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李敖全集

#《另一面的二二八》目录

• 一、俞国华找不到二二八的有关文件吗？
• 二、二二八的立碑问题
• 三、《二二八研究》前言
• 四、《二二八研究续集》前言
• 五、《二二八研究三集》前言
• 六、陈仪论
• 七、二二八的道歉问题
• 八、不还别人头，只还自己头
• 九、监察院二二八报告内幕
• 十、侯素心的素怀心声
• 十一、国民党打二二八牌了
• 十二、陈仪不是恩人吗？
• 十三、凭什么你们代表我们道歉？
• 十四、纪念二二八是外省人提出的
• 十五、为二二八定位定性
• 十六、二二八事变后陈仪方面的一个密件
• 十七、陈仪狱中书信十五封出土
• 十八、“托你替我买一听吃面包的‘黄油’！”
• 十九、二二八与陈仪
• 二十、二二八道歉中的怪现象
• 二一、二二八与关公
• 二二、二二八档案开放了，又怎样？
• 二三、内部民变，哪来“国殇”？内部杀人，何来“国庆”？
• 二四、四针见血看所谓二二八调查报告
• 二五、林荣三在二二八大杀台湾人？
• 二六、将军坟
• 二七、让二二八使我们成熟
• 二八、二二八中的留日特级流氓
• 二九、台湾人为何不敢清算日本人的二二八？
• 三十、从暴君历史学到暴民历史学
• 三一、你通缉，我窝藏
• 三二、二二八时外省人的被害文献

俞国华找不到二二八的有关文件吗？

今天《联合报》上登出：

行政院长俞国华昨天在立法院答复立委质询时说，二二八事件是近代史上令人悲痛的不幸事件，目前省籍的情结已经不存在，大家应该往前看，不要再徒然制造纷扰。俞院长并强调，目前所有二二八事件的受刑人都已释放。

他并指出，有关二二八事件的资料，行政院目前找不到任何有关文件，政府所有的资料也很少，不过二二八事件还有人在研究，据说中央研究院正就二二八事件做历史事实的研究。

他表示，中华民族素为宽容的民族，对日抗战八年饱受日人屠杀，胜利后为求得亚洲的和平，仍对日本以德报怨。同样地，今天省籍的情结已经不存在，二二八已经过去了，就不应再挑起问题。李总统登辉曾说二二八应让历史学家来研究，我们要忘记过去，向前看未来，同时要看大的，不要看小的。这才是有利于全体国民的正确做法。

俞国华这段谈话，是回应七天前（2月22日）李登辉记者会上的谈话的，显然的，国民党对二二八的态度，在短短一周内，已经一再强调应该历史化而非政治化。

历史化与政治化

历史事件历史化，未尝不自成一说，但它的成立条件，首先却是让人放手历史化，而不要轻予政治化的罪名。可是，国民党自己几十年来却根本做不到这一点，以我个人的遭遇为例，二十多年前，我以历史家身份研究1933年发生的“闽变”，便遭遇参与“闽变”叛国者的政治化压制。例如国民党立委胡秋原，便是此中之尤。胡秋原提出一种怪逻辑，他说：

今日是不问一切，但问共与反共之时。算过去内政史上之旧账，扰乱反共目标，无论如何自称忠贞，也是破坏团结，帮助敌人。

他又说：

“不算旧账”。过去的教训应该研究。但凡是反共的人，相互不论过去的是非。

胡秋原是有过叛国记录的人，当然他要这样说，可是身份清白的人谁愿跟他“相互不论过去的是非”？谁怕他“论”？别人只不过是如他所说，“研究”“过去的教训”而已，怎么就构成了“算过去内政史上之旧账”？怎么就构成了“扰乱反共目标”？怎么就构成了“破坏团结，帮助敌人”？可见在国民党怪逻辑下想把历史事件历史化，固良非易事也！

