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语录：批判国民党—纸上罗曼斯

批判国民党

——我研究国民党，然后写文章出售，只是把臭大便变成臭豆腐干的过程而已。本质是臭的，再除也不能尽也。

神话三种

神话有三种：一、神话。二、台湾人的台湾独立。三、国民党的反攻大陆。（《李语录》）

国民党与警察

阳明山沿仰德大道而上，就有警察局三座，德还没仰到，就先仰到警察。国民党说“国民党永远和民众在一起”，这话有一段省略式，全文该是“国民党永远和警察在一起，警察永远和民众在一起”。如此僭为补正，意思才告完整，你们说对不对？（《漫谈“大姑娘洗澡心理”》）

国民党与台独

当年郑成功浮海来台，他们在台湾重建、开拓、怀念中原文化，他本人，不正是“龙头”吗？沈葆桢说郑成功把台湾做为“遗民世界”，郑成功的心理，的确如此。但郑成功在重建、开拓、怀念之时，并没寻求没有出息的独立，他只是把台湾做为拓展中国的一个基地而已。——台湾的存在是使中国变得更大，而不是更小。郑成功大概怎么也想不透他的一部分后人，居然变得那样小家子气、那样没出息。当然，这种小家子气、这种没出息，实际上，乃是国民党教化下的产品，国民党是真正台湾独立的实行者，它实行了，却鸣鼓而攻别人是台独，而别人居然配合做台独式的胎动，殊不知配合半天，自己怀胎不下，国民党那边，却早就长大成人，接收遗产矣！——台独、台独，其实是堕入国民党术中而不自知也！一如黄狗偷食，却大喊黑狗是贼，于是黄狗逸去，黑狗当灾。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黑狗身上，黄狗自然窃笑矣！（《黄狗的窃笑》）

不平等条约由谁废除

国民党口口声声说他们最早废除不平等条约、完全废除不平等条约、只有他们废除不平等条约、别人没有废除不平等条约等等，是完全与历史不符的吹牛；相反的，国民党自己订的新的不平等条约——像《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等，其丧权辱国的程度，连满清、“军阀”、汉奸都干不出来！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追求真理与真相的人，我实在无法坐视国民党如此歪曲历史、美化自己、丑化别人，我一定要根据公开的材料，把国民党给公然开掉。古话说：“勿谓秦无人也！”国民党别以为一切都是你们说了算，至少在这岛上，历史、正义和公论绝不在你们手里。（《不平等条约是国民党废除的吗？》）

两党与三通

共产党用“三通”政策对付国民党；国民党用拒绝“三通”政策对付共产党。于是，大陆来信，台湾拒收，此拒绝通邮也（虽然台湾的外省老太太都有秘密管道可转家书）；大陆卖大同电锅，台湾抓当归黑枣，此拒绝通商也（虽然台湾的中药店、大饭店都有“匪货”可以消受）；大陆大放其人，台湾不准入境；大陆要求来往，台湾把门一关，此拒绝通航也（虽然从陈香梅到李政道都可“转航”，都有不同的“特权”可以例外）。虽然这样，国民党的拒绝“三通”，也有国民党说的道理在，当国民党把拒绝“三通”说得响当当的时候，我们做小百姓的，只有眼巴巴欣赏他们“奉行基本国策”，没有别的可说。（《国民党的三通前科》）

犯众怒

按照佛法的真精神，李焜泰（龙发堂释开丰）苦行度人，实在是伟大的“真和尚”，他比起国民党同路人星云法师之流，其佛心纯度，不知要高出多少，可是他终于不免于入狱，而坐视星云法师这些佛心可疑的“假和尚”，整天在权贵中逍遥。国民党整天喊“疏减罪犯”、整天喊“微罪不举”，但对这样一件区区小事，却对李焜泰从“宽”录取、捉到牢里，并且捉的过程，是由高雄地检处首席检察官翟宗泉坐镇指挥，其处心积虑，如捉江洋大盗。

古人是“民之所好，好之”。国民党总是别扭，总是“民之所好，恶之”。李焜泰的入狱，是国民党与广大民心对抗赛的又一杰作，国民党永远与民众站在一起，但总是脑袋里少了根筋，结果永远是犯众怒、惹老百姓怨声四起。如今连龙发堂中的精神病患者都朝国民党大发其怒了，国民党制造敌人的本事，可真愈来愈有精神了！（《看你还做真和尚！》）

不良老年

大家只看不良少年问题，却忘了看不良老年问题。不良少年的许多问题，其实是不良老年引起来的。古今中外，从来没有像国民党集团这么多的不良老年密集在一起，从来没有！（《李语录》）

鹰犬将军宋希濂

国民党《中央日报》骂宋希濂“黄埔败类”“甘为中共鹰犬”，但我们遍查宋希濂的记录，却满篇都是“黄埔之光”“甘为中‘国’（国民党）鹰犬”。他在四十三岁以前的青春，都在为国民党做鹰做犬、做忠鹰忠犬，出生入死、肝脑涂地；他五十三岁以前的生命，又在为曾做鹰犬而付代价，陷身大狱、劳改终年。为什么他在五十三岁出狱后开始转向？开始“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为什么？宋希濂到了美国，已不在大陆，不在中共的控制之下，他为什么不“投奔自由”？为什么不颐养天年，少说几句？为什么要甘为鹰犬成性，一而已矣，继之以再？甘为老K鹰犬之未足，又甘为中共鹰犬？这是为什么？对这一为什么，中国人民害怕，不敢提出真的答案；宋希濂自己心寒，不愿提出真的答案；中国共产党恶作剧，不会提出真的答案，看来看去，只有伟大的国民党能够提出真的答案了。可是国民党只有伟大，没有答案，抹杀老鹰老犬，培养新鹰小犬，就是国民党的答案；国民党是绝不反省自己的，国民党是永不认错的，把一切过失都怪到人家头上，就是国民党的答案。（《鹰犬将军》）

不可与言的集团

“古今中外的在野者”，对“执政当局”是哪种态度，其实要看“执政当局”本身是哪种态度。如果这种当局根本是不可与言的，那么同它说话，就统统是废话。国民党是一个不可与言的集团，我们对它的警告也好、劝告也好，它都是不可能改变的，改变就不是国民党了。大家以为舆论可以影响国民党，这完全错误，国民党根本不看你的、也不听你的，国民党的压力团体在美国参议院、众议院，根本不在台湾。以为国民党听人劝的人，完全高估了自己，国民党哪里会采纳民意呢（它若肯采纳民意，也不会丢了大陆，给赶到台湾来了）？国民党的民意管道绝不来自舆论，甚至也不来自他们自己包办的舆论，他们的管道完全来自贴身那几个宦竖意见而已。（《别为盗贼上条陈！》）

谁是狷者？

狷者的特色只有一个，就是深思熟虑后的有所不为。狷是狷介、是狷急、是“不能从俗”（《后汉书》范冉传的话）。狷者并不是不做事，而是断然拒绝去做同流合污的事。

国民党在今天，已经十足是一个同流合污的集团，任何有大脑、有良知、有血性、有人格的人，都该有狷者的气魄，拒绝国民党、退出国民党、而以做国民党为耻。

国民党朱汇森根本是典型的官僚与乡愿，但却冒充做狷者，这是对狷者标准的最大侮辱，我们生睁巨眼，绝不接受；孔夫子死不瞑目，也绝不接受。国民党祸国殃民这么多年，又意犹未足，还想把许多道德标准一一打碎、把许多高贵名目一一穿戴，这成什么话！我们一定要拆穿他们！朱汇森绝不是狷者，做国民党的也绝不会是狷者。天下没有这种不知羞耻的狷者、天下没有这种不能洁身自爱的狷者、天下没有这种整天同流合污还能洋洋自得的狷者。国民党别恶心人了吧！（《国民党有狷者吗？》）

另一种恐怖

萧启庆在普林斯顿说李敖抵得住国民党一师的军队。我笑着说：“只有一师吗？”启庆，老友也，来台讲学一年，不敢来看我。国民党的恐怖不只它本身，而是它衍生出来的使人“自己吓自己”的恐怖感觉，它能使高等知识分子人人俯首帖耳、人人噤若寒蝉，高等知识分子一一成了逃世的懦夫的时候，国民党的作恶，也就更无忌惮了。（《李敖札记》）

逃难

三十多年前，逃难到台湾的外省人，他们逃难，可分两类：一类是“大老爷式逃难”，一类是“小百姓式逃难”。“大老爷式逃难”是在逃难前，占尽消息、工具、财力等方便，其逃难也，其实与搬家无异。国民党大员中，逃到台湾来，连同豪华家具一并上飞机上轮船者，比比皆是，最精彩的是，特务头子戴笠的棺材，为了怕共产党会掘他的坟，也自坟中起出，运到台湾。兵荒马乱之时，还能不忘故人、泽及枯骨，国民党之精于逃难，伟大哉！

“大老爷式逃难”外，剩下就是“小百姓式逃难”了。小百姓消息不灵、工具不行、财力不够，其逃难也，只能扶老携幼、手抱婴儿，大队而行，但是一兵荒一马乱，大队就冲散了，结果死的死、伤的伤、沦入沟壑的沦入沟壑、流落街头的流落街头。（《“赛跑式逃难”与“逃难式赛跑”》）

小人当道

我生平对国民党全无好感，也不寄任何希望，我评论国民党，完全是以一个未来历史家的身份，提前做盖棺前的论定而已。1944年，戴传贤在重庆曾家岩发豪语：“周朝的天下是八百年，国民党至少要掌握政权一千年。”一千年后，上帝见证，国民党总要还政于民了，但那时候，下台的国民党和垮台的党外人士，恐怕都将踩在苏南成之流的脚下。国民党是有过理想主义的，虽然已经凋谢：党外人士是有着理想主义的，虽然已经不多，但苏南成之流的无耻政客绝对没有这些，他们只有奶和娘——随时变换的奶和娘。苏南成之流的当道，就是最可怕的小人当道。如今这种小人当道了，国民党居然勤于捧他，党外巨头居然不肯骂他，双方居然都没警觉到：这种小人和他的现实主义是真正毁灭人类和理想主义的丑恶东西。国民党的自毁，固不足惜；党外巨头的“过失”，也就太可悲了！（《不是他个人的事》）

不准会见

中国人民何辜，九十年来，敬陪国民党革命，“革命，革命，革过又革了”，最后革得骨肉生不能见、死不能送，关山难越，尽是失散之人；幽明永隔，长为他乡之客，最后不能“反攻大陆”，也不准大陆人民来台，也不准直系血亲来往见面。只死命的一个劲儿扣住在小岛上的一切，这又算是什么？国民党再英雄、再豪杰，为什么不去整共产党，却对付起老太太们不准看女儿？使人母女三十五年不见面，这算哪一门子救国救民？哪一门子英雄豪杰？这样莫名其妙的冷血政党，古今中外，还能找得出第二个吗？（《乱世母女泪》）

不给人办报的自由

看了三十多年来的报禁依然、报禁仍旧，我感到国民党的可恶有两点：第一点是他们箝制了我们办报的自由，第二点是他们箝制之后，又一再拿连他们自己都不信的屁话来搪塞人民。这种作风，第一点固然可恶，第二点尤其可恶。因为第一点只是欺人，第二点却是欺人之后，又拿人民当傻瓜、当凯子来骗。一骗之不足，又推出光怪陆离的说法来作弄我们。我们为什么要受这种作弄呢？我们要宣布不接受！（《还是第一声最像》）

应该忏悔

唯有以“忏悔”的态度面对全国人民，国民党的诚意，才会被我们相信。否则的话，国民党尽管在刀光剑影中统治我们，尽管在强词夺理中摆布我们，尽管在动辄多数决中欺侮我们，长此以往，真正的悲剧演员，还是他们自己。林肯说：“你可以欺骗多数人于暂时，你可以欺骗少数人于永久，但你不能欺骗多数人于永久。”三十三年了，多数人已不再暂时，少数人也不再永久，国民党纵使再舌敝唇焦，也无法把多数人带入永久了！（《从陶百川绑票大学生说起》）

国民党的前身是革命团体

党外人士对国民党最不了解的一点是：他们总是从国民党的宣传品上，去认定国民党是政治学上的一个政党，这是蛋头之见、书生之见。他们不知道，国民党的前身是革命团体，它的第一代走过秘密结社的路线，所以它有党证、宣誓等不合现代民主政党的规矩。当它取得政权后，在形式上和形势上，要靠近民主阵营，所以又要把自己扭出现代民主政党的模样，这种转变，是很吃力的。（《给党外人士上一课》）

党外对国民党无法准确判断

在国民党眼中，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一小撮党外人士，显然对国民党另有意见，对国民党所说的不全以为真，所做的常引以为异。对这一小撮人说来，国民党认为他们的教育与宣传没收到效果，因而很失望、很生气，其实国民党大可不必如此想不开，因为事实上，国民党三十二年来的教育与宣传，对党外人士也发生了很多影响的。譬如说，党外人士对国民党的过去和历史，就是照着国民党的教育与宣传了解的，这样的了解，当然无法对国民党有准确的判断。……党外人士对国民党了解的不够，反过来看，当然是国民党三十二年一手遮天的成功。（《给党外人士上一课》）

国民党的司法美容

全世界各地都有政治犯或承认政治犯的今天，中国国民党大官居然公开宣称，一再宣称：台湾没有政治犯！说台湾有的只是叛乱犯，不是政治犯！查1949年6月21日公布的《惩治叛乱条例》，第一条明定“叛乱罪犯适用本条例惩治之”，这是叛乱犯的法源；第二条明定在内乱外患罪上，《刑法》的罪名而以这一条例严刑重罚而已。所以，政治犯的罪名，骨子里都不过是《刑法》的罪名。既用了《刑法》的罪名，不论用哪一条，目的都是整政敌的冤枉而已。所以余登发既以“叛乱”罪名坐牢，也以“图利他人”罪名坐牢；李敖既以“叛乱”罪名坐牢，也以“侵占”罪名坐牢。……除非一个人是官式宣传下的受害者，除非一个人是不能明辨是非的可怜虫，他绝不会相信余登发是“图利他人”的人，一如绝不会相信李敖是“侵占”的人，不论国民党的报纸与法院怎么斗臭、怎么判决，政治犯就是政治犯。但国民党大官说没有政治犯，只有叛乱犯，只有图利他人的余登发，只有侵占的李敖，只有知匪不报的雷震，只有妨害兵役的王地，只有涉嫌窃盗的高玉树，只有贪污的杨金虎，只有包庇的宋霖康，只有收贿的杨玉城，只有伤害的吴哲朗，只有妨害公务的黄玉娇。……只有这个、只有那个，就是没有政治犯，这不是怪事吗？现在我们懂了美容学，从美容学观点研究国民党，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国民党大官的“司法美容”，国民党大官另用卑鄙的罪名加给政敌，巧妙的闪开政治犯：政治原因，法律解决；军法大审，司法斗臭；使政敌灰头土脸，使自己“眉骨加高”、“瘦面加胖”。事实上，司法案件明明是政治迫害的整型，所谓没有政治犯，所谓纯粹司法案件，只是政治的化妆而已。（《文化美容·财政美容·司法美容》）

一党独大才有“党外”

民主国家里没有“党外”，因为民主国家里不允许一党独大。没有一党独大，自然就没有“党外”，因为你若说“党外”，别人不懂。别人不晓得是保守党外呢还是工党党外，是民主党外呢还是共和党外？只有在一党独大的情况下，党才变成了专有名词而非普通名词，党才变成了“就是那个党嘛！”变成“还有哪个党嘛？”变成了唯一的。

所以，你在公共汽车站等车，看到站牌上写着“中央党部”，就知道那是国民党中央党部，从公车站长到公车车掌，从七十岁老太太到七岁小姑娘，大家想都“不做第二党想”，“中央党部”，“中央党部”当然是国民党嘛，还有哪个党嘛？明知故问！（《党外是谁喊出来的？》）

乡愿风

当乡愿风蔓延的时候，在这岛上，我们就愈来愈看不到义正辞严痛痛快快的言论了，从国民党似是而非的宣传里、从两面人左右逢源的顾盼里、从座谈会专家模棱两可的取巧里、从康宁祥式党外人士对国民党大员致“最高敬意”“更多的敬意”的表率里，我们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充满乡愿气的岛，我们不得不警觉！（《党外与混蛋》）

政治与学术

自来搞政治的人和搞学术的人，是两种人。搞政治的人不碰学术，有的是没工夫；有的是刘邦式的“安事诗书”（翻成白话：“谁他妈的要看书呢！”），看不起学术；有的是心存敬意，敬而远之；有的却是附庸风雅。最后一种最要命，因为一附庸风雅，就会对学术亲自去碰，一碰学术就完了！

中国传统中“政统”和“学统”大体成双轨演化着，搞政治的人不太附庸风雅，国民党在打天下的时候，也是如此。国民党至多只是控制学术机构，但不敢控制学术，也无此妄想。但到台湾以后，地小人稠，闲来无事，居然殃及学术，研究院、研究所、研究中心、大学等等，纷纷渗入了党团与党棍，他们也要写论文了，也要办学报了，也要召开或参加学术会议了，但天知道这是什么“学术”！三十三年来，学术已是一片焚琴煮鹤的大锅炒！学术何辜！呜呼学术！（《你盖棺，我论定》）

国民党的禁娼梦

失败与失信，并没给国民党大官人任何反省与教训，他们照样还是老套，兴致来了，就雷厉风行到北投禁娼，可是兴致一过，北投还是北投，大官人还是大官人，私娼的花灯还是若隐若现，公娼的绿灯还是半明半暗，警局的红灯还是眼开眼闭，《台湾省管理妓女办法》还是一张废纸！

在国民党大官人的禁娼梦里，最一厢情愿的一场，是办理“妇职所”的“德政”。

“妇职所”成立的目的，是收容十二到十八岁（后来延伸到二十岁）的雏妓，施以三个月（后来延伸到六个月）的职业训练，希望她们出所以后，能在社会上从良。“妇职所”吸收的标准本是“自愿接受辅导习艺”的，但自成立以来，所谓“自愿”，竟是警察局押送来的，当然问题也就由此而生。（《雏妓问题》）

杀鸡与牛刀

我们可以稍安毋躁！但我们十分盼望：在这小岛上的用于大陆的大编制，应该严格施展在那“中华民国颂”所颂的地方，而不是这一小岛。否则的话，这样庞大的编制与力量，密集安打在这样的小岛上，就真难免大材小用，牛刀杀鸡了！

三十三年来，我们的确感受到我们是鸡，在被牛刀杀来杀去。这不怪我们，也不怪牛刀，而该怪没有反攻大陆，以致国民党精力过剩，不大材小用不为快。在这种苦闷的心情下，在这种必须使使拳脚以舒展筋骨的必要下，自然“不能安外，却如此攘内”，牛刀不杀鸡，也就别无可杀了！（《牛刀不杀鸡，杀什么？》）

国民党文宣主持人的错误

鲍叔牙口中的齐桓公奔莒，是周庄王十一年（纪元前686年）的事，而田单复国，却是周赧王三十六年（纪元前279年）的事，一个在纪元前7世纪，一个在纪元前3世纪，两者相差四百零七年。秦孝仪先生张冠李戴，硬把战国的齐国，当成春秋的齐国；战国的莒城，当成春秋的莒城；把田单当成齐桓公；把四百年前鲍叔牙的话，当成四百年后的“烧饼歌”与“推背图”。这种无知，这种妄作，这种荒乎其唐，未免太目中无读书人了！

我们可以让步这个，我们可以让步那个，但我们对歪曲知识来配合自己的无知，还推广这种无知，以无知侮辱人，实在看不过去，实在无法让步。所以，对国民党文宣主持人这种笑话，我们不得不点破它。

“毋忘在莒”的笑话，毛病出在整天宣传复兴中华文化的人，根本不好好读古书，其实这也难怪。他们这些人，整天在办党、办公、办案、办人、办喜事、办后事、办公共关系，他们的确没有多少时间真的潜心学问、潜心中国文化。所以，涉及学问与中国文化问题，我们看他们闹了笑话，也就可以了解。但是，我们不能了解的是：他们在涉及“总裁言论”上，居然也犯了“不好好读”的毛病，这就又未免太目中无读书人了！为了使秦孝仪先生没还手余地，我愿举一些绝对客观的“一翻两瞪眼”的铁证，给内行看门道，给外行看热闹。（《给秦孝仪先生上一课》）

得意中泄密

当国民党逃到台湾以后，当二、三十年的投闲置散以后，许多老国民党，开始对过去的“光荣”愈来愈怀念了，他们忍不住有“白头宫女谈天宝”的兴致，或是“骨董山人说晚明”的心情，而要把当年老子如何如何，口沫横飞的给抖了出来。在这岛上，传记文学型的杂志可以那样风光，证明了这种杂志对那些老而不死的健康，是大有裨益的。于是，在这种近乎变态的“回忆力特强”情况下，他们在大陆胡作非为的一些秘密，终于在得意之中，不小心的给泄漏出来。其中关于国民党喜欢以政府之尊，一再搞暗杀的把戏，也包括在内。（《张琍敏的爸爸杀了谁？》）

国民党与“金牛”

蔡家财阀正是国民党大力支持下的畸形“金牛”。这种“金牛”，明明是以特权与诈欺手段，向成千成万小百姓巧取豪夺的资本家，但在国民党第一党报的打歌下，他们变成了有“爱心”的人、变成了深知“民众困苦”的人、变成了“为全体老百姓提供最亲切最适当的服务”的人、变成了“回报社会大众”的人、变成了“对国家付出了爱，对社会付出了关怀”的人、变成了“做为民众与政府的桥梁”、“谋全体同胞的福祉”的人。……这种人口口声声大谈“道德与责任感”、大谈“孝道观念”、大谈在股票市场投机的不当、大谈“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但在事实上，正好相反，他们在国民党一连多年的保护特权政策下，却是一连多年的一两百亿的大拆烂污者，他们内吃国家银行，外吃民间存款，最后使成千成万的老百姓共蒙其害，终于使我们可怜的老百姓大梦初醒，领教了他们的“爱心”是什么。

今天大家口口声声指责蔡辰洲、指责蔡家财阀，他们固然可恶，但是只指责他们，而忘了他们背后真正的祸首，就未免弄错目标。上面所举国民党第一党报的一些明证，就说明了一切：国民党在经济上大力保护特权，目的正是制造出“金牛”，在政治上做为羽翼；做为掌握财源、掌握铁票的鹰犬，真正支持国泰诈财的祸首是国民党，国泰只不过是国民党大狩猎下的鹰犬之一。国泰的错误是在前去捡回主子打下的猎物时，自己就地先大吃特吃，吃得太多，以致惹得主子不高兴，而要说几句“反对垄断！反对特权！反对投机！”的话来“以正视听”。其实这只不过是一个偶发的特例而已，国民党基本政策还是要继续保护特权下去。因为只有保护特权，才保护了官僚资本的国民党自己。国民党根本是官僚资本的党，它一直是以“金牛”做火牛，想去完成田单复国式的大业。但是，用“金牛”做火牛，最后永远是“在莒”，而不能“毋忘在莒”，“莒”是他们最后的汤沐邑，也是他们最后的坟场，他们的悲剧是铁定的，虽然坟场处处是发光的，——全是金子。（《谁是支持国泰诈财的祸首？》）

锡安山事件

国民党不准他们住在锡安山，也不准他们在河床上望山兴叹，这对锡安山的先驱者说来，是“神”的问题；可是对国民党说来，却是“神经”的问题。国民党神经兮兮，它不喜欢外省的退役老兵和台湾的穷苦大众这样紧密的团结在一起，虽然他们的团结只是对神的顶礼与寄望，他们并没要造反，造反也不会在人间造，因为正如耶稣所说，他的国在天上，当然造反也该在天上。但是，国民党不管，国民党要天上人间，统统一视同仁。（《警棍下的失乐园》）

论王章清

很多人说王章清头脑太笨，以致被摆了一道，我看王章清并不笨，而是他的头脑跟不上时代。王章清资助后进也好、变相行贿也罢，他都做梦也没想到新一代的人会这样朝双方脸上涂大便。王章清是老一代的政客，老一代的政客再下三烂，再没有“政治道德”，却能守“政治行规”，至少知道什么是“政治行规”，而对荒腔走板于心不安；可是他不了解台湾的新一代政客，新一代政客在国民党几十年的调教下，青出于蓝，已经不明白起码的取舍、是非与荣辱，已经一切悍然行之而满不在乎，国民党的后进如此，民进党的新贵亦然，世风日下到这种程度，究其原始，责在老辈。《旧约》何西阿书（Hosea）中说：“他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这种“作恶之报，果大于因”是人间天理，可是国民党只知作恶、不知天理，以致今天灰头土脸于小岛，真是活该。（《吴勇雄错在哪儿？》）

奉行三民主义

三十六年前，国民党刚从大陆给赶到台湾的时候，曾经痛定思痛，检讨丢掉大陆的原因。检讨下来，原因众多，但是蒋介石却单刀直入，说出真的原因，乃在“没有奉行三民主义之故”！

国民党逃到台湾后，虽然失国失民，不足以语奉行民族主义，但是奉行起民权主义民生主义那三分之二，却也不无戏路。但是，三十六年下来，对这三分之二，国民党还是“只有形式的信仰”而已、只“把三民主义当做了一个口头禅而已”。

所谓口头禅，本是不能领会禅理，只是口头上袭用禅宗和尚常用的语言。三民主义最后沦为口头禅，它本身的空中楼阁、窒碍难行，固非无因，但是国民党宁肯挂羊头卖狗肉，而一路作伪、言行不一，则是今天陷入死巷的当然结果。三民主义是连自己都统一不了的粗糙理论，国民党却要拿它统一中国，真是天下第一鲜！（《三民主义口头禅》）

国民算老几

清末行刺五大臣的吴樾上北京行刺前，他的太太曾赋诗三章，以壮行色。最后两句是：

好梦岂知容易散，

痴心空望月常圆。

吴樾死难后，他的太太也殉情了。但这两句诗，倒真可移为诗谶。因为他们为理想献身的大业，到了最后，却被一群牛鬼蛇神占尽了便宜。在他们牺牲后，他们的“同志”接收了所有革命的果实，成立了新党。这个新党，很快的丧失了素志与初衷，变成了争权夺利政治分肥的工具，既不民主，也不进步，虽然名字好听无比——叫“国民党”，可是，在“同志”眼中，国民又算老几呢？（《从五大臣到八大臣》）

不准奔丧

1987年11月3日，八十六岁的梁实秋死了，他六十岁的女儿梁文茜，匆匆从北京到台北奔丧，可是到了香港，就被挡住。——国民党说按照《国安法施行细则》第十二条第六款规定，大陆同胞须在“自由地区”停满五年以上方可申请来台，梁文茜因此不能看死爸爸最后一面。显然的，梁实秋死不逢地，他若想到父女之间，在生死线外，如此缘悭一面，他真该死在美国，以利奔丧了。

我们中国人民，在国民党的虐政里，不要忘记也不该忘记：我们怎样在受难、怎样在被作弄、怎样在生离死别、怎样在“不得亲其亲、不得子其子”的悲惨里，为他们生殉、为自己默哀。——我们永不忘记！（《从不准看活爸爸到不准看死爸爸》）

论张学良

张学良从三十八岁被关到八十三岁，一切毛病，都出在国民党太“宽大”，并且强迫张学良接受这种“宽大”。设想当时无此“宽大”，张学良判十年，坐十年牢，早在三十六年前就恢复自由了，又何必受“无形中变为无期徒刑”的德政？张学良的一生，告诉我们一个教训，就是：国民党的“宽大”是很可怕的，我们要对国民党的“宽大”，敬而远之才好！（《别赖张学良了！》）

外省人“作客”心态

许多外省的朋友，他们写诗填词，俨然以“作客”的姿态出现，这是很不得体的小气派。他们一提笔，就满纸是“他乡”、“旅次”、“客次”、“逐客”等等的立场，这是绝对不妥的。这简直是有意划分中华民族的共同血液与山河。有这种态度的人，他们忘了白居易那“老来尤委命，安处即为乡”的伟大心境，也忘了“埋骨何需桑梓地，人间无处不青山”的达观胸怀，更忘了陆游那“却恐他乡胜故乡”的现实了解。

我们必须彻底认清：任何方向的中国人，在任何地区的中国土地上，都不该有“作客”的情绪和“作地主”的小心眼。我们没有主人和客人，也不该有反客为主和端茶送客的误解或事实，我们该努力减少这种误解或事实。（《从乡愁到大气派》）

孙中山与蒋介石

孙中山朝人民盖空中楼阁，蒋介石却收起房租来。（《李语录》）

论孙中山

中国国民党的总理孙中山有两个，一个是他自己那个孙中山；一个是别人变造的孙中山。别人变造的孙中山，不论基于任何立场，总未免走样，孙中山本人，概不负责、可以侧过脸去；但他自己那个孙中山，却责无旁贷、必须面对。这种面对，不论孙中山生前死后，在优秀的历史家笔下，都难逃斧钺。

最后审判孙中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这位中国国民党的总理，生前死后，都被政治迷雾包装着，使真面目难以显现，直到死后几十年的今天，他仍是被海峡两岸政治尸布争相缠裹的木乃伊，这可真教人看不惯！

凭着优秀的历史家的本领，我终于解开尸布，把真正孙中山的功过，加以论定。这种论定，从1965年我推出《孙逸仙和中国西化医学》，到1987年我出版《孙中山研究》，都是一个主线。主线是求真，方法是从干尸里把孙中山开棺论定。

孙中山一生的大成功是推翻中国帝制，一生的大失败是自己夺权不择手段，甚至一再勾结帝国主义而不惜。西太后明与八国联军为敌，固属离奇；孙中山私通日、英、德、俄等国为友，也未尝不荒谬，孙中山既是爱国者，又是卖国者，爱国爱到以卖国为手段，这种荒谬，也真是青史罕见！至于他搞出三民主义等讨厌透顶的“遗教”来闭门造车、提拔蒋介石等等而下之的“同志”来开门揖盗，则更属荒谬之外者。（《<孙中山研究>自序》）

论蒋介石

蒋介石是奸雄人物，他的面目，是非常复杂的，他在黄埔学生面前，是校长；在浙江同乡面前，是乡长；在国大代表面前，是总统；在钱穆、曾约农等老古板面前，是皇帝；在帮会特务面前，是大龙头。……他对黄金荣的磕头拜寿，显然在某种程度的尊重这一流氓体制，以维系他在黑社会的面目，而利统治。他这个头，显然磕得值回票价啊！

