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语录：《李敖语录》前言（苏荣泉）—敌人与朋友

《李敖语录》前言（苏荣泉）

常有人问我，李敖是怎样的人？

一、李敖是台湾社会观察者。

二、李敖就是李敖那一种人，那种人只有李敖一个！

三、一般人只注意李敖的恩怨是非，而忘记了他作品的可读、可爱。

四、李敖是都市丛林中的稀有动物，和他相处的秘诀是：不要和他“斗”。

李敖说：我无法谦虚了，我深觉继往开来的重担上，我担当着一大部分重量，而这等责任又是非我莫属、舍我其谁的，我无法放松我自己，因为我无法忘怀我所应尽的责任，我深知在这浑噩的男人群里，我是一个罕有的奇才、一枝锋芒的独秀，没有人能够跟我相比，我站在世界的一方！

《李敖语录》总序（李敖）

——“李敖语录”不可不读

常言道“著作等身”，但和身体一边高的著作，只是多而已矣，未必又多又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任卓宣（叶青）就是“著作等身”的一位，但是所写各书，本本是糟粕而已，纵等了半天身，又奈读者何？等而上之，国民党层峰极处，也颇多“全集”、“汇编”问世，究其内容，类多出自文学侍从之手，其去王安石所谓“断烂朝报”者，又几希？

另一方面，“著作等身”又多又好的，当然大有人在。对这些大量的著作，一般人是没有办法全部找到或读完的。结果呢，一般人只震于这些作者的威名、只耳食于这些著作的口味，并不真的读它们。胡适生前有“我的朋友不读我的书”之叹，可见此一窘局，其来有渐也。

胡适生前，有鉴于此，乃自编《胡适文选》一册，以为救济；不过文选这种体例，它的基本缺点，乃在但求代表性的文章成单元，却忽略了思想方面的普遍选样。结果是代表性的文章虽然完整了，可是代表性的思想却遗漏得很厉害。

为了免除这种缺点，有一种可叫做“隽语选粹”（an anthology of witicisms）式的收罗方法，分门别类，撷取文章片段，综合印行，以便读者的。像伊格奈（Robert E. Egner）编的《罗素短论集》（Bertrand Russell`s Best）、沙诺姆斯基（F. B. Czarnomski）编的《邱吉尔雄辩集》（The Eloquence of Winston Churchill）等，都属于这一类。这一编法，不论长篇大论也好，片语只字也罢，都能一一撷取精华，巨细不遗，故对全部著作的选样流传，极有帮助。读者读来，也如吃点心小菜，在自成单元之中，随意得其真味。

基于这种认识，在近二十年前，段宏俊和我就合作过一册《胡适语粹》，内容以胡适一生的主要专书和文字汇集为基料，以《哲学·思想史》、《宗教·迷信》、《东西文化》、《中国前途》、《政治》、《社会·经济》、《教育·知识人》、《方法论·国故》、《文学·语文》以及《人物》等大类，分别囊括这些基料，并且贯串这些基料。全部囊括的基料经贯串为五百个小单元，各加标题，以资醒目。这本书问世后，近二十年来，被盗印多起，如今地摊上还屡见不绝，可见这种体例的编法，颇为读者所喜好。

近二十年过去了，新一代的出版家苏荣泉，对“著作等身”的李敖，有了更进一步的认知，他倡议编一部《李敖语录》，并把语录从宽解释，涵盖“语粹”和英文中“Best”、“Eloquence”等相当书名，用来便利读者。他请出第一流的出版品行家应凤凰主持这一计划。在应凤凰经年累月的细心编辑下，在李敖出版社吕佳真的校补和詹赐珠的顺稿下，以及叶淑珍全力配合的制作下，这部《李敖语录》，终于大功告成。看了这部书的清样，我的感觉是：连我本人，都不想再看其他李敖的书矣；有此一部，李敖的精华，尽收眼底矣！

在中国大陆，出全集者曰马、恩、列、斯、鲁五家，他人不与焉；出选集者曰毛、刘、周、朱四家，他人不与焉；出语录者，曰毛一家，他人不与焉。如今我在海外无状，自全集而语录，无一不出矣！笔下之雄，文采不输、风骚不逊，纵毛大王亦不逾是也，哀哉！

1989年3月15日，在台湾。

《李敖语录》编辑手记（应凤凰）

——从文章认识李敖

愈来愈多新一代的中国青年不认识李敖。

现代社会的资讯拥挤，影像的、声音的媒体，塞满了有限的生活空间。静态的文字不像过去那么有吸引力。

新一代青年也愈来愈难全面的认识李敖——他的著作已愈堆愈高，截至1988年底，他已累积出版了《李敖全集》八大册、《李敖千秋评论》八十余册、《万岁评论》四十册。《乌鸦评论》创刊后，他更以每天一千字以上的写作量，不断增加当中。

李敖是谁？

单从资料上看，李敖是——男，1935年生，祖籍东北吉林，念过台大历史系及历史研究所，60年代主编过璀灿一时的《文星》杂志，坐过政治牢，目前定时定点写专栏，并主持一家出版社。

光靠这些冰冷的资料，看不出李敖的特别之处。从下面几个不同角度，来标榜“李敖第一”，应该是比较方便的，认识李敖的方式。

李敖是写作者，是文章大家。中国文字到了他手上，仿佛有什么魔棒在指挥，能自行奏出美丽的乐章，开出鲜艳的花朵。照他自己的说法——“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从这句惊人之语，读者也顺便看到他狂放高傲的一面。

李敖是当代思想家，社会批评家。青年时代，他就出版《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一书，并主张全盘西化，引起好大一场论战。他写文章、办杂志，批评对象从执政党高官到文化界名人，文字犀利，有如“小李飞刀”，常命中要害。李敖的信条是“真理所在，绝不饶人”，但是刀刀见血，使人吃不消，因此也树敌无数，四面埋伏。

李敖是历史学家。从台大历史系到历史研究所，他原是科班出身。台湾各大学历史系制造生产的毕业生无数，却很少像他这样，以丰富的历史知识，鲜辣的文笔，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力——他是台湾社会第一个写文章公开为张学良、为雷震、为孙立人翻案的作家。当整个社会，包围在重重禁忌，青年学子还弄不清国共斗争、西安事变等现代史的时候，他在屡遭查禁的剃刀边缘，运用包括官方资料的自相矛盾，引经据典，发表文章，揭开国民党的真实历史。这些工作，需要文史知识，更需要无比勇气，他曾为政治案入狱，从大作家变成“大坐牢家”。一直到现在，他仍然站在历史学家的角度，说个不停，写个没完。

李敖是大资料家，大藏书家。支持他不停发表文章的，是他拥有一个，不，好几个庞大的资料库。他对于资料及书籍的勤于收集，善于运用，如果他只谦称第二，台湾没有人敢居第一。依他的话：“真正第一流的大思想家的工作地点是自己的书房，而不是图书馆。”为了印行他自己的“麻烦”文章，他只好又身兼出版家——除了每月自写自印一册《李敖千秋评论》丛书，又创办“李敖出版社”，出版一系列《真相丛书》——从《孙中山研究》、《蒋介石研究》，一直到《孙立人研究》、《二二八研究》；截至1989年初，总计已近二百种。

还有一项“李敖第一”——他的官司。如果有人做过精确统计，以个别个人为单位，大概没有人的官司能超过他；他告人，他也被告，他既有斗志，又有毅力；不但心思细密，不厌其烦，且精于法律条文。

总之，李敖以文字称雄，在文字世界里呼风唤雨，归根结底，还应该从他的文章来认识他，评判他的高低。天元出版社主持人苏荣泉先生一年前找我去，谈到把李敖作品精选成一套语录的构想，用以让更多人，特别是未来的世代，重新认识李敖，我即欣然应命。李敖的作品是我从当学生起就爱读的，整理资料，又是我这些年常做、也喜欢做的工作。

着手编李敖语录的一年多时间，因为要精选，所以得细读，光把他已出版的几十种书集合起来，就有长长的三排书架（其中《千秋评论》一至六十七册，全由他一人执笔），这段时日也得到生平少有的、愉快的阅读经验。

编选过程是，先筛选出文章精华，然后按内容加以分类，最后根据类别决定册数。李敖语录目前分成六册——

自述篇——说我这个人

人物篇——数风流人物

两性篇——谈男女之间

拾零篇——话天南地北

政治篇——论民主自由

文化篇——批中西文化

语录的形式与编选，是专为现代人设计的——让读者有舒适快捷的车厢可以搭乘，以达到认识李敖思想堂奥的目的地。编选的时候，有些段落摘得长了一点，堪称“语粹”了，但为了一般通称，仍以“语录”为书名。

自我炼钢

——我在别人的心目里，要成为一个永不能忘的有光彩的人。

自我炼钢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曾花了许多气力来把自己锻炼成钢铁。锻炼的方法，不论是东海圣人的，还是西海圣人的，我都一网兜收，从摸索和试验中，求得安身立命。我这种自我炼钢，是很用心的，我今天能有一些个性、一些独来独往的气魄、一些“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绝，追溯起来，都跟我早年的刻苦自励有深切关系。（《大学札记前记》1982年）

担当

独坐图书馆中，身着大衣，静望窗外，自觉颇有些担当的进境，担当的表现是深沉、冷静、沉着、持重、和气、淡漠，忍耐得住，不浮动张皇。（《大学札记》1957年2月11日）

消极只是暂时的

自我训练的成绩到底不是悲观的，消极突击我一两小时，终于又被我消灭掉，万念俱灰的情绪毕竟是浮光掠影，它们在我心头的盘据愈来愈不能长久了，我清楚的知道我已逐渐变得坚强、变得有志气，当我漫步在街头，到处看到的是软弱的男人们，我无法容忍我自己竟和他们一样，我若不能使我与他们比起来有大大的不同，我将感到极端的可耻。（《大学札记》1957年5月16日）

英雄之气的意志

我做人在方法上的两大元素：理智与意志，理智为常、为体，意志为变、为用。

钱思亮说：“胡博士虽然一身有好几种病，但是毕竟是一个意志非常坚强的人，他之能够吃苦耐劳，向为朋友们所最钦佩。”但是胡适的意志是长者化了的，未免缺乏英雄之气，如今我所要求自己的是一种有“英雄之气的意志”。（《大学札记》1957年5月18日）

“我就默然不语”

我觉得我缺乏一种“高贵的自我牺牲”的精神，我的表现太多被虐狂的成分，从今天起我立意不再说什么。

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

我就默然不语。

“默然不语”是一种最伟大的作风，何况事实上的是非恩怨又是一本搞不清的烂帐！泰戈尔说：“如果不等着说完全的真理，那么要说话是很容易的。”在一种公允的总结永不会产生的情况下，我的确是不该再说什么的。（《大学札记》1957年5月18日）

壮烈的反动

我对它必定要有一种壮烈的反动（a heroic reaction），我不是软弱的人，我是绝不再有暂时的消极情绪的，痛苦的折磨已使我变成一个千锤百炼的硬汉，我耻于做一个平平庸庸的男人，坚强的意志完全支配了我，我已变成了一个“无从腐败的斯诺登（Snowden）”，我不能容忍自己有任何腐败的行为——像那些男人一样（在腐败上面，即使只有一鳞片爪的相同，我也是不能忍受的）。（《大学札记》1957年5月18日）

有条件的回想

事情过去了就总算是过去了，我虽不愿遗忘，但也的确不愿再回想，一切欢乐、眼泪与名分都已逐渐成为往事，既然都成为往事。“我们该不要回头望，除非是要从过去错误中提取有用的教训，和为了从经验中获得益处（华盛顿）”，否则对既往的缅怀与回想都将是我目前的戕贼与毒素，我为自己订了一个严格的标准：凡是对“现在”有害的回想与想像，我都要一律不去想它。（《大学札记》1957年5月18日）

感觉的生活与意志的生活

“普通的生活是感觉的生活（life of senses），是属于声色香味的生活，而不是意志的生活（life of Will）。意志的生活是另一种境界，只有特立独行的人才能过得了的。”过意志的生活虽然辛劳坚苦，但是一天下来，它的果实是最能慰藉人的，最能使人心安梦宁的。“过意志的生活”一句话，鼓励我无穷的道德的勇气，我没有丝毫向后退的犹豫了。（《大学札记》1957年5月19日）

道德勇气

我正展开一个律己极严的严肃生活，“放弃故我，重修学立身。”在各方面我都严格的要求我自己，非逼迫我“止于至善”不罢休，照我最近的突飞猛进看来，“止于至善”对于我似乎已不是难事，因为“道德的勇气”（moral courage）已在极短的时间内占据了我的心。“Arise；for this matter belongeth unto thre；we also will be with thee：be of good courage，and do it.”－Ezra 10:4（起来！这是你自己应该办的事，我们也赞助你，鼓起勇气去干！）这是道德的勇气的最好颂词了。（《大学札记》1957年5月19日）

为朋友们做些打算

躺在床上想到另外一件事，就是我该花些时间替我几位好朋友仔细考虑考虑他们的前途，帮助我的朋友们热心做点事。亚当·斯密说：“为人设想多，为己着想少；压制自私，实施慈爱之念，便构成人性的完美。”我要一一为我的朋友们做些打算。（《大学札记》1957年5月25日）

用伟大做标准

今天想到的最具体的一个念头是，我要做一个伟大的人，有一种伟大的自处生活和一种伟大的对人态度，我要使人以我而骄傲，不使人以我而羞耻，我在别人的心目里要成为一个永不能忘的有光彩的人。我曾写“成第一等人做法”的理论道：“世俗的态度固然格卑而不必说，一般有着真情的男孩子的态度也是不足法的，因为他们的做法总不成为第一等人的标准，所以他们做出来的总不能可记可歌，使人感动。（《大学札记》1957年5月27日）

毒蛇喻

在你意想不到地突然被一条毒蛇咬了一口的时候，你该立刻用各种办法去解毒，而不该继续震撼于这种意外，以致扩大你中毒的程度。你要告诉你自己说：不要研究你为什么会被咬了，也不要研究你怎样被咬了，也不要感慨你被咬得如何重……这些都是无益之举，它们除了拖延你中毒的时间，使你中毒更深以外，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甚至有时候它们简直是变形的毒汁，对你是一种毒上加毒落井下石的伤害。（《大学札记》1957年5月29日）

论懒惰

我发现我若用苏格拉底的标准来衡量自己，我也和这些男人们无异——也是一个五十步笑百步的懒蛋。苏格拉底的标准是：“不单只是不做事的人，还有那些原可做得更好的人，也算是懒惰的。”直到今天午后，我才真正的发现自己的确是一个懒惰习惯甚深的人！追想起来，我这十五年的读书生活，即使有许多地方我还是比别人高明，可是我还是非常不满意的，因为我“原可做得更好”。詹姆斯说：“若拿我们应当成就的标准，我们只是半醒着，我们只用了我们自己身体和智力的富源的一小部分。广泛的说，人们现在的生活距他们的限度尚远，我们具有许多力量平常不会利用。”沃尔特·司各特说：“工作过度并没有像一般人所猜想的那样危险或是那样普遍。有许多人把工作过度和实在工作过少而着急过多混为一样东西了。一天做事很有成就是觉得很安适的，而一天做事无所成就反而觉得是很吃力的。一个人对于工作极有兴趣，觉得胜过工作的困难是一种快乐，比那些以为工作是一种重担的人，并不觉得疲倦些。”所以懒惰不是一种清福，而是一种不安和不幸（对内心说来是不安，对事业说来是不幸），内心的快乐与事业的成功都不是懒惰所能造成的，吕坤说：“体懈、神昏、志消、气沮，天下事不是这般人干的。”好逸恶劳，怕吃苦，贪容易，都不是成大事者的气象。（《大学札记》1957年6月1日）

志士仁人的比例数

我目击人们（尤其是青年男女们）腐败的一面，起码都是受过中等教育的人们，有几个还能每天肯花些时间读点正经书，或是思考一下人世的问题呢？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也没有理由深责他们，他们并没有什么大志向、大理想、大魄力，他们的才具不过就是做个但求自谋的“自了汉”。在“社会习气”的桎梏下大同小异地顺从一辈子，我不能以志士仁人的标准来厚非他们，试想：志士仁人们在整个人类中所占的比例数，我实在无法不对他们有着无限的怜悯，我不忍心痛斥他们的腐败了，我只静静地观察着他们，私下勉励着我自己：努力去做一个无从腐败的人！（《大学札记》1957年6月2日）

第一等人

躺在床上冥想“第一等人”的境界。（如富兰克林见到伏尔泰、胡适见到罗素），的确使我胸怀宏伟，多想想“第一等人”自处与对人的态度，会使我心中长存着第一等念，而把第二等以下的思想、言论与行为全抹去了。凡是属于“第一等人”的人，他们应付欢乐与不幸的态度几乎都是一样的。老罗斯福总统曾说他每逢遇着困难的问题时，就抬起头来望着挂在墙上的林肯的相片，并且问自己道：“倘若林肯遇到这个问题时，他将怎样做呢？”这是给自己去从取舍的一个好标准，遇事能学得用“第一等人”的观点去看事情，不但是一种伟大的作风，并且还会给自己带来许多自慰与安静。亚里士多德说：“气度宽宏的人无论遭遇命运为善为恶，皆能适度以应之。成功不以为喜，失败不以为悲，外界的毁誉褒贬，一不介怀，只是为所当为、为所可为而已。”这是何等恢宏的胸襟与素养！（《大学札记》1957年6月4日）

沉默

大体说来，沉默就是进步的表示，沉默的时候是我最进步的时候，我不太以为这样说是武断或矫枉过正的，因为沉默带给我缜密的思考、清醒的意识、安定的内心与沉重的情绪，多说可不必说的话只是证明我为人的没有定力、言辞的没有分量。这些都不是成熟的表示，一个成熟的公式该是爱因斯坦所说的A（成功）= X（工作）＋ Y（游戏）＋Z（少说话），因为目前的我还停留在浅薄与自救的阶段，对任何问题都还没有真知灼见，If you can’t say it out loud, keep your mouth shut．不“妄言无当”，“大言不惭”，对我这好说好道的人说来，该是一种很重要的戒条，薛敬轩说：“句句着实不脱空，方是谨言。”“信口乱谈者，无操存省察之功也。”在我忘记了静默寡言的当儿，我该想想古人这几句老话，我相信它会使我悚然变得深沉，老成而稳重。（《大学札记》1957年6月9日）

奇气

我非常喜欢一种溢于眉表的精明英爽之气，两眼有一种锐利逼人的闪光，嘴唇紧闭，牙床咬紧，神情沉毅，态度坚决，一望就有一股摄人的奇气，轩昂不凡。

有奇气的人从来不会没精打采嗒然若丧的，他永远是坚强而高兴的。这种坚强而高兴的神情被他养成了习惯。（《大学札记》1957年6月12日）

道与得

过这种“壮志新来与昔殊”的蜕变生活，这种生活的历程可分四阶段：第一步是发大宏愿，第二步是勉强去做，第三步是养成习惯，第四步是兴味盎然。耿天台描写这种情形道：“此学须是发大愿心，真真切切肯求，便日进而不自知矣。盖只此肯求，便是道了，求得自己渐渐有些滋味，自我放歇不下，便是得了。”（《大学札记》1957年6月12日）

宁静

自图书馆做工回来，心中真是恬静极了，这可说全是“不做自了汉”的胸怀与志愿带给我的安宁，养成一种恬静安宁的习惯，对我来日这漫长的生活将是一个十分必要的事。弥尔顿说“宁静是克己的王冠”，克己的功夫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时，我便会得到一个永远平稳和谐的心境了。“宁静的人虽然遇到人生的大恐慌，心底也是一波不起。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盖已培养了一种伟大的定力，任何刺激可以不为所动。”（《大学札记》1957年6月13日）

铁石心肠

“铁石心肠”是意志的最成功的表现，它比任何做人的方法都来得紧要、来得有效、来得干脆，理智是不够的、感情是坏事的、冲动是胡闹的，只有“铁石心肠”才是最有劲最磅礴的人生。当然了，做到“铁石心肠”的起步非通常之男人所能，这也就是成事的硬汉与通常之男人不同的地方，正因为难能，所以做到才可贵；正因为难能，所以必须要做到。古今中外之成事者不论其为善为恶，其有过人之“铁石心肠”则一，设想普天之下的男人当中，真正有“自胜”之“铁石心肠”者究有几人？数数看，真是太可怜了！（《大学札记》1957年6月15日）

沉默寡言

奥格登（Robert．C．Ogden）说：“青年人的不能上进，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他们有多说话的习惯。一个不很开口的人，一个多思想少说话的人，以及比较深沉的人，往往能够成功。”我总是怪我爱乘兴多说话，沉默的素养太差劲，以致对我“沉闷的努力”颇生不良的影响——旷功，疲神，破坏心绪，破坏成熟——这是不行的，我非改变这个爱说话的习惯不可！（《大学札记》1957年6月16日）

背时独立抱寂寞

独坐楼栏，凝望远处的群山，一只孤单的燕子飞向那里，我的心也随它翱翔到那遥远的地方，我的心胸愈来愈恢廓，也愈来愈远大，我倦于与人们计较与争逐，只愿在一个“背时独立抱寂寞”的安详中，静静地认识我自己。（《大学札记》1957年6月18日）

痛苦颂

从今天开始，我正式迎接痛苦到我的生活里，对它不再采取回避的态度。我告诉我自己说：痛苦算得了什么？迎接好了，整天整夜让它伴着你过，又算得了什么？既然它使你心情永远是阴天，就让它阴天吧，我要满不在乎的去经年累月的忍受，它就算是永远在我身边，永远推不开的小守护神、小幽灵、小捣乱鬼，甚至一个最伤脑筋的小情人吧，我要偶尔也向它打打招呼，寒暄一番，笑一笑，它长年在我心头，也满有用处的，它可以使我很沉重，沉重的不肯放松我自己、沉重的磨练我的抵抗力、沉重的使我努力做一个艰苦卓绝的圣雄。

此后我甘愿过一个“以自苦为极”的生活，要活就要这样“跟自己过不去”地活，活一天是一天，活到哪天算哪天，它既然无法彻底排遣掉，那我索性认了：我跟它拼了，慷慨地拼了，随它怎么样磨折我吧，我不再回避了，我迎接它！（《大学札记》1957年6月19日）

正视善，也正视恶

“明察目光”（open-eyed）的态度对我这盲目自欺已久的人说来，该是极为必要的，“它尽管使人认识善，可不连带宽恕恶。”（It gives knowledge of good，it does not involve forgetfulness of evil．）不愿正视真相而一味拿“善”（good）来蒙蔽自己的眼睛，该是一件非常不智的愚蠢行为，而由这种愚蠢行为带来的痛苦，却又是最不值得、最没有意义的！我要睁开眼睛认清：人都有两面，只看“善”（good）的一面而不愿正视“恶”（evil）的一面的结果，“善”（good）的本身就逐渐膨胀成全体了，在不知不觉之间它慢慢成为神圣的了、太多的了、清一色百分之百的了、无人可及“除却巫山不是云”的了……于是你便被欺骗（当然是自欺）了！所以，我要对自己恳切地说：不要再欺骗自己吧，不要再迷恋偶像，赶紧从事一种明智的舍弃，……（《大学札记》1957年6月19日）

胸襟

胸襟广大度量宽宏的人最尊重别人与自己的人格，不肯丝毫勉强去做一件事或求（强求）一件事，他异常重视别人的自由意志与感情，也非常自爱于一己的不卑与尊严，当他发现事情的发展侵害到任何一方面的人格的时候，他就立刻用一种温和有礼的态度去做有所不为的牺牲了，为了尊贵与美德，他因此遭遇到任何痛苦与遗憾，他都在所不计甘愿忍受，“合则留，不合则去”，这是他为人的爽朗；“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这是他为人的决绝。他认为人生最神圣的事，在于堂堂地做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而不是做一个勉强别人或乞求别人“怜”的“贱丈夫”。“不义而富且贵，于我若浮云”，这是何等有所不为的胸襟！（《大学札记》1957年6月21日）

有余味

我深深体会到“有余味”的感觉与快乐，这种感觉与快乐是轻松的、宁静的、安全的、自尊的、“宠辱不惊”的、“无为而无不为”的。近来我颇觉节制自抑含蓄的态度的有味，而我也高兴我能不觉费力不觉勉强的做到这个境界。（《大学札记》1957年6月24日）

安尔乐、闲而清

邵康节言：“年老不歇，为一惑；安而不乐，为二惑；闲而不清，为三惑。”现在我颇能得到安闲生活的乐趣，我也逐渐深信只有这种生活才能带给我最大的愉快与进步，整天徜徉在绝对自由的气氛里，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一点也不受别人意见的限制，这该是多么轻松的生活！今天我才深深知道以无穷的操心与烦恼，去换得一种欢乐的做法是何等的不智！（《大学札记》1957年6月26日）

火车上杂感

胸襟与雄心的开旷与远大，是我近来所收割的许多成果之一，由于它的吸引，我的生活转入了一条新的大路，这条大路所具有的是被胸襟与雄心所灌溉起来的远景，而对这远景的瞩目将使我得到相当成功的解脱，它使我不再有世俗的兴趣与苦闷（第一步是耻于如此，第二步是无意如此，第三步是无暇如此），它使我“无法容忍我自己竟和他们一样，我若不能使我与他们比起来有大大的不同，我将感到极端的可耻”与非常的不安，我清楚的知道李敖是无法再走老路的人了，“做了过河卒子，只有依旧向前”，我把我自己逼上梁山了。（《大学札记》1957年7月4日）

知心朋友与俗人

与知心朋友谈天，我很愉快的说很多话；与俗人相处，我就非常爱沉默了。这种态度我觉得很合适。（《大学札记》1957年7月5日）

自负

我无法谦虚了，我深觉继往开来的重担上，我担当着一大部分重量，而这等责任又是非我莫属、舍我其谁的，我无法放松我自己，因为我无法忘怀我所应尽的责任，我深知在这浑噩的男人群里，我是一个罕有的奇才，一枝锋芒的独秀，没有人能够跟我相比，我站在世界的一方！（《大学札记》1957年7月5日）

愉快之道

我已深知愉快之道，愉快一定要建筑在自恃上面才是真正的长久的，倚恃别人我绝对得不到愉快。（《大学札记》1957年7月6日）

笑脸

我现在逐渐向永远是一副smiling face努力着，如今我痛恨“唯有不欢才是一个明达之士的合理的态度”这种谬见的误我了，我把一切的心灰意懒落落寡欢都统统看成一种病了，同时我丝毫不再觉得具有这种态度的人能称一个真正的智者。表情的沉重、愁眉的深锁、苦笑的低微、言词的严肃……这一切都表示了智慧的不到家、心胸不够开阔、为人的不够成熟。

我嘲笑这种不健全的病态，同时我也决定放弃——尽量彻底的放弃这种态度，不管别人怎么解释，不管对我有何“好处”，我决定惟妙惟肖的学到胡适内在的乐观与外在的笑脸——这是我今天的大收割。（《大学札记》1957年7月6日）

努力自造

一个人的伟大不凡能有进步，就在于他能从“此路不通”的失败中，杀出一条“放弃故我”的新路，能够变化他自己的气质、旧习与生活方式，咬牙冲向一个“不复做此等人”的蜕变生活。反过来说，凡是没经过一段“努力自造”过程的男孩子，他就很难及早有一整套的转变，蹉跎自误，终于错失了他一生定形的阶段，以致永远无法达成第一等人所必须具有的多项条件，他也就永远成为一个有缺陷、有“不治之症”的二流以下的人物了！

美不由外来兮，名不可虚作；

孰无施而有报兮，孰不实而有获？

屈原的《九章·抽思》充分写出了这种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因果铁律，功力是永远不会唐捐的，写到这里，我想起克里蒙梭和他的《深夜自扪》，“老虎”毕生的成就给了我这在深夜中不停地努力着的男孩子无限的鼓励，我深信我迟早会有扬眉吐气的一天的！（《大学札记》1957年7月7日）

抵挡流俗

我颇震惊于社会恶习染人之深，也使我对社会丑恶那一面多所了解，但这些现象都不足以使今日的李敖悲观与愤激了，它们只加深我的反抗力和自负感，“一人抵挡流俗不去”的坚定与信心。今晚我深觉人世最可悲的现象之一是，生活在丑恶的社会中，而不能正视它丑恶的现状，接触到卑鄙的虚伪人们，而不能发现他卑鄙的行径。（《大学札记》1957年7月9日）

屠格涅夫论远离敌人

屠格涅夫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我不能和自己所憎恶的东西呼吸着同样的空气。那恐怕是由于性格还不够坚强吧。为要对敌人加以更强烈的打击，我一定要远离敌人。”“远离”在许多场合可说都是一种值得推荐的明智举动，它代表一种彻底的无为与舍弃的态度，孤高的淡漠与自爱的做法，更象征着一种自我牺牲的胸襟与不合则去的决绝，王维的《送别》多少写出了这种自动求去的情绪：

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

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

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大学札记》1957年7月9日）

过不了世俗的生活

我愈来愈感到我是过不了世俗的生活的，即使照通常的标准来说，现实使我很满意（如职业稳定、爱情美满、子女听话等等），但我却也难以“生平无大志”地过一个平凡男人的一生，草草一辈子的。智者的明察、仁者的心怀与勇者的壮烈，使我无法安然于一个“自了汉”的地步而默默终生，欲凡不能，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谁让我业已受了这种思想的洗礼呢？事实上既后退不得，我只有更奋然前行了！我是一个爱走极端而又彻底的人。既走此路，我必然以非常苛刻的标准来逼迫我自己去达成。（《大学札记》1957年7月11日）

论狂态

狂态约言之，可分两类：

第一类是狎言式的，是世俗气味较多的一种，可说是“比较狂妄一点的俗人”的态度，它的表现是言不及义，妄肆讥评与戏谑笑闹的，这无异是一种庸俗的狂态；

第二类是大言式的，是一般稍不平凡的人们的一种，可说是“小有才未知君子之大道”的人的态度，它的表现是目空一切，攻讦相轻与唯我独尊的，这无异是一种肤浅的狂态。

这两种态度都是缺乏严肃正派、修养不到家（尤其是第一类）的缘故，都不是第一等人的做法、成大事者的气象，……这两种狂态我都具有许多，从今天起我正式提醒自己去消灭它们。（《大学札记》1957年7月15日）

努力进取

要有勇敢远大的憧憬与眼光，别被目前的小诱惑所绊倒而妨碍了瑰丽理想的追求，要不停地（“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努力进取，天下没有不劳而获的事，不劳即使有获，也是不会持久的。（《大学札记》1957年7月20日）

日记与祈祷

假若有宗教意味的话，读日记可说就是我的祈祷了，起床入睡或在某些需要的时刻读几行日记，就好像在气本很足的车胎里又打进一些气，它们使我心胸开朗，更会使我发愤努力，“再多一点生命，再充实一点”（More life， and fuller），丁尼生的句子是我最好的“阿门”了。（《大学札记》1957年7月21日）

拒绝不爱光阴的朋友

有些无谓的交往的确可以缩短或避免的，以后假如遇到这种可以缩短或避免的交往时，我要练习以老实不客气的态度、圆滑的口才与笑脸，去拒绝这种不爱光阴的朋友！我太缺乏这种“无情”了，现在我决心要用这种“无情”的态度，去对付任何耽搁我时间的朋友，我不能把每天辛苦撙节下来的时力，让这种无谓的俗情偷去，我要练习把许多交往从速完成，马尔腾说：“我有一位成功的商界朋友，当他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没有无谓的开场白，很简明的说出他的本意，不待我思索，他已说‘再见’，立刻把电话搁断了。”这种态度很值得我学习。（《大学札记》1957年7月22日）

有长者风

拜伦说：“凄惨是达到真理的第一条路。曾经经历过战争、风暴或者妇人的激情的人，不管他的暮年是十八岁或八十岁，都可算已赢得可贵的经验。”这段话给我一种暗示，就是人的“成熟、不浅薄、有长者风”是不能以他的年龄来衡量、计算或限制的。根据我观察所及，够得上“成熟、不浅薄、有长者风”的人，在中年或老年人中简直难以找到几位，更不要说是青年人了。“成熟、不浅薄、有长者风”是我向往已久的一种最高的做人境界，达到这种境界真不是容易的事，因为它需要对许多不能说不对，或不好的事大量的有所不为。又如和言语与举止同一性质的风度与气度，也是必要的，风度与气度是言语与举止的进一步的表现，言语与举止是一种对“动”的纪律；风度与气度是一种对“静”的培养。翩翩、温文、恬静、有礼、笑容、大度、智慧、无为，这是何等风度！雍容、正派、严肃、刚毅、奇气、慷慨、风骨、果决，这是何等气度！除了这些以外，他如在学问上面的充实、见解上面的缜密，也都是达到“成熟、不浅薄、有长者风”的必要条件。（《大学札记》1957年7月22日）

值得说的话是多么少

过去所写的许多关于沉默的方法今天还是很适用：“我该足足沉默十六个小时。不念书的时候也应该沉默。我需要沉默十年，现在不是我欢笑的时候，我厌倦了人群，尤其是装腔作势的女孩子。和他们在一起而不沉默，我的计划就失败了。不能沉默表示了我意志的薄弱，更表示了我的平凡。平凡是没有思想，平凡是对理想的浅尝，一切交游和欢笑都是得不偿失的盲动，那样，李敖将不是智者。”“我看到青年学生们言语与举止的不成熟，也看到成年先生们言语与举止的没气度，看看吧，你几乎看不到一个做人做到家的人。”“值得说的话是多么少，喋喋多言只暴露了我内心的没有定力，所言的没有分量，只显出了善巧语，只证实了主人公的不在。”王阳明的诗说：

静后始知群动妄，

闲来还觉道心惊。

真的，当我在人堆里静坐静立或静卧一旁，一言不发，静听人们的言谈笑闹的时候，一阵幼稚与浅薄的感觉袭上我的心头，我一方面极端厌恶置身俗情之中；一方面异常奇怪过去的我竟还在这里面乱说乱闹过。如今我完全是个在这种事上寻不到真正兴味的人了，我只是酷爱孤独，多独行独想，少交游来往，我的兴味从事变之后也跟着完全变了！我是愈来愈不爱说话了！（《大学札记》1957年7月28日）

一天静默

今天静默的生活做得极好，只做事，不讲话；只孤独，不交往。傍晚在池边看小孩子们钓鱼，又读英诗、看日记，天黑始归，心情极因收敛而愉快，亦极得孤独之趣，我是愈来愈喜欢沉默寡言了，我的愉快也系于沉默寡言上面，多说了可以免说的话我会非常不痛快的。《世说新语》记：“王黄门兄弟三人俱诣谢公，子猷子重多说俗事，子敬寒温而已。既出，坐客问谢公曰：‘三贤孰愈？’谢公曰：‘小者最胜。’客曰：‘何以知之？’谢公曰：‘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推此知之。’”太爱说话是我往日的许多重病之一，最缺含蓄沉着与守密的美德，这几年虽曾有改进之意，但并未成功，像是其他许多缺点一样，都积累到今天才能痛改。（《大学札记》1957年7月28日）

硬把现实当做理想

理想是美的，但现实却是美丑兼而有之的，我过去的大病在于硬把现实当作理想，硬不愿正视现实中那丑的一面，思量起来，这真是我的大错处！（《大学札记》1957年7月28日）

“余独好修以为常”

真的，我真是愿意单独的神秘生活着，用“尝试、失败、再尝”（trial and error）的方法，使我大体上在各方面都选择了适合我的生活方式，我依照我所选择的每一个生活方式去生活，不再有任何矛盾与不安，失败的教训与经验的指引，使我深信只有处处依照、时时依照我所选择的生活方式去过活，才能使我获得真正的成绩与愉快，世俗的生活方式我是绝对过不了的、我是无法忍受的、我是羞于去做的。

民生各有所乐兮，

余独好修以为常，

虽体解吾犹未变兮，

岂余心之可惩？

我是绝不怕孤单寂寞的，长夜漫漫，任重道远，我简直找不到和我同道的人，只是独行踽踽的走向前程。（《大学札记》1957年7月29日）

三句话

我是积极的、乐天的、入世的、现实的、功效的，我完全抛弃了“情恹恹地”、“嗒然若丧若已僵之蚕”的李敖了，我已完全选定了一种新的信仰与生活方式，我每日的精神极好，从不疲惫地大踏步走向前去，我的里程碑永远是同样的三句话：

做一个像样子的人！

做一个有光彩的人！

做一个活泼泼的人！（《大学札记》1957年7月30日）

小段时间的把握

荷兰说：“那些敢于失去一天的人，是危险地奢侈；那些敢胡乱用它的，更可谓不顾死活。”目前的我对“大段时间绝不浪费”一点上，做得尚好，对“小段时间竭力争取”一点上，做得还是不满意，科兰谷说：“在时间的片段与小块中，原可做许多事情。这些片段的时间每日都有，大部分的人荒废了它，但最后算起来这些时间在人的生命中是一个不小的减削。”譬如说，每天我浪费了十分钟时间去谈天，十年间便浪费了六百多个小时！每天浪费了一小时的时间去鬼混，十年间便浪费了五个多月！六百多个小时的读书该有多么大的成绩！六百多个小时（二十五天）的专攻可以使我精通一本普通植物学了！可是这却是从人人都不重视的十分钟开始；五个多月的读书该有多么大的成绩！五个多月的专攻可以使我精通一部明史了！可是这却是从人人都可轻易付出的一小时开始！当我发现我能用这种透视的眼光与远见来看时间的重要性的时候，我不能不感到一种莫可名状的恐惧与紧张，我清楚的自觉到，我是万万不能再轻易浪费我的十分钟一小时了！对外说来，我是无论如何决心不为俗人俗事所打扰；对内说来，我是一定要按照仔细订定的计划，合乎价值意识地去度过每天里的每一个十分钟一小时！上月16日我所得到的反动心理是：“十分钟以上的谈天就有腐化的危险了！”今天我更进一步的迫切感觉到：“五分钟以上的轻易生活就是迈入俗人的行径了！”我眼睁睁的看到这些老年人、青年人是怎样虚度他们的时间的？我也深深的悔恨着我往日那八千多天的青春是怎样浪费的？如今我是一个绝不轻易付出时间——五分钟的时间的人了，我决心摆脱一切价值比不上“还读我书”的事情，不管它是看起来多么无法避免的，我坚决相信只要我肯竭力想办法去避免它或逃避它，我一定会想得出摆脱开的手段和理由的。（《大学札记》1957年7月30日）

“绝对不怕孤立”

我深深地感到光身一人的极端必然与必要，也强硬的“绝对不怕孤立”。我凭借我的经验与眼光，清楚的选择了我所应走的道路，这条道路是异常孤独的，可是我绝对不会被它击垮而重走这些男人的路线，我是绝对不会和他们一样地耐不住寂寞的，甚至充满理智和心宽的我简直不知寂寞为何物！（做到不知寂寞为何物的境界，这是何等修养！”）（《大学札记》1957年8月2日）

太上忘情的原因

为什么太上能够“忘情”呢？因为太上能够“解情之蔽”，他不用感情的主观和至美的眼光去羁绊他自己，为情所蔽是一件既不智又可笑的俗人行径，并且还是小心胸缺少自由情爱的。如今我是修炼到“乃翁心里没许多般事”的洒脱境界了，正是

消尽忮求心，

无复深情意，

从今不做台上人，

笑看青年男女唱好戏！

我要稍稍有点玩世不恭的色彩，一些游戏人生的幽默。（《大学札记》1957年8月2日）

凯撒式的

一种凯撒式的硬心肠与强毅之气对我极有帮助，我很高兴的千锤百炼我的“可怕的坚强”，这种“可怕的坚强”可以使我不在情欲上面花费稍多的时力，我是以古代英雄与征服者的眼光，来看可爱的女孩子们的，我对爱情的评价也是异常可怜的，舍本逐末的傻事我既决心不再干，因末误本的事我自然也要完全消除或适予节制的。（《大学札记》1957年8月2日）

一点一滴的重要

努力的人向来是重视“一点一滴的变异”与“一点一滴的进化”的，他从不忽视五分钟对他的重要价值，尤其在播种与造因的日子，他更是得暇就进一寸，“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多进一寸就可使他多充实一寸，多充实一寸就可使他多比人强一寸，使他可爱的程度增加一寸。（《大学札记》1957年8月5日）

比例的眼光

我是多么清楚的知道我该走一条什么样子的路；我又多么清楚的知道我这条路是如何的走法，前者是大处着眼的想法；后者是小处着手的做法，就前者说来，我最需要的是异常过人的大胸襟、大眼光、大野心、大志；就后者说来，我最需要的是异常过人的有计划的勤劳、忍受单调生活的能力、不逃避困难的忍耐力、及时检点的约束力。

人在满眼的“生平无大志”的俗人环境中，最不容易抽象培养起一种“比例的眼光”，由于缺乏这种透视，所以无法产生一种不受所惑不受传染的自觉，总不能逃出庸俗的人海而脱胎换骨，所谓“比例的眼光”，可分两方面来解释：

一是有眼光去透视大人物与俗人的比例数；

一是有眼光去一点一滴的驱除自己身上的一切俗染，而一一代之以大人物的气象与特征。

像是其他许多见解的形成一样，这种“比例的眼光”是我蕴蓄已久的一种模糊的念头，我今早把它写定。（《大学札记》1957年8月6日）

失言的危险

我发现凡是话说得太快，不先慢吞吞的考虑好才说出，最有失言的危险，我要练习反应与说话慢一点，宁肯慢一点也不要失言，在这一点上，约翰·杜威十分值得我仿效。（《大学札记》1957年8月13日）

不放松自己

以苛取人必当随同着以严律己，否则就是可耻的行为。我今天感到我的律己之严太不够了，每天放松自己的时间还是太多，这种不够紧张的态度可说全是未脱凡态的证明，俗人的特征是放松自己，意识中不能块然有一物以时刻警惕他，这种轻松松懈的生活是绝不会有成绩孕育出的，我要多这样警告我自己。（《大学札记》1957年8月19日）

朋友的观点

我想，我何不练习用一个朋友的观点来看我自己呢？在朋友们眼中的李敖将为何如人呢？这是一个很好的行为取舍的标准，大至对人热心的帮助，小至写一张明信片的字迹，无一不可以表现出我李敖的为人态度与人格风范，“孤坐每觉千夫指，独行犹如万人睨”，我应该有这种自重他重的心理与要求。……我极端渴望我自己能够变成这样一个人——一个最能影响人的大学者。这种希望使我愿意过度重视我自己，因为对自己的过度重视，会使我不停地保持着“不肯草草放过自己”的警觉——不轻易做一件事、不胡乱说一句话、不随便表现一种举动。“我要努力去适度表现我的‘地位’，在那稳重爽朗的笑声中、和气淡漠的谈吐里，人们将依稀看到那掩饰了的心底斯事，李敖完全成熟了，他的为人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那绅士风的举止中，人们看到一个努力自造的肯上进的男孩子接近完成的一面。”我清楚的看到：如果我还想“深刻地影响别人”，成熟的举止与谈吐可说是最基本的先决的条件了，我所需要的一堆字眼是严肃（切戒开玩笑）、稳重、敦厚（肯吃亏）、和气、谦虚、无为、自尊、正言（正派的言语与文字）、镇定（有担当）、安详、沉毅、果决、慷慨、豪爽、雍容、精力、勤劳（努力用功，永远不停）、乐观、笑脸、诚恳、体贴、有礼、大量……这些都是构成“成熟”两字不可少的条件，我该时常用“成熟的人是这样子的吗？”一句话来及时提醒我自己。（《大学札记》1957年8月30日）

伟大与痛苦

作风愈伟大，痛苦就愈少，没有任何方法与手段，能比伟大的作风得到更多的解脱了，对采取这种态度，我有着绝对的信任。（《大学札记》1957年9月2日）

有力量的表情

“他的眼睛时刻（即使在疲倦时、危急时、孤独时）都是那样晶莹的一扫，洋溢着一片精明、智慧与危险的闪光，口是咬得紧紧的，象征着一股力量，果决而有力，气是永远沉得住的。”有一股力量的人太少了，我简直看不到，我决心要把我自己变成一个（在人们和朋友眼中的）有一股力量的人。（《大学札记》1957年9月7日）

慷慨、孤立与高傲

我该完成一种英雄式的慷慨与孤立，用这种英雄式的慷慨与孤立去不觉勉强的有所不为于“爱情上面的那些事”，同时我也请智慧、心胸与理智帮忙，使我能够用清醒的头脑去处置“爱情上面的那些事”。

我从来不觉得高傲对我是有害的，今天我反而更觉得它有大大的用途，我该把这种高傲的态度与心理大大的扩张起来。（《大学札记》1957年9月9日）

孤单的可爱

起风了，到处是尘砂，下午照X光回来，秋风吹乱了路旁的野草，吹散了我的头发，吹起了我的衣裳，我一边走着，一边有一种孤单的感觉，奇怪的是，我竟发现了孤单的可爱，我简直觉得这些男孩子们女孩子们统统都是不足与谋的，因而我只愿过着“孤独的充实自我的生活”。（《大学札记》1957年9月10日）

