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万岁编外集：美国又喜欢联合国了（汪子飏）—白崇禧传——蒋介石第三次引退前后（程思远）

美国又喜欢联合国了（汪子飏）

伊拉克强人萨达姆·侯赛因一口吞下科威特，驻重兵于沙特阿拉伯边境。美国总统布什立即调兵遣将，派大军重械驰赴沙特阿拉伯，兴灭国其名，保石油其实。在此过程中，最令美国当局欢喜的是联合国的“一面倒”，包括五强在内的安理会一再通过谴责与制裁伊拉克的决议，甚至通过授权以武力封锁伊拉克，授权给谁？当然主要是山姆大叔。

难怪美国自布什总统，到各派报刊，以至街头百姓，一再提到联合国，赞赏联合国的正义及其齐心协力。美国忽然如此重视联合国，岂不令联合国受宠若惊！

如果我们不健忘的话，应该记得不久以前，美国还是十分讨厌联合国，甚至恨之入骨，要减少或取消资助，并讥之为“第三世界的相骂场所”！里根时代的官员更讽刺性地表示，如果联合国搬离美国，他将至纽约码头，挥手相送！恨不得将联合国赶出美国之情，溢于言表。

美国对联合国又何以如此前倨后恭呢？话说联合国原是美国的产物，想借此维护第二次大战后的世界和平以及美国的利益。战后，美国国富兵强，国威甚壮，联合国实际上在美国控制之下，与美国对抗的苏联，只好用否决权来勉强制衡。但后来第三世界的国家日益增多，北京又代替了台北成为安理会永久会员，而美国又偏袒以色列，使美国日渐失控，时常逼得只好用否决权来对付多数，因为由爱转恨。而今则又由恨转爱矣。

此种爱恨的转变，最能表露美国的两面性。一面是幼稚性：像小孩子玩游戏，只喜欢赢，而输不起，输久了，便老羞成怒；另一面是霸权性：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有人会说，美国又喜欢联合国了，因联合国终于伸张了正义。其实，联合国过去正义不张，乃因美、苏两个超强，各执一偏。而今苏联霸权垮了，可能连苏联都联不起来了，自顾自不暇，难能再偏袒伊拉克，正义遂张。但是美国的霸权未垮，军事力量仍然是全球一枝独秀，傲视寰宇，她会不会永远站在正义的一面？她能不能把正义永远放在国家利益之上？她肯不肯抛弃处理国际事务的双重标准？这些都是问号。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则今后的联合国任然难以伸张正义，甚至还有可能成为美国的附庸国！

正义应该是普及的、超乎国界的。但迄今为止，美国的正义仍然是有选择性的、具有双重标准的。伊拉克侵占邻国，当然是不对的，应该制裁，但是以色列侵占黎巴嫩，却是另外一回事。伊拉克不自科威特撤兵，美国派大军围堵，发动全世界封锁，但是以色列久占河西不撤，美国除表示不高兴外，既无制裁，又不封锁，而且照样提供每年三百亿美元的援助。此种正义，又如何教阿拉伯人口服心服呢？

现在世界舆论几乎一致谴责伊拉克，布什总统口口声声国际法、口口声声国际行为的规范，好像是义正词严，但是没有多久以前，美国悍然侵占格林纳达、巴拿马，合乎国际法吗？美国将外国的元首捉将回来受审，算是什么国际规范呢？更不要说在尼加拉瓜港口布水雷了。文明国不文明，又怎能教野蛮国文明呢？

美国又喜欢联合国了，希望不只是因为联合国顺从了美国，而是真正认识到联合国是可以起作用的，是可以伸张正义以及维护世界和平的。今后联合国的成败，真要看看美国是否永远能够站在正义的一边。

一九九〇年八月三十日午

蒋介石三失和平解决国共争端良机（司马后）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是战是和尚未定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顺应中国人民的意愿，极力主张和谈。然而，蒋介石却三次失去了和平解决两党之间争端的机会，酿成了逃离大陆的悲剧。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为了达到“和平”吞并共产党的目的，于一九四五年底派蒋经国前往莫斯科拜见斯大林，请斯大林出面调停与中共的关系。会见中，斯大林探明蒋经国的来意后，严肃而坚定地说：“在苏联帮助中国政府之前，中国和苏联之间必须签订一项中立协定，中国必须组织一个有中国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否则，一切事情都不能谈……。”回国后，蒋经国把斯大林的建议告诉了蒋介石。蒋介石当即拒绝了斯大林建议。

一九四六年出，正在长沙养病的国民党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接到蒋介石签发的任命书，任命他为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立即赶往济南。临行前，他来到了重庆，见到了蒋介石。王耀武感到蒋正在拉开战争的序幕，应尽快让他住手。王耀武站了起来，以学生的身份，向蒋吐出了忠言：“校长，以学生之见，与共军一仗凶多吉少，不可过急……。”

“好了，好了。”没等王耀武说完，蒋介石就打断了他的话，“你言重了！”蒋介石站了起来，有些激动地说：“为了国家的统一，不容许再有割据。你要知道，共产党不会给我们整顿的时间，你不打他，他就会打你……。”

蒋介石越说越激动，“你们不要因和谈放松了准备。共产党是残酷的，我们如被他们打败了，就死无葬身之地，……你必须立即到济南去。我们必须控制山东半岛。”站在一边的王耀武半晌说不出话来，对校长的一片忠心付诸东流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蒋介石的“文官长”吴鼎昌向他献出了一计，即：“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商谈国家大计。”随即，吴鼎昌向他解释道：“这一计有三利：一占主动；二表诚意；三争时间。可谓上策。”蒋介石听后连连点头叫好，立即让吴鼎昌起草了电报，拍往延安。中国共产党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也为了在争取和平的过程中揭露蒋介石的真面目，以利于团结和教育人民，于八月二十八日派遣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

毛泽东一行在重庆同国民党进行了四十三天的谈判，于十月十日签订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毛泽东于十月十一日离开重庆，飞返延安。毛泽东一行还没有走下飞机，蒋介石就撕毁了“纪要”。把自己自编、自导、自演的这场悲剧拉开了序幕。

戴季陶二三事（黄贻谋）

我是抗战前考试及格人员，抗战初期，根据国民政府颁布的《救济考试及格人员办法》，国民政府被改分为直属于考试院的考选委员会任职。时戴季陶任考试院院长。耳闻目睹，得知戴季陶其人其事。

戴季陶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时，以“天仇”（意谓与满清皇帝不共戴天之仇）笔名，撰写文章，鼓吹推翻满清，颇为时人所称颂。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戴出任考试院院长后，却一反常态，不谈革命，尽情复古，其人之善变，可见一斑。

考试院成立之初，戴亲自审定建筑办公楼及考场蓝图，要求类似孔庙布局；同时下令院内卫士，一律佩剑而不带枪。进入院内者，一似置身于庙堂之中。

考试院下辖考选委员会及铨叙部，铨叙部内各司名称，戴季陶说应当仿古，亲自命名为“甄核”，“考功”等司。前者职司文官官等，官俸之审批，后者职司文官年终考绩。他亲自审定“文官官等官俸表！”“公务员任用法”，牙文官为简任（共八级）、荐任（共十二级），委任（共十六级）。

国民政府拟定文官礼服时，戴季陶引经据点，力争不以中山装为礼服，而以蓝袍黑马褂为礼服，却获得通过。戴极为得意。

考试院每逢集会，如每星期一举行总理纪念周，院内各级官员均须按官等高低为序，自左至右，排列整齐，官等相同者，则以级别高低，定其位置。

上述复古情况，戴季陶称之为“继承中华文化之传统”。

戴季陶自称实行总理（孙中山先生）遗教，“天下为公”，“选贤任能”。抗战前，自一九三一年起，在南京举办高等考试四次，共计录取四百余人；普通考试一次，录取一百余人，另在各少数省份举办过普通考试一次，各录取数十名。抗战期间，自一九三九年起，每年举办高考一次，另办过几次特种考试。

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精简机构，大量裁员，被裁人员各发给三个月薪俸，遣散了事。被裁人员多属考试及格人员，他们晋见戴季陶请其代进一言，以免失业。此时，戴季陶闭口不谈“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而以伪善面孔声称“爱莫能助”。

第一届高等考试及格人员共计九十九名（发榜时为一百名，因其中有薛铨曾一人同时考中普通行政人员及教育行政人员，实际人数为九十九名），依照《公务员任用法》规定，均应以荐任官任用。岂知录取人员被分到各机关后，多被投闲置散，未予任用。及格人员多系受过高等教育，经过三试（一次初试、一次复试，一次口试）而被录取的。他们大呼受骗之余，联名上书中央政治会议：各部会任用人员，“凭一纸八行，欲荐则荐，欲简则简”，而考试及格人员则被“投闲置散”。同时，他们以研究考试制度为名，组织“中国考政学会”，企图以集体力量，争得枝栖。而身为考试院院长之戴季陶袖手旁观，不赞一辞。

由于考试及格人员之申诉，各部会为敷衍起见，不得不以荐任官实缺任用；有的部会如教育部为安置考试及格人员，竟以一个科设置两个科长，将考试及格人员和非考试及格人员同派在一科，均为科长。后因各部会科长职位，多为首长亲信所占据，国民政府因此规定各部会增设荐任科员，专为安置考试及格人员，与科长官等相等，非考试及格人员不得充任。考试及格人员表示不满，又无可奈何！戴季陶说：“总理遗教‘人生以服务为目的’，考试及格人员，不应患得患失，在名义上争论不休！”

考试及格人员分在各机关任职者，或则有职无权，或则从事极为繁重之工作，稍有差错，即遭斥责。如第一届高考及格人员黄问歧分在教育部任科长后，主编《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在故纸堆中，寻章摘句，工作极为繁重。偶因缮校人员疏忽，出现些微差错，读者投书更正，部长王世杰大发雷霆，归咎主编。戴季陶得知后，则以“考试及格人员应以身作则，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为辞，告诫黄问歧。

戴任考试院院长后，自称信奉佛教，研读佛教经典。在公开集会时，有时竟大谈“千脚千手观世音菩萨”。据院内一老年官员说：“院座熟读史书，自知位高身危，‘狡兔死，走狗烹’为其前车之鉴，其信佛亦不过表明心迹。”此语亦为院、部、会中一部分官员所公认。

戴季陶身材中等，五官端正，望之确似一尊佛像。院内有个自称善于相面的老职员说：“院长额宽五指，天庭饱满，地角方圆，大富大贵之相，”戴得知后，极为高兴。其人之迷信，可以想见。

戴季陶前妻病逝后，即未续娶，而与一年轻姑娘同居。此姑娘姓赵，人呼之为“赵小姐”，收了一批女孩子为干女儿，安插在院、部、会内为雇员（临时工）。这批干女儿，虽无官衔，而部、会内大小官员，莫不敬之、畏之。干女儿消息灵通，院长的一言一行，皆能及时传出。

戴季陶对部属一贯采取“恩威并济”的策略，一面高高在上，保持其院长尊严，一面又对部属示以恩惠。例如：抗战期间，戴季陶在中央训练团任教，编印党政建制讲义，有大量图表需人绘制。院、部、会选拔了一批录事（雇员）集中办公，专司其事。一次，这些录事见厨师端出戴吃剩的兔肉，争相抢夺，为戴所知，此后，戴每餐用膳时，必命厨师，将自己吃的美味佳肴，分出一盘，送到录事们的餐桌上；又一次，录事们争夺戴吸过的上等香烟头，为戴瞥见，立即命其随侍人员给雇员们香烟各一支。录事们得到一些恩赐，对戴颇有好感。

考试院及其所属部、会，人多以清水衙门视之，实则为极有油水可捞的机构。如考选委员会，每办一届考试，除有大量报名费收入外，并列有预算，报请国库支付。每届考试筹备开始时，会内员工伙食，即由公费开支。因应试人多，笔试科目多，大量印制试卷、购办文具等均有回扣；以及宴请典试、襄试委员（均系阅卷的官员）的伙食费，无不以少报多。这笔贪污费用，均为委员长陈大齐的连襟王士兴、外甥黄某所经手，完全纳入陈大齐的腰包。一次王士兴酒后失言，抱怨陈大齐心狠，借口个人开支大，将贪污之款，分给王士兴的很少，几乎全部独吞，共计五万余元，全部抢购黄金储存。我与陈大齐矛盾很大，当我离开该会时，曾向戴季陶控诉陈大齐贪污，戴季陶官官相护，竟当面对我说：“口说无凭。”无怪乎，南京解放前夕，戴季陶离宁到穗，自杀身死时，陈大齐如丧考妣，痛哭失声。

戴季陶为显示其身分，曾规定院，部，会内各办公室设置红绿灯各一盏。院长在院时，院内各办公室红灯齐亮；副院长在院时，绿灯齐亮。铨叙部及考选委员会均仿效之。故考选委员会内职工互相之间，均称委员长陈大齐为“红灯”，称副委员长兼秘书长沈士远为“绿灯”。此为国民政府各部会中所罕见，戴季陶说：“这是科学方法。”

戴季陶官邸的墙壁上即悬挂孙中山先生像，又悬挂有佛像，不伦不类，莫名其妙。其寝室则严禁男人入内。一次，戴季陶的公文包遗留在汽车内，司机送至戴的卧室，戴极为不悦，司机立即退出对我说：“院长官邸应设置太监才好。”说罢，大笑而去。

我所见过的国民政府要员中，以戴季陶最善于装腔作势，空话连篇。如戴曾公开说：“以马上得天下则可，不能以马上治天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为匹夫之责。”听其言、观其行，戴季陶之功过，有待治史者去评说。

胡适于一九四七年秋因公来南京，戴季陶请其在考试院做学术讲演，我于旁听后，到胡寓处（因胡与我有瓜葛之亲）谈及戴之为人，胡适说：“戴传贤（戴季陶之名）已不是革命者，而是一个政客。陈百年（陈大齐字百年）想当政客而不能。蒋先生（指蒋介石）部下，派系林立。这个政权，危机四伏。年轻人还是多读点书好……。”可见，戴季陶在胡适眼中已不是“治国平天下”的人物。

戴季陶在国民党内，以元老自居，不参与派系之争，而对党内个别人却极为器重，朱家骅即为其中之一。朱自投靠戴季陶后，自立门户，与CC系矛盾日益加深。朱家骅对戴季陶极尽奉承之能事。

戴季陶文质彬彬，重视仪表，讲究礼节，一次，戴瞥见一门岗胡子太长，询其何以不整容？门岗急中生智，肃立答称：“无空闲时间。”戴立即手令每星期六下午为门岗理发时间。门岗皆大欢喜。

戴季陶有一纸折扇，一面录一对联：“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此联我在渝南开中学曾见过）另一面绘一罗汉像，并附录一联：“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颜常笑，笑世间可笑之人。”

戴季陶有鉴于政令不出都门，各省拒不执行考铨法令，于抗战期间在各省设置铨叙处，专司地方官员资历之审批。终以积习难移，铨叙处形同虚设，戴季陶束手无策。

一九四八年三月，国民政府召开行宪国民大会，蒋介石出任总统，改组政府。其后，戴季陶将考试院长一职让位与张伯苓，自称“无官一身轻”。淮海战役结束后，据其随从告诉我：“院长精神有些失常，终日愁眉不展。曾对我们说：‘共产党不会放过我，我也不会失节的。为民族尽大孝，为国家尽大忠，此其时矣。你们应好自为之，二臣不能当。有史以来，历代皇帝对前朝臣民，大都采取怀柔政策，但共产党奉行马克思主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与怀柔政策不同。蒋先生大势已去，将来连偏安之局也难保。今天的局面，蒋先生一木难支大厦，外援无望，现在已是众叛亲离。历代帝王，统一天下，失天下的为其后代不肖子孙，蒋先生则不然，自己得的天下，自己失之，人谋之未臧。’”我询其“院长税驾何所？”据答称：“院长行踪，从不透露。”由此可知，戴季陶之自杀，有其思想根源，不是偶然的。

孙中山先生在天津张园（张挺）

一九二四年十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将军倒戈回师北京，发动北京政变，遂与段祺瑞、张作霖联名邀请孙中山先生来北京共商国事。孙先生于十一月十三日启程，经香港、上海，绕道日本，再乘海轮于十二月四日抵达天津，住在我家张园的平远楼，至十二月三十一日离津赴京，在张园共住了二十七天，在这段时间里，我曾见过孙中山先生数次，实为平生幸事。后来常有人问起孙先生居住张园的缘由和具体情况，说起来也确实有一段曲折经过。

当时的张园坐落在日租界的宫岛街，即今中原公司后面不远的鞍山道六十七号，占地二十一亩，是当时天津比较有名的园林建筑。前两年，我应电视剧《末代皇帝》剧组的邀请，到天津勘察外景，见那里已成为《天津日报》社社址，现在的日本式的楼房是一九三五年由川岛芳子串通日本人强行购买后重建的，已非原来面目。

孙先生之所以住在我家张园，一是孙先生从日本抵津，系由日本驻华公使芳泽和日本驻屯军司令承担迎接和安排住宿等事，因此只能住在日本租界。二是张园在天津是规模较大的花园，且有新建的楼房，在当时有一定影响。但是我父亲张彪（曾任清朝湖北提督和陆军第八镇统制，为武职一品大员，武昌起义使他垮台。辛亥革命后到天津过着退隐的生活）对清朝抱有愚忠，对革命党非常反感，所以对孙中山先生的借住是不大情愿的。专程来津迎接孙先生的段祺瑞的代表许世英与家父虽有交往，但无深交，他一再跟我父亲商量，说了不少好话，甚至说到他的女儿与我的妹妹是同窗学友等等。我父亲则以“退隐之所，不欲接纳政治活跃分子”为理由，予以拒绝。后来曹锟、张怀芝和芳泽分别找我父亲洽商，父亲怕得罪人太多，才勉强应允。但他告诫我们兄弟，不许与“革命头子”有任何接触。

我当时年仅十三岁，由于父亲常以恐怖的口吻称孙中山先生是“革命头子”，因此在我的心目中，这个“革命头子”一定有一副青面獠牙狰狞可怕的面孔，反倒总想看个究竟。孙先生到津那天，我和哥哥刚放学就背着父亲跑到张园大门口去看迎接孙先生的盛况。当我看到“革命头子”跟普通人一样，身材不高，是一位文质彬彬的老头，微笑着同上百位迎接他的各界人士见面时，大为迷惘不解。以后我和十一哥（现已病故于台湾国民党空校）又背着父亲一块儿到花园去玩，想再看个究竟。很巧，那天恰遇孙先生夫妇在花园散步，发现躲在树篱后面的我和哥哥，笑着招呼我们过去，问我们是不是园主之子，又问我们家庭的一些生活情况。他的态度和蔼可亲，虽有长者尊严，却毫无可惧之威。只是他说话有南方口音，我们不能完全听懂。还有一次在花园遇到孙夫人宋庆龄先生，看她年纪不过三十左右，身穿皮大衣，态度和蔼。她招呼我们过去，闲谈几句话后，她就坐下，让我站在她身旁，叫随从的摄影者给我们拍照，后将照片送给我一张。在短短的二十七天里，我见到孙中山先生的机会不多，见面时也不过谈点家常。孙先生夫妇让我们到大楼里面去找他们玩，但碍于父亲的禁令，我们终未敢去。不过，几次短暂的见面却给我和哥哥留下极为深刻的美好印象。因为孙先生夫妇的风度，同我们平常见到的清室遗老以及黎元洪、曹锟、陈光远、张怀芝等显贵都截然不同，没有一点儿旧习气，没有一点儿官架子。尽管那时我们对孙先生所提倡的“国民革命”还不理解，但是再不会像父亲那样敌视和中伤孙先生他们了。最近，我九哥从台湾到香港和我见面，在共同忆旧时，还谈及此事，时隔六十余年，而孙中山先生夫妇的音容笑貌仿佛犹在眼前。

由于我父亲始终不肯放弃“一臣不事二君”的传统观念，他做为居停主人，竟没有和孙先生见过一次面。可是当孙中山先生离津五十四天之后，末代皇帝溥仪逃到天津来张园居住时，我父亲就大不一样了。他亲自率人到英租界英商惠罗洋行，花了将近三千元银元购买高级家具、地毯等，将大楼内旧家具全部撤掉，布置一新；他还不辞劳苦地亲率家丁每日打扫庭院。对这样忠实的保皇派，溥仪感念不已，私谥“忠恪”二字。现在回忆起来，该是多么可笑！（一九八六年八月三十日于北京）

（《文史资料选编》第三二辑）

白崇禧在武汉与蒋介石的人事纠纷（鲍志鸿）

一九四七年，解放军二野南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区，威胁武汉，震动南京。白崇禧亲自出马，在九江设指挥所，准备对抗可能继续南进的二野。但二野却不攻武汉，而是趁驻豫西的国民党军不及提防和孤立无援之机加以重创。武汉威胁算是解除，白崇禧认为应归功于己，通过南京政府撤销了以程潜为主任的国民政府主席武汉行辕，成立了以他为总司令的“华中剿匪总司令部”，开始坐镇武汉。

白崇禧决定重整武汉统治机构的班底，以确立桂系的势力。当时的湖北省主席王东原、汉口特别市市长徐会之、武汉警备司令阮齐、武汉补给司令朱鼎卿，均是陈诚旧部或亲近陈诚的。白崇禧保许高阳做补给司令，被郭忏（联勤总司令，管辖全国各补给区）指示朱鼎卿抵制，结果许仅任副司令。许告诉我，他向白崇禧建议保蒋介石的侍从室中将高参陈明仁做警备司令，白崇禧尚未表态。我回家处理家事，准备回南京。忽接陈明仁电，谓如他出任武汉警备司令，则请我当他的参谋长。我即覆信同意。这时保密局长毛人凤到汉视察，告知我，正在北平指挥东北战事的蒋介石回南京后，即可发表对陈明仁和我的任命。白崇禧为什么保荐陈明仁呢？原因是先前陈诚在东北战场时，以陈明仁在四平街作战中军纪废弛为由，请蒋介石将陈撤职查办，白向蒋进言对陈撤职而不查办，蒋遂调陈到侍从室。白崇禧预料如保桂系的人为警备司令，蒋介石不会批准，保与他有关系、又是蒋亲信的陈明仁最适当。

一九四八年十月，南京政府发表任命如下：

武汉警备司令陈明仁，副司令孙国铨、王绪镒，参谋长鲍志鸿，参谋处长吴迪吉，稽查处长余克剑，军法处长梁凤，副官处长郭斌，政工处长吴相和，办公厅主任温汰沫。

武汉警备旅长曾京。

第二十九军军长陈明仁（兼），副军长彭锷，参谋长刘云楷，二三四师师长王学臣，三〇七师师长张诚文。

十一月一日，陈明仁等行就职礼，由华中剿总参谋长徐祖贻主持。十多天后，白崇禧率陈明仁和我、华中剿总副参谋长孙国铨与刘芳、华中剿总作战处长戈鸣以及林一枝等，到黄陂县城及横店与灄口，汉阳吴家山、龟山与黑山，武昌洪山与青山，视察防御工事。在青山时，白指定要修建空投场，并令随行人员拟出作战计划。视察结束后，陈明仁召集汉口各区和武汉近郊各县县长、保长在汉口法租界铁路俱乐部开会，指出一定要按规定人数提供强征做工事的所需民夫，并限期完成土方，为坚守武汉要准备十万人的弹药、粮草、马料。虽然陈明仁的发言泄漏了机密，但他对我说会前请示过白崇禧并得到同意的。

武汉警备司令部看守所中关进了一个师长某。陈明仁告诉我，南京电令该师从武汉开徐州增援，白崇禧不许其开拔，将其师长扣留，交给警司关押。

陈明仁召集了我、余克剑、吴迪吉、吴相和等，要我们注意桂系的第三兵团司令官张淦和第七军军长李本一的行动，以防他们的明害暗算。我们以“共同作战、互相联系”为名，到徐祖贻、张淦、李本一家中拜访，察看他们的动静。万耀煌（曾接替王东原任湖北省主席，时已被张笃伦取代）、彭善（曾在阮齐以前任过武汉警备司令）、何成浚向我了解了桂系的情况，怕白崇禧对他们下毒手，都慌慌张张地离开了武汉。据说南京政府曾调白崇禧兼徐州剿总司令，令第三兵团开赴徐州与解放军决战，白崇禧称病不受命，蒋介石亲自打长途电话，欲与之商量，白不接电话。

白崇禧病好后，亲自主持交通会议，宣布成立华中剿总运输统制处，指定武汉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兼该处处长，军运车辆的物资载运由剿总制订计划，交该处执行。此后，我遂为白崇禧抢运华中的军用物资和棉纱、棉布等到广西，做为其反共反人民的资本。原有的运输指挥部不能行使职权，指挥官林逸圣辞职，粤汉铁路的交通指挥权落入桂系之手。

四九年元月，蒋介石下野，回奉化在幕后指挥。李宗仁代理总统职，桂系表面上接管了国民党最高军政权力。

和谈代表刘斐到汉，陈明仁原准备大办筵席欢迎，突又改变计划，召厨师到其公馆搞醴陵风味的便筵，招待刘斐（陈、刘系湖南醴陵同乡），由温汰沫、余克剑和我作陪。在闲谈中，我问刘斐徐州作战计划是谁搞的，刘答是蒋介石。我颇不以为然，对刘说，如蒋当时把军队摆在淮河南岸一线布防，就不会失败得那样惨、那样快。

有一天，负责城防工事，平时不到警司办公的武汉警备副司令孙国铨，忽然到警司同我谈形势。我同他谈到国民党对和谈的态度真假及其目的，我说如搞和谈是为了利用时间整军再战，则因全国都希望和平，时间拖久了必然影响和瓦解士气；又说蒋介石有江浙财阀的支持和美国的援助，江浙财阀并不垂青桂系，而美国不断地派代表与李宗仁联系，则是要桂系反共，以免其与共产党妥协合作，美国与蒋、桂的关系深浅不同，蒋桂合作都不能抵抗解放军，任何单独一方更难有成效。孙国铨此时同我谈形势，是否出于白崇禧的授意，我不了解。孙国铨在抗战期间任军令部作战厅参谋科长，后当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的办公室机要参谋。四八年的某一天，我刚从美国回到南京，孙国铨、林一枝约我到梅园新村白公馆与白崇禧谈话，我谈了美国的动态和自己的考察学习心得后，孙问我是否愿当华中剿总第二处处长，我不愿被桂系利用去排挤当时的处长、军统分子黄藩初，就谢绝了，我见到白崇禧的私人秘书兼家庭教师刘某对此很注意。

一月上旬，陈明仁升任第一兵团司令官后，找我和温汰沫商谈，要辞去武汉警备司令的兼职，而专心去整训第一兵团。我问陈是向蒋介石、还是白崇禧辞职，若向蒋辞恐难获准，陈说向白辞。陈明仁向白崇禧辞了职后，我挂长途电话告知了毛人凤。第二天一早，陈明仁到警司对我说：“昨晚，林蔚文（国防部次长、蒋介石的亲信）打长途电话责备我为什么不先通知一声，好让他们考虑继任人选，我无言可答。”一月十五日，白崇禧发表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原华中剿总）副参谋长刘芳任武汉警备司令。我以第一兵团代理参谋长身分代表陈明仁向刘芳办理警司移交手续，刘要我继任警司参谋长，我婉谢。

春节，陈明仁、徐会之、我和其他有关人员去白崇禧处拜年。白称病不见客，但命副官单独引陈明仁到卧室密谈，说话内容不知。大家高兴而去，败兴而归。在归途中，我暗地向陈明仁询问白的病情，陈说白在装病，以示李宗仁搞的国共和谈与他无关。

白崇禧的矛头下一步指向湖北省主席张笃伦和汉口特别市市长徐会之，用征兵夫不力、使防御工作进展缓慢的罪责，报请南京政府撤其职，保胡宗铎、朱鼎卿、晏勋甫等当省主席、市长。三月，南京政府发表朱鼎卿为湖北省主席，晏勋甫为汉口特别市市长。失去实权的朱鼎卿成了白崇禧的陪衬，许高阳升任武汉补给司令。至此，桂系夺取了武汉统治机构的全部人事大权。（高浩整理）

（《武汉文史资料》第十七辑）

余井塘竞选国大代表的丑剧（徐恩庆）

余井塘，江苏兴化人，是国民党CC派的总管家。一九四八年春，蒋介石为了挽救其垂危的统治，玩弄“还政于民”的花招，粉墨登场，导演了一出装潢“民主”的门面，举行“国大”代表选举的闹剧。当时南京市教育局长马元放拍后台老板余井塘的马屁，为余在南京市教育会竞选伪国大代表紧张进行活动。我当时是教育局里一名职员，又是教育会理事，因此在这场闹剧中，也充当了马前卒的角色。

向车子敬礼，不向人敬礼

一天，马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马是南京市副市长兼教育局长），很客气地对我说：“这次余井塘部长想在市教育会选举产生国大代表。你是余部长的同乡，又是教育会理事，现在是你出力的时候了，干得好，我们不会亏待你的。”随即要我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领一卷关于余井塘竞选“国大”代表的宣传材料。我把材料拿回来后，马写了一张便条，要我到会计那里领一笔为数不小的活动经费。同时告诉我：“在竞选活动期间，你乘我的汽车出去跑跑。”要在市教育会竞选国大代表，必须是市教育会的会员，但余当时没有加入南京市教育会。为此，马要我到饮虹园去找张绍揆帮忙解决问题。张是教育会审查会员资格的主要负责人，是三青团的骨干分子。当我坐着副市长车子驶出市府大门，门警只认车子不认人，叫了一声敬礼，我不禁为之一笑。

条件是一个中学校长的位置

车子开到了张绍揆的公馆，我们在他家会面了。张绍揆个子高高的，面色清瘦，西装笔挺，皮鞋乌亮，鼻梁上架一副近视眼镜，神气活现。他是国民党还都的接收大员，市参议员，乃一地地道道的小政客。他居住在一幢西式平房里，室内陈设一套红木家具，还摆有一些古董玩品，比较考究。张满面春风地握着我的手说：“梦云兄，是什么风把你刮来的呀？”我开玩笑地说：“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才来请老兄帮忙嘛！”从前我和张在社会局是老同事，张是督学室视导，我是教育科国民教育股主任。一九四五年底，南京市举行中小学教员甄审，我们都是甄审委员。嗣后，南京市教育会成立，我们都当选为理事，同是会员资格审查委员，张是召集人。我直截了当地对张说：“马局长要我们在教育会帮助余井塘竞选国大代表，可余部长没有加入教育会，想请你发一张会员登记表给他填写。”张犹豫了一会，叹口气说：“余部长是中央大员，要当上国大代表，是件很容易的事，何必在教育会与我争席位呢？”言下之意，他也想在教育会通过选举当上国大代表。过了一会，张勉强地在写字台抽屉里拿出一张会员登记表交给我，叮嘱我说：“请你向马局长转达，条件是一个中学校长的位置。”

回到副市长办公室，我便如实地向马做了汇报。马冷笑了一下，用拳头捶着办公桌，气呼呼地对我说：“张绍揆是个什么东西，看嘛！以后再说吧！”说完，马就叫秘书把表填好，我在表里审查一栏内盖了章。随后，我又坐副市长的汽车去找荷花塘小学校长沈实秋和青年会中学校长周瑞章，请他们在审查栏内盖了章，再把表送到张绍揆那里。忙碌了一整天，总算顺利地解决了余井塘参加南京市教育会的问题，为他获得竞选资格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我一连几天坐着副市长的汽车，分别到市里规模比较大的中小学，再三嘱咐校长们到选举的那天，带领已取得市教育会会员资格的教职员，前往白下路商会参加选举投票。并告知他们：所欠交的教育会会费，均由竞选事务所代交；投票后，在附近菜馆款待每人一碗面，小笼点心四只，以示慰劳。余井塘竞选事务所设在三中校长室，因为三中校长周行是马元放的嫡系，竞选事务所和投票地点都在白下路，相距很近，来往方便。当时，我们深信一定可以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哪知出乎意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教育部长朱家骅也要在南京市教育会竞选国大代表。朱是三青团头子，投票选举那天，他动员了教育部的职员和三青团骨干分子，调动了一批大型客车，开到各中小学校做接送工作。投完了票，不仅有面点供给，还有酒菜款待，因此拉去不少的票。这对余竞选国大代表是一个致命的打击。马元放气急败坏地到三中校长室，问我们说：“情况怎么样？”我回答说：“形势很不妙，朱家骅动员了三青团和教育部很大的力量参加竞选，其势汹汹。而且人力、物力、财力都比我们强，恐怕我们争不过他们。”马鼓励我们不要泄气，要沉着，要做最后的努力，还要我们到投票的地方去了解情况，观察动向。

无可奈何，不欢而散

我和教育局几个同事去商会观望，看到许多人正在投票，我们就站在投票箱的旁边，劝一些熟人投余井塘的票。这时人群中出现了两个特务，用手枪对着我们的胸膛，威胁我们退出投票场地。我厉声说：“你们想干什么？难道打死人不犯法吗？”当时，好心人说，光棍不吃眼前亏，劝我们不必和他们争吵。无可奈何，我们憋着一肚子气，退出了投票场地。回到三中向马汇报后，大家面面相觑，不欢而散。

毕竟大人物有办法

第二天，开箱验票统计，朱家骅比余井塘多得几十张票，当选为国大代表。我们在这场竞选中，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余还是落选了。

但是，没过几天，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一个决议，决定余井塘为特邀国大代表。这说明什么呢？它告诉人们，国民党的选举只不过是一套骗人的把戏罢了！

（南京市政协《史料选辑》第五辑）

徐恩曾是这样当上“国大”代表的（张文）

掌握中统组织达十五年的特务头子徐恩曾，于一九四五年初被蒋介石手令“撤去本兼各职，永不录用”，中统局长一职派叶秀峰继任。同年二月一日在重庆川师中统局信谊堂举行徐去叶来的交接仪式后，徐确曾消极沉默过一段时间，但其内心并不甘于寂寞，企图伺机再起。

日本投降的那个冬天，徐偕同其妻费侠和子女四、五人回到上海。由当时中统上海特派员季源溥将劫收而来的、坐落在逸园某号洋楼一幢，送给徐家居住。

徐为了趁机发财，首先在外滩麦加利银行租贡一套写字间，挂牌“中国机械农垦公司”。其实既不农垦，亦无机械，只是用这块招牌做幌子，对外联系，买空卖空，搞投机生意，只要有钱可捞，便不择手段，什么“生意”都可以干。据了解，比较大一些的：一为组织什么“打捞公司”，利用网罗一批日籍水鬼，打捞在吴淞口和江阴一些地方在抗战时期沉没的船只，大发横财；二为以某某轮船公司名义投资八亿元（法币〕买得一艘四五千吨的海轮，以上海为中心，无定期亦不固定地航行于天津、基隆、广州等地。当时蒋介石为了把部队和军用物资运往前线，不少商船被封，专做军运。这时徐便运用某些国民党军政要人的私人关系疏通关照，徐的这条轮船得免于被封，继续往返航行，大发其内战财；三为利用中统驻赣专员冯琦的关系，在江西用廉价收购大批木材和毛竹放到南京、上海高价出售，当然这也是一笔发财生意。徐恩曾经过近二年的精心经营，骎骎乎日臻于上海经济闻人之列矣。

一九四六年秋，徐曾邀我到他家作客，并引我到他那间“写字间”参观。其具体经营情况我并不了解，但知道在他的手下帮忙办事的约有二十人，其中一些原是中统特务，如朱景羲、方智等。

迨一九四七年，徐恩曾虽发了财，但绝不甘心被摒于政治权力之外。他深知蒋介石的所谓永不录用的“永”，只不过暂时不用，并不是真正永不录用。这一点徐是有实际的例证和深刻体会的。我曾听徐恩曾说过：“钱大钧不是被蒋介石骂得狗血喷头，曾扩情不也受过‘永不录用’的处分吗？但是后来又都起用了。”此外还有在西安事变时任西安广播电台台长的王劲（又名王中权，江苏无锡人），播放过张、杨两将军的爱国政治主张，事后蒋介石对王劲亦曾批过“永不录用”，王一时被迫任中学理化教员二年。一九三九年来到重庆，由于徐、王二人有上海交大同学私人关系，便不顾蒋介石什么批示，委派王劲为中统局总工程师，迄一九四七年已升任中统局交通处长，并没有发生任何问题。一九四七年，徐恩曾认为他的“永不录用”已成过去，又可以大搞起来了。他的第一个目标便是当上“国民大会”代表。

当一九四五年徐恩曾为蒋介石免去本兼各职时，中统局长、交通部次长、国民党中委等职均被免去。但是徐所任“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会长一职，却被保留下来（因为该会是民间组织，不大为人所注意），徐便以此做为东山再起的本钱。

当国民大会代表名额分配发表，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分得代表一名。徐喜出望外，认为是难得的机会，机不可失，便积极活动，企图当上“国大”代表，重登政治舞台，表演一番。

徐为当上“国大”代表积极活动，奔走于宁、沪间，经过“国大”代表选举事务所审查核定，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中有选举权仅一百五十人。此一百五十人中在沪、宁一带的不过二三十人，其余散居各地，徐深知这些人根本不赞成召开“国大”，对于什么选举，置之不理。徐恩曾便以该会会长名义向有关方面联系疏通，从选举事务所领得有选举权的一百五十名中的一百二十枚选举证放在自己的皮包里，以便到时使用。

我原任中统局秘书，一九四七年五月调任中统“外延单位”——国民党内政部人口局第四处处长。是年八月规定投票选举前两、三天，徐恩曾来南京活动，准备一切。在投票的前一天，徐亲自来找我，要求我邀集二、三十人冒充某某工程师代为到场投票选举。徐之所以找我帮忙，而不找别人，一则以我与他私交甚厚，再则以我属外延单位，究与中统局本部有所不同。徐的这一请托，我当然是完全接受照办了。

一九四七年八月的一天上午，我便率领内政部人口局第四处工作人员刘国刚、李道生、张丽芬、吴志浩等二十余人，乘坐中统局的大小包车，来到投票地点成贤街中央大学。这时徐已先到，经过一番接洽布置后，徐便将选举证若干张交给我，由我转交给我所率领的所有人员，冒充某某工程师鱼贯进入选举场——中央大学大礼堂的一角，换取选举票，填写后投入票匦。由于票多人少，如是同一个人在投了一票之后，不能不再次、三次以至四次来回的投票，直至全部选票投完为止。我本人便投了四次之多，在来回投票进行中，我感到有些人如吴志浩、张丽芬年纪太轻，不过二十来岁，从外表看根本不像个工程师，唯恐露出马脚，我只叫他们投入一、二次便算了。事后我才明白我的这一顾虑完全是多余的、不必要的。因主持这一选举的人从上到下，都与徐恩曾串通一气，所谓投票只不过完成手续形式而已，不管是由谁来投是概不过问的。投票完毕后，徐招待我们这些冒充工程师前来投票的人，到中大附近的某饭馆大嚼一顿而散。

事后据我的了解，真正有选举权的人亲自前来投票的，包括徐在内不超过二十人。

约一个月后，伪国民大会代表选举事务总所正式公布：徐恩曾当选为电机工程师学会选出的“国大”代表。翌年徐便以“国大”代表身分出席了所谓行宪“国大”。蒋介石当选为“总统”。

国民党立法委员选举的实际情况与“国大”代表基本上相同，徐恩曾之妻费侠当上“立法委员”，完全是由中统特务头子熊东皋一手包办奉送的。

日本投降后，中统局派熊东皋为华中总督导兼鄂汉区区长，同时熊又兼任湖北省营应城石膏公司董事长，一时间熊东皋成了武汉闻人。熊不仅在武汉拥有洋房汽车，而且在南京也置有别墅和小轿车，以备来宁活动时使用。熊为人善摆排场，装模作样。熊仅有一次到应城视察，除率领随从多人外，还携带小型电台一部，以便随时与武汉通报联络，发出指示。事实上并非必要，只不过摆架子、显气派而已。

按照国民党中央规定：汉口特别市可产生“立法委员”若干名（具体数字不详），这一名额便是由汉口各派系之间协商分赃决定的。中统方面分得两名，其中一名由熊东皋自取外，另一名则由熊东皋送给费侠（湖北人，留苏学生、中共叛徒）。熊之所以将这一“立委”席位送给费侠，用熊自己的话来说，是为了报答徐恩曾对他长期培植提拔之恩。

一九四五年冬，费侠与徐恩曾从重庆飞回上海，从未到过武汉，直到汉口选举“立委”的前几天，费侠始来到汉口。第二天由熊东皋安排在汉口市陈其美路新生联谊社（中统开设的歌舞厅）大摆筵席，招待中统鄂汉区、汉口市调统室以及其他有关人员，费侠在熊东皋伴随下，来到宴会厅。首先由熊介绍费侠与大家见面，并大大地为费吹嘘颂扬一番，接着费侠说了一些请大家帮忙的话。如是从当晚起，这些中统特务全体动员，一连三天三夜赶填选举票，然后一包一包地投入票匦，随即加上封条，表示郑重。接着开匦计票，结果熊东皋、费侠都当上了“立法委员”。

徐恩曾和费侠就是这样虚伪、黑暗地当上了“国民大会代表”和“立法委员”。实际上这也是整个“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选举的缩影。

（南京市政协《史料选辑》第五辑）

闻喜选举“国大”代表的黑幕（张纯如）

一九三三年国民党反动派颁布了所谓《五五宪法草案》，声称“还政于民”，实际上是要“以党治国，一党专政”。根据《宪法草案》规定，讨论和通过宪法，必须召开所谓国民大会，而要召开国民大会，自然首先要选举“代表”。经过再三筹划准备后，始于抗日战争前一年在各地进行选举。关于整个黑幕，我知道的不多，只就我亲自参加过的闻喜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情况，回忆如下：

阎锡山对这一工作，丝毫也不放松，既要选出听他指挥的理想代表，又要在某些地方让步，表示服从“中央”，而暗中又指使他的爪牙出面展开斗争。这样就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勾心斗角局面。闻喜在选举代表时自然也不例外。当时山西各县划成若干选举区，归绛州属六县——稷山、河津、闻喜、绛县、垣曲、新绛，和归泽州属五县——晋城、高平、阳城、陵川、沁水合为一个选举区。按规定应出代表二人，泽州属已由阎指定由省府委员马君图担任，绛州属亦由阎指定由绥署军法处长王怀明担任。关于泽州属的一些斗争情况，不在本文记叙之列，这里不谈。至于绛州属各县的选举，主要是阎派和“中央派”的斗争。闻喜的头号绅士叶晴溪，利用其弟叶镜元在南京“中央政府”做事的关系，也出面竞选，大有“非我莫属”之概。王怀明虽系阎锡山阵营中风云人物之一，但在闻喜，无论如何，还是敌不过叶晴溪的。其他五县，也有类似情况。因此，很可能造成各县选举各县的局面，无法集中到王怀明身上了。这样就必须做一番补救工作。王怀明就从阎锡山那里领了些活动费，先在太原展开活动。首先拉拢各县旅并上层人士，开会吃饭，许愿封官，务使这些人为其奔走效劳，我就是被拉去的对象之一。接着由这些人联名发布“告绛州属各县选民书”，要求选举王怀明为代表，万勿让别人抢走，也不要自相矛盾，以致两败俱伤。再接着就派遣这些人回到本县进行周旋，我当然是回闻喜办这事的理想人物了。

我携带运动费二百元回到闻喜后，始向县长朱守正说明来意，吹嘘了一顿我和王怀明的关系，说王怀明是奉“阎主任”之命来竞选的，朱守正只得唯命是听。下一着就是向叶晴溪说项了，利用叶晴溪与我父的友谊关系，向其陈明利害所在，应当见机而做，留有余地，不要硬走极端。经过再三解释后，叶晴溪权衡利害，被迫表示让步，并反过来愿意为王帮忙，反敌为友。看来此事已有九分把握了。从此我便利用我父亲在闻喜的地位（闻喜中学校长），与叶晴溪协商合作，拉拢与官府息息相通的金源合钱庄经理文有章，大吃大喝，纸烟金丹，尽量供应，并宴请了些有头面的人物为之奔走。到了选举那天，在各区及县城广设茶水站，招待所谓选民，并用酒饭款待办理“选举”的人员。选民们在这些人的操纵把持下，纷纷在选票上所印“王怀明”的名字上用铜笔帽盖上一个黑圈了事，有的干脆由办理选举人员代为加盖，选民根本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情，只是彼此哈哈一笑完事。这一场导演“选举”的滑稽戏，就此草草结束。全县十数万选民，算是一致把王怀明这位“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出来了。

选举完毕，导演者得胜回朝。各县都是如此。王怀明取得国大代表的头衔，踌躇满志，自不必说。以后到一九四七年蒋介石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后，不顾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反对，在南京召开国民代表大会，王怀明得以代表资格，正式出席大会，参与了所谓制宪工作。

经过这一事件，我与王怀明的关系，已由一般师生关系进而成为亲信可靠的上下级关系了，为我以后逐渐爬上政治舞台创造了条件。而叶晴溪本人，也藉此和阎锡山建立了间接关系，于抗日战争第二年离开闻喜到了秋林后，由王怀明介绍，充任了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上校咨议。

（《山西文史资料》第九辑）

“国民大会”见闻点滴（李韫晖）

一 我是怎样当上国大代表的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八年抗战，到此才告结束。在重庆的国民党竟贪天之功为己有，派大员到南京接收，攫取胜利果实，大发其国难财。而青年、民社两党，也因投靠蒋介石有功，自然不能放过这千载难逢的良机，想跃上政治舞台，一露头角，过过官瘾。据说青年党开始要三个部，几经磋商，蒋介石才答应给经济、农林两部，陈启天任经济部长，左舜生任农林部长。为了解决他们内部的争端，才把两部的旧人员请出去另做安排，把他们党内的人安排在两部，大碗、小碗，每人有份，才算相安无事。民社党张君劢是要钱不要官，倒也省事。

至于所谓青年党的那个领袖曾琦，早在宋哲元与汪精卫执政时，就在北平、南京坐享其成，吃了几天冤枉。汪快垮台时，他就飞去重庆，投靠蒋介石，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后又回到南京。在政治上，他是个骑墙派、投机分子。在他们党内，以他的资格说，是个只能大、不能小、老太爷式的人物。陈、左上台了，确实把他没个安排处，只有把他挤走，劝他以出国考察为名，去向蒋介石要求资助。在面子上，蒋还不能不拉拢他们，遂送了他五千美元，他带着后娶的年轻太太、儿子和秘书刘东岩去到美国，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我爱人樊伯山于一九四五年五月因病去世，我带着五个孩子困居南京。听说有几位我认识的朋友回来了，就去求他们给我想办法。好容易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才被派到经济部档案室，管一部分会计卷宗。微薄工资，实不足以维持一家六口人的生活，何况物价又天天上涨，形势逼人。一天，下班后，去梅园新村老友杨伯安先生家，他也是我的老师，所以很同情我的苦况。当时第一次制宪代表会刚开过，蒋介石要当大总统，因而又急着筹办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当时，青年党有二百名额，他们正在拼凑候选人名单。杨向我做了种种分析，就说：我推荐你为国大代表的候选人吧，这样，你可以得些收入，算是我对你生活上的帮助。当时，他写一信，让我去找余家菊，余是办选举事务的负责人（他是一门五代表）。余笑着对我说，快回陕西去活动吧。我不但没有这种条件，而且也实在没有信心。当时给汉中家里写信告知此事。家里回信说，赵葆如（当时是汉中县参议长）、王荫吾（汉中商会会长）等人，都大肆活动，花钱请人投票，咱们实无能为力，你放弃了吧。我的心更冷了，照常上班。谁知过了不久，报上登出陕西妇女团体国大代表，竟然是我的名字。同事们把报纸放在我的面前，我如在梦中，真是天晓得是咋回事。后来还是一个同乡告诉我：当汉中接到要提我为候选人的通知时，赵葆如他们急了，立即给于右任先生去信，要求支持他们，经各方面研究，才把我改到西安去了。

二 选举时的情况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是大会开幕之日。先一天夜里，去大会堂报到，领了一笔旅费及旅馆费、生活费（金圆券），并发给红缎佩条，及金色梅花纪念章一枚。二十九日去中山陵，谒孙中山先生之陵。

大会举行开幕典礼的第一天，倒也十分隆重。台上坐满主席团的人，蒋介石居中坐，胡适之坐在他旁边，我才清楚地看见了这两位知名人物。代表们都对号入座，也真巧，我的一旁是陕西省主席祝绍周的夫人刘宦，一旁是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这两位女士倒很和蔼，没有架子，并且都穿得很朴素，显得端庄大方，我们谈话因之也就随便了。一天我笑着说，几生修道，得居于二位夫人之间，她俩也笑了。刘宦还在她们的姑太太家设宴，招待陕西的几位女代表。陕西省银行还给陕西省的代表每人送来旅费二千元，这对我算是意外的收入。

大会进行选举大总统时，竞选人蒋介石、居正，谁也知道，居正不过是个陪衬，蒋自然顺利地当选了。副总统候选人是孙科、李宗仁、于右任、程潜、莫德惠五人。

在这个期间，竞选的五位都先后设宴招待我们，在酒席宴前，他们的秘书都要当众讲演一番，算是宣传动员，说得十分动人。

蒋介石在励志社设宴招待，可能大家都感到拘束，静悄悄地吃毕就走，同席的人也都不说话，显得冷冰冰的。

宋美龄在官邸宴请各省的女代表，见面后，递上名片，握握手，风度雍容华贵，衣襟香气扑鼻，女代表们也都服饰华丽，金珠辉煌。新疆的女代表送她一顶珠子穿的帽子，她很高兴地戴上，另是一种风度。她分别与各省的代表摄影留念，也和我们西北五省的女代表们照了一张。

解放后，有人问我见过宋美龄吧，我很坦然地说见过，又追问详情，我笑着说了句诗：“万人丛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不意“文化革命”时，说我同宋美龄握过手、照过相，竟成了我的一条罪状，真是哪里说起！

孙科是在他公馆招待我们的，人数不多，看来是有所选择，也可能分批招待。我们的汽车一到，孙氏夫妇已在门口迎接。当时我就想，还不是要我们给他画个圈儿，才这样客气，不然像他们在当时是烜赫一时的大人物，怎会这样降尊就卑，接待我们这些素昧平生的人。

于右任先生请我们时，都是西北几省的同乡。我们陕南的同乡，以及西安的几位女代表，互相介绍认识后，热烈气氛又自不同。

第一次选举结果，于等都落选，最后是孙、李两人竞选，会场的空气就不同了，两方拉关系的人也是活动得非常紧张。青年党已有专人向自己的代表暗示选李，民社党也是在秘密地通知他们的人，看来这两党暗中与李出力，想必非无因也。票数公布出来，李竟多于孙，当选为副总统。拥孙的人当时就吵开了，会场秩序立刻有些乱了，我还害怕他们会打架。蒋介石听到孙科落选，勃然大怒，大骂那些为孙活动的人无能。

李宗仁当选后，广西的人以及为他出力的人简直高兴得发狂了，马上放起鞭炮以示庆贺。郭德洁告诉我，他们的大少爷在美国得了个儿子，李既当选了副总统，又得了孙子，真是双喜临门。我当即向她道贺。

当时为了要为孙科多拉票，真也煞费苦心。一次，我被邀请去参加一个宴会，进门一看，大多数是国民党官员们的夫人，被请的也是清一色的女代表。一位很漂亮的太太向前和我握手，经介绍，才知她是当时审计部次长刘纪文的夫人许淑贞，这是当年上海中西女塾的校花，轰动一时的美人，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一经交谈，就听出是为孙科活动的，我当然满口答应，谁知孙竟落选。

三 会场见闻

我因家在南京，每天到时开会，会毕回家，除参加宴会外，不与任何人来往，也从未去过舞场、去看戏或看电影。有人问我的先生（指丈夫），我说因事去美国，因之外人对我莫测深浅，认为我能当代表，总是有来头的。在会场也听了些新闻。一天休息时都去楼上吃茶，见一群女代表围着孙科的夫人陈淑英指手划脚地议论纷纷。陈淑英怒容满面，不知在生什么气。经别人告诉我，原来孙科在上海有个情妇，是有名的交际花蓝妮，此次也从上海来看热闹，孙亲自到机场把她接来，坐在楼上，被陈淑英知道了，气得不行。过了些时，又听人说，蓝妮居然把胜利后属于敌产的大批颜料，据为己有，引起人们的议论，但因为有孙科的包庇，竟安然无事，坐发横财。

在开会期间，有些好事之徒，把一个叫唐舜君的女代表选为大会的“皇后”，唐是清室贵族，虽年逾四十，而风姿依然很美，望之如二十许人。她能歌善舞，每天会后都有人请她去舞厅跳舞或听戏，大有应接不暇之势。同时又有些人把报到处的一个女职员选为大会之花，一个广播员选为大会之莺，就这样成天瞎起哄。我认为这简直是污辱女性，而她们也不能自重，让人开心取笑，还自以为吃得开，真是太不象话。

某地有个人当选为代表，又被人顶了，气得抬个棺材在大会堂门口，说要拼命，后经秘书长洪兰友派人劝解才算了事。

有些代表住在旅馆，会后无事，花天酒地，任情作乐；有的竟纳妓陪宿，被警方查获，丑态百出，凡此种种，都足以说明当时蒋政府时代的腐朽状况，其还能不垮台？

大会闭幕后，青年党说要办个图书室，让我去请郭德洁女士捐点经费。我明知这是敲竹杠的事，可又不能不去。一天我去福厚岗李宗仁的官邸，郭德洁接待了我。我说明来意，她慨赠五百元。闲谈中她对我说起五月二十日总统、副总统就职仪式的事。

在举行大总统、副总统就职典礼的先一天，李宗仁派人去打听蒋介石在这天穿什么衣服，回报说：蒋要穿西式大礼服。李即马上命令秘书处给他预备西式大礼服。谁知第二天一清早，突然接电话，说蒋又要改穿长袍马褂了，可李从来就不穿长袍马褂，时间迫促，赶做也来不及了，没办法只好改穿了一套黄绒军装，到了大会堂，宣誓就职时，蒋长袍马褂站在前面，李穿军装站在后面，这样一比，李好似一名侍从武官，而且仪式一毕，蒋对李理都不理，扬长而去，致使李感到十分尴尬而难受。郭对我说着很生气，我能说什么，只有劝几句，告辞而去。

一九四八年年底至一九四九年一月，国共两党进行和谈中，中共提出八项和谈条件，南京一些有办法的人早走了，留下的一些代表，时常在大会堂楼上聚会，谈论当前时局看法，有人还提出去上海请孙夫人宋庆龄出来调停。我个人是迫切希望和谈成功，天下太平，但当时李宗仁还妄想来个第三势力，挽狂澜于将倒，无如大势已去，徒唤奈何。蒋介石见势不佳，已先跑了。李宗仁也不得不在南京已成混乱的状况下，一走了之。

一九四九年春，解放军大军南下，即将近迫长江。南京谣言四起，说共产党设有三十六刑、七十二杀。说国民党中央、立监委、国大代表，名列战犯，均杀无赦。同时又有人说，行政院长孙科说的已放出话来，去到广州的代表，一切由行政院负责，旅费在上海领取。我认识一位湖北女代表吴荫华，她的爱人和我同过几天学，因此我们就比较接近，他们决定先去上海，劝我也去，说留下没好处，而且生活也要成问题。别的我倒不怕，惟这句话倒打动了我的心。四月二十二日我同她家一道去上海，不几天南京解放了。虽说领了几百元，上海实不能住下去，只好去广州。

到广州后，天气热，生活费用高，一家六口挤在一小房内，使我焦灼万状，忧心如焚。吴荫华及陕西几个代表如焦保权等，都决定去台湾。在这种情况下，也只好抓住这根救命稻草，所以我也随大家漂洋过海了。

到了台湾，招待所人已住满，我们无立足之地，与先去的人了解各方情况，万分后悔，不该来此绝境，反复寻思，认为此地实非我安身之处。国民党仇视共产党，自然要恶毒攻击。如果说共产党残暴不仁，何以能得到广大工农群众的拥护，取得最后的胜利。自古以来，得人心者昌，失人心者亡，这就是真理。于是我断然决定返回大陆。我想共产党即使对我不利，也绝不会伤害我的孩子，为了五个孩子着想，回去是完全正确的。我又乘原船回到广州，一九五〇年回到汉中。三十二年的事实证明，这条路我是走对了。现在，我虽年老，也愿为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稍尽棉薄之力，希望在有生之日能与留在台湾的旧友重逢，实所深切盼望。（一九八二年四月）

（《陕西文史资料》第二十辑）

有关CC点滴见闻录（黄应昌）

我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四一年的十二年间，除在抗战中江苏沦陷期间有一个短时期失业外，都是在CC范围内充当了中下层的工作人员。对于CC的情况，零零碎碎地我倒也知道不少，今拉杂回忆如下。

一 我最初所知道的CC

我是一九二九年秋天从立法院统计处转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财务委员会工作的。这时财委会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扩充了，原财委会四个干事都因扩充而爬了上来。其中一个做了财委会的秘书，一个做了华侨捐款保管员兼中央秘书处会计科科长。财委会虽是由几个财务委员（包括一些元老）轮流主持开会，事实上经常事务部是由秘书请示财委陈果夫进行的。我是由专管华侨捐款赈务的干事万长祐（宝应人，东南大学商科前辈同学，他的妻弟程瑞谦是我同班同学），接受了秘书闻亦有（湖北人，曾在上海徐永祚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后来做过会计局局长，一九三五年左右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的指示，拉我进了财委会充当审查干事。事后他们还要我向统计学老师金国宝（吴江人，当时任南京财政局长）要了一封介绍信，实际就是保证书。

我到财委会后，不用说与万长祐天天见面，程瑞谦在工商部充当小职员，位置最低，星期天也常常碰到。大家聚在一起时，万长祐总说忙，可是程瑞谦听不下去。背后程瑞谦说万是在替叶秀峰（杨州人，八中校长，陈立夫在北洋大学的同学）做私事，叶秀峰是在搞CC。我问他什么是CC？他说CC就是中央俱乐部，由陈立夫与叶秀峰两个人搞的，老万是替他们做会计。事实上，有时万长祐在上班时迟到，究竟做什么事去了？但他“守口如瓶”。万长祐在高兴时往往大吹特吹，表示自己了不起，可是等你问到他时，就又十问九不答。他一直在财委会工作，到抗战后期才调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联合总处担任稽核，抗战结束后听说在上海联合征信所担任经理。这就是我最初所知道的CC这个名词。

一九三〇年夏天，财委会叫我出差到江苏党部帮助整理各县市党部的预算，我见过一本刊物，上边刊有一篇解释FF的短文，说FF是五兄弟，以李寿庸（听说是盐城人）为头，可惜详细内容记不清了。当时的省党部，是由中央组织部派了一个贵州人黄宇人（中央组织部组织科科员）去整顿的，实质当时的CC，在江苏与FF已争夺到胜利后的一个局面。从那时起，我才体会到CC不是一个普通吃吃玩玩的俱乐部，而是“陈家党”的一个核心组织。这个核心起于何时？直接参办集会的是哪些人？集合地点在什么地方？它的演变过程是怎样？这还都是一个谜。我们只能从那些接近二陈的重要人物的活动去察看一二。

二 CC在党务方面最初的一些班底

上边曾提到财委会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四个干事，那就是王子壮、吴公义、赵棣华、闻亦有。王子壮，山东人，后来升为秘书处秘书，擅长文书，显然是属山东元老派丁惟汾的系统，自不属于CC。吴公义，广东人，后来升为侨务委员会秘书，默默无闻。与陈果夫最亲近的要算财委会华侨捐款保管员赵棣华（住扬州，原藉淮安，金陵大学毕业，留美回国，曾在南京中学教书）与财委会秘书闻亦有。从财委会角度来看，赵棣华、闻亦有终日不离陈果夫左右，应该是CC的中上层人物。照后来发展的许多迹象来看，也可以做这样的判断（不久赵棣华建议把会计科分为会计、出纳两科，出纳科捧出陈果夫保姆的儿子陈顺祥担任科长以讨好陈果夫，把统计处余井塘的关系人陈松龄拉来做了会计科长，赵棣华升为秘书处秘书兼财委会华侨捐款保管员）。

“陈家党”在党务工作上主要的重心是在中央组织部。记得那时蒋介石担任部长，陈果夫是副部长，有时陈果夫名义上正式代理部长，陈立夫做副部长，后来余井塘（兴化人，住扬州，复旦大学毕业，留美回国后与赵棣华同在南京中学教过书，军阀孙传芳反攻龙潭，他待在组织部，所以更被陈果夫看中了，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时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做秘书，代理副部长。蒋介石、陈果夫都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组织部普通组织科科长是黄宇人（贵州人，抗日期中是贵州省党部主委），军人组织科科长是黄仲翔（四川人，黄埔毕业，抗日期中在成都省党部任主委，一九三三年左右曾在南京办过军队党务工作人员训练班，我以统计处工作人员身分在那个班里教统计学），海外组织科科长余俊贤（我和余俊贤曾搞了一个海外党部函授班，统计函授讲义是由我编的）。总务科科长是李次温（广东人），还有特别党务方面（指铁路、海员等），记不清楚是什么人主持了。听说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前有调查科，科长原为陈立夫，后来是叶秀峰，在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调查科扩大为中央调查统计局，这就是全国闻名的特务机构了，局长是徐恩曾（浙江人，留美），秘书朴孟九（松江人，德国留学生）。所有这些或是CC的直系，或是CC拉拢过来的（如黄仲翔本是黄埔系，为了掌握军人党务，CC就非拉拢军人不行了）。此外如吴任沧（广东人，是已故组织部早期重要人物吴倚沧的弟弟）、张渊扬（句容人，党务学校毕业）、叶溯中（浙江人）等人，有时在中央组织部，有时在外省（如吴任沧，整理过安徽党务，指导着青岛党务；张渊扬经常在江苏，叶溯中经常在浙江），更是CC党务方面的几张王牌。除掉中央组织部、中央财务会外，中央组织部还有两个骈枝机构。一个是中央广播电台，由吴保丰主持（交大毕业，留美生）。陈立夫曾自夸过广播电台在龙潭之战中的功劳，主要从电台上讨救兵。陈果夫并时常指示私人秘书编制广播资料。一个是中央统计处，由吴大钧（福建人，留美时与陈立夫同学，统计处主要干部，是余井塘的复旦系，我在一九三一年调到统计处工作）主持，首先编制了二百万党员的登记卡片，接着抓政治上一些书面战绩和造林、筑路、卫生、合作等七项运动的数字。

当然，在中央训练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监察委员会，并不是没有CC的人物，但这些部门的人物复杂得很，很难看得清楚哪些是CC，哪些不是。可能中央宣传部以及所属的《中央日报》，CC渗透得多些。传说宣传部的秘书方治（安徽人，留日）是CC方面的，一度做过宣传部长的罗家伦与CC也很亲近。

南京市党部是中央党部眼面前的一个党部。周伯敏（于右任的外甥）、楼桐荪（立法院的委员）两人肯定不是CC。但是CC在这方面安插了哪些人，当时实在糊涂得很。事实上首都南京党内元老太多，元老的关系人更多。听说一九二八年南京党员登记时，曾以难题考考元老吴稚晖，结果惹得吴稚晖光火了。最后一天我去登记时连口试都取消了。

三 政治大学——CC基层人物训练机构

谈到CC的班底，就不能不谈谈解放前的政治大学。它的前身是政治学校，政治学校的前身是党务学校。蒋介石培植羽翼本有文武两系，武的是黄埔军校，文的是政治大学。

为什么说政治大学与CC关系密切？政治大学在蒋介石的名义下由校务委员主持，政治大学直属于中央党部，经费由党部划拨，而中央党部最有权力的首先是CC。尽管表面上冠冕堂皇，列名的元老不少，实质脱离不了CC二陈的管理。自从一九二八年冬天发生政校学生游行请愿事件，违反了纪律，经过“整顿”后，再没有听到什么风波了。有人这样说：这个学校是一个进行奴化教育的学校。我的看法它是CC基层人物训练所。

起初我有两个同学在那里，郭廷以（河南人）教历史，曾广棻（四川人，留日）做军事教官。我们只见过一、二次。郭廷以对政校、中央党部都存在不满的情绪。他曾告诉我，现在外边称中央党部是“中央挡布”。

一九三四年到三五年间，和我打过交道的有政校教授寿勉成（浙江人，抗战后做中央合作金库经理）、教务长吴挹峰、教授梅思平（浙江人，由教授调为江宁实验县长，后当汉奸，抗战后被枪毙）。这些都是那时的所谓红人，也就是CC安插在那里的骨干。

前段提到一时在中央组织部、一时在江苏搞党务的张渊扬，是党务学校毕业的，一九三四年做了江苏如皋县县长，抗日初期转为地下工作者，抗日后期回到政治大学做总务主任。另外一个是周树滋，扬州人，也是党务学校毕业的，抗日前在江苏省农民银行工作，抗日后在交通银行总行任人事科长。这是我所晓得的两个突出的人物。

至于成批的安插要算江宁实验县了。大概是叶楚伧做省政府主席时代起，CC抓住机会，拉拢江苏省政府，设立了委员会，派梅思平做江宁县长，县长以下全部安插了政校学生，一切规章制度，不是江苏省一般规定的限制。表面上江宁县是属于江苏省的，实质上是政治学校的附属机构。等到一九三三年起陈果夫担任江苏省政府主席，更是无所不为了。一九三五年因为各方指责浪费，江苏省政府派我带了一个同事郑经绶（浙江人）会同财政厅一个姓童的会计前去查账。我们深切体会到查小不查大的暗示，结果把江苏省农民银行南京分行一个姓孙的经理撤换了，其余还是原封不动，敷衍了事。

其次，是把政校毕业生分派到国民政府各机关与中央党部各单位，先实习几个月，再正式参加工作。我所接触到的是统计班的学生，大约有十人左右，多数派在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实习，四个派在中央党部统计处实习。在统计处实习的，后来有一个姓杨的贵州人派在南京市党部，一个姓雷的安徽人派在安徽省党部，其余两个没有实习过就调走了。在统计局实习过的有一位杜品山（绥远人）的，在职不到半年，就请了一个多月假。在考绩时（那时规定工作满一年才能考绩）还闹着增加生活费（党部发的工资称生活费），背后还在寿勉成面前指责我指导无方，以致生活费不能提高。我当时曾气愤得要辞职。这是政校学生倚势凌人的一个开端，也是我服侍不了这班“天子门生”的第一个回合。后来听到，这些统计班的学生，都是不愿意坐统计工作的冷板凳的，那个姓杨的在抗日期中做了贵州毕节师范的校长，杜品山在江苏省南通做过合作社指导员，再到民政厅做了短时期的统计股主任科长，抗日期中在重庆又到中央调查统计局做特务去了。

培植这些学生，绝不是像吹肥皂泡那样一时就能吹得大的。因此早在一九二九年由中央党部考试派出一批留学生。那次考试都是先通过选择，再经考试。可说是无考不取，实在成绩差的也一而再地给予补考。那次留学回来最突出的莫过于徐柏园了（浙江人，东方大学商科毕业，留美）。他先在交通银行工作，曾因京杭国道上被绑票出了名；后以案件牵连垮了台，抗日期中CC又拖了他一把，做了四行联合总处秘书长。记得闻亦有和我说过，早知道你没有重大家累，出国之事，只要和陈先生（陈果夫）一说，不就行了吗？这就证实了CC在这批选派留学生中的权力。

四 以党治政，抢夺财经，打进文化事业界

国民党的以党治政是通过中央政治会议的形式进行的，中央党部内有一所高楼大厦专供中央政治会议使用。国民党总裁、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国民政府主席、委员、五院院长、各部部长，其中许多人是一人兼任数职，因此这一个会议有他，那一个会议也有他，但能够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核心组织的人。最初的一个阶段，胡汉民占了上风，其余如居正、谭延闿、于右任等在自己范围内守分而已；戴传贤假慈悲嘴里念佛经，暗地里大搞地皮生意；宋子文、孔祥熙则抓住财权不放，财政从不公开。

一九三一年春天，蒋介石与胡汉民的关系破裂。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争夺主计权，具体说就是想把宋子文的财政敞开来。胡汉民在立法院想出了一个超然主计办法，即设立主计处，主计处设立岁计局、会计局、统计局。这个办法是要使宋子文的财政通过事先监督（监察院审计部的监督，那时早已失去作用）。传说的内定主计长是立法院的卫挺生，再顺便把立法院的统计处带过来凑成岁计、会计、统计三局。经过明争暗斗，结果陈其采（二陈的嫡亲叔叔，一个老官僚）做了主计长，杨曲梅（原定的审计部于右任系统里调来的）做了岁计局长，陈其采带来一个姓赵的做了副局长，秦汾做了会计局长（原定的会计局长是以会计师出名的潘序伦，副局长秦汾是宋子文手下的一个官僚，潘序伦根本没有来），赵棣华做了副局长（赵一九三三年到江苏做财政厅长，闻亦有就从审计部审计代替做副局长，后来秦汾走了，闻亦有就一直做会计局长），刘大钧（由立法院统计处处长调来，不久即辞职到上海做统计师了，由吴大钧做局长）为统计局局长，吴大钧做副局长（后来吴大钧做局长，另由中央大学教授朱君毅做副局长）。这一段说明了蒋、胡在争夺中，主计处落到了CC手里。这就是CC在财经上夺取地位的开始。