今天国民党总统李登辉、国民党行政院长俞国华的高论，在模式上，其实与当年国民党立委胡秋原的大脑毫无不同，李登辉、俞国华诸公都赞成过去的教训应该研究，但却一再叮咛“为了进步”，“眼睛要看前面，不要看后面”，看后面就是“徒然制造纷扰”、就是“挑起问题”，这和胡秋原的“研究”“过去的教训”就是算旧账、就是“破坏团结，帮助敌人”的大脑，又相去几希？

官方没有档案？

李登辉、俞国华诸公宣传该把历史事件历史化，把二二八局限在“让历史学家来研究”的范围，用心之巧，固然路人皆知；不过，如果他们真的尊重学术研究，不带入政治化，我们也不该以人废言。但实情却大不简单。因为李登辉说的乃是“留给以后的历史家去研究”，所用语气，显然表示目前的历史家尚不宜研究二二八；而俞国华所用语气，却又是你历史家要研究也可，但是休想官方会开放档案！俞国华说“有关二二八事件的资料，行政院目前找不到任何有关文件，政府所有的资料也很少”，这无异是说，行政院根本没有档案可供开放。——历史家研究二二八却看不到政府档案，纵想“看后面”，也属事实上的不可能也！

不过，俞国华这种遁词，只能骗外行人，却骗不了真正的历史家。在真正的历史家眼里，俞国华所说的“有关二二八事件的资料，行政院目前找不到任何有关文件，政府所有的资料也很少”等话，根本是谎话！因为从行政院国防部史政局的秘密稿本中，证实了国民党根本就有大量的“有关二二八事件的资料”！

行政院国防部史政局的秘密稿本，题名叫《台湾（三十六年）二二八事变纪言》，全书用五百字红格稿纸，毛笔写定，正文六十九页、附图一页、目录二页。内分六章及附录八件，分别就“事变之原因”“事变前台省之军事状况”“事变经过”“暴乱之罪行”“绥靖经过”“善后处理”六部分，分章论述；再以“二二八事变始末大事记”“蒋主席在中枢国父纪念周报告词”“白部长崇禧各次广播词及训词”“杨监察使亮功广播词”“陈长官仪历次广播词及文告”“台湾人民代表团体电文”“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荒谬之处理纲要”，以及“公私财产损失统计”八部分，作为附录。全书立场虽然是官方的，史论部分并不可取；但是史料部分却异常珍贵，而这些珍贵史料，除了官方档案，又从何而来？由此可见，俞国华所谓的“行政院目前找不到任何资料，政府所有的有关文件也很少”等话，都是瞒天过海的鬼话！

国民党政府中明明有二二八事件档案，却公然谎称没有，李登辉、俞国华等人的居心何在，也就欲盖弥彰矣！

1988年3月2日

二二八的立碑问题

6月25日外电说，苏联不满分子萨哈罗夫（AndreiSakharov）今天首次出现在街头集会，加入前政治犯和主要知识分子的行列，要求立碑纪念被斯大林迫害的受难者。五天以后，7月1日，苏联官方有了灵活的反应，外电说，苏联领袖戈尔巴乔夫今天在共产党会议上说：“已有许多为此纪念而提出的建议，我们必须同意这样做。这样一座纪念碑必须在莫斯科建起来，我确定这将获得全俄所有人民的支持。”

这些外电，引起我的一个对比。

过去几个月来，台湾岛上也一再发出为二二八的死难者立碑的呼声，今年2月28日，在内湖交流道附近的山丘上，死难者之一——前台大文学院院长林茂生——的后人且捐出土地，举行了二二八纪念碑的破土典礼。仪式由二二八和平日促进会长陈永兴主持。陈永兴在主持前，曾发表《为了不再流血》的专文，开头说：“2月28日又到了，这是个让许多人忧伤悲痛的日子。每年这时候我们怀着永恒的追思，安慰着所有曾经为台湾牺牲受苦的灵魂！”陈永兴这些话，是很崇高的、博大的；不过他接下去的一些话，却显得未免狭小，例如他说“让台湾人民子子孙孙不忘先贤前辈的牺牲苦难”、说“让后人反省感叹抚今追昔体验生为台湾人应有的觉醒”、说“台湾人苦难的历史总会过去但不能忘记”等等，口口声声局限在台湾人上面，这就有语病了。因为二二八的死难者，不全是台湾人，也有无辜的外省人，他们在官方朝台湾人开枪的同时，也是民间朝外省人动刀的牺牲者。我是学历史的人，在研究二二八的历史上，我看到了太多的本省流氓浪人们，他们怯于攻占官方的据点，却勇于打劫民间的行人，包括轮奸外省无辜妇女在内，试问今天主张“还给台湾人一个公道”的仁人君子们，是不是也该主张一下还点公道给非官方的外省人呢？试问今天主张“促成公布真相、平反冤屈”的公正人士们，是不是也该调查一下台湾人怎样“冤屈”外省人呢？