结束日记

日记是一种无害的解脱方法之一，每当我“有点茫然”的时候，它时常帮助我渡过难关，超越不满意。我半年来小有“担当的力量”，不能不说是它的果实与功绩。近来我自觉我终能把这心灵的负担放下了，因此我决定结束这本日记。（1957年11月17日晨，李敖后记于台北温州街73号台大第一宿舍第四室）

立言家的真面目

——我的确在违背时代潮流。我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台湾想做十八世纪法国的伏尔泰，这是我的不识时务。

悲剧角色

我的悲剧是总想用一己之力，追回那浪漫的、仗义的、狂飙的、快行己意的古典美德与古典世界，但我似乎不知道，这种美德世界，如果能追回的话，还得有赖于环境与同志的配合，而20世纪的今天台湾，却显然奇缺这种环境与这种同志。环境对于我，活像爬座雪山，愈爬温度愈冷；同志对于我，活像三轮追汽车，愈追距离愈长。虽然如此，我自己却奋然前进，继续升高与加速，我不在乎做悲剧的角色。（《李敖札记》1986年12月9日）

是非挂帅

我从少年开始，便有狂狷的性格，（《论语》定义：“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年纪愈大，自立自恃的本钱愈足，这种性格就愈快行己意。现在年华老去，更觉得贯彻这种性格的重要，以求一生中最后完成自我。——一般情形是愈老愈泄气，我则恰恰相反，愈老中气愈足、愈老愈“进取”、愈老愈“有所不为也”。所以，相对的，我在世俗眼中，就愈老愈别扭。

我深知这一情形、我深知我愈老愈难与世俗相处，这也就是我一直要“战斗性隐居”的一个缘故。

狂狷的性格使我变得一切都“是非挂帅”，面对人间事，总先坚持“是非”做标准，在“是非分明”的标准下，其他的标准（像“交情”“感情”“利害”“荣辱”“人言”等等等等），我都在必要时不惜不顾。——李敖的可贵可佩服在此，李敖的“可怕”“可恶”也在此。（《不愿自己也走慢了》）

痛恨乡愿

我的消极是：自己不做乡愿，中国少一乡愿；我的“积极”是：打倒几个“伪君子”，宣布几个“伪君子”是乡愿。如此而已。我深信的人生哲学很简单：能少做一分懦夫，就多充一分勇士；能表白一下真我，就少戴一次假面；如果与覆巢同下，希望自己不是一个太狼狈的“坏蛋”；如果置身釜底，希望自己不做俎肉，而是一条活生生的游魂！（《十三年和十三月》）

第一流人要珍惜光阴

我慢慢感到：“息交绝游”式的生活，该是我中年以后最该过的生活，这种生活劲气内敛、时间集中，可以大量工作，工作成绩才是检验人生的唯一标准。胡适先生为人一团和气，会交朋友，但他的工作成绩，显然因此受到严重的妨碍。我回忆在南港客厅见他，觉得他的生命，简直在被每一个仰慕他的人分割以去，活像《老人与海》中的那条被吃光的大鱼。我常常想，这样子的人生，也许很快活、很有人情味，可是，对第一流的人说来，就未免太浪费了。第一流的人不该花这么多的时间去做人际关系，第一流的人应该珍惜光阴、去做大事。

但是，第一流的人能够专注于此，又要经过多久磨难才能达到！就我个人来说，我要经过多年环境的封锁、谋生的解决、情感的干扰、群体的肯定，等等等等，才勉强有了今天、有了这种“劲气内敛、时间集中，可以大量工作”的今天，我可以独来独往的完全存在：我可以说我高兴说的，不看任何人脸色；我可以吃自己的饭，不为五斗米折腰；我可以完全掌握自己的时间，做最有益世道人心的用途，我目前勉强可以做到这些，可是，我已经饱更忧患，我已经付出了太多的代价——我已经开始老了。（《回“苏秋镇之女”的一封信》）

表现自己的

我虽是一个战斗的人，但我对人际很厌倦，我认为现代技术的统治，已使人愈来愈软弱，使个人抵抗政府与环境的能力愈来愈小，所以个人就变得不可靠也不可爱。“我认识人愈多，我愈喜欢狗。”这句巴斯噶（Blaise Pascal）的名言，是我最欣赏的。戴高乐（Charlesde Gaulle）也欣赏这句话，大概强者在历经万劫以后，都会如此洞彻人际。但这并非说自己要形如槁木、心如死灰，而是仍旧努力、不灰心、不停止；仍旧要说自己的、写自己的、表现自己的。（《上山·上山·爱》）

孤立与不羁

这些年来，我的为人和作风始终受着人们的非议，并且不爽快的是，这些非议每多是在我背后的阴影里面发出的，很少人能够直接在我面前显示他们的光明和善意，他们论断我的态度缺乏真诚，也缺乏表达真诚的热情和度量。

对这些层出不穷的臧否与攻击，我简直懒得想，我觉得他们只不过是一群多嘴而怯懦的小蚍蜉，根本成不了什么气候。而我这方面，却又仿佛是个玩世不恭的禅宗和尚，总是报以一个揶揄的鬼脸，或者回敬一个“老僧不闻不问”的笑容。

近几年来，我一直在用“存在主义”的方法，树立着“虚无主义”的里程碑，思想上的虚无再羼进行为上的任性和不羁，使我很轻易就流露出阮籍那种“当其得意，忽忘形骸”的狂态。

我历经了不少的沧桑和蜕变，本性上的强悍与狂飚使我清楚的知道，我总归是一个愈来愈被“传统”所厌恶的叛道者，我孤立得久了，我不太妄想别人会改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了（《霸王·公鸭·情书》）

战斗性隐居

我在性格上的喜欢宁静致远、喜欢孤独。我年纪愈大，对俗务与俗情，愈来愈感到烦人。更严重的，是我来日无多，一心想把自己的生命支付在最该我做的事情上。俗务与俗情使我在心烦以外，且有得不偿失之感，因此我决定除非书面交往，别的都息交绝游了。（《我为什么“战斗性隐居”？》）

爱猫狗

我素来爱猫爱狗，但是深知它们会抓书咬板凳，影响我日常生活的时间与秩序，所以忍痛不养，只是备些猫狗图片顾而乐之。（《波波颂》）

本性自在

我是本性嘻嘻哈哈的一个人，嘻嘻哈哈的性格使我不太能用板着面孔的方法，去做人处世写文章。在认知上，我有相当的理智训练，但这种训练不太能驾驭我情绪上的自由自在，在情绪上，我是有宗教狂热的人。表现这种狂热的办法在我有两种：一种是强者的豪迈；一种是犬儒式（Cynic）的愤世嫉俗。在前者，我喜欢有几分侠气的人物，田光、侯赢、朱家、郭解、王五一流人，他们虽然不属于这个时代，但他们的片羽吉光却是我们这一代的最好营养；在后者，我喜欢第欧根尼（Diogenes）、喜欢伏尔泰（Voltaire）、喜欢斯威夫特（Swift）、喜欢萧伯纳（Bernard Shaw），喜欢他们的锋利和那股表现锋利的激情。（《十三年和十三月》）

为妈妈过旧历年

我从民国三十八年初中二年级开始，就要移风易俗，不过旧历年。我认为过旧历年是一种不进步，并且违反现代化。我的老子是最通达的人，他最能知道我的卓见。他说：“好小子，你不过就不过吧！你不过，我们过！”于是爸爸、妈妈以及姐姐妹妹弟弟们，便开始兴高采烈，大过其年。他们吃大鱼大肉，我偏要吃炒饭；他们熬夜，我偏要早睡；他们送来糖果压岁钱，我一概退回。我第一次不过旧历年的时候，爸爸面临理智与感情的矛盾：理智上，他知道我做得对；感情上，他怪我太重是非，太不肯迁就。到了第二个旧历年来的时候，爸爸习惯了，也就不再矛盾。从此一连五个年头，直到他死以前，我从没有把那混账的旧历年过过。

民国四十四年，爸爸死了，妈妈陷入一个寂寞的处境。爸爸本是一个爱说笑话喜欢热闹的人，他的离去，顿然使家庭少掉极大的乐趣。当第一个旧历年到来的时候，当妈妈习惯性地替我安排大鱼大肉以外的炒饭的时候，我没说一句话，放弃了炒饭，加入了“过年派”的阵营。我知道我的老子把理智与感情的包袱丢给了我，他的离去，使我到现在为止，一连“为妈妈”过了十一个感情的旧历年！（《爸爸·我·文学》）

能说善道

我的做人比我的讲话好，我的讲话比我的文章好。光看我的文章，你一定以为我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家伙；可是听到我的讲话，你便会觉得我比我的文章可爱，等你对我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你更会惊讶：在李敖那张能说善道的刻薄嘴下三十二公分处，还有着一颗多情而善良的心。

我平常跟人在一起，老是哇哩哇啦爱讲话，利嘴饶舌，煞是厉害，虽妇人好女，亦非我的对手，因为她们虽然长舌善辩，可是至多跟我说个平手，这时我便讲些粗话，粗话者，娘儿们怯于出口者也，于是她们终告不支，说些“你真坏，人家不来了！”之类，所以，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李敖的。

娘儿们虽然在舌战方面吃了亏，可是因为我的做人太好了，又会小殷勤，所以她们总不会气得真的“不来了”，她们会这样解嘲道：“会叫的狗不咬人。李敖只是会叫，其实人不坏。所以，在李敖的家门口应该钉一块牌子，上面写——‘内有恶犬，但不咬人。’”（《自画像的一章》——《文章·讲话·人》）

笑语伤人

我曾经想，为什么我常常笑语伤人？后来我想通了，原来我救世心切，但以愤世、玩世为“小李飞刀”，以致刀刀见血，使人吃不消。不过我很够朋友，朋友只要在大义上不出错，我一定维护。我的“缺点”是常常公开与朋友争大义，原因无他，既为大义，就不是见不了人的，为什么不公而开之呢？为了使朋友在大义轨道上滑进，我有时会吆喝一声，小割一下，然后用BAND - AID（plastic strips）贴起，以防发炎或失血，可见朋友是不必紧张的。（《给谢长廷的一封信》）

我恨老夫子

我李敖的作文，虽然自称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包办前三名，但这只是自称而已，在大专国文系老夫子的眼中，全不是那么回事。老夫子最恨我的国文：我在抡才大典中，作文吃过鸭蛋，为了我批评了作文题目；我大学的国文成绩，差点不及格，为了我拒绝背书。所以，一谈到国文，我恨老夫子，老夫子恨我，但我一点也不怕老夫子恨我：恨李敖吗？恨李敖的人可太多了！你还得排队呢！

老夫子恨我，为了老心眼里明知我的作文比他好；我恨老夫子，为了老夫子的顽固不化，把国文带进了死胡同——中文在他们手里，永远不会有前途、永远完蛋。（《“逸豫适足亡身”吗？》）

鬻文为生

我个人方面，无所谓失不失业，盖我有生以来，还没找到过任何一个正式的职业。我的大学毕业文凭，直到今天，还长捐箱底，一直没派到用场。这次本人“逆”流勇退（离开文星），乃是痛感于“内忧外患”，不得不尔，故连一最不正式的起码资生之“‘伪’职”，亦终于放弃。今后之路，亦极茫茫，台湾似乎已无敢用我的公私机构，我打算完全靠写书过活。我计划出一点自己的“不惹麻烦或少惹麻烦的书”（如史论、日记、情书之类），期为当道所容，勉强糊口。如果非查禁不为快，也盼能少禁一二为感为祷。（《以失业为业》）

职业有难易

我常常想，中国人说三百六十行，其实人间何止三百六十行？细分起来，三千六百行也有。在这三千六百行中，可按职业难易分两大类，一类是吃饭太容易的行业：比如说，画荷花吧，有人只会涂抹千篇一律的荷花，就可以成名、可以发财，这种“荷花骗子”，成名发财也未免太容易了吧？又比如说，作梅花吧，有人只会编首众口一声的梅花，也就可以成名、可以发财，这种“梅花骗子”，成名发财也未免太容易了吧？

另一类行业就完全不同了，那是吃饭太不容易的行业：比如说，那干抓蛇的、那干挖煤的、那在殡仪馆洗死尸的、那在马戏团表演空中飞人的。……这些行业的人，的确活得良非易事，他们比起“荷花骗子”、“梅花骗子”来，可真太辛苦了。

这一对比，显示了人间是何等不平。 （《文化空中飞人》）

恨交不到李敖

我真希望我能交到像李敖那样的朋友。——我的朋友都生来比我幸福，因为他们可以交到像李敖那样的朋友，而我却无此机会，我总不能整天照镜子啊！（《地下哲学家的札记）

选择做两种人

我有时候想，人间虽众生百相，但你只能做一种人——你只能选择做一种人，同时你还得拒绝不做其他种的人，尽管其中还不乏有趣的、吸引人的成分。你不能做神父又做棺材店的老板、不能做女权运动者又做讨小老婆的、不能做天使又做牛头马面、不能做斯多噶（stoic）的信徒又做财神。你所面对的两个方面，一面是选择做什么，一面是拒绝不做什么，然后进一步对你的选择，寄以前瞻；对你的拒绝，砍掉反顾。注意我用的动词是砍掉，有很强的意志在内。

这就好象是摊开菜单，这一次，你选了红烧明虾就不得不拒绝选干烧明虾、吉列明虾，你吃红烧明虾时候，也不能再想干烧明虾、吉列明虾有多好，你的胃口没那么大，一如你的生命没那么长。

智慧是什么？智慧是使你认为选红烧明虾最好；意志是什么？意志是使你砍掉干烧明虾、吉列明虾的沾恋与矛盾；哲学是什么？哲学是吃了红烧明虾泻了肚子，坐在马桶上还在笑。（《选与落选》）

忠言逆耳

我很刁，但这正是我的长处。我在是非之争上，极为放刁；真理所在，绝不饶人。我活了这么老，还能不乡愿，还能心直口快、侠骨柔情，正因为我又多情又认真又厉害的缘故。而你们这些小朋友，却有年纪愈大愈心平气和的危险，你们真不可不注意。在这世界上，不会有像我这样的人，这样倚老卖老大模大样的教训你们了，你们应该庆幸有此逆耳之忠言。我的忠言中，有一个大缺点，是过分自大，不过当你们知道我的确如此大大大，就见大不大了！（《我很刁》）

真小人

我最讨厌装模作样，如果在“伪君子”和“真小人”之间必须选择一个，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后者。这种性格使我在许多事情上表现得“一马当先”——当先去做“坏人”。最显著的一个例子是我二十岁时父亲的去世。我父亲死后，按照传统，要烧纸、诵经、拿哭丧棒弯下腰来装孝子，可是我不肯这样为“吊者大悦”去做“伪君子”，我的丧礼改革在二千人的送葬场面前挨了臭骂，可是我不在乎——我是“真小人”！（《十三年和十三月》）

期许与要求

我甘心情愿独自过着“坚苦”的生活，我愈知道别人的沉沦情形，我愈逼迫我自己进取不歇；对别人的了解愈多，给我自己的反动就愈大。孙英善说我太矫枉过正，本是无可无不可的事，可是当我看到别人去做的时候，我就愈发不去做它了。我知道我或许有这种有意的扩大刺激，以益增我的反动心理，但我却觉得这对我说来不见得是有害的，荀卿说得好：“卑湿重迟，则抗之以高志。”对自己期许愈不凡，对自己要求就愈苛刻，就因为我耻于做这种男人，所以我才处处强迫我自己与他们不同，别像他们那样没出息！经常相较的结果，使我更加凝固了我那宏远的志向，使我离他们愈来愈远，我也愈来愈孤立，但这孤立是骄傲的、有安慰的、有收获的，虽然此路任重而道远，但是近乎强梁的有志者总是“绝对不怕孤立”的。（《大学札记》）

情绪

一、我痛恨情绪低，我永远不再有水准以下情绪问题——我从忧患里活过来，遭遇过情绪上的千万次难关，吃尽了这种自己整自己的苦，我痛恨自己有水准以下的情绪。情绪低问题根本就是二流现象二流反应，第一流的人绝对造出没有水准以下的感情。水准是一种平静——一种宁静致远的伟大修养下的平静。

二、情绪可以造出来——我完全可以造出一种水准以上的情绪，林肯说你可以像你所想那样快乐，我可以将偶发的水准以下的情绪“骂”掉！（《金兰琐碎》）

弄清真理

我赞成“大义灭亲”，如果他站在“义”那边；我赞成“替天行道”，如果他站在“天”那边；我赞成“择善固执”，如果他站在“善”那边。可是，如果站错了边，以无信无义的表演去灭亲、以无法无天的假戏去行道、以不辨善恶的作秀去固执，因而造成了大错误，又何以善其后？因此，一个人在爱护真理前，必须先对真理仔细的弄清楚，弄清楚后，再“大义灭亲”、再“替天行道”、再“择善固执”，都不嫌迟。否则的话，童子操刀，仓皇上阵，把朋友一阵乱砍，这就不是仁人所忍为的了。（《雁行折翼》）

深知我的人

我真希望有能当面斥责我的人，但是，谁有资格向耶稣口里的那个女人丢石头呢？斥责我的人，必须先深知我，深知我以后，他又从何斥责呢？深知我的人，必然对我的天路历程充满同情与哀恸、赞助与钦迟，他又斥责什么呢？（《论识货》）

我不看电视

我不看电视。

电视的毛病并非它的内容全部要不得，也不是全部庸俗讨厌。电视的毛病出在它陪你养成一个坏习惯——一个不能主动生活的坏习惯。它把你有限的精神和时间给抢走，抢走还不算，还割得鸡零狗碎，使你简直无法过一个奋发有为的生活。你一天有限的精神和时间，被它一搅，整个的下半天就简直人心浮动。

这还是指好节目而言。但是又哪来那么多好节目？你看到的，大都是鸡肋节目，或是渗了太多太多水的牛肉汤。于是局面就变成你看也不好，不看也不好。为了等下一个的可能好，你变得坐也不好、站也不好、上厕所也不好，可是不上又不行，于是仓皇去上，然后飞奔而回，连个便都小不好。自己的生活，被这东西搅成这样子，电视还能看么？

我不看电视，因为不愿它破坏我的奋发有为的生活，一看它，情绪上我就沦入被动、懒惰、低俗、不清醒和有求于外。

看书还是最好，因为看书你可以主动跳读，撷取精华，而不被动的被节目死拖活拖。我高中的时候，一位老历史家告诉我他不看出版后没有经过十年以上的书，我当时有点笑他太迂。现在想来，他的话，在印刷品泛滥的今天，也不无道理。连书都要经过十年的过滤才看出它有无价值，对新闻性太浓的电视节目，真该全盘加以否定才对。

人一天的精神时间有限，该把有限的精神时间，用来做最值得做的而不是做值得做的，这一点最重要。什么时候人分清了这一不同，就不会再有借口去做值得做的，因为人们一直以为看电视是值得做的。（《我为什么不看电视？》）

写作工厂

我从来不在图书馆做研究工作，因为它远不如在自己家里有效率。在自己家里，我有一面又一面的大书桌、有复印机、有各种文具、有多样的设备、有音乐、有拖鞋……在图书馆中，哪有这么全？这么周到？这么自在？何况，在我做专题写作的时候，我的书桌，总是堆了满满的材料，在写作过程中，如同时进行其他的专题，我就无法搬下这批满满的材料而换上另一批，我只有用不同的书桌来同时写作，只换桌子，不换人，我用了舞女的术语——“转枱子”——来描写这一情况，我真的活在“转枱子”之中！没有心理准备的人，看到我这种“写作工厂”，一定忍不住不断的惊讶与惊叹。另一件引起惊讶与惊叹的，是屋里出奇的清洁、整齐，乍看起来，好像是一两个以上佣人的例行整理结果、维护结果，其实没有佣人，只有我自己，全部的清洁、整齐工作，都是我一个人做的。外面传说我的生活水准是美国式的、很阔，但他们不知道，不请佣人、没有中国主人的臭架子、没有四体不勤的懒惰，这才真是美国式的。

据我所知，十个单身汉，九个的家里是狗窝。我很看不起把家里搞成狗窝的人，我认为这种人不及格。我并无洁癖，但我认为基本的清洁整齐是打一个人分数的重要项目。（《上山·上山·爱》）

冲决网罗

古代统治者要“网罗天下异能之士”，但是真正的异能之士，绝对要“冲决网罗”，不做“青年才俊”给人耍。（《李语录》）

资料大王

我生平收藏资料，是大规模的，正像韩愈《进学解》中所谓“贪多务得，细大不捐”、“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在大规模的标准下，几乎有取无舍，只要片纸只字，就多在收藏之列。宁肯失之过滥，不肯失之交臂。——对资料的态度，正好和我的交友态度相反。

有些资料乍看没用，但是，往往在你看不到的地方、想不到的时候，这一资料，就会发生正面证据或“反面教材”的作用，这时候，才发现大规模的干法实在要得！

随便举些例：胡金铨拍《侠女》，急需一道门上的符不得，他找我，我拿出骨董一道，给了他；沈登恩印《虎魄》，遍找一张作者的照片不得，他找我，我拿出原书宣传单一张，给了他。……他们都想不到李敖有这些东西，可是李敖就是有。我打官司告东方望，他在庭上硬说他没有东方望以外的笔名，我立刻拿出他以于大江笔名写的文章的版样，我想他一定吓了一跳；我写文章臭萧孟能，他把文星复刊清一色不见李敖的笔墨，我立刻拿出我为他和陈香梅捉刀的原稿，我想他一定也吓了一跳。……他们应该都想不到李敖有这些东西，可是李敖就是有。

我大规模收藏的资料，在我蒙难时，由于警总的打劫和亲朋的趁火，虽然不无损失，但我出狱后，还是像滚雪球式的愈滚愈大。资料大王的宝座，谁也抢不去，谁都没法子。

大规模的收藏资料，目的不在獭祭，而在给写文章做基础。一般人的文章所以没力量，原因之一就是“言之无物”。无物的情况，一是没有资料，二是没有见解。大规模收藏资料只是写文章的程序条件，有资料尚且未必能出佳作，何况没资料乎？（《资料大王小谈》）

维持人格的活路

我希望我能少被当权者误解一些或仇视一些，少查禁我的一些书。我不靠他们吃饭，但他们也总该让我“有限度的”（“不惹麻烦”的或“少惹麻烦”的）吃我自己的饭。（即使我坐牢，也得管饭吃吧？那时候，就要全吃他们的，我再也不必卖命去自己找饭吃了！）

如果当权者硬是不让我活——不让我在外面活，那我只好进去活，我目前除了自己出书的一途外，已没有第二条“维持人格的活路”可走——我无可选择！

他们对我，当然是感到讨厌，可是似乎还未构成深仇大恨。换句话说，他们对我的观察表情，只限于鼻子以上的动作——嫉首蹙额；还未到达鼻子以下的动作——咬牙切齿。什么时候，他们的观察表情从鼻子以上堕落到鼻子以下的时候，便是他们聪明做法的终点，便是我寂寞岁月的起点。那时候，一切将是十二个大字：——“当权者，背恶名；坐牢者，变‘英雄’”。双方都不愿意，真是何苦来？（《从疾首蹙额到咬牙切齿》）

我最向往的一种死法

我不知道我怎么死、是什么死相，但最向往的。其唯阿提拉（Attila the Hun）式乎？阿提拉是5世纪时的匈奴王，武功所及，包含了大部分中欧和东欧。此公外号“上帝之鞭”（Scourge of God），其凶悍可想。但其死也，不死于沙场，却死于与德国少女伊尔娣蔻（Ildico）花烛之夜，性交高潮中，女方欲仙欲死，男方却真仙真死矣！真王三姑娘老爸所说“死得好！”也！

这是我最向往的一种死法。

别说这种福气只阿提拉一个独享吧！10世纪的教皇李敖八世（Leo Ⅷ），就是与情妇私通时死于高潮的；19世纪法国总统福尔（Félix Faure），也是与情妇私通时死于高潮的，可见“阿”道不孤，有后望焉！

结论是：与其形而上七窍流血而死，不如形而下一窍流精而亡。云雨巫山，断肠有道，吾与子共勉之！（《我最向往的一种死法》）

男女之间应是“唯美”的关系

我相信男女之间的一切关系，都是唯美的关系，恋爱应该如此、结婚应该如此，离婚更应该如此。男女之间除了美以外，没有别的，也不该有别的。我不喜欢男女分开时候恶形恶状。英国的诗人说：“既然没有办法，让我们接吻来分离。”这多美！（《上电视谈现代婚姻的悲剧性》）

外表

我不从外表来论断一个女人的程度，如同我不喜欢女人这样论断我，女人是被看的，不是被了解的；而我呢，正好相反，我是被了解的，不是被看的。古人说“太上忘情，最下不及于情”，我是一个不健忘的太上，可是多情而不及于情。（《一封神气的情书》）

保持自我

三十二年来，在这个岛上，在东方之滨，我努力使自己不受一时一地的污染，保持自我，做特立独行的大丈夫、男子汉。做一个永不自满的人，我觉得我做得不够好；但是，一位曾被判过死刑的老者的一番话，又常常在我耳边响起：“现在是团体对团体、组织对组织的时代，你只是一个人，在这岛上，谁又能比你做得更好？任何英雄豪杰，如果他只是一个人在这里，谁又能比你做得更多、更兴风作浪？”（《被封杀的“人民公敌》）

做一个讲是非的表率

我这一辈子就是要做一个讲是非不讲利害、不讲感情的表率。要做到这些，第一，自己必须要很强大，强大到不需要倚靠别人。第二，要有力量去传播自己的意思。第三，做到可以独来独往，有大无畏的气概。

在政治上我是没有野心的人，我也讨厌政治，我只是在帮助大家搞清楚事实真相，以及应该走的方向。（《光靠龟儿子是不够的》）

全力以赴

等待、摸索、准备了那么多年，我才达到今天这种万事俱备的巅峰状态，我现在正全神贯注、全力以赴于生命的大业，珍惜余春和时机，有信心和全套可行的方法，以轻快而又豪迈的气魄推进。（《金兰琐碎》）

遗世独立

对一般人说来，我早已是一个孤独的人。我曾一月不出家门，对很少的几个来看我的朋友，我表现得被动而漠漠。我有一个心爱的女人，每天晚上见面，一起吃晚饭，夜深送她回家（来回十分钟的路）。其他时间全是一个人打发、看书、写字、听唱片、看电视、收拾房间、运动一下、走来走去，便是我一天的生活。这类生活，我已经过了十四个月。

在这类生活以前，我已有了基本的孤独生活的基础（例如我在新店山居的日子），只是道性不深。十四个月下来，我颇有百尺竿头的味道，别人看我是愈来愈隐，我自己倒并不觉得满意，我仍嫌我每天的琐事太多（为琐事花的时间太多），我仍不能专注于生命所寄的努力，我显得太懒散。

我常常想到修正我的孤独生活的能力，增进我在这方面的能力，我心想究竟我在这方面的潜力还有多大？究竟我还可舍弃掉多少琐事？多少我平时认为无法（或很难）舍弃的习惯？

我发现我的潜力是很大的，很使我有信心的。（《孤独伴此生》）

智慧者的快乐

陈彦增开玩笑地向我说：“众人皆睡而敖独醒。”假如这话还大体不错，那我愿意进一步地解释说：过去的我是在痛苦中“独醒”着，而今天的我却逐渐在恬静的快乐中“独醒”着。受了罗素的影响，我抛弃了“拜伦式的不快乐”（Byronic unhappiness），我不再相信“少智多福”的不成熟见解了，不再相信For in much wisdom is much grief：and he that increaseth knowledge increaseth sorrow的滥调了。我深切的自觉到：一个智慧的人的每日生活得不到快乐，而无知的动物与昏庸的人们反能得到的话，这对智慧的本身将是一种很大的讽刺了。（《大学札记》1957年5月20日）

文化节的何秀子

1966年的台湾，垮掉了两个大名人：一个是李敖，一个是何妈妈。你说李敖像不像文化界的何秀子？何秀子又像不像风化界的李敖？人人都可做老鸨，可是何秀子就不能再做；人人可以写文章，可是李敖就得被迫“从良”。现在何秀子已经被送往板桥管训，我这个文化界的何秀子，实在怵目惊心。《西游记》中六十一岁的王老儿说得好：“西天难取经；要取经，往东天去吧！”旧时代的孙悟空当然不听王老儿的劝告，可是新时代的孙悟空就不得不向东转。也许你会笑我根本不是真孙悟空，而是那冒充孙悟空的“六耳猕猴”。随你怎么想，反正我现在非得洗手不可。“上的山多终遇虎”，碰到一个老虎，还可做做武松；可是碰到一群老虎呢？那只好做肉松了！（《九头鸟之恋》）

一身傲骨

大概只有老朋友，才对我这种“关门自大”的态度，不以为异，也毫不见怪。不深知我的人，就不习惯我这种大模大样了。其实我的自大，从不表现在脸上，只是表现在身上，我从无“满脸骄气”，却总有“一身傲骨”。这种傲骨，如今表现在“拒人千里之外，而不拒人于‘千秋’之外”上面，就更一发而不可收拾。我每月在《千秋评论》上用印刷品呼幺喝六，的确未免张狂了一点、神气活现了一点，只有深知自己的老朋友，才能消受得起，不是吗？

我认为，自大如果变为一种施教或武器，自大是可贵的。李鸿章、戴高乐，都是出了名的自大的人，他们在受别人气的国势里，居然能以气势凌人，以自大获得别人的慑服与尊敬，这真是了不起的事。但是，李鸿章、戴高乐他们这种大模大样的外铄，都因为在内心中，他们真的都有“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的自许气魄，所以“诚于中，形于外”，就是有那种架势，并不是演戏，而是真的舍我其谁的。（《自大者言》）

美男子

看了我家的妹妹和弟弟，你一定以为我必然是个美男子，我家的妹妹个个都是中国小姐的候选人，弟弟也有“中国的约翰克尔”的外号。小姐们也未尝不帮我的忙，可是当她们的同学一见到我的庐山真面目的时候，她们都要倒抽一口冷气！这时我赶忙把我的背影转给她们看，可是，太迟了，我竟先看到她们的背影！最可恨的是，在她们的背影后面跟着的就是“中国的约翰克尔”，每次他都是以逸待劳，我掏腰包，他却享成果！（《一封神气的情书》）

我的初恋

最令我魂牵梦萦的，是在新鲜胡同小学中，有我神秘的初恋。这女孩子叫张敏英，北平人。长得清秀脱俗，长形的脸，眼睛不大，但是晶莹而有灵气。她身材高瘦、性情温和，是最最可爱的小女生。功课也好，尤其写了一手好字。我最初感到她的存在，是在四年级的时候，她在我隔壁班上。五年级后，她和我同分到五丙，老师排座位，一度还并排在一起，令我感到一种莫可名状的快乐。六年级后，她和我较熟起来，下课回家，偶尔走在一起。童子军在校门口站岗时候，她也和我一组过，她穿着女童军的制服，姿态优美，令我心动。我只看她哭过一次，是一次考试没考好，我一路安慰她，看她泪眼、看她楚楚可怜，非常喜欢她。我做图书馆长的时候，她做我副手，有一次犯了小错，我开玩笑，拉住她的手，轻打她手心，她装得很疼的样子，给我的快感，令我毕生难忘。对张敏英，我从来没有表示出我对她的情爱，我把一切都遮盖住了，我不知道她是否知道她是我魂牵梦萦的心底的情人，我一直把她视同我的初恋情人，虽然这次初恋，实在没有什么实绩可寻，但它一直在我心底，充满了美丽的回忆。我一生忧患，所存美丽的回忆无多，但是对张敏英的每一件，都是令我最感温馨、最感神往的。人生一世，能有这样清纯的、单一的回忆，而不掺杂任何俗情与尘网，洵属罕见，而它却是罕见中的极品。我一生中的许多经历，都不想重过。但是如果时光倒流、少年可再，我梦魂所依，除此而外，却无复他求。——只为了她是我第一个小女生、只为了她是我永恒的小情人、只为了那一段少年奇情、只为了那一场春梦无痕的初恋，我愿在时光倒流中停止，在停止中死去，我并不希冀她做我的朱丽叶（Juliet），但我若能长眠在她怀里，我就宁愿不活十三岁以后的我了。（《李敖自传》）

我思我在

——成功的人生一开始是观众，接着是演员，最后是后台老板。失败的人生反其道行之。

救世

我早在小学初中期间，就决定了我一生中想要做的一种人，今昔并无不同。我的志愿在用文字救世、鼓动风潮、关切苍生，我最看不起知识分子逃避现实。”（《童子功加老子功》）

把握信念

真理是最顽强的东西，有史以来，黑暗势力总想打倒它，但是最后总是失败。在黑暗势力下做真理奋斗的人们，不要为一时的得失怀忧丧志，要用历史的眼光投影与透视，把握我们的信念。（《迟来的平反》）

永不停止揭发真相

我会等待十七年，然后花十七个小时，去把敌人清算进历史。乡愿们老是劝人“往者已矣”，但是正义之士却总爱“温故知新”，正义之士是永不健忘的，健忘是对正义的一种亵渎。为了不使正义蒙尘，我们必须学会要永不停止的揭发真相、揭发真相、揭发真相。在真相的光照下，使我们流芳百世，使他们遗臭万年——在齐的太史、在晋的董狐，他们干的，不就正是这种事吗？（《一贯作业搜奇》）

文化空中飞人

我的行业比较特殊，有人说我是作家，有人说我是历史家、思想家，或是什么什么家，其实我自己却觉得，与其说我是什么什么家，不如说我是“文化空中飞人”。这样子的描写与称谓，反倒更逼真、更切题。

试想，李敖不是“文化空中飞人”又是什么？李敖满腹经纶，一身傲骨，艺高人胆大，在警察国家中，每月开夺命飞车、做拼命三郎，虎口捋须、太岁头上动土，用文化之笔，四面树敌、八面威风，出《千秋评论》一册。读者每月花一百元门票，看李敖“文化空中飞人”一次，没摔下来大家喊好，摔下来大家叫活该，这种生涯，非“文化空中飞人”而何？

我做“文化空中飞人”，是彻底的“单干户”，我从不鼓励人走我这条路，我太知道太知道干我这行的辛苦与危险！我真不忍见别人为此牺牲掉。我自己也只能自我牺牲而已，别无救人的能力。（《文化空中飞人》）

以文字称雄

我以文字称雄，可说“打遍天下无敌手”，我的敌人可以用种种方法对我纠缠，唯独在用笔杆方面，他们全无出手之力。这一情况，基本原因是李敖博学和他们不学的结果。不学固然好笑，但更好笑的是，他们竟不知其无知，反倒以疑神疑鬼来自欺欺人，这就太离谱了。（《为旧账算新账》）

持志不衰

我绝不愿丝毫破坏我的严肃生活而做感觉的奴役，事实上我目前所做的只还不过是行远自迩的开始，王龙谿说：“须从本原上彻底理会，种种嗜好、种种贪着、种种奇特技能、种种凡心习态，全体斩断，令干干净净，此志既真，功夫方有商量处。”因为不这样极端的硬干，就是“立志不真”而“用力未免间断”，一曝十寒的结果至多只能说是“有志”，而不能说是“持志”了。所以我要时时持志不衰把它变成有恒的习惯。（《大学札记》1957年5月20日）

在剃刀边缘的自由主义者

你说：“外行人只从文字里看到你的‘冷’，你自己当然了解，你对人间的爱恋，实在是太‘热’了。李敖！你可否对自己‘热’一些，然后世俗间也觉得你和他们差不多了。”

多谢你给我这段指示。

也许有一点你愿意知道：我实在是一个对自己也颇“热”的一个人。我是自由主义者、个人主义者，但也是淑世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我的立身处世并不像“外行人”所想象的那样极端或孤傲，我常常开玩笑说：“光看我的文章，别人一定以为我是一个‘穷凶极恶’的人。其实我的文章比我的讲话‘坏’，我的讲话比我的人‘坏’。任何我的老朋友，都可证明一点，就是：李敖这个人，比他嘴巴的胡说八道好；而他嘴巴的胡说八道，又比他的文章的锋利刻薄‘忠厚’多了！”

这是我的真面目。

所以，我颇能想象宋儒中“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境界，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境界，我甚至觉得，“望之俨然”也是不必要的，为什么不干脆“望之也温”？

在“理来”的时候，一切辈分、情谊、面子等等，我都尽量不考虑，我是一个肯抓破脸皮的人，我不太怕得罪人。重要的是，在这种“无忌”的心情下，我究竟能够在环境允许的极限下做多少？在“剃刀边缘”做多少？（《什么叫“理来情无存”？》）

重新决定下半生

四十三岁的人，一生中已经过到后半生，前半生的奔波、前半生的喜怒哀乐、成功和失败、收获和浪费、走上对的路和误入歧途、认识了好人和误交匪类，该做的和不该做的一切一切，都该冷静而又清楚的算它几天账。最后根据这本账，重新决定自己下半生该怎么过。

凡夫俗子不太会这样结账，这样重新决定自己的下半生，要结也是一仍旧惯，甚至过得一年不如一年。只有大智大勇的伟人才会想在下半生有计划的超越自己，使他自己突变，最典型的是史怀哲。

特殊的处境与信仰使我陷于荒岛孤门——像是流落荒岛的小野田，我是“文化小野田”。我的下半生中，大概七年以内将不会有生活方式上的大变化，我在这七年的难得的机会中，决心生产“生命的产品”。对知识，要像蜜蜂采花，而不是被花所葬，也不是葬花，这样才只得其利、不蒙其“害”。我的底子是精密的史学训练底子，最容易在处理知识上误入歧途！对生命的安排，其实要像福楼拜所描写的行文之道，每一小时都该有它最该过的过法，下半生中每天每一小时都能过到恰到是处、恰到该这么过之处，就是我的大成功。（《金兰琐碎》）

与鬼为邻

一般人以为我在台大学的只是历史，不对，我第一年学的是法律；学法律的朋友笑我法律学得鸦鸦乌，对，我对法律兴趣不浓。那时候我十九岁，我不喜欢“世间法”，倒有点喜欢“佛法”。不但有点喜欢佛法，还住在庙里，那个庙，就是台北善导寺。

善导寺地下室内，有个骨灰间，我就住在隔壁，正所谓“与鬼为邻”。管理骨灰间的职员是绝对相信有鬼的，他指着一排排的骨灰缸，告诉我“昨天晚上”哪一个缸中有了哪种动静。

善导寺的地下室不算大，鬼口密度远超过人口密度，所以，我无异是同“死人”住在一起。一个十九岁的青年人，在那么年轻时候，就感受到那么多的“死人”，感受到他被“死人”包围，这种感受，对他日后思想的形成，自然有死去活来的影响。

有时候，我一个个细看骨灰缸，看缸上的名字、看缸上的照片，想到一个人奔波一生，下场不过如此。他们的灵魂有没有？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们的肉体化为枯骨一坛；他们死了，我还活着。（《论和尚吃肉》）

喜欢戏谑

很多人说李敖这个、很多人说李敖那个，但有一点，人很少说，那就是我在认真以外，喜欢玩世、喜欢戏谑、喜欢恶作剧那一面。我的为人的剽悍，多被这一面的我给中和了。而我的可爱也就在此。若没有这一面，李敖就太可怕了，就可怕得变成了“文化包公”（“文化包龙图”）了，那多不好！（《别人捧得不够》）

东翻西找

做为一个热心关切中国思想趋向和时代前途的人，我已经习惯性的东翻西找，给这个问题寻求答案，从黑夜直到黎明。我的小天地靠近河边，住在台湾的人，很少能像我这样单独的享受充分的星光与月色，在人世的兴衰里午夜神驰。（《古老的中国民族呵！你该选择》）

我的计划

我一生的计划是想整理所有的人类的观念与行为，做出结论。人类的观念与行为种类太多了、太复杂了，我想一个个归纳出细目，然后把一个个细目理清、研究、解释、结论，找出来龙去脉。这不像是一个人做得了做得好的大工作，可是我却想一个人完成它。这是我一生留给人类留给中国人的最大礼物，因为自有人类有中国人以来，还没有过一个人，能够穷一生之力，专心整理所有的人类的观念与行为的每一问题。人类的观念与行为经过这样的一番大清算，会变得清楚、清醒，对前途大有帮助。（《上帝管两头，我管中间》）

我的书房

没有心理准备的人，进了我的屋里，会有完全意想不到的惊讶与惊叹。首先，在一般人的家里，绝对看不到那么多的书。书不是一架两架三架五架，书是成排的墙，我的墙就是书，书就是墙。书架中有龛，大小不同的龛，龛中就配上大小不同的绘画、拓本与照片。我的藏书很精，旧版本的书占了大比例，所以整个书墙的感觉是古朴的、精致的，而不是图书馆式的。图书馆是通俗的、冷冷的、没有个性的，真正第一流的大思想家的工作地点是自己的书房，而不是图书馆。（《上山·上山·爱》）

书房里的战士

我对群众没有耐心。基本上，我是书房里的战士，虽不敢说是“将将”的人，至少意在影响将级（高级知识分子）而行吾道者。不过因为我太独行其道、不肯降格媚世，靠书房产品，在此孤岛，亦有大难，尚福（Nicholas Chamfort）说许多书的成功，乃在作者与群众之间有互相吻合的庸俗想法（The success of many books is due to the affinity between the mediocrity of the auther’s idea and those of the public.）。而我本人，却不但不肯吻合，反倒老是犯众怒，其不合时宜也，宜矣！苏东坡一肚皮不合时宜，尚有山水之乐与姨太太之乐，我则全无，想来不但所生非地（非台湾人），且亦非时（非古人）也！（《三致施性忠老哥》）

保持独立的气概

基本上，我不太喜欢见人；基本上，我很难看得起人，我自视甚高并且全神工作，自然也没多少见人的心情与时间。偶尔有见到我的人，他们又往往先经过我那黄石公式的考验，才能见到我，这样悬格甚高，自然架子之臭，也就不在话下了。

奇怪的是，我自己不但“有臭架子”，还欣赏许多“有臭架子”的怪杰，从古代的严子陵、狄阿杰尼斯（Diogenes），到现代的李鸿章、戴高乐（de Gaulle），我都一体注目，这些人或傲同窗、或傲王侯、或傲洋鬼、或傲政客，总之多是“青山当户、白眼看人”的气概，他们在泯灭个性的环境中，强烈表现出一己的个性，真是大丈夫。这种气概，正是孟子所说的：“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他们这些人，不论得不得志，都不失掉自己的独立气概，这是他们人格上的最大特色。

我常常想，究竟是什么力量，能使这些人保持独立气概，而不取媚于当世、苟同于流俗？是上帝吗？不是，靠上帝的人还谈什么独立？是良师益友吗？也不是，靠师友扶持的人，也算不上什么独立。真正独立的力量，其实是内发的，它的基点非他，纯粹就是自己。自己清醒的知道：自己的独立，绝不靠别人，别人的掌声也好、叫骂也罢，其实都是浮面之物，正像庄子所说的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的境界。自己的独立所靠的，其实是一种单纯的心理准备、一种单纯的信仰，那就是：“不论得不得志，我都不怕孤立。”（《不怕孤立，才有独立》）

不写序

有人生平喜欢给人写序，胡适之流是也；有人生平不喜欢给人写序，李敖之流是也。

李敖之流不喜欢给人写序，原因有五，其中两个是“傲慢与偏见”。目空一切，看不起别人，是谓“傲慢”；心头火起，看不起别人的书，是谓“偏见”。（《我与序》）

群众与我

思想家要保持独来独往，是不能合群的。我工作努力、我敬业，但不乐群。群众是庸俗的、浅薄的、无情的、没有是非的、不努力的，他们很讨厌。在感觉上我像一个贵族，我不喜欢群众；我在感觉上是懒得看他们的。我遗世独立，高高在上，宁愿同极少数够水准的人来往，甚至宁愿自己完全孤独、像个隐士一样，至少在心灵上，我的确如此出世，虽然在行动上，我是入世的。

我也许做不到“博爱”，做不到“泛爱众”，但我绝对可以做到“博施济众”、做到“怜悯”与大慈大悲，去为我并不爱的人献身。我的结论是：广度的爱是虚伪的、不真实的，例如爱自己的敌人，我看我一辈子也做不到，我也不欣赏这种虚伪而不真实的高调，我能“怜悯”他们，我就很满意了。（《上山·上山·爱》）

深入研究中国思想

在定位方面，我想我可能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全面性、并且是最深入讨论中国思想问题的人。