接着在一九三三年，陈果夫抢到了江苏省政府主席的位置，赵棣华做了财政厅长兼任江苏省银行董事长和江苏省农民银行的总经理。吴任沧做了江苏省农民银行的副总经理（后来在抗日战争中，CC与钱新之打了交道，赵棣华做了交通银行的总经理，吴任沧一度做过交通银行昆明分行经理，又转到中国农民银行任副总经理）。这又是CC在财经上的一个发展。至于高度的发展，还是在抗日战争结束后的一个时期，那时新设立了中央合作金库，寿勉成任经理，陈果夫做了中国银行的总经理，吴任沧做中央信托局局长。

正中书局是CC陈立夫指使吴大钧搞的（在正中书局用的名字是吴秉常）。经费由中央秘书处拨来。开始设在南京市的门帘桥，并不令人注意。等到一九三四年左右搬到杨公井一带时，扩大了经营党义方面的教科书，并把中央统计处的刊物也放那里兜售。抗日期间，在重庆时把中央统计处的班底转到了正中书局，原属中央宣传部的印刷所也改属正中书局（中央统计处在抗日后期撤销），上海、桂林、昆明、贵阳、重庆、西安、兰州、成都都设了分局。总局内设有秘书处、编辑处、分藏部。吴大钧任总经理，叶溯中任副总经理，还有南维岳（扬州人，复旦毕业，原统计处总干事）、陆殿扬（苏州一带人，原中央大学英文教授）、杨启霖（浙江人，吴任沧沪江大学同学，原中央统计处干事）等人。一九三八年十月起，我在那里担任稽核主任十个月。印刷厂长是王旭东（叶楚伧的关系人）。这时正中书局的主要出版物是教科书。凡是正中书局出版的教科书，通过教育部以及其他各种活动，一定要各地学校采用。到了这个时候，正中书局在中小学校文化事业上成为独霸（大学教课书还没有来得及编印）。

这里，我补叙一个“穷人会”的见闻。

早在一九三一年左右，我在中央统计处担任征集课总干事的时候，有一天我见到吴大钧交给同事孔鲁一分油印材料。我跑去看看，原来是“穷人会”的章程，是一个“标会”的性质，按期集资，依次得会。参与人有吴大钧、余井塘、赵棣华、闻亦有、吴保丰、叶秀峰等。当时我们室内的几个同事说，他们倒自认为是穷人，我们又成了什么人呢？那时党部内拿的是生活费，最高的中央委员也只有三百元，较之政府机关最高的拿月薪八百元（另外还有车马费、办公费等等）相差很远，一般中下层人员间的月薪也是相差很悬殊的。记得吴大钧在中央统计处的生活费是二百六十元，后做了主计处统计局局长，就一跃为月薪六百七十五元了，不到一年的工夫，鼓楼双龙巷的一幢洋房就砌成了。

五 江苏在CC的统治下

陈果夫来江苏担任省政府主席是在一九三三年秋天。我一九三四年八月到省政府秘书处担任统计室主任（一个九级的荐任职）。大概CC在江苏得到了一个安定的局面，所以需要统计数字，以便在数字上虚夸成绩。

因为我患有肺病，从一九三四年春天住到鼓楼二条巷的潜庐，同住的有统计处的张书田（余井塘的关系人）、杨启霖、钮祥麟（浙江人，组织部小职员）、柏肖云（昆山人，组织部打字员，钮祥麟的爱人）、童传亭（浙江人，秘书处电台译电员）、程万里（浙江人，会计科工作），还有一个姓柳的（新江人，秘书处文书科工作），连我一共八个人。大家全是CC下层工作人员，我虽基本上与CC相接近，但看到陈果夫走上了政治舞台当上了省政府主席，谁不想跟着跑呢？但又怕省政府不如党部安定，省政府二、三年人事就有变动。

在顾祝同垮台的时候，想抢江苏省政府主席的，还有方觉慧（湖北人）。据童传亭说，方觉慧曾亲自慨叹地告诉他，做一个省政府的主席要有几百个干部，哪里来的这些人呢？陈果夫自然可以把政治学校学生带去。吴稚晖曾说陈果夫到江苏来，是来拿抚恤金的（陈果夫肺病严重，经常不离痰盂）。

最初CC在江苏省的班底，大致有：程天放（江西人，秘书长，是CC的外围）；辜仁发（山西人，民政厅长，属政学系）；赵棣华（财政厅长，属CC）；沈伯先（浙江人，建筑厅长，陈果夫的妹婿）；周佛海（湖南人，教育厅长，可以直接见到蒋介石，虽不是CC，是CC拉拢的对象）；项致庄（浙江人，保安处长，据说是蒋介石保定军校的同学，也是CC拉拢的对象）；祝平（江阴人，地政局长，为CC的后起人物）。省政府委员中另有王柏龄（扬州人，黄埔教官，北伐时垮台，是CC在江苏的元老）；罗良鉴（曾做过安徽省吴忠信的民政厅长，是蒋介石派来支持陈果夫的）；这个班子，不用说政学系的要人看不顺眼，政学系便插进了辜仁发，占据了权势最大的民政厅，后来辜仁发为重婚的事被轰下了台，大家都说这是程天放轰的，想藉此向陈果夫卖力。

我一九三四年八月来到镇江，正是程天放出国做驻德大使的时候。为了统计工作，我还是不时跑到南京去接洽。这时，陈果夫把程天放提升到大使的地位，表面好像是酬功，实际抑制了程天放想做民政厅长的愿望。CC内部争夺做民政厅长的是叶秀峰和余井塘，结果余井塘得到了，叶秀峰安插在省禁烟委员会。

江苏省政府的这副班子一直保持到抗日时期江南沦陷为止（大约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据一位江苏通讯社记者孟洪号（泰州人），告诉我说，外面传说省政府有四大金刚，建设厅有四小金刚。四大金刚指许心武（江苏导淮工程处主持人。导淮工程处属于江苏省，同时又直接受国民政府导淮委员会的指导）、叶秀峰、余井塘、赵棣华。四小金刚指建设应的萧松瀛（建设厅的秘书），顾勤楫（建设厅核心气象台主管），还有两个记不得了，其中一个可能是省公路局局长。这是社会上从侧面对江苏省政府的看法。

在这副大班子底下，另有个小班子，这就是政治学校的学生。张渊扬做了如皋县长，周异斌做了民政厅第二科长，彭善承做了保安处科长。这三个是比较高级的。整个江宁实验县，不用说仍是全副政校班子。党部还选送留学回来的赵澍做了淮安县长。此外在省政府各厅处、局的政校学生经常有三四十人，每月或不定期集合到省政府向陈果夫报告工作。

省党部与省政府的关系，在以党治国的幌子下，本来权力应该高于省政府。但是由于省政府当权者都是通过种种活动上了台的声势赫赫的人，就逐渐形成了争权夺利的对立局面。可是陈果夫是“陈家党”的头子，来主持省政后，CC以叶秀峰的冲锋搞垮了FF后，江苏省党部差不多就是CC的天下了。那时江苏省党部的书记是于锡来（金坛人），委员有周绍成（扬州人）、周厚钧（扬州人）、凌绍祖、钮光耀等人。这时叶秀峰在省禁烟委员会，以那些委员组成的省党部真正成了省政府的尾巴，其唯一的作用是替省政府宣传而已。尽管省党部与省政府打成了一片，但省党部内部小派别还是存在的。记得有一次，周厚钧与凌绍祖两个小派别曾相互揭发，发放传单，恼怒了陈果夫。陈果夫叫叶秀峰训斥了周、凌一顿。所以我们每逢看到省党部委员排队上省政府大楼，大家就意识到，这些委员又来受训了。

省和县都设禁烟委员会，禁烟委员会由叶秀峰主持。禁烟工作，就我所知道的主要是烟民登记，每个烟民都要交登记费。这实际上是“敲竹杠”，越到下层“竹杠”敲得越大。当一九三六年春天，我前妻病死，运棺柩回家，我母亲也病情严重，准备了衣棺，而公安局却要抓我父亲，因为他对鸦片是时吃时戒的。我没有办法，又不肯以我的身分去讲人情，只有典当衣服，托人缴了二十元登记费。随后我母亲、父亲相继死去，那些衣服一直没有赎回来。全省究竟有多少烟民？共收多少登记费？这些钱到哪里去了？都不得而知。

六 侍从室第三处

我是一九三九年十月从沦陷区的苏北，绕道上海、香港到重庆正中书局担任稽核主任的。在那里待了十个月，便到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三处工作。

侍从室共有三处。第一处下设第一、二、三组，主管侍卫和军事；第二处下设第四、五、六组，管理文书；第三处下设第七、八、九、十组，管理人事。第一、二两处设在重庆，第三处设在南温泉。侍三处又称人事处，第七组称对外调查组，第八组称登记组，第九组称考核组，第十组称分配组。我是在第八组办理统计。

侍三处的主任是陈果夫，副主任是刘咏尧（湖南人，黄埔一期生，那时职务是主持中央军官学校毕业生调查处）、罗良鉴（抗战前的江苏省政府委员），秘书罗时实。第七组组长是朴孟九（原是中央调查统计局的），副组长侯鼎昭（湖南人，黄埔毕业）；第八组组长是姜超岳（浙江人，陈立夫的亲信）、何仲萧；第九组组长罗时实兼，副组长梅嶙高（安徽人，东南大学罗时实同班同学）、刘南陔（湖南人，黄埔毕业）；第十组组长孙慕迦（湖南人，黄埔毕业，鄷悌的小舅子），副组长方少云（广东人，原来在CC搞党务工作）。一九四一年听说又增加了第十一组，称通讯组，详细情形，因为我已离开就不知道了。这是CC与黄埔合作的主要名单。据说，刘咏尧、侯鼎昭、刘南陔、孙慕迦都是选的比较温和的人，所以成了CC拉拢的对象。其余原在江苏省的有万尹默、邓翔海、张迺藩、杨国镇、单成仪、余振翰、斯颂熙、王慕尊，另外还有一个姓宗的做会计，原是在江苏省政府秘书处会计室工作的。除万尹默、邓翔海是专员名义外，其余都是处员。四个组的人员大约一百人左右。

侍三处成立在中央训练团第一期训练结束后的一九三九年七月。中央训练团设在重庆，最初的训练是三个月一期，后来渐渐缩短为一个月，团长当然是蒋介石，秘书长是政学系的王世杰，教育长是王东原。侍三处的组长副组长（除了姜超岳、何仲萧外），大都是中央训练团第一期受过训的。我曾听见朱雨峰（阜宁人，中央大学毕业，抗日前顾祝同时期曾在溧水、溧阳一带做过教育局长，因敲竹杠，没有行贿上司，弄得游街示众下了台，后来一直在教育厅工作）说过牢骚话。他是从伦陷区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的。他说中央训练团真是笑话，第一个星期真是屙屎撒尿的时间都被挤掉了，到了第四个星期，也就是末了的一个星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吃吃喝喝，有钱的相互联络，搞搞关系，没钱的瞪着眼睛，无事可做。可见中央训练团的教育工作是毫无成绩的。

到中央训练团受训的人员，来自各方面，包括了蒋介石面前的各个派系的中层人物，每个人先由各单位主管核定指派，到中央训练团受训时先填详细出身履历表（好像还有自传），训练由训练团做好总结。这些表格一批一批地由侍三处第七组向中训团搜罗来，通过审阅，其中出身履历表送到第八组登记分类装成各种卡片，并分类统计数字，中训团的总结送到第九组做为考核的初步资料。后来第七组的工作又扩大了，直接到国民政府各机关中去捜罗未曾参加中训团受训人员的表格，其用意可能是进一步了解各单位主管选派的是否确当，同时也在摸索各单位整个人事的根柢。第九组经常的工作是审阅各学员在中训团受训后继续学习的报告和通讯。蒋介石曾叫侍二处印刷了稿子，有《中国六大政治家》、《黑格尔哲学》、陈立夫的《唯生论》、以蒋介石署名著的《中国之命运》等书，寄交各学员学习。所谓读书报告就是读这些书的报告。至于通讯，实际就是工作报告，在这方面还牵涉了很多单位的工作。那时的“制止异党活动”的规定，也在学员报告工作之内。因此，我们那时私下常议论：第七组是跑腿的；第八组是头钻在卡片箱子里的；第九组的人两只眼睛只是盯在白纸上的黑字，满口的四书五经；而第十组是干的秘密工作，不是大家所能知道的。第八组方面，也只有管理卡片箱的一两个人（吴光韶、宗之洪都是姜超岳的亲信）知道，因为第十组常来第八组调阅卡片。大概是新设立农林部的时候，内定广东的陈济棠做部长，陈果夫深夜里从衡舍（陈果夫在重庆的住所，也是侍三处驻重庆的办事处，有陈果夫的外甥程世杰日夜在那里联系，每凡蒋介石在重庆时，陈果夫都在那里）打来电话要翻第八组的卡片箱，提出农林方面人员名单，这就惊醒了全宿舍的人员。那次究竟提出的是哪些人呢？只有姜超岳、吴光韶两个人翻卡片箱时知道。

CC不断培植政校学生，拉拢各方，丰富羽毛，目的是要和政学系做进一步的争夺权位。CC系的头子们看到王世杰是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中央训练团秘书长、国民参政会的秘书长，三个要职集中在一身。政学系的吴鼎昌做了贵州省政府主席，张群做了外交部长，张公权做了交通部长，刘攻芸做了四行联合总处秘书长，徐继庄做了中国农民银行总经理……等等，而CC的头子陈立夫只做了一个教育部长，余井塘做了教育部次长，谷正纲做了社会部部长，未免相形见绌，因此不得不拼命钻营。如从侍三处暗中派去的一个政校学生做了四川省政府的人事处长，到侍三处常来联系的有贵州省政府的人事处长董辙等。这不过是我晓得的其中一点而已。

一九四一年，拟定派我到成都出差，因一个河南人争这一差事，结果大家都没有能够成行。又一次罗时实辞掉第九组组长兼职，梅嶙高提升为组长，原定由我填补梅嶙高的副组长缺，结果又被政校学生王慕尊抢去了。适巧我的同班同学田定庵（南通人，那时他是政学系张公权交通部材料司的帮办）和我的同乡李泽民（在第九组与梅嶙高、罗时实都是同班同学，也是不满意侍三处、郁郁不得志的一个人）都劝我到滇缅铁路去工作，所以我毅然离开了侍三处。事后，陈果夫还写了一个条幅给我，我记得他是摘录古书上的几句话：“大道之行也，我知之矣。智者愚之，愚者不及也。”

一九四五年九月抗战结束，我由昆明邮汇局章云保（宁波人）介绍到了重庆，再由邹曾侯（江西人）引见刘攻芸。他问我的履历，我老实地告诉他，我曾在侍三处待了两年，然后再到滇缅铁路和邮汇局的。谈话后，邹曾侯责怪我为什么说在侍三处待过，刘攻芸他们最忌讳侍三处。也确实如此，我等候了半个多月，才碰到中信局储蓄处一个姓吴的襄理赶往东北，没有接替的人，才给了我一个襄理的位置。

侍三处撤销后，小职员被东塞西塞，生活极不安定，至于那些上层人物则都直接上前线，夺取金融的大位，如陈果夫做了中国农民银行的董事长；新设了中央合作金库，寿勉成做了总经理；赵棣华仍是交通银行的总经理；中央调查统计局的头子徐恩曾也到青岛抢夺企业去了。那时的官僚资本是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交通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合作金库共计七个。管理这七个机构的有四行联合总处，秘书长是徐柏园。后来吴任沧又抢到了中央信托局局长。

罗时实本来是程天放的关系人，因为他听话，渐渐地成为陈果夫面前的一个跑腿的。侍三处撤销时，他被派到美国去了。余振翰本来被安插在中央调查统计局的，后来他悄然地回到家乡，可算最后没有走错道路。

（《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辑）

抗战前“中统”在南通的活动（姜颂平）

南通县的中统特务组织，开始于一九三一年初夏，由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委派该县党部执行委员姚烨兼“肃反专员”，企图贯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蒋介石提出，经蒋同意后，交国民政府颁布的《自首条例》（实际上是陈果夫、陈立夫采纳陈锡根、庄尚智等十人提出的自首政策）。由于当时国民党南通县党部内部的派系斗争激烈，肃反工作未见成效。到陈果夫任江苏省主席后，就全力扩展所属各县的特务组织。他利用职权，安置国民党CC系的高干，担任各行政区的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专署的第二科负责督导所属各县的特务工作，科长职务大都选派转业特务充任（由专职特务取得公开身分做掩护的特务人员），例如当年江苏省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即南通地区）郑亦同，就是国民党CC系高干，陈果夫的亲戚。二科科长宋明昕，是转业特务。南通县警察局长傅谦之，警察局督察长先是傅琴，后是卜霄青，也都是转业特务。他们都以公开身分，秘密领导南通地区的特务工作。南通县党部的“肃反专员”形同虚设，以后就取消了。大约一九三二年开始，江苏省特务室在南通成立南通办事处，第一任主任是李仁甫，第二任是童猛。办事处地址在南门外东侧，城南别业西边，对外是秘密的。原中共南通县委书记陈俊（化名王梦祥，绰号老太婆），因出卖中共地下组织和干部很多，江苏省特务室就派他任南通县特务员。由国民党南通县党部指定一小间房子做为他的办公室，接待自首分子办理自首手续。晚上，他和李仁甫等一起住在办事处内。

一九三四年八月江苏省特务室南通办事处结束，成立南通县特务室于国民党南通县党部西院。特务员是言则行，助理特务员有姜颂平、王世民二人，干事和助理干事有高俚、崔朝英、顾金墀、刘拔等人。特务室经费由国民党南通县党部和南通县政府分担。言则行任南通县特务员有两年多，后继者是施亚屏，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南通县特务室解体止。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后，江苏省主席陈果夫曾指令江苏省特务室主任周先农，督促所属各县特务室布置地下情报交通网，为沦陷后从事地下活动做准备，并拨款十万元做为各县特务室人员的生活和活动费。是年八、九月间，江苏省政府就随同国民政府撤往武汉，江苏省特务室主任周先农将全部特务经费带往后方，置各县特务人员的生活于不顾，引起特务们的愤恨，于是有江苏省特务室的干部范彬、蒋希文（“文”字有时写着“闻”）、郑洪等三人于一九三八年春，联名向当时设在苏北淮阴县的江苏省政府特工指挥处处长吴卫玖（军统成员，系江苏省的外围组织复兴社的骨干，是复兴社头头，当时任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的亲信爪牙）投靠，中统江苏省各县的特务室包括南通县特务室从而解体。

一九三八年四月，中统局派高级特务徐兆麟携带陈立夫亲笔写给韩德勤、李守维（复兴社头目之一，当时任七十九军军长，驻防苏北两淮泰兴一带）的信，请他们协助恢复苏北各县的特务组织。韩、李口头答应，暗中唆使范彬、蒋希文、郑洪等三人印发《驱逐宗派主义的徐兆麟》小册子。事为当时江苏省民政厅长王公屿（CC系高干）知悉，加以阻止，小册子虽未发出，但徐兆麟不得不离开苏北到上海去恢复苏南沦陷区的中统组织。直到一九三八年夏秋之交，中统局商得韩德勤、李守维同意，派韩、李的小同乡、黄埔军官学校毕业军人、中统老特务汤惕非为江苏省特务室主任，汤派另一个中统老特务、扬州人汤同书为中统局江苏省南通区室主任，在如皋东乡马塘一带流动。一九四一年间，汤同书被汪伪镇江特工站逮捕后投靠汉奸张北生，中统南通区室又解体。一九四二年至四五年日寇投降这一阶段，中统局曾派陈叔平任京沪特派员，他在姜颂平掩护下到南通活动三、四次。他利用在苏北流动的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李明扬的电台，将所了解的敌伪和新四军活动情况向中统局汇报。一九四三年夏，中统特务邢汉刚到南通，找姜颂平了解敌伪“清乡”问题和新四军活动情况。一九四四到四五年间，姜铁石从皖北到南京找到姜颂平，在姜掩护下，到过南通二次。邢汉刚、姜铁石都是中统局皖北办事处指派到南通地区了解情况的。

中统局活动的方式和方法：

一 发展组织的方式、方法

中统局发展组织的原则，是从上到下纵线发展、秘密掌握的。其手法是利用陈果夫、陈立夫（以下简称二陈）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方面的权势，安置在全国各省市县的第一二把手的关系去发展。例如省级特务室派一个特务员到某一县开辟工作时，先由省特务室通过国民党省党部备函，介绍给国民党县党部的负责人或县长（当年大多数的县党部负责人和县长是CC分子），挂县党部或县政府的证章，公开活动。先城区而后逐渐拓展到乡区。发展对象，以地富成分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公职人员为主；其次是社会团体的骨干和社会上的知名人士，然后指使这些人去拉拢他们各自的社会关系加以利用。例如某一行政区区长被吸收后，就指使他去拉他所认为有活动能力的乡保甲长。这样就可以形成情报交通网。

中统局的组织结构为：外围——核心——细胞。

所谓核心，是指各级专职特务。细胞，指情报员。中统局以前的特工总部阶段，细胞称义务调查员。中统局改称党员通讯局后仍称情报员。情报员又分高级（或称特情）、一般两种。外围也分两种：一种是新吸收的对象；另一种是由特务组织控制的公开社团的成员。如当年镇江的青年励志社、长江通讯社等等。外围分子如经常有情报资料提供，可提升为细胞。细胞表现良好的，按月发给津贴费，或提升为专职特务，或介绍公开工作，以解决其生活问题。

中统特务头子为使特务分子心甘情愿为“蒋家王朝”“陈家党”卖命，除每月给予较高生活费、吸收为国民党特别党员外，还发给特种身分证和枪照（特务员可自备短枪），以提高其身分。当陈果夫任国民政府江苏省主席时，各县特务员都带有特种身分证和枪照，盖上江苏省保安司令部关防，携带自卫枪枝，可以通行无阻。必要时还可以调动指挥所在地的驻军和警察，进行搜补活动。中统特务员还负有调查党政军警以及其他公职人员的贪污渎职等使命，因此，这些人对特工人员是有所畏惧的。

二 对待被捕的中共地下人员采用的手段

中统局的中上层成员，绝大部分是中共叛徒。军统局的成员，绝大部分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军人。因此，两局的作风不同。军统局对被捕人员，基本上采用压力，也就是刑讯。中统局则采用软硬兼施的手段。开始用说服的方法，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着重指出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不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不适用于中国等等谬论，企图以此动摇被捕人员的革命思想。说服一次不行，再接二连三来几次。如被捕的对象在中共的地位较高，估计他了解的关系较多，为扩大收获（指能多逮捕一批中共地下工作者），在多次说服无效后，就采取硬的手段——刑讯。刑讯的花样有多种，如坐老虎凳，灌肚肺，猴儿盘桃，长针刺手指、脚趾，甚至用电麻等等。所谓坐老虎凳，就是将被捕人的手脚捆绑起来，坐在凳上，背靠着墙壁，两脚伸直平放在凳上，行刑人用砖垫在被捕人的脚跟下面，一块又一块地加，最多可能加六、七块，还要用双手在被绑人双腿上压。经过大约半小时左右，如仍无收获，就把绑索解掉，由两个特务扶着在院内踱步，边踱边用甜言蜜语诱骗。所谓灌肚肺，就是把被捕人捆绑在凳上，面孔朝上，行刑人用冷水从鼻孔里灌注，甚至用辣椒水灌。所谓猴儿盘桃，就是将被捕人的两个大拇指用麻绳扎紧，然后悬空挂在横梁上，行刑人用棍棒狠狠鞭打臀部。所谓针刺手指、脚趾，就是用一寸左右长的针，刺入被捕人的手指或脚趾，甚至手指、脚趾同时刺。所谓电麻，就是通过电流，使被捕人麻木难受。除刑讯外，还经常采用车轮审讯法，也叫疲劳审讯法。就是由几个特务轮流审讯二十四小时甚至更多时间，不给休息。

有些革命意志不够坚强的人，经一种或两种酷刑后就动摇了。特务们观察出被捕人有动摇迹象后，就改用诱骗方法。凡意志坚强，在中共地位相当高，虽经多种刑讯仍不变节的人，在军统局就会处以死刑。但中统局则相反，采用狡猾手段。例如被捕人经多次刑讯，身体受了伤，就请医生替他诊治，生活上给予特别照顾；有的还派专人陪同他到风景区游山玩水，甚至不惜用“美人计”加以腐蚀。

蒋介石曾告诫中统、军统特务们说：“对被捕的共党人员，宁可错杀一万，也不能轻放一个。”特务们就照这个原则对付被捕的中共地下人员的。

三 中统南通县特务室的具体活动

一、大办自首分子登记手续，总数达九百人以上。

上面讲过，南通县的中统特务组织创建于一九三一年初夏，由国民党南通县党部执行委员兼“肃反专员”姚烨负责搞特务活动，未见成效。到一九三二年江苏省特务室南通办事处成立后，才积极贯彻自首政策。原中共南通县委书记吴占兰（吴敬一）、陈俊先后叛党，出卖了南通县的整个地下党组织，干部牺牲的牺牲、被捕的被捕，幸存者则潜避外地。国民政府颁布自首条例后，江苏省特务室南通办事处大肆宣扬自首政策的“威力”，叛徒陈俊更多方活动，诱骗或威逼凡是过去参加过红十四军的战士、赤卫队队员以及农民协会会员等等，都要办理自首手续。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间办理自首手续的达八百余名，一九三四年又增加到九百余人。

二、严格管训自首分子，使之成为“蒋家王朝”“陈家党”的忠实鹰犬。

一九三四年八月中统南通县特务室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组织训练自首分子，采取严格的手段，“恩威兼施”。凡属自首分子，不管自动自首或被捕后自首的，也不管其本人愿意与否，一律做为情报员看待，受县特务室监督、领导，迫令搞经常性的情报侦察活动。主要对象是中共地下组织和人员。为便于管训起见，采取集体领导，即小组领导方式。由于南通县的自首分子人数多，县特务室的人少不易掌握，就按行政区编成中心小组和小组。凡自首分子人数多的，一个区成立一个中心小组，或邻近两个区成立一个中心小组，下设若干小组。自首分子少的不设中心小组，只设小组，由县特务室指定特务员、或助理特务员、或干事负责领导。凡居住分散，无法编成小组的，也由县特务室指定助理特务员或干事领导。当年南通全县设了九个中心小组：唐闸中心小组，组长顾惠元。四安中心小组，组长陶季鸣。骑石中心小组，组长顾福慧。金沙中心小组，组长凌子衡。余西中心小组，组长曹植夫。益余中心小组，组长许汉民。余东中心小组，组长崔朝贯。平白中心小组，组长姚蝶侬（西医）。三余中心小组，组长顾荫梧。中心小组每月举行会议四次，至少三次。县特务室每次都要派特务员或助理特务员列席指导。设中心小组各区的自首分子小组，每月举行会议三次，至少二次，农忙时一次。每次开会，由中心小组长列席指导。县特务室不定时地派员抽查会议纪录，以凭考核。自首分子人数少，住址分散，无法编成小组的，则由县特务室成员分别掌握领导。

自首分子小组会议内容有：政治讨论（讨论提纲由省特务室根据周佛海所著《三民主义理论的体系》拟定）和工作报告。每月最后一次会议，还要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

自首分子表现积极的即经常有情报资料提供，小组会议按期到会又能热烈发言的，则提升到县特务室工作或送省特务室受训，成为专职特务。有的介绍公开工作，安置到党、政、军、警等单位，或文教部门与社会团体中，做为“坐标”使用。当年南通县的中统特务室曾介绍了不少自首分子干公开工作，每年都选送若干自首分子到省特务室受训。南通县的中统特务室这样，其他省、县的特务组织也是这样。国民党反动派之所以对自首分子严加管训，“恩威兼施”，其目的就在于收买中共叛徒们的心灵，使之成为“蒋家王朝”“陈家党”的忠实走卒。

三、陈果夫为维护“自首政策”，在南通干了一桩动人事件。

原南通县余东、益余两区中共党员汤慰宗（余东区汤家苴人。南通东乡中共党组创建人之一）、姜颂平（益余区石子镇人，一九三〇年春参加中共），由于叛徒陈俊（王梦祥）出卖，于一九三三年先后在南通（汤于三三年春）、上海（姜于三三年七月）被捕，经贿赂法官得宣告无罪保释后，旋即被中统南通县特务室逮捕，勒令办理自首手续。汤、姜二人深知南通东乡的地主们对他俩有刻骨仇恨，办完自首手续后就逗留南通城区不敢回家。但中统江苏省特务室南通办事处主任李仁甫和南通县特务员陈俊，鉴于通东益余、余东两区的自首分子人数众多，不便掌握领导，迫令他们二人返回家乡编组自首分子小组。李、陈向汤、姜拍胸保证返乡后的生命安全，并请南通县长金宗华亲笔写信给余东区区长施毓芬、益余区区长丁子言、余西区区长李则茂，指令他们负责保障这三个区的所有自首分子的生命安全。李、陈携带金县长的信，伴送汤慰宗、姜颂平返东乡。李仁甫和陈俊到达东乡后，将金县长的信交给上举的三个区长，并提出汤姜二人的安全要他们负责保障，三个区长满口答应。可是时隔不多天，汤慰宗的族兄大地主汤大宗，请汤慰宗到他家吃晚饭，竟一去不返。事发后据汤大宗家的佣人透露，汤慰宗在汤大宗家吃完晩饭后，就被汤晋臣等地主亲自捆绑起来，嘴里用棉絮塞得紧紧的，喊不出声，随后送到汤家苴以北几华里荒野之处，仍由汤晋臣动手，将汤慰宗活活打死，将尸身剁成十二块，深深埋在田中。

当时汤慰宗的父亲逝世才一个月，他的长兄汤敬宗于一九三〇年夏，红十四军攻打汤家苴的战役中已光荣牺牲，他的弟弟汤林宗避居上海任教师，家中只有老母、妻子和妹妹汤惠先。她们见汤慰宗当夜未回家，就由慰宗的妹妹到大宗家去探询其兄下落，汤大宗避不见面，大宗的家人也含糊回答。惠先将这些情况向母、嫂汇报后，大家认为汤慰宗有被杀的可能。隔了两天，汤大宗家佣人秘密向汤惠先透露汤慰宗被杀害的经过，惠先就立即奔赴南通找姜颂平研商对策。

在地主们杀害汤慰宗之前，姜颂平就没敢住宿在自己家里，而是寄宿于余西区二甲镇河北岳丈家的。他得到汤慰宗被害的消息后，第二天清晨就从二甲镇乘汽车去南通。地主们了解姜颂平岳丈家的住址，暗中派人监视姜的行动。姜乘汽车去南通，就雇小汽车追赶，仅差五六分钟没被赶上，姜才幸免于难。

汤惠先找到姜颂平后，随即一起去中统局南通办事处汇报汤慰宗被杀害情节。该办事处主任李仁甫，南通县特务员陈俊立即向秘密领导南通县特务工作的南通县警察局长傅谦之、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郑亦同面报，并电江苏省特务室请江苏省主席陈果夫限令南通县长金宗华缉拿凶手汤大宗、汤晋臣等人归案法办，以维持自首政策之威信。

陈果夫据报后，立即电饬南通县长金宗华限期逮捕凶手。可是主要凶手汤大宗、汤晋臣等，避居在汤家苴的坚固碉堡内不予理踩。陈果夫又命令金宗华派县保安团一个大队的兵力，下乡围捕，并指令江苏省特务室主任王剑虹亲自到南通督办。王剑虹到南通后，在姜颂平陪同下，督促南通保安团长刘××（名字想不起来了），率领一个大队士兵，携带迫击炮等重武器，并赴余东汤家苴。这处是东乡著名的大地主汤廉臣、汤大宗等住宅，是他们所组织的地主武装——白龙党的根据地，建筑有很坚固高大的碉堡，四周开了又深又宽的圆沟，还围有铁丝网，少数兵力是无法攻进的。为首的凶手汤大宗、汤晋臣等听说县政府派自卫团下乡捕人，都躲避在碉堡内。刘团长率部到达汤家苴后，将碉堡四周包围，用传声筒通知地主们交出主凶，可是地主们置若罔闻。包围到第三天，刘团长下最后通牒，如再不交出主凶，就用迫击炮轰炸碉堡。在碉堡外的地主们慌了手脚，推出本区行政区区长和地主士绅施毓芬、江稚珊等多人出面斡旋，将主凶汤大宗、汤晋臣等六人交出，押送镇江江苏省保安司令部法办。并将余东、益余、余西三个行政区长撤职、拘禁，处罚他们对自首政策执行不力，未能保障自首分子的生命安全。这一行动，不仅轰动了江苏全省，而且影响到其他省市。

四 傅谦之曾在南通培训一批基层特务

傅谦之于一九四三年—一九四五年期间，任南通县警察局局长二年多。这时期正是国民政府积极执行“自首条例”的时候。傅谦之除秘密领导南通县特务室的工作外，还举办公开的警察人员训练班两期或三期（我在南通时就办了两期，一九三五年春我离开南通后，听说还办了一期），名义上说是为了提高警察的质量，从训练班课程来判断，实际是变相的特务人员训练班。

该训练班由傅谦之自任主任，教员由该局督察长卜霄青、南通县特务室特务员言则行、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第二科长宋明昕等充任。每期学员人数五十至六十名。训练科目除警察业务外，还有情报工作、组训工作、侦行工作等。学员毕业后，除少数派充下级警官外，大多数充实局本身和所属分局，秘密从事特务活动。后来还有少数成为专职特务。

（《南通文史资料选辑》）

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一所秘密监狱（黄炜）

——屋顶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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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〇年代，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全国各地多处设立秘密监狱，贵阳的“屋顶花园”便是其中的一所。

“屋顶花园”坐落在南横街（旧名仓后街）口的斜对门，即现在富水南路九十五、九十七、九十九号。它原是一幢私人住宅，据说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小公馆。与当时贵阳的一般住房一样，临街一面有一道朝门，入门后是三间木柱木板平房，从街面看去并不豪华。像这种所谓小公馆，在那时的贵阳是不少的。国民党贵州省党部调查统计室，看中了“屋顶花园”外貌平凡，不易引人注目的特点，于一九三九年在这里设立了秘密监狱。多少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曾在这里抛洒过热血。

从三间平房向后走，在一排已经破烂了的房屋左侧，有一列二十级的石梯，约一米宽，石梯顶端有一道小门，进入小门向左侧转，便是“屋顶花园”了。这是一个占地约三分的小花园，园内有一间坐西向东的老式平板房，算是“花厅”；还有花台、草亭、古树、假山、石条凳，石板铺成的曲径，把园内分成几块花圃。因为地势较高，站在园内可以看见城南一带居民的屋瓦，所以便叫做“屋顶花园”。

国民党中统贵州调查室，为了掩人耳目，对“屋顶花园”临街的朝门、天井及三间平房未加任何修饰，看去不过是一家独院的居民住宅，只是把两间平房的后半间改为牢房，把原来的窗户用木板、木棍钉死。每间牢房只有一个高、宽不到一尺的窗洞，做为送饭和特务们监视的洞口。中间堂屋则是通往花园的过道。平房的前半间是特务们“办公”的地方，花园的侧面也是牢房，女犯便关押在那里。这些牢房仅能从送饭的窗口透过一点微弱的光线，晚上也不准点灯。被囚禁的人被禁止交谈，特务们就住在牢房的前半间，整天都有人看守和监视。整个“花园”，除了特务们说话和脚步声外，全是静悄悄的，使人感到阴森、恐怖。当时，这个秘密监狱的主任是王伯奇（安徽人），逮捕人和担任看守的特务有邓超龙、何裕等，担任审讯的除王伯奇外，还有朱兴伟等。

二

被逮捕到“屋顶花园”去的人，都要先被捜身，所有的钞票、字据以至裤带都要没收，然后才推进黑暗的牢房。房中没有床，只有几堆稻草丢在潮湿的地上，大家或坐或睡都是在这散发霉味的稻草上，三个人同盖一条那时国民党发给士兵用的薄薄的旧棉被。特务们为防止“犯人”打破木房逃跑，每晚八、九点钟时，就拿一根长棕绳将三个人的双手反背捆紧，人被反背捆住双手后，就只能平仰着睡，三人当中谁要动一下，就牵动着其他的两个人。那条又脏又薄又臭又短的被子，盖着头就盖不着脚。自己的身躯压着自己被捆着的双手，又不能翻动，睡到下半夜，手就被压得麻木疼痛，一直要等到第二天上午八、九点钟，特务才来解绑。我被逮捕进去时，便是和邱在先、宋大辉三人被一根棕绳捆着睡觉的。半个月后，我们的手腕都发肿了；两个多月后手腕便出现两道紫红色的血痕。我们入狱的时候，正是严寒透骨的农历腊月，白天，只有用双脚跳动止冷，晚上和衣而卧，冷得发抖。

在“屋顶花园”的牢房里，每日两餐由特务们随便发给，送多少就吃多少，吃不饱也没有加的；有时连菜也没有，更谈不上吃开水、洗脸了。同时，还禁止接见、通信。记得一天夜晚，黄时烽被逮捕进去，他问特务这是什么地方，好写信回家叫送衣服被条来，特务邓超龙冷笑着说：“这是什么地方，你不知道吗？我告诉你，这是‘世界大旅社’，食宿不要钱，你多住几天吧？哼！写信回家？想得开心！”说完就连推带搡地把他推进牢房。

又还记得贵阳沙驼剧社负责人、有名的书画家萧之亮先生被关押在这里的时候，因身体衰弱，禁不住冻馁生病了。他要求找人医病，特务板着面孔说：“我们这里没有这个规矩。”

“屋顶花园”监狱也不兴“放封”，每天除了倒便桶的几分钟外，都关在没有光亮的黑牢里。谁想要得到一点新鲜空气，只好把脸凑到那小窗口边去。由于长期得不到洗脸、理发，见不到阳光，加上又是和衣而睡，所以我们每个人的脸色都异常苍白，身上虱子成堆。因此我们的身体便急剧地瘦弱下来。

三

特务们经常在深夜进行审讯，花园内的“花厅”便是审讯室。特务头子王伯奇最横蛮，他手中总不离一根黑色的手杖，审讯时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你是不是共产党？快说！”如果回答“是”，他就抡起手杖朝被审讯者身上抽打，像一头发疯的野兽连声吼叫：“你危害民国！”如果答应“不是”，他也是暴跳如雷，照样用手杖抽打说：“你还装！你还不老实！你说不说？”或者冷笑着说：“你搞的这一套，我也搞过，你的事还瞒得过我吗？”凡是经过王伯奇审讯过的人，都知道答应“是”或“不是”都要遭毒打一顿，只有不开口，随他乱吼乱叫，他便无法审讯下去了。特务朱兴伟审讯又是另一套手法，他装得“温文儒雅”，还让被审讯者抽烟喝水，坐下来慢慢谈，甚至还假惺惺地“关怀”一下身体、前途之类。他自称读过“资本论”，懂得辩证法，首先来一套：“只有三民主义才合乎中国国情”的“理论”，再拐弯抹角地谈到他所要审讯的问题。

在软硬兼施都一无所获后，特务们便采取“车轮战术，疲劳轰炸”，有时从晚上八、九点钟开始审讯一直进行到天亮。他们还采用极为残酷的刑讯，如对宋大辉，他在某天晚上被审讯时拒不回答。特务们便集中起来对付，起初是王伯奇的手杖，后是朱兴伟的“理论”，钟华鸣的“感化”等等。在这些方法都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效果后，就开始施展丧心病狂的酷刑，先是用大棍打，后用细鞭子抽。宋大辉仍是闭口不言，特务们只得使出最毒的“绝招”。王伯奇下令，由几个特务用绳子将他捆绑，吊在花园的草亭拷打，并把他手脚后翻捆在一起，面部朝地，悬空吊起来，这叫“坐飞机”。宋仍一字不吐。特务们喝叫：“给他加炸弹！”便将花园中的石头加在宋的腰部。宋大辉昏了过去，特务们又将他放下来，用冷水喷面。这样反覆折磨，直至宋口鼻流血才收手。继后他们又残暴地把宋从花园中拖下几十级的石梯，鲜红的血迹印在“屋顶花园”的石梯上。大约下半夜四、五点钟，宋被猛力推进牢房，沉重地倒在我们被捆着双手的身上。第二天，才从昏暗的光线下，看见他全身被拷打的伤痕，有些部位已是血肉模糊。我和邱在先将自己仅有的一件衬衣撕开，给他包扎出血的地方。特务何裕晚上来捆手时还恶狠狠地说：“姓宋的，你硬，看你硬到什么时候，辣椒水等着你哩！”

“屋顶花园”中酷刑拷打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后来陶生民告诉我，她们“女犯”的牢房距离花园近，经常在深更半夜听到特务们的咆哮声和被刑讯者的惨叫声。她本人和其他“女犯”也同样遭受过王伯奇的手杖抽打。当时，邱在先作了一首打油诗：“小小窗口一线光，屋顶花园变牢房。草亭拷打政治犯，院中坐有八蛋王。”“八蛋王”意指王伯奇为“忘八蛋”。

四

一九四一年元月的一天，晚间十点钟左右，一辆大卡车押来了两个人。没有进行搜身就被推入了牢房，显然，他们是从其他特务机关转送过来的。第二天我们才知道一个叫郭嘉、一个叫李德富，都操外省口音。被关押到这里后，连续几夜都提到“花厅”去审讯，深夜或天亮才回来。有一天中午，特务邓超龙，从送饭的窗口递进几张十行纸和钢笔，喊郭嘉去接。他站在窗外问郭：“你还有什么要说的？”郭答：“没有什么可说的。”邓又问：“你还是在上面说的那些吗？”（上面，指在“花厅”的审讯室）郭答：“就是那些！”邓超龙阴阳怪气地拖着声音说：“那好嘛！你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们也没有什么可说的。给你的纸，你就写遗嘱吧！姓李的也是一样。”说完就走了。

大家听后都木然地坐在草堆上，没有谁说一句话，心情非常沉重。郭嘉站在窗口边，手中紧紧地拿着纸笔，若有所思地望着那昏暗的窗外，这样持续了半个多小时。最后我们看见他在纸上奋笔疾书，写完将钢笔掷在地上；把纸上写的拿给李德富看了后，折好装进了口袋。然后坐在草堆上，用低沉的声音对我们说：“看来，我们就要分别了！”大家的眼睛都润湿了，黄时烽还不住的抽泣；萧之亮不停地摇着头，叹息着。

这一天好像时间过得特别快，到下午送饭时，邓超龙又来了，在窗外高声问道：“姓郭的，你的遗嘱写好了没有？”特务们以为用死来威胁，犯人们就会向他们乞求活命。出乎他们意料，郭嘉从草堆上站起来走到窗口，毫不犹豫地从口袋中摸出他们所要的“遗嘱”，掷给邓超龙，声若洪钟地对他说：“拿去，这就是我的遗嘱！”邓超龙边展纸边说：“你真的写了？”看完后，气急败坏地吼叫：“我怕你写了什么，废话！简直是废话！你还怕老子们要你的钱，写明要捐给抗日将士，这就是你最后要说的话吗？”郭嘉坚定地回答：“是的。我被你们捜去的钱，我死后一定要捐给前方抗日将士。”邓超龙软了下来，假笑说：“上面的意思是要你写共产党的事嘛，你何必当真就写遗嘱了呢？”郭说：“没有什么可写的。”说完回了草堆，邓无可奈何地走了。

入夜以后，“屋顶花园”的气氛显得异常紧张，特务们来来往往，我们都预感到将要发生什么不幸。夜已经很深了，奇怪的是特务们今晚还没有来捆手。大约在下半夜三点钟，牢房的大铁锁“当”的一声门开了，刽子手何裕用手电筒朝牢房横扫了一下，喊道：“郭嘉、李德富出来，到上面去。”郭、李二人站了起来，我们也站了起来。在漆黑的牢房中，只听见他们先后说了声：“再见！”就跨出了牢门。何裕重新锁上门。我们只听到郭、李坚定的脚步踏上石级的声音，此后谁也不能入睡。过了一小时左右，突然，我们听见石级上发出杂沓的脚步声，一直响到大门外面，然后是汽车引擎的发动声、喇叭凄厉的叫声，划破了深夜沉寂的长空。虽然没有谁说话，但我们知道此时是国民党反动派将要对革命志士进行残酷杀害的时候，也是革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身的时候。

几天以后，从特务们断断续续的谈话中，我们约略听到他们对郭嘉、李德富两位革命志士残酷杀害的情况。但由于隔了一层木板，兼之人多话杂，未能完全听清楚。根据我和黄时烽的回忆，当时特务们谈到，郭嘉和李德富都是广人（是广东还是广西不清楚，因为他们只说是“老广”；郭、李二人的名字，我们也是按字音写的，是否真名，也难确定），是给八路军办事处运书刊到贵阳被查获而被捕的。在审讯过程中，他们始终没有谈出什么。王伯奇等看过郭的“遗嘱”后决定杀害他们。报经中统领导机关批准后，便于深夜用汽车将郭、李二人送往东门外螺丝山附近，由刽子手何裕等开枪杀害后用泥土掩盖。这是我们在“屋顶花园”所知道的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革命志士的一桩血案。不为我们所知的，像郭、李两人这样秘密被杀害的革命志士，不知道还有多少？因为那时军统、中统特务机关在贵阳所设的像“屋顶花园”这样囚禁、迫害革命人士的秘密监狱，还有和平路九十号、大井坎十八号、新东门八十八号以及后来在岳英路的周先生祠（即现在的岳英小学内）、中山公园内、老东门的文昌阁等多处。

五

关押在“屋顶花园”的人，后来部分送“贵州战时青年服务大队”继续关押；部分释放；另有一部分释放后继续“管训”。当时曾被关押在“屋顶花园”中的，除上文中提到的人外，还有谢凡生、丁文、郭思昭、黄玮、顾文淑、葛发生等。还有一些关押时间较短，不知姓名的。

现在，“屋顶花园”的临街朝门已经拆除，天井已经不见，三间平房也已改样，但后面的石级还在；原来关押“女犯”的牢房虽已改修，可是花园遗址犹存。做为审讯室用的“花厅”，已住了一户人家。那几棵苍劲的老树，几经风雨，却依旧昂然挺立。去年贵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普查革命文物时，曾对这抛洒过革命志士鲜血的“屋顶花园”，进行了查访、拍照，留下了永不磨灭的镜头。

（《贵阳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

昙花一现的内政部调查局（刘介鲁）

内政部调查局是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演变改组，于一九四九年五月在广州宣告成立的。为什么中统局要改为内政部调查局呢？这得从头说起。

一 难产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被迫召开中国政治协商会议，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提出取消特务机关的主张，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蒋介石不得不在会上宣布包括取消特务机关在内的四项诺言。一九四六年十月，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中统局于一九四七年秋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员通讯局。这两大特务机关虽然换了招牌，实际上却是“换汤不换药”，其特务活动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的节节胜利而更加疯狂。

一九四八年，蒋介石又玩弄“还政于民”的把戏，实行所谓“宪政”，以便自己登上“总统”的宝座。在此情况下，中央党员通讯局又不得不再次改组。因为一旦行宪？国民党的党务经费就不能再在国库开支，该局的经费也就没有了着落，因此打算从党务系统转入行政部门。究竟转入哪一行政部门呢？经局长叶秀峰同二陈（陈果夫、陈立夫）研究，开始拟仿照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模式，在司法院下设立一个调查局，但此拟议遭到司法院院长居正的反对，后来几经周折，才取得内政部部长张厉生的同意，决定降格在内政部下设立调查局（如在司法院下设立调查局则为部级，在内政部下设调查局，则低于部级），同时在党内仍保留中央党员通讯局，用来幕后控制转入行政部门的特务机构。

这个改组计划虽然得到内政部部长张厉生的同意和支持，但在实施中，却发生了障碍。因为在行政部门增设机构，须按立法程序，经立法院讨论通过才能正式成立。但是，在内政部下增设一个调查局的议案一经提出，遭到大多数立法委员的反对，被搁置下来。这主要是由于中统同各方面的矛盾所造成的。立法委员中持反对意见最烈的刘不同，曾在中统局成立之初，任该局的专门委员，后因同徐恩曾的关系紧张而离开中统局，到西北某大学任教授，从此对中统便持反对态度。后来几经周折，由二陈动员中的立法委员，以及陈立夫运用立法院副院长身分施加影响，在再度讨论此案时，才勉强通过。直到一九四九年五月，内政部调查局才在广州宣告成立。这时蒋介石已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张厉生也已下台，改由桂系的李汉魂继任内政部部长。在内政部增设调查局，既经立法会议通过，李汉魂也只好照办，但也有交换条件，即由他委派一个非中统分子张益民来担任调查局的副局长。

外部矛盾虽告解决，而中统内部的矛盾却相当复杂。一是原任中统局局长的叶秀峰自以为是部长级人物，不愿屈就内政部调查局局长。他一面保留中央党员通讯局局长名义，企图以此从幕后控制内政部调查局，一面打算保荐他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原任中统局督察室主任王保身出任内调局局长，便于日后操纵。二是当时角逐内调局局长位置的计有三人：一是前面提到的王保身，一是曾任中统局主任秘书的王思诚，一是季源溥。王思诚在黄埔军校六期毕业后，即分派到当时的特工总部工作，一九三八年中统局成立后，历任组长（处长）、秘书、主任秘书等职，对业务及人事均极熟悉，深得特务头子徐恩曾的信任。徐兼任交通部政务次长后，主要精力放在交通部，不常到中统局办公，遂将私章交付王思诚，除重大问题向徐恩曾请示决定外，一般问题便由王批示加盖徐的私章后付诸实行。徐恩曾下台，由叶秀峰继长中统局后，王思诚受叶的排挤而离开中统局，在二陈的安排下，转任粮食部督导处处长，他以中统老牌特务的关系想争内调局局长这把交椅。季源溥也是特工总部时期的老牌特务，曾由中央党部保送赴日本留学，战前任过上海市警察局侦缉队队长，后到交通部任劳工科科长，因同徐恩曾关系不好，中统局成立后未回到中统局工作，但中统设在铁路、公路、海员特别党部中的调查统计室主任，大都同季源溥有关系，在中统内部有着潜在的力量。徐恩曾下台后，季源溥又回中统局任第二处（主管党派工作）处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出任上海特派员，一九四七年秋，升任中央党员通讯局副局长，仍兼上海办事处处长。在这三个角逐者中，王保身的资历最浅，资望不够，而且在中统内部的人缘也不好，因他担任督察室主任，专门捜集特务分子的言论行动，向叶秀峰打小报告，致使许多人受到影响。另两个角逐者王思诚和季源溥，可说是势均力敌，但由于王思诚已离开中统几年，又为叶秀峰所反对，而季源溥毕竟是中央党员通讯局的副局长，再则又被叶秀峰所容，所以季源溥终于坐得内调局局长这把交椅。

季源溥被任命为内政部调查局局长后，便同叶秀峰发生了矛盾。叶秀峰原来的如意算盘是自己不屈就内调局长，却仍能在幕后操纵。因而，他在季源溥任局长后，要以王保身出任内调局副局长，想以王保身来牵制季源溥。此时原来的内政部部长张厉生已下台，新上台的内政部部长李汉魂对调查局也想插一手，推荐桂系分子张益民任副局长，这本来是交换条件，季源溥为应付新的形势，不能不接受。由于内调局的编制很小，上设一个副局长，季源溥当然就要拒绝王保身了，因而引起叶秀峰的强烈不满。

季源溥在政治上是有野心的。早在一九四五年他就竞选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后因徐恩曾被蒋介石撤职，并批“永不录用”以及准竞选中委，其他中统分子的竞选活动也受到影响，所以季源溥没有当上中央委员。这次就任内调局局长后，季雄心勃勃，拟定了一个海外工作计划，呈报蒋介石，经蒋介石批准，拨发经费十万元，做为海外工作布置费。这笔钱是由中央财务委员会拨发，叶秀峰便以中央财务委员会常委身分想卡季源溥，只发给四万元，扣留其中的大部分，说是交由中央党员通讯局支配。季源溥当然不能听从，因此发生争执，矛盾更趋尖锐。叶秀峰逃到台湾后，中统特务组织了“清算团”，以内调局简任秘书万大鋐为代表，向叶秀峰清算中统历年的财政账目，弄得叶秀峰狼狈不堪。其实这事是由季源溥指使的，是为了报叶秀峰卡季之仇，两个特务头子，为了争权夺利，闹得难解难分。

二 组建

中统局时期，由于是中央部级单位，所以机构庞大，人员众多。一九四七年改组为中央党员通讯局时，其编制比原中统局要缩小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如何保持中统的原状而又适应当时的政治形势？经陈果夫、陈立夫和叶秀峰密谋，决定中央党员通讯局只保留原中统局的首脑部门和最重要的情报部门（即党派调查处），其余部门运用CC的势力和关系，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由中统高级特务率领一批特务“集体转业”，到其他部门或单位去，实际仍由中央党员通讯局幕后控制。这些单位被称为“外延单位”。此时蒋家王朝虽已处于没落时期，二陈还有力量千方百计来维系由他们创设的特务系统。当一九四九年五月内政部调查局在广州成立时，形势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蒋介石宣告下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国民党政府已处于四分五裂、土崩瓦解之中，内政部新设一个调查局，其编制当然更小。

内政部调查局按规定设局长一人、副局长一人（均简任）、简任秘书一人、荐任秘书一人，其下设四处四室，地方单位仍在各省、市设立调查处，由原中统局的地方单位改组而成。

中央党员通讯局南逃广州后，原在佛山镇办公，内政部调查局成立后，设办公处于广州抗日中路五十五号和法政路七十七号，原去佛山镇的局本部人员全部迁回广州市内。季源溥就任局长后，虽面临种种困难，如编制小、经费少、人事难于安排，又同叶秀峰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但仍然想大干一番。由于他是特工总部时期的老牌特务，在中统有一套自己的班底和亲信。内调局成立后，他首先按照新的组织规程，重新配备了局本部和各省、市调查处的人事。由于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日趋缩小，编制再度压缩，免不了又来了一次资遣（中统局改组为中央党员通讯局时，曾资遣一批特务人员），这次除了一般自愿资遣的以外，还硬性规定凡夫妇同在中统工作的（这种情况在中统内是为数不少）必须资遣一人。

在组建局本部首脑机构中，以张庆恩任第一处（指导处，主管业务）处长，朱凌云任副处长；第二处（研究处）处长徐政，副处长黄九成；第三处（交通处）处长苏恕诚，副处长袁更；第四处（总务处）处长陈庆斋，副处长朱韵涛；人事室主任李裕德，会计室主任王大光。这些人都同季源溥有特殊关系，有的还是他的老班底。各省、市调查处设处长一人、副处长一人、秘书一人；下设三个科：一科管总务，二科管业务，三科负责交通。局本部及各省、市调查处的人事安排好后，又增设贵阳、重庆、海口、华北、台湾五个办事处，贵阳办事处由第四处处长陈庆斋负责；重庆办事处由副局长张益民负责；海口办事处由杜衡任主任，王进之任副主任；华北办事处设在绥远，由第一处处长张庆恩负责；台湾办事处由台湾调查处处长郭乾辉负责。同时计划由季源溥本人按照局势变化情况，随带一个袖珍班子，机动地往返于各办事处指挥全局。实际上内调局组成后，季源溥便去台湾，不久经香港飞到重庆，处理重庆办事处及重庆调查处一些问题后，便飞往成都，旋即转回重庆，停留数日便去台湾。不久，大陆宣布解放，季源溥再也不能机动地往返于各办事处之间领导和指挥全局了。

当时的广州人心惶惶，内调局在组建过程中，能做出以上安排和布置，确是费尽了苦心。根据当时大陆即将解放的具体情况，季源溥对于特务活动的重点，着眼于大陆解放以后，他亲自抓了三件大事：

第一，派第一处副处长朱凌云前往香港，筹办一个潜伏特务训练班，计划以香港为华南据点，在解放后派遣特务秘密潜入大陆，从事捜集情报和破坏活动。朱凌云也是特工总部时期的老特务，曾在中统局本部党派处工作，也担任过中统缅甸情报区的书记，同季源溥的关系很深。抗日战争胜利后，季源溥任上海特派员，朱凌云任秘书。大陆解放时第四处处长兼贵阳办事处主任陈庆斋从昆明逃往香港，在港开设南园酒家，曾从香港汇钱给在重庆改造的内调局事务科科长王斌。显然，这样的汇款不会是私人间的接济，而是企图要王斌继续从事特务活动。

第二，与第一处处长张庆恩在广州秘密会商，派黄雨青前往华北某一秘密地点建立华北潜伏据点，然后就地选派特务进行潜伏活动。这一秘密地点可能是绥远或北平，因为这两处是张庆恩活动的老巢。张庆恩也是特工总部时期的老牌特务，除一九四〇年短期任过中统重庆实验区副区长外，一直在华北地区工作。他与傅作义将军的关系比较密切，解放战争时期，傅作义将军在北平任华北“剿总”总司令时，张在该部任军法处处长，以此公开身分掩护中统在华北的特务活动。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傅作义将军对起义问题犹豫未决时，张庆恩将此情况密电蒋介石，蒋立派徐永昌飞往北平，企图劝阻傅作义部起义。傅作义将军决定起义后，张以私人关系，向傅要飞机，将中统北平、天津两区的大部分特务人员及在华北地区的一些高级特务空运南京。季源溥企图借重张庆恩在华北的势力及关系，建立华北潜伏据点。

第三，把情报活动的重点从大陆转移到大陆外围的东南亚一带地区，对大陆形成一个情报包围圈。为此，特拟定计划呈报蒋介石，后经蒋介石批准拨发银元十万元做为“海外工作布置费”。当时在广州派遣徐公严去越南建立情报据点。徐公严又名徐凌云，江苏人，曾留学法国，抗日战争初期在中央政治学校任法语教授，约在一九三九年由陈果夫介绍到中统局任专门委员，一九四〇年成立重庆实验区时，局本部将他派到实验区任考核科科长。徐公严虽挂的是留学生牌子，又具有教授身分，在中统局身居高位（专门委员同处级），但能力薄弱，无所作为，因他是陈果夫介绍来的，碍于陈的面子，不便把他怎样，只好将他派到实验区。一九四二年陈庆斋任实验区区长时，又把他下放到南岸分区去当分区主任。这明明是羞辱他，想使他自动辞职，一个专门委员下放到地方基层单位去当分区主任，在中统局是没有先例的。但此人逆来顺受，反正专门委员的薪津费用不少一文，干基层工作，他也安之若素。中统局几次改组，几次资遣人员，都是碍于陈果夫的面子，才没有动到他头上。这次在广州布置海外工作，据说是他自告奋勇，要求到越南去，得到季源溥的同意，便派他去越南。有人说，徐公严是见国民党大势已去，趁机弄到几根金条去另谋生路。

此外还对西南各省做了一些布置。这是因为：一方面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已不多，只有西南各省尚属完整；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又将由广州迁到重庆。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国民党政府的陪都，蒋介石在重庆住了八年，大西南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了抗战。解放战争时期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蒋介石的老本输光了，又想跑到重庆去，固守大西南，继续与解放军抗衡，以谋复兴。于是调查局也就随着内政部由广州迁到重庆，但是历史是不会重演的，国民党政府逃到重庆不久，大陆便宣告全部解放。

季源溥对当时的情况还是有所估计的，所以布置了华南、华北的潜伏据点，并且还拟定了开展东南亚工作，企图形成对大陆的情报包围圈。当时他对大西南仍存有幻想，以为至少可以支持一个时期，形成偏安局势，所以对西南各省加强了部署。他除对四川调查处处长先大启、重庆调查处处长王难三、贵州调查处处长刘苏屏不予更动外，还以其亲信余仲箎从西康调查处处长，在云南还布置了两套班子，以党校毕业的孙秉礼任云南调查处处长，并以李宏泽（又名李拓天，特工总部时期主持过徐、海、蚌区工作，抗战胜利后任过重庆区区长，也是老牌特务）搞一套秘密的班子，做为潜伏据点，以便接应越南、泰国、缅甸方面的潜入活动；在云南设立铁路、公路调查处（包括川滇、滇越铁路及滇缅公路），以刁寄萍任处长（刁历在铁路方面工作，是季源溥的老班底）、隆曙明（原川滇、滇越两路调统室主任）为副处长。一九四九年十月还在重庆新成立了一个川康滇边区调查处，以甘青山为处长，计划将处址移往西昌，通过特务分子刘野樵与彝族土司邓德亮的关系，掌握邓的地方武装，进行游击活动，与解放军对抗。在重庆筹备期间，即派出曹逸均去雷波、马边、屏山等地，企图拉拢川滇边区的地方武装进行游击活动。由副局长张益民负责的重庆办事处，指挥四川、西康、重庆及川康滇边区调查处等单位的活动，陈庆斋负责的贵阳办事处指挥滇黔两省各单位的工作。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一月间，季源溥还亲自飞到重庆、成都了解情况、指挥工作。

三 垂死挣扎

一九四七年七月，蒋介石通令全国民党政府中央机关撤到重庆，并亲自飞到重庆坐镇。其时国民党大势已去，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已损失殆尽，整个大陆的解放只是时间问题。各机关的首脑分子此时大都利用各种理由和借口逃往台湾，而将一般中下级人员送往重庆应付场面。特务分子更加恐慌，内调局局长季源溥及其亲信都由广州径去台湾，只有少数必不可少的负责人和大部中下级特务由副局长张益民率领乘飞机去往重庆，事前由重庆调查处租定重庆储奇门附近九道门兴华小学做内调局办公之用。

内调局撤逃至重庆后，为配合蒋介石军事上的垂死挣扎，采取了如下一些措施：

制定应变计划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人民解放军分三路向西南进军，进逼重庆，为此，内调局制定了应变计划，并向各地方单位发布。其内容大体是：㈠对文件的处理：除组织名册、机密文件、关防印信应指定专人随身携带外，其余在必要时一律焚毁。㈡所有专职特务每人发给三个月薪津做为安家费，本人随组织转移，原则上与所在地区的党政机关同进退，不得离开所管辖范围。㈢对细胞分子，凡身分没有暴露，可能潜伏而又自愿潜伏的，进行调查登记，以便布置潜伏任务；凡身分已经暴露，在本地区无法立足的，也可以随组织行动。㈣尽可能掌握地方武力加以组织运用，在必要时拉上山去打游击。此外，还秘密指示对已查获的共党分子和嫌疑分子进行一次总清查，为撤逃前的大屠杀做准备。解放前夕内调局和西南各调查处就是根据以上原则进行活动的。

陈立夫与季源溥的活动

一九四九年十月，季源溥、陈立夫先后飞到重庆、成都。

季源溥先到重庆，他是按计划到各个办事处了解情况、指挥工作的。季住在范庄，并在此办公，批阅公文，接见部属。季在重庆主持过内调局的局务会议，决定发布应变计划并通告地方单位。重庆调查处处长王难三（原任中统重庆区区长）虽有诚意与地方势力合作，但不愿受地方势力操纵，因此为地方势力中的首要分子龚曼华（重庆市党部组织处处长）、陈铁夫（立法委员）等所不满，双方发生了矛盾。龚、陈等趁季源溥来重庆的机会，发起反对王难三，企图以曾代理过中统重庆区区长的我（我是重庆人，与中统重庆地方势力的关系很深）来代替王难三。他们认为我也算是季源溥班底中的人，可以同季源溥说私话，此举一定能得到季的同意。此外，内调局的专门委员齐耀荣也想取王难三而代之，正通过重庆调查处总务科科长张序彝摸王难三及渝调处的底。与季源溥有八拜之交的甘青山也由台湾来到重庆，住在我家（甘和我在中统局时期都任过调统室主任，抗战胜利后同调回中统局本部任专员，一九四七年季源溥将我们从局本部调到上海特派员办事处工作。季到重庆后，几乎每天晚上都由我们陪去跳舞）。此时季源溥已介绍甘青山去经济部任视察，但甘想当渝调处处长，他向我说：“王难三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当个太平官还可以，这乱世的官他当不了。”想要我去向季源溥说。季源溥只知道重庆中统的地方势力反对王难三，还不知道齐耀荣、甘青山也想当渝调处处长。一次宴会后，季要我和甘青山同去心心咖啡馆喝咖啡。坐定之后，季对我说：“龚曼华他们要你去当渝调处处长，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当以团结为重！我的原则是重庆调查处、四川调查处的人事均不予变更。”同时还要我对龚曼华等地方关系进行疏通说服。我当即表示：我同王难三的私交很好，也是支持王难三的。龚曼华曾征求过我的意见，但我没有同意，除愿向各方进行疏通外，并建议季源溥同龚曼华等个别谈话。后来在卢俊卿家餐叙时，决定党、调、参①三方各推三人组成九人小组，来协调重庆地区的工作，并由季源溥指定王难三为组长，渝调处同地方势力的矛盾暂时得到缓和。齐耀荣、甘青山获悉季源溥对川、渝两处人事不予变动的原则后，也就不再活动了。

季源溥到重庆后，渝调处处长王难三曾在重庆皇后餐厅举行有近二百人参加的欢迎会，其中有内调局副局长张益民及处科级人员，有重庆市党部及重庆市参议会中的中统分子，还有渝调处所属基层单位的骨干。在宴会前季源溥发表了讲话，他首先表明抗战期间在重庆住了八年。又曾是重庆市党部委员，重庆可说是他的第二故乡，对重庆有深厚的感情；其次说明时局维艰，抗战八年，是靠重庆取得最后胜利的，希望大家团结一致，以四川为民族复兴根据地，共赴时艰，争取最后胜利等等。

季源溥的演讲好像信心十足，但在同甘青山和我的私下谈话中，却表示对台湾没有信心，说他虽然把家眷都送到台湾去了，但是台湾仍靠常败将军陈诚来防守是靠不住的，“将来只有跳海”，言下流露出悲观失望的情绪。

季源溥在重庆住了没几天，处理了一些问题后，便去成都视察四川调查处工作，指示川调处要设法掌握地方武力，准备打游击，要紧紧依靠王陵基，必要时随四川省政府行动。并在拜访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时，向王提出由内调局介绍一个专员、十个县长，由四川省政府委派，掌握一个专区的地盘，由内调局去配合地方武装打游击。这一要求当即得到王陵基的同意。季即电告重庆内调局，除指定推荐专门委员齐耀荣任行政督察专员外，迅速拟具推荐担任县长的人选，送请四川省政府委派。后因四川局势急转直下，这个已得到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同意的计划，未能实现。

季源溥在成都停留时间很短便返回重庆。原说还要去贵阳、昆明，但不几天便乘飞机经香港转往台湾。行前没有通知其他人，只有甘青山和我去机场送行，在机场遇到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钱大钧（他是去机场接人的），钱还同季源溥开玩笑说：“你来不久就走了，真跑得快！”季对钱说：“西南的事靠你了，我们的工作请你多加支持。”言毕便匆匆登机而去。

陈立夫是在一九四九年的十月同社会部部长谷正纲等同飞重庆的。谷正纲公开露面做过一些活动，陈立夫在重庆就不肯露脸了。渝调处处长王难三去见他，表示要举行盛大欢迎会，陈立夫不同意大规模的欢迎，只允许在较为清静的地方同大家见见面，谈谈心，规模绝不要大。王难三按照陈立夫的旨意，选定在江苏同乡会举行，由皇后餐厅承办六菜一汤的湖北菜，参加的人都是内调局处科级以上人员及渝调处骨干，还有重庆市党部委员中及重庆市参议员中的中统分子，立法委员、国大代表中的中统分子，人数不下百人，陈立夫发表了演说，他从和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经历谈到当时的国际形势，说美国原来的政策是“先欧后亚”，由于中国形势的变化，现在“先亚后欧”的论调抬头了，他认为美国绝不会放弃中国，并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在短期内一定要爆发，希望在座的人留在大陆，做好准备，迎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到来，做复兴党国的中坚。实际上他是在号召与会的特务分子继续为蒋家王朝效忠卖命。

陈立夫没有过问内调局的事，也没有听说还接见过什么高级特务分子，只是秘密给了渝调处王难三美金三百元，指示王选定可靠人员秘密布置一部潜伏电台，以便大陆解放后能与台湾通报。王难三选定曾任中统重庆区电台台长、因私发商电而被撤职的彭衡来负责这部潜伏电台。重庆解放后，彭衡向公安部门自首，交出了这部潜伏电台。

破坏活动

内政部调查局所属西南各调查处，按照内调局发布的应变计划，对已查获的共产党分子和嫌疑分子，进行了清查，各调查处根据所辖地区的具体情况，进行了破坏活动。

四川调查处在成都破坏了民革的地下组织，民革川西军事负责人李宗煌等多人被捕，川调处移送特种会报处理，后来李宗煌死于重庆渣滓洞，另外有人被害于成都十二桥。

贵州调查处于一九四九年八—九月间破坏了一中共地下党组织，逮捕革命人士二十余人，这些人均被杀害。

重庆调查处一九四九年十月在江苏同乡会逮捕了医生高明，诬为重庆“九二火灾”的纵火犯，移送重庆警备司令部公开执行枪决；又在新都招待所逮捕嫌疑犯、商人武纪申，并抄收其财物；还逮捕了记者钟奇，中学教师杨君璋，中共地下党员朱楷、孙浮生等。钟奇后被害于渣滓洞。渝调处万县分处主任兼会报秘书陈沼汉也在万县逮捕了一些人，送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关押，后该署从万县撤逃至大竹时，全部在押人员悉遭杀害。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重庆警备司令部为了处理在押共产党员及共产党嫌疑，勾结军警宪特机关派员参加突击审讯，渝调处派夏光行、谭慧浓参与审讯工作，所有在押革命人士，大都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在渣滓洞惨遭杀害，其中也有由渝调处移送该部关押者。