不可思议的是：设想美国总统若秘密向黑手党头子磕头；或日本天皇秘密向黑龙会头子磕头，这将是一幅什么画面？世界上，只有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国，才有这种怪现象吧？（《蒋介石向大流氓磕头拜寿》）

论蒋介石之二

宁波从明朝以来就是有名的商埠，这里人精于做生意，在上海尤有恶势力，所谓“无宁不成埠”是也。但是虽精于做生意，却往往逆取不能顺守，做到头来，经常赚到金玉满堂后又赔个扫地出门，最后吃个茴香（回乡）豆，完蛋大吉。

蒋介石是浙江人，籍属奉化县，但奉化县从明朝清朝以来就属宁波府，所以他道地是宁波人。他虽冒充是周公之后，其实根本是奸商世家，并且是专卖生意。蒋介石从小在宁波府城西河沿的箭金学堂读书，后来在上海靠宁波帮做买空卖空的股票经纪，透过姨太太与浙江财阀搭线，搞上奇货可居式的政治，最后俨然成为中国领袖。这种过程，是全盘的宁波商贾逆取的生意，逆取以后，下场却是老子所预言的“金玉满堂，莫之能守”。最后被他通吃了的中国大陆又被他通吐了出来，不能顺守，扫地出门，最后连茴香豆都不得吃，完蛋到孤岛台湾来。（《蒋介石的时间表》）

论蒋介石之三

今天钦定的蒋介石传记与论述，无一不把这独裁者描写成反共抗俄的先知先觉；钦定的蒋介石言论与全集，也无一不展示这独裁者反共抗俄的先知先觉面。其实，这种伎俩，只能欺骗外行人而已，对内行人说来，就知道满不是这么回事。

在蒋介石当年的言论中，他无异自承是共产党的同志。虽然在共产党的内部标准里，却判定他是自私自利的军阀料子，还不配做共产党！这种判定，在张作霖搜查北京苏联大使馆后出版的《苏俄阴谋文证汇编》中，早有铁证。虽然如此，蒋介石无异自承是共产党的言行与造形，却十足给人他是共产党的印象，难怪老国民党谢彬写《民国政党史》，就干脆振笔直书，把蒋介石列为共产党“中国支部”的“干部人物”，而与陈独秀、李大钊、廖仲恺、谭平山、邵力子诸人并列矣！

蒋介石是共产党？（《蒋介石是共产党？》）

论蒋介石之四

硬定一个取舍标准，去教人肝脑涂地，不是合理的要求、也不是人道的要求。

但是，自己战败不死在首都南京的蒋介石，他落伍的大脑却不这样想。他总想别人为他做文天祥，才感快意。因而一律要求别人临难死节。职此之故，纵使他的手下，为他卖命多年、受苦多年、家破人亡多年，他仍然要为已甚，不准别人亲人团圆！手下戎马半生、又坐牢半生，难道还不够吗？答案是还不够！手下被敌人惩罚后，难道还要被自己人惩罚吗？答案是还要罚！这就是蒋介石的新三纲五常标准，——他强制别人做烈士，用心之苦、无情之烈，竟一至于此！

杜聿明是“天子门生”，他未能达到亡国天子的临难死节标准，为天子所不谅，但是，杜聿明对蒋介石以及所有逃到台湾的师长同学，他是洵无愧色的：没有我在前线殊死战，你们能在后方开小差吗？没有我在大陆十多年牢狱之灾，你们能在台湾享三十多年清福吗？你们一个个都是贪生怕死的革命军人，你们在台湾庆祝全家福之余，又有何脸面，苛责我家破人亡的杜聿明呢？（《杨振宁的岳母为何投共？》）

论蒋介石之五

一类是“临阵逃亡”，一类是“被俘或投降”。他对这种“寡廉鲜耻”的痛恨，情见乎辞。显然的，在蒋介石的大脑里，一、革命军人不应被俘；二、纵使被俘，也“只有自杀”才可以自赎，除此而外，全属无可原谅。

蒋介石是奸雄，他的基本意识形态是很复杂的。它包含了半吊子的中国上层封建思想、也包含了半透明的中国下层愚民思想、还包含了半瓶醋的西方和日本的近代思想。……它是这些思想的大拼盘，既半生不熟、又半新不旧。以这种“不幸做了俘虏”就“只有自杀”的思想为例，若说它纯是中国传统思想，并不尽然。

蒋介石要求人人做文天祥、史可法，悬格不可谓不对，但他忘了：宋朝养士三百多年，只出来一个文天祥；明朝敦励近三百年，只出来一个史可法，其他多是大难临头、望风跪倒的投降汉！何况，蒋介石自己何德何能，又能使人为他死节？蒋介石自己若适用同一标准，他自己在“西安事变”被俘时为何不“只有自杀”？他自己对在衡阳抗敌被俘归来的将军们为何大颁青天白日勋章？他自己在兵败山倒时为什么不“国君死社稷”式的死在南京？

所以，蒋介石所谓的军人要被俘不屈、“只有自杀”，事实上，他自己都做不到！自己都做不到却以最高标准要求人、骂人、整人、办人，这是更上层楼的“寡廉鲜耻”，我们不可不声讨之！（《蒋介石的被俘观》）

论蒋介石之六

人类自古以来作战，掘堤淹敌人的冠军，莫过于蒋介石；但干出淹敌人少淹同胞多菜事的，也莫过于蒋介石。

“数百万同胞的生命财产，都遭惨劫”的代价，如果真能发挥阻敌的积极效果，也自成一说，但是敌人照样侵略中国不误，并且还学会了“水淹七军”法回敬中国。1943年8月，日军就掘山东卫河之堤，淹死中国人民上百万。——蒋介石始作俑者，其有日本之后乎？（《<蒋总统传>信口开河》）

论蒋介石之七

蒋介石是现代中国最阴狠卑鄙的坏蛋，他一生中害了无数的同胞与同志，或杀或关、或辱或骗，……在这些史迹与血迹中，有一件最凸出的例子，就是他对张学良的阴狠卑鄙。这种阴狠卑鄙，项目繁多，大者有二：第一是诬张学良，使张学良一直背黑锅；第二是关张学良，使张学良一直不自由。

在诬张学良方面，对日本，明明是蒋介石自己下令不抵抗，却把“不抵抗将军”的大帽子，戴在张学良头上；对共产党，明明是蒋介石自己剿共无能，却把丢掉大陆的大责任，硬要张学良担负。蒋介石这样以舆论与历史丑化张学良，到台湾后，更花样翻新，他把1940年骗张学良写的《西安事变反省录》，交其太子蒋经国“公开发表”，蒋经国在1974年11月25日国民党五中全会就此大做文章，父子聚诬，张学良横被污名，至今未已也。历史上，一个人横被诬名，不洗于五六十年之前，亦不辞于八九十岁之后，张学良可考第一。（《<张学良研究续集>前言》）

论蒋介石之八

比较起来，袁世凯的“新华春梦”实在不如蒋介石的“金陵春梦”，袁世凯不甘形为总统而要形为皇帝，结果两样皆无；蒋介石甘于形为总统而实为皇帝，结果两样皆有，形式上，他把“总统位”传给了蒋经国；实际上，他传的无异是“帝位”——民国的总统竟沦为世袭，“中华民国”之去“中华帝国”也，又几希！（《蒋介石不如崇祯、蒋经国不如阿斗》）

论蒋经国

每在电视中看到蒋经国，就活像看了一段慢动作的纪录片。（《李语录》）

论蒋经国之二

从整个中国的比例与历史来看，蒋经国固乏善可陈有恶已作，试问他在台湾搞四十年的小朝廷，是否尚有可足“炳耀千秋”的呢？以我这种不肯曲学阿世的历史家看来，蒋经国在台湾搞四十年小朝廷的成绩，实在也大有问题。

歌功颂德者的主题有两个，一个是说蒋经国制造了“经济奇迹”，一个是说制造了“政治奇迹”。关于前者，歌德派的错误在溢美；关于后者，错误在胡说。台湾经济的发展，功劳是这个岛上人民全体的，不是蒋经国个人的，纵为了方便论个人功劳，尹仲容等也占前几十名，还轮不到蒋经国。蒋经国在苏联留学，懂的是格别乌，对经济却鸦鸦乌，他的经济政策，其实是恶魔附体式的。

四十年来的台湾经济，事实上是在恶魔附体下前进的，恰像那童话中赖在年轻人身上不肯下来的背上老人，他实在是前进中的一大负担。没有这种负担，台湾今日的经济发展，当不止于此。所以论定台湾经济发展，当从没有蒋经国岂不更好着眼，而不是有了他才很好着眼。事实上，以台湾此岛的本身条件，四十年的岁月，经济发展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领导者以中人之资、行无为之政，便可达到一定的成果，辜鸿铭讥笑袁世凯，说除老妈子倒马桶无须学问外，天下事皆须学问，但使台湾经济发展到目前程度，实在也无须太高的学问，当然恶魔附体式的学问是不行的。（《论定蒋经国》）

论蒋经国之三

蒋经国是真正祸害台湾政治的人。“政治”祸害的程度，才堪称“奇迹”。从1949年蒋介石下野起，蒋经国虽然名义上是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是“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是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但他另负“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实际责任、“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的实际责任，指挥一切党政特务情治机构，后来名义上是救国团主任、是国防会议副秘书长、是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是行政院政务委员、是“国防部”副部长、部长、是“行政院”副院长、院长，以至于最后干上总统，不管他名义上干什么，骨子里的一切党政特务情治机构，都归他指挥、都由他负实际责任。换句话说，台湾四十年的恐怖统治、四十年的严刑峻法军事戒严、四十年的人身自由没有保障、四十年的言论出版自由被迫害、四十年的集会结社自由被限制、四十年的在人权上的高压、四十年的民主宪政不能发荣滋长、四十年的志士服刑、豪杰受难、亲人望眼、稚子含悲、老兵有家归不得。……这些局面的形成，蒋介石固为罪魁、蒋经国亦为祸首，并且在执行上，他比他老子还负更多的实际责任。尤其在他老子死后这十二年来，他负的，更是无可推卸的绝对责任。所以，台湾四十年的“冰河期”、四十年在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上的大冻结、大逆退，蒋经国是众“妄”所归的真正负责人！

这一真正负责人，在四十年的强人统治之后，在死前几个月里、在衰病侵寻中、在美国人的一再压力下，只不过虚晃几着、搞一点开放党禁、报禁、探亲的噱头、一点换汤不换药的解严戏，有的成效如何尚未可知、有的愈解愈严变本加厉（如对书刊的查禁，竟杠上开花，用到“违警”、“妨害秩序”等法令，尺度之严，前所未有），就被海内外的马屁精赞不绝口，奉为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上的守护神了，这不是既无知又可耻吗？（《论定蒋经国》）

论蒋经国之四

在既无知又可耻的咚咚马屁声中，一个最荒唐的说法是：蒋经国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领袖。试问蒋经国就便是汉武帝了又怎样？汉武帝内多欲而外好仁义，死前三年时候，对被他统治了五十年的中国人民有所歉疚，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汉武帝尽管这么说，但历史上，并不因他有所歉疚，就把他五十年对中国的祸害置而不论，——历史的论定是绝不含糊也绝不客气的。如今把蒋经国四十年对台湾的祸害置而不论，这通吗？你可以说汉武帝繁刑重赋、信惑神怪、巡游无度、黩武穷兵、北逐匈奴、西通西域、东平朝鲜、南置九郡，因为这都是真的，但你不能说他是爱好和平的仁君；你可以说蒋经国繁刑重赋、信惑神怪、巡游无度、戒严弄兵、北卖外蒙、西通老美、东媚日本、南联新加坡，因为这也都是真的，但你不能说他是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上的守护神，正相反的，他的一生所做所为，正是这些伟大字眼的侮辱者与损害者，对他在这方面的赞美，是对自由、民主、人权、宪政的最大亵渎，面对海内外这样不明是非、众口一声，我不得不力斥其非、严正抗议。一个人踩你的脚，一踩四十年，最后他的贵脚高抬了一下，你却反而歌颂他，这叫什么政治伦理？又叫什么人间是非？要歌颂，该歌颂我们被侮辱者与被损害者四十年来对他贵脚的抗争、该歌颂任何使他贵脚高抬的客观压力与变化，而不是他的贵脚啊！至于政治犯陈映真、王拓、柏杨之流，在蒋经国死后所做的马屁之言，则更属失态之尤者，你们当年正是他贵脚脚踩下坐穿牢底的可怜虫，如今竟以逐臭为荣而不以为辱，真未免太忘本了吧？《论定蒋经国》）

论蒋经国之五

也许有人说：“声妓晚景从良，一世之烟花无碍；贞妇白头失守，半生之清苦俱非。”“看人只看后半截。”蒋经国既然宣布开放这个、解除那个，我们就该与人为善，称赞称赞。可是我认为，称赞任何人都可以，但不能背离事实与真相，蒋经国辣手摧花四十年，最后死前几个月才来了一点怜香惜玉的噱头，我们岂可轻予认定？这位“声妓”风骚四十年后才宣布（注意：只是宣布而已）老娘洗手不干了，这种最后几个月的“从良”，为时也未免太短一点了吧？

蒋经国不单是一踩四十年的台湾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上的真正负责人，并且在“政治奇迹”上，还别有“奇迹”，那就是他和他老子一样，不尊重政治制度，搞个人独裁。蒋介石出身青色上海流氓、蒋经国出身红色苏联高干，他们对政治制度的理解水平，本来就有限，蒋经国回国后，在庭训之下，红中带青，从做青年军总政治部主任，到搞小组织“燕廉”、“铁血救国会”、“中正学社”活动等等，走的都是不尊重制度、搞个人独裁的路线。这从台湾政治局面，迄蒋氏父子死亡之日，犹陷在党内无民主、党政不分、政出多元、一人领导等特色上，可以看出。（《论定蒋经国》）

论蒋经国之六

蒋经国搞“亲民‘秀’”，可算是他一生最精彩的演出。他光在1978到1981的四年间，就下乡一九七次、“与民同乐”一五五天。细部举例，像开东西横贯公路，他亲自入山二十一次；像盛产西瓜的丰田村，他连续五年来个五访；他一会儿到南部佛光山四度莅临；一会儿又到北部唐山木器行登门道谢。……歌功颂德者连篇累牍的称道蒋经国这种为政之道，殊不知这是为政的小道而非大道。中国政治哲学的为政大道是《淮南子》所说的“重为惠，若重为暴”。“重”是不轻易，统治者要不轻易施小惠，一如不轻易做坏事一样。统治者要节制自己，做到“无智”、“无能”、“无为”的三无。“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无能，故能使众能也；无为，故能使众为也”。正因为统治者自己不显配聪明、不炫耀能力、不捞过界下决定，这样大众才能发挥他们的责任与才干、才不做奴才。

民隐并非不可探求，但是这样子频繁、这样子毫无章法、这样子费事才能得到结论，那可未免太笨了一点。

整个的结论是：蒋经国瞎忙了一辈子，却从来不懂经国之道！

1950年，蒋经国说：“复兴活在中国，失败死在台湾。”他如今死在台湾，证明他一语成谶，也证明他的失败属实。这四十年，蒋氏父子本来有很好的机会，可以从容建立自由、民主的橱窗，可是他们太自私，结果先死后死，为天下笑，1958年蒋经国说他们“绝不会重走郑氏当年失败的旧路”，其实他们还不如郑成功，郑成功至少反攻到南京、至少传位到第三代。蒋经国宣布“未来蒋家的人不能也不会担任总统”，一时传为美谈，但他为什么不使自己不做第二代的总统？那样岂不更漂亮？他有四十年的机会、又有三十年的机会、又有二十年的机会、又有老子死后十二年的机会，他都执迷不悟，失掉了。如今以垂死之人、做无望之语，纵属临终悔罪之言，历史也不会饶恕他的！（《论定蒋经国》）

论蒋经国之七

蒋经国从1939年任赣南第四行政区行政督察专员起，到1949年逃台湾以至于死为止，实际所统治的中国，在赣南，不过两万三千平方公里；在台湾，不过三万六千平方公里，只占全中国的千分之二到千分之三，可见对中国的全面性统治，相差极远。他做青年军政治部主任、东北外交特派员、上海地区经济管制督导员办事处副主任，除了促成卖国的《中苏友好条约》祸害整个中国外，其他影响，不过一时一地而已，并且成绩都是负面的，谈不到什么事功。从整个中国的观点对他歌功颂德，比例自然不当。唐德刚把他上比毛泽东、邓小平等整个中国的统治者，可谓比拟不伦；许倬云说“经国先生的贡献，在中国历史上有其炳耀千秋的地位”，可谓肉麻已极。蒋经国在中国历史上的真正“炳耀千秋”，乃在他赛过石敬瑭，蒋氏父子把外蒙古割让给苏联，其祸害整个中国，比五代后晋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遗害二三百年，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石敬瑭卖国，换得契丹帮他打天下；蒋氏父子卖国，又换得了什么？蒋氏父子固石敬瑭之不若也！《旧五代史》说石敬瑭“其为君也……能保其社稷，高朗令终”。但蒋氏父子呢？其为君也，社稷都不能保啊！（《论定蒋经国》）

论蒋经国之八

蒋氏父子口口声声台湾属于中国，但他们所实行的，却是在台湾搞小朝廷；他们干的，是搞外省人的“台湾独立”，虽然他们绝口不说。“反攻大陆”也、“光复大陆”也、“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也，都是能说不能做的；“台湾独立”却是能做不能说的，因而他们挂中国统一的狗头，却卖“台湾独立”的羊肉。

蒋经国在垂死前夜，承认自己“已经是台湾人”了，正显示了负隅顽抗中国统一的心态。我说他不如阿斗，因为阿斗之罪，不过乐不思蜀；但蒋经国之罪，却在蜀乐不思中原——乐不思大陆（当然思也白思）。由此可见，真正扶不起来的，不是阿斗，而是别有其人也！

结论是：蒋介石不如崇祯、蒋经国不如阿斗，虽同为古今亡国之君、亡国之太子，但高下之分，一看便知。盖棺论定蒋氏父子，这一史家持平之论，也许可供启蒙也。（《蒋介石不如崇祯、蒋经国不如阿斗》）

论蒋经国之九

蒋经国在小手段上固然亲受共产党训练与“乃父亲手训练”，比阿斗高明；但在维持大局与对中国未来看法上，其实还不如阿斗。阿斗“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他能用到诸葛亮，“军旅屡兴而赦不妄下”，这是很不得了的成绩，比蒋太子只用奴才、空言反攻而军旅不兴赦却妄下高明多了。至于阿斗最后成全中国统一，知道“龙虎战争，终归真主，此盖天命去就之道也”。这也比负隅而不知“天命”者高明百倍。且阿斗班底中，还有北地王谌那种戈倍尔式“先杀妻子，次以自杀”的殉节之士，蒋经国有吗？一旦完蛋，丢人现眼可有得好看呢！（《唐德刚先生近作书后》）

论蒋经国之十

包启黄是国民党的“国防部”军法局长，由于把犯人财产霸占、老婆逼奸，还要处死犯人，心既狠、手又辣、屌又拔出不认人，被犯人老婆告了御状，他的主子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只好枪毙他了事。

包启黄出军法丑的事件，告诉了我们，靠人防弊是不够的，要防弊，还得靠制度。

戒严时期用军法判人，本就是一种易生毛病的制度，因为这种时期的军法判决，必然草率。为了防弊，在订定《戒严法》时，第十条就明文规定解严后人民可以无条件上诉到司法机关，以免冤抑。但是，这回蒋经国却站出来，下令手下喽啰强行通过《国家安全法》第九条，剥夺了《宪法》第十六条的人民诉讼权！蒋经国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他深知军法的黑暗绝不止于“包启黄的这一个阶段”，若真的依法给人民上诉，则出军法丑的事件，将千万多于“国民党包公（启黄）”时代者，所以，蒋经国收拾起“做官的不要糊涂”的官箴，“不管是大小案件”，都不要“认真处理”了！

包启黄作恶，是人的作恶，还有解严后上诉管道可寻解决；但是蒋经国作恶，是制度的作恶，把靠制度防弊的管道给堵住，解严后上诉机会都给掐死了。

比较起来，包启黄的毛病出在“大头”（脑袋）懂法律而“小头”（屌）不懂，蒋经国则是两头都不懂，故率法食人，蒋经国比包启黄还包启黄，此可断言者也！（《比包启黄还包启黄》）

论台湾与党外人士

——国民党有过去，没有未来；民进党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

岛国偏狭症

地理上，台湾是一个岛，一个大陆边上的小岛，不管怎么放大，先天上，“岛国的褊狭之见”（insular prejudice）总有它的比例。这种褊狭，配上外来的小圈圈，自然也就你圈圈我也圈圈。这种演变，是三十三年来在朝在野的最大悲剧。三十三年来，大家都变得鼠肚鸡肠，缺乏大气派。（《被封杀的“人民公敌”》）

什么样的反对者

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毕竟是多年局促在同一个小岛上的人，什么样的执政者，自然产生什么样的反对者，反对者如果缺乏榜样与警觉，就容易陷入迷惘与错路。（《放火的，不要变成放水的》）

要有批评党外的自由

我坚决相信，我不但要有批评国民党的自由，也要有批评党外（自我批评）的自由，党外若不许人批评，则其心态，又与国民党何殊？其度量与手法，又与国民党有什么不同？党外必须全面开放，让李敖像骂国民党一样的骂个痛快，才能证明党外的伟大，证明党外有前途。反过来说，凡是不能让李敖骂个痛快的党外，就是笨党外。（《我们要有批评党外的自由》）

党外太软弱

今天党外的一个缺点是：许多人的气质太像国民党了，许多人太软弱，以对美丽岛的入狱者为例，我觉得整个的党外都表现得软弱，因为大家整天就是要特赦要放人，这多没种！多没出息！这是根本上错认了志士仁人抗暴斗争的性质。

今天党外的普遍缺点是大家不愿真的牺牲（包括牺牲自己、牺牲人际关系、“牺牲朋友”、“牺牲同志”）、不愿真的受苦难、不知道“进步应以受苦者所受苦难的多少来衡量”的，结果呢，大家的表现只是粉拳绣腿而已、只是一群小表哥小表妹合唱大悲调而已、只是“亚细亚孤儿”的“望君早归”而已。（《“望君早归”不如“望君牺牲”》）

人权第一

党外该注意的是：人权保护比起消费者保护来，人权保护是大事；政治垃圾比起马路垃圾来，政治垃圾是大事；关怀所有囚犯比起关怀美丽岛囚犯来，关怀所有囚犯是大事；吊唁王迎先子女比起吊唁高玉树妈妈来，吊唁王迎先子女是大事；国民内政比起“国民外交”来，国民内政是大事。党外要为大事做得不够而脸红流汗，不必为并非最重要的事去花太多时间。党外要集中时间去做大事，而人权、人权、人权，就是党外的大事。

党外要为人权苦心焦思、为人权奔走呼号、为人权争吵、为人权打架、为人权同国民党你死我活。没有人权，一切都是假的。党外不争取人权，争到别的又有什么用？不管制镇暴车，买来新式飞机又有什么用？做奴隶的人，有何脸面代表主人去谈军售？做奴隶的人，只关心拿掉桎梏就够了！（《什么是党外最该做的事？》）

党外人士不必以弱者自居

因为国民党是以一党独大的手段来达成一党独大的目的，结果把公正、公平、公道等等都失掉了，他们虽然有一种“幼稚的势力”和“暴力”，但在精神力量和道义力量方面，他们却输给党外人士。党外人士吃眼前亏、受窝囊气，头破血流的、灰头土脸的，为大目标大方向奋斗，“德不孤”也“吾道不孤”，必然获得真正拥护公正、公平与公道大众的支持，必然获得真正拥护中国自由民主大众的信心。所以，党外人士不是弱者，党外人士也不该以弱者自居。国民党员不过两百万，其中绝大多数又是“门神党员”（门神党员的意思是：开门时他在里头，关门时他在外头，关门谈机密也好，分利益也罢，门神党员是不得参与的）；党外人士虽无政党形式，但一千六百万的非国民党大众，必然在公正、公平、公道的立场上声援党外，必然在自由民主的大道上反对国民党的自私。（《放火的，不要变成放水的》）

现实作风不能搞政治

要搞政治，粗心是不行的。今天党外人士在这一方面，做得好的很少很少，大部分都表现得现实而草率，有求于你，就热情澎湃；所求既遂或不遂，就鬼影不见了，用北方俗话说，这叫“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一派现实作风，令人讨厌。他们的大病在不知道人与人的关系不是“即溶咖啡”式的，人与人的关系要靠持续不断的细心、关切、照顾和礼貌，可是许多党外人士全没学会这些。这种作风，是不能搞政治的。搞政治固然要把握大方向，但是细心、关切、照顾和礼貌等“小”功夫也不可忽视。“小”是诚意，是使人觉得他被尊重、使人感到你推心置腹。成功的搞政治的人，必然在把握大方向之后，又能以“小”感人。当然你要不搞政治，也许就不必如此，你可以自私而任性，在做人上，贝多芬是很菜的人，但他仍是成功的音乐家。但要做成功的政治家，不会“小”是不行的。（《党外人士不够小》）

不可同负一轭

为党外人士计，党外人士真正该走的方向，不是走与虎谋皮的歪路，而该走不与国民党做任何合作的正路。

党外人士在真正了解国民党以后，必须大彻大悟到，同国民党——任何造型的国民党——“同负一轭”，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在真正的自由民主的长路上，我们要自己走。国民党“菩萨低眉”也好、“金刚怒目”也罢、“小霸王招亲”也行，我们都不要中计，都不要迷失我们的方向。长夜漫漫路迢迢，我们不把星光当成萤火，也不把萤火当成光明。我们就是我们，我们不是国民党！（《泥罐、铜罐、与共识》）

自大狂与自闭症

有自大狂的人最适合进民进党；有自闭症的人最适合坐牢。（《李语录》）

同样货色

国民党是中国人，它都要骑在自己人民头上；台湾人即使不是中国人，它不朝自己人民的头上骑吗？独立了又怎样？看到目前这些政治杂碎的嘴脸，可以断言的是：他们骑自己人民的作风，跟国民党别无二致，他们是同样货色啊！（《李敖札记》）

即溶党外

党外新贵们绝大多数是“即溶咖啡”式的“即溶党外”，他们头一天还是勾结国民党特务的外国博士呢，第二天就摇身一变成了党外；他们头一天还是倒好人帐退票坐牢的卑鄙小人呢，第二天就摇身一变成了党外。……这批人在学历上，高自博士也好，低至联考水准以下也罢，人品方面之为投机分子，别无二致。换句话说，这批人在党外，并无实际功劳，只是虚骄身段，一切只是一冲水、就上场。党外落到这批人手里、被这批人篡夺，就好像辛亥革命果实被蒋中正篡夺一样，党外是什么下场，看今日蒋家字号的“中华民国”可知也！（《怀念郑南榕》）

论党外新生代

新生代就要像新生代，就要表现青年人的是非感与正义感，就要横冲直撞的像个青年人。新生代不走这条路，而走圆滑的路，最后左右逢源未必，里外不是人倒是真的。从长程看，是得不偿失的。

新生代自己有足够的青春做试验，但环境没有足够的机会去给你做试验，所以，常常是一着错，满盘输矣！（《“青天大番薯：小的有冤上诉！”》）

不能只做一半

一个人不能同时维护上帝又姑息魔鬼，歌颂上帝是不够的，你必须同时打击魔鬼；肯定正牌是不够的，你必须拆穿仿冒；尊重李敖的党外纯度一百是不够的，你必须揭发别人是国民党同路人；宣扬李敖侠骨柔情是不够的，你必须点破别人对他的忘恩负义。（《你不能只做一半》）

台湾人应努力做反对派

台湾人必须学到拒绝给国民党任何金钱与人力，用同仇敌忾的决绝，与国民党断绝往来，不跟国民党打任何交道。台湾人要练习在品格上做一名狷者，做狷者虽难免“过正”，但是在一片是非颠倒、敌我不分的混沌里，“矫枉”的激烈态度，就自有必要。台湾人要努力去做反对派——够规格的反对派，不要再怪现象百出，成为人类历史中的笑话！（《台湾人的政治规格》）

埋怨的自由

这个岛的原名，不是“台湾”而是“埋怨”（台语），我相信，国民党在有生之年，是绝对不会把政权开放给人民的，人民不要妄想可以抢到他们的政权。但是，如果人民能够抢到一点“埋怨”的自由，也就很“台湾”了！

让我们先从国民党手里，抢到言论自由、抢到不能“民呼”也要“民吁”的自由、抢到埋怨的自由。至少至少，我们要有埋怨的自由，国民党至少要划分给我们埋怨的自由。——因为国民党再横行、再伟大，也不是上帝啊！国民党再臭美、再神气活现，也该知道上帝也让人说话啊！（《秘雕案的案外意义》）

止于至善

真正伤害党外的，不是党外不去为“善”，而是党外不去为“至善”。党外只以为他们做的是“善”就够了，就是“善良高贵的行为”了，其实这是不够的，“止于至善”才是我们的“观念和规格”。（《“蓬莱岛案”的再讨论》）

政客抬头

今天的党外，自其同者而观之，则是貌若国民党以外的人；但自其异者而观之，则是貌合形离的各路人马。各路人马的形成，品类极杂，但大体上说，政客局面的公职人员，最为拉风。这批人因为基础是政客，所以名为党外，实非党外；纵为党外，也动辄放水。最具这种类型的人，不是今天的党外公职人员诸公，反倒是苏南成。

苏南成的拉风，象征着国民党的没落、党外的没落，而是政客的抬头。苏南成是打着党外旗号做投机生意的最拉风者，党外公职人员们，其实很少不是苏南成的格局。他们如今是党外，但是只要国民党对他们使一点按摩功夫和拳脚功夫，他们就立刻不党外了。

今天衮衮党外巨头没变成苏南成，其中重要原因是国民党没出到给苏南成一样的尺码。如果国民党尺码大点，我真怀疑究有几人不是苏南成？看到他们放水放得那么快、看到他们从劝进蒋经国到投票蒋经国、看到他们一个个对国民党的低三下四，我真忍不住说他们是“准苏南成”，只是脸蛋稍俊、脸皮稍薄而已。（《真和尚与真净土》）