也许有些仁人君子和公正人士们说，台湾是台湾人的，你们外省人跑到台湾来，出了事，难免要受“冤屈”，但是，高山族若站出来，谁还好意思说这种话呢？历史清清楚楚告诉我们：高山族是台湾的原住民，并且原住在平地上，正因为台湾人的祖先从大陆来台，欺负他们、欺骗他们、欺凌他们、残杀他们、联合外国人（荷兰人）把他们无异种族灭绝，他们才逃到高山之上，试问今天主张“还给台湾人一个公道”的仁人君子们、主张“促成公布真相、平反冤屈”的公正人士们，是不是也该把当年台湾人“冤屈”高山族的血泪，公道一下呢？要立大家立，在为二二八立个大碑的同时，是不是也该为高山族立个小碑呢？

在苏联立碑，情况是单纯的，因为那块泥土上，全为被害人；但在台湾立碑，情况就复杂得多，因为这块泥土上互为被害人。所不同的，只是被害多寡时间前后而已。

从正义立场上，我赞成为不义冤死者立碑。不过主持它的人，必须反省他所做的，是不是那么纯、那么公道？是不是纯粹没有政治作用隐含其中？如果答案是犹豫的，该警觉警觉：立碑以后，最大的受益人到底是谁？在苏联，清清楚楚是斯大林的异代接班人，是新一代的统治者，立碑使他们深得人心，“获得全俄所有人民的支持”。——死者慰藉有谁知，生者洗手享尊荣，这样的政治作用，难道大家所乐见吗？

1988年7月11日

《二二八研究》前言

1988年2月22日，国民党总统李登辉在中外记者会上宣称，二二八事件是历史上台湾光复不久所发生的一个悲剧，应留给历史学家去研究，为了国家的进步，眼睛要向前看。李登辉宣称后不久，国民党行政院长俞国华在立法院宣称，二二八事件是历史上不幸的突发事件，现在已事过境迁，四十年后再追问此一事件并无意义，希望大家能往前看。

国民党巨头们口口声声向前看、往前看之时，国民党的御用学者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也在立法院为历史学家之研究做了配合与殿后。他说有关二二八事件的研究，中央研究院已由三民主义研究所等在“绝对未受政治因素干扰”下进行研究，相关论文将于一年内出版。

对国民党这种小动作，在我这种特立独行的历史学家看来，是感到好笑的。国民党对二二八的解释，一直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连二二八发生后十二天的一篇蒋介石《指示处理事变方针》，他们四十年来，都要发行不同的版本，可见在宣传上，这个党已经何等荒唐与混乱！至于说国民党的御用历史学家可以为二二八“中央”研究出何种真相，则更属天方夜谭。“绝对未受政治干扰”吗？没有政治干扰，三民主义怎么会成立研究所？

……（编者略）

台湾人中的褊狭分子对二二八的小动作也是好笑的。他们和国民党一样的偏执、一样的歪曲事实、一样的“强史就我”，做充满政治目的与作用的解释。虽然他们的心情是悲怆的，悲怆得令人同情，但是因悲怆就觉得自己有权利背离真相，则对历史而言，其不公道，却跟国民党相同。

从历史公道看来，二二八不是叛乱、不是起义、不是革命，只不过是一次民变，一次清朝天理教式的“变起一时，祸往有日”的民变。它以台湾暴民滥杀开始，以国民党部队滥杀结束，中间奉陪了善良外省人和善良台湾人一家一路的哀呼与血泪。任何事后对它的丑化、美化、党化、地方化，都是对历史真相的一种亵渎，都不是我这种特立独行的历史学家看得过去的。

