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烈士：楔子——1911（黄花岗）—第四部——1982（黄花岗71年后）

楔子——1911（黄花岗）

“师爷，第几个了？”

“报告大人，数也数不准了，包括打死的、砍头的，一共七十二个吧？”

“七十二个死尸？没弄混吗？我们的官兵也死了好多，没混在一起吗？”

“报告大人，不可能混在一起，我们的人，是穿制服的。都分清楚了，穿制服的、跟没穿制服的，都分开了。穿制服的要埋得像样一点；没穿的，丢他老妈吧。老祖宗规矩叫‘曝尸三日’，就曝曝这些死革命党的尸吧。什么革命党，都是乱党！”

“砍了这么多个，拿鬼头刀的刽老爷累坏了吧？”

“报告大人，刽老爷跟他徒弟们一起砍的，都累坏了。他们就坐在那土堆上抽旱烟呢，大人要不要慰问一下？给他们赏几文？”

“嗯，叫他们过来。现在国家财政拮据，但赏刽子手的钱可不能少。”

左右大声传呼起来。山坡上的刽老爷带着小的跑过来，向总督大人请安。他们知道了赏钱数目，纷纷谢恩。

“刽老爷辛苦了。”总督大人说。

“丢老妈！这些死革命党！年纪轻轻的，革什么命？革命就是丢老妈造反啊，造反就得杀头啊！杀得老子累死了，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要杀这么多头啊，溅得一身都是血，这些死革命党真不怕死啊，砍了一辈子人头，多少江洋大盗、绿林好汉，有的临砍头前就懦了、就软了、就脸白了、就腿抖了，可是这些死革命党啊，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没有一个懦的，怎么回事啊，丢老妈！”

“报告大人，刽老爷他们说话没规矩，在大人面前讲粗话，太失态了。”

“不怪他们、不怪他们。”总督大人说。“他们是粗人。干这行是祖传的，不是吗？刽老爷？”

“丢老妈！真是祖传的，我们一家三代都是拿鬼头刀的。丢老妈！”

“你们杀人无数？”

“什么‘无树’？”

“大人是说，你们三代杀的人可多了、数不清了。”

“哦，丢老妈！真数不清了。但一天内一个接一个、连杀这么多的，可是第一次。并且，过去我们杀的，都是江洋大盗、绿林好汉，没杀过革命党，除了十多天前杀的那一个，叫什么温什么的。他是行刺孚琦将军的凶手，砍他的时候，他戴着粗脚镣拖过来，还大骂‘丢老妈’呢。那叫什么温什么的，他的辫子，又粗又有力道，砍头的时候，我的徒弟拉直这辫子，我看得发呆，我从没看过那样的辫子。”刽老爷口沫横飞的说着，还比画着。

“别小看了辫子，”总督大人淡淡的说，“为了这条辫子，千万人头落地。噢，你说温什么的，都是你们老广。”

“丢老妈！他是老广，老广杀老广，很不是滋味。”

“他叫温生才，温开水的温、生小孩的生、才能的才。”

“丢老妈！温什么的看来比今天杀的这些死革命党干脆得多，今天的死革命党被砍头前，有的还谈大道理，我们听不懂。”

“大概他们劝你们改行吧，”总督大人说，“别一连三代都干刽子手了？”

“他们皇上不是也一连三代干同一行吗？丢老妈！他们死革命党如果不死，难道不一连干三代革命党吗？”

“报告大人，刽老爷是粗人，但不知道革命党只干第一代，第二代就改行当刽子手了。”

总督大人瞪了左右一眼。“革命党变刽子手，无须等到下一代。全世界最好的革命党就是死了的革命党。他们死了，是他们永远的光荣。”

“光荣，报告大人，从被砍头开始算吗？”

“不是吧？”大人若有所思。“该从‘曝尸三日’后开始算。哦，本官是外省人，孚琦将军被刺后我才忙起来，不太清楚这地方，这地方叫什么名字啊？”

“报告大人，它叫‘红花岗’。”

“哦，‘红花岗’、‘红花岗’，气味太强、颜色太重了，也许有一天，它不叫‘红花岗’了。”

“报告大人，请开示叫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也许有一天，它会叫——‘黄——花——岗’。”

第一部——1949（黄花岗38年后）

中国文化的特色可多了，其中之一是，坟是平的。人死了，归于大地、归于尘土，在土地上，无需任何标志，甚至一棵树都不必，望过去，茫茫一片，一点都不起眼。起眼干什么呢？望它的人，几十年一过，也归于大地、归于尘土。生者望死者，犹如死者一波波相望。纵使是一代帝王，如秦始皇，他的坟啊，也不过茫茫一片，虽然地下有千军万马，但坟是平的，毕竟是天字第一号的帝王，在他眼里，从不预知有汉，没有汉家陵阙。

1911年的广州、1911年的红花岗，七十二具死尸，枪杀的、砍头的、发臭的、腐烂的，在潘达微的奔走下，鸠工埋在一起。死者是起义失败的革命党，当“曝尸”尚是一种惩罚的时代，“收尸”是需要勇气的，潘达微发动了慈善团体，大家非政治性的集合了死尸，一个个埋下、埋下，中国文化发生了微妙作用，就让坟是平的，没有任何标志。只是口耳相传，那个地方是红花岗。啊，对七十二个死者而言，红花的颜色太绚烂了，给死者一点凄凉、一点肃穆吧，不知什么时候，红花岗不见了，大家口耳相传，改叫那地方做黄花岗。

黄花岗变成了专名，它是七十二个死尸的公墓，公墓是平的。

看来有点奇怪，这平的会隆起来、会加厚、会长大。1911年以后，出现了“中华民国”，人们想到这七十二位“中华民国”的先驱者，另一种中国文化出现了，替先驱者盖个坟吧。于是，黄花岗开始隆起、开始有了黄花。并且，多年以后，一个小坟“附葬”在黄花之侧，坟里的死者不若七十二烈士那样悲壮，但他给七十二烈士带来苍凉，从墓碑上，人们记起了他，他叫潘达微。

七十二名叛国要犯变成了七十二位开国烈士、一个潘达微变成了一名义士，黄花更黄了。

随着西风的残照、岁月的残照，黄花岗由荒塚变成了大墓、变成了名胜与名坟，每年3月29日，总不乏有生者凭吊，很少有生者知道那是个弄错的日子。正确的日子是1911年4月27日，4月27日是阳历，3月29日是阴历，把阴历的3月29日硬当阳历来过，黄花岗啊，时间首先弄拧了它。

黄花岗，1949年3月29日，清早六点，天微微亮，一辆年份虽老却保养顶级的美国轿车，慢慢开到墓园门口，司机走出来，绕到车后，必恭必敬的开了车门。慢慢下车的，是一袭长袍的大官人，头发中分、胡子八字，相貌堂堂，戴着浅色的墨镜，看来在遮掩什么，也在炫耀什么，他官味十足，朝向秘书和司机，把手一按，意思是明的，你们就等在这里，我一个人上去看看。

大官人迈着方步，稳重的走向墓园。

墓园相当辽阔，历经三十八年的美化、修葺，已由乱坟荒塚蔚为名胜景观。辽阔的墓园有长方形的纵深，用亦平亦阶的交替，逐渐提升了高度。

大官人缓步向前，整个墓园一片死寂。他一路向上坡走着，端详着属于墓园的每一细节。墓园的设计有点不中不西，也就是不伦不类，特别刺眼的，是那国民党的党徽图案，几乎无所不在，东西南北四颗党徽，由四根圆柱托起，呈压顶状，直罩在四面锥形的“七十二烈士之墓”方碑之上。另有特大号的党徽，高镇在整个墓园的最高点。

大官人向党徽们瞄了一眼，充满了卑视。最后，他游移的目光锁定在方碑底座，底座奠基在一片大方阵上，方阵四面石栏围绕，人莫得近，方阵方得有点怪异，因为向中凸起，凸起顶端，就树立了“七十二烈士之墓”那方碑。整个黄花岗的主坟就在这里。在方碑之下、方阵之下，不像是坟，因为不太隆起；又不像是墓，因为又不立体又不平面，但它大得的确接近人的想像，七十二具死尸就埋在那里、埋在底下；但又超乎人的想像，究竟是怎么个埋法，尤其七十二具尸体中，许多是砍了头的，肢体不完、身首异处。按照传统老规矩，不是有“缀元”吗？就是把砍下的头“缝”回脖子上，求个全尸吗？显然的，对造反派而言，绝对没有这种人道、也没有这种机会，砍就砍了。他们也没有家属来认尸、也没有家属来打点刽老爷。一般说来，一次大差出下来，刽老爷是有外快的。一刀砍下，刽老爷怕颈血乱溅，每在刀一落下，就用脚朝死刑犯身上一踢，使血向前溅，然后让人用剥了皮的馒头就颈腔沾血，沾成所谓“人血馒头”，照传统老规矩，这种馒头可以治肺痨、可以大补。除此以外，死者身上的其他器官也会被零星割下，传说都能入药，甚至五花大绑的绳子都有避邪之功，也值得几文，刽老爷不会白忙的。可是，这次啊，造反派太多了、太多了，上上下下，忙得喘不过气来，一切都顾不得了。

一年过去了、三年过去了、八年过去了、三十八年过去了，七十二具死尸，已经长埋在这座墓园底下，没人知道内部是怎么狼藉、怎么模糊，死者尘封在党徽之下，年复一年，一切都不容分说。但是，三十八年后，在这1949年3月29日清早六点，一个神秘的造访者出现了。

就是这位大官人。

他一身伫立在那里，但却一心屹立。他在“七十二烈士之墓”前，一面点头、一面摇首、一面昂然若有所思。最后，他的昂然若有所思被打断了，在公墓高处，在捐赠者列名的献石高墙前，一颗活动的人头窥视他。

他猛然一惊。

什么人在窥视？窥视者何人？大官人有了职业上的警觉。但是，随之而来的好奇，终于盖过了他的闪躲，他决定：既然来了，一定要走完全程，还是要向上走去。官场中人是雍容的、从容的，他走得很稳、很慢，若有所思转化成若无其事，他迈着方步，走到了横表前面，墙上有四个分离的大字——“浩”“气”“长”“存”，孙中山写的，标明“民”“国”“十”“年”、“孙”“文”“敬”“题”，构图分割，极为怪异。大官人藐了一眼，鼻子哼了一声。

他仰头观望，细看着那行横表：

民国九年

缔造民国七十二烈士纪功坊

章炳麟署

大官人兴趣来了。那是一行从右到左的十二字小篆，写得回肠荡气、功力超凡。写它的“章炳麟”，不是别人，就是“中华民国”四字招牌的定型者章太炎。章太炎为革命而坐牢、而亡命、而逐出师门，最后，“中华民国”成立了，但是，袁大总统的鹰犬爪牙软禁他、孙大总统的徒子徒孙通缉他，敌友江湖，正反显出的，是一片嘶喊与寥落。1920年，当他写下“缔造民国七十二烈士纪功坊”的时候，他已隐然在目、憬然在心，知道他定型的民国已经命途多舛。革命、革命，革命似乎被巧取了、豪夺了、偷走了。“中华民国”只是一片魂幡。章太炎曾写对联痛斥那偷走革命的国民党和不够资格成为首都的南京，对联是：

群盗鼠窃狗偷，死者不瞑目；

此地龙蟠虎踞，古人之虚言。

南京是没有资格“龙蟠虎踞”的，“古人”以此赞美南京，并非实话；而打着革命旗号的国民党，只不过是一群贼，他们“鼠窃狗偷”了这个国家，先烈地下有知，将死不瞑目。虽然开国元勋愤慨如此，但章太炎对死者的顶礼，迄未少衰。他在“民国九年”，用小篆写下“缔造民国七十二烈士纪功坊”，“缔造”者的前功是不能忘记的，也许这是唯一能肯定的，“缔造”以后，接下去的是不堪闻问。章太炎死在“民国九年”后十六年，那是“民国二十五年”。再过十三年，“民国三十八年”，这个“民国”，就濒临亡国了。

大官人一直抬头看着这行横表，口中念念有词：“‘缔造民国七十二烈士纪功坊’、‘缔造民国七十二烈士纪功坊’，他们的功，是可以纪的，但是，‘中华民国’呢？今天我来了，‘中华民国’就亡在眼前，他们虽死犹生、我虽生犹死，‘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是我向他们讨呢？还是他们向我讨呢？他们地下有知，应会知道，他们给不出来‘中华民国’了吧？”

喃喃自语着，大官人走向纪念碑，一个身影先已站立在碑前，就是刚才在上面的那个窥视者。中等身材、长袍袭地，六十开外的年纪，一脸清癯。

不约而同的，两人打了招呼；不约而同的，互用猜忌的眼神打量了对方。七十开外的大官人，官气不脱，但在这位奇怪的墓园先行者面前，首先感到的，是一股寒意。

在寒意中，大官人立定碑前，仔细打量着这块碑。碑文是密密麻麻的，多年的风吹雨打，碑上不无风霜，但是大体一致，只是在“陈炯明”三个字上，出现了污涂痕迹，相当刺眼。大官人会心一笑，用手指轻触一下，侧过头来，指给窥视者一看。窥视者也会心一笑。

“这位陈炯明先生，”大官人说，“最后开罪了孙中山，结果在碑上给抹黑了。”

窥视者点点头。“这位先生的罪过，似乎不在开罪谁，而在他没在黄花岗死掉。他如早死了，就没有日后的是与非了。”

“这样说来，晚死也是一种‘罪过’？”

“晚死也许不是罪过，但晚死却使人难堪，不论使别人难堪或使自己难堪，却是‘罪过’。”

“你这位先生说得真好！”大官人又轻又慢的鼓了三下掌。“真是深通哲理。”

“在这碑上，”窥视者说，“‘陈炯明’的名字只是被涂黑，尚没被凿掉，已经很‘宽大’了。”

“可能当时工具不足，上坟的人，总不习惯随身携带锤子吧？”

“你先生说得是。”窥视者一笑。“也许，黄花岗离拿锤子的人太远了。拿锤子的都在党中央，在那边改写陈炯明的革命史就根本解决了，在荒郊野外公墓的一块碑上，也懒得追杀了。”

“党中央有专门改写革命史的吗？”

“早就有了吧？叫什么‘党史会’吧？”

“‘党史会’改写革命史，专门追杀跟党中央调调不同的革命党吗？”

“也不尽然。‘党史会’不但追杀，也会拉拢。有许多跟国民党完全没关系的革命党，成先烈后，都被国民党一网兜收了。远处不必说，这里就躺了七十二位，这七十二位，在三十八年前三月二十九革命的时候，谁是国民党啊？那时国民党还没成立呢，七十二烈士怎么竟变成它的人了呢？这不是假造历史吗？”

“骂这票人假造历史的章太炎呢？他不是也比照陈炯明待遇了吗？”

“从章太炎为陈炯明写的那篇墓志铭里，其实已说明了一切，墓志铭中有一段极精彩的话，章太炎说：

君（指陈炯明）自覆两假政府（岑春煊和孙中山各搞一个伪政府，都被陈炯明给推翻了），有骁名，人莫敢近，卒落魄以死。余独伤其不幸，以恶名见衊，故平其议而为之铭。

和陈炯明一样，章太炎也是革命元勋、也是最后被国民党‘以恶名见衊’的‘不幸’人物，他在国民党迫害之中、在国民党众口铄金里，仍挺身为陈炯明说公道话，他真了不起。”

“章太炎说陈炯明‘落魄以死’，听说他死后连棺材都买不起。”

“那时陈炯明的母亲还健在，但按老规矩，预留了寿材，只好把留给母亲用的棺材先给陈炯明用了。”

“真令人一叹。”大官人说。“想不到以革命党自居的国民党，竟如此无情。”

“更无情的是孙中山当年靠陈炯明的一点武力，维系在广州的小朝廷，却安排蒋介石做参谋长，挖陈炯明墙脚，甚至要暗杀陈炯明，孙中山死的时候，蒋介石还声言挖陈炯明的心肝来血祭孙中山呢，这是什么国民党同志嘛，太荒谬了。所以啊，戏谑性的说，陈炯明的‘罪过’，是死得太晚了。当年如死在黄花岗，就不会证实出那些难堪了，陈炯明晚死了二十二年，证实出多少孙中山、蒋介石的真面目啊，‘罪过’、‘罪过’。”

“听了你先生的一番话，真使我们对革命党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原来最好的革命党，就是早死的革命党，革命党不早死，看来就是麻烦，给自己惹麻烦、给同志惹麻烦。”

“给假同志惹麻烦。”窥视者补了一句。

“给假同志惹麻烦。像陈炯明。”大官人跟了一句。

“陈炯明太特殊了、太强悍了。事实上，他是革了孙中山的命，他搞的，是二次革命。孙中山的悲剧是，他在‘中华民国’建立后，他丢掉了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他的革命成果，被袁世凯偷走了，他心有未甘，结果呢，他变了，变得如黄克强所说的，他背弃了自己那么多年宣扬的信仰。孙中山秘密拿了日本人的钱，为了爱国而卖起国来了。这在日本人以《二十一条》逼袁世凯时，竟发生‘卖国大比赛’的暗盘。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手里收到孙中山的密件，透露说，愿提出比袁世凯更好的条件，换取你们日本支持我孙中山。多恐怖啊！类似的比价行为还不止一次，二次大战后，美国占领日本，在日本外交档案里，还发现孙中山的其他密件，另外也出土了孙中山与日本三井财阀密约的文件，要求日本支持，‘多次说日本若能给革命党以援助，革命成功之晓，即将满洲让与日本’，爱国爱到这种程度，多恐怖啊！这些证据，都见于1911年10月27日日本外务大臣们的秘密电报。幸亏袁世凯出面逼出南北议和，不然的话，‘中华民国’成立了，可是东北早就挖走了。”

大官人仔细听着，一再点着头。“你这位先生说得真对，其实我在当时就略有所闻，不瞒你说，那时我就在袁世凯的北洋政府里。”

窥视者眼睛一亮。“你先生在袁世凯那边服务过？”

大官人笑了一下。“做一个小官。”

“几品啊？”

“不值得提、不值得提，是小官。”

“当然看过袁世凯了？”

“见过，还一起开过会。”

“那你先生可能是做过封疆大吏的？”

“谈不上、谈不上。还有什么疆好封呢？不过，那时候如果要封，还有东北、有外蒙可封，照孙中山、蒋介石搞下来，东北、外蒙都丢了，没得封了。”

“你先生今年高寿？”

“我是光绪元年生人，今年七十五了。”

“哦，‘中华民国’成立，你先生还不到不惑之年，就受知于袁世凯，够得上是‘满清遗少’了。”

“小事情、小事情。严格说来，鼎革以后，我就退休了。袁世凯只是照顾我们这些‘满清遗少’一下。在他看来，你们大官都在前清做过了，民国时期不必了。”

“哦，你先生在前清做过大官？”

大官人逊谢不遑。“不值得提、不值得提。‘中华民国’建国了，我们的时代过去了。”

窥视者用锐利的目光盯着对方，冷冷的说：“有没有想到：‘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了，也就要过去了。与前清不同的是，前清是王闿运老先生感叹的‘儿戏亡国’，‘中华民国’呢？是‘把戏亡国’，把戏玩不下去了，就在今年吧？”

“看来就在今年了。今年1月21日，蒋介石引退了；1月31日，北京解放了；2月12日，戴传贤自杀了；2月25日，‘重庆号’军舰投共了；这个月7日，孙科内阁总辞了……一切一切都是败象毕露，‘中华民国’亡国就在眼前了吧？”

“算起来，七十二烈士死的那年，你先生正好三十六岁。”

“我正好三十六岁。”

“看来你先生跟这里有地缘关系吧？怎么七十五岁的3月29日清早，一个人跑到七十二烈士墓前凭吊？”

大官人神秘一笑。“谈不上凭吊，只是贪个清早，上来走一走。你老弟不也如此吗？现在，在整个的七十二烈士墓上，只有你我两个活人。你老弟很年轻，看来五十多岁。”

“我也六十开外了。”

“算起来，七十二烈士死的那年，你老弟年纪跟他们差不多，你也称得上是我们前清的人。”

“你先生用‘我们前清的人’，你先生是满族人吗？”

“不是，我是汉族人、山东人。”

“山东人是汉族，却不把满族人的清朝见外。”

“清朝统治我们中国两百六十七年了，我们还要把满族见外吗？用‘前清’字眼，已经表示不见外了。”

“你先生的意思，我不太清楚。用了‘前清’，至少后面承认了民国，有后才有前、有民国才有‘前清’，你先生用了‘前清’，即表示你承认了民国。不是吗？”

“就算是吧，何况，我也做过民国的官，但那官是‘前清’的大员给的。”

“他是谁啊？”

“袁世凯啊，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

“袁世凯既背叛了‘前清’，也背叛了‘民国’，不是吗？”

“袁世凯是袁世凯、我们是我们。我们没有本领那样翻云覆雨。我比较老实吧，事实上，我四十岁过后，就不做官了，我退休了，从一九一五年退休三十多年，直至今天七十五岁。”

“你先生还是怀念‘前清’吧？”

“‘前清’可不能乱怀念，”大官人神秘一笑，轻声说：“怀念‘前清’是反革命的哟。”

“怀念‘前清’又跑到七十二烈士墓前来，多奇怪啊。”

“这可是公墓啊！公园式的公墓啊。”

“如果不是纯粹到公园呢？”

“如果有另外的理由，”大官人又神秘一笑，“也会和你老弟相差不远吧？”

“可以请教尊姓、台甫吗？”

七十老翁笑了一下、迟疑了一下：“敝姓张。”

“台甫呢？”

“敝字坚白，张坚白；敝号韩斋，张韩斋。”

窥视者笑了一下。“坚白先生，我知道了阁下的字；韩斋先生，我知道了阁下的号，但阁下的大名呢？”

大官人又笑了一下。“敝人名叫‘张鸣岐’。”

窥视者心头一震，但又随之纾解，谜团破了，谜底终于出来了。他点点头，盯着对方：“‘周之兴也，鸑鷟鸣于岐山’那句古书的鸣岐？”

大官人用破解的眼光回盯着，并递出了一张名片。“你这位老弟，学问太好了，你背得出《国语》中这一句话。”

窥视者笑了一下，但却近乎苦笑。“念过一点古书。”

“看你这位老弟的表情，你好像对‘张鸣岐’这名字不太陌生？”

“有什么好陌生的呢？三十八年前，你不是这块地盘上的父母官吗？你代理了两广总督、又兼署了广州将军。在我们脚下泥土里的七十二烈士，他们都死在你的任上、你的手上，我一点都不陌生。我陌生的，反倒是你到这里来，这么清早，又在3月29日的早上。你居然来了，你来干什么呢？”窥视者一口气说着，有点激动。

大官人好奇的望着对方，半晌无语。最后，他遥望着天边外。“我来干什么？也许令人难以置信，我来向七十二烈士致敬，也向他们诉愿、诀别。”

“诉愿、诀别？他们在三十八年前就对你做过了。”

“那种诉愿和诀别，太激烈了吧？动刀动枪的，使人消受不起。”

“所以你把他们杀了。”

“让我提醒一句，是他们跑来杀我们的。但是事后调查，他们之中，有人临阵没上来、或没赶上，所以失败了。”

“在我们脚下，这七十二个人，看来陌生，但对你张鸣岐说来，却是老仇家呢。”

大官人表情木然。“三十八年过去了，不说‘往者已矣’又能说什么呢？中国变化太快了，使我们后悔都来不及，简直要忏悔了。谁又该忏悔呢？难道只是反革命的张鸣岐吗？张鸣岐的敌人、那些正义之士，全无忏悔的余地吗？大清帝国搞成了那样子，亡国官僚我有份；‘中华民国’搞成了这样子，开国功臣就可抖落尘埃、两手一拍吗？大清帝国、‘中华民国’，谁对不起中国，可有细帐可算呢。”

“细帐可以算，但大清帝国配算吗？大清帝国一次又一次打了败仗、丢掉中国最大的岛台湾。还有资格参与算细帐吗？”

“但大清帝国没有丢掉比台湾大四十四倍的外蒙古，外蒙古可是‘中华民国’的国家领导人给弄丢的。‘缔造民国七十二烈士’缔造了‘中华民国’，难道是要卖掉外蒙古吗？甚至如果孙中山真正夺到权，东三省也给卖掉了，七十二烈士是要缔造一个又卖外蒙又卖东北的民国吗？革命先烈是令人顶礼的、革命先进是令人敬礼的，但是，‘中华民国’的先烈与先进，奚落起大清帝国来，恐怕得厚道一点。清朝的确腐败，但是两百六十七年的一统之功，不可以埋没。清朝的运气太坏，碰到了船坚炮利的洋鬼子，弄得丢人现眼，但清朝在中国不是坏朝代，至少比革命党反清复明的明朝好得多。孙中山当上临时大总统就祭起明太祖来，不算是好示范。复明、复明，复了明又怎样？明值得一复吗？懂历史的人，一比较，就知道清朝政治比明朝像样得多，清朝的皇帝，除了西太后外，都比明朝的皇帝好、制度也好。试看明朝太监当政，清朝的太监只是弄点小钱小权而已。至多只是李莲英这种货色，又算什么，比起明朝，全不够看。明末李自成进北京，宫中的太监就有七万人，连在外面的高达十万人。每个太监平均有四个家奴，算起来就是四十万。用来非法控制天下，这成什么世界！清朝的太监哪有这种场面！明朝上朝的时候，五百名武夫就排列在奉天门下，说是要纠仪，一指出有哪个官员失仪了，立刻抓下帽子，剥开衣服，痛打一顿。现在清朝的午门，至多只是皇上叫太监‘奉旨申斥’骂一两个官员的地方，但在明朝，就是当众脱裤子打屁股的地方，有的还先罚跪。有一次一百零七名官员一起罚跪五天，然后一律打屁股，每人分到三十廷仗。像这类羞辱臣下，被当场打死或打得终生残废的，数也数不清，有的还说奉有圣旨，打到家门来的；有的还打到别的衙门去的……像这样子胡闹的、黑暗的明朝政治，清朝是没有的。满洲人的天下也黑暗，但是天下乌鸦，绝不一般黑，五十步和百步，对受害的老百姓而言，还是不同的。因此，我们除非有办法驱逐黑乌鸦，否则的话，如果有不那么黑的、有可能变白一点的，我们还是不要失掉机会。这样才对老百姓真的好。革清朝的命，有它的正义性，但是革命底子太薄，革起来也太倒胃。”

“倒胃？革命怎么会倒胃？”

“孙中山革清朝的命，靠的只是土头土脑革命党，不是革命军。清朝垮了，孙中山交出权力，自觉失败了，又想夺回来，于是不择手段、花样翻新，从苏联引进布尔什维克式的现代革命党，其结构严密无情，已令土头土脑的革命党浩叹。孙中山又同时拿外国人的钱，建立党军，期以党领军，革军阀的命。结果呢，孙中山再一次失败——这一党军，被蒋介石篡夺，革命党不但未能以党领军，反倒被军所领、被新军阀蒋介石所领。孙中山糊里糊涂、矢志北伐，结果北伐成功，只是新军阀的成功，革命党完了，所有的革命党都被蒋介石给耍了。孙中山死后，革命党中的头子胡汉民说得好：‘民国十五年北伐的成功，只是军阀的成功，不是党的成功……一幕北伐的结果，只是军阀治权的转移，而不是革命政权的建立……只有过一次北伐，而不曾有过革命，尤其不曾有过三民主义的革命。’为什么‘不曾有过’？因为新军阀蒋介石背叛了革命——他革了所有革命党的命！所以，可以这么说，革了半天命，最后革到蒋介石家天下里头了。最后，蒋介石通吃了国民党、通吃了‘中华民国’、通吃了孙中山，也通吃了老革命同志。老革命同志被他杀的杀、关的关、放逐的放逐、戴脚镣的戴脚镣。到了今天，1949了，连最后的老本都保不住了。今年1月21日，也就是六十七天以前，他引退了，烂摊子留给了李宗仁。但蒋介石虽然不是总统，还照做国民党总裁不误，他不会放手的，看来大陆也保不住了，‘中华民国’也就亡国了。”

“一定亡国吗？共产党当了家、不会继续用‘中华民国’这块招牌吗？”

“这块招牌已经被蒋介石国民党弄臭了，共产党有志气，一定会换一块新招牌？”

“臭招牌就不能用吗？从袁世凯到北洋军阀，‘中华民国’不都在非国民党的人手里吗？”

“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没做过那么多坏事。第一，他们没丢过一寸中国领土，反倒有收回外蒙古的纪录；第二，他们不会垄断内政，以一党专政治国；第三，他们不会办个中央银行垄断国家财政；第四，他们不会党化教育，甚至有度量请国民党员做北京大学校长；第五，他们不会办《中央日报》、搞《中央通讯社》垄断舆论、禁止别人办报；第六，他们尊重职业外交官办外交；第七、第八、第九……第多少，军阀的德政说不完呢。当然军阀也做坏事，但是小巫见大巫，别以为小巫大巫都是巫，对受苦受难的人民说来，程度轻一点，就求爷爷告奶奶了。所以呀，我敢说，袁世凯到北洋军阀的臭招牌，是可以继承的；蒋介石国民党的臭招牌，可就难继承了，我敢说，‘中华民国’亡国亡定了，因为共产党不会继承这块臭招牌。中国革命者，从汤武革命起，都是自己做‘太祖高皇帝’的，禅让得来的天下都要改朝换代，何况自己打来的天下。没人要‘中华民国’了，最后要它的，大概只有‘缔造民国七十二烈士’了。不过，七十二烈士中，战死的以外，有四十三人是砍头的。砍头前，我亲自开堂审问过他们，真是英雄好汉，有的我们暗示性的开脱，他们都不配合，非找死不可，所以四十二个，一一砍了。我曾仔细听过、看过他们的口供，发现他们到底为谁而战、为何而死，目标其实很空洞，并且有的还是错的。”

“错的？”

“错的。比如说，他们‘革命’是对的，但‘排满’就错了。”

“七十二烈士的革命精神是推翻异族、是排满、驱逐鞑虏，恢复汉族的天下。又有何错？”

“如果这是七十二烈士的革命目的、卖命目的，恐怕一切都给弄拧了。世界人类种族有三大类：黄种的蒙古利亚种、白种的高加索种、黑种的尼革罗种。中国人是黄种，其中又分了汉满蒙等大族。在大族中，汉族一直是中国土地上的老大，几千年历史中，中国土地上完全被其他种族统治的时期，只有十三世纪蒙族元朝，和十七世纪到今天的满族，加在一起，不过三百四十多年。蒙族人长得比较矮、眼珠黑、胡子少，但蒙族的祖先成吉思汗那一支，却灰眼珠、长得高、又有长胡子，可能混有满族的血液。十三世纪蒙族占据中国后，它把满族排名第三，叫满族做汉人，把汉族排名第四，叫南人：十七世纪满族占据中国，它同样把蒙族排在汉族之前，跟蒙族通婚，给蒙族和尚盖喇嘛庙，不许汉族种蒙族的地，也不许跟蒙族通婚，并且规定汉族在蒙族地方做生意，有一定居留期间。满族的用意很明显，他要联合蒙族，防范汉族。满族为什么防范汉族？因为汉族在中国做老大太久了、根太深了、人太多了，文化又高，不能不约束它的影响力和同化力。满族南下的时候，自中国东北越过万里长城，正象征了汉族的失败——万里长城挡不住汉族以外的种族了。盖万里长城其实象征的，不是汉族皇帝的丰功伟业，而是对付‘非我族类’政策的失败。”