一般人讨论中国思想问题，有几个限制。第一，是政治压力，他们“不入于杨，则入于墨”，非左则右，左摇右摆，我却不会。我能够保持不受政治的影响，而独力做研究。第二，我有一个好的头脑来研究这个问题，因为一般搞中国思想的人都很笨，他们找不到真正的重点。第三，我学问渊博，读书很多，中国的线装书我几乎读遍了，对于中国文化我探过底的，这点连我的敌人徐复观也不能不承认。这个条件很重要，因为一般学者看的都是普通书，他们的研究，只懂说孔子怎么想、孟子怎么想、老子又怎么想，天马行空的哲学胡扯一番。其实中国思想却是见微知著，体现在每个中国人的行为上。你不能说爸爸的思想是中国思想，而妈妈的思想不是；你也不能说上层人士的思想是中国思想，而下层人士不是。事实上，不管男女老幼、上下尊卑，他们的行为全都是中国思想衍生出来的。（《<花花公子>访问李敖》）

死了也不能放过

责备李敖不忠厚，……是中了千百年教条的毒。这种教条，是“人死了，只能讲他的好话”，是“人死了，一切就都算了、被饶恕了”，是“人死了，你可以不讲话，但不可以讲他坏话”。……事实上，这种教条是没有什么道理的。所谓人死了，就该被饶恕，这种理论，最细腻的建构，源出“代死者祷告”（Prayer for the Departed）。“代死者祷告”之风，不见于《旧约》，也不见于各《福音书》，而起于4世纪，到16世纪益发明显。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指出这种祷告的首要目的，就在求赦死者生前所犯的罪，希望经由赦罪，使死者得益。

中国传统的正义信念是：“诛奸谀于既死。”这种信念，表示不因一个奸谀人物的死，就放过他，这种明大是大非的态度，才是正确的。反过来说，不肯“诛奸谀于既死”、反而从而马屁之的人，则是十足伪君子，是我们看不起的。（《蒋经国人死了，就不骂他吗？》）

思想是一切的根源

为什么我使《文星》杂志走“思想挂帅”的路线呢？因为我深信应该思想领导政治，不该政治领导思想。思想是一切的根源，思想是冷静的、细密的；政治是狂热的、粗糙的。“政治挂帅”是权力挂帅，照英国哲人的说法，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腐化，为了避免“政治挂帅”的腐化与绝对腐化，必须从根救起，在思想上为中国人定向，使中国人从跟上脱胎换骨，不再在思想上糊涂混乱。我深信，只有在思想上得救，中国人才能摆脱“愚昧无知的盲动”（ignorance in action），中国才能走上自由、民主、开明、进步的正路。

在我掌舵的《文星》杂志四年里，我努力在这种大方向上，给中国人带路。禅宗和尚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使中国人练习独立思想，不受人惑，就是《文星》杂志的真正旨趣所在》（《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独立思考

罗素对我的影响不小。罗素让我对每个问题有深入思考的兴趣和能力，这思考的结果可能和别人思考的一样，可是在过程中可能经过“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境界，最后又归于“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结论。

我想我最可贵的一点就是，我对很多问题独立思考过，我独立思考的时间比别人多，因为我跟别人“隔离”的时间比较多——除了坐牢以外，我不太跟别人来往，所以我用于思考的时间比别人多——这样会慢慢训练出我个人独立的看法。（《在台大·在法庭》）

为文之道

很多人写不了长文章，因为他们的文章一长就显得松懈，让人看不下去。我写长文章的独到之处是资料扣得紧，主题不会因为文章长而被淹没，要做到这些相当不容易。

每篇文章我在动笔前都有过冷静的思考以及广泛的搜集资料，动笔时我可能用很情绪化、很粗俗、很惹眼的字句，这就好像炒东西的时候，把肉、菜、葱等东西准备好了以后，我把它炒得很火爆。任何人只要把我的文章中的一些sensational的字句过滤后，都会发现其中理智思考以及有资料处理的层面。（《对是非绝对是不让步的》）

生不逢辰

做为一个来自白山黑水的人，做为一个午夜神驰于人类忧患的人，做为一个思想才情独迈千古的人，我实在“生不逢辰”。严格的说，我根本不属于这个时代，就好像耶稣不属于那个时代一样。我本该是五十年后才降世的人，因为我的境界，在这个岛上，至少超出五十年。我同许多敌友，不是“相见恨晚”，而是“相见恨早”。（《被封杀的“人民公敌”》）

写自传

何不在这儿写部自传，能写多少，就写多少，良以来日渺茫不可测，去日已苦多，身后之事及早料理，亦不失为一可行之事也。我觉得我是一个有代表性的当代中国的卓越的知识分子，故我的长成历史写出来很有价值。（《一个预备军官的日记》）

不与泥同调

黄庭坚《赣上食莲有感》诗说：“莲生淤泥中，不与泥同调。”我觉得我在这岛上最值得自豪的，就是在此。（《李语录》）

应付不快乐的方法

下面的一些细节，是我从学理和经验中参悟出来的，我把它们叫做“快乐律”：

一、先平静十分钟。不管什么难题，你不是要解决它吗？先平静下来检讨，是第一步的方法。平静检讨应该是强制性的，是自己对自己呼唤。在这一点上，当然信神的人要占很大的便宜。他处在这一步，他可向他的上帝呼唤（祈祷），或向上帝的代理人呼唤（神父告解），可是不信这些的我们就苦一些，所以只好反求诸己，向自己说先平静十分钟，看看有什么法子？看看从哪里着手？问题总要解决的，自苦不是办法，还是该苦中求生。如能因自己有限度的努力，多争取一点平静或快乐，岂不更好？事情并不那么糟，从本可更糟的观点看，至少也有令人满意的几个面，努力还是值得的，大丈夫不可轻易心灰意懒，一息尚存，也要“打完这盘撞球”，来豪迈一点、振作一点、神明清爽一点，想个法子。

二、、做不相干的事。所谓解决难题的法子，最好的法子是让时间自然解决——“诉诸时间”。其实人生问题根本就是时间问题，时间自然可以解决一切。用时间解决难题颇有“无为”的味道，其实“无为”（不做什么，纯任自然发展，纯任在谜中发展）也是一种有效的方法。起码的效果它可以避免“徒乱人意”。

三、苦其心志。这是意志方面的鼓励、激励、鼓舞。

四、劳其筋骨。工作、劳动、运动、大量的工作、大量的劳动、运动，都是转移情绪钻牛角尖的特效药（积极可健身，消极可以生理疲劳转移）。何况这些事的本身，又可带来积极的收益。“工作是把苦闷变成快乐的炼丹仙人”“A busy bee has no time for sorrow”这些都是智慧的结果，不可不采行。（《论“快乐律”》）

使气与生气

对俗人使气，对自己却不生气，是尘网中高人玩世之道。

对俗人不使气好像是不行的。俗人多不逊而做混蛋事，所以要常常予以性格表演，使他们知所警惕。但这种性格表演，只是朝外的，而不是朝内的。所以，我自己却一点也不气，只是假装生气耳！（《李敖札记》1984年5月16日）

善泅者

几年来，在守旧的“漩涡”，我一直期待能有“善泅者”出来游泳给我们看，可是我等不到。最后我只好自告奋勇。也许我游不到、游不快、游不好，但我总费劲游了就是。我不游，我干什么？难道我也去打牌？（《敬答吴心柳先生》）

永远是玩笑

天气很阴沉，但我始终不肯选择情绪的途径，今晚的大决定是我放弃了理性的平静，转而采取“永远是玩笑、永远是顽皮、永远是笑哈哈的路线”，我要使我的心境永远保持开朗与晴天，理智的平静还是太消极，我要在永不休息的顽皮与笑脸中，表现出任何年轻人所赶不上的修养。（《四席小屋日记》）

我的座右铭

有志气的人，都会有最能鼓舞自己、提醒自己的一句话，使自己非常得力、受用，这种话也就是《论语》里所说终身一言以行之的话，杀人犯崔瑷把这些话写成了“座右铭”，就沿用到今天。

我的座右铭是十一个字——

用大丈夫的气象，去面对吧！

什么是“大丈夫”？《韩非子》说：“所谓大丈夫者，谓智之大也。”这种解释，是不够的。大丈夫不但是智之大的，也是仁之大的，也是勇之大的。大智使自己不糊涂、不昏乱，清楚判断怎么做最好，怎么做最明智的决定与选择；大仁使自己有一种宗教的使徒的心怀——悲悯的、殉道的、有信念的、不求回报的、自我牺牲的、默然无语或慷慨陈词的——去“诚于中而形于外”，大勇使自己以果决的、刚毅的、不婆婆妈妈的、不拖泥带水的、快刀斩乱麻的霹雳手段，去把大智大仁的结论，立刻实行。

人生成长过程中，有多种自我表现，因为都是芸芸众生，所以一般表现，都是俗情的反应、俗情的烦恼与愤怒。只有大丈夫能使自己进入高的境界，在俗情中脱身而出。我欣赏我的座右铭，因为它最能鼓舞我自己、提醒我自己，使我在被不如意事包围的时候，不做委琐小局面的男人，而成为大丈夫。（《我的座右铭》）

横逆

我不怕任何横逆，我要在横逆中化祸为福、反败为胜。我绝不开追悼会，我只是借尸还魂，这是我的英雄气概。人生横逆之来，一般人的反应是失望、是沮丧、是泄气、是抱怨、是发怒、是流泪、是惊讶，而我的反应，却是从横逆中立刻笑嘻嘻的打主意，由劣势变到优势、由危机得到转机，想法子“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最后从中取利。这种顽强与训练，是我完成的最佳成果之一。（《因祸为福说》）

皇帝与上帝

澳洲来的女学生问我：“想不想做皇帝？”我说：“不想。”她问：“为什么？”我说：“我不想做皇帝，——我想做上帝。”我说：“要做梦就做个特大号的。不是吗？”

也许我没机会做上帝，但我有机会做“下帝”。柏拉图提倡“哲人王（哲学家皇帝）”，这种人其实不必真是有政权的王，他只要“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他就无异是“下帝”了！（《地下哲学家的札记》）

不知天命

孔夫子“五十而知天命”，其实是一种思想境界上的阳萎。对“四十而不惑”而言，是一种退步。我认为“知天命”是一种“惑”，我如今也五十了，我五十而不知天命，除非那天命是性、是男欢女爱。——我信“性”不信“命”。 （《五十而不知天命》）

工作狂

工作和消遣我根本没把它看做两件事，对我根本是一件。世俗把工作和消遣分成两件，并且认为有点对立，工作是苦、消遣是乐，我认为是大错。

工作——我这行的工作——对我从来就是快乐，因此，我实在不懂人家问我“近来作何消遣？”我根本不觉得有什么好消遣的、需要消遣的。

有人说星期天要消遣，但日历在我眼中全是黑字，我是工作狂啊！（《李敖札记》1986年9月9日）

打击不义

与其花五分钟用心去萦怀不义，不如花五分钟用笔去打击不义。前者是抽象的，后者是具体的；前者是没有法子的，后者是想出法子的。（《李语录》）

检定标准

二十年来，我检定自己、检定别人的标准，都是看做事做出来的具体成绩，除此之外，一切苦衷、一切理由、一切等待、一切谦虚、一切吹牛、一切计划怎样怎样，都要鄙视，因为它们都没有做出来具体成绩，都不能算！他们发愿做这个做那个，其实这种愿，在没有具体成绩检定下，都是假的。（《地藏菩萨的本愿》）

慎独

什么是“慎独”？“慎独”是中国思想上的一个大题目。“君子必慎其独”，是一个四书五经中的大论题。这个题目与论题，在宋儒明儒中有过最大的发挥。七嘴八舌，莫衷一是，始终没有定说。

现在我试给它下一个定说：“所谓‘慎独’，就是一个人单独的时候，不干狗屁倒灶的事、不做不守规矩的事，他自己的行为对他自己的‘理智约束’负责，并不对‘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群众负责。”这个定说，我认为不必得到伦理学者的润色，就很漂亮了；这个定说，我认为任何摇头摆尾的“新儒家”，也定不出来。所以我说，我是孔丘先生真正的知己。（《闯“红灯”》）

情与理

沈休文的诗说“理来情无存”，我蛮喜欢这句子。行文公论之时，应当“理来情无存”；行文公论以外，即使政敌，又何妨把酒言欢？

中国人最大的毛病也许是情理之际分不明白，往往因情断送了理，往往因理“得罪了人”（情）。所以搞得是非难分，其实这根本是两回子事。

我们该提倡提倡“理来情无存”的态度。（《什么叫“理来情无存”？）

常与变

我认为人生中最重要的一种觉悟是对常变的觉悟。常是长时期的、一般的、持久的；变是短时期的、特殊情形的、拖过去就完了的。健康是常，一时生病是变；按进度工作是常，意外打扰破坏进度是变。成功的人生必须紧紧把握住常，对常有信念，尽力使变不发生，发生了也不因一时的情况而动摇对常的信念。比如我有时候病了一两天，病得有点对所有东西都乏味，这时候我就提醒自己：这是变、小变，不要为一时的变就意懒，在变时的这种判断是不准确的，这是短时期的、特殊情形的、拖过去就完了的。果然，过了多少个小时以后，就一切恢复常态。除了病以外，就是意外的打扰，尤其是不如意的打扰，也容易叫人沮丧，但是我的修养很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把这些打扰驱逐出境，又开心起来。除了意外的打扰，再就是疲倦时候，也容易叫人沮丧，不过我的修养也很快把这些情形解决。再就是“兴头上的想做什么”，比如说，忽然兴头上想上街走走，想看一场电影，想如何如何，这大都是兴头上的想念构成一种引诱，这时候的自己是对常态的厌倦，对变的渴求满足，这时候，我的修养又发挥了作用，我会提醒我自己，提醒我说这些只是暂时的幻，忍住一下不做，一会儿也就过去了。（《常与变》）

人生观

小人物只会算“投资报酬率”，大人物却会算“投资报仇率”，注意那一掷千金肯去报仇的人，他们是人中之圣。（《李语录》）

爱惜自己的时间

我相信有好的训练与观察能力的高手，可以从许多间接的媒体上，得到许多“八九不离十”的经验，得到许多“虽不中，不远矣”的经验。按说人类所以能有大进步，就在人类有本领累积经验和间接吸取别人的经验，这种学习，才是真正的得其诀窍，否则一切都靠直接来的，这种人也就太笨了、太累了。

我承认我这种（隐而不退）生活方式，对撷取某些资料方面，有它的限度，但我相信我的“绝顶聪明”，我的好的训练与观察能力，可以补救许多缺陷。当然如你所顾虑的现象也可能有，但是这些现象，也只该在某些点上发生，它的缺陷不致成线或成面发展的。所以，如有这些点的现象，就让它“有所不知”算了，省下时间来做别的，还是值得的。

尤其我们中国人，大都没学会尊重别人的privacy，也没学会如何爱惜别人的和自己的时间，整天要花太多太多的时间，去做公共关系、去交际、去应酬、去做没有效率的谈话，所以若从交游里有所得，所付的代价就要更多，不然就得罪了人。这是很无聊的、很浪费的。（《回邓维桢的一封信》）

浪子

所谓“浪子”（Boheme），我的意思是指19世纪30年代以后的巴黎文人。他们从穷困中开创新境界，对恶劣的环境不满意、不屈服，任凭社会对他排挤，让他“浪”迹天涯，他仍是要把他的热情和抱负投向社会。他不在乎人们要跟他“相忘于江湖”，人们可以忘掉他，让他流浪，但他却不忘掉人们。他要震聋醒聩、要追击不舍。最后他要成功，要把社会改造，把人们叫醒。这是他的真精神。（《开场白——“浪子”回头》）

分别人生的真与幻

参悟人生，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分别人生真的部分和幻的部分，是困难的焦点。有人一辈子疑幻疑真，或把真当幻，或将幻作真，结果常常是扑空一场。古往今来，在“专情”“守贞”“忠烈”“荣誉”“尚义”“求全”“不贰”“公论”“自我牺牲”等等名目之下，也不知有了多少“殉道者”。由于对这些名目的过度误信或误用，未免使头脑新一点的人，敢于大胆怀疑：这些“道”，到底“殉”得值不值得？在我看来，愈早发现真幻的分际，而能弃幻求真的人，将是最智慧的人。对真幻的分辨，当然不可能与生俱来，所以要用令人“感慨”或“悔恨”的“代价”去换取，也是莫可奈何之事。最教人叹息的，该是那种“蘧伯玉类型”的人，他行年五十，才知四十九年之非！真未免太晚了！太晚了！这种人，可算是“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傻瓜瓜，他们之终能颖悟，是令人佩服的，可是颖悟之迟，也是令人“佩服”的。看了他们，我甚至这样想：“还不如糊里糊涂过一辈子吧！垂暮之年，再‘觉今是而昨非’，有时候是很残忍的。”（《又是情书》）

反传统的大将

在中国“反传统”的“传统”底下，无疑地说，我李敖是一名大将；怀疑地说，我李敖至少是一名廖化式的先锋。中国的腐败传统，在我的攻击之下，已经愈来愈不能苟安、不能躲藏。我不允许腐败的传统躲在阴影里狐祟，我要抓它出来，押在阳光里，捶它！（《爸爸·我·文学》）

大脑起飞一次

保持思想跟进的法子是：一个志士仁人，至少该有每天一小时的时间，去读能使自己大脑起飞的书（读一小时的书不算，要读一小时这种书才算）。目前在这岛上，能够每月保持这种起飞效果的读物，不客气的说，李敖的书自是第一。我一点也不虚伪的告诉你，不论你对李敖多吃不消，可是真相就是如此。

结论是：你如想大脑起飞，请伴同李敖的书上升、前进。李敖有最好的大头脑，他的指路，是你最理想的导向。

你也许奇怪文章为什么写得一点也不谦虚，我为你大脑起飞一次吧：——无谓的谦虚本身就是一种虚伪，记住，不该谦虚的时候，不必谦虚。（《起飞吧！大脑！》）

纸上谈兵

许多人看到我写文章凶来兮，以为我有勇气、有护符，其实都是瞎猜。我这点可怜的勇气，哪里还算是勇气？至于护符，我非所谓“党国元老”之子，哪里有他妈的什么护符？我的勇气与护符若真有之，那只是我的“文章凶，人老实”而已。因为“人老实”，所以一切行动啦、野心啦、交游啦，都谈不上。谈得上的，只是我的“纸上谈兵”而已。这个世界上，手拿枪杆的人大概都没把“纸上谈兵”的人看在眼里，所以我侥幸能在夹缝中苟活。并且，偶尔还撒撒泼，说几句懦夫式的凶话，在剃刀边缘虚晃它几招。在剃刀砍过来的时候，我早就把头缩在脖子里，明哲保身啦！（《写在居浩然<义和团思想和文化沙文主义>的后面》）

文章重个性

在我的文章中，素来绝不忌讳“下里巴人”的语汇，我的表达法也是下里巴人式的，尽量是“有话直说，有屁直放”。有人说我的文章“有流氓气”，我也不否认。等到我翻翻所谓《台湾省戒严时期取缔流氓办法》以后，发现写文章“有流氓气”尚不致被违宪的移付外岛管训，于是我更“有屁直放”起来。

宋朝的黄山谷，曾主张“以俗为雅”，我最喜欢这种调调。我生平痛恨写文章的人一写文章就装蒜，满纸八股滥套，一派正人君子的臭味，害得文章一点没有个性和生气，简直是混球。我李敖绝不来这一套。《论语》中说“君子恶居下流”，我看来看去，我不是“君子”眼中的君子，何况我喜欢“上流就是下流”、“以下流为上流”，当然我对“下流”之不肯“恶居”，也就不在话下了。（《“上下”与雅俗》）

重要的是内容的对错

文章里有很多情绪并没有关系，问题在把情绪过滤掉以后，这篇文章还剩下什么？

我并不欣赏那种冰冷的表达意见的方式。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内容的对错问题，至于用义正词严的方式也好、嘻嘻哈哈的方式也好、大嗓门的方式也好、细声细气的方式也好，这都是不相干的。如果一个错的意见，用很理性的方式表达，它还是错的。（《吐他一口痰》）

人生拾粹

中秋时候，北方供奉兔儿爷，兔儿爷是泥塑的，外加五颜六色的涂料。小时候，在院子里，在明月下，抬出兔儿爷，配上零食水果，夜凉如水，同赏月中仙境，别有一般回味。如今兔儿爷和仙境都远去了，人生已不再像小时候那样纯真而童穉，但另一种高人境界的追求，却使我贯注不已。这种境界，是一种对人生的彻悟，和彻悟以后的实践，这种彻悟与实践，对凡夫俗子说来，也许会视为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但我却年纪愈大，反倒愈认真。这种认真，不是说自己不发生错误，但纵使错误，也该是对的。（《兔唇与真理》）

我做期中结账

最后审判是人类的愚昧已经大功告成、已经无可挽回，只是最后由上帝判决而已。我做的，却是一种期中结帐。期中结帐以后，人类变得清楚、清醒，可以调整未来的方向和做法。所以我做的，跟上帝做的不一样，我们只是分工合作。上帝从最初造人类开场，到最后审判落幕，他只管首尾两头；我却管中间，在人类历史走到五千年的时候大声疾呼，要清清场，检讨一下上半场的一切。所以，上帝最后可以审判我，但在最后没到以前，我要检讨一切，包括上帝先生在内。（《上帝管两头，我管中间》）

一切以写为主

生活表安排的全是看看看，至多再把看过的分类成个别资料，然后就忙完了一天，这是大错。朝三暮四和暮四朝三，虽然总数加起来都一样是七，可是结果并不一样，所以你每天工夫没少花，可是产品却没有。你必须根本推翻你的生活表，改订新表，坚持以写带看，而不是为准备将来写而看。以写带看是你正前方摊开的，是稿纸，不是书；书只放在旁边，写起来要查书，可以，可是书不长时间在正前方，查过就靠边站，一切以写为主；主流是写，支流是短时间的查书、短时间的思考。你这样一改变方式，每天就立刻可以逼出三千字出来。每天三千字，十天三万字，一个月九万字，两个月十八万字，就是一本书的字数了。这样，你一年可以写一百一十万字，就是六本书；十年就是一千一百万字，就是六十本书，你的见解，都可以陆续发表出来。那时候，如果你进了棺材，大脑的产品却留下了；如果你老不死，还可以开始第二个十年，再来一千一百万字，六十本书。（《新下蚕室条例》）

我的职业

我的职业和屠户有一点相像，就是每天要杀许多猪。只是他用刀、我用笔而已。（《李语录》）

活用古书

多年前曾与徐复观对簿公堂，两人一边打官司一边喝咖啡，谈得非常开心。徐复观心血来潮，说了一段真心话，他说：“你李先生真是怪人，你念古书，念得比我们还多还好，你却主张全盘西化！如果你来宣传中国文化，你宣传的成绩一定比我们都好！”徐复观说得没有错，我真是对中国文化最有理解的人。最大的原因是我真的会看古书，会利用古书、活用古书，古书本是朽腐，除非你能化朽腐为神奇，看古书对现代人没什么用处。不幸的是，据我所知，看古书的人，很少不陷入泥淖的，一百个有九十九个，都变成摇头摆尾的老夫子，思想迂腐而泥古，愈来愈混蛋（年轻时小混蛋，年老后老混蛋），因此我倒了胃口，从不鼓励人看古书了。（《介绍一套你该看一看的奇书》）

白话文因李敖而不朽

白话文在李敖手里，已经出神入化。在中国传说中，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必有不世出的人出世，因此我说：“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我深信，我这一辈子，其他的功德都不算，光凭好文章，就足以使我不朽。“我纵笔所至不检束”，把白话文写得气象万千、光芒万丈，这种中国功夫，是谁也抹杀不了的。（《看谁文章写得好？》）

不做廖化做姜维

在一个再启蒙的运动中，我乐意做一名先锋，但却不是“廖化式”的先锋，蜀中没有大将，“大批的主将”，光是廖化又有什么用？

居浩然先生这次去澳洲前，我们在一起吃饭，他感慨地对我说：“台湾的学阀们不让我活，我只好‘乘桴浮于海’了，你的朋友，我的朋友，我们一个个都走了，留下了你一个人去做‘姜维’吧！”

听了他的话，我们忍不住大笑，因为只有大笑，才能给我们的眼泪做堤防。

如今，我，一个没有职业也没有浮海家伙的人，依稀在梦里、在酒醉里，厚颜接受浩然的委任，做起姜维来了，我的心情比一年半前还沉重。姜维的血泪是孤臣孽子的血泪，姜维的悲哀是为时代殉葬者的悲哀。有多少次，我似乎过敏的感觉到我将注定为我所面临的时代殉葬，它也需要这么一个“满天星斗的小星”来为它殉葬——恰似那以色列是上帝的选民，我是时代崩溃的选民。

过去的大星已殒落，现在的大星又在哪儿？如果时代不许你的光芒再大，那么，殒落吧，你这颗小星！（《文化论战的尾巴》）

论识货

你说：

也许你真是“独行侠”的人物，真是如此，那倒也好；若是反对某一集团，而无意间受另一集团左右（或者利用），这是一个天才的悲剧。

我很感谢你的提醒。但我早就注意到这一可能。也许，在情绪上，我对左右或利用我的人有好感——为了他们真识货，《水浒传》阮小五和阮小七“手拍着脖项”说：“这腔热血只要卖与识货的！”虽然在理智上，我清楚知道集团与集团之间到底有没有不同（上海流氓杜月笙说：“人家利用我，是看得起我。”其言其实蛮有哲学味，虽然有点阿Q）。（《论识货》）

放火的

《纽约时报》说李敖在台湾是一个“放火的”（firebrand），我觉得这些洋鬼子真有观察力，他们说得很对，我真是一个放火的。

英文firebrand的本义是燃烧的木柴、是火把，引申为煽动者、非常激烈者、精力过人者、热情澎湃者、慷慨激昂者，这种人的基本特色是“鼓动风潮，造成时势”，在行动上，他们是前卫；在思想上，他们是先知；在推动进步上，他们是永不退步的作战者。（《放火的，不要变成放水的》）

岁月之河

岁月像是一条潺缓的小河，它永远是不停的单调的流向那广袤无际的平原，流水的负荷是沉重的，因为它带走了我太多的往史和梦幻（《霸王·公鸭·情书）

准备殉道

我出道写文章以来，就准备殉道，我绝对对我写的任何一个字负责任，并愿面对考验与审判、打击与监狱，我是不怕的。（《放别人水与放自己水》）

好斗精神

好斗的人，一如好赌的，是不分赌注多少的，斗的重点在时时处处发扬斗的精神，而不在斗的目标的大小。有好斗精神的人，他总是时时处处要跟你干，要做一个战士。

做一个战士，甚至到死亡边缘，也是活力十足的。

我喜欢战士，即使他们遍体鳞伤，即使他们不能免于死亡。《楚辞》上说：“子魂魄兮为鬼雄”，即使他们死了，也会变成鬼雄的。（《好斗杂感》）

一穷二白

逃难到台湾，已经一穷二白。记得我正念初二，班上要远足，我听说日月潭不错，提议去日月潭，全班一致通过。回家向爸爸伸手，爸爸说：“我们家早起刷牙，买不起牙粉，更买不起牙膏，只能用盐水刷牙，哪有余钱去日月潭呢？”于是，全班在日月潭日月潭，我在家里日月潭。（《我给我画帽子》）

遗嘱

在服役中某夜填“留守名簿”，变相之遗嘱也，受益人只写老太太，留守业务代理人亦写老太太，“个人留言”中我是这样写的：

（一）先把我的死尸在未臭以前一把火烧掉。

（二）然后把骨灰放在一个无色的玻璃瓶里。

（三）再把瓶口用蜡密封起来。

（四）最后请送至台北县中和乡中和路85号张丽珍小姐手中，请她用红钢笔写一纸条贴上，上书：

这是李敖的骨灰，他早就该死了！

（五）她如没有更好的办法处置这个玻璃瓶，就请她送到南港台肥六厂做肥料。

李敖遗瞩

骨灰请交台北县中和乡中和路85号张丽珍，请她用我身后的余尘，在仲夏时节、大贝湖畔，为我种朵玫瑰花。（《一个预备军官的日记》）

性情中人

正因为一切都可“公言之”而无“私语”，我年纪愈大，愈觉得自己所言所行，其实都不妨公开。我敢说，我是秘密最少的人，一个人光明正大久了、坦荡荡久了，自然就有“王者无私”的气概、自然就没有什么秘密了。

如今我在这个岛上，凭真牌就可以贏尽死友死敌死百姓，可以“Ping”尽芸芸众生而成one-man show，谁还要做假牌？

因此，我是第一真人，无须作假，也不屑作假，处处以真面目示人，这是我最值得自豪的。……一般人只知道李敖有才，却不知道李敖是“极有性情人”（《迟来的“Ping”》）

自画像

一个人在小房里，每天不烟不酒不电视不养猫不见客也不见三分之二的家人（不见几等亲，也不见直系亲属），不午睡，精力过人，有全套的翻江倒海的作业，遁世（又大破又大立）、救世（又悲天又悯人）、愤世（又诃佛又骂祖）、玩世（又尖刻又幽默），当然这种人绝不会出世或厌世。他性格复杂，面貌众多，本来该是好多个个人的，却集合于他一身，所以弄成了千手千眼的大怪物。他的作品，下笔时候，必须极力抑制，才能把各种作业各就各位，否则就以大怪物笔触出现，他笔下的人物刻画将完全失败。（《金兰琐碎》）

立言家的忧患余生

忧患余生，生命已经走过了四十余岁，已经清楚认清什么是自己能做也愿意做的、什么是自己不能做也不肯做的。畸形的环境使我认清实际政治活动已与我无缘（帝乡不可期也），富贵也非吾愿，案牍劳形的学院生活也讨厌，与人的任何交往格于环境，不能施展。除非海晏河清，我余生将过一种休斯式（隐）、爱因斯坦式（孤、愉、淡、高）、萧伯纳式（一世之雄，但独来独往）、威尔斯式、罗素式、丘吉尔式大量立言家，也是立德家。（《金兰琐碎》）

金钱

东方人说“一钱难倒英雄汉”，西方人说“两个口袋空的人，腰站不直”，这些观念，都概括说出金钱的重要。一般说来，金钱是财产的表征，是生活的基层保障，乃至是一切礼仪制度的先决条件。中国古代的思想家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种清楚的见解，彻底道尽了生活基层保障的重要。在生活没有基层保障的时候，只有“大丈夫”才能“贫贱不能移”，一般小百姓，就非“移”不可；而“大丈夫”也至多只能退守于“贫贱”，若连“贫贱”而不可得，面临“饥饿”边缘的时候，即使“大丈夫”，也得向漂母讨饭吃。伯夷叔齐固然超人一等，在“饥饿”边缘，饿死自甘，但这究竟非普通“大丈夫”之所能，至少我李敖，就“做没有到”。（《发财的真价值》）

牢狱岁月

——你没有朋友了。朋友胆大的已经同你一起坐牢，胆小的心中庆幸你总算进去了。

坐牢心境

监狱可以说是人间最苦的地方，在这种“苦其心志”（虽然没有“劳其筋骨”）的状态下，会使你觉得人生需要面临很多的独立作战。在孤独无助的状况下，大多数的人都会产生自怜的情结，但是我就没有产生这种情结。

坐牢最重要的是你必须先调整自己的心境，我认为坐牢是非常唯心的。我显然不属于多愁善感的那一类人，而是属于比较强悍的人。因此，坐牢时我能放开心境，非常干脆的和外界隔绝，不必靠外力的支援，避免自己成为外界的函数。

我在牢房里始终维持着规律而平静的生活。而坐牢更坚定了我对一些事物原先的见解。 （《对是非绝对是不让步的》）

笼中也唱歌

志士仁人不以坐牢为苦，只把坐牢看成一点不方便而已。对监狱恐惧的人，显然对人生的荣枯浮沉与遭际，不敢实际与面对，这样的人生，是错误的、逃避的、缺少磨练的。有实验与面对精神的人，他不以小的不方便为苦，他有内发的至大至刚的充沛力量，去生活、去唱歌。小鸟在林间，它歌唱；在笼中，它也歌唱。快乐的小鸟在哪里都是快乐的小鸟。（《其实没有什么不同》）

“洞房”

我第一次做政治犯的时候，关在警备总部军法处的独居小房里，整天过四面面壁的生活。佛教里的达摩老祖只面壁一面，我却面壁四面，小房有两坪大，扣掉四分之一的马桶和水槽，所余空间，已经不多，一个人整天吃喝拉撒睡，全部活动，统统在此。墙与地的交接点上，有一个小洞，长方形，约有30×15公分大，每天三顿饭，就从小洞推进来；喝的水，装在五公升的塑胶桶里，也从小洞拖进来；购买日用品、借针线、借剪指甲刀、寄信、倒垃圾……统统经过小洞；甚至外面寄棉被来，检查后，也卷成一长卷，从小洞一段段塞进。小房虽有门，却是极难一开的，班长（禁子牢头）不喜欢开门。所以，一切事情，都要趴下来，从小洞办。这个小房，才真是名副其实的“洞房”。（《我最难忘的一个流氓》）

男子汉有办法对付寂寞

训练一个男子汉有两个最好的地方，一个是在军队（战场上），另外一个就是监狱。如果在这两个地方你能够应付得好的话，你会更坚强、更壮大；应付得不好的话，就会受尽折磨，痛苦万分。

监狱的生活其实可以说有一百种，有的人可以过得很舒服，有的人则过得很苦，要看你个人用怎样的态度去过。当然监狱的环境也很重要，例如你单独住在一个牢房里是一种过法，两个人住在一起则是另一种过法，如果一间牢房有十几个人则又是另一种过法，你要求安静都不可得。

我坐牢的时候和别人合住的时间只有几个月，其他的时间都是独住一个牢房，这次坐牢也是一个人独住。一个人独住所要面对的首先就是寂寞。在囚犯的眼中，让我一个人独住是“虐待”我，而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是“优待”我。一般的囚犯都怕一个人独住，因为寂寞是非常难挨而且痛苦的。在寂寞中情绪能够不变坏并且还要有工作成绩，这就不简单了。（《对是非绝对是不让步的》）

太阳见我十分钟

我从“大作家”变为“大坐牢家”以后，每个星期，如不下雨，有四次“太阳见我十分钟”的机会。我斗室独居，偶尔放风时，会碰到新来的泪流满面的满口喊冤的小市民。我因为资深、因为德高望重，被目为“大龙头”，常常被小市民请教。小市民只知道我是龙头老大，并不一定知道李敖是老几。常常在十分钟的请教过程里，我得到一点外面的消息。

有一次，一位非常爱哭的小市民，走到我身边，请我代他研判案情，研判过了，“闲话家常”，他忽然说：“有一个大文学家叫李敖的，你知道吗？”我说：“那个王八蛋吗？他怎么了？”他惋惜的说：“他死了！跟北一女的一个漂亮女学生一起殉情了！”他一边说，一边还哭了起来。

这就叫“活死人”。

这个“人活死”的小市民实在可恶，在我霉运不脱时候给我杠上开花，真该判他十年。唯一情有可悯的倒是他这一番禁园情泪，和他为我精选的这么一个美丽的死法。（《大慈大悲李敖菩萨》）

受难者有更高的目标

又是一年的中秋了，对受难的人说来，不是“一年容易又中秋”，而是“一年不易又中秋”，虽然不易，但是还是活过来了。可见，受难的人有受难的人的活法，这种活法，非身历其境的，不能体会它的艰苦；但这种艰苦，对伟大的人说来，也不过是“苦其心志”的一种磨练与过渡，一念之转，一切艰苦，也就统统可以心平气和、可以若无其事、可以不以为意、可以视为当然，也就不足道了。——因为他有更高远的目标在使他贯注、全神地贯注，这种贯注，使人生中的艰苦，变得渺小而算不了什么。所以，伟大的人对黑狱、对陋巷、对人际的不幸，内心被干扰的，远比一般人少，甚至可有达者的心情，去苦中作乐；用勇者的心事，去观察、去记录、去“不虚此行”。……所以，人生的艰苦对他说来，绝对得可偿失、绝对值回票价。（《兔唇与真理》）

时间的批发商

任何完整的时间感已经没有了。代替准确时间的，只是一些模糊的大段落：邻居早起者的声音，大概是5点多；早饭推进来，大概是6点半；午饭推进来，大概是11点；又是塑胶小壶来，大概是2点半；晚饭推进来，大概也推进了5点（17点）；6点起身和9点（21点）入睡的两次音乐通知是一天中最准确的两次，9点过后，擦地、洗脸、铺被、看书等，总拖到大概10点才睡。自己好像一个大沙漏，从起身到入睡，十六七个小时正好漏完。

每月生活都是大同、大同、大同……小异都很少。大同而小不异。

因为时间的单位变长，相对的，衡量时间也跟着大手大脚。过一个月，再过一个月，多过一个月，根本是稀松平常的事，你不会指望一天要怎样有趣、一星期要怎样灵通，自然也不指望一个月会有什么奇迹，再过一个月，多过一个月，这就是你对时间的信仰。无趣味、无消息、无奇迹，也无所谓。你是时间的批发商，你已学会不再计较小段的岁月。空间是短的，时间是长的，空间跟时间已在你身上做了奇妙的交会，真可惜爱因斯坦的理论，竟没在这方面寻找证明。（《时不我与，我不与时》）

坐牢的好处

坐牢的坏处有五百种，但是也有五种好处：

第一，你没有时间了。你对时间的感觉，完全变了。表给没收了，时间单位对自己已经拉长、已经不再那么精确。过去有表，一分钟是一分钟、五分钟是五分钟，一坐牢，一切都变成大约了，无须再争取一分钟、赶几分钟、提前几分钟，或再过几分钟就迟到了、来不及了。换句话说，永远不要再赶什么时间或限定什么时间了，你永远来得及做任何事——除了后悔莫及，如果你后悔的话。

第二，你没有空间了。你对空间的感觉，也完全变了。空间的单位已经缩小，已经不再那么动不动就多少坪、多少里，或什么几千公尺了。你开始真正认识，什么是墙。墙在你眼前、在你左边、在你右边、在你背后。四面墙围住一块小地方给你，那简直不叫空间，而像是一个计算空间的最小单位，你坐在地上，双手抱住膝，用屁股做中心，脚尖着力，转个三百六十度，你会感到，你仿佛坐在立体几何里。立体几何谈遍了空间，但它自己，只是一个小立体。

第三，你没有敌人了。你的敌人把你关起来，就是把你和他们分割，大家一了百了。所以，一切都一了百了，你不再见到他们那一张张讨厌的丑脸，不再听到他们一声声同样的噪音，你的眼前不再有他们查问，背后不再有他们跟踪，你开始落得清静。

第四，你没有朋友了。朋友胆大的已经同你一起坐牢，胆小的心中庆幸你总算进去了。

第五，你没有女人了。坐牢时候，你的形而上和形而下是一起坐的，除了犯的是风化罪，十九都是形而上惹祸，形而下遭殃。在午夜梦回，形而下向你抬头抗议或向你揭竿而起的时候，你当然对它抱歉。不过反过来说，从形而下惹来的种种女人的苦恼，也因坐牢而一笔勾销。为什么？男女关系本来是铁链关系，难分难解，可是一坐牢，就从铁链关系变为铁栏关系，就易分易解了，因为女人是你坐牢时离开你最迅速的动物。女人不离开，你只是男性；女人离开了，你才是男人，坐牢可使你变成纯男人，从一物两用变成一物一职，倒蛮适合精简原则，倒也不错。（《论坐牢的好处》）

又一个好处

坐牢的又一个好处是：自己可以时常同自己在一起。（不坐牢时候，把自己介绍给别人；坐牢时候，把自己介绍给自己。）（《地下哲学家的札记》）

狱中给女儿写信

1976年冬天我出狱后，李文才正式跟我住。换算起来，李文在十二岁以前，跟我住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也不到一星期。1979年春天，李文再去美国，一直到目前，还在美国公民中。

我对李文的最大亏欠是我一生麻烦，使她不能跟我住，不能好好教育她；我对李文的最大恩德是我始终坚壁清野，使她念美国学校，不念三民主义，不受国民党教育的污染。在我坐牢期间，我曾写给李文许多信，权作函授，这本《坐牢家爸爸给女儿的八十封信》就是其中的主要部分。

它们写于1973年1月24日到1975年11月1日两年间。这两年间，我都独居在景美军法处看守所第八房，牢坐得比较清静，因为坐得久了，累积的参考书也比较多，当时看守所辅导官是政工干校出身的冯音汝少校，他为了使“囚情稳定”，在书刊进口方面，给了我这特级囚犯不少优遇；在寄出信件的字数和检查方面，也给了我这特级囚犯一些方便，虽然是责任使然，但在出入之间，既不像其他辅导官那样政工干，想来还是该感谢他的。

在我写的信中，为了增加趣味和理解，我尽量酌配插图，这些插图都是从书上割下来的。牢中没有剪刀或刀片，我把破皮鞋中的钢片抽出来，在水泥台上磨出锋口，用来切割，与刀片无异。冯音汝少校有一次奇怪我为什么能把图片割得那么整齐，我说我神通广大，他也没再追问。回想这些写信往事，实在恍然如昨。（《坐牢家爸爸给女儿的八十封信》自序）

狱中的阳光

每天午饭后，到下午开始做运动前，有两个多小时特别安静的一段时间，比夜里还安静，因为经常梦魇的邻居们午睡时倒不叫。我认为午睡是浪费，所以从来不睡午睡。所以我特别能清醒的独占这两个多小时的特别安静。本来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属于我，但这两小时好像更属于我，尤其是星期天的这两小时。

只要天气好，我每天中午都有一个约会，约会的对象不是人，也不是人活在上面的地球，而是比地球大一百万倍的太阳。冬天时候，太阳午后会从高窗下透进几块——真是成块的，于是在这小房间里，除了我外，又增加了动态。

阳光总是先照上水泥台，再照上地板，再很快就上了墙，再很快就上了胸前那么高，就断了。为了利益均沾，我把塑胶碗、塑胶筷、塑胶杯等，分放在几处阳光下面，然后自己也挤进去。因为阳光只有几块，所以就像照X光一样，要一部分一部分照，照完了这只胳臂，再照那只，若想同时全照到，那就只有“失之交臂”了。（《与阳光有约》）

食少事繁

我不明白，詹姆斯·杜瓦因早在1892年就发明了热水瓶，可是1982年的台北看守所还要如此禁用，我真不明白这种虐政是什么意思？使人犯在冬天一连十八九个小时没有热水喝，这不是整人是什么？

因为保温杯的效果很可怜，我就把塑胶壶用毯子包起来，装在大水桶里，勉强苦撑。好在我的生活是诸葛亮式的——食少事繁，其他的许多人犯，尤其是好吃懒做的，一定就更惨。（《监狱学土城？》）

只换屁股不换针

犯人病重的时候，这里也给打针，不过那种场面像是领配济米，大家排好队，露出屁股，然后依次向前挪动，打针师是个兽医，用一根针管和一根针，插入药瓶吸药、注射……再吸药，再注射……三吸药，三注射。……全部过程，我有诗咏之如下：

大牢阴气阴森森，

排队看病如狼奔，

兽医下令齐脱裤，

只换屁股不换针！

理论上这根万用针头，不知可传染到多少新病出来，但是谁他妈的管呢？

记得西门町有一家蛇肉店，店里挂了好多匾，有一块匾最不俗套，上面只有四个字——“胜过打针”，我想，在这样的牢里生病，千万针是打不得的，任何的治病方法，大概都“胜过打针”！（《1981年写给汝清的信之三》）

以时间换取空间

在住的方面，房长3.4公尺，宽1.8公尺，相当于苏联自由斗士奥洛夫的囚房。但这种空间又有二分之一以上不在走动范围以内，因为通风管、洗脸槽、水缸、马桶、铁床、落地小柜等等，已占去二分之一以上，剩下的，不到三十块塑胶地砖，走对角线每五小步，就得转身，在里面运动，项目要随空间来决定，凡是横式的运动，又左又右的运动，都不能做，只能做伏地挺身、仰卧起坐、颈部运动和“原地马拉松”。我住的小房窗户朝北，阳光从没照进来过，住久了，觉得自己像是一根指北针，在乱流里自我把持方向。晚上只有房顶上的一根六十支光日光灯，房有两人高，光线下来，已经非常弱了。我在床上架上纸箱，纸箱上铺块掉下来的小柜门板，大部分以右腿盘地左腿垂地的坐床姿势，看书写作。报上说中小学生“坐姿不确，照明不足，视力大受影响”，我想我也如此。国民党宣传他们在抗战时候“以空间换取时间”，我则正好相反，我整天在以“时间换取空间”，甚至“以光明换取黑暗”，我又努力工作了半年，半年中，我又创作出不少给人光明的资料，虽然我自己，却陷身黑暗里。（《监狱学土城？》）

形与影

我想到“老僧闭关”时的孤独情味。

孤独有很明显的两类：在光明里，并不完全是你自己，至少有一个陪你的，就是你的影。它沉默地模仿你的一举一动，像是一只黑猩猩，一只被压路机压扁了的黑猩猩，在你的前后左右。在小房里，你背着光走，走到第三步，黑猩猩就蹿上了墙，走到第四步，它已挤在你和墙中间。它既代表你，也代表墙，你不能再挤，挤它就是挤你自己，就是挤墙。墙比黑猩猩高，铁栏杆又比墙高，你会想起动物园那头黑猩猩，但没有人陪它；现在眼前这头有人陪，而陪的不是别人，就是你，不单是你，是你自己，你自己和黑猩猩，黑猩猩和你自己。虽然是形单影只，却亲密得形影相随。

