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杂文集

《李敖杂文集》简介：这些文章没有收录在友谊版《李敖大全集》中，有的是从网上找来，有的是蛋蛋版有的，剩下的是友谊版《千秋评论丛书》中找出和《李敖大全集》所没有收录的文章。

目录

  • 一、狱中书信两封
  • 二、阿扁的四条出路
  • 三、国民党的前途在哪里？
  • 四、邓朴方忆受难岁月
  • 五、为什么要声讨法轮功？
  • 六、从生离到死别
  • 七、论“快乐律”
  • 八、民国定义和总统定义
  • 九、乱世母女泪
  • 十、国家利益与家庭利益
  • 十一、永远失职，永不失业！
  • 十二、台大校长不要脸
  • 十三、粗谈中国知识分子五病
  • 十四、退孙中山的票
  • 十五、美国总统的请帖
  • 十六、我将归来开放
  • 十七、让我们笑着分手
  • 十八、呈光中
  • 十九、关于厦门大学聘书诗三首
  • 二十、义助慰安妇
  • 二一、遥想东坡当年
  • 二二、“黑屁股”与毛
  • 二三、最后的九日
  • 二四、因祸为福说
  • 二五、读《卡内基自传》
  • 二六、电话-驴
  • 二七、法官陈贻男竟不判伪造文书
  • 二八、评法官陈重瑜眼中的法律和正义
  • 二九、夜阑散记
  • 三十、七绝诗
  • 三一、从侮辱圣母到侮辱国父
  • 三二、预官记趣
  • 三三、和胡茵梦有关的笑话
  • 三四、被禁忆趣
  • 三五、浮生一粲
  • 三六、浮生一粲一续
  • 三七、浮生一粲二续
  • 三八、浮生一粲三续
  • 三九、浮生一粲四续
  • 四十、浮生一粲五续
  • 四一、浮生一粲六续
  • 四二、浮生一粲七续
  • 四三、《调查局黑牢345天》序
  • 四四、段宏俊的妙语
  • 四五、从赵少康发言错误看国民党立委程度
  • 四六、乱世居家泪
  • 四七、《信及录》和《海国图志》
  • 四八、林云无耻-华视无知
  • 四九、李敖来台四十年
  • 五十、李敖札记
  • 五一、怎样吃警察
  • 五二、地下哲学家的札记
  • 五三、老子意见，就是这个
  • 五四、如此春蚕，如此吐丝
  • 五五、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做的几件事（孙铭九）
  • 五六、临潼扣蒋（孙铭九）
  • 五七、二二事件的前因后果（孙铭九）
  • 五八、《鹰犬将军》前言（宋希濂）

狱中书信两封

屡承你寄书，至感。所中书刊检查官制办法春来稍有更动，“书刊以曾经内政部登记有案准许出版者为限”，纵经登记有案出版者，如有左列情形之一之书刊，概不发阅（未经登记者自更属之）

（一）有违三民主义立国最高原则者。

（二）有违反共决策影响民心士气者。

（三）有违我国文化伦理道德者。

（四）有害在押或受刑人身心健康者。

（五）著作人曾经查禁有案者。

（六）时事，新闻，评述及剪报类。

（七）本所人力所不易辨识之外国语文。

（八）挂图，画报（刊）歌曲，及日（月）历类。

（九）日记簿，记事簿，笔记簿，及手册类。

（十）其他本所认为不宜在所内阅读或未经审查者。"

故你寄的书，多不能通过。你费神寄了，而我收不到，反倒有负好意。所以我建议你不要再寄了，还是由我在这边托所方代买，先审后购，反易收到。我目前的苦恼是我的一些钱已非我说了算，不但被小八掌握甚至连准时汇我都做不到。你可以买我一套《中华古籍丛刊》吗？我想你汇我叁仟圆，此书原订价捌仟，现中文书涨了，你如卖得好，不会吃亏。附提书单如右，你可撕下向小八要。

六三、六、十五。敖之

凭此单提中华古籍丛刊壹套。李敖

j按：

1．十点中最妙就是那第十点。（十点原文未分段，为了读者阅读方便而分。）

2.《中华古籍丛刊》为段宏俊主持之大西洋图书公司出版，李敖偷偷帮忙者也！（6805初版，全32册。序为《<中华古籍丛刊>缘起》（680430），后改名作《古书新见》，收在《李敖文存》。）

3。“六三”指的是“中华民国六十三年”，即1974年。李敖还蹲在里头。

兄：

你除夕信及代垫卖书款贰仟元收到。你说：“房子二月不可能腾出来。”书，房二事乃一事，前者不先解决，后者即无法。我刚给孟一信，决定：“托丁卖书，丁已前及代垫汇我九千元，如今他书没拿到，房子也腾不清无法运用，我内心实感不安。我盼你再南下一次，周渝擅买那三个新铁柜及台中的家俱移丁处理，丁要的书，能我出多少，我出多少，立据给你。然后就现状稍事清理，把台中老家封存起来算了。台中书房似靠等我出来，无法可想。”——目前只得暂决定为上。你的构想开店事，一来分出可卖不可卖之书太费周章，似非我莫办，二来能否口得顺利尚未定，而店面开支恐得不偿失，故恐难实行。

孟南下，你照我前述取得之物，即折价代垫，仍每月贰仟汇我，折光即停汇，我收款一定收得到，不再每次写信了，等有事再写。小八搅得我疲惫不堪，九月间去总医院检查，肺囊肿需开刀，血压且高到160。小八三号出狱了，老太说不好意思来看我云云。一直没见到。只知道他在靠老太吃饭，老太则靠海外四女儿“施舍”，家事不堪闻问，如此而已。

敖之六四、一、十一夜

j按：

1.这封信写于1975年狱中。这年蒋介石死了，而李敖也四十岁了。

2.“孟”应指的是萧孟能，“丁”应指的是丁潁（主持蓝灯出版社）

3.以上二信原件图版收在文化顽童李敖（武陵版），原图字小且为草字，故我的打字可能有错，惨。

阿扁的四条出路

我在台湾住了51年，认识很多朋友，但有两个人看了心里总不痛快。一个是自晚搞垮后，在公视做头子的吴丰山，因为这人从来不笑，而且笑起来比哭还难看。另一个就是阿扁，他皮笑肉不笑，尤其现在做了总统，更令人看了浑身不自在。

李登辉有次说，阿扁不能喝酒，一喝酒就醉。当时李登辉请阿扁到他家，阿扁不到5分钟就醉下来。以阿扁的年纪，当时应不会醉得这么惨，但却吐得连李登辉家地毯都脏了，为何这么失态？

话说荆轲剌秦王时需要助手，燕太子丹就找了个10余岁便敢光天化日下在街上杀人的小太保，但这人到了皇宫见到秦王的威仪，便吓得发抖而遭发现。小流氓就是小流氓，他因为很乡土、很本土，到了皇宫就被吓坏。

陈水扁第1次到李登辉家里作客，喝点酒就醉了，就是因为紧张。陈水扁今日的遭遇与个性，与其成长过程，完全不搭调。

权力本身需要培养，行使权力的人也需要培养。李登辉在蒋经国身边作学徒，虽然笨，但也学了很多，比如见到蒋经国，他只敢坐1/3椅子，否则就是失态。李登辉学会朝廷的礼仪，与蒋经国讲话时，连屁股都处理得很好，行使权力自也行使得很好。

但陈水扁没这个训练，整个民进党团队也缺乏这种训练。民进党内不培养人才，使得他们接到天下，却不知如何处理。就像美国总统杰克逊当选后，竟骑着马队进白宫，感觉好像枪手抢了白宫一样。但台湾今日政局细腻，不能这样粗糙，于是阿扁团队面对粗糙现象，却无法解决。

台湾政局运作得非常不细腻，就是阿扁所面对的烦恼。阿扁是政治的得利者，美丽岛事件后，美丽岛人都坐了牢，但美丽岛的律师却在战场上捡战利品，美丽岛人在台上的只剩吕秀莲，陈菊位置较小，其他则都不见了。

数数，陈水扁当了总统、张俊雄当了行政院长、谢长廷当了高雄市长、苏贞昌当了台北县长，前县长尤清等，都是美丽岛的律师，但占尽便宜后，他们在党内斗争也碰到高手。像阿扁碰到邱义仁这种货色，就遭到困难。

邱义仁的角色，就像乔治欧威尔《动物农庄》中所描写的猪，动物们将人赶走后，猪将马、羊陆续整死，成为最大团体，邱义仁所属的新潮流，就是这种“猪的团体”，只知保护本身利益，恐怖、残忍而不识大体，搞派系斗争内行，任何人滚进新潮流，都会堕落。

新潮流要角行政院秘书长邱义仁、民进党秘书长吴乃仁，两个人因夺权将党的政策卡住，陈水扁面对新潮流、福利国系统的谢长廷等敌人，在党内得不到奥援，便只有4条路可以冲出去：

1、勾结国民党；

2、勾结罗福助（因为罗派人揍了邱义仁一顿，他连个屁都不敢放）；

3、勾结李登辉；

4、勾结宋楚瑜。

阿扁只有摆脱党内压力，让这4条路成功，就能再做8年总统，其中若能勾结到宋楚瑜，对他将是一大利多。

国民党的前途在哪里？

——“大势已去！”

竺可桢是留美博士，从1936年起做浙江大学校长，一做十多年，由于他是浙江人，尤得蒋介石的看重。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961年12月30日条下，有这样一段纪录：“晚饭时，先生谈起‘竺可桢的太太是姜立夫的妹妹；这位太太死后，再娶陈源的妹妹。这位陈小姐，面孔圆圆的，长得很甜。我的太太对我说，如果她死了，她劝我娶这位陈小姐，可以看出我太太对她的喜欢。胜利之后，我到浙江大学去演讲，可桢是浙大的校长，他和他的太太住在礼堂楼上。你想，校长住在礼堂的楼上，他的一切行动都被学生监视住，我就晓得他们是出不来了。’”从这段话里，看出胡适的意思是，国民党丢掉大陆前，他的老朋友竺可桢不肯来台湾，是因为“一切行动都被学生监视住”，不过在我看来，事实却非如此。

蒋经国在1975年2月21日列席立法院第五十五会期第一次会议口头施政补充报告——“推行开诚布公的廉能政治”时，有这样的话：“我觉得今天特别要注意的，是心理建设。现在一般人觉得民心很安定，但只是安定，还是不够的，我觉得今天的民心要从安定转向坚强，只有坚强，才能担当重任，才能求得我们的本身的生存。如何使民心从安定转向坚强，就是我们要始终执有坚定的信念和信心，在任何的情况之下，我们不动摇，不怀疑，不灰心，这个坚强的国民信心，要确实地建立起来。我想到民国卅八年由上海撤退的时候，总统蒋公从舟山派经国到上海去，请当时的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到台湾来，我在一间医院里找到他，向他说：总统蒋公请他到台湾去，他想了一下说：‘谢谢总统的好意，我想不必了！’我说为什么呢？我今天就可陪你到定海去，他叹了一声说：‘大势已去！’我问他为什么大势已去了，他说你到台湾能去多久呢？半年或顶多一年。我说不是吧！后来无法再谈下去，他反而向我说，你也不必到台湾去了。我就发恼了，我说：‘人各有志！’就不握而别。像他那种人是短视，只顾现实，看不远，看不到大的问题。他说大势已去，试看我们从大陆来到台湾有二五年（按：他妈的还好意思说？！无耻！），不仅继续存在而且蓬勃发展，今日国家世界的大势乃是共产主义一定崩溃，共产制度一定灭亡。”

从蒋经国这段话里，我们看到他当年去见竺可桢，地点是在上海，而不是在杭州，自然不发生“一切行动都被学生监视住”的问题，可见竺可桢不肯来台湾，纯粹是他对国民党的天下已倒尽胃口，没有别的原因。

想当年在国民党丢掉大陆前夜，真正有良知的中国人，对国民党均已倒尽胃口。他们之中，或因个人的，家庭的原因，不得不离开大陆，但那只是对共产党的逃避，并不是对国民党的深情。宗荣禄《天民回忆录》中说他因父亲的原因，为之发誓反共，来台湾前，他的朋友宋伟霖问他：“你去干嘛？国民党已寿终正寝，你还想亲视含殓。”这话可真一针见血。多少来台湾的外省人，其实都未尝不以“亲视含殓”的心境来看国民党的。陈诚当年对我说：“共产党的失败，并不就是国民党的胜利。”可见纵使“国家世界的大势”如蒋经国所说，别人一定“崩溃”，“灭亡”，但国民党的前途，又在哪里呢？

1989年1月31日

邓朴方忆受难岁月

邓小平长子邓朴方在文革时被红卫兵折磨，自楼上推下，以致半身瘫痪。日前他接受香港《明报》访问，今日《中国时报》转引内容如下：

邓朴方忆述文革时父亲被软禁，相隔四年多再度见到老爹时说：当时大家开心地笑，也开心地哭，当天晚上，邓小平和卓琳夫妇在儿子的床边，代他脱下又臭又脏的衣服，擦了澡，父亲还用手巾替他擦身，并细心地垂询他的病情。

邓朴方告诉父亲：“从胸口以下都不是我的了，已经没有知觉。”话完，母亲卓琳和祖母都忍不住哭了，父亲却凝视他，一言不发。

邓朴方忆述在江西一段日子时透露：父亲每天都给他擦澡、翻身，父亲每次先把热水烧好，再动员两位老人将自己抬进洗澡间，在热腾腾的蒸汽中，一遍又一遍儿子擦身，天天如此，不马虎也不间断。

邓朴方告诉明报记者自己当时躺在海滨医院走廊时的心情：当时奄奄一息等待医生检查，面部虽带笑容，但眼神依然是黯然之色，当知道自己会瘫痪的时候，心情还很平静，但心如死灰，因为反正没希望，伤和不伤完全一样，一点儿也不觉得伤残以后有更多的痛苦。

1979年年初的一个早上，躺在北京301医院接受治疗的邓朴方，被护士发现他的背后鼓起一个大包，他自己运动身体完全没有感觉，体内脊椎咔吧咔吧作响，检验结果，发觉他的脊椎再度骨折，一旦骨头刺破脊椎两旁的动脉，会导致内出血，如骨折后的脊椎刺穿皮肤，露出体外，可能会感染致命的脑炎，当时大陆医学界束手无策，邓小平的太太卓琳为此忍不住而痛哭，直至1980年，他才以保密方式邀得美国新奥尔良儿医骨外科主任马昆医生代他检查。

马昆医生告诉明报记者忆述当年检查邓朴方病情时说：他曾经由苏联医生动过手术，取出体内脊椎骨断片，用一种特殊的骨科材料把脊椎固定，但下半身自腰部以下已失去知觉，动作失调，坐起时身体向前倾，脊椎没有支撑作用，瘫痪部分已经无法治疗。

马昆医生发觉大陆的医学器材无法为邓朴方进行脊椎手术，因此建议邓朴方到美国就医，但手术费及住院费共50万美元，而邓家无法凑出，最后获世界著名脊椎外科专家哥顿岩士唐，他当时任加拿大渥太华私立医院主任医生的协助，并获加拿大总理杜鲁道批准由政府支付医疗费才告解决。

哥顿岩士唐医生说：1980年9月底，他从机场接邓朴方，过了九天，进行第一次手术，主要清理他的胸腔与脊椎的旧况，固定胸部，手术一直进行十多个小时，输血达9000毫升。一周后，再动一次大手术，这次是把邓朴方的左腿的骨移植到他的胸腔背后，再用钢钉和螺丝锁定，让他整个胸部有支撑力量，手术后他离床半年不能坐起。

邓朴方忆述那段日子说，经过手术后，自己身体很瘦，但胃口很好，因此拼命吃，希望体力能早点恢复，一个月后，为了省钱，自己也搬到大使馆居住，两个月后才返回北京。

1991年1月19日

为什么要声讨法轮功？

宗教可分两类，一类是旧有宗教，就是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回教等传统宗教；一类是新兴宗教，就是五花八门种类繁多的民间宗教。传统宗教都有源远流长的发展，虽然也不脱荒诞与迷信，但因为行之有年，发展成了型，尚称稳定。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就是这些传统宗教的写照；但新兴宗教就不同了，它的走向极不稳定，一旦发展到走火入魔状态，后果不堪设想，美国70年代的“人民圣殿教”，最后集体自杀时一死就是914人，还包括276名儿童！美国90年代的“大卫教派”，最后集体自杀时一死就是86人，还包括17名儿童。如果走火入魔到只是自杀，也就罢了，日本“奥姆真理教”最后从化学实验室制造出了毒死上千万人的毒气，根本就是要杀人了。非常明显的，这些宗教都是邪教。它们不算是“人民的鸦片”，它们是“人民的迷幻药”，鸦片有害，还是飘飘然的，有个谱儿；迷幻药可就离谱了。

“法轮功”是中国的新兴宗教，它的教主在1998年12月25日写信明说：“我们不是健身气功，我们是修炼，但是我们能够使修炼者达到祛病健身”。如果纯粹是“祛病健身”，没人要反对它，问题出在它要“修炼”，这就是祸源。中国历来的民间宗教，从汉朝的“五斗米道”开始，邪教无不以“修炼”起家，到头来以动乱祸国。它的走向，连邪教自己都掌握不住，都收拾不了。更恐怖的是，它的扩散能力，由于现代科技的帮助、广播、电视、网络、电影、传真等等，已经爆发出惊人的“运动战”能量。想想看，中国共产党成立77年的时候，党员才5000万，可是“法轮功”创办了只7年，就号称弟子一亿人了，一旦弟子走火入魔了，“白莲教”和“义和团”又算老几呢？再加上唯恐中国不乱的洋人介入，（yubar按:从美国的洛杉矶支援大游行到美国的46名参议员签名推广“法轮功”教主进军诺贝尔和平奖），我们不难看到这一走向。所以，我赞成声讨“法轮功”，因为它有爆炸性的祸害，它太不稳定了。

从生离到死别

——《上山上山爱》广告词

《上山上山爱》是李敖继《北京法源寺》后又一部长篇小说，几十年来一般以为李敖是思想家、是历史家；其实李敖更是文学家，有深刻思想深远历史做纵深的文学家。没有这种纵深，一切所谓文学不管它卖了多少册不管，它得了什么奖只是庸俗与浅盘。

十七年前，《上山上山爱》刚写出第一部分连载时，国民党伪政府就查禁了它。罪名是蓄意为匪宣传、诬蔑政府、侮辱壮烈殉国先烈、扭曲事实、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严重混淆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这七项罪名四十五个字的文字狱部分显示了这部小说的震憾性。

十七年后，它终于全身裸露，笑傲江湖为中国文学、为世界文学，智照千年、雄开百代。

小说开始在白色恐怖的山上，国民党伪政府的特务们环伺在异议者的山居，准备逮捕他。一个二十岁的大学女生——小葇偶然进入山居，与异议者有了一连六天的缠绵与畸恋。书中以四百页的篇幅写出他们之间的交合与际遇。有真身示现、有妙相庄严、有床上俯仰、有笔下波澜、有布偶能语、有双头佛尊、有奇情高论、有道大通神，最后第六天的晚上，特务们按了门铃，异议者开门一笑，与情人小葇做了永诀。

二十年后，也就是异议者出狱二十年后，大学社团请他演讲，主办单位负责人是二十岁的女生——君君，长得酷似小葇。演讲后，异议者送她一支钢笔，两人通过信就断了。

七个月后，一天清早君君出现在异议者的山居，久别重逢、相谈甚欢到了中午，君君告辞说她要去山上扫墓。异议者说既然同在一座山上我陪你一起去吧。

最后到了墓地，墓碑上赫然出现的死者名字竟是小葇，小葇死在二十年前生君君后一小时，由于羊水栓塞很快由休克而死亡，母女之间的生命没有重叠，只有衔接没有平行，只有连续。君君不知道母亲这段情史，异议者也不会道破。在坟上一场倾盆大雨把两人淋回了山居，没有干衣服可穿。君君要在山居过夜，三十年前小葇的故事会重演吗？书中以一百四十页的篇幅写君君出现后的变局。有山谷依然、有夕阳空好、有美人寄迹、有造化入诗、有灵塔出树、有蜻蜓邀盟、有幽冥同路、有墓里前身。

最后坟上黑色大理石板下的，不是孤单的小葇自己，还有一个死掉的异议者，深情的永远的相依在她身旁。

《上山上山爱》一个白色恐怖下的红色故事，你可用黄色的眼光去看它！

论“快乐律”

人在一天生活中，完全在快乐里毕竟极少，人有苦闷的时候，也有完全平静的时候（这时候并不苦闷，但也没什么快乐。）

有些不快乐的因素是人所不能控制的，如血型类别，如情绪周期，如生老病死，如天灾人祸，……这些遭遇到头上来，任何人都受影响，只是程度的深浅而已。高人安之若素，或逆来顺受，或鼓盆而歌，或三号而出，或相忘江湖。……低手则寝食俱废，简直无法生活。（低手并非指智慧低的人，而是指无法处理自己情绪问题的人。贝多芬是天才，可是在情绪处理上一塌糊涂。乡下老农是凡夫，可是常常一辈子高高兴兴。）

有些不快乐的因素虽为人所不能控制，但在“讨价还价”方面，人却有很多的争取余地，这一争取，要依靠智慧和冷静，以及许多技术上的细节。不依靠这些途径，而横冲莽撞，心绪烦燥，所得只是更糟，更不快乐。把自己陷入这一局面，是蠢人，是所学无所用的人，是该惭愧的人。

下面的一些细节，是我从学理和经验中参悟出来的，我把它们叫做“快乐律”：

一、先平静十分钟。不管什么难题，你不是要解决它吗？先平静下来检讨，是第一步的方法。平静检讨应该是强制性的，是自己对自己呼唤。在这一点上，当然信神的人要占很大的便宜。他处在这一步，他可向他的上帝呼唤（祈祷），或向上帝的代理人呼唤（神父告解），可是不信这些的我们就苦一些，所以只好反求诸己，向自己说先平静十分钟，看看有什么法子？看看从哪里着手？问题总要解决的，自苦不是办法，还是该苦中求生。如能因自己有限度的努力，多争取一点平静或快乐，岂不更好？事情并不那么糟，从本可更糟的观点看，至少也有令人满意的几个面，努力还是值得的，大丈夫不可轻易心灰意懒，一息尚存，也要“打完这盘撞球”，来豪迈一点，振作一点，神明清爽一点，想个法子。

二、做不相干的事。所谓解决难题的法子，最好的法子是让时间自然解决——“诉诸时间”。其实人生问题根本就是时间问题，时间自然可以解决一切。用时间解决难题颇有“无为”的味道，其实“无为”（不做什么，纯任自然发展，纯任在谜中发展）也是一种有效的方法。起码的效果它可以避免“徒乱人意”。难题当前，不去想它，是咱一大本领，阿基米德、歌德、胡适等都曾在国难之时潜心学问，于国难似不干己一般，他们的目的就是避免“徒乱人意”，他们显示的是镇静、从容、方寸不乱，我行我素，他们的智慧，先已认清什么是他们力所不及的事，然后，绝不为这些事伤脑筋。他们的思考训练有素，对难题限定时间去想，该想的时候想，不该想的就不想，一如船舱的分割，纵使一舱进水，对他舱并无影响。没有思考训练的人最易犯撞成一团的毛病，结果除了搅垮自己的情绪外，于事无补。

三、苦其心志。这是意志方面的鼓励、激励、鼓舞。人总该有些意志力，意志力可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意志力可促使自己有一种豪迈气概，一种殉道气魄，一种敢与从容，一种好汉硬汉的坚苦卓绝（坚忍）。苦其心志是一种男子汉的必要磨练，磨得过的人，愈坚强；磨不过的，愈狼狈。这是男子汉的升等考试，要硬碰硬才成。人不论如何软弱，也得有一些起码的信仰，要维护这些起码的，总得有一些牺牲精神，一些决绝精神。

四、劳其筋骨。工作、劳动、运动、大量的工作，大量的劳动、运动，都是转移情绪钻牛角尖的特效药。（积极可健身，消极可以生理疲劳转移）何况这些事的本身，又可带来积极的收益。“工作是把苦闷变成快乐的炼丹仙人”“Abusybeehasnotimeforsorrow”这些都是智慧的结果，不可不采行。

五、智者的微笑（此点可含容三，苦其心志一项）智者深明人生及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生老病死、祸福相依等交综而成有浮有沉有荣有枯，得不足喜，失不足忧。故智者只是随遇而安，不徐不疾，不烦不燥，智者爱护朋友，尊重敌人，珍宝女人和小孩。智者是新约里对比文字下的人物。智者是甘地，是金格，是吕坤所描写的化身。智者修养功深，喜怒哀乐少激于外而深得于内，智者即是强者，是上通古今伟大人格的榜样。智者善于超以象外，静观万物和自己，智者坐井仍能观天，不出户仍能知天下。智者达观，智者是塞翁。智者能苦中作乐且不以俗苦为苦。智者知菜根香。智者理性不多愁善感，肠亦易断，泪不轻垂，于通人断肠垂泪之处，智者恬然苦无情者，若太上忘情者，（“我但见明月，更不想什么”）智者于忧患中不失其兴致，不失其本色，不失其趣味，不失其幽默，不失其eash，不失其微笑。

智者看世事，一笑置之，智者有度量容人——甚至纵容人（包括朋友、敌人、女人、小孩）智者知足。智者喜看光明的一面（Lacy）智者知道“可能没那么糟”、“可能石块并不大”、“比下有余”、“设想更坏的遭遇”、“既来之，则安之”。智者不惑不忧不惧。智者有耐心，知道人间事急不得。知道多一份自在即少一分苦恼，知道过一天就少一天，多努力一小时即累积（储蓄）一小时收获，快乐一天就赚了一天。智者巧于排遣，工于进修。智者可随处得智增智。智者可师任何人（老农老圃），可交任何人。智者可神交。智者虽老，然仍学牧虎关高旺所唱“我一时起了少年的心”，而知老来少，而学少年狂。

六、悟真识幻。（对未来的寄望，勇敢的梦想，也可归入此项。对未来的信念，可资鼓舞。可化去部分愁城。）人心无止境，坐这山望那山，身在福中不知福。故真者，多于未得前或已失后方悟知。美学上又有距离之说（只采最好一段，只走上坡之说），哲理上有余味之说，经济学上有边际效用之说，爱情理论上有聚则腻情必泛之说，故真者已寓幻，欢者潜生哀，得者实近失，有者翻成无。达者智者洞澈此理，故但求今日，惜余春，而不斤斤于得失去留。另一方面，达者智者多识幻即是真之说，且许多事真不如幻，非幻不可。神游也，神交也，希望也，私愿也，格于现实（时力、方便、综合趣味），非将幻作真无以得之，人生有涯，不以幻补真，何能尽享。故人不但要崇幻尚幻，还该增加一天中这方面的时间比例。（广义言之，作画、写作、看书、听唱片等皆属幻境，太太也宜千面夏娃以助幻兴。）

七、开拓眼界（换环境），关心别人（看别人），他事（找嗜好）。关心别人可忘怀自己的不幸。表现出活力，把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达不到的暂时封存吧。自私是不会快乐的，不要老是想到自己，比你不幸的人就在眼前，看：他们怎么在活着？你不是要洞澈人生吗？那你就不能把自己局限在小天地里，你就该多变化环境（如司马迁，如赤尔曼梅尔维尔HermanMelville，如海明威）。甚至“一年到三年内有所变其窠臼”，只有这样，才是文雄，否则只是蜗牛，不是勇士。并且日子久了，自己身心都会变得优柔，不复堪事。另外也属于换环境开拓眼界的一种，就是关心他事，——有兴味之事。尽量增扩兴味，大可torideahobby或toridemanyhobbies。（以上与第二项做不相干的事互有含容）。

八、注意自我控制，快乐的情绪一如刁婆，需要常常提撕。一如饮食，并不是饱餐一顿就永远有效的。又一如车胎，还是要常常打气的。这种工夫很像祈祷或自省，不可忽视，要点总不外是控制烦燥在未发之前，使不成患。情绪一如河水，当导之入大海，不能塞之自苦，否则越烦越糟，最后弄出一脸蠢态。是完全成熟的年纪了，任何一项蠢态的酿成，都是一场失败，一个烙印。永远约束自己不要失败，不要烙印。要快乐起来，至少要平静的面对环境，任何环境都可用来磨炼自己，进益自己，都有它的意义和好玩的地方，不要泄气，向前看，向前走。

1971年4月16日写完

（此文是长编，剪裁上未加细修。因为是随手在狱里写的，为了存真与纪念，也不修饰了。）

民国定义和总统定义

1914年，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请王闿运做清史馆馆长，王闿运以八十一岁高龄，倚老卖老，写出门联讥讽，全文是：

“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无分南北；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

把所谓民国总统，二十四字解决，令人玩味。王闿运不但是历史家，也是先知者，八十六年来，所谓民国总统，多非善类，尤其“中华民国在台湾”（yubar按：这是李登辉搞出来的鬼名词）以后，不但非善类，且是小气八拉的败类，格局小得眼里只有一个岛，把玩起王闿运的二十四个字来，更切题了。

按照旧式的国际法规则，一个国家的存不存在，与他国的承不承认无关。他国不承认你，你固然可以“夜郎自大”或“关门自大”，但自大归自大，你只是“事实上存在”而非“法律上存在”，因此你不能享受国际法的各种权利，你没有国家资格、你并非国际法主体、你是天九牌中的“瘪十”。

“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总统李登辉侈言两国论，但你这边的一国，就是“瘪十”状态，你进不了联合国、你得不到世界上任何大国的承认、你得不到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承认，你只有花钱买到二十八个小国的承认。而这二十八个小国，总人口只占全世界的百分之一点五；总生产毛额只占全世界的百分之一。这样子二十八个“小不点”的承认，叫承认吗？好意思这样说吗？

所以，两国论中的一个国，是不是国？算不算国？已不好意思说是事实问题，而根本是常识问题。

正因为发生国不国的问题，所以它的总统定义，也不宜拘泥在政治学上的定义，而该有它特殊声明下的定义，事实上，它只是“中国台湾的领导人”的别名而已。要附带声明的是，上面说的“中国”，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是“中华民国”，而是两岸坐下来谈出来的“中国”。我认为谈出来的国号该叫“中华民国”，可解说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

“中国大陆的领导人”应该对毛主席在法国《人道报》的访问谈话记忆犹新：毛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6年，曾后悔当年没沿用“中华民国”的国号。孟子提到“以大事小”的观念与气度，但孟子忘了指出那是智慧的层面，“中国大陆的领导人”是智慧的，我相信他们会超过古代圣人，悟出重拾“中华民国”国号的智慧。

1999年9月8日

乱世母女泪

最近我凑足十几万元，使妈妈得以绕道美国，转赴香港，跟来自大陆的大姐、二姐，相聚一周。

妈妈生我的时候，已经一连生了四个女儿，就是大姐、二姐、三姐、四姐。这种情形，在那时代，已经有点岌岌可危了。中国汉朝就有“盗不过五女之门”（生了五个女儿的家，连小偷都不去偷）的话，一个媳妇，不老老实实生儿子，却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生女儿，这像什么话？幸亏我应运而生，使妈妈立刻从“败部复活”，帮了他的忙不少。在生我以后，妈妈又故态复萌，连生了两个妹妹，那时我在家中地位如日中天，直到最后弟弟出世，才算两权分立。六女二男，就是我的同胞情况。

在1948年，我们全家在北平，爸爸决定全家逃难。他计划分四批南下，第一批是爸爸自己，他先到上海打前站，他的台湾朋友翁镇劝他为什么不一直去台湾呢？爸爸说他判断国民党虽战败，但剩余的力量，谅可维持和共产党“隔江（长江）而治”的局面，所以逃到上海，就差不多了。（此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二二八”事变的阴影，使爸爸感到不安，他对台湾不大放心。他不愿见国民党杀台湾人；他也怕台湾人报复，一阵乱杀，杀到他头上。）

爸爸是坐飞机到上海的，接着妈妈、大妹、小妹、弟弟、老吴（跟了我们一二十年的老佣人，一位无家可归的老太太）第二批，也坐飞机到上海；然后是三姐、四姐、我第三批，为了省点钱，转到天津，坐轮船到上海。大姐、二姐原排在第四批，因为大姐刚考上辅仁大学医学系，刚选上系花、正在高兴；二姐在贝满女中念高三，毕业在即，认为可晚一点再走，这一决定，主要是四姑父的缘故。四姑父叫丁锡庆，是陈纳德的飞虎队要员，（陈香梅《往事知多少》书中有一段特别提到丁锡庆。）他跟爸爸说，如果局势急转，他有办法找到机票，使大姐、二姐立刻南下，爸爸当然相信。不料，局势急转的速度（也就是国民党垮台的速度），大大出人意料：北平被围城、北平被“解放”，除了有枪在手的高级“国特”（如前调查局局长张庆恩等人）之外，谁也搭不上飞机了！

北平失掉了连络，大姐、二姐失掉了连络。

1949年1月10日，历时六十六天的“徐州会战”结束，国民党大将黄维、杜聿明等先后被俘，整个江北，已经全部失守。局势的突变，使爸爸对国民党能守江南的信心，大为动摇。国民党欲求隔江而治皆不可得了。那时候人人逃难、家家逃难，爸爸的北大老学弟张松涵全家，也搬到我家楼下。张松涵是兴安省政府教育厅长，太太戴树仁是国大代表，跟国民党渊源都深，准备逃到台湾。临走前劝我们也去台湾，爸爸同意了。张松涵到台湾后，立刻代我们领了入境证寄来。于是爸爸和我，立刻到市区买船票。我家临离上海前，储存的面粉留给了六叔，又送了六叔一两黄金，所剩余全部财产，只有几两黄金，全家九人，每人分不到一两，也就追随大官巨商，去台湾了。

到台湾后，我家陷入长年的贫困，穷得早起刷牙，买不起牙粉，更买不起牙膏，只能用盐水刷牙，在大陆上的大姐、二姐，也不可能比我们更好了。

1950年前后，大姐、二姐通过她们在香港的同学，转过信给我们，可是，为了怕海峡两岸的“高压电”，这一通讯，不便继续，不久，在香港的同学也离开了，仅有的通讯，也断掉了。

接着几年过去了，在1955年4月27日，爸爸死了，大姐、二姐也全不知道。五年过去了、十年过去了、十五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二十五年过去了，近三十年到来的时候，归化美国的三姐，终于去了一次大陆，看到大姐和二姐，她们都结婚了，大姐有两个男孩，二姐有两个女孩，大姐和大姐夫都是医生，二姐和二姐夫都是工程师，她们在漫长的三十年里，挨饿、受难的事例，是一言难尽的，虽然其间五叔入狱了、老姨（妈妈的小妹妹）自杀了，亲人离散、故人长诀，但是大姐、二姐总算辛苦成巢，分别在昆明、在上海，活到了今天。

最近大姐参加医学会议，到了香港；二姐申请海外控亲，也到了香港。妈妈因为国民党不开放香港观光签证，只好先去美国。国民党刁难她，迟迟不给她出境证，直到无可再拖，才给了她。妈妈从美国转到香港，大姐、二姐在入境室欢迎她，三十五年的长别，三十五年的离散、三十五年的梦里音容，在泪眼里、在呼唤里、在拥抱里，立刻模糊成了一片……

中国人民何辜，九十年来，敬陪国民党革命，“革命，革命，革过又革了”，最后革得骨肉生不能见、死不能送，关山难越，尽是失散之人；幽明永隔，长为他乡之客，最后不能“反攻大陆”，也不准大陆人民来台，也不准直系血亲来往见面。只死命的一个劲儿扣住在小岛上的一切，这又算是什么？使人母女三十五年不见面，这算哪一门子“救国”救民？哪一门子英雄豪杰？这样莫名其妙的冷血政党，古今中外，还能找得出第二个吗？

上月15日，国民党内政部长林洋港对索拉兹说：

大陆上的国土是我们的国土，大陆上十亿同胞是我们的国民，如果没有戒严法，则依据中华民国宪法规定，人民有居住迁徙的自由，如此一来大陆人民便可迁居台湾，而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如果大陆人民大量涌向台湾，则台湾的经济及社会安定，将无法适应。

看到了吧，这就是国民党的鬼话与逻辑！古今中外，不准自己人民迁居、不准自己人民在自己国家来去，“德政”竟一至于此，还有脸对洋鬼子胡说八道！这种厚颜、这种无耻，真是丑绝人寰了！

大姐、二姐跟妈妈分别的时候，她们是大一、高三的女学生，青春美丽、云英未嫁；三十五年后，她们都已老去，在风霜中老去、在苦难中老去，老得比分手时的妈妈还要老，三十五年的分离，使人跟不上记忆：妈妈记忆中的女儿，相见之下，已是红颜老去的母亲，女儿记忆中的妈妈，相见之下，已是老态龙钟的祖母，三十五年的生离，突然相见，见得人无法事先调整记忆，但是记忆又何必调整？就让皱纹加在脸上、就让岁月滑过手上，妈妈永远是妈妈，一如女儿永远是女儿。虽然国民党永远是国民党，但是，毕竟在三十五年以后，中国人民赢回了一次。——他们可以南下北上，他们可以东去西飞，他们可以在一块失去了一百四十年的中国土地上相会，哪怕相会只是七天，但那是三十五年后的七天，那是“德政”。脱线后的七天、那是中国人民为国民党革命付代价后的七天。任何中国老太太经此一遭，都可以死可瞑目，但她们不会死，她们愿意再等三十年——他们不要只赢回一次，她们要和女儿长相聚！

1983年9月12日收到她们照片；9月13日上午写

国家利益与家庭利益

二十八年前，在读物管制的国民党伪政府黑狱中，我有幸看到一本《读者文摘》，书中一个故事，吸引了我。故事写广州的一对青年情侣，觉得他们在祖国的生活太苦了、太不自由了，一起朝香港用游泳方法偷渡。游到半途，男的淹死了，女的却以无比的毅力与深情，拖着男的死尸，终于游到香港，她在香港海滩上对着情人的死尸说：我们成功了，我们死也要死在我们向往的地方！

做为普普通通的小市民、做为匹夫匹妇，这对情侣没有甚么错：我们管不了什么国家大事，但我们要选择不再过太苦了、太不自由的生活，祖国再见了，我们走了。小市民没有什么错，与小市民相对的国家领导人错了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年国庆前夜，我提出这种问题，并且提出答案。

鸦片战争一百六十年来，中国人遭遇了两大挑战，一个是如何避免挨打，一个是如何避免挨饿。如何避免挨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成功的做到了，虽然付出了“千万人头落地”的代价，虽然付出了惨烈的牺牲和巨大的错误，但在最后，终于做到了没有帝国主义敢打中国了，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但这种成就，一般小市民未必感觉得很清醒，这是由于小市民和领导人对利益的理解层次不同，小市民关心的重点是家庭利益，领导人关心的重点是国家利益，至少在挨打的局面下，国家利益要比家庭利益优先，这也就是陈毅元帅在日本人奚落中国人穷得没裤子穿还要搞核子弹的时候，发出“宁要核子，不要裤子”豪语的缘故。

但是，有多少没有裤子穿的小市民，能够体谅这种豪语呢？美国林肯总统的国务卿施沃德（WilliamH.Seward），在林肯死后约翰逊总统任内续任国务卿时，买下了俄国出售的阿拉斯加，耗资七百二十万美金，在一百三十二年以前，那是笔大钱，买下以后，举国哗然，大骂这是“施沃德的蠢事”（Seward'sFolly）。但是，几十年后，这一百五十三万零七百平方公里的“冰天雪地”带给美国的利益（尤其是国防安全上的利益），真可谓“民到于今受其赐”了。

如今施沃德被“平反”了，事实证明了领导人真有眼光，可是当年却被骂得臭死，小市民能够体谅真正伟大的政治家吗？小市民很难体谅为甚么要买阿拉斯加，一如小市民很难体谅为甚么要“一胎化”。做为匹夫匹妇，我们要的是生男育女，是多子多孙，谁要什么“一胎”？

但是，小市民能够清楚知道不控制中国人口成长的恐怖后果吗？毛泽东一个“人多好办事”的错误政策，害死了多少生灵？面对诞生的快乐就要面临饿死的痛苦，非洲人的画面，我们中国人要重演吗？

爱尔兰作家乔治穆尔（GeorgeMoore）在《折枝》（TheBendingoftheBough）一剧中说：“国家与家庭永远是作战的。”（TheStateandthefamilyareforeveratwar.）一语道出了国家利益与家庭利益的冲突，也就是国家领导人与一般小市民着眼点的冲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年来，这种冲突一直存在。

如今，五十年过去了，展望未来，领导人在成功的做到使中国避免挨打以后，如何做到避免挨饿（积极的说法是民生乐利、举国繁荣），已是首要的问题，解决问题有很多面，其中一面是如何达到小市民与领导人的谅解。

美国艾森豪总统挖通用公司董事长威尔森（CharlesE.Wilson）做国防部长时，任命案送到参议院，参议员坚持他抛售他在通用的股票。威尔森为免招瓜田李下之嫌，说可以。不料参议员追问他，如果做了国防部长，设计国防工业的时候，碰到不利于通用公司的情况，他将怎么办？威尔森火了，他说：“对国家有利的，都对通用公司有利；反过来说也一样。”（What'sgoodforthecountryisgoodforGeneralMotors,andviceversa.）