占着毛坑不拉屎

海外组织新党，对在台湾组织新党（如果组织的话），并无害处，唯一害处也许只是使一些“占着毛坑不拉屎”的美丽岛事件受益人脸上无光而已。按人间常理，一个人提着裤子上毛房，蹲在毛坑上，占着毛坑，当然要拉屎，不管是干屎稀屎黄屎黑屎，他总该拉。可是他占着毛坑、蹲在坑上，却居然死皮赖脸，硬不拉屎。他不拉一大堆，反倒说了一大堆，推托什么没吃饱、闹胃病、生痔疮或便秘之类，其实都不能成为赖着不拉的理由。尤其不可以在别人的毛坑上拉屎之际，还说大话与风凉话。所以，尤清等人的谈话，是非常不得体的，至少此时此际，这些谈话是可以不说的。

何况，海外新党的姿势，一开始就很低。他们坦白表示：一旦台湾组织了新党，他们在海外的党，就愿降为台湾新党的海外支部或根本解散，这种低姿势，尚不能取悦或见谅于尤清等人，就更不可理解了。（《有感于尤清等人的谈话》）

领袖的条件

目前岛上的党外人士，没有一个人的格局优秀到能成为党外的领袖，搞小山头的格局还可以，勉强要当领袖，则会给人有“望之不似人君”的感觉。

要成为领袖，必须要有一定的眼光、勇迈、气派、度量、虚心、以及礼贤下士的态度。我眼里所看到的党外人士没有一个具备这些条件。

我觉得党外一个最重大的问题是，不管是在公政会或编联会，他们这些人根本都不是搞政治的材料，找不到一个搞政治的高手。（《光靠龟儿子是不够的》）

凭道德与是非

苏南成事件所表示的，是百分之百的“公德”事件，是一个严重的道德问题、严重的政治动向问题。这问题是根本的，因为不谴责苏南成，就无异默认无耻政客的路线、无异坐视可怕的小人当道的出现；不谴责苏南成，无异是在道德标准上的一种同流合污、是对人间大是大非的一种亵渎。党外巨头们何不想想：我们是凭什么反国民党的？凭刀吗？不是；凭枪吗？不是；凭能干吗？国民党才吏满坑；凭金钱吗？国民党钞票满谷。……我们凭的，其实只是一样，就是道德与是非。我们深信国民党已经没有道德与是非了，他们在道德上与是非上同我们讲、同我们辩，他们都要输；我们站在正义路线上、公道路线上、顺天应人路线上，从长程看，我们一定赢。正因为这样，凡是涉及道德标准与大是大非上，我们绝对不能沉默、绝对不能中立、绝对不能客气、绝对不能做乡愿、做烂好人！（《不是他个人的事》）

要尊敬先驱

黄玉娇她年纪很轻，却已是资深的党外先进，二三十年来，她为党外受苦受难，许多细节，已经被党外人士健忘了。

对先驱者的尊敬，是从事正义活动的人不可忽略的一件事，今天党外新贵们的态度，有时太粗糙了点，粗糙得近乎忘恩负义，这是很令人寒心的。他们还没拿到政权，就已这副德行，一朝权在手的时候，还得了吗？所以，党外新贵需要再教育。（《别帮国民党讨姨太太》）

不务正法

党外人士有那么多，并且人才济济，为什么事事要议员级的把持？并且全面把持？议员级并非不好，而是太照国民党体制内的框框行事了，好像一个党外人士，不做议员就不行似的；或做议员下台就没有地位了似的，这种“议员铨叙法”，未免太势利眼了、未免太跟着国民党眼光溜溜了，是要不得的。中山堂的共同声明，颇多败笔，像制定“国家基本法”，就是其中之一。国家基本法在意识形态上，与国民党临时条款的意识形态太像了，说破了，它实在像是党外的临时条款，主张国家基本法的人，其实也犯了和国民党一样的“不务正法”的毛病。因为它同样是对“正法”宪法的一种三心两意。宪法固然缺点和不足之处极多，但是从政治技巧上、从利弊权衡上，主张护宪该是最聪明的、指摘国民党违宪该是最正确的。党外人士一方面主张“取消临时条款”予人棒喝，他方面又弄出个“制定国家基本法”贻人口实，未免太笨，真要给李敖这种奸雄笑死了！（《别帮国民党讨姨太太》）

抢骨头

郭国基说，“国民党把鸡吃了，剩下鸡骨头给我们来抢、来竞选”，真是一针见血之论。虽然郭国基仍不免于抢骨头，但他真的能警觉到这一点，不是洋洋自得，而是满怀悲愤。在国民党体制下抢骨头，抢到了该是志哀，不该是庆祝，肉都给人吃了，他妈的啃着骨头庆祝什么？要知道在这种体制下，“日理万机”实在赶不上“日理一鸡（鸡巴的鸡）”，不理鸡而去理鸡骨头，真是傻不鸡鸡也！（《政治与生殖器》）

对瓶派缺乏了解

所谓党外人士邀请民、青两党共识座谈会，党外人士诸巨公，这次做这种“统战”，对象完全弄错。“统战”也是要选择对象的，怎么可以“捡到篮子里就是菜”？怎么邀约起“厕所里的花瓶”（青年党）和连“厕所里的花瓶”都不如的（民社党）来？

党外诸巨公岂可对这些瓶派人物如此缺乏了解？瓶派人物跟国民党的尾巴关系、附庸关系，早已是定说，党外人士如果非入厕不可，也该是毛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岂可与花瓶为伍？怎可自贬身价如此？结果竟还为瓶派人物所赚——被他们拒绝起来了。我真不明白费希平、康宁祥诸公为何如此无见识、无手段。政治如此搞得不上段，真要被国民党笑死了。（《毛坑里的石头与厕所里的花瓶》）

前车之鉴

青年党的历史与心态，很值得今天党外人士的觉醒。党外人士能有今天这点小局面，是来之不易的，但是却毁之很易的。如今有一些党外人士，他们显然在走“黑头老年”的老路，整天想持盈保泰，整天想与虎谋皮，整天想用与国民党协商的办法来取得谅解、存在与地位，这样发展下去，他们显然会有愚蠢的下场。青年党的前车之鉴，就在我们的眼前。有朝一日，党外人士也沦为李璜式的“让我每天都来配合政府”了，那时候，党外人士就老化了。到目前为止，一些党外人士在生理上虽然大多年轻，但在心理上，却经常显示出老成的、老奸的、老油条的面目，对国民党只肯打高空，不肯打硬仗。（《青年党内与老年党外》）

党外人士的力量

立法院党外人士所象征的，绝不是几个立委个人，而是精神力量与道义力量。若不从这个观点上看，而从几个个人观点上看，那当然会有“彼此力量悬殊太大”的感觉，而觉得国民党人多势众，而觉得自己是少数是弱者，因而国民党一来疏通，一戴高帽，就趁机下台，放水了事，这种怯场的心病，都在于这种党外人士忘了自己是强者，忘了自己是得道多助的人。因此，我要特别指出：党外人士不该从皮相上觉得国民党的力量比我们大，正相反的，要从深刻的观察上了解我们也是有权有势的人，我们的力量，其实比任何没有精神力量、道义力量的人，都来得大。一百个国民党尸居余气的老立法委员的力量，其实赶不上百分之一康宁祥的力量大，这是真理，难道康宁祥还没有这种信心么？（《放火的，不要变成放水的》）

台湾人的政治规格

“台湾人的政治规格”有它的地区特色。我点破这是“土地教化使之然也”的结果，我说：“台湾地区的‘土地教化’，是很可怜的，它先后被日本人、被国民党轮着干，干了八十年下来，这个地区的人民，走狗派也好、反对派也罢，都沦为怪胎了。”这种“土地”，配上外来的“教化”，自然会产生它的地区特色。在大陆上，大家不喜欢宁波人、不喜欢上海人、不喜欢黄陂人，……并不是这些地方没有好人，而是一般说来，由于“土地教化使之然”，这些地方多出坏东西。……反对派写文章，会“自动献媚”；反对派在议会，会“自动护航”；反对派表决时，会“自动上厕所”；反对派在孙运璿生病时，会“自动慰问”；反对派在劝进蒋经国连任时，会“自动签名”；反对派在投蒋经国票时，会“自动亮票”；反对派在被放出来时，会“自动感谢政府德政”、会“自动拜访李副总统”！……这些规格不对。（《政治规格的讨论》）

不团结就是力量

因为党外本身都是乌合之众，所以，只要是构成领导性、号召性或有发言地位的，都变成明星。美丽岛事件时，国民党已经抓了一大批明星，现在剩下的是一些残余的明星。明星要成名需要一段时间或特殊机遇，所以我们要珍惜这些明星，因为明星一被抓就等于毁掉了。

我觉得党外走明星路线是正确的，各人搞各人的山头。过去许信良托人找我，希望我合作，他说：“团结就是力量。”我转话给他，我说：“回县太爷的话，不团结就是力量。”因为，不团结可以个别存在，保存一点元气，团结就会被一网打尽。（《吐他一口痰》）

宫廷机诈不可学

纵使如康宁祥和他的《八十年代》所调教，大家要学“国民党”的“自家本领”、要学“宫廷机诈”，我看最后的下场，也是“小偷遇到贼祖宗”，是绝对得不偿失的。因为这种权谋术数，老共考第一，老国考第二，老康考第三。老康的一套，对付天真的党外人士和选民，也许游刃有余，但对付老国民党来，却只有挨刀的份。《八十年代》捧“老康的功夫招式”，其实那些招式只是粉拳绣腿而已，凭那些粉拳绣腿对付国民党“小霸王招亲”，结果只是香汗淋漓、气喘咻咻而已。以“立法院杯葛事件”为例，国民党只派出三流角色“立委”党部书记长周慕文，在老康身上一阵乱摸，老康就全无还手之力了：警备总司令照样悍然不来，党外杯葛案照样提不出，国民党的所谓诚意照样是废纸，康宁祥的“功夫招式”照样是阿Q阿呆阿木林，这些纪录，难道还不能使我们觉醒吗？这样的低段、这样的败招，还想耍积七十年经验的国民党吗？这可未免太小看国民党了。国民党虽然打共产党打不过，逃到台湾，但是打党外小子却绰绰有余，党外还想同国民党斗权术吗？（《战斗是检验党外的唯一标准》）

战斗才是党外的正路

真正党外的正路、党外的康庄大道，乃是殷海光所说的：“必须要有一种新的思想打前锋”，而不要“囿于台湾目前流行的这一套老想法或官制的意识型态”，因为那“根本就是旧思想，陈腐的观念”。党外的正路、党外的康庄大道无他，死心塌地的走西方自由民主的路数而已矣。在自由民主的路数上，党外只该有堂堂之阵，不该有粉拳绣腿；只该有正正之旗，不该有花枝招展；只该有杯葛、制衡、不合作，不该有与虎谋皮；只该有一次又一次的“苏秋镇型”的战斗，不该有一次又一次的“康宁祥型”的放水。我们要深信：“战斗是检验党外的唯一标准”。任何党外人士，不论他为党外做过多少事、立过多少功，一旦他退出战斗，我们就要督促他、批评他，请他掏出武器，继续努力。（《战斗是检验党外的唯一标准》）

勉励党外青年朋友

乡愿气的最可恶之处，在于它使人没有勇于坚持“是非标准”，而屈服于“利害标准”。

党外朋友办杂志，都不能充分坚持“是非标准”，而经常把“是非标准”以外杂七杂八的因素，因小失大的纠缠进去，他们经常是被乡愿气所包围，自己也就不能不乡愿。他们都是热诚的、进取的好青年，都有心为善，可是他们都在乡愿的环境里长大，结果经常在重要关头，脑袋就少了一根筋，做出重大的错误决定。更严重的，是做了错误决定以后还不自知、还强辩、还“死鸭子嘴硬”，这真是他们的悲剧。

我希望党外的小朋友们不要这样好脾气，他们该有一些鲜明的充分坚持“是非标准”的火气，他们不该在这种年纪，就窝窝囊囊的做乡愿。小朋友们都是我的好朋友，我实在要站在“李大哥”的立场，隔着代沟，说几句不中听的话。小朋友们若不警觉他们已被乡愿气感染，他们必然都有着没有前途的未来；他们在比我小一二十岁的年纪，都赶不上我的坏脾气，等他们到了我的年纪，还有什么指望呢？

我满心希望小朋友们不要做过我们而入我室的乡愿，要做乡愿去做国民党好了，何必做党外呢？（《小朋友，别乡愿！》）

第一流的强者

匈牙利政治家噶苏士，曾表示站在中间的，是一种软弱的证明。真正主持正义的人，他必然也必须立场明确，立场是鸟就不是兽，是兽就不是鸟，而不是似鸟非鸟，似兽非兽。对这种软弱的四不像，我们应该有所厌恶。孔夫子讨厌紫颜色，因为紫的颜色，对正宗的红色是一种搅局、一种似是而非。邱吉尔说他不喜欢委靡的棕褐色，他“不能假装对颜色不偏不倚”。真正第一流的强者，他一定不管造次与颠沛、荣枯与浮沉，永远保持他的本色，以本色示人、以本色战斗。（《蝙蝠和清流》）

应把党籍交代清楚

我认为：“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的勇者，应该把他跟国民党的脐带关系交代清楚，公开交代清楚，不要闪躲这个问题。这种勇者大可公开脱党，公开宣布脱党的光明正大理由，公开表示他要为公谊抛弃私谊，为国是揭发党非。他不该在党籍上采取不了了之的态度、暧昧的态度、随便脱离了的态度、或是腼腆的态度。（《我的殷海光》）

论许信良

国民党通缉许信良，许信良也绝，你通缉，我报到，买了飞机票，就要来台湾。可是国民党却千方百计不让他入境，包括给航空公司压力，拒绝搭载他。许信良北起日本，南到菲律宾，在台湾头顶上绕着飞，一意要空降；国民党却全力来防他，上穷碧落下黄泉，一律堵得凶。国民党堵许信良不稀奇，稀奇的是它的理由。

在历来国民党的通缉大业中，最妙的，莫过于许信良这次了。许逆信良是通缉犯，此番却万里投案，要自己送上门来，让国民党抓。国民党中情已怯，怕生事端，对通缉犯竟采缩头主义，闭门不纳。堂堂政府，公然弃置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规定于不顾、公然牺牲法律威信，以致腾笑中外，真是鲜极了！许逆信良的通缉犯来犯，证明了国民党的通缉令，实在已是具文之尤。——一个“政府”竟被通缉犯羞辱作弄，一至于此，国民党真气数尽矣！

可笑的是，气数已尽的国民党，如今气为人夺，不但宁肯让犯人逃掉，并且宁肯也让法律逃掉。国民党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了，有的只是一张无奈的老脸，在通缉哀乐里叹息。（《宁肯让法律和犯人一起逃掉》）

论郭国基

郭国基先生在1900年（清朝光绪二十六年）生于屏东县东港镇，1925年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法学部，1929年和日本铃木久代女士结婚。他虽“进出”了日本老婆，但他对日本的“进出”中国，却非常痛恨，他在1920年就投身台湾留日学生的“新民会”，连任干事六年，每次开会都放言民族大义，语惊四座，台湾耆宿林献堂说他是“郭大炮”，从此他就外号“郭大炮”。

台湾光复后，郭国基先生去做民意代表，除了1950、1963年两次落选外，历任高雄市参议员、台湾省参议员、台湾省临时议员、第一、二、四届省议员及增选立法委员。1970年5月28日，他死在立法委员任上，活了七十岁。他在竞选时喊过“赐我光荣，死在议坛”的话，最后一语成谶，他真的这样死了。

从1948年到1968年，前后二十年间，不论他遭受国民党的多少迫害，他都没有因为对国民党的厌恶而影响到他基本方向的清明，而影响到他对整个中国的热爱，而影响到他采用狭小的眼光舍弃他对整个中国的关切。（《怀念郭国基先生》）

论彭明敏

彭明敏因为被蒋介石特赦，先行出狱，因为国民党失信，不准他回台大，他颇为索寞，与我来往甚密。魏廷朝、谢聪敏都是他的学生。而我不是，虽然也称呼他为彭老师，但两人以朋友相交，我相信我最能了解他当时心境上的变化。

他跟我多次联络，是朋友式的，并无拘束。彭明敏给我的印象，是位高雅的绅士，待人接物非常有礼貌。但是礼貌也不妨碍我们之间有时开开玩笑。但有两件事，我从来不跟他谈，第一，关于他断臂的事，他从不主动讲，我也不问；第二，我们从不谈台独的事。大概这两个话题双方都太敏感，也都知道对方的答案吧？我不但没跟彭明敏谈过台独问题，跟魏廷朝、谢聪敏也没谈过，这一真相，杀掉国民党他们也不会相信也！

彭明敏是国民党当年最早提拔的青年才俊，你看看他的资历：博士、台大政治系主任、联合国代表团顾问、阳明山会谈参加者、跟钱复同为第一届十大杰出青年……只要他不那么锋芒毕露的话，我敢断言，今天的“副总统”是彭明敏，而不是李登辉。李登辉那时只不过是农复会的一名技正而已。李登辉成名在我之后，像这样的笨东西，国民党竟然会提拔他干“副总统”！原因无他，典型奴才耳！彭明敏这样优秀的人才，国民党拉拢不到，我认为是这个人非常有志气，台湾被日本与国民党前后摧残八十多年，像这样有志气的台湾人真是不可多见！你看看，像党外人士、像高玉树、像张贤东，乃至像今天民进党的作秀派大员们，国民党稍微给了一点好处、一点面子、一点虚荣，就马上变了。而彭明敏则不然，他是蒋介石“召见”过的人，可说是几乎到手的东西，他却弃若敝屣，甘愿当个反叛者。我希望台湾人能够以彭明敏为师，学他的志气。一般说来，台湾人太没志气，而彭明敏却是一个例外。没志气是打不倒国民党的。（《对黄信介、张俊宏、魏廷朝出狱的杂感》）

论尤清

他是一个天真而单纯的人，不像是政治人物。因为他没有政治人物那种圆滑和技巧，我觉得他是个随兴之所至、飘来飘去的人。

我认为尤清应该利用监委的名义和声望，去做监委职责以外的事。因为他应该清楚的知道，他在监察院是无能为力的，他连一个附署提案的人数都凑不足。他到南部去时，很多人向他递状子，可是他接受那么多陈情，能够处理哪个案子呢？他很难一个人做到的。像这次尤清和康宁祥、张德铭、黄煌雄一行四人到美国，你看他们的出场和照相顺序，不管是招待记者还是在飞机场，老康和张德铭都在中间，尤清和黄煌雄都被挤在一边。如果尤清懂得政治技巧，他就应该挤到中间去，可是他不会挤，这证明他是非常天真的。（《吐他一口痰》）

论尤清之二

尤清过去并无尺寸之功于党外，只不过趁做美丽岛被告律师之便，在别人受难之际，坐直升机窜起。他是好人，有好造型与好学历，党外省议员把票投给他，使他轻易当上监委；在党外逼走不伦不类的费希平后，又轻易当上了党外公政会理事长。他得之于党外者，既超乎任何人之上，此番主持公政会，如能虚心求教于党外前辈，大公无私、捐弃小我、争名不先、攘利退后，纵然做了党外的最大受益人，我们也与人为善、乐观其成。不料，尤清自从当选公政会理事长后，不但监委式的说大话、做空秀积习不改，反倒色急式的抢起鸡骨头来。（《如此公政，何以服众？》）

论尤清之三

我总觉得，尤清是一个好人，但他太糊涂、太缺乏抓到问题核心的能力。他运气极好，光凭一个好造型、好学历，就在别人受难之际，自己坐直升机窜起成党外的大头。不幸的是，他的为人与才具，其实只能做李登辉式的figurehead而已，实在不足以表率群伦，或承当开创局面的大业，他误党外之罪，终不可免，只是其罪尚比不上康宁祥而已。

总之，尤清也、康宁祥也，他们号称党外，其实都是贻误党外的罪人。党外一天在他们的错误导向下，国民党就可一天高枕无忧。这些人“跟着巫婆学拜神”都不会，却妄想在国民党统治下耍手段、搞政治，真要被国民党笑煞也！（《有感于尤清等人的谈话》）

论林义雄

当然台湾人有他的特立独行之辈，一如宁波人、上海人、黄陂人也可能有好人，但是一般说来，台湾人玩政治，总是在“大同”之外又有“小异”，而此种“小异”，又为古往今来所罕见。方素敏在竞选之时，公然说台湾民主前途比林义雄重要，但是当选以后、林义雄出狱以后，她公然感谢“政府”宽大了、公然在立法院口头质询放水了。或说方素敏是家庭主妇，容或无知，不足深责，但林义雄呢？林义雄应该有知啊？林义雄出狱后，“自动拜访李副总统”，算是一种什么规格呢？自己被国民党下狱、被国民党刑求、被国民党灭门、被国民党羞辱、被国民党这个、被国民党那个，但是，在出狱以后，却对演双簧的“二珰头”跑去感谢，这又算是什么呢？林义雄出狱后，一反他过去的特立独行形象，这种规格，是很令人失望的。现在说他为他妈妈墓地奔走，但是，我真不明白，当林宅血案发生时，他在妈妈棺材上写字的决绝又意在何处？（母死不葬的抗议，又岂容忘之？）至少到目前为止，林义雄的一切表现都不再是他过去的自己，而是一个令国民党“龙心大悦”的自己，国民党这票生意，可真做得恩威并济名利全收呢！它抓你、关你、修理你、杀你妈、杀你女儿、杀你又一个女儿，最后关你多年还可得到宽大的形象、还可得到你的感谢、还可得到你出狱后的洗手不干，老老实实，凡此种种发展，岂不正是国民党的原案吗？岂不正是国民党的大获全胜吗？岂不正正鼓励了国民党、使国民党庆幸抓人关人杀人的得计吗？试问若没有林义雄、方素敏这样全力配合，国民党能这样又占便宜又卖乖吗？但是，林义雄、方素敏为何这样配合？他们的血仇何在？是非何在？大义何在？这些不可思议，求诸古往今来，都不可得，而只在这一台湾岛上赫然出现。（《我们没有明天》）

论林义雄之二

林宅血案发生时，他的意思表示似乎是以母死不葬做为抗议的，如今却把三具棺材，一一入土为安，这对他的身份与处境而言，就未免做得不够了。该做而做得不够、能做而做得不够，其实也是“不再干了”的一种；所做所为与自己的身分与处境不相称，其实也是一种逃避。林义雄先生直到今天为止，似乎都令我们失望。他说：“请你们看我的一生，不要只看我的一时。”这一抱负之言是很动人的，但是，动人的抱负必须要有行为来证明它，林义雄先生的行为呢？（《我们没有明天》）

论林义雄之三

政治中为了“上台”难免有恭顺之处，但是林义雄尚复何“台”可“上”，他又恭顺个什么？家里都付出了三条人命了，还在恭顺、恭顺、恭顺，对他眼中的“叛乱团体”一再恭顺，古往今来，苟有志气、有血性、有见识、有骨头的志士仁人，又岂可这样吗？但是，林义雄这样，又岂是林义雄个人的责任？他这样规格混乱，居然台湾人会原谅他、会不劝告他、会不督促他、会不责备他、不忍责备他，这种无知、这种不知爱人以德而只知爱人以姑息，却又正正是整个地区特色使然，这十足证明了这个地区政治规格的普遍混乱。正因为规格普遍混乱，所以林义雄、方素敏行之，不以为辱；众人和之，不以为异。以致嫦娥含泪于天上、老K含笑于地上、林家妈妈女儿含冤于九泉！对这些现象，我看了又看，实在看不过去，因此决定要揭发“台湾人的政治规格”，以为大家的炯戒！（《我们没有明天》）

论林义雄之四

我谴责林义雄的原因是，曾公开宣称国民党是叛乱团体的林义雄，以前是一位英姿风发的党外人士，那样的激烈、那样的优秀、那样的热情。可是被国民党关过以后，变成那样的悲痛、那样的阴沉、那样的苦相，我们不要看这样的反应，太懦弱了。

林义雄的表现证明国民党关人有效，关了你，可以改变你的人生观，这种一片死灰的行为，对国民党构成鼓励、对党外构成毒素，我认为应该要谴责的。（《光靠龟儿子是不够的》）

论江鹏坚

江鹏坚自当上立委以来，我总觉得他的作风太客气了，他对国民党“政府”说话太客气，过于温和，该鲜明表现党外的立场，往往自我失之。他搞台湾人权促进会，不拉拢党外人权斗士，却拉拢国民党同路人，也是自失立场；这次选举为背离党外的候选人站台助阵，也是自失立场。我感到他愈来愈在走糊涂的、阴柔的、莫名其妙的路线，其实这种路线又何劳他走？一个投蒋经国票的、既会自哭又会陪哭的周清玉，就足以包办一切了、就足以令人痛心了，江鹏坚又何苦如此周清玉化？大体说来，江鹏坚的立委做得只是“太平立委”，跟他竞选时的承诺——“党外护法”也、“唤回公义”也，距离尚远。他还有一年的时间证明江鹏坚到底是哪一种人，我们盼他改头换面一点，不要老是这副长相！（《别忘了自己的立场！》）

论苏南成

苏南成出身国民党又出卖国民党，投身党外又出卖党外，厕身黑社会又出卖黑社会，十多年下来，又回头重啃国民党的一对隆乳，有奶就是娘的表演“浪子回头”。这次重新变为国民党，用尽所有传播媒体，公然表态。

说来说去，所有肉麻的话都从他的厚脸皮下和厚嘴唇里出笼了！我必须承认，我对古往今来，阅人无数，但是像苏南成这样不要脸的，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古往今来不要脸的，一般说来，脸不要得还有个分寸，换句话说，他们至多只“转变型的不要脸”，而不是“回转型的不要脸”；是“去做浪子型”的不要脸，而不是“浪子回头型”的不要脸。只有苏南成能如此凸出，如此回转与回头，他的段数，真可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而要令那些低段的无耻之徒，要无颜见他、要掩面而退了！

苏南成十多年来所做所为，无一不证明他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不论对国民党、对党外、对黑社会、对任何罗盘方向的道德尺度，他都是一个“犯情重大”“品性过于恶劣”的不要脸的东西。国民党违背党纪，“率准恢复”这个不要脸的东西重新归队，这是非常可怕的一种短视与失落，国民党要自食恶果，并遗传流毒，也就自不待言了！（《台湾第一不要脸》）

论苏南成之二

明明是不要脸，却诡称有度量，这是一种更新的不要脸、一种更大的不要脸。

我真奇怪台南选民的审美眼光，不要管他妈的什么政见吧！光凭苏南成那张那么丑的脸，台南选民就该唾弃他、就该不要他。你们怎么选出长得这么丑又这么讨厌的家伙来！那副嘴脸，你们怎么受得了他？

我建议台南选民该严格限制苏南成，只许他在室内活动，垂帘听政算了，千万别再抛头露面。否则的话，一旦上帝明察，给看到了，上帝不用天火来烧台南才怪。上帝既烧过所多玛城、烧过蛾摩拉城，又何在乎再烧个台南城？（《当上帝掏出打火机》）

论康宁祥

放眼看去，在国民党的蝙蝠人物与党外的蝙蝠人物的互捧里，一切八面玲珑都变成了正宗，一切真正正直、有勇气的人，都变成了偏激分子，变成了美丽岛派！做事最多、受苦受难最多的，反倒不算正宗，反倒被目为旁门左道，那是哪一国的公道和正义呢？

所以，康宁祥的罪过不在他自己求名求利，得名得利，而是在他这种乡愿作风，使人们误以为他的路线是正道、是稳健，别人的路线就是旁门左道、是偏激、是盲动了。我敢说，今天党外的悲剧，许多受难人的不幸，康宁祥的作风多少要负责任，多少有以致之。康宁祥是别人被歪曲被下狱的受益人，一如谢东闵、林洋港是别人被歪曲被下狱的受益人，一如陶百川、徐复观是别人（雷震、殷海光）被歪曲被下狱的受益人。“恶紫，以其乱朱也！”有了万紫，就没有了千红，我们又怎么能不学学孔子，去讨厌讨厌紫色人物呢？（《论两面人》）

论魏廷朝

魏廷朝从1965年起就坐牢了，一直坐到今天。其中三进三出，长达十七年，真不愧是坐牢大王。他第二次坐牢，跟我同案，我所以和他同了案，又和他第一次坐牢有关。他第一次坐牢是跟彭明敏同案，彭明敏被捕时，身分是台大政治系主任，备受优待，魏廷朝借了彭明敏的光，少吃了不少苦头。魏廷朝身体极结实，反应又“迟钝”，给人一种厚重有力量的感觉。他第一次出狱后，彭明敏约他和我见面，我问他被国民党刑求的情形怎么样？他笑着说只被打耳光，没被刑求。我说听说耳光打得连你牙齿都给打掉了，这还不算刑求吗？他说：“太轻了，不算！”我和彭明敏听了，为之失笑。（《对黄信介、张俊宏、魏廷朝出狱的杂感》）

论陈鼓应

鼓应的长处很多，但他的大病在见识不足、不够坚定、喜欢政治投机，结果总是被人利用、跟着人跑而不自知。《文星》时代他跟着老包跑，《中国一周》时代跟着张其昀跑，《美丽岛》时代跟着群雄跑，为余登发桥头示威那一次，他竟跑到凤桥宫上香，这对鼓应说来，就是曲学阿世。——做高等知识分子的人，要给群众带路才对，怎可走迷信路线来讨好群众？高等知识分子要绝对为信仰献身，不打折扣，鼓应这样子飘来飘去，岂不给高等知识分子丢人？给殷先生丢人？

我认为鼓应实在干错了行。殷先生也早就指出鼓应是“诗人”。殷先生说这话有奚落的意味，因为总是在不同意鼓应时才这样指出的。如今我也顺手牵羊，继续说鼓应该去做“诗人”，他做“诗人”，应在余光中之上。他们又都是福建人，福建人应该出“诗人”。福建人搞政治的，多是吕惠卿、李光地等出卖朋友的二流货，第一流的极少，山川灵气之所钟，统计学上，福建罕出第一流的政治家，这是真的，如果统计学可靠的话。（《答陈平景》）

论陈鼓应之二

鼓应若不在大陆谈自由主义，将把殷门所学，尽付东流；若在大陆谈自由主义，又何能谈得下去？鼓应一生总是飘来飘去，没有主见，也不坚定，是一个不成格局的知识分子。（《李敖札记》）

论林洋港

有人以为林洋港先生的形象是能言善辩，我却认为他是多言乱辩而已。我劝林洋港先生停止他的大嘴巴，安静下来，接受思想家的领导。搞政治而不接受思想家的领导，只能变成政客，而非政治家。以林洋港先生的条件，如能认清这一关键，从此决心不再跟着国民党做传声筒，而做广大中国人民的代言人，我相信这才是他该走的路。（《给林洋港先生上一课》）

