分逼真，可又很像两个玩偶在打斗。

有一个年初二我们去逛厂甸儿，这个名字我可能写得不对，但发生在厂甸儿的伤心事使我无法忘记。厂甸儿里有许多地摊儿，记得是以卖东西为主，我也不知道什么鬼使神差那天会去逛，总之，我口袋里鼓鼓囊囊装满的压岁钱，回家的时候已经一文不剩了。也不知道是看武打、顶坛子，还是叠罗汉的时候被人摸走了。我真后悔带那么大一笔财产去逛可恨的厂甸儿。

有一年爸爸妈妈带着我和敖弟去参观雍和宫。不知道为什么当时认为雍和宫是喇嘛寺，其实并不正确，雍和宫只是佛教的另一支脉。雍和宫里有个七丈二尺高的佛像，这还不算埋在地下的部分，是由一根整木材雕成的。因为佛像太高，在室内即使退到墙根儿也看不全它的脸。另外每逢过年，寺院里的憎侣用各种颜色的细粉，耐心洒成寺院的立体结构模型，我已忘记是派什么用处，只记得工程浩大而且细腻。那天给我印象最深的事是去看欢喜佛。本来欢喜佛是不对外开放的，除非额外付钱，导游僧带我们到楼梯口，上楼之前忽然小声问爸爸：“小姐是不是也上去？”爸爸看我一眼回答说：“没关系。”我当时真好好奇。为什么要怀疑我不能看？为什么不怀疑更小的敖弟？正因为好奇，上楼后我反而仔仔细细多看几眼，令我失望的是，什么破绽也没看出来。试想封建保守色彩浓厚的中国，又是寺院中的佛像，即使内容露骨一些又会到什么程度呢？与很多现代艺术、雕像、画报、照片内容相比，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说不定也只是化缘的办法之一而已。

一旦过了正月十五，外祖母就会宣布说：“年也过完了，节也过完了，收收心好干活儿了。”最后二月初二龙抬头再打一次牙祭，旧历年就彻底结束了。

奶奶去世

奶奶婚后几十年一直在怀孕生孩子。最年长的大爷和最年幼的老姑相差三十二岁。差了整整一代人。奶奶生了六儿六女之后还是没空手，带着个子宫癌去世。患病期间奶奶虽能忍痛沉默不语，但显而易见是在活受罪。不但卧床不起骨瘦如柴，而且生褥疮，自己也没有能力排便。老姑每天戴上口罩为奶奶解决便秘的痛苦，人人都说奶奶的老姑娘很孝顺。难熬的日子拖了很长时间。爷爷也常拄着拐棍儿走到奶奶房间门口问一句：“你中不中？”终于有一天奶奶不再能说话，左边面颊不断地抽动，后来嘴也歪了，半边脸愈肿愈大，眼睛痛苦地直视着直到咽气。从奶奶病情恶化开始，我差不多一直陪在她身边。一方面我很喜欢和善的奶奶，另一方面也想陪陪老姑。老姑对我说：“不用害怕，只要是亲人，无论生病或去世看了都不会怕。”本来除去奶奶最后面部抽搐留给我的印象很揪心之外，对于奶奶死去我并不害怕，问题是丧事的发展让我吓破了胆。

奶奶去世是在晚上，爸爸让我到隔两条马路的干面胡同通知五叔。等我回家之后看到奶奶已被穿戴就绪，停尸在爷爷房间的走廊里。那是个挺可怕的镜头，身材瘦小的奶奶上身穿九件长长短短的袍子，下身套七条裤子，数字是规定的并有什么讲究吧！脚下穿一双崭新的方头绣有花纹图案的鞋，头被卡在一个硬枕头里。寿衣寿材都是早已准备好的。最外面一件寿衣是个大红长袍，好大好大，至少能装进去五六个奶奶。上面绣满了色彩反差极大的花卉，下摆部分则是太阳、云层、海水之类的彩色刺绣。相信那件绣袍价格一定十分昂贵。奶奶的脸用一块白色方布盖着。头顶有一个容器当中插三根筷子粗细的棒头，顶部黏一大团棉花球，大概算是引路灯。我开始感到恐怖，停在那里的是具僵硬的尸体，与和蔼的奶奶完全联系不起来。随后全家都穿上孝袍，在忙乱中接待前来祭吊的亲眷与朋友。然后将奶奶入殓送到庙里准备办佛事，我眼前看不到令人生畏的场面，恐惧的心也就逐渐安定下来。万没想到奶奶过世的第七天，不知道谁出馊主意说：“死人七天要回望乡台。”于是在奶奶的床上放一张小矮桌子，上面放盆洗脸水、梳子、镜子、爱吃的点心。床上还撒些沙子想留下奶奶的脚印。当晚将奶奶房间的窗门大开，我整夜睁圆双眼不敢睡眠，一直困扰地想：奶奶是如何从棺材里爬出来呢？是走进门还是飘进窗？是平时的样子还是半边脸肿着？是否穿那件可怕的红袍子？会不会也来看看我，奶奶是人还是鬼？小时候看京戏《济公传》，其中关于阴阳两界、关于无常鬼魂、关于死而复生等等可怕的传说，都忽真忽假涌现在我眼前，总之，我完了。事后几个月，我路走到一半会突然下决心仗胆子，回头看看有没有鬼影子跟着？常为自己规定若是靠左边走，晚上就不会做怕梦。走两步想想不对会退回去重走，整天神魂颠倒。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上海人另有说法叫“运来推不开，倒霉一齐来”，看来都有几分道理。

爷爷紧跟

奶奶过世整整一百天，爷爷突然一反常态，不再大声哎哟喊疼了，而且清醒地宣布他快要死了。为了判断爷爷预言将死是真有先见之明？还是诈死吓唬人？特别从北房请来经历丰富的外祖母前去看望爷爷，外祖母有把握地说：“不行了，抬头纹都开了！”但爷爷保持冷静清醒，亲自指挥爸爸妈妈在哪里能找到他的寿衣，还声明箱子没有上锁。那天晚上我和小六妹睡在正房西南角，也就是外祖母过去常住的那间住房。睡梦中被爸爸妈妈搬动箱子找东西的声音吵醒。我听到妈妈说：“好像不能用带子，会带儿带女。”等爸爸走出房门，我问妈妈发生了什么事？妈妈只简单地说：“你爷爷要死了！”然后匆匆出房门。这一惊可非同小可，头马上胀得好大，我想：“倒霉事又来了？”并且吓得立即跳起来穿衣服，同时拼命摇动身边的小六。我问小六：“爷爷要死了，你害不害怕？”她糊里糊涂说“不害怕”，打算接着睡，我不由分说将她拎起来，帮她穿衣服，一边说：“不害怕也得起来！”小六还是个孩子，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小六醒着能给我壮胆。

我吓丢了魂儿

妈妈看到我魂儿又没了，就派佣人小孟妈陪我去干面胡同给五叔送信儿，妈妈是为了不想让我看到爷爷临终的场面再受刺激。街上静悄悄，小孟妈走在我身旁。她个子十分矮小才被以“小孟”称呼，实际上是位梳髻的小脚老太婆。我看着我们两个人地上的影子，月亮从头顶照下来，她地上的影子变得更加矮小，又是小脚，走起路来影子一蹿一跳的；而昏暗的路灯又给她照个影子又长又大，上上下下一伸一展的，我不敢侧过头看她，心里打鼓认为她准是鬼！好不容易盼到五叔家，本以为五叔能和我一起回内务部街，谁知五叔隔着大门说：“你先回去吧！我就来。”我只好硬着头皮伴着鬼怪影子往回走。拐进内务部街东口就听见哭声。爷爷已经死了。

最了解我的妈妈让我不要去看已过世的爷爷，分给我一个任务就是在北房看着猫和狗。当时住北房的外祖母正忙于帮助料理爷爷的后事。猫和狗所以被关起来，是因为传说这些小动物若是从死人身上跳过，死人会“诈尸”。猫狗都习惯于夜间安静，突然被关起来还不算，门外面哭声惊天动地，小动物如何不慌？陪着我的狗大声狂叫，猫则抓窗挠门想冲出去。居然有浑人说死人遇上小动物跳过，会产生静电而跳起来！居然我笨得信以为真！我真慌了手脚，真怕爷爷会穿着寿衣蹦来蹦去！

庸人自扰的麻烦事并未到此结束。爷爷死后大约是七期在庙里放焰口。和尚们穿戴很正规，像唐僧的服装差不多的“礼服”，排着队边走边唱，领唱是位职位高的大和尚，其余人只是伴唱。其中有个仪式是大和尚将撕成小块的馒头扔上扬下地撒了满地，说是喂给路边的饿鬼，以便超度亡人。我们什么都看不见，可和尚慧眼四面八方一定看到不少饿鬼，否则也用不着浪费那么多粮食。我当时就想，那么多饿鬼，说不定我也撞到几个。当天晚上回家，忘记又是谁发表谬论，说是人死前灵魂漂泊不定，不知该何去何从，一定要有人开开大门，死人的魂儿才会跟着出去。大家回忆分析了半天，一致认为：“爷爷和奶奶的魂儿都是在我给五叔送信儿的时候，跟着我溜出大门的！”不知道今天的法律是否进步到可以制裁捏造耸人听闻妖言惑众的人，我认为该判他们重罪！为了那些混账废话，我所付出的精神折磨代价是无法衡量的。什么叫两个“魂儿”跟着我？我自己都魂不附体了，还顾得上别人的魂儿何去何从？天一黑我就紧紧跟在妈妈背后寸步不敢离开。已有众多弟妹的我，晚上要和妈妈睡在一张床上，不能关灯，偏偏日伪时期经常停电，半夜只要一断电，我马上会像弹簧一样跳起来点蜡烛。我眼前的世界在短短几个月变得光怪陆离，荆天棘地。只要单独一个在黑暗中，哪怕只有几秒钟，也会毛骨悚然魂飞魄散。有害怕经历的人才懂得那是一种精神煎熬。我彻底垮了！

住校

后来爸爸说：“让安琪去住校吧！换个环境也许能好，不然这个孩子会吓死！”即使住校也得有人陪着，这次轮到大姐陪我住进贝满女中高中部宿舍。我的怕鬼症渐渐有好转，只是我又离不开大姐了，晚上她到哪里我跟到哪里。住校的伙食是比较差的。实际上住校生多数是来自北京靠近郊区或农村的女孩儿，有钱人家的小姐们多半儿住得近，靠自行车走读上学。我们吃不惯学校的伙食，每周回家要大吃几顿。星期一再返校的时候，外祖母总是给我们炒很多爱吃的菜带着。每趟都有大头菜炒鸡蛋肉丝。里面放大量荤的，为了放得住不得不炒咸一些。有一次大姐吃得过咸咳嗽不止，要请假回家住几天治病。住校生不是周末是不准随便回家住的，大姐被舍监批准后我也要求一同回去，理由当然是“我害怕”。舍监问我：“你怕什么？”我直言不讳“怕鬼”。她又问我：“怕不怕死？”我否定。舍监风趣地教我说：“那好办！鬼来了你就跟他打，顶多他把你打死，死了你也变成鬼就不害怕了。”爸爸的办法非常有效，我疑神疑鬼的毛病终于治好了。但是直到今天，我还是不敢参加追悼会，怕看见死人，也怕棺材。我从小就下决心死后绝不睡棺材，总担心睡在里面若是活过来可怎么办？

轮到外祖母

爷爷奶奶过世后，我们的祖辈只剩下外祖母。外祖母身高一米五七左右，而体重七十五公斤，非常非常胖，有一张照片我们几个孩子围在外祖母大肚皮的四周，就像围一棵千年古树一样，坐在洋车里真是将车填得扑扑满！有时候拉洋车的会抱怨她太富态，说她一个顶两个，要求给双倍的钱。最意想不到的是外祖母死于肝硬化，死前因腹水人更“胖”得邪乎。若不是当初在爷爷去世的时候，不知道哪个有预见性的人建议将爷爷与外祖母的寿材掉个包，外祖母真可能到死也无法在棺材里瞑目了。

外祖母重病期间曾一度单独住在客厅东头套间。套间内有一只大衣柜，是妈妈结婚时的陪嫁。木材质量非常好，柜门上有个洞，是在吉林老宅的时候土匪抢劫时用枪打的弹孔。大柜由吉林千里迢迢运到北京。柜子右半边是穿衣镜。有一天我在客厅做功课，忽然看见镜子里的外祖母紧张而吃力地向我招手。我赶快进套间搀扶她起来，外祖母说她“上不来气”，还说我“救了她一命”。从那个时候开始直到她去世，对我特别好，相反地反而冷淡三妹。想是因为她心疼三妹年纪尚小，怕她经不起死别的思念和痛苦吧！大约1948年年中，外祖母病危。我们很多人在北房守在她的病床旁边。我忽然触到外祖母的脚冰冷，立即问三姨是怎么回事？三姨感到异常不妙，就连喊两声“妈”。神志恍惚的外祖母也忽然喊两声“妈”，就好像她去世前看到自己的母亲。

又是死人！又是棺材！后两年内务部街甲44号竟变成风流云散、风水失灵的住处。外祖母的寿材停在北房与正房之间的院子里，除去放进去一些金银首饰之外，棺材里还放两副外祖母生前喜欢并且使用的麻将牌。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入殓，其他所有有空缺的地方都塞进去很多小包，塞得非常扎实，以便将外祖母挤住不致晃动。想必其中包的是防腐剂或干燥剂吧？最后盖上棺盖钉入木楔子，同时让我们大声喊：“姥姥躲钉，向东躲；姥姥躲钉，向西躲！”其实往哪里躲啊？棺材里挤得水泄不通，即使是位活着的棒小伙子也动弹不得，何况是位死去的胖老太太！

铺张的丧事

外祖母的丧事办得比爷爷奶奶都风光。出殡的时候用了一百二十八人抬杠。就连棺材罩都是专门订绣的。外祖母只生三个女儿，照理该由长女生的长子李敖在灵枢前打幡儿。但是大爷大娘教唆敖弟别管，理由是：“你姓李，又不姓张！”敖弟不知该听谁的。大姐生气地说：“臭小子！有什么了不起？”于是大姐为外祖母打幡儿完成出殡大礼。外祖母死于热天，没过几天尸体腐烂腹水从棺材的一角微微往下渗漏，很臭很臭。因为做佛事我们都守在棺材旁边。敖弟不知道怎么想起来，用手蘸一点点臭水，再用舌头舔尝一下什么味道！可怕可怕好恶心，难怪大姐要骂他：“臭小子！”

外祖母的丧事办得铺张还不仅仅反映在出殡的阵式上。在庙里做佛事的时候，还扎了很多适用于阴间的纸人、纸马陪葬。因为外祖母实在爱打牌，居然还别出心裁扎了一个麻将桌，尺寸和真的一样大小，上面摆着全副纸麻将。每张都活龙活现印上中发白、饼条万，一点儿都不含糊。桌旁有三把椅子，坐着三位纸太太。第四把椅子无疑是外祖母的宝座。那天三婶到庙里参加吊唁，刚进庙门就碰见五叔，五叔一本正经地对她说：“三嫂，快点儿，三缺一！”三婶目瞪口呆，惊疑为什么在庙里开起牌局来了？足见五叔多么没大没小没正经！更稀奇的是外祖母有座阴宅，门牌是地府十号。阴宅的大小虽然不是按真比例，但至少活人能进进出出。阴宅实在太罕见，引人注目，招来不少人看热闹。甚至有一个美国人也闻风赶至，估计那个美国人是个记者，背个大相机前来采访难得一见的场面。他拍了阴宅、纸人、麻将桌以及花花绿绿的车轿之类，并让我们这些穿孝袍的小辈们站一大排拍照。几天后，他带着印好的照片如约来访问我家，附带送我一个节拍器。那批珍贵的照片本来在大姐手中，文革期间作为四旧销毁了。

我用大量篇幅描述三位祖辈过世，是因为那个年代，那种荒唐事，真的绝迹了。事实上，我也只写下梗概而已。三位老人死后都葬在盛产水蜜桃的东北义园，而且都是邻居，解放后曾通知我们迁坟，往哪里迁？谁有钱去迁？死人也同样不知去向了。四位祖辈的棺材没一个睡得安稳的！

散了

随着外祖母去世，家里就好像树倒猢狲散般地逐渐散开了。倒不是因为外祖母的死起那么大作用，而是受局势变化的影响。开始爸爸妈妈带着大姐及敖弟以下的弟妹们搬到西城麻状元胡同。麻状元胡同是四合院，本来是爸爸买的。可能迫于经济状况不佳，正房让给舅老爷孙棣坡住，我家住前院北房。我们上学太远，住处又太挤，于是我和三妹、四妹住进贝满初中部一间宿舍。时间并不太久，形势又急转直下，国民党节节撤退到了南京，全家决定迁居上海。爸爸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有长江一江之隔，退到上海也就“保险”了。爸爸是一个人先南下的，走前变卖了麻状元胡同的房子做盘缠，剩下的少量余款又在西城什么地方买了座小房子，同时买房的还有五叔和大娘的妹夫李德林，三所房子的形状结构都相同。那年大姐刚刚考进辅仁大学医预系，考大学在当年很不容易，大姐又是个既能自立又有主见的人，她不愿放弃学业去上海。我正读高中三年级，爸爸妈妈替我权衡轻重，认为我应当跟着大姐留在北京，等高中毕业后再去上海不迟。但作为我本人根本不想留在北京，更具体说我很依恋妈妈。虽然也知道决定的事我无能力更改，但还是抱着侥幸的心理向妈妈提了我想走的愿望。妈妈非常不满意我，她说：“你一定要走也随便你，到上海高中毕不了业我可不管！”明显妈妈不同意。我哭红了眼睛回到学校，碰到教物理的孙念台先生，他注意到一向嘻嘻哈哈的我心事重重，就关心地问明情况。孙先生笑笑说：“这有什么可伤心的，到哪里不一样听炮声啊？”我就这样被留在北京。

敖弟由北京到天津之后，准备从天津乘船去上海，在天津等船的时候，他想起来要带留在北京的几本书，于是又回到北京取书。大姐一见他就责备他不该那么冒失，船万一开了怎么办？姐弟俩谈得不愉快争执起来，敖弟气忿地骂大姐：“一辈子也嫁不出去！”就算报了被骂“臭小子”之仇吧！比分：一比一平。

家刚刚到上海的时候，尽管信件很不通畅，但还是接到过两封家信。知道家住在上海虹口区长阳路月华坊52号。爸爸信上说想不到南下花费如此巨大，所有积蓄几乎变卖一空。让大姐托五叔帮助卖掉西城那所小房子，换到的黄金于暑假期间带回上海。另外，妈妈写了封信给五叔，恳切动人地拜托他照顾我们离家的两姐妹。

解放前夕

接着北京郊外炮响连天，留在学校中的同学已寥寥无几。因为是女校，格外没有安全感。校方尽最大努力，保护因无家可归或因离家太远而留校的同学。我已是最高班的学生，也是先生们依靠的对象。校方十分担忧在动荡不定谁也顾不上谁的时刻，对女学生造成威胁，也担心拉锯战争会使学校断粮断水。于是校方组织高班同学自救和保护低班同学，第一件事就是储备粮食。我们这些从小肩不会挑、手不能提的小姐们，也不得不在脖子上扛整袋面粉，步履蹒跚地从高中部走半里多路，送到初中部的女厕所里藏起来。老实说其他人帮助将面粉袋往我脖子上一放，我眼前就一阵发黑，真是好重啊！但还是咬着牙运第二袋、第三袋，人要生存的勇气也是惊人的。好几次听到小道传闻说解放军在某时某刻要总攻城，只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先生带我们预先躲在地下室。我们披着棉被，身边放着凉水和干窝头，先生紧张地看着手表向大家宣布倒数计时的结果。有时候真希望谣传是真的，那么一阵惊天动地的炮响之后，就不必一直提心吊胆了。实际上，我们当时也都是孩子，只要稍有喘息的机会就忘不掉做猜字游戏、忘不掉调皮。那段日子已经不上课，每天将同学召集起来也只是谈谈注意事项，碰上着火该往哪里跑、碰上抢劫该怎么对付。剩下的时间就只剩盼吃饭了。吃饭是八个同学一桌，每顿主食差不多都是棒子面窝窝头，副食也只是很简单的小菜，以咸菜为主，数量也不大够。我们同桌有位同学是基督徒，每逢吃饭她要先闭上眼睛祷告谢饭。我们其他七个同学趁她祈祷赶快往自己碗里拨菜，只给她留一点点。她的谦让只换来我们的老实不客气，最后她想出对策，改成先抢菜在自己碗里，然后再祷告谢饭。

1948年下半年，傅作义宣布投诚，北平和平解放，我们与上海的家断了联系，待到1949年初上海也解放，我们无论如何还是与家联系不上。至少有一两个月之后，老姨夫的妹妹王家桢太太给她女儿写信的时候，顺便提及我们全家八口，加上佣人老吴妈都已去台湾，从此，我们真正变成无家可归了。

受骗

五叔确实依爸爸嘱托将西城那所小房子卖了，加上他与李德林一共三套房子一起卖的，但五叔说：“国民党撤退仓促留下很多房子，房价很不值钱。三套房子总共只收回相当于一套的本钱。”又说：“被人骗了，房子本来就属于共产党的！”总之，爸爸去台湾了，李德林被捕入狱了，五叔将卖的所有钱吞为己有。他满口答应替我付燕京大学的学费，也只兑现了一年。至于每个月需付的饭费经常无着落，五叔像躲债主一样设法躲着我，我住在燕京没钱乘校车进城，五叔实在躲不过会答应我说：“他已经托几点钟的校车司机将饭费带给我了。”我到校门口傻等，校车来了，司机下车了，钱呢？司机嘲笑说：“哪儿有那个好事，有人带钱给你？”我委屈难堪极了。这就是答应妈妈照顾我们的亲叔父！旧历年的三十晚上，我一个在学校宿舍望着同学们的空床好伤心啊！最后，再顾面子也没有用，我撑不下去了，同学看得出我的拮据处境，为我申请了人民助学金，大姐转学到公立的北京医学院，也免交学费饭费。我们靠助学金完成了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

信断了到重逢

家里到台湾不久，通过同学王遵侨和李慈，找到三妹的台湾地址。王遵侨是王克敏的小女儿，也曾是我很知己的小朋友。贝满女中有一种风气，喜欢高年级和低年级的同学交朋友，本来是像大姐小妹一样，但其他同学会瞎起哄，见面时拉拉扯扯将两个人挤在一起，还真会不好意思。有位同学开玩笑说王遵侨与我好得像对“小情人”，后来我们之间真以“小情人”彼此称呼。北京解放前王遵侨迁居香港九龙，并为我转过几封信，因而得知初到台湾的家也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爸爸在台中一中任教十分劳累，佣人老吴妈不喜欢台湾常发脾气，妈妈患恶性疟疾差点儿没送命，小六因营养不良得肺结核等等。转了两三封信之后，王遵侨全家又搬回上海。李慈地址改变，形势又迅速变化，我们与家断了联系。从1949年年底到1977年年中杳无消息二十九年。“生离死别”四个字不是形容词，而是严酷的事实！二十九年后见到从美国去大陆寻亲的三妹，当时我正因工烧伤，死里逃生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三十三年后见到去北京访问的四妹。三十六年后与妈妈在香港重逢，敖弟还为此写了一篇感人的文章《乱世母女泪》。四十三年后在美国见到六妹和七妹。四十四年后与敖弟、八弟在台湾重聚。那也是在各奔东西南北四十四年之后，妈妈与八个儿女外加两位女婿的第一次大团圆。

我像报流水账一样匆匆回忆了30年代初到40年代末发生在我周围的事情梗概。基本上讲到北京解放为止。孩子们听故事常爱问：“后来呢？”时间不多了，我将离开台湾，况且我也下意识地不想写“后来”。后来牵扯到的多半是运动、是政治，我们随波逐流沉沉浮浮，事情发生很多很多，但不属于个人。或者说属于个人的，几句话就能概括：“大姐和我家庭都很幸福，和丈夫感情好，有让我们满意的儿孙辈。生活安定，知足者常乐。”

后来呢？

若讲“后来”倒不妨追踪一下我们的亲眷们，无论下场好或坏，反正这些都是客观事实。

大爷家

大爷大娘都很长寿，大爷活到八十九岁因心血管病去世。老夫妻曾在东北吉林老宅与儿子李纯仁同住。确切说与李纯仁的大女儿同住。那个长孙女是他们带大的，李纯仁不喜欢大女儿，与父母亲也合不来。李纯仁熬年头熬到大学教授职称，大嫂生了一大堆孩子。李纯仁喝大酒，经常酗酒闹事、打老婆，哪里应该是有文化的大学教授所为？后来大爷大娘受不了儿子的坏品行，搬到北京与女儿素馨同住，直到寿终正寝。李纯仁夫妇都去世早，心术不正，也不是长寿之辈。

素馨大姐高中毕业之后在一个小学教书，后来嫁给王文俊，姐夫曾是北京市政工程设计院一位专家。大姐退休后学写生，参加过中小学老师的画展并得过奖，不少人知道她是位画家。老夫妇带着孙女过退休安详的日子。有两个儿子，都很有出息。

大娘的妹妹嫁给李德林。李德林说一口好日文，还帮日本鬼子干过事，解放后作为汉奸被捕劳动改造。她的太太倒是挺能干好强，居然单枪匹马地将儿女培养到大学毕业。其中包括我们从小常一起玩耍的大连。大连大名叫李雪航，曾经热恋并追求过三叔的女儿小颖，但始终属于“剃头挑子一头热”。这是句北京土话，十分形象有趣：过去北京有些以剃头谋生的低挡理发师，行业方法是挑着一个担子走街串巷。一边挑的是剃头用具；另一边挑个小火炉，上面放脸盆，准备随时被叫住烧热水可以马上开业。兜生意的时候一只手摄着一个大金属钳子，另一只手拿根金属棒儿从钳子口硬往外拉挤，钳子口因受压震动发出持续长、频率又高的“嗡嗯嗯……”声。那种颤声说明剃头的来了，是一种大众认可的吆喝方式。顺便提一句，我这次来台北，发现台湾说的国语和北京人讲的普通话差距真是很大了。虽然能听懂能交流，可是调门儿、吐字、声韵都像非出一辙。糟的是还都认为自己“正宗”。常常有人问我：“你是从哪里来的？”北京有许多方言笑话，我甚至疑惑在台湾长大的年轻人能否听得懂它的幽默所在。举个例子：说有个洋拉车的，整天包月接送一位话剧演员去剧场演出。等着散场的工夫常蹭进去扫听两句台词儿。特别喜欢演员向位小姐求婚的那段话：“小姐，你长得真美丽，每逢见到你，我的魂灵就像飞到九霄云外！”久而久之，拉洋车的也把这段词儿记住了，心里那个羡慕啊就甭提了。凑巧有一天演员嗓子哑了不能出场，很担心观众会退票。拉洋车的自告奋勇说他能顶替出场。演员无奈只好将西装借给他，拉车的为了有机会过演员瘾十分高兴，打扮妥帖，雇了辆洋车去剧场。一路上坐在车里，又穿得笔挺好不神气！谁知刚到剧场门口还没来得及下车，就被另一位拉车同行认出来，惊讶地问他：“哥们儿，今儿个怎么没出车呀？”他一肚子气冲进剧场，跳上舞台，忽然看见台下黑压压的观众不免怯场，慌里慌张忘了台词儿，只大约记得是求婚内容，于是对小姐大声说：“嘿，妞儿！你长得真逗！我一见你呀我的魂儿就颠儿了！”对不起，我又扯远了。言归正传再谈李德林，当他太太千辛万苦将儿女拉拔成人的时候，李德林刑满释放。只是出狱不久就因病逝世，李雪航的下落不详。

三叔家

三叔跟着六叔同舟共济同荣同辱地折腾了好多年，当然三叔始终是配角。解放后三叔三婶都在吉林一所大学任教。“文革”初期六叔曾写信与三叔联系。三叔回信颠三倒四，内容是什么“我有罪，我该死，我向人民赎罪”之类的烂调，让人摸不着头脑。后来听说三叔被红卫兵折磨致死，而带头人是他的儿子小辛。我们与三婶及两个堂弟妹没有联系。

五叔家

五叔解放前曾在男二中教物理。我在大学的时候跳舞会上，遇见一位外号叫“大锣”的同学，他是男二中毕业的。提起李华生是我叔叔，大锣脱口说：“你叔叔？这个人可耻！”说过以后他为失言道歉，但我想他说的是真心话也是实情。解放初五叔曾在一个贸易部门当采购。“三反五反”的时候他有贪污行为，然而运动一开始五叔就冒充积极、冒充无辜嫁祸于人。案情并不算很重，只是态度十分恶劣。最后被判去天津劳动改造。在被逮捕的时候五叔对三姨说：“三姐！有件事对不起你，你的首饰我都已换成假的了！”后来三姨在一个建筑工地当清洁工人，表现极好，任劳任怨，和气勤快，工人们换下来的脏衣服臭袜子，本来在她职责范围之外，但她看见也照洗不误，带动整个工地文明卫生，三姨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三姨退休之前，在北京幸福大街幸福大楼分到一套两间的单元工房。房间虽然不大但整齐干净。妈妈当年陪嫁的那个带子弹洞的大柜也摆在三姨家。实际上是被三姨和五叔赖去的。墙上挂着原本属于妈妈的艺术画儿，还挂着三姨五叔的结婚照。其实早在一二十年前两个人吵打过程中，就将可纪念的照片撕得精光。后来还是在我的珍藏品中发现仅存的一张他们的结婚纪念照，于是被五叔要走。总之，退休后三姨有过一段短暂安定的生活。她帮助儿子带孙女斌斌。五叔服刑期满仍留在天津劳改监狱做劳改犯的文化教员，每个周末回家。头脑活络的五叔给人的印象是：嘴里说得好听，实际行动跟不上。五叔说让他在监狱中留用，也许是并不放心他回到社会，也是一举两得的做法。五叔倒挺有自知之明的！“文革”期间监狱不介入运动。恐怕也是既有防范又有保护的双重用意吧？最后五叔死在天津。小华参加了丧礼，对五叔的评价还不错。

三姨共生过三个孩子，与前夫徐国才生的迪生在东北当个小科长，开始去找三姨还人模人样，再多露面儿可就展现了原形，每趟赴京都要从三姨那里挖点钱走，最后三姨陷入困境也就不再来往。与五叔生的小铭嫁的丈夫也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生，夫妻俩都在山西大同教书。三姨去过大同，嫌女婿小气合不来，再回到北京与儿子同住。小华的第一个太太小赵生了一女一儿。婆媳之间总吵架，小华的立场倒是帮三姨，只是三姨常常被牵扯到烦恼中去。五叔去世后，三姨的处境愈来愈可怜。四妹离开三十三年之后再回北京，我们曾一起去看望三姨，三姨当时已骨瘦如柴，在我们面前重犯羊痫风，明显生活十分不如意。一年后我又去过北京，碰上三姨头部刚刚受伤不久，妈妈那个大柜玻璃也碎了，说是因为小华太太与三姨厮打，将三姨的头撞在衣镜上所致。最后小华与小赵离婚，斌斌归小华，儿子由小赵带走。妈妈1987年在北京看到的是小华的第二个太太。其实三姨在小华家从来不白住，首先房子是三姨的，况且退休前几年，三姨的退休工资一直高于儿子或媳妇的收入。但是有一次大姐去北京出差看望三姨，没想到三姨穿的破鞋大脚趾都从脚底下面露出来。大姐大为不满，认为小华虐待母亲，马上拿钱让斌斌给奶奶买鞋穿。从那个时候起，大姐过去逢年过节给三姨寄的少量零用钱停止。因为大姐认为反正三姨拿不到，白白便宜了小华。晚年的三姨邋里邋遢，瘦骨嶙峋，捉襟见肘，颤颤巍巍的样子，绝对没有幸福可言。三姨在苦难中走完一生。

六叔家

再谈六叔。从我有记忆起，六叔就是个忽隐忽现、神出鬼没的人物。听妈妈说我一岁在吉林的时候，六叔常抱着我，还哼歌给我听。六叔十六岁之前本来住在吉林，爸爸为了让五叔、六叔念书，寄钱给大爷。但大爷大娘不肯善待两个小弟弟，而让他们去做学徒。两个兄弟假期去哈尔滨，也不知道什么机遇，六叔十六岁就由哈尔滨去了苏联。三年后六叔回国已是一表人才，我们当时住在内务部街甲8号，与六叔偶有往来。很多年后才听说六叔回国后从事地下工作，与苏共单线联系。他二十一岁时第二次去苏联，不久回国住在上海继续搞地下工作。在舞厅结识了六婶并且结了婚，六婶叫严伟霞，浙江余姚人，比六叔大几岁。对六叔有许多神话般的传说，我并不知真伪。只知道他曾经与助手三叔一起正当与苏共接头联络的时候，当场被日本鬼子逮捕。与人本人是否有妥协或勾结？是否出卖过苏共？我都无从了解。尤其后来苏共政权一再改变直至解体，六叔的事恐怕早已变成一笔糊涂账。六叔精明能干，对我们小辈更是守口如瓶，我们几个较大的孩子，充其量也不过了解一些生活琐事而已。至于有关气节的大事，传到我们耳中的六叔让人难以置信地是位“英雄”，而没有出卖活动。

