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万岁编外集：钱学森所代表的问题（孟绝子）—我的牢狱之灾（胡虚一）
钱学森所代表的问题（孟绝子）
五月三号中国时报在社论中终于吐露出“中共在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前以空前未有的二十一响礼炮欢迎”里根。
其实，“美国之音”在四月二十六号晚上六点钟就开始报导“美国总统里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前面的广场上享受了二十一响礼炮的隆重欢迎”。
“美国之音”并且强调，这是自一九四九年以来大陆第一次放二十一响礼炮欢迎外国元首。
里根生性好胜心强，早年又从事影剧生涯，目前虽然当了总统，然而个人爱好面子的程度并不亚于台湾的国民党。所以站在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广场上享受二十一响礼炮时，其“龙心大悦”的程度，是不难想象的。
从新闻相片上看，里根在表面上的确是被二十一响礼炮放得心花怒放。但表面底下，他的内心里又怀有一点“嘀咕”，因为在这二十一响礼炮之前，在里根从华盛顿起程之前，中国大陆曾经放了一个“非礼炮”，它表面上不针对任何人，但在时间上看，它正是针对美国里根总统而放的。这个“非礼炮”就是在四月八号那天把一颗同步通讯卫星送到三万六千公里上空跟地球同步转动。
这颗卫星的功能是和平用途方面的，然而那具送它上去的巨大火箭就不是一个会在和平花园里安份守己的东西，这家伙如果不“上进”而“横行”起来，就是洲际飞弹。
美国芝加哥大学名史学家邹谠曾经在一九六三年写的一部书中指出，美国第一次不敢小觑中共是从一九五〇年十月底开始的。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号中共试爆第一颗原子弹，当美国总统的人心里开始“嘀咕”了。
一九六八年香港出版的一本书中有这样一段：
“去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共成功发射一枚带有核子弹头的导弹之后，美国朝野非常震动。即使中共当时所发射的核子弹头导弹射程不远，但这事意味着在不久将来，中共将会制成装有核子弹头的洲际飞弹，横越太平洋，击中洛杉矶或纽约。提起中共的飞弹，美国人不能不带着懊悔的心情，想起曾经是美国培植出来，返回中国大陆，主持中共飞弹工作的火箭专家钱学森博士。”
一九七〇年春天，中共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太空时，美国人更想到钱学森了，懊悔的心情也更深了。美国人出版了一本谈论钱学森的书，就是起源于这种懊悔的心情。懊悔的心情加深之外，“嘀咕”的程度也随之增加了。
大战后的美国总统当中，在外交智慧和眼光方面，尼克松数第一。一九七〇年大陆一次大典上，在天安门受礼台上，美国名记者斯诺（Edgar Snow）站在周恩来身边。镜头传到美国白宫，尼克松一看，当下顿悟到个中“政治禅机”。之后在他暗中授意下，美国的乒乓球队搭起了吊桥，让基辛格过桥到了北京。
大陆如果没有原子弹和弹道飞弹，尼克松不会到大陆去签订上海公报，卡特不会跟大陆建交，里根不会在两年前签订“八一七公报”，上个月也不会到北京城去跟赵紫阳等人喝茅台酒。所以，名义上是周恩来邓小平赵紫阳等人邀请尼克松福特里根去访问大陆，其实“赶鸭子上架”的是大陆的原子弹和飞弹在美国人心里造成的“嘀咕”，这一“嘀咕”，使几任美国总统才愿意接受邀请去访问新朋友，不再访问“旧朋友”。
美国人的生意算盘打得很精，不愿意冒亏本的风险。自从大陆有了核子力量以后，美国不去结交，只不过是少一个朋友，没有什么，然而不去结交的结果而使之成为一个敌人，这就太可怕了，所以决定去结交。
大陆上的弹道飞弹是谁弄出来的呢？是两个姓钱的搞出来的，负责搞原子弹核弹弹头的是钱三强，负责搞运载火箭的是钱学森。
钱三强是钱玄同的儿子。
钱学森是蒋百里的女婿，金庸的表姐夫。
钱学森是杭州人，一九一三年生，一九三四年毕业于上海国立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一九三五年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航空机械工程和航空空气动力学。一九三六年得硕士学位后，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九三九年得博士学位。
在航空工程方面，加州理工学院地位极高，该院的封卡门先生（Dr. Theodore von Karman）是当时全世界航空学方面的权威，在空气动力学上的造诣举世无双。就是由于这点，钱学森才转到加州理工学院。他先是天才教授封卡门的学生，之后慢慢成为科学兄弟，“凡是封卡门教授在空气动力学方面的每一创见和革命性的发现，都几乎同钱学森分不开。”后来钱学森还进而修正了封卡门的某些公式，成了世界上著名的空气动力学权威和弹性力学专家，对喷气火箭推进机有极高深的造诣。
一九四三年，钱学森加入美国军事科学研究的行列，表现卓越，大战结束，他被任命为美国国防部派赴德国调查火箭设备的科学考察团领队。美国国防部和空军部称赞他成绩优异，颁发他“国家服务优等勋章”。空军部又颁赠他奖状，说明“自一九三九年九月至一九四五年九月期间，他在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实验室担任高级顾问时成绩卓绝。”美国科学研究发展局赠给钱学森一张特别证书，说他“在参加国防研究会科学研究发展局所计划的工作中，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了成功的贡献。”
当时，人们已经把钱学森列为美国十大尖端科学家之一。一九四六年，在他荣誉的巅峰时，他的“硕士母校”麻省理工学院礼聘他回去任教。他在美国多年，并没有忘记故国家园，一九四七年暑假他回到中国，在上海跟蒋英小姐结婚，也想在中国定居下来。有人推荐他当母校交通大学的校长，教育部官僚部长朱家骅不答应。这位白痴部长不答应的理由是嫌钱学森“不德高望重”。于是，在那年的九月二十六号，钱学森带了新婚夫人歌唱家蒋英又离开中国。
这位在国民党大官僚朱家骅心目中“不德高望重”的钱学森重到美国后，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都争着聘他去工作。两个著名学府都设有古根罕基金支持的喷射推进中心。他决定到加州理工学院担任喷射推进中心特级教授后，该院和普林斯顿大学的两个喷射推进中心联合拨五十万美元作为他七年研究的基金。
就在他正准备踏进一个未知的世界——超音速时代的时候，一个未能预知的迫害以超音速的速度套到他头上。
一九四九年九月，苏联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打破了美国独占原子弾的局面。
一九四九年十月，国民党大败而逃，共产党席卷了整个中国大陆。十一月，美国的Alger Hiss在受审时承认在国务院工作时是共产党间谍。
一九五〇年一月，英国宣布英国高级科学家Klaus Fuchs博士曾经把英国一些原子科学秘密交给苏联。
美国参议院中最投机的参议员是精神病政客麦卡锡。他嗅到美国有一点恐共的味道，就在一九五〇年一月向共和党妇女轮子俱乐部演讲时宣称他手头有一份两百零五名在国务院工作的共产党份子名单。在他故意推波助浪下，一时恐共之风渐渐弥漫全国。后来他虽然在全院一致的痛责下结束了政治生涯，但是当时他的投机胡闹和愚蠢已经造成伤害。伤害最先降到“非白人”身上。
一九五〇年六月，钱学森接到通知，他的安全证被吊销了，从此不准再接触跟美国国防科学有关的知识和工作。对钱学森来说，这是极端严重的打击与侮辱。愤慨与痛心之余，他决定离开白人的国家，回到自己的故乡去。他向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订了全家到香港的飞机。在离开美国的前几天，他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去看几个朋友，其中一位是金波尔（Dan Kimball）。金氏是民主党人，也是一位自由主义者，时任海军部次长。他也认为投机政客麦卡锡所弄起的狂潮是一种愚蠢的行动。他很同情钱学森的遭遇，准备以他的影响力帮忙恢复钱学森的清白。可是一听钱学森要回到与美国为敌的中国大陆去，这位自由主义者就显出了原形，原来这位自由主义者只喜欢美国喜欢的人有自由，不喜欢美国不喜欢的人有自由，因此他认为钱学森的自由是对美国一大威胁。钱氏一走出他办公室，他马上通知美国司法部不能让钱氏自由离境。
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三号半夜，钱学森所搭从华盛顿起飞的班机飞抵洛杉矶时，他一走出机门，一个美国特务走过去递给他一纸通知，禁止他离开美国。九月六号下午快到五点的时候，两个特务带着手枪和手铐把他从家中逮走。十一月十五号，法官Roy Waddell和检察官Albert Del Guercio在洛杉矶开始审问钱学森，一九五一年二月再审，隔了两个月又审。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六号宣判：
“钱学森身为侨民，被发现是美国共产党党员之一，应予驱逐出境。”
加州理工学院院长E.C. Watson博士一直不相信钱学森是共产党党员，知道他是遭受诬害的冤屈。他后来回忆道：“这事一点证据也没有，可是他们还是不断地追究他……大家都为他抱怨。”
加州理工学院外籍学生委员会主席Horace N. Gilbert也回忆道：“钱学森一点也没有不忠于美国的表现。……美国以警察国家的方法对付他，对他的伤害相当大，使他觉得在美国不受欢迎是意料中的事。”
美国的司法部门判决他“驱逐出境”，美国的行政部门又不准他离境，把他软禁在家中，冷冻他的科学知识，使他落伍的差距加大。一直到一九五五年八月五号，美国移民局才通知他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三号不准他离境的禁令已经取消了，他可以离开美国了。
据说，美国突然准许他离境，乃是中共与美国“第三类外交接触”的结果。自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五年，美国与中共在日内瓦开始“大使级谈判”，美国要求中共把留在中国大陆的美国外交人员、教授、商人和打下来的空军飞行员送还美国，中共的一个交换条件是指名要原来在国民党官僚部长朱家骅心目中“不德高望重”的四十二岁科学家钱学森。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七号，钱氏夫妇带着六岁的儿子钱永刚和四岁的女儿钱永真，在两名美国联邦调查局人员的陪伴保护和监视下，从洛杉矶搭“克里夫兰总统号”客轮离开美国，十月十三号，自香港九龙坐火车到深圳，下车后走过罗湖桥，跨进中国大陆。一个欢迎代表团正在边界上等待他。团长是“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华罗庚。