窥视者为之一怔。“把盖万里长城当成汉族的失败，这一解释，对我倒是新解的。”

“因为满族实非异族，满族不是非你族类。汉族说满族是异族、是鞑虏、是夷狄，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古代中国小，中原地区只是河南、山西这些地方，那时大家以为除了这地方的人，其他都是异族，其实都是老祖宗们的瞎扯淡！并且异族的范畴和定义，也因扯淡的扯法不同而一改再改。在当年陝西周朝的眼光中，山东殷朝之后的孔夫子，就是道道地地的异族；可是曾几何时，殷周不分了，变成了一家子人了；而周朝的晚期，山东帮和陕西帮，又把湖北帮看成异族，所谓荆楚之地，乃蛮貉之区，于是屈原又变成了异族；可是又曾几何时，湖北人也挤到山东、陕西人的屁股底下，也不是异族了；于是又手拉手起来，向南发展，把四川、贵州人看成异族，所谓‘夜郎自大’等挖苦话，就是骂西南人的。这些说不尽的夷狄标准的变化，使我们可用它的观点，来重新检讨中国的民族历史。中国民族从远古以来，就处处显示出‘夷夏不能防’的混同痕迹。第一次混同的终点是秦朝，秦朝时候已完全同化了东夷和南蛮中的荆吴，以及百越、西戎、北狄的一部分；第二次混同是汉至两晋南北朝，这是一次更大的混同，匈奴、氐、羌、东胡、南蛮、西南夷等等，纷纷大量跟中土人士交配，而生下大量大量的杂种；第三次混同是隋唐到元朝，从突厥、契丹、女真，直到蒙古，中国又增加了一次新的民族混同的纪录；第四次是明朝以后，直到今天满汉通婚，又一批新的杂种出来了。正因为这种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混同，日子久了，我们常常忘了我们汉族中的胡人成分。我们忘了唐太宗的母亲是外国人，也忘了明成祖的母亲是外国人，其实，唐朝啦、明朝啦，他们皇亲国戚的血统，早就是杂种了。于是，一个很可笑的矛盾便发生了。这个矛盾是：明成祖的后人，明朝成祖以后的皇帝们，他们的血里，岂不明显的有夷狄因子吗？有了这种因子，明末孤臣史可法也好、张煌言也罢、乃至顾炎武的母亲也行，他们的挺身殉节，所标榜的理由，就未免有点遗憾。明末殉节诸烈士，他们殉节的理由不外是‘不事胡人’，但是他们忘了，他们忠心耿耿所侍奉的‘当今圣上’，就是一个广义定义下的‘胡人’！岂止是‘当今圣上’，就便是殉节诸烈士自己，他们也无人敢保证他们是‘万世一系’的‘黄帝子孙’，也无人敢保证他们的祖先在五胡乱华那类多次混同时候未被‘骚扰’，而在他们的血里面，绝对清洁，——没有胡骚味！”

“你先生的意思是说，我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那种夷狄观念，是根本就弄错了的？”

大官人点点头，“回溯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回溯到五千年前，回溯来回溯去，若是回溯的范围只限于河南、山西等地方，而置其它中原以外的地方于不问，或一律以夷狄视之，这种作法，不是看小中国和中国民族，又是什么呢？当时住在河南、山西等地的，固然是中国民族，但是在这些中原地区以外的，又何尝不是中国民族呢？这些在中原人士眼中是东夷的、是荆吴的、是百越的、是东胡的、是肃慎的、是匈奴的、是突厥的、是蒙古的、是氐羌的、是吐蕃的、是苗猺的、是罗罗缅甸的、是僰掸的、乃至西域系统的白种中国人、三国的黝歙短人、唐朝的昆仑奴等黑种中国人，又何尝不统统是中国民族呢？从这种角度来看、博大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得不说，中国民族的历史，打来打去，还不脱是同族相残的历史，这种历史中所谓的‘东逐东夷’也好、‘西伐匈奴’也罢，乃至南征北讨，‘多事四夷’，赶来杀去，所赶杀的对象，竟不是真的什么‘洋鬼子’，而是道道地地的中国人！我们读古文《吊古战场文》，必然会记得那描写所谓‘秦汉武功’的句子，那些‘秦起长城，竟海为关，荼毒生灵，万里朱殷’的悲惨和‘汉击匈奴，虽得阴山，枕骸遍野，功不补患’的结算，如今我们思念起来，感想又是什么呢？我们不得不认定，从‘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以下，所谓‘秦皇汉武’也好、‘唐宗宋祖’也罢，他们的许许多多丰功伟业——尤其是号称打击异族统一中夏的丰功伟业，统统值得我们怀疑！五千年的中华史上，除了鸦片战争英国鬼子首先打进我们的家门以外，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所谓异族！更没有什么真正的夷狄！——他们都是中国人！”

窥视者点点头，陷入沉思。“哦，他们都是中国人！”

“由此可知，所谓什么我中原你夷狄之分、我汉族你满族之别，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大家都搞错了，搞得度量很狭窄，不像男子汉，男子汉哪有这样小小气气的整天把自己同胞当成外国人的？”

“你老先生是说七十二烈士白死了？”六十老者一脸严肃，像在板脸质问。

“如果把七十二烈士定位在‘排满’上，七十二烈士就真的白死了。”

“怎么才不白死？”

“要把为何而死的题目换成另一个。”

“照你这样说来，反对满族是‘度量很狭窄，不像男子汉’？”

大官人笑了一下。“七十二烈士是男子汉，只要别再喊‘排满’的口号。要换个别的。”

“像‘反清复明’？”

“‘反清’是对的，但‘复明’就错了。明朝比不上清朝，刚才我说过了。”

“七十二烈士搞革命，原因就在他们绝望了，满清一片漆黑，他们不相信满清能变白了。”

“不相信，自是一种选择，理应尊重。但是可别推出‘排满’啊、‘复明’啊这些口号了。这些口号都是站不住的。”

“那七十二烈士还为了什么？为了反抗暴君？”

“大体上说，清朝其实没有暴君，它的皇帝苛细的有之、小气的有之，但是谈不上有暴君，这是可以肯定的地方。至于它怎么‘得天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怎么‘治天下’。作为中国人，中国是我永恒的信念，但中国里面的帝王政权，不论是正统的、非正统的、僭伪的，检验它的尺度只有一个，就是看它怎样待我。照古典一点的说法，是你统治者怎样‘视’我。孟子对齐宣王不是说得好清楚了，‘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路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在孟子眼里，在上面的与在下面的关系是相对的，你怎么对我，我怎么对你，只是人民没有组织，不容易形成团结的力量。但是，一旦有了，就会揭竿而起。”

“是革命吗？”

“那只是名词的大同小异，是革命、是起义、是造反、是犯上，都相通的。”

“犯上？不是冒犯皇帝吗？”

“这就看出孟子的更进一步，人民碰到暴君，到底要怎么办呢？照墨子、董仲舒他们的看法，人民只能消极的期盼天威、天谴来对付坏皇帝，只能靠老天爷。但孟子就很聪明，他有本领把孔子的正名主义，发挥到皇上头上来。孟子并不否定皇上是皇上，但他给皇上的动作定了一个极限，你皇上不能超过，一超过，对不起，你就不是皇上了，你‘君不君’，我们就把你当成一个‘独夫’看、一个个人看，我们就可以干掉你，商纣是暴君，我们要杀你，但那不叫‘弑君’，‘弑君’太难听了。你商纣‘君不君’了，你只是一个‘独夫’、一个个人。杀你，只是杀一介平民，‘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就是孟子的摘帽子戏法，孟子真聪明。他比洋人聪明多了。洋人直到孟子以后两千年，才发明出来‘暴君放伐论’、‘暴君反抗论’，孟子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就发明出来了。难怪一千七百年后，专制魔王明太祖要出版《孟子节文》来删掉圣人之言，并半开玩笑的恫吓说，孟子这小老头，如果生在明朝，一定法办他呢。幸亏孟子好运到，他一辈子高倡‘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哉’，但他一辈子没有机会参与实际政治、参与‘弑君’大业，也没碰到明太祖，最重要的，他没碰到八国联军。”

“什么意思？碰到八国联军，会不同吗？”

“会，因为那是外国人。”

“外国人在中国施暴，和本国人暴君施暴、甚至暴民施暴，有不同吗？”

“很痛苦的告诉你，有不同的。本国人暴君施暴，再坏也坏不过外国人。因为本国人暴君施暴、乃至暴民施暴，是一阵子的，至多十年，施完了还得安定下来，走富国强兵路线。但外国人就不同了，它没完没了，即使表面上停下来，骨子里还在吸你的血。战争后的外国人，他们等于在中国开了一家吸血站，八国联军撤走了，可是庚子赔款总额是当年的美金三亿三千万，就是中国的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中国政府没钱赔，没关系，借，利息是以三十九年中，每年按四分加利息，结果，利息一爬上来，总赔款不是四亿五千万了，变成了九亿八千万，明确的数字是九亿八千二百二十三万八千一百五十两，超过了原来赔款两倍以上。并且，赔款方式必须用外币而非中国白银来偿付，这下子每年在兑换上就先冒出几百万两的额外损失，特别是在银价大跌的年代。比如说，中国在一九零三年赔出的，不是大家约好的四千二百五十万两，而是杠上开花的五千三百五十万两，中国有限的国家资金如此外流，所以说，外国人在中国施暴，和本国人在中国施暴，还是有程度上的不同的。本国人吃人见骨头，外国人吃人不见骨头。用南京大屠杀的事，一比就知道了，本国军人再残暴，也干不出日本军人干的事。”

“满清人进关，‘扬州三日’、‘嘉定三屠’，又怎么说呢？”

“就是程度不同。打天下时，有杀戮，何代无之，是难免的，但是就是跟外国人不一样。清军入北京，可为明朝皇帝皇后发丧呢、叫臣民服丧三日呢；臣属殉难的，一律赠谥赐荫呢、还立庙祭祀呢。日本人给你来这一套吗？满清的吏治绝对比明朝好，尤其税负上，明朝的辽饷、练饷、剿饷，苛捐杂税都取消了，厂卫的特务政治，也为之一清了。说满清人特权吗？我看却有特不权。满清规定八旗‘旗丁（成年的旗人）给予世禄口粮，止许为官为兵，不得为工商’，不得官商勾结、与民争利，我看民国以后的中国就做不到。满清绝不是坏政府，但它在洋人的压迫下，应付不来了。”

“所以要革命。”

“革命也许有效，但一旦革起命来，就会几十年不得安宁。到头来丧权辱国的，恐怕比清朝犹有过之。看看‘中华民国’的纪录吧。清朝在公元1644年入主中国，从明朝手里，接收了353万平方公里土地，然而却带来了248万平方公里的‘嫁妆’，他们满清老家的土地。开国后，积极开疆拓土，又增加了内蒙古、外蒙古、台湾、西藏、新疆、青海等地方，连带满清老家在内，总共增加了947万六千平方公里，合计1300万6000平方公里，成为中国历史上仅次于元朝的最大帝国，其实元朝扣除四大汗国，本部还赶不上清朝。后来，洋人来了、东洋人来了，自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到1895年的中日《马关条约》，总共割让了161万平方公里土地，但直到它亡国，它移交给‘中华民国’的土地是1142万平方公里，仍比明朝多出三倍多。如此说来，清朝不但从明朝手里得到的土地原封不动的交回，而且还连本带利交给以汉人为主体的‘中华民国’更多，满族没有对不起中华民族。”

“你说得很逗，满有道理，我倒从来没从这一角度想过。”

“真正的丧权辱国、出卖中国乃是‘中华民国’干的事。丢了一个外蒙古，面积180万平方公里，比清朝历次不平等条约损失的领土还要大20万平方公里，这种豪赌和卖国的大方，真叫人叹为观止。从个人言，这是蒋介石干的；从政府言，这不是‘中华民国’干的吗？所以我才说，七十二烈士要革命，千万别打着排满的口号了。他们缔造的‘中华民国’自己，早就构成革命对象了。”

“‘中华民国’时运不济呀，碰到坏邻居日本、俄国。”

“清廷碰到的坏邻居，比‘中华民国’少吗？”

“七十二烈士没有更好的口号吗？”

“说来有点奇怪，至少我从听到的、看到的口供里，找不出来，真奇怪。”

“他们留下的遗书总有吧？”

“你去看看吧，遗书光明磊落、感人肺腑，都没问题，可是为谁而战、为何而死，却天马行空。可见为革命而死，比为革命理论而死容易多了。”

“遗书里这么空洞吗？”

“七十二烈士之一方声洞，给他父亲的遗书中，三次提到‘满政府’、两次提到‘驱满’，太空洞了吧？林觉民给他父亲的遗书中，更空洞了，他说他的一死，‘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也’。作为革命理由，太天马行空了吧？”

“这倒没注意到。”

“必须注意到。”

“除此以外，还要注意什么？”

“就我这前清人物看，还要注意到，搞革命，其实一不小心就革到别人家里，帮了别人家天下，看看他们的‘中华民国’，前端为袁世凯建立家天下、后端为蒋介石建立家天下，如今蒋介石的家天下还方兴未艾呢，等着瞧吧。也许有人说，专提袁世凯蒋介石不公道，至少孙中山没有家天下，是不是？我看也不见得，请问孙中山的儿子孙科是怎么当上广州市长的？孙科一生三次当广州市长，1921、1923、1925，为什么孙中山在广州做总统、做领导人，他的儿子却做了广州市长、小朝廷的首都市长，为什么？这叫‘天下为公’吗？也许有人说，孙中山最喜欢题字‘天下为公’，看来一定有不得已的自私理由。现在，理由查出来了。原来孙科抢着要当首都市长。孙中山不给吗？好像不行。孙科放话说，你不给我做广州市长，我就公开给我妈妈祝寿。儿子一给妈祝寿，妈就走了光，原来妈不是宋庆龄，而是孙中山的元配卢太夫人，这一大张旗鼓祝寿，首当其冲的就祝出一个事实，原来宋庆龄是姨太太！这还得了，孙中山不是重婚，就是讨小，丢死人了，所以，‘天下为公’的孙中山，‘天下为公’了半天，立刻屈服，特派孙科为广州市长了、天下为私了。孙中山只当个总统，孙科就飞黄腾达如此；孙中山若做了皇上，孙科不是袁克定、蒋经国吗？所以呀，革命家必须有点心理准备，你本来为国家革的命，最后革给一家了。不是吗？”

“听了你先生的这番高论，见解上的确别有洞天，当然值得讨论的不是没有。不过有一点，最重要的，未曾参加革命的恐怕有所未知，就是：革命者必须有的心理准备乃是，你不能因为革命会被偷走就不革命。革命的‘报酬’，和美德一样，本身就是它的‘报酬’，‘报酬’往往反射到它自身。革命以后，一定有一些人要独占革命、甚至有一些局外人要参与分肥革命，这种现象，毋宁是不必奇怪的，革命者应该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这一心理准备，未曾躬与革命的人，很难想像。”

“是啊，理论上至少是。可是事实上，革命者除非死了，活着的，一定会有不同的反应，至少会替死去的先烈有所反应，记得老革命党、为革命坐牢、为革命被逐出师门、为革命被‘自己人’点名通缉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吗？他就是不服这口气，他对定都南京就不赞成。他写对联：

群盗鼠窃狗偷，死者不瞑目；

此地龙蟠虎踞，古人之虚言。

为什么牺牲掉的革命党会死不暝目呢？因为革命被偷走了。‘中华民国’四个字，本是章太炎定名出来的。可是成立以后，第一次被反‘中华民国’的袁家偷走、第二次以后就被假借‘中华民国’的蒋家偷走了。民声在兹，民间的四句传言里的蒋家是广义的，传言是：

蒋家天下、陈家党。

孔家钞票、宋家屄。

从四大家族的一网兜收看，革命缔造的‘中华民国’，竟然沦为四大家族刀俎下的肥肉，我想七十二烈士中，也许会有人感到死得未免太不值得了。”

“看革命，要大处着眼才觉得值得。大处着眼看最高点，才是最高境界。”

“在这七十二烈士墓上的最高境界、最高点是自由，原始设计的最高点本是自由女神像，现在却给改成国民党的大党徽了，自由女神像不见了。你怎么说？”大官人在质问。

“我想有一天会改回来。”

“哪一天？”

“国民党的天下告一段落后的那一天。”

“七十二烈士就等那一天吧。对革命家说来，大处着眼是好的。七十二烈士搞革命，即使大处着眼，也不是没有风险的，那风险就是‘革命后遗症’。‘革命后遗症’是有意想不到的长度、广度、和深度，一旦发作，很难停下来、也很难挡住，正所谓‘举国欲狂’，法国大革命就是最好的教训，后遗症出来，爱国者可能变成卖国者、救国者可能变成祸国者，大家都疯了，眼珠里都是血丝，手握的都是拳头。因为后遗症有意想不到的长度，所以停不下来。唯一能停下来的，是躺在黄花岗上的英雄们，但生者仍不放过他们，要告朔饩羊式的一年一祭，至今搞了三十八年了，三十八年都停不下来，当政者还要‘踏着先烈的血迹前进’。报上说，今天上午，广州各界要盛大举行革命先烈纪念，公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再过两三个小时，公祭大队就要来了。看来我差不多也该走了。”大官人说。

“你走了，我也要走了。”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已经公开承认‘革命之目的，非仅在于颠覆满洲而已，乃在于满洲颠覆之后，得从事于改造中国’。结果是：‘自辛亥革命以后，以迄于今，中国之情况，不但无进步可言，且有江河日下之势。’这些白纸黑字的宣言，清楚说明了革命结果是‘无进步可言’，反使中国‘江河日下’，也就是说，对革命党说来，我们革命是失败的；对中国人民说来，你们革命是失败的。一九二五年孙中山死时犹说：‘革命尚未成功’，但什么时候成功呢？人民等了三十八年了，等到首都南京都丢了两次了，亡国就在眼前了，三十八年了，‘中华民国’都给亡国了，我们中国人民还眼巴巴等个什么？还好意思骂‘满洲’吗？‘满洲’再对不起中国，也没把比台湾大四十四倍的外蒙古卖掉啊。”

“你说的，的确有道理。经过三十八年的‘中华民国’试验，最后我们认清楚了，‘中华民国’是亡定了，民国三十八年，1949，中国人民会面对一个崭新的巨变。面对新革命带来的新国家。”

“新革命？新国家？躺在这儿的‘缔造民国七十二烈士’怎么办？”大官人问。

“他们躺在那儿看亡国。”

“新的中国不是他们的吗？”

“也是他们的，但在阶段性上，他们缔造的是‘中华民国’，不是新的国家。”

“听你说的、列举的这些‘中华民国’的成就，我都承认，但是，在时代的大江东去里，这些成就，有的你不革命，也会慢慢出现。当然，革命会来得更快。但是，也别忘了革命带来的巨大代价和后遗症。最严重的是，你简直不能预估它什么时候会停下来。别以为革命一次就万事大吉了，革命会引发二次革命、不断的革命、乃至大革命又大革命。看看法国大革命吧。折腾了十年十年又十年，真是千万人头落地。”

“这样说来，还是革命的好，不过这个好，要靠时间打底、兴亡打底、千万人头打底才算。”

“时间打底？三十八年还不够吗？兴亡打底？开国亡国还不算吗？千万人头落地，三十八年来死的还不够多吗？老弟啊，别忘了清朝的稳定是有二百六十七年底子的。为什么五代不稳定？因为五代只有五十三年，五十三年间，出了五个朝代、十二个帝王，而清朝只有一个朝代，只传了十个帝王。这代表什么？代表了中国政局的稳定。革命是波澜壮阔的、甚至是令人向往的，但必须有心理准备，就是底子太薄，会引发动乱。动乱一来，三十八年是止不住的，还要进一步的磨合。动乱是不好的，稳定是重要的，我们必须有心理准备。”

“躺在这里的七十二烈士，他们没有心理准备吗？”

“不能说没有，但是太乐观了。总以为‘我死则国生’，其实啊，他们没看到，三十八年过去了，他们的墓园黄花犹在，但是他们的国家却黄土一抔。黄花岗上的英雄们想得到吗？想不到吧？”

“他们如果没死，也许二次革命啊。”

“二次革命？看从什么时候开始。共产党里有个董必武，他是老同盟会的，搞辛亥革命；可是十年后他就发现辛亥革命不够，得搞共产党革命才成，1921年，他做了共产党的创党人，那时他三十五了，1934年长征时，他四十八了，已经是翻山越岭时年纪最大的人了，今年1949，他六十三了，七十二烈士如没死，除非趁年轻就来二次革命，否则翻山越岭同志都不要你了，嫌你太老了。”

“救国救民太老，祸国殃民一点也不老。”

“什么意思啊？”

“有一个人跟董必武同岁，从年轻到老，一路祸国殃民呢。”

“谁呀？”

“蒋介石呀。”

两人笑起来。

“我没想到蒋介石和董必武同岁。”

“其实蒋介石小一岁。真正和董必武同岁的，就站在你眼前。”

“是你老弟？”

“是本人，1886生，前清光绪十二年，台湾设省那一年。”

“噢，这么算来，我痴长你老弟十一岁。”

“我现在去二次革命，”窥视者笑着问，“共产党会要我吗？”

大官人笑了一下。“有个董必武，已经够了。”

两人相对笑起来。

“看来，”窥视者补上一句，“要革命可得趁早哇。”

“岂止革命要趁早，”大官人接上话，“要瞻仰革命先烈，也得趁早哇。今天我就来晚了。不过，在公祭大队没来前，我们都不晚。时候不早了，我先告辞了。”

说着，大官人伸出手来，窥视者犹豫了刹那，也伸出手来，握了一下，就放开了。

“我怎么称呼你这位老弟呢？我还没请教尊姓大名呢。”

“尊姓大名吗？”窥视者露出苦笑。“我们是小人物，不提也罢。今天幸会，就当是萍水相逢吧。”

大官人略显惊奇的笑了一下。“刚才我报出我叫张鸣岐，你老弟好像很熟悉的样子。我奇怪我离开政海三十多年，在我游宦之地，居然有人还不陌生。”

“为什么不陌生？因为你到了七十二个死者都恨你的一方土地上。一旦离开了这方土地，你可能只是历史教科书里的一行字，没有任河爱恨情仇，一切归于死寂。”

“你老弟说得全对，这也就是今天一大早我来这方土地的一个原因、一个因缘。我来了，我来面对一百四十四只眼睛，为缔造民国而死不瞑目的眼睛。七十二烈士死而有知，已经轮不到对我的仇恨。我算什么呢？‘桀犬吠尧，各为其主’，大清政府的确是我的效忠对象，别把我当成遗少或遗老，请把我看成一往情深的忠臣吧，没效忠民国，难道我就不是忠臣吗？我就不服气。我是清朝的忠臣啊。至于七十二烈士恨我，我不这样看。记得三二九后五个多月，革命党拿下广州，我属下的水师提督李准立场不稳了，广州各团体要脱离中央政府，举我做都督，我表面答应，骨子里却在9月18日逃到香港。于是各团体又推出胡汉民做都督，9月20日，胡汉民来了，李准就带着部队表示欢迎他。后来很快的，李准也逃到香港。在清朝皇帝还未退位前，黄克强打了一个三十四个字的电报给李准，原文记得是：‘香港李直绳先生鉴：粤省光复，公树伟功，从前公仇，一概消释，望勿再为虏廷所惑。黄兴。’意思很明显：你李准先生，黄花岗革命时杀了我们太多的革命党，可是广州光复时，你终于倒向了我们。过去种种公仇，一笔勾销了。如今清朝皇帝尚未下台，南北拉锯，北方一定还要拉你，你可别动摇啊。黄克强这封电报，把革命党的立场简明扼要的写出来了。你是仇家，但你后功抵了前过，我们是不记仇的。我张鸣岐虽然不像李准那样会‘反正’，但我的立身，也没有使七十二烈士恨我的余地。唉，七十二烈士要恨什么，该恨的可多着哪，何必恨我呢。三十八年过去了，我也七十五岁了，我觉得我该来看看他们。‘时光容易把人抛’，也容易抛走情仇恩怨。三十八年前，我在广州服务，我的一点经历，也许可以见证这段往事，所以我来了。所谓见证，其实只是我个人的一点小心愿，姑且算还愿吧。‘人生七十古来稀’，我来日无多，以后恐怕也难再来了。”

“还愿？你的话里有玄机呢。”

大官人盯住对方，叹了一口气。“三十八年来，午夜梦回，我常常想起我年轻时候做的事，有时候理直气壮，有时候心头不安。如今我老了，老得越来越能心平气和的看待，知道不久大家同归于土。我三十六岁做封疆大吏，当时是中国最年轻的总督，但我的生涯也就停格在这里。我一生彷彿只做了一件事，并且，还不算成功的事。在这件事中，死的人反倒成功了，活下来的就说不清了。因此，我虽活了下来，却彷彿追随死的人死去了，彷彿要用一起死去来证明我并不失败。所以啊，今天不是生者来凭吊死者，而是同归于死，死者在认同生者。七十二烈士死而有知，将发现我是他们的知己、是求仁得仁的成全者、自足者，我在三月二十九日清早六点前来，会比上午十点来的那些广东各界公祭黄花岗的场面更引人动容吧？记得黄克强写的那首《蝶恋花 吊黄花岗》吗？让我在黄花岗上背出听听吧：

转眼黄花看发处，

为嘱西风，

暂把香笼住。

待酿满枝清艳露，

和香吹上无情墓。（wjm_tcy注：百度查为“和风吹上无情墓”）

回首羊城三月暮，

记血肉纷飞，

气直吞狂虏。

事败垂成原鼠子，

英雄地下长无语。

这词写得真好，‘英雄地下长无语’，多么希望他们听到地上有两个人的谈话内容。两个人，一个是使他们变成烈士的老仇家，另一个是姓名保密的神秘人士，1949年3月29日清早，这位神秘人士第一次登上岗来，他是谁，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跟七十二烈士的关系，一定不简单、不简单。你老弟啊，萍水相逢，终需一别，就此再见了。”

大官人又伸出了手，窥视者没有犹豫，跟他握了。大官人转身下岗，他半伸手臂，打着招呼，但是没有回头。

进了汽车，秘书从前座扭过头来。

“大人知道他是谁吗？跟大人谈了这么久的。”

张大人摇摇头。

“我在下边等大人的时候，正好碰到管烈士墓园的主任。主任看到坐轿车来的大人一定有来头，特别跑过来打听，第一句话就是：你们老爷这么早到这地方来，一定有特别原因。是不是要跟来得更早的那位‘活烈士’聊聊啊。我问什么‘活烈士’，主任说你们不知道他是谁，我们却都知道他，他这位先生，每年三月二十九一定来，一来就待上一上午。大家都很好奇。十年前，他被认出来了，原来他是当年参加黄花岗起义的一分子，还是敢死队长之一呢，原来他旧地重游，每年一次的旧地重游，说重游，太不对劲了，该是旧地凭吊才对。我问主任这位先生叫什么，他说叫‘莫纪彭’，纪念的纪、《彭公案》的彭。我问可有人陪他来，主任说从来没有，孤零零的，没有任何人陪他，也没有车。”

“你说这个人叫什么来的？”

“叫莫纪彭，纪念的纪、《彭公案》的彭。”

“噢，”张大人想了一下，“我似乎有个印象，有这么一个人。他参加过黄花岗之役，没死、逃掉了。鼎革以后，假革命党当了家，他这种人给挤掉了，没再听说过他，他出局了。三十八年后，他竟重新出现在广州，上了黄花岗，哦，原来是他。”

“报告大人，不只三十八年后，主任说这位莫先生年年三月二十九出现。主任说担任墓园主任已经十年了，十年前接手的时候，前任主任就告诉他，有一个怪人，每年三月二十九都来流连不去。墓园主任办移交，好像这位怪人是他们移交项目的一部分，今年三月二十九又到了，这个怪人一早就来了，可是没想到又来了一位坐轿车的，主任有点纳闷，就过来跟我聊上了。”

“哦，”张大人一脸困惑。“他每年三月二十九都来，为什么？为的是什么？今天恰巧碰到我，聊了那么久，聊天时，我报了自己名讳，给了他一张名片……”

“大人啊，我可以想像他接下名片的表情了。”

“什么表情？”

“我说不出来。我跟大人几十年了，别人接下大人名片的表情，我看多了，可是今天这次却把我弄糊涂了。那表情……”

“是恨吗？”

“不像是。”

“是敬畏吗？”

“也不像是。”

“是惊讶吗？”

“看来有点惊讶，但又好像不出所料似的。又惊讶又不太惊讶。”

“是什么呢？”

“说不出来。看来有点得意，好像你不能把我怎么样了；又有点失意，好像我虽最后赢了，也不怎么样了；又有点同病相怜之意，好像你我都出局了，都不怎么样了；又有点差强人意，三月二十九，这个一片寒意的清早，两个都上黄花岗来，一定各存心事、各有各的心事。”

“真会说话！你想得真细、你说得真好！你很快掌握到他跟我的关系，就在三月二十九，就在黄花岗上，除此之外，他是我的敌人、我也是他的敌人，可是三十八年过去了，局面竟变得非胜非败、非敌非友了，本来两人也根本是天南地北的，但今天却巧遇在一起，并且巧遇过后，又是天南地北了。真想不到，巧遇的唯一连锁竟是七十二具枯骨，今天已成定论的所谓七十二烈士。多不可思议啊！”

“不可思议的是大人为什么今天来；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莫先生每年今天来。今天以后，也许大人和莫先生都不再来。”

“为什么？”

“对大人而言，是此愿已还；对莫先生而言，是此情已了。今天的巧遇，正好是一个句点，大人和莫先生都意想不到的句点。不能再来了，再来都会很不胜其情。大人再来的时候，会在七十二具枯骨以外，出现一位‘活先烈’；莫先生再来的时候，会在七十二具枯骨以外，出现一位没有墓草久宿的宿敌，两位都不能单纯凭吊七十二烈士了。也许根本就不是凭吊、不止凭吊，是什么原因，太复杂了、太复杂了！所以呀，我说，今天是最好的句点，该是大人的第一次，是最后一次；是莫先生的最后一次，而最后一次就是第一次，早在三十八年前，他其实已经死了，死于张大人的兵勇枪下、或是刽子手的刀下，实际上，他不是‘活先烈’，乃是——”

“是什么？”

“是死活人、死的活人。”

张大人点了点头。“听你说的，倒不无道理。那他今天，甚至每年三月二十九，他为什么要来？”

“来归队啊，死人归队啊，他变成了孤魂野鬼、游魂无归，所以魂兮归来了。所以呀，我们看莫先生，不要把他当活人看，要把他当死人看、当幽灵看，这样我们就懂了、就解开了这个谜。大人啊，今天我们可真是活见鬼了，当然，‘子魂魄兮为鬼雄’，他鬼得很悲壮，值得我们表示一点敬意。”

“我看不然。把莫纪彭当人看、当个守死不去的人看，我们才会懂他。莫纪彭不是鬼，相反的，他是七十二个群鬼的代言人、七十二个‘万马齐喑’死鬼的阳间代言人、七十二个被杀的人‘地下长无语’了，只留下莫纪彭一个活口为他们倾诉、为他们抗议、为他们仗义执言。”

“大人啊，莫先生为他们仗义执言，千言万语，赶不上你大人的一句话。”