四 撤逃瓦解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下旬，人民解放军已攻占重庆外围据点，蒋介石虽坐镇重庆，但已无兵可调、无将可遣，重庆危在旦夕，只得慌忙逃离重庆，飞往成都。各中央机关也紧急撤逃成都。内调局更为恐慌，季源溥走后未再到重庆，副局长张益民见形势危急，无法维持残局，竟逃之夭夭，不知去向。第一处处长张庆恩由华北来到重庆，特务们推他主持局务，张见势不妙，借口华北事忙，立即离开重庆。内调局残部乃由第三处副处长袁更、第一处代处长邹春生（原系第一处科长）率领逃往成都。内调局逃至成都后，暂在南门三巷子四川省党部内办公，成员则住东城根街蓉康旅馆。当时主要活动一是办理第四次资遣，每人发给黄金二两。当时内调局的专门委员齐耀荣以私人关系拟去新八军李朗星部任副军长，许多特务在领取遣散费后也想随齐去新八军。二是在四川省党部日夜焚烧文件。三是未资遣人员等待中央统一分配撤逃台湾的飞机座位，这些机位名单排定后，先后起飞八批，内调局人员得到的机位是不多的，后因成都形势日益紧张，蒋介石恐空军有变，竟弃国民党军政人员于不顾，中止了空运。那时由阎锡山代理行政院院长收拾残局，在成都组成一个“战斗政府”，内调局未能逃走的人员以及因新八军未能成立而回来的资遣特务，都参加了“战斗政府”，在警卫军中成立了一个通讯总队，后在邛崃、大邑一带被解放军击溃，特务分子做鸟兽散，各奔东西，如第三处副处长袁更只身去投新十二军，第一处代处长邹春生只身潜逃，也有结伴潜逃的，如督察朱瀚、科长冯资易，他们是河北同乡，化装难民，逃到重庆住在小旅馆，经人指认后，被公安部门逮捕归案。

内调局所属西南各调查处的情况是：

贵阳调查处早已逃散，该处处长刘苏屏解放后逃往重庆，被公安机关捕获归案。

云南方面，卢汉在昆明起义时，将云南调查处特务头子查宗藩（原中统局云南调统室主任）、孙秉礼、刁寄萍、隆曙明等逮捕，后交公安机关关押。

重庆卫戍总司令兼重庆市市长杨森在解放前夕筹组三个“反共保民军”，渝调处运用特务分子何雨霖同第三“反共保民军”军长廖海涛的私人关系，拟议由处长王难三出任该军政工处处长，何雨霖任该军独立团团长，率领重庆调查处全体人员随该军行动，此一拟议已得到廖海涛和杨森的同意，因时间仓卒，该军尚未组成，重庆即告危急，王难三慌忙率领该处大部分成员逃往成都，随即购得黑市机票，只身逃往台湾。临行时将处务交秘书李定华、科长张汉杰负责，李、张二人率该处成员与内调局合流参加“战斗政府”警卫军，后在邛崃、大邑溃散。渝调处副处长吴汝成随川康边区调查处逃往大竹，后只身逃窜川北。

四川调查处处长先大启率该处人员于成都解放时随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行动，王部在川西被击溃后，先大启只身逃窜。

川康滇边区调查处尚在重庆筹备期间，重庆已面临解放，该处处长甘青山率领该处部分人员随国防部挺进军总指挥部逃往大竹，后经川北抵达成都，乃拟前往西昌组建川康滇边区调查处，因交通被阻未能成行。时我在成都，应西南第一路游击总司令部第三纵队第一总队司令刘西平之邀，去该部任政工处处长兼代参谋长，甘青山遂将川康滇边区调查处人员交我率领去部队。甘青山同另一中统特务分子刘野樵去彭县投奔陈兰亭，后又转往灌县投奔土匪头子袁旭东。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随着成都的和平解放，内政部调查局及其所属四川调查处、重庆调查处、川康滇边区调查处即土崩瓦解。从此，这个从中央党部组织部调查科开始，以反共起家，危害中国革命、危害中国人民长达二十余年的中统特务系统在大陆彻底瓦解。许多流窜川西的重要骨干及地方单位的大小特务头子，以及隐匿在各省、市的骨干分子，解放后有的投案自首，有的被清查出来逮捕归案。经过党和政府的教育，很多人得到改造。多亏共产党改造政策的英明，我们这些人才得与家人团聚，欢度晚年。

注：作者当时系中统川滇、滇越两路调查统计室主任。

①指中统重庆市党部、重庆调查处和重庆市参议会。

龙云被逐前后见闻（鲁昌文）

一九四五年春末，有一天，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在他司令部的办公室里，单独召见了我（我当时担任情报队队长），布置了一个特殊的任务，要我调查云南省主席兼昆明行营主任龙云的武装实力，也就是龙云的兵员、武器、装备、驻防情况，特别是龙氏所属部队主管官是谁，部队移动动态等情报，随时随地向他报告，不须像平日一样经过参谋处上报，调查中不能泄密，更不能在调查过程中与对方发生摩擦。

面对这一不寻常的重要任务，我深感责任重大，接连几个夜晚与得力情报人员开会、讨论、研究，并通过各种渠道来侦察调查龙云的情况。

龙云是蒋介石统一西南诸省的最后一块绊脚石，蒋久想除之而后快，无奈不得其时。蒋介石对龙云是采取了既拉拢又分化的策略。一方面他给龙云冠以一系列高官美职：云南省政府主席、军委会委员长、昆明行营主任、军委会驻滇军官训练团副团长、陆军副总司令；一方面他把龙云倚为柱石的卢汉，委以第一方面军总司令职，命令他率领其所部（包括龙二公子龙绳武的步兵第二旅）开赴越南接受日本军队的投降。所有驱逐龙云的布置就绪以后，蒋就命令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要他除去他统一西南诸省的最后障碍。

当时在昆明，蒋氏“中央”和龙氏“地方”是这样对峙的：

龙云方面有昆明警备司令部、宪兵司令部（人称云南宪兵）、昆明警察局、省政府及各厅局署，还有富滇新银行，并发行滇票在全省通用。

蒋介石方面有昆明防守司令部、中央宪兵团。主力部队有机械化装备的邱清泉第五军，辖有三个精锐师和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的直属部队。这些部队分布在昆明四郊的重要据点上，直接控制着整个昆明的局势。

龙云的看家主力已给蒋介石调往越南受降，内部已空虚无力。当时蒋氏“中央”虽一再要杜聿明控制龙云，但又不能与龙氏“地方”有所摩擦，因此得以平安无事地相处了一个时期。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九日，杜聿明在昆明北郊李汉萍的伞兵司令部，召集所部师长以上的将级军官开了一个重要会议，布置驱逐龙云出云南境内的具体事宜。

会上，杜聿明宣读了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的人事调动令：一、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另有任用，应免本兼各职。二、任命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在卢汉未到任前，由云南省民政厅厅长李宗黄代理。

当天夜里十二时左右，也就是杜聿明在伞兵司令部开会的时刻，我在情报队接到昆明防守司令部参谋处第二科科长简洁来的电话，要我做好出发准备。不一会，简洁派车来接我，我随即离开广南会馆。约莫四五分钟，车到司令部，一进门简洁就说杜聿明已去北郊李汉萍处开会（伞兵司令李汉萍曾是杜的参谋处长），杜临离开司令部时曾要简洁和我驾车到市区侦查一下龙云方面的动静，随时用电话向他报告。

登车前，我曾打了一个电话给守候在情报队的张长清分队长，要他除留一两个精干的队员值班以外，率领几名队员去翠湖北路监视龙绳祖的一切行动，非万不得已，不准开枪，尽量避免冲突。我俩随即登上一辆有临时特别通行证的小吉普车，离开昆明防守司令部，先去五华山云南省政府和昆明行营看了一看，只见那里毫无动静，他们正在梦中。我们又把车子开到圆通街龙云公馆，先把车子停放在附近的一个隐蔽角落，然后走下车握紧手枪向龙云门前走去，只见龙公馆的铁门紧闭，悄然无声。平日龙公馆禁卫森严，今夜不知为何无声无息了，他的情报人员也失灵了吗？如真是这样，解决龙云将是很顺利的。

我们转身返回，上车后即向东门驶去，车子进入东门城洞内停了下来，我方的一个排长向我们报告说：他们去接收东门龙云的武装哨所时，对方不肯交出防务，双方发生了冲突，对方从城上摔下手榴弹，炸伤了两三个士兵，现在双方处在僵持状态。我看见城门洞内的地上躺着一个受伤的士兵，我的汽车也在城门洞下面，前进后退都在城楼哨所的火力威胁之下，难以动弹。于是我就叫士兵把吉普车推动调头，准备在武力掩护下按原来行车路线开回去。

我方那个排长派出了八个士兵，携带冲锋枪迅速跑步离开城门洞，面向城楼上对方的士兵选择了有利的地形地物隐蔽起来，并做好射击准备。这时我们的汽车迅速顺着原来的路线往回开，汽车才出城门洞，城楼上对汽车就打了枪，一颗子弹打中了我右腿的下部，简洁把车子驶出对方射击的有效距离后停在路边，用止血药水和纱布给我擦洗包扎后，又急忙驾车准备直接去向杜聿明报告所有侦查情况。

我们车子开到正义路北道时见到了邱清泉，双方互相介绍了所知情况。邱清泉随即派第五军一部把东门上的龙云部队都解决了。

当时北门有龙云宪兵大队的一个排，四十九师派人拿着蒋介石的手令去城楼上，要他们缴枪集中，听候处置。对方却一定要看龙云的手令才肯执行，否则绝不缴枪，因此双方发生了小冲突，但很快就给我方解决了。

北郊场营房虽是龙云步二旅的驻地，但当时已为蒋介石的中央训练团所用，龙云虽是副团长，可教育长是杜聿明，龙云没有一个兵驻在那儿，所以，北郊场营房早为昆明防守司令部所控制。

西门、南门的情况比较平静，邱清泉没有费什么周折就解决了问题。

随后，简洁和我去北郊伞兵司令部见到杜聿明，报告了出巡经过。杜聿明听说我右腿受了伤，即叫军医处外科医官李濒给我重新换药包扎，并派车送医院治疗养息，还奖赏我一千元法币。这时东方发白，已是清晨四点多钟了。

解决五华山云南省政府，是在昆明全部解决后的第三天进行的。前一天上午，杜聿明就令人切断了对五华山地区的水电供应，驻守五华山的警卫营一枪未放，就让第五军的战车强行开进了五华山云南省政府。这样，解决龙云武装的军事行动就全部完成了。

十月六日，何应钦衔蒋介石之命，飞抵昆明，当即与龙云商谈其今后出路，以及云南、昆明的善后问题。龙云不得不去就任了军事参议院上将院长。

为了给龙云一个体面的下台词，蒋介石还装模作样地宣布，杜聿明对云南事件处理不当，应立即撤职查办。可是不久，杜聿明却荣升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范长琛处理）

（《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辑）

杨虎城将军被捕经过（王根僧）

一百七十七师是十七路军的一部分，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七七事变时，驻在陕西洛川、三原一带。是年九月三日起，先后以半个师驰往河北会战，以半个师开赴潼关，迄北禹门黄河西岸构筑国防工事。迨十一月间，正当士气高涨誓死抗倭救亡之际，传来杨虎城将军回国的消息，群情欢腾，平添无限力量！当时师长李兴中、政治部主任郭则沈和我们研究对杨将军返国，如何表示全师将士欢迎之忱，嗣郭则沈同志建议由我代表全师官兵，前往香港迎接扬将军。（以下是作者关于杨将军回国被捕经过的日记）

我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由西安飞抵香港，十七路同仁王菊人、申明甫、王炳南、王维之等亦先后来到。

十一月二十六日

杨将军偕夫人谢葆贞、幼子拯中，由法国马赛乘法船这里波号，于午前九时安抵香港，寓九龙半岛酒店，随杨将军资助回国参加抗日的留学生颇多。

二十七日

午前随杨将军遍游香港各山。午，港绅陈伯旋在其家中招待茶点，曾摄数影。晚，梁霍二君在新纪元酒家邀宴。

二十八日

晚，郑宝照局长邀宴，杨将军命我代去婉致谢意。

二十九日

我向杨将军询及此次回国经过，他说“我们在国外得悉举国一致抗日，寝食不安，曾两电蒋介石要求回国参加抗战，没有答复；乃另电宋子文嘱其转请，始接宋覆电表示同意，才决定回国”云云。又说“昨接蒋介石由南京来电瞩至南昌相见，并派戴笠迎接，同时并接戴笠电约至长沙会同赴赣”云云。杨将军将以上情况告知我们，我们研究后，认为杨将军只身前去，诸多不便，我既是江西人，自以我陪随前去为宜。

宋子文由沪抵港，黄昏时我随杨将军往访。晚，宋亦迁寓半岛酒店，曾与杨将军长谈。

三十日

宋子文给杨将军一张长沙飞机票。当时香港的飞机票，局外人不易购得，不得已由我向宋子文一再要求，勉强再给一张。是日午前十一时三十七分，由九龙乘欧亚机十七号起飞，午后二时五十分抵长沙，当陪送杨将军至六国饭店休息。我按址去找戴笠，借悉戴相候一日已返武昌，但曾留便条嘱杨将军转往武昌，午夜十二时二十分由长沙乘湘鄂段粤汉车赴武昌。

十二月一日

午后三时三十分车抵武昌车站，戴笠率行营及省府人员约百余人在车站迎接，当即安顿我们住在胭脂坪省政府招待所。表面招待很周到，但发觉有特务人员秘密监视，杨将军去访于右任时亦然。我当将这种情况密告杨将军，杨将军说：“我又不是回来做汉奸，中央不需要这样做吧？”他似乎不相信我的话。

二日

午十二时三十分，由戴笠陪至汉口空军航空站。已预备小飞机一架，可乘三人，戴笠原来安排是杨将军、戴笠本人，另副官一人。当时经我再三要求，始临时将副官叫下来，准我上机。午后一时五十五分抵南昌，寓二纬路一号戴笠在南昌的办公处所。当车抵寓所附近时，我瞥见有一队宪兵正在周围布置岗哨。戴笠安顿我们二人在楼上住，他自己住在楼下。我趁机将所瞥见的情况告知杨将军，我说可能已把我们监禁起来了。他仍然说：“我又不是回来做汉奸，他们不需要这样做吧！”（现在想起他这句话，是多么光明磊落呵！）我说：“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心，往往是不正确的，我应该去试探一下。”我当即挟着一套衬衣裤和手巾、肥皂，洋装出去洗澡。果然被门口卫兵拦阻，并说外面风声不好，不能出去。我折返楼上告知杨将军，他长叹一声，默默无言者久之。

三日

戴笠表面上招待我们甚是周到，伙食特别好，并和我们有说有笑。但迄未谈及蒋介石何时来南昌，至此我们也已了然。

四日

戴笠陪同杨将军乘汽车游万寿宫，我随行。

五日

听说蒋介石即来南昌，晚餐时杨将军询问戴笠，他说不确。杨将军判断当时情况，也认为蒋介石不可能来南昌，且说既把我们弄到这个地步，他来与不来，都不相干。

六日

午，戴笠陪同杨将军和我游青云谱烈士墓。

七日

杨将军读报，借悉倭寇已达南京近郊汤山一带，不胜愤激！他说：“我今不能上前线杀敌，至感无聊！做为一个军人能上前线多杀几个外国敌人，才算得光荣！若论内战，则难免一将功成万骨枯之讥！”云云，于此足见杨将军苦闷的心情。

八日

与杨将军相对闷坐无聊，我只好说说笑话，以解寂寞。夜间曾谈及若不回国，岂不省却许多烦恼的话。他说：“我是一个军人，且在双十二时我和张先生为了抗日救国而发动兵谏。今中央和全国一致抗战，我若竟逍遥国外，那么，就失去双十二举动的意义了。我今回到祖国，为的是愿当一兵一卒，亲上前线杀敌。但是人家不让我上前线，或竟把我牺牲了，我也问心无愧。但愿蒋介石能抗战到底就好了！”杨将军忠贞为国之情，溢于言表！

九日

是日敌机轰炸南昌。杨将军慨叹我国空军力量太弱，不知道国防建设的钱用到哪里去了。晚，杨将军对我说：“如果你能恢复自由，必须告知王炳南同志，抗战必胜，要有信心；抗战到底，国家才有前途。”云云。

十日

午后一时许又发警报，警卫人员带我们到江边下沙窝隐避。午后五时四十分，戴笠说：敌机常来轰炸，城内不安全，请杨先生迁到乡下去，要他立即上车。当时戴不准我随去，我挥泪送别。杨将军叫我速返前方，晓谕十七路官兵，要上下一心全力杀敌。我唯唯，惟请珍重而已！（嗣我转往汉口，复被软禁至翌年二月二十一日始得离开汉口，返回部队。）

回忆今年六月二十三日我们赶至上海送别杨将军出国，仅五月余，今日之别，前途莫测，不胜悲愤！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四日

十七路将领认为杨将军无辜被囚，为了安慰他的情绪，照顾他的生活，决定请杨夫人谢葆贞同志前去，同时她也要求前去。因此她率同她的小孩拯中，于今日由西安飞抵汉口。

十七日

由戴笠安排将杨夫人谢葆贞同志和小孩拯中，于晚九时由汉口乘船往江西。

（《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八辑）

我所经历的蒋特三个集中营的内幕（黄彤光）

反动的蒋介石王朝特务统治的血腥罪恶，真是罄竹难书。一九四二年我还是一个入世未深的青年，也遭到军统特务毒手，于五月间在重庆被逮捕，先后被囚于重庆望龙门两湖会馆，“中美合作所”内所设的“白公馆”、“渣滓洞”，又转囚于贵州省息烽县阳朗坝集中营，历时数载，在这人间魔窟中的种种遭遇，是世间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现将我亲身目睹耳闻之事，分述如下：

一 被捕后的“入学”过程

蒋介石特务机关所设的监狱、集中营，都是见不得天日的迫害爱国志士和无辜人民的屠场，所以虽如蛛网密布全国，但都非常隐密，他们一般把这些魔窟美其名为“学校”，将囚在其中的人，称为“修养人”。而所设的“学校”，又分为：“小学”、“中学”、“大学”三级：“小学”相当于拘留所，“中学”相当于看守所，“大学”相当于监狱。

“小学”——设在重庆望龙门两湖会馆内，面临长江，是一所家庙式的会馆房屋，在大门口挂一木牌，上写：“军事委员会特五团”。团长是特务王兆槐，实际上这是个特务机关迫害人民的秘密拘留所。它的主要部门叫做“行动组”，组长程永铭，是一个杀人无数的刽子手，副组长胡天放，还有组员数十人，专门从事绑票、逮捕、用刑、暗杀、活埋等捕杀人民的勾当。这一伙子歹徒，在白天，除留少数人值班外，其余均外出四处活动，一到天黑，就将从四面八方绑架的人带回来，夜深以后才开始审讯，电灯彻夜通明，拍、喊、打、骂与苦痛呻吟之声不绝达旦。受刑之人，几经昏绝，用冷水喷醒后，再施酷刑。因此，每到夜间，受难者个个心中紧张，一方面是准备自身随时被提审受刑；另一方面，耳闻一群虎狼之徒的疯狂吼叫，与受难者的微弱呻吟，愤恨与同情之感，交织内心，彻夜不眠。所以，这个魔窟在白天是静悄悄的，看不出什么情况，一到夜间，就像是进入阎罗殿，牛头马面、吸血魔鬼就全部出现。

这里分为前后两层院子。前院即会馆的正院，除庙堂与戏台留做开大审用刑之处，其三面走楼，均用木板隔成房间：楼上做办公室，所谓办公室都是刑讯的处所；楼下则监禁着女“修养人”，及在当时社会上有声望被禁后受优待的男“修养人”。与我同时关押的，有个孔祥熙的亲信林世良和由山东绑架来的一个王师长。

前院戏台下面的角上，有一间很小的黑房子，仅容一人转身之处，做为重禁闭或被绑来的案情严重的人第一夜监禁之处。其余的屋子，每房监禁二至六人不等，每人有竹凉板可睡；但因前院有特务进出，不准“修养人”凭窗瞭望，更不能出屋放封走动。每室发小木盆一个，日给水一盆，所有全室的人洗面、洗脚、洗衣，全用这一盆水。被捕之人，因对外隔绝，不能取用自己的衣物，久不换洗，汗酸气味，弥漫全室。在不得已时，脱洗内衣裤，则身穿空心外衣；洗外衣则由水中拧干后当即穿在身上，站立在窗口，藉窗口微风和体温来烘干。

后院原为会馆停放待运的棺柩之处，很小，用木板隔房数间，监禁男“修养人”。因屋窄人多，睡在阴湿的地下，挤得连身都不能翻，大家只有侧卧而眠；如想翻一个身，就得全体都要转动一下。室内放一尿桶，臭味难闻。跳蚤、臭虫，触目皆是，连老鼠也都日夜出动，毫不惧人。如解大便，则由武装警卫押至厕所。既无水洗面，又不能理发，所以被关几天之后，均成胡须满腮、蓬头垢面。“修养人”终日锁在室内，不放封、不散步，互相不准交谈，整天蜷坐在潮湿的地铺上，保持着愤怒的沉默；偶尔有带重脚镣的人到厕所去，铁镣拖在石板上当当作声，才打破这阴惨的沉寂。

这个监禁部门，即所谓“小学”，实际上就是属于军统局司法处的一个拘留所。所长是由司法科的一个录事唐祖槐兼任。他除了随同司法科科长毛棣园审讯外，从来不过问“修养人”的生活情况。所拘留的人都是初次绑架或秘密逮捕来等待刑讯的人。

这里的设备，虽非专修的铁窗牢室，但警卫森严，除武装警卫层层设岗值守外，并有便衣行动人员轮流巡视。这里的行动人员，在外搞行动，对内则兼看守职务，所以行动组长又兼看守长，行动员亦即看守员。这些亡命之徒，日夜巡行于窗外，间或突然进屋大事捜查，所以被囚在里面的人，比关在一般的铁窗监牢狱中受到的凌辱更多。

一般情况，在这个刑讯逼供，暗无天日的“小学”中，多半囚禁两三个月后，案情告一段落，即押解到磁器口中美合作所的“白公馆”，即所谓“升中学”。

“中学”——当时（抗战时期）是在重庆城郊磁器口到歌乐山的山腰上，是一栋砖砌的楼房，据说此房系四川军阀白师长所修建的别墅，虽被军统局用来监禁人民，仍称之为“白公馆”。当时的所长叫侯子川，山东人。在一九四三年初，看守所由白公馆迁至渣滓洞，这是新建的一个专为监禁“修养人”的看守所，墙外碉堡围绕，武装警卫，每时每刻都是持枪对着院内，里面又有武装和便衣看守，有一个院坝，每天可出屋放封一次，各室轮流放封。男室一排楼房，上下各八间，对面一排平房为女室，男女两室的人，对面可见，但不准谈话，亦不准凭窗探望。

这里被囚的人，基本上是案情确定，监禁半年以上、三年以下的人。如若是三年以上者，则又要送到息烽监狱，即所谓“升大学”。抗日战争胜利后，一九四六年七月息烽监狱撤销，这所“中学”便代替了息烽监狱。

“大学”——即息烽集中营。一提到“大学”这个名称，就令人毛骨悚然，一般人情愿挨一枪一刀结束了生命，也不愿去息烽受那长期的折磨；但反动派却偏偏要用尽一切惨酷办法，把活生生的人慢慢地折磨至死。

在这个处于深山峻谷中人间魔窟里，被囚的人，都被折磨得残废、精神失常、浮肿、夜盲、记忆力衰退，最后不免一死。被送到这个集中营的，都是属于案情严重、判刑三年以上、或无期徒刑的。还有一种，是世界任何法律上所没有的名词，叫做“不定期”的长期监禁。当时被关押的以“不定期”的人为最多，约占半数以上。被关押的人，在“小学”时，大家是以“日”计算自己被囚的时间，在“中学”则以“月”计算，到了“大学”，就得以“年”计算。人的一生，能有多少个“年”呢？许许多多的人竟被万恶的反动派长年累月地，剥夺了自由生存的权利，而在解放前夕，还有大批的人遭到集体屠杀！

凡被押送到集中营的人，首先要把随身所有的现款、首饰、手表、钢笔、书信等缴出；再行严密搜身，然后编号，说明此号即为营中通用的姓名，互相呼唤，均喊代号，不准互通真实姓名，更不准互谈案情，违者加重处分；后进营的人，亦不能将外面的情况告诉先进营的人；如有获释之人，亦须搜身检查，穿着的棉衣则须脱下，逐块逐处的摸捏，若发现有信件或地址纸片等藏在其中，当即还押，轻者长期监禁，重者判处死刑。

在集中营里的“修养人”，终日劳动，所吃的饭，水分很大，但又不烂，沙石及稗子极多，因此饭色黑黄，大家讽称之谓“黄金饭”、“蛋炒饭”，有胃病的人吃后终日不得消化。下饭的菜，是白水煮老白菜帮子，每人一瓢。贵州缺盐，盐巴很贵，虽规定每人每天供盐二钱五厘，但为营中贪污去了。这种伙食，终年累月没有改变。集中营均是长期监禁的人，因此人人皆病，浮肿、夜盲、瘫痪、风湿、心悸、肠胃病等极其普遍。营中虽设有医务室，每天有“医官”到各“斋房”诊病，但这些病，并非医药所能治疗，所谓医治是形式而已。

集中营内“修养人”所穿之衣均破烂不堪，因被逮捕后不准对外通讯，也不能取得自己的衣物，只有随身穿的一套衣服。严寒时才发给棉衣。所谓棉衣，就是军统局每年发给军统分子新棉军服时，旧的棉衣缴回，把这些缴回的脏、烂、破、臭的棉衣，由重庆用大卡车拉来发给“修养人”；每人只发一次，被禁好多年，就得穿好多年，穿在身上是捉襟见肘，棉花都成了硬板板，根本不能御寒。

警卫方面，更是层层包围：大围墙外碉堡林立，二道围墙又有武装站岗，各“斋房”还各有一道围墙，门口也站着武装，“斋房”内外，便衣看守和管理员日夜巡逻不停。

特务头子周养浩还无耻地说：“你们这些人，住在大圈圈内的小圈圈里，小圈圈里又有黄金圈（即土墙），黄金圈里黄金屋，又有人保护，有吃有穿，这是世外桃源，还不好啊！”就是这样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折磨、损耗着无辜人民的身心；再加上处于丛山深谷之中，与世完全隔绝，置身于人间魔窟之中，常有“长夜漫漫何时旦，不知人间今夕是何年”之感。

我是在一九四三年四月被送到集中营的。听说在这以前叫做监狱，主任是刽子手何子祯，所有被监禁的人，终日终年地锁在屋子里，留一小窗孔，做为送饭食的口子。连这个小小的窗口，平时也是用黑布挡着，只有送饭时才把黑布拉开一下，不要说出屋放封散步，连向窗口张望一下都不可能。因此，无人不生病，有的病情严重，太阳出来时，可以出屋晒上十分钟太阳，这是所谓照顾病人的特殊待遇。贵州天气时常阴雨，偶在天晴之日，就在院中置一木栊，和动物园中关老虎的栊子差不多，凡有病的人，轮流从屋子里被拉出来关进木栊，站着晒上十分钟。但是，因为人长期被关在阴湿暗室中，忽然接触自然界的空气与太阳，身体疲弱，不堪支持，凡出来晒太阳的人，常会晕倒在栊中。栊小，人倒不下去，只有软摊在栊栅上。黄显声先生曾目睹此情况，他每每谈到此事，气愤填胸，大骂这种惨无人道的行为。

在我被监禁到集中营的那年，监狱负责人已换为大特务周养浩。周养浩的阴险手段，欺骗着不少的人。黄显声先生曾经告诉我一件事：在一九四四年时，黄先生和周同去玄天洞探看杨虎城将军，在饭后闲谈时，杨将军对黄先生说：“军统局上上下下没有一个好人，只有周养浩这个人还有点良心。”这是由于周的骗术高，以致使秉性耿直、胸怀磊落的杨将军受其蒙蔽。在一九四九年时，特务密谋杀害杨将军，就是由周养浩到贵阳把他骗来重庆下毒手的，其手法的阴毒，实非一般小特务所可比拟。他接事后，就宣称“改革狱政”、“开明管理”。将“监狱”改称为“新监”，实际上除了加重迫害之外，并增加了经济上的剥削，其手段的阴险毒辣，比何子祯犹有过之。

二 周养浩的生财之道

特务头子周养浩当集中营主任四年，不但杀人无数，任意奸污女“修养人”，而且迫使那些已被折磨得体质衰弱不堪的“修养人”，为其劳动生产，剥削劳动生产价值，供其荒淫无耻的挥霍。

他的办法，是以“改革狱政”为名，迫使一些知识分子或原在社会上有声望的人，参预讨论制定所谓革新办法，成立生产机构，把一些“修养人”由“斋房”里提出来工作，称为“工作修养人”，发给极少津贴，与监狱的职员同住、同食、同劳动。在一九四四年时，参加这种劳动的人达八十余人，其中所谓“工作修养人”有七十人，职员仅有十余人。这年十二月日寇打到贵州，释放了二三百人，组织机构才适当缩减了。

这里还要说明一点：在“修养人”中有“同志”与“非同志”之分。其所谓“同志”，是指原为军统分子，因违犯军统纪律而关起来的特务分子；所谓“非同志”，是指社会上被绑架来的人。造“修养人”名册时，这两种人是分开造册的。在每年一次的“四一”大会时，只有属于“同志”名册内的人，才有被赦免的机会。赦免对“非同志”是不适用的。

在“工作修养人”中，“非同志”占绝对多数，“同志”占极少数。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同志”均是军统分子，有打“小报告”（即告密）的权利，可以随时向军统局打“小报告”。“非同志”完全在周养浩控制之下，不怕泄漏他的秘密，所以他认为提用“非同志”为“工作修养人”比较可靠。虽有少数属于“同志”的“工作修养人”，也是经他再三考虑，不致做“小报告”的人。

在财务上，会计室与第四组生产部门的会计股是严格分开的。会计室属军统局会计处，它的职责是要按年度预算逐月向上报核决算。第四组的会计股则掌管大小十三个生产单位的财务，不向上报销，由周养浩自行支配。所以狱中生产就等于周养浩个人自办的企业，尽量剥削“修养人”的劳动生产力，以饱其私囊。其生产营利的门路有如下数种：

一、复活工厂：集中营内设有铅印、石印、雕刻、糕点、缝纫、草鞋、布鞋、卷烟等八个生产单位，统称为“复活工厂”。“修养人”充当生产工人，每人必须参加一种、甚至数种劳动，计件给以为数极少的报酬，名叫“赏与金”。全月所得最高的“赏与金”，在当时仅可买到一斤肉，一般的只能买点肥皂、草纸等日用必需品。复活工厂所获的利润却不少，其中以铅印与卷烟的营利为最大。它所产的“四一牌”香烟畅销贵阳、重庆等地。

二、商业：开设“正谊商店”与“四一合作社”两个商店。“正谊商店”开设于息烽县阳朗坝正街，自建铺面楼房三大间，为全坝之冠。派员由重庆、贵阳等地运来的日用百货、布匹及官价盐巴等，均以高价售给当地农民。“正谊商店”是对外公开营业的，收用当时通用货币。“四一合作社”设于集中营围墙内，除售百货外，兼营糕点、烟、酒、冷菜等食品，营业对象是“修养人”和“工作修养人”，售物不收通用货币，只收“代用券”。

三、煤炭厂：集中营附近曾开一小煤矿，挖煤自用。又设有炭窑数个，每到秋季就派人外出，到处砍伐青杠，烧成杠炭；到严寒时，运至贵阳待价而估。

四、农场：除种蔬菜供食外，并饲养鸡、鸭、猪等数百头、每届年节就用卡车运往贵阳、重庆等城市出售。

五、汽车运输：这是经济来源的最主要、最大的一个部分，直接由周养浩的小舅子郑文松掌管。有一部大卡车是以押送“修养人”为名，向军统局请求拨来的。其他的车，均是以拦截过往的货车，进行非法检查后扣押使用。经常在外日夜进行运输的有四部大卡车，除代运走私货物收高额运费外，多半自运生猪、菜油、粮食等到大都市出售。这些生猪、菜油、粮食的来源，是由周养浩特别指定的警卫人员，到四乡向农民平价收购。愿卖者，就自行送到集中营；不愿卖的，到夜间又派上两三个彪形大汉的警卫，持枪逼购，不卖也得卖。四乡农民，被搜括得一贫如洗；食无粮、灯无油、圈无猪，怨声载道，民不聊生。

六、发行“代用券”：集中营的“修养人”和“工作修养人”不能持有通用货币，可能是为了防范“修养人”越狱逃走。集中营自行发行“代用券”，分为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百元五种。凡“修养人”入营，首先要把所带现金全部缴出，换以“代用券”。发给“修养人”的“赏与金”和“工作修养人”的津贴，都是“代用券”。只有军统分子的自由人才能持有现金。凡“修养人”入营时带的现金，或变卖金银首饰、手表等的现金，以及个别“修养人”由亲友转送来的现金，均必须换成“代用券”在营中使用。现金即全部被套换去做投机生意之用。

特务头子周养浩就是以这些办法，剥削“修养人”和抢劫人民的财富，可说是无本万利。他所付出的，仅仅是“修养人”的“赏与金”和“工作修养人”的津贴，为数极微。“工作修养人”的津贴，组长级每月二百元，股长级一百元，一般为五十元。当时五十元，约可购到三斤肉。每至发放之期，集中营农场就将病牛和瘦猪杀了卖肉，把钱又都赚回去了。

三 几个“修养人”的遭遇

集中营虽用尽各种威吓、迫害、恐怖等种种手段，和层层严密封锁的办法，防止内情外泄，但总封不住人们的口，更锁不住人们的心。渴望自由的心情是共同的，相处日久，彼此了解，大家利用劳动的机会悄悄地交谈，互通真实姓名，互说案情，并相约在自由后的共同去向，且愿为难友传递书信，探访亲友。为了避免突击检查，大家都是将难友亲属的姓名、住址等默记心中，或写简单的信件密藏起来，用以互通声气，互相安慰。因此，在我被囚数年中，所听到的情况，颇为不少。

集中营先后被囚的人不下数千，就从“修养人”编号来看，一年之中，总有千人左右。周养浩是一九四二年秋季到集中营接事的，他到后，重新编号，我在一九四三年春天被监禁时编号六〇九号。这就说明在当时实有人数，至少有六百多人，以后还逐月增加。仅贵州这一处的集中营，就不下数千人。

这些人中除大家熟知的共产党员罗世文、车耀先和黄显声、宋绮云等外，还有一些从来不问政治的人，也在反动头子蒋介石“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人”的疯狂叫嚣下，任意罗织关押，甚至杀害。现就我所接触的人中举一些例：

一、石作圣、李仲达、陈河镇、苏文玉：他们四人是抗战时期，由山东流亡到四川来的青年学生，原在四川省绵阳县国立六中读书。学校名为优待流亡学生，官费读书，实则一天两餐稀饭，不能充饥；在病饿交加的情况下死了很多学生。他们四人为了求生，听说重庆的国立中学对学生的待遇要好些，就将仅有的衣物当卖后，做为途中伙食费用，相伴由绵阳步行到重庆，走到重庆近郊歌乐山上，发现“中美合作所”内洋房林立，很是高兴，认为总算走到重庆了，等找到教育部后即可安排好学校，安心读书了。他们正站在山上瞭望，不意为“中美所”内特务发现，就逮捕送到磁器口童家桥派出所进行审问，首先就问他们是不是共产党？才问几句，时届中午，派出所的人员吃饭后，将残菜剩饭给他们每人一碗吃，他们在绵阳六中时，多时未吃过大白米干饭，一看到这么白的大米饭，实在高兴，匆匆吃完，就悄悄商议，认为在这里还能吃到白米干饭，就说是共产党，能吃上几天干饭也不错。在下午审问时，他们就承认是共产党。因此，接着就叫他们交组织名单，他们又交代不出来，于是个个被酷刑吊打，个个打成残废后，就送到集中营内感化所（即信斋）不定期监禁。集中营结束后，又转到白公馆。在重庆解放前夕，除苏文玉因病重经黄显声找保，外出就医而幸免之外，其余三人均牺牲了①。

二、阎继明、张醒民：阎继明是杨虎城将军的副官，张醒民是杨将军的勤务兵，在双十二事件后，杨将军被迫出国，他们均留住西安。抗战开始，杨回国被拘禁，他们知道后，愿意与杨将军共患难，并想去照顾他的生活。行前他们购制皮大衣一件，装在小皮箱内，由西安直奔南昌行辕，要求探视杨夫人。他们到南昌后，就被囚禁，皮大衣也没有送到，人也没有见到；以后辗转由湖南益阳到集中营不定期的监禁。在一九四四年的夏天，黄显声到玄天洞看到杨将军时，将此事告杨，又由于阎、张二人一再请求，经周养浩将皮大衣给杨夫人送去。阎、张二人弃家别子，牺牲自己的自由，要求陪伴杨将军，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在重庆解放前夕遭特务杀害，特务的残暴于此可见。

三、萧明、夏文秀：一九四四年春天，由重庆送到集中营一批“修养人”。从中我突然看到我的同学萧明，至为惊异。萧明和我是在北平女一中时同班三年，感情很好，想不到在这魔窟重遇。她曾将她们被捕情况悄悄地告诉我。原来萧明在上海读大学，她的义父黄绍竑要替她做媒，将她介绍给国民党第三战区一个集团军司令王敬久。她和她的大学同学夏文秀从上海来到上饶，与王敬久相见后，看到王是个不学无术的军人，很不愿意，就要回湖南原籍去。在临行的前夜，王敬久设宴饯行，特务头子戴笠亦在座，戴对她们说：“蒋委员长听说你们京戏唱得很好，特派我来接你们到重庆演出。”（萧明曾是北平的名票友，擅长青衣，夏文秀会唱花旦。）不由分说，第二天就用汽车把她们送走，抵重庆后，就关进望龙门两湖会馆；后又关到白公馆。在一天黄昏时，突然派来两乘滑杆，将她们两个人强由白公馆抬到杨家山戴笠住所，住有个把月。因胡蝶到杨家山来了，又将她们送至贵州集中营不定期地监禁起来，直到戴笠死后，她两人才获释放。

四、杨惠敏：就是在上海向坚守四行仓库的抗日八百壮士献旗的女童子军，来到重庆后，亦遭逮浦，监禁在重庆石灰市缉查处看守所内很久。她的罪名是偷了胡蝶的行李。但据杨说，当她由上海逃出时，胡蝶确有部分行李托她帮忙带了来，但在出沦陷区前被日寇发觉，全部扣留，连她本人及亲友的行李同遭损失。她到重庆时，适值胡蝶与戴笠姘居，胡即利用戴的魔爪将她监禁，长期不放。此事萧明曾和我谈过。她和夏文秀在杨家山居住时，有一天她们与胡蝶、戴笠四人一桌共进晚餐，在吃饭时，胡蝶娇滴滴地对戴笠说：“我的行李能不能找得回来，就看戴先生肯不肯帮忙呢。”就凭这一句话，杨惠敏就被监禁终身了。

五、王通：他原在东北做裁缝工人，经常有些俄籍的外国人到他店里做衣服，他又会说俄语。因此，就以共产党的罪名被逮捕，在集中营不定期地监禁起来。

六、郑老头：郑老头子是反动头子蒋介石的亲生哥哥。他是在一九四四年被送到贵州集中营来的。初来时只有他一个人，不久又从河南乡间将他的老婆和一个十六岁的女儿接来同住。集中营对郑老头子一家特别优待，在营内特新建房屋一栋，与大汉奸周佛海家属分住，自办伙食。我当时在会计室工作，每月给郑家的生活津贴，都叫我送去。据郑老婆子告诉我说，郑老头子行大，蒋介石是老三，当时因河南灾荒，郑家老父死去，无法生活，他们的母亲不能苦守，就带着老三嫁给浙江的一个商人，随到浙江去了。后来老三改名为“蒋中正”，即“蒋宗郑”之寓意。郑老头子认为老三既已发迹，就应当还姓归宗，不能再姓蒋了；因此，他就由乡下赶进城来找汤恩伯说明情况。汤恩伯即将他送到重庆，他走后好久也没有给家里来信。后来就派人把她们娘儿俩又送来了。她还以为接来过好日子呢，没想到竟把她们关起来了。“老三的人也没有见到，真是无情无义六亲不认的畜生。”这一家三口，在集中营关有一年多，又派人把他们送走了，去处不详。

七、大汉奸周佛海的一家：从周佛海公开当了汉奸以后，军统局的特务就把他的母亲、妹妹、妹夫、岳父、岳母、小姨妹（三岁），从湖南接到集中营来关押。后来新屋建成后，将他们全家搬进新屋，自开伙食，十分优待。特务们对周母都尊称为“周老太太”，她年老多病，都是由重庆、贵阳等地特请中、西医为之诊治；病重时，即送贵阳医院；死后，戴笠特由重庆赶到贵阳，披麻戴孝三叩首，痛哭流涕，充当孝子。这是周佛海的岳母由贵阳参加丧葬后回来，亲自向我说的。由此可见，特务头子戴笠与大汉奸周佛海情同兄弟，反动的蒋介石王朝和亲日派大汉奸政权，也完全是一路货色。

八、黎洁霜、王振华全家：王振华原在重庆某学校教书，其未婚妻黎洁霜在重庆女师学院读书，一九四〇年时，王振华以“托派”罪名被逮捕。黎洁霜在王被捕后，四处打听，欲往探视，被军统特务查觉，将黎也逮捕。她被捕后，想能与王相见，就伪称自己也是托派，并已与王结婚。到一九四六年由贵州集中营转押至重庆白公馆，两人住到一处，生了两个孩子。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重庆解放前夕，其长子三岁，次儿尚在哺乳，刽子手杨进兴将两个大人枪杀后，又将两个幼儿杀死。

四 数不尽的残杀和酷刑

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军统特务，是残杀人民的最凶恶的刽子手，他们真是一群吃人的野兽。他们杀人的方法很多，据我所听到的就有以下几种：

一种是假称释放，中途悄悄杀害。如像对共产党员张露萍等七人，就是以释放为名进行杀害的。事情是在一九四五年的夏季。一天雨后的上午，“义斋”女管理员张家启通知张露萍收拾行李，开释到重庆报到，并备有专车，马上就送他们走。张露萍从张家启的面色上观察出情况不对，就马上梳头、整容，换上一件浅咖啡色的薄呢连衣裙，从容走出“义斋”，到会计室办理领取自己财务的手续。她取出红宝石戒指，自己戴上，由小皮箱内取出打火机一个拿给我，并说：“这个打火机送给你留做纪念，它对你还有用。”小皮箱关好后，她拒绝带走，她说：“这个皮箱对我是不需要了。”就走出会计室，我和黎洁霜默默地跟在她后面送出来，当时，我们不知她此去生死如何，心中是十分紧张的。走到院中停放的大卡车旁，她叫黎洁霜把口红拿来，就对我说：“你再替我化一次妆吧！这是最后的一次了。”我接过来替她擦口红，手有些抖，擦不上去。她还很安详地安慰我说：“你不要难过，我知道我要到什么地方去，我现在心中很坦然。”话说完，其余六个男的都带着自己的东西出来了，他们上了车就开走了。当时所有的人都出来站在坝子里看着，大家都默无一语，谁也不知道他们这一去的命运如何。

当天傍晚时分，车子回来了，一群刽子手也都回来了。这个情况，显然不是去重庆，证明他们七个人已被杀害。但当时是严守秘密的，谁也不敢探问或谈论此事。直到一九四六年春季清明节日，我们到阳朗公墓时，才看到他们冢边所插木牌上的姓名。这时，刽子手荣为箴才说出那时的情况。荣为箴当时是汽车押运员。刽子手是李巡官带领武装警卫六人，事先分工，各管一人。车开至息烽县附近松林坡仓库马路上，车停下来，伪称要在仓库加油，并进午餐，叫他们七人下车休息。他们下车后，向仓库走去，正在迈步踏上仓库门口石级时，由李巡官首先开枪，其余六个警卫也都随之开枪，对准预先安排好的对象。这七个刽子手各放一枪，都回头走了，荣为箴站在车旁看到，他们七人应声倒下去后，有的还在翻身挣扎，有的在瞪眼观看，荣为箴即赶上前去，拔出枪来，每人身上各补一枪。他说，他看到张露萍死后，齿咬辫梢，满脸气愤痛恨之色。

一种办法是，伪造“空袭警报”。因当时日寇飞机常来轰炸，有空袭警报时，“修养人”就被带出躲避，他们就利用这种机会伪造空袭警报，忽然间打锣鼓、放警报，各斋房的“修养人”，分别由看守员带领到各山坡或坟堆处躲藏，远近皆有。刽子手们就将其谋杀的对象带到稍远的山凹中，出其不意，开枪击毙。因此，每放空袭警报时，个个心中紧张，此去生死莫卜。

再一种办法，叫做“拔草”。即在天晴之日，突然命令“修养人”外出拔草，本来“修养人”长期监禁牢室，能有外出活动活动的机会，是令人高兴的事。被指定去拔草的人，由看守员带到附近山坳处拔草，三三两两分在各处，正当拔草之际，由事先安排好的刽子手突然开枪，击倒预谋杀害的对象。因此，大家一听说要“拔草”，人人心中紧张，不知又有几人死于非命。

他们的杀人手段，使用一两次后，即行改变，使人不能事先测知。被捕的人们，从关押之日起，就时刻被死神威胁着。不知什么时候，也不知用什么方法就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在绑架逮捕方面也都是采取诈骗手段：如事先探明被捕人的亲友姓名住址，假借亲友约会进行绑架；或以请客为名从事绑架。黄显声将军在汉口被逮捕时，即以战犯陈诚出名的请客帖子邀请赴宴，黄信以为真，前往赴约，就被逮捕的。

对其内部所谓违纪军统分子的逮捕，也采取各种诈骗手法。如在一九四四年时，有一次来了两个人，到集中营后同被关押。此二人均为军统分子，同在昆明工作，两人各接到密令，令其秘密监视对方，解到贵州集中营报到。给甲的密令，是令甲秘密押解乙到集中营，任务完成后回昆明；给乙的密令，叫乙秘密监视甲，解到集中营，任务完成后回昆明；不准使对方发觉，并各发手枪一枝。此二人各得密令后，就互相暗中监视，兢兢业业，寸步不离，同往贵州；至集中营后，分别拿出密令。及双双缴了枪被关押到监房后，二人才恍然大悟。早知如此，在途中尽可互相说通，相约逃跑了。

使用酷刑，在集中营更是家常便饭。在一九四三年时，男“修养人”李超民（即李任夫）与女“修养人”张露萍（共产党员）相互恋爱，秘密通信，张能诗善文，擅长话剧和球类运动，被囚入集中营时，即为特务周养浩所垂涎，多方设计，意欲染指，曾以个别谈话为名，提张至其办公室图加污辱，张在激愤之下，打了周养浩两记耳光。周被打后，怕丢人，但又不便发作，只得伺机报复。适遇李超民与张露萍秘密通讯之事为其耳闻，即突击搜查李的住室，找到信件甚多，信中并大骂周养浩为“活王八”。他一看之下，老羞成怒，即集合全体“修养人”于大礼堂，外面派武装包围。在大礼堂内当众痛打李超民一百大板。当时正在严冬，李穿的灰布棉裤被打得布破棉絮飞，皮开肉裂，鲜血直流，木板打断三根。李超民被打后，寸步难移，再加重镣，吃盐水饭，关进重禁闭室。

但周养浩对张露萍，仍不心死，假意殷勤，叫她个别谈话，说她年轻，受人欺骗，上了当，这次事件，他是原谅她的；又亲写一条给会计室发二百元特别补助费给她。他这一打一哄的毒辣手段，受到张露萍自始至终的厉声斥骂。

对女“修养人”的蹂躏污辱，更是残忍无耻。如：周大全，是湖北沙市人，十二三岁时，在沙市日籍人办的医院中学护士。不久，抗战发生，院长河北外男被逮捕，在重庆南区公园以国际间谍之罪，公开枪毙。周大全、金光珍、邹世秀等三个女护士，同被逮捕，押至重庆转到集中营后，就把她三人提出在医务室做护士工作。当时周大全仅十六岁，周养浩以洗沙眼为名，每日上午指定周大全到他的办公室给他洗眼睛，他就利用机会奸污了她。以后她恢复了自由，又被周占做小老婆，生过两个孩子。在重庆解放前夕，就将她抛弃了。

军统特务不仅对被关押在监狱的人进行残杀，即在集中营附近的农民，亦常遭其毒手。在一九四四年秋季时，我与陆朵云、邹志英（邹原为戴笠的姘妇）三人住在一室。此屋就在饭厅附近，有一天夜里，我们熟睡以后，被叫喊呻吟之声惊醒，不知在饭厅里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住在屋里，夜间虽不锁门，但不准外出。这时听到这种不停的叫喊，不禁心惊。和陆朵云商量后，我就悄消溜出来，伏在饭厅的窗口探视，看到在饭厅大梁上，用粗绳反手吊着一个赤膊的老汉。不一会，便衣看守由厨房里飞奔而来，手举一根烧得通红的铁火条，向老汉背上烙去；老汉痛得惨叫起来。我目睹此状，禁不住失声惊叫，看守听得，即大吼“是什么人！”吓得我赶忙跑回屋中。时在深夜，室中无灯，未被发现。他们自以为是邹志英，不再追究，因为只有她在夜间可以随时东走西走不受干涉。

可是两天之后，即将我们迁到大操场网球场尽头的一间阁楼上去住；入夜后，不准我和陆朵云出阁楼一步。过后，我问黄显声，那个被吊打的老汉是哪里来的？为什么受这样的刑？他告诉我说：这个老汉是附近的农民，因在青黄不接时卖了青苗，现在还不出粮，给绑来逼粮的（黄显声在集中营行动比一般人自由些，因此有些事情他能听到）。

事有凑巧，我们迁住的阁楼靠近第二道围墙，武装警卫队队部就在围墙外面。有一天夜里，我们又被墙外呼吼之声吓醒：只听到众多人同时“啊”、“嗬”的呼啸吶喊。喊声过后，沉静片刻，又喊一阵；就这么反复地停停喊喊，将至天明。我们不能外出，不知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心惊胆战地等到天明。到第二天集中营里一切照常，看不出什么新情况；我心中不解，就找机会问黄显声。他悄悄地告诉我，他也听到这个声音的。他由一个看守那里打听出来，说是吊打农民逼不出粮来；于是改变办法，设计恐吓：由警卫队一个队附廖雄，面涂黑烟，装成阎罗殿的判官，又将一些队员，化装成无常、牛头、马面、小鬼等两边排立。另一批特务们趁半夜里闯入人家，把熟睡的农民从被中拉起，拖来审问，进行逼粮；众人吶喊助威，吓唬农民；使被审的农民恍惚惊惶不知所措。

以上的种种情况，仅仅是我被囚的数年中亲身经历和听到的一部分，仅能揭露其残酷情形于万一，也仅是全国范围内无数集中营的一部分。由此可知反动统治的黑幕重重，被囚禁迫害的共产党员、爱国民主人士、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以及各阶层的人民，真是不计其数，不知多少家庭妻离子散，横遭飞祸，寻无踪、觅无迹，尸骨不得收！真是人间活地狱！

（《文史资料选辑》第四〇辑）

①据沈醉说：苏文玉一向靠近军统，在息烽集中营中即担任文书，解放前又被周养浩调出参加工作，所以未被杀害。

军统局局本部的日常规章制度（赵广庆）

工作概况

军统局局本部的组织紧密，纪律严肃，这是任人皆知的事实。但它是严而不酷，紧而不死，对下级职员而论，只要是奉公守法，尽忠职责，基本上是奖惩分明公允、合理。尽管国民党党政军等机关一团糟，在这里却是例外。他们不惟对工作的个人彻底负责，而且对他们的全家都要认真照顾。如当时你的家庭成员，只要属于成年人又愿意就业，无不量材安置，军统有各种班次的各类学校，子弟都可免费入学，实则无法工作的，也有一份平价米供应，足可维持最低生活。因之说基本上人人无后顾之忧。但他们并不认为这是铁饭碗敢于消极敷衍。上班时间已到，俱如潮水般的涌向办公室，如无特殊原因，迟到十五分钟至半个小时，周督察有权密报，不久就要受到传讯。

办公开始，说闲话吹牛皮的一概没有。以第二处为例：收发、档案股人员，把情报分门别类，送给各主办人员。主办人员拟具处理意见，除存查的以外，在文件扉页上，分别注有拟办、批示、拟稿、判行、缮写、校对、监印、封发、归档等栏目，并注明每一过程经办的时间，用卷宗移交给对方。卷宗的颜色，紫的为极机密；红的为最速件；黄的为速件；白的为一般件。每种文件经办的时间，都有一定的期限，如超出过多，要追查责任。特别是有时间性的案件，如“即到”、“限一小时覆”、“十万火急”等，若有遗误，要受军法制裁。实际上真正的要案，总收发直接交由秘书室办理后，再发转处、科存案，但这类东西不多。虽属一般的情报，每个办事人员，仍都兢兢业业，全力以赴，可以说是一丝不苟。

当时任处长的比较辛苦，因为小职员在下班前，都要把公文办出去，所以处长必须批示、判行完毕才能回去，不然影响明天的工作吃罪不起。同时文书科、译电室二十四小时都有值班，有时间性的情报运转，不受上下班的限制。小职员如本身当时的工作不多时，可以做点私事，如洗澡、理发、买点零用物品等，只用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写上一张简单的便条，如“洗澡”或“理发”就可以了。因为到达这些福利设施的地方，距离都不甚远，一般半个小时都可以回来，但都必须是实事求是，如果是借机闲玩，或经常外出而又拖延过久，那是坚决不能饶恕的。

每天上班除白天八小时外，晚上还得加班两小时。夜间每个处每天还有一个人轮流值夜班，代为应付重大事件，接听紧急电话，接受频频送来中央通讯社的参考消息和社稿等。但极其重要的军国大事，一般小职员无权处理，都是夜间值班秘书们代庖了。所以虽有夜间值班之名，实际上无多大事情可干。送参考消息的人，也知趣，一般不惊动这些小特务，把东西放下就走了。这里工作没有正规的星期天，大家都是参与轮流休息，夜间值班同样也是轮流担任。

出入门禁

在间谍战斗争激烈的年代里，保密工作在情报单位一直把它列在首位，军统局对此更是十分重视。军统局局本部，坐落在重庆市中二路与枣子岚垭街之间的三角地区内，后门在中二路，上首邻居是粮食部，下首是贵州主席杨森的渝舍。这个门主要是汽车和部分工作人员上下班进出。前门是由观音岩的枣子岚垭下坡，中间左首的一个小岔道内前，进三十米左右，便是罗家湾十九号的局本部了。再下行左首，是枣子岚垭二十九号军统招待所的“漱庐”，有后门直通局本部。局医务所，也设在这里。这一带的前后门，及岔路口哨所，均有哨兵值卫，闲人不能随便涉足。

我由特种政治问题研究所政训班来这里报到的当天，就发给一张比名片稍大的临时出入证和一个日本造的防毒面具。不久换成布面烫金的蓝色出入证，号码是二二九，内容有姓名、性别、年龄等。栏目简单，如被外人拾得，不仔细看清相片上的钢印，很难知道这是哪个单位颁发的。外出时交给大门口值班室，有专人保管；归来时喊号码取回。在重庆的公开及秘密单位，有接洽公务或参加纪念周及开会的军统特务进出，另持有特种通行证。除此之外，这些小职员们既无证章，又无任何可做身分证明的文件。偶尔遇到盘查，你只说：“我是局本部的。”便可万事大吉。因为大家都知道这类特务并无证件，也没有人敢于冒充，所以从来没听过因无证件而引起的纠纷。

一九四三年重庆市举行小规模的人口普查，并颁发国民身分证。所有的军统大小特务每人均领到一份，由原来的黑户黑人，一跃成为中国的合法国民，政治地位总算提高一步，但身分证上所填的姓名全是化名。工作单位栏是军委会，职别栏是职员，其他有性别、出生年月、籍贯等内容。

会客

重庆市枣子岚垭二十九号“漱庐”这幢建筑就是军统局的象征。巧小玲珑的外门，楣上用水泥嵌以五色玻璃制成彩色的横型匾额，上有“漱庐”二字，大概是取“枕流漱石”的含意，以示忍让退居。事实上军统当时杀人放火正在方兴未艾，何有退居忍让之实？这种不伦不类的命名，愈显其包藏祸心、盗名欺世。“漱庐”由外边透过大门向里看，有别致的水泥地坪的庭院，正面是一幢中西合璧的小楼；右边是一带厢房。乍看给人以古稚恬静之感，很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诗情画意。不知内幕的人总认为这是一个儒雅风流将军的官邸。

这里除供会客之用外，还接待外地述职归来的高级特务下榻之所，有时也兼做小型会议场。如果有人会客，卫兵会很有礼貌地请人到里边厢房中去。身穿高级呢料中山装，或笔挺西装的接待员，很客气地登记了来客的身分后，用电话通知被找的人。不管你拜会的是属于军长一级的处长，或团营级的科员，他们都热情而有礼貌，一视同仁。

会客室有高级沙发，有名茶好烟招待；室内外有多种花卉盆景，芳香馥郁，沁人肺腑；墙壁上有妙手丹青，中外巨作。乍一进入，确实给人以清新明快舒适之感。虽如此，戴笠还不满意。有一次他在纪念周大会上，不知为点什么小事，对接待人员大肆批评说：“外边不少的人，已经在骂我们是土匪强盗、杀人放火的红胡子，这还不够丢脸吗？你们不惟不在这方面做点挽回影响的工作，相反的还制造新的问题。会客室就是战场。我们一定要使所有的来宾，对我们有这样的印象：军统这个集团，并不是一群无赖亡命之徒，而是知书达礼，有高度文化和道德水平，而又热情满怀的好朋友。”戴笠除忙于杀人放火之外，还用大量物力装潢门面，并以巧言令色蛊惑人心，其工于心计，笼络朋友方面，可谓用心良苦。

通信

特务们对外信息的畅通与否，直接表现出公民权利与自由的完整性，及军统对成员的信赖程度。督察室有充分的把握和信心认为：“如果一个钻入军统心脏的间谍分子，想在这种通信方式中达到某种目的，那将是最愚蠢的人，也将是徒劳的。”因此对成员们的来信，他们十分认真地逐个单位、逐个人，规规矩矩地以最快的速度送到他们的办公桌上。如果是挂号信件，还得亲自签名盖章后接收。职员们有时也经过认真观察，都认为确实没有被偷拆检查，事实上他们也不可能在这方面取得他们所要取得的东西。千把人的局本部，只用一个信箱通信。通信的地址是重庆市二九〇号信箱，也有人写重庆枣子岚垭二十九号或漱庐。至于说用军统局三字做私人通讯地址的，恐怕连想也不敢想。

伙食

局本部伙食一直吃得很好。早晨是扎筷不倒的大米稀饭，每人加发两个小馍，还有油炸花生米、胡豆、豆腐干、榨菜等四个凉菜。因为天天有上夜班的，加上有人被臭虫等滋扰睡眠多感不足，早上贪睡的人多。所以进早餐的人至多只有三分之二或一半，有些桌上甚至空空荡荡无一个人。这些贪睡的懒汉，多在上班前的一瞬间起床，正好赶到上班，叫勤务兵买碗牛肉汤，一块大饼，在办公桌上匆匆就餐，敷衍充饥。

中晚餐食是四菜一汤，都很丰富，其中一个菜必是牛肉。因为每天工作人员都轮休，全桌团圆就餐的很难见到。菜碗大、量多、货真价实、味道可口。说句真话，几个人单纯吃菜，足可大饱肚皮。戴笠在纪念周大会上，经常煞有介事的向总务建议：“我们的同志这样辛苦，如果吃穿没有保证那是不现实的，绝不许可的。”每个月多少工资，扣多少伙食，我从来不知道。因为工资袋上栏目一大串，有这样、那样的津贴补助，再加上通货不断的贬值，各种数目标准时有变更，所以就更无法记忆了。反正什么时候缺钱，写个报告，处长签上字，或多、或少，总不落空，年底超支多少，一笔勾销（当然超支不会太多）。

衣着问题

这个单位名义上是个军事机关，但除特务第五团官兵，常年军服整齐外，其余职员服装，男女老幼五颜六色，不拘一格。一九四二年的冬服供应是灰色丝光卡叽布的，在当时说还很摩登，做成后所收费用，连手工钱都不够。就这样还有很多人弃权不要。

第二年夏，美国赠给中国军队的所谓罗斯福呢，第一批就分配给军统，人均一套。其他衣服供应品，大都是扣留所谓违法走私品，或用硬抢赖购的办法取得的。内部小商店，看着不甚起眼，实际上生活必需品样样俱全，而且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有些东西物美价廉的程度，简直令人吃惊。

督察制度

督察即督促检察之意。在国民党各大点的机关编制中，都有这个机构的设置。它和专员、参事、顾问、咨议参议等一类的职称性质上大同小异。机关中对他们多做为供养户对待，只领高薪不干工作。这些成员的来历大多是不受欢迎的高级官吏或者是与世俗格格不入的专家学者，大罪没有，只是有点讨人嫌，所以被人遗弃。这些人在走投无路时，就不惜低头向人求告。被求的人念及旧谊，大有兔死狐悲之感，却之有点不恭；受之又难安其位。因之就等于白送他几个钱，给他挂上这类的名义。实际督察这个官儿，在规定上它是法力无边。凡是这个单位的违法行为，他都有权过问。但在那个年代里，又有几件是合法的？如果你真的胆敢多事。你的饭碗难保到明天。所以只有和平共处，互不侵犯。但军统的督察，确是不折不扣，至高无上的权威者。他们可以用督察室的名义，不经过任何司法程序，传讯每个失职的人员，而决定他们命运的臧否。从他们的角度说，滥用职权，为所欲为还是不多。可是机构大了，专靠他们监督，毕竟是人手有限，常有鞭长莫及之感，挂一漏万之弊。以致有的负屈含冤，有的逍遥法外。他们有鉴于此，大概于一九四二年左右的年代里，开始创立赫赫有名的周督察制度。“周”即一个星期之意，以科室为单位，每个人轮流担任一个星期的秘密义务督察，监视这个单位，及附带其他单位所有违法的言行，随时密报督察室。凡如迟到、早退，工作中不负责任，造成延误失职，以及泄漏机密，反动言行等，都是督察检举的项目。并且还要尽量做到明察秋毫，不误一末。如果纵容包庇，不负责任，及泄漏周督察的有关情况，经他人检举揭发者，都要受到严厉的制裁。这样一来，人人都有震动，犯罪率及犯罪漏网率显然下降，同时也节约了大量的专职督察。

深夜怀友（叶公超）

我是十五年回国后在北平才认识胡适之先生的。那时徐志摩住在中街，每星期四中午“新月”的朋友们都到志摩家里去聚餐，适之也常来。志摩常好开玩笑，向适之介绍我说：“这是一位T. S. Eliot的信徒。”我马上就改正志摩：“我不是一个信徒，只是一个Eliot的读者。”适之微笑着说：“佩服，佩服，我听说Eliot的诗只有他自己懂，我还没有测验过自己，据说他是主张用典故的，我是最反对在诗里引经据典的，希望你把他诗里的经典加点注疏，让我们了解了解。”率直与幽默是他最可爱的个性。

他的文学见解与标准和我的根本不甚相同——他知道，我也知道——有一时期我们常常有所争论，但是他从不动气、不讥讽、不流入冷嘲热嘈的意态。他似乎天生的有一个正面的性格。有话要主动的说，当面说、当面争辩，绝不放暗箭，也不存心计。

从前上海的左翼作家，在鲁迅领导之下，曾向他“围剿”多次。他也答复过，有时占点便宜，多半是吃亏，但是他的文字始终是坦率而纯笃的。刻薄是与适之的性格距离最远的东西。他有一种很自然的淳厚，是朋友中不可多得的。前几年大陆上在“清算胡适之”的时候，他收集了许多篇文章，拿出来给我看。他说想写一篇总答复。我劝他不必。我说一个处女怎好和一群强盗打交代，况且文字在政治斗争中并不是最有力的武器。

他的白话文学运动、他的考据工作，以及他在介绍西洋思想方面的贡献，将来史家必定有公允的评价。有一点我此时却想提到一下。共匪近十年来，已把整个五四运动变成马列主义在中国的第一胜利。事实上胡适之在Cornell大学读书时期中的书信，和他在留美学生杂志上发表的几篇文章，早已把他回国后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的纲领都已提出来。陈独秀等后来利用青年的情绪，来做他们的政治工具当然也是事实，不过，随着五四运动而产生的白话文学及历史考证，不能不归功于胡适之的创导。现在一般中外历史家之所谓“文学复兴运动”者，当然也不能不以胡适之为中心。这运动绝对是含有民族主义的因素的、进步的、革命的，而非马列主义的。关于这段历史，已发表的资料很多，适之日记里想必还有不少未发表的资料。我很希望将来有人对于这个时期来写一部比较公正的历史。

适之是一个有广泛兴趣的人。为提倡一件事或倡导一种学术的动向，他总喜欢挺身而出，并以全力赴之。他是一个最容易起劲的人。因此不免常常要遭遇到人家的批评，但是从未因而退却。几十年来的唯一动机是在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迎头赶上西洋的进步，而且无时无处不反映着他的爱国热忱。我知道他从没有在外国做寓公的思想或计划。有一天他和我在纽约同席，主人是一位美国知名的学者，席间有一位久居国外而早已不打算回国的教授，适之在席上用中国话对那位教授说：“我劝你还是回台湾去，至少休假回去住一年半载。你要晓得一个没有国籍的人是最痛苦的。”其实这位教授也不会听他的话。不过适之那副诚恳表情和沉重的语调，我至今还记得。

他的朋友们都晓得他是最乐于助人的一个人。只要他能做到的，他没有不帮助朋友的。往往为了帮助朋友反累了自己。记得他第一次在美国得了心脏病，正在医院疗养期间，忽然一定要起床写信，医生不许他动，他却不愿，因为看了他的日记，他发现他在病前曾答应一位素不相识的学生，到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去替他借一本中文善本书（普通人大概借不出来吧）。近十几年来，他屡次想继续写完他的哲学史都未能达成他的心愿，其中固有别的因素，但主要的也就是因为太热心替人家或公家做事。

适之是天性乐观的人，容易被人家的新计划新观念打动，也容易满腔的热忱顿时就消沉下去。但是他不会因而改变他的乐观态度，希望是他的动力。因此，他的康健也受到这种“动”的性情的影响。这也正是他可爱可敬的地方。我常说文明的人类可分为笑与不笑的两种，适之无疑的是属于常笑的。我很少见过他长期的发愁，笑的曙光总是从一片乌云里再透射过来，使希望又变成他生命的泉源，恢复他那青年的精神。丁在君先生死了，他很难过。我去看他，他呆坐在那里。我问他：“究竟怎样死的？”他马上把当时所获得的几种消息来分析，好像做一篇考证一样，客观的研究了半天。最后，他很冷静幽默的说：“在君一定会说，你又在做考据了。”说完，不觉自己微笑起来。昨晚听见他过去的消息，我也难过了一阵，此刻却并无哀痛的情绪，更并不想写什么哀悼的文字，也写不出来。

适之逝世不及二十四小时，自由中国已感觉缺少了一个不该离开的人。我相信这种感觉必然会加深，而同此感觉者亦必一天比一天多。

五十一年二月二十五夜，石牌

我看胡适之先生（蒋廷黻）

由我来写胡适之先生，颇感难于下笔。他是一位多方面的天才，我虽然和他相识四十年，也只能看到他的生活和事业的一鳞半爪，我现在只是试述我对他的一点回忆而已。

我在一九二三年自美留学归国不久，第一次遇到适之先生，但和他接近还是一九三一年东北事变以后的事情。当时，他在国立北京大学教书，我在清华大学教书。一些朋友常和他见面讨论日本侵略所造成的危机，经过长时间的慎重考虑，决定创办一个讨论政治的周刊，胡先生顺理成章地被推举为总编辑，丁文江先生、傅斯年先生和我协同胡先生处理社论的工作。我们每周举行一次编辑委员的餐会，大约有十个人参加。

胡先生编《独立评论》的时候，坚持不得有不署名的社论，他要求每一位编辑委员，无论写什么都要署名。他认为不署名是不对的，因为不会有两个人对一个问题的想法是完全相似的，假如意见相同，也只是在一般的趋向，不是在每一个观点，或是在每一个具体的细节。一个杂志只有说明什么人对每一期发表的主要评论负责任，才算是对读者忠实。

《独立评论》问世，正当国人尤其是学生以狂热的爱国心要求对日抗战的时候，胡先生爱国并不后人。他认为在现代的世界所有的人都是爱国的，但他认为爱国不是任何一个人的专利，只靠爱国主义不能救国。战争是一件大事，他要求《独立评论》的读者考虑代替战争的其他解决办法。他不是一个不顾一切委曲求和的人，但他觉得朝野的领袖们如果没有尽一切可能去避免战争，就不算尽到了他们对国家的责任。在这方面，他的意见得到丁文江先生和我的有力支持，但周刊社的其他同仁，并不像我们这样强烈地支持他。

