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全集：长城还在动呵！—被歪曲的革命家
长城还在动呵！
一九八一年二月十一日，美联社从中国大陆发出一条消息说：“中共‘新华社’今天报导，中国大陆的科学家正在注意长城位置移动的两个地方，造成位移的原因可能是地质断层带或很久以前的一场大地震所造成的长期缓慢的移动。”
看了这个消息，引起我很大的感触，感触是：“长城位置移动”，难道只是地质学上的动么？在地质学以外，长城有没有其他的动呢？
答案是：有。长城不但在实体上动，在抽象上，它也在动，并且大动特动。为了说明它，我从远处开始——
引论——都是中国人
中国的民族是一个大大大大的民族，我说它大大大大，显然的，是针对一些不明历史的人跟曲解民族主义的人说的。这种人，他们满口中国民族如何如何，中国民族的历史如何如何，其事实事实，他们完全不了解中国民族和它的历史是什么，他们井中癞虾蟆的眼界，也完全不能统观中国民族的庞大性质，他们只是运用他们的无知、狭窄和小气派，把中国民族和它的历史局限在“黄帝子孙”的一脉早已混同的香火上，或是“长城以内”的几条江河日下的流域里。这是非常可怜的自我陶醉！这就好比一个继承祖先遗产的人，完全不知道遗产的真价，把大好的土地往外推，却只抱住几块“北京人”的模型骨头来怪叫。这种傻子呆汉，才真正是中国民族的罪人！——他们只是一些小守财虏、小看家婆，而绝不是气派博大光被四表的人物。
以“北京人”做中心点来看小中国民族的人，他们不知道这个五十万年前的“北京种中国猿人”（Sinanthropus Pekinensis），并不足以构成中国民族土著说的绝对证据。从人类学上，我们还看不出“北京人”与“蒙古利亚种”“华夏系”的明显连锁；相反的，“北京人”同样可被援引做为“西源”（Western Origin）的证据，而引伸为中国民族本是来自西方。
主张中国民族本是来自西方的人，从19世纪的拉克伯里（Albert Terrien de Lacouperie）到白河次郎、国府种德，以至到中国的蒋智由、丁谦、刘师培、章太炎、黄节。他们的观点，已在安德生（J. G. Andersson）等人发现的新证据之下，获得了进一步的修正或支持，至少中国远古文化（如“仰韶文化”等）之早为西方所冲击（impact），已成为最近的结论。
在民族观点上短视的人们，他们不了解中国民族的多源性，他们只是从一部分老祖宗的狭窄眼睛里去“化外”其他中国民族，然后加以排斥或奚落。例如中国古书上说：“职方氏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又说：“南方蛮闽、从虫；北方狄、从犬；东方貉、从豸；西方羌、从羊，此异种也！”这种举不胜举的短视言论，追究他们的原始，都是由于从狭小的地域观念所促成的。因为短视，所以一部分的“中国人”根本不晓得“中国之大”，他们只是从他们的小圈圈里、小地盘上，去向外敌视其他“中国人”，然后扣上“敌人”的帽子，加以打击。例如黄帝，这据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伟人，但是他讨伐蚩尤，在我这新派历史家的眼里，简直无异于一场军阀战争！黄帝与蚩尤本属于同一个族，黄帝在东边，蚩尤在西边，他们的活动范围，不会比今天的河南、山西两省来得大，蚩尤的文化水准甚至比黄帝还来得高，至少他们比黄帝先学会用铜器！结果双方乒乒乓乓，打起来了，打了七十一仗，主要的战场是在山西省的一个小县（解县，关公的老家）。这个小县就是古史上所说阪泉、涿鹿两个古战场的所在。后来的混账历史家把这两个小地方解释作在察哈尔省的涿鹿县西北，并且把这种解释放到中学教科书里，全是胡闹——黄帝和蚩尤，绝不会远跑到察哈尔省去打仗，他们才没那种本领，也没那种闲工夫，他们只是局限在山西的这个小县打来打去，并且目的也很单纯——没有“救国救民”、没有“吊民伐罪”。目的只不过在抢女人太太们开门的第四件事——盐。只为了山西解县附近，有一个“盐池”！
如果我们今天，把黄帝解释作当时中国民族的“共主”，解释作“平外患”“统一中国”的神明人物，想想看，这不是大笑话吗？这岂不是小看了中国的领土了吗？这岂不是错把河南省的一个小军阀，当成一统天下的大总统了吗？
就刘恕《通鉴外纪》根据皇甫谧《帝王世纪》的说法，我们推算出来的黄帝时代是公元前2694年，也就是距离今天四千六百七十五年，也就是号称的中华五千年。我们回溯这五千年的历史，回溯到五千年前，回溯来回溯去，若是回溯的范围只限于河南、山西等地方，而置其他“中原以外”的地方于不问，或一律以蛮夷羌貉视之，这种做法，不是看小中国和中国民族，又是什么呢？当时住在河南、山西等地的，固然是中国民族，但是在这些“中原地区”以外的，又何尝不是中国民族呢？这些在中原人士眼中是东夷的、是荆吴的、是百越的、是东胡的、是肃慎的、是匈奴的、是突厥的、是蒙古的、是氐羌的、是吐蕃的、是苗傜的、是罗罗缅甸的、是僰掸的，乃至西域系统的白种中国人、三国的黝歙短人、唐朝的昆仑奴等黑种中国人，又何尝不统统是中国民族呢？从这种角度来看——从这种科学的、博大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得不说，中国民族的历史，打来打去，还不脱是同族相残的历史，这种历史中所谓的“东逐东夷”也好、“西伐匈奴”也罢，乃至南征北讨，“多事四夷”，赶来杀去，所赶杀的对象，竟不是真的什么“洋鬼子”，而是道道地地的中国人！
中国人打中国人
奇怪的是，许多因赶杀自己民族的人，他们居然在历史上和社会上被称为“民族英雄”，这真是笑话笑说。在毛泽东之流眼中的“民族英雄”，所谓“略输文采”的“秦皇汉武”等等，就我李敖等新派史学家看来，完全是残杀同族的流氓，根本不是什么“民族英雄”。读过我们本家李华《吊古战场文》的，必然会记得那描写所谓“秦汉武功”的句子，那些“秦起长城，竟海为关，荼毒生灵，万里朱殷”的悲惨，和“汉击匈奴，虽得阴山，枕骸遍野，功不补患”的结算，如今我们思念起来，感想又是什么呢？我们不得不认定，从“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以下，所谓“秦皇汉武”也好、“唐宗宋祖”也罢，他们的许许多多“丰功伟业”——尤其是号称打击“异族”统一中夏的“丰功伟业”，统统值得我们怀疑！五千年的中华史上，除了1840年鸦片战争英国鬼子首先打进我们的家门来以外，1840年以前，黄帝纪元公元前2694年以后，漫长的四千五百三十四年里，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所谓“异族”！更没有什么真正的夷狄蛮貊！——他们都是中国人！
真的，他们都是中国人！小心眼老祖宗们所谓的“异族”，都是瞎扯淡！并且“异族”的范畴和定义，也因扯淡的扯法不同而一改再改。在当年陕西周朝的眼光中，山东殷朝之后的孔夫子，就是道道地地的“异族”；可是曾几何时，“殷周”不分了，变成一家子人了，而周朝的晚期，山东帮和陕西帮，又把湖北帮看成“异族”，所谓荆楚之地，乃蛮貉之区，于是屈原又变成了“异族”；可是又曾几何时，湖北人也挤到山东、陕西人的屁股底下，也不是“异族”了；于是又手拉手起来，向南发展，把四川、贵州人看成“异族”，所谓“夜郎自大”等挖苦话，就是骂西南人的。但是在又一阵子的物换星移以后，西南人也同样甩下了夷狄的帽子，以过来人的姿态，把这顶帽子，反身一长“绣”，落在尼泊尔人的头顶上。
这些说不尽的有趣的“夷狄标准”的变化，使我们可用它的观点来重新检讨中国的民族历史。中国民族从远古以来，就处处显示出“夷夏不能防”的混同痕迹。第一次混同的终点是秦朝，秦朝时候已完全同化了东夷和南蛮中的荆吴，以及百越、西戎、北狄的一部分；第二次混同是汉至两晋南北朝，这是一次更大的混同，匈奴、氐、羌、东胡、南蛮、西南夷等等，纷纷大量跟中土人士交配而生下大量大量的杂种；第三次混同是隋唐到元朝，从突厥、契丹、女真，直到蒙古，中国又增加了一次新的民族混同的记录；第四次是明朝以后，直到今天孔夫子的重重重重重孙女嫁给洋鬼子，完成了中国“和番”史的最精彩的一幕。
上面这四次大混同，除了晚期孔夫子重重重重重孙女嫁外国人那一类外，中国民族史上并没有洋鬼子来做姑爷或做少奶奶的现象，唐太宗的妈妈或明成祖的妈妈，虽然在当时人眼中都是外国人，但是从民族学人种志的条件来看，她们还都不够格。
但是，这种不够格，我们的古人并不明白，他们仍旧以夷狄视之（虽然在表面上不敢说）。于是，一个很可笑的矛盾便发生了。这个矛盾是：明成祖的后人，明朝成祖以后的皇帝们，他们的血缘里，岂不明显的有最新的“夷狄”因子吗？有了这种因子，明末孤臣史可法也好、张煌言也罢，乃至顾炎武的妈妈也行，他们的挺身殉节，所标榜的理由，就未免有点遗憾。明末殉节诸烈士，他们殉节的理由不外是“不事胡人”，但是他们忘了，他们忠心耿耿所侍奉的“当今圣上”，就是一个广义定义下的“胡人”！
岂止是“当今圣上”，就便是殉节诸烈士自己，他们也无人敢保证他们是“万世一系”的“黄帝子孙”，也无人敢保证他们的祖先在多次混同时候未被“骚扰”，而在他们的血管里面，绝对“清洁”——没有洋臊味！
外国人的爸爸
就便是殉节诸烈士的祖先们，有世外桃源，逃掉了中国民族多次的混同，但是按之以拉克伯里等的中国民族西来说，他们还是“外国人”，并且他们最早的祖先，可能还是“外国人的爸爸”呢！
堂堂中国人，最后推来算去，可能反倒做了“外国人的爸爸”，这还有什么不满意吗？我的一位外国朋友，讨了中国人蓝明做太太的司马笑（John Alvin Bottorff），他告诉我，他所以中文名字叫“司马笑”，就因为他的远祖是中国司马氏欧游的一支——当然是司马光的一支，而不是司马懿的一支！这个佳话，也许会给“种族沙文主义者”多做一项证据吧？
关心中国历史文化的人，他们的最大悲剧，也许是不该提倡“文化沙文主义”却拼命提倡；该提倡“民族沙文主义”却又拼命不提倡，结果呢？他们吃力的用不能征服别人的“文化”来征服别人；却不肯轻快的用可以攀亲的“民族”来行认亲计，以达到“我本是你老子”的最佳效果，你说悲哀不悲哀？
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除了汉朝的娄敬（刘敬）以外，大都对所谓“夷狄”，都误用了“民族”方面驱逐、“文化”方面招降的方法，结果总是没有起色。但是不管有没有起色，中国人反正人人都会说“严夷夏之防”。“防”的结果，甚至清朝晚期派出去的留学生，都明令不准与“洋婆子”通婚——这就是我所说的“种族”驱逐、“文化”招降主义！
以这样伟大的中国民族，在“民族”方面的观念与表现，竟是如此褊狭、如此小气派，这实在是很可惊异的事，是很跟那“文化”方面的混沌敦厚不相称的事。我们不得不表示遗憾。并且对那些被“遣送”回去的“洋婆子”——从薛平贵的“代战公主”到施显谋的“丹妮尔”，都该表示最大的歉意。
中国没有“民族主义”
由于伟大中国民族在“民族”观念表现得渺小，所以真正的民族主义，在中国并没有出现。“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第一讲第二段，就指出这种现象了：
“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所以中国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一般人民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中国人对于家族和宗族的团结力，非常强大，往往因为保护宗族起见，宁肯牺牲身家性命，像广东两姓械斗，两族的人，无论牺牲多少性命财产，总是不肯罢休。这都是因为宗族观念太深的缘故。因为这种主义深入人心，所以便能替它牺牲。至于说到对于国家，从没有一次具极大精神去牺牲的，所以中国人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族而止，还没有扩张到国族。”
在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以外，另有一种在型模上和性质上颇为相类似的主义，我们可叫它做“帮会主义”。帮会主义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曾有一种“准民族主义”的因子，这是事实。不过它的来源还是偶发的，并不是一下子就“反清”起来。即以帮会主义中的“三合会”为例，三合会的起源，是始于康熙时代少林寺的和尚被杀，当时是反抗官吏，而不是反抗满族；又如“哥老会”，哥老会“反清”反得更晚，它的成立已是乾隆当政的时代了，并且它的扩张，还在同治以后，主要的扩张原因还是一部分湘军被遣失业，觉得替“满族”效忠效得寒心，才愤而“反清”的。所以帮会主义的“民族”思想，并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么凝固、那么有历史渊源。后来帮会的势力跟革命党合流，这是事实，但是帮会势力，另一方面跟保皇派合流，也是事实。民国前八年（1904），孙中山写《敬告同乡论革命与保皇之分野书》，就指出梁启超“身入洪门，而为保皇之中坚，汉族之奸细”。这种感慨，在“民族主义”第三讲中，也一再表示过：
“华侨在海外会党极多，有洪门三合会，即致公党，他们原来的宗旨，本是反清复明，抱有种族主义的，因为保皇主义流行到海外以后，他们就归化保皇党，专想保护大清皇室的安全。故由有种族主义的会党，反变成了去保护满洲皇帝，把这一件事看来，便可证明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完全亡了。”
这段话，十足指出帮会主义中“准民族主义”的限度。这种限度，在民国八年（1919）孙中山《复蔡元培张相文论编纂民国史书》里，说得更具体：
“……至尊函主《国史前编》，上溯清世秘密诸党会，文于此意，犹有异同。以清世秘密诸党会，皆缘起于明末遗民，其主旨在覆清扶明，故民族之主义虽甚溥及，而内部组织仍为专制，阶级甚严，于共和原理、民权主义，皆概乎未有所闻，故于共和革命，关系实浅，似宜另编为秘密会党史，而不以杂厕民国史中，庶界划井然不紊，此亦希注意及之也。”
正因为孙中山最为了解帮会主义的限度，所以他在1915年（民国四年）的《通告洪门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支部函》里，以“文忝属洪门一分子”的资格，明白的宣布：“辛亥一役，满虏政权遂覆。种族目的，完全已达！”这话无异是说，十年前《中国同盟会军政府宣言》中所谓的“驱逐鞑虏”的使命，如今我们“完全已达”了，我们不该再强调“种族”这一点了。
这种了解和胸襟，在1912年（民国元年）2月28号的《临时大总统布告国民消融意见蠲除畛域文》里，本已提出。这篇文献里本已提到“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家，相与和衷共济”，同时要求全国国民“消融意见，蠲除畛域”。这种见地，都说明了革命中“种族目的，完全已达”到底指的是什么。
真的“民族主义”是什么？
但是，所谓“种族目的，完全已达”，并不意味着“真正的民族主义”的“完全已达”。可惜这一点重要的分际，当时（包括今天）的极大多数中国人，并不了解。孙中山在民国八年（1919）手写本《三民主义》中，曾对这一现象深为叹气，他说：