“在他们眼里，我是消灭他们的人，我是胜利者、我是敌人。”

“正因为大人是这些，大人的声音才是珍贵的。大人在三十八年后的三二九清早，到这边来，难道是示威吗？是炫耀吗？是单纯的凭吊吗？单纯的走一走吗？都不是吧？”

“但我如果没碰到他，我一个人上去又下来了，我去干什么？我发出你说的声音，又给谁听呢？”

“没人能猜测大人从北京来到广州，在这大清早到这里来干什么，大人也不知道会碰到这么一位活先烈或死活人，只是太巧了，龙云际合，碰到了，让他听到你大人的声音、让七十二烈士的阳间代言人听到你大人的声音，这就是功德圆满。本来就如此嘛，他莫先生已经出局了，你张大人已经退隐了，你们心中的话，又说给谁听呢？又有谁要听呢？今天太好了，一个要说，一个在听；另一个要说，另一个在听，多圆满啊。并且要说要听的地点，除此之外，悉属不伦，所以我才说龙云际合、功德圆满，只是，可能有一点美中不足——”

“不足？什么不足？”

“莫先生知道了你是谁，却不告诉你他是谁。”

“公墓主任已经透露了他是谁。”

“可是莫先生不知道张大人跟他分手后终于知道了他是谁。”

“他有必要知道吗？”

“大人啊，拿捏这种人间际遇，大人最清楚了。”

“王司机，”突然间，张大人从后座下达指令，“车在路边停一下。”

车停了，张大人扭头，指着后车窗台上的小香炉，“于秘书，把这小香炉包起来。”

于秘书下了车，又从后车门钻进来，捧起小香炉，“大人，小香炉已经熄了，只剩下微温了。”

“就那样包起来最好。你就坐在后座包吧。”

于秘书拿出棉套，小心翼翼的把小香炉装进去。

“王司机，我们掉头，再回到烈士墓园门口。要快一点。”大官人再下指令，俐落一如当年。

“是，大人。”王司机加紧了油门。

回到墓园进口，后车门开了，于秘书先下车来，张大人依旧坐着，掏出一张名帖，工整的写下：

香熏烛照，

死生以之。

敌友江湖，

纪彭宝之。

弟张鸣岐造

己丑三月二十九，羊城

写好了，他小心翼翼的摺起来，轻轻塞在小香炉的侧面。

这时墓园主任已经恭候在车旁了。“大人有事交代吗？”

“莫先生还在上边吧？”

“还在，他每次来，会待很久，大约中午才离开。”

“好的。有件小礼物，等莫先生下来，主任转交他好吗？”

“一定照办，大人吩咐的，一定照办。”主任恭敬答应着。“礼物一定很珍贵，大人不需要叫秘书直接送上去，面交莫先生吗？”

“哦，”大官人停了一下。“还是由主任转交吧。”张大人狡猾的笑了一下。“那样莫先生更容易收下。礼物是铜铸的，不值什么钱，却是我学佛后亲自鸠工手铸的，底部还有三个篆字‘张鸣岐’呢，小小纪念品，一点心意。”

说着，张大人示意于秘书：“留点小意思，请主任赏给打扫墓园的清洁工吧。”于秘书会意，立刻掏出红包，双手送给主任。主任谦辞了一番，就收下来。

极目深处，彷彿一个身影在遥望，太远了，有点模糊，可是，在生死线外，生死一线的瑰丽，就在模糊；生死一切的波澜壮阔，就在模糊。

在归程的轿车里，大官人默然不语，好一阵子，他突然开口说：“记起来了！在三十八年前的总督府公文里，我记得有这个‘莫纪彭’的名字出现，他是黄克强带头的选锋队长之一。原来是他！”

“选锋队长，请问大人，是什么意思？”

“选锋队长就是敢死队队长。”

“这位莫先生是黄花岗的重要人物。”

“当然是，并且是重要活口。别人都死了，只有他活着。跟七十二烈士一起活着。或者说，一起死着。”

“当时除了打死的、砍头的，总有逃出来的吧？现在还活着的。”

“我也一直注意这个问题。好像还有一个，叫胡毅生。不过他很不名誉，当时他搞后勤，掌管起义的兵器的供应，听说他临阵动摇，大家在武器分配上，出了纰漏，因为他的堂哥是胡汉民，所以打着黄花岗招牌，在国民党里招摇好多年。”

“胡汉民不也参加了三二九吗？”

“胡汉民晚了一天，别人在前线打死了，他才从香港出发。这种人根本没到革命的最前线。”

“这位莫先生是道地革命最前线的吧？”

“他是选锋队长，当然在最前线。我不清楚他是怎么死里逃生的。他们的领导人黄克强也逃出来了，打断两只手指。”

“这些最前线的三二九英雄，却没听说在国民党里享受荣华富贵。”

“黄克强死得早，黄花岗后五年就病死了。活跃的只有陈炯明，听说莫纪彭后来跟过陈炯明。陈炯明反孙中山，搞反孙革命，莫纪彭好像没有参加。莫纪彭和刘师复他们后来变成无政府主义者，可以想像，人一变成无政府主义者，就出局了。”

“这样看来，这位莫先生是黄花岗留下的唯一象征、唯一讽刺。今天早上，他比大人还先上山，到现在还徘徊不去，他在干什么，难道想等到十点，混在人群中，一起公祭七十二烈士？”

“我看未必公祭七十二烈士。”张大人笑了一下。“他可能公祭他自己。”

“大人说得玄之又玄了。他公祭他自己，他是人还是鬼、是英雄还是鬼雄？他是谁？”

“他是谁？你问得好。他是谁，他不再是莫先生、不再是莫纪彭、不再是开国元勋、也不再是选锋队长。他是——”

“他是谁？”

大官人低头沉思了一下，想着什么。最后，想到了答案：“他是谁？他没有名字，只有编号，他是黄花岗死者的最后一个，他不是活先烈，也不是死活人，他是‘第七十三烈士’。”

第二部——1961（黄花岗50年后）

黄花岗五十年后，1961，三月二十九，在台北。

台北盆地是四面环山的，但圆山却是四面盆地中的凸起，说它是山，未免太寒碜了，因为它太矮了，虽然矮，却把台北看个够，它是台北盆地中的制高点，尤其顶上有个圆山大饭店，宫殿式的建筑，倒有观光据点上的一片浮名。内行人看圆山，不只看它的大饭店，还要看看它附近的两处幽灵之地。一处叫“招魂塚”， 一处叫“忠烈祠”。

“招魂塚”的全名是“太原五百完人招魂塚”。“太原五百完人”是国民党在大陆撤退前的一批死难者，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嫡系，而是“山西王”阎锡山的人。他们在山西太原，在城陷以前，自知逃不掉，共产党也不会饶他们，乃在太原城中最高的山头死守，其中有的，还强掳城中美女一起世纪末，最后一起死了。国民党嫡系精于逃难，死难非其所长，以致烈士缺货，缺货之下，就只好挖阎锡山的死人来充数，一网兜收，唤做“太原五百完人”。事实上，五百完人是吹牛的，真正死的，只有四十六人而已。四十六人以外，其他有七个人根本活得好好的、四十年后还活得好好的；又有十八个人早在几年前就先死了；又有“一人两死”充数的，死者名单上有“赵恭”、“赵敬斋”两人，事实上，“敬斋”就是“赵恭”的别号；又有八十三个人，根本就只有名字，没有真人，是典型的“幽灵完人”……

另一处幽灵之地是“忠烈祠”。比起“招魂塚”来，它气派多了。照中国传统的说法，“忠烈祠”是总昭忠祠，而“招魂塚”呢，只是专祠，是为单一事件设立的忠烈祠，单一事件具体而微，比总昭忠祠细腻，所以，在“招魂塚”上有专碑、有石刻名单，而在“忠烈祠”这边，就只是一个牌位，在中国文字学上，牌位的造型来自“且”字、“且”的造型来自“祖”字。“且”就是男性生殖器，“祖”字就是崇拜男性生殖器，是祖先崇拜，也是生殖器崇拜。不过，中国文字学上的慎终追远是令人发窘的，所以，人们就有意不深究这个牌位的造型了。

“忠烈祠”是相当传统的政治符号，并且非常动人，因为它的建筑太堂皇了、堂皇而肃穆，它不只是一面徽章、也不只是一面旗帜、也不只是一张匾、也不只是一片馨香、也不只是一篇《国史馆立传》，它是一组建筑群，庞然大物立在那儿，对人有压迫感、令人敬畏有加。为了政治需要，它会改名字，以追上时代。“中华民国”元年，就由陆军部出面，通令各省湘军、楚军、淮军的“昭忠祠”一律改名，改为“大汉忠烈祠”。随着“在袁大总统世凯”的推动下，就颁行“民国礼制七种”，包括祭祀老天爷的“祀天通礼”、祭祀孔夫子的“祀孔典礼”、祭祀关公岳飞的“关岳合祀典礼”、祭祀忠烈们的“忠烈祠祭礼”等等，可见蒋介石在台湾小岛上搞大忠烈祠，是非常袁世凯的。袁世凯被当成北洋军阀祖师爷，国民党搞国民革命，要打倒北洋军阀，但国民党也未尝不军阀，甚至比军阀更军阀。因为军阀脑筋简单，不会办中央党部、不会办中央军校、不会办中央银行、不会办《中央日报》、不会办“中央通讯社”，军阀统治中国的力量与技巧都不够，所以，老百姓还能偷生、还能喘口气。但是，当南方的新军阀崛起以后，一切就走样了，人民越来越无力了、缩小了，但“忠烈祠”却变大了。就这样，圆山“忠烈祠”，变成了中国最大的“忠烈祠”。1949年，亡国的“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兵败山倒的国民党涌入中国千分之三的岛上，涌入了逃官、涌入了遗民、涌入了故宫的宝物、也涌入了“忠烈祠”的群鬼。不错，群鬼没说要来台湾，但国民党“招魂”了他们、牌位了他们，不由得你不来。圆山“忠烈祠”胃纳百川，裹胁了一切。那是漫漫的长夜，没有闪烁的鬼火，众鬼默默，鬼也没火了。

由于长年有宪兵仪仗表演，圆山“忠烈祠”变成一个“耍花枪”的胜地、一个观光客的旅游据点，每天，从清早到下午，一辆辆的观光巴士，包来了一车车的观光客，鸭行而来。观光客对什么忠烈缺少兴趣、也缺少敬意，因为历史太遥远了，远得像老祖母的老祖母的一切，观光客“忠烈祠”了一阵，除了欣赏“耍花枪”的操枪表演，其他了无兴趣。忠烈多么乏味，那明明是老祖母的老祖母的世代、是她们哭儿子做寡妇的世代、是乱世。乱世忠魂又怎样？现代不时兴这些了，它令人们痛苦、令人们逃避。

除了一个人，他是例外，上午九点钟，他就伫立在那里，伫立在“忠烈祠”的拱门之下。雄伟的大门开处，他已伫立在那里，他挺直胸膛，首先走进去，与人不同的是，随后的人，他们群体开进“忠烈祠”；而他呢，却孤单走进那里，那里对他说来，彷彿是一座坟场，有精灵在兹、有鬼神在兹，没人知道他是谁，除了远远的一个年轻人，在偷窥着他。

他七十五岁，是位老先生，除了春祭秋祭的七十五岁的蒋介石外，不大有这种年纪的人跑到这里来了。他一步步脚踩在石板上，一如一步步踩在一座老坟上，走着、走着，直接走向廊庑、迈过高高的门槛，朝向每个特区。特区里都是所谓先烈、一排排牌位、机械式的伫立在大理石高案上。牌位其实也今非昔比了。按照当年在大陆的法规，明定烈士牌位“一律蓝底金字，边花纹，上加额，下设座”，到台湾后，“蓝底金字”不见了，变成简陋的木底黑字了，“边花纹”也不见了，大陆时期规定的“牌位中直书烈士姓名，有衔者具衔，左书年龄籍贯，右书殉难事由”，也一律从缺了。结果是，除了一座总招牌，诸如“开国烈士”“讨逆烈士”“抗日烈士”“戡乱复国烈士”等等酌予分类外，整个局面，变成了立体的“录鬼簿”，每个名字都失掉了介绍和线索，除非他的名字很特殊，被观光的小朋友指点给大人看。

“爸爸你看，这个人叫‘林小猫’呢。‘故林小猫烈士之灵位’，为什么烈士叫‘林小猫’？”

做爸爸的摇了摇头，低声说：“小猫老猫都一样，反正是烈士就对了。”

“什么是‘故’？”

“‘故’就是死了。”

“死了？该叫林死猫吧？”

“死人的名字不能改。”

“什么是‘先烈’？”

“先烈嘛，就是为爱国而不得好死的人。”

“爱国要爱得这样可怕吗？”

“因为有敌人逼你，非用可怕的方法不可。”

“哦。”小朋友似懂非懂着。“那我要爱国吗？”

做爸爸的苦笑了一下。“如果要在这里立个牌位，就爱爱也好。”

“我要改名什么小猫小狗吗？”

“你已经叫小鱼了，你的名字比他们好，不必改了。”

父子对话就如此告一段落。最后，他们父子走向了门槛，小朋友吃力的跨过了高高的门槛。他回过头来，一片困惑的问：

“小猫要吃小鱼吗？”

做爸爸的笑起来。

“进到这‘忠烈祠’来的，都死了，谁也吃不了谁。死人吃不了死人，只有活人能吃死人。”做爸爸的终于找到答案。

“如果我死了、小鱼死了，活猫会来吃我吗？”

做爸爸的苦笑起来。

“猫是不吃死鱼的，人才吃死鱼。”

“还有，”小朋友补了一句，“蒋总统还没死，他可以来这里吗？”

“蒋总统还没死，不是死人是不能到这个地方的。”

“如果蒋总统死了，他会不会来，也排个座位？”

“不是排个座位，是牌位，就是这上面一个个立在那里的，叫牌位。”

“蒋总统死了，会来牌位吗？”

“蒋总统人说是‘民族救星’，应该会来吧！”

“救星怎么会死呢？他死了，谁来做救星呢？”

“蒋总统还有儿子呀，儿子可以接班做救星啊。”

“我可以做‘民族救星’吗？”

“你每年过生日，做‘寿星’就好了。‘民族救星’还是给蒋总统的儿子来做比较好。”

“你是说我不够资格做吗？”

“也不是，而是做‘民族救星’要排队，你年纪太小了。”

“我排队时候，蒋总统儿子的儿子要来插队怎么办？”

“你可以叫警察来。”

“如果他是警察呢？”

“那你就做宪兵吧。”

“做宪兵可以每天到‘忠烈祠’操枪表演呢。”

“多好啊，做宪兵比做警察好。”

“好吧，我就去做宪兵了，又可以操枪表演，又可以抓警察。”

“宪兵只可以不被警察抓，不可以抓警察。”

“宪兵可以抓什么呢？抓个‘民族救星’吧？”

“你不要乱说，你乱说，这里的宪兵就会把你抓起来。”

“那我还是做警察吧。”

“你变来变去的，到底要做什么呢？”

“我偷偷告诉你，我要做一个不排队的‘民族寿星’。可是蒋总统先做了。”

“蒋总统做的是‘民族救星’，不是‘民族寿星’。”

“蒋总统也是‘民族寿星’，标语上都说‘蒋总统万岁’，万岁不是寿星吗？”

“你都说对了，蒋总统既是‘民族救星’，又是‘民族寿星’。”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是‘民族救星’吗？”

“标语上‘民族救星’只指蒋总统一个人。”

“那七十二烈士是‘民族寿星’吗？”

“他们都太早就死了，不能称寿星了。”

“那他们是什么？又不是‘民族救星’、又不是‘民族寿星’，哇塞，我知道了，他们是‘民族短命鬼’。”

最后，话多的父子二人，他们终于走开了。

一旁的老先生偷听了他们的对话，又点头又摇头、又点头又摇头。他走向了门槛、迈向了它，门槛太高了，不小心闪了一下，一个年轻人快步上前，扶住了他。

“啊，小兄弟，谢谢你。”

“老先生，您可得小心一点。这里的门槛太高了。”

“哦，为什么要把门槛做这么高？”

“这样才像‘忠烈祠’啊。”

“这样才可以绊倒我”

“老先生真会说话。”

老先生仔细看了年轻人一眼，彷彿说：“你小兄弟也会说话吧？你好像话里有话？”

年轻人笑起来，放开了老先生。两人相对，又会心一笑。

“小兄弟，”老先生亲切的说，“你一个人来的吗？”

年轻人点点头。

“那倒好，不像我刚才碰到那对父子。他们的对话，令我感到压力。童子吐真言，人越年轻，越会说真话。”

“我也听到他们的对话，小朋友说的，句句真言；他爸爸回答的，句句机锋。真有趣。”

“这世界，好像只有小朋友说真话了。”

“也不尽然吧，”年轻人笑着，“知道真相的老先生也有说真话的时候。”

老先生又仔细看了年轻人一眼。

“你这位小兄弟，话里总是带点什么。”

“不敢、不敢。只是我在学校里碰巧念到了一个讲真话的系。”

老先生一笑。“那一定是畜牧兽医系，你对野兽讲话，讲假的它听不懂。”老先生笑出声来。

“您老先生真幽默，”年轻人也笑着，“您说得对，我真想念那个畜牧兽医系呢，可是我爸爸劝我说，说真话有时要靠文字，野兽比较文盲，想写出真话，还是念历史系吧，所以我就念了历史系。不过念了以后，很不方便，因为别人都玩假的，我一个人玩真的，闹得曲真和寡。幸亏我有点找史料的本领，所以能够靠不写历史专找史料赚点外快。现在外面成立了一个什么‘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由老师介绍，我到这会里做临时雇员，每月一千块钱，所以就来了。到这会里有个好处，由于会方开给我的证明，我可以有机会看到一些资料、偶尔也幸会一些人。”

“你刚才说什么‘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什么会？”

“‘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

“开国五十年了？国祚有五十年了吗？”

“他们说有，我说没有。我只是找史料的，有没有对我不算什么。”

“你不相信‘中华民国’？”

“我相信在历史上有过‘中华民国’。不过，今天要称‘中华民国’，就好像‘故林小猫烈士之灵位’一样，得在头顶上加个‘故’字，‘故中华民国之灵位’才妥当。”

七十五岁老先生把手加额一笑。“你这年轻人，你不信‘中华民国’还活着？”

“如果不大声喊它死了，我就不信它还活着，我是学真历史的啊！”

“为什么不大声喊？”

“我还年轻，我不想做革命先烈。”

“你几岁？”

“二十五。”

“啊，正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年纪。”

“也正是您老先生在黄花岗时代的年纪。”

老先生惊异起来。“你的意思是，黄花岗与我有关？”

神秘的年轻人点点头。

“只是年纪有关？”老先生低声试探。“他们若活到现在，年纪跟我这老人家差不多？”

“不止年纪吧？”年轻人指着牌位，“您老先生应该认识他们吧？”

老先生更惊异了。

“凭什么你这么说？”

“这个答案，让我们先到他们牌位前面再说吧。他们都在‘开国先烈’那一区，在那一区里，有您老先生要的一切答案。”

“你这位小兄弟说话怪怪的，”老先生把眉毛一皱。“刚才你说你在大学学历史的。你一定知道许多革命史，包括黄花岗三月二十九的。从你谈话间，你好像把我这年龄相当的人，当成一个演员似的。”

“老先生不是一个演员，老先生是劫后余生的参与者。老先生是被演员演的啊。”

老先生震撼了。他盯住年轻人，抓住他肩膀，沉重的说：“你知道我是谁？”

年轻人神秘一笑，点点头。“刚才我已经向您透露了，我是‘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的临时雇员，这么早就贴近您身边，来意不说自明。”

“他们派你来找我的？”

“派我找到您，并且向您请教。”

“‘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中华民国’哪来五十年呢？”

“‘中华民国’的确三十八年就亡国了，没有五十年了。但开国文献会重点是开国，只算开头、不算结尾。日后的亡国，无碍于当初的开国，所以派我来了。但我只是临时雇员，只替他们找真的史料，不替他们写假的历史。这一点，务必请老先生明察，我不是他们，我也不代表他们。如果一定要代表谁，我冒昧说一句，我代表我的大伯父吧，我的大伯父跟您可是同志呢。”

“令大伯父？是哪一位啊？”老先生更好奇了，他急着问。

年轻人凄楚一笑。“让我们走到他牌位前面，我再指给您看他是谁吧。”

在“开国烈士”区，两人停了下来。

年轻人把手朝牌位一挥。“老先生，他，我的大伯父在这里了。我说七个字，请您认出他来。”

“牌位上单名的是八个字、单名以外的是九个字，怎么你说七个字？”

“我不报明牌，我只报出七个字，老先生就该知道我大伯父是谁。”

“啊，你这小兄弟，真会整我们老年人。”

“别这么说。老先生，我现在报出七个字了：

时有落花随我行

有印象吗？老先生。”

老先生惊异的盯着年轻人，又摇头又点首，“原来你是林时塽的侄子！林广尘的侄子！”说着，就拥抱过来。年轻人同他拥抱，互相拍着背。

“‘时有落花随我行’、‘时有落花随我行’。”老先生兴奋说着，“多么洒脱！多么诗意！这就是你大伯父，他跟我同岁，三二九那年春天，他正生病，就写下这七个字。病还没好，就收到黄克强他们的信，说要在广州起义，他立刻约了林觉民和我等一起赶到香港，我记得很清楚，离日本那天是阳历3月3日，距阴历三月二十九起义，也就是阳历4月27日，相隔四十五天，四十五天中，我们先在香港准备了四十一天，最后四天混进广州。最后起义时候，因为黄克强另调我做第三选锋队长，所以我没参加攻打督署这一队，结果，你大伯父头部中弹，当场死了；林觉民被捕后，砍头了，死伤惨重。记得你大伯父说过，过去革命，前面死的多是乡下人、是‘乡氓’，我们读书人反倒在后面，这回一定要走在前面，要死也死在前面，死给他们看。这回他真做到了，他当场打到广州东辕门，正好碰到李准的先锋队，你大伯父听说先锋队中有同志卧底，倾向革命，就一马当先，向先锋队招手，高喊，我们都是汉人，应该同心协力杀异族，汉人不要自相残杀。话没喊完，脑部就中弹了，黄克强词里说‘血肉纷飞、气直吞狂虏’，看来就是特指你大伯父的。好可惜啊，二十五岁，就那样牺牲了。我后来想，也许当天喊话的不是他而是我，效果可能不一样，因为李准的先锋队是广州人做底子的，你大伯父喊的是福州话，老广未必听得清楚，要喊话，该由老广喊才好。”

“老先生是广东东莞人。林则徐烧英国帝国主义者两百万斤鸦片的地方。”

“哦，你这位小兄弟，你全知道。”

“林则徐和我大伯父同乡，也和我同乡，但他活在广东广州，做过两广总督，死在广东潮州，他跟广东关系太深了。我大伯父跟林则徐有一点一样，福建人，为了爱国，死在广东。”

“你大伯父二十五岁就死了，你当然没见过大伯父。”

“当然，大伯父兄弟很多，我是老幺的老幺。我生在台湾。”

“你的大名是——”

“我叫林光烈。双木林，使先烈发光的光烈。”

“你的大名倒很够资格写革命史。”

“先烈都埋在黑暗里了，这段历史可不怎么好写。”

“福州人，怎么生在台湾呢？”

“听说在福州活不下去，很多人就渡海过来了。当时有‘黄花岗福建十杰’的说法，十杰的遗族本来官方还有个照顾，后来兵荒马乱了，没人管了。听说有人都饿死了，其中包括林觉民的太太陈意映、‘意映卿卿如晤’诀别书中的意映、陈意映……”

“哦！还有她！”老先生失声而出。“来，我们到前面亭子里讲话。”他拉着小兄弟，一言不发，走到亭子里，小兄弟扶着他，坐了下来。

“谈谈你对陈意映知道多少？”

“我们都从中学国文教科书里知道她。林觉民的《与妻诀别书》，每个中学生都念过。”

“大概很少人知道，林觉民这封绝笔书的收件人意映，她当时并不在福州家乡，而在日本。”

“在日本？”

“在日本。林觉民到日本留学，把太太带出来了。住在东京的一幢大公寓里，那公寓里有许多间小套房，许多革命党都窝在小套房里，有两人一间的、有一人一间的。林觉民他们夫妻两人一间、我、你大伯父，还有别人，都一人一间。所以，我见过意映、陈意映，她是旧社会出来的新女性，人极漂亮，可是她很沉默，她似乎只用眼神说话，或者说，用眼波说话。”

“很动人？”

“很动人。哀怨而动人。”

“她哀怨什么呢？”

“没有人知道。也许她预感到她和丈夫难偕白首。”

“为什么？”

“嫁给了性好革命的丈夫，早晚不得好死，怎么白头偕老呢？”

“如果女人也性好革命呢？”

“代价太大了，不好吧？像秋瑾，男人革命，被砍头就算了；女人革命，砍头前在牢里那段日子可不好受，会被强奸、被轮奸。被她要救的禁子牢头们轮奸。”

“这样说来，您赞成男人革命、反对女人革命？”

“我反对女人被抓到。”

“意映住在东京，后来呢？”

“林觉民不放心太太流落在异邦，死前特别嘱咐把意映接回福州。”

“后来呢？”

“后来听说有族人照顾。方声涛做福建省代理主席时，还由公家特别照料了先烈遗族。《良友画报》还登过一张照片，标题‘黄花岗七十二先烈遗族之一部’，图上几位老太太，但认不出来有没有意映。”

“后来呢？”

“后来就不清楚了，只有传言。传言说抗战时，有遗族饿死了，但也有传言说，有些遗族流落在外了。”

“会不会像我父亲他们一样，最后流落到海峡对岸的地方呢？”

老先生沉思了一下，低声自言自语：“希望那是真的。”

“老先生知道我大伯父一生未婚，有什么特别原因吗？”

老先生犹豫了一下。“五十年前的事了，告诉你也没什么了。你大伯父一生未婚，跟意映有关。为了意映，他一直到死，都是单身的。”

“这件事，我也若有所闻。令人奇怪的是，这种情况，好像不止我大伯父一人。”

“你若有所闻，还听到什么？”

“我只听到不止一人为意映着迷，姓甚名谁，并不清楚。”

“哦，”老先生若有所思。“谈谈开国文献什么会要问的问题吧。”

“好的。我虽然是晚辈，没有亲身经历过历史事件，但我接触的历史史料，却比当事人还多，许多当事人看不到的史料，我反而看到了。比如说，在三月二十九前四天，1911年阴历3月25日、阳历4月23日，胡汉民有一封秘密的信写给孙中山和冯自由，我把副本带来了，尤其最后三段，其中有您的名字，请您过目。”

老先生接过了副本，最后三段是：

自孚琦诛后，虏吏未尝不加意防闲，且亦稍知风声。然吾等不能不及期而发者，一则二标将于4月退伍，虏吏不告以期，而但云初几以内（大抵张鸣岐与蒋伯器之手段），二标同志最多，久经训练，若退去则难发起。二则用款幸于此时无大绌，倘久之，可望来之款无定，事又有半天吊之虞。三则选锋各人，多密布入内，久之则不保秘密。为此三因，则必定发于本月月底，至迟至四月初二，方能避害而图功。此次集合全党之财力为之固无论矣，人才之共事亦为大多数，其间多怀决拼之心，即稍有不甚干净之人，亦为大义所挟持。天下无必成之事，以此吾人之心志，精神所到，或可补物力之不充。背城借一，无所用其踌躇。若不捷者，以广州城为巨塚，而葬许多甚正当之革命党于内，后之继者，仍不患其无也。

克兄（黄克强）以廿五日发，伯兄（赵声）由间道入。临时之举事，则以伯为总指挥，克兄副之。伯任杀李准；克任杀张鸣岐；毅（胡毅生）以其人与陈炯明之众，堵截旗界；姚雨平任破小北门，延入新军；莫纪彭、徐为（维）扬任取督练公所；黄侠毅与其姐夫（梁起）扫灭中协等衙门；李文甫结东莞之豪，取石马槽旗人军械；周醒黄取西槐二巷旗人砲营；毅生与炯明之兵，同时占据大北门与归德之城楼。此攻取之大略也。弟与仲实（黎仲实）、壁君（陈璧君）、君瑛（方君瑛）及其嫂（曾醒）、又李应生之小姑（李佩书），择地于虏兵必由之道，踞高屋而轰以炸弹……

大事若邀天之幸而有成，必有电报两君。先生必即返，自由兄或可暂留外国为援济。然若事成，而此间任事者或多伤死，则人才内里太乏，兄亦宜归。若不成，后此如何收拾，则非所知矣！

老先生边看边点头。“这一文件，我真的没看过，写得这么仔细。文件里提到的这些革命英雄，陈璧君后来嫁给汪精卫，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说她是汉奸，关了她，判她无期徒刑；共产党接手后，继续关她，宋庆龄到牢里探望她，她说无过可悔，不肯通融，最后死在牢里，六十九岁。另一位英雄方君瑛，是方声涛、方声洞的姐姐，三十九岁就痛感国事无望，自杀了。其中最有后话的是陈炯明。陈炯明有大功于孙中山，因为他替孙中山推出了唯一的主力，抢到了广东地盘。但孙中山想干非法大总统，陈炯明不以为然；孙中山搞武力统一，陈炯明却主张美国联邦式的统一，中国不要内战。孙中山一意孤行，没能力统一却要统一，明着打倒军阀，自己却勾结军阀，他拿军阀张作霖的钱，给张作霖的道谢信我们都发现了。孙中山见陈炯明不配合，乃计划由蒋介石用手枪对付。陈炯明发现孙中山这样对待老同志，寒心极了。先是陈炯明把孙中山的非法总统给干掉，孙中山死后，蒋介石勾结苏联，用俄国顾问加俄国大炮，打败了陈炯明。这次国民党打中国人，不勾结军阀了，改勾结外国人了，借洋人之力，消灭自己同胞；借洋人大炮新武器，轰倒了惠州城。蒋介石还声言挖陈炯明的心肝，来祭孙中山呢。唉，黄花岗的同志下场，竟是要比照满清政府挖徐锡麟的心的干法了，多不可思议啊！”

“中国有史以来，从来没有用洋人做顾问、用洋人运来的大炮对付自己同胞的，只有孙中山、蒋介石这么干过，是吗？”年轻人补充说。

“一点没错，只有孙中山、蒋介石干得出来。”

“只有‘中华民国’干得出来。”年轻人再加一句。

“唉，七十二烈士缔造的‘中华民国’啊。”

“老先生可以谈谈温生才吗？他们想多知道一点有关温生才的事。温生才是3月10日行刺孚琦的，七天后，3月17日，就被砍头在他行刺的现场。民国成立后，在档案堆里，我们找到当时两广总督张鸣岐与北京中央政府的来往电文，有些问题，想请教莫老先生。‘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找工读生经手这件事，找到了我，我四处打听莫老先生，听说今天3月29日早上您会来‘忠烈祠’，所以我就赶来了。”

“哦，”老先生眼睛一亮，“原来如此，原来你真的知道我是谁。”

“当然知道。您不但参加了三月二十九，还是‘选锋队长’呢！‘选锋’不就是敢死队吗？”

“很惭愧，当时我没战死、也没被俘、也没被砍头。”

“您太谦虚了。并不能以死不死做检验标准啊。黄克强先生是三二九带头的，他也没死啊。”

“他打断了两只指头，剩下八只指头。”

