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随写录后集

目录

  • 《李敖随写录后集》自序
  • 一、邓维桢和他太太
  • 二、信义公寓今昔
  • 三、沈登恩
  • 四、路上拾遗所见
  • 五、每人每年只花二十元买书
  • 六、《中央日报》乱说人是民进党
  • 七、如此学术中立！
  • 八、“蒙最高法院判死刑定谳”
  • 九、选举与风水
  • 十、郑自才
  • 十一、郝军头所信何教？
  • 十二、高玉树无耻
  • 十三、“六亿农民皆诗人”之后
  • 十四、中医解决不了检验问题
  • 十五、回潘毓刚电
  • 十六、海上缉私事件
  • 十七、陈大革谈宋楚瑜的阴谋
  • 十八、倒胃的邻居
  • 十九、教授以下，大量出笼
  • 二十、泰国艺品
  • 二一、吕佳真勤奋
  • 二二、己所不信，施之于人
  • 二三、刘福增何苦去竞选
  • 二四、四分之一世纪后
  • 二五、“哲学家”叹息
  • 二六、吴丰山无能主持下的《自立早报》
  • 二七、陈翰珍的真面目
  • 二八、台湾山水，还能看乎？
  • 二九、理发师之言
  • 三十、老代表总算退职了
  • 三一、梁肃戎临别瞎说
  • 三二、抱小老虎
  • 三三、巴基斯坦的怪判决
  • 三四、末代秀才
  • 三五、碰到郑淑敏
  • 三六、西藏人权史料
  • 三七、俞大维乃一浑人
  • 三八、六十岁前的出专书计划
  • 三九、郭廷亮生平事略
  • 四十、林洋港何以无耻？
  • 四一、大陆枪决人口贩子
  • 四二、法官糊涂，无独有偶
  • 四三、李登辉的“正学”论
  • 四四、溢领黑心钱
  • 四五、增额立委更不要脸
  • 四六、王小痴死了一周年
  • 四七、俞大维当时为何不说话？
  • 四八、牛仔裤
  • 四九、杨西崑来坐
  • 五十、余秋里断臂记
  • 五一、大陆人民是外国人？
  • 五二、李焕侈言变化气质
  • 五三、转型期中的知识分子嘴脸
  • 五四、李登辉等又“上坟”了
  • 五五、林洋港口出无耻之言
  • 五六、台湾人猪比
  • 五七、梁夫人新寡后
  • 五八、陆晋德的观点
  • 五九、惩许案文件
  • 六十、《中国时报》的浑蛋社论
  • 六一、乱世情鸯又二例
  • 六二、女总理控极右派领袖诽谤
  • 六三、周联华伪君子
  • 六四、“五绝”与“七绝”
  • 六五、“小警总”
  • 六六、在中央图书馆
  • 六七、“解运费”
  • 六八、宠猫江江颂
  • 六九、劝谢聪敏去做流氓
  • 七十、政治作用的精神病院
  • 七一、有关大陆的一些统计数字
  • 七二、立法院的怪力乱神
  • 七三、林洋港与小偷
  • 七四、老美也违反著作权了
  • 七五、在光华商场书肆
  • 七六、包公的矛盾
  • 七七、谢聪敏反暴力却被暴力相向
  • 七八、收到章太炎字
  • 七九、探谢氏兄妹
  • 八十、刘辰旦电传
  • 八一、张大千题牡丹诗
  • 八二、林森是谁？
  • 八三、近史所一研究员
  • 八四、刘福增落选原因
  • 八五、秦始皇陵新消息
  • 八六、宠猫会开电风扇
  • 八七、高信疆博物馆
  • 八八、台北贿选价
  • 八九、贺年片上的“台独”
  • 九十、从卧游到梦游
  • 九一、台北人与车
  • 九二、妖僧的新妖妄
  • 九三、买张伯英、章太炎法书
  • 九四、二老友
  • 九五、宋楚瑜陪洋主子吃早餐的代价
  • 九六、妖僧的鬼广告
  • 九七、一中老同学
  • 九八、有关高山族与性问题的人权报告
  • 九九、复兴文化中的古迹
  • 一〇〇、语曾心仪
  • 一〇一、周才蔚来电拜年
  • 一〇二、录影带可看的不多
  • 一〇三、蔡万霖的“金玉满堂”
  • 一〇四、胡虚一揭发傅正信
  • 一〇五、冒雨骑脚踏车
  • 一〇六、饮食八戒
  • 一〇七、周之鸣
  • 一〇八、屠申虹之言
  • 一〇九、视野问题
  • 一一〇、宠猫江江淘气创新纪录
  • 一一一、戒之在失
  • 一一二、西藏新女性
  • 一一三、李宁大买《北京法源寺》
  • 一一四、施性忠是第一流政治人才
  • 一一五、囚犯产品大哥莫笑二哥
  • 一一六、七日参禅，军头落泪
  • 一一七、叶菊兰问题
  • 一一八、听刘绍唐、杨西昆谈往
  • 一一九、引以为耻
  • 一二〇、引以为荣
  • 一二一、台湾市侩满脑肥肠
  • 一二二、邵玉铭不要脸
  • 一二三、美国食人魔
  • 一二四、胡基峻
  • 一二五、写作主力两大类
  • 一二六、中共的人权论
  • 一二七、胡虚一信中的傅正
  • 一二八、我在台大研究所
  • 一二九、张灵甫死事异说
  • 一三〇、国民党还在做票
  • 一三一、看周之鸣藏艺品
  • 一三二、今日开明书店
  • 一三三、张福淙来坐
  • 一三四、最老的特务
  • 一三五、台大与二二八
  • 一三六、美国人权三重标准
  • 一三七、邱进益的谎话
  • 一三八、夜读之乐
  • 一三九、赖泽涵袭我之论
  • 一四〇、胡适死了三十年
  • 一四一、郭为藩抄袭
  • 一四二、彭明敏“不惜给人利用”
  • 一四三、国民党的贿选价码
  • 一四四、《北京法源寺》广告词
  • 一四五、赖宪沧
  • 一四六、比台湾人更台湾人
  • 一四七、彭明敏声明
  • 一四八、台大怪火案
  • 一四九、《人民日报》论西藏
  • 一五〇、海峡两岸二二八
  • 一五一、在民主基金会讲话
  • 一五二、金兰俗务尾声

《李敖随写录后集》自序

刚刚写完了《李敖随写录前集》自序，意犹未已，再写这篇《李敖随写录后集》自序。

精于整肃功臣、勤于给忘恩负义的丑陋的中国人出书的远流出版社老板王荣文老弟，八年前曾有《古典李敖的总结》一文，提到：

李敖不是一个，李敖有三个。

有人可能以为我说的是“大思想家李敖”、“大文学家李敖”和“大史学家李敖”；这个说法当然也不错，但并不是我想说的。

我指的三个李敖是“古典李敖”、“当代李敖”和“未来李敖”。这个说法有点儿“历史分期”的意思。

所谓的“古典李敖”，我们指的是第二次入狱以前的李敖，始于《老年人和棒子》，止于“千秋评论”的创办；这一时期的李敖，棒打传统文化，掀起中西文化论战，基本上是文化问题导向的李敖，所以又可以称为“文化的李敖”。

所谓的“当代李敖”，我们指的是既“千秋”又“万岁”的李敖，每月两本书，书生大论政，以历史批判当政政党，用笔杆左右党外选情；这一时期的李敖，基本上是政治涉入的李敖，所以又可以称为“政治的李敖”。

所谓的“未来李敖”，我们指的是一种他自己承诺过、大家也期待着、支票却迟迟未兑现的李敖。

荣文老弟接着说：

对于“未来李敖”，有的人希望他完成他的《李敖自传》、《北京法源寺》和《中国思想史》；当然，希望他上断头台的人大概也不少——这个李敖，是可期望、可诅咒的李敖。

我们……要盯住他，要求他兑现“世界性、永恒性的大手笔”的支票。……

八年过去了。八年前读荣文老弟这篇文字（事实上是詹宏志老弟捉的刀），总觉得他“历史分期”分得太酷，酷得把他远流功臣大卸三块还外加诅咒一番。八年后回想，大卸三块固属不道，大卸两块倒可写实。——如把李敖分成“过去李敖”跟“未来李敖”，倒也不错。自《北京法源寺》问世后，我的写作方向，一直朝“世界性、永恒性的大手笔”扭转，我的主力，已转移到这一方向，自是事实。正因如此，追念“过去李敖”的曲终奏雅之作，也就益发难得。《李敖随写录前集》、《李敖随写录后集》的出版，正是曲终奏雅的精华。尤其这本后集的后半部，都是没发表过的（原准备给《李敖求是评论》杂志第七期用的），更是难得。我想我余生再也不会花这么多时间写这么多的随写了，因此特以后集字样殿后，以为绝后。要诅咒，赶快，以后没有啦！

1994年9月22日

邓维桢和他太太

邓维桢来，谈写作和出书计划。维桢是朋友中最会计算、最肯用头脑的人。他会不断的求新求变，创造机会，掌握主动，并灵活进出于计划放收之中。他的太太又最干练，所以相得之下，能够成就惊人。（1991年12月12日）

信义公寓今昔

今天信义公寓做修漏工程。三十坪的信义公寓如今使用了二十七年，房子已相当老旧。1964年买它的时候，房价是新台币十二万元（六万付现金、六万分期付款）。二十七年下来，房价已达九百万（楼下今年售出之价）。光此一事，可觇世变。（1991年12月13日）

沈登恩

与陈良埙、沈登恩午饭。饭后去参观远景台大店。登恩搞出版，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在出版上的精神与信念，非任何市井出版商可及。可借他时运不济，一次《诺贝尔文学奖全集》计划失败，害得他至今万劫难复。失败之后，他备受人间冷暖。但我一直对他不冷。每逢年节及我生日，他必亲送礼物以示不忘。小沈亦性情中人也！（1991年12月14日）

路上拾遗所见

下午走在马路上，见有丢弃在地的竞选传单，有一张是苏秋镇的。标题是“给李登辉总统的第二封公开信”。全文如下：

无道昏君！你知道吗？行政院长郝柏村是你请来的，祸国殃民，台湾百姓叫苦连天，你还不叫他滾蛋？

你明明知道：

一、伊是混世魔王蒋介石留在台湾最后一个大煞星！

你明明知道：

二、伊朝令夕改，横行霸道（北宜公路、高速铁路、中二高计划，改来改去，MTV、爱心奖券，要改就改）。

你明明知道：

三、伊挥霍无度，国库空虚。（六年计划，数达十兆元，现时国库不足五百亿，今年将要发公债三四千亿元，钱从哪里来？子孙要还几代？）

你明明知道：

四、伊号称治安内阁，结果愈治愈乱。（你知道台湾一日绑票几件？强盗有几件？杀人有几件？窃盗有几件？官兵警察当强盗有几件？）

你明明知道：

五、伊无视体制，卖弄军威（你知道伊在行政院长任内，开几次军事指挥官会议？伊向立法院负责，挥手掉头就走）。

你明明知道：

六、伊滥发淫威，滥捕善良（你知道国民党和共产党分裂已四十余年，分土而治，由武力统一而至和平共存，台湾国民党国已独立数十年，台湾志士已“无土可分”，仍以分裂国土罪名滥捕下狱，将不同意见之政争视为敌国之战争）。

你明明知道：

七、伊以睡梦中之大中华帝国领土管及中国大陆、外蒙古、苏联鞑靼国等，作为台湾（中华民国）统治范围，显然罹患蒙古痴呆症、妄想型的精神分裂症、无药可治绝症。

你明明知道：

八、伊对台湾工业结构、农、渔业生产完全无知（你知道台湾一颗火星塞还不会做，伊运一个喷射机引擎到慈湖祭拜蒋介石，说是台湾自制，伊抓渔船走私，陆、海、空军封锁南寮渔港，结果所有渔船排在港内休息，渔民天天在岸上望海兴叹，伊不知道台湾近海已无鱼可捉，伊讲农村富裕，伊不知农民家家户户抵押土地，借贷度日）。

你明明知道：

九、伊是反攻大陆，杀猪拔毛头号猛将，一生受人民供养，专门要打共匪，忽然讲现在拼也拼不过人家，那么以前所讲都是一派谎言，讲大话、假话、废话、梦话。

你明明知道：

十、伊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胸无点墨、架式十足……这种大浑蛋还不叫他滚蛋！

别人不知，你最知道，恐怖野蛮的统治，视人命如草芥，你也自首过，台共台大支部牵连五十余人，十一位好友在民国四十三年同一天枪毙，枉死马蹄町，老兄，你良心难安，天天祈祷上帝赦免，求取平安，咱台大人为你惋惜，也为你超级斗争技术，由反动派钻入正统派，翻云覆雨，时来连转，接掌台湾江山，钦佩不已，数以千计老贼，老兄略施小计，一条大法官解释，全派（旧派）瓦解，老狐狸精宋美龄眼见大势已去，落荒而逃。如今官邸八大老如丧家之犬，台大人之威力，不是盖的！最后仅剩一招，赶大浑蛋滚蛋，就大功告成，流芳百世，稳当台湾王。你在省主席任内，我骂你脑筋不好，这一句话，我看你的表现，等着收回，望你好好接掌台湾“大唐”江山。顺贺

台湾国（中华民国）国泰民安

老友苏秋镇敬启1991年12月

全文也算是台湾“乡土文学”了。只是内容将李郝二分法，思路未免太简单了。——蒋家奴才一丘之貉，岂有李好郝坏之理，都是劣种啊！（1991年12月15日）

每人每年只花二十元买书

今日《中央日报》记者陈济元采访报道：行政院新闻局副局长廖正豪，昨天应文化大学新闻研究所之邀，做专题演讲时指出，四十余年以来，国人的生活从勉强温饱，到今天衣食无缺、生活富裕，物质生活已不虞匮乏，然而，精神生活却极为贫乏。据统计国人每年每人花在购买图书出版品的钱，平均才二十元新台币而已。廖正豪表示，国人应在“饱暖思艺文”，重新省思对固有民俗文化的参与程度，借以提升生活的品质云。

这种现象出自主管图书出版品的头子之口，而自己不以为羞，真官僚也！前新闻局长邵玉铭在所谓第一届“全国文化会议”时指出：解严前，台湾杂志社是3132家，解严后达四千家，成长率是27.7%。但根据1987年主计处调査，15岁以上台湾地区的人口，每日拥有自由休闲时间平均为6小时11分，其中阅读报章、杂志或小说的时间仅占22分钟，显示国人阅读风气仍待加强。另外，1988年每户平均可支配所得为41万483元，而其中用于购买书报杂志文具类之平均费用，仅为3969元，比例尚不足1%。

这种现象出自主管图书出版品的头子之口，而自己不以为羞，亦真官僚也！

何况，两个头子只提每人每年平均买书的钱只二十元等等，而不提所购何书，也是皮相之见。事实上，一年纵二十元买书，买的书，也绝大多数是“怪力乱神”之作，真正的正经书，还是靠边站的！（1991年12月16日）

《中央日报》乱说人是民进党

今日《中央日报》登：

沈银和演讲、民进党徒闹场、苏秋镇率众叫嚣、警察三度举牌警告制止

【台北讯】台北市三选区中国国民党提名候选人沈银和，昨日下午3时在青年公园举办政见发表会，民进党候选人苏秋镇率众前往“闹场”，一时气氛紧张、剑拔弩张，幸有警察在现场维持秩序并三次举牌警告制止，苏秋镇于4时30分才姗姗离去，昨日逢星期假日，现场有近千名的群众，幸未酿成灾祸……

殊不知苏秋镇根本不是民进党、也不屑是民进党。文化党棍石永贵主持下无知荒谬，竟一至于此！（1991年12月16日）

如此学术中立！

非党盟电视文宣录影带，涉及未经同意引用诺贝尔奖得主李远哲部分，中央选举委员会昨天已予以删除。非党盟会长苏裕夫说，他支持李远哲博士强调学术中立的观点。

我的看法是：李远哲分别为抢同一块骨头的罗美文、刘福增说一点也不中立的话，到头来又对二人双双撤荐，出尔反尔，实属未妥。书呆行径，害人而不自知也。（1991年12月17日）

“蒙最高法院判死刑定谳”

今天《联合报》登：

台北看守妨为了澄清外界误以为死刑犯捐赠器官并非出于个人意愿的传言，昨天邀请媒体记者前往访问，由死刑犯直接说明捐赠器官是出于自己的意愿。日本NHK电视台也派人采访，将在日本电视节目中播出。

台北看守所昨天安排了两名一审或二审被判处死刑的被告，向媒体说明他们决定捐赠器官的经过。陈姓死刑犯指出，他所知道的死刑犯捐赠器官，都是自己愿意捐的，也因个人意愿不同，并不是每一名死刑犯都捐，未受到外界强迫。

另一名蔡姓死刑犯则表示，他有捐赠器官的意思，这完全是自己的心愿，希望能为社会尽最后一份心力。他也知道是否捐赠器官在执行死刑时所采用的方式不一样，一种是射击脑部，另外一种是射击心脏，他个人觉得，用什么方式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能完成他最后的心愿。

台北看守所所长胡击雷表示，死刑犯捐赠器官是个人意愿，他人无法左右，而死刑犯产生捐赠器官的意愿，有些是家人劝说、有些是经过宗教力量，看守所没有左右被告的意愿，希望外界不要误解，扭曲了死刑犯的心意。

至于死刑犯捐赠器官的程序，要死刑犯在三审定谳后，自己提出捐赠器官的申请书，经有关单位核准，所方即联络医院方面安排，在执行死刑时，法警持枪射击死刑犯的头部，由麻醉科和精神科专业医师判定脑死后，才运出刑场到医院摘取器官。

胡所长强调，死刑犯一旦决定要捐赠器官，需要家属也同意，像月前胡关宝虽同意捐赠器官，但家属不同意，最后还是尊重家属的意见。而死刑犯同意捐器官后，随时可以改变意愿，执行前检察官也会再问一次，只要死刑犯有异议，所方就随时停止捐赠器官的作业，足以证明整个过程完全是尊重死刑犯的意愿。

胡击雷说，执行死刑行刑规则去年底修正后，今年开始受理死刑犯捐赠器官的申请，台北看守所羁押的被告，目前为止共执行三十一名死刑犯的死刑，有十四名捐出器官，比例相当高。

以上之事，日本鬼子跑来借镜，甚可注意。日本鬼子两年前已提出脑死者捐赠器官构想，但可能到明年才实行。月前日本传出台湾死刑犯被迫捐赠器官事，所以NHK电视台特来采访求真。

强迫捐赠之事，应非事实。但是捐赠手续，确有可议。试看昨天电视新闻上播出死刑犯具结书画面，劈头竟是“蒙最高法院判死刑定漱”字样，此照抄官衙胥吏拟稿可知也，岂不可笑？如此行文，若被日本鬼子借镜以去，那可就荒唐荒到东洋国去了！（1991年12月17日）

选举与风水

今日《联合报》登：台湾地理师协会副理事长陈冠宇说：每次的选举前，有些名气的地理师总是异常忙碌，常会受托替好几个候选人算运势、看风水，当地理师向某些原本打算参选的人表示，今年的“运”不旺，常令他们打消念头，干脆先为人抬轿，择年再参选。除此，请地理师为候选人的竞选总部看风水，也是相信风水的候选人必经的程序。

台湾妖妄之风日浓，连选举一事也扯进来了。全世界的选举，都没时兴风水的，台湾却独树一帜。民主政治落到这班人手里，真是“风水”欠佳啦！（1991年12月18日）

郑自才

昨天收到郑自才的太太吴清桂寄给我“亲启”的竞选海报。

1970年4月24日郑自才与黄文雄行刺蒋经国不中，当时我第一个反应是：“预备军官的射击教育失败了。”

郑自才刺蒋，有大功于党外。如今垂老回来入狱，由太太“代夫出征”，其志亦可令人理解。唯独为了竞选，竟不得不听后生小子新潮流一批人摆布，以“台湾共和国”为政见，未免失之矣！（1991年12月19日）

郝军头所信何教？

今天《中央日报》：“行政院长郝柏村夫妇，昨天晚上参加了基督教台北卫理堂星期团契主办的圣诞感恩圣乐崇拜。郝院长夫妇是应总统府资政李国鼎的邀请，参加了圣诞感恩圣乐崇拜。他们于7时25分抵达位于新生南路的卫理堂。”

郝柏村日前还到各淫祠上香拜佛呢！他到底信什么教啊？（1991年12月20日）

高玉树无耻

今天《联合报》有大标题广告：“高玉树暨全国民主非政党联盟重要声明”，其中第三条竟出现“感谢民主政治元老总统府资政高玉树先生以顾问身份助选”的文字，自己“重要声明”感谢自己，高玉树太无耻了吧？（1991年12月20日）

“六亿农民皆诗人”之后

上海《解放日报》日前刊出一则报道指出，中共部分地方大搞假大空“形式主义”的把戏，要求群众背诵唐诗运动，并拦路抽考，处置背不出者，这种华而不实的怪事，简直就是中共大跃进时代“六亿农民皆诗人”的翻版。这则题为“老谱翻新”的报导，明显反映出大陆社会在改革开放十年后，仍存在许多人为不合理的制度与政策。报导说，一位退居二线的领导干部，到某地调查研究，竟遇上一件近乎离奇的怪事。某地为创出独家“特色”，兴师动众地掀起一场颇具声势的群众性背唐诗运动。例如，为了人人过关、个个达标，有关部门别出心裁，在街巷道口设“考场”，拦路抽考妇孺老幼。若背不出“唐三李”云云者，则要报上姓名，听候处置。如抽考路人，目不识丁者，大概也不能例外。这位老同志了解情况后，立即找当地同志直率进言，说叫老百姓学文化要一笔一画地打实基础，何苦要搞这些华而不实的名堂。但该地的一些干部，为动员老百姓背唐诗，已经喊破了嗓子、累出了大汗，要“降温”恐怕也已很难；况且还有些人认为此举是件创建本地“特色”的大动作，既然已经“大办”，就不能虎头蛇尾，就此收场。文章说，有人也许认为这是闻所未闻，但恐怕只是老谱翻新而已。文章表示，中共大跃进时代的“六亿农民皆诗人”，“文化大革命”当中那位顾妈妈的“典型”，仍令大陆同胞记忆犹新，只是时至拨乱反正十年后的今天，这类假大空的把戏仍时有发生，岂不令人深省？

以上《中国时报》香港专电。这又是中国文化走火入魔、令人哭笑不得的一例。（1991年12月21日）

中医解决不了检验问题

黄书之全家请我、小屯、林永丰午餐。永丰说：《史记》说扁鹊“视病，尽见五藏症结，特以诊脉为名耳”。可见扁鹊有X光眼来看病，诊脉是假的。后来的中医谁也没X光眼，只会用假的诊脉来骗人。现代西医透视人体检查人病的技术，日新月异，中医完全跟不上，中医差得太远太远了。

永丰之言是也。

按《史记》中《扁鹊仓公列传》记扁鹊：

扁鹊者，勃海郡郑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时为人舍长。舍客长桑君过，扁鵲独奇之，常谨遇之。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出入十余年，乃呼扁鹊私坐，闲与语曰：“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与公，公毋泄。”扁鹊曰：“敬诺。”乃出其怀中药予扁鹊：“饮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当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鹤。忽然不见，殆非人也。扁鹊以其言饮药三十日，视见垣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五藏症结，特以诊脉为名耳。为医或在齐、或在赵。在赵者名扁鹊。

“上池之水”是还没降落到地面上的水，雨露是也；“视见垣一方人”指能看到隔着墙那一边的人。（1991年12月21日）

回潘毓刚电

夜回潘毓刚电。毓刚说，蔡明殿告诉他，李敖把台湾人给得罪了，因为他写文章替陈仪说好话。我说只要该说的真理，得罪谁我也不在乎。（1991年12月21日）

海上缉私事件

《自立晚报》8月17日一文，我漏剪。昨日黄书之持来，甚可一读，附存于此，以留文征。

鹰王号闽狮号船只事件的省思（黄奠华高院台中分院庭长）

一鹰王号事件

今年6月间，大陆海关官员在海上缉私，发现香港籍轮船鹰王号有走私香烟情形，于是一面把几名私枭押上缉私船舰，一面由五官员登上鹰王号押解其余船员、私枭等回航处理。途中鹰王号暗地呼叫求救，声称被劫。我方闻讯赴援，由于“武力强大”，便把鹰王号连人带船（包括五名大陆缉私官员），回头转向，解押回台湾处理，大陆缉私船舰大概是“不敌而逃”了，根据我方报道，经过情形大致如此。

押回到台湾，我方查明真相如上，先把五官员经由香港送回大陆，又因走私行为在台湾领海以外，不构成我方法律上的犯罪要件，于是再放人（船员）放船，任其离主——只在取得担保的情况下，保留支出费用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按照常理推断，大陆官员要问：“我在海上缉私，你来插上一脚，连官带匪，一网成擒统统带走，然后轻轻松松说一声‘没事，没事’，便连人带船都放掉了，试问我方该怎么结案？船放走了、赃物脱手了、证据湮灭了，我们抓过来的人又该如何处理？”

我们判断那艘缉私船上的官员押解走私船只，未能达成任务，或许会受到惩罚。我们设想，当时被押解来台的大陆五官员，如有人坚持执行公务，誓死与鹰王号共存亡，不肯离去，不知道我方应如何处理，起码应该像抬走黄信介离开总统府一样，四脚朝天，人各一肢地把他抬上岸吧！以上所说，都是正常的判断、理性的推演，难道不值得国人省思吗？

二闽狮号事件

今年7月21日，两只大陆闽狮号渔船，出海捕鱼，成双作业（撒网），我方三鑫财号渔船无意中进入他们的撒网区，造成渔网破损，大陆船员上前质问、抗议、索赔。争执之下，登上台湾渔船逞强，遇到反抗便耍狠，见到东西或砸或搬，“你不赔偿，我就搬东西嘛！”这时候邻近海上台湾渔船见状发电求援，我方当局立即兵临海上，一网成擒，执行勤务中还开枪打伤一个大陆渔民，然后解押回台，依法处理，以上是台湾报纸的大略报道。

依据大陆中新社的报道则说：“……大陆渔民在渔网破损后，盛怒之下，冲上台轮，行为过激，只是为了达到索赔的目的，最后双方协商已达成协议，赔偿台币五千八百元，并把搬走物品归还台轮……不料事隔一小时，台湾军方的舰艇和飞机，竟对两艘大陆渔船回截，并开枪打伤一名大陆船员，把两艘渔船押送台中港，船上十八个渔民被关进靖庐中心……最后其中七人以盗匪罪起诉。”

根据报载资料分析，一、两艘大陆渔船并无武装，很不起眼，不是海盗船的材料。二、船上捕有大量鱼货，证明其原为打鱼而来。三、大陆船的渔网破损确有其事，并因此发生争执，检察庭一问下，不交保、不收押，分别限制住居，（海盗何其重罪，怎么可以放走他！）交由有关机关安置到“靖庐”。

可是最后却将越船耍狠的七名船员以海盗罪名起诉，其余十一名船员则送到金门，并通知大陆红十字会定8月9日在海上交人，届期大陆相应不理，国务院台办且说我方“诬民为盗”，言下之意“你滥捕了我十八人，如今放回十一人，我干脆不收，往后再瞧着办”。一方面派红十字会人员和记者各二人来台“探视”被捕渔民，我方基于人道立场，“欣然”接纳，好戏当会继续上演，事虽进入司法程序，但彼方挟大众传播利器——记者而来，不可等闲视之，总宜合情合理合法慎重处理，让两岸人民口服心服。

平心而论，以上争执，起于偶然，大陆渔民并非处心积虑，有备而来，主其事者绝不可庸人自扰，把小事化大，大事化僵，给两岸交往留下伤痕。倘若能以悲天悯人、设身处地的心态，把它看做邻居小孩打架闹事来处理，好像小孩玩球，无意中球掉落人家庭院，于是翻墙拾球，自是常情，免不了损坏人家的花草，引起墙里墙外的孩子一阵叫骂，甚或打斗，只要大人出面，纾解一下，便皆大欢喜，各自散去，依旧是好邻居。正如中新社所说：两岸渔民共同一海域捕鱼，曾涌现出许多互相救护、互相帮助的感人事迹，像这种不愉快的事情，应该是可以避免的，也值得我们想思。我们也深信掌握国运民命的领导人，必定会以两千万人的福祉为基础，做出理性的处置。（1991年12月22日）