威尔森这种博大观点，就是领导人与小市民取得谅解的最好示范。领导人有责任使小市民谅解到“与国同休戚”，谅解到对国家有利的就对家庭有利，反之亦然。当然这是高难度的作业，但国家领导人必须正视它、面对它，并且要认清不再是过去的教条语言所能收效，吃饱肚子的小市民聪明了，会要求更多的东西，国家领导人已在百尺竿头，他们必须更进一步。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年，要用展望未来的前瞻方式来庆祝；中国人终会得到国家利益与家庭利益的谅解，中国人死也要死在我们向往的地方，而那个地方啊，就是中国。

1999年9月30日在中国台湾写。

永远失职，永不失业！

本为圣朝无弊政，敢将衰朽做委员。

——改写韩愈的诗

去年我结婚的当天晚上，老泰山胡赓年先生请我和胡茵梦吃饭，胡赓年先生曾是国民党大员，做过旅顺市长，现任终身职立法委员。他谈到立法委员生涯，突然得意的说：“三十一年来，我在立法院，没有说过一句话！”我听了，感到很难过。难过的不是胡赓年先生放弃了他的言责，因为他们其实都放弃了；难过的是，他放弃了言责以后，居然还那么得意！这未免太不得体了。我忍不住，回他说：“立法委员的职务就是要‘为民喉舌’，东北同乡选您出来，您不替东北同乡讲话，——一连三十一年都不讲话，这可不对罢？一个警察如果三十一年都不抓小偷，他是好警察吗？这种警察能以不抓小偷自豪吗？”

胡赓年先生对我这种“有眼不识泰山”的行为极不习惯，我的“质询”，显然令他不快。可是我没办法，我无法尊敬无法使我尊敬的老年人！

胡赓年先生的错误是他忘了他的身份。他的身份如果是“小百姓胡赓年”、“星爸胡赓年”或“聋哑学校校长胡赓年”，他当然可以不说话，因为“小百姓”不敢说话，“星爸”轮不到说话，“聋哑学校校长”无须说话。不巧的是，他的身份却是“立法委员胡赓年”，立法委员以说话为职业，立法委员不说话，就是失职；立法委员三十一年不说话，就是三十一年失职！

“为民喉舌”的哑巴

立法委员是国会议员，国会议员就该“为民喉舌”。“为民喉舌”的重点就在表现质询和询问，一表现质询，就得经常跟被质询的对立，这是制度上规定的制衡关系，并不是跟政府过不去，跟政府捣蛋。

欧洲中古有一种“魔鬼的辩护士”，那时候的神学者，提出了理论，必须请另外一个人，就敌对立场，提出反驳，真理要透过反驳，才无懈可击，才告完成。这些提出反驳的人，形式上好像站在魔鬼立场讲话，所以叫“魔鬼的辩护士”。这种有意的魔高一丈，目的在使道高一尺也变成一丈，变成一丈一，变成十丈。所以，“魔鬼的辩护士”，并不是跟教会过不去，跟教会捣蛋。

拳击家练拳，自己一个人光打梨形球或沙袋是不够的，他得来个“假想敌对打”。这个假想敌，多半是他的教练，教练跟他对打，这种有意的对打，目的在使他缺点减少优点加多，这种打反拳的“假想敌”，并不是跟选手过不去，跟选手捣蛋。可笑的是，三十一年来，这个岛上的国会议员，居然发明一种所谓时值非常相忍为安的怪论，从怪论下引伸，竟认为议会中跟被质询者对立是“破坏团结”的，是“破坏政府威信”的，是“诋毁领导中心”的，是“影响民心士气”的，是“动摇国本”的。……于是，他们放弃了制度上规定的制衡关系，放弃“为民喉舌”，纷纷做起哑巴来了。

不说话的与说话的

立法院三百七十三个委员中，三十一年间，有一百一十八个从来没说过一句话！有六十一个说了平均不到一次的话，无异从来没说过一句话！两者合并，等于说，三十一年间，有一百七十九个立法委员从没说过一句话！——胡赓年先生原来不是一个，胡赓年先生原来有一百七十九个！

三百七十三个立法委员中，竟有一百七十九个不说话，几占了立委总额的一半，这种大比例，这种怪现象，真不能不说是古今中外都没有的政治大笑话！

现在，看看另外一半的一百九十四个所谓说话的，又怎样呢？

试以胡秋原为例：1954年胡秋原写文章宣称：“纯个人是非”，他是“不闻、不问、不谈的”。不料八年以后，当人民研究他的“闽变”叛国史，他不但要“闻”要“问”要“谈”，并且谈到立法院来了。他本来为了抗议《出版法》，宣称如此出版法一日不废，他一日不回立法院，可是为了阻止人民研究他的叛国史，他不但回到立法院，并且主张政府该用出版法制裁人民了！当内政部长表示人民并没有“侮辱元首”事情，他还是不肯罢休，非要兴文字狱不可！有史以来，不论古今中外，身为民意代表的人，他们被人民奉养、尊敬，都因为他们肯“为民喉舌”，肯站在人民立场跟政府对立，从来没有在政府认为人民清白时，反倒要政府整人民的，可是这种做事，竟发生在这个岛的立法院里，真不能不说是古今中外都没有的政治大笑话！

再以程沧波为例：1964年1月22号，立法院第一次质询院会，严家淦以下二十多个政府大官列席备询。立法院秘书处发表数字，谎称这天出席的立法委员有三百五十名，但是事实到场的，却不到十个！当天英文中国日报登出了照片，从照片上看去，也不到十个，既有照片为证，本不该再有问题。

不料三天后的院会上，程沧波等六十七个立委提出临时动议，要求变更议程，请列席备询的政府大官退席，让立委们优先讨论如何箝制民意。程沧波首先说明提案理由，指出“这张照片乃恶意摄取，恶意宣传，使立法院受到损毁。”“侮辱立法委员，甚至侮辱国家、政府。”程沧波说完了，崔唯吾等立刻七十嘴八十舌，表示支持，闹了一阵，进行表决。结果通过把民意法办，以平私愤。这种妙事，竟发生在这个岛的立法院里，真不能不说是古今中外都没有的政治大笑话！

如果这样的质询叫做说话，做为人民的我们，可真宁愿胡秋原是胡赓年、程沧波是胡赓年，人民可真要祭起《琵琶行》，哀呼“此时无声胜有声”了。

不公道的老年人

胡赓年先生在我结婚的当天晚上，又责备我没有职业，我苦笑着说：“我的职业本该是立法委员，可是被你们一做就做了三十一年，哪里还轮得到我来做呢？”胡赓年先生不责备他自己职业这样固定，反倒责备李敖没有固定职业，这种离奇的“老年人公道”，可真教人敬意全消！

这些不公道的老年人，霸占了立法委员职位还不说，还不断捞过界，在别的行业里插一脚。从律师、会计师、顾问、董事长、常务董事、校长、教授、发行人、社长、总主笔、主任、研究员、以至所谓作家等等，一应俱全。以致另一型的古今中外都没有的政治大笑话，也就应运而生；胡赓年先生同一个向他叫“爸爸”的骗子合作经商，岂不可笑？陶希圣欠银行呆账不还，反倒写信威胁，岂不可笑？赵文艺跑到美国念中学课文，反在中央日报投稿显配，岂不可笑？白如初以一本一百二十八页的《伦常新说》，在十九年前就每本四百元强销，岂不可笑？魏惜言庆祝自己七十岁，以高达三千元定价的《魏惜言文存》兜售，岂不可笑？徐君珮、姚廷芳、刘景健、陈桂清、封中平因油商行贿案被判，岂不可笑？雷鸣龙因勒索财物被捕，岂不可笑？林可玑因票据案件被通缉，岂不可笑？……

这些不胜枚举的政治大笑话，不论从哪一角度看，都暴露了立法委员的永远失职和永不失业。而这种“职”和“业”间，又是互为因果的；因为同政府妥协，所以不失业；因为不失业，不虞改选，不愁既得利益的动摇，所以失职。

立委哉？立委哉？

在《论语》中，孔夫子提出一个问题，他怀疑的问：“觚不觚。觚哉？觚哉？”翻成山东白话，他是说：“觚是有六个角的酒坛呵！现在觚没有六个角了哇！俺倒要问问：这是啥子觚呀？这是啥子觚呀？”这是孔夫子的“正名主义”。这个主义的特色是：使A恰如A，B恰如B，使万物各得其分，觚要觚、君要君、臣要臣、父要父、子要子；觚不要不觚而觚，君不要不君而君，臣不要不臣而臣，父不要不父而父，子不要不子而子；觚而不觚者，“觚哉”？君而不君者，皇帝哉？臣而不臣者，大臣哉？父而不父者，老子哉？子而不子者，小子哉？……如此类推，可得下式：

“魔鬼的辩护士”不为魔鬼辩护，辩护士哉？辩护士哉？

拳击家不打拳，拳击家哉？拳击家哉？

警察不抓小偷，警察哉？警察哉？

立法委员不说话，立委哉？立委哉？

立法委员说浑话，立委哉？立委哉？

立法委员不为民喉舌反为政府护航，立委哉？立委哉？

结论是，照孔夫子的正名主义，这样子的立法委员，我们可以叫他们哑巴、叫他们浑人、叫他们不良老年，唯独不可叫他们立法委员。

在我对胡赓年先生“大不敬”的那天晚上，我回来同自己说：立法委员八十岁以上的有五十二个，七十岁以上的有一百九十六个，六十岁以上的有一百一十五个，五十岁以上的有十九个，五十岁以下的只有二十三个，仅占百分之五点七。立委的平均年龄是七十一点九，这样的高龄国会，当然是不良老年横行的天下。在不良老年的横行里，除了领教哑和混，我还能领教什么呢？

1981年5月17深夜在中国的台湾岛上写

台大校长不要脸

台大校长不要脸，过去也有不要脸的校长，可是像现在校长陈维昭这样不要脸的，是第一个。

今天报上登“台大校庆餐会，李远哲：真正校友，勿要谩骂”、“陈维昭说，社会持续教育缺失”，然后又批评“校园不谈品德”，学生品德不好了。陈维昭还写这个毛笔字“敦品励学、爱国爱人”，这个是台大的校训，代表他很重视大学生的品德。

大学校长重视大学生的品德是好事情，但可是陈维昭校长自己的品德都烂的要死。看我李敖怎么证明。

请看财讯杂志所刊的一篇文章，“台大校长任期比李登辉还长”，李登辉任期干了12年，陈维昭是从1993年做台大校长，本来应该做到1996年，做3年，按照规定任期应该到1996年6月届满，而应该在1995年8月召开校务会议，决定续任与否。

可是陈维昭没有召开会议，却在同年10月底研议当今教育部核定的台大组织规程，搞了个组织规程，将任期从3年延长到4年，并且立刻在当日生效，然后大学校长一路干到现在。

这太无耻了，你怎么在自己任上自肥呢？陈维昭这样无耻、自肥，台大教授就看不过去了，所以有个声明，认为“为台湾教育史上留下良好示范，台大校长续任应经审慎评鉴”，他们说，“现任台大校长是依82年大学法及当时台大组织规则上任的，其任期当然依当时法规规定，新的规定只能对下任校长生效，才符合法理。”

然而台大新组织规程于84年10月24日由教育部核定生效，校务会议却径行于规程中规定“本规程修正实施前，已任聘校长之初任为续任，准用第1项及第2项。”就是说这规定适合我了！陈维昭条款，使陈校长任期延为4年，并准用新的办法再来4年。

更不可思议的，这些条文都是在有关当事人亲自主持监督下，由校务代表举手通过的。这太无耻了吧！你这校长为了这样做太无耻了！太无耻了！陈维昭他写文章，“迈向21世纪的台湾大学”，台湾大学还没迈向21世纪，这个校长无耻，先迈向21世纪了！

台湾大学另外一个不要脸的校长，也就是小官僚钱复的爸爸叫钱思亮。钱思亮那个时代配合国民党压迫台大哲学系教授殷海光，殷海光就是雷震主持《自由中国》的第一个笔杆。怎么整他？就是让他下台，不给他教书了！

1994年4月17日，《自立晚报》刊出，台大校长陈维昭指出，大学时期看过《自由中国》，对殷海光民主思想深刻，他认为殷海光批评国民党，不但失去自由中国舞台，还被撵出台大教职。后来我李敖打官司，叫陈维昭来作证，因为你说殷海光是被撵出台大教职。陈维昭，这个不要脸的台大校长，不敢来作证，写信给法院，“本人与此事有何干系，因社务繁忙，不克到场作证。”这是多么的不要脸。

我们看到台大校长不要脸，一个是在自己任内不断延任，干到现在；第二个，明明你公开说台大迫害殷海光，然后请你作证却耍赖不出庭，不尊重真理、人权、司法。

粗谈中国知识分子五病

中国知识分子在谈到本身的时候，总喜欢冒出一股特别之气。旧式一点的会冒出“万般皆下品”，新式一点的会冒出“我们读书人”如何如何。这一股特别之气，常常把自己裹住，神气活现，自成一种人。

这一现象，有着明显而深远的历史背景。中国知识分子的前身相当于古代的士，士大夫，士君子，君子，儒，书生。这一种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大致是：先得受教育的便利或特权，不当兵，不纳税，不种田，不做工，主持舆论（好一点的是“清议”），影响司法（坏一点的是“讼师”），进而重举应僻，做官行道（好一点的是“清官”，坏一点的是“巧宦”）；退而传经授徒，弄月吟风，“忍把浮名，换做浅盏低唱”。至于真正怀抱大智慧大原则而殉道如李卓吾者，毕竟极少。能做到独善其身，隐没山林，已经不错了。

造成中国知识分子特殊地位的基本原因有三：一是农业社会，二是威权局面，三是文字艰难。农业社会和威权局面，需要的是一种“知命”“务本”“保守”“服从”的架构，这一架构不能全靠老子的板子或皇帝的斧鉞，“马上得天下”并不能“马上治天下”，要想得而治之，就得下马请教书生，要书生制造抽象的架构去平衡，去控制。据说书生也有“马上”的时候，所谓“上马能击贼”之类。不过那时候，国不亡也差不多了。而该书生上马之前，照例又“倚马”万言一番，恐怕万言未了，早已被贼所击，最后命短的自然“骂贼而死”；命大的只好“奈何从贼”了！

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一直来源自一个古老的公式，这个公式是：

知识分子+威权者＝（成则为王）（败则为寇）

不论为王为寇，知识分子最后为威权者所乘则一。不论自古以还，其名位是“文学侍从之臣”，大学校长，或是什么物理学家，理财专家，或什么赋税改革家。有几个知识分子能逃掉不为威权者鹰犬之讥？或能逃掉不扶同为恶之讥？

探讨中国知识分子陷入这一病态的原因，该是一件非常值得尝试的事，尝试所得原因可有五点：

一、拙于谋生

早期知识分子的特色是“四体不动，五榖不分”。既不屑为工农，又看不起商贾。他们的生活，经常要仰赖于威权者才能解决，或为所从之臣，或为被养之士。为五斗米折腰，自然难免。于是一切理想抱负，也都化为威权者的因变数。偶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退而归园田居，却也有将芜之田园，盈樽之老酒，供他傲啸山林，采菊篱下。且仗民间对知识分子的礼遇，到处可吃到不花钱的狗肉。更等而下之的，也可在扬州二十四桥白吃白嫖，“小红低唱我吹箫”，做红颜知己。今也不然，今日知识分子甚至连白吃白嫖的礼遇也得不到了，灯红酒绿之处，早无知识分子的分儿。又加上多年的战乱，知识分子最后退隐的将芜之田园也不知去向，连“大不了回家吃老米饭”的赌气话都不敢说，自己的胃，跟威权者的威权成一直线，一点抗衡的余地都没有了。于是，一切什么“合则留，不合则去”“难进而易退”等骨气，都免谈了。

二、急于用世

上面的谋生问题，有的知识分子倖能解决，可是另外一个问题又来了，那就是“怀才不遇”“不甘寂寞”的问题。当年孔老夫子早有“我待贾者也”的感叹，并且一辈子悽悽惶惶，目的在得“用我者”的赏识。知识分子怀才得展是好的，可是为了一展长才，却不得不委身屈己，谋与既成势力合作，则是许多悲剧的起源。当然，许多知识分子也有他们自解的理由，有的说由于他的加入，虎可以谋其皮，既成势力可以改好；有的说他的工作性质有益国计民生，是科学性质，经济性质等等。殊不知他所得到的，竟多是得不偿失，多是间接巩固既成势力，多是悔不当初。中国知识分子并未普遍学到“不降其身，不辱其志”的本领，这种本领的基础，是能忍耐寂寞，能在必要时自毁──像“麝”一般的自毁，英雄宁无地用武，也不乱用武，也不降格用武。大盗尚且有道，又何况以卫道行道自命的知识分子？

三、昧于尽忠

中国知识分子受了几千年“忠君”思想的毒，对忠字的要求，十分普遍。普遍的结果，忠的范围甚至不限于对圣上，甚至对主子也不例外。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对忠的标准太感情化了，以致不辨是非，跟愚夫愚妇一般，只是一昧“愚忠”，而不崇尚理智的，大目标的尽忠。衡诸历史事实，改朝换代多自叛臣而来改换之后，历朝各代又都不乏有忠臣出现，此一忠，严格说来，乃是忠于叛，忠于一姓，忠于家族。可惜中国知识分子对这一点却总不深究，他们总是要急于找个从一而忠的对象，而不是深究这个对象是否值得一忠？也不深究这对象所发生的事件（如明朝皇帝的三案和南巡等）是否值得一忠？不但如此，威权者更灵巧的运用国字做招牌，诱使知识分子“精忠报国”，知识分子不深察，傻不鸡鸡的去卖命，他以为所卖命的对象是苦难的国家，因而做孤臣，做循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殊不知他们所应做的，该是理智的爱国主义者（patriot），而不是盲目的愚忠主义者（chauvinist）和家族的忠仆！

四、淆于真知

中国知识分子的另一个大毛病是他们在本行上的失职。知识分子本应在思想上做先导，提供远景，为国家决定趋向的。古代的有心人，早就标榜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伟大抱负。但这些过于抽象的目的，若想达成，还需要进一步的细腻思想和具体理论。可惜在这方面，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做得太糟太差。到了近代，知识分子受了日本及欧美的影响，一时眼花撩乱，再加上求功心切，时髦是尚，大家一窝蜂似的引进他们自以为是的欧美思想，再牵强附会上传统经典与思路，搅拌出一大堆大杂烩，惹得中国群众目的热而方法盲，教条林立，主义杂陈，闹得天翻地覆。而真正西方的理性，自由，民主，人权，容忍等德目与实绩，却未能在中国生根。可见从世界主流标准来看，中国知识分子是不够格的，他们淆于真知，不能做好思想的指向。

五、疏于自省

上面这一病症，归根结柢，乃是中国知识分子疏于自省而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最不能察觉自己与时代的关系，因而常常走向知识的歧路，无益世道，也无益实学。历来什么易数，骈文，律诗，八股，心性，理气，朴学，精神价值等等，都可以说是虚耗青春之学──“虚学”。虚学就是真知的反面，也是真知的绊脚石。中国知识分子不但搞虚学，竟还想用虚学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不量力，已是十分明显。中国知识分子如果能够自省，应该察觉出什么是他们力之所及的，什么是他们虚学败事的。国力的元素狠多，知识只是其一，虚学闹来的知识，甚至没有力量可言。“救国救民”“以天下为己任”有其限度，尤其是当天下这么复杂的今天，更不是空头的“己任”，过分的责任感所能“救”得了的。一个大学教授的影响力，甚至比不上一个电影明星；一个活生生的哲学系研究生的说服力，甚至比不上一个死翘翘的不入流的小说家。这些事实难道还不值得以虚学自傲的知识分子的反省吗？

以上所谈中国知识分子的五种病，立论都从起码着眼，低调着眼。并不以高调苛求。例如并没要求“威武不能屈”或“杀身以成仁”之类，就可证明。因为连起码这一点，若都无法修正，无法解决，儘唱高调，结果也只是高调而已。

知我者晓波，是个认真思考的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他想用知识来为中国前途求得答案，并以行动来印证这一答案。他的抱负是令人关切的。在我上面指出的这些病里，我不知道晓波的努力能够修正多少，解决多少？但我希望我不是扫他兴的人。晓波出书要我给他写序，以我跟他的交情，我不能写“可以抒情怀”一类的序，因为晓波探讨的问题太严肃了，严肃得使我不得不静下心来，仔细察看一下晓波写作的主题──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信心一问题，而粗浅的写出一点意见。晓波向以“时代的透视力”自豪，这次竟被我透视了一下子，想来也许不服。不过晓波的不服一点不值得担忧，三杯老米酒一下肚，他就软化了。千言万语摆不平他，三杯黄汤就可以叫他肝脑涂地。可见制什么知识分子，实在也无须什么知识。

1970年5月10日，夜五时

（附记）这是我代丁潁为王晓波《象牙塔外》写的序。《象牙塔外》1970年7月由丁潁的蓝灯出版社出版。

退孙中山的票

1900年的7月24日，一群搞革命的中国人，为了取得外国人的援助，联名写了一封信给香港总督。这封信可说是集“告洋状”的大成。首先说他们想“挽救”“时艰”但是自感“势力微弱”、“政府冥顽”、大臣“观望”，他们想“定乱苏民”，要找谁呢？最后好了，他们找到英国、找到英国殖民地总督，“深知贵国素敦友谊，保中为心；且商务教堂，遍于内地。故某等不嫌越分，呈请助力，以襄厥成，愿借殊勋，改造中国。”他们告诉洋人说：“我南人”（我们南方人），要单独跟洋人合作，并且“机不可失，合则有成。”如果洋人肯帮他们，并且代为“转商同志之国，极力赞成”，完成大事后，“受其利者，又不特华人已也”。为什么洋人也占便宜呢？因为他们事先承诺了条件。条件是他们愿为洋人的安全与方便“迁都”；愿意还洋人债务；愿意放弃关税自主，“如关税等类，如有增改，必先与列国妥议而行”；愿意在铁路、矿产、船政、工商各业方面，让洋人“分沾利益”；最后还愿意照洋人司法制度来改革，“大小讼务，仿欧美之法，立陪审人员，许律师代理，务为平允，不以残刑致死，不以拷打取供。”

这一集“告洋状”大成的文件中，有的不无丧权辱国之处，有的倒也颇有现代化观念，例如它主张进行司法改革，“仿欧美之法，立陪审人员”，就是与人为善的。所以，虽然写信的基本立场是里通外国，但其内容，荒谬之中也有可取者在。

联名写这封信的中国人，在写信后的十二年间，有的被砍头了，有的下落不明了。但有一个人却飞黄腾达起来，最后做了国民党的总理，他就是孙中山。由于孙中山的显赫，这封信，也进了《国父全集》、成为《总理遗教》，他的信徒们，自然也就不得不实行了。不过，九十年过去了，孙中山“仿欧美之法，立陪审人员”的遗教，似乎还在退票中。因为在他生前死后，所谓陪审陪审，丝毫没有一点影儿。

也许有人打哈哈说，影儿总有一点吧？例如中共的宪法中，不是有“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吗？

其实不然。共产党的人民陪审员，根据他们的人民法院组织法，乃是“同审判员有同等权利”的家伙，所谓“同等权利”，是在事实认定方面、法律适用方面、刑罚量定方面，他们都要插上一脚，与英美陪审制中，陪审员只就事实认定有罪无罪，其它则归属法官者，根本不同。而且，英美陪审制中的“证据排除法则”，共产党也全不理这一套。于是，相信传闻证据、相信群众路线的人民陪审员，事实上，变成了以党员或多数干涉法官的“监审”人物，陪审陪到这种地步，其去人民公审也，也进步有限矣！——说共产党有陪审的影儿，是胡说八道！也许又有人打哈哈说，别提共产党啦，国民党在这方面，影儿总有一点吧？早在三四十年前，金门不就有过“试行陪审制度”吗？

其实也不然。根据1953年的《中华民国年鉴》，在金门《改良监狱及试行陪审制度》条下，明说“对于已经判决徒刑之人犯，经设立再生队，一律送队管教，以为犯罪者之感化机构，在队人犯，早晚均受感化教育，白天做工种菜，务使人人从事生产，免劳力浪费，其收获则归诸犯人。并使犯罪者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毋枉毋纵，经由各人民团体、职业团体、民意机关、推派代表组织金门行政区陪审委员会，对区内民刑案件，在辩论与判决两庭均由陪审委员会以观审方式，派员出席陪审。”由此可见，金门那种战地司法乃是“观审”的骨架，跟英美陪审制，完全是不相干的东西。——说国民党有陪审的影儿，也是胡说八道！

事实上，国民党是不肯实行陪审制的。原因是对它的统治，非常不方便。早在1929年8月17日，国民党就来过一套反革命案件陪审暂行法，随后又修正施行，行到头来，嘎嘎其难，废止了事。前例如此，任何美丽的宣传也就都是说着玩的。

说着玩的最新一次拷贝是国民党司法院长林洋港的表现。两年前他一上台，就大做革新司法秀；1987年5月15日，他对联合报记者谈话，在被问及“‘陪审’、‘参审’制是否适合我国”时，他的答复是：“这个问题有待派员赴德、美等国实地考察后再行研酌。”到了同年12月20日，他对自立晚报记者谈话，在被问及“是否考虑采行参审制或陪审制”时，他的答复是：“我们研究到现在为止，依旧觉得这个制度，与我国国情不符，实施后的正面效果有待研酌。”到了今年，这个官僚自己又从欧洲考察回来了，依旧是满嘴空话，所谓陪审制，还不知驴年马月也。

陪审制是孙中山九十年前开出的一张支票，九十年来，他和他的信徒都证明是空头的。国民党口口声声实行“总理遗教”，最后遗教变成遗精不出来的卵叫，真是他妈的！

1989年7月18日

美国总统的请帖

美国总统布什访问大陆，邀宴各路中国人士，包括方励之在内。今早消息传来，方励之与外国友人乘车赴长城饭店途中，被中共警察拦下来，向他说明他并未在美国特勤单位提供的来宾名单上。此后，他们走到哪里，都有六、七个警察及公安人员跟踪。晚上十二点，方励之到白宫记者团下榻的香格里拉饭店举行记者会。另一方面，布什在和中共领导人会谈时，并没提及人权问题，在晚宴中，他似乎不知道第四十一桌方励之的座位空无一人。

消息传出后，国民党曲学阿世的花瓶学者照样发表了谈话，今早报上说：“台大教授胡佛今日凌晨在获知方励之被阻参加布希总统宴会后表示，……为了人类共同的价值与理想，美国固应关怀大陆人权运动，也是所有民主国家、世界人权组织所应关注的，海内外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更不能漠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今天获悉方励之无法与会的消息后，直率批评中共对方励之的阻挠已失去理性，手段下流而且拙劣。”

看了这些报道，立刻想起一件往事。那是1966年殷海光的一篇文字——《我被迫离开台湾大学的经过》，其中提到国民党“某部”（警备总司令部）组织他与奥地利自由主义大师海耶克见面的事。殷海光回忆，1966年“9月20号海耶克（F.Hayek）教授来到台湾。土地银行董事长萧铮安排一个座谈会，约我参加，预定22号下午举行。21日下午4时20分，某总部该安全人员又来舍，问：‘土地银行董事长萧铮你认识吗？’我答称：‘见过一面，但并不熟。’他又问：‘海耶克你认识吗？’我告诉他：‘海耶克上次来台时，我们聚谈过一次。’他又问：‘你有没有收到土地银行的开会通知？’我答：‘现在还没有收到。’（会期过后才收到）他说：‘请你不要去开会。’骤然听到这话，我不禁大怒。但我极力抑制自己，问他：‘这是谁的意思？’他说：‘政府的意思。’我就有些按捺不住了，告诉他：‘我这人不爱外出，不爱到热闹场所去。可是，我有外出的权利。这是基本人权啊！任何人不能剥夺的。台湾究竟不是共产地区吧！’他根本不理这一套，只说：‘我是奉命行事。’我送他出门时，见一便衣在巷口。同一天晚八时半，历史系许倬云来访，说：‘海耶克教授住在统一饭店，约殷先生往谈。请定一个时间。’我就把今天下午所发生的事情之经过告诉他，并问：‘像这种光景，你看能不能去？’于是，约谈的事被打消了。”

殷海光生前，曾把这一回忆的一份稿本留存给我，如今方励之事件后，两相对照，真是余味无穷。在追求人权上面，殷海光比方励之艰苦多了。其中最大的艰苦，是在那恐怖的冰河期中，“美帝”是百分之百与国民党串通一气的，“美帝”连形式上的一点点邀宴，都不愿也不敢的。所以，在台湾，从未发生过美国总统下帖子请请人权斗士的事。如今在大陆，美国总统乖巧了，他总算在形式上表现一点点了，虽然中共立刻还以颜色而令宾主为之失色，但是有这一点点，也就聊胜于无了。

在台湾的人权斗士被迫害之日，真不知像胡佛、余英时这些货色在哪儿？他们的“价值与理想”在哪儿？那时他们为什么“漠视”？也许比起共产党来，国民党的手段“理性”、“上流”，而且不露痕迹，但是，在组织人权斗士与洋人见面上，又有什么不同呢？

1989年2月27日

我将归来开放

——二十三年前的预言诗

因为我从来是那样，

所以你以为我永远是那样。

可是这一回你错了，

我改变得令你难以想象。

坏的终能变得好；

弱的总会变得壮；

谁能想到丑陋的一个蛹，

却会变成翩翩的蝴蝶模样？

一朵入夜的荷花；

像一只归巢的宿鸟；

或像一个隐居的老哲人，

我消逝了我所有的锋芒与光亮。

漆黑的隧道终会凿穿；

千仞的高岗必被爬上。

当百花凋谢的日子，

我将归来开放！

1957年7月29日

让我们笑着分手

人生既是巧合，

巧合不会长久，

一朝西厢琴断，

岂能常相守？

昨天还是情人，

明天不再是朋友，

今天忍住眼泪。

让我们笑着分手。

1974年狱中作

呈光中

现代诗的头儿呀！

（有那么多表妹的！）

在现代诗的朗诵会上，

那个后来报告节目的

那个穿粉衣服粉裙子的

那个笑起来有酒涡的

酒涡里有迷药的

迷药迷住我的

（是不是又是你的表妹？）

不管是不是你的表妹，

就算是你的表妹，

我也要为她沉醉，

为她不能入睡．

为她郑重拜托你

（像竞选议员一般的）

为我订个约会.

（趁“大美人”在花莲）

让我满肚皮的殷勤

向她献个大媚！

敖1962年12月14日

一、问：夏菁，咱们什么时候去看“秋郎”？

二、问：嫂夫人，什么时候才准你请我吃饭？

三、我很想你。

wjm_tcy注：当年李敖和余光中还是好朋友，后来余光中投靠国民党，李敖就开始声讨了！

关于厦门大学聘书诗三首

jarvisdd：看李敖有话说，有一集提到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都聘他为教授，而厦门大学也跟进，请李敖做终身讲座教授。李敖写了这三首诗，一给朱崇实校长，一给陈支平院长，也写了一首给居中传信的好友陈平景先生，以下请看：

其一：感谢崇实校长

垂老投闽

喜得奇聘

未见其止

但见其进

隔海传书

通风报信

厦大与我

心心相印

其二：感谢支平院长

本期卧游

起而坐困

引为火首

翻成水遁

终身讲座

格杀勿论

厦大与我

千载一瞬

其三：致陈平景

平景吾弟

安时处顺

其人察察

其学闷闷

吾道西行

人神共愤

引狼入室

唯你是问

义助慰安妇

——李敖百件珍藏义卖活动专辑缘起

二次大战期间，美国国防当局，邀请人类学家班妮迪（ruthfultonbenedict）研究日本，她写下《菊花与剑：日本文化型模》（thechrysanthemumandthesword:patternsofjapaneseculture）一书，认为日本人有高雅如菊花、残暴如剑两面性格。不过，班妮迪有所不知的是：日本人残暴倒是真的，但高雅则未必。

高雅需要大智慧，可是，日本人的两种本质，扼杀了他的大智慧：第一是他的“武士本质”，第二是他的“町人本质”，前者使他欺负弱小，后者使他眼光狭小，二者结合后，使他进不能成为“好的胜利者”，退不能成为一个“好的失败者”（goodloser）。这从二次世界大战的胜败前后，他毫无高雅如菊花可知，以他对妇女为例，在进入南京时候，外籍的红十字会副会长有记录如下：

“对于女人，日本兵的行动更坏，是文明世界所梦想不到的。日本对女人的嗜好，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一次，日本兵以三辆卡车，运妇女到兵营去，逐一强奸。我阻止他们，无效。这些妇女，由十二、三岁至四、五十岁。我曾目击日兵的强奸。有时候，日兵在沐浴处强奸中国的妇人。后来，我们走进去，我看见沐浴处的裸体女人在哭。”

“又一次，我同马基氏到南门东新开路第七号。发现该家十一人被杀，三人被强奸。妇人之中，两人十四岁，一人十七岁，日军于强奸后，把东西塞入阴户中。另一年轻的女子，在桌上被强奸，桌上有血。又有一家人，乘船过河。至河中，被日兵发现。日兵检查船内，发现青年女子，就在老父与丈夫面前强奸。丈夫非常愤怒，被日兵所杀，老父和女儿，也同投河溺死。”

这就是日本人如菊花的高雅！再看外籍教授的记录：

“就是在安全地带，中国妇女被日本兵强奸的，每天最少有八千件之多。我的一个德国同事，任职‘国际安全地带委员会’，他亲眼看见日军奸杀暴行达两万次之多。特别是在南京大学校园里的日本兵，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奸杀九岁的女童及七十六岁的老祖母。而且这些奸杀事件，大约有三分之一是在白天进行。尤其有不少奸杀事件，竟发生在大马路上，其情其景真是衣冠禽兽。”

这就是日本人如菊花的高雅！

日本人对妇女，干出了全世界任何国家都干不出来的坏事，还美其名曰慰安妇的“慰安”。在这种标准下慰安妇其实有两种，一种是上面外籍人士笔下的“没列入编制的慰安妇”，她们的被蹂躪是一时的；另一种是“列入编制的慰安妇”，她们的被蹂躪是长久的，就是今天亚洲各国所关心的一种，她们一生，青春不堪问，老境却堪怜，并且在五六十年的风霜后，所剩无几，在台湾仅有三四十人存活着。

在这时候，在世界公议的压力下，日本人乃想出躲过国家责任的花样，由所谓民间团体丢出五十万，分别与每个慰安妇“私了”，非但二次羞辱慰安妇，并且用这一“成交”，来蒙混侵略者“战争犯罪”的真相，用心至为卑鄙可恶。

自来妇女不幸沦为妓女的，或为家庭、或为穷困、或为救夫、或为援子，她们的舍身，多少有正面的意义，但被日本人强迫做慰安妇，意义是负面的，日本人毁了她们一生，在生命终老的前夜还要利用剩余价值，“私了”以平世界公议，我们实在不能再沉默、再坐视了，我们要举办这次活动，援助慰安妇，使她们虽然屈辱了青春、屈辱了一生，但在生命尽头，终于有了正面的意义，让她们告诉世界、告诉人类、告诉历史：日本人既不是“好的胜利者”，也不是“好的失败者”，日本人失败了还如此卑鄙可恶，他们绝非高雅的菊花，“终战”五十年，他们终于还是站在那里的衣冠禽兽！

遥想东坡当年

苏轼（1036-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

苏轼二十一岁时候，到京中考试，他的文采震惊了主考官欧阳修，中了进士，分别在“庙堂之高”和“江湖之远”做官。后来因为写诗，被人以讪谤朝廷告发，给关进监狱。幸亏他的朋友范缜上书救他，宋神宗本来对他印象也好，就死里逃生，在狱四个月零十二天后，被派到湖北黄州，限制居住，不准离开。

宋神宗死后，他重回中央，做翰林学士兼侍读，起草八百道诏令，为宋哲宗讲书，大大走红。后来又被人诬告，又说他写诗讪谤，乃去杭州做官，再回中央，最后下放到广东的惠州和琼州（海南岛）。直到宋徽宗即位，才被调回。六十六岁死在常州（因为他阴历十二月十九日出生，所以实际只活了六十四岁）。

苏轼是中国杰出的文学家，不论诗、词、散文，他都有超人的表现。词在他手里，完成了独立的文体，不再是乐曲歌词的附丽，并且内容解放豪放，自成大家。

苏轼虽是达者，但他的思想水准只是超级文人式的，最高境界止于《赤壁赋》，并没有思想家式的细腻与深入。又掺入佛、道及民间迷信，行为上搞求雨、炼丹，境界有低段出现。他的政治观点尤其旧派，比王安石差多了，真所谓“汝唯多学而识之，望道而未见也”了。

苏轼被贬到琼州的时候，在跟台湾大小差不多的海南岛上，有这样一则日记：

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也！”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洲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比如注水于地，小草浮其上，一蚁抱草叶求活。已而水干，遇他蚁而泣曰：“不意尚能相见尔！”小蚁岂知瞬间竟得全哉？思及此事甚妙。与诸友人小饮后，记之。

他最后发现有生之人谁不住在岛上这一道理，他好像有所解脱了。

1983年4月6日，病中写完

“黑屁股”与毛

我在军法处做政治犯的时候，有一次同一个无所不偷的小偷住在一起，小偷长得奇黑，我用台湾话给他起外号叫“欧卡曾”（白话是“黑屁股”，文言是“黑臀”，古人真有人叫“黑臀”）。因我对他不错，他说很感谢我，他出狱后，一定找个脱衣舞女用摩托车载来，在我窗下大跳一次，在警卫赶到前，再用不熄火的摩托车载运逃走。他说：“龙头啊！不要太用功了！那时候该休息一下，看看脱衣舞，看看死脱瑞普，看看也好！”他一边说，一边扭动，学脱衣舞的模样，丑态可掬，使我笑得腰都弯了！我坐牢多年，但是从来没有那样大笑过。

“欧卡曾”只有十九岁，浙江人，眷区出身，他为人好奇，对我老是问东问西。我因为整天要用功看书，禁止他老是同我说话，他就只好贼眼溜溜的看着我，一在我休息下或小便一下的时候，就赶忙同我说几句。

牢里的冬天很冷，我把我爸爸在东北穿的一件皮袍子带进来，聊以御寒。皮袍子是猞猁皮做的。猞猁又叫猞猁孙、也叫失利、也叫土豹，是东北产的一种像狸的小动物，能爬树,它的皮在皮货中是上品，在《大清一统志》中就有记录。这件皮袍，被贼眼溜溜的“欧卡曾”看中了，他用手摸着上面的毛，想向我发问题，我用食指挡住嘴，暗示他不准说话，他无奈，就一边摸着一边喃喃自语：“毛真好！毛真好！毛真好！”

“欧卡曾”连说“毛真好！”后第二天，他就被叫出去了。监狱官调查他有政治问题。因为若没政治问题，怎么会说“毛真好！”呢？……“欧卡曾”费了九牛二虎的气力来解释，最后才算过了关。

原来每间牢房高高在上的天花板上，都有一个扩音机，扩音机是个“大嘴巴”，也是个“大耳朵”。有情况时候它播出监狱方面的命令、号音与音乐，你不听不行，所以是大嘴巴；没情况时候它不声不响，但却是个窃听器，由中央系统逐房抽查，隔墙有耳，所以是个大耳朵。因为大耳朵只能听不能看、只能录音不能录影，所以窃听时候就难免断章取义，于是“毛真好”的误会，就发生了。

“欧卡曾”后来因为偷运香烟，被戴上脚镣，移到别的牢房去了。他临走前恋恋不舍的望着我和我的皮袍，他大概遗憾他没法偷走这一珍贵的皮货，但他总算不虚此行，大开了眼界！唯一遗憾是一个小偷差点变成了政治犯，他庆幸他运气很好，没变成政治犯，他此后一定觉悟到“嘴上无毛”的重要了。

“欧卡曾”走后，我笑着对同房难友说：“幸亏‘欧卡曾’不是政治犯，他要是政治犯，一定是全中国屁股最黑的政治犯……”

牢房一别后，流水十年间。十年不见“欧卡曾”了，早起花五十分钟写这篇回忆，写完了仍不禁好笑，我此生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有趣的小偷和他那声“毛真好！”

1983年4月13日

最后的九日

1970年1月里，彭明敏在全天候被国民党软禁下，神秘偷渡到瑞典，并取得政治庇护。消息传来，国民党立刻把我软禁，不分日夜，由专车一辆、专人若干，对我紧迫盯人起来。这一紧迫盯人，先由警察单位派人，后由警总单位接力，前后“跟监”（跟踪监视）了我14个月，直到我在1971年3月19日被捕为止。

在软禁的头两个月，我有完整的日记，副本在抄家时侥幸没被抄走，现在我决定发表出来，算做“伤痕文学”。现在我又找到被捕前九天内的四篇礼记和一封信，和信后的两行附记（被捕头一天写的），从这些残篇断简里，颇可看出我当时的“要犯”情怀，和这种情怀下的幽默与自持。我希望这些文件，可以帮人遥想一下：在国民党的无法无天里，被迫害的志士仁人如何在面对迫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李敖可以为师，意在斯乎？

1983年11月24日晨四时半，停电中，李敖秉烛自记于台北。

对待诸葛亮的三方式（1971年3月11日）

一、三顾茅庐，请出来帮忙。

二、不顾茅庐，不理他，弃人才于地，但也不干扰他。

三、包围茅庐，软禁他。

国民党对李先生，显然属于第三方式。

国民党笨死了。

不忍于现状，连现状都没有（1971年3月12日）

阿登纳（KonradAdenauer）曾长年以忍耐为武器。

许多场合是，如不忍于现状，则连现状也没有了。

孤寂（1971年3月13日）

孤寂并不是看不到人，看不到“朋友”。在人群中，你常常发现只有你自己在想你想的，关切你想的。别人的面孔可能很友善、声音可能很亲切，可是那只局限于众生生活与世俗生活，除此以外，他们立刻变得无知、冰冷、麻木、比邻犹若天涯、相逢如不相识。