当黑暗来的时候，孤独明显的转入另一类。黑暗来时，你的影都离开你了。你本身就是一个影。影喜欢黑暗，黑暗就是它的家。一回到黑暗它就变成了主人。因为它本身就是黑暗，跟黑暗同一颜色，你以为你是形，其实你错了，至少在黑暗笼罩你的时候，你错了。你不是纯粹的形，你的形中有影，光明把影从形中推出，但影紧追不舍，直到光明疲倦的时候。在黑暗里，你会慢慢感觉：影进入了形、重合了形，使形融化——不是影没有了，而是形没有了。影之于形犹梦之于眠、犹刃之于刀。影并没在黑暗里消失，只是染了更深的颜色，影不徙。这时候，灵魂好像无所依附了。你从不知道灵魂是什么，现在更什么都不是。如果有这东西，也是个在黑暗中最先背弃人的，灵魂只是影的影。（《孤独与鬼》）

太阳反倒是朋友

太阳虽好像是个小气鬼，只照进那么少、那么短，但对我已是奢侈品（过去一年没见过）。阳光在冬天虽然热力有限，但至少看起来也暖和——几块暖和。这种光与热，都是在人群中、在地球上得不到的东西，它们从天而降，从九千多万英里的地方直达而来，没有停留、没有转运，前后只不过八分钟，光热从太阳身上已到你身上。这种宇宙的神秘，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同时感受到，有了这种感受，你仿佛觉得，虽然阳光普照，可是却与你独亲，世态炎凉，太阳反倒是朋友了。（《与阳光有约》）

遁迹与遁世

中国人讲究阴阳五行，五行是金木水火土。缺水的人，要加上三点水，使水多一点。

至于水多的人，水淋淋的，水来土掩，该用土克一下，最好住在土城之地土化之，只见土木形骸，不见水木清华，脱水以后，只剩几分“咸湿”（广东话），半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人在牢里，其实是一种遁，形式上是遁迹，精神上是遁世（遁在中国传统，叫做隐，我说隐有三层次：小隐于郊、中隐于市、大隐于牢）。遁得太多，以至无所不遁。由水遁遁到土遁，由土遁遁到尿遁。庄子说道在尿中，的确尿中有道，此乃“尿道”之正解。日本鬼子有茶道、花道、书道、武士道，却没有尿道，就凭这一点，我就不相信Japan As Number One。

我每天清早5点就起来了，先尿尿，然后在小房间内独自一人过一天，晚上10点就要睡了，再尿尿，每周如一日，每月如一日，既乏善可陈，又无恶可作，只是用功读写而已。好在“水肥”不落外人田的日子，毕竟指日可数，他年尿尿于五湖四海，不亦快哉！（《我要尿尿》）

张俊宏与我

我和张俊宏是大动乱里先后关到同一牢房的囚犯，这种巧合，正显示我们这些因义受难者共有的宿命。张俊宏和我，身世自有不同、遭际容有互异，但是，当尘埃落定的时候、当自由民主口号终止的时候，当赤裸的暴力以法律代打的时候，我们终于在不同的时间里、在相同的空间里，离奇的做了交会。也许在子夜辗转、也许在午夜梦回，张俊宏会感受到八号房先驱者的身影，像欧亨利笔下感受到木犀草的芳香。感受、感受，直到他有一天也离开，把房间留给后来者。苦难就这样传递下去、接替下去，只有开始，没有终止，为人类的伤痕，永远做出崭新的见证。（《“吉屋招租”与八号房》）

八号房

在第八房的孤独岁月里，我觉得我真能对人生有特殊的感受，因此它对于我，就永远有着一股莫可名状的幽情，在我离开多年以后，还会清楚的想到它。

八号房建筑以来，也不知关闭了多少川流不定的过客，我是其中之一，并且是最久的。在关闭我的两年半中，它仿佛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我像一个寄居蟹，而它就是我的壳子。对其他那些川流不定的过客说来，我不知他们做何感受，但我有时仿佛感觉到他们的存在。墨子说“影不徙”、庄子说“飞鸟之影，未尝动也”。有时候，我真的感觉他们影子的存在。尤其那些曾住过八号房的死囚，当他们在处决的清晨，被反扣手铐、兜住嘴巴、自房里拖出去的时候，我真的感到他们的生命与哀呼已嵌入到墙壁里、凝固在空气里。虽然，他们我一个也不认识，我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吉屋招租”与八号房》）

边走边背书

在“寒冬”来的时候，为了御寒，每天晚上，我要在阴暗的灯光里，咿哑的地板上，不断来回走着，边走边背书，经常两三个小时。我之能背书、能走路，都拜坐牢之赐，坐牢对强者说来，真不是坏事。（《除却一寒冬》）

小不方便

其实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给了我小的不方便而已。

即使在外面，我也是不见人、不接电话、不逛街、不看电影、不参加婚丧喜庆、不去看什么艺术活动、不抽烟喝酒、不喜欢山珍海味。我只是家居的隐士而已。即使家居，也不看电视，也是工作、工作、工作，工作以外，没有什么别的。

严格说来，没有心爱的女人、没有热水浴，只是这两样大不同而已（但我和心爱的女人热水同浴，所以在这一点上，也只是一样大不同而已）。其他都不算大不同，只是小的不方便，大都是工作环境上的，如灯光不足、没有桌椅、文具与设备欠缺、参考书不够、日夜太嘈杂等等。

除了这些以外，这种生活与纪录，对我全是好处。

谁也想不到吧？（《其实没有什么不同》）

我不在乎牢狱

如果我今天以三十一之年，还可冒充“青年人”的话，那我必须说：这是为了补偿我过去的“非青年生活”。一个人在中学时代，前后看过的电影不会超过两场，这种“道性”，大概非今日青年朋友所能堪的吧？

也许你们笑我吹牛，当我告诉你们我不太在乎牢狱。牢狱最可怕的地方不在third-degree，而在一种难受的寂寞生涯。李敖今日所过的生活，跟古代人所谓的“画地为牢”又有多少不同？我好像是一个做“坐牢准备动作”、“坐牢预习”的倒霉鬼，并不够资格心安理得的做一个他妈的寓公！（《眼看黑暗到来，又目送黑暗归去》）

监狱与日记

监狱是一个叫你两难的地方，它使你有足够的时间写日记，却没有足够的事件去写。监狱的生活是全世界各行各业中最单调的，单调得每天都一样，每天上午都一样，每天下午都一样，每天晚上都一样，每个星期一和星期二一样，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下星期一……都一样。所以，监狱中任何一天的日记都是标准的抽样，都是够格的代表。

所以，在监狱里的人不需要天天写日记，监狱里的人的日记，只要把一天的复印三十份，就是一个月的；复印一百八十份，就是半年的。住在监狱里的人，就好像住在复印机里。

我在台湾很少写日记，因为广义来说，台湾就是一座大监狱，单调得很少值得一记。（《李敖札记》1986年10月7日）

狼狈的制造者

坐牢最没有意义，其没有意义，对双方都是一样。被关到牢里的，固然有一时表面的“失败”；可是硬要把人关进去的，又岂是不失败的“成功者”吗？正相反的，他们也未尝不失败，甚至更失败、真失败。——关人入牢只证明关人者没有更好的法子和更聪明的手段去“胜过”那“囚犯”，因此他们不得不借助于“光着屁股的暴力”（naked power），去表演图穷匕首见。他们是狼狈的制造者，每多锁一次铁栏杆，就多制造一次愚蠢与狼狈！（《从疾首蹙额到咬牙切齿》）

书房天地宽

对我，对Pride Lee说来，我的小天地我常常叫它是我的“豪华监狱”。真的，它真是我的“豪华监狱”。它有一切监狱所没有的实际设备，但置身其中，我却觉得我是一名“囚犯”。在自由中国中，似乎没有人在一天二十四小时内，比我更能独处。没有人像我这样每天看到人或动物的时间只不过四五个小时，其他的时间完全“顾影自雄”或“自己跟自己说话”。我常常说我是一个“眼看黑暗到来，又目送黑暗归去”的人，这意思就是说，我常常一个人，从黑夜直到天明。有时候我开玩笑：“没有李敖这种忍耐寂寞本领的人，休想批评李敖！”（《眼看黑暗到来，又目送黑暗归去》）

中国历史人物

——伟大的人的一生，处理朋友的离合，都有伟大的风范。我以这种风范期许我自己，也以这种风范期许我期许的人。

黄帝

黄帝，这据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伟人，但是他讨伐蚩尤，在我这新派历史家的眼里，简直无异于一场军阀战争！黄帝与蚩尤本属于同一个族，黄帝在东边，蚩尤在西边，他们的活动范围，不会比今天的河南、山西两省来得大，蚩尤的文化水准甚至比黄帝还来得高，至少他们比黄帝先学会用铜器！结果双方乒乒乓乓，打起来了，打了七十一仗，主要的战场是在山西省的一个小县（解县，关公的老家）。

如果我们今天，把黄帝解释作当时中国民族的“共主”，解释作“平外患”“统一中国”的神明人物，想想看，这不是大笑话吗？这岂不是小看了中国的领土了吗？这岂不是错把河南省的一个小军阀，当成一统天下的大总统了吗？（《长城还在动呵！》）

伯夷叔齐

伯夷叔齐为了抗议周朝君臣的“以暴易暴”，决定不吃周朝的饭，逃到首阳山，采薇而食。光吃薇，维他命当然不够，薇只是一种“瘦维他”，结果双双饿死。设想夷齐若有生活的基层保障，他们兄弟二人，大可在文王武王革命到来之前，大大的抢购一阵，囤积它几年的柴米油盐，准备长期跟“殷商的叛徒”抗战。又何必饿死示众呢？故伯夷叔齐跟周朝君臣斗法，第一着就先下了败棋。他们忘了周朝君臣都是先吃饱了肚子再来革命的，只要肚子先吃得饱，“不负此腹”，此腹早晚会帮助你完成革命大业。（《发财的真价值》）

伯夷叔齐之二

他们避周朝之祸于首阳之山，“义不食周粟”，结果吃草采薇而死。我觉得他们是傻瓜。因为他们吃的草，也是周朝的。这样糊里糊涂的饿死，真是划不来。——这使我们现代人绝不采取的方式。（《避祸学大纲》）

姜太公

姜太公八十才遇文王，终于帮文王抢到天下，设想姜太公若不整天吃鱼，他能活到八十岁吗？姜太公是最能了解生活基层保障的人，他为了生活，不惜“吃软饭”，历史上记载他是“出夫”，翻成白话，就是“吃太太软饭而被太太赶出家门的丈夫”。姜太公虽然被赶出家门，可是照样吃四方不误，不然怎么会成为“伟人”呢？姜太公因为能一直吃饱饭，所以才能“太公在此”，一切都好办；而伯夷叔齐却不讨饭吃而讨苦吃，结果只能“夷齐不在此”，一切都化为黄土一抔，全谈不上了。（《发财的真价值》）

孔子

9月28号明定教师节，放假一天，向“万世师表”孔夫子致敬。孔庙里的孔夫子饿了一年，这一天大吃冷猪肉，看秃头小鬼和封疆大吏来祭他，心里一定不是味道。为什么？因为大家并没真的了解他——全面的了解他。大家以为孔夫子是“万世师表”，其实忽略了孔夫子的另一面——“万世生表”。现在就谈谈“万世生表”。

“万世师表”是称赞孔夫子是伟大的老师，是从“作之师”观点看这个人物，不错，孔夫子有三千弟子，且有七十二人最棒，私办学店，终生不受取缔而大行其道的，古今只他一家，孔夫子自然是老师之尤。我读《史记·孔子世家》，读仲尼弟子列传，都可感到这一点，并不否认他老师地位。

令我感到奇怪的是：孔夫子不但是一个伟大的老师，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学生，这一事实，却没被人注意到。孔夫子是个以向别人学点什么为荣的人，他“不耻下问”，“入太庙，每事问”，都表示出他有好学生的气质。他对老师的标准，也从宽录取，“三人行，必有我师”，标准之宽，足令路人侧目。司马迁记录“孔子之所严事”的师承，“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这些和他同时的人物，都是他学习的对象。孔夫子是好学生，自毫无疑问。

虽然是好学生，孔夫子并不不辨是非的附和老师的意见。孔夫子公然主张“当仁不让于师”，翻成山东白话是：“在真理面前，不能因为他是俺老师，俺就乱和稀泥；就便是老师，俺也不让步，俺也要批评。”

孔夫子感叹：“莫我知也夫！”（没人了解俺呀！）“知我者，其天乎！”（只有老天爷了解俺呀！）他的许多心事，我认为一定有曲高和寡的埋没。“万世师表”的崇拜，不幸窄化了孔夫子，孔夫子其实是伟大的学生，他在真理面前“当仁不让于师”，这种固执、这种勇气，才真教我们叫好：他是师生关系的革命家，他是“万世生表”！（《万世生表》）

孔子之二

孔夫子青年时候，一派天生德于予、庶几其为东周的气派；中年时候，碰了不少壁，乃深感天下事人力有它限度，乃以知天命自勉，预做伏笔；晚年时候，凤鸟不至、西狩获麟，一切大白，遂有一切命也之叹。（《五十而不知天命》）

孔子之三

虽然孔子之言遍天下，但是孔子之言见诸行事却是困难的，即使孔子本人，他奔波一辈子，又被困又挨饿，最后还是不能得君行道。至于他的人生箴言方面，合乎人情而能行得通的，也不算多。它们许多都是空洞的、拿来说说的，并不能真的去实行。例如“三年之丧”，孔子的几个学生以外，据我所知，只有清初的颜习斋彻底实行了，彻底实行的结果是大病一场。又如“温、良、恭、俭、让”，甚至孔子本人，都不能算是这种人物：呼号鸣鼓攻人，且以杖敲人膝盖，这哪里是“温”？骗蒲人，见南子，这哪里是“良”？使孺悲尴尬，这哪里是“恭”？不吃这个、不吃那个，这哪里是“俭”？舍不得卖车葬颜回，这哪里是“让”？故孔子的许多教条，并不是时时可行、事事可行、人人可行，不可行而硬要行，于是只好言行不一，人格分裂。（《中国思想趋向的一个答案》）

孔子之四

孔丘说他“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可是跟他出国的，他却限制名额只要子路，子路的身体足可以参加接力赛跑，可是孔子仍嫌他“无所取材”，《礼记》中记孔圣临死前“负手曳杖，消摇于门”，这个“曳”字用得太好了，杖者棒也，棒者名器，不可以假人，放乎哉？不放也！棒交不下去，一个“曳”字写尽了他那失望而未绝望的心情，当子贡跑进去的时候，孔子感叹“尔来何迟也”！这是一个七十三岁的老教育家最后的哀呼！（《老年人和棒子》）

颜回

中国古人只会悲哀于颜回的早死，可是却赞美致他于死命的“一箪食、一瓢饮”生活。试问颜回的死，营养不足有着多大关系！古人明知“食”是性，可是却整天鼓吹箝制它，反对顺应它，真不知道是所为何来？（《寻乐哲学》）

西施

西施可说是第一届中国小姐，因为当时是从全国大选中选出来的。西施的本领，比现在的中国小姐高出很多，除了不会英文以外，别的全考第一。她会生私生子，会搞007，会跳踢踏舞，现在苏州的“响屟廊”，就是当年这位捧心美人大跳特跳的地方，响屟的意思是用跳舞振动地板，振动出乐声满廊，现在的中国小姐，又有谁行？（《中国小姐新论》）

墨子

司马迁说墨子和孔子是同时人，或者稍后；孙诒让说墨子比孔子还早。

墨子是热心救世的人。班固说“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就是说墨子住的地方，烟囱还没熏黑，就跑去救世去了。

墨家的救世，比起儒家来，动人得多。孟子一方面明知“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一方面却血口喷人，骂墨子“是禽兽也”。这未免太不公道、也太伪君子了。儒家高高在上，以不耕而食为君子、以学稼为小人，一心要“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生活起居，都要乘舆代步、从者众多的大排场，这样的救世者，比起“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墨家来，是应该脸红的。孟子不但不脸红，竟还骂墨子是禽兽，这又算什么呢？

墨家的门徒很多，但他们过的，不是“有酒食，先生馔”的生活，而是“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的苦行生活。他们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群人物，他们比起儒家的门徒来，后来是没落了。这种没落，是中国真人的没落。（《中国真人的没落》）

鲁仲连

后人以高士称鲁仲连，因为他不是一个以世俗的态度去应付人世的人，他的为人高超洒脱，无人间俗气，就因为他的作风不和俗人一样，所以历史上才流传这段代表人类尊严的小故事，若是鲁仲连做了官拿了钱，虽然仍是有充足的理由而合乎情理，但他伟大的程度就多少因之减色了！（《大学札记》1957年7月10日）

秦舞阳

荆轲刺秦王，找到助手是燕国勇士秦舞阳。秦舞阳的不良少年记录是：“年十三，杀人，人不敢忤视。”凶来兮到谁也不敢正眼看他。但当行刺时候，他在秦王面前吓得“色变振恐”。“不敢忤视”的，是他小子自己了。这个故事说明了：在万华做小瘪三可以，但临了大场面，一见大人物，声势就要被夺走，上风就要给占去，裤裆里就要屁滚尿流。小人物呀总是小人物！（《漫画的自由意义》）

楚霸王

楚霸王二十四岁献身革命，死时三十一，比亚历山大大帝还少两岁。在短短三十一年中，他的作风就是战斗、战斗、战斗。他是一个“硬里子”的革命家，他不屑做机会主义者，革命战役中救赵那一次，从机会主义者宋义的眼中，应该作壁上观，但楚霸王不肯，他要破釜沉舟，在“诸将皆从壁上观”的孤立中，以一当十，打出天下。他的天下这样得来，也这样失去。他不是政治人物，而是悲剧英雄，在政治的波谲云诡下，他英雄末路，做了美的死——他把头送给了敌人，为了敌人曾是他朋友。

如今，虞美人长眠定远荒塚，楚霸王饮恨乌江古渡，一切的楚河、一切的汉界，都在世棋起落之中，云散烟消，只留下这两场美人的死和英雄的死，给后人凭吊。“力拔山兮气盖世，……虞兮，虞兮，奈若何！”为英雄美人，我流泪。（《美人的死和英雄的死》）

楚霸王之二

在伟大的人的一生里，他会遭到许多离奇的朋友的离合，但这种离合，并不妨碍他的基本伟大气质。项羽在乌江江边，被刘邦的军队包围，但他太凶悍了，包围的人，都不太敢接近他。突然间，在重围里、在敌人中，他眼睛一亮，发现了一张熟面孔——吕马童。他对吕马童说：“若非吾故人乎？”（你不是我老朋友吗？）吕马童把脸转过去，不肯看他。楚霸王继续说：“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我听说刘邦买我脑袋，谁拿到赏谁一千斤黄金，封万户侯，我就做个人情送你吧！）就这样的，他在吕马童面前自杀了。他英雄末路，会把头送给敌人做人情，为了敌人曾是他朋友。这种作风，我也最欣赏。伟大的人的一生，处理朋友的离合，都有伟大的风范。我以这种风范期许我自己，也以这种风范期许我期许的人。（《雁行折翼》）

虞姬

在明知楚霸王必然一死的处境下，虞姬做了伟大的殉情——她先死了。她用自杀，先死给情人看。死亡，不算什么，我死给你看。

照《湖州名胜志》的说法，青铜江边青铜门石梁上，有一个手印，这个手印，就是楚霸王火中救美的遗迹。在革命的火光中，英雄美人，曾共生死。如今，火光已逝，虞姬不愿独生，不愿后死，她愿“先你而死”，来成全这一幕生死恋。她是美人，但她死得真英雄。

这美人的心事，在《霸王别姬》的一段戏词里，有部分描述——

自从我，随大王，东征西战，

受风霜，与劳碌，年复年年。

何日里，方得免，兵戈扰乱？

消却了，众百姓，困苦颠连。

这正是真的“虞美人”！司马光《资治通鉴》不提这个美人儿的事，这是很正常的：呆板顽固的老夫子们，又从何了解这种革命党出身的唯美气质、狂飙性格和浪漫情怀呢？（《美人的死和英雄的死》）

淳于意

缇萦的父亲叫淳于意，山东人，是最有名的医生。他通内科、儿科、妇科，可是不会装“乐普”，结果得了五灯奖——连生五个女儿。生五个女儿是汉朝民间最恨的一件大事，当时有谚语“盗不过五女之门”，就是说，一家如有五个女儿，就是五个赔钱货，一定把家给吃得穷兮兮，连小偷都不会上门来。

淳于意一门五女，给烦死了，整天在外面跑。他虽是名医，可是不喜欢诊病。有人生病，找不到他，怀恨在心，又嫉妒他的天才，暗中不知得罪了哪方神祇。汉朝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年）他糊里糊涂吃上官司，要给押到京城长安去。五个女儿在旁边哭，淳于意气得大骂，说：“生也没生个男的，遇到大事小情，连个得力的都没有！”他的小女儿就是缇萦。（《“缇萦救父”表示了什么？》）

东方朔

真正的笑脸大王是汉朝的东方朔。东方朔在严肃的朝廷里，运用他的幽默和机智，办了不少好事，也占了不少便宜。有一次有人送了皇帝一副长生不死药，被东方朔发现了，老实不客气，偷来吃了。皇帝闻之大怒，要杀他。他笑嘻嘻的答道：“如果药不灵，我没罪，送药给你的人有罪，你杀我干嘛！如果药灵，那我可长生不死，你要杀我，也不会成功。”皇帝一听这个逻辑上的“两难式”，搅得糊涂了，噗哧一声，也笑起来，只好罢罢罢。（《用笑脸做后盾》）

公孙弘

汉朝的大臣公孙弘是个坏东西，但在造型上，他为了复兴中国文化，生活得很节俭；穿布衣服，盖破棉被，一派高人逸士的道骨仙风。为了表示招揽人才，他来了好多名堂像“钦贤馆”、像“翘材馆”、像“接士馆”等等，但到的人，他都给粗茶淡饭吃。最后，他的老朋友高贺揭穿了真相：原来公孙弘外面穿布衣，里头穿貂皮；外面吃客饭，里头吃大餐，完全是个伪善的家伙。中国的伪君子，很多都是曲学阿世的公孙弘派，中国传统认定节俭是美德，所以一个人只要以节俭示人，先天上就不被误为坏蛋。其实这种“布衣破被”型的坏蛋，才是加级的坏蛋，从民意代表到名政论家、从封疆大吏到党国要人，这种德性的可太多了！（《“显性伪君子”和“隐性伪君子”》）

汉光武帝

后汉开国的光武帝，是中国水准最高的皇帝。他出身太学，知道民间疾苦，也知道气节与知识分子的重要。他推崇不合作的知识分子，不论生死，都不例外：卓茂、谯玄不跟王莽合作，他推崇他们；但严光不同他自己合作，他也照样推崇不误，仍让严光把脚放在皇帝的肚皮上、仍让严光咄咄逼人。（《放火的，不要变成放水的》）

王充

王充（公元27-约99）字仲任。浙江上虞人。他是后汉的太学生，家里很穷，买不起书，很多书都是站在书店里看来的。

王充的时代，思想都是儒家的一统局面。他能在这一统的局面里写出《论衡》来表示异议，实在是很优秀的。

王充是中国汉朝思想界的明星，正如宋恕在《六斋卑议》中所称道的“旷世超奇出上虞，《论衡》精处古今无”。王充的伟大，在于他风格独具，思想不遵传统的绳墨，勇于疑古论今。

王充反对儒家的天道说、反对灾害应于人事说、反对天人感通说、反对因果报应说、反对神仙说、反对鬼神祸福说……他在思想上有这么宽的打击面，可是面对起宿命思想来，他却不能打击。虽然他相信的宿命，不外是人的死生、寿夭、贫富、贵贱、幸与不幸、遇与不遇等方面，认为这些全不是人力所能主宰；虽然他不相信命运可以宿到能够预知的程度、虽然他不相信可以有趋吉避凶的造命的程度，但他究竟是一个与“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近似的信仰者，他仍跳不出宿命思想的网罗，可见这种思想的深入人心，到了何种程度！虽高杆如王充，也要被绊一跤！

但是，王充的宿命思想，并不是很单纯的宿命思想，而是为反抗另一种思想而强化了的武器。在王充的时代，迷信极为盛行，儒家思想被“天人感应”挂帅，一股有意志的天道观，把思想界全盘扣住。王充认为这是要不得的，所以他提倡一种自然的没有意志的天道观。

看了王充的宿命思想，我们可以感觉到，他似乎在用一种小的迷信（宿命）理论，来推翻一种大的迷信（天人感应）理论，有点像尼采似的，在用一种新的玄学，来推翻一种旧的玄学。相对的说，小的迷信和新的玄学，的确比它们所要推翻的来得高明一点。在王充的时代里，以他的处境和学力，所能做到的极限，就是如此。设想在当时由官方带头的迷信大运动里、由御用学者逢迎的思想大反动里，王充能够敢于对“世书俗说，多所不安”而要“幽居独处，考论实虚”，而要“心濆涌，笔手扰”的发之于著作，我们就不能不对他佩服了。——我们虽对他的“大智”有所苛责，但对他的“大勇”，可就真的没得话说了。（《为中国人信命寻根》）

班昭

在汉朝的时候，有一个女人叫班昭，她的丈夫姓曹，所以她又被叫做“曹大家”（“家”在这里念做“姑”），她有两个有名的哥哥：一个是写《汉书》的班固；一个是出使西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班超。这位妹妹，实在是个莫名其妙的女人，她若不莫名其妙，她不会写一部叫做《女诫》的书，这部书，是女人写来教人如何压迫女人的，你说莫名其妙不莫名其妙？

《女诫》这部书，其实也不算是一部书，因为从出版大家萧孟能、沈登恩眼光看来，它的字太少了，它只有一千六百个字。但这一千六百个字，却集了压迫女人思想的大成，并且变为以后两千年女人的修身教科书，它的势力可真大！（《女性——牌坊要大，金莲要小》）

孔融

孔融为直言无隐贡献了生命，在他被杀以前，是思想家兼酒鬼。统治者禁酒的时候，他反对，理由是：

酒之为德，久矣！

天垂酒星之曜；

地列酒泉之郡；

人著旨酒之德。

尧不千钟，无以见太平；

孔非百瓠，无以堪上圣；

高祖非醉斩白蛇，无以畅其灵；

景帝非醉幸唐姬，无以开中兴。

描写酒的伟大，这篇要考第一。孔融让梨，但若不是梨而是酒，你看他会不会让？（《喝酒——喝也不行，不喝也不行》）

曹操

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曹操恨祢衡，可是并不杀他，曹操把祢衡送给刘表，意在由刘表杀他，可是刘表是聪明人，他才不做坏人，他把祢衡又转送给黄祖（今名“张宗昌”）。黄祖是个傻小子，傻不登登，把祢衡推出斩了。因此横被千古之恶名。而曹操孟德小名阿瞒者，直到今天，必然还在地狱，“阿”拉“瞒”住阎王，吃吃窃笑呢！（《过早的答案》）

关公

初，（关）羽随先主（刘备）从公（曹操）围吕布于濮阳。时秦宜禄为布求救于张杨（不是电影明星那个张扬）。羽启公：“妻无子，下城乞纳宜禄妻。”公许之。及至城门，（羽）复白（于公）。公疑其（秦宜禄太太）有色，自纳之。后先主与公猎，羽欲于猎中杀公。先主为天下惜，不听。故羽常怀惧。

这个故事还分别见于《蜀记》和《魏氏春秋》，内容大同小异，都分明是说，关公以有妇之夫，打秦宜禄太太的主意，并且一再叮咛曹大官人，千万把这个美人赏他。哪知曹操见色忘义，说话不算，竟把美人儿“自纳之”，无怪乎关公醋火三丈，要在打猎时杀掉老情敌了。

关公一度被曹操俘获，整天予以优容，三日一大宴，五日一小宴，上马一锭金，下马一锭银，可是关公仍是不肯跟曹操合作，终于过关斩将，千里走单骑，复归于刘备。《三国演义》中说关公够义气，华容道“义释曹操”。其实历史上根本没有这件事。华容道那个战略据点，赤壁战争时刘备根本没有派兵，当然也没派关公去。设想当时若真的派了关公去，关公见到老情敌，岂不分外眼红吗？按照现代的尺码，“华容道”岂不要变成“毁容道”了吗？若真来那么一次，我们的“民族英雄”，岂不更要丢脸了吗？（《关公曹操三角恋爱论》）

关公之二

关公因为比计程车大1700多岁，所以他当然坐不到计程车，他坐的是原属貂蝉情夫吕布的那匹赤兔马，这匹马生得“身如火炭，状甚雄伟”。吕布死后，曹操俘虏到关公，为了收买关公的心，特将此马当“红包”送给关公。关公深知“此马来头大”，喜而受之。后来关公败走麦城，被孙权杀掉，赤兔马被马忠所得，献给孙权。孙权又赐还马忠去骑，不料此“马”极“忠”，竟“数日不食草料而死”！可算报知己关公于地下矣！话再往回说，赤兔马自从背弃吕布，跑到关公屁股下面以后，的确帮关老爷不少大忙，甚至说关公许多奇功，全靠赤兔马建立，也不为过。

当时这匹名马所以如此讨人喜欢，是因为它“日行千里”，“嘶喊咆哮，有腾空入海之状”。所以它迷尽天下英雄，人人欲骑之而后快。关公离开曹操的时候，一切曹操送的东西都退回了，所谓“尽封所赐金银等物。美女十人，另居内室。其汉寿亭侯印，悬于堂上。丞相所拨人役，皆不带去”。可是唯独一个例外，就是这匹赤兔马，关公到底舍不得，所以红着脸，屁股一翘，到底骑走了。所以这匹名马，不但陷不义的吕布于不义，并且还陷忠义的关公于不义。这些例子，都说明了名马之为祸。（《关公的计程车》）

张飞

张飞先生是最配谈恋爱的，因为他的眼睛生得太好了！”

张飞的眼睛的妙处，他睡觉的时候还是睁着的，换句话说，他一天二十四小时，除了眨眼，他的眼睛全是睁着的，并且我考证他甚至眨眼也不会——因为他杀人不眨眼！（《张飞的眼睛》）

诸葛亮

诸葛亮写《出师表》，我们只看到他明谏之切，却没看到他隐痛之深。他的隐痛，乃在他所支持的，竟是不能成大格局的、不成材的阿斗。他在这种认识下鞠躬尽瘁，当然是很痛苦的。（《我为什么“战斗性隐居”？》）

阮籍

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河南开封）人。他父亲阮瑀是“建安七子”，他自己是“竹林七贤”。

阮籍“本有济世志”，因为“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人人自危之下，阮籍就“不与世争，遂酣饮以为常”。他显然对“路人皆知”的司马家政治集团不满，因此他以整天喝酒来实行不合作主义。司马家求婚于阮家，阮籍一连大醉六十天，醉掉一切。

因为阮籍有名气，司马家逼他做官，他宁愿不做大官而做小官，因为“步兵尉营人”会做好酒，他就去做了“步兵校尉”。司马家的人也一再想罗织他入罪，但他“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使人抓不到他小辫，因此得保首领以殁，活了五十四岁。

阮籍的五言诗，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他的八十二首《咏怀诗》，是《离骚》以后的绝作。诗中写他的抱负、境界，和“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的隐痛，婉曲感人。他又写散文《大人先生传》，主张乌托邦式的无政府主义，更看出他的境界。（《两个不合作主义者》）

刘伶

最有名的酒鬼，该是晋朝的刘伶。刘伶是晋朝的大名士，整天喝酒，然后光着屁股乱跑。有一天，他的太太把酒杯藏起来，要他戒酒。他说好，不过为了表示郑重，我要在神前发誓，你可置五斗酒来敬神。他的太太信以为真，把酒买来了，不料刘伶却在神像面前，叫着说：

天生刘伶，

以酒为名。

一饮一石，

五斗解酲。

妇人之言，

慎莫可听！

于是把敬神的五斗酒也喝光了！

刘伶还有一个杰作，就是一边喝酒一边骑马，后面叫一个人背着锄头跟着他。他的说法是：“死便埋我。”他宁要醉着死，也不要醒着活。（《喝酒——喝也不行，不喝也不行》）

嵇康

嵇康生当魏晋之际，是典型的乱世。在司马家政治集团坐大后，他决心以不合作主义，下乡隐居。他的朋友山涛，是个热衷名利的政治帮闲分子，自己卖身投靠之不足，还拉嵇康下水。嵇康气起来了，写信跟山涛绝交，在信里也攻击了政治的黑暗。

为了力行他的不合作主义，嵇康以打铁谋生。一天在树下打铁，贵公子钟会来看他，他傲然不理，最后还出言讽刺。司马昭当政后，钟会说他坏话。司马昭从嵇康好友吕安的身上，发起冤狱，罗织到嵇康，诬以叛乱，判他死刑。太学生三千人联名上书，为他请命，无效。最后以四十之年，留下“幽愤诗”，弹琴就义，从容一死。

阮籍与嵇康，是乱世中不同形式的两个不合作主义者，他们的祸福虽有不同、身世虽有各异，但是遭遇政治迫害则一。他们在黑暗的现状下，求生而不偷生、避死而不怕死，最后立德立言于千秋，在万古长夜中闪亮星火，最令我们怀念。（《两个不合作主义者》）

陶渊明

陶潜（公元372-427）字渊明、元亮，号五柳先生，浔阳柴桑（江西九江）人。死后溢号靖节先生。他是东晋的政治家陶侃的曾孙，是“开国元勋”之后，做过彭泽县县长，因为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不愿“束带”见官僚、“耻复屈身后代”，就辞职不干了。

陶渊明生值东晋末年的乱世，看到现实政治的黑暗，决心弃官归隐，他的时代的文风是清谈的、雕饰的，但他却是清淡的、自然的。他宁愿过穷困的日子，可是却自适其适，穿着破鞋子，在山里云游，过着跟老农“相对无杂言，但道桑麻长”的日子。

陶渊明的唯一过分了的嗜好是他喜欢喝酒，并写了太多的和酒有关的诗。在他一百一十四首的五言古诗里，酒字出现三十一次、醉字七次、醪字三次、酣字三次、酌字三次、醇字一次。他的儿子都是笨蛋，没有一个能“臣得其酒”式的继承他的一切。他在六十三岁时死去，死前写《自祭文》，说“匪贵前誉，孰重后歌”，表示对生前死后的声名都不在乎。这种旷达，在他《挽歌诗》里也如出一辙：“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陶渊明之二

陶渊明，他在天下大乱后，改“渊明”为“潜”。回到“将芜”之“田园”，童仆欢迎，稚子候门，有酒盈尊，这是他的福气。檀道济怪他“奈何自苦如此”？其实在我们看来，陶潜一点也不苦，至少在乱世中，他还有田园、有童仆、有傻儿子、有酒和狗肉、有菊花。至少他没有户口、没有管区警察、没有比警察更亲爱的人物来敲门。这些都是现代人所享受不到的福气。所以陶潜的避祸方式，是我们现代人所无法采取的方式。

我觉得，以陶潜在当时的地位，实在表现得太消极、太爱惜自己和羽毛。他实在该出山，为天下苍生卖卖命。（《避祸学大纲》）

陶渊明之三

有人以为陶潜是山林派田园派的隐士，这是不能了解这个“少时壮且厉”“猛志逸四海”的人物的。陶潜说他自己“性刚才拙，与物多忤”，他十足是一个刚正而有火气的人，能够表现出“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的决绝的人，绝不是温吞吞的家伙。他在乱世里，在积极上，没有什么作为；但在消极上，他完成了不合作主义的最伟大的身教。（《陶潜者，今之我也》）

陶渊明之四

陶渊明死前一年，檀道济去拜访他，看到他又穷又病，忍不住说：“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陶渊明答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这样一位“自苦如此”的不合作主义者，就在别人志不及他的高蹈下、洒脱下，飘然死去。他在《挽歌诗》中问：“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我想他自己知道，他是真正为人间立下荣辱标准的人，千秋万岁，令人永远难忘。（《“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颜延之

南北朝时候，出了一代奇才——颜延之。

颜延之小时候，家里很穷，他在穷困中自修成名，他书看得最多，“文章之美，冠绝当时”。

他有一个大毛病，喜欢喝酒，一喝起来，天王老子也找不到他。

颜延之虽然恃才傲物，自负好骂，但是他对国家大事，有深刻的见解。他说：“天下之务，当与天下共之。”一千五百年前的人，就有这种眼光，真前进。他绝对想不到，一千五百年后，居然还有许多人达不到这种水准，这许多人居然还相信“天下之务，当与本党共之”。这岂不是历史讽刺吗？（《颜延之之言》）

唐太宗

唐太宗是历史上最有“奇情”气质的英雄人物，柔情侠骨，一应俱全。在打天下的政治斗争中，当然他有和人一样的霹雳手段，但在这些政治性的“俗情”以外，他有许多“奇情”，使江山多彩，为人类增辉。在打朝鲜那一次，他因补给困难，必须退兵，退兵前，却送礼物给敌人，表示对他们守城不降的欣赏，这种对敌人的心胸，绝不是小鼻子小眼的现代政治人物干得出来的！

唐太宗这种“奇情”，最精彩一次，是表现在他对“朋友变成敌人”的心胸上。唐太宗肝胆照人，成功的一大本领是大度“化敌为友”，在群雄并起中，一统天下。天下一统后，他为了特别感谢杜如晦、魏徵、房玄龄、李靖、李勣、秦叔宝、侯君集等二十四位功臣，叫阎立本为他们一一画像，挂在凌烟阁。表示崇德报功，不忘革命情感。不料后来侯君集造了反，被抓住，依法非杀头不可，唐太宗对这位“朋友变成敌人”的老同志，非常痛苦。他哭了，他哭着向侯君集说：你造了反，非杀你不可，但你是我老同志，我不能不想起你、怀念你，我再上凌烟阁，看到你的画像，教我情何以堪？你死了，“吾为卿，不复上凌烟阁矣！”（我为了你，再也不上凌烟阁了！）（《奇情与俗情》）

王宝钏

话说王宝钏小姐在深闺时代，一天在花园里碰到“穷小子”薛平贵在那儿睡觉。慧眼识英雄，春情想汉子，立刻把薛平贵叫醒，告诉这“穷小子”，说她要打彩球招亲，请他届时跑来抢球。于是平剧中《彩楼配》开场，王小姐和薛先生好像篮坛国手，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抛一接，竟不差毫毛。王宝钏的父亲王允，看到许多在场的公子王孙都没有接到球，反被“穷小子”薛平贵接到，大惊失色，决心“一不该，言而无信，要把婚姻赖”。哪知女儿王宝钏，乃是见到汉子，信誓旦旦的人，死命不肯赖婚。气得王允怒不可遏，乃至父女二人表演《三击掌》，双方发誓脱离父女关系，永不相见。

在父亲无情的干涉婚姻自由下，王宝钏以相府宦门之女，跟薛平贵搬入寒窑冷洞之中，直到薛平贵“投军别窑”，她仍旧之死靡他，坚持不变。后来她的母亲来看她，在“母女会”中，她恩怨分明，告诉她妈妈说：“老娘亲不必两泪淋，女儿言来听分明：倘若爹爹丧了命，女儿不去哭半声，非是女儿心肠狠，他把儿夫妻不当人！倘若老娘遭不幸，披麻戴孝是儿身，守墓入土把孝尽，也不枉老娘把儿生。”

王宝钏这种为了恋爱自由婚姻自由，而吃尽千辛万苦，不惜与老子决绝的勇气，可说是我们中国民间最伟大的性爱故事，值得每一位新时代女性的效法与回味。（《王宝钏的另一面》）

唐三藏

取经一事，明明孙行者足可胜任，可是却一定要派唐僧那个血压又高、头脑又混的肉馒头做主角，还带了猪八戒沙和尚两个工谗善媚的走狗青年，唐僧根本不比孙悟空高明，只是装得老成持重些，且年资已久，是胡吉藏的老弟子，跟姚思廉是老同学，自然在菩萨面前吃得开，紧箍咒就是唐僧的抽象棒子，孙猴子虽然也有个棒子，但在满朝精神重于物质的逻辑下，只好被唐三藏棒住。（《老年人和棒子》）

李林甫

有的人笑，在笑脸里面充满了慈祥：有的人笑，好像是在哭；有的人笑，笑里好像有把刀。唐朝有个宰相叫李林甫，他的笑脸里面好像有把刀——“笑里藏刀”的典故，便由此而来。

他没死以前，杨贵妃的干儿子兼老相好安禄山不敢造反，因为安禄山一见他，就吓得浑身冷汗直冒，安禄山知道李林甫不是好惹的，因为他笑里藏刀，那把刀，随时可能扎到安禄山的胖肚皮上。

有一天，李林甫的一个亲戚生了一个小男孩，李林甫提起毛笔，写了“弄獐之喜”四个字，送到亲戚家，大家一看，都笑起来了，因为他写了一个大别字，把“璋”误写做“獐”（獐是一种鹿，头很尖，有种人头尖眼睛小，就容易被人骂做“獐头鼠目”，这个成语也出在唐朝。你要特别注意，随便一个中国的成语，都有它的传统。你弄不清，便会闹李林甫的笑话）。（《女性——牌坊要大，金莲要小》）

杨贵妃

你是唐朝第一美人，你压倒群芳，使“六宫粉黛无颜色”，使女人在你面前降低地位，但也由于你的缘故，“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而使女人在男人面前提高地位。

当然上面这些，都是指四海无事时候说的，一旦“渔阳鼙鼓动地来”、“千乘万骑西南行”的时候，你的老公、你的周围，立刻又变成百分之百的男权世界，他们国事败坏，不归罪于他们玩女人，反倒归罪于被玩的女人，而将你一代红颜，勒毙于乡土。你生不能当母老虎，死反做替罪羊，身世实大可哀。说来说去，这都是你被老公“霸王硬多情”的下场。

唐明皇同你山盟海誓，说什么“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但在紧要关头，他却不能同生、不能共死、不能横刀救美，反倒自己逃难去了。他这种作风，实在一点也不男性化，而是十分君主化。后代的诗人袁子才，批评你老公的懦种行为说——

到底君王负旧盟，

江山情重美人轻！

实在一针见血。后代的另一诗人自我期许“不爱江山爱美人”，但他既无江山，又乏美人，光说不练，等于白说。真正做到“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是英国皇帝爱德华第八，他宁肯不要江山，也要美人，改行做了温莎公爵。可见江山美人之间，能抱住该抱的，中土以外，大有其人。只可叹你玉环女士生不逢时，又不逢地，风华绝代，竟为伧夫俗子老油条薄命，真大大划不来。《长恨传》里说唐明皇跟你又发誓：“愿世世为夫妇！”天啊！又来了！这样不可靠的家伙，下辈子还能嫁他吗？去他妈的蛋吧！要嫁，也来个贵妃和番，嫁给温莎公爵，再也别“唐明皇，胡子长”了！千万！千万！（《给杨贵妃的一封信》）

韩愈

唐朝的韩愈到潮州，看到鳄鱼为患，他居然写了一篇《祭鳄鱼文》，给鳄鱼一只羊一只猪，要鳄鱼搬家，“其率尔丑类，南徙于海！”如果“冥顽不灵”，人类就要把你们杀光，你们不要后悔啊！据说鳄鱼看了他的文章，就都搬走了。这篇千古妙文，《古文观止》就有，实在值得一读再读。

这篇文章，写到这里，题目应该是《人能感动鳄鱼论》，可是我害怕，不敢这样写。因为前一阵子，刚发生了“诽韩案”，韩愈的后人（？）到法庭控告写文章批评韩愈的人，而妙不可言的法官大人，居然判了被告的罪。这是典型的一场文字狱。我李敖刚坐完了“叛乱罪”的大牢，黑狱亡魂，浩劫余生，实在不敢惹韩愈（和他的鳄鱼），只好另想题目。

《祭鳄鱼文》，那篇文章，一再声声呼唤鳄鱼的芳名，同它交谈，一次与它约定，三次要它听话。全篇又讲理、又讲情、又哄、又劝、又贿赂、又骂、又挖苦、又威胁。韩愈费了那么大的劲儿，前提当然是基于“鳄鱼有知”，可以看懂他的大文章，可以晓以大义。这种由于动物有知，与人文相通，人的精诚，自然可以和它们“感通无间”，可以“有感斯应”，最后自然构成了“人能感动动物论”。（《人能感动蝙蝠论》）