台湾也有一个姓钱的科学家，叫钱思亮。他是美国依利诺大学毕业的博士。他是台湾的化学权威。在钱学森走过罗湖桥跨进大陆那一刻的前五年年底，钱思亮就当上台湾大学校长了。然而，在钱三强埋头努力搞原子弹核子弹的期间，在钱学森埋头努力搞运载火箭期间，“不德高望重”的钱思亮却埋头努力研究马屁精和新台币，结果害得国民党年年月月天天时时刻刻苦苦哀求美国当局答应让它买武器，买好武器，多买好武器。国民党自己不会造好武器，因为国民党只会造坏敌人，造出一个个“不德高望重”的坏敌人打垮它。“德高望重”的结果，就是如此，就是如此。
一九八四、四月二十六。
后记：
十二年前，在金庸先生所办的旧明报月刊中看到有关钱学森的文章，就想评论一下有关钱学森所代表的问题。现在才算暂时完成这点心愿。
头发政治述奇（孟绝子）
大清帝国打垮了大明帝国后，马上下令推行的不是满汉平等，不是耕者有其田，不是实现《礼运大同篇》中的理想，不是……都不是，而是实施“千分之四的戒严法”，要全国汉人男生把头顶四周百分之八十地带剃成不毛之地，只留下中央一点点，编成一条小辫子。
违令者砍头。
最初，清朝的“中常会”也许是真地只是要满汉一样发式，也许是真地单纯讨厌男生多发，也许是认为男生不应该常常为梳理头上众多的三千烦恼丝而心有旁骛。演变到后来，清廷就把男生“留发”看成破坏政府威信尊严和抗拒政府公权力的行为。
最初，汉人男生不愿剃头也许是出于向来的习惯，也许是为了一时的意气，也许是因为当时的反感，不管怎样，后来就演变成事关民族大义、民族气节、和民族传统精神等大问题了。
双方的心理和看法发展到这步田地，一切理性全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清廷认为男生留发就是涉嫌叛乱，于是就派警备总部的特务兵用刀去砍留发的头。男生则用大义、气节和传统精神奋起抵抗。民族大义、民族气节、和民族传统精神在文人的嘴巴上吹起牛来的时候是大中至正和至大至刚，一旦真碰上清廷特务兵的大刀，就无影无踪了。清兵砍掉一些汉人男生的带发脑袋后，剩下来男生绝大部份两剃相权取其轻，走“安和乐利”路线，剃掉头发，留住脑袋，一小部份则干脆把头发全剃光，去当和尚。
满清到中国来当家，是经过两道奋斗手续，第一道是占领中国的土地，第二道是占领汉人男生的头顶，抓住男生的小辫子。
清廷对汉人男生是实施“戒严发”，对汉人女人的头发则采取自由开放政策，不睬不理，长短鬈髻，悉听自便。
然而清廷没有兴趣做的事，清廷灭亡后兴起的北洋军阀却很有兴趣做。清廷重男轻女，只剃男生的头发。北洋军阀则重女轻男，专管女生的青丝，看到女生把头发剪成清汤挂面型，一旦心血来潮，轻则抓关打骂，重则砍头枪毙。
国民党的官员皆博学多才，皆精修诸子百家之学而成“浑家”，讲究兼容并包，兼容大清帝国的观点，并包北洋军阀的眼光，融会贯通后，专门坐在中学男生女生的头顶上吹毛求疵，耀武扬武，数十年如一日，有恒得紧。“反攻大陆”无望，没有关系；“光复大陆”绝望，没有关系；“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没有希望，也没有关系。国民党的心态是，“只要老子在位掌权当政一天，老子就要管你们一天头发，你们敢怎么样？”
演变到这个地步，同当年大清帝国一样，中学生“留发”在国民党的小心眼中已经成为破坏政府威信尊严和抗拒政府公权力的象征行为了。
大清帝国只管管男生的头发，“投入台湾怀抱”之前和之后的国民党则男生女生的头发全都要管。有人说，如果国民党把管学生头发所花费的眼光、心情、劳力和时间转用到正经事上去，也许大陆会丢至少不会丢得那样快，不会丢得那样稀里哗啦的。又有人说，如果国民党逃到台湾来以后马上放下屠刀，不再管学生的头发，不让学生心中冒火牛生气怀恨在心，他们在美国得到硕士博士后早已全部回到台湾，早已帮忙国民党造出飞机大炮坦克车飞弹和潜艇，早已协助完成了反攻大陆，国民党现在早已不再在台湾为党外问题大伤脑筋，而是早已回到大陆去安和乐利了，或在北京吃烤鸭，或在南京吃板鸭，哪里还会像今天这样在台湾一面干喊“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一面眺望着北京烤鸭和南京板鸭流口水呢？
雷震日记介绍及选注（胡虚一）
民国三十三年（一九四四）
虚一按：雷先生在民国卅二年（一九四三）所写的最后一天日记，是十二月八日。他中断记日记半年多后，才又开始写其民国卅三年（一九四四）的第一天日记，日期已是六月廿六日了。他在这一年的三百六十五天里，只写了十八天的日记，虽比一年只记五天的民国卅二年（一九四三），多记了十三天，但还是偏低的，难怪我和他谈起日记之事时，他也说“自己的日记，写得太少了，遗漏太多，不会是胡（适）先生说的写传记的好材料”。这一年的十七天日记，我都全部影印保存了。它们是六月廿六日到同月三十日。七月三日到同月十一日。七月十五日到同月十六日。八月一日。十二月卅日到同月卅一日。而这十八天的日记，上半年只有五天，下半年也只有十三天。以雷那时在有“中国战时国会”之称的国民参政会，当副秘书长兼议事组主任，更事之多，阅历之广，他一年只记五天和十八天的日记，真如他自己说的：“遗漏太多”了。现在连这很少的“五天”和“十八天”的雷震日记，都有被其家人保管不周，甚有失落之虞的可能，因此，我藏的雷震日记影本，就益有为他流传后世的必要了。下面便是这十八天的日记。
六月廿六日，端节后一日
重庆久雨，廿四日始放晴。昨日端节，依然热闹，下午情形尤甚。一般店铺均关门，大过其节也。
日日作日记殊不易，余时作时辍①。今后应努力继续作日记，但无价值之记事，大可不记。
今晨报载，敌寇逼衡阳，且放毒气弹，美国联络官已制有照片②。长沙甫于十六日失守③，衡阳又告危急。敌人来势凶猛，自不必说，而我军战斗力之衰弱，益为明显。国家预算，军费超过百分之七十，而士兵则吃不饭（虚一按：饭当为炮之误笔），穿不暖，上级官则吃空额，饱私囊，奚能冀士兵出死力以拼命？此次抗战最苦者，为士兵，其次为公教人员与下级军官。军队中之中上级馆长，则生活优裕，纵不贪污，亦食衣丰富。不虚报一缺额，恐无一个军队如是也④。
（虚一注言）
①“日日作日记殊不易，余时作时辍”二语，当可视为“雷震日记”常常中断的最好诠释。
②《刘编民国志》的民国三十三年六月廿三日（比雷日记日期早三天）日志，有一条记曰：“日宼沿湘江窜抵衡阳近郊。”同月廿五日（早雷日记之日一天）日志，有一条记曰：“日寇增援围攻衡阳。”同月廿九日（比雷日记之日晚六天），有一条记曰：“衡阳会战，日寇使用芥子毒气攻城。”
③雷在日记中说：“长沙甫于十六日失守。”但我查阅《刘编民国志》的民国三十三年六月十八日日志，记有“长沙沦陷”一条。雷记与刘志，稍有出入，只差一天。
④雷日记中记述“军队士兵吃不饱，穿不暖，上级官则吃空额，饱私囊”，以及又道“此次最苦者，为士兵，其次为公教人员与下级军官”等言，皆说的是最老实话也。
六月廿七日，天晴
昨日热甚，晚起风转凉，八时半即赴床矣。蒋主席昨在国府纪念周报告华莱士此行①，全为中苏关系。自本年正月，新疆为哥萨克问题与外蒙纠葛一事，苏联所取态度②，及苏日渔业问题之解决③，使日本知悉苏联不致构衅，遂由东北撤兵至华中华南，以造日寇此次之侵犯两点观之，苏联对中国之不好，苏趋表明化。最（虚一按：最为至之笔误）少苏联无意义援助中国。余尝言，中国开国以来之问题，为对日问题。今后数十年间，为对俄问题。日寇无一日不欲并吞中国，而中国政府当局及民间志士，无一日不考虑如何委屈求全以应付之。至七七事变，已至忍无可忍之最后关头，而战事爆发矣。今后日本当不成问题，最少在数十年间不足为患。盖我们已决定战争结束后，必须使日本没有武装。至我国与俄国，接壤达五千里以上。苏联自几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经过此次抗战，已变成为工业化的强国。而我国产业，本已落后，经过此次抗战之破坏，复兴尚需相当时期，遑论从头建设。弱国与强国之间，最不易处。今后对苏问题，如政府当局稍一不慎，随时可以发生纷争。据云史太林之为人，则有仇必报，观新疆问题，即可想象其余矣。故我国朝野上下，今后要把对苏问题，视为我国之存亡兴废问题，要从积极处着手，一变国民对苏观念，要全国上下对苏讲亲善。因我国一般国民，无论朝野，因共产党问题之累，而迁怒于苏联，故对苏感情并不好，大部分亦不甚了解苏联。今后必须一返（反）过去，方可以与苏联保持和平与友谊关系。华莱士副总统在其著《美国在太平洋的任务》（Our Job in the Pacific, By Herny Wallace）一书云：“中苏两国在亚洲大陆，相辅为用，相当益彰……。中苏两国，若有冲突，就会上了伺机而动的卷土重来的日本的当。况且中苏两国的袤长的国界，使相互信任，成为一种必要。”他并引用胡适之博士下面一段的话：
“我诚恳希望有这么一天会来到。那时中国和苏联可以并肩作战，不仅与共同的敌人作战，而且向今以后，在延长几达五千英里的共同国境线上和平相处。中苏两国，应该拟制一种和平，互不侵犯，相互援助，以及普遍安全的永久方案，多少和最近的英苏同盟条约相似。加拿大和美国间三千英里国境线的历史实例，是中国和苏联为我们的相互利益所应仿效的。为了亚洲的和平与繁荣，这占了大陆四分之三的两个大国家之间，应该有这样的相互谅解。苏联人民宁愿抑制自己，不来干涉中国内政，这里表现了他的友好态度。”④
我们今日要感谢华莱士先生此行的盛意，要牢记华胡两先生的佳言而均该积极，使这两个国家和平相处，然后中国方谈得上工业化与建设一个强大的新中国了。不然，天天只顾到对外问题，而就不能安心于对内建设了。
（虚一注言）
①华莱士是美国副总统。关于华莱士的来华访问，《刘编民国志》的民国三十三年六、七月的大事日志内，有颇多记载：其一是十八日：“美副总统华莱士由西伯利亚飞抵廸化。”其二是二十日：“美副总统华莱士偕随员范宣德，拉铁摩尔，哈查得等飞抵重庆。”其三是廿一日：“蒋主席接见华莱士，作首次谈话。”其四是廿二日：“蒋主席再度与华莱士谈话（关于中苏关系，及中共问题）。”其五是廿三日：“美副总统华莱士接见中外记者，谓与蒋主席晤谈三次，希望中国成一康乐之国。”其六是廿四日：“华莱士离重庆（蒋主席与华莱士自廿二日起至本日止，共谈晤五次。）飞昆明。临行发表书面谈话，谓：‘中美两国决心尽力互助，积极进行对日作战。’”其七是廿七日：“美副总统华莱士由昆明飞抵成都。”其八是卅日：“美副总统华莱士经昆明、桂林、成都，飞抵兰州。”其九是七月二日：“美副总统华莱士离华返美。”由上引录各条记载，华莱士及其随员一行，于民国三十三年六月十八日飞抵新疆廸化，到七月二日离华飞美，访华期间，共有半月。雷先生告我：华莱士在重庆时，也和其他党派人士晤谈，自然包括了共产党的周恩来等人，还访问了“中国战时国会”的国民参政会。华莱士到昆明时，并特抽时到西南联大参观。
