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李敖全集

#《蒋介石研究续集》目录

• 《蒋介石研究续集》自序
• 一、蒋介石还是没加入“丈夫团”
• 二、蒋介石与张群合照质疑
• 三、蒋介石怎样暗杀革命元勋？
• 四、蒋介石在肇和起义中算老几？
• 五、蒋介石与江阴炮台
• 六、蒋介石定本全集删去了什么？
• 七、蒋介石与杜夫人
• 八、蒋介石犯了兵家大忌
• 九、蒋介石的“引退谋和书告”
• 十、蒋介石怎样作弄李宗仁？
• 十一、蒋介石与真假保密局
• 十二、蒋介石怎样逃走？
• 十三、蒋介石是“中华民国”真总统吗？
• 十四、蒋介石是个什么家？
• 十五、蒋介石亲准
• 十六、蒋介石遗嘱依法无效
• 十七、为神化蒋介石抽样
• 十八、蒋介石棺材里冒出了什么？
• 十九、蒋介石手著《苏俄在中国》了吗？

《蒋介石研究续集》自序

《蒋介石研究》是1986年10月31日出版的。出版后两个多月，我决定再出版这本《蒋介石研究续集》，以快人心。

西太后和蒋介石是近代中国最突出的一对长期祸国者。近代中国的祸国人物不少，但以君临式的地位，长期祸国既深且巨者，则无人能出这对男女之上。

西太后自二十七岁起，就夺到垂帘听政的大权，自此君临式的祸害中国，达四十七年，其间虽因身为女人，两度归政给皇帝（同治、光绪）做，但是无伤她的实际权力；蒋介石自四十二岁起，就夺到国民政府主席的大权，自此君临式的祸害中国，也达四十七年，其间虽因身为奸雄，两度下野给国人看，但是也无伤他的实际权力。不过后者赶不上前者的是，西太后虽然祸国，最后还能寿终于首都；蒋介石却连寿终首都都不可得，相比之下，实在逊色；蒋介石唯一可夸口于西太后之前的，是他把西太后祸掉的台湾收回来，但在收回的同时，他却祸掉了比台湾大四十四倍的外蒙古！——此乃蒋介石之大手笔而西太后之长指甲自愧弗如者也！

对这一对长期祸国者，正义和历史都不会放过他们。在西太后方面，祸国之罪，已有定评；在蒋介石方面，由于蒋家王朝几十年刻意制造迷雾和假象，虽然祸国之罪主文已定，但在事实和理由部分，却有待补充与追踪。

台湾是蒋家王朝统治的大本营，在这大本营里，一切有关蒋介石真面目的研究，都是困难重重的。虽然如此，我仍不服这口气，要在资料封锁和众口一声的奴性环境下，奋笔去做一个自由人。《蒋介石研究》和《蒋介石研究续集》的接连出版，就是这种挺身做自由人的一些实绩。希望看过它的读者，能有真正的觉悟，唾弃蒋家王朝、打倒蒋家王朝、推翻蒋家王朝，为正义和历史做千古见证，这样才配骂西太后啊！

1987年1月7日，《蒋介石研究》被查禁后67天，李敖在台湾写。

蒋介石还是没加入“丈夫团”

——你们的官书，也这么说呀！

我在《千秋评论》第四十九期《历史历史吹》里，写了一篇《蒋介石加入了“丈夫团”吗？》考证同盟会时“丈夫团”的成员，并没有蒋介石，证明《蒋总统秘录》所说蒋介石“加入同盟会，挺身参加了革命活动，并且和张群都加入了在同盟会会员中的军事留学生们所组成的一个秘密团体——‘丈夫团’”等话，都是造谣、都是乱拍马屁。

这篇文章是10月15日印出的，国民党警备总部迫不及待，19日就发出（74）剑佳字第5003号函，查禁了它。理由是“该书部分文稿，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3条第4款‘诋毁国家元首’、第6款‘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第7款‘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之规定”。

奇怪的是，我研究“丈夫团”的成员，根据的，是黄郛太太沈亦云的《亦云回忆》（传记文学社出版）、沈云龙的《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和阎锡山的《回忆录》（收入《阎伯川先生纪念集》，阎伯川先生纪念集编辑委员会出版），这些书都是台湾的出版品，都没被禁，为什么我一研究，就要禁我的？若国民党警备总部说，这些书是私书，不是官书，不足为据，好吧，我现在就弄出一部官书给你们看！今年4月“国立”编译馆出版的“教育部主编”《中华民国建国史》第一篇第三章“革命组织的建立与发展”中，第五节“同盟会在国内与海外的组织”里面，就有这样的话：

同盟会组织中，尚有“丈夫团”的一个集团。这个集团，是留日学生中学习军事之同盟会员的结合，由黄郛、李烈钧等发起，其取名为“丈夫团”，乃以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作为团员之品德，藉以结合志节坚贞之士，以为革命之核心。团员初为二十五人，其后或有陆续参加者，数字当不止二十五，其参加同盟会的日期亦不一致。彼等参加同盟会，多由黄兴主持，其誓书等亦悉由黄兴一人保管。毕业后则多归国任职军界，于辛亥革命时发挥极大力量。兹依据李烈钧、李书城等人所述，列举“丈夫团”成员三十六人的简历如下。

三十六人的成员，列表表示，一览无余：

姓名/籍贯/在日就读学校/参加同盟会年月日

黄郛/浙江/初入振武学校毕业后再入测量学校/

李烈钧/江西/士官学校第六期/1906年闰4月18日，孙中山主盟

李根源/云南/士官学校第六期/1906年6月16日

李书城/湖北/士官学校第五期/

程潜/湖南/士官学校第六期/

赵恒惕/湖南/士官学校第六期/

尹昌衡/四川/士官学校第六期/

黄恺元/湖北/士官学校第五期/1905年9月25日

叶荃/云南/士官学校第六期/

温寿泉/山西/士官学校第六期/

阎锡山/山西/士官学校第六期/

华世中/直隶/士官学校第六期/1905年11月12日，张继主盟

刘洪基/士官学校第六期/

程子楷/湖南/士官学校第六期/1905年9月24日

孙方瑜/安徽/士官学校第六期/1905年10月1日

曾昭文/河南/陆军测量学校/1905年8月19日，吴春阳主盟

耿觐文/湖北/士官学校第六期/1905年7月30日

李乾璜/安徽/士官学校第六期/1906年5月21日，孙中山主盟

仇亮/湖南/士官学校第六期/1905年11月28日，宋教仁主盟

杨曾蔚/河南/士官学校第六期/1906年闰4月5日，孙中山主盟

陈强/湖南/士官学校第六期/

孙楽/安徽/士官学校第六期/名列同盟会会员名册，未注明入会日期

高霁/士官学校第五期/

杨源浚/士官学校第五期/

殷承琢/云南/士官学校第五期/

袁华选/士官学校第五期/

陈之骥/湖南/士官学校第五期/

姜登选/河北/士官学校第五期/

李浚/湖南/士官学校第五期/1905年7月30日

王孝缜/福建/士官学校第五期/1905年7月30日

何澄/山西/士官学校第四期/1905年9月2日

王家驹/湖北/士官学校第四期/列名于同盟会会员名册，唯未注明入会年月

张群/四川/振武学校/

曾继梧/湖南/士官学校第四期/1905年7月30日

蒋作宾/湖北/士官学校第四期/1905年7月30日

何成浚/湖北/士官学校第五期/

这个表比照起我的统计来，比我的统计人数要少，我的统计连黄郛在内，共有四十三人。这表比沈云龙统计的三十三人多出三人（程潜、蒋作宾、何成波），但比我统计的少七人。虽然统计有误，但在我多出七人的统计中，其中无一是蒋介石，甚至没有姓蒋的。由此可见，一共四十三人的“丈夫团”成员中，实在没有《蒋总统秘录》中所说的蒋介石！私书如此，官书亦复如此！白纸黑字俱在，不容国民党警备总部装聋作哑！

我看，国民党警备总部还是多填一张公文，把“教育部主编”的《中华民建国史》一并查禁吧！——这书“丈夫团”名单中没有蒋介石，岂不也“诋毁国家元首”哉？

1985年10月30日晨半小时写成

蒋介石与张群合照质疑

——国民党怎样变造照片、湮灭照片？

1978年7月，陈香梅笔记了《张岳公闲话往事》，由传记文学社出版。这书是记录张群的口述。其中关于早年一段，有这样的回忆：

我是清光绪十五年（1889）即民国纪元前二十三年，出生在四川与云南交界的一个小县份。那时我父亲在该地做官。我共有兄弟三人，姊妹两人。八十年前，滇川边界可以说是一个文化落后的不毛之地，我小时的教育都是由父亲延师到家授馆，我也参加过清朝的会考，不过后来因为保定陆军速成学校在川招考学生，我在成都参加了考试，而且被录取了。这一件事可以说是决定了我一生的大计，因此与蒋先生相识，同学共事，共同商议参加革命。……

关于进保定陆军学校，张群更有大特写如下：

后来家父宦移成都，我们算是迁居到大都市。在那时，大家都已渐渐感到清廷的腐败，我是十来岁的男孩，在成都也有机会读到一些革命性的读物，心中的革命意识也在此时渐渐生根。我就这个时候考取保定陆军学校，决定投笔从戎。家父给我六十银元，作为旅费，赴京参加会试。当时同行的有另一位青年朋友王君，我们两人性情相投，志同道合。会试时，由段祺瑞亲自召见，监考官就是他的部属，他叮嘱我们在拜见段祺瑞时，一定要行请安礼（即北方旗人的屈膝半跪式见面礼），我认为这有失我的尊严，于是我对监考官说，假如要行这种旗人请安礼，那我就宁愿弃考回乡。我的监护人，也就是我的保证人急得要死说：“这怎么可以呢？而且你若弃考，那么连回家的盘费都没有着落，你还是将就一点吧。”我和同学王君商量，两人决定来个金蝉脱壳之计，那就是去就考而不做答题，来个交白卷，看他们如何发落。两人商量妥当后就假装同意去应试，同来的监护人也就高兴万分。那次考试的课目共分三科，即国文科、数学科和理化科。数学和理化我为了表示抗议根本一题没有作答，但国文题目却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大作文章，自己也认为非常满意。本来我想既然我交了两科白卷，一定不会被录取，结果出乎意料之外，我竟金榜有名，而且与其他被录取的青年，一同得到段棋瑞的召见。这时我又对监护人提出抗议——我拒绝请安。这可难为了监护人，他们一半劝说，一半威迫我就范，我想当时大家一定认我是必一个大逆不道的叛徒。段大爷驾到后，我们被个别点名去见段氏。轮到我时，我只向前走了几步，点点头，左右的人高声喊：“请安，请安！”我当时年轻气盛，马上回答说：“我从来没有请过安，不知道怎样做。”他们见我如此，竟也不再勉强。我想其时当政的旗人已非常担心汉人的反叛，遇到我这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与其把我除名，倒不如把我收到军校训练一番为上，这也许是欲擒故纵之计。

我本来为了反抗代表专制的请安以及与请安相同的各种规定而不愿进军校，想不到人算不如天算，竟顺利过了关。我也只好暂时听候安排，准备到了学校再做道理。到校之后我当然不像其他的旗人学生那么百般服从，记得有一次上课，老师出了一个国文题目，我认为可以借题发泄我心中不平之气，于是又大发牢骚，发挥我的反专制言论。学校的校监对我真是无可奈何，总想找一个机会，把我放逐到什么地方去，以免在学校生事，而减轻他的责任。

时值清廷正计划保送一批青年赴日留学。一天晚上，我已在宿舍就寝，忽然校监来到宿舍把我从睡梦中推醒，他说：“你已考取了留日考试，马上就要你去日本。”我一时大喜过望，人也醒了，这是光绪三十四年的事。

到日本留学是我生命史中值得纪念的一章。因为我不但在那儿认识了蒋先生，而且遇见了许多后来共倡革命的同志。我本来准备学步兵的，可是与蒋先生一见如故，于是不学步兵而学炮兵，以期与蒋先生朝夕相处，共同切磨。我们当年都是留发（带辫子）出国的。到了日本就把辫子剪掉，这也是从事革命的第一个表示。当年一同在日本留学的，现在已多数不在世了。硕果仅存的人，也都垂垂老矣。

武昌起义，我和蒋先生乃从日本偷渡回上海，我还记得当时蒋先生穿着的是和服，我穿的是民装。我们的名字已在清廷的黑名单之中，通缉令发表时，日本人到处抓人，可是我和蒋先生已在东京回上海的轮船中。到达上海时，我口袋内仅剩下了一块银元。

张群这里说：“我还记得当时蒋先生穿着的是和服，我穿的是民装”，这一叙述，似乎是有图为证的。张群在1980年4月，写了《我与日本七十年》，由“中日关系研究会”出版，公布了这一照片，标题作：“民国前一年（1911），著者与总统蒋公由日本高田野炮第十九联队请假，经东京潜行回国参加革命前，在东京摄影，迄今为时正七十年。”很明显的，这是强调两人的亲密战友关系的一种“伏图”。这种“伏图”，在许多有关蒋介石的书刊里，也不难看到，可见其“图”之“伏”也，早在张群《我与日本七十年》出版前，就颁行于世矣！

根据上面的图文并茂，似乎当时“潜行回国参加革命”的，只此二人，其实不然、其实大有人在。光据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在1911年蒋介石二十五岁条下，就有这样的透露：

是年在日本野炮兵第十三联队，由一等兵升上等兵。夏，托故假归，与陈其美在沪密规举义江浙，并菅救张恭等事。（时清吏端方，啖党员刘光汉与其妇何氏，赚张恭等下狱。公竭力营救，并图行刺刘何。）至8月中旬，始回联队，未匝月，即得武昌起义之报。公乃决心景从，不告而归。与同伍生张群、陈星枢等，微服走长崎。登轮回国。9月初九日，抵沪。

可见当时“潜行回国参加革命”的，还有“陈星枢等”，固不只蒋介石、张群两人也！

我考证这段史实，也是有图为证的。我找到一张当年的照片，却是四人合照的。四人是蒋介石、张群、陈益卿和杨霁春。最有趣的，仔细对照之下，我发现原来这张四人照，其实正是两人照的原版！蒋介石、张群的两人照，显然是把四人照修版修去其他两人后的杰作！修版后的两人照，除了蒋介石的一只脚稍向前放大以免被张群抢了先步外，其他一仍旧照，其为变造又湮灭也，一看即知。

当时“潜行回国参加革命”的，其实也大有人在。蒋介石他们只是在高田野炮兵联队的部分而已，其他在陆军炮校部分、在陆军经理学校部分、在陆军士官学校部分等等，合计有二十三人，也都被处以“退学”处分。日本陆军大臣男爵石本新六于11月8日以公文将处分情形通告外务大臣子爵内田康哉，说：“似此行动，在我军纪严肃的陆军中，最为嫌忌；彼等虽属清国人，但隶籍于我陆军部内，则不能轻易置之不问。”三天以后（11月11日）日本又照会了清廷驻日公使。足见今天国民党抹杀其他“潜行回国参加革命”的二十一个人，且不惜以变造、湮灭照片来突出蒋介石与张群两个人，实在是一种下流无耻的宣传伎俩，是瞒不过我这种最细心的历史家的。今天凌晨奋笔，特予揪出，写后大快。

1985年10月3日晨5时半

蒋介石怎样暗杀革命元勋？

（原题《谁杀陶同志？》——评陈鼓应《蒋介石的第一次暗杀事件》）

陈鼓应在公然回归中国大陆前夜，在海外先后以陈漳生、陈鼓应之名，发表了《蒋介石的第一次暗杀事件》、《蒋介石的第一次暗杀案件》，内容大同小异，每篇都用力大抄中共整理好的书刊，尚不失为精心的写作。不过，陈鼓应是学哲学的，他的史学训练实在太差、太鸦鸦乌。因此在文章中，虽然用力是九牛二虎，成绩却九牛一毛，解释欠明、轻重失当、史料运用得一塌糊涂，把文章给写砸了。历史素材一这样给写砸，就如同一块好蛋糕，被贪嘴又不会吃的顽童，伸出脏手，先挖一块奶油下肚，弄得别人也不愿再吃了。陈鼓应的挖奶油下肚，其实是今天党外人士侈谈所谓“国民党学”的通病，以一些平时不用功之人，临时你粗制滥造、我捉影捕风，“国民党学”虽大量出笼，无奈处理不当，颇伤公信力。这样子搞宣传、批老K，我是看不过去的。我个人当然与他们不同，我博学而谨严，我的作品，是几十年专心与用功的累积，不是他们那种速食面。我像一个世界重量级的拳击手，不出拳则已，一出拳，就是重拳。打得实实在在、打得血迹斑斑、打得敌人哇哇叫。现在就以陈鼓应的速食面为例，看看在《蒋介石的第一次暗杀案件》上，我们该怎样玩“国民党学”。

“陶成章破衣敝屣奔走革命”

陈鼓应文章有一段前言，首先说：

1912年（民国元年）春天，人们犹在期望一个美好的新民国的诞生，原在革命阵线上没没无闻的蒋介石，突然在革命功勋陶成章身上放出了一枪，从此揭开了屠杀同志的序幕。一时“刺客交于衢路”，在民国政治史上投下了巨大的阴影。

沪军都督陈其美（英士）遣派他的部下与密友蒋志清（介石）暗杀革命党人陶成章的案件，发生在1912年1月14日凌晨2时许；这比袁世凯主使凶手在1913年3月20日狙击革命党人宋教仁还要早一年两个月零六天。

这一诉诸暴行以消除异己的重大罪案，向为蒋氏统治地区史学者所忌谈，有关陶成章生平事迹的史料，长期遭到封锁、湮没，甚至被歪曲、窜改。鉴于溯往知今，本文拟重揭这段历史悬案。

陈鼓应接着说：

陶成章（1877-1912）字煥卿，浙江绍兴人。笔名汉思、巽言，别号甸耳山人，著有《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浙案纪略》等书，他是“满清”末年著名的革命家，光复会领袖之一，他的活动对辛亥革命有很大的贡献。

陶成章早年受良好的旧学教育，十五岁便在家乡设馆任塾师，这时接触到一些新学书籍，思想渐有转变。1900年义和团事件发生，激发他挽救祖国危亡的意识。1902年留学日本。翌年“拒俄运动”爆发①，留日学生组织“军国民教育会”，陶成章和该会会员龚宝铨、魏兰等认识，共同商议革命活动。1904年初，陶成章归国，积极奔走于浙江各地，联络会党，策划起义。他经常用麻绳束腰，穿着芒鞋②，奔走革命。在联系工作中，他“每日步行一百一十里，不辞劳瘁”③，杭州离他家仅一水之隔，他却“四至杭州而不归”。有一次将近除夕（腊月二十六日），魏兰劝他回家过年，他回说：“幸老父犹健，家计无忧，一至故乡，恐被人情牵累，不能复出矣！”又说：“既以身为国奔走，岂尚能以家系念耶！”④

陶成章经《杭州白话报》主笔孙翼中的介绍，结识了在狱中的白布会首领濮振声。濮给他写了几封信和几十张名片，以便前往各地和会党联络。他每到一处，首先做社会调查，包括会党、兵营、贫富户、地理、钱粮各个方面⑤。其次联络会党，散发各种革命报刊。“由是浙东之革命书籍，遂以遍地，而革命之思想，亦遂普及于中下二社会矣。”⑥活动颇有成果，1904年10月间，陶成章和蔡元培、龚宝铨等便在上海成立光复会。蔡元培为会长，实际任务则由副会长陶成章担当。年底，陶成章赴日本，在东京成立分部，许寿裳和鲁迅就在这时加入光复会⑦。

光复会成员积极地宣扬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提出朦胧的社会经济改革要求，但各自的思想成分很纷杂。不过，“在各种成分中，反对满洲贵族统治，反对帝囯主义列强侵略，建立共和政治的宣传，仍然占着主导的地位。”⑧

光复会成立后，徐锡麟、秋瑾等先后加入，革命形势有迅速发展。1905年秋，陶成章和徐锡麟在绍兴创办大通师范学堂，藉以召集江南各府会党成员到校，进行军事训练。秋瑾后来在该校发展了六百多会友，陶氏则奔走于浙、皖、闽各地，联络革命志士；秋瑾成立光复军，推举陶成章为五省大都督，计划起义。1907年夏，徐锡麟在安庆击杀巡抚恩铭，壮烈牺牲，不久秋瑾响应起义，也从容就义。辛亥老人回顾这段历史说：“浙江、安徽倡言革命，屡次起义，前仆后继，可泣可歌，都是光复会所领导的。”⑨

徐锡麟及秋瑾案发后，“满清”下令通缉陶成章(10)，他遂潜赴南洋，继续做革命宣传活动。1908年春，陶成章到东京接编《民报》。同年秋天，他再度下南洋，拟筹款在江浙进行武装起义。陶成章请孙中山协助向华侨募款，但孙以南洋经济恐慌而没有积极予以支持，由是对孙不谅解。本来陶成章一向主张“中央革命”(11)，即在北京或在江浙地区起义，对孙中山将起义重点放在华南地带颇不以为然(12)。这种策略的分歧，由于筹款活动的误会加上章炳麟对孙中山的不满，遂导致光复会和同盟会的分裂(13)。这期间，吴稚晖从中挑拨离间，更扩大革命党内部的裂痕(14)。1902年2月，章炳麟（太炎）和陶成章在日本东京成立光复会总会，分任正副会长。事实上由于陶成章和孙中山之间的矛盾，“是一些非根本性的利害冲突，在政治原则上并非势不两立”(15)，因此“光复会分裂出去之后，仍与同盟会属于同阵营，坚持革命，继续反清，革命性质没有发生变化，在大方向和同盟会是一致的”。因而辛亥革命之际，两者立即合作共进，同举起义大旗。

“陈其美揽权起杀机”

陈鼓应又说：

在推翻“满清”的革命过程中，光复会志士的牺牲是惨重无比的。辛亥老人沈瓞民回忆说：

光复会坚持由“鼓吹”而趋向“力行”，就是重视武装革命，自癸卯至辛亥之间，没有一年、没有一月，不在进行武装革命。清朝统治集团残酷镇压，同志被杀的、被密拿、通缉的、起义就难的，前后不下五千人。时隔五十载，姓名湮没无闻，比比皆是。

然而，一般学者对于辛亥革命的成功，向来有扬同盟会而抑光复会的倾向。沈瓞民则认为：

光复会自始至终，从领导人陶成章起，深入各地，打进基层，实行武装革命，从不少懈。而同盟会虽也重视武装革命，但领导人居国外时间多，宣传也多于力行。光复会对这点意见较深，两者分歧点在此。(16)

光复会与同盟会的革命成员，虽有做法上的一些分歧，但当武昌起义消息传出，双方便即刻展开合作，陶成章立即归国，在沪杭一带共谋举事。上海一役，便是两个会党合力的成果。先是武昌军政府派光复会李燮和（柱中）为总司令，带敢死队到上海。“李随陶成章同晤陈其美，相约携手合作。”(17)双方约定11月5日起事，不意陈其美召集亲信另行集会，说：“今日武昌为首义之区，南北两京尚在“满清”之手，各省自听命于武昌。而武昌起义者，又均系光复会人。长江一带，本为光复会势力所弥漫，今以首义示天下，同盟会将无立足之地……。今观武昌军政府，令李燮和以总司令名义来沪，协助光复，其居心可知，况李燮和又为陶成章之亲信者。吾同志中诸好友，能有出奇制胜之策否？”(18)于是决定抢先发动。他带了几十个人，除少数是同盟会员之外，大多数是上海帮会的人，还有几个是“小连生”（潘月樵）戏班的演员，闯进制造局，企图抢夺头功(19)，不料陈其美未及开战便被擒住，李燮和闻讯，即刻率领光复军赴援，攻下制造局，救出捆在厕所边的陈其美；“起义人士一面寻出被綁的其美，护送回家，一面推燮和充临时司令，主持一切。”(20)光复军攻下制造局后，占领了弹药库，上海遂告光复。

辛亥革命史学家评论光复上海这段史实时说：“上海反正，同盟会、光复会都做出了贡献。按资望和劳缋，陈其美还略逊于李燮和。”(21)当时同盟会员办的《民立报》亦报道称：“浙江陶焕卿君……昔年组织敢死团计五百人，……前次攻陷江南制造局，炸毁上海道署、浙江抚署等，倶系敢死团之伟业也。”(22)但是，由于“陈其美权位欲较盛，原就有抢先发难夺取都督席位的意图”(23)，因而在光复军光复上海两天后的晚上，上海会党邀集开会(24)，当中有某伶人携手枪登台演说，称：“现在上海光复，都督一席非陈英士（陈其美之别号）先生担任不可，请列位举手推戴；如有反对者，请尝吾弹。”说毕，将手枪在桌上一拍(25)。陈其美原是上海青帮的头目，他的湖州帮势力大，在一哄之下，就推出陈其美做沪军都督。李燮和则退至吴淞，设立军政分府。

陈其美自任沪军都督后，经常“在外冶游”(26)，成天“花天酒地，置军务于高阁”(27)。在龙浩池给陈其美的信上，有坦率的指陈：

日来街谈巷议，咸谓阁下无日不在清和坊等处，非酒即和，甚至谓自中秋节以来，已连取小星四人；进出必坐极华美极昂贵之汽车；府中上下人等，凡是稍优之缺，悉数以湖州人充之，一若都督府变成湖州同乡会也。阁下身居都督，与朱少屏等一流人成群结党，花天酒地，置军务于高阁，无怪有种因公务奉访者，十数日不得一遇面也。……龙浩池顿首。

陈其美擅位后，不仅“成群结党，花天酒地”，还动辄施暴于同志。例如李燮和在吴淞成立军政分府时，有一天在吴淞车站乘车往上海，陈其美竟派人行刺，“从车窗外放枪，射李未中，其随身卫兵中弹死。”(28)另一桩“暴举”，为非法枪决革命军参谋长陶骏葆。南京光复后的第十天，参与南京之役的陶骏葆因公抵上海访谒宋教仁、黄兴之后，前往都督府拜会陈其美。陈请他在客厅坐候，不一会便派卫兵将他逮捕，双手背缚，并用布包住面，竟当场在沪军都督府大堂施枪杀害(29)。受害者的哥哥陶逊为此而发表了一封很长的电函，质问陈其美何以“同类相残”？“任意屠杀同志”？陶逊愤慨地谴责陈其美如此“刃弹交错，从心所欲”，使都督府沦为“绿林盗窟”(30)。

在陈其美攫权后的多项逆行中，以他和蒋介石的共谋暗杀革命功勋陶成章事件，尤为人道法理所不容。

“蒋介石‘上海滩’心态之形成”

陈鼓应又说：

蒋介石当年之所以充当杀手，和他的性格、教育环境及其交游有重大的关系。

在性格上，据蒋介石自己的记述：“幼性顽钝，弗受绳尺”(31)；从小就“放嬉跳跃”，常遭“刀棒之伤”(32)。入学之后，“顽劣益甚”，常和人打架(33)。蒋的私塾老师毛思诚记载说，蒋在学堂里“喜舞玩刀棒”(34)，常“以同学为玩物，狂态不可一世”。董显光在蒋传中亦提及他的崇尚“拳力”：“如果有人反抗他，他是不惜以拳力支持其领导权的。”(35)蒋氏行为上的“暴戾”(36)，颇受研究蒋氏传记的学者所留意(37)。跟蒋相处过的人，都深知他“个性粗鲁，动辄拳打脚踢”(38)，这和儿子蒋经国与其生母毛夫人信中所述“殴打祖母、脚踢母亲”等粗暴行动相符(39)。

蒋氏的“暴戾”性格，并未在教育上获得改进。在求学教育上，十七岁之前，蒋介石在乡下从私塾先生读旧书，学做八股文，参加过“童子试”（但没有考取）。二十岁以前，基本上接受的是囫囵吞枣式的传统旧式教育；二十岁以后，转学军事，但都不是正规学校，而且时间短浅(40)。和同时代留学生比较起来，无论所受的教育环境或思想训练，均大相径庭。当时留学生，到了外界受到新学的启迪，无不视野开阔，在新思潮的激荡下，大放异彩。但蒋介石却是殊异，他一到日本就进入闭锁性的军营里，耗费大部分的光阴去刷马、踢正步，而脑子里所能填进去的，乃是当时各种思潮中最褊狭最狂暴的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正如江南在《蒋经国传》里对蒋介石所评论的：“蒋先生的两只脚一脚虽踩在革命的大道上，但对革命的认识却是模糊不清的。‘革命’就是狭义的打天下……尽管，他自己到过日本，喝了东洋墨水，却并没有真正呼吸到新时代的新气息。”诚然，蒋氏的暴戾性格及其所接受的粗浅的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终难使他的格局有所放大，因此而形成他的“上海滩”心态(41)。而其早年所结交的上海帮人物，是助长他“上海滩”心态的另一个极重要的因素，特别是他和陈其美的关系。

蒋介石在1906年间离开浙江乡下到日本旅游，在东京初次遇见陈其美。蒋自结识陈其美之后，便长期为陈的形象所笼罩。陈、蒋所学相近（陈到日本，初进警察学校，后转习军事），且意气相投，陈其美的江湖作风及其在帮会中地位，尤使蒋心折。

陈其美曾加入青帮，其后活动成为青帮的一大头目，“上海各酒楼、茶社、戏园、澡堂等场所，多有党羽。”(42)。1910年春夏间，同盟会拟借助帮会力量以推动长江流域的革命运动，乃约陈其美参加(43)，其后推举陈为中部同盟会的庶务部长。武昌起义成功后，陈其美召蒋介石回国，蒋在10月30日才从日本到上海，投入陈其美麾下，在师长黄郛手下挂名团长(44)。陈、黄、蒋三人，互相托结，订为“盟兄弟”。

蒋介石自1911年10月30日回上海，至1912年1月14日犯案，这两个多月时间，他的活动形迹，有关记载均含糊不清。所知道的，上海起义时，蒋并没有参加；上海光复后，陈其美当上都督，蒋既然是陈的亲信部下又是拜把兄弟，则必然透过陈其美的因缘，而与上海帮会、绅商建立关系。这期间，部署杀陶，当是蒋的主要工作。杀陶的地点是在法租界的广慈医院，而法租界捕房的包探头目就是著名的大流氓黄金荣。陈、蒋要在黄金荣的地盘上做案，则势必向黄有所关照。一说蒋介石这时已拜黄金荣为师(45)，是则蒋介石在行凶前已置身上海滩流氓组织中。蒋的挺身刺陶，事实上也是一种江湖行为，而与所谓政治理想丝毫无关。

蒋介石和陶成章并无私人恩怨，他是以他大哥陈其美的恩怨为恩怨。当其时，陈其美巳享有上海光复的革命果实，而跃居上海帮头领地位，系于派系心理，遂视陶成章为不可共存之政敌，蒋对革命观念本是“模糊不清”，乃趁革命党人忙于策划光复南京之际，悄然代他大哥夺权，执行行刺任务。

“蒋介石执行暗杀任务”

陈鼓应又说：

1912年1月15日，上海《民立报》刊出这样的一则消息：

“会稽陶焕卿先生成章，尽瘁革命事业，历有年所。此次浙省光复，功绩在人耳目。最近浙汤督改任交通总长，浙督颇有与公者，而公推让不遑，其谦德尤可钦佩。讵料昨晚2时许，公在广慈医院医室静宿，忽有二人呼陶先生，公寤而外视，二人即出手枪，击中公太阳部……”

孙中山闻讯，“不胜骇异”，“非常痛悼”，立即唁电缉凶。17日《民立报》第6页刊出孙中山的电文：

“陶君抱革命宗旨十有余年，奔走运动不遗佘力。光复之际，陶君实有巨功，猝遭惨祸，可为我民国前途痛悼！岂容不轨横行，贼我良士，……”

孙中山一向反对“挟私复怨”，“擅行仇杀”，对待保皇党人，亦“不得执既往之名称以为罪罚”(46)。即使在对“满清”进行革命时，孙中山也不主张使用暗杀方式，他认为暗杀手段“不免有缺光明，其结果定不良也”(47)。对待光复会，孙中山认为应“协力同心”(48)。他说：“两会非只良友，有如弟昆。”他肯定光复会人员在辛亥革命中的重大贡献，他称赞：“光复会有徐锡麟之杀恩铭，熊成基之袭安庆，近者攻上海、复浙江、下金陵，则光复会新旧部人皆与有力，其功表见于天下。”孙中山对不同支系的革命党人的包涵态度如此！因而当他听到陶案时，十分愤怒，即刻下令：“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泄天下之愤。”(49)但在南京的孙先生并不知道大家要追缉的“凶徒”，不是别人，正是陈其美的部属蒋介石“同志”，当时他的学名叫蒋志清（行凶之后便不再使用这学名）！

蒋介石的行凶，当时亲闻者的记载史料中，以马叙伦、张篁溪以及黄炎培等人的记述较为具体。马叙伦的记述是这样的：

“盖是时，有陈英士与成章争浙督之说也。成章之被刺于上海法租界之广慈医院，余时为《大共和报》主笔，余闻诸介石乡人曾与介石共做北里游之某，谓成章死之前夕，歇于福州路之四海升平楼，介石来，持银饼二百元，怀手枪一具；某即以指蘸茶书三点水旁于桌示介石，介石摇首，某又蘸水书耳旁，介石颔之。盖水旁谓汤寿潜，时寿潜任浙督也。耳旁则成章也；次晨而成章以被暗杀告矣，然下手者王某也。”(50)

黄炎培有这样的记述：

“辛亥11月25日夜，革命大领袖之一陶成章（号焕卿）在上海广慈医院被人刺死。刺客为谁？怎样刺杀？很有人说是陈其美命蒋介石剌死的。各种记载，大都推给他人，脱卸自己。无论如何，从整个革命说来，总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我是认真写日记的，根据我的日记：1927年6月3日上海澄衷中学校长浙江人曹慕官和我漫谈。曹说：‘我民元病卧广慈医院，一日傍晚，蒋介石来谈，临行说：我们今晚将做一件大事。夜半，忽闻枪声，别室陶焕卿中枪死了。’有深知其中秘密的告我：‘陈其美嘱蒋介石行刺陶焕卿，蒋雇光复会叛徒王竹卿执行。’”(51)

对于陈其美嗾使蒋介石行刺的情形，较早而较详尽的记述，则见于革命党人张篁溪所撰的《光复会领袖陶成章革命史》（《篁溪文存稿本》）

“当其时，上海谣传已有陈其美欲刺成章之说，成章未之信。王文庆在南京致书成章，谓得确息，成章在沪大不利，成章始避之于客利旅馆。成章因应接甚繁，不能不出，乃又移之国民联合会。同人以门客太杂，乃又移之江西路光复会。次日又移之汇中旅馆，适同盟会会员在该处公燕某某，成章在饭厅遇王金发、褚辅成。成章病犹未愈，次日因移入法租界金神父路广慈医院。当其时，汤寿潜调交通总长，浙人将举成章督浙，成章力辞未就。十一月廿四日，沪军标统蒋某，晤张伟文、曹锡爵，言与成章无憾，欲来见剖白之。伟文约以下午4时来光复会一谈。及晤，蒋某与成章言论殊洽。谈毕，蒋某询成章住址，成章随书一条实告之。是夜8时许，蔡先湛与张不华谈，不华辞去，先谌欲偕往，不华不可。10时许，有人持书至广慈医院与成章，询以信之所由来，则言杭州快信，由蒋某专交，信内系临时协会具名。次日下午张伟文至，成章示以信，伟文疑之，盖浙江仅有临时议会，并无临时协会之名故也。廿五日夜间2时，有刺客二人撬门入，阍人觉，询以何为，则云来视陶先生，欲登楼入内寝，呼曰：陶先生，出手枪狙击之，枪弹从左颊入脑，而成章竟淹忽以殁矣。成章生于丁丑年十二月廿五日酉时（即前清光绪三年），卒于辛亥十一月廿六日丑时（即中华民国元年正月），年仅三十五岁。”

陈其美之所以派蒋介石暗杀陶成章，主要原因确如前引马叙伦和张篁溪两人所说的“陈英士与成章争浙督”、“汤寿潜调交通总长，浙人将举成章督浙。”

辛亥老人李净通也有相类的说法。他说：“陈其美在日本时，陶成章曾当着孙中山面前劝陈戒嫖戒赌。陈认为陶有意侮辱他，恨之甚深。……上海光复后，沪军都督一席应由陶成章担任，三省革命同志才能信服。陈其美探知这个情况，遂下毒手，阴谋将陶成章暗杀，以绝后患。”(52)

其时，因浙江都督汤寿潜改任交通总长，举章炳麟及陶成章“代理浙江”。章炳麟则《致杭州电文》，称赞“焕卿奔走国事，险阻艰难，十年如一日”(53)，因而极力推举陶成章“代理浙事”。而陶成章本人力辞，并致电推荐革命党人蒋尊簋继任（54）。但浙江仕绅沈荣卿等致电敦促，并“号召旧部”，听陶指挥(55)。由于陶成章在浙籍人士中威信很高、招致陈其美嫉恨(56)，于是指使蒋介石行刺，蒋收买王竹卿为助手，共同行凶。

“凶嫌蒋介石逃往日本”

陈鼓应又说：

从上引马叙伦、黄炎培等辛亥老人的记述中，共同指证陶成章命案是由陈其美授意而蒋介石所执行。蒋行凶时的现场情况，虽缺具体描绘(57)，但行刺时蒋介石之为主凶（王竹卿为助凶），则无可置疑，最具证据力的，还是蒋介石的自供。

蒋介石自印的《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936年印行），供述了蒋的杀陶。其后，国民党当局发行的《蒋总统秘录》（1977年出版），再度承认蒋的做案(58)。

蒋氏官书所供述的杀陶理由为：

“陶成章踵回国，蓄意破坏同盟会，拥戴章炳麟，抹杀孙黄历史，并谋刺陈其美。……熟权公私利害，决先除陶，以定革命全局，事后自承其罪。……”

这显然是蒋介石做案的二十多年以后所编造出来的理由。这理由固属堂皇，却有违事实。蒋说“陶成章踵回国，蓄意破坏同盟会”，但事实是：武昌起义爆发后，陶成章便赶回国纠合同志，号召旧部响应，并与同盟会“携手共进”(59)。因而蒋的说词，不仅不合史实，且颠倒其说。所谓“拥戴章炳麟，抹杀孙黄历史”，当是辛亥起义前（1909年间）的事，而“陶成章踵回国”，则是在辛亥起义（1911年10月）后的事，可见蒋的这项指陈，乃将时序倒流，错乱移置。至于说“谋刺陈其美”，尤属诬构。蒋介石还说“除陶”后要“自承其罪”。但他“事后”却畏罪逃亡。案发后的情形是这样的：

陶成章遭谋杀的消息传出，杭沪舆论沸腾。被刺的一个星期后，在上海举行一个盛大的追悼会，四千多各界人士参加祭典，出席者相继演说，“词意激烈悲壮”(60)，有人痛言：“陶公之死，非死于汉奴、非死于私仇，必死于怀挟意见之纤竖。”有人明指：“陶公之死，必死于争竞权利之徒，如嗣后有挟私害公者，当以手枪杀之。”说完便“掷手枪于案，颇为激烈”。

随后，陶成章的骨灰迎回杭州，杭州开追悼先烈大会，到会者多达万人(61)，群情之激愤，可想而知！

这时，被蒋介石称为“好尚权术”(62)的陈其美，一面假惺惺地参加祭礼（在祭礼中，被演说者痛骂挟私害公的小人），一面以“兹以凶徒在逃”而表示“严饬牒报科缉凶”(63)。可是上海在陈其美管辖之下，案发场所法租界的探目头子又是蒋介石的老师大流氓黄金荣，所谓“严饬缉究”，自然是虚应文章。

然而，由于光复会拥有光复军及骁勇作战的敢死队，因而当时杭沪之间的空气，确是十分紧张，跟随蒋介石行凶的助手王竹卿，旋即被除掉(64)，这使蒋介石更加惊慌。为了保命，蒋乃潜逃日本。这就是蒋氏官书上所称：“民国元年，是春，公（蒋介石）以陶案之故，为免除反对党以此为攻击……乃避往日本。”(65)