论林洋港之二

他有个不能控制自己的大嘴巴，连宪法都没有念通，他的头脑证明台大政治系的教育还要再加强，他是台大人的耻辱，想到他，就想到：“台大人，快走吧！”（《吐他一口痰》）

论江南

陈鼓应在北京招待中外记者时，曾说所遇到的朋友中，江南是“对国民党了解最透彻的，江南说他搭机离开台湾时就下定决心不再回台湾。当有人提醒他要小心时，他说李敖在台湾批评国民党都不怕，他还怕什么。何况他又是美国籍，相信美国政府会保护他的安全”。依我看来，江南对国民党的了解，实在不够“最透彻”，江南的“错误”是他不了解国民党的暗杀习惯。国民党暗杀人，为了卸责，常常在本土以外优为之。国民党暗杀汪精卫等人，地点都在本土以外。国民党在本土内暗杀，至少要负治安不良与破案困难的责任，但在本土以外干上一票，就可不负这种责任。所以有时候，国民党宁愿杀杀杀，杀到外国去。（《江南<蒋经国传>新版序》

论江南之二

李敖在台湾至现在发稿之日犹能免于被暗杀，重要原因之一是国民党投鼠忌器。——陈文成案以后，国民党百口莫辩，因此对李敖，只好另觅他法，李敖能够“苟存性命于乱世”，也正因为早已“闻达于诸侯”的缘故。这一知名度，对我的安全，的确帮助不少。江南被暗杀，真凶曝光，更加重了这一安全。所以，从某些角度看，江南的伏尸，无异方便了我们的挺身，事实上，他无异因我而死、先我而死、代我而死，追念这位在海外的老友，我真有不少隐恸。“江南说他搭机离开台湾时，就下定决心不再回台湾”，古人发愿于先，有道是“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可惜江南最后所见，不是“花枝”而是“枪枝”。虽然不归之言，一语成谶，但是讨厌国民党、“不再回台湾”一点，却也有志已酬。国民党一日在台湾，台湾即一日无可恋，江南身死异域，亦是大好，魂兮魂兮，不必归来！（《江南<蒋经国传>新版序》

论柏杨

柏杨在给高琛的信里，就有“《自由中国》是国内反对政府最烈的刊物，这刊物的本身，已充分表现出我们的祖国是自由的，而且具有高度的自由”的回护官方之言；而最有讽刺对比的，是他在被捕之日，他在自立晚报上发表的，竟还是响应“蒋夫人的号召”！《给孙观汉先生的公开信》）

论柏杨之二

我对柏杨的义助，主要乃基于同情与人权，而不在他是一位作家。从作家标准上看，我从来深信：凡是跟着国民党走的作家，都不足论。柏杨是跟着国民党走的作家，当然也不例外。柏杨的专精和博学训练都很差，他没有现代学问底子，作品实在缺乏深度、广度与强打度。柏杨的文字有一股格局，不外是口口声声“糟老头”啦、“赌一块钱”啦一再重复的滥套，他的存货和新货都是很贫乏的，所以只能靠耍嘴皮来做秀，谈不到深度和广度。至于强打度方面，他攻击的上限比何凡高一点，他敢攻击警察总监，于是就“三作牌”得周而复始。我真奇怪一些读者怎么受得了他那点翻来覆去的老调儿，我真怀疑这些读者的水准！（《柏杨忘恩负义了吗？》）

论柏杨之三

在李敖为义助柏杨而冒险犯难、而构成李敖入狱黑罪状之一的时候，李敖心中只有一义，并无其他，更非希冀柏杨他年会报答什么，因为这种义助，是基于同情与人权，而不是冀望有什么报答。但按人间常理，助与被助之间，施者固然一无所求，受者却当感恩怀德。若受者不但不感恩怀德，反倒有恩将仇报之嫌，这就未免太逸出人间常理了。古代“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介之推是高人，他不介意。但是介之推若在“禄亦弗及”之外，居然还被他帮过忙的人倒打一耙，这恐怕纵是介之推，也要咽不下这口气，要说上几句吧？孙观汉爱柏杨以德，并深知李敖营救柏杨内幕，总不忍“纵容”这种道德标准、这样对待李敖吧？柏杨这样子不辨敌友，于李敖固无损，但于柏杨自己，恐怕中夜自思，会有一点过意不去吧？（《柏杨忘恩负义了吗？》）

论柏杨之四

柏杨出狱之后，他对国民党的高速表态，颇令我感到失望，他做中国大陆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二次发表捧场之文，使我觉得他做的，好像是给关他的人挂勋章似的。他在《柏杨诗抄》的“后记”中还写出“只缘家国迈向新境，另开气象，昔日种种，已不复再”的话，其回护国民党心态，恍然如昨。（《给孙观汉先生的公开信》）

爱情哲学

——哲学是坐而言不如起而行，爱情是坐而言不如卧而行。

他们不配谈恋爱

在老祖宗中，尾生不配谈恋爱，因为太痴情；张生不配谈恋爱，因为太下贱；吴三桂不配谈恋爱，因为太混球；唐明皇不配谈恋爱，因为太胆小，马嵬坡军人一起哄，就吓得赶紧把杨贵妃杀了，落得袁子才骂他“到底君王负旧盟，江山情重美人轻”，他这个人，若在今天碰到收恋爱税的小流氓，一定丢下女朋友自己先跑了！（《张飞的眼睛》）

不永恒也不专一

有人说“爱情是盲目的”，其实盲目的人是不配谈恋爱的，因为他们不会谈恋爱。盲目的人根本不懂爱情，他们只是迷信爱情，他们根本不了解爱情真正的本质：爱情不是“永恒的”，可是盲目的人却拼命教它永恒；爱情不是“专一的”，可是盲目的人却拼命教它专一。结果烦恼、烦恼、乌烟瘴气的烦恼！（《张飞的眼睛》）

正视爱情的本质

现在人们的大病在不肯睁开眼睛正视爱情的本质，而只是糊里糊涂地用传统的绳子往自己脖子上套。感情这东西不是阴丹士林，它是会褪色的。岁月、胃口、心情与外界的影响，随时会侵蚀一个人的海誓与山盟，很多人不肯承认这事实，不愿这种后果发生，于是他们拼命鼓吹“泛道德主义”，他们歌颂感情不变的情人，非议变了心的女人，憎恨水性杨花的卡门，同时用礼教、金钱、法律、证书、儿女、药水和刀子来防治感情的变，他们要戴戒指，意思是说：“咱们互相以金石为戒，戒向别的男女染指！”这是多可笑的中古文明！（《张飞的眼睛》）

不懂恋爱的真谛

我们的社会虽然大体脱离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老路，可是青年男女并不懂得西方自由恋爱的真谛，西方的女孩子会很快地放胆去爱她要爱的人，爽快地答应他的约会，热情地接受他的做爱。可是我们中国的小姐们却不这样，她要先拿一大阵架子，她要先来一次诚意考试，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办法去吊男朋友胃口，一而再，再而三，她那种有耐心的考验，好像个筛子，筛到后来，菁华筛走了，只剩下糟粕；有骨头的男人筛走了，老脸皮厚的庸才却做了丈夫！（《张飞的眼睛》）

以坦率的真情来相爱

在新的爱情的世纪里，每个男人都有广大恢廓的心胸，女人也藏起她们的小心眼儿，大家以坦率的真情来真心相爱，来愉快的亲密，如果必须要分手，也是美丽地割开了这个“戈登结”。（《张飞的眼睛》）

情变

导致情变与婚变的基本因素还是社会不开放，男女交际不够自由，相互认识的可能率太小，所以一下子瞎猫碰到死耗子，便如获绝宝，死命抓住不放，一发现对方有二心，便以刀枪盐酸对付，而“禁不起人生的平常变化”。至于说该守贞操，不要有二心，这也不是正视现实之论。瞎猫眼睛会亮，死耗子身体会复活，一旦发现新欢的确胜于旧爱，在巴黎美人面前做柳下惠，岂不是强人所难吗？所以问题的终结，还是社会转型未到家的缘故，并不是别的。（《社会转型未到家》）

追逐爱情不必以痛苦自豪

有许多人以痛苦自豪，觉得这是他们感情真诚的标记，他们追逐爱情，像追逐野地里面的一条狼，他们是那么积极，那么小心翼翼诚惶诚恐，其实他们没有“永浴”在“爱河”里，却永浴在嫉妒的眼光里、患得患失的苦恼里、鼻涕眼泪的多情里、海誓山盟的保证里、……他们只知道花尽心血去追求爱情的永恒与可靠，却忘了享受今天的欢乐与忘形。（《张飞的眼睛》）

爱情是快乐之源

我觉得计较得失的恋爱都是下一层的恋爱，进一步说，凡是嫉妒、独占、要死要活、鼻涕眼泪的恋爱都不是正确的恋爱。爱情的本身该是最大的快乐之源，此外一切都该退到后面去。（《张飞的眼睛》）

钓鱼和恋爱相提并论

就以钓鱼而论，河里这么多可爱的鱼，有些是符合我的标准的，我爱它们，它们一定想吃我的饵的，可是它们没有机会碰到它；有缘碰到了，或因不敢吃而终身遗憾；有的吃了结果被钓住；也许被钓住又逃掉了，那也无所谓。（《张飞的眼睛》）

情人

有人只知道器材会折旧，不知道折旧的东西可太多了。知识会折旧、同志会折旧、战友会折旧、情人会折旧。不过，情人最好别折旧，情人应该提前报废。（《李语录》）

恋爱与婚姻

罗素与海明威那样善于离婚，情感也未尝不受“打击”，但他们却丝毫没有抢地呼天死去活来的小丈夫的行径，他们知道使感情不褪色的方法不是不让它见阳光，而是经常染上新的颜色。他们是爱情上面的“有余味主义”者，他们恋爱，并不以结婚与否做成败标准，并不以占有做最后目标。恋爱的本身足以使他们功德圆满。他们并不反对结婚，但是反对“春蚕到死丝方尽”的婚姻，他们不肯在婚姻关系的卵翼下做对方感情的因变数，也不做对方人格的寄生虫。（《张飞的眼睛》）

缘分

男女相爱虽是一种缘分，但也绝不属于月下老人万里一线牵那种，任何人都不该以命定的理由来表示他的满意，如果一个男人只是死心塌地地热爱他在小巷中碰到的那个小眼睛小鼻子小嘴儿小耳朵的小女人，因而感到心满意足，宣言“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认定此乃天作之合，进而否定其他任何女人的可爱，否定任何女人值得他再去爱。如果他这样，我们只有五体投地的佩服，没有话说。（《张飞的眼睛》）

要做大情人

现代的中国人，必须练习学会如何走向现代化，用现代化的水准与情调，开展现代化的爱情。迷恋秋雨梧桐，何如春江水暖？感叹难乎为继，何如独起楼台？在罗曼蒂克的爱情上，中国文化和乡土，都无根可寻、无同可认，虽然本是同根生，无奈土壤不对，对现代的我们，实没好处。

觉醒吧，中国的情人们！大情人正等我们来做。此时不做，还待何时？难道真等地老天荒吗？别迷糊了！地老天荒只能做大混蛋，绝非大情人。要做大情人，可得趁早呀！（《大中华·小爱情》）

叫春与叫床

春不可不叫也！你叫春于先，她才叫床于后。（《李语录》）

感情不必专一

不错，感情专一是好的，白头偕老是幸福的，尤其对那眼光狭小、主观过强、条件欠佳、审美力衰弱的男人说来更是未可厚非。但在另一方面，感情不太专一也不能说有什么不好，在泛道德古典派的眼中，感情不专一是差劲的；在女孩子的眼中，感情专一的男人是她们喜欢的，但在唯美派的眼中，他实在不明白既喜欢燕瘦，为什么就不能再喜欢环肥？在女朋友面前称赞了她的美丽之后，为什么就不能再夸别的女人？若光看伊丽莎白泰勒的美而不体味安白兰丝的美，未免有点违心吧？（《张飞的眼睛》）

不追求得太吃力

我生平也见过不少可爱的女孩子，也恋过不少次爱，并且直到现在为止，还“尘缘未了”、“艳事频传”，大概你也听说过。对可爱的女孩子，我“追求”过，但是我不“追求”得太吃力。一般情形是，我会主动date或“布下蜘蛛网”，不过都是以一次为限。再漂亮动人的女人，我也没有耐心（或脸皮）去进攻第二次，——在爱情沙场上，我像是一个只会打冲锋的人。（《中国小姐和我》）

有几个懂真情

在咱们中国人的眼中，我们不了解为什么雪莱有那么多的女朋友，我们会“原谅”他，为了他是“无行”的文人，我们同时会联想到在扬州二十四桥的诗人杜牧和他的妓女们，我们会把这两个文人等量齐观。其实在灵与肉之间、真情与买卖之间，个中的分野是很明显的。你走到台北宝斗里或走到台南康乐街，你固然看不到何处没有肉欲，但你环顾你的前后左右，又有几个懂得真情呢？（《张飞的眼睛》）

别在一个洞里闷死自己

大家或追求单纯的肉欲，或自溺在不开放的感情，为了解决单纯的肉欲，他们选择了放荡；为了解脱不开放的感情，他们选择了失眠、殉情或情杀。他们的心地与愚爱是可怜悯的，可是他们还比不上一只兔子，兔子还有三窟，它们绝不在一个洞里闷死自己。我们只看到兔子扑朔迷离地嬉戏，却从未看到它们为失恋而悲伤！大家不肯睁开眼睛看现实，只是盲目地妄想建造那永恒与专一的大厦，结果大厦造不起来，反倒流于打情骂俏式的粗浅、放纵的肉欲和那变态的社会新闻。（《张飞的眼睛》）

恋爱是美的

我们有成千成万的青年男女，却被成千成万的爱情苦恼纠缠着，在小器成性的风气下，他们互相认识是那样的不容易，偶尔认识了，又笑得那样少！有些苦恼怪环境，有些苦恼怪他们自己，他们不知道如何在爱情的永恒论与专一论的高调下退下来，认清什么是真正可为的，什么是真正不可为的。他们似乎不知道恋爱是美的，它超越婚姻与现实，但不妨碍它们，相反的，婚姻与现实可能妨碍它的正常发展，如果一个女孩子老是用选丈夫的标准去选择男朋友，那她可能没得到丈夫又失掉一个男孩子的欢笑与力量。（《张飞的眼睛》）

不必自怜

我们大可不必为了追求渺茫的永恒而失掉了真实的短暂，大可不必为了追求“高贵的”专一而失掉了瑰丽的多采，我们不必限制别人太多，也不必死命地想占有别人，非要“一与之齐，终身不改”不可。我们要做男子汉，也要做多情的小儿女，我们生在一个过渡的时候，倒楣是无法避免的，但是我们不必用自怜，我们更不必先呼痛，然后再用针尖扎自己！（《张飞的眼睛》）

爱情不必偷偷摸摸

爱情本身是一种浪漫的精神，它超越婚姻，但不妨害它，可是我们的老祖宗却不这样想，他们认定凡是男女相悦就不是好事情，所以古代的情侣要桑间濮上，今天的爱人也要偷偷摸摸。我们看到美国人夫妇公然拥吻，觉得肉麻兮兮，这种感情流露我们是禁止的；但是父母死了，你若不当众哭得死去活来搥胸痛号，“吊者”就不“大悦”了！我们对开放感情的尺度真是不可思议，我们只鼓励无限度的公开哭丧，却禁止有限度的公然做爱，而秘密做爱又要被淡水河边的丙级流氓收税，使我们的青年男女永远达不到宝玉所盼望的沉湎境界！（《爱情的刽子手》）

太陈旧

在现代化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我们看到现代化的电子情歌、现代化的性病医院、现代化的人参补肾固精丸，却很少看到现代化的爱情。

现代化的爱情是什么？现代的中国人知道的似乎并不多，他们虽然也风闻什么自由恋爱，也爱得自称死去活来，但是，他们的想法太陈旧了，作法太粗鲁了，手法太拙劣了，在现代化的里程碑上，他们的爱情碑记，可说是最残缺的一块。（《大中华·小爱情》）

中华之耻

在上下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我们简直找不到多少可以歌颂的爱情故事、不病态的爱情故事。尽管二十五史堂堂皇皇，圣贤豪杰、皇亲国舅一大堆，可是见到的，很少正常的你侬我侬，而是大量反常的你杀我砍他下毒药。一个号称中华五千年史的伟大民族，居然制造不出来多少像样的爱情故事，这可真是中国人的大耻辱！（《大中华·小爱情》）

两个主体

讲爱情，第一要件就得承认两个主体——男方一个主体，女方一个主体，没有这种对主体的承认，什么情不情的，都无从说起。中国老祖宗在这方面，做得真糟，他们不承认女方做为主体的地位。中国人对女性的尊重是“母性式”的，并且尖峰发展，成为孝道，有的甚至有点“母子恋”了。在另一方面，女人在没“身为人母”的情况下，也就谈不上什么，地位低级已极。中国男人一生下来就“弄璋之喜”，弄璋是玩玉石，玩玉石可增进德行；女人一生下来却“弄瓦之喜”，弄瓦是玩纺车，玩纺车可见习做女工。一套男尊女卑的天罗地网，打从出生开始，就把女人罩住，女人除非熬到“老娘”地位，才算以寡妇之尊，酌与长子抗衡，除了“老娘”外，永远踩在败部里，翻身不得。（《大中华·小爱情》）

中国的道德迷

中国文化的一大正宗是道学——不管真道学或假道学，在道学的魑光魅影下，人人都被道德迷你，做成了道德迷，并且迷到不近人情的程度。流风所及，男女间的爱情问题，自然也就一律道德挂帅，谁谈情说爱谁就不是好东西，就要被摒于孔圣人的门墙之外，死了以后，也分不到孔庙的冷猪肉吃！人人想吃冷猪肉，所以人人都不敢公然谈情说爱。至多有多多的情感，却没有少少的勇敢。（《大中华·小爱情》）

拒绝盲目的感情攻势

凡是对人间事故稍有所知的人，都可知道单纯的爱，并不一定对人好，常常反倒会害了别人。（小说《窗外》女主角）江雁容的母亲对她说“我所做的一切，无论是对是错，全基于我爱你”一段话，言外之意，好像是说母爱是至上的，母爱导致的错误是可以被原谅的。这种倾向，在我受过思想方法训练的人说来，完全不能成立。18世纪的日耳曼寓言家Magnus Gottfried Lichtwer就早已指出盲目的热心只能坏事；同样的，我们也不能相信单纯的亲情就是盲目热心的护符。试问世间多少悲剧，不是打着“母爱”的旗号做出来的？试问又有多少自私与愚昧，不是亲情之下的痛苦产品？我们有新头脑的人，岂可以随随便便接受老一代的感情攻势吗？又岂可以不加批判的接受他们打着“善意”招牌而来的落伍安排吗？（《没有窗，哪有<窗外>？》）

假惺惺

在爱情的态度下，大家都变成了胆小鬼，戴上了面具，转入了地下。大家谁也不敢表露真情，至多做到暗通与私恋，表露到一片反常、一片变态、一片自我陷溺、一片假惺惺！（《大中华·小爱情》）

爱情与亲事

中国传统中爱情出了毛病，最基本原因，是男女结交，不靠自由恋爱，而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间事，一开始就不是两个人间的私事，而是父母媒妁“大锅炒”的亲事。这样的结交，一开始就以家族本位，代替了爱情本位，夫妻之间，想在这种本位下产生罗曼蒂克的爱情，实在气氛不足。所以，中国的爱情故事，像《浮生六记》式的闺房记趣，为数就少。（《大中华·小爱情》）

不必以激烈的手段

我们社会的许多人还活在原始的图腾世界里，我们还用着野蛮的方式去表现爱情，——或说去表现嫉妒。我们还用低三下四的求爱方法去求欢心、用买卖式的厚礼去博芳心、用割指头发誓去保证忠心、用酸性液体去对付变心、用穆万森的刀子扎进情人的心。……换句话说，人人都用激烈的手段去证实他们的热恋与专一，证明他们是不惜一切牺牲的情圣。（《张飞的眼睛》）

男女之间

——男女之间除了美以外，没有别的，也不该有别的。

“胡茵梦第一”

一句西方谚语说：“我们因不了解而结婚，因了解而分开。”胡茵梦同我的结婚，正好相反——“我们因了解而结婚，倒因不了解而分开。”胡茵梦在我出狱后复出时写文章支持我，写《特立独行的李敖》，她欣赏我的特立独行，我认为她了解我，但是，最后因不了解分开了，胡茵梦公开说我十年内不会同她离婚，她是“唐宝云第二”，几个小时后，她就收到我送的玫瑰花和离婚证书，她不是“唐宝云第二”，她是“胡茵梦第一”！（《上电视谈现代婚姻的悲剧性》）

为爱而爱

爱情毕竟是奢侈品，毕竟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落伍玩意儿，现代中国的女孩子很少肯为爱而爱，她们的母亲也压根儿不肯这样指导她们，她们人人都用妈妈的感情套在自己年轻的心灵上，不会让爱情这匹马在感情的原野上奔跑，——除非马脖子上挂上一部终身大事的老木车！（《爱情的刽子手》）

爱情拖着生活担子

偶尔有些小女人，不知天高地厚，暗违母命和一个男子大谈柏拉图式的爱情，可是那只是昙花一现的美事，感情的瓦解是指日可待的。这并非因女人善变，而是使女人不变的客观条件不够，女孩子要被迫系一身安全于丈夫身上，她们是可怜的，她们穿的是70年代的摩登衣服，却走的是17世纪老祖母的路线。同时社会也给她们外在压力，人们很容易就用她母亲选女婿的眼光去看她的男朋友，善意的也好、恶意的也罢，他们总要假定那男孩子就是她未来的配偶，他们不衡量他的头脑，却揣度着他的荷包，爱情的本身拖着严重的生活担子，谁还敢流露真情呢？（《爱情的刽子手》）

花花公子占上风

花花公子型人物对女人最能占上风，他们不用鞭子打女人，只用鞭子缠身而已。他们能主动的仅受女人之利、不蒙女人之害，而女人也因他们的熟练、从容与自如而委身相向、而皆大欢喜。我相信最后解决亚当夏娃以来男女纠缠不清问题的，是花花公子，而不是哲学家。花花公子可以说你的是我的，女人可以说我的是你的，但哲学家却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而是他妈的。（《鞭子缠身可也！》）

穷追与热爱

我“佩服”那些对女人“穷追不舍”的“雄性的动物”，他们是那样有耐心（或脸皮），那样不怕一约再约三约，那样像狗。从统计上说，他们是最后的“成功”者。这也难怪，因为在落后地区的中国，不开化的女孩子们总有一种错觉，认为“穷追”就是“热爱”与“真情”的表示。往往在最后，在马拉松的终站上，可爱的女孩子选择了她的“男人”，那时候，她已经被谄媚得失去了本来已很有限的判断能力，她已经把她所能了解的“奴才”定义，或是“靠父亲或权威吃饭者”的定义，忘得一干二净了！（《中国小姐和我》）

情欲奴才

她神气、她骄傲，她用打击男朋友的面子来陪衬她的面子，用别人的自尊心来垫高她的高贵，最后她总算得到了一个男人，可惜不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而是一个感情狂热的情欲奴才！（《张飞的眼睛》）

错把奴才当英雄

我常说的：十足的女人并没找到十足的男人，她只是错把“奴才”当成“英雄”而已。小孩子玩玩具汽车的时候，他并不知道那是假的汽车，他很会陶醉，甚至拒绝真的汽车，——他无法“适应”它，他宁愿要那个“由他摆布的”汽车模型！

有多少次，我曾尝试对有这种观念的可爱女人加以“劝告”和“教育”，有时候我用嘴巴书信，有时候用文章。但是我知道中国女孩子的小家局面性格不是一天造起来的，所以我也不可能一下子除去。有多少次，我曾冷漠的看着一个个我喜欢的女人朝坑里跳，我不再“晓以大义”，恰像那不闻不问的老僧，我是默诵“阿弥陀佛”罪过的人！（《中国小姐和我》）

男人强大

由于奸雄的强大、稳定与占上风，女人在他下面，有时候，也未始不是一种单纯的幸福。希特勒、墨索里尼死的时候，都有情妇自愿陪死，这一现象，岂不也满爱情的吗？男女之间，真该是男人强大、稳定、占上风的，奸雄在这一点的成功不可淹没，值得我们学习。（从奸雄学到了什么）

情书

情书真是费力不讨好的玩意儿，现在不是阿伯拉德与爱绿依丝的年头了，也不是萧伯纳“纸上罗曼斯”的时代了，并且谁也不愿意将那些海誓山盟的情话写在纸上，把柄留在别人手里，一朝有了三心二意总是不方便。并且现在的女孩子哪有闲工夫去写信，写信会耽误舞会，耽误去教堂，耽误看“乱点鸳鸯谱”。一些乖巧的男孩子早就看到这一点，所以他们都纷纷跑到女生宿舍，直接约会了，这多干脆！多利落！多有男人气！（《一封神气的情书》）

结婚与谋生手段

很显然的，妇女独立不应寄托于丈夫的分劳，而当寄托于洗衣机、洗碗机、吸尘器、电器冰箱、电话送货，……把家务的操劳转嫁给工业文明，这样家庭才不成为女人的羁绊，女人不必一定要嫁狗随狗倚狗为生，她才能在婚前让感情奔放，选择潇洒重于职业的男友；热情多于金钱的丈夫。但是这怎么可能呢？现实是那么咄咄逼人，结婚为一种谋生的手段的时候，谁还把恋爱和感情放在第一排呢？（《爱情的刽子手》）

主妇式的社会

爱情还有一个大刽子手，那就是我们这主妇式的社会。在我们这社会里，已婚妇女大部分要依靠丈夫生存，柴米油盐煤球尿布占去了她的青春和双手；等而上之的，虽然请老妈子代劳，可是她的精力却又寄托在麻将牌上；小部分的职业妇女虽在表面上能得到相当的独立，但她仍逃不掉主妇的基本角色，并且她的事业和兴趣若不做相当的割爱与迁就，很可能就影响到丈夫的成功，得到的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果，夫妻两人能够相辅相成的，简直是凤毛麟角。（《爱情的刽子手》）

喜欢还以颜色

每当女人对我不太好的时候，我便习惯性的加倍对她不好，这就是我所说的：“我不对女人太好！”所以，我似乎是一个喜欢还以颜色的人，我说过：“如果我不能厚颜，那么就让我小气吧！”很多人被误以为大度，其实那种大度，只是厚颜耳！我宁愿小气，不愿厚颜。欧风东渐以后，许多摩登女性学会了屈辱男人以垫高自己高贵的手法，许多男人也甘于低贱，觉得被屈辱为荣，我只有“佩服”他们，我做不到，算我脾气坏吧！（《我不对女人太好》）

情棍

人人知道他是“情棍”，女孩子们好奇地跟他交往，可是她们不了解他，她们喜欢他的殷勤与技巧，却讨厌他那永不流泪的眼睛。在爱情上面，他充满了童稚的真纯与快乐，有女孩子跟他同走一段路，他兴奋、他高兴；女孩走了，他也不难过、不悲伤，他会望着双双对对的背影微笑，为了“倒霉的不是我”！他微笑，为了他已走上洒脱浩瀚的航路；他微笑，为了别人并不了解恋爱与真情。（《张飞的眼睛》）

胡适与怕老婆

胡适之先生致力怕老婆工作凡四十年，他是美国怕太太协会的会员，今年又加入法国的会籍，他老是到处宣传PTT（怕太太）哲学，主张我们这一代的男士们要一反老祖宗的作风，要为女士们“做牛做马”。

胡先生一辈子爱考证这个、考证那个；怀疑这个、怀疑那个，他对做学问处理问题的认真是我们最信任的，可是我们若把这种信任推广到他的惧内宣传上，我们就要上当了。

我早就怀疑胡适之并不怕老婆，他经过严格的考试，得了哲学博士；但若用严格的考试来考他怕老婆的行径，他就很难通过了。

胡先生在太太没回“国”前，一再强调他太太是“旧式的，最怕见大场面，也最怕记者访问”。但是事实证实了胡太太对应付记者的熟练并不次于胡先生，可见胡先生事前那段强调实在别有用心，我猜他想在太太与记者之间建立一道铁幕，为了怕太太翻他的底牌。毕竟胡太太还是支持老伴儿的，当记者问她胡先生怕不怕她的时候，她只好无限委婉无限哀怨地说：“就算怕吧！”

记者先生，在我们学历史的人眼中看来，胡太太这种谈话是绝好的直接史料，它出自“当事人直接的观察与直接的回忆”。在两造各执一词的时候，如果我们不相信亲爱的胡先生，那么我们就要相信亲爱的胡太太了。（《胡适之不怕老婆考》）

婚姻关系

我对结婚没有什么研究，所以我在四十六岁以前，一直是单身汉，我大概是中国最有名的单身汉；但我对离婚倒颇有研究，在《李敖全集》第一册里，就有一篇九十五页的文章，叫《宋代的离婚》，那是我二十年前的大学毕业论文。

根据我对离婚的一点研究，我发现男女之间该离婚的理由，有时候比该结婚的理由还多一百个。从人类婚姻史上看，一夫一妻的制度，本来就是一种过渡现象。不错，有人一夫一妻、有人白头偕老，但是那种婚姻，我怀疑是“美”的。我认为男女之间，最重要的一种关系，是“美”，是唯美主义下的发展，是美的发展、是美的开始、是美的结束。（《上电视谈现代婚姻的悲剧性》）

秦楼楚馆

中国的女人结婚后，相夫教子，做黄脸婆，已无罗曼蒂克余地；男人结婚后，如果想爱你爱在心坎里，对象却很特别，被选中的对象，不是别人，却是青楼情孽——妓女。

以前的妓女和现代不一样。现代妓女都很忙，忙得不打话，就上床，实不考究任何水准与情调；以前妓女却斯文扫床，大家得先“小红低唱我吹箫”一番，绝不许公鸡见母鸡、公鸭见母鸭式办事。骚人墨客去找她们，必须经过基本的过门儿。这种情形，在唐朝发展得最具“规模”。这说明了男欢女爱，不在别处，正在秦楼楚馆之中。秦楼楚馆是中国式爱情的大尾闾和大市场，中国式爱情沦落至此，想来也真可悲。（《大中华·小爱情》）

打倒王宝钏精神

平剧“马派”（马连良派）的《武家坡》里，有薛平贵的一段道白如下：

“哎呀！且住。想我离家一十八载，也不知她的贞节如何？我不免调戏她一番：她若守节，上前相认；她若失节，将她杀死，去见我那代战公主。”