六叔获释后公开与我家来往。我们当时已搬到内务部街甲44号。六叔经济条件相当不错，住在北城下洼子胡同，时常还接奶奶去住一阵子。我去过六叔家两次，第一次是和大姐一起去看六叔放风筝。放一个很长很大的蜈蚣。六叔拉着风筝线带跑一段路，蜈蚣飘飘摇摇神气极了。只可惜那天大概连半级风也没有，六叔还开玩笑地说大姐和我当中一定有一个是鸡会吃蜈蚣，因而它飞不起来。第二次去六叔家是参加他娶小老婆的婚礼那天，娶的是他的小姨子，六婶的小妹妹，我们叫她老婶。六叔不但聪明而且多才多艺，会弹电吉他，会跳踢踏舞，写一笔好毛笔字，讲一口流利的俄文，另外英文和日文也都不错。但对他娶小老婆，长辈们议论纷纷不以为然。甚至认为他的才华就葬送在两个老婆手里了。六婶很年轻就在上海当舞女，六叔为了掩护自己的身份，常出没于舞厅并结识了六婶。婚后六婶生了女儿悠悠和儿子小杰。我初看到这对堂弟妹非常喜欢。两个孩子都是乌黑的大眼睛骨碌碌转，样子十分聪明可爱。婚礼当天就由两个孩子当小傧相。六婶强笑着一再声明说：因为六叔人品好靠得住，将小妹妹也嫁给六叔是她父母的愿望。但长辈们窃窃议论说老婶结婚时已身怀六甲，六叔和她是“奉儿女之命”结婚的！看来无风不起浪，老婶确实结婚不到半年就生了女儿小玥。本来事情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想到六叔道貌岸然地指责别人生活不检，未免太欠公道，令人生厌。

抗战胜利后不久据说国民党在日本鬼子逮捕入狱的名单中，看到三叔和六叔的名字，但没有详细的案情介绍，于是这对难兄难弟又进了国民党的监狱进行审查。最后是爸爸托吴焕章，再转托什么人将两位叔叔保释出狱。不久后六叔全家到上海，比爸爸妈妈离开北京更早一些日子。

1949年上半年，国民党要纷纷向台湾转移。爸爸在上海犹豫不定，不知是否该来台湾。于是爸爸和六叔在无聊的心境下一起去算命。算命瞎子说爸爸“宜于南下”，而六叔用不着走、用不着忙，“有人会请诸葛亮”。后来真给瞎子蒙着了——爸爸到了台湾，为六叔办入台证没能办成功，于是六叔就靠爸爸走前留给他的半袋面粉和剩下的二两黄金勉强混日子。六叔当时想：“还有人请诸葛亮呢！就连毛遂自荐也找不到工作！”谁知道真邪门儿，又给那位算命先生掐算对了，有人请六叔当俄文口译。因为刚刚解放，英文简直快没用了，一窝蜂地急需俄文。语言哪里是短期内过得了关的？六叔有多吃香就可想而知了。真的大大派了一阵大用处。有一度甚至上海市公安部门派他到锦江俱乐部卧底，了解某些有关苏方的要人和要事。六叔很红了一阵，有位苏联人回国将房子也转租给他。于是六叔在徐汇区衡山路——上海的黄金地段之一——一座漂亮的公寓里，租有两个单元，六婶和孩子们住二楼，六叔和老婶住三楼。六叔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条件直线好转，只可惜那个时候他并没想起我们两个与家失散的侄女。直到1959年，我在新疆石油管理局工作，六叔的状况又恢复到“平民百姓”，我才第一次接到悠悠自上海的来信，得知六叔在上海的地址。1961年我调上海工作，于是开始常去六叔家，以上许多故事都是六叔亲口讲给我听的。

六叔从1959年开始已有十一个孩子。经济状况因老婆子女都过量而变得很糟了。用六叔的话说，他已不懂得什么叫不欠债、什么叫不补助。六婶生了两儿三女，其中悠悠、小杰、小琦、德生都是大学毕业，最小的阿玫在幼儿园当老师。六婶本人也在托儿所带孩子。六叔说六婶真用不着出去做，家里的孩子就够开一个托儿所！老婶生了五女一男，分别叫小玥、阿俨、阿瑶、阿现、阿瑛和阿衡。其中两个女儿大学毕业，职业分别是教师和科教电影制片厂的技术员。儿子在餐馆当厨师，几个小妹妹有在农村社办工厂工作的、当工人的，最小的妹妹因发育不全有点傻乎乎的，在一个招待所当管理员。老婶也曾一度当过理发师。

六叔后来辗转到上海师范学院当副教授。“文革”期间儿女们联合写文章批判六叔，不论大小老婆生的孩子都是一条战线。后来发展到六婶与他离婚，六婶的五个孩子宣布与他脱离父子父女关系。其实他的儿女并不知道实情，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在点子上，只表示态度“划清界限”而已。真实原因是六叔的历史经历过于复杂，加上解放后与上海市公安部门的瓜葛，“文革”期间上台的又是另一套人马。六叔如何能幸免被审查？于是“文革”初期他又被逮捕。说起来也算他命蹇：日本人抓他坐牢、国民党关他、共产党又关他。各有各的理由，到处吃不开。有人讽刺他是“三开人物”。其实说不定若是他真欠债，恐怕欠的还是苏共的债呢！几次被捕都可能是冤枉官司。“文革”后期六叔也被平反释放。六婶作为老婶的姐姐，又以亲戚关系与六叔家往来。至于儿女们宣布脱离关系的事“文革”期间多得很，也不一定算数。尤其当小杰去西德进修后，六叔为儿子骄傲还来不及，哪里有不认的道理？小杰原来是同济大学物理系的研究生，因出身不好，“文革”期间毕业后分配到四川工作。学非所用地干点儿剧场音响设计之类的活儿。“四人帮”下台后，他调回同济，才又恢复本行工作，六七年前派往西德。

六叔从年纪很轻就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最终也死于心血管病。悠悠在陕西工作、德生在东北、阿瑶在江西，其他六叔的儿女都在上海，每个人都有工作，情况不会太好，也不会太坏。

老姑的后来

再说老姑。1945年胜利之后，北京进驻许多美国兵，灯市口佟府夹道一进胡同口，也驻扎国民党一个空运大队。事实上爷爷奶奶过世后不久，老姑就搬走跟着四姑过。传闻四姑老姑与那些大兵们有来往。有一个旧历年两位姑姑回到内务部街甲44号拜年，那已只是礼节性的访问，没有一家人团聚的温情了。两位姑姑那天打扮得有点儿“过火”，尤其一向朴素的老姑，突然涂脂抹粉地进门，人人看了都感到陌生和惊讶。长辈们的舆论本来就对她们很不利，更糟的是临走之前两位姑姑忽然改用英语商量，该赏给佣人多少钱。猜想她们也不过想炫耀一下或者“示威一下”，表示生活得不错。但她们一反常态采用奇怪的交谈方式，更让我们相信大人们的议论属实。于是当两位姑姑刚刚走出大门的时候，我们在后面大喊：“野鸡！野鸡！”无论她们是否听见，我们真是太不懂事、太无礼了。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老姑，她没有再与我家来往。如果老姑还活着，如果请她追忆往事，她一定有不少苦水倾吐。论年龄，老姑实在只是我们的同代人，但是她缺少能保护和抚养她的双亲，经济上依赖着兄嫂。虽然兄嫂待她都不错，可真正生活在她身边的是需要她照顾备至、年迈瘫痪的祖辈年龄的父辈老人。老姑几乎没有童年。老天不公，没有先天赋予她像四姑一样漂亮的外表、聪明的头脑、大方的举止与善于交际的手段，老姑更没有充实的知识足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她的下场十分可怜，恐怕她坎坷的一生常感到走投无路。

后来四姑嫁给丁锡庆。丁锡庆是陈纳德飞虎队中国飞行员的领队，结过婚并且有孩子。老姑跟着四姑生活，但可惜亏待四姑父的孩子，终于四姑家也住不下去了。老姑没有跟着四姑去香港，而是留在北京，之后嫁给一位工人，据说那位老姑父很老实。但不幸的是老姑患了帕金森症，有一天在公共汽车上，老姑忽然发现别人注视她，回家后才知道自己的头一直不自觉地摇动着。“文革”时期可能因为受到审查，刺激老姑变得十分神经质。素馨大姐去看望她，老姑莫名其妙地让大姐与她“划清界限，以免受到牵连”。老姑过世之前，也只有素馨大姐一家守在她的病榻前，享年大约只有五十岁。

老姨

老姨父李子卓解放前曾做过县长，无论时间多短，反正他做过，肃反运动老姨父被划为历史反革命，被剥夺公民权，送往内蒙古劳动改造。老姨则在水电部设计院图书馆当管理员。老姨在哈尔滨读书并住过多年，俄文有些底子，加上聪明能干，工作还是满不错的。老姨父前妻主的儿子李景生从小就不爱读书，刚解放他就参了军，在空军某部队从事军事摄影。老姨一结婚，我们就认识景生二哥，他那个时候还是个毛头小子，十分调皮。忘了哪一年二哥弄来一批子弹，有手枪弹和步枪弹，还送过我几颗。二哥还说：“上面有红点儿的是炸子儿，打进身体会自动爆炸。”有一天，二哥和他的堂哥李景森一起玩儿危险游戏。一个用钳子镊住子弹壳，另一个用钉子顶住弹头平的一端，拿榔头往钉子上砸。结果真将弹头砸出来响了。老姨吓得要命，兄弟俩却说：“好响啊！”我想说的是二哥有枪弹由来已久。另外，老姨花费不少精神照看和教育二哥，为二哥的婚事也绞尽了脑汁。者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风趣他说，她花了多大力气帮二哥找对象，亲相来相去，设法安排约会，结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折腾了半天，才好不容易“吹”了。总之，老姨这位继母与前房儿子相处还挺融洽。有时候甚至说景生对她比亲儿子庚辰对她还好些。庚辰在天津南开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他个子像老姨一样很高，外表神气五官端正，在工作单位很吃香。有一回在一机部选十名小姐、一名男士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舞会，主要参加的是中央首脑人物，像周恩来也出席舞会，庚辰居然能以惟一的一名男士入选，说明他在单位相当红。

老姨父改造期满之后已经年迈，特别经过批准允许他回北京。但老姨父没有选举权、没有医疗保险，也没有退休工资，其实他根本就不是退休，只是刑满释放而已。老姨因为身体很差，不能继续工作，但是开始水电部只同意她退职，退职拿一笔固定的退职金，然后包干一切，不能享受公费医疗。看病自己付钱，对年老多病的人当然是严重的问题，老姨一度心情很坏，没多久以后，老姨因患妇科疾病需手术治疗。医生得知她没有医疗保障，又确实体弱多病，好心的医生愿意给她证明，让她由退职改退休。这样一来，老夫妇的晚年总算有一个退休金能维持基本生活。

不料，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又来了：

文革初期，就在红卫兵上街扫四旧的第一天，老姨父有历史上的疮疤是首当其冲的对象。组织红卫兵搜查老姨家的是庚辰的单位。那天正好不巧老姨的堂姊四姨由东北到北京探亲，姊妹三人事先约好到三姨家相聚话家常。敏感的老姨觉着街上风声不对，尽快结束闲谈往家赶。可惜己为时过晚，红卫兵冲人老姨家翻箱倒柜，找到枪弹，“四旧和黄色照片”。有枪弹就有枪，交出枪枝来！翻到在哈尔滨买的模特儿照片，照片上的人物衣服穿得少了点儿，手臂大腿露得多了点儿，那就属于腐朽没落阶级四旧的铁证！老姨的结婚照片，就是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黄色照片！要求交出剥削得来的金银财宝！老姨父是历史反革命，又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罪状当然就更大了。于是两个人都挨了打。红卫兵并声称第二天还要去继续扫四旧，要他们“老老实实交出罪证”。

老姨长期患神经衰弱，经常靠安眠药入睡。在绝望中轻生服了大量安眠药。老姨父也因祸从天而降，无路可寻，用头撞在墙上准备一死了事。老姨住的是一个单位职工宿舍，邻居很多，听到闹声，邻居进来干涉。二哥在部队，规定部队不介入文化革命。邻居找到庚辰的工作单位，庚辰是黑五类子女，在单位也正没好日子过。但他的单位还是允许他回家处理父母的问题。庚辰借了辆板车拖着他的父母去医院。当时的医院也不再提“救死扶伤”“人道主义”之类的口号，而是规定：“凡是自杀的人，一律不抢救治疗！”庚辰又求救于单位，由单位出面请医院只看看两个老人会死还是会活？最后一位医生对庚辰说：“你爸爸死不了，你妈妈我们不知道！”半死不活的两个老人没人肯收，庚辰又拖着板车载着父母回家。然而大门紧闭，邻居宣布说老姨夫妇在家里寻死觅活的，因而不许他们进院子回家！当时天上正下着雨，为了避雨，庚辰拖板车进一条小胡同，胡同的石子路将老姨父摇晃醒了，间明处境之后，老姨父问儿子：“你妈死了没有？”庚辰回答没有。老姨父说：“不能让她活，她受不了！”怎么办呢，老姨父提出唯有的手段说要将老姨掐死。开始庚辰准备动手，但为了保护儿子不做“杀人犯”，老姨父说他自己动手。他已是个老人，头又撞伤刚从昏厥中醒来，腹内又空空，哪里来的力气掐人致死，他卡住老姨喉咙的手软弱无力，心也一定在流血。老姨的肚子作响，人在迷茫中还发出模模糊糊的挣扎声，最后总算变成一股冤魂死去。

人死了当然送火葬场，但火葬场对突如其来的尸体来不及处理，不肯马上收。又是庚辰的单位出面，总算说服了火葬场，没有让老姨横死郊外。但规定凡属“自杀”的人，一律不准许收骨灰。老姨就这样不留痕迹地离开了人世。

老姨死后，又轮到老姨父：

还剩下老姨父有家不许回，怎么办？庚辰的单位通情达理，允许老姨父睡在门洞里，当然这不是长久之计。没过多久为老姨父找条“出路”，以“逃亡地主”的身份遣送回东北双城县，去接受贫下中农的批斗。双城县的农民并不知道老姨父这个“阶级敌人”，也弄不清他有什么血债，反正放在地主堆里监督劳动就是了。老姨父年老，从来没干过地里活儿，无法在农村靠劳动养活自己，更不用说还要常常挨批斗。天气渐冷他无法防饥防寒，于是求救于景生二哥。二哥得到队部的允许，正准备寄衣物和钱给老姨父，想让他起码能维持生命，但太迟了，东西还没寄就收到电报说老姨父上吊身亡。

事后景生和庚辰相互责怪，一个说是枪弹惹的祸，另一个说是在单位太招摇才惹红卫兵扫四旧。其实惨死的人不胜枚举，相互责怪有什么用？更何况最该责备的并非这两兄弟！

水电部设计院始终态度明朗，说老姨本人没有任何问题，是该单位的退休职员，并为她平了反。反正人已死了，平反总比不平反好。至于老姨父是不是属于“罪有应得，死有余辜”，我就不清楚了。

重访故居

1981年四妹第一次回北京的时候，我们曾怀着无限滋味在心头重回内务部街甲44号。还是那两扇套着一个小门的大红门，只是已经严重褪色，估计从来没有再漆过。门牌号已换成新的，可仍然看得到旧门牌甲44号的痕迹。因为住户不止一家，一扇小门开着，我们也就径直闯入。每走一步都那么亲切熟悉，但又那么生疏遥远。好像处处都比记忆中陈旧而且缩小了许多。大门洞的西南角地上那块铁板还在，下面应当盖的是水表。我们小时候经常在铁板上chua子儿。我不知道这个字怎么写法，连个声音相同的字也找不到。我们几个妹妹都喜欢玩儿，而且chua得很棒。而李敖是小子，只会弹球儿。因为玻璃球儿在那块铁皮上弹跳得特别高，我们经常在上面降擦，铁板总是光溜溜十分干净。而几十年后重新看到的铁板上，生满了铁锈。我们走到正房门口，自我介绍曾是三四十年前的老住户，有根有据他讲客厅里那堵木板隔墙是我们住的时候修过的；里面小间的地板可以掀开，可以下到地下室；对于我们的深知底细，能慧眼看穿密层结构，使主人惊疑之余，无法抗拒地接待了我们。据介绍当时已住了七户人家。就连原来的饭厅、浴室都被东砌一块、西挡一块地分割成各家的厨房，更显得地方变窄小了。院子的利用率也特别高，南家占块地盘堆点什么，北家搭个小篷放点什么，几乎没留多少空地。有的人家乱糟糟的连被子都不叠起来。惟有爷爷住的一间显得格外整洁。那位住户年纪稍长，也是最老的住户，据他讲那所房子由原来的房东沈三爷卖给绪大太。绪太太是德国人，在绪先生早年德国留学的时候得了博士学位，并带位洋太大回国。绪太太也是外祖母的麻将牌友，几乎每次玩儿都输钱。本来嘛，德国女人认识东西南北风就不容易了，还想赢精明的外祖母？那位老住户搬进甲44号的时候，房东还是绪太太。后来绪先生到了台湾，绪太太卖掉房子，以外国人的身份来台湾找绪先生。那位老先生将爷爷的小院儿整理得舒适干净，主人种了很多花卉。四妹马上联想到：“在那位老先生刨土种花儿的时候，会不会挖到爷爷的灌肠用具？”

敖弟：

你给我的任务，总算花了近三十个晚上草草完成。我闷头往下写，坚持不看你的著作，以免看了我会打退堂鼓停笔交白卷。你是历史学家、大作家，让我写回忆是你在难为我，并非我想班门弄斧。不通之处务请包涵。对于我啰里啰嗦乱七八糟写的东西，随便你如何处理。有用的摘两段、没用的撕掉、错的修改、不通的理顺，我绝不还价。唯有一点，我相信自己的记忆，讲的是实情。我不希望别人修改我写的事实。至于错别字、读不顺口、标点符号不对等等，都由你负责。并非我耍赖皮，实在水平所限无能为力。有些事情没有说透，也有些不想说或不值得说。何况时间也不允许我再写下去，妈妈说我离开台湾以后还可以接着写，但我看不成。你这满屋子都是书，埋在书堆里写多少薰点儿书香气，模模糊糊好像还有一丝灵感。一旦离开这里，我就又恢复成腹内空空的白丁。

五十多年前你送我四个字，现在样样行情看涨，我回敬你八个字，并祝你六十大寿万事称心如意。

出神入化

卓尔不群

愚二姐1995年3月

敖弟（李珣）

1948年敖弟离开北京的时候，他还是年仅13岁读初中一的小男生，我正念高中三，等到再重逢时已是44年后的事了。即使对长寿达100岁的人来说，掐掉头上没有记忆的五六年，去掉尾上老糊涂的十多年，44年也占了大半生的岁月。若是由我来提几句对敖弟今昔的印象，今就今到近两三年，昔则昔回到他还是孩童的年代，当中跳掉近半个世纪。

从头谈起，我首先就怀疑敖弟的生日究竟是哪一天？妈妈健在，当然轮不到我说大话，是非招骂不可的。可我又拗不过自己想将话说出来，因为从小我就有一个疑团，以为我们姐妹的生日都是阴历二十几，唯有敖弟和小八弟是初几，因而他们两个才是男孩。我一直记得敖弟的生日是三月初三。在这个问题上，我哪里敢跟妈妈争？但又无法解释自己的概念是哪里来的。可惜算命瞎子都只会胡诌，但凡有个真能掐会算的证明一下：1935年阴历三月初三或三月二十三辰时生的男丁，到底哪一个命中注定有两次牢狱之灾，不就真相大白了吗？我即使输也输得服气，可能瞎子也会为难，因为敖弟、六妹和我童年的时候，还有过一夜一天陪爸爸被关在日本宪兵队的经历。就连爸爸本人已经是受部下信科长的牵连而吃了冤枉官司，更甭提我们三个孩子有多无辜了。我们是在由太原开往北京的火车上“被捕”的。车开到山西榆次，爸爸妈妈和我们三个孩子在两个日本宪兵监护下下了火车。当时正下着滂沱大雨，我们艰难地行进在泥泞昏暗的铁道上走向日本宪兵队。一个日本宪兵拉着我的手走在最前面，当中是妈妈抱着六妹，爸爸和另一抱着敖弟的宪兵走在最后。在漆黑死静可怕的夜里，我们蹚着烂泥，吧唧吧唧地走着，当拎着我的宪兵掉进水沟里，妈妈惊慌喊我的时候，一种无名的委屈涌上我的心头，雨和泪水交织着模糊了我的视线，我当年12岁，多少懂得一点儿为大人分忧。甚至后来爸爸还利用能够自由活动的我传递消息。那是一次毕生难忘从天而降的灾难，我有很清晰的记忆。敖弟那年只有7岁，但既不哭也不吵，直到第二天下午我们又回到太原的家里，他始终默默地依在妈妈身边。

爸爸在太原工作前后大约三年多，那个时候最小的六妹总是跟着妈妈随爸爸去上任。敖弟在太原度过三个暑假，而后面两个暑假我也在太原，至于为什么众多姐妹只有敖弟和我去过太原，我也弄不情楚。一个月前在台北我们姐弟俩回忆过去的经历，我们都记得在太原的公园里看见过一只五条腿的牛，都记得俞松涛带我们去看日本相扑表演赛，都记得太原帽儿巷禁烟所里房屋的结构，对正房边上那个小跨院，我们也不约而同地留下神秘的印象，在太原的三个暑假敖弟是5到7岁，他记得那么多事真让我惊讶！ 敖弟小时候皮肤较黑，有点儿对齿，发音的时候舌头也不那么利落，还有几分眯缝眼，说话的时候喜欢嬉皮笑脸地盯住人看。那种神态直到今天我看他笑还能捕捉到他童年时的影子。

我们八个姐妹兄弟，一、四、七是三位漂亮的小姐（当然那是想当年的事了，现在一、四已成了漂亮的祖母），照理二、五、八都是男孩？可偏偏我又不符合规律，否则敖弟的气焰也就没有那么高了，妈妈说她不喜欢圆脸型的孩子，她嫁给爸爸原因之一是因为爸爸是长脸型，可没想到八个孩子个个脸滚圆！惟一让她安慰的是，我的大女儿脸长长的，老太太很为此高兴，这种找遗传因子的办法真好特别。更奇怪的是，妈妈的孩子八分之六是双眼皮大眼睛，只有敖弟和我两个人继承了爸爸妈妈的标准眼睛。

敖弟是妈妈的婆家和娘家共同盼望多年的第一个男丁，长辈们自然欣喜若狂，爸爸乐得当天就拎着大姐和我，穿着奇装异服跑到电影明星广告前面拍照留念。好奇怪，爸爸不拍敖弟却拍两个大女儿！其实只是大人们宝贝敖弟，在我们四个姐姐眼里并没有当他一回事。敖弟除去在长辈那里面到处吃香之外，姐姐们面前也捞不到便宜。我们家思想较开放，男尊女卑的观念并不严重，敖弟只是“物以稀为贵”罢了，更何况李敖的四个姐姐哪个是好惹的？众多姐妹兄弟中，我认为有两个是出类拔萃的，一个是了不起的姐姐，大姐从小聪明能干，读书成绩又好，在家里的权势地位连妈妈也得让她三分，妈妈管不了弟妹会吓唬说：“我告诉你大姐去！”另一个就是了不起的敖弟了。敖弟从一开始念书成绩就十分优秀，在班里总能数一数二。我从小最恨算术里的四则题，到底是几只鸡几只兔子那么容易数清偏不数，非关在一个笼子里挖空心思刁难人计算有多少只脚，真是好无聊！敖弟考初中之前运算四则题的本事，真让我羡慕佩服得不得了。记得有本升学指南，上面的题目敖弟算起来像吃豆腐那么容易，他考北京男一中，以第四名被录取，差一名就能考中榜眼，而考男四中敖弟名列前茅，揭榜那天爸爸回家那个得意呀！爸爸兴高采烈地说，他从榜尾开始找李敖的名字，一直找不到，愈往前走愈担心没考中，没想到“窝乐错”（wjm_tcy按：我想这就是现在的“卧槽”吧！），（这是爸爸一句口语，大概就是不得了的意思吧！）原来李敖的名字高挂榜首，儿子中了“状元”，可不是闹着玩儿的！爸爸为敖弟骄傲绝不仅因为他是男孩儿，而是这个儿子真争气！爸爸觉得脸上光彩。

敖弟从小有点儿古怪脾气，北京的夏天还是挺热的，我们女孩儿都穿短短的连衣裙，而敖弟穿着长裤，还像大兵似的绑上裹腿，他说穿短裤露着大腿“有伤风化”，敖弟不肯报考育英中学而只考国立中学，也是他与我们想法不同的标志之一。孩子们都会去买新鞋，他会挑选式样八股价钱便宜的鞋，爸爸看了固然高兴，但四妹骂他是“伪君子”。敖弟最要好的同学叫詹永傑，两个孩子有八拜之交，敖弟屈居老二，过年的时候小兄弟俩都穿上缎子长袍黑马褂，拜年的样子四平八稳的，就像又回到巴金写的《家》《春》《秋》的年代似的。与我们读教会中学，习惯洋打扮的姐姐们，在穿戴方面显得格格不入。

敖弟小时候也不像我们女孩喜欢跳绳、拍皮球、玩“chua”子儿，而他最爱耍京戏里的刀枪剑戟。常陪他耍的是大伯母妹妹的儿子大连，两个小子边耍刀枪嘴里还一边哼出锣鼓声助战，他们有时候还挂上京剧道具胡子，边斗边吹胡子瞪眼地哇哇叫，“武功”当然是看京戏的时候模仿来的。我们都爱看《济公传》，也都喜欢《三剑客》、《七侠五义》、《小五义》、《天雨花》等小说，偶尔我们女孩儿也挥动几下刀枪，直到现在我还会单手用长棍耍几下花枪，我女儿看了十分稀奇，我曾保留一张敖弟背着手拿着扎枪的照片，记得那天是为了给大姐拍报考培元小学的照片，敖弟当时应当是小学二年级。当天还发生了另一个插曲，我们家买来一只画眉鸟，平时就挂在厨房窗外，没人去溜鸟，它叫得既不好听又很胆小，样子倒不错，可总用蓝布罩着，那天为了拍照在饭厅窗外拉个白被单做白色背景，拍照之后画眉放回原处挂着，将布罩打开让它透透“光线”，谁知道给猫看见了，于是猫蹿起来向笼子扑了两下，并没捕到画眉，只是鸟吓得在笼子里乱撞，撞破了头，爸爸说这么小的生命只要一见血就活不成了，果然画眉当晚就送了命。我们家没有人喜欢鸟，有一年的九月初九有只鸽子迷了路，忘了是我和谁登梯子将鸽子捉下来，剪短翅膀当鸡养在妈妈的房间里，妈妈十分喜欢它，晚上孩子们都睡了它觉得没有威胁，于是从床底下走出来吃食，后来也是不当心被猫咬死了。

敖弟比我胆子大很多，记得有一天客厅里飞进一只马蜂，我吓得乱叫，敖弟正赤脚坐在沙发上，他一声没响跳下来先用手掌打在窗户上的马蜂，当马蜂被拍落在地上他又用脚丫踩，我好惊讶他胆子那么大，到底是男孩子！

我家西面是男二中的操场，我们学骑自行车也多半是在那个操场上由敖弟的男佣人温茂林教的，操场东头是个土坡，坡上长着杂草，热天我很喜欢在草堆里捉蚂蚱，捉到就放在一个硬纸盒子里，盒子上面扎好多洞给蚂蚱透空气用。有一天妈妈嫌我整天疯在草堆里不好好念书，骂了我一顿让我将蚂蚱全放掉，我将盒盖打开一条缝儿，看到里面密密麻麻都是蚂蚱，相互踩来踩去东咬西嚼的样子，忽然手麻害怕起来不敢捉了，结果是敖弟自告奋勇将盒子拿到院子里东驱西赶，好不容易将蚂蚱拨走，剩下飞不动的便宜了猫。

敖弟不太喜欢大喊大叫，常是闷声不响地调皮。有一夭他将两个小青杏儿塞进自己的两个鼻孔里拿不出来，跑来找我帮忙，我真费了好大劲几，在他鼻子上又是推又是捏的，才好不容易将青杏弄出来。另有一天我们捉迷藏，敖弟藏好后无论如何真的找不到他了，最后惊动得大人们慌了手脚，原来他躺在盖着丝绒台布的麻将桌下两把椅子上，任凭大家声嘶力竭地喊“小敖”，他就是不吭声。谁也没想到他藏到那么刁钻的地方。还有一次大人们在北海公园茶座喝茶，我们几个孩子爬上一个小上坡，看到很多非常大的蚂蚱，敖弟抓一只放在自己手臂上看它爬，结果手臂肿起好大一片红疙瘩。

敖弟和我有一段时间睡在一张大床上，一天不记得为什么我们两个人吵了一架，于是规定第几根栏杆为界，谁也不许睡过界线，半夜睡梦中我发现有人踢我的脚，睁眼一看原来是敖弟，他说我的脚睡过了界。

一天，爸爸妈妈带着敖弟和我去逛雍和宫，说来也奇怪，不知道为什么只带了我们两个人去，雍和宫里有一个殿供着欢喜佛，要额外付钱才有上去看，上那个窄楼梯之前导游和尚望了我一眼，忽然小声问爸爸：“小姐是不是也上去？”爸爸也看看我说：“没关系”，这特别引起我的好奇，上楼之后我仔仔细细多看几眼，真想弄明白为什么不怀疑敖弟有没有看的资格而怀疑我？其实是和尚故弄玄虚，有什么可稀奇的？

敖弟生阑尾炎在北京南池子东华医院开刀，手术迟了一步已转成腹膜炎，不能马上缝合伤口，而是每天换药引流，住院的另一个病人也是腹膜炎，每次换药大喊大叫，而敖弟很熬得起疼痛，换药时不声不响，受到医生护士的赞扬，当时敖弟住在二等病房，我还在病房里搭的床上陪过他一个晚上，第二天醒来敖弟抱怨说我说好陪他，结果自己睡大觉，那么小的孩子夜里不睡，一定是因为伤口痛。敖弟从小就性格刚强、有主意。

在我小学毕业的时候有本纪念册，本来都是同学毕业之前写些字或画张画留念，老实说不少同学的姓名和长相我已忘记，所以还留着那本封皮破旧的小册子，是因为敖弟在其中的一页上画了一个人坐在船上，手中还撑着篙，提的字是“伟大惊人”，落款用的是“愚弟小敖”，真很有趣。

大姐与敖弟之间有过一次针锋相对的较量回合。外祖母只生了三个女儿，去世后照老规矩该由长女的儿子李敖为她灵柩前打幡儿，李敖听了大伯父母的教唆，说他姓李不姓张，不能为张家老太太打幡儿。这件事激怒了大姐，大姐骂李敖说：“臭小子，有什么了不起！”大姐并亲自承担了“打幡儿”的仪式，一般说，弟妹们被大姐骂两句都不大敢还嘴，直到敖弟离开北京在天津等船去上海的时候，他利用空档时间单枪匹马又回到北京取书，被大姐数落了一顿，大姐说他冒失，船开了怎么办？李敖终于斗胆反抗大姐，说大姐“一辈子嫁不出去”！敖弟固然报了被骂臭小子之“仇”，但诅咒大姐的话并没应验，排队想娶大姐的人恐怕能从内务部街家门口排到东安市场，哪里会嫁不出去？

两岸消息封锁的三十多年中，只偶然能在《参考消息》上透露点台湾的情况，曾有一条消息内容大意是“台湾当局迫害进步师生，李敖等被捕”，根据敖弟的古怪性格，我们也想到会不会指我们的弟弟？但敖弟去台湾的时候毕竟还小，只感到他怪僻的一面，看不到他锋芒的一面，因而也无法肯定，直到1976年年中，三妹首次从美国到大陆寻找两位姐姐，大姐和我才得知家中每个人的下落，也听说了敖弟在风浪中争斗成长的事迹，敖弟知道已找到失散几十年的姐姐们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出钱让我们的孩子到美国继续求学。

1983年敖弟又负担路费，请妈妈由美国飞往香港与大姐和我团聚，敖弟为此写下一篇文章《乱世母女泪》，感情丰富，表达真实，催人泪下。在香港期间，我首次接触到敖弟的著作，只要在书店里看到我就买，我的女儿女婿也辗转从台湾和香港买到几本寄给我，当我回上海的时候已搜集到十多部敖弟的著作，因为由香港回大陆正赶上大陆在“反精神污染”，对敖弟的书以“需要审查”为理由被上海海关扣留，后来我找到统战部，我的理由是“香港什么书都有，我没带，而只带李敖的书，那是因为用书寄托了我对亲人的怀念，你们让我邀请李敖来大陆参观访问，可连他几本书都容不得，那他来了还能讲话？”统战部十分通情达理，也非常热心帮忙，最后还是帮我将全部书讨回来，近些年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灵活很多，想看李敖的著作已不大困难，甚至复旦大学有人论文题目就专门研究李敖著作，各种报纸都偶尔刊载李敖的消息。

1992年底，敖弟花了大笔开销请大姐和我两对夫妻，在美国定居的四位妹妹和移民加拿大的小八弟，共同聚在台北，完成分别44年后，全家第一次大团圆的愿望，那次团聚是以妈妈为核心、敖弟为支柱，才得以实现的。