蒋介石亡命日本的情况，有待查证（因他完成做案任务，陈其美给了他一笔可观的酬偿，故生活好转。有关他和戴季陶同眷一日本女子的“共妻”关系，或系这段时期建立的，其余活动，待考），国民党方面的蒋传作者语焉不详，多以一笔带过。董显光的《蒋总统传》，只字不提(66)。黎东方的《蒋公介石序传》，则说“蒋公辞去了团长之职，第三度赴日本，学习德文德语”(67)。台北党营机构正中书局出版的《蒋总统年表》(68)，则进一步淡化蒋的“避往日本”，且粉饰为：“国内粗定，总统功成不居……重游日本。”

蒋介石在1912年春天逃往日本，躲了一段很长的时间，直到冬天谋杀案的追捕风声渐平息，才悄悄潜回宁波乡下(69)，其后革命党方面的政治情势逆转而逼向讨袁，蒋介石才开始在上海租界出现，“由陈其美供给生活费，常常出入娱乐场所。”(70)而毛思诚所编蒋氏官书则称其“蛰居沪滨，时有戒心，唯以读书自遣”。

在辛亥革命史上，蒋介石本是籍籍无闻，暗杀革命党人陶成章，使他的名字第一次写进历史上。辛亥革命后的十年间，蒋介石大部分时间闲居上海，这期间便是蒋氏官书所称：“韬养时期”。在他“韬养时期”，除了偶尔去闽粤“革命”一下，便长年在上海滩过着“终日聚饮招宴，流连于灯红酒绿之中”的生活(71)。最为辉煌的纪录，便是他和虞洽卿、张静江、戴季陶及陈果夫（即陈其美侄子、陈立夫哥哥）等开设证券交易所的一段股票经纪人的发财日子(72)。1922年间，蒋氏经营的“恒泰号”交易所破产，蒋乃负债走粤。据说洪帮头目虞洽卿送他六万元旅费(73)，促成往广州“革命”之行。适逢陈烟明叛变（1922年6月16日），蒋介石奔赴永丰舰（6月29日），孙中山视为“赴难来粤”(74)，由是取得孙的信任。在蒋介石参与广州革命时期，仍动辄临阵而去(75)，跑回上海。直至戴传贤劝告：“暂时忍耐，先谋掌握实力，以观其变。”(76)才下定决心回到广州。果然，蒋介石谋权观变，孙中山一死，党内元老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以降，暗杀的暗杀、放逐的放逐、排斥的排斥。北伐期间，则一面高喊“国民党同共产党要合作到底”(77)，一面展开清党大屠杀。30年代以来，在蒋氏统治下轰动全国的暗杀个案，如：邓演达案、杨杏佛案、史量才、李公朴案与闻一多案。蒋氏政权逃移台湾，其统治方式依旧施展其昔日“上海滩”手法，集体屠杀，发生“二二八事变”，有如上海“四一二事件”历史重演；暗杀个案，震惊全国者则有1948年“二二八”周年前夕发生的许寿裳血案——许案实为闻一多案性质之延续(78)。这真是不幸的巧合，一前一后遭政治谋杀的陶成章、许寿裳，都是当年光复会的主要成员。

综观蒋介石的政治行为，探本索源，实为“上海滩”帮会心态、作风之延伸。而杀陶则为其开端。刺陶事件对蒋氏政治生涯有很大的影响，这是蒋氏登上政治舞台前所从事的第一件反革命的行为，但由于这行为，更加博得陈其美的青睐与信任。陈是江浙财团的政治代表，透过陈的关系，蒋氏逐步靠向江浙财团。上海帮的财经集团及帮会组织，终成为1927年政变以后的最大支持实力。

我的评论

陈鼓应这篇《蒋介石的第一次暗杀案件》，看似旁征博引，其实基础史料上，根据的，完全是照抄中共早就整理好了的有关辛亥革命的书刊，基本上只是取巧，并不是他的功力。相反的，由于他的史学训练根本有问题，虽然“獭祭”史料，但却“獭祭”得十分可笑。

陈鼓应这篇文章的最大毛病，在他处处用中共早就整理好的资料，作为蒋介石暗杀陶成章的旁证，但是这些旁证，在史学方法上，证据力其实都不理想。例如陈鼓应引马叙伦的记述，马叙伦说他的消息来源是“闻诸介石乡人曾与介石共做北里游之某”的话，这位“某”君，只说“然下手者王某也”的话，对蒋介石部分则嫌含糊；又如陈鼓应引黄炎培的记述，黄炎培说他消息来源是“上海澄衷中学校长浙江人曹慕官和我漫谈”的话，这位“曹”君，只说蒋介石告诉他“我们今晚将做一件大事”，黄炎培又说“有深知其中秘密的告我：‘陈其美嘱蒋介石行刺陶焕卿，蒋偕光复会叛徒王竹卿执行。’”对行刺部分则嫌含糊；又如陈鼓应引张篁溪的记述，张篁溪记述中只说“蒋某”在十一月二十四日见过陶成章，但“二十五日夜间2时，有刺客二人撬门入，阍人觉，询以何为，则云来视陶先生，欲登楼入内寝，呼曰：陶先生，出手枪狙击之，枪弹从左颊入脑，而成章竟淹忽以殁矣。”这段记述，对蒋介石部分也嫌含糊。陈鼓应根据这些含糊的记述，就这样下了结论：

从上引马叙伦、黄炎培等辛亥老人的记述中，共同指证陶成章命案是由陈其美授意而蒋介石所执行。蒋行凶时的现场情况，虽缺具体描绘，但行刺时蒋介石之为主凶（王竹卿为助凶），则无可置疑，最具证据力的，还是蒋介石的自供。

蒋介石自印的《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936年印行），供述了蒋的杀陶。其后，国民党当局发行的《蒋总统秘录》（1977年出版），再度承认蒋的作案。

陈鼓应能够引证到《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和《蒋总统秘录》，固然在“证据力”上是一进步，但在这两部书中，其实也极尽含糊之能事。《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只含糊说到蒋介石“决先除陶，以定革命全局”，然后就一笔带过，竟“以陶案之故”“避往日本”了；而《蒋总统秘录》所记，除了加上“制裁陶成章”的标题，及引了一段1912年1月15日的《民立报》消息外，也不出《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的范围，《民立报》记述原文也只是两度提及“二人”、一度提及“一人”而已(79)，在“证据力”上，也不是很理想的。

邓文仪的记述

其实，在我这种历史行家的眼里，陈鼓应这篇文章，其实是做砸了的，因为他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东抄西拾、旁征博引，可惜引来的多是旁敲侧击的含糊资料，他自始至终，未能找到清清楚楚痛痛快快的蒋介石暗杀陶成章的记述，这当然是陈鼓应史学训练不及格的缘故。其实，只要有一本书，陈鼓应若看过了，他就知道他这篇文章，写得有点枉抛心力了。这本书是蒋介石的学生、并且做了八年侍从秘书的邓文仪所写，书名是《蒋主席》，出书时间是“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月沪一版”，出版者是“胜利出版社”。全书共分五十三章，第八章标题赫然是“枪杀陶成章”五个大字！全文如下：

枪杀陶成章

同盟会成立以后，革命行动一天天的发皇扩展，革命力量一天天的坚强雄厚。总理当时密派大批干练同志潜回国内活动，各地的流血斗争，差不多每年接二连三的爆发，其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牺牲最为壮烈，终于促成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的成功。

当时江、浙两省是由陈英士先生负责主持的，而以上海做中心，控制一切。主席便帮助陈先生工作，实际上已成为陈先生的参谋长一般。以一百多个敢死队光复杭州的壮举，就是主席亲自指挥的。成功以后，仍旧回到上海，第一次担任练兵工作，率领沪军第五团离开上海到吴淞，在那里陷绝尘嚣，朝夕严格的训练，想把它训练成一支革命的基本队伍，准备将来的应用。

当时陈英士先生曾撰了一副联语，总理亲笔写了送给主席：

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

这副联语深含着倚畀的意思。

这时候，有个假冒革命、阴谋夺取浙江都督的陶成章，因为阴谋不能成功，准备暗杀陈英士先生。主席知道了这件事后，心想：假使陶成章的阴谋成功，那么江、浙再入混乱状态，势将影响到革命基础的动摇。经过公私利害的慎重考虑以后，便决心先除陶成章。那时陶成章匿居上海租界某医院里面，主席便到医院去找他，先用严辞质问他，哪晓得陶成章不但是恬不知耻，反而还侃侃而谈。主席怒不可遏，便掏出手枪，一枪把他打死。打死陶成章以后，主席并不掩饰这件事，反向党中表明心迹，自承其罪。党中自然没有加以深究，只有感觉到他的识见的宏远。

主席枪杀陶成章，关系武昌起义的革命大局是至深且巨的。

看了这篇明目张胆的悍然文字，请问陈鼓应你做何感想？

须知此马来头大

别以为《蒋主席》这本书只不过是千万马屁文学中的一本普通书而已，要知道这本书的来龙去脉，你就领教了它的不简单。这本书的作者是邓文仪。邓文仪是天子门生，并且是最早期的，早在1925年4月23日的蒋介石的文章中(80)就提到过他，并且说要跟他“对泣”的(81)。据中华书局《中华民国当代名人录》，邓文仪履历如下：字雪冰，湖南醴陵县人，民国前六年生。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一期，国防研究院第一期，世界大学文学名誉博士。1924年任革命军排长，参加第一次东征受伤，1925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1927年1月回国，3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师政治部主任，5月调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代主任，官阶少将。1928年任总司令部侍从参谋，1931年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秘书先后八年，任内参加发起新生活运动，曾获宝鼎勋章。1935年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首席武官。1936年任三民主义力行社书记，协助处理“西安事变”。1938年调任成都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兼委员长成都行辕政治部主任，服务三年升任中将，训练军官学生达三万余人。1941年调任第三战区政治部主任，1944年任青年军政治部设计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1945年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一厅厅长，两度赴新疆宣慰视察，1946年任国防部新闻局局长，1947年改任政工局局长，主持全国军事政治作战，常赴前线督战，备极辛劳，复兼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内当选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常务委员，1950年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1951年任革命实践研究院副主任及代理主任，1952年任“行政院内政部政务次长”，先后六年，负责台湾实施土地改革及地方自治，贡献良多。1957年任“行政院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9年任“国防研究院”讲座，先后十年。现任“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化学院教授。其实，《中华民国当代名人录》的这笔履历，重点还不明确，简单说来，邓文仪曾是蒋介石的政工头子和特工头子（后来的特工头子戴笠就是他提拔起来的），他跟蒋介石的关系，既深且秘，他写“枪杀陶成章”的种种细节，自然是得知于蒋介石的亲授，虽然蒋介石自己，一辈子也未亲笔提到陶成章(82)。由此可见，《蒋主席》一书是此马来头大的。何况它的出版，还是由蒋介石的“师保”吴敬恒（稚晖）谨题的(83)。内有蒋介石大将汤恩伯的题字，最后还由潘公展背书“主编者”，潘公展是胜利出版社的创办人，这出版社是党营企业。潘公展本人又有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日报》总主笔的前科，这是一本什么书，有心人自可思过半矣！

兴中会与光复会

陈鼓应这篇文章中，除了在运用史料方面，显有败笔外；在解释史料方面，也出了大纰漏。陈鼓应说：

徐锡麟及秋瑾案发后，“满清”下令通缉陶成章，他遂潜赴南洋，继续做革命宣传活动。1908年春，陶成章到东京接编《民报》。同年秋天，他再度下南洋，拟筹款在江浙进行武装起义。陶成章请孙中山协助向华侨募款，但孙以南洋经济恐慌而没有积极予以支持，由是对孙不谅解。本来陶成章一向主张“中央革命”，即在北京或江浙地区起义，对孙中山将起义重点放在华南地带颇不以为然。这种策略的分歧，由于筹款活动的误会加上章炳麟对孙中山的不满，遂导致光复会和同盟会的分裂。这期间，吴稚晖从中挑拨离间，更扩大革命党内部的裂痕。1910年2月，章炳麟（太炎）和陶成章在日本东京成立光复会总会，分任正、副会长。事实上由于陶成章和孙中山之间的矛盾，“是一些非根本性的利害冲突，在政治原则上并非势不两立”，因此“光复会分裂出去之后，仍与同盟会属于同阵菅，坚持革命，继续反清，革命性质没有发生变化，在大方向和同盟会是一致的”。因而辛亥革命之际，两者立即合作共进，同举起义大旗。

陈鼓应这段话，问题真是一箩筐，十足显示他完全没弄清这段历史。

原来国民党宣传它的寿命已九十年，从1894年起算，其实1894年只是孙中山成立兴中会，兴中会并不等于是国民党前身，那时候谁也不知道什么叫“国民党”，包括孙中山自己在内。但是事隔八九十年后，国民党居然老下脸皮，硬把兴中会掠为己有。国民党吞下兴中会、吃光兴中会会员，由于这些会员好歹与孙中山有点来往，一吞一吃，看在孙中山的面子上，或许可扯上一点边儿，但是若说到了同盟会时代，还要靠孙中山的面子而又要吞又要吃，那就更胡来了。因为同盟会的成立，是靠当时许多革命团体的成员，这些团体主要有辛丑年（1900）横滨郑贯一、王宠惠、冯自由、冯斯栾等的广东独立协会；壬寅年（1902）东京章炳麟、秦力山等的支那亡国纪念会；秦毓鎏、董鸿祎、周宏业等的青年会；上海蔡元培、章炳麟、吴敬恒等的中国教育会；癸卯年（1903）东京叶澜、秦毓鎏、程家柽等的军国民教育会；上海蔡元培、章炳麟、吴敬恒等的爱国学社；云南临安周云祥等的保滇会；甲辰年（1904）武昌胡兰亭、黄华亭、刘静庵等的日知会；长沙黄轸（黄兴，黄克强）、马福益、刘揆一等的华兴会和同仇会；上海龚宝铨、蔡元培、陶成章等的光复会。这些革命团体的成员，成立同盟会时，日知会、华兴会、光复会不但成员众多，并且都是比兴中会风光的大会，而兴中会那时候，已五年之久没有革命动作了。1940年1月20日到2月5日，老革命党冯自由发表《记中国同盟会》(84)，就坦白指出：“吾国革命党人之提倡逐满建国，始于兴中会。然兴中会自庚子（1899）秋惠州革命军之败挫，及广州史坚如之谋炸抚署二役以后，党中健将如杨衢云、史坚如、郑士良、黄福诸人先后斲丧，元气实力为之大伤。故从庚子秋以至乙巳（1905）夏之五年间，兴中会实无如何之军事动作可言。”冯自由这些话还是事后回忆，在早期的记录中，我们也可看到兴中会的早已没落。1906年，章炳麟在《民报》第六期发表《演说词》，就说他壬寅年（1902）在日本时，见到孙中山，但“那时留学诸公在中山那边往来，可称志同道合的，不过一二个人。其余偶然来往的，总觉得中山奇怪，要来看骨董，并没有热心救汉的心思”。宋教仁《程家柽革命事略》也说程家柽当时去日本，访孙中山，本来以为“孙文革命首魁，所党必众”的，但以“所谓兴中会，以康有为之煽惑，率已脱人保皇党。孙文唯偕张能之、温秉臣、尤列、廖翼朋者数人，设中和堂于横滨，其势甚微”。并说当时“东京留学不过二百人，无有知革命之事者，唯言维新而已”。可见当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的兴中会已是没落的团体。幸亏当时德高望重的黄兴义薄云天，提议把“骨董”孙中山“公推”为“本党总理，不必经选举手续”，孙中山才成了同盟会的领导人。要不是黄兴这样够味儿，六十多人的大会中，仅识十人的孙中山，恐怕要靠边站了。

孙中山被批

正因为孙中山就任同盟会总理时候并非众望所归，基础并不稳固，所以他必须小心翼翼的做，不能出纰漏。不料孙中山为了拿日本人一万五千元的事，给同志抓到把柄，于是出了大麻烦。据《国父年谱》（增订本）1907年条下：

清廷以革命风声，震撼中外，甚为悚惧。又以萍、浏之变，及长江方面累次破获党人，已知革命策源地在日本东京。乃命驻日公使杨枢向日政府交涉，要求驱逐先生出境。日政府一面迁就清政府之请，一面亦欲示好于先生，探得先生将有事于两广云南，不日离日，其外务省转托私人送程仪、开饯宴，殷勤备至，并以五千元相馈。东京股票商铃木久五郎亦馈赠一万元，藉示好感。先生不得已从之。即偕胡汉民暨日本萱野长知、池亨吉等离日南游。……

先生接受日政府馈金，因未经众议，故离日未久，同盟会员章炳麟、张继、宋教仁、谭人凤、田桐、白逾桓、日人平山周等即大起非议，而炳麟尤为愤激，竟将民报社所悬先生像除下。及潮惠、钦廉军事相继失利，反对者日众，炳麟等复提议免去先生总理职，而以黄兴继任。独庶务干事刘揆一力排众议，因与张继互殴。其后刘光汉复提议改组本部，日人北辉次郎、和田三郎等主张尤力，亦以揆一反对而止。揆一以党内纠纷日甚，乃移书冯自由、胡汉民，请就近劝告先生，向东京本部引咎罪己，以平众愤，引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之古语为譬。冯、胡然其议，联名函请先生采纳。先生得书后，谓诸同志皆热血青年，在无事时自不免易生事端，此种党内纠纷，唯事实足以解决，绝无引咎之理由可言。黄兴亦致书东京同志，谓宜倾心拥护先生，万勿举己为总理，而陷于不义。……

这一反孙中山风波，延续到1909年，更加白热化。这年9月，陶成章等发布《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又名《孙文罪状》），文中列孙中山罪状多条，说孙中山借革命猎取名誉地位，“残贼同志”、“蒙蔽同志”、“败坏全体名誉”，认为“恶莠不除，则嘉禾不长”。要求同盟会总会开除之，改选总理。黄兴对此，极力抵制，陶成章乃将该公函在中外各报发表，自云与孙中山“已不两立”(85)。

陶成章这一“已不两立”，不是说着玩的，他真的着手自己去革命了、不跟同盟会扯在一起了。1910年1月，他成立了光复会东京总会，以章炳麟为会长(86)，他自己任副会长，大力展开了革命运动。

陶成章这一觉悟，显然他的光复会死友徐锡麟给了他极大的启迪。徐锡麟早在光复会与同盟会合并时候，就拒绝加入同盟会，因为他看不起孙中山(87)。后来徐锡麟自己去革命了，以一死做宣传，完成了伟大的殉道(88)。这一不合作主义，当然深深地影响了陶成章。陶成章在徐锡麟殉道后拒绝同徐锡麟看不起的人合作，当然是别有深意存焉(89)。

“义弟”出马

陶成章重振光复会、自己去革命以后，他们对1911年江苏和浙江的革命成功，都有了决定性的贡献。其中上海光复，尤其重要。因为上海光复，抵消了革命军汉口失守的士气低落，对大局的稳定，发生极大的作用。不过在国民党钦定的说法中，上海光复都归功给蒋介石的把兄陈其美(90)，这是不公道的。事实上，当时陈其美已因冒进而被关在江南制造局，是光复会的李柱中（燮和）救了他。救他出来后，他趁李柱中他们在倦卧时，窃取了上海都督(91)。蒋介石这位把兄的行径，原来如此！

陈其美在上海光复之功，不及李柱中(92)，这点在陈鼓应的引证中，已提到了。陈鼓应还引证陈其美“动辄施暴于同志”的记述，例如他枪口对内，居然派刺客去刺杀他的救命恩人李柱中、居然非法枪决革命军参谋长陶骏葆，可见其“同类相残”、“任意屠杀同志”的劣根性，早就其来有渐。陈其美此人是上海青帮一头目耳，根本是特级流氓，实在缺乏人权法治的观念，这些例子，为陈鼓应所不知者还有很多。《民国经世文编》就收有伍廷芳的三个文件：一、《为妄事捕逮咨陈都督文》；二、《与陈都督论清查与捕获之权限》；三、《为妄事捕逮再致陈都督书》。把陈其美滥施逮捕的卑鄙行径，举证历历(93)。陈其美这种无法无天的假革命党行径，延伸到他派“义弟”(94)蒋介石出马，去干掉陶成章，正是一贯性格使然，一点也不令识者惊异。

陈鼓应提到陶成章被暗杀后，“孙中山闻讯，‘不胜骇异’，‘非常痛悼’”，并说孙中山“听到陶案时，十分愤怒，即刻下令：‘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泄天下之愤。’”陈鼓应的历史解释，显然是大有问题的。因为孙中山当时正是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陶成章多年批孙的事，当然为孙中山的死党陈其美所深知，陈其美此时此刻，要“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而要“教训”陶成章，岂不正是意料中事？孙中山焉有不知之理？“蒋介石和陶成章并无私人恩怨，他是以他大哥的恩怨为恩怨。当其时，陈其美已享有上海光复的革命果实，而跃居上海帮领头地位，基于派系心理，遂视陶成章为不可共存之政敌，蒋对革命观念本是‘模糊不清’，乃值革命党人忙于策划光复南京之际，悄然代他大哥夺权，执行行刺任务。”任务显然是这么来的。至于蒋介石行刺后要“自承其罪”，以及二十多年后才宣布出来的陶成章罪状，当然都是与事实大相径庭的。全世界没人会相信，包括陈其美自己在内。陈其美当时岂不因“兹以凶徒在逃”而表示“严饬牒报科缉凶”吗？蒋介石如果“自承其罪”，为什么要逃到日本？为什么“以陶案之故，为免除反对党以此为攻击陈其美之口实，乃避往日本”？为什么不公开宣布陶成章的罪状？为什么？

真要寒心泪下了！

陈鼓应引证到《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但我怀疑他直接看过或好好看过这部书。因为这部书在1909年条下，早就为这一暗杀做了伏笔而为陈鼓应所“忽略”。伏笔中说：“陈其美亦以陶自南洋回日，因少数经济关系极诋孙先生，掀起党潮，是诚可憾，公遂鄙陶革命人格。”正因为丑诋陶成章的“革命人格”为这些人的一贯做法，所以“教训”陶成章，遂成了一件顺理成章的事。陶成章死后不久，国民党就讨袁世凯，罪状之一是说这位中华民国总统“灭绝人道，而暗杀元勋（宋教仁），试问比起陶成章的被暗杀，袁世凯会不哈哈大笑吗？——你们的“元勋”，你们自己人都要杀哪，又何责于我老袁哉？

为了配合“鄙陶革命人格”的作业，国民党对陶成章的“寂寞身后事”，采取了两种方法，一种是抹杀法（如出版《革命先烈先进传》、《先烈先进图像文物集珍》、《先烈先进文物大展图录》等书，根本不列陶成章，好像历史上没有这个人似的）；一种是丑化法（从《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以至第四十三卷第三期的《传记文学》，全用之。）这种丑化作业在说了陶成章一大堆罪状后，居然还说他“谋刺陈其美”、“谋杀陈其美”，这种颠倒是非，真是太无耻了！(95)

正相反的，陶成章和他的光复会，才是真正伟大“革命人格”的实践者。辛亥老人沈瓞民回忆“光复会坚持由‘鼓吹，而趋向‘力行’，就是重视武装革命，自癸卯至辛亥之间，没有一年、没有一月，不在进行武装革命。清朝统治集团残酷镇压，同志被杀的、被密拿的、通缉的、起义就难的，前后不下五千人。时隔五十载，姓名湮没无闻，比比皆是。”“光复会自始至终，从领导人陶成章起，深入各地，打进基层，实行武装革命，从不少懈。而同盟会虽也重视武装革命，但领导人居国外时间多，宣传也多于力行。光复会对这点意见较深，两者分歧点在此。”对这些伟大的革命斗士，国民党中的那些假革命党们、那些青皮帮棍们、那些鹰犬爪牙们、那些御用侍臣们，竟还事实上忘恩负义于先(96)、历史上抹杀丑化于后，这叫哪门子公道？看了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五集“光复会”一章下，只敢提陶成章被刺字样，却不敢直书凶手是谁(97)，而书前扉页上，赫然却是蒋介石“播休奕代”的题字！——人间的讽刺，又孰过于此？想当年陶成章写《龙华会章程》，曾慨乎言之的说：“无论什么君主立宪、共和立宪，总不免于少数人的私意，平民依旧吃苦。……成功以后或是因为万不得已，暂时设立一总统，由大家公举，或五年一任，或八年一任，年限虽不定，然而不能传子孙。”但是，定这章程的陶成章，却在革命成功之日，被自己的同志——未来的中华民国总统——给干掉了。所谓中华民国总统“不能传子孙”之说，自然也就成了人间笑谈，而与你陶成章草木同朽。最后的革命成果是：中华民国万岁、中华民国总统也万岁，但创建中华民国的大功臣陶同志，却以三十五岁之年，短命死于黑枪之下。革命革命，元勋元勋，搞革命，做元勋，下场竟然这样，我们清查国民党历史的人，清查至此，真要寒心泪下(98)(99)！

1985年5月8日晨

①原注：1903年发生的“拒俄运动”，对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产生极大的冲击作用，以往史学者有忽略这一运动影响力的倾向。有关“拒俄运动”的史料，可参看中华民国史料丛稿《拒俄运动》，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②原注：鲁迅曾经追忆说：“夜雨潇潇地下着，提起笔，忽而又想到用麻绳做腰带的困苦的陶焕卿。”见《华盖集续编》。

③原注：张篁溪：《光复会领袖陶成章革命史》，收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

④原注：樊光：《辛亥革命光复会领袖章炳麟陶成章合传》，未刊稿。引自李新、孙思白主编《民国人物传》第二卷尚明轩撰《陶成章》。另张篁溪：《光复会领袖陶成章革命史》记述：“魏兰谓成章曰：‘杭、绍一苇可航，君盍归里一省？’成章曰：‘情字难却，一见父母妻子，即不能出矣。’”

⑤原注：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上册，第490页。

⑥原注：陶成章：《浙案纪略》。收在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三）。

⑦原注：见沈瓞民《记光复会二三事》，收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第134页。

⑧原注：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中华民国的创立”上第288页。

⑨原注：同注⑦。

(10)原注：陶成章受清政府通缉事，鲁迅曾提起说：“徐锡麟刺杀恩铭之后，大捕党人，陶成章君是其中之一，罪状曰：‘著《中国权力史》，学日本催眠术。’（何以学催眠术就有罪，殊觉费解。）于是连他在家的父亲也大受痛苦。”（见《华盖集》，“补白”）

(11)原注：陶成章主张：“行中央革命及袭取重镇二法，以为捣穴覆巢之计。”见陶著《浙案纪略》。

(12)原注：陶成章早在1900年便曾入东三省，并往内蒙古东西盟等地，观察形势。1902年又上北京，返乡途中，旅费匮乏，“行七昼夜，几饿毙。”（见张篁溪《光复会领袖陶成章革命史》）其后往来于日本及内地之间，在江浙地区从事实际活动。又：1909年秋，陶成章给铁仙（即李柱中）和王若愚信上，还提到这主张：“至于革命一节，弟意非先扰乱北京不可。”（见《陶成章信札》十一，第23页，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

(13)原注：关于光复会和同盟会的关系，沈瓞民有不同于一般的说法。他说：“有人认为光复会已并入同盟会，这样的说法是不符合史实的。如秋瑾先参加同盟会，后又入光复会，可证国内仍照光复会宗旨，进行革命活动。”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第137页，中华书局出版。

(14)原注：史学家章开沅论述这段历史时，提到吴稚晖“表面上好像支持了孙中山，但实际上是利用孙、章矛盾发泄私怨，特别是在‘苏报案’陈账上纠缠不休，不仅无助于经费争执问题的解决，而且更扩大了同盟会内部的裂痕。”（见《辛亥革命史》中册，第82页）按：1903年“苏报案”发生，邹容和章太炎被捕下狱（后邹容死于狱中），吴稚晖有告密的嫌疑。当时两江总督派遣候补俞明震专程到上海主持整肃《苏报》工作。俞明震抵沪后，“即命大纯（按：俞的儿子）招吴敬恒参谒。”（见章行严《苏报案始末记叙》），吴稚晖“见俞明震屈膝请安”，俞赐了一碗面给吴吃，吴对俞有所“献策”，离开之后，默不做声，不通知同党，便独自逃逸。按吴稚晖在官府“火票未发以前，未有一言见告”，“坐视同党之危，而不先警者”，致令章太炎与邹容被逮。这事详见于章炳麟（太炎）《与吴稚晖谈苏报案书》（收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一册），章太炎痛斥吴稚晖“外作疏狂”背地里“与明震通情”。

(15)原注：岑生平：《陶成章与光复会》。

(16)原注：沈瓞民：《记光复会二三事》。

(17)原注：章开沅：《辛亥革命史》下册，第122页。

(18)原注：章天觉：《回忆辛亥》。

(19)原注：杨镇毅：《光复军攻克上海江南制造局及陈其美篡取沪军都督真相》。

(20)原注：王子骞：《攻克上海制造局亲历记》，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第29页。

(21)原注：章开沅：《辛亥革命史》下册，第123页。

(22)原注：《民立报》，1911年11月28日，第5页。

(23)原注：章开沅：《辛亥革命史》下册，第123页。

(24)原注：11月6日晚的沪军都督推举大会，是在没有光复会成员参加的情况下召开的。见吴乾兑《上海光复和沪军都督府》一文，刊在《历史研究》，1981年第5期。按：章太炎《自定年谱》述及上海光复时，“柱中日夜抚慰降人，疲极。英士乘其倦卧，集部党举己为上海都督。”

(25)原注：余焕东：《李燮和沪宁革命之经过》。

(26)原注：《沪督复徐震书》，《民立报》1912年1月13日，第6页。

(27)原注：《龙浩池等致陈其美书》，《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961页。

(28)原注：余焕东：《李燮和沪宁革命之经过》。

(29)原注：郭汉章：《略谈上海光复之役》。

(30)原注：《陶逊质问陈都督函》，《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964页。

(31)原注：蒋介石：《五十生日感言》。

(32)原注：《先妣王太夫人事略》，下引同。

(33)原注：《蒋总统秘录》称，蒋介石常和人打架，所以他母亲替他取名为“中正”（见该书第一册，第14页）。

(34)原注：《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下引同。

(35)原注：《蒋总统传》。

(36)原注：1924年3月25日，蒋介石给胡汉民和汪精卫的信上说：“弟本一贪逸恶劳之人，亦一娇养成性之人……五六年前，懵懵懂懂，不知如何做人……人言弟为好色，殊不知此为无聊之甚者，至不得巳之事……至今不唯疲玩难改，而轻浮暴戾，更甚于昔日。”见《与展堂精卫书》，收在《蒋主席名著全集》第四集，第1205页，1947年复兴出版社。

(37)原注：如研究“早期蒋介石”的学者PichonP.Y.Loh，对蒋氏早年所形成的性格，做了许多细致的分析。PichonLoh归结地认为：“在1911到1921年间，蒋的性格经常是很急躁、冲动和坏脾气，周期性显露出由心理引起的一种身心病态的症状（Symptomsofpsychosomaticdysfunetion）。引自PichonP.Y.Loh,TheEarlyChiangKai-shek;AstudyOfHisPersonalityAndPolitics,1887-1924（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71）p.32

(38)原注：《蒋经国传》，加州《论坛报》刊载。跟随蒋氏二十多年的黄埔嫡系宋希濂将军有这样的记述：“蒋介石有着各种各样的面孔，在我同他二十多年的关系中，经常见到的是那种威严十足、凜不可犯的面孔。……另一种是事情不如他的意或者有人触犯他时，他就怒气腾腾，听说在侍从的人常有被他拳打脚踢的。”（见宋希濂《蒋介石和白崇褚的倾轧》，香港《中华月刊》，1983年12月号）此外，美籍作者亚丹怀特（AldenWhite）亦曾列举蒋介石对人动辄拳打脚踢，并以此推断“由于这种性格，他曾把任何冒犯他的人加以捕杀”。见怀特《蒋介石的一生》（TheLifeOfChiangKai-shek;ALeaderWhoWasTrustAsideByRevolution），刊在《纽约时报》，1975年4月6日。

(39)原注：1935年1月23日，在苏联的蒋经国给他生母毛福梅的一封信上，抨击他父亲的粗暴殴打亲人时说：“蒋介石在宣传孔子的孝悌和礼义廉耻的学说，这是他迷惑人的惯用手段，以此欺骗和愚弄人民的意识。母亲，您还记得吧？是谁殴打您，抓住您的头发，将您从二楼拖到楼下？那不是他——蒋介石吗？您向谁跪下，请求不要把您赶离家门？那不是他——蒋介石吗？是谁打我的祖母，使祖母因此致死？那不是他——蒋介石吗？这就是他的真面目……”蒋经国《给母亲的信》，陈丹译自波多野墘一《中国共产党史》。此信原文于1935年1月23日发表在列宁格勒《真理报》，日译全文，亦见于日本外务省情报局所编《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五年史》，第149至157页。

(40)原注：1907年蒋介石投入袁世凯在保定办的“陆军速成学堂”，一年后被保送去日本士官预备学校（振武学堂），不久转到高田炮兵联队实习，做士官学校候补生。

(41)原注：“上海滩”心态，意指“上海滩”上帮会、流氓的心态。

(42)原注：《民国人物传》第一卷。

(43)原注：陈其美是在1906年冬加入同盟会的，初时并未受到重视。当时同盟会的骨干分子是黄兴、宋教仁、章炳麟、陈天华等。同盟会成立的两三年间，孙、黄等领导下在华南各地发动武装革命，光复会人员并在江浙一带起义，陈其美均未曾参与（如1907年5月发动潮州黄岗之役，6月发动惠州七女湖之役，7月有光复会徐锡麟起义安庆、秋瑾就义绍兴，9月发动防城之役，12月发动镇南关之役，11月有光复会熊成基的安庆之役……这一连串的革命行动，陈其美均无所参与）。直至1910年4月，宋教仁等为了推动长江流域的革命，在上海组织中部同盟会，由于陈其美可在上海发动帮会力量，乃约他参加。

(44)原注：据陶冶公回忆称，蒋介石投入陈其美麾下，做他的“卫队团长”（见陶冶公：《陶煥卿先生小传》，载《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翊勋说：“当时陈其美的部下异常庞杂，五花八门，无所不包，上海各色各样的流氓，大部分都和‘杨梅都督’（陈其美的外号）有些渊源关连，所以都督府的‘将军’多如牛毛。那时共舞台的演员潘月樵、夏元润、夏月珊兄弟都是‘少将’阶级。”（翊勋：《蒋党真相》，第9页，1949年南洋出版社）

(45)原注：蒋介石拜上海大流氓黄金荣为师的确切时间，待考。荣孟源提到：“蒋介石何时拜黄金荣为师，不得其详。据他在1913年给黄金荣立碑，歌功颂德，可知不能晚于是时。”（《蒋家王朝》，第8页）胡绳教授论及陶案时说：“暗杀主使人是陈其美，执行人是蒋介石。当时蒋介石是陈其美的部下，又是租界捕房的包探头目、著名流氓黄金荣的门徒。”（胡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第1060页）

(46)原注：《临时政府公报》第一号。

(47)原注：田桐：《革命闲话》。

(48)原注：《临时政府公报》第一号，下引同。

(49)原注：《民立报》，1912年1月17日。

(50)原注：《陶成章之死》，见《石屋续沈》，第74页。

(51)原注：《我亲身经历的辛亥革命史实》。

(52)原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第9页。

(53)原注：《时报》，1912年1月8日。

(54)原注：《民立报》，1912年1月12日。

(55)原注：《民立报》，1912年1月14日。

(56)原注：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第383页。

(57)原注：蒋介石行凶的现场情况，由于凶案遭掩盖，以致凶手逃逸而未捕获在案，自然无得从当事人口供中获知。唐人：《金陵春梦》，属野史小说，对蒋作案现场有一节生动的描绘：

“蒋介石一声不响，到法租界广慈医院前后左右里里外外打了个转，找到了成章病房，明白了进出途径。那正是宣统三年的深秋，入夜寒风萧瑟，夜凉如水，广慈医院庭园岑寂，几裸法国梧桐落叶簌簌，灯影黯淡，工友倚墙假寐，护士也在休息，值夜医生尚未到巡房之际，忽地有一个黑影闪入院中，幽黯的灯影中只见来人头戴毡帽，遮住眉毛，穿一件夹大衣，双手入袋，迅速登楼，一直推开陶成章的病房房门，之后便听见一声枪响，全院震动，等到查出是陶成章遭了暗害，凶手早已逸去了。凶手就是蒋介石！”

(58)原注：《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是由蒋的高级幕僚毛思诚所编撰。毛氏曾是蒋介石的私塾老师，蒋将他的私人日记、信函及公牍提供给毛氏，以纪年体编写成书。蒋杀陶的供述，见香港龙门书店影印版第26页。此外，日本《产经新闻》发表的《蒋介石秘录》（此书由国民党当局秘密提供国防外交机密档案及私人资料写成），再度述及蒋介石“暗杀了陶成章”（原文用“蒋介石制裁陶成章”为标题），中译本《蒋总统秘录》未曾删除，见该书第四册第60页，《蒋总统秘录》一书，由国民党当局大量印发；《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则在台湾禁售、禁阅。

(59)原注：见沈瓞民回忆。此外，张篁溪记载当时陶成章的形迹说：“及江南恢复，革命党中之不肖者，皆争功望酬。成章恐北虏未破，愈焦虑，乃扶病而起，与诸友共谋北伐。”这和同盟会系统的《民立报》所载相合，1911年11月28日《民立报》报道称：“现陶公以南京未下，北虏犹存，苟不合力进剿，生灵行将尽害。”可证辛亥革命期间陶成章与同盟会的合作情况。由此可知蒋对陶指责的不实。

(60)原注：《民立报》，1912年1月22日，第6页。

(61)原注：《民立报》，1912年1月31日，第5页。

(62)原注：蒋介石给胡汉民、汪精卫的信上，说到：“英士待人，不免好尚权术。”见其《与展堂精卫书》，收在《蒋主席名著全集》第四集，1947年复兴出版社编印。

(63)原注：《民立报》，1912年1月20日，第6页。

(64)原注：同注(51)。

(65)原注：《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

(66)原注：董显光的蒋传，只写了杀陶前1911年12月间，陈其美在上海成立一个筹款小组，“集得相当款项”交给蒋介石。

(67)原注：黎东方的《蒋公介石序传》，谓蒋在日本过着“安静的读书生活”，回国后，“在上海谒见国父，第一次与国父单独深谈。”（见黎著第34页，台北联经出版社，1976年11月第二版）按：史学博士黎东方所载，可以澄清御用文人对孙、蒋初次见面的虚构（由是可知蒋杀陶以前，没有和孙中山单独见过面）。被台北方面列为蒋传代表作的董显光《蒋总统传》，创造蒋于1910年6月间在东京与孙中山会见，董氏竟以生动的文笔写道：“……可惜者那时没有一位艺术家在场，把那位伟大的计划者与同样伟大的执行者的历史性初次会见做成绘画。”

(68)原注：台北“正中书局”出版的《蒋总统年表》，由于右任封面题字、王德胜“恭编”、胡轨“恭校”。

(69)原注：《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载：“冬，回国乡居。”

(70)原注：荣孟源：《蒋家王朝》，第7页。

(71)原注：见《蒋委员长革命史》。

(72)原注：1919年间，蒋介石和戴季陶、张静江等筹办证券交易所，向北洋政府农商部申请备案，1920年得到批准，于是年7月正式成立，由虞洽卿任理事长。虞、蒋等大发横财，“天天吃花酒、坐汽车。”1922年间股票回落，宣告破产，蒋氏乃到广州去“革命”（参看容斋等著《金陵旧梦》一书，“从交易所到北伐时期的蒋介石”，香港印行）。蒋介石等人开设的交易所叫“恒泰号”，蒋介石用的是“蒋伟记”的名字，合同里“蒋伟记”名下签了“中正”两字，合同书现在还存在（详见谢东雨《蒋伟记入股恒泰号》及《蒋介石的股票经纪生涯》，编在“广角镜出版社”印行的《蒋介石》书中，1975年初版。）

(73)原注：虞洽卿是上海大财阀，送蒋赴粤旅费，见容斋等著《金陵旧梦》。虞洽卿后来成为江浙财团代表人物，北伐期间，虞氏赴南昌与蒋密谈，赠蒋6000万元。蒋到南京、上海后，展开清党大屠杀，与获得虞氏等江浙财团支持有很大关系，而且透过他们，开始靠向英美帝国主义。

(74)原注：孙中山《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序》。

(75)原注：国民党宣传机构宣扬蒋介石十五岁开始便立志革命，并称其自束发以来即为总理之信徒。事实上蒋氏三十二岁才到广东当作战科主任，从那时起，五六年之间，经常临阵脱走或离营而去，详看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52页至55页。