②关于雷日记所记“自本年正月，新疆为哈萨克斯坦问题与外蒙纠葛一事，苏联所取态度”之事，我查阅《刘编民国志》书上，亦有记载：其一是民国卅三年三月二日日志：“苏俄飞机及外蒙军协助新疆哈萨克斯坦叛变头目乌思满，攻击新疆阿山之青河、乌河。”其二是同年同月三日日志：“苏俄飞机又自外蒙古方面侵入新疆领空侦察。”其三是同年同月十日日志：“俄机轰炸阿山我军。”其四是同年同月十三日日志：“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国桢接见苏俄大使潘友新，对苏俄飞机侵犯我新疆之不法行为，提出抗议，并请调查与防止。”其五是同年同月二十日日志：“苏俄飞机自二日起迄本日止，连日自外蒙古侵入新疆承化、奇台一带上空，向我剿匪（虚一按：此匪指新疆哈萨克叛徒）部队轰炸与扫射。同时，中共在陕北秘密集中部队，准备利用时机，实行其袭击兰州或西安之阴谋。”其六是同年同月卅一日日志：“苏俄大使潘友新向我外交部提出无理声明称：‘新疆军队追缉哈萨克斯坦人民，有侵入外蒙领土之情事，苏俄政府根据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二日与蒙古所订之互助条约，不得不予外蒙以一切援助及支持。’”（虚一按：我政府外交部——部长为张群——对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二日苏俄与蒙古所订互助条约，曾于同年四月七日，向苏联表示严重抗议。但两日后，苏俄复我扰议，谓“俄蒙条约未违背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五月三十一日之中俄协定”云云。而民国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之“中俄协定”，则系由北京政府所派代表顾维钧，和俄方代表加拉罕正式签字。中俄国交，乃得恢复。凡上虚一按语，均根据《刘编民国志》一书所载。）
③雷日记中言及“苏日渔业问题之解决”云云，我查《刘编民国志》上，亦有记述。该志民国三十三年三月三十日日志，首条记载云：“苏俄与日寇签订协议，规定北库页岛日本油矿煤矿租借权，移交苏俄；并将‘苏日渔业协议’再延长五年。”
④雷已忘记华莱士书中引用胡适这段话的出处。我推想这段话，大概是胡任驻美大使时，在美作的一次演讲吧？但雷又说；胡先生这段话中对苏联的看法和态度，到了后来他和国立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虚一按：周和雷早在1928年的国民政府法制局——局长是王世杰——同事时，便是好友了），讨论国际问题时，大大地改变了。这时胡根据若干发生的事实，已认定苏联是个侵略国家，中国不能与之和平共处了。雷先生并告诉我，说胡先生写给周鲠生讨论国际问题提及“苏联是个侵略国家，不可能与中国和平共处”的那封信，曾被收辑在以《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一本小册子里。这本小册子，是由“自由中国”社作发行的丛书之一。
六月廿八日，天晴
敌人进犯衡阳，已在城郊激战，传谓机场已失。下午开财委会。据李倜君处接到胡迈①于十六日自耒阳②来函，仍抱乐观，并谓敌人之企图在长沙。省府是否迁桂阳，现在尚言之过早，可见其乐观之程度，与军事长官判断之错误。语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如此之不知彼，焉能奚其战胜。近年军事人员之窳败与贪污，百倍于文官，军事如不调整，反攻之困难必多。今日军事人员多忽略本身工作，如军队训练等等，而致力于本身以外之工作，如经济建设，植树修路等等。汤恩伯在河南之失败者在此。而河南民众抨击其失败，谓由于营商致富，贪污要钱等等者非也。部下或有要钱者，如恩伯则绝对廉洁，其今日之生活，仍如学生时代之学生，生活朴素，毫无一点嗜好③。
（虚一注言）
①雷先生告我，胡迈是湖南人。那时是湖南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
②耒阳县，在湘南粤汉铁路线上。为湖南省的战时省会。省政府等机关，均疏迁在此。
③雷震和汤恩伯，两人是浙江同乡，又都是日本留学生。只是雷学文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汤习武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而雷比汤早到日本留学数年，留学时间，亦比汤久也。雷汤自留学日本相识订交，私交甚厚，数十年未减。雷先生告汤在河南时，为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集团军总司令。而五战区司令长官，则为桂系首领的李宗仁。因雷对汤知交甚深，故其对汤个人之操守廉洁，一向极力辩护。雷和我谈日记到记汤事时，亦向我多所说明。
六月廿九日，天雨
重庆惟近在夏初以后，雨水太多。下月中旬以后，正需要雨水之时，恐天将作旱。依过去之观察，在四川一省，每年雨量，恒有成数。川东地多雨，川北必旱。又同一地方，而在某一季节雨多，则次一季节必少雨。河南及湖南失陷后，影响于食米甚大。今年如何艰苦渡过？实有赖于全体上下之咬定牙根！行百里者半九十，今日正是到了这个地步。
谷锡五兄又辞职①。本会近来人事失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此下去，到大会时期，问题更多，不胜可虑。
华莱士先生系一农业专家，任罗斯福总统任内农业部长八年。他对于工业与农业相依相存之关系，说得更明白。中国人现在高唱工业化，实际上中国今后亦非走上这条路不可，故华莱士先生给我们的几句名言，我们格外要记清楚：
在亚洲的农业情况之下，需要有四五家农人方能供应他们本身和一个城市家庭的食物。这恰恰是我们在一百五十年前，美洲所达到的阶段。在今天的美国，一个农家生活的食物，除供应他全家外，还可以供应四五个在城市居住的家庭。这样一来，美国的农民便解放出许多人力去参加工业，运输，和其他服务，并且有购买力来购买一些进一步增加他（们）的农业效率的货品。美国今天所以能有这样庞大惊人的力量，就是因为美国农民有如此高度的效率。同样的，如果亚洲的工业化，可以提高一般人的生活，他也必须靠农业效率的增加，使他们有充分的购买力来支持东亚人民翘首企业的工业化。战争对于太平洋区域中各地人民的危险作用，就是可能使他们以为工业化容易实现，而不知道有效的工业化，如何依赖于农业的改进。
工业常常集中在城市方面。那里有大量的低贱劳工。有了贱价的劳动成本，于是可以生产制造品销行国外；同时从农村购买食物来供应城市的劳动人口，周围的农产区完全享受不到这种不平衡发展的利益。不但如此，农民即使有能力从城市方面大量购买一些制造品（往往是采取信用借款方式）。结果也是吸尽农业区域的资本，更进一步使民众趋于贫困。这种农业区域，处于原始的生产状态之下，自然要成为社会不安和革命的产床。遭受这样剥夺的人民，会变成抱有政权和征服欲望的独裁者的现成工具，而这种情势，又会促成侵略和战争，不仅在太平洋区域以内，而且在全世界爆发。
为了和平，以及东亚人民一般幸福的有秩序的提高，把工业化的基础，建立在不仅农民效率，而且土地效率的全般增进之上，是特别重要的事。……”②
（虚一注言）
①雷先生告我：谷锡五是老北大毕业生，但不知是否为王世杰任教北大法学院的学生？不能确定。谷当时是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的秘书，专办秘书长和副秘书长交办的重要公务案牍之事。雷又告：谷在民国卅八年（一九四九）大陆赤沉之时，以衰病之身，陷落大陆，后逃香港，由他相助，始来台湾。谷后来病死在台湾。
②雷先生在日记中引录华莱士的这段名言，并未注明出处。我整理读及于此，再向他探询出处时，年老的他，也只摇摇头，说不出来了。我揣想，这段话可能是华莱士来华访问期间，所作演讲中的一段话，或者是雷引录自华莱士著作《美国在太平洋的任务》书中的一段言论。关于华莱士此书，前面雷的六月二十七日日记中，已提到，并也有引录书中的话。
六月卅日，天雨
今日天又雨，胸部闭塞。重庆天气之恶劣，甚使人受不住。本会谷锡五兄又辞秘书职，经力子先生①一度挽留后再上辞呈。今日力子先生又批明“仍退回”。闻文书组职员因同情锡五之态度而普求□去。此事恐又弄僵，故函顾粲②劝阻，不悉能否生效？晚间应李甬言先生宴，有五位外国人，内有花旗银行代表阿君，来华已三十余年，中国话说得很好，又喜食中国饮食及喝绍（脱一兴字）酒，而酒量亦甚宏。
华莱士副总统在成都张主席宴会上③一再说：“在现代情况下，农业的改进，必须和工业的发展，齐头并进。”又云：“一百年以前，美国要五家农户，才能生产得出一个城市家庭所需要的食物。现在只要一家农户就可以供给四个城市人家的食物；换句话说，今天美国农民的效率，比他们曾祖父大了二十倍，这一种农业效率的长足进步，是美国具有伟大工业效率的一个基本条件。关于中国农村和城市的关系，照一般说来，目前的关系和一百年以前的情形，很相近似。不用说，中国现在进步起来，一定比美国在一百年前开始进步的时候，要快得多了。因为中国可以得到我们的经验，以及其他国家像苏联的便利。”
晚十时半过江，十一时许到家。（待续）
（虚一注言）
①力子先生即邵力子。雷先生告邵力子于民国卅二年（一九四三）元月里，请辞驻苏大使奉准返国，回重庆后不久，即继王世杰出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其所遣驻苏大使职务，则由傅秉常接任。
②雷先生告我，顾粲是国民参政会议事组的同事。时雷以副秘书长兼议事组主任。
③关于华莱士访华的行程，可参阅前面六月廿七日日记的“虚一注言”之①。华莱士在成都张主席宴会之张主席，即张群。
我的牢狱之灾（胡虚一）
五、侦讯的笔录、结案的自白