他在办《独立评论》的工作中，明白地表现了他的两点坚强的特性，就是他对于个人自由与责任的热爱，以及他用理性的态度去接触一切问题。

《独立评论》出版以前，在文字表现工具方面，文言白话之争已经过去了，而且赞成白话的得到了胜利，科学与玄学之争也过去了，这些争论已经不再是争论，但《独立评论》在教育文化方面却谈得很多，并且包容了各种不同的观点。

奇怪的是胡先生自己从来不大谈经济问题和共产主义的威胁。他当然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他认为他的全部生活和工作，都是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相冲突的，对于这种思想，他只有鄙视。他认为共产主义的理论是不科学的、不人道的。真是没有哪一种思想体系，比共产主义距离胡先生的思想更远的了。在这件事情上，可以说胡先生对于现代人的理性主义和人道精神估计得太高，而对于人欲的因素估计得太低。

这是很自然的，当一九五六年共产党在搞“百花齐放”的时期，共党政权下的批评者都直接间接地以胡适的思想为背景。这也难怪一旦共产党结束这个运动，就要发动大陆上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人物来清算胡适思想了。所有的哲学家、历史家、文学批评家，都被要求来围剿胡适，一本跟着一本的专书印出来批评胡适的文学、哲学、史学的著作。没有一件事情能像共产党对他的斗争这样，确切证明他在思想上的重要地位。

他反对国民党吗？不，他不反对国民党。他希望国民党成功。但他反对国民党的某一些政策和作法。在这方面，我可以谈一点内情。当他自驻美大使卸任，以一个平民身分留居在美国的时候，从来没有批评过政府或政府的领袖们。他对我说：“假如我要批评我们自己国家的政治，应该在台北批评，不是在纽约。”

当政府邀请他做中央研究院的院长，他的朋友中的一些反政府的人劝他不要接受。他们说，假如他愿意接受，也应该留在美国，只担任名义上的职务。胡先生认为这种劝告是懦性的、不负责的。他对中央研究院的工作感觉兴趣，感觉很高的兴趣。他觉得他可以做出一点成绩，他准备在中央研究院献出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去发展中国的知识。他不认为他的职务带有政治性。他觉得文化不能控制一国的政治，但他同样深信一个社会的文化状态，在久远的基础上可以左右政治。他虽然做中央研究院院长，但除非少数特殊的情形，他并不想影响政治。他随时都准备并且愿意把他曾经思考过的意见，提供给政府中的领袖们，但他从不喜做背后的中伤或派系的批评。

胡先生是否应该试组一个政党参与实际政治，的确是值得讨论的问题。他曾经一再慎重地考虑过。经过考虑以后，他决定不这样做。有一个时期我渴望他领导中国具有现代头脑的人组成一个政党。我知道，他和他的朋友们最多只能担任反对党的角色，因为：他不可能使他的党成为自由中国的多数党。但是，我认为中国人应该学习做一个负责的反对党的艺术和实际经验。有具备不同程度的优点和缺点的好的和坏的政府，也有具备不同程度的优点和缺点的好的和坏的反对党。假如一个国家不能产生一个好的反对党，大概也就不会产生一个好的政府。两者对于一个民主政府的成功都是必要的因素。

那些对胡先生没有组党感觉遗憾的朋友们，应该试着研究一个反对党的责任和技术。

对于胡先生有关中国文化问题的立场，误会很多。中国的保守主义者抗议胡先生低估了中国旧文化的价值。他也许是这样的。他了解中国文化的伟大，但他也知道它的缺点。对于中国文化，他既不是一个偶像破坏者，也不是一个偶像崇拜者。他要求用客观的科学的态度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哲学和文学。凡是虚伪的不好的东西，应该公开地丢掉。自称中国的古代圣贤是完美的、是万应灵药，他认为是没有用的。并且，他相信假如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化，则现代和后代的人更可以欣赏这个文化，经过现代化的评鉴之后，中国文化才更可以保存它的伟大的地位。

在思想方面，胡先生常说这一代可以享受两件宝贵的财产，是前代的中国人所没有的，那就是现代科学和西方文化。关于现代科学，我不愿意多谈，因为在今天的中国并没有人反对它。但是我愿意谈一点关于西方文化的问题。胡先生了解中西文化的不同，一如了解其相似点。他对两者都有明确的体会，他所以明白表示他赞美西方文化的繁复与丰富，第一是因为他的确相信这种文化，第二是因为中国文化可以从学习现代科学和西方文化变得更丰富。的确是如此，如果中国文化不能吸收现代科学和西方文化的若干因素，中国就等于故意自己杜塞进入思想的新境界的可能。保守主义者忠于中国的过去，胡先生则忠于中国的过去与未来。他要求现代和后代的中国人向前看，不要向后看。他希望中国人达到新的崇高成就，而不是自满于古人已经做过的事情。因此，他的思想是启示我们以新的更大的努力，去发展一个比过去更辉煌的中国文化。

一九六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胡适之（温源宁）

适之绰号“胡大哥”并非偶然。梁漱溟多骨，胡适之多肉；梁漱溟庄严，胡适之豪迈；梁漱溟应入儒林，胡适之应入文苑。学者也好，文苑也好，但适之是绝不能做隐士的。一人性格，大概难于分类，也大可不必分类。我想六分学者，四分才子，二分盎格罗撒克逊留学生，约略可以尽之。也许加了三分学究气，减了三分才子气，适之的应酬可以少一点，学术著作可以丰富一点，但如此便少了一团蔼然可亲之气，而不成其为胡大哥了。这却何苦来！这一股才子气，又被他六分的学究气压下，所以若称之为“风流才子”也不甚适用，因为他的立身行世，也颇谨严，如对冬秀之始终如一，便可看出。然而适之对女子，又不是像漱溟、雨生那样一副面孔。在女子前很殷勤，打招呼，入其室，必致候夫人，这是许多学者所不会而是适之的特长。见女生衣薄，必下讲台为关课室窗户，这是适之的温柔处，但是也不超过盎格罗撒克逊所谓“绅士”的范围。用这种体贴温柔于同辈及少辈，“胡大哥”之名便成了。

适之为人好交，又善尽主谊。他米粮库的住宅，在星期日早上，总算公开的了。无论谁，学生、共产青年、安福余孽、同乡商客、强盗乞丐都进得去，也都可满意归来。穷窘者，他肯解囊相助；狂狷者，他肯当面教训；求差者，他肯修书介绍；问学者，他肯指导门径；无聊不自量者，他也能随口谈谈几句俗话。到了夜阑人静时，才执笔做他的考证或写他的日记。但是因此，他遂善做上卷书。

今年似是四十四吧，气色虽然不甚红润，不像养尊处优的老爷，但也不像漱溟一般的痩马相，只有一点青白气色，这大概是他焚膏继晷灯下用功之遗迹。衣服虽不讲究，也不故表名士气。一副相貌，倒可以令佳人倾心，天平是那么高，两眼是那么大，光耀照人，毫无阴险气，嘴唇丰满而常带着幽默的踪影。他的悟力极敏，你说上句他已懂到下句了。笑声不是像岂明的低微，是呵呵式的。

适之所以不能成为诗人就是这个缘故。在他呵呵笑的声中，及他坦白的眼光中，我们看不见他的灵魂深处。他不像志摩，不会有沉痛的悲哀与热狂的情绪。在那眼光中，我们看出理智的光辉，那兀突不定的嘴唇，也老是闪过机智者会心的微笑。这样是不合作诗的。所以他的散文，也是清顺明畅，像一泓水一般，晶澈可爱，却很多波澜曲折，阐理则有余，抒情则不足。人还是规矩人，所以文也老实，布风说过“文如其人”，正是此意。因此他的思想，也是近厚重稳健，非近于犀利急进，他的观点是演化的（evolutionary，即所谓历史癖）、非革命的（not revolutionary）。在此种地方，最可看出他盎格罗撒克逊的素养。丁在君、胡适之都是这一派思想的好代表，于是“高等华人”的徽号便落在他的身上。在普罗作家，甚至在一切急进派作家眼光中，这种绅士气是极讨厌。但是，适之的态度，是极诚恳极负责的。这从他的刊物名称“努力”可以看出来的。他这种态度，使他常傻头傻脑作文章，见要人，向一般急进派所认为根本无望的官僚军阀做劝告，不免太不脱化。然而在这好人极少的中国中，我们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位不甘自弃的好人，而发生爱惜甚至景仰之意。

适之写的英文，似比他的中文漂亮。

胡适之先生（朱文长）

就在蒋校长那次召集的学生大会上，我们见到适之先生的气度和他那种民主精神。当时他继孟邻先生之后上台训话，一开口，台下就起了哄。反对他的（多半是左倾学生），踏脚、嘶叫，用喧闹来盖他的演讲。拥护他的（多半是右派），用更高的声音来维持秩序。来压制反对者的喧哗。顿时会场上紧张起来，形成了对垒的两派，他的声浪也就在两派的叫嚣中起伏着，断断续续送入我们的耳鼓。这是篇苦口婆心的劝导，但反对他的那些年轻人却红着脸，直着脖子，几乎是跳起来的迎面大声喊道：“汉奸！”他也大声，正直而仍不失其苦口婆心的答道：“这屋子里没有汉奸！”终其演讲，这些年轻人一直在给他当面难堪，而他始终保持着热心诚恳，恺悌慈祥的声音态度。这天给我的印象极深，我看到了一个教育家的气度应当是多么大；我也看到了适之先生的“能容”。——他的“能容”是我早已听说过的。

他有着宽阔的前额，这表现着他宽阔的心胸。一副阔边眼镜，一副常笑的面容，使我们感到他常是很愉快的。他似乎没有悲观或消极这两种情绪存在，即使在最可虑的时候。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号前后的某一晚上，我从他家搭他的汽车回校，他用严肃的语调告诉我：“也许明天，五色旗就要挂出来，‘华北国’就要宣布了！”这话闪电似地打击着我，我呆了，千万道的忧思袭上心来，感到：“大祸终于来了！”车中的沉默更增加了我心上的压力。到了北池子北头，车停了，我下车来，他笑着说：“不要着急！——你怎么没穿外套呢？在北平得穿一件外套，不然，很容易伤风的。”果然，车外寒风吹得我一噤，可是那语调的轻快，却将我心中的寒冷减少了。

他家那时在米粮库。米粮库不失为一个文化人区域，短短的一节胡同，一号住着陈垣、傅斯年，三号住着梁思成、林徽音，四号住着适之先生。这是个很阔的大红门，里面一个很不小的栽满花木的院子，北头一座相当大的红色洋楼，这房屋的东家，大概过去很有点势力，所以平台的石栏和小径的瓦砌，都是从圆明园搬来的旧物。

在这楼房的西翼，连着一片一层的洋房，有很大的三间。那是适之先生的书房，里面满满的都是书，据我看到西安现在的几个公家图书馆藏书，没有一个及到这一半的。他的书桌放在向南的那屋里，极大的一张，但上面纸张，书籍，文具，堆积像小山一样，真到他写东西的时候，只好将这些小山堆略推开，当中挤出一方尺左右的空隙放纸。可是这乱山丛中自有它的条理，不论什么东西，在适之先生自己要找时，绝对一找就着。这书房的最大忌讳是有个多事的人去替他整理书桌。如果有人这样做了，那就适得其反，将条理系统都给破坏了。幸亏适之夫人是一位旧式女子，也不在乎这书桌的乱不乱。本来嘛，这三间书房自成单位，将通大楼的门一关，这就是适之先生的世界了。

向例，他起的是不很早的，通常在七八点钟。吃了早点就去北大上课或办公，午饭常有人请。下午仍旧办公，或到校外办事。晚饭更少在家吃，而且通常应酬完回家总在十一点钟，这才到了他认真工作的时候。读书，写文章，就在这全家入睡，夜深人静时。在两点钟以前睡觉是很少有的。遇到《独立评论》要发稿时，那就更说不准了，也许四点睡，也许五点睡，甚至有时六点睡。这些我们都可以从他文章末尾所记的日期时刻看出来。不过他给《大公报》写的星期论文却是例外，因为要赶下午五点多钟那班车送天津，所以总是星期六下午闭门谢客写的，他写文章却并不快（这到底还是学者的作风，下笔慎重得很），常常到了快开车时，看着表，叫小二（他的听差，一个壮小伙子）骑车飞赶送到前门邮局去，有时甚至用汽车送。所以，虽然他很好写评论政治的文章，但当有一时期《申报》请他去作主笔时，他终于拒绝了，因为他文章写不快，这是和新闻记者条件不相合的。

他有一个本子，叫做“每天一首诗”，一页一首，各朝各代的都有。每天他抄一首进去，是限定要背出来的。这大概是写中国文学史的预备功夫吧。他也写日记，有时记得很长，有时记得很短。书桌抽斗里有一大盒大大小小各样各色的图章，其中刻得最多的是：“只开风气不为师”。据说是提倡古文，办《甲寅》杂志的章士钊先生和他合摄了一张像，还题了一首白话诗赠他，大意是恭维他为白话文大师，并说自己写白话诗“算我老章投降了！”于是他答了一首七绝，其中一句就是：“只开风气不为师”。

到了礼拜日的上午，是他公开接见客人的时候，在他那会客室里常坐满一二十人，各种各色的人都有，有未识一面的、有很熟的、有老学究、也有共产党青年。各种不同的问题提出来讨论，延长到三四个钟头。他自己称这个叫“做礼拜”。常常许多不知名的青年这样认识了他，他也藉此和天下英雄“以谈会友”。

适之先生在校中开的课是中国文学史和传记研究，传记研究是研究院课程，而且要缴几万字的论文，选修的较少。文学史则是一门极叫座的课。他讲《诗经》，讲诸子，讲《楚辞》，讲汉晋古诗，都用现代的话来说明，逸趣横生，常常弄到哄堂大笑。他对于老子的年代问题和钱宾四（穆）先生的意见不相合，有一次他愤然的说道：“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哪会有什么成见呢？”不过他的态度仍是很客观的，当某一位同学告诉他钱先生的说法和他不同，究竟哪一个对时，他答道：“在大学里，各位教授将各种学说介绍给大家，同学应当自己去选择，看哪个合乎真理。”

在课堂上也常谈论时局问题，但都是言之有物的。将该说的说了，就马上开讲正课，绝不像有些教员借谈时局而躲懒敷衍钟点。在那种动荡的时间和地方，加以他的地位，绝对不谈政治是不对的，所以他恳切的谈。在他堂上有日本派来的留学生听课，所以他的措词当然是不失体的。

二十二年长城战役后，他曾为三十五军（傅作义部）抗日阵亡将士写了一篇白话文的碑记和墓铭，这是有史以来第一篇白话墓志铭，由钱玄同先生写了，刻成碑，立在大青山的烈士公墓上。二十四年夏他受傅将军邀去绥远旅行，那时正是中日“亲善睦邻”的时候，这碑奉军委会北平分会之命封掉了。他们看着这被封的碑，“大家纳闷，都有些伤心！”（二十四年夏他曾作一文评述河北事件，以此为题）于是写了一首诗，说天有阴晴，时有否泰，最后两句是：

“有朝祖国抬头日，来写青山第二碑！”

终于在他的驻美大使任内，日本走上了自杀的攻美之路。祖国在抬头了，我们欢迎适之先生回来写第二块碑记！

三十二年二月九日晨一时七分于西京五岳庙

适之先生二三事（黎东方）

适之先生在北平，住在米粮库。每一个星期天，他一定在家，而且任何客人均可以不经守门的老仆传片，直入书房（从星期一到星期六，就门禁很严，除非是至亲好友，休想通过门口老仆的那一关）。他把星期天贡献给社会，来者不拒。比起孔夫子的“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可谓更进一步。其余的日子，他关起门来研究学问，心不二用。

文章，他每天都写，然而写得不多，只有五百字左右。他告诉我：“每天写，成为习惯，便不觉得吃力。写得太多，就写不好。”最近，一个月以前，我到福州路思亮兄的住宅去看他。我谈到他的字，称赞他的字秀雅，似乎是痩金体的加肥、加力。他说：“我一生吃亏，只会用毛笔写正楷，不会写草字，而且反对写草字。草字叫人家看不懂，叫人家浪费时间去猜，又常常猜错，对不起人家。我写正楷，最受检字工人欢迎。”

他健谈、善笑。有时候，他也会生气；因为，他和我们一样，是“人”。然而，别人一气，可以气上几天，甚至气一辈子。他气了不到半分钟，话锋便转到愉快的题目。

他是一个真诚而纯挚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个极民主而“平民化”的大师。“人之有善，若己有之”这八个字，他当之无愧。他见到肯用功的后生小子，完全看做平辈一样，一本正经地如切如磋，虚心讨论。讨论之余，他又主动地设法帮助这些后生小子。

每次，我和他谈话，都毫无局促之感。我知道，对他说错了一两句并不要紧。他也骂错我两次，我竟然学会了他的宽宏大量，笑而不辩。其实，我何尝不气。第一次，在纽约，他要出去和张平群先生到成衣店制西装，我在电话里说：“榜德（Bond）最好。”他在电话里骂了起来：“你糊涂了！榜德在伦敦，不在纽约。”我气得发抖，颇想写封信告诉他：“现在（一九四九年）纽约也有了一家榜德，离开时报广场不远，一边站了一个塑胶的巨人，身高三四层楼，其中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过了一天，我到他的阿帕儿特门特（apartment）喝茶，本想老实不客气地请他和我到时报广场走一趟，瞻仰瞻仰那两个塑胶巨人。然而，他的嘻嘻哈哈又陶醉了我。第二次，在台北，王晶心女士即拟有西班牙之行，我自告奋勇向王晶心女士表示，愿意带她去见见梅部长，或许可以想想办法。适之先生又骂了起来：“梅部长有什么办法。东方兄，你轻诺寡信。嗨嗨！”这一骂，骂得我十分难以为情。我气，然而不敢答辩。

事后，我自我检讨了一番，觉得生平的确有过若干次轻诺寡信之事。奇怪的是：这些事适之先生并不知道。不知道，而突然斩钉截铁，下了如此不留情的断语，可能是适之先生有过人的知人之明，也可能是他老人家一时情急，怕我给他的好朋友梅部长增加麻烦，便重重地压我一下。对于适之先生，我的的确确失信了一次。这是我毕生的遗憾。在民国二十年的冬天，我和他谈起巴黎复兴书店所出版的一套法文名著《人类进化史》，他很高兴，选了其中的十册，叫我翻译；并且说：“译完了这十册，把其余的九十册都译了，更好。”那时候，他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编译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他吩咐委员会的职员，在每一个月的一号，派人把二百五十元（袁大头）送到我的家，做为预付的稿费。到了每一册的稿子完成之时，再按每千字二十元的数目结算。当时二十元袁大头，等于现在的新台币三百五十元至四百元。这样，我工作了一年，译完“从氏族到帝国”与“希腊城邦”二册。其后，我参加了支援东北义勇军的活动，而不见容于在平的军政当局，只得买舟南下，去了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因此之故，第三册“罗马政治机制”译了一半，便住了手。更不幸的是：“从氏族到帝国”与“希腊城邦”两本稿子，由编译委员会交去商务印书馆以后，在八一三的前后“失踪”。

大前天（适之先生逝世的前一天〉，我去南港。中研院图书馆的蓝主任带我参观该馆珍本的预展。顺便，我指了馆中的几十册《人类进化史》给蓝主任看。我说：“我真对不起胡先生。倘若我一直不做别的事，而专心翻译这一套书。从民国二十年到今天，已经有了整整三十个年头，虽不能译完一百册，也至少译了三四十册。不比干任何别的，更有意义么？”蓝主任说：“对啊！何不跟胡先生谈谈，旧事重提？黄部长也很注重翻译世界名著的工作呢。这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也谈到这件工作。”我说：“现在呢，我已经‘细说’了清朝。有人劝我，把其他的朝代也细说一番。”

我之所以去南港，正是为了送一部《细说清朝》给适之先生，请他指正。王志维先生告诉过我，说适之先生已经预约了《细说清朝》。我听到这消息，很感动。适之先生在病中，仍在注意我们这些人的生活情形，而加以鼓励。我到了福州路，向适之先生说：“我应该赠送您一部，不敢劳您破费预约。”适之先生说：“你送我一部，更好。我留下你签名送我的，把预约的那一部转送中央研究院。”他又说：“我忘了你的年龄。你是民国人罢？”我说：“也老了，是清朝的人呢，光绪三十三年生。”他说：“你还年轻。我羡慕你。你可以随意工作，还可以工作很多年。我是想做工，而医生不许我做。”说时，他长叹了好几次。

他送我出了房门。我辞别了他。唉！没想到这一别竟成永别。

追忆胡适之先生（蒋复璁）

胡先生逝世了，真如天上巨星的陨落，一刹那间使天地变色，我真不知如何来叙述我的哀悼，前年他的七十初度，送了一副寿联：“墨家救国，儒家修身，硕德耆年仁者寿；汉学考经，宋学论道，金声玉振圣之和。”我明知他不喜欢对子而送的，因为我感觉到，这是我对他一个正确的看法，我只能用这个工具，来表达我这个四十年前最平凡的学生对他的崇敬，好像这篇文章一样，用笨拙的文字来表达我拉拉杂杂的追忆。

胡先生是于民国六年到北大文科哲学门教书，我也于这一年的秋季考入北大文预科，当时只晓得文科有一位年轻教授，从美国留学归来而国学很好，很受同学们欢迎。不久即读到他的《墨子哲学》，他的新诗以及其他的文章，引起了我向往之心，所以民国八年升入本科，就进哲学系，因为当时的哲学系最热闹，而重要的原因，为的可以听胡先生的课，我想，这是同学进哲学系的共同意见。

我在哲学系听过胡先生讲授的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史、中国近世哲学及论理学。《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已经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册未出，但是两汉及魏晋的一部分，已经发过铅印讲义四十余页。因为他想在佛学方面用一番功夫，所以没有发下去，不过他自己恐怕已有成稿了，恐因谦虚而没有发表，其实他的《陶弘景的真诰考》、《四十二章经考》、《楞伽宗考》、《神会和尚遗集序》、《坛经考》、《菩提达摩考》，都是中古哲学史的资料。据我所知，他在不久前尚在日本搜集到神会和尚几种资料，对于神会和尚，可以说是最完备了；上一年他购买《大藏经》，最近他还向香港购买《续藏》，这几十年中他始终还在努力要完成这部稿子。西洋哲学史发过上古期油印讲义，好像他以后没有在这方面发展。近世哲学是从宋讲起，也为完成中国哲学史而作的，发表的稿子，如李觏学案及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都是这个著作的一部分。论理学是用杜威的“思维术”来讲，这堂课排在下午一至三，共两小时，在北大第一院红楼的第五层，课室最低，时间又在午睡时间，所以他说，这门功课讲不完，也最费力，因为除教书外，还须给你们说点笑话，来醒醒午睡。他写文章，与他讲话一样，条理清晰，讲解明畅，得深入浅出之妙，尤其是风趣。上年他对我说，他的讲演是有训练的，所以他的声浪、姿势都有讲究，总之他无论何事，都用心研究，全力以赴，绝不马虎。

民国十八年一月十九日他从上海赶到北平，去探望梁任公先生的病，哪知梁先生已经病故一小时了。第二天他至广慧寺送殓，他掉泪哭了，第二天在《晨报》发表谈话，认为他的哲学史是受梁先生的《先秦哲学思想大势》一文影响而作的，无论他对中国哲学的看法，与梁先生并不相同，但是他不没人之长，并且对稍微年长者的尊重，都是值得我们效法。他与梁先生的订交，是在民六与民七之间，梁先生在读到《墨子哲学》后，与他通信，后来在胡先生赴天津南开学校讲演而见面的。

民国二十年，在“九一八”之后，柏林普鲁士科学院因法国学院举了罗振玉氏为通讯员，所以德国汉学教授福郎克博士（Dr. Otto Franke）也想举一中国学者，来做普鲁士科学院的通讯员，这也是国际学术界一种最大的荣誉。福氏要我举人，我初推章太炎先生，福氏认为西洋人对他毫无认识，于是我请福氏就所知举示，他就推胡先生。因为福氏读了他的许多著作，非常敬服，他认为中国人中最了解西洋文化者，现世纪的中国学者应当是认识现世纪的历史文化进步的学者，并不是抱残守阙、泥古不化的学究，也不是妄称沟通中西文化的先生。在事成之后，福氏写信与我，说明此事的经过，其动机则在“九一八”之后，表示“中国虽无武力，而有文化”，胡先生在西洋学者目光中，他是代表着中国文化。后来福氏与胡先生在瑞士开国际历史学会会议中见面，相叙甚欢，见于福氏的回忆录。所以胡先生得到世界各国大学名誉博士学位四十余处，包括有英国的牛津大学，并不是偶然的。

几年前我在宴会上与一人讲某一人对我们两人的旧事，他就向我说：“慰堂，你们为什么这样不宽容人啊？”当时我真感到惭愧。胡先生论学，则明辨是非，毫不假借；至对人则一切宽容，无论别人如何待他，他一律宽容，绝不计较。他虽不信宗教，但是他的慈仁爱德，实不可及。我想，凡是与他相识，没有不感染到的。许多人说他打孔家店，其实打孔家店的是吴虞，并不是他，不过他亦不辩；而他的行为道德，无一不合于孔家店的，他也绝不以此自夸。《论语》说：“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他只行而不言，这就是他的伟大，我真无法来形容的了。

上年有阿根廷大学哲学教授Quiles博士在日本研究禅宗，住了三月，到台北访问，我陪他去看胡先生，同去的还有几位天主教研究哲学的神父，胡先生费了一小时，说明了禅宗的历史与思想，这位教授大为高兴，出来对我说：“在日本住了三月，不如此一小时的得益。”所以胡先生在世多活一日，对国家有一日的好处。总统说，现在中国的教育家是国家之宝，则胡先生实是宝中之宝。我想，没有一人不能不承认的，所以他的逝世，这是国家民族不可补偿的损失。然而胡先生太辛苦了，他没有一刻的休息，除了处理事务及会客之外，不是读书，就是写文章。许多人劝他休息，这次他真休息了！今年我去拜年，对他说：“先生，您今年气色真好，这次出院，不再生病了。”他真不病而逝世了。咳！

五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胡适之先生哀词（毛子水）

胡先生的在中央研究院欢迎院士会中去世，是中外有识人士所同声叹惜的。若在这里写述个人的哀悼，似不十分适宜。但他的去世，非特使我感觉到世间少了一个大哲人，亦使我感觉到我自己已经把一个学做人的好机会，随随便便的错过了，所以我只好先说我自己的私感。

荀子说：“学莫便乎近其人。”我认识胡先生，已有四十多年了；我知道胡先生非特是“经师”，亦是“人师”，已有三十多年了。在这三十多年中，大半的时间，我是常有机会亲听到胡先生的话言、亲见到胡先生的行事的。这可以说“近其人”了。而我并不是没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志向的。但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胡先生伟大的地方，我并没有痛下决心去学，所以更讲不到学得怎样了。他的忠恕、他的诚实、他的谦虚、他的正直、他的慷慨、他的温和、他的见义勇为、他的舍己从人，都是人生德行最上等的模范，都是我所以为值得终身学习的。但总因为我因循成性，不肯强勉去学，所以虽然有“近其人”的机会，却没有学好一样。别的不用说，就拿“诚实”一件事来讲，我自审做到的很少。若把胡先生平日的言行来做标准，我竟可以说是一个惯于说谎话的人了、惯于作伪的人了。想起来实在有“无地自容”的心情。这个痛苦，是言语所难表达的！

虽然强勉学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一个人在一生中能够得近这样一个“人师”，而不立志强勉去学，实在可以说是世间一大愚人！

在胡先生去世的晚上，有好几位新闻记者问我：“胡先生一生对国家最大的贡献在什么地方？”我的回答大概都是这样：“胡先生一生努力，要使我们中华民国成为现代世界上一个第一等的文明国家。这便是胡先生对我们国家最大的贡献。”他对教育上种种的主张、他对学术上种种的提倡、他对政治上种种的希望，都是因为要使我们国家成为一个第一等的文明国家的缘故。

要使我们国家成为一个第一等的国家，必须提高我们的文化。因为这个缘故，胡先生对于一切合理的改革都极端赞成。但无论在政治上或风俗上的改革，他只赞成用和平的方法，而不赞成用激烈的方法。就是他所主张争取的民主和自由，他亦只赞成用和平的方法去争取，而不赞成用武力去争取。如果说他主张用武力，那他的武力便是言论的自由。这个言论的自由，他亦想只用合理的言论争得。“其争也君子！”（这里我可以补充一句：他虽然主张以政治的表现打倒共产主义，我却没有听他说过反对用武力反攻大陆的话。）

胡先生大概以为“人皆可以为尧舜”，所以把每个人都看做好人。他的和易的性情，亦是从这个原因出来的。我想，我们如不努力使我们国家成为世界上一个头等的国家、如不努力提高我们的文化，便辜负胡先生的意思了，便有点对不起胡先生了。

近来社会中有一种奇异的现象，就是有一班人，揭橥“中国文化”的招牌以骂詈胡先生。这是我所不能了解的。在我生平所认识的人士里面，言行不苟，合于我国古来圣贤法度的，为数很少；而胡先生可以说是在这些少数人士中的头几个里。实在，凡中外古今圣贤伟大的地方，胡先生没有不努力则效、不努力实行。他所以为中外有识人士所同钦，非特因为他的学识，尤因为他的品行。无论我们把“文化”当做“修养”或“文明”讲，胡先生的言行，可以说是人类最高文化的表现。我不敢说以“拥护中国文化”而骂詈胡先生的人，尽是不光明正大的小人；但我可以说，他们多半是没有好的“中国文化”的人。信口妄言，是他们的长处；无知妄作，是他们的长处。温恭敬慎的态度、知仁忠和的德操，他们大概从没有想到。这样的人，还配骂詈胡先生么！我常观察文化高的人民，对于国中的贤哲，多致特别的崇敬。以胡先生的道德学问乃竟无端受国人的骂詈：难道这就是“中国文化”么？

胡先生有“努力”的人生观，没有“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的人生观，所以他一生都是忙于治学和治事。他的在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馆中去世，亦是努力的人生观所招致的。他努力自己做学问、他努力帮助别人做学问、他努力想使国内学术达到世界的标准，这些都是他去世的原因。他有心脏病；他看到济济学人聚于一堂，他听到他的朋友们关于学术的议论，他高兴了，高兴得使心脏病突发。我猜想，他临终的几刻钟或几分钟，乃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我希望我们的青年学子，永远记到我们国家曾有这样一个要从研究学术以提高我们民族文化的哲人！

总之，如要我们国家成为世界上一个第一等的文明国家，如要我们民族的文化成为世界上最进步的文化，胡先生一生所指示我们的途径是最平稳、最正直的途径。

胡适的生活和娱乐（石原皋）

一、胡适住的房子越搬家越大。胡适在北京，最初住在南池子缎库后身八号。我到北京时，他家已搬到钟鼓寺十四号，在大学夹道附近，离北大不远，住宅是普通四合院，房子不大，一进门为门房，两侧为厢房，正房居后，旁有耳房，厨房很小，厕所更狭。庭院也不宽大，栽有一二棵小树，数盆夹竹桃。正房为寝室和书房，两厢为客房及会客室。男佣人住在门房，女佣人住在耳房。家具陈设也很简单。那时，各大学都长期欠薪，教授的生活都很清苦，胡适的经济也不宽裕。后来，胡适出版的著作日多，销路一好，收入就多起来了。在这个时期，他到国外去了一次，在国外住了十个月，讲了些学，挣了些钱。钟鼓寺的住宅，实在太狭小，不能不另找新居。恰巧，林长民的住宅出让。林当时任郭松龄的秘书长，郭是奉军的革新派，他造老派张作霖的反，被张作霖打败，全军覆没，郭和林都被打死。林已死，他的住宅只好出让。房子在景山大街陟山门六号。钟鼓寺的房子是寻常老百姓家，陟山门的房子却是官僚政客的公馆了。房子宽敞很多了，庭院也大，气派也两样了，有长廊，厨房中有机井。林家原有的家具陈设及皮沙发等，出了顶费全部买过来了。

张大元帅进据北京，捕杀进步和革命人士，恐怖气氛笼罩着整个北京城。胡适从海外讲学回国，他也不能回到北京居住，于是江冬秀同两个儿子迁到上海，住静安寺极司非而路四十九号甲，为一楼一底的小洋房。胡适藏书多，所以房子要大。他的藏书没有搬到上海，佣人也没有跟来，一楼一底的小洋房也够住了。何况上海是寸金之地，房租贵。当时胡适的经济情况，还住不起花园大洋房。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底，胡适离开上海回到北京，再在北大任教。那时，胡的朋友越来越多了，书籍也越来越多了。像陟山门那样的房子又不够用了。蒋介石掌握政权后，为了安定人心，教育经费照发了，大学教授的薪不欠了，工资也提高了，特别是名教授月薪六百元，还可以兼课兼薪，北京改为北平，政治中心南移，人口外迁，空房子多出来了，房租也便宜一些了。因此，胡适找到后门米粮库四号的房子。这座房子比陟山门的房子更大了，更好了，有一个很大的庭院，院中有树木，有汽车间，有锅炉和热水汀，有浴室和卫生间；房间多了，胡适可以接待好友了。徐悲鸿、徐志摩、丁文江等朋友，都是这个时期住在他家。

抗战军兴，胡适只身赴美，家眷在沪，后来江冬秀又回老家居住。抗战胜利后，胡适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住在东厂胡同一号。据说，这所房子，黎大总统元洪曾住过。我不知道该宅的情况，想必一定更宏大了。所以我说，胡适在北京住的房子越搬家越大。

二、胡适爱吃徽州锅。胡适大力提倡全盘西化，他的饮食是否西化呢？不！他不但没有西化，而且徽州化。他在家中，不喝咖啡，更不喝可可，只喝绿茶；喝茶也不讲究，一般的龙井。他年轻时在上海，喜欢喝酒，有一次喝得大醉，几乎醉死。在北京时，他平常不喝酒，遇到请客稍喝数杯。喝的是北京的二锅头，没有茅台，更没有外国的白兰地和威士忌。至于吃哩，没有牛奶，也没有奶油。伙食是家常便饭，一般化，尤其是家乡化。

他的孩年是在家乡度过的，十几岁才到上海，所以他喜欢吃家乡的饭菜。徽州山多地少，人口众多，主食为米、面、玉米等。北方以面食为主，南方以米食为主。徽州人的祖先，多数是在北方，历代战乱频繁时，逃难迁来的。加之人多田少，不能完全靠吃米食，所以徽州人惯于米、面、杂食。吃些米食，也吃些面食，并且还吃些玉米。歙县南乡，几乎以玉米为主食了。

徽州的饮水含矿物质较多，是一种硬水，须要多吃一些动物脂肪，肠胃才舒适些。徽州菜的特点是荤油重、味咸，适合于当地环境。胡适十年在外，口味虽有改变，但幼年的习性还是不容易改变的。因此，他一生最爱吃徽州锅。所谓徽州锅，并不是徽州人普遍食用的，乃是我们绩溪县岭北乡的居民最常见的食物。凡是遇着节日、请客、婚姻喜庆，一般都是吃锅。它的做法是：炊具是用大号铁锅，材料是猪肉、鸡、蛋、蔬菜、豆腐、海虾米等。最丰富的“锅”有七层：最底一层是蔬菜，最好的是用冬笋，次之是笋衣，或用萝卜，或用冬瓜，或用干豆角，视季节而易；稍上一层是猪肉，肉系半肥半瘦，每一斤猪肉只切八至十块，成长方形；再上一层为豆腐包，系用油豆腐果，内中装有馅子；第四层为蛋饺子；第五层为红烧鸡块；第六层为油煎豆腐；第七层为碧绿菠菜或其他蔬菜。初用猛火烧，稍后即用温火烧，好吃与否，专靠火候的功夫，经常将锅中的原汁汤浇淋数次，大约要三四小时，才烧得出味道来。猪肉烧得象东坡肉一样，入口即化。食时逐层吃，逐层拨开。胡适每到南京、上海，同乡请他吃饭时，他指定要吃徽州锅。幼年的爱好已经形成，虽到老不易改变，何况人的思想，一旦形成，直到僵化，若想改变，实在是戛戛乎难哉！

胡适的饮食都是乡土化，可是他吸纸烟是洋化了。他吸的纸烟都是舶来品，如听装的白锡包，听装的大炮台等。烟瘾不大，要吸好的纸烟。每日只吃三餐饭，不吃零食，也不常吃水果。总之，他的生活除吸的纸烟外，其余的都是一般化。

三、前面说的是住、食，现在谈谈胡适的穿着。胡适欢喜穿中服。茅盾说，他在上海初见胡适时是夏天，胡适穿的是纺绸褂裤，纺绸长衫，足上穿的丝袜，皮鞋，完全是一付上海流行的打扮，他说的情形，确是如此。胡适在国内不爱穿西装，中山装更不用谈。出国时才穿西装。衣服的料子都是一般的棉布、丝绸、呢绒、皮毛等。他没有一件珍贵的衣服，例如貂皮一类。

他为什么喜欢穿中服？因为中服舒适方便。穿西装，夏天则觉热，冬天则觉冷，春秋二季则紧绷在身上，起坐行动都不舒服。他这般讲实用，也是习惯吧。

胡适夏天戴巴拿马草帽，其他季节则戴呢帽。除天热外，他外出时都围一条毛线围领巾，以防感冒。江冬秀也没有很值钱的衣服，至于儿子的衣服，则更是一般了。睡的床也是普通的双人床；被褥、被单、毯子等也是普通的。总之，他的穿着，说不上朴素，也说不上华丽，只是穿得整齐干净，保持他的学者派头。

四、胡适何时有自备汽车？北京是元、明，清三朝帝王建都之地，紫禁城雄峙中央，皇城围之，再外为内城，最外为外城，规模宏伟，整齐划一，为世界各国古都之首。可是那时，晴天则灰尘飞扬，雨天则泥水载道；大风起兮，黄沙遮天盖地，冬天到了，冰雪满街，大有“行不得也哥哥”之叹，当时公共交通工具只有电车。一路有轨电车是从天桥到西直门，另一路有轨电车是从东四到天桥，仅此二路而已。虽有出租汽车，少而价高，唯一代步工具只有人力车。胡适住在钟鼓寺和陟山门时是自备人力车，雇人拉。自从搬到米粮库四号住后，房子大了，客人也多了，主要是经济比较富裕了，他就丢了那陈旧的人力车，购买了汽车。除了他坐外，还有朋友坐，江冬秀有时也坐，至于小儿们，则不准坐。他认为这不是为了节省几个汽油钱，而是教育小孩，不要养成“幼年享福”、“从小摆阔”的坏习惯。

五、胡适有什么文娱生活爱好吗？他曾说过，他在上海读书时是爱玩的。一九一七年回国后，我接触他时，没有看见他打扑克，打麻将是偶一为之。我们知道，二十、三十年代，我国没有收音机，电视机还没有问世，那时，只有留声机，他家有一部，唱片只有百代公司的京剧和粤剧等，这是为他的小孩子买的。他的小三（思杜）少时跟着唱片哼，也学会唱几段京剧。

胡适不会唱歌，也不会唱戏，但戏还是要看的，无论京戏、昆曲、话剧等等，他都看的。他不是戏迷，也不捧什么艺人。一九一八年，他还写了一篇《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的文章，登在《新青年》上，今天看起来，这篇文章可议的地方很多，但从历史上来看，尚有史料的价值。

胡适在上海大舞台看过戏，觉得那时做戏的人还是赵如泉、沈韵秋等那些老艺人，没有一个新出的角色。那时，他也在上海游过先施乐园和大世界，看到男女杂坐，不分贫富老少，短衣的人尤多，他说那里真是平民的娱乐场。到北京后，他也到同乐园看过韩世昌的《游园惊梦》，陶显庭的《山门》，侯益隆的《闯帐》。但他特别赞赏的是京剧名坤角孟小冬的演出。我到北京时，演京剧的谭老板早已不在人间，更谈不到程长庚大老板了。可是余叔岩、杨少楼、梅兰芳三杰鼎立，其他老艺人健在者还多，京戏虽非鼎盛之际，却也盛极一时。余叔岩不常演出，但杨、梅二人唱对台，北京的戏迷，大过其戏瘾。我不懂戏，但我看戏，以看余叔岩、杨少楼、梅兰芳、程砚秋为多，至于尚小云、荀慧生、谭富英、马连良等人的戏，只偶尔一看。那些坤角的戏，我是不看的。有一晚，胡适看了孟小冬的《击鼓骂曹》，回家后，赞不绝口。他说，孟小冬的身段、扮相、嗓音、做功，毫无女子气，真是好极了。叫我去看。我看了孟小冬的戏，果然不错。我从此改变了对坤角的偏见，也去看新艳秋、雪艳琴、章遏云的戏了。老白玉霜的评戏，轰动京华，我原来是不看的，后来也看了。

那时，北京最漂亮的电影院仅有真光电影院，院址在东长安街，主要是放映外国影片，胡适去看的，偶尔也看一看中国的影片。

北京没有专门演话剧的场所，也没有演话剧的团体。只有当年唐槐秋和他的女儿唐若菁主演的《茶花女》话剧，轰动一时，胡适去看过，未加评论。他对刘宝权的大鼓，倒也十分称赞。

胡适的朋友，能书善画的友人很多，可是他不爱收藏字、画、碑帖，更不喜欢收藏古玩。他对于文娱只是一般的欣赏，并没有特别的爱好。然则他有什么爱好吗？有！他的爱好是在书——收藏书籍。这一点，下节再叙。

胡适的藏书和书斋（石原皋）

一、胡适的藏书。研究学问的人都爱藏书，胡适更甚。他的藏书很多，约有四十书架（大书架），以线装书为主，外文书比较少些。他的藏书中，少数是他的父亲铁花公留下来的。他的父亲有些藏书，一般的图书为多，好的较少。他一九一七年回国后，曾三次回老家，第一次是探望老母，第二次是结婚，第三次是奔母丧。他把老家好的图书都带到北京，一般的还是留在老家，留下的书经过十年内乱，荡然无存，虽可惜而又不很可惜。这话怎讲？因为没有善本啊！

哪些书带到北京，只有他自己知道，别人不知了，因为没有特别的钤记，无法识别。我认为，有两部书是他的父亲留下来的，比较可以肯定：一部是《汪士铎文集》，一部是《鹤肪诗词》。为什么这样说呢？听我道来。汪士铎是江苏江宁人，清道光举人，名重一时，曾任绩溪县训导。我外祖父的祖父，在南京做生意，富有资财，重金礼聘汪士铎到宅坦村教他的孙儿胡宝铎、胡宗铎、胡宣铎（昭甫公，我的外祖父）三人的书。据我的外祖父说，汪对于山川形势、关隘险要，很有研究，尤其对于徽州的地理，更了如指掌。后来，胡林翼、曾国藩聘汪为幕僚，襄赞戎机。我想曾国藩以祁门为抵抗太平军的大营，说不定还是由于汪士铎的出谋献策。

胡适的父亲与宝铎公、宣铎公交谊最深，藏有《汪士铎文集》，是意料中的事情。《鹤舫诗词》一卷是我族的先辈石芝（号眉生）所著。他是嘉庆、道光间的廪生，著有诗词，富于人民性，名不出于乡里，但乡里中的文人学士藏有他的诗词者颇不乏人。胡适在《新青年》上登载过他的诗词数首，就是从这些诗词中选出的。这本书是他的父亲保存下来的，也比较可信。

胡适的图书，大多数是在北京收购的。

北京琉璃厂有许多古籍书店，他们常常搞些古籍，待高价再行卖出，这些书贾对于哪一家有书要卖出，哪一个人想买进，打听得一清二楚。他们都知道胡适收藏旧籍，他们就代他收集，送上门让他选购，选中即留下，不一定马上付钱，何时付钱都可以，书贾识趣不来催。有些朋友也帮他买书。如他有一部乾隆甲戌（一七五四年）钞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残本十六回，就是友人帮他买的。

胡适的藏书，善本不多。胡成之对我说：“他有一部《金瓶梅》是珍本，非常珍视，不轻易给人家看。”我没有看见过这部书。报载胡适有一部《红楼梦》甲戌本，寄存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那便是钞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残本十六回。这部残本是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胡适出了高价把这本书买来。他把这部书存藏在哥伦比亚大学母校，足见他的重视了。

抗战前，胡适的藏书没有登记，没有编目，也没有钤记。大多数的图书在书架上，少数的放置书橱中。什么书，放在什么地方，他亲自放置，记得清楚，随时随手可以拿出。在北京，胡适四次搬家，第一次搬到钟鼓寺，第二次搬到陟山门，第三次搬到米粮库，第四次搬到东厂胡同。第二次和第三次搬家，他的图书都是我和他的从弟胡成之二人整理搬运的。我们事先将书架的书和它们的位置都记住，装在一木箱内，每个箱，编了号码，搬到新居后，依次打开，照原样放置。一九三七年日寇进逼，北京危险，他的藏书打包装箱，运到天津，保存在浙江兴业银行仓库。他在美国时，担忧他的四十架图书，恐怕要丢失了。幸而浙江兴业银行保管得好，没有遭受损失。抗战胜利，他到北京，这些图书也跟着搬到东厂胡同一号了。后来，他的图书是否登记，是否编目，是否盖有图章，我不得而知了，一九四九年一月，他仓惶南飞，他的图书丝毫未动，北京和平解放后，这些图书遂全部归公了。

二、胡适的书斋。我现在谈的是胡适住在钟鼓寺、陟山门、米粮库三处的书房。这几处的书房基本上是一样，大小稍有不同。房内有一张很大的写字台，一两个书橱，一张旋椅，几张小椅，四壁空空如也，没有悬挂字画。书桌上自然有文房四宝，有白锡包或大炮台纸烟一听，烟灰缸一只，火柴一盒，记事台历一本，此外，满桌都是书籍，看起来很紊乱。桌上的书籍，任何人都不去动它，稍微一移动，他就要费心去找了，佣人只将桌上面的灰尘拂去。他在书房中看书、写作时，我们都不进去打扰他。江冬秀爱打牌，打牌场所也远离书房，使打牌的声音传不到书房那里。书桌的抽屉，没有上锁，稿件和须要保存的书信，一部分放在抽屉内，另一部分则保存起来。胡适认为，没有保存的价值和无关重要的书信，看过后随手丢掉。一九七九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的《胡适来往书信选》，就是他自己保存，临行匆促，没有带走，留在北京家中的一些书信。那时，我们到他的书房去，从来不打开书桌的抽屉，也不翻阅桌上的书籍。但凡是没有收存起来，阅后丢在桌上的书信，可以随便阅看的，我看过杨杏佛、刘半农等给他的一些信件。胡适自印有稿纸，直行，每行二十字，分格，对折，署“胡适稿纸”四字。他写作时用毛笔，直写，字体不潦草，很少涂改，一稿完成，好似重抄一遍。实际上他没有功夫重抄，又不愿找人重抄，偶或找他的从弟胡成之和章希吕重抄一些。这是他的硬功夫。他的字虽有书卷气，却无功力。我没有见他练字，碑帖也很少。遇着有人找他写字，他也挥毫。他不用特别好的笔、墨，更不谈有什么名砚了。

胡适在家的活动场所主要是在书房，遇着疲倦时，读些诗词，看些小说，很少到庭院中散步。少数的朋友，直接可以到书房中和他谈天，一般的朋友都在客厅中会见。他晚上出去有事，无论什么时候回来，总要在书房中看一阵书再行睡眠，这是他的习惯。

胡适自一九一五年到一九四八年的往来书信，除在亲友手中已遭散失外，基本上是保存下来了。我现在要谈的是他的稿件问题。胡适写了许多稿子，有的是写好而没有发表，有的是在写中而没有完成，如《中国哲学史》等。这些稿件，未知是否保存在东厂胡同一号家中（现该宅为近代史研究所所址），如未在国内，一定是他带到国外去了。他最珍视自己的稿子和他父亲的手稿。据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他致胡近仁的信中说：“先人自作年谱记至四十岁止，其后有日记二十万字，尚未校好。其中甚多可贵的材料。诗只有一册，文集尚未编定，约有十卷。先人全稿已抄有副本。未及校勘校点。连年忙碌，无力了此心愿，甚愧。”（此信现保存在胡近仁的孙儿手中）据罗尔纲《师门辱教记》所载，他的父亲“全部遗稿分为年谱、文集、诗集、申稟、书启、日记六种，约八十万字”。这些手稿，早已带出去了。所以唐德刚说：“在纽约我看过一部分罗尔纲抄本，已印行的除《台湾记录两种》（一九五一年印行）……之外，我记得还看过另一本胡铁花先生年谱的单行本，然近日在哥大中文图书馆中，却遍索不得。”据此，铁花公的手稿，大部分尚未印行。未知这些珍贵的手稿是珍藏在祖望手中，还是保存在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馆中。

胡适是什么样的学者？（石原皋）

六十多年前的五四运动，是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和提倡“民主和科学”的口号震撼全国，震撼全世界，直到今天仍闪耀着它的灿烂光辉，对现实还有重大意义。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魁首，胡适也可算亚军。这是历史事实。但当时胡适有个“圣人”的称号，一是他的信徒吹捧他，一是反对的人讥讽他。他的信徒把他吹上了九天，誉之为“圣人”，胡适被捧得昏天黑地，闹得他也好像真是“圣人”了。胡适究竟如何？且容我慢慢道来。

一、胡适叫局吃花酒：胡适早年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混迹于“风月场中”，早就叫局吃花酒了。后来他又说：“吾在上海时，亦尝叫局吃酒，彼时亦不知耻也。今誓不复为，并誓提倡禁嫖之论，以自忏悔、以自赎罪，记此以记吾悔。”可是回国到北京大学任教后，他又忘记了誓言。北京出过一些名妓，如赛金花、小凤仙是也。那时，北京前门外八大胡同，是南国金粉、北地胭脂居住的地方，尤以韩家潭、百顺胡同二处，入夜灯红酒绿，曲栏深院，骚人墨客，趋之若骛。胡适常同一批安徽老乡去逛八大胡同，乌烟瘴气，哪有一点“圣人”样！但是在旧社会，像胡适这样的人，什么文人风流，逢场作戏，对于他的所谓“圣人”形象，能有多大影响呢？！

二、胡适谈恋爱：胡适也谈恋爱，这场恋爱正也说明这位“圣人”的某些本色，且看看这以喜剧始而悲剧终的故事吧。胡适的三嫂，有一同父异母的妹妹，小名娟，学名曹诚英，字珮声，比胡适的年龄约小十岁。她在杭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一九二〇——一九二五年），很有才华。一九二三年夏，胡适到杭州疗养，住在烟霞洞。一个是“使君有妇”，一个是“罗敷有夫”，在浓妆淡抹总相宜的西子湖边，两人相逢，人非木石，岂能无情？已是恨不相逢未嫁娶之时了。天长地久，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东风是什么？东风就是正式结婚。于是女的向自己的丈夫提出离婚，很顺利地把离婚手续办好了。在这种情况下，男的怎么办？这对于胡适是个难题。他深知他的妻子江冬秀不是一个普通的旧式女子，也不是软弱可欺的妇女。江冬秀为此事经常同胡适吵闹，有一次大吵大闹，她拿起裁纸刀向胡适的脸上掷去，幸未掷中，我把他俩拉开，一场风波，始告平息。胡适怎么办？鱼与熊掌两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名与爱两者不可得兼，舍名求爱呢？还是舍爱求名呢？他的恋爱，只有至亲好友知道，流传不广。如果事情一闹大，即全国皆知，那末，他的“圣人”的称号就完结了。这不是我乱说，有他的日记为证。胡适在一九二一年八月三十日的日记中写着：“梦旦邀我到消闲别墅吃饭，饭时大谈，谈及我的婚事，他说许多旧人都恭维我不背旧约，是一种最可佩服的事！他说，他的敬重我，这也是一个原因。我问他，这一件事有什么难能可贵之处？他说，这是一件大牺牲。我说，我生平做的事，没有一件比这件事最讨便宜的了，有什么大牺牲？他问我何以最讨便宜。我说，当初我并不曾准备什么牺牲，我不过心里不忍伤几个人的心罢了。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的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其实我家庭并没有什么大过不去的地方。这已是占便宜了。最占便宜的，是社会上对于此事的过分赞许；这种精神上的反应，真是意外的便宜。”看！最后几句话，正是他得着名的便宜啊！这样一来，曹珮声身受的打击可不轻，于是她在情场失意之下，发愤读书，杭州女师毕业后，进中大农学院，去美国康乃尔大学，专攻棉花的育种遗传。回国后，任安徽大学农学院、四川大学农学院、复旦大学农学院等学校的教授。抗战时期，她在四川任教，与年轻的曾某认识，情意相投，决定结婚。事不凑巧，曾某的亲戚在上海，一个偶然的机会与江冬秀相遇，问及曹佩声，她对曹珮声的醋意未消，如像竹筒倒豆子，一粒不留，将曹的往事全盘倒出。曹、曾二人已订婚，在婚期前夕，曾忽接其亲戚来信，得悉情况，遂突然变卦，取消婚约。曹珮声再遭重大打击，一场好梦又成空，乃忿上峨嵋山，拟入空门，她的哥哥曹诚克亲上峨嵋，劝他的妹妹下山。从此，曹即意志消沉，万念俱灰。在“文革”期间，沈阳农学院不能居住，被迫回到绩溪山城，蜗居一室，举目无亲，孤单多病，忧闷而终，安葬于其老家的村头。三年前，我到她的墓前凭吊，回忆故人，不胜伤感！

胡、曹谈恋爱时，常凭鱼雁传情，我记得胡适有一首长诗，内中“百仞宫墙，关不住少年一片心”的诗句，就是为曹而作的。胡适在一九二二年六月六日作了一首《有感》的诗。诗云：

咬不开，捶不碎的核儿，

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

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

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

我认为这首诗也是为曹而作的。胡与曹是亲戚，书信往来，这是常情。在他未到杭州西湖疗养一年前，就不免有情了，因而有此作。

曹珮声的嫂子（曹诚克之妻）把胡适寄曹的书信，搜集起来，装在一铁盒里，托乡友周其衡保存。前年我到上海遇着周，询问书信还在不在。他说，早在抗战时散失，只字无存了。不留痕迹在人间，也好。

三、朋友之妻不可欺：一九二一年八月二十六日，胡适有一则日记。文曰：

㈠小他（郑来）说，我受感情和想象的冲动大于受理论的影响。此事外人不易知道的，因为我行的事、作的文章，表面上都像是偏重理性知识方面的，其实我自己知道很不如此。我是一个富于感情和想象力的，但我不屑表示我的感情，又颇使想象力略成系统。㈡他说，我虽可以过规矩的生活，虽不喜欢那种gay（字不易译，略含快活与放浪之意）。这一层也是很真，但外人很少知道的。我没有嗜好则已，若有嗜好，心沉溺很深。我自知可以大好色、可以大赌。我对于那种比较严肃的生活，如读书作诗，也容易成嗜好，大概也是因为我有这个容易沉溺的弱点。这个弱点，有时我自己觉得也是一点长处。我最恨的是平凡、是中庸。

上面所记，确是胡适内心的话、老实的话。他有沉溺的弱点，为了求名，他又有克制的功夫。他成了名，人也俊秀，青年女子慕名求爱的人，是有的，求爱的书信，积于案头，他置之不理。还有一位妇女，是胡适的老朋友教授的妻子，不知为什么，害了单相思，热烈地追求胡，胡千方百计地躲避她，据说后来她得了精神病。“朋友之妻不可欺”，胡适也因此而有所谓“圣人”之名啦！

四、胡适是封、资混合体的学者：胡适生于官僚的家庭，长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学于资本主义的美国。在他的头脑中，既有封建主义的王国，又有资本主义的灵魂，成了一个封、资的混合体的学者。这是环境的关系，一点也不奇怪的。单从上述三件事来看，吃花酒没有影响其名；不敢离婚，是为了保名；克制自己，也是为了求名。再看他提倡丧礼的改革，而他本人却身穿麻衣，腰束白带，足蹬草鞋，还有封建的意识。关于他有封建意识的事件，举不胜举。我只提出他在一九三六年写的一段文章。他说：“生平自称为多神信徒，我的神龛里，有三位大神，一位是孔仲尼，取其‘知不为而为之’；一位是王介甫，取其‘但能一切舍，管取佛欢喜’；一位是张江陵，取其‘愿以其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溺垢秽之，吾无间焉，有欲割取我耳鼻者，吾亦喜欢施与’。嗜好已深，明知老庄之旨自有道理，终不愿以彼易此。”孔、王、张三人都有他们的历史价值，不能抹杀，然而他们都是封建人物的代表啊！所以我说，胡适是封、资的混合体的学者。另外，我说胡适是一个爱国学者，这里且举几件事情来谈一谈。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不抵抗，说什么“攘外必先安内”，胡适主办的《独立评论》，也跟着这个调调儿唱，是很错误的。这就引起日本和汉奸的注意，以为有机可趁，遂想法利用他。自《何梅协定》签订，冀东的汉奸政权成立后，日本人和汉奸到胡家拜望的人很多，这时他对于他们尽量不接见，对少数的日本知名人士和国内重要人物（如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他还是接见的，但谈话很谨慎。

一九三五年，北平研究院生理研究所派我到德国进修，未动身之前，胡适对我说，现在蒋介石拉拢我，我写封信给程天放（当时驻德大使），你带去。并说，何应钦找他谈，把日本的钢铁年产量、武器、弹药和我国的钢铁年产量、武器、弹药等详细地谈了，认为要努力准备才能打。我说，日本人能让我们准备吗？何时才能准备好？空谈准备，土地一天一天地被吞食完了。他说，日本真要动手打，我们只有同它打，拼到底。

再看一九三六年以后，他的往来书信中，也唱过低调，也谈过“和平”，也主张以守代战，但还没有赞成屈服投降。

他认为国民党的“外交部中太缺乏能当欧美外交的人才”。“我们必须抓住苏、英、美三国，万不可贪小便宜，失去世界的同情。”后来打起来了。他担任驻美大使，还想为国家尽点力。他能尽什么力呢？在他做大使期间，正是美国孤立派得势，还卖军火给日本。他行万里路，做百次演说，直接诉诸美国人民，获得很大的效果。哥伦比亚大学名教授查理毕尔在他著的《罗斯福与大战之序幕》一书中说，罗氏为着维护美国资本家在亚洲的利益，不幸的上了中国大使胡适的当，才引起日军前来偷袭珍珠港的。这种过誉，不免太甚，但他确是尽了救国的一点责任。这是明摆着的事实。

一九八〇年六月十六日的《参考消息》登载港报专稿——《第二个春天——读台报有感》中说，台湾《中国时报》在报导台湾当前流行的以胡适《希望》一诗作词的歌曲《兰花草》中透露：“由于‘兰花草’一流行，许多模仿‘兰花草’的歌也纷纷出笼。比方‘我从东北来，带着乌拉草’，‘我从台中来，带着绿豆糕’……。”《兰花草》的内容：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

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

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

兰花却依然，苞也无一个。

眼见秋天到，移兰入暖房。

朝朝频顾惜，夜夜不能忘。

但愿花开早，能将宿愿偿。

满庭花簇簇，开得许多香。

台湾同胞多模仿它，变成思家乡、念故土的歌曲。

谁都知道，胡适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做了蒋介石的“过河卒子”，初到美国，后到台湾，为旧的势力效劳！这些都是事实、这些都是错误。然而他没有投降日本，晚年生活在台湾、死在台湾、葬在台湾。台湾是祖国的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迟早有一天，台湾的骨肉同胞终归要回到祖国的怀抱！从前，有一个南蛮王赵佗，接着汉帝一封信，他遂主动地取消称号。这是怎么缘故？主要的原因，他是炎黄子孙啊！次之，因为汉朝兴盛，汉帝保护他的祖先的坟墓，动之以诚信啊！只要我们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认真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法治，实现四化，诚心诚意地关心人民的生活，使人民富裕起来，过着幸福的生活。可以相信，为了祖国的富强，炎黄子孙会言归于好，台湾会早日回归祖国的。因为台湾同胞的“根”在祖国，台湾同胞的祖先在祖国；祖国是台湾同胞的母亲，哪一个儿女不爱母亲呢？哪一个同胞不爱祖国呢？何况爱国是不分先后的，爱国是不分迟早的，我们还能“咎既往”、“算旧帐”吗？因此，对胡适来说，早已由他的行动做出了结论了。

有人说，胡适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是“买办文人”，能够称为学者吗？我认为，胡适已经是一个有名的人物，国际上也承认他是学者的。康有为热中复辟、王国维忠于清室，他们不也算是一个学者吗？既然他们是学者，胡适又怎会例外？

我所认识的章太炎（陈存仁）

余杭章炳麟（太炎）先生，积学雄文，世称国学大师。氏对于中国医学亦研究颇精，尝撰医学论文四十余篇。生平虽不为人治病，然能自拟医方，说理断病，自有独特之见解。每以谈论中国药物及著述医学文稿，做为嗜好之一种。余捜集章氏生前有关医药之著述，约九万余言。章氏昔年寓沪，初在南阳桥，后迁至同孚路华顺里对面之一陋巷中，余于民国二十三年间，时往请教。

汤夫人建议讲学传经

章氏生前与恽铁樵先生友善，铁老早年任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编辑主任，中年治医学甚精湛，著有《伤寒论辑义按》等书，达数十万言，门生子弟遍天下。犹忆铁老逝世后，章氏曾挽以联云：

“千金方不是奇书，更赴沧溟求启秘；

五石散竟成末疾，尚怜甲乙未编经。”

章氏生前与西医界往还甚多，西医余云岫先生早年从游于章氏，且执弟子礼。其他西医友好对之，皆极恭谨。某年名西医江逢治因患夹阴伤寒而卒，章氏挽之以联，含有风趣调笑性质，其联云：

“医师著录几千人，海上求方，惟夫子初临独逸；

汤剂远西无四逆，少阴不治，愿诸公还读伤寒！”

章氏晚年处境困厄，膏火之资，赖于卖文，惟赋性所秉，雅好评隲，故卖文来源，日见其窄。笔耕墨耨，殊难疗贫也。乃由汤氏夫人建议，不若讲学传经，广收门人，则束修所入，不愁饔餐不继。遂创“章氏国学讲习会”于苏州，从游者甚众。当赁新宅于苏州侍其巷时，余亦列名门下，每专程谒候。

论中国医药识见卓绝

一次余编纂《中国药学大辞典》，乞章氏为序，药典有五彩图谱，氏指示搜考方法甚详。某次余至苏州，车中拥挤，臂部受伤，缠帛而进，氏适临窗挥毫，见状谓余曰：“其三折肱之谓乎？”索纸濡笔，大书“三折肱”三字以赠。是日逸兴大发，余乃陪氏至苏州观前街雪怀照相室摄一影，继又偕赴酒家买醉。出入街坊，氏素所不喜，晚年尤不喜摄影，而是日则欣然扶杖而行，并同至玄妙观一游，见“肝气菩萨”则大笑。至民国二十五年氏邃赴修文之召，灵前所悬遗像，即为当时在雪怀所摄之影，生死间事，注有定数。

先生早岁居日本，加入同盟会献身革命以外，仍好学无倦，对外国医学、文学、哲学均有研究，博闻强记，识见卓绝，故对中西医道之异同得失，造诣甚深，每发一议，不同凡响。尝谓余曰：“中国医药，来自实验，信而有征，皆合乎科学，中间历受劫难，一为阴阳家言，掺入五行之说，是为一劫；次为道教，掺入仙方丹药，又为一劫；又受佛教及积年神鬼迷信影响；更受理学家玄空推论深文周纳，离疾病实况愈远，学说愈说愈空；是皆中国医学之劫难也！西医则有化学家、植物学家、矿物学家助其药学；又有理学家发明体温计、X光、显微镜助其诊断；更有电学机械助其治疗。此中西医一进一退之关键在焉。”旨哉章氏之言乎！深印余脑，虽历时已二十余年，未敢忘也。

章氏论学，印证古今学说之异同，均有合理根据，不合理者直斥之，绝不苟同。兹谨摘录氏生前对于医学方面撰述原文数节如次，当为春秋广大读者所乐闻：

谨摘录章氏几段原文

甲、论心脏衰弱：少阴病之证状，四肢厥冷，汗出如雨，脉微欲绝，即是西医所谓心脏衰弱症候。故用附子炮姜做为回阳之用，回阳两字即强心作用，近时医家知者渐多。

章氏对此症有言曰：“少阴病为心脏虚弱之候，自昔误以为肾病，虽识大如柯韵伯，精诣如尤在泾，亦不能正！”平反古说，言简约而确凿，真卓见也。

乙、论回归热：西医所谓回归热，系发热五日，退热五日，周而复始。中医不知另立一症，在古时犹可说也，今西医已验出是螺旋菌为患，中医遇此或认为伤寒，或认为温病，迄无识别。如北平文学家刘大白之死，西医界及文化界一致痛责中医不科学，其实伤寒论早有条文指出。

据章氏指称：“厥阴伤寒，有厥五日，热亦五日者；有热四日，厥三日，复热四日者；有厥四日，热三日，复厥五日者；有热六日，厥九日，复热三日者。今人以其少见，亦置不论，不知病非稀有。……今世所谓回归热者，即厥阴热证也。”

丙、论猩红热：章氏论猩红热，指出即系“阳毒”，但不常引用后世名称，其实即“丹痧”是也，烂喉者名为烂喉丹痧。

章氏论此症有言曰：“今世有猩红热者，即阳毒至剧者也。西医以为病在肠不在肺，余验一切斑疹，日哺必潮热，以潮热为阳明候，此为乎阳明大肠病无疑。……夫猩红热之作也，咽喉必烂，肿起于咽及廉泉，以邻近蔓延及喉，斑疹隐瘀于肌肉，而后外达肤表，斯知专以阳明为主，夫肺固其末已。……《金匮要略》以升麻鳖甲汤治阳毒，今人试之无效。……猩红热者，本于伏气，治宜内消，切不可外散，独活人所用化斑汤，以白虎加人参萎蕤，为得其要。以其不欬，知非肺病也。……世有用牛黄真珠者，住往得愈，其方得之笔工。……盖烂喉痧起初，寒热无汗，咽喉腐烂，中医谓感受时气不正之邪，蕴于肺胃之经，先宜发表，轻则荆防败毒散，重则麻杏石甘汤，往往一汗之后，不必治其喉，而喉肿烂自衰，有汗则生，无汗则死。”

丁、论神经衰弱：神经衰弱为近世最多之精神病，中医论者甚鲜，章氏指出此即金匮中所称之百合病是也。

据章氏著论曰：“今世所谓精神病者，自颠狂以外，则百合也。”

戊、论古今分量：章氏饱学卓识，所撰《古今权衡考》一文，载拙编《中国药学大辞典》末章，指出古时一两绝非今时一两，引用古书及实物合算，所言极确，全文极长，今引述数语如次：

“夫权衡待于考证，完物则古今不殊。……古方用杏仁，多者用七十枚，约今九钱弱。……大青龙汤麻黄，只今二钱一分弱，分三服，不及七分。……大承气汤大黄四两，只今一钱四分弱，分再服亦不及七分。不以完物比校，坯病推征，而以单文孤证妄变古之权量，杏仁四十粒约量五钱，七十粒则八钱七分五厘，分三服，则一服三钱稍弱也。”

章氏指出古今分量之折合，引用无数古籍，考证详细而明，自属古今学者所不逮，故今日经方家用药以两计，实属顽固而不事考据，以古两而做今两，成为刻舟求剑之千古笑谈而已！

当年霍乱用药大论战

章氏生前居杭州甚久，民国十二年出席杭州中医学校演讲。民国十三年常以医稿揭载杭州《三三医报》。来沪后向与上海中医界同人无往还，自“霍乱用药”之大论战起，始与上海中医界同人接触，自后担任中国医学院院长，今将氏“霍乱用药论战”之经过，叙其概要，以当近世医林之佳话云尔：

民国十六年，上海疫症流行，伤寒、霍乱及一切夏季疾病大盛，医生业务，骤增数倍。名医丁甘仁先生忽染湿温症仙逝。时霍乱更盛，民间死亡载道，社会震惊。章氏有感于此，撰文揭载于上海“申”“新”各报。其原文大致如下：

“今岁霍乱盛行，时医丁甘仁亦染疫死，或讥中西医师，彼此相妒，虽病甚，耻求救于异道者，至于就死不悔，是固医家之症结，然非所论于霍乱一病也。霍乱甚者，厥利交作，渐至脉脱，在此土则以四逆汤通脉四逆汤救之，在西土则以樟脑针、盐水针救之，四逆汤一方，并以生附子为君，强其心脏；以干姜为臣，止其吐利；二者相合，治自得道。樟脑针亦强心之术，与此同意，若夫以水淡血，以盐收拾脉管，则所谓以咸养脉者也（以咸养脉，见《周官疡医》）。二者之治，初不甚殊。……中医遇此，果早用四逆汤，自不待以盐水注射，以迁延不进，须臾口噤胃反，药不可下，非盐水注射，即无以济之。……”