孤寂是要自己决定、自己排遣、自己应付难题、自己面对斧钺；孤寂是没有人可以商量、没有人可以倾心。不错，你有熟面孔，可是你怕引起他们的茫然、乏味与丑恶一面，影响到他们安全，他们有限的热心与关切，你也不得不拒绝，因为他们太软弱，他们非但无助于你，反易自伤其手（乃至终于露出人的丑恶一面——每个人都有的那躲藏的一面）。

孤寂是处于荒原，孤寂是独行坟场，孤寂是在什么声音都没有的时候看月亮。

朋友和“敌人”（1971年3月14日）

朋友——亡命的亡命、被抓的被抓、远飏的远飏、自保的自保。一两个偶一见面的，竟又是来求助于你的，至少是增加你负荷的。总之，此一二偶一见面者，其见面也出于不得已。人道如斯，几乎已令人失去对friendship的信仰了。

“敌人”——环伺也、警告也、干扰也、穷缠也，迄无止境。他们简直要变成你的朋友了。“你不跟俺们交朋友？好！俺们把你的朋友全赶走，你不交俺们还交谁？”Hadaenemylikeyou,whoneedsfriends？难道有朝一日，你岂要建立起对“敌人”的信仰吗？“敌人”至少有一点是值得信托的，——就是他们绝不变，绝不像朋友一般的忘记你。他跟你永不分离。

也许是绝笔（1971年3月15日）

孟胡：吾已彻底被Housesarrest，吾不得出，人（除小八、小蕾外）不得入。吾已声明，如此日子久了，如此枯燥生活，必然会把吾之“赵四小姐”逼跑，那时警总理该配济一二“花木兰”来，才算公平。闲话休言，至少二个月内，你不要来。切记切记。1971年3月15夜，“自费张学良”亲笔（也许是绝笔）。

18日（跟踪我的）小郑说，保安处共有“花木兰”六人，都丑得要命。

因祸为福说

一、因祸为福

有人总想陷害我，使我陷入他们眼中的逆境和霉运。形式上，当我陷入这种状况的时候，他们一定很高兴，认为这下子可整住了这小子、可让这小子吃苦受罪了。其实，事实上，真是这样吗？非也！

《西游记》里记大家捉拿孙悟空，抓到后，交给太上老君处理，太上老君把孙悟空关在八卦炉里提炼，认为七七四十九天以后，孙悟空就在炉里完了。殊不知孙悟空神通广大，他一进炉，就发现他可以在逆境和霉运中求生，所以，他充分利用逆境和霉运，反倒使他变成“火眼金睛”，变得更有功夫、更具道行。最后，七七四十九天以后，太上老君去开八卦炉，准备给孙猴子收尸的时候，孙猴子却一撞而出，高高兴兴的跑掉了！

很多人追求顺境和好运，可是很少人知道：形式上的逆境和楣运，如果有正确的面对、正确的人生观，其实就是顺境和好运的一种变形，就是另一种顺境和好运。古代哲学家说“祸福相依”，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换成现代说法，就是好运和霉运其实是一回事，顺境和逆境其实是一块铜板的两个面。只有不会洞悟人生的人、不会参透人生的人，才会那么极端对立的把顺境逆境两极化，把好运霉运对立起来。

照这么说，是不是反倒应该感谢陷害你的人、为了他们给你逆境和霉运的机会呢？这倒也不然，一个人倒也不必这么贱。陷害你的人，他的本意是要用逆境和霉运整你、整垮你，照凡夫俗子理论，的确这会给你带来痛苦，使你受害。但你能不痛苦、不受害，这是你的本领，该感谢的是你自己才对，跟陷害你的人，是无关的。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是说祸是双至的。我对双至有一个怪解释：当祸本身一至的时候，凡夫俗子本身就配上另一至，另一至就是苦恼自己。凡夫俗子遇到祸事，立刻做直接的苦恼自己的反应，于是祸上加祸，自然就双至了。我的办法是：我遇到祸事，第一就告诉我自己：“我决心不被它打倒，相反的我要笑着面对它。”这样一来，我就先比别人少了至少一祸。绝不配合祸，这还不够。我要把祸本身给“值回票价”，这才满意。什么是“值回票价”？《史记》管晏列传，司马迁说管仲“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这是我最欣赏的一种本领，化祸为福，转失败为成功，对人生说来多么重要！“人生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低手对不如意的事，是唉声叹气；高手对不如意事，却能化成对自己有利。人要修炼到这一段数，才算炉火纯青。炉火纯青的人，不论在八卦炉里、在八卦炉外，都是一样逍遥。

“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是我最欣赏的大丈夫境界，我真喜欢这两句话。

（这篇文章是去年在土城监狱初稿的，没有写完。今晚把它写定。1982年11月23深夜，李敖附识。）

二、思管子（1983年5月30日的日记）

26日上午传来千秋评论二十二期被抢后，当天下午犹开工赶写二十三期，今早完工，一共花了三天时间，虽然有部分未发表的旧稿滲入，但三天内完成一本书（包括校对），毕竟是奇迹。光珪为我跑工厂，这小朋友极负责而干练。

赶出二十三期，展示了我的好战与不屈。我不怕任何横逆，我要在横逆中化祸为福、反败为胜。我决不开追悼会，我只是借尸还魂，这是我的英维气概。

我读《史记》（管晏列传）写管仲，说“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我最欣赏这种人生态度。人生横逆之来，一般人的反应是失望、是沮丧、是泄气、是抱怨、是发怒、是流泪、是惊讶，而我的反应，却是从横逆中立刻笑嘻嘻的打主意，由劣势变到优势、由危机得到转机，想法子“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攻”，最后从中胜利。这种顽强与训练，是我完成的最佳成果之一，这次赶出二十三期，做得真是炉火纯青了。

读《卡内基自传》

自图书馆借来AndrewCarnegie的Autogiography，商务版，于树生译、汉译世界名著的版本，1939年3月初版，1947年2月再版。

用两个半小时“解决”了卡内基自传，现札记数点：

1.当知乐观之性情可以养成，“凡遇忧患困难，尽量以一笑处之。”此点稍有哲学家之思想即能办到。

2.安德鲁卡内基记其父脱离咯尔文教义（Calvinizm）时之言曰：“假若这个是你的宗教和你的上帝，那我就要求一较好的宗教与一更可敬的上帝了。”

3.他曾奉布恩斯集（Burns）中的一段话为座右铭：

地狱为恶徒之鞭策——

对于小人之威吓；

你如感到尊严之受胁迫，

请毋越尔轨辙。

4.他引用卡莱尔（Carlyle）的话：

“其言如不可信，即以上帝的名义摈斥他。”

而注解说：

“只有真理能使我们获得自曲，我们即追求此全部真理而已。”

5.又引路德（Luther）论圣彼德教堂及其他礼拜堂建筑曰：

“我们对于上帝，不能服役也不能援助；因为上帝并不需要成们的帮助。”

又引富兰克林的：

“对于上帝的最高信仰即为服务于人类。”

以上四段可略见安德鲁卡内基之宗教观。

6.“感觉愈深，表示愈少，此颇合理，神圣之深沉，扰乱之斯为亵渎。”

7.“新法官每易一味刚直，而致矫枉失平。”习法者皆易知此理。

8.伍朱夫（T.T.Woodruff）以卧平模型示，他能不失机会。

9.其记北极水手言“无有更能及此地者”，可见乡土观念之入人心。

10.其论演说的办法是把听众都看成庸夫庸妇，一定要保持平时之常态像与朋友话旧一样，刻意矜持者反要失败。

11.他生于1835年，1887年（52岁时）才结婚，时已巨富矣，路易菲持菲兰德（MissLouiseWhitfield）本已退回他给她的信而拒绝婚事，迨1886年11月卡氏仅有之二亲人母亲和弟弟先后死，卡氏重病难愈，乃许之，共度二十年。卡氏此自传为死后，其友梵代克（JohnC.VanDyke）所辑者，前有路易菲特菲兰德一序。

12.“人如不能感动他的仆人使他忠心任事的，此人必非君子。”

13.他跟MarkTwain极好，MarkTwain早年与友人合伙，友人偾事，营业破产，此本有一省事之路即缴出全部所有物进行破产，完成法律责任，可是MarkTwain却宁肯终身吃苦，环游世界，以演讲之所得将故债偿清，故卡氏曰：“世人第曰马克吐温诚为滑稽之雄，廉讵知彼实为一大丈夫及英雄耶？”法律之于人，究有何益耶？

记此笔记一小时，此书共花我三个半小时。

1955年8月10日

电话-驴

亚历山大贝尔（AlexanderGrahamBell）刚发明电话的时候，人们想都没想到：电话这玩艺儿，居然可以做为联络的工具，居然可以给小姐们谈情说爱、给太太们约牌搭子、给老爷们骂人、摔……贝尔费了九牛二虎的气力，发明出电话，可是电话、电话，在人们眼中，只是个玩艺儿，只是个玩具，它的价值，当时并没得到人们的肯定。

你现在整天打电话，你觉得，它太方便了，这么方便的东西，当它发明出来，那时候的人为什么想都没想到呢？他们为什么把它当作玩具呢？为什么不把它当作工具呢？他们为什么脑袋这么驴呢？

就这么驴。那时候的他们，他妈的就这么驴。

这种驴，并不是人们终于开窍，开始把电话作为工具就完了。即使在人们接受了它，开始你装我装大家都装以后，还有一批死硬派即拥驴派，对电话仍旧保持敌视。克来闰斯戴（ClariceDay）笔下的他的老爸，就是这样一位代表。这位老爸不喜欢电话，他说他同一个人说话的时候，一定得看到这个人，他不喜欢同一个黑匣子说话。

终于，经过时间的冲洗以后，人们对电话的排斥症状，总算被排斥掉了。人们开始喜欢这种工具了，并且一切都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

这故事告诉了我们：毛病出在脑袋。人在脑袋里一念不转弯，才没肯定电话的价值。

1972年九月份《花花公子》Playboy杂志有漫画一张，颇为好玩。

这一漫画告诉了我们：人间的许多问题、是在脑袋里，不在身上。要解决许多问题，要敲别人脑袋才成，要给人迎头痛击，要给人当头棒喝。

禅宗和尚叫人觉悟，或用棒、或用喝，棒始于德山、喝起自马祖，“一喝大地震动，一棒须弥粉碎。”后来大家棒喝交施，以得触机。王安石《答张奉议》诗说：

五马渡江开国处，一牛鸣地作庵人。结蟠茅竹才方丈，穿筑沟园未过旬。我久欲忘言语道，吾今来见句文身。思量何物堪酬对，棒喝如今总不亲。

看了今天这么多这么多的混蛋的国民党和混蛋的党外人士，我真越来越感觉“棒喝如今总不亲”了。

1983年12月30日晨

法官陈贻男竟不判伪造文书

国民党财阀支持的报纸——《自由时报》——跟我的案子，共分两个部分：

一、诽谤罪部分

二、伪造文书罪部分

台北地院法官陈贻男审理这一案子，在诽谤罪部分，判决被告“吴阿明、颜文闩均无罪”，理由是该报所刊诽谤文字，乃顶罪者所为，而认为发行人吴阿明、社长兼总编辑颜文闩无罪；在伪造文书罪部分，则根本瞒天过海，躲过不判，这是典型的枉法裁判。

关于诽谤罪部分，我已在6月2日的状子里，提出四点，证明：一、法官陈贻男竟根本否定了发行人等的法律责任。二、法官陈贻男竟根本不知发行人等不能免于法律责任。三、法官陈贻男竟根本不知发行人等“散布于众”的登记意义与提供“散布于众”的资助意义。四、法官陈贻男竟根本不知发行人等的权责所在。

关于伪造文书罪部分，我在本状子里再加论证。

被告吴阿明、颜文闩由手下人顶罪、自称彼等不知情，但在文章登出并经李敖专函指出不实后，被告吴阿明、颜文闩即应按照情理法速予刊出李致的“辩驳书”并公开致歉，但被告等却不循此途以为补救，在新闻评议会裁定诚意不足以后、在新闻处依法处分以后，仍在法庭上一一朝手下人头上推，试问明明有补救之权责而悍然拒绝，且单印假报一张，直寄李敖，以为蒙混搪塞，其为该文作者诽谤行为之共犯，尚复奚疑哉？

关于单印假报一张的事，是这样的：

在我向《自由时报》提出质问后，11月15日，被告颜文闩来信，附以所谓更正二份。但细查其所谓更正，全违出版法第十五条应有之形式与程序，内容与实质亦了无诚意、敷衍搪塞，何况我既寄达辩驳书在先，又何能以此种所谓更正代之？更耐人寻味的是，在我从市面上买到的和订阅的11月1日《自由时报》中，第二版上，都没有更正的那一小块，反倒是颜文闩附寄来的那天第二版上，抽掉了一则新闻的尾部，登出了那一小块（附证一）。所以，我有理由怀疑，我看到的更正，是“特制品”，这种忽有忽无若隐若现的更正，真不知善意何在？

为了防止新闻评议会被欺蒙，我随即写了一封信给该会，信中说：“想当年盛传袁世凯所看到的报纸，都是蒙混他的‘特制品’，我不甘做袁世凯，想贵会诸公也不甘做袁世凯，为恐贵会不察，被该报以蒙混之‘特制品’前来，以为答辩，特为提醒，并附证据（一、颜文闩来信；二、颜文闩寄来的11月1日《自由时报》第二版；三、市面买到的11月1日《自由时报》第二版；四、；李敖写《给颜文闩一个教训》）四件，并请明察。”

新闻评议会在检査所有证据后，裁定《自由时报》不对，并在评六字第7903号“新闻评议委员会裁定文”中（附证二），亦有以下的旁证：

查《李揆“鸭子划水”，高！》一文系登于10月28日第二版，但在更正文中却将日期记为10月27日，显然更正不确实。若读者查阅10月27日的《自由时报》，无法找到不实报道之原文，将有失更正之效用。因此《自由时报》既是“乱加报道于先”，则“更正”尤当谨慎以行。

《自由时报》在10月31日首刊更正启事于第六版与出版法规定不合（原文刊于七十八年10月28日二版）。《自由时报》在答辩函中指出，刊于第六版系因该日二、三、四、五版均辟为“选情专页”。此理由不成立，因报社在不得以版面不足为由拒按规定刊登更正文。

依《自由时报》之答辩（二），该报于11月1日再次更正“以示郑重”，但因已经开机印刷，乃在“换版间隙”中于一部分报纸中刊出。此一做法难免予人缺乏诚意，但求敷衍之印象。

【本会按：查《自由时报》所赠阅之11月1日报纸，第二版并未刊登“更正”，且《自由时报》于答辩时未附刊登更正（11月1日）之报纸。】

可见新闻评议会所收藏之11月1日该报中，“第二版并未刊登‘更正’”，这一事实，跟我在市面上买到的和订阅的相同。十足证明了：该报特印假报一张，专门寄给了我，其涉嫌业务上伪造文书，也至为明确。

但法官陈贻男却对这一伪造文书部分未审理也未判决，这不太奇怪了吗？

按刑事诉讼法第三四三条有自诉准用公诉程序之规定。而公诉部分，刑事诉讼法第二六七条明定“犯罪事实一部起诉者，其效力及于全部”。是以法官陈贻男未就被告伪造业务上文书的犯行予以审理及判决，令人不服，并且也公然涉及了刑法第125条第一项第三款下半段“明知为有罪之人，而无故不使其受追诉或处罚”之规定。法官陈贻男的枉法，一看即明。

1990年10月5日

评法官陈重瑜眼中的法律和正义

为国民党《中央日报》悍然违约拒刊“李敖出版社”广告事，前由“李敖出版社”起诉该报，本年9月10日，由台北地方法院民事第一庭法官陈重瑜做出七十九年度简字第六八八号民事判决。现在提起上诉如下：

上诉声明

一、请求废弃原判决。判令被上诉人《中央日报》赔偿上诉人新台币壹元。

二、第一及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中央日报》负担。

上诉理由

一法官陈重瑜竟弄不清“契约”与“侵权行为”的分别

法官陈重瑜在判决书第一行，就闹了大笑话。她写道：

右当事人间请求侵权行为损害赔偿事件，本院判决如下：

就凭这一行字，就证明了这位法官的法学水平使我们不敢领教。査“李敖出版社”与《中央日报》的纠纷，原因纯粹是《中央日报》订了“契约”又悍然违背，根本不是“侵权行为”。按照民法债编通则，明文规定债之发生原因有五：即①契约；②代理权之授；③无因管理；④不当得利；⑤侵权行为。以性质为标准，五原因可归纳如下表：

债之发生原因（法律事实）

契约——双方行为

代理权之授与——单独行为（上述两个都属法律行为）

无因管理——混合的事实行为（上述三个都属适法行为）

侵权行为——违法行为（上述四个都属行为）

不当得利——行为以外之事实

据郑玉波教授《民法债编总论》：“我民法债编通则虽规定债之发生原因有五，但其主要者则只有两端，即前述之契约及此述之侵权行为是也。前者乃基于双方之合意，属于适法行为，后者乃基于一方之侵害，属于违法行为。违法行为正债编尚有债务不履行一种，其与侵权行为之不同处，在乎债务不履行之规定系着眼于侵害‘债权之充实性’而设；而侵权行为之规定乃着眼于侵害‘权利之不可侵性’而设，至两者之效果则均发生损害赔偿责任……”可见因“契约”所生之损害赔偿与因“侵权行为”所生之损害赔偿，根本是两回事。明明是两回事，法官陈重瑜却混成一团，羼入“侵权行为”字眼，妄加裁判，第一行就闹出大笑话，这种裁判品，我们还敢领教吗？按罗马法中“私犯”（delictum）与“准私犯”（quasidelictum）两种，正相当于今日所谓的“侵权行为”。“私犯”可分为“市民法上私犯”与“法务官法上私犯”两神，前者包括窃盗（furturn）、强盗（napina）、财物损害（damnuminiuriadatum）、及人格侵害（iniuria）；后者包括诈欺（dolus）、胁迫（metus）、及诈害（fraus）。“准私犯”中则包括法官枉法裁判或因过失误判，致诉讼当事人受有损害等。由此可见，今天法官陈重瑜所干的好事，正是罗马法中的“侵权行为”——犯“侵权行为”的，不是别人，原来正是她自己！

上诉人“李敖出版社”自起诉被上诉人《中央日报》以还，从未在起诉状或言词辩论准备状中有所谓“请求侵权行为损害赔偿”，但法官陈重瑜却判出这种宇眼来，她擅自更改“违约”或“未依约履行”的请求损害赔偿为“请求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这种作风，我们还敢相信她的裁判品质吗？

二法官陈重瑜竟弄不清谁是真正当事人

法官陈重瑜在判决书中又写道：

本件原告主张其与被告订立刊登广告契约之事实，虽据提出广告费扣抵联为证，惟查原告诉讼代理人宣中仪于本院审理时自认系其本人委托被告刊登该则广告，并在其上签名，再证之被告所提“质问三军总医院”广告稿末页有宣中仪签名，是原告既非契约当事人，其以被告违约诉请赔偿，为当事人不适格。

法官陈重瑜这一判决，又发生了裁判品质的问题。因为事实上乃是“李敖出版社”委托《中央日报》刊登该则广告，此由该报开具A013177号收据可证。收据上面“刊户名称”栏内明写“李敖出版社”；地址栏内明写“台北市敦化南路490号12F之八”即该出版社社址，则委托人为“李敖出版社”，显为该报所认定。

另一方面，“李敖出版社”系独资商号，商号主人王自义自为法定代理人，也就是当事人。王自义是当事人的身份，早由“台北市政府营利事业登记证”北市建一市号(76)字第170678号登记取得在案。既由王自义委请宣中仪代为出庭，何能李代桃僵，硬要把原告指为宣中仪，才算适格？说宣中仪于“审理时自认系其本人委托”云云，宣中仪根本并无此种陈述，显系法院记录之误。

宣中仪与“李敖出版社”关系，一如作者与出版者关系，作者写作，当然由作者署名，但登广告时，乃由出版者出面出资刊登。法官陈重瑜以“广告稿末页有宣中仪签名”即断定原告“非契约当事人”，无异把一切出版广告看成作者委托而非出版者委托，如此胶柱鼓瑟、缺乏常识，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硬把有签名之人，认定为出钱委托登广告之人，而加以枉法裁判，岂非“错认颜标是鲁公”？

上诉人“李敖出版社”明明提出被上诉人《中央日报》不履行契约的证据，上面白纸黑字，明明写的是委刊户名称“李敖出版社”，法官陈重瑜又何能舍该报开具之文证不采，反采宣中仪之“自认”？何况宣中仪并无此种“自认”，亦否认有此种“自认”，法官陈重瑜这种证据法则，算是什么证据法则？认定事实与诬据不符、认定事实不依被上诉人文证，反节外生枝、舍大道而不由，算是什么证据法则？

何况，法官陈重瑜如认定宣中仪之“自认”为真，则被上诉人《中央日报》所开具收据“刊户名称”填为“李敖出版社”即为假，则如此填写，即构成业务伪造文书罪。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41条“公务员因执行职务知有犯罪嫌疑者应为告发”之规定，该法官陈重瑜即有告发之责。有告发之责而不告发，显然又一失职。

三法官陈重瑜竟弄不清谁是解约人

法官陈重瑜在判决书中又写道：

至主张受有财产损害乙节，不惟所主张被告违约其迳行解约，因未依民法第254条催告，又未约定非于一定时期为刊登不能达其目的，解约已不合法；况解约后可请求返还所付金钱及受领时之利息，表依同法第259条规定之回复状请求权，亦非损害，此外原告复未举证有何财产之损害，所为主张自无可采。

查本案纠纷之起，全在被上诉人《中央日报》言而无信、悍然违背诚信原则，事后又捏词有所谓“广告章则”之出示。査该报同意刊登文稿及收受广告费时，除约定于本年4月24日刊出外，并未以言词或文字约定在何种情况下，有拒绝刊登之权利。事后非但不依约定期日刊出广告，反而于本年7月11日，时逾二月后，始委托律师陈金泉来函，告知因与所谓“广告章则”不符云云，无法刊登，要求解除契约。惟查该报于同意刊登文稿及收受广告费时，并未将有所谓“广告章则”预做声明或做为契约附件，或刊印于收据背面，对方依法自不受其拘束。何况，按照“广告章则”第②条规定：“广告内容，本社如认为有责任问题时，得请刊户觅具保证人，如发生纠纷，其责任由保证人及刊户负担，与本社无涉。”可见责任与该报无涉，该报亦从未以“请刊户觅具保证人”通知对方。足见拒绝刊登，显无理由，也与该报自订之“广告章则”有违。

法官陈重瑜不知归责于悍然违约之报社，反倒回过头来，指摘起被害人的“解约”来，真是千古奇判！殊不知依法解除权的行使，仅属于不违约的一方，这就是说，不违约的当事人，始有权解除契约；违约的当事人，则无权解除。否则，如违约对于一方有利，则一方尽可故意违约，以达解除契约之目的（二十三年上字第3968号及五七年台上字第3211号），这还叫什么世界！法官陈重瑜竟如此枉法裁判，真令人叹息。

至于法官陈重瑜说“原告复未举证任何财产之损害”云云，更是未曾查卷之言。上诉人在本年9月4日之言词辩论准备状中，明明列出：

论及金钱赔偿，桉诸法例，“怠于业务上应尽之注意，致损害他人权利者，应负赔偿责任。至赔偿之数额，自应视其实际所受损害之程度以定其标准，如实际确已受有损害，而其数额不能为确切之证明者，法院自可依其调查所得，斟酌情形为之判断。”（十八年上字第2746号）法官在斟酌情形时，自知原告因被告悍然违约而遭受之损失，纵纯就可“为确切之证明者”而言，亦俯拾即是：去该报洽登广告时的车资也、不坐车走路时皮鞋磨损也、乃至广告费捏在该报手中的利息也……在在都是。

该法官陈重瑜如稍肯采行“法院自可依其调查所得”，即知“李敖出版社”光委请宣中仪自其寓所（台北市敦化南路360巷27号四楼）去八德路二段260号《中央日报》社，所花公共汽车票价，即不止一元，坐公车车资，公车处无法开证明，此乃常识。这类财产上的损害，法官陈重瑜竟视若无睹，反倒只会指出利息非损害云云，此种一孔之见，岂非管中窥“息”？如此判决，又焉能眼人也哉？

法官陈重瑜口口声声“李敖出版社”解约不合法，但不解约之《中央日报》却不合法履约，又该当何罪？主持正义的法官，正义在她眼中，竟是这样的吗？

1990年10月9日

夜阑散记

谁感谢谁

我本来倒也想感谢台湾人的，但一发现台湾人都该感谢我，我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

人被忘恩，神得虚名

该要感谢的人太多的时候，就只好感谢神了。结果人被忘恩，神却得虚名。

著作等身，高矮有异

矮子容易“著作等身”。武大郎比张英武更容易成大作家哟！

写诗易事耳！

我只要花写作时间的百分之一去写诗，早就得诺贝尔奖了。

国民党史地

国民党没有地理，只有历史。

史地厚薄

历史课本越薄的国家，地理课本越厚。

家与狗窝

我看不起家里乱成一团但出门衣冠整齐的人。这种人每次离家，都像离开了狗窝。

认真的人两不饶

认真的人是不通融的，他只认得真理，得饶人处不饶人，得饶己处也不饶己。

双吃不消

他做伙计的时候，老板吃不消他；他做老板的时候，伙计吃不消他。这种人，可以成企业家。

改蒋介石对联

蒋介石遗联：“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我看来看去，发现如改成“以国家之亡为己任；置他人之死于度外”，反倒更适合这老混蛋。

性情中人四条件

贪财有道、好色有品、博学有识、读书有瘾——四者俱全，才配做性情中人。

1990年10月15日

七绝诗

落花诗

只知落花不如草，一旦花落应不扫。

快活一世采花贼，顿觉偶然被花恼。

看花诗

自有文章惊海内，欲凭赤手拯元元。

锄草浑忘看花好，看花须是在春前。

四向诗

学问南下多可喜，文章北上自争新。

他佛西来云似盖，大江东去我称尊。

去留诗

除却蒋家也有仇，人生快意此中求。

今日沧海无轻重，明日浮云有去留。

黑头诗

成功岭上山吐月，台城柳下水明楼。

天若有情天亦老，唯我无情总黑头。

玉山诗

何必云游到普陀？近有高峰自嵯峨。

眼中不觉玉山远，心比玉山远更多。

禁足诗

将往复旋若有情，万里何如万卷灵？

书中自有大溪地，不作尘沙万里行。

百足诗

最怜有情芳草绿，最惜无那夕阳红。

怜惜未尽人渐老，人老犹作百足虫。

成佛诗

推动前进开风气，扯住后腿领风骚，

度尽众生留风范；我自成佛不放刀。

1990年9月13日

从侮辱圣母到侮辱国父

基督教兴起后，崇拜偶像演变成一股风气，到了8世纪，为了向教会夺权，罗马皇帝下令破除教堂中偶像，引起动乱伤亡，史不乏书。罗马皇帝这种行为，就是“圣像破坏”（Iconoclasm），也叫做“画像破坏”、“偶像破坏”。今天彼教中人，只奉十字架而不供圣母等像者，此派余绪也。

但自基督教东传以后，日本、中国为抵制“邪教”，也有变体的“圣像破坏”出现。这种变体，是根本不信基督教的东方人，用侮辱圣像来验明正身、验明你是不是信基督教。方法就是叫你用脚来踩圣像，看你反应：你如不信基督教，踩就踩了，可是你如真的信，你就犹豫了、不肯了。这时候谁真谁假，就一脚见底了。

这种用脚踩圣像的方法，在日本，叫做“蹈绘”，就是脚踩绘画之意。“蹈绘”在日本，始于17世纪，日本书《大村家觉书附录》、《长崎记》、《长崎实记》等都说开始于1626（宽永三年）；《长崎港草》则说开始于1628（宽永五年）；《长崎缘记略评》、《长崎拾芥》、《通航一览》等则说开始于1629（宽永六年）；今井《长崎年表》则说发端于1626（宽永三年）、实施于1629（宽永六年）。来昂巴塞斯（LeonPages）《日本基督教史》（HistoiredelareligionchretienneauJapondepuis1598jusqu'a1651,Paris，1869-1870）1631（宽永八年）项下，记有加尔伐洛司铎（Calvalho）曾被逼践踏圣像的事，是最早的记录。日本人不但要洋人“蹈绘”，并且对自己人也折腾个不停。日本长崎有所谓“宗门改”的“德政”，每年正月四日起，由官役三四人一组，率领夫役携带圣像到各宅，从户主到仆役，一一都要表演脚下功夫，这种满门相验的场面，画有所谓“蹈绘执行图”，至今在《增订切支丹史料集》中还可看到。

“蹈绘”时所蹈之绘，最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踩木板镶嵌的铜质圣牌；一类是踩铸制的黄铜圣牌，两者上面都不外圣母抱耶稣之类，图案各异，以圣母为主则一。前者我收藏有德川初期的一张照片，是《对外史料大观》所收的；后者我也收藏有一张照片，是皮肯（StuartD.B.Picken）《基督教与日本》（ChristianityandJapan,1983）所收的。 “蹈绘”恰像是测验犯罪的测谎器，日本人用它来检验谁信“邪教”，倒也成效非凡呢！

日木人不但在国境内搞“蹈绘”，在国门口也搞。郁永河《海上纪略》日本条中说：

其先，大西洋人觊觎其国，以天主教之言惑之，事露，悉被夷戮。今商舶至彼，必问有无天主教之人。又铸天主之像，令人足践而登。若误携一人往，则以其船牵置岸上，尽纳舟人于艎底焚之。自此西洋人无敢复至日本者。

张遴白《难游记》也说：

先是，有西洋人为天主教者至其国，国人信之，其教大抵男女群居，各授以秘术，人各自持，虽父子夫妇不相泄；一皈其教，死生患难终不变，故其主者遂得肆奸术，纠众为乱，国因大扰。将军大发兵扑灭之，悉驱其船于岛口之外焚焉，生埋土中者无算。自是痛绝西人，设法严禁，于通衢置一铜板，镂天主形于上，凡外国人往者，必令践踏而过；或衣囊中偶携一西洋物，即一钱之细，得之必满船人悉诛死。

梁玉绳《崎阳杂事》据汪翼沧“日本碎语”说：

俗禁天主教甚峻，唐船初至，例有读告示、踏铜板二事：告示叙说天主邪教煽惑人心，虑客有挾之而来者，故遍谕之：铜板铸天主像，践踏以明无习教之人。

把“蹈绘”，当成了入境检查手续之一，可见日本人当年排斥西化的雷厉风行。这种雷厉风行，后来流传到中国，中国也搞起“蹈绘”来。萧若瑟《天主教传行中国考》有这样记录：

官提众教友过堂，以耶稣与圣母圣像，掷于地下，令诸人加足其上，以示反教。……官以唐若瑟与王斐理伯倡首抗命，致众教友无一践圣像者，大怒……

可以看到中国人在“蹈绘”上，也能向日本人跟进。不过在跟进之中，中国人变得走向抽象派、变得只要踩十字架或跨十字架就可以了。《黔信芳踪》有一条记1811（嘉庆十五年）教徒顾占鳌的事：

又一次斩犯时，官命刽子手提之到案，盛服危坐以待之，案前放木十字，谓之曰：“今日部文已到，若汝践踩十字悔教，从宽省释，赦尔出狱回家；否则，此次决不宽贷，定必依律将汝绞死，这是你的斩条，可仔细看看。”占鳌一见十字架，即匍匐于地，如敬拜之状，且大声曰：“吾主，尔死于十字架上，为救我罪人，我宁愿万死，不敢践踏凌辱尔之十字架。”官命刑役施彼踩之，彼即长卧于地曰：“此非我心甘情愿践踏之也。”

《黔省主证遗芳》又有一条记1812（嘉庆十六年）教徒吴国盛的事：

……吴国盛依然如故，皆不听，一到案前，县官大喝曰：“吴国盛！你看你是何等之愚蠢人也！本县官原要施恩开释你，你自己不肯，何也？快快踩踏十字，不要畏惧，你踩了十字，就放你回家；若你后来奉本教，随你自便，岂不是常常是天主教人么？”

同书又有一条记1836（道光十六年）男女教徒的事：

……官向众人曰：“你们不敬菩萨，此十字架钉死之人，与菩萨无异，你们敬之，非菩萨而何？你们若不快踩十字，就要动大刑了。”冯官如此一逼，有一女人答曰：“如拿十字当菩萨，我们则踩，不然，亦宁死不从。”官曰：“可。”于是此妇先踩十字，随后众人伯仲蝉联，接接连连的，一齐踩了。……乃将郝真福、王老双、张老么及徐王氏四人，永不背教者，分置于男女二监，然后退堂。次日，那些踩过十字的教友，在街内具结取保，得释归家。出衙后，心内难安，知道中了官家的诡计，着了魔鬼的毒害，已犯了背教极重的罪。急忙来至猫猫巷小经堂内，当众人面，伏地认罪，痛苦求主怜赦。

可以看到中国人搞“蹈绘”，虽然没像日本人查户口式的找上家门，但在衙门里的官样文章，却也神气活现。这种官样文章是有法律依据的，“大清律例”就有专条规定宥罪须以跨越十字架为形式要件，可见在法律上，中国人紧迫盯人更优为之。

从日本人、中国人的侮辱圣母式“蹈绘”反面看，正因为有别人的圣像可侮辱，相对的，自己的圣像就要维护。过去日本人崇拜天皇，每所学校都挂着天皇照片，并且约定俗成，一旦学校着了火，一定得有人把天皇照片抢救出来不可，即使因而有人烧死，也在所不惜。当然，随着时代的进步，日本人不再欣赏这种封建的信念了，日本人对圣像的观点，已经完全现代化了。没有现代化的，反倒是中国人国民党。

国民党真是呜乎妙哉的可耻团体，可笑复可哀的是，他们口口声声打孙中山的灵牌，其实没人能真为孙中山做点守死善道的牺牲——一旦以“蹈绘”测验他们，真正污辱孙中山的，正在此辈哟！

1987年10月23日

预官记趣

1959年9月9日起，我开始受第八期预备军官训练，后来在野故部队中担任陆军排校，做到1961年2月6日退伍。这一段军人生涯，是我人生中的重大转捩。我在艰难之中，辛苦留下了一天都不缺的日记，最近整理完毕，即将出版。三十年前的鸿爪余痕，重看之下，不无沧桑之感。但在沧桑之中，也有啼笑人间事，因小见大，亦堪足述。乃写预官记趣数则，以存雪泥。

①预官入伍训练，同类的大学毕业生日夜在一起半年，趣闻是最多的。有人为了清早起来，没办法把棉被快速折出棱角，宁愿不盖棉被，冻着睡；有人洗澡时不愿露小鸡，洗澡时竟不脱内裤穿着洗。

②同学中很多是国民党，可是无法辨别谁是谁不是。入伍不久量衣服，未几宣布有些人的衣服要重量，特报出学号，带队而出。我为人警觉，他们一走，我铁口断定这些人都是党员，后来证之果然。

③我编在陆军步兵学校第三总队第二大队第九中队第五号，第四号是台大中文系的孙玉华，他是队中国民党的大员，离我最近，负责暗中打我的小报告，我以玩世之态对之。有一次写诗给他，内容是：“见了二娘呼婶婶，见了悟空喊大爷，退役以后饿不死，衡阳街口擦皮鞋。”退伍时得知，他在小报告上，并没写我的坏话，也没写别的同学坏话，这种东北人的忠厚，是南方人国民党所不及的（孙玉华是国民党东九省合江桦川人）。

④队中讲演比赛，当然我讲得最好，但是内容思想有问题一箩筐，当然没上名。陈汉卿说同学们要给我第一名，可是指导员却扬言要禁我的足。郑清茂告诉我，队长跟他们党员说：“李敖当然说得对呀，可是这是军队呀！”（队长刘勤，河北香河人，有燕赵气概。）

⑤七五无后坐力炮简称七五炮，炮弹日本制，上面印有“无反动炮”字样，我却觉得我自己一生乃是“有反动炮”。

⑥第九中队指导员是于建业，山东即墨人，脸黑即如墨，为人有趣而阴险，常在和我嘻嘻哈哈中较劲。有一次专题讨论会，大家要写有关“五大信念”的心得，他跑过来半真半假的对我说：“人家都说你不是好人！”过会儿又来看我稿子，叫我一一讲给他听，他一一反对：“这些话，根本都不能说！”“你对社会专挑毛病，跟马克思一样！”我做了一个戴帽子的手势说：“吓！帽子上来了！”他说：“你看，马克思自传就是你这个样儿！”我说：“我没看过，不知道是怎么个样儿。”他又改口说我心很仁慈，不像马克思那样。于指导员那时三十七岁，是个不得志的老政工，疯疯癫癫的。他公然说：今日马克思之批评者为叶青，李敖之批评者是他于建业，其心态可见一斑。

⑦我在第九队中说大丈夫要能软能硬、软中带硬、软硬兼施、能屈能伸、粗中有细，方能在军中混。而这种特质，正好就是生殖器的特质。

⑧在半年受训期间，国民党千方百计，拉同学入党，最后，使出撒手锏，说不入党的会被分发到金门前线，而那时的金门是823炮战的极危险地带。在这种撒手锏的威胁利诱下，仅有的少数非党员同学，也大都入党了，可是我不为所动。指导员对我说：“李敖你不怕去金门？”我说：“我不怕。”他说：“你很优秀，我们国民党没拉到你，很可惜。”我说：“你们拉到一个贪生怕死、为了怕去金门而入党的李敖，才真可惜呢！”他说：“你不入党，你在台湾活下去，会永远不方便。”我说：“我准备死在金门，没什么不方便了。”他听了，摇头而去。好玩的是，最后我竟没有给分发到金门，反倒是一些临时搭入党巴士的同学给分发到金门。他们得知后，气得跑去质问指导员，指导员说：“前线需要忠贞的人，把李敖送到前线，他会影响民心士气，所以还是你们去好一点。”气得有人把党证都给撕了。我一生以我不是国民党为荣，我对为了不做国民党而付的一切代价，从不逃避。这个例子，就是最惊心动魄的，也是最有趣的。

⑨第九队有同学李固州，四川荣县人，台大政治系毕业，顽童一个。每逢喊口号时，他总是面露滑稽相，大口张开，可是不发出声音，令人看了，忍不住笑。

⑩步校毕业前大走分列式，军乐随之，用黄埔调。我们戏改最后一句为：“妈妈，我要回家！”因为军乐所奏，正是这六字声音也。

(11)1960年3月3日，我从步校出发下部队。上车前指导员把一牛皮纸袋交给带队同学，其中是我们思想考核资料，要这位同学转往新单位。在路上，我们很技巧地偷拆了这口袋，在我的资料卡片上，赫然有十字评语：“思想游移，媚外思想甚重。”——指导员跟我折腾半年，最后以此十字为谥，政战人员之可怕，由此可见！而我在半年后，得窥他们如何害人，想来也不无奇趣也！

(12)下部队时，就看出人情关系来。同学中有背景的，就留在第二军团，或留在师部、或留在团部。……可是没背景的如李敖者流，就下放到连部做排长——大家同车南下，可是先下车者，就看出来头来了。

(13)我下部队，一直派在十七师四十九团。一到四二炮连做副排长，就听到军官们聊天，其中有“‘李’振宁”、“‘杨’政道”、“诺贝尔奖‘学’金”等说法，程度如何，由此可知。

(14)我自四二炮连调到团部连做搜索排排长，去“搜索集训队”报到。有个老兵叫曹梓华，永远是笑嘻嘻的。他告诉我一个故事：“我们有一次被共军俘虏，女匪干热烈招待，劝我们留下来一起打国民党，我们不肯。她们就放我们回来，临走让我们大吃大喝，还送路费。最后说：‘你们回去后，国民党还是会把你们抓来当兵的。下次在战场上见到我们，在瞄准时候，请瞄高一点。’”——共产党化敌为友，高明细腻有如此者！

(15)我后来又调到第四连做排长。有一次下山打靶，第六连偷走我们的机枪靶，我越河索回，他们一个排长老羞成怒，破口大骂：“捅你们第四连的屁股！”我的排附是老士官，挺身和他理论，我笑着说：“第四连的屁股这么多，你捅不完。”大家大笑。

(16)军中厕所文学亦多，并包含笔仗在内。一次墙上写：“官长都是王八蛋。”旁边却有另一行是：“写这种话到死都是不要脸，你没本领做官长就这样写。”还有一次墙上写：“阿花啊！我真想你啊！”旁边却有另一行是：“没出息！”

(17)我在军中有二怕：一怕开收音机放肉麻歌曲，更怕混小子在旁同唱肉麻歌曲。当时最流行的是李翰祥《江山美人》主题曲。整天又播又唱，烦死人了。退伍几年后，我与李翰祥交上朋友，可是拒绝看他拍的电影，原因无他，《江山美人》之余恨耳！