“打断两只指头，总比那位‘八指头陀’务实啊。八指头陀为了信佛，烧掉了两只指头，虽然精神可嘉，但比起黄克强用指头来革命杀敌，就差得太远了。”

“你这位小兄弟，看来你很熟悉我们年轻时候的历史。”

“承蒙过奖。因为我在大学念的是历史，并且专门研究革命史，所以知道一点皮毛。”

“你知道我莫纪彭多少？”

“我知道得不多，但很简单扼要。我把它写成一则笔记，今天来见您，放在口袋里。但不便给您看，怕有冒犯之处。”

“不会的，让我先看看也好。”莫纪彭说着，伸出手来。

年轻人掏出小纸条，递给了他。

莫纪彭，1886生，字宇非、又名侠仁。广东东莞人。他十七岁时就办了被县太爷查禁的杂志——《东莞旬刊》、二十三岁时加入中国同盟会、二十五岁时参与黄花岗之役，同时是第三选锋队队长。生还以后，他在广东又举义旗响应武昌首义。革命成功，他辞官身退、不受勋赏。此后五十年，他一心向往世界大同、一心回忆黄花旧事，他写《革命史藁》、写《黄花血战》出任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纂修，都魂牵梦萦在这一主题上。肉体上，他没死在三月二十九；但在精神上，却早已随先烈而去。五十年如一日，他是“第七十三烈士”、他是“活先烈”。

老先生点着头，喃喃自语。“第七十三烈士、第七十三烈士，活先烈……哈，小兄弟，你写得真残酷，但也写得好逼真、写得真够好。你一针见血，真的知道我、知道我莫纪彭。简明扼要，几百个字，就写尽了我的一生、我一生将尽的一生。”

“您过奖了。”年轻人说。“我怕这样写会冒犯您老人家，您既然看了不生气，我就放心了。”

“生气？我高兴还来不及呢。说我是‘第七十三烈士’，我很光荣。虽然事实上我不是。”

“老先生，我听不懂，您明明参加了三二九，并且还是第三选锋队队长。您唯一与七十二烈士不同的是，他们打死了、或被杀死了，而您没死而已。但是五十年来，三二九像幽灵一样附着着您，使您一直活在过去，因此我们才封您做‘第七十三烈士’，您怎么推托得掉呢？”

老先生盯住年轻人，好一阵子沉默。他又四顾茫然，像寻找什么，转着头又点着头，最后说：“小兄弟啊，你说得不错，我是活在过去里、活在革命先烈里，但我并没活在死人堆里，他们啊，是活人、对我是活人，虽死犹生、活生生的人，而他们所留下的我，反倒是活死人。并且，让我透露给你我的心境，我不是第‘七十三烈士’，至多我是一个替死的七十二烈士。我想了一次又一次、想了一年又一年，如果当时死的是我，林觉民派到我这个职务，做第三选锋队长，说不定林觉民可以像我一样生还。哦，我说了什么？唉，不多说了。”

显然的，老先生话里有话，但他止住了。

“林觉民？林觉民死与不死，对您有特别意义吗？”

老先生苦笑了一下，把话题转开。“我们先谈谈别的吧。谈谈你带来的资料，要问我的。”

“好的。”年轻人说。“我带来一件三二九时两广总督张鸣岐的密件。”

“张鸣岐？”

“张鸣歧。”

“哦，好巧，我在十二年前，也就是黄花岗三十八年后碰到他，好死不死，就在七十二烈士的坟上。”

“他去干什么？”

“不是示威也不是惭愧，好像是凭吊，看来很友善。当时现场只有两个人，就是他和我，我们还聊了一阵。”

“他知道你是谁吗？”

“起初彼此都不知道对方身份。谈到后来，他递了名片给我，我没给他，他仍不知我是谁。后来他临走时，才在墓园管理处那边听说是我，他留下一个小香炉，和一张纸，上面写着：

香熏烛照，

死生以之。

敌友江湖，

纪彭宝之。

他信了佛，显然要消除这一夙孽。我想他在三月二十九那天清早，到七十二烈士坟头上来，情绪就很复杂，等到跟我大聊一阵，又发现我是谁后，情绪就更复杂了。“

“您老先生的情绪呢？您碰到这死对头，这三二九的刽子手，也有一番情绪吧？”

“也有。我发现他讲的，并非全无道理，尤其讲的内容已在黄花岗三十八年后、在七十二烈士缔造的‘中华民国’亡国前不久，更有发人深省之处。当然，他当年做封疆大吏的心狠手辣，我们也不会忘记。”

“今天我带来张鸣岐的一件密电，是给北京军机处的报告和军机处批文，您先看看吧。”

“好的，我来看看：

北京军机处钧鉴：午，兼署将军满洲副部统孚琦，被匪枪伤出缺。获犯温生才，供讯大概情形，于初十日会同电奏。十三日钦奉电传谕旨，切实研究，务得实情，严行惩办等因。钦此，遵即督饬缉捕总局司道，提犯覆讯。该犯温生才供：‘年四十二岁，实系嘉应州丙村人，素充长随，因出洋学习工艺，投入孙文革命党。回华后，专持暗杀主义，本月初十日在燕塘看演飞机，闻知将军亦到观看，独自一人在东门外道旁，拔枪向轿，连击四响，不知中伤何处，当即被获。’不讳。诘以革党内容，据称：‘孙文革命如何布置，伊实茫然无所知。惟自在南洋闻其演说革命宗旨，甚为信服，情愿牺牲性命，并非与将军挟有私仇，亦非有人主使，及另有知情同谋之人。’等语，鸣等提犯亲讯无异。查现行律载，部民谋杀本属知府、知州、知县，已被杀者，绞；其非本属者，依凡人谋杀论；又谋杀人造意者，绞监候等语。部民谋杀非所属府州县以上官，律无治罪明文。惟查同治十年两江总督马新贻，被漏网发匪张文祥刺死，当将该犯张文祥比照大逆问拟、凌迟处死、摘心致祭在案。该犯温生才身充革党，戕杀现任将军，与张文祥情罪相同。但现行律凌迟等刑，业经删改，本案钦奉谕旨严行惩办，相应请旨，将该犯温生才即行正法，以昭炯戒。除将本案供招另行咨达查外，谨请代奏。鸣岐谨肃覆。

宣统三年3月16日，承准军机大臣谏电开：奉旨，张鸣岐等电奏审明戕杀前将军孚琦之凶犯温生才，请旨即行正法，以昭炯戒。钦此。

从这些档案中，清楚看到张鸣岐是3月16日得到将温生才‘即行正法’的命令的，第二天，3月17日，温生才就被砍头了。你要问的是什么？”

“是档案中那句‘鸣等提犯亲讯无异’，表示说，我张鸣岐将犯人提出来亲自问过了，我手下官吏的查证属实。但是，张鸣岐亲审温生才，还有一些别的对话，在档案里都一笔带过、按下不表了。您听过别的对话吗？”

老先生想了一下。“我听到的是，当时张鸣岐坐在大堂上，召集文武大员，一起公审。张鸣岐劈头就问：‘为什么要搞暗杀？’不料温生才答得妙，说：‘不是暗杀，是明杀。’张鸣岐说：‘好，明杀，为什么要搞明杀？’温生才答道：‘满清政府无道，日召外侮，这些大官都是共犯。死了一个大官孚琦，固然无济于事，但是我敢为天下先，也算号召。’温生才做小贩出身，又做工人，文化水平不高，但是革命目的，简明扼要，他没有大道理，没有什么主义、领袖，他独来独往， 一命换一命、一小民之命换一大官之命。你看张鸣岐的奏文，字里行间，好像因为法律改了，不能将温生才千刀万剐、凌迟处死，不无遗憾似的。温生才的一人革命法，真革得干脆俐落，他死后十二天，就是三月二十九，时间那么近，他真开了七十二烈士的先河。”

“党史会那边传出消息，说您在党史会，一天查到收藏文物中，居然有温生才的辫子和脚镣，您当场看了，为之泪下，您跟温生才认识吧？”

老先生凄凉的点点头。“那天真震撼了我。温生才那时从南洋回来，表示要革命、要动手行刺满洲大员，找上黄克强。黄克强给他一笔钱，他拿走了，好久不见动静。后来又来了，又有新的开支，向黄克强要。黄克强有点不高兴，对温生才说，这点革命经费，是海外华侨相信我们，一点一点捐来的，来之不易，虽然人家信任我们，不要我们报帐，但总要革出命来给人看才行。上次你拿钱走了，至今没有行动，又要钱，太说不过去。温生才听了黄克强这番话，脸红了，没说什么就走了。当时我在现场，清楚看到他的背影，看到他那条辫子、头发又脏又粗，印象深刻，没想到他走后没几天，就发生了他行刺孚琦将军的大案。本来他要行刺李准的，杀这满清水师提督，本是他的原案，也是他向我们领钱办事的原案，没想到却杀错了人，没杀到水师提督，杀到的却是陆军将军。不过也好，我们革命党就是用暗杀使满清大员气为之夺、胆为之寒，杀了孚琦，也达到这一效果了，只是分不清是杀鸡儆猴呢，还是杀猴儆鸡而已。”

“对温生才而言，他知道他杀的是孚琦，而非李准吗？”

“杀的当时他不知道，他连开三枪，不是口供所说的四枪，他以为他杀了李准。我认为不管是谁，他都要开枪。因为他觉得他拖不下去了，大家在等着他、看他行动。大概他受了黄克强的刺激，不论成败，开了枪再说吧。”

“温生才3月10日开枪杀满清大员，广州一定草木皆兵，十九天后你们又来行动，不是故意增加起义的难度吗？张鸣岐他们会不加紧防范吗？”

“你说的一点没错，这也就是三二九功败垂成的一个理由。温生才的一人革命，的确惹来张鸣岐他们提高警觉。我们革命党也知道，所以三二九起义的前夜，大家意见纷纷，有的要改期、有的要硬干。最后，有意无意之间，有些革命党放水了、或无所适从了。至于不肯改期的，坚持要硬干一场的，心里也未尝没有个底，知道未必成功，但是不成功也要来一下。黄克强就是这样的。他的意思是，海内外人士一再捐钱，看我们革命，我们要老是延期，怎么取信于人，所以即使不成功，也要一试身手给大家看。这种心态，我看跟温生才一死了之的心情是相通的。‘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是中国圣人的心情啊。”

“‘知其不可而为之’。是孔圣人的心情。”

“最能表现这种心情的，除了黄克强他们外，有一个人，最令人怀念，他是李文甫。李文甫带队五十人，攻石马槽，他们得到延期的指令，五十人解散了，接着又来了三月二十九起义的指令，李文甫乃只身赴难、殉战而死，我想他的心情，一定更复杂。‘知其不可而为之’，就一个人去吧。”

“黄克强呢？他后来写《蝶恋花》那首词，说：

回首羊城三月暮，

记血肉纷飞，

气直吞狂虏。

事败垂成原鼠子，

英雄地下长无语。

词中所谓‘事败垂成原鼠子’，‘鼠子’指谁呢？”

“照中国传统说法，‘诗无达诂’、诗词没有固定的解释，黄克强词中指的‘鼠子’，似乎指本可以成功的革命，被鼠辈破坏了。鼠辈可以指满清的封疆大吏，也可以指某些坏了大事的自己同志，黄克强没有明指。从当时情况评估，那次革命，变数太多、布局错乱，成功本不容易，黄克强事前给同志的信，一再提到‘绝笔’，似乎他心里有数。所以，最后仍要‘赴死’，看来悲壮的成分多过别的。这就是革命，好像在跑接力赛，你以为你跑的是最后一棒，事实却跑的是起步的、中间的一段，成功不必在你，可是最后的成功中，一定有最前面的你。这就是革命，你必须一次又一次悲壮的奔向失败，因为这次失败，才是下次成功的一部分。以黄克强的伟大，他一定有这种心理准备，至于别人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某些‘革命狂’们一定没有。这种人以革命做幌子，一辈子革个没完，奇怪的是，这种‘革命狂’只是以革命革命整人，他们自己，却逍遥革命之外呢。”

“老先生，您意有所指吧？”

老先生笑起来。“我越说越激烈了，我不必这么激烈吧？他们不值得我这么激烈吧？”

“我们还是来谈谈温生才。老先生，您怎么定位这位烈士？”

“我嘛，我会挪用你写我的‘第七十三烈士’来定位他。”

“第七十三烈士？”

“第七十三烈士。”

“这是一个伟大的、宽厚的构想，不过，您把温生才当作‘第七十三烈士’，可是他没参加三月二十九啊。”

“没参加三月二十九又怎样？七十二烈士碑上名单有位‘饶辅廷’，广东梅县人，他已被捕在先，并没参加实际的攻打督署，他也没同其他人一起砍头，其他人是四月三日被杀的，他因为另案处理，到了4月8日才被杀，尸体也没埋在黄花岗，可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碑记’里照样有他名字。明明尸体不在黄花岗的，七十二烈士照样把他算进去，这怎么说？”

“哦，这真是怪事。饶辅廷死的时候三十一岁，死后不久，他太太也殉情了，他有一个儿子，叫饶兰芳，留学日本，下落不明了。饶辅廷只比其他烈士晚死五天，不可能埋在一起吗？”

“不可能。因为4月3日张鸣岐就同意善堂收拾了，4月4日忙了一整天埋下的。那时饶辅廷还没死呢，不可能等他死了才一起埋。所以七十二烈士的坟里，绝对没有饶辅廷。但在碑上名单中却有他，可见埋下的和上碑的，并不一致。饶辅廷以外，七十二烈士碑上名单又有一位徐容九，广东花县人。他参加了三月二十九，可是没打死也没被捕，反倒受伤回家了，回到了花县老家才死。徐容九没死在黄花岗，他的尸体自然也没埋在黄花岗，但七十二烈士照样有他一份，算进去了，这又怎么说？这又是埋下的和上碑的并不一致的例子。所以呀，说‘第七十三烈士’，并不以埋在黄花岗为要件，也不以名字刻上碑为要件。绝对可以来个‘烈士压顶’，由温生才做‘第七十三烈士’并且排名第一呢。”

“您说的真有道理。”年轻人点着头。“您说的真有大道理。姐果照您所说，烈士不烈士，不以埋在黄花岗、不以三月二十九为取舍标准，容我说一句，‘第七十三烈士’，我看还该是您啊！”

“我哪担待得起。”

“您想想，如果有一个人，他参加了三月二十九，却没打死，但自此以后，他没有一生，他只有一天，一天就是黄花岗三月二十九，不是他的一生浓缩成这一天，而是这一天，就是他的一生。这个人，黄花岗三月二十九后五十年如一日， 一往情深、死生以之，您说这样的人，算不算‘第七十三烈士’？”

老先生苦笑起来。“关键不在数目，论数目，已经有七十二位了，多一位少一位，似乎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们缔造的‘中华民国’怎么了？他们死而有知，要怎样想？死而无知，活下来的要怎样替他们想。在‘中华民国’的旗号下，我们曾经为它而欢呼、而战斗。但是，当‘中华民国’先我们而衰老、而被剽窃、而变质质变，如果有如你所说的‘第七十三烈士’，这一烈士，一定不再株守、不再墨守、不再死守，一定丢掉了它。丢掉它的过程是很艰苦的，我们曾经迟钝，但我们终于觉悟、终于大彻大悟：‘中华民国’早已不再是‘中华民国’，它由出生到成长、到被裹胁、到变质、到面目全非、到挂羊头卖狗肉……我们都一一看到了，并且参与了、浑身伤疤的参与了。最后，我们终于猛醒，我们缔造的‘中华民国’没有了，它先被偷走、被篡夺、被偷天换日，变得面目全非了。结论是：‘中华民国’已经亡国了、早就亡国了。一九零二年，章太炎、秦力山他们在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起算点是二百四十二年前的明朝永历皇帝亡国之日，很多后来参加黄花岗的人都来参加了，当时的大前提是不提清朝开国、只提明朝亡国。如今，黄花岗的人怎么自处呢？他们必须面对‘中华民国亡国五十年纪念会’吧？多令人发窘啊！”

“看来七十二烈士是‘英雄地下长无语’的，不能靠死去的，要靠没死的，要靠‘活死人’。”

“对，‘活死人’。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我没死在三月二十九，毋宁也是一件必要的遭遇。三二九没死，使我留下一对老眼，来看尽后来发生的事、看尽‘中华民国’的兴亡，使我终于能够觉悟、能够大彻大悟七十二烈士的定位、能够大彻大悟‘革命’两字对我们和对人们的真正意义，虽然大彻大悟以后，我们看到的并不如我们希冀的美好，但我们会有成熟的面对。设想七十二烈士他们没死，活到今天我这年纪，他们一定和我一样成熟，成熟并不是否定自己，成熟是理解别人、理解革命。我们终于知道。要革命，你就得准备付自己的代价与别人的代价。为了那伟大的远景和憧憬，牺牲自己在所不惜、牺牲别人也在所不惜，少数人的得利、多数人的受害、成千上万人的人头落地、多少小孩子的流离失所……这都是可能的过渡。革命、革命，天下多少罪恶会托它之名以行，但也有多少善良和光明伴它成长，因此，我们看到七十二烈士，也看到黄花。一般用法，黄花象征着晚节，但七十二烈士却太早绽放了它。我遗憾我未能及时死去，我真的遗憾。”

“您别这么说。”

“其实，从另一角度看，七十二烈士比我幸运，他们比我少活了五十年，但却有幸没看到‘中华民国’的成立与衰亡、没看到同志的鼠窃狗偷，也没看到窃国大盗的嘴脸，不论是蒋介石的、还是谁的。尤其没有像我，流落到中国东南方的小岛，在‘中华民国’亡国后，又看它尸居余气、年复一年，看到小朝廷的作威作福，最后看到蒋介石的衰亡。七十二烈士没有我这样苦涩，虽然他们战死了、被杀了，但他们满怀憧憬的离开了这世界，他们的视野是灿烂的，他们在革命、革命，青年人活在革命的热情里，多么有远景啊。没有被偷走的革命，是最美的革命。七十二烈士死得其所、死得其时，我越老而未死，我越羡慕他们。”

“其实，您老先生不死也有不死的意义，您见证了死的历史，也见证了活的历史，您讽刺了革命的篡夺者们，有您这活骷髅，他们才不能篡夺一切，至少不能篡夺历史。”

“不能吗？我看他们能、能、能。我虽然活着，但他们把我给孤立了，孤立在一个满讽刺的地方——‘党史会’。”

“您怎么进了‘党史会’的？”

“还不是为了生活。我到了台湾，他们给了我一口饭吃，在‘党史会’挂个名义。党史会的全名是‘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这是中国国民党党中央的直属机构，顾名思义，是要把‘党史史料’又‘编’又‘纂’的。所谓‘党史’，是中国国民党的历史，唉，天知道这历史是被总归户了的，太多太多的历史根本与中国国民党不相干，但都给一网兜收了。”

“国民党可真大胆，可以硬吃别人的历史？”

“说得也是。只是一开始还不会这样大胆。记得那是1930年的事。1930年成立了这个‘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那是国民党北伐后在南京干的事，眼看打到天下了，就一网兜收了。”

“国民党这样一网兜收别人的历史，难道没有人讲公道话吗？”

“革命元勋章太炎讲过一些，但是，有什么用呢？国民党一方面抹杀掉立场不同的同志的历史；另一方面，吃下了根本不是国民党的历史。最明显的是徐锡麟、秋瑾他们。他们跟国民党毫不相干，可是没用，他们死后，好像都给国民党强迫入党了。”

“‘党史会’的构想，对国民党说来，没苦恼吗？”年轻人似乎明知故问。

“苦恼是，有些‘活口’在妨碍他们。‘活口’总会发出异见，章太炎就是最大的‘活口’，威胁利诱对他都无效。‘党史会’的库房里，有成千上万的档案、实物、书刊，一排排的架子顺序着、蜷缩着中国现代史的长河。河床是干枯的，沉淀着尸味与腥臭。虽然都是过去的一切，但是‘古为今用’，却是诠释者的教条，诠释者要化朽腐为神奇，历史在他们手里，在河床上，随他们颠倒与搬弄。但是，有章太炎在，‘党史会’的功能，就失色了。章太炎真了不起。你的看法呢？”

“也许有一种反问就是，章太炎这样不服这口气，有用吗？让我试着说说我的看法。人间的事，最后的胜利要靠时间和群体，而不是个人。个人只是星火和点缀。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后结论，对个人，尤其有点英雄主义的个人来说，看来有一点扫兴，但这就是真相，世界已变得个人越来越是螺丝钉，不会无足轻重、不会轻到波澜不起、也不会重到左右大局。虽然如此，星火和点缀还是不能少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星星本身呢？想想看，一旦没有了星星，天空还能看吗？所以，对星星说来，对星光说来，他们就是先驱者、是先进、是先烈。人们不可以用‘有用吗？’的疑问来反问他。人类，万古长夜，当然要星光，不要说它们只是流星而已，不流又怎样，北极星就是不动的，但无补于现状，月亮不来，太阳不升起，星光只是点缀，只是对漫漫长夜的异议。哦，异议、异议、异议也好。从章太炎到温生才，都是异议者，都是个体、是少数。别以为个体与少数‘有用吗？’”

“听了你这说法，有时候，我几乎认为，一个个体、一个少数，做出的成绩，甚至比群体、多数还要多。再以章太炎为例，他为徐锡麟讲公道话、为陈炯明讲公道话，没人敢这样说的；再以温生才为例，他三枪打死了一个孚琦，但七十二个人都动不了张鸣岐一根毫毛，谁敢小看个体、小看少数啊。”

“所以呀，我们才这样重视您，黄花岗五十年后，您莫纪彭化为个体了、少数了，但您是唯一的鲁殿灵光、唯一的见证人、唯一的‘活口’，也是唯一的‘讽刺’，使那些人因您的没死，而觉得难堪。这就是莫纪彭长寿的作用，他使鼠窃狗偷们觉得难堪。不过，对您本人而言，您是不是太消极了？”

“我消极？”老先生一派严肃，“你怎么解释我们那一代的革命者呢？苏曼殊出家了，而方君瑛呢……”

“方君瑛是我们福州人。毕业于日本东京师范学校，1905年加入同盟会，三二九前曾任暗杀团团长，与汪精卫等谋刺满清摄政王。辛亥革命后，回家乡教书，黄克强派她到法国留学，1922年回国。她最后的下场，您刚刚已经说了。”

“啊！你这位小兄弟，你什么都知道！黄花岗三月二十九的筹备工作，方君瑛是大功臣，她不死于满清之手，却死于自己之手，死时不到四十岁。她的青春都在玩炸弹，生龙活虎；可是‘中华民国’成立后，国事蜩螗，她反倒活不下去了，最后自杀了，这才是消极。我莫纪彭，一不出家、二不自杀，我消极吗？”

“消极的意思是相对的，就是无法去做积极的事，也就是说，你们缔造的‘中华民国’最后落到蒋介石这票人手里。你出局了，你只能坐视、你无能为力了。只能坐视、无能为力，不是消极吗？”

莫纪彭迟钝的点点头，又摇摇头。“又能怎样呢？”

“如果只局限在一种定位下，您老先生也做得很好啊！”

“什么定位？”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代表黄花岗烈士精神，一直到老到死，做‘活先烈’、只做‘活先烈’，不做别的，不也很光荣吗？做‘活先烈’，但他的夕阳没有接近黄昏，因为他自己就是夕阳，他永远日落，但在西边，它却老是日出。”

“你这位小兄弟真会说话。我被你感动了。”

“还有，你做‘活先烈’，永远是一颗眼中钉，钉在浙江人前面。”

“浙江人？”

“浙江人蒋介石。”

“怎么说？和浙江人蒋介石有什么关系？”

“老先生啊，你们真是当局者迷！七十二烈士，后来经过调查，追加到八十六人，从年龄看，二十岁到二十九岁的占百分之四十四、三十岁到三十九岁的占百分之二十七；从职业看，工人十七人、商人六人、农人十三人、军人十四人、技击家三人、消防队长一人、知识分子二十六人、不详六人。相互比较：农工人数比知识分子多。从省籍看，参加的，是中国华南和华中的六个省区，除了浙江省外。广东死得最多，五十一人；福建次之，十九人；广西七人，其余江苏、安徽、四川各三人。请注意，没有一个浙江人。奇怪吧？为什么没有浙江人？一个浙江人都没有？没有内陆的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国东南沿海各省比较开通，但是没有浙江人，太奇怪了，为什么？”

老先生会心笑起来。“你这位小兄弟，真不愧是学历史的，你能慧眼独具，看出这个窍。革命时候，冒险犯难，浙江人不见了，‘中华民国’建立后，浙江人变成接收大员，最后甚至变成‘总而言之、统而言之’的民国总统、甚至变成亡了‘中华民国’的亡国总统，多讽刺啊。你问我为什么，我也说不出来，只知道当时浙江人肚子疼，变成肚子疼的革命党，临时缺席了吧？”

“现在历史教科书中，把蒋介石的革命史，写得神气活现，蒋介石是浙江人，他为什么不参加黄花岗，甚至后来的武昌起义，他也没参加？”

“这真是耐人寻味的问题，被你发现了。”

“按说浙江人也不乏革命纪录，‘苏报案’的章太炎、刺恩铭案的徐锡麟，乃至秋瑾等人，都是浙江人啊。但对黄花岗三月二十九而言，‘苏报案’太早了，要早八年；徐锡麟、秋瑾他们也早，要早四年。并且，徐锡麟根本看不起孙中山，徐锡麟他们革命，是另一个系统，根本与孙中山毫无关系。徐锡麟根本认为孙中山人格卑鄙。这个浙江人革命系统，陶成章的光复会最后发扬光大。辛亥革命时上海响应，就是陶成章的功劳。可是由于陶成章的革命功劳，被陈英士偷走了，不但偷走，还派出帮会小弟蒋介石暗杀了陶成章。最后的结局是：革命元勋的浙江人陶成章革命成果被偷走了、人也被暗杀了、在革命史上也被出局了，不但出局，还在附带场合给他戴上大帽子，说他反革命呢。”

“刚才你这小兄弟特别点出浙江人没一个参加三二九，我倒没注意到，经你一提醒，我才发现真是这么回事。一般的观感，大家都注意湖北人。湖北人太奸，所谓‘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但湖北人中又可细分，分出更细的地区特色和人文特色，湖北人中黄陂人、孝感人，汉川人，都是奸中之尤者，但段数又有不同。所谓‘奸黄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汉川’。可见大同中有小异，细分之下，九头的鸟相，固有不同。湖北人以外，浙江人也是一样。一般的观感，浙江人也奸。但奸中也可细分。靠北部的浙江人，接近江苏的江南，比较奸得温文；但靠东部沿海的，就奸得邪门儿了。东部沿海最有名的是宁波人。宁波从明朝以来就是有名的商埠，这里人精于做生意，在上海尤有恶势力。所谓‘无宁不成埠’是也。但是虽精于做生意，却往往逆取不能顺守，做到头来，经常赚到金玉满堂后又赔个扫地出门，最后吃个迴香（回乡）豆，完蛋大吉。蒋介石是浙江人，籍属奉化县，但奉化县从明朝清朝以来就属宁波府，所以他道地是宁波人。他虽冒充是周公之后，其实根本是奸商世家，并且是专卖生意。蒋介石从小在宁波府城西河沿的箭金学堂读书，后来在上海靠宁波帮做买空卖空的股票经纪，透过姨太太与浙江财阀搭线，搞上奇货可居式的政治，最后俨然成为中国领袖。这种过程，是全盘的宁波商贾逆取的生意，逆取以后，下场却是老子所预言的‘金玉满堂，莫之能守’。最后被他通吃了的中国大陆又被他通吐了出来，不能顺守，扫地出门，最后连迴香豆都不得吃，完蛋到孤岛台湾来。”

“虽然宁波商贾只剩下了孤岛，但有总比没有好，最大的好处，是它可以供给蒋介石在兵败山倒喘息甫定之时，大开空头支票的乐趣。蒋介石在孤岛上开反攻大陆的支票，前后有多张，可以使我们对宁波商贾的信用，有个通盘了解。”

“反攻大陆的空头支票开了多少张？你小兄弟一定比我更清楚，你是学历史的。”

“第一张是1949年6月26日开的，清楚的明定‘一年反攻，三年成功’是他的时间表，‘一年反攻’是时间表上的起点、‘三年成功’是时间表上的终点，语句一点也不含糊，当然要说话算话。这是第一张支票。不料就在一年将尽的时候，蒋介石又提出了新的时间表，原时间表自动作废。1950年3月13日，蒋介石就把‘一年反攻’改为‘二年反攻’了，这是第二张支票。不料，改期以后两个月，蒋介石又吃了败仗，舟山和海南相继撤退，5月16日，他宣布：

今后三个月内，共匪如果来侵犯台湾，那就是我们国军迎头痛击乘胜反攻大陆的时机，这样三个月以后，我们就可以正式反攻大陆了。如果共匪始终不敢来侵犯台湾，那我们亦要在一年之内，完成我们反攻大陆的准备，至迟一年以后，亦必能实行反攻大陆。

蒋介石这种你打我，我就立刻反攻、立刻在三个月后反攻；你不打我，我就不立刻反攻、要一年后再反攻的说法，是根本不通的。因为力能反攻，就该反攻，和敌人来不来侵，又有什么牵连关系？从三个月展期到一年，用这种‘待敌之不来’的立论，决定反不反攻，是与古今中外任何兵法都不合的，真难怪蒋介石要吃败仗！这个三月反攻论，是第三张支票。但紧接着，他把三月反攻论又转为二年反攻论，所谓‘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这是第四张支票。”

“天啊！”老先生把手加额。“听了你的支票数字，只见半年、一年、三年、三月、两年、五月等翻来覆去，把人弄糊涂了。唯一知道的是，人还在台湾，全没反攻的影儿。”

“因为银行在大陆，支票在台湾，所以，宁波人的支票必须等到五年才行。不料，空头支票最后的‘五年成功’日期，是一九五五年，也过去了。三年四年过去了、五年也过去了。蒋介石把宁波人的脸丢光了，有很长一段日子，不敢再明定时间表，直拖到1959年5月19日，也就是来台湾十年以后，他又开第五张支票了。他说：

老实说再过十年，超过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期限，还不能反攻复国的话，那就任何希望都要破灭了。

蒋介石这段话是1959年说的，1959年说‘再过十年’，当是1969年。在这里他明确的说，到了1969年，‘还不能反攻复国的话，那就任何希望都要破灭了。’1969年距离现在只有八年了，我们就等第五张支票兑现吧。”

“1969年蒋介石八十二岁，在台湾二十年了，二十年后还想反攻回去，谁都看不到了。二十年前，所谓反攻大陆，也许还算一场梦，但梦已醒了又醒了，它不再是梦，而是一场骗局。可以预见的是，如果二十年后的‘反攻大陆’骗局最后骗不起来了，国民党政权一定只谈‘中华民国’了，用‘中华民国’四个字‘反攻大陆’更容易得手，因为‘中华民国’不要时间表。”

“‘英雄地下长无语’，其实地下的话，你替他们说了。”

老先生低头沉思着，又轻轻摇了头。最后，抬起头来，两眼闪着泪光。“他们地下的话，我替他们说了，但又说给谁听呢？除了你，这位小兄弟。我的声音太微弱了，微弱得别人听不到，也没人要听、没人会听。多少年来，他们地下长无语，我在地上，又何曾有言？我们为中国人争取自由人权，但我们就是被抹杀、被遗忘的一代。噢，每年三月二十九，会被纪念一下。但那算什么纪念，那是‘告朔饩羊’。古礼以活的羊祭于庙，行告朔礼。从鲁文公开始，流于形式，成为虚应故事。每年三月二十九这天，对黄花岗烈士而言，就是如此，不过，有一点更逼真的是，广州又叫羊城，‘回首羊城三月暮’，羊城、羊城，告朔饩羊起来，更对头了。哦，广州为什么叫羊城，我不懂。”

“相传周朝时候，有五个仙人，每人手中执穗，乘羊而来、腾空而去。因此广州就叫羊城、也叫五羊城、也叫穗城。”

“啊，你这位小兄弟真不愧是学历史的，什么事的来龙去脉，统统知道。”

“老先生过奖了.”