四月十二日到十六日，一连四天，保安处指派承办我“涉嫌叛乱”的“法官”尤元章上校，都来到我住的第三号侦讯房间，正式开始向我展开侦讯案情的工作。这四天里，每天都是上午四小时，下午四小时。尤上校白天上班的八小时办公时间，可说全部都耗用在侦讯我“涉嫌叛乱”的案子上了。这四天的头两天里，侦讯重点，着重在尤上校和我开门见山直截了当，详谈所谓“涉嫌叛乱”案情的真实内容，亦郎因我知闻而又败在被我识破的一件所谓“除三害”的意图行刺政府首长（当时总统蒋中正，副总统兼行政院长陈诚，和业已掌握军队政工，情治宪警特工等实力大权于一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长兼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主任蒋经国，因为三人，故谋刺计划，被策划之始作佣者，称之代号为“除三害”）的荒谬密谋。尤上校和我，两人就此一图谋行刺两蒋一陈之所谓“除三害”计划之如何开其端，其后发展过程，以及被我得闻并识破，终使其功败垂成的种种经过情形，先作广泛而深入的详谈。（自然我们也会在详谈的事实中，为了两人对某一点的看法不同，所持论点相异，致生辩论；而我更为尤上校在早侦讯鱼饵李君时，先听估了李要栽诬殷海光和我的片面供述，又不得不为殷海光和我自己之被李君栽诬，和尤上校发生了相当激烈的辨诬争论。）然后再就经过两人详谈争辩过的此一“企图行刺密谋”之事实内容，采“尤法官问，我叛乱嫌犯答”的对谈方式，由尤笔记后，再经我过目，签字按手印后，便成了所谓“案情侦讯笔录”。而在尤作“他问、我答”式的“侦讯笔录”之际，为了“某处不应这么记”，“某事不可这么记”，“我这样讲的为何没有记”，“我那么说的，你记得不对”等问题，乃至“字句之斟酌”，两人还有不少争执。自然，我们在对这些笔记和字句斟酌上所发生之争执，无论如何，我是争不过尤上校的。理由非常简单，因为他是保安处派来侦讯我“涉嫌叛乱”的“法官”，而我是被保安处以“涉嫌叛乱”捉来接受他侦讯的“阶下囚”。因此，我认为不应记的，他还是记了。他要记的，我再激烈反对也无用，他照记不误。我讲的他没有记，我再坚持要他补入，他不补入，亦奈何他不得。他记得不对，我坚决要他改错，他不改正，我又能拿他如何。最后他记完了，强邀我在最后一张十行纸上签名按手印，在他连劝带逼，连声“事到于今，务请胡先生与我们合作，不合作也不行呀”的坚持强邀下，我感到有种“不签名按手印，可能无法罢休”之势，于是便“签名按手印，与之合作”算了。至此，我方领悟到古书上所记李斯害其同学韩非下狱后，所言“死囚不得上书”云云的话，是个什么滋味了。而孔子告诉其弟子之言：“苛政猛于虎”，当更是很富有人生阅历的经验谈了。
四天中的后面两日，便是“法官”尤上校，要我就前两日，他和我详谈的，并由“他问、我答”，再由他笔记的那件据作我“涉嫌叛乱”的“意图行刺”之“密谋”事儿，由他在旁指导，由我执笔为文，再写出一个“自白”来。这便是我这个被收押在保安处的“叛乱嫌犯”，在“法官”要求下，向他们所写的什么“自由意志”的“自白书”了。我在这两天内，埋首茶几，用“法官”供给的十行纸和墨水钢笔（我的钢笔，于初来之夜办收押手续时，被亲办收押我手续的池队长收去保管），苦写我“涉嫌叛乱”的“自白书”，一张一张地写下去，直到先经尤上校过目，认为所写不需再改易稿，方算定稿。故我的这份记述据作我“涉嫌叛乱”的“行刺密谋”事实之“自白书”，现已记不清写了多少张十行纸。自然我所写的，一改再改方符“法官”心意而得其认可的“自白书”，“法官”更不会让我私留底稿下来的。现在我只能记得，我这份写了改，改了再写，一而再，再而三，方算定稿的“自白书”，共写掉了两个白天，大半个晚上，可谓写得相当艰苦。古人有言：“事非经过不知难”。没有在台北市西宁南路的保安处，当过“叛乱嫌犯”，写过所谓“自白书”的人，自会不如我更能体味这句古人之言的深切了。等我在最后修改的“自白书”的最后一张十行纸上，签上我的姓名，按上我的指印，交给始终在旁亲加指导的“法官”尤上校收去，他对我“涉嫌叛乱”的侦讯工作，才算是完全结束。此即我目前向看守所所长周少校请教时蒙他相告的所谓“结案”。
现在，我就二十年前，以“叛乱嫌犯”之身，在被押在警总保安处侦讯房间接受侦讯之际，与其“法官”尤元章上校所作案情对谈，及由尤所作笔录，与夫尤上校命我，且在一旁监督指导，我方能写得出来的所谓“自白书”，分别举要，忆记如次：
甲、对谈及其笔录部份
下面便是保安处之所谓“法官”尤元章上校，和我两人，在该处留质室的第三号侦讯房内，就视为我“涉嫌叛乱”的所谓“除三害”行刺密谋，所作对谈的记要。这些“对谈记要”，自也都由尤笔记下来，便成了我这个“叛乱嫌犯”，接受其侦讯时之所谓“口供笔录”矣。
尤：“你何时认识殷海光的？两人交往清形如何？请说详细点。”
胡：“民国三十八年七月底，八月初，我以流亡学生，随军来台后，即投笔从戎了。那年十一月创刊的《自由中国》杂志，在我服务的陆军第九十九军工作单位，都可看到，而且还是由上级机关如台湾防卫司令部的政治部赠阅的，但份数不多，只有军司令部的高级官长，方可阅到。本人初入军营，虽是‘从戎’了，但未真‘投笔’，还只替军务甚忙的长官，做些文牍笔墨工作，兼当长官孩子的家庭教师①，故我有缘也能看到只有高级长官方获赠阅到的《自由中国》。那时我就读到殷海光发表在该刊创刊号上的第一篇文章了。次年元月间，我奉召到凤山陆军储备军官训练班第一期受训期间，班里的阅览室，《自由中国》杂志，是公开陈列，供学员阅读的，我们受训的学员，还以为胡适雷震等人办的《自由中国》杂志，是政府给他们经费，替政府宣传民主反共，鼓舞民心士气的半官方刊物。而我受训的那一中队，绝大多数的学员，皆为投笔从戎不到一年的大陆流亡学生，收操下课之余，不像别队的人，多爱上福利社，而是多到班本部的阅览室去看书报杂志，自又以争读文字较有深度的《自由中国》的人为最多，我便是其中之一个。可见《自由中国》上的文章，当时在我们这批被人视为“孙立人将军麾下新军基干”②心目中的分量。尤其有位来台的捷克反共学者乔治教授，曾由当时陆训部副司令贾幼慧中将，陪来我们训练班，对我们全体学员演讲的全部演讲词，也都全文刊在我们争读的《自由中国》上。所以我们那时，便认为《自由中国》上的文章，算是第一流的反共文章了。而殷海光的文章，几乎每期《自由中国》都有，而我自然也每篇都看。所以我还未认识殷海光以前，我对他发表在《自由中国》上的民主反共文章，就早有深刻印象了！”
尤：“来，请抽支烟。就这样地讲。讲得很好。”
胡：“民国四十一年秋，我由驻防彰化的陆军野战部队，奉调到台北的陆军总部做幕僚业务工作。那时陆总的图书室内，《自由中国》杂志，也是公开陈列供官兵阅读的。我自然也读《自由中国》，也读殷海光发表在该刊上的每一篇文章，特别是其精辟的书评文章。我自奉调陆总服务之年，到民国四十四年七月底奉准脱离军职之前一年，我为了准备参加高考，曾商得我的主管上司之同意，及一位爱护我的长官③的批准，许可我在不耽误要公之下，每周可往台大文法学院，去旁听一些我欲求知的课程。我旁听了殷福生先生的逻辑课快一年，竟还不知教逻辑的殷福生，便是我常在《自由中国》上读到的一位文章作者殷海光。直到我离开军中，教书以后，第一次认识殷海光时，方知殷海光便是我早因听过其逻辑课而认得的殷福生。”
尤：“讲得有味。我们休息一会再谈。”
胡：“好的。”
休息约十来分钟，对谈又再开始。
尤：“胡先生刚才已讲到知道殷海光和殷福生是一个人了。”
胡：“我和殷海光由相识到相交，那是我利用教书余暇，开始向《自由中国》投稿发表之后。而我教书，由台湾东部而南部，再转到北部以后，由于在《自由中国》，和香港的《祖国》、《自由人》等刊物，发表拙文渐多，而发表出来的拙文，也颇受殷海光的看重和赏识。于是我们便由‘以文会友’，而进入交往渐多，私下很谈得来的好朋友了。但也正因教书余暇，多写了点忤逆当道，惹人讨厌的所谓‘反调’和‘谬论’，这个时候，我也和殷一样，渐变成当道讨厌，特别是被一般人所害怕的所谓‘特务’注意的‘问题人物’了。两年多前，‘雷震叛乱’案发生之后，我因为《自由中国》社办结束，而和门可罗雀之雷家殷家，乃至南港的胡适先生处，走动颇勤，故益加成为所谓‘特务’暗中跟踪窥探的可疑对象。而自‘雷案’发生，《自由中国》停办后的殷海光，早成为人所不敢接近的‘危险人物’，精神被人封锁，长期遭受困顿。这时候，只有我仍常去其家如恒，他有什么事，我也不避他来找我。两人真的成为患难相扶持的莫逆之交了。我想，我和殷海光以后的交往，特别是‘雷案’发生，《自由中国》停刊以后，直到我被你们捉来，这两年多期间内的密切交往情形，贵处或早已有了相当的了解。上面说的，便是我和殷海光两人相识相交及交往的情形。说得应很详细了，未知贵官满意否？”
尤：“满意，满意。不过殷海光和你都是教书人，一为有名的大学教授，一为资深且亦到大专兼课的中学老师，你们两人又是怎么会认识那个失业且已沦为黑道混混的退役军人李英涛的？”
胡：“我之认识无业退役军人李英涛，是由于殷海光的介绍，自认识到现在，还未一年。自殷要他来看我起，到同年暑假，我将其骂走不再来止，我只和此人见过三次面。每次谈话，最多个把小时而已。而殷海光之认识他，又早我快一年。他们相识，无人介绍。是殷海光有次应其一位在南港肥料六厂图书室做事的学生之邀请，前往作学术演讲时，正在该厂作工之李君，过去因爱读殷在《自由中国》上的文章，兹闻殷来公开演讲，乃慕殷之大名，前去听完演讲后，由他向殷自我介绍，并向殷表示仰慕之深，殷才认识他的。这是殷海光告诉我的。后来，殷要李来见我，我问他如何认识殷海光时，他说的和殷告我的，大致差不多。惟李说‘那次认识后，他要请殷在南港租宅吃便饭，被殷谢绝’云云的话，殷告我时，没有提到。”
尤：“我现在可以告诉你，常到殷海光家向殷请教，以及也到过你学校宿舍找你的那个李英涛，已在今年的元月里，被我们捉来了。他来之后，和我们很合作，已把他和殷海光相识交往，以及后来认识你，三人共商谋刺总统副总统及蒋经国的所谓‘除三害’密谋事件，完全写在他的‘自白书’内。他的‘自白书’，写得厚如一本小册子。而且他还很坦诚地向我们表示：他愿承担此一行刺密谋事件的一切后果责任，但他也须将曾和殷海光与你密商过的此谋事实，向我们交代说清楚不可。”
好一个“他也须将曾和殷海光与你密商过的此谋事实，向我们交代说清楚不可”！我听到这里，才猛觉到我曾提醒殷海光说过“此人想是来钓你这条大鱼的鱼饵，你得千万小心，不要被他钓上了”的这番话，于今看来，倒是真的被我料中了！我对殷海光这位大哲学教授，颇有“你真好糊涂”之感。这时，我对尤的问话，就已提高警觉，预备随时采取作必要之辩诬。
胡：“那位李君被你们捉来之后，也是由贵‘法官’负责对他侦讯？他向你们交代说清楚曾和殷海光与我密商谋刺事实的那本厚如小册子的‘自白书’，可否请你出示，让我先细加拜读一下？”
尤：“是，我也负责对他的侦讯。正因他和你都是由我负责侦讯的同案对象，所以他向我们详细交代此一密谋事实的“自白书’，基于我负责侦讯此事的工作立场，我不能拿给你看。我想以胡先生读书之渊博，学问之高深，当会明白我们侦办嫌案的工作人员，‘严防串供’的重要！”
胡：“我想请你出示李君的‘自白书’，让我拜读一下，只是请求，不是强求。能否出示，全由你了。我也只想把我知道的此一密谋事实，向你们作个实事求是的交代。因为在殷要他来找我的头一次谈话中，即已发现此人谈话不实在。我怕他在向你们交代事实的‘自白书’内，说得不实在，使你们受骗，误信他交代的话为真，更使殷海光和我，受他不实谎言之诬，那就很不好了。这是我请求你出示李君‘自白书’一读的原故。贵‘法官’是否再对我的请求考虑一下？我有什么必要要和他‘串供’呢？”
尤：“李君向我们交代的‘自白书’，是虚是实，有没有欺骗我们，我们自会细作辨别，只要你告诉我们关于此一密谋的真实情事，殷海光和你是否受到他的诬害，我们也能对比地辨明出来。所以务请胡先生能尊重我负责侦办此事的工作职责与立场，最好不要定要先看李写给我们的‘自白书’。”