王安石

现在中国人很难知道：酒家原来是官办的，最早的目的是推销政府造的酒，“以充国用”。这是一个立身谨严的政治家王安石出的怪主意。王安石本人，在别人请他吃饭以妓作陪时候，拒绝入席；但他却和管仲一样，为了“以充国用”，竟不惜油然而生“皮肉之见”，使政府大吃其软饭。这些大政治家的举措，使人想到那句西方谚语——“伟大的人有伟大的错误”。（《且从青史看青楼》）

苏轼

苏轼是中国杰出的文学家，不论诗、词、散文，他都有超人的表现。词在他手里，完成了独立的文体，不再是乐曲歌词的附丽，并且内容解放豪放，自成大家。

苏轼虽是达者，但他的思想水准只是超级文人式的，最高境界止于《赤壁赋》，并没有思想家式的细腻与深入。又掺入佛、道及民间迷信，行为上搞求雨、炼丹，境界有低段出现。他的政治观点尤其旧派，比王安石差多了，真所谓“汝唯多学而识之，望道而未见也”了。（《遥想东坡当年》）

李清照

李易安（清照）的没有再嫁，在历史上可以成为定说了，这是稍懂基本考证的人都知道的。李易安有文采、有学问，但是因为是女人，又才气太露（晏殊、欧阳修、晏几道、柳永、苏轼、秦观、黄庭坚、贺铸等名家都被她批评过），所以被当时许多人嫉忌，硬给她造谣言，说她在丈夫赵明诚死后改嫁张汝舟了；改嫁后又所遇非人，告到官里去，又判决离婚了。

其实这些都是谎话。

……（各项）证据，还只是就外在的证据而言。从内在的证据来说，若仔细分析李易安的“人格品质”和她个人的成长背景，也极难令人相信她有改嫁的可能性：一个“素习义方，粗明诗礼”的女人、一个“文章落纸，人争传之”的女人、一个“忠愤激发，意悲语明”的女人，是很难不为旧社会“从一而终”的思想模式殉道的。

李易安这件事，牵涉到的已经不止一个历史真相的问题，它还牵涉到一个道义的和观念的问题：一个女人，再嫁也好、守寡也罢，都是她个人的私事，别人没有用泛道德的字眼乱骂的权利，更不可造谣。再嫁并没有什么不得了，可是没再嫁却硬说她再嫁，这就太不对了。（《李清照再嫁了吗？》）

岳飞

岳飞最后冤死，罪名有一大堆，包括对皇上大不敬、拥兵坐观胜负逗留不进等等，花样奇多，秦桧一点也不发愁。岳飞案在我眼中，重点不是这些，而是岳飞的反应。岳飞被抓头一天晚上，有消息说要出事了，岳飞说：如果上天有眼睛，不会让忠臣蒙冤狱；万一蒙到了，想躲也躲不掉。第二天，抓他的人来了，他笑着说：皇天后土，可以表明我的心。从此一直到死，我们看不到他说话的纪录。他的罪名，都是靠别人的一面之词成立的。

岳飞死后二十二年，它的冤狱平反了，证明了当年所有的罪名都是可笑的、不值一驳的。这一平反，说明了岳飞毕竟是高人、是大将，他早已看清秦桧在把“政治问题，法律解决”。辩什么法律呢？什么罪名还不是一样！岳飞不愿说什么，他真高！（《女人的理由和男人的理由》）

明太祖

明太祖朱元璋是平民皇帝，也是恶棍皇帝。他在平天下后第二年（洪武十五年），就正式成立了“锦衣卫”，这是他御用的强大特工机构，专门用来整肃异己或战友。帮他打天下的如李善长、胡惟庸、蓝玉、傅友德、冯胜等等，都在“锦衣卫”成立先后给宰掉。（《中国历史演义总说》）

吕坤

吕坤关心世道人心，他认为“人心者，国家之命脉也”。他在1616年八十一岁时刊行这部写了三十年的稿本，就是正人心的一部平实有力的书籍。“呻吟语”的意思是“病时疾痛语也”。他认为人的身心常在病中，他自己“三十年来，所志呻吟语，凡若干卷，携以自药”。临死前两年才把这部切身修业的著作，公之于世。《呻吟语》全书分六卷，包括性命、存心、伦理、谈道、修身、问学、应务、养生、天地、世运、圣贤、品藻、治道、人情、物理、广喻、词章十七部分。这书在吕坤生前印的，只是两卷的摘要本，叫《呻吟语摘》；他死后印的，多是六卷的全本，共有两千零七十三条，可算集修养的大成。吕坤很得人佩服，明朝的吏部尚书孙丕扬，以八十老翁，“甘坐失举之罪”，保荐他做刑部尚书。在他死后，明熹宗追赠他做刑部尚书。清朝道光皇帝甚至把他从祀在孔庙里。在旧道德的修养上，吕坤的成绩的确可为典范。（《李敖自传》）

崇祯皇帝

明朝的亡国之君是崇祯皇帝（1610-1644），他叫朱由检，安徽凤阳人。他死后，谥曰庄烈愍皇帝，陵曰思陵，就是明思宗。

崇祯皇帝即位的时候，首先整肃情治人员，引起大家叫好。但是他整肃情治人员的目的，乃在建立他自己的新情治网而已，并不是不搞特务政治。

因为搞特务政治，所以政局总是鸡飞狗跳，自不消说。崇祯皇帝为人猜忌有余，能力不足，治起国来，整天走马换将，文武大吏个个是“门神”。为什么是“门神”呢？这是有典故的。崇祯皇帝要王洽做兵部尚书，王洽长得相貌堂堂，崇祯皇帝私语说：“好似门神”。门神都是一年一换的，表示你小子做不久。其实一年一换还是好的呢？崇祯做了十七年的皇上，可是宰相换了五十个！

最后，在李自成进北京的日子，万岁走上万岁山（煤山，现在的北京景山），上吊死了。三十四岁的年纪，就这样自杀了。

遗书之中还埋怨“诸臣误朕”、埋怨他的手下害了他，真可说是至死不悟的浑人了。但是，浑人虽然浑，但在浑中，却不失他颇知廉耻的信仰：第一、他“因失江山，无面目见祖宗于天上，不敢终于正寝！”他要“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上吊殉国；第二、在大臣劝他向南方逃走的时候，他拒绝了，他说：“国君死社稷，朕将安往？”他虽然有台湾，可是他没脸去逃了。

他终于为亡国之君的最后殉国，做了一次好榜样。这个浑人皇帝虽然误国失国，但他的从容一死，却多少引起人们的同情与怀念，——比起只会亡国不会殉国的后人来，他真有帝王气象了！（《他真有帝王气象了！》）

吴三桂

从肯定“美人”的角度来看，甚至中国的吴三桂，也不失为人寰情种。吴三桂举兵抵抗李自成，大义绝亲，万无反顾，自己父亲被李自成所杀，他不“冲冠一怒”。可是一听到自己的女人陈圆圆被抢的时候，他就吃不消啦！他就要“冲冠一怒为红颜”！于是做了汉奸，也心甘情愿。故吴三桂虽叱咤风云，不可一世，但其最后的肯定，还是栽在“美人”身上！（《最后的肯定》）

郑成功

美国有一个名叫海瑞克的警长，因为汽车控制失灵，造成了车祸，他开车逃跑，闯过红灯，被一个警察逮住。这个警察，不是别人，就正是他的儿子！海瑞克被处罚金，罚了16元。

用“大义灭亲”的旧套子说，这件事情，可说是“大义捉亲”“大义罚亲”。这种举动，中国历史上大概只有郑成功做得出来。郑成功曾因他的海盗父亲郑芝龙投降异姓，而公然楬橥“大义灭亲”。这种风范，在中国社会里真是石破天惊的事。设想孔夫子孟夫子若是活到明末清初，他们对郑成功不口诛笔伐那才怪。孔孟的精神是主张“事亲”的，甚至是“三年无改父道”的。换句话说，郑成功应该追随他父亲，去做海盗汉奸才对。但是事实上，郑成功却完全不买儒家思想的账。由此可见，郑成功“不是中国人”，他在这一点上是西方人、美国人。我们读历史的时候，尤其是读明末清初台湾史的时候，不可不注意这一点。（《如果爸爸犯了罪》）

李二曲

李二曲，生在1629年，死在1705年，一生正当明末清初（明朝崇祯二年到清朝康熙四十四年），活了七十六岁。

四十一岁那年，清朝已经统治二十六年了。对这个他所不赞成的政权，李二曲始终不肯合作。当道的大官人礼贤下士，到他家里拜访他，他拒绝不掉，勉强见了一面，可是他不肯回拜，他说，他是老百姓，“庶人不可入公府也！”大官人再去拜访他，他不肯见了。

有一次，大官人特备车马，接他去见皇上。他不肯去，躺在床上装病。大官人叫人抬他的床，一起出发，李二曲气得不吃饭，相持了六天，最后逼得他要拿刀自杀，大官人才算死心，放弃送他去“召见”。

李二曲死前那一年，康熙皇帝西巡，想见见他。他死也不肯，又装病，叫他儿子李慎言代表，送了皇帝几本自己的书，聊表不伤和气。康熙皇帝懒得再跟这个75岁的老头子纠缠，写了“关中大儒”四个字送给他。

大官人看到御笔题字，又逼他写谢表，李二曲说他不会做“庙堂文字”，大官人说不写会失礼，不行，逼他写。他故意写了一篇像乡下人写的作文敷衍，大官人看了，不敢往上呈，不了了之了。

李二曲晚年闭户不出，不见客。四方之士老远跑来看他，都吃了闭门羹。有见识的高人，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不识大体的俗人，自会骂他“懦种”。俗人当然不了解李二曲的大勇、李二曲的远见、李二曲的决绝，和李二曲在淫威之下辛苦抱持的不合作主义。（《记一个不合作主义者》）

李鸿章

中国人有两个姓李的，对洋鬼子架子最大。一个是李鸿章，一个是李敖。洋鬼子不喜欢人家问他私事，李鸿章偏要问；洋鬼子不喜欢随地吐痰，李鸿章偏要吐；洋鬼子送他一条爱犬，李鸿章却叫厨子给杀吃了，第二天旁若无狗的告诉洋人：“你的狗肉不好吃！”

李鸿章之二

中日甲午战争那一次，所有“狂热主义者”，不管打得过打不过日本，一律主战。主战是时髦，谁不主战谁就是汉奸！因为“倭不度德量力，敢与上国抗衡，实以螳臂当车，以中国临之，直如摧枯拉朽！”但是李鸿章深通大势，至少比“狂热主义者”深通大势，力持慎重，知道战而不胜，倒霉的是自己国家。可是举国滔滔，非战不可，李鸿章只好战。结果赔款割地，丢了台湾。李鸿章被日本刺客打得血流满面，费尽唇舌，力争国权，回来的代价是伸出头来的那些“狂热主义者”一阵臭骂——“李二先生是汉奸！”

多少人以爱国之名，行祸国之实，但他们绝不反省，他们只会骂人汉奸。（《残存日记中的爱国者》）

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姓叶赫那拉，她的父亲叫惠征，曾做过安徽徽宁太广池道的道员，等于后来安徽省的一个行政专员。惠征是满洲人，但传说慈禧并不是他的亲生女儿，而是广东省一个姓周的女儿，姓周的因犯罪被杀，女儿卖给满洲人家，才变成了满人。但不管她是满人汉人，她的祸害满人汉人，都是别无二致。

慈禧一生，一派是凶残的历史：首先杀载垣、端华、肃顺；再逼死嘉顺；毒死慈安；戊戌政变，不经审讯杀六君子；庚子之役，不经审讯杀五大臣；又追杀只是遣戍罪的张荫桓；又推珍妃下井；又打死沈荩；又在死前一天，毒死光绪。……这样一个凶残的女人，她的历史，实在值得研究。何况在凶残以外，她还有着自私与愚昧。因为自私，她不惜浪费公帑，以满足她的糜烂生活；由于愚昧，她一方面消灭了革新变法的力量，一方面惹出了八国联军的大祸。在中国历史上，女后专权前有吕雉、武曌（武则天），可是连她们也赶不上慈禧的祸国殃民。慈禧是中国人的耻辱，她的一生足为我们儆戒！（《满人为患》）

慈禧太后之二

慈禧太后一生三次垂帘，第一次是同治元年到同治十三年；第二次光绪元年到十五年；第三次光绪二十四年到三十四年，在这漫长的黑暗统治中，慈禧太后实在是中国传统孕育出来的一个执政者样板，她毒辣、她阴狠、她自私、她愚昧、她贪鄙、她“举天下以奉一人”，这些丑陋之外，外加她又是女人，一个红颜老去、经期难调的女人，于是一切就更杠上开花了。（《遥想<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

叶德辉

叶德辉生于1864年，字焕彬，号郋园，又号丽廔主人，因为是麻子，外号“叶麻”、“叶麻子”，湖南湘潭人。他二十八岁就中了进士，三十岁后就“乞归故里，奉亲读书”。他在学术方面，经学、律法、小学、碑版、摹印、占卜、星命等等，都很在行。他写的《书林清话》，是中国目录学上的精品。他的藏书丰富，书架上贴“老婆不借书不借”条子，书中夹有春宫画，用来防火；他说火神是女性，看了春宫画会不好意思，所以就不会来烧书了。

叶德辉在性格上，有点反革命。在戊戌变法时候，他编了《翼教丛编》反对新政，新党正要找他算账，忽然政变失败，他逃过一劫；在辛亥革命时候，他被捕，要被杀，经章炳麟去电力保，他又逃过一劫；在国共合作时候，一切无法无天，他因为挺身批评长沙农民协会，被拉到教育会坪公审。他一点也不怕死，大骂不绝。于是在劫难逃，被公审以后，斩首示众。就以六十四岁的年纪，为信仰殉道了。（《王国维自杀写真》）

谭嗣同

旧时代的好汉们为理想奋斗，他们深刻了解“千古艰难唯一死”的哲学。奋斗失败了，他们甚至甘愿用“一死”来代替逃亡，代替徐图再起或卷土重来。戊戌政变时候的谭嗣同，就是具有这种信仰的典型。当时日本志士们劝他离开北京，他却不肯，他竟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可怜的谭嗣同，他竟认为午门溅血，是变法的一个必要条件！清朝的当政者“成全”了他、“满足”了他这个条件，“以八月十三日斩于市，春秋三十有三，就义之日，观者万人！”清朝政府公开杀他的目的在“示众”，他的目的在“流血”，表面上，双方好像都没吃亏；骨子里，其实双方都吃了亏：一个三十三岁的小伙子，把大好头颅被腐朽的老一代砍下来，这是多么不值得！在另外一方面，清朝政府给了谭嗣同“流血的自由”，又何其“愚蠢”也哉！（《论没有“流血的自由”》）

孙中山

中山先生在他六十年的生命中，因为奔走革命，有整整一半的时间在外国度过。因此，他对中国问题的观察与解决，习惯用的是世界性的角度。他为祖国的设计，是科学的、民主的、长远的、不闭关自守的、不固步自封的。他是近代中国人中，最了解世界动向而又把这种动向反映到祖国来的人。他的目的，显然在使这个古老的国家放弃古老，同别的国家一样，走向现代化的世界。在现代化的世界中，中国人跟别人相见的，不再拖着辫子、不再带着烟枪、不再缠着小脚、也不再表现着不以平等待人的虚骄。相反的，中国人要正常的面对时代，努力改造自己，去适应这个变化中的世界。（《思想不变，配革命吗？》）

孙中山之二

孙中山“匿迹于医术”的一个主要理由，是因为他对“中国有此膏肓之病”的失望，是志士式的灰心和豪杰式的扼腕之后的一种不得已的选择！这个理由，我们也不必认为是他从事学医的唯一理由，但是我们可以认定这是一个主要的最近情理的理由。这个理由，可以减少我们不少的胡乱推测或附会。

孙中山放弃行医，而改行革命，其基本分野，不外是“医人”与“医世”之间的一个分野。他的选择与身世，和那菲律宾的革命家黎刹（Rizal）一样，都是以行医始，以革命终。在这一点上，真可说是无独有偶了！

在孙中山一生的过程中，“基督”“医生”“革命”三者，对他的生涯与转变，有着最密切的连锁关系。这种连锁关系，尤其在他死前的几天里，表现得最为激越；不忘基督的信仰、不失西医的所守、不放松“革命尚未成功”的殷切嘱咐，这些交互性的表现，正是这个伟大人物的最后写照！（《西医与革命》）

蔡元培

我最佩服的一个国民党，是一个死掉的国民党，他叫蔡元培。

蔡元培生在1867年，就是清朝同治六年。他在十七岁时当了秀才、二十三岁时当了举人、二十六岁时当了进士、二十八岁时当了翰林院编修。在旧社会里，这些纪录，是养尊处优功成名就的最好本钱，可是蔡元培却志不在此。他认为要救中国，必须抛弃旧的、迎接新的。三十五岁以后，他明显的转向革命，组织学社、编写报刊、制造炸弹……样样都来。以一个出身旧社会的知识分子，抛弃他拥有的最好本钱，不去做文学侍从之臣而去干革命党，这种奇变，真是绝无仅有。

蔡元培搞革命，远在革命成功十多年前就开始，他组织中国教育会，成为早期的革命团体，又组织爱国学社，有《苏报》等宣传活动，被官方搜捕、迫害。又组织光复会，作为东南各省革命志士的大本营，后来与兴中会、华兴会三合一，变为同盟会，担任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主持国内革命业务。

辛亥革命成功后，蔡元培做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因为不满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决定辞职不干。（《我最佩服的一个国民党》）

蔡元培之二

在民国初年，“祭酒”（教育总长）蔡元培，当“皇帝”袁大总统世凯去看他的时候，他只在会客室接见袁大胖子，不许他乱“巡视”；聊天完了，大胖子要走了，他只送大胖子到会客室门口，绝不肯多走一步，更不会在大门口送往迎来拍马屁了。

所以，“祭酒”比“至尊”来得神气。换句话说，如果有一个“祭酒”，居然对“至尊”或“大官”干送往迎来拍马屁的丑态，他就没有上一代人有骨头。（《喝酒——喝也不行，不喝也不行》）

蔡元培之三

中国最伟大的大学校长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就收容新派、旧派、白话派、文言派、革命派、保皇派，“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这才是大学的真义所在。所以，当时的北大，就形成五颜六色百花齐放的学风，给中国带来光芒。蔡元培的雍容大度，使人人佩服他，在他为抗议当政者辞职而去的时候，大家开会，决议请他回来，全体一致，即使与同事关系恶劣出名的辜鸿铭，也留着小辫，从妓院赶回参加。他说：“我挽留蔡先生，理由也不要同你们一样！我是保皇党，大学校长就是皇帝，所以我要拥护他！”

设想当时若有北大教授十二人或二十四人，联名赶辜老头儿，又成什么局面呢？辜鸿铭的学问是没问题的，问题全出在他的做人上，他骂光了校内校外的每一个人，他黑吃黑，他纵情青楼，整天唐吉诃德式的与人惹是生非。但蔡元培一直识大体的包容他，北大教授一直识大体的不曾“联名”告他，他们知道，包容的不是那可恶的老头儿，包容的是学术自由的一个象征、一个活证。民国容忍清朝遗老撒野，此所以为民国；北大容忍帝制余孽讲学，此所以为北大。（《王企祥该打！》）

蔡元培之四

聘请胡适、肯定胡适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成绩和推行白话文的成绩以外，蔡元培对胡适的“协助”，还有更“精彩”的，这就是1919年与林纾的一幕论战。在这幕论战里，蔡元培挺身出来，为卫护胡适等人，向守旧势力做了坚定的反驳。

在新旧势力的斗争下，蔡元培虽然自己支持新派，但他的休休有容，使他对旧派的人物，也保有相当的尊重。

蔡元培在北大校长任内，曾有过三次辞职。第一次是1919年5月9号，理由是抗议政府丧权辱国，袒护汉奸，直到8月12号，才重行复职。第二次是1923年1月17号，理由是抗议政府非法逮捕财政总长罗文干，他“痛心于国事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所以决定不干。（《胡适和三个人》）

蔡元培之五

蔡元培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以一个人、一介匹夫、一个国民党员，面对千千万万武人和武人卵翼的文人势力，先后四次表现“不合作主义”，一方面，固然全靠他地位、人格和大勇无畏条件；另一方面，“北洋军阀”的有古人风，自然也是相对条件。试问现在的政治人物、政治集团，有谁有度量把教育部长、大学校长开放给挖他墙脚的异己呢？有谁有气魄这样欣赏政敌、礼遇政敌呢？

蔡元培在国民党从反对党变成当权派以后，只做中央研究院院长，不肯干监察院院长。这表示他的“不合作主义”，已经开始适用到“北洋军阀”以外的对象。1931年起，国民党《中央日报》开始攻击他，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开始谴责他。1937年抗战开始，他只肯去香港，不肯去国民党中央党部所在的地方。1940年3月5号，他以七十四岁年纪死在香港埋骨在荒坟一角，石板已裂，香台早歪，比起七星山上肯做监察院长的于右任豪华大墓，寒酸得不成样子。这一对比，也正是衡量国民党政治度量衡的最佳范例。

蔡元培年轻时是一个保守派，年纪大了，却愈来愈急进，急进得使他的衮衮同年和赫赫同志都跟不上。这样的风范人物，不但是清朝遗老所无，也是国民党大员所仅有。（《我最佩服的一个国民党》）

章太炎

国学大师章太炎，他是中国古文学的压阵大将，中国古文在被时代三振前，在败部里，他做了最精彩的个人演出。1914年，章太炎因为不买袁世凯的帐，被袁世凯关起来，他绝食抗议，深致悲愤。他忍不住自己说；“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复查历史，中国古文的确在章太炎身上及身而绝，“使公无在”，一切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所以这种自许，不是吹牛，而是有自知之明的持平之论。（《幸亏有我》）

林森

林森是国民党党员，他的伟大，不是因为他做了国民政府主席，而是因为他有伟大的度量。

林森自己雍容恬淡，却鼓励年轻人不必心平气和。一天，一个同志问他：“子超先生，大家都说您为人和平，我的脾气很急躁，有时不能自制，要怎样修养，才能有您这样的好脾气？”林森答复是：“我在你这样年纪时候，脾气也许比你还坏，如果你在这个年纪就有我这样的好脾气，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你就变成一个毫无作为的乡愿了。”

民国成立，林森担任参议员议长，开会第一天，袁世凯全副武装，走进议场，林森立刻抗议说：“参议院是代表民意的地方，不能在这个地方耀武扬威，请袁总统解下武装入席！”袁世凯照办。

对袁世凯，林森不是站在国民党立场反对他，而是站在义正辞严立场反对他。林森有伟大的度量，他主张在正义立场上与人争，但在“所见不同”的时候，“可不必争此闲气”。他认为朋友是交的，异己是化的，老虎是伏的，“伏虎有术，手法亦有异同”。不能不看时机，老是老套，老是想打老虎。（《伏虎有术，手法亦有异同》）

林森之二

林森先生从民国二十一年做国民政府主席，到三十二年去世，共做了十二年。

一般人对林森先生的印象，总以为他是一个“好人”，其实“好人”二字，实不足以尽之。林森先生实在是一个“奋斗的好人”。他的雍容恬淡，丝毫没有减低他那做“奋斗的好人”的意志。

这样一个“奋斗的好人”，是我们今天最需要的好榜样，我们今天在台湾，也该知道林森先生跟台湾也有缘分。他在民国前十四年，曾为奔走革命，渡海来台。为了掩护，曾在当时的台南地方法院嘉义支部做通译，他当然万万没有想到，在他做通译以后六十八年，这个地区的法院内部还是如此黑暗。他若活到今天，一定还要整天忙着打官司，他绝不疲倦。因为林森先生永远是一个战士、一个好国民党员，他永远不会要求“葬我于高山之上”，他要葬到平地来，要为平地的小百姓，打他一个抱不平。（《林森先生打官司》）

梁启超

文言文的大缺点是它不能作为好的表达的工具，它跟白话分裂，写出来，是活人说死话，说得再好也是“古文辞类纂”。到了19、20世纪，有人开始突破，最成功的是梁启超，梁启超说他文章“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

梁启超虽被老辈痛恨，诋为野狐，但他在中国文章史上，和司马迁、韩愈等一样，是十足划时代的人物。梁启超风靡文坛一二十年，最后由胡适等的白话文代领风骚，中国文章，自此正宗白话化。（《看谁文章写得好？》）

梁启超之二

民国九年年初，任公自欧洲归国后，决定此后放弃政治生涯，专心从事著述与讲学，他先后在北平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天津南开大学、南京东南大学讲学，后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导师，北京图书馆馆长，过了将近十年的学术生活。

任公又著《墨子学案》一书和《墨子年代考》一文，对胡适治墨成绩颇多称许。

民国十一年秋，任公应哲学社之邀，赴北京大学讲演《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他于事前在报纸上登了一段启事，大意说凡欲往听者当备该书一册，当时商务印书馆所存该书顿售一空，求诸各分馆亦不足敷。讲演共分两天，第一日约四五小时，第二日分两场，共约二三小时，第二日第二场胡适偕任公莅会，任公讲至得意处，转过头来打趣胡适说：“适之，此处你是不是造谣？”闻者大笑。讲演开始时任公手执胡书首先说：

我所批评的，不敢说都对。假令都对，然而原书的价值并不因此而减损，因为这书自有他的立脚点，他的立脚点很站得住，这书处处表现出著作人的个性，他那敏锐的观察力、致密的组织力、大胆的创造力，都是“不废江河万古流”的。

任公对这书的总评是：

讲墨子荀子最好，讲孔子庄子最不好，总说一句，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现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观人生观方面，什有九很浅薄或谬误。

他讲完后胡适起来答辩数点才散会，这次讲演是北大礼堂难有的盛况。（《三人连环传》）

王国维

王国维生于1877年（清光绪三年），他从小是读古书的，到了十八岁，才知道古书以外，还有西方的新学问。二十二岁起学外国文，二十五岁留学日本。三十六岁以前，他的治学主力在西洋哲学（他是最早介绍康德、叔本华、尼采到中国来的人），和中国词曲（他的名著是《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史》，他提升了中国平民文学的地位），此后主力转向古史与古文字学。王国维二十三岁的时候，甲骨文出土于河南，首先把这些三四千年前支离破碎的骨头片，和中国古代历史，结合起来，做出完美而惊人解释的，就是王国维。因此，王国维对中国学术的贡献，是空前的。他在思想上、文学上、史学上、古文字学上、古器物学上、古地理学上，都有开山之功，史外求史，发前人所未发，“不屈旧以就新，亦不绌新以从旧。”中国学者中，像他那样有博大精深成绩的，真是“古之所无，今之罕有”了。（《王国维自杀写真》）

于右任

十六年前，我在开国文献会打工，每月挣一千元。有一天，文献会重金买到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原始文件，是当时秘密会议成立的签名册，上面有宋教仁等人的签名。文献会主持人很高兴，拿去请于右任题字。于右任一看，签名册中没他的名字，很不开心，他说他记得明明参加了革命，怎么没有他？主持人回来，找到我，请我仔细考证考证，到底是历史错了，还是于右任错了。我仔细考证后，结论如下：那一次，于右任没参加。为了使于右任没话说，我列举出每一项证据，证明他老先生真的没参加，是他乱盖，不是我乱盖。我不知道最后主持人怎么回话的，我只知道于右任“为之不寐者数日”。我真抱歉以我的学问，实在找不出他参加的历史，这种抱歉持续了几天，直到我被文献会扫地出门，我才停止了抱歉。如今，十六年过去了，于右任墓草久宿，我也垂垂将老，我希望我有生之年，能够见到他参加的新史料，那时候，再走过敦化南路仁爱路圆环，我会尊敬的看他一眼。（《当年老子如何如何》）

于右任之二

于右任最喜欢写的两句诗是：

不信青春唤不回，

不容青史尽成灰。

笔下龙蛇飞舞，可惜不是真的。事实上，成灰的，是青春不是青史，青史有李敖在，是可以唤回的。（《当年老子如何如何》）

徐树铮

在“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处”编印的《哀思录》中，成千上万的挽联里，有这么一副挽联——

百年之政，孰若民先？何居乎一言而得，一言而丧；

十稔以还，使无公在，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作者是外号“小徐”的徐树铮，他是临时执政段祺瑞的长期灵魂，包办左手和右手，是霸才横溢的狂飙人物。写这副挽联后八个月，他横死在冯玉祥的谋杀里，结束了四十六年的光彩人生。

不但徐树铮的才气不可及，他的功业也不可及。他带兵收复外蒙古，就是一例。

外蒙古闹独立，1919年，徐树铮任西北边防筹备处处长，决定派兵入蒙，于是以西北边防军总司令资格，亲自摆平，前后花二十二天，不费一兵一弹，完成了收复外蒙的工作。

徐树铮收复外蒙，如今已经六十年了，外蒙虽在徐树铮死后二十年又独立了，但这段历史公论，却将万古长存，不会被历史家忘掉。我现在重看有关外蒙的一些历史，深深感到，当年中国若没有徐树铮，外蒙早就不是中国的了。徐树铮以一介匹夫，举措攸关国家大计，功在中国，中国真幸亏有了他！（《幸亏有我》）

³Ѹ

国民党不像话，鲁迅反国民党以至于死；共产党不像话，他也没有不反的理由。做为一个追求真理的人，任何不像话都要反，否则也就跟他的身分太不相称了。

鲁迅的成就，在小说史一类和《阿Q正传》一类，除此两类外，他的杂文一类，却锋利、单调而冗滥。他写了那么多杂文，最明显的表现，不过一肚子情绪而已。情绪并非要不得，但是必须同“言之有物”并用、必须跟“大量的资料”并用、必须随“卓越的分析与见解”并用，但鲁迅的文章，却情绪有余，其他不足，结果炒出来的，只是一盘盘上好辣椒，反倒没有主菜了。

但是，即使是杂文，鲁迅的也落伍了，他那些放小脚式的和东洋式的词汇与造句，现在已经明显的属于另一时代了。现在我们写文章，再也不用那些表达法了。

鲁迅在杂文里太多情绪语言，他实在不够格搞思想。……在思想内容上，鲁迅实在很贫乏。他能那样有虚名，证明了中国人思想的普遍贫乏。

周令飞在台湾的表现，到处拜会、致敬，他的祖父必然死不瞑目。鲁迅若想到自己的孙子这样向他所厌恶的政权表态，真要甘愿“令”这小子“飞”了。中国俗话说“富不过三代”，其实斗也不过三代。第三代的人，气力就更弱了。（《杂评鲁迅和他孙子》）

考试院长莫德惠

……所举的几个例，无一不证明了这个考试院的莫名其妙，暮气沉沉。我们中国的古话说：“徒法不足以自行”，没有人在严格执行宪法所赋予的考试权，任何良法美意都将成为一纸具文。

基于这种认识，我不得不指出考试院的最高负责人的失职。莫德惠院长做了九年了，我实在看不出他在积极的领导考试院做为国抡才的大业。他只会祀孔、只会写毛笔字、只会巡视考场、只会写“贤路于今已大开”一类的臭诗，然后再由一二老朽的考试委员唱和，说什么“玉尺量才廿二年”或“卅二年”，这都是鬼话。

作为一个从来没参加并且一辈子也不屑参加这种考试的人，我想我有十足的理由来建议这个考试院，最好彻底改组一下，第一步：80多岁的莫德惠先下台。换个“年轻人”（比如说六七十岁的）来领导。莫德惠是当年劝进袁世凯做皇帝的人，也是冒充东北大学校长的人，更是老得走不动路的人，他实在不该恋栈这个清高的职位，他应该自动表现新陈代谢的风度，使考试院恢复清白和进取。莫德惠先生如果觉得一个人下台太寂寞，不妨感赋一首诗，邀做了三十二年监察院长的那一位一起下台。这样，他们可以成为“玉山二皓”，比汉朝的“商山四皓”还神气得多！

宦海有边，旁边就是岸，“国之大老”们呀！拜托啦！请给六七十岁的“年轻人”一点机会，该上上岸了！（《读<虚有其表的考试法>》）

陈布雷

他从三十八岁到五十九岁，前后二十一年间，一直是蒋中正贴身的文字侍卫官，一直是首席秘书、首席幕僚长，这样一个近水楼台的地位，它的显赫，自然就不是一般的高官和浮面上的党中央要职所能概括的了。

陈布雷除了成为国民党军机处的头头外，还一直是蒋中正的文胆。蒋中正的作品，从早期的《告黄埔同学书》、《祭告总理文》，到中期的《报国与思亲》、《西安半月记》，直到后期的文告讲稿，都是陈布雷的杰作。陈布雷一生没有文集留传，——他的文章，都跑到别人的文集里头了。

他最后以一死来解脱，主要原因，是对自己“无可奈何之苦衷”、是对自己一个现实与理想对立的交代。这种交代，不是对“反动派”的外人的，而是对“反动派”的家人的，对自己的“一生辛苦，乃落得如此一文不值之下场”，这是何等哀呼！陈布雷最后的以死自忏，正是在回应这一哀呼！

陈布雷对蒋中正的最后哀呼，也正是他矛盾、冲突与隐痛的另一交代。他最后以“感激轻生之士”收场，要以一死来证明他不得不证明的，他知道他做的是什么，——他终于用他所能做对的一件事，了结了他做错了的许多事。

陈布雷并非“志在以一死励大众”，我研究整个来龙去脉的结果，发现他以死所励者少，而是以死自剖者多。他终于用一死证明了知识分子跟国民党合作的悲惨下场，他告诉大众他过了错误的一生，他用一死否定了他一生的鞠躬尽瘁，在“油尽灯枯”的摇曳里，他把一死，注入了新的意义——那个为他所明知却又欲说还休的意义，他把光明重新点亮，虽然他自己却误上贼船、“百身莫赎”，永远殉葬在黑暗里了。（《陈布雷自杀写真》）

胡适

胡适——一个那么重要的人，却做了那么多不重要的事。（《李语录》）

胡适之二

胡适之是我们思想界的伟大领袖，他对我们国家现代化的贡献是石破天惊的，不可磨灭的。（《播种者胡适》）

胡适之三

别看他笑得那么好，我总觉得胡适之是一个寂寞的人，其实这年头儿，凡是有点真“人”味儿的，没有不寂寞的，何况是有个性的人呢？在人生大节上，胡适有他自己的新“儒行篇”，他自始至今不信权威、不信教条、不信圣人之言、不信“旧道德的死尸”、不信两千年前空洞的旧经典能解决20世纪复杂的新问题。在这生化转变的大世界里，日新月异的新时代里，胡适始终在变化的环境里维持他的人格、观点和气焰。（《播种者胡适》）

胡适之四

四十年来，能够“一以贯之”的相信他所相信的，宣传他所相信的，而在四十年间，没有迷茫、没有转变、没有“最后见解”的人，除了胡适以外，简直找不到第二个。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肯定他的稳健与睿智，和他对中国现代民主思想的贡献。我们不能不说，这只好唱“反调”的乌鸦，确实具有远见。而这种远见，就百年大计的建国事业来说，显然是必需的。（《播种者胡适》）

胡适之五

胡适把他走的路放宽了，文学革命很快地从一个目的变成手段，又从手段导出许许多多的目的。在短短的两三年间，他用新方法整理了断烂朝报的中国哲学史，澄清了浮夸淫琐的文字障，创立了新式标点，宣传了“不朽”论，介绍了实验主义，攻击了孔家店和旧式的父子问题，改革了不合人情的丧礼，鼓吹了女权和新的性观念，最后印出了《尝试集》，把中国文学带到了一条新路与生路，在南社横行排律成风的规摹里，使老朽们面对了新诗。

这两三年的努力简直是奇迹，一篇文章带起一个思潮，一个思潮引起无数的响应而汇成一个运动，每个运动都以《新青年》为源头。这时候，胡适代表了开明进步中国人的心声与良知。（《播种者胡适》）

胡适之六

1919年间，有件事情对胡适来说可能是不幸的，那就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把胡适所希望的一个单纯的文化运动转变为政治运动，扰乱了他那为中国建立非政治的文化和思想基础的梦想，对这个梦想的达成而言，五四显然是一条岔路。（《播种者胡适》）

胡适之七

梁启超说胡适“学问成家数”，至少我个人，我不承认在严格的尺度下，胡适是“哲学家”和“史学家”，我宁愿承认他是一个褪了色的诗人、一个落了伍的外交家、一个最卓越的政论家、一个永不停止的真理追求者。但是他对几个重大问题追求的“纯度”，也许还是有问题的。例如他以一个曾经“很热烈地颂扬西方的近代文明”的人、一个曾经主张“全盘西化”的人，居然花极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在东方“学术”的考证上、辨伪上，而美其名曰“打鬼”、曰“解放人心”、曰偷关漏税的思想方法训练，这是不能教人心服的！如果我们说他所以如此，乃是为了满足他个人的一点“历史癖”、“考据癖”，我们反倒会同情，反正他的天才过剩，不浪费一点，他是难受的。（《播种者胡适》）

胡适之八

胡适宁肯牺牲四五十条的“漫游的感想”来换取《白话文学史》的上卷，毫不考虑两部著作对世道人心孰轻孰重，这是他的大懵懂！以他唱重头戏的地位，四十年来，竟把文史学风带到这种迂腐不堪的境地，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甩不开汉宋两学的对垒，竟还披着“科学方法”的虎皮，领着“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补助，这是多么不相称的事！（《播种者胡适》）

胡适之九

在许多方面，胡适也绝非冷冰冰的人：他怀念周作人，不止一次到监狱看他；喜欢南港的小学生，为国民学校捐巨款；赞助北平的助学运动，也破例卖字；听说一个年轻朋友的裤子进了当铺，立刻寄去一千元，……从这些小故事上，我们可以看到胡适为人热情的一面。但他的热情绝不过度，热情的上限是中国士大夫，下限是英国绅士。他在讲课时，天冷了，看到女学生坐在窗边，他会走下讲台亲自为女弟子关窗户，这是他的体贴处，但当女学生疯狂地追他的时候，他绝不动心，他只在给张慰慈的扇子上写着：“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方法是要忍得住痛苦。”在这点上，也许那写Marriage and Morals的风流哲人会笑他，不过在保守的中国，他在这方面是白璧无瑕的。

没有疑问的，胡适之是咱们这时代里的一个好人，他有所不为、他洁身自爱。按说以他的英年盛名，风云际会，四十年来，高官驷马，何求而不可得？何至于在车声震耳的纽约寓楼，以望七之年，亲自买菜作饭煮茶叶蛋吃？试看今日国中，有他那种“本钱”而肯这样做的能有几人？自己欠别人钱，又退回政府送他的6万美金宣传费，试看今日国中，能有几人？（《播种者胡适》）

胡适之十

当年胡适自己，把考证《红楼梦》只看作“消极”的目的，他别有“积极”的目的，那就是借小说考证来“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教人脱出封建主义，不要“被人蒙着眼睛牵着鼻子走”。考证《红楼梦》是本题，是“消极”的；考证以外“借题发挥”的题外有题，才是“积极”的。胡适的毛病在他做这种双轨作业时，在本题上陷入走火入魔、积重难返，因此虽未舍本，却舍了更“积极”的本，最后“功夫”总在“雕花手艺”上，“缠小脚”而死。死前且不知道“借题发挥”的真义了，真是悲哉！（《封建主义是海峡两岸的共同敌人》）

胡适之十一

胡适写作量最高峰实在1924到1930这六年，他写了一百万字，平均每年十七万字，每月只一万四千字，每天只四百七十个字。这还是最高峰的六年，他活了七十一岁，写作生命有五十年，成绩这样少，可见浪费得多可惜！他为人热心，好交际，交际包括教书、办事，占去了他太多太多的时间。交际只能影响一时一地一部分人，作品却永恒而深远，并且影响到大部分人。可惜胡适一辈子不能把握到这一分际，浪费了。否则，以他的大才，专心写作，一定可以写出完整的世界性的大书，比如说，他可以写一部中国史，很好的中国史，留给全世界。（《新下蚕室条例》）

胡适之十二

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上，胡适扮演的是一个“提倡有心，创造无力”的角色，除了于1920年发表一本《尝试集》外，他始终自承是“新文艺创作的逃兵”，而替他压住阵脚的，志摩可算是一员大将，尤其在新诗方面，志摩在早期文坛上，曾以他优美的才华建树了许多奠基的成就。志摩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功绩，当然是受了胡适相当的影响，他写《爱的灵感》一诗，开首就有“奉适之”的话，说：“下面这些诗行好歹是他撩拨出来的，正如这十年来大多数的诗行好歹是他撩拨出来的。”可见胡适对志摩的创作，的确有过许多启迪的功劳。

胡适与志摩在教书上共事有三次，第一次是民国十三年，在北平北京大学；第二次是民国十六年，在上海光华大学；第三次是民国十九年，又在北京大学。他们在一起最热闹的活动，是民国十六年开始组织“新月社”那一段日子。当时他们（胡适、徐志摩、梁实秋、叶公超等）不到十个人的小团体齐聚在上海，创办新月书店，发行《新月》杂志，今天到极斯菲尔路胡适寓中聚餐，明天到环龙路徐志摩家里摆龙门阵，闹得有声有色。

胡适与志摩在学术上的合作共有两次，第一次合作是民国十二年，他们同住在西湖上，相约一同翻译英国女作家曼殊斐尔的小说，……第二次合作是在民国二十年翻印《醒世姻缘》，胡适做历史考据，志摩做文学批评。（《三人连环传》）

毛子水

毛子水本是《自由中国》的社委，雷震被捕后，《自由中国》自然停刊，国民党为了“李代桃僵”，特别弄出个新的杂志——《新时代》，由毛子水出面，以图鱼目混珠。而无格无耻的毛子水，居然就这样干上了，这是我最看不起他的一点——他这样配合国民党干见利忘友之事，真是士林败类。他这样做，实在有国特之嫌。

毛子水今年九十五岁，这几天国民党报上捧他，曲学阿世的国民党学人与同路人也捧他。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捧毛子水是“把书真正念通的人，其学术造诣已达最高的境界”，全是瞎说；事实上，毛子水读书虽多，却是俞大维式的笨伯；台大校长孙震捧毛子水是“台大的宝贵资产”，也全是瞎说；事实上，台大已被这种货色丢人丢得破产矣，又何“资产”之有哉？（《老毛是国特？》）

朱家骅

在近代中国妇女运动史上，有两个重要的实际推动者：一个是冯玉祥，他对河南女人小脚的解放，用心最苦；另一个是朱家骅，他对广东女人乳房的解放，功劳最大。朱家骅在民国十六年做广东省民政厅长，大力提倡“天乳运动”，惹得守旧的老广们大骂“丢你老妈唉”，埋怨这个“外江老”败坏广东地方的名教。但是朱家骅不管，还是要提倡，因为他深切了解束胸对国民健康的不良影响，他知道女人乳房的自由，是现代中国人所必须争取的自由之一。（《大奶奶运动史》）

姚从吾

多少次，在太阳下山的时候，我坐在姚从吾先生的身边，望着他那脸上的皱纹与稀疏的白发，看着他编织成功的白首校书的图画，我忍不住油然而生的敬意，也忍不住油然而生的茫然。在一位辛勤努力的身教面前，我似乎不该不跟他走那纯学院的道路，但是每当我在天黑时锁上研究室，望着他那迟缓的背影在黑暗里消失，我竟忍不住要问我自己：“也许有更适合我做的事，‘白首下书帷’的事业对我还太早，寂寞投阁对我也不合适，我还年轻，我该冲冲看！”（《十三年和十三月》）

蒋廷黻

蒋廷黻先生是二十年代学者中，最光彩照人的一位。他从1935年开始从政，虽然在学术研究上有所“失”，但在政治事业上却有所“得”，得失之间，是很难估量的。但不论他治学或从政，他是我们这个时代里头最睿智、最有个性的一位知识分子，我们叹息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已快凋零净尽，所以更觉得他是“鲁殿”中的“灵光”。

蒋廷黻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他关于自由主义的认识，和对组织中国自由党的兴致。

对自由主义，我认为蒋廷黻对它的了解是缓进的、逐渐的、最后凝固的。

蒋廷黻对自由主义的态度，虽然不如胡适“源远”，但却比胡适“流长”。这一点，他显得比胡适有冲力。当他一旦对自由主义的认识开始凝固的时候，“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立刻便在他的身上发酵，他立刻就想把对自由主义的信念，表现在更具体的形式之上。

这个具体的形式，就是他所梦想的“中国自由党”。

对国民党的态度，蒋廷黻的表现更是光明磊落的。他在1935年十月二十七号，在天津《大公报》星期论文上，本发表过一篇《国民党与国民党员》，里面很爽快的指出他“对国民党素无好感”。但这种“素无好感”，并不影响他对国民党的公正论断，也不影响他跟国民党中的优秀分子合作，一同为中华民国（不是“中华党国”）而努力。蒋廷黻做官，做的是堂堂中华民国的官，并不是“党官”。因此我说，他的态度是光明磊落的。