(76)原注：见郭廷以著《近代中国史纲》下册第556页所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77)原注：北伐时期蒋介石在公开场合说了许多亲共的话，可参考《蒋校长演讲集》（1927年“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宣传科”印行），如蒋氏说：“如果时代到了要实行共产主义的时候，任何主义也不能抵抗共产主义”（第17页）；“反对共产主义，就是反对三民主义”（第44页）；“世界上党的组织同党的纪律最好的，莫过于俄国的共产党”（第71页）；“要知道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不能没有的”（第84页）；“中国国民党同中国共产党，是两体一命，现在不能够分开的”（第108页）；“中国国民党同中国共产党，确定是要合作到底的”（第140页）。

(78)原注：许寿裳是鲁迅好友，为台湾大学中文系系主任。许寿裳命案，详见陈鼓应《林家血案是许寿裳血案的重演》，刊于1983年8月《台湾与世界》第三期。

(79)细核1912年1月15日《民立报》，可知《蒋总统秘录》和陈鼓应在引文上，都有很粗心的出入。

(80)《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学录序》。

(81)同(80)。原文是：“出征两月……伤者如蒋营长鼎文、郭连长俊，尚在病危中，死生未可卜。其余如刘铸希、赵履强、陈志达、邓文仪诸子，折股断臂，洞胸穿肠，伤势更剧，几至残废终身，见之但有对泣而已。”

(82)遍查所有蒋介石的著作，可知也。

(83)吴敬恒与蒋介石的关系，参看李敖《砸掉那铜像！》、《党国元老的几副嘴脸》、《“黑军师”手记》（以上均见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二十五期）；及《肚子疼的革命党》（《李敖千秋评论号外》第二期）。

(84)《大风半月刊》第六十、六十一期。

(85)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在这一事件上，对陶成章的论断，有失史家公道。

(86)汪荣祖《章炳麟与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第二册）：“1907年日本政府因清廷的压力而迫中山先生离开日本，会内失和，卒导致分裂。革命党人因中山先生须急迫离开而大为混乱。中山先生显然欲带走革命中枢，章氏为之气愤。他在焦虑中得知中山先生未与同志商议，而径接受日本政府和某股票商人一万五千圆之‘礼金’。中山先生预备留下二千圆给章氏做为《民报》之费用。章氏大怒，公然争吵。章氏以中山先生显然轻视《民报》和革命宣传工作而气愤，同时他也不满中山先生自外国政府取钱。以后他便开始批评中山先生之领导和策略。他责怪中山先生轻忽失策，未予清廷有力打击，徒然浪费资金且造成暴力的印象。中山先生预备把那笔钱的大部分都花在南方的另一次‘错误’上面，章氏便提议由黄兴取代中山先生为同盟会总理。这个提议因为刘揆一和黄兴自己的干预而被否决。不过风暴还在后头。中山先生因为心有不悦，于是在东南亚另立一个新的总部，而明显地忽视东京的机关报和主编。双方的交责随之而来。中山先生因革命经费困难，必须把有限的财力用于军事行动。章氏则认为中山先生有意放弃他和《民报》，使得他和同事几乎挨饿。以后日本警方应清廷要求而令《民报》停刊，章氏在东京的法庭极力抗议无效。然而过不久，中山先生背章氏复刊《民报》，以汪精卫为主编，声明在巴黎出版，实则在东京印行。章氏至感屈辱愤怒，公然抨击中山先生背信，并且宣称新刊的《民报》‘不合法’。中山先生的党人也大加反击，责难章氏专擅，没有办好《民报》。他们相互的攻伐时常极为刻薄，因而马上和解已不可能。事实上从1908年到1911年，同盟会虚有其名，不仅章氏原属之光复会独自行动，连黄兴和他的华兴会同志亦如此。这种分裂削弱了革命运动的力量，同时使统一的革命运动又回复到1905年以前各自独立行动的局面。然而这样的情势未必就不利于革命。”

(87)章炳麟《太炎先生自定年谱》1907年条下：“是岁山阴徐锡麟伯荪刺杀清安徽巡抚恩铭。伯荪性阴鸷，志在光复，而鄙逸仙为人，余在狱时，尝一过省，未能尽言也；后以道员主安徽巡警学堂，得间遂诛恩铭，为虏所杀。其党会稽陶成章焕卿时在日本，与余善，焕卿亦不憙逸仙。而李柱中以萍乡之败，亡命爪哇，焕卿旋南行，深结柱中，遂与逸仙分势矣。”

(88)章炳麟《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传》：“锡麟卓鸷越劲，盖有项王风。其猝起不反顾者，非计短也，以寡助遇大敌，固以必死倡耳！”

(89)章炳麟《太炎先生自定年谱》1909年条下：“焕卿自南洋归，余方讲学，焕卿亦言：‘逸仙难与图事，吾辈主张光复，本在江上，事亦在同盟会先，曷分设光复会。’余诺之，同盟会人亦有附者，然讲学如故。”

(90)孙中山《孙文学说》第八章：“武昌既稍能久支，则所欲救武汉而促革命之成功者，不在武汉之一着，而在各省之响应也。吾党之士，皆能见及此，故不约而同，各自为战，不数月而十五省光复矣。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陈英士在此积极进行，故汉口一失，英士则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窥取南京。后汉阳一失，吾党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则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较他者尤多也。”又陈惠夫《我的父亲先烈陈英士》（1967年1月15日《联合报》）：“武昌起义之后，革命力量一度遭受各种阻抑，几乎有无力支持之危，幸得上海及时光复，并且先后攻克杭州、南京，扭转大势，总理曾有详细记载认为这一举动的价值是无从估计的，也是革命成败关键之所系。”

(91)章炳麟《太炎先生自定年谱》1911年条下：“上海都督陈其美者，字英士，归安人。初英士与李柱中谋袭江南制造局，柱中不许，英士先率部党突入，被获。其党叩首请柱中往援，柱中以湘军从之，制造局长官散走，余卒尽降。柱中日夜抚慰降人，疲极。英士趁其倦卧，集部党举己为上海都督。柱中觉，大怒，欲攻之，惧为清虏笑，乃率众直走吴淞，亦称都督。陈李交恶。余至，宿柱中军府。念江苏有五都督，而上海吴淞尤相逼，教柱中去督号，称总司令，奉程德全为江苏全省都督。”参看注(24)。

(92)章炳麟《〈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序》：“自徐锡麟死，光复会未有达者。李燮和乃流寓爪哇一教员耳，而能复振其业，返归沪海，与湘军东伐者相结。江南制造局之役，事败气燔，乃以数百人宵突其门而举之。上海一下，江浙次第反正，则李燮和为之也。”

(93)姚崧龄《中行服务记》：“沪军都督陈其美（英士）随向中行索取军费，宋经理以不合手续，予以拒绝。旋被车送都督府拘扣。事闻于司法总长伍廷芳（秩庸），认为都督府非法拘捕，违反民主国法治精神，提出抗议。伍致陈函，曾编入《民国经世文编》内，传诵一时。）

(94)蒋介石《祭陈英士文》中自称“义弟蒋介石”。

(95)国民党历史家张玉法在《光复会与辛亥革命》（《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第一册）中说：“史家有论云：辛亥成功，同盟会人出组南京临时政府，而沿江各省及上海浙江恢复，光复会党人功为多，同盟会、光复会不和，所在互相仇杀。1911年12月12日，陈其美杀镇江军政府参谋陶骏葆于都督府，陶乃光复会员。1912年1月13日，陶成章亦在上海被刺。因为当时同盟会和光复会有摩擦，一般认为陶成章是陈其美派人暗杀的。”张玉法所谓“互相仇杀”，缺乏实证。因为我们看到的例子，喜欢杀同志的，都不是光复会的人。

(96)忘恩负义可分大小两方面来说，大的方面是忘了陶成章和光复会对革命的大恩大义；小的方面是完全抹杀对陈其美救命之恩的事。自邵元冲《玄圃遗书》中“陈英士先生革命小史”起，到查显琳《扶颠持危——陈英士传》止，都绝口不提。

(97)《传记文学》第四十三卷第三期《陶成章》小传写蒋介石“十四日（辛亥年11月26日）凌晨2时许，指使二人至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用手枪将之击毙，终年三十五岁。”尚明轩《陶成章》写“陈英士派遣蒋志清（即蒋介石）设计杀陶。十四日凌晨2时许，陶成章被蒋介石收买的光复会叛徒王竹卿暗杀在医院里。”凶手部分，都写错了。事实上三人中的一人即蒋介石自己。此即陈鼓应文中所说的陈其美“指使蒋介石行刺，蒋收买王竹卿为助手，共同行凶”。

(98)陈鼓应因为历史知识是吃速食面式的，所以有不少其他的错误，例如邓演达之死，只是明害而不算暗杀；许寿裳之死，应是单纯的刑事案件。陈鼓应的毛病是该做历史解释的没解释，不该解释的又乱说一通。虽然写作的大方向是打击敌人，没有错，但也不能不“修辞立其诚”呀！

(99)章炳麟《太炎先生自定年谱》1916年条下说孙中山为人“憙少年轻薄与江湖屯聚者，讫为大总统不能悛”。整个陶成章被暗杀、革命被篡夺，就是孙中山这一利用“少年轻薄与江湖屯聚”的手法使然，我这篇文章的基本旨趣，就在点破这一关键，有心人请“多多体会”。

蒋介石在肇和起义中算老几？

——为肇和起义定位

在国民中学的“历史课本”里，有这样一段话：

民国四年袁世凯接受帝制以后，国父命陈其美在上海策动肇和军舰起义，发难讨袁，虽不幸失败，但确已唤起了革命精神。

紧接在后面，便是云南起义。在衔接上，俨然云南起义是被肇和起义“唤醒”似的，这可真是胡说八道①！肇和起义和云南起义都是1915年12月间的事，在11月间云南起义的领导人蔡锷潜离北京的时候，肇和起义还不知在哪儿呢！因为照蒋介石1916年《陈英士先生癸丑后之革命计划及事略》一文中追忆：肇和起义原定日期是“年杪举事”，由于忽然听说12月3日肇和军舰要开拔广东，乃提前在5日举事。否则既是“年杪举事”，日期当然在12月25日云南起义之后了，又何从“唤醒”云南起义呢？

带入两个错误

半个世纪前，被国民党迫害的革命元勋章炳麟（太炎），为《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写序，他就愤怒于“知当时实事者已少，夸诞之士，乃欲一切笼为己有”，已经明明指出国民党在历史上动手脚。到台湾后，国民党在历史中“自我涉入”（ego-involvement）的范围越来越大，他们的丰功伟业愈来愈多，多得如今不但长达九十年，并且一切丰功伟业都是他们一家的了，这种“一切笼为己有”的不要脸，是我这种历史家兼正义之士绝对看不过去的。因此我要用我一个人的力量，做砥柱于中流，把国民党“一切笼为己有”的不要脸一一拆穿，这次轮到拆肇和起义了。

肇和起义在历史定位上，显然已被国民党带入两个错误：第一，它的历史已被放大，放大到“唤醒”云南起义的程度，事实上，它的地位在比例上实在没这么大。（高级中学的“历史课本”就编得比国民中学的稍胜，它说：“民国四年十二月五日，陈其美在上海举义，虽未成功，但革命声威为之一振，各地继之而起。”根本不提肇和起义的名字，并且把这件事放在云南“护国军起义”的项目之下，在比例上，就误导得少一点了）；第二，它的人物也被放大，放大到首从颠倒的程度，事实上，有些人的地位在比例上实在没这么大。

这不是怪事吗？

例如今年2月国民党出版的《国父图像墨迹集珍》，在图片说明中，“讨袁时代的蒋公中正”旁边，又有说明是“在上海追随蒋公并肩奋斗的吴忠信”，这就怪了。原来吴忠信字礼卿，是安徽合肥人。1884年生，十七岁时候，入江南武备学校。二十二岁（1905）毕业后，做到管带（营长）级的军官。二十三岁（1906）时候，由杨卓林介绍，秘密加入同盟会，搞革命。第二年（1907），杨卓林谋刺清朝两江总督端方不成，被杀，吴忠信密谋日亟，被端方怀疑，不准他再带部队，改任标（团）司令部正执法官。1911年武昌起义，吴忠信参与光复南京，任总司令部总执法官，兼兵站总监。1912年孙文任临时大总统，吴忠信任首都警察总监。二次革命失败后，亡命日本。1915年12月4日，参加肇和起义。1917年到1918年间，在陈炯明任第一军军长、许崇智任第二军军长时候，吴忠信任第七支队司令兼汀州绥靖主任，当时蒋介石是第二支队司令官。从吴忠信这些纪录看，此公早年的风光，显然在蒋介石之上，蒋介石所有的参加肇和起义等事迹，吴忠信都有，而吴忠信早在民国元年就做上首都的警察总监，其革命历史之悠久，更是先声夺人了。肇和起义，据邵元冲《肇和战役实纪》，司令长官是陈英士、参谋长是吴忠信，吴忠信位在蒋介石之上。从1916年杨庶堪等联名信上的排名，仍可证实到这一点。如今国民党改写历史，变成了上司“追随”起属下来，这不是怪事吗②？

吴忠信排名在蒋介石之前

据邵元冲《肇和战役实纪》，有追忆如下：

先是民国二年，二次革命既失败，义烈爱国之士，纷纷甫逃三岛，故东京一隅，遂为亡命客集中之地。是时陈英士先生亦于上海失败以后，至东京与孙中山先生协筹大计，然当挫败之佘，众多沮丧，或则谓非十年以后不能革命者，唯孙中山先生独主张速起三次革命，而陈英士先生赞同之。于是中华革命党之组织，公举孙中山先生为总理，而陈英士先生任总务部长事。初谋北方，继图江浙，皆不幸挫败。于是英士先生以为今日根本大计，宜注重西南滇蜀两粤湘五省，而以香港为机枢，议论甚伟，卒以时势迫促，财力亦匮，计不果行。于是陈英士先生再综观大势，以为上海一隅为长江咽喉，而又重兵所在，足以控制南北，故第一次革命之成功，实以上海之响应而促成之。第二次革命之失败，实以上海战争，攻击制造局之不得手，及海军之不同意，而攻击上海、攻击湖口等，为全局失败之大原因，故英士先生以为非占领上海，不能促成长江各省之响应，非海军得手不能获上海革命之成功。乃以此计陈之孙先生，孙先生大然之。于是英士先生本此计划，于四年春秘密回沪，进行运动上海军警联络海军事，而以江浙两省为之辅翼，成效既日著。会夏间，以孙先生有要事商榷，自东京电召，于是英士先生又赴东京。冬初又因事须至南洋，道过沪，沪上同志共挽留之，以为陆海军警，成绩已渐可观，且因帝制潮流日急，益促人民倾向革命之势，挽英士先生在沪主持党事。先生观察一切，知事实有可为，乃电孙先生告以可以有为之情况，并请多派同志回沪襄助一切，孙先生复电报可，于是英士先生乃决留上海办事矣。

是时上海陆军及警察已多表同意于我党，而杨虎君等所联络之海军成绩尤佳，肇和通济应瑞各舰赞同我党者，亦几及半数。然当时孙先生委任主持上海军事者为吴忠信君等，当英士先生回上海时，上海同志及吴君等议公推英士先生任沪事，而各同志共辅助之，并公电孙先生。孙先生复电允任英士先生为淞沪司令长官，遂组织机关于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五号，其吴忠信、蒋介石、杨沧白、邵元冲、丁景涂、余建绪诸君，分任军事、财政、总务、文牍、联络诸职务，孜孜进行不遗余力，而时机于是益熟矣。

这是邵元冲文中的第一段——“肇和战役之原因”，排名顺序明明是吴忠信在蒋介石之前。

名单中独独不见蒋介石

再看第二段——“战争发动及攻击计划”：

英士先生既支持沪事，准备渐完，唯尚未确定发难时日，而其时长江及江浙各省同志纷来敦促，以为苟上海能任发难，则各省必可克期响应，且海军总司令部又于12月3号，命令肇和军舰迅于6号开赴广东。于是同志闻之，共告英士先生，以为吾党联络肇和之成绩为各舰之冠，今若听其开去,则将来发动尤难，因要求英士先生于6号以前发难。先生重以众意，且准备之成绩实亦可以发动，而肇和舰长黄鸣球及舰上海军练习生陈可钧等事前同意，由先生电请孙先生委任黄为海军总司令，故遂与总机关部各同志会议，决定于12月5号午后4时发动，当时计划及分任任务之概略如下：

一、松沪司令长官陈英士，参谋长吴忠信。

二、海军总司令黄鸣球。

三、海军陆战队正司令杨虎、副司令孙祥夫。

四、海军以肇和舰为海军总司令部，杨虎率一部分部队占领肇和，占领后即开炮猛击制造局。孙祥夫率一部分部队分别占领应瑞、通济，以为肇和之辅助。

五、制造局同意之军队及闸北城内等地所联络之军警，闻军舰炮声即同时响应。

六、夏尔均担任于城内各城门举火响应。

七、薄子明等率领山东部分同志，攻击警察总局。

八、阚钧、沈侠民、朱霞、谭斌等担任攻击电话电灯厂。

九、陆学文担任攻击警察第一区工程总局。

十、姜汇清、曹叔实、杨靖波、余建光等担任闸北方面军警。余建光并任散布告示檄文。

十一、杨沧白、周淡游、邵元冲等担任留守总机关部，并办理后方勤务。

最令我们注意的是：在这十一行负责人的名单中，提到的人名是陈英士、吴忠信、黄鸣球、杨虎、孙祥夫、夏尔玛、薄子明、阚钧、沈侠民、朱霞、谭斌、陆学文、姜汇清、曹叔实、杨靖波、余建光、杨沧白、周淡游、邵元冲十九人，却独独不见蒋介石，对照起今天国民党宣传所列的蒋介石丰功伟业来，这不是怪事吗③？

蒋介石计划书并未采行

照今年2月国民党出版的《先总统蒋公图像墨迹集珍》所说，“中华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二十九岁，12月，陈英士先烈与公等在沪策动肇和兵舰讨袁。”并说：“12月5日以海陆并举，进攻上海制造局，策动肇和兵舰起义，同时攻取应瑞舰。”可见蒋介石当时的地位是这样重要的。既然这样重要，为什么肇和起义的名单没有他呢？

我说蒋介石当时的责任重在“策动”、在提出计划，这在《国父图像墨迹集珍》中的图片中，已有说明：

肇和起义民国四年冬，在陈其美主持之下，由蒋公中正拟订了一份“淞沪陆海军发难计划”，以海陆并举攻占江南制造局为目的，并先袭取海军为根据，这就是有名的“肇和之役”。

足见蒋介石是“拟定”计划书的。可是，我们细看这份计划书的原文，却发现肇和起义的实行，和计划书根本南辕北辙。计划书中明明有这样的结论：

昨日计划以海军为根据地，再三思虑，终非完全之策。以后海军戒严，及敌军注意防备海军以前比较，不啻数倍已也。且黄浦戒严，其两岸行动不胜其难；况运动水上警察，亦非数日间可以见效也。吾军若注全力于海军，其事甚难，其效非易。为今之计，不如舍此而他图，或不偏重海军而与陆军并重，或先图陆军而以海军为从也。兹以各计划缮述如下：

海军不能防护制造局不过壮制造局之声势而已，而其所持者陆上炮队也，防御工事也。吾军所缺者，炮队也。以无炮队故不能破坏其防御工事，即不能陷落其制造局之要塞也。若有炮台为之根据，则制造局无不下之理，而海军亦所壮其威也。唯制造局附近炮队营野炮无几，且敌军防备严重，而地势又在敌军包围之中，即或占领，亦难久持，况无步兵为之掩护，必易为敌军所扑灭也。鄙意以为占领其沪上附近各炮队三分之二，即占领其驻扎炮队地点二处，虽无海军为之补助，亦必可以横行淞沪也。……

邵元冲回忆

但是，事实上呢？肇和起义却明明是从先拿海军着手。可见《蒋总统秘录》所说“计划为陈其美所采纳。在后来被称为‘肇和起义’的一页史迹，就是依据这个计划进行。”的话，是睁着眼睛胡扯的谎话④！据邵元冲《肇和战役实纪》第三段——“战役真相及失败情形”所述，全部经过如下：

时计划（注意：非蒋介石拟定之计划！）及任务既定，5号午后，各同志分别出发，从事实行。杨虎君率海军陆战队同志，随携手枪炸弹，于3时顷乘事先购置之小汽船，由黄浦滩开驶，径向肇和舰而行。舰上陈可钧即率众响应，时以事起匆猝，且舰上事先同意者多，故余众亦随即附和，皆不敢动；而黄鸣球君尚未回舰。故杨君等即向众宣告吾党宗旨，及此次倡义的目的，众皆欢腾，复出酒遍犒之。已命炮弹库取炮弹，准备装置射击，以司库者不在，键不得启。良久，已将6时，迫不得已，以大椎破门入取炮弹出，装置竣，遂实行射击矣。先杨君之率陆战队，由黄浦江向肇和也，孙祥夫君等一部分之陆战队，亦别乘预购之小汽船向黄浦滩登舟，拟占领应瑞，然购小汽船时，以为时既迫，未及向海关请领护照，且不知海关向例，无护照之船只不得傍岸停泊，故孙君等将登舟时，即为巡捕干涉，迫不令上，不得已折回，于是应瑞通济两舰不能得手。朱霞谭斌君等攻击电话局。既已占领，嗣以袁军大部队来，武器较优，战既久，势不敌，不得已退却。陆学文君等二十余人，攻警察第一分局及工程总局，警察全体皆溃走，占领后正拟布置一切，而袁军一队又来，遂互战，以袁军数过多，我队伤亡过半，冯茂斋君等殉焉，不得已亦退却。薄子明等君率山东部分同志赴警察总局，正攻击间，而袁军亦至，以武器不敌，亦退却，于是陆上各方均失败。制造局赞同吾党之军队，闻肇和炮声，乘众汹惧之时，正拟发动响应，然未几炮声忽辍，疑已失败，遂不敢动，于是制造局之响应亦失败。英士先生既分遣诸同志出发，即与诸干部同志，在渔阳里五号总机关部筹议一切。闻肇和炮声，知事已得手，即率干部同志吴忠信、蒋介石、丁景良、徐朗西、周应时及俞信大等，冒险赴华界以期指挥一切。及抵警察第一区，即当时假定为总司令部者，则陆上各方已失败，军警遍布不能通过，不得已折回渔阳里总机关部。先数日各同志以发难伊迩，出入于渔阳里五号者人数甚众，5日下午尤甚。比邻某法人见之，疑中有危险物品，恐波及，以告法捕房，法捕遂遣巡捕多人前来搜检，既前后包围，挝门甚厉，旋破门而入。诸同志由窗牖间见之，疑有意外，遂拥英士先生登屋顶潜匿，同时伏屋顶者有吴忠信、杨沧白、蒋介石、章杰诸君。而在楼下者丁景良、丁士杰、周济时、吴涛适与入室之巡捕遇，丁君等以怀挟手枪，巡捕指为带军器，逮入捕房，次日判定驱逐，至日本焉。英士先生伏屋既久，以屋内有巡捕逻守严，不能再入室议事，乃分别由别室潜去，同赴他处，随不能再计划进行。而各同志已失败归来，却图再举者，以总机关部破坏，不能秉承命令，故联络线亦中断，而事愈不可为矣。杨虎君之在肇和舰上也，既以炮猛击制造局数十响，而制造局绝无动静，或已为我军占领，故不敢再发炮，以免误伤本军。同时由舰上发信号至应瑞、通济，询以是否同意，两舰回信，正在会议，当可赞成，请勿攻击。以是肇和舰上同志益坦然无虑。时驻制造局统率上海军队者，为淞沪护军使杨善德，闻肇和已为吾党占领，并见其向制造局发炮，意殊张皇，乃遍邀在沪官绅萨镇冰等，集议方策，众议莫决，唯袁世凯军事参议杨晟力主攻击肇和，谓虽击沉一舰，亦无所惜。议既决，乃向交通银行提取巨款，厚贿应瑞、通济两舰官长兵士，促其攻击，两舰中有吾党事前所联络者对肇和既举义，拟即图响应，以惧众意尚未一致，故犹未动。及众人既得厚贿，又涎于未来之美官乃率变计主攻击肇和，余人虽有反对亦无能为役矣。6号拂晓，应瑞、通济两舰遂发炮向肇和猛击，肇和舰上同志初不虞两舰之骤变，亟行还炮，而为时匆猝，多未能命中，相持时许，舰上同志死伤狼藉。众议开吴淞口，又不谙电气起锚之法，锚不能上，而应瑞又发炮中舰上汽炉，炉炸裂，同志死者愈众，伤者亦疲顿不能起而任务，杨君知已无可为，不得已易装泅水而遁，至浦东复易农人服而归。其陈可钧等数十人，以痍伤未能行，卒为袁军捕去，悉行就义，而此轰轰烈烈之战役，亦遂于此时完全告终矣。是役也，死伤及失踪之同志，据英士先生事后统计，谓殆及百人。其时成败之机，介乎一发。而所以失败之原因：一、同时不能占领应瑞通济两舰，致肇和有孤立之势，而卒被两舰所攻击。二、担任陆上各方面攻击之决死队等武器，皆仅手枪炸弹，不能与正式军队之枪械抵抗。三、晚间总机关部被破坏，干部同志遂尔分散，不能再计划进行，而对各方之联络亦断绝。四、陆军方面不能确实响应，以为海军之援助，故陆上无根据地可以凭藉。此皆胪述其主要之原因也⑤。

邵元冲这里两次提到蒋介石，但都排名在吴忠信、杨沧白之后，并且完全没提肇和起义是照蒋介石计划执行的，这不是怪事吗？邵元冲是蒋介石的亲信，西安事变时且以身殉，连他都这么说，这一历史真相，我们还不恍然大悟吗⑥？

杨虎回忆

邵元冲在这些历史真相外，又透露了一个肇和起义的真正元勋，就是杨虎。他说杨虎才是真正上第一线、攻下肇和军舰的人。最后因为其他原因配合不上，“杨君知已无可为，不得已易装泅水而遁”。

这位今天在国民党党史中已被出局的杨虎，字啸天，是安徽宁国人，1888年生。他是一个老革命，辛亥革命时光复上海有功，二次革命时先跟黄兴（克强）在南京反袁（世凯），后来在日本做孙中山秘书。1944年，为纪念所谓中国国民党成立五十周年，杨虎写了一篇《肇和兵舰起义事纪》⑦，追记肇和起义的原委，其中说：

初，总理成立中华革命党于日本，余宣誓与盟，袁世凯帝制之阴谋日亟，总理遂分派同志返国，密图倒袁，奉命返沪从事工作。唯中华革命党成立之初，党费艰窘异常，余领命返沪时，仅得日金五百元，个人生活所需以及活动费用，胥取给于此，其捉襟见肘，困苦情形，可以概见。然当时诸同志，均以极端刻苦之精神，求主义之实现，未尝或有畏缩也。余既返沪，察知当时环境，上层社会虽同情于革命者不少，但真能为革命而不惜牺牲奋斗者盖鲜，而市井闾阎间，实多慷慨激昂，能以身殉义之士，因致力于行动干部之物色，联络得激越精干之士数百人，此数百人者，平日均散处市廛以谋自活，但窘苦之状，殊非笔墨所可形容，有仅日以铜圆三枚度日，夜间栖息于小菜场，以报纸为衾褥者，唯其人虽贫，而其志凌厉，多能肝胆相照，危难不辞，革命行动本多危险，而此诸人则能不畏危险，牺牲身命以赴之，以后深资其力也。

陈英士回上海后，杨虎虽归陈英士指挥，但是班底是杨虎布建的，杨虎之功，自不可没。肇和起义发难前，杨虎“担任水上发难责任”，他回忆：

余因担负水上发难责任，先已得欧阳灿如及欧阳豪两同志之助，筹款购备小汽船一艘，锡名“飞虎”，以为临时袭取兵舰之用，复因余不谙驾驶之术，诸同志中亦无熟练此项技能者，不能不另行雇一舷师，又恐其非吾同党，致败吾谋，诡称游艇蔽人耳目，复择忠勇同志三四十人，共策进行，又联络舰上学生陈可钧等，约为内应。

他又写道：

余奉令后，即迅速布置，与同志李元箸、马伯麟、冯启明、陈可钧等三十余人，分别化装，潜运械弹于“飞虎”汽艇，并嘱同志邓妙真、许兆贤两女士，往来岸上通报信息。时值郑汝成死后，袁军戒备益严，此数十人者，既须按时到达，复须身藏枪械子弹，又须避免结队同行，幸均机智敏捷，得告无事，既上汽艇，佘伪称招待宾客，赴浦东游览，令舷师驶行，艇至江中，始出枪逼令向肇和兵舰进发，并悬青天白日旗于舰中。时肇和兵舰停泊江中，日久无事，初未虞及有他，遥见吾舰破浪而来旗帜高悬，尔时北政府海军旗，与青天白日旗同式，以为海军高级官长来舰视察，急召集官兵列队相迎，余等既近舰身，迅速攀登，提如猿鹤，出枪示威，逼令勿动，舰上官兵猝不及防，咸瞠目结舌不知所措，余等一面软禁官佐于后舱，一面向大众宣布革命宗旨，舰上官兵部分早有联络，余迫于威势，亦未敢违抗，于是用旗号指挥应瑞通济各舰，各舰亦表示服从，乃发炮攻击制造局东西炮台。

余既袭取肇和舰，达成任务，渴望孙祥夫同时袭取应瑞舰，互为声援，并策应陆上同志，不意孙所率陆战队，拟乘小艇出发之时，以无海关护照，不能驶出码头，复因彼等临事仓皇，机警不足，致为巡捕所觑破，出面干涉，不得已而折回，占领应瑞兵舰之计划，遂无法实施，时余在肇和舰上，已部署竣事，并取得炮弹，实行向制造局射击，但发炮数十响后，而制造局绝无举动又无还炮，盖发难时，彼此曾互相约定，海军发炮，陆军响应，今制造局绝无举动，是否已为我军占领，疑信参半，正忧念中，忽闻陆上有断续之枪声，知陆上同志亦已举事，但不久又复寂然，因推知陆上同志进攻，未能得手，思有以助之，是时舰上军械弹药储存至夥，遂决定将舰开至十六铺，将械弹卸下，交与陆上同志应用，使重整旗鼓，再向制造局猛攻而由肇和舰开炮掩护，讵冯启明同志往报英士先生时，陆上发难部队已被袁军堵截，均告失败。

是时淞沪护军使杨善德，闻肇和兵舰为吾党所占，急电袁氏报告，同时邀集北政府海军上将萨镇冰、上海特派交涉员杨晟等，筹商对策，旋得袁氏复电，饬尽力围攻肇和，虽至击沉，亦所不惜。萨氏等乃向交通银行提取现款二十万元，厚贿应瑞通济两舰官长士兵，促其围攻肇和，两舰中本有与吾党事前联络者，嗣以众志不一致未敢遽动，及两舰官长士兵得贿，并羨厚禄之饵，遂受萨氏之运动攻击肇和，虽两舰中有人反对萁豆相煎，亦无能为力矣。6日晨，应瑞通济等舰，环向肇和炮击，弹火横飞，舰上同志死伤枕藉，余知事已无可为，因主张将肇和开出吴淞口，另觅根据地，以图再举，惜同志中均不谙电气起锚法，锚不能上，未几又被应瑞舰炮中锅炉，死伤益众，情势更形危殆，佘见四面楚歌，成功之望已绝，诸同志浴血搏斗，已历昼夜，长此僵持，必终至全部牺牲，遂令诸同志设法逃出，余以负荷重责，举事未成，深自痛恨，决独自留舰，与共存亡，而诸同志均以保有革命元气为词苦劝暂避，其中东北同志十余人⑧，强扶余登救生艇，时舰上同志伤亡略尽，其幸而生存者，亦已登艇退出。余等所登之艇，为最后一艘，悬放无人，唯有自行割断绳索，疾坠江面，惊险之情，难以言状。盖救生艇两端，以绳悬舰上，苟非首尾同时割断，则艇成垂直之势，艇上诸人，将全部落水遭灭顶之祸，其安危之机，不能容发，疑有神助焉。

余等幸获安全离舰。遂向浦东驶行，登岸后，敌侦骑四出，大举搜索，枪声时起，鸡犬不宁。余与诸同志均相散失，余以事机危迫，遂只身避入一草屋，屋主系某公司一煤灰工人，携妇与稚儿居焉，余尽出所携财物与之，诡称舰上军官，因遭兵变，遁逃至此。旋即改更工人服装，伪饰某公司工人，并携其妇与子，同搭该公司每晨之专轮，而抵四马路。旋赴渔阳里总部报告，始悉已于前夜被捕房破获查封，复折至新民里总裁寓所⑨，晤总裁与英士先生，相见惊喜，恍如隔世。余饥渴劳顿，已历昼夜，狼狈异常。总裁解衣衣余，英士先生亦抚慰至再，至今思之历历犹在目前也(10)。

“几淡忘”了！

从真正当事人杨虎的回忆里，我们清楚看到：第一线的革命者是如何的冒险犯难，这种冒险犯难，早在抗战时候，就给“几淡忘”了。据《革命文献》第四十六辑所收“党史会藏石印”原作《肇和起义》，最后说：

十数年来，中国国民党偏据西南，对此种维系国脉革命历史中之大关键，几淡忘，革命军奠都南京后，近数年来始见有纪念之者。前年由杨虎登报请死难烈士各家属具报汇呈中央明令抚恤，第以事经久远，家属散处，计身临肇和军舰时战亡暨事后被捕就义者为数甚多，经调查考核确实中央给恤者，仅十三人：星漏甚多，不无遗憾！容再续查。

十三烈士为陈可钧烈士，追赠少将。王揖烈士，追赠少将。冯为大烈士，追赠上校。程鹏烈士，追赠上校。毕斋藤烈士，追赠上校。金以庭烈士，追赠上校。柴之安烈士，追赠少校。所有恤金已由杨虎氏为便利遗族起见，呈府准可代向上海市政府总领分发矣，藉慰英灵。所有遗族子女免费求学一事，亦已由杨虎氏会同吴铁城、虞洽卿诸氏创办本校。此为善后抚恤大概情形也。

可见肇和起义真正第一线的革命者，他们的功劳早“几淡忘”。今天我们看到的，已经全然不是历史真相了！

“尽是‘杨’郎去后栽！”

肇和起义的历史真相，今天被国民党大力改写，和杨虎本人投共，自有不少关系。杨虎在肇和起义后，1918年在孙中山手下做大本营参军，后来任湖北军总司令。1922年又做孙中山总统府参军。这年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逃到军舰上，杨虎一直是护卫者。孙中山由楚豫舰上转到永丰舰是6月23日，直到29日，蒋介石才到。现在的国民党历史上，写得好像当年护卫孙中山的，只是蒋介石一人，这对杨虎是不公平的。

杨虎在1923年做孙中山的大本营海军处长。1924年任北伐军第一师师长。1927年以后，他两任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风光八面。抗战后沦为给孔祥熙“保镖”。据他的老友陆冲鹏《杨虎轶事两则》（《传记文学》第十一卷第四期）中所述：

有人说杨虎自淞沪警备总司令下台以后，一直郁郁不得志，因此影响他民国三十八年的腼颜投共，引狼入室。实则据我看来，杨虎的政治欲望并不高，试观他在抗战时期，曾经当过行政院长孔祥熙先生的侍卫长，而仍甘之如饴，由此即可作为证明了。

杨虎参加辛亥革命，光复上海，以及他在民国四年，率领三十多名敢死之士，冲上肇和兵舰，造成革命史上辉煌之一页。其后他追随国父，南下广东，担任大元帅府参军，民国十六年北伐军底定全沪，他曾主持清共，那是他一生中登峰造极的时期，然而不旋踵便以撤职闻。后来他又曾奉令警卫上海，也是昙花之一现，其间他一直在办海员党务、海员工会，可惜意志不坚，受了部下王寄一的利用，又跟亲共人士章伯钧过于接近，三十八年5月，上海保卫战之役，他竟由大西路向导匪军进入上海，落了个千秋万世的骂名。前些年偶阅报载：杨虎因有“反动行为”，已被共匪逮捕下狱，如今只怕老早死了。

据我看来，杨虎一生的真正悲剧，乃在他生不逢时，过于卖力，不幸在革命时候，走在某些同志的前面，抢了这些同志的锋头。他没有他那安徽老乡吴忠信那样有心机、深知韬晦之道，所以早被出局，自在意中。于是这位老革命，以穷途潦倒始，风光一阵，复以穷途潦倒终。此公为人不失为侠骨柔情的汉子，但是在黑暗无情的政场上，这种性格，却正是被人出局的张本。杨虎被出局了，杨虎死了。如今，在国民党一片改写的肇和起义的历史中，我重拾往事，不禁为之长叹。“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杨’郎去后栽！”呜呼党史，原来如此(11)！

1985年7月7日

①此类胡说八道甚多。如张其昀《党史概要》中说肇和起义“是日后云南起义的先声”，就是一例。

②邵元冲《沪军都督陈公英士行状》（《玄圃遗书》下篇）：“先是肇和、应瑞、通济诸舰，皆泊于淞沪。舰员多慕义来附，会肇和得海军部命将赴粤东，时迫，乃遽于5日午后举事。令杨虎袭肇和，孙祥夫袭应瑞，孙遇阻不得前。杨虎袭肇和得之，余人袭巡警总局工巡总局及诸署局所者，皆有利。公躬率吴、蒋、周、丁诸人，指妫其间。……”排名也是吴在蒋前。

③邵元冲《肇和战役实纪》是较早的追忆，未标明写作年月。到了1934年12月5日，他有一篇《肇和军舰起义的意义与影响》（《玄圃遗书》下篇）的讲词，其中也绝口不提蒋介石。

④黎东方《蒋公介石序传》第七章“策划肇和之役”中说：“12月5日发难之时，大家不曾照蒋公的计划去做。”足见所谓“策划”，并无可行性。国民党史家亦无法掩饰也。

⑤邵元冲在《陈英士先生革命小史》（《玄圃遗书》下篇）中，也有一段写这一史实，可以参看：

当时计划及任务既已规定，5日午后，各同志分别依照其任务着手进行。杨虎率海陆战队同志三十余人携带手枪炸弹，乘小汽船袭取肇和，舰上同志陈可钧等即响应，遂占领肇和。孙祥夫一部分同志预备的小汽船，因没有照会，为巡捕干涉，不能登船，因此不能占领应瑞通济，肇和遂成孤立情势。

杨虎在肇和舰上，因寻不到炮弹库的锁匙，不得已到6点钟的时候，打破库门，取出炮弹装置后向制造局方面射击。岸上各同志听到炮声，就分别占领电报电话局、巡警总局、工程总局等重要机关。英士先生也率领干部同志向华界出发。不料这时候袁军大队前来，武器较优，我方同志以武器不及，支持多时，伤亡太多，不得已退却，陆军也不能响应，陆上各方面遂完全失败，袁军及警察密布各要区，英士先生及干部同志遂不能通过，不得已退回渔阳里五号总机关部。其时适值法捕房因渔阳里五号连日出入太多，疑心藏有军火，故于是夜派巡捕前来搜查，捕去同志数人，并派巡捕看守房屋。英士先生率干部同志避至别处，总机关部被破坏，各同志间的联络中断，遂无从接洽继续进攻的计划。

在肇和舰上的杨虎和诸同志，已经对制造局发了几十炮以后，见制造局方面并不还炮，以为制造局方面已经为我军占领，所以不再发炮，而应瑞通济两舰又发信号表示赞同，请勿攻击，因此不加准备。不料陆上袁军方面杨善德萨镇冰杨晟等商议结果，决定用重金收买应瑞通济，在6日黎明，开炮向肇和射击。肇和方面因事出意外，匆卒还炮！多不能命中，而舰上汽炉又中炮炸裂，同志死的极多。杨虎等知道已经不能支持，不得已改装浮水退走，其余受伤各同志多为袁军捕去杀害，肇和遂复入袁军之手。这次轰轰烈烈反抗帝制第一声的革命军，遂不能不暂告停顿。