陈大革谈宋楚瑜的阴谋

陈大革及其妹陈大雅午后二时半来，他即将返美。我忙得还没吃午饭，小聊一阵。大革请我送一本书慰其弟，我乃题《国民党研究》扉页如下：“大代老弟：彼可取而代之。”

我跟大革说：“三十年前，我只在你跟我家六小姐婚礼上，见过陈大代一次，并合照一相。那时候他瘦得像鬼。如今我在电视上看到他，完全是一副大官样子啦！”

大革说宋楚瑜为了抵制关中系的大将陈大代，故意在台中推出形象与大代相近的国民党候选人暗为抵制，结果双双落选。——宋楚瑜为了党争，宁使国民党当选名额降低，也不让关中系上垒。（1991年12月23日）

倒胃的邻居

今晚金兰大厦AB座EF座住户大会，会商CD座“独立”事。我态度坚定，我说既然在座每一位都认定CD座他们不对，就不可以妥协态度处理，这样他们更无忌惮了。

CD座下午有“代表”找张善惠的太太，又提出新的要求，即水费应按每户坪数大小收费。张太太转告我。我笑着说：“是不是CD座的人，每个人每天喝的水都比我们少呀？”

与CD座这种斤斤计较小气八拉的人为邻，真倒胃也！

会开了两小时，真浪费时间！我固辞主任委员，但无人肯接。（1991年12月23日）

教授以下，大量出笼

中央社电讯说：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年终统计指出，一年来，以作送审教师资格者有1476人，审查时发现10人以抄袭的著作送审，约占0.67%，除未通过其送审的教师资格外，五年内也将不再受理这10人申请送审教师资格。这10人包括2人送审教授资格、3人送审副教授资格及5人送审讲师资格。学审会一年来审议包括军警校院与空中大学的专科以上学校139所及海外专上学校16校教师资格，人数共计7105人，其中，以学位送审者5674人，占79%；以著作送审者1476人，占21%。以学位送审通过教师资格的人数是567人。以著作送审教师资格者，通过917人，比率为62.13%。

上一统计，可见台湾学术标准之滥！教授以下，大量出笼如此！（1991年12月23日）

泰国艺品

每逢冬来，就间歇性上午鼻子过敏。停下工作，出门快走，有时可愈。今日上午沿铁路快走，途经敦化南路一进口泰国铜器商店，选了一对鱼形烛台两千八百元，一对柱形烛台五百元、及铜野牛一座一千元，皆古朴罕见。

我对艺器收藏，taste颇高，俗人不知也。（1991年12月24日）

吕佳真勤奋

今早10点交《求是评论》第三期校稿给吕佳真，她一连工作十一小时，赶出淸样。她的工作能力与热忱，我生平仅见。她和我一样，有“工作狂”。但她更能吃苦耐劳、更勤奋。（1991年12月24日）

己所不信，施之于人

昨日《联合报》登读者孙明先生投书，略谓：“民进党在此次选举中的主诉为‘总统直选’……但当有人质问民进党自己选党主席为何也用党代表间接选举而不用党员直选时，民进党没有给人明确的答复。……这两天在民进党的竞选书摊上，看到了台湾独立建国联盟总本部前主席许世楷著的《台湾宪法论》，书中第169页：‘在台湾，我们应该采用何种政治制度？……两相比较，我们会发现采用总统制的国家，比较易于变质为独裁政治……，容易变质为经由国民选举出来的独裁者。’第11页：‘在现在的中华民国体制下主张总统直选，是有其运动上的必要的，但是这一个主张与将来的台湾共和国宪法要规定总统制或内阁制，是可以分开来想。’第19页：‘新国家运动欲以总统直接民选为主题展开运动，所以战术上较倾向于主张总统制。笔者希望将来的重要政治制度，不要以一时的运动上战术需要来下决定。’换句话说未来可以‘不要’总统直选，但现在，却可以向国人推销。”

我早就怀疑民进党中有点常识的人，都不会相信开倒车的总统制，明明不相信却以之为号召，是为政治不择手段，且以制度为儿戏，真正的政治家不忍为也。而许世楷之流，公然以自己不信的制度，不择手段明目张胆施之于人，这又算什么啊？民进党太不入流了。（1991年12月25日）

刘福增何苦去竞选

邓维桢午来，他吃过了，陪我午饭。说下午将去看刘福增。说福增竞选前，没帮助他；落选后，去送些钱过去。他并不以福增去竞选为然。认为是自取其辱。

维桢说，落选之夜，福增太太来电，声音都快哭了。

我说，福增是老实人，却又热衷于无聊的政治，真是不智。他如不那么热衷，不先自己宣布竞选，摆出张忠栋式滑头身段，临时在民进党抢个不分区代表名额，以他的党外资历，应无问题。何苦亲自出马？最后又被他老同学李远哲摆一道，撤销“推荐”，弄得灰头土脸。福曾不好好的做教授，却干这些，真是不智。（1991年12月26日）

四分之一世纪后

四分之一世纪前，杨西崑看了我写的《〈蒋廷黻选集〉序》，大为惊叹，乃透过他的北大同学、我的老师吴相湘，约我到他家里吃了顿饭。

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他又约我吃饭了。他现在已年近80，退休成为国策顾问，兼无酬代外交部主持外交人员讲习所。

今天中午从11点半，谈到两点半。在四季吃的西餐。可惜吴相湘远在美国老人院，不能重续四分之一世纪前的旧谈。

他说多年来政府不能争取到像李敖这样人才，反倒一再打击之，最说不过去。并对我不论遭遇何等打击，仍旧重新再来挺身而斗的精神，深致佩服。

他谈到不少政坛秘辛。

他说台湾当年所以能撑出局面而没垮，能在联合国保有席次关系重大。而席次之保留，前十年是蒋廷黻之功，后十二年是他能掌握非洲票之功。

他看不起国民党中的外交官，周书楷也、沈剑虹也、蔡维屏也、夏公权也……无一例外。

他看不起王世杰。有一次王世杰在美国，请他代约大报记者吃饭。他代约了，并且作陪。事后记者们问他说：“你们的外交部长说些什么啊？他讲的英文，我们听不懂。”杨西崑跟我说，他只好编了一些话“翻译”给记者们，为什么编呢？因为他也听不懂。

他说当年在联合国提出控苏案，王世杰力持反对。因为这个案子会彰显出王世杰签订《中苏友好条约》的错误。王世杰没想到控苏案能够控诉成功。

最后我问他从政感想。他说他叮咛他的儿子：“不可去做公务员。”我说在公务员中，你还算是成功的，几十年来，大体上，你保持了自己，还能做出不少事。这已是奇迹。因为照你的个性，你连外交部次长、驻南非大使都做不上啊！

我对他总评说：几十年来，你为台湾人做事，这是可以肯定的；若为这个政权做事，就不值得了。

他点头同意我的话。（1991年12月27日）

“哲学家”叹息

楼下即东丰街，原有一家电玩店，路过时在窗外常见里面有一枯瘦的穿西装打领结小老头在玩，原来是哲学教授劳思光。有时高信疆也和他一起。我笑问信疆：“你怎么这么无聊、这么‘与民同乐’，怎么带劳思光做起你们身份不该去的地方，玩起你们身份不该有的娱乐？”信疆笑着说：“谁带他来了？——是他带我来的呀！”听了信疆之言，相互大笑。

后来东丰街电玩店关门了，久矣不见“劳”苦功“高”了。

今天晚饭后，与小屯在东丰街，一人走过，忽闻大声叹息一声，小屯注意一看，说：“那不是劳思光吗？”果然是他。

我说：“这个书呆子，又出没东丰街了，哲学学到徘徊于电玩之中、叹息于马路之上，哲学可真无计可施了。”（1991年12月27日）

吴丰山无能主持下的《自立早报》

《中国时报》登出《自立早报》出了问题。特予剪存，以见吴丰山之无能也。

自立报系为了早报改版事宜，昨日传出将裁员近两百名员工的消息。该报工会昨日召开临时会员大会要求报方立即停止裁员行动，并提出以志愿退休方式减轻报社人事负担等四项要求。

自立报系社长吴丰山在获悉大会决议后仍表示，裁员作业照旧，但同意在工会协助下，对被资遣员工比照退休方式办理。

自立报系工会会员大会昨日并决定于今日下午2时动员员工赴丽晶酒店，共同“庆祝”由报社董事支持成立的万通银行开幕典礼，以传达员工的立场。

据自立报系工会表示，该报本月19日召开董事会，因《自立早报》开办四年来亏损五亿多并且对报社的言论立场颇有抱怨，因此决议将《自立早报》改版成政治性的专业报纸，并预计裁员约二百名员工。

21日经员工亲自向社长吴丰山求证，证实消息无误后，员工不愿接受裁员的呼声遂起。

昨日下午2时许，自立报系召开工会会员大会，对此一裁员事件进行讨论，并做成四项决议，一、要求社方立刻伴止裁员行动；二、不论年资必须接受员工志愿退休；三、立即研究扩大晚报编制，将早报改版后多余人员纳入晚报编制的可能性；四、社长公开承认决策错误，董事长亲自向即将离职的同仁道歉。

昨日会员大会决定，如果社方对上述四项要求未能给予满意的答复，则将授权理事会随时发动拖报行动。

自立工会昨日在获得共同决议后即通知社长吴丰山，据工会转述吴丰山的话指出，吴丰山表示为加速改革步伐，裁员作业照旧，但社方已指令权责主管在名单定案前和工会干部了解编辑部作业状况的人员，共同比对名单。

工会同时转述吴丰山的话说，如果工会能够协助告知，由被裁员者志愿按资遣的方式处理，则社方同意资遣费比照退休方式办理。而社方将征询晚报编辑部等部门编制情形，至于他个人也将在处理此事后，思考有无决策错误，如有则将自行辞职。吴丰山同时希望工会能向各媒体表示可以圆满处理报社内劳资互动情形，而员工在过渡期间，如果出现破坏报社利益之言行，一律依社规处理。

而本报昨晚均无法联络社长吴丰山、发行人吴树民等人。（1991年12月28日）

陈翰珍的真面目

青年党监察委员95岁的陈翰珍年底与其他老贼一起退职。今日《中国时报》有专文写他，可述评者如下：

一、“翰老在民国十四年就读北京农大时，逢五卅惨案，乃投入学运，并受青年党国家主义之吸引而入党；十六年膺选为青年党北京市党部主席，复与党内同志合组北京书店，自任总经理，以反共复国安民为职志。民国十八年12月31日，北京市党部被破获，陈翰珍入狱，两个多月后获释，为隐原名，致以字‘翰珍’行世，任教于北京市立一中及一女中，仍暗中推行党务。”——这一段，写青年党当年被国民党迫害。

二、“二十年6月，翰老奉青年党主席曾琦之命，返川策进党务，三十五年，当选青年党中央委员，旋任制宪国代，三十六年就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三十七年，以青年党四川省党部主席之职，参选四川省第一届监委选举，最髙票当选，任监委至今。”——这一段，写青年党向国民党“输诚”后，分到肥了。

三、“四十九年雷震案发生，在白色恐怖的阴影下，他甘冒大不韪，率先提案要求监察院调查；蒋经国总统逝世，他在监察院院会哽咽陈词，要求同仁团结，以慰经国先生之灵；强人政治消失后，卷起阵阵翻案风时，翰老在院会直言‘雷震案是个不折不扣的政治案，监察院有责任还雷震清白’，语中数度哽咽，几不成声。”——蒋经国之死，异党中人竟有哭之者。在青年党曰陈翰珍、在民进党曰朱高正，可谓双料无耻也。

四、“从民国十七年，北京农大毕业后，他按月抽储薪水的百分之五充做‘翰珍奖学金’之基金，民国四十年后，待遇改善，改抽一成，以助清寒子弟求学。他说：‘若待有余而济人，则一生无济人之事。有心帮助人，就要强迫自己节衣缩食，民国十七年，设了翰珍奖助学金后，我连烟都戒了。’”——这一段，言行俱佳。不过，照李世杰书中所说，陈翰珍于政治犯悲惨处遇之调查，漫无心肝，可见此人嘉言懿行，适为沽名钓誉，真正务实弹劾，不敢为也！（1991年12月29日）

台湾山水，还能看乎？

决定不租金兰大厦车位了，也打算把喜美车卖掉。今日午后与小屯开车做售前之游。闻说七星山因寒流下雪，小屯没见过雪，乃决定上山。不期一上仰德大道，就陷于车阵中，在车中五小时，始转到北投脱身归来。我早就感到台湾假日到处人山人海，今日又躬逢其盛，乘兴而去，败兴而返，胃口倒尽了。以后再也不上当了。（1991年12月29日）

理发师之言

小屯身体不适，我这次理发，改去邻巷中理发店理。不搽油，二百元。我另付他小账五十元。

理发师们认出我，跟我聊起来。53岁的理发师说，我们这年纪上下的人，已经很少有理发师了，大多都改行了。学理发，要一年半出师，收入不多，没人要干了。“纯理发”连房租都不够，所以只有在巷子里租个月租三万以下的房子，由一个老板、两个师傅三个人共同维持小局面。至于大街上的，都不是“纯理发”，得掺进色情才够开支，而小姐们学理发，只两三个月就可应付。几十年下来，理发业变化一至于此！（1991年12月30日）

老代表总算退职了

老立委、老国代、老监委今天全部退职，财政部国库署官员表示，565位资深民意代表退职，每人除可领530万元的退职金外，同时可享受年息18%的优惠存款，估算之下，国库除提拨30亿元的退职金外，同时每月须再支付200万元的利息，一年2500多万元，而且活得愈久，国库就付得愈多。

四十四年来，这一大批老而不死的人，他们是国民党伪政权的支持者、蒋家天下的拥护者和四十四年来不劳而获的民主花瓶扮演者。四十四年来，他们千百人中，竟没有一个人敢公然辞职以谢天下、没有一个人肯公然拒领薪水于不顾，还满口救国救民仁义道德，这种令人厌恶的人类，求诸古今中外历史，也是绝无仅有的！如今他们总算人人携巨款以退职了。我们一生中的四十四年，都做了他们的观众，真倒霉哉！（1991年12月31日）

梁肃戎临别瞎说

立法院老贼院长梁肃戎今日退职，临走不知羞耻，还做最后演说，其中有这些话：

今天是中华民国八十年12月31日，肃戎兹声明依法自愿退职，包括立法院院长职位及立法委员的公职。肃戎与81位资深委员同仁，一起集体退职，其中有台湾省籍增补选委员5人，以及代表大陆各省市各民族的委员76人。这是台湾近年来最大的一次政治变革，也是世界政治及宪政发展史上一件大事。对未来国家政治情势，有极为深远的影响。请院会准许本席表示几点意见，告知国会殿堂，同时，也为历史做证言。

立法院资深委员，系于民国三十六年行宪时，依宪法产生的中央民意代表，于民国三十七年5月在南京集会。回顾行宪以来，国家多难，处境特殊，政府播迁来台，诸多历史的、政治的及法律的因素，使资深中央民意代表，事实不可能定期改选，而出现宪政史上，合法但不合民主理念的民意代表长年任职现象。今天，国会改革问题获得解决，资深中央民意代表，依法而来，依法而去。本席欣庆宪政改革迈向成功，新国会时代终于来临。

立院第一届第一会期至第八十八会期，全体资深委员与增补选及增额委员同仁，代表全国人民行使立法权。截止现在为止，完成审议通过两千七百八十件法案（包括废止法律案四百一十三件），对行政院长提名行使同意权十四次，对监察院审计部审计长提名行政同意权八次。对稳定政局，促使社会安定繁荣，造福国民，贡献至大。特别是在赤焰猖狂之际，政府坚守民主之阵容，努力建设台湾。在此期间，立法院一方面审议通过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平均地权条例、农业发展条例、奖励投资条例等民生法案，促进社会之正义与均富平等；审议通过惩治叛乱条例、检肃匪谍条例、贪污治罪条例等法律，保卫国家安全；复在同仁努力之下，审议通过出版法、刑事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等法律保障言论出版及人权自由。今天，资深委员依法退职，也应是交卸职责的时候。

这些话，多是瞎说：

一、所谓集体退职“是世界政治及宪政发展史上一件大事”，诚哉斯言！一干四十四年不改选，是世界政治及宪政发展史上一件大不要脸的事，这样大不要脸的事四十四年告一段落，当然是大事！

二、所谓“合法”，所谓“依法而来，依法而去”，全是谎言。四十四年不改选，并无任何合法的根据。所以真相乃是“非法”、“非法而来，非法而去。”

三、四十四年来，所有迫害人权的恶法，如梁肃戎所自豪的《惩治叛乱条例》、《出版法》等，无一不是老贼们的杰作，在这杰作下，禁书无数、沉冤无数，梁肃戎竟还说是“保障言论出版及人权自由”，真是瞪眼瞎说。（1991年12月31日）

抱小老虎

报上说，英国皇家马戏团寄养在台北市立动物园的两只母老虎，两个月前产下六只小老虎，园方在元旦期间把它们放在可爱动物区，还准备六个大蛋糕，为小老虎庆生。六只小老虎为三公三母，出生时每只体重仅约一公斤，现在已增至九公斤，好像大肥猫。

今天早上，与小屯去动物园。8点多就到了。可算是第一批访客。因为下雨，人不算多。园方发有《小虎们的告白》，全文如下：

小虎们的告白

我们是孟加拉虎，分别生于1991年10月1日及3日。爸爸说我们是黑色丛林中最伟大的猎手，虽然我们还小，但以后我们会长出强腭、利齿、壮脚及长的锐爪，一样可以成为伟大的猎手。你看我们身上的花纹、全身会抖动的肌肉、闪闪发光的眼神，是不是很漂亮呢？

当我们沮丧时，偶尔会伤害人类，但我们不该背那么多黑锅——杀人老虎，我们对人类的威胁被过分夸张了。每年只有极少数的人被我们老虎所杀死，大多数老虎一看到人们就走开了。在人类面前，我们不敢自夸为伟大的猎手。

与人类加诸于我们的“事”来比，我们对人类所做的“事”实在微不足道。二百年来，我们几乎从野外消失了。现在老虎是世界上最濒临绝种的种类，而我们孟加拉虎是老虎中数量最多的，六十年前我们超过四万只，如今我们只剩下两千五百只，大多住在印度。

如果人类再不釆取行动来保护我们，我们将在二十年内从野外绝种。我们建议人类应该做到以下的事项来保护老虎：

（一）禁止猎杀我们。

（二）禁止贩卖虎皮、吃虎鞭。

（三）帮助一些机构建立保留区来保护我们。

（四）支持研究老虎的科学家。

（五）以支持动物园的方式来帮助我们。

希望我们的未来不是梦。

我酷爱小老虎，与之照相多张。六只小老虎分别是：一、红颈圈（雌）、二、橙颈圈（雌）、三、黄颈圈（雌）、四、蓝颈圈（雄）、五、绿颈圈（雄）、六、银颈圈（雄）。体重在12.6与10.1公斤之间，童心盎然、粗壮有力，我握捏虎掌，厚厚的，好像订做的皮垫子。

碰到送切蛋糕的唐琪。她向动物园现场负责人说：“我是李敖小妹妹的同学，我们从小就崇拜他。”（1992年1月1日）

巴基斯坦的怪判决

去年12月14日美国《侨报》登出《怪刑罚——变性之刑》如下：

巴基斯坦有名法官决定对那些丧心病狂的色魔实行以牙还牙：在判定一名强奸犯罪名成立之后，法官判定此人要接受变性手术，然后再被其他男性强奸。

虽然辩方律师一再求情，但法官亚沙乌曼尼却表示，“吊死他也实在太便宜了。”

强奸犯拿萨莱狄去年强奸了一名十九岁的少女。

法官也规定拿萨必须在年底前接受变性手术和被强奸的惩罚。

“确实的日子要视乎变性手术的进展，及他何时复原。”法官乌曼尼说。

“至于负责强奸他的，则会是现时在监狱服刑的五名严重强奸犯的其中一位。”他说：“我并可以向大家保证，过程肯定残忍。”

法官乌曼尼是经过十七日的聆讯才下这个富争议性的判决。

三十六岁的拿萨在整个聆讯里一直坚持自己是无罪的，但是控方却提供了十四名证人指证拿萨在巴基斯坦白天闹市中向一名少女施暴。

陪审团对死不悔改的拿萨都非常讨厌，他们认为拿萨的强奸罪名成立，应判予终身监禁。

但是法官乌曼尼却想出现今这个更妙的方法。

根据巴国法律，拿萨是没有上诉的余地。

不过，当地的有些法律学者却担心，如此一来会否立下了一个危险的先例。

一位德国律师就表示：“这是世上首宗以变性为刑罚的判决，相信也不会是最后一宗。”（1992年1月2日）

末代秀才

据中新社报道，中国最后一个秀才、有“上海第一老人”之称的110岁人瑞苏局仙，去年12月30日去世。苏局仙生于清光绪八年（1882）11月23日，24岁时考取末科秀才，一直以诗、书驰名沪上。直到去世前两天，还在寓所为上海百岁老店“五芳斋”书写了一幅“寿”字。上海《文汇报》在报道此则消息时称，至此中国自隋代以来，延续一千三百多年（587-1905）的科举制度选出的人才已全部离开人世。（1992年1月3日）

碰到郑淑敏

今天上午在荣民医院排队领药时，有两人插队，我斥责之。事后有一漂亮摩登女士回过头来说：“李敖先生你的《北京法源寺》写得好极了！”我一时认不出她来。后来她拿出名片，才知道她是郑淑敏。我说：“十多年前远流老板介绍过。你越来越年轻，认不出你来了。”

她现任中华电视公司企划室经理。我还以为她一直在《中国时报》。——我与人不往还，许多人事异动都不清楚了。（1992年1月3日）

西藏人权史料

新华社北京2日电：《人民日报》今天发表了题为《西藏人权的历史和现状》的署名文章，从法律关系和地位角度，谈西藏人权的变化。

文章说，从生存权和发展权方面看，西藏民主改革特别是和平解放以前，由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长期压迫和剥削以及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西藏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均遭到了严重威胁和破坏，根本谈不上有任何的保障。在封建农奴制度下，占西藏人口95%的广大农奴和奴隶，受到占人口5%的农奴主和贵族阶级的剥削和压迫。

文章说，旧西藏封建法典明确将社会成员分为三六九等。封建贵族阶级的种种特权受到法律的保护。而广大农奴和奴隶在法律上被当做法律关系的客体对待，根本不被当成人看待，更谈不上什么生存权和发展权。历代旧西藏封建法律都规定，作为属民的农民和奴隶的生命一钱不值。

文章指出，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特别是1959年民主改革以后，旧社会的“会说话的牛马”变成新社会的主人，彻底脱离了饥寒交迫、惨遭压迫和剥削的境地。旧西藏维护封建农奴制度的法律全部废除，被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律所取代。广大藏民在法律上彻底摆脱了封建农奴制度的枷锁，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西藏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社会，广大藏民同全国人民一样，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广泛的各种政治权利和自由。还享有管理企事业权、劳动权、休息权、生活保障权、物质帮助和受教育权等等。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这些同生存和发展相关的权利和自由，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得到了广泛的体现。

文章指出，衡量一个社会或民族的人权状况，首先应该看看该社会的人们在法律上和事实上，是否真正享有人身自由权。在旧西藏封建农奴制度下，广大农奴和奴隶连起码的人身自由都没有，他们完全依附于领主而被称为属民。由贵族、官吏和僧侣所构成的领主们，对其属民可以任意支配，交换、买卖、毒打、残害甚至处死，广大农奴和奴隶人身自由丧失殆尽。

文章说，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和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以后，百万农奴和奴隶从封建农奴制度的压迫和剥削下解放出来。西藏的旧法律被废除了。广大农奴和奴隶翻身成为新西藏的主人。新中国的法律保障公民依法享有人身自由，不受任何非法阻挠、限制和拘束。公民的人身自由权成为中国公民依法享有的最基本、最起码也是最重要的权利。这些宪法和法律规定，在新西藏得到认真贯彻和执行，广大藏族同胞的人身自由受到了充分的保护。

文章强调说，法律平等权是人权在法律关系上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人们在法律上的形式的平等关系，是人们达成社会事实平等的基本前提。同时，人们在法律上是否享有平等的地位，也直接反映出社会的文明程度及其人权的基本状况。

文章认为，在旧西藏，少数领主与广大农奴和奴隶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一种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根本没有平等性可言。旧西藏的法律将人分为不同等级，严格区分尊卑贵贱，保护封建的等级制度。

文章说，在刑事法律关系方面，西藏法律不仅按等级规定命价，而且按等级定罪量刑，对于农奴、奴隶和下等人犯上的行为，法律的惩罚格外的严厉；而对于上等人侵害下等人的行为，法律则又另当别论。此外旧西藏刑法不但对广大农奴、奴隶和下等人犯上的行为，实行无罪亦罚、轻罪重罚的原则，而且刑罚极为严酷和野蛮。刑律中规定的肉刑有：挖眼、刖足、割舌、砍手、推崖、溺死、处死等。这些残酷的肉刑都是用来镇压农奴和奴隶的。

文章指出，今日西藏，广大藏民享有法律平等权。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下，不仅广大农奴和奴隶享有法律上的平等权。而且藏族人民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在祖国大家庭中享有平等权。反对一切民族压迫、民族歧视和民族特权，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一项基本精神。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为了切实保证民族平等，还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规定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正是在社会主义法制条件下，藏族人民不论作为个体还是群体都享有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法律平等权。

文章在谈到西藏宗教信仰自由权时说，解放前西藏实行政教合一统治。解放后西藏进行民主改革，实行政教分离，全面贯彻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恢复了一些传统的宗教节日和活动。广大藏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得到法律保护。到目前为止，西藏维修、恢复、开放寺庙（包括拉康、四拉）一千四百二十五座，现有僧尼三点四万多人。国家还拨出巨款维修布达拉宫、大昭寺等著名古迹。西藏的宗教活动正常进行，是有法律保障的。

以上有关西藏人权最新史料，甚可一读。

我深信像西藏这种落后的顽固的黑暗的神权统治，只有共产党对付得了它，只有靠共产党的霹雳手段，才能达到某种程度的解决。（1992年1月3日）

俞大维乃一浑人

俞大维96岁，台湾大捧特捧之。其实此人乃一浑人，读书虽多，但学而不化。

今日《中央日报》登俞大维有一段谈话最有趣：“我和老总统每次谈话都不超过二十分钟，因为我讲湖南国语，他讲宁波国语，只要一讲到人名、地名，我们就听不懂对方的话了，当面讲话还可以讲上二十分钟，讲电话更是一分钟就讲不下去了。”

《中央日报》又登：“俞大维有相当深厚的国学根底，就国学界而论，毛子水是他最佩服的人，俞大维家里的墙上便挂着一幅毛子水的字：‘经文纬武奇男子，特立独行大丈夫。’这两句话用以形容俞大维倒是十分的贴切。”其实毛子水亦一浑人，“国学根底”去陈寅恪远甚。

俞大维一辈子做蒋介石高级走狗，算是什么“奇男子”、“大丈夫”？名词定义乱用一气，此国民党统治下之是非标准也！（1992年1月4日）

六十岁前的出专书计划

夜两点一刻起床，写作四小时后，做一千二百天后六十岁生日前的出专书计划。

1995年4月25日以前，我至少完成小说三部（平均每年一部）、《中国思想史》三册（平均每年一册）。两类著作合计，每年出专书二部（册）。其他因积杂文稿而成的书和思想史的副产品而成的书不算在内。