这种可耻的片面的贞操观念，就是中国人肯定过的思想：不但受益的男人肯定，甚至吃亏的女人也肯定，这真是不可思议。如今，在新时代里，我们不但要打倒“薛平贵思想”，也要打倒“王宝钏精神”。只有这样，我们的两性生活才有一条活路。（《王宝钏精神》）

过去婚姻的特色

过去的婚姻有两个特色。第一是“奉父母之命”。“奉父母之命”的婚姻，新郎新娘都没有独立人格，新郎属于新郎的爸爸；新娘属于新娘的爸爸，我们现在用的“婚姻”两个字，“婚”字的原始意义就是指新娘的爸爸——就是岳父；“姻”字的原始意义就是指新郎的爸爸——就是公公。婚姻、婚姻，结来结去，结的其实不是两个人，而是两家人。两家的老太爷、两家的老太太。

过去婚姻的第二个特色是“奉儿女之命”。“奉儿女之命”的婚姻，说结婚是为了生儿育女，为了达到亲子之情、母爱等目的。这种理由，是跟人类发展历史不合的。人类本是动物，动物对下一代，是一视同仁的。你看母狮子、母老虎，当别家的小狮子、小老虎跑到怀里吃奶的时候，它来者不拒、不分彼此。人类后来花样多了，多得发生了产权问题、发生了占有问题，由产权、占有发生了婚姻问题，于是母爱开始收缩，抱住自己的，推开别人的，直到人道主义者出来，呼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大家才恍然大悟人类错了，人类本是“幼吾幼也幼人之幼”的。

现代的婚姻，应该单纯是男欢女爱的结合，不“奉父母之命”，也不“奉儿女之命”。（《上电视谈现代婚姻的悲剧性》）

层层设限

变相的沦落，是佛寺道观的媒孽。由于传统中男女交际层层设限，大家只好藉可以公开见面的所在、公开见人的职业，得到不少偷情的自由。唐朝的女道士，许多都是私娼。其中水准与情调，有的很高，自然就是大家漫爱的最佳人选。李白有送女道士褚三清的诗，施肩吾有赠女道士郑玉华的诗，例子举不胜举。这种文人和“尼姑”的恋爱，相对方面，也就是太太小姐跟“和尚”眉来眼去的张本。传统里所以有这些畸形的爱情故事，究其原因，都是社会环境封杀爱情的缘故。（《大中华·小爱情》）

愚贞

在近代世界的贞操观中，大家公认的事实是：提到贞操，男女是相对的，不再是女人一方的。整天在外面胡搞女人的丈夫，没有资格谴责自己的太太在家里偷汉，太太也没有独守空闺的义务和必要。这种认识，根本否定了“王宝钏精神”，并且认定“王宝钏精神”像“愚忠”、“愚孝”一样，只是一种没有意义的“愚贞”而已。（《王宝钏精神》）

婚要离得漂亮

男女之间有许多梦、许多情、许多幻，……这些都不是实际的，男女关系搅进美以外的，我深信都是很差劲的。但美本身是不够的，它需要有大智大仁大勇的大丈夫气象去做推动力。举个例，1980年我离婚的时候，我真的用了“大丈夫的气象”，去“面对”了。事后许多人对我说：“你这个婚，可真离得漂亮！”（《我的座右铭》）

性是“地下的”问题

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历史上，“反对‘性’的”现象，至少在表面上占了上风，所以规律、约束，乃至压抑“性”的理论与事实，总是层出不穷。而经典、政府、理学、教条、迷信、教育、舆论等所层层使出来的劲儿，大都是在“解淫剂”上面下功夫，在这种层层“解淫”之下，善于掩耳盗铃的人们，总以为“没有‘性’的问题”“中国是礼义之邦”！流风所及，一涉到“性”的问题，大家就立刻摆下面孔，道貌岸然的缄口不言，或声色俱厉的发出道德的谴责。因此，“性”的问题，终于沦为一个“地下的”问题。这样重大的问题，居然千百年不见天日，怎么能不发霉呢？（《中国民族“性”》）

男人的本钱

男人吃亏，不能靠原始的本钱占便宜，尤其是现代的男人，连“面首”也没机会做了，除非是做拳王，但是拳击宝座的得来也良非易事，要鼻青眼肿几千次才行，最后若不及时耍狗熊退休，还得鼻青眼肿地被打下来。呜呼！本钱饭岂是男人所配吃者乎？（《中国小姐论》）

奴才味的男人

现在的女孩子都喜欢脾气柔和的男人，她们喜欢男人向她们低三下四摇尾乞怜，喜欢他们再接再厉尾随不舍。换句话说，她们喜欢有点奴才味儿的男人，这种男人会伺候、会体贴、会受气、会一跪三小时，他不怕风雨、不怕等待、不怕女生宿舍的传达、不怕女孩子的“不”字、不怕碰任何号码的钉子！（《一封神气的情书》）

学文史的男人

学文史的男人一般说来，比那些学理工医农的傻男人们灵巧得多，他们会摇唇鼓舌、会花言巧语、会自杀表演、会讲殉情故事。他们是最好的情人，但却是最坏的丈夫。他们既没出息，又不可靠，一方面相轻，一方面把对方的东西偷来偷去，他们唯一的本领是写又长又超越的臭文章、说混话、做屁事。更下流的是跑到法院去厚着脸皮告人诽谤，同时暗中施用毒计，使别人失学失业。（《假如我是女人》）

异端的独身之道

不论在“绣幌”里做少奶奶也好，在“尘土”中做窑姐儿也罢，反正女人总是叽叽喳喳的。

有人专门喜欢她们那种叽叽喳喳的骚劲儿，我非神父，当然也未能免俗，只是年来看破红尘，颇萌出世之想，出世未成，遁世倒做到了：独个儿迁居碧潭，与埤腹慎思堂遥遥相对，令人油然而起仰止之忱，且自思神父可独身，为什么我不能？Quo Vadis中那个不信教的名士向那个基督徒说：“我们也有我们的死法。”套他的话，我也可以说：“我们（异端）也有我们的独身方法。”我反对娼妓制度；反对“不愧衾”式的理学家禁欲法；反对中国这种“一与之齐，终身不改”式的浆糊式的婚姻，但我同时又找不到开化的爱情至上的女人来做爱；找不到逼真的橡皮女人来性交，只好仍旧过着“李敖式的自淫生活”，这就是人生，我忽然想到动物园中那只自遣而手淫的黑猩猩，人与它们有什么不同？（《上帝与手淫》）

独身主义

一个人一生中不像培根那样提倡一阵子独身主义，就好像维纳斯丢了那条胳膊一般。换言之，一个堂堂七尺大丈夫如本文作者者，一定要花他生命一段时间去恨女人恨家庭不可，无金屋可藏、无孺子可教、无脸色可看、无小心可陪、无冤大头可当。……而孑然一身，独与天地精神往来，遨游于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纵浪大化以自适其适，这是何等气魄！何等境界！安能效多情小儿女呢呢喁喁鼻涕眼泪耶！（《独身者的独白》）

独身主义之二

独身不但可无妻儿之累，而且可益寿延年：牛顿没结婚，可是活了八十岁；康德没有老婆，活了八十四岁；米开朗基罗打了一辈子光棍，却享年八十有九，独身之为用大矣哉！既可使“蒙主宠召”延期，又可兼做伟人，无怪乎老祖宗们要以“君子必慎其独”来垂训吾等了！（《独身者的独白》）

独身主义之三

“老而不死谓之贼”，先贤早有明训，垂暮之年，虽然“戒之在得”，可是孤家寡人，毕竟形迹可疑，说不定哪天出了什么盗宝案，受了牵连，落得老扒手之谥号以殁，忝为盛名之累，那又何苦来？（《独身者的独白》）

不亦快哉

一、不须跟人家丈夫比，不须为“出息”拼老命，没出过国，不怕埋怨，不怕丢脸，块然独于故国山水之上，受台北市警察局管辖，不亦快哉！

二、可公然喜欢女明星，不亦快哉！

三、可追求老情人的女儿，使老情敌吹胡子瞪眼（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不亦快哉！

四、可十天半月不洗脚，不亦快哉！

五、可公然读莎士比亚《驯悍记》，不亦快哉！

六、有帐自己管，有银子自己花用，不每年一次送给女大衣店老板，不亦快哉！

七、新来女秘书一听说本人未婚，即忻然色喜，面向本人做“预约”之态，本人做老僧入定状，漠然拒之，不亦快哉！（《不讨老婆之“不亦快哉”》）

婚变是小两口自己的事

所谓“婚变案”，“双方家长”都出面说了不少话，甚至说了太多的话，我看不论孰是孰非，“老一辈”出面总是不好的。因为这本是当事人和小两口自己的事，老一代们根本管不着。如今事情闹起来，双方老者皆慷慨陈辞，反倒令人不乏有双方家长介事其中的错觉，这是我们的时代，不是我们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公公婆婆泰山泰水的时代，你说对不对？（《论婚变》）

红帖子

毕业以来，几乎每个月我都遭到红帖子的袭击，它们除了传染笔尖的颜色而增加帐本上的赤字外，另一个重要的意义是年轻人都纷纷走上成家立业抱娃娃的老路，冤各有头，债各有主，有情人各有他的家，尤其是我过去的老情人们，她们一个个都远走高飞，婚嫁迭起，喜事频传，每天打开报纸，看到一排排鲜红的结婚启事，我就先要心惊肉跳！偶尔启事上没有使我牵肠挂肚的芳名，我就笑逐颜开，宛如巨石落地，自谓公道尚在人间，同时也深叹“报社广告部诸公之待我不可谓不厚矣”！推而广之，总而言之，我现在除了大年三十老太送的红纸包外，其他一切红颜色东西都害怕！（《独身者的独白》）

橡皮女人可为代用品

早就听说在美国军舰上曾有这类“橡皮女人”，当然做得比江上蹇叟笔下的更工巧，听说还是电动的。我认为：在娼妓制度还没完全有效的消灭以前，用“橡皮女人”来做代用品，应该是可以提倡、可以成立的。“橡皮女人”的卫生、人道、雅致，……都是优点。也许有人会笑跟这种东西性交是性变态，但我忍不住要反驳：让一个女人一天接客五十次，让一群女人去做“慰劳队”慰劳共产党，乃至强奸充斥，性病横行，……这些现象，难道不比一个人对他自己的“性变态”更丑恶吗？

与其搞一个活的丑八怪，何如搞一个“死的”十全美人？在性观念没上轨道以前，一个人学会了黑猩猩式的自淫生活而感到相当的满足，该是社会安定的一大要件。

我相信有识之士一定会同意我这个低调的意见，我相信格调较高的单身汉和真诚的神父们，也必定乐意推动我这个低调的意见。（《古书中关于“橡皮女人”的记载》）

军人生活

在许多方面，军人生活更接近男子汉的生活，因为只有男子汉，才能过那种需要靠“坚忍”来挺下去的生活。（《牛肉面老板的七封信》）

抄袭情书

男女间事，本来都该在床上办的；不在床上办而在纸上办，总难免抽象，缺乏动态，缺乏立体感。情书云者，一言以蔽之，都该总批为“可爱的废话”。虽云“废话”，可是却不得不说，不该不说。“霸王”对女人是“不搭话”的，所以只是“硬上弓”；公鸭对母鸭也是“不搭话”的，所以也只是按倒在地。如果你是一个真正文明的男人——不是“霸王”也不是公鸭，那么你总该买一本《情书大全》或《情书十日通》之类，抄它几封算做文明。当然在抄袭过程中，你不能抄我的，这就如同小偷可以偷别人，却不能偷贼祖宗一样。我李某人写情书，本是十段以上之人，你偷抄我的情书，就好像偷印吴清源的棋谱一样，任你改头换面，也是欲盖弥彰。职是之故，李敖的情书，对一般叫春成性的人说来，只合荣居高山仰止的地位，可望而不可即。你若傻不鸡鸡，硬抄几段给你的情人，她不给你耳刮子吃才怪！（《霸王·公鸭·情书》）

思想家的老婆

思想家是不宜有“对我丈夫的思想一点也不懂”的太太的，思想家讨错了老婆，在他死后，对他思想的流传必是一种妨碍，从托尔斯泰到胡适，无一例外。（《我的殷海光》）

灵肉问题

——发乎灵，止乎肉，但绝不花钱买肉。

唯灵论

基督教的理论家和“文字警察”们，认为人类灵魂的永生，有赖于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对肉的控制。对肉的控制，本是哲学家宗教家的一个老题目，但到了中古教棍手里，却变得走火入魔。中古教棍提出一种毫无根据的怪论，叫做“唯灵论”，或叫“灵魂至上论”，或叫“崇灵贬肉论”。这种怪论，不论怎么巧立名目，怎么叠床架屋，怎么演绎，它的基本论调，不外“灵”是高的、圣的、好的；“肉”是低的、邪的、坏的。（《灵肉可以分家吗？》）

崇灵贬肉

唯灵论的种种怪相，它的基本魔障，就在将人“灵”“肉”二分。误信灵肉二分的人，他们在生理构造上，好像多了一层“道德的横膈膜”。膈膜以上，是仁义道德，是上帝；膈膜以下，是男盗女娼，是魔鬼。他们认为：灵是清洁的，肉是肮脏的，因而崇灵贬肉。这种崇灵贬肉一蔓延，即使教棍以外，许多知识分子也大受感染，而绝对的灵上肉下起来。（《灵肉可以分家吗？》）

没有上下

真正开明智慧的人物，当他起居饮食寻欢作乐的时候，绝不背着灵上肉下的错误思想去苦恼自己。所以，一旦当他有机会去摸修女的乳房，他没有大道理，也没有罪恶感，他是快乐、温柔而一致的，他的灵魂，就在他的手上。（《寻乐哲学》）

灵肉平等

最早坦白承认灵不比肉高肉不比灵低的开路人，该是十九世纪的英国大诗人勃朗宁。勃朗宁曾用美丽的诗句，巧妙指出：

“……灵之对肉，并不多于肉之对灵。”

这是何等灵肉平等的伟大提示！勃朗宁又指出：肉乃是“愉快”的象征，是可以给灵来做漂亮的“玫瑰网眼”的，这种卓见，实在值得满脑袋“灵魂纯洁”“肉体不纯洁”的卫道者的反省。崇灵贬肉的论调，早已是落了伍的论调。只肯定灵的快乐而否决肉的快乐，乃是对寻乐本身的一种残缺、一种怪症，并不值得神气活现。（《寻乐哲学》）

灵肉应合一

女人“灵”的一部分，已上升到月满西楼的修道院；“肉”的一部分，已下降到江山楼的“卡紧卡紧”（快快）派，以致心物二元起来：形而上者有灵无肉，形而下者有肉无灵，前者启灵过分，后者泄欲太多，两相辉映，终于变成了现代的不灵不肉之人。目前我们眼之所见的现代人，十九都是不灵不肉的，而不是“灵肉合一”的，这是现代人的一大失败。

我这里说现代人失败，并非说老祖宗们“灵肉合一”得成功，而是觉得：以现代人的进步和头脑清楚，理应比老祖宗们处理得高明、处理得漂亮、处理得达生近情、处理得和谐有致，可是细看之下，显然并不如此。现代人仍在灵上肉下里兜圈子，又不能不肉，结果只好在“灵魂纯洁”“肉体不纯洁”的迷宫里打转，在忏情与罪恶感之中周而复始。现代人一方面追寻琼瑶《窗外》的纯情派十七岁，一方面浪迹宝斗里巷内的人肉市场，这是他们最大的羞耻。真正的灵肉一致者，绝不如此。他的境界，是《列子》书中的“心凝形释”的境界，他发乎灵，止乎肉，但绝不花钱买肉。扬州二十四桥的诗人杜牧，形式上是逛窑子，实质上该是因妓谈情，因灵生肉。他若是花钱打炮的粗汉，也不会“赢得青楼薄幸名”了。（《灵肉可以分家吗？》）

不可二分

人的生命是一个有机体，各部的功能虽异，同体共济的运作则一。除了盲肠等捣乱鬼外，没有器官不该发挥它的功用，或不该得到它的休息、营养或满足。

最明显使人惊异的态度，就是所谓“灵肉二分”。中部某大学的一位教授，在中部课堂上，总用上部讲精神文明经典文化；可是一到北部来，他却用下部去反对《诗经》中“采葑采菲，无以下体”的人性论史。所谓灵肉（如果还有灵可说的话），对这种人说来，只是以灵骗钱，以钱买肉而已。他们的灵肉一致，只是在卑鄙上一致，并不在和谐上一致。（《寻乐哲学》）

一致的愉快

有灵固然高级，有灵有肉又何尝不高级？一般说来，唯灵者常常过度自豪他们灵的成分，甚至武断的抹杀有灵有肉者中灵的成分——总以为“那些人只是一堆肉，只是一幅裸肉横陈的春宫图”！殊不知灵肉一致的愉快，远不是一般“芽芽爱情”者所能领略的。（《又见灵肉》）

处女膜主义

在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中，有一个重要的主义，它曾被人信奉遵行，却未曾被人一语道破，这个主义，我把它定名为“处女膜主义”。

所谓“处女膜主义”，用抽象的字眼，就是“处女主义”。“处女”，照传统说法，它的定义该是指没跟男人性交过的女人。这个定义，除了对耶稣的妈妈不适用外，按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正的麻烦出在对“处女”的鉴定上面，传统的鉴定办法很简单：只是看处女膜破不破，出血不出血，不破身不出血的，就被看做非处女。反之，就是“守礼谨严之处子也”！（《论“处女膜整型”》）

处女膜主义之二

“处女”与“非处女”之分，端在一“膜”耳！一“膜”之存否，端在“落红”“流丹”耳！这种看法本是毫无生理常识的皮“膜”之见，因为用处女膜来做贞节的证明，是大有问题的。处女膜的存在或不存在，大小与厚薄，根本是因人而异的。跌跤、碰伤、意外、手淫等等缘故，就可以使某些女人的处女膜破裂；在另一方面，生理上的因人而异，甚至在妓女身上还有处女膜！（《论“处女膜整型”》）

得不到正常待遇

由于“处女膜主义”到“泛处女主义”的作祟，一个把“处女膜”给了男人的女人，再想凭无膜之身，博有膜之报，自然就难难难了。所以寡妇再嫁也好，离婚改嫁也罢，都得不到正常的待遇，得到的反倒是嘲笑与讥讽。（《论“处女膜整型”》）

羞忿自杀

“处女膜主义”的抽象扩大与建构化，变成了“泛处女主义”，“泛处女主义”的最大流毒是它导引出一个错误的思想——被强奸后的错误思想。

按照中外的传统，一个女人不论未婚已婚，如果不幸被人强奸，她最该走的一条路，就是所谓“羞忿自杀”。（《论“处女膜整型”》）

男女之事，一如饮食

中国的圣人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明明指出男女之事，乃一如饮食之事。试问饮食之事，是道德的呢？还是不道德的呢？我们必然会答说：这是不可拿道德标准来判定的事，至少是不可全拿道德标准来判定的事。按照中国圣人的说法，男女之事，也正是如此。完全拿道德的眼光来看男女之事，是会把自己也搅乱的。曾国藩一直以克欲存诚告诫友朋，并以自勉，但终为了讨姨太太惹得自己气沮，朋友不欢。这一混乱，也就是不明男女之事本质的混乱，把道德标准硬来搅到“人之大欲”里去，其结果必是吃力与伪善，道德的约束有它一定的范围，超过了这范围，道德就失效，人就难能、人就气沮。道德可以约束人杀人越货，但道德约束不了人不吃不喝，约束不了男女方面的要求与满足。（《论淫》）

国粹思想与强暴

在国粹里，一个女人被强奸，摆在她面前的路，有这样七条：

一、她要先拼命拒绝，最好“舍命全贞”、“拒奸殒命”。因为“‘生命’事小，失节事大”，拒奸而死，才是烈女。

二、不得已而求其次，她应该在“清白被污”之后，“羞忿”一番，然后自动“自尽”。

三、如果她不肯自动魂归离恨天，她的父母等便该出面，责备她真不要脸，还活着干嘛？所以“逼令自尽”。

四、再不得已的办法是，这女的应该“就奸而嫁”——就干脆嫁给那强奸犯，因为这样，总算符合可“不事二夫”的大规范，总算没有跟第二个男人打过炮，总算生殖器只让一个男人“专利”，——虽然在“专利”之前，歉未“申请”。

五、再不然，就要讨价还价了，反正父母觉得女儿总归是女人耳，早晚还不是在聘金和红饼下嫁出去？所以既然这强奸犯不能和自己女儿白头偕老，干脆就要“遮羞费”。因为被强奸是“羞”，这个“羞”，只有可爱的钞票才能“遮”得住。

六、另一个办法是，一个被强奸的女人最好聪明点，干脆就别声张，死心塌地吃哑巴亏算了，因为这是“丑事”，以“一切都遮盖”为上策。所以，一切强奸的累犯便因此一再横行了。

七、最后一着是“不甘受辱”，诉诸法律。结果呢，最占便宜的是“舆论喉舌”的报纸，而这女的本身此后若想嫁人，因“已非完璧”，所以受了很大的影响；若已经结婚，那就要看她丈夫大脑的构造了。

上面七种，都是从国粹思想层层蜕变出来的众生相，都是会使瑞典人、法国人、美国人感到跟他们“不太一样”的众生相，所以，这是一个值得再深入研究的题目。（《论“处女膜整型”》）

中华的娼妓文化

“饮酒作乐”不但是中国娼妓业的固有文化，甚至此一行业的远流，就从饮酒作乐而来。中国古代没有“娼”字。娼字是6世纪才出现的。在它以前，都用“倡”字。倡就是音乐，“倡优”是一回事，就是歌唱表演。倡字后来来个细胞分裂，人字旁变口成为“唱”（纯音乐），变女成为“娼”（纯妓女），倡字本身保留原样的部分，只做为“提倡”“倡导”来用——自己不介入声色场所，清高起来了。

中国娼妓的语源，既然一开始就“穷声色之娱”，外加饮酒助兴，所以，在称呼方面，就有“声妓”、“歌妓”、“酒妓”、“饮妓”、“酒纠”等名目，这些名目所象征的文化特色，自然也就我中华只此一家。（《且从青史看青楼》）

废娼与性开放

娼妓制度是人类最可耻的制度。废止娼妓制度的呼声，是近代文明中的主要呼声之一。今日世界中，废止娼妓制度最成功的国家是北欧的瑞典。这个国家是有名的现代化国家。她的社会福利，全世界第一；她的性开放，也世界第一。

性开放并不是“寡廉鲜耻”，相反的，它是文明开化的象征。在瑞典的国境里：少年人有性教育；青年人有恋爱自由；父母们自己整天忙着去恋爱做爱，当然更没工夫去干涉青年人的自由；人人都有开旷的心胸去爱人，去被人爱，他们不需要刀子和毁容液，不需要强制性的控制不满意婚姻的法律；极少强奸案；但是丈夫不能欺负太太，太太可以告丈夫强奸，瑞典人在不愿做爱的时候，不接受强迫；愿意做爱的时候，玉皇大帝也管不着。

瑞典人性的信条是男欢女爱，只要在互相热爱的状态下，他们可以发生性行为，这种性行为，很显明的，是基于爱情，而非基于买卖。

在这种洒脱的气氛底下，娼妓制度在瑞典，已经自然的在解体、在消逝。他们的文明已经进化到不需要靠金钱来买卖肉体，他们已清楚的知道这是落伍的和可耻的行为。（《瑞典与废娼》）

公娼太落伍

在今日世界的潮流下，公娼制度本来早就是一个落伍的制度。国际废除娼妓协会早在19世纪的1875年就成立了，废除娼妓的呼声，已变成近代争取人权运动的一个主要音响。在国际废除娼妓协会中，我们中华民国也派过代表，还在雅典开过会，这都表示了我们否定娼妓制度的明朗趋向。在这种趋向下，我们实在看不出“一面高倡废娼、一面允许公娼”的做法，有什么高明的依据，我们实在不能相信这种做法有它成功的可能。（《公娼的黑暗》）

赶紧废娼

在全省各地“有伤风化区”的弱女呻吟声里，在她们被一再蹂躏、一再贩卖、一再拷打的残忍现状里，在国际废除娼妓协会再开会的时候，坦白说，我怀疑我们还有脸面去参加。是时候了，我们不要再自欺了，我们该拿出新的改革办法，来重新向龟儿子们宣战！（《公娼的黑暗》）

男女之事

道德家严格限定男女之事仅限于“阃房之私”，故偶一殒越，即生悲剧。从秋明戏妻到孟子出妻，都不乏例子。其实男女之事是天下的大问题，男女之乐是人间的至乐，岂是三言两语就摒绝得了的？又岂是草草了事就带过去了的？男女之乐，不但“有甚于画眉者”，并且还有甚于草草性交者，道德之士可以想到吗？再按圣人标准，以饮食做比喻，人于吃饭，如果只是以一种责任感去填饱肚皮，试问有何意思？唯有美食当前，情调优雅，吃起来，才算不负此腹，大快朵颐。男女之事，亦复如此。公鸡对母鸡是不打话的，按倒在地，拔屌而起，试问有何情调？人若混到这步田地，道德再高，也无趣味。故男女之乐，理当把它艺术化、把它多彩多姿、把它千奇百怪、把它出神入化、把它淋漓尽致，惟其如此，才算不负此“生”。（生字是双关语，一为生命，一为生殖器）。

从这些角度来看男女间事，只要以男欢女爱做基础，两情缱绻做要件，没有买卖也没有胁迫（因为买卖和胁迫倒是道德的乃至法律的问题），则其他一切都可置之度外，其情可纵，其性可驰，不厌细腻，花样愈多愈好。最重要的，在这些领域里没有所谓“淫”字，有也不做卑下的解释。（《论淫》）

动力

性是一种最原始、最有趣、最伟大的动力。（《五十而不知天命》）

天命谓之“性”

古人今人乱把“性”解释一通，其实性最该有的解释还是男女那一面。“性”的古字本来没有，最早本是“生”字，在殷商及周初，都是如此。（《五十而不知天命》）

中国人对肉体的观念

翻开日本平凡社的洋洋巨册《世界裸体美术全集》，第一使我们惭愧的，就是没有一张中国的裸体画，也没有一张裸体雕刻的图片，其中代表东方的有日本的出浴图，印度的暴露画，可是却没有中国的作品占一席地，这真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

再翻开中国的美术史，你可以看到什么“美人图”、“明妃出塞图”、“唐后行踪图”，可是你绝对找不到一张光着屁股的女人，绝对找不到对裸体艺术欣赏的观念。中国人没有这些，他们压根儿就不画正视肉体的图画，也不画一个脱衣出水的女人。他们要画就画两个，——例如仇十洲的春宫图，这就是中国人的“裸体艺术”！

中国人的“裸体艺术”表现都是变态的、可耻的，什么“男女裸逐”啦、“起裸游馆”啦、“裸身相对”啦、“帘为妓衣”啦，无一不是丢人的纪录。换句话说，中国人对肉体的观念是不正常的，这种不正常的观念再被“礼教大防”一阵，立刻就建构了衣裳的伟大，所谓“絺绤蔽形，表德劝善”，此“圣人所以制衣服”也！

把衣裳既看得如此神圣，在另一方面，不穿衣裳或露出一部分肉体自然也就要不得。因为肉体是“丑恶”的，“同禽兽”的，所以把肉体露给别人看就显得大不敬，是对别人的一种侮辱。（《由一丝不挂说起》）

西方的“肉体美”

西方人继承了古希腊的对肉体美的尊重观念，这种观念最具体的表现是他们创作的艺术品，在绘画、壁画、皿画、织品、雕刻、浮雕、木雕等艺术品上，他们流露了各种对肉体的欣赏与礼赞。这种传统的代代相传，自然发展到近代的模特儿、脱衣舞、裸体会、日光浴运动，以及身上衣服的缩减、电影检查的放宽。（《由一丝不挂说起》）

裸体艺术

肉体暴露一件事并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更不必用礼教的眼睛来大惊小怪。一个钢琴家，可以表现他的指法；一个运动家，可以表现他的体魄；一个美人，为什么不能表现她的肉体？肉体本身并不是什么神秘或肮脏的东西，一个以“精神文明”自豪的民族，岂可以随便遮盖它吗？（《由一丝不挂说起》）

胸围发展史

在过去，中国女人最缺乏胸围观念，大家都觉得乳房丰满并不好看，所以要束胸，束到“胸乳菽发”，才算好看。等到西洋的三围尺码来了以后，“大奶奶主义”油然兴起，乳房乃得解放，其上围小者不欲再小，上围大者志在更大，于是不得不乞灵于所谓“胸罩”和“义乳”，而杨贵妃时代的东方“诃子”一类的东西遂被丢掉了。“义乳”观念刚流行时，得风气之先的当然是那些在上海的名女人，当时因为用的是棉花，所以容易露马脚，名女人徐来、徐琴芳等，都有过“不幸一乳遗失”的纪录。后来“义乳”慢慢改进，由棉花而橡皮，由橡皮而塑胶、乳胶，并与“胸罩”合流，任凭女士们扭扭或恰恰，再也不必有泰山其颓的顾虑。当我们看到今天的女人们，挺着不辨真假的乳房，傲然自道她的三围数字的时候，我们怎么能不惊喜：这是何等现代化！（《由一丝不挂说起》）

模特儿的过去与未来

在对肉体的观念上面，最正常的合法开放是艺术家眼前的模特儿。模特儿的出现最早是在私人的画室里，到了民国八、九年，上海有人发难了，最有名的是常州怪人刘海粟，他公然呼吁：“模特儿到教室去！”主张公开在教室里做人体写生。当时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老顽固们大骂他、新闻记者攻击他、孙传芳的五省联军捉拿他，人们把他跟写性史的张竞生、唱毛毛雨的黎锦晖目为“三大文妖”。可是时代的潮流到底把“文妖”证明为先知者，全国各地的美术学校一个一个的成立了，光着屁股的模特儿也一个一个的合法了，在道统与法律的夹缝中，模特儿几乎变成唯一的漏网者。第二个漏网者是什么，我不能想像，看到目前的所谓“歌舞团”，我想迟早大概是脱衣舞了！（《由一丝不挂说起》）