⑥《中国国民党八十年大事年表》中1915年12月5日条下说：“陈其美与蒋中正、吴忠信等在上海策动肇和兵舰起义，并攻占电话局、警察总局及警察第一区工程总局，以受袁军压迫与各路未能及时响应，而告失败（此役虽未成，乃为国内讨袁军事行动开其先声。）”已绝口不提杨虎，并把蒋介石排名在吴忠信之前。

⑦收入“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国民党五十周年纪念特刊》，1944年11月。

⑧当时搞革命，东北人是打硬仗的。肇和起义前夜，袁世凯上海爪牙郑汝成被刺，刺客中，两位就是东北人（吉林人王晓峰、奉天人尹神武）。

⑨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915年条下说：“其美以肇和失守，军事无根据。遂与公由水道折回总机关部。同志亦稍集。坐定，议再取应瑞舰，并攻陆地各官署。忽有法捕房侦探警察十余人，破门而入，逮捕陈果夫等。陈故抗声辩，公等在楼，乃即遁入比邻。因其美住宅与机关部连舍，恐复来抄查，遭波累，即强之同归新民里私寓。”可见蒋介石在新民里有私寓。

(10)杨虎在这篇回忆中，似乎怵于当时主客形势，不无故意记错之处。例如他说当时“由英士先生任司令长官，总裁任参谋长”，就是错的。参谋长乃是吴忠信，非蒋介石也！

(11)在1945年，杨虎又写了一篇《纪念肇和起义三十周年》，文中对“接应方面”，似有微词。其中说：

然而“肇和起义”的史迹，表现了正气充溢的肉体，能够冲破枪炮林立的敌阵，正义的呐喊，能够命令敌舰巨炮，反轰敌营，表现了此行动任务之责者，十足完成了本身所负的使命，遗憾的只是接应方面，不能达到任务，迫使业已完全占领，并已依照预定计划炮轰陆上敌营之重要据点的肇和舰，不得不重行放弃，致使占领淞沪之全盘计划，失败于垂成之顷，但有此一役，惊天动地之炮声，振发了本党消沉巳久的革命精神，暴露了反动组织的弱点，揭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给予了全国军民再接再厉的信号，所以接踵而起的，便有“云南起义”的再发动，而终于打破了袁世凯的迷梦，断送了他的残生，消灭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张鬼，枉费了日本帝国主义一番心机，由是中华民国的国脉再延续、本党革命势力再抬头，逐渐建立西南革命策源地，一直发展到民十五年的北伐完成，都可说是由于肇和一役，具备了转捩的作用和决定的影响。

其次肇和一役的主持者陈英士先烈之外，便是我们的领袖蒋总裁，本党经此一役划时代的激烈运动之后，才真正的完成了历史上一大使命，打倒了日本军阀，本人参与此役，奉命指挥行动，当时以身许国原不做生还之想，结果虽算不辱使命，及后常自恨未能与被难诸先烈同死，今当纪念之日，回念被难诸先烈之成功成仁，不禁肃然致无限之敬悼。

可以参看。

蒋介石与江阴炮台

——几个人在江阴炮台口上

清早4点起床写《为肇和起义定位》，写到肇和起义的真正革命党杨虎，意犹未尽，再写这一篇。

早在1918年就做了国会议员的陆冲鹏是杨虎的老友，他在《传记文学》第十一卷第四期发表了一篇《杨虎轶事两则》，其中说：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海门县东的久隆镇，时间大概在民元以前。当年我家家境不恶，在海门一带，拥有良田好几千亩，时值海门东境人士在酝酿分设启东一县，我是大地主，因而常到久隆去开会。

久隆商会办得有商团，商团雇用了一批武装团丁，负责防范盗匪，警卫地方。有一次我见到一位团丁身材魁梧，相貌堂堂，他坐在一家象牙烟嘴店里，和一位眉目清秀、体态窈窕的女孩子打情骂俏，有说有笑。我以为他是北方人，地方人士告诉我说他籍隶安徽，姓杨名虎。

往后几次我到久隆，每次都看见杨虎，只是始终不曾结识，彼此也没有打过招呼。

民国四年，我到上海，住在邑人茅老先生开设的福安旅社，地点在法租界十六铺，靠近外滩。早先海门人要在上海勾留，多半都住福安。茅老先生慷慨好客，对同乡招待殷勤，关怀备至。但是这一位乡前辈也很豁达潇洒，譬如说他便常和我这位忘年交，到长三堂子里去白相。

茅老先生把我安排在三楼一号房间，睡了一夜，第二天推门外出，刚好碰到对面房间的客人，也在开门出来。我和他打了个照面，他显然不认得我；我却晓得他是久隆镇的团丁，和象牙烟嘴店小姑娘大谈恋爱的杨虎。

我在福安旅社住了不久，黄浦江里发生了轰轰烈烈的肇和兵舰起义事件，就从事件爆发的翌晨起始，我对面房间的杨虎，一连多日不曾露面，当时我也不曾在意。可是，有一天下午，茅老先生抱着他的水烟袋，施施然走进我的房间。

聊了一阵闲天，茅老先生望望对面说：

“那个小伙子，恐怕不会回来了。”

我不禁好奇的问：

“他的行李搬走了吗？”

“他没有什么行李，”茅老先生蹙眉苦笑，“接连住了半年多啦，一只角子房钱还不曾看见呢！”

一时兴起，我怂恿这位老人家：

“何不打开他的房门看看？”

茅老先生被我一句话提醒，他亲自取来钥匙，和我一道打开了二号房间。

进门所见，是一片凌乱。凌乱的被衾、凌乱的衣物和茶具。茅老先生一把揭开了床单，他想看看床底下有否箱子或铺盖。

“哎呀不好！”

他蓦地一叫，把我也吓了一大跳，当我也往床肚里张望，我更感到心怯胆战，汗毛凛凛，浑身都起鸡皮疙瘩。

原来，床底下横七竖八，堆放着好几十只香烟罐，其中还有一包残余的粉质炸药。

“炸弹！”茅老先生又是一声骇呼，两腿直在索索的抖：“格末真要害杀人了！”……

十二年后，杨虎衣锦荣归了，他在高踞“淞沪警备总司令”宝座，权势绝伦、炙手可热的时候，忽然轻车简从，拜访起老友陆冲鹏来：

一日，他轻车简从，微服前来访我，沉吟了一下方说：

“冲鹏兄，我想寻访两个人。”

“哪两个？”我很奇怪，以他堂堂总司令之尊，在上海他的辖境里要找两个人，怎么会请托我这个草野小民呢？

他很坦然的说：

“一位是从前在十六铺，开福安旅馆的茅老先生，还有一位呢，是个女孩子，她在久隆镇上一家象牙烟嘴店……”

“我晓得了，”我打断了他的话，我说你放心，人一找到，我便打电话通知你。”

他笑笑，道声谢，匆匆的告辞离去。

第二天，我先找到了茅老先生，再打电话去约杨总司令，到我的家中相见。杨总司令来了，他很关怀的问起茅老先生近况，茅老先生近况很不好，他正从事证券买卖，蚀了大本，福安旅社的房子已经换了物主，杨虎听了，立刻从身上掏出一张支票，票面额是五千银元，显然他早就准备好送给茅老先生的。

茅老先生喜出望外，千恩万谢的辞去。民国十六年，五千银元够他再盖两幢福安旅社了。我向杨虎伸伸大拇指，衷心说声佩服。昔年韩信少时家贫不能治生，后来拜将封王，他召来漂母，一饭酬以千金，千古传为美谈。杨虎在这件事上，他的表现仍是可取的。

又一日我专程到久隆，替他去找那个象牙烟嘴店的女孩子。路上我在想，以杨虎的年龄计算，那个女孩子应该是他初恋的爱人。纵使杨虎当时早已三妻四妾，但他仍还要找她，可见他依然不忘旧情，就为人而言，这也是颇足称道的事。

不幸得很，当我找到那家象牙店，问讯之下，那位少女真是红颜命薄，前几年就死了。留下一个孩子，交给她的姊姊抚养。怅惘之余，我带了少女的姊姊和那个小孩，回到上海，立刻通知杨虎，请他到我家来。

杨虎和这姨甥两个见了面，谈起他早年的恋人，不胜欷獻，怆然久久，我看他已热泪盈眶，觉得不便，当即抽身离去，让他们好生谈谈。移时，杨虎出来，向我借了一辆汽车，送那姨甥二位回返久隆。那一天，他摒挡所有的公事和应酬，在我家中盘桓半日，仿佛在静静的回忆前情往事。末后，他告诉我说：少女所生的那个孩子，并非他的骨血，因为她已出嫁，另字他人。结果是夫妻两个，先后病死。他已留了一大笔钱，交给孩子的阿姨，请她务必将那孩子抚养成人，读书做事，同时，他将替孩子的姨夫谋个优差，以使他们一家能有丰厚的固定收入。

陆冲鹏这两个故事，都可使我们感觉到杨虎这人侠骨柔情的一面，而令我们在现实的国民党统治下，伤感那旧式人格典型的没落。我在《为肇和起义定位》中说：“据我看来，杨虎一生的真正悲剧，乃在他生不逢时，过于卖力，不幸在革命时候，走在某些同志的前面，抢了这些同志的锋头。他没有他那安徽老乡吴忠信那样有心机、深知韬晦之道，所以早被出局，自在意中。于是这位老革命，以穷途潦倒始，风光一阵，复以穷途潦倒终，此公为人不失为侠骨柔情的汉子，但是在黑暗无情的政场上，这种性格，却正是被人出局的张本。”但是，虽然如此，我总觉得政场上出局，犹可说也；历史上出局，就不可说也。杨虎在历史上定位，还是不容国民党抹杀的。我在《为肇和起义定位》中提到1922年陈炯明炮轰孙中山的总统府，孙中山逃到军舰上，杨虎一直是护卫者。孙中山由楚豫舰上转到永丰舰是6月23日，直到29日，蒋介石才到。现在的国民党历史上，写得好像当时护卫孙中山的，只是蒋介石一人，这对杨虎是不公平的。此外还有一事，不可不说。

《蒋总统秘录》第四册有“总统领导袭取江阴要塞”一节，写“以江苏省为活动重点的中华革命党，在陈其美指挥之下，正争取着发难的机会”。“被列为第一目标的，是在距离上海西北约一百三十公里的‘江阴要塞’。江阴居于长江东流入海、江面陡然宽阔的地理位置，将雄踞在那里的要塞夺取过来，是扼死袁世凯海军活动的战略。”

4月14日，中华革命党以蒋总统与杨虎领导举兵发难，立即发表江阴独立宣言。

对于江阴炮台的突袭进攻，一度得手，守备炮台的士兵们被说服响应起义，追随革命军行动，江阴城区也归于革命军掌握。

未料，在占领炮台的五天之后，内部发生叛变，以致革命军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当时，一般同我去的革命党员，到了最危险的关头，都纷纷逃跑了，只留我自己一人在江阴炮台上。”

只有一个人，不顾生命危险置身于敌阵，所获的体验，是颇为珍贵的。

“为什么我们能始终不懈的干呢？没有旁的，就是不怕死！我们每到最危险的时候，想到自己是为革命而牺牲，便觉得心安理得，死得其所，所以不仅不怕，而且非常快乐！”

可是，同志们终于没有回到江阴炮台来，追随革命军行动的士兵们也看不见踪影，不久，出现了两个士兵，劝说要塞里面，已经再没有任何同志了，危险得很，还是离开这里吧！”于是蒋总统便在这两个人的向导之下，自要塞地区脱出，返回上海。

江阴一带的革命军，也遭受到冯国璋属下重兵和海军的夹击，死伤数十人而败退。

《蒋总统秘录》所引蒋介石这两段话，根据的，是1933年8月27日蒋介石对庐山军官训练营第二期学员的讲演——《革命军官必具的要素》，其中说：

总理教训我们，做革命军人必须有“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我上次也和你们讲过，我们革命军人所最快活的事情只有两件：第一件就是打了胜仗，敌人被我们灭了，这当然是我们军人最快乐的一件事情。第二件就是我打不了胜仗，战死在阵地上，尽了我们自己革命的责任，免得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师长，以及我们自己的一切的朋友，为我来受耻辱；并且可以因我们的牺牲，而为一般后死的人开拓了一条成功的大道，所以也是我们最快乐的一件事情。我平生要找的，就是这两件最快乐的事情！我可以说平生没有打过败仗，每次都得到最后的胜利，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是我决心牺牲的精神，决心死的事实，你们知道不知道呢？过去历次打仗，我和一般士兵在最前线，出生入死于枪林弹雨之中，你们很多人一定看见过的，就是你们没有亲眼看见，也只要看我的历史，就可以知道我是有死的决心的。比方民国十一年，陈炯明叛变的时候，我远从上海赴难到粤，和总理一起住在“永丰”一个孤舰上，被困于白鹅潭中，四面统统是敌人的炮位、敌人的军队，那时我们还有什么生路？那一个还想再活？早已置身死地，决心牺牲了！并且总理与我们大家都以求得当时那个死所，为最光荣最快乐的事！其他，我们在前清秘密革命的时代，差不多没有一个地方不是冒险犯难，出生入死来干！甚至到了民国五年，在江阴举事的时候，一般同我去的革命党员，到了最危险的关头，都纷纷逃跑了，只留我自己一个人在江阴炮台上。其他诸如此类的场合很多，为什么我们能始终不懈的干呢？没有旁的，就是不怕死！我们每到最危险的时候，想到自己是为革命而牺牲，便觉得心安理得，死得其所，所以不仅不怕，而且非常快乐。你们现在要做总理的信徒，要学我的精神，就要学我努力找这最快乐的两件事情：一件就是成功，就是消灭敌人；一件就是成仁，就是决心给敌人打死。简单讲，就是总理所教训我们的“不成功，便成仁”这两句话，希望大家刻刻不忘，并且时时努力，以求做到！

蒋介石在这篇讲演中说袭取江阴要塞之役，袭到最后，同志“都纷纷逃跑了，只留我自己一个人在江阴炮台上”，这一说法，跟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不合。《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916年条下明说：

本党自去冬谋沪失败，各方多不利，势巳成为弩末。党中怀贰分子、多戴岑春煊等为领袖，改隶欧事研究社，对抗本党，阻碍总理计划之进行。当时本党几无立足地。是春，公乃率杨虎等袭取江阴要塞，以为进取长江根据。占领才五日，而内部叛变，同行者皆宵遁，公独留垒中至夜深。二卒告公曰：“垒已空，盍速行？”乃命二卒为向导离台，出险回沪。

照毛思诚这一记录，至少当时还有“二卒”陪蒋介石。

蒋介石这一说法，1944年杨虎在《肇和兵舰起义事纪》一文中，却有异词。杨虎说肇和起义失败后，

此后余等讨袁计划，并不因之而稍挫，重整旗鼓，再图大举。其时余与上海下层社会及附近各地驻军，均有联络，以江阴要塞，密迩沪滨，且居长江口，如能夺取，则大江南北必为震动。余以肇和一役，未能成功，深自愧惭，因请再赴江阴发难，英士先生于余备极爱护，视同手足，以肇和举义，余曾冒险犯难，奋不顾身，几濒于危，初不之许，并谓宁放弃江阴一要塞，不可失杨某一人，以余请求前往至再至三，始获允许，并令与总裁同往，余于是先与要塞守军军官王连德、詹斌、张永森等十余人密结。夺取之谋既定，余即嘱李正秋、冯启明、马伯麟三同志前往发难，三同志既达，王等即响应反正，袁军旅长范根生遁逃，参谋长萧先礼归顺，余等总裁得讯，派李正秋为要塞司令。唯是时袁军冯国璋、张勋等部调集围攻，而萧先礼复首鼠两端，受冯等运动而有变志。某日诸主干人员会议，余与总裁并参助吾人之日人小石均与会，余先离席，旋萧先礼态度遽变，将总裁劫留，赖部下急为营救，始免于难！于是内外交迫，江阴卒复失之，总裁与余等绕道山后抵江边搭船返沪。

在这里，杨虎明说他们是与蒋介石一道儿离开江阴要塞的，并且离开前还救了蒋介石一命。

杨虎在头一年肇和起义时，头衔是“陆战队正司令”，尚不至于第二年就沦落成小卒中的一卒。袭取肇和军舰时，杨虎亲赴第一线，勇敢过人，当时蒋介石他们都在后方；袭取江阴要塞时，若说杨虎“都纷纷逃跑了”，他是不会服气的。

杨虎在文章最后说：

肇和兵舰起义距今三十年，抚今追昔，有足资兴感者：第一，革命事业之成功，其最重要者，实为革命精神。所谓革命精神者，即为主义而死之精神，能有必死之信念，尔后贫贱不以为苦，危难在所不辞。此种精神，实即革命成功之基础，中华革命党成立之时，国内几无立足之地，党员亦为数不多，经济上尤至窘乏，而终能达到颠覆袁氏帝制之目的者，实赖此革命精神也。其二，革命团体之能发挥力量，赖能团结一致，万众一心，而处团体之道，贵能理智与情感并重，不能偏倚，过重理智，则功利之观念太深，对事则转见畏缩，失破釜沉舟、勇迈直前之气概，对人则有失浑厚，至以心机相见。于是趋利避害，甚至相倾相轧者有之，而精诚团结之精义消失，忆余从事于肇和兵舰起义，领导诸同志之对余，及余对随从诸同志，肯肝胆相照，甘苦与共；诸同志之冒死不辞者，固主义所感召，亦义气热情所驱使也。如情感过重，则卤莽灭裂，或致偾事；然以余之所经历，则革命团体，欲其协和融洽，朝气英发，宁稍重感情。其三，革命之精神，革命党在野时，容易保持，及其成功，则投机分子力思羼入，因而革命精神浸以消失，革命党亦失其力量，此于民初国民党之容纳政客官僚，至失去力量，中华革命党重组，而革命力量恢复，可以见之。革命之党，于成功当权之日，弥应警惕戒慎者也。

杨虎在文章最后，殷殷以人当以“义气热情”、“宁稍重感情”为期许，似乎是别有深意的。他说革命党在成功后，“投机分子力思羼入”，显然是有感而发的。杨虎是资深的老革命党，革到最后，他被同志出了局，他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由陆冲鹏的《杨虎轶事两则》，想到杨虎这人的缺点虽然不少，但是在侠骨柔情与勇敢犯难上，却可以肯定。可怜的国民党，“投机分子力思羼人”以后，连杨虎这种规格的党员，也都成为历史陈迹了！

1985年7月7日夜

蒋介石定本全集删去了什么？

——不好色了吗？

1984年10月31日，国民党由秦孝仪“主编”、由党史委员会“恭印”，出版了全四十卷的蒋介石定本全集——《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书中收有《复胡汉民、汪兆铭书自述个性并商行止问题》（中华民国十三年3月25日于奉化）一文，全文如下：

19日展公手书，领悉种切，弟之行止，不应以一杨西岩免去而定，如无根本办法，虽去徒招物议，自损人格，有何益耶！弟本一贪逸恶劳之人，亦一娇养成性之人，所以对于政治，只知其苦，而无丝毫之乐趣，即对于军事，亦徒仗一时之兴奋，而无嗜癖之可言，五六年前，懵懵懂懂，不知如何做人，故可目为狂且也。近来益觉人生之乏味，自思何以必欲为人，乃觉平生所经历，无一非痛感之事，读书之苦，固不必说，做事之难，亦不必言。自思生长至今，已三十有八年，而性情言行，初无异于童年。弟之所以能略识之无者，实赖先慈教导与夏楚之力也。迨至中年，幸遇孙先生与一二同志，督责有力，尚不至于陨越，然亦唯赖友人诱掖与勖勉之力耳！至今不唯疲玩难改，而轻浮暴戾，更甚于昔日，如欲弟努力成事，非如先慈之夏楚与教导不可也，又非如英士之容忍诱掖亦不可。英士待人，不免好尚权术，然其先必事事容纳人意，体贴人情，而至最后，则他人必事事悉照英士之本意，而改变其本人之主张，使人尚不自觉，如是待人，不可谓其果善，而人则反感其妙，以弟之愚拙而有今日者，未始非其诱掖之功也。今弟做事，既无人督责如先慈，又无人体贴如英士，而欲望其有成者，恐将转以偾事也。此为弟个人性情上做事不易之实在情形也。兄如不以姑息爱弟，而欲弟为本党效力，于此等处，似须为弟打算也。至孙先生之待人，其道义深笃，实使人没齿不能忘，此弟所以怀德愈甚，而怕伤感情之心则愈切，此弟之对本党与孙先生，皆不能不自勉，庶不愧为人士之道，当亦为吾同志所深谅也。弟对自身短处，略有自明之一隙，如为吾友者，能以童子视弟，而以慈爱至诚待之，则弟或能久安于事，虽有困难拂意之遭，亦必能忍耐坚持，如一遇感情意气之时，乃即放弃一切，顿起灰心者，此其故，盖因弟自知愚顽，苟全性命于乱世，以保先人之遗体足矣！岂敢复有虚荣之心，妄想本身之稍有成功乎？故革命虽为人人责任，而弟今日之革命，除为平民抱不平、为先烈争志气之外，实为本党与师友之情感所动，而绝非一己徽幸以图功名也。故此心一存，不唯勇气消沉，而且骄矜难除，唯其不为己而为人，所以始终抱定一合则留不合则去之意，而于个人事业之成与不成，终不计较矣。明知此种之卑陋谬妄，为人生不宜有之思想，无奈气质顽梗，变化不易，故对人常怀奢望，且责备过切，以为人人应须视我如孩提，而待我以至诚，亦即人人应曲谅我暴戾、体贴我愚拙，不宜有一毫客气也。而不知此虽兄弟手足，亦有所不能，乃欲责之于友朋，岂可得耶！所以世无一人可为我尽交道也。此则实写弟个人处世之观念，而不敢一毫掩饰，唯不愿与人尽情毕述者，亦以世无知音，言之无益，而反为轻笑耳！兄等可谓洞识人情，不待弟自道破，而早在明烛之中，弟性如此，再出则徒见杌陧而已。兄等如以弟为非出不可，则当为弟代谋一持久之策，如何乃可使其安心乐业，以底于成也。今若不去，将来尚有为孙先生决策定难之时，如弟去而复回，以后不能复见同志之面，势非遁世隐迹不可。如果至此，于弟固为自得，而兄等之本愿，当非如是也。弟之行止，请兄等为我善谋直告也。

这封信是蒋介石在“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任上写的。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改组完成。1月24日，孙中山任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1月28日，孙中山择校址于黄埔。2月3日，孙中山任蒋介石为中国国民党本部军事委员会委员。2月8日，蒋介石召开校务筹备会议。2月10日，蒋介石分配各省区招收学生名额。2月15日，蒋介石至石井视察兵工厂。2月21日，蒋介石忽然闹脾气，呈报孙中山，并呈中央执行委员会，辞筹办军校职务，并且擅自离开了广州。2月26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奉孙中山批，函复蒋介石说：“径复者，顷准执事函开：前蒙总理委办陆军军官学校，自维愚陋，不克胜任，请另选贤能接替，所有该校筹备处，已交廖仲恺同志代为交卸，以免贻误党事。等由。经面呈总理，奉批：该委员长，务须任劳任怨，勉为其难，从艰苦中去奋斗，百折不回，以贯彻革命党牺牲之主张，所请辞职，碍难照准。等因。奉此，相应函复，即希查照为荷。”2月29日，孙中山艳电蒋介石：“沪执行部转介石兄：军官学校，以兄担任，故遂开办。现在筹备既着手进行，经费亦有着落。军官及学生远方来者逾数百人，多为慕兄主持校务，不应使热诚倾向者失望而去。且兄在职，辞呈未准，何得拂然而行。希即返，勿延误！”3月2日，蒋介石上书孙中山，备述“失信于党，见疑于上”的内情，表示：“今先生既严令回粵，中正虽不才，岂敢重违意旨，背负恩德，决于日内启程，趋前领教。”据刘峙《我的回忆》所说，黄埔军校校长本来孙中山是要粵军总司令许崇智兼任的，并没要蒋介石做，只要他负责军校筹备工作而已，蒋介石自然不快。蒋介石在“筹备既着手进行时”忽然一走了之，当然这牌打得极妙，孙中山进退维谷，只好拉他回来，答应给他军校校长干。4月21日，蒋介石回到了广州。4月26日，回到军校视事。5月2日，孙中山正式发布任蒋介石为军校校长，于是一切雨过天晴矣！

蒋介石这封给胡汉民、汪兆铭（精卫）的信，写在3月25日，正是他在一走了之时期的作品。这封信中，一再表示他性格上的“轻浮暴戾，更有甚于昔日”。他虽在这月2日就函告孙中山他要回广州，但在这封25日的信中，他却还说“弟之行止，请兄为我善谋直告也。”显然军校校长之职，还不明确、还有待于比他资深的同志们的进言。

这封信，在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曾有收录，但是已加窜改，所以对照起原信来，颇多舛误。例如“展公手书”是“展公手教”之误；“徒仗一时之兴奋”是“一时之奋兴”之误；“故可目为狂且也”是“故狂妄半生，觉无意趣”之误；“近来益觉人生之乏味”是“近来益感人生之乏味”之误；“已三十有八年”是“已三十有七年”之误；“先慈教导与夏楚之力也”是“先慈夏楚与教导之力也”之误；“略有自明之一隙”是“略有自明之一日”之误；“如为吾友者”是“如我友”之误；“虽有困难拂意之遭”是“虽有困难拂意之事”之误；“无奈气质顽梗”是“奈天性顽梗”之误；“再出则徒见杌陧而已”是“再出则徒见陨越而已”之误；“以底于成也”是“以期其成也”之误。这些都是我核校的结果，信中有心之改或粗心之误，一核便知。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对这封信有心之改或粗心之误以后，现在国民党刊行《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也照本宣科，根据《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继续延误。不过有趣的是，国民党在近五十年后，又多动了一次手脚，他们把信中一段重要的原文，给删去了。这段原文连同上下文如下：

……五六年前，懵懵懂懂，不知如何做人，故狂妄半生，觉无意趣，近来益感人生之乏味，自思何以必欲为人，乃觉平生所经历，无一非痛感之事，读书之苦，固不必说，做事之难，亦不必言，即如人人言弟为好色，殊不知此为无聊之甚者，至不得已之事，自思生长至今，已三十有七年，而性情言行，初无异于童年，弟之所以能略识之乎者，实赖先慈夏楚与教导之力也，迨至中年，幸遇孙先生，与一二同志督责有方，尚不至于陨越，然亦唯赖友人诱掖勖勉之力耳！

与前面全信对照之下，一看便知道删去了“即如人人言弟为好色，殊不知此为无聊之甚者，至不得已之事”二十五个字。（原信作“即如人言弟为好色”，少一人字。）国民党为什么近50年后偷偷删去这二十五个字？可真他妈的鲜！国民党显然想遮盖领袖好色的事实。但是，这一事实又岂能因偷偷删改而遮盖天下耳目？碰到我李敖这种读书细心的人，你便休想过关。举这一例子，无非是亮一手给国民党看：总之我李敖长寿之日，你们这种底可真有得掀呢！

1985年9月9日

蒋介石与杜夫人

——杨振宁的岳母为何投共？

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韦庄《菩萨蛮》

杨振宁为了某些原因，这个月底，要来台湾了。他的来台，引起我早已想写的一篇文章，连夜完成，就是杨振宁的岳母，当年为了某些原因，离开台湾的故事。这故事盘根错节、凄婉动人，充满了爱恨、也充满了传奇与内幕。由于特殊的机缘与专业的训练，使我对这故事，有了比人深入的了解，我决定把它写出来，作为乱世血泪的一页。

“十陕九不通，一通就成龙”

故事先从陕西开始。

中国民间对陕西人有一句评语，叫“十陕九不通，一通就成龙”。陕西地处内陆，民风淳朴，尤以秦岭以北为甚，淳朴得人有不少土气。虽然土，却浑厚而正直，所谓“豳岐之纯风、秦人之敌忾，今犹存焉”，就是指此。

陕西北部，有个地方，叫米脂。米脂在明朝末年，出了一个大大有名的人物，就是“流贼”李自成。教科书中说李自成如何如何坏，其实不那么简单，连正史《明史》都承认李自成有“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等长处。至于李自成追随饥民，起义抗暴，更是在大方向上可以肯定的长处。

米脂在清朝末年，出了一位文武举（又是文举人、又是武举人〕，叫杜斗垣（号奎文）。为人刚正严直、嫉恶如仇、博学多才，尤精医术技击。民国成立后，他在陕西榆林中学教书。学校中有一位学生，就是他的儿子，叫杜聿明。杜聿明生于民国前七年（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在榆林中学毕业后，杜斗垣给了他一百元，说：“我供不起你了，给你一百元，去自谋出路吧！”于是，杜聿明从北京转到广州，和两位堂兄——杜聿鑫、杜聿昌——一起，在1924年6月，考进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这时他十九岁，与堂兄都分在学生第三队，开始了军人生涯。1925年1月毕业后，分发教导团做见习军需，后来参加东征、北伐，由连、营、团、旅长升为副师长，到了1933年，做到代理师长。

到了1937年5月，杜聿明成为首任装甲团少将团长，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早的机械化部队。由他出任团长，可见蒋介石对他的器重。这时正值抗战开始，杜聿明转战于淞沪、忻口、南京。1938年1月，奉命扩编为第二百师，出任师长。转战于台儿庄、兰封、信阳、三溪口。同年再扩编成新编第十一军，出任军长。1939年2月，再扩编成新编第五军，12月，参与昆仑关之役。1942年2月，蒋介石应英军之请，以驻滇第五、六、六十六军组成中国远征军，开入缅甸作战，杜聿明有战功。1943年，升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这一阶段的经历，使杜聿明成为世界级的中国名将。

“成为世界名将”

1947年1月，南京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名将录》里，对这一阶段的杜聿明，报道如下：

杜将军晋任军长之后，由于昆仑关及出征缅甸战绩的彪炳，造成国军在中外作战的战史上，增加了辉煌的一页，前者给全盛时期的敌寇以当头棒喝，挽救了东南半壁的山河，后者见义勇为抢救盟邦的危急，将军由是蜚声寰宇，成为世界名将，他不但为捍卫国家尽了责任，且与盟邦并肩作战，为国家争了极大的光荣。

随后杜将军又奉命在缅甸扩训机械化部队，兼领昆明防守，三十二年又晋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在他连续的升任中，正说明他对国家的建树亦多，其中以抢渡怒江，直下龙陵、芒市，并接引新六军等自印度东攻，会师芒友，尤为世人所称道。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一胜了利，蒋介石立刻把内斗升级。他毫无体统的派杜聿明带兵包围云南省政府，压迫省主席龙云离境（10月14日）；龙云离境后两天（10月16日），蒋介石又演戏，叫杜聿明代背黑锅，把杜聿明撤了职；撤职后两天（10月18日），又戏剧性的发表杜聿明任东北保安司令部中将司令，负责率第十三军、第五十二军接收东北，并“清剿”东北共军。同年11月，杜聿明收复山海关。12月，美国海军协助运送部队前往东北。1946年3月，杜聿明飞上海治肾病。4月，重返东北。5月，收复四平街、长春、永吉。6月，遵命停战。7月，与共军林彪代表李立三在沈阳举行会议，双方同意停止冲突。8月，林彪限期所部攻占朝阳、营口。10月，为迅速接收安东地区，分由海城、本溪向凤城及安东推进。1947年8月16日，为谋军政统一，东北保安司令部并入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杜聿明与郑洞国升任东北行辕副主任（主任熊式辉，同月29日由参谋总长陈诚兼任），同时当选为国民大会代表。这时他四十二岁。

淮海战役

到了1948年，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败象巳露。2月26日，丢了营口。3月9日，丢了永吉；13日，丢了四平街。10月19日，丢了长春。11月2日，丢了沈阳；27日，丢了山海关。——只前后三年时间，同一个山海关，就换了旗帜，国民党被打出了东北。

在东北还没完全被打出的时候，蒋介石把杜聿明调到鲁南、赣东、苏北一带，做了徐州“剿匪”总部中将副总司令（总司今刘峙），后兼郑州指挥所主任。10月，郑州陷共。11月6日淮海战役（国民党叫“徐蚌会战”）开始。杜聿明任前进指挥部主任（副主任孙元良、参谋长舒适存），辖第二兵团（司令官邱清泉）、第十三兵团（司令官李弥）、第十六兵团（司令官孙元良兼）。11月22日，第七兵团被歼，黄伯韬战死；24日，第十二兵团（司令官黄维）被围于双堆集；27日，灵、宿战争告急，蚌埠大受威胁，国防部令刘峙飞蚌埠指挥军事，徐州方面由杜聿明指挥；30日，撤出徐州。12月1日，徐州失陷，杜聿明率三兵团南下，期解黄维兵团之危；4日，在豫东永城东北遭共军包围，中共华东野战军陈毅、粟裕、谭震林致书劝降，杜聿明拒绝；6日，他召集各兵团司令官会商，决定各兵团以军或师为单位，做辐射式突围，后以邱清泉反对而停止；8日，第十六兵团四个师被歼；15日，第十二兵团被歼，黄维被俘。自17日起，战地雨雪交加，空投补给更形困难；25日，中共公布“头等战犯”四十三人名单，杜聿明名列第三十六。1949年1月5日，共军三十万再度围攻，孙元良率残部千余人抵驻马店；10日，第二、第十三兵团被歼，邱清泉自杀。李弥突围、杜聿明被俘，历时66天的大会战，终告落幕。

这次大会战的结果，使国民党的部队全歼六十万人，包括五十七个整师，元气为之大伤。十一天后（1月21日），蒋介石就宣告下野，总统也不干，气得回老家了。

蒋介石得了报应

国民党在淮海战役的失败，追究真正责任，该负责的是蒋介石。其中最好笑的有两个，一个是蒋介石完全不懂作战原理，竟远在中央，直接指挥，将在外君命不得不受，甚至受了还不让该将知道。总司令刘峙后来在《我的回忆》（1966年4月台北自印本）中叙述，说他后来才得知，蒋介石有意让他去殉职、去做文天祥。所以，突来一纸命令，把他调到蚌埠。“当淮海西岸大军南撤的时候，照一般作战原则，是高级司令部先行后移，而我这次恰相反，为着镇定人心，只留我和一个团在蚌埠，等于总司令担任前哨。此时铁路常断，飞机已去，交通工具缺乏，我们等了很久，可是匪又不来，所以才留下这一条早已由光辉而趋于黯淡的生命。”这种妙事，真是千古所无！另一个好笑的是：蒋介石对待部队，一直分正牌杂牌，正牌优待，杂牌歧视。结果在紧要关头，遭到杂牌的报复。例如杂牌军——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的投共，就是显例。在济南之战，吴化文突然倒戈，防线缺口，以致失守。济南一丢，中共虏获了大批武器、俘虏了大批官兵，乘胜进窥徐州，永无背腹受敌之虞，为淮海战役的胜利，首开了先机。蒋介石歧视杂牌的私心，自此“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得了报应。这种报应，也真是千古所无！

“你放下枪，我脱军装！”

蒋介石对让总司令刘峙去殉职、去做文天祥的兴趣，其实也发生在副总司令杜聿明身上。杜聿明被派赴前线前，蒋介石曾召见他，表情沉痛的明告，这一会战是生死存亡之战，“你放下枪，我脱军装！”师生前途，在此一战。于是杜聿明临危受命，义无反顾。到了被困之日，他拒绝中共招降，也是感于老师“你放下枪，我脱军装！”这一番沉痛、这一番秘密告诫与叮咛。

但是，蒋介石毕竟是奸雄，一方面，他明明想要杜聿明去死；他方面，却不能不做救援的姿态，以表示他珍惜部下与将才。因此，形式上派飞机去接杜聿明之举，也就一再演出。冯亦鲁《徐蚌会战见闻录》（1964年10月香港春秋杂志社本）有这样一段：

当青龙集战事正告恶化之际，身为剿总副总司令的杜聿明将军，斯时亦病势正剧，当局为体念杜氏之病体辛劳，曾派遣机师二人，驾驶联络机一架，冒险降落青龙集机场，以冀接载杜氏回后方休养，但杜氏因为战事正炽，不忍于危难中拋弃其麾下的健儿们，独善其身地飞去，是故迟迟不肯登机，可是那些憨直的大老粗们，因不明个中原委，眼睁睁地看着这架引火待发的专机，以为杜氏将会于必要时独自飞去，愤激之佘，竟将之加以破坏，因而连累上这两位机师，亦无法飞回后方，只好侷处于包围圈内，迨全局瓦解，遂同为共军所俘获。这两位机师中，有一位系广东籍，不久竟设法逃出了共区，事后每逢对人谈及此事，则必满口“丢那妈”地将杜氏抱怨一番，因设非奉命载杜，则不致于是役被俘也。

事实上，真相却是蒋介石虽然派去了飞机（并且派了两次），但是驾驶员并没带来蒋介石的手令，没有手令，杜聿明是不敢上飞机的。——原来他们师徒二人是有“密码”（秘密意思表示）的。“密码”不符，一切形式上的关怀，都属无效。都是演给别人看的，不容你当真！

“难道告诉他我是杜聿明吗？”

1948年12月19日起，由于战地雨雪交加、空投补给更形困难，杜聿明的部队已经吃起了草根、树皮和马肉，这种局面，何能持久？撑了一阵以后，杜聿明终于被俘了。这时他四十四岁。

杜聿明被俘之日，他正改穿士兵服装，混迹其中，在张老村藏身。共军出现时候，他举枪想自杀，被副官夺下。几天后，共军发现这些兵与兵间，有人对他人特别恭敬，细加盘问之下，杜聿明突然捡起石块，猛击自己脑部，顿时血流如注，当场昏倒。共军救活了他，问他“你到底叫什么名字？”杜聿明说：“你们知道我就是杜聿明，还问什么！”从此三缄其口，不透露任何问题。共产党陈毅将军要见他，他也拒绝。他被戴上脚镣、游街市区，最后关进北京功德林监狱。

在功德林监狱，杜聿明生着四种病：胃溃疡、肺病、肾结核和脊椎结核。共产党照料他，给他吃药打针，并为他订做了一个石膏模，让他在里面躺了多年，矫正脊椎变形。

在入狱后期，杜聿明和许多国民党的战犯曾被送到外界参观，并送到秦城农场劳动改造。沈醉在《大陆生活三十年》（1983年4月香港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本。另有1983年3月湖南人民出版社本，书名是《我这三十年》）里，曾有一段描述：

有一次，我和杜聿明在路边葡萄架下整理葡萄枝，一个老农路过这里，对杜聿明说：“老师傅，给葡萄整枝呀？过些日子天冷了，该用土把枝条压起来吧？”杜聿明只好点头答道：“嗯！嗯！”老农走后我就笑他说：“你装得还挺像，他叫你师傅，你还真答应。”杜聿明笑道：“我不答应怎么办？难道告诉他我是杜聿明吗？”是呵，如果这位老农知道他就是毛主席著作里讲的那个杜聿明，肯定会吓一大跳的。

从葡萄美酒醉卧沙场的国民党将军时代，到整理葡萄枝的共产党囚犯时代，杜聿明经历了人生最富对比的遭遇。十一年的牢狱之灾过去了，1959年12月4日，中共为庆祝建国十周年，颁布特赦令，释放了杜聿明等第一批战犯，“以上人员，改造十年期满，确已改恶从善，现予释放，从宣布之日起，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权。”——杜聿明劫后余生，他终于在中国大陆重现了！这时他五十四岁。

从来台到离台

在杜聿明当年被俘的日子里，他的太太曹秀清正困居上海。首先传来的消息是丈夫已被共产党所杀，她半信半疑。不久，在上海陷共前夜，当时明明已非总统而是“国民一分子”的蒋介石，居然派人送来手谕，下令曹秀清务必带着子女和婆婆，搭乘最后一班飞机去台湾，并保证负责他们全家的生活费和子女的学费。蒋介石这一目的，显然是要扣住人质，使共产党不便利用杜聿明，也使杜聿明自己心存恐惧。曹秀清遵命到台湾后，发现一切都是蒋介石的骗局，房子没有、衣食无着，全家只有一点点生活费，但是，上有婆婆，下有五个儿女，七口之家，又何以维生？她无奈之下，只好找蒋宋美龄、找杜聿明的老朋友、找杜聿明的老部下、找张群等等，奔走求职。

最后，她总算在台北烟酒公卖局制品厂找到一个管内部收发的差事，月薪一百斤米、三千元台币，用微薄的工资，维持全家。她每天8点钟上班前，给全家做好饭；10点钟人家休息时，匆匆忙忙跑回家照顾婆婆，再匆匆忙忙赶回工厂。年复一年的，过着惨淡的岁月。