“我国人自汉族推覆满清政权，脱离异族羁厄之后，则以民族主义已达目的矣！更有无知妄作者，于革命成功之初，创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说，而官僚从而附和之，且以清朝之一品武员之五色旗，为我中华民国之国旗。……”
于是孙中山大声疾呼：
“夫汉族光复，满清倾覆，不过只达到民族主义之一消极目的而已。从此当努力猛进，以达民族主义之积极目的也。积极目的为何？即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以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如美利坚之合黑、白数十种之人民，而冶成一世界之冠之美利坚民族主义，斯为积极之目的也。五族云乎哉？夫以世界最古最大最富于同化之民族，加以世界之新主义，而为积极之行动，以发扬光大中华民族，吾决不久必能驾美轶欧，而为世界之冠，此固理有当然，势所必至也。国人其无馁！”
这才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真精神！这种真精神，告诉了我们：真正的“民族主义”，并不是一个“民族”中的小歧异如汉满的互相排斥，也不是满御汉或汉御满，或是谁当家谁反抗谁，或是一个“民族”的“自尊自大”，乱说别人是“异族”“夷狄”之类。真正的“民族主义”和它的“积极目的”，乃是“如美利坚之合黑白数十种之人民，而冶成一世界之冠之美利坚民族主义”！
看呀！朋友们！皮肤颜色有严重黑白之分的，在孙中山的开阔胸襟里，都不当是一回事！何况是同一黄色皮肤下的汉满蒙回藏呢？孙中山这种胸襟，已不是狭隘的帮会主义者所能了解，也不是一般“文化沙文主义”的中国人所能了解，他们只会闭着眼睛瞎猜，乱说“民族主义”是这样是那样，结果呢？他们口中笔下的“民族主义”，不但不是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也不是任何学理上的“民族主义”，而是道道地地的希特勒式的“民族优越”“排‘犹’（此字可代换）主义”，或是中国老夫子们的“狭隘民族观”“左衽恐惧症”！
真正的“民族主义”，它的积极而终极的目标，依照手写本《三民主义》所说，乃是“以意志为归”的。孙中山说：
“民族主义之范围：有以血统、宗教为归者，有以历史、习尚为归者，语言、文字为归者，夐乎远矣！然而最文明高尚之民族主义范围，则以意志为归者也。如瑞士之民族，则合日耳曼、意大利、法兰西三国之人民而成者也。此三者各有血统、历史、语言也，而以互相接壤于亚刺山麓，同习于凌山越谷，履险如夷，爱自由，尚自治，各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遂组合而建立瑞士之山国，由是而成为一瑞士之民族。此民族之意志，为共图直接民权之发达。是以有异乎其本来之日、意、法三民族也。又美利坚之民族，乃合欧洲之各种族而熔冶为一炉者也。自放黑奴之后，则吸收数百万非洲之黑种，而同化之，成为世界一最进步、最伟大、最富强之民族，为今世民权共和之元祖。今出而维持世界之和平，主张人道之正谊，不惜牺牲无数之性命金钱，务期其目的之达者，此美利坚民族之发扬光大，亦民族主义之发扬光大也。”
这种真正的“民族主义”的观念，完完全全是西方的观念，换句话说，“民族主义”根本是西化的产品，与中国传统观念完全是两码事。关于这方面的解释，居浩然说得最明白。
“民族主义”是西化的产品
居浩然在《十论》中说：
“中国自秦始皇统一以后，始终没有相当于西洋近代国家的‘邦国’，在这片面自称为‘中国’或‘华夏’的土地上，只有一个‘天下’。其次，中国人心目中的‘民族’，也是‘文化’重于‘种族’，所以像西洋近代的民族主义我们也没有。清末民初的国家（邦国）观念和民族意识都是西洋传来的，读古文只能发思古之幽情，读西洋近代语文反而能培养国家（邦国）观念或民族意识。”
“比基督教稍后的西化运动内容，乃是民族主义。我说稍后，因为怎样才能守民族的大节，到满清人入关以后，才成为始终奉明朝正朔底遗老们的中心问题，而他们所讲的民族思想仍然是文化重于种族。哪怕是蛮夷入主中国，若接受了中国文化，也就视同汉族。因此到太平天国起义，曾国藩不知道究竟应该帮哪一边。……至于后来孙中山先生所讲的民族主义乃是西化的民族主义，与曾左胡李大不相同。照孙中山先生的讲法，太平天国起义是民族革命，曾左胡李替清政府平乱，乃是汉奸帮凶的行为。现在我们若是提倡读曾文正公家书，视洪秀全为发匪，乃是复古，既违背孙中山先生的遗教，更不是西化的民族主义。”
非常明显的，孙中山所提倡的“民族主义”，是西化的，是中国历来所没有而该努力追求的。孙中山以他的敏锐与睿智，早就看出中国传统中没有真正“民族主义”的缺陷，和有太多的狭隘种族观念——冒牌的民族主义——的流弊。他深切的感到这种缺陷和流弊，因此他沉痛的指摘说：
“中华民族者，世界最古之民族，世界最大之民族，亦世界最文明而最大同化力之民族也！然此庞然一大民族则有之，而民族主义则向所未有也！”
“民族主义则向所未有”，这是何等明确的、一针见血的论断！在这种论断底下，欲求“民族主义”，除了假手于洋鬼子新思潮，我们还有什么别的路吗？
在新的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潮光照之下，我们检讨中国的历史，可以得到十项结论：
一、中国传统上根本没有“民族主义“，也没留下有关“民族主义”的理论。
二、中国有的只是狭隘的种族观，这种种族观，只能叫做冒牌的民族主义。
三、冒牌的民族主义的主要表现是乱排斥别人，动不动就说别人是“异族”、是“夷狄”。
四、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本土上并没打进来的真正“异族”或“夷狄”。
五、但是自命为“中土之产”的一些中国人，他们老是“化外”别的中国人，且以“异族”“夷狄”论。
六、于是，褊狭的民族色彩逐渐蔓延，中国人逐渐都得了“夷狄过敏症”和“排斥夷狄狂”。
七、于是，当近代真的“夷狄”到我们家门来，要求以平等相待的时候，我们的乖谬反应，带给我们无比的困扰，使我们吃了数不尽的亏。
八、有许多中国人，在困扰和吃亏以后，转而对“夷狄”投射更乖谬的反应。这种反应，我们可叫它做义和团式的伪民族主义。
九、这种义和团式的伪民族主义，表面上是忠心耿耿，叫得比谁都爱国，自命为比谁都爱国，但是真正祸国殃民的，就是他们。《辛丑和约》使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都赔了银子，这种“杰作”，任何被他们骂为“汉奸”“卖国”的人，都干不出来。
十、真正使中国民族生存于近代世界的法宝，是从西方输进的民族主义以外的一切观念、知识、学术、制度、法理与技艺。只有在民族主义的前提下，接受这些、发扬这些，中国在近代世界才配有生存的条件。
长城还在动呵！
上面的文字和结论，使我们必须觉醒，觉醒到中国人的“长城观念”必须改变。长城的形象是雄伟的、壮阔的，但它的心态却是狭小的、错误的，长城观念坐落在那儿，就表示中国人的错误民族观念坐落在那儿。因此，中国人应该觉醒——长城还在动呵！只有长城在动，才能在变动的世界里，维护我们真的“长城”。
1965年原作，1981年订正。
新物与旧物
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中最能了解这次战争的严重性的，是林则徐。林则徐深刻的知道，中国民族的虚骄自大是不行的，一笔抹杀“夷狄”的长处也是不行的，传统中的藐视“夷狄”的态度绝对要不得。基于这种认识，林则徐使魏源完成了《海国图志》这部划时代的著作。这部著作一反过去中国人《山海经》式的谈论“夷狄”的方法，而从“夷狄”的著作中直接取材。在这部书的序里，有一段最有名的话是：
“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以攻夷而作；为以夷以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这三条重要的立论，它的基点都是坦白说明中国的原来本钱实在已经应付不了洋鬼子，也应付不了变迁中的世界，我们必须放弃唯我独尊的态度，改行“以夷”“师夷”等路数不可。林则徐、魏源这些西化观点，在二十年后，构成了同治新政的张本，那就是奕訢、文祥、曾、左、胡、李等人所大力提倡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开始了
“洋务运动”，用我们的眼光看来，它的基本毛病在只求西方的皮毛，而不探讨西方的精髓；在只求“船坚炮利”，而不探求所以“国富民强”之道。但是我们若从时代的背景来看，这些从事于“洋务运动”的“土包子”，并没有使我们多所苛求的理由。他们以他们的见识和能力，在当时反动的环境底下，已经做了很多，并且也饱受诋毁。当时反动势力的庞大和迂腐，实在很是惊人。大学士倭仁就曾公然宣布：
“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
在这类反动言论的阻碍之下，在数不清的老顽固们的压力之下，试想“洋务运动”居然还向前推进了三十多年，我们不得不说这些从事“洋务运动”的人士很够劲，他们真够得上“坚苦卓绝”这块招牌！
在这些从事“洋务运动”的人士里，最突出的一个当然是李鸿章。李鸿章在当时老顽固的眼中，是一个“深信夷人，动效夷法”的大罪犯。他跟老顽固们一样，本出身于旧社会中的旧教育，看不懂任何一行蟹行文。但是他对西方的认识，对中国应该西化的必要，却有奇迹一般的颖悟。在一百零一年前，他写信给奕訢和文祥说：
“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
“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筹办夷务始末》卷二）
李鸿章这些先知般的远见，在当时政界并不是唯一的，从冯桂芬到郭嵩焘，从郭嵩焘到容闳、张荫桓、曾纪泽、薛福成、马建忠，他们在中国西化的过程中，都有过重大的影响。但是因为李鸿章的地位比较重要，所以他的影响更有决定性。
关于《上李傅相书》
在李鸿章的“洋务运动”中，曾有在天津设立医学堂的项目，可见除了“船坚炮利”等项目，李鸿章所注重的西方技艺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李鸿章不但在国内注重西方技艺的广泛发展，对中国本土以外的发展，也不遗余力。例如，当香港的西医书院（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 Kong，现在香港大学的前身），正式要求李鸿章做“名誉赞助人”的时候，李鸿章就回信表示同意。在1889年（光绪十五年）的香港《德臣西报》（China Mail）上，曾登出李鸿章这封回信（见罗香林《国父之大学时代》），信中说：
致香港西医书院掌院书
“执事先生台鉴：奉读来书，敬悉被推为贵书院赞助人，此举能将愚个人名字，永悬贵书院内，衷心至为铭感。敬祝贵书院此种善举，得获成功。以愚所知，现习医学于贵书院者，约二十至三十人度，愚意，此医学当与其姐妹科学之化学，同予注重，非第须了解其如何组合，且须明了其如何分析；盖不如此，不足使其于诊断病症及准备医疗上，臻于更大之精确性也。
至贵国人民悉意从事实际之研究工作，所以科学原理为基础，贯注于发明所得，使与其他仅纯满足于理论上者，大相径庭，使愚弥为珍视。
盖此种由于永注于科学原理以行诊断之美满收获，即足以保证其补救在解剖学及化学纯理研究之不足，而其结果，将使智识由黑暗为炳耀，天津医学馆即一光辉之例，因其能使西方科学之利益，沾惠于中国医学之实用也。
当贵书院之福利计划得完成时，必能获致崇高评价，盖无可疑者；且由贵书院学子之所作为，中国必将受惠无穷。愚衷心祝祷贵书院能以坚毅不挠之精神，使预定计划进行无阻，其将获致无上颂誉，可预言也。谨以至诚，签署愚名于附片之上。诸希鉴察。专此并候
学褀
李鸿章 敬启”
李鸿章这封信，内容一反中国士大夫写信的故态，不但不空洞、不说浮面话，而且相当具体。这种具体，曾被当时“西医书院”的教务长康德黎（James Cantlie）所热烈称赞。康德黎在1892年（光绪十八年）“西医书院”第一届毕业典礼上，曾有一段演说，也登在《德臣西报》：
“本书院与中国的关系如何？仅为技术上的雇佣吗？不是的，中国将接受它的感动，而中心悦乐的。诸位知道，李鸿章是中国的俾斯麦吧，他对本书院就极其爱护……
各位青年，勿谓贵国的当局不相信科学，那极有权威的李鸿章，关于本院的职务曾复信述及，他希望化学与解剖学成为吾人讲授和训练的重要部门。他不似流俗的只说“惠我奇方”，而能为成功为赫胥黎（Huxley）或邓德尔（Tyndall）的启迪。他要求先给我们以科学，有了科学，则其一切，都会跟着来了。……”（罗香林《香港与中西文化之交流》）
做这个演说的康德黎，不是别人，就是孙中山伦敦蒙难时大力救他的老师。在他做这次演说的时候，当时的一个听众——“西医书院”的第一届第一名毕业生，不是别人，就是孙中山。
孙中山在“西医书院”毕业后第二十三个月，曾写了一封长信给当时“西医书院”的“名誉赞助人”，这就是最有名的《上李鸿章书》。这封信最初发表在1894年（光绪二十年）9月份和10月份（六十九、七十号）的《万国公报》，原名《上李傅相书》，下署“广东香山来稿”。《万国公报》是上海基督教广学会办的刊物。从这封信发表后，直到孙中山1925年去世，三十一年间，孙中山并没在文献上再提到这件事。这封信的重现，是由于陈垣的追记，告诉了顾颉刚，再在《万国公报》中查出来的。顾颉刚把这封信重印在《语丝》杂志第十九期里，于是这封信才得到国人的注意。
《上李傅相书》的历史价值，是它是孙中山最早的西化救国文献。孙中山写这封信的时候，实际年龄还不到二十八岁，但是已经念过六个英美的学校，这些背景，使他对西方的认识，早已超出一般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之上。正如他在信中所说的：
“幼尝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与夫天算舆地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至于时局变迁之故，睦邻交际之宜辄能洞其窍奥。”
以这样细心观察西方、研究西方的人，由他发言讨论中国的西化运动，自然是别具只眼独有性灵的。
孙中山眼中的西方
孙中山在这封信的第二段中，一语就道破了西方近代“富强之本”，当然也就反证和明白指出：李鸿章们所大力推行的“洋务运动”，未免有“舍本而图末”的味道。他说：
“比见国家奋筹富强之术，月异日新，不遗余力，骎骎乎将与欧洲并驾矣！快舰、飞车、电邮、火械，昔日西人之所恃以凌我者，我今亦已有之；其他新法，亦接踵举行。则凡所以安内攘外之大经、富国强兵之远略，在当局诸公已筹之稔矣！又有轺车四出，则外国之一举一动，亦无不周知。草野小民，生逢盛世，唯有听欢呼，闻风鼓舞而已，夫复何所指陈？然而犹有所言者，正欲乘可为之时，以竭其愚夫之千虑，仰赞高深于万一也！