我决定站出来，推出《二二八研究》来，以排比的文件证据，从不同角度来观察它。其中有史政局的军方密件、有国民党的官方调査、有旅沪团体的抗议报告、有客观舆论的即时评论、有当事军头的公告回忆、有台湾人受难者和人道主义者的毛骨悚然、有外省人受难者和人道主义者的心惊肉跳……旁征博引、巨细不遗，目的就在使人从众说纷陈的证据里，慎思明辨，知所去取，了解真正的二二八。人们只有学会了“眼观四面”“无征不信”的理性态度，才能不为国民党共产党和台湾人中的褊狭分子所骗。而特立独行的历史学家的金针度人，也就正在这里。

1989年2月12日

《二二八研究续集》前言

我在《〈二二八研究〉前言》中，提到我编著的体例是：“以排比的文件证据，从不同角度来观察它。”“旁征博引、巨细不遗，目的就在使人从众说纷陈的证据里，慎思明辨，知所去取，了解真正的二二八。”我所以定下这种体例、做出这种导读，原因就在我深刻感到，四十年来，关于二二八的处理，不幸已完全陷入“不入于杨、则入于墨”的偏执状态，它被充满政治目的与作用解释了。事实上，这些解释都是后来附加的、追赠的、党同伐异的，真正的二二八，有它单纯的一面、有它复杂的一面，但是不论单纯或复杂，都不是偏执解释所能适用的。

十四年前，我在军法处看守所做政治犯的时候，看到一个人高马大的大胖子，牢人指点，这个大胖子，不是别人，就是二二八事件时因取缔烟贩而肇事的“警察”赵子健。赵子健安徽人，当年肇事时才三十一岁，只是一个嚣张跋扈的治安人员耳，这种人取缔烟贩，事件极为偶然，引发骚动，十足是一种民变。这种民变，基本上，和李自成因被当众修理而引发民变殊少不同。这种单纯的一面，予以偏执的解释，戴上“二二八武装起义”“二二八大革命”之类的有意的、伟大的帽子，就太不对劲了。

另一方面，像二二八这样动众劳师的大事件，首事的和卷入的分子，各行各业，所在多有，它的主轴是暴民滥杀与部队滥杀，被害人从善良外省人到善良台湾人，都在劫难逃。这一悲剧的演出，是很复杂的，但是偏执的解释却干脆把它简单化。国民党方面，往共产党身上一推，就不愿再谈也禁止再谈，所以二二八以后三十年内，在台湾岛上，简直没人敢公开谈它，连写文章，都要以XXXXX代替。……（编者略）外省人孟绝子且最早提出“台湾苦难反省日”的构想，这一构想，他在演说后四年，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李敖主持的“万岁评论”上。外省人这一构想，后来由台湾人承接，从鼓吹立碑到和平日到公义和平运动，每年闹得如火如荼。不过，他们把复杂的二二八偏执在台湾人的苦难上面，却又不无问题。我曾说过：二二八的死难者，不全是台湾人，也有无辜的外省人，在研究二二八的历史上，我看到了太多的本省流氓浪人们，他们怯于攻占官方的据点，却勇于打劫民间的行人，包括轮奸外省无辜妇女在内，试问今天主张“还给台湾人一个公道”的仁人君子们，是不是也该主张一下还点公道给非官方的外省人呢？试问今天主张“促成公布真相、平反冤屈”的公正人士们，是不是也该调查一下台湾人怎样“冤屈”外省人呢？也许有些仁人君子和公正人士们说，台湾是台湾人的，你们外省人跑到台湾来，出了事，难免要受“冤屈”，但是，高山族若站出来，谁还好意思说这种话呢？正因为台湾人的祖先从大陆来台，欺负他们、欺骗他们、欺凌他们、残杀他们、联合外国人（荷兰人）把他们无异种族灭绝，他们才逃到高山之上，试问今天的仁人君子和公正人士们，是不是也该把当年台湾人“冤屈”高山族的血泪，公道一下呢？要立大家立，在为二二八立个大碑的同时，是不是也该为高山族立小碑呢？