即使在惨淡的岁月中，家中的不幸，还没有停止。婆婆由于念子心切，终告不治；长子杜致仁也自杀了。自杀的原因之一是：他在美国，白天上学，晚上打工，后来生病，无法再打工了，他求妈妈想办法。曹秀清向蒋介石申请补助，蒋介石批了一千元，还规定分两年给付。但学费一年就是三千元，当然相差甚远。杜致仁非常气愤，认为爸爸为蒋介石卖命，蒋介石承诺的子女学费，原来如此！气愤之下，就吃安眠药死了。

曹秀清的岁月虽然惨淡，不过，一件意外的姻缘，改变了她处境的劣势。她的大女儿杜致礼，1949年嫁给了物理学家杨振宁。杨振宁在婚后第八年（1957），得了诺贝尔奖。这下子，一切都有了微妙的改变。1958年的一天，忽然蒋宋美龄又认识起曹秀清来了，突然派车子去接，要见见面。见面以后，蒋宋美龄满脸堆笑的握住曹秀清的手，说：“啊！杜夫人，你胖了！上次见你，你是很瘦的。”曹秀清想起蒋宋美龄口中的“上次”，那正是这位贵夫人佯装不认识她的那一次啊！蒋宋美龄又说：“杜夫人，恭喜你的女婿杨振宁博士荣获诺贝尔奖金，你应该去美国看看他呀！”曹秀清答道：“我是很想见女儿女婿的。”蒋宋美龄问：“你去美国怎么和杨振宁说？”曹秀清回话：“我不知道。”蒋宋美龄说：“杜夫人，希望你从美国回来时把杨振宁也带回台湾，让他协助蒋总统反攻大陆。”

在谈话中，蒋介石居然穿着长袍，悄然而至。几年前，曹秀清求见蒋介石，他拒不接见，如今却也不期而遇，曹秀清真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

在谈话中，曹秀清表示愿意影响杨振宁回台湾，“帮助蒋校长反攻大陆。”蒋宋美龄喜不自胜，她亲自为曹秀清点烟。就这样的，敲定曹秀清离台赴美。于是，当年的人质，摇身一变，成了说客。——蒋介石的势利眼，真令人哭笑不得！

回归丈夫回归大陆

曹秀清办出境手续，想带一个儿子出国，还是被拒绝了。另外在手续上，还得有两个比杜聿明地位高的人连保，方可放行。期限还规定是六个月，期满可延长六个月，逾期不归，反正你有二子二女在台，大家有得瞧！曹秀清但求成行，一切已不计较。就这样的，说客曹秀清一名，获准离境。

曹秀清到美国后，住在女婿杨振宁家。她的第一件举动，就是把回程的飞机票退掉了，同时把退回来的钱，汇给了她在台湾的二儿子杜致勇，以补助杜致勇念大学的学费。（她临走时候，家中只剩下三千元，算是全部财产！）这一举动，显然有着初步的象征性意味。——她显然无意遵守六个月返台的秘密协定，她似乎不想再回来了！

曹秀清到美国后一年多，传来了杜聿明出狱的消息。曹秀清久冷的心又燃烧起来了，但她陷入很大的矛盾。她在大陆有丈夫，可是在台湾有四个儿女，她不能不替儿女设想，这一亲情的吸引力，对她构成拉锯战。在矛盾中，她有一次跑到了“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馆，表示请代买飞机票，她打算回台湾！可是，大使馆方面居然说：“我们不相信杜将军的夫人没钱买飞机票！”蒋介石官吏的可恶与颟顸，竟一至于此！

经过年复一年的内心拉锯战之后，1963年，曹秀清终于回到了大陆，和十五年不见的丈夫重聚。乱世情鸯，丈夫五十八岁、太太五十九岁，两人一起辛苦成巢，做饭、洗衣、参观、访友，小日子过得倒也写意。杜聿明还为她做过几件衣服。曹秀清说：共产党把她丈夫的脾气也改造好了，他这个带兵打仗的，从前脾气可大了！

曹秀清刚回大陆的时候，中共给杜聿明的身份是人民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军事组专员。她回去的第二年（1964），杜聿明就当上了人大代表、第四届政协全国委员，可以参与讨论国家大事。得到这种任命后，杜聿明写信给他黄埔时代的老师周恩来，表达他的百感交集。再过七年（1971），杨振宁回到了中国。又过了一年（1972），美国总统尼克松、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杜聿明且应邀参加了两度国宴。曹秀清感慨说：我丈夫吃的是国民党的苦，享的是共产党的福。——以一个战犯，最后能有如此“上”场，人间浮沉的离奇，真是不可思议了！

杜门不准出

1980年11月，杜聿明七十五岁，他当年为国民党打天下，失去了一个肾，如今另一个肾支持不住了。他住进医院里。在医院里拖了半年，1981年5月7日，他终于死去，死前以不能重见在台湾的四个儿女为恨。他最后说，若生不能见，死后儿女能来奔丧，也是好的。可是，在他死后，这一最后希望，也被无情的国民党粉碎。——国民党不准他在台湾的儿女出境，什么生见最后一面、什么死后奔丧，都成泡影了！

国民党在台湾，把杜聿明家属当人质，历史是悠久的。其中受害最大的，是杜聿明的二儿子杜致勇和三儿子杜致严（是双胞胎）。在曹秀清去美不归后，杜家兄弟的处境也就愈发艰难。不能出境不必说，即使是基本生活与职业也备受干扰。杜致严辍了学，去开计程车；杜致勇力争上游，所受干扰尤多。找任何职业，都被“安全考虑”；甚至把房子出租，房客都要被管区警察半夜查户口。杜聿明黄埔一期的老同学黄杰等人虽然走红，可是无情与冷眼都是一样的，一点也不肯帮忙。最后逼得杜致勇放弃土木工程专家的职业，学非所用至今。杜家的二女儿杜致义、三女儿杜致廉在台湾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甚至她们嫁了人，连下一代出境，都遭到麻烦。大小姐杜致礼早年留美，嫁给杨振宁，算是早脱了樊笼的，不过1952年返台那一次，就被蒋介石扣留过。其中经过，1972年7月1日，香港《春秋》杂志有《杨振宁、杜致礼闪电结婚记往》一文，曾有报道：

民国四十一年，杨博士夫人带着儿子返回台湾省亲，但当她要再回美国时，出境发生问题，这使杨博士苦恼万分，不仅思妻念子，连吃饭都是饱一顿饿一餐。他找于总主教（于斌）设法，经于氏和那位老教授商量的结果，老教授便派杨博士做他的代表——代理美国首席代表出席东京国际物理学会。当时美国出席这一会议的代表们心里颇不以为然，认为老教授不能到东京出席，应该在他们之中指派一位代理首席，何以派一位中国的青年人代理这一职务？

在东京会议席上，杨博士宣读他的论文后，全场震惊，美方各代表都很钦佩，美国驻日使节也引以为荣。在欢宴席上，问杨氏有没有需要他们服务的事项？杨氏立即提出留在台湾的妻儿返美出境问题。自然，这是他们迎刃可解的事，杨夫人和公子立即由台飞日，双双返回美国了。

由这个例子看起来，蒋介石对扣留人质，是多么感兴趣！他这种残忍的心态，说穿了，其实是一种病。

答案是还不够！答案是还要罚！

为什么是病呢？因为照现代标准，一个将军，只要尽过全力作战，在尽过全力仍不免于战败的时候，他可以有所保全，而投降。这种将军，他回国后，仍旧是英雄、仍旧被当做英雄般的欢迎，所以如此，就是大家真的相信人可以不做无谓的牺牲。孟子说：“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就是这一道理。当然，这并不是说，当事人死是错的，而是说，死不死是他个人的选择问题、是他个人的自由意志问题，而不是别人或统治者代为选择的、代为强制的。硬定一个取舍标准，去教人肝脑涂地，不是合理的要求、也不是人道的要求。

但是，自己战败不死在首都南京的蒋介石，他落伍的大脑却不这样想。他总想别人为他做文天祥，才感快意。因而一律要求别人临难死节。职此之故，纵使他的手下，为他卖命多年、受苦多年、家破人亡多年，他仍然要为已甚，不准别人亲人团圆！手下戎马半生、又坐牢半生，难道还不够吗？答案是还不够！手下被敌人惩罚后，难道还要被自己人惩罚吗？答案是还要罚！这就是蒋介石的新三纲五常标准，——他强制别人做烈士，用心之苦、无情之烈，竟一至于此！

杜聿明是“天子门生”，他未能达到亡国天子的临难死节标准，为天子所不谅，但是，杜聿明对蒋介石以及所有逃到台湾的师长同学，他是洵无愧色的：没有我在前线殊死战，你们能在后方开小差吗？没有我在大陆十多年牢狱之灾，你们能在台湾享三十多年清福吗？你们一个个都是贪生怕死的革命军人，你们在台湾庆祝全家福之余，又有何脸面，苛责我家破人亡的杜聿明呢？

“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

显然的，杜聿明在大陆，经过十多年的牢狱之灾、十多年的沉思默察、十多年的反省比较，他真的有了觉悟，——巨大的觉悟、根本的觉悟。他真的从内心深处，忏悔了他青年时代跟蒋介石那一段日子，他真的“觉今是而昨非”，真的抛弃了他那流血流汗误造的旧中国！

1973年9月，杨振宁路过香港，谈到他对岳父杜聿明的观感说：

杜先生给我一个非常深的印象，他对于新中国在历史上的意义，有很深刻的了解、有很坚定的信心。这在一切方面都流露出来。他跟我们谈到在旧中国的情形。杜先生在过去在国民党中，是负有重要任务的人物，我想正因为这样，所以他对于旧中国的一些问题——不能解决的一些问题，有一些深刻的了解。也正因为这样，所以他今天对新中国的成就有了更深的认识和了解。

杜聿明如此，杜聿明的太太其实更是如此。曹秀清年轻时，本来就做过共产党，认同问题，她比杜聿明方便得多。在她回到大陆后，她与丈夫共度了十七年的岁月，直到丈夫死去。——大陆是她真正认同的地方，她从美国回大陆，随身携带的是大儿子的骨灰，她自己不但要生还故土，连大儿子也要归葬中原呢！

杜聿明1981年死后，国民党又来了，认为曹秀清在大陆已无亲人，四个儿女都在台湾，大可把老太太统战回来。于是，国民党同意杜致义、杜致勇、杜致廉出境，目标：香港；命令：统战杜老太！

1982年，八十岁的曹秀清到了香港。她在香港和阔别二十多年的子女相会，但不肯回台湾。1983年，大家又重在香港聚首，曹秀清还是没有归意。1984年，她再来香港，等子女，未及见面，就病死在那儿。杜家姐弟的奉母心愿，空留余憾；国民党的统战杜老太计划，也随一纸公文（73勇局字第1890号）付诸东流。——老太太“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她恨透了蒋家天下，她再也不回来了！

1986年7月23日

蒋介石犯了兵家大忌

——杨振宁丈人怎样被俘？

杨振宁的丈人杜聿明，是黄埔一期的天子门生，深得蒋介石的宠信，几个重要的当口，蒋介石都派这个学生出马，杜聿明也多不辱命。1948年国共大对决的淮海战役（国民党叫“徐蚌会战”）开始前，蒋介石派杜聿明任徐州剿匪总部中将副司令；开始后，进而任前进指挥部主任，事实上，是取代总司令刘峙而掌指挥大权。淮海战役前后打了六十六天，最后杜聿明兵败被俘，被共产党关起来，劳动改造。1959年获释后，任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军事组专员。1961年，他写成《淮海战役始末》，在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一辑发表。这篇长文是这一战役的第一手史料，内中透露秘辛甚多，值得特别摘录。

“一个出奇方案”

在战役开始时候，蒋介石的军队处于相当优势，“解放军数量上在徐州方面少于蒋军，装备也劣于蒋军，特别是炮火少，飞机、坦克没有。”按说，蒋军处于如此优势，当然大可一战，可是蒋介石的军事判断与指挥能力太差了，他的手下也都是庸才，竟在“守江必守淮”的方针下，先冒出了“一个出奇的方案”。杜聿明回忆：

假如照国防部第一案决定的话，则自徐州到蚌埠间二百多公里的铁路两侧，摆了数十万大军，既弃置徐州既设永久工事而不守（徐州那样庞大纵深的据点工事，只留一二个军，几等于不守），又将各兵团摆于铁路两侧毫无既设阵地的一条长形地带，形成鼠头蛇尾，到处挨打的态势。据我了解，古今中外的战史中还找不到这样一种集中会战的战略先例。在蒋介石集团中集合何应钦、顾祝同等军事大头目和萧毅肃、郭汝瑰等主管作战的高级幕僚，竟然在守江必守淮的方针下，拟出这样一个出奇的方案（实际上是会战准备部署），也可以说明蒋介石的所谓高级将领和军事人才是一些什么货色。

纵使是这个“出奇的方案”，如果照计划实施了，也自成一个计划。不过，蒋介石还大耍花样：

就是这个出奇的方案，蒋介石亦未照它的计划及时实施。除11月3日令第十六兵团孙元良部（欠九十九军）向涡阳、蒙城集结，令第九十九军及第四绥靖区刘汝明部向蚌埠、固镇集结外，对于其他各主力兵团则仍摆于陇海路沿线未动。听说顾祝同曾于11月4日亲到徐州指示，是根据第一案的原则，但也未能当机立断，及时实施。这说明蒋介石集团对于徐蚌会战计划，并未做全盘考虑，对于“军之生死之道存亡之地”（古兵法语）亦未加慎重考虑，而只在人事上疑神疑鬼、钩心斗角，怕刘汝明、冯治安等将领有异心、不稳妥，急电召刘、冯二人到南京加以笼络，指使其发表反共拥蒋的通电（以后冯的通电我未看到，刘的通电我看到过）。

蒋介石伪称大捷

在蒋介石大耍花样之下，淮海战役一开始就乱了阵法：

这样，在淮海战役序战一开始，由于蒋介石集团的基础腐朽透顶，未能实施预定计划（哪怕是最不好的计划），及时集中兵力应战，在解放军变化莫测、运用极妙的战略战术下，就形成了打被动战的局面，使蒋军内部慌乱一团、手足无措。加以蒋介石的个人独裁指挥，不论大小情况的分析、大小部队的调动，都要通过蒋的决定指示。而蒋本人又不能集中精力掌握全盘情况，每日仅凭所谓“官邸会报”一次来决定指挥部署，或凭他本人“灵机”一动，乱下手谕。因之一切指示到了前方，不是过时失策，即是主观武断。前方部队长不遵从，即有违命之罪；遵从则自投罗网。最后则是蒋介石集团中封建派别关系互相掣肘，也是决定蒋军命运原因之一。任何一个情况出现，都是只顾小集团，不顾整体；只想救自己，不顾全局。结果每一战役都是因小失大，决策一再变更。这种矛盾斗争贯穿着蒋军作战全部过程，加速了蒋军的灭亡，同时也大大缩短了解放战争的过程。

在“蒋介石的个人独裁指挥”和“蒋介石集团中封建派别关系互相掣肘”的情况下，首先出了一个黄伯韬败死的笑话。杜聿明回忆：

最可笑的是，当〔11月〕17日解放军有计划地改变狙击阵地是为了更有力地打击蒋军时，前方判断错误，刘峙乘机大事宣传徐州“大捷”，徐州满街张贴标语，大放鞭炮，并向各方发出通电。到22日黄伯韬部被完全消灭后，蒋介石仍宣传徐州“大捷”，并派张道藩为慰劳团团长，率副团长方治、团员及中外记者数十人来徐州劳军，携带了大批勋章、奖章及白银等慰劳品。他们到徐州后还到第二兵团参观了战俘武器及战绩。有一位记者以怀疑的口气问我：“这样的大捷，黄伯韬到哪里去了？”我说：“黄伯韬回家休息去了。”蒋介石集团上上下下就是这样可笑地自欺欺人，欺骗蒋管区的人民，以掩饰其反人民战争的失败。

蒋介石放鸽子

黄伯韬死后，局势大变：

12月22日，黄伯韬兵团被歼后，刘峙找我到他的办公室里，说打算放弃徐州，向西撤退。在图上研究后，我觉得刘峙似乎太泄气，就对刘峙打气说：“目前还未到考虑这一方案的时候。如果能集中兵力，再调五个军加到李延年兵团，协同黄维兵团南北夹攻，打通津浦路这一段，是上策；其次是将徐州三十万兵力能与黄维兵团协同一致，安全撤到淮河两岸，亦不失为中策；但在目前情况下，不像11月初那样可以安全撤退，万一撤退不当，在野战中被消灭，反不如坚守徐州尚可以牵制敌人南下。而且战守进退的决策，关系到整个‘国家’军事前途，目前我不敢轻率地出主意，必须由老头子本着他的企图下决策。”刘峙听了我的意见后，嘴唇动了几下，表示很为难的样子，但未说出什么。

23日，蒋介石要刘峙同我到南京开会。大概是10点钟前后，我们到达蒋介石官邸的会议室。首先由郭汝瑰报告作战计划，他说：“我军以打通津浦路徐蚌段为目的，徐州方面以主力向符离集进攻，第六兵团及第十二兵团向宿县进攻，南北夹击一举击破共匪，以打通徐蚌间交通。”蒋介石采纳这一案，并对我说：“你回去马上部署，向匪攻击。”我说：“这一决策我同意，但是兵力不足，必须再增加五个军，否则万一打不通，黄兵团又有陷入重围的可能（其实黄维这时已被围，而蒋军尚未知道）。”我并建议调青江浦附近之第四军、南京附近之八十八军及五十二军等部队迅速向蚌埠集中，参加战斗，另外再设法抽调两个军。蒋介石说：“五个军不行，两三个军我想法子调，你先回去部署攻击。”

不料，蒋介石所谓“两三个军我想法子调”，其实是放鸽子的，杜聿明到了前线，援军却不见影儿：

28日上午，我到南京后即赴黄埔路“官邸”，不久顾祝同亦来，叫我到一间小客厅中讨论如何挽救蒋军的这一危机。我先问顾：“原来决定再增加几个军，为什么连一个军也没增加呢？弄到现在，形成骑虎难下的局势。”顾说：“你不了解，到处牵制，调不动啊！”我说：“既然知道不能抽调兵力决战，原来就不该决定要打，把黄维兵团陷入重围，无法挽救。目前挽救黄维的唯一办法，就是集中一切可集中的兵力与敌人决战，否则黄维完了；徐州不保，南京亦危矣！”顾很丧气地说：“老头子也有困难，一切办法都想了，连一个军也调不动。现在决定放弃徐州，出来再打，你看能不能安全撤出？”我觉得蒋介石又是老一套，这一决心再变，黄维完了，徐州各兵团也要全军覆没。但无法增加兵力，打下去不可能，守徐州我也失了信心。我沉思了好久，对顾说：“既然这样的困难，从徐州撤出问题不大。可是既要放弃徐州，即不能恋战；既要恋战，即不能放弃徐州。要‘放弃徐州，出来再打’，这就等于把徐州三个兵团马上送掉。只有让黄维守着，牵制敌人，将徐州的部队撤出，经永城到达蒙城、涡阳、阜阳间地区，以淮河做依托，再向敌人攻击，以解黄兵团之围（实际上是万一到淮河附近打不动时只有牺牲黄兵团，救出徐州各部队）。”顾同意这一案。接着，何应钦慌慌张张地来说：“怎么样？就不能打了么？”我将以上意见同何讲了之后，何说：“也只好这样了。”于是我对顾说：“请总长对这一案不在会上讨论。”顾了解我的意思，就说：“会后我同老头子说，你同他单独谈。”于是三人出来到会议室开会。

“我们将要亡国灭种”

在蒋介石的出尔反尔下，杜聿明陷于不得不自徐州撤退的命运。可是，就在撤出徐州当儿，蒋介石三变决心，又要撤退之军南下救黄维兵团。这又犯了“撤即不能打，打即不能撤”的兵家大忌：

〔12月〕3日上午10时前后，各兵团部队正向永城前进，而各司令部尚未出发之际（因乘汽车待先头部队到达永城后再出发），忽然接到蒋介石空投一份亲笔信，说“据空军报告，濉溪口之敌大部向永城流窜，弟部本日仍向永城前进，如此行动，坐视黄兵团消灭，我们将要亡国灭种，望弟迅速令各兵团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濉溪口攻击前进，协同由蚌埠北进之李延年兵团南北夹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我看了之后，觉得蒋介石又变了决心，必致全军覆没，思想上非常抵触。我先认为“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准备即向永城出发；但再一想空军侦察的情况，认为如果照原计划撤退到淮河附近，再向解放军攻击，解了黄维之围，尚可将功抵过。但是万一沿途被解放军截击，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又不能照预定计划解黄兵团之围，蒋介石势必迁怒于我，将淮海战役失败的责任完全归咎于我，受到军法裁判。这样，我战亦死，不战亦死，慑于蒋介石的淫威，何去何从，又无法下决心。当即用电话将蒋介石信中要旨通知各兵团，令部队就地停止，各司令官到孟集以北的一个小村庄商讨决策。孙元良很快来到，李弥本人未来，派了两个副司令官（陈冰及赵季屏）来，邱清泉因传达各军停止命令，迟至午后2时左右才到。大家看到了蒋介石的命令，都十分惊慌，默不发言。我分析了当时的情况，认为照原计划撤，尚有可能到达目的地，但应大家对蒋介石负责。如果照命令打下去，未见得有把握（实际上认为要全军覆没，但怕各部队长泄气，又未说明）。这时邱清泉说：“可以照命令从濉溪口打下去。”接着邱就对陈冰等大发脾气，说第十三兵团在萧县掩护不力（事实上是第十六兵团掩护部队撤退过早），致后方车辆遭受重大损失，并骂十三兵团怕死不打仗。陈冰不服气，就同邱吵起来。我同他们排解后，问孙的意见，孙见邱的气焰嚣张，也不敢说退，只说：“这一决策关系重大，我完全听命令。”邱清泉见我还在犹豫不决，怕我泄气，就说：“总座，可以照命令打，今天晚上调整部署，明天起第二兵团担任攻击，第十三兵团、十六兵团在东、西、北三面掩护。”我说：“大家再把信看看，考虑一下，我们敢于负责就走，不敢负责就打，这是军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慎重。”大家再将蒋介石的信看了一遍，都感到蒋的指示十分严重，不能不照令迅速解黄维之围。于是决定服从命令，釆取三面掩护、一面攻击、逐次跃进的战法，能攻即攻，不能攻即守，不让“敌人”把部队冲乱（其实正是陷入重围）。

将在外，君命不敢不受

到了第二天：

4日，我照原定逐次攻进战法，严令第二兵团攻击前进，第十三、十六两兵团坚守掩护阵地。蒋介石来电说：“无粮弹可投，着迅速督率各兵团向濉溪口攻击前进。”又给各部队泼了一头冷水。邱清泉看电报后大骂：“国防部混蛋，老头子也糊涂，没有粮弹，几十万大军如何能打仗呢？”我再力陈利害，蒋介石复电说：“6日开始空投粮弹。”这时解放军已全部明白了我们的企图，对东、西、北三面打得英勇，对南面守得坚强。

6日，蒋军继续攻击，进展甚少。而解放军则全面向蒋军攻击，到处被突破。中午前后指挥部向贾砦移动，路过李石林附近时，孙元良和邱清泉仓仓皇皇来找我。邱对我说：“孙副主任认为目前情况不利，要重新考虑战略，我认为他说得有道理，请他再讲讲，我们研究一下。”我说：“可以，我们到李丙仁那里去好罢。”三人一同到了李兵团司令部，孙元良说：“目前林彪已率大军南下，我们攻击进展迟缓，掩护阵地又处处被突破，再战下去前途不乐观，现在突围尚有可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目前只有请主任独断专行，才可以挽救大军。”孙是一个善于讲话的人，讲得十分动听。邱清泉连称：“良公的见解高明。”李弥比较沉静，未发表意见。孙、邱二人就竭力鼓动李弥一道突围，最后李弥说：“请主任决定，我照命令办。”

我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三天以前大家同意这句话的话，可以全师而归，对得起老头了，今天做恐怕晚了。敌人重重包围，谁能打出一条血路还有希望，否则重武器丟光，分头突围，既违抗命令，又不能全师，有何面目见老头子呢？”……

不料，在大兵陷入重围救黄维兵团之际，黄维却撑不住了：

16日，我仍在督促各兵团攻击之际，忽然接到刘峙来电说：“黄维兵团昨晚突围，李延年兵团撤回淮河南岸，贵部今后行动听委员长指示。”我接到这个噩耗后，心中完全凉了，觉得蒋介石的指挥简直糟糕透了，为什么不令双方同时突围，那样还有一线生机（这时陈官庄以西解放军甚少）。而蒋只是顾小失大，只顾黄维不顾这两个兵团。现在黄维一突围，解放军全部加到这里，还有什么办法呢？决心令两兵团加强工事，持久固守，以待局势的发展。我再电蒋介石力陈利害，请集中兵力与解放军决战（大意如7日电），我决率两兵团坚守到底。17日蒋介石复电：“望吾弟万勿单独行动，明日派员飞京面授机宜。”我派指挥部参谋长舒适存于18日飞京受命。同时得刘峙复电：“黄兵团突围，除胡琏个人到蚌外，其余全无下落。”

阿兵哥撕了蒋介石的信

杜聿明陷于重围后，12月19日晚间，风雪大作，一直到12月28日，十天间无一日晴天，空投补给更形困难：

在这期间，还有一个蒋军无法解决的严重问题。就是在包围的四十天中，粮弹两缺。蒋介石最初幻想在两三日内可以同黄兵团会师，拒绝投送粮弹。继而发现这一战役不是如他想象的那么容易，才于12月6日开始投送，但杯水车薪，难以解决问题。最初几天，每日尚有进展，各部只有到一村抢一村，抢劫民间粮食，宰牛马、杀鸡犬以充饥。到19日以后，风雪交加，空投全停，始而挖掘民间埋藏的粮食、酒糟，继而宰杀军马，最后将野草、树皮、麦苗、骡马皮都吃光，天气尚无转晴希望。美蒋为了挽救这一厄运，特从美国调来雷达，临时训练三个伞兵使用，23、24日投到陈官庄，打算用雷达指示空投粮弹，做绝望的挣扎。哪知一着陆机器发生故障，即无法使用。一切办法想尽之后，只有祈求天老爷了，官兵日日夜夜祈求天晴。蒋介石25日来电也说：“我每天祈求上帝保佑全体将士。”总算盼至29日，天居然晴了，开始投粮，蒋机怕被解放军打落，飞得很高，投的粮食到处飞散，各处官兵如同饿狼一样地到处奔跑，冲击抢粮。有的跟着空投伞一直冲到解放军阵地前，不顾死伤地抢着吃大饼、生米；有的互相冲突，械斗残杀；有的丟开阵地去抢粮，指挥部也无法维持。……元旦前后，蒋介石还在南京，各主管机关慌乱失措，仅有少数飞机投粮，官兵不得一饱，更增加了愤恨之心。元旦，曾投下蒋介石一封亲笔信，一个士兵拿到即将它撕毁，大骂而跑。

如前所说，29日天气转晴，蒋介石派机投粮，首先下来的是近万份的黄伯韬“烈士”纪念册，和南京《救国日报》刊登人民解放军公布蒋介石、何应钦、杜聿明等四十三名头等战争罪犯的消息。官兵看到后大骂：“老子们要吃饭，投这些废物干什么？”副官将这些文件送来，我看蒋介石是要我死，共产党宣布我是头等战争罪犯，并说是“国人皆曰可杀者”，我还有什么生路呢？只有为蒋介石死的一条路。

在大军饿肚子的情况下，蒋介石居然派飞机空投烈士纪念册等等“废物”，意在要杜聿明去死，真是太妙了、太妙了！

给蒋介石最后一电

到了1950年1月9日，杜聿明终于设法突围。当晚他给了蒋介石最后一电：

我给蒋介石最后一电说：“各部队已混乱，无法维持到明天，只有当晚分头突围。”另通知文强将战车直属部队集合，重要文件烧毁，待命。接着再要电话就不通了。邱清泉打完电话后，拉着我带着特务营就走。我见邱清泉张皇失措，一直带着队伍向北跑，我是跟不上的。又觉得要逃命就不跟大队走，只有在夜间钻空子出了包围圈再说。

我于是带着副官卫士十来个人，先向西走出村庄，再转向东北，沿途见大批部队整队向陈庄前进，一问原来是七十二军。这时四面沉寂，无一枪声。我走到贾砦附近，见有大队解放军向西运动。我们在战壕内隐蔽起来。副官尹东生给我剃了胡子，并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无柴烧”，我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解放军大队过去后，卫士扶着我一直往东北跑，想跑过一段再向西转南。途中遇到一位像解放军干部的人和一位卫生院长（以后给我裏伤时知道的）。我们都冒充解放军第十一纵队。又遇到一个老百姓，说四面村庄都有队伍。我心中很慌，已经跑了二十来里路，还有队伍，不知道跑到什么时候才可以跑出包围圈，就从两个村庄间向西北跑。这时天已亮了，见村庄上有队伍，尹副官说：“我们到村庄上报到去。”我说：“不行，还是赶快走。”这时，两个解放军战士跑来问：“你们是哪一部分？”副官说：“送俘虏的。”再一喊，副官卫士都放下武器。我觉得左右都变了，凶顽气又来了，企图自杀，尹副官从旁将手枪夺去交了。

解放军把我们带到村庄后说：“你们饿了吧！”于是送水送饭，大家饱吃一顿。不久，解放军把我们分成两部分：我同副官、司机到一位首长处谈话。副官说：“我是尹东生，《徐州日报》随军记者，这位是十三兵团高军需”；司机说：“我是张印国，在徐州开商车，他们给拉来的。”各人都拿出证件。首长似乎有点怀疑，只细看看几个人后问我：“高军需叫什么名字？”我将计就计说叫高文明。”他笑着说：“你这个名字倒不错，十三兵团有几大处？”我答道：“六大处。”“你把六大处处长的名字写出来。”我先无准备，一个也写不出来，就打岔问：“你贵姓？”他说：“我姓陈。”我想：如果是陈毅的话，风度倒不错，我可以同他老老实实谈谈。但见左右看俘虏的人很多，怕将自己的消息走漏出去，连累我的家庭，就说：“这个地方谈话不方便吧？”陈主任可能误会了我的意思，以为我怕飞机炸，就说：“不要紧，对你们的空军，我们有经验，吓不了我们。你们只要坦白交代，我们一律宽大，除了战犯杜聿明以外。”我想：“我就是，你还未发现。”他又问：“杜聿明是不是坐飞机跑了？”我们三个人都说：“听说跑了。”陈主任见问不出什么结果，就交代到另一间屋里休息。后来又有一位干部来。同陈主任一样地问过一番之后，经过严密的检查，然后将东西一一点清，交还各人。这一检查，使我感到解放军对俘虏的态度真好，手续清楚，纪律严明。以后，解放军对尹东生说：“你是安徽人，去找你的老乡去。”将我同张印国带到一个广场，从十三兵团大批俘虏的面前经过，看见许多熟悉的老部下，我觉得既惭愧，又恼火。惭愧的是对不起部下，恼火的是解放军已对我怀疑，总有一天会被认出来的。

我们到一间磨房里休息，解放军监视很严。这时，战犯这个罪恶的名称一直缠绕着我。张印国见我心神不安，就多次劝我夜间逃跑。我自己觉得腰腿疼痛，行动维艰，逃出去走不动会死，被解放军发现也会死。与其被处死，不如先自杀，还可以做蒋介石的忠臣。一刹那间执拗得仿佛死神来临，见警卫人员刚离开屋，就顺手拿起一块小石头在脑袋上乱打，一时打得头破血流，不省人事。所幸解放军及时发现，将我抢救到卫生处，不久即清醒过来，好像一场大梦。

经过一夜思想斗争，还是想一不做二不休，对人民顽抗到底。第二天陈主任来问：“你叫什么名字？”我不耐烦地说：“你们已经知道了，何必再问呢？”

以后担架把我抬到纵队司令部，陶司令员、张参谋长及另一位高级首长（后来听说是陈毅元帅）对我以礼相待，很客气地谈话。我一直凶顽无礼，不愿谈任何问题。现在回忆起来，感到惭愧万分！

从杜聿明的《淮海战役始末》里，我们看到蒋介石的军事天才，原来如此；蒋家子弟兵的卖命下场，原来也如此。从字里行间细味一切，真是太有趣、太令人深省了！

1986年9月8日夜3时半

蒋介石的“引退谋和书告”

——我打败，你悔祸

蒋介石是1948年4月19日当选上所谓行宪后第一任总统的，5月20日举行了就职典礼。可是就在这个当口，与中共的战争，愈来愈不对劲了。先是这年1月，国民党吹下大牛，声言一年内可以消灭共军的有形力量，可是2月就丢了辽阳、鞍山。3月就丢了四平街、永吉。4月就丢了洛阳。5月就丢了老河口。6月就丢了开封。7月就丢了兖州、襄阳。9月就丢了济南。10月就丢了锦州、长春、郑州、包头。11月就丢了沈阳、营口、保定、徐州。12月就丢了淮阴、淮安、张家口。到了1949年1月，所谓“徐蚌会战”结束，国民党又损失大军四十万，同时丢了天津。前后一年下来，国民党一年内可消灭共军的大牛不但吹破，并且反要被共军消灭，就在眼前。这年1月1日，蒋介石不得已，发表元旦文告。这一文告措辞，极可看到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实在值得细读。为免语气中断，我把全文重现于下：

蒋介石《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

今天是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开国纪念日。自国父倡导国民革命，创造中华民国，开国至今，整整经过了三十七年。在这一长期间之中，革命先烈，爱国军民，流血牺牲，坚贞奋斗，饱经挫折，备历艰辛，宪法才得实施，宪政才告成立；我们今日在宪政政府成立之后，第一次举行开国纪念，深觉岁月蹉跎，建国事业如此迟滞，三民主义未能实现，实在是感愧万分。溯自抗战结束之后，政府唯一的方针在和平建设，而政府首要的任务，在收复沦陷了十四年的东北，以期保持我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但是三年以来，和平建国的方针遭逢了阻挠，东北接收的工作也竟告失败；且在去年一年之中，自济南失守以后，锦州、长春、沈阳相继沦陷，东北九省重演“九一八”的悲剧，华东、华北是工商事业集中的区域，学术文化荟萃的都市，今日皆受匪患的威胁，政府卫国救民的职志未能达成，而国家民族的危机更加严重，这是中正个人领导无力，措施失当，有负国民付托之重，实不胜其惭愧悚栗，首先应当引咎自责的。

今日戡乱军事已进入了严重的阶段，国家的存亡、民族的盛衰、历史文化的绝续，都要决定于这一阶段之中，而我同胞每一个人、每一家族的自由或奴役、生死或存亡，也要在这一阶段之中来决定了。怎样才能渡过这一难关、克服这一危机，成为我同胞每一个人异常关怀的问题，而大家对于政府当前的决策，都感觉其利害关系之重大。因为剿匪军事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加深了人民的痛苦，大家也都希望战事及早结束、和平及早实现，所以和战问题盘旋于每一同胞的心坎之间，而政府为战为和亦更为每一同胞所关怀。中正受全民的付托，负国家的重责，对于当前的局势自应有详切的检讨，至对于人民的希望，更不能不做深长的考虑。

国父说：“中华民国之建国，其目的在和平。”中正为三民主义的信徒，秉承国父的遗教，本不愿在对日作战之后，再继之以剿匪的军事，来加重人民的痛苦。所以抗日战事甫告结束，我们政府立即揭举和平建国的方针，更进而以政治商谈军事调处的方法解决共党问题。不过经过了一年有半的时间，共党对于一切协议和方案都横加梗阻，使其不能依预期步骤见诸实施，而最后更发动其全面武装叛乱，危害国家的生存，我政府迫不得已乃忍痛动员，从事戡乱，这是最近的历史事实，在世人心目中记忆犹新。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已历二十五年，而中正在此二十五年之中，无时不期待共党以国家民族为前提，循政党政治的常轨，共谋和平相处之道，以树立民主的弘规。三年以来，政治商谈之目的固在于和平，即动员戡乱之目的亦在于和平，但是今日时局为和为战、人民为祸为福，其关键不在于政府，亦非我同胞对政府片面的希望所能达成。须知这个问题的决定在于共党，国家能否转危为安、人民能否转祸为一福，乃在于共党一转念之间。

所以，我们同胞要解决这个问题，先要问明共党对和平的意向究竟如何？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做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中正毕生革命，早置生死之度外，只望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唯囯民的公意是从。

如果共党始终坚持武装叛乱到底，并无和平诚意，则政府亦唯有尽其卫国救民的职责，自不能不与共党周旋到底。尤其是京沪战区为政治中枢所在，更不能不全力保卫实行决战。我深信政府不仅在此有决胜的把握，而且整个国家转危为安和全体人民转祸为福的枢机，亦在于此。我同胞须知今日唯有军民一致，坚持此自卫战事，而在决战之中获得胜利，才能争取真正和平；更唯有忍受一时痛苦牺牲，才能免受铁幕重重暗无天日的地狱生活。中正个人自参加革命战争以来，迄今几四十年，我在每一长期战役之中，都是备历艰辛，饱经挫折，受尽诬蔑，无论失败到什么程度，我始终持有必胜信念，而最后也必能达到成功的境域。要知道我们所倚恃者为民族精神、人类正义与世界公理，共党匪军的暴力能劫取我东北，却不能征服我们的民族精神；能侵入我们的腹地，却不能侮辱我民族的人格。正义就是决胜的力量，公理终必胜过暴力。我们这一代遭逢了中国五千年历史空前未有的变局，也就是担负着五千年历史空前未有的使命，我们只有忍受一时的痛苦与牺牲，为国家民族的生存、历史文化的延续、生活方式的自由和后世子孙的滋长而奋斗。

同胞们：当此岁序更新之际，缅怀国父及先烈缔造民国的艰难，体会前线军民坚贞奋斗的痛苦，更觉中正个人责任重大与职务艰巨；亦深信我爱国同胞绝不能忍受共党的清算，不能坐视国家的危亡，只有军民一体，举国一致，团结奋斗，保障我们民主自由的生活，竭尽卫国保种的天职，收获八年抗战所得的成果，以告慰我无数军民先烈在天之灵。囯父说：“最后成功归于最后努力者”，愿与我全国同胞共勉之。

文告显示的心态

这一文告，照董显光《蒋总统传》所说：“具有两个重要目标，一方面对‘共党’举示政府对和谈之最低条件；他方面则预示大纲俾于蒋总统退职后，副总统得据以与‘共党’进行和谈，而不致有损其为民主政府领袖与中华民国忠贞公民之责任。”其实，在我看来，文告值得注意的，倒不在什么“举示政府对和谈之最低条件”和什么“预示大纲”，而在蒋介石个人的一种心态的显示。这种心态，最显著的有两点：

第一，它显示给我们：“去年一年之中，自济南失守以后，锦州、长春、沈阳相继沦陷”，“剿匪”一直失利。“因为剿匪军事加重了人民负担、加深了人民的痛苦”，人民希望和平。但是能和不能和，关键“乃在于共党一转念之间”。“要先问明共党对和平的意向究竟如何？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政府必开诚相见。”

第二，“如果共党始终坚持武装叛乱到底，并无和平诚意”，则只有诉诸“决战”、“自不能不与共党周旋到底。尤其是京沪战区，为政治中枢所在，更不能不全力保卫，实行决战。”蒋介石宣告“深信政府不仅在此有决胜的把握，而且整个国家转危为安和全体人民转祸为福的枢机，亦在于此。”这意思就是说，政府是不怕打的，要打也会打贏的。

白崇禧的两通电报

在蒋介石还没发表这一文告前一星期（1948年12月24日），他接到在汉口的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的一通密电，其中说：

……民心代表军心，民气犹如士气，默察近日民心离散，士气消沉，遂使军事失利，主力兵团损失殆尽，倘无喘息整补之机会，国军无论任何牺牲，亦无救于各个之崩溃，不仅版图变色，我五千年文化历史将从此而斩。言念及此，忧心如焚！职辱承知遇，垂二十余年，当兹危急存亡之秋，不能再有片刻犹豫之时，倘知而不言或言而不尽，对国家对钧座为不忠、对民族为不孝，故敢不避斧钺，披肝沥胆，上渎钩听，并贡刍荛：