查《内经》已有霍乱之论，凡挥霍撩乱呕吐泄泻均称霍乱。自张仲景著“霍乱篇”于伤寒论，亦是如此。唐千金宋外台俱有霍乱之方，均将暴吐暴泻肠胃炎，混称霍乱，真霍乱则称暑疫。金元明诸家又创霍乱之歧说，分干霍乱、湿霍乱，所说愈滋混乱。及清之中叶，王孟英又创热霍乱、寒霍乱。依照余之观察，寒霍乱即是暑疫，即是虎列拉，验之有霍乱菌；另一种热霍乱为发痧呕吐泄泻，仅系严重的肠胃炎，西医称为急性肠胃炎，验之无霍乱菌，此其重大区别也。故我国古时之论霍乱，本非专指虎列拉之真性霍乱而言。热霍乱者，即西医所谓急性肠胃炎，乃用黄连等药，健胃以退炎也。寒霍乱者即西医所谓真性霍乱，所以应用附子等药，强心以救急也。惟因均有暴吐暴泻之证，历来混称为霍乱，不加识别。时至今日，公共卫生发达，霍乱两字专指虎疫，大都会中报告流行病统计表及中医签署死亡证书（按上海中医早已实行），凡提及霍乱两字，均是真性霍乱之法定名辞，假霍乱或热霍乱均不成立，通常呕吐泄泻，绝不能混称为“霍乱”，必须检验病菌，证实有霍乱菌后方能填写“霍乱”两字。而章氏所论，早已符合科学，真知卓见，确切不移，至堪钦服！

患鼻渊症如玉柱长垂

章氏鼻部隆然，双管呼吸，永感微塞，难得短时间之通畅。谈话声，因鼻塞而发为粗俗嗡嗡之鼻音，鼻孔中之两行清涕，汩汩而出，有时如玉柱之长垂，色现微黄，随拭随流。据氏自谓为患鼻渊症，且疑为有脑漏焉。尝取中药辛夷为末而嗅之，藉资医治，余见之谓碧云散方用芙蓉叶研末，较诸辛夷末更有效。数日后，余往谒候，氏谓余所言之芙蓉叶末，确较辛夷末舒适而有效。时适杭州虎跑寺僧人某来索书，氏即展纸濡墨，挥笔书辛夷芙蓉可治鼻渊症之语，所撰文句，别饶风趣。或有人劝氏割治之，氏以为不然，因割治愈后，仍易复发也。

氏之鼻渊症，其病源起于民国三年遭受袁世凯幽羁之时，因被寒风所侵，初患重伤风，不予疗治，积久而成此痼症。

氏向不问世俗事，即日常事务，亦昧然无知，每日侍其左右者，为一男仆。仆不识字，案头整迭书本，时有错误，往往惹起氏之愤怒，但又不忍撤职使去。惟曰：“笨拙如是，何以可觅取噉饭地？”是氏之仁厚过人，亦非常人及也。氏每餐用膳，桌上菜肴惟就近处者食之，其余纵有珍味，箸亦无及。所食不过为蒸蛋、花生浆、乳腐，以及蔬菜而已。食毕即手执一卷。积久不出门，出门如无引导者，亦不识归途。衣朴素，无洁癖，习性行为，大相类似。说者谓氏有宋代王荆公之风。两大学者，相距千年，可谓先后同揆矣！常吸金鼠牌香烟，日尽六七十支，闲吸水烟，吸后烟蒂，任意吐弃，故书室中地板满布焦痕，仿佛麻脸之麻痕也。

死后要葬刘伯温墓侧

氏嫉恶如雠，人有不善，辄面加诃斥，不为少留余地。晚年于所不喜，则不相见，或见亦不数语，嘿尔顾他，不复做灌夫之谩骂矣。曾与人书，有云：“少年气，立说好异人，由今观之，多穿凿失本意，大抵十可得五耳。假我数年，或可以无大过。”盖氏趋重平实，前后志趣迥然不侔，是亦涵养功力，日见深邃之征。从心不踰，庶几近人。或谓汤氏夫人从旁婉劝，亦与有力焉。夫人名国梨，为当时之有名才女，婚后琴瑟敦笃。氏浸沉于学，不视旁骛，故阃内外诸事，悉由汤夫人经纪之。王夷甫“口不言钱”，先生亦犹是也。

氏逝世后，其家人厝殡灵榇于居室中，不谋入土营葬，盖氏生前托杜志远君代谋葬地，书谓：“刘公伯温，为中国元勋，平生久慕，欲速营葬地，与刘公家墓相连，以申九原之慕，亦犹张苍水从鄂王而葬也。君既生长其乡，愿为我求一地，不论风水，但愿地稍高敞，近于刘氏之墓而已。”故欲营葬于青田遂其宿愿，遂迁延未决。迨中日风云，日趋紧张，战争既起，大江南北，铁蹄纵横，其家人均至内地避寇患，濒行之前，即掘地室中，为氏窀穸之安焉。敌伪盘踞时代，余特赴苏州，恭视氏之庐墓，墓前杂草丛生，陈设萧然，而所悬遗影亦失，留一老人守墓，朝夕厮守，未曾离去。恭吊久久，临风于悒。前岁八月，遇氏之长公子章导（孟匡）于筵席间，仪表英伟，言辞隽朗，可谓哲人有后矣。

（《春秋》第四十期）

德国的再统一与新世局（汪荣祖）

一九九〇年十月三日，中东危机虽未稍解，德国正式统一仍是举世的头条新闻。一个国家的统一与再生是历史性时刻，当然是令人瞩目的大消息。

统一前夕，柏林上空烟火灿烂，群情欢欣，却掩盖不住德国走向统一之路身不由己以及委曲求全的心情。与一百多年前俾斯麦趁普法战争大胜余威而统一德国的声势，固不能同日而语，更不要说希特勒那种欲将天下郡县之的雄风壮志了。

事实上，一年前连德国人自己都梦想不到很快会统一。统一来得如此快，完全是被动的，只因苏联的老戈逼于经济危机，共产帝国频于崩溃，无暇顾及东欧的民主革命，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水银泻地，东德人潮西流，围墙倒塌，导致共产东德从华沙集团脱颖而出，转投北约集团去也。西德总理柯尔（Helmut Kohl）于投怀送抱的东德，当然是伸开双手欢迎，却大有不暇应接之感。

激情之后，立刻发现代价甚高。把东德的经济统一过来，每年至少需要一千亿马克，大约是总产值的百分之四，如持续数年，足以耗尽外汇存底。同时为了让苏联军队自东德撤退，慨付安家费一百八十亿马克。幸而西德有钱，为了统一的顺利，不惜多花些银子。

有钱固然好办事，但并非所有的问题都可由钱化解。四十年来，西德在美、英、法盟国占领之下，学乖乖牌，十分顺服；学民主，也有模有样。但一旦要统一，重申主权，两德加起来，人口八千万，俨然欧洲超强，四周的邻邦不免哇哇乱叫，就是连包括苏联在内的战时盟邦，心里也有点那个。是以大个子柯尔又必须打躬作揖，处处保证，口头保证之不足，并另立字据以资存信，德国不会索回故土，不再侵略，也不建核武，总算战战兢兢稍息群疑。

德国保证不再成为军事大国，但势必成为经济大国，一旦东德的经济被提将上来，则雄厚的西德财富何止翻上一番。一国的国力有两翼——财力与兵力，所谓富国强兵，国富而后能强兵，兵强而后能保国之富。现在德国只谋财、不增兵，外国军队撤退之后，则又如何保障其日富之国？有一个办法，也就是英、美、法所坚持的，即统一后的德国必须在北约军盟之内。表面上以北约兵力为德国防，骨子里同时防德做军事扩张。但北约之成立为了对付苏俄的共产帝国，共产帝国既溃，则北约何异是无的之矢？迟早会解体，或名存实亡。到那一天，德国势必“强兵”不可！

另一个办法，也是欧洲人一直追求的理想办法，即是以德国之统一为全欧统一的先阶。多少年来，西欧的整合似乎是一帆风顺，共同市场运作得很好，并谈到货币的统一。哪知德国统一一成定局，欧洲整合反见疑滞。原因无他，当东西对立时，西欧自成一体，同仇敌忾，一旦对峙消逝，旧日的民族矛盾、历史性的恩怨，如死灰复燃，一体感无形解体。

四十五年来，在西欧同体之下，法国人与德国人似已成为亲密的朋友，近年还组成了一支五万人的法德联军。柏林围墙倒塌时，也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法国人赞成德国统一，但是现在只有百分之三十几了。更令人感到警惕的是，九月间法国的米特朗与柯尔在墨尼黑高峰会谈时，出言颇不投机，令人感到法国对德国统一已生二心。德法若不能和睦相处，旧恨必将激荡新仇，今后的新世局殊难乐观。

新世局因冷战结束而展开，但新秩序的建立非若初料之容易。美国人欣喜冷战胜利，却不知胜得很惨，那天文数字的国债，有一大部分由于军备竞赛。俄国人固然搞得山穷水尽，只好缩手；但美国人也搞得债台高筑，两袖清风。

富甲天下的美国搞到两袖清风的田地，哪有余力来领导世界新秩序的建立呢？当年可以来一个马歇尔计划，如今心有余而力不足矣。当年越战费用，全数包下，而今出兵中东，只好到处伸手矣。谁会跟没钱的老美走呢？新世局的发展断非华盛顿所能掌握与控制。

从长程看，西德将东德的经济扶将起来之后，实力大增之余，来一个“东进政策”，与俄国合搞什么“经济共荣圈”，岂是西方诸国所乐见？但是不乐见，又奈何？最近柯尔与戈巴乔夫杯酒言欢，眉来眼去，已招西方许多人物议，但物议又如何？

从短程看，西德必将在东德投下大量资本，无暇兼顾外国，自在意料之中；中东海湾危机，美国要向西德分摊军费，德国人老大不愿意，溢于言表，已可见端倪。至于负债累累的美国，在最近的将来借不到如意的马克，更是意料中事。德国统一的羽翼未丰，日耳曼的子民也许不得不低头认账，但既丰之后又将如何呢？

德国的统一将牵动世界权力与秩序的组合，是迟早的事、是可以断言的事。不能断言、也难预测的是什么样的秩序？什么样的组合？

一九九〇年十月九日

马寅初先生在重庆大学（叶沛婴）

今年农历五月初九日，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马寅初先生的百岁诞辰。百年劲松，一代人瑞。到时，满门桃李，全国知交，齐为马老称觞上寿，并选刊先生著作及祝寿文章，永志纪念，诚属稀世盛举。

马老任教南京中央大学时，我是经济系的学生，忝列门墙，亲承教诲。他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时，我又在他领导下担任教职，深领教益。现在回忆马老在重大时的一些事迹，藉申平生仰慕之忱，并祝吾师健康长寿！

马老于一九三九年春至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任重大商学院院长。他为办好商学院，提高教学质量和培养人才而宵旰勤劳。他家住重大教员院，每天上午到院办公，并亲自讲课。全院有关教学、行政乃至向国外订购图书等事，他都一一躬亲处理。

马老到商学院不久，即倡议组织教师聚餐会，每月一次。目的在了解教学情况，团结教师，共同搞好教学工作。会上大家自由交谈，各抒己见。这种融洽的聚餐会举行过好几次，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马老对全院教职员工，相见以诚，相待以礼。记得每年春节，他总一早就到员工宿舍一家家去贺年，慰问他们一年来的辛劳。

马老接近学生，喜欢听取他们的各种意见。对学生意见较大的教师，要亲自去听课。因此，教师们对备课、讲课都很认真，也不敢随便请假缺课，从而在商学院建立了比较好的学风。他时常邀请著名学者来院讲学，以提高学生的专业知识。会计学家潘序伦先生就曾两次来校讲授决算表等会计问题。潘先生课后来不及回城，马老招待他住在教员宿舍，亲自照料他的起居饮食，备极周到。

马老非常爱护学生。他不仅能叫出全院学生的名字，对他们的学习、思想、生活也很了解。有些战区学生患了病，他就介绍医院让他们去住院治病。

一九四〇年夏，日本侵略军的飞机昼夜轰炸重庆（当时唤做“疲劳轰炸”）。学期终了时，学生要求免去大考。教务长、训导长表示同意，理、工两学院都决定免考，惟马老不同意。训导长王克仁说：“教育部已经同意免考，商学院何必例外？”最后，校长叶元龙做出决定：商学院是否考试，由马院长决定；其他两院可予免考。后来，商学院利用一早一晚，坚持举行了期终考试。因为马老对学生的要求高、考核严，所以商学院的学习空气比较浓厚，基础知识也学得比较扎实。

马老勤奋好学，处处以身作则，为全院师生树立了很好的榜样。重庆那时天天遭炸，空袭时，我们都躲入防空洞，马老却常站在洞口，手不释卷，利用那一线亮光，认真阅读。某年暑假，我寄住在他歌乐山寓所有一个多月，每每见他翻阅中外资料，撰写文章，直到深夜。这种孜孜不倦的治学精神，使我深为感动。

重大商学院有学生自治会的组织，以及许多政治性的活动。都是在马老支持下进行的。如邀请校外民主人士讲演，反对训导长压制民主，要求增加战区学生贷金等等。那时，马老的思想已倾向进步，来往的多是知名的民主人士如沈钧儒、郭沫若等。他的思想很自然地影响了学生。在全校，商学院学生的思想，突出地显得进步。不过，相对地，反动势力也比较猖獗，所以，斗争还是很尖锐的。

马老当时着重研究中国战时经济问题。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政治黑暗，抗日战事节节败退，而孔祥熙、宋子文等四大家族，却利用权势，巧取豪夺，囤积居奇，大发国难财，置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循至滥发钞票，形成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财政经济，危机四伏。马老目睹时艰，痛心疾首，自感义不容辞，便在重庆公开发表演讲，严正抨击蒋介石政权的战时经济政策，痛斥孔宋贪污，要求开征“临时财产税”，重征发国难财者的财产来充实抗日经费，并要求从孔祥熙、宋子文开始。马老不畏权贵，敢言敢怒，表达了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启发了青年学生的斗志，更鼓舞了前后方军民的爱国热情。这种正义的呼声使反动统治集团胆战心惊，坐卧不宁。

一九四〇年初秋，蒋介石侍从室通知重大校长叶元龙去见蒋。一见面，蒋就怒气冲冲地说：“你真糊涂！你怎么可以请马寅初当院长？你知道他在外边骂行政院长孔祥熙吗？他骂的话全是无稽之谈！”又说：“他骂孔祥熙就是骂我。”命叶元龙下星期四陪马寅初去见他。

叶校长回到学校，告诉了我，要我转达马老。我确有难色，但又不便违背叶的嘱托。当日，我就上歌乐山见马老，告知此事。马老听了很气忿，没有立即作答。天色已晚，我就住在马家，但心情沉重。翌晨，马老对我说：“叶元龙陪我去见蒋介石，我不去！要我去，除非宪兵来请。”我下山返校，将马老的话回复叶元龙。我又说：“马先生意志坚强，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不能勉强。”叶沉吟不语。我又说：“你去见蒋时，就说马先生有病如何？”叶摇摇头，说：“马先生明明在上课，我怎么能说他有病呢？”叶元龙深知马老为人，从来是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不能再劝。

下一个星期四，叶元龙一个人再去见蒋，小心地应付了几句。蒋介石亦知用高压手段无效。最后对叶说：“我要同马寅初谈谈，你叫他以后再来看我。”

威胁不成，改施利诱。过了一些日子，中央银行会计处长金国宝来找叶元龙，说奉孔祥熙之命，敦请马寅初出任财政部次长。要叶陪同前去。叶深知马老刚正不阿、不屈不淫的性格，忙道：“你万万不可以给马先生说这个话。”可是金还是去了，果然扫兴而归。

不久，马老又在黄炎培办的中华职业学校做了一次公开讲演。他不仅骂了孔宋贪污，发国难财；还骂蒋介石“不是民族英雄，而是家族英雄”。蒋介石老羞成怒，用法西斯手段，托辞派马寅初到第三战区考察经济，命宪兵团长胡某把他逮捕了。马老被迫离开重大后，被监禁在江西上饶和贵州息烽达二十一个月之久。

事件发生以后，叶元龙决定：商学院院长名义不动，在马院长离校期间（实质是被监禁，而名义还是派去考察经济），由他本人兼代院长职务。为了照顾马家经济，马老薪金仍由会计室按月照付。那时，我经常去看马师母，并告：“府上的事，我当负责照料，有事可以找我。”

一九四一年三月，商学院学生在中国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的支持下，以庆祝马老六十寿辰为名，掀起了著名的“祝寿运动”，登报通知他的亲朋故旧和学生，谋求扩大影响，争取全国舆论支持营救马老恢复自由。

侍从室主任陈布雷见报大惊，打电话找叶元龙去。一见面，就说：“这样做，置委员长于何地？”严词责令叶回校制止。但是由于学生的坚持，祝寿大会如期举行。

三月三十日，学生提前举行祝寿大会。这一天，从重庆城里到沙坪坝重大来祝寿的人很不少，有沈钧儒、邹韬奋、《新华日报》社潘梓年、重庆各报社记者以及马老的知交和学生。寿堂设在理学院二楼大教室。正面高悬红底金字大寿幛：“明师永寿”。四壁满挂各方致送的寿联寿幛。其中有两副极为珍贵的对联：一副是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联名书赠的“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出自董老手笔。另一副是《新华日报》社的“不屈不淫征气性；敢言敢怒见精神”。寿烛高烧，花篮芬芳，一本精致的纪念册里是手抄的马老三篇论文和纪念文章。来宾和学生都佩着特制的红寿字纪念章。祝寿会开始，由商学院学生赵国恩报告筹备与受阻的经过。来宾张西曼致祝词。他说：“今天的祝寿会上不见寿公，使我们无限感慨！”又说：“马先生敢言敢怒，值得我们学习。”最后以茶代酒，遥祝马先生健康长寿。筹委会又倡议醵资兴修“寅初亭”，当场受到各方的响应。此亭于数月后，在重大校园梅岭建成。

马老被捕后，校长叶元龙就一再呈请辞职，于一九四一年暑假批准，由梁颖文继任。消息公布后，学生群起反对。梁于接事后一星期即被学生轰走。蒋介石得报大怒，下令解散重大。梁颖文带领宪兵于夜间包围校园，逮捕了骨干学生三十二名，学校经费奉命停发，暑期留校学生（多数由战区流亡来渝，无家可归）一律于二小时内撤离，校舍由宪兵接管巡逻。当时，学生仓皇出走，偌大学府只见一片混乱凄凉。但是，反抗的怒火却正在人们的心底熊熊燃烧，预兆着国民党反动派已经走上了穷途末路。两个月后，重大复校，撤换了梁颖文，由张洪沅继任校长，刘大钧接任商学院院长。许多进步学生不准注册上课，被无形开除；有些人则记大过后方准注册。

一九四二年八月，蒋政府迫于中国共产党、爱国民主人士和重大学生的压力，不得不将马老释放回渝，但仍被软禁在歌乐山家中。一九四四年，马老终于能返回重大商学院上课。他利用讲堂，照旧抨击反动统治的黑暗腐败，具见马老的斗争精神。

回想四十年前，我们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和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之下，庆祝了马老的六十寿辰，发扬了马老临危不惧、刚正不阿的气节；也显示了重大学生和民主人士的不畏强暴，敢于斗争。从而伸张了正义，使马老能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教育事业，做出巨大的贡献。

今年，我们是在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之后庆祝马老的百岁寿辰。马老的高风亮节，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当年所遭受的迫害和诬陷，已经彻底平反；他平生的各种正确主张，如中国的人口问题和经济综合平衡等，也已经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并已次第见诸实施，这是特别值得庆贺的。我忝列门墙，又追陪共事有年，得两次躬逢祝寿大会，衷心欣慰，实难言宣。谨写此文，再次恭祝马老健康长寿。（徐修梅整理）

（《文史资料选辑》第七三辑）

章太炎先生晚年在苏州讲学始末（任启圣）

一九三二年，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战后，章太炎先生见日本步步进逼，蒋介石不愿抗战，拟赴华北游说张学良、吴佩孚诸人奋起抗日。乃于一九三四年携同孙中山时代，曾任大本营之军务部长龚振鹏到北京。时吴佩孚新由四川来京，亟图再起，但手无实力，一切尚须张学良支援。一日先生在吴佩孚宅中正高谈抗日，适前教育总长东北人刘哲在座，吴问刘奉军入关人数，刘答二十余万。吴曰，曹操下江南号称八十万，周瑜以五万破敌，今日奉军尚多，何以不敢抗战？刘大怒曰，此是《三国演义》所说之事，与今日时代不同，拂衣而去。先生见事无可为，遂返沪不谈国事，决心讲学。旋应苏州国学会之邀到苏讲演，听众逾千。先生喜曰，吴人慕吾名，故听众踊跃，又以其师俞曲园曾居苏，乃在苏州城内侍其巷购房一所为讲学用。先生夙婴鼻疾，曾在协和医院割治无效，蒋介石闻之赠予现金三万元，先生不受。居正、张继等人乃改用中央党部名义赠之，谓先生为同盟会创始人，与后来改组之国民党有关，此为敬老计，非蒋氏一人之私，左右亦劝先生以此项赠金移做章氏国学讲习会经费。鲁迅谓先生晚年接收馈赠，或即指此。先生以经费有着，原屋湫隘，不堪讲学之用，乃在苏州城中心锦帆路另建新楹，计楼房两幢，讲堂数间，又在外租赁宿舍一处，供外埠学生住宿。原拟每人每季收学费二十四元，至此则完全无须收费，已缴者照数退还。此章氏国学讲习会开办之缘起也。

一九三五年暑假开始，共招学生七十二人，籍隶十四省。江浙人居多，北方人甚少，计甘肃一人，山西三人，山东四人，辽宁一人，河北籍者仅余及陈兆年两人。先生自任主讲，每星期担任四小时，每次二小时。尚有助教多人，以前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朱希祖担任《史记》，前东北大学主任教授马宗乡担任《庄子》，孙世扬担任《诗经》，诸祖耿担任《文选》，黄蕙兰（黄侃前妻）担任《易经》。诸生慕先生名，听课时无一缺席，其余则零星点缀而已。先生首讲《左传》，次讲《尚书》，最后拟讲《说文》，尚未开讲即已去世。犹记先生讲《尚书》时，凡注疏已通者一概不讲，发现错误始进行驳辨，一字之微常辨析数小时而不倦，引经据典，口若悬河。先生不编讲义，不带参考书，惟凭口诵手写，不但《说文》、《尔雅》背诵全文，即对《汉书》颜师古注，亦如数家珍。有人说，国学家第一本领即是书塾，此皆幼年刻苦用功死读强记至老不忘一字，故能左右逢源，一隅三反，非今之一知半解者所能望其项背也。先生讲《尚书》毕，做总结时说：《尚书》自马、郑至孙渊如，讲通者不过十之四五；高邮王氏精于训诂，且不拘今古文，自出心裁，讲通者又有十分之一；仲容可取者只有三十条；曲园先生《群经评议》中亦有可取者，连余所得一百七八十条，又搞通二成，共得八成。其余二成，本人亦不通，有待来者。仲容与曲园意味不同，然皆敬服高邮王氏，王氏于训诂中兼校勘，仲容兼有校勘，而曲园无之，且常改古人之语，此是少年气盛，处处想胜古人，然亦不见得能胜也。清儒注《尚书》者有江声、王鸣盛、孙星衍三家。江有思想少收罗，于今古文不大分辨，其说混杂；孙多收罗少思想，采今古文，其说不一贯；王作《尚书》后案，一以郑康成本为主，所不同者，概行驳斥，其说墨守，虽较江为可信，究非治经之道也。

余生也晩，亲见洛阳出土之三体石经“无逸”、“君奭”两篇之残片内有“又做有”，“恭做龚”，“威做畏”等字，皆可因此而校他篇，故余创获独多。余解经与高邮同其旨趣，间或过之。并非古人读书不多，智慧不够，盖当时坊间所能供应之材料只有此数。余藉地下出土之力始考证如许。若能继续出土、继续研究，或有全部讲通之一日。昔人谓《尚书》系孔子删定，篇篇可法、句句可信，余不以为然。孟子以《尚书》有夸大处，取二三策可已矣。武王伐纣杀人三亿，十万为亿，尚为三十万，杀人实不为少。《尚书》大传亦引此事，“不爱人者及其胥余”一语，正见其夸大也。又谓“贤”字当是“坚”字之误，有财者未必贤，贤者不能从“贝”也；“来”字象形似麦，而“麦”不能从“夕”也。诸如此类者甚多。不铺张、不虚伪、不取孤证，言必有征，斯乃朴学家实事求是之精神。

先生继江声、王鸣盛、王念孙、孙星衍、俞曲园说证之后，集其大成，巍然独立者也。先生讲书或谈话，凡列举人名皆有分寸可寻，而毁誉则包含其间。如汉儒郑玄，则称郑康成；王念孙，则称王高邮；至其师俞樾，则称曲园先生，不冠姓。对康南海则直称其名曰康有为，并不信口骂人。早年从事革命，推翻专制，不得不峻刻风厉，取快一时。及讲学，则一趋于平正，固儒家之态度也。

先生晚年颇留意明史，在临殁前数日尚读《明史》不缀。以明前为蒙古、后为满清，其史取材不纯，语多忌讳。尝拟另行撰述，并嘱其门人朱希祖注意。朱在各大学主讲历史多年，搜集明末清初材料甚富，为一代权威。惟其在学会讲《史记》时，颇不受同学欢迎。为考证司马迁之死日，费时数月，直至先生病殁，尚未举出。同学尝戏语曰，朱师此来（每月来苏二次）司马公或尚未死。《史记》一书有多少题材可以发挥阐述，而于司马之死日则纠缠不休，琐碎支离不得一当。记其挽先生联云：“一代大儒尊绛帐；千秋大业比青田”，语极庄重，然与朱浩联语相比似又逊一筹矣。浩，苏州人，学问渊博，颇得先生器识，因藐视诸助教，甚少听课。及先生殁，浩亦挽以联，上联为：“赐尔来何迟也”，下联为：“禹吾无闲然矣”。运用自然恰合身分。余以同学关系，曾交谈数次，其人面目俊秀，言吐风雅，惟恃才傲物，旁若无人，盖亦狂狷之流。朱联以青田比先生亦有所本，盖先生前颇以刘伯温自况。民初被袁世凯拘禁于北京龙泉寺时，日书死字，并愿死后埋骨于刘墓之旁。经人疏通刘氏后人，颇表同意。迨先生病殁，国民党明令国葬。章夫人以伯温原籍青田县，交通不便，拟安葬杭州，与湖山不朽。次年淞沪战起，乃将遗棺权厝于锦帆路本寓后菜园。解放后经浙江人民公葬于西湖，与章夫人原议甚合，然非先生本志也。

一九三五年冬，天津《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到苏为其父碑文事面谢先生，并问先生中国能亡否？先生答曰，若以单纯中国历史来看，国民党政府所造亡国条件俱备，但今非昔比，尚须看国际形势如何。倘亡国之后，愿吾子孙世世勿受其禄。此语涉及国民党，当时报界皆未敢刊出。先生在苏出语亦颇谨慎，在讲堂中绝不牵涉政治一字，同学至私室请教之，亦皆一笑置之。如询同盟会事，亦只云孙中山聪明敢干而已。其他则一概不谈。

一九三六年旧历四月，章夫人为其生母在苏州郊外穹窿山某寺祝嘏，同门师生全体前往，寺中备有素餐。临行前，章夫人语同学，诸君按日上课，用功过于劳累，趁此初夏季节，入山游览，大可开拓胸襟，若谓上寿则吾不敢。是日乘专轮前往，与余并肩而坐者为龚君振鹏、朱师希祖，舟中叙先生逸事甚多。及夜晚返城，忽报先生病笃。章夫人尚留山中，闻报亦赶至。李根源先生时居苏州，常与先生往还。一日忽传集同学分班至先生病榻前举香站立，口诵阿弥陀佛，以四人为一班，每班站二小时。至余值班时，约在某日下午四、五点钟。先生已入昏迷状态，痰声如锯，次日即逝去，享寿六十有七。先生精于医，其门徒孙世扬亦精医术，而皆不能治，或诊鼻痈毒菌侵入脏腑所致。当备金丝楠棺一具，价一千元，即日入殓。章夫人就灵前语同学，大师虽去世（学会中人皆称先生为大师），学会则照旧办理，继续完成大师遗志，愿诸生在灵前签名。同学以新丧，又受章夫人之感动，皆签名，然亦有签后襆被归家者。而学会直办至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开始时为止。

学会规定学员修业二年，由各省市文化机关团体保送，并指定作论文一篇，经审查合格后发给听讲证即可报到入学。时余在山东工作，慕先生名，乃托由山东教育厅保送到苏州。但到苏州后困难甚多。第一，先生讲话完全余杭土音，且素患鼻疾，鼻息不通，读字又用古音，听课时几若木鸡呆立。华北诸生皆具同感。迨相处日久，查对同学笔记，渐亦明了；第二，宿舍拥挤，入夜灯火通明，读书声大作，且有高谈阔论者，几至不能睡眠。一日三餐皆系米饭，迨包饭人送到，饭菜皆凉，又不合北人口味。余遂邀集华北同学十一人，另在护龙街租楼上下四间，请厨师一人专做面食，早点由个人自备，综计每人每月房饭费约八九元。当时同学江浙人居多，体质柔弱，北籍者亦以马宗乡及余身体较好。马君练长拳，余习太极拳，每早携华北籍之同学到王废基五三公园练拳，傍晚再至公园茗饮。星期假日联袂出游虎邱、云隐、留园、拙政园、沧浪亭、寒山寺等处，足迹踏遍苏州全市。回思前尘犹有余恋，而流光易逝，两鬓生霜，同门师友凋零殆尽，即最亲爱之甘肃李恭、河南曹君依仁亦皆鸿飞冥冥。诸同学年龄不一，程度亦不齐，最长者五十四岁，为辽宁人马宗乡；最小者十七八岁。其中有教授、有教员，有大学或高中师范生，亦有慕名而来归者，大皆好学深思之士。而先生每谓得俊才甚少，孔门三千而得名者不过七十有二，才难之叹，古昔皆同，正不必为同学讳也。

先生精声韵文字训诂之学，而尤重《说文》。同学相习成风，皆争购《说文》四五种：为段玉裁之《说文解字注》，王筠之《说文句读》，桂馥之《说文义证》，朱骏声之《说文通训定声》，皆在所必读。以同学七十人计，每人四五种至少应购二三百部，在护龙一街俯拾即得。自民国肇建以来，《说文》已成僻书，翻版甚少，即商务、中华亦并于四部之内，朱、桂两家尤不多见。北京琉璃厂素有文化街之称，若骤购《说文》四五种、大小数百部，恐亦捉襟见肘。而苏州书肆应付裕如，苏州向日出版书之多而且集中，绝非他处可以比肩。先生卜居吴下，或亦着眼于此也。

学会虽由先生出名主办，而操持内幕者实为其夫人汤国梨。余初至苏州照例先谒师母（同学皆呼章夫人为师母），夫人谓凡来会求学者，皆属同道，我竭诚欢迎，否则虽中央大员来，恕不招待。其口气颇大，亦甚得体，又笑谓大师只是教授，并不管会事，余系会长兼庶务，诸生有事可来找余商量，不必麻烦大师，而大师亦不善于管事也。诸生一切琐事以及起居医药皆由章夫人，体贴周到，无微不至。夫人善诗词，著有《影观诗集》，曾充上海务本、爱国诸校教员。民二太炎先生登报征婚，经蔡元培等之介绍，始与先生结婚。尝谓余之学问皆系自修，并非得自章氏，虽系夫妇而谈学问机会甚少。在苏州时，先生与夫人各居一楼，除两餐时会面外，其余时间皆在读书，尚不如同学听课方便。去岁闻李老根源谈，章夫人仍住苏州锦帆路旧宅，三年前曾来京一次，精神尚佳，年龄已在八十以外。其长子习土木工程，不能传其业；次子章奇留学国外。（一九六二年四月）

（《文史资料选辑》第九四辑）

民主潮与独裁风（黄回）

——谈加拿大政坛几件大事

一 民主的胜利

今年九月六日加拿大最大最富庶的安大略省举行省选，结果出人意料之外，新民主党以压倒性的赢得了大多数席位，成为加拿大有史以来第一次新民主党在安省获得组阁权。原本执政的自由党，本应还有三年的执政期，但省长见民意调查，其党正占大多数支持的上峰，而明后年面临的政治风浪不少，恐不上算，故大大提早省选。如获选连任，则三年可换来五年的稳坐江山，可是并没有提出令选民信服的充足理由，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一败涂地，省长本人的议会席位都被扫地出门。这种败绩实足为投机政客诫。

上次选举自由党在一百三十席位中占了九十五，而这次竟跌至只有三十六；上次仅获得十九席的新民主党，这次则暴升到七十四席。当一个半月前，宣布举行省选时，据民意调查执政的自由党获五成的支持，新民主党只得三成，而掌权联邦大失民心的进步保守党，只获两成支持。随着竞选活动的展开和选期的逼近，自由党的声望逐渐下落，而新民主党则稳步上升。直到选前三天，新民主党竟超过自由党一大截，获选民百分之三十九的支持，而自由党跌至百分之三十三。党魁急不择言，见选民担心加税，故宣布如再获选连任，将减少整整一个百分比的税，（好大的恩惠！）又说如新民主党获胜，你们的子女将挨饿。这些失言，影响民心的向背。一般选民无定见，受竞选活动表演的影响至大。这正说明了选民对政党缺乏一贯的认识，不知客观衡量政党多年来的表现而予以总评，多半受一时表演的激动。一般说来，此间选民知识水准不算低，但仍缺乏一贯客观的判断力，易受煽惑，足见民主制度之难行。

新民主党在竞选之初，万万没想到能脱颖而出。在投票之日，也未料到能获大胜，这种现象极其突然。现在事后分析看来，进步保守党之功不可灭。执政联邦政府的进步保守党，推行的政策大大伤害了中下阶层收入者。尤其与美国的自由贸易定，未蒙其利却大受其害，美资工厂纷纷回迁美国，造成大量失业。重税、高利率的政策，使得经济直滑下坡。缩减社会福利、教育基金，直接伤害中下阶层等等不得人心之政。加上几年来省内自由党政绩平平，又屡失诺言，竞选活动时党魁更失言。故使得选民连居间比较温和、多半受中产阶级支持的自由党也不再信任了，干脆走向另一端，支持社会主义的新民主党，以求保障，这才是新民主党大胜的主要原因。

新民主党的胜利，惊醒了资本家的美梦，个个采取观望的态度。党魁李博（Bob Rae）——新任省长怕吓跑了投资者，大力安抚工商界，表示他们愿意而且必须和各界人士合作，新政也不是能够一夜之间急促推行的。他主要的政策包括征收赚钱公司起码的公司税，百万元以上的遗产课收遗产税，对房地产投机买卖者征重税，管制房屋公寓租金的上涨，对农民和小企业者低利率贷款，提高最低工资，改良退休金制度，男女同工同酬，消除妇女、残废者、土著和少数民族在就业方面所遭受的歧视等。一言以蔽之，新民主党的新政，目标在于缩小贫富差距，维持起码的社会公道，发挥人道精神，让贫弱者在经济艰难期仍能保有基本的生活条件，共度难关。这样的社会主义难道是毒蛇猛兽？这样的社会主义难道是空想？这样真正以大多数中下阶层的“民”为“主”的社会主义，难道不才是真正的“民主”？

这位新省长说得好：“他因东欧国家争取民主成功而高兴，但不认为这是资本主义为大众普遍接受的明证，也不以为是民主的社会主义受摒弃的事实。”这次安省新民主党的大胜，正好说明了中下阶层的觉醒，说明了他们对极端资本主义政策之厌恶。而凡还有一线良知存在的资本家，亦不应因民主的社会主义登台而大打退堂鼓。

民主的根基和根本目标是自由、平等与博爱。一切所谓民主的制度及政策的制定，都应以此三者为基本原则。换言之，民主政制的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藉以体现此三者的手段和工具而已。而唯有以此三者为根本原则为进行方向，人民才有逐渐达到真正当家作主的可能，“民主”才不致沦为空洞的名词。凡朝反方向前进的政制，都可说是反民主的逆流。一个主张人民有充分言论和行动自由，一切以民意为依归，民选出来之民主的社会主义党，不但一点也不可怕，反而还提供了体现“民主”的最大可能。世界上多少西方国家由民主的社会主义党执政，或社会主义者在政坛上有很大的反对党势力，但这些国家不但没有走向贫穷的道路，反而还国泰民安。最显著的是瑞典、法国、意大利和澳大利亚。它们明显的特征是不但最大多数人的自由受到保障，而且平等与博爱的精神得到更高度的发扬。这岂是目前英、美、加由保守的资本主义党执政，可能望其项背者？

美国《华尔街日报》见新民主党在安省大胜竟云：“难道安省的选民愚蠢到连社会主义已经死亡这一回事都不知道？”这显然是低水准反共反昏了头的记者，不分青红皂白故做惊人之语。明明在欧洲死亡的是共产主义，好的社会主义在世界各地都还健在得很呢。美、加这种缺乏人道的资本主义社会，恰恰需要一点社会主义的药方，才能减少拿贫弱当掠夺钱财的祭品之病态“文明”。人人都只有一条命，只能活一次、过一个人生，口口声声以“人”为“本”，重申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绝无任何理由让这部分人为那部分人的利益做祭品。无意造成的，应力谋补救；何况不少是由有意的政策造成的，该当何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加一直名列世界最富有的十国榜内，何能容忍数以百万计的国民挨饿？何能推托缺财源来解决问题？显然是分配应用的制度有问题。这次安省民主的社会主义党当选执政，欲把财源供奉的方向调整，减少锦上添花、多做雪里送炭，以大多数中下层人民为主要着眼点，故这岂止是社会主义在北美的振兴？简直就是民主的胜利。

二 独裁的横行

甲 议坛风浪

加拿大从一九八四年由进步保守党执政以来，以减低政府财政赤字为主要施政目标。用减少社会福利、教育基金和改税制加税为手段，但并未积极创造就业机会，故造成贫富差距加大，民怨不绝。最近更由保守党占大多数的众议院强行通过了货物与服务税（Goods and Services Tax），但必须交由参议院审核通过才能实行。参议院由反对此税案的自由党员占多数，届时势难通过。故总理穆隆尼临阵磨枪，在开会前两、三周内，连续任命了十五位赞成此税案的保守党员进入参议院，补足参议院的缺。可是仍然比自由党员少了六名，仍无把握获得通过。故他在开会前两、三天更临时抱佛脚，史无前例地援用百年前即一八六七年订的，从来没有任何总理引用过的英国北美法（又称宪法法案）内的条款——危急事件有必要时，可额外增加八名参议员之规定，火急电请英女皇批准后，特别外加任命了八名保守党参议员，造成五十四位保守党员对五十二名自由党员的优势，务求货物与服务税一定通过。

但从加拿大自订新宪法后，此北美法案仍否有效还成问题，况且此次能否被视为“危急事件”亦是问题，此为其一；按宪法规定，每省的参议员人数不得多于众议员，穆隆尼总理却枉顾宪法，在纽布朗士省内指派多了一名参议员，使该省参议员人数多于众议员，此其二；按一贯往例，货物和服务税由省府征收，联邦政府有否征收权仍是法律上的疑点，此其三。目前加拿大最大最富的几个省分，安大略、卑诗、哥伦比亚及亚尔伯塔的省长，均强烈反对此税制，而卑诗及亚尔伯塔已就此中情况择其一二，上诉法庭控诉联邦政府违宪，等候聆听审议中。但目前安省十名自由党员和一位律师上诉地方法庭，法官竟判总理的任命未违宪，足见法律条文的诠释大有出入的余地，难保法官一定公正，因此他们表示将再上诉。

此税制的要义乃将原先加在货物销售者及服务者——即公司、工厂等身上的十三点五税率取消，改成百分之七而征收到消费者的头上来，其涵盖极广，几乎动辄得“税”。不分贫富，税率相同，故对中下层收入者打击极大，至为不公。本来近年来政府行高利率制，逼使经济更衰退。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一再声称进入衰退期，劝执政党降低银行贷款利率，如对消费者再加重税，则将更进一步促进经济萧条。但总理及财政部长不以为然，不认为是进入衰退期，而说是经过过去几年的高峰，现在暂时的平和停滞现象而已，这是再度兴旺的前奏。俨然一副我有权在手，我的学问就一定比你们大的嘴脸。这税制不但两个在野反对党强烈反对，而且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政府到各省举行的听证会，所得到的回应是百分之八十多的人民反对的怒吼。或许说政府对人民加税，自然人民没有会赞成的。但话也未必能如此说。新民主党要在安省实行新政，那些政策措施，花费浩大，人人知晓政府最可能加税，但选民还是选了他们。由此说明人民不一定怕加税，问题出在税加在何种人身上？公平不公平？拿到的税收主要用到什么地方去？这些才是问题的关键。

根据近几年来全国民意测验，穆隆尼领导的保守党政府，声望一直屈居第三，敬陪末座。最近一次更再打破加拿大有史以来最不受人民欢迎的纪录——只得选民百分之十五的支持，但穆隆尼仍然露出一副我大权在握，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你是“民”我是“主”，你不懂治国，你也不懂什么对你好，你怎奈我何的嘴脸！霸气十足，藐视民意，一意孤行！这不是“独裁横行”还能是什么？

参议院里的自由党员因处于劣势，但却确知绝大多数人杯葛抵制议会的进行。在刚恢复开会不久时，自由党员全体退席的情况下，议长可能受了总理面授机宜，反对党全缺席且完全未经讨论，竟敢宣布进行投票，完全违反传统和民主规则，在自由党大为震怒下，才未能得逞。因参议院的议员均由历届总理任命非民选，故穆隆尼总理指责：非民选的参议员阻止民选的众议员之决议案为“反民主的行为”。但问题出在民选的众议员做出大反民意的决议，而非民选的议员反而维护民意之伸张，这该当何说？民主的根本要义难道不在“民意”，而在形式上的代表制上？对于民意代表的反民意行为，人民一旦选了他，就无权无能阻止他？如果说自由党参议员的行为是“反民主”，那也不过是“反民主的程序或形式”而已，但保守党反的却是民主之所以为“民主”的实质之“民意”。反民意而行的行为无他，“独裁”而已！如今此案仍在僵持中，自由党宣称将继续拖延至圣诞休会绝不让过。如果真的拖到闭幕仍不能表决，则明年无法开始实施矣。

乙 土地尘滚

居住在法裔魁北克省的印第安人，七月间因土地问题与当地政府起争执，而到处设路障抗议。该省警察与印第安人首度冲突，乱枪里一名警员中枪死亡，事情愈闹愈大，无法平息纷争，故商请联邦政府派兵支持。结果派了大批军队和坦克来拆除路障，并用军队、军车和坦克来围困印第安护土战士，局他们于一隅，欲围剿逼降。据新闻报导，军队曾限制食物运入围困区，结果国际人权组织介入才解限。又曾干涉检查新闻记者的采访，截断所有对外通话线，只留一条热线。这些都可能是违宪的行为。

被困的印第安人顽抗，不肯自动缴械出来投降，全国各地印第安人纷纷响应，引起国际普遍注意。南非民权运动领袖诺贝尔奖得主杜图和美国黑人民权领袖杰克逊均曾先后往访。杰克逊到访时，军队竟不准他入内和印第安人直接交谈。对峙了两个多月，发生了不少冲突，双方伤损不少。幸好军队自我克制，更幸好印第安人最后能保持理智，故未酿成进一步的命案。他们可能见已引起国际普遍关注，政府亦答应还其土地，和平谈判解决。印第安战士终于放下武器走了出来，暂时缓和了这场大风波。目前隆隆的坦克车声虽已远去，但辗过印第安人保留地掀起的滚滚尘埃却未落定。问题还有待解决，危机有再爆发的可能。这种用坦克军队来对付自己的国民，用暴力要挟恐吓来逼人民就范的手法，发生在西方民主国家里，大概就不算是“独裁专制”的手段了，而是适合西方国情，典型的“民主”方式矣！

丙 湖水干枯

三年前，总理穆隆尼鉴于杜鲁道当政时协议颁布的宪法，未能博得法裔魁北克省的同意，其省长一直未签字，联邦未能达成全体和谐合作，故乃召集各省省长于风光明媚的米茨湖畔，共同商议，草成了修正宪法的米茨湖协议案（Meech Lake Accord），并约定三年期限，至一九九〇年六月二十三日前，各省长代表签署，则正式通过成为法案。

该协议对魁北克省让步，承认其为“独特的社会”，并且加大了各省地方的权限，表面上看来，似为全国都同意了，国家真正合作统一了，实质上则更趋于分裂各自为政矣！尤其对妇女、土著、少数民族、新移民等的权利和保障无明确的肯定。三年期间变化颇大，若干省议会改选，省长易人，保守党失势。其中纽布朗士威克、缅尼吐巴和纽芬兰三省均表异议，要求再行修改，否则碍难同意。但联邦总理却一直按着不表，不从早计议，一直拖到截止日期即将来临的前两、三个礼拜（又是临阵磨枪），才逐一约见各省省长，分别单独关起门来密谈，不让新闻界参与聆听，谈些什么也不向全国人民表白。结果反对的三省答应他，再让其省议会重新表决。纽布朗士省终于通过了，缅尼吐巴省则因印第安议员坚决反对，无法投票而相持不下。眼前即将到期，联邦乃暗示或可给予延期表决。至于反对最烈的纽芬兰省则全不知情。总理对外大加压力，一再表示如此协议案不通过，则魁北克省将独立，国家将分裂衰退，这是存亡之秋，国人必须醒悟。对这两省更大加压力，造成此两省为破坏团结者的形象。但事与愿违，适得其反，缅省印第安议员坚持到底不首肯；而这边则惹火了纽芬兰省长，本来早有决议不赞成米茨湖协议的，并不一定需要重新再行表决，故干脆宣布不再投票了。结果到了六月二十三日，在米茨湖中培养茁长出来的协议幼苗，果然因湖水“枯干”而夭折矣！

根据民意调查，大多数人民均反对此协议案，尤其全国妇女协会，印第安人及少数民族更坚决反对。这种在截止日期到来前，急忙召集省长关门密议，正如一般人形容他利用高压锅来煮熟一锅食物。这无非是反民主专制封闭的手段。置人民如身外物，更完全是扼杀民主的独裁作风。米茨湖水“干枯”协议夭折，毕竟是好事。因为这协议给予法裔魁北克省特殊地位，造成省间不平等。例如其以保存法裔文化为借口，对移民有独特的选择标准，乃可能造成种族歧视的现象。印第安土著社区才更是特殊的社会，却得不到承认。妇女、少数民族的权益没有明确保障，更可能造成不平等。这些都是开历史倒车、反民主精神而行的坏主义。到目前为止，米茨湖协议已夭折四个月了。湖水枯干，全国却风平浪静。魁北克省并未见闹独立的动乱，只是少数几位联邦议员退出原党，改加入魁北克独立联盟而已。但这次联邦政府掀起的独裁之风，令人心有余悸。这样屡刮独裁风不知何所止的保守党，万万不能再选它！

从一贯道“起飞”谈起（轩辕辙）

——另一场鸦片战争

一九九〇年九月三日，台北一家大报“记者陈素玲”的“台北报导”说：

“多年来始终‘不便’公开举办各种纪念活动的一贯道，在七十六（一九八七）年取得合法地位后，昨天终于得以公开、盛大场面在台北国父纪念馆纪念创教始祖‘师尊天然古佛’、‘师母中华圣母’传道六十周年，来自海内外三千多名信徒首次共聚一堂，缅怀师尊师母传道、授业、解惑之恩。

“一贯道在合法化以前，外界传说纷纭，致信徒已往各项聚会活动大都只能私下进行，即使在每年纪念创教始祖师尊师母传道周年的重要日子，也只能采各分区自行举办纪念活动的方式。直至七十六年一贯道受政府认可后，信徒才又积极对外展开宣扬教义活动。

“今年适逢师尊师母传道六十周年，总会决定首度以合法宗教之名，公开举行纪念大会，除邀请海外二十一区信徒共襄盛举外，也正式邀请政府官员及民意代表列席，并公开宣扬教义。”

四十多年以来，号称信徒一百六十万的一贯道，公然为它的“师尊”和“师母”举行这么盛大的活动，在台湾尚属空前；借用经济学名词，如果说此举是“一贯道起飞”，也许一点也不过甚其辞。

四天之后，另一家大报报导：

“仅小学学历的五十岁男子苏黄振井，涉嫌私设神坛，以‘一贯道’名义诱骗数十名女子加入其‘第一家庭’，遂行杂交乱伦诈财勾当，案经调查局高雄县调查站六日查获，发现有母女共事一男，诱骗幼女婚配等情事，并有十余名私生婴儿，调查局现正扩大侦办中。

“调查局表示，苏黄振井利用神怪之说，诱骗无知女子之财色，目前已有十二名被害女性或家属前往高雄县调查站指认，据查尚有数十名受害女子，苏黄振井亦坦承有诈财骗色情事，但他否认有生子之事。

“调查局调查，自七十（一九八一）年起，苏黄振井即假借‘一贯道”名义，在高雄县大社乡嘉诚村水哮巷二十三之一号，设立‘华一金堂’，并于大社乡中山路设一女子美容院，以‘天命之师，身带天命’自称，是皇帝转世，信奉‘明明上帝’、‘玄玄上人’、‘天然古佛’、‘天然圣祖”等神明，要求信徒称其为‘老师’，强调‘现今七贤九祖已一起沦入地狱，人须做善事才能使自己的祖先避免沦入地狱’，并称可超拔七贤九祖，信徒若加入神坛，就必须加入其‘第一家庭’，信徒除奉献金钱外，二十三岁以上之女子，更必须与他本人结为夫妇（有实无名，二十三岁以下之女信徒，则由‘老师’为其配对，女信徒不得异议，另外，已婚之信徒加入前须先与元配离婚。”

苏黄振井的丑闻，不早不晚，偏偏在一贯道“起飞”之际爆出，无疑是大杀风景之事，害得一贯道“正宗”人士，像同在高雄县的“华山圣堂”坛主林宗兴，不得不赶紧“要求一贯道总会出面澄清”，并“激动地说，苏黄振井如果真是一贯道的道亲，则所有一贯道亲都不会饶恕他”。

从新闻报导中透露的术语看来，苏黄振井似乎正是一贯道的“道亲”。该道人士之所以不敢直截了当否认他是一贯道徒，道理也许多就在这里。

其实，苏黄振井是不是一贯道的“道亲”，根本无关恒旨。一贯道既然为“师尊天然古佛”和“师母中华圣母”举行盛大的“传道六十周年”大会，对于德行与张天然“半斤七两”的苏黄振井，又何必曲意排斥！复次，一贯道人士将德行恶劣的张天然捧到天上，而且将提拔张天然的路中一及其他前辈冷落到几乎不存在的地步，又算是哪门子的道理！

“天然古佛”和“中华圣母”究竟是什么玩意儿？一贯道人士尽人皆知，只是他们既然继承了他们的衣钵，乃不得不帮他们文饰。不过，张天然的德行有如“秃子头上的虱子”，实在难以自圆其说：张天然自称“天作之合”，固然不足以开脱他遗弃元配与子女，而公然与孙慧明姘合之事实；后来他的徒子徒孙为他发明“名义上的夫妻”之说，除了显示“辞穷”的窘态之外，也丝毫没有帮助。

张天然的恶行劣迹罄竹难书。他跟孙慧明“修道”修到床上去了，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尽管如此，这桩丑行的后患并未局限于张天然的家庭之内。因为张天然“至高无上”，上行自然下效；苏黄振井的事不正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如果真有什么事可以令人惊怪，恐怕只有一件，就是：苏黄振井不够狠毒！从昝道徒的记述中，可见一斑：

“一贯道于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九日到三月二十五日，在北平鼓楼大街蒋家胡同五十号，开办了一次‘顺天大会’，被迫受训的男女道徒有二百多人，由大道首张天然亲自主持，张五福、宫彭玲、刘新泉、齐慧贞等道首负责具体工作，并勾结旧军阀唐天喜、潘仲瀛给办理外交联络等事。当时参加顺天大会的道徒，在这一个月‘开班训练’期间不准出院子；每天烧香、磕头，由道首宣讲‘一贯道义’……等……东西，同时并进行了酒、色、财的考验。考酒时，由天才机手刘新泉‘藉窍’装充‘八爷茂田’，又名‘大师兄’，女天才机手齐大姑娘‘藉窍’装关公。他们把一盆水掺上酒，说这是‘仙丹妙药，吃了长生不老’，叫每个道徒都得喝。有一个姓冯的道徒闻到有酒味，不喝；当时被刘新泉用藤鞭毒打，众道徒给跪下求饶也不答应。最后刘新泉尿了碗尿，说这是‘琼浆玉液’，逼冯喝了才算完。

“到了考财时，刘新泉‘藉窍’声称和一个十八岁的女道徒金小姐有‘仙缘’，当天在‘顺天会’结为夫妇，说这是‘天作之合’，并叫众道徒‘祝贺献礼’。因一般道徒随身携带的钱不多，他们便事先在院内设立专用银号，可以开条借钱，会后再还；献礼钱从数十银元到数百银元不等，道徒李德禄一个人就献礼两千块银元。他们从道徒出钱多少上，看你是否尽力献礼，这就叫‘考财’。只这一次，他们就从这二百多道徒身上，诈骗了二万多块银元。

“刘新泉和金小姐结婚后，昼夜在一个单间内赤身合卧，男女道徒每天早起还得要去到他床前‘问安’。当时有女道徒李德仲和葛太太实在看不象话，坚决要求出会，退道不修啦。道首们见事不好，怕被揭穿内幕，便坚决不准出会。随后他们用‘还冤愆’的办法，在地窖内设立假阴曹，道首们有的装阎王、有的装判官、有的装小鬼，半夜里由‘小鬼’拉来道徒，叫说出自己都有那些罪过，借口道徒有‘冤愆’便用大扁担打一顿，这叫‘还偿冤愆’；怕打的拿钱赎也行，老道徒齐建渊为赎‘冤愆’，就花了银元五百五十块。轮到李德仲和葛太太时，道首们为了灭口，藉词说她们‘冤愆’太重，给活活打死。因是‘仙佛’惩罚，便也没有人敢问；又加上都立了‘守口如瓶’、‘不准泄漏顺天会内任何情况’的洪誓大愿，出会后都不敢传说，事后弄了两口棺材，偷偷运出埋葬了事。”

一贯道人士也许仍有话说，可以辩称：这是大陆上半个世纪以前的一贯道；他们四十年来并未杀害“台湾李德仲”和“台湾葛太太”呀！也许不“错”。不过，李、葛之事不是一贯道的常态。一贯道最“锐”不可当的绝技是以“渡大仙”诈财；他们“缅怀师尊尊母传道、授业、解惑之恩”，正是“渡大仙”之绝技。“渡大仙”是一贯道的常态。尽管一贯道将它所知道的所有宗教一网兜收于它自己名下，实际上它对外教所知不多，甚至一无所知；因为它的主脑人物根本没有能力综合消化本来就互有冲突的“所有宗教”教义，实际上他们也志不在此。虽然他们并非个个都像自称“路中一转世”的王寿，或自称济公转世的张天然那么恶劣，但是，他们都是张天然和孙慧明的徒众，都用“三天”、“三世末劫”惑众，用“渡大仙”诈财。一家报纸说它“说穿了完全没有道理，开沙‘渡大仙’都是些敛财骗人把戏”；昝道徒说“一贯道办的是‘道’，供的是‘佛’，要的是钱”，都是一语中的。

佛教及其他宗教“超渡七灵”，通常都是限于当事人的亲属；亲属人数有限，需索也就不会没有限制。“渡大仙”不同，跟你毫不相干的人，像张飞、猪八戒、史可法、叶天士……，甚至无名无姓的“唐朝的将军”，都可以成为“道亲”花钱“超拔”的对象；而且“大仙”身价高，因而需索也高。河北一贯道徒霍永胜当年“渡了一个‘华陀大仙’，花了四条黄金”；塘沽一贯道点传师齐国瑞、徐恭才、季同文等，诡称帮助“玄蝉大仙”和“蛇龙大帝”“渡”上“理天”，期能“躲过‘三期末劫’”，“结果骗到道徒献出的黄金五十五两五钱”：在台湾，以“宝光组”的王寿为例，他以从苏秀兰那里学得的“渡大仙”骗术，在一九四六至一九七七年间，至少骗得新台币三千万元；替王寿扮演“地才”的邱添财说，他“亲眼看到一个小女工，为了‘渡大仙’，不仅将多年的积蓄耗用殆尽，同时还举债，一共在王寿那里‘渡’了六次（‘大仙’），每次三万元，共花去（一九七七年以前的）十八万元”。

台大哲学系的杨惠南教授，为了充实他教授的宗教课程，曾亲自“下海”，加入一贯道；接受它愚弄无知道徒所“传”的“三宝”——包括“合同印”、“五字真言”（“呒！大佛！弥勒”）和“点玄关”三个故弄玄虚的把戏，也发过“虚心保守（‘三宝’之密），实心忏悔。如有虚心伪意，退缩不前，欺师灭祖，藐视前人，不遵佛规，泄漏天机，匿道不显，不量而为者，愿受天谴，五雷轰身”之重誓。他说，一贯道是“最愚昧”、“最迷信”、“最落伍”的宗教——如果它也算“宗教”的话。不过，限于篇幅，一贯道的细节在这里无法备述。

苏黄振井的丑闻于九月五日爆出之后，还不到一个星期，彰化的省立员林农工职也不甘“落后”，传出“老师传‘道’，三学生‘信道闭关’”的消息——另一与一贯道有关的丑闻。同时，高雄县长余陈月瑛下令成立专案机构，要彻查苏黄振井丑案；高雄的《民众日报》也发表社论，质问：“为什么外界对现已属于合法宗教的一贯道仍有所怀疑？”主张“改革匡正宗教的迷信误导”。

余陈县长究竟能解决什么问题，不必怀疑，只要从问题的特性一看，即问可知：她一定无能为力。国府大力查禁了将近四十年的一贯“邪道”，尚不能动它一根毫毛，早已成为台湾的第一大“宗教”，环境使然也。“上有所好，下必甚然。”“上”官喜欢怪、力、乱、神久矣，怎能怪无知“下”民对最讲怪、力、乱、神的一贯道趋之若鹜！

马克思的话尽管并非普遍真理，但是，他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却确有几分道理——即使不像鸦片，至少也像香烟、啤酒或咖啡。一贯道不同。一贯道简直就像吗啡、快克或安非他命，中毒者非常严重——不仅使生活于“劫”、“渡”和“理天”的幻梦中，而且心甘情愿地双手奉献给骗死人不偿命的神棍道首。

要“匡正宗教迷信”，空言“改革”是不够的。这是一场比鸦片战争更鸦片的鸦片战争。在“上”官们从内心深处接受科学——科学心态而非科技成品——之前，吾人实在看不出战胜的任何希望！

一九九〇年九月十四日

嫖客、雏妓、大陆妹（陆啸钊）

——人口贩卖与逼良为娼

日本人好色，台湾的男人，沿袭了日本的遗风，也变得非常好色，淫荡成习，也就蔚然成风了。

四十年前，公共食堂林立，其实这就是所谓酒家，诸如白玉楼、黑美人都风极一时，今天极具盛名的某百货董事长就是当时执壶卖笑的酒女；在军中则有供应军妓的军中乐园，如今也有商业巨子靠此发迹起家。

其他则如北投的硫磺浴，中山北路应美军需求的酒吧，以及以企业方式经营的艳窟，何妈妈旗下的干女儿，都是盛极一时的风光。

由于当时扫黄行动，风厉电行；色情行业，曾经销声匿迹。可是事隔未久，不仅死灰复燃，反而变本加厉了。除了原有的色情行业外，又增加了咖啡馆公然挑人、理发院变成了按摩院、视听中心和各种宾馆更提供了各种方便的场地。

为了应付这些色情场所的需求，除了一部分的公开登报征求的，另外就是姐妹淘辗转介绍的，而大部分的货源，就是那些贫困人家的女子，为了二三十万新台币，就此葬送了一生的幸福。

接着由于经济繁荣，国民经济收入改变，穷苦人家不再用得到卖女儿了，货源因此也就断绝了。

人口贩子就把阵地转移到山地村去。

我到花莲、台东，很喜欢到原住民村落去走一趟。村子里冷冷清清的，原先的草寮、平房，木屋业已盖成一幢幢洋房。整道街景变了，静悄悄地看不见什么人影。这些洋房的主人，都是有女孩子在高雄台北“工作”的。为了那一幢幢洋楼，很多女孩子，憧憬着美好的梦，走向都市，希望有那么一天，能够衣锦荣归的回乡。很多山地村的父母，都是太无知了，他们穷，他们不知如何改变他们的生活，孩子大了，这是他们唯一翻本的本钱，男的送去讨海，女孩子即使不到十四岁，也透过人口贩子，卖掉换钱。驱使着那些未成年的“幼齿”，走向火坑，遭人蹂躏，这是命，这也就是山地人循环不断的梦。

现在，村里十四岁以上的女孩全不见了，喝着米酒、叨着香烟的老人，却无法想象他们在另外一块地方吶喊、彷徨、呻吟、哭泣，承受着人世最大的屈辱。有的一天接客二三十次，已经变成不折不扣的泄欲工具。可是老人们却还梦想着，自己的女儿衣锦还乡，也能像别人一样，盖起那荣宗耀祖的华厦。

村子里的那些男孩子一脸迷茫，女孩子都走了，只留下一个个孤单的他。一个个类似这样的所谓原住民的村落，就这样渐渐没落消失了。人口贩子没有了“货源”，也就不再在这个村落出现了。

都市色情市场，还是有这样的需要。这里的男人似乎没有了女人，就像没有了命。台北、高雄这两个地方的花样特别多，人口贩子还得到处去寻求“货源”。“台湾钱、淹脚目”，自然有其吸引人的地方，东南亚地区的女子，就像一股浪潮般地涌了进来。像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来台淘金卖淫的人愈来愈多了。但是，来自这些地方的赚钱查某，她们都是以观光名义入境。多者半年，少者三月，一等赚饱了钱，就拍拍屁股走了；甚至一走也就不再回台了。人口贩子，色情掮客，并不容易掌握“货源”，于是只有“寻寻觅觅”到处另求发展了。

在台湾这块土地上，我们高喊“拯救大陆同胞”这个口号，已经四十年了，在这四十年不同发展的过程中，台湾是愈来愈富，大陆却像四十年前一样的贫困。探亲开放以后，两岸的接触愈来愈多了，台湾的繁荣，在有心无意的传布渲染下，台湾已经变成大陆人民心向往之的天堂，于是，他们梦想着有一天能到台湾来看看。

“拯救大陆同胞”，虽然不知如何着手，台湾人却贪图厚利，真正把大陆女同胞，诱进台湾来了。前一回中共报导有两个台湾人引诱大陆女青年，而被拘捕，我们还不以为意，以为这是无中生有的消息。外传高雄有大陆妹，很多人还以为这是胡说八道，海防这么严，一定是匪谍造的谣言。这一次华西街被查获九名大陆女子强迫卖淫，身心饱受戕害，人证物证俱在，我们才知道大陆已成为另一个贩卖人口的货源集中地。我们所谓的“拯救大陆同胞”，原来是这样的拯救法子。

从这四十年来，贩卖人口、逼良为娼的事情一再发生，可是我们却一再指责，这是教育问题，这是社会风气败坏，这是国民道德低落，似乎大家都避开了有关官员的责任。

一个个“理发院”招牌的设立，难道说有关单位，会不知其中干的什么勾当；应召站的妓女，难道说有关单位，会不知是些什么来路。定时孝敬，红包打点，使得许多官员就此张眼闭眼，那些作奸犯科的人，更胆大妄为了。难怪这次华西街大陆女被迫良为娼案件的搜查，要避开管区派出所的参与，才能一举成擒。事后传说有不少警察涉嫌，也就不足为奇了。

今天贩卖人口，逼良为娼的事情的一再发生，老实说这已经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事啦！光是华西街一地，从山胞雏妓，到大陆少女被逼卖淫，这些事早已司空见惯，并不稀罕。有心人的游行，舆论的呼吁，虽然时有所闻。可是，这些纸上谈兵的对策和方案，真能禁得起那些残暴、无耻、灭绝人性犯罪的考验吗？

我们知道社会风气败坏、国民道德低落、全在价值观念的偏差和认定。这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形成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为政者，不能率身以正，这才是问题的根本。今天，社会风气败坏，国民道德低落，那只是一个果，遭致这个果发生的因，就是根本没有人来负责，没有人来承担这份责任，这是政治伦理的低落，也是政治纪律的废弛。

首先，我们要认清的，既有雏妓，必有嫖客，据内政部警政署，自民国七十六年三月一日实施正风方案以来，共查获八百四十名雏妓，这八百四十名雏妓，一天接客二十次，一天就有一万六千八百人触犯奸淫幼女罪，对这些丧心病狂的嫖客，有关单位，有否负起责任，严加惩罚，绳之以法。

同时自正风方案实施以来，警方共查获七百八十二人涉及人口贩卖的人犯，这些人犯究竟受到怎么样的制裁？今天如果有关单位对这些人犯不加追踪严处，并提出具体方法防治，那么警方的取缔，只有提供了一些数字，“正风”也者，也就成了官样文章。

目前法务部于刑法修正案中，拟增列条文对于意图使妇女卖淫而强卖、和卖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与现行窃盗罪最高刑处相同，盗物与卖人逼良为娼，具相同反社会价值，如何能有效遏制人口贩卖呢？

最后，对海防之松懈，我们尤其惊讶，如今不但大陆妹私运来台，甚至连海洛英、枪枝也走私进来，这是治安方面一个极大的缺口，设或警备力量不够，为何不增加预算，切实防范？

凡此种种，这四十年来，逼良为娼，人口贩卖问题依然。而“扫黄”、“正风”也未见实效，很多人说这是教育文化未能扎根落实，功利主义却普及人心，伦理道德已沦丧殆尽，司法审判又淹禁不决所改。我们承认这些话都有道理，可是相同的犯罪事实，多年来始终未能根绝，为政者是否已尽匡正救济之责，是否有承认错误，改正缺失的勇气呢？

天下安排，匹夫有份（何永佶）

——宪法平议之一

本来预备为《大公报》撰述《宪法平议》数篇，但看了近来的许多事象，就觉得心灰意冷，自问：“有什么用？”写，你尽管写，人家还是干人家的。国民大会开会在迩，中国能否成为统一的民主中国，就看这会开得怎么样，而这会开得怎么样，端在所提出之宪法草案如何。经友人数度之迫促，又不得不重拾旧线。

现在关于宪法问题之各种争论，可以说都源于对于“法”之观念不同。我们之所谓“法”，是一种上面控制和束缚下面之一种东西，其字古从“廌”、从“去”、从“水”，即以兽之角触去犯法之人，而务求其水之平之谓也。职是之故，我们之所谓“法”，十之八九是刑法，是如何始能打老百姓屁股，砍老百姓脑袋之一种规定。西洋之所谓“法”，是一种大家照着办事之规章，公家的事要怎样办理才能办得好之一种规定。由于这两种观念之不同，遂发生对于《宪法》不同之见解。这个不同可于中国古有“干宪”之一词，与西洋所谓Unconstitutional（违宪）之分别见之：“干宪”是犯了大法，须处以“大辟”“凌迟”之罪的；“违宪”（在美国及其他联邦国家）不过是某种法令不合宪法之规定，而经法院宣布其无效而已。

今日国人一提到《宪法》，就想到一张白纸上涂着无数的黑字，与其他白纸黑字无大分别。惟现代国家所谓《宪法》，其所以异于其他法律者，正在其不是一张涂满黑字的白纸，而是使一大堆人成一有机体的生命原力之安排，有之则此人群成一有机体，无之则只是“一盘散沙”。照这个说法，不只是一个国家须有宪法，甚至一牛一马亦不能不有一《宪法》（Constitution，即其内部生命原力之安排），有之则生，无之则死；有之则成能动能叫之有机体，无之则只是几件骨头几块肥肉之集合而已。一牛一马之所以能成一机体而不只是骨头肉块的集合，端在其身体内各部分均能参加全体之活动，全体离不了部分，部分亦离不开全体，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假如此机体内有些部分不克参加全体之活动，则其对于此机体为无用之多余，无用之多余不是要脱离个体（如脱去之皮），即会变成其里面之毒素（如盲肠）。如此说法，我们始能懂得为什么一个国家需要“民权”“民主”，因为唯有使“民”成“主”，使“民”有“权”——使人人有参加政治生活之机会——然后国内始无盲肠；无盲肠，然后国家始能康健。“民主”者，只是尽量使国内没有盲肠、没有无用的多余之意。假如一个国家内的政治安排，使得只是互相牵引的少数一批人能居高位握大权，大多数人不但不能参加国家政治生活，且无看得见的机会、无客观的途径去参加，则这大多数的人将变成国之盲肠，迟早会影响于全体之健康。与其因为其做了盲肠而遂必须割之杀之，何如先就不使其成盲肠，而使之成为国家不可少之部分，占全体之或大或小之一份儿？能够使国家成为这样的便是民主的宪法。所以一国之宪法，与其说它是一张涂满黑字的白纸，毋宁说它是能使国内人民对于国家，实在有而且觉得有一份的一种政治安排；与其说它是一法律问题，毋宁说它是一政治问题。我们常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却未尝说过“天下兴亡，匹夫有权”，亦未尝说过“天下安排，匹夫有份”。选举的真正意义是使张三李四觉得这国家他也有一份，中山先生所以推翻满清，提倡民权，其用意亦如是而已，如是而已。