蒋廷黻这个“中国自由党”的梦，可说是一个爱国书生的好梦，一个关心国事的知识分子的美梦。这个梦在刚做的时候，他对“党魁”的推荐，很属意于胡适。（《蒋廷黻选集》序）

蒋廷黻之二

他所要求于知识界的，是动态、是入世、是实事、是实物、是书本以外、是主义以外、是文字以外、是“清议”以外、是生产、是事业、是与小百姓同一呼吸。……这种真正的民胞物与经世致用的精神，才是蒋廷黻的真精神。（《论牺牲自己的名誉去奋斗》）

蒋廷黻之三

蒋廷黻从中学就在美国读书，比一般留学生受过更多西方文化的熏陶，很早就感染上西洋人的性格与气质，再配上他那湖南人的祖传脾气，所以，他是一个道地西化的中国文人。他没有中国旧式文人的调调，他不会玩毛笔字，弄旧诗词。他写了一手蹩脚的中国字，写文章时，还会偶尔闹别字。他的中文写作，是当了南开大学教授以后才开始速成的，文采不佳，但是极能清楚达意，颇见慧根。文章收尾总是干干脆脆，戛然而止，绝不臭长。他的人生观是百分之百入世的，不但入世，而且要用世。这种精神的最初表现是他青年时代的辍学赴法，照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法国的中国工人，最后害得他那顶博士方帽子，直到1923年才戴上。

蒋廷黻是中国学人从政的一个榜样——一个“清高”的、“光荣”的、“最后一个机会”的、“有很大贡献”的一个标准样品。在坎坷颠沛的中国官场上，多少从政的学人都愁眉不展了，蒋廷黻在此必然是个例外，也应该是个例外。唯有他的例外，才能延续中国学优则仕的一个传统，我们这些人虽不做官，但也不希望中国传统上这一脉香火在他身上“及身而绝”，因为仓库里尽管没货色，橱窗里却不可没样品。中国的读书人，请来看看这件样品。（《蒋廷黻和他走的路》）

蒋廷黻之四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方面，最有成绩的时期是1923年到1935年，也就是他十二年大学教授的那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他首先有《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的编纂，1931年11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书，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不靠外国蓝皮书等单方面文件而编成的外交史资料。过去人们研究外交史，不分中外，都以外国单方面的文件为根据，这就好像只根据一造的口供就来判案一样，当然有失公平。蒋廷黻这部《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不但纠正了这种偏颇，同时还将历史研究带出了《春秋大义》或《资治通鉴》式的主观论断，这部书里没有描写洋鬼子如何欺压中国，也没有宣扬不平等条约该如何废除。……它只是平铺直叙挖掘历史真相，并且呈露历史真相。这样子编写历史，才真正是中国旧史学的埋葬，真正算中国新史学的开端。（《<中国近代史论集>序例》）

林语堂

昨天听说林语堂上次谈鲁迅的文章，曾被委婉腰斩，林语堂也真可怜。我认为，他至少该早死十年。他的“晚节”，实在表现得欠佳。此地抱屁股的文人多得很了，又何必劳他插一脚？当然，林语堂也谈了一些别人一谈就会出事的主题（如改革汉字之类，如由我李敖谈出，一定被戴上“隔海唱和”的帽子），这也算是他“言人所不敢言”吧？可是依我看来，正因为以林语堂的身份，他所谈的范围，才不应止于此。记得上次李方桂回来，姚从吾请吃饭，李方桂点名要“见见李敖”，所以我也出席了。饭后毛子水和我有一场对话，大意如下：

李：“毛先生，以您的身份和地位，实在该写点激烈一点的文章，批评批评时政。”

毛：“李敖呵！你不知道，我写文章，也和你一样，有剃刀边缘，文章写激烈了，还是会出事的。”

李：“我不太同意毛先生对剃刀边缘的解释。毛先生的剃刀边缘，自和一般匹夫匹妇不同。一般人写三分，就要被抓起来，坐老虎凳，可是毛先生写十分，也不一定被捕，即使被捕了，充其量也不过失掉自由，在监狱中还是要被相当礼遇的，毛先生写文章的最坏后果既不过如此，为什么不多给青年朋友做做榜样呢？”

这段对话的基本意思，施之于林语堂，也是如此。香港正文出版社出资三万元，约我写一本《林语堂论》，我现在还没做最后决定。如果我写，这段意思，我一定要反复说明。你以为何如？（《给Y的四十八封信》）

溥心畬

中国画家有两类，一类是走权贵路线的，一类是不走权贵路线的。前者阔，后者穷；前者显赫，后者无名。不过后者之中，有一个绝对的例外，就是溥儒（心畬）。

溥儒有点钱，可是他绝对不花，他从不用新台币上街买东西，他根本不知道新台币怎么用；溥儒极有名，可是他对名也不过淡淡的，他自称“西山逸士”，他把自己，逸出于世俗之外，一个人根本不要知道钱怎么用，这种人，似乎和文明脱节，或向文明抗议，谁知道他不是有意装糊涂呢？

溥儒是满族的皇族出身，就是所谓的“旧王孙”，自己根本就是这种地位的人，自然也就更目无权贵。一般画家都巴结权贵，可是溥儒不买帐，再显赫的他也不理。我们只注意到毕加索在德国军人面前的傲慢，却忘了溥心畬在日本军人面前的不合作。溥儒在整天诗画世界当中，寄身于无为，以显示有为。他是德国生物学博士，可是他好象有意把自己给“报废”了——变成一个只会画画的，他不要自己变的有用。

溥儒一派天真，不拘虚礼，在日本大饭店餐厅，他忽然嫌热，脱掉长袍，光起胳膊，吓得洋婆子大叫起来。吃酒席时候，他发现有一盘特别好吃，他就端到自己面前，向其他客人说：“你们别吃了，由我一个人吃吧！”（《真艺术家的人格》）

徐志摩

志摩离婚后3年，就与陆小曼结婚了。志摩的父母本来对他与张幼仪的离婚就不满意，这次再婚，更是不赞成，他们老两口提出三个条件，一定要志摩遵照办理了才许结婚，条件之一就是证婚人非由梁任公担任不可，这一下子可难为了徐志摩，他明知任公对他的离婚再娶是不满意的，但迫于无奈，只有央求胡适去游说，果然胡适神通广大，一言九鼎，终于说动梁任公。任公在结婚典礼的致词中，很不客气地把新郎新娘痛斥一番，首先说两人皆是曾经结过婚的过来人，希望此后各自检点，勿再做一次过来人。其次便指着徐志摩大骂，说他性情太浮，以致学问做不好；用情不专，所以闹离婚再娶，往者不谏，此后一定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任公唠唠叨叨这样骂个不停，最后志摩只好走上前去服罪，面红耳赤地请求道：“请老师不要再说下去了，顾全学生一点面子吧！”任公也觉得骂得差不多了，便就此停住。梁实秋先生在《谈徐志摩》一书中写道：

只有梁任公先生可以这样骂他，也只有徐志摩这样一个学生，梁任公先生才肯骂。这真是别开生面的一场证婚。

志摩的死，说来好像是劫数难逃，他自上海北上前本来已经把火车票买好了，但是临行头一天有人送给他一张中国航空公司“济南号”的飞机票，他就临时决定改坐飞机去北平，而这架“济南号”竟在济南西南的党家庄附近触山失事，志摩及两名驾驶员均遭难，时在民国二十年11月19日。（《三人连环传》）

李济

在人才凋落的老一辈学人中，李济是亮得出来的一位。虽然他的为人有一点儿狭窄，有过多的心智上的骄矜与傲慢（intellectual arrogance）。

四十五年前，李济从北平清华学校走出来，用充足的官费，跑到美国。五年留学期间，他得了三个学位，二十六岁就戴上哈佛大学的博士帽子。这种成绩，一方面得力于他的天资和努力；另一方面却由于清华学校的官费，可以让他“把全部的时间都放在学术的工作上”，而不必像今天留学生那样的，花极多的时间去做工，把许多青春为谋生而消耗掉。

民国十二年李济回国后，起初在南开大学执教，后来转入清华，在清华研究院中以讲师资格担任导师（另外三位导师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这时候，他开始他“挖”的人生。他的“挖”，不是淘金、不是盗墓，而是考古工作。

综合李济“挖”的一生，他的努力是不出其位的，他计划和推动别人去“挖”、去“调查”，也是不遗余力的。除了田野考古以外，李济又投身在教授、讲学和主持研究工作；他从1928年冬天就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兼第三组主任开始，曾担任史语所考古讲座、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故宫博物院理事、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考古人类学系主任、故宫中央博物院及中央图书馆联合管理处理事，及出席菲律宾、西雅图等学术会议的代表，又曾在伦敦、斯德哥尔摩、墨西哥大学、华盛顿大学讲学。他的现任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1955年起）、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主任（1949年起）。还有，他从1948年起，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从1938年起，被选为“英国皇家人类学研究所”的荣誉研究员，这种荣誉，够得上是“为国增光”。

一个以国家为基点的学术研究的想像，在中国学人中是凤毛麟角的，因为这需要一种博大的透视力、远景的描绘、计划的构想和对纯学术以外的热情。在这些条件上，李济是现存老一辈学人中比较接近的一个。例如：他在四十年前就注意到中国民族的移动问题；三十九年前就注意到中国苦力的劳动量问题；三十八年前就注意到外人发掘古物必须留在中国的问题；二十九年前就注意到古物一律不得私人藏有的问题；……这些观点和构想，都是很博大的，都是超乎一般普通学者教授们的“管”见的。

李济1号死了，报纸上几天来称赞他的文字，有的可以成立、有的就没道理。

可以成立的是李济做学者的一面，李济在他的时代里，是一个够格的学者，但在够格的学者以外，若说他对推动学术研究、培养学术人才一面有大功，就没道理。

李济的故事，给了我们一个教训——学术上的内行，绝不表示领导学术的内行，绝不等于推动学术研究、培养学术人才的内行。并且，正相反的，在这方面，反倒更外行。做学问的和领导学术研究的，实在应该是两类人。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没有学问，但他创办了普林斯顿更高学术研究院，把爱因斯坦等学者集聚一堂。只有宽阔的心胸、透视的眼光、均衡的判断、高明的行政能力的外行人，才能领导学术。在学术上内行的，反倒误尽苍生。

李济三十一岁起就做学阀，八十四岁才在武侠小说中死去。他的死，象征了中国重量级学阀时代的结束，今后的学阀只有迷你级，再也不迷人了！（《一个学阀的悲剧》）

沈刚伯

沈刚伯慵懒成性，游学无根，完全不足为文学院的表率，完全是个误人误事的老人。这个老人在学问上除了对希腊史、罗马史稍加涉猎外，其他表现则为才子派，有许多是信口乱道、信笔乱写的。此公此才，对初出茅庐的大一学生，可以开开茅塞，可是一个学期足够了，再听就是浪费青春，因为“沈郎之才，技仅此耳”！三十多年来，沈刚伯在学术著作上是一片空白，唯一可举的是目前中学生用的所谓“标准本”外国史，其中大部分还是抄别人的。

在外国，从来没有一个拿不出学术著作的人可以尸居大专院长的，也从来没有不能陆续有新著问世而能稳坐宝座的（早被撵下来了！），可是沈刚伯却一坐十四年，丝毫没有明显的长进和改变，也丝毫不觉得脸红。这真是败坏中国学风的真正罪人！

沈刚伯除了不贪财以外，其他一切都是老教授中腐败的代表，也是最好的活证与抽样，更是集大成的人物。他十四年来唯一可歌颂的“德政”，是不让徐复观之流混进台湾大学，大概是想引某某入室的典故而心有惴惴，结果嫁祸于东海大学，使东海大学的师生心头暗叫：“苦也！恁地引进这湖北佬来！”（《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现状》）

吴国桢

综合吴国桢事件，我们可以看出几点重要的结论：

第一，吴国桢是留美博士，是高级知识分子，他进入国民党权力核心，是和国民党一样的货色，他扶同为恶，做坏事、做祸民殃民之事，自然有份。他在扶同为恶的过程中，代表高等知识分子的无耻。

第二，吴国桢不在其位后，开始窝里反，反得实在有心机、反得漂亮。我们可以视为他有“赎罪”的心态。他显然对跟国民党作恶多年，有所悔恨。

第三，国民党是个又笨又自大的集团，它低估了窝里反的人对它的伤害，国民党拿手好戏是优于制造它打不倒的敌人，但吴国桢事件上，却又证明了国民党还优于制造它打不倒的“同志”。（《吴国桢窝里反妙史》）

叶公超

二十年前，在美国新闻处副处长司马笑的家里，叶公超就向我说，他加入国民党，原希望他两脚踩到泥里，可以把国民党救出来，结果呢，他不但没把国民党救出来，反倒把自己陷进去，言下不胜悔恨。六年前他约我到他家，他的悔恨，又加上衰老了。中国知识分子想同国民党合作、想做官，下场一至于此！

司机先生证实了叶公超垮台的真正原因，是出于沈昌焕的向蒋中正告密，告密内容，不是一般所说的内容，而只不过是叶公超私人谈话中有了“对元首不敬畏的语气”。（《国民党大使垮台秘闻》）

溥仪

溥仪虽不是当皇帝时间最久的，却是次数最多的，他一生当了三次皇帝，第一次是3岁到6岁，当了三年（1909-1912）；第二次是12岁，当了十二天（1917）；第三次是29岁到40岁，当了十一年（1934-1945）。这三次当皇帝，头两次溥仪年纪小，自己没有责任可言，最后一次当满洲国皇帝却不无责任。溥仪三次当皇帝，只有这一次假戏真做，虽然做到头来，还是一名傀儡。（《介绍<满宫残照记>》）

溥仪之二

一方面，溥仪“三岁进宫，到了十一岁才认得自己的祖母和母亲”；一方面，溥仪间歇做着拥虚名的皇帝、辗转做着得实祸的囚犯，“实等于终身圈禁”。这一情况，直到他五十四岁时，才得开朗。1960年，共产党把他派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园园丁，他才正式脱离了当皇帝的祸福，正式当上了平民。

“末”像收尾，但其作用，又是开场。末代皇帝溥仪这个人，是中国帝王之“末”，但又何尝不是中国平民之“末”？此人的象征意义，真是古之所无、今之绝有。他从帝王转为囚犯，再从囚犯转为平民的过程，最富传奇性。研究这一个人，无异研究了最好的取样，他是人类浮沉对比最强烈的缩影。（《<末代皇帝研究>前言》）

溥仪之三

古今中外亡国之君很多，但是亡国以后几十年间，饱更忧患，忽而御苑称孤、忽而出宫道寡、忽而以王被尊、忽而因夷就攘，最后满洲为帝、赤塔成囚、东京受审、抚顺观天，垂老又以一介平民，重回故宫，重游他当年做皇帝的所在，为难友做义务导游……这几十年的荣枯对比与浮沉奇遇，不但是古今中外帝王所绝无，也是人类有史以来平民所仅有。溥仪这一生太动人了。他是一个死掉的皇帝，却是一部活的现代史，在这部现代史中，庄士敦云龙契合于先、奋笔疾书于后，为时代留下他所目击身经的一段，“雄文高行，为中国儒者所不及。”（《介绍<紫禁城的黄昏>》）

居浩然

居浩然因为人最率真，跟他做朋友也就十分有趣，他表面上总是嘻嘻哈哈没大没小的，内心深处，却有志不得酬的索寞。居浩然的困境，是他身居国民党大员之子，却要众醉独醒，试图打破那个黄圈圈（明武宗戏李凤姐，说他身在北京城大圈圈里的小圈圈、小圈圈里的黄圈圈，这种圈圈症，实在是国民党意识形态的重要特色）。居浩然不明白这种正义之声是不被国民党允许的。

居浩然身为居正之子，在国民党生殖器关系集团中，充满了骄傲、自负与不服气，他这种八面威风与八斗高才，不是小鼻子小眼的国民党容得下的，所以，他最后以当令少爷之尊，被出局了事。他老死他乡，临死似乎还没觉醒及此，国民党少爷们的不可救药，就于此可见了！（《写在居浩然<十论>的前面》）

居浩然之二

浩然因为是活泼泼的人物，又因为是文理兼备、文武兼备、中外兼备，所以纵笔为文，霸气难消。再加上他是大少爷，“脑后有反骨”，故其为“反派”人物也，必矣！

居浩然是西化的启蒙运动者，是文字犀利的刻薄寡恩者。

居浩然其人，是个标准的怕太太主义信奉者。此人虽然怕太太，可是还不自检束，还是常常跟有风流之名无风流之实的李敖在一起，惹得太太起疑。所以他经常在子夜以后，蹑足归家之时，被太太从后门闪出，罚跪算盘。从跪算盘一点上，颇可看出居吴两太太的宽猛有别：——吴申叔被罚跪算盘，只跪中国式的算盘；而居浩然被罚跪的算盘，却是日本式的。所以居浩然的命，比吴申叔苦一些。故从罚跪工具观点上看，居浩然容易引起祸首李敖的同情，因为他在算盘之上，只有“浩然”长叹的份，一切把戏都施展不出来了！

可是你别以为：居浩然就是弱者，居浩然写起文章来、说起大道理来，可就完全不同啦！他从算盘上（瞒着太太）凌云而起，喊一声“汰”！大笔一挥，就把人物扫尽、把是非廓清啦！因为他在写文章时，皮包骨的双膝上仍有余痛，所以他心中总难免还有点“算盘意象”，所以他对人物、对问题，总有点“清‘算’”的臭味，这是很不“恕道”的。

残忍的居浩然，在台湾被更残忍的李济等学阀们排挤后，走投无路，只好学孔丘，“乘桴浮于海”了。从他者，其太太欤？其聪明儿子欤？其漂亮女儿欤？其日本算盘欤？都有。反正，他们举家南迁了，南迁至英国鬼子统治下的澳洲。

居浩然在海外，还是拼命写信、拼命写文章、拼命扯他跟我李敖的交情，这真害我不浅！他忘记他的身份是“党国元老”之子、是好国民党员、是好湖北人、是逍遥法外的家伙。他写文章扯东扯西，俨然不知今日何世，不知他所处何地、我所处何地，这是他的天真处，也是他的没心肝处。而天真加上没心肝，恰恰就构成了居浩然的可爱，而使我不能不爱他。

我爱居浩然，最主要的原因是爱他那股“大少爷”的劲儿。无疑的，浩然是“大少爷”中最洒脱的天真者、最满不在乎的没心肝者。他狂放而有神经质，瘦弱而少蛋白质，他读书不多，可是有一副最好的头脑，分析问题，一针见血；写起文章，万言缤纷，比起整天厮守书房头脑混沌文章不通的书呆子，不知要高明几千倍。

总之，我几年来细心观察居浩然淡江英专校长垮台后的言论，我很高兴的指出居浩然是我们自由中国最可贵的一位“大少爷”，一位西化的勇敢的斗士——打官司除外。（写在居浩然《<义和团思想和文化沙文主义>的后面》）

殷海光

殷海光早年投身在救国的急湍里，他的狂热和动辄“立正示敬”，十足是一个“法西斯分子”。他被国民党争取到，为国民党做文化打手，被共产党列为“十大文化战犯”之一。到台湾后，他勇于觉悟，把国民党的祸国殃民，批了个痛痛快快，这是殷海光一生中最登峰造极的，没有这些登峰造极，自然无所谓思想家殷海光、无所谓逻辑学者殷海光。所以，论定殷海光，必须就这一生命中最光彩的登峰造极来论定，否则就是别有用心了。（《扭曲了的“纪念”》）

殷海光之二

他给我的印象可真糟：又瘦又小的身材、又蹭又蹬的跛脚、粗糙的双手、杂灰的头发、风霜的脸、两只对称不佳的小眼睛，从三角眼皮下不友善地瞪着你。他的头与四肢，联合得很生硬，他紧闭嘴唇，作顾盼自雄状。真是作状，因为他的造型，实在极少雄的条件，但他硬要诚于中形于外，结果好像他外在的瘦小，快被他内在的伟大绷裂了似的，看起来真教我难受。“他为什么这么做作？这么紧张？罗素的信徒不该这样啊！”我心里这样想。“他完全不像思想家、不像哲学家、不像大学教授，他倒像是北门邮局门口卖春宫画的，当然卖春宫画的不会顾盼自雄。”我这样想，的确心里犯了大不敬之罪，可是我怎么也忍不住不这样想，我真的从心里对他抱歉。

更糟的是，从他背后又钻出一条毛茸茸的东西——一条大狼犬。这条狼犬，殷海光命名为“领袖”，是把纳粹党对希特勒的尊称的走狗化。“领袖”究竟是“领袖”，威武无比，跟殷海光比起来，愈发显出殷海光的猥琐。“他真不该养这条不民主的东西。”我想。（《我的殷海光》）

殷海光之三

殷海光虽是我佩服的思想家，但他的思想面并不宽，只以方法学与政论为主，其他方面，都表现得很弱。他服膺思想家罗素，但罗素思想面极宽。殷海光虽在台大开“罗素哲学”，但他对罗素的全面性了解，似乎不够。即以个人修养而论，罗素很早就征服了快乐，殷海光却整天为不快乐所笼罩。我常向他说：“老师为什么不细看一下罗素的Conquest of Happiness呢？你这样多愁善感，可不是罗素的信徒啊！”殷海光最后得胃癌而死，得这种病，简直对学哲学的是一种讽刺。

胡适歌颂雷震为自由民主政治奋斗的功劳，主张给雷震立铜像，我却认为雷震铜像的肩膀上，更该立一个人，就是殷海光。殷海光和雷震，在鼓吹自由民主的功劳上，真可说空前绝后，但他们的气质，却是非常缺乏自由民主的。自由民主的气质是自然的、从俗的、快乐的、喜开玩笑的、幽默的、嘻嘻哈哈的、拍肩膀捏大腿（或看大腿）的、青年会总干事式的。……但是殷海光和雷震却全不如此。殷海光和雷震的气质是革命党式的、单调的、专断的、严肃的、不恢廓的、高高在上的、兴趣狭窄的、圣王、贤君、教主式的。……这些气质，很过瘾、很雄浑，可惜都不是自由民主的气质。（《我的殷海光》）

殷海光之四

孟绝子感慨知识分子品格的被摧毁，从来没像三十二年来这样彻底的，我同意他的看法。在这摧毁知识分子的绞肉机下，殷海光是大陆型狂飙知识分子的最后一个。殷海光生于五四之年，他以五十年的生命，为五四精神做了创新与重建。殷海光的死去，是那一代蛟龙人物的光荣收场。新的中国有赖新一代的蛟龙人物，在绞肉机下，创建新的光荣。

殷海光永生。（《我的殷海光》）

殷海光之五

我说殷海光是高级知识分子，从他生活细节上，也可看出一斑。他从不坐公共汽车，他认为人的尊严会给挤掉；他喝高级咖啡，吃英国饼干，去贵族医院看病……这些都表示他也满布尔乔亚的。另一方面，他除了不太会用电话机、不会用自动电梯外，要替人做衣服的殷太太向人收两种工钱——有钱的人要多付，没钱的要少付……这些都表示他也蛮书呆的一面。以这样层次的知识分子，来了解人间万象与真相，当然要受到很多限制。殷海光虽然天姿英明，但在生活面上和人事面上，却显得生疏而笨拙，他很容易被投其所好、被小人利用。（《我的殷海光》）

殷海光之六

殷海光责备胡适喜欢以人情的原因揄扬别人的学问。说得很对，但他自己，却也犯这种毛病。殷海光吸收及门弟子，当时都是张灏型的，整天只会看洋书、谈方法学，但他们的知识基础太窄、货太少，所以充其量只会搭钢筋，没有水泥。殷海光自己也水泥不多，但他在大陆见多识广、文笔又好，所以能弥补不少“水泥缺货”，他的及门弟子却比他差得太远、太远。这种情形殷海光自己是心里有数的，但他的及门弟子心里无数，所以他们在台大，颇有不知天高地厚的毛病，以优异学生自居。（《我的殷海光》）

殷海光之七

殷海光的怪毛病是：他刚见到一个人，经常是不讲话，态度也不友善，一定要“暖车”以后，他才逸兴横飞高谈阔论不止，这时候他也有说有笑，与常人无异。但是下次见面时，他又要重新从那种死样子开始。一些人不了解这怪毛病，常常在一开始就被他气走了。这次殷海光到我家，怪毛病倒颇为从简，大概他怕我以其人之术，还治其人之身，所以很快就了无拘束地聊起来了。（《我的殷海光》）

李师科

土地银行抢案说破案了，报纸满版、电视满档、警察满面堆笑、“内政部长”满口胡言——竟要全体人民做警察耳目，处处一片叫好声，一点也不奇怪。

奇怪的倒是这名嫌犯——计程车司机李师科。一般认为他会去酒廊赌场，他却不吃不喝不抽不赌；一般认为他是江洋大盗，他却身材瘦小相貌和善；一般认为他有犯罪习惯，他却纪录清白全无前科；一般认为他是年轻小伙子，他却年过半百五十有六了。

更奇怪的是，认识李师科的人，对他都是一片赞扬之声：“老实”“诚恳、和善”“客气”“义气”“豪爽”“人缘不错”“生活很俭朴”“不但尊敬老年人，更疼爱小孩子”“在长巷弄里，他是可人的‘糖伯伯’”“如果他是个伪装的好人，怎么可能十几年来一点破绽都没有？”“好多的邻居，都没有人说李师科是个‘坏人’！”

不但如此，李师科在邻居办喜事时候，免费提供计程车队；在乘客遗落物品时候，主动送到广播电台；在自己吃馒头喝白开水时候，花一千元为小朋友们买玩具；在绿灯户见到那些可怜女人时候，加倍给她们卖肉钱！

而李师科自己，却一二十年，长住陋巷之中，房间只有三坪大，破床、破桌、破椅，一切都是破的，包括一颗对国家破碎的心。

李师科生在1927年3月5日，是山东昌乐人。他在家乡念小学时候，日本侵略中国，他书也不念了，上山去打游击，那时他十几岁，已用枪声和行动，证明了他是爱国者。

李师科是中国农民，在抗战胜利后，他想解甲归田，重新回到家乡和土地，但是，巨掌拦住了他，他要继续爱国下去，他一次又一次的参加战斗，在枪林弹雨中，他只被打败，没被打死；最后，他跟到台湾。他眼看政府退后，自己却不能退伍，因为，正如政工人员所说：“国家需要他！”

“国家需要他！”“国家需要他！”在国家的需要下，李师科付出了他的二十岁、付出了他的三十岁、付出了他的四十岁，付出了他的青春和自由、付出了他的血汗与眼泪。为了防守台湾，他不准退役而不断服役，不准结婚也无力结婚。直到他老了、病了，才获准自军队离开。

当他看到国家银行千千万万的钞票放给特权、成为呆账的时候，当他看到他牺牲青春、牺牲自己与家庭来捍卫的国家竟这样对待他的时候，当他看到这个国家如此缺乏公平与正义、公理与正道的时候，他涌起抢劫银行的念头，他终于在五十六岁的年纪，完成了这一任务。这样高龄又没有前科的银行劫犯，在犯罪学上，都是古今罕有的奇例。

在小女儿父母告密以后，几乎不可能破的抢案，等于由李师科自己给破了——李师科求仁得仁、李师科盗亦有道、李师科甘愿自我牺牲、李师科不惜从容一死。

李师科绝非普通的杀人越货的罪犯。李师科不是千千万万罪犯的缩影，而是千千万万老兵的化身。李师科如有错误，那不过是他对国家对不起他的一种回馈，国家对不起他，远超过他对国家不起。他十几岁就上山打游击，如今从爱国爱到寒心、爱到有罪，我们何不问问：“此水本自清，是谁搅令浊？”何不问问：这种罪，真该李师科负担的，究竟该有多少？究竟该占几成？

在大陆，李师科用子弹保护我们的国家；在台湾，李师科用子弹保护我们的安全。当他老了、病了，孤苦无依，三餐不继，他用子弹保护他自己，保护他老去的一点血本，保护他老去的一点爱、一点希望。他的方法是错的，但他没有更对的方法；他不会巧取呆账，只会豪夺现款，用蒙面的豪夺，暴露他一点悲愤与抗议。他这种行为，难道还得不到被他保护多年的统治阶级的怜悯吗？

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的头子郑为元，声言李师科是荣民的耻辱，郑为元显然错了！去问问那些老兵看，他们就不会同意这种将军的评论。李师科是他们的兄弟，他们一无所有，但还有着微弱的悲愤与抗议。李师科的打前站，使他们多少知道了他们兄弟的血没有白流，使他们多少知道了他们也有声音嘲讽了这无情的社会。李师科代表的，是千千万万被侮辱者的悲愤与抗议；李师科遭遇的，是千千万万被损害者的反射与回声。他的音容，就是他们的宛在；他的笑貌，就是他们的热情；他的流血，就是他们的牺牲。

恰像狄更斯（Charles Dckens）《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中卡尔登（Sidney Carton）临刑前的说话，李师科做完了比他做过的更好的事，即将走向比他知道的更好的地方。李师科不会死，因为千千万万的李师科在活着。（《为老兵李师科喊话》）

王尚义

王尚义是悲剧人物，没有错，但我永远不明白，这么善良、这么有才华的青年人，为什么不把自己打造成男子汉，而要变嗓成娘娘腔，最后肝癌上身、憔悴以死？为什么死的不是敌人，而是我们？为什么“软性”的不是敌人，而是我们？王尚义全错了，他在“一个时代”里，完全做错了表现。——在“一个时代”里，只该有一种表现，那就是战斗的表现、男子汉的表现、把敌人打得哇哇叫的表现。（《关于“王尚义与李敖》”）

中国当代人物

——政治上不追究，是一种层次；但历史上追究，却是另一种层次。

钱穆

钱穆身穿府绸小褂，个子很小，满口无锡土音，乍看起来，长相与声名不大相符，简直使我有点怀疑眼前这位，是不是就真是钱穆。他为人极为亲切，对我们两个高二学生，全无架子，聊起天来。我向他请教治国学方法。他说并没有具体方法，要多读书、多求解，当以古书原文为底子为主，免受他人成见的约束。书要看第一流的，一遍又一遍读。与其十本书读一遍，不如一本书读十遍。不要怕读大部头的书，养成读大部头的书的习惯，则普通书就不怕了。读书时要庄重，静心凝神，能静心凝神，任何喧闹的场合都可读书，否则走马看花，等于白读。选书最好选已经有两三百年以上历史的书，这种书经两三百年犹未被淘汰，必有价值，新书则不然。新书有否价值，犹待考验也。

钱穆的信，写得工工整整，足见此公主敬修养的一面。信中对一个18岁的青年人如此鼓励，固因我的好学引起他的注意，也实可看出他具有教育家的风度。（《“一朝眉羽成，钻破亦在我”》）

钱穆之二

以钱穆对我的赏识，以我对他的感念，一般的读书人，很容易就会朝“变成钱穆的徒弟”路线发展，可是，我的发展却一反其道。在我思想定型的历程里，我的境界，很快就跑到前面去了。对钱穆，我终于论定他是一位反动的学者，他不再引起我的兴趣，我佩服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但对他在朴学以外的扩张解释，我大都认为水平可疑。钱穆的头脑太迂腐，迂腐得自成一家，这种现象，并无师承，因为钱穆的老师吕思勉却前进得多，老师前进、学生落伍，这真是怪事！

我自主持《文星》起，引不满钱穆的反动思想，始终攻击不断。这种不满，由于钱穆在1967年回到台湾投奔蒋介石，更形火上加油。钱穆本来在香港办新亚书院，曾反对蒋介石连任，还有点独立性。但投奔蒋介石后，蒋介石请他吃饭，当面质问他，他就不敢再多说。蒋介石收买他，给了他豪华住宅，就是现在士林外双溪东吴大学东侧的“素书楼”。“素书楼”用的是属阳明山管理局的公地，豪华建筑花的是公帑，钱穆公私不分，一住近二十年，成为蒋介石养育卵翼的御用学者，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败笔。

如今他过九十三岁生日，五代弟子，冠盖云集，人人称庆，我却别有致哀，——我为钱穆惜，他有做成真正“一代儒宗”的机会，可是他却做成个假的。历史上，真正“一代宗濡”是不会倒在统治者的怀里的！（《“一朝眉羽成，钻破亦在我”》）

张学良

把不抵抗主义，一股脑儿记在东北军张学良的账上，是不公道的。“西安事变”的发生原因之一，是张学良想用行动表明他不是“不抵抗将军”。据陈立夫《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近代中国》季刊，1977年6月30日），明说张学良“并期以‘不抵抗将军’之头衔，转加诸中央领袖，终致造成西安事变”。显然“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对背了五年的黑锅，已经不愿再背了，所以弄出“西安事变”。（不料事变后，他更没澄清的机会了，不但没机会卸下以前的黑锅；反倒又加上许多新黑锅！）（《“西安事变”的另一主角》）

张学良之二

张学良生在1898年，今年1988年，九十岁了。九十年间，他从三十八岁起就失掉自由，被关五十二年至今，论使爱国者失掉自由之久，蒋介石及其党羽可谓心狠手辣、空前绝后。

张学良1919年毕业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因为得乃父张作霖的余荫，崛起之速，自然有异常人。他在内优外患的复杂局面里前进，一生中虽然也做错不少事，如因误信蒋介石而拥护蒋介石、替蒋介石背黑锅等，但在爱国大节上，他有最足道的两点，为常人所不及：第一，他有最好搞“满独”（满洲独立）、“东北独”（东北独立）的机会，但他毅然决然不买日本人的账，使中国统一大业因他而完成；第二，他为了救国、为了抵御日本、为了纠正蒋介石的错误，毅然决然发动西安事变，使中国统一大业因他而确保。这两件大业，对张学良个人说来，在世俗眼中，都是冒险犯难的祸事，但是张学良都不自求多福，甘冒牺牲。这一气概，更是光耀青史的英雄气概了。

为了给张学良做历史定位、为了驳斥蒋介石及其党羽几十年来的诬蔑与谬说，我决心出版《张学良研究》来拍案与翻案——勿谓东北无人也！东北讲武堂往矣，讲文堂登场，戏亦好哉！（《<张学良研究>前言》）

孙立人

孙立人将军是现代中国最杰出的将领，他学历之深，无人可及；练兵之精，无人可及；战功之高，无人可及；国际性声誉之隆，也无人可及。他为抵御外侮，投笔从戎，南征北讨，脱颖而出，终因身隶蒋介石政权之中，毕竟有他发展的上限，忌才多疑的蒋介石，最后以冤案软禁了他，于今三十三年了。

孙立人案的伏机极早，早到孙立人的出身。孙立人非黄埔系又比黄埔系杰出，基本上，就注定了他被排挤、被嫉妒的“原罪”。再加上他有国际性的地位，极得美国名将史迪威、艾森豪威尔、巴顿、麦克阿瑟等的支持，更引起蒋介石和黄埔系军头的猜忌，蒋介石在情况紧急时，拉拢老美，不得不用孙立人，一旦情况稍稳，就要把孙拉下马矣；拉下马要靠罪名，于是冤案出矣。

从历史定位上看，孙立人出奇兵、打硬仗，是第一流的名将，一如韩信；他有“反”的大好机会而不“反”，忠于上级，也如韩信；他“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令上级不安，也如韩信；他“时至不行，反受其殃”，弄得“人有上书告楚王信反”、“人告公反”，也如韩信。至于看不起其他将军，韩信“生乃与〔樊〕哙等为伍”，孙立人“生乃与黄埔系军头等为伍”，更是一如韩信了。所不同的是，韩信的下场是身首异处、家夷三族；孙立人只是身囚台中、家属奉陪而已。

再从历史定位看，孙立人案的种种冤情，又正如岳飞案。岳飞案的成立关键是凭“众证结案，而武穆竟无服辞云”。这就是说，全凭别人的旁证咬岳飞，并没有岳飞自己承认的证据，孙立人也是“无服辞”，真是古今同调。（《<孙立人研究>前言》）

陈立夫

陈立夫是什么样的人，在这个岛上党内党外的宣传下，人民是会发生错觉的。在国民党的报章的吹捧里、在康宁祥的刊物的马屁里，陈立夫被描绘成满像那么一个正人君子似的。其实这个人，在主持“中统”（中央调查统计局）特工的时候，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手，多少国民党的异己分子，都被他下令装进麻袋，丢到黄浦江里喂鱼了。

陈立夫当年发明“唯生论”，写了一本专书，叫《唯生论》，其中有一段说：“总理从前说过‘生是宇宙的中心，民生是人类历史的中心’。”但是，我翻遍了孙文的遗著，也看不到孙文说过这些话或做过类似的说法。所以，陈立夫全是造谣。因为这个人有这样公然造谣的前科，如今他说暗杀廖仲恺的种种，我也就不得不有合理的怀疑。（《陈立夫，你为什么不早说？》）

黄少谷

国民党说他们救国救民，已经到了“情不可却”的程度（“情不可却”是陈果夫的话）。“情不可却”几十年下来，已经留下大量的历史，给国民党管制不到的中外历史家公正评判。评判国民党，其中有一特殊现象，我们不可不注意，那就是“重用贰臣”。以黄少谷为例，他虽贵为“司法院院长”，但查查他的历史，却是典型的贰臣。以贰臣做“司法院院长”，若要司法公正，就未免太讽刺了。

写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说，你李敖在做政治清算是不是？过去的事，还提它干吗？政治上不追究的，你追究干什么？我的答复是，政治上不追究，是一种层次；但历史上追究，却是另一种层次。

照中国传统历史家的章法，黄少谷这种“私昵”级的人物，不论政治上怎么捧他，在历史上，他却是十足的贰臣，永远为正义之士所唾弃。（《黄少谷应入贰臣传》）

台静农

他们从大陆挫败来台，在国民党统治下，这种挫败之气，一直不能平息，他们一路垮下来了。我觉得虽然同是垮，可是其中台静农却垮得走样，台静农当年是鲁迅的大将，被捕后吓破了胆，从此“不干了”，以诗酒毛笔字自娱（实乃自“误”），如今垂老反倒愈发妖娆，一笔妖字上市，令人殊感其愈老愈无聊。至于与梁实秋同上台受国民党颁奖，则更属无聊双绝矣！（《李敖札记》1985年3月20日）

陶百川

“清流”人物是绝不跟政府合作的，“清流”是狂狷的、特立独行的、有激烈意见的、有火气的、不加入一党独大也患一党独大的、不做什么“国策顾问”的。明朝的“清流”们，都是牢里牢外过着的，像沈束坐牢一坐就是十八年，但是陶百川呢？却做国民党员一做就是五十九年！跟执政党走得这样近的人，还被称做“清流”，这不是开“清流”的玩笑吗？

……就这样的八面玲珑，他一方面又当了“国策顾问”，一方面又成了党外人士的偶像，里外通吃如此，左右逢源如彼，并且一连多年，这不太奇怪了吗？（《围剿陶百川的一个教训》）

丁玲

丁玲是谁？丁玲是一个七十五岁的老婆婆，她是那边的头牌女作家。

丁玲的作品，当年在大陆风行的地位，就像今天台湾的琼瑶。只是丁玲比琼瑶会咬人。琼瑶笔下的十七岁，只是哭哭啼啼的小表妹；丁玲笔下的小表妹，不但不哭，反倒会骂“放你娘的屁”！

丁玲当年，为帮中共打天下，情人送了命，自己也坐了牢。后来放出来，跑到延安，替中共机关报编副刊。一九四九年，丁玲出版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红的要命。

但是，好景不常，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明月照在沟渠上，扫帚星照在丁玲头上。丁玲昙花一现，就被打入败部，被罚擦地板，最后变成一个在两边都要坐牢的人。（《我中华尚有人耶？》）

吴大猷

吴大猷本是早期“归国学人”的样板人物。1967年春天，钱思亮写信给吴大猷，“秉总统蒋公命”，要吴大猷出任国家安全会议科学发展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吴大猷“不敢拂命”，可是一边同意一边拿乔，说他“不易举家返国”，只能飞来飞去的干。蒋介石答应了，下令凡是吴大猷在国外时间的事，都由钱思亮、阎振兴在旁帮忙。不久（1968年1月10日），四十万台币的“嘉新文化基金会特殊贡献奖”就微妙的落在吴大猷的头上。（《吴大猷假公济私的一面》）

吴大猷之二

自来所谓第一流知识分子，理该维护“大儒式”的尊严，不亢不卑，与统治者相抗。这种抗，不一定是敌对，毋宁是维护应有的风范与规格。《战国策》记颜斶拒见齐宣王，“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顔斶的分庭抗礼，并非说与统治者不能见面，而是坚持你不能“召见”我，所谓“有不召之臣”是也。

如今先生不但带着不知风范与规格的杨振宁先生去给统治者“召见”，并且还大感“欣慰”，这是很失体统的事。尤其在应“召”之时，是“匆匆自中研院会场中途离席”的，这更是很失体统的事。我们读《论语》，看到孔夫子“君命召，不俟驾行矣”那一幅画面，深感其失之下贱，如今先生带杨振宁先生“不俟会毕行矣”，其下贱也，夫子都自愧不如矣！（《责备吴大猷先生》）

牟宗三

科学怪人固然可怕，玄学怪人更是可怕。牟宗三之流，典型的玄学怪人也。他的文章和演说，都不知所云，可是国民党却还捧他——只有混蛋才捧混蛋。（《李语录》）

陈庭茂

看到林义雄、方素敏的心态，我真要向陈文成的父亲陈庭茂老先生致敬。陈庭茂老先生以丧子之痛、以敌忾之仇，决心以未死之身，向国民党讨血债，周旋到底。虽然老先生的水平容有出入、手法容有怪力乱神，但看他精神是那样抖擞、表情是那样悲愤、态度是那样虔诚决绝、立场是那样锲而不舍、舐犊情深，我们真不能不说那是一种伟大的榜样。（《散记鹦鹉及其他》）

胡秋原

胡秋原早年参加共产党CY，又参加闽变叛国，抗战时加入国民党做中央委员并办党报，大陆丢掉时“打算做共党百姓”，不肯出来，后来才到台湾。有一次被派出去，竟“在英国与共党有过接触”而遭国民党党纪处分。他是一个反复多变的人，由于反复多变，政治上自然也就不能被一再信任。因而在心理上，他有了一种“幻想的被迫害症”，他的自高自大自我膨胀，过分重视自己，使他老觉得有人想打击他，他完全不能了解何物胡秋原？胡秋原何物？谁要打击这样一个宦海失意和学界走板的人呢？但在这种心病下，他总是刻意寻找“幻想的迫害者”，最后找到殷海光。殷海光从《自由中国》停刊后，已失掉地盘，全靠我以《文星》来支持，胡秋原恨我揭发他的真面目，因此迁怒到殷海光。当然啦，打击殷海光是合乎官方希望的，胡秋原属于何种色彩，也就一看即知。（《我的殷海光》）

赵耀东

我认为赵耀东干不久了，有两个原因使他没法干久。

第一、我认为赵耀东根本不了解中国官僚的政治结构，当整个吏治是一个很难推动的官僚系统时，绝不是你一个领袖或机关首长出面改革，就能做砥柱于中流、挽狂澜于既倒的，这是为什么中国变法自王安石以下都是失败的原因。当整个吏治结构已经僵化，一个人的力量是没有用的，因为底下阳奉阴违，懒惰不进取，注定了你一定要失败。就算赵耀东有一点进步的观念，碰到那个守成的笨蛋俞国华，能起什么作用呢？何况他手下的人也都是一类的货色。

第二、我认为赵耀东的大方向错了。他根本不了解自由经济的真谛，他本身还是一个停留在自由经济和统制经济间的半吊子人物。他应该知道国民党的很多统制经济，在自由经济制度下，应该取消掉，为什么还任他们胡闹下去？赵耀东其实就是统制经济的负责人，过去他当过中钢的头子。我们只要看他跟傅利曼的对话，就可以知道他的经济学程度是不及格的。（《吐他一口痰》）

吴基福

有一种人靠糊涂混一辈子，其成也糊涂，其败也糊涂。吴基福是也。（《地下哲学家的札记》）

孙观汉

1972年12月，孙观汉在香港发表《从笔和剑谈到柏杨》，明说目标是“拯救柏杨是拯救人权的初步和实际试验”。

如今柏杨出狱了，孙观汉也回归台湾了，今昔对照之下，是不是这种“拯救人权的初步”，已因柏杨出狱而不再有第二步了？是不是这种“实际试验”，已因柏杨一人而停止试验了？如果一切伟大的高贵的目标，都只是为一人而努力、为一人而及身而绝，我们对正人君子们的道义的推广性和适用性，也就未免若有憾焉了。我觉得孙观汉“纵容”的范围，显然越来越宽了。

为什么我扯出“纵容”的问题来呢？因为我感到像孙观汉这种正人君子们，他们对是非的判断，总有点缺乏完整性，孙观汉在求情无效后，迷途知返，宣扬不再“纵容”国民党当权派，这是很可圈可点的，可是，我忍不住要问问，对国民党当权派以外的人儿，你孙观汉可曾继续不断的“爱人以德”了吗？你是不是不“纵容”他们呢？以孙观汉和我“同谋”过的营救柏杨往事为例，难道孙观汉看不出来，真正有恩义于柏杨的、真正柏杨该感恩怀德的，除了孙观汉以外，李敖是不是也要考个第二名或前几名呢？（《柏杨忘恩负义了吗？）