今年旧历年之后，我又在台湾住了一个半月，正好赶上敖弟为募捐章孝慈的医疗费用举办拍卖珍藏品的活动前后，几乎每天访客不断，报社新闻记者、电视台记者、摄影师、鉴别骨董的专家名人朋友等等，我能帮上忙的，也只有接接电话，转达个消息，客人来了倒杯水，敖弟总是马上介绍说：“这是我的二姐！”他可能怕客人误会我是佣人，足见敖弟细心之处，其实我倒真不在乎。偶然敖弟也要求我帮他将资料和书籍稍稍整理，我只能落落整齐，不能挪动地方，敖弟有自己一套放置规律，放乱了，他满屋子都是书到哪里去找？我在李敖那里接过一个电话，通话人说：“我生平最大的愿望就是到李敖的书房参观一下，听说他书多极了，能不能趁今天他不在家让我满足愿望？”听到如此奇怪的要求！为什么他不参观图书馆？有一天敖弟提出要我帮忙将各处台面揩揩干净。我回答“晚上我再揩”，敖弟说：“为什么样要等到晚上？大陆作风！”不知道他哪里得来的偏见——“大陆有拖拉作风”。其实我只代表自己不代表大陆，更何况我是因为嫌在敖弟眼皮底下干活儿不容易。敖弟倒是说干就干，自己也动手，小屯和我跟着他转，敖弟很挑剔，台面要用湿布揩，布要拧得很干，揩在台面上要看不到水迹。

抽空暇时间敖弟会拿份珍品，对我介绍一下它的价值和出处，那是挺长学问的事，敖弟会翻阅参考找根据证明那是正宗原件而不是赝品，敖弟是个有学问的人，他的学问来自勤奋和孜孜不倦的努力。1992年年底大姐夫在台湾向敖弟偶然提起他在北京医学院曾任学生会主席，北京解放前因为有人告密，大姐夫被列入逮捕名单，后来他去了延安，解放后再回北京。谈过也没在意，不过是亲眷之间话家常。没想到隔了一天李敖找到书面根据，出示当年学校当局执行对黑名单上学生逮捕命令的情况，名单中包括大姐夫的名字，也知道是谁在告密，大姐夫当时就瞠目结舌，佩服得什么似的，敖弟真有他奇特的才干！

假日敖弟夫妇到哪里去郊游也约我同去，一个星期天敖弟开着Benz带我去阳明山，我从来没乘过Benz，那天天气又晴朗，预期是一次愉快的旅行。没想到开车上山的人特别多，一路上不停地塞车，开开停停，没多久我就晕起车来，不断下车透透空气，实在说台北的交通真比上海好不到哪里去，上海是人多到处拥挤不堪，公共汽车里常挤得甚至关不起车门来，但至少到处通风不会晕车。而台北轿车那么多，又开不通畅，加上大量摩托车的废气，我已下车走了还是感到空气混浊污染严重，我真怀疑台北的汽车和摩托车排气是否合格？总之，我不断要下车吐几口，敖弟用汽水将我吐的垃圾冲干净，最后马上快到阳明山了，我想想可怕的回程，还是决定下车改搭公车回台北，敖弟笑我真是穷命！可小屯帮我，她说：“李敖车开得真不怎么样，我也觉得不舒服！”是呀！我平时本来是不晕车的，除非司机开车技巧不灵。说起轿车，小屯告诉我李敖原来的车是停车场中最烂的一部，直到给他大女儿买部新车之后，他才想到自己的车实在该换了。

敖弟在生活上对自己并不奢求，有时还相当节约，但对亲人善良诚恳，他邀大姐和我每年抽空去台北陪陪老母，并且由他承担一切费用，敖弟这次还主动建议我在台北治牙病，我真的不好意思造成他太大破费，敖弟先后打了十来个电话给牙医，请牙医尽最大可能帮我多救活几颗牙齿，他的用心良苦使牙医夫妇为之十分感动。敖弟知识渊博，愈有学问的人就愈谦虚，我们闲谈的时候，他总是饶有兴趣地听我讲点什么，他什么都爱听，与敖弟闲聊我从来不感到自己的叙述是多余的，或担心该不该说。我们可以谈得毫无拘束，敖弟给我一种信心和信任感。我随时感到他是自己的弟弟，分别了四十多年丝毫不损伤手足之情。小时候的敖弟还不懂得关心别人，而现在的敖弟给予我无限温暖。敖弟会设身处地为人着想，他认为我当初阴错阳差没能跟着家走并不公平，虽然说几十年前就已铸成事实，谈了于事无补，但他确实一语道出我的心里话，我需要的也正是这份理解和安慰。

我这次来台北，敖弟碰巧有一天看到妈妈对我发脾气，他很惊奇地问我：“为什么老太太对你这么凶？”我说我也习惯了，他更奇怪地问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实际上，分别三十多年之后在香港再重逢，我就明显感到妈妈个性变强了，脾气也变坏了。又有一天，妈妈、吕小姐和我一起吃饭，当我拿起饭勺盛饭的时候，妈妈说：“你怎么那么笨？别用饭勺，要用筷子挑！”接着妈妈让我舀汤，我刚拿起小汤匙，妈妈又骂我笨，问我：“为什么不用饭勺舀汤？”我无可奈何地对吕小姐说：“我活到65岁，就从来没听说过用筷子挑饭、用饭勺舀场的事！我们这老太太脾气有多古怪！”对吕小姐小声嘀咕妈妈是听不见的。接着我又大声对妈妈半开玩笑地说：“这儿人少倒不要紧，原来咱们家十多口人吃饭，若是都用筷子挑，那第一个人吃完了，最后一个人的饭可还没挑进碗里呢！”自从与敖弟交谈一些看法之后，我心情舒畅很多，无论如何有人的确理解我，何况照敖弟的盛情厚意，我是为陪老母而来，何必多计较小事，老太太必是有不顺心的事，对我发泄一下也不奇怪，当然我是女儿，被妈妈指责几句也就算了，可以不放在心上，如果骂媳妇或女婿，人家怎么受得了？做妈妈的人时常会忘记儿女已是成人，甚至是老人，一切父母说了算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的妈妈是位能干好强的老人，虽年已八旬有六，但记忆力和理解力都好得出奇，郑板桥写过四个大字“难得糊涂”，妈妈看了不以为然地说：“谁爱糊涂谁糊涂，我就不糊涂！”妈妈现在还能帮敖弟不少忙，每天买报、剪报，做好一切准备寄大批信件，妈妈自动将邮政编码校对正确了再发信，各地区的邮编她都熟记在脑子里，并将信件按邮编分好类便于邮递，邮政部门真该奖励这位热心义务帮助工作的老太太，敖弟总找些妈妈力所能及的工作，以便使妈妈保持一定的活动能量和保持脑筋清醒，妈妈与敖弟在个性强、办事认真负责有条不紊、会动脑筋善思考、聪明、工作能力强等方面，都真不愧为母子！

我们兄弟姐妹多数脾气又急躁又欠修养，经过岁月的磨练，不吹牛地说我相信自己朝改善的方向发展，而对敖弟的感觉是他这方面的弱点可有“进步”，据说过去的首要“靶子”是小八弟，而现在变成小屯，可爱的小屯天真而遗憾地对我说：“小儿在这儿的时候多好，李敖总是对小八发火，拿他出气，现在都对我！”对啊！总不好意思莫名其妙对外人光火，心里有什么不顺的事，首当其冲分担烦忧的自然是自己亲近的人，无论如何，小屯单纯懂事、温柔体贴，能在各方面支持李敖，他们共同拥有心爱的儿女，尤其儿子勘勘聪明乖巧，会背诵好多首诗，喜欢电器，尤其爱摆弄吸尘器，奶奶说：“可以将清洁工辞退了！”小女儿谌谌虽然还小，但一看就知道将来会和妈妈一样是个小美人儿。敖弟年已花甲，有个安定温馨的家，这使我们这些亲人无限欣慰。

许多人只看到李敖来不来就批评谁，“咬住”谁不放，动不动就要告谁和谁打官司，看到他“霸道”的一面，我想因为他有正义感，不能容忍当官的人有缺点错误，看不惯当权了还缺乏应有的知识和能力为百姓办事，为什么这些人不该反躬自省，要求自己更能以身作则更完善呢？李敖只是大声呼吁，而错不在李敖。曾几何时听到李敖抨击弱者？相反地，他对处于困境的人充满支持和关怀，他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我想作为李敌的朋友或亲人，那是十分幸运的事，我们其他姐妹兄弟没有一个是敖弟的同行，也没有一个像他一样杂七杂八跨那么多行业。敖弟是个精力充沛的人，而且好像愈忙愈来精神，我在台北短短的几周，敖弟有时候甚至忙到上午要有两场官司出庭，下午要去东吴上课，约会朋友只能排在晚上，忙得连吃饭都随便凑合一下。

今年3月5日，传家艺术公司为章孝慈募集医疗费举行李敖珍藏精品拍卖会的当天，我也在中途进入拍卖场看热闹，正好听到坐在就近的两位先生议论，一位说他并没有钱买，只因为想到李敖在“半主持”拍卖会，内容会精彩生动，他是为欣赏李敖才参加的。看来像我一样站脚助威的还大有人在。当场看到敖弟洒脱大方，谈笑风生，不时地引个典故、讲个笑话，深入浅出地介绍历史背景、作者生平，谈及每幅艺术品的价值所在。一会儿用点将法，一会儿又用激将法，使会场气氛十分活跃，我真为有这么一位聪明能干、知识面广、反应敏捷、幽默健谈的弟弟而骄傲，常听到有人感慨李敖的才华，认为他“生不逢时”，实际上，永远一帆风顺时运亨通的人、事和路本来是没有的。单凭李敖能单枪匹马“杀”出自己的“地位”，为社会所承认，经得起狂风暴雨考验，不怕挫折并站直腰杆，就知道李敖永远是强者，我绝不是袒护自己的弟弟，但深信历史迟早会给予他正确而公正的评价。

敖弟十分风趣，我离开台北的前一个晚上出门想买些巧克力送人，正好路上碰到敖弟，我们一同去了远东，敖弟说送糖并不实用，我也正愁没人帮我拿主意送点什么实用的东西，最后敖弟替我选中了一个水煮开了会响的水壶，还挺大方地说他出钱买来给我送人，我说：“谁听说买水壶当礼物送人的？”敖弟回答：“很实用！”

最后，请原谅我可不是学文学的，为了敖弟60岁生日，可真让我想了好一阵子。最后，总算想到求救于文学底子好、说话又有条理的三妹，果然电话中三妹给了我非常好的提示，我也就勉为其难地搪塞些内容滥竿充数了；不过我想透个风给敖弟，三妹可捎了一句：“若说李敖是真聪明有才干，不过有时候也真浑！”好了，既然是为了祝贺生日快乐，关于“浑”一说就留待将来讨论吧！至于生日贺礼方面，我正考虑是否该回送敖弟一个实用的水壶？

1995年4月

李敖五十年表

根据《李氏宗谱》，我的远籍是云南乌撒，据《元史-地理志》：“乌撒者，蛮名也。所辖乌撒、乌蒙等六部。后乌蛮之裔，尽得其地，用取远祖乌撒为部名。至元十一年始附，十三年立乌撒路。”乌撒路包括现在云南镇雄县和贵州威宁县；到了明朝，改为乌撒卫，就是现在的威宁县。《李氏宗谱》上说是明太祖洪武年间迁到山东潍县的。洪武十四年（1381年）秋天明太祖曾派傅友德为征南将军，带兵三十万征云南，大概那次人民的北移，是强迫性的。我的祖先，很可能是苗族。我的祖先到山东后，籍贯一直是山东潍县，自爷爷起迁居东北，爸爸考上了国立北京大学后，因为领吉林省公费，籍贯就改为吉林扶余县。当时只是爸爸一个人改，所以只他一个人是吉林扶余，爷爷和我们仍是山东潍县。这种情形，一直到1949年到了台湾，才被户政机关命令统一，从此我也是吉林扶余了。这件小事，反映了籍贯自由的嬗变。在国民党权力愈来愈大的时候，这点小自由也不给老百姓了。

《李氏宗谱》只断自明代，所以查不出来我是老子李耳之后。监察委员黄宝实硬叫我是“耳孙”（李耳的N代孙子），姑妄听之。

爷爷李凤亭，是文盲。约生在清咸丰元年（1862）前后。他小时候，赶上荒年，跟着母亲去做乞丐。一天碰到狗来咬，他母亲怕他被咬到，就用身体保护他，母亲却被咬致死。他流浪一阵，无以维生，就替“下关东”的人赶马车，也去“下关东”。“下关东”就是偷渡到东北垦荒。爷爷活了八十三岁，其中有六十年在东北度过，他一生，充满了行动与传奇。他做过赶马车的、工人、农民、打更的、看坟的、流氓、土匪、打土匪的、银楼老板等等，名目繁多。爷爷虽然不识字，但是胆大心细、头脑清楚，是有名的厉害角色。我一生豪侠、厉害，深受爷爷的影响。

奶奶是热河人，也姓“李”，因为中国传统同姓不婚，所以用瞒天过海法，改姓“吕”了。奶奶长得不怎么样，爷爷一骂她，就骂“穷山恶水，丑妇刁民”！

爸爸李鼎彝，1926年毕业，北京大学国文系，曾任吉林大学讲师，著有《中国文学史》，口才极好。妈妈张桂贞是吉林永吉人，祖籍河北。

大姊李珉，北京辅仁大学毕业，是名产科医生，现在大陆；二姊李珣，北京燕京大学毕业，是工程专家，现在大陆；三姊李琳，台北师范大学毕业，现在美国；四姊李琤，台北台大护校毕业，现在美国；大妹李珈，台中静宜学院毕业，现在美国；小妹李璎，台北实践家专毕业，现在美国；弟弟李放，台中一中毕业，现在台北整天做发财梦。

1935-1948

1935（民国二十四年）4月25日（阴历三月二十三日）生在哈尔滨。同年生的属猪“名流”有“猫王”普利斯莱、伍迪艾伦和照裸照的毕雷诺斯等。我生之日，正是九一八事变后三年七个月，中国东北已在日本鬼子控制之下，日本鬼子导演的“满洲国”也成立了三年多。所以，照历史的说法，我一出生就是“遗民”，就像孔夫子一出生就是“遗民”一样。

1936（民国二十五年）一岁。在哈尔滨。

1937（民国二十六年）二岁。为不做亡国奴，全家迁到北平。全家计开爷爷、奶奶、姥姥（外婆）、爸爸、妈妈、五叔、三姨、四姑、老姑、老姨、大姊、二姊、三姊、四姊、我，外加大爷和大娘（爸爸的兄嫂）一系四位，共达十九口之多。爸爸仰事俯蓄、平辈支援，负担之重，也就可想而知。可是到北平后就七七事变，国民党又弃人民而逃，我们又做了亡国奴。爸爸为大家庭所累，再也没能力南迁了。他只好派五叔做“代表”，到后方去。爸爸虽不能南下抗日，但他的地下抗日，却没有停止。当九一八事变以后，马占山将军的东北义勇军，是中国第一个以行动抗日的团体。在这个团体以行动抗日的时候，其它团体还在亲日、媚日或观望之中，爸爸当时就是马占山的秘密盟员，这一身份，他一直保持着，直到抗战胜利、直到别的团体数典忘祖为止。因为抗日抗得和拋媚眼、慢动作的国民党不合，所以被国民党所诬。

1938（民国二十七年）三岁。

1939（民国二十八年）四岁。

1940（民国二十九年）五岁。随爸爸去太原，并游太谷等地，间返北京。

1941（民国三十年）六岁。得盲肠炎，住北京东华医院。爸爸被捕，关进日本宪兵队。

1942（民国三十一年）七岁。入北京新鲜胡同小学。

1943（民国三十二年）八岁。暑假后小学二年级。

1944（民国三十三年）九岁。暑假后小学三年级。学校有日语课，始学日语。

1945（民国三十四年）十岁。暑假后小学四年级。因日本投降，停学日语。

1946（民国三十五年）十一岁。新鲜胡同小学改为北平市立一区九保国民学校。7月初小毕业。暑假后入高小五年级。

1947（民国三十六年）十二岁。暑假后高小六年级，当选班上自治会主席、当选“模范儿童”，并做学校图书馆馆长。私人方面“李敖实验室”已具规模。并投稿《好国民》杂志，刊出有《妄心》、《人类的冷藏》等文。

1948（民国三十七年）十三岁。有神秘的初恋，小女生是张敏英。暑假后小学毕业。以第一名考入北京市立第四中学。旋去天津小住，转往上海。

1949-1966

1949（民国三十八年）十四岁。1月25日，考入上海市立缉规中学，25日开学，重念初一上。3月31日以刀伤同学之脚，被记大过一次。4月10日离上海时初一上尚未念完。5月12日到台湾，住台中云龙里（模范西巷）72号。跳班考入台湾省立台中第一中学初中二年级。11月参加台中市第四届全市国语演说竞赛，得初中组第二名（第一名是四姊，她代表省立台中女子中学）。

1950（民国三十九年）十五岁。暑假后初中三年级。与赵天仪等办《初三上甲组报》，发行人陈正澄。

1951（民国四十年）十六岁。暑假后高中一年级。参加台中市论文赛、本校论文赛，皆获第一名。

1952（民国四十一年）十七岁。暑假后高中二年级。6月25日在《学生》杂志第四十六期发表《合作制度与节制资本》，这是参加庆祝第三十届国际合作节征文而作，得了第一名，并拿到有生以来最大一笔数目的奖金，买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四十册。

1953（民国四十二年）十八岁。暑假后高中三年级。念了一个多星期，即自愿休学在家。因老师严侨被捕，乃饿早饭不吃，存钱义助严师母和三个小孩。

1954（民国四十三年）十九岁。考入台湾大学法律专修科（后来改为法律系司法组）。9月14日入学。

1955（民国四十四年）二十岁。4月27日，父亲去世，面对两、三千人的送葬场面，特立独行，改革丧礼，“虽千万人，吾往矣！”6月27日，自动退学，重考入台湾大学历史学系一年级。实行“大学生同居”，小女生叫君若。但是因为太穷，且坚持不信基督教，为女方全家所排斥。君若的妈妈说：“你将来阔到了做总统，我们也不上你门；你将来穷得讨了饭，讨到我们家门口，请你多走一步！”不再是处男。

1956（民国四十五年）二十一岁。暑假后历史系二年级。

1957（民国四十六年）二十二岁。暑假后历史系三年级。3月1日在《自由中国》第十六卷第五期发表中学旧作《从读<胡适文存>说起》。

1958（民国四十七年）二十三岁。暑假后历史系四年级。

1959（民国四十八年）二十四岁。7月毕业。9月9日去凤山陆军步兵学校，受第八期预备军官训练。

1960（民国四十九年）二十五岁。官拜少尉排长，下野战部队，足迹遍台湾南部。

1961（民国五十年）二十六岁。2月5日在澎湖退伍。6日上船，抵台中。15日北上，17日租下台北新生南路三段60巷1号“四席小屋”。6月15日搬到新店狮头路17号“碧潭山楼”。8月18日考入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一年级。11月1日在《文星》第四十九期发表《老年人和棒子》。

1962（民国五十一年）二十七岁。迁回台北。于5月19日住进安东街231号三楼。与尚勤同居。暑假后历史研究所二年级。

1963（民国五十二年）二十八岁。3月19日自动在历史研究所休学。9月1日出版第一本书——《传统下的独白》。

1964（民国五十三年）二十九岁。5月1日迁入水源路19号之八“水源大楼”三楼。与海蒂同居。尚勤在纽约生李文，是我的女儿，龙女也，现在美国。

1965（民国五十四年）三十岁。4月25日，萧孟能在他家大设宴，为我三十岁庆祝。8月18日迁往信义路国泰信义公寓四楼。12月1日在《文星》第九十八期发表《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批评国民党。12月26日，杂志被封杀。四年的《文星》风云告一段落。

1966（民国五十五年）三十一岁。《孙逸仙与中国西化医学》、《传统下的独白》、《历史与人像》、《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教育与脸谱》、《上下古今谈》、《文化论战丹火录》、《闽变研究与文星讼案》等书全被查禁。11月5日出版《李敖告别文坛十书》，在装订厂被治安人员抢走。《乌鸦又叫了》、《两性问题及其它》、《李敖写的信》、《也有情书》、《孙悟空和我》、《不要叫罢》等书全被查禁。警总开始一再“约谈”我，均于当日放回。“约谈”重点是调查我十八岁时想和老师严侨偷渡回大陆的事。

1967-1979

1967（民国五十六年）三十二岁。国民党加紧算旧帐。台湾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发交侦办我，4月8日以“妨害公务”被提起公诉。自此官方正式配合私方，以诉讼手段，形成夹杀。4月14日起义助殷海光看病。夏天起，小蕾成为小情人。

1968（民国五十七年）三十三岁。以贩卖旧电器维生，暗中支持其它出版活动。义助柏杨（我看不起柏杨，但柏杨入狱，却基于同情与人权而义助柏杨）。

1969（民国五十八年）三十四岁。以贩卖旧电器维生，暗中支持其它出版活动。义助彭明敏。

1970（民国五十九年）三十五岁。1月，因彭明敏偷渡，全年被警总软禁、跟踪。9月3日，在被跟踪中约集外国记者，接雷震出狱。

1971（民国六十年）三十六岁。软禁、跟踪至3月19日晚上被捕。由保安处处长吴彰炯少将主持刑求，在不见天日的保安处，住了近一年。我被捕后，《纽约时报》等刊出照片，详细报导。

1972（民国六十一年）三十七岁。2月28日自警总保安处移军法处看守所。旋以叛乱判十年。我不写答辩状、不上诉，准备坐十年，但检察官上诉，说判得太轻了。国民党另以背信冤狱判我一年。

1973（民国六十二年）三十八岁。在军法处看守所。

1974（民国六十三年）三十九岁。在军法处看守所。

1975（民国六十四年）四十岁。在军法处看守所。4月25日，个人在二坪小房里过生日。同案难友刘辰旦送来一个蛋糕，等我十个月后已嫁人的小蕾送来一部（TheBestofLife），萧孟能没有任何表示。赶上因蒋中正之死而来的减刑，9月22日，又改判为八年六个月。12月22日，自警总军法处看守所移土城仁爱教育实验所，被隔离监禁。

1976（民国六十五年）四十一岁。仁爱教育实验所每周请教授一名来“洗脑”，我旁若无人，一言不发。11月19日服刑期满，无保出狱（我说不愿连累朋友保我出狱，如因没有保人而不放人，我愿继续坐牢）。在我未出狱前，国民党派我的老师吴俊才与我洽商，我指陈在叛乱案外，另以杠上开花的背信冤狱整我、判我一年的不当，经吴俊才查明确是冤狱，乃透过协调，以“不执行”解决。吴俊才相对要求我任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我以叛乱案的褫夺公权六年也可就此不了了之，可证明所谓国民党法治，不过乃尔！乃同意。于是在出狱后第十一天（12月1日），有了生平第一个正式职业。

1977年（民国六十六年）四十二岁。与（Martha）同居。做土木包工。坚辞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职务，主任蔡维屏不肯放人。我感觉是：“那次短暂的‘副研究员’，就好象一个人上街买菜，突然被抓去当兵，他一有机会，必然要开小差，还回去买菜一样。”最后，“在中心我待了十三个月，但是全部上班的时间，不到十三个小时。不但拒绝研究，也拒绝讨论、拒绝听演讲会、拒绝签到、拒绝请领书报，最后拒绝领薪水。”

1978年（民国六十七年）四十三岁。做土木包工。吴俊才自萨尔瓦多返台，亲到我家，同意我辞职，但邀我去《中央日报》任主笔，再准备接任总主笔，我笑着说：“我不会给国民党做打手的，谢谢老师啦！”

1979（民国六十八年）四十四岁。六月复出，出版《独白下的传统》，并在《中国时报》写专栏。出版《李敖文存》、《李敖文存二集》。

1980-1985

1980（民国六十九年）四十五岁。出版《李敖全集》。5月6日与胡茵梦结婚。为替萧孟能太太抱不平等，被萧孟能控告。胡茵梦受国民党唆使，做斗李敖秀，我在8月28日通知胡茵梦离婚。胡茵梦一方面招待记者宣告她对李敖的恨，一方面离婚第二天向李敖哭着诉说她的爱；一方面作证头一天告诉我报上登她骂李敖的话是乱写的、很没有斟酌的、太过分的，一方面作伪证时，又照旧太过分的很没有斟酌的乱说不误。

1981（民国七十年）四十六岁。8月10日再度入狱。入狱前我写道：“首先是舆论对我的封锁，《中国时报》的高信疆，终于受到压力，要他在国民党全会期中，停刊我的文字一星期。于是，在‘美丽岛事件’前四天，我写信向高信疆辞去专栏，一方面多谢他‘这半年来对我的道义支持’，一方面抗议某方面，‘直接间接扼杀异己的言论，究竟要闹到什么地步才同归于尽？’”“舆论封锁以后，接着是舆论的斗臭，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鼓动胡茵梦表演‘大义灭亲’，各路人马为了嫉忌李敖、斗臭李敖，居然认同了胡茵梦这种连共产苏联、纳粹德国都怂恿不出来的离奇模式，居然不警觉胡茵梦的‘不义灭夫’行为是‘违背善良风俗’的、‘违反公秩良序’的，甚至与他们‘复兴中华文化’的目标绝不兼容的，这种‘打倒李敖统一战线’，不是太邪门了吗？”“在舆论的一片杀伐之声里，国民党《中央日报》带头以专论攻击我，省政府《新生报》干脆漫画骂我是狗。……统计各报的新闻处理，是以三十比一的比例进行的。不但使我只有三十分之一的‘公平’，并且一律拒绝按照他们的《出版法》、他们的《中国新闻记者信条》给我更正。”“当《疾风》杂志系统，鼓噪在中泰宾馆之外的时候，眼看而来的，就是对异己法律上面的斗倒；当《疾风》杂志系统，乃至《黄河》杂志系统，鼓噪在高等法院内外的时候，眼看而来的，同样是对异己‘政治问题，法律解决’。于是，在选举前夕，在李敖《千秋评论》杂志执照拿到后一个多月，高等法院就快马加鞭的判我有罪。”在入狱前十六天，认识汝清，同居十六天。汝清是我不认识的某留学生的新婚夫人，这是我生平第二次和有夫之妇私通（第一次是我二十八岁时候，和一个我不认识的流氓的太太），我真正做到了罗素《婚姻与道德》名著的境界。在这一两年里，在我床上，虽然不乏歌星解带、空姐横陈，但对我却是“目中有色，心中无色”。汝清却是一个例外（在我一生中，张敏英是最令我作梦的女人、君若是最慧黠多才的女人、尚勤是最有幽默感的女人、海蒂是最美丽的女人、小蕾是最可爱、最令我怀念的女人、Martha是最好的女人、胡茵梦是最风华绝代的女人、汝清是最惹我怜爱的女人。在正规之外，我一生中只有过五次和妓女在一起，并调查妓女生活，我是主张灵肉一致的人，我不喜欢没有爱情的性行为，我觉得我在这一方面，比一般人高得太多了）。

1982（民国七十一年）四十七岁。入狱后即开始每月出版一册《李敖千秋评论丛书》，一直不断。2月10日出狱，发表有关司法黑暗、监狱黑暗文字，并陆续为许多冤狱抱不平，引起行政院院会、中外舆论、电视、立法院以及被迫害者的重视。在国民党立委温士源疾呼阻止李敖英雄形象流传后一周，新竹少年监狱即发生空前大暴动。出狱后大量为党外杂志写文章，公论所在，蔚为重镇。“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4月25日，党外人士为我在紫藤庐祝寿，虽然许荣淑等坚邀，我不肯露面。6月出版“三情之书”——《李敖的情诗》、《李敖的情书》、《李敖的情话》。8月28日起，实行“隐而不退”。

1983（民国七十二年）四十八岁。继续每月出版《李敖千秋评论丛书》。2月1日出版“李敖全集”第七册、第八册。8月至11月另出版《李敖千秋评论号外》三册，全年密集写作，生平仅见。

1984（民国七十三年）四十九岁。继续出版《李敖千秋评论丛书》（其中第一期、第十一期、第十六期、第二十二期、第二十六期、第二十七期、第二十八期、第三十二期、第三十四期、第三十六期、第三十八期、第三十九期均遭查禁）。1月起，又加出《万岁评论丛书》（其中第三期、第四期、第五期、第八期、第九期、第十期、第十一期、第十二期均遭查禁）。每月一册，与千秋评论错开出版，等于两个月刊或一个半月刊。另为《政治家》主持专栏、任《自由时代》总监，鼓动风潮，造成时势。3月6日，美国（JamesT.M.Pan）写信说：“台湾一千八百万人口，但自海外看岛内，全岛只有李敖一人而已！现在如此，将来在历史上更加如此，这是中外正义之士的一致看法。”总之，我生平侠骨柔情、敢说敢做，多少年来，一直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魄，独行其是，而不在乎小人们争言其非。我是顽童、是战士、是英雄、是善霸、是文化基度山、是社会罗宾汉、是痛恨国民党和伪君子的第一真人，中国有史以来，没人能像我这样集正义、力量、勇气、真诚、血性、智能、博学和活泼于一身的人了。有李敖在，是中国人之光，岂止一千八百万而已，有朝一日，历史将为我作证。

1985（民国七十四年）五十岁。最高法院平反四年前冤狱。继续出版《李敖千秋评论丛书》（其中第四十期被查禁）和《万岁评论丛书》（其中第十三期、第十四期、第十五期、第十六期、第十七期均遭查禁），在国民党疯狂查禁政策下，事实上，连残余的没禁的，也难以正常上市。警察、特工之流威胁售书小贩说：“反正凡是有李敖两个字的书就不要卖！”所以处境是苦撑待变，备极艰辛。

1月15日，回信给潘毓刚，我说：“这么多年来，我的确十足证明给所有的人看，我是一个‘顽劣份子’，一个被国民党永远无法扑杀的‘獠’。对李敖，国民党除了杀李敖关李敖，无法解决问题，可是杀了关了，制造出来的问题会比解决的更多。”信中我谈到国民党在台湾、在中国，它的真正罪孽，是“‘阻塞’了别人前进，造成了冷空气在上空长时间驻留。国民党的最可恶之处，不在它自己的作恶，而在它‘阻塞’别人为善，它总是裹胁广大中国人民为它殉葬，自己去死还不够，还要拉别人一起死，这是最不可原谅的事，广大中国人民为它误尽青春又不能免于偕亡，这真是中国的悲剧。”3月16日，我写《菩萨就只好打倒他》，我又说：“国民党并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因为他们不配。国民党的罪过是他们怕‘菩萨将成正觉也’，因而‘诱乱不遂，忧惶无赖’；因而出面阻止我们、阻止中国的现代化。他们什么都不是，只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拦路无赖而已。”“我们预见的国民党，是早晚‘魔军怖骸，奔驰退散’的乌合之众，他们的下场终将化为春泥，做为‘莲华’下的肥料。菩萨的遗憾也许只是不得不浪费许多时间去圣魔大战，但这种浪费是在所难免的，没有这种浪费，就没有‘救多数人于永久’的开路条件。国民党既不允许菩萨‘成正觉’，菩萨就只好打倒他，菩萨没有法子。”这些立论，是我身处此岛的基本态度。当然我已五十之年，来日有少无多，圣魔大战的浪费，应当尽量减少，多写世界性、永恒性的作品，自是我今后的主力。

不要只摸李敖一条腿

你以为你知道李敖是谁，你错了。你不知道李敖是谁，就如同瞎子不知道象是谁。瞎子摸象，只摸到一条腿，就以为那是象，其实象是完整的，不只一条腿。

你以为你不必知道李敖是谁，那正是国民党伪政府所希望的。几十年来，这个伪政府查禁了李敖九十六本书，超过金氏世界纪录，伪行政院出版《中华民国作家作品目录》，收有国民党文人柏杨等七百零三个作家，可是不见李敖之名。伪政府曾动用所有媒体不报导李敖，媒体不敢出现李敖二字，长达十四年之久。直到今天，跟国民党同路的媒体如民视、如自由时报、如天下杂志，还这样视而不见呢！虽然李敖的真面目被封锁、被扭曲，但在高人眼中、在海外报导中，对李敖的肯定之言，随着李敖的成长，仍屡见不鲜：

■钱穆说十八岁的李敖：“知君努力学问，与日俱进，……将来必有成就。”

■胡适说二十七岁的李敖：“他（李敖）喜欢借题发挥”、“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

■英国伦敦《中国季刊》（TheChinaQuarterly）说：二十八岁的李敖是“一个得人心的英雄”（apopularhero）。

■美国《圣路易邮讯报》（St.LouisPostDispatch）说：三十三岁的李敖是“著名的中国传统批评家”（WellknowncriticoftheChinesetradition），写的书多被查禁。

■美国《今日台湾》（FormosaToday）说：三十四岁的李敖带领《文星》成为台湾知识界“唯一生命的火花”（TheonlysparkoflifeinTaiwan'sintellectualworld），而李敖则是火花的“点火者”（firebrand）。

■《太平洋星条旗报》（PacificStars&Stripes）说：三十六岁的李敖是“台湾知名的历史家和作家”（awellknownTaiwanhistorianandwriter）。

■《纽约时报》（TheNewYorkTimes）刊出李敖照片并专文报导：三十六岁的李敖是“孚众望的年轻作家”（apopularyoungwriter）、“以写讽世文章知名于世”（wellknownforhissatiricalessays）。

■香港《远东经济评论》（TheFarEasternEconomicReview）说：三十七岁的李敖是大部分著作都被查禁的“著名的散文家和编者”（thewellknownessayistandeditor），被判十年徒刑。

■美国《时代周刊》（Time）说：三十九岁的李敖是“最著名的”（themostnotable）作家，自1971年迄今，犹在狱中。

■英国《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International）刊出李敖照片，提醒世人，李敖自1971年迄今，犹在狱中，该组织选出全世界三位良心犯，四十一岁的李敖是三位之一。