一、相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美英苏三国出面调处，共同斡旋和平。

二、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

三、双方军队应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

并望趁京沪平津尚在国军掌握之中，迅做对内对外和谈部署，争取时间。……

密电发出后，一直没有回音，白崇禧遂再发一密电（12月30日）：

……当今局势，战既不易，和亦困难，以言战争，则战力悬殊，外援不继；以言和平，则敌焰方张，不易接受。观敌近日广播，宣布战争罪犯，可以判断其趁我士气不振，继续用兵，使我京沪平津失陷，革命武力消灭，以遂其赤化整个中国之野心。顾念时间迫促，恳请趁早英断。职意似应迅将谋和诚意告友邦，公之国人，使外力支援和平，民众拥护和平。对方如果接受，藉此开困难之机；如黩武穷兵，残民以逞，则国人不直所为，友邦亦将不扶助，所以怒我而情寇也。总之，我方无论和战，必须迅谋决定，整个团结方有生机，万不可被敌分化，以蹈各个击破之惨境。……

蒋介石回电

在接到白崇禧两通密电后，蒋介石的1949年元旦文告宣布了。最有趣的，他把白崇禧两通密电中要求政府的“谋和诚意”，转而向共产党要求起来。元旦文告发表后第二天（1月2日），他发了回电给白崇禧①，内文如下：

亥敬亥全两电均悉，中正元旦文告，谅荷阅及，披肝沥胆而出，自问耿耿此心，可质天日，今日吾人既已倾吐精诚，重启和平之门，假令共党确能幡然悔祸，保全国家之命脉，顾念生民之涂炭，对当前国是，能共商合理合法之解决，则中正绝无他求，即个人之进退出处，均唯全国人民与全体袍泽之公意是从。唯言和之难，卓见已详，如何乃可化除共党赤祸全国之野心，以达成保国保民之利；如何乃可防止共党翻云覆雨之阴谋，以免战祸再起之害；想兄熟虑深筹，必已有所策划，甚冀惠示其详，俾资借镜。今大计虽已昭明，而前途演变尚极微妙，望兄激励华中军民，持以宁静，藉期齐一步骤，巩固基础，然后可战可和，乃可运用自如，而不为共匪所算，则幸矣。

白崇禧被跟踪至死

这封回电最后，蒋介石显然话中有话，微露对白崇禧的不满。白崇禧是桂系的大将，一直不见容于蒋介石。大家逃到台湾后，白崇禧以四星一级上将之尊，蒋介石却一直派特务看住他、跟踪他，并且不准他出境，一直到他死去。他死前五个月（1966年7月2日），曾回忆说：

三十七年徐蚌会战败了，金圆券的发行也败了，军事金融都无办法，共党宣传很厉害，民心惶惶不可终日，军心亦一天天消沉，弹药不足，精神涣散。由于老百姓不用金圆券，士兵穿不暖吃不饱，我们曾在前线看到士兵拿百姓的鸡鸭，明知其犯法而不敢讲，闭着眼睛（因市面上有关吃的生意都关了门，柴米油盐的供应都困难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希望美国有高瞻远瞩的政治家出来主持国际调停。美国握有原子弹，英法唯美国马首是瞻，苏联亦不敢动，若美国肯如此做，南京来几大队空军驻守，青岛不要撤退，由苏联压迫中共停战，可能发生力量，因此我在12月24日打电报给总统密陈此一意见。……

我打这两个电报考虑很久，徐州会战败了，损失下来，可说是精锐被打击得太厉害，在东北是好的部队，五个美械军都是精锐，在徐州也是精锐，甚至华中五个军一个整编师都抽去了，余下第三兵团张淦部，其他都很差，所有中央在黄河以南精锐，在徐州一役惨败了。徐州未失败以前，中共力量已与我们平衡了，失败以后，我们已处劣势，这关系很大，最高统帅应该了解实在情况，因此我把我意见照实发电报给了他，不料因此引起很多的误解。

所谓“不料因此引起很多的误解”，就是指蒋介石到台湾后一直整他的这些事②。

陶汉奸回忆

蒋介石在元旦文告叫汉奸陶希圣起草的时候，其实他已经预做下野之举了。据陶希圣《潮流与点滴》中回忆：

当华中的主和密电到达南京的时候，张治中探问李宗仁及其幕僚甘介侯的意见。他们提出五个条件，认为可以打开和谈之门。一、蒋总统下野，二、释放政治犯，三、言论集会绝对自由，四、两军各自撤退三十里，五、划上海为自由市，政府撤退驻军，并由各党派人士共组联合市政府，双方代表即在上海举行和谈。

傅泾波与甘介侯接触频繁。南京和上海充满国共和谈及总统下野的空气，大抵是他们对外国记者以暗示或明示的方式散布的。

田吉营舍下的电话实在太多了。外国记者和中国记者纷纷打电话来问：“元旦文告的要旨是什么？”我答道：“元旦文告与我无关。我不知道内容。”

记者又问：“谁写这次文告？”

我答道：“里层内阁。”

问：“谁是里层内阁。”

答：“你连里层内阁是谁都不知道，那就无话可说了。”

这次元旦文告的稿子是我经手的。由12月21日至31日，稿子经过多次修改。岁杪的一星期里，我每夜改稿到2点或3点钟，将改订稿交给阮继光同志复写，然后就寝。次日上午9时左右，携稿晋见请示。

27日的中午，洪兰友先生有电话来说：“立夫先生就去看你。”我说：“不敢当，再过10分钟，我来拜望他。”兰友说：“就是这10分钟的问题，立夫先生马上去了。”

立夫先生进了我的宅门，即上楼来谈话。他说：“听说元旦文告主张再开和谈。现在徐蚌军事失利，如果再开和谈，军心解体，国家就无可救了。你为什么不提意见？”

我说道：“我是打字机。我的意见没有提出的佘地。我知道大势所趋，是无可挽回的了。”

立夫先生慨叹不已，也就告辞而去。

29日的晚间，总统在黄埔路官邸召集会谈。阎百川（锡山）先生自太原奉召来京，亦参加讨论。

元旦文告申明和平解决中共问题的方针，其中有“个人进退出处，无所萦怀，而一切唯国民之公意是从”的一句。在座者大抵反对或不发言。阎先生的话这时发生了决定力。他说：“俗话说：不到黄河心不死。现在大家都以为非总统下野没有和谈，非和谈不能救国。如不把和谈做给大家再看一下，谁的心也不死。至于这句话，若是没有了，文告也就没有意思了。”

总统指示张岳军先生：“你告诉希圣同志，要这句话。”会谈散后，半夜11时，岳军先生打电话把此事告诉我。

31日下午6时，我在新闻局楼上，校订中文稿，并看英文稿。局中同志匆忙告诉我说：“外国记者集合楼下，要译稿。他们说到了6点还不发稿，他们就要打电报出去，说总统元旦宣告下野。”我用电话报告官邸。官邸的回示是“先发要点”。

这天是除夕。下午8点，黄埔路官邸有餐会，参加者为中央常务委员及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9点，我携带一卷中文稿由新闻局到黄埔路官邸。这时晚餐业已开始。侍从武官招呼我在小客厅坐下。他说：“您有座位在那边，是不是参加晚餐？”我说：“我不参加了。”我抽出油印稿一张，请他呈进请示。约五分钟后，他走进小客厅，说：“可以发。”

此刻，武官招呼侍从，取了一碟子菜和面包，还有汤。我匆忙的吃了，拿起稿子就走。

中央通讯社的楼上楼下，一片亮光。全社的同人们都非常紧张的等着、等着，等着元旦文告的稿子。我在门口下车，低着头向门里直走，一步两步踏上楼梯。同人们一声不响，沉默的接了稿子。我只叮咛一句到：“10点，立刻发。”我就在一片沉默中走出大门，上车回舍。

时间是10点1刻了。我进宅门，上了楼，倒在床上，纳头便睡。11点，电话铃把我惊起。张岳军先生在电话上说：“总统叫我通知你，把文告发了。”我答道：“是，发，就发。”

我心里惊惶万分。我自忖道：“若是决定不发，我怎么办！”

原来这晚会餐，至9时半餐毕。总统提出文告稿，请中央常委及政委传阅。在座者多数静默。谷正纲和王世杰诸位先生慷慨陈词，反对和谈，尤其反对“个人进退出处”那一句文字。到了11点总统说明这件事不能不如此决定，文告必须发出。

三十八年元旦清晨，我起床出门，总觉得首都的空气呈现一种苍黄色，使人沉闷。但是总统下野之说仍继续流传，甚至中央的重要会议也开不起来。

1月14日，毛匪泽东发表“时局声明”，提出八项条件：一、惩治战犯，二、废除宪法，三、废除中华民国法统，四、改编政府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政府及其所属的一切权利。

至此，所谓“和谈”之不可能，已经是大白于天下，但政府仍保持沉默。其时蒋总统下野的决心已定。

从“悔祸”到“觉悟”

正因为“蒋总统下野的决心已定”，所以在元旦文告发表后三星期（1月21日），蒋介石终于下台了。这天，他发表了《引退谋和书告》，全文是：

中正自元旦发表文告，倡导和平以来，全国同声响应，一致拥护，乃时逾兼旬，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曷其有极！因决定身先引退，以冀弭战消兵，解人民倒悬于万一。爰依据《中华民国宪法》49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务望全国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精诚，同心一德，翊赞李副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之和平。中正毕生从事国民革命，服膺三民主义，自十五年由广州北伐，以至完成统一，无时不以保卫民族、实现民主、康济民生为职志；同时即认定必须确保和平，尔后一切政治经济之改进，始有巩固之基础。故先后二十余年，只有对抗日之战坚持到底，此外，对内虽有时不得已而用兵，均不惜个人牺牲一切，忍让为国，往事斑斑，世所共见。假令共党果能由此觉悟，罢战言和，拯救人民于水火，保国家之元气，使领土主权克臻完整，历史文化与社会秩序不受摧残，人民生活与自由权利确有保障，在此原则之下以致和平之功，此固中正馨香祝祷以求者也。蒋中正。

这篇书告中最引起我注意的是，他用了“假令共党果能由此觉悟”的字眼，这是他在二十一天前元旦文告中所没有的。蒋介石在元旦文告中，只暗示了共产党没有“和平的诚意”，但还没有明指共产党罪该“觉悟”。这一字眼，显然跟他回白崇禧电文中“假令共党确能幡然悔祸”如出一辙，由此可见蒋介石是何种心态。所谓“悔祸”，是比悔过更严重的字眼，悔过不过是表示后悔自己犯了过失，“悔祸”却表示自己造成了祸乱。《左传》（隐公十一年）说：“若寡人得没于地，天其以礼悔祸于许，无宁兹许公，复奉其社稷。”柳宗元《柳先生集》（《逐毕方文》）说：“祝融悔祸兮，回禄屏气。”这些都显示了“悔祸”的真义。蒋介石用到这种字眼，显然自己仍以胜利者自居、仍以优势者自居、仍以髙高在上者自居。因为，在常识上，只有居于这种地位的人，才会要求别人“悔祸”也！

司徒雷登之言

对蒋介石这一心态，当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LeightonStuart），后来在回忆录《在中国五十年》（FiftyYearsinChina）第十章“没有实现的梦”（TheDreamthatDidNotComeTrue）里，曾加旁观者清的论列。司徒雷登说：

冷酷的事实此时甚至威胁到蒋总统的坚定意志。首都以北一百英里至二百英里广大战场上的战争，事实上失败已经归于政府。所有可用的后备部队都已加入战斗，结果仍不外是损失。自9月底而后，金圆券的价值已贬了百分之九十八。全国的和平呼声益见坚决。高级军事将领之一的白崇禧将军且从汉口致电蒋总统，请他引退以便达到和平。圣诞节前夕，蒋总统在中山陵附近的“凯歌”礼拜堂里唱圣诞歌。这原是一座美丽的官邸，蒋夫人和他特为政府里面的基督教徒而把它改为礼拜堂。圣诞节那天是他西安脱险的十二周年纪念，也是他所赞同的宪法获得通过的第二周年纪念，他决定引退，同时宣布由副总统代行职务并全权决定为全国福利而应釆取的途径。总统府里矜重的吴秘书长当被免职，而另派一位也是姓吴的秘书长来策划这项重大决定的一切应有程序。吴氏又请教张群及张治中，三人连袂拜访李副总统，决定由蒋总统宣布引退后，立即由副总统发表一篇措辞审慎的文告，呼吁和谈并颁布停火命令。

前一项文件事实上已经在撰拟，而一切准备似亦在顺利进行中，但共党忽广播一张四十五名左右的“战犯”名单，为首的竟是蒋总统和蒋夫人。这一点使他愤怒之至。策划的人恐怕他将改变主意，事实上他确是如此。他迅即召集各高级军事将领至郊外会议。这一个星期不论在他或在一切有关人士，都是紧张的一周。我曾获悉一切经过情形，但自己极力稳重处事。谣言开始传布，大家更迫切希望得到正确的消息。蒋总统照例要发表一篇新年告全国同胞书，通常总是在发表前一周就把文稿发出。可是这一年已经到了除夕下午才把文稿分发翻译，而且通令非得最后指示不准发布。这一天夜里国民党的核心人员在总统官邸热烈讨论中度过除夕，结果文告内容还是决定不加变动，其他各稿一律摒弃。次晨各报一致刊载。大体而论，这是一篇严肃而庄重的声明，但也具有致命性的缺点，那就是他以一个权力强大的统治者的仁慈立场来对付兴兵作乱的叛徒，同时也漠视政府本身所处的绝望境况。通往和平的途径至此正式开放，但如何去得到和平，则没有具体提到。

司徒雷登说蒋介石的“引退谋和书告”“大体而论，这是一篇严肃而庄重的声明，但也具有致命性的缺点，那就是他以一个权力强大的统治者的仁慈立场来对付兴兵作乱的叛徒，同时也漠视政府本身所处的绝望境况。”（Onthewhole,itwasadignifiedandnoblestatement,Butitbadthefatalflawofassumingthegraciousattitudeofapowerfulrulerindealingwithtroublesomerebelsandofignoringthedesperateplightofhisgovernment.）这种评论，真可说一针见血。——在敌人强大到兵临城下的时刻，兵败山倒的统治者，居然还能好整以暇，悠然以胜利者、优势者、高高在上者的口吻书告天下，这种对比、这种奇异、这种气派，真可说是古今所无了！

1985年12月5日夜11时45分

①1948年12月30日，河南省主席张轸也有电报给蒋介石。1949年，在1月2日同一天，蒋介石有回电给张轸，也谈到“共匪”“悔祸”的事。电文是：“亥卅电悉。中之意旨，已详见元旦文告，如共匪确能悔祸谋和，国家生存、民族生命获有保障，则固中寤寐以求；个人进退，自非所计。唯值此千钧一发之际，吾人如不能熟权利害，团结意志，而先自乱步趋，则适中共匪分化之诡谋，将陷于各个击破之惨局；须知今日之事，可和而不可降，能战尔后能和，国族之存亡系于是；兄等自身之安危亦系于是。中爱护袍泽，始终无间，尚望兄等深思熟察，共挽艰困，只须吾人信心坚定，则一切困难可克服，光明之来必不远也。”

②1968年3月6日，蒋介石在主持立监委同志茶会席上，特别谈到要共产党“悔祸”的旧事。他说：“我正式宣告引退，是三十八年元月21日的事。本来在那个时候，我还是可以再接再厉，对匪共战斗到底的。当然，我对自己一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但是，我基于自己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就既不容怼然而自战，亦不容恝然而远引。当时，我就考虑，如果我继续主持国政，一面当然可以维持政局，控制情势；一面亦可以等待国际间和共匪方面的变化，再图兴复。反之，我宣告引退，也应以本党革命事业为基础，如果能因此打开革命的困境，进行全面的改造，并以在野之身，协助政府，使国家民族转危为安，则我绝无徘徊犹豫之可言。无如就在这个进退出处决定的关头，一部分失败主义者的武汉军政要员，竟公开通电主张‘总统毅然下野’，我当时就明白告诫他们：‘如共匪确能悔祸谋和，国家生存、民族生命获有保障，则固中寤寐以求；个人进退，自非所计。唯值此千钧一发之际，吾人如不能熟权利害，团结意志，而先自乱步趋，则适中共匪分化之诡谋，将陷于各个击破之惨局。须知今日之事，可和而不可降，能战尔后能和，国族之存亡系于是；兄等自身之安危亦系于是。’我之所以这样表示，一方面固在戒惧轻躁，逞私误国，一方面我对前方冰天雪地浴血苦战中之将士，不能恝然置之不顾，而实有所期待，因为其时我军正于徐、蚌地区战斗方殷，我身为统帅，自当尽力挽救，设法解围，不能中途放弃责任。所惜那些失败主义者，中毒已深，几乎迫不及待，不但以吾言为河汉，且视我将士身命如儿戏，置国家存亡于不顾，而唯知图其一己之苟且求生，争其一己斧底游魂之权利！因之社会空气弥漫着‘非蒋总统下野，美援不来’，‘非蒋总统下野，则和谈不能进行’，‘蒋总统下野愈快愈好’之声，甚嚣尘上。自然，在这种情势之下，如果我还不断然引退，不但社会民众会怀疑我恋栈自私，且国际上更将进一步来侮辱我们，而共匪祸国殃民的罪恶，自不会为全国人民所彻底了解，它颠覆侵略的阴谋，亦不会为国际所洞察。而且，当时复察革命形势、党国环境，若不能彻底改革，从头做起，则前途只有更坏，即使牺牲个人，亦无补于党国的危亡。所以在徐蚌会战，一经结束，我立即引退，这一引退的动机和决心，断不是出于一时的意气用事，亦不是为失败主义者之压迫所致，而乃是经过长期苦思熟虑的结果，不得不忍痛受辱，出此一举，亦且只有出此一举才使国家民族命运的挽救，获有一线希望。实在那就是要让时间和历史来证明我们对革命的宗旨和国策的坚忍；亦证明国际间反蒋助共的对华政策之错误；更证明斯大林俄共卵翼中共的所作所为，皆将自食恶果。而且，非如此绝不足证明共匪欺骗、麻醉、诬罔、倾陷的罪恶，来激励全民雪耻复仇的民族精神，坚定国民革命军从头做起的信念和决心。我自始至终，就深信我们这一民族，只要其传统文化能够保存、民族精神能够奋发，即使一时受了挫折，不久仍将转败为胜、转危为安，重建三民主义的新中国。”——在这些话里，他明明表示下野“不是为失败主义者之压迫所致”，所以所谓白崇禧等逼宫之说，可以休矣！

蒋介石怎样作弄李宗仁？

——从副总统到代总统

国民党最津津乐道的是蒋介石是中华民国行宪后第一任总统，最不津津乐道的是李宗仁是中华民国行宪后第一任副总统。李宗仁在国民党派系中，属于广西帮，就是所谓“桂系”，桂系人马，既不黄埔、也不浙江，为蒋介石所难容，总想去之而后快。但“桂系”在北伐和抗战中都立有大功，去之却也不易，不但不易，反倒愈去之愈引起反感。行宪后第一任总统副总统选举，总统宝座固天下莫能与之争，为蒋介石所得；但副总统宝座却被李宗仁所得。李宗仁得以选上副总统，据“桂系”大将白崇禧分析①，原因如下：

一、广西建设的声誉：广西被誉为模范省，李为广西的领袖，这是他在政治上的资本。

二、北伐时第七军的声誉：第七军战功彪炳，被誉为钢军，李为第七军军长，后来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他对北伐有特殊贡献，使他名声远播。

三、抗战时主持第五战区军事的功勋：从二十年“九一八”起，经“一二八”、“七七”、“八一三”等役，我国都遭受挫败，损失很大，上海会战，多于敌人多少倍也败了，好像注定国军要打败仗的，可是台儿庄一役我军竟打胜仗，一时士气提高人心奋发，乃至于全世界另眼看待。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此役，此后一直担任斯职，对抗战贡献至巨，声望极高。

四、待人接物的态度：李待人接物态度谦恭，能倾听别人讲话，你对他说话，他让你说，听一点钟不会不耐烦，人情味很浓，这是他个人方面获得友谊与同情的条件。

以上是李的四个基本条件。再就竞选时情况来分析，孙科虽然得党团全力支持，但反而引起一些反作用；李的票源甚多，广西全体都帮他助选，西北（新疆、宁夏、青海）、东北、华北等地区很支持，民青两党支持，同情票很多，因此能幸获多数。

李宗仁参加竞选

把白崇禧的分析，对照起李宗仁自己的回忆来，就很有看头了。李宗仁回忆②：

此时各地国大代表已纷纷选出，中央也已明令规定于三十七年（1948）3月29日召开第一届行宪国大，选举正、副总统。蒋先生并口头申明，本党同志可以自由竞选。经此鼓励，我原有的理想便进入实行的阶段了。

我既决定竞选，遂将私意告诉老友白崇禧、黄旭初和甘介侯三人。白君时任国防部长，长住南京；黄任广西省主席，常在桂林；介侯时在清华大学执教，在平无住宅，所以长住我寓，时时叙晤。

黄、白二人知道我这项企图后，竟一致反对。白崇禧且特地请黄绍竑、程思远、韦永成三人先后飞平来劝我打消此意。这批老朋友们竭力反对我竞选的心理是不难想象的。在他们预料中，我如参加竞选，蒋先生必定不会支持，我就必然要落选。我如果不顾蒋先生的意旨而硬要竞选，势将引起我与蒋之间的严重摩擦。我与蒋先生摩擦起来，则向来被目为“桂系”首脑的一白二黄势必卷入漩涡，而遭池鱼之殃。故与其听我知其不可而为之，以致牵累大家，不若早早断念于未荫之时，免惹多疑善忌的蒋先生不快。

再者，这批老朋友且预为我做了一项退路的安排。当三十六年秋广西选举监察委员时，他们替我竞选，我就当选为广西籍监察委员。他们认为，在必要时，我可以竞选那位尊而无所事事的监察院长，以免与蒋先生发生抵触。他们这项安排也可谓煞费苦心。

因此黄绍竑到了北平便劝我说，既吃不着羊肉，何必惹一身膻呢？所以他劝我竞选监察院长，因为于院长春秋已高，可能要退休，我去竞选，一定是轻而易举的事。

我回答他说：“季宽，我的看法与你和健生的看法不大一致。你知道国民党政权在现在人民眼光中已反动透顶，但是一般人民又怕共产党。因此大家都希望我们党内有像我这样比较开明而敢作敢为的人出来辅佐蒋先生，换换空气。此次竞选，蒋先生和CC系不反对我便罢，他们愈反对，我自信我获选的可能性便愈大。

至于监察院长，我是不做的。因为我如做了监察院长，我可不能像于右老那样只拍苍蝇不打老虎呀！我要行使起职权来，恐怕首先遭受弹劾的便是蒋先生。蒋先生如不服弹劾，那事情就闹大了，可能你们更要遭受无辜的牵累了。”

黄君去后，我立刻发出两通长电分别给白崇禧和吴忠信，表示我已决心竞选副总统，请他们便中转报蒋先生，希望蒋先生同情我的竞选。不久，得白、吴两君复电，倶说，曾将我兄之意转报介公，介公之意国民大会为实行民主的初步，我党同志均可公开竞选，介公对任何人皆毫无成见云云。我得此保证后，遂在北平组织竞选办事处，正式参加竞选了。

1月初，中外新闻界已在做将来副总统候选人的各项推测。1月8日在一外籍记者招待会中，一位美囯的美联社记者向我问及此事。我回答说，我确有此意图，不过尚未征得蒋先生的同意。此消息一出，各报均列为重要新闻而哄传海内外。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各方的反响均极为友好。中外报纸竟有做专论提出的，一致认为我参选可以促使民主政治在中国早日实现。

1月11日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寄来一短笺说，他听到我愿做副总统候选人，甚为高兴。因为将来竞选，正如运动员赛跑一样，虽“只一人第一，要个个争先，胜固可喜，败亦欣然”。所以他写此短信，对我的决定“表示敬佩，并表示赞成”。我也立刻回他一信，希望他也本着“大家加入赛跑”之义，来参加大总统竞选。虽然大总统非蒋先生莫属，但我还是劝他竞选，以提倡民主风气。

嗣后，全国各报又登出程潜、于右任、莫德惠参加竞选副总统的消息。民社党也推出徐傅霖。因此副总统候选人已有五位。计国民党三人，民社党一人，莫德惠是东北耆宿，系以“社会贤达”的身份参加。

在国民党籍的候选人中，我想到程、于二人是不足以与我为敌的。于氏年迈，而程氏对党国的功勋似尚不足与我比拟。加以蒋先生虽反对我，也未必就支持程颂云。

他们二人之外，我还在推想党中其他可能以“黑马”姿态出现的有资望的同志，此时我便考虑到孙科。孙是总理的哲嗣。他如出马，可能得到蒋先生和CC系的支持，同时广东方面人士与孙科有极深渊源，他很可能分取我在这一方面的选票。

我既考虑到孙科是一位可能的劲敌，因此在我离平之前，便请白崇禧去访问孙科，问他有没有意思参加竞选。孙科的回答是，副总统在宪法上无权，他无意参加竞选，并祝我胜利。

就这样的，李宗仁大张旗鼓的从事副总统竞选了。

党国大员奉命劝退

李宗仁到南京后，请见蒋介石：

3月25日，我请见蒋先生，当蒙于官邸接见。寒暄既毕，我便向他报告我已决心竞选，事先并曾请吴、白两位报告过，承蒙俯允，现在希望更有所指示。蒋先生说，选举正、副总统是民主政治的开端，党内外人士都可以自由竞选，他本人将一视同仁，没有成见。得到蒋先生这项保证，乃兴辞而出。

不久我在另外一个场合碰见了孙科。我说：“这次竞选副总统，哲生兄为何不参加，大家热闹热闹？”

孙科摇摇头说：“我绝无意思，绝无意思……”接着，他便向我解释他不参加的原因。他认为根据宪法，副总统是个“吃闲饭”的位置。他既是现任立法院长，行宪后竞选立法院长是轻而易举的事。立法院长既比副总统有实权，又何必去竞选副总统呢？

3月29日国民大会如期开幕了。蒋先生当选总统当然是不必讨论的了。但是几位副总统候选人便展开了激烈的竞选宣传，真正呈现出民国史上前所未有的民主政治的气氛。虽然鹿死谁手尚未可知，但是一般预测都认为我当选的可能性最大。在此紧要的关头，蒋先生开始忧虑了。

其实按照宪法，副总统真如孙科所说，是“吃闲饭”的。我如当选于蒋先生究竟有何不便？蒋先生可能也说不出。但他就是这样褊狭的人，断不能看一位他不喜欢的人担任副总统。他尤其讨厌对党国立有功勋，或作风开明在全国负有清望的人。记得以前当台儿庄捷报传出之时，举国若狂，爆竹震天。蒋先生在武昌官邸听到街上人民欢闹，便问何事。左右告诉他说，人民在庆祝台儿庄大捷。蒋先生闻报，面露不愉之色，说：“有什么可庆祝的？叫他们走远点，不要在这里胡闹。”蒋先生并不是不喜欢听捷报，他所不喜欢的只是这个胜仗是我打的罢了。战后我在北平，因为作风比较开明，颇为全国清议所重，又触蒋先生的大忌。他所喜欢的常是“国人皆曰可杀”的人。其人声名愈狼藉，愈得蒋先生的欢心，因为他愈不敢脱离蒋先生的左右，而蒋先生也愈可向其市私恩。例如抗战期间在河南征调民工、征发粮秣、视民命如草芥、搞得声名狼藉的汤恩伯，便是蒋先生的心腹爱将。后来汤在河南吃败仗，在重庆的豫籍参政员恨不得杀之而后快。闹得不可开交之时，蒋先生不惜亲自出马，到参政会解释说，汤是听他的命令行事，一切责任由他来负。参政员固然无可奈何，汤恩伯则感激涕零，愈要向他个人效忠了。所以此次副总统的选举，蒋先生在意气上非把我压下去不可。

在一批策士密议之下，他们便想以由党提名的方式，把我的名字自候选人中剔出。因而召开第六届中央执监委临时联席会议。表面上是为将来行宪交换意见，事实上是想使我接受“由党提名”这一主张。一日，正在开会休息的时候，洪兰友忽然走到我跟前细声地说，请我到某休息室去，有事相商。我乃起立前往，内心猜测必有枝节发生。到了休息室门口，推门一望，见于右任、居正、吴稚晖、程潜、吴忠信、张群、陈果夫、孙科、丁惟汾各人已在里面。他们见我进来便一齐起立，请我坐下。这谈话会的重心似乎就在我身上，此时已见端倪了。大家坐下后都默不作声，气氛非常沉重。有顷，张群站起来，说是奉总裁之嘱，特请诸位先生来此谈话的。他推吴稚晖说明其中原委，吴先生亦未谦辞，略谓，本党一向是以党治国，目前虽准备实行宪政，不过国民党本身需要意志统一，才能团结。这是本党内部的事，与实行宪政还政于民是两回事，不可混为一谈，故蒋先生认为本党同志参加正副总统的竞选应尊重本党意旨，由党提名。这办法确极公允，应该照办的。他又根据这原则，手舞足蹈、口沫横飞地说了一套似是而非的大道理。记得民国十九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时，吴稚晖原和冯玉祥颇有交情的，至此为维护蒋先生的独裁政权，不惜破口大骂冯氏为军阀。冯复吴一电曰：“革命六十年的老少年吴稚晖先生，不言党了，又不言革命了，亦不言真理是非了。苍髯老贼、皓首匹夫，变节为一人之走狗，立志不问民众之痛苦，如此行为，死后何面目见先总理于地下乎？”颇能道出此老的作风。时谈话会中同人早已不耐烦听他胡说八道，张群乃起立将他的话头打断，而以非常亲切的口吻解释蒋先生的苦衷说，总裁深恐由于副总统竞选引起党内的摩擦，为防患于未然，总裁有意使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由党提名。如果大家同意，我即去另一间休息室报告总裁。于是，吴忠信即征询孙科的意见。孙说，他绝对服从总裁的意旨。吴氏乃问我的意见如何。我听了他们一大堆的话，心中极不为然，乃申明不赞成这项办法。选举正副总统既是实施宪政的开端，则任何国民都可按法定程序参加竞选，如果仍由党来包办，则我们的党将何以向人民交代？我更强调说，以前在北平时，我便向总裁建议从缓行宪，先将国内政局稳定再说，总裁当时并没有考虑我的建议，只说，解决今日问题一定要行宪。现在既已行宪，本人主张一切应遵循宪法常规办理，任何其他办法，本人将反对到底。程潜也自动发言，表示与我的意见一致。

他们见我词意坚决，立论又无懈可击，遂不再多言。最后居正站起来打圆场，说，我看德邻先生既不赞成这项办法，那就请岳军兄去回复蒋先生罢，才结束这一尴尬场面而相率离去。

后来在大会中，尚有人轻描淡写、有意无意地提及党提名方式，但无人附议。我本想起立发言，后见大家未讨论此问题，也就算了。会后，白崇禧对我说，你这次幸好未上台说话，此事既已不了了之，又何必再提呢？

蒋介石出马劝退

在党国大员劝退无效后，蒋介石亲自出马了。李宗仁回忆：

然而蒋先生并未因此罢休。不久他又单独召见我，还是希望我放弃竞选，以免党内分裂。我说：“委员长（我有时仍称呼他委员长），我以前曾请礼卿、健生两兄来向你请示过，你说是自由竞选。那时你如果不赞成我参加，我是可以不发动竞选的。可是现在就很难从命了。”

蒋先生说：“为什么呢？你说给我听。”

我说：“正像个唱戏的，在我上台之前要我不唱是很容易的。如今已经粉墨登场，打锣鼓的、拉弦子的都已叮叮咚咚打了起来，马上就要开口而唱，台下观众正准备喝彩。你教我如何能在锣鼓热闹声中忽尔掉头逃到后台去呢？我在华北、南京都巳组织了竞选事务所，何能无故撤销呢？我看你还是让我竞选罢！”

蒋先生说：“你还是自动放弃的好，你必须放弃。”

我沉默片刻说道：“委员长，这事很难办呀。”

蒋说：“我是不支持你的。我不支持你，你还选得到？”

这话使我恼火了，便说：“这倒很难说！”

“你一定选不到。”蒋先生似乎也动气了。

“你看吧！”我又客气地反驳他说，“我可能选得到！”

蒋先生满面不悦，半天未说话。我便解释给他听，我一定选得到的理由。我说，我李某人在此，“天时”、“地利”都对我不太有利。但是我有一项长处，便是我是个诚实人，我又很易与人相处，所以我得一“人和”。我数十年来走遍中国，各界人士对我都很好，所以纵使委员长不支持我，我还是有希望当选的。

蒋先生原和我并坐在沙发上促膝而谈。他听完我这话，满面怒容，一下便站起来走开，口中连说：“你一定选不到，一定选不到！”

我也跟着站起来，说：“委员长，我一定选得到！”

我站在那儿只见他来回走个不停，气得嘴里直吐气。我们的谈话便在这不和谐的气氛中结束。

蒋先生是有名的威仪棣棣的大独裁者，一般部下和他说话，为其气势所慑，真可说是不敢仰视，哪里还敢和他吵嘴。但是我则不然，他有时说我几句，我如认为他没有道理，就顶还他几句。所以蒋先生误以为我对他不服从，因而对我时存戒心。

蒋先生逼我退出竞选之事当然不久就传出去了。许多支持我的国大代表颇为此愤愤不平。有一次，蒋先生往国民大会堂出席会议，只见会场内十分嘈杂，他有点不惯，招呼左右要代表们“肃静点，肃静点”。代表们不但未静下来，楼上代表席中竟有人大声反唇相稽，颇使蒋先生难堪。他气愤极了，认为这大概又是拥李的人干的。回官邸后不久，他就召集一个极机密的心腹股肱会议。出席的全是黄埔系和CC系的重要干部。在会中，蒋先生竟声称，我李某参加竞选副总统直如一把匕首插在他心中，各位如真能效忠领袖，就应该将领袖心中这把刀子拔去云云。

这故事是一位参预机密的“天子门生”刘诚之后来告诉我的。诚之是黄埔四期毕业生，由蒋先生资送日本入警官学校。抗战期间，被派为警官学校西安第四分校教育长。胜利之后，驻于北平。他在北平的附带任务便是侦查我和孙连仲的行动和言论，向蒋先生打小报告。所以他在行辕出入很勤，和我也很熟。日子久了，他发现我原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没有什么可报告的。相反地，他且为我的忠厚无欺所感动。不但同情我的处境，而且认为蒋先生那套作风不对，常在他的朋友面前为我抱不平说：“领袖对李先生那样忠厚长者都不能用，也实在不对。”所以他时时把他们黄埔系中许多机密说给我听。竞选期中，类如以上所说的许多秘密，刘君都毫无隐瞒地告诉了我。我当然只有一笑置之。

李宗仁“以退为进”

在蒋介石劝退不了李宗仁后，决心推出孙科来做“黑马”。李宗仁回忆：

蒋先生既知勉强我自动退出的不可能，他就只有用资助他人竞选来击败我的一途了。因此他便发动CC和黄埔系来支持孙科和我竞选。

孙科本无意竞选，现在何以忽然变成蒋先生的“黑马”呢？据孙科左右和蒋先生的亲信所传出的内幕消息，其中有一段煞费苦心的故事。

当蒋先生认定我绝不自动撤退之时，他便想请孙科出马来击败我。在他想来，孙科是唯一可以击败我的人选。第一，孙科是总理的哲嗣，在党内国内的潜势很大。再者，孙科是广东人，可以分取我在西南方面的选票。

蒋先生做此决定后，便派蒋夫人去劝请孙科参加竞选。孙科推托说，我宁愿做有实权的立法院长，不愿做空头的副总统。再者，竞选需要竞选费，他也筹不出这一笔费用。

蒋夫人一次无结果，乃衔蒋先生之命再访孙科，说，当选副总统之后仍可兼任立法院长，孙科如没有钱竞选，则全部费用由蒋先生拨付。但是孙科仍旧吞吞吐吐，不愿立刻允诺，并推托说，有人说按宪法副总统不能兼立法院长呀！

蒋先生不得已，乃亲自出马劝驾。孙科便不再坚持了。他的左右且怂恿说，纵使按宪法副总统不能兼立法院长，但是如果蒋先生要你兼，谁还敢说不能兼。蒋先生此次规访，当然就做下了此项保证，于是孙科便正式登场了。

孙科正式宣布参加竞选以后，果然声势浩大。CC系所控制的各级党部以及蒋先生所直接领导的黄埔系，利用党部、黄埔同学会以及其他党政军各机关为基础，向国大代表们威胁利诱一时倶来。派人直接或间接向各国大代表分头接洽，凡投孙科票的，要钱有钱、要官有官，其不愿合作的，对将来前途必有不利影响。

CC系报纸和新闻机构此时更对我个人造谣中伤，其中最无稽的，便是说某省当局为支持我竞选，曾接济我法币有数卡车之多云云。其他无稽毁谤更不胜枚举。所幸公道自在人心，我所遭受的影响并不如他们所希望的大。

4月19日蒋先生正式当选总统。20日国民大会公告副总统候选人六名。23日遂开始选举副总统的投票。这一次副总统选举是国民党当政以来第一次民主选举，何人当选，无人敢做决定性的预测，因此全国各界，乃至外国新闻人员对此都密切注视。南京、上海一带尤其议论纷纷。

第一次投票结果，我以七五四票领先；孙科以五五九票居第二位；第三为程潜，得五二二票；第四于右任，得四百余票，莫德惠第五，徐傅霖殿后，各得二百余票。

初选因无人达到法定票数，故24日再投票。我的票数增至一一六三票，孙科、程潜递增至九四五及六一六票。竞选至此已达最高潮，各地人民对之均感莫大的兴趣。电台不断广播投票消息，报纸则发行号外，俨然是胜利以后最热闹的一件大事。其中也有不少滑稽场面，例如《救国日报》被捣毁便是一例。

南京《救国日报》社社长兼主笔向有“大炮”之称的龚德柏，与我素昧平生，然自竞选开始就支持我。他攻击孙科的措辞有时也未免过火，因此激怒了支持孙科的粤籍代表。在一次激烈的讨论之后，他们乃决定捣毁《救国日报》。由张发奎、薛岳、香翰屏、李扬敬、佘汉谋等几位上将亲自率领大批代表，涌向《救国日报》社，乒乒乓乓地把《救国日报》社捣毁。幸好该社编辑部在楼上，龚德柏拔出自卫手枪，在楼上守住楼梯口，声称如有人胆敢上楼，他必与一拼。张向华等不敢上楼，便和“龚大炮”隔梯对骂一阵，愤愤离去。这也是竞选期中一幕滑稽剧。但是不管怎祥，孙科的助选团终究挽回不了孙科在竞选中的颓势。

孙科的幕后人至此已觉得不用非法手段抢救，孙科必落选无疑。因此凡可动员活动的机关，如党部、同学会、政府机关、宪兵、警察、中统、军统等一齐出动，威胁、利诱、劝告更变本加厉。甚至半夜三更还到各代表住处去敲门访问，申明总裁之意，从者有官有钱，违者则自毁前途。国大代表不堪其说，怨声四起。

24日晚我的助选团也开会讨论此事。大家认为蒋先生和他的股肱们这种作风迹近下流，是可忍而孰不可忍。我自己却认为反正当选已无问题，就让他们去胡闹好了。黄绍竑说，事情恐不那么简单，我们如不加阻止，说不定要闹出血案来。我们讨论到深更半夜，黄绍竑最后乃提出一项他叫做“以退为进”的战略。由我本人声明所受幕后压力太大，选举殊难有民主结果，因此自愿退出竞选。

照黄的看法，我如退出，孙科和程潜为表示清白，亦必相继退出。我三人一齐退出，选举便流产了。蒋先生既不能坐视选举流产，只好减轻压力恢复竞选常规，则我就必然当选。

25日我便以选举不民主、幕后压力太大为辞，声明退出竞选。消息一出，果然全国舆论大哗，支持我的国大代表，尤其是东北代表们，无不气愤填膺，认为最高当局幕后操纵，破坏民主，孙科如当选亦无面目见人。孙科为表白计，亦于翌日退出竞选，程潜亦同时退出，国民大会乃宣告休会，延期再选。

蒋先生不得已，只好将白崇禧找去，要他劝我恢复竞选。蒋说：“你去劝劝德邻，我一定支持他。”