陈查某

台湾工商界的巨子，在纺织、贸易、航业、造纸等方面都有成绩的“青果大王”陈查某老先生，8月2号拿了一张100万元的支票交给内政部长连震东先生，做为社会福利事业之用，其中包括贫民救济金、奖学金以及贫民义诊等项目。这次义举，很得人们的称赞。《台湾日报》写《草地人开讲》的朋友说：“他送给贫苦大众100万分温暖和希望”，我很同意这句话。

近40年前，陈查某先生做卖水果的生意，无依无靠，白手起家。他当时看准了台湾水果外销东北的机会，决定在每年12月到第2年5月间，“远征”东北。他在冰天雪地里推销，合法地赚了我们“长白山人”不少的钱，同时给“长白山人”极多的营养。我个人在30年前生在东北的哈尔滨，小时候白白的胖胖的，大概就是吃了陈查某先生的水果的缘故；我如今如此洒脱英俊，大概追溯起来，跟陈查某先生也不无关系。

陈查某先生不但有眼光做生意，还有眼光娶太太。40年前，他娶到一位张美玉小姐，两个人同甘共苦的日夜奋斗，如今已经有万贯家财和三男两女。在外型上，陈查某先生就是大腹贾的态势，他不抽烟不喝酒，早睡早起，绝不像我这样烟酒全来，睡到中午12点才起床。所以，查某之阔，良有以也；李敖之穷，岂偶然哉？（《陈查某之路》）

柏杨

柏杨事件，纯是冤狱。柏杨并非“殉道式”人物，也绝非“敢”讽刺他们父子的人物，而竟阴错阳差，被比照“犯上作乱”者处理，硬逼他做英雄，这真是这小岛上的大怪事！（《柏杨忘恩负义了吗？）

柏杨之二

柏杨和孙观汉的水准不是第一流的，但他们的交情却是第一流的。该入历史中的良朋传。艾玫隔着牢窗大骂柏杨“老天真”，他跟孙观汉真是一对，老天真得可爱可敬，老天真得又笑又哭。艾玫当年是骂，现在我却觉得这三个字是最好的形容与赞美。在时代的摧毁下，有一个会呐喊的老天真已不容易，何况又有两个，何况这两个又是战友，又是“飞奔上去，拥抱在一起”的人物。他们真绝。（《给孙观汉先生的公开信》）

何凡

在文星时代，有一次我同何凡等聚餐，何凡洋洋得意的说他在《联合报》写“玻璃垫上”，一连写了十多年，还不出事，可见段数之高。你李敖整天惹警备总部，是何道理？我说，何凡啊！你还好意思说吗？你独占专栏地盘，有别人享受不到的好机会，有这么大的宣传媒体，你整天写的，上限不过大官的白眼，下限不过公车的黑屁，然后就是谁跳多高、谁跑多快、白菜萝卜多少钱一斤……你十多年来，没把言论自由的尺度写宽一点点，没给警备总部这些大老爷们施以一点点教育和教训，你不觉得你失职吗？你还好意思这么得意吗？（《国民党与豹》）

萧孟能

两个半世纪前，美国出版原野的开拓者彼得曾格，为争取言论出版自由，因义受难，备历折磨，但在最后，法律和历史都给了他光荣的评价。萧孟能是中国的彼得曾格，在他全盛时代，我未对他有过一字之褒；现在他南美远引、垂老投荒，我愿公开这样说：不管罪名多可笑，不管路多窄、水深波浪多阔，发愿“须对历史交代”的萧孟能，不但已光荣确定他在历史的地位，并且光荣站在历史的前面。（《<文星杂志选集>导言》）

萧孟能之二

萧孟能告我的所谓侵占背信案，根本原因在萧孟能抛弃了发妻朱婉坚——跟他同甘共苦四十年的发妻朱婉坚，我仗义执言，认为要离婚，可以，但至少该把夫妻一起赚的钱分朱婉坚一半，不该把十五户房地和房租、汽车、电话、押金、家具、用品、债权等等都过在别的女人名下，不该不但不分给朱婉坚，反倒用朱婉坚名义欠债欠税，最后不能出境谋生。

我这种仗义执言，触怒了别的女人，触怒了萧孟能。萧孟能开始控告。在“希旨承风”的报纸政策性斗臭李敖的配合下，在美丽岛事件后推波助澜的“疾风”系统政策性斗臭党外的配合下，立刻形成大风波（《好个“桃园结义”》）

金庸

金庸为国民党捧场，跑到台湾来，有一天晚上到我家，一谈八小时。我责备他不该参加什么“国建会”，自失他过去的立场。他说他参加，也说了不少批评的话。我说这是不够的、得不偿失的、小骂大帮忙的，你参加这种会，真教人失望。接着谈到他写的武侠，我说胡适之说武侠小说“下流”，我有同感。我是不看武侠的，以我所受的理智训练、认知训练、文学训练、史学训练，我是无法接受这种荒谬的内容的，虽然我知道你在这方面有着空前的大成绩，并且发了大财。金庸的风度极好，他对我的话，不以为忤（虽然他此后在他的报上不断诽谤我了）。他很谦虚的解释他的观点。他特别提到他儿子死后，他精研佛学，他已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了。我说：“佛经里讲‘七法财’‘七圣财’‘七德财’，虽然《报恩经》《未曾有因缘经》《宝积经》《长阿含经》《中阿含经》等等所说的有点出入，但大体上，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所谓‘舍离一切，而无染着’，所谓‘随求给施，无所吝惜’。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的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

金庸听了我的话，有点窘，他答复不出来。他当然答复不出来，为什么？因为金庸所谓信佛，其实是一种“选择法”，凡是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其性质，与善男信女并无不同，自私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他是伪善的，这种伪善，自成一家，可叫做“金庸式伪善”。 （《“三毛式伪善”和“金庸式伪善”》）

李翰祥

三十年前，李翰祥为了逃避共产党，离开了大陆；三十年后，李翰祥不再逃避共产党，回到了大陆。1982年9月28日的《联合报》上登出香港专电，说中共官方机构第一次透露：李翰祥正在承德导演两部电影——《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由中共六十多个官方文艺单位支援。

李翰祥对国民党心怀不满则有之，但说他想怎么样、敢怎么样、能怎么样，却是冤枉他。李翰祥是中国影剧圈内的人，这些人的政治立场可足道的实在凤毛麟角。李翰祥来台湾之初，当选十大杰出青年，领奖时候，突然自动朗诵起“蒋院长的新诗”，这种动作，又怎么解释呢？

李翰祥因我被国民党诬陷，以至一再进出警备总司令部，使他在精神上，产生极大的反感、愤懑与恐惧，使他自台湾一脱身而出，就再也不要回来了。

愚笨的国民党再也没有想到：他们为了整李敖而诬陷李翰祥、约谈李翰祥，竟造成这么深远的损失——他们失掉了这么一位得力的艺术工作者。在台湾的李翰祥，替官方拍《扬子江风云》、替军方拍《缇萦》，他是相当投合国民党的趣味的。他走了以后，国民党“闻鼓鼙而思良将”，也千方百计拉他回来。党方拍《英烈千秋》的时候，中影的梅长龄保证李翰祥在台湾的安全，李翰祥回梅大人的话说：“可是，梅先生，谁保证你的安全呢？”

就这样的，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四年过去了，十年过去了。李翰祥在香港、李翰祥在澳门、李翰祥在日本、李翰祥在美国……李翰祥无所不在，就是不在台湾了。（《李翰祥回大陆的真正原因》）

王企祥

清华大学教授、徐露的老公王企祥，被学校给扫地出门了。这几天可闹得凶。王企祥方面说：“研究计划的批驳和清华停聘事件，都是‘公报私仇’的行为。”学校方面说，停聘他是“由于该校十二名资深教授联名，认为王企祥最近两三年内，在校内未开课，又未指导研究生，且与同事关系恶劣，复以在校外兴讼，对校方不利等理由，要求予以停聘”的。

王企祥是个纯度很高的书呆子，他不通人情是有名的，本来高级知识分子们就不通人情，王企祥比起他们来，段数更高，最后竟遭联名清场。纠纷发展到目前为止，还不出一些“傻科学家”们的是非层次，很像有博士衔的欧巴桑在吵架，我在这里，愿提升他们的是非层次，给他们一点理，以资取闹。

王企祥案的真正关键，大家都没看出来。真正关键是“学术自由的被侵犯”。所谓大学，是维护学术自由的地方，大学要兼容并包，要容忍“异端邪说”、要容忍“牛鬼蛇神”，文明国家的大学通例，就是如此。

王企祥案是一个信号，告诉我们学风的没落，告诉我们知识分子们多糊涂：他们该做维护学术自由的尖兵而不做，反倒做了侵犯学术自由的线民！并且所持的理由是如此荒腔走板、如此不相干，使我们惊上加惊，感叹他们程度的低落。王企祥并非不能停聘，但宣布出来的理由，无一不荒唐可笑，令人感到知识分子不识大体，竟一至于此！

王企祥本人就是一个喜欢搞“联名”的“傻科学家”，他被赶走，实在解恨。但解恨之余，别忘了王企祥虽然破格，却有学格；虽没人缘，却有人权，他实在不该被这样“棒打薄情郎”。何况该打也该被徐露打，也不该被“傻科学家”们打。“傻科学家”们把持学术，不能容忍异己，愈收愈紧，最后连不异之己亦不能容，实在可恶。希望徐露纠合清华园“胭脂虎”，“刀劈三关”，“水淹七军”，把这些不通人情的科学怪人一律棒打一顿，美国的李卓皓也该由美国娘子军代打。全部打完以后，再把王企祥狠打一顿——王企祥陷群傻于不义，最该打。（《王企祥该打》）

刘绍唐

你办《传记文学》二十年，有功有过，功在很技巧的显出了（还谈不到揭发）国民党的许多糗事；过在挟泥沙俱下，也帮国民党做了太多不实的宣传与伪证。更可怕的，是你使这些丢掉大陆的罪魁祸首们、祸国殃民的大小混蛋们，因能在你的杂志上自我陶醉而延年益寿，我认为他们集体能晚死二十年，除了漫无心肝的先天条件外，《传记文学》和“荣民医院”两者是责无旁贷的。德刚说你是活阎王，我认为从可延人年能益人寿的观点上看，更是如此。

看了《传记文学》中那么多肉麻当有趣的杰作、那么多数不完的丰功伟业，绍唐大哥，你难道不奇怪：如果他们那样行，大陆怎么还会丢？

当然我佩服你二十年来在结合史料方面的努力，“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内行人还是能从读书得间中，看到或感觉到你的苦心和调济（清朝史学家章学诚有“中有苦心而不能显，内有调济而人不知”的话），只可惜内行人太少了，结果你的杂志在“主线”上，国民党的狐臭失之过重，这样子做董狐，就要多加努力了！如果你做了二十年，还做不成董狐，那就太慢了！（《国民党与豹》）

余光中

光中同我，已隔世十三年，愈隔愈远了。记得光中约我在他班上讲了一次演，我当众劝他不要在象牙塔里做诗人，要为被压迫的大众做点哀呼。十五年过去了，我对他的期望毫无改变，我一直奢望“余光中型”的知识人会变成为被压迫大众说话的战士，大概这就是我的狼子野心。今天我写这段附记，我“狼顾”我们那段友谊，既快慰又狼狈。光中光中，故人日远，知我心哉？（《牛肉面老板的七封信》）

余光中之二

余光中他们置四海困穷而不言，如此冷血与逃避，何能成为第一流的文艺工作者？更有甚者，他们还谄媚当道，这是什么心肝？（《李语录》）

余光中之三

余光中在1981年8月间把书再卖给洪范书店，……这样有负于文星，不自把书一物两卖始，早在文星被勒令停业后，他在香港谈话，就说文星结束，是经济上的原因，是经济上的经营不善！他对国民党政府的血手封店，不敢置一词，反倒如此曲为之讳，真是太没脊梁了。余光中曾有一文名《岂有哑巴缪思？》他不敢说真话，至少也该哑巴一下，别说假话。可见“哑巴缪思”，亦未易为也。（《余光中该烧哪只手？》）

於梨华

第一次见到梨华是在何凡的太太家……

梨华一回国，好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切都觉得新鲜、纳闷，老是问东问西。她爱马路、爱看人、爱挤公共汽车、爱看车掌小姐的晚娘脸、爱抽烟、爱在咖啡馆中写作、爱给我介绍女朋友、爱到观光饭店吃消夜、爱蹦蹦跳舞、爱看别的女人跳脱衣舞。以上十项，梨华十项全能，我也全奉陪过，其中只有女朋友失败，跳舞不及格。

很显然的，搞历史不适合於梨华，也不适合一切女人和有天才的人。我常说，历史都是笨蛋搞的，搞历史而不笨蛋者，中国只有两人，其一，蒋廷黻，结婚多次；其二，李敖，尚未结婚。

所以，我极羡慕梨华，羡慕她能逃脱历史的监牢，自由自在的写《扬子江头几多愁》，这部短篇使她得到了米高梅举办的第一名文学奖金。而我呢，至多只能写“扬子江头淹死几多人考”，但却得不到什么中华学术奖，杀死他们也不会给我，他们只会给于大胡——坐了33年监察院长还要“死而后已”的于大胡。

梨华的天才是天生的，不像我的天才是妈妈生的。她的福气也是上帝特制的，她的丈夫是洋博士，物理博士，家庭幸福，不在话下。梨华在幸福的家庭中，居然能多愁善感，从事文学写作，实在不容易。

梨华因为养尊处优，在安乐的环境里生活，所以缺乏其他阶层的生活经验，但是她很努力、很热情、很起劲的到外面捕捉人间万象，然后装进灵感匣子里，发酵，蒸。最后再折腾一阵，发为小说。这次这本《也是秋天》，就是梨华蒸出来的包子、馒头。（《於梨华和她的小说》）

胡金铨

金铨的把兄弟，叫金铨“小胡”。

大陆没变色前，小胡在京华学艺术；大陆变色后，小胡流落殖民地，靠着多年的苦干和不断的霉运，投影香江，造成风云。

小胡学识渊博，才华绝代，他足可当学者、当教授、当专家，但他偏爱电影，不能自拔，结果当了明星和导演。他当明星，人人喜欢明星；他当导演，人人喜欢导演。小胡把中国电影和观众提到新境界，大家俯瞰河水，齐登龙门。

小胡情有独钟，喜欢挟内人以自重。她有了他，他有了家，有了不再流落，有了空山灵雨般的钟玲。（《小胡白描》）

沈君山

沈君山是国民党“四大公子”之一，是道地的国民党世家中的“文学侍从之臣”，是天字第一号的帮闲混子，是最喜欢出风头的学术交际花，是单线而又客串的国民党文化特务。别人不能旁听“美丽岛”大审，他可以入座；别人不能参与陈文成“验尸”，他可以审视；别人不能对政治犯探监，他可以拍照；别人不能同共产党比赛，他可以打桥牌；别人不能发违反“国策”的言论，他可以大放厥词；别人不能过问这个那个，他可以直接通天通“警总”通“中央党部”，样样都离不了他。（《给周清玉的一封信》）

释开丰

正因为钱都用在病患身上了，所以直到今天，释开丰（龙发堂主持人）和他的使徒们没有像样的佛堂、没有巍峨的寺庙、没有法律的地位、没有国民党的承认、没有伪君子伪“大悲”家的肯定，但是，这算得了什么呢？他们是真正做事的人，他们是真正“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人，他们是真正“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人、他们是真正深通佛法本愿救人的人，他们的存在，又岂靠大庙大官的假戏吗？（《地藏菩萨的本愿》）

叶枫

对叶枫，我既没有看过她的电影，也没见过她本人，套一句俗套的古话，我们“无一面雅，左右之介”。所以我相信我对她的论断，会比对她有所爱憎的“影迷”们客观一点。

我的一位好朋友，他认识叶枫，也颇知道叶枫。他告诉我说，叶枫从影以前，身上已穷得一毫皆无，她在跟影业公司签约的时候，曾说如果签约，即先请付点款救急；如果不签，她走出公司门口，就下海做舞女，此外别无去路！

这类穷困的身世，本可以磨倒许多人的理想和信念，可是对叶枫说来，似乎并不如此。叶枫并不因为身世的坎坷而失掉她的“真”性情，她仍旧对人生有理想、对爱情有信念，她仍旧天真，——天真得可以不顾一切批评和物议，放胆去爱她所要爱的男人！

这种“行吾心之所安”的气概，可以使她跟本夫离婚，然后千里迢迢，跑到台湾，同男朋友公然开旅馆，绝对不管你们说什么。这种“真”性情，绝不是别的电影明星所能做所敢做的。所以我说，叶枫是一个性情中人。（《为叶枫说话》）

琼瑶

琼瑶自己，只是“童子操刀”而已。她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只是梦游太虚幻境，然后把梦游的记录，努力写成一部部的“春晨的露珠”。然后，再由这些露珠，甘露普被般的洒到小百姓的头上，从女学生到男老师，从女学生的妈妈到欧巴桑，使他们每个人都会跟着琼瑶做《烟雨濛濛》般的《六个梦》，梦里有《幸运草》、有《菟丝花》、有《几度夕阳红》。什么都有，只是没有窗户外面的真正男子汉，和那朝男子汉光屁股的洒脱、绝世满不在乎的女人。（《没有窗，哪有“窗外”？》）

翁松燃

翁松燃，一个不甘随波逐流的青年人，过去走了许多错路，但是他终于找到了“黑猫”，走向智慧的思想解放的开明之路，在比比皆是沉沦的青年人中，他的确是个幸运儿，但是幸运的得来是由于他的洁身自爱有所不为，所以他可以骄傲一阵的。（《大学札记》1957年5月24日）

康宁祥

“康宁祥型”的人，他们有两张脸，一张是对国民党大员的，一张是对党外的：对国民党大员，他们会致“最高敬意”、致“更多的敬意”，但对党外，他们却傲慢而失敬；对国民党大员，他们会出卖党外的制衡与杯葛立场，而和稀泥、而放水，但对党外，他们却说这是误会、是与事实不符、是意气问题；对国民党大员，他们会在“立法院预算委员会”、“装哑巴”、“上厕所”，任由国民党预算过关，但对党外，他们却以“削减国防预算”骗选票；对国民党大员，他们师承又失个人立场又失团体身份的“蔡培火”，但对党外，他们却抬出革命家“蒋渭水”，康宁祥说：“蒋渭水先生是我一直要学习的对象。”幸亏是康宁祥学蒋渭水，要是蒋渭水学康宁祥，恐怕就得向日本总督致最高敬意了，好倒霉的蒋渭水啊！（《战斗是检验党外的唯一标准》）

康宁祥之二

他是不肯打硬仗的，他是个机会主义者，希望从别人的牺牲里等待机会。美丽岛人士的牺牲就便宜了康宁祥。

他没有眼光从事团体作业。对党外而言，他居名得利，但却不做领袖阶级苦战争斗的事。对康宁祥而言，只有在他继续努力时，党外才能肯定他，否则就要划清界限，判别他们是“三人帮”，告诉他们不可以打党外旗号，而做与党外立场相反或相去极远的事。（《吐他一口痰》）

刘秀嫚

刘秀嫚比起今天一般大专学生来，她的程度——各方面的程度——实在很不错。“很不错”三个字，出自刻薄寡恩的李敖之口，任何人都可知道这已是很捧场的话了。以刘秀嫚的努力、上进、谦冲、重感情、不改本色、不忘贫苦大众……她可说是年轻一代的“小圣人”。对这样一个多才多艺的小偶像，我们似乎没有再多所责备的理由。

但是，对刘秀嫚今天所处的地位来说，我老是觉得她可以多做点什么，更积极地做点什么。她对群众的意义，不该只是一个“孝顺的孩子”、一个“努力的大学生”、一个“技巧熟练的广播节目主持人”，或是一个“小周璇式的女歌手”。她个人的行动，除了表演、访问、劳军、剪彩、广播剧、散发签名照片等等以外，似乎应该更进一步，为广大的中国群众做点更积极而有意义的好事。只有这样发展，才更能配得起她的善良和美丽、才更能衬得住她那块“中国小姐”“环球小姐”的招牌、才不辜负她的“小偶像”的地位、才对得住我们青年朋友对她的殷切期望。只有这样发展，刘秀嫚才能在平凡中孕育伟大、孕育永恒的伟大。

刘秀嫚成为“英雄”，“英雌”的基本路数，必须建筑在她的一些基本改变之上。她必须彻底认清世俗的表演、剪彩那一套，绝对不是有意义的行径；做“孝子”、“好学生”那一套，也不是终极的目标。她该想想陆放翁那“欲求灵药换凡骨，先挽天河洗俗情”的诗句，然后进一步了解：“洗尽铅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洗尽”她在这个地区多年被感染、被辐射的“俗情”。她该知道：她的见解与头脑，可能远不及她的美丽的程度，不但不及，甚至非常不成比例。她如果不努力拉近这个比例，她必将成为一个世俗的美人，终将凋谢而去，变成每一个“中国小姐”“环球小姐”的下场，并无例外。

刘秀嫚今日的路线，只有一条，就是下决心不再陪世俗来串假场面、下决心走她自己的觉醒生活。即使做个“女叛徒”，也在所情愿。（《从<秀嫚信箱>到<上下古今谈>》）

施性忠

在苏南成、高玉树之流丢尽了台湾人的脸之后，台湾毕竟有非政客的高人出现，那就是施性忠。施性忠当选新竹市长后，他素愿未改、本色不脱，他不与国民党合作，他走的，全盘是国民党大特务“自讨苦吃”的“第一条路”。虽然如此，施性忠苦中作乐，却表现得多彩多姿。他大闹国民党的天宫，用他们的“规则”，出尽了他们的洋相：施性忠能够并且敢于抵抗国民党的检察官、抵抗国民党的法官、抵抗国民党的省主席、抵抗国民党的厅长、抵抗国民党的同路人（如变节分子张贤东之流）、抵抗国民党的新闻媒体与舆论。……在他对国民党“规则”的熟谙与游戏下，他可以“抗命”拆特权的房子、可以“抗命”不当天交印信、可以“挖水沟”打败大恶狼、可以“抛绣球”收回小心肝、可以这个、可以那个，弄得国民党瞠目结舌，完全像个大傻瓜。最后，他身披袈裟，在万人如海中，舍身入狱，“死诸葛走生仲达”，使国民党又吃明亏、又吃暗亏，他的举手投足，真是空前的了。（《真和尚与真净土》）

施性忠之二

新竹市的地方选举，根本施性忠就是当然人选。施性忠从国民党手中抢到新竹市，因义受难后，又逼国民党吃了咽不下的骨头，吐出新竹市，造成改选，解铃系铃之妙，存乎一心，这全是他一个人的杰作、一个人的功劳，别人岂可以逸待劳的来“接漏油”？来怀疑他的地位？施性忠是党外光芒四射的杰出人物、是以一当十的第一功臣，他的当然人选的地位，根本是不可怀疑的。（《给谢长廷的一封信》）

庄姬美

姬美和性忠伉俪情深，自从性忠入狱，她风雨无阻，每周两次，都从新竹赶来探监。她说她总是最早来，这样面会登记较快，时间也较为充裕。有时候通文有事不能陪她，她就独自一人，在桃园车站下车后，搭计程车到龟山监狱。计程车司机发现她是施性忠夫人，有的硬不肯收车资，表示对施性忠的支持，听来令人感动。

西方谚语说伟人成功的背后，在家有贤内助。姬美对性忠正是如此，却又不只如此。性忠在牢外时，姬美是贤内助；性忠在牢内时，姬美是贤外助。她一生不为丈夫先，却又在性忠翻云覆雨、鸢飞鱼跃之时，永远不落丈夫后，她真是伟大的女性，性忠的成功，一半要归功给她。但她永远不要分这一半，她根本就是施性忠的另一半，施性忠也是她的另一半，两人合而为全体，谁还要一半呀！（《和尚与手淫》）

高信疆

高信疆应该有高信疆的理想啊！

为今之计，你功成身退，不是坏事，只是退得有点失据、有点窝囊、有点缺乏主动。我是反对你“出国进修”的（那是没戏可拍时，“文化美容”者大谈抱负的谎言，是“作秀”的一种，不可认真），我认为你和元馨都应该在和《中国时报》合理结账后（合理结账是《中国时报》应该酬庸你们多年卖命的代价），退出《中国时报》。你们都还年轻，为什么不投身去做真正自己想做的、该做的、也能做的事？为什么要整天整月整年为人作嫁？做那些“捡到篮里就是菜”的文化统战？你做得太久了，该变变了，不是吗？

你是有才具的人，有才具的人该珍惜他的才具，做完成自己的大事。《中国时报》时代的高信疆，有贡献，也该有段落，再拖下去，就是不智了。我总觉得你每天花在“文化征逐”上的时间太多了，未免失之浪费与虚荣，我盼望你塞翁失马之后，抱着漂亮的柯元馨，在雨笠烟蓑之中、人情冷暖之下，踏上新的前程。（《不要凭借已成的势力》）

三毛

有一次，皇冠的平鑫涛请我吃饭，由皇冠的几位同仁作陪，我到了以后，平鑫涛说：“有一位作家很仰慕李先生，我也请她来了，就是三毛。”于是他把三毛介绍了给我。

三毛很友善，但我对她印象欠佳。三毛说她：“不是个喜欢把自己落在框子里去说话的人”，我看却正好相反，我看她整天在兜她的框框，这个框框就是她那个一再重复的爱情故事，其中有白虎星式的克夫、白云乡式的逃世、白血病式的国际路线，和白开水式的泛滥感情。如果三毛是个美人，也许她可以以不断的风流余韵传世，因为这算是美人的特权，但三毛显然不是，所以，她的“美丽的”爱情故事，是她真人不胜负荷的，她的荷西也不胜负荷，所以一命归西了事。我想，造型和干哪一行还是很重要的。前一阵子林青霞同我晚餐，餐后在我家谈了十小时，我仔细看了她，我看她就是明星造型，正好干明星；美丽岛军法大审时，陈菊在电视里出现肉身，面目坚毅肃杀，我仔细看了她，我看她就是政治造型，正好搞政治。如果林妹妹搞政治，陈姐姐干明星，我想就说不出来的不对劲。三毛现在整天以“悲泣的爱神”来来去去，我总觉得造型不对劲，她年纪越大，越不对劲。有一次我在远东百货公司看到她以十七岁的发型、七岁的娃娃装出现，我真忍不住笑，这种忍不住笑，只有看到沈剑虹戴假发时，才能比拟。

比起琼瑶来，三毛其实是琼瑶的一个变种。琼瑶的主题是花草月亮淡淡的哀愁，三毛则是花草月亮淡淡的哀愁之外，又加上一大把黄沙。而三毛的毛病，就出在这大把黄沙上。三毛的黄沙里有所谓“燃烧是我不灭的爱”，她跟我说：她去非洲沙漠，是要帮助那些黄沙中的黑人，他们需要她的帮助。她是基督徒，她佩服去非洲的史怀哲，所以，她也去非洲了。我说：“你说你帮助黄沙中的黑人，你为什么不帮助黑暗中的黄人？你自己的同胞更需要你的帮助啊！舍近而求远，去亲而就疏，这可有点不对劲吧？并且，史怀哲不会又帮助黑人，又在加那利群岛留下别墅和‘外汇存底’吧？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

三毛听了我的话，有点窘，她答复不出来。她当然答复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三毛所谓帮助黄沙中的黑人，其实是一种“秀”，其性质与影歌星等慈善演唱并无不同，他们做“秀”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比如说，你真的信三毛是基督徒吗？她在关庙下跪求签，这是哪一门子的基督徒呢？她迷信星相命运之学，这又是哪一门子的基督徒呢……所以，三毛的言行，无非白虎星式的克夫，白云乡式的逃世、白血病式的国际路线，和白开水式的泛滥感情而已。她是伪善的，这种伪善，自成一家，可叫做“三毛式伪善”。（《“三毛式伪善”和“金庸式伪善”》）

胡茵梦

如果有一个新女性，又漂亮又漂泊、又迷人又迷茫、又优游又优秀、又伤感又性感、又不可理解又不可理喻的，一定不是别人，是胡——茵——梦。

通常明星只有一种造型、一种扮相，但胡茵梦从银幕画皮下来，以多种面目，叫我们欣赏她的深度和广角。她是才女、是贵妇、是不搭帐篷的吉卜赛、是山水画家、是时代歌手、是艺术的鉴赏人、是人生意义的勇敢追求者。她的舞步足绝一时，跳起迪斯科来，浑然忘我，旁若无人，一派巴加尼尼式的“女巫之舞”，她神秘。

胡茵梦出身辅仁大学德文系，又浪迹纽约格林尼治区，配上满洲皇族的血统和汉玉，使她融合了传统与新潮、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她是新艺综合体，她风华绝代。

你不能用看明星的标准看胡茵梦，胡茵梦不纯粹是明星。明星都在演戏，但胡茵梦不会演戏——她本身就是戏。

你不必了解她，一如你不必了解一颗远在天边的明星；你只要欣赏她，欣赏她，她就从天边滑落，近在你眼前。（《画梦》）

胡茵梦之二

胡茵梦在和我结婚前，本是国民党，她写《特立独行的李敖》发表，早就被国民党透过中影向她警告。她和我同居到结婚，压力始终不断，国民党逐步封杀她在演艺事业上的发展，使她非常沮丧。她最后抵抗不了这种压力，而屈服，而向官方表态，表演“大义灭夫”，这是很可理解的。胡茵梦出身一个不幸的家庭，又因她的美，被社会惯坏。她的反叛性，是没有深厚知识基础的、缺乏推理训练的。她的举动，太多“表演”“假戏”与“做秀”性质。最后，当这种举动掺入政治性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婚姻就该立刻告一结束。

胡茵梦是不知轻重的，她被人利用，用不真实的方法伤害李敖、伤害李敖，最后伤害到她自己。胡茵梦努力求真求善，是她的大长处，但她用作伪的方法求真、用作恶的方法求善，结果闹得亲者所痛仇者所快，最后连美都没有了！（《找康宁祥算账！》）

陆小芬

不管怎么说，中国女人争取自由，自手脸而外，胳膊和腿总算也有出头天了。但是，女人总是不知足的，她们“天生丽质难自弃”，不但难自弃，还想公诸同好，于是露奶一事，便终不免耳！在这露奶的先驱者里，“咨尔女士，为奶前锋”之尤，就是陆小芬。陆小芬之露奶也，并不直接去露，而露得极有技巧。例如，在《看海的日子》电影里，据说以少妇当众哺儿姿态，名正言顺的露了一部分。当国民党新闻局严加查禁陆小芬的乳房时候，影片公司老板揭了底，说电影中的乳房是替身之奶，并非陆小芬之奶，你们新闻局查禁彼奶非此奶，报告大官人，你们弄错了！虽然如此，新闻局却不管那么多，反正“有奶就是‘陆’”，他们是不认错的。（《陆小芬的乳房问题》）

外国历史人物

——爱因斯坦说：“后代子孙很难相信这世界上曾经走过这样一位血肉之躯。”

罗宾汉

“侠盗罗宾汉”，他是12世纪时英格兰中部诺丁罕郡雪伍德森林中的胡子。雪伍德森林是皇家森林，罗宾汉出没于此，显然有跟皇家过不去的意味。罗宾汉“盗亦有道”，他劫富济贫、惩贪除暴、侠骨柔情、光明磊落。八百年来，他的轶事众口相传，多少民歌与传奇，都以他为主角，他成为正义的化身。但这些正义，却是以趣味、奇情、生动、悲壮的形式行使，一点也不枯燥。

罗宾汉有恩于匹夫匹妇，但他未尝没有心理准备，准备匹夫匹妇的忘恩负义。像是黑泽明笔下的七武士，功德圆满后，却落得匹夫匹妇的冷眼。自古以来，英雄豪杰对世态人心，早就有苍茫与大度的了解。匹夫匹妇是现实的、健忘的、嫉妒的、残忍的、不可恃的。但英雄豪杰并不因此就心灰意懒，他们还是要在夹道欢呼中或路人啐骂里，走上前去。（《罗宾汉的心理准备》）

利玛窦

16世纪，洋鬼子传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到中国，他对中国的西化，有过石破天惊的贡献。他带来很多礼物，其中最叫中国人吃不消的是他跑来送“钟”。一送之下，明朝神宗皇帝喜欢得不得了，整天看啊看。到了第八天，钟停了，皇上大怒，问左右怎么回事，左右吓得径奔利玛窦喊救命。洋人一看，心中窃笑，顺手上了大发条，钟立刻滴答起步，于是这场虚惊，顿告平定。左右抱着钟，回皇上的话，皇上大为高兴，把钟藏起来。不料皇上的妈妈听到了，跑来要钟，皇上不敢不给，不给就是不孝，只好硬着头皮给了妈妈。可是皇上下令不许透露上发条的事，到了第八天，钟在皇太后面前停了，皇太后摇了半天，还不走，皇太后一气，把钟退还给皇上：“你这个不孝的东西！竟把只能用八天的东西给老娘！”

左右怕钟再生个三长两短，自己也要三长两短，于是建议留住利玛窦，皇上同意了，特别赏了钱，送了房子。利玛窦乘机要求见皇上，这可不行！皇上怎么可以让你们洋鬼子看到！这成何体统！利玛窦说不见皇上可以，可是希望准盖教堂、传教。这个可以，于是，中国就有了天主教。

另一方面，好奇的皇上也想看看洋鬼子长得什么模样，可是格于礼法，不能召见，只好叫人画一张利玛窦的像。左右把利玛窦画像陈列到皇上面前，皇上对这满脸骚胡子的家伙看了又看，问道：“是回回？”左右回皇上的话：“吃猪肉的，一定不是回回。”

所以，这是天主教的运气，幸亏中国皇上架子大，不见利玛窦，利玛窦才得传天主教。万一架子小一点，召见了，钦定是回回，利玛窦只能传回教了，辅仁大学也变成清真大学了。（《“我中华尚有人耶？”》）

利玛窦之二

利玛窦在中国第二十七年，死在北京，年五十八岁。他死后得到中国皇帝的赐葬，办丧事的庞迪我等传教士，当时在奏疏中要求“赐闲地亩余，或废寺闲房数间”，经皇帝准许后，他们特地找了十天，故意找到一座佛教的庙，把佛像敲碎，“殉葬”给利玛窦，这种作风很有政治的象征作用。正如利玛窦自己曾说过的：“在中国传教最好的方法，就是我死掉。”（《利玛窦和近代西学的东传》）

利玛窦之三

利玛窦的贡献，无疑的，是划时代的。他是近代沟通中西文化的第一个功臣。从他到中国开始，直到乾嘉时代清朝政府厉行禁教为止，西方近代的各种学术技艺如天文、历法、哲学、数学、物理、医学、地理、水利、建筑、音乐、美术等等，都开始进入这个古老的国家，并且逐渐使这个古老的国家接受这一切。同时，在“礼尚往还”方面，西方也得到了中国文化的一些“回敬”——中国的经典、中国的文化层面，也逐渐对西方有适度的影响。（《惨刑与迫害》）

堂吉诃德

堂吉诃德虽然疯疯癫癫，但他对信仰一往直前，嫉恶如仇，抑强扶弱，他的毛病在他不能辨别真正的敌友，他的幻想症，使他甚至把风车都当成巨人，结果竟同风车作战。他的人格是肯定的，行为却是否定的。他的悲剧在不知道有些行为是不能做的，中国古话说“知其不可而为之”，堂吉诃德却是“不知其不可而为之”，因此他养天地正气，法古今疯人，自己却不知其疯也。堂吉诃德的可贵，是他的纯度一点也没因遭遇和打击而减退，他的格调一点也没退化。（《别弄拧了堂吉诃德》）

富兰克林

富兰克林一生福禄俱全，但他“身在福中不知福”，他竟看到暴政的“丑腿”，而要毁家纾难，去搞革命，他绝对不做自了汉，他要以乐观的心胸，去父子绝情（他的私生子是反动分子、是保皇党）、去朋友离散、去跟暴政斗个你死我活。最后在他垂暮之年，他看到他的成就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他晚年派赴法国，折冲樽俎之余，与洋婆子寻欢以为乐。那时所见，自是“美腿”满床，当然不在话下了。（《腿上功夫》）

卡内基

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的例子也许可供今日小财阀们的参考。卡内基一生赚了数不尽的钱，可是他同时做了数不尽的善事：他办大学、办医院、办图书馆、为国际和平事业捐钱、在海牙造和平宫，又设立各种基金，奖助知识研究和社会改良，直到他死去，他的极大部分遗产又捐给社会，他自己“空忙了一辈子”！

卡内基的例子告诉富人们：赚钱固然是一种本领，花钱更是一种本领。这种本领如果你不趁早学会，你的后人一定会学会，不过那定是另外一种花法——花花公子的花法，这又何苦来呢？（《陈查某之路》）

左拉

《娜娜》的作者左拉，1840年生，1902年死，是法国终生靠写作维生的职业作家，是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的鼻祖。左拉的父亲是个木匠，在他七岁时就死了，他跟母亲过着孤苦的生活。十九岁时，以没钱念书，被迫辍学，当个小雇员。二十二岁做书店发行员，渐渐从事写作，书店老板赏识他，把他调升书记，再升到广告部。后来他改任报馆文学批评副编辑，以攻击浪漫主义，被报馆开革。此后就以著述为业。1898年一度亡命伦敦，四年后，不幸煤气中毒而死。

左拉一生，攻击教会和伪善，不遗余力。1898年，为“德雷夫斯事件”，为被栽诬所谓“卖国”的人辩冤白谤，他写《我控诉》等文字，由克里蒙梭印出来，朝野震动。由于黑暗势力的笼罩，法院居然用卑鄙罪名扣他，判他有罪！可是法律判决阻止不住左拉成为全法国象征主义的英雄。曾几何时，终得大白于天下，一切都因而平反。德雷夫斯晋级受勋；左拉生荣死哀，礼葬“伟人祠”；克里蒙梭最后变成法国总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苦难岁月里，一次又一次的振奋了士气民心。

在黑暗势力的笼罩下，法网恢恢不是终站，天网恢恢才是终站。所有因正义而蒙受卑鄙罪名的人，都该记取这个故事。（《看左拉，想自己》）

王尔德

王尔德是19世纪英国第一大才子，思路最快、口才最好、想象力最高，惊世骇俗的花样，最层出不穷。

王尔德唯美尚武。唯美方面，他自称“美学教授”“伟大的审美家”，外场富丽堂皇；尚武方面，当四个醉鬼看他不顺眼，登门挑战的时候，他打倒一个、踢倒一个、扔走一个，把第四个抱到房间，压在沙发底下，然后伸手一招看热闹的快进来，大家喝酒。

王尔德主张选朋友要选好看的，选敌人要选高明的，但也不能太处心积虑选敌人，因为总可能碰到混蛋，碰到你的敌人是混蛋，只好认倒霉。

王尔德对自己，也选了又选。他成名以后，对成名生活感到厌倦，他宣布第一期的王尔德已经死了，现在进入第二期。监狱生活使他变得深沉、深远、深刻，他发现人都在“杀”他所爱的，只是“杀”法不同，有人用愁眉苦脸，有人用利嘴滑舌，“懦种用吻，勇士用剑。”他已深通“挥利剑以斩情丝”的哲学，不然的话，岂能如此大破大立？（《如果敌人是混蛋》）

泰戈尔

在印度，东方人第一个得诺贝尔奖金的大诗人泰戈尔，曾有一次谴责英国的作风，责备这些约翰牛不要在对印度人横眉怒目。他说你们这样凶，会吓坏小孩子，可是却吓不坏不怕你们的人。所以为今之计，还是摆下笑脸吧！（《用笑脸做后盾）

汽车大王福特

1914年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不是这个世界的“大事”。因为人类相杀相砍，并不算本领。何况这次大战又是挑拨猜忌与偏见的产品，所以它的发生，就愈发没有意义。

1914年真正有意义的“大事”，是美国“汽车大王”福特的工人每天8小时工作、工资5元的制度。这个制度，一下子把工资提高了一倍以上，用事实证明了“把利益分一部分给工人和顾客”的好处。因为赚的钱不再是资本家独赚，并且不用“杀鸡取卵”式的方法对付工人和顾客，所以工人方面，增加了生产效率；顾客方面，肯定了“薄利多销”的好处。生生不息的结果是：资本家赚大钱，工人赚小钱，顾客少花钱，三方面都相对的得到了利益。而在社会的构成者中，生产者就是另一脸孔的消费者，消费者就是另一造形的生产者，所以这种生生不息，也就等于是全社会的生生不息、全社会的共同繁荣。

福特的例子，证明了资本家把直接的利害看得远一点，对他们自己绝无害处。不但无害处，反倒有好处。（《福特有福无特》）

甘地

甘地一生为理想奋斗，虽然自称是“一个实际的现实主义者”，他的理想主义成分，还是很多的，其中“不合作主义”在道德信念上的永恒意义，毕竟比一时一地的成败来得更能鼓舞我们。

伟大的甘地，他把藐视法律的道德，带进不敢藐视他的法庭里。他的精神，使整个法庭的人都自动站了起来，向他致敬，向他的“不合作主义”致敬。在人类有史以来的法庭中，“法律”从来没有这样的被“道德”不合作过，甘地的伟大，竟达成了这些：他给全世界的这一代，上了最动人的一课。

爱因斯坦说：“后代子孙很难相信这世界上曾经走过这样一位血肉之躯。”虽然这样，甘地的确在我们这一代走过。我们崇拜他，在他殉道三十五年后的今天，我们多少该怀抱一点他的“不合作主义”、力行一点他的“不合作主义”。只有这样，我们才觉悟到我们在世界上走过：——我们是甘地的“血肉之躯”，我们不是政府的影子！（《甘地“不合作主义”真义》）

甘地之二

把失败的原因看成“我们所受的苦还不够”，这是何等伟大的气魄！正因为甘地有这种伟大气魄去准备牺牲，所以，他把一切牺牲都看得算不了什么：入狱算不了什么、吃苦算不了什么、被虐待算不了什么、甚至死亡也算不了什么。在这种洒脱的浩然正气下，甘地的境界，崇高得直令其他的志士仁人惭愧。其他的志士仁人们，他们也相当勇于牺牲，但在牺牲当时，他们却未免叫苦、未免抱怨、未免把牢坐得心不甘情不愿、未免显出急急想出狱的嘴脸。这些软弱与低段，甘地是没有的。甘地的牺牲，是那样的从容、那样的轻快、那样的安详、恬静、那样的来去自如。在甘地殉道三十五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新回味他的言行历史，益发感到他是我们心向往之的榜样。在欲去未去的夜色里、在半明半暗的孤灯下，让我们认识他、学习他，在他的遗教里，寻找我们应有的方向！（《甘地论牺牲》）

弗罗斯特

美国大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活了八十八岁，他是唯一一位得了四次普利兹奖的诗人。

弗罗斯特作品浑朴清澈，他是诗人，可是不作怪，不像许多诗人（包括崇拜他的）那样不知所云，还岸然以不知所云自欺欺人。

弗罗斯特不但是诗人，还是哲人。他有许多妙言妙语，他挖苦女人瞒岁数，说：“岁月不待人。可是岁月为三十岁女人常驻。”（《真诗人的吉光片羽》）

庄士敦

庄士敦是一个怪杰，他是英国人，在牛津大学读书时，就专门研究东方，后来到山东威海卫做殖民地行政长官，变成“中国通”。此公性格孤僻，终身不婚，好学不倦，住宅中五间大厅，摆的全是由地板到顶棚的大书架，他乐在其中，做他大不列颠版的中国书呆子。

既是书呆子，就一定有些呆观念。据溥仪堂兄弟溥佳回忆：庄士敦对中国封建官僚的派头极为欣赏。他在家里或是拜访王公旧臣时，总愿意人家称他“庄大人”。他的名片上用中文印着“庄士敦”，下面还印上“志道”。这是他的别号，非常喜欢人家称他“志道先生”。他每次和溥仪的两位汉文师傅陈宝琛、朱益藩以及王公旧臣见面，也总爱学中国官场的样子，拱手为礼。由此可见，庄士敦不但是大不列颠版的中国书呆子，还兼有对中国“满大人”的学样。这样一个怪杰，被选为帝王师，戏中有戏，也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历来的帝王师，都是自己中国人，绝无找个洋鬼子来执教之理。只是辛亥革命后，清帝退位，本来在北京紫禁城中还可以做做小皇帝的，无奈张勋复辟失败后，情势日恶，通洋务的李经迈于是建议小皇帝应该学学英文和新知，以防日后有变，可在国外求安。经过一番曲折，保守派总算同意了这个主意。于是，庄士敦进宫执教，汉唐以来所未有的许多局面，也就开场。