小说每天定稿至少五百字，四百天可完成二十万字，一千二百天可完成六十万字。

《中国思想史》每天定稿至少五百字，四百天可完成二十万字，一千二百天可完成六十万字。

合计起来，六十岁生日前要完成一百二十万字专书定稿。每天至少一千字用在写专书上面。

《北京法源寺》是二十二万字的量，比照该书厚度，可出六册专书。（1992年1月5日）

郭廷亮生平事略

郭廷亮今日大祭，即日火葬。由于他生前我和曾心仪努力为他平反，他家属寄来《故郭廷亮先生生平事略》，存件如下：

故郭廷亮先生生平事略

先生郭氏讳廷亮，生于民国十年10月10日，籍隶云南省河西县东兴镇，世代耕读传家，助益桑梓，卓著声誉。尊翁正周公，务农，尊慈王氏，育其兄三弟二妹一，先生排行居四，现仅次兄仍居家乡，余已故世，其侄辈等亦在原籍。

先生幼承庭训，异智敏捷，体格健硕，壮志满怀。民国二十二年夏毕业于云南昆华师范学校，曾执教一年，于二十七年秋继升读云南昆明大学，二十八年春凜国难正殷，决立志报国，考入时驻贵州都匀之“财政部税警总团”第二期，接受“练力、练技、练胆”严格之军事训练，表现优异，深得总团长孙立人将军赏识，遴为基层桢干。三十一年初该团改为新编陆军第三十八师，先生亦晋任中尉排长，部队随即远征印缅与英美盟军对日并肩作战。嗣三十八师扩编为新一军，先生又勤习美军炮兵作战，并擢升为上尉连长。在印缅战场前后达三载有余，期间血战仁安羌、孟关、密支那、八莫等各地，纵横数千里。先生身先士卒，骁勇善战，无役不与，重伤不退。歼强敌，救英军，献力殊多，功不可没。迄三十四年4月印缅战场日军溃退，随军凯旋返国，先生奉令担任昆明海子国军炮兵训练之示范。未几，日寇投降，随原部赴广州接收。三十五年新一军移师东北，参与四平街、长春多次战役，先生并晋阶为炮兵少校。三十七年7月受命至抚顺接受军官正式教育，甫将毕业，局势恶化，于是年11月1日回原部沈阳留守处，翌日城陷，先生率同属化装突围至天津，即电请在台孙立人将军接运收容之新一军、新七军官兵，乃于是年底辗转抵台。随后在凤山相继担任陆军官校入伍生团、示范营、教导营营长及陆总搜索大队大队长与步校教官等职。

时值四十四年5月因所谓“孙案”而被捕入狱，其妻与稚龄子女，同遭牢禁，从此其命运坠入凄惨深渊至逝世止，共达三十六年又六个月之久。悠悠岁月，半生灾厄，何其不幸耶！据先生口述，最初独囚于台北小黑牢近十载，至五十三年3月转囚桃园，六十四年7月改禁绿岛，后予养鹿度日。七十七年始有每月休假七天，回本岛探亲。近年为同案被株连受难之三十余人反屈，先生四处奔走，不断陈情，又亲撰事件缘始，细述经过，计数万言，欲寄呈“总统”、“党政首长”，请昭日月。不料未及竟功，于11月16日12时15分，突于中坜火车站倒卧月台重伤，即送桃园省立医院急救，复转台北荣民总医院抢治，延至24日午后2时14分终与世长辞，享寿七十，闻者莫不震惊悲悼！

先生身材挺拔，行如疾风，视之轩昂。学有根基，处事严谨，自奉甚俭，事长官耿耿精忠，待部属恩威并济，尝以“党国为重”、“民族大义”自励励人，至其恢宏之志节、崇义之精神，令人赞仰。文武兼备，实典范军人，亦云贵之俊杰。论其坚韧刚毅之修炼，亦非人所知，据其面述：当独处小黑牢，外界隔绝，偶得便罐累存之锈渍，指书“忍……”字于壁，日日注视以定神，可以见之。而遭酷刑折磨，忍人间绝痛，陷妻离子散，子女受歧视，沥沥诉诸闻者，不禁鼻酸泪下。兹年入暮晚，行止虽稍自由，不幸猝遭不测，凄然长逝，身极萧条。呜呼！苍松劲柏，遽悲凋谢，瞻望遗容，怆然易极！

先生与李玉竹女士结缡十余年，育一子二女。子志忠从商，媳黄素月勤俭持家，长女志强，修读国立空大社科系，适乐君山涛，任教桃园凌云国中。次女碧莲，适林君扔蚊，均从事电子业，咸能自立。惟子女对其父遭数十年之冤屈，宿怨难平，虽人以邈，屈辱犹存，切望究其公道，补其万一，还其应有，恕子女洗辱，众人释怀，更慰先生在天之灵！

此文文笔甚劣。（1992年1月5日）

林洋港何以无耻？

1991年12月4日《联合报》：

【台北讯】身为国民党中常委的司法院长林洋港昨天说，他将于下次国民党党员代表大会时，请辞中常委。

林洋港说，他从台湾省主席时代开始担任执政党的中常委，至今已有十余年。这些年来，他一向注意党政分际，特别是四年半前担任司法院长后，就更加小心，绝不因为担任中常委职务，而影响司法的超然独立。

他说，去年立法院一次法制、司法联席会议的座谈会中，有位立委建议他，最好辞去国民党中常委的职务，他当时说，如果那时辞职，会令人觉得突兀，更容易予人无谓的猜测。当时，他已有意要在适当的时机表达辞意。而所谓适当的时机，他现在认为是国民党下次开党员代表大会时，可能有部分中常委将会更换，届时他一定会建议执政党考虑部分立法委员的意见，不要再提名他。

林洋港院长说，他一定会很诚实的向中央党部表示他的意见。

一个月后，1992年1月6日《联合报》：

执政党中常委、司法院长林洋港昨天表示，有关执政党预定下月举行的三中全会，是否改为临时中全会的问题，他还不清楚，不过，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宋楚瑜告知他的是召开“正式的三中全会”，同时，宋秘书长也提到，基于人事安定的考虑，全体中常委一律留任比较适宜，并未提到召开临时中全会的问题。

对于这次执政党究竟要召开三中全会或临时中全会，林院长说，这不是有什么了不起的利害得失问题，他不认为这是值得大大争论的问题，同时，他指出，党的中全会不改选中常委，过去也有前例，只要中央委员有共识就好。

外传执政党有意将预定召开的三中全会，改为临时中全会，林院长昨天在登山健行途中，应记者询问时，明确表达了他对召开三中全会的看法及态度，不过，对于是否确实有必要改开临时中全会，林院长则含蓄地表示，应由党中央有关负责人深思熟虑去思考这一问题，他个人“没有用心研究”。

过去曾表示愿在适当时机请辞中常委的林院长，昨天对于他是否仍坚辞一事再度强调，有关意见他巳向宋秘书长表达过，假定李登辉主席基于全盘考虑，要他留下来，他没有理由说一定非辞不可，他必须顾全大局。

两相对照，林洋港之无耻嘴脸，跃然纸上。（1992年1月6日）

大陆枪决人口贩子

路透社北京6日电：《中国妇女报》今天报道，哈尔滨有四人因绑架六十多名妇女并将之贩卖为奴，已遭处决。这四人中有两人是夫妻。报道中说，去年12月27日原有十六人因涉及此案被判死刑，但其中十二人获得减刑。这宗人口贩卖案的主谋是张振江和他的妻子黄淑珍（皆译音）他们自1987年起诱拐黑龙江省的女子，将之售至他省，已嫌人十万元人民币（一万八千五百美元）。落入他们手中的女子共有六十人，目前已有十八人被寻获并送回家。中国大陆有些孤远地区的富农因无法娶得当地女子，而愿意以金钱购买外地女子为妻。绑架和贩卖女子为奴因而成为十分普遍的事。（1992年1月7日）

法官糊涂，无独有偶

嘉义地方法院少年法庭公然违法裁定，将涉及刑责五年以上的少年犯，以明显违法的手法，将其轻罚——“保护管束”，且此案毫无救济方法，现正引起院检双方的尴尬与不知如何救济。该案由法官曾永霖裁定，案号为1990年度少训字第313号。《少年事件处理法》中明文规定，少年犯触最轻本刑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责时，应裁定“移送检察官”，以追究其刑责。曾永霖处理邱X辉案时，法院仍采事前送审制度，必须经过当时担任嘉义地方法院院长、现任台南地方法院院长陈建民的审阅后，判决和裁定才能生效。而陈建民竟让这种法律文书过关，法官糊涂，可真无独有偶也！（1992年1月7日）

李登辉的“正学”论

士林外双溪临溪路七十二号“素书楼——钱穆先生纪念馆”昨天落成启用。李登辉“特颁书面贺词”，中有“拒辟邪辞，阐扬正学”之语，真是鬼话。这些伪政客伪学人，一辈子靠窃国大盗蒋介石，又何“正学”之有啊？（1992年1月7日）

溢领黑心钱

今天《联合报》登：

国民大会高层人士昨天指出，从民国六十一年国民大会召开第五次大会开始，国大代表每次多领的十几万“出席费”，就是补平立法委员每年所领的“延会费”，以符合“三国会平等原则”的结果。每次国大领出席费都引起社会一片叫骂，但立委滥领钱又何尝是正确的……

国大人士指出，在七十三年的第七次会议，每次代表就领了十七万出席费，即是“拜立院多发延会费所赐”。立法院自六十一年以后，出现“延会”的情况，当时行政单位以“方便计算”为由，不管每次会期延会多少天，每年一律加领四个月的延会费，由于立院的出席费与延会费“价码”相同，所以形成立法院每年天天开会，立委天天有钱领的特异情况。

又登：

立法院全体人员溢领延会费的情况，行之多年已近乎“麻痺”，根本无人再去深入追究它合不合法……严格说来，立法院全体人员溢领延会费，已涉及公务员（广义的公务灵指依法令从事公务之人员，包括立委在内，是刑法上的定义）触犯刑法的问题，包括伪造文书、侵占、诈欺、渎职等，认真追究起来，恐怕是一件很难解决的官司。当然，有很多委员、职员，会觉得冤枉，认为他们主观上没有犯意，只是照过去惯例而已。

又登：

据了解，目前编列待遇浮滥，不止国大、立法院，事实上监察院、省议会和县市议会都有同样的情况，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何在，一位政府官员道出实情：“谁敢得罪他们。”以立法院来说，对行政单位有预算审查和质询权，行政部门每天忙于攀结立委，本会期开始，内阁各部会都增设国会联络单位或人员，主要是怕在立法院遭到诘难，遑论对立法院进行反监督，包括立委向行政单位行使特杈包工程、垄断采购案，行政单位都是逆来顺受，这些还不包括对立委的招待、公关花费。行政院在郝柏村院长上任以来，虽然对重大项目有立委介入关说、垄断，釆取排拒态度，但是立院的预算，完全由立院编列，行政院照案给钱，以免两院关系恶化。

根据以上资料，可见立委也、国代也，二十年来，不但领黑心钱，而且是溢领黑心钱，国民党固然，民进党亦不例外。民进党立院党团干事长彭百显说：“在延会期结束后，都会以‘比照过去会期’的方式，将剩下的日子以‘法案研究’的名目来付，事实上，延会是不是需要，有检讨的必要，在一切正常化后，什么时候开会，什么时候结束都应正常化，国会议员应有的尊严与配备都应提供，但不应用混淆的名义或惯例来做，许多人抨击立委岁公费有多少，其实像我个人，两年来上百万的钱都给了助理，我还得要去捐钱，该给的给，比如助理费，不该花的当然不能浪费。”话虽说得冠冕堂皇，但他本人，还是照样溢领不误。（1992年1月7日）

增额立委更不要脸

前立委雷渝齐今天在《联合报》投书说：“……立委溢领二十年延会费，在立法院每年法定会期八个月之外，整整四个月都算是延会，无论星期日、国定纪念日、甚至休会期间，均按日领取延会费。消息曝光后，引起各界惊讶与反弹，许多增额立委竟表示不淸楚有无溢领延会费，不知是故意推倭责任，或是近年来立委所领钞票太多而根本未在意这笔钱的存在，暂且不论。唯就事论事，纵使溢领延会费有所不当甚或触犯刑章，似不宜过分苛责现任增额立委，盖此事由来已久，早成惯例。唯近年来立委待遇大幅成长，几乎已超过原本薪资相同的监委一倍不说，而且还要求自目前每月二十余万元的收入，调整到三十余万元，其不合理的程度，远非溢领延会费一事所能望其项背，殊堪重视。举例言之，立委要求将目前助理二人费用每月五万元调整到助理四人每月十二万元，另补助司机费用二万元，合计每月十四万。而目前各级民意代表之助理费用，可由民意代表视同薪津的一部分领取，并非核实给付。倘立委不聘用助理及司机，则三年任期可有新台币五百余万元纳入私囊；即使聘用助理及司机，亦难保不用这些人协助立委经营事业甚或从事非法关说工作，有否每月再增列九万元费用之必要，有待深入探讨，不容立委一意孤行。依现行预算法之规定，立法院不能提出预算案交由院会审议，必须由行政院汇编后提出。至于行政院为什么不能严予把关而任由立委予取予求，报载一位官员说得好：‘谁敢得罪他们’，因为立委可以依法大刀刪除行政院所属各机关预算作为报复。甚至立委还能利用这把大刀，威胁行政官署让他们承包工程、垄断采购案，其不当得利，动辄数百万元，甚或千万元以上。类似行径，又与‘强盗’何异？忆及多年前一位水电工因恐支票退票而抢劫二十万元，经人追赶后立即丟弃所抢款项，仍被移送军法判处死刑枪决。而立委利用宪法賦予刪减预算的大刀，从事与抢劫无异的行径，竟毫无责任可言？难道立委是‘有照强盗，？”

雷渝齐所论大体不错。唯他说“似不宜过分苛责现任增额立委”，却是大错特错的。“增额立委”口口声声骂万年立委拿黑心钱，而他们却照拿如此，可谓更不要脸也。（1991年1月8日）

王小痴死了一周年

王小痴死了一周年。小痴本名王翼樟，生于1928年。自幼入福州名宦林则徐、沈葆桢后人所创办专收缙绅子弟的童官小学，时书画金石名家陈子奋担任该校美术课程，见小痴少年岐嶷，许为入室弟子。小痴亦受教唯谨，不惰不休，于书、画、印无不精擅，深得陈氏真传，陈氏之篆刻作品，且时由小痴代为奏刀。小痴领悟性高、记忆力强、好读书。胜利后以在学之中学生即兼任福州《三民日报》总编辑，1949年只身来台，先在保安司令部做记录员，后来偶绘《三叔公漫画》由《新生报》连载，与《牛哥漫画》中的土包子、牛伯伯齐名。他主持过《新生报》《新生漫画》周刊，罗致当时漫画家张英超、梁中铭、又铭兄弟、李敬洪、李费蒙（牛哥）兄弟、梁乃予、罗慧明等为基本作者，又与李敬洪、牛哥、张我风等先后创办《民风画刊》及《兄弟画报》，而成为台湾漫画界的先驱。来台之初，另与俞敏庵、苗勃然、田野牧、梁乃予等青年篆刻家筹组台湾印学会，推陶寿伯为会长，参加各次美术展览。1957年，佐郑拯人在台南创办《成功晚报》，任总编辑；小痴能写、能画、能编，使《成功晚报》风行南部。后台北《民族晚报》社长李汉仪遨他担任《民族晚报》副总编辑；又应中央电影公司总经理龚弘之聘，任中影公司顾问；1961年与吴申叔、王莫愁、阎奉璋等合组联合传播公司，开台湾传播事业之先河。小痴综揽企划、推展、经营等一切事务，曾首次邀约白雪溜冰团、哈林球队等来台表演；1964年承办亚洲影展，由于凌波初次来台、陆运涛等香港影业巨子于影展结束后坠机身亡，昼夜忙碌不眠不息，致罹恙入台大医院，庸医误诊为舌癌，住院四年，开刀八次，其中又因庸医严重错失，致使舌根尽除，照射钴六十过量，出院之日不仅无法正常饮食及言语，且形貌全非，变成科学怪人。出院后以笔代言，多所不便，乃辞去《民族晚报》及中影职务。自创南方影业公司，从事影片摄制及发行业务。推出《成功岭上》、《古宁头大战》、《女兵日记》、《海军与我》等影片。后因影业景气低迷，暂停经营，以“龙中天”为笔名，为党外杂志写《论蒋经国》等文，风行一时。1989年生病，再被三军总医院庸医误诊，于1991年1月8日去世，活了六十四岁。（1992年1月8日）

俞大维当时为何不说话？

今日《世界论坛报》有黄钟《俞大维放马后炮》一则，说“前国防部长俞大维近日欢度九六大寿，他的口述历史《俞大维传》也同时出版。在提到‘孙立人事件’时，俞大维说：‘孙立人不听余伯泉劝告，大事做不成，却出了大事。他如果当我的副部长，肯定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俞大维在军界多年，部属将官阅人无数，应该深知孙立人个性习气。若孙真有谋反之意，则自应依法处置，否则应还其清白。但俞大维忝为九人调查委员会之一，明知孙立人系遭诬陷，乃莫须有之罪，自当发挥道德勇气，为孙止谤白冤，奈何竟眼睁睁看着孙立人成为政治牺牲品？当时不说话，现在才来说大话，岂不有放马后炮之嫌？”“况孙立人当年是依总统令撤职查办，并‘发交国防部随时察考’，而俞大维正是当时的国防部长，若孙无罪，则何须‘察考’？而‘察考’又系何种罪刑？翻遍《六法全书》都无此规定，亦无此类罪刑，俞大维受过西方教育，懂科技，也应懂民主法治，他当时为何不说话？”此论是也。（1992年1月8日）

牛仔裤

上午去金山买西书等，归途碰到江述凡。他正在买牛仔裤，我从没穿过这种裤子，在军法看守所时，李国龙送我一条，可是没穿就改送人了。日前买的两条西裤，天冷穿起来太单薄了，我又不喜欢加穿卫生裤，看到述凡买牛仔裤，我也买了腰围三十五的两条，每条六百二十元。看起来是洋名洋货，其实是外销成衣用洋名者。中国货以洋名行销，我于裤见之。（1992年1月10日）

杨西崑来坐

杨西崑下午来坐。他送我从非洲带来的整只象牙，上雕群象，由大到小，首尾衔接，极有风味。

他谈到他告诉农耕队工作人员：“你们没有办公厅，你们的办公厅就在田里。”这句话说得很有力、动人。

他谈到当年蒋廷黻做驻俄大使时，曾持蒋介石的信，向斯大林要回蒋经国。这一史实，推翻了蒋经国自动回来的说法。

他谈到蒋梦麟媚军阀的事。又说王世杰有自卑感。（1992年1月10日）

余秋里断臂记

我在演讲中一再提到做过中共总政治部主任、也做过石油部长余秋里的断臂事件。顷见1月4日美国《侨报》，有胡立言《余秋里断臂记》一文，记述颇详，存之于后。

余秋里在红军时期最后一次负伤，是长征途中在贵州的则章坝战斗中。余秋里讲述了这次战斗：

“那天，我们十八团是前卫，我和团长陈钧二人一起上去看地形，陈钧团长还要上，我把他拉了下来说：一个排都没上去，你不能去。刚拉下团长，敌人子弹打过来，我左臂负了伤，接着身上又中一弹，因射击距离远，子弹没有完全打进去，我顺手就把打在身上的子弹拔了下来，当时发现敌人有不少机关枪，我们迂回冲上去，占了大半个山包，缴获了十几支驳壳枪，这可能是敌人的师部，我带领大家直冲上去，又缴获了敌人八九挺机关枪，就在我们即将占领敌人全部阵地时，一梭子机枪子弹打了过来，全部打在我已经负伤的左臂上，当时我一看，打断的骨头白茬已穿出皮肉，有两根筋冒在外面，微微颤抖，当时好像有些麻木了，战斗正激烈进行，胜利在望，也没有顾及伤口，还指挥战斗，机枪连的战士一见我负重伤，满身是血，硬是用梯子把我抬了下来。做了一些简单的包扎，此时我动动手指，只有一指能动，其余四指，全然没有感觉。这时开始疼痛起来。当时也没顾上许多。到第二天，才又把伤口重新包扎一下，当时哪顾得上手术，则章坝战斗后，在长征路上经常是与敌人赛跑。伤后不几天，我们又跑步前进到距贵阳六十里处。当时我军趁敌不备，又抢渡乌江。到了云南，敌人飞机轰炸扫射，战士们把我隐藏在田坎之下。过金沙江时，伤势越来越重，我过江是被战士们拉上船，躺在船上过去的。过金沙江后，我们已甩掉了十几万敌军的围追，本可手术，但手术器械过金沙江时都掉在江里了。

“不怕骨伤肉绽，就怕打断神经。那个疼痛，难以用言语形容。当时有人喊我一声，或用手指我一下，我都感到伤口痛。嘴不敢张，一张就痛；牙不敢咬，一咬就痛。吃东西只能慢慢嚼，稍一不慎，伤口就钻心似的疼一阵。后来伤口腐烂化脓，身体发烧，战士们用担架抬我，大家身体都很虚弱，踉踉跄跄地前进，两人只要抬时不同一步调，我马上就疼痛加重。贺龙总指挥、任弼时政委、关向应政委都非常关心我，为我准备了一副担架，给我弄到了一件皮衣，在一个天主室内还搞到一条鸭绒被，既可当救生圈又可以盖，还有一块油布，这件东西可救了命，雪山草地铺盖全靠它了。还给我弄了一份干粮，有青稞、糖、辣椒、酥油。可是这些东西我吃起来很困难，不能大口咀嚼，只能慢慢吸入。我当时不想吃也不能多吃，后来我慢慢能吃了，可吃的东西又没有了。过草地时，大家都给我让路，把好的路指给我，大家都抢着抬担架，可大家身体都很弱，我怎么忍心坐担架呢？长征路有一半都是我走过来的。那时哪有什么止痛药，实在疼得受不了时，就把伤口伸到水里，感觉就好一些，以后我就常用这种方法止痛，过草地时，我手里准备了一把水壶，装满水，疼痛难以忍受时，我就用凉水浇在伤口上，浇在那两根突出的断筋上，我是一手提壶一路淋水过来的，腊子口也是这么走过来的。”

部队走到甘孜时曾经想给余秋里做手术，但是苦于没有手术器械，特别是没有止血钳，大臂上密密麻麻的血管，没有止血钳而做手术比不手术更危险，加上当时他身体虚弱，满肚子的蛔虫，吃大量打虫药后，下泻、上吐都是蛔虫。如此孱弱，怎么经得起截肢手术呢？在过噶曲河时，伤口已腐烂生蛆，医生用镊子将蛆一个个地夹出来，处理了腐烂的伤口。

1936年9月，红二方面军长征到达甘肃省南部的徽县、成县，从歼灭敌三十七军毛炳文部队中缴获了一批止血钳，红二方面军卫生部长贺彪就立即组织给余秋里做手术。那次手术，除止血钳是缴获外，刀子是借老百姓的那种剃头刀，锯子是老乡使的普通钢条锯，锯子不好，截骨很吃力，至今伤口还不平，有个突出部位。手术后，吐了一个小时，没有休息多久，一周后就又随部队出发了。（1992年1月11日）

大陆人民是外国人？

《就业服务法》立法出现妙文，在草案中，第67条有关外国人之规定，民进党籍立委坚持将大陆人民纳入外国人专章之内，最后如其所愿。台湾政客无情短视如此，真令人气愤。（1992年1月12日）

李焕侈言变化气质

今日《中央日报》登李焕《什么叫做胜了世界》一文，纪念蒋经国四周年冥诞。全文述“救国团”之事，一派团八股也。

文中有一段说，“救国团”办各种训练与活动，照“经国先生的指示”，第一目的，在“变化中国青年的气质”。其实，蒋经国、李焕之流，自己又有何气质？中国青年的气质被他们一变化，才真的要命呢！（1992年1月13日）

转型期中的知识分子嘴脸

《中国时报》登“转型期中当代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集合一群教授做知识分子身段发言，其实他们都是好出风头的懦夫而已。其中胡佛指出，现在的知识分子出现泛政治化、泛统独的言论取向，谈学术、文化、公共政策的人少了，什么问题都要以省籍、政治来谈。现在风气大开，知识分子批评的压力和危险性已大为降低，原本可以走出更宽广的言论道路，不料现在情形却正好相反：“实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胡佛这问题提得颇耐寻味，其实答案很简单。这些懦夫教授只是与时推移、投大众所好而已。他们不敢也不能“走出更宽广的言论道路”，所以弄成今天这种滑稽现象。真可厌也！（1992年1月14日）

李登辉等又“上坟”了

今天《中央日报》登：“李总统登辉先生昨天亲率全国政府首长赴桃园大溪，恭谒蒋故总统经国先生陵寝，向这位毕生为国为民奉献心力的时代巨人，表达永恒的追思。恭谒仪式是由总统担任主祭，陪祭人包括李副总统元簇、行政院院长郝柏村、立法院代院长刘松藩、司法院院长林洋港、考试院院长孔德成、监察院院长黄尊秋、总统府秘书长蒋彦士、国民大会秘书长朱士烈、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蒋纬国、国防部长陈履安、参谋总长刘和谦及总统府参军长蒋仲苓。总统在献花、行礼之后，于经国先生陵寝前伫立良久，缅怀经国先生的德业，气氛庄严肃穆。随后，总统并率所有陪祭人员转赴慈湖恭谒先总统蒋公陵寝，行最敬礼，并绕陵榇一周，表达对蒋公永恒的怀念与诚挚的敬意。”

这一群无耻之徒，又去向蒋氏父子“上坟”了。他们没有一个像个男人！（1992年1月14日）

林洋港口出无耻之言

林洋港昨天在“中枢纪念经国先生逝世四周年大会”中提出报告，以“蒋故总统经国先生遗爱常新”为题，大拍马屁。他说蒋经国之“盛德伟业，灿若日星，举世景仰”，这种语句，是何等无耻！中朝大吏口出如此无耻之言而人不以为奇，这是林洋港无耻外又加上群众的无耻，太不成话了！（1992年1月15日）

台湾人猪比

农林厅统计，台湾去年年底毛猪在养头数有一千万头。由此可见，台湾人民平均每两人有一只猪，人猪比是二比一。（1992年1月16日）

梁夫人新寡后

在录影带店，有人背后叫我“李敖兄”，回头一看，原来是何怀硕。小聊几句。我说：“我有一次看到你陪梁先生（实秋）回他家，现在你常去看梁太太吗？”他说：“不去了。梁太太也搬走了。梁先生死后，梁先生的朋友都不去了，她又恢复交她以前的朋友了。”（1992年1月17日）

陆晋德的观点

昨日《台湾新闻报》登：

轰动一时的东门国小学童陆正被绑架撕票案，高院二审昨日判决结果引起陆正父亲陆晋德强烈不服，他说掳人勒索杀害人质是唯一死刑，未涉案应还他自由，但涉案者也应根据法律给予应负刑责，不能任意减刑，否则难令冤死者及家属信服，他将提出上诉，并呼吁伸张社会正义。

陆正是于七十六年12月21日于补习下课等候母亲邱素莲时，被邱和顺为首的犯罪集团绑架，七十七年10月宣布侦破，一审时曾有多人被判死刑，被告等人不服提出上诉，台湾高等法院昨日上午二审判决，被告纷纷减刑，消息传至新竹，引起陆晋德不满与痛心，坚持将提出上诉。

他说，陆正案中，当年的少年犯罗济勋于警方侦讯过程中，自始至终均坦承涉案，被一审法官判十五年的有期徒刑，罗自认罪有应得，未提出上诉，现已发监执行。

但是案中唯一的女被告吴素贞曾坦承案发时，与邱和顺共同挟持陆正上车，事后翻供，但因原先供词与警方及检方查证有诸多吻合，因此在刑法上属共同正犯，她在二审中却被改判十四年，比罗姓少年判得更轻，请问，正义何在？

陆晋德强调，坦承罪犯的比不知悔改的人还重，社会正义在本案判决中未获伸张。他说，他的生活原本已经平静，他与妻子邱素莲也逐渐自“陆正案”的阴影中走出，但是听到上述判决，又勾起他的痛苦回忆，他将坚提上诉，还他陆正公道。