蒋介石“一脚把收音机踢翻”

李宗仁回忆：

最高当局既已软化，底下的人也就不敢过分胡闹。4月28日国大恢复投票。我的票数仍然领先，孙科遥落我后，程潜的票数太少，依法退出。原投程潜票的乃转投我的票。29日四度投票，我终以一四三八票压倒孙科的一二九五票，当选副总统。

当第四次投票达最高潮时，蒋先生在官邸内屏息静听电台广播选举情形，并随时以电话听取报告。当广播员报告我的票数已超过半数依法当选时，蒋先生盛怒之下，竟一脚把收音机踢翻，气喘如牛，拿起手杖和披风，立刻命令侍从备车。上车之后，侍从忙问：“委员长，开到哪里去？”蒋仍一言不发，司机因蒋先生烦闷时总喜欢到陵园去，乃向中山陵开去。刚刚驶进陵园道上，蒋先生忽高叫：“掉转头，掉转头！”司机乃开回官邸。蒋先生才下车，立刻又上车，再度吩咐开车出去，随从侍卫见蒋先生如发疯一般，恐怕他自杀，乃加派车辆随行。蒋先生的座车刚进入陵园，他又吩咐掉转头。转回之后，又令司机开向汤山去。真惶惶如丧家之犬，不知何去何从，却苦了侍从人员。此消息后由总统府扈从卫士透露出来，我亦为之怏怏不乐，早知蒋先生如此痛苦，我真就不干算了。

当选翌日，我偕内子德洁至蒋先生黄埔路官邸拜候，并谢他向白崇禧所说支持我的盛意。内子和我在客室中枯坐了三十分钟，蒋先生夫妇才姗姗而出。相见之下，彼此都感十分尴尬。我表示谢意之后，遂辞出。

按政府公布，总统与副总统就职日期是5月20日。我照例遣随员请侍从室转向蒋先生请示，关于就职典礼时的服装问题。蒋先生说应穿西装大礼服。我听了颇为怀疑，因为西式大礼服在我国民政府庆典中并不常用，蒋先生尤其是喜欢提倡民族精神的人，何以这次决定用西服呢？但他既已决定了，我也只有照办。乃夤夜找上海有名的西服店赶制一套高冠硬领的燕尾服。孰知就职前夕，侍从又传出蒋先生的手谕说，用军常服。我当然只有遵照。

5月27日是南京市一个隆重的节日，各机关、学校一律放假，各通衢大道上悬灯结彩，爆竹喧天。总统府内尤其金碧辉煌。参加典礼的文武官员数百人皆着礼服，鲜明整齐。各国使节及其眷属也均着最华贵庄严的大礼服，钗光鬓影与燕尾高冠相互辉映。这是囯民政府成立后第一任正副总统的就职典礼，也确是全民欢庆，气象万千。在这种气氛中，我深感到穿军便服与环境有欠调和。

孰知当礼炮二十一响，赞礼官恭请正副总统就位时，我忽然发现蒋先生并未穿军常服，而是长袍马褂，旁若无人地站在台上。我穿一身军便服伫立其后，相形之下，颇欠庄严。我当时心头一怔，感觉到蒋先生是有意使我难堪。但再一思索，我立刻挺胸昂视，豁然若释。因为蒋先生以一国元首之尊，在这种小地方，他的度量都不能放宽，其为人如何也可想见了。观礼人员中，谁不清楚蒋先生的作风？大家既然明了，这尴尬的场面与其说使我难堪，毋宁说使他自己难堪罢了。将来史家秉笔直书，势将使蒋先生本人在历史上多其难堪的一笔而已。

我就任副总统后，即向蒋先生签辞北平行辕主任一职。这个有空衔无实权的中间机关原是为安插我而设的，我既辞职，蒋先生便索性把这机构裁撤了。从此我便长住南京。从北平行辕主任改任副总统，对我说来不过是由一个吃闲饭的位置换到另一个吃闲饭的位置罢了。不过从地理上说，却是从华北迁到了华东。

政府在行宪以后，中枢人事并无多大变动。孙科与陈立夫于5月中旬分别当选为正、副立法院长；6月初于右任、刘哲分别当选正、副监察院长；王宠惠、石志泉分长司法院；张伯苓、贾景德分长考试院。前行政院长张群辞职，蒋先生改提翁文灏、顾孟佘（后改张厉生）分任行政院正、副院长，也于5月24日经立法院同意就职。

我在副总统任内几个月，真是平生难得的清闲日子。有关军国大事的重要会议，蒋先生照例不要我参加。招待国际友人的重要宴会，蒋先生也向不遨请我陪客。只有几次总统招待国内元老的餐会，我偶尔被邀作陪罢了。我平生原不喜酬酢，蒋先生既不来邀我，我也落得清闲。

在京闲住日长无事，就在京、沪、杭一带游山玩水。农历中秋曾赴海宁观潮，备受蒋先生故乡各界的盛大欢迎。为结束北平行辕事务，我也曾飞平小住。……

我返京不久，长兄德明忽然在桂林病殁。大哥以半商半农为业，胼手胝足，一生劳苦。我历年驰骋国事，对他亦未有太大的帮忙。骤闻殂谢，忆念手足之情，颇思返桂林吊丧。因赴蒋总统官邸，拟当面向他请一两个星期假，俾便返里。谁知蒋先生多疑，他深恐我乘机与两广人士又有联络，对他不利，竟不准我请假。我一再坚持，他仍是不准。最后才笑着说：“嫂夫人很能干，让嫂夫人去料理好了。”我不得已，只好打消此念，而由内子飞返桂林吊丧。自思我身为副总统，在中国真可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但是先兄去世，我连吊丧的自由都没有呀！

“你谈谈看，我做你后盾！”

当与中共作战，败相毕露的时候，蒋介石感到撑不住了。李宗仁回忆：

民国三十七年（1948）12月中旬，徐蚌会战已接近尾声，中共全盘胜利势成定局，京、沪震动，人心惶惶，阴沉气氛弥漫全国。至此，蒋先生固然感到大势已去，国内外许多民意机关，甚或统兵作战的高级将领，也都认为内战前途无望，希望政府在犹有可为之时，与中共恢复和平谈判。首做此项呼吁的为河南、湖北和湖南的省参议会。他们都有通电呈蒋总统，希望能做此项考虑。蒋先生为此也曾两度找我到官邸商谈。他说明想即时引退，希望我能顶起这局面来同共产党讲和。我闻言大惊，说：“这局面你都干不了，我如何顶得起！”蒋先生一再做出恳切的姿态劝我接受，我却竭力推辞。嗣后蒋先生又迭派吴忠信、张群、张治中等来我处，数度相劝，我均表示无论如何不愿承当。我推辞的原因，第一便是我确实也干不了；第二，我与蒋先生相处二十余年，深知其诡计多端，说话不算话！在此危急之时，他可能要我做替死鬼。……

1月4日蒋先生“御驾”亲来傅厚岗我的住宅拜访，这是一次破例的行动。蒋先生有事找我，总是“召见”，此次移樽就教，可能是故意把“引退”的事做得更表面化，对中共和友邦做一试探。

此次我们见面，蒋先生对引退的事说得非常具体，他首先问我说：“你看现在这局面怎么办？”

我说：“我以前就向总统建议过，武汉和徐州应划为一个单位，统一指挥。今日挫败的原因虽多，而最大的毛病是出在指挥不统一之上。”

蒋说：“过去的事不必再提了。徐蚌失败后，匪军立刻就要到江北，你看怎么办？”

我说：“我们现在样样都站在下风，但是也只有和共产党周旋到底，走一步算一步！”

蒋摇摇头说：“这样下去不是事！我看我退休，由你顶起这局面，和共产党讲和！”

我说：“你尚且不能讲和，那我更不行了！”

蒋说：“你担起这局面，马上就不同了。”

蒋先生说这话时，显然想到民国十六年他下野那回事。那次他一下野，武汉方面气就松了。但是现在的局面可不相同。共产党的对象并不是蒋先生一人，它是要整个拿过去的，不管谁出来都是一样。我心里这样想，嘴里当然未便明言，只是拒不接受蒋先生的委托。

蒋说：“我看你还是出来，你这姿态一出，共军的进攻可能和缓一下。”

我仍然说：“总统，这局面你如支持不了，我就更支持不了。无论如何，我是不能承当此事的。”

“我支持你。”蒋先生说，“你出来之后，共产党至少不会逼得我们这么紧！”

我还是坚决不答应，蒋先生便回去了。

次日，蒋先生派张群和吴忠信二人来找我，还是逼我出来继任总统，好让他“退休”。我便很露骨地表示，当今局势非十六年可比，蒋先生下野未必能解决问题。张、吴二人未得结果而去。不久，蒋先生又找我去谈话，我还是坚持。

蒋先生说：“我以前劝你不要竞选副总统，你一定要竞选。现在我不干了，按宪法程序，便是你继任。你既是副总统，你不干也得干！”

蒋先生既搬出宪法来压我，我便很难自圆其说。按宪法程序，他如果真不干了，我的确“不干也得干”。我说：“按宪法，我是无法推辞，但是现在的局面，你尚且干不了，我如何能顶得起？”

“共产党绝不同我讲和。”蒋先生说，“你出来，最低限度可以变一变。”

我说：“我出来，共产党一定要我无条件投降！”

蒋说：“你谈谈看，我做你后盾！我做你后盾！”

以后又聚会了几次，蒋先生一直说要我继任总统，并强调他五年之内不干预政治。

“你找德邻办去！”

到了1月21日，蒋介石下野了：

1月21日上午10时许，蒋先生召集党政军高级人员百余人，在其官邸举行紧急会议。与会人员黯然无声，空气极为沉重。

蒋先生首先发言，将目前的局面做详细的分析。最后结论说，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皆濒于绝境，人民所受痛苦亦已达顶点。我有意息兵言和，无奈中共一意孤行到底。在目前情况下，我个人非引退不可，让德邻兄依法执行总统职权，与中共进行和谈。我于五年之内绝不干预政治，但愿从旁协助。希望各同志以后同心合力支持德邻兄，挽救党国危机。

蒋先生声音低沉，似有无限悲伤，与他平时训话时的激昂慷慨，截然不同。他说话时，众人中已有人黯然流泪；等他说毕，谷正纲、陈庆云、何浩若、洪兰友、张道藩等竟失声痛哭，全场空气万分哀痛。CC少壮分子、社会部长谷正纲忽忍泪起立大声疾呼说：“总裁不应退休，应继续领导，和共产党作战到底！”

蒋先生以低沉的语调说：“事实已不可能，我已做此决定了。”随即自衣袋里掏出一纸拟好的文件，告诉我说，我今天就离开南京，你立刻就职视事，这里是一项我替你拟好的文告，你就来签个字罢。在那样哀伤的气氛之中，四周一片呜咽之声，不容许我来研究，甚或细读这一拟好的文稿。那气氛更使我不得不慷慨赴义似的，不假思索地在这文件上签了名字。蒋先生便收回去了，最后，大家又商讨一些今后和谈的原则问题，蒋先生便起立宣布散会了。

我问：“总统今天什么时候动身，我们到机场送行。”

蒋先生说：“我下午还有事要处理，起飞时间未定，你们不必送行！”

说着，他就走向门外。这时于右任忽然老态龙钟地追上去，口里喊着：“总统！总统！”蒋先生稍停问何事。于右任说：“为和谈方便起见，可否请总统在离京之前，下个手令把张学良、杨虎城放出来？”蒋先生只把手向后一撤说：“你找德邻办去！”说毕，便加快脚步走了。拖着一大把胡须的七十老人于右任，在众人注视之下，慢慢地走回，大家这才黯然地离开会场。

我们都知道蒋先生下午要在明故宫机场起飞离京，大家午餐之后，便陆陆续续地赶到机场，谁知蒋先生离开会场后，便径赴机场，乘美龄号专机飞到杭州去了。大家都空跑一趟而回。……

李宗仁被摆乌龙

不料，一到下午，文章就冒出来了:

当天下午张群打电话给我，说，总裁有一个文告，要我过目后发表，希望能与我一晤。为客气起见，我特地乘车往张群住宅晤谈。张即将蒋先生所留交的“文告”给我看，其全文如下：

中正自元旦发表文告倡导和平以来，全国同声响应，一致拥护。乃时逾兼旬，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曷其有极。为冀感格共党，解救人民倒悬于万一，爰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务望全国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精诚，同心一德，翊赞李代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和平。中正毕生从事国民革命，服膺三民主义，自十五年自广州北伐，以至完成统一，无时不以保卫民族，实现民主，匡济民生为职志，同时即认定必须确保和平，尔后一切政治、经济之改进，始有巩固之基础。故先后二十余年，只有对日之战坚持到底，此外对内虽有时不得已而用兵，均不惜个人牺牲一切，忍让为国，往事斑斑，世所共见。假定共党果能由此觉悟，罢战言和，拯救人民于水火，保持国家之元气，使领土主权克臻完整，历史文化与社会秩序不受摧残，人民生活与自由权利确有保障，在此原则之下，以致和平之功，此固中正馨香祝祷以求者也③。

我坐下细看全文，觉其中颇有不妥之处。第一，我发现这文告中并无“引退”、“辞职”等字样。如是则1月21日以后蒋先生究系何种身份；所以我坚持在“于本月21日起”一句之前，加“决身先引退”五字。第二，蒋先生在离职前一再要我“继任”，绝未提到“代行”二字。根据宪法第49条上半段，“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所谓“缺位”，当系指死亡和自动引退而言。而蒋先生所引则为该条下半段，“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所谓“因故不能视事”，当系指被暴力劫持而言。今蒋总统不是“因故不能视事”，他是“辞职不再视事”，则副总统便不是“代行”，而是如蒋先生亲口所说的“继任”。所以我主张将“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一句，改为“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继任执行总统职权”。

在这危急存亡之秋，我绝不是还斤斤于名位，只是我深知蒋先生的个性，他在文告中预留伏笔，好把我作为他的挡箭牌，而他在幕后事事操纵，必要时又东山再起。我顶起这局面，如名不正，言不顺，则无法执行总统职权，不论为和为战，皆无法贯彻主张。与其顶一块空招牌，倒不如蒋先生自己的好。为此，我们又把吴忠信、张治中和王宠惠找来。王是我国法界老前辈，时任司法院长。他对宪法程序的解释，应该是具有权威性的。王宠惠看过文告后也说：“蒋总统此一下野文告应该有‘身先引退’等字样，否则与宪法程序不合。”后来CC分子为使“代总统”的“代”字合法化，曾故意在外捏造王宠惠的谈话，说，代总统是因为总统辞职，尚未经囯民大会批准；副总统的继任，也未得国民大会追认，所以只好“代”云云。其实，宪法上根本未规定总统辞职要国民大会批准，副总统继任要国民大会追认。王宠惠也根本未说过这话。所以根据王院长对宪法程序的解释，我认为总统退职文告，如不经修正，不可发表。

张群见我意志坚决，乃和我商量打电话给蒋先生请示。是时蒋先生住在杭州笕桥航空学校内。电话接通之后，张群便把我的意思报告蒋先生。蒋先生竟在电话内满口承诺，说遵照李副总统的意思修改文告，直至李副总统满意为止。当晚我们就这样决定了，将文告依我的意思加以修正，然后交中央社发表。孰知次日早晨，各报所登蒋先生的文告和我自己的文告竟然还是修改前的旧稿。这时我从报上才看到蒋先生替我代拟文告的内容。全文如后：

总统蒋公轸念国家之艰危，顾恤人民之痛苦，促成和平之早日实现，决然引退。宗仁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49条之规定，代行总统职权，自揣庸愚，膺兹重任，曷胜惶恐。唯是宗仁追随总统革命二十余年，深知其处事持躬悉以国家人民为重，而对于个人之进退出处，严谨光明，心志既决不可移易。宗仁仰承督责，不容辞谢，唯有勖勉将事，效忠国家，冀使中枢之政务不坠，而总统救国救民之志业有成。所望我全体军民输诚合作！文武官吏各安守，精诚团结，一德同心，本和平建国之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国家民族实利赖之。

细读此两项文告，以及蒋先生已允修改而中央社仍照原稿发表之各项安排，我觉得蒋先生之为人，至此危急存亡之关头仍不忘权诈，一意要把我做木偶任他玩弄。最令人气愤的是1月21日晚间，吴忠信竟以囯民政府秘书长的名义，照上两项文告的原义，通令全国各级军、政和民意机关知照。此项通令盖有总统的大印，而我这位总统竟一无所知。

我看到该通令后，便立即把吴忠信叫来，气愤地说：“礼卿兄（吴忠信），这份通令发出去，我为什么事先毫无所闻？”

吴忠信说：“这是蒋先生的意思，要我发出后再通知你。”

我说：“蒋先生已经下野了，他还要指挥你发通令不让我知道？”

吴说：“你是知道蒋先生的，蒋先生要我这样办，我又怎能不办？”

我说：“礼卿兄，你这样做未免太不够朋友了！”

事情发展至此，我才了解，一切都已由蒋先生安排好了。前晚的电话挂掉之后，他可能又另外打电话给张群和吴忠信，自食前言，重新安排，做到木已成舟再说。他知道我为人忠厚，不愿为此事闹伤大体。他对我显然是“欺以其方”，谅我必会为大局而让步的。

但是我当时认为他欺人太甚，遂声称，名不正，便不就职。吴忠信不得已，竟威胁我说：“德公，我们是老朋友，我愿以老朋友的资格劝劝你。你是知道蒋先生的为人的，你应知道你自己现在的处境。南京现在特务横行，你身边的卫士都是蒋先生的人，你还在争些什么呢？争得不好，你知道在这种局面下，任何事皆可发生，你自己的安全，可能都没有保障。”吴的话也是实情，不过我并未被他吓倒。我仍然坚持不就职的老态度。下午，我又把吴忠信、张治中、邱昌渭找来。我把这事的原委向张、邱二人重述一遍。他二人也认为蒋先生这样做太过分了。张治中本以为蒋先生下野，和局有望，至此也强调说，可惜“美中不足”，能否请礼卿兄设法稍微更正一下，邱昌渭亦竭力附和。不意吴忠信竟大发雷霆，把张、邱二人臭骂一顿，说国事至此，你们还幸灾乐祸，说什么“美中不足”。张文白也不甘示弱，闹得不可开交，我反而做起和事老来，才把他们调处开了。

这件事很快地就传了出去。许多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都为我不平，他们纷纷到我住宅来请愿，要我“速正大位”，不要做“代理”总统。入夜，白崇禧也打长途电话来询问经过。我把详情告诉了他之后，白崇禧就说出刘邦告诉韩信的老话来：“要做就做真皇帝，切不要做假皇帝！”

当时民营各报尤为我不平，群情激昂，议论纷纷。张群、吴忠信等不得已，又打电话给蒋先生；蒋先生又满口承诺，“修改”、“更正”。但正在大家愈闹愈激烈之时，我本人反而泄气了。我想国家都没有了，还闹什么“代”不“代”呢？闹得太凶了，人民是不能谅解我们的。我如能聊补时艰，拯人民出水火于万一，私愿已足。吴忠信又乘机来苦劝。于是，我反而劝为我抱不平的国代、立委等顾全大局。大家见我如此，也只有叹息而退。

蒋先生退休之日是星期五，这一个周末，我虽尚未就职，而军国大事已纷纷压到我身上。我从一位闲散的副总统于一夕之间变成“日理万机”的国家元首。

1月24日星期一，国府举行总理纪念周。由居正担任监誓，我便在纪念周上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就任代总统。

“为国家法统留一丝尊严”

在李宗仁就任代总统后，他被利用做“挡箭牌”的鲜事，层出不穷，还有大量的啼笑皆非的故事，流传青史之中。直到他在1949年年底去了美国，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复职”重任总统，“代总统”的招牌才告一段落。蒋介石在《复行视事文告》中说：“李代总统自去年11月积劳成疾，出国疗养，迄今健康未复，返旆无期，于是全体军民对国事惶惑不安，而各级民意机关对中正责望尤切。中正许身革命四十余年，生死荣辱，早已置诸度外，进退出处，一唯国民之公意是从。际此存亡危急之时期，已无推诿责任之可能。爰于3月1日复行视事，继续行使总统职权。”对这一行为，李宗仁回忆说：

3月1日，蒋先生便撕破面皮，正式“复职”了。当晚我便收到他的电报说，由于环境的需要，他已于3月1日复任总统，希望我以副总统的身份做他的专使，在友邦争取外援云云。

蒋先生的“复职”并未使我惊异，因为事实上他早已是台湾的独裁者了。不过站在国家法统的立场上，我不能不通电斥其荒谬。按宪法第49条规定，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正副总统均缺位时由行政院长代行职权，并由立法院长三个月内召集国民大会，补选总统。今蒋先生复任总统是根据哪一条宪法呢？本来，与蒋先生往还，还有什么法统可谈？不过我的职位既受之于宪法，并非与蒋介石私相授受而来，蒋氏的“复职”，在法统上说便是“篡僭”。我至少亦应做诛锄叛逆的表示，以为国家法统留一丝尊严。

虽然照国民党的说法，李宗仁只是“代总统”，但从严格的法理上解释，他实在是总统身份无疑。所以，在蒋介石复职后第二天（3月2日），美国杜鲁门总统请李宗仁吃饭，仍是待之以总统之礼，并称呼他是“总统”。杜鲁门显然是给蒋介石一点颜色看，他显然讽刺性的为中国“国家法统留一丝尊严”，虽然这种尊严，在台湾的中国人已经早就抛诸脑后了④！

1985年1月2日夜深

①贾廷诗、马天纲、陈三井、陈存恭访问兼记录，白崇禧口述《白崇禧先生访问录》。

②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口述《李宗仁回忆录》。

③文告文字与现在台湾印的《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有不重要的出入。

④1950年2月12日，蒋介石要监察院决议，指陈李宗仁居美遥领国事措施的错误，并提请国民大会弹劾之。2月13日、21日，蒋介石又要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致电李宗仁，要他回来。2月25日，蒋介石又要监察院提出《弹劾李宗仁代总统案》。但也奈何他不得。1954年3月10日，蒋介石要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第六次大会讨论监察院提《弹劾副总统李宗仁违法失职案》，才以1486票对83票，通过罢免了他。但是，“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他最后用回到大陆的行动，答复了他不屑答复的一切。

蒋介石与真假保密局

——留个假的给你

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很多，其中特大号的是“军统”，“军统”就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局长就是“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戴笠。戴笠死后，1946年7月，“军统”变成“国防部保密局”，内部组织与“军统”大体相同。在局长（郑介民）、副局长（毛人凤）之下，设有局长办公室（主任黄天迈、后来换张继勋、专员王清）。再以下就是七处——一、情报处（处长何芝园）、二、行动处（处长叶翔之）、三、人事处（处长郑修元）、四、电讯处（处长杨震裔）、五、司法处（处长李希成）、六、经理处（处长郭旭）、七、总务处（处长沈醉）。三室——督察室（主任廖华平）、总稽核室（主任张冠夫）、预算室（主任朱光斗）。四组——机要组（组长姜毅英——女特务头子）、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组（组长在“军统”时代是张国焘、后来是瞿梦秋）、特种技术研究组（组长刘绍复）、布置组（组长赵斌）。其他有“设计委员会”（先后由张严佛、刘启瑞担任委员）。

至于外勤省市站的编制，则分三种：一、甲种站（配备特务160人，如上海、天津、北平、四川、云南等地）、二、乙种站（配备特111人，如安徽、贵州、新疆等地）、三、丙种站（配备特务60人）。另几个省市站之上，设有高一级的机构，如“东北督导室”（主任文强）、“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西北特区”（区长胡子萍）。名义方面，省市站站长可以利用“国防部专员”名义，在当地“公开”活动，其属下的特务人员，则不许表明“特务”身份，必须找一个公开的职业来做掩蔽，一切活动均须保持秘密。

到了1947年冬天，郑介民被斗垮，由毛人凤升任局长。正在毛人凤又“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时候，局势越来越逆转了。1949年1月1日，蒋介石不得已，发表总统元旦文告，开始说漏气话。三星期后，他终于下台了。1月21日下午，专机驾驶衣复恩，在南京明故宫机场准备好“美龄号”专机，等候蒋介石大驾，同时文武百官与中外记者也都云集以待。不料蒋介石到机场时，看见人太多，又有摄影记者，他觉得这种凄然的场面是不适合摄影留念的，于是马上吩咐改由南京大较场起飞，他派了一辆侍从车，开到飞机旁边，通知衣复恩；对在场的欢送人员，则只通知了李宗仁总统。李总统马上跳入汽车，向大较场疾驶，少数机警的人物，如顾祝同、张治中、孙科、陈立夫、洪兰友等，跟着就走了。这时“美龄号”已经由明故宫起飞，蒋介石的秘书曹圣芬还在对大家胡扯：“这是试飞啊！”许多人相信了。到了知道原来是由大较场起飞时，再也赶不及了。一好一个“试飞”！

蒋介石在下台前，发表《引退谋和文告》，前段说：“中正自元旦发表文告，倡导和平以来，全国同声响应，一致拥护。乃时逾兼旬，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曷其有极！因决定身先引退，以冀弭战消兵，解人民倒悬于万一。爰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49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务望全国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精诚，同心一德，翊赞李副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之和平。”就这样的，李宗仁正式当上了“中华民国”的总统。可是，总统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蒋介石所谓的“务望全国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精诚，同心一德，翊赞李副总统”，推行起来，可就鲜事一箩筐。首先是李总统控制不了“中央社”，他居然在报上看到了由“中央社”发出的蒋介石替他代拟的文告！接着，李总统又控制不了“总统的大印”，蒋介石的秘书长吴忠信居然以盖有“总统的大印”的通令，通令四方，而李总统竟一无所知！李总统把吴忠信找来，说：“礼卿兄，这份通令发出去，我为什么事先毫无所闻？”吴忠信说：“这是蒋先生的意思，要我发出后再通知你。”李总统说：“蒋先生已经下野了，他还要指挥你发通令不让我知道？”吴忠信说：“你是知道蒋先生的，蒋先生要我这样办，我又怎能不办？”在代发文告、代发通令以后，接着，李总统又控制不了行政院，行政院长孙科，居然在蒋介石的指挥下，把行政院搬了家，从南京搬到广州去。李总统赶去请孙科回驾，孙科说：“在敌炮火轰鸣之下，我们怎能处理政务呢？”李总统说：“哲生兄啊，在八年抗战中，有哪一天不是在敌炮火轰鸣下过去的？”……上面这些“共矢精诚，同心一德”的“翊赞”成绩，还只是一开始时的荦荦大者，以后其他的鲜事，还多着呢！我曾写过一篇《蒋介石与国库黄金》（《千秋评论》第52期），揭发蒋介石以私人地位把国库黄金搬走的鲜事，可以看出李总统如何在经济上被“仙人偷桃”；现在再写这篇文章，道出另一回鲜事，可以看出李总统如何在治安上被“狸猫换太子”。

据沈醉回忆：1949年1月间，蒋介石准备“隐退”之前，把毛人凤找去，叫他立刻把保密局从南京撤出，局本部和文件先运台湾，在上海成立办事处继续领导各地工作。蒋的意思是，把保密局的整个组织保留下来，继续置于他的控制下，不能交给李宗仁；但为了应付一下代总统，另外拨出几十个人组成一个假保密局。蒋叫毛人凤向国防部辞去局长职务，让原副局长徐志道担任这个公开的保密局局长，另以曾任福建站站长的林超为副局长。因徐、林两人抗战期间都在五战区工作很久，与桂系一向有往来，可以用他们与李宗仁、白崇禧去周旋应付。毛人凤所掌握的这个真保密局，仍由蒋介石亲自指挥。交给李宗仁的假保密局，除正副局长外，还派涂寿眉为主任秘书，下设业务、总务两处。业务处由毛人凤指定第二处副处长黄逸公任处长，总务处长则由徐志道找他的亲戚钮殿臣担任，总共只有内勤人员92人，没有一个外勤人员和组织。它既不向李宗仁提供情报，也不接受代总统交办的工作。它实际上只是一个空架子，秘密任务它不执行，原来掌握的公开机构早已得到命令，不能接受它的指挥。它除了出面领领经费和向国防部接头代毛人凤领导的保密局办理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外，便没有别的事可做。但徐志道野心很大，担任这个公开的保密局长之后，便一心想把毛人凤挤掉而由他来全部负责。当国防部逃到广州时，他和毛人凤翻了脸。保密局的印信他掌握了，他领到经费后便不给毛人凤，并且自己准备成立外勤组织，以便弄假成真地干起来。当他派人在十万大山收编地方土霸武装和在广州布置情报小组的时候，毛人凤便指使派去的业务处长黄逸公不听徐的一套，要黄去拆徐的台。不料黄逸公和徐一条心，也感到自己这个业务处长无业务可办，想乘此机会显露一下，便不照毛的指示办事，反而真心诚意去帮助徐。毛人凤投诉蒋介石，想免去徐志道另行找人，蒋介石没有同意。毛在1949年3月间在重庆开会时，派兵工署稽查处长廖宗泽飞往广州劝徐，叫他不要违背蒋介石把保密局分成两个的指示精神和用意，并示以利害。徐也考虑到不容易一下子达到自己的目的，才勉强同意把领的经费分一分，只是希望自己能多得一点特别费。等到国防部迁到重庆时，徐志道也带着这个假保密局跟到了重庆。在这个时期，国防部一再裁遣人员，到11月份，假保密局逃到成都时，就只剩下局长、处长等几个人了。这时黄逸公请求到台湾，仍回保密局去当他的二处副处长。毛人凤恨他过去不听话，坚决予以拒绝，叫他留在大陆工作。以后黄又逃到西昌，再没有路可逃了，毛人凤仍然不准他到台湾去。成都解放后，这个一度被特务们称之为徐记的保密局，随之宣告完蛋。等到李宗仁出国，蒋介石恢复大总统名义后，毛记保密局就跟着在台湾正式出现了。

“国防部保密局”后来改名，就是现在的“国防部情报局”，仍由毛人凤做局长。毛人凤死后，在《陆军二级上将毛局长人凤行状》里，有这样一段：

民三十六年冬间，郑介民将军升任国防部次长，先生晋升局长，责任加重，忧劳更甚，有时为考察外勤工作及躬亲主持要案，间常仆仆征尘，不遑宁处，俄匪在我平津沈阳西安兰州等地之秘密通讯机构及其重要组织，即于是时次第破获，嗣以赤焰嚣张，战场失利，更以总统引退，国势愈形阽危，我工作同志既无名义，又无薪饷，只赖改组时所领到之遣散费，撙节维持，先生虽遭逢艰苦，而益励坚贞，终能继承戴将军之遗志，督勉全体同志为领袖效忠，为国家尽力。……

所谓“既无名义，又无薪饷……撙节维持”等话，正好印证了沈醉回忆的可信性。因为只有在变成地下黑衙门以后，才有这种现象发生啊！

行状以外，在姜超岳《故陆军上将毛君人凤墓表》里，又有这样一段：

初，总统宣告引退，政局日非，中外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君独困心衡虑，力图维系其所事，密饬部属，匿其形迹，继续效力。其处境艰虞，非外人所能臆其万一。

所谓“密饬部属，匿其形迹，继续效力”等话，也正好印证了沈醉回忆的可信性。因为也只有在变成地下黑衙门以后，才有这种现象发生啊！

1957年10月14日，“国防部情报局”秘密出版《毛故上将人凤先生哀思录》，在书中一些纪念文字中，我们也可看到一些旁证。苏业元在《我所认识的毛先生》中说：“领袖三十八年引退，大陆沉沦之际，先生亦随之辞职，转入地下活动，那个时候处境特别艰险、经费异常困难，根本不易有所作为，可是他秉其忠贞义侠之志，坚苦卓绝之操，英勇奋斗，一面派遣同志潜伏工作，为将来反攻收复之计，一面积极锄奸与共匪做正面搏斗。……”王蒲臣在《悼念毛先生》中说：“三十八年1月，我国一般失败心理者，因欲与共匪谈和，迫使领袖下野，本局全体同志给资遣散，照理，我们这团体应该是解体了，真是千钧一发存亡绝续之所在。全靠先生苦撑苦守，虽然没有名义、没有经费，我们全体同志还是在先生精神感召的领导下照常工作，一直到了三十九年3月1日领袖在台湾复职之后，本局才恢复了国防部的体系。……”可见沈醉回忆，全可印证无误。

沈醉提到的假情报局局长徐志道，在毛人凤死后，也写了一篇《对毛先生永怀的哀思》，文中有这样的话：

当卅八年12月8日下午，在成都的新津机场，他（指毛人凤）和郭旭成希超两同志共乘一辆吉普车驰来骋去，遇见我，将车停下，相与闲谈。此时郭成两同志先后离去，毛先生怅然告我，谓我们的同志，该留的均已潜伏妥当，该走的亦已先后起飞，至少亦经派定机位，唯郭旭成希超与我（毛先生自称）尚未觅妥飞机，故在此相机待机以便离去！先是我们的机位均已由国防部分配就绪，我们咸集于机翼下等候登机起飞。未几，听同机人纷纷耳语，尤其一少校军官势更汹汹，且扬言不准任何人做“黄鱼”，如不听制止，必以手枪对付。旋知系毛先生拟搭乘此机，且已与驾驶人商得同意，迨后又闻毛先生为总裁召去，且已随侍飞行矣。其后郭成两同志仍搭乘我机，飞抵昆明。这一段的回忆：假使总裁不召见，或专机无空位，则当日机场可能闹出乱子来，更不堪设想的是，万一不幸毛先生也同机到了昆明，则当与周文豪徐远举郭旭成希超诸同志同为俘虏矣！在这样大难边缘不死，宜若可以展长才而登大寿，谁知曾几何时，竟为病魔所祟遂至不起耶！

当余自昆明脱险回台，一身以外无长物，且余妻在黔桂途中身中流弹伤背，抵港伤患大作，不得不留港就医，而我则一心只想早回台湾，故于余妻动大手术后三日离港，于卅九年3月13日抵台。毛先生对我于助以资斧之外，更殷勤存问，坚约再好好的合作几年，至打倒匪俄光复大陆为止。其时余方痛心疾首个人的想象错误，以为西南必守，故将最优秀最健全的军法人员，悉数邀往，结果尽陷于重庆。又当时虽逆知卢汉心怀异志，以为国防部的情报人员，必已查知卢逆有不致即时变节之象征，故庞大机群迳飞滇境，结果陷身匪窟，几至不克生还。故当时对毛先生表示愿辞职以谢陷匪同仁。未几，国防部改组，果如所愿。

徐志道说他“痛心疾首个人的想象错误，以为西南必守”以至引咎辞职一段，依稀印证了沈醉回忆中提到“徐志道野心很大”的那些事，只是徐志道本人不肯明说而已。乔家才《徐志道的生平》（《为历史作证》）说徐志道“由副局长做到局长，但不能有所展布，为他一生遗憾”，“又因有印无权，虽有计划，也无法推动。来台后，只好退役，专心于宪政之研究工作。”虽语焉不详，但也可以参看。

随笔写了这些鲜事，想到当年蒋介石把假保密局留给李宗仁的“髙招”，其为政之鲜，真是古之所无、今之罕有。国民党内斗内行，竟一至于此，可真有趣啊！

1986年3月3日夜2时以四小时写完

蒋介石怎样逃走？

——最是从容辞庙日，特种技术上飞机

今日被养在国民党谎言温室里的混账台湾人和混账外省人第二代，他们已经无法想象当年国民党是怎样从大陆狼狈逃出来的。事实上，国民党逃离大陆时，其神色绝非今天这种耀武扬威。当时大家逃命，大官人的工具是搭飞机，小百姓的工具是凭双腿，但在兵荒马乱之中，坐飞机也有门道，否则飞机也搭不上。例如沈阳撤退时，嫩江省主席彭济群虽身为大官人，但是因为年老无力，照样给挤了下来。所以，大官人太多，飞机也不是那么好搭的。

“相机待机以便离去”

国民党情报局秘密出版了一本《毛故上将人凤先生哀思录》，其中收有徐业道的一篇《对毛先生永远的哀思》，纪念国特头子毛人凤。有一段说：

当卅年12月日下午，在成都的新津机场，他和郭旭、成希超两同志共乘一辆吉甫车驰来驰去，遇见我，将车停下，相与闲谈。此时郭成两同志先后离去，毛先生怅然告我，谓我们的同志，该留的均已潜伏妥当，该走的亦已先后起飞，至少亦经派定机位，唯郭旭、成希超与我（毛先生自称）尚未觅妥飞机，故在此相机待机以便离去！先是我们的机位均已由国防部分配就绪，我们咸集于机翼下等候登机起飞。未几，听同机人纷纷耳语，尤其一少校军官势更汹汹，且扬言不准任何人做“黄鱼”，如不听制止，必以手枪对付。旋知系毛先生拟搭乘此机，且已与驾驶人商得同意，迨后又闻毛先生为总裁召去，且已随侍飞行矣。其后郭成两同志仍搭乘我机，飞抵昆明。这一段的回忆：假使总裁不召见或专机无空位，则当日机场可能闹出乱子来，更不堪设想的是，万一不幸毛先生也同机到了昆明，则当与周文豪、徐远举、郭旭、成希超诸同志同为俘虏矣。

这段故事告诉了我们：即使贵为国特头子毛人凤，为了逃难，也得先到机场，“相机待机以便离去”！要不是蒋介石临时提了毛人凤一把，把他带进自己的“专机”，“随侍飞行”，他恐怕早跟其他同志“同为俘虏矣”！

只有他有“专机”

提到“专机”，当然是只有蒋介石才有。有了“专机”，自然方便异乎常人，任何地方，都可以早早的来、晚晚的走，不虞走不成。徐业道此文指的是1949年12月8日在成都的事，就在八天以前（11月30日），在重庆撤退时，蒋介石的“专机”就发挥了这一效果。因为有“专机”，不虞走不成，我们就可以看到“民族救星”的许多从容事迹。先看董显光《蒋总统传》怎么说的：

蒋总统在此危城中冒大险留至最后阶段。他想维持重庆的抵抗精神愈久愈好，俾可争取时间，以供胡宗南所部之撒退，并使成都得以加强，而成为川省的第二堡垒。然可虑者是匪军可从江津渡过长江，而截断白市驿机场；如此则蒋总统与政府其他人员前往成都之出路将被堵塞。匪军此一行动有成功的可能，虽于第一次进攻时为国军在南温泉所阻截；但11月28日他们终于到达南温泉。阎锡山院长与行政立法两院人员多人即于是日飞往成都。蒋总统则不顾其僚属的力劝，仍留至30日天亮时才飞成都。

蒋总统一向是能镇静处变的。他以留渝的最后一日视察防卫委员会与军事会议的办公处，其时，后一机构业已放弃。他发现遗下的一张军事地图，立即予以烧毁。他回老鹰岩官邸时，沿途难民拥挤，至某一地点，只得舍车步行。其时，距老鹰岩六七市里之炮声历历可闻；而蒋总统即在此长留纪念之城中度此最后之一夜。当他的飞机飞往成都以前，已有三万匪军渡江冲入重庆市内。

蒋经国的两天日记

再看当事人蒋经国《危急存亡之秋》中所公布的当时日记：

29日

前方战况猛烈，情势危急，重庆已受包围。而父亲迟迟不肯离渝，其对革命的责任心与决心，感人之深，实难以笔墨形容。下午10时，林园后面已枪声大作，我只好向父报告实情，希望早离此危险地区。同时罗广文自前线回来报告，知其军力已被匪部击散。而周围各兵工厂爆炸之声又四起，连续不绝。此时山洞林园前，汽车拥挤，路不通行，混乱嘈杂，前所未有。故不能再事稽延，乃决定赴机场宿菅。途中为车辆阻塞者三次，无法前进。父亲不得已，乃下车步行，通过后改乘吉普车前进，午夜始达机场，即登中美号专机夜宿。当此兵荒马乱之时，父亲指挥若定，其安详镇静有如此者。

夜间与复恩闲谈，得以聊解心中抑郁。

30日

今日凌晨6时，随父由白市驿机场起飞，7时到达新津，换机转飞成都，入驻中央军官学校。当父亲自白市驿起飞时，据报：“在江口过江之匪已迫近距重庆白市驿机场之前方二十华里。”白市驿机场旋即自动炸毁，免为匪军利用；时尚有驱逐机四架及高级教练机六架，以气候恶劣，不能飞行，亦一并炸毁，殊可痛惜。