胡：“我没有一定要看的意思，你不必感到为难的样子。我想请问李君的一事总可以吧？请你告诉我，李君也是你们据人密报，以他‘涉嫌叛乱’，才被你们捉来的吗？”
尤：“李君之被捕，确如你所问的情形。”
胡：“我想，那位向你们密报检举的人，即使我欲作探问，你也会基于‘为检举人保密’的义务，不肯告诉我的。但照李君被捕后向你们交代说清密谋事实的情形看来，我想殷海光一定是被他交代得最多而且又最重要的人，自然也是该被你们‘请’来这儿接受贵‘法官’侦讯的重要‘叛乱嫌犯’了。我被李君交代进案内来，不如殷海光重要，尚且被你们以‘涉嫌叛乱’捉来了，那么殷海光岂能有‘免于被你们以涉嫌叛乱捉来’之理。因此我敢请贵‘法官’明白相告：殷海光是否也和我同时被你们一起捉来了？因为他是有名的台大教授，也许你们把他安置在一个比我住的侦讯房更好的地方，和我们隔开，以便你们对我们各别侦讯时，避免‘我们串供’呀！”
我的这番话，说得尤上校听时两眼直向我眨眼皮。然后他向我作“人格保证”：“殷海光教授，绝对没有如你想像的那样，被我们捉来。他于今仍如平常一样，平安无事地住在他家里，每天去台大授课。”尤并请我相信他向我所作“人格保证”的答复，不要再为殷海光会被捉来，有所担心和疑虑。惟当时我对这位“法官”向我所作“殷海光未被捉，仍安然在家”的所谓“人格保证”，还是信疑参半。他“姑妄言之”，我“姑妄听之”而已。
胡：“殷海光既未被你们捉来，那我现在这里，就这所谓‘除三害’的行刺密谋事，接受你们的侦讯时，更是一人要当两人用了。如果那钓殷海光鱼的李君，在此欲将此图谋行刺之事的过失，栽诬于殷和我两人的头上，那么，我不仅要为自己辩诬，且更要为殷海光辩诬。”
尤：“我看胡先生还是只说你自己被涉及于这件行刺密谋内来的部份。至于李与殷海光两人交往在你之先快一年的接触关系，以及两人如何密谈此一行刺密谋的情形，你不一定完全知道得十分清楚，‘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你就无代殷海光作解说辩诬的必要了。”
胡：“我不以为然。若李和殷海光的交往和密谈行刺之事，殷不私下告诉我，我如何能够得闻此事。又若殷不要李来我学校宿舍找我谈，我又如何能够被李诬牵到这件所谓‘除三害’的行刺密谋内来，而被你们当成‘叛乱嫌犯’捉进来呢？更因此一所谓‘除三害’的行刺密谋，于殷告我不久，即迅被我识破为只是一个设圈套谋害殷海光的阴谋，故我对之，可说知之至详。如果殷海光本人被你们因此事捉来了，则凡李对他的栽诬，自由他本人去辩诬，我只辩李给我的栽诬。可是殷海光既未被你们捉来在此，则李某为推委罪责，对他的栽诬，我站在是他多年好友的立场，就更有为他辩诬的道义。老实地告诉你，去年这个时候，殷海光之把李与他密谈谋刺之事，私下告我者，即他于李告知企图行刺之事时，业已感到李某其人之言行，荒唐可虑，要找我共商对付之策也。”
尤：“胡先生这么说，颇难令我相信。殷海光既已感到李某其人之言行，荒唐可虑，他为何还要李去你住处找你谈呢？”
胡：“我必须要向你说明这一点：在殷要李来找我谈之前，他已把要李来找我的意思，早告诉了我，而且拜托我帮他观察一下李某其人之言行。因李告他是中校退役军官，当过部队营长。而殷也知我在教书以前，曾在军中做过带兵幕僚的事，军中的生活经验，比他丰富得多。李自然不知殷要他来代找我谈，正是殷要借重我也做过军人的经验，帮殷来对付他的一个对策。李某钓殷海光的鱼之失败，实由于我的军人见识阅历高于他，方能使我识破他钓鱼的阴谋之故。”
尤上校听到这里，曾垂头沉思良久，方再和我继续对谈下去。
尤：“据李英涛向我说，他最初之所以有萌行刺总统等的所谓‘除三害’之念，是在认识殷海光之后，在他们两人时相交谈中，受了殷作暗示的影响。”
胡：“这个情况，我不知道，殷海光也未对我说过。照李某如此向你们交代，他是在和殷海光谈话中，受了殷的暗示，方萌谋刺总统等所谓‘除三害’之念。你有没有详细问他：殷海光在和他谈话中，是怎样对他作暗示的？”
尤：“李说殷海光在几次谈话中，都对他说：‘于今的台湾，是被他们蒋氏父子，利用特务的横行统治着，致弄成我们遭受痛苦迫害，你失业，生活潦倒到这般光景。岂是我们这般无用的书生，写几篇文章，可以劝醒他们迷途知返的？我们的文章，写得已够多了，但有何用，反把雷震老先生等人写进蒋氏父子的监牢里去了。所以今日要挽救国家，不是文人写几篇文章，就可奏效的了。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一是学勇敢的韩国人，来个不怕流血的苦铁打（Coup d’e-tat）一是张良的博浪椎。’”
胡：“照李向你们这样的交代，岂不等于是殷海光在煽动李去干政变造反和行刺的事。这不仅是向他作暗示了。请问尤上校，李是民国五十年夏天，才仰慕殷海光文名，自我介绍，认识殷的。到民国五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胡适先生突然病逝以后，殷海光突然以李之所谓‘除三害’图谋行刺总统等三人事，告闻于我之际，李殷相识，还不到一年。而且在这不到一年之中，以我知殷海光家居的生活习惯，他不会接纳像李这样的无业退役军人，时去串他家门子，耽误他读书做事的宝贵时间的。这样，李去殷家和殷时相交谈的机会不多，他们虽已相识，但无论如何，说不上是无所不谈的知己深交。像这等煽动人去干苦铁打政变造反，和学张良博浪椎谋刺秦始皇的事，可说是玩命的，性命攸关的大事。殷海光就是至愚的书呆子，他也毕竟还是位执教大学多年的哲学教授；就是他对蒋家父子的特务统治再痛恨不满，他也不致愚蠢到竟煽动一个才仅认识，面谈没有多少次的无业退役军人李英涛，去干那种玩命的造反的苦铁打政变，和谋刺总统等三人的事。尤上校，你是位上校军官，当熟悉军情，现役军人，在今日台湾，尚难搞得成所谓苦铁打政变，何况这位业已解甲，做工失业之后，沦为黑道混混的退役军人李君，他有什么能耐，可以去干流血的苦铁打政变？所以李君向你们说的那一套话，就情理讲，是不可信的。至少我个人是不相信的。”
尤：“胡先生，你可以不相信李英涛说的，但你不能因你不信，就硬否定殷海光没有对李作过这样的暗示。而且这也不干你的事。”
胡：“尤上校，你既侦讯案事，则对一个人就关系其利害甚大之事，所作的供述，似也该从其是否合乎人情常理，去作一番考量和判断，总不能任由他怎么说，你就怎么信。若其说的，无损别人，那也罢了；若是损及别人，如李某说他之萌生谋刺总统等人之念，是由于得之殷海光的暗示，而听着又不作情理上的慎思熟虑，即加轻信，那对于被损害者的危险，真是太大了。”
尤：“照胡先生的意思，那“除三害’的行刺总统等密谋，全是那李某一个人的狂妄意图，似与殷无关了。”
胡：“事实正是如此。即是要说此一行刺密谋，与殷有关，那也是李某将其此种意图，到殷家向殷私下吐露，期望能得‘殷教授指导’以后的事。但那与李说他之初萌此事之念系受殷之暗示影响，便不可相提并论了。而且我还可告诉你，就在李将其个人意图行刺总统等三人之所谓‘除三害’密谋，向殷私下吐露，期望能得殷的指导后，不到一个月，殷便全部告诉我了，而且殷还把李送到他家，请他看的一份‘他为何要为国家除三害的理由及决心’的文书手稿，和附在此手稿内的好大一张李的全身照片，拿给我看。那份李要‘为国家除三害’的理由书，是李亲笔手稿，殷是李将之送来以后，才知李有此行刺意图的。而附在书稿内的那张李君全身大照片，背后还有李亲笔题写的一首五言绝句诗。前两句已不记得，这后两句则是所谓‘生平所最慕，荆轲与子房’。我当时看了，就觉得这很不对。而且照殷告诉我的，说李是退役军官，在军中即受到不少政工人员的迫害，终而气愤得提早退役。退役后在南港的公家肥料六厂做工不久，就因常看以前出版的《自由中国》等批评政府的刊物，受到厂内安全人员的注目，终被迫其去职，失业之后，生活十分困苦。他生活既因失业十分困苦，哪还有多钱，照这么大的全身照片，并在照片后面，题写诗句，送给殷教授留念。而且他在照片中所穿的新式西装，皮鞋也很高级，比殷和我等有份公家的固定薪水工作的老师，还要讲究。所以我拿着李君送给殷看的‘为国除害’书，及背面题写诗句的李君大照片，看了又看之后，便提醒殷要对此人，严加提防，以免此人是特务机关派来钓他的鱼的。说实在的，殷海光自告我李君意图之事时，由于我对他的提醒，使他对李君以前常来其家之种种谈话，开始感到疑虑不安起来。只以李君为失业退役军人，一时不便示以决裂，怕其卤莽滋事。而殷又以我颇有些军中做事的经验，便和我商谋对付李君之道。我以朋友家居生活，突然受到如此无谓的外人搅扰，而朋友又谋商对付之道于我，自愿帮此小忙；同时我也想看看这位李君的庐山真面目，更想看看他究竟还要对殷海光耍些什么花样出来。这便是殷海光要李到我学校宿舍来看我的真实原因。”
尤上校听了我颇长的述告，又垂头作思考状，并不断翻弄其卷宗内之资料。然后又再和我对谈下去。
尤：“据李英涛说，殷海光于收阅其相赠照片和其‘为国除害’文后、曾以‘自古燕赵多悲歌慷慨之士’的古人话，来赞誉他。李认为殷如此赞誉他，便是殷赞同他的‘除三害’。”
胡：“是否如此，我不得知。依我看来，即是有过这种赞誉，大概也是殷借古人语，对送题诗照片和‘为国除害’书给他的李君的一种敷衍。因为李送上门来请教殷海光的‘为国除三害’书文内，表露了他要行刺的心志；那张大全身照片后面，又题写有所谓‘生平所最慕，荆轲与子房’的诗句；而李是河北人，又正是所谓‘燕赵之人’。故殷海光看了他的‘为国除害’书，和题诗大照片之后，顺口敷衍他一句古人文章内的话：‘自古燕赵多悲歌慷慨之士’，也是有此可能的。若李认此敷衍之赞誉，便是殷赞同他去干其‘为国除三害’之事，那恐怕只是李君个人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而且赞誉一个人，和赞同一件事，是不同层次的两码事。譬如有人赞誉杨贵妃有‘天生丽质，倾国倾城’之美，是一回事；又有人骂杨贵妃是‘险些断送李唐江山给安禄山’的女妖祸水，则又是一回事。这两个不同层次的两回事，务请贵‘法官’明镜高悬，分辨清楚，不可将之混为一谈。”
尤：“不过，我认为殷海光是位有名的大学哲学教授，他于看了李送来向他请教的所谓‘为国除三害’文字和题诗大照片之后，不仅未立即当面斥其荒唐，反以古人说的‘自古燕赵多悲歌慷慨之士’，去赞誉他。这种赞誉，虽非一定赞同李去胡干‘为国除三害’之事，但对李君来说，至少也会发生一种鼓舞作用。胡先生以为我的看法如何？”
胡：“那是你的高见，我没有意见。不过，作为一个有名的大学哲学教授之殷海光，会不会去鼓舞一个刚相识不久，毫无深交，自动上门求教的‘燕赵之人’，去干那种‘为国除三害’，行刺蒋总统等的荒唐之事？我总盼望贵‘法官’，对此问题，能作一个很合乎情理的成熟判断。因此我伏请贵‘法官’三思。”
尤听了我“伏请他三思”之后，再又低下头去，不断地翻阅其卷宗内之资料文件去了。一会之后，我们又继续对谈。
尤：“殷海光将李送他看的‘为国除三害’文字，及题诗大照片，拿给你看，并和你商谋对付李君对策，大约在什么时候？”
胡：“大约是在民国五十一年二月下旬，胡适先生突然病逝之后不久。”