养女与妓女

最早来台的大陆人，不论是流民、亡命徒、海盗或猪仔（荷兰人招募的劳工），都是男性；郑成功驱逐荷兰人，带来的部队，有两万五千人，也都是男性，后来虽下令搬眷，但是女性仍有限，无家眷者约占百分之六十到五十之间。清朝消灭郑家王朝后，下令来台湾的，不准携带家眷，直到七十六年后，才准携眷来台，但限期一年。虽然官方这样不爽快，但是民间偷渡的，却大有人在。到了1769年，台湾已有福建移民数十万、广东移民十余万，在这样大规模的移民下，两性比例的悬殊，虽有改善，但是恶俗的形成，还是无法阻止了。

恶俗之尤者，就是养女。养女的兴起，主要原因是小户人家，为了宗祀大计，预先为自己的儿子收来童养媳，既可在家帮助工作，又可将来免付聘金；另一原因是穷苦人家生了女儿，养不起，因此送人或转让给别人家去养。以上两种原因，都不外是宗族的、伦理的、经济的，也算常态。但这一风气，在台湾蔓延的结果，却因男女比例悬殊而走样，于是，“乡间之人，至四五十而未有室者，比比皆是。闺女既不可得，或买掠贩之女以为妻、或购掠贩之男以为子”的怪现象，便应运而生。在大陆，一般着重在养子，不在养女，收养了别人女儿，也多化为家中一员，并不突出养女的身份；养女地位不佳的，也不过在家如婢，变来变去，多在家门里；但在台湾，却着重在养女，养女的作用，慢慢走了样，居然越过了宗族的、伦理的、经济的基本原因，摇身一变，变成了摇钱的，——养女作用变成了妓女作用，家门里的变成了家门外的，这种堕落，是中国文化在台湾的荒腔走板，真是台湾人的耻辱！（《台湾的妓女传统》）

台湾妓女的特殊传统

在养女作用变成妓女作用的过程中，日本文化的杠上开花，更加重了这一恶俗。日本本是很淫猥、又不尊重女性的民族，在台湾，为了巩固它的殖民地统治，对于淫业，诸多大大的方便，虽然它禁止人口买卖，但以养女名义，登录户籍而从事淫业的，它都悉听尊便。这样的宽大，更使台湾养女沦入悲惨的境地。当年在台北大稻埕做艺妓的105名中，养女占92名；做酒女的57名中，养女占47名，其他各地等而下之的妓女，更可想而知了。

台湾在经过日本人半世纪的统治后，人口方面，两性比例虽逐渐减低，而接近男女约等；但是，养女恶俗的流风，却有得消受。国民党接手后，1952年有养女十三万，但到六年后的1958年，就滚到十九万！九年后，1967年5月8日的第一党报《中央日报》上，公然承认“私娼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养女，而这些养女非但是被迫卖身，更可怜的大都是些未成年的少女，小的只有十二、三岁。……”可见台湾投回祖国怀抱后二十年，养女犹在嫖客怀抱中！国民党师承了日本人的娼妓政策，从民间妓院到军中乐园，无一不以日本为师且青出于蓝之，以致台湾今天淫业之盛，不但外销日本，且为日本观光客的温床。常言说事事“日本第一”，但在这方面，日本人差得远哪！

台湾妓女有它的特殊传统，那就是清朝以后中日提携下的娼妓政策，这政策使养女变成了妓源，恰像黑奴成为劳力来源一样。不同的是，台湾养女的遭遇，在身心摧残上，还有甚于当年美国黑奴，谁说今天是二十世纪？（《台湾的妓女传统》）

泛处女主义

一、女人被强奸也好，被调戏也罢，被流言所害也罢，都不必自杀或自毁；

二、这不涉及羞辱的问题；

三、于她的贞操，根本不发生丧失问题。

既然这样，我们来重看“处女膜整型”的现象，就发现很可笑了：以“处女膜整型”为号召的密医们，他们妄想“修补”处女膜，使它“童贞回复”，目的在用一点表皮的联接手术，使被修补者能重新“落红殷褥”或“流丹浃席”，从而满足对方的“处女癖”，使对方在欢畅之后，浩然有“守礼谨严之处子也”之叹，诸君试想，这是多可笑的作伪举动！

这种作伪，对中国的“处女迷信家”说来，常常是要上当的。因为在过去，科学技术的运用，还嘉惠不到处女膜，许多女人为了骗老公，只好偷偷把鱼鳔中装了血，偷偷放在要害，在黑暗中老公色急求试，只顾销魂，当然不疑有“他”，于是在仓皇之间，稳稳的戴上了绿帽子。今天在台湾的花街柳巷中，还有数不尽的逐红老公，不惜以一两千元以上的破身钱，买一个女孩子的初夜权，其实他买到了什么？真正的处女的贞操是拿钱买不到的，他们买到的不是密医手术下的杰作，就已算是狗运当头了。（《论“处女膜整型”》）

泛处女主义之二

以前我读六百多年前的一本老书——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里面记柬埔寨的“阵毯”风俗，由僧道来把女孩子“去其童身”；现在我环顾六百多年后，报纸上这些“复其童身”的各种广告，我真要惊讶这个世界无奇不有，更惊讶在现代化的中国，竟还有这种丑恶的现象！但是当我把这种丑恶现象的来龙去脉，做一番探源的工作以后，我就不再惊讶。我只是在心头抑止不住一种叫喊，要我向这个社会呼吁：

“任何不幸的女人不必再悲叹她们的不幸。如果她不能逃脱丑恶的现实，那她至少也不必有玉玷花残的幽伤。——须知同床可以异梦，恨海并不难填。在处女膜问题上，实在有发挥纯粹唯心思想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必要。到那时候，王阳明先生如重新活过来，他不会再说‘满街人都是圣人’了，他会改口说——‘满街人都是处女’！”（《论“处女膜整型”》）

论女性·论选美

——不要信仰理想的美人，要享受现实的美人。

女人的本质

如果“真”“善”“美”三者不可得兼，一定要女人选三分之一，全世界所有的女人，都会宁愿不做真女人，不做善女人，而要做一个美的女人。女人宁愿是个假女人、坏女人，也要是个美人。

这就是说，女人的本质是唯美的，女人实在不适合求真、不适合责善，女人把感觉当做证据，这种人，怎么求真？女人把坏人当成好人，这种人，怎么责善？所以女人追求真相，真相愈追愈远；女人择善固执，善恶愈择愈近。（《上电视谈现代婚姻的悲剧性》）

女人是被看的

我不从外表来论断一个女人的程度，如同我不喜欢女人这样论断我，女人是被看的，不是被了解的。（《一封神气的情书》）

做女人是艺术

做女人和炒菜一样，是一番鬼斧神工的大艺术，内自三围隆乳，外至一颦一笑，暗自眉目传情，明至花容月貌，皆非糊里糊涂的亚当子孙所能洞晓者。（《假如我是女人》）

中国传统的妇女地位

按照我们的旧礼教，一个结了婚的女人当然是“既嫁从夫”（《仪礼》丧服子夏传），因为女人乃是“从人者也”（《礼记》郊特牲），这是很明显的父权家族制度。这种制度表现在法理上，则是“夫妻同体主义”，所谓“妻者，齐也，与夫齐体”（班固《白虎通》）。

因此，在婚姻关系上，我们的老祖宗攫获了一个绝对优势的地位。一个结了婚的女人所处的地位是异常不平等的。她没有权力、没有意志、没有职业、没有名位、没有财产、甚至没有知识、没有法律上的平等地位。换句话说，结婚后的女人是没有“人格”的。她的人格已被丈夫的人格所吸收、所合并，她只能在丈夫的专权下同其荣或共其辱，完全居于附属的地位。（《纪翠绫该生在什么时候？》）

汉朝的“女诫”

在《女诫》里，有很多“奇妙”的理论：

比如说，它主张女人要卑下、要软弱，女孩子生下来第三天，就该把她放在床下面，来表示她的卑弱；

比如说，它主张女人要无条件的服从丈夫，丈夫就是“天”，因为“天”是不可以违背的，所以丈夫也不可以违背。对丈夫要像忠臣对皇帝、孝子对爸爸一样；

比如说，它主张丈夫可以再娶，可是太太不能再嫁；

比如说，它主张做太太的方法，是在使丈夫不打她、不骂她；

比如说，它主张丈夫对太太，是一种“恩”情，——这部书的作者，根本还不懂得什么是爱情！

从班昭这部书以后，也有一些书跟着冒出来，大谈女人该如何如何，像魏晋时代张华写的《女史箴》、唐朝太宗长孙皇后写的《女则》、陈邈太太郑氏写的《女孝经》、宋若华写的《女论语》、明朝成祖仁孝文皇后写的《内训》、吕坤写的《闺范》、清朝蓝鼎元的《女学》等等，和班昭那本《女诫》一样，也有很多很多的“奇妙”理论出现。（《女性——牌坊要大，金莲要小》）

狭窄的单行道

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中，一个女人的路线，只是“贤妻良母”的路线。这是一条单行道，一条非常狭窄的单行道。夹在这条单行道两边的，是丈夫的拖鞋、子女的尿布、厨房的锅碗瓢盆、邻居的八舌七嘴。故中国的女性，只是男人的附属品，她的一切生老病死、富贫荣枯，都以丈夫的变化为函数。她自己，并没有真正的自己。中国的传统观念，也从不允许女人有她的自己。传统的女人，在“贤妻良母”以外，多认识一些字，多写一首小词小令，已属难得，并且也接近“大逆不道”的边缘，因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的“完成”，并不以“才”为充要条件，甚至“才”还是她“不守妇道”的张本。所以流风所及，中国历史上至多只有伟大的“母性”，并没有伟大的“女性”。中国历史上不会有“女思想家”、“女社会改革家”、“女叛徒”、“女飞行家”……中国的传统不鼓励女人去走这些路，要走也走不成。中国的女人不论长得多么高，也要被男人踩在肩膀上。正所谓女高一尺，男也高一尺，因为女人那一尺，就是间接为男人高的。（《从<秀嫚信箱>到<上下古今谈>》）

中国人的“重男轻女”

在古代，有一件怪事：男人离不开女人，可是男人又看不起女人；更怪的是，不但男人看不起女人，连女人也看不起她们自己。

男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放在床上；女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放在地下。或者放在水里，干脆淹死。这是因为养不起，又没有“安无妊”或“乐普”，只好即时生杀了事。这种风俗，叫做“溺女”。

男孩子生下来的时候，穿漂亮的衣裳；女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只穿背心式的内衣。

为了奖励生男孩，汉朝章帝发明了“胎养令”，对生儿子的有优待，生女儿的就不行，除非生杨贵妃，生杨贵妃可以“不重生男重生女”。但举世滔滔，哪有那么多杨贵妃好生？何况万一生不好，生出了黄承彦家的丑丫头，除了嫁给诸葛亮，也没人要。但举世滔滔，哪有那么多的诸葛亮？（《女性——牌坊要大，金莲要小》）

“难养”的性格

中国思想中最早论女人与小人的文字，见于《论语》阳货篇。阳货篇里记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逊），远之则怨。”……孔子这段话的现代表达法该是：“只有女人和小人才是最难同他们相处的：你对他们好，他们便不知天高地厚，试探你、冒犯你、搅你；你对他们板下脸来，他们便埋怨个不停，说你对不起他。”

孔子这段话的最大缺点，乃在他只能从一个被“不孙”、被“怨”的人的立场发为感慨，却不能从女人与小人的身上，反过来看他们性格上的主动一面。实际上，女人与小人的性格是很主动的，他们并不因为你对他们“近之”或“远之”而那么被动，他们在个人利害的斟酌上，有极现实的考虑与行动，凡是有利于他们的，他们立刻能笑脸迎人、能下人、能取媚人；但是，凡是考虑之下，对他们无利或不再有利的时候，他们便会在一夜之间，采取行动，把人际关系既无情调又无趣味的戛然毁掉。这种行动，会令你非常倒胃。

所有的男子汉、所有的高人，必须在内心深处，对这种“女人性格”和“小人性格”有悲剧性的准备和领悟。准备和领悟以后，他才会带着宽厚博大的心胸，面对一切或背对一切，对任何悲欢离合，都不以为异。这就是人生，你无法避免不与女人和小人打交道，但你若在不可高估、不可倚恃的对象上过度动情，你就难免是狗娘养的了。（《论难养的》）

衣饰比赛

女人重衣饰，百分之十是为了吸引男人，百分之九十是为了跟别的女人争奇斗艳。争斗的结果无非是比阔，这真太麻烦了。我有一个建议：不如大家订个“美人协定”，大家都脱光衣服，每人手里捏它一大把钞票，干脆数钱就得了！（《离谱女人》）

诗人的话

爱神呀！月老呀！你们是吃什么的？你们只帮助女孩子爱市侩，却不鼓励女孩子爱诗人，人生至此，天道宁论。（《一封神气的情书》）

我与女人

大丈夫、奇男子，为了找个女人，还要求别人帮忙，这能算是好汉吗？于是，我穿上外衣，开始在雨中漫步，吸引女人。可是我跑了一下午，一个女孩子也没吸引到，反倒在新生南路三段的转角地方，吸引了一条癞狗。它不声不响地，贼头贼脑跟在我后边，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不知是“仰之弥高”呢，还是“狗眼看人低”，总之，它鬼鬼祟祟的，非常讨厌，令人油然而生后顾之忧。最后我忍无可忍了，只好折腰一次，抓起石头，这下子它识相了，掉转狗头夹尾落荒而走，伴同着数声狂吠，表示它所追随的夫子不过乃尔！我这时还站在街心，却满面杀气，手里还紧抓着石头，正在庆祝全面性胜利，忽然想到那酷好石头战术的“钟楼怪人”，于是赶忙把石头丢了，糟糕的是，又太晚了，终于被一个女孩子看到了，她笑了一下，笑得很美、很甜、很“看我没有起”，我尴尬极了，心想这么一场斯文扫地的战斗，竟被这么一个动人的小丫头看到了，这不太难为情了吗？于是我又恨了，我恨那只混帐的癞狗，我真恨不得剥它的皮、吃它的香肉，何况自“政府”禁止以来，我很久没吃狗肉了，不吃狗肉身上就不发热，身上不发热就没有热情，没有热情还能谈情说爱我为卿狂吗？

望着那只远走高飞的畜生，我禁不住淌了口水，不过话又得说回来，我即使吃到狗肉也是没用的，我这么丑，脾气又这么暴躁，这两点都是交女朋友的致命伤。（《一封神气的情书》）

论女人的性感与感性

有感性无性感者，可做女作家；有性感无感性者，可做女明星；无感性无性感者，可做欧八桑；有感性有性感者，可有此种人哉？（《李语录》）

够水准的女人

真正够水准的女人，她聪明、柔美、清秀、妩媚、努力、有深度、善解人意、体贴自己心爱的人。她的可爱，毫不属于“新女性”那种嚣张型，但她的好条件，也不比她们少，只是有些条件是隐性的、蜜蜜柔柔的、淡出淡入的，像空谷幽兰，不容易被发现而已。当你发现了这种女人，你才知道她多彩多姿，多么动人。一通电话，她可使你魂牵；一封来信，她可使你梦萦。（《呜呼新女性》）

女人争权

有人以为历来女人不论在床上床下，一直压在男人下面，这是不正确的。女人曾有过压人的时代，只是那种风光，后来被男人反压了。到了18世纪以后，女权运动逐渐形成，于是女人开始夺权。女人夺权，在某些争平等的目标上是好的，不幸的是，女人在争平等时，常常得意忘形，为打倒“大男人主义”而沦为“大女人主义”，她争平等，却不与人平等相处，最要命的，她又想压人，要以“行同男人”的愚蠢来压男人，于是，一切器小易盈的局面，便一一发生。（《“本姑娘也点一个”》）

闹个不停

我坚决相信，男女之间应该是人生最大的快乐，可是女人显然不以此为足，她们要闹人闹个不停，以大家痛苦为乐事，这又何苦来？世界上很少有男人能够脱身于女人这种胡闹之外。（《从奸雄学到了什么？》）

女人的“是非”观

大学女学生在教室里，可以把逻辑考上一百分；可是一出了教室，她们就又不逻又不辑，全凭感情用事、直觉办事。她们的“是”“非”之间，所隔不过一张考卷用纸，《堂吉诃德》的作者嘲笑女人是非之间间不容针，可说一针见血。

所以，女人的是非，只是一种变形虫，随她们的意思变来变去。当她们搬弄“是”的时候，她们可以变形出一片是理，说你多好多好；当她们搬弄“非”的时候，她们又可以变形出一片非议，说你多坏多坏，坏到罪有应得。（《女人的理由和男人的理由》）

女人的身手

女人最大的功用是软化男性增加爱情，最大的使命是驭（不是“相”）夫教子，搞政治究非所宜，武则天的终于垮台和西太后临死前的忏悔可为殷鉴，娄逞虽然能诈为丈夫仕至扬州议曹，可是到头来终有“还做老妪”之叹。故女人之欲耍身手，必限于厨房之内、丈夫背后、婆婆面前，明矣！但是有些女人却不这样想，她们在控制男人一方面非常熟练，游刃有余之余，她们总想利用余暇出而问世，“公不出山，奈苍生何”？否则做了华兹华斯笔下青苔石畔的紫萝兰，幽居空谷，芳华虚度，岂不太“那个”了吗？（《中国小姐论》）

来生生为女人

下辈子托生做女人，其实并非难事。就以我今生而论，我妈妈生了四个姐姐后才生我，生我之日虽然白胡子爷爷、灰头发奶奶及黑眉毛老子皆大欢喜，咸谓举男不易，终获麟儿，但我妈妈心里却对我这种违背历史潮流深表不满，于是她又生了两个妹妹以为抗议。由此观来，生女固易事耳！此生落选，不必沮丧，二十年后，论倾国倾城乱世孽海者，舍我其谁哉？（《假如我是女人》）

交男朋友之道

一日联合招生放榜，名列某某大学外文系，龙门既登，声价自更不同，追求者即时如过江之鲫，纷纷在尼龙裙下拜倒，泰山不辞细土故能成其大，我也来者必拒，拒而必不久，否则这小子知难而退，被别的女孩子喜欢了去，岂非失策？故我当择其中之帅者、尤者、司麦脱者、恭顺乞怜者、海誓山盟者、痛哭流涕者、亦步亦趋尾随不去穷追不舍者，一一皆做釜鱼养之，必要时“老渔翁，一钓竿”，游丝在手，拈之即来，岂不快哉？

男朋友既入瓮中，不可不予以控制，你想男人岂是好东西，不控制还得了吗？为了不使男朋友心猿意马，为了使小丈夫低首下心，一定要把他的思想大一统不可，一统之道，除了要谆谆晓以大义外，还得禁止他们去看一些书才好：中国方面，如班昭的《女诫》，于义方的《黑心符》；外国方面，如莎士比亚的《驯悍记》，斯特林堡的《结婚集》。（尤其是1885年出版的下卷，他竟说我们女人是吸血鬼！）至于《醒世姻缘》、《少年维特之烦恼》等书，鼓吹男人受我们气、为我们死，值得特别推荐，可鼓励他们多多研读，多多烦恼。（《假如我是女人》）

男朋友好比是衣服

坦白地说，男朋友就好比是衣服，这件衣服即使很好、很华贵，可是若在整个礼拜中天天穿它，那就太单调了，别的女孩子也要笑我了，人家张丽珍就有好几十套衣服，赵依依也有五件大衣，周牧师、方神父劝我们节衣缩食，为了怕胖，我已经缩食了，若再节衣，那岂不太自苦了吗？衣之不可节，如同男朋友之不可少；更衣之频繁，如同男朋友之新陈代谢，今天跟他好好的，说不定明天就为他唱“挽歌”，并且张三李四旧雨新知，我要一视同仁——一一为他们“轮唱”！

有了男朋友就不能不有约会，我又不是柏拉图学派的女弟子，绝对不相信象牙塔和天鹅宫里面的精神恋爱。写情书、拔指甲、割指头，那些都是图腾时代的方式了，现代的恋爱是要看电影、要吃通心粉、要喝咖啡、要跳舞。有人说爱跳舞的人，脚上的神经要比脑袋里面的发达，这话也许有道理，足下麻木不仁的人休想把探戈跳得好，探戈跳不好就不能在众目睽睽的舞会上出锋头，出不了锋头男孩子就不会纷纷“与我同舞”，不与我同舞就影响了我的“养鱼政策”。（《假如我是女人》）

女孩子的时间观念

男孩子既然如约前来，我却不必准时赴约，盖守时云云，实在是对铁路局局长说的，根本不是对我们女人说的。我们每个女人都有三大敌人，第一是时间，第二是不追她的男人，第三是别的漂亮女人。其中最可恨的莫过于时间，时间会夺走我的美丽，减少我的多情，更不可饶恕的是，它使我去年辛苦做成的大衣走了样，所以它是我们女人的第一公敌，我们绝对不要遵守它。故约会时间虽到，我虽早已搽完胭脂抹完粉，可是还是先让那男孩子在宿舍门口等上半小时再说。一来呢，可杀其威风、吊其胃口；二来呢，可延长在寝室炫耀的时间；三来呢，那么准时干嘛？又不是赶火车！（《假如我是女人》）

女人眼里的“政治”

亚理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其实这话对他们男人说来更切实际。政治这东西要会杀会砍会登台演讲才行，要会打击敌人，也会出卖朋友。……这些皮厚心黑的事，对我们女人说来都是不合适的。在政治上面我们所能做的，除了打开后门收红包外，我们还希望替丈夫多多建立起和裙带有关的关系。至于我自己，我对政治的兴趣无论如何也赶不上对那条花裙子的兴趣，我不关心肯尼迪怎样应付老挝的局势，只关心他怎样应付太太的脾气。报纸第一版似乎是没有什么好看的，这时代不会再有希腊罗马那种英雄美人的战争了，现代的男人都是狗雄，他们不为美人儿打仗，却为非洲的几个小黑人吵来吵去，那太不罗曼蒂克了，这种消息还有什么看头？（《假如我是女人》）

新女性

过去的新女性走出厨房；现代的新女性根本不进去。（《李语录》）

新女性之二

新女性自己愈不值得爱的时候，她们愈抱怨别人不值得爱。（《李语录》）

新女性的下场

人一有好的条件就难免不知天高地厚，但这种不知天高地厚，发生在男人身上和发生在“新女性”身上，程度就完全不一样。男人可能有五分好条件，就自我膨胀为十分不知天高地厚；可是“新女性”可能有五分好条件，就自我膨胀为五十分不知天高地厚。结果呢，所有有好条件的“新女性”，下场大多都很悲惨，都因为她们不知天高地厚而把她们已经到手或可以到手的幸福亲手毁灭掉。（《呜呼新女性》）

新女性一生的三个阶段

这类女人（所谓“新女性”）一生，可分三阶段：第一阶段是“奇怪阶段”，自十六七到二十六七，是她的黄金档，她引人好奇，自己对人生也充满了进取与好奇，她的声名、事业、爱情等，都在这一阶段铸成，大错也在这一阶段铸成；二十六七以后，她的巅峰状态开始下降，人也开始走样、过气。为了抢救，自然不择手段，进入第二阶段——“作怪阶段”，作怪的程度因人而异，有的大穿奇装、有的大脱卖肉（年轻时候不脱，年纪大了，肉松了，反倒演裸戏，做“迟来的脱星”，真是六朝怪谈）。作怪期间，可以持续到人老珠黄境界，然后转入第三阶段——“妖怪阶段”。妖怪就是老妖怪，从陈香梅到香奈儿，到七十多岁老太太玛琳黛德丽展示大腿，这都是老妖怪，老妖怪。老妖怪是青春一点也没有的“新中性”（中性，因为月经也没有了），美容医院和法国香水的挽救效果也愈来愈小，小到最后香水是香水，她是她。这时候的她，本该是个老太太的打扮的，可是她不，她一定要老妖怪。打扮如此，作风自然也老妖怪，教人看了难过得要命。别人人人都知道她是老妖怪，可是她自己不知道，真他妈的。（《呜呼新女性》）

我的天才若给刘秀嫚

美人在这个世界上，跟五十分上下厘米的电线一样，是阻力最少的物体。这种物体，在消极方面，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猜忌；积极方面，又可以增加群众的信心。基于这种认识，我开始凝结我的妙想是：——刘秀嫚若能写出我李敖这样的奇文，那多好！她的美丽若加上我的天才，那多好！我情愿挖空我的脑袋，把我的天才全部送给她，叫他妈的上帝彻底做一个不公平的上帝：一方面使美人兼做才女；一方面使“文化太保”变成“文化白痴”。在李敖“交出棒子”以后，改由刘秀嫚做思想家、批评家、史学家、散文家、传记家、演说家以及战士和情圣。……那时候，刘秀嫚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邓肯、我们的乔治桑、我们的克莱拉巴顿、我们的山额夫人、我们的BB和莎岗。她那多方面的前途，将因多方面的突破而变得无可限量，她对我们国家的贡献，也将超过每一个贤妻良母月貌花瓶的女人。（《从<秀嫚信箱>到<上下古今谈>》）

古代中国女人的出路

古代中国女人，在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出嫁做妈妈。她们在没出嫁以前，整天关在家里，绝不会出来念书，或出来跳舞，或出来做女秘书、女护士，是没有这些的。

她们没有上学的权利

口号是“女子无才便是德”，——不会念书反倒是美德！

她们没有职业

蹲在家里，就是她们的职业。

她们没有继承权

财产都分给兄弟们了。

她们没有人格权

人格权已经被爸爸、丈夫、儿子所吸收。

她们没有自由意志

不需要她们有意志，坏事不让做，好事也轮不到她们做。

她们被“圣人”看不起

孔夫子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她们很容易就被丈夫赶走

有七个理由，丈夫可以赶走她，其中一个理由是“不生儿子”。不生儿子不怪丈夫，要怪她！

她们还很容易就被连带杀头

要是她的爸爸、丈夫、儿子犯了大罪，她就跟着倒霉，她自己若想犯个大罪，叫别人也倒霉，不行，没机会！

她们很难再婚

不论离婚后或丈夫死后，总之，她们想结第二次婚，很难很难；并且很多人，根本也不想，她们宁愿糟蹋了青春。清朝有一个“高节妇”，十七岁起守寡，守到九十六岁，共守了七十九年，是“守寡大王”。

她们几乎什么都没有，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

汉朝开始才有女人私人的名字，有的还是没有，只叫做什么什么“氏”而已。（《女性——牌坊要大，金莲要小》）

中国女性逐渐觉醒

中国女人的思想模式完全与咱们中国男人不一样。男人好吃，所以抢先吸收了西方的玉蜀黍、花生米；好抽，所以吸收了纸烟和鸦片；好看，所以吸收了眼镜和电影；好生病，所以吸收了六○六和奎宁；好曲线，所以吸收了欧基里德的几何学。……可是在另一方面，中国女人也在向洋婆子学习，她们逐渐知道：缠了一千年的小脚应该解开了；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大道理应该怀疑了；“香钩”、“弓鞋”、“莲步”、“帘底纤纤月”的肉麻文学也应该滚蛋了。……1920年的二月里，居然有两个女学生跑到北京大学上起课来了，这在“男女不杂坐”、“妇女无才便是德”的文明古国里，真不能不说是石破天惊的大事！（《中国小姐论》）

中国女性今昔

生为现代中国的女人真是幸福，若在古代，多少美女，都在贫贱江头浣纱低泣，或在小茅屋里为他人做嫁衣裳，不知有多少个颜如白玉的吴姬越女都被埋没掉了，因风飘堕了。偶尔脱颖出了一个褒姒，可是不爱笑也不行，周幽王千方百计要使她发笑，结果只笑了一下，就把亡国的帐都记在她头上了，三千年来，她一直背着狐媚魅主的恶名！还有些女人，也以姿色端丽，被皇帝的爪牙与特使当秀女“选”到宫里去了，当时的选美只为天子一个人，若不幸碰到三千宠爱在一身的皇帝，那就算倒了大霉，禁宫深锁，羊车不来，白天望昭阳日影，晚上看章台残月，晴天伴寂寞宫花，雨天想野渡无人，斜倚薰笼，自叹薄命而已。这样下来，二十年后能够白头宫女谈天宝遗事的，还算是幸运的，碰到个孝感动天的皇太子，说不定心血来潮，要把你活生生的为先皇帝来殉葬！（《中国小姐论》）

束胸的解放

不论在中国在外国，女人都经过一段束胸的历史，都在装饰上，未曾大力强调过大奶奶的可爱。在中国，女人们胸部的解放是在民国以后的事，提倡风气的有被称为“性学博士”的张竞生，以及我们那位全世界见到女人乳房次数最少的“哲学博士”胡适。他们两位虽然都鼓吹“大奶奶主义”，但是后者曾被前者痛斥过一次，理由是胡适之对女人乳房的知识太差，所以闹了笑话。（《大奶奶运动史》）

乳房的美化与自由

由于时代的进步，女人们对乳房的保养与美化也愈来愈积极，从钢丝胸罩到隆乳按摩，再到所谓乳房真空扩大器，名堂百出，唯大是尚。乳房的自由已经发展到如日中天，宪法里所列举的种种自由（如言论自由等等），没有任何一条的发展能够凌大奶奶而上之，也没有任何一个机关敢订立一种“惩治大奶奶条例”来控制大奶奶，或散发剪刀来剪我们可爱的大奶奶。这是时代的进步，也是“自由中国”的自由，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大奶奶运动史》）

选美

选美本是吃饱了饭没有事干的高等男士们所发现的消遣女人的艺术。（《中国小姐论》）

好像做买卖

有人说参加选美好像是做买卖，在古代是小本经营，女的只为悦己者容，现在却是大企业，须做大广告，公开看货色以广招徕，并且正相反的是，女人冶容是为了群众的悦己，须做大众情人才称快。其实这种心理是未可厚非的，就连我们男性中的孔圣人，也有过叫价心切的流露，所谓“有美玉如斯，……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中国小姐论》）

选美的起源

选举中国小姐，是一种“选美”活动。选美活动，是人类发明的最早活动之一。照希腊人说法，木马屠城记那段特洛伊之战，就是选美选出来的大祸。原来女龙王结婚，大开筵席，谁都请了，单单没有请挑拨女神伊瑞丝。伊瑞丝大怒，丢出一个金苹果，上面写着“献给最美的”，这下子搅局成功。高朋满座之中，三个女神闪出，当美不让。她们是天神宙斯的老婆兼妹子、婚姻女神兼注生娘娘席拉，宙斯的女儿、智慧、技艺和战争女神雅典娜，和宙斯的私生女儿、爱与美神爱芙罗代蒂即维纳斯，她们要求来个选美比赛，请宙斯评判。宙斯是老奸巨猾，哪肯干这种得罪人的事，他叫她们去找巴黎斯。于是三位女神，直奔巴黎斯，跟他幕后交易，最后维纳斯贿赂成功，答应裁判得到全世界最美丽的女人海伦。于是，当选者得到金苹果，落选者掀起战争，一打就是十年。（《中国小姐新论》）