广西之南宁亦于今日失守。

蒋经国的综合叙述

这两天的情况，蒋经国在《一位平凡的伟人》中，也有综合叙述：

当天下午4点钟，父亲突然命令驾车到重庆市区去看一看；那时，重庆市内紊乱不堪，人心惶惶，大有不可终日之慨；各机关的人员纷纷准备逃难，差不多都走空了。父亲的座车首先到了卫戍司令部，谁知偌大的司令部里面，只剩了几名卫兵，还有两位副官，其余的人已跑得净光。父亲就对那位副官说：“你见到杨司令的时候，就报告他，说我已经来过这里。”从卫戍司令部出来以后，父亲又命令把座车开到抗战时的军事委员会，一路悲凄冷落的情况，难以形容。

父亲在自己从前的办公室里走了一遍，这间办公室里面的一桌一椅、一草一木，无一不是在抗战期间曾经陪伴过父亲六个年头的东西；睹物伤情，在这一行将离开的时候，父亲对于室内的每一物件，都显露出深切的眷恋。最后，看到壁上挂着一幅军用地图，就命我把它取下烧毁，然后才安心登车回去。当座车走到半路的时候，街道已经挤满了逃难的人群，水泄不通，汽车无法通过；父亲只好下车步行，走回寓所。

当晚，父亲还没有准备离开重庆的意思，很早就上床安睡。到了晚间9点钟，歌乐山附近枪声大作，我们觉得情况不佳，急忙请父亲起身赶到机场，已经是午夜12时了；因为尚有许多军用品急待处理，故即在机场内停留至翌晨，才乘飞机离开重庆到成都去。

疑点与矛盾

把国民党的公开资料公开对照至此，我们如果细心，就可看出文章来了：

一、照蒋经国《一位平凡的伟人》的说法，蒋介石搭“专机”前上机场，只是“起身赶到机场”，沿途并无阻碍。所说阻碍，乃是专指下午从自己“办公室”“走了一遍”后回“寓所”的事。当时“座车走到半路的时候，街道已经挤满了逃难的人群，水泄不通，汽车无法通过；父亲只好下车步行，走回寓所。”可见走回的目的地，是“寓所”，不是机场（董显光的说法相同，但明说“办公室”即“老鹰岩官邸”）。

二、但照蒋经国《危急存亡之秋》的说法，则是“下午10时，林园后面已枪声大作，我只好向父报告实情，希望早离此危险地区。同时罗广文自前线回来报告，知其军力已被匪部击散。而周围各兵工厂爆炸之声又四起，连续不绝。此时山洞林园前，汽车拥挤，路不通行，混乱嘈杂，前所未有。故不能再事稽延，乃决定赴机场宿营。途中为车辆阻塞者三次，无法前进。父亲不得已，乃下车步行，通过后改乘吉普车前进，午夜始达机场，即登中美号专机夜宿。”则是沿途已有阻碍了。

秦孝仪的“罗生门”

蒋介石死后，国民党《中央日报》出版《领袖精神万古常新》一书，收有国民党文学侍从之臣秦孝仪的一篇《蒋总统的思想、生活、操持》，文中说：

领袖的行动，平时为着安全关系，虽然有车扈从，但机动而简单。除阅兵大典必需的礼节之外，从不曾用摩托车、警笛、宪警开道过，在重庆危急的时候，车辆壅塞，寸步难移，但是清楚了是领袖的车子以后，大家都自动在困难的情形下把路让开。他真是贯彻了他从小所认为的“大总统应该和平民一样”的观点。

照秦孝仪的说法，则承认沿途有阻碍是实，但是并不是蒋经国所说的“父亲不得已，乃下车步行”；而是根本没下车。为什么没下车呢？因为“清楚了是领袖的车子以后，大家都自动在困难的情形下把路让开”，原来如此！

秦孝仪这些话，是不合乎逃难原理与常情的。但是不管怎样，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到头来是走成了。蒋经国说这一段路是“下午10时”出发，“赶到机场，已经是午夜12时了。”这两小时中，“途中为车辆阻塞者三次，无法前进。父亲不得已，乃下车步行，通过后改乘吉普车前进。”在这两小时中，真相果真不过如此吗？还是秦孝仪所说的，蒋介石一直坐在车子里，并没下车步行呢？

“运用了特种技术”

从《毛故上将人凤先生哀思录》，我们读书细心，又找到不同的答案。在王蒲臣的一篇《悼念毛先生》的文章里，有这么一段：

同年8月，我奉令由台赴渝主持训练工作！领袖和先生都在那里策划部署工作，到了12月初，重庆已经非常吃紧了，先生对我们说：“你们没有任务的人，可以陆续先行撤退；不然，将来会走不了的。”我说：“你什么时候走呢？”他说领袖在，我怎能走，你们不要等我，万一时局恶化，到了不如人意的时候，我个人只有跟随领袖。”情绪一天天地紧张，重庆的警察已经撤退了，每一条路的车辆，都挤得满满的，就是领袖的车子也无法通过。那时，先生运用了特种技术，终于将领袖送到安全地带。以前陈炯明叛变，总理蒙难于中山舰，有领袖依侍在侧；双十二事变，领袖蒙难于西安，则有戴先生冒险赴难；三十八年冬，领袖被困渝垣，则有先生随侍左右，一本忠贞，令人可敬！

这段话中最令我们不解的是所谓“运用了特种技术”使蒋介石到了机场，文章中已明说“就是领袖的车子也无法通过”，但如果真是蒋经国所说的“乃下车步行”，步行就是步行，步行能叫“特种技术”吗？

由此可见，这一“特种技术”，恐怕是见不了人的吧？恐怕是不宜流传青史的吧？“徐蚌会战”时，国民党大将胡琏逃亡，他的“特种技术”是和战车连长甘义三、副连长周名琴等人，乘坐战车“突围”，战车是何等威风的东西，什么也挡不住它，见人就压，压死人活该，最后“突围”成功了。我不知道毛人凤的“特种技术”是不是根本就是战车。若不是战车，那又将是什么呢？

江南《蒋经国传》说：“当衣复恩驾驶的中美号专机临空之际，由江口过江的解放军，距重庆白市驿机场仅十公里，战时陪都半小时后失陷。”看到了吧？只要有“特种技术”在，任何英雄都可在半小时前从容脱险。——“特种技术”大矣哉！

1985年6月7日午前

蒋介石是“中华民国”真总统吗？

——李宗仁才是“中华民国”真总统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复职”任总统，但是第二天（3月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就请李宗仁吃饭。记者们问杜鲁门？你怎么称呼这位客人的？杜鲁门：“我以总统身份请他，我就应称呼他为总统。”记者又问他，那么对蒋介石如何称呼，杜鲁门答道：“我和蒋介石尚无往还！”

国民党宣传众口一声，说蒋介石1949年1月21日下台后，副总统李宗仁只是代总统，不是总统，但在中外有识之士眼中，却明明认为李宗仁是总统，而蒋介石下台后已是平民。即使蒋介石自己，在1949年4月27日发表《为南京撤守告全国同胞书》（即《和平绝望奋斗到底》）中，也承认他“引退于野，为国民一分子”。既已为“国民一分子”了，说回头重任总统就重任总统，而不依《中华民国宪法》规定的程序，自然是站不住的。因为蒋介石下台明明是《中华民国宪法》第49条“总统缺位”的情况，纵李宗仁在美构成“缺位”，依法仍应“由行政院长代行其职权”，再“依本宪法第30条之规定，召集国民大会临时会，补选总统副总统”。既然宪法硬性规定如此、既然当时已“由行政院长代行其职权”（行政院长是阎锡山），则蒋介石的复职即属违宪①。

我说中外有识之士眼中明明认为李宗仁是总统，是不乏证据的。我藏有1949年12月7日胡适给李宗仁信的原本②，信封上明写“敬乞代呈李大总统”（H.E.ThePresidentofChina），信中也明写“德公总统賜鉴”。原文是：

徳公总统赐鉴：

今午因宿约出门，无法赶到机场迎候大驾，十分歉仄。昨曾托郭复初兄（现仍住公所在医院，1154号）转达歉意，想已达尊览。顷见友人赫德曼夫人，她说，医院特邀她去照料我公住院初期看护的事，我很高兴托她代带短信，欢迎我公与夫人同行诸友，并祝我公早日康复！赫德曼夫人曾看护我七十七日，其人最老成谨慎，可以完全信任。主持诊断的医士梅伦尼先生也是我的老友，最同情于中国，可以完全信任。匆匆敬祝痊安

胡适敬上三十八年12月7日

明午去美京，明晚在彼有演说，两三日后可回纽约。

敝寓电话是Bu-8-5199

我还藏有胡适当时给李宗仁的一张名片，原文是：

德公总统赐鉴：

明天大驾飞到，适因有宿约，不能到机场奉迎，十分抱歉。敬留字奉候大安。

胡适敬上

在这些文证里，足见李宗仁在有识之士胡适眼中，是道道地地的“总统”、是“李大总统”，不是什么“副总统”或“代总统”！

国民党总以为事事可以一手遮尽天下耳目，但我就是不信邪、就是要不断拿出真理与证据给大家看！

1986年1月9日午

①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复行视事文告》中说：“李代总统自去年11月积劳致疾，出国疗养，迄今健康未复，返旆无期，于是全体军民对国事惶惑不安，而各级民意机关对中正责望尤切。中正许身革命四十余年，生死荣辱早已置诸度外，进退出处，一唯国民之公意是从。际此存亡危急之时期，已无推诿责任之可能。爰于3月1日复行视事，继续行使总统职权。”事实上，李宗仁当时是开刀割十二指肠发炎，他在1950年1月间，健康已大致复元。他能在蒋介石复职第二天就去白宫做客，足证所谓“健康未复，返旆无期”之说，不能成立。萨孟武《中国宪法新论》里说：“林纪东教授把第49条分析为四种场合：(1)总统缺位，(2)总统及副总统均缺位，(3)总统因故不能视事，(4)总统及副总统均因故不能视事。缺位谓因死亡辞职或罢免等，无法再于任期内行使职权。因故不能视事谓卧病或出国等，暂时不能行使职权。”李宗仁当时才真是符合总统“不能视事”条件的人。若照《中华民国宪法》延续“不能视事”的情况，理应由行政院长“代行其职权”，再由立法院院长于三个月内（第51条），召集国民大会临时会，补选总统副总统（第30条第1项第1款及第2项），以补足原任总统未满的任期为止，绝无“国民一分子”蒋介石突然复职之理。

②这封信原本如何到了李敖手中，目前尚不能透露。

蒋介石是个什么家？

有人学问大，就被称为“学问成家数”。意思是说，他可以身兼这个家又那个家，不一而足，可以一家一家的数出来。像古代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就身兼哲学家与科学家；近代的约翰杜威（JohnDeway），就身兼哲学家与教育家。（杜威的太太说他丈夫等于四五个人加在一起）这种人有真本领，纵身兼许多家，但因名至实归，大家也就推服无间，称赞起来，不会起鸡皮疙瘩。

但是，有一种人却不这样，他们是自大狂式的大独裁者，政治上高高在上，意犹未足，还要妄想身兼各家。既然他本人上有所好，他的手下自然也就肉麻当有趣，高帽一顶顶就送上来了。这一顶顶高帽，我信手一抓，就可来上一大堆：

照国民党中常委谷正纲说：“蒋公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军事家、思想家和政治家。”（1986年11月1日《青年曰报》）

照国民党驻美大使董显光说：“我民族领袖蒋公介石，为近代最伟大之军事政治家。”（《蒋总统传》）

照国民党国大代表蒋一安说：“蒋公发明力行哲学”，是“大哲学家”。（《先总统蒋公哲学思想之研究》，第1页）

照国民党理论家林桂圃说：“蒋公是当代世界上一位了不起的大政治思想家。”（《先总统蒋公政治思想之研究》，第48页）

照国民党教育厅长刘真说：“蒋公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先总统蒋公文教思想之研究》，第87页）

照国民党训导专家洪同说：“蒋公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更是一位成功的教育实行家。”（《先总统蒋公文教思想之研究》，第71页）

照国民党新贵魏镛及国民党教授缪全吉说：“蒋中正先生……更是一位推动行政现代化的理论家与实践者。”（1986年10月29日《青年日报》）

照国民党台北市议会议长张建邦说：“蒋公是都市管理学家、未来学家。”（1986年10月29日《新生报》）

此外，照修泽兰说法，蒋介石实在无异是“艺术家”；照蒋复璁说法，蒋介石实在无异是“书法家”；照于斌说法，蒋介石实在无异是“宗教家”；照金克和说法，蒋介石实在无异是“经济学家”。……

以上所列的种种家中，其实蒋介石只能跟政治家、军事家沾上边而已，并且，他还够不上是水准以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赵效沂《闲话当年新闻人物》（《传记文学》第32卷第2期），有一段写阎锡山。说阎锡山送他一本自著的书，“书中引述孔子之言，分条剖释，引用四书文句，称孔子为政治家、学术家、辩论家、哲学家……等‘荣衔’，不一而足，而最妙者，孔子又是‘卫生家’，我细想，孔子怎么又是‘卫生家’呢？原来他引用了四书中一句话：‘割不正不食’，非‘卫生’而何！如此引申，孔老夫子可能还是物理学家、化学家，也说不定。”这个有趣的故事，正好用来给这篇文章收尾。反正欲家之下，何家不可得？胆敢怀疑蒋介石成家数者，当思孔子是“卫生家”！

1986年11月5日夜12时

蒋介石亲准

——一切靠御批！

冯玉祥在《我所知道的蒋介石》里，有“放走汉奸汪精卫的蒋介石”专章，提到这些事：

1939年1月1日，在国民政府遥拜孙中山先生的陵墓完了以后，大家团拜。本来那种团拜就不对，真的团拜大家应该站一个圆圈，那样彼此一恭贺，就都有了，省事情又省时间。可是这里的团拜，都是一行行的面向北面，文的向左转，武的向右转，彼此一鞠躬，这可以说是文武对拜，不配说什么团拜。礼行完后，马上就是中央委员会谈话会，说：“汪精卫飞走了。”又说：“曾仲鸣被人打死了。”蒋介石问大家意见如何？覃理鸣先生许多位都说：“要开除汪精卫的国民党党籍，要通缉汪精卫。”蒋介石问我的意见如何？我说：“在1935年11月1日一个青年孙凤鸣用手枪打了汪精卫三枪，可见那青年有先见之明，我们把人家弄死的弄死、下监的下监，我们又把汪精卫弄成国民党的副总裁；到今天汪精卫飞跑了，要到南京去组织汉奸政府，这样看来姓孙的青年真可佩服，我们应该为姓孙的铸一个铜像，来纪念他。至于我们大家把汪精卫弄成副总裁，我们大家是瞎了眼，我们应该向国民认罪。”蒋说：“无论汪精卫怎么不对，我们应该宽贷他、我们应当饶恕他。”当时在座的七嘴八舌，有骂的、有咳嗽的，有的就说：“蒋介石汪精卫唱双簧。”后来有人提议要正式开会，这样蒋介石又站了起来背遗嘱，这就算是正式开会了。这回算决定了开除汪精卫的党籍。有的中央委员说：“我们再出门，一个人要带一把扇子，见了人民的时候，我们把扇子往脸上一遮，免得人民吐我们的口水。”我觉得蒋介石把这些话都听见了。蒋把脸往旁边转，不慌不忙的走出会场去了。

汪精卫离开重庆以前两个礼拜，他的夫人就带了家属和所有的行李坐专机走了。那时重庆交通完全由军统局戴笠管制，人民出境买飞机票都要先登记，经过审查、核准，高级官吏更要先经蒋介石个人批准，汪精卫带着曾仲鸣、林柏生以及许多人乘坐专机飞昆明，事先既没有政府与党部给他什么任务，戴笠岂有不先报告蒋的道理？说汪精卫是潜逃出重庆，断不可能。汪到了昆明，龙云还有电报来报告蒋，如蒋要阻止他，是绝对做得到的。所以汪精卫之到南京组织汉奸政权，说蒋事先连想也想不到，那是谁也不相信的话。因此从汪走后，直到日本投降为止，人们总说蒋和汪及其走狗们是在唱双簧，否则为什么在战时动辄有“重庆南京合流”的谣传？为什么战后有些大汉奸迟迟不肯判罪？而且有些明明投降过日本的军官，放了回来，仍旧重用，到现在还带着兵在打内战？

冯玉祥这些回忆，有误记之处。如说“曾仲鸣被人打死了”，事实上，曾仲鸣被打死是1939年3月21日的事；又如说：“汪精卫离开重庆以前两个礼拜，他的夫人就带了家属和所有的行李坐专机走了。”事实上，汪精卫是和他夫人一道走的。这些误记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冯玉祥此处提到蒋介石控制手下行动自由的真相，“高级官吏要先经蒋介石个人批准”，才能从甲地到乙地，否则是不能行动的。冯玉祥这些话，是绝对正确的。

我试举三个旁证。

一、李宗仁在《李宗仁回忆录》里，有这样内容：

我返京不久，长兄德明忽然在桂林病殁。大哥以半商半农为业，胼手胝足，一生劳苦。我历年驰骋国事，对他亦未有太大的帮忙。骤闻殂谢，怀念手足之情，颇思返桂林吊丧。因赴蒋总统官邸，拟当面向他请一两个星期假，俾便返里。谁知蒋先生多疑，他深恐我乘机与两广人士又有联络，对他不利，竟不准我请假。我一再坚持，他仍是不准。最后才笑着说：“嫂夫人很能干，让嫂夫人去料理好了。”我不得已，只好打消此念，而由内子飞返桂林吊丧。自思我身为副总统，在中国真可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但是先兄去世，我连吊丧的自由都没有呀！

这段资料，告诉了我们：中华民国副总统连回家乡奔个丧，都要蒋介石的御批！

二、蔡孟坚在《怀念魏道明先生》（《传记文学》第39卷第5期）里，有这样内容：

我在东京忽然接到魏函告某年某日（大约系民国四十三、四年间），他夫妇乘轮来日在横滨下轮，嘱我迎接并订旅馆，因他与驻日本之董显光大使亦友好，我们一同前往迎接下船，他们预定即日乘机返台，我告以他们入台，必须按规定申请入境方可赴台，我已事先函请台湾警备司令彭孟缉将军为他们二人发给入境证，彭将军认魏为过去政府大员，必须请示总统批准，当我电话向彭将军催洽入境证时，据告已奉总统批示“缓发”，我当向彭将军要求必须设法准许他夫妇入境，以全体面，彭一向办事机警，即面报总统，说明原已通知航空公司准予购票，总统当面只好表示准予入境。……魏夫妇返台时，我因公仍留日本，因台胞对魏治理台省的印象，有好有坏，而郑博士已失去立委身份，不管郑待人如何热情、如何有手腕，除一部分旧属及友人外，实难恢复以往活跃场面，终日以打麻将解除烦闷。其时郑博士左臂忽然感觉疼痛，经X光专家吴静博士透视，原认为无碍，后发现系有癌症现象。魏闻之甚为紧张，亟望偕郑博士返美就医，据闻魏曾托彼时总统府秘书长张岳公向总统呈报，请求批准他夫妇出境，岳公促其自行请示，其时适总统驻节高雄，魏只好亲自电呈请示，当奉批准其夫妇出国，魏为此事，对岳公颇表示有所不快。……

这段资料，告诉了我们：前台湾省主席连来去台湾出入境，都要蒋介石的御批！

三、张群在给萧同兹的信里，有这样内容：

同兹顾问吾兄惠鉴：

本年9月30日大函敬悉。关于吾兄拟趁世运期间赴日参观新闻与宣传工作为期约两个月乙节，当经如嘱转陈奉总统10月7日批“照准”。特函奉达，即请察照，并颂时绥

张群敬启，五十三年10月7日

这段资料，告诉了我们：前中央社社长、总统府国策顾问去趟日本，都要蒋介石的御批！

这些旁证，一一证明了冯玉祥所说的“高级官吏”去哪里，“要先经蒋介石个人批准”一点，确是可信的。从这一角度看汪精卫出走，极可能是蒋介石默许下成行的。因此，“蒋介石汪精卫唱双簧”之说，也就不为无因了。

1986年11月4日夜

蒋介石遗嘱依法无效

——“长相左右”还不够呢！

维桢：

一连写了两封信，想再写一封轻松的。

你信上说：“虽然没有看到你，但是每一期“千秋”、“万岁”都看，感觉上，跟看到你没有两样。”其实，开句玩笑，这不正是“长相左右”吗？

国民党捏造“总统蒋公遗嘱”，其中名言，是“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此遗嘱见证人有国民党五院院长，但照“司法院长”田炯锦回忆：

到了6日凌晨1时许，狂风骤雨大作，雷电交鸣，他突然接到了来自官邸的电话，请他赶快到官邸去，当他到达时，立刻被请上二楼，瞻仰故总统遗容。总统蒋公睡在床上，盖着一床被单，很安详的长眠。蒋院长悲恸莫名，当他和立法院长倪文亚、考试院长杨亮功、监察院长佘俊贤等人，向总统蒋公遗体行礼敬悼时，蒋院长曾跪下回礼，他们再三拦阻，蒋院长仍坚持不已。蒋夫人则坐在床后的一张椅子上，神态哀戚，但镇定逾恒，并安慰蒋院长不要太悲痛激动。当大家行礼敬悼时，蒋夫人曾和大家点头致意。（《总统蒋公哀思录》，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

足见到达时蒋介石已死。人已死还在遗嘱上签名，来证明遗嘱真实性，其谁能信？何况遗嘱字迹又非死者亲笔（是秦孝仪的代笔），如此见证，岂不更加荒唐？按“民法”第1194条明定：“代笔遗嘱，由遗嘱人指定三人以上之见证人，由遗嘱人口述遗嘱意旨，使见证人中之一人笔记、宣读、讲解，经遗嘱人认可后，记明年月日及代笔人之姓名，由见证人全体及遗嘱人同行签名，遗嘱人不能签名者，应按指印代之。”蒋介石的遗嘱上列日期是3月29日，是死前七天的事，当时为什么不“指定三人以上之见证人”“同行签名”？为什么要等到死后才冒出见证人来补签？其又违法又不通也，一看即明。而对此依法无效之遗嘱，国民党犹命天下“从蒋而颂之”，这未免太欺侮苍生了吧？

其实，比照起“总裁精神”来，说“长相左右”，恐怕还意犹未尽呢！据蒋介石大将贺衷寒《遵训践誓为总统寿》（《蒋总统与中华民族同寿》，中央文物供应社总发行）文中所说：“总统的内心，无时无地不有总理之灵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的感觉。昔人谓：‘虞舜慕唐尧，见尧于羹，见尧于墙。’‘颜回希孔圣，孔趋亦趋，孔步亦步。’总统之于总理，其景象可谓亦复相若。”可见说“长想左右”，还不够呢！应该说“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才更周延呢！维桢你看，国民党多鲜啊！

敖之，1985年8月9日夜

为神化蒋介石抽样

去年11月8日，国民党“行政院”以“台73专字第18311号”函，答复立法委员许荣淑，全文如下：

许委员以民间寺庙竖立先总统蒋公像，供人祭拜，易生曲解一事所提质询，兹答复如下：民间建庙供奉神佛，供人膜拜，其目的在呼吁世人，效法佛神牺牲奉献、救世救人之精神。国父及先总统蒋公勋业彪炳，举世钦敬，民间为表达其景仰之心，而将国父及先总统蒋公予以神化，并立神像，奉祀于寺庙之内；其立意虽佳，但此种表达方式仍值商榷。许委员所提意见，本院亦表赞同。内政部已会商有关机关决定：“国父及先总统蒋公均为伟人而非神，不宜供奉于寺庙，擅封神号。”同时已将此一决定于七十一年2月4日分函省市政府转知各县市政府遵照办理。即凡建庙供奉国父及先总统蒋公者，一律不准办理寺庙登记，并副知中国佛教会及中华民国道教会。

乍看起来，国民党“行政院”对这一问题，似乎采取了开明的观点，认定“国父及先总统蒋公均为伟人而非神，不宜供奉寺庙，擅封神号”。但是，在我们这种深知国民党封建习性的人看来，这种开明，只是一种伪装罢了。国民党在骨子里，其实早就把他们的主子神化了。这种神化，到了蒋介石死后，经由国民党大学教授级的不断鼓吹，可算登峰造极。我现举两个抽样：第一个抽样是台大教授叶庆炳写的《生活在伟人光辉里》，发表在1978年4月5日《联合报》，其中有肉麻之尤如下：

三年前的4月5日午夜，蒋公离我们而去。那时刻，台北本来好好的天气，突然疾雷骤雨，声势令人惊悸。平时我读古人传记，常常发现当一位伟人溘然长逝，自然界会出现突如其来的变异。从前我总认为这种神话式的记载，目的无非在渲染伟人之不平凡。由于崇拜伟人，有人编织了伟人临终时的神话；也由于崇拜伟人，大家愿意相信这种神话。于是，神话也成了历史。可是，自从我亲身经历了蒋公逝世那夜的突发性疾雷骤雨，我不敢再坚持我以前的看法。

第二个抽样是师大教授江应龙写的《蒋总统是神》，发表在1975年5月1日《幼狮月刊》，其中又有肉麻之尤如下：

尽管现在是科学时代、尽管现在是民主时代，但是我仍然肯定的说：“蒋总统是神。”

回想我在孩提时代，慈母常常告诉我：蒋委员长是如何如何的伟大，是中华民族的英明领袖、是我们老百姓的救星。所以我从小最崇仰的人物，就是我们的领袖蒋公。

民国建立后，军阀割据，分崩离析，生灵涂炭，国不成国。蒋公挥师北伐，底定中原，统一全国，各方面飞跃进步，前所未有。这种奇迹的出现，似乎非“人”力所能为。

民国二十五年西安事变发生，蒋公威武不屈大无畏的大丈夫精神，博得全国上下的崇仰，他像一尊凛然不可侵犯的神，使张学良不得不拜倒。

民国二十六年七七事变发生，日本发出“三月亡华”的狂言，虽强弱悬殊，举国惶恐，但蒋公高瞻远瞩，决心抗战到底，愈挫愈奋、愈战愈勇，终于获得最后胜利，使顽敌无条件投降。废除了列强对华百年来先后所订立的不平等条约，使我国跻身于世界四强之一，功业彪炳，震古铄金。这绝不是任何“人”所能做到的。……

“蒋总统是伟人”，“蒋总统是超人”，“蒋总统是完人”，还不足以形容他的伟大、崇高与神圣，我们应该说：——蒋总统是神。

从上面两个抽样里，我们可以看到国民党如何透过大学教授之手，处心积虑的在为神化蒋介石打歌。正因为有这种打歌来奠定理论基础，所以，如今处处“予以神化，并立神像，奉祀于寺庙之内”的行为，也就顺理成章了。去年10月12日，《自由日报》有报道如下：

明年此时，国内将继孔庙、延平郡王郑成功祠、吴凤庙之后，出现一座供奉国父孙中山先生及先总统蒋公的“庙宇”。

这座意味着国人已将国父及蒋公“神化”了的庙宇，虽然不烧香膜拜，却将在其“圣像”之前，随时献花、献果、献圣水，以清供让“信徒”默祷，常自我反省与检讨，与目前国内所见国父纪念馆或中正纪念堂意义及功能大不相同。

负责筹建这座庙宇的是龙门谷三民主义弘扬中心，该中心总干事吴东沂说：“我们绝不是神经病，也不像一般善男信女之迷信烧香膜拜神明，而只是在我们的心目中，国父与蒋公的人格及拯世救民的伟大史迹，已足堪与慈悲为怀的神相提并论。我们建庙或以佛像的尺寸规格恭塑国父及蒋公的圣像，只是将‘祂’们的伟大精神具体呈现出来，让奉行遗教与效法精神的虔敬之心，有个明确的依托了！”……

因此，邱金德十余年前便陆续购买基隆市暖暖区山坡地，现已购得四十四甲，除兴建国父暨蒋公纪念庙之外，并另依国父世界大同、四海之内皆兄弟思想，将兴建一所世界宗亲大会堂及孔子庙、怀德峰等等设施。

对于“龙门谷”这种几近将国父及蒋公“神化”的做法，三民主义教授任卓宣表示：“这是好现象。”他说，自古以来国人便常因感念伟人的圣德而建庙崇祀的，如孔子便是。

任卓宣又指出，由省籍同胞来兴建纪念堂或纪念馆功能不同的纪念庙，象征台湾人的爱国情操尤甚于他人，尤其蒋公崩殂时，本地人的反应已到如丧考妣的地步，现今建庙作为精神上膜拜的依托，并无不妥。

任卓宣是政大教授、政治作战学校教授，且是当年的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代理部长，他的认定，可算是国民党处心积虑神化他们主子的一番画龙点睛。我可以预言：国民党神化他们主子的行动，绝不因“行政院”的一纸回函而宣告停止，荒唐的神化行动还是要继续荒唐下去，我们冷眼旁观，可真有得瞧呢！

1985年2月25日夜12时10分

蒋介石棺材里冒出了什么？

——四书以外，又冒出《四书》来

蒋介石死的时候，我正被蒋氏父子关在警备总部军法处看守所。在看守所中，一连几年都看不到报纸，唯一正式管道来的新闻是牢房天花板上的那个扩音机。扩音机是个“大耳朵”，也是个“大嘴巴”。没情况时候它不声不响，但却是个窃听器，由中央系统逐房抽查，隔墙有耳，所以是个大耳朵。有情况时候它播出号音、音乐、新闻与命令，你不听不行，所以是个大嘴巴。大嘴巴播放出来的新闻，比《中央日报》还《中央日报》，全是精选的官方八股，实在没有什么听头。不过既然强迫你听，也就姑妄听之。

在蒋介石死的那阵子，大嘴巴很忙，老是播个不停。有一次播出蒋介石棺材里放了四本书，过了几天，四本又变成五本书，听起来就很逗。出狱以后，得以博及群书，发现四本五本之间，颇有奇趣，值得写它一篇。

先看蒋孝子的记录。蒋经国在《守父灵一月记》4月9日条下记录：

东方发白之时，余在荣民总医院照乡俗为父亲穿衣服，并着长袍马褂、佩勋章。10时许，母亲将父亲喜读之《三民主义》、《圣经》、《荒漠甘泉》和《唐诗》四本书，亲自置于灵榇之中，另有呢帽一顶、手杖一根。

又在《难忘的一年》（《七十岁生日有感》）4月9日条下记录：

到荣民总医院为父亲着衣，此乃最后一次为儿能为父亲所做身边之事。照乡例穿七条裤子、七件内衣，包括长袍马褂。遗体贴身包扎丝棉，穿黑袜、黑皮鞋、佩勋章，并以平时父亲喜读之书：《三民主义》、《圣经》、《荒漠甘泉》和《唐诗》四部书，置于灵榇之中。另有毡帽、小帽各一顶、手套一副、手帕一方、手杖一支。此皆父亲平日常用之物也。

在这先后两段同一个蒋孝子的记录中，书是四本没错，但在《守父灵一月记》中，朝棺材里放书的是蒋宋美龄；而在后来写《难忘的一年》（《七十岁生日有感》）中，朝棺材里放书的，蒋宋美龄却出局了，变成了蒋孝子自己了。

再看《总统蒋公哀思录》第一编“治丧报告”4月9日条下记录：

总统蒋公灵柩定今日正午移国父纪念馆，晨6时在荣民总医院灵堂举行小殓，蒋院长遵古礼为总统蒋公衣蓝色长袍及黑色马褂，胸前佩“釆玉”大勋章，左右则为“国光”及“青天白日”勋章，夫人亲将总统蒋公平日常读之《圣经》、《四书》、《唐诗》、《三民主义》及《荒漠甘泉》，以及常用之礼帽、手杖置于棺内，家人并在灵前行跪拜礼哭祭。

在这里，“治丧报告”把装棺材的功劳给“刀切豆腐——两面光”了。——给蒋介石穿寿衣的功劳，归之于儿子；给蒋介石送读物的功劳，归之于太太。“治丧报告”是由中央大员们的集体创作，按说应比“五内摧裂”神志不清的蒋孝子的记录可信度高，但谎话仍不可掩，毛病就出在画蛇添足，书给硬加了一本——多了一部“四书”，变成五本了，这显然是与事实不符的。这一不符，在“治丧报告”4月16日条下，自己就穿了帮：

8时，行大殓礼，由严总统主祭，治丧大员陪祭，与祭者均就原位肃立，奏哀乐、默哀（全国同胞就地肃立默哀一分钟）、献花及恭读祭文后，夫人、长公子经囯、次公子纬国及两孙公子孝武孝勇于痛哭中，将棺盖盖妥（盖棺时，又增置《四书》一部于棺内）。张群、何应钦、谷正纲、黄少谷、黄杰、谢东闵、陈立夫及薛岳等八覆旗大员恭将党旗覆盖于棺上，再由严总统、倪文亚、田炯锦、杨亮功、余俊贤、徐庆钟、王云五及于斌等八覆旗大员恭将国旗覆盖于党旗之上，全体公祭人员行三鞠躬礼，再奏哀乐，大殓礼成。

看到了吧！既然说“盖棺时，又增置《四书》一部于棺内”，则对照起4月9日已放棺中的《四书》来，就显然矛盾了。——一口棺材总不可能放两部《四书》吧？（难道多放一部，是给老蒋吃吗？）

这幕在七天以后又加放一部《四书》的杰作，《中央日报》出版《领袖精神万古常新》（《总统蒋公哀思实录》）中“蒋公崩逝丧厝纪实”4月16日条下，有这样一段：

今天，是总统蒋公遗灵奉厝大典的一天。

清晨，蒋公的两位公子蒋经国院长和蒋纬国将军，率同家属蒋公的爱孙孝武、孝勇，将一部蒋公平素最喜欢读的《四书》，安放蒋公身旁，并在穿着蓝袍黑褂和佩勋的遗体上，加盖白色覆衾。然后，他们在灵前跪下，恭行三跪九叩首大礼。起身后绕棺三匝，热泪奔流，终于放声痛哭。

自蒋公逝世，十天来，这座灵前曾洒遍两百多万瞻仰者的热泪。现在，大典前的时刻，两千八百多位中外人士依序进入的灵堂，只一片深沉的静默。

上午8时正，蒋夫人由蒋院长和蒋纬国将军扶持，缓缓由东侧步上礼台。总统蒋公大殓奉厝大典隆重开始。

对照起“治丧报告”来，又穿了帮。“治丧报告”是说“盖棺时，又增置《四书》一部于棺内”，是太太带头；但《蒋公崩逝丧厝纪实》却说是早在“清晨”，儿子孙子即将《四书》放进棺中，到了“上午8时正”，儿子才扶持太太出现。——蒋宋美龄又给出局了。

上面这些小考证，目的无他，在泄泄蒋家王朝的底，看看他们怎样粗心欺骗我们而已。蒋介石死后，生平“喜读”的书中，竟不见代表中国文化正统的《四书》，未免太笑话了，因此把《四书》改列为蒋介石生前“最喜欢读的”之书，赶忙朝棺材里塞。（蒋经国在《守父灵一月记》和《难忘的一年》中，都没提加放《四书》的事。所以到底塞了没有，也是疑案一桩。）因为塞得仓皇，结果弄巧反拙，益增其丑，他妈的真有趣哉！

1987年1月5日傍晚7点

蒋介石手著《苏俄在中国》了吗？

1979年10月30日，蒋经国在《十月有感》（《父亲九三诞辰纪念抒忆》）里说：

即以父亲手著《苏俄在中国》一书而言，国际间许多有识之士，就都说：“这本书每页所表现的，就是一爱国者，一个把国家自由愿望置于个人利害之上的人，来叙述一部惨痛的史实。”所以有的人称这本书为一部“反共十字军之经典”。……

过了四十多天（12月12日），蒋经国又在《沉思于慈湖之畔》里说：

记得在父亲手著《苏俄在中国》一书出版之后，国际间许多有识之士，就都说“是一部很重要的文献（《美国外交季刊》）”，“是举世无匹的历史文件（法国摩根出版公司）”……

蒋经国一连两次提出他爸爸“手著《苏俄在中国》”的字样，显然加重语气，意在强调书是他爸爸亲笔写的，事实上，这是十足的谎话。

1986年10月，蒋介石的中文秘书楚崧秋在《沧海微言》（《随侍先总统蒋公一得》）里说：

看、听、剪之外，蒋公可以说是著述等身，即使是由他口述、秘书笔录的著作，他也必定亲自一再批改、整理、增删，特别是重要文告，每每易稿达十次八次之多，若干年耶稣受难日的证道词，蒋公更是亲自执笔，根本不假于人。

记得于民国四十三年至四十七年，在我担任秘书工作期间，蒋公完成了一部巨著《苏俄在中国》。

蒋公曾以一年半的时间完成此书，他所花的精力和时间，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一篇原约五、六万字的文章，经过不断的增补、修改，到定稿出书，竟成为多达二十四万言的巨著，一字一句，无不是蒋公心血的结晶。

隔了没几天，11月4日的《时报周刊》上，又出现了这样的访问记录：

以《苏俄在中国》一书为例，这是楚崧秋任秘书时，蒋公重要著作之一，他说：“最先原稿只不过五、六万字，到印刷付梓，差不多将近二十四万字，这些文字差不多都是蒋公一笔一笔写下来的。”

这种二十四万字的书稿，是由蒋介石亲笔写下来的说法，早在头一年（1985年5月）的《黄河杂志》上，就先行透露过了：

楚崧秋特别举《苏俄在中国》一书为例，这是他担任蒋公秘书时，蒋公所发表的重要著作之一。最先原稿只不过五、六万字，到印刷付梓，差不多将近二十四万字，这些增加部分，大都是蒋公一字一句写下来的。

蒋公在写《苏俄在中国》时，有好多个星期日，全天不歇的埋首桌案，有好几次，为了查阅某些关键性的名字、年代与事实真相，还特别交代侍从打电话找秘书代为查证，充分显示出蒋公一丝不苟、小心求证的写作精神。楚崧秋说：他有一个星期日的下午至晚间，曾有上下阳明山暑期行邸六次的纪录。

楚崧秋一连三次提出他主子“可以说是著述等身”的情况，也显然加重语气，意在强调他主子“一字一句”“一笔一笔”的能文与勤勉，事实上，这也是十足的谎话。

我所以敢说蒋经国和楚崧秋都说了谎话，因为我在偶然的机会，得知了《苏俄在中国》成书的真相。——二十多年前，我在开国文献会，认识了陶希圣的亲戚阮继光。阮继光能写一手好毛笔字，陶希圣许多要用毛笔誊正的秘件，都由阮继光代抄。甚至是最机密的，也不例外。陶希圣《潮流与点滴》中记蒋介石1949年元旦文告的写作，曾说：“这次元旦文告的稿子是我经手的。由12月21日至31日，稿子经过多次修改。岁杪的一星期里，我每夜改稿到2点或3点钟，将改订稿交给阮继光同志复写，然后就寝。次日上午9时左右，携稿晋见请示。”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阮继光怎样以一支毛笔，参与了机要。在开国文献会，有一天晚上，阮继光拿出了装裱成册的一本东西给我看，原来是蒋介石手拟的《苏俄在中国》大纲，用毛笔写在便条纸上，只聊聊十多张，不过几百字耳。阮继光说：“总统把这些大纲交给陶先生，陶先生就一章一章的写成《苏俄在中国》，每写完一章，就由我毛笔恭楷誊清，送呈给总统看。那一阵子，可把我给累坏了。”

阮继光的话，才是正确的《苏俄在中国》写作经过、才是真相。

所谓蒋介石“可以说是著述等身”，其实都是文学侍从之臣捉刀的。文学侍从之臣最重要的有两个，一个是陈布雷、一个是陶希圣。在陈布雷《陈布雷回忆录》中，曾透露1937年“2月2日蒋公赴杭州，余与郑医师同行，在杭州度阴历年，辟室新新旅馆，撰《西安半月记》。时适阴历元旦，寓中寂无他人，望弟来助余缮写”的事；在陶希圣《八十自序》中，曾透露1942年蒋介石“指示希圣依据文告之意旨，拟订纲目，佐委员长起草书稿。最初文稿不过三万字，经历多次修改与增订，全稿至十万字以上”，“书名初定为《中国之前途》，最后改定为《中国之命运》”的事。可证蒋介石每写专书，就有文学侍从之臣代笔，《苏俄在中国》亦不例外。所以，蒋经国、楚崧秋的蒋介石手著之说，全是谎话也。

1987年1月4日夜11时3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