尤：“殷海光要李去你学校宿舍找你，让你好为他观察一下李是个怎样的人物，李第一次到你学校宿舍见到你，又是什么时候？”
胡：“大约在同年四月初学校放了春假以后不久。”
尤：“李说殷海光要他去见你，是要他和你谈谈‘为国除三害’的事的。而且他头次到你学校宿舍见到你时，他和你就谈到‘为国除三害’的事了。他还说，你为了谈话安全起见，谈话时，还开大了收音机的广播，以为谈话的掩护，又把蒋总统、陈诚，和蒋经国三人，依次编为‘一号’、‘二号’，和‘三号’，以避免谈话中，一再提到他们三人的名字，有所不便。情形是这样吗？”
胡：“我已告诉过你，殷海光虽由我的提醒，对李某其人之言行，已具戒心；但他仍以李是个失业退役军人，怕立即示以决裂，李会恼羞成怒，鲁莽滋事。因此已知李‘除三害’意图的殷海光，要李来看我时，自只能敷衍李说，要李来见我谈谈他的‘除三害’事，如何能把自己和我商谋对付他的话，向他讲呢？李第一次来我处时是晚上，我正在读书。他来时坐定，即向我侃侃而谈其所谓‘为国除三害’之事。当时，我宿舍住室的左右前后邻室的同事都在。我深恐这位不速之客，这样毫无顾忌地大谈其‘欲除三害’事，以及谈话中，不断地提到蒋总统、陈诚、蒋经国三人的名字，被邻室同事听到，甚不妥妙，所以我才一面打开收音机，以广播声响来混乱其对我的谈话，一面请他谈话提到蒋总统、陈诚、蒋经国三人姓名时，分别以‘一号、二号、三号’代之。这是我为了应付他在我宿舍房内高声大谈其‘欲除三害’之事，又不断提到二蒋一陈姓名时的一种不得已之措施。”
尤：“这么说来，李英涛第一次到你这里来，就和你谈过他的‘除三害’之事了。”
胡：“因李不知殷海光要他来我处，是殷请我对他这个退役军人，作番亲自观察的，他还真以为是殷要他来和我谈其图谋行刺之事的，所以他第一次来了之后，向我作了一番他个人的自我介绍后，即大谈其为何要干‘除三害’之事。”
尤：“李这次向你大谈为何要干‘除三害’之事，谈的详细内容如何？而你向他表示什么意见没有？”
胡：“他谈的内容，大致与他送给殷海光看的东西差不多。我因受殷之托，要亲自观察一下这个胆子好大、要企图谋刺蒋总统、陈诚，和蒋经国的退役军人的庐山真面目，所以我尽量让他多讲我听。我向他表示的，除了要他谈话时，不要直提蒋总统陈诚和蒋经国三人的名字，改以一号二号三号代表他们三人外，我还向他所说改换名字之事，表示了异议。他这次来我处谈其‘除三害’时，我向他表示的意见，就此两点。而他向我所说轻易改变名字之事，是引发我识破他来钓殷海光鱼阴谋诡计的开端。”
尤：“李对你说他改变名字之事，情形怎样？”
胡：“李对我个人自我介绍时，说他在军中，及刚退役之初，本名英韬。只因曾受人迫害，被送往火烧岛去过。火烧岛出来之人，对人印象不好，因此他就想改个名字，以便好谋工作。适好他有位昔日军中朋友，退役后曾在黑社会混得还不错的把兄弟穆万森，认识一位过去干过特务，于今也混成黑道老大的朋友，有办法能替他到区公所和管理户籍的警察单位，办好这件事。所以他就把国民身份证和户口名簿，都交给这位黑道老大，那人果然有牛皮，不到几天之后，便把他国民身份证上和户口名簿上的李英韬，改成了李英涛。我听他说请朋友替他很轻易地便把户籍上和国民身份证上的名字就改换了，真是说得有点离了谱，便向他略为表示了一点异议。我对他说：‘我们都在台湾住了多年，对到区公所户籍单位，申办户籍更正之事，最感手续多而又难办，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一般说来，我们对国民身份证上和户籍上记载的错误，要想申请改正，还得要凭原始证件才行。何况你还要申请改个名字，没有原始证件，能办通吗？就是你那位过去干过特务的朋友，替你去办，恐怕也得要看一看证件吧？’然后李又向我大为吹嘘了一番什么‘特务要办的事，没有办不通的’之特务朋友的能耐和灵光。我听了之后，心中暗想，我对殷海光托我当面观察‘李君如何人也’之事，经此一谈，大概可向殷有所交代了，故我于李首次来谈之后，便去殷家，向拜托我的殷海光复命时，即对殷说出我对李某其人的观察看法是：‘殷先生，我看李君极可能是个专来钓你这条大鱼的鱼饵。他的幕后策划，很可能是特务背景。他若有事再来向你教授请教，你可得特别当心才好’。”
尤：“胡先生有没有探问他，替他改换名字的那个曾干过特工的黑道老大，是叫什么名字？”
胡：“没有。因为我对其请人申办改换名字之事，已有异议的表示，如再进一步探问为其申办改名之朋友的姓名，可能会加深他对我探问的疑虑，所以不问。李现被押在此处看守所，你最好去直接问他，那替他申办改名的黑道老大是谁？”
尤：“李请人申办改名之事，对他和殷海光与你所谈过的‘除三害’谋刺之事，无甚关系，那人是谁，查明与否，亦无关系。”
胡：“上校认李请人申办改名之事，与李和我们所谈‘除三害’谋刺之案，无甚关系；可是我却由于他请人申办改名之事，引发了我对他‘除三害’是要套害殷海光阴谋之识破，关系可大得很呢！”
尤上校又无话可说，低头翻查卷宗资料文件了。
尤：“李英涛说，他有次星期日上午去看你，适碰着有几位男女青年，在你房内和你谈话。学生见了他来久坐不走，以为他找老师有事，便都告辞。其中有位身挂照相机的青年，提议大家在宿舍前面梯级上，和你合拍几张照片。其中有一张他们全体和你合影的，还是由那青年先调整好照相机的距离和光度后，再请李代为按钮拍照的。有这回事吗？”
胡：“有这回事，那是我以前教过的几位男女学生，有的业已大学毕业做事，有的还在大学读书，他们先和我约好在那个星期日上午，来我处看我，然后我和他们一起去逛基隆的山头公园，并请他们同去品尝有名的刁家牛肉汤食点。不料我的学生们来了一会，正谈着话时，穿得西装毕挺，皮鞋光亮的李君也来了。因他不知趣，来了就是坐着不走，我又不好意思请他走。致使我的学生以为他这位客人是来有事找老师的，便提议在宿舍门前梯级上，分别地和全体地，与我合拍了几张相，并改约他日再同游基隆公园后，都告辞走了。光由这件事看来，他这个自诩‘飘洋过海，世面见过很多’的退伍军人，其处世的通达，似乎还赶不上我的那几位年轻学生。”
尤：“李这次来你处，又和你谈了些什么呢？”
胡：“他这次来我处，谈话都是我问他的话多。我从他回答的谈话中，又发现他说谎吹牛，很不诚实。他向殷海光和我所谈之所谓‘除三害’行刺意图事，所以终败在我的手里者，主要是他以及他背后策划钓鱼的人，不料会半途遇到我这个‘拦路虎’的第三者，而且他们又对我这个半途拦路的第三者，过去也做过军人的经历背景，竟毫无所知故。所以李这次来，我便采取主动来向他作各种探问，终使他曾向殷海光说过的吹牛谎言，很多被我戳破。譬如我向他问说：‘殷教授告诉我，说李先生曾在军中做过营长，退役时，已官至陆军中校。不知你做营长时，是在哪个部队？”李一闻此问，神态顿形紧张，七扯八拉地支吾过去，我见神情说话如此，也就不再多所逼问。而且以我服务军中和各级军官同事接触之多的体认，一个在陆军部队做到中校营长职位的中级军官，一个带领过大数百名官兵的人，不论其待人处事，和谈吐风范，都该有些深度修养了。何至于会浅薄得如李君那样幼稚轻薄，才认识一个陌生的殷海光教授不久，便向他吐露如此性命攸关的所谓‘除三害’谋刺蒋总统等的意图呢？尤上校，你相信我们部队里，会有像李英涛那样幼稚浅薄的中校营长吗？”
尤听到此处，不禁好笑起来。然后他再听我讲下去。
胡：“再说他头次来，向我自我介绍，说他是第二次投笔从戎的青年学生。据我所知，这批大中青年学生，投笔从戎做青年军，是在抗战胜利以后，快到民国三十七年了。民国三十七年才投笔从戎当青年军的人，总不能一投军就当上军官吧！要能当上军官，都应在其来到台湾，在凤山陆军基地，受过一点军官训练之后。若以来台后即顺利当上准尉军官起，升级再快，无论如何，到李退役之时，也当不到中校，更无法当到中校营长。而部队中的一般步兵营长，官阶只是少校，中校营长，多属特种兵科的独立营长，更非无适合条件的中级军官，可以随便当上的。所以李去殷家，对殷海光说他当过中校营长，殷因无此军职人事经验，便信以为真了。可是李又对我这样说时，我因做过陆军总部的人事参谋，使认为他在乱吹牛皮。所谓‘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李君之所以在我这个‘真人’面前大说假话，主要是他来找我之前，没有搞清楚我胡某过去也穿过‘二尺五’的历史背景故。”
尤：“这样说来，殷海光若不遇到你，还不知要被李英涛的吹牛假话，骗到什么境地！”
胡：“就在这一次，我又识破李说的一个吹牛谎言，这个吹牛谎言，自也把对军情陌生的殷海光教授，给骗上了。”
尤：“李这个吹牛谎言，又是怎么回事？”
胡：“李这次来，将对殷吹过的这个牛，也对我照吹不误。他说这几年里，他每月至少要到台中市去探望孙立人将军一次。我假装惊讶地问他凭甚么特殊关系，可以每月探望孙将军一次？因为据闻非孙将军的至亲好友，不仅见不着孙将军，而且孙将军也不愿意接见。而李却告我，说他曾做过孙将军的卫士排排长，和孙有过非常亲近的特殊关系。这个特殊关系，又为那些表面是照料孙将军，暗底里实为监视孙将军的‘特务’所知悉，所以他才每月能顺利看到孙将军。我听他说做过孙将军的卫士排排长，我这个做过陆军总部人事参谋的人，自又要考验他一下了。我先问他担任此职时，是‘孙当司令官时期，还是孙当总司令时期’？他似乎感到有些不妙，答话有点结结巴巴了，说是‘孙当总司令时期’。这时，我就想对他的吹牛，稍作一点点破，便再对他说：‘李先生既做过孙将军的卫士排长，算是孙的贴身左右亲信人物了，那对和孙将军平日最常接近的幕僚人员，应该都认识的吧？’李感到有点不自在了，便说：‘胡教授④，时间久了，也许都记不起来了。胡教授也认识一些孙将军的幕僚吗？都是哪几位？说出来，看我还记得不？’我笑说，我认识的这几位，也都是和孙最接近的亲信幕僚，他这位卫士排长应该深刻难忘的。于是我便开出几位名单来问他：‘陈良埙和温哈熊是孙的什么人？龚至黄、钟自淦、李权、王筠，都是最接近孙的幕僚，他们又都是干什么的？你都认得吗？’这一问，使他的牛皮破产，狼狈不堪起来。我见他窘相毕露，为了不使他太感难堪，便故意将话题转到他那位沦为黑道人物的把兄弟穆万森，近因杀死歌女判处死刑，已被枪决的事上来。李一听我把话题转到穆万森身上来，他刚才的那副狼狈难堪窘态，立刻消失，又和我大谈起穆万森来。他先告我他和穆相识之八拜之交后，便对穆之近被处决事，大发感慨，说什么‘穆真糊涂，竟为一个烂货歌女依铭，而被处死枪毙，太不值得了’。又说什么‘真可惜了穆那一身了不得的国术武功’。再说什么‘穆也进过大学，可谓文武全才”。更说什么‘穆为人豪迈，是位最讲江湖义气的好汉侠士’。我听到他说这些，很感不满，乃驳斥他：‘穆万森于八德乡灭门血案，被判无罪开释后，并没有什么江湖朋友，愿意接纳他。他在走投无路，无处安身之时，幸有这位歌女依铭，尚念昔日相处的一段风尘情缘，接纳了他这个流浪汉，两人又在一起同居，由这位歌女卖唱赚钱来养活他。故这位歌女，对穆而言，可谓是‘雪中送炭’的红粉知己了。自然做歌女这一行的，难免会多一些男女关系，而她和穆也只是同居关系。穆竟不知体谅，反吃起干醋，而竟在该女和人跳舞时，跑去一怒将一个赚钱供养他生活的同居情侣杀死。像这样忘恩负义的无情暴徒，还配称得上是很讲义气的江湖好汉吗？真太丢江湖好汉的脸了！’李君见我批评了他的穆老大，不配称是很讲义气的江湖好汉，好像有些不服气，竟引述平剧戏里‘乌龙院宋江怒杀阎婆惜’的故事，来为怒杀歌女依铭的穆万森辩解。我更驳斥其非：‘那宋江在郓城县是有头有脸的大爷，他花了大把银子，把落荒他乡的阎婆惜母女救出了苦海。不久阎婆惜虽做了他的姘妇，但他又花了巨银，买下乌龙院，来养活他们。如果那私下偷野汉的阎婆惜，偷的汉子，不是宋江的徒儿张文远；又如果阎婆惜私通张文远的事被宋发觉后，那婆惜不拿着宋失落她处的一封私通梁山的来信，逼宋写了休书后，还要送官报案，宋江怎么会去杀她呢？就戏里乌龙院的故事看，宋江杀死那忘恩负义的阎婆惜，可说是硬被那偷汉的婆娘逼出来的。而你那位穆老大，出狱之后，无处存身，由唱歌赚钱的歌女依铭，念及昔日风尘旧情，接纳他，养活他，并和他同居一起。她并非穆的妻子，和他只是同居朋友的关系，穆并无干涉她私人生活及社交的权利，她亦无定要和穆同居并养活他的义务。他们的同居关系，自是合则留，不合则去。穆凭什么听到依铭在基隆某舞厅，和别的男人跳舞，就怒不可遏，跑去那舞厅，当众杀她十几刀，把她杀死呢？这样一个将有恩义于自己的女人杀死的杀人犯，还配称是很讲义气的江湖好汉吗？我这儿不欢迎这种忘恩负义的狗屁江湖好汉！’这时李又感到难堪起来。最后我颇不客气地请他离去，并直言告他，在他之前来看我的几位学生，原要约我同去基隆有事的，但因他来后不走，只得告辞离去。我这等于是向他下逐客令，他只得颇感狼狈的走了。”