■彭明敏说：五十四岁的李敖“是华人史上罕有的奇才。惟因如此，当权者视之如背刺，非把他连根拔掉不休”。“他（李敖）所以反对国民党，不是出于狭窄的政治利益，而是发自历史和文化的深厚哲学，也是出于对民主自由的信念和人权人道的大精神。他的思索是广泛、深刻、清晰、严密而良知的。”

■美国“全美华人协会”（TheNationalAssociationofChineseAmericans）颁发最佳成就奖给五十五岁的李敖。

■美国《花花公子杂志》（PLAYBOY）《1990年企业年报》（PLAYBOYEnterprises,Inc.1990AnnualReport）1990年12月刊出李敖照片，指出五十五岁的李敖曾接受该年6月份外语版访问，该外语版共十五国、每年十二位，李敖是全世界一百八十位名人中选出的三位之一。……此外，日本NHK及香港等电视台，也一再报导李敖的处境。这些世界级的地位，国民党伪政府和它同路人是封锁不到的、也是消灭不了的。

（李敖自撰宣传词）

“北土非吾愿，东林怀我师”

——回想姚从吾老师

我早在中学时代，就知道姚从吾老师了。原因是庄严一家的关系。庄严是我爸爸在北京大学的学长，庄严太太申佩芬是我妈妈在吉林女子师范的学姊，我爸爸又是申佩芬的老师。庄严有四个儿子：庄申、庄因、庄喆、庄灵，一父四子，都与我熟。我在中学时代，庄严、庄申写给我不少的信，其中庄申尤多。庄申为我开列台大历史系、考古系教授和所授课目的清单，其中就有“姚从吾辽金元史”一项。庄严、庄申常向我讲述儒林内史，如蒋复璁欲投共，在船上与共特搭线，后来发觉根本不是共特乃是国特，大吃一惊，吓得生了一场大病之类，我听了满感兴趣。所以我在中学时代，对儒林内史就颇知一二。1955年我进台大历史系，在迎新会上，大放厥辞，在座师友全体惊叹，其中有一位中间秃顶、两边白发、身材矮胖、长得结结实实的老教授，不是别人，就是姚从吾老师。

姚从吾老师

姚从吾老师原名士鳌，字占卿，别号从吾，后来即以别号为名。他生在1894年，也就是中日甲午战争那一年。他是河南襄城县人。1914年毕业于河南省立二中，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史学门，1920年（五四运动后一年）毕业。他原在头一年（1919年）考取第一届高等文官考试，分发教育部社会教育司见习，于是就留部工作。又应中国地理学会主持人张相文之聘，编辑《地学杂志》。同时考入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1922年毕业参加北京大学选拔学生赴德深造考试，入柏林大学研究。1929年应德国莱茵省波恩大学东方学研究所聘，任汉文讲师。1931年任柏林大学研究所讲师。1934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1936年兼系主任。1937年抗战开始，他随校西行，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抗战胜利，1946年任河南大学校长。1948年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1949年，护送故宫第三批文物来台湾，任台湾大学教授。1958年，膺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从姚从吾老师直到1958年才当上中央研究院院士一点上看，反证他在这方面的学术地位，是很晚并且是在台湾才被肯定的。姚从吾老师虽是胡适大弟子、胡适虽是“学阀”，但在大陆时代，当中央研究院院士，胡适还不能把这位学生“带进场”。——当时胡派的院士，早被胡适的另一学生傅斯年把风光抢尽。傅斯年是何等霸气人物！他虽然与姚从吾老师同在北大做学生、同去德国做留学生，但从没把姚某人看在眼里（我听说姚从吾老师在德国还被欺负，有被扣公费之事）。大家都知道姚从吾流亡到台湾后做台大教授，却很少人知道他在进台大前沦落彰化靠老婆吃饭。

靠老婆吃饭

吴相湘老师在《姚从吾师尽瘁史学》（《传记文学》第十六卷第五期）中回忆：

民国三十八年1月下旬，从吾师全家及相湘家属均寄居台中梅月旅社，从吾师全家四口住六叠小房，相湘一家六口住六叠房。每日以人计房租及购米菜，师母与内子每周均以金饰换钱度日，始体认米珠薪桂滋味。时值腊冬见居住合作旅社之故宫博物院先来同仁砍切大块猪肉，真有久不知肉味之感。幸师母得彰化中学聘，每月有收入，从吾师曾多次以布袋盛米自彰化来台中送相湘。其后从吾师应台大聘，每周仍往来台北彰化间。一年后才举家迁台北。

据方豪老师跟我说：他是经过胡适写介绍信，才在1949年2月到台大教书的。那时姚从吾老师还在彰化。可见他到台大，甚至比方豪老师还晚。方豪老师不是北大系，有一次在姚从吾老师研究室中聊天，他告辞后，姚从吾老师忽然冒出一句，说：“有些人在这里做教授，若在当年我们北大，连助教他都不及格！”一派北大优越感溢于言表。但这种北大优越感，我想在傅斯年面前就吃瘪了，因为在傅斯年眼中，我老傅才是真北大。我猜姚从吾老师进台大，还是得力于胡适的面子，若光靠他自己，傅斯年才不要他呢！那时因为人浮于事，且有门户之见，大陆时代的教授沦落教中学，大有人在。心理学家艾伟就是一例。他在新竹中学混饭吃，连大学都进不了，何况台大！

《辽金元史》课堂上

开始选姚从吾老师的课，是1956年的事。那时我升入大学二年级。姚从吾老师开的课是《辽金元史》，上下两学期，共六个学分。上课的情形，老学长张伯敏在《往事忆趣》（1968年5月4日《中央日报》）曾有回忆：

教我们《辽金元史》及《史学方法论》的是姚从吾教授，他最亲切和蔼，年纪一大把，总是谦称“兄弟”如何如何，搞得我们这一批小伙子发毛，不知如何是好。他挺着一个大肚皮，讲课时最喜用手去揉搓，揉着揉着，那话就从肚皮里“揉”出来了。只是谈肚子，那还比教三民主义的黄季陆教授差一皮，黄教授进教室，先见肚子，那身体还有大半天才进得来呢！

张伯敏说姚从吾老师年纪一大把却满口自称“兄弟”，的确是此老的习惯。记得第一堂课下来，班上女生众口纷纷，笑谓他怎么跟我们称兄道弟呀？他那么老，被他称“兄弟”，多倒霉呀！张伯敏说手揉大肚皮而讲课事，但他忘了说姚从吾老师的牙。姚从吾老师有满口乱牙我从没见过一个人有那样乱的牙。他的牙，每颗都很大，并且N多，我始终怀疑他不是“重瞳”而是“重牙”，牙齿比一般人要多。当然我这样说，毫无根据，但从亚理士多德把他老婆的牙齿数目搞错一点上看，这种牙多之感，可见也不唯我独有也！

姚从吾老师拙于口才，讲话时先是张开奇厚的嘴唇，下颚乱动，满口乱牙翻滚，然后发音，我心想物理学上光比声快，此之谓也①。他的声音中气十足，道地是河南男低音，配合上他那厚实朴拙的造型，俨然一副中原老农相。他冬天穿两种衣服，一件是灰色西装上衣，衣奇大，是从估衣市场买来的旧货；一件是阴丹士林长袍，长袍下有白衫裤，白衫裤与短袜子间，永远露出一截小腿。这种露一截小腿的造型，今天大概只有郎静山硕果仅存了②！

何须化装？

我说姚从吾老师一副中原老农相，这副相其实救了他。他在河南大学校长任上，共产党陷开封，他在乱军之中能够逃走，吉人农夫相之故也！吴相湘老师在《姚从吾师尽瘁史学》中回忆：

从吾师此次能脱离虎口，实其平日习于刻苦有以致之。从吾师到京后面告：开封沦陷后即思脱身之计，先将面粉十余斤炒熟盛于一布袋，另购木瓜若干，并将在德国购置之金挂表及安全剃须刀分藏于二大馒头内混于十余馒头中，化装为一老农，然后与三五河大学生乘夜混出城外，向东步行，遇难民甚众。从吾师虽居留北平及旅德多年，而乡音未改，头发斑白，随行学生均以老公公称呼，未引起他人注意。沿途以木瓜解渴，面粉馒头充饥。当时决心如被共匪发现身分，即用安全剃刀割颈以免受辱。开封归德途中，历经战火，十室九空，夜宿破屋，蚊虫丛集，白昼夏日高照，困苦可以想见，幸从吾师以最大勇毅精神度过此一长程，终安抵归德，询知国军周碞所部驻守，即往拜访，遂获护送至徐州。从吾师原有每日刮须习惯，今自开封沦陷即未用剃刀，到徐州时照镜见满腮于思，曾摄影留作纪念，剩余炒熟面粉也曾携至南京存纪念。

吴相湘老师这一叙述至为动人，但说“化装为一老农”一点，却引起我暗笑。——姚从吾老师根本就是一老农的造型，又何须化装啊！

姚从吾老师虽然厚实朴拙，但在生活经验上并非笨伯。傅乐成跟我说：“我伯父（傅斯年）说老姚愚而诈，他们河南人都愚而诈。”我听了大笑。我说姚老跟我说，他从开封逃难出来第一天，他走得很慢，并且很早就休息、不走了。同行的河南大学学生们都埋怨他。他说你们不读《水浒传》，逃难一开始不能走得太猛，平常不走这么多路，第一天就猛走，第三四天就走不动了。所以一开始要慢走少走，以后加快加多，才能走完。我说姚老在生活经验上，既不愚也不诈，虽然他实在不是做学问的料子，--他在做学问上太不聪明了。

人非狗熊，学乃狗熊

我在《千秋评论》第四十三期《五十-五十-易》里，收有我应《台湾时报》之邀，与一些青年朋友的谈话，其中有这样一段：

读书当然很重要，但读书的方法更重要，这方法就是要不死读书。很多人书念多了，就从呆子变成了书呆子，像我从前有位老师叫姚从吾，是辽金元史专家，非常用功，最后死在书桌上。但是他太笨了，他是辽金元史专家，而元史却没有看过一遍，多令人惊讶！就好象一只狗熊进到玉米园里，折一根玉米挟在腋窝下，左摘右丢，弄了一夜，出园来时腋下还是只剩那一根。他们看过的东西随时扔掉了！我看过太多这一类的人，我只能说他们选错了职业！

这里所谓“元史却没有看过一遍”的话，其实是萧启庆在聊天中偷偷告诉我的。萧启庆在《辽金元史》上，得姚从吾老师真传，也深知深通元史之难，他的悄悄话谅非虚语。虽然如此，姚从吾老师勤能补拙，在“发凡”上面，也自有他自己的成绩。吴相湘老师写《姚从吾译注蒙古秘史》（《民国百人传》第一册），说他“先后完成论文约五十余篇，均有关契丹、女真、蒙古史实之研究，特着此三大边族对中原汉化态度之演变。其所论述博洽精审。比较柯绍忞、屠奇、陈垣等诸氏著作有过之无不及。尤以对元代汉文化史之发掘，将元好问、李冶、张德辉、许衡诸人之苦心孤诣维护华夏文化史实表露特详，使今人了解中国文化学术在蒙元时代断而复续的关键所在”。用字虽不无溢美，但也有事实在。总之，姚从吾老师一生的学术成绩，我总觉得与他际遇和努力不太相称，这是很可叹的！

“我公赏识足以服众也。”

说来也许奇怪，姚从吾老师在我大二教我《辽金元史》（上学期他给我86分、下学期88分）；大三教我“史学方法”（上学期94分，下学期86分）；大四指导我写“论文”（94分），但我总觉得，在学问上，他对我的影响极为有限。尤其大四写论文，他对我实在没有什么指导可说（为了跑图书馆，他倒给我写了不少名片）。我敢说，他对我的论文——《夫妻同体主义下的宋代婚姻的无效撤销解消及其效力与手续》，全无研究。他只能给我改一处笔误而已。我在论文第2章第4节“外姻而尊卑为婚”内，徽宗“政和八年”条下原注说：“政和只七年，洪迈此乃重和元年之误，是年为1118年。”姚从吾老师看了，加注说：“政和共八年短两月。”“重和改元在戊戌十一月己酉朔（《宋史》卷二一）。”他又拿给赵铁寒看，赵铁寒也加了一注，说：“……政和八年戊戌，是年11月1日改元重和，见李伋《宋朝事实》卷二及《宋史-徽宗纪》，洪（迈）氏不误。”写到这里，就看出姚从吾老师的伟大处。他对我的论文不在行，但他与人为善、不耻下问，拿去给赵铁寒看。赵铁寒是师大教授兼办《大陆杂志》，回信给他说：“‘李君天分很高，能放大找材料，更长于组织与剪裁。剖析问题，如剥笋如抽茧，有探骊得珠之妙。至偶有荒疏之处，青年人常情，不足为病。’我公赏识足以服众也。”其实，赵铁寒也未必对我的论文在行，也只是改笔误而已。

事实上，我的成绩，在台大已经极为突出，识货的教授们早已寒我。这由后来考研究所的一幕上可知。考研究所口试，众教授（姚从吾老师在内）环坐，但没人“敢”提问题考我，最后主试者文学院长沈刚伯问了一句：“——你以后还穿长袍吗？”遂在大家一笑状态下，考取了。这个故事，使我想起科学奇才奥本海默。奥本海默在哈佛读书，三年时间，就修完四年功课。二十三岁到德国哥丁根大学，三星期就得到博士。他的量子力学论文，使主考教授甘拜下风。主考教授詹姆斯法兰克在口试后说：“幸亏我趁早开溜，他已经反过来向我发问了！”

赵铁寒说姚从吾老师赏识李敖“足以服众”，这倒是真的呢！

不想当国民党了

姚从吾老师在学问上，虽然与他的际遇和努力不太相称，但他在学问以外方面，对我倒启迪颇多、帮助颇多，令我一生感恩难忘。

姚从吾老师在抗战期间，被国民党“拉夫”，本来已是国民党的大将，吴相湘《姚从吾译注蒙古秘史》中说：

民国二十七年7月9日，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翌年，姚奉命在西南联合大学设立支团部，旋又奉令组织中国国民党西南联合大学党部。从此，日以澄清左派职业学生之蛊惑、鼓励大多数青年勤学报国为目的。经常举行演讲会座谈会，沟通全校同仁及学生对国是意见。正气凛然，无所顾忌。左派分子唯有暗施攻讦而已。

可见他当年在国民党中的重要地位，虽然他在三青团中这一地位，最后已被陈雪屏取代，但他与国民党的渊源却其来有自，固不简单也。他最后能当上河南大学校长，跟这一其来有自，自有关系。

姚从吾老师到台湾后，他跟国民党的关系，据他告诉我，已经疏远，他说国民党办党员归队时，他已拒绝办归队登记，他不再是国民党了。我一直以为这是真的。但他死后，国民党《中央日报》上赫然有“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的头衔，我才恍然大悟他不做国民党，是树欲静而风不息的。虽然如此，但在我与他多年的交往中，他的党性却全然不见。我想他到台湾后，内心里一定有某种程度的觉悟：他不想当国民党了，虽然他没有公开反对它。蒋介石要他做中央评议委员，他也没有拒绝。——从大陆时代大学里党部的负责人，到台湾时代大学里的全无党性，这一觉悟，不是很明显的吗？

胡适——姚从吾——李敖

姚从吾老师跟我的关系，一直与一个人有牵连，这人就是他的老师胡适。1957年3月1日，我大二的时候，就在《自由中国》第十六卷第五期发表我中学旧作《从读<胡适文存>说起》，文章颇有功力，引起海外的胡适和台湾的北大系教授的侧目。一年一个月后，胡适来台，主动安排我和胡适见面的，就是姚从吾老师。我在《大学后期日记乙集》1959年6月29日有追记如下：地质系讲师张凤栖托启庆送我胡适演说稿《历史科学的方法》抽印本一册。这是胡适在四十七年4月26日在台北中国地质学会四十七年度年会的演说纪录，也是我在大学第一次听胡适演说。演说后，姚从吾特别为我介绍，胡适立约我去聊聊。当天我们就在钱思亮家里，大聊一阵。

此后胡适一直把姚从吾老师视为“胡适——姚从吾——李敖”的关系，姚从吾老师也有视一同。我相信胡适以下，显然把我看做北大系的一个传人，姚从吾老师跟我的交情，也是在这一基线上发展的。这些发展，在我《大学后期日记》甲集乙集中，可以看到不少：

一、1958年11月4日——赴松山机场迎胡适，12时飞机抵北，我站在机梯旁，人潮拥挤中胡适叫我一声“李敖”，即被人海卷去，我先把玄伯先生接出，后姚先生言及我论文事，谓想请胡先生协助，问萧启庆是否告诉我？（萧启庆翌晨告我谓姚先生欲退居助教地位，想请胡适为我出题，指导作论文，姚谓他对此类题目无研究，且胡有兴趣于此种题目。）并鼓励我“好好干”，其意甚殷。胡适在候机楼对记者谈话时，答复他太太没来的事说：“女人家的事做丈夫也搞不清、管不了！”后与我握手，称“李先生”。胡适气色比半年前好多了。

二、1958年11月17日——下午萧启庆言姚老抄下我地址，准备找我，恰于傍晚与之同返家。姚老言与胡适论及我，胡适记忆我很清楚，问及我已否毕业事，并言其二三十年前一英文论文论及中国之婚姻现象，姚老谓吾是题若能写五千字至一万字以上，即可做之，他担心材料恐怕不太好找。他意思希望我换题，专搞一家之言，一人一书深入之。他与毛子水主张我研究元遗山之思想与著作。后同赴其家，以《国风》中缪钺之遗山年谱相假，谓此题可与胡适之研究计画配合起来，并谓他们提掖后进之意。后进者，启庆、曾才及我三人也。我意姚老不明吾于宋代婚姻，已有相当之研究及材料之搜集，其担心乃因不明吾乃“奇才”所致，他说他仍愿尊重我的意思，我则仍不想变题而作也。

三、1958年11月24日——上午10时在文学院草地上小坐，见胡适车来，因过与胡适谈天于文学院的拱门之下，他说：“李先生，你那长信我收到了，因为忙着搬家，所以没来得及回。”并问我府上，说我“说的是北平话，还有一点山东口音”。我告诉他我没去过山东，一直住在北平。又谈及敦煌卷中宋太宗3700多号离婚状等。他谈他刚写完给赵元任的祝寿论文，又加了一条补记，“昨晚三点才睡。”并约我星期天去他那儿，晚一点最好。并说吴相湘、姚先生已告诉他我正在研究贞操观念。他手中拿两本伪组织时期杂志（《中和》杂志）。我说：“您气色比以前好多了！”

四、1958年11月28日——赴姚先生处登记论文，姚不明吾题意，最后商量结果，订名为“宋代婚姻解消及其社会约制的初探”。并谓再写一份目次，他将送给胡适，问问胡先生的意见。言及故宫监守自盗事，“一笑缘”与欧美变相之妾（私通之盛）。姚先生手勤甚可佩，他劝我入研究院，并去中研院做事。

五、1959年2月23日——姚先生信来，打电话给陈淑平。写限时信给启庆（按：信是2月22日写给我的，约我们去听2月24日胡适在中央研究院的演讲，讲题是《真的历史和假的历史》）。

六、1959年4月1日——午前与姚老谈，姚老多鼓励，并说胡适向他问我：“你们那‘胡适迷’怎样了？”

七、1959年4月8日——与姚先生谈。姚又要我去看胡适，并写一介绍信如下：胡颂平先生（中央研究院秘书）颂平兄：兹介绍台大历史系四年级同学李敖谒见，祈赐接谈。李君素钦敬适之先生，收集胡先生著作亦最全。胡先生待之如罗尔纲，唯尚未念完大学耳。彼欲谒见适之先生，请兄代为安排为感！祝近好！弟姚从吾敬上四月八日。

八、1959年4月18日——晨与姚老谈，又劝我看胡适，意谓胡颇欲使关系深切也！

九、1959年4月30日——上午10时后在台大医院四楼特别病房与胡适谈，先经与胡颂平秘书谈，时胡适正有客人，胡适之见我大呼“李先生”，请我坐，我说等一下，遂再与胡颂平谈。胡适头大而清、蓝袍、褐袜、拖鞋。他的客人走后，我们大聊一阵，他颇怀疑《名公书判清明集》的时代，我却不以为然。

十、1959年7月13日——晨与姚老谈文人性情，姚先生言增才（王曾才）等言我个性之强，一决定，任何人的话皆不听，此北方之强。个性强者皆易过度而流于不听人言。又言文人方能治史。姚老似有延我为胡适秘书之意。

“叹众老之中，竟无一可为吾师者！”

虽然在这方面，我在日记中留有这些纪录；但在另一方面，日记中却也留有我对“胡适——姚从吾”他们的失望：

一、1959年2月24日——赴南港，听胡适讲演《真历史与假历史》——用四百年的水经注研究史做例子。与启庆晚饭于铁路饭店，并同逛街，赴植物园夜游甚快乐，又赴中央图书馆谈天。叹众老之中，竟无一可为吾师者！

二、1959年3月1日——傍晚覆徐高阮一长信攻击胡适以下的老朽们。我对胡适那种“好话说三遍”的态度愈来愈不满意。

三、1959年5月9日——读胡适、罗隆基、梁实秋合著《人权论集》，深感吾之方向在此不在史也。

这些日记表示的是：我显然不以“胡适——姚从吾”他们的水平为已足，也不以做学者、终老于史学学术研究为已足，我的目的是超越他们，是我经世致用、为人权战斗的方向。虽然做学者我也满在行，可是，这又怎么够呢？

到了1959年7月7日，我把“‘宋代婚姻’研究计划”送给姚从吾老师后，第二天与他长谈四十多分钟，那时我又有感情上的其它原因，就决定去当兵算了、不考研究所了。7月10日有日记如下：晨启庆携来姚先生信，力劝我不可放弃研究所。姚先生昨晚请其来舍找我，适我不在。姚先生今晨言赴校与我面谈，我却不欲见之。

就这样的，我就决定南下了。8月1日，我向姚从吾老师辞了行；2日就上了火车。当天送行的有周弘、景新汉、马宏祥、白绍康、华昌平、李华俊、陈又亮、陈鼓应、祝庭生、张克斌、袁祝泰、朱广诚、黄锡昌、施启扬、佟耀勋、阙至正、孙英善、林淑美、杨祖燕、杨世彭、袁天中、萧启庆、王尚义、陈良榘、王曾才、李耀祖等。我在台北的五年大学风光，就此告一段落。

送钱

1960年2月12日，我在部队里收到十日萧启庆的信，有这样一段：

日前与姚老谈，他认为在我们班上，在各方面，您都是最成熟的一人。又说您不轻易写东西，而写出来的东西一定“很象样”。我很赞同他的看法。

到了9月，我北上一次。9月21日有日记如下：

上午与姚老头谈，老头又欲给我钱，并劝我明年考研究所，3月至7月他准备每月给我五百元，我当然不肯要他的钱，他又送我大陆杂志合刊。

9月30日，我收到萧启庆二十八日的信，有这样一段：

22日上午，到第一宿舍访您未遇，据他们说，您宿在老景家未回来。10点多回到研究室，章铨告诉我，我出去时您曾来过。我再四出寻您时又寻不着了。我们很久未曾长谈了，这次您北来，又阴错阳差地失去了和您长谈的机会，实在很遗憾。24日上午，姚老又命我送两百块钱给您“济急”，我知道您已经走了，而且，即使还在也不会收他的两百元，虽然如此，还是走了一趟，果真您已在前一天南归了，再回去向姚老报命，并把款子还给他，并代您谢了他的好意。

我在日记上说：“姚老头儿实太热情。”

10月30日，我又收到萧启庆26日的信：

昨日和姚老闲谈，据他说，胡大博士仍有意“栽培”您，但希望您读完台大历史研究所。姚老也为您想到解甲后的职业问题，他想聘您为国家讲座的研究助教，虽然规程仍未决定，但他认为不会有太大问题。如此，您便可以安心读几个月的书，而不必为酱爆肉担心了。他叫我现在不必向您透露，所以您去信也不必提起。

“师儒之席，不拒曲士。”

11月7日，我在营房里，借老士官刘云的灯光，写了一封信给姚从吾老师，这是我在他两次给我写信后，第一次给他写信，全文如下：

从吾师：

启庆来信道及老师托他送钱给我的事，非常感激您的关怀，四年来，老师对我的照顾实在很多，不论在治学上做人上乃至经济上，我都经常沾到您的教泽与鼓励。我不敢自诩您特别爱护我，因为您的热心使许多人都受到奖掖与实惠，但我又经常感觉到在您年轻一辈的学生中，以我受之于老师的最厚，而老师也关切我最深。在我五年大学生活中，没有第二位老师能这样热心指导我帮助我，也没有第二位老师肯这样不倦地一再照顾这个好立异、不大安分的学生，可是您却做得使我简直当不起，使我除了心中默默的感动外，不知如何答谢您的好意。柳子厚在他《与太学诸生书》中写道：

绳墨之侧，不拒曲木；

师儒之席，不拒曲士。

这真可说是老师对我的风度了！

读TheEducationofHenryAdams在第二十章中，有这么一段话

Ateacheraffectseternity;hecannevertellwherehisinfluencestops.

我抄这段送给老师，谢谢老师！

李敖敬上

四十九年、11月7日夜

明年2月可退伍，最近又有提前于下月退伍之说，退伍后定将北上，面候起居。

马戈来信

因为那时候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尚在草创阶段，姚从吾老师为我出路打算，倒也不限于助理一职，他也想过推荐我去大陆杂志社。11月18日，我收到马戈16日的信，向我透露：

日前姚老来杂志社将兄论文持交主编赵先生，适赵不在，谆谆嘱我转告：努力表现，工作可以想办法，渠有意荐兄于敝社，弟当然欢迎，此事虽不理想，但以之待机，似仍差强人意耳。而赵先生看胡博士金面当不成问题——至于大作之精采处，渠定与姚先生一斑不解也。

马戈就是马宏祥，他在历史系比我高一班。他和我在知识上都是前进人物，对“姚老”、“赵先生”（赵铁寒）诸公，我们都嫌他们太迂了。

萧启庆来信

12月11日，我有日记如下：“启庆来信，知‘研究助理’差使大概无问题，可谓好消息。”启庆信如下：

敖之：

很久未接到您的来信，谅是军务繁忙所致；大演习已竣，您可以好好休养一下了，有无北游的计划？

姚老昨和我谈挽您出任他助理的事，他要我告诉您，正式的名义是：“国家讲座研究助理”，每月可支一千元，外无配给，他想借重您，不知您是否愿意？工作不会太忙，不致妨碍您原定的计画，不必犹疑。助理有两名，另一名已内定为陶晋生。王德毅兄亦托姚老觅职，姚老想把他介绍入中央图书馆或大陆杂志（接老马事）。

近来情绪周期又届低潮，甚落寞，昨夜外出访友，找了四个人，竟然都落空，更觉难过。

兵役法将修改，学校中人心惶惶；首当其冲的是我，本来是第八期预备军官，现在可能要变为第×期国民兵了，想做硕士，结果竟连上士也做不到，祇有徒呼负负了。

下面有首油诗，是我们尊敬的一位长者的“文学”作品，写在他的日记前面，算是他的座右铭，作者是谁？我不必道其名，您看看诗便会猜出，而且您一向最“佩服”他的“文才”的。吾且慷他人之慨，抄在下面，当可供您解颐，诗云：

吃饭要吃饱，

午晚都睡好，

工作依时进，

余随自然了！

如何？猜出是出于谁人的手笔？

盼来信！

启庆

听孙英善说，您曾有作品在联合报发表，我可惜未看到，可否将“拔刷”掷下，让我拜读。

当晚“人静后”，我回信给启庆：

前几天曾返中谋教席，铩羽而归，若走投无路，只好就“助理”之职，此事并非不欲为，盖我恐辜负老头儿一片好心，我耽心我的耐心与能力是否可与之共事？是否可有助于他？否则拿干薪太不好意思，设想老头儿若聘了我，我工作不力，他一定不好意思解聘，只好暗中叫苦，那该多伤感情？除非我再花两三百元另请个“助理的助理”，专门代我捉刀，料理本师托我之事，我则从中净赚七八百元，亦一好生意也！哈哈！姚老既考虑至再，终托你问我之意，我“当然欣然同意”，烦你暇时可回复之，新年我将北上一次，届时可与之面商尺码，尊意云何？

至于启庆信中提到的诗，我一看即知“油诗似出自士鳌老兄手笔”，后来证实，我的判断不差，那的确是姚从吾老师的“文学”杰作。这一杰作，似乎修改本颇多，据方豪《我所认识的姚从吾先生》（《传记文学》第十六卷第五期），说：“姚先生有一首通俗的养生之道的五言诗，常喜为人念诵，我即取为上联，另撰下联，不计工拙，凑成挽联如下：吃饭八成饱，觉睡十分好；按部就班去，听其自然老。书读万卷勤，文写百篇精；循规蹈矩来，看你平安归。”可见真有不同的版本呢！

《十三年和十三月》

1961年1月12日，《联合报》刊出“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五十年度研究讲座教授助理研究人员已正式聘定四十二人”。我名列其中，助理一事遂告确定。

我在《十三年和十三月》（《文星》第六十三期）里，对我这段助理生涯，有过“不安于位”的描述：

历史系毕业后，我开始做预备军官。一年半的军队生活更凝固了我个人的思想与悍气，我在野战部队中吃过一般预备军官不太容易吃到的苦，可是我很坚强。快退伍的时候，姚从吾老师正好做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研究讲座教授，问我愿不愿意给他做助理研究人员，我那时正愁走投无路，当然表示愿意。五十年2月6日，我坐上回程的军舰，九天以后，又回到了台大。台大那时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我走回来，大有物是人非之感。过去的老朋友、老情人都已高飞远扬。我徘徊了一阵，在学校附近找了一间小房，四个榻榻米大，矮得双手不能向上举，我订名为“四席小屋”，颇得俯仰之乐。晚上从研究室走出来，整个的文学院大楼一片漆黑，我想到我的身世和抱负，忍不住要叹一口气。有时候，陈宝琛那两句诗就从我嘴边冒出来，正是：

“委蜕大难求净土，

伤心最是近高楼！”

我的“四席小屋”地处要津，每天客人不断，最多时候一天有十四个客人，附近环境又太吵，老太婆、少奶奶、小孩子一大堆。我虽在陋巷，但自己却先“不堪其扰”起来。熬了四个月，决定下乡。选来选去，在新店选到了一间小房，背山面水，每月两百元，于是我装满了一卡车的书，开始搬家。

新店乡居是我二十七年来最淡泊、最宁静的日子，这段和自然接近的生活给了我深刻思考的机会，在青山里、在绿水边、在吊桥上，我曾细想我该走那一条路，怎么走这条路。

我从小在北平长大，文化古城与幼时环境使我在智力上趋向早熟，我在六岁时已能背《三字经》，十岁时已遍读《水浒传》等旧小说，十一岁时已看过《黑奴魂》（《黑奴吁天录》）等翻译小说，小学六年级时我已有了私人的理化实验室，并做了全校图书馆馆长。

我从小就养成了重视课外书的习惯，也养成了买书藏书的癖好。三十八年到台湾时，我的全部财产是五百多本藏书，（其中有许多东北史地的材料，因为那时候我不自量力，竟想著一部“东北志”！藏书中还有李玄伯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新研》，是我初一时买的，我万万没想到在七年以后，我竟在李先生的课堂上，用这书做了教本！另外还有一册郑学稼先生的《东北的工业》，是我小学六年级时买的，我也万万没想到在十四年后，我竟被这书的著者大骂，直骂到我的“令尊堂”！）这些早熟的成绩，使我很早就对教科书以外的事务发生极大的兴趣，使我很早就有了“忧宗周之陨”的孤愤。初二以后我就读台中一中，我的大部分时间全部消耗在这个中学的图书馆里。这个图书馆的藏书相当丰富，我以义务服务生的资格在书库中泡了四年之久，使我对一般书籍有了不少的常识。最使管理员们惊讶的是，我甚至可以闭起眼睛，单用鼻子就可以鉴定一本书是上海那个大书店印的，这是我在teen-age中，最得意的一门绝技。

在制式教育中，我慢慢长大，也慢慢对中学教育不能容忍。就客观环境来说，我总觉得我所经验的中学教育赶不上我在北平时的残余记忆，在残余记忆里，我认为北平的中学生不像台湾这样呆板、肤浅、缺乏常识与性灵；就主观感受来说，我读的课外书愈多，我愈觉得中学教育不适合一般少年的个性发展，更不要提IQ较高的学生了。中学的教育制度、教授法、师资、课程分配等等都有着极严重的缺陷与流弊，我在十年前高一的时候就给《学生》杂志写过一篇四千字的文章——《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它》，在那篇文章里，我曾对杜威那种“进步教育”（progressiveeducation）有着极强烈的憧憬，这种憧憬使我在有着强烈对比的中学里面非常痛苦，到了高三，我已完全不能忍耐，我决心不想拿这张中学文凭。

以“在野”之身，我开始向往台大，向往大学教育会带给我一点补偿或安慰，一年以后我走进这个学校的校门，呼吸着远比中学自由的空气，我一度感到满足。

可是，很快的，大学的生活使我深刻了解所谓高等教育的一面，它令人失望的程度比中等教育尤有过之，尤其是我身历其境的文法学院，其荒谬、迂腐已经到了不成样子的地步，六七个大学外文系的大一英文的教师甚至搞不清WilliamSaroyan是谁；而法律系的一些师生，却连HugoLaFayetteBlack都不知道！