我认为陆晋德的观点是正确的。

判这案子的高院法官是刘士元，他乱判过许多案子，此法官实在程度有问题。（1992年1月18日）

惩许案文件

司法院公务员惩戒委员会议决惩处台北地检署检察官许阿桂。双方正反理由如下：

（一）许阿桂声称：不同法律见解，不构成惩戒事由，有公惩会案例可循。

公惩会则认为：被付惩戒人许阿桂于侦办台北地检署1991年度柯赐海告发翁有铭、姜文锱、张家宜、游显德等背信一案时，该案原由李许月娥先于1991年2月28日对翁有铭、姜文锱向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提起自诉，指二人分任华隆公司董事长及监察人，以低价售让公司持有之国华人寿公司股票，涉嫌图利背信；同年3月8日始由柯赐海向台北地检署以同一事实对翁有铭、姜文锱、张家宜、游显德等提出告发，于同月9日分案由被付惩戒人侦办，被付惩戒人虽曾于同年2月间以他字案调査华隆案，乃于该自诉案起诉三个月后之5月13日，始签请与自诉后其受分之侦字第5682号案并案侦办，其于3月9日分受该案时于前科资料中，即知有起诉在先之自诉案，申辩书中亦自承于3月9日已知有在先之李许月娥前开自诉案，且曾于4月间先后签收台北地方法院289号、436号、472号有关其所办侦案被告之三件自诉案判决，竟不依法就翁有铭、姜文锱等涉及同一案件部分停止侦査移送法院，复经原告发之柯赐海于4月8日对翁有铭、姜文锱、张家宜、张建邦、翁大铭、游显德、雷伯龙、陈福成、孟祥泳向法院提起自诉，又经华隆公司监察人何柏枬、傅学中分别代表华隆公司名义对翁有铭、游显德、张家宜、柯敏雄、翁大铭等提起两件自诉，以上四件自诉案均经台北地院分别于同年4月15日、13日、13日、20日以自诉不合法谕知不受理之判决，傅学中代表之自诉案上诉高院于同年5月尚在进行中，柯赐海改提之自诉案判决迄同年4月底始送达有关被告翁有铭、游显德等，同年11月始因公示送达全部确定，傅学中、何柏枬其间且曾一再具状请求停止侦查，并请求被付惩戒人将所侦办案件有关部分移送法院审认是否合法，原因无何不同，该书状均由被付惩戒人收受，亦对其中何柏枬代表自诉一案，依规定立即签请停止侦查其侦办之5682号一案中关系部分，将之移送法院审理，乃就其余之自诉案中关系其侦办案件者，则不予置理，罔顾同一案件已有自诉于不受理判决前仍继续侦查，对已被自诉之游显德、翁有铭等续予实施强制处分，继对张家宜、姜文锱等为不起诉处分，申辩意旨中已见并非因有《刑事诉讼法》第323条第2项后段但书为保全证据所为必要处分之特殊急迫情形，竟于同一案内对相同之法律原因事实为不同之矛盾处理，且于其所收受一审判决之傅学中代华隆公司自诉翁有铭、游显德、张家宜等案上诉中未确定前径行侦结处分有关被告，弹劾案文指其有故意曲解法律，罔顾自诉规定之失职，洵非无据。

（二）许阿桂声称：检察官办理案件，对于法律之适用，应本其确信之见解，自为判断，在实务上依例应以最高法院之法律见解为准。至于检察司对于法律座谈会抽象问题之研究意见，仅可供研究之参考而已，毫无拘束力。

公惩会则认为：按检察官之各级长官依检察一体原则，对于检察官办案应负法定权责，检察官隶属司法行政系统，有依法服从职分，与《宪法》第80条规定法官依法独立审判不尽相同，“大法官会议”释字第13号解释已明示，《宪法》所称有独立审判职责之法官并不包括检察官，而释字第216号系针对法官于审判案件时，对于司法行政机关所为命令仅供参考，并不受其拘束所为之解释，被弹劾人身为检察官，基于前述检察一体之制度与精神，自无释字第216号解释之适用。而法务部乃各地检署之上级监督机关，法务部部长依法监督各级法院及分院检察署，依据权责单位检察司对法律问题研拟之统一结论，登载于法务部公报通函检察机关及所属检察官，既未违背法律或有权释示机关之释示判解，仍有其统一所属适用法律功能。检察官更非独立审判之法官，应无不予尊重之理。况该函示既合于法律明文、又依据司法院解释，被付惩戒人且曾依该函示意旨处理何柏枬所提自诉部分，更不得再谓不受其拘束。

（三）许阿桂声称：依据最高法院之见解，《刑事诉讼法》第323条第2项“知有自诉”，并不包括不合法自诉。（1）检察官遇有不合法之自诉，非但未予以停止侦查，甚且提起公诉，最高法院见解仍认为公诉为适法，有最高法院1964年台非字第117号刑事判决（证五）可稽，则纵有不合法自诉存在，虽同时提起公诉亦系合法，提起公诉前之侦查程序岂有违法之理。（2）如果违反《刑事诉讼法》第323条第2项规定，即产生同法第303条第2款“已经提起自诉案件，在同一法院重行起诉，应谕知不受理”之结果，是此二条文所谓之自诉应互相对照，为同一之解释。依据最高法院1972年台上字第387号判例（证六）《刑事诉讼法》第303条第2款系指合法自诉，则同法第323条第2项亦应专指合法自诉。弹劾文所根据之司法行政部刑事司研究意见与最高法院判例违背，最高法院判例有绝对效力，检察官办案当然以最高法院判例为准。

公惩会则认为：对于法院及检察官处理有关自诉与侦查案件之原则，司法院早已著有第2634号解释，明示：“自诉人在检察官侦查未终结前，均得提起自诉，检察官于提起自诉以后仍继续侦査，并为处分，无论检察官是否知有自诉之存在，而其自诉之效力，均不受其影响，该处分如系不起诉，应认为无效，如系起诉，则法院应依《刑事诉讼法》第303条第2款（旧法为第295条第2款）谕知不受理，并就自诉案件受理裁判。”遵循至今，为法官及检察官处理案件之常规。而处理审认自诉案件是否合法，乃受理自诉案件之法官，非办理侦查案件检察官之职权，检察官未受理自诉亦无从审查，仅于侦办案件知有自诉后，有依同法第323条之强行规定“应即”停止侦查，将案件移送法院及俟接受不受理或管辖错误之判决后，认为应行提起公诉者，应即开始或续行侦査之权责[同法第336条第2项及院字第2632号解释（六）参照]。是所谓检察官知有自诉者，应即停止侦查，明示系指所有之一切自诉而言；法律上未授权由检察官认定自诉人之自诉为不合法，可继续侦办处分及毋庸俟法院谕知不受理后再开始或续行侦查；否则非仅该条（第323条）之强行规定将成具文，更无从避免当事人因一事受双重之调査追诉审判，以保障人权。至为明显。判例上固从无不同意见，法务部且于1981年5月19日以1981年检（二）字第535号函重申，前司法行政部1964年研究结论，提示检察官在侦査终结前知有自诉者，概应即停止侦査，将案件移送法院；复以1986年检（二）字第038号函提示：检察官于提起自诉后，仍继续侦查并为处分，无论检察官是否知有自诉之存在，该自诉纵非合法（如非犯罪之被害人提起自诉）而自诉被谕知不受理后，检察官所为之不起诉处分，仍认为无效[栽在法务部1986年3月公报第六十九期第140页提示板桥分检署研究结论，并明示院字第2634号（误栽为2643）解释并未以自诉系合法者为限]；益见是否属于不得提起自诉之案件，其认定之权限系属法院，由法院法官审理而非由检察官，亦为改制后各级检察机关所仍遵循之办案常规，极为明了。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复就此印制签呈例稿，方便检察官处理此类经提起自诉之侦查案件，其中更未列载检察官有审核自诉是否合法之职权；被付惩戒人许阿桂于处理该署1991年度侦字第5682号翁有铭等涉嫌背信等案件时，亦曾使用该项例稿就何柏枬代华隆公司对翁有铭、游显德、张家宜等提起背信之自诉，签请因该同一案件，经被害人提起自诉……依《刑事诉讼法》第323条第2项前段之规定，本件应即停止侦査，移送法院，签呈中丝毫未涉及该自诉案件是否合法问题。该何柏枬之自诉案与其他有关本案之共四件自诉案，均经法院认为自诉不合法判决不受理确定，有所调之台北地检署1991年度侦字第5682号背信等案卷（三）所附被付惩戒人使用之该署编号613号例稿，及该案卷中所附之自诉案判决书，及所谓之台北地院1991年度自字第289号、436号、472号、421号等自诉案卷可按，足证被付惩戒人对于前开办案常规——即检察官知有自诉，应即适用前开法律明文规定停止侦查。

（四）许阿桂声称：《刑事诉讼法》第323条第2项规定仅属双重诉追禁止之条文，系为防止认定相歧所为有关一事不再理原则之规定，不合法之自诉，法院一定要判决不受理，根本无从发生相歧之认定，是此条文之立法真义系专指合法之自诉。若曲解真义，解释为包括不合法之自诉，以为“技术规避诉讼”之借口，而否定检察官侦查权之行使，则有心人士若接力提起不合法之自诉，案件将在地检署移送公诉案件，地方法院判决自诉不受理，退回公诉案件情形下重复移退，岂非永无开始侦审之日，而不法者将永逍遥法外，使得真实发现与法律正义不彰。又遇不合法自诉若仍须将案件移送法院，使被告辩护律师待以阅卷，将使《刑事诉讼法》第245条第1项“侦査，不公开之”规定失其意义。

公惩会则认为：现制法院之刑庭法官与检察官之强制处分权尚无大异，其调度指挥司法警察人员无何差别，可期待每一法官与检察官办案，能维护公正发现真实者，无分轩轾；检察官对于侦查中提起之自诉之案件，并得为必要之处分及协助担当，两者办案均可得公正结果，无何不同；况本案关于翁有铭、姜文锱部分系先经人检举向法院提起自诉，而后有告发及分案侦查，告发者又行向法院自诉，则何者有技术规避情事？本案之涉案被告对于法官与检察官办案又有何差别之技术规避可言？所辩如照条文移送，将为“技术规避诉讼”之借口，殊无可采。

（五）许阿桂声称：所侦办的翁有铭等背信案件，依最高法院判例、“大法官会议”解释、学者意见，及司法行政部台1971年令民字第10786号令，台1976年函刑字第09375号函，根本无庸因李许月娥自诉案停止侦查，侦査程序完全合法。

公惩会则认为：羁押游显德、翁有铭，未依法务部颁行之办理刑事侦查案件应行注意事项规定，于卷内记明客观足认串证之庚具体事实之根据，致未彰显已兼顾人权保障，亦欠谨慎：按检察官如依法实施侦査，对于讯问后之被告认为有《刑事诉讼法》第76条所定之有事实，足认有湮灭伪造变造证据或勾串共犯或证人之庚等情形者，于必要时，依同法第101条固得羁押，但务须慎重将事，非确有该等情形，且认为有必要时，不得滥行羁押，且纵有该等情形，亦得不予羁押，径命具保责付或限制住居，必要与否，应慎重考量，有无事实足认为串证，更应依具体事实客观认定，并应于卷内记明其认定之根据，不得滥押作为取供方法或以所供合否侦査意愿作为押放标准，此观《刑事诉讼法》第76条及法务部修正发布之检察机关办理刑事侦査及执行案件应行注意事项第35条、第36条等规定甚明。本件被付惩戒人知有自诉后，仍继续对提起自诉部分侦查及实施搜索扣押羁押等处分，既非因急迫情形所必要，已违办案常规及法律明文规定；且卷查其于1991年3月17日指挥调查局将游显德拘提到案，已详加侦讯游显德及关系人陈福成、黄柏辉、刘惠嫔、曾淑贞等人，并搜索扣押有关资料，仍以游显德否认犯行有串证之虞收押，迄3月21始在交办单上批示电催律师（未指明系沈慧雅或连银山）査报证人雷伯龙、孟祥泳住所，同年4月3日再侦讯业经被付惩戒人侦讯完毕甫于3月15日批示以一百万元交保之翁有铭，问翁是否要申请传讯李秀芬（按为公司秘书）作证，翁应允后，即认翁有铭所供与前次不同与证人有串证之虞，对已经其交保之翁有铭再执行羁押，押后先命在场之辩护律师黄冠豪査报李秀芬住所，4月9日始命调查局查得该证人住所传唤，李秀芬于4月25日自行到案，讯问后又一再改期，综观全卷，其羁押游显德、翁有铭除分别记载“否认犯行”及“所供与前次不同”外，倶未依首开法务部颁行之办案注意事项规定，于卷内记明其客观认定各人串证之庚之具体事实根据，即均认与证人有串证之庚，且有羁押必要，予以收押禁见及禁止通讯，且收押后既未即往调査其可能勾串之证人，亦未即行调査何等须隔离讯问防止勾串之证据，而其于数日后所调查之中华证券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之股票过户等资料，及请财政部检送之兰阳银行发行人等资料，均系不易勾串湮灭有记录之文书。按台湾刑事诉讼制度，承认被告有否认犯罪及辩解权利，办案人员遇被告“否认犯行”或“所供与前次不同”，本属常事，纵不合侦査意向，亦难执此即谓系客观认定有串证之虞之具体事实，游显德身任教职，经被付惩戒人以罪嫌不足不起诉处分，迄翻供后始于4月20日获准以五万元交保释放，竟亦被羁押三十余日，翁有铭于交保后被再执行羁押，羁押后起诉前又获被付惩戒人交保释放；因卷内俱未依法记载，致被付惩戒人羁押两人是否慎重及已否客观衡量各必要情形，兼顾尊重被告人权，无从查考，致招非议，益难推辞。

……

我留存上面这一重要文件，以显示执法人员许阿桂明明站在无法无天的一方，却还浪得司法正义之名、司法英雄之名，可见这个社会是何等荒谬！本案重点在依《刑事诉讼法》，检察官并无自行论断自诉合法与否之权，但许阿桂竟公然抹杀保护人权的自诉制度，如此玩法之执法人员，却还口口声声自以为有理，这种女人实在不可理喻并且可厌也！（1992年1月19日）

《中国时报》的浑蛋社论

今日《中国时报》以“正义不彰将何以恢宏志士之气——评许阿桂被惩事件”为题，发表拥许阿桂社论，立论浑蛋已极。

一、该社论说：“公惩会据以惩戒许阿桂的理由之一，是自诉案一经提出，不管合不合法，检察官都须停止侦査，移送法院处理。但公惩会也应注意到经常有犯罪嫌疑人利用‘诉讼技巧’，经由其自己人溢行提起自诉，以阻碍检察官继续办案的情事。如果这种‘技巧’得逞，那么任何犯罪案件，只要有人不断提出自诉，岂非永无进入正常侦审程序之日，而不法者也将借机达到串证或湮灭证据以规避法律制裁的目的。”——其实，利用“诉讼技巧”乃有诉讼权之人的常态，而许阿桂以执法人员公然违法乃属变态。法不好，当修法，但修法者别有其人，并非检察官。检察官是执法者，非修法者。她身为检察官却公然恶性违法，其害在恶法本身之上！

二、该社论又说：“我们何爱于许阿桂？我们也何憎于公惩会？我们所葸葸顾虑者，是许阿桂在侦查华隆案中所展现的不畏强御的精神与道德勇气，在滔滔者天下皆是的公务员中，卓荦不群，并对久所诟病的司法风气，有澄清和振奋作用，已获得社会大众的肯定。如今却给公惩会泼下一头冷水，不但使许阿桂忿忿难平，也使其他有志与社会不合理现象挑战的公务员感到寒心，望而却步。正义不彰，又如何能恢宏志士之气，开拓新境。这一惩戒案对于国事前途的影响实在不小，固不只为许阿桂一个人平冤白谤而已。”——这段话，更是公然颠倒是非。华隆案是两大特权集团——张建邦家和翁大铭家——的窝里反。许阿桂只敢起诉翁家，不敢起诉张家，这叫什么“不畏强御的精神与道德勇气”？明明是该予以谴责的懦妇检察官，却被浑人捧为“司法英雄”，这才真正叫“正义不彰”呢！

由《中国时报》的社论，可以看出一般老百姓是多么浑蛋，余纪忠、余建新父子是多么浑蛋。（1992年1月20日）

乱世情鸯又二例

今日《中国时报》登：

境管局将在今天“放榜”，公布十多位首批获准来台的大陆配偶名单。由于名额贵如“春雨”，使得于首日完成申请的一百八十八位民众，连日来心跳加速，辗转难眠。部分民众已迫不及待赶到大陆准备办手续，有的则以电话或亲自上门向救总、境管局查询。

73岁的王顺根就是其中之一。王顺根申请在浙江的老伴来台，他的老伴谢福珠已满70岁了，两人因战乱分离四十多年皆未再婚，王顺根在民国七十七年第一次次回家乡探亲。他说，当看到头发花白，一身灰扑扑补丁衣服的老妻时，他觉得亏欠老妻很深，连累她吃了不少苦头，那时即下定决心，要把老伴接来台湾享晚福。

王顺根住在万华铁道旁一大幢黑暗无光的国民住宅里，火车的呼啸声每天从耳边擦过。但是他将狭小的一房一厅整理得相当整洁，年轻时和妻子的合照，细心保存四十多年高挂在橱柜上，房间内叠着大红棉被宛如新房，等待妻子来归。

但是，王顺根排第九十一号，何时会轮到配额谁也不知道，他说：“我打电话到救总问，人也去问过，他们说耐心地等，老太太一大堆不是只有你一个。”

王顺根形容自己和老妻现在是“铊不离秤、秤不离砣”。他叹一口气说：“分开那么多年，也不是我们的错，以前我们不怪政府，现在政策已经缓和，政府应该放宽名额，不然我们那么老了，还要我们等多久呢？”

和王顺根情况相似的汤志坚，要为62岁的老伴刘菊芬申请来台团聚。汤志坚当年随部队在安东撤退时，妻子怀孕在身，但是部队不准眷属跟着，两夫妻就在战火中硬生生拆散了。

汤志坚前几年托红十字会辗转找到流落在天津的妻子，……（编者略）他的老伴知道其未再婚，很受感动，希望来台照顾他的晚年。

因此汤志坚也在元旦期间熬了一夜，准备接老妻来团圆，他表示，老妻不会贪图享受，以后他们靠每个月六千多元的退休俸和战士授田证换发的二十多万，应该可以勉强过活了。

乱世情鸯，又见二章。（1992年1月10日）

女总理控极右派领袖诽谤

美联社巴黎19日电：法国总理克雷松夫人的办公室说，针对极右派的“法国民族阵线”领袖雷朋日前公开指称政府是“一窝子专门行窃、勒索、为非作歹的帮派分子”的谈话，克雷松夫人已提出诽谤之诉。

总理办公室表示，克雷松夫人系因雷朋17日在圣马洛镇的一项政治性集会中发表上项谈话，而于昨天代表法国政府控告雷朋诽谤。据悉，雷朋17日在该项集会中，把政府称作“一窝子专门行窃、勒索、为非作歹的帮派分子，在各方面都写下惨不忍睹的记录”。

过去十五年来，雷朋曾经有无数的诽谤官司缠身，诉讼结果时而胜诉，时而败诉。这次是首次由政府出面告他。不过，雷朋并不因此而有所收敛；他今天在政见发表会中表示，他还是会有话就说。他并再度指称政府官员是一帮“流氓、恶棍”。

这项诽谤罪名如果成立，雷朋最重可能被处一年有期徒刑，或罚锾三十万法郎（逾五万美元），或两者兼而有之。

执政的社会党近来在民意调查中声望远逊其他政党，该党已矢言在为今年3月举行的全国性区域选举从事竞选活动时，将把对雷朋大加挞伐列为重点工作。（1992年1月20日）

周联华伪君子

教棍周联华在华视晨间节目中呼吁捐款给“台湾世界展望会”中“苏联粮荒捐款专户”，以为救援。这种伪君子，从没听说他为中国人自己人的粮荒捐过什么。（1992年1月21日）

“五绝”与“七绝”

晨去历史博物馆。归来得陈瑞康赠画。陈瑞康说张隆延说：“郑曼青吹牛说自己是诗、书、画等‘五绝’，其实该说‘七绝’才对——外加绝子绝孙！”陈瑞康说别人骂人，都是背后骂，不敢写出来，只有李敖敢写出来。（1992年1月21日）

“小警总”

我藏书之多，中国人第一。宠猫江江（John-John）在室内遍辟藏身秘窟。中有一处我一直未注意到，以致有时“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该秘窟今早终被我破获，原来在客厅中二沙发缝间，我见其快速钻进，乃开玩笑，以靠垫堵塞之，使不得出。方自得意，只见它悠然已在我侧，原来另有“后门”可遁也。

我每写作，江江必上书桌捣乱，似在干扰我出书也，其行径与“警备总部”又何以异？乃赐以绰号，曰“小警总”。（1992年1月22日）

在中央图书馆

下午三至六，在中央图书馆看资料，与张锦郎、应凤凰二位长谈。张锦郎诚笃好学，是罕见的好人；应凤凰勤勉努力，人所不及也。（1992年1月22日）

“解运费”

今天《联合报》：

以相士为业的男子李君旺，涉嫌连续佯称可以为人“解运”，向无知女信徒骗财骗色，一名目前在某大学二年级就读的女生，被李诈财骗色得逞，昨天中午向台北市警中山分局报案，警方在台北市民杈西路李设“神坛”的地点，将李逮捕到案。

警方前往李君旺（五十八岁）所设的“神坛”临检时，同时搜出两本上百名的“信徒名册”和一本账册，“信徒名册”中以女信徒为主，均详细载明姓名、住址，并粘贴有女信徒的相片或生活照，警方怀疑被李诈财骗色的女信徒可能不只报案的女生（二十一岁）一人，警方呼吁被害女子出面指控李的行为。

警方查出，在台北市民权西路设“神坛”的相士李君旺，连续在报章杂志刊载广告，佯称可以为人“解厄运”，再伺机向上门的女信徒诈财骗色。

目前在某大学二年级就读的一名女生向警方说，她于去年9月10日循报纸广告到李的神坛“求教”，李向她说，要裸身画符才能真正达到“解厄运”的目的，她不疑有诈，脱光衣物后，被李强暴得逞。

她说，李陆续用同样手法向她骗色，又向她勒索四万六千元的“解运费”，由于李索求无厌，昨天中午12时许，她才决定向警方报案，将李绳之以法。

如此荒谬事件，竟发生在大学生身上，国民党办的什么教育！（1992年1月23日）

宠猫江江颂

宠猫江江（John-John）是喜马拉雅种长毛褐白色名猫，如今一百天生日，诗以颂之。

既同天争，又与人斗。

人斗之余，泽及走兽。

台北街头，有缘邂逅。

老吾之老，幼猫之幼。

只有迎新，没有送旧。

引猫入室，无异流寇。

在家横行，精神抖擞。

两眼圆睁，贼相外露。

喜马拉雅，高耸宇宙。

乌云在脚，何须出岫？

瞻之在前，忽焉在后。

圣人复生，也与同臭。

我爱江江，愿与辐辏。

惟我江江，一身肥肉。（1992年1月23日）

劝谢聪敏去做流氓

谢聪敏来电。我笑谓你如想当选，一、脱离民进党；二、改行做流氓，才有机会。他大笑。（1992年1月23日）

政治作用的精神病院

久不看《自由时报》，今买一份，有消息如下：

精神病院是整人的利器，对谁有仇，就把他送入精神病院“关”起来吗？花莲县玉里荣民医院荣民李新嘉，最近写信给辅导会主任委员许历农，指称他原来住在花莲荣民之家，因“得罪当道”不为管理单位所軎，挟怨报“病”，把他送入玉里荣民医院“关”起来。但荣家和玉里荣民医院都说李新嘉是“病人”。

李新嘉的信寄到辅导会主委许历农的手中后，引起该会的重视，基于保护荣民的权益，辅导会下令调查其中是否有“黑幕”。花莲荣家则提出李新嘉的犯行，真是洋洋大观，罪证十足，如果依警方取缔流氓的标准，则李新嘉“足堪”认定是“甲级流氓”！

荣家是荣民颐养天年之地，却爆出李新嘉这个有若“老流氓”的精神病患，他的“犯行”相当吸引人。依荣家的说法，李新嘉经常不穿上衣，自称是洪门护法，持木棍打人，又光着身子淋雨，在蒋公铜像前踢正步，向同房荣民借钱，不借就打人，吃面赊账，不但赖账反而指称店家欠他的钱。辅导会的人员到荣家视察，他拿着米粉盘当面告状指称食物不洁，与辅导人员严重不和……

荣家的医师认为他有疑似精神病，把他送到八〇五医院，医师指他有精神病又把他送来玉里荣民医院“治疗”。他说是受到“迫害”，而玉里荣民医院精神病科医师，则认定他是“妄想型的精神病”患者。他到底是受到“迫害”，还是荣民“老流氓”，或是精神病患？非专家还真弄不清楚呢！

陈中雄送我台湾省立玉里养护所照片，并存于此，以见玉里精神病院的外观。（1992年1月24日）

有关大陆的一些统计数字

根据大陆《消费者》周刊的统计，大陆人口一天消费酒三万六千吨，一年可喝掉相当于一个半杭州西湖的酒；一天抽掉香烟两亿两千包；这些香烟一盒一盒并排，长达一万八千八百公里，可绕地球赤道半圈。统计显示，大陆现有人口十一亿三千万，每天城乡消费总额二十一亿两千万元人民币。计每天消费粮食七十四万吨，相当于一个粮食基地县全年的总产量；消费猪肉四万七千吨，即每天要屠宰猪只一百万头；鸡蛋一千八百万公斤，即十八万六千只蛋鸡的全年产量；生活用布三万六千公里，可以绕赤道一圈；燃煤六十万吨，相当于一个大型煤矿井的全年产量；购买报纸五千万份。（1992年1月24日）

立法院的怪力乱神

1月24日《自由时报》有报道如下：

……立法院的议场前广场，原有一个水池，最近才因议场整修而拆除。当初兴建这个水池就有一段来由。立法院与台大医院比邻而居，不巧的是，整个群贤楼恰好对冲着台大医院太平间的焚化炉，为了驱魔避邪，立法院才兴建这个水池以逢凶化吉。虽然现在太平间开口已转向青岛东路，焚化炉也巳迁移，水池也被铲除殆尽，但这种种神怪之事，也无法为人所淡忘。

有关立法院的风水，甚至曾被拿到院务座谈中提及。有一次台中县选出的立委林庚申（已卸任），就在会中抱怨群贤楼较立法院正楼高，一高一低风水不佳，尤其门开得太多，破坏风水，使得阴气太重，也连带使反对派气焰高涨。或许是多多少少的风水迷信之说，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下，此后院内的各项工程兴建也颇重视风水。

政治人物迷信怪力乱神，除了小信风水之外，更有人把一些神怪招数用在选战上。据传，某位现任执政党女立委，为了打击与其在北县同区竞选的民进党现任男立委，在竞选期间，请来了茅山道士作法，使出“奇门遁甲”功夫，努力破坏对方形象。虽然至今无法论断此招数是否奏功，但招数之奇也列为一绝。

谈到立法院的怪力乱神，就不可不提前立法院秘书长郭信次。他是悟明法师的大弟子，从政不忘佛事，满脑子都是这些事。他除了在办公室的摆设上颇有深意，也曾多次以国会最高幕僚长的身份，替在任的立法院长指点迷津。像前院长刘阔才、梁肃戎都曾听取他的建议，而更动过办公室内的桌椅摆饰。其中以梁肃戎遭受“敷衍案”一连串风波之时，梁院长听了郭信次意见请人来看过风水，第二天就调整室内办公椅方位，同时换了开门的方向这一段最为有名。

除了替在任的立法院长屋内风水伤脑筋外，郭信次在任秘书长时，其办公室内的摆设也颇为讲究。在办公室的大门上，他贴了“小门神”避邪，不用心看还无法发现；而在他的椅子后边，还挂了一串佛珠。据说，他每天都会播放诵经录音带，不时来上一段；连在议场辅佐议事时，他的桌上也经常摆着一本佛经。（1992年1月24日）