近人好称道美国，羡慕其民主，见其总统巍巍在上，遂以为美国之富强，“总统制”为之也。又见其总统之外，有国会；国会之外，又有大理院，“鼎足而三”，犹以为未足，加二而成五焉，且以为美国既以鼎足而三而致富强，我而鼎足而五，不尤愈乎？不知美国政制殊非鼎足而三，掌有最高行政权之总统，可以由掌有最高立法权之国会弹劾而令其去职，然总统不能去国会之职，亦不能去任何议员之职。国会自行集会，自行散会，不受总统之支配，当其讨论议案，不受总统到场“指示”。总统虽可否决其议决案，然只要有议员三分之二赞成维持原案，总统亦无如之何，势须公布之成为法律，最后胜利仍属国会。在美国宪法上，只见其国会可予总统以种种限制（如批准条约、任用官吏等等），然除上述国会最后可以克服之否决权外，不见总统能予国会以任何限制。美国之司法机关亦非与总统国会成鼎足之势。大理院之法官由总统经上议院同意而任命，其用以维持生活之薪水由国会定之，做得不好，国会可以弹劾总统之程序来弹劾法官而使之去职。大理院内之各级法院纯随国会之意旨而定，国会要它们而给以经费，则存立；不要它们则可随时通过一议案，而废止之，掌有最高司法权之大理院亦无如之何也。大理院唯一可以与国会抬杠者，只是宣告国会所通过某项法案“违宪”（下级法院自无此权，惟其此举，只是不奉行不依着该法案而惩办被告而已，初未尝谓该法案不成法律，大理院在没有收到关于该法案之诉讼前，初无权说那法案怎样，国会犹可以避实就虚，修改字眼，再通过与前案差不多的一道法案，然后大理院亦不能不遵办也。综观美国宪法全部，只见国会可以去总统及大法官之职，而不见总统及大法官可以去国会议员之职；国会予总统及法官之限制重重，然总统及法官所能给予国会之限制，最终最后并没有什么，而谓美国政制为三权鼎立，因而我们也要五权鼎立，吾诚不知其何所据而言也。又谓美国总统之权大于英国之内阁总理（实际上正相反），因而赞成我国亦采用“总统制”，吾亦不知其何所据而言也。

美国政制非权力“鼎足而三”也明甚。英国更非如此，此点不必在此赘述，只须引英国宪法史上之一佳话，便足以证明，曰：“英国国会只有一事不能做而已，即是变男人为女人，变女人为男人是也。”英国巴立门承受了英王无限制之权力，在十八世纪时以抽税等等法案压迫美国十三州之人士，革命随之而起。成功后，美国宪法起草人即是革命党人，咸感议会无限制之权力之可畏，初不减于一个人无限制权力之可畏性。故设有世人好称道之“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这些原只是范围住立法权，其意只是使其不能什么都可以干而已，不是在其可以干的事项中，天天与立法机关抬杠扯腿之意。在其可以干的事项中，立法权仍是至高无上、仍是完整不裂，行政与司法机关且须奉命惟谨而遵行之。其宪法上之貌似三权鼎立而实非鼎立之种种规定，只可以视之为限制国会之权力，不能视之为分裂国会之权力，盖一个国家之完整全靠其立法权之完整（所谓“政令统一”），立法权分裂之国家即不是一个国家，而是数个国家。

美国政制既不若世人所想像的“三权鼎立”，然则其精义何在？曰：在其国会之构造。美国十三州原是十三个独立自治区域，地方有大有小，人口有寡有多，要化十三为一时，势必须使十三个州之每个州都有参加中心政治生活，都在中央政权中占有应得之一份，然后各州始肯来。但什么才是应得之份呢？什么才是应得之代表数目呢？若云不管州之大小，一律予以同等的代表数目，如现在的国际组织然，则小州众多，势必得势，而大州不肯来。若云以人口多寡为准，则大州人口必众，所得之代表必多，凌驾乎小州之上，则小州不肯来。为欲使大小州都肯来，所以在上议院内给予每州，无论大小，以同数目的代表（两个），故小州高兴而肯来了；在下议院以人口多寡为准，大州较众的人口可以多得其照人口标准应得之代表数额，于是大州也高兴而肯来了。全国各部分都有平等参加中央发号施令之机构（立法机关之国会）的机会，美国便成了一各部分都有份，休戚攸关之有机体。

美国发生南北战争，法权分裂，因而国家分裂，然战前南方既得同样的代表权，战后亦不丧失其同样的代表权，南方初未尝因战败而沦为殖民地，在中央政权中亦未尝丧失其发言权。盖美国人深知欲国家之不分裂，只有使各部分有通过选举，而得之平等参加中心政治生活的机会之一法。中国从前亦有一法，惟不是选举而是科举，地方之参加科举，犹如美国之各州参加选举。从前中国中央政府要惩罚地方时，则停止其地之应试权，如拳匪乱后停止山东应试，可为明证。

今日中央政权既非通过客观标准之科举，亦非通过客观标准之选举而获得其普遍代表性，则以后将以何法拉拢地方？从前西方之罗马帝国就因缺乏、一种制度，可以使其极东之叙利亚与极西之不列颠利亚，都对于帝国之中心罗马同样感觉兴趣而致崩溃。今日之英国帝国亦无一种制度，可以使极东之印度与极西之加拿大，都对于帝国之中心伦敦同样感觉兴趣，英帝国之中心既无别术可以拉拢外围，则唯一方法只有放松，畀予其自治领以濒于独立之自治。然其为此也，只是对于肤色相同者始然，对于肤色不同者（如印度）则现正苦无术以拉拢。我国之中心如要拉拢外围，将来亦需要一种牢定之客观标准制度，以代替其现在之主观的互相牵引，此则有待于宪法之安排。政协会议之协议，本来是中心拉拢外围之一很好机会，现在仍未完全丧失，只要国民大会肯抓住它不使放过。否则外围各党派之肯来与否诚属问题，半边中国仍只是半边中国。

我死，你也别想活！（吕佳真）

中外各种推理小说中，常见的一种破案方式，是被害者临死前，写下些字母、符号，以暗示凶手是谁，然后聪明的侦探便根据这些蛛丝马迹，逮捕到凶手。

其实这点雕虫小技，若和战国时代的苏秦大外交家相较量，那可就小巫见大巫了。

《史记》（苏秦列传）中，记载苏秦逃到齐国，齐宣王聘他当客卿。这种礼遇，自不免要惹起一些当朝大夫们的眼红，这些大夫们争宠失败，就想除掉苏秦，于是派刺客暗杀他。这刺客一杀即中要害，但苏秦一口气在，没有当场毙命。刺客以为目的已达到，不必久留，便尽快离开现场，因此府中卫士也没人追着凶手。齐王派人搜查，没有结果。苏秦断气前对齐王说：“我快死了，您把我分尸，并且宣传说是：‘苏秦为燕国来做地下工作的，想灭我齐国，所以处死。’这样一来，那刺客一定会出现邀功，您就可以手到擒来了。”齐王照着苏秦的话去办，果然引出刺客。

在古代那种重视全尸的观念里，苏秦情愿肢解自己来做诱饵，这种“我死，你也别想活”的心态，是何等强烈！不过，苏秦倘若遇到吴起大将军，也得必恭必敬地称一声大哥，因为吴起的手段，已高到“我死，‘你们’也别想活”的境界了。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记载吴起投奔楚国，楚悼王对他也是礼遇备加，吴起竭尽所能，辅佐楚王，绩效斐然。楚国的王公大臣们同样眼红，都想杀之而后快。可是碍于当朝君王之面，不敢轻举妄动。等悼王一死，这些大臣便连手攻杀吴起，吴起孤掌难鸣，眼见大势无法挽回，便跑到悼王的停尸间，伏在悼王尸体上，那些奉命来杀吴起的人，以箭射吴起，乱箭之下，殃及已死的悼王，他也挨了数箭。楚悼王的儿子一登基，马上查办这件事，于是这伤及先王的七十余家皆被满门抄斩。这下子陪死的更不胜枚举了。

“君子报仇，三年不晚”，那是没办法的人的作法；有办法的人，可是即刻报仇，绝不嫌早的呀！

一九九〇年十月三十日

论命运（周宪文）

——“科学算命”

命运的解释

要论命运，先得说明什么叫做命运？又命与运有何不同？兹先说命，再来说运。

本文之所谓命，亦即算命先生所说的命。根据普通辞书的解释，谓：“凡穷通得丧，有若或使之，非人力所能为者，皆曰命。”孟子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荀子说：“节遇之谓命。”均是。盖所谓“莫之致而至”、所谓“节遇”，都是“非人力所能为”，“而又若或使之”的。简单的说，命就是遭遇。一人自生至死，其所遭遇的，有对于自己有害的，有对于自己有利的，有利的遭遇，是一人之幸；有害的遭遇，是一人之不幸。一人之幸与不幸，就一时说，是一人之运，就一生说，是一人之命（参看冯友兰著《新理学》）。这就是说，运是一时的，命是一生的。易词而言，亦可说：“流年为运，终身为命。”所以，一人要是所遭遇的幸，多于或大于不幸，我们说他的运好。反之，要是一时所遭遇的不幸，多于或大于幸，我们说他的命坏。又如一生所遭遇的幸，多于或大于不幸，我们说他的命好。一生所遭遇的不幸，多于或大于幸，我们说他的命坏。

这样说来运就是命，命就是运。两者的不同，只在时间的长短而已。不过，通俗的说法，与此两样，需要注意。即在通俗，大有认为运是“偶然的”，命是“必然的”的意思，所谓“某人运道碰得好”。“运道”既是“碰得”的，那自然是偶然的。又所谓某人“命里注定”的，那自然是必然的。这两者的性质，看起来完全不同，其实这一说法，是表面的。这就因为不论命与运，都是一种遭遇。这种遭遇，就长时期看来，尤其是在所谓“盖棺定论”的时候，一生种种，均已固定，所以说是“命里注定”的，甚而至于把遭遇这一意义都冲淡了。运就不然，因为运是就短时期说的，这中间就有许多的变化。那就特别显出“运道”似乎是“碰得”的，似乎是偶然的。这好比天气，自夏至冬，由热而寒，是一定的。这犹人一生的命。同是天气，由夏至冬，每日寒热，变化莫测。这犹人一时的运。其实，这一变化，也是一定的。由热而寒，为其著者。不过，我们在当时（即在短时期内），似乎那是“碰到”的、似乎那是“偶然”的。总而言之，运与命，两者的本质是一样的。所以下文所论，有时只就命说，有时只就运言，为求节省篇幅，不再相提并论。

命运的本质

以上主要是说命运的意义。

接着就要申论命运的本质。这可分为四点。

第一：这是未知的，诸如上述，命运只是一种遭遇。由这遭遇两字，也可知道这是属于未知的。换句话说，已知的事，一定发生，那就不成为遭遇。比方说，我有十年的定期储蓄，明年到期，可以收入十万元，这不能算我的运好。因为这是已知的，不是未知的。这将一定发生，这不算是遭遇。假定我今年打中航空奖券的头奖，收入十万元，这才算是我的运好。因为这是未知的，因亦可以说是遭遇。再如我今天出门，约定去看一位多年不见的老友，这一会见，也不能说我运好，因为这是已知的约定，不是未知的遭遇。假定这位多年不见的老友，是在无意中遇见的，这才可算我的运好。因为这才是未知的，这才是遭遇。

第二：这是未来的。谓命运是未知的，这很容易懂得。谓命运是未来的，那就相当费解。比方说，我去年中了航空奖券的头奖，或昨天碰到一位多年未见的老友，这些都是过去的，但都是我的运。由此看来，命运也就可以是过去的。其实不然。一般所谓某人去年运好，某人昨天运坏，严格说来，这是说某人去年对于未来的遭遇是好的，某人昨天对于未来的遭遇是坏的。并不径指去年或昨天的事情而言。这因命运既是未知的，那就一定是未来的（反过来，未来的，不一定是未知的。诸如定期储蓄的年期，以及夏之于冬，都是未来的，都是已知的）。换言之，凡是过去的，都是已知的，所以这就不能算为命运。就如我在去年中了航空奖券，这件事情虽是过去的，但就中奖这一点来说，那在当时，还是属于未来的。即在当时，还是属于未知的（亦即此知是属于未来的），所以算是运。

一言以蔽之，如说一个人过去命运的好坏，这一过去，是就说的时候而言的。如就命运的本身来说，这一定是属于未来的，而且是未知的。一个瞎子，替人算命，他也讲过去，但他只说你几岁结婚，几岁丧父，绝不说你几岁走路，几岁穿衣，这就因为结婚丧父，就结婚丧父以前来说，都是未来的，亦都是未知的。至于走路穿衣，就走路穿衣以前来说，纵属未来，亦属已知，因就不能算是命。

命运的本质，除了上述两点以外，还有两点可说的，那就是必然的与无因的。兹分论之。

第三是必然的。由上所述，命运既是未知的，又是未来的，则其实现，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那就值得注意。假定说是偶然的，则照个人的解释——即谓“流年为运，终身为命”，认为命运是一样的——那就既没有命，也没有运，即无所谓命运（如照通俗的说法，即谓运是碰得的，命是注定的，那就可以说有运没有命）。反而观之，假定说是必然的，则照个人的解释，那就有命，而且有运，即命运都是有的（如照通俗的说法，那就可以说有命，没有运）。正因如此，所以凡是相信命运的人，他一定认为命运是必然的，即所谓“注定”的。世有“定命论”之说，根据即在于此。现在试举一例。比方说某甲今年中了航空奖券的头奖，这在表面看来，是偶然的（此即认运是偶然的）。可是我们站在命运的立场来说，必须认为这是必然的。那就因为某甲今年交了发财运，才中航空奖券。交运是因，中奖是果，不是因为他中了奖，才说他交了运。盖如如此说法，那就中奖变成了原因，交运变成了结果。命运既依存于遭遇，那就根本否认了命运的存在。此外，社会上还有一种所谓“运由行转”的说法（即谓一个人多行好事，可使坏运变成好运；多行坏事，可使好运变成坏运），这也是否认了命运是必然的。其实，这一说法，不是算命先生的“江湖术语”，那就是有心之士的“劝善之词”，都不足以语命运的。算命先生算命，他只是将那“未来的”，“未知的”、“必然的”事，告诉人家而已。他与人家所不同的，也就是他比人家高明的，只是人家未知的，他已先知，如此而已。

第四：这是无因的。一个人的遭遇，不论是好是坏，严格说来，他一定是有原因的。假定这原因是说得出来的，那就不能叫做命运。命运是无因的，也可说命运就是因。命运好，遭遇好；命运坏，遭遇坏。比方说，一个人生了病，这当然是有生病的原因。明白知道这一原因的人，他绝不会为这次生病是因运坏，反过来说，只有不明白这一原因的人，才会认为这次生病是因运坏。更进一步，也有明白这一原因的人，认为这次生病是因运坏的，那就因他未曾明白他为什么要在这一时候得这病因，因亦说明命运是无因的。惟其如此，所以知识愈差的人，他愈容易相信命运。知识愈高的人，他愈不相信命运。这就因为前者不大明白其所遭遇的原因，后者比较明白其所遭遇的原因。再如上述的“中奖”，如果因为舞弊而才中奖的，这因知道了舞弊是中奖的原因，所以中奖就不成为好运。必须说不出别的原因，只因运好而才中奖，则此中奖，才是运好的表示。在这意义上，故说命运是无因的。

综上所说，可知命运的本质，一是未知的，二是未来的，三是必然的，四是无因的。

命运的有无

以上是说，命运的意义与命运的本质。在某种角度看来，都还是研讨命运的准备工作。现在开始讲到命运的中心问题。那就是命运的有无。申而言之，即在宇宙间，到底有无既属“未来”、“未知”，且又“无因”，但属“必然”的事？要是有的话，那就是命运是有的。否则，那就无所谓命运。

于此，试看列子的《力命篇》。

力谓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于物，而物欲比朕？力曰：寿夭穷达、贵贱贫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尧舜之上，而寿八百；颜渊之才不出众人之下，而寿四八。仲尼之德。不出诸侯之下，而困于陈蔡。殷纣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于君位。季札无爵于吴，田恒专有齐国。夷齐饿于首阳，季氏富于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寿彼而夭此，穷圣而达逆，贱贤而贵愚，贫善而富恶耶？力曰：若如若言，我固无功于物，而物若此耶？此则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谓之命，奈何有制之者耶？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寿自夭、自穷自达、自贵自贱、自富自贫，朕岂能识之哉？朕岂能识之哉？”这是力与命的对话。从这对话里，可知力是失败的，命是存在的。命的存在，且有各种的事实。但及问其所以，则命又连用两句“朕岂能识之哉？朕岂能识之哉？”以做遁辞。由此可知，所谓命者，就是“岂能识之”的东西。明白点说，人的遭遇，凡是不能识其所以然的，无以名之，名之为运。这不是我的曲解，请再以列子为证。“杨布问曰，有人于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寿夭父子也，贵贱父子也，名誉父子也，爱憎父子也，吾惑之。杨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尝识之，将以告若，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今昏昏昧昧、纷纷若若，随所为，随所不为，自去自来，孰能知其故？皆命也。”这就明明白白告诉我们，命是“不知所以然而然”，命是“孰能知其故”。

我们知道：列子的力命论，是认为人是有命的，但其所谓命，竟是“不知所以然而然”，竟是“孰能知其故”，这与其说：人是有命的，不如说人是没有命的。只因人的许多遭遇，我们不知道它的缘故，无以名之，名之为命，如此而已。如此说来，“岂有命哉？”

上引列子之言，反证命运之无，或嫌稍欠真切，再以今事为例。

冯友兰先生著《新理学》，于论命运时谓：“人生如打牌，而不如下棋，于下棋时，对方于一时所有之可能底举动，我均可先知。但于打牌时，则我手中将来何牌，大部分完全是不可测底，所以对于下棋之输赢，无幸不幸，而对于打牌之输赢，则有幸不幸。善打牌者，其力所能做者，是将已来之牌，妥为利用。但对于未来之牌，则亦可靠其牌运。”那就是说，打牌有运，下棋无运。这照冯先生的说法，是因“于下棋时，对方于一时所有之可能底举动，我均可先知”，“所以对于下棋之输赢无幸不幸”，上句是说下棋的输赢，虽是“未来的”，但是“已知的”（即非未知的）。下句是说，下棋的输赢，虽是必然的，但是有因的（即非无因的）。因此就不能有棋运（今人下棋输了，说棋运不好，这是遮羞的遁辞）。至于打牌呢？情形就与下棋不同。所谓“于打牌时，我手中将来何牌，大部分完全是不可测底”。这就是说，这是未来的，又是未知的。又谓：“对于打牌之输赢，则有幸不幸，善打牌者，其所能做者，是将已来之牌，妥为利用，但对于未来之牌，则只可靠其牌运。”这就是说，这是“无因的”，又是“必然的”（运好就赢，运坏就输）。因此，就有牌运。

如此说来，命运似乎是的确有的。打过牌的人，还可举出许多的证据来。“某人牌打得真好，可是四圈不和一副”“某牌我开手就听张，终被后听张的上家，拦了和。”这“非战之罪”，实在因为牌运不好，而比较深思的人，还可说出比较近似的原因。他说某人牌风之坏（风就是运，然其经过比运尤速，其速如风，故称），完全由于上副打错了一张牌。这人就不大相信有所谓牌运的。然则，上圈打错了一张牌，为什么会一直影响到现在呢？这就无法说明，因就名之为风，称之为运。所以，此人也终不能不信是有所谓牌运的。由此可知，命运云云，实实在在，只是我们说不出它的因果关系，而于无可奈何时，所用的一个代名词。如果我们相信世界上绝不会有无因之果，那就可以相信，世界上绝不会有所谓命运的。即以上述所谓打牌为例，这也许因为心理上的关系，只因我们现在说不出来，就说它是风，是运。亦因如此，科学愈加进步，事物变化的因果关系愈加明显，则命运也就愈加失其存在的余地。

最后的结语

由前可知，所谓命运，那只是说不出因果关系时候的一个代名词。至于列子《力命篇》所举诸般之命，其实都不是命。如谓：“彭祖之智，不出尧舜之上，而寿八百。颜渊之才，不出众人之下，而寿四八。”这哪里是什么命？这因智才与寿命，根本没有必然的关系。再如：“仲尼之德，不出诸侯之下，而困于陈蔡。殷纣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那也与命无关，这因德行与穷远，也不是有必然的关系的。要说这些都是命，那简直是“无上的误解”。讲句笑话，彭祖之智，虽不出尧舜之上，但比尧舜懂得卫生，故寿八百。颜渊之才，虽不出众人之下，但饮食比人粗心，故寿四八。仲尼之德，虽不出诸侯之下，因为不善“钻营”，故困于陈蔡。殷纣之行，虽不出三仁之上，因为善于“操纵”，故居君位。一一均有原因，绝非无因之命。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是科学的精神。“命运”云云，这是“强不知为知之”，是不合科学的精神的。不但不合科学的精神，且足妨碍科学的发展，这因大家如果都把“未知的”因果关系，一概委之于命运，那就无须乎“研究”。亦因如此，所以相信命运的人，一定是安于现状的，甚而至于还是苟安之徒。反而言之，也只有不相信命运的人，才会遇事必求其致此之因。虽然有些因，乃非目前的人力所能知的，但唯有求知，一切才有进步。凡所不知，概委之命，尽归之运，则真理就永远不会发现。正因命运是“不科学的”，所以信仰科学的人，就不相信命运。或谓命运既是不科学的，那为什么现在还有一些科学家相信命运呢？这一答复，极其显浅，那不是这些科学家的“科学精神”不够，就是他们“别有用意”。这所谓“别有用意”，不是故意用以安慰人（这好像人们对着一位明知无法挽救的病者，说赖上苍的保护，这病是会好的），就是有意用来欺骗人（这好像财主对穷人说：你的挨饿，是命运不好，乖乖听话，修修下世）。至于冯友兰先生所说：“知命可免去无谓底烦恼，所以《易·系辞》说，乐天知命故不忧。”这话在人情上是可以说的；在理论上是不足取的，因为大家都是乐天知命，个人即使可以不忧，社会就不会进步，许多没有知道的因果关系，也就永远不会知道，这是要不得的。

我常说各种学说思想的存在，都有各色社会经济做背景。命运的“理论化”，它的背景就不外于农业生产。盖在农业生产之下，人受自然的支配，有许多自然的变化，不是当时的人所能知道的。辛辛苦苦种下的稻子，一场大风，就可化为“乌有”。大风之果，人既不能预知，那就只好说是命运了。农业生产，在我中国，垂数千年，所以星相卜巫，在我中国，也就特别发达。至于现代的工业生产，情形就不相同（此处为了篇幅的关系，不想说明理由）。亦因如此，现代的英美人，不像我们中国人这样相信命运，那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在这里也可知那不是命运注定的）。在这意义上为要“不忧”，而求“乐天”、“知命”，这还是不足为训的（此段说明，不甚透彻，拟另文以论之）。

（《东方杂志》第四十三卷第五号，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五日）

孔子可谈而不可谈（李长之）

有人说孔子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和宝库，孔子是应当谈的；有人说孔子曾屡被统治阶级利用，已经和封建势力有着不解缘，如果谈孔子，就会为反动势力张目，孔子是不可谈的。

我认为可谈而不可谈，单看如何谈，在什么时候谈。

假若纯心是利用孔子，那不必说，是最可憎恶的。为了憎恶这班口是心非，用大道理来遮掩自己的丑恶的人，索性连孔子的大道理也鄙薄起来，这也是人情之常吧。正始时代的名士薄周孔，我们是可以原谅并同情的。就是在近些年，有些头号的贪官污吏，也在提倡尊孔创办什么刊物之类，叫人见了也恶心。真正尊爱孔子的人，因此而不愿谈孔子，何尝不对？佛头着粪，固无损于佛，然而有洁癖的人，也只好连佛头也不踩了！

退一步，虽然不是利用孔子，而是真正爱孔子，但为了爱孔子，就和假装爱孔子的人合了流，也就是和恶势力妥协，而且投降了，这也仍然叫人寒心！大凡恶势力，既称为势力，就有一些凭借，或物质上的优裕之处。那些真正爱孔子的人，为要推行孔子的道理，为要散布对孔子的敬意，觉得恶势力虽恶，可是现在为我们利用了，利用它的凭借和物质上的优裕，做些好事，又有何妨？殊不知这一算盘，打得再错也没有！恶势力是有腐蚀性的、是有传染极快的毒素的，起初是利用它，最后却是为它裹胁，于是恶势力如虎添翼，什么孔子不孔子，不过增加恶势力为恶之具而已，那些爱孔子的人，也成了恶势力的俘虏，而不知不觉是在那里帮凶了！极而言之，程朱也不免是这一流。洁身自好之士为消极抵抗，索性不谈也对。

孔子之不可谈如此！

可是我认为孔子也可以谈，那就是在恶势力快要解体的时候，这是它已快失掉了作恶的本领，业已没有假装道德仁义的兴趣，而明眼人也不会轻易为所裹胁，当然可以谈。可以谈，但如果谈的方式有问题，就仍然会使恶势力死灰复燃，那就仍然危险。

所以恐怕只有在这样的方式之下，可以少些毛病！一是把孔子还归一个长期的封建时代，凡是那些助长封建势力的说词，一律用历史的钉子把它钉牢，不必让它和现代生活有何关涉；二是把孔子人格之带有永久性的价值的地方洗练出来，洗练包括批判；三是用发展的眼光，看看孔子为后来恶势力所利用处，都是经过如何的路数，免得我们再陷前辙。假如这三样做到，而又恰是在恶势力解体，人们又不再怀念恶势力之时，孔子可以谈！

现在呢？现在在可谈不可谈之间。（三十七年十月四日晨）

（天津《大公报》，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五日）

高山族族源考略（施联朱）

高山族约四十万人，是台湾省最早的居民。主要分布在台湾本岛的山区和东部纵谷平原及兰屿上。高山族内部由于居地和语言的不同，有一些不同的称呼，主要有泰雅、赛夏、布农、曹、排湾、阿美、雅美、卑南、鲁凯、平埔等。

关于高山族的民族来源，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要有：（一）土著居民说，连横在《台湾通史》中说：“高山之番，实为原始”，认为高山族是台湾最早的居民。（二）南来说，主要根据高山族（平埔人）的体质、语言、文化等方面，都具有许多与马来人相似的特点，因而认为他们来自菲律宾、婆罗洲诸群岛的马来人。持此说者多为西方历史、语言学者如泰勒（G. Tayler）、因波特赫特（Imbault-Huart）、黎斯（L. Riess）等。（三）西来说，又称大陆说，主要根据考古发掘的有段石锛、有肩石斧、绳纹陶、网纹陶、黑陶、彩陶等原始文化都与祖国大陆东南沿海一带的原始文化同属于一个类型，因而主张台湾高山族来自大陆古越人的一支。持此说者有林惠祥、凌纯声等。一九八〇年第十二期《历史教学》，刊载《中国历史大辞典》民族史辞条“高山族”说：“高山族是百越的一支”，“应是从祖国大陆迁移过去的”，实际上也是持西来说的。

以上各种说法，都失之于片面。根据几年来考古学的发现和文献资料记载及高山族民间传说，证明高山族的民族来源多源论，主要来自祖国大陆东南沿海一带古越人的一支。但台湾地处东南海上，在漫长的岁月里，有少数来自东北琉球群岛和南方菲律宾、婆罗洲以及密克罗尼西亚诸群岛的居民，与早先迁来的古越人相互融合，逐渐发展形成为今天的高山族。我认为这个说法，比较接近于事实。

甲 关于台湾高山族主要来自大陆古越人的一支，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加以论证。

一、古越人迁居台湾的年代

越人何时迁居台湾？史无记载，一些学者的推论，皆因论据不足，一直成为学术界长期争论的问题之一。如翦伯赞在《台湾番族考》中说：“不在宋元之际，而是在遥远的太古时代”。连横《台湾通史》卷一，《开辟纪》中说：“以今石器考之，远在五千年前，高山之番，实为原始”。《台湾丛谈》亦说：“中国行政正式经略台湾始于东吴。而汉夷民间往还更早于此，至于越人的移殖台湾则在远古”。我认为从春秋末年至汉代，闽、粤、浙三省沿海地区发生了极大的动荡骚乱，当地越人为了寻找个安身乐业之所，被迫迁居台湾、澎湖诸岛屿的一定不少。

春秋末年，越常与吴相战，至公元前四九二年为吴王夫差战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刻苦图强，至公元前四七三年攻灭吴国。战国时，越国国力衰弱，约于公元前三三四年为楚所灭。“于越……至六代王无疆，当显王之世为楚所灭”①。

楚威王灭越后，“越以此散，诸族子争位，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②。就是说，楚灭越后，越人流散江南各地，有的甚至渡海避居台湾、澎湖。正如连横氏所提出的“或曰楚灭越，越之子孙迁于闽，流落海上或居于澎湖”③。

秦灭六国，统一中国，于公元前二一四年在古越人主要居住的福建、浙江部分地区置闽中郡④。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二一〇年）南巡至会稽，欲隔绝越人与海外的关系，乃移越人于内地，迁罪人实海边之地，实行海禁政策，以备外越。《越绝书》卷八说：“是时徙大越民置余杭，伊攻□故障，因徙天下有罪适吏民，置海南故大越处，以备东海外越，乃更名大越，曰山阴”。

公元前一三八年（建元三年）闽越攻东瓯（又称“瓯越”）。东瓯向汉朝告急，汉武帝遣大中大夫严助发会稽兵浮海救之，未至，闽越兵退。⑤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徙其众四万余人于江淮之间。⑥

公元前一一〇年（元封元年），汉灭闽越，“徙其人于江淮间，尽虚其地”。⑦事实上不管是自动要求迁徙或是被迫迁徙，都不可能做到“悉徙”、“尽虚其地”，只不过在沿海平原交通便利之地的越人迁徙而已，必然有一部分的越人藏匿于山林之中，在大兵压境过后，他们又逐渐地出来，正如《太平寰宇记》所载的：“后有遗人往往渐出”和“后有逃遁山谷者颇出”。⑧

必须指出的，在当时东南沿海地区动荡之际，越人除部分迁徙于江淮之间和隐匿于山林之中外，有无可能一部分越人渡海迁居包括台湾、澎湖在内的诸岛屿呢？我认为完全有可能的。

首先，越人为习水民族。《淮南子·说山训》说：“越人习水便（使）舟，而不知射”。“如秦者，立而至，有车也；适越者，坐而至，有舟也”。⑨《越绝书》卷八说：“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又说：“勾践伐吴，霸关东、徙琅琊，起观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初徙琅琊，使楼船卒二千八百人，伐松柏以为桴”。桴意小筏，即小船。《论语》谓：“乘桴浮于海”。考越人当时通用的船只种类繁多，叫名不一，有“舲”、“幹舟”、“须虑”、“楼船”、“戈船”、“铜舡”等⑩越王还建立一支数量可观的水军。公元前一一二年（元鼎五年）南越反，东越王余善上书汉朝，自请愿出水军八千人从征。(11）“习于水斗，便于用舟”，(12）还是越军的优点。可见，早在春秋时，越人不仅习水性，善造舟，而且滨海而居，早已从事航海了，而且具有丰富的航海经验。

其次，公元前一三五年闽越击南越时，汉武帝发兵往救，闽越王郢的弟弟余善与宗族谋曰：“王以擅发兵击南越，不请，故天子兵来诛。今汉兵众疆，今即幸胜之，后来益多，终灭国而止。今杀王以谢天子，天子听，罢兵，固一国完；不听，乃力战；不胜，即亡入海。皆曰善，即纵杀王”(13）这里所谓“不胜即亡入海”，无疑是指东渡避居包括台湾、澎湖在内的诸岛屿而言。

根据以上史实，可以断言，越人在上述各个动荡不定的时期发生多次民族大迁徙中，由于他们习水性，善驶舟，会造船，具有丰富的航海经验，他们飘洋过海避居台湾、澎湖的条件是具备的，而且也是可能的。

二、高山族与古越人的密切渊源关系

文献记载古越人有自己的特殊的生活文化，有本民族的语言。而今天的高山族却保留着许多有关古越人的传说、遗俗等；从而证明其渊源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从文献记载的传说来看，三国沈莹《临海水土志》中提到台湾高山族有关春秋越国的传说：“众山夷所居，山顶有越王射的，正白，乃是石也”。(14）宋《太平寰宇记》卷九十八《临海》中也提到“夷州四面是溪，顶有越王钓石在焉”。这个传说正是高山族与古代越人有着密切渊源关系的有力佐证，古代越人不仅移殖夷州（台湾），也有可能夷州在当时本来就是越王直接统治之地。从沈莹把台湾高山族先民的生产、生活情况，记载在《临海水土志》内以及《太平寰宇记》把有关夷州越王传说收录在台州（临海县）条下，都可以得到证实：当时的夷州可能是属于临海郡辖区之内，而这些地区正是古越人居住区之一，所以有关越王的古迹传说在台湾广泛流传。考东越亡于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〇年），孙权黄龙二年（公元二三〇年）征夷州，距东越灭亡的时间仅三百余年，去古未远，所以夷州居民对越王事迹仍记忆犹新。

从语言来看，高山族语言与古越语都属于复音的粘着语，不同于汉语一字一音的孤立语，而是一字多音的黏着语。如古越语称“爱”为“怜职”，“广大”为“羞绎纷母”，“船”为“须虑”，“热”为“煦锻”等。(15）

从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方面来考察，高山族人民保留有不少古代越族的遗俗。如：古代越人有所谓“断发文身”、拜蛇为祖、巢居、喜食虫蛇蚌蛤等习惯在高山族历史上也不乏记载，有的还保留到今天。

越人断发文身之俗，在高山族中也很普遍。《临海水土志》就说夷州人“皆髡发穿耳”。后垄、竹堑诸社“发在周围者悉除之，中临圆顶，剪而下垂，状若头陀”。(16）淡水岸里、内山、双寮、宛里诸社“无男女悉翦发覆额，作头陀状”。(17）至于黥面文身的习俗就更普遍了，“妇人以墨黥手为虫蛇之文”，(18）“男女……手足则刺纹为华美”。(19）傀儡社高山族头目（正副土官）“至娶妻后，即于肩背胸膛手臂两腋，以针刺花，用黑烟文之。正土官刺人形，副土官公廨祗刺墨花而已，女土官肩臂手掌亦刺墨花，以为尊卑之别”。水沙连所属北港的高山族，“女将嫁时，两颐用针刺如网巾纹，名刺嘴箍，不刺，则男不娶”。(20）清代采硫官吏郁永河曾目睹高山族“既尽文身，复尽文面”。(21）“御车番儿，皆遍体雕青，背为鸟翼盘旋。自肩至脐斜锐为网罟缨络，两臂各为人首形”。(22）御车番人的“胸背雕青为豹文”。(23）甚至近代有的高山族妇女还作“乌鸦嘴纹饰者”。(24）迄今高山族仍以黥面为男女成年时装饰，男刺纹前额、下颐之正中及胸部，女子则刺前额中央或两额、下嘴唇皮、下腿前面，或仅刺颐(25）。

古代越人对龙蛇之类的水族，有特殊的信念，属于原始氏族图腾崇拜，因此，古越人以文身像龙蛇著称。而高山族中的鲁凯人、排湾人均认为百步蛇为其图腾的始祖，便崇拜蛇，在许多建筑物传统的服饰以及用器上大多雕绣蛇纹图案，这种雕饰被认为是地位与权威的象征。(26）同时把杀害蛇的行为视为一种禁忌。有的至今仍流传着许多有关蛇为始祖的神话传说。据一九五七年的调查材料，居住在嘉义深山的达邦和特富野二村的曹人，流传着“蛇为始祖”的神话传说。相传有一天，一男性的蛇变着人形，去参加曹族的战祭（战祭名叫Mahi，为纪念以往的战绩，并为祈神祝福保佑将来战争之胜利），战祭庆典后还举行舞会，到了晚上，男蛇却追求一个女子，女子看见蛇长得很美，遂和他结婚了。Tawunuana氏族就是蛇的后代。(27）

越人巢居，高山族亦有楼居。《临海水土志》载，与台湾高山族先民在居处、饮食、衣服、被饰相似的安家之民（按即闽越人）“悉依深山，架立居舍于栈格上，似楼状”。清代，诸罗、凤山等地的高山族“巢居穴处，血饮毛茹”。(28）今天阿里山曹人的公廨和仓房，多架屋于椿上，似楼居。(29）

越人善食虫蛇蚌蛤之类，高山族也有类似的嗜好。荷兰人记云：在萧垄，高山族妇女把捕获的鱼，在同鳞和内脏一起用盐腌渍，在壶中稍经贮藏后，就连鳞一起吃下，带有小虫和蛆虫的，他们认为非常鲜美”。(30）

其它如高山族的墨齿、短须、跣足等习俗都与古越人相似。

必须指出，高山族保有断发文身、黑齿、短须、住“干栏”屋、以蛇为图腾等文化生活特点，也都与从菲律宾等群岛的马来人相同或相似。有些学者却认为马来人亦源自古越人，大约在新石器时期，大陆东南沿海的古越人，除有一支（或好几支）直接渡海到台湾，与矮黑人相融合，形成泰雅、赛夏、布农、曹等高山族的祖先外，还有一支经中印半岛而至南洋群岛，最后经菲律宾群岛而移入台湾，形成为阿美、卑南、雅美和平埔人的祖先。(31）如果上述情况属实的话，那么，无论从大陆直接渡海到台湾的居民或从菲律宾飘来台湾的马来人都与古代越人有密切的渊源关系。这就足以说明台湾高山族主要来自大陆的古越人，古越人是构成高山族的主要部分。

三、从生活习俗看高山族和壮侗语族的各族同源于古越人

目前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认为壮侗语族的壮、布依、侗、傣、水、黎、仫佬、毛难等族与古越人有着渊源相承的关系。台湾高山族与分布在祖国大陆南方各省的一些少数民族如历史上的“僚人”以及今天壮侗语族的各族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生活习俗，这也是大部分高山族与壮侗语族的各族同源于古越人的一个有力佐证。兹简述如下：

婚姻，壮侗语族的一些民族女子十五、六岁，父母即构竹楼使她独处，青年男子夜吹口琴，到来邀约，合意即可成婚。海南岛黎村过去都有一个至几个“寮房”，黎语称“布隆闺”，女儿长大了便到那里居住，凡是不同血缘集团的男子，都可到“布隆闺”寻找情人，吹萧唱歌，倾诉爱慕，这体现了黎族未婚青年男女社交自由。高山族也有类似的婚俗，高山族男女婚姻名叫“牵手”，许多地方，女子十五、六岁，父母就为她建造一间小屋，使她独居，社中“麻达”（男青年）每于夜间吹着口琴来挑逗她，她若合意便与他相会，逾月方告母，行聘结为夫妻。(32）明陈第《东番记》中有一段有趣的描述：“娶则视女子可室者，遣人遗玛瑙珠双，女子不受则已，受则夜造其家，不呼门，弹口琴挑之。……女闻纳宿，未明径去，不见父母，自是宵来晨去必以星，累岁月不改，迨产子女，始往婿家迎婿，如亲迎，婿始见女父母，遂家其家，养女父母终身，其本父母不得子也”。北路诸罗各社高山族“男女未婚嫁，另起小屋，曰笼仔，曰公廨，女住笼仔男住公廨”。“惟未嫁者另居一舍，曰‘猫邻’”。(33）

凿齿，广西壮族（俚人）“女既嫁便缺去前一齿”。(34）高山族早就有凿齿之俗。三国时沈莹《临海水土志》说，夷州（台湾）土著居民“女子已嫁皆缺去前上一齿”。(35）“男子穿耳，女子断齿，以为饰也”。(36）北部高山族男女十二岁至婚前拔除门牙二至四颗。泰雅、布农、曹等都有拔去左右门齿或侧门齿一枚，也有拔去侧前齿和犬齿的。(37）

猎头，《魏书·僚传》说，僚人“其俗畏鬼神，尤尚淫祀所杀之人，美鬓髯者，必剥其面皮，笼之于竹，及燥，号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38）部分高山族过去也有猎头习俗。《临海水土志》说：“战得头，着首还于中庭，建一大材，高十余丈，以所得头差次挂之，历年不下，彰示其功”。此俗一直保存至近代始革除。

丧葬，闽、浙、赣三省交界的武夷山是古越人分布的主要地区之一。地多崖葬（又称悬棺葬）遗迹，人死即将棺柩安置在悬崖绝壁的自然洞穴或人工凿成的洞穴。这种葬式代表古越族的文化特质。这种崖葬习俗，在兰屿雅美人中至今尚存。(39）

口琴，大陆南方一些少数民族流行吹口琴。张庆长《黎歧纪闻》说，黎族青年男女恋爱男弹嘴琴，女弄鼻箫，交唱黎歌，情意投合的即订偶配。高山族“麻达”也擅长吹口琴（口簧）、嘴琴和鼻箫求偶，其型制都与黎族相似。

贯耳和墨齿的风俗，在海南岛黎族中尤为普遍。高山族尤喜大耳，他们以线穿耳，用贝壳螺钱和竹圈塞于耳孔，齿用生刍染黑。双寮、大甲、宛里等社高山族妇女“穴耳为五孔，以海螺文贝嵌入为饰”。(40）

女劳男逸，越俗，妻子生子三日便澡身于溪河，操劳家务如常，丈夫则拥衾抱雏，坐于寝榻，称为“产翁”。《岭外代答》中记载广西壮族“城郭圩市，负贩逐利，率妇人也”，光绪年间撰修的《宁明州志》下卷中记述：“妇女多勤苦而少游冶。……家家自纺织麻缕，自涅染布匹，以为衣裳。尤苦者，则负贩以营食。甚有男子游手赌博，而健妇独力持家，其夫赖以存活者”。高山族也是“女子健作，女常劳，男常逸”。(41）“男子嫌恶一切工作，……妇女便倾其全力于田野，担任最繁重的工作”。(42）“凡耕作皆妇人，夫反在家待哺”。(43）“番妇耕获樵汲，功多于男”。(44）

木臼，《岭表录异》生动地描述壮族古代春堂舞起源的情况：“广南有舂堂，以浑木刳为槽，一槽两边约十杵，男女间立，以舂稻粮。敲瞌槽舷，皆有遍拍，槽声若鼓，闻于数里，”。(45）高山族也会用大木作臼。直木作成杵子，男女每日舂打带穗的谷稻，一面舂打，一面唱歌，杵韵悠扬，歌声嘹亮，节拍整齐，十分动听。日月潭的杵乐尤为著名。

此外，高山族喜嚼槟榔、嗜好吃酢、戏弄彩球、穿桶裙、以藤条束腹部、拔毛去须等习惯，都与祖国大陆南方少数民族特别是与壮侗语族的一些民族很相似。

据上所述，台湾高山族的风俗习惯与大陆南方的少数民族特别是壮侗语族的各族绝大部分相同或接近。徐松石将《台湾府志》中所列高山族的特殊风俗习惯一百条，与马来人的特殊风俗习惯相比较，其中相同的占百分之十八，而与大陆南方少数民族特别是与古越人有密切渊源关系的壮侗语族的各族比较相同或接近的占百分之八十以上。(46）这也是台湾高山族的祖先大部分来自祖国大陆上古越人的最好印证。

乙、关于高山族族源多源论的论证

根据大量的文献资料和考古发掘，都证明高山族除主要来源于祖国大陆的古越人外，还源自琉球群岛、菲律宾群岛等的居民，以及融合不少从大陆迁去的金人和汉人。兹分述如下：

宋末，元人灭金，金人有浮海避元而迁居台湾的。清人郁永河说：“南宋时，元人灭金，金人有浮海避元者，为飓风飘至，各择所居，耕凿自赡，远者或不相往来，数世之后，忘其所自，而语则未尝改”。(47）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中反映了台湾高山族“种类各异，有土产者，有自海舶飘来，及宋时零丁洋之败，遁亡至此者，聚众以居，男女分配，故番语处处不同”。(48）

值得注意的，从大陆迁去的还有不少汉族人民，其中一部分深入高山族聚居地区，由于长期与高山族生产、生活在一起，不少汉族人民与高山族人民通婚，学会高山族的语言，接受高山族的风俗习惯，而逐渐融合为高山族。据说卑南社高山族土目文结的祖先，就是早时汉人从大陆避难而来的，逐渐“踞地为长，……”。(49）彰化县南社、猫儿干二社高山族，据说就是福建兴化府汉人渡海娶高山族妇女为妻，“今其子孙婚配，皆由其父母主婚，不与别番同”。(50）“猫儿干社番，有说兴化话者，想系兴化人入社所传”。(51）“嘉庆末，有粤人黄祈安者孑身来台，至斗换坪，……从番俗，改名斗乃，娶番女为妇，生二子，……”。(52）咸丰年间，泉州人郑勒先至彰化埔里社与高山族互市，“从番俗，改姓名”。(53）由上可见，高山族中不但有众多的从大陆迁来的古越人，而且还有金人、汉人融合进去的，这也是高山族族源多源论的一个有力说明。

由于台湾地处东南海上，高山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也融合进来少数来自琉球群岛和菲律宾、婆罗洲及密克罗尼西亚诸岛的居民。从历史文献资料，可以找到许多关于马来人迁入台湾的记载。如“唐贞观间，马来群岛洪水，不获安处，各架竹筏避难，漫泊而至台湾，当是时欢斯氏遭隋军之后，国破民残，势穷蹙，马人乃居于海澨，以殖其种，是为外族侵入台湾之始”。南宋时，“当是时马人之在台湾者，族强势大，遂攘土番而分据南北焉”。(54）故台湾高山族的语言，“出玛来西岛者六之一，出吕宋岛者十之一，迆北十七村多似斐利宾岛之语，说者谓台湾番民自南洋某岛迁来，其言近似”。(55）因波特赫特在《台湾岛之历史与地志》中对台湾高山族（平埔人）与马来人的体质、语言、文化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指出：“台湾岛人的方言——不论是平埔番或生番所说的方言——都和马来语有着惊人的类似。对这些民族的共同来源毫无置疑的类似”。“在台湾岛的一切方言中，我们可以说东海岸的埤南的方言是包含马来语单语最多的方言，其次是平埔番的方言，而最少的是岛的中央部分完全野蛮的部落说的方言”。可见“台湾土人的方言和马来西亚的方言之间有着完全的姻亲关系”，“而在马来人和台湾岛土人面目的显著轮廓的比较上，也似乎给这种语言的姻亲关系找到了它的结论”，“我们可以推测生番是在一个非常遥远的时代最先登陆于台湾岛的，而平埔番或至少那些现在被人用这名称所指的部落，则在一个和我们比较相近时代，远落其后地来到台湾”。(56）

台湾高山族的语言中，很多词汇与菲律宾人相同。如高山族称独木舟为“艋舺”（汉文译音“蟒甲”），据说就是菲律宾“达各洛”族的语言“Banca”。(57）近人宋家泰也指出：“有谓其系来自南方诸岛如菲律宾群岛及马来群岛者，亦有称其中一部分则来自加罗林群岛者，……据谓阿米（即阿美人）族与菲律宾群岛上之Negrito有渊源关系，此系就其所用烟管及吸烟习惯而言者，但亦有称其体质及风俗与加罗林岛上居民相似，且有文化遗迹可资佐证。再有称其系来自马来半岛者”。“培旺族（按即排湾人）……，其来源有称系来自菲岛者，亦有称系来自马来半岛者”。(58）黄叔璥《番俗六考》中说：“新港、萧垄、麻豆各番，昔住小琉球，后迁于此”。(59）分布在嘉义与台南之间的“平埔”人也是由小琉球渡海入台的。宜兰与苏沃、台北与淡水之间的平埔人相传是从火烧岛移来的。由大港湖溪至奇密社的阿美人中有个古老的部落名叫“那玛雅珊”，相传就是因来自火烧岛而得名，他们称火烧岛为“那玛雅珊”。南面马兰社的阿美人称火烧岛为“撒那雅赛”，台东八社之卑南人亦皆以火烧岛称为“撒那散”，他们传说多数皆来自火烧岛的。(60）兰屿上的雅美人自称是从菲律宾北部某小岛迁来的。据考古发掘的材料，台湾东海岸诸遗址出土的红陶器与某种玻璃制手镯，以及阿美人、毕玛人的倒钩矛，都可能来自菲律宾，特别是台湾东海岸掘得金制品，明显地表示着受菲律宾金文化的影响。兰屿出土的厚型打制石斧、椭圆圆筒石斧、扁平圆筒石斧、扁平偏锋石斧、屋顶形石斧、有角块状石环和瓮棺等，以及现在雅美人尚制造着罐形陶器、圈足浅钵等陶器，多无纹或有划纹、圈纹，绝不见有绳纹、网纹和刷纹的。显然“红头屿（按即兰屿）文化中，菲律宾初期铁器时代文化占优位。现在所用的陶器可能就是当时的文化所残留者，……想亦是由菲岛所传入者，其中当有可早到石器时代”。(61）菲律宾铁器文化层分布于台湾东南海岸及南部，据菲律宾大学教授贝叶推定，此文化传入台湾当在公元六百年至八百年之间。(62）日本学者移川子之藏、浅井惠伦、鹿野忠雄等认为雅美人是来自菲律宾群岛的，“红头屿（即今兰屿）的金文化也是自菲律宾群岛北进的”。据调查，雅美人与菲律宾北端的若干岛屿——巴丹岛等早有来往“每逢捕鱼季节，在海上时有接触，言语上大部分可通。(63）据此，可以想见这一部分的高山族先民在他们从菲律宾群岛迁来台湾之前，曾经在这些小岛停留过一段时间，而且是利用这些小岛屿为暂时住脚之所，逐渐地移入台湾的。

据说当马来人未入台湾之前，这里已散布有小黑人（Negritos），他们可能由菲律宾漂流到台湾的。(64）有人认为最早进入台湾的大概属于尼格利佗种（Negritos）的矮黑人，曾广泛分布于各处山地。(65）他们身躯矮小，肤色暗黑，毛发卷缩，用弓矢，善游泳，行巫术，有疤痕纹身之俗，是由尼革利佗人聚居的中心地——菲律宾群岛漂来的。(66）公元十八世纪，清初台湾深山中还发现一种被称为“鸡距番”的矮黑人。高山族中除雅美人外，不仅流传着消灭黑矮人的故事，而且有些还保留在习俗崇拜中，只不过是名号不同而已。如布农人传说中的小黑人叫“萨都索”（Sadoso），他们身材矮小、动作敏捷、气力巨大，后来被布农人消灭掉。(67）泰雅人传说中的小黑人叫“辛古兹”（Singutsu）、“辛辛”（Sing Sing）、“齐苦伊”（Tsikuitsikui）；曹人传说中称小黑人为“萨由兹”（Sajutjutsu）；排湾人传说中的小黑人称“古鲁尔”（Ngurur）。(68）在赛夏人中，称小黑人为ta’ai，每年在十一月中举行一次矮灵祭（pastai ai），传说他们过去曾消灭过小黑矮人，怕矮人灵魂不散，加祸于他们，故祭祀之，以求丰收平安。小黑矮人在人种学上属于尼格罗种（Negroid）的尼格利佗（Negritto），今天还散布在非洲大陆及南洋群岛，过去在祖国大陆特别是东南沿海一带，似乎也有这种人。(69）

古琉球人移入台湾也比较早。季麟光在《蓉洲文稿》中说：“台湾番人，考其源，则琉球之余种，……”他们初居台湾岛西北部，至六世纪末，大部分被消灭，一部分逃入山中。《隋书·流求传》中载欢斯氏部落，有夷邪久人所用布甲，酋长的权威较大，其中可能有一部分属于古琉球人。十七世纪初，荷兰殖民者侵入台湾南部时所发现的“郎峤”（Lonkiau）人，(70）其人身材较小，皮肤美丽，态度文雅，状貌、衣饰、生活习惯都与琉球人相似。妇女出门时要张伞遮太阳，男子戴帽或笠，妇女分娩后要火烤一周。虽盛夏也不例外，人死后先行埋葬，周岁后发墓拾骨，并贮于野外小舍中。十九世纪中叶，史因和和泰勒在台湾南部所见到的为数多的知本（Tipuns）族“躯干比百宛族较小，容貌较温柔，多数肥满浑厚，不像邻近他族那样的尖削露角”。(71）少数的郎峤人和知本人的住地均与排湾人相毗邻，早已融合于排湾人，其固有的特殊风俗习惯已消失，保留下来的只部落酋长及其家族在手部刺有青、红色纹饰，成为今排湾人的特征之一。(72）

此外，根据目前高山族内部存在不同的语言，族称和丰富的有关民族来源的民间传说等情况，也都是高山族族源多源论的有力佐证。高山族这一族称系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祖国大陆人民对台湾少数民族的泛称，并非高山族的自称。高山族内部有阿美、泰雅、赛夏、曹、排湾、布农、雅美、鲁凯、卑南、平埔等不同的称呼，仅平埔人内部实际上就有十多个不同的称呼，如台湾中部有“洪安雅”（Hoanya）、“西拉雅”（Siraya）、“发式朗”（Favor-long）、“拔埔拉”（Papora）、“巴则海”（Pazeh）、“道卡斯”（Taokas）、“阿里贡”（Arikan）；北部有“凯达格兰”（Ketagalan）；东部有“噶玛兰”（Kavalan）等。不同称呼的高山族使用的不是同一种语言。大体上可分为“泰雅”、“曹”、“排湾”三种语群，主要差别在于词汇。不同称呼的高山族有着丰富的有关民族来源的民间传说、神话和故事。不外有土著居民说和外来说，外来说中尤以来自祖国大陆为主要的。不同称呼的高山族，都有着自己的聚居地域，彼此泾渭分明，互不混杂。据此，足以说明高山族来源是多方面的。

综上所述，可见台湾高山族的来源不是一个来源，应该是多种来源的，似乎更接近于事实。其中从大陆迁去的古越人，时间较早，人数较多，次数不少，是构成台湾高山族的主要民族成份。

他们与后来来自各个不同时期和琉球、菲律宾诸群岛等不同地区的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经济文化发生了密切交流，互相影响融合，逐渐形成为一个民族，早已劳动、生息在我国神圣领土台湾上，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

（《民族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三期）

①《太平寰宇记》卷96，《越州》。

②《史记》卷41，《越王勾践世家》。

③连横《台湾通史》卷1，《开辟纪》。

④师古曰：闽中郡即今之泉州、建安（按即今福建北部）是也。《太平寰宇记》卷98，“台州”条，台州即临海郡也，包括在“秦属闽中郡”。

⑤《汉书》卷6，帝纪六。

⑥《史记》卷114，《东越列传》。

⑦《太平寰宇记》卷100，《福州》。

⑧《太平寰宇记》卷99，《处州》；卷100，《福州》。

⑨《吕氏春秋·慎大览贵因篇》。

⑩参见《淮南子·明术训》，《淮南子·俶真训》，《越绝书》卷3、卷4、卷8及唐虞世南辑、明陈禹谟校：《北堂书钞》卷137“舟部”等。

(11）《史记》卷114，《东越列传》。

(12）《淮南子·齐俗训》。

(13）《史记》卷114，《东越列传》。

(14）沈莹：《临海水土志》，原书已佚，引文见宋李昉：《太平御览》卷780，《东夷》。

(15）杨雄：《方言》卷2、卷7。

(16）陈梦林：《诸罗县志》卷8，《番俗考》。

(17）郁永河：《裨海纪游》。

(18）《陏书》卷81，《列传》46，《流求》。

(19）张燮，《东西洋考》卷5，《东番考》。

(20）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卷14、15，《番社风俗》。

(21）郁永河：《番境补遗》。

(22）(23）郁永河：《裨海纪游》。

(24）林惠祥《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第29页，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刊第3号，1930年。

(25）参阅徐松石：《东南亚民族的中国血缘》，载《远东民族史研究》第3册，1959年，香港。

(26）陈永兴编著：《山地服务在雾台》，1978年，台北。

(27）杜而未：《台湾邹族的几个神话》载《大陆杂志》第20卷，第10期，1960年，台北。

(28）郁永河：《禆海纪游》。

(29）台湾史迹研究会：《台湾丛谈》第125页。

(30）Dagh-Register, Batavia, 1624-1629. bl。23，村上直次郎，译本上卷，第29—30页。

(31）参见陈碧笙：《台湾地方史概要》（油印本）第2章。

(32）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卷14，《番社风俗》。

(33）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5、卷6。

(34）《太平寰宇记》卷116。

(35）《太平御览》卷368。

(36）陈第：《东番记》。

(37）徐子为、潘公昭：《今日的台湾》第100页。

(38）《魏书》卷101，《僚传》。

(39）台海史迹研究会：《台湾丛谈》第125页。

(40）郁永河：《禆海纪游》。

(41）陈第：《东番记》。

(42）C.E.S：《被忽视的台湾》。

(43）（康熙）《台湾府志》卷7，《土番风俗》。

(44）陈梦林：《诸罗县志》卷8，《番俗考》。

(45）刘恂：《岭表录异》卷上。

(46）徐松石：《东南亚民族的中国血缘》。

(47）郁永河：《裨海纪游》。

(48）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卷19，《丛谈》。乾隆《福建通志》卷167，《丛谈》，引沈文开《文开杂记》。

(49）连横：《台湾通史》卷31，《台东拓殖列传》。

(50）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卷15，《番社风俗》2。

(51）周玺:《彰化县志》卷11。

(52）连横：《台湾通史》卷15，《抚垦志》。

(53）连横：《台湾通史》卷32，《列传》4。

(54）连横：《台湾通史》卷1，《开辟纪》。

(55）龚柴：《台湾小志》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9帙。

(56）因波特赫特：《台湾之历史与地志》（Lite Formosa, Historire et DescriPtion）1885年。

(57）（日）币原坦著、曹甲乙译：《宜兰民族考》，载《文献专刊》第5卷，第1、2期，1954年6月27日。

(58）宋家泰：《台湾地理》第137—139页。

(59）黄叔璥：《台湾使槎录》卷5，《番俗六考》。

(60）（日）币原坦著、曹甲乙译：《宜兰民族考》。

(61）鹿野忠雄著、宋文薰译：《台湾先史时代的文化层》，载《文献专刊》第3卷，第3、4期，1952年。

(62）台湾史迹研究汇编：《台湾丛谈》第5页。

(63）陈汉光：《雅美族的金银文化》，载《文献专刊》第5卷，第1、2期，1954年6月27日。

(64）林惠祥：《台湾石器时代遗物的研究》载《厦门大学学报》，1955年，第4期。

(65）(66）参见陈碧笙，《台湾地方史概要》。（油印本）

(67）《新高郡蕃地观高驻在所笹尾宗晴氏调查》，载昭和六年七月，《南方土俗》1卷2号。引自陈碧笙：《台湾地方史概要》第2章。

(68）（日）铃木作太郎，《台湾の藩族研究》第2章，129—132页。

(69）陈国强：《高山族来源的探讨》，载《厦门大学学报》，1961年第2期。

(70）海牙档案馆收藏《Archief Voor de Geschiedenis der oude Hollansche Zending Utrecht》，1887年第8卷。

(71）Swinhoe and Tayler:《Ramble Through Southern Formosa》。

(72）参见陈碧笙：《台湾地方史概要》第2章，第2节。

嘉义市立委选战剖析（张福淙）

这一次嘉义市立委补选，国民党提名了标榜零缺点、新形象的最佳人选，不料在我凌厉的文宣攻击下，一再揭发其美国籍、工业团体会员、侨外资规避税负，保安二路有特权……等问题，搞得灰头土脸，形象大损，一度情况危急，要不是后来国民党撤换文宣人员，采取“不还口，不对阵”的战略冷却选情，加上少数野心政客“自己不敢参选，却害怕别人选上”的卑鄙心态作祟，而煽动“选零号投废票罢选”来搅局，则鹿死谁手犹未可知。从号称一级强棒，又有国民党动员组织庞大人力、物力、花费无数金钱助选，庄国钦却只得了三万六千多票，一点都不可怕，如果党外人士不因丧失信心而弃权，这一仗我可说是赢定了。因此我对民进党派来游说我罢选的郑宝清、许木元表示，若能得到民进党的支持，团结党外力量，我有七成胜算，一点都不夸张，即使民进党不支持，但只要不扯我后腿，我自信仍有五成胜算。无奈少数政客太过高估国民党对手，未战先怯，故意弄得表件不全来逃避选战，又害怕党外人士选上了自己面子不好看，于是先则放出谣言，诬指我是国民党叫出来选的，并贬抑我曾为其服务处常委的身分为台北市人均可担任的后援会义工，我发言辩责澄清，马上又给我戴上批评民进党的帽子，挑拨我与民进党的感情，最后仍不惜以民进党的全部声望，资源做赌注，邀了前后任三位主席发动投废票罢选，联手打压尤清、许荣淑等人为我卷起的声势。碰到如此政客，乃时运不济，夫复何言？我对这些政客口诛笔伐，是要他们现出原形，以免危害民进党，又何来“从头到尾炮轰民进党频繁”之有？再者，我拒绝选前入党的支持条件，正足以显示我的风骨凛然，绝非墙头草。

少数政客煽动“选零号、盖三人做废票罢选”，并不是煽动不去投票，而是去选零号投废票，结果耗费民进党庞大人力、资源，却只得了三千多张废票，扣除正常情况之废票，颜锦福的得票数约为一千票左右，可谓是最大的输家；但因彼一再为国民党造势，宣称“大势已定，要让国民党少赢一点”，使绝大多数党外人士中计，丧失获胜信心，而弃权不去投票，致投票率低到只有两成八。如果有人自认不去投的票都是他的，未免太一厢情愿，自往脸上贴金了。

尤清县长昨日传真要我“停止攻击、人和为贵”；但今日眼见有人在混淆视听攻讦我，忍不住又手痒，真愧对好友。

民主与民风（陈平景）

——朴正熙政权灭亡后的韩国

大学校园所见所闻

从汉城市中心的青年会旅舍，搭一三四路公共汽车前往座落在东大门区的庆熙大学，共费时约三十分钟。庆大建筑在一座小丘的半腰，校门前，有两排大学城式的小商店。医学院的巨大建筑群，耸立在校门口。沿着小丘的斜坡往上走去，就是庆大优美出色的校园了。我正想探问一下大路，却见路边有一大堆学生围着取阅报纸。我也依次免费领到了一份，一看，是一份《大学周报》，四开张版面，用韩文写的，字里行间只有少数的汉字，在第一版横排印着醒目的“校训”两字，其下是三排大字，曰：“学园的民主化，思想的民主化，生活的民主化”。这校训是用汉文写的，教我看了除了惊喜之外，还有无限感慨。把“民主”列为校训，这是何等的眼光。

在校园中，有数不尽的大型建筑，其中图书馆建筑的新颖与壮丽，堪与世界上任何一流大学媲美。图书馆的左后方是一座五层楼的巨大大理石洋式大楼，这就是庆大行政大楼兼大学研究所所在地。在大理石的正门中央，横挂着一个长方形的扁额，写道：“学问与良心的自由”。这是何等气象，这是何等精神。严格说来，一座大学除了学问与良心的自由之外，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呢？笔者在汉城看过六所大学，可是庆大的气象，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

在自然博物馆前的草地上，学生们三三两两在晒太阳，我找到一位英语系四年级的学生聊天，他的身边有一位音乐系三年级的女学生，她自我介绍说自己主修钢琴。这位英语不太流利的学生与我的对话如下：

“你对朴政权以后韩国走向民主政治的前途有何看法？”

“我是乐观的，因为我相信民主是潮流。朴正熙将军如果不是突然不幸被杀害，他也逃不过学生的革命，他终究要失败的。你知道，十月釜山学生暴动，本来汉城在二十九日要来一次最大型的学生运动，不料他二十六号就完了。目前韩国走向民主化进程非常顺利，唯一的障碍是以前朴氏的那批军人。不过，事情还是乐观的，因为此地驻有美军，而美国是坚持韩国民主化的。”

“金载奎前部长杀了大统领，被判死刑，你对此看法如何？”

对于这一个问题，两个年轻的学生互相用韩语讨论了约有十分钟之久，才回答说：

“牺牲了一个人，流了一个人的血，来避免革命的大流血，金先生（指金部长）的做法错了吗？但他可能难免一死，实在惋惜。”

“你对南北和谈的看法如何？”

“我们不喜欢共产党，汉城过去有两次沦陷的经验，人人谈到共产党就不喜欢。我看不同的制度，不同的社会，要实现统一，实际上是很困难，很困难的。也许要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才能解决这问题，所以我不认为有何结果”。

“明春大总统选举，你心目中想选给谁？”

“我选金大中，因为……”

正在此时，那位学音乐的女学生抢着说：“我选金泳三，因为他才是真正把新民党组织起来对抗民主共和党的。”

我趁机问道：

“你们看，大概哪一个人比较接近胜利？”

“现在大家都在想，不是金大中就是金泳三，不过有些人也想金钟泌。”

“是哪些人呢？”

“你不知道吗？朴正熙自己是农家出身的小学老师，后来进了日本人在满洲办的军官学校，当军人，他自己是不爱钱的，但是，在他周围的人，许许多多变成大富翁了。以前的中央情报局局长李厚洛就是其中之一：金钟泌本身也拥有一个几万亩、很大很大的农场。有钱的人是希望金钟泌当选的。”

这时那位女学生插嘴说：

“我们看结果就知道，明年这时已经真象大白了。”

举国致力改订宪法

经过朴政权十八年的独裁统治之后，韩国当前最重大的课题是如何走向民主宪政，而走向民主宪政，则必先重订宪法，废除一九七二年朴政权颁布的维新宪法。

去年十二月六日，崔圭夏大总统就任时说过：“改订宪法，实施选举，把政权交给选出来的新政府。”并自称是“防止危机的过渡政权。”

改订宪法既然是韩国朝野上下倾全力以赴的中心课题。政府方面非常审慎，决定兼容并包全国各界的意见，目前准备在春末完成新宪法的草案，之后，从五月到七月，在全国各主要城市举行批评讨论宪法草案的公听会，经过充分讨论，充分修正之后，今秋举行全民投票，以人民全体的意向，来决定宪法的取舍。

目前崔总统聘请了专家学者以及法界人士，设置了宪法改正审议委员会。汉城连日以来，各报纷纷竞载各党各派人士、学者、政论家、社会团体的专文，提供新宪法的各种不同意见。此外，国会也设有宪法特别委员会，即将由首都开始，到全国各地召开宪法公听会。执政的民主共和党，在野的新民党也各自设有宪法改订委员会，随时听取、反映党员的意见。从政府、国会到街头巷尾，从首都到穷乡僻壤，都在议论这一部新宪法。他们要真正做到集思广益与百家争鸣。

到目前为止，执政党与在野党对新宪法草案的见解大同而小异，例如，一致主张总统由人民直接投票选举，任期四年，连选得连任一次。因鉴于现行维新宪法对任期一项定为六年，且连选不受任何限制（意即连任多次均可），在野党为防止后患，除了主张任期应定为四年及连选得连任一次之外，更主张明文规定：“本条文不得更改。”

从一九四八年南韩建国以来，宪法曾经七度更改，此次重订宪法一事，全国上下几乎一致要求其尽善而又尽美。而两大政党对于改宪草案表现出的一致性，考其原因，乃是因为朴政权长期执政所产生的弊端，普遍引起了人民的反省，咸盼此次新宪法能够适当抑制总统权利的过度集中，在和平安定之中，把政权转移。

新宪法的蓝本，根据汉城新闻界的消息说，它将以一九六二年公布的第三共和国宪法为依据，补充、充实使它尽善尽美。这蓝本因在朴正熙当选总统以前完成，其内容包括：“一、总统制，任期四年，连选得连任一次。二、国会一院制，议员任期为四年。三、国会议员不得兼任总统，首相，阁员。四、议员候选人采政党提名制。这部宪法，拥有崇高的地位，普遍深受学界的尊敬。其主要起草人是当年高丽大学校长，新民党党魁，韩国宪法学最高权威俞镇午博士。今日韩国在野的中心人物金大中对此一宪法有颇高评价，但他亦指出：“对于无党派人士的候选权明文禁止，这是唯一美中不足的。”据了解，新宪法将包括人权的保证与环境权之不可侵犯等等适合于时代的条文。

韩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优美的文化传统，其民风质朴而强悍，山川壮丽。外患频仍，产生这一民族强烈的爱国家爱民族的志节。在日本人占据的三十八年之间，韩国志士仁人当年抗日的历史，就是一部可歌可泣的民族史诗。这次改订宪法的全民总动员，更证明了这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我们热烈期待这一个饱经忧患的国家能在民主宪政之下，走向富强康乐的坦途。

（一九八〇年三月十五日汉城）

（补记）南韩朴正熙政权灭亡以后，汉城有过昙花一现的“春天”。做为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者，人道主义者，我真是欢欣鼓舞，来到这二次世界大战后，饱经战乱，饱经独裁暴政，如今显现一丝黎明之光的国土，和他们共同呼吸珍贵的自由空气。这是我那时留下的珍贵的记录。

但是和许多乐观的自由主义者一样，我的梦、理想，不久幻灭了，一只铁手再度抱住韩国人民的膀子，自由和民主又是如此遥远，我的心也因而如此忧戚，如此暗淡。而我重新读到这篇旧作，发现它是我这一生的心灵深处，最凝固、坚强和渴望的写照。我出生在七七的战火中，成长在国民党的铁蹄之下，四十几年的生命，无论是当年在殷门立雪，或是近十六年的海外漂泊，我心深处，除了自由、民主、真理、友爱之外，我别无追求。无论道路多么遥远，世态何等炎凉，我要用我一生的生命做证，我坚强地，永不妥协地，奋斗和追求。