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廓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唯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
这种“徒唯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的话，是对当时“洋务运动”一针见血的评语。这种评语，出自一个不到二十八岁的青年人之口，最足以看出孙中山的远见和敏锐；也是一个世纪来，对一切皮毛西化论者最适合的一句针砭。
七年以后（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李鸿章死了，梁启超写《论李鸿章》，其中有一段话可跟孙中山这些评语接近，但是已经经过“七年之痒”了。梁启超说李鸿章：
“其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唯枪耳、炮耳、船耳、铁路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此近日举国谈时务者所异口同声，而李鸿章实此一派中三十年前之先辈也！是所谓无盐效西子之颦；邯郸学寿陵之步，其适形其丑，终无所得也！固宜。”
孙中山深切知道：欲救中国，必须实行西化——实行彻底的西化，“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的西化，而不是皮毛的西化。他这种了解在当时中国人里，是先觉；而他又大声疾呼，直把这种呼声，送达到西化头子李鸿章的耳鼓，所以在这一方面，他又是先知。
这个先知先觉者在《上李傅相书》中，曾一再提出进一步西化、务本的西化的重要，在这封六千七百八十个字的信里，孙中山提到：
“泰西”：十五次；“西人”：六次；“西法”：五次；“仿行西法”：一次；“仿效西法”：二次；“尽仿西法”：一次；“仿制”：一次；“仿效”：一次；“仿之”：一次；“参行新法”：二次；“新法”：三次；“西学”一次；“外洋”：一次
像这类念念不忘的重视西方的语汇，在写这封信的第二年（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写《创立农学会征求同志书》里，也有不少。如写：
“泰西”：四次；“其国”：二次；“西欧”：二次；“新学”：一次；“新法”：二次
而在这些文献里，孙中山每提到西方，用的都是肯定与赞美的语气。试以“泰西”为例。如：
“泰西”诸邦崛起近世，深得三代之遗风。庠序学校，遍布国中，人无贵贱，皆奋于学。
“泰西”人才之众多者，有此教养之道也！
“泰西”之士，虽一才一艺之微，而国家必宠以科名，是故人能自奋，士不虚生。
此“泰西”各种学问所以日新月异而岁不同，几于夺造化而疑鬼神者，有此鼓励之方也！
“泰西”治国之规，大有唐虞之用意，其用人也，务取所长，而久其职。
此“泰西”之官无苟且，吏尽勤劳者，有此任使之法也！
“泰西”国家深明致富之大源，在于无遗地利，无失农时，故特设专官经略其事。
故“泰西”创器之家，日竭灵思，孜孜不已。
“泰西”之儒，以格致为生民根本之务，舍此则无以兴物利民，由是孜孜然日以穷理致用为事。
故“泰西”之民，鲜作无益。
故“泰西”各国，体恤商情，只抽海口之税，只设入国之关。
步武“泰西”，参行新法。
“泰西”士庶，忠君爱国，好义急公，无论一技之能，皆献于朝，而公于众，以立民生富强之基。
“真义和团之思想耳！”
像这些举不胜举的肯定西方、赞美西方的文字，对孙中山本人来说，都只不过是他这个路向的起点。这类的言论，在这个革命家一生中，也不知反复说了多少。我试随手举一个例子：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7月，他在日本东京演说《中国应建设共和国》，很公开的指出“事事取法于人（外国）”并没有什么不妥。他说：
“又有人说，中国此时改革，事事取法于人，自己无一点独立的学说，先前不能培养起国民独立的性根来，后来还望国民有独立的资格吗？此说诚然。但是此时异族政府禁端百出，又从何处发行这独立的学说？又从何处培养起独立的性根？盖一变则全国人心动摇，则进化自速，不过十数年后，这独立两字自然印入国民的脑中。所以中国此时的改革，虽事事取法于人，将来他们各国定要由中国来取法的。”
这种对外国的“事事取法”，在孙中山的眼里，已是全国明智之士集体的看法了，他说：
“我们中国先误于说我中国四千年来的文明很好，不肯改革；于今也都晓得不能用，定要取法于人。”
这种认定，不是很准确的描写公意吗？不是很明白的指出“中国四千年来的文明”不行、“不能用”吗？
“我们中国现在的人物皆无用，将来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亦不难转弱为强，易旧为新。盖兄弟自至西方则见新物，至东方则见旧物。……”
正因为西方有的是“新物”，东方有的只是“旧物”，所以这种分野，不外是“新”与“旧”的根本不同。这种不同，尖锐的冲突在中国历史上的，最好的例子就是义和团。孙中山在这次演说后十九年（民国十三年），在《民权主义》第五讲中，曾有两段论义和团的话：
“庚子年的义和团，是中国人拿最后自信思想和最后自信能力，去同欧美的文化相抵抗。由于那次义和团失败以后，中国人便知道从前的弓箭刀戟，不能够和外国的洋枪大炮相抵抗；便明白欧美的新文明，的确是比中国的旧文明好得多。用外国的新东西和中国的旧东西比较，就武器一项的效力，自然是很明显的。至于除了武器之外，像交通上的铁路电报也要比中国的挑夫驿站好得多。我们要转运东西，火车当然是快过挑夫、便利过挑夫。要通消息，电报当然是迅速过驿站、灵通过驿站。再推到其余种种关于人类日常生活的机器，和农工商业所用种种方法，也没有不是比中国进步得多的。
所以从那次义和团失败以后，中国一般有思想的人便知道要中国强盛、要中国能够昭雪北京城下之盟的那种大耻辱，事事便非仿效外国不可，不但是物质科学要学外国，就是一切政治社会上的事都要学外国。”
现在在我们的思想界中，扫荡的一个主要对象，是“中国的旧文明”中的“义和团思想”。提到“义和团思想”这个词汇，追溯起来，最早点破并加以谴责的，不是别人，就是西化论者孙中山。孙中山在民国六年，在《再复李村农论借外资书》里，首先发出“真义和团之思想耳！”的感叹，他一生中对愚民式的“排外主义”，一贯的表示是深恶痛绝，这在民国元年的《凡事须论公理不必畏惧》的演说中，可得明证。
“义和团思想”本是一种“仇外症”（Xenophobia）的产物，它的行动表现是彻底的“排外”。孙中山反对这种“排外”的思想，已经说过很多。远在民国元年元旦，他发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就要求“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同年9月，他写《告美国人民书》，发表在纽约的《太阳报》（New York Sun, Sept. 24 1912），也宣布保证新中国不排外；不但不排外，甚至还欢迎外国的传教士、商人、资本家和科学家。同在这一年，国民党政纲第三项里，也提出“毋使有排外暴动发生”的要求，这些都是明显的反对“义和团思想”的宣示。上面这些证据，都说明了孙中山和当时在孙中山领导之下的国民党，不但公开反对“义和团思想”，并且还公开表示“中国四千年来的文明”是“不能用”的，“定要取法于人”！
游学自西方
追溯孙中山这些反对“义和团思想”、肯定西方、赞美西方、效法西方的种种见地，我们不可忘记形成他这些见地的早年历史。远在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孙中山曾应英国剑桥大学汉学家翟尔斯（Herbert Allen Giles）之请，写过一篇简短的《自传》。自传说他十三岁的时候，就跟妈妈去夏威夷，那时候离开了中土家乡，“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因而“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由此可见，孙中山“有慕西学之心”，老早从十三岁就开始了！十三岁以后，他历经夏威夷的意奥兰尼书院（Iolani College）、阿湖书院（Oahu College）、香港的拔萃书室（Diocesan Home）、皇仁书院（Queen’s College）、广州的博济医院（Canton Hospital）、香港的西医书院（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 Kong）等六个英美人办的学校，十三年间，饱受西方教育，尤其是后期的西方科学教育。这些身世，都使孙中山的身份，大大不同于中国其他的革新志士。因为那些革新志士（如章太炎、黄兴、宋教仁、康有为、梁启超等等），在这时候，还没有得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的机会，他们是道道地地的“土包子”，他们所有对西方的“了解”，全是间接的，又大都是传教士、“假洋鬼子”或“东洋人”传来的二手货，所以他们并不真的把“西方”了解了多少，因而即使生有慧根，肯“步武泰西”，步武的程度和进度也非常有限。
在这种截然不同的分野下，孙中山身份的独特，自然使他采用了知“沧海之阔”的救国方案，来开救国的丹方、来诊祖国的命脉。
这个丹方，就是“泰西之学”——撷取“泰西之学”，撷取其他革新之士所不能撷取到的大量的“泰西之学”。
孙中山六十年的生命中，他有足足三十年的生命，是在国外度过。在这三十年中，他多次环游世界各地，可说是既行了万里路，又读了万卷书。以这样的经历和时间，来亲身认识西方，与西方人士交游，看西方民情政风，所得到的最后果实的丰盛，是可以想象的。我们只要细看孙中山的全部著作，和探讨他的交游状况，我们便可发现：他的见地，得力于西方人士的启迪或借鉴，真是随处可见，举不胜举。为了证明我这种结论，我特地造了一个大表（见下），一一列举孙中山著作和交游方面所牵涉的西方人士。看了这个大表，我们再想想宫崎寅藏《三十三年落花梦》中所判定的“孙（中山）取泰西之学，康（有为）发汉土之微”的话，我们就不得不说，这位孙中山东洋老朋友的话，真是再“知心”没有了！
孙中山所提到的西方人物/世纪/国籍/家别/列表根据
1轩特力·安得生（Hendrick Christian Anderson）/20/美/工程家/《实业计划》附录六
2倍根（Roger Bacon即培根）/13/英/科学家、哲学家/《民族主义》第四讲
3碧格（John Earl Baker）/19/美/工程家/《实业计划》附录五
4巴古宁（Mikhail Aleksandrovich Bakunin，别作“巴枯宁”）/19/俄/政治家、政治学者、作家/《五权宪法》《民族主义》第四讲、《革命成功个人不能有自由团体要有自由》
5裴在格（Pierre Eugene Marcelin Berthelot）/19-20/法/科学家/《孙文学说》第四章
6俾士麦（Otto Von Bismarck ，别作“丕士麦”，即“俾斯麦”，“毕士麦”）/19/德/政治家、政治学者/《民生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派伍廷芳为法部总长之理由》《中国存亡问题》《孙文学说》第二章、《民权主义》第四、五讲
7卜力（Henry Arthurs Black，即“卜力总督”）/19-20/英/政治家、政治学者/《致香港总督历数满清政府罪状并拟订平治章程请转商各国赞成书》
8卜南克（Jean Joseph Charles Louis Blanc）/19/法/历史学家、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批评》
9鲍尔登（Michael Borodin, 即“鲍罗廷”）/19-20/犹太/政治家、政治学者/《截留粤省关税之决心》《要靠党员成功不专靠军队成功》（此篇只见于胡汉民编《总理全集》）《政党之精神在党员全体不在领袖一人》
10巴直（John William Burges）/19-20/美/政治家、政治学者、法学家、教育者/《五权宪法》
11凯约（Joseph Caillaux）/19-20/法/政治家、政治学者/《中国存亡问题》
12康德黎（James Cantlie，别作“简地利”、“简棣丽”）/19-20/英/医学家/《伦敦被难时之书简》《伦敦被难记》《孙文学说》第八章、《就任临时大总统职后致康德黎函》《辞临时大总统后复康德黎函》《答谢康德黎夫人函》
13圭畦里（Alexis Carrel）/19-20/法/医学家、生物学家/《孙文学说》第一章
14楷文狄希（George Cavendish）/16/英/作家、法学家/《伦敦被难记》附录
15嘉域利亚（Enrico Caviglia）/19-20/意/军事家/《实业计划》附录四
16喜斯罗（Lord Hugh Richard Heathcote Cecil，别作“希斯洛”）/19-20/英/政治家、政治学者/《采用五权宪法之必要》《修改章程之说明》《五权宪法》
17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19-20/英/政治家、政治学者/《中国存亡问题》
18查理士第一（Charles Ⅰ）/17/英/国家元首/《民权主义》第一讲
19查理士第二（Charles Ⅱ）/17/英/国家元首/《民权主义》第一讲
20耶稣（Jesus Christ）/前111/犹太/宗教家/《知难行易》《国民党奋斗之法宜兼注重宣传不宜专注重军事》《民族主义》第三讲
21格利门梳（Georges Eugene Benjamin Clemenceau，即“克里蒙梭”）/19-20/法/政治家、政治学者/《孙文学说》第八章
22卡来呼（Robert Clive）/18/英/政治家、政治学者/《中国存亡问题》《民族主义》第三讲
23柯尔（George Douglas Howard Cole）/19-20/英/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小说家/《对于劳资问题及社会主义之意见》
24加尔根（Archibald Ross Golquhoun）/19-20/英/作家、旅行家/《孙文学说》第六章
25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15-16/意/航海家/《中国存亡问题》《实业计划》结论
26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16-17/英/国家元首/《民权主义》第一讲
27克银汉（Alfred Cunningham）/19-20/英/记者/据冯自由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三十一章《革命党与欧美志士之关系》