庄士敦虽然书呆，但毕竟自己是“洋”，比起开洋荤的“华”来，还是新派得多、不顽固得多。于是，在旧派、顽固派的眼中，皇上在洋师傅的影响下，变得愈发令人不安了。（《介绍<紫禁城的黄昏>》）

丘吉尔

英国现代最杰出的大作家和大政治家，是丘吉尔。丘吉尔同时是演说家、记者、飞行家、军人、玩马球的人和泥水匠。他一生精力过人，才气纵横，感情澎湃。澎湃之时，他可以当众泪下，也可以当众使人好看。

丘吉尔一辈子参与五次战争，在内阁中曾任九个职位，演说八千次。他历尽浮沉，在他霉运时期，有十年之久，简直没人重视他。但他的生命力特强，又非常自信，他说：“若不是因为我将来有当首相的希望，我早就不搞政治了。”就靠这种不信邪的劲儿，他在六十六岁，当了首相；七十七岁，又当了首相。（《独裁者骑虎难下》）

丘吉尔之二

我默默凝视着邱吉尔的造像，深觉他是一股力量的化身，如他所说：“在战争中，坚决；在失败中，不屈。”从他的眉宇神情之中，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坚定刚强的一面，悲观与消沉的情绪丝毫侵蚀不了他（甚至是暂时的突击），在每二十四小时的生活里，他未曾让出一分钟来给消极盘据，他永远是一个精神抖擞意气纵横的人！（《大学札记》1957年5月19日）

丘吉尔之三

一、远大——他从青年气盛转变到不注意一人一党的争斗，他关心的是一国（英国）在世界中的种种“大问题”。他只对“大问题”感兴趣。对“大问题”的思考使他有了人所不及的远见。

二、工作——他的工作量极大。他有长期的保持只六小时睡眠，其他十八小时全部工作的纪录。

三、奋发——他永远精神奋发。不论是什么不如意、什么不了解，他永不灰心、不屈服。他要把失意变成有为，把误解和无知变成对他的了解和拥护。

四、失意——他一生中历经了最多的“生命的冒险”、“被误解”、“政治竞争上的失败”和“坐看无能的人乱搞一通”（这是我的四点分析）。

五、总之，他是“大气魄”的化身。在精神上和他愈接近，你愈会觉得什么空虚、狼狈、泄气、沉闷、不稳定、恹恹之态、懒惰等等，都该全部打倒，因为一个男子汉的生活里，并没有这一套。（《读丘吉尔传的感想》）

巴顿将军

巴顿巡视伤兵医院，看到一个小兵，一点伤都没有。巴顿问这是什么病，说是得了战争疲劳的毛病。巴顿大怒，给小兵一个耳光，说你是懦夫，你怎么配住伤兵医院，你怎么配和这些受伤的英雄们住在一起？这下子闯了大祸，美国新闻界全体起哄，说将军打小兵，不民主、不人道、是法西斯。结果巴顿被撤职查办，他多年为保卫民主、保卫人道、反抗法西斯的汗马功劳都被歪曲。巴顿大为感慨：原来这些伪君子是他妈这样的！他讽刺说，早知如此，我当时真该吻那小兵才对！（《“显性伪君子”和“隐性伪君子”》）

希特勒

希特勒是一个不婚者，但并不是一个独身者——他有情妇来陪他睡觉。这个情妇本是慕尼黑一个学校的教师的女儿，已经追随他十多年。当希特勒的势力眼看垮台的时候，这个小情妇自知必死，但她却想跟希特勒正式结婚后再死。她是女人，女人最知道“结婚”对于她们的重大意义。她把这番意思告诉希特勒的随从副官，随从副官在希特勒死前一天（4月29号）转达了这个意思。这个混世魔王居然在众叛亲离之后，最后发现了这个红颜知己的真诚。因此他立刻命令布置房间，准备华格纳的舞曲，在自杀那一天的清早，终于完成了结婚的仪式。

这对新娘和新郎，在婚礼举行后十多个小时，双双自杀，可算是人类婚姻史上最奇特的一幕。而这位新娘子，也可说是全世界最倒霉最短命的新娘！

希特勒作孽多端，杀人无算，临死前，必然发现万事皆空，一切权势荣华皆是浮云过眼，他必然会否定一切。唯一肯定的，恐怕只是他这位红颜知己的真情。他最后放弃56年的不婚生活，宣布跟这个小女人“结婚”，也正表示了他这种肯定，——这种最后的肯定。

我们中国的诗人说：“不爱江山爱美人。”希特勒是爱“江山”的，尤其过度爱别人的“江山”，最后爱到天下大乱，连自己的“江山”都欲爱而不得，最后只好抱住美人来爱爱，这也正是所谓“诗谶”了。（《最后的肯定》）

阿加莎克里斯蒂

任何好人有时候都想杀人放火；任何坏人有时候都会杀人放火。杀人放火是人类遗传的冲动之一。防止它的法子是教育和监狱，升华它的法子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

克里斯蒂写了小说一百一十部，总销量三亿五千万册以上，是有史以来，销量最多的作家。她的作品，把杀人放火出神入化，使好人大惊，使坏人失色，最后以想象为已足，以“意杀人”、“意放火”了事，一切委由她去办，自己不动手了！

这位活了八十五岁还在杀人放火的老太婆，再嫁给一位考古学家。她说考古学家是女人最理想的丈夫，因为你愈老，他就对你愈起劲。其实她使我们也起劲。她使我们知道：我们即使八十五岁，还可以杀人放火玩。多过瘾啊！（《跟老太婆杀人放火》）

温莎公爵

希特勒比起英国的温莎公爵来，真是差得好远好远。温莎公爵早就看到“江山”没有“美人”可爱，所以宁肯放弃皇冠，偕“美人”泛游五湖四海，他不肯像唐明皇一样“江山情重美人轻”，这真是人间情圣。（《最后的肯定》）

瓦伦蒂诺

瓦伦蒂诺崛起在早期的影剧界，以他的天才、随遇与精湛的演技，为人群塑造了“大众情人”的偶像。他的一举手、一投足、一颦一笑、一言一动，都变成群众注意的焦点。这个焦点不但在银幕上出神入化，并且还走下银幕，在银幕外面疑梦疑真。自人类有历史以来，到瓦伦蒂诺的出现，以“匹夫”的力量，不靠枪杆、不靠笔阵、不靠铜臭的发散，而纯粹靠自己的“可爱”来造成“大势力”的人，瓦伦蒂诺可说是一个空前者。尤其可贵的是，瓦伦蒂诺之讨人喜欢，一点也没有勉强的成分。他从内心发出热与力，穿过他的身体，直接又穿进人们的内心。这种效果，颇有佛门中“直指本心”的味道，这是一种大力量。试问世界上还有什么力量，能超过直接掌握人心的力量呢？（《明星即英雄》）

岸信介

三十多年来，国民党把岸信介当成心肝宝贝，送往迎来，给美名、赠学位，但岸信介是什么人？岸信介不是别人，就是当年“满洲国实业部次长”（当时总长形式上是中国人，次长是日本人，实权都在日本人手里），就是当年侵略东北的急先锋，他勾结日本军阀东条英机，后来做了东条内阁的商工大臣！他的全部履历，是典型战犯的履历（他也是远东军事法庭有案可稽的甲级战犯），国民党把这种人当他们自己的朋友，我们不屑置评；但把这种人当中国的朋友，我们可就不能不点破国民党在篡改历史，我们要向国民党质问：究竟你们把我们中国人当成了什么？把岸信介这种人当成“友我人士”，中国人也未免太贱骨头了吧？

岸信介当年做日本驻天津总领事，负责窝藏溥仪七年，再把溥仪送到东北，成立满洲国，种种劣迹，都无碍于国民党的“尊敬”；所有侵华的首功，都可以一笔勾销，……这不太莫名其妙了吗？岸信介干了那么多祸害中国的事，国民党对他仍旧有“宝贵的友谊”和“良好的形象”，“永存于国人的脑海中”。……“尊敬岸信介先生”的国民党啊！总该想想了！（《岸信介·国民党·汉奸》）

玛丽莲·梦露

这个月最轰动世界的一件大事，不是苏联两颗人造卫星在天上跑，不是警察在松山机场表演揍人，而是性感明星玛丽莲·梦露的自杀。

三十六年前，这个金发美人一丝不挂的来到这个世界；三十六年后，她又一丝不挂的离开。生命的后期被她主动砍断，在她的生命里，有朝云没有晚霞；有早凋没有衰朽，她不等待红颜老去，就印证了《堂吉诃德》的作者所说的：

我赤裸的进入这个世界，

我必须赤裸的离开。（《由一丝不挂说起》）

金牧师

这位金牧师，可说是黑人争取民权运动最得人心的英雄。他生平最受甘地“不抵抗”、“非暴力”等思想的感召，竭力主张在“相信法律和秩序”的前提下，争取黑人地位的平等。他说他不但是为了黑人而奋斗，也是为了“白人的自由灵魂”而奋斗。在这种伟大的目标下，他自己曾经收到无数的恐吓信和侮辱信、挨过刀子拳头、家里三次被炸、又坐过十四次的牢。但是他永不灰心，永远主张用和平的方式来争取人权。他面对一切反动的势力，面对谋杀、殴辱、木棍、皮鞭、警犬、救火队水龙头、催泪瓦斯手榴弹，以及枪杆和马队，绝不还手，可是也绝不退缩。他在1955年曾领导过一次抵抗歧视有色人种的公共汽车运动，大家步行上班，一共坚持了381天！终于使这种陋规垮台。这种和平方式的效果，感动了人们的心灵，烧热了群众的血液，为人类争取自由的历史，加添了最可贵的一章。（《我要颠倒黑白》）

人生拾零

——人生可被玄化成一大堆哲学体系，我无意于此，我所了解的人生，多从零星而来，来自实例者多，来自玄虚者少。

选择

人生不选择是不成的，不选就好像老处女，只有超然而没有生育；全选是不成的，全选就好像赌台上押所有的宝，赢在输里头。我的一个赌徒朋友怕死，枕着枕头念《圣经》，枕头下又偷放着《大悲咒》。一天他死了——他想押所有的天堂，大概反倒下了所有的地狱！

承认了人生必须选择又承认了人生那么短，你会学着承认对那些落选的不必再花生命去表现沾恋与矛盾。再提醒一句，你的生命是那么短，全部生命用来应付你所选择的，其实还不够；全部生命用来做你只能做的一种人，其实还不够。若再分割一部分生命给“你最应该做的”以外的——不论是过去的、眼前的、未来的，都是浪费你的生命。（做“你最应该做的”，你都会泻肚子，再花生命去点蜡烛的另一头，那真是去买泻药了。）（《选与落选》）

有大成就的人

有大成就的人并不是能孤独就算完了，还要看看孤独中能做些什么生命所寄的事（大事，第一等的事）？（《孤独伴此生》）

孤寂

孤寂是要自己决定、自己排遣、自己应付难题、自己面对斧钺，孤寂是没有人可以商量、没有人可以倾心。不错，你有熟面孔，可是你怕引起他们的茫然、乏味与丑恶一面，影响到他们安全，他们有限的热心与关切，你也不得不拒绝，因为他们太软弱，他们非但无助于你，反易自伤其手。（乃至终于露出人的丑恶一面，——每个人都有的那躲藏的一面。）

孤寂是自处于荒原、孤寂是独行坟场、孤寂是在什么声音都没有的时候看月亮。（《最后的九日》）

第一流的人不浪费生命

第一流的人举世无双，可惜的是，他的生命同凡夫俗子一样，也并不比他们长。他没有时间可以像凡夫俗子一样的浪费，他要以并不长的生命，完成许许多多第一流的事。

所以，他不能过凡夫俗子的生活，不能在人生的许多事情上，做凡夫俗子的反应。为了完成第一流的事，他必须放弃或减少凡夫俗子的快乐、交游、娱乐、爱恨、争执、答辩与澄清。

林肯说他没工夫答辩，生命用来扯这些，他将无暇做重要的事。（《第一流人的境界》）

英雄

英雄是不能不以成败论的，因为成功是衡量一个人的重要标准。失败了，即使是英雄，也至多得一二知我者敬叹耳，于实际有何积极补助？所以哪怕是局面很小很小，有个局面总比局面荡然来得好，在“牌桌”上局促一隅，比一无所有赶下牌桌好多了。（《人生拾零》）

人际关系

人与人的关系很谑画：有的人与人相见恨晚，有的人与人相见恨早，有的人与人根本不该相见，有的该相见却缘悭一面——阴错阳差，怎么也见不着。

从时间纵线上看，有的人与人实在该生在一起，可是却没有，变成“萧条异代不同时”；有的人与人实在不该生在一起，可是却挤成一堆，互相做冤家。（《能臣与饭桶》）

不为力所不及的事伤脑筋

难题当前，不去想它，是一种大本领，阿基米德、歌德、胡适等都曾在国难之时潜心学问，于国难似不干己一般，他们的目的就是避免“徒乱人意”，他们显示的是镇静、从容、方寸不乱、我行我素，他们的智慧，先已认清什么是他们力所不及的事，然后，绝不为这些事伤脑筋。他们的思考训练有素，对难题限定时间去想，该想的时候想，不该想的就不想，一如船舱的分割，纵使一舱进水，对它舱并无影响。没有思考训练的人最易犯搅成一团的毛病，结果除了搅垮自己的情绪外，于事无补。（《论“快乐律”》）

有实力不怕孤立

孤立无妨，但没有实力的孤立是堪虞的，实力主要包括强韧、健康与财富。否则就很狼狈。一个人最后一切都没有了，但很有实力，即表示仍有小台面，可以翻本。人生最难的是最初积聚出的一些小台面，如能积聚起来，千万要守住！（《人生拾零》）

第一流人的境界

第一流人会忍辱、会含冤、会受谤、会遭非常之变，不动于色，会“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因为他志趣高迈，“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第一流的人认定Life is too short to be little.（人生短得不够扯鸡毛蒜皮。）他必须忍住不为小事所缠。他有很快分辨出什么是“无关的事项”的能力，然后立刻砍掉它。

第一流人过的生活，一定不是常人的生活，一定是非常人所能堪的生活，一定是常人不肯过、也不能过的生活。（《第一流人的境界》）

用笑脸办事

用笑脸来做人处世的人，他们的基本精神，在相信人间的许多“严肃”的事，大可不必用“严肃”的手段来解决，不需要一本正经的脸孔，也不需要金刚怒目的神情，大家大可以用嘻嘻哈哈的轻快态度，来待人办事或排难解纷。用这种态度的人，他们的健康状态，一定比“严肃”派来得好，对事情的解决，也比“严肃”派有效得多。

对严肃而古老的中国民族，多摆一些笑脸，应该是我们最好的营养，不但是好营养，也是一种好后盾。（《用笑脸做后盾》）

文人之雄

自古以来，文人与武人的征服方式，就根本不同。文人征服是千秋的；武人征服是一时的。最鲜明的对比是司马迁与汉武帝，千载以下，虎虎生风者，司马迁之《史记》也；但汉武帝呢？又留下什么呢？（《文人之雄》）

雪的洁白与冰冷

你说“假如人的品德能像雪那样的洁白，心地不像雪那么冰冷该有多好”，但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些洁白，却正用冰冷来表现？

一般情的标准，是人情之常的标准，生离死别、送往迎来、待人接物等等无不在人情之常标准上朝前滑，大家也照例办事，不以为异。但有些人——极少的一些人，他们的表现却好像不近人情的，冰冷的：有的人好朋友死了，他只三号而出（秦失）；有的人太太死了，他却鼓盆而歌（庄周）；有的人弟弟死了，他却不办丧事（张良）；有的人独生子少小离乡，到外埠求学，临走前她一滴眼泪都不掉（胡适母亲）！

……雪的表面很冰冷，但雪化成溪，溪汇成河，作用就非常明显了。但人们总怪雪冰冷，雪却不解释，它只用洁白答复了一切。（《用冰冷表现洁白》）

让自然做你的老师

自然对人的意义，应该只有两点：第一点，自然本身是变化无穷的壮观，不论是朝晖夕阴，不论是暴雨明霞，不论是飞絮满天或落叶满地……种种奇景，都值得人在恬静中或快乐中赏心悦目。第二点，自然应带给人对宇宙的远大看法，物换星移，时序代谢……都是使人了解宇宙真相的凭藉。西方的诗人从一粒沙中看世界，从一朵花中看天国；东方的诗人从长江中看逝者如斯，从明月中看盈虚者如彼，……这种种观察都可在赏心悦目以外，别有妙悟：人与自然本是一体。圣经上说：“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但说这话的先知并不了解这一现象的科学原理。现在我们知道了“氮化循环”等化学现象，知道了万物都要复归原始，人生只是过眼云烟，“自己乃是不断的在死亡中”。有了这种达观的心胸，再回过头来看人世，人才会觉悟到这辈子该怎么活才不虚此生，才会觉悟到此生已为错误的安排浪费许多，实在不应该再浪费下去。这时候人会活得更积极起劲，肯定适合自己的，摆脱不适合自己的，使自己的生命愈来愈发光，而不是愈来愈黯淡。这种炉火纯青的人生看法与做法，人都可以从孤独的面对自然中学到。诗人华兹华斯说：“让自然做你的老师。”（Let Nature be your teacher.）我想就是这个意思。

感伤一类的情绪，是对短暂生命的浪费，实在是没有必要的。（《对自然要自然》）

寻乐

寻乐哲学里头的第一块绊脚石，不是“该寻何乐”的项目，而是一种“不肯寻乐”的心境。

这话怎么说呢？

自古以来，就有这么一派人，他们“天生”恹恹如病，以郁郁不乐为常，甚至更进一步，认为郁郁不乐乃是睿智的标记、超人的象征。最后，他们竟以郁郁不乐自豪，骄傲于他们的苦脸与愁眉。（《寻乐哲学》）

智慧与烦恼

任何有点方法训练的新时代人物，都该清醒的觉察到“智慧愈多，烦恼愈多”的理论是无法成立的，因为“烦恼愈多”的原因乃在于智慧的不足与不真，并不在于智慧之多；同样的，“娱乐无用”与“人生乏味”之论，也都属于没有开阔心胸的反动，都属于胃口不好却责备食物的愚蠢，而与娱乐等等本身的功能无关。（《寻乐哲学》）

不快乐的因素

人在一天生活中，完全在快乐里毕竟极少，人有苦闷的时候，也有完全平静的时候（这时候并不苦闷，但也没什么快乐）。

有些不快乐的因素是人所不能控制的，如血型类别、如情绪周期、如生老病死、如天灾人祸，……这些遭遇到头上来，任何人都没法不受影响，只是程度的深浅而已。高人安之若素，或逆来顺受、或鼓盆而歌、或三号而出、或相忘江湖。……低手则寝食俱废，简直无法生活。（低手并非指智慧低的人，而是指无法处理自己情绪问题的人。贝多芬是天才，可是在情绪处理上一塌糊涂。乡下老农是凡夫，可是常常一辈子高高兴兴。）

有些不快乐的因素虽为人所不能控制，但在“讨价还价”方面，人却有很多的争取余地，这一争取，要依靠智慧和冷静，以及许多技术上的细节。不依靠这些途径，而横冲莽撞，心绪烦躁，所得只是更糟，更不快乐。把自己陷入这一局面，是蠢人，是所学为无用的人，是该惭愧的人。（《论“快乐律”》）

意志力

人总该有些意志力，意志力可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意志力可促使自己有一种豪迈气概，一种殉道气魄，一种“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的浩然胸怀，一种大丈夫的勇敢与从容，一种好汉硬汉的坚苦卓绝（坚忍）。苦其心志是一种男子汉的必要磨练，磨得过的人，愈坚强；磨不过的，愈狼狈。这是男子汉的升等考试，要硬碰硬才成。人不论如何软弱，也得有一些起码的信仰，要维护这些起码的，总得有一些牺牲精神，一些决绝精神。（《论“快乐律”》）

从容

苏轼以“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写诸葛亮，写出了这位大人物一派从容的风度，这种手上有羽毛的从容，我最喜欢。大丈夫立身行事，为什么要那样紧张、那样严重、那样不洒脱呢？国家大事，也可以在女人大腿上办的。（《万古风骚一羽毛》）

知识的债务人

读书而不写书是一种逃避责任，……有学问有见解的人，你以追求知识探讨知识为专业，你不断的读书，已二三十年。你的责任就是要把你二三十年的见解写出来给人类，这样你才不欠人类的。你有责任写出这些见解，你是人类知识上的债务人。

自我肯定

自我肯定自己，这最重要。“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此之谓大丈夫。”

大丈夫不能靠别人掌声活，大丈夫自己给自己鼓掌。大丈夫不怕别人封锁他，——人能从容把自己封锁的人，没人封锁得了他。

中国伟大的特立独行者，大丈夫王安石，曾写过一首七绝小诗《飞来峰》——

飞来山上千寻塔，

闻说鸡鸣见日昇。

不畏浮云遮望眼，

自缘身在最高层。

这是何等孤高、何等卓绝、何等气魄！我不怕你们浮云挡我，并不因为浮云挡我我就不存在，我好得很，我最高。（《大慈大悲李敖菩萨》）

功不唐捐

胡适给人题字，喜欢写“为者常成，行者常至”；喜欢写“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喜欢写“功不唐捐”。

“唐捐”是佛经里的话，意思就是泡汤了、白费了。功不唐捐就是努力绝不泡汤、绝不白费。一个人的努力，在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看不见想不到的地方，会生根发叶、开花结果。

人间万象，都深受“因果律”的支配，兴亡荣枯、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律。人们今天所受的苦痛，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人们要收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的善因。种因的时候，要认清成功不必在我，但努力必不唐捐。你可能等不及了，但你无心插的柳，有意栽的花，却迟早一一兑现，给后人“寻花问柳”。（《有意栽花，当然要发》）

自由的不自由

你心里觉得自由，自由就在；你心里觉得不自由，桎梏就在。

哲学家斯宾塞说：“没有人能完全自由，除非所有人完全自由；没有人能完全道德，除非所有人完全道德；没有人能完全快乐，除非所有人完全快乐。”这种伟大的透视力、伟大的胸襟，我给它下了一个描绘，这叫“自由的不自由”。

“自由的不自由”的特色是民胞物与，是把受苦受难的人当兄弟，又使自己有责任感。夏禹感觉天下有淹在水里的人，就好像自己把他们淹在水里一样；后稷感觉天下有没饭吃的人，就好像自己使他们挨饿一样，有这种抱负的人，后天下之乐而乐，众生不成佛的时候，他自己不要成佛。《新约》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里，为这种心境做了动人的总结：“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有这种心境的人，他自己坚强，却感受兄弟的软弱；他自己站起，却焦急兄弟的跌倒；他自己自由，却念念不忘兄弟的不自由。（《由不自由的自由到自由的不自由》）

智者随遇而安

智者深明人生乃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生老病死、祸福相依等交纵而成，有浮有沉有荣有枯，得不足喜、失不足忧。故智者只是随遇而安、不徐不疾、不烦不躁，智者爱护朋友、尊重敌人、珍宝女人和小孩。智者是《新约》里对比文字下的人物。智者是甘地、是金格、是吕坤所描写的化身。智者修养功深，喜怒哀乐少激于外而深得于内，智者即是强者，是上通古今伟大人格的榜样。智者善于超以象外，静观万物和自己，智者坐井仍能观天，不出户仍能知天下。（《论“快乐律”》）

奋笔争自由

奋笔争自由是争自由的第一步，也是争自由的最后一步。第一步在使今人觉醒，最后一步在使子孙觉醒。这两步都不可缺。顶礼那奋笔争自由的人，他们比起搞政治的，伟大得太多了。（《李语录》）

沉默的自由

在马屁阵阵的时代里，想要维持不拍马屁的自由，也大不易。因为不拍马屁的自由，属于沉默的自由之一。没有沉默的自由，就不会有不拍马屁的自由。

以隋朝的王胄案为例。隋炀帝是喜欢自己舞文弄墨的皇帝，他写了作品，喜欢别人叫好。一天，他写了《燕歌行》，大家都拍，可是著者即王胄不吭气，在没有沉默的自由里，不吭气就是抗议。最后王胄因此送了命。

没有沉默的自由的成立，无须等你说什么才犯罪，你不说什么，就已犯罪。这种大狱，是不立文字的文字狱，比文字狱还凶。（《不拍马屁的自由》）

传奇人物的特质

传奇人物的特质就是生命力的莫测，生命力的跑野马。

传奇人物生命力极强、智慧极高、勇气十足。他的充沛的生命力，无法把他按在一个固定的角色上，碌碌一生。传奇人物不拘一格，他不是书生，也不是剑客，但他是书剑飘零型的人物。他也许是一阵子书呆、一阵子军人、一阵子怪杰、一阵子作家、一阵子商人、一阵子投机者、一阵子情场浪子、一阵子赌台常客、一阵子热如火、一阵子冷如冰、一阵子老僧入定、一阵子顽若狡童。……或整年在温柔乡里，或终岁在离群索居中。

传奇人物很像是阿米巴，但他绝不是一个单细胞，他是多才多艺多方面的化合物。从捕鲸船上的梅尔维尔到做小职员的梅尔维尔，从战场上的海明威到角力场上的海明威，从女人怀里的拜伦到客死希腊的拜伦，从挥剑南非的邱吉尔到从事绘画的邱吉尔。……无一不是传奇人物的类型。（《论传奇人物》）

中国式好人

“中国式好人”标准，常常出不来好人而出来伪君子、出来坏人和乡愿，因为，事实上，真正的好人往往是不合乎道统标准的（像李贽）、不合乎愚忠标准的（像晏子）、不合乎孝子标准的（像匡章）、不合乎大臣标准的（像陶潜）、不合乎美女标准的（像文天祥）。李贽特立独行，七十多岁，在牢里自杀殉道，谁比得了这个“坏人”？晏子不死君难，临大节而不可夺，谁比得了这个“坏人”？匡章全国说他不孝，孟子说他是天下大贤，谁比得了这个“坏人”？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看不起做官的，不肯做坏政府下的公务员，谁比得了这个“坏人”？文天祥生活奢侈，又好美女，在生死关头，从容就义，谁比得了这个“坏人”？

这些例子，都反证了“中国式好人”的检定标准是有问题的，这种标准，不但不能选拔第一流优异分子，反倒制造出大量的伪君子、坏人和乡愿，古往今来，中国人的“平均公民”并不是很够水准的，原因就在好人的标准出了问题。（《中国式好人》）

娱乐非小道

各种娱乐等等，在正统古人看来，当然更是小道——小人之道，非君子之道。古人君子之道的标准，最后已不近人情到朱夫子所揭橥的“莫如半日静坐，半日读书”的枯燥境界，试问做人做到这种木头书呆，有何道理？有何“道德”？又有何趣味？

这种“道德迷”的思想，说辞虽尽有不同，可是它们制造一层罪恶之网来恐吓老百姓，却别无二致。受了这种思想辐射过的人，他的心灵，已视自然快意为畏途，顺性、洒脱、轻快、嗜好、喜爱、灵肉一致等等等等，都跟他绝缘以去。他在枯寂单调的生活中，偶尔也许偷偷娱乐一下，可是娱乐过后，立刻遭到心灵上的“天谴”，他觉得他错了！他的罪恶感油然而生，他要受良心责备，要受教条洗涤，他认为他是圣门逆子，或是教会罪人。在这种自苦的心境下，他长久不吃会得胃病，可是吃了又会吓得消化不良。他的人格已经分裂，整天在灵肉大战，弄得圣罪交织，痛苦不堪。

练习放弃有毒的思想，是走向活泼人生的第一步。很多事并非大逆不道的，圣贤的话，并不值得轻信。（《寻乐哲学》）

怀才不遇

“怀才不遇”被用做叹息的口实，是不对的。为什么光怀才就该“遇”？构成遇的条件很多很多，学识、才能、健康、出身、机缘、厚颜、忍耐、凶狠，……等等或好或坏的品质与机会，都很重要，只有一个“才”的条件，是不够的；既不够却空叹息，岂不笨么？（《人生拾零》）

顺境与逆境

《西游记》里记大家捉拿孙悟空，抓到后，交给太上老君处理，太上老君把孙悟空关在八卦炉里提炼，认为七七四十九天以后，孙悟空就在炉里完了。殊不知孙悟空神通广大，他一进炉，就发现他可以在逆境和霉运中求生，所以，他充分利用逆境和霉运，反倒使他变成“火眼金睛”，变得更有功夫、更具道行。最后，七七四十九天以后，太上老君去开八卦炉，准备给孙猴子收尸的时候，孙猴子却一撞而出，高高兴兴的跑掉了！

很多人追求顺境和好运，可是很少人知道：形式上的逆境和霉运，如果有正确的面对、正确的人生观，其实就是顺境和好运的一种变形，就是另一种顺境和好运。古代哲学家说“祸福相依”，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换成现代说法，就是好运和霉运其实是一回事，顺境和逆境其实是一块铜板的两个面。只有不会洞悟人生的人、不会参透人生的人，才会那么极端对立的把顺境逆境两极化，把好运霉运对立起来。（《因祸为福说》）

孤寂并非离群

孤寂并不是看不到人、看不到“朋友”。在人群中，你常常发现只有你自己在想你想的、关切你想的。别人的面孔可能很友善、声音可能很亲切，可是那只局限于众生生活与世俗生活，除此以外，他们立刻变得无知、冰冷、麻木，比邻犹若天涯、相逢如不相识。（《最后的九日》）

不怕孤立才有独立

古往今来，多少志士仁人，最后都毁掉了，随波逐流，失掉了自己，原因不在他们不优秀，而在他们怕孤立。为了怕孤立，该说的，他们不敢说，为了怕得罪人；该做的，他们不敢做，为了怕独居牢中。他们渴望活在同志里、群众里，名为合群，实为自丧，沦落到这种地步，自己就只会做秀（show）、不会做人了，这种人，只是群居动物，不再是特立独行的人了。我做预备军官排长的时候，我们的副连长连上厕所大便都要找人陪他，理由是他怕“孤立”，一个人，活到这样完全丧失了自己，也太妙不可言了。

真正的志士仁人，他们为了不丧失自己，往往甘于在草泽、在沟壑，而不求闻达——不求屈己的闻达。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宁愿给人磨眼镜片度日，也不愿去做大学教授营生，为的就是要有批评皇帝的自由；陈独秀宁愿去做出狱后的隐士终老，也不愿归队去做共产党的元勋复活，为的就是要有批评政治的自由。清醒的知道他该走哪一条路，不怕孤立，才有独立，乃是他宿命性的选择。大丈夫夷然而做这种选择，吾道必孤，不亦强乎？（《不怕孤立，才有独立》）

自然

自然对人的意义，既不该是迷信宗教式的敬畏，也不该是骚人墨客式的感伤。自然本身并没有任何种类的感情，更没有感伤。但有些人总错误的把感情赋给自然，认为自然有情，于是天地为愁、草木含悲、落花有意、流水无情……这些人先把自然变成一个“多情体”，再把自己的情绪随着这多情体转，于是悲从中来。——这实在是一个很有问题的人生态度。至于黛玉葬花之类，那更是病态了。（《对自然要自然》）

忍

有训练的忍是一种阴狠、一种审度情势以后的冷静反应。冲动固然是小不忍，怄气和生闷气也不叫忍，同样乱大谋——因为会使自己生肝病。有训练的忍不是对自己强压，而是使自己进入化境。（《金兰琐碎》）

勇士与懦夫

前进的理由只要一个；后退的理由却要一百个。许多人整天找一百个理由证明他不是懦夫，却从不用一个理由证明他是勇士。（《李语录》）

用事实证明才算

心里想的口上答应的都不算；都要用事实证明出来才算。这就好像女人生孩子，别人要看不是别的，是孩子；女人给别人看的，不是别的，是孩子。生出孩子才算。生不出哇哇叫的，任凭女人自己哇哇叫，任凭天使、医生、护士、丈夫、奸夫……一干人等作证，都不算。没人对生不出孩子的理由感兴趣。世间最讨人厌的一种话就是失败者的理由，最恶心人的一种话就是失败的理由以外，又以毫无信用之身，来一大堆新的保证。（《论“真金不怕火炼”》）

真金不怕火炼

没有火炼，漂亮的人一定更多，漂亮的事也会有。

一般人太脆弱，是禁不住火炼的。所以火炼之下，立刻就原形毕现，一点残余的金色都没有了，这就是说，他们变成赤裸的市井小人了，对任何漂亮的事都不肯做，连弄假去做都不肯了。

关于真金不怕火炼，我的梦想是：对一般人来说，不炼比较仁慈。但这只是梦想，这只有在无灾无难的太平岁月里才容易出现。通常的情形总是“时穷节乃见”、“板荡识忠臣”、“患难见交情”……都是各种火炼的炉子。在火炼之余，固然我们得到了一二金童玉女，但得到了更多的是大批褪色的金光党和金甲虫，这真太难看了。（《论“真金不怕火炼”》）

敌人与朋友

——不是敌人就是朋友，该是错了；不是朋友就是敌人，才是对的。敌人要从宽认定；朋友要从严录取。

重正义甚于朋友

我一生中站在正义立场上讲话，却一直缺乏朋友的立场，也许我一直重正义甚于朋友，因此人多敬而远之，怯于跟李敖做朋友。虽然如此，我却了无遗憾，没朋友就没朋友，朋友少就朋友少，我还是天行有常，说我要说的，不管人拿我当不当朋友。（《迟来的朋友，不算朋友》）

他们吓跑了

我正面没敌人，背面倒有开枪的朋友；我正面没朋友，他们给吓跑了。（《李语录》）

孤独

我回想到我十三年前的朋友们，大家都已“东飞伯劳西飞燕”，过去跟我一块放言高论的人，如今只剩下我继续走着这条路。我很孤独。

孤独尽管孤独，我并没失掉勇气与口味，我是一个很少休息的妖怪，半夜三更，活得比谁都起劲。我感到十三年前的朋友们，他们活得好像赶不上我起劲，“他们都不知道活到哪儿去了？”我常常这样想。（《又是情书》）

同志

不要轻信同志。一为同路人，便是陌路人。——同志是最容易翻脸的。（《李语录》）

只能选一类做朋友

我忧患余生，愈来愈觉得：我在对立的两类人中，只能选一类做朋友，左右逢源，是一种道德上的软弱，基于这种认识，我自己绝不做伪君子、烂好人、中立主义者。

如果我不能训练朋友如何做朋友，我愿训练敌人如何做敌人。巨人总是很寂寞的，因为他连个入流的敌人都碰不到。现在我比较了解为什么堂吉诃德要同风车作战了，——因为配称为他的敌人的朋友太少了！（《做光明磊落的朋友·做光明磊落的敌人》）

制造与解决

有的人制造问题的本领，远比他解决的多。这种人最好做敌人，别来做朋友。（《李语录》）

对朋友的看法

我对朋友的看法，也因我的进步而有点改变。当你不断进步的时候，你的朋友若不再进步，就会发生距离。真正的友谊一定要靠人格和公益结合，全凭旧情和私利，是对生命的一种浪费。我因为多年从事思想活动，很惹官方注意，为了不牵累朋友，我也有意的疏远他们。我认为，一个人需要朋友的真正原因，恐怕还是耐不住寂寞。耐得住寂寞的人，尤其以寂寞做为自己这一行职业条件的人，在这现实的时代里，一定得承认朋友的没落。朋友是历史的遗迹，自己的朋友是自己历史的遗迹。时代变了，古典的交友方式，必须改正；人生苦短，酒食征逐或把臂言欢的交友方式，必须舍弃。这些都是我不大交朋友的原因。朋友是一种生命的浪费，或说得不偿失，我愈来愈强烈感到这一点。这也并非说我拒绝了所有朋友，朋友中能与我共同为理想奋斗的，我还是另当别论的。（《上山·上山·爱》）

不必解释

有时解释是不必要的。——敌人不信你的解释，朋友无须你的解释。（《李语录》）

大夫无私交

时代变了，朋友的定义好像也不同了。对某些行业的人说来，朋友是奢侈品。

古人说“大夫无私交”，只讲公益的人，几乎不需要私人的友谊，至少不需要较亲近的私人友谊。可以进你家门的朋友，一定会知道太多没有必要知道的，而会在有意无意之间，把你出卖。敌人永远不会出卖你，因为他知道你太少。所以敌人有一个长处——他不会使你伤心。

有人认为保持距离是不够朋友的一种征象，淡如水的君子之交是不够味儿的，因而主张亲近。我认为：很多因亲近而发生的流弊都会一一发生，从大的观点、长远的观点看，是得不偿失的。（《朋友的没落》）

绝交一得

需要向他做太多解释的朋友，还是绝交了的好。（《李语录》）

富易交

老话说“富易交”，其实这不是势利眼，而是同一层次的人容易做朋友。当你水准愈高的时候，你的朋友的水准若老是很低，就会发生距离。

基于人格和公益，无须彼此是朋友仍可成事而对国家人类有益，且在一个过于重视人情的社会，朋友反倒是种累赘和阻力，对某些行业的人说来，水准若不够，倒不如宁缺毋滥。（《朋友的没落》）

交友以自大其身

清朝的学者说“交友以自大其身”，但“自大其身”的方法很多，朋友反倒是最不实际的一种。

时代往往把维系朋友情味的条件摧毁，这是必须承认的现实。

皇帝好像从来不交朋友，至少跟朋友保持很大的距离。大概皇帝最知道朋友对他的超然地位有妨碍。（《朋友的没落》）

真理与友情

我一生中，因为我的质直与坦白，得罪的朋友颇有几位，我都顾不得了。我爱护朋友，但我更爱护真理。当朋友背离真理的时候，我会修理他，无奈下笔时分，未免眼中含泪。诸葛亮斩马谡，是眼中含泪的，诸葛亮的伟大不在公事公办，他的伟大，在可以徇私却不肯徇私，他当时要徇私，大家也没话说，但他不肯，所以有挥泪之斩。诸葛亮的挥泪之斩，表现出来的，是公私既分明又兼顾，也就是真理友情既分明又兼顾。这种作风，我最欣赏。（《雁行折翼》）

最悲哀的人

世界上最悲哀的人，将是不认朋友、只有敌人的人，他们的生机已经自渎净尽，他们的敌人，不但在外面，也在他们的心里。（《文警论及附件》）

树敌与择友

从谑画的角度看，我这种四处树敌的作风，岂不也正是检验“朋友”、验明“朋友”的好法子？如果“朋友”是这样伪善、胆怯、骑墙、闪躲，这种朋友，也真可有可无了，他们不敢和我做朋友，说破了，我又何所惜呢？

我常笑我自己说，别人整天做公共关系讨好人，我却整天破坏公共关系批评人，我的敌人不是一个个出现，而是一窝窝出现，我几乎每半个月就要多出一窝敌人，我真“阔”得很呢！

我为什么这样与人为敌？因为我争是非、不讲俗情、不肯做乡愿。我的敌人十九都是小人，如果我的朋友不勇于做君子（战斗性的君子），不敢和我做朋友，我觉得我该就此人我两弃，也不错啊！

王尔德说世人都疏远了我，而仍在我身边的人，就是我真正的朋友。我年纪愈大，愈觉得他这种严格的择友标准其实还不够。我觉得该改为：我疏远了他们，他们仍挺身为真理而公然站在我身边的人，就是我真正的朋友。

我希望在这种悬格甚高的标准下，去自勉勉人。（《树敌与择友》）

制造敌人

朋友会要我送书，敌人却买我的书，所以我拼命掐死朋友、制造敌人。（《李语录》）

正义与友情

如今我年纪愈大，愈相信“真是真非，信手行去”，不藏头缩尾的正确，我真的愈来愈这样做了。虽然我明知这样做，所谓朋友，会伤亡泰半，可是我不能不选择。正义毕竟比朋友重要，一旦人看破尘网，真正信仰正义是他的上帝的时候，看到朋友一个个失色而去，又算得了什么呢？（《将相怎样才能和》）

爱可缩小

对伪善者的一个劝告：“爱眼前人就好啦，不必爱全人类啦！”（《李语录》）

远小人

远小人是跟小人保持距离，小人是不知道距离的，于是只好由你来调整距离。我的方法是不让小人接近你的生活，一判定他是小人，一判定他已到了“边缘点”，已无可救药，就不要再见他。（《地下哲学家的札记》）

旧式的朋友

我喜欢交够朋友的朋友，这些朋友，都是旧式的。我对工业社会里的朋友之道一概不欣赏，我觉得那种友情现实、速成、而易消，因此我的朋友不多，我很挑剔。但成为我的朋友的，我就忠心耿耿，他们对我，也是一样。（《李敖自传》）

相处的艺术

“多情而不牵恋”，此情圣之风也；

“友情而又淡然”，此君子之交也。

二者实行起来，都是“有若无”、“实若虚”，都是极难实行并且极难见谅的。分寸之间，说得好，是艺术；说得不好，就是“工于心计”了。“工于心计”的人，常常不被见谅，殊不知“工于心计”的人，在某些方面，却真正是最能懂得相处艺术的人。真正“工于心计”的高手，绝不把美丽的事情搅得很狼狈，乃至搅到一个尴尬、悔恨的结局。对我来说，我无宁是喜欢“工于心计”的人，只要“工于心计”对人没害处，恰到分际，一个人为什么要做蠢事收场？我看了太多做蠢事收场的人，尤其是他们干下的那些“心存忠厚（动机不算坏），反倒害了人”的笨事。《庄子》中的浑沌之死，就是最早的一个例。我个人方面，有时候，我故意不跟别人混熟，对朋友御之以英国式的礼貌和冷淡，以保持距离和永恒。（《给Y的四十七封信》）

拜码头

我在跟这个岛上的朋友的交往中，一直摆下高姿势，好像要人“拜码头”似的，其实这不是傲慢、也不是大架子，而是成全别人的“趋士”（礼贤下士），训练朋友对“士贵耳！”的领悟，使他们知道“士”的重要。我的行为，有一点黄石公对张良的测验性质。孺子可教的朋友、有妙根慧谛的朋友，当然会了解我为什么要大模大样，要人“拜码头”，老是摆高姿势。（《李敖札记》）

朋友的最大意义

你也许会怪我别扭、矫情。其实这是爱惜生命之道、充分发挥打击力之道、乱世中不失掉自我之道、也是“看破红尘”仍要独力救世之道。此中真意，也许要多年以后，才能为一般人了解。

回想这二十年来，我做了一些功德，但是所付“代价”之大——不论是心理的（包括名誉被毁等等）、生理的（包括被刑求等等）、自由的、时间的、金钱的等等，……已足以痛加检讨，检讨之下，虽然“并不因此对人类绝望”，但是对“碰”、对“寻找”那些“与我们共心通灵的人”，却觉得不宜再花太多的生命了。珍惜余生，反求诸己，做千秋大业，才是来日无多的智者该做的事。因此我才决定：成品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共同创造出成品，才是朋友的最大意义，其他一切，在此时此地，实在没有什么意义了。（《乱世中的一个感想》）

保身之道

我有一个坏习惯，就是一不交生朋友；二不回信。这两点，是我的“保身之道”。所谓“保身”，意义有二：一是保养自己的身体，不浪费时间去交际，要花时间去谋生，赚钱买书，专心写作；一是保重自己的人身，不要失掉自由。这年头儿，交朋友简直是累赘，大家心照不宣，老死不相往来最好，多交一个朋友，多写一封信，就可能多给“罗织学”专家增加一条曲解的证据，这又何苦来？所以我总是跟人们“息交以绝游”。生朋友，不交；来信，不回。不了解我处境的人自然说我“傲慢”，实在是免得替他们找麻烦。在乱世中，结识李敖实在对他们毫无好处。他们若崇拜我，大可在家中立个牌位，上书“大成至圣先师李敖之位”，不必写信来；他们若恨我，也可刻个木头人，上书“王八蛋李敖”大名，头上插几颗大头针，埋在茅房门口，也不必写信来。总之，这年头儿，大家少认识少来往为妙。别人少认识我，少个危险的机会；我少认识别人，也少个被出卖的机会。大家关着门过，最好。（《写在居浩然<义和团思想和文化沙文主义>的后面》

人缘

人缘太好，会对真理构成妨碍。（《李语录》）

息交绝友

这也是我乱世避祸的一道。我只是单纯的单枪匹马的写文章，而不肯广事交游，与人扯不清或有实际来往。我的本领，只是写文章而已，除此而外，大有“不通物情”之势。世道如此险恶，人心如此叵测，我看除了让一般人只从文章上了解我外，实在没有进一步交往的必要。我曾被所谓朋友出卖过，对人性的脆弱与限度，我以三十之年，小有了解。尤其身处孤岛，“时值非常”，大家都那么个德行，又有什么好交往的？我的朋友已经太多，多得带给我数不尽的麻烦，我已经受够了。我决心放弃我过去的东方式的交友方式，而代之以西方式的friendship，多一点冷淡和理智，多一点自我的不被随意侵犯的私生活，应该于人于己都更好。并且以我实际的经验，从收获和进步做着眼点，朋友的切磋之益，通常赶不上独自研究思考的成绩。所以花半天的时间去交朋友，更远不如花半天的时间闭门著书了！（《避祸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