林洋港与小偷

家中1月20日被窃。两日来加做铁窗工程。记得多年前林洋港主政时夸下海口，说三年内当让铁窗业失业，意谓政府可使小偷绝迹，人民夜不闭窗可也。如今多年下来，小偷猖狂益甚，林洋港屁放过了，脸也不红。光此一事，可见国民党官僚一态。（1992年1月25日）

老美也违反著作权了

25日香港《虎报》报道，大陆已出现首宗由中国人控告美国人违反著作权保障的案例，原告要求大陆的法院尽早做出公正的判决。报道说：北京师范大学李景楷教授控告一家美国电脑公司，及其华籍共犯。他说：“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已经处理本案达三年之久，但是迄今仍然未能做出任何决定。”“如果法院不能以公平、公正的方式审理本案，那么我会认为中国不但不能保护外国的著作权，它也无法保护它自己的著作权。”他指的是中国才在最近和美国签署了保障著作权法案的备忘录。1988年11月，李景楷控告美国的迪吉多电脑公司，以及一位叫做王永明的华人电脑专家涉嫌侵犯他的专利。1989年3月，有关各方同意庭外和解，但是后来王永明反悔。去年7月，法院再度审理本案，但迄今未有任何判决。李景楷拥有五笔输入法的专利，他的这种方法被相当广泛的利用来把中文输入电脑。1985年4月1日，当中国专利局开始接受专利申请时，李景楷和王永明在同一天向该局提出专利申请。王永明虽然未获专利，但是他仍然想办法在美国获得专利。1987年4月，王永明和美国公司签署协议，让该公司利用这个输入方法设计电脑。该公司又在1988年10月把这种方法和产品引进大陆。李景楷认为这侵犯到了他的专利，于是提出诉讼。（1992年1月26日）

在光华商场书肆

午后骑脚踏车去光华商场。碰到应凤凰、李高雄等。应凤凰正在买一中文电脑，准备带到美国写论文。她的力争上游、舍高薪之职而去留学，都是令人佩服的。李高雄前曾买到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稿本，上有陈雪屏等删改笔迹。问我意见。我说由《王世杰日记》可证他们这些所谓胡适的朋友，皆参与其事。他们刪改的主要目的在使胡适百分之百变成与国民党协同一致之人，不敢有丝毫干犯之语。一年多前出版的《胡适的日记》，据远流出版公司王荣文暗中见告，亦遭吴大猷“检查”过，有的未予发表。总之这些所谓胡适的朋友，真面目原来如此！（1992年1月26日）

包公的矛盾

夜陈兆基带烧饼、酱肉来，熬小米粥共食之。我向他说，京戏《铡美案》中包公夹于护婿之皇太后与争公道的弃妇中间，至感内心冲突。他最后选择了支持弃妇争公道。——包公不是一开始就百分之百的走公道之路的，但最后他选择成功了。这才是真包公。这出京戏能表达出包公的矛盾与挣扎，很不错。（1992年1月26日）

谢聪敏反暴力却被暴力相向

今日《联合报》四版头条：

二林反暴力游行后却见暴力、总指挥谢聪敏遭围殴、五名歹徒乘车冲撞未成、服务处前下车挥棍追打、妹妹谢秀美也被殴伤、警方专案缉凶

民进党中央党部昨天下午在彰化县二林镇举行“反暴力、反贿选大游行”，活动全程相当和平理性；但昨晚8时，游行总指挥谢聪敏却在二林镇他的服务处门前，遭一辆轿车冲撞未成，车上下来五名男子持木棍将他围殴成伤，他妹妹谢秀美为阻挡行凶者也被打伤，二人经送医治疗已无大碍。警方已组成专案小组追缉凶手。

彰化县长周清玉获知二林又发生暴力流血事件后，立即赶往医院探视谢聪敏（58岁），她并指示县警局全力追缉凶手及幕后教唆者。

民进党昨天在二林反暴力大游行，各县市党部声援游行的人车，昨天下午1时起，在二林镇二林工商及镇公所前集结，彰化县警方和保四总队动员两千四百名警力，从高速公路员林交流道就开始布岗，进入二林镇的交通要道也都有员警维持车辆疏导秩序。

游行群众估计有两千多人，宣传车三十多辆，由民进党前主席黄信介担任总领队，彰化县籍国代翁金珠任全程总指挥，去年底在二林选区被民进党提名参选二届国代落选的谢聪敏负责游行总指挥；民进党主席许信良、前主席姚嘉文，立委谢长廷、洪奇昌、田再庭及蔡式渊等二十多名新旧国代，都前来声援。

游行队伍分成三队，绕行二林缜市区街道后，下午3时30分进入二林国小开始演讲，翁金珠在下午4时50分宣布解散，比申请结束时间提前两小时。因游行全程很平静，即使行经最敏感的地方人士住宅前，游行队伍也照常行进，令严阵以待的警方如释重负。

关切游行活动的彰化县长周清玉虽未加入游行队伍，但却在队伍旁陪同大家走完全程。

游行总指挥谢聪敏在游行活动结束后，下午返回二林镇斗苑路四段他的服务处接待客人。晚上7时50分，他送一位客人离去，正站在服务处门前时，一辆轿车突然朝他冲过来，先撞上一辆机车，这辆轿车再倒车撞来，谢聪敏见情况不妙，马上跑进服务处打电话报警。

这时，车上下来五名男子，其中三人分持木棍冲进服务处内围殴谢聪敏，谢聪敏被打中数棍，逃到隔壁西药房内，持棍的男子追入再以乱棍挥打，谢聪敏拿椅子抵抗，仍被击中头部流血，谢聪敏倒地后仍然奋力抵抗，致手脚部位多处流血。他的妹妹谢秀美为拦阻行凶者，被棍子打伤头部、手脚，凶手见二人倒地后，共乘轿车逃逸。

谢聪敏兄妹遭人殴打成伤，由服务处人员送往二林镇博济医院急救，谢聪敏右后脑缝了八针，手脚受伤，谢秀美的头部也受伤，手脚淤伤，经裹伤后已无大碍。谢秀美的右肩疼痛，医护人员为她做X光检查。

谢秀美向警方表示，歹徒乘坐的车子，是灰色裕隆轿车，车号126-4948，警方查出这个车牌的车主是黄姓男子，但他的车子却是白色福特全垒打一千三百西西，警方怀疑歹徒乘坐的车辆可能悬挂他人车牌，将进一步查证。

民进党昨天在彰化县二林镇举行“反暴力、反贿选大游行”，有人说是县长周清玉和二林镇籍国代洪英花二人之间在为下届县长选举较劲。周清玉驳斥指是有心人蓄意扭曲二届国代选举二林投票所暴力事件的真相，她根本未考虑是否连任问题；洪英花也表明目前谈选县长言之过早。

“一二六”游行总指挥谢聪敏游行后遭不明人士殴打成伤，民进党中央于昨晚发表声明谴责暴力者的行为，已到了无视法律存在，践踏人民尊严的地步，民进党并正告国民党在国代选举胜利之余，应正视层出不穷的暴力问题，不要把人民的幸福，断送在选举胜利的庆功心态中。

此事甚令人怵目。同日《联合报》载：此次游行，身为地主的民进党彰化县党部主委郑银添却缺席。他表示，彰化县的民进党员派系倾轧，前天第一次召开执行委员会议就发生二位执委互殴的暴力事件，存心“漏”他的气，他哪有脸去参加反暴力游行。郑银添说，彰化县的民进党派系头头若再不检讨，仍自立山头，各行其是，他会在今年底的立委选举，让想当立委的民进党人士开放自由参选，每个人都“死得”很难看。他又表示，去年11月他出任县党部主委后，就被下同派系的人一再抵制杯葛。本月25日下午，他主持第一次执行委员会议，就有人蓄意找碴，散会后还发生两位不同派系的执委互殴流血，民进党本身都无法自制避免暴力，声援反暴力游行，岂不是太讽刺。——由此可见，民进党以乱招党员，最后相率以暴，地方党部主委都无法控制局面了。（1992年1月27日）

收到章太炎字

午后光华商场山东峄县赵中令出示为我留下的章炳麟写给陈三立的中堂，以二万元成交，一偿收藏太炎法书素愿。

中堂是太炎用自己正体字写“魏鼓吹第六曲”前半段。据《宋书乐志》：

汉第六曲《战城南》，今第六曲《定武功》，言曹公初破邺，武功之定，始乎此也。

定武功，济黄河。河水汤汤，旦莫有橫流波。袁氏欲衰，兄弟寻干戈。决漳水，水流滂沱。嗟城中如流鱼，谁能复顾室家！计穷虑尽，求来连和。和不时，心中忧戚。贼众内溃，君臣奔北。拔邺城，奄有魏国。王业艰难，览观古今，可为长叹。

上《定武功曲》凡二十一句，其五句句三字，三句句六字，十二句句四字，一句五字。

这幅中堂，自《定武功》写到《求来连和》，字体极佳。是“乙卯秋”之作。乙卯是1915年，太炎四十八岁，正是筹安会成立之日，而太炎被袁世凯囚于北京之时也。太炎用《袁氏欲衰》的古诗，抒其悲愤，援古证之，骂人也骂得学问毕现。

康熙时沈德潜（归愚）编《古诗源》，曾收此诗，但坊间标点本，把“嗟城中如流鱼”断为二句成“嗟城中，如流鱼”，此不见《宋书》之过也！

《定武功》是缪袭（熙伯）改作，此人东海人，有才学，官至尚书光禄勋。据《晋书-乐志》：

汉时有《短箫铙歌》之乐，其曲有《朱鹭》、《思悲翁》、《艾如张》、《上之回》、《雍离》、《战城南》、《巫山高》、《上陵》、《将进酒》、《君马黄》、《芳树》、《有所思》、《雉子班》、《圣人出》、《上邪》、《临高台》、《远如期》、《石留》、《务成》、《玄云》、《黄爵行》、《钓竿》等曲，列于鼓吹，多序战阵之事。

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缪袭为词，述以功德代汉……改《战城南》为《定武功》，言曹公初破邺，武功之定始乎此也。

《资治通鉴》献帝建安九年（204）5月，曹操“毁土山、地道，凿堑围城，周回四十里。初令浅，示若可越。〔审〕配望见，笑之，不出争利。操一夜濬之，广深二丈，引漳水以灌之，城中饿死者过半”。太炎写《定武功》，事即指此。

又在周代炽的店里碰到赵中令，我看到店中郑孝胥的字，不类真品。周代炽说郑孝胥做汉奸后字价大跌。赵中令说，从另一面看，郑孝胥忠于清室，也是忠臣啊。（1992年1月27日）

探谢氏兄妹

下午去仁爱医院五五八室看谢聪敏，房门口一警察一便衣保护之。他的伤势尚不重，但空手掩护他的谢秀美反倒被打昏，昨晚还输了血。我到隔壁病房看了秀美。我向秀美说：“你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妹妹，当年我们坐牢时，你在外面奔走，受尽了罪，你太伟大了。以后别再跟你哥哥乱跑了。他若欺负你，你告诉我呀！”

我告辞时，聪敏太太送我出来，私语我说：“李先生可否劝劝聪敏回美国去吧，不要搞竞选了。”我答道：“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告诉他你已经落伍了，这是多难的事啊！”（1992年1月28日）

刘辰旦电传

刘辰旦电传：

敖之大哥：

谢对民进党太一厢情愿，落选又挨揍，台湾的政治文化就是如此，我无法与之联络，有他进一步消息否？代弟致意。愿其早日康复。

春节南下否？带小王到南部散散心吗？台南几位弟兄皆念着你。祝

平安

弟辰旦上

元月29日

辰旦见解甚是。（1992年1月29日）

张大千题牡丹诗

以张大千画牡丹复制品赠一中学弟张昇平。上有张大千诗：

一种天香异，

千株国色新。

为怜花似脸，

半醉调太真。

张大千人虽俗，字却不俗。（1992年1月30日）

林森是谁？

江述凡来电说，他有林森字一幅，儿女不知林森是谁，他很呕。拿到裱画店去裱，把儿女不知之事讲给了裱画店老板听，老板说，他们太年轻了，怎么知道做过第一任台湾省主席的林森呢？述凡一听之下，更呕了。

代沟之深，往往令人哭笑不得！（1992年1月30日）

近史所一研究员

夜翻看第八十六期《近代中国》，中有刘凤翰《袁世凯获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经过》，全是三十年前老套。这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在一个袁世凯题目上可以一吃三十年、尸位三十年，学术又何能进步？

刘凤翰且是抄袭大王。他写的《圆明园兴亡史》，乃抄袭中共学人著作，居浩然曾予揭发。（1992年1月31日）

刘福增落选原因

邓维桢来坐。刘福增告诉他：在小选举区，如不贿选，可高票当选；但一贿选，就只好落选了。（1992年1月31日）

秦始皇陵新消息

新华社西安23日电：“探索秦始皇陵园奥秘取得突破性进展。这是陕西地质工作者在考古部门协助下，经过近三年勘察、研究的结果。勘察表明，目前秦陵地宫基本保存完好，未遭严重破坏和盗掘。勘察还发现了陵北神道和秦代鱼池大坝等重要遗址，并对地下水排除、封土来源、陵墓朝向等方面提出了新观点、新见解。位于西安东三十多公里、骊山北麓的秦始皇陵，是世界规模宏大、结构奇特、内涵丰富的帝王陵墓之一。在陕西省文物局的支持下，1989年陕西省地矿局成立科研课题组，开始对陵园进行勘察和综合研究。科研课题组通过对地下水化学分析和对比研究，确认地宫中有着丰富的水银和金属器物。据《史记》记载，地宫用水银做江河湖海，并不停流动。课题组根据水文地质理论和勘察，认为这是可信的。驱使水银流动的动力来自地势较高的陵南地下水向下坡北流的势能，推动传动设施，以达到预期目的。修建地宫在工程技术上最大的困难是如何解决地宫的排水。课题组根据地宫排水工程特征和遗迹，推断陵区地下有一条长二点五公里类似新疆坎儿井的‘井渠’排水管道，把水排出陵区。……课题组负责人孙嘉春认为，陵北神道、鱼池大坝与秦陵南北中轴线完全重合，并与真子午线的夹角不超过正负三十度，表明秦代已掌握了立表定向和极星定位的高超技术，为中国天文学史、测量学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按《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初即位，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令匠做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人鱼有四脚，声如小儿啼，似即今天的“娃娃鱼”之类）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死者甚众。葬既已下，或言工匠为机，臧皆知之，臧重即泄。大事毕，已臧，闭中羡（羡是冢中神道），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臧者，无复出者。树草木以象山。”可见当年的设计、气派与残忍。（1992年1月31日）

宠猫会开电风扇

今天一奇事。我进厨房，但见电风扇直吹，宠猫江江坐在电风扇上面，不敢下来。原来它淘气，跳到电风扇上，按下开关，电风扇就启动了。

今天它又打破上不了流理台的纪录，终能一跃而上，并且一上再上。其弹性已近大猫水准。（1992年1月31日）

高信疆博物馆

高信疆送画一幅，画题“小园龟硕”，是大陆画家陈谷长画的。信疆几年来送了我不少艺术品。我笑说：“我这个家，将来是李敖纪念馆兼高信疆博物馆。”（1992年2月1日）

台北贿选价

陆啸钊说，范圣告诉他，台北市选举买票，每票两千元，有人包买云。（1992年2月1日）

贺年片上的“台独”

叶菊兰、郑竹梅寄来贺年片。上印

过新年-穿新衣-戴新帽

是的，

我们将会有一顶新帽好戴，那是“台湾共和国”

我们将会有一件新衣好穿，那是“台湾共和国宪法”

衷心希望在新的一年里

我们可以互赠这顶新帽、这件新衣

那是我们最深情的献礼

此贺年片上的“台独”也。（1992年2月1日）

从卧游到梦游

梦到人去伦敦，江山如画，若不胜情。我因纸上作业详尽，对伦敦及世界许多地方都熟悉，如今竟来梦中，此真卧游转为梦游矣！（1992年2月2日）

台北人与车

台北市“主计处”指出，到去年11月底为止，每户平均人口量3.33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0004人。

不但人多，车也多。台北市机动车辆到去年底，共有1330200辆，其中汽车536998辆，机车793202辆。（1992年2月2日）

妖僧的新妖妄

今天《中国时报》登：

讲究命理风水的密宗向来很“神秘”，连过年方式也独树一帜。

密宗黑教大师林云，在除夕夜辞完岁后，便会聚集几位运气不顺，或今年生肖犯太岁的信徒，11时过后，一起进行“金蝉脱壳”，解除霉气，以求趋吉避凶。

大年初一，有别于一般民间，是密宗黑教迎接财神的大日子。

凭其特殊钻研的密术，林云会预先算出财神来自何方位，然后信徒会朝财神的方位，向前行走一百步，心香一拜，并诚心观想十方三界各路财神，一并请回家供养。

至于财神长相如何，成效如何，林云回答：“因人而异。”

此外，林云认为，很多人求密宗，无非是想一夕致富，他因此提出“聚宝盆”的建议，他说，在家中先备妥扑满，用新笔、新墨，在纸张背面写上全家人的名字，前面则写下“聚宝盆”三个字，贴在扑满上，并决定何种硬币不花，不管在任何情况下，绝不能破戒。如此在存钱过程中，必定有所曲折、有所故事，一段时间下来，人们对金钱的价值观必定有所改变，更备觉“取之有道，用之有道”的可贵。

此妖僧林云的新妖妄也！（1992年2月2日）

买张伯英、章太炎法书

午与高信疆、柯元馨及高英轩吃饭。饭后在“亚细亚佳”看到张伯英二副小联。因为我是内行，说得店中人服了我，乃以一万六双得之。又买到章太炎赠杨谱笙篆字陶诗一中堂，原定价四万五，店中人以原价二万元让给我这行家。（1992年2月2日）

二老友

明天即旧年三十。今晚约胡虚一、郭鑫生二老友吃饺子，各赠他们洋酒一瓶。胡虚一愤愤傅正待他不正、王晓波流言对他波及，我说你写出来嘛。对傅正、王晓波这种人，只有揭发之，才是正确的态度。（1992年2月2日）

宋楚瑜陪洋主子吃早餐的代价

由美国民间发起、国会议员赞同的每年一度的“全球早餐祈祷会”（NationalPrayerBreakfast），即国民党宣传所谓“美国总统早餐会”者，今年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宋楚瑜带队前往，一行十五人敬陪末座在洋主子面前吃了一顿早餐，耗资十万美金，其他旅费尚不算在内。如此凯子相与贱相，真是可鄙。（1992年2月2日）

妖僧的鬼广告

今天《大成报》有这种广告：

佛门密宗黑教风水鉴定咨询中心（林云题）

林云大师真传结缘

（一）不需大兴土木、不需东改西拆的公司、工厂、住宅阳宅风水鉴定及调整、室内风水设计、大楼起造入宅、开张之祈福。

（二）公司经营困难、个人事业财运、婚姻感情、子女学业、身体健康、邪事不断、官司缠身、运气低落等各种疑难杂症均能化解。

（三）提供密宗黑教独特的各种消灾解厄、拨命改运密法。

本中心负责人：马盛家电话：5925596

《时报周刊》也登出同样的广告，真可耻也！（1992年2月2日）

一中老同学

下午一中老同学詹复昌来，约我参加其子婚礼，他知道我概不参加婚丧喜庆，所以也不相强。请帖上双方家长用的是“我们的孩子……”字样，并附新郎新娘照片，可算别致。他走后，一中老同学陈正澄来，谈他每天仍花时间复习英文德文日文，并花半小时读我送他的《资治通鉴》，正澄用功，一如往昔也。（1992年2月3日）

有关高山族与性问题的人权报告

美国1991年人权报告台湾部分《民众日报》最详，有关高山族与性问题部分如下：

台湾唯一非属汉民族的少数族群，仅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点多，是由马来波利尼西亚裔的原住民组成，原住民虽未遭遇官方的歧视，但却面临巨大的文化与经济障碍，在中央及地方议会中，均设有原住民代表的保障名额，此外当局也制定数项社会计划，协助原住民融入以汉人为主的台湾社会。

但原住民仍然有所不满，认为在当局控制之下，才使他们无法保有先人在山区的居住地，并且不得在官方文件中使用自己非汉民族的姓氏；山地少女被迫卖淫沦为雏妓的现象，已构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虽然原住民不足台湾人口的百分之二，但是可靠的统计数字显示，竟有百分之二十的台湾娼妓均是山地妇女。

7月间原住民的权利促进团体与警方发生冲突，并进占蒙藏委员会办公室，要求当局比照为原住民成立同性质的机构，他们宣称，蒙藏人数仅占台湾人口的极少部分，但当局却厚此薄彼，一味强调蒙藏事务的重要性，只在内政部中以一极少人事的部门，负责逾三十四万原住民相关的工作。

雏妓问题是台湾社会颇为关切的重点，可靠的评估显示，台湾目前约有10万名未满18岁的娼妓。1991年警方的初步统计数字指出，警方共查获1152名雏妓，其中204人未满14岁；880人介于14至16岁之间，而山地少女则有224人，警方在社会压力之下，近年来已展开打击雏妓的运动，妇运人士期盼已久的青少年福利法已于1989年通过，是项法律使青少年福利机构、检察官及当事人得以向法庭申诉终止家长对当事人的监护权，并可在对父母将子女推入火坑的起诉案件中，指定合格的律师为受害人辩护，如雏妓系自愿卖淫且父母无力执行安全监护的责任时，法庭则可以指定适当的机构，指导当事人进入妇女习艺所接受六个月以上两年以下的辅导教育。但法律漏洞和文化因素依旧对起诉过程形成障碍，以父母强迫子女卖淫为例，现行法律要求当事人应在起诉行动展开之前先行提出申诉，但实则当事人每每不愿或心怀畏惧而襄足不前，数项报告显示，岛上的妓院常以暴力、施打毒品及其他威吓的手段，使雏妓无从脱身。

人权报告中把这一部分凸显写出，算是一种进步。（1992年2月3日）

复兴文化中的古迹

今天《中央日报》登：

被政府列为文化资产，内政部评定为第三级古迹的李氏古宅，捐出八年后由于“疏于管理”，古迹将成“古迹”，李氏族人要求解除古迹列管收回自理，这种前所未有的“滑稽事”，不仅势将引起争议和讨论，也彻底暴露出地方政府对古迹维护的失责及无力感。

李宅负责人李严秀峰最近向政府各级单位陈情，希望能尽速规划整修李氏古宅，以免继续损毁而沦为废墟。

李严秀峰指出，李宅自七十三年经家族同意申请列为文化资产，七十四年经内政部评核列为台闽地区第三级古迹，划归台北县政府管理保存。

她表示，李宅划归台北县政府管理之后，却未能进行维修工作，规划工作延宕八年之久，目前宅邸已出现挑檐严重塌陷与地基下陷等现象，如再任其风化腐蚀，古宅势将沦为废墟。

李严秀峰指出，倘若政府一再拖延不予整修，族人则期望将宅第全部收回自理，并解除古迹列管。

她表示，政府应依文化资产保存法与施行细则等有关规定，尽速规划整修，并编列年长维护经费。

李严秀峰即李友邦之妻。这一古宅位于台北县芦洲乡中原村，地处新庄平原的边陲，正对着观音山，现存建筑建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国民党整天搞复兴文化、台北县又是民进党县长尤清的辖区，竟令古迹荒废如此！（1992年2月3日）

语曾心仪

曾心仪来电，我说：“我在台湾岛上做人独立，我是真正的‘台独’。”（1992年2月4日）

周才蔚来电拜年

周才蔚来电拜年，问我好不好。我笑谓我们这个年纪，大头半黑半白了、小头半软半硬了，今天不比昨天坏，就很好了，他妈的，还要怎么好！他大笑。说只有跟老哥们你李敖笑，才是真的笑，每天生意场上的笑，都是假笑。

才蔚最近参加了小龙女儿的婚礼。小龙告诉他，李敖不参加婚丧喜庆，但寄来了一万元。他说小龙够朋友、讲义气，和你李敖一样。只有一点不同，就是小龙比你“爱国”。我说他只爱“中华民国”，我爱的国比他大。

才蔚回忆起当年我被警总软禁，他约我过年时去小滕家聚赌那一次。大家在里面赌，李敖想起跟踪他的三个人在外面等，外面很冷，李敖乃叫他们进来，在大门入口处，找人凑上一角，也另开一桌赌起来。才蔚说有治安人员在大门口把风，那是全世界最安全的一次赌博，而李敖心肠之好，由此可见。——此事我十多年来全忘了，经才蔚提起，我才想起。

才蔚说你李敖只在书房里用功，不知道外面许多实际的事。例如蒋孝武有次去基隆，竟电刑警队，给他找三个姑娘陪他上床，这种荒淫之事，你李敖就不知道。（1992年2月5日）

录影带可看的不多

不可轻易看电影录影带，因为得不偿失。以一小时为单元比较，主动看一小时书，收获多于被动看一小时录影带。除非那录影带经保证是得可偿失的。（1992年2月5日）

蔡万霖的“金玉满堂”

在京兆尹吃饭，遥望对面蔡万霖家过年大张红幔，上写“金玉满堂”四字，觉得好笑。《老子》（第九章）：“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世说新语-赏誉》：“王长史谓林公：‘真长可谓金玉满堂。’林公曰：‘金玉满堂，复何为简选？’王曰：‘非为简选，直致言处自寡耳。’”当然大土蛋蔡万霖是不懂这两段古书的。（1992年2月5日）

胡虚一揭发傅正信

敖之兄：

兹遵嘱示，写陈往事，供兄参考如次：

一、我和雷震先生同在民国五十九年（1970）的7月21日和9月4日，分别刑满保释出狱。我比雷早出狱一个多月。我们出来时，因“雷案”与雷同时被捕入狱之傅正（中梅）先生，则在民国五十六年（1967）的上半年，便因他在“感化”他的那个隶属于台湾警备总部的“土城感化”单位，被认其“感化成绩及格”，准他“结训”出所了。所以我和雷刑满分别从台东山乡的“国防部泰源感训监狱”和台北新店安坑的“国防部军人监狱”开释出狱时，傅先生恢复“自由”，业已三年多了。