女人的天性

选美本身是人类最早的一个发明，争奇斗艳是孔雀的天性，也是女人的天性。凡是“敢将十指夸针巧”的，就没有“不把双眉斗画长”的，让女人做做困美之斗，四座同笑，上下并欢，且为天上人间，留下绝代佳人的尺码，是一件很美的事。（《中国小姐新论》）

不必以道德衡量

人类自古就有这种发明，殊堪嘉许，至少不必大惊小怪，至少还不至于构成“资本主义堕落生活方式的代表”，或是“侮辱女性”之类。希腊国王长堤选美时，世界上还没有资本主义；而中国小姐能上台，李敖先生不能上台，这反倒是对女性的谄媚，对男性的侮辱。何必用不通的大帽子反对呢？用大帽子反对选美的人，他们有不开心的心病和易倒胃的胃病，老喜欢过度用道德的标准来套一切。他们不知道，美的本身，既非道德的，也非不道德的，而是跟道德不相干的。一般人口头禅“真”“善”“美”，真是科学哲学的；善是伦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的；美是美学艺术的，美本身无须为真和善做养女。何况照拜昻说法，美就是善；照济慈说法，美就是真。美本身足可成立，无须也不该加上道德判断。（《中国小姐新论》）

美是上帝的礼物

亚里士多德说美是上帝的礼物，人类发明选美，不过摆出礼物而已，赏心悦目，快然自足，没有别的，也无须有别的。美本身就有“原始的完整性”（primitive integrity），选美本身就有它自己的意义，不必被也不该被“政治挂帅”。想用中国小姐搞“统战”、表示“进步”的学人，应该问问自己：这种动不动就“一切为政治”、“政治领导一切”的毛病，是不知不觉跟谁学的？罗素从苏联回来，说他吃不消共产主义的一点是：共产主义事事都要为政治服务，学人们怎么这点分寸还弄不明白？想用中国小姐搞“统战”、表示“进步”，可曾想到未在枝节上得好处，已先在根本上——“政治挂帅”上开了倒车？你们的书，念到哪儿去了？

结论是：我反对以道德理由禁止选举中国小姐，一如我反对以政治理由开放选举中国小姐，说破了真好玩——道德性禁止和政治性开放，其实两组的理由竟一样！它们同一思路、同一模式，同样不知美之为美，同样混！（《中国小姐新论》）

百利无一害

现代的中国女人，如果她“天生丽质难自弃”，她就可以报名参加男人主办的中国小姐选拔会，若有幸而当选，立即一登龙门身价十倍。第一名可亮相长堤，名利双收，固是美事，即使亚军季军，也可献花朝圣，做空中小姐，自第六名以下，起码可把照片履历宣诸于报章，腾之于众口，不但日后转业方便，而且可藉此理由，敲老子竹杠，多添两件时装和旗袍，等到徐娘半老之日，还可动辄拈出当年中国小姐的候选证，以骄远邻近舍的三姑六婆。……由此看来，竞选中国小姐实有百利而无一害，千载良机，失之委实可惜。（《中国小姐论》）

佳丽云集

古代邯郸大道，为贵族豪俊所标题；咸阳北版，是诸侯子女所麇聚，现代高等男士们筹办中国小姐选拔，除了可收佳丽云集举国触目之效外，另外还有两个副作用，一个是可使女人内讧，盖女人本来都是一致联合起来对付男人的，——虽然她们一回宿舍就吵架，现在选美大会一举行，第一名只有一个，有你无我，既生瑜，何生亮；卿不垮，孤不安，个个蛾眉障妒，争把双眉斗画长，这是男士们看来最开心的事；另一个副作用是女人在这时候才最听话，最不能吊男人的胃口，一一鱼贯展览，十步之内，必有芳草，人人在“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品评下规规矩矩地答话，诚惶诚恐地作态，平时那种骄横的气概一点也没有了，男士们绝对不会在其他场合同时看到这么多的美女，也看不到这么多的谦虚。（《中国小姐论》）

美不由外来兮

女人绝不会想到选美，这倒不是因为恐惧什么，乃是因为镜子一照，她立刻感到“美不由外来兮”，立刻发现她自己不就是天下第一美人么？维纳斯已在此，还有什么好选的？故凡是参加角逐的小姐们，无一不是兴致冲冲地抱着必售的信心而来；而那些不肯参加或不屑参加的幽谷百合们，也无一不带着“天下莫能与之争”的骄傲做壁上观，设想女生宿舍群雌粥粥围看报纸品头论足之情景，以及在时装表演或选美大会上在座女性很少鼓掌的事实，我们实在不难揣度她们那点小心眼儿了。（《中国小姐论》）

以“美人计”解围

以美人计解围，是完全中国传统的产物。汉高祖被匈奴围在白登（山西大同），一筹莫展。高人点化他，教他画了许多当时中国小姐的画像（那时候没有照相机），派人偷运到匈奴营里，给酋长老婆看，威胁说：“看看这些美人儿！看看这些小脸蛋，多标致啊！这就是我们老板要送给你家老公的礼品目录！她们来了，您老太的地位如何，您老太心里有数。为您老太计，还是说动您老公，赶快退兵吧。兵一退，当然礼品我们就留着自己用了！”酋长老婆是何等聪明人，她岂能平白替老公“选美”？于是，一夜之间，局势全变，匈奴退兵了。（《中国小姐新论》）

简·方达道歉

6月17日外电说，美国老牌明星简·方达（Jane Fonda）电视访问中，表示对当年越战时期，她妨害美国军人的行为道歉。她说她特别要道歉的就是1972年的河内之行，当年她在敌国首都攻击美国在越战中的行为，她后悔说了许多引人争议的话，包括自称是“革命妇女”。她说她当时发表那些声明，是因为“我不愿意别人把我看成是小明星”。

越战时简·方达在河内电台对美军广播，指他们把炸弹装上飞机是“非法的”，而使用这些炸弹“会使你们成为战犯”；对获释美军战俘诉说被越共刑求的内容，指他们说谎、是“骗子”。如今简·方达后悔了。她说：“未经考虑的说出那种话是残忍的事。”

简·方达的结论是：“当时我想为结束杀戮和战争略尽绵薄，但有些时候我行动鲁莽而欠考虑，现在我……为当时伤到他们感到非常过意不去，我要向他们和他们的家属道歉。”（I was trying to help end the killing and the war but there were times when I was thoughtless and carless about it and I’m…… very sorry that I hurt them. And I want to apologize to them and to there families.）（《明星政治与政治明星》）

专家才能玩的职业

十六年前，简芳达以新女性姿态、大明星派头，亲赴河内，头戴钢盔，在北越一座高射炮旁留影，她言词刁泼、意气风发，被称为“河内的简”，固一世之雌也；可是，十六年后，她红颜老去、悔悟迟来，竟其言也善，愿求化解，这自是件好事。7月2日外电说，一个退伍军人团体宣布，影星简芳达将参加一项义演，为越战老兵的后裔募款，也可见她的道歉与义演，跟化解退伍军人对她的不满不无关联，明星总是要人鼓掌的，老是有人跟着她喝倒彩、抵制她，终非佳事也。

简芳达的例子，使我有一个结论，就是：在专业化的时代里，政治其实也是一种专业，一种专家才能玩的复杂职业。没有专业训练的人，贸然发表政见，摇旗呐喊也好、游行示威也罢，其实都可能造成“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危险。简芳达演电影是她的专业，她演电影是专家，如同尼克森搞政治是专家，越战该不该打，是尼克森深思熟虑的专业，不是一知半解的简芳达的专业。尼克森若不好好在华盛顿做美国总统，却跑到好莱坞代简芳达演戏或指导简芳达演戏，简芳达一定笑他外行；反过来说，简芳达不好好演戏，却跑来指导越战，尼克森会不窃笑乎？（《明星政治与政治明星》）

明星政治与锋头主义

简芳达的捞过了界，乱搞政治，基本真相，是做政治秀耳，“我不愿意别人把我看成是小明星”，一语道破明星政治的心态，归根究柢，这是新女性的噱头而已，本不值识者一笑。不过，在台湾自诩为专业搞政治的人，不论所隶何党，他们的专业程度，也至为可疑，他们普遍的水平，都是很差很差的。赵少康公然把18世纪的罗兰夫人错成20世纪的罗曼罗兰夫人来说话；黄余绣鸾公然把雅尔达会议和波茨坦会议当成有中华民国代表来发言；张俊雄公然把两万零七百平方公里的以色列说成比台湾小好几倍来炫耀！……我们整天见他们做政治明星的秀，却不见他们做政治家的事，这些无知妄作，是很可虑的蔓延。

明星政治和政治明星，都是一种锋头主义，距离沈潜博学的政治家，有着漫长的路。简芳达的觉悟是一个红灯警告，一开始把路走错，笑话可有得瞧呢！（《明星政治与政治明星》）

“女人不能学历史”

过去台大校长傅斯年奚落女人不能学历史，旨哉斯言。许晓丹，女人也，妄在大学里学历史，结果一事无成。愤而学画、学舞，其画也、舞也，固多野狐，但敢在（1988年）11月24日晚上在台中市中兴堂演出最后一场时，脱光衣服，全裸走向观众，则其创造历史之功，亦颇足记。今早见报，台中市警察局已传讯她，把她依法移送地检处侦办。——全世界学历史的而被警察局移送过者，只有李敖和晓丹女史焉。

许晓丹事后向记者说，她被台中市立文化中心、台中市文化基金会压迫，书面切结不做全裸演出后，至感悲愤，乃在一夕之间，“被迫以裸体表示抗议”，“对历史有了交代”云。可见她本来宣布的为“剧情演变上的需要而脱”的理由，可以临阵转换。最后以“对历史有交代”而脱，足见历史之功，大于艺术，晓丹女史固不忘本也。（《许晓丹的历史教训》）

女人的小气

中国的女孩子上男女同校的大学，不过才三十八年的历史，几千年来，她们一直在被压迫的地位，受尽了男人的气，但是时代毕竟是会变的，1920年的二月里，北京大学招收了两名女生，当时大家惊为创举，在主张“男女不杂坐”（曲礼）的文明古国里，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划时代又破天荒的大事！女人地位的提高，至此可算是登峰造极了！

但是历史的包袱毕竟是一个大阻力，几千年男尊女卑的传统，女诫女训妇道妇容的桎梏，使我们这些“世界上最美的女性”（胡适语）多少还不能完全苏醒过来、活泼起来，她们多少还有点“小气”的作风，比如说：

一、对性的问题有很大的禁忌（taboo）。

二、过度的怕羞与被动。

三、过度的装假，作伪，不坦白。

四、总带着提防抵制，疑神疑鬼，和“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眼光看男人。

五、太多的否定和拒绝的遁词。

六、对比较大方的女人敌视、中伤。经常表演不近人情的举动，诸如退还情书、公布情书、火焚情书等事，屡见不鲜。

总而言之，我们这些“世界上最美的女性”的大方程度实在教人不敢恭维，她们比起那些热情、坦白、率真、而有勇气的洋婆子来，真该赧颜汗下了！（《女人三论》）

女人的记忆

上帝毕竟是公平的，他有英国绅士那种fair play的素养，他给了男人较多的理解力，但在另一方面，却以较多的记忆力补偿给女人，“强的记忆力通常配上弱的理解力”，这是蒙田的形容。

1922至1923年的洛桑会议时，土耳其议会的代表名叫伊斯美，他身材矮小，耳朵又有点聋，但他却充分利用了他的聋耳朵在冲俎之间，举凡对土耳其有利的条款，他全都听得清清楚楚，但凡对土耳其不利的条款，他却全装做耳聋听不见！

女人的记忆力就恰如这个样子，她们只记得对她们有利的事情，哪怕是一根别针大小的事情，只要她觉得有记得的必要，她就会牢记在心，在恰当的时刻毫不费力地顺手拈来，用做攻击的把柄、要胁的武器或埋怨的理由，至于那些令她不快的事和那些她想忘掉的事，她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女人三论》）

女人的理由

西方人给“女人的理由”所下的定义是“毫无理由的理由”，女人的是非观念最薄弱，她们分析事实多凭感情和直觉，她们在教室里可以把逻辑考个一百分，可是一出了教室，就把殷海光的“逻辑新引”丢在一边了，《堂吉诃德》的作者曾嘲笑她们道：

Between a woman’s Yes and No,　There is not room for a pin to go.

女人的理由与是非永远是一个变形虫，随她们的意思变来变去。譬如当她爱你的时候，她会把你的可爱说得震天响；可是当她不爱你的时候，她立刻又能毫不踌躇地历数你的“十大罪”了。

但是是否对得起别人，女人自己的心理是清楚的，当她发现她有负于人的时候，良心会使她感到不安，于是她便想了一个好办法：首先，她先追忆一两件你对不起她的小事情，然后她把这些小事情加入酵素，而使它们逐渐膨胀起来，直到最后扩大而与她对不起你的事相当甚至超过的时候，她便心安理得地把她自己开脱了！因此在女人的口中，我们永远可以得到两个结论：

一、她永远理直气壮，从不负人；

二、男人永远理屈辞穷，对不起她。（《女人三论》）

妇人之言

妇人之言，即使你做一千回的定性分析，内容也不外这两种元素：一种是废话；一种是坏话。（《李敖先生谈女人》）

我所佩服的男士

我佩服那些能够在表面上恭听女人花言巧语，但是在他心里却丝毫不为所动的男士们。（《李敖先生谈女人》）

我的名誉

我的名誉被两种人所破坏：一种是邮政总监；一种是情敌。所谓情敌，解释是广义的：当一个人，发现他的太太跟他同床却跟我同梦，或者发现他的女儿不说“爸爸说”而说“李敖说”，甚至发现他的妈妈、姨母、婶子或表妹，都带着李敖的著作上茅房的时候，他便开始在我的名誉上做手脚了。（《李敖先生谈女人》）

女人的两种性别

女人不单是属于女性或阴性，停经期过后，她是半阴半阳的东西，是一种“雌雄同体”。因此我建议，一个女人，在停经期过去以后，应该在国民身份证上的性别栏里“女”字上加注“不男不”三个字，那么一来，就是“不男不女”。——这一阶层的人可算是“中性”的，我们该在国民大会中增列“她”们的保障名额。（《李敖先生谈女人》）

中性与人妖之别

女人停经能变成中性，男人中性却只变成“人妖”。（《李敖先生谈女人》）

感觉与证据

女人永远把“感觉”当做“证据”，因为她从来没研究过什么是“证据”。（《李敖先生谈女人》）

“女男平等”

我认识的一位中学女学生，她永远“不让须眉”般地把一般习惯写法的“男女平等”写成“女男平等”。我想她结婚典礼时，一定站在左边；而在结婚典礼后，一定选择“在上面”的姿势。（《李敖先生谈女人》）

“女男平等”的病源

“女男平等”者的病源来自二处：一是她有过多的“妈妈欲”或“哺乳欲”，二是她中了《笑林广记》中漏伞故事的毒，——她有一种“漏伞狂”。（《李敖先生谈女人》）

女人一见面

女人一见面，就互相夸对方漂亮，如果实在连千分之一的漂亮可能性都没有，那么她就改夸对方的大衣；如果大衣实在又丑得可以，那么她就庆幸对方买得很划算：——“你真会买东西！在哪里买的？我也去买一件！”（《李敖先生谈女人》）

强迫买大衣

假如我是女人，我一定按住那个问我大衣“在哪里买的”的女人的脖子，强迫她真的“也去买一件”。买成以后，她的丈夫也许笑也许哭，不一定。可是她呢？一定哭。（《李敖先生谈女人》）

女人相信女人的

女人相信女人的，只有一句话，可惜这句话又是谎话。这句谎话是：“你好漂亮啊！”说这句话的人，明明是说谎话；可是听这话的人，明明知道这句话是谎话，却偏偏要信它。——因为那是女人一生中最不多疑的时候。（《李敖先生谈女人》）

女人眼泪与自来水

我看不出女人眼泪与自来水的分别。（《李敖先生谈女人》）

订婚是什么？

订婚是什么？你何不去看一看画展？画展中许多画的下角，常常贴上标签：——“张先生订”、“李先生订”。那就是说，你只能看，不能摸了！（《李敖先生谈女人》）

天主教禁止离婚

天主教禁止离婚，为了他们深知“货物出门，概不退换”的好处！（《李敖先生谈女人》）

女人与旧衣服

女人要买新衣服，包括两个要件：

一、驱逐旧衣服；

二、迎进新衣服。

驱逐旧衣服的方式不是卖，卖了总觉太吃亏。所以又衍生出两个方式：

一、交换法——以衣换衣。

二、赠送妹妹法——算是做了“慈善事业”。（女人的亏心事太多太多，所以不得不做点好事赎罪。）（《李敖先生谈女人》）

女人与坏警察

女人与警察中的坏的是一类动物：神经过敏、喜怒无常、欺善怕恶、每月红包（月经）。……这都是相同之点。更完全一样的是：他们都是死爱面子的动物，外表什么都不行，骨子里却什么都行。（《李敖先生谈女人》）

“美化环境”

女人对“美化环境”永不灰心。民国五十三年春天，我在一家旗袍店里看到考试委员会张默君女士，那时她已经八十开外了，还在旗袍店里左量又量量三围。我当时实在感到上帝对她太残忍，他实在不该把张女士的身体外缘“罚”成平行线，因为女人究竟该是女人，不是水桶啊！（《李敖先生谈女人》）

熨斗的另一功用

熨斗是女人最划得来的朋友，它的用处随着年纪成正比增加。——老太婆们除了用它熨皱了的衣服外，还可用来熨皱了的鸡皮。（《李敖先生谈女人》）

美丑同行的心理分析

你到任何一个大学，都可看到一个漂亮的女人和几个丑八怪一起走路。美丑之间，心里各有她的打算。前者暗中想：以丑衬美，益增其美；后者暗中想：与美偕行，物以类聚。她们都是最好的心战专家。（《李敖先生谈女人》）

一根火柴

数钱也不行，还不算气派。你还记得晋朝石崇比阔的故事吗？用敲碎名贵珊瑚的法子来表示气派，这真别有阔风。因此我又建议：不如众美人们人人手中拿一根火柴，来个烧钞票比赛。不过要小心，不要烧到毛。（《李敖先生谈女人》）

最后的衣饰品

所以，女人最后的衣饰品，实在该是一根人人挂在胸前的用过的火柴。（《李敖先生谈女人》）

论何秀子

何秀子在台北开设“巧苠沙龙”及美容院等劳什子，经营庞大的私娼业，这是国际皆知的事实。私娼应该取缔，也是我们赞助的举动，何秀子自然不例外。并且拿这样显赫的老鸨头儿首先开刀，也不失为取缔佳法的一种。

但是我们如果仔细一点，我们可以发现何秀子的手法自有她的过人之处。说明白点，就是何秀子的私娼，在根本不人道的娼妓事业中，还显得比较人道。何秀子第一任丈夫是日伪时代江苏泰兴县长陈炳槐；陈死后再嫁新竹县县议员周宜培为妾，她自己毕业于日据时代台湾女子最高学府台北第一女高校，见识手法自然与目前这些满脸横肉满口金牙的公私娼老鸨们迥然不同。所以在她的势力下，我们看不到过度恶劣的“情调”，看不到过度恶劣的广告、拉客、买卖人口、强迫接客、逼幼为娼、流氓私刑、性病充斥、妨害自由等等流风。相反的她还会督导她的“干女儿们”上礼拜堂、合会储蓄、注意卫生、学外国文。……这一套一套的花头，我们不得不承认何秀子不是台湾今日最先该杀的老鸨子，她实在比横肉式的老鸨们高明、比她们人道！

所以，我提议，在合法取缔何秀子的私娼寮以后，我们从速成立一个“台湾省彻底取缔娼妓委员会”，敦请改过迁善后的何秀子女士做主任委员，用她八年来内行的经验，为我们可怜的娼妓界，仔仔细细设计一套辅助从良和完全取缔的方案。这种“以盗首弭盗”的办法，不知可否得到束手无策的大官们和小百姓的支持？不知道你们可愿接受我这个乍看荒谬，其实一点也不荒谬的提议？（《何秀子的启示》）

论纪翠绫

纪翠绫最大的错误乃是她不该向往离婚容易的现代美国，不该向往通奸无罪的现代英国，不该向往取消了通奸罪的日本。她该知道，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争取爱情自由还是要付高价的。性道德观念当然会改，可是绝不是眼前某些卫道之士所能为力；法律条文当然要变，可是绝不是眼前某些立法委员所能尽心。在目前这种气氛底下，纪翠绫除了屈服、坐牢以外，似乎别无他法。她已经做得很有勇气了、很坦率了，即使最后终以“痛改前非”的姿态出现，也无损于她的理想和真情。——在全社会的大气压下，多少英雄豪杰都被压倒了，何况一个纪翠绫？（《纪翠绫该生在什么时候？》）

娇美的红玫瑰

就是长在墙角旁边的那棵玫瑰，如今又结了一朵花——仍是孤零零的一朵，殷红的染色反映出它绚烂的容颜，它没有牡丹那种富贵的俗气；也没有幽兰那种王者的天香，它只是默默地开着、开着，隐逸地显露着它的美丽与孤单。

我还记得初次在花圃里看到它的情景。那是一个浓雾迷漫的清晨，子夜的寒露刚为它洗过柔细的枝条，嫩叶上的水珠对它似乎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娇小的蓓蕾紧紧卷缩在一起，像是怯于开放，也怯于走向窈窕和成熟。

在奇卉争艳的花丛中，我选择了这棵还未长成的小生物，小心翼翼地把它捧回来，用一点水、一点肥料、和一点摩门教徒的神秘祝福，种它在我窗前的草地里。五月的湿风吹上这南国的海岛，也吹开了这朵玫瑰的花瓣与生机，它畏缩地张开了它的身体，仿佛对陌生的人间做着不安的试探。（《红玫瑰》）

情书一束

——情书真是费力不讨好的玩意儿！

余悸犹存

小潘：

……我好像有生以来从未像现在这样对女人乏味过，我现在只把那些漂亮的女人看做一些小花草，一些奇花异草，她们再也引不起我的重视与热爱，我对她们好像倒了胃口，这种现象是祸是福还很难说；正常与不正常也不易肯定，但我只觉得对我很合适、很惬意，一点不觉得勉强，也许我还不是一个“米搜杰尼斯忒”，但我现在一定已是一个“米搜格密斯忒”，我对顺手牵羊逢场作戏的扯扯还感兴趣，可是要论及婚姻我就怕了！看到亲友们一个个“成家立业”，或急于做“成家立业”的打算，我实在忍不住窃笑，他们真有胃口，而我呢，却显然是一个消化不良的人。O. Henry在他“Memoris of a Yellow Dog”里写道：

If men knew how women pass the time when they are alone,　they’d never marry.

也许我对女人太领教了，——“余悸犹存”，而我又太爱个人的independence（此字有浓厚的“自主”意味），我深不愿为了一些“性的快乐”而连带找来许许多多的麻烦与营扰，因此，因此，因此，我写了这篇“Anti women论”来请你做一番分析，科学家总比我们这些玄学鬼来得客观的。（《一个预备军官的日记》1960年8月15日）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亲爱的Rosa：

一年前二月的最后一天，我在生产力中心看到你。一年了，我又回来了。

我的心绪好像我们衣服的颜色——我真有隔世之感！

我又回到台大来，当个清闲的小差使，一个人租间小房，勉强可研究自己想研究的，我相信我没被社会的暗潮卷去，我还是我，很沉着、很平淡，对过去并不后悔，只是不想再过旧日的生活。故人的高飞远飏也好，因风飘堕也罢，都不能动摇我今日的信仰，我仍旧狂狷、仍旧傲慢，仍旧关心你、喜欢你，可是我恐怕不会再给我任何一次受窘的遭遇。别的女孩子我也不会再动脑筋，我久已生疏此事，也愿意继续生疏下去。你是我唯一恋的小女人，但是这种恋却是一条溪水，没有浪花，只有长远的怀念与余韵！

学校又是杜鹃盛开的时节，新的面孔与新的情侣取代了我们，我们不必自惭老大，我们还年轻。成熟是可爱的，多么高兴又看到你，——看到你走向鲜艳与成熟。……

如果你快快乐乐的生活下去，我该多放心，我会在你过生日的时候，送你一点礼物。（《霸王·公鸭·情书》1961年2月28日）

蒙着面纱的小女巫

LW：

你是一个奇怪的小女人。三四年来，我偶尔看到你、偶尔想起你、偶尔喜欢你，我用“偶尔”这个字眼，最能表示我的坦白，因为我从不“永远”爱我所爱的女人，——如同她们也一直采用这种态度来回敬我。

如果我详细描写你如何可爱，那么这封信一定变成一封春潮派的情书；如果我不描写你如何可爱，那么它又太不像情书，因此我不得不多少歌颂一下你的可爱的部分，——那些混球男人们直到进了棺材也感受不到的部分。

你最惹我喜欢的部分不单是漂亮的肉体、漂亮的动作、漂亮的签名或是漂亮的一切，因为这些漂亮的条件会衰老、会凋谢、会被意外的事件所摧毁，会被另一代的女孩子所代替，会在《李敖自传》里占不到太多的篇幅。

我喜欢很多女人，可是我从来不追她们，因为她们的美丽太多、性灵太少，而这“太少”两个字，在我的语意里又接近“没有”，因此我懒得想她们，她们骂我李敖“情书满天飞”，可是飞来飞去，也飞不到她们头顶上。

我喜欢你，为了你有一种少有的气质，这种气质我无法表达，我只能感受。

三四年来，与其说我每一次看到你，不如说我每一次都感受到你。你像一个蒙着面纱的小女巫，轻轻地、静静地，不用声音也不用暗示，更不用你那“从不看我的眼睛”，你只是像雾一般地沉默，雾一般地冷落，雾一般地移过我身边，没人知道雾里带走了我什么，我骄傲依然，怪异仍旧，我什么都没失去，——只除了我的心。

我不能怪你，怪你使我分裂、使我幻灭；我不会追求你，因为我不愿尝试我有被拒绝的可能；我久已生疏这些事，为了我不相信中国女孩子的开化和她们像蚌一般的感情。

也许你应该知道我喜欢你，也许我应该使你知道，虽然我不相信除了知道以外还会有什么奇迹发生。我不属于任何人，你也不会属于我，我们没有互相了解的必要，流言与传说早已给我编造了一个黑影，对这黑影的辩白我已经失掉热情。也许在多少年以后，我们会偶尔想起，也会永远忘掉很多，唯一不忘的大概只是曾有那么一封信，在一封信里我曾歌颂过你那“从不看我的眼睛”。（《李敖情书集》1961年10月18日深夜）

心酸酸

亲爱的G贝贝：

……

在真的太平洋畔，想不想台北的太平洋旅馆？

你是哪儿学的？你好会写情书呀！看你写的：

“唯一想的是你，关心的是你。”

这种多情该多可爱呀，哎呀，宝宝当没有起呀！

你嘱咐我别不告诉你就来花莲，理由是“学校管理甚严”，我怎么能相信呀？我有时候会想：“她怕我不告而来，当场拿获”吧？——你一定要老实呀？

呀！呀！呀！我想到老修女们买香蕉呀！——卡大卡大的香蕉呀，专门躺在被窝里偷吃的呀！不要剥皮就能吃的呀，剥了皮就不好吃的呀！

周弘的结婚请帖，印得还算别致，另信寄给你看。

你真好意思！你在农职惊鸿一瞥，第二天就搬走了，——你把他们的胃口都提起来，然后就坐十元一次的计程车跑掉，你怎么这么寻人开心呵！我猜你走的时候，“他们”一定每人坐了一辆计程车追你，——像“萧何月下追韩信”那样追法，结果花莲市计程汽车生意暴涨，表现了空前未有的繁荣局面，“农产”增产，“经济”景气，此皆“农业经济系”出身的小贝贝之功也！

昨晚写到这里，赶回来应付台风来临，心里一直为你捏一把汗，愈想你愈不乖，——你跑到花莲那可怕的地方干什么？前两天伊朗地震，死了两万多人；花莲地方又有台风、又多地震、还会着火、计程车又贵、香蕉又供不应求，……愈想缺点愈多。

昨天一晚我这儿总算房顶没塌下来，漏得很多，幸亏昨晚有先见之明，把窗户用防水甘蔗板钉起，否则更不堪想像。你那儿怎样？你的“现代化建筑”！

今早醒来，天凉而阴沉，外面风声凄厉，愈发想到跟你温存的情景，触物思情，为之“心酸酸”不止。（“心酸酸”是个台语片的片名，这是我第二次告诉你的台语片名，第一次是“无你我会死”，你还记得吗？）

因为整日不能外出，吃得真窝囊，到现在（夜11时）胃还不好受。

没电、没报纸，一点也没有关于花莲的消息。真倒霉！想不到这辈子为这么一个鬼地方担心受罪，——都是你害的，——要不是你住在那儿，我真诅咒它干脆被台风吹到海里去算了！每次台风都是它招惹的，台风最对它感兴趣，老是从它那儿登陆。（《给G的九十四封信》1962年9月5日）

我是魔鬼

亲爱的谷莺：

你记得希腊神话里“夜莺”的故事么？“夜莺”本是一个公主（名叫Philomela），被一个她不喜欢的男人占有，最后，她逃掉了，那个男人在后面捉她，她便受天上神仙的保护，变成了“夜莺”。