我都在学院里生活，可是却对学院的空气感到十分不满，大学教育带给人们的不该是读死书、死读书甚至读书死，它应该真正培养出一些智能的才具，培养出一些有骨头、有判断力、有广博知识、同时又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但是，事实上，大学教育在这方面可说是失败的。今天的大学生很少能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特立独行。他们只会抄抄笔记、背背讲义，然后走进教堂或舞会，在教堂里，他们用膝盖；在舞会里，他们用脚跟，他们的神经系统已经下降，他们不会用脑筋！

带着失望的心情我走出大学，进入军队。一年半我从戎投笔的生涯在我的生命里掺进新的酵素，它使我在突然间远离了学院，远离了书卷，远离了跟民间脱节的一群。在军队生活里，我接触到中国民间质朴纯真的一面，而这些质朴与纯真，在我出身的“高等学府”里，早已是教科书上的名词。这段经验使我愈来愈感到大学教育的失败，在退伍归来，我写着：

“教育好象是一架冷冻机，接近它的时间愈久，人就变成愈冷淡。太多的理智恰像泰格尔形容的无柄刀子，也许很实际很有用，可是太不可爱了！”

不论我怎么苦恼，我毕竟是学院出身的人，学院的影响在我身上留下了巨大的烙印，使我的职业与方向不能有原则性的修改。所以在一年半的民间生活之后，我又回到学院里，翻开了《大藏经》，摊开了《宋会要》，找出了《东方学报》（ACTAORIENTALIA），想用坐拥百城的丹铅方法，掩埋我内心的波澜与寂寞。

多少次，在太阳下山的时候，我坐在姚从吾先生的身边，望着他那脸上的皱纹与稀疏的白发，看着他编织成功的白首校书的图画，我忍不住油然而生的敬意，也忍不住油然而生的茫然。在一位辛勤努力的身教面前，我似乎不该不跟他走那纯学院的道路，但是每当我在天黑时锁上研究室，望着他那迟缓的背影在黑暗里消失，我竟忍不住要问我自己：“也许有更适合我做的事，‘白首下书帷’的事业对我还太早，寂寞投阁对我也不合适，我还年轻，我该冲冲看！”于是，在寒气袭人的深夜，我走上了碧潭的桥头，天空是阴沉的，没有月色，也没有星光，山边是一片死寂、一片浓墨，巨大而黑暗的影子好象要压到我的头上来，在摇撼不定的吊桥上，我独立、幻想，更带给自己不安与疑虑。但是，一种声音给了我勇敢的启示，那是桥下的溪水，不停的、稳健的、直朝前方流去、流去，我望着、望着，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我眼前的溪水已变成稿纸，于是我推开《窃愤录》，移走《归潜志》，拿起笔，写成了投给《文星》的第一篇文字——《老年人和棒子》。

《老年人和棒子》

《老年人和棒子》文中一开始，就提到姚从吾老师：

王洪钧先生在二十五卷第七期《自由青年》里写了一篇《如何使青年接上这一棒》，政大外交系主任李其泰先生读了这篇文章很感动，特地剪下来，寄给他的老师姚从吾先生，还附了一封推荐这篇文章的信。姚先生坐在研究室里，笑嘻嘻地连文带信拿给我看，向一个比他小四十三岁的学生征求意见，我把它们匆匆看过，然后抬起头来，望着姚先生那稀疏的白发，很诚恳地答他道：“王先生在文章里说得很明白，他说‘首先不必谈如何使青年接上这一棒，倒要看看如何使老年们交出这一棒’。站在一个青年人的立场，我所关心的是：第一、从感觉上面说，老年人肯不肯交出这一棒？第二、从技巧上面说，老年人会不会交出这一棒？第三、从棒本身来说，老年人交出来的是一支什么棒？我耽心的是，老年人不肯把棒交出来，反倒可能在青年人头上打一棒！”姚先生听了我的话不禁大笑，我也感到好笑，但在我们两个人的笑脸背后，我似乎看到果戈里（NikolaiVasilievitchGogol）的句子，我感到我们两个人的笑都该是“含着泪水的”！

不准时发薪，活不下去了

《老年人和棒子》投给《文星》，在第四十九期（11月1日）发出。写作期间，我正给姚从吾老师做研究讲座教授助理。当时做助理的最大苦恼，是不准兼差，又不准时发薪。做助理的人与研究讲座教授们不同，他们有教授的本薪，补助的钱对他们是“安定费”，是本薪以外的“补”与“助”，可是“助理级”的就不同了，早几天或晚几天发薪对我们所生的影响，是不能跟他们比的，每月唯一的一千元，它是本薪，迟迟不发，对“专任”两个字，自是一种讽刺。在这种情况下，我颇有改专任助理为兼任助理的意思。8月27日，我写信给姚从吾老师：老师：

有一件事我一定得听听您的意见。

马宏祥在大陆杂志社的事他想让给我，业务不忙，同时可增加点编辑经验。

生活方面，如果兼任助理五百元和〔研究生〕研究费四百元没有变化，杂志社六百多元的薪水，可以帮助我改变一些现状：可以买几本书（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大量买书了），同时还可以还还我几笔数目不算小的债务。此事即使赵先生同意，我也一定先取得您的赞同，您如果觉得不合适，我就决定不做，您能费神替我定夺吗？

学生李敖敬上

五十、八、二七。

一、严复像徐高阮已替赵先生找到。

二、岭北纪行我正赶阅，周六前可交卷。

五天以后，姚从吾老师回信如下：

李敖同学：

多日未见，为念。礼拜六来，亦未值，甚怅！岭北纪行校正各点，均佳，备见用心，识卓。您再拿去，仔细的加添标点，使成完璧若何？可即日来取（除礼拜四外，上午均在研究室）；因若送登香港大学五十年纪念特刊，本月中旬前即须寄去，不能再迟。

王德毅应留在台北，慢慢想办法。他去新亚恐无书可读呢！大陆事颇不简单，须多次畅谈，方能定。我倒想约赵先生到您那里消暇半日，但不知他有无工夫耳！吾弟应志其大者、远者：“不受三年苦，难得人上人。”幸多加自审，大原则能守得着，自可听从，唯不能太随便耳。一切面谈后，再说。专此即问

近好！

从吾

五十年，9月3日晚。

胡适寄钱赎当

到了10月6日，我忍不住了，决定不使姚从吾老师为难，直接“通天”了。——我写信给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负责人胡适。说你们这个不准时给助理钱的制度，已“使我个人不好意思再向姚先生借钱，使我三条裤子进了当铺，最后还不得不向您唠叨诉苦，这是制度的漏洞还是人谋的不臧我不清楚，说句自私话，我只不过是不希望‘三无主义’在我头顶上发生而已。”胡适收信后，在7日就限时信寄到我新店乡居，他写道：李敖先生：

自从收到你7月4日的长信和那一大盒卡片之后，我总想写信请你来南港玩玩，看看我的一些稿件，从吾先生说：“等他考过研究所再找他吧。”后来我见报上你考取了研究所的消息，那时我又忙起来了，至今还没有约你来玩。

过了双十节，你来玩玩，好不好？

现在送上一千元的支票一张，是给你“赎当”救急的。你千万不要推辞，正如同你送我许多不易得来的书我从来不推辞一样。

你的信我已经转给科学会的执行秘书徐公起先生了。他说，他一定设法补救。祝你好。胡适

五十、十、七夜

这张支票可以在台北馆前街土地银行支取。

副本给姚从吾老师

我在10月10日回信给胡适，表示我对他的感谢。信中细述了“李敖先生”的一些身世，其中包括我跟我中学的共产党老师严侨的关系，和在严侨被捕后、死去后，我如何受到胡适自由主义的影响，因而在思想上得到新的境界。这封信写得很长，有五千字，写得很动人。我听说胡适收到信后，深受感动。他拿给几个人看，其中真巧，在10月28日叶明勋、华严夫妇去南港看他的时候，他把信又拿出来，因而从这对夫妇口中，得知了一个惊人的大消息——严侨并没有死，他还在世，不但在世，并且已经出狱了！11月1日的早上，姚从吾老师在研究室中，从皮包里拿出一封信，当面交给了我。信是胡适10月29日写的，告诉我严侨没死的事。胡适在信封上写“敬乞姚从吾先生便交李敖先生”字样，他不把这封信付邮，显然是怕被国民党邮政检查，对我不便。他真是细心的人，细心得不露痕迹，真是老到感人！

在我10月10日写长信给胡适后三天，我做了一个副本，给姚从吾老师，并附了一信：

从吾老师：

这是我给胡先生的一封长信，详述我个人的历史演变，我特地做了一份副本，呈给老师看。

五年来，老师对我的赏识、指导与帮助，不论是无形的或有形的直接的或间接的，也不知有多少，最使我感谢的，乃是老师对我那一些“使老年人看来不顺眼”的行径能够容忍，我所认识的许多老先生们、老长辈们，他们似乎缺乏这种胸襟，所以一当青年人的行为与他们的看法有出入时，他们便感到不耐烦、感到头痛。

我怀疑我的许多想法与作法是否全能合乎老师的尺度，但我只是尽量尊重老师的意见，也许老师偶尔可以发现（例如对我毕业论文的是否发表，大陆杂志社的去与不去，一旦我发现老师的意见在“无可无不可”的状态的时候，我就宁愿采取那否定的一端，换句话说，凡是老师不太积极支持我去做的事，我未尝不想尽量不去做）。

如果老师看了我给胡先生的长信，也许更能了解您的一个不太争气的学生和他那段坦白的历史，也许更能对我的畸行与怪论做容忍的笑容，我期待着、我相信着。

李敖敬上

五十、十、十三上午十一时

眼睛望着“高楼”

胡适虽然寄了钱来，但是，这种太老师救急、老师救穷的办法，我总感到不是办法，在11月25日，我终于又给姚从吾老师写了信：

老师：

昨天午后就开始不舒服，头痛、发烧，今天上午打了一针，稍好。上午的课也歉未能来。

这一阵子您为了帮助我们几个青年人，伤了不少脑筋，从周礼以来，咱们中国好象是被死板的制度与条文迷昏了头，总爱把许多个别的（singular）事件活活用“文字障”拴住，无怪乎任何新的机构与用意都变成了过河之枳！（胡先生筹办长期会的本意绝没想到被人这样不灵活地运用！）

他们几位我不好代言，就我个人说，我诚恳地请您不要再为我的事伤脑筋了，对那些迷信制度与条文的官场中人，我觉得犯不上跟他们苦口婆心。我只相信骂他们才有用，——有效则未必，不过可以泄愤。

大陆杂志事正如您那封信所说，“颇不简单”，且从俞雨娣去后，我早就断了念，现在至少她用心在那儿做，我更不好背挤人的恶名。说句笑话，若不是那680元和每天一顿吃得还不坏的午饭吸引我这个穷光蛋，我对那副差使和环境，实在打不起多大兴趣来。对该社事，窃以吾人此后不宜再表示意见，免得赵先生暗怪咱们故意在“敲边鼓”，反正这年头，涉嫌“思出其位”的热心是使不得的！助理事既好事多磨，对我个人的“出处”我还一点也没决定，如果说我内心深处在倚赖您替我决定，我一点也不否认我有这种倾向。几年来，犬儒（Cynic）式的多疑与尖刻，已使我不再相信在这个世界上除您之外，还有肯支持我的老年人！（我要特别指出我用的是“支持”，不是“赏识”，“赏识”我的老先生也颇有一二，可是这对我这爱花钱的穷小字却爱莫能助。）

王静安自沉前几天曾给谢国桢写了一把扇子，他写的是陈宝琛的前落花诗，中间有两句是：

委蜕大难求净土，

伤心最是近高楼！

每当您刚走后，我关上研究室的灯和门，准备让夜色吞蚀我的时候，我就忍不住在“高楼”中有点黯然，“大难”随时可以当头，可是由于您的支持，我总算觅得一块“净土”来安置我的肉体，我不是一个用功的人，我的身世与气质都使我怀疑我能否走纯学术的路，我的许多朋友是年轻人，年轻人自然有许多被老年人“奇怪”的苦恼，可是比起他们来，我的苦恼似乎更“错综复杂”，我用这四个字，并没有什么自豪的意思，摸索了这么多年，我毕竟发现我愈来愈渺小，而且糟糕的是，我又自甘于渺小，自知我不能不渺小，我用我那渺小的眼睛望着“高楼”，在我那渺小的头脑里，我是多么不愿浮现出陈子昂那首登幽州台歌呵！

李敖敬上

五十、十一、二五傍晚。

“我像水面上的浮萍”

12月13日，我又有长信：

从吾老师：

东亚奖学金我没有申请，为的是系中只有四个名额，四位千金一申请，我的成绩单就拿不出了。不根据成绩单来衡量我的“成绩”，那恐怕是几十年以后的事。跟兢兢业业的女人争这几百块钱，又何苦来？我决心去教书，用真正的汗珠来换取我应得的酬报。也许那些钞票才是真正属于我的。

我想起一件往事：今年2月我刚就任助理事的时候，本来是可以从去年11月起薪的，可是您为了不让青年人领干薪，宁愿晋生和我每人少拿一期（三千元），您从未把这件事告诉我，我表面没说话，可是我心里很佩服您这种做法。

考取研究所前，我每月拿一千元助理费，我时常想，我的工作成绩值这一千元吗？拿这一千元我不惭愧吗？我的努力与一千元相当吗？我是一个领干薪的人吗？坦白说，我无法正面面对这些问题。

长期会的本意在安定学人生活，在长期经援的安抚下，我这个小“学人”也分到一千元（配济、房子、图书费、车马费兼而有之）。这个数目，仅够维持一个学生的最低的生活，而不是一个“学人”的最低生活。

一个学人的最低生活标准是一间安静的小房（不是十人一间的宿舍），深夜可看书（不是在宿舍偷点蜡烛），每月可以买几百元的书，看两场电影，吃一次老爷饭店（虽然我从来没去过）③。

如果这个标准达不到，我们不能苛求他的治学成绩。“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个余字太重要了，余就是不朝不保夕，不寅支卯粮，不欠一屁股债。

乍看我穿的衣服，我花钱的豪气，我乡居的舒适，没有人相信我是一个节俭的人。如同没有人相信我对生活标准的看法一样。

我对生活标准看法是，一个敏感的青年人，他精神已经痛苦太多，我们没有理由再要求他在肉体上、生活上，再吃更多的苦，没有理由说他租一间小房，逃开城市和俗人的喧嚣，每月花光一万个一毛钱是奢侈！

五年的宿舍生活，一年的军中生活，使我深深感觉到群众是独立思考与做学问的敌人。

房中有另外一个人，就看不了书，这是徐高阮的坏毛病，糟糕的是，我也有。

如果有人用租房理由来说我不能吃苦，而归咎于我闹穷的原因，我一定俯首无言。

没有人相信我穿的衣服没有一件不是老子的余荫，没有相信我要筹还大学时代的零星旧债，没有人知道我为买书而存下半年吃早饭的钱。

我想起《东轩笔录》中的那个故事。范仲淹奇怪那个孙秀才为什么年轻有为却“汲汲于道路”，当他知道孙秀才志在“日得百钱，则甘旨足矣”的时候，他决定做此人“日可得三千”，为了使其人能“安于为学”。十五年后听到孙秀才变成一代大儒孙明复了，他忍不住感慨说：“贫之为累大矣，倘索米至老，则才如明复，犹将汨没而不见也！”

也许我真该后悔我念这个研究所，每月四百元公费，能专心研究什么？如果为生活不得已去“汲汲于道路”，把青春的兴趣浪费在穿衣吃饭上，那倒不如干脆去近史所或国史馆来得好！（我不觉得我不够资格，至少“成绩单”不如我的同班同学都在那里受着“高酬”。）因为那些地方至少把我的学力、兴趣与谋生打成一片，学问即在饭碗中，饭碗即在学问中，不必靠偷改作文或乱写稿子来赚外快。

我并不是计划告别学问，可是我知道学问对于我，目前简直是一件奢侈品，做学问需要大量的安定与气质，至少对我这种“内多欲而外好学问”的人是如此。顾翊群是安定的代表，萧启庆是气质的化身，而我却什么也不是。基于这种自觉，我觉得我不能再恋栈了，我觉得我不配做您的助手，您的研究室里也不该收容这么一个文化浪人，我的个性也不适合做学人的材料，我好对偏锋、我不扎实、我没耐心、我不满现状，我在各方面都没有根，我像水面上的浮萍。

像是一朵小蓓蕾，花匠辛辛苦苦培植它，为了使它有朝一日开花结果，达到赏心悦目的目的，花匠绝没想到这朵小蓓蕾竟会桀骜不驯地乱开一气，于是花匠灰心了，一任它去自毁、去夭折。也许相当的时日过后，花匠会发现，小蓓蕾的根性虽然顽劣，可是那坏泥土也有问题。于是他用痛苦的笔调，写一篇“伤仲永”，为那早凋了的小生物叹几口气。

看到我这样任性，您一定要叹几口气的，您未尝不热心地盼我有所憬悟，因此您在上次给我的信里，很坦白地写出“唯不可太随便耳”的话，我一点也不否认我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人，我也不否认我做事有一点拆滥污的习惯，这种人和这种习惯若想投身社会，三两个月就会被人解职的。我像一只玻璃窗上的苍蝇，前途光明，可是没有出路。古道热肠的老师未尝不给我一点点化，但我的性格似乎又不是安贫守素派，贫使我不安，素使我乏味，我知道我冲不出这层玻璃，不但冲不出，早晚还被苍蝇拍子打下来，在我眼中，我的前程不过如此，既然这样，我何不干脆倒行逆施，落个痛快？

十个月来，您对我的奖掖，对我生活的安定，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如果我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我还会永远感激，在我解甲归来刚要涉世的时候，您给了我这么漫长的一段轻松而有益的生活，使我不致做那些纯为了生活而做的与个人兴趣毫不相干的事，使我有限的青春不会掷诸虚牝。更可贵的是，您并不因我的工作不力而说一句责备我的话；也不因我的懒惰和立异说一句责备我的话，让我“行有余力，则以跑野马”。十个月的日子不可谓不长、十个月的包容不可谓不大、十个月的麻烦与操心不可谓不多，十个月了，我如何还能再老下脸皮累您呢？看到您为助理事烦心，我就觉得不安，我觉得现在正是我“请去”的时候了，所以后来当您把每人每月送三百元的计划一提出来，我就一口谢绝，我不愿我继续这样累人。

十个月来我不相信穷不能为学，现在我相信了，至少我相信它使我的学问的成绩大打折扣，过去我奋斗、我挣扎，为了不让米缸和当票困扰我做学问的情绪，现在我不奋斗了、不挣扎了，我决心去做一个中学教员，把我的青春与活力埋葬在另一代的愚昧底下。疏远学问虽然痛苦，可是当我发现胃口和帐单使我不得不接受现实的时候，我只好安慰自己说：“这是暂时的！”虽然我明知道，青春也不是永久的！

北商事如有眉目，请您随时通知我，我不必套用感谢的词汇，因为您对我的支持，绝不是任何抽象的字眼所能表达的。

我知道我使您失望，我知道我对不住您。我倚恃着您的大度与好意太久了，在我即将离去的前夕，我不能不向您详陈始末，用眼泪来结束我这十个月的助理生涯，那是我对您的最好交代了。

李敖敬上

五十年12月13日在碧潭

沈刚伯做手脚

写上面这封详陈始末的信，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原因，就是我考取了研究所。按任用助理的规定，助理是专任，研究生不能做，所以专任助理的一千元薪水没有了，只能拿研究生的研究费四百元，四百元对我，显然无法做研究。当时姚从吾老师打算由杨培桂接替我的助理职，由杨培桂把北商（台北商职）的教员职务让给我，算做私下交换。可是北商那边一个萝卜一个坑，有坑要填校长自己人，不同意杨走李来，所以最后也泡汤了（施珂大哥出国前，想把成功中学的教员职务让给我，也被校长拒绝，理由同上。）。

当时我所以考研究所，自信考取后虽然丢了专任助理职务，但因为研究生可兼助教，所以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不料考取后，沈刚伯为了抵制我，突然废除了研究生兼助教的规定，硬定另聘助教，所聘者王德毅等人，却都是考不取研究所的！这种措施，当然使我不服气。后来我弃研究所不念了，沈刚伯见我走了，又恢复研究生可兼助教了。

在我13日给姚从吾老师长信后，15日他就写了这样的信：

李敖同学：

函悉。今天下午研究教授薪金发放了，特提出一千元，送供需用。杨培桂事，本校行政会议已通过，长期科学会当亦无问题。但等他正式来任职，您到北商上课，恐怕要到明年一月以后了。这两个月中，尚请加以格外注意为要！这是事实问题，应有安排才好。凡所触及各点，均有同感，然一时弟亦无其它善法也。诸维

善自宽解为嘱！

祝近好！

姚从吾五十年12月15日下午

一天三封信

姚从吾老师15日写这信后，他很焦急，在16日一天，连写三封信给萧启庆：启庆兄：

李敖兄这些日子怕是够苦的了！一切意外的不凑巧，让他陷于困境，颇不应该。我昨天下午方领到研究讲座的补助费，特提出一千元，请您给他送去，稍济眉急，如何？（并可便中劝劝他，研究一个办法。我想：明年一月间，大致均可好转了。）

他昨天又写一长信给我，很引起我的同情。但我已把款备好了，预备今天（礼拜六有课）给他，他又没有来，祇有请您多跑一趟了。我很抱歉的是：1.兼任助理遭到意外的挫折。2.北商分校教书，也须等明年一月内或二月初方可确定。3.李兄个性强，又不随便接受他人的帮助，您又不在，无人劝解。4.我在北平时颇有办法。现在，往往自己陷于困境，一筹莫展。奈何！这一千块钱请他收下，以供急用。希望转年一月内，将北商分校兼课事有个决定。杨培桂事早日发表后，也许对整个的小局面会好一点！余面谈。——这一礼拜天（17日），忙急了。上午开校务会议，午间北大同学会在静心乐园聚餐，为胡校长过生日。晚间河南大学同乐会。我将款交付我的厨子老李，他终天在家，随时可取，取出，即刻与李敖送去，并可以同他谈一谈。匆匆即问

近好！

姚从吾五十年12月16日10时半研究室

前日一信，不知收到否？我们可以面谈。——从吾。

启庆兄：

李敖怕是很苦了，今天没有来上课。（我有一信寄北投，不知收到否？）我昨天领到补助费，提出一千元，请您给他送去。您可和他谈一谈，劝劝他。我想：转过新年，一月底或二月初，总该可以好转了吧？余面谈。我这礼拜天（17日）特别忙，上午开校务会议，午间北大校庆，在静心乐园聚餐，并为胡校长祝寿。晚上在师大礼堂河大校庆。我将款（一千元）交付我的老工友老李，您明天（17日）随时可以来我家讨取；取出后即可一直送给李敖，并和他谈一谈。我也许下午3时-5时在家，但也不一定。你劝他收下，并好好劝劝他。我们改日在研究室详谈好了（除二、四外，均在研究室）。专此即问

近好！

姚从吾五十年12月16日上午11时

启庆兄：

我明天上午要到台大（校务会议）、医院、静心乐园等地，下午3时方能回来。您若能便中来谈，甚盼！（不然，下次谈也可以，并无他事，只是想研究研究对李敖有何好办法。）

我希望您即日能去看看李敖，把这一千块钱留下。我想他是很需要的（作为借款也可以、补助也可以）。我未能替他想个好的办法，甚感不安！

教书事，杨培桂今晚来了，他说愿意与李敖谈一谈，想个切实些的办法。杨住三重私立金陵女中（详细地址，在研究室，我可以抄给他），可以约谈。总之，您好好的劝劝他，做些长远的打算，光着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他可以把实在的话告诉您，凡能做到的，我都可设法。不能做到的，也可由你转告他）。写信容易断章取义，不是好办法。费心之处，至为感谢！即问

近好！

从吾手草12月16日晚10时

五天三封信

萧启庆那时正在当兵，他收到信后，在17日到21日间，又给了我三封信：

敖之：

昨天接姚老“限时专送”，嘱我送一千元来，算是他给你的补助，并要我劝劝你。今晨到姚宅，他却开会去了，取了钱送来，又遇不着你，我这个“和平使者”注定是失败了。我也不清楚，你们老少之间究竟有些什么芥蒂，但依他的信看来，他确实有诚意帮助你解决问题，近来我寻不到请假的理由，无法来看你，希望你能把近来的苦衷写信告诉我，能让老朋友替你分忧。

一千元交给〔房东〕李小姐，请她转交给你，请你收下，我想你一定不会与我这个“和平使者”为难吧！姚先生写给我的两封信，也附在这里，以便你明了我此番“出使”的原委。

此番本拟乘便来赎休学证，竟也不能如愿。

盼来信。

启庆五十年12月17日午前留

敖之：

昨晨到敖傲楼拜访，不巧你出外“请客”去了。我只好把姚先生嘱我交给你的一千元补助费，托李小姐转交给你，并留下了一封信。

夜间回复兴岗后，又看到姚老的一封限时信（这封信和给你看的那封限时信同时，因径寄复兴岗，我已回家，未能看到），他说，你日前曾写了一封“长信”给他，很使他“感动”，所以非常愿意为你解决问题，看他的语气是极端诚恳，希望你不要拂逆老先生的一番好意。

我把他的限时信附在信里，供你参考，请你看完后，连同那两封，一齐掷还给我。

颇想和你做一长谈，苦无机会耳！

盼来信！

启庆12月18日

敖之：

昨日去台大访你，结果听说你已好几天没去了，结果遇着姚老，他又要我去新店“劝”你，我虽然答应了他，但因公路局不帮忙，等了半小时车都不停，一气之下，乃径自凯归复兴岗了，若遇老头，就说我去过了。

姚老要你径自和杨培桂“联络”，并要我把杨的地址转交给你，附在信里。

星期六的专题研究，因姚先生有事，暂停，你不必去了。

星期日早晨我去拜访你。能否在府稍候？

启庆21晨

陶老三来一信，也附在信里奉上。

吴相湘之言

萧启庆信中提到的“陶老三”，就是陶晋生。陶晋生是陶希圣的儿子，在历史系比我高三班，他和我一起给姚从吾老师做助理，后来留学美国。陶晋生能当上助理，固然由于他本人的程度不错，但是陶希圣过去在北大教书，又是北大毕业生，和姚从吾老师有交情，也有以致之。这是姚从吾老师见我生计困难，认为陶希圣欠他的情，颇想把我介绍到陶希圣主持的“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暂时餬口。他把这意思告诉吴相湘老师，吴相湘老师极为赞成。因为他一直想拉我搞近代现代史，由于姚从吾老师是他的老师，挡在中间拉我搞中古史，他就一直不便多说。这回是姚从吾老师的意思，他自然乐为奔走。他跑去找陶希圣，陶希圣立刻表示欢迎李敖去。不料姚从吾、吴相湘两位老师兴高采烈的告诉了我，我却面有难色。我表示陶希圣是汉奸，又是国民党中的红人，我实在不愿和他接近。吴相湘老师说：开国文献会并非陶希圣一个人的，罗家伦也是主持人之一，并且你去只是帮忙编民国开国时史料，是以整理辛亥革命史为主，可以发扬先烈们的幽光潜德，跟陶希圣的身分有什么相干？国民党史料不开放，你去可以乘机看到一些史料，“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还是去吧！姚从吾老师也劝我不妨暂时去，他说他和胡先生（胡适）也谈过，胡先生说不妨去。在两位老师的劝说下，我说既然如此，我就暂时去混碗饭吧！

1962年1月29日，姚从吾老师送来一千元，并附一信：

李敖同学：

旧历年节，习俗相沿，恐亦有种种用项。兹奉上积存新台币一千元，聊供需要。在陶先生处工作尚未正式发表之前，区区之数，尚望节用，以免陷于困境。往事已过，今后仍应潜心学问，努力考试留学，期为国用。专此即问

近好

从吾手启五十一年元月29日下午

再一者兄应善用才智，志于大者远者，切勿沾染骂人恶习，尤忌常作辩难文章。像近日一二野鸡学人，下流乱骂，连村妇都不如，自当以为戒！钱宾四先生近来专心办新亚，理应加以尊重。各行其是，不应无端招骂。若过于放肆，不但树敌太多，亦恐于工作有妨。尚祈三思！顾某亦不值得一提；提了他不反是替他做宣传了么？凡此均恳专予考虑为要！又及④。

“并藉此研究民国史”

两天以后，姚从吾老师转来陶希圣的信。原信如下：

从吾

相湘学兄赐鉴：

兹拟请李敖同学参加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辑事务工作按月津贴新台币一千元敬请执事通知李同学自二月份起来会工作为荷专此敬颂

春绥

弟陶希圣启五十一年元月31日

姚从吾老师在陶希圣信上加注：“李敖同学：顷接吴先生通知，敬转上，希即前往该会接洽为感！姚从吾元月31日晚。”并另给我一信：

李敖同学：

今天下午寄一信，谅收。这是早些时日的安排，您正需要，敬请千万不要客气。因为新工作做津贴是不会实时发放的。

开国文献会的工作从2月开始，甚慰。这是要感谢吴相湘先生的。他说要通知您，现在再将陶先生的来信附上，以便前往接洽。我希望您能静静的考虑考虑，集中全力干一下子；并籍此研究民国史，以期有些具体的成就。同时对于英文也望继续努力，期能自由运用。如此一两年后，民国史有了底子，且可考取留学。这对于您应当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兄要善用才智，把握住这个机会，先在民国史的研究中有些卓越的表现，将来成功是可以预卜的。

宋会要稿、宋史目下不用时，尚望便中送还。研究室桌子上的书，也应当清理一下子，使各归原位。您还是我们研究室中的基本分子，盼望随时赐予启导与辅助。专此致念，并祝

春节中一切如意！可否回台中省亲小住？

弟姚从吾手启五十一年元月31日晚

同一天，我也收到吴相湘老师的信，全文如下：

敖之同学：

顷接陶先生来信已将弟工作安排，每月津贴一千元，自2月1日起开始，望即于明日前往仁爱路2段9巷27号该文献会为要。从此安心工作，切忌多言，得来亦不易也。专颂

进步

吴相湘1月31日

此为赠弟最佳年礼。

明上午去如陶先生不在会，找熊守晖先看高荫祖先生，再约定时间。

殊不知陶希圣才不这样想呢！

我2月1日去文献会见陶希圣的时候，正是我在《文星》第五十二期发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的同一天，这篇文章里已点名攻击到陶希圣⑤。在这篇文章发表前一个月，我在《文星》第五十一期发表《播种者胡适》，已先引起各界的重视，这种重视，是从《文星》第四十九期起发表《老年人和棒子》的一贯延续。姚从吾老师信中嘱咐我“若过于放肆，不但树敌太多，亦恐于工作有妨”；吴相湘老师信中嘱咐我“切忌多言”，都是他们的先见之明。他们劝我“往事已过，今后仍应潜心学问”、“从此安心工作”，显然期许我仍旧去走做学问的路，不要乱写文章。他们把我安排在陶希圣那里，目的都在希望那个职务使我得以餬口，并且“藉此研究民国史，以期有些具体的成就”。

事后回想起来，姚从吾、吴相湘两位老师似乎都太天真了一点。其实他们不了解陶希圣，也不了解我。不了解陶希圣的是：他们以为我们只是把李敖暂时“寄存”在你陶希圣那儿，李敖毕竟是我们的人、我们的学生，殊不知陶希圣才不这样想呢！陶希圣慧眼识人，看到李敖是何等人才，焉有不拉为己有、拉为国民党所有之理？不了解我的是：他们以为我会与陶希圣勉强相处，殊不知我才不这样想呢！

我一去文献会，心中打定主意就是要防被陶希圣拉我⑥。陶希圣对我果然备极礼遇。那时他正搬了新居，把旧宅留做文献会工作人员宿舍，指定我住他的卧室那一间，可是我一直没去住。他见我不去住，乃在文献会楼上隔出三间房，由我住一间。因为与办公厅在一起，比较单纯，我就把新店狮头路租的房子（每月二百元）转给陈鼓应，迁回台北。住进去后，罗家伦、陶希圣上楼来看我，并且参观我这间卧室，看到墙上我挂的Playboy的大幅裸体女人，两人的有趣表情我至今难忘。（我在1962年4月12日日记上写：“上午罗家伦、陶希圣来参观卧房，罗进即复出，陶见裸女不敢进。笑死人，陶哼了一声，罗哈了一声，真是哼哈二将。”）

开国文献会

蒋君章在《伤逝集》中有一篇纪念罗家伦的文章——《悼念罗志希先生》，回忆说：

五十年开国文献的编纂，一方面为纪念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另一方面却含有提供正确的革命建国史料，使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国际学者，得到中国革命建国的原始资料，作为他们研究参考的根据。……

这个委员会的发起，是执政党的决策，得到行政院和立法院的支持，其预算初时列在国史馆的预算中，后来改列在教育部的预算中，陶希圣先生担任主任委员，罗志希先生担任副主任委员，两位先生看得起我，要我担任总编辑的职务，会中专任人员只有三数人，其余都是兼职。而在编辑方面除国史馆和党史会的工作同仁协助一部分外，两位先生有意栽培后进，由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借调研究生若干人作为我的助理。委员会成立之初，大约是在中华民国五十年的四月，在仁爱路与杭州南路之交，租有办公室，在楼上办公之最初，我还不知道我所任的职务是什么？