“那为什么叫广州？”

“最早秦朝叫它南海郡。三国时候吴国叫它广州，后来改名，隋朝叫番州、唐朝宋朝叫清海，明朝时候又叫广州，就这样一路叫下来。”

“噢，广州、广州。”老先生停了一下，轻轻接上一句：“那是我青年的梦、我的伤心之地。虽然是伤心之地，但我每年三月二十九都去看看它、凭吊它。十二年前，‘中华民国’三十八年，我离开了它，但它缠绕不去，变成我老年的梦。它一直吸引着我，直到‘忠烈祠’盖起来，他们死者和我这生者，彷彿冥冥之中有一种串连、在‘忠烈祠’这个所在串连。‘忠烈祠’对我，生出一种吸引力。我没有黄花岗公墓了，但有个‘忠烈祠’也好。”

“恕我直言，老先生，怎么可以相信‘忠烈祠’呢？这不是真的地方，这是一座虽然雄伟但却虚伪的假货，被蒋介石用来包山包海一网兜收的假货、假建筑，蒋介石他们偷走了你们的革命，压住你们不能动了；也偷走了我们的反革命，压住我们也不能动了，‘万马齐喑’，多可悲呀，他搞出个非驴非马的‘忠烈祠’，可以信它吗？看看在这里立了牌位的，有多少假货？就便是按照蒋介石自己订的入祀标准，也是假货。蒋介石推出所谓国民革命忠烈祠入祀条件，严格限于‘作战阵亡’与‘被俘不屈殉难’二者。凡合乎这个要件，虽军阶再低，如二等兵，亦得入祀；不合这个要件，虽贵为一级上将，亦不得入祀。所以，金门古宁头大战与八二三炮战殉职的官兵，因均系在战阵上殒命，故虽为一名列兵，仍具有入祀资格；反之，曾任金门防卫司令官的将军们，其生前虽战功彪炳，然而最后系积劳病故，并非阵亡，故虽贵为一级上将，亦不能入祀。这个标准未尝不言之成理。可是，一碰到蒋介石的私暱，就不灵了。蒋介石的特务头子戴笠，他居然也进了‘忠烈祠’，我们看看戴笠入祀，合标准吗？据1946年6月11日的‘国民政府令’，戴笠之死，是‘航机失事，竟以身殉’，是明明指出这位大珰头是飞机失事死的，这飞机之飞也，既未‘作战’，自不属‘作战阵亡’；亦未‘被俘’，自亦不属‘不屈殉难’，自然都不合‘作战阵亡’与‘被俘不屈殉难’的标准了，那么戴笠竟能入祀，冒充忠烈，这不是笑话吗？戴笠之死，只不过是死于单纯的飞机出事，飞机出事的人，死了也可比照‘作战阵亡’或‘被俘不屈殉难’铨叙，说这是有史以来最具讽刺性的烈士灵位，说错了吗？这么一个假忠烈充斥的鬼地方，您老先生却还信它，老先生啊，您是不是一生处处设防，临老却上了蒋介石的当了？既然明明知道‘忠烈祠’是蒋介石的把戏，为什么还要来呢？既然明明知道他搭一戏台向我们演戏，为什么还要入戏呢？您是革命家，该革它一下这‘忠烈祠’的命吧？这话说来有点失敬，请老先生不要介意。”

老先生睁大眼睛，一眨也不眨，看着年轻人。“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你没注意到，先烈的名字、包括七十二烈士的名字，落到蒋介石手里，名字是什么？是‘名器’，不客气的说，蒋介石偷走了‘名器’，我们到‘忠烈祠’来，其实是维护这一‘名器’。另一方面，小兄弟啊，你也别忘了，人生总要有点寄托，正如韩愈那两句诗：

无心雕作木居士，

便有无穷求福人。

工匠随便刻木为佛，便有人来拜，就是这个道理，这就是人生的寄托。别那么认真，把佛像的来源那样寻根剖柢吧。他刻他的假像、我拜我的真佛，有什么说不过去的。再想想王羲之那两句诗：

群籁虽参差，

适我无非新。

虽然声音有点乱七八糟，但知音人就会听出道理。为什么不用‘宏观’的视野使自己就地取材呢？小兄弟啊，你太年轻了、太好恶分明了。但别忘了，人生也有有弹性的时候，只要不失你的立场与信念，你可以与你无奈面对的环境周旋一下啊，你拿一点津贴，只为什么开国文献会找点史料而不共修伪史，不也正是这种周旋吗？”

“我受教了，非常感谢您的开示。我愿意回去想一想。也许有一天，我会想通这些令人愤愤不平的问题。”

“愤愤不平是一种正义感，是好的，但请了解，在群体大方向前进的时候，一部分人倒霉、一部分人被牺牲，甚至在奇冤异惨下被牺牲，毋宁说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绝不是说这一部分人该被牺牲，而是说，被牺牲是不可避免的，并非说是应该的。这一现象，有人用奇怪的哲理加以解释，就是命，命是有好坏、有吉凶的，用个人命的吉凶好坏，使自己因知命信命而认命由命，而平静下来。不过，信命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大众哲学’，真正的智者不信这一套，智者只相信在群体大方向前进的时候，一部分人的不幸不可避免，但并不视为当然，而认为有避免、纾解、或改善的空间，这就是圣人层面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信念。‘知其不可而为之’，是孔子的信念。老子的信念是‘为而不有’，谁说老子是消极的，在这一点上，老子比孔子积极多了。”

“粱启超讨论过这两种信念。”

“梁启超再造了共和，他是保皇党，但比我们革命党还有益民国。他这方面对老子孔子的看法，我不清楚，我清楚的是，在‘知其不可而为之’以后，这种‘为之’，别有另外一层的意味。老子、梁启超都可能没有注意到的一层深层意味。深层意味是，我倒霉了、我牺牲了、我被驱逐了、我被惩罚了、我被鸣鼓而攻之了，但我留下了标竿、树立了里程碑，告诉人们，就在天旋地转、玄黄乍变之际，有一个人，他和你不一样，他坚持了真理，不论是你信的真理或他信的真理，他敢于行道、甘于行道。看到他，你会感动、感慨，又点头又摇头。像——”

“像文天祥？”

“文天祥是流血的场面，太强人所难了。还有很多很多没有流血的场面，可是惊心动魄，可以勉强做到。别忘了当满堂一致、每一只眼睛都反对着你的时候，你仍要独行其是，你不单‘知其不可而为之’，你还留下了标竿、树立了里程碑，这就是我指出的一层深层意味，我不但‘知其不可’、知道你扭转不了满堂一致，但你还是‘为之’了，并且‘为之’以后，还留下‘为之’以外的教训，像《伊索寓言》一般，在每一节故事以外，都有一个教训。那个教训就是‘为之’以后的‘为而不有’。”

“老先生，您说得太远了，我听不到主题。”

“下面就是主题，年轻人，我告诉你，人生要做出大事，必须排除阻力，阻力最大的是敌人，还有一个次大的，是朋友、是同志、是自己人。说是次大的，还太客气了，有时候，朋友、同志、自己人也是最大的阻力，甚至比敌人还拖得久，我们的弱点是不愿承认这一事实、命人倒胃的事实，因而会苦恼，明着苦恼或暗中苦恼。倒是一位革命家说得很干脆，他说：‘一个不可靠的朋友就是敌人。’ 一刀切了，切出了敌人不止在你正面，敌人有时在四面八方，尤其在你身边、在你背后。最令人难过的，是他在你上方，他是你的领袖！竟是你的领袖！说他背叛革命，太严重了，至少他背叛了你，但你并没背叛革命，多吊诡啊。说到这里，你会怪我说得太玄了吧，你会奇怪这老人家说了一大堆，说的是什么主题呀。主题出来了，就是‘为而不有’，你做你认为对的事，最后，你被牺牲了、被忽视了、你出局了。你不好过、不甘心，因为你的标准是‘为而有之’，你该有收获、该有地位、该有这个那个，你错了，作为真的革命党，他没有报酬，革命本身便是报酬、革命动作本身便是回馈，你一定要有这种怀抱，才能活到我这年纪、七十五岁。你若反过来要公道，你就痛苦了、你就自寻烦恼了。他们对你的忘恩负义、对你的冷落与现实，是当然的。如果你当年死了，他们会对你告朔饩羊，每年三月二十九一次，就是最大的安慰了，盖出‘忠烈祠’，如他们党报所描写的，大意我都背得出来，我背给你听：

这座国际观瞻所系的忠烈祠，最近业已改建，春祭时，一进大门，即感焕然一新！第一进左右两庑，乃办公及警卫处所；其后，为钟、鼓二楼。第二进正殿，供有国民革命先烈总神主。左殿是文祠，供开国、讨袁、护法、抗日、戡乱五类先烈个别神主。右殿是武祠。供东征、北伐、剿匪、讨逆、抗日、戡乱六类个别神主。右殿红墙黄瓦，金碧辉煌，古色古香，气势雄伟；纯为中国式建筑。瞻仰之后，见英灵已寄托得所，心中无限安慰！

因为心理太高兴了，在致祭之余，继续在那里多徘徊了一会儿。在对全局加多一些了解之后，又感到有些美中不足！

缘文武两祠，所供忠烈神主，约以千计，其上只写先烈姓名，而无半点事迹，使到祠瞻仰之人，对各先烈都朦胧无知，又何从生效法之念？

其实，写这篇报导的人不知道，‘只写先烈姓名，而无半点事迹’，其目的，正在使人‘朦胧无知’，以便夹带假先烈入境，若个个都给弄得一清二楚，则一切穿帮了，又先什么烈来哉？不过，小兄弟啊，听清楚，对我说来，至少左殿‘开国’中那个先烈事迹，我却一清二楚，光凭牌位上一个个名字，我就清楚那些事迹，所以呀，对我说来，小兄弟，‘忠烈祠’中这一区块是真实的，是特别对我有感应的。即使蒋介石玩出这些花样来，又有什么不好，又有什么可拒绝的，因为对我不是花样，对我是真的碧血黄花啊。就他的锅，下我的面，这就是我这老革命党的周旋之道啊，难道你要我自己去盖一座‘忠烈祠’吗？并且，附带告诉你一声，这‘忠烈祠’的旧址，原是日本人的神社啊，改头换面成中国人的，也不错啊，中间搀有假货如戴笠之流，又算得了什么呢？”说着，老先生伸手过来，拍了林光烈的肩膀。

“问题看来已不限于在‘忠烈祠’方面了，问题是整个的‘中华民国’出了问题，好像出了大窃案。”

“他们偷走了我们的革命、偷走了我们的‘中华民国’，并且把偷走的，又给弄丢了。”

“弄丢了？你指又被别人偷走了？”

“不是别人偷走了它，而是取代了它。”

“取代？您老先生指‘改朝换代’？”

“‘改朝换代’是帝王将相时代的说法、是封建的说法。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到末代皇帝溥仪结束，中国一共有四千五百八十五年的帝王统治，一共有四百二十四个帝王，有正统的、有非正统的、有僭伪的。”

“‘中华民国’不是帝王统治？”

“表面上不是，实际上一应俱全，什么‘中华民国’，它有正统局面、有非正统局面、有僭伪局面，只是打着‘中华民国’年号而已。至于在‘忠烈祠’中动手脚，移入假货，只是被窃取的‘中华民国’招牌下的假戏之一而已。总之，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只要人间有你这种小兄弟在，历史真相就不会落在他们手里。”

“感谢老先生对我的期许。还有一个问题，我忍不住要问问，您来台湾干什么？‘中华民国’三十八年，1949，您没看出那正是它寿终正寝之年，您来台湾干什么？会不会有别的原因，没人知道的？”

老先生眼望天外，半晌不语。沉默了好久，他有点沮丧，轻声的说着，“我来台湾干什么？我啊……我来看最后一场戏，或者说，我来参加最后一段丧礼。照中国传统老规矩，这叫‘亲视含殓’，我要亲眼看它死。”

“‘中华民国’不是死在台湾吧？‘中华民国’死在它失去大陆。”

“如果在台湾能拖上一阵子，又怎么说呢？台湾占‘中华民国’的千分之三。看来美国人是不肯放弃‘第一岛链’的，美国人如帮忙守台湾，‘中华民国’这千分之三，也许会拖上一阵，甚至拖上好一阵，那可能就出现了漫长的丧礼，可有得看呢！”老先生低声说。

“就算剩下国土的千分之三，就可以号称不亡国吗？就算有千分之三没被中央政府统一到，‘中华民国’就不算亡吗？历史上可没这样宽大解释的。历史上记秦灭六国，灭韩、灭赵、灭燕、灭魏、灭楚、灭齐，‘六王毕，四海一’，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了中国，但实际上，有个六国以外的小国卫国，却没灭到，变成漏网之鱼，这个小国，直到秦始皇死了，才由他儿子秦二世灭掉，那是公元前210年，已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十一年的事了。可是，历史绝不因为有个卫国没灭掉，就说秦始皇没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因为你卫国早晚逃不掉，统一中国的年代，绝不因为你卫国逍遥在外就等你改期，这是常识；再看宋朝，历史上记宋朝开国，宋太祖于公元960年统一中国，但实际上，却有吴越没统一到，直到宋太祖死了，才由他弟弟宋太宗统一到，那是公元978年，已是公元960年宋太祖统一中国后十八年的事了。可是，历史绝不因为有个吴越没灭掉，就说宋太祖没在公元960年统一中国，因为你吴越早晚逃不掉，统一中国的年代，绝不因为你吴越逍遥在外就等你改期，这是常识；再看清朝，历史上记清朝开国，清世祖于公元1644年统一中国，但实际上，却有南明没被统一到，直到清世祖死了，才由他儿子清圣祖统一到，那是公元1661年，已是公元1644年清世祖统一中国后十七年的事了。可是，历史绝不因为有个南明没灭掉，就说清世祖没在公元1644年统一中国，因为你南明早晚逃不掉，统一中国的年代绝不因为你南明逍遥在外就等你改期，这是常识。结论是，蒋介石即使统治了中国千分之三的领土，仍不能证明自己没有亡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必然不会等到收复这千分之三才叫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绝对已在1949年统一了中国。秦朝不会等卫国十一年才宣布统一、宋朝不会等吴越十八年才宣布统一、清朝不会等南明十七年才宣布统一，同理，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等你台湾了，毛泽东曾说愿给台湾时间，一百年都可以等。但等归等，历史怎么写，早就明定了。恕我直言，老先生、‘中华民国’的缔造者，难道您真的相信：七十二烈士会相信还有个千分之三的‘中华民国’存在于世吗？七十二烈士殉国的时候，殉的对象，是整个中国大陆，他们英灵不灭，不会把自己缔造的‘中华民国’，搬到台湾来吧？”

老先生静静的听着，最后说：“你这位小兄弟，可能弄拧了我的意思，我是说，我承认‘中华民国’亡到台湾来了，我本来在亲眼看它死，所谓‘亲视含殓’，但的确有个千分之三的问题困扰了大家，归属到‘中华民国’的招牌之下……”

“不对，”林光烈坚决的说，“即使有千分之三，也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招牌之下，没有‘中华民国’了，统一不在话下了，秦朝的统一史、宋朝的统一史、清朝的统一史，都在在佐证了这一点，在历史书法上，已经没有‘中华民国’了。尽管台湾岛上不明历史的人可以负隅顽抗，但是没有用了。”

“照你这位小兄弟的高见，我来台湾的理由，似乎越来越不成立了。”

“老先生，再一次恕我直言，我总觉得，有更隐晦的理由，使您来了台湾。”

老先生心头一震。他半晌无语，望着天外，又低了头，最后，用打量的眼神，低声问道：“你这位小兄弟，你似乎知道太多太多的革命逸史、知道我们革命党的一些秘密。”

林光烈点点头。

“你究竟知道多少？小兄弟，你究竟知道多少？你一定知道一些我们去广州的背后理由。除了要缔造‘中华民国’外，我们之中，有人可能有第二个理由去献身、去一死了之。”

“我相信七十二烈士中，一定有人有第二个理由。”

“我有吗？”

“现在的莫纪彭，似乎没有了；当年的莫纪彭，却似乎有。”

“似乎？”老先生压低了声音问。

“似乎。”林光烈压低了声音答。

“你的话……好晦涩。”老先生有点吞吞吐吐。

“人在多年以后，常常把他当年做某件事的理由简化了、单一了。也就是说，本来有第二理由的，但年老了，第二理由不见了。并不是第二理由见不得人，而是见不得自己了。往事不堪回首，因为回首会带来失落感。可是，作为历史研究者，我对许多历史事件中的第二理由极感兴趣；并且，作为林文大伯父的侄子，我更相信有第二理由的可能，他的身世太多索隐了，他为什么没结婚？为什么总跟林觉民长相左右？为什么在日本公寓隔邻同生？为什么在广州街头共死？这中间可能有个谜。什么谜，谜就在那句‘时有落花随我行’。‘我’不是林文，‘落花’才是林文，我大胆假设，林文自己是‘落花’，他暗中随着那个‘我’，他可能很痛苦，但有一种神秘的温存，使他九死无悔，别人死在广州街头，‘血肉纷飞、气直吞狂虏’，但他却别有从容。据说他在广州街上一直掩护林觉民、保护林觉民，抢在林觉民前面、争着做出派给林觉民的任务，直到侧面突然冒出官兵、突袭过来，林觉民受伤被捕了，大家才知道革命失败了，只好撤退。但是，林文不但不肯撤退，反倒单身走向前去，喊话，全身暴露，让敌人把他打死。坦白说，他最后的行动有点反常。孟子说：‘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林文正好面对了孟子的提醒，但他在‘可以死、可以无死’之间，勇敢选择了‘伤勇’。在第二理由面前，死亡只是成全、也是随行，像‘落花’一样随行。”

“如果是随行林觉民，可是当时林觉民只是受伤被捕，还没死啊。”

“我先你而死啊。我想兵荒马乱之中，林觉民看到了林文先他而死。我想林文有意使林觉民看到。”

“从整体布局来猜想，你觉得林文的整体布局是什么？”

“整体布局有两个，第一，三二九成功了，不但抓到了张鸣岐，并且同志们没有什么死伤；第二，三二九失败了，可是既然失败了，能撤退出来的，要尽量撤出来，林文似乎要由他挡在林觉民前面，他不死，就成功了；他死了，林觉民他们就赶紧撤退。”

“但是，侧面突然冒出官兵来，林觉民受伤被捕了。”

“按照突发情况，林觉民这边出了意外，林文就该撤退，保留实力，徐图再举。但是，林文却在‘可以无死’的情况下，选择了‘可以死’，从革命总体战而言，这一死是战略错误的，可是林文显然不想活了，为什么不想活了，这就是我纳闷的，这就是我相信有第二理由的缘故。”

“不是先死给林觉民看吗？你林觉民受伤了、被捕了，我林文义不独生，先你而死了。”说到这里，老先生停了一下，试探性的低声说：“这该是第二理由吧？”

林光烈轻轻摇摇头、又大幅度的摇摇头。

“不是吧？第二理由没那么简单吧？如果这是第二理由，它的层次，是革命的层次、同志的层次、友谊的层次。但我觉得，林文之死，应该另有层次。”

“什么层次？答案在哪里？”

“爱情层次，答案在那句‘时有落花随我行’。”

“爱情层次？你指有人在同性恋？”

“当然不是、当然不是。林觉民、林文他们都不是那种人。”

“那爱情什么？谁爱上谁啊？”

“‘落花’爱上那个‘我’。”

“‘落花’是谁？”

“我已说过，是林文。”

“‘我’是谁？”

“‘我’是住在东京公寓里边好友林觉民的太太陈意映！”

突然间，老先生双手捂脸、两肘抵膝，埋了下去。“我在听、我在听，你说吧、你说完吧。”

“好吧，我说完吧。林文一直单恋意映，但意映是好友林觉民的太太，林文知道一切止于单恋，但他升华了这种感情，乐见林觉民和意映白头偕老。但是，革命卡住了白头偕老，林觉民爱太太、也爱革命，他要去广州干这一票，林文本来也是一心革命的，自然也去广州，但他怕林觉民出事，他就处处暗中保护林觉民，结果局面是，他不能保护林觉民、不能代林觉民而死，只好自己一死了之，先林觉民而死。这，就是我全部解释出来的经过，林文是有他第二理由的，只是革命失败了、大家全死了。”

老先生抬起头来，两眼泛出泪光。他站起来，仰望天外，长叹一声。“太精彩了。历史家的本领在老吏断狱、曲得实情，小兄弟啊，小兄弟，你真的得到了实情。”

“得到了吗？我看我还没完全得到。我还判断不出来：莫纪彭为什么来台湾？‘亲视含殓’亡国的‘中华民国’吗？我看那只是浮面的理由，莫老先生啊，您有您的第二理由、您一定有您的第二理由。”

“你有证据？”

“证据还在那首诗上：‘时有落花随我行’。”

“你刚才不是点破了吗？‘落花’是林文、‘我’是意映啊。”

“不错，‘我’是单数，只有一位；但‘落花’是单数吗？‘落花’只是一朵吗？”

老先生盯住了林光烈，目不转睛，他说不出任何话来了，泪水流了下来。林光烈扶他坐下，拿出了手帕，递给他。

“你全知道了。你全知道了。”他拭了泪。“我莫纪彭，就是另一朵‘落花’。”

1949年，“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中午，莫纪彭从七十二烈士墓园走下来，在墓园大门口，他收到了张鸣岐留下的名片和小香炉，这是多么震撼人的一天！但是，这天还没过去，晚上，他得到一个讯息：听说当年《良友画报》上刊出的黄花岗烈士遗族，有人流落到台湾。其中有没有陈意映，不知道。多么令人震撼的1949年三月二十九！

半个月后，莫纪彭飘洋过海，到了台湾，一切听说止于听说而已，一切讯息，都是黄鹤与断萍。

莫纪彭暂时留了下来，这一暂时，就是十多年。十多年间，好像什么都没有了，讯息已断、民国已亡，没有了余情与残梦、也没有了碧血与黄花。他孤单一人，寄情在古董之肆，但他是隐姓埋名的，没人知道他是谁了。

多年以后，古董之肆，举办了联合清仓活动，大量的古董涌入市场。在预展中，“中国文物学会”举办了观摩会，从几百件古董中，大家围着铺上白色桌布的平台，交换意见。在一件件古董流转中，一个不起眼的小香炉在传观着。

“这小香炉好精致！”

“香炉底座铸出的三个字，‘张鸣岐’，谁是张鸣岐？”

“张鸣岐不是大杀黄花岗革命先烈的刽子手吗？”

“刽子手怎么信了佛？造起香炉来？”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呀。”

“香炉怎么会流到台湾来？”

“故宫那么多国宝都流来了，何况一个小香炉。”

“这位收藏家贵姓？”

“姓莫，叫莫纪彭，纪念的纪、《彭公案》的彭。”

“谁是莫纪彭？”

“这名字太陌生了。”

铜器传观过后，大家又看起字画来。宋朝的字画已经罕见了；元朝、明朝的也不多了；清朝初年的有一些，但是不如晚清的多，晚清的，又跟民国初年的纠缠不清，因为清朝亡国时，有太多太多的遗民，必须重新定性定位。

“看这一副对联，是郑孝胥写的：

甲夜观书支日通奏

月灵诞庆云祉开祥

这副对联可写得别有怀抱。”

“郑孝胥五十岁前在前清做官，民国成立后在上海卖字，后来追随末代皇帝，反民国、搞复辟，末代皇帝跑到东北做满洲国皇帝，他做国务总理呢，是汉奸哪。”

“他是民国的汉奸，却是清朝的忠臣哪。”

“民国搞成了这个样子，为什么中国人要忠于你民国？”

“共产党倒干脆，根本推翻了民国，另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了。”

“郑孝胥活了七十八岁，他一辈子就不信你们‘中华民国’。”

“信也白信，民国只剩千分之三了。”

“他不信‘中华民国’没关系，艺术史上他跑不掉，都说他是‘中华民国’的大书法家。”

“他真不幸，后半生竟和‘中华民国’沾黏在一起。他‘一生负气走山林’，却又走进满洲国，他真不幸。”

大家观赏完了郑孝胥，打开了另一副对联。

“大家看呀，刚才我们谈到莫纪彭，现在他就出现了。看这副：

疎灯黯淡望城郭

一棹仓皇怨别离

看他落款：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林文先烈诗句

曾随先烈血战终宵生还者 纪彭

下面这个大方印，印文是：

黄花岗之役第三队选锋队长

这位先生倒是对黄花岗念念不忘。”

“噢，这位莫纪彭原来是黄花岗留下来的‘活口’，令人肃然起敬。”

“他冒险犯难、建立民国。革命成功后却出局了、又被大家遗忘了。”

“他现在还活着吗？”

“没人知道。”

“他来了台湾吗？”

“没人知道。”

“这位莫先生，写的是七十二烈士林文的句子：孤灯黯淡时刻，眼望城郭，孤舟远引，但却仓皇离别、暗有所怨，他跟什么人离别而有所怨呢？这有点怪。他去革命、献身革命，求仁得仁，却有所怨，好奇怪啊，他会不会暗恋一个女人？”

“照你这样说来，作这首诗的，暗恋一个女人；那写这副对联的，也同样暗恋了吧？”

“那可难说了，说不定他们同时暗恋同一个女人呢。”

“好啦，别说了，别弄拧了革命先烈。”

“弄拧了，可别那么说。革命先烈既有赤血史诗、又有红颜故事，也不错啊。”

“这副对联的书法，比郑孝胥的差远了，讲书法，革命党赶不上保皇党。”

“这副字有价码吗？”

“从艺术观点看，不怎么样；但从史料观点上，倒寓意很深呢，自称‘曾追随先烈血战终宵生还者’，他使死去的又生还了，且有仓皇别离之怨，这一纪念同志的方式，倒很特别呢。”

“你老兄真会做索隐。这副对联，就叫黄花索隐联吧。”

“对，就叫黄花索隐联吧。”

“可怜的莫先生，郑孝胥做了汉奸，但他写了一手好字，使他名传千古。这位莫先生，做了‘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但他字写不过汉奸，所以什么都留不下来了。”

“他留下了索隐、留下了大谜团。”

“我看什么都别留了，还是练毛笔字吧。”

“哈哈！”

“这副莫纪彭的对联值几文？”

“它卖不掉的，看来还是送给‘党史会’吧！”

“好了，我们来看下一件吧。下一件是谁的？”

“哦，陈宝琛的。”

“哦，又一个保皇党，他是帝王师呢，但宣统搞满洲国时，他不肯附逆，八十八岁老死林泉，他们满清遗老亡了国，却很有品呢。”

“还有那小陈宝琛五岁的陈三立，一九三七年冬天，他恨日本鬼子侵略中国，以八十五岁高龄，绝食死于北京。他们真行，这些满清人物，比民国人物格调高多了。”

“你老兄怎么老是替满清遗老讲话？”

“我也想替民国遗老讲话，只是真正的遗老不见了。”

“书法家于右任总是见得到的遗老吧？”

“他是专写‘民族救星’毛笔字歌颂‘中华民国’总统的遗老，书法一流、骨头末等，这算遗老吗？”

“满清遗老好一点吗？”

“满清遗老赶不上民国遗老肉麻吧？”

“哎呀，快来看，又有一副莫纪彭的对联。”

“我来念念：

砥节砺行直道正为

畏荣好古薄身厚志

上题‘七十二烈士李文甫遗墨八字，郭有道碑语，朱执信先烈集成语为十六言楹联’、下题‘从两先烈黄花岗大流血后余生者纪彭’，最后盖上同样的那个大方印：

黄花岗之役第三队选锋队长

今天可好了，莫纪彭阴魂不散、黄花索隐阴魂不散。刚才那副对联是‘生还者’，这副对联是‘余生者’，这位莫纪彭先生，他好像老是强调这一点，七十二烈士死了，他却没死。他庆幸他没死呢？还是惭愧他没死呢？”

“这就是黄花索隐中的一条索隐啊。”

“我越来越对这位莫先生感到兴趣了。”

“他老对死人说他不该活、对活人说他没有死。”

“有什么不对吗？”

“好像有点怪怪的。既然自己当时没死，应该把过去告一段落，怎么老是依恋逝水、一生老是锁定在一件事上？”

“该是印象太深刻了吧？”

“也许别有隐情，我们不知道，他也不让我们知道。”

“但从他留下的吉光片羽，又显然要我们知道，只是他欲说还休而已。”

“别管什么莫纪彭、彭纪莫了吧，别研究这个索隐了吧，什么都不必再知道啦，只知道又一副对联要送给‘党史会’了吧！”

大家笑了起来。

第三部——1963（黄花岗52年后）

黄花岗五十二年后、蒋政权流亡台湾十四年后，1963，岁暮时分，林光烈在台湾凤山陆军步兵学校。

到这里来，是受军事训练，整天训练、训练、训练，训练一个大学毕业生如何丢掉笔杆、拿起枪杆。这叫“预备军官制度”，这制度把大学毕业生训练半年后，下插到军队里，摇身一变，变成众目睽睽的少尉军官。少尉军官的处境，有点尴尬，长官和同侪都是行伍出身的，所受教育有限，属下呢，少数几个老兵，多数都是岛上征来的农民，所受教育也有限。你站在那里，自然成了目标，你是大学毕业生，他们仰头看你，眼珠又发绿又发红。但林光烈有心理准备，半年受训完毕，提了一个小包包，我来了。我一定跟你们相处得很好，我来了。

问题还不在你是不是大学毕业生，问题在你是不是国民党。

在受军事训练半年期间，就发生了是不是国民党的麻烦。林光烈编在凤山陆军步兵学校第三总队第二大队第九中队第五号，在头发剃光、穿上军装以后，就面临了所有入伍训练的折腾与折磨。首先是整理内务，把棉被叠成豆腐块，有的同学为了清早起来，没办法把棉被快速摺出棱角，宁愿不盖棉被，冻着睡；有的同学洗澡时不愿露小鸡，竟不脱内裤穿着洗，怪态百出。这些怪态，表现在谁是国民党，就更离奇了。

同学中很多是国民党，可是无法辨别谁是谁不是。入伍不久量衣服，未几宣布有些人的衣服要重量，特报出学号，带队而出。林光烈为人警觉，他们一走，就铁口断定这些人都是党员，后来证之果然。

“我警觉，所以我存在。”林光烈偷偷跟自己说。“我又粗犷又狡猾、又‘一切以玩笑出之’，所以我快乐的存在。”林光烈半开玩笑的当众声称：“大丈夫要能软能硬、软中带硬、软硬兼施、能屈能伸、粗中有细，方能在军中混。而这种特质，正好就是鸡巴的特质。”为了加深这一特质，并为了展示入伍训练带给自己的好身体，以及对人袒裎相见的三国人物的坦白，洗澡时，林光烈特别让有照相机的同学照了一张全身正面裸照，任人传观，大家笑成一团。