(18)军中管情书叫做“爱情信”。

(19)有阿兵哥叫林成，他的岳父写信来，信封上写“林成愚婿安启”。

(20)阿兵哥多来自农村，有的奇笨无比。射击瞄准，竟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是要睁两眼全睁、要闭两眼全闭。气得老兵班长只好找来一块胶布，把这种阿兵哥一只眼贴住，才能放枪。有一次教放枪，教了半天也教不会，老兵班长气得大骂：“你到底懂不懂？”阿兵哥说：“懂。”老兵班长说：“懂你妈妈偷和尚！”

(21)有的阿兵哥，一踢正步就紧张。踢时左手与左脚同出、右手与右脚同出，笑死人了。

(22)排中有阿兵哥叫张中尾，读《青春花朵》一类书，老班长郑金海不准他读。原因是书中有“月经”二字。

(23)郑金海性好训话，部叭解散后，他的班却常常不解散，他要过训话瘾后才解散。

(24)老兵郭绍良说：“耶稣是玛利亚人。”

(25)军中有好男色的军官士官，阿兵哥就大倒其霉。一个军官最好此道：理论是“三扁不如一圆，肏屁股等于过年”。“扁”者指女人生殖器、“圆”者指男人屁眼也。有一次他向我抱怨：“以前步兵排两个传令兵，现在只有一个了。”我打趣他说：“屁股不够用了。”

(26)我曾戏描连中官长部如下：一、连长——想做生意。二、副连长——想升官。三、指导员——想结婚。四、干事——想洗鸳鸯澡。五、第一排排长——想说相声。六、第二排排长——想打炮（搞妓女）。七、第三排排长——想子弹房小老太婆。八、兵器排排长——想退伍。九、行政官——想八仙山盗林。

(27)营妓的现代名称叫“军中乐园”，引起性病问题很严重。17师中流传一个笑话，老长官尹俊（后来做到警备司令，蒋介石归天之夜，正陪姨太太睡觉，蒋经国临时找不到他，从此被黜），一天晚上私行查哨，正好碰到一个哨兵在“打手铳”（手淫），被抓到后，哨兵吓得半死。尹俊说，明天开朝会时我叫你名字，你就给我站出来。第二天开朝会，尹俊喊哨兵名字，哨兵硬着头皮，应声而出，以为必受严罚。不期尹俊当众颁发奖金给哨兵，说：“这哨兵不逛‘军中乐园’，而以‘打手铳’代替，这样才卫生、卫生啊卫生，应该嘉奖！”顿时台上台下，哄成一片，咸谓大老粗尹俊真是快人快语、妙人妙事。

(28)“军中乐园”虽然要求阿兵哥要带卫生套，但是很少有人愿意。有一次，蒋经国（当时身份是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问一个得了性病的老兵：“你为什么不戴保险套？”老兵夷然答曰：“报告蒋主任，你穿袜子洗脚吗？”蒋经国闻之语塞。

(29)老兵告诉我：1951年，宜兰东南员山附近的下深沟“军中乐园”开办时，阿兵哥们都怯于公然上门，结果入场券要存在指导员手里，要去的人，偷偷找指导员索票，后来才蔚为风气。

(30)“军中乐园”在上班时间生意较淡，有当街拉客的。有一次连长路过，一个妓女从旁窜出，抓走他的帽子就往里跑，他追进去，该妓女把他冲到床上，在他身上一阵功夫，最后讲评说：“连长，你看，你的鸡巴硬了，打一炮吧！”连长就只好打一炮。

(31)整个连中，只有一个人有钱讨老婆，就是伙夫班长。因为伙房油水最多，可以揩油致“富”也。

(32)有的老兵拚命想成家，蓄意“买”个残障女人、高年寡妇或山地姑娘。有人真的“买”到了，那是靠他们多年累积的储蓄和不可思议的财源。有一次一位老兵摊出他的储蓄——一捆捆钞票——在数，数完一捆，朝床上一丢，说：“这捆可买条大腿！”又数一捆，又一丢，说：“这捆可买只胳臂！”有朝一日，整个的老婆，就在这样分解结合中凑成了。在他数钱的时候，面露得意之色；在旁围观的老兵们，面露羡慕之色，那种对比的神情，令人心寒。但单从那一画面上看，却是喜剧镜头。

(33)有一次天气大热，大家懒得操炮。我系十元于六〇炮口，鼓励士气。第一名可买“新乐园”一包、第二名老“乐园”一包、第三名二元。三个班长分别担任口令、计时与检查。结杲四个老兵大拚命，但因为太紧张，成绩反倒皆不如练习时——皆不及四十秒，众愧而还吾金，我还是给他们了。

(34)“襄阳演习”时我在第一线，与敌军对抗。忽然师长坐吉普车驰至，站在车上，厉声对敌军喊话说：“我是十七师师长、现在要你们投降！”我大吃一惊，现在战术中，岂可用古人一马当先方式由大将单挑？一师之长，岂可如此暴露在第一线？师长是一表人才，可惜这次太荒唐了。师长当时是上校，多年后变为上将，即汪敬煦将军也。

(35)军中演习时有美军顾问来参观，但常常被中国人骗。有一次部队飞驰，攻下一山头。未几又远远望去，攻下第二山头。老美大赞中国兵体力好。殊不知在两山之间，看台视力所不及之处，早埋伏下另一批部队接力。第—批部队攻下第一山头，就在山脚高卧矣！老美天真，不敌中国功夫也！

1989年12月19-20日

和胡茵梦有关的笑话

一、史学家汪荣袓教授来台时，跟我说了一个笑话。他说有一次饭局，大家同桌聊了很多。过了几天，朋友谈到胡茵梦，荣祖问：“胡茵梦是李敖的前妻，我从没见过她。”朋友说：“那天一起吃饭的，就有胡茵梦啊！”——这个故事，一直被我的同班兼荣祖的夫人陆善仪所笑，她笑荣祖美色当前，竟书呆如此。其实，同类的笑话还不止荣祖。有一天，盂绝子到我家，碰到银霞，我介绍了。银霞走后，老孟问：“谁是银霞？”我笑着说：“银霞你都不知道！她是甄珍的妹妹呀！”老孟问：“谁是甄珍？”从此以后，我再也不要同书呆子谈名女人。

二、名女人的确比我这名男人有名。萧孟能诬告我、胡茵梦伪证，害我坐冤狱，被关进土城看守所。第二天放风时候，“满楼黑袖招”，各路角头流氓向我打招呼，并奔走相告说：“看呀！胡茵梦的丈夫！”——我纵横文海二十年，在文化界，声名盖世，可是要盖流氓界，却只能以名女人前夫显，宁不可哀也哉！

三、其实，说我在文化界声名盖世，也是自己吹牛。在中兴大学念中文系的小屯，要查作家名录，她翻看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出版的“作家作品目录”，发现在九百页的目录中，胡茵梦占了一页，可是李敖连一行字都没有。可见在国民党官方钦定的名单中，胡茵梦是作家，而李敖连作家都轮不到，李敖之为无名小辈，可想而知矣！事实上，我虽对外吹牛，自己还是满谦虚的，每次“忘了我是谁”而有自大狂的时候，我就想到两个故事：有一次我在“金蛋糕”吃东西，突然一名女侍拿了一个纸板走过来，要我签名，我很高兴，心里想：“想不到这里还有人认识我。”但女恃说：“我们老板讲过，每个客人都要签名。”还有一次，我弟弟肠胃出了毛病，就介绍他到“新高原药房”找一位李大夫。新高原的李大夫有两位，一位是妇产科的，一位是肠胃科的，我认识的李大夫是肠胃科的。可是我老弟找错了，找到那位妇产科李大夫，告诉他：“我是李敖的弟弟。”那位李大夫忙点头道：“李敖吗？我认识她，她下个月就要生了。”

四、胡茵梦的爸爸胡赓年是老立委，当年抛弃发妻，与抛弃发夫的胡星妈双双来台。不料这位胡星妈，却是好生厉害，使胡赓年痛心疾首。终于在他花甲前夜，在他发现生日礼物竟是一瓶盐酸的时候，只好出走。人家是十六岁小男生才跷家的，可是胡赓年老先生却六十岁跷了家！跷家以后，他跟三六九小吃店老板娘窝居于陋巷。老板娘和她的子女们对他不错，从此才得乱世苟活，保住了一张没被毁容的老脸。胡星妈在胡赓年跷家后，同意放他一马，但是立法委员的每月薪水和福利，她要全部拿去，胡赓年为了自由，全部同意了。从此每月胡星妈进出立法院，代夫出征了。后来胡赓年住进荣总，我去看他，送钱给他，老境堪怜，但是立委薪水，未闻胡星妈有以酌赏一二也。胡赓年跟我感伤地说：“人家爱钱如命，但是她把钱看得比命还重要。钱第一、命第二呢！”

五、胡星妈颇有文采，曾写文章在《畅流》发表，固女作家也。她有一句名言，我最喜欢。名言是：“国民党太宽大了！怎么把李敖给放出来了？”

六、十年前，我与胡茵梦恋闻传出，老贼婆立委杨宝琳就跑去找胡茵梦的爸爸，说：“李敖和你女儿结婚典礼上务必请我来讲演，特此拜托！”

七、我与胡茵梦恋闻传出，曾收到一班高中男生的联名抗议，责备我抢去了他们全班的偶像。

八、前天段宏俊打电话来，打趣说：“你太师写文章骂的人，都当选了。”我说：“这才正常哟！我写文章骂了国民党几十年，国民党还不是在当政。”我附带告诉段宏俊：“记得我和胡茵梦离婚怔书上，是你签字做证人的吗？你注意到没有，这次选举，凡是我反对的，全部当选；凡是她支持的，全部落选。你说多有趣！”

九、萧孟能诬告我、胡茵梦伪证，害我坐了冤狱。出狱后我锲而不舍，追究此事，萧孟能终以诬告罪成立，如今以通缉犯潜逃美国。在我追究过程中，1985年4月2日，有日记如下：“2时后出地检处庭。庭前胡茵梦先向我高声问好，庭后又来聊天。她说：‘李敖你老了。’我说：‘和你一样老了。’她说：‘你看我头发剪短了。’我说：‘你不是预言要做尼姑吗？还会更短呢！’萧孟能在旁边，我拍他肩膀说：‘孟能这一阵我告你，你先被判了一个月零二十天；现在又被判了四个月，一共五个月零二十天——你还欠我十天，等我第三次要你坐了牢，十天还我，就扯平了。你死了，我们朋友一场，我会买个金棺材送你。’孟能听了，哭笑不得。”

十、胡茵梦为人，脸蛋满分，大脑零蛋。以20世纪的美人，信12世纪的怪力乱神，非零蛋而何？最近又走火入麂，改名“胡‘因’梦”。身兼结婚离婚双料证人的老孟来电话说：“胡茵梦应该把‘茵’字改为‘姻’字才对，婚姻如梦，不亦宜乎？”我说：“本来是绿草如茵，人生如梦。现在她要落草为因，自然又是大神附体的杰作。这是小事一件。大事倒是胡茵梦红颜老去，后事如何，倒真有待下回分解呢！”老孟叹息，我亦顿悟，开户视之，云深无处。

1989年12月8日

被禁忆趣

我的书，至今被国民党政府查禁者，达九十六种之多，已是世界纪录。在戒严时期，国民党政府不但査禁书，还期期来抢书。最早抢书的馊主意是1967年从对付李敖开始的，嗣后悬为定例。为了对付这一强盗政权，我也组成一个班子，专门跟他们捉迷藏。班子中分了很多股，有明股、有暗股。换句话说，有的是捉迷戴，使他们捕捉不到你的主力；有的是明着让他们知道，诱使他们去抢，必须让他们知道一些明的——当一群狼在追你时，你必须丢半条死猪给它们去抢，或者让它们回去交差，否则它们骚扰得更厉害。这种周旋的局面拖久了，我的手下跟他们的手下干脆“串通”起来了。大家讲明白，你们也不必整天辛苦，到处东奔西走找我们的书了，干脆分你们一些回去交差，想要记功或放特别假的，还可酌情多分一点，你们每天上班时间可出去玩，下班后来领书就行啦！就在这种“串通”下，瓦解了国民党对我的全面封杀。后来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得知，双方手下，甚至还在一起打过麻将呢！

国民党政府这种抢书的馊主意，始于警总政治部主任宁俊兴中将，执行人是政工中校李国瑾，都是王升的党羽。这种制度，还不如独裁国家的“预审制”。实行“预审制”，至少小民可以遵循文警大人的圣旨，知道何者可印、何者不行，至少不必黑字印在白纸上，再给抢走，这样岂不是枉赔检字费、排版费、校对费、打样费、制版费、印刷费、纸张费、管理费？……但国民党的毒辣与整人，作用正是在此！它就是让你生米煮成熟饭后，再造成你的损失，使你进退两难；使你不但卖不到钱，反倒要赔印刷厂和纸行的钱！试问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每次几十万损失，又有几个争取言论自由的志士仁人受得住呢。于是，国民党最后的目的达到了——“不是我们不自由啊！是你们自己放弃办杂志、放弃印书！请美国友人评评理吧！（当然这是高华德式的美国友人！）”国民党统治的真不愧是“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他们从不放弃言论自由，但可使你放弃自由言论！他们从不行独裁国家的“预审制”，但可使你领教他们行的是“预抢制”。预审多麻烦呢？多不民主呢？审都不审，就这样“人不知鬼不觉”的来番暗箭伤人，又多“禁书如草不闻声”呢？又多妙呢？正因为我的书有这种会计学上所没有的一种成本——“查扣成本”，一本阵亡一本方能登陆，所以我的书，都卖得比別人贵。我常用这一理由抱怨给读者听，优先抵制读者的抱怨。

有时来不及捉迷藏，国民党政府先驰得点，查到装订厂，先来抢书，那种情况，就最惨重。那种情况都由上级人员带队，手下的人也放不了水。“千秋评论”第二十七期出版前，我嘱咐我弟弟，所有的书不要全部在装订厂集中，这样的话，他们到现场抢书，顶多只能抢到一千本。那天正好是礼拜六下午，天气很好，我弟弟看第一批书已经安全出笼没有被抢，他就跟工人说，我们下午赶快一起装订完了，大伙好出去玩。于是就运进了一万本，该死的我弟弟出完了馊主意，居然还跑回去大便，结果当天下午一万本被抢得干干净净。我当然大发脾气了，我骂说：“强盗抢你东西，至少你要跟他打个照面吧！强盗要见你，得从万华跑到大安区你家厕所来才成，这叫什么话！哪里不能大便？还非得跑回来大便？人家‘肥水不落外人田’，你却‘水肥不落外人田！”不过，我弟弟的辩解：“却是敖哥，你不知道，每印几期，安全过关后，印刷厂装订厂就要向官方告一次密，大泻一次，给官方做点成绩，也给他们自己留下一些合作的纪录——他们跟我们、跟官方，是交替合作、两头合作的。他们是你的朋友，有时候也客串你的敌人，不得不告密。何时书被抢，其实跟我的水肥并无关系。我的水肥肥到哪里，都是一样啊！”

我弟弟的话，给我不少领悟：我是在忽敌忽友的情况下前进着。在国民党统治下能够印出一点书、做出一点事，可真他妈窝囊啊！

1989年12月13日

浮生一粲

①我的母亲张桂贞，当年吉林女子师范的锋头女学生也，是以“媒妁之言”同我父亲结婚的。不过一个说法是，程烈当时曾追我母亲，那时程烈是我父亲学生，结果老师胜利，程烈且被开除云。二十多年后，程烈在台湾做立法委员、我父亲在台中一中做老师，程烈特别到我家，向老师请安，并以独子程国强相托。有一次教官何琪坚持要开除程国强，我父亲力争，方免被开除，恩怨相报，有如是者。程国强现在“中国文化大学”做教授，前一阵子约我等四十年老同学小聚，我开玩笑说：“幸亏我老子当年贏了，我妈没被程烈讨去，不然的话，这世界没有李敖，而我就是程国强了。”满座大笑。

②我在“少年十五二十时”的时候，看到我家大妹妹和小妹妹吵架。大妹妹是天主教徒，小妹妹不是。一次吵架过后，大妹妹跪下来祈祷，请圣母赦免她的罪，小妹妹在旁边看到，气起来了，说：“这怎么行！你吵完架，一祈祷，就没罪了！而我没有圣母，这下子罪都跑到我一个人身上了！”——英国名家麦瑞底斯（GeorgeMeredith）说：“夫妇吵架，谁朋友多谁有理。”（Inadissensionbetweenamanandawife,thatoneisintherightwhohasthemostfriends.）这话显然要改写了，谁有圣母谁才有理呢！

③我的大妹妹念书时，最迷男明星罗勃韦纳（RobertWagner），可是有一天，突然把满墙悬挂的罗勃韦纳的照片一一摘了下来，然后又一一放好。我问她怎么回事。她说：“罗勃韦纳和那阴险的女明星娜妲丽华（NatalieWood）今年结婚了，所以我先把照片拿下来，不过我不必烧掉，反正还要离婚的！”后来果然不出她所料，一对狗男女，终以离婚闻。至于大妹妹如何使照片复出，我就不清楚了。

④我在台中一中时候，有童子军老师陈大络者，人还不错，只是太喜欢出锋头，但程度又不足以副之。有一次台中市举行书法展，他写了许多毛笔字参加，且幅幅标价，但是无人问津。后来我父亲挖苦他说：“标价可以多标十倍。”他闻之大喜，说：“我的字这么值钱？”我父亲说：“倒也不是。反正卖不掉，标高一点，才更过瘾啊！”

⑤我做预备军官退伍，考研究所以前，忽然发神经，要把法文、德文同时学出个名堂。乃加入补习班，每周一、三、五学法文，二、四、六学德文。过了一阵子，有人问施珂大哥：“李敖到底是法文好还是德文好？”施大哥说：“那要看你是星期几问他。哪一种多学一天，就比另外一种好。”

⑥原子弹的爸爸欧本海默（J.RobertOppenheimer），是一位科学奇才。他在哈佛读书，三年时间，就修完四年功课。二十三岁到德国哥丁根大学，三星期就得到博士。他的量子力学论文，使主考教授甘拜下风。主考教授在口试以后，说：“幸亏我趁早开溜，他已经反过来向我发问了！”我考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时候，所有口试老师都对我笑、不问问题，最后主考教授沈刚伯（文学院院长）只问了一句：“你还要穿长袍吗？”就不再问了。我就那样考取了。

⑦我父亲的把兄阎孟华，我们叫阎大爷，在台湾做立法委员，移情别恋一女立委，把阎大娘给休了。阎大娘没有什么知识，随儿子去美国前，特地买了冥纸，到阎大爷住处大门口烧了起来。边烧边喊：“没良心的老东西呀！我去美国，不能照顾你了，只好先为你烧点纸，也算夫妻一场吧！”吓得阎大爷躲在屋里，不敢吭气。我想，阎大娘如此雅好冥纸，真可加入民进党。

1989年12月9日

浮生一粲一续

①我父亲的好友吴焕章，在大陆做兴安省主席、在台湾做国大代表。他的二女儿叫吴晓瑁。在台中女中念书时，去看电影。电影中米基兰尼（MickeyRooney）被人成胁，在拳赛时只能挨打，不能还手，吴晓瑁竟在电影院中起立高叫：“你打呀！你打呀！你怎么不打呀！”这种移情作用（empathy），也发生在一位英国老太太身上。老太太看到《哈姆雷特》（Hamlet）最后决斗时，竟在剧院中大声警告：“当心呀，那把剑是上过毒药的！”

②刘家昌怀疑李翰祥给他戴了绿帽子，气冲冲跑到片场，当众打了李翰祥。事件发生后，我和影剧圈内深知李翰祥的导演们、朋友们，都坚信李翰祥给刘家昌戴绿帽子之说，是绝不可能的事，这件事，全是刘家昌疑神疑鬼的闹剧。因此我告诉刘家昌以李翰祥不可能偷你老婆的种种证据，我说了半天，刘家昌若有所悟，但是最后大声说：“但是，但是，敖之，我不是王八，这怎么成？我已经招待记者，当众宣布我是王八了！”我听了，大笑，我说：“难道非做王八不可吗？难道非做王八不乐吗？难道要做错了王八，还要为了面子错到底吗？难道非说你老婆偷人，你才变得理直气壮吗？家昌啊！何必自寻烦恼啊！”

③刘家昌是我当年的赌友。此人嗜赌而艺不精，一意赢人而自己屡输。有一天有次牌局，我告诉家昌：“今晚有一个凯子参加。”他闻之大喜，入夜闻声而至。一赌之下，发现高手如云，他输得丢盔弃甲。这时他偷偷问我：“敖之，你不是说有个凯子吗？”我说：“有啊，凯子不是别人，就是你小子呀！”——古时阿波罗发神谕会有一大国战败灭亡，但没说出是哪一大国，求神谕者欣喜而去，不知原来亡者乃自己之国也。

④又有一次刘家昌全部输光，一点赌本都没有了。他低声下气向刘维斌借赌本，刘维斌说：“除非你叫我爸爸，我不借。”刘家昌说：“大丈夫，怎么可以叫人爸爸，不过，叫人‘把拔’可以。”刘维斌问：“什么是‘把拔’？”刘家昌说：“‘把拔’什么意思都没有，只是发音像爸爸。这样叫了，你以为我叫了你爸爸，我只认为叫了你‘把拔’，所以叫了等于没叫，可是赌本却借到了。”

⑤有一次大家在刘维斌家赌钱，赌到天亮时，来了电话，刘家昌说：“一定是我老婆来查勤了，千万别承认！”刘维斌拿起电话，果然是江青打来的，刘维斌立刻把赌台上的生龙活虎气概，收敛得一干二净，反倒装出被电话吵醒的模样，语调迟钝，慢慢而断续地说：“……不在啊……没有啊……我昨晚拍片，今早4点才上床啊……”我们大家屏息静坐，不敢出声。事后哄笑不已，深叹刘维斌演技精绝。二十年后江青来台，到我家拜访我，我甚感惭愧，我觉得她与刘家昌婚姻的失败，我们这些当年的酒肉朋友不无责任。虽然我多年后，已变成律己极严的连清茶咖啡都戒掉了的清教徒，但是自悔少作之情，犹未能免也。

⑥当年我也去过几次舞厅。胡秋原说舞女“形而上者不能聊，形而下者不能搞”，妙句也！有一次与居浩然上舞厅，忽闻广播说：“居浩然先生电话。”居浩然正拥形而上而下之，置若罔闻。我提醒他有电话，居浩然正色说：“这里没有居浩然！我姓张——在风月场所，我都姓张。”我恍然大悟，难怪居太太查勤，永远找不到我们的居校长！

1989年12月10日

浮生一粲二续

①我在被国民党迫害，离开文星、无以维生之际，与李世君以“OK李”为名，在英文报上登广告收购外国人旧电器，转手出售，因为演艺圈内购买力强，所以结交此道中人甚多，这些人多好赌，我也因缘随之，以我一表人才，遇赌甚精，所以嬴多输少，对生活亦有大补。赌友中有李翰祥的经理外号“刘必跟”者，此人不信邪，每张梭哈之牌，必然跟进，认为可有奇迹出现，这样子打法，当然把把过瘾，可是十打九输。有次输火了，开的支票不认帐，反倒告我和蒋光超联手诈赌。法官开庭调查，我说：“凡诈赌者，必然联手者交情很深，方有可能。可是我当天晚上才认识蒋光超，难道是我们上辈子串通好的？”被告蒋光超也在旁证实当晚才认识我无误。法官乃问“刘必跟”：“你告李敖、蒋光超诈赌，有何证据？”“刘必跟”说：“我那天记了日记，有我自己的日记为证。”我说：“这叫什么证据！如果他日记里记我是匪谍，难道我就是匪谍？这种日记太可怕了！”法官点头，最后问我：“你会不会做假牌？”我说：“假牌实在不会做，但真牌打得极好。”说着朝“刘必跟”一指，大声道：“这种人牌打得这么糟，凭真牌就可赢他，何须做假牌！”后来我被警总抓去，办案人员告诉我，本来他们想趁机用诈赌罪整我的，因为整我就连带整到蒋光超，并且扣李敖以诈赌之罪，无人会信，乃放弃此议，不了了之。

②李翰祥的夫人张翠英，美艳、厉害而“小”者也。她跟李翰祥吵架，一边吵一边“政经分离”式的伺候李翰样。有一次我在翰祥家作客，张翠英厉声大骂李翰祥，可是一边骂一边替李翰祥倒茶、打热手巾把，克尽妻道于泪流满面骂不绝口之中，煞是有趣。如此“小”功，真令人叹为观止矣！

③李翰祥来台湾，肇因于跟香港邵氏宾主失和，故在台湾自开片厂国联公司、自做起老板来。但他不善理财，也乏财可理，所以窘态时露。闹出上班开始，自导演、明星以下，直到工友，都一声令下，全体出动，“跑三点半”，三点半在银行门口集合的妙事。还有一次连擦汽车的钱都付不出来，擦车的在天母豪华住宅前面叫骂，而李翰祥夷然在内喝酒，若无其事，真是修养过人者也。我跟翰祥说：“翰祥啊！你是最好的伙计，最坏的老板。我看你早晚还是回邵氏了。”后来不出我所料，他终于回去了。

④彭明敏、谢聪敏、魏廷朝师徒三人叛乱案，宣言写得文笔奇佳，以致被国民党怀疑出自李敖之手。案发生后，李焕请我吃饭，席间侧面以宣言中文极好，或经高手李敖润色为探，我哭笑不得，只好说：“他们写得好，我可以相信，因为彭教授师徒们中文都好；如果是我写的，会更好，虽然直到目前我还没看过宣言内容。”

⑤二十多年前，余传韬从海外归来，透过徐钟珮，与我结识，两人一见如故，聊得开心。有一次在仙乐斯舞厅，王又曾在旁作陪，点来舞女，左拥右抱之余，余传韬问我：“我在台湾做什么最好？”我说：“你组织新党最好，因为你跟他们有生殖器关系（余传韬的父亲是青年党大员余家菊、丈人是国民党大员陈诚）。你组织新党，他们不会抓你。你组织新党，顶多被打屁股而已，怕什么？”可是余传韬就是不敢。后来，他由教育部次长而中央大学校长，一直善保其臀，不敢造次，校长不负此臀，此臀负校长，想起“腹负将军”的典故，不禁失笑。（《通鉴长编》记：“党太尉进食饱，扪腹叹曰：‘我不负汝。’左右曰：‘将军不负此腹，此腹负将军。’”）

1989年12月11日

浮生一粲三续

①我在警备总部被刑求时，办案人员在刑房里朝我大吼大叫，说：“你在我们眼中，是玻璃缸里的金鱼，我们把你看得一清二楚！”其实，他们在吹牛，他们从来没把我看得一清二楚，他们一直以为我是搞政治的，以为我在抢他们口里的一根骨头，因而对我像四脚动物那样连发喉音不已，其实他们全弄错了。唐朝的诗人说：“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但是特务们不能不“相猜”，他们不“相猜”，就没饭吃了。

②特务们问案的一句口头语是：“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其实“弄假成真”，是他们拿手好戏，“假是真来真亦假”。正此之谓也。

③在景美军法处押房，有一次同一个无所不偷的小偷住在一起，小偷长得奇黑，我用台湾话给他起外号叫“欧卡曾”（白话是“黑屁股”，文言是“黑臀”，古人真有人叫“黑臀”）。“欧卡曾”只有十九岁，浙江奉化人，眷区出身，因我对他不错，他说很感谢我，他出狱后，一定找个脱衣舞女用摩托车载来，在我窗下大跳一次，在警卫赶到前，再用不熄火的摩托车载运逃走。他说：“龙头啊！不要太用功了！那时候该休息一下，看看脱衣舞，看看死脱瑞普（strip的日语发音），看看也好！”他一边说、一边扭动，学脱衣舞的模样，丑态可掬，使我笑得腰都弯了！我坐牢多年，但是从来没有那样大笑过。

④牢里的冬天很冷，我把我爸爸在东北穿的一件皮袍子带进来，聊以御寒。皮袍子是猞猁皮做的。猞猁又叫猞猁孙，也叫失利、也叫土豹，是东北产的一种像狸的小动物，能爬树，它的皮在皮货中是上品，在《大淸一统志》中就有纪录。这件皮袍，被贼眼溜溜的“欧卡曾”看中了，他用手摸着上面的毛，一边摸着一边喃喃自语：“毛真好！毛真好！毛真好！”“欧卡曾”连说“毛真好”后第二天，他就被叫出去了。监狱官调查他有政治问题。因为若没政治问题，怎么会说“毛真好！”呢？那时毛泽东还在世，说“毛真好！”是什么意思呢？“欧卡曾”费了九牛二虎的气力来解释，最后才算过了关。原来每间牢房高高在上的天花板上，都有一个扩音机，扩音机是个“大嘴巴”，也是个“大耳朵”。有情况时候它播出监狱方面的命令、号音与音乐，你不听不行，所以是大嘴巴；没情况时候它不声不响，但却是个窃听器，由中央系统逐房抽查，隔墙有耳，所以是个大耳朵。因为大耳朵只能听不能看、只能录音不能录影，所以窃听时候就难免断章取义，于是“毛真好”的误会，就发生了。

⑤我在军法处，年复一年不准看报，所得消息，但凭新进牢的人口耳相传，最新世界大事所得不多，最新流行歌曲倒听了不少，因为大家无聊，以唱歌自遣者比比皆是。有一次一群小流氓们个个会唱刘家昌的《往事只能回味》，歌词是：“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忆童年时竹马青梅，两小无猜，日夜相随，春风又吹红了花蕊，你也已经添了新岁，你就要变心，像时光难倒回，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当时我没见到歌词，把内容听了模模糊糊，最后一句“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我听成“我只好另外找一位”。出狱以后，偶然机会看到歌词，才恍然失笑。但却觉得，我的误听后的新词，其实比刘家昌的原词还高明呢！情人走了，你另外找一位，岂不比梦里留恋更积极吗？

⑥我弟弟在补习班上课时，碰到一位李姓同学，这位同学到处说他的哥哥是李敖，也向我弟弟如此炫耀。我弟弟笑而不答，也不说破，人间奇遇，有如此者。

⑦我弟弟还有一奇遇。前年他在板桥附近，看到一黑狗一黄狗。黑狗趴到黄狗身上，欲性交也，折腾了一阵，败下阵来。不料转眼之间，黄狗又趴到黑狗身上，亦欲性交。顿时令人雌雄莫辨。人间奇遇，能有几回，惟吾老弟一再躬逢，真是鸿运当头也！

1989年12月12日

浮生一粲四续

①我弟弟惧内。有一次在我隔壁的办公厅与太太通电话。最后我听到他忽发大声，怒叫：“你太欺负人了！这是什么意思！”我心里想：他敢对老婆发这么大的脾气，真是英勇。后来才得知：原来那些大声叫骂，是挂上电话后，一个人喃喃自语的。

②我弟弟是我的总管，一切我不做的事，都推给他做，朋友们找我帮忙，也多派他出场。有一次，好友罗小如天黑后练车，车子左边掉在沟里，来电吿急。我派我弟弟去救。不久小如来电话，说：“令弟来救我了，令弟真够朋友——他自己的车，也掉在沟里了。”

③我弟弟有个朋友彭宪毅，我们叫他小彭，性爱热闹，更爱看热闹。有一天开车上街，看到有消防车呼啸而过，立刻尾随去看热闹。不料消防车左转右转，愈转离他家愈近，最后转到临沂街的小巷里，发现着火的，正是自己的家！

④台湾刚有计程车的时候，我也试试新，试坐计程车。只见车开甚速，价目表连跳不止。我大吃一惊，赶忙喊：“下车！下车！”

⑤我女儿在美国学校念小学时候，一切洋派，不知天高地厚。每到百货公司购物，一边买一边喊：“便宜！便宜！”赞美之声不绝。

⑥漫画家牛哥（李费蒙）的太太冯娜妮，是我三姐在北京贝满女中的同学，为人有太妹气。这位新女性漂亮多才，只可惜爱犯“行同男人”的毛病。她对老公，管理得宽中带严，老公要同朋友逛酒家，可以，不过她也要一起去，去了还不说，她还要当场也和男生一样搂女生：“本姑娘也点一个。”这种太妹作风，真是有趣。

⑦孔德成的女儿嫁给了洋人，牛哥认为有辱孔子后代的身分，画漫画以讽之。多年以后，牛哥自己的女儿也嫁了洋人，有人问起，牛哥自嘲说：“报应啊！报应！”

⑧作曲家林二喜逛酒家。我向他打趣说：“林二老兄啊，人家是酒家女，你是酒家男。”林二大笑。

⑨李翰祥搞“国联”公司，推出“国联五凤”。公司将倾之际，又找来夏台凤做第六凤，最后公司垮了。我对他说：“你最后找来‘下’台凤，真是一凤成谶呀！”

⑩王羽有次对简志信（瑞甫）说：“我最佩服李敖了。他报仇，可以靠笔杆，一报就报一群人；而我报仇，只能靠拳头，一个一个打，累死人啦！”

(11)简志信，余纪忠之红人也，本是我老友，他在艺专做学生时，即由他校长张隆延介绍，与我相识。有次他去听孟绝子讲演，掩耳而归。对我说：“他讲演，说的人不怕，可是听起来都害怕。听都不敢听呀！”

(12)二十多年前，我的女明友吴海蒂在中央酒店吃饭，她是在林青霞以前，演《窗外》的女主角，台湾名媛也。邻桌有涂咪咪，是“中国小姐”候选人，也是台湾名媛也。涂咪咪为了表示媛嫒相惜，特委同桌一客人过来，向吴海蒂说：“涂咪咪问你好。”不料吴海蒂却回问一句：“谁是涂咪咪？”——吴海蒂明明知道涂咪咪是谁，却佯做不知以折辱之，真所谓名媛功夫也！

(13)吴海蒂常去她干妈家，跟上下都熟。有一天，卧病在床的八十多岁的干妈的婆婆偷偷向她说：“请替我买几条内裤来，要花的。”记得比尔奈（BillNye）说：让每一个渴望名声的人挑选他自己的内裤（Leteverymanwhopantsforfameselecthisownstyleofpantsandgoahead.）这位老婆婆八十多岁了，还以挑选内裤为乐，女人啊，女人！

1989年12月15日

浮生一粲五续

①住台大第一宿舍第四室时，李鸿禧住在对面第三室，默默无闻之小辈也，而我却早已名满台大，香港《大学生活》报道我，《自由中国》亦有我的文章。不料多年以后，李鸿禧做了台大教授，在课堂上回忆学生时代，说当时有“台大二李”闻名，二李即李敖与李鸿禧。我的女秘书武慰先听了李鸿禧的课，以此为问。这种吹牛皮，令人失笑。

②在台大时，方豪老师欧游归来，说德国人爱养狗，牵狗上街，以为炫耀。有一天他看到一位老太太牵了一狗似猫，乃趋前小聊。方豪说：“我听说有一神狗，长得像猫，今天我终于看到了。”不料老太太说：“神父，它根本是猫，不是狗。因为我没钱买狗，特地以猫来代替。”

③台北有卖所谓“迷你兔”者，以永远养不大为号召。陈文茜去买了。结果愈养愈大，终于变成了大兔了、原来她买的，根本是小兔。

④萧孟能把他白手起家的发妻抛弃，把十五户房地都过户给别的女人（王剑芬及她亲友名下），要跟发妻离婚。我认为感情有变化，要离婚，也是人之常情。但夫妻一起赚的钱，总不能由丈夫一个人独吞，至少该分太太一半，但萧太太始终分不到。后来穷得给人照顾小孩，每月挣八千元糊口。我气不过，要主持正义，陪她去找萧孟能理论，这就是国民党新闻界大加渲染的“捉奸案”。国民党新闻界和所谓“正义之士”骂我不该陪萧太太去找萧孟能，但他们全体坐视这样可怜的女人遭遇这样不公平的待遇，他们的“正义”，竟凉薄得一至于此！被骂的时候，我笑着说：“大概我通奸被人捉，都不会挨这么多的骂吧？”“大概我跑去献花，才能符合他们的正义标准吧？”记得巴顿将军巡视伤兵医院，看到一个小兵，一点伤都没有。巴顿问这是什么病，说是得了战争疲劳的毛病。巴顿大怒，给小兵一个耳光，说你是懦夫，你怎么配住伤兵医院，您怎么配和这些受伤的英雄们住在一起？这下子闯了大祸，美国新闻界全体起哄，说将军打小兵，不民主、不人道、是法西斯。结果巴顿被撤职查办，他多年为保卫民主、保卫人道、反抗法西斯的汗马功劳都被歪曲。巴顿大为感慨：原来这些伪君子是他妈这样的！他讽剌说，早知如此，我当时真该吻那小兵才对！大概我那天宣示去送吻，才能满足国民党新闻界和所谓“正义之士”吧？

⑤那天陪萧孟能太太一起找萧孟能理论的，还有有正义感的段宏俊。当晚萧孟能遁走，王剑芬在场，与段宏俊斗起嘴来。王剑芬说：“段宏俊，你给什么人做走狗不好，要给李敖做走狗！”段宏俊说：“王剑芬，本来老子要把你毁容的，但是一看到你长得这么丑，自然就没有毁的必要了！”我在旁边听了，哈哈大笑。

⑥到了夜里四点，我肚子饿了。乃开玩笑说：“剑芬，我提议双方停战一小时，你去熬一锅稀饭，大家吃吃。”王剑芬怒目而视，气得说不出话来。

⑦我与胡茵梦结婚第三天夜里三点多钟，有个自称中视林导播的，打电话找胡茵梦，我说现在是夜里三点啊！他回答说：“没错，我知道是夜里三点，你叫不叫胡茵梦来听？她不来听，明天我就公布胡茵梦跟我的床上照片。”我说：“林导播，胡茵梦在跟我结婚前，就开过一张名单给我，名单里面没有你，可见你是冒充的，如果你有照片，那你公布好了。”

⑧当胡茵梦哀怨的到处说她是唐宝云第二，会被李敖拖十年，五个钟头后，她就接到我的离婚书和玫瑰花，我们相拥由记者拍离婚照，我对她说：“你不是唐宝云第二，你是胡茵梦第一。”她为之泪下。

⑨离婚第二天晚上，有个人打电话到我家说：“李敖，我要杀你全家。”我说：“我只一个人，你怎么杀我全家？”他就说：“好，那我杀你一个。”我告诉他：“那你排队吧！要杀我的人一大堆，还轮不到你呢！”

1989年12月16日

浮生一粲六续

①方豪有一次同我和萧启庆等逛阳明山，在台大招待所里，大谈他和侯榕生的事。说他在北京辅仁大学教书，没穿神父服装，第一天就被女学生侯榕生看中。侯榕生回家告诉母亲，有所计议。不料有一天，方豪穿神父服装上课，侯榕生乃狂奔回家，向母亲大哭说：“妈呀，他是神父呀！”我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后来在台湾，侯榕生吿诉他的，候榕生在台湾和他重逢，余情不断，还写过一篇《破碎的圣母像》，就是写他的。言下不胜得意。

②传说方豪从小家里穷，他父亲在教堂打杂，就把方豪给许愿许进了教堂准备做神职人员。所以方豪做神父，并非自愿。因非自愿，所以酒席上一喝醉了酒就大哭大闹，说：“我不要做神父呀！是我爸爸叫我干的！”

③我办《文星》，得知教会中有黑幕与矛盾，乃鼓动方豪化名“沈沉”，写《从三文件看辅仁大学文学院》。文章一出，无异把一颗原子弹丢在天主教头上。枢机主教田耕莘等立刻开紧急会议，追究教会内部文件怎么泄漏的？并追究作者是谁？与会人士不假思索，一致断定非方豪莫属，于是立刻把方豪找来，由田耕莘亲自审问。方豪死不肯招。田耕莘要他在圣母面前跪下发誓，方豪扑身便倒、脱誓而出，仍旧矢口否认。田耕莘大骂他发假誓，方豪被逼无法，心生一计，说请到文星去查，如能证明是我写的，我就甘服。田耕莘认为有理，就决定派人去查。但《文星》有李敖在，李敖是何等剽悍的人、岂是易与之辈？于是商量一阵，决定派一位徐神父来拜访我。徐神父来了，对我说：“李先生是干脆的人，我们打开天窗说话：教会方面，断定是方豪干的，方豪品行不端，我们不会错怪了他。不过，为了证据齐全，我们还是找到《文星》，请李先生开一证明，证明作者是谁。”我说：“不管作者是谁，《文星》没有义务答复你们。”他说：“当然没说义务不义务，只是来请你们答复。”我说：“请也不行。”他说：“教会方面表示，这篇文章已构成严重的诽谤，很多人主张要告《文星》，一告的话，作者是谁，就可以告出来了。”我说：“是可以告出来了，不过作者的名字叫李敖。”他说：“李先生说笑话，这篇文章不是你写的，是方豪写的。”我说：“是我写的，方豪写不了这么好。”他说：“我们相信是李先生改过的、增补过的，不过起草的一定是方豪，李先生不会知道这么多教会的内幕。”我说：“只要你们告告看，你们就会惊讶我知道教会的内幕，远超过你们的想像！你可以转告田耕莘，我保证在你们告我的第二天，就公布闹同性恋的神父名单——包括你徐神父在内！”徐神父一听脸色大变，赶忙说：“哪里的话，哪里的话，李先生对我们全误会了。田枢机派我来，绝不是通知要告《文星》的，哪里会这样伤和气……相反的，教会方面还准备送二十万元现金给《文星》资料室，不要收据。教会方面决意要清除神父的败类，所以无论如何要李先生帮忙。”我说：“二十万是大数目，可是你们看错了人。你请回去吧，告诉田耕莘，留着二十万，去买别人吧！李敖不卖，也不帮忙！并且顺便带一句：文章是我写的，可别罚到方豪，别冤枉了好人。方豪如受到教会的惩罚，我可不能沉默！”就这样的，方豪安然过了关。后来偷偷请我吃了一顿饭，说：“跟你一起奋斗，吓死人了！”我大笑。