28丹顿（Georges Jacques Danton）/18/法/政治家、政治学者/《民权主义》第四讲
29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9/英/博物学家/《驳保皇报》《学生应主张社会道德》《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批评》《学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孙文学说》第四章、《实业计划》结论、《民族主义》第二讲
30笛福（Daniel Defoe or Daniel De Foe）/17-18/英/小说家、政论家/《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批评》《孙文学说》第二章
31笛卡西（Theophile Delcasse）/19-20/法/外交家/《中国存亡问题》
32地摩忌里特（Democritus）/前5-前4/希腊/哲学家/《孙文学说》第四章
33杜威（John Dewey）/19-20/美/哲学家、教育学家/《孙文学说》第四章
34地士厘刺（Benjamin Dismeli，即“狄士累利”）/19/英/政治家、政治学者、作家/《孙文学说》第四章
35韬美（Paul Doumer，即“杜美”）/19-20/法/政治家/《民国前三年将赴美洲致各同志函》《孙文学说》第八章
36义华第七（Edward VII，即“爱德华第七”）/19-20/英/国家元首/《中国存亡问题》
37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9-20/犹太/科学家/《民族主义》第一讲
38倭理思（William Ellis，即倭理斯）/18-19/英/宗教家/《孙文学说》第二章
39亿黎（Richard Theodore Ely）/19-20/美/经济学家/《修筑全国铁路乃中华民国存亡之大问题》
40奄比多加利（Empetocles）/前5/希腊/哲学家/《孙文学说》第四章
41拉飞热德（Marie Madeleine Pioche de La Vergne La Fayette）/18-19/法/军事家/《支那问题之真解决》
42福煦（Ferdinand Foch）/19-20/法/军事家/《致段祺瑞力争善后会议应容纳人民团体代表电》
43福特（Herny Ford）/19-20/美/企业家/《民生主义》第一讲
44佛利耳（Francois Marie Charles Fourier，即“傅立叶”）/18-19/法/社会学家/《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批评》
45非烈特力大王（Friderich the Great，即“腓特烈大帝”）/18/普鲁士/国家元首/《中国存亡问题》
46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19-20/印度/政治家、政治学者/《民族主义》第五讲
47加利波利地（Giuseppe Garibaldi，即“加里波地”）/19/意/政治家、政治学者/《军人精神教育》
48高第业（Armand Gautier）/19-20/法/生物化学家、医学家/《孙文学说》第四章
49雷佐治（David Lloyd George，即“路易乔治”）/19-20/英/政治家/手写本《三民主义》
50显理佐治（Henry George，别作“卓治基亨利”“佐治亨利”“轩利佐治”，即“亨利·乔治”）/19/美/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革命之后宜继以和平的社会革命》《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批评》《孙文学说》第二章、《三民主义之具体办法》
51翟尔斯（Herbert Allen Giles，别作“翟理斯”）/19-20/英/汉学家/《自传》（民国前十六年）
52古德诺（Frank J. Goodnow）/19-20/美/法学家、政治学者/《地方自治为建国之础石》《孙文学说》第六章、《民权主义》第一讲、手订稿《民权主义》第一讲
53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19/英/军事家/《打破旧思想要用三民主义》《关于民生主义之说明》《民权主义》第一讲
54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17-18/俄/国家元首/《中国存亡问题》
55葛雷（Edward Grey）/19-20/英/外交家/《中国存亡问题》
56喜嘉理（Charles Hager，即喜嘉理牧师）/19-20/瑞士/宗教家/据冯自由著《革命逸史》第二集《孙总理信奉耶稣教之经过》
57海克（Douglas Haig）/19-20/英/军事家/《致段祺瑞力争善后会议应容纳人民团体代表电》
58哈尔田（Richard Burdon Haldane）/19-20/英/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中国存亡问题》
59哈美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即“汉弥尔顿”“哈密尔登”“汉密尔登”）/18-19/美/政治家、政治学者/《民权主义》第四讲
60赫德（Sir Robert Hart）/19-20/英/外交家/《民族主义》第三讲
61约翰海（John Hay，即“海约翰”）/19-20/美/政治家、外交家/《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
62方希典斯担（Von Heidenstam）/19-20/瑞典/水利专家/《实业计划》第二计划
63荷兰（Tomas Erskine HoIland，即“荷兰教授”）/19-20/英/法学家/《伦敦被难记》附录
64赫氏（Evariste Regis Huc）/19/法/传教士、旅行家/《孙文学说》第一章
65詹美生（Jameson）/19-20/美/工程家/《实业计划》第二计划
66遮化臣（Thomas Jefferson，即“杰斐逊”“哲斐逊”）/18-19/美/政治家、国家元首/《民权主义孙文学说》第四讲
67约翰斯顿（Harry Hamilton Johnston）/19-20/英/外交家/《中国存亡问题》
68约西亚（Joshua）/前13/以色列/将军/《勉中国基督教青年书》
69加罗十二（Karl Ⅻ）/17-18/瑞典/国家元首/《中国存亡问题》
70柯伦斯基（Alexandorovitch Feodrovitch Kerenskii，即“克伦斯基”）/19-20/俄/政治家、政治学者/《要靠党员成功不专靠军队成功》（此篇只见于胡汉民编《总理全集》）
71戈尔（John L. Kerr，即“嘉约翰”）/19-20/美/医学家/《伦敦被难记》
72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19-20/俄/政治学家、地理专家、哲学家、革命家/《五权宪法》《革命成功个人不能有自由团体要有自由》
73拉麦（Jean Baptisete Lamarck，即“拉马尔克”“拉马克”）/18-19/法/博物学家/《孙文学说》第四章
74拉巴刺（Pierre Simon Marquis de Laplace，即“拉普拉斯”）/18-19/法/天文学家、数学家/《孙文学说》第四章
75咸马里（Homer Lea，即“郝门李”“李咸马”）/19-20/美/军事家、文学家/《民国政府成立与商务关系及革命原定之起事计划》《孙文学说》第八章
76李基（William Edward Hartpole Lecky）/19-20/英/史学家/手订稿《民权主义》第一讲
77礼尼诗（Gottfried Wilhelm Baron Von Leibniz or Leibnitz，即“莱布尼兹”）/17-18/德/哲学家、数学家、政治家/《孙文学说》第四章
78列宁（Nikolai Lenin，即李宁）/19-20/俄/政治家、政治学者/《政党之精神在党员全体不在领袖一人》《民族主义》第三讲、《祭列宁文》
79地拉涉（Ferdinand Marie Vicomte de Lesseps，即“勒赛普斯”）/19/法/工程家/《孙文学说》第四章
80林肯（Abraham Lincoln）/19/美/法学家、国家元首/《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努力为国》《采用五权分立制以救三权鼎立之弊》《民权初步》自序、《中国存亡问题》手写本、《三民主义》《建设杂志发刊词》《八年十月十日》《训政之解释》《三民主义之具体办法》《党员须宣传革命主义》《三民主义为创造新世界之工具》《欲改造新国家当实行三民主义》《军人精神教育》《国民要以人格救国》《国民党奋斗之法宜兼注重宣传不宜专注重军事》《民权主义孙文学说》第三讲
81林百克（Paul M. Linebarger）/19-20/美/法学家/林百克《孙逸仙与中国共和国》（Sun Yat Su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
82路易十四（Louis ⅩⅣ）/17-18/法/国家元首/《民权主义孙文学说》第一讲
83路易十六（Louis ⅩⅥ）/18/法/国家元首/《民权主义孙文学说》第一讲
84路易莎（Marie Louisa）/18-19/法/王后/《中国存亡问题》
85利里（Charles Lyell，即“来夷尔”“莱尔”）/18-19/英/地质学家/《孙文学说》第四章
86马耳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别作“马尔赛斯”，即“马尔萨斯”）/18-19/英/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批评》《民族主义》第一讲
87孟生（Patrick Manson，即“曼逊”）/19/英/医学家、热带病学家/《伦敦被难记》
88马科里（Guglielmo Marconi，即“马尔科尼”“马可尼”）/19-20/意/电气学家/《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批评》
89摩理逊（George Ernest Marrison）/19-20/澳大利亚/旅行家/《中国存亡问题》
90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即“马尔丁”）/19-20/美/宗教家/《采用五权宪法的必要》《民权主义孙文学说》第五讲
91马克斯（Karl Heinrich Marx，别作马克思）/19/德/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批评》《关于民生主义之说明》《民族主义》第一、四讲、《民权主义孙文学说》第四讲、《民生主义》第一、二讲
92麦坚尼（William McKinley，别作“麦坚利”，即“麦金莱”）/19-20/美/国家元首/《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民生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
93密歇儿（Robert Michels）/19-20/意/政治家、政治学者/《致南洋洪门同志论中华革命党以服从党魁为唯一条件书》
94弥勒（John Stuart Mill，即“穆勒”）/19/英/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逻辑学家/《孙文学说》第三章、《民权主义孙文学说》第二讲
95穆罕默德（Mohammed）/6-7/阿拉伯/伊斯兰教教主/《民族主义》第一讲
96莫鲁克（Helmuth Karl Bernhard Graf Von Moltke，即“摩尔脱克伯爵”）/18/普鲁士/元帅、军事学家/《周应时战学入门序》
97孟禄（James Monroe，即“门罗”）/18-19/美/国家元首/《民生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中国存亡问题》《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修改章程之说明》《民族主义》第二讲
98孟德斯鸠（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 baron dela Brede et de Montesquieu）/17-18/法/法理学家、政治家、政治学者/《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采用五权宪法之必要》、手写本《三民主义》、《修改章程之说明》《五权宪法》
99摩根（Mulkern）/19-20/英/军事学家/《抵欧时致吴敬恒函》
100拿破仑第一（Napoleon Bonaparte or Napoleon Ⅰ）/18-19/法/国家元首/《派伍廷芳为法部总长之理由》《周应时战学入门序》《办理地方自治是人民之责任》《中国存亡问题》《孙文学说》第四、六章、《民族主义》第四、五讲、《民权主义孙文学说》第四讲
101拿破仑第三（Napoleon Ⅲ）/19/法/国家元首/《为中日交涉复北京学生书》《民族主义》第五讲、《民权主义孙文学说》第四讲
102奈端（Isaac Newton，即“牛顿”“纽顿”）/17-18/英/数学家、物理学家、科学家、天文学家/《孙文学说》第四章、《民族主义》第四讲、《民权主义孙文学说》第六讲
103阿浑（Robert Owen，即“奥文”“欧文”）/18-19/英/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批评》
104白里思（Bernard Palissy，即“帕里栖”）/16/法/陶业家、化学家、科学家、物理学家/《孙文学说》第四章
105柏斯多（Louis Pasteur，别作“巴斯德”）/19/法/化学家、霉菌学家/《孙文学说》第二、四章、《学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民生主义》第四讲
106亨利柏屈克（Henry Patrick）/18/美/雄辩家、政治家、政治学者/《民权主义孙文学说》第二讲
107巴星（John Joseph Pershing，即“潘兴”）/19-20/美/军事家/《致段祺瑞力争善后会议应容纳人民团体代表电》
108柏拉图（Plato，别作“巴列多”）/前5-前4/希腊/哲学家/《孙文学说》第四章《民权主义孙文学说》第二、五讲