训练的活动不全是武的，也有文的，例如讲演比赛等等。讲演比赛，当然林光烈讲得最好，但是内容思想有问题一箩筐，当然没上名。同学们要给他第一名，可是指导员却扬言要禁这个坏东西的足。事后得知，队长跟他们党员说：“这个坏东西当然说得对呀，可是这是军队呀！”

在半年受训期间，国民党千方百计，拉同学入党，最后，使出撒手锏，说不入党的会被分发到金门前线，而那时的金门是“八二三炮战”后的极危险地带。在这种撒手锏的威胁利诱下，仅有的少数非党员同学，也大都入党了，可是林光烈不为所动。指导员对他说：“你不怕去金门？”林光烈说：“我不怕。”指导员说：“你很优秀，我们国民党没拉到你，很可惜。”林光烈说：“你们拉到一个贪生怕死、为了怕去金门而入党的，才真可惜呢！”指导员说：“你不入党，你在台湾活下去，会永远不方便。”林光烈说：“我准备死在金门，没什么不方便了。”指导员听了，摇头而去。好玩的是，最后，林光烈竟没有给分发到金门，反倒是一些临时搭入党巴士的同学给分发到金门。他们得知后，气得跑去质问指导员，指导员说：“前线需要忠贞的人，把那个坏东西送到前线，他会影响民心士气，所以还是你们去好一点。”有人气得把党证都给撕了。

“我坚守原则，所以我存在。”林光烈偷偷跟自己说。“因坚守原则被下放到回防台湾的野战部队折腾，我依然存在。”

林光烈下了部队，一直派在十七师四十九团。一到即派往四二炮连做副排长。不久又自四二炮连调到团部连做搜索排排长，再调到第四连做兵器排排长。

在第四连里，认识了王排长，他叫王宇，他太特殊了，林光烈永远忘不了他。

他住进营房、住进一排矮屋，铁皮浪板搭的矮屋，屋顶用的是石棉瓦，那是不适合做建材的，行家知道它们有毒，老兵们不知道，知道了又怎么样，还不是照住，难道还有选择？“领袖”一说再说“以军为家”，这就是可避风雨的“家”，睡过战壕的人，这里就算安乐窝了。进了铁皮屋，看到上下铺，乍看起来，像进了纳粹的集中营，只是比囚犯吃得饱一点，用草绿色代替了黑白格子而已。

简陋的铁皮屋，临时的军营。

是一连人的编制，铁皮屋内划分成四块，每个排分一块，每一块几十个床、上下铺的床，最后面上铺是林光烈排长的床，隔着狭窄的走道，与王宇王排长的床遥遥相对。

是假日，除了营房门口的卫兵外，阿兵哥都出去了。

铁皮屋内只剩下两个排长。

林光烈靠在枕边的肥皂箱上，拿着一张纸，摇头晃脑，低声朗诵：

如有天孙锦，

愿为君铺地。

镶金复镶银，

明暗日夜继。

家贫锦难求，

唯有以梦替。

践履慎轻置，

吾梦不堪碎！

“翻得真好！真好！”林光烈又低声朗诵了一遍。

王排长从床上坐起来。“什么真好假好啊？你这大学生排长。妈的，一有空，你就摇头晃脑用起功来了。倒要看看你念的是什么鬼诗。”说着，就下了自己的上铺，爬上对面的上铺。“妈的，让我这没念过几天学校的王排长看看，你叫好的，是什么鬼诗。”

林排长把纸递过去：“就是这首鬼诗，你念念看。”

王排长盘着双腿，也摇头晃脑起来了：“让我来念念：

如有天孙锦，

愿为君铺地。

镶金复镶银，

明暗日夜继。

家贫锦难求，

唯有以梦替。

践履慎轻置，

吾梦不堪碎！

妈的，我猜啊，这首诗，看来像中国古诗，但是感觉却很洋味呢！”

“我到部队半年，处处看到老粗，可是你却例外，你这老小子猜对了，这首诗，是从洋诗翻译过来的，并且是现代的洋诗。写这首诗的洋人叫叶慈，1939年才死，那时候，1935年生的我才四岁；那时候，你这老小子才十二岁。这就是说，写这诗的爱尔兰诗人，在我们生了以后才死。”

“他死的时候，我们还活着。”

“很窝囊的活着。”

“我更窝囊，流亡到台湾，孤家寡人，无依无靠，混进了行伍、最后混进了这十七师、混上了少尉排长，不像你们预备军官，大学毕业受训半年，统统变成排长，服务一年还可退伍。前后做军人，一共一年半就放生了，我们呢？一国两制，行伍、永远的行伍，不准退伍。直到有一天，老得拿不动枪了，才放我们走，把我们丢在‘荣家’，他妈的‘荣家’、‘荣民之家’，‘荣民’的意思是‘荣誉公民’，其实荣个屁呀、荣你妈的呀，躺在一个榻榻米大小的木板床上，和现在一样啊。唯一不一样的是老了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或五十年。变成老王八了。”王排长说得有点气。

“唯一的一点机会，是不等到那么老才离开军队，如能早一点退伍，在外面混，也许有点机会。”

“退伍多么难哪，管兵役的是‘狗屄衙门’，有进无出的，抓你当上兵，就不会轻易让你出来。”

“我认识一个士官，姓屠，不是老士官而是小士官，他十二岁时候，在家乡没饭吃，就混到军队里做小小兵，因为聪明伶俐，认识了不少字，又混进了国防部总政治部的文职单位，三十出头后，实在忍不住了，想退伍，买通军医想办法，军医暗中帮他动手术，切掉左手两个指头，以车祸伤残报告上去，才得以退伍，多么凄惨啊。我每次看到他那红红的掌上断痕，就很难过。古代的诗人写人民为了逃避兵役，偷偷弄断胳臂自残；现代人进步了，只要切下手指就行了。”

“这位先生退下来，找到好职业了吗？”

“职业不怎么样，但是读到了大学，也结了婚。总比在军队中鬼混好多了。可惜的是，他永远变成了残废的人，永远不敢正视为他赎身的左手。他对不起他左手。”

“多动人的故事啊。断指求生、断指求生。”

“不是车祸等意外的断指，是深思熟虑后买通军医的断指，这种断指，是截然不同的心境，是所谓大时代的小悲剧。”

“不管悲不悲剧，能退伍下来就好。你讲这位屠先生的断指故事，是暗示我也这样断一下吗？”

“哈，你太顽皮了，你断指没人信，你得断鸡巴才行。”

“我等于断了鸡巴啊，断子绝孙了，有鸡巴何用。鸡巴的真正功能，除了小便以外，就是传宗接代，可是我们不准退伍也不准结婚，等于绝了后。”

“不是伙夫班长能结婚吗？”

“当时军中硬性规定：自大陆随军来台的战士即所谓老兵，不准退伍，也形同不准结婚。所谓形同不准结婚，是指你要结也没钱结。整个连中，只有一个人有钱讨老婆，就是伙夫班长。因为伙房油水最多，可以揩油致‘富’。你有点钱，专案报上去，上面也许会特别批准你结婚。”

“传宗接代看来是没希望了，只能解决解决问题。听说有‘军中乐园’。”

“没错，‘军中乐园’人口茂盛，才真正是务实的所在。你林排长刚来部队，还没见识过‘军中乐园’吧？”

“还没有。”

“你要肏姑娘，我带你去。”

“我不要干那种事。”

“你们大学生可以交到女朋友，当然不要干那种事。”

“我女朋友离开我了，去了美国。我下了部队。他们在天上飞，我却在地上爬。但我只在地上爬，不朝女人身上爬。”

“什么原因，怕染上性病？”

“你把原因看得太小了。”

“什么原因？”

“是人道的原因。”

“对这些千千万万被国民党裹胁到台湾的老兵说来，不准成家也无力成家，每个人都‘不能人道’了、绝子绝孙了，人道问题，对他们太高调了。对老兵说来，只剩下雄性动物的性欲问题，老兵离乡背井，已经很可怜了，别再以人道问题为难他们了。”

“我没有为难老兵，把高调唱在老兵头上。我只是告诉你，我个人的人道主义，我可以不搞女人。”

“你搞什么？你搞你自己，你打手铳。”

“打手铳也是解决方法啊。”

“人道主义，总先多了解一点吧，我带你去‘军中乐园’，你先见识见识。说不定你会记录出‘人肉市场’的真相呢。这也是历史呀，也是你们历史家该面对的呀。”

“你说的对，我要实地看一看，写点什么。”

“‘军中乐园’有好多家呢，你不能只看一家哟。”

所谓“军中乐园”，就是军中妓院，也就是营妓。营妓在中外历史上虽然间或出现，但像国民党这样三民主义统一妓院了的，却是古今所无。蒋介石在大陆溃败之时，裹胁几十万中国壮丁，这些壮丁在战场上幸未成为炮灰，却倒霉的在台湾、澎湖、金门、马祖等岛，成了蒋介石祸国殃民的筹码。扣住这些人，说要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不准退伍，他们白天只好打野外；不准成家，他们晚上只好打野炮。打野炮就是解决大兵的性欲问题，大兵们太穷，逛普通民间的窑子是逛不起的；并且军民不分，也易滋纷扰。于是就搞起败军之兵专用的妓院来。令下之日，举凡驻军之地，就有“军中乐园”随侍在侧，王排长带林排长实地看的这一家，就是其中之一。

这家“军中乐园”全名叫“仁武特约茶室”，大兵们戏称“动物园”。乍听之下，实在不舒服，但是了解过后，发现这种戏称，实在也有他们的根据。“军中乐园”是一座简陋的平房，门在中央，进门后左右都是弹子房，全是阿兵哥们在打弹子，烟雾弥漫，人声嘈杂，空气十分污浊，但更糟的还在后头。弹子房正面墙上挂了一排放大照片，一般是六英寸的，每张照片都单独装框，框上有号码，供人仰望。放大照片中一个个都是有号码没名字的姑娘，面貌有的尚姣好，但打扮却不无土气，照相时当然也多作态。她们大都来自乡间和山地，也偶有外省籍的，格于环境，化妆水平自然不过如此。照片编号约有一二十个，有的框下加条，上写“请假”，表示该号姑娘正在月经期间，暂停接客。

在挂照片的墙上，有一道门，门旁有规则须知、有售票处，阿兵哥购票时选定照片上号码，缴了钱，就可买到该号姑娘的票。国民党为了给带兵的军官留点“身价”，“军中乐园”都粗分两部分，就是“军官部”，也叫“官长部”，和“战士部”，也叫“士兵部”。当时“军官部”每张票二十五元、“战士部”每张票十元。约当军人月饷的十分之一，收入有限，不能常来的。

按照墙上挂的“特约茶室官兵入室娱乐程序表”，全部程序是这样的：

阅读遊室规则——购票（娱乐票）（茶票）——验票入内——选择侍应生——阅读娱乐须知——娱乐——洗涤——整容——离室

验票入内是第三程序，也就是进门程序。走进这道门以后，左边有所谓“保健室”，是形式上的医疗室。右边就是“大茶壶席”，即所谓“龟公席”。龟公都不外是流氓之类，当然是看住妓女以防逃跑的。再往里走，就是赫然两排对称的编号小房间，每排五间，一共十间。尽头左转，越过“老鸨席”后，又是十间同样的小房。

小房的布置大同小异，一张简陋的床，铺着花床单。床边有小化妆台，灯光昏暗。军人进门后，门就关起，门一关起，门边就有红灯亮起来，表示“营业中”。按照“仁武特约茶室游憩娱乐规则”第十四条：

每人只限娱乐一次，每次不得超过四十分钟，逾时侍应生可以拒绝之。

意思是说，四十分钟，实在包括“娱乐程序表”中“娱乐”、“洗涤”、“整容”、“离室”四程序。所谓“娱乐”，包括脱衣和限射精一次的性交，但是常起纠纷。纠纷的标准格式是：妓女不愿军人在她身上进出过久，每每在一插入，她就大摇特摇，她们都是行家，三摇两摇之下，军人就不支而射，于是“每人只限娱乐一次”就大功告成。剩下时间，妓女往往要偷时间、卖黑市。按妓女和老鸨等关系，是按每四十分钟接客一次抽成的，既然妓女肯多接，自然皆大欢喜，只是趴在身上的军人不欢喜耳！盖军人花十块钱，钱赚得不容易，总想主动多进出几下，以为享受。如今主动不成，反在妓女大摇特摇之下，被动狼狈射精，当然不快。往往男方要求勿摇，女方不肯，于是争执起焉。有的“兵油子”心有未甘，下次来时，买来“广嗣露”等春药，涂在阴茎上，久战不泄，使妓女无法偷时间、卖黑市，不论身心都深以为苦。还有的“兵油子”，甚至偷怀红豆冰棒一根，趁妓女不备，猛然插入阴部以为报复者。总之，种种纠纷，常常层出不穷就是了。可见程序表中，以“娱乐”这段程序，最为麻烦。

“娱乐”过程中，阿兵哥戏以军中术语作为“切口”。如称性交曰：“打炮”；“军中乐园”曰“炮阵地”；床曰“炮台”；未触即射精者曰“空炸”；早泄者曰“瞬发”；可持久者曰“延期”。“娱乐”程序中的纠纷，都在“瞬发”或“延期”上面。

“娱乐”完毕后，就是“洗涤”。小房内是没有水的，总是房门开处，妓女只戴胸罩、穿内裤而出，手执旧铝制脸盆，出来盛水。盛过后，再端回来给嫖她的人洗生殖器。这一盛水过程，可有分教。在门口排队的其他候嫖者，立刻呼啸不绝，有的毛手毛脚、乘机捞上一把；有的妓女也打情骂俏随之，反正已是残花败柳，一切也就无所谓了。至于她们不把衣服穿好再出来的原因，是由于连番接客，无暇穿穿脱脱了。由此看来，妓女们的处境实与在“动物园”中无异，甚至还不如“动物园”，根本是“人肉市场”了！

由于军中生活单调，人又无知乏味，有关“军中乐园”的种种，也就自然成为谈话重心。有一位周排附，他就最好此道，整天所谈，不出下体范围。他常常背诵什么地方的“军中乐园”哪几号姑娘皮肉如何如何、阴毛长得如何如何、屄长得如何如何，如数家珍。他说妓女有的为怕生病，每在屄中装有暗套。戴暗套他是不答应的，他会突然打压妓女小腹，暗套就会脱出。他说他每月的军饷都花在妓女身上，别人打炮一次十元，他则需要十六元到十八元，因为要预先吃药并且涂药。他说他年轻时一夜要性交六七次，并在大陆当兵时强奸过女人。这种“兵油子”，听他们讲话，真令人又惊心、又厌恶。还有一位周排长，他也酷好此道，一切单位都以打炮次数计之。军饷加薪后，他笑着说：“这回又加了六‘炮’！”然后顾下体而乐之。诸如此类的谈话重心，甚至还见诸高阶层军官之口。由于“军中乐园”房舍简陋，不但在排队时喧哗，甚至设法争相从门缝中看活春宫。这事被团长江百禄知道了，在朝会中破口大骂，说你们看了活春宫，将来在战场上不得好死，甚至不久要被汽车压死呀。

虽然同属残花败柳，但在残败之中，也有姿色上下可分。姑娘们的年纪有十五六七八岁的，也有三十多岁的，老大而姿色太差者，有时门庭也间或清淡。有一位太老了，在别房门口排队喧哗中，她半裸身体，独倚房门，面无表情地在枯立着。

“军中乐园”在上班时间生意较淡，有当街拉客的。有一次连长路过，一个妓女从旁窜出，抓走他的帽子就往里跑，他追进去，该妓女把他冲到床上，在他身上一阵功夫，最后讲评说：“连长，你看，你的鸡巴硬了，打一炮吧！”连长就只好打一炮。

因为每天接客次数有下限规定，接客太少的妓女便要遭到责罚。林排长一天在另一家“军中乐园”抄写规则，一位雏妓走过来，偷偷拉他的袖子，低声说：“排长，无论如何请买一张票，帮帮忙。”林排长声明他只做调查、不搞女人的，拒绝了。雏妓问：“排长为什么不买票？”林排长为了省事，遇到这种情形，应付方法是指着裤裆，笑笑说：“排长的卵叫坏了。”可是这位雏妓继续纠缠不肯离开。她说：“排长，我给你看一样东西。”说着就撩起裙子，露出大腿，大腿上面赫然几条紫痕。她说：“我接的客人不够，要挨打。排长，无论如何请买一张票，帮帮忙。”怵目惊心之下，林排长非常不忍，就买了一张票送给她。她接过了票，眼泪流了下来。但林排长转身走的时候，雏妓拉住了他，低声说：“排长还是到屋里坐一下。不然他们看到了，会以为我得罪了客人。”林排长同意了。遂在小房间里和她聊了一阵，才假装整容而出。

蒋介石的手下盘算是：设立“军中乐园”，解决大兵的性欲问题。但坚持只有性欲问题，没有别的，也不准有别的。试看“仁武特约茶室”墙上十七师政战官的布告，便可明白：

陆军第一六零一部队仁武特约茶室娱乐规定：

四、（八）不得同官兵照相。

（十）不得与官兵谈情说爱。

为什么不准照相也不准谈情说爱呢？原因无他，只是国民党一厢情愿的要仅限于解决性欲问题，除此之外，不准还有别的。同时，政治挂帅的宣传，又是紧随不舍的，性欲以外，显然夹带了别的、恶心人的，看他们的处处标语吧：

勿谈风月 勿论军情

娱乐时勿忘反共抗俄

春光无限好 保密最重要

娱乐春花秋月 莫忘国耻家仇

尽情娱乐 勿忘军誉

处处尽是春天 人人皆有欢乐

假日高歌须纵乐 胜利结伴好还乡

怜惜枕边红粉 记取故国佳人

“哦，报告大家一个消息，我们的林排长，已变成‘军中乐园’专家了。”王排长当众宣布。“林排长刚到第四连报到的时候，我向他提到‘军中乐园’，结果他真的研究起来了，研究结果，他变成专家了。他不肏姑娘，却肏起‘军中乐园’来了。”

大家笑起来。在连本部，由李师科士官长带头，摆起“龙门阵”来。“龙门阵”是四川人的“侃大山”。各省各地的人，流亡到台湾来，许多语言都通用了。什么四川不四川啊，我们照用“龙门阵”，北京的“侃大山”啊，也照用，反正是南腔北调的聊天嘛、抬杠嘛。

“王排长的消息正确，我们的林排长，一有空就跑‘军中乐园’，但他从来只是抄抄写写，从来不买票。什么原因啊，林排长？”

“用四川话来答复你吧，”林排长笑着说：“本排长‘锤子’坏了。”

“才不是呢，一定林排长嫌‘军中乐园’的姑娘程度不够，林排长是大学毕业生，要肏姑娘，可要找念过书的。”

“咳，我就肏过念过书的。在金门‘军中乐园’有个叫娟娟的，可是高中女生过来的，大家抢着买她的票呢！”

“高中女生为什么沦落到‘军中乐园’了？”

“她是台北的高级应召女郎，得罪了警察，被当成私娼法办，‘充军’到金门‘军中乐园’来，大家从没肏过有学问的屄，于是就排起队来了。”

“哦，原来这位小姐是‘充军’来的私窑子，那就惨了，整天挨肏，分不到一块钱。”

“本来可分到多少钱呢？”

“本来接客一次，分到一个百分比。但是往往分不到，都给中饱了。至于‘充军’来的，就更惨了。”

“我们林排长是大学生，一定要肏娟娟那种念过高中的才成。”

林排长笑着。“别乱说吧，本排长‘锤子’坏了。”

“有一次有个充员要写‘爱情信’、写情书，找上林排长帮忙，还要林排长带上几句英文。其实写信的收信的双方都不懂英文，干嘛这样折腾林排长呀？”

“显配有学问呀，对方可能喜欢你呀，就好像你排队去肏高中女生一样啊。”

“你们他妈的给我闭嘴！”张永亭组长大喝一声。“你们只会找‘军中乐园’的，难道不能跟我学学吗？”

“跟你学？偷人老婆？哪来那么多老婆给我们偷啊？”

大家笑起来，张永亭也笑起来。

张永亭是一个“兵油子”。部队中有“兵油子”被送到“顽固队”管训的，但张永亭绝对不会，他虽然“油”，却属“良性”。他的“油”，只限于“拖死狗”的层次，缓慢、邋遢、懒惰、嗜赌、借钱不还、出操时偷溜回营房睡觉，等等等等。他并不发生严重的抗命行为，也不欺负充员。他做七五炮组长，却颇有独来独往的味道，大而化之，一切由班长和阿兵哥去搞，他有点无为而治，像林排长一样。由于他不大管事，又呈“拖死狗”的局面，所以人人都不怕他，并且还没大没小的开他玩笑。大家最吃不消的，是他的一双大脚，奇臭无比，老兵们都说生物中，死人最臭，而张永亭的大脚，就是死人的脚。因为他是一组之长，所以睡在门边第一张床，这下子可好了，清风自门而来，臭气由门而起，而他又贪睡，睡必脱鞋，鞋一脱下，与脚对臭，全连都当其冲。好在终日奔波，大家的脚也未尝不臭，无从计较，只是张永亭的，以一当十而已。

张永亭不但摔跤第一、脚臭第一，枪法也是第一。他的枪法，全连无出其右，但在射击训练时，却每每相左——他并不好好放枪。他懒洋洋的，拿起机枪，在一尺距离内，朝土堆集中射击，然后挖开土堆，清出弹头，包在一起，到外面当废铁卖。——你政府抓老子来当兵，给老子这么可怜的军饷，却舍得花大钱去造枪炮子弹，老子就给你浪费一下，变成废铁吧！这就是他的心理。这种靠卖废铁赚外快的，也不止军人，射击训练时，前面靶场远处，就有不少穷苦的老百姓等在那边，炮声一停、枪声一歇，他们就蜂拥而上，去挖弹头，因而误炸误伤之事，时有所闻。尤其许多穷苦的小孩子，因无知敲废弹而发生的惨剧，更复不少。

张永亭是老兵，阅战已多，自然受过伤，但有趣的是，他的伤，都在背上、后腿上，全身正面却没有。原来他逢战必逃、走为上计，所以虽有受伤的光荣，无奈全在背后，因此大家常常笑他。有一次他连赢三次摔跤，林排长以他为本排增光，买双喜烟重重赏他。他那天真开心，当众大谈从军史，最后向阿兵哥们指着林排长说：“头一次上战场没有不害怕的，我们的排长，你们平时看他张牙舞爪不可一世，可是他若上战场，前面砰啪枪一响，他后面噗哧屎就来了！”由于他说话滑稽、表情生动，大家笑得直不起腰来，林排长本人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有一天在去高雄的车上，林排长碰到张永亭和他的女朋友，吓人一跳！那女人长得黑胖结实，粗眉大眼，还有胡子，比魁梧厚实的张永亭至少还重一倍以上，煞是吓人，天下竟有长得这样的女人啊！第二天林排长跟张永亭说：“你好容易赢了几个钱，为什么不逛逛‘军中乐园’，何必还跟有夫之妇乱扯，又多花钱，又划不来？”他答道：“我没钱时，她跟我来，不要钱；现在有钱了，就不理人家，怎么好意思？”这就是张永亭的男女伦理。最后，全部第四连都知道了，都知道张组长有情有义。这次大家摆龙门阵，张永亭一谈到女人的事，人人都笑起来。

从雏妓到老兵，他们千千万万，是另一个族群，他们一生，受尽了屈辱与迫害，外国人的屈辱与迫害、本国人的屈辱与迫害。他们麻木得什么都不计较了，只计较如何偷生、苟且偷生。偷生的生涯是浑噩的，但也充满了计算。对一个无法逃离她悲惨命运的“军中乐园”妓女而言，少接一次客，少接五次、十次客，对她的一个上午、一个下午、一个晚上就是恩典，多赚一块钱，少挨流氓殴打、老鸨拧肉，月经在下让她尽早休息、老兵在上让她尽快爬起，这就是上帝。相对的，爬到她身上的满身臭汗的雄性动物也并非强者，也是弱者，在奉“中华民国”之名、奉反共抗俄之名的奴役下，他们不过是一条条有军人制服的“丧家之犬”，他们只在脱掉制服的四十分钟里，才能真正的耀武扬威，变成四十分钟的强梁，来凌虐另一个生理不同的弱者。在冷眼一点的观察里，那不是相悦，那是相残，一个要快、一个要慢，一个唯恐不快点脱身、一个唯恐不慢慢恋栈，那是两个弱者相残下的肉搏，但也有邪门儿的例外：虽然规则明定“射精后迅速拔出切勿贪恋”，但是老兵另外准备了两块钱算是有条件的“贪恋”，条件是：“你要喊我一声‘老公’，因为在耳根上他是丈夫了、他有家了。”

有个老婆、有个家的感觉多么重要，即使那是短暂的幻觉与错觉。

“听说我们士官长每次肏完了姑娘都另赏点钱呢！有这事吧？”

一屋子人，焦点在李师科身上。

李师科有点不好意思了。“塞点钱给姑娘，也是应该的。别忘了姑娘和我们老兵，都是弱者。人家姑娘也是爹娘养出来的，只是人生最倒霉的被她们碰到了，我们不得已，玩了人家，玩完了，总有点抱歉。”

“我们也倒霉，比姑娘们还倒霉。姑娘们倒霉，总有个完了，一天变成老屄，非退休不可，没人要了。而我们老兵呢？我们老鸡巴就不如老屄，要干到老鸡巴老得只能做小便用，才放我们生路。”

“不是生路，是死路一条。”

“你们别鸡巴扯了了，别扯那么远了。今朝有酒今朝醉、今晚有屄今晚肏，就好了。”

“这么简单？”

“我这一生、我这一天二十四小时，只有爬在窑姐儿身上，才感到他妈的我算人。”

“你他妈的也不算什么人，你只算条可以发洩一下的狗。而在你下面的，连母狗都不算。母狗至少没有老鸨和流氓盯住它，非让人肏不可。”

“而母狗也不会得到士官长李师科的外赏两元。”

“士官长真是好心肠。”

“还有个好心肠的我们的林排长。”

“但士官长能攒一点钱，林排长不能。”

“为什么？”

“因为大家会跑来向他借钱，尤其是烂污分子张永亭张组长。”

“张永亭有钱就花，没钱就花别人的。”

“别怪张永亭了。张永亭的人生观也没有错。他的人生观只管今天。明天是什么，谁知道呢？‘该死卵朝天’，不要想明天吧、不要管明天吧。今天花完自己的钱，就实惠了；今天花到明天自己的钱，就赚到了。”王排长说。

“今天花到林排长明天的钱，更赚到了。”士官长补了一句。

大家笑起来。七嘴八舌起来：

“问题在明天世界还没末日时，该怎么办？”

“那要问张永亭。张永亭，明天世界末日没来，你还活着，怎么办？”

所有的眼睛盯着张永亭。张永亭笑了一下，嘴巴巴嗒巴嗒两下。“那要看排长是不是还活着。”

大家笑起来。

“我还活着，而你没死，那是我的世界末日。”林排长双手一摊。

大家笑得更凶了。

“张永亭的人生观，其实比我们都实际。我们活着，都相信有明天，明天好不好都不知道，但不能不想到明天，甚至想到老了怎么办。但张永亭永远不想明天，明天天边有蒋总统，眼前有林排长。”王排长说。

“我招谁惹谁了？”林排长笑。“我比起张永亭来，多关不了几块饷，老被他扒着，我招谁惹谁了？”林排长说。

“林排长大学毕业。”

“大学毕业又怎样？大学又不能当饭吃。”林排长说。

“但你开支少。你不打炮。”

“我们看到林排长去军中乐园，他只是抄来写去，从不打炮。”

“对了，林排长从不打炮。”

“问他理由，林排长总是笑嘻嘻的说，他鸡巴坏了。”

“喂，林排长，你年纪轻轻的，难道真是老二坏了？”

林排长笑而不答。

王排长用肘顶了他一下。“说呀。”

“老二坏倒没怎么坏，”林排长终于说了。“只是不怎么好而已。撅起来，只能撅三个小时。”

满屋子大笑起来。

“我们的林排长真行，他没有大学生的架子，他跟我们讲一样的粗话，他满口说的，是我们的话。”

“这就是我们服他的原因。”

“我更服他。”张永亭大声说，“因为全世界只剩下他可以借我钱。”

“林排长有什么钱，他穷得连一支手表都没有。”

大家注意到林排长。林排长拉开袖口，伸高左右手，果然连个表都没有。

“真的没有。”

“本排长是穷排长，念过大学又怎样，一样穷兮兮苦哈哈，每月只靠关饷两百五十元来过。”

“但关饷后没几天，张永亭就来伸手借钱了。”

“张永亭自己的饷呢，他花得快，花完了。”

“还剩十元，打一炮而已。”

“不能少打一炮吗？非借钱打不可吗？”

“人家是‘毋忘在莒’，我也是毋忘再举，举起来的‘举’， 一次完了，再一次举起我的老二来。”

“举老二干什么？我们又没有老婆。”

“但我们有‘军中乐园’的姑娘。”

“有又怎样？你玩得起吗？你一个月军饷才几个钱，去一次军中乐园要十元。你呀，举老二也白举，一个月玩不上几回。”

“本来可以玩几回的，但张永亭好赌，所以一下子都输光了。”

“但他有别人老婆可免费玩呀。”

“哈，就是那有胡子的大块头女人啊。”

“那也不能白玩啊，”张永亭解释着，“也要送点礼啊。送礼也要花钱啊。那大块头的好处是，你没钱时候她可以通融，不像‘军中乐园’得买票，欠一次都不成。”

“好在有排长救你，他给了你十元，你可以打下次关饷前最后一炮。”

“是的，谢谢排长。”

“可是，你炮打了，但买牙膏的钱都没了。”

“那我就用你的牙膏。”

“不给用。”

“那我偷着用。”

“你在军队里做贼啊？”

“做贼又怎样，只不过偷点牙膏。军队外面呢，他们偷得可多了，连国家都偷呢。”

“嘘！小声点。你乱说什么？你指‘他们’，‘他们’是谁啊？”干事插嘴进来。

“你这个政工儿子，明知故问。你知道‘他们’是谁，所以才向我‘嘘’一下。”

“好啦！好啦！我的牙膏让你用就是了。”林排长说。

“那我打完了炮，一块钱都没了，你还得多借我十元。”

“我不借，因为借给你，你就忘了还。”

“我不忘。我一面‘毋忘再举’、一面‘毋忘举债’，我向你举债了十元，我终生不忘。即使我死了，也把我的一双新袜子给你，还有三支保险套。”

“保险套？你上‘军中乐园’不用吗？”

“我没用。”

“你为什么不用？”

“我不要穿着袜子洗脚。”

“你会得性病。”

“得就得，‘该死卵朝天。’”

“朝天也不好看啊，国军第十七师第四十九团七五炮组长张永亭死了，但撅起个烂鸡巴。你好意思吗？”林排长关心的问。

张永亭低下头来，想了一下。“不好意思，还是戴套子吧。”他抬起头来。“那保险套我只送你两支好了，我自己留一支。”