④胡秋原跟我打官司，有一次在法庭不称我之名，而叫“李匪帮”，我提出异议。后来才弄清楚，原来他叫我“李诽谤”，可是他的黄陂土话发音成“李匪帮”，所以吓人倒怪也。

⑤费翔的妈妈毕丽娜，女中豪杰。但来台之初，因“涉匪案”被关，故颇擅自脱之道，遇到麻烦，走为上计。有次朋友聚会，她进门来，发现大家好像在谈她，立刻就说：“不是我。”美国参议员有在议会中打盹者，经人推醒，立刻先说：“我反对。”职业使然也。

⑥我弟弟小我十岁，是国民党。我常扬言说：“他是我唯一能压迫的国民觉。”有时临之以威，他颇生畏，而敫衍自脱。有一次我打电话给他，厉声问：“办好了没有？”他应声答：“办好了！”我再问他：“办好了什么事？”他说：“你还没交代，我还不清楚哬！”

1989年12月16日

浮生一粲七续

①魏廷朝第一次坐牢跟彭明敏同案、第二次坐牢跟我同案。彭明敏被捕时，身份是台大政治系主任，备受优待，魏廷朝借了彭明敏的光，少吃了不少苦头。魏廷朝身体极结实，反应又“迟钝”，给人一种厚重有力量的感觉。他第一次出狱后，彭明敏约他和我见面，我问他被国民党刑求的情形怎祥？他笑着说只被打了耳光，没被刑求。我说听说耳光打得连你牙齿都给打掉了，这还不算刑求吗？他说：“太轻了，不算！”我和彭明敏听了，为之失笑。

②魏廷朝第一次出狱后，跟我说：“只要有反国民党的事，你就算我一份，不必通知我了。”后来他不通知我，就把我咬成台独分子，大概也是心同此理。目前他弟弟魏廷昱来看我，我说：“我被你哥哥和谢聪敏咬成台独分子，坐在冤狱里，心想这两个台湾人是最坏的台湾人；现在我阅台湾人已多，发现他们两个是最好的台湾人啦！”小魏苦笑。

③魏廷朝优点极多，但有一最要命的缺点，就是长舌。我曾戏责以外号——“长舌男”。许多不该说的话，他都说了，害我在监狱吃了不少苦头。我与他同受秘密军法审判时，我夷然不发一语，军法官问我为什么不说话，我回了一句：耶稣被审判时也不说话！魏廷朝在旁边，急了，连忙说：“李敖不说话，我要替他说话。”我当时简直忍不住笑。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曾说过一个笑话，说有个囚犯被判死刑，法官说你可以用最后五分钟时间畅所欲言。这囚犯很干脆，表示他无话可说，死就死了，不必废话。法庭里突然有个旁听的站了起来，对法官说：“如果他不要这五分钟，就请给我吧，因为我正在竞选议员。”魏廷朝的作风，使我联想起这个笑话。

④我还给魏廷朝取了一个外号，叫“手电筒”。我和魏廷朝被警总跟踪软禁时，他三天两头坐在我家。有一次王晓波来看我，大家举行“本因坊”式棋赛。谈到魏廷朝是处男，我笑说：“魏胖全无生理卫生知识，你把女人给他，还得画好生理图解，交给他一支手电筒，他才找得到女人的要害。”晓波大笑，魏廷朝也随着笑，不以为忤也。

⑤魏廷朝在牢里独居，自己跟自己下围棋。后来我问他怎么能变成两个我，他说人根本就有两个我。

⑥最后一年，魏廷朝和我关在一起。还有谢聪敏和李政一，四人同居一房。我宣布大家来生再见，拒绝讲话，但偷偷只和李政一来往。那时洗澡时总要一贯怍业，脱下衣服，同时洗了。有次看到魏廷朝洗澡，把准备换穿的衣眼，糊里糊涂重洗了一遍；把刚脱下来的衣服，又穿了回去。他那时又胖又黑，光着大屁股，吃力地洗衣服，使我想起狗熊进玉米园的故事。（狗熊进玉米园，折一根玉米挟在腋窝下，左摘右丢，弄了一夜，出园时腋下还是只剩那一根！）

⑦日前林水泉请我吃了一顿饭，距离他上次请我吃饭，已经二十多年了。那时他是台北市党外议员。此人豪爽、义气而有趣。黄毅辛在牢里告诉我：林水泉被关进军法处看守所，正关在他那一房。一天晚上，牢门开了，只见一个年轻人，一手挂着破军毯，一手拿着饭碗等杂物，光脚进来，站在门口，笑容满面一鞠躬，说：“小弟林水泉，台北市议员。”浑然忘我，令人绝倒。

⑧黄天福做立法委员下来，蓬莱岛案发入狱，朋友们去看他，因为受优待“特别接见”，可以大家面对面聊天。聊完后，黄天福浑然忘我，以送客心情，陪人往外走，经狱吏拦截，方悟此身原在牢中。

⑨林水泉案发后，调查局把彭明敏请去约谈，对彭明敏说：“彭教授，这些人都是你的信徒，你有何意见？”其意显然在逼彭明敏就范。不料彭明敏答得妙：“把他们一律枪毙！”事后彭明敏跟我说：“我不表现得那样无所谓，问题更麻烦呢！”

1989年12月17日

《调查局黑牢345天》序

1988年10月，李敖出版社为李世杰先生印行了《调査局研究》一厚册，引起各界的重视。青年党且根据它，向国民党法务部长要求撤回潜伏在该党内的国民党特务分子；民社党也根据它，要罢免该党中的国特；而民进党也根据它，发现内有线民……李世杰垂老反扑、兴风作浪的本事，由此可见一斑。

《调查局研究》出版后十五个月，李敖出版社又要为李世杰出版他的另一巨作——《调查局黑牢345天》。他嘱我再写一序。回想李世杰这些作品，从写作到出书，我都是煽风点火资匪有据之人。李匪无我，无以至今日；我无李匪，无以乐余年，自然乐为之序。

世杰老兄是我牢中难友。我晚他坐牢、早他出狱，论起此道年资，迟到早退的我，实在不能跟他相比。他坐牢二十年，不但在“量”上多过我，并且在“质”上更是绝后空前。他先关在调查局黑牢三百四十五天，饱受折磨、凌虐与刑求。他回忆说：“二十年时间是漫长而惨苦的，其中尤以开头的三百四十五天更属惨绝人寰。若说往后的十九年是度日如年，则在调查局黑牢里的每‘一日’，实在比那十九年中的任何‘一年’，都是过的更漫长、更痛楚、更残酷、更加令人震怖战栗的地狱生活！”正因为这三百四十五天的开场白是如此之黑，所以，它的内情，更令我们欲知全貌。

我们读古人书，读到《汉书》路温舒传，看到他说的：“夫人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视之；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却，则锻炼而周内之。盖奏当之成，虽咎繇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何则？成练者众，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狱吏专为深刻，残贼而亡极，偷为一切，不顾国患，此世之大贼也。故俗语曰：‘画地为狱，议不入；刻木为吏，期不对。’此皆疾吏之风、悲痛之辞也。故天下之患，莫深于狱；败法乱正，离亲塞道，莫甚乎治狱之吏。”（按人之常情，过得好就喜欢活，痛苦不堪就要寻死。在刑求之下什么口供得不到呢？所以囚犯受不了痛苦，就编造假情节给办案的人看〔看办案人员的反应，以猜度是不是编对了方向，接近了原案〕，而办案人员就趁着这种假情节，教导他如何编成假口供；办案人员又怕往上呈报后被驳回，于是把案子罗织得非常结实、天衣无缝，使囚犯陷入法网。呈报上去以后，就是第一流的法官皋陶审查起来，也要认为死有余辜。为什么？因为编造出来的假情节太多，和法律丝丝入扣，罪状太明显了。办案人员专干这种残酷苛刻的勾当，残害人民而无止境，只顾苟且一时，不管对国家的后患，这是世上的大祸害。俗话说：“就便是在地上画个监狱，也别进去；就便是用木头刻个办案人员，也别和他面对。”这都是人民对办案人员痛心疾首而发出的哀呼。所以天下的祸害，没有比刑狱更可怕的了；败坏法纪、颠倒是非、离散亲属、堵塞正义，没有比办案人员更严重的了。）

上面这种两千年前的刑狱素描，是一种简明的骨架，虽然句句真实不虚，但是骨架以外，益之以血肉之作的，则唯有李世杰这部《调查局黑牢345天》，方补足了两千年的空缺。就凭这一重大的意义与实例，这部书，就足称得上“汉唐以来所未有也”了！

感同身受，提笔文存。特志其大，以告读者。

1990年1月1日

段宏俊的妙语

12月25日，各报刊出老友段宏俊成立竞选总统办事处的启事，《联合报》且发布新闻，说他“成为我国第一位公开宣布竞选第八任总统的国民”。同日《世界论坛报》赵卿在“新春秋”中，特别点出“自民国初年的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以来，每逢选总统，必然有两个特色：一为全国各地，立刻会出现一片‘劝进’之声，二为只准自己选，不准别人选。如果有人敢冒‘大不韪’出来竞选，在过去是要‘锄而去之’的；现在也许‘锄’不动了，则谓之‘杂音’，要发动‘民意’与‘舆论’来‘消除杂音’。”“现在到了中华民国七十八年了。这时选总统，上述两大特色，其寿命竟得以延长七十八年，到目前依然‘音容宛在’，‘劝进’之声此起彼落，什么农会、省府委员、监察委员、立法院国民党新科立委（由赵少康一马当先）、台大教授、丁庭宇‘民意调查’、东海‘民意调查’……到处诚惶诚恐，高喊万岁，予生也晚，未能躬逢其盛，不晓得当年袁世凯想做皇帝时，那班‘文学侍从之臣’，是不是这个样子来制造民意的。”“段宏俊先生现在出马了，起码在形式上首先打破了‘一言堂’的垄断局面……”

我生也晚，也对“文学侍从之臣”劝进袁世凱的丑态，未能躬逢其盛，但查起当时电文来，发现其肉麻程度与传播程度，却还昔非今比呢！

其实，纵使在当年的国民党，也曾有过不一人选的假戏。1948年选总统那一次，蒋介石与居正虽同为国民党同志，但却出之以两人互竞而选。而今天李登辉的架势与“文学侍从之臣”的附势，显然走的是“只准自己选，不准别人选”的招数，司马登辉之心，路人皆知矣！

从这种角度看，不自量力的段宏俊出马竞选总统，正因他悬殊不伦，反见其滑稽讽剌。更有趣的，是段宏俊举手投足之间，发言讥世，有言近旨远者。例如他说：“老国大代表们做了这么久，其实也算不上什么错。他们的错处，是选了四十年，都没把总统选对了人！”这种有趣的论调，轻怨薄怒、谑而不虐，可以看出段宏俊的妙人妙语。

袁世凯当中华民国总统时，国史馆长王闿运写对联以讽。上联是“‘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无分南北”；下联是“‘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民国总统”，本做如是观。但在以言讽之以外，又出之以行动，以竞而选之之搅局，大正若反、专做第二人想，呜呼老友段宏俊有之矣！

1989年12月25日

从赵少康发言错误看国民党立委程度

1987年11月10日立法院院会上，国民党小生立委赵少康发言说：

法国大革命时，罗曼罗兰曾说过一句名言：“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之。”今天有部分人士假借民主之名行暴力之实，本席在此愿借用罗曼罗兰的名言：“民主、民主，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之。”（《立法院公报》第七十六卷第九十期）

事实上，罗曼罗兰（RomainRolland）并没说过这种话。

这种话是相沿自18世纪法国大革命“罗兰夫人”（MadameRoland）的话，罗兰夫人的全名是Roland（deLaPlatiere）,Jeanne-MariePhlipon,也叫ManonPhlipon，她是罗兰先生的夫人，罗兰先生的全名是Roland（deLaPlatiere）,Jean-Marie，他在罗兰夫人上断头台后第七天（1793年11月15日）自杀。他们死后七十三年（1866年1月29日），罗曼罗兰才出生。罗曼罗兰是19、20世纪的人，当然他不会参加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

像赵少康这种无知的国民党所闹的笑话，其实也不只他一人。1984年7月27日，国民党高干曹圣芬主持的《中央日报》上，以《政府要负起责任来》为题的“中央日报短评”中，就有这样的话：

法国罗曼罗兰夫人有言：“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之！”我们是爱好自由的社会，必须严防假自由之名以行罪恶的企图。是大家应该提高爷觉的时候了。

当然，“罗曼罗兰夫人”也没说过这种话。像曹圣芬这种无知的国民党，显然乱把“罗曼罗兰夫人”当成“罗兰夫人”，他与赵少康闹的笑话相同，只是男女有别而已！

罗兰夫人的话，出自拉马丁（AlphonsedeLamartine）的书——“HistoiredesGirondins.”，原文是“Oliberte!quedecrimesoncommetdanstonnom!”（Oliberty!howmanycrimesarecommittedinthyname!）但经考证，拉马丁弄错了，当时罗兰夫人所说的，根本是“OLiberte,commeont'ajouee!”（OLiberty,howyouhavebeentrifiedwith!)，乃是自由弄人之意。这一原委，国民党无知之徒，也不可不知也。

1988年1月3日夜12时

乱世居家泪

一、读李敖文章书后（王小痴）

1983年6月20日左右，李敖接到居浩然次女居蜜给他的一封信，告诉他：居浩然已在这一年3月5日病逝澳洲的消息。敖之写了一篇《“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怀念居浩然》的纪念文；文章中附有：（一）居蜜原函；（二）居家在浩然遗物中找出浩然所作一首律诗“天涯怀李敖”（1972李敖系牢，居浩然在赴美的飞机上写在小日记簿中）；（三）李敖也写了四首五律，感念这一位“人奇于文，文奇于诗”的亡友，由于我也是居浩然朋友之一，所以李敖把他的文章和附件，都影印了一份给我；我看到了，对“又一故人成新鬼”，至写感伤！尤因敖之的大文中透露了：“但他晚年竟精神有异，‘遂为狂疾’（疯癫），这是很令朋友同情的。”忝为朋友之一的我，自也何能免此！

于是，我也在当天写给李敖一封信，表示对居浩然的悼念。我的信中有一段：

话又回过头来再谈浩然，你所透露的：“但他晚年竟精神有异，‘遂为狂疾’。”——如果他致死的原因竟以此，不能不使人为之感到心酸！由于我在二十六、七年前无事总常到江良规的办公室聊天，而浩然也常常前去；在一次居浩然向江良规借了汽车拿了车钥忽忙离去后，江良规对我说：“浩然这个大少爷，自己手创的淡江英专，又为校长，居然会被人扫地出门，我看他近来说话老是颠三倒四，可能真要气疯了。”我想，浩然之死，如果真的“遂为狂疾”，或即肇因于是。当年逼他扫地出门的人，“篡”他位的人，如闻及他真的因此以死，应亦有内疚神明之感吧！

李敖把我写给他的这一封信，也一并登在《李敖千秋评论丛书24》上面。他又写了一篇《王小痴给李敖的信读后感》和又一篇《淡江大学的一件秘闻》，合而作为他这一册丛书的小主题。——“泪下人影寒”。

由于李敖所写的《淡江大学的一件秘闻》，有根有据引用了居浩然发表在《传记文学》一篇《哭玖姊》文章（1969年6月1日《传记文学》第十四卷第六期），指出：淡江大学创办经过，以及姊姊的夫家（张家），“一直传说舅舅（居浩然）霸占校产”——“就是玖姊（居瀛玖，居正的次女，居浩然的二姊，张建邦的法定母亲）为了她那不孝不悌的姜姓媳妇，宁可得罪居家，姊弟失和。”李敖接着说：“最后，居瀛玖在请走了自己弟弟后，自己又被张家架空。她深感人生乏味，终于上吊一死。”

居浩然自己文章的结论是：

玖姐之死，出于自求解脱。其生前含冤，非世间法律所能申。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玖姐死而有冤，必求直于天帝。浩然远在澳洲，祭奠无由。唯有抆泪遥拜，稽首叩祷：玖姐！玖姐！魂兮归来！萱野居姓，功过俱泯；张姜有亏，愚眛无知。欺凌弱息，上天殛诸！

可见居浩然对“张”、“姜”怨毒之深！文章是登在台湾的《传记文学》上面，这一本杂志为政治人物和过气政治人物缅怀“当年勇”的地盘，稍涉政坛的人，应都不至不知道有这一篇文章。发表之后，十四年漫长时间，未闻所涉之人（张建邦和他的姜姓夫人），有任何要求“更正”或提出辩驳之举。而在法律上（包括刑法之散布文字诽谤他人条文：或出版法之更正辩驳条文），公开散布之文字，对所涉之人有效诉追的时间，仅六个月。简单的说：过了六个月，没有去控告、更正、辩驳、都视为当事人以默示表示承认之意。而，写文章的人，在六个月之后就不负上述法律的责任了。因此，李敖写“淡江大学的一段秘闻”，引用居浩然发表在十四年前《哭玖姊》的原文，十四年来未有争议的文章，在写作的立场，可说是十分严谨的。

李敖因为我写给他的信，提出了江良规所说的：“居浩然被‘淡江’扫地出门”那一段，触发了为亡友打抱不平的侠义之举。我们由他文章的最后结尾，可以看出他在这一方“侠骨柔情”（李敖自评语），他说：

……如今居瀛玖死了，居浩然也死了，他们在天堂之上，会不会“求直于天帝”，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人间岛上，我们要替天行道，对“欺凌弱息”的张建邦予以声讨，对支持这种人的国民党也予以声讨。只有这样，人间岛上的一些正义才得以幸存，我们绝不沉默！

又由于，我在去年前每个月要替《文坛》杂志写一篇补白文章，在面临交稿最后期限，搜索枯肠寻找题材，觉得外间流传很久的：张建邦“驱舅”、“弑母”两大公案，经过了李敖的启发，提示了居浩然所作的《哭玖姊》资料，如再加引伸出来，未始不可以另外再写一篇。因之我乃把居浩然与张建邦舅甥的不同际遇，写了一篇《“崔苔菁”与“非崔苔菁”！》的芜文以付（1983年9月15日出版的《文坛》第二七九期）。由另一角度诠释：张建邦籍贯是台湾宜兰，合乎时下流行的“崔苔菁”条件，所以无限风光；而居浩然，虽是党国元老居正的儿子，但他的籍贯是湖北广济，是百分之百的“非崔苔菁”，所以荣枯殊途，乃就不足为奇了！芜文之中，也转引了李敖已引用过的居浩然《哭玖姊》一些片段。

不料，这一篇登在《文坛》的芜文，引发了很大的回响。原因是：《文坛》每一期约有一千多本赠阅给政要，政要们平时收到了，未必有时间去看；但到了有文章涉到政要人物的时候，就会有人互通消息问：“看到了没有？”于是，很迅速的，绝大部分赠阅户都看到了。出版没几天，《文坛》发行人朱啸秋桌上电话可忙哩！所接到政要的电话不计其数。大多数是说：“看了这一篇文章，才知道张建邦原来是这么一个人！”一时之间，对张建邦所造成的困扰，似乎不小。没几天，淡江大学的教授李子弋，就找我在忠孝东路“三普饭店”的隔壁“福乐”冰淇淋店见面，

子弋是三十多年的老友，原为《自立晚报》总编辑，后来因为《自立晚报》易主，而转业为“淡江大学”的教授。我们是晚上十点才碰面的，他开门见山说我的那篇文章和李敖的文章，给张建邦造成了很大困扰。并说：他也和敖之通了很长电话，讨论这一件事。敖之说：他引用居浩然所写的文章，是已公开了十多年，未发生过争议的资料。如果现在张建邦认为仍有疑议，还可以来函更正或写文章在“千秋评论丛书”上辩驳。

子弋说：既然十多年前居浩然发表《哭玖姊》文章时，张建邦没有去更正或辩驳，现在再谈更正和辩驳，自都失去意义了。又说：约我见面的目的，只是把居家和张家一些难言之隐，和难言之痛告诉我：居浩然在他发表《哭玖姊》文章中，掩饰了一些事实，而致使人看了有“事未易察、理未易明”的误会。他说：约我见面所谈的，和他与敖之在电话中所谈的，内容一样。就是在居浩然文章以外，还有一段曲折的家族故事，不是代张建邦要求更正或翻案，只让我了解他们家庭背后还有些不为人知的隐痛。我静静的听，前后大约谈了二小时，到“福乐”打烊逐客，已是子夜十二点才分手。

子弋对我所说的事，很多，他个人和居浩然、张建邦又都是朋友，所谈的自仍有“分寸”和“隐讳”。但，我认为所谈的血缘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可信的。既然不要求我做辨正或补救的事；我听了，也只是当做听故事一祥，放在心里。前两天，无意间李敖的红粉知己（也是我所最尊敬的一位很特别的女人）刘会云小姐谈起这一件事。今天，李敖就派人把居浩然原作《哭玖姊》文章全文送来给我，传话要我写一篇有关这一方面文字。我接到后没有和他见面（他两年多来不见客），也没有和他通电话（他多是不接电话，也有人碰运气打通了）；但我正在看他新出版的《千秋评论丛书35》，其中一篇《佛头上与太岁头上》的公开信，“信”是写给郑南榕先生的，其中有一段颇能发人猛省的话，也颇能传状出李敖在写文章时，虽然骂人不打草稿，但他在材料事实方面严格自我要求，光明磊落的态度。我把他这一小段文字，抄录如下：

……你们的杂志登我的种种，事实部分，最好仍依例求证正确，以免“佛头着粪”；论断部分，则可对我见仁见智，不怕“太岁头上动土”——每个人都有论断别人的自由，但是不能在错误的事实上加以论断，请嘱编辑部小鬼们幸加留意，否则统统要打屁股！

我想，容我做一次“闻弦歌而知雅意”的李敖朋友（希望我不是自作聪明）。——李敖找出居浩然《哭玖姊》原文，派人送给我，要我写一篇，似是要我在这篇《哭玖姊》文字有讳饰事实的部分，作签证与补充。现在，仅就我自李子弋口中听到的，居浩然与张建邦舅甥之间，在血缘上一向视为忌讳和“保密”的部分，作为补充：

——居浩然的二姊、张建邦户籍上的妈妈——居瀛玖，在嫁给张惊声以前，张惊声在台湾的罗东，已有一位童养媳，而且已送做堆、圆了房，生了一个胖小子——张建邦。张惊声为了娶居瀛玖，由日本回到罗东，和童养媳太太“离婚”；离婚是法律上的名辞，而实际上则是给“休”了！这就是张建邦的生母。据说张惊声这一位元配太太在被遗弃之后，公婆怜她际遇，曾经收为养女，愿意赔上一副嫁妆，让她再嫁。可是这个死心眼的小童养媳，就是不嫁。据去年李子弋告诉我的时候说：“现仍健在人间”。

——张惊声休了发妻，却要儿子。把张建邦带到上海，交给居瀛玖带养。后母与前妻儿子之间的“亲子关系”，因居瀛玖本身无出，感情据说不恶。

——而，在张惊声和居瀛玖夫妇名下，尚有一个户籍上的“儿子”——张建国。他在血液上，既不是张惊声的儿子；也不是居瀛玖的儿子；自然更不是张建邦的手足。说起来，可是居家最伤痛的“纪念品”。据说是居正另一女儿（是瀛初？还是瀛棣？我没问子弋，所以不知道）所生的。总之，居觉老这个女儿和女婿，在抗战结束时期，被当司法院院长的自己的父亲，岳父，大义灭亲，判处了死刑。——因为，抗战末期，居正亲自颁布了《惩治匪谍叛乱条例》，不久就发生了自己女儿和女婿是“匪谍叛乱犯”的案件。这就给居正这位司法院长以严重的考验了。结果，居正是亲自批示了自己女儿和女婿判处死刑。而且很迅速的被执行了（据说：是为恐家属环请、亲友关说、自己游移，致使威法不行，所以痛下决心）。而这个女儿身后遗有一个褪褓中的婴儿，就交给居瀛玖去带养，变成张惊声和居瀛玖的“次子”、张建邦的“弟弟”——张建国。

我们由以上这些人、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些关系，我相信李子弋如果没有绝对了解，他是不会对我这么说的），现在，我再复按一下居浩然《哭玖姊》的全文，也不难发现他在这一方面，闪烁其词，像有难言之隐。尤其他对居瀛玖和张建邦的“亲子关系”以及他本人和张建邦的“舅甥关系”，从未一言触及。反而对居瀛玖自幼抱养给萱野家，以至如何认祖归宗的过程，不厌其繁，写得十分详细。因此，我对子弋之说，觉得有相当大的可信度。

当然，子弋也谈了“驱舅”和“弑母”两大公案：关于“驱舅”部分，我也在江良规口中听了一句：“浩然发大少爷脾气”的话，在子弋口中也听到：“浩然赌气撒手不管”的话，此中的错综复杂，我相信，到今天即使起居浩然、居瀛玖于地下，让第一流检察官和审判官去裁判，也是无法作最精确的论断。至于“弑母”一节，据子弋告我：居瀛玖上吊之时，张建邦正在美国留学，居浩然远在澳洲，只能“抆泪遥拜，稽首叩祷”，其中曲折自也非“远在澳洲的居浩然，所能透彻了解的”。由于我既不是检察官，也不是办案的刑警，或现场采访的记者，而子弋又非当事人，只是第三者的陈述，我自然未能发问：（一）张建邦在美国留学，有没有写信或打电话忤逆了居瀛玖？（二）张建邦的太太，居浩然笔下的“不孝不悌姜姓媳妇”在不在美国？有没有因写信或电话伤了居瀛玖的心？（三）或是张建邦的太太并未随夫赴美，仍在台北的她，有没有语言顶撞刺伤了居瀛玖？而使做婆婆的一时想不开。（四）或是张家当权派的另一说法：肇因于张建国和张建国的妻室想分家争产之所致……总之，居瀛玖已死十多年，到了今天是得不到结论的。所以，我对“驱舅”和“弑母”两大公案，也只能如是我闻，不能作进一步的推断。

我和李敖相交二十多年，我佩服他的学识和骂人的气魄！因为，我年岁日增的今天，顿悟了：世界上称得上大人物的人，骂人、骂敌人、骂看不顺眼的人，似乎均列为做大人物的必备条件。能够把骂人骂得理直气壮的沛然气魄，就越是大人物！在政治斗争上，骂X匪，骂□帮的，固无一而非世界级的大人物也。而李敖所具备的大人物骂人的气魄，是古今五千年罕有其匹的。因为，他只以一个人、一条命、一支笔，而敢于与一个有很多人、很多枪的政权对抗，甚至敢于把当朝一品，一个又一个点名骂，更是中国历史上罕例之罕例。

而李敖还有一点是其他世界级大人物所不及的地方，就是：他也敢于把自己的，自己袓先的，一切糗事、衰事、怪事、不光采事，自己提供资料，让反对他的人，作为还骂他的根据。像他自己把祖父做过赶车的、看墓的、打更的、土匪和打土匪的……自己抖露出来，把自己父亲在抗战时曾在沦陷区做过事，也不隐讳的自己写出来，而至有反对他的人骂他是：“土匪的孙子、汉奸的儿子、匪谍的学生”（按：骂他是“匪谍的学生”的人，罗织的“功力”未免差了一段。因为：所栺的“匪谍”，是指台中一中教师严侨而言，严侨在台中一中做教师的时代，现任法务部部长施启扬也是台中一中的学生，我们敢说“施启扬是匪谍的学生”吗？），而李敖居然也被骂不还口，似乎他要给骂人的人，和被人骂的人，提供一个立身行道的典范。

因此，我“自作聪明”——把李敖送我居浩然《哭玖姊》原文，嘱我写一篇的事，解释为：李对骂了人之后，尽管被骂的当事人无争议，而自己发现可能有疑义的时候，不惜自己寻求补正之道。最后，我要声明的：张建邦其人，过去我不认识，现在也不认识，以后也不会认识。（按：本届市议员选举时，张建邦以最高票当选，后来听说，他对替他奔走拉票的人，毫无致谢表示，甚至认为他已是众望所归，理所当然的。所以我对替他拉票的明友难过。如我一票，就是陈来奇拉我而投他，因此我感到这种人即使要折节下交，我也不会接受的。）本文之作，一是因为李敖之嘱；二是对自己过去所作的文字，采登未周，而作补正而已！

二、读王小痴文章书后（李敖）

我在《我们总能看出些什么》（“千秋评论”第二十四期《枪毙-棒喝-他》）里，有一段论我的朋友王小痴，我说：小痴是老实人，他对国民党政权总有一种上条陈的格局，他在1981年10月15日发表《“哀”我的朋友李敖》（《文坛》第二五六期），就不脱这种格局，他不太知道我是根本上就否定国民党的。我把居浩然《哭玖姊》一文给小痴看，只是想据他所知，写出一点居家内幕而已，我并没有“寻求补正之道”的“疑义”，因为我根本就深信：居瀛玖的自杀，她的儿子张建邦脱不了干系，张建邦是国民党新贵，他“欺凌弱息”，及于其母，是可信的。小痴的解释，真是“自作聪明”了的。

小痴说居正做司法院长的时候，曾经“大义灭亲”，判了自己共产党女儿和女婿的死刑，这一内幕，才是我真正要小痴写的。居正在1931年12月出任司法院副院长，次年1月代理院长，3月正式任院长，前后在职十六年半，他是1947年7月去职的，《惩治叛乱条例》是1949年6月公布的，那时他已不在司法院院长任上，小痴记忆，容有错误。虽然当时《惩治叛乱条例》尚未出笼，但是要杀共产党，还愁没有法律吗？所以这不是问题。

居正共有子女十人。元配夏夫人生男居伯强、女居叔康、居季复；继配钟夫人生男居浩然、居伯齐、女居瀛初、居瀛玖、居叔乐（瀛棣）、居载春（叔和）、居叔宁。这些子女中，到台湾的只有居浩然、居瀛玖、居叔宁（还有侄儿居伯均），其他居伯强早在1942年死于西安；居伯齐在比利时鲁汶大学。没到台湾的只是居叔康、居季复、居瀛初、居载春。这四位千金中，居瀛初随婿在美国，自不在被枪毙之列，但居浩然“先君行述”中只说“长姐叔康、二姐季复、六姐叔乐沦陷大陆”，语气上并没先先君而死，所以说被枪毙云云，是可疑的。居叔康的丈夫是朱干青，曾任最高法院书记官长、司法院会计长；居季复的丈夫是“王某”；居叔乐的丈夫是祁乐陶，曾任中央银行专员。似乎只有“王某”最可疑，也许他是共产党，但我很怀疑居正会如此“大义灭亲”。

谢冠生《追怀居觉生先生》（《居觉生先生哀思录》）中说：

民国二十年除夕，余初见居先生于南京蓝家庄，时先生方膺司法院院长新命，余代行院务已八月，欲与之商交接事。先生一见如故人，略事寒暄，即与余谈死刑存废问题，谓国父生平，惓倦于废除死刑而未果，吾辈继述遗志，当思所以完成之，因相与上下议论，历一时许，娓娓不能休，楼下宾客满座，不之顾也，其慈祥恳挚之意，感人至深，余心窃异之，以与平日传闻所获知之先生，不相类也。后月余，先生将之洛阳，复命余撰死刑存废论，置行箧中，谓将及时建议，卒以频年战乱，方且大刑用甲兵，无暇及此事，但有司断狱，有大辟者，先生必反复推敲，多方以求其生，遇有提议减刑大赦者，尤必倾全力以助成之，三十三年之减刑令，三十五年之大赦法案，皆发自先生之意为多。先生曾躬与武昌起义，大智门之役，儿以身殉，其后困守吴凇，举兵山东，冒险犯难，个人生死，早已置之度外，而独哀矜恻怛于赭衣之徒，殆豪杰之士而兼具菩萨心肠者。孔子曰：仁者必有勇。老子亦言：慈故能勇。以是知革命精神，必植根基于恻隐之心，而后成仁取义，乃能甘之若饴也。

从这一追忆里看，“有司断狱，有大辟者，先生必反复推敲，多方以求其生”。居正似乎不乱枪毙人，但对共产党也许例外，他是反共死硬派，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去看他，他甚至拒见。他在《司法节即事》（《居觉生先生全集》）诗里主张“启用大刑诛贼子，勿忘从事师前事。”似乎又不是不轻易枪毙人的。

张子波在《居觉生先生的守法精神》（《居觉生先生哀思录》）里，提到居正“族人居应松”任保长被控贪污，居正即召见张子波，说：“应松之案，如犯罪证实，自应法办，万勿放纵，吾家人果有请托，尤不可稍有偏徇。”张子波说：“此事距今不过数年，子波记忆犹新，居应松之案，犯罪尚属实在，其情节则不甚重大，地方法院判以徒刑七年，旋经第二审法院复判核准，觉公犹再嘱须依法执行毋稍瞻徇，子波于三十七年调职，觉公之近亲居应松，尚在狱中守法，此案经过，广济人士无不倍加赞扬，钦佩觉公之为人；盖以公之地位崇高，又为国家司法最高领袖，对其族人至亲，惟恐逾越法外，其守法之严谨，非修养有素者，曷克臻此，国人动辄以守法相标榜，然一旦濒临利害关系，鲜不先私后法，纵情自利，能克己如公者，敢问能有几人？觉公去矣，此种守法精神，实足传之当世，垂诸永久而不朽，觉公其为完人乎！”照这一追忆所说，居正为了守法、反共或避嫌，有“大义灭亲”时候不得不“大义”一下，也是可能的了。

居正家门中的事，是乱世中的许多悲欢离合的显例。居正早年献身革命，冒险犯难，成为开国元勋。革命成功后，革命果实反被袁世凯等拿去。等到千方百计拿了回来，国民党已经变质，居正为革命元勋，却被他以前的部下蒋中正给下狱，戴上脚镣，如待江洋大盗。直到他识了“时务”，他分到有名无权的高官，以至于死。居正老去佞佛，对所谓人生、所谓同志、所谓政治、乃至所谓革命，应有部分的憬悟，可是，一切都已无能为力，几十年下来，他甚至不能保有自己一家的完整。——一切的牺牲，都会发现是否值得；一切的革命果实，都是别人家里的禁脔了。

1984年9月6日

〔附记〕今天子上与李子弋联络上，经我在电话中提示上述资料后，子弋说好像是居正的女儿与女婧只是因共产党坐牢，至少女儿并没有枪毙，女婿可能就是“王某”。当时有人劝居正援之以手，但居正不肯关说。（1984.09.07。）

《信及录》和《海国图志》

一、林则徐的《信及录>

林则徐（1785-1850），字少穆，福建侯官人。他是清朝进士，在湖广任总督时，向道光皇帝上陈鸦片问题，得到皇帝信任，乃在道光十八年（1838），做上钦差大臣，查禁鸦片，最后发生鸦片战争。

中英鸦片战争（1840-1842），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一谈中国近代史，大家都从鸦片战争讲起，也就因为它是中国开始“近代化”的先声，一个转折的起点。

自鸦片战争后，中国大梦方觉，自感“天朝”声威，不足以慑夷狄的“船坚炮利”，而夷狄更是“不可理喻”，“晓以大义”并无效果。因而激动了民族自觉，开始委曲求全，接受西方文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的筹办洋务，乃至康有为、梁启超等的戊戌变法，都是这一自觉的显例。所以鸦片战争的失败，关系中国近代化的迟速，极为深远。

林则徐在战败后做了替罪羊，谪戍到新疆伊犁。他又先知式的看到“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到这位先知的远见，和他从防英国到防俄国的一段过渡。

二、魏源的《海国图志》

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人。二十八岁中举人后，去做小官；五十岁中进士，六年后太平军起事，他因为迟误驿报，被革职。后来恢复原官，六十三岁死去。

魏源的著作面很广，在史地方面，有《海国图志》《圣武记》《元史新编》等，在古籍注解方面，有《书古微》《诗古微》《公羊古微》《大学发微》《孝经集传》《曾子章句》《董子春秋发微》《孙子集注》《老子本义》等。他的杂文，都收在《古微堂集》（文集-诗集）里。

在魏源的著作里，影响最大的是《海国图志》。鸦片战争中战败后七年，魏源根据林则徐的《四洲志》稿，增补成为一百卷的《海国图志》，主张“师夷以制夷”的理论，呼吁变法图强。日本人首先受了这部书的影响，促进了维新。中国人反倒慢吞吞的，但总算从这部书里，了解了不少世界大势。后来曾国藩、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等的洋务运动，都是顺着这一思路下来的。

魏源是清朝中衰时代，首先能觉悟的知识分子。他和龚定盦一样，都在这种觉悟下，走向经世致用的方向。他比龚定盦小两岁，但多活了十六年，所以实际的成绩就更好了。

林则徐和魏源都是“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先知，他们也是朋友。魏源诗注中有“林公属撰海国图志”的话，可见他的发愤著书，有赖于林则徐的启迪，林则徐真不愧是有远见的政治家。

1984年9月9日

林云无耻-华视无知

我是工作狂，没有任何假日，并且别人放假之日，人事清静，我反倒工作得更多。今天早上开始工作前，一边吃早餐、一边看报、一边听华视新闻，发现在无知武夫武士嵩主持下的中华电视台，竟以独占式的“媒体”，大力为妖僧林云打歌，这本已荒诞不经；不料打歌内容中，竟说殷海光、方东美、徐复观是林云的良师益友，我看了实在很气。按照徐复观的标准，看了自己非常痛恨的节目，是要一跃而起砸电视机的，我知道孔夫子不迁怒之道，应该包含电视机在内，尤其是自己家的，所以关上电视，提笔就写这篇文章。

自从孔夫子“不语怪、力、乱、神”后，在中国的正派士大夫思想里，对“怪、力、乱、神”的种种，多视为不登大雅之堂，虽然私下里也不乏有人相信，甚至著作《子不语》一类的书来消遣消遣。元朝就有人写“子不语”之书，清朝的袁枚更“妄言妄听记而存之”，但他声明对这些只是好玩，“非有所惑也！”他并开玩笑地说：“昔颜鲁公（颜真卿）、李邺侯（李泌）功在社稷，而好谈神怪；韩昌黎（韩愈）以道自任，而喜驳杂；徐骑省（徐铉）排斥佛老，而好采异闻，门下士竟有伪造以取媚者。四贤之长，吾无能为役；四贤之短，则吾窃取之也。”可见纵好“子不语”者，亦以此道为“短”、为缺点，万万不敢骄人也。

不料今也不然，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好像却世风日下、妖风日上了，其中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所谓密宗大师林云的公然妖妄，弄得不论上下朝野、海内海外，都公然和之，这种在知识上的开倒车，真太可耻、也太不像话了。

林云是我父亲的学生，他在台中一中时功课平平，在知识上，无出人头地希望，就以密宗来弄玄虚，欺骗世人。他的高明处是先把密宗学术化、把自己高憎化，以学术高僧为障眼法，自上而下的雄霸迷信之坛。这种自上而下的搞法，对象不是村夫村妇，而是上层社会的一些无知的教授、无知的新闻工作者、无知的名女人……在这些无知男女的推波助澜下，妖妄之风，竟公然登大雅之堂、入录影之间，公然无耻大谈其下流迷信，请看这成什么世界！国民党口口声声中国文化复兴、口口声声提倡精致文化，原来结果是如此这般的“怪、力、乱、神”，为有识之士所不齿，这样子唐突中国，岂不太可耻了吗？

有一次，在殷海光家里，他为我讲了一个湖北人“牵骆驼”的故事。骆驼在湖北，不是珍禽，却是异兽。骆驼是个庞然大物，斜鼻孔、慢吞吞，又有唐朝好汉的本领，可以力托千斤，看起来的确叫人惊佩。所以，在湖北卖草药的人，经常总是牵了一匹骆驼，人们看到他能把这么又大又怪的家伙“驯服”，立刻肃然起敬，心想此公一定神通广大。于是，在五体投地之余，自然连带对他的草药也相信了。

如今林云所谓殷海光、方东美、徐复观诸学者都是他的良师益友，这一手法，说破了，就是把这些死人当骆驼来牵，利用这些死人生前的盛名，来统战他们的信徙，并自抬身价。使人看了林云竟与殷海光、方东美、徐复观为伍，自然立刻就狂起俄国老毛子巴甫洛夫（Pavlov）所搬弄出来的“连锁反应”，自然也就狂买妖僧的草药。

事实上，殷海光一生相信科学、反对迷信，林云根本跟他沾不上边；方东美、徐复观虽然曲学阿世，但是再阿世也不会下贱到搞“怪、力、乱、神”，所以林云根本跟他们也沾不上边。如今在这些人死后，乱加攀附，竟以良师益友谬许，又欺活人又欺死人，真是可恶之至。密宗中有所谓“夺舍法”，以生附死，从而取利，如今林云遍夺各方神圣之不足，又夺到殷海光、方东美、徐复观之舍上，真是不要脸透了！

1989年4月5日

李敖来台四十年

1989年4月12日，是我来台湾四十周年纪念日。朋友中的一些台湾人朋友，当晚筹备了酒席，请我赴宴；台湾的十五家出版社——久博、久大、丹青、田园、好时年、自华、金枫、风云时代、书华、桂冠、鹿桥、远景、远流、学英、蓝灯——也合办了一场纪念演讲会，宣布在14日晚上，在耕莘文教院演讲厅，由施性忠主持，由我主讲“四十年目睹怪现状”；我自己这方面，也同时出版了两册书庆祝，一本是厚达六百页的《拆穿蒋介石》、一本是《李敖新刊》第一册——《没有国是孤岛》……种种活动，好不气杀人也！