109马哥波罗（Marco Polo，即“马可孛罗”）/13-14/意/探险家、航海家/《孙文学说》第五章《知难行易》
110波丁渣（Henry Pottinger，即“坡丁吉”“朴鼎查”）/18-19/英/外交家/《民权主义孙文学说》第一讲
111蒲鲁东（Pierre Joseph Proudhon，即“布鲁东”“普鲁东”）/19/法/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五权宪法》《民族主义》第四讲
112刘飞尔（Willie Cox Redeld）/19-20/美/政治家、政治学者/《实业计划》附录三
113黎德（Thomas H. Reid）19-20/英/记者/据冯自由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三十一章《革命党与欧美志士之关系》
114芮恩施（Paul S. Reinsch）/19-20/美/外交家/《实业计划》附录二
115利马窦（Matteo Ricci）/16-17/意/宗教家/《支那问题之真解决》
116罗伯特（Henry Martyn Robert）/19-20/美/军事工程家/据蒋梦麟《追忆中山先生》，说“过了几天，先生动身经欧返国。临行时把一本Robert’s Parliamentary Law交给我，要我与麻哥把它译出来，并说中国人开会发言，无秩序，无方法。这本书将来会有用的。我和刘没有能译，后来还是先生自己译出来的。这就是民权初步。原书我带到北平，到对日抗战时遗失了”。又据黄季陆《蒋孟麟先生与国父的关系》，说蒋梦麟告诉他“大约在辛亥武昌起义前不久，总理正在美国旧金山做革命活动，那时我也正在当地的革命机关大同日报当主笔。一日总理、刘成禺和我三人在一起，总理忽然对我和刘先生说，有一件事关系今后革命建国成败甚为重要，这是西洋政治进步民权发达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即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我们必须建立这一基础，我们的革命建国才能成功。总理一面说一面从衣袋中取出一本书交给我，要我和刘成禺把它翻译成中文，以便印发推行，我接过来一看，原来是罗伯特（Robert）所写的《议事之法则与秩序》（Parliamentary Rules & Order）一书。当时总理的表情十分严肃，而我们却未感觉此一问题有如是的重要。总理既然要我们翻译此书，也就唯唯答应了。其后因为事情的牵累太多，终不曾把此书译成中文，这实在是一个遗憾，实则也并不知道此一工作的重要”。“大约在民国六年的秋天，我由美回国在上海晋谒总理，他忽然又把这件事问我。他说：‘我请你翻译那本罗伯特的议事之法则与秩序的书，已经译好没有？’我对他说：因为事忙，找不出时间，至今尚没有着手。总理忽又说道：‘我知你不重视此一工作，我早已自己编好了一本在此。’他一面说一面从书桌的抽屉内取出一本缮就的稿本，这便是总理手著的民权初步。此书出版之后，总理还送我一本。当时名叫会议规则，民权初步和社会建设的名称大概是后来用的。”敖按：蒋梦麟、黄季陆都有错误，错在他们不知道Henry Martyn Robert的书名。此书正确的书名乃是Pocket Manual of Rules of Order for Deliberative Assemblies，1876年初版，1915年又有修订版。
117骆基化罗（John Davison Rockefeller，即“洛克斐勒”）/19/美/煤油大王 、企业家、土地资本家/《中国实业当如何发展》《实业计划》第六计划、《军人精神教育》
118乐克里耳（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即乐克里尔）/19-20/美/外交家、东洋学家/《民族主义》第一讲
119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即“老罗斯福”）/19-20/美/国家元首/《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 之前途》《民生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采用五权分立制以救三权鼎立之弊》
120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即“卢骚”）/18/法/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学家/《中国存亡问题》、手写本《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文学说》第一、四讲、《民生主义》第一讲
121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9/英/数学家、哲学家、社会改良家/《民族主义》第六讲
122沙德（Edward McChesney Sait）/19/英/政治学者/（《民权初步》自序《民权初步》自序中未附原名，此人或系James Arthur Salter为英国经济学家。）
123萨里斯培（Robert Arthur Talbot Gascoyne Cecil 3d marquess of Salisbury）/19-20/英/政治家/《伦敦被难记》
124商何斯德（Gerhard Johann David Von Scharnhoret，即“沙伦霍尔斯德”）/18-19/普鲁士/军事家/《中国存亡问题》
125西摩（Edward Hobart Seymour，即“西莫亚”“西摩提督”）/19-20/英/军事家/《民权主义孙文学说》第五讲
126辛博森（Bertram Lenox Simpson）/19-20/英/外交家/《中国存亡问题》
127斯密亚丹（Adam Smith，别作“斯密亚当”即“亚当·斯密”）/18/英/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伦理学家/《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批评》、《孙文学说》第二章《实业计划》结论
128梳格底（Socrates，即“苏格拉底”）/前5-前4/希腊/哲学家/《孙文学说》第四章
129史宾那沙（Baruch or Benedict Spinoza，即“斯宾诺沙”）/17/德/哲学家/《孙文学说》第四章
130司的文生（George Stephenson，即“史第文生”“司替芬孙”）/18-19/英/技术家、科学家/《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批评》
131斯陶达德（T. L. Stoddard）/19-20/美/作家/《大亚洲主义》（《大亚洲主义》中只提到是“美国有一位学者，曾做一本书专讨论有色人种的兴起”，按此书名查为The Rising Tide of Color，作者即此人。）
132斯多威（Harriet Beecher Stowe）/19/美/小说家/《民权主义孙文学说》第三讲
133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即“塔虎脱”“老塔虎脱”）/19-20/美/国家元首/《采用五权分立制以救三权鼎立之弊》
134邓勤（Chesuey Tuncan）/19-20/英/记者/据冯自由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三十一章《革命党与欧美志士之关系》
135维多利（Alexandra Victoria，即“维多利亚女皇”）/19-20/英/女王/《中国存亡问题》
136福禄特尔（Fran Cois Marie Arouet de Voltaire，即“伏尔泰”“服尔泰”“服尔德”）/17-18/法/文学家、思想家/《驳保皇报》
137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18/美/军事家、国家元首/《伦敦被难记》、《自传》《孙文学说》第六章、 《国民党奋斗之法宜兼注重宣传不宜专注重军事》《民权主义孙文学说》第三讲、《打破旧思想要用三民主义》
138华特（James Watt，即“瓦特”）/18-19/英/技术家、科学家/《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批评》
139威斯敏士打（Westminster）/19-20/英/土地资本家/《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
140威尔确斯（D. F. Wilcox）/19-20/美/政治学家/《中华民国建设之基础》《民权主义孙文学说》第六讲
141威廉第一（Friedrich Ludwig Wilhelm Ⅰ）/18-19/德/国家元首/《中国存亡问题》
142威廉（Maurice William，即“威廉博士”）/19-20/美/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民生主义》第一讲
143韦礼士（Alfred Willis，即“韦礼士主教”）/19-20/英/宗教家/据谢颂羔《孙总理与基督教》
144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19-20/美/国家元首、史学家、政治学家/《1918年复蔡元培论国法存废与美赞助书》《三民主义之具体办法》《民族主义》第四讲
145胡特（James G. Wood）/19-20/英/法学家/《伦敦被难记》附录
林语堂的《孙中山非中国人》论
上面一个大表，还只是就“文献足征”中涉及西方“人”的一面，加以辑列的。事实上孙中山得力于西方启迪或借鉴的，当然远不止此，也远不止于“人”。西方的民情政风、山川产物、国防舆地、史乘奇珍等等等等，在孙中山的著作中和生命史上，都占了很重要的片段，都对他发生不可思议的影响，这是很当然的事。
综论“西方”对孙中山的影响，我们与其一一探讨细节，不如“一言以蔽之”来得干脆。这“一言”是：由于孙中山游学于“西方”，“西方”使他从一个中国乡村的小孩子，慢慢变成一个洞晓世界的救国伟人，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革命者，并且在言行人格上，表现的不是中国传统的落伍一面，而是道道地地的卓越西方人！
上头这种看法，最早点破的是林语堂。林语堂在孙中山死后的第二个月，在《语丝》杂志上，发表了一封《给玄同的信》（1925年4月7日），信中有几段乍看狂悖，细看起来，却沉痛而严肃的话。他说：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先生的‘欧化中国’论及‘各人自己努力去变象’的话，说得痛快淋漓，用不着弟来赞一词，此乃弟近日主张，且视为唯一的救国办法，明白浅显，光明正大，童稚可晓，绝不容疑惑者也，故不妨借题发挥来多说几句。弟近有‘孙中山非中国人’之论，其见地主张，完全与先生所持一致。弟本来以为民国有一个伟人，近日细想，此一伟人乃三分中国人，七分洋鬼子（此乃痛心话，若有人以为兜玩笑的话，也只好由他去罢），然则欲再造将来的伟人，亦唯在再造七成或十成的洋鬼子而已，此理之最明者也。半农先生在巴黎想起青云阁琉璃厂来，因而有‘中国国民内太多外国人’的谬论（只可当它为谬论），谓‘在国外鬼混了五年，所得到的也只是一句话’。此乃半农在外国留学五年所致。若是仅留学一年半载，或回国天天看国内日报张三打李四、王五请赵六喝白干的新闻，只会感觉到国内外国人太少，不会有外国人太多之叹。即以弟个人而言，今日之主张，亦系回国后天天看日报之结果，此弟一年来思想之变迁也。
今日谈国事所最令人作呕者，即无人肯承认今日中国人是根本败类的民族，无人肯承认吾民族精神有根本改造之必要，他们仿佛以为硬着头皮、闭着眼睛，‘搬运’点马克思主义、或德谟克拉西、或某某代议制，便可以救国；而不知今日之病在人非在主义，在民族非在机关。夫‘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然则邦不宁，非其根本腐败之铁证而何？近日孙先生之死，虽有了不少的名士照例来奉扬、助祭，做挽联、提倡什么党纲，察其语调，一若甚舒服自在者然，而真实为国悲感者绝少，一若高调一唱，将来中国定然有望。唯其不肯承认今日中国人是根本败类，奴气十足，故尚喜欢唱高调，尚相信高调之效力（废督裁兵咯、国民会议咯、护宪咯、拒贿咯……等等花样甚多），故此高调终是高调而不能成为事实，唯其不肯承认今日中国人是根本败类，故尚有败类高调盈盈吾耳（如先生所举‘赶走直脚鬼’，‘爱国’及‘国民文学’三种及什么‘国故’‘国粹’‘复辟’都是一类的东西），故尚没人敢毅然赞成一个欧化的中国及欧化的中国人，尚没人觉得欧化中国人之可贵。此中国人为败类一条不承认，则精神复兴无从说起。
欧化中国人之可贵，是至显而易见的事实，现在不妨再说几句。孙中山之非中国人，已于《猛进》（第五期）说过了，然则再造将来的伟人也唯在再造七成或十成的洋鬼子，是不待辩而可明了。现且姑置勿论，而论段祺瑞与吴稚晖。段祺瑞者，十足之中国人；吴稚晖者九成半欧化之中国人也。观此次孙中山出殡事，可知也。段先生不想祭孙中山，便罢；想祭孙中山，则非排出其执政之架子不可，卫队等等不必说，大礼服不穿上似有失执政之尊严，且因穿大礼服而毅然洗足，因洗足而皮鞋穿不上，因皮鞋穿不上而恼起来，索性不去祭，祭也是段褀瑞，不祭也是段褀瑞……好了，派个代表致祭，此非一副活现十足之中国人的写照而何？吴稚晖呢，却是钻在人群中，抱着一大捆白话的挽诗，逢人便送，非九成半欧化之中国人，易克臻此？不必说十足之中国人段祺瑞办不到，即使欧化一二成之熊希龄、黄郛，亦未必有此气象也。我们因此，暗中得一个印象，即国内外国人太少，及欧化中国人之不可多得也。
诚然今日最重要的工作在于‘针砭民族卑怯的瘫痪、消除民族淫猥的淋毒、切开民族昏愦的瘫疽、阉割民族自大的风狂’（启明的话）。然弟意既要针砭、消除、切开、阉割，何不爽爽快快行对症之针砭术，给以根治之消除剂，施以一刀两断猛痛之切开，治以永除后患剧烈的阉割。今日中国政象之混乱，全在老大帝国国民癖气太重所致，若惰性、若奴气、若敷衍、若安命、若中庸、若识时务、若无理想、若无热狂，皆老大帝国国民癖气，而弟之所以谓今日中国人为败类也，欲一拔此类颓丧不振之气，欲对此下一对症之针砭，则弟以为唯有爽爽快快讲欧化之一法而已。”
钱玄同论《十足之中国人》
林语堂这些运用惊世骇俗的语句，来颂赞孙中山、描写孙中山的说法，最足以表现他那幽默中的严肃。所谓“孙中山非中国人”，当然不是说国籍上“非中国人”，而是指孙中山没有中国人的坏毛病，“若惰性、若奴气、若敷衍、若安命、若中庸、若识时务、若无理想、若无热狂”。孙中山本人，不但没有“老大帝国国民癖气”，相反的，他是一个深受西化欧化的最卓越的现代外国人般的中国人。