当我想到你的身世，看到你的名字，你知道我做何感想？我仿佛看到一只最可爱的空谷中的夜莺，在找不到保护她的神仙。

我不是夜莺眼中的神仙，我是魔鬼。

当你用眼泪使我走开，我觉得我不该再加深你的难题，虽然在难题下面，我会加上一个问号。

我痛苦的觉得人间对你太残忍，在你刚对人生睁开了眼睛，你已被环境捆住了手脚，别人强迫你背上十字架，你无法再挣扎，你不肯再挣扎，——你背上了它。

别人只会从你身上取去食物或给你食物，但是他们不能取去或给你“生命的意义”。在你一生中，也许只有我的出现和隐没，才会有这种意义。

也许你会笑我自大，这是因为你还太小。当你不“红颜薄命”的时候，当你走向灰门修道院的时候，你会明白我所说的和所做的一切。

答应我不要再哭，我也答应你。当你我发现人生的苦痛是那么当然，我们该知道眼泪不是应付它们的最好标记。

如果此后你有什么快乐要人与你共享，有什么烦恼要人同你分担，如果你愿意，请你记得我。

你永远别忘记：有一个肉体暂时离开你的人，他的心灵却在你身边，他随时等你叫他为你做点事。

在多年以后，你会看到我的一部小说，在那里面，你会真正找到你自己。（《李敖情书集》1964年3月31日）

我要站着睡了

亲爱的H：

你好残忍，也不给我来个电话，整天等电话铃响，耳朵都过敏起来了。

从上个星期二开始，就没见过你的面；从星期四开始，就没听到你的声音。接着是周末和星期天，我知道你并不在家，我不愿意想你去了哪儿，总之，我好嫉妒、好气。

昨天晚上气呼呼的回来，做工到两点半，决定早睡一次，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于是吃了一颗Doriden，用你睡觉的姿势——趴着睡，才算睡着。

可是睡得不好，像一只睡不好觉的山羊，一清早就醒了。

你记得印度象吧？它也像你那样睡，或者说，像我昨天晚上学你那样睡，可是当它病了的时候，它就不趴着睡了，它要站着睡。

快给我来个电话吧，H，不然的话，我要站着睡了。（《给H的十三封信》1964年8月3日）

碰到我，你会失败

亲爱的H：

什么时候来看我？我让你看看什么是真的男人。

别以为你碰到或踢开的那些男人是男人，他们全不是，他们只不过是“雄性的动物”而已。

你没有见到过真的男人，你只见到许许多多的“雄性的动物”，而你以为那些“雄性的动物”就是男人。

好可怜的漂亮女人！

我要修正你二十多年来对“男人”的定义，我看到你跟那些假的男人在一起时，我好难受。

为什么十足的女人不碰到百分之百的男人？——我要彻底追究这个答案。我要从你身上得到这个答案。

不要笑我很自负、很神气，你碰到我，你会失败的。（《给H的十三封信》1964年8月4日》）

征服“奴才”

亲爱的H：

我不再陪你打牌，也不再打电话给你，我只送你这把小钥匙，什么时候你“信任”我，你可以用它打开我的门。

你并不了解真的李敖，你也不给他真的机会去了解他，你只让他消失在人群中，使他secularization，那有什么意思？

你永远可爱，我也永远爱你。但我可以抑制我自己不去找你。我要把我关在我的小天地里，在书堆里面霉掉。

你该知道，如果我没有止境地为我所爱的人去做我不爱做的事，那我将不是李敖，而是任何secular。如果你“征服”这样一个secular，你会问你自己：“征服”了一个“奴才”？还是一个男人？（《给H的十三封信》1964年9月4日）

女人为什么要折磨男人

亲爱的H：

等你的电话，好像是一个漂流荒岛上的水手，在等救生船。——那样的殷切，又那样的渺茫。

但是等到了又如何？那可能是一条“贼船”，而你是“女海盗”。

我要被折磨，被罚在船上做苦工。

我会嘴里喊着“亲爱的H”，而心里骂着“该死的海盗”。

有时候我真的不明白，不明白女人为什么要折磨男人？生命是这么短，短得整天寻欢作乐都来不及，秉烛夜游都不够用，为什么还浪费生命来钩心斗角？浪费时间去play a trick on one？

我们是人，我们有性欲，我们会老，我们会失掉及时行乐的机会，我们会后悔，我们不该再谈18世纪的恋爱，我们该把衣服脱光，上床。（或上床，把衣服脱光。）

窗外刮着台风，我好寂寞。（《给H的十三封信》1964年9月9日醒来以后）

你会逼得一个天才爆炸

亲爱的H：

昨天晚上送你回来，吃了两粒Doriden，勉强睡了四个钟头。今早四点钟就醒，一直工作，现在快十点了。

今天早上下雨，天气阴沉得好凄凉。我好想你，好寂寞。

你的病好了吗？我真担心。你应该听我的话，若还不舒服，赶快去看医生。为了怕你碰到“风流医生”，我特地拼命忙了一阵，剪了一堆“女医生”的广告给你，希望你去送钞票。她们该把你的红皮夹里付出来的十分之一给我做commission。

《战争与和平》的作者托尔斯泰，在他另一部名著《安娜·卡列尼娜》里，有一段描写男医生给女病人看病的文字。那女孩子被看过病以后，还要哭一场！真是wonderful！

但是反过来说，男病人给女医生来看病也很麻烦。无怪乎1913年俄国的县医会议上，竟有会员提议请女医生走路了。

我现在“傻”想：我真不该学文史，我该学工医。那样的话，在你健康的时候，我是工程师；在你生病的时候，我是医生，趁机“风流”一下，该多好！

我又想到，这个世界所以能有我，跟一个女人的“羞医”不无关系。我爸爸的第一任太太，得了女人病，但她宁死不肯看医生，可是又没有女医生。她的多年不能生育，惹得旧式家庭中白胡子爷爷和灰头发奶奶等人的不满（他们要“抱孙子”），结果我爸爸跟她离婚后娶了我家目前的老太太，她连挤了四个女儿后，终于把我（有男性生殖器的）硬生出来，这样她才没遭到“被迫离婚”的命运！

由此可见，本人在这个文明古国里多么重要。

可是呵！H，你实在不了解我多么重要，你会逼得一个天才爆炸，爆炸成一个傻瓜。

现在，这个傻瓜被你最后判决：永远不许“主动”，不许打电话，不许挂pin-ups，不许去第一大饭店，不许这个，不许那个，……只许待在家里，向台北市××××号信箱写情书。

开放了你的信箱，却关上了你的心。O！H，你是一个该比我多下一层地狱的女人。（《给H的十三封信》1964年9月28日星期一）

大家都要下地狱

亲爱的H：

有时候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知道我的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说：“李敖这小子，罪孽深重！”另一类是说：“李敖这小子，罪该万死！”总之，不论哪一类，我都是被玛利亚的私生子拯救的对象，他都要说他被钉上十字架是为了解救罪人，解救我。所以，我硬被别人派定欠了耶稣一屁股帐，真他妈的倒霉！

不管那么多，有罪就有罪吧！反正在这个世界上，谁都没有资格上天堂，大家都要下地狱，只是在十八层地狱中有层次高下之分而已。反正我笃定不在最下一层，最下一层一定是你，不是我，除了你以外，还有夏娃、埃及艳后、维多利亚女皇、吴××夫人，和她手上的酒瓶子。

还有李老亏和他的干妈，也统统都要下地狱，下到最下一层，跟麻将牌挤在一块儿。

真正该在最上面一层是煤矿工人，他们在“阳间”里已饱受“人间地狱”之苦，所以应该受优待。我李敖的位置照理该跟煤矿工人相去不远，这样才公平。因为只有掌管地狱的阎王爷，才知道我在人间和生前多么痛苦！

这种痛苦，没有人会知道，小猫不知道，小松鼠不知道，小白兔不知道，小H也不知道。小H也只知“三缺一，找李敖；胡它个，双龙抱”。并且不能输钱，一输钱，就气得吱吱叫。

随手写来，天又亮了。现在是早上七点一刻，正是你在三轮车上的时候。（《给H的十三封信》1964年9月29日）

想你才能睡

亲爱的H：

今天早上四点钟上床，想你才能睡，可是想多了又睡不着。……

可是我想到那条菲律宾做的△裤，我又笑起来！好大呀！你一定要活到一百岁，才能长到那样大的屁股！

可是你活不到一百岁，你是“红颜薄命”的。这一点，我会跟你密切合作，——我也是短命的。

并且，为了长个大屁股而活到一百岁，也大可不必。万一长得过了火，屁股大得连棺材都装不下，怎么办？那非得订做一个有曲线的棺材才成。

我觉得，棺材的样式是最保守的东西，它应该进步才对。进步的方向之一是，棺材应该因人而异。例如一个驼背的人，棺材应该做成椭圆的；一个独脚的人，棺材应该做成缺四分之一形状的；一个缺手的人，棺材应该做成8形状的；一个胖墩墩的人（例如董教授），棺材应该做成圆形状的，另外还要附做一个圆形来装他那胖墩墩的摩托车。至于我自己，要在棺材上装一具麦克风——以便骂人。

至于你，我的美人儿，棺材上要设计一些图案，至少该在棺材上“胡”一把“大三元”。这样的话，你即使“红颜薄命”，也不会“死不瞑目”了。

同样，棺材旁边还要开一个洞，准备可以伸出一只手来，来算“番”。看看到底赢了多少钱。

现在是上午9点40分，我要离开旅馆到图书馆去走走。今晚7时半坐观光号回台北——我认识H的地方。（《给H的十三封信》1964年9月30日）

你不只是我梦里面的人

亲爱的阿贞：

谢谢你昨天晚上做我的小“国宾”，虽然我们的看法，并不“统一”。但我永不忘记你给了我一个说“莫名其妙”的话的机会，当然这些话的效果，可能全是“徒劳无功”。

在回家的路上，你说你刚才在国宾“冷得发抖”，因为那种冷气“不正常”。我引申你的意思，说：“不正常从五年以前就开始了！”想想看，亲爱的，还有什么生活方式、什么遭遇，会比你这五年来的一切更“不正常”呢?

也许你愿意知道，对这种“不正常”的感受，“局外人”如我，比起“当事人”如你，也许并不轻了许多。当我想到社会对你的不公平——太早太早就开始的不公平，我的痛苦，不会比你更少。恰像那神话中被关在古塔里的小女神，想拯救她的人，在某些方面，可能比她还着急。

当然昨天晚上，你有十足的理由说我未免操之过急，这是因为你选择一般的尺度来衡量我的缘故。对一个主张“活在今天”、“活在今天晚上”的人，你用“过去”和“未来”来纪律他，将显得没有意义。五年前憧憬的“未来”，对一个小女神来说，已经被五年后冰冷的“过去”所打破，这种残酷的现实，我觉得该带给你一种新的奋斗与觉醒，而不是一种新的沮丧。

请想想我的话，亲爱的阿贞，打起精神，努力去过一种新生活，选一种新生活方式，剪断过去的幽光魅影，不要对人生失望。

其实，想开点说，人生又是什么？人生就像你昨天晚上送我的那支Salem香烟，它一定要经过不断的燃烧，才能有意义，正如那古诗中的蜡炬和春蚕，它们一定在成灰和丝尽以后，才算“徒劳”完毕。从死亡的终点站来回溯人生，一切似乎都是“徒劳无功”的；但是你若换一种角度，也许你会发现，正因为一切都要成灰丝尽，所以把握眼前，争取现在，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事。寒冷的过去所已做的，和渺茫的未来所将做的，都不因我们的肯定或否认而有所改变，对变化无常的生命，我们能够控制的，实在还太少太少。正因为人生如此飘零不定，“活在今天”对于我们，才显得比其他生活方式更值得选择。我们不该忽略这种选择。

昨天你上楼后，我一夜没睡好，我预感到你不只是我梦里面的人，你从这个梦里走出来，变得更真实、更美、更楚楚动人，使我在成灰丝尽以前，永远难忘。早上“七点钟”快到了，我认为我的信到你那儿比我的人到你那儿更好。也许下一次——如果你允许我有下一次的话——我不会送一封信到你那儿了，我会送一些“火柴盒”，使你“燃烧”。（《给阿贞》1965年9月4日的清早）

有了你，还看什么别人

Y，亲爱的：

今天下午突然下雨，我怕你淋着，特地从街上赶回，挂了一把伞在报箱上，并且附了一封信。可是我没想到你走得很早，所以等到5点10分，我又把伞和信收了回来。（她们下班的时候，因为外面正下雨，所以纷纷觊觎那把伞，表情颇好玩。）

谢谢你今天对我的早晚两次关切。在“大”字底下，我伤心我不姓“林”。你不但不对我称呼“亲热”一点，反倒退步的从“你”到“您”起来。你真胆大，你这样做，难道不怕我星期天“惩罚”你？总有一天，我会忍不住，而用“大林”的方法“惩罚”你，那时候呵那时候，你将永远是我的，而不再跟那些雄性走在一起。你小心吧，亲爱的，我会使“总有一天”提前到来！（也许就是星期天！）

还有，你真不识“好人”心。明明因为你而撞车，你还诬赖我看别的女人。你这样想，不能证明你不相信我，反倒证明你不相信你自己，——你不相信你的可爱，足可使我“目不斜视”。你真没有自知之明！

不肉麻或“吹气”一点怎么可以？让我说吧：有了你，还看什么别人，你可以使别人“花容失色”。奥黛丽赫本说她的一个鼻子就可以抵得上一打整个的女人，你呢？你的一个鼻尖！

又是一点半了，要睡了，临睡前我要喊一句：“王八蛋何××！”（《给Y的四十八封信》1967年3月19日星期天前的第二天）

他是谎话家

我亲爱的Y：

谢谢你送我的“基隆港”和“阳明”。在图中找了半天逃亡渡口，都找没有到。其实找到又怎么样？一想到这个岛上有你，而离开这个岛就离开你，我就甘愿“泡”在这里了。

雪莱说自由比爱重要，他是谎话家。

今天下雨，想送你回家，非常想。（《给Y的四十八封信》1967年3月23日）

只要他不追我的女儿

Y，我亲爱的：

下午你走的时候雨很细，我决定不bother you。楼上看你在雨中消逝，真美。你那条围巾，我真想把它偷下来，放在枕头边，陪我入睡。总有一天，我会“绑架”你（既做小偷，又做强盗），——不再一星期见一次，而要足足看你一星期。一星期才能见你一面，真是太长了，并且长得不放心，那些讨厌的限时信和尾随者，它们多少会使小Y起贰心，会使她写出“很后悔答应去淡水”一类的刺话，呵，我好气呵我好气，气得简直要血压高一高。

一位妈妈告诉我的朋友说：“这个社会不能没有李敖，李敖应该存在，只要他不追我的女儿！”你看，我多可怕，我在女人中间的信用多可怕！

可怕的人要睡了，留下这封信和一篇胎死装订厂的“禁文”给你。这一类的文章，也许慢慢可增加你对我的“面具”的了解。做为一个善于自保的人，我不该有“面具”吗？（《给Y的四十八封信》1967年3月23日深夜）

小Y，从摇椅中“摇啊摇”出来的

有时候你很乖，有时候你就不。今天老是想到你很乖。我跑到衡阳街，在一家象牙店里物色一块小象牙，特请名师，为你治一颗小印（31号可取），算是对你乖的一种奖励。你可以用这颗图章开空头支票，开得满天飞，飞得跟满天飞的情书一样（“支票与情书齐飞”）。自从“众师情人”到“文化界的大众情人”，你一共写过多少情书？萧××真傻，他应该遍访天下，把这本“小Y情书”印出来。（《给Y的四十八封信》1967年3月28日清早）

被淋症

大雨时候，我赶到杭州南路，又绕到南门市场，转了两次，都找不到你，我想送你上学，我怕雨淋了你。虽然我知道你喜欢被雨淋，（像查泰莱夫人？）可是我不准，我不要你在大雨中诗意。如果你实在有“被淋症”，（又以名词加人！）还是到我那“联合国”的浴室来吧。在淋浴喷头底下，随你诗意去。我答应不偷看你洗澡，因为我只要听，就很满足了。

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才能亲你，亲你的小嘴唇，亲你的小耳朵。我真不敢再约你，我怕你会再说出伤我的话（你很难相信吧？我真的心会痛）。何况有一个人知道了，还会表演血压高、吃蛋糕。小Y夹在中间，该多可怜。（《给Y的四十八封信》1967年4月3-4日

“幸福”的剧中人

小Y，甘心把我宠坏的：

真没想到你做了这么精致的生日卡送给我，就凭这张卡，我就可以活到你所规定的六十岁，像沙漠里的仙人掌一般的活到六十岁，像盆景里的仙人掌一般的活到六十岁。本来，活到六十岁就“大限已至”，可是忽然看到你在生日卡中的那张小照片，那可爱的笑脸，我又高兴了，高兴得自动延长二十年，活八十岁，准备祝寿吧。小Y，什么祝寿的节目都可以，只是别叫“梦土上”的所谓诗人来写“仁者无敌”那一套。（来一个新解，因为我的“敌”人太多了！）

真的，小Y，真的，你真的把我宠坏了，——我一个人已经不肯再洗澡。从前天以来，我一直飘飘的，“而寂寞不在”，你知道我一直在盼望什么，我盼望时光倒流、盼望欢乐长驻、盼望历史重演、盼望永远跟你在浴室里，永远不出来。被你宠、被你照顾，是一种“幸福”，我不需要看那场“幸福”，因为我自己，不是别的，正是“幸福”的剧中人。（《给Y的四十八封信》1967年4月23日）

操心为乐

亲爱的小Y：

今天一天没得到你的信息，信息者，书信及声息是也，前者靠邮筒，后者靠电话，今天一天都没有利用这些，由此可证：小Y是反对现代文明的。你可以去参加中国文化复兴运动，挤在孔庙中，一齐去吃冷猪肉！

前两天听说的：我们的观光局，已经决定用“孔夫子像”做市招，印大量的观光海报，以为这个地区的象征。日本是富士山、西班牙是斗牛，我们不是山水、也不是牛马，而是一个两千年前老掉门牙的老头儿！你说可叹不可叹？孔丘乘桴浮于海后，竟漂到台湾来啦！

你送我的三个柿饼，今天已到了不得不忍痛弄掉的程度了，我只好把三个封套留下，柿饼丢掉，我好心痛，痛得敢说不在你的伤口之下。你的伤口怎样了？怎么也不写信告诉我一声？你是不是以叫我操心为乐？还是跟你那位同室操“车”者正在一块儿楚囚对泣？别忘了哭的时候请专用左眼，右面那一只，为伤口起见，总以避免洒泪为宜。（《给Y的四十八封信》1967年5月7日）

纸上罗曼斯

——只有纸上的罗曼斯才是有点意义的，可怀念的，美的。

天堂无神父

一个笑话：一对男女，没结婚就殉情而死。升天堂后，上帝怜之，说：“你们一直未能成为合法夫妇，太遗憾了，等神父来了，给你们补证一次婚吧！”可是他们等了好久好久，还等不到神父来，他们很奇怪，跑去问上帝，上帝说：“噢，我忘了！神父从来就没有升天堂的！”（《大学后期日记甲集》1958年6月11日）

女孩的不识货

与彦增言恋爱就做不得人，恋爱之事只好俟诸奇迹和他日了，谁让女孩子有这些不识货的劣根性呢？（《大学后期日记甲集》1958年6月11日）

纸上罗曼斯

我真讨厌与她们勾心斗角，我发现我实在已开始讨厌她们，看不起她们，因此对爱情一事，我看愈来愈是X分之一，愈是否定，也许只有纸上的罗曼斯才是有点意义的，可怀念的，美的。（《大学后期日记甲集》1958年6月11日）

灰色

马宏祥言一女人不想照相，一男人有灵感不想讲，方足证明其灰色。（《大学后期日记甲集》1958年6月11日）

整肃

L在我的地位显然是完了，她已经再也不能使我受震撼了，我已逐渐把她“整肃”了，“昔为座上客，今为阶下囚”，她在我意识里的地位显然是完了！她对我再也没有作用（的能力）了！（《大学后期日记甲集》1958年6月13日）

唯美主义的李敖

不找她与不写稿二事带给我不悔恨，这些做了一定是悔恨的。因为它们使我失掉了许多美，——生疏的美，使人对我神秘的美。那是未成熟的表示，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了呵。唯美主义的李敖，岂胡适、殷海光等无艺术人生者所可及！我发现我始终未向“艺术的人生想法”的境界，去回看过去展望未来，今晚大收割，实可喜也！吾当多走此路，勿泥旧式之中国知识人路子也。（《大学后期日记甲集》1958年6月15日）

恋爱与经济

午后与咪咪看“飞车生死斗”后碰到老马，同去大新听音乐。恋爱真是恋不起了，经济简直吃不消！（《大学后期日记甲集》1958年6月16日）

淡淡的爱

有情妇而无情人，不深爱任何人，淡淡的爱一点或两点。任何女人再也不能使我不愉快，更谈不到磨折我了。（《大学后期日记甲集》1958年6月17日）

浅薄女子

我过去真是把她（们）看得太好了、太高了、太重了，其实她是什么东西，跟我比起来是何其浅薄，我又为什么看重她呢？她所有的一切是我所需要的，但并不是那么值得看高的，一来因她具有的一切本身都是不足夸的，一来这些多少女人都有呵！我真是愈来愈卑视她了，我看不起她！（《大学后期日记甲集》1958年6月17日）

笑脸说话

昨见一女孩子对管理员“笑脸说话”，甚好，当声出而笑脸至，笑脸要如拔枪那样快。（《大学后期日记甲集》1958年6月26日）

女孩与人

不说女孩子缺点！不言人过！（《大学后期日记甲集》1958年6月26日）

宁写情书

宁写情书不与这些没出息的人浪费时间，何如累积式的写情书呢？（《大学后期日记甲集》1958年7月9日）

低三下四的恋爱

女生宿舍门口徘徊之男人真无耻。绝不谈低三下四的恋爱，不做这种男人！忽想起在女人面前天下有多少软骨头的无耻东西。（《大学后期日记甲集》1958年7月10日）

结婚，爱情

一、“结婚生子太麻烦，想想看多糟糕”。

二、生活俗人化，思想则否。

三、“无他事则必把爱情看重。”

四、“爱人当不可存抛砖引玉，甚至引砖之心，否则不够真爱人的资格”。此说未必是。

五、为爱情而痛苦，我是再也不会了。（《大学后期日记甲集》1958年7月22日）

读书忙

的确要迫切读的书太多，太忙了，哪有闲工夫去——

一、恋爱。

二、应酬。

三、自律。（《大学后期日记甲集》1958年7月26日）

生活随想

一、老拿现在同过去比，就会痛苦。

二、没有尝试过，你没有理由不喜欢。

三、只给女人以影子。

四、东方朔心胸是永不忧愁的。

五、泪不轻垂，多久以来感情麻木了。

六、嫁功而不嫁祸。

七、结婚以后就不是朋友。

八、不太想过去，也不太想将来，活在今朝。

九、有俗行而无俗思想。

十、人生化而非职业化——伟大的演员。

十一、太狷者皆不易与人相处，皆不快乐。

十二、思想偏激，行为却否，如拉斯基、如斯宾诺莎。

十三、这社会不允许自由恋爱，却允许挂绿灯。

十四、名誉坏时，使它更坏，那你名誉就好了。

十五、男女之间就怕拖，一拖，即使有点感情也完蛋了。（《大学后期日记甲集》1958年8月28日）

独身者

一、哪个（没有一个）女人配嘛？

二、独身之必要之研究。做一本关于独身的论著。

三、过得景气才算数。

四、一个性热情冷的独身者。

五、看不起她，也要脱离她。

六、知音苟不存，老子不爱人。

七、咏史：

樊哙囚时思项羽

亡秦复楚志难除

身已随剑化龙去

心犹乘风作雨来（《大学后期日记甲集》1958年8月31日）

男女之别

这是谁说的？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可能影响一生，可是一个男人之于一个女人，离开后，她不是为他立刻自杀，就在一个月后就把他忘得一干二净了。（《大学后期日记甲集》1958年10月10日）

女人与服饰

女人就是这样一种动物，你无论给她什么，她都能穿在身上。（《大学后期日记甲集》1958年10月10日）

暂与俗人谐

我真觉得她们的浅薄与世俗，我至多只不过是带着“暂与俗人谐”的态度，在不失我的尺度下偶尔一为之而已，本质上在我的思想深处是看不起她们、厌恶她们的，懒得再理她们。她们每一个人都是不能知我的（深如罗、浅如恂，一律如此），今日之我亦不能盼彼之知我，大家只玩玩而已，看看说说轻松点而已。恋爱目的只在轻松，别的都是扯淡。（《大学后期日记甲集》1958年10月17日）

情诗

三月换一把，

爱情如牙刷，（或做“女人如牙刷”）

但寻风头草，

不觅解语花。（《大学后期日记甲集》1958年10月20日）

可厌的女孩子

坐在图书馆的一角，我远望窗外，忽然想到女孩子“可厌”的那一面，过去我多从她们那“可爱”的一面着眼看她们，总想到跟她们在一起的快乐，我刚才想，我何不从“可厌”的那一面做着眼点去看她们呢？她们的小气、浅薄、虚伪、虚荣、臭架子、短视、装模作样、爱利用人、真浊不分的污秽、自私、不尊重人。……一些数不清的、坏的、可耻的字眼，她们都多少具有着，除非你真的站起来，她会带着虚荣的心情追求你，在你草泽的时代，她们是绝不会欣赏你的。（《大学后期日记甲集》1958年10月20日）

小女子

练舞初跳之丑状。吾甚厌这些女儿们！（《大学后期日记甲集》1958年10月27日）

断情绝爱

今所需之四眼光：

一、遥远的眼光——瞩目在遥远的将来，勿为目前所困。

二、小视的眼光——历数伊劣，可惧也。

三、众多的眼光——比她在各方面好的多多有！

四、傲岸的眼光——自视我是什么人，他们配与我生干系么？

决自今起断情丝而绝爱欲，立意不复在此中浮沉周旋，英雄苦耳，岂可为人折腰也耶？痛苦算得什么，打落牙齿和血吞，立志独自熬到底！（《大学后期日记甲集》1958年11月10日）

跳舞

跳舞等实在肤浅、浅薄，吾甚厌厌。（《大学后期日记甲集》1958年11月11日）

看电影偶感

夜独看“女人征服男人”，车上见“Spirit”，看这电影之感想有三：

一、父亲之惯女儿，古今一辙。

二、外国男方之交很坦然，如私通、情人等，女追男事皆不足为奇。

三、BB千娇百媚之态，及其耍手段、顽皮、装生气、做鬼脸等，皆过人而达极至。我久久宣传到处有芳草之论，而勿为一人所迷，今夜此影力益坚吾之看法。（《大学后期日记甲集》1958年11月26日）

解脱感情之道

解脱感情之道在：

一、知足，为甲怀念，但当得到甲时，却又为乙遗憾了，所以要知足。

二、变幻乃真，人不能在一起，可是你却得到他的心。他的心永远在你身旁。爱情就是变幻的！

三、爱情的纯一性是不可能的，你可能爱一个人很深，但并不因对他的专爱就不再与别的扯一扯了，还是要扯的。对一个人百分之一百是不可能的，不同者是百分之多寡耳。（《大学后期日记甲集》1958年12月12日）

对女人少花时间

这些人们整日花多少时间在女人身上而空无所得（有所得也罢），吾实厌烦，立意不得如此。每日只花一小部分时间想想看看可也，不多花时间受其干扰。（《大学后期日记乙集》1959年1月15日）

现实与幻象

其实，她的那些美丽与可爱已经不存在了，或根本就未曾如你所想像的那样完满过，你所迷念的只不过是一个消逝了的或根本没有的幻象，所以一年半载以后，当你偶一接触那象征过去的现实时，你便震撼于现实的丑恶不堪了！它甚至还不如当年那些幻象了！（《大学后期日记乙集》1959年1月16日）

精子诗

“精子诗”：

显微镜里看精子，

千万小我在一起，

摇头摆尾胡乱挤，

他们每个都姓李。（《大学后期日记乙集》1959年1月16日）

婚姻论

与“神枪手”小谈，笑了半天，此女士亦一真爽人也！她开我玩笑说：“李敖先生啊！你没结婚就想离婚！”（《大学后期日记乙集》1959年1月24日）

凡夫俗女

我对恶心的男女，不能容忍我去跟他们有交涉！（《大学后期日记乙集》1959年1月25日）

不足动怀

还有什么能比我心中的丝毫不为所动，更使我满意呢？我真是对我自己满意，我真是完全达到任何女人都不足以使我动怀的地步了。（《大学后期日记乙集》1959年1月27日）

二情观

一、李教官对我说他的人生观：“朋友面前莫言假，老婆面前不说真”。

二、无论友情爱情皆要“保持距离，以策安全”。

三、爱情当如粗茶淡饭，做最起码的要求。

四、爱情好比大台风，“爱情台风化”。（《大学后期日记乙集》1959年2月24日）

拍卖女人

名女人是拍卖出来的。（《大学后期日记乙集》1959年3月8日）

印度妇女三事

一、Suttee，印度寡妇殉夫也。可是若太太先死，丈夫却不随殉，“你先在那儿等我”。

二、印度妇女反对女子有财产继承权，以物价不稳，欲早得嫁奁也。

三、印度史上又忍不住捣乱，吴俊才先生讲寡妇事，我插嘴说：“她们一定很痛苦。”众大笑。（《大学后期日记乙集》1959年3月12日）

精神之恋

理想才是美的，图片、幻想、精神恋才是永恒的美、永恒的喜悦，这种态度只凭藉一点点现实就够了，一笑终生不能忘，一言终生永记之，这是多么美的男女关系！故吾之不复有为，势必矣。（《大学后期日记乙集》1959年3月13日）

妙语

“我不爱你是应该，你爱我是本分。”——此某女士之妙语也！（《大学后期日记乙集》1959年3月15日）

可怕的冒险

我觉得在不开化的目前社会里，恋爱行为（如写信等）都是一件“可怕的冒险”。无为、无为，除了无为外，一概于我皆不可了！何苦来哉，犯不上也！（《大学后期日记乙集》1959年3月17日）

不与女人往还

因我近乎惨痛的感到跟女人有任何关系，到头来都是使我不快的，所以我心中抱定不与女人有丝毫往还的宗旨与主义，绝不动摇，我的态度是固执的，甚至是顽固的，这是一段漫长得近乎无尽的路程，我非得毫无例外与破绽地过日子不可。至少眼前这种封建乖谬思路的女孩子们，我是讨厌她们的。（《大学后期日记乙集》1959年4月23日）

与虎不能谋皮

与虎毕竟是不能谋皮的，不了解你的又岂止是女人么？我真该大量的不求人们的了解与赏识，他们这些狗男女，怎么配了解我呢？而我，又要力求干干净净的自清起来，安可屈身求彼等认识李敖耶？（《大学后期日记乙集》1959年6月28日）

闲言七句

一、抛掉过去：失落的、褪色的，皆予归档。

二、缺什么补入什么（缺的如思想、爱情、钱）。

三、全是新的，追求新的。

四、如罗素式的开放心胸去恋爱。

五、不该退缩，怕出头。面对它，便有收获了。

六、正当的欲望与要求，要发挥它而不要抑制它。

七、思考要冷静，追求与实行要狂热、热情。（《大学后期日记乙集》1959年7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