一个外省人，四十年在孤岛上，一天也没离开过，并不算稀奇。稀奇的是，这个外省人，“残山剩水我独行”，在国民党一党独大的统治下，挺身与国民党当权派斗争，一往直前、二入牢狱、三头六臂、四面树敌；又挺身与台湾人当权派斗争，五花八门、六亲不认、七步成章、八面威风。在所有斗争中，李敖总是以人不可及的大人格、大节操、大头脑、大才华、大手笔、大刀斧、大有为和大不敬，去斩将搴旗，外加踹小卒一脚——李敖的敌人是不分大小的，从外省人民族救星到台湾人民间乩童，只要他看不惯，都可成为他嫉恶如仇的敌人，然后动用大量的资料与黑资料，笔力万钧，把死人鞭尸、把活人打倒。在这种得理不饶人的作业中，李敖是独行侠，他“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外，又“时髦不能动”。画饼楼主在《台北日记》中说：“对整个知识界、思想界来讲，李敖才当得起真正的孤星，因为他耐得住寂寥，忍得住高处不胜寒。”正因为李敖有这种气魄，所以他不为“时髦”所动，他“虽千万人，吾往矣”，在往矣以后，回头以先知姿态，作弄别人。别人永远跟不上他。别人是羊的时候，他是老虎；别人变成了老虎，他又是武松。这样的外省人，在这样的孤岛上，岂不是怪事么？

亚历山大大帝见到思想家狄阿杰尼斯，自负地说：“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愿我是狄阿杰尼斯。”而我的自负是：“如果我不是李敖，我愿我是李敖第二。”四十年在台湾，我自负得不做第二人想。虽然如此，作为一个来自白山黑水的人、作为一个午夜神驰于人类忧患的人、作为一个思想才情独迈千古的人，我实在“生不逢时”、又“生不逢地”。严格地说，我根本不属于这个时代、这个地方，就好像耶稣不属于那个时候、那个地方一样。我本该是五十年后才降世于大陆的人，因为我的境界，在这个岛上，至少超出五十年。我同许多敌友，不是“相见恨晚”，而是“相见恨早”。今天的窘局，只是他们妈妈小产和我妈妈早生的误差。这一误差，凑合了许多根本不该碰面的人碰在一起。也许，只有从这个谑画的角度来看我难以见容于这个岛，大家才舒服一点、开展一点，才少一点怒容，多一点苦笑。

耶稣说没有先知在自己乡土上被接受，大陆是李敖的乡土，但是他不在其内；台湾是李敖的乡土，但是他被见于外，但对李敖说来，在内与见外，皆属过眼烟云，中国是他的乡土，在这乡土上，大陆也好、台湾也罢，对他都是一样，李敖的终极是在无何有之乡、在广漠之野、在中国与人类的历史上定位。在那定位深处，李敖英灵不泯，也会蓦然回首、回首“向来萧瑟处”、回首“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台湾、回首“四十年来家国”，而有以浑然一笑。李敖会自语：“那个孤岛吗？我曾经住过四十年，从青春到老去，我都在那儿。那是一个奇怪的岛，不论我住多久，总觉得只有我一个人在那儿。虽然如此枯寂，我还是忘不了它！”

1989年4月11日

李敖札记

快乐与技术

快乐是里应外合的。怏乐可以内发，也可以“外打进”——先咧开嘴，你就会笑。林肯说你可以想要多快乐就多快乐，就是指此。“形式”可以决定“内容”、“程序”可以影响“实质”，这是技术上的真理。（1989年3月4日）

泪痕犹在，已见笑脸

在重大不快事件的千扰后，我的修养，不能做到无动于衷，我会受它影响，也不快乐。但是我的修养，却能在一小时内完全平定不快乐、完全恢复正常。大人当羡慕小孩子，小孩子啼笑之间，间不容一颗棒棒糖，泪痕犹在，已见笑脸，这是多么可爱的境界！（1989年3月4日）

美女与妖妄

早上电视节目中，有丁乃竺大谈密宗。多年前乃竺与胡茵梦到家里来，如在目前。这些女人脸蛋一百、大脑零分，都喜谈迷信与妖妄，不自知其无知，反而自得，此知识上“国王之新衣”也——明明上当赤裸，反以为华裳炫人，其脸蛋与大脑不相称如此，真美而愚也！（1989年3月14日）

是必为也，非必能也

晚饭前黄三问我：“你这样搞国民党有效吗？”我说：“搞国民党像槁屄。这不是能不能的问题，只是要一搞耳！有性欲、无性能是另一问题，重要是你要志在一搞才行。”黄三大笑。（1989年3月24日）

坏的好人

吴越潮生前在信义路口对我说：“国民党里有很多坏人，所以局面弄成现在这样子；但国民党里也有好人，所以弄成现在这样子还能拖下去。”但我总觉得，帮助国民党作恶的好人，只是“坏的好人”耳！岂配称为好人哉？（1989年4月13日）

怎样吃警察

1970年1月里，彭明敏在全天候被国民党软禁下，神秘地偷渡到瑞典，并取得政治庇护。消息传来，国民党立刻把我软禁，不分日夜，由专车一辆、专人若干，对我紧迫盯人起来。这一紧迫盯人，先由警察单位派人，后来警总单位接力，前后“跟监”（跟踪监视）了我十四个月，直到我在1971年3月19日被捕为止。在我被软禁的这十四个月里，所谓专车一辆，一开始是“华宾”字号的计程车，后来是“兴业”字号的计程车，最后是“永炯”字号的计程车，事实上，都是警总保安处的工作车化装的。当时保安处处长是吴彰炯少将，计程车字号是“永炯”，显然有“永远是吴彰炯”之意。我常笑国民党口口声声革命革命，推翻旧制度旧社会，其实啊，这个觉在许多腐败方面，十足是旧制度旧社会的拥抱者，旧社会旧制度中的迷信，尤其是他们优为之的。这次王升改他家的大门以符合风水吉祥，就是最明显的一例。比起王升来，吴彰炯是小焉者也，所以只是来个“永炯”来过迷信的瘾。在专车一辆之外，一般是三人一组，每天三组，每组八小时，对我二十四小时全天候紧迫盯人。那时我住的是四楼公寓的顶层，他们在楼下对面农家平房里租了两间，车就停在门口，和我的自用车（也是裕隆出品，与计程车同一品级的车）遥遥相对。每次我出门的时候，他们就跟踪，李敖步亦步、李敖趋亦趋。过去彭明敏被跟踪的时候，曾向我埋怨说被跟多么讨厌，我劝他说你何必介意呢？只把他们当做“狗”来跟你就算了。彭明敏说李敖你没被跟，你不知道这滋味，等你被跟，你就知道不是那么简单了。后来我被跟了，我倒觉得蛮好玩。和我同时被跟的，有谢聪敏与魏廷朝，他们两位经常跟“这些狗”冲突。谢聪敏说他被跟久了，自己都有点神经兮兮，甚至洗澡时都感到仿佛有人在偷看，别扭死了。他报复的方法是到百货公司等人多的地方，忽然当众说明身份，并指着跟踪他的人，大骂是“国民党的走狗”！跟踪他的人反映到上面去，当时台北市警察局安全室主任卢金波（后来升官做刑事警察局局长）说：“让他去骂，你们忍耐几天，他们没几天好日子了！”魏廷朝的报复方法是“劳动改造”，他经常穿上球鞋，吃饱喝足，突然跑去爬山，跟踪他的人身体不如他，也没吃饱喝足，也没穿球鞋，冷不防被他带到山上，叫苦不迭。魏廷朝一组一组这样“山地训练”，“那些狗”也只好身带便当水壶、脚穿球鞋伺候。由于魏廷朝算出“那些狗”的交班时间，所以每每在交班前开门见山，制造临时情况，使他们不但不能下班，还得爬山呢！魏廷朝又知道“那些狗”为了不愿爬山，常常故意落伍，然后向上面谎报“叛乱犯”不知去向，所以他又爬得快慢适中，不使他们跟不上，他并且恐吓说，你们明明看得到我，就必须跟我，我爬你们就得爬，你们若开小差，我就报你们。所以，经常的“爬山图”是：魏廷朝早已到了山顶，坐在石头上招手，山腰上两个人还在慢慢爬，嘴中念念有词（外省人有词是“肏你妈”，台湾人有词是“干你娘”），非常有趣。后来他们实在吃不消，乃托跟踪我的人向我讲人情，转告他们只是奉命办事，是可怜人，请魏廷朝不要这样整人。正巧一天魏廷朝爬山不慎，从山上滚了下来，皮肉受伤，我告诉他说他们讲人情的事，于是他的“山地训练”也就告一段落。至于我的报复方法，是比较“阴险”的。我原则上是同跟踪我的人嘻嘻哈哈，不轻易报复，大家互相方便，我在方便中套取情报，并从中取利。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是说祸是双至的。我对双至有一个怪解释：当祸本身一至的时候，凡夫俗子本身就配上另一至，另一至就是苦恼自己。凡夫俗子遇到祸事，立刻做直接的苦恼自己的反应，于是祸上加祸，自然就双至了。我的办法是：我遇到祸事，第一就告诉我自己：“我决心不被它打倒，相反的我要笑着面对它。”这样一来，我就先比别人少了至少一祸。绝不配合祸，这还不够，我要把祸本身给“值回票价”，这才满意，什么是“值回票价”？《史记-管晏列传》，司马迁说管仲“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这是我最欣赏的一种本领，化祸为福、转失败为成功，对人生说来多么重要！“人生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低手对不如意的事，是唉声叹气；高手对不如意的事，却能化成对自己有利。人要修炼到这一段数，才算炉火纯青。炉火纯青的人，不论在八卦炉里、在八卦炉外，都是一样逍遥。基于这种达者强者的人生观，我在被国民党软禁过程中，一直表面上悠哉游哉，骨子里却用尽心机，化成对自己有利。其中最有趣的一件，是我吃警察的一段故事。

在长达十四个月的软禁过程里，最早担任跟踪我的，是台北市警察局大安分局派出的警察，一开始是两人一组，我本来就是性喜在家的人，被跟踪后，尤其懒得出门。跟踪我的警察在我家门口，缺少运动（跟魏廷朝的是运动过度），益复无聊。他们打发无聊的方法，是聊天、逗小孩子、看过路行人和抬头对我的四楼东张西望。他们的名字，我当然不能全知，为了辨别，我就给他们一个个暗起外号。有一组外号叫“胖子”与“小子”的，好像最坐立不安，耐心最差，我在四楼，隔着百叶窗，用望远镜偷看他们的一举一动，煞是有趣。

1970年4月7日的晚上8点45分，楼下有撞车声，不久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原来是“胖子”。按照他们的规定，跟监的人是不准同被跟监的人打交道的，但是“胖子”满脸难为情的，终于向我开口了，他说：“李先生，真抱歉！真抱歉！真抱歉！来打扰您，您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俩在下面，刚才一个去大便，一个去小便，正好没人在，小店的小孩子顽皮，趁机跑到我们汽车里，发动马达学车，一下子就冲到您停在下边的车后面，撞坏了您的车。请把车钥匙给我们，我们保证为您修好、保证修好，务必请李先生原谅！”我笑着说：“没关系、没关系，等我下去看看。”我下楼后，看到我的车屁股侧面被撞伤，那时我的车也旧旧的，我心想：“这回被撞，索性大修特修大美容特美容一次吧！”我对“胖子”说：“没关系，没关系，明天再说吧，明天你请管区警察来同我谈就是了。”

那时的管区警察叫罗翼飞，是个湖南人，人不错，跟我较熟。第二天，他果然来了。他说“胖子”拜托他来道歉，并表示“胖子”要把我的车开走，修好后还我。我问他到底车是怎么被撞的？他说根本不是一个大便一个小便去了，而是“小子”不会开车，在楼下无聊，要“胖子”教他开，不料“小子”一开就一档猛轰油门、高速起步，车就冲出来，冲到李大爷的车上了。我说：“‘胖子’闯了祸，竟还想瞒天过海，他妈的太可恶，我要收拾收拾他们。这个车，我要自己修，我才不要他们去修呢，他们修，还不是找到附近老百姓的修车厂，吃老百姓，修了也不会好好给钱，这怎么行！我要自己修。修多少钱，由他们照实赔我。”管区警察见我坚持，只好请我开估价单给他，就告辞了。

那几天，我有残余日记如下：

4月7日（星期二）

夜8点45分撞车。

4月8日（星期三）

罗警员来。夜魏谢来。警员半日讲习用望远镜及Bug。

4月9日（星期四）

下午谢来，言调查我与什么委员会的事。

4月15日（星期三）

（管区警员来）我交撞车修车估价单给他，并坚持说不能让我的保险公司赔，同时不准他们代我取车，因为不相信他们不向修车厂耍赖。

（为上面派他调查我的几件事，为取信于我）管区警员当我面写填报单，内说李敖生活无着，情绪很坏，拒不作答。无法完成任务，拟请交由原告密人调查为感云云。

他又说以后他每次按一声门铃时，可不开门。连按二次时可开。

估价单是“国产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代开的，计开板金5500元；喷漆1500元；前保险杆一支900元；方向角灯一个80元；车身条修一组700元，共计8180元。8180元在十五年前不是小数目，管区警员看了，说这些钱不是“胖子”“小子”出得起的，恐怕得由大安分局想办法才成。说完又告辞了。

过一两天，管区警察又来了，他说他们研究结果，李先生的车只不过屁股侧面碰坏了一点而已，怎么李先生要整个全修起来？甚至连前面的保险杆也要换新的，全部车身都要改喷，他们说李先生在吃豆腐。我说我李先生没吃豆腐，是吃刺猬。你们警察整天吃老百姓，今天就要被老百姓吃回来。你回去告诉大安分局局长，叫他识相点，乖乖把钱送来，不然我就写信给他的上司，信中写法是：“你们派人来跟踪我，我没办法，要你们撤回，是强你们所难。但是你们派来跟我的人，屎尿太多了一点，一个去大便，一个去小便，我的车，就被撞了。我现在求你们撤回跟踪我的人，固属奢求，但求你们精挑细选一下，派些屎尿少一点的干员来，你们应给予方便，如此则感谢无量矣！”管区警员听了又大笑又苦笑，说回去想办法。

5月1日，他又来了。说大安分局局长屈服，由他命令警察们凑钱，凑足了你李先生开的价码，现在钱带来了，可是局长说，有一个条件，必须请李先生帮忙，就是我们绝不承认警察撞了你李先生的车，我们抓到个计程车司机，他愿意承认车是他撞的，我们警察只是调解，由这司机赔你李先生钱，并且和解书日期要倒填二十三天，倒填在撞车那天当时，不知李先生能不能网开一面，这样和解？说着把早已写好的“和解书”和现金8180元双手奉上，我笑着说这事容易，就大家做假好了！于是，我就在对方早已签好了的“和解书”上，签下了这样的“和解书”：

和解书

立和解书人“甲方张颂德；乙方李敖。”兹因甲方予五十九年4月7日在本市信义路4段201巷32弄内，因本人所开之计程车偶然刹车失灵，不慎将乙方白色自用小轿车15-27581号撞损，经信义路派出所调解，由甲方负责乙方小轿车修理费捌仟壹佰捌拾元元整，嗣后乙方不再提出其他异议，恐口无凭，立和解书为凭。（由甲方乙方信义路派出所等各执一纸为凭）。

立和解书人：

甲方：张颂德

住址：本市新生南路2段81号

身份证字号：北市安冈口字第0071号

立和解书人：

乙方：李敖

住址：本市信义路4段201巷32弄2513号

身份证字号：中市北兴口字第0236号

见证人：信义路派出所王贵成

中华民国五十九年4月7日

直到十四年后的今天，我还不知道跟我和解的计程车司机“张颂德”是谁、是什么模样？我俩生平各有此轻功，能在腾云驾雾之中，就自相撞而言和，真不能不佩服大安分局局长的导演之妙了！我在签字以后，曾在我那一份“和解书”上，自批如下：

此书三联，罗警员留我一份，另由我签名收据一纸。警察破财而欲串假戏免祸，用心亦苦矣。

1970年5月1日，“闭门家中坐，财从地上来”者

就这样的，警察的钱到我手中了。

和解以后第三天，车修好了，我有残余日记如下：

5月3日（星期天）

跟踪小蕾。

5月5日（星期二）

段自台中来，言了有友近自警界辞职，说警方盛言李敖将在本月偷渡云云。可笑哉！

今日与蕾逛西门，被跟甚紧。

胖子警员（肇事者）今天见车修好，跟小八说：“简直比以前的还好！”小八说：“托你的福。”此次赔款，据闻派出所摊派三千，余额由警察分摊。

倒霉的“胖子”，不久终于给调走了。后来警总派人接替警察，把跟踪职务全部接过去。有一天，警总跟踪我的“老郑”（郑士达）向我透露：“‘胖子’临移交时候说：可要当心那李某人，那家伙阴险无比。撞车那天，他下楼，笑嘻嘻的，满口说没关系没关系，可是没了半天关系，却把我们警察咬住不放，直到赔了他大把银子才松口。你们别以为李某人吃了我们警察，把钱拿去修车了，其实我们查出他的车保的是全险，保险公司不敢追查谁撞了他的车，只好认赔了事，所以修车全部是保险公司孝敬的，李某人拿了我们的钱，全部给他小女朋友去买花衣服了。李某人是全世界最厉害的家伙，你们可要小心才好！”我听了，哈哈大笑。我说：“这就叫‘警民一家’啊！”

撞车事件以外，还有其他的我把不如意的事“化成对自己有利”的故事，我会有空慢慢道来。反正只要李敖不死，好戏还有得瞧呢！凡我读者，就准备过瘾吧！

1984年3月8日晨

地下哲学家的札记

一、这个岛上的人

这个岛上的人真不够水准，因为：

（一）、浑——他们真浑得可怕，这当然是缺少好榜样和拜国民党教化之功。

（二）、忘恩负义——比无情更严重的一种习性。

（三）、分寸不对——总是冒出很多不可思议的小动作，使你吃惊或倒胃。

（四）、乡愿太多，是非感薄弱。

（五）、怯懦。

人不够水准，当然不限于这个岛。但这个岛上的，却是此中之尤。最重要的原因是：在国民党这种怪子宮里，当然要生这些怪胎。（1982年5月28日）

二、恨不交到李敖

我真希望我能交到像李敖那样的朋友。——我的朋友都生来比我幸福，因为他们可以交到像李敖那样的朋友，而我却无此机会，我总不能整天照镜子啊！（1982年6月8日）

三、去学呢，还是去亵渎

有些人那么笨，他们不是去学历史，而是去亵渎历史。（对杂志亦然，有些人不是办杂志，而是糟蹋杂志。）（1982年6月8日）

四、坐牢的又一个好处

坐牢的又一个好处是：自己可以时常同自己在一起。（不坐牢时候，把自己介绍给别人，坐牢时候，把自己介绍给自己。）（1982年6月8日）

五、党外与山头

4世纪时候，庾亮征苏峻为大司马，苏峻说“我宁山头望延尉，不能延尉望山头”了。后造反而死，今天的党外人士，真可说“我宁山头望党外，不能党外望山头”了。（1982年6月8日）

六、英雄与政客

有的英雄一开始并不是，一开始常常是政客。一开始若是英雄，早就变成烈士了。（1982年6月8日）

七、被逼成英雄

马占山和肯尼迪变成英雄，都是被逼的。肯尼迪说：“我不能不变成英雄，因为他们打沉了我的船。”（1982年6月8日）

八、理想主义者与淤泥

在大变化来临的时候，真正得利的，常常是被推翻的政权下的官僚系统（辛亥革命后，真正得利的是一部分原来就在清朝政府中掌权的人）。这是理想主义者的悲哀。理想主义者根本不肯两脚踩在淤泥里，所以在淤泥里开花的，也轮不到他们。（1982年6月8日）

九、人与莲花

周敦颐说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可是人究竟不是莲花。周敦颐又说“莲，花之君子也。”花中那些小人，不是也“出淤泥而不染”呜？可是小人也究竟不是莲花。（1982年6月8日）

十、中国的师势

师生关系在中国极有传统势力，老师做久了，他的门徒自然同气相求，在这种同气相求下，情感超过了是非，学派超过了正义。徐复观在东海大学十四年、新亚研究所十四年，累积的“师势”自不在少，他的人格和学格，自然也就被是非、正义以外的集体错觉保护着。

什么样的老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他们众口一声，在徐复观术中而不自知，一点也不奇怪。（1982年6月8日）

十一、熊十力

徐复观说他师承熊十力，其实他并非熊十力及门弟子，这是冒充的。徐复观又说他同熊十力如何如何，这是非常可疑的。因为熊十力对当政者绝对不合作，是最大死硬派，他甚至把当政者的报上玉照，都揉成一团，当做草纸，在生殖器下摩擦，以示憎恨。以这样一位正气磅礴的大儒，他能接受徐复观这种国民党文化待务吗？（1982年6月9日）

十二、皇帝与上帝

澳洲来的女学生问我：“想不想做皇帝？”我说：“不想。”她问：“为什么？”我说：“我不想做皇帝，——我想做上帝。”我说：“要做梦就做个特大号的。不是吗？”（1982年6月9日）

十三、上帝与下帝

也许我没机会做上帝，但我有机会做“下帝”。柏拉图提倡“哲人王（哲学家皇帝）”（hilosopher-king），这种人其实不必真是有政权的王，他只要“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他就无异是“下帝”了！（1982年6月9日）

十四、“现代吴凤”

“现代吴凤”说里根给那边的三封信是公开的，内容是安抚中共；给这边的一封信是秘密的内容才是真对“中华民国”好。“现代吴凤”真是大众娱乐品，他真该属于演艺人员，我建议演艺人员讲习会该叫他去参加受训，他真该持有歌星证（国民党竟用这种货色搞宣传，难怪处处出洋相。）（1982年6月9日）

十五、巴顿的感慨

巴顿将军有一次接到一位士兵的信，感谢他争取士兵的福利。巴顿回信说，多少年来，我一直争取士兵的福利，可是收到谢函，今遭还是第一次！（1982年6月10日）

十六、平等真义

平等不是一对一对打，平等是同级的一对一对打，重量级和轻量级不分，是没有平等的。（1982年6月中旬）

十七、糊涂与成败

有一种人靠糊涂混一辈子，其成也糊涂，其败也糊涂。吴基福是也。（1982年6月中旬）

十八、小人习性

小人的悲剧在他们无法警觉到“边缘点”，他们总是一次又一次的在被优容状态中，忘其所以，不知天高地厚，所谓“近之则不逊”者也，于是，某年某月某一天，他们被断然整肃。——“小人知进而不知退”，小人总是有朝一日，毁掉别人给他的一切。（1982年7月2日）

十九、远小人

远小人是跟小人保持距离，小人是不知道距离的，于是只好由你来调整距离。我的方法是不让小人接近你的生活，一判定他是小人，一判定他已到了“边缘点”，已无可救药，就不要再见他。（1982年7月2日）

二十、小人要多些

不让小人接近你的生活，因为一接近，你没有他就非常不方便，你就很难摆脱他。所以，如果不能免于被小人包围，最好小人要多些。（1982年7月2日）

老子意见，就是这个

渴饮盗泉水，

此水不可求。

“吾意久怀念，

汝岂得自由？”

后两句是《孔雀东南飞》古诗。

1979年

如此春蚕，如此吐丝

自由主义者殷海光教授，在1967年7月，正式被国民党赶出台湾大学。在殷海光被赶出台大前三十年的一个冬天，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矢内原忠雄，为了反对政府的政策，被迫辞职。在提出辞职的第二天，因为等待核准时间，所以还能走私一次演讲，他在树叶飘零的12月2日，在法科第七教室，向知识分子做了风雨之声：

“……不要因为当政的人在做，就说它是对的。”

“学问的使命，就在批评实行家的实践情兄，不是追随政府的政策扮演小丑。”

“我最担心的是我离开后，大学会被法西斯化。……大学若随着政治走，则学问就完了。”

这项临别演说后七年，日本的法西斯政府垮了，矢内原忠雄又回到了东京帝大。可是，这个三十年前的故事，对倒霉的殷海光说来，只能讽刺，不能示范，殷海光再也没机会回台大了。

远因（略——编者）

近因

接着，殷海光写出了近因：

1960年英国伦敦出版了《中国季刊》（ChinaQuarterly）。该刊中易社强（JohnIsrae）有一篇文字，那篇文字有论及本人处，大意是说我学崇罗素，隐然推我为此间自由主义思想的领袖。这篇文章触怒中央研究院徐高阮君。他说易社强的文章错误，殷某在实际上是一专断分子，没有学术真诚，系一诈欺分子，并为一政治煽动者，他写的未西只合于在集中营间读，徐君这一举动，我觉得大出常理。如果徐君认为易社强所说不合事实，那末他尽可写信到伦敦《中国季刊》申述所见，他这样的声明，尽管不合事实，但就办事程序来说总是对的。然而，徐君不这样做，却径直年骂被报导的人。天下尚有此理乎？

徐君这篇发难的文字，载在1964年3月出版的《中华杂志》。当我一看见这篇作品的时候，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学术思想其名而政治其实的事件，于是决心置之不理。我知徐君在一二九左派学生运动中是一个重要的领导分子。他后来脱离左派阵营；到台湾以后，十几年毫无学问上的贡献，寂寞不堪。以徐君这样背景的人物，置身今日的台湾，亟思有以自效，来医治潜意识里的恐惧并打破寂寞，这是无待弗洛伊德（S.Freud）来分析就可明白的。因此，我保持沉默。在这一期间，这儿有所谓“文化论战”。在论战中，胡秋原君知识上的短缺，思想上的混乱，被我的一群学生指破。尤其是他参加“闽变”的往事，被李敖君指出。这一下使他的名流声威扫地。他痛心疾首之余，认为系我在背后策动，于是在《中华杂志》上参加徐君对我的围攻。这二位先生的言论，充满对我的污蔑、毒骂及构陷，但却俨然为学术尊严及自由民主和反共爱国而仗义执言。标榜历史文化儒家道德的某君（李敖按：某君者，徐复观也），则从旁助威。对于这一切，我依然保持沉默。岂知我愈是沉默，他们愈是生气，愈是提高毒骂的阶梯。这一阵狂流，滋生出一些出版物，纷纷以构陷殷海光为赚钱并耸动听闻的法门。……这些出版物的基调儿乎完全来自胡、徐二君……（一）殷海光是反民族、反传统的毒素思想的泉源。（二）殷系一伪自由主义者，实际上是一政治煽动者和投机政客。（三）殷系一文字“卖国”者。（四）殷系一知识诈欺者，（五）殷糸从事煽动颠覆，（六）费正清（J.K.Fairbank）勾结□□□（原三字编者所刪改为□），殷海光勾结费正清。结论不言而喻了。

他们拿出红帽子了。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许多朋友和学生为成捏一把冷汗。我还是保持缄默。他们之欲假官势以陷我于死地，这是太明显了。可是，我有我的想法：古往今来，凡假借官势来陷害知识分子的无一不是小人。我跟小人有什么可说呢？他们大不了使我坐牢，家破人亡，在这一方面，我是一个弱者。但是，这一套办法，却消灭不了我的道理。想到这儿，我的心反而静下来，等待命运的安排。胡君见文字构陷的目标未达，一不做二不休，六月公然行文到台湾大学钱校长，谓殷某不学无术，不配做教授，应请改聘，或改任职员。哲学系主任洪耀勋将胡君这一函件转给我看。我一过目，微笑道：“这从何说起呢？”他说：“那就不理他好了！”

这般子文人这样肆无忌惮，许多人说是由某党策动的。但无证据足以证明彼等之所为系直接由某党所策动。不过，问题的实质并不在此，少数文人对一个大学教师连续毒骂并倾陷达三年之久，无人稍予纠正。且诉之法律一定无效。人的名誉毫无保障，甚至人的尊严和安全都被逼到剃刀边沿。这种情形，滋蔓于今日的台湾。

三个人

殷海光这里提到了三个联手迫害他的人胡秋原、徐高阮、徐复观

所谓《春蚕吐丝》

《春蚕吐丝》这本书，不但是经过制造的，并且手脚动得之多，更可做为作伪的旁证。我现在已取得当时徐复观手写“请改用原标题《痛悼吾敌，痛悼吾友！》”的原迹，经与《春蚕吐丝》一对照，发现与殷海光原信不符之处，竟达二十七处之多！王晓波写的《殷海光先生临终日志》，原发表在《象牙塔外》（1970年蓝灯出版社），经与《春蚕吐丝》一对照，发现将原文秘密窜改之处，更是惊人，其中删除李敖对殷海光的关怀，删除殷李关系，已达连篇累牍的程度，小人们的居心，岂不一清二楚吗？

从这种瞒天过海的窜改里，可以看到徐复观这种小人如何的缺乏心智真诚，以这样作为成性的人，制造《春蚕吐丝》一书，岂不是顺理成章吗？

所以我说，《春蚕吐丝》其实是配合国民党官方，徐高阮、胡秋原、徐复观等等打击殷海光的一贯作业，是这种打击的一种延续，它着力在把被打击的殷海光死后扭曲化，春蚕到死，给他另吐一种妖丝，把他弄得面目全非。结果，在殷海光死后追念文字里，绝大部分都是照着这一模子论定的，这真是徐复观之流的大成功，也是他们统战殷门弟子的大成功。对这一卑鄙阴谋，我实在看不过去，我非点破不可。

禁书以示颜色

现在再转回来说殷海光怎样被国民党官方联手出局。我在《我的殷海光》中写道：

第二年5月，胡秋原在官方曾有奖助的《中华》杂志上，继续落井下石，发表《为学术诈欺告有关方面》。6月，胡秋原正式行文给毫无“太学祭酒”风骨的台大校长钱思亮，提出二十五个问题，要殷海光答复，如不答复，就视同“不学无术，误人子弟”，应该停止教书。

此中细节，殷海光有回忆如：

六月份是这里申请“国家长期发展科学补助金”的时候。这每月六十美元的补助，恰为我过一最低生活的费用之一半。我必需靠这一半，所以每年申请。今年胡君等一再在《中华杂志》发表言论，指明我不配得这笔钱。六月初毛子水先生来舍，转告钱校长的意思。他说：“中央研究院院长王世杰在某党中常会上，遭张其昀当众大骂，说他将‘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办得一团糟。讲三民主义的学者总是请不着补助金。像殷海光这样专门攻击当局的人却年年请到。这事使王院长为难。为了朋友面子好看，钱校长示意，希望你自动撤回申请。你的意思怎样？”我苦笑答道：“我实在没有兴趣跟这些人闹，我也没有时间跟他们闹。我的经济情况，你是清楚的，我之所以申请补助金，主要的原因是此外别无办法。……我很明白，现在某党这样对付我，是要逐步断我生路。……不过，既然如此，为了不使大家为难，我只好退让，牺牲自己。”六月十四日，我去函“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声明撤销申请补助金。就这样，我放弃了最低生活费用的一半。

今年春季台北文星书店在改组的烟幕之下遭整肃，七月下旬萧孟能君来告，我的著作《中国文化的展望》被查禁，并传来查禁令一纸。见后面所列的：

传递法最速件

保密区分

保存年限

受文者台湾省警务处

分行及副本送达单位

关防

主旨：查台北市文星书店发行殷海光著《中国文化的展望》（上下册）一种，该书内容反对传统文化精神，破坏社会伦常观念，足以淆乱视听影响民心士气，违反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第二条第六款之规定，依同办法系七条之规定应予查禁并扣押其出品。

总司令陆军二级上将陈大庆

本年上学期末，各楼发现一种宣言，不知是哪儿来的。宣言的内容主要的是批驳费正清等在美国国会证词，说他们“助匪”、“犯罪”。照我看来，这篇文章可算官方雇用文人的写作精华。……〔我〕拒绝答应。后来校方一高级党务人员亲自来舍劝签，仍然被我拒绝！

于是，多年累积的问题爆发了！

八月七日下午两点多，哲学糸主任来舍说：“教育部来了一个公事，要借聘你到教育部去任职。这是怎么回事？还能不能继续教课？”我想了—会儿，对他说：“这是调虎离山，不要我在台湾大学待下去，尤其是要和青年知识分子隔绝。”洪问：“那么不去妤不好？”我说：“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八月九日，校方转来教育部的公文一纸。见后面的公文：

受文者：国立台湾大学

一、奉谕借聘贵校教授殷海光先生为本部教育研究委员会委员。

二、除聘书另发外请查照惠予同意见复为菏。

教育部人事处

妙文就在“聘书另发”一点。而且，个中奇妙，非亲身经历的人不能想象。

“聘书另发”的体制

所谓“聘书另发”，原来是教育部的聘书，却跑到警备总部手里，由警总行文起来了！殷海光回忆：

八月十二日上午八时半，突有人敲门，我去开门，看见一陌生人，年岁在五十左右，手中拿着封信，说某总部某处长请殷先生，状颇紧急。他说的时候，将信在空中晃了一下。我一看那信确实是给我的。但他又说：“这封信必须带回去。”我当时没有悟过来，为什么写给我的信又须带回去。事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怕留证据在我手里，证明他们作了黑事。我对那个来人说：“哦！好！让我去穿衣。”穿好衣，我随他出门。内人一点也不知道。我看见巷口又有一人，旁停一大黑汽车，车内有一司机。我觉得这种形势不妙，但只得跟着他们上车。约十分钟后，车开进一铁刺网并有持枪刺士兵守卫的大门内才下车。下主时我瞥见院内观者颇众。因为这里是关重政治犯的机关。我被导入一间屋子，坐了一会儿，主事官员三人出现，七扯八拉的盘问了许多话。之后，其中一人说：“现在，我们言归正传，教育部来一聘书，请你到那边去任职。”他一边说一边把聘书放在我面前。我看见这种光景，大为骇异。心里想：“怎么教育部文机关的堂堂聘书要在对付政治犯的武机关来发？”当时的气氛和暗示，显然是告诉我，如果不接受这张聘书，便休想回家。可是，我的义愤使我产生了勇气。我对那张聘书正眼也不看一下，我正色告诉那些官员说：“今天的事，我纵然不公开说出，难保不被外间知道。我这个人，一举一动，都是有人注意的。（删去13个字——编者）。如果今天的事被外面知道了，（删去15个字——编者），从殷海光开刀，这对大家都是不利的。”接着我又说：“……我并非对在台湾大学教书有那么高的兴趣。我老早想离开这里，到别处谋生，只是一时不得其便罢了。……我看今年在台湾大学拖过去算了，大家脸面好看些。”那几位官员似被说服，由一位高级安全人员送我回家。礼貌还算不错。

我在《我的殷海光》中写道：

至于教育部改聘殷海光做委员的事，他来找我商量过，他表示“不该不劳而获”，也“义不食周粟”。我说：“不错，一个人不该不劳而获。但按照《宪法》第15条，人民有生存权、工作权，你一定得在有生存机会、有工作机会的前提下，才能谈正常的不该不劳而获的道理与道德。如果环境不准你有适合你的生存权和工作权，在这样畸形的环境下，你如接受畸形的收入，也情有可原。陈独秀到死还拿政府的钱，可是何碍其为陈独秀；鲁迅到死也还拿政府的钱，可是又何碍其为鲁迅！不拿当然好，可是你能活得下去吗？至于你说‘义不食周粟’，这种道理在伯夷叔齐时代就站不住，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逃到首阳山，‘采薇而食之’，但他门忘了，米固然是周朝的，薇也是周朝的啊！不食周朝的米，却吃周朝的薇，这是哪一门子的逻辑啊！何况所谓周粟，也不是什么周朝的粟，根本就是民脂民膏，你吃的是民脂民膏而已，还谈不上是国民党之饭也！”

我这一番话，把殷海光说得哭笑不得。他知道我是雄辩家，他知道我故意站在他的立场为他讲宽心的话，他知道我李敖真的是“义不食周粟”那一派，当然他知道我“义不食周粟”，有我的本钱——我还年轻，我比较灵活，可以“做点小生意谋生”。殷海光连“做点小生意谋生”都不及格，因为殷太太做点裁缝工作，他都要来个二价，这种头脑，又怎配做生意呢？

钱思亮的嘴脸

教育部“借聘”殷海光的目的是很明显的，就是国民党想调虎离山，使他离开台大。殷海光八月十二日离开警总后，三天后（八月十五日）写给钱思亮一封信，原文如下：

思亮先生；

前几天接到校方转来的教育部的一纸通知，我想就这事表示几点意思。在表示几点意思之前，我要作一个说明。就是，您现在是台湾大学的校长，我是教书先生。可是，您从前是西南联大的教授，我是学生。我现在不从一位校长和教书先生的关系和您谈论，而是回到从前的那种关系和您谈谈。因为这样我觉得谈论所受到的拘束会少些。

首先，我所要表示的，是台湾大学请了我这样的一位教书先生，若干年来给您生许多麻烦，实在抱歉之至。至于我二十年来的言论和行为，究竟是功是过，我的著作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这都要后世的人去评断，我雅不欲与时人有所论辩。时间将会考验一切的。

我常常我这样使外界人士放心不下，一部分是甶于我颇与众不同；另一部分是这一社会文化颇与中国文化的正机脱了节。其实，自雷案发生以来，加以近四、五年我的种种切身经验，风风雨雨，以及日渐增长的对中国社会人生的体察，我的思想逐渐发生若干改变。和时下一般知识分子对照起来，我简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然而，“生不逢辰”。在这样的时代和环境，一般人既视理想为泡影，我就应该退隐到自己的天地里。我少年时，本来就有孤独的倾向。现在，这一倾向愈来愈强烈。除了买书以外，我连上街的兴趣也没有，还谈什么其他的呢？

实实在在，我对于我所在的这个社会氛围，在我心灵深处，有一种说不出的厌倦。归根究底，我那一触即发的愤激吐放，几乎定全是从这里分泌出来的，并非我有意要和现实为敌。因此，我对参加任何群式活动都缺乏兴趣。我只渴望到那遥远而静僻的角落，著作，沉思，作为心灵的安息。我在这闹哄哄的地方，得不到我渴望的境界，我总想在别处得到。近四五年来，我曾不止一次设法易地谋生。可是，也许因拙于活动，到现在还没有成功。

拉撒勒人耶稣尚且在本地不受欢迎，何况我这样人呢？耶稣说：“飞鸟有巢，狐狸有洞，唯独人子没有枕首的地方。”我今日在这个炎热得今人窒息的岛上，几乎有同样的处境。虽然如此，我并没有一定在台大待下去的意思。我只是想到，像外界对我所作种种处断，不仅严重地侵犯民主社会的人权，尊严，而且在事实上使我来不及转身，我希望，我只希望得到一点时间，继续努力，设法到别地谋生。如果一时还是不成，我希望有机会转到研究中国近代历史之类的纯学术机构，从事研究，完成我预备著作的中国近代思想史。如果连这都办不到，我再设法做点小生意谋生。到那一时候，即令外界环境容许我在台大执教，我也不愿继续下去的。

十几年同事的经过应能使您感到，除对真正够得上学术思想的问题果敢坚持以外，我根本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我在以上所说的，除基于个人的原因以外，还是想多保存一点学术尊严。在目前的气氛之下，还谈“学术尊严”，简直是“天方夜谭”。您办学的困难，我是想象得到的。可是，我同时想到当年蔡孑民先生的伟大风范，不禁心向往焉！

如您觉得有必要，可约会面谈。谨祝

安好

殷海光八月十五日，一九六六年

股海光毕竟太天真了，他竟想找国民党同路人钱思亮这种学术官僚来援之以手，这又怎么可能呢？他还找过另一同路人学术官僚XXX（原三字编者删，改为X），其实还不是一样！1963年，钱思亮在胡秋原行文台大的时候，曾公然以伪证陷害李敖，谄媚胡秋原，“敬复”胡秋原一信，以便胡秋原控告李敖。我当时曾去信给这学术官僚，质询他说：

看了这封所谓“敬复”的信，我才完完全全明白：我的母校的确公然的在帮助“校外人士”打击自己学生，——的确明目张胆地做了愚蠢而阴险的伪证！

当然了，这封伪证信是经过校长授意才发出的，所以它的失态，不单是国立台湾大学的失态，也是我们当今“太学祭酒”的失态。校长先生何不想想：堂堂一个国立大学，有什么必要，要“敬复”外面人的这一封信？来信人不是法院、不是官暑，国立大学又有什么权力、什么法理依据，要向来信人“敬复”一个被他在法院诬攀的自己学生的在校状况？退一步说，你们发贱，“敬复”也可以，但怎么可以“敬复”得以伪证陷害自己学生？你们到底有心肝没有？

校长先生，你托你是胡适干女婿的福，跻身为今日台湾社会贤达、学术自由的象征。你到底为维护学术自由和自由学人做了多少事？挺身为这些人事“抗”了多少？你心里有数，我们心里也有数。要你这种软骨病的人来“抗”什么，我们知道这是奢求；但我认为你既不敢“抗”什么，至少不该一反其道，反倒助纣为虐的“陷害”什么。可叹的是，你毕竟畏于权势，居然一再协同“陷害”了。——我为你可惜、我为你可耻。（《给钱思亮校长的一封公开信》，收入《李敖全集》第五册）

殷海光对这样一个可耻的钱思亮寄以希望，希望钱思亮能维护学术自由，岂不太天真了吗？

“我殷海光在这儿！”