钱玄同最能知道他的朋友林语堂这番话，是“痛心话”，而不是不尊敬的“兜玩笑的话”，所以他在《回语堂的信》（4月13日）里说：
“革命这个名词，‘十足之中国人’——无论智愚贤不肖——都恶之如蛇蝎，畏之如虎狼。据我看来，真是寻常而又寻常、当然而又当然的一件事，用不着这样瞎起恐慌。革命本是‘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的，但是竟弄到‘圣人亦有所不知’，岂非大奇！人们吃饭，本为养生，但若吃得太多，或吃了不消化的东西，或因别种缘故，以致胃肠中作起怪来，那便须吃蓖麻油、补丸、泻盐、硫黄这一类药品，使它泻泄，这就是革命。这种革命都是‘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的。推而至于一个民族的生活样法，彼此或是明约、或是默契，定了许多条目，如所谓道德彝伦礼乐刑政等等，拿来共同遵守，过了些时候，因为生活的改善和知识的进步，觉得这些条目有毛病了、不适用了，或更有独夫民贼和桀黠之徒把持它、利用它，来欺侮大众，那便须用嘴、笔、枪、炮，把那些坑人的条目撕破、践踏、摧烧，这也是革命。这种革命就不免弄到‘圣人亦有所不知’了。中国近年来的革命实行家，唯孙中山先生深知此义。他自己的思想，是时时进步的。他的著作言论我所见过的为（1）1894年给李鸿章的信，（2）1906年12月2日在东京民报纪元节庆祝大会的演说（见《民报》第十期），（3）1918年出版的《孙文学说》，（4）1924年出版的《三民主义的演讲录》。从这些文章里，很可考见孙先生在这三十年之中思想时时进步。因为他自己的思想时时进步，所以他能够以革命为终身的事业。这样以革命为终身事业的人，不是‘十足之中国人’——无论智愚贤不肖——所能了解的，所以他们都认孙先生为敌，所以他们都痛恨革命，害怕革命，所以中国近年来虽有革命之名而丝毫没有收到革命之效，所以根本败类的民族依旧还是根本败类。
回到本题来说，根本败类当然非根本改革不可。所谓根本改革者，鄙意只有一条路可通，便是先生所谓‘唯有爽爽快快欧化之一法而已’。我坚决地相信所谓欧化，便是全世界之现代文化，非欧人所私有，不过欧人闻道较早，比我们先走了几步。我们倘不甘‘自外生成’，唯有拼命去追赶这位大哥，务期在短时间之内赶上；到赶上了，然后和他并辔前驱，笑语徐行，才是正办。万万不可三心两意，左顾右盼，以致误了前程，后悔无及。至于所谓‘复兴古人之精神’，我也持反对的态度；先生所说两个反对的理由我都完全同意。我以为若一定要找中国人做模范，与其找孔丘、墨翟等人，不如找孙文、吴敬恒、胡适、蔡元培等人。”
像上面这些深知孙中山伟大一面的言论，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旁证：1913年出版的《乱党之真相》小册子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就有对孙中山“一完全外国人也”的了解；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出版的林百乐（Paul Myron Anthony Linebarger）《孙逸仙的政治学说》（The Political Doctrines of Sun Yat-sen）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人认为孙中山“中国人的成分不够”（……and because he was not Chinese enough）。这些旁证，与其说是“訾议”孙中山，倒不如说是对孙中山伟大一面的真正了解。因为孙中山本人，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是像被称为“最文明的英国人”（the most civilized Englishman）埃利斯（Havelock Ellis）—样的，可以被称为“最文明的‘西方人’”（受西方影响的人），这真是他的伟大！
1965年
被歪曲的革命家
孙中山洋派作风实例
孙中山具有卓越西方人的风范，这些风范，固然从他的学历、游踪与著作方面看到许多，但在这些以外，还可以举一些孙中山的洋派作风实例，来证明孙中山“不来旧中国那一套”！
第一例——破除迷信
迷信是“中国人”难逃的把戏。起码问卜求签算命风水一类，许多人都很信。孙中山十九岁的时候，从国外回来，把家乡“北帝庙”的偶像毁坏，又把偶像旁边的“金花夫人”的手指切断，这是他最早破除迷信的事迹。民国元年他写《为中国铁路总公司成立通告各省都督议会书》，就指摘“迷信风水陋习”，他在这方面的科学态度，是非常明显的。孙中山死后，有中华圣公会会长段子恒的孙中山上帝论；有名伶潘月樵的扶乩时孙中山即明帝崇祯论；以及陈君佩的孙中山普陀志奇说……这些穿凿附会，全是扯淡。他们统统是孙中山的罪人，他们完全不了解孙中山的破除迷信的科学精神是什么——他们是纯粹的“中国人”。
第二例——反对小脚
孙中山小时候，曾劝妈妈不要为姐姐缠足，虽然格于习俗，未能成功。民国元年孙中山做临时大总统，立刻“饬内政部通饬各省劝令禁缠足”：“当此除旧布新之际，此等恶俗，尤宜先事革除，以培国本。为此令仰该部速行通饬各省，一体劝禁，其有故违禁令者，予其家属以相当之罚，切切此令。”这种作风，岂是中国“文人雅士”所能干得出来的？“中国人”传统的鉴赏把戏，是描写女人小脚的“香钩”“弓鞋”“莲步”“帘底纤纤月”，甚至还有辜鸿铭的“闻小脚癖”的一派，他们这种荒唐事，岂不要给“西方人”耻笑？
第三例——尊重妇女
“中国人”最不尊重妇女；“西方人”最尊重妇女。孙中山最尊重妇女。他在跟宋庆龄结婚后，公然宣布“我爱我国，我爱我妻”。女性地位的重要，情见乎辞。孙中山一生中，提倡女权的文献极多。早在同盟会政纲中，就有“男女平权”的规定；1925年国民党改组，孙中山也提出：“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此外在他《提倡女子教育》（民国元年）和《女子要明白三民主义》（1925年）等演说里，以及给廖奉恩等的信（1919年）里，我们也可看到这些西式尊重妇女的伟大精神。
第四例——通令剪辫
孙中山十五岁时候，在夏威夷念书。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剪掉小辫？孙中山答道：“此种陋俗，系满清强迫造成，须俟全体国民联合一致，一举而革除之。否则实无益也！”在说这话以后三十二年，中华民国成立了。孙中山立刻发出《饬内务部晓示人民一律剪辫令》：“满虏窃国，易于冠裳，强行编发之制，悉从腥膻之俗。当其初，高士仁人，或不屈被执，从容就义，或遁入缁流，以终余年，痛矣先民，惨罹荼毒，读史至此，辄用伤怀。嗣是而后，习焉安之，腾笑五洲，恬不为怪……今者满廷已覆，民国成功，凡我同胞，允宜涤旧染之污，做新国之民……凡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有不遵者以违法论！”这种开明，一举洗掉近三百年中国辫发的耻辱。这种开明，又岂是终生留辫的“中国人”（如辜鸿铭、张勋之流）干得出来的？
第五例——严禁鸦片
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任内曾颁布《严禁鸦片令》，令文中提到“方今民国成立，炫耀宇内，发愤为雄，斯正其时；若于旧染痼疾，不克拔涤净尽，虽有良法美制，岂能恃以图存？为此申告天下，须知保国存家，匹夫有责，束修自好，百姓与能，其有饮鸩自安，沉湎忘返者，不可为共和之民，当咨行参议院于立法时，剥夺其选举被选一切公权，示不与齐民齿，并由内务部转行各省都督，通饬所属官署，重申种吸各禁，勿任废弛。其有未尽事宜，仍随时筹划举办，尤望各团体讲演诸会，随分劝导，不惮勤劳，务使利害大明，趋就知向，屏绝恶习，共做新民，永雪东亚病夫之耻，长保中夏清明之风”。他又写信给伦敦各报，正式要求解除买卖鸦片之约。这些措施，又岂是烟枪式的“中国人”所能想象的？
第六例——不许打人
孙中山做临时大总统，有一天到参议院开会。因为穿的是粗布便服，又走路前往，以致被门警误会成工人，用步枪挡住他，说：“今日只有议员和大总统可以入内，你不过一区区小工，何以如此大胆？倘被大总统见了，必被打死。速去！速去！”孙中山笑道：“大总统不可打人，也未听见他打过一人！”说罢掏出名片，吓得那门警跪地求饶，孙中山把他扶起来，说：“你不要害怕，我绝不打你呢！”知道历史的人，都知道孙中山在这时候颁布了《饬内务司法两部通饬禁止体罚令》，宣告：“近世各国刑罚，对于罪人，或夺其自由、或绝其生命，从未有滥加刑威，虐及身体，如体罚之甚者。盖民事案件，有赔偿损害，回复原状之条；刑事案件，有罚金拘留，禁锢大辟之律，称情以施，方得其平。”因此他要求“审理及判决民刑案件，不准再用笞杖伽号及他项不法刑具；其罪当笞杖枷号者，悉改科罚金拘留”。这种决定，又岂是动不动就打人屁股的“中国人”想得出来的？
第七例——不准修理
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除了不许体罚人外，还发布了禁止官方刑讯老百姓的命令。据《饬内务司法两部严令所属禁止刑讯令》，宣示：“本总统提倡人道，注重民生，奔走国难，二十余载，对于亡清虐政，曾申其罪状，布告中外人士，而于刑讯一端，尤深恶痛绝，中夜以思，情逾剥肤。今者光复大业，幸告成功，五族一家，声威远暨。亟当肃清吏治，休养民生，荡涤繁苛，咸与更始。为此令仰该部，转饬所属，不论行政、司法官署，及何种案件，一概不准刑讯，鞫狱当视证据之充实与否，不当偏重口供，其从前不法刑具，悉令焚毁，仍不时派员巡视，如有不肖官司，日久故态复萌，重煽亡清遗毒者，除褫夺官职外，付所司治以应得之罪。吁！人权神圣，岂容弁髦，刑期无刑，古有明训，布告所司，咸喻此意。此令。”这条令文，所表现的，也纯粹不是善用三木的“中国人”的作风。“中国人”传统的审案方式都是包公式的或刘瑾式的，不管有罪或无辜，总是先恫吓一阵、“来人哪”一阵再说。
第八例——不可卖人
孙中山小的时候，曾攻击村中的三家畜奴者。他后来做了临时大总统，一方面《饬外交部禁绝贩卖猪仔保护华侨令》，一方面又扩大禁止贩奴的范围，根本禁止买卖人口。他在《禁止买卖人口令》里，先引喻“西方人”的《人权宣言》，然后宣称：“今查民国开国之始，凡属国人，咸属平等，背此大义，与众共弃，为此令仰该部遵照，迅即编定暂行条例，通饬所属，嗣后不得再有买卖人口情事，违者罚如令。其从前所结买卖契约，悉与解除，视为雇主雇人之关系，并不得再有主奴名分。”这件划时代的大令文，也是过去“中国人”所不能了解的。例如标榜“礼义廉耻”的中国大儒顾炎武（亭林），就干过活活把家奴淹死的惨事，你说这成什么话？
第九例——保障人权
“天赋人权胥属平等，自专制者设为种种无理之法制以凌轹斯民而自张其毒焰；于是人民之阶级以生。前清沿数千年专制之秕政，变本加厉，抑又甚焉。若闽粤之蜑户、浙之惰民、豫之丐户，及所谓发功臣暨披甲家为奴，即俗所称义民者，又若薙发者并优倡隶卒等均有特别限制，使不得与民齿。一人蒙垢辱及子孙，蹂躏人权，莫此为甚。当兹共和告成，人道彰明之际，岂容此等苛令久存于民国耶？为此特令申示：凡以上所述各种人民，对于国家社会之一切权利，公权若选举、参政等，私权若居住、言论、出版、集会、信教之自由等，均许一体享有，毋稍歧异，以重人权而彰公理。”——这是孙中山民国元年的《保障人权通令各省文》。这篇文字，根本推翻了五千年来“中国人”法律上的“一人蒙垢辱及子孙”的野蛮！
第十例——革除称呼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第二个月，就颁发了《革除前清官厅称呼令》，内文说：“官厅为治事之机关，职员乃人民之公仆，本非特殊之阶级，何取非分之名称。查前清官厅视官等之高下，有‘大人’‘老爷’等名称，受之者增慙，施之者失礼，义无取焉。光复以后，闻中央地方各官厅漫不加察，仍沿旧称，殊为共和政治之玷。嗣后各官厅人员相称，咸以官职；民间普通称呼，则曰先生、曰君，不得再沿前清官厅恶称。为此令仰该部遵照，速即通知各官署，并转饬所属咸喻。此令。”这种意见，纯纯粹粹是脱胎于西方的意见，纯纯粹粹是人人平等的意见。可是，七十年了，现在的“中国人”，又改善了多少呢？
第十一例——坚持旗帜
对中华民国国旗，孙中山一直主张采用陆皓东创制的“青天白日旗”，而不赞成用“五色旗”。他做临时大总统的时候，曾有复参议院论国旗的信，对把满清的五色官旗，当成民国旗来用，未免失礼。1923年10月，全国学生评议会在广州开会，孙中山被邀到会，看到挂的是五色旗，他很决绝，不向国旗敬礼，并且演说攻击：“比如五色旗，你们刚才向伊三鞠躬，我就不，你们一定以为我不敬国旗了。哪里晓得五色旗是清朝一品官的旗？我们革了皇帝的龙旗，却崇拜官僚的五色旗，成什么话！诸君要就弃去五色旗，要就用我们从前革命的旗帜，即现在海军的青天白日旗。”孙中山这种特立独行的作风，又绝不是一般随波逐流的“中国人”办得到的。
第十二例——整饬官规
“满清末年，仕途腐败，已达极点，亲贵以财贿招诱于上，士夫以利禄市易于下，奔竞弋谋，相师成风，脂韦突梯，恬不知耻，以致君子在野，自好不为，事无与治，民不聊生，踵循不悛，以底灭亡。民国成立，万端更始，旧日城社，扫除殆尽，肃整吏治，时不可失；然而法制未颁，考试未行，干进者存乘时窃取之心，用人者有高下随心之便，一或不慎，弊将有甚于满清之季者。”——这是临时大总统《整饬官方慎重铨选令》的第一段。当时孙中山就怕民国的官常“一或不慎，弊将有甚于满清之季者”，这是他独到的眼光。他又说：“又查××荐任各员，每有以一人而兼两职者，殊非慎重职务之道，荐者不知，是为失察；受者不白，是为冒利，胥无取焉。”这种他所指摘的风气，半个世纪后的“中国人”，又进步了多少？
第十三例——不用亲人
孙中山的哥哥孙德彰，赞助弟弟革命，出钱出力，功劳很大。民国元年，广东各界团体，公推孙德彰做广东都督，不料孙中山反对，他通电给他哥哥说：“粤中有议举兄为都督，弟以为政治非兄所熟习，兄质直过人，一人政界，将有相欺以其方者。未登舞台，则众人属望，稍有失策，怨亦随生。为大局计，兄宜专就所长，专任一事，如安置民军，办理实业之类，而不必当此大任。且闻有欲用强力胁迫他人以举兄者，以此造因，必无良果，尤不可不避也。”同时他又复电广东各界说：“连接各界请举家兄为粤督之电文，未作答，非避嫌也。家兄质直过人，而素不娴于政治，一登舞台，人易欺以其方，粤督任重，才浅肆应，绝非所宜。若为事择人，则安置民军，办理实业，家兄当能为之。与其强以所难，将来不免覆悚，何如慎之于始。知兄者莫若弟，文爱吾粤，即以爱兄也。”上面这个故事，充分表示了孙中山“西方人”的精神。这种精神，是跟“一人得道，鸡犬同升”的“中国人”作风完全不同的。
第十四例——辞受勋位