大家笑起来。

“反正，”张永亭说，“你这排长得多借二十元给我，还得让我用牙膏。你要可怜我是你的组长、七五炮组长，炮都能打炮呢，人怎么反倒不能。你排长这样不帮忙，一定思想有问题。”转向干事：“干事啊，请记他一笔，排长思想有问题。我反共，他不支持我反共，他就是‘反反共’。”

大家笑起来。

“什么‘反反共’？你哪里学来的？”

“那天路过中山室，进去遛遛，干事拿了一本《中华杂志》，摇头晃脑的边看边说：这些立法委员办杂志，就会发明新名词，叫什么‘反反共’。我凑过去看，干事一把把我推开，说你是老粗、是丘八、不认识几个字，你不懂什么叫‘反反共’，你走开。真巧，我走开前就看到那篇文章作者的名字，叫胡什么原，哦，记起来了，叫什么‘胡秋原’。是立法委员呢。干事，立法委员干的什么事？”

干事笑起来。“说了你也不懂，立法委员领干薪不办事，但他们代表法统。没他们几百个人，‘中华民国’飘到台湾了、就没根了。所以法统很重要，我们要花钱供着他们。他们是老先生老太太。”

“我们也老啊，我们是老兵、老战士。也该供着啊。”

“政府整天养着你，不就是供着你吗？只是钱少一点而已，比老先生老太太少一点，哦，少很多。”

“他们拿那么多钱干什么，也‘毋忘在莒’吗？”

“也‘毋忘在莒’,但你比他们多两项，第一、你还会‘毋忘再举’，举起来的举；第二，你还会倒过来举，你‘毋忘举债’。你真行。妈的，张永亭，你真行、你他妈的真行。”

林排长日记：

营区酷热，苍蝇之多，生平仅见。在不过八席大的一间房里，我用五张苍蝇纸去黏苍蝇,一抓就是一两百只。用水也极不方便，用老百姓的井水，又远、又不干净。臭虫多、蚊子多、厕所远、吃饭要蹲着……穷乡僻壤的风土人情，全套而来。我很高兴有机会远离学院、面对纵贯线外的中国民间，所以就随时留心，酌记一些大小事件，以广见闻也。

下部队后第二次师朝会，宪兵拥绑老兵一名，当场枪决。罪名是赌博行凶。行凶那天正好是三月二十九。枪决后就埋在“搜索集训队”厕所旁边。

大太阳下看到几个老兵排成一队，鱼贯跑步。江排长告诉我：“这些人现在正列入‘顽固队’受训，因为他们不听话。”

一般国民党员只是“门神党员”，门神，贴在大门上，开门时候你在里面、关门时候你在外面，是国民党不算什么，因为你不过是门神，但不是国民党就算什么了，一张党证，“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我没有这张党证，就被另眼看待、另眼防范了。我的长官和同侪、我的属下，他们要开党的小组会议了，会委婉的对我说：“林排长，自己到福利社吃碗面吧。”大家会心一笑，林排长自动放了两个小时的假，爽毙了！

连中第一次长行军，两天走九十二里，从高雄县的仁武，直走到台南县的那拔林。第一天由五点二十分走起，走到午间，大家都走累了，我这书生，比起他们来，当然更累。突然张永亭走过来，端着由民家讨来的一盆热洗脚水，要我洗脚，老兵徐菊生在水中放了些盐，两人的行为，使我深为感动。我刚派到连上不过十三天，就能带兵带得如此成功，连长都看得赞美不置。

在雨中演习，我在狭路上吃饭，头上是雨，饭盒盖住一半，边吃边流入雨水。饭后躲到三角茅棚，脱衣扭干，两手白皱像死人的。这时张永亭出现了，原来他竟偷偷违反军令，冒雨溜回营房，自动替我取来干内衣来换。——一个自己背心经常穿一周而不换洗的家伙，居然对排长如此细心照料，真有他一手。

8月14日：“张永亭夜来央我帮其赎手表（求我向行政官说项，准其借钱），并说此后一定不赌了。我说‘羊忘不了吃草，狗改不了吃屎’。你能不赌么？他妈的不要再啰唆，这个忙不帮，这二十元拿去，算我送你的，拿去明天吃杯老酒，在河边打自己几个嘴巴子，死了这颗心罢！（后来他走了，还连说明天再找我来赎表呢。不会放过我的。）”8月15日：“晚饭后永亭笑嘻嘻来，竟拿我送他的二十元做老本，又把手表赢回来了，这小子真烂污！”八月十六日：“张永亭他妈的手表又输掉了。”

大家聊天，谈到“反攻大陆”。张永亭半开玩笑说：“反攻大陆后第一件事，就是回到老家，掘掉自己的祖坟。——祖坟风水不好，害得我一辈子倒了大霉。”我反问了一句：“如果回不去呢？”他说：“回不去吗？那我退伍后，老得不能动了以后，我就脱掉裤子，跳河自杀。——自杀前我会向我妈说：‘妈，我光着屁股来，现在光着屁股回去了！’”我听了这话，想起《旧约》（约伯记）“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之语，深感张永亭对人生彻悟之深，颇有古趣。虽然这王八蛋从没看过或听过《旧约》。

张永亭到处讲他光着屁股找他妈的事。

“我不知道张组长回大陆以后干什么，”李班长插了嘴，“我回去，第一件事就是把那龟儿子保长杀掉。如果那时候他不在了，我就杀他儿子，儿子不在了，就杀孙子。”

“你疯了？你干嘛？”张组长斜过头问。

“那龟儿子保长自己有三个小龟儿子都抽不到，不去当兵，而我那时只有十六岁，就抽来当兵，太不公平。就因为保长贪赃枉法有了钱，就可以在抽签上搞鬼，而我家里穷，就活该当兵，一当一二十年，倒霉倒到台湾来了。这个仇，非报不可。反正啊，保长没有一个是好东西。我们四川巴县还有一个保中，一户穷人家，三个儿子都抽去当兵，三个儿子都已娶亲了，结果老大老二打死了，老三打瞎一只眼睛，回来了。回来后第三天，保长连独眼龙也好，半夜带人敲门来抓壮丁，老三从家里后面的土墙上逃出去，绕到保长家，把保长爸爸、老婆、儿子、女儿都给杀了，然后干脆去投八路了，打什么共产党呢，留下这一只眼睛打你们国民党吧！”

“共产党也要独眼龙？”一个小兵问。

“独眼龙还做他们的元帅呢，那个刘伯承什么的，不是独眼龙吗？不信问问排长看，人家是大学生。”李班长说，瞅着林排长。

林排长心里想，在军队中扯这些共产党的元帅干什么，太敏感了，还是冲淡一下吧，于是说：“英国的海军元帅纳尔逊就是独眼龙，以色列的戴阳将军也是独眼龙，独眼龙做将军的大有人在，不管是不是共产党。问题是那老三打瞎一只眼睛，瞎的是左眼还是右眼。左眼还好，右眼就不能放枪瞄准了。”

“排长设想得真周到，”小兵说，“但对第三排的赖中尾说来，恐怕就不行了。我们耕田的都很笨，但是赖中尾更笨，笨到两只眼睛不能一只睁一只闭，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左眼睁右眼闭、右眼睁左眼闭，可是赖中尾却不成，要睁全睁、要闭全闭，结果打野外时，他端着步枪，根本不能瞄准，右眼瞄准，左眼却睁着，哪能瞄出准来？气得邵班长找来一块胶布，啪的一下贴在赖中尾的左眼上，这下子睁不开了，右眼才能瞄准。邵班长贴好胶布后，给了赖中尾一巴掌，问：‘懂了吗？’赖中尾说：‘懂了。’邵班长说：‘懂了？懂你妈妈偷和尚’哈哈！”

“那问题来了，”林排长说，“赖中尾如果当了将军，他只能像张飞了。《三国演义》说刺客趁张飞夜里睡觉去行刺的时候，看到他两只眼睛都是睁着的，吓了一跳，不敢动手，后来发现他在打鼾，原来张飞睡觉时候还是睁着眼睛。换句话说，他一天二十四小时，除了眨眼，他的眼睛全是睁着的，并且我认为他甚至眨眼也不会，——因为他杀人不眨眼！”

“但是，”小兵问，“张飞若生在现代，两眼全睁着，不是跟赖中尾一样，打靶时不也瞄不成准么？将军学不会放枪，能当上将军吗？”

“谁说会放枪才当上将军的？”李班长说。“将军要靠别人放枪，将军自己，只要放屁就够了。”

大家笑起来。

“李班长说得还不够。将军除了放屁、放狗屁外，还得会拍马屁。”张组长右手做成拍着的动作。

“我看，”林排长说，“会拍马屁还不够，还得会骑马跑才成。”

“骑马跑？跑哪里？”小兵问。

“跑后方、向后方跑啊，先逃命啊。”

“不先跑，晚一点跑不行吗？”

“不行，晚跑就被打死了，做了先烈了。看看‘忠烈祠’吧，到处是死人牌位，每个牌位一个先烈。”

“林排长大概不知道，在你到部队来以前，我们四十九团驻守过很多地方，其中一个就是‘忠烈祠’，我们见过的先烈太多了。”士官长叹了一口气。“先烈、先烈，他们活的时候在外面，死了以后都进来了；老兵、老兵，我们活的时候在里边，死了以后都出来了。”

王排长噗嗤一笑。“士官长啊，你李师科不服气是不是？”

“有点不服气。我和先烈们一样爱国，为了爱这个国，也不知死了多少次了。怪的是就是死不了。本来死就死了，‘该死卵朝天’。但就是卵不能朝天，并且啊，这传宗接代的工具，最后却断子绝孙，一辈子在军队里，不准结婚也不能结婚，断子绝孙了。”

“别人可以这么说，士官长你不能这么说。别忘了你被拉夫拉来前，在家乡有个可爱小女儿！你李师科没有断子绝孙，断子绝孙的是我们。”王排长说着，发现林排长偷偷向他缩着摇手，在提醒他。

士官长叹了一口气，低下头来，再抬起头来时候，眼圈红了。“就算有吧，今天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士官长啊，别那么悲观。总有一天要回去的，大家还要见面的。”林排长安慰着。

“见面，在哪里见面？在‘忠烈祠’见我牌位？我进不了‘忠烈祠’的，那是大人物的地方。我李师科算哪根葱？”

“算哪根葱？”王排长又来了。“算你自己那根葱。你自己就是一根怪葱，说不定你自己有一个小庙，自己住进自己的‘忠烈祠’。大人物的地方不要你，有什么关系？‘此地不养爷，自有养爷处。’……”

“匪谍呀！我们抓到一个匪谍了！”林排长笑着叫起来。“匪谍王宇刚才讲的那两句，不是抗战胜利后流传的口号吗？

此地不养爷，

自有养爷处。

处处不养爷，

爷去投八路。

八路就是八路军共产党啊！”

“闭嘴！”王排长笑着叫着。“你这死大学生！居然到军队里找共匪了。共匪还不要我们哪！我们跟着国民党上山下海，是反动分子哟，投八路，八路还不要我们哪！”

“王排长这话不对。”曹班长插进话来。曹班长是矮胖型的老兵，总是笑嘻嘻的，总喜欢戴着军帽，因为有个癞痢头。“我们有一次被共匪俘虏，女匪干热烈招待，劝我们留下来一起打国民党，我们不肯。她们就放我们回来，临走让我们大吃大喝，还送路费。最后说：‘你们回去后，国民党还是会把你们抓来当兵。下次在战场上见到我们，在瞄准时候，请瞄高一点。’”

“啊，女匪干真会说话！”

“所以呀，”曹班长补上一句，“下次，如果还有下次的话，如果我又被俘虏了，至少我会投八路了。”

“投了八路更好吗？”

“投了八路至少留在大陆啊，不会离乡背井来台湾了。”

“台湾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啊！”

“但台湾像个睾丸，总挂在外面，离我们山东老家、老鸡巴远了一点。”曹班长说。

“看看你班上的祁德武吧，你曹班长也许就不那么说了。”

“祁德武的确例外。”

“来，”王排长向祁德武招手，祁德武过来了。“祁德武，说说你从‘抗美援朝’到做‘反共义士’的经过。”

祁德武一脸苦笑，不吭气。

“来，说说看。”王排长催他。

祁德武仍不吭气。

“祁德武是老实人，别为难他。”林排长说。

“那我就代他说了。”王排长站起来。“报告各位长官，小弟祁德武，山东即墨人士，1927年生，跟王排长王宇、李士官长李师科同岁。1927年是什么年？1927是民国十六年，这一年，正好是国民党定都南京那一年，也就是国民党天下正式开始那一年，也就是男儿立志报国当兵开始那一年。当然我和王排长、李士官长还不能当兵，因为我们才一岁。到了我十八岁，我从家乡走到青岛，决心要当兵，结果当错了兵，我看青岛有船，我就跑去加入海军，没想到那海军是日本人制造的汉奸伪政权的伪海军，那时抗战刚胜利，伪海军还没来得及变成国军海军，所以我一当兵，就当了汉奸……”

“哈哈，要当汉奸早当啊！怎么抗战胜利后反倒当起汉奸来？”

“说得也是呀，谁知道呀，结果生平第一次当兵，就不小心当了伪海军、伪军。”

大家笑成一团。

“接着国民党来接收了，陆军缺额，糊里糊涂又把我调到陆军来，所以我做了国军。后来跟共匪作战，我被俘了。共产党要我加入他们军队，我就当了匪军。前后三年内，当了三种大头兵，伪军、国军、匪军，一应俱全。”

“后来呢？”

“后来我又被国军俘虏回去了，又当了国军。”

“你这样不稳定，国军还要你吗？”

“不是我不稳定，是他们不稳定。他们不要我也不成，壮丁缺额、壮丁值钱啊。”

王排长还侧过头来问祁德武：“祁德武，说得对不对？”

祁德武点头苦笑。

“后来呢？”

“我被国军俘虏回去后，开到长春，帮着守长春。长春被匪军团团包围，我们最后没东西吃了，把马都杀了，吃起马肉。最后饿死了几十万人，国军投降了。”

“还以为壮烈成仁呢，结果投降了，与其如此，何必当初，要投降早投啊。”

“这——”王排长神秘一笑。“这和做汉奸一样，有时候拿捏不准，晚了一点。”

大家笑起来。

“不过这次晚的不是我祁德武，是我的长官的长官的长官的长官，我只是一名国军啊。”

“投降以后呢？”

“共产党又看中了我。”

“共匪怎么老是看中了你？”

“大概我老是被他们俘虏到。”

“于是——”

“于是我又变成了匪军了。”

“天啊，看他祁德武。前后四年，他已经当过五种兵了。伪军、国军、匪军、国军、匪军。”

“的确变化大了一点。可是还没完。后来‘朝鲜战争’打起来了……”

“什么‘朝鲜战争’？”

“就是这边叫的‘韩战’。”

“当时举国一致，抗美援朝，我就到了朝鲜打老美了。”

“后来呢，你怎么今天又做了国军呢？”

“我在朝鲜战场上被俘了。我们是以志愿军身份，在1950年10月25日进军朝鲜的，把老美打得落花流水，当然双方也互相俘虏了对方的军人。我与一万四千个同袍被俘了。当时美国人控制战俘营，搀进大量由台湾这边混进来的人，集体搞刺字，表示不选择回大陆，改到台湾来。”

“哪有身上刺了这么多字的？‘反共抗俄’，都爬到身上来了。为什么要刺这么多字？”

“就是要逼你回不了大陆、只能来台湾呀。”

“祁德武这一辈子，从南打到北，从北打到南。十多年来，转战南北，都是小兵，但小兵不死、大难不死，他不论是做伪军、做国军、做匪军、做国军、做匪军、做志愿军、做国军，枪林弹雨、出生入死，却一路毫发无伤，命虽然苦，但命很大。他一辈子只有两件倒霉的事，一、没有老婆；二、当了‘反共义士’，浑身给刺了字。你当兵，你的‘反共抗俄’在嘴上；人家当兵，‘反共抗俄’在身上。”

“在身上又怎样，一样吃不开，搞不好还被另眼相待。祁德武可做过两次匪军哪。”

“反攻大陆后，说不定还做第三次呢。”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笑着。祁德武苦笑着。

“其实呀，祁德武比我们每一个老兵都神气。”林排长说。“日本鬼子崇拜‘军神’乃木将军，‘军神’不够看。祁德武是我们的‘兵神’。他面对过不同的敌人，国民党、共匪、国民党、共匪、美国人、共匪、国民党。他简直比诸葛亮‘七擒孟获’还神通广大了。”

“不过，祁德武如果不在部队，而在老百姓的牢里，他一定吃得开，那种牢里，黑社会老大都浑身刺青，你刺青龙我刺白虎，大家一看就怕他三分。祁德武虽然身上没有青龙白虎，但有‘反共抗俄’，应该一样管用。”

“在老百姓的牢里，我看未必吃得开，但在‘军中乐园’里，一定吃得开，‘娱乐时勿忘反共抗俄’这种规则，本来写在墙上的，可是祁德武写在身上了。可惜‘军中乐园’不打折扣，否则祁德武去了，应该比我们少两块呢。”

“两块钱代表什么？”

“两块钱代表尊敬‘兵神’、两块钱代表士官长李师科的厚道，并且，两块钱代表‘军中乐园’姑娘的爱不爱‘中华民国’。”林排长说。

“什么爱不爱‘中华民国’？”

“这可说来话长呢，别说了吧。”

“军中乐园”的妓女，最令人有“人肉市场”之感的，是在接客次数的有下限而无上限。在军中发饷日子或国定假日日子，每位妓女每天卖三四十次，是很普遍的事。三四十次还不算本领，如果卖到五十次以上，便有奖励。那拔林“军中乐园”甚至举行过大比赛，卖得又快又多的、当然都是五六十次以上的，甚至放鞭炮庆祝，听来真不知人间何世！能想象吗？一个人，每天洗五六十次手都吃不消，何况五六十次性交？可是台湾在国民党德政下的“人肉市场”，竟然如此！

林排长察访“军中乐园”，问到了小桃。

小桃磨练出一套“妓女哲学”。

“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小得不能再小的、倒霉得不能再倒霉的，我们是倒霉的小人物，一连两代，都被人踩在脚底下、被人按在木板床上。什么‘主义、领袖、国家、责任、荣誉’，这里军中所说的‘五大信念’，对我们没有任河意义，也轮不到我们来加入说话，我们教人爱国吗？教人信主义、信领袖、尽责任吗？哈，人家笑我们呢，整天光着身子卖肉的女人，又有什么荣誉呢？我们是倒霉的小人物，‘中华民国’不要我们，只要我们的肉。‘中华民国’是个屠宰场，除了肉外，不要我们，我们也不要这个国家，对我们说来，任何国家都一样，我们连身份证都没有，给抢走、给扣留、给集中保管了，我们只是黑户人口，我们无法脱离这每天五十次的苦命。我们唯一能乞求老天爷的，只不要每次只分我五块钱吧，多给五块吧、多给三块也好。管它是什么国家的、管它是信什么主义的，只要每次多给我五块钱，我就爱这个国、信这个主义，他信他的‘三民主义’，我信我的‘三块主义’。我爱什么国呢？也许我的命，比我的姑姑‘大桃姐’好，我的姑姑十七岁，年纪轻轻的，走在街上，被日本人抓去做慰安妇，每天五十次，给日本大兵白嫖，一分钱也不给；现在是‘中华民国’，对自己同胞不白嫖，给五块钱，我要喊：‘中华民国万岁！’问题是，如是当年日本人给十三块，我不知道我姑姑怎么办，要爱哪个国。问我呢？我爱哪个国，我只能说，日本人中国人都给十三块的时候，我爱我的同胞。别笑我唯利是图吧。在我人被强迫留在一个充满臭气的隔间里，没有自由选择的时候，我只能在能不能多给三块钱五块钱上做梦想。别说我不爱国了吧，这国家根本无需我来爱，开国五十年的‘中华民国’，难道有面子接受一个每天接客五十次的披头散发的妓女跑出来爱它吗？”

林排长试着安慰她，可是说不出道理来。林排长心里想着：一个可怜的女孩子，沦落到每天接客五六十次，什么他妈的“中华民国”、“三民主义”、“国家民族”……对她都全无意义！如果我是她，如果不能逃脱老鸨龟公的魔掌、如果不能免于接客的命运，但求能少接几次，也是好的。所以，如果我是她，如果共产党统治，能使我少接十个客人，我就欢迎共产党；如果日本人统治，能使我少接二十个客人，我就欢迎日本人，甘愿做亡国奴。什么“主义、领袖、国家、责任、荣誉”，他妈的都是骗人的、都是太遥远的，对苦难的弱者说来，都是狗屁、狗屁、臭狗屁！鬼才要相信它们呢！

耳边，小桃继续说着。

“我是女人、我是卖肉的女人、我是小人物，我不能改变出了这扇门以外的任何事。我生下来就被人欺负，我唯一的命运就是跪着求人可怜，我改变不了我的命运。改变命运是大人物的事，不是我，也不是我们。我们都是小人物，又在互相折磨、甚至互相欺负，男的要慢，女的要快。啊，可以慢啊，给小费两元吧。你林排长最好，一买买两张票，全送给我，只聊聊天，不要我身子，还给小费二十元，你真好。所以呀，你问东问西的，我也全告诉你了。其实，我也未尝不恨你，别人进到这房来，只是办事，我麻木了；你来了，问东问西，反倒引出了我的痛苦，你真不好。唉，这就是我的歹命、我们的歹命、我们两代的歹命。当年我姑姑大桃姐被迫做慰安妇；十年以后，轮到我了。”

“你姑姑还好吗？”

“不好，一身是病，老得不成样子。但她也算好运气，她有了一个男朋友，就是你们第五十团的一个士官长，叫老刘。老刘很照顾我姑姑，把每月的饷几乎都给了我姑姑。”

“听你讲话，你小桃很有见解，值得夸奖。你不要那么悲观，你还年轻，这段不幸的生涯熬过去后，将来说不定也有光明的前途，人间的事太不可知了，你也要想得开。”

“排长啊，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玻璃窗户上的苍蝇，前途光明，没有出路。不但我们‘军中乐园’的姑娘是，进这门来、脏兮兮的，爬到我们身上的也是，大家都是苍蝇，前途光明是政工官的口号，但政工官衣服一扒，也是苍蝇。谁能挣扎着飞出去呢？看来看去，只有你排长吧？”

林排长很少苦笑，他这回苦笑了。

“我姑姑跟我说，老刘十七岁就出来当兵、打日本人，他最恨日本人。老刘知道姑姑做慰安妇，年纪轻轻的，被日本大兵摧残了那么多年，但老刘绝口不提，老刘身上有许多伤疤，正面背面都有，老刘说：‘一半一半，正面的疤是日本人打的，背面的疤是中国人打中国人时打的。’姑姑说，她看到老刘一身是疤就佩服老刘，绝不因为老刘是外省人，就觉得有什么不同，老刘是大好人，可是力量太小了。唉，力量大的是排长你们大学生呀。”

“大学生又怎样，每年毕业成千上万，又怎样？大学生太自私了。”

“可是，总觉得你排长与众不同。”

林排长又苦笑了。

林排长日记：

“襄阳演习”时我在第一线，与敌军对抗。忽然师长汪敬煦坐吉普车驰至，站在车上，厉声对敌军喊话说：“我是十七师师长，现在要你们投降！”我大吃一惊，现在战术中，岂可用古人一马当先方式由大将单挑？一师之长，岂可如此暴露在第一线？师长是一表人才，可惜这次太《三国演义》了。

军中演习时有美军顾问来参观，但常常被中国人骗。有一次部队飞驰，攻下一山头。未几又远远望去，攻下第二山头。老美大赞中国兵体力好。殊不知在两山之间，看台上老美视力所不及之处，早埋伏下另一批伏兵接力。第一批部队攻下第一山头，就在山脚高卧，改由伏兵上阵。老美天真，不敌中国功夫也！

“军中乐园”引起的性病问题很严重。十七师中流传一个笑话，老长官尹俊一天晚上私行查哨，正好碰到一个哨兵在“打手铳”，被抓到后，哨兵吓得半死。尹俊说，明天开朝会时我叫你名字，你就给我站出来。第二天开朝会，尹俊喊哨兵名字，哨兵硬着头皮，应声而出，以为必受严罚。不期尹俊当众颁发奖金给哨兵，说：“这哨兵不逛‘军中乐园’，而以‘打手铳’代替，这样才卫生、卫生啊卫生，应该嘉奖！”顿时台上台下，哄成一片，咸谓大老粗尹俊真是快人快语、妙人妙事。

男色问题也有所闻，“筒屁股”（鸡奸）一词且成日常用语。下山打靶，第六连偷走我们的机枪靶，我越河索回，他们一个排长老羞成怒，破口大骂：“筒你们第四连的屁股！”我的排附是老士官，挺身和他理论，我笑着说：“第四连的屁股这么多，你筒不完。”大家大笑。军中有好男色的军官士官，阿兵哥就大倒其霉。第五连一个军官最好此道：理论是“三扁不如一圆，肏屁股等于过年”。“扁”者指女人生殖器、“圆」”者指男人屁眼也。有一次他向我抱怨：“以前步兵排两个传令兵，现在只有一个了。”我打趣他说：“屁股不够用了。”

第六连发生了“军中暴行”。一个老兵跟副连长冲突，到了半夜，老兵用他私存的子弹上了膛，把副连长、指导员等等，都打死了。

“‘军中暴行’算什么？要拼命，要玩个大的。”李师科说。

“什么大的？你要向皇上开枪？”

“皇上总是前呼后拥的，没有机会。我们家乡话说：‘皇上的二大爷，也不让你下北京。’你惹了我，哪怕你是皇亲国戚，我也拼上一命。把皇上的伯伯叔叔干掉，倒有机会。”

“怎么，要干掉皇亲国戚吗？”林排长说，“也没那么容易哟。皇亲国戚在美国纳福哪，您老要干掉皇亲国戚，得先到美国才成。要干，得趁早，趁他们没去美国之前下手。记得新疆王盛世才吗？大陆丢掉前，他的小舅子全家都给杀了，最妙的是小舅子全家一具具尸体躺在那儿，可是家里的金银财宝美金现钞却文风不动，全部留在那儿。什么意思？凶手告诉全世界，杀你全家，就是仇杀，报仇是正义的，拿钱走就太瘪三了，我们凶手不是要你的钱才来杀你的，要你的命才是正义、我们的正义。”

林排长说完，大家赞赏起来，一个个点着头。士官长慢慢点了头，又把头一转，慢慢摇起来。他开口了：“排长有学问，什么都知道。小舅子也该杀，全家杀得好。但是，这些凶手头脑太冬烘了一点，人都杀了、仇也报了，金银财宝美金现钞又有什么不好拿？羊既然在那儿，并且是不义之财，顺手牵一下，又有什么不好嘛，钱放着不拿，太拘谨了。”

士官长的话，说到大家心坎里，大家笑起来了。

“士官长说得也对，”林排长结论，“钱嘛，不拿白不拿，反正小舅子的钱也不是好来的。不过，我老是奇怪，奇怪这些凶手里面有一个或两个或全部是‘道德家’、是‘圣人’，对人命，一个不饶；对钞票，一介不取。”

“什么一‘借’不取？借了东西不拿吗？”小兵问。

“不是‘借’东西那个‘借’字，”林排长解释，“是‘介绍人’那个‘介’字。介，就是蚌壳，古人没有本领做铜板，就到海边捞蚌壳当铜板来用，一半的蚌壳叫一介，一介不取，就是连小到一片蚌壳我都不拿，表示我不爱钱。”

“我爱蒋介石！”王排长忽然振臂握拳。“蒋总统叫蒋介石。名字里就有个‘介’字。”

大家会心笑起来。

“王排长啊，蒋介石是你叫的？”干事语含提醒。

“是谁叫的？”

“在这岛上，除了洋人，没人可以叫‘蒋介石’。”

“跟他平辈的党国大老呢？像于右任，可以叫吗？”王排长反问。

“于右任说在台湾，只有蒋总统可以写日记。于右任只会用毛笔写大字‘民族救星’，谁都不许直接叫‘蒋介石’了，只能叫‘民族救星’。”

“‘民族救星’！‘民族救星’！‘民族救星’！”王排长振臂握拳，连呼三声。“干事你他妈的听到了，我连喊三声‘民族救星’，你要报上去。”

大家笑起来。

“不过，”王排长以右掌垂直遮嘴，神秘的说：“不过，林排长，你在偷偷写日记。”

林排长笑起来。“我的日记没有秘密，因为指导员天天在我午睡时候看。”

大家笑起来。

“有一次，我看到指导员一边看一边打呵欠。”士官长笑着补充说。“他招手叫干事来，替他看。”

“我看到干事后来在士官长耳边嘀嘀咕咕了一阵，然后都笑起来。”王排长补充说。“干事看了日记后，到底跟士官长说了些什么？”

士官长神秘一笑，低声说：“干事说，我们的林排长每次打手铳都登记，次数太多了。”

大家笑起来，一齐看着林排长。林排长也笑着：“反正闲着也闲着，蒋院长日理万机，我日理一鸡，鸡巴的鸡。”

大家笑成一团。

“林排长永远嘻皮笑脸，”王排长说，“他没有思想问题，指导员和手下的干事，报上去也没用，大家不认真的，‘光棍不打笑脸人’，林排长是笑脸人。”

“你也是笑脸人。”

“我还会喊‘民族救星’。”

“林排长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笑脸人。”

“林排长也不容易呀，他不是国民党党员，却整天活在国民党里，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是本党同志，他也不容易混啊。”

“林排长有办法，他可不是普通的大学毕业生。”

“林排长，谁能玩得过他呢？他把你卖了，带你去数钱，你都不知道。”

“别七嘴八舌了，”王排长笑着说：“我们的结论只是一个：林排长不是别人，只是不是国民党的你和我。”

“讲得好！王排长。”林排长也笑着。

“他们两个排长都是滑头分子，”士官长说，“只是一个爱去‘军中乐园’，一个爱打手铳而已。”

“尹俊师长如果不调走，下一次师朝会时，一定拿出林排长的日记本，大喊：‘卫生啊卫生！’”

大家笑成一团。

“还会发奖金给林排长。”

“加发一倍！”

“林排长啊，你发了！”

林排长大笑起来，“发也没用，张永亭借走了。”

“这次我不借，”张永亭结论说：“这是排长打手铳打来的钱，来得太辛苦钱留着他自己买卫生纸吧。”

单调的军中生涯里，有了一个变化，士官长李师科居然获准退伍了。获准理由是生了病，生了什么病不重要，重要的是军医批不批准，没人知道什么原因，居然批准了。

李师科退伍前夜，林排长特别做东，给他单独饯行。所谓饯行，是军中福利社一盘卤味三杯老酒而已。为什么单独饯行，是李师科自己要求的，他要两人单独谈谈。

“现在他们终于放我走了。给了我一顶旧蚊帐、一床破军毯，没给一分钱，放我走了。”李师科说。“做了十多年士官长，我存了一点点钱，可以撑一阵，我还不到四十岁，还可以卖一阵子苦力，生活没有问题。排长，你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位社会人士，我谁也不认识。但是认识了排长，我就三生有幸，总觉得有个靠。说不定有朝一日，排长会为我吐这口怨气。人多时聊天，很多话不方便说，现在只你我两人，让我把最后的心愿告诉你，我绝不死在‘荣民之家’里，我今后去卖苦力一二十年，最后卖不下去，我就死在别的地方，我不要死在他们赏给我的一块榻榻米上。”

“未来变化还多着哩，士官长，别把话说绝吧。”