蒋君章的书是1979年出版的。我直到这书出版后五年，才在地摊上看到；直到看到后，我才弄清当年一些我所不知的真相。例如我一直不知道“这个委员会的发起，是执政党的决策”、我一直以为它的预算只来自国史馆、我一直以为罗家伦是主任委员（罗家伦在北大是陶希圣的学长）、我一直不知道我是蒋君章的助理。事实上，我今天的感觉只是陶希圣想自立衙门而已，表面上托之于“执政党的决策”、“国史馆的预算中”，骨子里却是建立陶家班。蒋君章说“由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借调研究生若干人作为我的助理”，这话有语病。我去文献会，我是唯一的研究生，其它全不是，后来龚忠武、张国兴来，才有了研究生的局面（张俊宏是在我走后很久，才进文献会餬口）。会中一共七八人，以陶希圣的同乡、亲戚居多。湖北人之天下也。我到文献会之初，从没见过蒋君章，整天也无所事事，上班时间大家打乒乓球，中午、晚上七八人围成一桌开饭，互开玩笑，倒也自在。会中由高荫祖做执行秘书，高荫祖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四组专员，编有《中华民国大事记》一书，为人笃厚，对我极为倾倒，常找我聊天，陶希圣也常找我聊天。聊天中有时话中有话，我总是装糊涂。我知道他们想拉我入国民党，我打定主意不干，所以除了装糊涂，也别无好法子。

胡秋原有“幻想的被迫害症”

从我进文献会起，我就没听过姚从吾老师的嘱咐，停写“辩难文章”，我给《文星》写文章，一直不断。《文星》第五十三期（1962年3月1日）上就发表了《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第五十四期（4月1日）就发表了《我要继续给人看看病》；……直到第六十期（10月1日）发表《胡秋原的真面目》、“澄清对‘人身攻击’的误解”等，我的文章，笔锋所指，一直风光与风波不断。在被我批评的人之中，其中最吃不住的，不是别人，就是胡秋原。胡秋原早年参加共产党CY，又参加闽变叛国，抗战时加入国民党做中央委员并办党报，大陆丢掉时“打算做共党百姓”，不肯出来，后来才到台湾。有一次被派出去，竟“在英国与共党有过接触”而遭国民党党纪处分。他是一个反复多变的人，由于反复多变，政治上自然也就不能被一再信任。因而在心理上，他有了一种“幻想的被迫害症”（persecutionmania，也就是躁狂症、被虐狂），他的自高自大自我膨胀，过分重视自己，使他老觉得有人想打击他，他完全不能了解何物胡秋原？胡秋原何物？谁要打击这样一个宦海失意和学界走板的人呢？但在这种心病下，他总是刻意寻找“幻想的迫害者”（imaginarypersecutor）。他公开中说文星“自恃有强大后盾，这后盾即我说的参谋团，其中有教授，包括一个教逻辑的，有我们的同业新闻界人士，还有政治上的权威人士等，这是一‘奇异同盟’，毫无原则的，但不知为了什么，也许由于一种‘反胡秋原Complex’，结成了一个‘反胡秋原联合战线’。”又说反胡集团的组成分子为“青年后面有中年、有老年、比我更老的前辈”又说组成分子的单位“是由一个教育机关一个学术机关的人，组织了一个参谋团，还加上一个后勤机关，不断集会三个星期”。……这些自高自大自我膨胀，过分重视自己的“幻想的被迫害症”，使他一开始就不相信批评他只是李敖一个人的事。他用尽对我人身攻击的字眼，像“豪奴”、“猘犬”、“背后有中年有老年”、“有传授有计划”、“有组织攻击”、“有参谋团、顾问”、“危险打手”、“幕后人”、“雇佣诽谤者”、“奉命骂人”、“问了顾问”⑦等等。一口咬定许多机关和人士利用李敖来打击他。胡适死后，他首先怀疑的，就是姚从吾。但他也不照照镜子，姚从吾打击他干什么？姚从吾是学界的“当权派”，是台大教授、是中央研究院院士，胡秋原全没当上，是学界走板的人物，谁要打击他啊？可是，没有用，一个人犯了“幻想的被迫害症”，是没救的。1962年4月14日，我有日记如下：“姚先生在课堂上说佩服我矛盾战术，使胡秋原气焰敢太盛。并说日前在南港跟胡秋原打招呼，胡秋原不理他，盖以姚李一气故也。”这表示说，胡秋原早在4月间，就认到姚从吾头上来了。另一方面，胡秋原又认到陶希圣头上，但他又不照照镜子，陶希圣打击他干什么？陶希圣是政界的“当权派”，是国民党中常委、坐文学侍从之臣的第一把交椅，胡秋原全没当上，是宦海失意的人物，谁要打击他啊？可是，没有用，一个人犯了“幻想的被迫害症”，是没救的。陶希圣告诉我说：“胡秋原说我打击他，我打击他干什么？大陆撤退时，胡秋原投共未遂，到了香港。当时不能来台，还是我设法使他入境的。——我要打击他，我会这样帮他吗？”可是，当时胡秋原的“幻想的被迫害症”已深，怎么都要一口咬定了。

陶希圣乘机拉我入党

为了反击胡秋原对我的人身攻击、为了寻求历史的真相，我在1962年10月1日发表《胡秋原的真面目》。第二天，我有日记如下：

陶转告以后行文务必多小心，盖胡秋原等或将以李敖思想违背三民主义来扣帽子也。

此一公案颇有连陶也被扯下水之势。他们总以为我写文章背后有人主使。他们过去以为是胡适、再是姚从吾、再是殷海光、再是吴相湘、再是陶希圣，真是好玩！□人猜人心理殊可怜恨。他们总以为一个年轻人不能独立为文，此实□人心理。殊不知我李敖独来独往，胡姚殷吴陶等人安能浼我哉！10月3日，我有日记如下：

下午高荫祖、陶希圣分别找我谈。陶申三意：

一、胡秋原此人“不择手段”，以后为文须小心，盖已闻彼现在搜罗我文字中句子，以构成违反主义及“总裁训词”之罪名。

二、胡有牵陶入此漩涡之势。

三、陶绝不理胡等欲逐出我于文献会之阴谋。查材料事文献会借助我，并非我借助文献会。10月4日，报上注销胡秋原控告我，我有日记如下：

陶希圣转告：

一、他可介绍二律师（端木恺、周旋冠），此二人皆有正义感。唯先不必与人言。

二、尽可放心打官司，文献会绝无问题。

表面看来，陶希圣对我实在够意思。但是骨子里却大有文章。原来陶希圣是要乘机拉我入国民党！早在7月里，高荫祖就不再话中有话，而是开门见山的要我入党。我在7月11日有日记如下：“下午高秘书以中山奖学会选送公费出国理由，拉我入党，我谢绝。”8月28日有日记如下：“上午高荫祖言警总欲整我，但他说陶先生支持我。”高荫祖透露这些也是要我入党，说入党才一切方便。10月4日我被胡秋原告了后，陶希圣、高荫祖重申前意，明确的说还是入党才好办事，入党变成了“自己人”，那时候他胡秋原是党员，你李敖也是党员，党员对党员，支持李敖，也名正言顺。警总方面想整你，也可以讲得上话。对这一好意，我都谢绝了。这时我早已搬离了文献会（5月19日搬到安东街231号三楼，是萧孟能和我分租的公寓），我感到离开文献会的时机好象愈来愈近了。

到了1963年3月，我自动在研究所休了学，这事给了陶希圣一个借口，他5月3日去日本，临行写了一封信给高荫祖，说文献会以用研究生为宜，李敖不告诉他就休学，他决定以留职发薪方式，请李敖暂时别来上班了。

离开文献会

1963年5月4日，我有日记如下：

下午高荫祖执行秘书约我，出示陶希圣临走前给他的信，显然在胡秋原政治风暴的阴影下，陶已不得不做息事“去”人之计。高荫祖再度向我提出入党建议，并谓胡秋原、任卓宣他们反对你，并不是国民党反对你，国民党欢迎你合作。对高荫祖的建议，我拒绝，同时谢绝留职“发”薪的好意，谢绝“遣散费”，谢绝替我另外找事的主意。我说我是干干脆脆的人，决心求去，不必在这里，彼此都惹得一身腥，他说他一定要找吴相湘，请吴出面挽留我，照常拿薪水，等官司打过了，再来上班。可是我知道他是徒劳的。

一年三个月零四天的混饭生涯，如今竟如此这般的告一结束，可叹可笑。此事给我三大刺激：

一、一切不愉快是由于我太穷，来此会以前，穷得当裤子，吴相湘、姚从吾联名介绍，乃得此谋生之地。设想当时苟有第二条路好走（如中学教员之类），何至于有“误上贼船”之憾？虽然，十五个月来，自许不染不妖，然究竟不快也。当时若身怀几千元，何至于为每月一千元上“船”？

二、故为今之计，似非摆脱一切，设法有一点点起码的经济基础不可，我希望是五至十万元的存款，两袋不空，自然站得更直，自然更少不愉快。

三、政场中人是什么东西，思之可也！

5月14日，我有日记如下：

下午办好移交，我只肯收本月1至3号三天的薪水（一百二十元），高荫祖说我太矫情，袁英华说本会“送钱”有前例，我皆不肯。最后留信而行（将三天薪水的收据附其中），阮继光、向泽洲、林明冈相送。泽洲请我留字，我为写“此度见花枝，白发誓不归”等二词⑧。

吴相湘又找我，夜访之。谈到高荫祖向他说，李敖一年三个月来去了那么多次的南港，没报过一个车马费！

陶希圣从日本回来后，5月22日，送来从日本带回的领带一条、袜子一双，留名片向我致意，并送我一笔钱。我收下领带、袜子，把钱退回了。

梁实秋秘密写信

早在7月18日，陈立峰就让贤，荐我为《文星》主编，我不肯。这时萧孟能力邀我任《文星》主编，我仍不肯。

语言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李方桂来台，姚从吾老师请他吃饭，他说他佩服李敖，盼能约李敖一起吃。5月8日，我在心园同他们吃了一顿饭，在座有毛子水、吴相湘等。姚从吾、吴相湘两位老师绝口不提我离文献会事，我也绝口不提。5月26日，余光中向我说：“梁实秋先生听说你失了业，想替你找事。”后来我才知道，梁实秋不让我知道，直接写信给中央研究院院长王世杰和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李济，大意说李敖如此人才，任其流落，太可惜，该请李敖去他们那边。王世杰、李济收信后，先行内部作业⑨。8月19日，我收到姚从吾老师一封信，全文如下：

敖之吾弟如晤：

上礼拜天遇得真不巧！边疆历史语文学会上午九点半请李宏基先生讲演，题目是：“鲜卑柔然时期的蒙古”，指定由我充当主席。我因天热，精神不好，改推札奇斯钦先生。但来不及通知了，须由我当众宣布，札奇说：能出面。所以当时我非九点半赶到不可。我那几天正想与您谈一谈，不料因种种限制，没有如愿！我礼拜二在南港住了两晚，黄彰健、陈盘安、徐芸书、刘世超都看到了。一般的说，都欢迎您能来南港，正式在研究方面放些异彩。一部分人认为胡某人头发也花白了，您把他骂得也够了，另换一个方向也好。只有极少的人另有偏见，反对您来南港；但他们势孤，又不敢明言，只有暗中放冷箭。上礼拜五芮逸夫先生请刘子健夫妇、我和济之先生坐在一起。谈到您的事：1.他说：实秋写信给雪亭先生和我了，说得很恳切。他是不大管事的，承他建议，我们当然考虑接受。适之先生常谈到李敖，我也知道一些，留有印象。2.停一回，他又说，您也是他的学生，虽然一次考了58分，一次考了62分，总算及格了。当年分数严，考七八十分的很少。3.但过一回，他又说：有人说：“李敖把他的父亲气死了，你意如何？”我说：“这样严重的消息，我今天第一次听到。这怕是恶意中伤吧！我记得他曾有一长函给适之先生，送了一篇副本给我；只说到父亲死后，有人强迫他披麻带孝，他表示异议。气死父亲，怕是由此传讹的。还有一点，李敖每月寄给母亲五百元，听说现在仍照寄。”上边所说的冷箭，这一谣言，也是一例。

今天晚饭后子水先生来谈。说：上午与济之兄闲谈，也说到了您的事情。李说：“雪亭先生看报，知道李敖与胡秋原的讼事，要和解了。这样就可以决定了。”毛先生并说：“这可不是条件，希望李君不要误会。”《中华杂志》今天看到了，“历史学与其方法论”，仍是百科全书式的漫谈，新旧杂揉，无所不包，实在博而寡要，式证Ranke的话（五页）所差尤多。不过，还没有涉及近日争端；但愿大家转移目标，研究学问；在研究工作表现中见个高下，这将是各方面所盼望的。

看见萧启庆兄了没有？这几天太热，我也不常在研究室；美使馆万一有些麻烦，仍须平心静气的善意应付。听说：年轻的美国小官们，对拿到奖学金的人，往往有意留难。希望您能在旁多给他些安慰、劝说才好！

和解事，究如何？交由高应祖（？）先生办好了。那样办行不行呢？我大概每周二、四、六上午在研究室，能光临一谈，至盼！

祝您近日一切如意！

姚从吾手启。五十二年8月18日灯下

引狼入室与放虎归山

姚从吾老师信中提到毛子水谈到“雪亭先生”（雪艇是王世杰的字）所说的话，是有一段故事的。自从梁实秋写了信后，姚从吾老师也敢于介入了。王世杰表示，想先同我谈一谈，并盼姚从吾老师陪我一起去。我遂在姚从吾老师满口称王世杰“老师”的恭谨下，见到了这位大官人。王世杰跟我天南地北，谈了不少胡适的事。最后说：“现在李先生和胡秋原打官司，不知道可不可以等官司告一段落后，再来中央研究院？”我听了，很不高兴，我说：“胡秋原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通讯研究员，这官司还是他主动告我的，为什么他能从里面朝外面打官司，就不影响他的职务；而我从外面向里面打官司，就要对职务有影响呢？”王世杰听了，扑克脸一张，无词以对，我和姚从吾老师告辞而出。

8月20日，我终写了这样一封信：

从吾老师：

昨天接8月18日三页赐信，深觉知我者莫过老师，在蜚短流长中为我苦心擘画者亦莫过老师。内心的感觉，自然不是几个“感动”“感谢”的词儿所能表达的。

我思索至再，决定南港事不必再使人为难了。在胶着状态下，目前似乎正是“与人刃我，宁我自刃”的时候。

我正式请您便中代达此意给济之所长、雪艇院长，和许多该真心感谢的先生们。

记得一百多天前，我离开文献会的时候，曾向负责人说：“我是‘乖巧’的人，对于我，一切决定，给我一点暗示我就知所去留了，不必列举任何可笑的‘罪状’！”

在这一个多月的“酝酿”里，就算是“耳食之言”，我也听了不少了。我最后不得不感到：“罪状”也好、“暗示”也罢，好象够多了！我该实行我的“乖巧”了！

我可否请您主动向负责的先生们提出：“李敖不守信用，说来又不来了！”

这个“失信”的理由，也许可以使别人如释重负，使我走下台阶。这个理由，比起一些“难驾驭”呀！“大逆不道”呀！“官司未了”呀！……等理由，岂不更好？

前些日子，国史馆的姚渔湘先生同我说：“罗家伦先生表示在官司过后可去国史馆任职”；昨天下午，文献会的高荫祖先生向法官说：“过些日子（实际是官司过后），我们请李敖先生再来帮忙。”

老师您看：在官司没了之前，没人敢“赏”我一碗饭！

我可大言：凡在官司没了之前，犹豫给我这碗饭吃的，在官司过后，我绝不回头来吃这碗饭！——这是古话所说的“贫贱者骄人”！这是一个有人捧骂无人敢请的臭文人的一点臭架子！

也许，我的“罪状”多得很。可是，我多希望那些张九龄诗里“相猜”的动物能够真正发掘出我的“真面目”。——他们若吸到我的真髓，击中我的“劣迹”，我就算悻悻然小丈夫，也心服口服。可是，可是，他们像长舌妇一般的搬弄的是什么？能使我不暗中好笑么？能使我这没修养的人不出尔反尔么？

所谓文化论战以来，即以我们师徒二人而论，老师试想：真正了解我们之间的关系的有几人？真正相信姚从吾没从背后捣鬼的有几人？老师再想想：谁会想到您从来就是反对我乱写文章的？谁会知道您压根儿就是一个老是努力阻止我“闹事”的一个人？可是，事实上，这个黑锅您一直背着，甚至殃及流弹，一次又一次。您有雅量，沉得住气，可是我要说，我没有！我要向那些诬我有幕后人的□人们战到底！

外面谣诼如彼，我内心的感慨还多着呢！他们谣言说一个“教育机关”（台大）支持我，可是我亲眼在法院看到钱思亮校长写给胡秋原立委老爷的委琐信——一封毫无太学祭酒风度的——这就是“教育机关”对我的“支持”！他们又谣言一个“研究机关”（中研院）支持我，他们写这段文字的时候，自己用的却正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办公桌！而我呢？想在中研院拿胡秋原在中研院的薪水的三分之一都拿不到！——这就是“研究机关”对我的“支持”！他们又谣言姚从吾如何，可是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却觉得：姚老师即使不是一个怕事的人，也是一个不好事的人。这样一位老先生，非但不会有心情来唆使我，甚至要等梁实秋先生出面替自己学生说了话，他才肯帮自己学生进行这块安身立命之地。他不肯像别的老先生一样，顶着自己的学生硬进中研院，——“看你们收不收！”而中研院助理员级或助理研究员级的“青年学者”们，有几个不是这样顺利进来的？所以我感慨，这样一个谨守法度的老先生，这样一位导人以正谊的姚本师，居然还被□人们误会成阴谋分子，这不是冤枉好人吗？一年半来，因我而被冤枉的，曰胡适、曰姚从吾、曰吴相湘、曰殷海光、曰陶希圣。此五位先生，谁是好人，谁是坏蛋，天下自有公论，不过扯在我头上而说唆使云云，则完完全全是厚诬！我不甘心使此五人因我受谤，也不甘心我个人横被打手之恶名，故此诬陷奇案，我非打个水落石出不可！

南港学苑，乃某些清白学人养清处白之地，彼等因过分清白，反视李敖，自然双眉紧敛，忧心忡忡，或以引狼入室，殊非他们之福；但他们何不想想：引狼入室，固非他们之福，然而放虎归山，难道是他们之福吗？

人间趣事，如今可添一章。此事形同春梦一场。春梦醒来，恍悟儒林内史，还如一梦中。多谢老师，并请代向毛先生、吴先生分致谢意。

李敖敬上五十二、八、二十。

“四席小屋”日记

我给姚从吾老师做助理时，正是我的“四席小屋”时代。“四席小屋”坐落台北市新生南路3段60巷1号，是一长行对排木屋的一间，后来台北繁荣了，对排木屋也给拆了，原址也盖了大楼房了。我在“四席小屋”时代，留有完整的日记（1961年2月16日到6月19日）。日记中有一些与姚从吾老师周旋的片段，集中起来，倒颇有趣：2月17日——夜与姚先生谈：1.雷震写信给王云五，姚说雷震无殉道骨头还硬打起殉道招牌。2.随我自由研究，在一块大园地里随便种什么。胡先生说的也不一定对。姚的看法也不一定对，可能现在对将来就不对了。3.胡适之初有揽我之意。询我地址，姚知我写东西给胡之事，姚以我在军中，接胡信殊不便。4.目前4、5月内姚只想给晋生工作，似不想给我工作。5.为不领干薪，姚拒绝了去年8月起给我薪水，结果六千元失掉了，姚老此作风甚令人佩服。6.吃橘喝茶。7.姚说钱可先支。8.胡问我老子名字，姚答不出。

2月21日——启庆早来，同赴校，借五百金，姚老头竟要我开借单，真是可恼可笑，思将珂手中之一百美金转借，乃去第九宿舍。见到黄小萍，还是很艳，——她们的外表何等有生的兴致！认识张忠栋，想不到竟是张忠娟的表哥！他说早已久迎我了。在第九贴布告“招寻施珂”。

2月25日——去姚家还钱，老头儿吃喜酒去了。

2月27日——午与善培合宴启庆于寿尔康，归与启庆品茗谈，再赴校找姚老头，还钱他不受，他言对我之信任与能力之期许与赞扬，又写名片介绍蒋复璁，翻看东方杂志后归。

3月1日——午前与晋生同骂老头儿，老头儿们唯恐青年人有钱。

3月2日——在福利社小坐，又亮来。转赴姚老头那儿，我攻许〔救国团〕“幼狮派”，他劝我“广结善缘”，真乡愿之言也！

3月4日——第一次与姚个别谈话，他似仍不赞成我的婚姻研究，此人真迂！姚老头欲我读宋史，思作“宋代人物的地理分布”，用统计方法。

3月11日——与姚第二次谈，甚洽，他甚至不知〔胡适著〕有TheChineseRenaissance，甚赞同吾译，谓可设法印出，与晋生谈甚久。

3月14日——晋生中午送来取款单，下午取三千元，生平第一次领到薪水也。姚老头约下午去值班，为文章事大令我不快，最后他的“一句话”也变为“不要告诉我”了，我今天真不愉快，真想挂冠去。我提出傅〔斯年〕、芮〔逸夫〕反击他，他说很难很难。老混蛋！（这天的日记背景是：3月12日的《联合报》上注销我的《独身者的独白》，我拿给姚从吾老师看，他大激动，说做助理不可以在外发表文章！“一句话”，要发表文章大家就算了。我当即表示请辞之意，他忽然把话缓下来，改口说，你去写就写吧，但是“不要告诉我”。）

3月18日——午前个别谈话，姚给我带来宋史，并给我看他的本子中记不再过问我私事那一段，以及我批评丁文江传记等事，此公做考绩似是好手。彼言胡适问我在报上发牢骚，头绪甚多，不知何故牢骚？牢骚何所提？姚又言发表文章亦一佳事，盼用笔名。

3月25日——强起赴校，万万想不到老头儿竟花了三千八百元买了宋会要八巨册，他的热心真教人感动！他真会暗中办事情！不动声色把事办好。他问我读宋史情形，我委蛇一阵，遗旧作与之。

4月8日——姚持王洪钧文给我看，我立即想作一文抒感。姚攻击庄申甚力。

4月15日——一早即被叫醒。与姚谈，我说张其昀做得太多，梅贻琦做得太少。

4月21日——晨起抄完给林海音信：……我现在的正式头衔是“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国家研究讲座教授助理”，专门给一个老头儿（姚从吾先生）打杂，跟比我大四十三岁的老派人物做事，自然免不了起纠纷。一天他忽然怒冲冲地问我说：“你为什么在‘小报’上发牢骚？胡先生（适）在医院里看到了，他问我李敖年纪轻轻的，发什么牢骚，整天挖苦女人，不好好搞历史，为什么？”他颇有干涉我写文章的企图，认为我既是“专任”的国家助理，就不该分心写小文章，认为我不该跟“那些文人”（您可以想象他说这四个字时所发的鼻音）来往。最后他发现我没有悔改的意思，很不高兴，我现在也萌求去之心，这可说是联合副刊的“外一章”罢？

4月22日——上午谈话，老东西谈留德往事，兴奋得一塌糊涂。

4月29日——午前与姚谈，姚言胡适〔前〕欲写信给我，他阻之，以我在军中也。

5月2日——老姚穿冬天西装搧扇子，午间告我罗家伦欲延我去国史馆，他为我回绝，言我乱写文章云云。总之，他老头子扣住了我，别人休想染指矣。

5月6日——给姚看给胡诗，姚笑不止。

5月13日——午前与姚大聊天，他骂女学生是“文化花瓶”，我大谈写历史家情史。

5月17日——姚教我去福州街26号访胡，言胡又问到我，姚向胡说我不复为文矣。胡怪我文颓废，姚向胡言我努力，胡言年轻人当努力。

5月18日——在老头儿室中一整天，看他四十四年的日记，记老李（玄伯）无耻、记老钱（思亮）反胡、记他偷看儿子日记。

5月20日——向方〔豪〕、姚谈“你们不肯交给我们”。黎敔荣相当可爱，皮肤又白又细，安安静静的，说话轻轻的，看人笑笑的，我帮她放书：“中间下面的，插进去就对了。”老姚亦怪我不搞正经题目，走偏锋，“不要在旁边搞，当正面搞进去。”

从上面这些片段日记中，可以看到姚从吾老师和我之间的许多画面。这些画面是矛盾的、生动的，正是我写《老年人和棒子》的张本。姚从吾老师也有他不严肃的、活泼的一面，我写《方神父的惊人秘密》时，写方豪老师有两个，“一个是世俗的、神职的、公开的；一个是超凡的、人性的、秘密的。”姚从吾老师也庶几如此。我觉得他的学生中，只有我能窥探到他的另一面，我觉得他的伟大也正在此。

李敖不出局，又谁出局？

我去文献会后，姚从吾老师1962年1月31日给我的信上说：“您还是我们研究室中的基本分子，盼望随时赐予启导与辅助。”这话说得太客气了，不过就我在他身边的奇怪地位而言，倒也有几分真实。姚从吾老师的研究室钥匙，本来只他老先生自己有，我在1961年10月14日日记上记：“今天起开始‘上班’，老姚看了我的信，似颇友善。说动他配钥匙，札奇也借了光。”札奇是札奇斯钦，1934年就在北大做姚从吾老师的学生，可是他连研究室的钥匙都拿不到，就此一小事，可以看到姚从吾老师对我多另眼看待了。

“我们研究室中的基本分子”共六人，姚从吾老师、札奇斯钦教授、王民信（历史系1954级）、陶晋生（历史系1955级）、萧启庆和我（皆历史系1958级）。姚从吾老师提议合照一相，我们就在傅园照了两张。1971年4月15日，治丧委员会编印《姚从吾先生哀思录》一书，刊出一张合照，标题“五十年5月先生与札奇斯钦、陶晋生、王民信、萧启庆等合影”，照片上一共六人，五人标出姓名，只有一人变成了失姓失名的“等”，此人即李敖也。史为鉴有这本哀思录，他借给我看，并在扉页上批曰：“小心眼的台大”；又为此事写一小文，为我不平。其实这尚不止学术界的心眼问题，还有胆量问题。盖哀思录出版之日，正是我被捕的次月，现代齐太史晋董狐们，不乘机削去李敖，还待何时？犹忆1964年2月20日，萧启庆看了我批评台大文学院的文章——《论“占着毛坑不拉屎”》，自美来信说：“‘不拉屎’一篇已拜读，很多意见我都佩服，但说实在的，像老友这样随地大小便者亦少见也，——一笑。”台大是何等清高的学术修院，岂容李“智深”“随地大小便”？所以，一旦姚老灰飞、李敖烟灭，李敖不出局，又谁出局？

哀思录中有一篇赵铁寒的《悼念一个纯粹的学人》，内有一段，最堪玩味：

他对于青年朋友——尤其对于才气纵横的青年朋友，扶植奖掖，无所不至，到了“溺爱”的程度，我们都知道有几个霸才横溢“不安于室”的人才，在初期都多少受到他的宠爱，他肯到处游扬说项，唯恐不能吹嘘他们直上青云。有人以为是他的盛名之累，但他却既不沮丧，也不灰心，再有这样的人才，依然照捧不误，这正是他的可敬可爱处，是别人所不及的地方。若就此便断定，说他不喜欢埋头苦干做学问的青年，那真是个天大的误会了。

赵铁寒这里把“霸才横溢‘不安于室’”的“人才”写成多数，显然意含冲淡，事实上，姚从吾老师一生中“溺爱”所及，只李敖一人而已。我想姚从吾老师一生安于室，也许在潜意识里，对“不安于室”的“霸才横溢”的学生别有宠爱，相形之下，反倒“不喜欢埋头做学问的青年”，也未可知⑩。

姚从吾老师的前后变化

我久在《文星》兴风作浪后，姚从吾老师目击我无法在研究机构做学院中人，也就不再妄费心机。相反的，他看到出自他门下的李敖，在思想界、文化界中每月如此风光，他也未尝不认同我的路子了。1963年10月9日，他有信给我，全文如下：

敖之吾弟：

读近作《蒋廷黻和他走的路》至佩。小兄近日忽有一题目，非吾弟的神笔不足以暴露与发挥，即“西贡佛教徒（和尚）自焚之谜”是。愚意：此事离奇，极类十余年前北平沈崇被美“兵”强奸的案件，是国际共党的毒辣阴谋，主旨在倒美国阔少爷的胃口。不惜想出种种似是而实非的毒计、歪主意、有刺激性的行动，来愚弄美国人；迫使他们拔腿就跑，不管东南亚。那么国际共产党就可以蚕食鲸吞东南亚，甚至全世界了。大家试想一想：1.佛教本身是消极的、与世无争的、出世的、四大皆空的，他们会与政府争权么？会争待遇么？争权、争待遇，只有欧洲的天主教、耶稣教徒了。2.争待遇，又问政治，为待遇而自焚，尚算是好和尚么？3.中国是“礼义之邦”，素有排外积愤，又重视“处女”。……刺激中国人、污蔑美国人，沈崇案子是最好不过的题材了。您想一想，美国兵在东交民巷附近强奸中国的女学生，这有多么刺激！于是大吵大闹，中国青年、妇女、学生……都中邪了、都疯狂了。美国大少爷在当兵说，是高贵的。完全是为国家、为正义牺牲的。一旦诬赖他们，当然好鞋不踏臭屎，倒了胃口，一怒不管了。4.对于今天的越南，佛教自焚反政府，真是再好没有的好题目了。试想一想：年轻和尚坐自乘车到广场自焚，并有人事先打电话告诉美国的摄影记者们，说是你们到某某广场采新闻去。这不是有意捉弄、有意骗人是什么（详见本年10月6日中央日报等）？结果呢？美国新大使洛奇虽深深关怀其中的政治意义（6日中央报二版），但美对越经援陷于停顿了（8日中央报六版）！至于吴廷夫人的有理不会说，瞎嚷瞎叫，也是倒美国人胃口，使共党阴谋得售的一个主因。这真是另一个大阴谋。至希

吾弟运用神笔，写一两篇文章，在联合报与文星发表。这是有关祖国前途、亚洲前途、世界前途的一件大事，敬希赐予注意是荷！

祝您近好！

小兄姚从吾敬上五十二年、10月9日晨7时

从大力反对我写杂文，到鼓励我“运用神笔”写杂文，姚从吾老师的前后变化，也就呼之欲出了！

《文星》垮台以后

到了1965年，国民党终于动手，停刊了《文星》，我前后四年的《文星》风云，自此告一段落。但是国民党不放过我，1966年，我的《孙逸仙与中国西化医学》、《传统下的独白》、《历史与人像》、《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教育与脸谱》、《上下古今谈》、《文化论战丹火录》、《闽变研究与文星讼案》等书全被查禁。11月5日出版《李敖告别文坛十书》，在装订厂被治安人员抢走。《乌鸦又叫了》、《两性问题及其它》、《李敖写的信》、《也有情书》、《孙悟空和我》、《不要叫罢》等书全被查禁。同时警总开始一再“约谈”我，均于当日放回。“约谈”重点是追查我十八岁时想和严侨老师偷渡回大陆的事。到了1967年，国民党加紧算旧帐。台湾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发交侦办我，4月8日以“妨害公务”被提起公诉。自此官方正式配合胡秋原等私方，以诉讼手段，形成夹杀。到了1968年、1969年，我只能靠贩卖旧电器等维生，同时也卖《古今图书集成》等古书，我动用了一些老关系，姚从吾老师也是其中之一。我虽久没见到他，但从下面1969年傅乐成、吴相湘两封信中，也可看到不少旧情在：

敖之兄：

大札已收到。嘱转姚老之函，亦于年前面交，诸请释念。据姚云：台大历史系现无此经费，当向清华一试，并想与兄直接谈谈。如兄有急需而数目不大，他可设法。此事弟当于近日再加催促，如有消息，立即奉告。师大方面弟尚未问，因去岁弟介人兼课，碰了钉子，以是不敢贸然尝试，一二周内当婉转询问。

某君结婚事，诚令人不可思议，兄之问题，友人皆有同感，非请其亲自作答不能明其奥妙也。(11)

再谈顺颂

春祺

乐成五十八、三、一

敖之弟：

昨见老师谈到图书集成，他说其研究室拟购买，正设法请款，另外向一德国人推销，也可能有成交，我为着让你请我听歌做“叔叔”(12)。自然会催促成。

见李翰祥时无妨提及可否拍香妃，因郎世宁画高宗香妃行猎图在台北，我可设法借摄，如有意，约会先谈谈也好。祝

好

伟士四、十二

老师问我：见到你的女朋友没有？

最后一封信

我发表《老年人和棒子》后十三天（1961年11月13日），在文学院走廊上与殷海光老师谈话，正巧姚从吾老师走过。殷海光老师叫住他，指着我说：“此一代奇才也！”姚从吾老师立刻答道：“你们两个都是奇才！”不幸，殷“奇才”在六年后病倒了。1967年4月27日，我去医院看殷海光老师，碰到姚从吾老师也来探病。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当晚他写了一信给我，那是我收到他最后一封信：

敖之兄：

许久未见了，今晚在医院殷先生处会面，甚以为慰。弟研究室旧有周密的《齐东野语》四册，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本，不知兄用过此本否？他是南港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的藏书，现在追索。若能帮同一找，感德无量。又，近印出《余玠评传》一本，谨奉上，请多多指教！（将来印书时，当即吾弟大作收作附录，请允诺！）

祝近好！

弟姚从吾上五六、4月27日灯下。

姚从吾老师说要把我的“大作”收作附录，指的就是《余玠人格品质的分析》，这篇文章是我1962年1月16日写成的，是我在他课堂上的一篇报告。姚从吾老师在生命晚年，犹不忘记我的“学术著作”，他对我的期许之殷，真可说不易其志了！