袁世凯做了大总统以后，特地送给孙中山年金和大勋位，可是孙中山谢绝了。他去电说：“北京袁大总统鉴：奉真电，特授文大勋位，无任悚惶！去岁民军起义，东南十余省已次第光复，文甫归自海外，其时因国内同胞感情尚有隔阂，须急谋统一，组织临时政府，勉从众议，承乏南都。后赖我公以救国决心，力全大局，几经艰苦，乃有今日。文始终因依其间，实无功可述。今承大命，特采殊荣，中夜扪心，适以滋愧！且文十余年来，素持平民主义，不欲于社会上独占特别阶级，若滥膺勋位，殊与素心相违，务乞鉴兹微悃，收回成命，实深感荷！”可是袁世凯还是要送，他派叶恭绰到上海，带来了勋位证书。于是孙中山又写信回绝：“顷叶君恭绰自京来沪，携有阁下惠赐之大勋位证书。此件文始终不敢领受，其理由既于前次电文内详之，今尤有不能已于言者。赏位固国家应行之典，唯当今国家基本未固，尚非国人言功邀赏之时。国家所认以为功者，个人方将认为一己对于祖国所当尽之义务，而无丝毫邀赏希荣之心，文不敏，窃愿以此主义为海内倡，此文不欲受此勋位之故也。”孙中山这种精神，这种“国家所认以为功”而个人只“认为一己对于祖国所当尽之义务”的精神，都是西方的精神。
第十五例——指摘伪善
前面“辞受勋位”的例子，是孙中山高一层次的自处标准，他并没有“律之于人人”。相反的，他对一般人，反倒很考究“权利”与“义务”的相对关系。这由民国三年给吴稚晖的《论草定元勋公民意义书》里可以看出来：“……意以为今度之革命，由政治问题而起，政治问题大抵以权利为基础。言政治而不言权利，不可通之说也，故薄权利而不言者，亦当兼废言政治……然则今日救中国不能不言政治，既不能不言政治，即不能不言权利，亦甚明矣。若曰：心虽欲之，而不可以明言。是则中国数千年伪善者之习惯，吾辈当力矫而正之也。以革命党人而论，其真能绝对高尚，不好权利者，为至少数，固不能以此至少数之思想，律之于人人。于是有犯百难、冒十死之士，幸观革命之成，乃欲其掉弃一切权利，实无以平其心。”上面这种对“权利”“义务”观点的明确，对“中国数千年伪善”的指摘，都属于孙中山西方的观察角度。
第十六例——蠲除畛域
“中国人”的乡土观念太重，由于太重的乡土观念，造成了不少地域上的偏见。大自江南江北关外西南、小自一省一城一乡一镇，都在“桑梓”的狭窄观念下被分割得一小再小。孙中山是广东人，但他却没有畛域的观念，他努力学习的官话国语，也比他的大同乡梁启超等说得好得多。民国元年2月，他以临时大总统的资格，布告要求“国民消融意见蠲除畛域”，“增祖国之荣光，造全民之幸福。”这些观念，都是以全国全民为观点，而不是以一省一乡为观点的。由于观点的宽大，他在民国成立后，只有过一次“还乡”的机会。对广东全省，他也因奔走全国全民之事，“虽意不忘故乡，欲曲尽其维护之任，而力有所不能顾”（1918年《留别粤中父老昆弟电》）。这种胸怀，绝对不是整天搞“同乡会”的“中国人”所具有的。
第十七例——取消报禁
孙中山是极力主张言论自由的。当然根本反对任何形式的什么“报律”、什么“出版法”。在全部《总理遗教》中，我们不但找不出这些钳制言论自由的法意，正相反的，我们倒可找出反对报禁的文献。民国元年3月9号，孙中山发布《令内务部取消暂行报律文》，正表示了他如何在给钳制言论自由的“内务部”（内政部）的警告：“昨据上海报界俱进会及各报馆电称：接内务部电，详定暂行报律三章，报界全体万难承认，请转饬部知照等语。案言论自由，各国宪法所重，善从恶改，古人以为常师，自非专制淫威，从无过事摧抑者。该部所布，暂行报律，虽出补偏救弊之苦心，实昧先后缓急之要序。使议者疑满清钳制舆论之恶政复见于今，甚无谓也！又民国一切法律皆当由参议院议决宣布，乃为有效。该部所布暂行报律，既未经参议院议决，自无法律之效力，不得以暂行二字，谓可从权办理。”请看这是何等重视言论自由的态度，这种态度，显然的是源自西方的近代自由论。
第十八例——热爱自由
曲解“总理遗教”的人，他们最爱引申三民主义中中国人自由太多的意思，而作为压迫自由的借口。殊不知这完全是曲解孙中山的原意。孙中山明明演说过：“我国自有历史以来，人民屈服于专制政府之下，我祖我宗，以至于我之一身，皆为专制之奴隶，受君主之压制，一切不能自由。”（《群策群力尽心国事》）也明明演说过：“我国革命以前，专制严酷，人无自由之权。”（《求建设之学问为全国人民负责任》）这些铁证，都证明了在孙中山眼中，“中国人”政治上人权上自由的缺乏。孙中山本人，早已说他是“爱自由若命者”（《为讨伐曹锟贿选总统告国人文》），这种“爱自由若命”的精神，岂不正正是西方诗人雪莱的精神吗？
第十九例——阻止暗杀
热爱自由的人了解自由的人，必然同时是尊重别人自由的人。一个人的最后自由是人身的自由、存在的自由，这一点尤其该被起码的尊重。在革命时代，革命党人为了达到革命的目的，曾有暗杀之举，这本是一时的权宜。民国成立以后，当革命党人再提出暗杀的办法来的时候，孙中山立刻表示反对。他在1919年7月1日，曾有答王鼎的信。当时王鼎认为：“救亡之策，鼎以为非组织暗杀团体不可。”可是孙中山却把来信批给秘书说：“代答以暗杀一举，先生向不赞成。则在清朝时代，亦阻同志行此，以天下恶人杀不胜杀也。道在我有正大之主张，积极之进行，则恶人自然消灭，不待于暗杀也。”凡是读过中国历史的人，都不难看出春秋、战国、唐朝等时代的“暗杀”传统，而这种不光明的手法，传统的“中国人”固优为之，可是西化的孙中山却不为之。
第二十例——容忍异己
传统的“中国人”对付异己的方法，总是孔夫子仗势“诛少正卯”的方法；或是打小报告，告御状，挑得龙颜震怒，借刀杀人。饱受西方容忍异己训练的孙中山，对思想与他不合的人——尤其是“少年之辈”，不主张“用他种手段”，而主张“对付之法，最好与他辩论明白”。他在批某君的信中说：“无政府主义之说，乃发生于最黑暗之专制国；在欧洲往日之俄国、以国（敖按：指意大利）、西班牙等，其人民多受政府之暴虐无道，故忿而为此过激之论；但今日各国陆续行宪政之制，而此等过激之论，亦渐消灭矣。乃有少年之辈，矜奇立异，奉为神圣，不过一知半解，实无所谓也。对付之法，最好与他辩论明白。指明在今日世界国家之界限，既不可破，则政府为代国家执行法律，以限制恶人而保卫良善，为不可少。故无政府主义实不能行于今日，而使之化为平和，或可为吾党之助，较胜于用他种手段也！”这种风度，岂不值得爱扣别人——尤其是“少年之辈”——帽子的“中国人”想想吗？
第二十一例——不惜斥骂
正因为孙中山对付异己主张“最好与他辩论明白”，所以他于辩论之道，颇为讲求。辩论中的利器是文字。在文字表达方面，英文实在远胜中文。中文写出来的东西，诚如《孙文学说》所说：“中国之文章，富矣丽矣！”但是由于表达法不够细腻生动，抽象词汇太多，又竞附莫名其妙的高雅，所以常常是在“富矣丽矣”以外，洋洋万言，却不知道说些什么。孙中山的文字技术，是西方的，尤其具有西方词汇的爽快。他骂满洲，直斥为“野番贱种”；骂康梁，直斥为“禽兽不若”（均见《敬告同乡论革命与保皇之分野书》）；骂北洋军阀，直斥为“无数强盗”（《孙文学说》自序）……凡此种种，都是爽爽快快的西方式的骂人法，一点没有“中国人”做文章的忸怩态。
第二十二例——主打官司
“中国人”的传统教训是“戒讼”。蒋梦麟曾告诉我，他小时候在家乡还见过“莫打官司”的石碑。时兴打官司是西方人的态度。西方人为了一文被欺，往往千金兴讼；为了一句被诽谤，往往告进公庭，涉讼经年。在“中国人”看来是米米小的，可以马马虎虎的，西方人却为保障私权，勇于抵抗、认真的抵抗、斤斤计较的抵抗、不怕麻烦的抵抗。所以他们是进步的、有朝气的、信赖法治的民族。孙中山最能了解这一点的重要性，因而支持他哥哥打官司，也支持林义顺打官司。他绝不主张采取“中国人”的忍气吞声的态度。
第二十三例——赞成陪审
在法庭上审判的时候，孙中山主张“法座无失平之谳”（《全国律师民刑新诉状汇览序言》），而使法庭得到公平定谳的方法，当然是实行西方的“陪审制”（主审制）。远在19世纪的最后一年，孙中山就写《致香港总督历数满清政府罪状并拟订平治章程请转商各国赞成书》。在这封信的“平治章程”方面，第五项曾主张“平其政刑”，呼吁“大小讼务，仿欧美之法，立陪审人员”。他写这段话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在六十五年后的“中国人”，尤其是号称是他“信徒”的人，还不肯在中国“仿欧美之法”，行陪审制！
第二十四例——采行阳历
吴铁城在回忆录里曾记孙中山主张采行阳历的故事：“……颁订国历一事，总理主张正朔，废旧历，行阳历，以新天下耳目。代表中多有主张维旧历者，几经辩论，总理坚持，否则不允就职，一时颇成僵局。最后一次在代表会议中讨论，始获通过；那天正是阳历1911年除夕，讨论至深宵，才算决定，即连夜电复总理，并请即莅京就职。”孙中山就职后，第二天，就拍出了《改历改元通电》，电文很清新，内容是：“各省都督鉴：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经由各省代表团决议，由本总统颁行。订定于阳历正月十五日，补祝新年。请布告。孙文。”于是，行了五千年的中国旧历法，终被推翻。
第二十五例——抨击祀孔
孔夫子并不是孙中山最佩服的人。民国前十五年，孙中山写自传给英国汉学家翟尔斯，就说他自己“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故所学多博杂不纯，于中学则独好三代两汉之文，于西学则雅癖达文（Darwinism）之道，而格致政事，亦常浏览。至于教则崇耶稣，于人则仰中华之汤、武暨美国华盛顿焉。”对于孔夫子，连提都不提。民国元年他在广东省议会演说《治粤方针》，也提到“即以孔子复生，处于今日，亦必有人非之者”的话。可见孔夫子在他眼中，到底处的是什么地位。孙中山偶尔提到孔子，大都是因引述《礼运》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那一段而引起的，但据清朝朴学家以来的考证，这段最伟大的话，却又极难是“孔夫子之言”。此外，孙中山对中国传统上“祀孔”“祭孔”的把戏，极表痛恶。他在民国五年《讨袁檄文》里，曾骂袁世凯“卒以非法攘攫正式总统，而祭天祀孔，议及冕旒，司马氏之心路人皆见”！这不是明明白白的反对“祀孔”的文献吗？
第二十六例——不靠祖宗
“中国人”的拿手好戏是靠祖宗吃饭，这是“西方人”绝对不屑于干的事。“西方人”甚至有的全部不要祖先的遗产，甘心白手起家。电影明星嘉露贝克就是一例。西化论者孙中山当然是反对靠祖宗吃饭的人。民国七八年间，他住在上海，曾嘱秘书回信给一个要靠祖宗吃饭的人：“答以先生云：即知彼为鼻祖，汝为后裔，则当以后裔供祖宗，未有祖宗养后裔也。俗云：十人养一人肥，若一人养千百人，则虽尧舜犹病也。汝等须各执事业以自许，不可立心做革命一日，则要人养汝一世，则鼻祖乃易为也。若人要依赖，则先生亦愿为汝之后裔，奉汝各人为鼻，请汝给钱也！”这封信不但具有“西方人”的精神，也具有“西方人”的高级幽默感。
第二十七例——反附古说
孙中山青年学习过西方科学方法的训练，所以他对一切不科学的附会，一概反对。1918年1月，一个四川的中医罗仁普写信问孙中山：“仆于先生之说而有请教焉者数事：科学家所谓元子者，是否为先天真一之炁？元子之知，有无等级？太极动而生电子，科学家能否把太极收服来看？道家烧炼，究竟所烧炼者何物？方士所创之烧炼，究竟到底能否得长生药？道家烧炼与方士烧炼有无分别？”这些问题，是从易经道藏胡乱附会出来的混问题。孙中山叫秘书的答语极为明白有力，那就是：“代答欲知此种新理，须从物理化学用功，不得从古说附会！”这种见地，哪里是今天整天要易经道藏堪舆风水的“中国人”所能想象呢？
第二十八例——不肯品题
中国的要人名人们，尤其是一二所谓工于书法的“党国元老”们，最喜欢给人题字署检，附骥者也求之若骛。殊不知这种风气，不是西方的，也是孙中山最反对的。当林正煊等十四个人，写信给孙中山，要求为他们的朋友何慨之著《全国兵工总厂调查改革》一书品题的时候，孙中山却叫秘书爽快的答道：“代答以此等实用之书，当以内容之切实为贵，不当以品题文藻为贵。甚欲一见其书，如果适用，当力为介绍于军界。至于品题，不敢附和！”请看这是何等新精神！若写他“我武维扬”等四个字，明明“省事”，可是孙中山却不肯，他一定要不怕“得罪人”，不怕麻烦的写上四十三个字，来指导他的同胞而不敷衍他的同胞。所以，像“爱德乐佛”一类的笑剧，孙中山是绝对不会参加的。
第二十九例——慎于写序
在前一例的基本观念下，孙中山对来请他写序的人，当然也绝不轻易“乐为之序”。例如1920年5月，天津的罗鉴龙写信给他，要求为《子女唯心法稿》写序。罗鉴龙说他自己“之于求序于人，尤加审慎”。殊不知孙中山比他还“审慎”。孙中山命秘书的答话是：“代答以先生虽曾习医，然荒日久，故对此种专门之研究，非有心得，莫敢赞一辞。求序当谢不敏。”孙中山在他本行上的立言，都如此审慎，这又是多么认真的西方态度！
第三十例——不收门生
爱收门生或广纳私淑，也是“中国人”的病态之一，孙中山不兴这一套。1919年，一个热心国是的黄孝愚，写信给他，说：“热禽恋燠，代马欣飙，蓄志多年，愿列高足。先生道周中外，谅必葑菲不遗，正如子舆设科，来归定受，倘幸宫墙得入，铭感靡涯。希赐学说一部，奉为圭臬。便否邮掷，合并呈恳，不胜祷盼待命之至。”孙中山在信上批道：“代答以先生现非设帐，无收门生之事；学说即寄一册，如能实力奉行，则胜形式多矣！”
第三十一例——向不荐人
“中国人”的另一法宝是乱写八行书，到处推荐人。这一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蔡元培。但蔡元培爱推荐人是奖掖后进，并非徇私情，所以还算是好的，虽然荐书写得太多，往往失效。孙中山在这一方面的认真态度全是洋派的。有刘季谋者，写信给他，盼能帮助进航空学校：“兹查京中及沪上人云：但得有力之人介绍，随时可入校云。因此恳求先生介绍，附入南苑航空学校。且鄙人所求航空者始因在八日市及潍县等处苦学数月，若中途，殊深可叹。万望出力介绍，念勿枉费日前之苦学。如蒙承诺，恳乞赐示，幸甚幸甚。”在原信上，孙中山批道：“代答先生向不荐人；此事则早知无效，已劝同志另作别图。”这种不含糊办事、不受私情牵扯的态度，溯其本源，也是西方的。
第三十二例——不信中医
在《国父年谱初稿》1925年2月18日条下，有这样一段：“是日，先生离协和医院，乘医院特备汽车，缓驶至铁狮子胡同行辕。家属及友好同志，多以为医院既经宣告绝望，仍当不惜采取任何方法，以延长先生寿命。于是有推荐中医陆仲安者；因陆曾医治胡适博士，若由胡进言，先生或不峻拒。乃推李煜瀛（石曾）赴天津访胡（胡时适有事赴津），告以来意，约其同归。胡初以推荐医生责任太重，有难色。后抵京见汪兆铭等，力言侍疾者均惶急万状，莫不以挽救先生生命为第一，且因先生平时对胡甚客气，换一生人来说，或可采纳。胡乃偕陆同往。胡先入卧室进言。先生语胡曰：‘适之！你知道我是学西医的人。’胡谓：‘不妨一试，服药与否再由先生决定。’”这段故事，充分表示了孙中山临终前的笃信西方科学的态度。
从“曲解化”到“八股化”
看了上面我随手所举的三十二个例子，头脑明白的人，都会恍然了解孙中山的西化表现的一部分，了解他是如何在受西方的熏陶以后，予以潜移默化，再外铄出来，影响保守的、落伍的、敷衍的、迷信的、俗套的、伪善的、残忍的“中国人”。他这种苦心焦思、这种细心感化，我总觉得今天若不由我李敖提出来，标榜出来，一般“中国人”总是不能有通盘的了解。如果再长久下去，真未免对不起孙中山。
我这里写“中国人”对不起孙中山，心中实在不好过，可是不得不说。我是学历史的人，我仔细研究孙中山一生的历史，竟忍不住感到他是一个“孤独”的人。所谓“孤独”，并不是说缺乏人拥护他，缺乏“信徒”和“同志”，或缺乏盲目崇拜他的人。相反的，在“中国人”中，这些人极多极多，甚至全国皆是。我所谓的“孤独”，乃是孙中山的全部的伟大面和深刻面，不能为一般人所全部了解。他们了解的，至多只是枝枝节节，甚至还误解丛生、附会丛生。这种情形，即使以他“嫡系信徒”自居的人也不例外。为了表示我这话不是乱说，我可以举例。