“活着，有一块榻榻米；死了，连一块榻榻米的地方都没有了，一把火烧掉，这叫‘死无葬身之地’。何况，有也不甘心啊，骨头要埋也埋在家乡啊，埋在这八竿子打不到的小岛上干什么？我倒了八辈子的霉，做梦也做不到，竟在这小岛上至今泡了十四年，并且十四年的主要口号是保护这小岛，所谓‘保卫大台湾’，我实在弄不明白，为什么要背离自己的家乡，跑来保护别人的家乡？”

“都是中国人哪，别这么说，什么自己的、别人的。”

“就因为都是中国人哪！打个什么？老蒋你有本领统一，我们没话说，跟你；但你没这本领，你输了，输到台湾来，我们为什么不跟八路？八路也是中国人哪，人家赢了。但你老蒋没断子绝孙，他还有个小崽子小蒋接他的班呢，可是他把我们扣在台湾，我们都断子绝孙了，这算什么？人不是不牺牲、也不是不爱国，但牺牲到今天，爱了一辈子，总该爱一下自己吧？可是，一辈子下来，自己有什么可爱了，最后老了死了烧了，却没法埋了，这一关想不透，总觉得这把老骨头该埋在自己亲人的旁边，可是亲人自己呢？亲人还在家乡吗？我什么都不知道了。”

“士官长啊，时代变得太快了，我们大部分都跟不上了，可是，不管怎么落伍，我们这些老帮子还得活，不是吗？只是不能活得惊天动地了。”

“排长啊，我是大老粗，不能跟你比，有朝一日，你准是大人物，是一辈子会惊天动地的人，我们不是。不过，也许有那么一天，我们这种小人物也会干上一票，也说不定，那时候，请排长务必记得，我们老兵也不全是窝囊废，也有拔尖的，就像排长在大学毕业后做预备军官是拔尖的一样，只是我们是小人物，太矮了，只是矮子里面挑大个儿，再拔尖，也不过是个笑话而已。”

“士官长别这么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林排长鼓励他说。“总归年纪大了，越心平气和，越对自己健康好。看你身体这么好，士官长就是士官长，第一就是第一。”

“唉！”士官长苦笑了一下。“身体好是好，但有时候会觉得太老可不太好。有时候‘寿星老吃砒霜——活得不耐烦’了。”

“先别这么说，等活到了寿星老年纪再说吧。那时候砒霜给别人吃，自己长寿起来了。”

“排长在说笑吧？长寿对我没有意义，除非有朝一日我回到山东老家，看到我小女儿。”

“你被抓来当兵时，小女儿几岁？”

“小女儿吗？永远不要长大吧。她在我心里，永远不会长大。”

“有她的照片吗？”

“我们是乡下农民，没有机会照相。我只能想像小女儿的模样。”李师科凄楚的说。“尤其在睡眠中，我什么都不怕，就怕半夜醒来。”

“士官长啊，还是张永亭一点吧，不要太想过去了。”

“排长啊，我的小女儿对我永远不是过去。”

“张永亭一点，也没妨碍啊，张永亭老是说：人嘛，总要有点寄托，我的寄托就是哈几根烂烟、喝几口劣酒。好烟好酒哪喝得起哟，每月关饷那么点钱，烂烟劣酒就干掉一半，另外一半到‘军中乐园’日姑娘，那么点钱，一下子就干光了。然后到有胡子胖女人那边白玩一下，只是别碰到人家丈夫。至于牙膏肥皂不花钱？用别人的，花什么钱？大便擦屁股呢？擦屁股？我从小就在毛坑附近解决，有门框，用屁股沿着门框上下蹭。门框上有别人蹭过的干屎啊，正好，就在干屎上蹭。没门框怎么办？没门框？地上有石头啊，捡块石头擦下屁股眼，不就完了？跟门框一样好。擦得干净吗？擦那么干净干嘛？哎呀，脏死了！脏？这是你们城里人的标准。你们城里人矫生惯养的，我们乡下人穷得连嘴都照顾不了了，谁还管屁股眼？”

话题引开了，李师科听得笑起来。“张永亭和我大同乡，他说的擦屁股方法，正是我们的方法。乡下人嘛，太苦了。看来这好像是被抓来当兵的唯一好处，政府德政，擦大便有粗草纸发了。”

“不过，臭大便问题解决了，臭脚问题还存在，至少张永亭的还存在。他妈的他怎么生了这双臭脚？比死人还臭的臭脚。天下最臭的是死了三天五天的死尸，他比死尸还臭十倍。一夜里我被他臭脚熏得睡不着，睡着了又被熏得做噩梦，最后总算醒了，不是睡醒了，而是被熏醒了。”

李师科笑起来了。

这就是林排长。他不要苦上加苦了，他要搅掉你的悲愤。

林排长日记：

老兵

老兵永远不死，

他是一个苦神。

他一生水来火去，

轮不到一抔土坟。

他无人代办后事，

也无心回首前尘，

他输光全部历史，

也丢掉所有亲人。

他没有今天夜里，

也没有明天早晨，

更没有勋章可挂，

只有着满身弹痕。

第四部——1982（黄花岗71年后）

那真是漫长漫长漫长的一场丧礼，从1949拖到1959、1969、1970、1971、1972、1973……还没完呢。

先是给“中华民国”办丧礼的，拖到办丧礼的大老板死了。于是开始给自己办丧礼，小老板死了。小小小小老板，包括婚生的和私生的，都一个接一个死了。追随大小老板的走狗族也死了。连阳明山公墓都客满了，新起的公墓一片接一片开辟了、新盖的灵骨塔一座接一座造起来了。

1982年，黄花岗七十一年后。

莫纪彭死了十年了，林光烈出狱四年了，白色恐怖终于扫到了他，他坐了多年大牢，总算出狱了。

林光烈试着打听莫纪彭埋骨何处，可是没人知道。人们知道的，只是慈湖、慈湖、慈湖，那是一连五任所谓“总统”的暂厝所在。在这伪总统第五任就职之日，他的儿子做了伪行政院长。有讽刺意味的是，儿子做行政院长的任命，竟是执政党中央常会决议“吁请”伪总统“征召”贵儿子而来的。“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袁世凯啊，他会服气吗？袁世凯后来要做皇帝不做总统，他失败了、儿子接班失败了；但蒋介石呢？他表面上没做皇帝，但事实上他成功了、儿子接班成功了。蒋介石归骨慈湖，祭文上哀悼着“龙驭”、“崩逝”，门坊上石雕着“陵寝”，不是皇帝，谁敢这样僭越呢？可怜的“中华民国”啊、可怜的“天下为公”啊、可怜的莫纪彭啊、可怜的“缔造民国七十二烈士”啊……一切名义与正义、都沦为蒋家天下的垫脚石了。

那真是漫长漫长漫长的一场丧礼。

都以为岁月过去了，人世停下来了。

其实人世过去了，岁月停下来了。

岁月停下来了。岁月坐视人世的衰变与死寂。那曲线不是朝阳的，而是落日的。日历从1961撕到1981，撕下的，不过是一张又一张作废的纸，但是，撕裂的心灵，又归泊何处呢？

圆山“忠烈祠”的牌位，一层层蒙上新的尘土；告朔饩羊的祭典，一波波轮换新的衣冠。“民族救星”终于使民族得救了，他在“中华民国”亡国二十六年后，放掉了眼冒金星的民族，一具黑棺，寄厝在慈湖之畔。他的儿子虽接掌了全部政权，但是接掌不了全部淫威，落日更落了。

被奴役的人们捞到一点喘息，但也摆明了青春不再。十七师的番号改了又改、撕下来的老兵，星散在岛上山之巅、水之湄、和公寓门口管理台的后面。最后，当他老得认不清访客、倒不动垃圾，他被扫入“荣民之家”，在一块草席的空间里，耗掉四大皆空的岁月。

在丧礼进行曲中，有个人彷彿是个例外，他是一名计程车司机。

蒋介石的太子接班了，有了一点变化。岛上人口多了，计程车也多了。

为了抢生意，计程车司机龙蛇杂处着。其中一位，非龙非蛇，而是一条马陆。马陆是智慧型的节肢动物，圆柱形，约由三十个同形环节组成，有单眼数只、短触须一对，它智慧，因为它会装死。你碰碰它看，它立刻蜷成一团，一动也不动。龙就会动，会被屠龙；蛇就会动，会被斩蛇，但马陆不动。马陆要想想看，才会动。

马陆的名字，叫李师科。

李师科因为退伍退得比别人早，他躲过了直接送往“荣民之家”的“优遇”，他在人海里，有个挣扎的机会，就是开上计程车。

1982年到了，开了多年计程车的李师科，有了惊人之举，他变成独行侠、抢了银行。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李师科事件”。

“李师科事件”发生后，人们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直到一篇文章振聋醒聩，阐明了原委，李师科的真正怀抱，才大白于世。

文章是预备军官写的，题目是——

为老兵李师科喊话

文章如下：

土地银行抢案说破案了，报纸满版、电视满档、警察满面堆笑、内政部长满口胡言——竟要全国人民做警察耳目，处处一片叫好声，一点也不奇怪。

奇怪的倒是这名嫌犯——计程车司机李师科。一般认为他会去酒廊赌场，他却不吃不喝不抽不赌；一般认为他是江洋大盗，他却身材瘦小相貌和善；一般认为他有犯罪习惯，他却纪录清白全无前科；一般认为他是年轻小伙子，他却年过半百五十有六了。

更奇怪的是，认识李师科的人，对他都是一片赞扬之声：“老实”，“诚恳、和善”，“客气”，“义气”，“豪爽”，“人缘不错”，“生活很俭朴”，“不但尊敬老年人，更疼爱小孩子”，“在长巷弄里，他是可人的‘糖伯伯’”，“如果他是个伪装的好人，怎么可能十几年来一点破绽都没有？”“好多的邻居，都没有人说李师科是个‘坏人’！”

不但如此，李师科在邻居办喜事的时候，免费提供计程车队；在乘客遗落物品时候，主动送到广播电台；在自己吃馒头喝白水时候，花一千元为小朋友们买玩具；在绿灯户见到那些可怜女人时候，加倍给她们卖肉钱！

而李师科自己，却一二十年，长在陋巷之中，房间只有三坪大，破床、破桌、破椅，一切都是破的，包括一颗对国家破碎的心。

中国农民的凄凉身世

李师科生在1927年3月5日，是山东昌乐人。他在家乡念小学时候，日本侵略中国，他书也不念了，上山去打游击，那时他十几岁，已用枪声和行动，证明了他是爱国者。

李师科是中国农民，在抗战胜利后，他想解甲归田，重新回到家乡和土地，但是，巨掌拦住了他，他要继续爱国下去，他一次又一次的参加战斗，在枪林弹雨中，他只被打败，没被打死；最后，他跟到台湾。他眼看政府退后，自己却不能退伍，因为，正如政工人员所说：“国家需要他！”

“国家需要他！“国家需要他！”在国家的需要下，李师科付出了他的二十岁、付出了他的三十岁、付出了他的四十岁，付出了他的青春和自由，付出了他的血汗与眼泪。为了防守台湾，他不准退役而不断服役，不准结婚也无力结婚。直到他老了、病了，才获准自军队离开。

在1960年代，我做预备军官第八期排长，在野战部队中，见过成千上万李师科型的人物。他们省籍容有不同，性格自有各异，但在风沙里、在烈日里、在恶臭的营房里、在粗粝的伙食里、在昏暗的灯光里、在迷茫的回忆里，他们却有着共同的身世与凄凉。

他们绝大多数是中国农民，他们勤劳、朴实、忠厚、愚鲁，他们爱乡土、爱母亲、爱老婆、爱小孩小狗、爱成长中的稻田与麦穗。但是，当政府不再能保护他们，他们反倒被政府拉去，拉去保护那永远保护不完的政府。他们有的是上街买菜，就一去不回；有的是新婚之夜，就被从床上拉起。从此就远离了属于自己的一切，自己属于国家了！

自己属于国家了

唐诗里写古代拉夫的情形，写“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的凄惨，其实一千年后，还在中国变本加厉的重演着。据红十字会会长的调查，在贵阳的一个壮丁收容所里，就有这样的惨象：

我曾经和广州来的壮丁谈话，我问：“你们从哪里来的？”他们说：“广东曲江来的。”“你们一共有多少人？”他们说：“我们从曲江动身的时候有七百人，可是现在只剩下十七个人了！”我说：“怎会只剩了十七个人呢？是不是在路上逃跑了！”他们说：“先生，没有人逃跑啊！老实说，能逃跑到哪里去呢？路上好多地方荒凉极了，不但没有东西吃，连水都没有的喝。我们沿途来，根本没有准备伙食，有的地方有得吃，吃一点，没有吃的，就只好挨饿。可是路却不能不走。而且好多地方的水啊，喝了之后，就拉肚子。拉肚子，患痢疾，又没有药，所以沿途大部分人都死了。”听了这些话，我不禁为之悚然！当时那十七人中有几个病了，有几个仍患痢疾，我便找医生给他们诊治。照那情形看来，我相信他们的确没有逃跑，像那荒凉的地方，不但没有饭吃，喝的又是有传染病菌的溪水，能逃到哪里去呢！

我看到好多壮丁被绳子栓在营里，为的是怕他们逃跑，简直没有丝毫行动的自由，动一动就得挨打了，至于吃的东西，更是少而粗粝，仅是维持活命，不令他们饿死而已。在这种残酷的待遇下，好多壮丁还没有到达前线就死亡了。那侥幸未死的一些壮丁在兵营里受训练，大多数东倒西歪地站也站不稳。这是因为长途跋涉，累乏过度，饮食又粗劣而不洁，体力已感不支，又因西南地方恶性疟疾流行，因此，一般壮丁的健康情形都差极了！

押送壮丁的人，对于壮丁的死亡，似毫无同情心，可能因为看得太多，感觉也就麻木了。

我在湘西广西的路上，屡次看见野狗争食那些因死亡而被丢掉的壮丁尸体，它们常因抢夺一条新鲜的人腿，而红着眼睛厉声低吼，发出极其恐怖的叫声，令人毛骨悚然！有的地方，壮丁们被埋起来，但埋的太草率，往往露出一条腿或一只脚在地面上，有的似乎还在那边抽搐着，可能还没有完全死去，便给埋进去了！

在贵阳城外，有一块壮丁经过的地方，因为弃尸太多，空气里充满了浓烈的臭气，令人窒息欲呕。有一天晚上，贵州马场坪一个小市镇里，屋檐下的泥地上零零星星的躺着不少病倒的壮丁。我用手电筒向他们面部探照了一下，看见其中的一个奄奄一息。我问他怎么了？他的眼睛微微睁开，向电光注视片刻，只哼了一声，便又闭上，大概从此就长眠了。

在云南一平浪，我看见一班办兵役的人，正在赌博，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输赢的数目很大，大堆的钞票放在桌上，大家赌的兴高采烈，根本不管那些已濒于死亡的壮丁。有一个垂死的壮丁在旁边，一再要求：“给我一点水喝，我口渴啊！” 办事人非但不理，反而怒声喝骂：“你滚开去，在这里闹什么了？” 我沿途看见的，都是这些残酷悲惨令人愤慨的事。办兵役的人这样缺乏同情心，可以说到处可见。

有一天我看见几百个人，手与手用绳子穿成一串。他们在山上，我们的车子在山下驰过。他们正在集体小便，好像天下雨，从屋檐流下来的水一样；他们连大便也是集体行动。到时候如果大便不出，也非大便不可。若错过这个机会，再要大便，是不许可的。

有好多话都是壮丁亲口告诉我的。因为他们不防备我会报告政府，所以我到各兵营里去，那些办兵役的人都不曾注意我。

以我当时估计，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下一千四百万人。当然，曲江壮丁从七百人死剩十七个人，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可作为常例。当时我曾将估计的数字向军事高级长官们询问意见，他们异口同声的说；“只会多不会少。”可惜我把估计的方法忘记了。

一次又一次的劫后余生

在我接触过的和经年累月一起生活过的这些中国农民，他们当兵的前夜，都大同小异的历经过“挨打”、“少而粗粝”的食物、“拉肚子”、“集体大小便”、“奄奄一息”、“手与手用绳子穿成一串”等苦难，最后，他们劫后余生，正式编入了部队，又面临一次又一次的战场上的饥饿与伤亡。在多年的“子弹没眼，上天有眼”以后，他们再劫后余生，困守在台澎金马，年复一年的升旗、点名、操练、换防。他们手下的充员士兵，在服役两三年后，可以退伍回家，但是他们却不准，他们无伍可退、无家可回，眼看着一批充员走了。一批充员又来，来去之间，又是两三年过去了。几次来去，一二十年就过去了。

当他们老了，当他们受伤难医、有病难治了，国家开始放走他们，让他们自由，由他们自力更生。但是，他们也知道他们跟社会脱节太久了，“以军为家”太久了，太久的单调军人生活，使他们除了放枪以外，什么都不行了。因此，回到社会，他们满怀欣喜，却也为之情怯。我排里的一位老兵，当他手提包袱，脚穿球鞋，泪流满面的接受我们欢送的时候，他突然坐在地上，不肯走了：“我为国家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在我年轻时候把我抓来，不让我走；如今我老了，打不动了，又要赶我走。我到哪儿去啊！”

到哪儿去？去做蹩脚工人、去做蹩脚工友、去做蹩脚门房、去做蹩脚守卫、去做蹩脚司机，能找到这些差使的，还是他们之中的幸运者。等而下之的，就要去基隆海边做贫户、去屏东河床搬石头了。

他们老了，也需要亲情。大陆上的家，对他们已恍如隔世。在台湾成个家吧，那又谈何容易！只好“买”个残障女人、高年寡妇或山地姑娘。有人真的“买”到了，那是靠他们多年累积的储蓄和不可思议的财源。有一次我看一个老兵摊出他的储蓄——一捆捆钞票——在数，数完一捆，朝床上一丢，说：“这捆可买条大腿！”又数一捆，又一丢，说：“这捆可买只胳臂！”有朝一日，整个的老婆，就在这样分解结合中凑成了。在他数钱的时候，面露得意之色；在旁围观的老兵们，面露羡慕之色，那种对比的神情，我至今感到心寒。

自己属于自己了

李师科是千千万万老兵中的一位，他是因病退役下来的。退下来后，在兵工基地做工两年，再申请到巴西做工，可是不准出境。于是，他奔波谋生，“日子过得好苦。”到了一九六八年，才找到开计程车的职业，“车子是向车行租的，每天租金就要五百块，有时跑了一天车，还不够吃饭。”

不够吃饭还不够，还得应付警察找麻烦。李师科多次遭到交通警察不公平的开“红单”，要不断的缴罚金，使他非常怨恨。警察是国家权力的象征，他恨上这种两脚会走的国家。

生活的困苦与对警察的怨恨，随着他的年纪，情况越来越深了。他戎马一生，到头来一无所有，他既不能养儿防老，又不能获得任何退休金，他的老境，是注定要堪怜的。现在的困苦，都没人理他；将来的死活，又有谁理他呢？现在尚有能力谋生，都拮据如此；将来更老了，又怎么度余年呢？这种没有安全感，在他也是与日俱增。

要退伍不让退，要出境不让走，困苦、怨恨、没有安全感，每一项原因都是合理的、正常的，都构成一个老兵的抗议、都构成一个公民的抗议、都构成一个人的抗议。没有这种抗议，人还叫人么？

在另一方面，李师科没有家乡，也没有家庭，这种情况，是国家造成的。李师科的问题，实际是一种变相的“家庭破碎”（the broken home）问题，他在大陆的家庭，已因战乱而不能重建；他在台湾的家庭，也因战乱而不能新建。他的爱、他的感情，都没有归宿与寄托。他没办法“老吾老”，也没办法“幼吾幼”，最后“吾老矣”了，只好“幼人之幼”。他爱小孩子。更爱以前房东的一个小女儿，他把自己的一无所有、自己的没有安全感，都投射在这小女儿身上，他希望这小女儿不要像他一生那样困苦失败、那样飘零而没保障。因此。他要想法子，想法子给这个小女儿美满安全的一生。

道德问题

当他看到国家银行千千万万的钞票放给特权、成为呆帐的时候，当他看到他牺牲青春、牺牲自己与家庭来捍卫的国家竟这样对待他的时候，当他看到这个国家如此缺乏公平与正义、公理与正道的时候，他涌起抢劫银行的念头，他终于在五十六岁的年纪，完成了这一任务。这样高龄又没有前科的银行劫犯，在犯罪学上，都是古今罕有的奇例。这种奇例，我们无法从犯罪学中的“体形学派”（typological school）来解释，也无法从“精神病理学派”（psychiatric school）来解释，甚至无法从蛋头们的学理研究来解释。这种奇例，只有从几十年来，一个老兵，他的生与死、他的爱与恨、他的委曲与耿直、他的汗斑与泪痕来解释，我们才能恍悟事实的真相。

李师科在抢劫前对朋友说：“要抢也不要抢老百姓辛苦赚来的钱，如果是我就抢政府的钱”；在抢劫时对银行职员说：“大家不要动——钱是国家的，命是自己的！”这些表现，充分证明了他是道德性极高的。他显然认为抢这种国家这种银行的钱绝非不义之财。抢钱，是为了补偿“他爱国家、国家不爱他”的代价；抢钱，是为了向贫富不均的社会抗议；抢钱，是为了给警察好看、给穷人出气；抢钱，是为了给自己养老、给房东小女儿念大学！……他每一个抢钱的动机都是罗宾汉式的、廖添丁式的、“打渔杀家”萧恩式的，从道德观点看，李师科实在是一位非常高段的人。国民党官方和国民党舆论丑化他的道德，这是十分不道德的。李师科的道德之高，实在超出一般人的想象：

记者问：你抢劫银行的动机何在？

李师科答：我看不惯社会上许多暴发户，经济犯罪一再发生，所以我早就想抢银行。

问：那天如果银行警卫在场，你会下手抢劫吗？

答：不一定，也许会把警卫打死。不过，我曾考虑到警卫薪水没多少，他们的妻儿可怜，所以我问明警卫不在才下手。

由此可见，李师科是恩怨分明的人。这种分明，在目前这种混沌的社会里，只有在道德极高的人身上，才能显示出来，而老兵李师科，就是这样动人的一位。

问题道德

更动人的是，李师科把抢到的钱五分之四——四百万,都包在一起，送给那房东小女儿。据小女儿的母亲回忆：

那天下午大概五点多，我先生不在，李师科拿了一包东西来说要寄放我家，因为他从来没有到过我家，而我们跟他多少还是有点距离，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我问他里面是什么东西，他只简单地说了声：“钱”，然后又说：“没有什么关系的，有事我负责！”我觉得更怪，再问他：“你这个钱是要做什么的？”他只是摇了摇头，眼泪突然落下来，便什么话都没说地走了。

当记者追问这位母亲：李师科说他只打算留一百多万花用，放在你家的四百万是留给你的小孩作教育津贴的，你知道吗？这位母亲“黯然无语，只是低着头。”

合理的研判是：李师科知道这种行为有被小女儿父母告密的可能，但是他还是做了。告密的奖金是赃款的一半，小女儿的父母告了密，至少还可合法拿到两百万。两百万留给小女儿，那也差强人意了。

就这样，在小女儿父母告密以后，几乎不可能破的抢案，等于由李师科自己给破了。——李师科求仁得仁、李师科盗亦有道、李师科甘愿自我牺牲、李师科不惜从容一死。

美国文学家休伍德（Robert Emmet Sherwood）写《化石森林》（The Petraified Forest）写那个穷苦文人斯魁尔（Alan Squier），甘愿请强盗杀死他，为了死后可领五千保险金，送给他心爱的女孩，帮她离开沙漠，去过好日子；法国文学家雨果（Victor Marie Hugo）与《悲惨世界》（Les Miserables），写那个砍树枝的穷苦工人尚万近（Jean Valjean），甘愿坐长年大牢，为了养育他姐姐的七个小孩，而偷一个面包，这些动人的故事，告诉我们，穷苦的人有他们的价值观念与正义。国民党的下三滥报纸《民族晚报》，恬不知耻的以“重振社会公义精神”为社论，满纸“人心大快，社会公义得到伸张”，“秘密证人制度的弹性运用，实际上也是公义精神的高度发挥。”这真是颠倒是非的谬论。因为真正的“社会公义”，是抑强扶弱，而不是欺负穷人；是哀矜勿喜，而不是人心大快；是鼓励行侠仗义，而不是收买卖友求荣。国民党《中国时报》说告密者“以无比的道德勇气，出面向警方举发”，“道德勇气发挥淋漓尽致”，也是谬论。告密者“淋漓尽致” 的，可以是恐惧、可以是勇气，但绝非道德。古往今来的道德里，从来没有把卖友求荣当道德的，国民党把卖友求荣当道德，这种道德，是问题道德、是线民道德、是国民党的道德，不是人类有史以来千千万万志士仁人所献身的道德！

“此水本自清，是谁搅令浊？”

国民党《联合报》也登出谬论，是台湾大学心理系蛋头教授写的。写李师科：

对侦讯人员说：国家亏欠他太多，所以他要抢银行。从这种种蛛丝马迹看来，李师科反社会心态的对象，很明显的是“公家机构”、“警察”、“银行”……等等代表“国家”的象征。

李师科的行为很明显是错了。“国家”本身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任何人都可能对政府的措施感到不满，都可能觉得国家对自己有所亏欠。按理说，一个人对政府或“国家”有所不满，他应该循合法的途径，向政府提出抗辩，或要求国家给予赔偿或救济，绝不能肆意攻击代表“国家”的象征。

这话说起来堂皇，但是蛋头教授可曾想想：像李师科这样穷苦的人、这样低层的小市民，他们有什么“合法的途径，向政府提出抗议，或要求国家给予赔偿或救济”呢？他们能吗？他们敢吗？纵使做了，又有效吗？正相反的，他们但求政府不再扰民就谢天谢地了！试看李师科这件案子，在没破案前，多少计程车司机遭了殃？老兵王迎先甚至被刑求致死，警察可以公然没有法院的传票，把他们一个个私设公堂，灌水修理，他们啊他们，他们有什么“合法的途径”，拒绝警察的非法抓人呢？”

李师科的“合法的途径”，想来想去，还有什么呢？

在法律上，李师科的途径是不合法的。但我们别忘了，李师科绝非普通的杀人越货的罪犯。李师科不是千千万万罪犯的缩影，而是千千万万老兵的化身。李师科如有错误，那不过是他对国家对不起他的一种回馈，国家对不起他，远超过他对国家不起。他十几岁就上山打游击，如今从爱国爱到寒心、爱到有罪，我们何不问问：“此水本自清，是谁搅令浊？”何不问问：这种罪，真该李师科负担的，究竟该有多少？究竟该占几成？

千千万万的李师科在活着

当李师科被捕，治安人员把他推出展示的时候，他被包围在一个个彪形大汉里，一副手铐铐住他，再一副手铐铐住他的右臂，一只巨掌抓住手铐，右臂再被一只巨掌套住，左臂再被一只巨掌套住，右肩再被一只巨掌按住，太多的手铐和巨掌，更显出权威的膨胀和个人的渺小。但是，在鞭炮声里，在庆功宴上、在奖金的分红中、在内政部长的谈话下，我们看不到一丝悲悯的气氛，大家都在无情的对待这位老兵，像对待一只过街的老鼠。这种现象，不是太没心肝了吗？

在大陆，李师科用子弹保护我们的国家；在台湾，李师科用子弹保护我们的安全。当他老了、病了，孤苦无依，三餐不继，他用子弹保护他自己，保护他老去的一点血本，保护他老去的一点爱、一点希望。他的方法是错的，但他没有更对的方法；他不会巧取呆帐，只会豪夺现款，用蒙面的豪夺，暴露他一点悲愤与抗议。他这种行为，难道还得不到被他保护多年的统治阶级的怜悯吗？但统治阶级却要把他“速审速决，明正典刑外，并应要求三家电视台联播行刑实况，以吓阻歹徒效尤”（一九八二年五月十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了。这种现象，不是也太没心肝了吗？

国民党的宣传媒体上，已经用新文艺的词汇做着这样的预言：

李师科，在证据确凿下，一颗子弹，代表着法律，正飞向他的心窝！

也许，子弹正如他们所说，“代表着法律”，但它绝不代表着正义。照正义法学家的看法，法律必须和道德同一。和道德分离的法律，只会使人“目无法纪”！

李师科“目无法纪”，但他谈笑自若，干脆而从容，他显然毫不怕死。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人民不怕死的时侯，不论明正典刑多少个，也吓阻不了“歹徒”的效尤！

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的头子郑为元，声言李师科是荣民的耻辱，郑为元显然错了！去问问那些老兵看，他们就不会同意这种将军的评论。李师科是他们的兄弟，他们一无所有，但还有着微弱的悲愤与抗议。李师科的打前站，使他们多少知道了他们兄弟的血没有白流，使他们多少知道了他们也有声音嘲讽了这无情的社会。李师科代表的，是千千万万被侮辱者的悲愤与抗议；李师科遭遇的，是千千万万被损害者的反射与回声。他的音容，就是他们的宛在；他的笑貌，就是他们的热情；他的流血，就是他们的牺牲。

恰像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中卡尔登（Sidney Carton）临刑前的说话，李师科做完了比他做过的更好的事，即将走向比他知道的更好的地方。李师科不会死，因为千千万万的李师科在活着。

1982年5月17日

这篇文章写后十三天，1982年5月26日，李师科被枪决在台北。

李师科死后，千千万万的人们怀念他。在台北县的新店山区，有人为他立了塑像。塑像就立在“无天禅寺”外面，又属于“无天禅寺”，又不属于“无天禅寺”，过路的人们会好奇的来看、来参拜，在香炉里，人们每每点燃一炷香烟，直插进去，蔚然成风，变成新店山区的一景。

消息传开了，上山去看的人也多了，提到“李师科庙”，人们都指点在哪里。

李师科死后的一天清早，天还没亮，一辆计程车开上了北宜公路，左转右转，转到了“李师科庙”。一个身影从车中闪了出来，双手捧着一盆植物，静静的，放在李师科塑像的脚下。身影向四周张望一下，转身回到车里。循着原路，消失在晨曦里。

近午时分，几个善男信女上来了，他们有的在上香掷筊，七嘴八舌的报出明牌号码，向眼前的神祇祈求保佑、保佑中奖发财。一对夫妇夹杂其中，外带了一个小女孩。

小女孩五六岁年纪，在一边张望着，她听任大人们七嘴八舌，她东张西望，忽然间，她看到塑像下的一盆花，她跑过去，盯着花看，又闻了闻它、又用指尖轻触一下，充满了怜惜、欣赏、与好奇。”

“喜欢吗？小妹妹，喜欢这盆花吗？”彷彿一个声音在旁关切着。

小女孩没转头，却点点头。

最后，善男信女们要下山了，那对夫妻带走了小女孩。小女孩回头望了那盆花——一盆小黄花。

“那盆小黄花好漂亮。”小女孩说。

“那是好心人给李爷爷上供的。”

“我们没有给李爷爷上供吗？”

“只要你来看他，他就很高兴了。你是李爷爷邻居的小女孩，你在李爷爷的眼里，就是他的女儿。”

“那盆小黄花，可以让我借来上供吗？”

“可以吧。”

“可是，那黄花不是她的。”

“当她有心把不是她的黄花送给李爷爷，黄花就是她的。”

“李爷爷最懂这个道理。”

“李爷爷最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