从“从吾所好”到“从敖所好”

1970年1月里，彭明敏在全天候被国民党软禁下，神秘偷渡到瑞典，并取得政治庇护。消息传来，国民党立刻把我软禁，不分日夜，由专车一辆、专人若干，对我紧迫盯人起来。这一紧迫盯人，先由警察单位派人，后由警总单位接力，前后“跟监”（跟踪监视）了我十四个月，直到我在1971年3月19日被捕为止。在我被软禁期间，我跟素少来往的师友更无来往了，只因我的小情人小蕾家住吴相湘老师对门，吴相湘老师传过一两次话，表示关切。这年4月15日，姚从吾老师在研究室中白首穷经，忽然坐化，以七十六岁之年，死在书桌之上。消息传出，我自有隐恸。公祭前夕，吴相湘老师转告我弟弟，建议我化装去偷偷行个礼。我没有接受这一建议，我没有去。——我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用世俗方式，来表达我和姚从吾老师的一番交情呢？

姚从吾老师有一方图章，上刻篆文“从吾所好”。《论语》上说：“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大家都以为姚从吾老师好读书、好学问、好史学方法、好辽金元史。……但是，对我说来，我却相信在这些以外，他别有一小好，那就是他一直对他一个学生的“一往情深”。也许真的原因，只是他自己“霸才无主始怜君”的一种投射，——李敖的霸才真的吸引了他，把他搞得昏头转向，从“从吾所好”转变到“从敖所好”，以当仁不让始，以欲罢不能终，这一生死师徒之情，也真可说是士林佳话了！

陶希圣露出真面目

回想与姚从吾老师漫长的一段生死师徒之情，它的基线，是我坚守原则，决心要做我该做的事。姚从吾老师试图影响我，希望我做逃避现实的学者，但他失败了。这里面除了我做他学生、做他助理，还穿插了文献会与中央研究院的事，也都在这一基线上发展。我在文献会被请出门、中央研究院不准进门，接连的事件，使我深刻感到：原来一个人坚守原则，不入国民党；坚守原则，跟国民党打官司；坚守原则，我手写我口、决心做党外，到头来会混得没有职业，混得已到手的职业会失去、没到手的职业会泡汤。但是，这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些啊这些，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岂不都是求仁得仁的必然结果吗？

最有趣的，陶希圣在拉我加入国民党不成，老羞成怒，在《文星》愈闹愈凶的时候，终于对我反目相向，在国民党第一党报《中央日报》上写短论批我。他先写了一篇《保全台大的名誉》（1964年9月2日），其中说台大有好学生，“但是不肖的学生亦间有之。如某杂志最近几个月，连续刊载某毕业生诬蔑台大的文章，叛师毁友，极尽其架空造谣刻薄恶毒之能事。台大在校师生以及海外师友看见此种文章，至少感觉其为母校之羞，无可容忍。”“中国人一向有不入官府，不打官司的风尚。我们亦不愿鼓励任何人打官司。但是我们认为台大对于这种玷辱校誉的事情，应该依法追诉，无所用其姑息。”四天以后（1964年9月6日），他又写了一篇《谤书》，其中说：“市场上出现一部书，名为《胡适评传》。这本书只出了第一册。就这一册来说，表面上是赞扬胡适之，而实际上从胡适之的上代，到他的本人，处处都是轻薄、鄙笑、讽刺，使读者不忍卒读。这样一部书，若是如此一册一册出版，而无人提出异议，可以说是士林之耻。我们今日愿以这篇短文，表示异议。”我对陶希圣站在党报立场攻击我，丝毫不感惊异，因为那是我不跟他们合作、不跟他们同流合污的必然发展。只是在时机上，倒别有个人原因。那时陶希圣要把他儿子陶晋生媳妇鲍家麟双双送入台大历史系教书，故向文学院长沈刚伯表态，而沈刚伯正是被我批评的焦点；另一方面，陶希圣要抢北大在台湾的龙头地位，因而貌似拥胡，并在后来支持胡夫人江冬秀朝文星打官司。凡此种种行径，对陶希圣这种人说来，其实都是最拿手的事。最好笑的是，无耻的他居然还谈什么是“士林之耻”，他真是太妙了！

但是，我成功了！

不过，有一点为陶希圣所不知的是，在他把我请走以后，国民党中有高于他的两派人马，曾经不同程度的秘密拉我合作。一派是陈诚，一派是蒋经国。先是陈诚约我长谈，我谢绝合作；后来是李焕请我吃饭，安排与蒋经国见面，我也谢绝了。这都是1964的事。我知道我这种“不识抬举”要冒什么险，但我就是不要同国民党合作。陈诚在1965年死去，这一年《文星》被封，并遭到胡秋原等人以外，情治背景的国民党的加入批斗。其中最明显的一人，就是现正与林正杰打得火热的侯立朝。今年5月25日，林正杰的《前进》上透露，侯立朝告诉他们，“他曾是‘蒋经国的打手’，说他当年亲奉蒋经国之命，对文星集团开火。”我真“感谢”林正杰现在背离党外，大力批我，由于这种串连国民党情治人员批李敖的联合作业，我才得知了这么奇妙的真相。——国民党巨头真是深通李敖者，不合作，就斗倒，李敖是绝不能放过的！

中国最伟大的不合作主义者陶渊明，在鄙弃当道、返回田园时写诗，有句是：

道狭草木长，

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

但使愿无违！

姚从吾老师希望我做学者、陶希圣希望我做打手、陈诚希望我做“师爷”、蒋经国希望我做“少保”，我希望我做我自己。最后，我成功了！——“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我付了无数的代价，但我无违素愿，我毕竟成功了！

1985年6月5日午

①方豪《我所认识的姚从吾先生》说：“他好象常有许多话要对我说，但真到了可以谈的时候，他又停住不说。”为什么？因为姚从吾老师拙于口才，说话常常词不达意，所以总是欲说还休了。他的意思，只好留着你去猜。

②札奇斯钦《追忆姚从吾先生》中，回忆1934年姚从吾老师回国在北大开课时的造型如下：“今天我犹能清晰的记得第一眼看到姚师当时的印象。他是一位中等身材，前额略有点秃发，年将四十的中年学人。穿的是一套浅绛紫色双排扣子非常合身、摩登而笔挺的西装。但是他那木讷的表情，迟缓而不流利的词句，和满口河南的腔调，都与他的穿著极不调和。”“晚年的穿著，与刚从德国回来之时大有天壤之别，所穿的西装都是肥大而落伍的样式，领带更不必提。但是他的身体除多少胖了一点，头发完全变白之外，腰杆儿还是挺挺的，健康一如往昔。”

③姚从吾老师请人吃饭，常去新生南路三段的“老爷饭店”。

④那时《文星》每月出版，比版权页上的日期要早，所以2月1日的《文星》，在1月底就可以看到。我写的《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里面批评到“钱穆”、“顾翊群”（“顾某”）、陶希圣等，姚从吾、陶希圣他们在2月1日前都已看到。

⑤看注④。

⑥陶希圣一生“慧眼识人”的大失败，有两次。一次是拉殷海光、一次是拉我。

⑦以上分见胡秋原的《由精神独立到新文化之创造》、《文化问题无战事》、《新腐败与新八股》、《为反对诽谤乱戴红帽而奋斗》、《诽谤集团公然煽动政治清算问题》等文。

⑧今年我到国民党党史会买书，碰到老兵向泽洲，才知道二十年来，他一直把我写给他的毛笔字，挂在他的住处。

⑨我在这年8月11日有日记如下：“晨起去启庆家，转访姚先生。他已在上周末见过李济，李已和王世杰碰过面，王也托胡颂平访姚二次。李问姚：‘李敖在我班上，考古人类学导论考了62分（当时有三分之一不及格），他是我学生。他的文章最近全看了（王世杰也重看一遍）。他肯不肯在史语所待下去？他看得起看不起我们这个冷衙门？’姚说：‘他大概是决定要吃你们这块冷猪肉了！’”

⑩参看左海伦《学人的典范》（1970年4月22日《中央日报》）中的一段：“他（姚从吾）曾说：‘历史上太多的才士不遇，非常可惜。我愿意竭尽心力，去帮助我所认识而有才气的人。鼓励他们不因愤世嫉俗，有所偏差。’因此我想，世间有绝大多数的人宁可同情弱者，很少欣赏怀才不遇之士，这莫非不也是一种进步的阻碍？”

(11)是我信中戏问国民党残障学人许倬云结婚了，但如何性交？故傅乐成有此答。

(12)吴相湘老师从南洋大学回来，颇索寞，我戏劝他去听听歌吧，我可介绍漂亮的歌星给他，由她们叫“叔叔”。

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李敖简介

李敖是世界上最特立独行的理想主义者，他写过一百多本书，可是其中九十六本被查禁，自人类有史以来，写禁书之多，被查禁量之大，他居世界第一。这种连“吉尼斯世界纪录”（GuinnessBookofWorldRecords）都遗漏了的不可思议的纪录，充分看出这个理想主义者的渊博、坚韧与顽强。

李敖的远祖大概不是汉族而是中国的少数民族苗族，他们在14世纪，被强迫移民到山东。到山东后五百年，他的文盲祖父偷渡到东北。他的父亲用吉林省公费在国立北京大学念书，从此李敖就登记为吉林人。

1935年李敖在哈尔滨出生的时候，东北已是日本人侵略下末代皇帝溥仪的“满洲国”，李敖常说他一出生就是“遗民”，就像孔夫子一出生就是“遗民”一样。由于不甘心“泪尽胡尘里”，他们全家搬到北京。李敖在北京念书，自新鲜胡同小学以至市立四中初一上，然后转到上海缉规中学初一上。1949年5月12日，他随家到了台湾，随身带了五百多本藏书，年纪只不过十四岁。

到台湾后，李敖跳班考入台中一中，进入初二上，可是到了高三上他就自动休学了，他讨厌令人窒息的中学教育。后来以同等学历考入台大，先学法律，后学历史。毕业后做了一年半少尉预备军官，退伍再入台大历史研究所，可是他又自动休学了。——他写文章攻击起自己学校的黑暗，他不高兴再念了。

李敖二十六岁起，用“文星杂志”和“文星书店”，兴风作浪了四年，最后被国民党封杀。自此他陷入十四年的“牛棚”生涯，包括以叛乱罪名，被乱判八年半在内，家也一再被抄。而他自己，则长年身陷黑狱，日与狱吏为伍，夜与蟑螂、白蚁、蜈蚣、老鼠为伴，其处境，从在狱被刑求逼供等角度看，实比在大陆文革期间的高级知识分子更为凄惨。

李敖四十四岁时复出，可是两年后，国民党再度以冤狱判他半年，目的在中止他“恶势力”的扩张，并把他斗倒斗臭。但是有着度过“冰河期”历练的他，苦战不懈。他从揭发国民党司法与监狱的黑暗开始，大规模的延续他自文星以来的反极权、反暴政、争自由、争历史真相的写作，把国民党搞得焦头烂额。他每月写一本书，连写十年，一个月都没间断，他为理想主义打拚的精神，无论敌友，都推服无间。

在李敖第一次被捕后五十六天，1971年5月13日，《纽约时报》注销他的照片和报导说：

台湾特务机构上个月逮捕了一位著名的年轻作家。他的日记日前已送达其美国友人的手中。

这位作家——李敖——知道自己迟早要被抓，在去年就把一些手稿，包括他的日记送出国外。这位现年三十七岁的作家，以讽刺文章闻名于世。他修理个人、团体以及种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他的日记写得轻松幽默，描述那些监视他的特务形状。他们在他被捕之前，全天候盯了他整整一年。日记里也谈到有关的情治单位，以及他一些朋友被约谈尔后逮捕的事。目前这本日记只在私下流传，但也经过编译，随时可以出版。

李敖朋友不愿意马上公开他的日记，因为怕害了他。但是如果李敖短期内不能获释，他们就会出版。

截至目前，官方还没有公布李敖的“罪名”。

官方的特务不但到处盯着他，还在他家装了窃听器。去年12月，李敖向一位来访的美国人表示，他在家里搜出过一具窃听器，并且寄给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了。

这位美国人和李敖一道吃午饭，他说有两个人跟着，一直站在餐厅外面。

另一些李敖的朋友表示，他之所以受到监视，是因为政府怕他逃出国去。……

ThediaryofapopularyoungwriterarrestedlastmonthbythepoliticalpoliceinTaiwanhasreachedfriendsintheUnitedStates.

Apparentlysuspectingthathemightonedaybearrested,thewriter,LiAo,sentsomemanuscriptsabroadlastyear,includingpartsofhisdiary.The37-year-oldwriteriswellknownforhissatiricalessays,inwhichhepokesfunatindividuals,institutionsandsocietyingeneral.

Thediary,writteninahumorousvein,describestheactivitiesofthepoliticalpolice,whokepthimunder24-hoursurveillanceforayearbeforehisarrest,theintelligenceagenciesinvolved,andthequestioningandarrestofhisfriends.Itisnowcirculatingprivatelyandisbeingtranslatedandeditedforpossiblepublication.

FriendsofthewriterarereluctanttomakeknowndetailsofthediaryforfearthatthepublicitywillbeharmfultoMr.Li.However,theysaythattheywillpublishitifMr.Liisnotreleasedsoon.

TheGovernmenthasnotmadeknownanychargesagainstMr.Li.

Thepoliticalpolice,besidesfollowinghimwhereverhewent,aresaidtohaveplantedanumberoflisteningdevicesinhishouse.InaconversationlastDecemberwithavisitingAmerican,Mr.Lisaidhehadremovedoneofthe"bugs"andmailedittotheHumanRightsCommissionoftheUnitedNations.

TheAmerican,whometthewriterforlunch,recalledthatMr.Liwasfollowedbytwomen,whoremainedoutsidetherestaurant.

OtherfriendsofMr.LisayhewaswatchedconstantlybecauseoftheGovernment'sfearthathemightescapefromthecountry.

事实上，李敖这个理想主义者从来没想到逃出国去，他深信，只有在自己国家里同黑暗相持、战斗，才是实现理想主义的不二法门。这一深信，使他在中国台湾岛上一住五十年，未曾离开过一天，即使在近年来，国民党政府已表示不再拦阻他，但他也不愿离境了；即使他的故乡中国大陆那边邀请他，他也不再回去，他说“重温旧梦就是破坏旧梦”，他准备死在台湾。他在第二本自传里写道：

耶稣说没有先知在自己乡土上被接受，大陆是李敖的乡土，但我不在其内；台湾是李敖的乡土，但我被见于外，不过，对我说来，在内与见外，皆属过眼烟云，总归中国是我的乡土，在这乡土上，大陆也好、台湾也罢，对我都是一样，我的终极是在无何有之乡、在广漠之野、在中国与人类的历史上定位。

采取这样定位的视野，台湾对他太小了，他会被误会成目无台湾。相对的，台湾也目无他过，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编印的《中华民国作家作品目录》，全书九百页，收有七百零三个作家，可是没有李敖，可见李敖在台湾岛上何等不入流。虽然这种抹杀，在台湾岛外多年来却公道在兹：例如英国伦敦《中国季刊》（TheChinaQuarterly）说二十八岁的李敖是“一个得人心的英雄”（apopularhero）。美国《圣路易邮讯报》（St.LouisPost-Dispatch）说三十三岁的李敖是“著名的中国传统批评家”（Well-knowncriticoftheChinesetradition），写的书多被查禁。美国《今日台湾》（FormosaToday）说三十四岁的李敖带领《文星》成为台湾知识界的“唯一生命的火花”（TheonlysparkoflifeinTaiwan'sintellectualworld），而李敖则是火花的“点火者”（firebrand）。《太平洋星条旗报》（PacificStars&Stripes）说三十六岁的李敖是“台湾知名的历史家和作家”（awell-knownTaiwanhistorianandwriter）。香港《远东经济评论》（TheFarEasternEconomicReview）说三十七岁的李敖是大部分著作都被查禁的“著名的散文家和编者”（thewell-knownessayistandeditor），被判十年徒刑。美国《时代周刊》（Time）说三十九岁的李敖是“最著名的”（themostnotable）作家，自1971年迄今，犹在狱中。英国《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International）刊出李敖照片，提醒世人，李敖自1971迄今，犹在狱中，该组织选出全世界三位良心犯，四十一岁的李敖是三位之一。美国“全美华人协会”（TheNationalAssociationofChineseAmericans）颁发最佳成就奖给五十五岁的“台湾著名的作家”（thereknownedwriter）。美国《花花公子杂志》（Playboy）《1990年企业年报》（PlayboyEnterprises,Inc.1990AnnualReport）1990年12月刊出李敖照片，指出五十五岁的李敖曾接受该年六月分外语版访问，该外语版共十五国、每年十二位，李敖是全世界一百八十位名人中选出的三位之一。……直到他六十四岁时候，亚洲周刊（ASIAWEEK）在1999年9月3日还做了这样报导：

多采多姿的参选人

台湾明年春天的总统大选，赞成统一的新党不可能胜选。但新党总统参选人李敖矢言绝对选到底。李敖是位颇具争议性的作家，也主持电视节目。他秉持一贯理念痛批政客而卓然有成。他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他曾宣称他是这次选战中“真正的男人”，挖苦其它的参选人为“雄性的动物”。长年来他直言不讳，著名的人物如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没逃过。反政府的激烈言论，使他在70年代及80年代两度入狱。他成为地下英雄及国际知名的人权斗士。这几年，《笑傲江湖》的电视节目让他重回舞台，吸引数百万观众每晚看他横批政治。

TURNINGTHETABLES

∥AcriticofTaiwan'spoliticians,talk-showhostLihasnowbecomeonecolorfulcandidates.∥

Taiwan'stinypro-unificationNewPartymaybeanunlikelyvictorinnextspring'spresidentialelection,butitscandidate,LiAo,promisestolivenuptherace.Thecontroversialwriter,talk-showhostandactivisthasbuilthiscareeraroundlambastingpoliticians.Andheshowsnosignsoflettingupjustbecausehehasnowbeennominatedtobecomeonehimself.He'salreadydeclaredhimselftheonly"realman"intherace,dismissingtheothersasmere"maleanimals."TheoutspokenLihasalonghistoryofpoliticalattacks,targetingsuchnotablesasSunYat-senandChiangKai-shek.Hisanti-governmenttiradeslandedhiminprisontwiceduringthe1970sand1980s,makinghimanundergroundheroandinternationalhumanrightscause.Inrecentyears,TVshowslikethecurrentLiAo'sProudSmilingWorldhaveputhimbackinthespotlight,allowinghimtovoicehispoliticaldiatribestomillionsofviewers.

这就是李敖。事实上，国民党政府只是首当其冲而已，李敖的威力半径，把一切人间的错误与不义，都统统加以扫荡，因此他得罪的，不止国民党。他树敌之多，史所罕见，并且每周以几何级数增加中，但他毫不在乎，他绝不怕得罪人。他说敌人不分大小，他都有耐心一个个解决，他绝不做烂好人，不做没是非的乡愿。多少年来，他一直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魄独行其是，而无惧小人们争言其非。为了真理与信念，他绝不怕孤立。因此，这个工作狂，整天把自己埋在十万本藏书中，东征西讨，使人血压高。

李敖有他独特的做人方式。他性好扶弱抑强，主持正义，霹雳手段，菩萨心肠。他在穷困时候，一顿顿饿饭帮助老师；他在富有时候，一把把钞票支持难友；他在坐牢时候，一篇篇文章抢救奇冤异惨的死魂灵。李敖自诩他是顽童、是战士、是善霸、是文化基度山、是社会罗宾汉、是侠骨柔情的大作家兼大坐牢家；另一方面，他是坦白的思想家、挖黑的历史家、同时还是黑白分明的文章大家。1918年，美国理想主义者关在牢里得到一百万总统选票的戴布兹（EugeneVictorDebs）的句子，也正是李敖的画像：

只要有下层阶级，我就同俦；

只要有犯罪成分，我就同流；

只要狱底有游魂，我就不自由。

WhilethereisalowerclassIaminit.

WhilethereisacriminalelementsIamofit.

WhilethereisasoulinprisonIamnotfree.

这就是李敖，中国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1999/12/31李敖电子报）

中华民国现代名人录——李敖

李敖，吉林扶余人，民国二十四年4月25日生于哈尔滨。四十三年考入台湾大学法律专修科（后来改为法律系司法组），四十四年6月自动退学，重新考入台湾大学历史系。四十八年毕业。五十年退伍后，再考入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五十二年3月自动休学。五十年11月首次在《文星》发表《老年人和棒子》，五十二年9月出版第一本书《传统下的独白》。

五十一年至五十四年中，不断写作向当权者挖根，致使《文星》杂志社被封杀，五十五年所出之书《孙逸仙与中国西化医学》等十五种书，陆续被查禁，一举一动皆受各方瞩目。其后诱因不断义助柏杨，协助彭明敏偷渡出境，遂遭软禁、跟踪长达十四个月。在这其间仍透过外国记者，为雷震做出狱报导。六十年被捕，纽约时报曾详细报导。被捕后，不审不判一年，才转军法处看守所，被“判”以叛乱罪十年徒刑，六十四年因蒋介石过世而减刑，改判八年六个月，六十五年11月无保出狱。六十八年复出文坛，六十九年出版《李敖全集》，并于此年和影星胡茵梦结婚，三个月后离婚。又因萧孟能诬告，于七十年再度入狱，七十一年出狱。李氏入狱后，即开始每月出版一册《李敖千秋评论丛书》，迄今已连续十年不曾中断，计已出版一百一十一期，还在继续中。另自七十三年起，又加出《万岁评论丛书》。他的著作遭查禁者达九十六种之多，已可列入世界记录之中。

七十九年10月，获全美华人协会颁赠最佳成就奖。在台湾备受封杀下，在国外却屡受推崇。

在台湾思想言论的冰河时期，敢于单独向威权挑战言论开放的尺度的，李氏堪称第一人，也是最不为权势、厉害所屈服之人。其著作早已等身，却未列入官方出版的《中华民国作家作品目录》之中，正见其至今仍被故意忽视之一斑。

现任李敖出版社发行人、文星书店有限公司总监、求是报发行人。

录自《中华民国现代名人录》（1982）

1995中华民国作家作品目录——李敖

李敖（1935～）

⊙作家小传

李敖，男，祖籍山东潍县，民国二十四年4月25日生于东北的哈尔滨。

民国二十五年，李敖随全家迁至北京，在那里读完小学，三十七年考入北京市立第四中学，次年转学上海；三十八年4月来台，就读于台中一中；四十三年夏天，以同等学历考入台大法律系，次年重考，进台大历史系，四十八年毕业；五十一年考入台大历史研究所。

民国五十年，李敖以一篇发表于《文星》杂志的《老年人和棒子》引起震撼和议论，此后即以直率而且犀利的笔锋，不断批评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全盘西化”指名道姓批评党政以及学界名流。60年代末期，李敖曾以“妨害公务”罪名被提起公诉，70年代曾以“叛乱罪”被判刑十年，后改判八年。70年代后期复出文坛，写作不断，皆具强烈的批判性。他一方面整理旧作，出版《李敖全集》、《胡适研究》、《胡适评传》等，一方面出版新作，如《独白下的传统》等，并陆续出版《李敖千秋评论丛书》、《求是报》等。

⊙作品目录

诗

1.李敖的情诗，台北，远景出版公司，民71年6月，32开，221页。

散文

1.传统下的独白，台北，文星书店，民52年9月，48开，254页。

2.历史与人像，台北，文星书店，民53年1月，48开，页。

3.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台北，文星书店，民53年6月，48开，页。

4.文化论战丹火录，台北，文星书店，民53年7月，48开，页。

5.教育与脸谱，台北，文星书店，民54年8月，48开，223页。

6.上下古今谈，台北，文星书店，民54年9月，48开，页。

7.李敖告别文坛十书，台北，自印，民55年。

8.独白下的传统，台北，远景出版公司，民68年6月，32开，221页。

9.李敖文存，二集，台北，四季出版公司，民68年9月，32开，248页，245页。

10.李敖全集（8本），台北，四季出版公司，民69年6月。

11.李敖千秋评论丛书，台北，四季出版公司，民70年起。出版51本。

12.李敖的情书，台北，远景出版公司，民71年6月，32开，258页。

13.李敖的情话，台北，远景出版公司，民71年6月，32开，248页。

14.战斗是检验党外的唯一标准，72年11月。

15.我给我画帽子，台北，天元出版社，民74年4月，32开，264页。

16.能下床就是好猫，74年8月。

17.李敖全集（24本），台北，远流出版公司。

18.坐牢家爸爸给女儿的八十封信，台北，文星书店，民76年12月，32开，388页。

19.李敖自传与回忆、续集，台北，文星书店，民76年10月，32开，391页。

20.北京法源寺，台北，文星书店，民80年6月，32开，366页。

论述

1.胡适研究，台北，文星书店，民53年3月，48开，285页；台北，远景出版社，民68年6月，32开，280页。

2.胡适评传，台北，文星书店，民53年4月，40开，292页；台北，远景出版社，民68年7月，275页。

3.要把金针度与人——二百种中国古典名著导读，台北，远流出版公司，32开，242页。

李敖是作家吗？-李敖并非作家论

6月9日中国电视公司赵宁主持的节目中邀我亮相，我带去一部书——中华民国政府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编印的《中华民国作家作品目录》。我一面拿著书，一面指出：虽然美国《纽约时报》等都指出我是作家，可是中华民国政府却不承认我是作家，由这部书就可以证明。这部书九百多页，可是没有李敖的名字，可见李敖虽写了一百多本书，可是并非作家属实。（这一段录像，6月12日的电视上并未播出，也就是说，给剪掉了。1990年6月14日李敖补记。）

这部书是1984年6月出版的，发行人是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主任陈奇禄，编辑是应凤凰和钟丽慧。全书从正文到附录，共收入作家七百零三个。“中华民国”作家从头数，数到七百零三个，还数不到李敖，可见李敖之不入流矣！

陈奇禄在该书“序”中说：“先总统蒋公昭示我们：‘文化为文艺的根干，文艺乃文化之花果。’……我们的文坛，经过作家多年来共同辛勤耕耘，早已花团锦簇，欣欣向荣，包括小说、散文、新诗、杂文、戏剧、文学批评等的文学作品，在在都显示多样繁富的风貌；作家在自由安乐的环境下创作，各显身手，或抒发性灵，探索内在精神世界；或关怀社会，描写人性反映人生，成绩斐然，屡现佳作。本会基于对作家的崇敬，对文学史料的重视，特策画整理近三十年来中华民国作家作品目录。……”可见被国民党文化官僚“崇敬”、“重视”的结果，原来是为“先总统蒋公”的“昭示”做脚注的，这样看来，文化官僚们把柏杨、胡茵梦等七百零三人都当成作家奉献，独开脱李敖而不与，实乃真知我者焉！

1990年6月11日

中华民国作家作品目录新版问世

【记者陈文芬台北报导】中华民国有多少个作家？根据文建会委托文讯杂志编印，最新出版的《中华民国作家作品目录一九九九》七册，收录一千八百位作家，包括作家个人小传及作品分类目录，具体呈现文学台湾的整体经验。

目前炙手可热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总统参选人李敖，过去常说《中华民国作家作品目录》七百零三位作家当中，没有将他列为作家之林。

文讯杂志总编辑封德屏表示，他们自然早就听闻过李敖先生的批评指教，同时也感谢他，将《中华民国作家作品目录》的知名度，因此而整个提升起来。

《中华民国作家作品目录》第一版本出自民国七十三年，文建会成立不久，在陈奇禄主委任内，应凤凰、钟丽慧合编，分上下两册，编辑旨意据陈奇禄序文：“基于对作家的崇敬，对文学史料的重视”。

民国八十四年3月，文建会委托文讯杂志编成《中华民国作家作品目录新编》有四册，比较起前修，所收作家由七百人增加到一千三百多人，而根据文讯总监李瑞腾与封德屏指出，其实从这个一千三百人的作家编目开始，李敖已经在这编目当中了，最新版1999年当然也在其中。

该目录的编例指出，搜集台湾现代文学作家及文学作品资料，并藉此反映台湾现代文学整体成就，所收录作家凡一千八百位，以长期生活在台湾且从事现代文学活动的作家为主。有意思的是，在今年《台湾文学经典书目》事件当中，遭到本土派作家质疑，不曾在台湾居住过的张爱玲，却因在台湾出版著作、在台具有广泛文学创作影响力，名列台湾经典作家是否适当？观看新出炉名单，她的名字，果然不再包括在一千八百人之内。（1999/12/07中国时报）

蕃薯藤网站候选人小档案——李敖

姓名：李敖

生日：1935年4月25日或（4月5日）

年龄：64

生肖：猪

血型：○型

星座：不信这一套，迷信。

座右铭：散见李敖1500万著作中

最喜爱的运动：快走

最拿手的歌：DannyBoy

最喜欢的（男＆女）明星：莫文蔚，我不喜欢男的。

最喜欢的（男＆女）歌手：莫文蔚，我不喜欢男的。

最喜爱的宠物：猫、狗，跟新党交朋友後，又喜欢兔子。

最喜欢的颜色：我不喜欢民进党的绿色。

最喜欢的玩具：漂亮的女生。

最喜欢吃的东西：漂亮的大腿。

最喜欢的卡通人物：猫

最喜欢的卡通节目：有猫的卡通。

最讨厌的事情：看到陈水扁或郝龙斌那种臭脸。

小时候的理想：伟大惊人。

最喜欢的一本书：李敖写的书。

自己上网的经验：好像在厕所墙上写字。

上网时间已达多久：不好意思说。

给网路朋友的一句话：只看李敖电子报和网站可也。

最爱和家人做什么事：开玩笑。

最喜欢上的课：逃学的课。

最讨厌上的课：所有的课。

最感谢的人：照镜子即知。

最难忘的事：请看我写的那本《我最难忘的事和人》。

第一次的初吻：好多第一次，Whichone？

我的资产：人说我是共产党，共产党有资产吗？

最喜欢的内裤造型＆颜色：不穿内裤。

学历：台大史研所肄业。

最喜欢的歌：《忘了我是谁》《只爱一点点》（歌词都是我写的）

最难忘的童年往事：忘了。

出生地：哈尔滨。

口头禅：他妈的。

（2000/1/18李敖电子报）

李敖著作查禁清单及官方理由

1965-1967

书名著作者

译述者出版者出版

年月日开数页数查禁

机关日期字号原因

两性问题及其他李敖台湾省政府55.1.1新一7019卅九(一)3

闽变研究与文星讼案李敖内政部56.3.15台内版229976

也有情书李敖福光印刷厂55.1132253台湾警备总部55.12.31莒控61787.6二

不要叫罢李敖福光印刷厂55.1132246台湾警备总部55.12.31莒控61807.6二

上下古今谈李敖文星书店54.1032200台湾警备总部55.7.18莒控43697.6二

李敖写的信李敖永裕印刷厂55.1132231台湾警备总部55.12.31莒控61777.6二

乌鸦又叫了李敖建胜印刷厂55.1132220台湾警备总部55.11.9莒控61766二

孙悟空和我李敖荣兴出版社55.1132277台湾警备总部55.11.9莒控61767.6二

教育与脸谱李敖文星书店55.240223台湾警备总部55.7.18莒控43666二

歷史与人像李敖文星书店54.1140235台湾警备总部55.7.18莒控43676二

传统下的独白李敖文星书店54.1240228台湾警备总部55.7.18莒控43707.6二

文化论战丹火录李敖文星书店54.340270台湾警备总部55.7.18莒控43686二

孙逸仙与中国西化医学李敖文星书店54.1140台湾警备总部55.1.4训唤93456二

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李敖文星书店54.240148台湾警备总部55.7.18莒控43656二

文星九○期文星杂志社54.4.11677台湾警备总部54.8.31训唤59843二

文星九八期文星杂志社54.12.11678台湾警备总部54.12.10训唤87066二

文星九七期文星杂志社54.11.11678台湾警备总部55.1.4训唤93456二

在1976年11月19日出狱前的李敖著作，计有十九本，其中十四本分别被有关单位依据（一）出版法、（二）出版法施行细则、（三）社会教育法、（四）戒严法、（五）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管制办法、（六）内政部台（47）内警字第二二四七九号叡、（七）刑法二三五条等有关法令予以查禁，除了李敖著作品十五本被禁外，其所主编之《文星杂志》亦有三期被禁。另外，《文星杂志选集第三册》亦于1974年7月16日被警总依（淬淬四九六四）字号查禁。

上述被台湾省政府、内政部、台湾警备总部所“依法”查禁的十五本著作图书目录中，由于编印单位疏漏，致有右表语焉不详或谬误之处，现谨补白如下：

《两性问题及其他》系李敖《告别文坛十书之二》，因在印刷厂被查扣而未上市；《闽变研究与文星讼案》系四十开本，344页，五十四年9月25日出版。其余未被查禁的李敖“劫后余生”著作则有：《胡适研究》（五十三年3月25日出版）、《胡适评传第一册》（五十三年4月10日出版）、《妈离不了你》（五十五年11月5日出版，为李敖告别文坛十书之三）、《传统下的再白》（李敖告别文坛十书之六）、《大学后期日记甲集》（李敖告别文坛十书之八）、《大学后期日记乙集》（李敖告别文坛十书之九）等六本。复出后的李敖则在当年（1979年）分别出版了《独白下的传统》（六十八年6月出版）、《李敖文存》（六十八年9月15出版）、隔年再出版《李敖全集》（二十五开，3500页，六十九年6月25日出版），随后在第二次系狱后，自1979年9月起开始出版《李敖千秋评论丛书》，从此展开波澜壮阔的文化事业，结果在复出后的这十余年间，政府有关部门还是锲而不舍继续“追杀”，其后又陆续查禁了下列清单，总计多达八十种，其中，有关《千秋评论》丛书四十种、《万岁评论》丛书三十六种，以及《蒋介石研究》一至三集和《孙中山研究》。