尤：“李向你吹牛，被你戳穿，被你赶走后，他有没有再来找过你？”
胡：“还来过，但我都不在，没遇着，只在我房门缝，留张‘李英涛拜候胡教授’的字条。大概来了几次未遇着，所以他见到殷海光，还说‘胡先生的胆子小，怕和他谈除三害的事，都和他谈些别的不相干的事’。还说‘头次谈到除三害事，胡先生连三人的名字都不敢提，要以一号二号三号来代替’。更说‘几次去胡先生那儿，都见房门锁了不在家，胡先生是不是怕谈我的事，有意避着我’？殷海光听了，暗觉好笑。因李头次来后，我即把我对李的观察印象，回复了殷，并要他担心此人可能是有心图谋他的人，派来向他钓鱼的。这次李被我赶走后，我更将戳破李之吹牛，和为穆万森杀死歌女事所起的争论，都去告诉了殷海光，又要他特别提高警觉，最好遇李再到扣门来访时，即闭门不纳，或者请其太太，严词绝其再来。但殷还是以李为无业退役军人，即时决裂，怕其齿莽滋事，有所顾虑。”
尤：“李英涛被你赶出门后，去告殷海光，说你胆子小，怕谈他的‘除三害’，有意避着他。胡先生此时，是不是真如他说的那个样呢？”
胡：“这个人真是莫名其妙，他有什么好怕的，我要避着他？他常到人家去作不速之客，吵扰人家殷海光；殷以他是位受人迫害失去工作的无业退役军人，生活困苦，他又自称过去爱读殷的文章，殷才开门纳客接待他。谁知他竟就他要干‘为国除三害’的事，登门向殷求教起来了。殷和我商谋对付之道，殷请我对此人作番考察，看是好人还是歹徒。他来我处两次，我已戳破他的吹牛谎言，提醒殷要小心，最好闭门不纳，严词断其再来。则殷托我之事，已经办妥，就算了了，我还和他谈什么呢？再说这人每去殷家和两次来到我处，都是不速之客。殷在台大授课的时数少，在家时候多，所以他去殷家，都会遇到殷。而我在基市一中和兼课的世界新专的授课时间多，每个星期，除了星期日，差不多每天都在授课。星期日也有些私事待办，要来找我的朋友和学生，如不先约好，就可能吃上我的闭门羹。即以李君最后被我赶走的这一次来的星期日而言，若不是我留在宿舍住所，等候先约好来看我的几位学生，李来说不定还是遇不着。请贵‘法官’想想：即以李常去殷家作不速之客，和两次来我处的情形看，则他告闻殷海光要干的‘除三害’行刺之谋，自是李个人的意图。殷海光如何会有时间去找他这个并不熟识的退役军人，来到自己家里，商谈乃至教唆他去干这等亡命之徒的凶事，引祸上身呢？殷海光再是书呆子，也不会呆到这等地步吧！”
尤：“照胡先生说，殷海光对常去其家谈‘除害行刺’之事的李君，由于你的观察和戳破其吹牛谎言，业已感到疑虑和警觉；可是那李英涛却说，殷海光一直在鼓励他去干这件事。殷并说在他决心要干时，要派其学生来支援他。”
胡：“尤上校，我看这也只是李君自己想出来的说法，殷海光会说这种话来鼓励他吗？我觉得这个人这样自编自唱，自己荒乎其唐，不怕人笑骂不要紧，为何要把一个台大教授殷海光，也说成和他一样的幼稚荒谬可笑呢？我是完全不信的。”
尤：“我觉得胡先生看事太主观。对自己不信的事，就说没有，不是太主观了吗？”
胡：“我太主观了。那末上校客观的看法，便是信那李君说‘殷鼓励他干，并要派学生来支援他干’的话，为确实的事了。我要告诉贵上校一件事实，自‘雷案’发生，‘自由中国’关门以来，殷海光的学生，已没有几个人敢上他家看老师去了。即以前很敬重殷老师的学生，也都尽量少去，甚至殷有时托我去找他某位我亦认得的高足，到他家来办点买书代找资料的事，那学生都借故推托，不愿去。殷对其学生不敢去其家的情形，自亦清楚和能谅解。试想学生不敢去其家的情形，已是如此，那殷海光还会如李君说的，‘要派其学生去支援李干行刺除害之事’吗？不要说李某如此说是幼稚得可笑，即有人相信李这么说，也是幼稚的。”
尤上校像是被我重击了一下似的。对话停了一下。
尤：“胡先生是笑我幼稚了！”
胡：“不敢。我只向贵‘法官’说明一个我知的事实，使你不为李的谎言所骗。”
尤：“殷海光既未鼓励李去干行刺之事，更不可能对李说要学生去支援他干行刺的话，那李又为何去告诉殷海光，说他已向军中要好同事，借到手枪，决心要干了，且更带去拟好‘行刺完成决心自裁’的公告国人遗书手稿，恳求殷海光为他斧正呢？”
胡：“贵‘法官’此问，问得太好了。李自第二次来我处被我颇不客气赶走，后又来几次，都未遇到后，隔了很久没有再来。但他仍到殷家走动，并在殷海光面前说我胆小，怕谈他要干的事，并避见他。殷都告诉我后，我一笑置之。以为此人言行幼稚轻浮，牛皮谎言被我戳破，不会再胡来，也就事成过去算了。不料就在去年暑假快要结束之前，某日早晨，我在宿舍接到殷海光发自昨午的一封限时专送快信，信文内容，只有‘我有事要来和你一谈，请接信后，即到七堵火车站等我’的寥寥数语⑤。我接阅快信，即到七堵小火车站。不久殷到，我们便沿我学校侧边通校后小山路径，两人步行到吴国桢父亲的山麓墓园，详谈殷要和我相谈之事。这时我们所谈的事，就是李去殷家，告殷已向军中友人借到手枪，决心要干，及李请他斧正其所拟‘行刺完成，决自裁’的公告国人‘遗书’稿。殷并将李留放在他家的‘遗书’稿带来给我看，商谈如何对付。殷非常细心，还带了一副他在家做工时常戴的线手套来，拿‘遗书’时，都戴上手套，以免留下指纹在它的上面，他也要我戴上手套去翻阅它。我当时还笑他，要是早像戴手套看‘遗书’这样细心，何致会让这个莫明来历的无业退役军人，常闯家门。当我翻阅李拟‘遗书’到宣布所谓‘三害’之老蒋、陈诚，和小蒋的“祸国罪状”一项时，发现这一项目，他全空着，未写一字。我便诧异问殷：‘李为何写到这儿全留着空？是不是他留空下来，想请你殷教授，代他替要除之所谓三害，编织罪状，填写进去呢？殷听了哈哈大笑说：“李的意思，当然是这样呀！’其中又有一项李的要求，是‘要老蒋等三人，立即释放张学良，孙立人，和雷震三人’。但在此三人的名下，亦各留有很多空白处，也是留请殷教授代他想想三人对国家功劳事迹，填写进去。由李送请殷帮忙他补充其‘遗书’内容的情况看，可知殷这时已很明白这个‘遗书’，完全是有人利用李君作钓鱼饵，要来钓他咬鱼饵好上钩的了。殷问我‘怎么办？’我答之曰：‘你忠厚的作法，是等李某再来取回‘遗书’时，你一言不发地将原件退回给他。他见了殷教授在上面，未照其请求，帮忙写上一个字，就原件退给他，心里自会有数，就不敢再上你家，来向你讨教他的除三害了。另外一个警告性的做法，是李来索取其遗书，不予退还，对他明讲，请他送给你作写作资料用，并警告他不可再来你家胡言乱语，谈除三害的事，打扰你读书的工作。自然你也向他表示宽恕其受人利用的无知无识。’殷认为两法，都可考虑。但他后来兼采两法，各采用其中的一部份，即原件返还，又警告了李，故使感到恼羞成怒的李，在他家当场发生了言语冲突，李竟一反向来尊敬殷教授的常态，对其极为敬仰的殷教授，出言不逊起来，然后怒气冲冲地，出门走了。以后李就未再去殷家。又殷那次来和我在吴国桢父亲墓园商谈对付李君事时，也谈到李告他借到手枪，急于要干之事。我见殷海光怕李借枪出事，忧形于色，当时便以我在军中野战部队担任配备有军用手枪职务的经验，对殷表示我的看法，认为李不可能从其军中同事处，借到军用手枪⑥，以安抚殷，去其忧心。我告诉殷我这个看法的理由。因为军中的军人，只有编列在攻防战斗序列中连长级以上之各级带兵军官，以及负有作战策划业务之各种参谋军官，或负有特殊警戒勤务的军官（如我在一野战部队，曾任兼领一排卫士，负责军司令部高级长官安全警卫及传令任务之首席侍从军官时，我在编制装备上，规定我应配有美国四五军用手枪一双，子弹若干发），才配备有军用手枪及其配额子弹。凡在战斗序列中获有配备军用手枪之军官姓名，级职，任务区分，手枪口径及其型类，以及配额子弹，部队补给之军械单位，都备专册，详细登记在案。武器是参加战斗序列军官的第二生命，枪不离人的。并严格规定，配备之武器，只限于作战时用。故任何一位列入军队战斗序列，规定配备有军用手枪的军官，都负有保管、维护、及使用其枪弹之严格军令责任，岂可将其持有之军用手枪，随便借给朋友使用的。万一借给朋友出了事，那还得了吗？而且担任战防任务的部队，为了提高随时应战的警觉，除了作定期的武器装备检查外，还有不定期的临时抽查。如果在作武器装备检查时，一个配备有军用手枪的军官，不能佩带手枪，列队接受检查，则检查的长官问他的枪在哪儿？他如何回答？能说丢了吗？更能说借给朋友吗？在战斗序列中配备有军用手枪的军官，居然丢掉了枪，那还得了！其严重性，可以受到军法审判的。至于还把军用手枪私借朋友去用，那更是不堪思议之事，其后果之严重，恐更过之于其把手枪丢掉。所以我告诉殷海光，说李告他向军中朋友借到手枪，可能是李要以此骗他为其补充‘遗书’好上钓的。劝殷不要理李这些骗人的话好了。殷经我这番‘李不可能借到军用手枪’的解说后，忧心方告释然。于是我请殷到基隆一家饭馆吃了午饭，再陪他回台北，并送其回家。”
尤上校听到我这番详述“殷海光于李告他借到军用手枪，急于要干，并送请他修改补充其‘遗书’后，急来找我会商如何对付”的事实后，又抽烟沉思良久，方又向我问话。
尤：“以后，殷海光就把李英涛送来请他修改补充的‘遗书’稿，原件退还给李了？”
胡：“对。我已告诉过你，殷海光对我建议的两个处理‘遗书’稿的方法，各采行一部份，即既李的“遗书’手稿，原件退还给李，又对李作了不可再来其家的警告。李见殷在其‘遗书’手稿上，一个字也没有写，且见殷戴着手套，拿其‘遗书’手稿还给他，又受到了殷严词的警告，致恼羞成怒地，当时即在殷家，便对殷出言不逊，和殷发生了言语冲突，而且很气愤地走了。从此，李就未再到殷家来作不速之客了。”
尤：“殷将‘遗书’手稿退还给李，又警告李不可再来，他们两人发生不快冲突后，李有没有再来找过你？”