二、傅出来后，即承过去办《民主潮》的青年党立委夏涛声先生，和曾因反对电力加价额被国民党开除党籍之立委齐世英先生两人介绍，到也是无党派立委、名报人成舍我先生之私立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做专任讲师，任教“世界近代史”课程。傅和夏齐两位先生本无任何渊源关系，只因他参加了《自由中国》社的后期编辑实务工作，方才认识夏齐两位的。后来他又随雷先生忙组新党活动，夏齐两位也都是热衷组党活动中的领导人物之一，故更促成他们之相互熟识。他由土城感化单位出来时，我和雷先生都还在国防部的军狱中服刑。照说，他是雷的《自由中国》社的后期编辑，他因“雷案”被捕后受军法审判而被“交付感化”之处分，也是因为他在《自由中国》上发表的几篇文章，故他出狱后到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去教书的介绍人，理应请雷先生的监委太太宋英女士才合情理。但他考虑一番之后，终不请雷之监委太太做介绍人，而请夏齐两位立委先生了。他表面上的说辞是：雷先生尚在狱中，雷太太已够烦恼，他不愿以此事再增添雷家烦虑。但实际上，恐怕还是他希望“自己的教书工作，能少受一点尚在坐牢的雷先生之影响”，多少有些“顾虑怕怕”的心态吧？以我的情形来说，我认识夏齐两位立委先生，自然也是由我在《自由中国》投稿发表认识雷殷（海光）等先生之后，才有识荆之缘的。不过我后来更熟识夏齐两位先生的情形，就完全和傅的情形不一样。傅是随雷忙组党活动更熟识他们；我因是台湾公立学校的资深老师，又对实际政治不感兴趣，未参与雷先生的组党活动。然而“雷案”发生，并影响到《自由中国》被迫停刊关门时，我却毅然无畏地去协助雷太太宋英女士处理《自由中国》社的停刊结束工作，并参与夏齐成等诸位文化界先进前辈共同营救雷先生的积极工作[如他们联名向蒋介石总统陈情，请求蒋俯念雷氏往日对党（国民党）国之贡献功绩，予以特救。我和《自由中国》社唯一协助雷太太宋女士之乡亲职员程积宽君，持此文件分请联名者签名，日夜跑腿奔波]。以后，我又利用学校暑寒假期间，继续到沟子口的雷家去整理和检存雷先生及其《自由中国》杂志的一切文件。明乎此，就可理解我之所以于民国五十年（1961）秋，首次承成舍我先生聘为其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做兼任讲师，任教三专一年级大一英文课程之背景何在也。在我于民国五十二年（1963）4月4日，被台湾警备总部保安处人员说我“涉嫌叛乱”逮捕下狱以前之大约两年多里，我不仅趁我到世界新专授课之便，常到很近之雷家做整理收检雷的一切文件工作，且还分别为夏先生的青年党机关刊物《民主潮》、蒋匀田先生的民社党机关刊物《民主中国》和齐先生的《时与潮》周刊上，写译一些阐述“民主、自由、科学”的文章，对雷先生做间接和直接之支援。若就为夏齐两先生主持的刊物选择文稿而言，傅与夏齐两位之友谊关系，似不如我。盖他因“雷案”被捕下狱以前，似未为夏齐之刊物写过一篇文章也。而他随雷先生忙组新党活动的短暂时期，夏齐等参与组党活动的领导人士，也不过是把他看成为当时帮忙雷先生办事的一个助理而已；哪是他后来参与“民进党”活动时，把自己过去随雷忙组新党活动时所担任的角色，自我膨胀得几乎与雷夏齐等先生等量齐观的相等地位的那个样儿呢？而那时参与新党活动的重要民主人士，如青年党的夏涛声，民社党的杨毓滋，无党派的齐世英、成舍我等先生，不论在“雷案”之前或之后，一直对我以“教书先生”相待，一直叫我“胡老师”。而主张民主政治应有忠诚的反对党之民社党领导人之一的蒋匀田先生，是我首次同在世新专校兼课的同事，更蒙他客气，常叫我“胡教授”。那是蒋先生把我“膨胀”大了两级，我从不敢这样“自我膨胀”也。照上述我的情形看来，我这个在台湾公立学校教书有年的资深高中英文教师，于“雷案”影响《自由中国》被迫停刊时，前去协助雷震先生的太太宋英女士去处理该刊的停刊结束事务，已是把自己的教书饭碗，置于会被砸破的危险边缘了。后来为了利用到成先生的学校兼课教书之便，去很近之雷家继续整理雷及其刊物之文件，方应成先生之聘，到其世界新专去做兼任讲师。如我为了自己任教学校的专任教职饭碗安全计，则推荐我去世界新专去做兼任英文讲师的介绍人，大可去请夏齐二位中的任何一位或蒋匀田先生均可，但我没有，还是无所顾忌地，请由雷先生的监委太太宋英女士做我的介绍人。民国六十一年（1972）春，蒙成校长欢迎出狱的我回到他的学校再做兼任讲师，教授大一英文课程时，我的介绍人仍是雷先生的监委太太宋英女士。这时雷先生已出狱家居，以整理我从前替他整理和检存的一切文件和读写，作为打发其落寞日子的消闲之道。因为“雷案”迫使《自由中国》停刊关门后，他及其刊物的一切文件，都是由我替他整理和收检的。故我再到世新专校教书后，我又成了他在整理其一切文件工作上，认为比傅正更为重要的助手了。

三、傅正先生于民国五十六年（1967）上半年，由台湾警备总部所属“土城感化所”开释出来后不久，即承夏涛声和齐世英两位立委先生介绍到成舍我先生之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做开授全校“世界近代史”课程之专任讲师。虽然他在此之前的教书资历，仅只有在新竹县某所乡镇之县立初级中学做过一年不到之国文老师。唯到我刑满出狱年余后，于民国六十一年（1972）春，蒙世新校长成先生欢迎我回学校再做教授大一英文课程之兼任讲师时，他不仅已是世新专校颇具年资之专任讲师，且又由齐世英先生介绍（这时夏涛声先生已病逝），和雷先生私下相助，已到端木恺先生之私立东吴大学，当上兼课数小时之兼任讲师了。那时他以在世新专校开授之“世界近代史”，并非他的本行专业，而且任世新专任讲师五六年，教职未获升等；而他在东吴大学兼课虽仅几小时，但教的政治学方面的课程，则是他的专业本行。因此我再到世新专校教书的头两年里，他曾和我私下商谈多次，亟思谋求东吴大学教授其专业政治学科课程之专任教职，颇想只在世新专校做兼任老师，教几小时的“世界近代史”。因此他希望我能改授一部分“世界近代史”的课程，帮忙他完成其心愿。站在老朋友的交情上，我自该玉成他的愿望，使他心想事成。唯我认为教授某门专业课程，必须具有这门学科的基本专业学养。我教英文虽也是半途出家，而非大学外语系的毕业生，但我由初中英语教起，历高中而到专科学校，积有多年的英语教学经验。这不仅使我担任英文课程之教学工作，颇具心得和自信，就连请我到世新来教英文之成校长，也会对我的英文教学，多少有点信心。若是要我突然继他改授“世界近代史”，就算我勉强能教，恐成校长也不会同意。故我向他建议：“你愿到东吴大学去教你的本行专业政治学课程，那是很好的，我自乐观其成。但你在世新教授‘世界近代史’的数年教学经验，似也不宜轻易放弃。万一你将来做了东吴大学的专任教职，无法兼顾世新的‘世界近代史’了，你还是另荐高明给成校长替代你，别提我的好。因为成先生也许只会相信我能教英文，但不会轻信我能教世界近代史的。而且我自己连中国历史的书，读得都不多，更何况是世界的历史呢！”我的上述诚恳回答和建议，傅虽未置可否，但以后便未再和我商谈这件事了。有一天下午，雷先生户外散步到我租寓小坐歇脚，对我说：“你在世新教书，介绍人虽是我太太，但实在是我的关系。你最好还是教你的英文课程，别听傅正要你改授他的世界近代史的课。他只为了自己想去东吴大学教书，教大学名义好听一点，就不顾一切想摆脱世新教的课程了。这样做法，对教书工作是不负责，对做人也不足为训的。”后来傅去了东吴大学做教授其本行政治学科的专任教职。消息传来，他升了东吴大学的专任副教授，又兼任了学生班级的导师。我和雷先生自都为他庆贺。至于他在世新专校的“世界近代史”课程，是荐什么人接替的，我不清楚，也未打听。从此我在世新校园，就未再见到过他。他去东吴任专任教职后不久，又把寓所从沟子口的玫魂公寓，搬到新店槟榔路的一栋公寓楼上后，我们就更少机会见面。因他很少来沟子口，直到雷先生病逝以后，他因为忙，也很少到雷家来了。而雷先生若无什么非找他帮忙的事，也就不要我跑腿到新店槟榔路他的寓所去传话或找他。因为自他到东吴大学去做专任副教授并兼任学生的班导师，又把寓所搬到新店槟榔路的公寓大楼后，我有时代雷先生跑腿去找他时，毕竟不如他住沟子口的玫魂公寓时候找他方便了。

四、民国六十年（1971）9月中旬，我应程积宽之遨到台北来帮他照料其煤气店时，雷先生住在家里，准备向其介公总统，草拟他的《救亡图存献议》书。在他撰写此一“献议”草稿时期，时在世新专校教书，也住在沟子口的傅正，和住在台北市安东街程积宽煤气店内的我，都是曾被雷先生找去商谈过有关其《救亡图存献议》草稿内容某些问题的唯一两个人。傅是对政治有兴趣的，又住得近，找他方便，故雷找他去商谈比我多。雷找我去，只是帮他处理一些他找到的英文方面的参考资料而已。次年（1972）1月初，雷撰《救亡图存献议》脱稿，亲自缮清送呈其介公总统的正本，又到景美一家照相馆去影印数份分送张群、严家淦、黄少谷、蒋经国四人的副本（另多印三份，一份自存、一份送傅正、一份送我）后，于是月11日，就到台北市，由程积宽陪伴，亲自将是项《救亡图存献议》正副本，一一投送到总统府等机关的收发室签收。雷先生当时做完这件事，除了他的监委太太宋英女士外，知情的朋友，大约只有曾被他找去商谈过的傅正、我和陪伴他分送的程积宽三人。我于是年2月寒假中，在友人煤气店收到成舍我校长欢迎我回世新专校再做教授英文的兼任讲师。3月开学，我又回到世新专校教书。就在这一学期，雷分送给其介公总统及张群等四人的《救亡图存献议》正副本，国民党当局有了反应。反应便是国民党当局派来与宋英女士的监委同事酆景福，到雷家示以警告，谓“献议”的十大建议中的第一项建议：“请蒋总统立改中华民国的国号为‘中华台湾民主国’”，是不对的，并认“雷的思想有问题”。雷不服酆转达国民党给他的警告，当面予以反驳。事后，他又给酆写了近二十页的书面答复，就其遭受国民党警告和指责其“思想有问题”的第一项“改国号”建议主张，再提出了十七点答辩意见。他写好后，即找傅正和我去看他所提出的答辩意见。他鉴于上次缮好《救亡图存献议》正本，亲去景美一家照相馆影印几份副本时，尾随监视他的国民党特务也跟到照相馆，借故进入对他影印的东西，有所窥探；而且照相馆的影印费很责。他听说台大图书馆附有影印设备供学生影印的价钱便宜得多，且又印得很清楚。于是他请我们两人中的一人，能替他到台大图书馆去将给酆的答辩书影印几份来。傅正当即说他有事没有空去，自然只有我为他跑腿到台大研究所图书馆去影印了。这是我再到世新教书第一学期，首次为雷先生到台大图书馆去影印文件。从此后，雷先生要影印什么东西的差事，都由我承包下来，即雷面托傅影印的参考资料，傅也会来我处称事忙无空去影印，转托我代劳。这样直到民国六十七年（1978）10月，雷最后因脑生肿瘤住医院之前，一直都是如此。

五、民国六十一年（1972）春，我第二次到世新教书月余之后，便由台北市程积宽煤气店迁居沟子口，先住蒙成校长惠借校园内小平房一间，后以生活上如用水、洗澡、如厕等问题，不得解决，只好在沟子口自租斗室栖身。那年，我和雷先生都尚在褫夺公权中。雷是大人物，营区警察不敢半夜三更去敲他家的门、临检他的户口，但对我则不然，却常会如此。警察白天来访查我，已使房东对我另眼相看矣；要是半夜三更来敲门打户做临检，那就会令房东懊恼不安，房东因此之故，便借故要我搬家，故我在搬住沟子口年余之内，经常找房子搬家，真是苦恼之极。雷先生常有事找我，见我租房栖身，常有问题，他也为我感到不安。时已在东吴大学兼课几小时的傅正住沟子口，一人独居玫魂公寓大楼的一层，三房一大厅，卫厨齐全，寓所宽敞，落地门窗，十分气派。雷先生认为傅一人独住如此气派公寓，似可分房一间，租给我住，以解决我租不着房子栖身的困难，于是他便为我私下找傅商量，希望他在其宽大寓所内，能把那一只放些小杂物的小空房，腾出来分租给我住；而且两人住一起，彼此生活上有个照应，但被傅婉拒了。傅以为是我拜托雷先生向他商求分租房间栖身，其实这全是出自雷的好心，我毫不知情。直到傅事后向我婉陈“我们两人为何不能合住一起”的理由，我才知道雷先生为我向他商求分租房子碰了他软钉子的事，而且我还颇怪雷不应多事也。这件事过后不到半年，傅以“玫魂公寓房租及押金过高，住不起”为由，租约期满后，便不续租。他另在新店的槟榔路找好一层公寓后，便搬家了。搬家正在假期，我还特地去帮忙他搬家。他搬住新店后，又如愿以偿地当上了东吴大学的专任副教授，并兼任学生的班导师。从此他事忙便少来沟子口。雷先生有什么事找他，在不便打电话下（怕特务窃听），几多由我替他跑腿到新店槟榔路去找傅。在雷于民国六十七年10月生病最后一次住医院检查出脑部生痛以前，都是如此。而雷这次住院，以及雷太太亦跌伤腿骨住进空军总医院的情形，也都是由我亲去槟榔路傅的寓所通知他的。后来有人闲谈，有的说傅之所以不续住沟子口的高级宽大玫瑰公寓，而搬去新店住，是因他一人住那么大的高级公寓，而胡虚一则租一间平房斗室栖身而常多问题，两人同是常常帮忙雷先生的人，而处境差异却如此悬殊。雷看不过去，乃为胡商求傅分小房一间栖身，而竟碰了傅的软钉子。事后傅或过意不去，而觉得一个人再在沟子口的玫魂公寓住下去，而让胡如丧家之犬，未免有些不好意思了吧？有的还干脆说“傅之迁离沟子口，搬住新店，是因为了巩固东吴大学政治系的专任教职，而想借此远避雷先生常会找他也”。上两说法，我觉得还是以前者较合情理，后者未免贬低了傅先生的为人风格。我不信傅先生会是如此一位没有做人风格的大学教授！倘果真如此，那大学教授也就不值得人敬重了啊！

六、最后我简略谈谈我所理解的雷先生晚年政治见解。雷于民国五十九年（1970）9月4日刑满保释出狱，到他于民国六十八年（1979）3月7日病逝，在他生命中最后九个年头的落寞家居岁月里，他在家里，除了清理其昔日存佘的文件旧稿外，在以读写作为消闲排遣之下，又复写了不少文字。而在他最后九个年头里理旧稿、写新文的落寞家居生活中，我似乎是和他接触最多、也是帮助他最多的人。起初尚在世新专校教书，也住沟子口的傅正先生，对他家居消闲的读写工作，也有帮助，但自傅就任东吴大学专职教师，并搬住新店以后，则经常助他做事的朋友，似乎只有我了。故他这九年所写的新文字，几无一没有我的帮助，也无一不经过我的接触，而我对之亦无一不有所理解的。他在这九个年头中，虽写了不少新文字，但仍多为回忆文字，只有前述那一写给其介公总统的《救亡图存献议》，向其介公总统所做十个建议，似可算是他生命中所做的最后政治主张也。他在《救亡图存献议》里，向其介公总统所做的十个建议中，要以第一个建议“应将‘中华民国’的国号改为‘中华台湾民主国’”所提之各项主张，最能表达其作此《救亡图存献议》的中心意义；然亦以第一个建议的主张，最不能为执政的国民党谅解和接受，而特派代表来警告他，并批评他的这个建议主张是“思想有问题”！唯雷之所以向其介公总统提此“速改国号”建议者，照其在《献议》中所陈意见，约言之：一是在面对险恶的国际变局下，为了保全反共的台湾不会被中共夺走；二是以此平息台湾人多年来心理上之不平衡，而消除某些台湾人在海外从事的“台独运动”。故雷向其介公总统做“速改国号”之建议主张，似是一种面对国际变局现实，如何保护台湾，所做未雨绸缪的权宜之计耳。而他主张的“中华台湾民主国”，不仅毫无“台独”思想，且还欲以之消除“台独”思想也。只可惜傅正先生在雷死后七年多参加的民进党中，竟有人说雷震主张的“中华台湾民主国”，是和“台独思想”相同的，这对雷先生向其介公总统所做“改国号”的建议主张，真是莫大的曲解！而傅正竟不知为雷先生辩护，他生前实在愧对雷先生，死了恐也无颜在黄泉见雷先生啊！至于雷在做“改变国号”建议陈言中，说到宣布成立“中华台湾民主国”的程序，所应郑重釆用的诸方式，还是很看重现行中华民国宪法的体制的。如方式一言：

为表示系全体人民的意志起见，由现在的国民大会、立法院、监察院、台湾省议会、台北市议会联合宣布成立“中华台湾民主国”。同时宣布原来的《中华民国宪法》暂停适用（Suspension），等到将来回到大陆后，再行恢复。

请注意雷先生的意见，他主张的“中华台湾民主国”，是由现行中华民国宪法体制下之国民大会、立法院、监察院、台湾省议会、台北市议会联合宣布成立的。而且同时宣布的，只是原来的《中华民国宪法》暂停适用（Suspension），并非废除（aboltion）。尤其最后两句：“等到将来回大陆后，再行恢复。”似更值得那些主张“放弃大陆主权”的傅正先生的民进党同志深省，三复斯言的！又如方式三言：

同时立刻组织制宪会议，制定“中华台湾民主国”宪法，最好称为“临时约法”。制宪会议需十天内完成工作。

请注意雷先生说的这个制宪会议所制定的“中华台湾民主国”宪法，“最好称为‘临时约法’”。因为被宣布“暂停适用”的原来的《中华民国宪法》，“等到将来回到大陆后”，还是要“再行恢复”的。目前宣布成立之“中华台湾民主国”只是为了保卫台湾不被中共夺去，消除“台独”运动，以谋团结的临时权宜之计，故为其所制定之宪法，“最好称为‘临时约法’”也。至于雷说到的“约法会议的人选”产生方式，也多来自原中华民国宪法下之体制组织。而“临时约法”的内容所包括的诸原则，照我细读雷先生在《献议》中所陈意见看来，似乎还是想把原来的“中华民国”宪法，做一番适合于“中华台湾民主国”目前在台湾现况的调整修改而已。何况原来的《中华民国宪法》，只是宣布“暂停适用”而巳，并未废除啊！我以为像雷先生在《献议》中，对制定“中华台湾民主国”的“临时约法”的那些主张意见，又似与傅正先生后来参加的民进党近年来所持“制宪”的意见，是大异其趣的。傅正先生在1991年2月14日的阴历除夕夜，题写了一首联句：

雷震、傅正、吴碧宽

自由、民主、新宪法

他联句中之所谓“新宪法”何指？是指雷先生在其“献议”中所称之“中华台湾民主国”的“临时约法”呢？还是他的民进党同志近年所主张之“台湾共和国”的“新宪法”？他人死了，倒成了这位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论“新宪法”的悬案了。

上面所写六条，一方面对往事做实事求是的回顾，一方面也兼为被搞政治的人扭曲的雷震历史，做点维护。所写全系遵嘱，呈供我兄写作参考而已。如不合用，则请弃之，免外泄徒滋是非也。如何？便乞指示。匆祝

年安！

弟胡虚一1992年2月6日阴历大年初三深夜

以上胡虚一来信，存件如上。此信甚重要，可以看到《自由中国》人物傅正的真面目。（1992年2月6日）

冒雨骑脚踏车

王惠群请陆啸钊和我、小屯于陶陶园。饭后去重庆南路买书，冒雨骑车，一刻钟抵家。买到日本版《九成宫》，印刷之精美，比中国人的还逼真。（1992年2月7日）

饮食八戒

我久已有毅力戒掉了：一、烟；二、酒；三、茶；四、咖啡；五、可可；六、花生；七、可乐。

现在连成形的糖也戒了。

烟酒茶咖啡早在二三十年前就戒掉了。（1992年2月8日）

周之鸣

周之鸣6日送我雕猴古玉一块以贺猴年。今午请他老两口儿吃饭。我跟他老伴儿说：“周之鸣本来是我敌人，他印过专书来骂过我呢！后来被我统战，变成了朋友。陈立夫写信给他，责备他上了李敖的当。你要代我好好整整他，他可不是什么好人！”周之鸣听了，在旁边一直笑。（1992年2月9日）

屠申虹之言

屠申虹来电。说妖僧林云一脸油渍味，肥得脏兮兮的，好像怎么洗也洗不干净似的。

屠申虹又说：只有一个老婆，反倒会离婚；有两个老婆，反倒安全。因为女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斗对方，男的反倒安全了。（1992年2月10日）

视野问题

与陈平景通电话，他说汪荣祖婉告他：“敖之自诩足不出户能知天下事，其实视野上是会有死角的。”我说：“荣祖说得对，可是我的博学，使视野太宽了，有点死角也不要紧呀！”（1992年2月11日）

宠猫江江淘气创新纪录

抽屉没关好，露一小缝。宠猫江江乃伸一攀下去，一次又一次，掏出牙线棒，丢在地下。及我发现，已祸害满地矣！（1992年2月11日）

戒之在失

邻居张院长之父每晚将保险箱钥匙串在腰上，以防其妻等人觊觎。我说齐白石也有大同小异作风。孔丘言人老“戒之在得”，其实“戒之在失”亦即斯言之变相也。（1992年2月11日）

西藏新女性

新华社拉萨8日电：今年48岁的藏族妇女白曲是西藏自治区乃东县的县长，她自1984年任职以来，政绩斐然。去年，乃东县粮食产量居全区第一；人均收入达六百元，居全区第二。在和平解放前，西藏地方政府法典中明文规定奴隶与妇女不允参加军政事宜。”因此，旧西藏没有一位女官员，被视为半个人身的西藏妇女百分之九十五都是文盲。（1992年2月12日）

李宁大买《北京法源寺》

李宁花了一万元买《北京法源寺》，今天李敖出版社送去四十本（二十本精装、二十本平装）到她那儿。

昨天电话中，我问李宁为什么要如此破钞买了这么多送人，她笑说现在流行参禅、流行送佛书善书，我看你这本书论佛的部分很精彩，所以姑且当做佛书善书，以做功德之心分送友好。我听了，为之大笑。（1992年2月12日）

施性忠是第一流政治人才

施性忠来电，我说国民党帮民进党清党了。施性忠说你老哥说搞政治是笨蛋，只对了一半，我早就预言民进党会被解散，它解散后，政治还是得有人出来搞的。

施性忠是第一流政治人才，但台湾人不知始终支持他，这是台湾人的没见识。（1992年2月12日）

囚犯产品大哥莫笑二哥

合众国际社北京11日电：美国《商业周刊》披露美国民营企业利用狱中受刑人生产产品事，中国官方新华社甚至早在9日发自华盛顿的一则报道中，就首先报道了2月17日这一期《商业周刊》的内容。中国媒体的做法强烈暗示，美国既然批评他人利用奴工，美国就应该言行一致。

法新社华盛顿10日电：《商业周刊》在最新一期中报道，美国民间利用监狱奴工，为数虽然不多，但已愈来愈普遍，而且还在迅速增加中，有二十一个州已雇用了大约五千名犯人。《商业周刊》指出，由于美国法律只禁止进口监狱所生产的商品，私人公司却可以自由出口这类商品，因此才可能有这种情形出现。《商业周刊》举出包括设在华盛顿州门罗市某监狱里的一家小型包装公司在内的几个实例。该包装公司雇用了大约八十五名犯人，为微软和任天堂等公司包装软体和其他产品。该公司付给每名犯人每小时四点二五元的最低工资，但没有任何医疗福利，而且只象征性地付给一年一元的租金。这种做法引起该地区内其他包装公司的愤慨，认为这是不公平竞争。《商业周刊》指出，美国和中国都有利用监狱奴工的情事，但其间有重大差别，即在人数规模上，以及在中国大陆的政治犯和一般犯人系被迫工作的事实上。

此二则电讯甚有意思。同是囚犯产品，大哥莫笑二哥也。（1992年2月12日）

附录

充耳不闻？尊口难开？（李宛）

——美对其出口“奴工产品”三缄其口

《商业周刊》2月17日报道，美国自己出口囚犯产品（又名“奴工产品”）。不过该篇报道的作者似乎有点尴尬，他们十分努力地想使美国跟中国“划清界限”。他们将美国与中国做比较，说“明显的差别”是中国用“数以百万计”的囚犯从事生产，而美国只约有五千名囚犯为私营企业从事生产；“主要的差别”是中国囚犯中有“政治犯”。

其实差异既不“明显”，也不“主要”。中国哪里有“数以百万计”的囚犯？中国囚犯人数只比号称“世界最大监狱”的美国多十万人而已：美国一百一十万人，中国一百二十万人。若以占总人口比例计，美国比中国高四倍：每十万人有四百四十五人是囚犯，而中国仅是一百一十人。如果要靠囚犯进行国际贸易竞争，恐怕需要再逮捕三百八十六万人，才能达到美国水平，进行“公平竞争”。其次，中国“私营企业”不能雇用囚犯，而美国私营企业却雇用了五千名囚犯，可见美国囚犯“市场”比中国大得多。

关于“政治犯”，如果那些以刑事罪名下狱的异议分子，不算“政治犯”，那么美国当然没有“政治犯”。实际上美国当然有政治犯，例如戒备森严的利文渥斯监狱就关押了不少政治犯。

其实囚犯从事生产这件事，就如《商业周刊》所说：“美中两国都辩称，让囚犯从事生产，能使他们得到过渡狱外生活准备，而且能减少监狱开销。”

可见美中两国在囚犯从事生产上的目标是相同的。

中国的成就远大于美国。中国每百名囚犯出狱后，重新犯罪者是七人，美国是四十一人。

美国犯人的开销极大。例如一少年犯年均开销要比哈佛学生一年食宿和学费总费用（一万八千元）高出一万一千六百元。犯人从事生产，至少可减少开销。

对美国出口囚犯产品（即“奴工产品”）之事，可由两种观点来看待。一是美国应学中国那样，禁止美国囚犯产品出口。这样才能符合美国政界过去一年指控中国出口囚犯产品时所釆立场。另一观点是承认一年来对中国的指控是搞错了，两国都可出口囚犯产品，而且还不妨互相合作研讨囚犯从事生产计划的可行性。

中国也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中国也应调查和谴责美国出口“奴工产品”，并由人大会立法限美国定期停止“奴工生产”和“奴工产品出口”；二是中国应考虑取消禁止囚犯产品出口的法规。

美国一向在“领导世界”上素怀壮志。现在在“奴工产品出口”问题上，当然就特别需要美国以身作则，大力“示范”和“领导”了。

美国传媒大骂“奴工产品”，历时一年。美国政府和国会的政客的反对“奴工产品”运动，也将近一年。现在《商业周刊》文章一出，政论家和政客们突然都变做哑巴，是充耳不闻，抑或是难开尊口？（美洲《侨报》，1992年2月19日）

七日参禅，军头落泪

今天报上说：“前国防部副部长、现任国策顾问陈守山，昨天下午在台北县万里乡灵泉寺打完整七天的‘禅七’后，在结束茶会上谈感想时，为参禅所得，感动得三度哽咽，甚至泪下。他说，人如果只有物质生活而没有精神生活，将只是虚度一生。”“现年七十二岁的陈守山说，参禅这七天，是他今生感受最为深刻的日子；昨天皈依佛门后，心中更是得到无限安详。他说：‘拿到的皈依手册，比这一年所得的勋章，都还要高。’”

陈守山在国防部副部长前，曾任警备总司令。这种人一辈子做走狗，临老失官，看破红尘，又与军阀孙传芳皈依佛门何以异？

陈守山是继国民党国防部长陈履安之后，在灵泉寺参禅的又一巨头。基本上，这些人并无大脑，故每为妖僧所乘。（1992年2月13日）

叶菊兰问题

潘毓刚来信，指责我回护叶菊兰，他说叶菊兰“头脑不清”，“但你还一再称赞她是‘最优秀的女性’，似乎有损你‘真理面前六亲不认’的声誉，我发现你评论人时喜欢用过于夸大的形容词，给人一种信口开河的感觉，不知你以为然否？”

我实际的意思是，叶菊兰如果不从政、不用其所短，她在企业界是“最优秀的女性”之一。我的文章没说得彻底，故引起误会。潘毓刚之言，忠言也！潘毓刚附寄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刘纲纪在今年2月号《海峡评论》第十四期所写论叶菊兰一文，存件于后。

叶菊兰与江青

——一个大悖情理的质询

顷从去年11月26日《自由时报》上，读到以“叶菊兰指急统派学者媚共”为题，关于台湾立委叶菊兰向台湾行政院提出质询的报道。我虽是一个远在大陆的局外人，但深觉这是一个大悖情理的质询，有骨鲠在喉，不得不吐之感，所以也想来发点议论。

叶说在台湾有一个卖国的“吴三桂集团”，又说要把“潜伏在台湾内部与政府机关的中共代理人……立刻揪出来，让吴三桂集团曝晒在阳光底下”。叶要在台湾掀起一个揪“吴三桂集团”亦即“中共代理人”的运动，这使我想起大陆“文革”时期，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也是天天喊要把什么暗藏的反革命集团揪出来，让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叶又说，台湾“到处可见多尔衮的鬼影幢幢，充斥中共培植的阴暗组织与代理人物”云云。这又同当年江青大呼要“横扫牛鬼蛇神”很为类似。我不是要把叶菊兰比为江青，两者有重大的不同。但在所施展的政治手法及所用的措词上，确有神似之处。