殷海光回忆：

我以为事情可以告一段落。讵知八月二十五日上午十时许，某总部安全人员来舍。他说了一阵子话以后，又把那张聘书从衣袋内掏出，说：“殷先生前次忘记拿这张聘书，我现在送来了。”我看见他搞这种小花样，心中颇为不耐，就直率问他：“你们究竟要怎样？请打开窗子说亮语。”他答道：“当局要你和台湾大学一刀两断，完全脱离关系。”我认为他们说话翻悔，心中颇为愤然：“既然如此，何必弄得这么紧张？我殷海光岂是恋栈的人？”我说着，又拿出致钱校长的信给他看。我又告诉他：“我已和钱校长约好明天见面，商量妥善解决这个问题。”他要求把我给钱校长的信之副本拿回去。我说：“这样也好，你拿去好复命。”他似乎满意，拿着副本走了，我实在不愿多罗嗦，但求越早把这一事了结越好。

八月二十六日下午四时，我依约到钱校长家。双方议定课表照贴，但终止上课，到明年七月我与台大的一切形式关系自动消失。所以，造成我挂牌而未上课和名义上是台湾大学的教授而实际上已经不是的奇特现象。这一现象也可以使我们明白，今日台湾真正的内情很不容易从表面看清楚。那些“政治观光客”所写的报导，在身处这一岛上的明眼人看来，很少不是可笑的。

同钱校长作了上述协议以后，我以为这件事可告一段落了。哪里知道九月初的某一天（确定的日子忘记了）上午十点多，某党工作人员二名来舍。年岁较大的一位说：“我们是来给殷先生带助的。”我心里想，你们这些人指使秘密警察把我逼出台湾大学，现在又来拍一下，未免太阴险了。我同你们有什么好谈呢？因此，我只淡淡的说：“我不需要什么帮助。”他又提到那张聘书：“殷先生为什么那么坚持不接受教育部的聘书？何必呢！一位有名的国立大学教授到教育部任职，有何不可？”强硬的方式失败了，他们又用劝说的方式。他们之所以不惜使用一切手段要我接受耶张聘书，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他们像恶霸一样，强暴了女人，又要受害人自己代他们掩饰。在我，打破饭碗只得由你们去，但是这个忙我却不帮。我不帮这个忙，他们便不能做的“天衣无缝”。所以念念不忘那张聘书，千方百计要我接受。

过了一个钟头的样子，年长一位说另外有事，起身告辞，留下那位比较年轻的继续和我谈。他还是劝我进教育部：“殷先生，你进了教育部，我们把你捧成国际名人，当局还要借重你的。”我告诉他：“谢谢，我不需要这些。我只想隐住读书。”他说：“现在台湾、怎能隐住？没有话讲，咱们只有一条心，为‘反共复国’而贡献力量。”我一听到这套欺骗人的真诚的空话，不禁怒不可遏。忽然猛击茶几，厉声说道：“还谈这一套做什么？难道我还不懂？你们对付一个文人，不惜动员党、政、军，这就是‘反共复国’工作吗？”……我说着忽然站起来，又猛拍桌子两下：“你们所优为之的事，无非是抓人、枪毙人。我殷海光在这儿！”正在这个时候，内人以为出了什么祸事，从隔璧房里冲出来，泪流满面，对那位党工说：“你们简直欺人太甚！”那位党工弄的颇窘。我迕忙说：“让我来和这位先生谈好了。你请进。”我把她扶进房里。内人是一位极善良的女性，从未过问外事。这次因觉我太委屈，所以情急出此。那位党工见我余怒未熄，说：“想不到殷先生四十多岁的人火气还这样大。”我正色告诉他：“我敢拿生命打赌，我不会接受那张聘书，我也不会去做官。”彼不得要领而去。直到目前为止，党方再没有人来过。

九月二十号海耶克（F.Hayek）教授来到台湾。土地银行董事长萧铮安排一个座谈会，约我参加，预定22号下午举行。21日下午4时20分，某总部该安全人员又来舍，问：“土地银行董事长萧铮你认识吗？”我答称：“见过一面，但并不熟。”他又问：“海耶克你认识吗？”我告诉他：“海耶克上次来台时，我们聚谈过一次。”他又问：“你有没有收到土地银行的开会通知？”我答：“现在还没有收到。”（会期过后才收到）他说：“请你不要去开会。”骤然听到这话，我不禁大怒。但我极力抑制自己，问他：“这是谁的意思？”他说：“政府的意思。”我就有些按捺不住了，告诉他：“我这人不爱外出，不爱到热闹场所去。可是，我有外出的权利。这是基本人权啊！任何人不能剥夺的。台湾究竟不是共产地区吧！”他根本不理这一套，只说：“我是奉命行事。”

同一天晚八时半，历史系许倬云来访，说：“海耶克教授住在统一饭店，约殷先生往谈。请定一个时间。”我就把今天下午所发生的事情之经过告诉他，并问：“像这种光景，你看能不能去？”于是，约谈的事被打消了。

从七月开始，我住处巷口就有一二便衣守候，夜间作纳凉状。我起先不知道。日子久了就察觉了。我外出时，有时也尾随。这种监护，到九月底才撤销。可是，逢着节日就出现，十月十日巷口有人。十月二十五日“光复节”有人坐在巷口椋树底下看报。十月三十一日，这里□□□□又有人守候巷口。自此以后，我没有再看见过。这种情形，附近居民有知道的。我住的围墙比一般的高些，这一带熟识的知识分子戏呼我住的墙为“柏林围墙”。现在，围墙附近更清冷了！

尾声

在更冷清的围墙里面，殷海光衰病侵寻，逐步走近他生命的终站。文德《殷海光教授年谱简编》1967年条下，有这样的话：

……四月二十五日由宏恩〔医院〕转到台大医院。宏恩费用由李敖负担。五月一日在台大手术米，胃切掉了三分之二。五月十四日出院。五月美国哈佛大学决定聘请殷到哈佛与史华慈教授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开始办理出境手续，但直至逝世一直未获出境。为此事李敖七月向有关方面暗示：“还是把殷放走吧！因为他如能出境，该是当局有自由的是好人证，是划得来，得可偿失的。”七月接到台大续聘书，但仍是不准授课的形式教授。殷曾有意退回聘书，但徐复观力加劝阻，所以未退。

可见直到这个时候，国民党文化特务徐复观，还扮演着两面人的主角，不愿殷海光在死前给国民党难看。国民党知道殷海光快死了，终于不再逼他到教育部，让他死在不教书的台大教授任上了。他最后到台大医院开刀，原因之一是他感到李敖实在负担不起私立医疗费用了，而他是台大“现任”教授，也可得到不少台大医院的福利。

殷海光死在1969年9月16日。官方眼中特大号的自由主义者，终于少了一个.

如今，在殷海光死后十多年，我最看不惯的一点是：居然没有一个人挺身出来，为殷海光当年被国民党官方、徐高阮、胡秋原、徐复观、钱思亮等人的联手迫害，表示像样的揭发与抗议；海内海外的知识分子、乃至殷门弟子，对徐高阮、胡秋原、徐复观等的落井下石，居然不表示任何责备、任何道义的评论与制裁，反而跟着吹捧胡秋原、徐复观，我真不知道你们的良知何在？正义感又何在？我李敖在此，我真的看不起你们，你们真是漫无心肝的伪君子！

《水浒传》记武松替那“死得好苦”的哥哥报仇，洒泪道：“哥哥灵魂不毕，今日兄弟与你报仇雪恨！”我今年陆续发表这些纪念殷海光的文字，目的无他，就是要揭发伪君子们的真面目，替“死得好苦”的殷海光“报仇雪恨”。——我就是这么干脆、血性而有火气，我就是这样写出来了！

1982年12月7日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做的几件事（孙铭九）

派高福源回苏区联系

高福源是东北军六十七军一〇七师六一九团团长。1935年10月下旬，他率所部在陕北甘泉以南的榆林桥镇被红军打垮，高福源被俘。他在中国共产党优待俘虏政策的感召下，抗日爱国思想有很大提高，主动请求放他回东北军去做劝说张学良的工作。中共批准了他的请求，并对他说：如劝说有效，张有诚意，红军可派正式代表与张谈判。高遂于1936年1月初在红军的安排下，回到甘泉。

当时，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部驻在洛川。驻甘泉的是一二九师所属部队，师参谋长张文清，是高在沈阳东北讲武堂的同学。通过这个关系，由张文清派了高的另一个同学佟道（佟铁肩）一同去了洛川。先由佟道持张文清与军参谋长赵镇藩的信取得联系，然后与军长王以哲会面，说明了来意。这时，也正是张学良被蒋介石逼迫打共产党感到无出路，感到东北军有被消灭的危险，因而叫王以哲在前线设法与红军沟通关系之时。因此，张学良接到王的密电后，就于次日亲飞洛川与高会面。

高把李克农给张学良的信交给张后，便向张报告了自己被俘后的感受和建议，转达了中共中央对张的愿望。张接受了中共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遂于1月16日重派高福源持函返回红区，约请中共代表来洛川晤谈。

在洛川与李克农会晤

高福源返抵瓦窑堡后，中共中央决定派李克农为代表去会张学良。2月中旬，双方电台叫通，取得联系。同月21日李率随员四人，由高陪同去洛川。出发前，中共中央将行期电告了张学良。李克农一行于2月25日到达洛川，先由赵镇藩接待，同时电告张学良。张指示王、赵妥为招待，并可先商谈停止前线敌对行动方面的具体问题，根本问题则待张亲自来商谈。为了防止走漏风声，王、赵把李等人安排在一深院里，外人概不得入内。

张学良于3月3日由南京飞回西安，3月4日，即飞往洛川与李克农会晤。在此之前，由六十七军王、赵二人与李等先达成了停止前线敌对行动的口头协定，约定俟双方批准后，于3月5日同时秘密下达。

这个口头协定的内容大概有：

一、双方同意一致抗日。相约双方毗邻区（包括陕、甘边区和其他有接触等防区）互不侵犯，各守原防。

二、红军同意恢复东北军六十七军在甘泉、鄜县、延安公路上的交通运输和通商活动。

三、延安、甘泉两城现在六十七军部队所需粮柴等物，可向当地苏区采购。红军为便利友军，准许当地苏维埃政府发动群众运送粮柴进城出售。

四、恢复双方地区的通商。红军可经洛川、鄜县办货，六十七军有保护之责。为掩蔽耳目计，红军穿便衣活动。

五、红军同意被围在甘达半年之久的六十七军两个营换防，不加阻挠。

张学良亲自与李克农的会晤是在夜间秘密进行的。王以哲和赵镇藩参加了会谈。事后听说这次会谈经过情况很好。对尔后张学良联共抗日起到了积极推动的作用。

张学良在这次会晤时提出了这样几个问题：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什么不包括蒋介石在内？

二、敌强我弱，如何抗日？能否取胜？

三、红军既要抗日，为何不由宁夏向察、绥接近前线，此路既与外蒙国际路线相近又是阻力较小的地方，反而东渡黄河进入山西而遭阎锡山的阻挠呢？

四、双方如何设法与苏联联系，以取得国际的援助？

李对张所提的问题除第三项未作过多的回答之外，对其他各项都作了详细的分析和说明。最后，双方达成了全面停战的秘密协定，并解决了当时存在于双方之间的一些具体问题。其主要内容有：

一、红军撤离自西安到肤施（延安）公路两侧五里以外，保障该公路的交通安全。

二、东北军给红军一部分枪支、弹药、服装、通讯器材和医药品等。

三、对李克农关于抗日问题的分析，张学良表示同意。但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不包括蒋介石在内，张有不同的看法。张提请由中共再派出全权代表与张面谈一次。地点在肤施，时间由中共决定。张希望最好能亲自一晤毛泽东主席或周恩来先生。

四、请中共方面派出代表常驻西安，以便随时商议解决抗日的问题。

五、双方各派出国代表，分道争取国标援助。张负责派代表去新疆与盛世才联系，商洽假道问题。

这次会晤商谈于3月5日结束。6日，中共中央给李复电后，7日，李等即离开洛川，东渡黄河去山西前线。

我在事后与张学良的接触中，略知一些片断情况。张对这次会谈是十分满意的，对取得的成果是兴奋的，据张当时对赵镇藩说：“老赵，我是趸销，不是零售啊！”从此以后，张学良联共抗日更加积极了。

在延安与周恩来会谈

1936年4月9日，在肤施城内一个天主教堂附近的小院落中，张学良与周恩来秘密会见。随张去延安的有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和我，当时我是张的随从参谋。我们都穿便装。另外一位是刘鼎。

周恩来当时是从离延安东北约二十里的川口来的。随他来的有李克农。

会晤于4月9日晚上进行。参加会谈的有：周恩来、李克农、刘鼎、张学良、王以哲。我在门口守卫。

4月9日那天，我们的飞机从洛川起飞，张学良和刘鼎坐在驾驶舱里，王以哲和我坐在客舱里。下午，飞机在延河边上新整修的简陋机场上降落。下机后，我们就去那个小院子等待中共代表的到来。我在门口等候到傍晚，才迎着五位客人鱼贯进入院中。其中有一位长着大胡子，目光炯炯，事后知道，这位就是周恩来。开始会谈后，我在院中守卫。

这次会谈的内容，在以后张学良历次谈话中，知道一些大概情况。

会谈开始，先是张学良诚实坦率地谈了他对国家前途的看法。他说当前中国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共产党的路；一条是法西斯独裁的路。最近认识到以前拥护蒋介石搞独裁、走法西斯的路不通，抗日无期，内心很是苦闷，请周先生指教该怎么办。

周先生看到张学良的态度是诚恳和坦率的，因此在谈话中就诚恳而明确地指出：要真正想抗日，就必须实行民主，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因为真正强大的抗日力量的源泉，在人民群众之中。法西斯个人独裁，是帝国主义的产物。德国与意大利都是法西斯国家，与日本帝国主义同一鼻孔出气。真正要抗日，就不能搞法西斯、搞独裁、效法德、意。

张学良在听了周先生的恳切诚挚而耐心的说明后，表示完全同意，并说，今后当不再谈法西斯主义了。接着张便问：我们如联合抗日，该如何对待蒋介石呢？

周先生说：共产党的方针是反蒋抗日，这是因为蒋介石还在顽固地坚持反人民的内战，坚持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反动政策。

张学良提出了他对蒋介石的看法。他说，我认为蒋介石是有抗日之心的，其错误在于他想先消灭共产党，然后再抗日，即所谓“安内攘外”政策扭转过来。不然，既要抗日，又要反蒋，困难势必增多。因为，目前蒋掌握全国军政财大权，如果我们在前面抗日，他在后面打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正愁抗日力量还不够多，怎么可以抛开他呢？因此，我认为应该联蒋抗日，不得已时，也要作到逼迫他抗日，而不叫他扯我们的后腿。

周先生对张学良所提联蒋或逼蒋抗日的意见，表示是有道理的，但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必须提请党中央和毛主席研究之后再作决定。

周先生明确而切实的回答，给张学良以很大的启发和教育。他说，听了周先生的谈话，使我长期悬在心上的大石头落地了，使我很久存在思想中的苦闷得到了解决。他愉快轻松地对周先生说：“今后我们内外夹攻，你们在外边用军事攻，我在内里尽力逼劝，一定能把蒋介石扭转过来。”

这次会谈，张学良向周先生说出了肺腑之言，诚恳求教。周先生则以伟大的气魄，高度的智慧，亲切而平易近人的语言，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对张学良进行了开导和启发，使张学良心悦诚服，更加坚定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信心，最后达成了一致协议，张学良从此进一步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

会谈一直持续到次日黎明时分才结束，在晨曦中，周先生同我们一一握手告别。刘鼎随周先生去苏区，张学良、王以哲和我乘飞机回洛川。

在这次会谈中，张又提出请红军派代表常驻西安，以便及时解决一些问题。

刘鼎同志在西安

张学良为了谋求与红军沟通关系，曾于1935年12月间，从南京到上海面托李杜寻找中共的线索。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就把刘鼎介绍给李杜。张学良得知后，就派赵毅去上海接刘来西安，时在1936年3月中旬，即洛川会谈刚结束不久。

刘鼎初到西安时，就住在金家巷张的公馆，我与刘常见面。他当时的公开身分是东北义勇军代表。据刘对我说：张学良初见他时，就提出你们为什么骂我投降卖国和不抵抗呢？刘回答说：张将军掌握几十万大军，坐镇东北，有守土之责。日寇进犯，你不抵抗，一夜之间，沈阳沦陷，数日之内，东北国土全部丧失，全国人民自不能不骂你。共产党是同全国人民站在一起的，当然不能例外。东北军一直受蒋介石指挥“剿共”，前在鄂豫皖，后在西北，“剿共”都很积极，使红军遭受不少损失。最近东北军在同红军打仗时受了一些损失，能怨我们吗？红军有广大人民作后盾，是不可战胜的。蒋介石虽有百万大军，对红军也无可奈何。他逼东北军“剿共”，是“借刀杀人”，想用“一箭双雕”的办法，消灭东北军。正是由于红军厉害，所以蒋才施这条毒计！我看，为张将军自己计，东北军今天最好的对策是联共抗日。这不仅可以洗掉不抵抗的罪名，而且可以摆脱蒋介石借刀杀人的毒计，这是东北三千万父老和全国人民最企望于张将军的。将来抗日胜利，张将军和东北军将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刘的这些话，据我对张学良的观察，是从内心深处打动了他的。因此，张待刘以上宾，随时见面谈话，两人相处甚为融洽。记得张在谈话中曾说：刘鼎可能是王稼祥的化名吧？张学良以后把高福源沟通红军关系的事告诉了刘鼎。因此，以后张到延安就带了刘鼎同去。

后来，根据张学良与周副主席会晤时达成的协议中有请中共派代表常驻西安的内容，中共中央就派刘鼎为代表，仍住在张的公馆。当刘为中共代表由苏区回到洛川时，张请刘谈谈中共中央的意见，刘说：特来听张副司令的意见和要求，当负责转报陕北党中央。张又请刘谈些张要知道的问题，刘以个人的看法，谈了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红军的制度和政治制度，军队生活和游击战等等问题。

刘鼎为巩固和增强东北军的抗日力量，对张学良提出过很多意见和建议。如，建议在东北军中灌输以抗日为中心内容的爱国主义教育，成立军官训练团，招收青年学生入伍以培养抗日骨干等。使张对共产党和红军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坚定了他与共产党联合抗日的决心。张在东北军中建立“抗日同志会”和在卫队营中成立“抗日学生队”，都是在刘鼎的协助下建立起来的。这些措施对于培养和加强东北军的联共抗日力量，起了很大的作用。

王曲军官训练团

张学良为了实现联合抗日，于1936年6月底在西安南边的王曲镇创办了一个“军官训练团”。在成立前，张向蒋介石报请批准，说是要模仿蒋的庐山军官训练团，以培养“剿共”的骨干。实际上，则是为了在西北“剿总”所属各部队中，特别是在东北军中，灌输抗日思想，洗刷陈腐作风。

训练团团长是蒋介石，张自代团长，杨虎城为副团长。成立后，共办了四期，每期约一个月左右。第一期先成立干部连，王以哲任连长，成员从各级军官中择优调来的。以后各期中的队长、班长、组长等，就由他们担任，都是师、团、营级的干部，第一期干部连参加的成员，共约一百二十人，分十二个班，一个月结业后，多数留在训练团作干部。

王曲军官训练团前两期教育长是王以哲，后两期改由黄显声担任。黄是积极主张联共抗日的，对训练团的工作很负责任，张学良很信任他。由刘澜波推荐经张学良批推，黄参加了“抗日同志会”。

军官训练团的课目有：政治、国际时事、军事锻炼和游击战等。有时张学良还亲自讲话。每日听课之后，即开小组会讨论，将讨论的意见汇集起来，加以整理，备作各部队改革的参考。

刘澜波从西安搞来了留声机，课余时间，就用这个留声机给学员们放进步歌曲，如《毕业歌》、《大路歌》、《开路先锋歌》和《义勇军进行曲》等；有时他还教大家唱《码头工人》、《打砖》和《扬子江暴风雨》等歌曲。这些进步的文艺活动，对于提高学员的抗日救国觉悟，起了很好的作用。

训练团学员住的是土窑洞，宽约一丈五尺，长约五丈。每班住一个窑洞，学习和生活都在里边。窑洞里有挖好的土桌和土凳，学员吃饭就坐在这些土凳上，张学良和大家一样。

搜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

张学良派卫队营搜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是在1936年8月29日的深夜直至第二天早晨五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东北大学学生代表、抗日运动积极分子宋黎等，在西北饭店被蒋系中统特务逮捕。我闻讯后即派参谋秘书室工作人员关时润（又名关沛苍）探询情况，也被特务逮捕了。因此，我将此事报告了张学良，请求张对蒋系特务随便逮捕我方人员蛮横行为和凶恶气焰，给以打击，借此维护我们的安全和尊严。我说，蒋系中统特务不请示副司令而私自绑架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卫队营就可以去省党部，将被绑架的工作人员抢回。张学良对于搜查国民党陕西党部一事，极为慎重，考虑再三，最后说：要调查清楚，是否确实，不可弄错了。

宋黎很勇敢机警，他被蒋系特务绑架带走时，在大街上遇到十七路军的宪兵巡逻队，于是他就一面同特务撕打，一面大声叫喊：“土匪绑票，救人呀！”这样，十七路军的宪兵巡逻队就将宋黎和特务们一起押至宪兵营，经过查问，弄清了真相。申伯纯就报告张学良，张立即派人把宋黎接了回来。张问明情况后，确知关时润已被特务抓进省党部，而且很快要解送南京审问。张听后大怒，把陕西省主席邵力子找来，厉声问他：“我是代总司令，是代表委员长的，我是国民党中监委常委，是代表中央的，省党部的人为什么竟敢这样藐视我，擅自抓走我的部下呢？即使抓共产党，为什么不让我先知道呢？抓我机关里的人，不向我报告，是何用心？”邵解释说他不知道这件事，查明后马上报告。邵走后，张即指示我准备带领卫队营，搜查省党部，抢出被绑的关时润等人。接着邵力子来报告说：“省党部系奉委员长命令，逮捕刘澜波、宋黎、马绍周、孙达生等四名共产党员，事先未请示副司令，是他们的错误，现在他们托我向副司令请示。”张对邵说：“什么共产党员，什么委员长命令，还不是捏造罪状，诬陷好人！你不用管，我自有办法。”

张即命令我带领卫队营，突然包围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打开大门，入内搜查，找到了关时润和被捕多时的刘澜波，并将中统特务头子姓李的队长逮捕起来，押到卫队营。

这一夜，张学良觉都没有睡，我随时将搜查情况向他报告。当被绑架的人抢救出来后，张对我说：“明天要给陈立夫打个电话说一下。”以后是张直接给蒋介石打了电报，向蒋报告并请处分。蒋即回电说：张对此事处理虽有莽撞之嫌，但所请处分一节，应毋庸议。这一场严重冲突事件，就这样敷敷衍衍地结束了。

搜查陕西省党部的事，是张学良和蒋介石在联共抗日问题上发展到严重对立的表现。蒋系中统特务敢于不通过张学良而逮捕东北军干部，这是张所不能容忍的事。但搜查省党部，等于无视国民党，反对蒋介石，又是蒋所不能容忍的事。然而双方都隐忍着，张自请处分，蒋说应毋庸议，都有内在的心事。张仍然积极准备进行联共抗日工作，蒋则由于两广事件尚待处理，不能马上来西北镇压抗日运动，一时还不能用全副力量来解决东北军的问题。就这样，对此严重事件不了了之。

成立抗日学生队

“抗日学生队”（通称学兵队），是在延安会谈后，为了培养新的抗日干部，接受周恩来的建议，在卫队营中成立的。我是在搜查省党部后调任卫队营营长的。学生队的筹备和招生工作于9月开始，9月底正式成立。学生队共有队员四百多人，分为三个队。队员大部分是从北平招来的，是通过中共地下组织秘密介绍来抗日的积极分子。其中有大学生、中学生和社会青年，很多人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和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队员，也有一小部分是共产党员。据南汉宸对我说：是由他在北平负责招集起来，张学良指示在北平东北军机构，派火车皮把学生运到西安的。

后来，从卫队营选派了一部分班长和士兵参加学生队，负责担任初级军事训练工作。

卫队营营部设在西安东城门楼上，学生队队部也设在这里。

学生队的训练内容以政治时事为主，军事术科为辅。当时的课程内容，都是由刘鼎负责拟出来，交由负责干部关时润去执行，分组讨论。刘鼎是实际领导学生队的负责人。开学时，我致的欢迎词讲稿，就是刘鼎起草的。记得，万毅也讲了话。

学生队开始由我兼队长，随后请康鸿泰任队长，下设三个分队，由张哲、朱云飞、刘元铮任分队长，关时润为指导员。以后主要由康鸿泰负责，直到西安事变。

由于蒋系特务常常暗中绑架进步青年，为了保护学生的安全，大家都自学遵守纪律，不下城楼，不个别上街，每星斯日洗澡，都是集体出去。因此，没有被蒋特偷绑去一个学生。

西安事变前，学生队每结业一期，所有队员便都被分派到东北军中担任政治工作和下级干部，对以后的联共抗日工作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蒋介石在王曲军官团讲话

自搜查国民党省党部后，西安和西北方面的联共抗日与“剿共”不抗日的斗争，逐渐达到了白热化。蒋介石为镇压西北方面的抗日运动，于1936年10月22日，亲由南京飞来西安。在张学良和杨虎城陪他游逛了两天华山之后，就宣布他要继续大举“剿共”的计划。张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应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时说明这不只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东北军全体官兵的意见，也是全国人民的意见。杨也向蒋表示十七路军部队的抗日情绪高涨，“剿共”士气，低落，很值得优虑。蒋对张、杨的意见，根本不听，仍然强调他的“剿共”决心。并说，他要亲自去王曲军官训练团讲话，着张、杨于10月26日做好准备。

27日这天，张、杨站在台下，蒋说了一通明礼义、知廉耻、在家尽孝、为国尽忠等滥调之后，接着就讲：日寇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内患是心腹之病，外敌是皮肤之疾，内患危害大于外敌，内患不除无法抗敌的一套“攘外必先安内”等言论。最后气愤地说，不积极“剿共”而主张抗日的人，是内外不分，缓急不辨，是非不明，先后倒置；不积极“剿共”而主张抗日的人，一定要危害国家，成为不忠不孝的人。对这种不忠不孝之人，国家有法纪，一定予以制裁等等。

军官训练团的军官对蒋的这个讲话，都很气愤。黄显声说：一定要叫人来驳斥蒋的这篇谬论，安定一下大家的情绪，说明抗日是正确的。我和黄显声商议后，派敢说话的苗剑秋秘书到军官团来讲一次话。

苗的讲话中有这样几句：“团结抗日，是救国政策，是绝对的正确；‘剿共’内战，是亡国政策，是绝对的荒谬。昨天竟有人说，日寇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要打共产党。我们东北被日寇占领了，东北人都成了亡省亡家的人，受到的苦处太多了，现在居然还有人在这里说这种话，我们东北人稍有血气，就不应该让他站着走出去，而应该叫他躺着抬出去！”

苗的讲话，被蒋特分子报告了晏道刚，晏要求张学良把苗交出来，张为缓和紧张形势，说要惩办苗，后又以畏罪逃跑之名，将苗送到北平。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蒋以后痛恨黄显声，此事亦是原因之一。

临潼扣蒋（孙铭九）

西安事变时，我任张学良的卫队营营长，奉命扣蒋介石。现就记忆所及，对有关史实写下来，供参考,请指正。

蒋介石来西安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再次来到了西安，住临潼华清池。在这之前，蒋曾在10月22日由南京飞西安，他在逛了两天华山后，就宣布大举“剿共”计划。张、杨均表示反对，但蒋仍坚持其反动主张。并在10月26日到王曲军官训练团去“训话”，引起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官兵的强烈不满和愤慨。这次，蒋介石来西安后，在华清池同张的争论，更为激烈。张学良请求蒋介石释放救国会的沈钧儒、史良等七人，蒋拒不答应。张说：“你这十年，就是袁世凯第二了。”蒋气急败坏地嚷道：“只有你一个人这样说，只有你敢对我这样叨唠。”

此次蒋介石来西安，是为了继续进行反人民的内战，消灭共产党，同时解决西安问题，即逼迫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继续进行“剿共”，否则即调离陕、甘逐步消灭之。所以，这时的西安空气是非常紧张的。

张学良暗中准备扣蒋

蒋介石是非常顽固的，但张学良仍想劝他改变政策。12月6日前后，张还抱着劝蒋回头的愿望，向他恳切陈词：叙述当前的国内形势只有先对外，一致抗日，才不负全国人民所望，才是国家唯一图存的道路；说明全体东北军，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的抗日情绪激昂，前线各部队准备自动组织援绥抗日，自己亦可亲自上前线指挥；表示个人对蒋是忠心耿耿，因此为领袖着想，不能不披肝沥胆相劝。说话间，声泪俱下。但蒋介石不但无动于衷，反而勃然大怒，严斥张幼稚无知，受共产党蛊惑，违背“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甚至是反革命，蒋拍案道：“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政策也不能改变！”由此张和蒋的矛盾更加激化。加上这时又接到王化一从武昌拍来的“华密”电报①，获悉蒋介石已内定将东北军调离陕西，南开福建，加以消灭。因此，为了联共抗日救国，为了洗刷不抵抗的罪责，为了东北军自身的前途，张学良必须破釜沉舟。

12月9日，西安学生万余人，举行“一二九”爱国运动一周年纪念活动。我们请示张学良派卫队营的士兵跟随学生队伍同行，张同意，我即命令王协一连长派该连的王振东排长率领士兵二十人跟随游行队伍。

张为了避免发生流血事件，乃亲自乘车赶到临潼道上的十里铺劝阻学生，对他们说：“同学们！你们站住，听我说几句话。你们的爱国行动，我决不阻挠。我是当地负责长官，你们有话同我讲，我替你们解决。我张学良的爱国心情跟你们一样，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也许我的要求比你们的要求还急迫。但现在你们不要再往前走了，不然会发生流血事件。”学生们喊：“爱国就不怕牺牲！”张说：“你们的一切请愿书都交给我，由我替你们转向委员长陈述。”张学良在群情激愤下激动地说：“同学们，相信我吧！我是国家负责军人，我决不欺骗你们，你们回去吧！”这时学生们喊道：“拥护张副司令领导东北军援绥抗日，请答复我们的爱国要求！”张表示今天已经天黑了，你们先回去吧。我要在一星期内用事实给你们回答，我说的话是负责的。”张学良说的都是片心潜藏已久的话，记得在金家巷公馆吃饭时，他曾对吕正操和我以及秦诚至等人说过：“谁都有哲学，这个哲学，那个哲学，我有‘赌’的哲学，虽然输一次两次，但只要不散局，总有一次，我要把老本都捞回来的。”

学生们听到张学良的话，都很感动，觉得满意。天色已暗下来，队伍停留在凛烈的寒风中，经领队的布置，有的立即回城，有的当夜留在十里铺。我们派去保卫学生的那二十名士兵，和他们一道住下。这二十名士兵后来参加了扣蒋的战斗。

9日晚间，张学良又一次在华清池与蒋介石争论。蒋当时怒气冲冲地对张说：“你是代表国家大员对学生说话呢，还是代表学生对我说话？你不懂拥护领袖的道理，有人侮辱领袖，你应当与他拼命。”张一直深夜才愤愤而归，烦闷地对我说：“委员长太差劲了，竟要开枪杀死爱国的青年学生！”10日上午，我又要求到华清池察看一下周围的形势，又叫王协一连长亲自率领沈连峰排士兵三十人到十里铺去，会合王振东排长，加强力量，再向前进到灞桥，夜间不要撤回来，其用意是尽量缩短与华清池的距离。

第二天上午张学良告诉我说，他已和杨虎城谈妥了，要我做好充分准备，并说：“你要听我的话，不要急。”根据张的指示，我即派商亚东（同昌）副营长率领张连长等约一连人再去灞桥，与王协一连长等会合，日落前到达宿营地。

下午六时许，我又命令卫队营营部王副官准备好足够两辆载重汽车的汽油。九时左右，我叫王副官速派车去灞桥待命，以供卫队营行动使用。

张学良和杨虎城商定结果是，张负责临潼扣蒋，杨负责扣押蒋的军政大员和城内警戒。一切的准备工作都在积极紧张地进行着，一件震惊世界的事件就要发生。

11日，白天张仍然照例去华清池见蒋，晚上和杨联名在新城大楼宴请蒋系军政大员。不料这时蒋介石打电话将张学良召去了，我请求随张同去华清池，张坚决不许。

“兵谏”前的最后动员

晚八时许，张学良才由临潼摆脱蒋介石出来，到绥靖公署新城大楼去做宴会的主人。十点左右，席终人散，他匆忙地回到金家巷公馆，当即叫我去。我到达会客厅时，已有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刘多荃、缪澄流、董英斌等人坐在那里。张见了我，当着众人的面对我指示说：“孙营长，我令你跟白凤翔师长一道去华清池。你要听白师长的话，服从他的指挥，要谨慎当心！”没等我回答，张又郑重吩咐：“你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逃跑了。”我正待转身退出时，张回过头来，用眼睛紧紧地盯着我说：“你的卫队营，准有把握吗？”我说：“有把握！”他继续说：“明天这个时候，说不定我和你不能再见面了，你死，还是我死，是说不定了。不过报纸上能登这么大的字（张用手示意着鸡蛋大的圆圈）。”又严肃地说：“若是弄不好，那我们都得上山了。你要小心注意！”我敬礼回答说：“一定完成副司令给我的任务，不然我就不回来见副司令啦！”

王以哲军长在旁边对我说：“孙营长，就看你的啦。”

我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出来，即去找白凤翔。

这天的晚间，东北军中除何柱国军长未找到外，其余高级将领均来到张的公馆。张在宣布“兵谏”计划时，用极沉痛的话对大家说：“我今天把大家找来，要跟大家商量一件事。咱们东北军亡省亡家，又背上了不抵抗的罪名，不为全国人民所谅解。究竟是谁不抗日呢？到现在，罪名却由咱们背上了。我屡次请求委员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共产党的问题应该用政治方法解决，先安内后攘外是给日本造机会等等，反倒多次挨他的训骂。最近我在洛阳痛切陈词，请求准许东北军去察绥支援打日本，他反骂我是反革命。说什么他就是革命，违反他的意志，就是叛国反革命。骂共产党不要父母，说我也不要父母；骂共产党不要祖国，说我也不要袓国。在临潼拍桌骂我，说：‘等我死后你再去抗日。’逼得我连话也不能说。现在死逼着东北军继续去打内战、‘剿共’不听他的命令，就调咱们到福建去。实在逼得我们没办法了。我现在已与杨主任商量决定把他扣起来，逼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你们大家有什么意见？”张说完后，无人发言。只有于学忠一个人问：“第二步怎么办？”张说：“先扣了再说，只要他答应我们抗日，还拥护他做领袖。”

动员之后，张学良即带领大家一同到杨虎城的绥靖公署，留下缪澄流在金家巷公馆坐镇。

我到开元寺白凤翔家，白迎我坐下后说，找刘桂五共同商量。我因张未对我说有刘桂五，即说：“我们俩商量决定后，由你转告他吧。”于是我们约定后半夜两点钟，在卫队营营部入口处（西安东城门楼下墙角的坡道转弯入口处）碰头，由白乘小汽车接我，然后一同去灞桥与卫队营队伍会合，这时已是深夜十二点多钟。

蒋介石被扣经过

12月12日凌晨二时整，我和白凤翔、刘桂五一同登车，沿着去临潼的道路上急驰而去。

两点半钟之前，我们到达卫队营派出队伍的宿营地，这时商亚东和王协一已将全队集合完毕，整装待发。我与商、王说明情况后，即对官兵讲话，说明了任务。

在当时，我对政治是无深刻认识的，在理论上讲不出什么，只认为卫队营的官兵都是也应该是忠实于张学良将军的，因此我便从这个角度上进行了简短的动员：“今天我们到华清池去，是为了救副司令。委员长不抗日，也不叫我们东北军抗日，我们副司令向他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不但不接受，反而把我们副司令扣押起来。我们今天去华清池，是要把委员长扣起来，逼他抗日，营救我们的副司令出险。保护副司令的安全是我们卫队营的神圣职责，我们一定要完成这个极其重要的任务，一定要扣押住委员长！但要注意，绝对不能把他打死！”当时群情激愤异常。

向战士动员之后，我请示白凤翔怎样行动，白叫我领卫队营先冲进去，他们随后跟进。当时卫队营大约有一百多人，两辆载重车共可乘五十人左右。蒋的侍卫住在院内的约有三十人左右，住在院外禹王庙附近的宪兵估计有四十人（以后知道有七十人）左右。我们是突然袭击，又是在夜间，他们大多数人都在睡梦中，抢进去是有一定把握的。我即对白说：“好！我先领卫队营进去。”遂命王协一连长随我带人先乘汽车迅速冲进华清池，其余的由商亚东副营长率领随后跟进。具体的布置是：1.王连长带领三十人乘第一辆汽车，负责解除华清池大门外岗哨的武装，堵住各门窗的出入口，逐次将院内的岗哨缴械，尽可能不开枪，然后来协助我。2.由我带部分人直接寻找蒋的住处，进入房中请他出来，说是因为有叛兵闹事，副司令为着蒋委员长的安全，请其避开这里进城去。如不顺利，则用武力挟出华清池，架到车上。3.由商亚东、张连长带人负责包围院外禹王庙的宪兵，并警戒华清池的周围。

当王协一的车冲到华清池大门外时，遭到蒋的守卫岗哨的阻挡。本来打算将车直接冲入院内，但门卫岗哨抢前阻止并开枪威胁。这时我的车也到了，只见大家一齐跳下车来，其中有一人（是个班长，叫王德胜）开枪把岗哨打倒。这时枪声大作，和喊声混成一团。蒋的侍卫们进行抵抗，黑夜中枪弹从各处的房子里射出来，以后又扩延到其他地方。这时王协一指挥队伍去解决蒋介石的卫兵，我就进入二门内（即上有“华清胜境”四个字的门），直夺小桥，想从那儿过去，却被斜对面房中射出的密集子弹堵住，不得不改换方向，顺着飞虹桥下的假山小道沿左边直上。在寻找五间厅的时候，从侧房中射出的子弹很密，蒋的侍卫都是二十响连发手枪，我们只得匍匐前进。一个随从兵因为拉我，也被打伤了，但终于到了蒋的住房五间厅。可是，当我们进去时蒋已不在了。我摸床上的被褥还是热的，知道蒋跑出的时间不会太长，便急令搜查周围各处，但仍不见踪影。我转身出来，此时天色渐明，王连长跑来报告说，贵妃池抵抗甚烈，可能委员长就在那里。于是我们赶到那里并高声喊话：“你们不要抵抗了，快点缴枪！如果委员长在这里，就请出来答话，我们保护委员长的生命安全！”对方长时间无人答话，并连连射击。我们火了，喊道：“再不缴枪，我们就扔手榴弹了，把你们全都炸死！”我继续喊：“你们把枪缴出来，我们保证委员长和你们的安全。”这样，对方才停止抵抗，把枪支扔了出来。经过搜查，发现蒋不在这里。

这时我焦急万分，找不到蒋可糟糕了，怎么回去见副司令呢？我同王协一又回到蒋的住房查看，在朦胧曙色中，看见蒋的帽子、皮包、假牙等东西杂乱无章地摆在桌子上。我命令搜査全院，仔细寻找。忽然有一卫士跑来报告说：“在后山墙下发现一只鞋。”我想可能蒋就从那里跳过山墙逃到后山去了，急忙说：“我们赶快上山搜查！”并派人通知后续部队，一齐上山。

这时卫队营已全部到达了，满山上下到处都在搜索蒋介石的下落。

在搜查中，从后窑洞中抓到蒋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他已负伤。我问他：“委员长在哪里？”钱认出是我，有气无力地答道：“不知道。孙营长，我确实是不知道呀！”当时他脸色苍白，惊慌失措地依靠在假山的石头旁。

我正要上山去，一个士兵跑来报告说：“副司令派刘师长来了，现在二门对面等你，叫你去。”在路上他又说：“蒋孝先从西安跑出来送信，在公路上被我们抓住了，后来把他枪毙了。”我即说：“该毙！这小子杀死的青年学生太多了！”

我来到二门外，在门外的小房间内看到刘多荃和白凤翔。一见面，刘便说：“副司令叫我来看看你。”白则说：“你是好样的。”我心焦，不愿多说话，我对刘说：“我们正在搜查委员长的下落。”他俩不再说什么，我也无心久留，遂转身出来。我从后山墙的小门迅速跑上山去，在半山腰看见被截获的蒋的贴身侍卫蒋孝镇，这个家伙已经吓得面无人色。我问他：“你知道委员长在哪里？”他半吞半吐地说不知道，我即拿枪对着他说：“你不说真话，我马上枪毙了你！”他听了这话赶紧回头向山上看了一眼。我按着他目指的方向，指挥队伍往上搜查。同时命一士兵将蒋孝镇押下山去。以后查知他是蒋介石的侄儿，当夜在蒋的卧室外值班守卫。他听到枪声后，急忙从床上把蒋介石拉起来，背着往后山墙门口跑，见门锁着，又推着蒋从墙上跳过去，逃到骊山上去了。