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夜客日本以此祝敖之四十九岁生日

从贵州来的退伍军人（陈平景）

上月因公出差，到羊城广州，住东方宾馆。

一九七三年第一次由美国转欧洲回到先人日夜思慕的故土，从乾隆年间起累世累代思慕的华夏祖国，就是首先踏足羊城。榕树和祖父在台湾家乡手植于大门口的一模一样，融和在童年的笑声里，梦里，甚至于血液里，原来也是来自故乡广东。榕树把游子的心，呼唤得如此近，如此近，我知道了，我终于回家了。那就是一九七三年，祖国行，整整一个月，震撼心灵的祖国行啊！之后七四、七九、八一、八三年，先后到了许多地方，看到长城，也看到黄河、长江，但那榕树，一想起她，看到了她，我才真正回到了心中的家。

东方宾馆门口向左转，流花公园附近的榕树，这里吸引了我每一天工余的黄昏。树干要两人才能合抱。百年老树了，竟有几百棵之多，窃喜当年没有遭劫去大炼钢，留此绿荫，抚慰游子。

那天大约是下午六点，暮色苍茫，我已游罢要回宾馆，突然有人在背后轻轻说：

“到火车站去，往前走吗？”

我回首一看，两个出门的，提着小行李的年轻人。

“哦！火车站，我不知道。”我停下来，答罢后说：“我不是本地人，……你们问别人吧！”

于是我们三个人就并排走了一程，默默地。在十字路口，遇到了一个散步的老人，我开口问路了。

“前面向左转，一直走到车站，半个小时吧！”

老人用的是广州话，我听懂了，这两个年轻人却“有听没有懂”，我奇怪了。

“你们哪里人？不会说广东话吗？”

“啊！……我们……啊……不是广东人……不会广东话……。”

不会广东话要在广州问路，我有点替这两个人担心了。何况，天有点冷，暮色深了。我终于停下。

“你们二位是赶路上哪里去的？火车几点开？”

“火车明天上午九点开，我们要到火车站。”

这下我看清这两个年轻人了：疲累、慌张、不安的神情。我担心之外，也好奇。

“你们不知道火车站的方向，人怎么会走到这里来？你们二位是外地来的吧！”

“我们，我们是从火车站被人骗到这里来的。一下火车，他们用车骗我们三个人，说给介绍旅馆，一个人八毛钱，上了车，载我们走了一程，叫下车，他要去旅馆办交涉，三个人两块四，他拿走了，人不见了。我们只好走回车站去。”他们一面望着另外一个人，竟是个女的，挂个行李在胸前，站在一丈多以外望着我们。

“你们口音，是哪里人？上哪里去？”

“我们是贵州乡下人，出来几天了，要到外面找工作去。”这时那女的走近我们，有点难为情地抱住胸前的行李，小心翼翼地解开一角，一个同行的年轻一点的男的立刻靠过去，掀开行李的一角，往里看着，用很浓重的，可能就是贵州的话说：“醒了吧！”“饿着啰！”

我心一恸，也本能地靠过去，一看，竟是一个小小的婴儿，睁着小小的眼睛，因为太小了，我竟误以为是行李挂在那个女的胸前。“唉哦！饿着啰！”我听到这话。

“你们还带着一个小婴儿？他几个月？多大了？没吃东西吗？”

“女娃儿两个月了。”男的回答。

“两个月？你们带着两个月大的小孩子在外面跑？”我快要动气骂人了。看着这小女孩的脸，使我想到自己的女儿出生时的样子——在纽约八十六街附近，德国人的医院。但我却骂不出来。“她喝牛奶吗？”

“她吃她的奶，……跑了三天，她都有点病了……。”

我终于明白了。我想，我能做点什么？尽点什么力？他们的车子明天上午九时才开，现在到车站不是太早吗？我终于决定为这个疲累的小母亲和饿肚子的小女孩做点什么。

“外面风大，天冷，我就住在前面，你们跟我来吧！到我住的地方热热身子，我给小孩子找点吃的。快来，快来。”他们来不及辞谢，已被我带到东方宾馆新楼的入口。

东方宾馆分新旧楼，用走廊连接起来，中间一个大庭院、喷水、回廊、假山、阁楼，加上花木扶疏，够得上气象万千、金碧辉煌了。我住旧楼，由新楼入口，到庭院，穿过回廊，来到旧楼地下的电梯，这四位客人一路过来，已被东方宾馆豪华的气势给吓坏了：这电梯是什么？他们硬是不肯进来。好不容易让他们看到别的宾客出入上下，终于才把他们带到六楼我的房间去。

我的房间有两张单人床、一套沙发、梳妆台、写字台、电视、冰箱和卫生间兼浴室。客人来了，我先给他们橘子水、苹果、一些饼干和小蛋糕。那小婴儿才从她母亲的怀中解下来，躺在她母亲的怀里吃起奶来。我忙出忙进，找食物去，到楼下小卖部跑了几趟，给他们买了些吃的、喝的。当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时，那两个年轻人安祥地抽着烟，小孩也静静躺着吃奶，房间却充满一股冲人的尿骚臭。我想，他们出门已三天了。

我们终于开始谈起来，我先自我介绍，来这里的工作等等。他们慢慢对我这陌生人讲述自己的事情了。

原来，这两个年轻人一个二十八岁，另一个二十七，是贵州铜仁乡下山区的人，干了六年解放军。参军时在昆明，因是小同乡，成了好朋友。退伍回乡，并没有分配工作，却因人民公社解体而每人分到一亩地，又干起农民来。二十八岁的青年已婚，也有一个孩子，他有一个堂兄在深圳工作，因而获悉那里容易找到零工，便和这二十七岁的青年，携同了二十岁的妻子，两个月的女儿，准备找零工去。他们这次由乡下到铜仁，搭汽车到长沙，由长沙换车到广州，准备住一天，再去深圳。在长沙因为换错车，山区人，一辈子没出几次门，错搭了快车，三个人被罚款三十六元。任凭他们怎么求情，列车长不肯开恩，他们为此，想在广州找最便宜的旅店，不料又被人骗了。因为他们不懂广州话，又一口贵州音，问路也没人理，不料却碰到一个由美国来的“华侨”。

铜仁乡下山区的农民生活如何呢？

据他们所说，一亩地一年生产五百斤谷子，合二百五十公斤。要交税二十五斤。辗成白米，只够一个人一年的粮食。他们一家三口，连粮食都不够，环境条件差，没有任何副业可干，生活十分艰难，只有以米换杂粮凑合过日子或吃稀饭。现在实在混不下去了，农闲期想往外面谋生，混得好，继续下去，一亩地由妻子去种，混不好就只有回去，但是，这次由乡下出来，是向亲友借的路费，无论如何，路费要找到才能回去。

我问他们，既然每年只收二百五十公斤谷子，辗成白米才只有一百六十公斤多，为什么还要交税二十五斤谷子？交给谁？谁去收这个税？

他们说，人民公社不在了，可是干部可还在啊。他们那里，还有八个干部，就是共产党员，他们吃的喝的，要每月由国家给，其实也就是我们来负担啊！

我又问，你们当了六年解放军，退伍都没分配工作，是什么道理？

他们说，不但干了六年解放军，而且还参加了惩罚越南战争。现在退伍分配工作，在农村，是要负了伤才分配，更重要的，我们也不是党员。

话讲到这里，我想到小婴儿已经离家三天，三天都没洗过澡了，我就提议他们给小孩子洗个澡。这使他们大为惊异。他们说，他们那里的人，小孩子出生那天洗个澡，一年之内不能再洗，一直要到一周岁才能再洗。我问他们，那医生、保健人员不会告诉他们说这是非常不健康的迷信吗？他们反问我，什么医生？保健人员？这在贵州乡下山区，从来都没听见过，你先生不知道吗？我再问，那么你们的孩子出生，有没有做过预防注射，这类保健工作呢？他们说，这是自古以来也没有过的。因此，他们都相信小孩出生，一年之内不得洗澡的。

我把浴盆放得满满的一盆温水，请那母亲和父亲进去替那小婴儿洗澡，最先听到浴室传来她的小小的哭泣声，但只有四、五声。洗完以后，我整好一张床，让她躺着穿上衣服，我看见那小女孩张着小手挥舞着，一边打着甜蜜的哈欠，一会儿就睡过去了。受到这情景的启示，我建议他们三个大人分别去洗一个澡。那二个男的无论如何不肯，却劝那个女的去洗了。二十岁的小母亲由我教她怎么使用浴室，静悄悄的让我们三个男人继续在外面谈话。这两个人问了我一些外国的生活情形，还有我的房间的价格。并且要求我把住址给他们，我也要了他们的地址。小母亲洗过澡出来以后，我进浴室，发现她不但把自己用过的水全都放掉，并且还把浴缸擦拭得一尘不染。多么勤劳、聪明、善良的同胞啊！我差点掉下了一眶的热泪。

夜深时，我用车子把他们送到火车站，那里有一大堆人。在和他们分手之前，我分别在他们不注意时，放进几十块钱到他们褪色的上装口袋去，也放进满满一袋的关怀和祝福。

（一九八四年四月）

由宪政独裁到独裁宪政（林山）

——论国民党政府的戒严体制

自民国三十八年五月十九日由当时的台湾省警备司令部公布了“台湾省戒严令”后，至今已过了整整三十五年。这就表示：目前居住在台湾的三十五岁以下的大多数人口，除非他是外来的移民，否则他必然在国民党政府的戒严措施下出生、成长。乃至成家立业，并继续生育下一代“戒严令下的产儿”。这种超级长期戒严的现象，是任何一个够格的民主国家的国民所无法想象的。然而，正因为被国民党政府戒严久了，“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许多人民早已“兴之化矣”。因此国民党的中国人权协会才能洋洋自得地宣称：“台湾有半数人民不知有戒严存在”。而这才是比三十五年的长期戒严更为可怕的现象！因为，这意味着国民党还可以利用人民的无知而继续没完没了地戒严下去。为了不使我们的下一代仍然必须在戒严令下生育他们的下一代，我们认为有必要在台湾地区宣布戒严三十五周年的今天，从头检讨一下戒严制度的本质和国民党政府戒严的神话。

宪政独裁

“戒严权”，是国家紧急权的一种。在我国宪法上，另一种紧急权就是“紧急命令权”。而这两种权，都是只在情况紧急（所以称之为“紧急权”），事非得已（所以又称为“必要性之法”或“不得已之法”，即law of necessity）之时，乃得运用。

不过，“在必要性之前不知法律”（necessity knows no law），国家紧急权先天就具有破坏法律约束的倾向。可是，如果因此就任由当政者去便宜行事，而不对紧急权加上任何限制的话，那等于鼓励统治者滥用紧急权以遂行独裁。于是，大多数的民主国家一方面承认为和平时期而设的法治主义政府，并无因应重大危机之功能的事实，因而接受国家紧急权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则对紧急权发动的条件、期间及程序等预先在宪法或法律中加以规定，以期能或多或少发挥防止滥用紧急权的功能。而这种以立宪主义为前提而制度化了的紧急权，就被辨之为“宪政的独裁”（constitutional dictatorship），以有别于非民主国家的独裁统治。

于是，如果以立宪主义为国家紧急权的存立基础，那么这种“宪政的独裁”就必定具有以下四个法理上的、本质上的限制。

一、目的的限制：紧急权的目的是在“终止危机，恢复常态”（to end the crisis and restore normal times），而不是“假危机，改常态”；是基于“维持现行立宪秩序”的不得已，而不是“改变现存宪政体制”的需要。因此紧急权的目的是消极的“除弊”，而不是积极的“兴利”。

二、期间的限制：既然紧急权的运用其本身并非常态，而只是要恢复常态，因此它必然是临时性或暂时性的措施。反之，如果将紧急权的实施无限制地永久化，就等于在事实上改变了立宪体制，而形成不伦不类的“紧急权体制”。

三、必要程度的限制：紧急权之所以被称为“不得已之法”，是因为发生了非常的紧急事态，已不能以平常的宪政程序来处理，因此才“不得已”而用之。所以，除非是“为了克服特定的危机而有绝对必要性”（absolutely necessary for the conquest of the particular crisis），否则绝不可发动紧急权，而只能以一般的程序处理。至于紧急权一经发动，其运用亦须合乎此一限制。

四、程序的限制：发动与运用紧急权的程序，也必须受到一定的限制。此一限制的目的，在贯彻责任政治的宪政原则，不使发动与运用紧急权的机关得以规避其应负的法律与政治责任。否则，若无法问责，则前三项限制俱成空谈。

如果以这四个条件来衡量我国宪法及戒严法上的规定，则可说我国的戒严制度（而非国民党政府的现行“戒严体制”）还算令人满意。

戒严权

相对于应付天然灾害、疠疫等非人为的危机与财政经济上的危机之“紧急命令权”，“戒严”是用来处理军事危机的。在和平的时期或战事未波及的区域，政府及法院固可依平常程序而运作，人民亦可享有宪法所保障的全部自由权利。但是，这样的社会、政治状况是与战场条件或战争需要不符的。因此，当有战事发生时，不论是对外的军事冲突，或国内的武装内战，为了求取战场上的胜利，以尽速终止战事，都必须视军事上的需要而付予军事指挥官借掌民政或司法并限制人民的某些自由权利的额外权力。此一权力，就是“戒严权”。所以说：戒严，是一种基于军事必要（military necessary）而实施的军事独裁（military dictatorship）。

现行戒严法即明定：只有当“战事或叛乱发生”之时，于“作战时攻守之地域”（即“接战地域”）或“受战争影响应警戒之地区”（即“警戒地域”），才能宣告实施不同程度的军事接管，及限制人民的某些自由权利（戒严法第一、二、五、六至九、十一各条）。而一旦“戒严之情况终止，应即宣告解严，自解严之日起，一律回复原状。”（戒严法第十二条）“原状”者，“常态”也。可见戒严的目的是回复到没有军事冲突的常态，以使民政及司法机关继续正常运作，而不是要使大家对军事接管和自由权利的限制“习以为常”，以建立长期性的“戒严体制”。

由于我国戒严制度对戒严权的目的有如此明确地规定，自然会将戒严限制为临时性的措施。这一点可由有关军事接管司法的审判效力之规定而明白看出来。

本来依据宪法第九条规定：“人民除现役军人外，不受军事审判。”但在戒严地区则依宪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为了“避免紧急为难，维持社会秩序”，而得以法律限制之。于是乃有戒严法第八条之规定，使军事机关对于戒严地区内关于刑法上内乱、外患、妨害秩序、公赎、毁弃损坏等十项罪行（其中第五、六、七、十等项之罪只限于接战地域），和其他特别刑法（如惩治叛乱条例、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等）之罪，均“得自行审判”。甚至如在接战地域内并无法院或与其管辖之法院、交通断绝时，“其刑事及民事案件，均得由该地军事机关审判之”（第九条）。不过，宪法第二十三条只容许对“非现役军人不受军事审判”之权利加以“限制”，而不得“剥夺”。因此，戒严法第十条明文规定：“第八条第九条之判决，均得于解严之翌日起，依法上诉。”换言之，军事机关在戒严时期审判非现役军人之犯罪，只是紧急权宜措施，仅有拘束为该判决的军事机关之“拘束力”，而非确定判决（因尚可上诉），故无“确定力”，因此也无“执行力”，而必须等解严后仍放弃上诉或上诉普通法院经判决确定后才能执行。由此，一方面可见人民“非现役军人不受军事审判”的权利并未因宣告戒严而被彻底“剥夺”（因军事机关只能羁押被告或宣告假执行，以待解严后上诉普通法院，而不能径行执行本身之判决），同时也意味着戒严必定只是短期的措施（因为法律关系不容长期的不确定）。

至于“必要程度的限制”，我们由戒严法中以极清楚明白的词句划分“警戒地域”和“接战地域”，并分别规定其不同的军事接管程度，以及该法第十一条在规定对人民之自由权利的限制时，一共用了五次“必要时”，一次“时机之必要”，及一次“不得已时”，已可体会到戒严法坚持“必要程度的限制”之立法精神。

最后，对于“程序的限制”，我国戒严制度也是严守责任政治的宪政原则。综合宪法第三十九条、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及戒严法第一条、第三条之规定，可知任何戒严令都必须经过行政院会议通过，立法院通过或追认，然后宣告。而立法院认为必要时，还可决议移请总统解严，行政院并不能就立法院移请解严之决议行使复议权。可见我国的戒严制度仍贯彻宪法逾所定内阁制的精神，使行政机关仍须向议会负其发动与运用戒严权之责任。

国民党开始动手脚

综上所述，可见依照我国宪法和戒严法所规定的戒严制度，仍是够格被称为民主国家的“宪政独裁”的。不过，任何的良法美意，在不知法治主义（the rule of law）为何物的国民党手上，必然地会扭曲、变质，乃致与当初立法设制的精神背道而驰。戒严制度也不例外。

距今三十六年前的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华民国宪法”开始施行。从法理上言，自此才有“宪政独裁”之可能。但是，国民党本来就没有信守宪法的诚意与决心，行宪伊始，就开始动手脚。

首先，由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在行宪后未满四个月，就师法希特勒用以造成个人独裁的“宪法破弃”（Verfassungsdurchbrechung）方式，依修宪程序，于民国三十七年四月十八日通过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其第一、二两款之规定如下：

一、总统在动员戡乱时期，为避免国家或人民遭遇紧急危难，或应付财政经济上重大变故，得经行政院会议之决议，为紧急处分，不受宪法第三十九条或四十三条所规定程序之限制。

二、前项紧急处分，立法院得依宪法第五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之程序变更或废止之。

由是，戒严制度的“程序的限制”被破坏了：依据临时条款第一款，宣告戒严不再需要经过立法院的通过或追认了；而依第二款规定，甚至当立法院决议移请解严时，行政院还可行使复议权，如此则即使过半数的立委主张解严，如果不能争取到三分之二的绝大多数支持，则行政院仍可继续戒严。这么一来，等于整个戒严权的发动、运用、解除都已不必向立法院负责了。“宪政独裁”开始不“宪政”了。

三十七年十一月二日沈阳沦陷，东北全失。次月十日，蒋中正总统便依据临时条款而发布了“全国戒严令”，不过此一“全国”，并不包括外蒙古（已于民国三十四年由国民政府承认其独立）、新疆、西康、青海、西藏及台湾。

民国三十八年一月，平津、徐蚌会战结束，蒋中正总统于一月二十一日宣布暂行隐退，而李宗仁代总统一上台，就在二十四宣布解除“全国戒严令”。

此时，蒋中正已逐渐安排好台湾省的党、政、军重要人事，中央银行的大部分金银亦于二月十日运抵台湾、厦门。于是四月二十一日共军渡江，二十三日南京失守，太原、杭州、武汉、九江相继沦陷，五月十九日，台湾省警备司令部便公布了一个“台湾省戒严令”，宣布：“本部为确保本省治安秩序，特自五月二十日零时起宣告全省戒严。”但是，这个戒严令的效力有两个问题：

杀气腾腾的规定

一、令中并未说明其法律依据。但其依据不外乎二者：一为临时条款之“紧急处分权”，二为宪法及戒严法之“戒严权”。可是依据前者而宣告戒严，必须由李宗仁代总统宣布，此令显然并非如此。至于依据后者而宣告戒严，则又须经立法院通过或追认，而当时的中央政府正在大陆上跟中共军队捉迷藏，因此此一戒严令亦从未经立法院过目。所以，仅从程序上而言，便不能认为有效。

二、就内容而言，此令一方面并未宣布戒严地域究竟是警戒地域或接战地域，因而无从确定其戒严之效果。另一方面，此令第四款竟然超越了戒严法，悍然规定：

“四、戒严时期意图扰乱治安，有左列行为之一者，依法处死刑：㈠造谣惑众者。㈡聚众暴动者。㈢扰乱金融者。㈣抢劫或抢夺财物者。㈤罢工罢市扰乱秩序者。㈥鼓动学潮，公然煽惑他人犯罪者。㈦破坏交通、通信或盗窃交通、通信器材者。㈧妨害公众之用水及电气、煤气事业者㈨如放火、决水发生公共危害者。㈩未受允准，持有枪弹或爆裂物者。”

此一杀气腾腾的规定，完全罔顾戒严权云“行政性质的紧急行动”（emergency action of an executive nature），而不能创设或变更法律的这一原则，并且内容几乎尽属含混不清的概念，此亦不合“罪刑法定主义”的刑法基本原理。有趣的是：此一“依法”应该无效的规定，竟亦自称是“依法处死刑”，真不知其所“依”何“法”？难道是“朕即法律”之“法”？

其后，于三十八年七月十六日，蒋中正在广州（当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组织“非常委员会”，自任主席（李宗仁为副主席），重新掌握军政全权。十月十二日，中央政府又迁重庆，而于十一月二日又由行政院第九十四次会议依据戒严法议决又通过“全国戒严令”，但未及颁布，中央政府便又重庆搬到成都（十一月二十九日），不久李宗仁代总统“胃疾复发，赴美就医”（十二月五日），接着成都亦失陷（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央政府不远千里而来，迁到台北。三十九年二月二十四日，立法院第五会期在台召开，三月十四日的第六次会议通过对这个从未经总统公布的“全国戒严令”予以追认。

这个“全国戒严令”的毛病和前述“台湾省戒严令”一样，程序不完备，因为它从未依法颁布过，所以也无从生效。可是“将全国包括海南岛、台湾一并划作接战地域”，却是这个戒严令的杰作。

于此，留下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上述三个戒严令，一个不包括台湾，而且已宣布解除，另两个程序不完备（其中一个的内容还违法），也非有效，那么究竟这三十五年来的戒严究竟是怎么来的？

戒严令究竟是怎么来的？

我们且看看国民党政府自己的解释：依据国防部四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廉庶字第〇一三号令：“三十八年五月台湾省戒严令，系依戒严法第三条规定之程序，并经呈报在案（按：但未经立法院“追认在案”）。三十九年一月颁行（按：自三十八年十二月五日李宗仁代总统赴美，直到三十九年三月一日蒋中正总统复行视事，中华民国有将近三个月没有人执行总统职务，不知此一“颁行”是何人所为？）之全国戒严令，将台湾省划为接战地域，并经立法院追认在案，则台湾省之戒严，自应溯及于三十八年五月颁行戒严令之时，其所颁之戒严令，自不因全国戒严令之颁行而失气。”瞧见了吧！左一个“自应”，右一个“自不因”，多么的理不直而气壮！原来国民党政府的戒严是“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的，“法定程序”何足道哉！

因此，就“程序的限制”而言，国民党政府的戒严一开始就是不及格的，也一开始就是没有“宪政”、只有“独裁”的。

再就“期间的限制”而言，起先或许国民党政府并未打算要戒严三十五年以上的，可是三年五载之后（这在够格的民主国家已经是骇人听闻的长期戒严了），国民党已不愿轻易放弃已享用到的权力了。但是，如果仍依照戒严法第十条的规定，则凡非现役军人接受军事审判，其判决将永远无法执行（除非宣布解严后上诉确定），于是其戒严权终必有“美中不足”之憾。为了使长期戒严体制化，自然不能容许此种“临时性”的规定作梗。于是，在没有合法依据的戒严实施了七年之后，民国四十五年十月一日军事审判法开始施行，国民党政府便在“军事审判法施行法”第三条第二项规定：“军事审判法施行前，非现役军人依旧法判决之案件，合于戒严法第十条之规定者，从其规定。”反面解释，就是说：从军事审判法施行之后，依新法而于戒严地域受军事审判的非现役军人，不能再“于解严之翌日起，依法上诉”，因此其所受判决即具有确定力而能够执行。经由此一违宪的法律，从此变态成为常态，非常成为正常，国民党政府的戒严权体制便逐渐成形了。

令法律条文成为一纸空文

其次，我们谈到“必要程度的限制”。“权力的本质就是扩张”，在缺乏反对党派的制衡与监督之下，国民党政府自然会将其已发动的紧急权运用到极致，而令法律条文成为一纸空文。这在前述论“程序和期间的限制”之破坏时已可见其一二。基于同样的心态，国民党政府也并未遵守“必要程度的限制”。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接战地域”的划定。

今日的国民党学者张剑寒，在二十多年前即曾在其硕士论文《戒严法之研究》中写了一段公道话：“所谓‘接战地域’，依戒严法第二条第二款之立法解释，即‘指作战时攻守之地域’，而台湾之宣告接战地域之戒严，平心而论，与规定不符，盖‘作战时攻守’，须为当前之事实。过去武力交绥，彼此攻防，或未来有攻守之可能，皆非当前之事实，不能宣告为接战地域。金门马祖常相炮战，当为接战地域。而台湾本岛数年来安全如常，虽有警戒之必要，但无攻守之事实，按理不能宣告为接战地域，只可为警戒地域。况戒严达十数年之久而不能解，划为接战地域更不相宜。”

于今二十年过去了，金门马祖久矣不闻炮声，张剑寒也早已由“宪政独裁”论转变为“独裁宪政”论，只有国民党政府的处惊不变也如故，台湾之划为接战地域之戒严也如故。

早已是独裁宪政了

然而，如仅仅废弃了国家紧急权的程序、期间和必要程度的限制，但只要戒严权一日被认为是“紧急”权，则国民党政府终必无法将戒严措施“正常化”，以巩固其戒严体制。于是，近几年来，我们不断地听到国民党的宣传刻意地将台湾的“进步繁荣”和无休无止的长期戒严连在一起，企图将紧急权的消极目的（除弊）转为积极（兴利），以摆脱紧急权的“目的的限制”。如果国民党的此一努力获得成功，则“紧急权”的“紧急”二字将会和乔治·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中的“真理”、“仁爱”、“和平”等词一样，获得与其字面完全相反的新意义，而国民党政府的戒严体制也将达到登峰造极之境。

三十五年来，国民党政府逐一破坏了国家紧急权的四个限制条件，配合以层出不穷的单行法令（如《台湾省戒严时期取缔流氓办法》、《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出版法》及其《施行细则》等等），早已建立了不向任何机构负责的戒严体制，完成了日本宪法学者小林直树所指称的“慢性政变”的过程。

在这样的戒严体制下，原有的“宪政独裁”早已脱离了宪政的节制，然而国民党政府仍在口口声声“实施宪政”。对这种国民党式的宪政，实在无以名之，只能称为“独裁宪政”（dictatorial constitutionalism）。

由法制上的“宪政独裁”，到实际上的“独裁宪政”，国民党终于建立了孙中山所说的“万能政府”，可是，孙中山所憧憬的“人民有权，政府有能”的理想，却越离越远了！

军统大特务马汉三之死（文强）

马汉三与我的公私交谊

提起马汉三其人，远在抗日战争初期，我在日汪统治区做“地下活动”时就知道。最先与我谈及马的种种的，是戴笠手下被视为“北方四大干将”之一的陈恭澍（另外三大干将是王天木、刘艺舟、乔家才，这四人都是黄埔出身。）一九四〇年间，我由忠义救国军政治部主任调为上海统一委员会策反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代表军统局驻上海，专对日汪进行策反活动。几乎与此同时，陈恭澍自平津区调为上海特区区长。他与我是平起平坐，都直属军统局局本部，相互之间是有联系的。在平常的言谈话语中，陈将马汉三列为“北方四大干将”之一，也就是说，如果包括陈自己在内，那就应该是“五大干将”。他在谈到马汉三其人时，向我提出一个疑问：“戴老板一贯重视黄埔同学，对杂牌部队出身或其他政治党派分化出来的分子，哪怕就是共产党的叛徒，也只是利用一时，到了无可利用时，便弃之如敝屣。比如王天木，是黄埔第四期同学，与戴老板又是联姻拜把的关系；刘艺舟、乔家才是黄埔第六期同学，又是复兴社的骨干，算得上是军统的元老，把他们做为干将重用是理所当然的。唯独对马汉三这样一个杂牌小卒，五官眸子不正，两眼斜视，其心也当不正，不知有何可取？竟一入军统之门，便被老板视为奇货，不知为何？”陈又说：“我在平津地区负责多年，对马敬而远之，不敢得罪。”很明显能听出话中有话。由于他与我同是黄埔第四期同学，才会发泄出这样一通牢骚话。虽然陈与我多次闲谈过，但我对马仍无印象，也全不知其来历，只是把陈提出的疑问记在心上。

一九四二年，军统局调我为该局华北办事处处长，这是该局在北方设立的最庞大的外勤单位。与此同时，该局内部另设有名为华北实验区的内勤机构，区长便是马汉三。我任华北办事处处长一年多，又改调到中美合作所第三特种技术训练班任副主任，戴笠挂名为主任，实际责任由我负。在该班一年，由于华北办事处改组扩大为北方区，仍调回我为区长，管辖的范围包括晋、陕、豫、冀、察五个省区和平津两市。马汉三主持的实验区，若要打开局面，做出“成绩”，当然得依靠我所负责的外勤单位，这样才能说得上内外配合，有戏可唱。马与我的公谊私交，此时算是开始建立。就像是由戴笠一手双缰驾驭的两匹马儿，我与马汉三平起平坐，互相配合，形成了互相依赖的关系。

抗日战争胜利后，马奉命结束了华北实验区，改调为军统局北平办事处处长。我同时奉命将北方区结束，改调为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这样，我们又关内外相配合达两年之久。也不知是出自怎样的一种心情，我与马之间始终互相存有戒心，见面客客气气，却也没有伤过和气。有一次马向我开玩笑说：“龙生龙，风生风，黄马褂加身，与老板同是天之骄子也。”我报之一笑而罢。不料当晚马前来向我表示歉意，谓失言之过，要求“海涵”，无论如何不要在老板面前提及。我安慰他，我保证不会语人，请好自检点。马闻我言，表示感激。其投鼠忌器之心，昭然若揭。我身边的秘书陈绎如，是马最信赖的亲外甥，随我参与机要四年，似乎未曾感到有任何对我不利的事情发生，相反，只见其忠心耿耿，埋头伏案，日夜操劳，从无怨言。因此，我与马之间戒心是有的，但互相在背后捣鬼却没有。后来，在马遭到杀身之祸的关头，我未敢及时提醒他，也许是过于明哲保身。但我没有同遭杀身之祸，应该是不幸中的大幸。

马对我的戒心从何而来？可能是由于我与戴笠是黄埔同学，关系又过于接近的缘故吧。记得一九四五年圣诞节前夕，戴笠第一次到平津视察，曾急电调我来平，说有要事相商。此事戴告知了马，并让他到飞机场去迎接我。当我到达西苑机场时，来迎接我的人中并不见有马，使我颇不愉快。有一天，我特意问了我的秘书陈绎如（陈是马汉三的亲外甥），陈坦然无隐地说：“不知为什么，我舅父听说老板急电调您来平并嘱他到机场迎接后，顿时惶恐起来。他交代我立刻到机场迎接您，还说他马上也赶来机场。可是我立候到您下机驱车进城，还不见他的影子。归来了解，他是忙着与张家铨、刘玉珠等去商量什么事，赶到机场已经迟了，他只好胡说座车抛了锚。好在老板没有追问此事……。”陈对我说的话还是老实的。回想起来，在我就任北方区区长前一年多，有一次在西安，徐宗尧在和我谈话时，偶然提到陈绎如的名字，他认为陈忠实可靠，有才华，可惜因犯案被押于重庆，无人敢出面保释，因为案情牵涉到他的舅父马汉三。我当时将此事记在了袖珍本子上。一年后到渝述职，忽然记起这位被禁的青年，便向戴笠当面提名保释。陈出狱后，我派他为我身边的助理秘书。一年多后到东北，又提升他为负责秘书。我自问待他是胜过亲信的。我对陈固信而不疑，陈对我亦忠心不二。闻其吐露真言，我对马从此又加重了戒心。

另外一件事，几乎使我与马之间发生难解的误会。一九四五年圣诞节前戴笠急电调我来平的那次，当我抵达之日，戴因急事去天津，并将转青岛上海一行，他与我要谈的话都未及谈就走了，不免使我纳闷不解。他到天津后写给我一封亲笔信。信是由马汉三亲自送给我的。我没料到信里有话，便大大方方的当着马拆开。这封信上主要是说他去天津处理紧急要事，没和我打招呼就走了，很抱歉。并说此行尚须去青岛、上海，准一月内返回。嘱我在平多多考虑华北、东北问题，并说：“估计苏军不撤离，东北行辕和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一时进不了沈阳”，“借重吾兄熟悉华北情况，将付托以坐镇平津兼领东北之重责”等语。读完此信，我想既是马亲自送来的，肯定被他拆阅过，他之所以亲自送来，无非是对我察言观色，试看我如何表态。来者必无善意，不如将原信给他一阅，也许能解除他的重重顾虑。马接过信轻轻一瞄，很不自然地退还了我。我很坦然地说：“看来信，老板对阁下可能将有更大的任务托付。请放心，我对东北这样棘手的任务都一筹莫展，又怎能兼顾华北？东北迟早必当进入；坐镇平津，本局没有第二个人能接替阁下。我敢以人格担保，绝不会争长论短，有碍阁下的前程……。”马闻言一阵苦笑，紧握我手无言而别。尔后又听陈绎如反映说：“舅父送信归来，心神不安。我去看他，多次叮嘱我说：‘文先生在平尚有一个月停留，可多陪他去游览名胜古迹，多多聊天。如果对我有何褒贬，立即告我。我对文先生很敬重。’……”我认为陈说的都是老实话，但我自问对马无所争，无论马如何不放心我，我都应该泰然处之。总的说来，我与马勾心斗角、互有戒心的状况，一直到我调离东北并转为正规军人的时候，才算了结。

马汉三青云直上的原因

一九四五年春节前后，戴笠、胡宗南在西安为蒋纬国筹备婚礼。蒋纬国与西安大华纱厂经理石凤翔的女儿结婚。戴与我同住在西安玄枫桥甲十四号。一天深夜，戴与我谈论起胡宗南身边的高级干部来。在他的眼里，胡宗南用人庸才多、雄才少，但其取一个“忠”字，亦不失为大将用人之道。他又自夸说，他用人贵在一个“实”字，“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等等。还说：“我与宗南的用人，都是从校长跟前学来的。”（本文中的“校长”，都是指蒋介石。）我便将三年前陈恭澍提出“马汉三为何受宠”的问题，不假思索地向戴说了出来。戴在鼻孔里嗡了几声，将我端详了一下，然后问我的看法如何？这是我没料到的一种令人尴尬的回答。我深深感到从这个惯于耍心计的阴谋家嘴里，是难得套出一个可否的。我只好开门见山地表态说，平日对马没有深交，并不知其为人如何。但对恭澍所提的问题是同情的。戴又逼问说，老兄是不是认为我用人不当呢？我赶忙又说，并无此意，只是不知道重用马的原因何在，希望能与他在相处中精诚合作。大概是“精诚合作”四个字，说得对了他的胃口，才使他打开了话匣子，唯恐不详地向我掏出了他的老底。记忆中他大概是这样说的：“马汉三嘛，我是把他当‘字典’来‘查’，同时也是为了培植北方干部。因本局百分之九十都是南方人，少数北方人中能独当一面的又没有几个。北方自古即为外患边乱之源，今日则尤有过之。马出身于西北军冯玉祥南苑练兵时代的学兵队，冯部下的中、高级将领中，十之七八都是由学兵队提拔起来的。冯本人是老粗出身，好容易学了一点应用的文化，也就懂得没有文化不行。所以他重用学兵队出身的，更胜过老一辈的五虎将（西北军中传闻的五虎将，据说是张之江、鹿钟麟、李鸣钟、刘郁芬、宋哲元——笔者注）。马对西北军的将领以及团级以上的文武职人员，都有全盘的调查，为本局提供的名单、履历，是很难得的。特别是对学兵队出身的将领中一些思想左倾、脚踏两只船的共产党，对潜伏打入本党及国军的人，都有较详的注释。马为本局提供的华北汉奸巨魁名单以及汉奸媚日卖国的情况，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人在华北、东北、内蒙、外蒙的侵略阴谋活动情况，也是很详尽的。他的社会活动能力颇强，平日混进汉奸群中，也如同混进赤色队伍一样，谁也不会对他察觉。例如，他派员打入冯玉祥在张家口的抗日同盟军，未为冯所发觉。他派员打入以殷汝耕为首的冀东伪政权，亦未为日本宪兵和特务所发觉。这是得力于‘以夷制夷”、‘以毒攻毒”，以北方人制北方汉奸。马不但对内外蒙的内情很了解，而且与蒙族王公德穆楚克栋鲁普（即德王）及其干将李守信、王英等等，建立起深厚的交情。他通过内蒙打进外蒙，捜集了许多蒙藏委员会所搜集不到的情报资料。外蒙古在苏联嗾使下宣布独立时，为了权宜之计，不得不举行谈判。我向校长建议，如要谈判，最好由本局派知情能员前往。最初我心目中的能员就是马汉三，后来考虑到有可能暴露其身分，不如站在幕后。结果经校长批准，派简朴前往（简朴是复兴社骨干，军统大特务，时任中央航空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在谈判中，连苏联方面的间谍头头，一听简朴了如指掌地掌握了外蒙内情，也莫不感到诧异。”

戴笠一口气倒出了不为外人所知的老底后，我才感到“当字典查”几个字里，竟包括了如此令人折服的内容。现在回想起来，马汉三得宠，并非偶然。下面一例，亦可见他的神通广大。八一五日本宣告投降后的一天，马汉三即偕其得力助手刘玉珠自重庆飞到西安，急欲径飞北平，经过我向胡宗南言说，得到支援，才搭乘美军运输机飞平，说来是冒险降落在北平，成为军统人员中最先抵达北平出头露面的第一人。事隔不到一周，马不但出入于华北汉奸群中，而且与德王、李守信、汪时璟等蒙汉巨奸联络上了。马亲派周济护卫德王等三人，乘专机抵达西安。经我引见胡宗南后，转乘专车送宝鸡，然后再派专机送重庆，向蒋介石报到。

最后，戴笠杀气腾腾、令人胆寒地说：“马汉三眸子不正，其心不正，又沾染‘倒戈将军’的门风（‘倒戈将军’是当时蒋介石等对冯玉祥先生讽刺之语），谁不知晓！他既在樊笼之中，难道还怕养虎遗患？老兄与恭澍实在过虑了……”他在鼻孔里不断地嗡了几声，将马脸连摇了几下。我感到这不是他的鼻窦炎发作，而是他的特有信号，他在思考，是话到嘴边留半句，还是把话都说出来？但他终于按捺不住，便提高嗓门说：“刀柄握在我手，如见其所行有异，斩杀便可由我。黄埔同学尚须呈报校长批准，像马某之流，则可先斩后奏，不奏亦可。这是校长面谕，兄不可为外人道。”听了这番话，我想起“伴君如伴虎”这句老话，也不免有些胆寒。马后来遭受杀身之祸，可谓投入特务罗网，即种下了必死的前因。

马汉三之死的前因后果

日本宣告投降后，蒋介石为了给打内战铺平道路，亲自出马视察平津，试图收拾人心，为反共目的服务，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具有国民党元老盛名的张继，一度以国民政府“宣抚特使”身分，飞临平津“宣慰”，以配合蒋的谋略。张继大旌北行，自无可称誉之处，但是他在怀仁堂痛骂接收大员是“五子登科”，这幕恶作剧，登诸报端，却实在大快人心。当时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和由重庆飞来的接收大员及平津各界头面人物都在场，直骂得李宗仁、孙连仲、熊斌、张廷谔及其以下的接收大员，面面相觑，抬不起头来。时人以为张继敢言时弊，十分难得。我当年正在北平，闻张继之言，感慨万端！这时，马汉三是戴笠向蒋介石保荐明令发表的北平行辕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大权在握，唯戴笠之命是从。当年所有华北巨奸如王克敏、王荫泰、王揖唐、齐燮元、汪时璟、唐仰杜、苏体仁等等，早已列入马的袖珍手册。蒙古王公中之德王及其干将李守信等注入另一手册，这是不言而喻的事。马在如此权势之下，岂只“五子登科”，简直是作恶多端，为所欲为。我虽不知马接收的珠宝财物究有多少，但从一些迹象，亦可测知一二。例如，日本投降后，戴笠两次到平津视察，都是满载而归。珠宝字画珍品，均由马汉三亲自装箱送往弓弦胡同十四号（戴笠在平的住地）。戴以为我对骨董、字画有所研究，亲自于深夜打电话要我到他的住地去一趟。我走入他的卧室，一眼瞥见木箱十余个，都古色古香的，看来是珍藏已久之物。戴急问我对古玩鉴赏如何？我答曰，根本外行。戴闻后，一笑而罢，因而也就没有开箱让我一饱眼福。后来得闻雇来珍宝商，经过鉴定后，才装入机仓起飞南运。这是戴第二次到平的事。也就是这次，他南飞途中触山毙命，十多箱宝物自然也就随之葬入火海。但据我所知，他第一次到平视察，由马汉三“进贡”运走一批珍宝，戴死后不知落入谁人之手。马汉三接收的财物中，的确另有一批次品，皆在戴笠督促下造册，经宋子文过目后，由戴笠亲呈蒋介石。蒋批：“缴存国库。”冠冕堂皇的批语，似应可信无疑，但据我了解，戴笠的“呈献”，不过是掩耳盗铃的把戏，实际负责没收逆产者，是戴笠派出的特务、军法官毛惕园，他有贴封条和开启封条的特权；“缴存国库”，国库的保管员司，也是军统特务，只不过挂上中央银行业务员和仓库保管员的名义，以掩人耳目。据我了解，平津的国库保管者，是马汉三的亲信秘书刘玉珠，这是马亲自指定的，马不容许第二人染指。另外，上海的逆产国库保管员，则是戴笠培植出来的女亲信蒋志云。此两例足可证明蒋介石的批语为如何了。后来马汉三被判处死刑的第一条罪状，即是擅改蒋介石的批示，以多报少，胆大妄为，中饱私囊。此之谓“窃国者侯，窃钩者诛”。因此，对马加以死罪，实在是对国民党的“维护法纪，整肃官箴”的莫大讽刺。

马汉三吞下了戴笠投下的钓饵，利令智昏，竟指使刘玉珠自请退职，公然在前门外开金店，以“超五子登科”接收来的横财宝物为资本，做起发大财的黄粱美梦。马、刘二人愈想愈甜，殊不知杀身之祸就要到来。

马汉三靠当“字典”起家，好容易爬到执华北特务牛耳的高峰，一时得意忘形，锋头出尽。不期“靠山”机坠人亡。死耗传到，有如晴天霹雳，眼看军统局的大权，必将落入二老板郑介民的手中，马岂能不为之计？恰逢郑以军调部三人执行小组国民党代表的身分驻平。马平日以戴笠为唯一靠山，与郑不接近，戴既死，马便用对戴的那套拥郑，并使出他地头蛇的本领，以讨郑的欢心。郑介民的老婆柯淑芬偕朱镜心（郑的亲信秘书王业鸿的妻子）借口旅游来平，实际则是向马分润劫收油水，互相利用，各有所图。柯来平两月，马几乎成了柯的随身“太监”，出入于骨董商店、瑞蚨祥绸缎庄等，凡能看得上眼的，由她挑选，由马付款。当然两人心里都明白。柯进一步敲竹杠说：“郑先生一生‘清廉俭朴’，在京居官到了中将，尚无一所住宅，比之戴老板，大有天壤之别。”马会意，答应在南京为之建一座别墅，请自行聘请营造工程师绘出蓝图，所需费用由马包干支付。未久，这座别墅即出现于南京莫干山路。柯还叮嘱马，未可使其夫得闻建筑经费之来源。故弄玄虚，可笑已极。

马深知走裙带关系的后门，不愁无大官可做，郑妻既贪得无厌，对马就会有求必应，因此马提出，趁北平特别市政府改组、原市长熊斌下台、新市长何思源上台调整班底之机，要郑介民出面向“老头子”保荐他为市府民政局长；马并振振有词地说，大选在即，他当民政局长对“老头子”登上大总统宝座，定可有所帮助。郑妻牵着其夫鼻子走，果然由郑出面，保举马当上了民政局长。本来马并不屑于局长一职，他所觊觎的是特别市长。马在得意忘形时曾语人曰：“冯焕章先生以司书出身之何其鞏为北平特别市长，我同是文书出身，又是中央任命的少将，论资历，略胜何一筹，只要时来运转，特别市长一职，迟早必当取得。”官迷若此，岂知死期已近。

马一登局长之位，即在郑介民面前大显“身手”。时值美国总统杜鲁门派特使马歇尔来华，表面是调停国共停战和谈，骨子里却是助蒋大打内战。美国主子的阴谋，马心领神会，于是便向郑介民建议，发动“北平市民”包围军调部，向马歇尔“请愿”，诋毁中国共产党，破坏和谈，发动内战。他利用民政局长的权力，在各区雇佣流氓打手，会同反共狂徒，在北平闹得乌烟瘴气，无耻地导演了一出反共反人民的丑剧。为此郑介民呈报蒋介石传令嘉奖，马则受宠若惊，对郑妻感恩图报，念念不忘。

就在马得意忘形的时候，他却在毛人凤面前做了一件蠢事。一九四七年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四一”大会（军统局成立纪念）开幕前夕，我率领东北各站长，在北平会同马汉三等到南京出席大会。毛人凤以副局长身分，居住在“雍园”。我邀马汉三等人一道去看毛，我们都是两手空空，唯独马提了个皮包。马一见毛便挤眉弄眼，拉着毛上楼密谈，将我们冷在客厅里，使得同去的头头大为不快。我因此向同行者解释，有机密事上楼汇报是正常的，不必介意。我的语音未落，毛已抢步下楼，与我们热情地问长道短，马则没精打采地坐在一旁，似有满腹心事。事隔半年多，一次与毛闲谈，才知道那次在南京“雍园”马汉三拉毛上楼，是为了献给毛一小袋珍珠。马满以为他贿赂郑妻，大造别墅及其他幕后的政治交易，做得很机密，哪知道毛早就一清二楚，对比之下，毛当然大为不悦。他说马目中无人，以人工蚌珠来侮辱他，当时为给马留面子，没有退还，以后则寄交中国航空公司驻平分公司经理王云荪退还给马。毛说得切齿作声，对马已到了难以容忍的程度。马自作聪明，弄巧成拙。

不知内幕的人都以为，在郑介民与毛人凤两派特务头子的争权夺利中，郑是较清高的，是不屑于与毛一争的，甚至还有人认为郑是正人君子，以做正规军人为荣，对军统特务宝座并不恋栈；也有人痛骂郑的老婆坏透顶了，败坏了郑的名声。诸如此类的说法，都是隔靴搔痒，不真知底蕴。两派权利之争，纵然反映在郑妻柯淑芬与毛妻向友新两人间的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斗争上，但这也只不过是表面现象，骨子里的问题是：郑、毛继承戴笠衣钵，在蒋介石面前争宠，谁也不肯放松一步。两人都深知有了军统便等于有了命根子，失去了军统则难得重用，冷在一边，那就连臭狗屎也不如。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须从“鹅毛扇”说起。

所谓“鹅毛扇”，即指黄天迈。黄天迈，河北省人，当年四十三岁，外表敦实有礼，气概不凡，有点近视，戴一副黑框眼镜，按戴笠在暗中所说的，是“气宇轩昂，一表人才”。黄毕业于燕京大学外文系，是司徒雷登的得意门生。司徒雷登的亲信秘书傅泾波，与黄勾结甚紧。黄与美国情报机关O.S.S也早有关系。日本投降后，黄随戴笠飞到北平，不久即被任命为军统局天津站第二站站长，这是一项为美国情报机关服务的勾当，只不过是藉“中美合作交流情报”做掩盖罢了。黄早在抗日战争初期，即在外交界混到了蒋介石政府驻法大使管辖下的巴黎总领事的职位。他的妻子系四川人（忘其姓名），与黄是燕大同系同学，为驻法大使馆的高级职员，夫妻相配合，在巴黎外交界甚为活跃。黄上爬心切，原来所营谋的途径为外交官，对军统并未染指。

我与黄一度颇为接近，达到了知无不言的程度。据其自白，再加上我了解的情况，得知他由外交界跳到军统特务集团，是有一段经过的。抗日战争初期，他在巴黎任总领事时，适逢著名的杨杰将军以驻苏大使兼驻法大使，一度居住巴黎。黄在杨面前大献殷勤，为时不久，杨对他颇为信赖，视为臂助。黄利用外交人员之特权，在巴黎经营黑市，套购外币，一出一进，获利甚丰。后来事败，黄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黄便将所干的坏事，全推之于杨杰将军，甚至说是奉命办理，如要追究责任，首先当由授命人承担。蒋介石得到密报，同时又收到法国政府的驱逐照会，也就不问青红皂白，下令将杨杰及黄天迈押解回国，交战时军法局依法审理。杨未久被保释出狱，黄则判刑监禁。这么一来，黄在外交界声名狼藉，出狱无期，前途茫茫，几至寻死自杀。当时的军法局长徐业道，系戴笠培植并向蒋介石力保提拔起来的最高军法行政官（徐业道多年充任军统司法科长、处长等职），徐为了讨好其主子戴笠，便夸黄为难得“人才”，如能保释留用，必能感恩图报做出贡献。戴曾因此亲到监狱视察，然后才敢向蒋介石保释请求留用。这一段为外人所不知的情节，是黄毫无隐瞒地告诉我的，我亦询问过徐业道，证明黄之所言属实。

黄一入军统之门，自诩为鸡群鹤立，对毛人凤、潘其武这两个执掌机要的出头人物，不以为然。戴一开始就破例派黄为甲室秘书；未久又予黄以海外区长头衔；举办中美合作所期间，特许其参加该所机要。机要是毛、潘二人分工合作、得宠于戴的禁地；毛是军统副主任秘书，除戴笠外，对郑介民也不买账；潘是中美合作所秘书，颐指气使，囊括一切，不免令黄嫉视难安。戴对黄有意无意地流露出信任并欲提高其地位的意思，例如每次与梅乐斯会谈或外出巡视，戴宁可不带参谋长李崇诗，也得带着黄，而黄和戴形影不离，对戴亦步亦趋。中美合作所停办后，戴在上海及到平津视察，黄紧跟其后，连戴与宋子文相见时，也从不避黄。由此可见，“摇鹅毛扇者”有其自恃的条件，并非全是狂妄不自量的问题。

曾几何时，当黄被戴留平为郑介民之佐、与美特联系诸任务加重时，晴空霹雳，戴笠在南京附近坠机焚毙。黄得知此讯，如丧考妣，痛哭之余，不免深感靠山已失，又想到毛、潘两个红得发紫的“秀才”（黄与我谈话中，把毛人凤、潘其武讽刺为“秀才”，以为自身资历远远超过这两人，不屑与其同僚）必不能容他立足于门墙，而他本人又岂能“屈就”。

黄明知郑、毛间争宠争权的斗争，必因戴之死而无可避免地爆发，他认为郑是黄埔二期学生，十三太保之一，在军统中的威望仅次于戴，做为衣钵相传的接班人，似乎是自然而然的，毛绝非对手；黄甚至以为“老头子”也绝不会重毛而轻郑。于是黄选择了郑介民为靠山。与其说他为人谋，不如说是为己谋，将毛打下台去，他至少可取得主任秘书一职。于是“摇鹅毛扇的”自避幕后，由马汉三出面，暗中喊出了“拥郑倒毛”的口号。马汉三利令智昏，官瘾正旺，经“鹅毛扇”一摇，便坠入其彀中。此时黄天迈已取得郑介民身边的要职——军调部国民党方面代表办公室少将主任，便认为随郑走入军统内廷已水到渠成，主任秘书非我莫属了。黄指使马起草了“建国力行社”章程，以为有了这一组织，便有了团结北方黄埔学生及各特训班出身的特务头头结成强有力阵线的条件。与此同时，又指使马在军统局内部抓住一批骨干，如赵斌成、李葆初等，做为内应，待机发难驱逐毛人凤。马在平津紧锣密鼓，确也拉拢了一批军统元老和头头，例如以乔家才为“力行社”副社长，杨蔚、杨清植、白世维、娄兆元、吴景中、严家诰等为社委委员。头头中还有吴毅安、聂士庆、张鸿惠、李希纯、吴立诗、吴安之、孔觉民等。在平津的头头，除了倪超凡、陈仙洲、白莲丞等被认为与我关系深而未敢拉拢外，还有一个王蒲臣，王是江山人，属于毛人凤亲信，马对他更是不敢沾边。概括说来，倒毛的北方派，是以马汉三（“建国力行社”社长）为盟首，以平津为中心，影响所及，包括晋、陕、豫、鲁、冀、察六省及平津两市在内。黄的“鹅毛扇”由北平一直摇到南京，而且如愿以偿地登上了主任秘书宝座，他把毛人凤视为路人；潘其武被挤出军统大门，到警察总署刑事实验室暂待一时。正在郑轻敌不防，黄也得意忘形的时候，郑被毛明稟暗告了一下子，毛甚至无中生有，“老头子”不能不听。于是马汉三成了倒郑的枪靶子，数案俱发，诸如前文所述。郑被贬，明升暗撤，不死者几希。黄见势不妙，乃自请离职，远走台湾，逃之夭夭。马、刘二人不但做了替死鬼，而且从根本上说来，他们遭受杀身之祸，可以说是黄一手导演的。我之未卷入漩涡，是因为深感黄为人伪善。他把戴笠身边的毛人凤、潘其武两人，视为不共戴天的雠仇，而且在平试探性地拉拢我参与拥郑倒毛，幸好我没有入其彀中，现在回想起来，不寒而栗。

毛人凤之所以取胜，是因为他对戴笠奉蒋命干的那些见不得天日的阴谋罪恶，几乎无一不知，而郑却不知或知之甚少，加上毛与蒋同为浙江籍，蒋的元配毛氏与毛人凤同族宗亲，蒋权衡利害得失，保车不如保卒，只好对郑明升暗撤。这点唐纵看得最清楚，因此自告退出倒毛的斗争。由于广东派的郑介民败北，吓退了湖南派的唐纵，江山派的毛人凤则大获全胜，可见“老头子”安排的棋子，谁也改变不了。唐纵虽未争得特权、坐上军统交椅，却比郑之明升暗撤略强，既得到戴笠生前安排好的内政部全国警察总署一把抓，又抓到了国防部保安局局长之职，与毛可以分庭抗礼。郑则只好自叹不如。

黄天迈远逃台湾，几经钻营，以官商出面，就任台糖公司协理，保住了首级。马汉三却执迷不悟，犹在平津陈仓暗渡，企图攀桂系李宗仁做后台，不听毛人凤传达的“老头子”的旨意，将投孙科的选票，拉向桂系一边，捧李当副总统。马还公然到南京为李捧场。毛人凤口蜜腹剑，表面应付；一旦证据抓到手，马之生死，全以“老头子”的喜怒决之。

总观马汉三之死，死于改批蒋手谕，死于独树一帜，死于捧李宗仁，死于拥郑倒毛。凡此四因，互为因果，黄天迈“鹅毛扇”一挥，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毛人凤奸猾毒辣，在给蒋介石的密报中，一字不提“拥郑倒毛”之罪，也一字不提黄天迈煽风点火之谋，将自己打扮得忠心耿耿，纯属自欺欺人。他迫得郑倒黄逃，杀马、刘于市，判乔家才无期徒刑，对娄兆元、吴景中、严家诰等大特务，稍后也都借故逮捕下狱。其中告密投毛者，免罪不问，个别的升官。例如告密投毛者杨清植升为北平市警察局长，王蒲臣南调加升为少将，孔觉民升代北平站长。对杨蔚、张家铨、吴安之、白世维、赵斌成、李希纯、吴立诗、许先登、吴毅安、聂士庆等一批站长以上的大特务，均“宽大”不问罪；另外潜伏于保密局内部的一批上中层特务，树倒猢狲散，已经六神无主，经过毛假惺惺的讲话，各安原职。赵斌成等则带头痛哭流涕，表示忏悔并反戈一击，因而受到表扬。毛受庇荫于蒋之保护伞下，作威作福，令人齿冷。

一九四八年九月，马汉三、刘玉珠被枪毙没有几天，我因公过南京时，亲到保密局军法处晤军法处长李希晨，询及对马案审理经过，他对我详告种种，且将此案全部案卷摊开给我看，因此，我较详细地了解内部情况。离开军法处又去见过毛人凤及副局长徐志道等人。这时保密局上上下下，几乎无人不谈马案。毛人凤在我面前，有意无意地藉马案大做文章，杀鸡吓猴似地向我历数马汉三、乔家才不忠不实之罪，一字不提夺权倒郑杀马之谋，也许他认为对我以不涉及黄埔学生为宜，他既已提到乔家才，又感到失言，因此有意向我做过一些不必要的解释，说未判乔死罪而判无期徒刑，是因为“老头子”垂念黄埔师生之情，不能不有所作态等等。毛与戴笠衣钵相传，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马汉三之死的前因后果，略如上述。所述仅就荦荦大者言之，已为人所共知或见诸报刊者，恕不赘述。

（北京《文史资料选编》第二一辑）

战犯改造所见闻（沈醉）

——李仙洲乐天知命·马励武牢骚满腹

在国民党军队中，中年以上的军官，没有不知道国军的“山东三李”，这就是三个黄埔第一期毕业、都是官拜中将的三个同乡同学同姓的高级指挥官李仙洲、李玉堂、李延年。

现在硕果仅存的李仙洲，执笔时就快到他九十大寿，亲友们正在准备为他耄耋之年而好好庆贺一番。

饭后“三德”变“三得”

抗战期间，我在重庆时，只在戴笠请他吃饭时见过一面。在我的印象中，他很有武二郎的气派。因为山东人忌讳别人称呼大哥，即使是老大，也得称为二哥，原因是武松的哥哥武老大，太不够英雄，而他的弟弟老二却是英雄盖世，所以一般人对山东朋友，都是以叫二哥为尊敬，那次戴笠除称他为“学长”外，也是称他为“二哥”。

在北京战犯改造所，我不仅曾经和这位“山东大汉”（这是“同学”们背地里对他的称呼）同在一个小组一年多，而且是和他一道于一九六〇年冬同是第二批特赦的，所以我有义务介绍他一下，也算是对他九十大寿的一份礼物，我相信他乐于受这“秀才人情”。

一九五九年，北京战犯改造所重新编组时，我和李仙洲同编在由四十一军军长胡临聪任组长的那个小组。第一天，由我分配菜饭时，李仙洲便提醒我，他是有名的大肚皮；我也不甘示弱回答他，我的饭量也不小。两人相互一笑之后，他很风趣地告诉我他有“三德”。我急忙问他哪“三德”？他把摆在桌上的饭菜一指：“吃完饭再告诉你。”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我们是吃米饭和“赫鲁晓夫”（赫鲁晓夫认为苏联人有土豆烧牛肉，就一切都解决了。所以我们称这道菜是“赫鲁晓夫”）当然，战犯能在北方吃到南方的米饭已算是一种特殊享受。尽管那种米饭是米质中较差的粃米，但南方人吃起来还是比馒头和窝窝头（玉米面做的）要有味得多。如果吃惯了暹罗米和西贡米的人去吃那种米，就会感到难于下咽了。可能米饭较粗糙，或是我分给他那一份菜，土豆特别多，他那餐和我只吃个平手。我三碗，他也三碗。当时分菜，只要牛肉都是一样十来小块，土豆多少就没有人去计较了。我特意多给他半勺土豆。我刚把饭吃完，便急忙问他有哪“三德”？他一看还有两三个人还没有吃完饭，仍不肯说。等到最后一个人吃完，他才笑嘻嘻地说：我是有“三得”，而不是三从四德的德。这就是吃得、拉得、睡得。大家在吃饭时，我这拉得就太不卫生了，因此一定要在吃完饭后才说。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

接着，他又补充说明：光是吃得拉不得，那是件苦事。吃得多，拉得痛快，又睡得香甜，才是三全其美。

当时，我还有点不服气。他这“三得”我也有。等到以后吃面食时，我才佩服他比我强；他一次能吃二两重的馒头六、七个，窝窝头五、六个。吃面条面片等可以用小脸盆盛上半盆一气吃完。肉包子就更不用说，可以超过我四分之一，一次轻松愉快地吃下十一二个。

如果没有坐过牢，谁也不会想到我们这些人的食量会这么大。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坐牢除了三顿饭便没有零食可以吃。每天不到开饭便已感到有点饥肠辘辘，何况还得搞一些体力劳动。后来去农场劳动锻炼时，我更经常感到肚子在饥饿时会发出叫声。原来，“饥腹雷鸣”并不是一句形容词，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零下四十度小便变冰棒

我和李仙洲还有另一个相同的爱好，就是都爱在起床后用冷水洗澡。但一到冬天，他就不做全身冷水浴，而是改用冷水擦身；我不管多冷，冬夏一样要用冷水洗个痛快。当然，在南方人看来，冲冲凉，这有什么值得提；可是在北方，冬天在摄氏零下十来度的气候，即使房内生了火炉或有暖气，要全身脱光跳到冷水盆里，没有长时间的锻炼，准得发高烧。北京战犯改造所在冬天，早晚也供应每人半脸盆热水洗脸洗脚，冷水却不限制，随便可以用。

李仙洲是一个非常好胜逞强的人，有次一位同学笑他，冬天不敢和我一样洗冷水澡而只擦澡时，他非常不服气地引出了一段平时不愿意说的事来。事情原来是这样的：

一九四七年春间，李仙洲在莱芜战役中，和七十三军军长韩浚、整编二十六师（相当于军）师长马励武等被俘后，被送往佳木斯囚禁。那里的冬天，经常冷到摄氏零下三四十度，他还能在室内坚持擦冷水澡，连看守他们的解放军，都看成少见的怪事。这无非是想证实他的耐寒能力比我更强。我如果在那种低的气温下，连擦冷水可能都不敢了。

当时我并不想和他比什么怕不怕冷，而是对在摄氏零下三四十度下的生活究竟怎样能熬得过来，倒很感兴趣。一有空，我就要他讲在那里的情况，他很得意地向我夸口，即使在那种严寒的气候，他还被人称赞过他的劳动表现最好呢！

我笑他是不是学陶侃一样，在室内把床铺桌椅搬来搬去这种劳动。回答是出我意外的，原来在那种气温下，居然是每天要到室外去劳动一两次。我便放低声音悄悄问他：怎么用这种手段来折磨犯人？他放声大笑起来说：按照你的想法凡在佳木斯的人，一到冬天，就只能在家里围炉取暖，连大门都不出去了。

他们当时每天要做的事，主要是打扫大门口的积雪。有时雪下得连门也开不了，如果不每天或经常打扫，就会被雪封住；风一吹，雪化为冰，就休想出来。大门口的路上也得打扫，这是不可少的工作。还有一件事也得每天要做，是破坚冰取水，井口被冰封了，要取水，先得破冰，才能从井内把水提上来。如果提出井口的水不马上倒在桶里运回来，很快就会变成冰桶。他告诉我，他小时读书，看到“坚冰在须”，认为是形容天冷而已，但在佳木斯便不是形容，而是司空见惯的事。因为嘴巴、鼻孔吹出的热气聚积到胡须上，马上就变成了冰球和小冰柱一样沾住了。

他还告诉过我这样一件有趣的事，他刚到佳木斯，有人吓唬他，冬天千万不能在室外解小便，一不当心，冷风一吹，解出的小便会变成一根冰柱顶住尿道口，如不赶快用根棍子一边解小便，一边敲打冰柱，尿就不能继续流出来。他有点怀疑，但也不敢大意，有一天他拿着一根木棍去摄氏零下四十度的室外解小便，并没有出现尿变成冰柱，只是流下之后，很快就集在一起成了一个尿堆。一阵冷风吹来，他那出尿的东西差点成了棒冰，从那以后再不敢去试了。

陆军将领为何要骂海军

一提起他们在佳木斯的事，马上有人补充说，李仙洲每次扫雪、提水，都受到表扬。相反，马励武总是挨批。这位马老兄也是黄埔一期毕业的，一九四七年一月间，他统率的整编二十六师和第一快速纵队，都是装备最精良的全部机械化部队，他与新四军在峄县作战时，自恃有最新装备，根本不把只有老式步枪的对手放在眼里，结果吃了不少亏。后来，他把坦克车开到峄县城墙去，等到要反攻时，坦克车开不下来，最后一败涂地。许多人都笑他这样指挥机械化部队，连常识都没有，所以他憋了一肚子的气。被俘后，牢骚满腹，怪话连篇，连轻微劳动都不愿干，所以经常挨批。一批，心里更不痛快。

有人告诉我，马励武发牢骚骂街，连国民党的海军、国共和谈代表都骂。他这个打败仗被俘的陆军将领为什么要骂海军呢？

说来也很有趣，那是一九四七年的下半年，马励武和李仙洲等在山东被俘的高级将领，解放军决定要送他们去哈尔滨。当时从陆路去，不但交通困难，而且这么长途解送容易出问题，便决定从水上送去，押送他们的一位姓王的解放军负责人，原来是在商震部队中工作，与韩浚同过事，所以派他押送，比一般人方便。他们从山东乘坐一条渔船出发后，在海上正遇上国民党的海军巡逻舰队，这些押送的解放军官兵，都认为这一下非出大问题不可，不料军舰的探照灯射到这条渔船后，只隔水盘问了一番，看到船上挂满了捕鱼工具，便没有派人到船上检查就放过了。

据说当时马励武等知道有国民党的海军在盘问，虽然他们被安置在船舱底层，不能爬出来，但嘴巴却没有被堵塞；只要军舰上派人上来捜查，就可以大喊大叫，肯定会发现这十多名被俘的将领。可是，只相隔几丈远，对方盘问一下就放渔船走了，使他们没有呼救求援的机会。那位押送他们的解放军军官在到达哈尔滨时，用半开玩笑的口吻对他们说：只要军舰上派人来捜查，那就不再是我押送你们来哈尔滨，而是你们押送我们去台湾了。

事情过了好久，马励武对这次海军失职的事，仍在痛骂。有人曾和他开玩笑地说：海军不捜查载有自己人的渔船，这和陆军指挥官把坦克车开到城墙上去作战，同样是犯了严重的错误。马励武的脸平日本来就有点红，这一气之下，就变得更红了。

马励武骂和谈代表，不提出交换俘虏，是忘记了这些为党国尽忠职守的将领。并说这些代表谈不拢而不回南京去，却忙于接自己的妻室儿女到北京，实在不像话！李仙洲对这件事却有他自己的看法，他劝马励武不要再骂这些和谈代表，他说刚开始打内战，马法五被俘，国民党能拿新四军军长叶挺来交换。现在被俘这么多军长和军长以上的高级指挥官，能拿什么被俘的解放军将领来对等交换？和谈代表不回去，而忙于接妻室儿女，这也是人之常情。你在峄县时，战事那么激烈，你还把最爱的小儿子硬留在身边不肯送走，不是一样的心情吗？

后来，马励武的态度也慢慢有些转变。我从重庆到北京战犯管理所过第一个春节时，他还高高兴兴在晚会上唱了秦腔《柜中缘》和《火焰驹》等家乡戏。关于马励武可谈的事还有不少，等以后有机会再谈；现在言归正传，继续谈李仙洲吧！

“俺这山东人学不会！”

李仙洲被俘后，很少发牢骚，说怪话。

他有他的见解，认为自己打败仗当俘虏，是一生中的奇耻大辱，也认为是“天亡我也”！大有楚霸王的味道，不承认自己不行，而把最后惨败，完全归于天意，不是人力可以挽回的。他觉得天这么安排了他最后当俘虏的命运，就安心当俘虏吧！他懂得，按照国际公法，不能随便杀害战场上的俘虏，何况像他这样的高级将领，更不会轻易杀掉；只要安分守己，便可以避免麻烦，也省掉吃眼前亏。所以要他做什么，他都很积极，不论是扫地、打水、挑拾东西，都争着去干。可有一件事，出人意外，他从不肯去电台广播，向国民党的军队搞劝降等工作。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日，中共主席毛泽东写了一篇《将革命进行到底》，做为一九四九年新年献词，由新华通讯社发交解放区各报刊登在第一版。所有管理国民党战俘的单位，都奉命要战俘们进行座谈、讨论，李仙洲这些高级将领在座谈时，新华社还特派记者去采访和旁听。当时他和韩浚等已从佳木斯送回哈尔滨解放军官第五团学习，许多人都对这一篇“新年献词”大谈自己的感想，他却一言不发。管理人员劝他学学四十九军军长郑庭笈（军统特务头子郑介民的堂弟），不但肯去电台广播，而且每次座谈都抢先发言。他的回答则很出人意外：“俺这山东人学不会！”

是真的学不会吗？非也！原来他有自己一套看法。等管理人员和记者一走，他的话就来了。他说：身为高级指挥官，没能完成党国的重托，打败仗成了俘虏，又有什么脸去劝自己过去的长官、同事和部下投降呢？

当然，经过长一点时间，他的这些观点也有所改变，我和他同组学习时，他也发言，也肯写墙报，但总是很简单扼要，没有什么长篇大论。既不积极，也不消极，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甘居中流”和“随大流”！不过这一表现拿“改恶从善”这一尺度来衡量，也可以得九十分左右，所以他和我这个“表现尚好”而不是很好的“同学”，都在第二批特赦时得到特赦。

战俘之中“关公”特多

我从懂点事开始，就喜欢打听不大为人所知道的事情，特别是有些人不愿说的事，我总要想方设法弄个一清二楚。这可能对我今天写东西有不少帮助，同时，也注定我过去要搞特务工作的原因吧！

在战犯管理所，有位姓刘的管理干部，他在领着我们挑饭组去厨房挑饭菜及开水时，常有意无意地和我们聊聊天，有时还开开玩笑，他常说我们这些人当中，不少是三国时代的人物，而且关公（关羽——关云长）特别多。开始我不理解他这两句话的意思，久了，我才弄明白，因为我们当中不少人是单名，如汤尧、张淦、孙渡、孙楚、文强、黄淑、韩浚、黄维、沈醉……等。这与《三国演义》中许多人都是单名一样。说关公多，则因为这些人闲聊天时，都爱讲自己“过五关、斩六将”那些得意事。当然，也可能还有个含义，即讽指“身在曹营心在汉”。