叶要揪“吴三桂集团”即卖国集团，显然需要先对什么是“卖国集团”下一明确无误的定义，否则是会像江青那样善恶不分，整了好人的。叶点了许多人的名，连郝柏村先生也在其中。用大陆的说法来讲，“打击面太宽了”。但叶点的名中，却不见台独头目的影子，末一段中，我又看到叶指责其所说的“吴三桂集团”、“中共代理人”、“打压台湾独立”，这就说明叶认为与“吴三桂集团”不同的台湾集团是爱国集团了。不必需要有多少政治智慧，即可看出叶的质询是在为台独张目。就这一点而论，此质询是不值得注意的，没有什么评论的价值。我之所以觉得有一评之必要，是深感于它用以打压台湾主张和平统一的爱国人士的手法是恶劣的、可憎的。

叶的全部手法，集中到一点，就是利用至今在台湾仍在的反共、仇共、恐共意识，以掀起对主张和平统一的爱国人士的恶感，甚至置之死地。为此，叶给这些人士加上了三条罪状：“中共代理人”、“大声歌颂中共的社会主义”、“大力支持中共不放弃以武力攻打台湾”。这三条罪状没有任何一条能够成立，也没有任何一条有主张卖国之嫌。

第一条罪状不能成立是很清楚的。按照叶的逻辑，中共主张和平统一，台湾的爱国人士也主张和平统一，因此台湾的爱国人士就是“中共代理人”、“担任中共传声筒的角色”。按此逻辑，谁要幸免于做“中共代理人”，就只有像台独分子那样，坚决反对和平统一了。但这样一来，又把民族的良知置于何地？不就成了真正的吴三桂式的人物了吗？事实是，台湾爱国人士主张和平统一与认同于中共是绝对不应混同的两件事。如果连郝柏村先生也成了“中共代理人”，在两岸统一问题上，看法与中共完全一致，那么两岸统一问题不就早解决了吗？何以至今仍分歧甚大，困难重重呢？这些，我想叶不至于认识不到。但为了以“中共代理人”的罪名来打压主张和平统一的爱国人士，哪里还管得了什么事实不事实。

第二条罪状也不能成立。我相信台湾的爱国学者基于民族的感情和客观公正的态度，会对大陆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表示某种程度的肯定、嘉许，但这并不等于在思想信念上认同于社会主义。这和大陆许多爱国学者虽不认同于台湾的资本主义，但仍衷心称赞台湾人民建设成就是一样的。这有什么可指责的？难道要双方都把对方抹成一团漆黑才好？难道要全面恢复过去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并利用反共以推行台独才好？此外，从历史发展的前景看，既然两岸必须统一，在统一的过程中和统一之后，双方在思想、意识形态上的相互影响是避免不了的。这种影响也并不就一定是坏事。从主要的方面看，我认为它会使中国当代思想的发展变得活跃、丰富起来。

第三条罪状同样不能成立。所谓“大力支持中共不要放弃以武力攻打台湾”，这话说得极不准确。中共从来就没有想“打台湾”，“以武力为后盾，对付台湾人民。”叶以“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来吓唬台湾人民，是不伦不类的历史比拟，也是不负责任的政治宣传手法。中共所要攻打的，是万一台独成了气候，与台独势力一起将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的帝国主义势力。如果美帝国主义者参与行动，我认为中共出于民族大义，也将照打不误。美国在台独分子心目中固然是了不得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庞然大物，但如以为中共也将匍匍在美帝国主义的脚下发抖，我以为是打错了算盘。但对于中共来说，打只能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的。不到除打之外别无选择，绝不会打。真的打起来了，又绝不会不考虑如何最大限度地使台湾人民的生命财产不遭受损失。而且，中共始终把“打”看成下下策，只有和平统一才是上上策。但“打”虽为下下策，此策又不可丟。因为它是在万一情况紧急下，对付台独及外国侵略势力的一把撒手锏。台湾及海外爱国人士在台独势力日益猖撅的情况下，懔于民族的危亡，对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使用此一下下策有所认同，我认为绝非坏事。相反，这表现了他们为维护祖国统一而无所畏惧的伟大爱国精神，令人赞叹、佩服！但度之常情常理，这些爱国人士与台湾有很深的联系，他们是爱台湾的，怎么可能去鼓动中共“攻打台湾”呢？

从叶的质询中，使我深深感到台湾主张和平统一的爱国人士、学者们的处境是很艰难的，随时会被人戴上“中共代理人”、“媚共”的帽子加以诽谤、打击。所发表的见解，也随时会遭到令一切正直的人为之扼腕的“扭曲”。此种情况，能否有所作为呢？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我们能否使一切热血的爱国之士有较好的境遇，而不再背负悲剧的命运呢？（1992年2月13日）

听刘绍唐、杨西崑谈往

刘绍唐、杨西崑早上分别来电，约定今午去四季西餐厅吃饭。杨先生做东。杨西崑在西南联大教过刘绍唐大一英文，故他们的交情是师生之谊。

早上刘绍唐电话中，有可记者如下：

一、中共平反“文革”冤假错案，重点在就荣誉上平反，案情内容不堪提矣。

二、这个岛的读者对历史已愈来愈浅盘。《传记文学》数月来登陈洁如回忆录，多印了五百册都销不出去。

三、沈醉起义系被迫签名，但此签名被发现后，可用做起义将领之证明，故比照铨叙，优待至今。

四、康泽乃被皮鞭打死。

五、俞济时说，依老先生（指蒋介石）观点，只有顾祝同对交代之事，面无难色，奉命去做。

六、顾维钧下笔甚勤，每日归来，都写一日记录。

七、叶公超说生在民国的人，清朝人是什么样子都没见过，不过，有个清朝人的样本，就是蒋复璁。蒋复璁酷似淸朝朝奉小吏，在宴会时，双手捧礼送主人，卑躬屈膝，贱相十足。

八、由于蒋复璁马屁功深，颇中蒋介石意。蒋介石常去故宫博物院走动。蒋复璁为了承欢总统膝下，连星期天都不敢外出，怕万一主子来了，有所失迎也。

九、陈立夫在天母的巨宅，为蒋经国所赠。前陈洁如回忆录由陈立夫出面阻止出版事，见陈洁如书中。

十、张作霖六姨太在台湾给同乡牙医治牙，没付钱，给了二两金子。最后感慨说：“现在在台湾，没办法了，若是在东北，我‘揦’（la，东北土话，是‘割’的意思）一块地给你，你可以吃一辈子。”

中午三人聚餐中，杨西崑回忆说：中美断交时，他被蒋经国找去，前往美国交涉台湾关系法。到美国后，宋美龄找他去，告诉他不要这样做，并且什么都不要做，应该向美国示决绝之意，这样你杨西崑可成民族英雄。杨西崑心里想，台湾风吹草动，你宋美龄一走了之，哪会管别人生死，说这种话，只是高调、只是风凉话而已。

杨西崑又说，他在非洲多年，所见非洲新国新政府，没有不腐败不贪污的。

杨西崑谈到斯威夫特（JonathanSwift）那篇《为了免除爱尔兰穷人的子女成为他们父母的负担而提出的一个温和建议》（AModestProposalforPreventingtheChildrenofPoorPeopleofIrelandfromBeingaBurdentoTheirParents），言斯威夫特讽刺不如吃小孩之肉，以解决问题。又提到海斯利特（WilliamHazlitt）之文，海斯利特说他热心救世，但自己不能付出受刑的代价。我疑此意出自海斯利特《席间谈》（TableTalk）一书，来日当细考之。（1992年2月14日）

引以为耻

远流出版社出版《读书社群》第十三期中，有王荣文《九二年，我们下定新决心！》一文，中有一段说：“读史以识世局、决大势。我们相信庞大的历史读者一定能促动并鼓励两岸的作家对中国的历史做不同视角的思考及深入的探讨；我们更乐意看到更多位如李敖、高阳、柏杨等，勤于耕耘史学的优秀作者。”我读了，深感未甘。昔初唐四杰，有“王（王勃）、杨（杨炯）、卢（卢照邻）、骆（骆宾王）”之称。杨炯闻之，却说吾愧居卢前，耻居王后！”今我耻居高柏诸人之前，这种国民党文人的名字，跟在我屁股后面，我的屁股都引以为耻啊！（1992年2月15日）

引以为荣

今天《中央日报》载：“尽管台北的天空阴沉沉下着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里，却洋溢着既温馨又热闹的气氛。由文建会与文化总会共同主办的艺文界新春联谊茶会——‘新春文荟’，昨天下午在台北会议中心三楼宴会厅举行。茶会由文化总会会长李总统登辉先生主持，遨请国内知名艺文界人士近四百人参加，李总统于致词时期勉艺文界人士，扮演火车头的角色，在世界文化变异的转折点上，建设并创造出属于‘当代的’‘中国的’艺术与文化。”——李登辉在台湾，邀请了“知名艺文界人士近四百人”，都不遨请李敖、四百人排名都排不到李敖，李敖的无名可想！这真是我的光荣！（1992年2月16日）

台湾市侩满脑肥肠

今日《中国时报》载：中国信托董事长辜濂松，今年春节过后，连吃了三天素，连在应酬时，他都是以一盘素饺、一碗青菜汤打发过去。他说，吃素不是为了减肥，而是为“还愿”。辜濂松说，他去年五十九岁，是传统上认为比较“多事”的一年，而他平安度过，为了表示对神明的感谢，他今年特别发愿要“做点什么”。在年初九拜天公时，他以掷茭杯方式问神明要他怎么做。辜濂松说，到了他问“连吃三天素可否”时，才掷出一阴一阳，表示“天公同意了”，因此他就连吃了三天素。辜濂松说，春节过后，应酬特别多，面对满桌的山珍海味，嘴馋得很，只有期待这三天的茹素之日，赶快过去。

此台湾市侩的大脑也！连脑满肠肥都不配，只是满脑肥肠耳！（1992年2月16日）

邵玉铭不要脸

今日《中央日报》登邵玉铭《典型在夙昔——杭立武先生二三事》，中说杭立武“推动人权保障运动。在我政府解严之前，西方许多国家一再批评我政府不够尊重人权。国内许多反对人士也持此一立场。杭公早在民国六十八年即成立‘中国人权协会’。不仅如此，他为了要让全世界知道我们对人权的重视与做法，特别在民国七十年嘱我邀请世界各国知名学者专家在关岛举行‘世界人权会议’”。这话真不要脸。杭立武邵玉铭所搞的是什么人权保障！正相反的，他们保障的乃是国民党伪政府的摧残人权。他们搞这种会、抢先登记这种会，就在鱼目混珠，防止真正的人权保障会出现。如今还夸夸其谈，真不要脸啊！（1992年2月16日）

美国食人魔

美联社16日电：陪审轰动全球的美国分尸奸尸案的陪审团，周六判决被告达默在杀害十五名男子时神志清醒，此一判决表示达默将被判无期徒刑。

法官克伦杰尔读陪审团判决的平静声调，将这粧美国有史以来最耸人听闻的杀人案件推向了最高潮。

克伦杰尔随即宣读达默的每一件残酷的杀人罪行，所有在法庭内的人无不毛骨悚然，受害人家属有的悲痛号哭，有的则低声抽泣，有一两位家属则露出了笑容。

被告达默则一本三周审判以来的面无表情。

陪审团的判决，等于宣告达默的辩护律师采取的辩护策略——达默犯案时丧失心志的策略无效。

达默坦承自十三年前开始，一共杀害十七名男子，其中大部分是年轻的同性恋者，他将他们勒死、分尸、奸尸，甚至吃掉部分受害人的头颅及肢体，直到1991年7月22日，一名双手被铐的男子自他的公寓逃出，带领警方前往搜査，赫然发现他的冰箱里有许多头颅，一个盒子内还装了多块人的肢体。

达默的律师波耶尔辩称，达默奸尸是因为他害怕独处的恐惧心理，驱供他失去控制，一而再、再而三的杀人。

波耶尔指称，达默并非恶人，而是一个病症达心理疾病水准的病人，他辩称达默患有“恋尸症”，尸体对他有特殊的性吸引力。

然而密尔沃基地方检察官麦肯指出，达默并未丧失心志，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恶人，他勒死年轻男子后奸尸，甚至在几件案子里，他先对被害人动残酷的脑部手术，再对被害人施加性虐待，所有的手法均精确而利落，足见他犯案时神志相当清楚而冷静。

达默在供词中告诉警方，他已吃掉一名被害人的心脏，一截两头肌及一截大腿，他原先还准备再吃存放在冰箱里的两枚心脏及一截两头肌。刑警墨菲在作证时表示：“他只吃他真正心爱的人。”

自来食人魔只是吃人而已，但此公“只吃他真正心爱的人”，有趣哉！（1992年2月16日）

胡基峻

胡基峻去美五个月返台。今午请他和仲伟烈、郭鑫生吃饭。胡基竣为人正直纯朴，不改本色，是好朋友。他陪我办《求是报》半年，《求是报》文字作业，只出于我和他两人之手。他是“台大哲学系事件”的受害人，被迫害离台大后，从事新闻业，本行哲学方面成绩自然耽误了。由于从事新闻业多年，他养成了整天追新闻的习惯。《求是报》停了，他还每天忙个不停，我一直笑他把大好时间太多花在新闻上的不智，他还笑嘻喀的申辩呢！（1992年2月17日）

写作主力两大类

余生写作，主力在两大类。第一类是写小说，是性灵之作，写来上天下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行云流水，如东坡作文。

小说以外，另一类是思想史文字，是学术之作，写来句句有据，是笨功夫加上聪明解释。（1992年2月17日）

中共的人权论

新华社日内瓦2月17日电：中国副代表谭松球今晚在此间举行的联合国人权会议上发言时指出：处于外国侵略、占领和统治下或遭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剥削和压迫的国家和人民，是无法享受各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而战争和武装冲突则是对人权的最大威胁；现在世界上贫富之间的差距愈来愈大，发展中国家人口三分之一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不消除疾病、饥饿、贫困，不扫除文盲，不解决人民的安居乐业和温饱问题，对世界绝大多数人来说，享受人权和基本自由仍是水中月、镜中花。

在谈到不公正、不合理的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对发展中国家人民享受人权和各项基本自由形成严重阻碍时，他指出，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但发达国家负有主要的责任。有的人不愿意承认这一现实，却要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接受它们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甚至为此不断向发展中国家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使正常的经济援助和贸易往来也被附加上一个所谓“人权状况”的条件，这不是在促进和保护人权，而是在维护人权的口号下输出价值观，是真正的人权政治化。

中共此论甚辩，但甚值得注意。（1992年2月18日）

胡虚一信中的傅正

敖之兄：

上次写呈兄做参阅之往事忆述文字，不知还合尊意否？文字末附录傅正先生在1991年2月14日，旧历除夕所撰之联句，特指出其下联中之“新宪法”，不知是指雷震先生向其介公总统献议中之“中华台湾民主国”之“临时约法”？还是近年来一些民进党人要成立“台湾共和国”之“新宪法”？他人死了，这可能会成为这位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所云“新宪法”之“不解悬案”文。兹再将傅之亲书联句真迹影本，送兄一阅。

这幅傅联是我去年6月8日参加民进党人为他举办之隆重丧仪时获见的。我读到联句中之“吴碧宽”和“新宪法”之对仗，感到新奇，而尤对所谓“新宪法”大觉惊讶！傅先生参加民进党之活动，已使作古多年之雷震之正确历史形象，由反对“台独”和想以“中华台湾民主国”来消除“台独运动”，扭曲成“雷震附和台独”，傅实应感到内疚愧对雷先生。而今又出来所谓“新宪法”之言，将益会使人误会雷是“台独同路人”了。这使我初见傅这幅联句大为惊讶之故。

傅正和我都是最早参与雷拟《救亡图存献议》草稿时商议的两个朋友。他当然知道雷向其介公总统第一个“改变国号”建议之目的，是为抢救反共的台湾不会被中共和台独分子联手夺去（因为在纽约谋刺访美之蒋经国的两个“台独分子”之一曾跑去了中国大陆，而中华民国丧失联合国席位，又与彭明敏那班“台独分子”在海外摇旗呐喊不无关系。我要坦白奉告老兄你所敬重的彭明敏老师，是为雷先生等《自由中国》的朋友所轻视的。轻视者不在他对“国际太空法”之专精知识，而在他搞“台独”的心态要不得。自美国发表所谓《康隆报告》，在所谓“两个中国”的新对华政策下，主张台湾成立“台湾共和国”后，雷先生即从侧闻悉台大法学院有某教授在哈佛草拟所谓“台湾共和国宪法”之说。雷的《自由中国》是严厉抨击《康隆报告》之此一错误的，曾著有社论力辟之。雷先生私下更曾向萨孟武提出警告性之知会，请他的日本京都帝大老同学要注意“台独脱离中国之阴谋活动”）。所以他要把“台湾”嵌入中华之下，他认这样仍可对得住创造中华的祖先，仍然表示未放弃“法统”，也可保持“自尊心”，使大陆人在心理上获得安慰，尤可使台湾人具有同是“中华子孙”的共同心理。这岂可与近年来某些民进党人所主张“台独”思想同日而语的？光凭这一层面来说，傅先生已愧对雷先生了！

至于雷在“献议”中，因向其介公总统建议，由国民大会、立监两院，和台湾省及台北市议会联合宣布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台湾民主国”后，即由原民意机关选出“约法会议”代表，制定“中华台湾民主国”宪法（称之为“临时约法”），但只要细察其原文意见，不难体识出仍只是想把原来宪法修改成适合“中华台湾民主国”之实际状况而已。而原来的“中华民国宪法”只是暂停适用（Suspension），并未废除（abolishment），“等到将来回到大陆后，再行恢复”。这些都是傅先生相当知道的。这与民进党某些“台独”主张的人所搞“台湾共和国”的“新宪法”是大大不同的。

傅正这幅写有“新宪法”在内之联句，写于1991年2月14日之阴历除夕，而过未半年，他就死了。如果他的“新宪法”即指其民进党所主张之“台湾共和国宪法”，那只是他的个人主张，绝与雷先生向其介公总统建议之“中华台湾民主国”之“临时约法”，完全不同的。

忆傅正搞民进党时，我曾托人向其进忠告：“你老兄尽可照你的卓识高见去发挥你的政治长才，去搞反对党运动，但雷先生已是历史古人了，他的最后政治见解应终止于其向蒋介石所做之《救亡图存献议》的建议上。我们协助过晚年的雷先生，他死后的历史，我们都有保持其完全正确的责任。”可惜他不听我的忠告，竟把雷先生做他政治投资的筹码，竟使雷与“民进党”的“台独”同流合污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呢？

至于他在未撰《救亡图存献议》前，有位《华盛顿邮报》远东局长Harison访问他的谈话报道，据他说：“这不是台北地下台独分子所说的话。”他告诉我内中颇多失误。Harison只是请问他：“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被中共取代后，你对台湾未来的前途，是否还和以前办《自由中国》时的主张一样”而已。雷只说了“政治应面对现实，但美国应援助台湾对抗共产主义”。Hanson则说“雷先生是否改变了以前反对美国所倡“TwoChinaPolicy”的对华政策”，雷未置可否，故不久他以台湾危险，乃在家向其介公总统上要消灭台独之《救亡图存献议》书了。

窃觉“台独分子”对于有号召影响力之知识分子，总想方设法拉其入彀为其利用。老兄之“台独”大帽子，不就是贵“台独”朋友和特务联合作业的“杰作”吗？像雷先生这样的“民主斗士”自更要尽其所能导其加入行列，但想不到欲导雷先生坠入“台独”迷雾中之人，竟是傅正先生！幸好他死在我的前面，要是我死在他的前面，雷先生的真正历史形象，恐难保全了！而使我更惊愕不已者，民进党因奉傅先生为“民主导师”，花数万巨金为其治病，又花巨金为其治丧。而我这个不满他误导雷先生于“台独”歧途之胡虚一，这多年来所受之穷困坎坷，连老兄为我安排的一个栖身之所，还要被人赶（还有赶我回大陆去的，真岂有道理），好像非使我成为狼狈丧家之犬不可的样子！这真是“人善被人欺”啊！连殷门弟子如王晓波都欺到我的头上来了，这如何得了啊！匆祝

著安！

弟胡虚一

1992年2月19日上午

先父纪念册，已在印刷中，又及。

上面胡虚一来信，事关雷震被傅正及民进党扭曲真相，特存件以斥之。（1992年2月19日）

我在台大研究所

前给孙震信，今得台大复函如下：

国立台湾大学书函

中华民国八十一年2月18日（八一）校教字第2365号

受文者：李敖先生

副本收受者：本校教务处研教组

一、台端八十一年元月31日函已悉。

二、依据本校现行学则第73条之规定，研究生中途退学者，不发给肄业证明书，唯鉴于该规定确有不合时宜之处，本校将尽速提会修正，并于报经教育部核备后，另行函请补寄相片，以便制作补寄。

三、随函先行检送台端历年成绩表一份，以资证明台端确曾就读本校历史学研究所硕士班之经历。

四、复请查照。

在研究所的成绩，我全忘了。今得来件，看到

五十年（1961）第一学期总平均86.86

五十年（1961）第二学期总平均85.71

五十一年（1962）第一学期总平均90.00

成绩似尚不恶。（1992年2月19日）

张灵甫死事异说

陈又亮来电说，他在大陆得知，孟良崮之役张灵甫并未如国民党宣传自杀的，而是投降了。但共军前锋尖刀团方面因衔恨，把他给干掉了。中共不愿背人家投降了还要干掉之名，乃传出战死之事。

据国民党方面陆军总司令部《剿匪壮烈战史》（合订本）中“孟良崮战斗”，有这样的话：

该师苦战四昼夜，粮尽弹绝，伤亡殆尽，且援军仍未到达，而匪已尽陷山腹各阵地，迫近指挥所附近，孟良崮山顶已陷入混战状态中，此时师长张灵甫见大势已去，无力扭转战局，抱定与部队同生死之决心，实践其以最后一弹为成仁弹之诺言，急以报话机向汤司令官及整八十三师、整二十五师师长等发最后电报谓：“本师已尽最大努力，唯有舍身成仁，以报党国”，随即同蔡副师长由指挥所（孟良崮严穴内）从容步出，举枪高呼：

中华民国万岁！

中国国民党万岁！

蒋主席万岁！

声震石谷，匪胆为寒，旋入指挥部内自狀成仁，该师第五十八旅旅长卢醒及团长周少宾，因负重伤卧严穴内，闻张师长等口号悲壮激昂，亦振臂高呼，声相应答，同时自狀，时参谋处代处长刘立梓见师长等均已壮烈成仁，亦举枪自戕，又该师第五十七旅副旅长明灿，在张师长成仁之前目击蜂拥前来之匪军，曾愤然率同卫士在指挥所前与匪肉搏以身殉难。于是孟良崮失陷，我整七十四师官兵全部壮烈牺牲。

又在“前言”里说：

“十余万之匪向我猛扑，今日战况更恶化，弹尽援绝，水粮俱无，我与仁杰决战至最后，以一弹饮诀成仁，上报国家与领袖，下答人民与部属。”民国三十六年五月十六日，张将军灵甫于孟良崮战斗中，当匪我短兵相接血肉横飞之际，从容留此绝笔，然后率领所部高级将校二十余人，自戕殉国，其行为之壮、死事之烈，诚足震惊河岳，使后死者振臂奋起。

整编第七十四师为国军中编训装备较优良部队，而张将军北伐、剿匪、抗日，且无役不从，所向披靡，战功特著，戡乱以来，连战皆捷，是役深入匪巢，因地形不利，运动受阻，既不能发挥重装备冲击之威力，而跳弹碎石复横飞四溅，倍增伤亡，反复冲杀，达四昼夜之久，终致弹尽援绝、水粮俱无之余，壮烈殉国，军虽覆灭，但革命军人最高人格之表现，与战场纪律之恪遵，均已显示无余。

总统蒋公前既优赐恤典，今复令辑斯编，足征眷顾忠烈之隆，示吾人以观感奋发之资，当此奸匪正荼毒大陆、革难同胞辗转呼号之际，我辈赳赳桓桓之士，缅怀先烈，面对仇雠，应如何倡义勇出，以北踰朔漠尽屠匪俄以自任。

与陈又亮电话对照起来，不胜有趣。如今，国民党“总统蒋公”也完蛋了、国民党“赳赳桓桓之士”也烟消云散了，特存张灵甫异说于此。（1992年2月19日）

国民党还在做票

午前苏秋镇来坐。他说他们这次以非政党联盟参选国代，原是说由新光财团支持，结果被摆了一道，财团并没出钱，反倒要捡他们的便宜。又说高玉树打电话告诉他，他的票因监票困难，被国民党做了手脚。他应得一万七千票，结果开出来只有三分之一得票数。（1992年2月19日）

看周之鸣藏艺品

苏秋镇走后，周之鸣来，请我和小屯吃于石家饭店。石家饭店已降格卖三百元一客管吃够的商业午餐，任你点菜多种，但请吃光以免浪费，此法甚鲜，但做出来的菜，只是很普通的，实有背其老店招牌。听说这种卖法，台北已有多家行之，市场压力使然，老店也老不起来了。

饭后到他家看他的收藏，其中最珍贵者为宋米元章行书易说卷。周之鸣说：

一、依四库全书所载《石渠宝笈》、《江村销夏录》（作者高士奇，康熙间供奉内廷，官至礼部侍郎）及《壮陶阁书画录》（作者裴景福，光绪二十年进士，著名收藏家）等有关米氏“易义”书法资料，原为手卷，嗣因虫蛀受损，改装为册页，所幸米氏原文大体完整。原书系赠堂头禅师者。元朝为名士苏昌龄所得，并请当时大书法家周伯温补写“读易堂”三字，又请大学者郑元祐作跋。至明为著名大收藏家项元汴购得，唯其钤印原有三十余处，现仅存“乾卦”、“思无邪堂”、“墨林山人”、“墨林”、“退密”、“项墨林秘笈之印”、“字京图书”、“项子京家珍藏”等十余处。项氏记语：“宋米元章行草书易说帖，名贤题识，项子京珍秘”十九字，亦已失去。

二、依上述资料，原手卷尚有明书画大家董其昌记语：“此卷予从项氏借摹刻于戏鸿堂帖，甲戌修禊日再展现于长安苑西邸中”二十九字，现亦无存。唯已觅得董氏摹刻“易义”全文印本（印自《戏鸿堂法书》第十三卷第27-40页）一份，并经核对证明，这一手卷确为真迹。

三、有趣的是，裴景福进士述其获此墨宝经过以及指出米氏依古字体所书“出”字特别写法，与后董其昌借摹刻于戏鸿堂帖时，误将“出”字改为“之”字之不当，而今这一手卷册页“出”字之鲜见书法，亦正一如裴氏所说。足见这一手卷即为米氏手书原文，绝无疑义。

四、米氏生于宋皇祐三年即1051年，卒于大观元年即1107年，“易义”书于绍圣四年即1097年（时四十七岁），距今已有八百九十五年。董氏说“吴兴书易学，米书不易学，二公书品，于此辨矣”。又说“吾尝评米书以为宋朝第一，毕竟出东坡之上，山谷直以品胜，非专门名家也”。又说“自唐以后未有能过元章书者，虽赵文敏亦于元章叹服曰：今人去古远矣”。

周之鸣又给我看石涛的画，枯笔焦墨，上有“法无定相、气慨成章耳”之语，“慨”字设作“概”字。（1992年2月19日）

今日开明书店

为给《求是评论》《书店之死》配图，今天上午再去中山北路开明书店一次。原来我以为三楼四张桌子都是开明书店的，今天我却发现，职员伏案做的，竟是“面包部产量日报表”！可见今日开明书店，连三楼都不能保全矣！（1992年2月20日）