在孙中山死后，以他“嫡系信徒”自命的人，开始曲解他的遗教，可分八派：
一、左派转俄派——他们的代表人多是共产党，他们借着孙中山联俄容共的历史，借着民生主义的演说，硬把孙中山附会成他们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绝口不提孙中山批评马克思的话，也绝口不提“孙越宣言”中“共产组织”“不能引用于中国”的话，也绝口不提孙中山论及俄国侵略的话，也绝口不提孙中山赞扬美国的话，他们只是瞪着眼睛硬说：“孙中山先生是左派！”
二、左派转日派——他们的代表人多是汪精卫伪政府的汉奸派，他们的手法是把死后的孙中山“带往东洋”“带往扶桑”“带往‘大亚洲主义’”。这些人中，他们多曾脱胎于左派，如汪精卫、如陈公博、如周佛海。后两者且是共产党的“元勋”。汪精卫在伪组织下，也印行《总理全集》，他还在上面写上“汪精卫敬题”字样；周佛海更是号称“三民主义理论权威”，他在1921年写《三民主义的基本问题》，1928年写《三民主义理论之体系》，都不脱左派的观点。到了他投靠日本，做了汉奸，无异又硬把死后的孙中山，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和服！
三、左派放脚派——这一派是曾迷恋过马克思主义的人、曾醉心过唯物史观的人，后来迷途知返，或躯壳上至少“反正”、被枪决未死而“重新做人”的人，他们自告奋勇，俨然以“总理遗教”的诠释者自命，结果等于女人小脚放大，骨子里，还是不脱马克思的马尾和唯物史观的观点。“迷途知返”的人，如曾大倡过唯物论的胡汉民，他后来的表现还算不失为一个勇者，他开始攻击“拉孙中山先生与马克思同坐”的现象了。最可恨的是那些躯壳上“反正”、被枪毙未死而“重新做人”的人，他们竟还宣扬胡汉民的“以唯物史观的方法之运用”，并呼号应该取法。这批人，一脑袋马克思的残余毒素，一脚丫子唯物史观的残余碎骨，精神上完全没有“反正”、没有“重新做人”。不但如此，他们在手段上还完全是布尔塞维克式的，残忍、阴险、猜忌、借刀杀人。在四十年代后期，国民党中曾有清除“布尔塞维克毒素”的运动，就是针对渗入国民党的这类分子而发的。
四、左派孔子派——这一派也是曾经在左派漩涡里浮沉过的人，上岸以后，仍旧澳气未脱，于是糊里糊涂，抱住孔夫子的僵尸，妄想分点热气。若追究此派代表人，则是大名鼎鼎的戴传贤。戴传贤忠于国家和孙中山，举世公认，我也承认。但是他的头脑的返于保守，实在不可饶恕。他除了捧中医、捧和尚、捧毛笔、捧古墓、捧经书、捧孔圣后人、捧贞节烈妇以外，居然写《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中山先生年表序》等文字，硬把孙中山朝孔庙里推。关于这一点，国民党胡汉民曾有批评，他在《三民主义的心物观》里说：“假如孙中山先生的要求、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只是在继承尧舜以至孔孟，使中绝的中国道德文化复活，那么孙中山先生便够不上是一个革命家或政治家，他的革命理论的内容，便不会有这样的深厚与博大，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伦理道德家或一个普通学问家而已。”国民党甘乃光在《孙文主义研究》中也批评说：“近来曲解孙文主义的人太多了！有人以为中山先生为孔子以后继承道统的大圣，以为其哲学的基础是仁爱。不错，什么改造社会的思想，哪一种不是从仁爱做出发点？思想的派别，哪一种能别乎救世救社会的目标？故以目的来论，什么改造思想，都是以仁爱为基点，千篇一律。若要分别，还在其观察某一时代的背景而定出的策略。孔子是一个改良派；中山先生是一个革命党。怎能拿他们合在一起？”国民党孙镜亚在《对于〈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之商榷》中也批评说：“我们若拘泥‘继承’两个字，倒会把（孙）先生的意思弄错了！”这些批评，都说明了孔丘是孔丘、孙中山是孙中山，孙中山比孔丘伟大得多，何必“继承”孔丘？
五、右派孔子派——这一派的代表者，大都是只会读读四书五经线装书的村夫子，根本不晓得近代西方思潮是怎么回事，硬从本位主义国粹主义上拉孙中山。这一派的手法，跟前一派不同的是：前一派在把孙中山朝上推，直推到“孙中山先生与孔子同坐”；这一派则是把孙中山从下提，直提到“孙中山先生与孔子同坐”，故其结果，则殊途同归。此派若推今日之代表人，请看“今之朱子”钱穆便是。
六、右派释迦派——这是更荒谬的一派。这派的做法是把孙中山“神化”。胡汉民在《三民主义的心物观》里说：“因为见了班禅，更把孙中山先生去比附到释迦一路去，这种因袭的、崇拜偶像的、不革命的心理，实在是要不得。”他又说：“这几年来，运动的方向似乎已有了转变。转变到认识孙中山与马克思之不同，但同一的厄运，变了孙中山先生的孔子化与释迦化。……同时，‘时轮金刚法会’‘西天班禅活佛’，都可以‘护国’、‘宣化’、救灾、息难。政府里的官员——大概还自承为中国国民党的同志，都奔走骇汗，磕头礼拜。我因心疑：有了法会、有了活佛，必定可以感召祥和；格顽寇之心，绝侵略之迹！所以制礼作乐的呼声，不但宣诸口舌，甚至形诸笔墨了。我看看新闻纸，使我感觉到现在不是民国二十二年，尤其不是日本夺我东北侵我华北的一年，而是至少退转到了三千年以后，五百年以上。”胡汉民这种指摘，显然是指那些想把孙中山“神化”的人说的。由于想“神化”这个革命者，所以流风所及，一切落伍的、迷信的把戏，都全部出笼。到了台湾，《中央日报》还有比附“释迦耶稣穆罕默德孔子与孙中山”的言论出现；教育厅长还有命令小学教员“朝国父遗像发誓不再恶补”的妙举；而民间的“万国道德会”中，也填列了孙中山的“神位”！
七、右派唯生派——这是故意窄化的“孙文主义”的一派，可以陈立夫做代表。陈立夫硬说孙中山主张“唯生论”，并说：“总理从前说过‘生是宇宙的中心，民生是人类历史的中心’。”其实，我翻遍了孙中山的遗著，也看不到孙中山说过这些话或做过类似的说法。所以，陈立夫之流全是造谣。此外，戴传贤在陈立夫以前，也曾把“孙文主义”做过“唯民生”方向的狭窄解释，孙镜亚在《对于〈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之商榷》里，批评戴传贤说：“因为他是一个相信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人（不是进过了共产党，请阅者万勿误会），又是一个发明中国数千年改朝换代的历史都是经济革命的人。而今不说三民主义的全部著作和三民主义的思想基础是唯物哲学或经济哲学，而说是民生哲学，这是他很忠于先生的表示。可惜他的脑球里还先横着‘民生哲学’四个字，就往往借了先生的话之半面去成就他自己的主张。”这种右派“唯生派”，今天大倡大行者还有很多。
八、右派发青派（右派法西斯派）——这一派是一群激烈的国家主义者，硬拉死后的孙中山来比附。甘乃光在《孙文主义研究》里曾批评说：“更有人说，孙文主义与国家主义实在没有什么分别。因为孙文主义与国家主义同是救国主义。不错，孙文主义是救国主义。但孙文主义并不只是救国主义，不过以救国为其实现最初之步骤，孙文主义主张民族自决，更主张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并且进而扶植其他弱小民族以自求解放。狭义的国家主义者，安能与孙文主义相比？”属于这一派的人多属青年党，尤其是早期的青年党。早期的青年党并不是什么自由民主的党胎子，而是“法西斯”。这一点，稍知现代中国历史的人都明白。青年党常常自诩他们是“反共先觉”，反共反得比国民党还早，同时埋怨国民党曾经容共。其实在青年党方面，这并不足神气，并且“大哥莫话小弟”。因为反共并不就是给了人民自由民主，反共也并不就是黑暗统治的护符。用法西斯主义和做法来反共的人，那只是墨索里尼、希特勒、佛朗哥等人的把戏。试问希特勒反斯大林，不是“王八蛋打龟儿子”是什么？中国不该这样子反共，也不该由这种人反共，如果有的话，那么早期青年党将是始作俑者。（我这里特别用“早期青年党”的字样，是基于后来的青年党中，有一部分人已有自由民主的修养；至于在台湾的一部分人，在他们机关报《醒狮》上鼓吹要借国民党的刀来杀李敖的，似乎“法西斯”的余味还健在！）
以上八派“曲解”孙中山的大派，当然，还有一些流派，如胡汉民所指摘的“术士化”“流氓化”等小派，不过这些不算重要，我也不再多说。先就这八派来论，他们之不能了解孙中山思想的全面性，是很显然的。当然这八派之中，有的是由于无知（如“右派释迦派”）；有的是由于歪曲（如“左派转俄派”），动机的良窳并不完全一样，但是他们由“曲解化”而导致最后整天嚷嚷，一变而为“八股化”（包括“口号化”“党义化”“教条化”“考试化”等等），则是普遍的事实。由于这些事实的弥漫，遂使真正的孙中山和他的西化思想不能直接跟国人接触——不受干扰的密切接触，也使国人不能深入了解真正的孙中山，这真是一出大悲剧！在这出大悲剧里头，孙中山被陷于“孤独”的地位是很明显的，所以我说：孙中山是一个“孤独”的人。
从“思想之变化”着手
真正了解孙中山的人，真正想了解孙中山的人，必须彻底认清孙中山给他国人“以笔墨奋斗”的伟大指示，他在五十五年前，就向舆论界呼吁“发挥与笔墨之权威”，因为只有发挥“笔墨之权威”，才能达到“思想之变化”、才能达到革命成功的果实，这个逻辑关系叫做“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
不但思想要变化，同时要变化出“新思想”。孙中山在1919年五四运动后，写信给四川的蔡冰若，就说：
“文著书之意，本在纠正国民思想上之谬误，使之有所觉悟，急起直追，共匡国难。所注目之处，正在现在而不在将来也。试观此数月来全国学生之奋起，何莫非新思想鼓荡陶镕之功？”
正因为需要得到“新思想鼓荡之功”，所以对一切旧思想，我们不得不予以排斥。今天谈“孙文主义”的人，他们多半受了戴传贤的影响，故意强调孙中山论及固有文化的一部分，这是很不了解孙中山的，很不了解“孙文主义”中的重要面——西化面的。孙中山一生中，对固有文化的论及，当然有一些，不过大部分是用来举举例，如孔明阿斗之类，伯夷、叔齐、叔孙通之类，并没有用来建立他的现代化建国理论与思想变化的体系，这一点重要性，我今天不得不加以点破，以供本位主义者的参考。关于这方面的讨论，胡适在《再论信心与反省》一文中，曾说得很详细。胡适说：
“子固先生也特别提出孙中山先生的伟大，特别颂扬他能‘在当时一班知识阶级盲目崇拜欧、美文化的狂流中，巍然不动地指示我们救国必须恢复我们固有文化，同时学习欧、美科学。’但他如果留心细读中山先生的讲演，就可以看出他当时说那话时是很费力的，很不容易自圆其说的。例如讲‘修身’，中山先生很明白的说：
但是从修身一方面来看，我们中国人对于这些功夫是很缺乏的。中国人一举一动都欠检点，只要和中国人来往过一次，便看得很清楚。（《三民主义》六）
他还对我们说：
所以今天讲到修身，诸位新青年便应该学外国人的新文化。”（《三民主义》六）
可是他一会儿又回过去颂扬固有的旧道德了。本来有保守性的读者只记得中山先生颂扬旧道德的话，却不会细想他所颂扬的旧道德都只是几个人类共有的理想，并不是我们这个民族实行最力的道德。例如他说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哪一件不是东西哲人共同提倡的理想？除了割股治病、卧冰求鲤一类不近人情的行动之外，哪一件不是世界文明人类公有的理想？孙中山先生也曾说过：
照这样实行一方面讲起来，仁爱的好道德，中国人现在似乎远不如外国……但是仁爱还是中国的旧道德。我们要学外国，只要学他们那样实行，把仁爱恢复起来，再去发扬光大，便是中国固有的精神。（同上书）
在这短短一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山先生未尝不明白在仁爱的“实行”上，我们实在远不如人。所谓“仁爱还是中国的旧道德”者，只是那个道德的名称罢了，中山先生很明白的教人：修身应该学外国人的新文化，仁爱也“要学外国”。但这些话中的话都是一般人不注意的。
在这些方面，吴稚晖先生比孙中山先生彻底多了。吴先生在他的《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里，很大胆的说中国民族的“总和道德是低浅的”；同时他又指出西洋民族：
什么仁义道德、孝悌忠信、吃饭睡觉，无一不较上三族（阿拉伯、印度、中国）的人较有做法、较有热心……讲他们的总和道德叫做高明。
这是很公允的评判。忠孝仁爱信义和平，都是有文化的民族共有的理想；在文字理论上，犹太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希腊人，以至近世各文明民族，都讲得头头是道。所不同者，全在吴先生说的“有做法、有热心”两点。若没有切实的办法，没有真挚的热心，虽然有整千万册的理学书，终无救于道德的低浅。宋、明的理学圣贤，谈性谈心，谈居敬，谈致良知，终因为没有做法，只能走上“终日端坐，如泥塑人”的死路上去。
我所以要特别提出子固先生的论点，只因为他的悲愤是可敬的，而他的解决方案还是无补于他的悲愤。他的方案，一面讲科学，一面恢复我们固有的文化，还只是张之洞一辈人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案。老实说，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如果过去的文化是值得恢复的，我们今天不致糟到这步田地了。况且没有那科学工业的现代文化基础，是无法发扬什么文化的“伟大精神”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永远存在书本子里的；但是因为我们的祖宗只会把这些好听的名词都写作八股文章，画作太极图，编作理学语录，所以那些好听的名词都不能变成有做法有热心的事实。西洋人跳出了经院时代之后，努力做征服自然的事业，征服了海洋、征服了大地、征服了空气电气、征服了不少的原质、征服了不少的微生物——这都不是什么“保存国粹”“发扬固有文化”的口号所能包括的工作，然而科学与工业发达的自然结果，是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提高了人类的幸福、提高了各个参加国家的文化。结果就是吴稚晖先生说的“总和道德叫做高明”。
这一段四十五年前的文字，我如今不嫌冗复的重引起来，为的不外是借它来做一点澄清的工作。我这篇文章本身，做得也全是澄清的工作。在近代的先知先觉中，孙中山不但不是排斥西方的人，并且还是接受西方最有成绩、火候最够的一个伟大人物。这个伟大人物，我感到在他死后五十六年来，未能被他的国人全面了解，深入了解，这是很可悲的现象。因此，我决定站出来，由我出面做一点彻底澄清，点破什么人在歪曲他，恢复这伟大革命家的真面目。
1965年原作，1981年订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