过去，我虽未带兵打仗，对什么黄埔建军、消灭陈炯明、攻打惠州以及北伐时汀泗桥之役、龙潭大战，抗战时的台儿庄大捷、昆仑关大捷、湘西会战……等，却听得烂熟。但一提到第三次国内战争，就如同关公“走麦城”一样，认为是丑事而不愿谈。而我偏偏爱打听，某某人是怎样全军覆没而被活捉的；某某人怎样在突围时遭到生擒。李仙洲同样不愿谈他在莱芜战役中被俘经过。

我在和李仙洲同组的一年多时间中，一有空，我就问他被俘的事，经过多次吞吞吐吐的谈话，终于弄清楚这一经过了。

一九四七年二月间，国民党准备对山东临沂地区的解放军，分两路夹击，出动的兵力要超过解放军一倍左右。李仙洲以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身分，指挥约三个军的兵力，由济南出发，进驻新泰、莱芜。等大军到达莱芜时，解放军早已撤出城去，他十分高兴，马上打电报向第二绥靖区司令兼山东省主席王耀武告捷，说他已攻占莱芜，敌人闻风而逃。

当时，他统率的十二军霍守义部、七十三军韩浚部和整编四十六师韩錬成部，武器都很精良。解放军采取避实就虚战略，不和他打硬仗，而是伺机进攻，各个击破。直到二月下旬，才把七十三军所辖七十七师包围在博山、莱芜间的河庄地区，加以全歼，师长田君健亦被击毙。这时，李仙洲才慌张起来，赶忙调整部署，准备趁机围歼解放军，这一场激烈的大战详情，这里就不叙述。

最后最紧张的一幕，是李部被迫经过吐丝口这一极为险要的狭隘地区，准备退回莱芜县城时，被解放军利用两侧高地层层包围，李急忙请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派空军前来解围，王和李不但是黄埔一期的同学，而且是山东同乡，私交极深，所以王叔铭除派出大批飞机前往协同作战不断空投弹药、食品外，还亲自飞临上空与李仙洲用无线电通话，随时把解放军的情况告诉他，并且不停地指挥空军对包围的解放军进行轰炸、扫射；但这一切都无法挽回最后彻底失败的局势。这位身经百战的国民党中的常胜将军，到此时，也只有选择突围逃走的一条路了。

李仙洲一直没有忘记，那是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两点，他和七十三军军长韩浚，率领一部分卫队，准备向北面冲出去。三点左右，他的左腿下部挨了一枪，仍咬紧牙根，指挥附近一些残兵败将，拼命向北逃走。在混乱中，韩浚与他失去联系，卫士们扶着他走到距吐丝口镇约三、四华里时，因伤口流血过多，摔倒在山沟里。黄昏时，被解放军捜索队俘虏后，才给他包裹伤口。莱芜战役到此宣告结束。

谈到这里，李仙洲往往仰天长叹一声：这次本来是准备将北来的解放军全部歼灭，结果适得其反，是国民党七个师近十万人全部被歼。高级军官中除整编四十六师师长韩錬成生死不明，新编三十六师师长曹振铎只身逃回济南，而七十七师师长田君健被击毙外，其余全部被活捉。因此，他长时间认为这是“天意”。

李仙洲得到特赦后，本来准备留他在北京和杜聿明、宋希濂等一起，他却提出愿意回山东老家，与儿孙们一同生活，按照他的说法是：北京的汽水都没有济南的泉水沁人心脾。当然，山东大葱卷大饼，也比火腿夹面包更有风味。这样，他就回家乡去欢度晚年了。

从选战看台湾（大风）

进入白热化的台湾选战，又打、又杀、又骂、又叫，从小岛上看，真是性命交关煞是热闹；但放眼全局从海外看台湾，这场要死要活的民主闹剧，说好听点不过是咖啡杯里的风波出不了大场面，说粗俗点就好像鸡啄虫蚁，不管是虫死或鸡肥，到头来下场一样。

由于台湾搞了三十多年的选举，始终跳不出蒋家父子所设定的那个局部性与欺骗性的框框，所以出现不了翻江倒海的气势，而只能是无关痛痒的咖啡杯风波。再说，即使台湾选举突破了咖啡杯的局限；也就说民进党竟然经由选举掌握了“国会”，搞到了“总统”，取得“天下”，变成一只老母鸡，把国民党这只蝗虫啄食了，又能怎样？真能出头天吗？敢把台湾独立吗？能摆脱美国的影响和北京的威慑吗？面对国际大气候，小岛上的跳叫，终是鸡虫小事，无论是国民党小虫横行；或民进党金鸡独立，跳来叫去，最终还逃不了被烹而食之的下场。

许信良、陈婉真居然能在美国一混近十年，而不受美国居留法规的限制。为了处理许、陈两个长期被国民党明令通缉的要犯，国民党居然派出现任外长的蒋经国私生子赴美请示处理办法，一群小丑跳梁的美帝傀儡；既谈不上“出头天”或“台湾独立”，更何来“庄敬自强”和“操之在我”。说穿了，无论国民党也好，民进党也罢，其受庇于美国的暧昧关系，正如章孝严先生之于蒋经国。李登辉先生派章孝严私仔去叩谒他们的美国主子，大大表现出李先生的用人艺术！

其实，为了台湾事务，国民党又何必舍近取远就教于美国？真正主宰台湾的就在海峡彼岸北京。君不见布什特使尼克松负荆请罪的狼狈相：老邓责以“不要背后插刀”，小李干脆来个耳提面命，叫她“洗心革面”。美国要向北京请教的，又岂止台湾问题而已！台湾朝野不找能够作主的大老板，而找不能办事的二把手，其智商之不高盖可以论定矣！难怪有人把国民党称作“二百五”（指二百五十万个党员），把民进党戏称之曰“三八”（三万八千个党员）。这样的二百五和三八，又怎能给台湾人予“更好的明天”呢？

国民党更笨的是，搞所谓“弹性外交”。搞来搞去，搞了三个美国小傀儡，实惠未得反而先泄了美、台勾结的底。正如国民党警告民进党的话：“搞台独，北京就要动真的啦！”国民党若然再“弹”下去，必将弹出大祸来。到时候美国除了隔岸观火喊两声“人权”外，绝不会再来个仁川登陆。尼克松已经有言在先：“对中国而言，主权重于人权。中美两国共同的战略利益重于一切；中国必将成为二十一世纪的世界超级强国。”做为美国拖油瓶的台湾，这是性命攸关的警告，实不可掉之以轻心。从四十年来中共对国民党明尊华夏而暗搞“国独’的容忍来看，台湾是只能搞而不能说的。民进党未搞而先喊，其“三八”可知。蒋介石父子，一个日本士兵学校结业，一个国中二年级肄业，虽然学问有限，但由于和中共长期斗争，从失败中记取教训，所以懂得了只搞不叫的奥妙。承继二蒋衣钵的二李（李登辉、李焕），虽是美国留学，尚不如两蒋的行伍出身，居然把“弹性外交”叫个不停。其智慧如此！也难怪要把癞痢瑞元和麻子小蒋奉为神明，而不停的去慈湖下跪朝拜了。面对如此不成材的二李，正民进党千载难逢“出头天”的大好良机也！只要民进党能善体中共旨意，闭上鸟嘴，暗里大搞，哪怕全身变成台独的碧绿，但头上一定要戴顶鲜红的帽子，在五星红旗下，尽管搞比资本主义更资本的台湾特区，不但中共会全力支持，而美国也必定乐观其成。民进党如能以此为政纲，必能争取民心，打败国民党，保障台湾居民的幸福与安全，为党、为民带来更好的明天。

不过，遍观全岛，无论是国民党、民进党或其他各党各派，所有台面上的“人物”，不是受蒋家提拔的余孽，或被二蒋斗败的可怜虫；便是效法蒋家搞封建世袭的父子班小毛贼；有目共睹也无须例举姓名了。从这群人中，选出未来的台湾领导人——说“总统”也好，名之为“巨头”也好，都不孚众望，都是对享有经济发达及教育遍及的台湾人民的侮辱。唯一能替台湾全民争光的，仔细想来，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文起十八代之衰的、集八大家于一身的、不靠父兄之余荫的、以一人之力彻底斗垮蒋家父子和国民党的、中国国宝级的独行侠李敖先生。

自蒋麻死后，王朝和特务恐怖随之而逝。台湾目前的局面是“东风吹，战鼓擂，现在谁也不怕谁”。在此情势下，台湾两千万人民，即使扣去“二百五”国民党，和“三八”民进党，尚有一千七百万群众，应能免于恐惧、去除私心、发扬智慧、认清大是大非，英勇而明智的迈开大步、走上街头，争取彻底的民主自由。第一步，要实现台湾的政治领导人由全民普选；第二步，选出李敖先生当你们的头头。

选李敖当头头，台湾的选举才有看头、台湾的文明才能落实、台湾的选举才能称得上公平公正公开、台湾才有前途、台湾人民才有更好的明天。总结是：李敖一身系台湾全民之荣辱与安危！人曰：“台湾目前是李家的天下。”但愿是李敖而不是李登辉！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六日于纽约市

丑陋的中国人（大风）

——谈柏杨和柏杨的演讲

顷读《台湾与世界》月刊第十七期，内刊柏杨先生以《丑陋的中国人》为题所发表的一篇演讲，演讲很长，涉及面也很广，不过千言万语总结起来，还是他叫了一、二十年的一句老话——打破酱缸。

柏杨对中国人的指责我大多同意，尤其以脏、乱、吵，来形容中国人的丑陋，和“一个人一条龙，三条龙一只猪”，来点破中国人的不团结，更是一针见血的妙喻。从这个角度评判，柏杨可算得研究中国问题的病理学家。

当然，破坏的目的在于建设。酱缸打破啦，中国人的丑陋面目揭开啦，如何建立新的文化、描出美的脸谱，这才是柏杨先生评丑陋中国人的目的，正是基于此一观点，我要谈谈柏杨先生和他的演讲。

在台湾，柏杨以写政评性的杂文成名，因国民党加之于他的迫害而声誉登峰造极。这说明广大读者欣赏柏杨的道德勇气，更胜过他的酱缸杂文，也就是说反蒋的政治立场远比文笔才华重要，出狱后的柏老，继婚变之后，又写出风格全异的向国民党表态的“金三角”歌德文章，大力赞扬受国民党支持在泰国北韩卖鸦片烟的黑毒犯，于是柏杨自国民党处获得了真正的彻底的自由，这种自由最具体的显现便是出境来美。自然，柏老为自由也付出了代价：那就是在人们心目中，他已不再是一个英勇的斗士，他的书籍市场一落千丈，对一个六十五岁的老人，我们本不应要求过苛，何况柏杨先生还是出身青年救国团的老党棍，像这种油条似的油子，本非烈士型的人物。只是，我们不能不指出，向国民党投降了的柏杨，还要跑到美国来“打酱缸”，口口声声的喊“改造中国人”，不但有些不伦不类，也太目中无人矣！

在台湾，李敖柏杨从前是并称的。想到陷身水火犹自反蒋到底的李敖，便不由人不为柏老叹息：人间何止是贫富与美丑的差距，而品格的差距岂不更大！可见十亿中国人中并非全是丑陋的！消息传来，英勇的李敖近又发出豪语说：“最坏的共产党是叛党的共产党，他保留了共产党的缺点，而丧失了共产党的理想；最坏的国民党是不叛党的国民党，他坚持邪恶至死不悟。”听了这句话，不知做为老战友的柏杨先生将会做何感想？

柏杨在演讲中沉痛指出“民主到了中国，变成了你民我主”，又说“对一个不值得尊敬的人，直着脖子喊万岁，还能怪他骑到你头上”。看来这似乎是对海峡两岸一杆打的指责，不过接着往下看，柏老又紧跟了一句：“连美女跟麻子脸都分不出，能够怪谁？”这一来，把指责便落实到海峡的一边了。当然以柏老和救国团蒋主任的老关系而言，柏杨总不能说不知道蒋经国先生有一张麻子脸吧？照柏杨所说，写文章会有神来之笔，讲话也会说溜了嘴。历尽折磨，腿骨也被国民党修理断的柏老，对蒋家潜存的仇恨，在无意之间还难免会冒出来的。这种潜意识的直觉反映大概与中国人的丑陋与否关系不大。

柏老感叹“自孔丘后四千年无思想家，所有识字人都在批注孔学，无独立创见”。然而这些年来柏杨先生埋首资治通鉴的注译工作，这又是一种什么反射行为呢？这总不能解做“打酱缸”和“改造中国人”吧？柏文又说：“我同北京来的作家协会党书记谈，把我气得讲不出话来，我觉得我吵架还满有本领，可是那一次真把我一棍子打闷了。”满会争吵的柏老是怎样被党书记一棍子打闷的？未见柏老泄天机。是害怕国民党控以“为匪宣传”之罪，再捉来修理呢？还是党书记果有真知灼见叫人信服，而柏老只好私下里把它淹没了，我个人对那位党书记像一闷棍一样的一番话，觉得很有兴趣，希望柏老把它公诸于世。

柏先生文中在政见上最具体的一句话是：“国家不强大有什么关系，只要人民幸福。”这好像是说给他的老长官蒋麻子听的。大意应是：“中共强大算个屁，国民党给人民幸福才是伟大。”幸福的标准是什么？国民党有没有给台湾人民幸福？最好暂不辩论。因为看法不同，辩论起来恐怕又会使柏杨“气得讲不出话来”，正如中共说“卖淫是痛苦、是剥削、是不道德”，而国民党认为“娼妓是快乐、是发展观光、是与民同乐的商务”。在道德观念不同的现状下，是非问题既不可能和平统一，也非三民主义所能一统，所以最好免谈。应争论的乃是强大与幸福的关系；是强大重要还是幸福重要？是先求强大还是先求幸福？没有强大是否可能也有幸福？从历史看，尤其近百年的历史，对中国人而言强大肯定重于幸福，而且不强大必然没有幸福，日本军阀侵略下的中国人民，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包括国民党控制下台湾的娼妓满街、盗匪遍地，岂不都是活生生的例证。其实对聪明老道的柏杨先生而言，又何必谈这么多大道理。强大与幸福孰重，从柏杨的切身体念中，不已经再明白不过了吗？柏杨被捉来修理、打断腿、灌凉水、丧失幸福，正因为国民党强大、有特务、有枪杆，柏杨弱小所以痛苦，蒋经国强大所以幸福，这种浅显道理，正如柏老常说的“打一块钱赌”，我相信柏老是一定知道的，明明知道，而要吞吞吐吐，拐弯抹角做此违心之论，不但有失厚道，更是自己往酱缸里钻，岂不成了个丑陋的中国糟老头！

中国人最丑恶的不只是脏、乱、吵，而是缺乏勇气丧失志节，李敖说：“最坏的国民党是不叛党的国民党。”我要把它修正为：“最坏的国民党是叛了以后又回头的国民党。”不知柏杨先生以为然否？

我对柏杨先生及其演讲的意见尚多，倘柏老能抽出时间，本人愿当面领教。自然请吃油大的钱由在下付。

（美国《美丽岛》，一九八五年一月五日）

美国的人权标准（大风）

天堂地狱分别在钱

有人认为美国是民主、自由、安定、富足和公平的天堂；也有人认为美国是败坏、堕落、黑暗、恐怖、人吃人的地狱。两种看法都对、也都不对，一切因人而异。对有钱有势的统治阶层而言，美国是天堂；对痛苦无告处处受歧视与剥削的可怜虫而言，美国正是地狱。所以，美国是天堂，也是地狱；而天堂地狱的决定是金钱。凡是长期居美或对美国具有较多了解的人，都有这种感受和认识。

许多不曾到过美国而对美具有幻想的人，尤其在八十年代初中国实行开放政策以后，甚多把美国过于美化的中国年轻人，认为美国生活好、赚钱容易，甚至把美国当做遍地黄金的天堂，那就过于天真了！

美国的民主与自由都是钱买来的：没有钱，就搞不成竞选，就捞不到选票；没有钱，就享受不到很多的自由，包括言论自由，没有钱不但气不壮，讲出来的话没人听，而且根本没有地方让你讲话。登广告要钱、印传单要钱、找个人来听你讲话，目前行市是：律师一个小时七十五元，心理医生一个小时一百元，保母最便宜，也要一个小时四元九角五。美国的自由颇符合台湾流行的政治术语，“有所变，有所不变”，变化的原动力是钱。譬如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七十年代初，美国发生一件非常轰动的集体打劫银行案，参加做案者四男一女，据录像设备显示，那个女的手拿冲锋枪指挥抢劫，结果四个男的全部判刑坐牢，唯独那位女士逍遥法外而不了了之。女匪何人也？乃全美报阀之女。其父为其聘请最好的律师从事辩护；据说，其所持的理由之一便是：她爸爸的钱比银行里的还多，她怎么会去抢银行？这就是美国式的自由逻辑。

美国人开口闭口喜欢大谈人权，好像除了美国之外，任何国家都不懂人权、都不讲人权、都缺少人权。人权最基本要件就是公平，这包括法律地位的平等，社会地位的平等以及经济地位和就业机会的公平等等。而事实上，美国在这些方面，恰恰是最缺少、最不公平！

阶级之间壁垒分明

表面看，美国社会并无明显的阶级之分，美国法律也定有明文禁止地域、宗教及人种等各种歧视。但稍做观察分析，便不难发现一些难以自圆其说的现象。譬如，坐办公室的白领阶级几乎全是白人；而打粗工的蓝领阶级则是清一色的黑人或波多黎各人，即使偶有少数白人也是工头领班。不但如此，各行各业也有特定的人种，据说，从总统、而国会议员、内阁阁员、州长、市长到警察，多半是英裔爱尔兰人所把持；经济文化由犹太人操纵；科学理工属日耳曼德国后裔；流氓黑手党则是意大利种；中国人除少数较有成就的高级知识分子外，大多数华裔移民还是搞餐馆、洗衣店等传统的老行业。即使拿到博士硕士的华人高级知识分子，就业也不容易，纽约许多开“的士”的司机和餐馆里的酒保领位员，就有不少是具有博士硕士的华人；而具有同等学位的白人，则几乎没有从事这个行业的。这就是美国社会的实况。

美国种族歧视由来已久，远者如白人对印地安人的丑化与迫害，近者如黑人与白人的对立冲突，以及美国少数民族，尤其亚裔居民所受的种种不平待遇。亚裔少数民族在日常生活上，不但遭受白人的歧视，还要忍受黑人的暴力欺侮，在法律和政治面前所享的保障和权利，也显然大有区别。如最近发生的华裔公民陈果仁，被两个白人用棒球棍击毙案，美国法院公然从轻以罚钱两千美金定案，使杀人凶手等于不受惩处。此案如发生于白人之间，甚至被害人是黑人的话，凶手绝不会如此被从轻发落。又如三年前华裔美国公民刘宜良（江南）被台湾当局派人刺杀，与此同时，一个美国白人公民在地中海船上被恐怖分子杀害，两案性质基本相同，而美国政府的态度大不一样。后者，被美国当局运回华盛顿，由美国总统亲自主持，予以国葬。里根总统并在葬礼中，大叫人权及严词斥责国际恐怖分子；后者，美国官方闭口不谈，对台湾当局没有一句指责，好像刘君根本与美国不相干。这无异是以法律和政治，来助长种族歧视的不正之风。所以人们戏称，美国公民有四等：一等白人、二等黑人、三等西语后裔、四等亚洲移民，而以龙的传人自诩的中国人不幸就是第四等。听来好似开玩笑，而身在其中者心知肚明。说是对美国人权的讽刺，应不为过。

法律准则因人而异

种族歧视不但存在于不同肤色的人种之间，也存在于白种人的内部，如以白人自居的犹太人，尽管在经济文化上水平甚高，但仍受到非犹太裔的白人的轻蔑。在社交场合上，常会见到一个白人向另一个眨眨眼，悄悄的说一声：“那个家伙是个犹太（He is a Jew.）。则一切都在不言中了。

法律有所谓大陆系与海洋系之分：前者重法律条文，后者重法庭判例。美国司法属于海洋系，所以重视判例。最近，纽约布朗克斯区法庭判决：同居人享有与结婚配偶同等的不动产权。亦即在法律上而言，同居双方所同居的房屋为同居双方所共有。这个首创的判决正引起很多争论，因为同居行为的认定、同居时间的设限、同居人身分的确定、同居处所的范围等，都是很难肯定的问题，在这方面法官个人的判断，因人而异，伸缩性很大。而此例一定，势将引起很多纠纷，导致不良后果。从这个判例所受到的重视，不禁使亚裔公民对陈果仁案的判例不寒而傈。陈案确定，亚裔公民的性命只值两千美金！也就是说，按照陈果仁案的判例，今后任何人只要肯拿出两千美金，便可以用球棍或其他任何工具或武器，结束一个亚裔公民的生命。这种美国式的人权和人权标准，又怎能不叫人伤心？这样的美国司法又怎能不叫人恐惧？

所谓民主自由、所谓公平正义，至少对美国的少数民族而言，还需要争取、还需要奋斗，还有段艰难而遥远的路要走！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四日

白崇禧传——外放华中“剿总”的内幕（程思远）

一 白崇禧不愿李宗仁竞选副总统

正当蒋介石在军事上对白崇禧有所借重的关键时期，李宗仁忽然决定竞选副总统。这事使白崇禧大吃一惊，因为无论李宗仁竞选结果如何，都会影响到白崇禧和蒋介石的关系。因此白氏联络黄绍竑函电交驰，对李宗仁实行劝止。

历史是一面镜子，温故可以知新。回忆一九二七年八月上旬，蒋介石反攻徐州失败，而武汉方面的唐生智又要东征讨蒋。那时，冯玉祥虎视中原，自愿出来调处宁汉关系。那时，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三人，手握南京方面兵权，劝蒋氏接受冯玉祥的调停。蒋介石因此愤而下野，事后自承他之退职系受李、白的威逼所致。

蒋介石自吃过这一次亏，对李、白的“一箭之仇”，亟图报复。一九二八年，他坐上了“国府”主席的宝座以后，即定下了“联胡倒桂”的大计，这在上面已经说过，这里且不赘述。而今只说抗战以后，白崇禧应蒋氏之邀，到南京任参谋总长而国防部长，而李宗仁则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一在中央，一在地方，分而治之，目的在不使他们形成威胁态势，以免重演一九二七年八月所发生的事件。

白崇禧对蒋介石的处心积虑十分清楚，为要保持蒋介石目前对他信任之专，自不愿受到别的政治因素所干扰。而李宗仁所以竞选副总统，恰巧是外因超越内因而起作用，若幸而成功，则白崇禧的地位，必将受到影响，自不待言。这就是白崇禧不愿李宗仁出来竞选副总统的原因。

二 李宗仁参选是美国中途换马的体现

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四日，美国特使魏德迈在南京蒋介石官邸发表了《中国复兴有待于富于感召力的领袖》的声明以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即受命去华北视察，目的在于物色蒋介石以后的接棒人，任务异常重大。

司徒雷登到了北平以后，与他以前主持校务的燕京大学以及清华、北京大学师生接触频繁，要他们对当前国是提出意见，集思广益，无孔不入。一九四七年九月八日，司徒雷登从南京向马歇尔国务卿提出一项报告，他说：“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日趋式微，在华北知识分子中，甚至被视为过去的人物；李宗仁则资望日高，关于说他对国民政府没有好感的谣传，不足置信。”①司徒雷登的意图十分明显，他简直要李宗仁来接替蒋介石了。

十月中，李宗仁就把他的一个亲信程思远从南京召到北平，告以明春在一届国大中竞选副总统的雄图大计。几天以后，程思远从北平回到南京，他的皮包里带有李宗仁分致蒋介石、吴忠信的亲笔信；李宗仁在致蒋氏函中申述他的竞选意愿，但可否仍听蒋介石的裁决；李宗仁另外函托吴忠信在蒋氏面前善为说辞，以促其成。

此外，李宗仁还有一封火漆密封的致司徒雷登函，李氏叫程思远亲自交给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傅泾波。司徒把傅泾波从小养大，视如己子，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十分清楚，李宗仁的竞选出自司徒雷登的怂恿和支持。

白崇禧从程思远口中得悉李宗仁的计划，不禁吓了一跳，他说：“这事冒的风险太大，如果不幸而失败，则将何以善后？！”白崇禧与在上海息影的黄绍竑取得联络后，即与李宗仁打长途电话，建议李宗仁最好竞选五院中的监察院长，如李氏有意于此，他即交代广西选李宗仁为监察委员，以便进而竞选院长。但李宗仁不听，仍嘱程思远积极进行竞选准备工作如故。

白崇禧原来曾提出主张，打仗时期不宜行宪。看来，他的主张是正确的。在第一届国民大会召集的前夕，作为国民党后台的华盛顿当局，曾命司徒雷登对当前军事形势作一估计。一九四八年三月八日，司徒雷登报告美国国务院说：“南京政府在东北地区只占百分之一，在黄河以北也不超出百分之十或十五。在长江以北，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已经进入大别山区，国民党军处境困难。

“在各个战场均被迫处于守势，民心士气败坏已极。在如此令人吃惊的情形下，需要有振奋人心的领导，迄今这种领导迟迟未能出现。情况日益紧迫，蒋委员长必须做出决定，但他却囿于成见，未能采取积极改革措施。我们认为，用和谈解决的办法，包括促使委员长退出政治舞台，似乎还不能说完全无此可能。”此时而有此一打算，这就是司徒雷登推动李宗仁出来竞选的政治背景，证以后来他在孙科组阁时所提的意见，益信而有征也。

三 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由来

蒋介石对李宗仁要求竞选副总统，一直保持沉默。一直到一九四八年三月十六日，蒋氏召见孙科，说党将提出他为第一届副总统候选人，要孙科进行一切必要的准备。蒋氏并授意CC头子陈立夫，要他在国大党员代表中组织党团，为孙科助选。

白崇禧得讯，对程思远作出了下面的估计。他说：“孙科是总理的哲嗣，又是现任国府副主席，李德公不是他的敌手。其次蒋介石为总统当然候选人，他的副手应当是一个文人较为适宜。德公也是军人，其条件当不如孙哲生那样优越。再次，孙哲生是广东人，当然得到粤籍国大代表的充分支持。而两广分裂，则削弱了德公的基本票。”说到这里，白崇禧慨然曰：“我们只好力尽人事罢了。”言外之意，即毫无把握。

三月下旬，李宗仁从北平来到南京，住进国防部设在大方巷二十一号的招待所。李宗仁对竞选进行了几个月的准备，在费用上早有了着落，即由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和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分担。这一点不劳白崇禧费心，但他必须对李宗仁竞选给以精神上的支持。实际上，白崇禧的大悲巷雍园一号公馆，即等于李宗仁的竞选总部，凡是重要会商都在那里举行。

蒋介石一心一意支持孙科竞选，他坚持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必须由党提名，借此来杯葛李宗仁。不料此时在国民党阵营内出来竞选副总统的除李宗仁外，还有于右任、程潜。于是，李宗仁就与于、程两氏成立攻守同盟，反对副总统候选人由国民党提名，而应由国大代表连署提出。于右任、程潜跟孙中山革命，是国民党的元老。情势发展至此，蒋介石只好收回成命，取消副总统候选人由党提名的办法，这是蒋介石的威信第一次在国大中受到的致命打击。

蒋介石对此形势，十分恼火。他在四月四日于丁家桥举行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上愤然地说，他自己不当总统候选人，并建议首任总统由一个党外人来担任。蒋氏还说，这位党外候选人必须具有下列条件：一、在学术上有成就者；二、在国际上有声誉者；三、曾对国家有贡献者。当时人们以为，蒋介石心目中的候选人就是胡适之。

临时全体会议对蒋介石不任总统，众论纷纭，莫衷一是。最后，会议作出决议，授权中央常务委员会去考虑。四月五日下午举行的中央常务委员会议，由张群、陈布雷、陈立夫去征得蒋介石的同意，作出了这样的决议：“确认国家现势需要总裁的领导，本届国大仍推总裁做总统候选人。唯国民大会应制定特别条款，授权总统得在特定时期执行紧急处置的权力。”一句话，蒋介石要把责任内阁制变成总统制。这就是四月十八日国大十二次大会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由来。

四 李宗仁在国大打败了蒋介石

四月二十三日，国民大会开始选举副总统，李宗仁得七百五十四票，孙科得五百五十九票，程潜得五百二十二票，于右任得四百九十三票。由于他们均未获当选的法定票数，依选举法将前三名即李宗仁、孙科、程潜于次日进行第二次选举。

二十三日下午，蒋介石蓦地召见贺衷寒（1900—1972，国民党著名特务，国军政训系统负责人。1950年，贺衷寒出任国民党交通部长，为台湾交通事业的发展和日后经济起飞打下了相当良好的基础。）、袁守谦，要他们帮助程潜竞选，并下条子拨给一笔巨款作竞选费。蒋氏的意图并非协助程潜，而是想利用程潜同李宗仁来一场鹬蚌相争，而使孙科坐享渔人之利。

二十四日，第二次选举结果：李宗仁一千一百六十三票，孙科九百四十五票，程潜六百一十六票。李宗仁虽得票较多，仍不够法定的多数。依法应进行第三次的选举。

二十四日下午，蒋介石再次召见贺衷寒、袁守谦，要他们把程潜的票全部改投孙科，贺、袁虽面有难色，还是照办了。但程潜认为蒋氏公然干预他的竞选活动，愤激填膺，当晚即声明放弃竞选。

李宗仁与程潜订有“攻守同盟”协定，程潜既放弃，李宗仁难道无动于衷吗？

二十四晚，即午夜二时，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程思远、李品仙、黄旭初、邱昌渭、韦永成在大悲巷雍园一号白公馆里进行着紧急的磋商，熟筹因应之道。大家考虑到中央系统特务曾在当天下午派汽车散发传单，说是李宗仁一旦竞选胜利，将来会采取“逼宫”之举。危词耸听，居心叵测。在这种情况下，怎么竞选下去呢？于是做出决定：李宗仁也紧跟程潜之后，声明放弃竞选。

这样一来，使国民大会陷于停顿状态。因为孙科没有对手，就不好唱独角戏了。

蒋介石对此局势，一筹莫展。四月二十七日，召见白崇禧，恳切希望白氏运用他的影响力，说服李宗仁重新出来竞选，还说了这样的话：“现在知道德邻最有希望，我决定全力支持他。”白崇禧信以为真，回来如实反映给李宗仁，李宗仁反问道：“他的话靠得住吗？”白崇禧说：“老蒋信誓旦旦，自应予以信任。”实际上， 蒋介石在当晚仍尽其全力来支持孙科。这一夜，黄埔路官邸灯火辉煌。各省市实力派人物奉召晋谒，此去彼来，络绎不绝。蒋氏为了维护他的威信，决计同李宗仁在政坛上进行一次战略决战。

但是李宗仁自放弃竞选以后，已使其自身的地位得到加强，并且由于蒋介石要求李宗仁重新参加竞选，至少在形势上使李氏生色不少。这时，李宗仁已成为反对独裁专制争取自由民主的象征人物，所有二十年来不满意蒋介石处事作风的人，都站到李宗仁这一边来，愿意为其竞选而效劳。例如外面的民社、青年两党，党内的政学、黄埔两系，均成为支持李宗仁的基本力量。此一演变，实非蒋介石所能逆睹。

四月二十九日的最后一次投票，依法是孙、李以获比较多票数者当选。短兵相接，形势紧张，即使是一票之差，也决定双方的胜负。由于是孙科、李宗仁两个人的决选，它将显示出蒋介石个人威信的消长，所以引起了人们的密切注视。

这一天中午，人们麕集在播音器前，静听国民大会会场的点票广播。喇叭管口播出了女报票员银铃似的声音：“李宗仁、孙科、孙科、李宗仁……”吸引着听众们的注意力，几忘人世间还有别的存在了，这真是动人的一幕。

点票结果：李宗仁得一千四百三十八票，孙科得一千二百九十五票。前者以微弱的多数打败了孙科，当选第一届副总统。李宗仁这一胜利，是蒋介石上台二十年来第一次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的决选结果。在战场上，蒋介石为共产党所战败；在国大，他又为李宗仁所打败。此而可忍，孰不可忍！

蒋介石决定给李宗仁一点颜色看。五月二十日是总统、副总统宣誓就职的日子，事前李宗仁通过侍从室知道蒋氏将穿西装大礼服出席就职大典，于是也制作了一套。谁知这是蒋氏故意愚弄李宗仁的。到了该日，他临时改穿长袍马褂，李宗仁没有这些装备，只有穿着军礼服出场，这样，李宗仁站在蒋介石身旁宣誓，好似卫士侍候长官一样，十分寒酸。李氏感到受了无比的屈辱。蒋介石以这种方式报仇，足见心胸竟然如此之狭隘也！他读了那长篇浩帙的曾文正全集，到了此时竟忘得一干二净了。

五 蒋介石决定将白崇禧外放

李宗仁当选副总统，蒋介石决定将白崇禧外放。五月二十五日，当翁文灏组织行政院时，蒋介石下了条子：以何应钦为国防部长，调白崇禧为华中“剿总”总司令。美国佬对此十分敏感，司徒雷登打报告给马歇尔说：“白崇禧被解除了国防部长的职务，大概是因为他在（国大副总统）选举中帮助了李宗仁……他似乎怀疑‘桂系’阴谋反对他。因此疏远了那些久经考验的忠实于他自己和国家利益的人，或者至少是正在失去他们有效的合作。”

蒋介石在一次召见白崇禧时，向他布达了这一决定。白崇禧听后表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只有接受委员长的任命。但个人以为：华中‘剿总’的成立，应以保卫南京这一政治中心为它的基本任务。而为达此目的，必须确立‘守江必先守淮’的战略方针。总结九江指挥所这几个月来的经验教训，中原大军必须统一指挥，不能分割使用。建议华中‘剿总’设在蚌埠，俾能紧靠南京，在徐蚌间江淮山岳地带，运用攻势防御，坚持长期作战……”

蒋介石不待白崇禧说完，就插话说：“我打算华中设两个战区：华中‘剿总’设汉口，徐州还另设一‘剿总’，由刘经扶（刘峙）负责。两战区可以并肩作战，守望相助。”

白崇禧一听到此，心中不禁火起，刘峙在北伐编组东路军时，不过是第一军的一个师长，在他的记忆里，从来没有打过胜仗，而今居然同他并驾齐驱了。并且目前解放军已把中原战场与华东战场打成一片，国民党如果把华中分成两区，势难整齐步骤，集中力量，以实行他所提“守江必守淮”的方针。白崇禧于是对蒋介石说：“中原大军分割使用，将来必败无疑。此一问题关系重大，容后考虑一下再说。”

白崇禧把同蒋介石的谈话向李宗仁详谈后，就于六月六日溜到上海去了。几个月前，敌伪产业管理局长何浩若通过程思远居中联系，以半卖半送的方式把虹口区一幢敌伪住宅售给白崇禧，而今他才有机会住到那里去，借此从长考虑他的出处。

过了几天，蒋介石派吴忠信赴沪挽留白崇禧，当然没有结果。后来由于张群的建议，蒋氏才想到要用黄绍竑去作说客。一天中午，黄绍竑接到交际科通知，要他到黄埔路便餐一叙。自李宗仁竞选获胜以来，久矣黄绍竑没有受到这样的宠召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黄绍竑到时，在座的除主人蒋介石夫妇外，还有张群、吴忠信、蒋经国。吃过中饭后，到小客厅坐下，蒋介石对黄绍竑说：“季宽，请你去上海一趟，劝劝白健生快到武汉去就华中‘剿总’的职务。这是党国存亡攸关的事，希望他不要辜负大家的期望。”

黄绍竑问：“总统派人去劝过了吗？”蒋介石注视着吴忠信答道：“礼卿先生去劝过了，他完全不听，你同健生交谊很深，他一定听你的话。”黄绍竑今年年初在香港见过李济深，他自己对整个政局另有打算，于是就满口答应下来了。

蒋介石最后说：“你最好今天下午搭经国的专机去上海。”这样当天下午四时，黄绍竑就到达上海，他一到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一一〇五号公馆，即打电话给白崇禧：“健生，我到上海了，要同你见面。”

“你是那个人派来的吗？那就没有什么话好谈！”白崇禧断然地回答。

“我当然是那个人派来的。但，你听我说，我另有想法，你还是快来吧！”

移时，白崇禧来到黄绍竑公馆。两人坐定后，黄绍竑将来意说明，然后问道：“你这几年在南京做官，过得怎样？”

“有陈小鬼（指陈诚）从中捣蛋，我这个国防部长还能做出什么名堂来？！”白崇禧说，“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的，历史教训不难复按。”言下还有愤然之意。

黄绍竑哑然失笑道：“事到如今，你还对蒋家王朝寄予厚望吗？你这个‘小诸葛’实在太不‘亮’了！”

白崇禧茫然不明所以。

黄绍竑对当前军事形势作了一个概括的分析，他说：“这场同共产党打的战争打不下去了，蒋介石这样指挥作战，势非把手上的本钱全部赔光不止！”

黄绍竑不急于把他的底牌亮出来，停了一下，他才说：“你这几年在南京，无论官做得多大，不过是笼中鸟罢了。而今，蒋介石放你出去，你还不赶快远飏高飞吗？”

白崇禧听得很入神。黄绍竑继续说：“广西有几个军在华中，你趁早出去把它掌握起来，一旦时机成熟，你就可以在外面制造形势，迫蒋介石下台，而让德邻（李宗仁）出来主政，倡导和谈，岂不是一举而数善吗？”

黄绍竑这一席话，简直把白崇禧说得心悦诚服。后者说：“你的话很对，我立刻回南京，去武汉就职，你先去报告老蒋。”

六、华中“剿总”成立，白崇禧建议不受重视

白崇禧在六月中从上海回到南京，那时何应钦已就任国防部长，顾祝同继陈诚任参谋总长。白崇禧对何应钦说，考虑到华中部队大部分是中央军，拟请任杜聿明为华中“剿总”副总司令，以利指挥节制。但过了不久，蒋介石竟发表杜聿明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蒋氏对白崇禧疑忌，不给他以任何便利，于此已可想见。

白崇禧想在华中有所作为，通过程思远去征求何浩若做他的秘书长。何氏对程思远说：“蒋先生是不会同意我去跟健生先生的。我倒有另一想法，白先生远离南京，蒋先生必不放心，现在袁企止（袁守谦）闲着没事，白先生不如带他去当秘书长，有一个黄埔学生在华中‘剿总’自然较好一点。”白崇禧采纳了这一意见。但袁守谦到武汉后，白崇禧仅派他任“剿总”政务委员会秘书长。

白崇禧在赴任前，见了蒋介石一次，他对蒋氏说：“李副总统在京无事可做，我看他至少在两事可为总统分劳：第一，他可以到各省市巡视，宣示政府德意，探求民隐，反映舆情，加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第二，他可以定期与各界人士举行座谈，征求他们对于国是的意见，以供政府参考。如蒙总统认为可行，即请召见李副总统当面指示。”蒋氏唯唯，但始终没有实行。盖因李宗仁在竞选时，正以改革政治号召天下，蒋介石怎么可能允许他去接近群众呢？白崇禧此时而有此一建议，足见他对蒋、李关系看得太简单了。

六月二十八日，白崇禧到汉口就职，原任程潜的武汉绥靖主任，调为长沙绥靖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白崇禧到武汉，引起指挥中原人民解放军的刘伯承极为重视。那时，蒋介石正把张治中的西北行辕改为西北绥靖公署。刘伯承考虑到白崇禧集团的联合防线上，汉水区是其最大的弱点，如在老河口、襄樊地区开辟战场，不仅可以切断华中白崇禧集团与西北张治中集团的联系，同时可以进而开辟汉水两岸地区，为建立渡江、入川的战略进攻基地奠定基础。于是在白崇禧到任以前，就于六月十三日下达老樊战区的作战命令，使白崇禧措手不及。

当时老河口、襄樊地区为第十五绥区司令康泽所驻守，副司令是郭勋祺。康泽为蓝衣社的十三太保之一，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处处长。一九四五年春，蒋介石为了积极培养蒋经国，特派康泽赴美学习，而以蒋经国继任其职。一九四七年，康氏由美返国，对白崇禧说：“国民党之兴也，用人唯贤；及其衰也，则用人唯亲！”白氏亦与有同感。

当时，康泽指挥的部队有第一〇四旅全部、第一六三旅及第一六四旅各一个团、化学臼炮连、教导队。康泽以第一六三旅之四七八团驻老河口，旅部率四八八团守谷城；第一六四旅率两个旅担任樊城的防务。康泽的司令部和第一〇四旅全部及其他直属部队驻守襄阳城内。刘伯承见康部兵力分散，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先歼灭老河口、谷城的敌人，然后沿江东下，包围襄阳、樊城。

襄阳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也是一个古战场，三国时孙坚跨江击刘表、关羽水淹七军等战役，就是在这一地区进行的。襄阳北面与樊城隔汉水相对，城南则群山耸立，为其天然屏障，所以易守难攻。历来兵家认为，欲守襄阳必先守南山，山存则城存，山失则城亡。白崇禧给康泽的作战指导方针，是要康泽集中兵力固守南面的真武山，居高临下，以利持久作战。无疑，这一方针是正确的。

刘伯承集中兵力攻击西关，大军逼近城垣。康泽竟遵照蒋介石发于七月十三日的“亲启侍参”电令：“放弃南山，固守城垣。”这就注定了康泽最后走上覆灭的命运。七月十六日，人民解放军各部从东南角攻城，突破后会攻城内杨家祠十五绥区司令部，生俘康泽及他的副司令郭勋祺。

襄阳的失守证明了蒋介石越级指挥的错误。也证明了以“官邸作战会报”那一套指挥方式的无能。

七月三十一日至八月三日，何应钦遵照蒋介石的指示，在国防部召开全国性的军事会议，检讨这几个月来军事失利的原因。白崇禧应邀在南京参加，他因七月下旬到确山视察阵地时，由于雨后路滑摔了一跤，引起他的左脚旧伤复发，到南京时是一步一拐的。

会议由蒋介石亲自主持，参加的除白崇禧外，还有何应钦、顾祝同、林蔚、刘斐、萧毅肃、关麟征、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郭忏、汤恩伯、范汉杰（1896—1976，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国共内战时期，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徐州“剿总”副总司令。1960年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和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杜聿明、宋希濂、黄维（1904—1989，中将。参加淞沪会战、武汉保卫战、缅甸反攻等，在抗日战争中立下赫赫功勋。解放战争时，在淮海战役中兵败被俘。1975年，作为最后一批战犯被赦。）、李默庵、孙立人（1900—1990，陆军二级上将。抗日名将、军事家，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新一军军长，是军级单位将领中，歼灭日军最多的中国将领。）、黄百韬（1900—1948，张宗昌被蒋介石消灭后，投靠蒋介石，从此对蒋介石死心塌地。1948年淮海战役中自杀身亡。）等。蒋介石在开幕致辞时，把数月来军事失利的原因归咎于前方各将领贪污腐化、贪生怕死、指挥无能，而对于统帅部在指挥上的失误，则无一言提及，这就不能不引起白崇禧的反感。

白崇禧在长篇发言中指出：“时至今日，我们应有勇气承认在戡乱战争中遭到一连串的失利，而不能自欺欺人，讳败为胜。此数月来，吾军受到重大挫折的有宜川战役，胡宗南的刘戡（1906—1947，参加第四次“围剿”红军，由于右眼被流弹射中，致有“独眼龙将军”之称。1948年，在陕北瓦子街一役中，见大势已去，以左轮手枪自杀。）所部五个师全部被歼。其次是豫东战役中，区寿年兵团的六个师和黄百韬兵团一部共九万余人全部损失；老襄樊战役的失败，还是比较小的。回顾战后剿共军事开始的时候，我们实力以五比一的绝对优势超过共军。何以不到两年，战略上的主动，就从政府方面转到共军手中？吾人必须虚心检讨自己的缺点，自上而下，彻底改正，戡乱前途，庶其有豸！”

白崇禧跟着在会上提出了下列的建议：

一、后方比较完整的各省应确立“总体战”的领导体制，省主席兼保安司令，不设绥靖区，使后方各省的壮丁、粮食确实掌握在政府手中，保证足食足兵，支持长期作战。

二、国军应改变战略战术思想，即重视“面”的攻守，而不要重视“点”、“线”的得失。“面”能予控制，则兵员、粮食即可源源得到补充。崇禧曾于抗战时期在陆军大学中有过《全面战争与全面战术》的讲演，此在国共战争中亦可应用。

三、在南京、武汉、西安、北平、沈阳五个战略重点，集中着十个能战的师于各该空军基地，适应军事的需要，随时空运到正在进行战略决战的战场。这样，就可以加强国军的机动性，十个师可以当做三十个师使用。

四、考虑到现代战争的特性，是以火力压倒火力，速度制胜速度。本来国军陆空火力，已可压倒共军，但因装备过重，转移迟滞，不能在速度方面与共军竞争。共军一夜行军至少一百至一百二十里，而国军则每日只行六十至七十里罢了。为了补救此一缺点，建议增编十个骑兵师，作为快速部队，以期制胜共军的行军速度。

五、统帅部应尊重各级指挥系统的权力，上级不能越级指挥，下级不应越级报告与请求。

六、应提高官兵待遇，维持其最低限度的生活，使士饱马腾充实战力。

白崇禧上述的建议，被采纳的不多，蒋介石仍越级指挥如故。这一情况，连司徒雷登和美军顾问团长巴大维将军也注意到了。

司徒雷登在六月二十四日报告马歇尔国务卿说：“蒋委员长曾经同意，让国防部长何应钦与巴大维将军密切合作，共同指挥作战。”但其后蒋介石又食言，仍通过“无能的”参谋总长（指顾祝同）发出一切指示，亲自指挥。对此，司徒雷登指出：“看来蒋委员长选拔将领有一偏向，就是‘用人唯亲’而不是‘任贤选能’；看人只看其是否可靠，而不视其品质及能力。由于他的自私企图和偏狭成见，从而全不理睬各方提出的适当的军事意见，也未能充分利用各方所给予的军事上的援助，这就是今天军事形势陷于每况愈下的原因。”

到八月二十日，司徒雷登又向国务院报告说：“巴大维将军曾就当前军事指挥上出现的问题，向蒋委员长提出了意见，即要蒋氏不要亲自指挥军队，而由巴大维将军协助国防部长指挥作战，但蒋氏完全置之不理。巴大维将军目前遭到的困难，完全是因为中国统帅不采纳他的建议所致。”

至此，美方已把国民党在军事上失利的责任，完全推给蒋介石个人承担了。

① 美国务院：《中美关系白皮书》。

白崇禧传——蒋介石第三次引退前后（程思远）

一 蒋介石在下野前的布置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司徒雷登曾往访蒋介石，表面上是探询蒋介石对于中共毛主席所提八项条件的意见，实际上，是想了解蒋介石有无定下他的下野日期。但蒋氏对于个人进退问题讳莫如深，不肯表示，这使司徒雷登非常失望。

十五日，司徒雷登派傅泾波在晚上去傅厚岗密访李宗仁，告以蒋介石尚待决定是否下野，李宗仁应速做准备，前往汉口与白崇禧会合，俾造成一种态势，逼蒋早日下台。美使馆已查悉蒋介石对李宗仁有暗杀布置，因此司徒雷登大使已把他的四引擎座机从上海调到南京，一旦时机成熟，将使李安全离开南京。十八日，李宗仁派程思远飞汉口，把这一讯息告诉白崇禧，白氏说：“张轸与刘伯承有联系，促我们武汉尽快有所行动，时机迫切，不容稍缓，恐怕我们不能等候德公来到了。”那时白崇禧左右有李品仙、夏威、李任仁、刘斐、邱昌渭、韦永成、张任民、刘士毅等。此外，白崇禧还在汉口黄陂街永利银行楼上招待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地方高级干部周天贤、冠永吉、刘先云等十多人，他们都对白崇禧提出的“谋和备战”主张，给予强力的支持。

十九日，蒋介石了解到武汉风云有点不对。同日下午四时，即约了张治中、张群、吴忠信、孙科、邵力子、陈立夫等谈话。蒋介石说：“我是决定下野的了，现有两个方案请大家研究：一是请李德邻出来谈和，谈妥了我再下野；一是我现在就下野，一切由李德邻主持。”过了半晌，没人搭腔。于是，蒋氏就一个一个地问。

吴铁城在被问到时，他回答说：“这问题关系重大，是不是应该召集中常会来讨论一下？”

蒋介石愤然地说：“不必，我现在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而是被国民党人打倒的。”十分明显又把这笔账记在白崇禧名分上。

最后，蒋介石说：“好了，我决心采用第二方案。下野的文告应该怎么说？大家去研究，不过主要意思要包含‘我既不能贯彻戡乱的主张，又何忍再为和平的障碍’这一点。”张治中推请邵力子起草，邵谦辞。蒋介石后来找陶希圣、陈方起草。

十九日，蒋介石令行政院发表朱绍良为福建省政府主席，方天（1902—1991，毕业于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1948年晋升中将军衔。1949年底去台湾，后历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国防部参议。）为江西省政府主席；此外，蒋介石又以总统明令，委任薛岳继宋子文为广东省政府主席，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朱绍良兼福州绥靖主任，张群为重庆绥靖主任，汤恩伯为京沪警备总司令。这是蒋介石在下野前重施其惯常进行的人事调动，其中最厉害的一招，就是把南京置于汤恩伯管辖之下。李宗仁形格势禁，即使他上台主和，又能够有什么作为呢？

二十日晚上，白崇禧在汉口三元里官邸召开会议。会上，白氏提出了李任仁起草的和平通电，准备明天见报，因为张轸催得太紧，不能再拖延了。正议论间，张治中打长途电话给白崇禧，说蒋介石决定明天下野，南京报纸已为此出了号外。俄顷，李宗仁也打电话来证实其事。白崇禧于是把议题集中在李宗仁上台以后的应有做法上。当晚决定了下面这件事：一、程思远和邱昌渭于二十一日飞返南京，助理一切；二、李宗仁在蒋介石离开以后，应继任总统，而不是代理总统职务；三、建议以张治中为行政院长，以利于和谈的开展；四、起用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统一指挥军队；五、国民党应改组，清除保守势力，使与李济深领导的“民革”合流。

二 下野文告出了问题

一月二十一日，新任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把蒋介石、李宗仁两人的文告送来给李宗仁过目。李宗仁看了一遍，认为没有什么问题，就签名交给吴忠信带回去。

下午二时，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举行茶会，与李宗仁、五院院长和国民党中常委话别，蒋氏印发了他的下野文告在会上传阅。CC中常委潘公展、田昆山先后发言，他们指出蒋介石任总统是国民大会选出来的，他辞职也要由国大批准。在此以前下野则不能生效，因而主张把有关他下野的一句删去。蒋氏对此意见也点头同意，但孰料这样就出事了。

下午四时许，程思远、邱昌渭从汉口飞抵南京大校场机场，刚巧碰到李宗仁，他那时正来为蒋介石送行，遂同车入城到傅厚岗官邸。才坐定，白崇禧的长途电话来了。白氏盛气地对程思远说，他从广播里听到蒋介石要下野，唯文中没有一句关于他下野的话。这样，德公上台的地位便很不明确，他怎么能够负责下去呢？

白崇禧的电话刚放下，司徒雷登的顾问傅泾波来访李宗仁。他说，蒋介石的文告在今日下午举行的官邸茶会中，经过两个CC要求修改，最后决定把有关蒋介石下野的一段删掉了。司徒雷登认为，蒋介石不下野，李先生怎能上台？大使对此深表关切，希望可予补救。

经过白崇禧、司徒雷登提醒，李宗仁才感到问题严重。程思远建议请张治中、吴忠信来商。一会儿，张文白、吴礼卿两人来到了。李宗仁把白健生、司徒雷登的意见转述一番，并愿听取他们两位的高见。

张治中说：“蒋、李两先生的文告，今天上午已经签过字，照理不能修改。所以在下午茶会中删去的话是不合法的。”

说到这里，张文白笑脸看着吴忠信说：“礼老，你是秘书长，可否请你把原有字句加上，以恢复文告的本来面目！”

吴忠信听了沉吟不语，过了一会儿，蓦地变色厉声对张治中说：“文白，你开我的玩笑，总统交给我的文件，我无权修改。如果你们把难题强加于人，那我这个秘书长就不再干下去啰！”

吴忠信说完也不告辞，就拿着帽子匆匆而去，李宗仁、张治中面面相觑，不吭一声。

晚饭后，孙科来傅厚岗，向李宗仁提出例行的辞职。李氏以白崇禧虽建议由张治中组阁，但张氏力辞，所以李宗仁对孙科表示慰留。李宗仁随问孙科：“蒋先生的文告下午经过修改，应该如何补救？”

孙科说：“这是有关宪法解释问题，应请亮畴先生前来一谈。”亮畴即司法院长王宠惠，他是国民党的法界权威，提出《戡乱时期紧急条款》就是他的主意。

不多一刻，王宠惠来了。他说：“蒋先生这一文告，应当有‘引退’字样，但因为李先生的上台，尚未得国民大会追认，所以只能认以‘代总统’名义行使职权。”王宠惠片言解决了问题，李宗仁邀他同去拜望张群，说明来意，张岳军遂摇长途电话到杭州找蒋说话，蒋倒很干脆，同意照原文补发。

李宗仁回到官邸以后，由程思远用电话告知中央社，说明理由，将蒋氏文告加入“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曷其有极，因决定身先引退，以冀弭战销兵，解人民倒悬于万一”等句，重新播发，时为二十一日晚上九时。

程思远将重发文告一事用电话告知白崇禧，但白氏对李宗仁文告中所说：“宗仁依据宪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代行总统职权”一语，仍不满意，认为这个“代”字，意味着蒋介石的政治幽灵仍统治着南京政府。李宗仁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看来前途多艰，不能掉以轻心。

三 向美国人承认李宗仁的基本弱点

李宗仁上台以后，遭到左右两方面所施加的压力，首先他为企求和平，指示行政院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钟天心（1902—1987，抗日战争时期，任广东绥靖公署党政处处长。后任“国大”制宪代表、立法院立法委员等。1949年初被国民党政府指派为国共和谈的五位代表之一，未去参加。旋迁居香港。1958年去台湾。）为和谈代表，等候中共方面在双方同意的地点进行和谈。一月二十三日，中共的反应来了，新华社广播了一项声明：一、与南京政府谈判，并非承认南京政府，乃因它尚在控制若干军队；二、谈判地点，俟北平解放后在北平举行；三、反对彭昭贤为南京政府代表（彭昭贤为CC中委）；四、战犯必须惩治，连李宗仁也不能免。中共不承认南京政府的地位，那李宗仁代表什么呢？中共这一态度，削弱了李宗仁谋和的号召力量。

一月二十四日，李宗仁为表明其企求和平的诚意，饬孙科的行政院办理七件事，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七项“祥和措施”，其中包括：一、各地“剿总”改为军政长官公署；二、释放政治犯；三、解除报章杂志禁令及撤销特种刑事法庭等。关于释放政治犯，最重要的是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李宗仁能不能办到这一点，这是检验李氏掌握南京政府实际权力的温度表。

李宗仁对释放张、杨，虽竭尽全力，却迄无所成。事实证明，李氏只享有“代总统”的虚名，他毕竟缺乏指挥整个政府的统一权力。二十年来，蒋介石把党、政、军、财和特务大权一把抓在手里，他没有培植任何人分掌这些权力。李宗仁是地方实力派的一个代表人物，他赖有白崇禧运筹帷幄，同蒋介石斗了二十年，迄今硕果仅存，已属十分侥幸，但若与蒋介石互争雄长，则终感力有未逮。

在军事上，尽管一月上旬于徐淮战败，杜聿明集团全军覆灭，但直到此时，蒋介石直属的中央军，人数仍然远远超过白崇禧指挥的华中部队。蒋氏还拥有一支五十艘舰只的海军舰队，以及八个大队的空军。蒋介石在回到家乡溪口以后，还通过参谋总长顾祝同，收听军事报告，指挥部队调动，调整各级人事。

在财经上，蒋介石依靠去年八月十九日颁行的《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向全国人民和工商界敲骨吸髓似的，搜刮到金银外汇四亿七千多万美元的财富。此时，这笔金钱都完全集中在上海中央银行俞鸿钧和中国银行总经理席德懋手里。不久，蒋介石又命令汤恩伯负责将这些财富运去台湾。其中，只留二千万元给汤恩伯，而李宗仁则一钱不名。

华府当局对此情况，看得一清二楚。美国新任国务卿艾奇逊在他的回忆录第十三章作了这样的分析：“我就职的那天，（蒋）委员长辞职了，把那个共和国的总统职位交给李宗仁将军。但是，他在辞职以前，已把中国的外汇和货币储备，全部搬往福摩萨（台湾），并要求美国把预定运往中国的军事装备运往福摩萨。这就使李将军既无经费又没有军事装备的来源了。”

李宗仁上台以后，有一事考虑未周，那就是李氏于一月二十七日致电中共主席毛泽东，赞成以中共所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这八项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收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这事关系重大，李宗仁没有提交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蒋介石下野以后，国民党要员已经星散了。但是李宗仁没有将此事征求行政院长孙科同意，这就引起了府、院之争①。又经溪口方面从中挑拨，于是孙阁大员就从一月二十八日起纷纷离开南京，前往上海。到二月上旬，孙科违李宗仁之意，把行政院迁往广州。李宗仁枯守南京孤城，从此南方政府形成了四分五裂的局面。

二月二十三日，美大使司徒雷登向艾奇逊国务卿提出了下列报告，反映李宗仁所遭遇的困难，其中也提到白崇禧的看法，报告说：

在李宗仁与以孙科为首的广东派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中，李是处于一个基本上脆弱的地位，因为他没有控制大部分军队，缺乏财政来源，而且没有取得蒋委员长和CC政客控制下的国民党官僚机构大部分人的忠顺支持。白崇禧总部向美国驻汉口总领事要求美国援助时坦白承认了，甚至还相当夸大了这一基本弱点。

四 美方对何应钦不存好感

二月十二日，白崇禧派刘斐到南京，向李宗仁建议说：一国三公，四分五裂，不利于李宗仁的领导形象，兹主张缓和溪口，争取广州合作。李氏因韪其言，当即分别采取措施。

二月十四日，李宗仁派程思远专机去上海迎何应钦入京；张治中不久重新从兰州返宁；翁文灏答应继吴忠信担任总统府秘书长；留沪立委联名电责孙科背弃代总统的罪行；监察院决定南京复会以支持李宗仁。所有这一切，大大加强了李宗仁的政治地位。

在各方面施加的压力下，孙科卒率他的行政院于三月初从广州返抵南京，孙科初愿局部改组内阁，意图恋栈。但孙科包庇他的如夫人蓝妮向中央信托局索回德国染料一案，事属违法乱纪。监察院准备对此提出弹劾，孙科看到势头不对，自动提出辞职，李宗仁于是接受白崇禧的推荐，提出何应钦继孙科任行政院长。

白崇禧因为在北伐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时，与何应钦合作得很好，所以一直对何氏寄予希望。时人对新阁人选也有好评，一个国民党中常委曾向何应钦致贺词说：“希望你与李、白团结奋斗，重演‘龙潭战役’的盛绩。”意指一九二七年八月，蒋介石首次下野后，孙传芳以全力从龙潭渡过长江偷袭南京，卒赖李、何、白三人忠诚合作，始能转危为安。

但美方对何应钦为人，却没有什么好感。三月十五日，司徒雷登对天津总领事转送天津总商会提出的备忘录，指出：“他们（指天津总商会）感到蒋委员长表面上的引退，对国民政府的性质并没有起多少影响，特别是鉴于何应钦被选为新的行政院长一事，尤其如此。何应钦是把中国弄到目前这样可怜的地步的典型人物，他们相信，在此关头，对一个已经完蛋的政府作进一步的援助，将是没有用处的。他们觉得目前的局势只能由中国人来解决。暂时我们应该采取旁观的政策。”这无异表明，到了此时，司徒雷登的态度已有根本的变化，他不对李宗仁政府抱有任何幻想了。

五 大局已定，主张蒋、李“摊牌”

以张治中为首的和谈代表团，定于四月一日乘专机飞北平。李宗仁特于三月三十一日下午四时，在南京总统府子超楼举行茶会，为代表团话别，参加的为国民党在京中央常务委员，席上听了张治中溪口之行的报告。白崇禧、张群、阎锡山等亦参加了茶会。

张治中于三月二十九日到溪口见蒋介石，此行是他自动提出的。张氏以为：一、蒋介石虽下野到溪口，但到底力量还在他手上，如果得不到他同意，即使商得协议，也没有用，所以事先必须征求蒋氏的意见。二、蒋介石当时还是国民党的总裁，和谈代表团成员邵力子、黄绍竑、刘斐、李蒸（1895—1975，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有影响的教育家之一，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49年后为全国政协委员会兼文教组副组长、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团结委员等职。）都是国民党员，只有章士钊一个是党外人士，照理应有向他请示的必要。所以李宗仁力促其行。

张治中说：二十九日，他到了溪口就同蒋介石单独谈。是日下午，蒋氏又和他及吴忠信三人，从蒋氏下榻的蒋母墓庐沿山径边谈边走，一直走到溪口。蒋介石表示愿意和平，愿意终老还乡。张治中听了高兴地说：“总裁这话对和谈是很有帮助的，也可以消除党内的分裂。”次日，张氏把和谈“腹案”给他看，然而蒋介石只说：“我没有什么意见。”“你这次负担的是最艰苦的任务，一切要当心。”

张治中报告后，白崇禧第一个发言，他说：希望代表团坚持和谈“腹案”中，所提“和谈开始之前，双方就地停战”的方针，先签订停战协定，然后再商谈和平条款。这就十分清楚，“就地停战”是白崇禧主和以来，梦寐以求其实现的目的。在当前人民解放军居于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代表团能够达成此一任务吗？不能不令人怀疑！

和谈代表团北上以后，四月四日晚上，程思远接到负责代表团交通工作的刘仲华（中共党员，长期在李宗仁身边当参议）来长途电话，要派一架专机明日到北平去接人。李宗仁原以为是代表团有人回来，谁知程思远去接机时，接到的却是李济深的代表朱蕴山、李民欣和一位山东人刘子衡，据说后者与参谋总长顾祝同有密切关系。三月间，秘密北上的刘仲容也同机南下，因这几位避见新闻记者，故被宁、沪报纸称为“神秘客”，他们由刘仲容带去大悲巷雍园一号白崇禧公馆下榻。晚上，就同李宗仁、白崇禧会晤。

李济深托朱蕴山带来一封亲笔信，函内略云此次和谈关系国家命运，李宗仁如因环境困难，一时不能签订和议，请把印信带在身边，随时都可补签。如此则将来民主联合政府成立时，李宗仁将可出任政府副主席，健生所统率之部队，亦可得适当之照顾。这是和议开始前李济深先送来的一条讯息，目的在纾解李、白对大局发展的疑虑。白崇禧对李任潮来函所云丝毫不感兴趣。他唯一关心的问题是国共能不能划江而治，造成南北朝的局面。他私下问刘仲容：“我们可以接受中共的政治渡江；人民解放军是否可以不要渡江？”

“周恩来先生同我谈过，和议成立，政治要渡江，军事也要渡江。”刘仲容说。

白崇禧断然地说：“如果中共坚持要渡江的话，那还有什么好谈呢！”

李宗仁、白崇禧对和谈不抱什么希望，在见到朱蕴山、刘仲容后已经有所决定了。

四月六日，李宗仁走访司徒雷登，要求他转达美国政府，垫请白银一批，以应南京政府紧急开支，并将美援最后一批的军火改运到广州港口卸货，以资装备广东及白崇禧的华中部队。司徒雷登说：“尽管我对你的处境深表同情，但我知道台湾现存有三亿美元（按：实际是四亿多美元）的黄金、外汇，基隆仓库也满满地存有二万余吨的军火，政府似应予以充分利用，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这就证明过去个人专制独裁的阴影，仍支配着中国的前途。最近三年来的经验证明，在这种方式领导之下，欲谋对中共作有效的抵抗，是绝对办不到的。”言下之意，司徒雷登对李宗仁也准备撒手不管了。

在蒋介石幕后操纵一切的情况下，白崇禧主张同蒋介石“摊牌”，即设法使蒋氏不愿放弃权力，就让他出来负责；蒋氏如不愿出面负责，就应当权力交给李宗仁。两者必居其一，不可拖泥带水。

四月十日，李宗仁请阎锡山、居正带一封亲笔函送往溪口给蒋介石，表示此种态度。函中强调指出：如蒋介石“再不采取适当步骤以终止此种混乱形势，则宗仁唯有急流勇退，以谢国人”。蒋氏旋派张群来传话，说于十七日要李宗仁、白崇禧去杭州笕桥与蒋介石会晤，李、白因等候黄绍竑南来，不能依期成行，后来就有四月二十二日的杭州会谈。

六 蒋介石始终难舍权力

四月十六日，黄绍竑偕屈武携国共双方代表团拟订的和谈协议《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李宗仁、白崇禧看了，认为和议与“腹案”精神距离很大，同时规定签字最后限期为四月二十日，深有“哀的美敦书”的味道，决定交何应钦派专机送去给蒋介石。蒋氏一看，果然对张治中大骂不止。

四月十八日，白崇禧访司徒雷登时说：“代总统鉴于最近共产党所提的条件（即《国内和平协定》），和平已不可能，将向蒋委员长提出建议：要么由蒋先生复职；要么蒋先生离开中国，把一切权力和国家资金交给李宗仁支配。李代总统企图采取此一步骤，以结束由于蒋委员长在幕后操纵把持所造成的混乱局势。”

十七及十八日两晚，李宗仁邀白崇禧、黄绍竑、黄旭初、李品仙、夏威、程思远、邱昌渭、韦永成等在傅厚岗举行会议。会上集中由白崇禧、黄绍竑两人发言，黄氏力言蒋介石有一个台湾可苟延残喘，吾人只有由德公签订和约才可谋自存之道。白崇禧说：“中共同意华中部队退到两广，两广在两年内不实行土改，部队的整编只是时间迟早罢了。好像我们吃鸡一样，首先吃最好的部分，其后鸡头、鸡脚也要通通吃光……”次晚继续讨论，白崇禧仍不肯让步，他还责备没有坚持“腹案”精神，是最大的失职。卒无结果而散。

十九日，李宗仁召集和谈指导委员会，决定以李宗仁、何应钦名义发出“亥号”电给北平和谈代表团，申述“为培育祥和空气，极盼能即日成立临时停战协定，借以表示双方谋取真正和平之决心与诚意，俾和谈得以顺利进行。特电布达，希将上述意见转达中共方面并复为盼”。二十日，黄绍竑在李宗仁官邸吃午饭，饭后他同张治中通了一次长途电话。张治中告诉他：“今夜零时，中共中央将下《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这表明和谈已经破裂。”黄绍竑随向李宗仁说：“今日下午二时，我将乘吴铁城的专机去广州，晚上转乘火车去香港。”从此以后，直到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日，李宗仁从海外回到北京，他们才重新会晤。

四月二十二日，蒋介石约李宗仁在杭州会晤，并邀何应钦、张群、白崇禧参加，李宗仁仅偕程思远随往。专机一到杭州笕桥机场，蒋经国即邀程思远同俞济时，以及新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周喦（原任省主席陈仪因策动汤恩伯起义被扣）去西湖楼外楼午餐，饭后又沿湖滨马路浏览西湖景色，蒋经国途中似有怏怏惜别之意。

蒋经国送程思远回到笕桥航校时，见白崇禧匆匆从校内出来，他拉着程思远到他的军用专机旁，轻声地说：“天气不好，我要起飞了，否则今天赶不回武汉；你要提醒德公：今天会议最重要的一桩事，就是同蒋先生‘摊牌’。这意味着蒋先生不走开，德公就辞职，借此来对蒋先生施加压力。”

只是在整个杭州会谈中，都是蒋介石个人在自导自演。蒋氏要发表一篇联合宣言，表示反共到底。李宗仁说：“我准备再派人去北平商谈一次。”蒋介石说：“不必再谈了，过去共产党因为在军事上没有部署好，所以才同意和谈，现在他们已经渡江，再没有谈判的余地了。”

蒋介石又提出：要组织中央非常委员会，自任主席，要由李宗仁担任副主席。李宗仁警惕着这是蒋介石在新形势下，从幕后重新走出前台的重要标志。但又不便公然反对，只好说：“我因和平而任代总统，也为和平失败而退职。”蒋介石说：“无论和战，都由你负责，我将予以积极支持。”

当晚，李宗仁仍回到南京，对于白崇禧提出同蒋介石“摊牌”的问题，没有解决的意图。

四月二十三日，李宗仁由南京飞返桂林；蒋介石也于二十五日离开他的家乡溪口，乘“太康”舰前往上海，二十七日，蒋介石从上海以国民党总裁名义发表文告称：“当此国家民族存亡生死之交，中正愿以在野之身，追随我爱国军民同胞之后，拥护李代总统暨何院长领导作战，奋斗到底。”

司徒雷登对于蒋介石上述声明，采取不信任的态度。五月一日，他报告国务院说：“并无任何迹象，足以说明他真正有意放弃他的权力。李宗仁和白崇禧日益苦恼。这一斗争恐将继续损伤政府的抵抗力。”

①“府”指总统府，“院”指行政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