国民党政府查禁李敖著作一览表（1981-1987）

书名出书日期查禁日期查禁函字号

千秋-冤狱-党（千秋评论1）七十、九、一七十、十、二一、十六时(71)隆彻字第四三三八号

放火-放水-逃（千秋评论11）七一、七、一七一、八、十六、十六时(71)隆彻字第二九七五号

政治-女人-蛇（千秋评论16）七一、十二、一七一、十二、一、十时(71)隆彻字第四五四一号

老儿-小儿-病（千秋评论22）七二、六、一（出书提前）七二、五、二四、十六时(查禁提前)(72)隆彻字第一九六○号

钞票-肚皮-尿（千秋评论26）七二、十、三十（出书提前）七二、十、二九（查禁提前）(72)隆彻字第四三四九号

大使-老鼠-怕（千秋评论27）七二、十二、三十（出书提前）七二、十二、二十（查禁提前）(72)隆彻字第五一三四号

活爸-死爸-黑（千秋评论28）七三、一、十（出书提前）七三、一、八（查禁提前）(73)隆彻字第○○七三号

放屁-放屁-真放屁（万岁评论3）七三、三、三一七三、四、十(73)隆彻字第一三三六号

割了-错了-割错了（万岁评论4）七三、四、三十七三、五、二(73)隆彻第一六七五号

泰山-泰水-命（千秋评论32）七三、五、十五七三、五、十五(73)隆彻第一八八二号

鸟官-鸟人-鸟政府（万岁评论5）七三、五、三十七三、六、二(73)隆彻字第二十九三号

不老-不老-尸（千秋评论34）七三、七、十五七三、七、十九(73)隆彻字第二九一六号

白水-白水-白开水（万岁评论8）七三、八、三一七三、九、十三、十时(73)隆彻字第三六七五号

叛国-亡国-洗（千秋评论36）七三、九、十五七三、九、二一(73)隆彻字第三八○三号

狗头-狗头-狗头税（万岁评论9）七三、九、三十七三、三、五(73)隆彻字第四○一二号

风景-风景-杀风景（万岁评论10）七三、十、三一七三、十一、六(73)隆彻字第四四五七号

鸡嘴-鸭嘴-变（千秋评论38）七三、十一、十五七二、十、十七(73)隆彻字第四六五三号

中委-中委-中常委（万岁评论11）七三、十一、三十七三、十二、五(73)隆彻字第四九四二号

喇叭-喇叭-吹喇叭（万岁评论12）七三、十二、十五七三、十二、十五(73)隆彻字第五○五八号

流芳-遗臭-驴（千秋评论39）七三、十二、二五七三、十二、二六(73)隆彻字第五二二三号

打抱-打抱-别打抱（万岁评论13）七四、一、十七四、一、十一(74)剑佳字第○一九四号

涨价-涨价-买（千秋评论40）七四、一、二五七四、一、二七(74)剑佳字第○四七五号

江南-江南-哀江南（万岁评论14）七四、一、三一（缺查禁令）（缺查禁令）

告状-告状-告洋状（万岁评论15）七四、二、十五七四、二、十六(74)剑佳字第○九三二号

魔王-魔王-牛魔王（万岁评论16）七四、三、五七四、三、十三(74)剑佳字第一三二六号

大便-小便-大小便（万岁评论17）七四、三、三一七四、四、二(74)剑佳字第一六六○号

五十-五十-易（千秋评论43）（下册）七四、四、二五七四、四、二七(74)剑佳字第二○九六号

革命-革命-反革命（万岁评论18）七四、五、五七四、五、七(74)剑佳字第二二七九号

同志-同志-杀（千秋评论44）七四、五、十五七四、五、十七(74)剑佳字第二四二八号

奴才-奴才-骂奴才（万岁评论19）七四、五、三一七四、五、三一(74)剑佳字第二七○二号

江东-江东-飞（千秋评论45）七四、六、十五七四、六十四(74)剑佳字第二九三八号

殉国-殉国-谁殉国（万岁评论20）七四、六、三十七四、六、二九(74)剑佳字第三二○○号

和尚-和尚-施（千秋评论46）七四、七、十五七四、七、十八(74)剑佳字第二五二二号

逃兵-逃兵-逃兵罪（万岁评论21）七四、七、三一七四、八、一(74)剑佳字第三七二三号

青眼-白眼-看（千秋评论74）七四、八、十五七四、八、十七(74)剑佳字第四○三一号

新装-新装-倚新装（万岁评论22）七四、八、三一七四、九、二(74)剑佳字第四二八二号

印印-印印-印（千秋评论48）七四、九、十八七四、九、十八(74)剑佳字第四五二八号

口头-口头-口头禪（万岁评论23）七四、九、三十七四、九、二九(74)剑佳字第四七三一号

历史-历史-吹（千秋谈论49）七四、十、十五七四、十、十九(74)剑佳字第五○○三号

头大-头大-两头大（万岁评论24）七四、十、三一七四、十一、一(74)剑佳字第五二○二号

出出-出出-出（千秋评论50）七四、十一、十五七四、十一、十八(74)剑佳字第五四三三号

辫子-辫子-剪辫子（万岁评论25）七四、十一、三十七四、十二、三(74)剑佳字第五六五三号

自大-自大-狂（千秋评论51）七四、十二、十五七四、十二、十八(74)剑佳字第五八八四号

屁股-屁股-翘屁股（万岁评论26）七四、十二、三十七五、一、三(75)剑佳字第○○○一号

国库-黄金-搬（千秋评论52）七五、一、十五七五、一、十九(75)剑佳字第○二○四号

小人-小人-打小人（万岁评论53）七五、一、三一七五、一、三十(75)剑佳字第○四一一号

张三-李四-告（千秋评论53）七五、二、十五七五、二、七(75)剑佳字第○六四○号

同性-同性-同性恋（万岁评论28）七五、二、二八七五、二、二六(75)剑佳字第○八九三号

大的-小的-要（千秋评论54）七五、三、十五七五、三、十七(75)剑佳字第一一九三号

发作-发作-大发作（万岁评论29）七五、三、三一七五、三、三一(75)剑佳字第一三六○号

活人-死人-骗（千秋评论55）七五、四、十五七五、四、十六(75)剑佳字第一六五八号

三毛-三毛-雷三毛（万岁评论30）七五、四、三十七五、五、一(75)剑佳字第一九七一号

新党-新党-拉（千秋评论56）七五、五、十五七五、五、十九(75)剑佳字第二二五八号

伏虎-伏虎-伏虎功（万岁评论31）七五、五、三一七五、五、三一(75)剑佳字第二五二二号

火把-火把-烧（千秋评论57）七五、六、十五七五、六、二三(75)剑佳字第二八七九号

自由-自由-自由神（万岁评论32）七五、六、三十（缺查禁令）（缺查禁令）

时间-时间-表（千秋评论58）七五、七、十五七五、七、二三(75)剑佳字第一四○四号

台湾-台湾-台湾人（万岁评论33）七五、八、十五七五、八、二五(75)剑佳字第三九九一号

五年-五年-难（千秋评论5960合订本）七五、九、十五七五、九、二十(75)剑佳字第四四三一号

下部-下部-相下部（万岁评论35）七五、九、三十七五、十、二(75)剑佳字第四六四七号

旧仇-新恨-说（千秋评论61）七五、十、十五（缺查禁令）（缺查禁令）

祝寿-祝寿-祝倒寿（万岁评论35）七五、十、三一七五、十、二八(75)剑佳字第五一一六号

蒋介石研究七五、十、三一七五、十一、二(75)剑佳字第五一七八号

急救-救急-打（千秋评论62）七五、十一、十五七五、十一、十七(75)剑佳字第五四二八号

颜色-颜色-还颜色（万岁评论36）七五、十一、三十七五、十一、三十(75)剑佳字第五六六六号

通缉-通缉-症（千秋评论63）七五、十二、十五七五、十二、十六(75)剑佳字第五九七五号

娘娘-娘娘-玩娘娘（万岁评论37）七五、十二、三一七五、十二、三一(75)剑佳字第六二三一号

棺材-棺材-书（千秋评论64）七六、一、十五七六、一、十六(76)剑佳字第○二八五号

蒋介石研究续集七六、一、十五七六、一、二二(76)剑佳字第○一三○号

埋单-埋单-要埋单（万岁评论38）七六、一、三一七六、一、二六(76)剑佳字第○四四九号

半坐-半立-笑（千秋评论65）七六、二、十五七六、二、十六(76)剑佳字第○六七六号

肚皮-肚皮-一肚皮（万岁评论39）七六、二、二八七六、三、三(76)剑佳字第○九四六号

自反-自反-缩（千秋评论66）七六、三、十五七六、三、十六(76)剑佳字第一二○五号

羊头-羊头-掛羊头（万岁评论40）七六、三、三一七六、四、一(76)剑佳字第一四二三号

千秋-万岁-合（千秋评论67）七六、四、十五七六、四、二二(76)剑佳字第一六三○号

流氓-流氓-拜（千秋评论68）七六、五、二十七六、五、二七(76)剑佳字第二三四一号

公道-公道-争（千秋评论69）七六、六、二○七六、六、二二(76)剑佳字第二八三八号

蒋介石研究三集七六、六、二七七六、六、六(76)剑佳字第三○五○号

外交-性交-交（千秋评论71）七六、八、三一七六、十、九(76)府新一字第一九五二六○号

孙中山研究七六、九、十七六、九、二五(76)府新一字第一九三三○五号

官方查禁李敖著作的“理由”

《孙逸仙和中国西化医学》：刊载《新夷说》一文，内容将国父遗教断章取义，故為曲解足以淆乱视听，影响民心士气。违反《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第二条第六款规定，依同办法第七条之规定应予查禁併扣押出版品。（缺查禁令）

《传统下的独白》：该书内容攻訐政府现行法制，恶加渲染，足以淆乱视听，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违反《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第二条第六、第七款之规定。依同办法第七条之规定应予查禁并扣押其出版品。

《历史与人像》：该书内容诬指孔子為反动，并歪曲歷史事实，足以淆乱视听，影响民心士气，违反《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第二条第六款之规定。依同办法第七条之规定应予查禁并扣押其出版品。

《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该书内容谬称：“共产思想能够在中国蔓延為害，是孔家思想替其作了先驱工作”，诬蔑儒家思想，淆乱视听，影响民心士气，违反《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第二条第六款之规定，依同办法第七条之规定应予查禁并扣押其出版品。

《文化论战丹火录》：该书内容诬指传统文化是繁殖共产主义的温床并為其铺路，足以淆乱视听，影响民心士气，违反《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第二条第六款之规定，依同办法第七条之规定应予查禁并扣押其出版品。

《教育与脸谱》：该书内容鼓动学生背叛师长，并煽惑学界“造反”、“革命”，足以淆乱视听，危害社会治安，违反《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第二条第六款之规定，依同办法第七条之规定应予查禁并扣押其出版品。

《上下古今谈》：该书内容公然反对政府法令，诬指警察公报私仇，逼良为娼，足以淆乱视听，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违反《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第二条第六、七两款之规定，依同办法第七条之规定应予查禁并扣押其出版品。

《乌鸦又叫了》：内载作者藉彭明敏事件之发生，倡言发起“学习李敖运动”，鼓励青年走李敖路线，自认代表“反盲动”“反以暴易暴”“反枪杆对付异己”，并妄言“主张和平改革，社会改革，思想改革”，显有淆乱视听、影响民心士气之害，并有危害社会治安之虞，依据《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第二条第六款，及同法第七条之规定，应予查禁并扣押其出版品。

《两性问题及其他》：刊载“在这种性开放的景象里，我们可以看到老祖宗们如何在生殖器崇拜、如何重视阴阳的理论、如何公然宣淫、如何‘男女杂游不媒不聘’、如何血族相姦、如何私通野合、如何同性恋和鸡姦、如何性变态、如何写《素女经》《洞玄子》、如何因‘性’的因素成為中国历史的重要一环，并且影响到部分中华民族的历史……”（第六页）“正因为‘性’的问题被不合理的规律约束乃至於压抑，所以我们的中华民族才有了数不尽‘性’的‘发霉’现象，从挛童到‘御女车’，从‘萤幸’到‘蝶幸’，从‘肉台盘’到‘肉屏风’‘肉双六’‘肉吐壶’，从人狗交到姦尸案，从缠小脚到丐恋，从老年癲狂到性戾换，从贞节牌坊到‘冒耻求种’，从花旋风到壮阳药，从自阉到阉人……，试问那一件不是中华民族歷史的一部分，试问有那一件我们敢说‘这不是我们中华民族干的事’”（第9-10页）“婚姻是死巷，泛爱女人才是一条活路，只要自由恋爱的风气能像瑞典式的推广，一切‘深厚友谊’都不难得到只要性交不需要‘法定’，一切SexualRelation都可以在旅馆中施行‘画眉’‘齐眉’的雅事，不必再在结婚后希求了，那是没有恋爱自由的古人们婚后的勾当，而我们就不同了，我们可以在婚姻前大量的找Frauein，进而扬弃註册专利式的婚姻”（第143页）等文字，有煽动他人妨害风化罪，违反《出版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之规定，应依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项第三款规定予以扣押之行政处分（准台湾省政府新闻处所(55）111新一字第七○一九号函以及奉内政部(55)1024(55)内秘字庆字第五三九八号代电查禁）。

《孙悟空和我》：该书指“蒋廷黻对经济自由的认识是错误的”，并诬指有“这种论调的人，他们专门表演集体、统制、官办、党营、公卖、国有等把戏”，显有淆乱视听，影响民心士气及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之害，违反《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第二条第六、七款及同法第七条之规定，应予查禁并扣押其出版品。

《李敖写的信》：该书诬指内政部依据出版法“侵害”人民自由系“违宪”，并主张知识分子提倡“不合作主义”，显有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及淆乱视听，影响民心士气之害，依据《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第二条第六、七款及同法第七条之规定，应予查禁并扣押其出版品。

《也有情书》：攻击政府烟酒公卖制度为“专卖的统治经济制度”，并诬指烟酒专卖为“垄断的苛税”，另妄称“老百姓麻木得没有‘心’了”，显有淆乱视听、影响民心士气及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之害，依据《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第二条第六、七款及同法第七条之规定，应予查禁并扣押其出版品。

《不要叫罢》：该书诬指出版法完全“违宪”。煽动人民“多还他们几手”，并指“社会上‘暴戾之风’系法律不能為其辩冤白谤，自然最后要被逼到绝路上去，‘官逼民反’”等，显有淆乱视听、影响民心士气及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之害，依据《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第二条第六、七款及同法第七条之规定，应予查禁并扣押其出版品。

《闽变研究与文星讼案》：经审核内容最后“三点感想”，对于尚在审判之中之诉讼事件及承办该案件之司法人员有所评论，显属违反出版法第三十三条之规定，情节较重，应依同法第九条禁止其出售及散布，必要时并得予以扣押等由（准台湾省政府新闻处(56)321新一字第一三八七号函及奉内政部(56)315台内版字第二二九九七六号代电查禁）。

《千秋-冤狱-党》（千秋评论1）：内容淆乱视听、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六、七款之规定，依同法第八条，应扣押其出版品。

《放火-放水-逃》（千秋评论11）：其中之“放火的”及“论中门村事件”两文蓄意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鼓煽暴力、夸张事实、淆乱视听、危害社会治安秩序，核已违犯《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六、七款相关规定。

《政治-女人-蛇」（千秋评论16）：《不平等条约是国民党废除的吗？》及《政治与生殖器》等文，内容淆乱视听，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六、七款，依同法第八条之规定，应予取缔，并扣押其出版物。

《老儿-小儿-病》（千秋评论22）：该书由四季公司出版发行，刊登《王国维自杀写真》、《天涯哭此时》等文，内容歪曲事实，淆乱视听，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六、七款，依同法第八之规定予以查禁，并扣押其出版物。

《钞票-肚皮-尿》（千秋评论26）：其中《国民党与钞票》等文，内容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破坏国军团结，更以猥亵文字，破坏社会公序良俗，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核已违犯《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六、七、八款之规定。依同法第八条及《戒严法》第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应予取缔，并扣押其出版物。

《大使-老鼠-怕》（千秋评论27）：其中《国民党的三通前科》、《大使垮台秘闻》、《上县太爷书》等文字，曲解事实，蓄意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六、七两款。依同法第八条之规定，应予取缔，并扣押其出版物。

《活爸-死爸-黑》（千秋评论28）：其中之《乱世父子泪》、《活人不要要死尸》、《向国民党讨十大债》等等文字，為匪宣传，曲解事实，诬蔑政府，蓄意挑拨分化政府与人民情感，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三、六、七等三款，依同法第八条之规定，应予取缔，并扣押其出版物。

《放屁-放屁-真放屁》（万岁评论3）：其中之《人间不是你们的》，《马璧奉化现形记》、《从<我是嫖客>到<我是鸡巴>》等文，违背反共国策，曲解事实，诬蔑政府，蓄意挑拨，分化政府与人民情感，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五、六、七等各款，依同法第八条之规定，应予取缔，并扣押其出版物。

《割了-错了-割错了》（万岁评论4）：其中之《上帝要变心了》、《神话、谎言、骗》、《新腹非罪》等文，公然散布谣言，為匪宣传，曲解事实，诬蔑政府，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严重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之第三、五、六、七等各款，依同法第八条之规定，应予查禁，并扣押其出版物。

《泰山-泰水-命》（千秋评论32）：其中之《康泽殉难了吗？》《上山上山爱》等文字，蓄意為匪宣传、诬蔑政府、侮辱壮烈殉国先烈，扭曲事实，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严重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三、六、七各项之规定，依同法第八条扣押其出版物。

《鸟官-鸟人-鸟政府》（万岁评论5）：其中之《五四没有这种精神》、《钱学森所代表的问题》、《头发政治述奇》、《老兵永远不死，因為要做老牛》等文，攻訐政府，公然為匪宣传，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严重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三、五、六、七等各款，依同法第八条之规定，应予查禁，并扣押其出版物。

《不老-不老-尸》（千秋评论34）：其中之《西安事变的另一主角》乙文，蓄意以叛徒片面之词及匪偽宣传文字，曲解史实，诬蔑政府，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严重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三、五、六、七各款之规定，依同法第八条，应扣押其出版物。

《白水-白水-白开水》（万岁评论8）：其中之《乌云接落日》、《历史脸谱》两文，蓄意為共匪做有利宣传、曲解史实、诬蔑政府、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严重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三、五、六、七各款之规定，依同法第八条，应扣押其出版物。

《叛国-亡国-洗》（千秋评论36）：部分内容蓄意歪史实，诬蔑国家元首，為共匪做统战宣传（一、二、三、七等篇），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严重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三、五、六、七各款之规定，依同法第八条，应扣押其出版物。

《狗头-狗头-狗头税》（万岁评论9）：其中之《一九四八年的民心》、《国民党放水成性》两文，蓄意為共匪做有利宣传、捏造谣言、诬蔑政府、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严重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三、五、六、七各款之规定，依同法第八条，应扣押（查禁）其出版物。

《风景-风景-杀风景》（万岁评论10）：其中之《明朝不如今》及《政治规格的讨论》等文，严重淆乱视听，蓄意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足以影响民心士气，核已《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六、七款之规定，依同法第八条，应扣押（查禁）其出版物。

《鸡嘴-鸭嘴-变》（千秋评论38）：其中之《散记鹦鹉及其他》、《哀江南》等文，严重淆乱视听，蓄意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足以影响民心士气，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六、七款之规定，依同法第八条，应扣押（查禁）其出版物。

《中委-中委-中常委》（万岁评论11）：其中之《苛政猛如虎》等文，捏造谰言，诬蔑政府，蓄意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严重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六、七、八款之规定，依同法第八条，应扣押（查禁）其出版物。

《喇叭-喇叭-吹喇叭》（万岁评论12）：其中之《老友与旧仇》等文，蓄意歪曲事实，為共匪做有利宣传，捏造谣言，诬蔑政府，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三、五、六、七各款之规定，依同法第八条，应扣押（查禁）其出版物。

《流芳-遗臭-驴》（千秋评论39）：部分文稿内容扭曲事实，挑拨分化，栽诬政府，严重淆乱视听，足以影民心士气，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六、七各款之规定，依同法第八条，应扣押其出版物。

《打抱-打抱-别打抱》（万岁评论13）：其中之《乡愁》、《马可仕》、《文化》等文，违背反共国策，捏造遥言，詆毁国家元首，蓄意淆乱视听，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足以影响民心士气，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四、五、六、七各款之规定，依同法第八条，应扣押其出版物。

《涨价-涨价-买》（千秋评论40）：部分文字内容扭曲事实、并捏造谰言，侮辱壮烈殉国先烈，淆乱视听，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足以影响民心士气，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六、七款之规定，依同法第八条，应扣押其出版物。

《江南-江南-哀江南》（万岁评论14）：（缺查禁令）

《告状-告状-告洋状》（万岁评论15）：其中之《我们没有明天》乙文，为散布业经明令查禁在案之文字。《江南并发症》、《历史使命》等文为蓄意歪曲事实，捏造谣言，诬蔑政府，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及危害社会治安，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四、六、七、八各款之规定，依同法第八条，应扣押其出版物。

《魔王-魔王-牛魔王》（万岁评论16）：其中之《谁是支持国泰诈财的祸首》及《为民除害乎》等文，蓄意淆乱视听，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足以影响民心士气，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六、七各款之规定，依同法第八条之规定扣押（查禁）其出版物。

《大便-小便-大小便》（万岁评论17）：其中之六、七两篇文字蓄意歪曲事实、诬蔑政府，淆乱视听，為匪宣传，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足以影响民心士气，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三、六、七各款之规定，依同法第八条之规定应扣押其出版物。

《五十-五十-易》（千秋评论43）（下册）：其中之《从杀人灭口到抓人脱罪》乙文，原刊《发扬周刊》，经明令查禁在案，今该书又予刊载散布以淆乱视听、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六、七各款之规定，依同法第八条之规定，应扣押其出版物。

《革命-革命-反革命》（万岁评论18）：其中之十四、十五、二十一等篇文字，蓄意淆乱视听，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足以影响民心士气，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四、六、七各款之规定，依同法第八条，应扣押其出版物。

《同志-同志-杀》（千秋评论44）：该书内容，扭曲事实，诋毁国家元首，挑拨分化，严重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四、六、七各款之规定，依同法第八条之规定，予以查禁，并扣押其出版物。

《奴才-奴才-骂奴才》（万岁评论19）：其中之四、五等篇字，蓄意淆乱视听，為共匪做有利宣传，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足以影响民心士气，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三、六、七各款之规定，依同法第八条应扣押其出版物。

《江东-江东-飞》（千秋评论45）：该书部分文稿内容，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六款之规定，依据《戒严法》第十一条第一款及《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八条之规定，扣押其出版物。

《殉国-殉国-谁殉国》（万岁评论20）：该书部分文字内容，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六款“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第七款“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之规定。依据《戒严法》第十一条第一款及《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八条之规定，扣押其出版物。

《和尚-和尚-施》（千秋评论46）：该书部分文字内容，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六款“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第七款“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之规定。依据《戒严法》第十一条第一款及《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八条之规定，扣押其出版物。

《逃兵-逃兵-逃兵罪》（万岁评论21）：该书部分文字，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六款“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第七款“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之规定。依据《戒严法》第十一条第一款及《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八条之规定，扣押其出版物。

《青眼-白眼-看》（千秋评论47）：该书部分文字内容，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六款“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第七款”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之规定。依据《戒严法》第十一条第一款及《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八条之规定，扣押其出版物。

《新装-新装-倚新装》（万岁评论22）：该书部分文字，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六款“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第七款“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之规定。依据《戒严法》第十一条第一款及《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八条之规定，扣押其出版物。

《印印-印印-印》（千秋评论48）：该书部分文字内容，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六款“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依据《戒严法》第十一条第一款及《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八条之规定，扣押其出版物。

《口头-口头-口头禪》（万岁评论23）：该书部分文字，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三款“为匪宣传”、第六款“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第七款“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之规定。依据《戒严法》第十一条第一款及《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八条之规定，扣押其出版物。

《历史-历史-吹》（千秋评论49）：该书部分文稿，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四款“诋毁国家元首”，第六款“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第七款“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之规定。依据《戒严法》第十一条第一款及《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八条之规定，扣押其出版物。

《头大-头大-两头大》（万岁评论24）：该书部分内容，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六款“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第七款“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之规定。依据《戒严法》第十一条第一款及《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八条之规定，扣押其出版物。

《出出-出出-出》（千秋评论50）：该书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六款“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第七款“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之规定。依据《戒严法》第十一条第一款及《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八条之规定，扣押其出版物。

《辫子-辫子-剪辫子》（万岁评论25）：该书部分文字，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六款“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第七款“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之规定。依据《戒严法》第十一条第一款及《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八条之规定，扣押其出版物。

《自大-自大-狂》（千秋评论51）：该书部分文字，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三款“为共匪宣传”、第六款“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第七款“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之规定。依据《戒严法》第十一条第一款及《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八条之规定，扣押其出版物。

《屁股-屁股-翘屁股》（万岁评论26）：该书部分文字，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三款“为共匪宣传”、第四款“诋毁国家元首”、第六款“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第七款“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之规定。依据《戒严法》第十一条第一款及《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八条之规定，扣押其出版物。

《国库-黄金-搬》（千秋评论52）：该书部分文字，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六款“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第七款“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之规定。依据《戒严法》第十一条第一款及《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八条之规定，扣押其出版物。

《小人-小人-打小人》（万岁评论27）：该书部分文字，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三款“为共匪宣传”、第四款“诋毁国家元首”、第六款“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第七款“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之规定。依据《戒严法》第十一条第一款及《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八条之规定，扣押其出版物。

《张三-李四-告」》（千秋评论53）：该书其中部分文字，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六款“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依据《戒严法》第十一条第一款及《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八条之规定，扣押其出版物。

《同性-同性-同性恋》（万岁评论28）：该书其中部分文字，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三款“为共匪宣传”、第六款“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第七款“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之规定。依据《戒严法》第十一条第一款及《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八条之规定，扣押其出版物。

《大的-小的-要》（千秋评论54）：该书部分文字，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六款“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第七款“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之规定。依据《戒严法》第十一条第一款及《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八条之规定，扣押其出版物。

《发作-发作-大发作》（万岁评论29）：该书其中部分文字，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三款“为共匪宣传”、第四款“诋毁国家元首”、第六款“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第七款“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之规定。依据《戒严法》第十一条第一款及《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八条之规定，扣押其出版物。

《活人-死人-骗》（千秋评论55）：该书部分文字，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六款“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第七款“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之规定。依据《戒严法》第十一条第一款及《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八条之规定，扣押其出版物。

《三毛-三毛-雷三毛》（万岁评论30）：该书其中部分文字，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三款“为共匪宣传”、第四款“诋毁国家元首”、第六款“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第七款“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之规定。依据《戒严法》第十一条第一款及《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八条之规定，扣押其出版物。

《新党-新党-拉》（千秋评论56）：该书其中部分文字，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四款“诋毁国家元首”、第六款“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第七款“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规定。依据《戒严法》第十一条第一款及《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八条之规定扣押其出版物。

《伏虎-伏虎-伏虎功》（万岁评论31）：该书其中部分文字，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三款“为共匪宣传”、第五款“违背反共国策”、第六款“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第七款“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之规定。依据《戒严法》第十一条第一款及《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八条之规定，扣押其出版物。

《火把-火把-烧》（千秋评论57）：该书其中部分文字，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三款“为共匪宣传”、第五款“违背反共国策”、第六款“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第七款“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之规定。依据《戒严法》第十一条第一款及《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八条之规定，扣押其出版物。

《自由-自由-自由神》（万岁评论32）：（缺查禁令）

《时间-时间-表》（千秋评论58）：该书其中部分文字，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四款“诋毁国家元首”、第六款“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第七款“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规定。依据《戒严法》第十一条第一款及《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八条之规定扣押其出版物。

《台湾-台湾-台湾人》（万岁评论33）：该书部分文字，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三款“为共匪宣传”、第五款“违背反共国策”、第六款“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第七款“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之规定。依据《戒严法》第十一条第一款及《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八条之规定，扣押其出版物。

《五年-五年-难》（千秋评论59、60合订本）：该书部分文字，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三款“为共匪宣传”、第六款“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第七款“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之规定。依据《戒严法》第十一条第一款及《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八条之规定，扣押其出版物。

《下部-下部-相下部》（万岁评论34）：该书部分文字，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四款“诋毁国家元首”、第六款“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第七款“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规定。依据《戒严法》第十一条第一款及《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八条之规定扣押其出版物。

《旧仇-新恨-说》（千秋评论61）：（缺查禁令）

《祝寿-祝寿-祝倒寿》（万岁评论35）：该书其中部分文字，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三款“为共匪宣传”、第六款“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第七款“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之规定。依据《戒严法》第十一条第一款及《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八条之规定，扣押其出版物。

《蒋介石研究》：该书其中部分文字，前於千秋、万岁评论丛书各期刊载时，已予查禁、今再予刊出，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四款“诋毁国家元首”、第六款“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第七款“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之规定。依据《戒严法》第十一条第一款及《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八条之规定，扣押其出版物。

《急救-救急-打》（千秋评论62）：该书部分文字，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三款“为共匪宣传”、第六款“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第七款“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之规定。依据《戒严法》第十一条第一款及《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八条之规定，扣押其出版物。

《颜色-颜色-还颜色》（万岁评论36）：该书部分文字，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三款“为共匪宣传”、第六款“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第七款“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之规定。依据《戒严法》第十一条第一款及《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八条之规定扣押其出版物。

《通缉-通缉-症》（千秋评论63）：该书其中部分文字，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四款「詆毁国家元首」、第六款“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第七款“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规定。依据《戒严法》第十一条第一款及《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八条之规定扣押其出版物。

《娘娘-娘娘-玩娘娘》（万岁评论37）：该书部分内容严重不妥，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六款“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第七款“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之规定。依据《戒严法》第十一条第一款及《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八条之规定，扣押其出版物。

《棺材-棺材-书》（千秋评论64）：该书本期部分文稿内容，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六款“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第七款“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之规定。依据《戒严法》第十一条第一款及《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八条之规定，扣押其出版物。

《蒋介石研究续集》：该书部分内容不妥，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六款“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第七款“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之规定。依据《戒严法》第十一条第一款及《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八条之规定，扣押其出版物。

《埋单-埋单-要埋单》（万岁评论38）：该书部分内容，严重不妥，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六款“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第七款“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之规定。依据《戒严法》第十一条第一款及《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八条之规定，扣押其出版物。

《半坐-半立-笑》（千秋评论65）：该书部分文稿内容不妥，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六款“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第七款“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之规定。依据《戒严法》第十一条第一款及《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八条之规定，扣押其出版物。

《肚皮-肚皮-一肚皮》（万岁评论39）：该书部分内容不妥，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六款“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第七款“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之规定。依据《戒严法》第十一条第一款及《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八条之规定，扣押其出版物。

《自反-自反-缩》（千秋评论66）：该书转刊匪书《金陵春梦》文稿，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二条“匪酋、匪干之作品或译著及匪伪出版物一律查禁”、及第三条第六款“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第七款“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之规定。依据《戒严法》第十一条第一款及《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八条之规定，扣押其出版物。

《羊头-羊头-掛羊头》（万岁评论40）：该书部分内容不妥，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六款“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第七款“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之规定。依据《戒严法》第十一条第一款及《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八条之规定，扣押其出版物。

《千秋-万岁-合》（千秋评论67）：该书部分内容不妥，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六款“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第七款“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之规定。依据《戒严法》第十一条第一款及《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八条之规定，扣押其出版物。

《流氓-流氓-拜》（千秋评论68）：该书部分内容不妥，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六款“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及第七款“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之规定。依据《戒严法》第十一条第一款及《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八条之规定，扣押其出版物。

《公道-公道-争》（千秋评论69）：该书部分内容不妥，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四款“詆毁国家元首”、第六款“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及第七款“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之规定。依据《戒严法》第十一条第一款及《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八条之规定扣押其出版物。

《蒋介石研究三集》：该书部分内容严重不妥，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六款“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第七款“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之规定。依据《戒严法》第十一条第一款及《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八条之规定，扣押其出版物。（本部查禁之李敖著《蒋介石研究三集》一书，其查禁日期请惠予更正為七十六年七月六日。）

《外交-性交-交》（千秋评论71）：李敖等著作发行之《李敖千秋评论丛书71外交-性交-交》出版品一册（24开本，341页，1987年8月31日初版），其所载之《明辨是非，分清敌我，坚持“一国两制”》一文，违反出版法规定，经转准行政院新闻局76105(76)铭版四字12309号函核定，应予行政处分。定期停止发行一年（自中华民国七十六年10月11日起至七十七年10月10日止）并同时扣押其出版品。违反出版法第32条第1款，依出版法第40条第13项第3款之规定予以处分。

《孙中山研究》：“李敖出版社”发行之《孙中山研究》一书（24开本，计312页，1987年9月10日初版），封面以醒目之标题“孙中山卖国”置于国父遗像之上，违反出版法规定应予行政处分，禁止出售及散布并扣押其出版品。违反出版法第32条第2款，依出版法第39条第1项第3款规定予以处分。

本文录自蔡汉勋编著《文化顽童——李敖》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