胡：“大约在我学校快要秋季开学上课前几天，他又在晚上来我学校宿舍，恰好遇着我在。他这次来，是存心找我为难的。先是在我面前大骂殷海光未帮他修改‘遗书’手稿，不着一字地退还给他；又骂殷不该对他能借到军用手枪之事不相信。他责怪殷没有一点胆识担当，如何能合作共图‘为国除害’的大事，算个什么大学教授。继又埋怨我不该泄他们的气，以致破坏了他和殷共图‘为国除害’的计划。而他怒言什么‘殷海光要我来找你谈，他真是瞎了眼，害我找错了人’的这几句话，引发了我的火气，便立刻对他毫不客气地痛斥其非，言辞义正地数说他如此受人利用甘充鱼饵来套钓殷海光之不是！‘殷海光和你何冤何仇，你要这样去陷害他？’接着我又指斥其对殷和我所言军中任职等事，皆属吹牛扯谎，欺骗人家。更坦率告知他，是我要殷海光不相信他能从军中借到军用手枪的。最后，我告诉他，我曾在孙立人将军任陆军训练司令及陆军总司令时期，于凤山受毕军官训练后，先在陆军野战部队，做过带兵的中上尉级军官，后又在陆军总部做过三年多的上尉人事参谋，快要升少校之前夕，方脱离军职的。说时，我并对他出示孙总司令题名赠送给我的留念照片。这时的李某，脸色变得苍白，不发一言地，便起身告辞，我也不送。而我的几位同宿舍邻室同事，听到我房内有人高声谈话似争吵，曾出至我房窗口来探视。李走后，同事向我探问：‘你怎么和你的客人吵起来了？怎么回事呢？’我答：‘没有什么，只是这个莫名其妙的客人，他在我这儿发无谓的牢骚，我说了他一顿而已。’这次以后，李就未再来我学校宿舍找过我了。”
尤上校听到这里，深深叹了一口气，然后再和我继续谈话。
尤：“照胡先生这样说来，你算是把往李某圈套内钻的殷海光，拉出来了，你真是救住了他。不然，殷会被李骗得愈陷愈深，那就危险了。万一那李某真的干起所谓‘除三害’来，不管成与不成，殷海光和你，都难脱关系，连我们这些负责警备治安的人，也会要吃不消，兜着走了。”
胡：“你也不能把殷海光看得那样书呆子。其实他在李送其题诗大照片等文稿给他时，他就已经具有戒心了。不然，殷何必将此事对我讲，找我共商对付李某之道，又要李去找我，好让我看看李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尤又沉默一阵，再问我。
尤：“我觉得殷海光于收到李某送请其修改补充之‘遗书’手稿，并听李告悉业已借到军用手枪，决心要干之后，若能即时将李‘遗书’稿，送交政府治安机关处理，则不论李过去对他所作的一切，是否为钓鱼谋害他的圈套，殷都可以置身事外，免除一切与李有关之嫌疑。而胡先生为殷海光好友，倘于殷海光告闻李之‘为国除三害’意图后，亦能力劝殷向政府治安机关，检举报案，则殷固可避免涉及与李事有关之嫌疑，即胡先生亦可不致受到李事池鱼之殃的连累。这应是殷海光最大的失着，也足胡先生最大的疏忽。”
我对尤上校的这一近乎侦讯终结之说法，也提出了我为殷海光及自己的辩解。
胡：“贵‘法官’刚才说的这个意思，自李不再到殷家和我住处来做不速之客以后，殷海光和我也曾仔细考虑过这件事，两人并且还作过详尽的商讨。可是终于还是事情过去算了，没有向政府治安机关报备。什么道理呢？一是殷认为李之所为，既出自幕后特工人员利用李作鱼饵，来谋陷害他的圈套诡计，于今他们的圈套诡计，已被我们识破失败，业已知难而退。所谓‘解铃还是系铃人”，我们还向治安机关报案，可谓多此一举，无此必要了。二是殷海光这个人，确实很不愿意和那些治安特务机关打交道。三是我认为李搞那一套，是受人利用来图谋套害殷海光的，本与我无干。而我既已助殷识破李欲害他的阴谋，击败其钓鱼圈套诡计，则此事更成过去。殷不愿向政府治安机关报案，以省麻烦，我又何苦自找麻烦，多此一事。如我多事独向治安机关检举李事，李反诬到殷海光和我的头上来，岂不连殷也被检举在内了。站在殷我朋友的道义立场上，我也不能这样做的。四是我们认为李某的害人阴谋诡计，经此失败打击之后，他扪心自省，应会受到其良心责备，而对前非，当会有所悔悟。此外，李毕竟是个目前陷于失业，生活困苦的退役军人，殷海光和我，还是对他，都存有同情和怜悯之意。我的这几点解释，或可邀贵‘法官’之相信。”
以上便是二十年前，我被台湾警备总部保安处的办案人员，当作“叛乱嫌犯”，捉去关在其保安大队二中队的看守所之后，接受负责侦办我“涉嫌叛乱”案的保安处“法官”尤元章上校侦讯时，他就我由殷海光所告一名失业退役军人李英涛意图谋刺当时蒋介石、陈诚、和蒋经国的所谓“除三害”事，和我所作详细对谈的重点记要。自然这些重点记要的对谈，也都由侦讯我的“法官”尤上校，记入他作的所谓“侦讯笔录”中，而成了我这名“叛乱嫌犯”接受他侦讯的所谓“口供笔录”。
乙、关于我写“自白书”部份
关于我在结束“法官”和我所作侦讯谈话之后，又在“法官”强求之下，撰写所谓“自白书”的艰苦情形，前面业已有所提及。由于撰写“自白书”之艰苦，故耗费了两个白天加大半个晚上。首先是“法官”尤上校要我撰写这种“自承罪过”的所谓“自白书”，为我拒绝，两人有所辩论。我拒绝的理由，是认为尤上校以保安处办案人员的身份，已向我这名被押在此的“叛乱嫌犯”，既作了详尽的“侦讯笔录”，就已够了，何苦还要勉强我写什么“认罪式”的“自白书”。我向尤辩述：“我在殷告闻的这件李英涛意图谋刺事中，我助殷识破人家设圈套陷害他的阴谋诡计，我还有罪吗？”所以我不愿写这种“认罪式”的“自白书”。但尤上校非要我写不可的理由，是他认为接受侦讯的在押“嫌犯”，必须要写“自白书”，也是其侦办案子中，和侦讯谈话同等重要的一个项目。若接受侦讯的在押“嫌犯”，不写“自白书”，则他的侦讯工作，就不能算是结束，而侦办的案子，也就无法“结案”了。“法官”和我，两人在这个“要写不要写自白书”的层面上，就耗费了很多时间的争辩。但争到后来，尤上校抬出他们所谓“你不合作写自白书，我们就无法结案”的办案工作规定，我还是不得不对他，作了让步。因我想到，我们老僵持在这个争执上，终非了局；而实际的情势，我不写这份“自白书”，也是不行的了。
其次，是我写的“自白书”，由于内容上不合“法官”之意，而一改再改至数易其稿，以致耗费的时间最多，因而和“法官”发生的争论也最多。“自白”的内容，为何不合“法官”之意呢？主要是我不愿在“自白书”之内，多作“认罪”之笔，且更为殷海光和我自己，多所“辩诬”之词。尤上校则以为这样的写法不可以，坚持我的“自白”，应尽量符合他在对我侦讯中所提问的事。所谓“殷海光的事，你不要管。你就是要有所辩解，也只能为你自己，写你自己方面的，不必涉及到殷海光。无论如何，殷要李找你，而李也确和你谈过所谓‘除三害’的事，你总不能不承认”云云，便是这位对我尚称客气的“法官”所坚持的。此外，“自白书”内，还有若干字句上的出入增损的问题，两人也颇费了些唇舌之争。譬如我写“殷要李来找我谈，实在是殷托我对李作一观察”。但尤认为我只写“殷要李来找我谈”的事实就够了，而“实在是殷托我对李作一观察”，似为一种“为殷和自己有所开脱”的遁词，无须写入。于是争论许久，又为我写“李在殷家和我处所告其曾任军职以及其与孙立人将军亲密关系，为我识破皆属谎言”云云的字句，尤亦认为“都与案事无关，应予删除”，等等都是。
总之，我在“法官”强求“应写自白书”时，和“法官”尤上校所起的争执，要比两人在作侦讯对谈笔录时所作之争辩为多。虽然是争辩常起，但一个在押的“叛乱嫌犯”，无论如何，是争不过保安处负责侦办我“叛乱嫌案”的承办“法官”的。我命运上，既注定要做“输家”，则我能写出我自由意志的“自白书”来吗？自然是写得一改再改，数易其稿，直到我的“自白”内容，能得到“法官”勉强的满意时候，才算定草脱稿，可以腾清交卷了。
我写好的“自白书”，交由“法官”尤上校拿去，我受侦讯的“叛乱嫌案”，到此就告“功德圆满”，算“结案”了。
在我接受侦讯和写“自白书”的四天里，“法官”尤上校和我，可说都完全在专谈“叛乱嫌案”的事，没有说过一句与案事毫不相干的话。两人只于“结案”之后，才说了几句案外的闲话。我说的闲话，是向尤上校建议道：
“我想来想去，总觉得你们用李英涛本要套害殷海光的所谓‘除三害’谋刺事，作题目来把殷海光和我办成‘叛乱犯’，下狱治罪，似乎有损国家和政府的体面，太不妥当，也很不高明。我看还是换个别的题目来办我们如何？反正我已被你们捉进来了，又跑不掉。”
尤上校笑了笑，回答我：
“笑话！这样重大的案子，岂可随便乱改题目的！胡先生真是把我们侦办案子，看成儿戏了！”
然后，尤向我说的闲话是：
“这儿保安大队所属的官兵，因为多数教育程度低，故过去一直叫我们保安处的工作同人为‘法官’，他们叫惯了口，至今改不过来，所以胡先生来此，他们也要你如此叫我们。胡先生当然明白我们不是‘法官’，所以我请你以后别开我玩笑，再叫我‘法官’。”
我也笑了笑，回答他：
“原来‘法官’是开玩笑的！这不真成了笑话吗？”
于是，我们总算又在相对微笑中，变得轻松起来了。（待续）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二日写完此节
①我初到台湾投笔从戎，参加的部队长官，是陆军第九十九军军长兼台湾东部防守区司令邹鹏奇将军。他的两个大男孩邹靖平邹靖蓉，都刚由大陆来台，转学花莲省立中学后，都因功课荒误赶班不上，军长特请我每天抽空，为靖平靖蓉补习英文和数学等功课。
②我们这些被孙立人将军到各整编部队，亲自点名，被其选调到凤山接受严格训练的年轻军官，当时传说是孙将军为即将成立之“新军”，预训带兵的基干。而我们受训时，也有音乐教官来教我们唱“新军歌”和“保卫大台湾”。同时我们受训的营区各队宿舍，都高悬有“新军六戒”的信条。（现在记不全“六戒”了，“戒嫖”、“戒赌”、“戒贪”，都在“六戒”之中，不成问题。）
③当时的陆军总部参谋长赵家骧中将。赵将军因批阅公事时，颇看重我主稿的公文文字，及为长官所拟答的公务函稿。他又在召询公事时，询知我在大陆念过大学，是随军来台方投笔从戎的流亡学生，于是便蒙其抬爱，常找我帮他做些私人文字的工作。（赵本人的侍从参谋张子谷少校，笔下不行，对他无所帮助，而且又在碧潭游泳中溺毙。）赵将军本人的武韬文才，在国军中，是很有名的，为中国陆军“四大参谋”之一。
④李因殷海光告诉他，说我现在也在大专学校教授英文了。所以李初见我时，也很客气地叫我“胡教授”。其实我那时只是世界新专的兼任讲师。
⑤当我于一九六三年四月四日深夜被捕时，我所保存的朋友来信，内中包括有“自由中国”杂志社朋友如雷震、殷海光、夏道平、戴杜衡、黄中、聂华苓等先生的来信，悉被保安处派来捉我的人，搜走了。到我被送去军法处时，保安处发还我部份的搜走文件中，“自由中国”杂志社的朋友信件，都没有被发还，想都被他们办案的“法官”，留着存案参考，通通没收了。我手中保存不到十封殷海光的信笺，就这样地通通失落了。
⑥后来李英涛和我一起在军法处的军事法庭，接受军事审判。有次两人一起出席“辩论庭”，我听到李在庭上向审判长所作之口头申辩，对“他告殷海光说已向军中同事借到军用手枪”一事，辩称是“骗殷海光和胡学古的”。后来警备总部给我们判刑的判决书上，也把李这样的辩言记入了。由此可见当时我为安抚殷海光，对“李告借到手枪决心要干”之忧虑，而作“李不可能从其军中同事处借到军用手枪”的判断，是很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