此时天色即将全明，可以看清地形地物了。我同士兵一起急往山上搜索，恨不得将蒋介石一把抓住才好。忽然跑在我前面的陈思孝（卫队营一个班长）喊着：“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呢！在这里呢！”我应声赶紧跑上前去，只见蒋介石刚从洞里出来，弯着腰扶着石头站在洞口边，卫队营的卫士们四面包围着拥挤在左右。发现蒋的陈思孝和卫士们报告说，我们先看见这块大石头旁边像有人在走动，一会儿又没有了。我们沿这个方向搜索至大石头旁，见洞里蜷伏着一个人，便喊道：“是不是委员长？赶快出来，不出来就开枪了！”里面连忙回答：“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随后钻了出来。

我走到蒋介石的面前，只见他全身冻得发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赶紧避开，说：“你打死我吧……”我说：“不打死你，叫你抗日！”此时，蒋的脸色苍白，赤着双脚，上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穿一条白色睡裤，浑身都是尘土。

“你们是哪里来的？”蒋问。

“是东北军！是张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的，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我回答。

“啊，你是孙营长，你就是孙铭九？”

“是我！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嗯，我知道，有人报告我的。”蒋可能看出我不伤害他，便说：“你是个好青年……你把我打死好了，你打死我吧。”

“副司令要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没有叫我打死委员长。”我解释并催促蒋说：“委员长快下山进城吧！副司令在那里等着你呢！”

蒋一歪坐在地上，发怒地说：“叫你们副司令来！我腰痛不能走！”蒋的腰痛，是真的，是他从五间厅往外逃跑翻越后墙时摔的。

我见蒋不走，便劝他：“此地不安全，请委员长还是赶快下山去吧。你腰痛，我们背你下山。”蒋还是不动，并要马骑。我示意左右卫士把蒋从地上挟架起来，拥推着下山了。来到华清池，蒋又不愿意进西安城。我和几个卫士便连推带拉把他弄上了小汽车。我也上了车。

车中对话

在车里，我坐在蒋的左边，唐君尧②坐在蒋的右边；前面是副官长谭海和司机。蒋皱着眉头刚说出“太挤了”一句话，随即又把话咽了回去。

车子向西安奔驰着，蒋不断地用手抚摸胸前，紧闭双眼，口中嘘嘘地呼着长气。我问道：“今天以前的事过去了，今天以后怎么办？”蒋说：“你们副司令有办法了。”

“我们副司令拥护委员长抗日。”我说。

“我也没有不抗日呀。”蒋小声说，“打共产党是国策，没有错，是我决定的。”蒋显然是动气了。

我据理反驳。

他说：“你！……我是国家领袖，我是国家的最高统帅，国策是由我决定的，国策没有错！你不懂！”蒋此时神态改变，怒形于色。并说：“你不要再和我说话，你不要和我说话了。”遂闭上眼睛。

到灞桥附近，路上军队甚多（后来知道这是张学良派来协助卫队营扣蒋的），汽车时停时走，蒋眼睛向外看，不一会儿沉寂打破了，他何我：“这是哪里的车队？”我简单地说：“东北军。”

车到西安城门，门口有岗哨值勤。蒋又问：“这是哪个军队？”我说：“十七路军。”进城门后，车子一直开到新城大楼绥靖公署，我和蒋下车进入早已预备好的住室。

被扣后的蒋介石与张学良的首次见面

我同蒋进屋后，把他引到一张靠椅上坐下，我站在蒋的右后侧，靠着一个小茶几。蒋仍手抚胸膛，一言不发。隔了一段时间，他才开口，几次让我坐下，并重复说：“你是个好青年。”

这时有人进来送茶，又有人送来张学良的大衣，以后又送来牛奶。蒋不喝也不穿。他问我：“你们副司令怎么还不来？”我随口答应道：“马上就来的。”蒋又叫道：“叫你们副司令快来！”我没有答应。

约半小时左右，张学良穿着蓝色丝绸棉袍推门进来，脸上显出得意的神情，对蒋微欠身子，劈头便说：“委员长受惊了！你这回交给我做做看！”蒋说：“我看你有什么好办法！”这时我后退了出来，刚出门，便听到张与蒋争吵起来，声音很高。

上午十时，我走出了新城大楼，直回东城门楼上卫队营营部，向卫队营的学生队简要地介绍了临潼扣蒋的情况。

蒋介石迁居

12月13日晚间十一时许，张学良把我找去，说：“我想把委员长搬到咱们这里来住，刘师长去请，他不肯来。我看你与他对付得很好，你去一趟吧。想办法请他一定搬到这边来。”我即去新城大楼，为了免除蒋的恐惧，我特意将服装整理一下，把腰间手枪顺着皮带转到身后，才小心地推门进去。刚向蒋敬礼还未开口，他便惊慌地急问：“你这么晚来做什么？”我立正答道：“副司令请委员长搬家，命令我来接委员长。这里不舒适，副司令公馆旁边的新房很清静，请委员长起来同我一起走吧！”蒋即说：“我不去，我不去！今天这样晚了，你来干什么？明天再说，你回去。今天太晚，我不去。”我上前一步说：“请委员长起来走吧，晚间外边无人，方便些。”说了半天，他还是不去。

这种情形说明，蒋是误解了我们的用意，以为我们要在黑夜间把他拉出去枪毙，因而怕离开住地。我看不好再勉强行事，便后退一步说：“今天黑夜委员长不愿意搬，我回去报告副司令一下。”蒋松了口气说：“好，好！你快回去吧。”我出来用电话报告了张学良，张说：“就等明天吧。”这时已是凌晨一点钟了。

次日（12月14日）下午，张学良又叫我去看蒋，并问他是否需要什么东西，以便使他心情平静下来，便于进行谈判。这次见面，蒋似乎已明白我昨夜来此并无加害他之意。我一进门，蒋即说：“你是一个好青年，好青年。”接着讲了一套文天祥、史可法忠诚爱国的故事和孙中山蒙难得救的经过等等。神色与昨天不同了。又说：“我是国家的最高统帅，军事最高长官，军人应以服从为天职。你是军人，应以服从长官为重。”我看出蒋的用意是要我服从他，便说：“我绝对服从我们的副司令。”他又转了话题说：“你家中都有什么人，东北家乡还有父母吗？我也是贫农出身的。”想用这些话来取得我对他的同情。蒋最后还说：“以后你常到我这里来听故事吧！”我回去把这些情况都向张学良作了汇报，张说：“随他讲去吧。”

当日（14日），端纳飞到西安，他是宋美龄请他来的。张学良在西安事变的当天，就拍了电报给宋，说：“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生平从不负人，担保介公安全，勿念。”宋接电后请端纳于13日由南京起飞，因气候不好，在洛阳停留一天，14日才抵西安。端纳与张学良见面后，张告知一切经过情况，郑重声明西安事变的目的是为了抗日，对蒋并无恶意，只要蒋能够联共抗日，不打内战，还是拥护他的。并请端纳告知蒋，是为了他的安全，才请其搬到金家附近新房去住的。

蒋一见到端纳非常高兴，又从他口中证实张学良要他移居的真意，就同意适居，于是随同端纳一起搬到了高桂滋公馆。

①1936年12月初，王化一由武昌打电报给张学良，说：何成濬秘密告知，他在洛阳时，在钱大钧的办公桌上看到拟好的电报稿，内容是调东北军到苏皖，然后调福建去，使之与共产党及杨虎城分离开，请副司令有所准备，等等（大意）。“华密”电报是张与王单独约定来往的电报密码本的称呼。

②唐君尧系东北军一〇五师的旅长。我后来知道他是张学良派来协同扣蒋的。

二二事件的前因后果（孙铭九）

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将军为了抗日救国宁愿以牺牲自己的精神，亲送蒋介石飞离西安回到南京。据张的侍卫副官刘海山事后对我说，蒋一到洛阳立即改变了态度而装出一副威严的面孔，对张监视，露出扣张的企图。一到南京，蒋介石就立刻背信弃义大耍各种手段，先是伪造“对张杨的训话”，继之令宋子文转告张学良写出书面请罪书，随后又以军法审判的形式，判张学良有期徒刑十年，最后又施以虚伪的特赦，特赦后面又加上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这样就实现了无限期监禁张学良将军的目的。此后，西安方面对蒋介石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极为愤慨，特别是在东北军内部对蒋介石的痛恨更是达到极点。

释放陈诚等人的争论

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飞回南京后，12月26日王以哲等首先令我撤除对陈诚的监视。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立即放回陈诚等人的原因，因为张学良还未回来，我内心实不愿意这样做。张在临走前曾说，他三天以内回来，推迟两天放他们走又有什么关系呢？我还听应德田说，他在开会时曾与王以哲力争，并极力反对在张学良未回来以前就放走陈诚等人。他又说，万一有个变化，这些人在我们手里，也较为有利。我又听说，杨虎城主任也不同意立即放走陈诚等人回南京。当时我和应德田的意见是一致的。王以哲在开会后对应德田说：“副司令把委员长都送走了，还怕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还不放陈诚他们呢？何况这又是副司令来的电报。”应说：“副司令还有两天就回来了，等他回来再放也不迟。”我当时同意应德田的意见。

一、因为电报不能保证是真意；二、即使是张的真意，过三天再放也未尝不可。

虽然当时监视陈诚等的责任由我担负，但王以哲和刘多荃以及谭海等都有直接命令指挥卫队营的权力。实际上刘多荃已直接按王以哲的意旨，命令卫队营于文俊连长撤除对陈诚等的监视了。并已命令先放出有病的晏道刚回家去住。于连长报告我时我不同意，但又不能不服从他们的命令，无权加以阻止。我听说杨主任也不同意，即打电话请问杨。杨说他不同意，但随后杨又直接来电话对我说：“各将领都在此开会，他们主张立即放走陈等人，我现在也同意了。”以后杨又叫何镜华来找我去新城大楼见他。我到新城后，在另一间房中见杨虎城，同时我看到王以哲、何柱国等高级将领在大客厅里开会。杨对我说：“孙团长！你要听命令。各将领正在此开会，都同意释放陈诚等中央大员回南京。”我说：“副司令说三天之内就回来，等副司令回来再放也不为迟，何必这样着急呢？副司令临走前告诉我说，有事找杨主任，我对杨主任同对张副司令一样，有事申诉意见，我是服从命令的。”杨说：“我已同意了。”我对杨说话时何镜华亦在场。

以后王以哲告刘多荃按他们的意旨直接命令卫队营撤除了监视。当时我实际上已无法不服从他们的命令行事了。

到26日晚间，王以哲等仍主张要放回陈诚等人，并下令完全恢复他们的自由。27日早晨就把陈诚等人放回南京去了。

蒋介石扣押了张学良

12月29日阎宝航同志飞到西安，带来放回五十架飞机的信，信上提出要求西安方面一定要服从蒋中央的命令等。阎宝航同志传达了张学良的话，他说：“张以手指向西北轻声说：他们（指蒋中央）不让我回去，那边（指西安方面）能答应吗？”阎宝航同志在刘多荃家中吃饭时又对刘多荃和周恩来同志说：“要争取汉公（指张学良）回来，主要在于你们团结一致，坚持到底，等等。”我对放回五十架飞机的事，与前次放陈诚等回南京一样是不同意的。我知道应德田虽然参加了会并予力争，亦无效果。_

1937年元旦，西安举行阅兵时，鲍文樾由南京飞回西安，说张学良已完全失去自由。

1月4日，张学良已被蒋介石明令“严加管束”。西安方面已确知张是不可能回来了，5日发出歌电，通电全国。以后经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方面负责人共同协商，才确定了三方面团结一致，作必要的军事准备，以遏止蒋军的军事威胁，争取和平解决事变，以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初衷——这一正确方针。从5日到12日，三方面已作了必要的军事部署。

潼关谈判

这时谈判的焦点，是要求蒋介石实行诺言，先撤兵出潼关放张学良回来。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均无法进行。因此，决定先派代表去南京进行交涉。

1937年1月9日，何应钦等派吴瀚涛和王化一来西安，是为劝说西安方面服从南京的命令。当时携有蒋和张分别致杨虎城的信。向西安方面提出的要求是：一定要杨虎城服从蒋介石的命令，而对张学良回西安和蒋介石在西安亲口承担的诺言，却只字未提。蒋不但没有先下命令把蒋军撤出潼关，反而大量集结军队西进。企图用武力压迫的办法使西安方面屈服。同时命令西安方面与顾祝同直接商谈，不再与自己接触了。

接着洛阳顾祝同和陈诚等派祝绍周乘军用飞机来西安，他是奉命进行试探，实际就是压迫接受命令。具体提出两个方案，其内容大意是：

甲、东北军（包括甘肃于学忠部）退到甘肃和陕西邠州以西的西兰公路上；十七路军转至泾渭河以北地区；红军仍退驻原陕北防地。

蒋军进驻西安，并在陇海路潼关咸阳段驻十二个团。

乙、东北军（包括于学忠部）调驻安徽淮河流域一带，十七路军驻甘肃；红军仍退返原陕北驻地，安徽省主席可委东北军方面的人充任。甘肃省主席可委十七路军方面的人充任，祝绍周到西安时是1月11日，也正是王化一由西安返南京之时。

当时问题的焦点，主要是要求先放张学良回西安，然后再谈其他的问题。

1月15日，决定派东北军的鲍文樾，十七路军李志刚，共同飞南京，唯一的任务是向蒋要求放张学良回来。

鲍文樾、李志刚于1月17日到奉化见蒋。蒋声色俱厉地说，西安方面在军事上必须服从他的命令，否则是不能许可的。必须在甲乙两案中择一执行。并说他早已忘却共产党和张学良不杀他的好意。蒋对张学良回西安的问题，硬说张自己不愿意回去。蒋说：“张汉卿自己不愿意回去，你们就不要强迫他回去了。”等等的假话。因此要求张学良回西安的事，一直无结果。

这次鲍文樾见张学良时，张对鲍说：“只要你们能坚持团结，我有办法，你们也有办法。不然，我完了，你们也完了。”

1月23日晚，蒋介石召见李志刚，对李说：“西安方面一定要服从中央的命令。杨虎城等快派人到潼关与顾祝同直接商谈，解决潼关以西的军事问题。”蒋又说：“杨虎城不服从命令，我就派兵进攻西安。”

1月25日鲍李返回西安报告此行经过，杨召集东北军西北军各军开会，决定派代表与潼关顾祝同谈判事。

1月26日派李志刚和谢珂去潼关。

双方开始谈判，谢珂态度强硬，他代表西安方面的主要意见是：在张学良不回西安以前，蒋军不能大批开入潼关。顾的条件是：立即撤除华阴县的防线，蒋军进驻西安，别的问题以后再说。双方争执不下，谈判无结果。

自鲍文樾于1937年元旦由南京返回西安传达张学良被押情况后，到1月25日又回到西安报告蒋提出西安必须服从他的命令时止，这一期间，在东北军中已有两种意见显露出来：一是主张首先争取张学良回西安；另一是主张不坚持要张学良回来，先接受蒋介石的命令，撒兵退出西安。

应德田与周副主席会谈

形势一天紧似一天，以应德田为首的抗日同志会的大部分人（即所谓东北军少壮派）与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何柱国等人的意见是有分歧的。每每争持不下。应德田等认为要实现张学良回西安，必须取得红军代表的同意与支持。因此，应德田商请中共代表周恩来先生晤谈。在谈话中，应详细地陈述必须争取张学良回来的意见。此次谈话是在1月27日晚间，由应德田、苗剑秋和何镜华等代表东北军少壮派（孙铭九未参加）。据应德田事后对我说：当时除周副主席外，还有叶剑英、秦邦宪、刘鼎等同志参加。又据何镜华回忆说：那次谈话，只有四个人，即周恩来、应德田、苗剑秋和何镜华。

直到解放后，我与应德田见面时，他谈到他当时谈话内容如下：

一、东北军这个团体是以张学良为唯一中心的，张不回来，这个团体就失去中心，无人领导，必致瓦解。

二、“三位一体”的团结、联共抗日的主张，只有张副司令回来，才能实现。张不回来，“三位一体”的局面是很难维持的。联共抗日的主张也不能实现。

三、张在南京已被特赦，自无长留南京的必要，因此必须要求张回来，张不回来决不撤兵。只要张回来一次，一切听张的命令办理。蒋军如再进逼，必须坚决抵抗，不惜破釜沉舟地打一仗，打起来对蒋并不有利。只要我们抱定坚决的态度，仗是打不起来的，只有造成一个坚决对抗的形势，张副司令才有回来的可能。若再退让，不但张没有回来的希望，东北军的团体和“三位一休”的团结均难保持。东北军中除少数人外，绝大多数都是这样的看法，这样的主张。杨虎城将军与十七路军也是赞成的。

四、要求红军支持我们的主张，如果由于蒋军进逼而发生战争，请红军全力帮助我们打垮蒋军的进攻。

应德田的这些意见和理由，我是完全同意的。

1月28日周恩来和叶剑英将军等，去到三原云阳镇红军司令部开会（这是我事后听说的）。事后应德田又对我说：“当时红军代表团说：只是你们团结一致，意见一致，我们绝对不会对不起张先生，绝对不会对不起两位朋友（指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包括打仗在内，我们一定全力支持你们。”并且叶剑英将军与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参谋人员已具体研究了军事部署和作战计划。对这些情况，我以前一直不清楚。

渭南会议

1月29日，王以哲和何柱国等为了说服东北军的少壮派，统一思想，一致行动，召集了东北军团长以上的军官四十多人在渭南开军事会议。会议是由董英斌代表王以哲军长主持的。会议经过大致如下：首先由董英斌参谋长致词，他说：“王以哲军长因病不能出席，派我代表他来主持会议。”何柱国接着发言说：“现在必须先接受蒋中央的撒退命令，必须接受与顾祝同谈妥的条件。这样做可以争取放张回来。不然，蒋军兵力强大，我们打了败仗，张副司令更不可能回来了。东北军团体的前途也就危险了。因此必先接受撒兵，退出西安，和平解决。”

最后他还说：“这是我的主张，也代表王以哲军长的意思。”

何柱国讲话以后，应德田立刻起来讲话，表示坚决反对接受潼关顾祝同的条件，他讲话大意是：“东北军内部和‘三位一体’的局势都迫切需要副司令回来一趟，否则，一切问题无法解决，副司令回来以后，一切由他决定，以后再走也可以，坚决要求副司令回来一趟，是不是就会打起仗来呢？是不是会引起大的内战呢？我认为是不会的。因为蒋介石是虚张声势，得寸进尺，真打他是不敢的。首先是打仗他没有理由。现在他的威信还未恢复，内部不稳定，加上南方的李白，北方的韩宋，都是跃跃欲试，想乘机反蒋。蒋如真要打仗，就会受到全国舆论的责备，他就会垮台。所以蒋介石是不敢真打的，现在他只是摆了个打仗的架势。我们愈软，他就愈凶。我们一硬，他们就会软下去。只有这样副司令才有回来的可能。当然我们并不完全排除打仗的可能性，我们也要作打的准备。况且要求副司令回来，我看关键在我们能不能坚持。鲍主任由南京回来，转达了副司令的口信说：‘只要你们能坚持，能团结，我就会有办法，你们也会有办法。不然，我完了，你们也完了。’副司令要我们坚持，难道我们不坚持吗？现在杨主任和十七路军都主张副司令不回来就不撒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拼命打一仗。红军代表团昨天表示支持我们的主张，难道我们自己反而这样胆小怕死吗？”

应德田讲话完了以后，会场紧张。缪澄流接着站起来激愤地说：“不放回副司令不能接受撒退命令。”经过一阵纷纷议论以后，全体军官在激愤的情绪中，一致赞成应德田的主张。

董英斌主持会议，当即作了如下决议：“在张副司令未回来以前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决一死战。”当场，到会人全体军官四十余人，都在决议上签了名，以承郑重。当时何柱国自己也在决议案上签了字。

这次出席渭南会议的有四十余人。其中有东北军元老、有高级将领和文职人员，也有带兵的中级以上军官，如马占山、鲍文樾、刘伟、高崇民、卢广绩、何柱国、董文斌、缪澄流、刘多荃、霍守义、常恩多、刘启文、杜维纲、刘佩苇、李铁醒、赵壁（炮兵營长）、应德田、孙铭九和何镜华等等。

东北军内部纷争

由于渭南会议的决议，不符合一部分高级将领的心意，所以他们不愿执行。应、孙等少壮派，则坚决主张维护渭南会议决议，并要求贯彻执行。在这样相持不下的情况下，王以哲就想出接于学忠来西安作主的办法。于学忠是张学良送蒋走前留下的手谕里指定的东北军负责人。于是派飞机去兰州接于学忠来西安。应德田等也认为于学忠对张学良是很忠实的，拥护于学忠可以贯彻执行渭南会议的决议案。因此应德田亦愿意接于学忠来西安主持一切。当时何镜华并准备于学忠来到时，即向其说明坚持争取张学良回来的意见。

于学忠来到西安

1月30日，于学忠由兰州飞到西安。何镜华等去飞机场迎接，并将渭南会议的两议向于陈述，请于坚持决议，并立即贯彻执行。王以哲当时因病在家。于到西安后即去王以哲家中看他。趁此机会，应德田告诉孙铭九去找在西安的东北军全体中级文武官员，都集合到王以哲家中来，向王、于等请求执行渭南会议的决议。因此，当于学忠到王以哲家中后，就在王家中开会。到会的有：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董英斌、刘启文、杜维纲、陈旭新、刘佩苇、洪钫、孙铭九、应德田和何镜华等多人。王以哲斜躺在床上，半侧起身子，下半身盖着被子。于学忠坐在王以哲的床边，何柱国坐在对面，董英斌坐在靠何柱国打横的一把椅子上，孙铭九站在靠近窗子一边，应德田在靠门口处，何镜华也在屋里。在外间房还有许多人挤不进来。会议刚一开始，工兵团长杜维纲就哭泣着说：“我们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杜边哭边说致使屋里气氛非常紧张。所有的人都等着听听于学忠的主张究竟是什么。

王以哲不发言，何柱国在旁催促王以哲快说话，王又推请于学忠说。于学忠说：“我刚从兰州来，还不知道这里的情况，还是请王军长说说吧。”这时大家的眼光都注视着王以哲，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谁也不明确说出自已的意见。当时操东北军实权的是王以哲，故于学忠还是推请王以哲作决议。最后，于学忠说：“我再与王军长商议商议，你们大家都先回去吧。”这个会就这样无结果而散。这是1月30日白天的事。

“三位一体”高级会议

形势发展是紧迫的，形势的发展需要东北军全体一致和“三位一体”的团结一致，才能解决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因此，不得不召开“三位一体”的高级会议，这是形势的要求。于是，在1月30日晚间，由杨虎城将军召集在王以哲家中开会。会议有三方面的五位代表参加，他们是杨虎城、周恩来、于学忠、王以哲和何柱国。在场旁听的有：应德田、何镜华、张政枋和杜维纲等。应德田未告知我，我未参加旁听。事后知道这次会议的一些情况如下：

开会时，何柱国首先发言说：我今天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大家谁也不发言。相持很久，杨才开口请周恩来代表先讲。周说：“我们今天是以你们两方的意见为意见的，还是请你们先讲。”于是你看我，我看你，你推我，我又推你，足足拖延了三十多分钟无人发言。这次会议虽是由杨虎城召集的，但当时事态表明是以东北军为主。在此僵持情况下，杨虎城说：“副司令临行前留有手谕，东北军由孝侯兄负责，请你代表东北军发表意见，不要再推辞了。”于学忠这才说：“我刚由兰州来，不了解整个局势的情况，到西安后，才知道东北军内部有的主张一定要求副司令回来，张不回来坚持不撤退，有的主张按照顾祝同的条件服从中央的命令撤退，撤退后，再要求副司令回来。东北军内部意见极不一致，我的军队又在兰州，我看还是请鼎芳（王以哲号）兄谈谈吧。”后王以哲说：“和也好，打也好，要快快定。和平撤退条件已谈好，不要这样犹豫不决了……僵持是有危险的。”这时，于学忠就说：“我看根据鼎芳的意见，和就和了吧！要打，我的队伍在兰州也来不及。”杨虎城又要王以哲作最后的决定。王说：“我同意孝侯兄的意见。和就和了吧。”杨又问何柱国。何也说：“我同意孝侯和鼎芳的意见。”至此，他们对渭南会议的决议，却一字未提。杨虎城说：“我们十七路军是主张坚持不撤退而要求副司令回来的，因为张副司令不回西安，我是无办法的，你们东北军也不好办。现在你们说僵持有危险，怕打起来。十七路军力量小，都听东北军的，你们坚持，我们跟着，你们既然愿意撤退，我们也跟着走。”杨又问周先生的意见，周说：“我们原来是主张和平解决的。因为你们两方面有许多人主张坚持不撤退，为了张先生，最后不惜一战。张先生在东北军中是很重要的，这种意见我们也考虑了。我们为了团结，只要你们双方主张一致，我们也可牺牲我们原来的意见。你们现在两方都是一致愿意和平解决，我们当然赞同。但希望你们注意内部团结，应设法说服你们的部下。”会议就这样作了最后的决定。

散会后，张政枋当场问于学忠：“你说和就和了吧。以后怎么办呢？”于学忠说：“以后再谈以后的，开会研究。”

王以哲、何柱国下令撤兵

1月31日上午，于学忠在新城大楼主持向东北军军官传达最高级会议撤兵的决定。到会人很多，有东北军官张政枋、洪钫、郑玉琢、杜维纲、刘启文和刘佩苇等，他们都痛哭流涕，不愿意撤退。郑玉琢特别说到他家中困难情形和没有张副司令就无法维持东北军的家属生活问题，坚持要求张副司令回来。于学忠此时亦无法对答，只好说以后再要求张副司令回来。这次何柱国未参加会议。

据何镜华说是何柱国起草撤退命令的。本来平时参谋团的命令稿件，多由何镜华负责草拟。但这次何柱国未让何镜华知道，而叫另一参谋刘本厚草拟，刘一切按何柱国的意图写成后，立即整理抄清“划行”。何镜华看到这些情况，经和应德田研究，因为时机紧迫，都想找到个办法，以使撤退命令不能下达，正在此紧急时刻，何镜华突然来转告我说：何军长叫我去听命令。我只得服从命令去见何柱国，他叫我把特务团和先锋队按命令撤退到指定的驻地，并限期撤出西安。接着何柱国问我还有什么问题？我没有讲什么意见就退出。我心中早已知道这是试我是否接受命令，我虽然满怀激愤，但又不能不听他的命令。这时东北军的中级干部群情激愤。如卢广绩、陈先舟等见面即痛哭流涕，悲愤的心情，已经难以抑止。这些事实已预示着突然事件即将爆发。

二二事件

2月1日晚，何镜华和应德田找我到张副司令公馆应德田的办公室谈话。房中只有我们三个人。何镜华首先说：“只有王以哲、何柱国二人不同意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应该赶快想法去铲除他们。由你的卫队营先把王以哲监禁起来。……我看行。”我即说：“不行，办不到，现在恐怕没有这么大的力量。”何镜华又说：“派卫队营暗中除掉他们。”我没有立即答话，应德田表示同意，并示意我也应同意何的意见。我在思索中，何镜华又说：“若不赶快决定，就来不及了。”应德田在旁催促我快下决心，我想：这件事是要卫队营去做的，也就是要我负责。在军队中我是下级，这样做是以下犯上。我们的目的是要营救张副司令，是为了抗日。张副司令是抗日同志会的主席……三人沉默相视，心情无限悲愤，好像大势已无可挽回。何镜华和应德田就再次催促我说：“不快决定就晚了。”我站了起来，心乱如麻，不知怎么办好。当时何镜华和应德田并未提出下一步如何办，就这样不了了之。当时我们三人分开时已是深夜一点钟了。

2月2日早晨很早的时候，应德田又告诉我去找东北军的少壮派刘启文（一一五师师长）、杜维纲（工兵团团长）、刘佩苇（炮兵团团长）、郑玉琢（参谋处处长）、孙东圆、贾国辅、孙聚魁和商同昌等许多人到我们家中来开会（我与应德田住同院）。参加的人很多。你言我语，都对王以哲、何柱国极为不满。

大家都认为他们是出卖东北军、出卖张学良的。当时应德田和大家商议后，又提出铲除王以哲的意见来。要我派卫队营去干。我仍不能下决心。应德田又说：“我要为一篇宣言作传单，说明王以哲的罪过是出卖东北军，出卖副司令，所以要铲除他……”我听了应德田说写一篇宣言的话以后，才下决心并表示同意了。开始我说应推刘启文师长派人去干，因为他的军阶比我高。但大家要我派卫队营去干。孙东圆说：“派二十个人跑步去，来个左转弯就进去了。”我就提议派卫队营于文俊连长带队去，大家同意。随即派人找于文俊来，当场有许多人给他提出建议，告诉于连长率领卫队营卫士要跑步到王以哲家中去，随后又派人跟着去看，随时回来报告情况。同时决定派卫队营营副商同昌，带人到何柱国家中打死何柱国。于是就分别出发了。

当于文俊连长出发后不久，有人跑来报告说：“王以哲在家中已被打死了。”孙东圆说：“没有错！这次王算完了。”但何柱国方面却久无消息。会上大家正议论中，不久回报说何柱国不在家中。何柱国在1月31日后，他已察觉到他处在极危险的环境之中，所以他2月1日夜间就未回家去住，而住在新城大楼杨虎城处。当商同昌领人到何柱国家中时，找不到他，何镜华说何柱国在新城大楼。大家决定由何镜华负责进去从旁协助（因何镜华常在新城，与何柱国是西方便，在何柱国不防备时，容易下手），王协一连长就可以带人进去把何柱国拉出枪毙。但等候许久仍无消息。据何镜华说：“当王以哲被打死后，何柱国就在新城大楼不出来，请杨虎城保护。”所以当王连长领人到新城，被杨虎城阻止而不能得手，时间很久，亦无消息。应德田叫我亲自去查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遂亲自到新城去见何镜华，何镜华对我说：“何柱国在杨虎城房中不出来，不得机会，等有机会再进行。”我看也不能公开闯进去硬干，就与何镜华商议，叫王协一连长听何镜华的指挥行事，我即悄悄退出来，回到金家巷，以后终不得手。因此，何柱国得以幸免。

当2月2日上午，我们正在研究如何搞何柱国时，有人提出说：“宋学礼与陈诚勾结，到潼关去联络，应当派人去监视他，以防意外。当时在场的孙聚魁连长（孙在东北干过义勇军，是卢广绩介绍给我的）自告奋勇地表示愿带人去查看，会上就派他去了。他一去，见宋学礼带着手枪，孙聚魁怕吃亏就先下手为强，掏出枪来把宋学礼打死。据孙回来报告说：“因宋也拿枪要动手，不得不先打死他。”这件事以后也就不了了之。

至于处死蒋斌的事，是众所周知的。他在事变中有意扣发八项主张的通电和张学良发给各方的电报，以及各方来的响应电报，并迟迟不向张报告，反而把西安的情况秘密地向南京何应钦和俞济时报告，被发觉后，蒋斌又以通讯机械发生故障作推辞。张极为震怒，立刻命令孙铭九把蒋斌扣押在卫队营部即东城门楼上。副司令曾对我说：“蒋斌真可恶！误了大事，把他押起来，一定要严办他。”因此，这次正在开会时，王协一连长前来请示对蒋斌如何处理。大家说：“蒋斌出卖副司令，泄漏机密和扣押电报，他反对西安事变，该枪毙。”于是就派王协一连长前去执行。

打死徐方的事，事前我是不知道的。据文英奇报告督察处查出徐与晏道刚等有勾结，而泄漏了军事计划，所以把他打死。

我在周副主席面前承认错寸天

二二事件发生后，西安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责任都集中到我一个人身上，感到很焦急，以前我都听应德田的，到现在应德田亦无办法。苗剑秋急忙跑来告诉我说：“周副主席对这件事很生气。”我一听此话更急了，我说：“这怎么办呢？赶快去请周先生帮助。”我问他周先生在哪里，苗剑秋说：“周先生来了，在副司令公馆。”我马上同苗剑秋一同到张公馆，在楼上看到周副主席。他说：“这是怎么办的呢？”我即下跪向周副主席叩头请求。我说：“请周先生帮助解决吧，我做错了，请宽恕！请周先生为和平继续进行谈判。”周副主席两手张开招呼我说：“快起来！起来。”我站起来时，他问：“这是谁搞的？”我说：“应德田和我，还有何镜华，开会时还有刘启文师长等决定的。”周副主席没再继续说什么，即同苗剑秋走开了。

刘多荃派兵进攻西安

二二事件发生后，代参谋处处长郑玉琢起草了一个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线坚持不撤退的命令稿，送杨虎城、于学忠签发。杨虎城当即签了字。于学忠不敢签字，他怕刘多荃、缪澄流等不听指挥。有人说于学忠当时亦签了字，一面准备印发命令，一面准备给渭南前线东北军将领刘多荃和缪澄流打电话联系，可是刘多荃和缪澄流均不接电话，所以电话打了一夜没有打通。事后才知道是由于刘多荃已决定军队向西进击，并已派出一〇五师第一旅第一团张治邦团长负责，开向临潼，准备对西安进攻。事后李铁醒向我说，当时是刘师长直接命令，部队由刘师长直接指挥，不准听高福源旅长的指挥。因高福源新接旅长，尚未掌握住部队。高是2日晚才回旅部的，到旅部后，即用电话向刘多荃报告，刘叫高即刻到师部去。高发觉对自己不利，乃挟参谋长黎荫荣一同逃出旅部而回西安。以后刘多荃命今葛晏春在西安诱杀了高福源。同时刘又派高鹏云给潼关方面樊崧甫打电话说：“我们马上就要撤退到渭河以北的高陵去，迟了恐发生变故。”这是最近崧甫在上海对我说的。刘多荃命令军队连夜撤出前线，渡过渭河，开往高陵，说是为了避免蒋军突袭遭到损失才迅速撤退。

前线局势到此，已给蒋军桂永清部进攻西安敞开了大门，西安方面的防线已完全被破坏，大势已不可挽回。因此，于学忠派马占山、鲍文樾、刘伟和、张政枋等前往渭南和高陵，想作劝说刘多荃和缪澄流坚持团结的工作，也未能实现，他们都白去了一趟。

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离开西安

2月3日清晨，经周副主席、杨虎城和南汉宸同志等商议，为了保持西安不再发生混乱，避免东北军内部再发生火拚，自相残杀，能把和平谈判继续下去，决定告知孙铭九离开军队，离开西安。并找苗剑秋把这一决定转告我，再由董英斌参谋长派何镜华来找我去谈话。我知道局势很严重，听说刘多荃派军队要打回西安来替王以哲报仇。

原来应德田原想拥推于学忠出来执行渭南决议，但估计错误了，刘多荃和缪澄流等不听他的话。

董英斌参谋长按周副主席和杨虎城的决定，命令我一定、要脱离部队离开西安，我才同意出走苏区。当我去见董时，他对我说：“孙团长，杨主任、周先生、于主席，我们都希望你叫特务团和先锋队全体官兵平安退出西安去，不出事故。保证西安不糜乱，东北军不起冲突而自相残杀。”我说：“我一定能保证做到。只要能使谈判得以顺利进行，我愿意叫特务团和先锋队离开西安。只要我一个人走开，脱离部队，离开西安，而能使东北军内部团结一致，最终达到张学良将军恢复自由，就是牺牲了我，也无遗憾。”当时特务团和先锋队的人并不同意我离开西安，更不愿我离开部队。有人说，离开西安就可以了，何必离开部队呢？当时我意识到如我去对先锋队讲话说明，很可能就走不开的，一定要出乱子。所以我立刻答应了董英斌参谋长的要求。

我回到金家巷后，刘鼎同志按周副主席的指示来到我的家中。他转告我说：周副主席为了我的安全，派他亲自送我到陕北苏区去。我立刻答应了。

我们是2月5日夜间到达陕北云阳镇的。

在我决定离开西安之前，应德田曾不同意我走的。我当时是坚决要走。苗剑秋亦来到我的家中，我们脱下军服穿上便衣，就一同走了。

王以哲死后，刘多荃派军队向西安进攻的同时，又命令葛晏春团长枪毙了高福源旅长。以后又派人搜捕于文俊连长，给王以哲祭灵，为王报仇。

《鹰犬将军》前言（宋希濂）

我是湖南湘乡人，生于公元1907年。先世多为文人，曾祖父蟾桂公曾随左宗棠去到西北，在甘肃省任过县知事、知府等职。袓父公卿和父亲宪文均饱读经书，但未踏入仕途，只在故乡耕读自娱。我父亲为地方兴办学校及各种公益事业，与人排难解纷，极为乡里所推重。我年幼时，父亲教我背诵古文诗词和阅读一些古典文学作品，直到今天尚深印脑海。我的母亲姓彭，闺名玉贞，秉性慈祥，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生子女六人，都是躬亲抚养教育。我们的家境并不富裕，仅是一个小康之家，约有二十亩地，雇有一名长工，还够不上称为富农。我母亲恤老怜贫，常尽其所有帮助他人，这种德行，乡亲们无不感激赞叹，我后来于役军旅，尽管我掌生杀大权，但从未枉杀一人，这都是受我慈母教诲的影响。我母亲由于抚养一大群子女，操理家务，备极辛劳，不到五十岁就病故了。

我上有三兄，除三哥尚在外，均已先后物故，下有一妹，尚健在，现住长沙。

1930年冬我任团长时，经友人之介，得识冷兰琴女士。她当时是一位相当有名的钢琴家，执教于中央大学音乐系及金陵女子学院，我们于1933年春结婚，生有子女五人。时值抗战军兴，余率部浴血备战，无暇顾家，悉由吾妻负责，千里奔波，辛劳备尝。她患有先天性的高血压症，不幸于1949年6月因脑溢血去世，年仅三十六岁。她不仅仪态万方，而且磊落大方，不同凡俗，其言其行，对我的帮助和启发颇大，结婚十六年，情感深厚，她的早逝，是使我十分伤感的。子女五人，于1951年起，各自在不同的情况下，由台湾、香港到了美国，现散住于纽约、旧金山、洛杉矶、丹佛等地，都已成家立业，第三代共有十人，第四代已有两人，真是四世同堂。我于1961年在北京与易吟先女士结婚，迄今二十四年。1980年我们经中央批准，来美探亲，原定一年回国，由于子女们的坚留，负责我们的生活费用，并为我们申请了在美国的永久居留权，因此我们现在定居于纽约。

1961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止，这五年多时间里，我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主要就是写稿和审稿。我就亲身经历的事情，如实地写了二十八万多字的材料，但从未想到要出书。去年文史会同仁认为我所经历的时代，正处在我国历史上大变动的时期，我所写述的资料，反映了这个历史时期的一个侧面，劝我将所写资料编整印发，我考虑再三，如客观上认为我所写的资料可供史学研究者参考，就没有拒绝的理由，因此同意了。

历史就是历史，周恩来总理曾一再强调说“文史资料的工作方向要对，要存真，要实事求是”，这是非常重要的。决不能为所谓长者、尊者避讳。在八年抗战战争中，国民党军队死伤二百多万人，曾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这个历史事实不能抹杀。但事实也证明蒋介石在抗日战争初期并考树立打到底的坚强决心，致使军队遭受了不必要的重大损失。

我在长沙长郡中学读书时期，各个帝国主义对我国侵略有增无已，甚至大唱瓜分中国的论调；国内军阀连年内战，民不聊生，基于爱国热情，觉得青年非奋起救亡图存不可。那时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共产主义，更不知有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是朦朦胧胧，只知道他是一位伟大的革命人物。在十六、七岁时，我成为爱国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其后间道赴粤，投考黄埔军校，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毕业后于役军中，参加统一广东的战斗，随后又参加了北伐战争、八年抗日战争，受过几次伤，在日本留学时坐过牢，都是基于爱国主义而奋不顾身的。当然，我也走过一些弯路，犯过严重错误。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来，进行了抗美援朝，抵制了俄国人企图控制我国的巨大压力，反击了印度、越南的侵略，任何外国人在我国犯了罪，都要受到我国法律的制裁，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增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这使我感到由衷的高兴。但是祖国尚未完全统一，国家仍然相当贫穷落后，1980年我到了美国，会见了不少老朋友，结识了许多新朋友，虽已是垂暮之年，总乐意和大家谈论祖国的统一和加速祖国四个现代化。当过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曾说过：“中国将是21世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籍华裔学者现任旧金山大学校长吴家玮先生根据这句话加以引伸说，这应该是香港、台湾与大陆统一后的中国。他希望旅美华人应该群策群力，促进祖国的统一和现代化。我十分赞赏和同意这种意见。我认为凡属承认自己是炎黄子孙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应为这个伟大目标而努力！但也有已经完全丧失了国家民族意识的极少数民族败类，指责我是充当中共的鹰犬，台湾一位著名的政论家李敖先生为此写了一篇《鹰犬将军》（见附录），纽约的北美日报转载此文时加了编者按语，其中说：“宋希濂将军在垂暮之年，身在美国，远离国共两党，但因屡屡出面呼吁祖国统一大业而为人争议。这里被争议的焦点是宋将军应该效忠于自己的国家民族？还是应该效忠于政党？甚至于效忠于领袖个人？显然宋将军选择的是前者。这对仍然受着几千年封建意识影响的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我的思想和少年时代一样，那时救亡图存，现在是祖国的统一和祖国的富强。北美日报编者的这几句按语，可说是我这位行将八十高龄的人一生的总结。我十分感谢这位素无一面之缘的李敖先生为我所写的《鹰犬将军》，并决定用这篇大作作为本书的书名。

宋希濂1985年6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