张福淙来坐

张福淙下午来坐，他说金兰大厦CD座独立后，内斗不已，现在已吵着要再行与ABEF座统一。我说统一可以，必须怎么走的，再怎么回来。当时是联名要脱离的，现在要回来，也得联名把前次的联名作废才行。没有表示，若无其事的回来，我是不同意的。（1992年2月20日）

最老的特务

与谷正文、陆啸钊晚饭。谷正文谈到王天木，已九十七岁，尚以骗人维生。——干的是林云一行。王天木是汉奸特务。（1992年2月21日）

台大与二二八

台大政治系三年级大学新闻社负责人蔡佳泓、经济系三年级台大大陆问题研究社负责人樊家忠（都是1971年次）来寓，约3月2日到台大讲蒋介石与二二八史事，我想做一点“机会教育”，遂同意前往。他们给我看这一“台大二二社区意识周”的“活动主旨”说：“台湾大学素有浓厚的本土思想，自二二八事件以来，台大师生因不见容于当局而牺牲生命者不知多少；多年来在当局的刻意掩饰下，绝大部分的受难师生仍旧含冤未雪，不见天日，造成台大社区对于二二八这段历史仅有浅薄的意识；今年，我们希望台大社区能开始凝聚属于自身的二二八意识，以及更为鲜明的本土形象，因此我们筹办一系列活动，希望收到抛砖引玉之效，作为台大社区意识形塑的开端。”依我看来，我不以什么“本土思想”、“本土形象”为然，所以更乐为赴会，以为纠正也。（1992年2月22日）

美国人权三重标准

《纽约时报》2月18日刊出读者投书，说在近半个世纪里，美国对人权问题采取了三重标准：一、美国人权问题不容外国干涉（理由是属内政）；二、美国对“友邦”或盟友的人权问题，经常不闻不问，更不干预（例如英国对北爱尔兰新教徒及印度人人权的侵犯）；三、对于拒绝配合美国外交战略的国家，则以人权为理由干涉其内政。投书说，里根政府在尼加拉瓜马拿瓜港布下水雷，海牙国际法庭裁决美国违反国际法。美国不予理会。这意味着美国在行动上不许别人干涉“内政”，连国际法庭都不能干涉也！投书之论甚是。（1992年2月23日）

邱进益的谎话

邱进益说二二八总统府档案开放须经法定手续，但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编辑委员会”编辑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平均每页都有“录自总统府机要档案”的字样，这些大溪档案又是怎么公开的？根据什么公开的？可见邱进益在说谎话。（1992年2月23日）

夜读之乐

清早2点头痛而醒，乃服止痛药后读书到8点。一连六小时夜读之乐，拜头痛之赐也。六小时边读边分类，速度如神。（1992年2月23日）

赖泽涵袭我之论

台视热线追踪做二二八节目。赖泽涵肯定陈仪搞一国两币之功，使大陆金融崩溃不致祸台。此袭李敖之论也。我为陈仪说公道话，有影响如此。（1992年2月24日）

胡适死了三十年

今日胡适死了三十年。三十年前那天傍晚，我在文星，胡秋原匆匆赶上楼，说刚才胡适在中央研究院讲话时当场昏倒了，恐怕不行了。不久即传来死讯。胡秋原赶上楼的目的是因这一突发情况，要修改他写的批胡文章，并去电徐复观一齐修改。我当时就对他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的作风感到奇怪：“为什么胡适一死，你们就要把文章写得客气了呢？”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对某些耍笔杆的人，叫他们一以贯之而无所修改，太难了。（1992年2月24日）

郭为藩抄袭

晨间华视电视演讲会，由文建会主委郭为藩讲，中有“比邻若天涯”之喻，此偷抄李敖文中之言也。在我以前，从无人以此转语入文者。

郭为藩引孟子“林木不可胜用也”，把该读平声的胜字读成胜利的胜字，如此水准的文化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1992年2月25日）

彭明敏“不惜给人利用”

彭明敏23日在洛杉肌举行记者会，说：“我不是政治人物，是一位单纯书生。”因此他对回台的工作目标，未做任何决定，但只要有助于民主政治，“他们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彭明敏透露，他不断在思考回台可能会发生何种情况，不过最后的结论是，“为了民主发展，我不惜给人利用。”

我真替他捏一把汗！万一给人利用了，又无助于民主发展，则如之何？（1992年2月25日）

国民党的贿选价码

国民党省议会议长简明景昨天宣布各种选举“花钱”的价码，而且还说，民进党也一样，只是“百步与五十步”的差别而已。他表示，监委选举所花的钱不及省议员的十分之一，本届省议员选举有人花到“三块”钱，他强调是“人”字旁的“块”（即亿元），去年国代台北县差不多花两亿元，花一亿元的都落选，屏东县最落后地区也要花到四千八百万元。

简明景发言后，其他省议员随后也大发牢骚，有人说鼓励“花钱”的“元凶”是国民党；有人甚至说，花钱是代表国民党向民众“对不起”，因为国民党常做错事；还有议员直刺剌的说，这次国代因“没有钱赚”，所以脑筋动到改变监委产生方式上。这些议员，搅臭搅到如此坦白程度，真是妙极！（1992年2月25日）

《北京法源寺》广告词

江述凡免费为我打“新光社”广播广告。我自拟一则如下：“《北京法源寺》是李敖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三十多年来，一般以为李敖是思想家、是历史家，其实李敖更是文学家。这本特立独行的小说，对话精彩、布局特殊，使你看了，会深刻的感到，原来这种小说才是真的小说。”（1992年2月25日）

赖宪沧

下午骑车到赖宪沧家。明日他家的老二赖畊佑与徐珮仪（前台中《民声日报》徐成的孙女）结婚，我因概不参加婚丧喜庆，故今日带《中文辞源》一套先贺之。

宪沧初中和我一起参加台中市讲演比赛，他得社会组第一名。我是学校组第二名，第一名是四姐，代表台中女中得之。第三名是后来的四姐夫之弟张立纲得之。前三名都被“吾家”包了。

宪沧是好人，我在台中一中初二甲时，他在初二丁。高一甲时两人同班。是我最早认识的台湾朋友之一。。（1992年2月26日）

比台湾人更台湾人

我年纪愈大，愈比年轻的台湾人更台湾人，因我年纪减去他们年纪，足证我在台湾时间比他们久。（1992年2月26日）

彭明敏声明

彭明敏1月23日有声明如下：

自从解严及《惩治叛乱条例》、《动员戡乱》相继撤废以来，国府当局承诺了各种改革，台湾社会理应进入一个新的纪元，朝野理应竭诚谋求共识，排除一切困难消除历史阴影，奠定民主法治之基础。

可是，台湾政局最近的发展却偏离了应有的方向，法制的改革徘徊不前，使人失望，最令人忧心者，党审会竟以解散民进党相威胁，司法单位则对于台独言论一成不变的追诉审判，诸如黄华、郭倍宏、李应元、张灿鍙、王康陆、江盖世、林永生、许龙俊、邹武鉴、陈荣芳、陈婉真等人，依解严后及《惩治叛乱条例》废止后的正常尺度来看，无论如何都不构成“预备叛乱”、“首谋内乱”的条件。而民进党在《动员戡乱》终止后所提出的“台独自决条款”，更不应以“动员戡乱”时期的《人团法》加以处分。

二二八事件及国民党长达四十多年的戒严统治，在台湾留下不少遗毒及历史阴影。当年情治单位滥权所铸下的罪行罄竹难书，相较之下，民间异议人士的不满及反对声浪，包括书生问政型的台独团体，已算极温柔敦厚了。然国府司法当局对诸如二二八元凶的刑责，以及戒严时期情治单位所犯无数罪行，一本宽大为怀，从无追究。但对反对党及海内外异议人士过去的一言一行却穷追不舍，务以深刻用法为能事，这种倒行逆施，在解严后已难理解，在《惩治叛乱条例》及《动员戡乱》废止后，更难理解。国民党司法当局及党内保守人士似乎认为有了刑法100条及《人团法》，一切可以“依法处理”。殊不知解严的真谛就是要将所有的“戒严文化”、“戒严心理”一并解除。如果解严后却以刑法100条替代；终止《动员戡乱》后，却继续沿用在“动员戡乱”时期所制定的法令，则民主法治永远无法步上正轨，所谓解严及终止“动员戡乱”仅是自欺欺人而已。

言论结社自由及有力在野党的存在，是民主制度健全发展的基本条件。台湾的真正隐忧不在反对党的台独主张或异议人士的反对声浪，而在于政治不宽容、法律不公正所造成的离心离德及民间普遍的怨怼。这给予中共及有心人士遂行分化的好时机。

在此郑重呼吁国府当局以诚意兑现各种改革的承诺，顺应潮流废止刑法100条及《人团法》，释放所有政治犯，透过改革去自动消除戒严及“动员戡乱”时期所留下的遗毒。只有如此，朝野目前不必要的对立才能消除，台湾才能真正走出历史的阴影，展望光明的未来。

这篇声明，把台湾走出历史的阴影的条件，列举得不够。例如“四人帮”后中共搞平反冤假错案，就是走出阴影的必要过程。台湾至今犹未及此也。（1992年2月26日）

附录

彭明敏致李登辉信

一

李总统登辉先生：

先生就任总统伊始，因为承诺进行各种改革，使台湾社会进入一个新的纪元，朝野都应竭诚同心向民主自由的理想而努力迈进。特别是即将进行的修宪工作更使民众怀抱期待。在此充满生机的时刻，过往数十年的戒严体制实应视为一场大蚤梦，其遗毒需要尽早彻底清除。凡政治性案件不仅不应再予追究，更应该网开三面，宽大为怀，借以止痛疗伤，抚平民怨。然而近来非但未有这种长治久安的措施，反而出现倒行逆施变本加厉，几近政治迫害的再现。下述几案尤令人深忧：

（一）黄华案：本人认识黄华几十年，一向对其钦佩。他有理想、有志气、有坚持，而且绝对反对暴力，主张和平主义，但竟被判重刑。

（二）郭倍宏、李应元、王康陆案：他们均为优秀高级知识分子，爱乡心极强，究竟犯有何罪以致系牢，世人实无法了解。

（三）张灿鍙案：已以重罪起诉，不论真相如何，事之发生在戒严时期，而今再以重刑论处，难使人心服。

上述各案之处理，实有违忤先生推行宪政改革实现真正民主之大方针，并且破坏社会之和谐团结，损害国际形象，对于国家之前途伤害既巨且大。故特以一片挚诚吁请动用权限将其释放，则民主自由幸甚、国家幸甚。谨此顺颂

政安

弟彭明敏

1992年2月6日

二

李总统登辉先生：

本年2月6日曾以挂号寄奉一信（副本附此），谅已收鉴。今再趁纽约亚细亚银行董事长蔡仁泰先生访台之便，重申微忱，敬希察谅。

在此推行民主改革之重要关头，台湾朝野必须力谋共识，为民主之理想而竭诚努力。二二八事件及戒严统治乃国民党政府对于台湾人民所犯之大罪行，但是政府对其罪犯似已无意追究刑责。然，在戒严时期乃至其遗毒之下，人民所做政治性言动，其性质及规模，与二二八事件及戒严统治之罪行，有天壤之别，绝不能相提并论。但是政府却对其一再严厉追究，不稍宽贷。尤其黄华、王康陆、郭倍宏、李应元、张灿鍙、江盖世、林永生、许龙俊、部武鉴、陈荣芳、陈婉真等爱乡心切、身无寸铁之知识分子，当局竟对其横加迫害，以重罪论处。又，反观中共，其不断以庞大武力相威胁，当局却频繁与其来往，百般沟通迁就，如此则不知团结和谐如何实现，民主改革何从说起，国际形象如何改善，民愤民怨恐将更深矣。恳祈综观大局，重估国家大计，以免播下动荡之种因，台湾前途幸甚矣。专此敬颂

座安

弟彭明敏上

1992年2月18日

台大怪火案

今日《台湾时报》有消息四条，与我演讲有关：

〔台北讯〕台大学生为纪念二二八主办的“台大二二八社区意识周”，由于四大活动内容敏感，本已引起有关单位侧目，昨日“正好”又发生活动中心被纵火案及八名学生涉及盗骨案，使二二八前夕的台大校园透着一股悬疑、诡谲气氛。

“台大二二八社区意识周”规划四大活动：一、演讲，由李敖主讲《谈蒋介石与二二八》；二、装置艺术展，由侯俊明在户外装置“冤魂”；三、黑名单摄影展；四、河左岸剧场演出以二二八受害者“张七郎”故事为主体的剧场。

在四大活动中，李敖演讲在活动中心的蒋公铜像前，而“冤魂”装置艺术却是无头演出，再加上张七郎一家惨案，难免让人联想到蒋公铜像是否会再继前次被戴高帽子后二度遭殃。

而这联想又因在活动前夕，发生活动中心被纵火事件，使得演出面临难产或效果大打折扣，这就难免更令人质疑。

台大学风崇尚自由开放，这次的“台大二二八社区意识周”，使原本争议不休的二二八事件，更平添一小段事件。

〔记者江静玲台北报道〕台湾大学校本部学生活动中心昨目凌晨发生离奇纵火案，传言指出与该校学生自治团体所推出的“二二八社区意识周”活动有关，该校学生会表示，离奇纵火案发生后，令他们觉得平白被卷入一件莫名其妙的事件中，感到处理乏力。

据传言指出，台大学生活动中心的纵火案件，是该校学生自治团体在“二二八社区意识周”中的一出话剧里，将拖倒活动中心内蒋介石像，而引发保守派人士纵火，以阻止该事。

台大学生会在得悉此项传闻后，表示这次的“二二八社区意识周”中，唯一的戏剧活动“张七郎”是在台大校门口和傅钟前演出。至于在活动中心蒋介石铜像前举办的活动，只有一场由李敖主讲的《谈蒋介石与二二八关系》，旨在借此反讽演讲主题。

学生会会长赖中强表示，自从纵火案发生以来，参与“二二八社区意识周”活动的自治团体，莫不觉得被卷入一场莫名其妙的纷争中。但他强调，传言中的推断也不无可能，他们并不会推倒蒋介石像，倒是有可能某些有心人士欲打击他们的团体形象，并让二二八活动无法顺利举行。

〔台北讯〕一场纵火案件加上侯俊明装置艺术“冤魂”引发的质疑，台大学生会、法学生会等主办的“台大二二八社区意识周”活动已经陷入难产。

台大学生活动中心昨天（23）凌晨遭人纵火，一楼穿堂部分及二楼学生社团办公室一片狼藉，校方表示，如有必要，将暂时封闭中心，停止使用一星期，使得“台大二二八社区意识周”的“敏感演出”之一，3月2日晚上由李敖在活动中心内蒋介石铜像前的《谈蒋介石与二二八》，可能无法顺利举行。

“台大二二八社区意识周”的行动之一，艺术家侯俊明在台大校门口的户外装置“冤魂”，昨天也遭该校课外活动中心驳回。台大课外活动中心主任陈保基认为，“冤魂”的无头人形装置不符合史实，二二八并无人断头，这项户外装置可能会误导学生对二二八的认知，陈保基建议学生考虑以追悼、哀思的基调进行二二八系列活动。

侯俊明的“冤魂”延续其以往对民俗素材与《山海经-刑天》意象的引和，蚩尤与黄帝大战后落败，被黄帝砍掉了头，但仍以双乳为眼、肚脐为口，继续奋战不懈。侯俊明据引这则神话以象征“不屈服的抗争”的顽抗意象。

此外，河左岸剧场将在二二八当天演出的行动剧：《穿过历史旷野与内室的……——关于1947年4月4日张七郎家族记忆的片段》，也被台大文学院以“五点半关门”为由，而必须新做动线规划。台大文学院两面楼梯的“‘特’黑名单现场”报道摄影展则已核准。

主办活动的台大学生目前正继续与校方进行沟通，但无论如何，侯俊明说，他的“冤魂”是不可能“有头”的。

〔记者江静玲台北报道〕台湾大学学生会表示，虽然该校活动中心发生火灾事件，该校社团及学生会等自治组织，自2月28日起推出的“台大二二八社区意识周”将如期举行。

“台大二二八社区意识周”主办单位表示，鉴于当局刻意的掩饰下，绝大部分关于台大在二二八期间的资料均未能公诸于世，造成多年来台大社区对这段历史在意识上的空白。因此，该校各自治组织社团决定社区意识周，并将继之于3月初举办二二八系列座谈。（1992年2月27日）

《人民日报》论西藏

新华社北京25日电：《人民日报》今天刊登一篇署名文章，驳斥了近来某些国外人士炮制的所谓“中国政府在西藏侵犯人权”的谎言，并指出，这些人的做法，实质上是想以人权问题为借口，最终把西藏从中国的领土上分裂出去。

文章说，那些跑到国外的分裂主义分子拼命鼓噪“西藏人权问题”，则是发泄他们对失去昔日的特权，和西藏广大农奴获得解放并享有公民权利的不满和仇恨，迎合和投靠国外敌对势力，为他们充当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活动的急先锋、马前卒。

这篇题为《“西藏问题”不是人权问题而是维护中国主权问题》的文章说，近年来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某些国外人士就所谓“西藏的人权问题”大做文章，说什么中国在西藏不讲人权，诸如“种族灭绝”、“镇压平民”、“毁灭宗教”、“迫害喇嘛”等等。一些人还不断在国际组织中提出所谓“西藏的人权问题”，企图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这些做法是对西藏历史缺乏了解，歪曲了现实。

文章的作者多杰才旦是藏族人，现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青藏高原研究会副主任。1952年他曾与十四世达赖嘛嘛的经师赤江活佛、噶厦的噶伦兼藏军司令饶嘎夏等人共同创办西藏的第一所现代化小学——拉萨小学。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他在达赖喇嘛主任委员领导下任文教处副处长、副秘书长。后历任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农牧厅厅长、文教局长，西藏社会科学院院长。1983年至1985年任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

作为历史的见证人，作者指出，西藏绝不像某些分裂主义分子所说的那样，在和平解放以前是“一片圣土”，而现在则是一个“被糟蹋得不成样子”的地方。恰恰相反，旧西藏是一个政教合一、一些享有特权的高级僧侣实行专制统治的封建农奴制社会。

文章说，在1959年前，旧西藏占人口95%的农奴没有土地，更没有任何人身自由。而当时约占人口5%的农奴主，即噶厦、贵族、寺院上层僧侣不仅占有西藏的全部土地，而且对手下的农奴有绝对的处置权利。他们所推行的挖眼、刖足、割舌、推崖、戴石帽、站囚笼等残酷的刑罚，至今回忆起来，仍会令人心惊胆战。

作者亲身经历了西藏新旧两个社会，对西藏的社会状况曾进行过广泛、深入的调查。他在文章中说：“铁一样的事实证明，在旧西藏，绝大多数藏民连起码的生存权都没有保障，何论享有其他人权？旧西藏罪恶的人权纪录是任何人精心编造的谎言所无法遮盖的。”

文章说，1959年进行了民主改革，西藏人民才成为新西藏的主人。他们不仅和全国人民一样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广泛的权利，还享有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的自治权利，以及全国人民在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的无私支援和中央政府赋予的各种优惠政策。因此，自民主改革以来，西藏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特有的文化和语言得到保护，藏传佛教得到尊重，人口数量也大大增加。

文章强调，只要尊重事实，就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在今日之西藏，完全不存在所谓侵犯西藏人权的问题，恰恰相反，正是社会主义新中国保障了广大藏族人民生存和发展权利的实现，使他们能够充分享有人权。

文章在追溯西藏的历史时说，早在13世纪初，元朝实现了包括西藏在内的全国大统一。从此，西藏正式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西藏民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从那时开始，直至今日，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一直行使主权。所谓“西藏独立”，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帝国主义侵略的产物。显而易见，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和国外敌对势力鼓吹“西藏独立”，是毫无法理和历史依据的，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人民日报》所论证，大体上都站得住。（1992年2月27日）

附录

用国际法来讨论西藏问题（王楠）

藏学家格勒称“弄错了对象”

新华社北京28日电：中国的一位知名藏学家今天在这里说，用国际法来讨论西藏问题是张冠李戴，这就如同用国际法讨论美国联邦政府与美国印第安人的关系一样，是“弄错了对象”。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人类学博士格勒在接受记者釆访时说，国际法只适用于解决国际之间的关系。他说，居住在西藏三大区域，即阿里、卫藏和朵藏的藏族，至少从元代（公元1206-1368年）起，作为一个具有共同语言和宗教信仰以及心理素质的民族，就存在于中国这个主权国家之内。

他说：“可以肯定地讲，自元代起，这三大区域在政治上没有形成过一个完全统一的独立国家，而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

格勒说，翻开众多的藏文文献，人们不难看到很多描述藏族与汉、蒙、满、回等民族之间关系的精彩记录，但是找不到自元代以后把西藏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历史记录。

这位藏学家说，近代和现代史上，英国、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殖民主义势力，曾多次插手西藏问题，通过各种手段，企图在世界屋脊上建立一个它们可以任意摆布的附属国或保护国，“它们对西藏所釆取的手段，和对世界上所有殖民地所釆取的手段是一样的。”

格勒指出，现在西方有一些“关注”西藏问题的人，他们讨论西藏的“人权”、“地位”、“自由”等问题时，都有一个“难言之处”，这就是过去西藏封建农奴制度下的人权状况。

他说，达赖喇嘛在1990年欧洲议会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也避而不回答关于1949年前，西藏实行的封建农奴制问题，因为他们在西藏的统治纪录也是如此拙劣。

格勒解释说，1949年以前的西藏社会中，有财产、有地位和有权利的人是极少数的，他们人数不超过西藏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在这期间，西藏从未产生过人民选举的政府，也没有宪法。实际上，少数贵族统治、压迫和剥削着大多数西藏人。

格勒说：“只有在1959年以后，随着西藏民主改革的进行，昔日广大的农奴第一次翻身当家做主，获得了真正的人身自由，获得了土地、牲畜等生产资料和生存权利，每个藏民才享有公民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宗教信仰自由权、结婚自由权。”

他强调说：“是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使西藏人第一次获得了当家做主的历史地位，和参与自己管理自己的政治权利。”

格勒现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文化所副所长兼人类文化学研究室主任。他于1986年获中山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从而成为中国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藏族学者。他的主要论著有《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论古代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边民族关系》、《藏北牧民》等。他曾多次出访欧美诸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和学术交流。

海峡两岸二二八

中新社北京2月27日电：值台湾“二二八”事件四十五周年之际，居住在北京的台湾籍人士今日在此间人民大会堂举行集会，呼吁国民党当局彻底公开该事件有关材料和真相，公布殉难名单，抚恤其家属，以告慰殉难者在天之灵。

这项由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和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联合召开的纪念会，由台盟中央主席团主席蔡子民主持。他首先提议，与会者为“二二八”事件中的殉难者起立默哀。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钱伟长在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时表示，近几年来，台湾人民终于冲破四十年来的禁忌，举行“二二八”纪念活动，要求国民党当局记取历史教训和为该事件平反。

钱伟长在讲话中呼吁台湾当局应坚决排除“外力干预”，揭开事件真相，明辨是非，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再度触痛伤口而徒增社会矛盾。他并希望台湾当局从“二二八”这一历史悲剧中吸取教训，尊重人民意愿，使两岸早日携起手来，以和平统一祖国、民族和睦与繁荣告慰于先逝者英灵。

全国台联会长张克辉、台盟中央主席团成员吴克泰、台盟北京市委委员黄永祥、台盟中央常委叶纪东、台湾同学会会长杨思泽等先后在纪念会上发言。

全国政协副主席卢嘉锡、台盟中央名誉主席苏子蘅、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唐树备、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林丽韫等各界人士近两百人出席了座谈会。

中新社北京2月27日电：在京台籍人士蔡子民、张克辉今天表示，目前国民党当局对“二二八”事件的态度有所转变，第一次承认国民党军政首长对事件处置不当，这是值得欢迎的。

在今天下午此间举行的首都台胞纪念“二二八”起义四十五周年座谈会上，台盟中央主席团主席蔡子民发言指出，今年台湾当局决定建立“二二八”事件纪念碑，提出一百万字的“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较详尽地反映了事件发生的背景、抗争过程和派兵镇压、滥杀，造成历史悲剧的情形，有认错之意。但他认为，令人遗憾的是许多关键性资料仍有隐藏。他呼吁国民党彻底公开“二二八”事件有关材料，进一步揭开“二二八”事件真相，辨明是非；公布“二二八”殉难者名单和下落，抚恤其家属。

全国台联会长张克辉说，由于四十多年来台湾国民党当局对“二二八”一直采取回避态度，少数“台独分子”乘虚而入，歪曲“二二八”的奋斗目标，把台湾人民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贪污腐败、省籍歧视和打内战，要求民主自治的爱国民主运动，硬说成是台湾省籍与外省籍的矛盾，阴谋达到把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的目的。

张克辉指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台湾人民热爱祖国的深厚感情，两岸人民血浓于水的骨肉关系，两岸人民为祖国统一而英勇斗争的光辉历史，绝非少数“台独分子”所能割断。他表示，纪念“二二八”，反对和抵制“台独”逆流的最实际的行动，是两岸同胞团结起来。

以上是北京方面有关“二二八”的活动。其中最可注意的，是他们指出由于国民党多年来一直回避“二二八”，少数“台独分子”才“乘虚而入”，这一因果论，至为凸显。

台北方面也是阵阵“二二八”活动。晚间电视访问，由赖泽涵、李筱峰等一面倒，甚看不惯。台湾知识分子视野太小，缺乏见识，只会作悲情秀，不知自省也。（1992年2月28日）

在民主基金会讲话

今天上午应邀到民主基金会参加“民间学者看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我讲话约一小时，掌声多起，极受欢迎。

得识陈三井（中研院近史所所长）、丁介民（海洋大学教授）、陈卓（台大物理系教授）及关中等。以前十七师军官刘昌树（现为文化大学副教授）与我叙旧，他说他还清楚记得三十多年前听我演讲骂关公的事。

午与陈兆基、陈绥民吃饭。陈绥民说：“在大陆见到熊向晖，老交情还是老交情啊！”陈兆基说：“可是，二十年前若见到，早给干掉啦！”

三台电视午晚间新闻皆播出我的讲话。（1992年2月29日）

金兰俗务尾声

金兰大厦CD座“独立”后，他们的“伪组织”开始内讧，已濒瘫痪，三位理事，三分之二均自行布告辞职。他们找到张福淙，要求与ABEF座重归统一。福淙商之于我，我说要走也是他们，要回来也是他们，既然集体签名走的，要回来也得有“尊重中央”的表示才成。我乃写交福淙条件如下：

张福淙会计师提出“金兰大厦共识协议”，兹据此协议，综合意见如下：

一、全体住户肯定并感谢大厦管理委员会全体工作人员的辛劳。

二、自去年11月份起，每户每月增收之二百元管理费，同意照缴。

三、前年5月即应缴出之六千五百元，有欠费者应立即补缴。

四、CD座独立后成立理事会，理事会虽贴公告辞职，但依《金兰大厦CD座住户章程》第24条，应有四分之三住户之签名，方能废止，且应包含监事在内。

五、大厦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李敖表示：CD座中有识之士及三理事既不断向张福淙会计师表达回归之意，如以上1-44条经CD座住户依前第4条之比例签名，完成对以上1-44条之认同手续，李敖自乐见独立作废、重归统一。李敖愿在CD座签名完成后二十四小时内召集金兰大厦ABCDEF座全体住户大会，除当场宣布辞职外，并推荐CD座程灝先生为主任委员，至于研讨大厦新制度，则悉由全体住户大会决定。

以上第五条，我愿推荐程灏当主任委员，一来可证明我的大度，二来也教他们领教一下当家的滋味。

前天福淙回话，因CD座自订章程把他们自己捆死，事事要全体四分之三通过才能动弹，所以一时转不过来。我乃于今晚召开ABEF座住户大会，选出张福淙为主任委员，自此卸下此职了。

其实我蛮感谢CD座这些不识大体的邻居，正因为他们的胡闹，使我认真写出了不少驳倒他们的文字，使人们见识见识人间百态。同时我得此就力使力，得以摆脱俗务，亦一大快事也！（1992年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