这本《二二八研究续集》，就是在避免偏执的心愿下的另一产品。我希望读者特别注意这一心愿，没有这一心愿，任何二二八的材料，都是断烂朝报耳。

1989年2月13日

《二二八研究三集》前言

我编著《二二八研究》《二二八研究续集》外，特就关键人物——当时的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的材料，别成一书，就是这本《二二八研究三集》。

陈仪是在1950年6月18日被枪毙的，当天国民党官方宣布罪状说：“抗战胜利后，奉命接收台湾，并曾充任行政长官的陈仪……做了一辈子大官，武官升到二级上将，文官当过省府主席、国府委员、行政长官等要职，想不到他仍旧是一脑子军阀官僚思想，在主持台湾行政期间，鲁莽颟顸，处置乖张。……”这一罪状，近四十年来，早已深入人心。所以一提到陈仪，国民党与台湾人就立刻发生“共识”，都说陈仪是二二八的元凶、都说陈仪害了台湾，一切罪过都套在这死鬼头上。换句话说，陈仪是国民党的替罪羊，而这一替罪，也被台湾人“尔爱其羊”得顶礼有加呢！

我是学历史的人，也是主张公道的人，在我的研究下，国民党和台湾人都说陈仪是二二八的元凶、都说陈仪害了台湾，是既不合历史也不够公道的。陈仪有许多缺点，但他却在为政大体上，无负于国民党，更无负于台湾人！

说陈仪不该有日本总督式的权力吗？殊不知正因为陈仪有这种权力，他才得以保护台湾，尽量少受大陆腐败的影响。陈仪一到台湾，就不肯让大陆的法币登陆，而要另发行台币，这种“一国两币”，使大陆的通货膨胀难以传染到台湾，使台湾人免于重蹈大陆收复区的覆辙与牺牲。这种功劳与德政，四十年来拜其赐，其人虽亡，其政不息，岂不正是陈仪的遗爱吗？为了抵制大陆孔宋豪门资本伸足到台湾，陈仪把跑来接收的金融人员原机遣返，不怕为政“得罪巨室”，这种气魄，不是陈仪，国民党其他大员干得出来吗？

说陈仪未能控制台湾物资吗？殊不知在邵毓麟上宋子文的秘密英文报告中，正可看到陈仪如何在以台湾剩余的煤米和其他工业产品，交换大陆出产的纺织品和其他日用品，以“物物交换”方式，抵制大陆方面的勒索。那边宋子文在上海设立糖业公司，这边陈仪就不准台糖出口，因为台湾糖价太低，轻易出口，吃亏的是台湾人。这种一面把台湾重要进出口物资掌握在政府手中避免奸商操纵，一面把贸易盈余全部投资在经济建设上以利台湾人的做法，这种气魄，不是陈仪，国民党其他大员干得出来吗？

说陈仪不用台湾人吗？殊不知日治时代，台湾总督府有日籍官员三万以上，另有日侨六十万人，占全岛人口十分之一，构成吏治中坚，这些人一走，自需有吏治经验的熟手接班。当时宜兰的台湾人市长毫无办事经验，重要公文放在裤袋里忘得一干二净，这样子连处理公文程序都不及格，又如何能不找大陆公务员帮忙？

说陈仪放纵军人吗？殊不知来台湾的部队，不是他的子弟兵，他为要求军纪，把马姓少将当众枪杀，他的气魄可想。他信任台湾同胞，一方面把六十二、七十军调回大陆，无惧于兵力单薄；一方面把日本人管训在外岛的地痞流氓放归本岛，以尊重同胞人权。结果二二八发生，事与愿违。但他的始愿，岂不正是有爱于台湾人吗？

由此可见，陈仪在为政大体上，无负于国民党，更无负于台湾人。对二二八，他当然有责任，但是不识大体，徒以“天下之恶皆归之”的对待他，台湾人却正好中了国民党的奸计！看看这本书吧，台湾人别傻啦！

1989年2月17日

陈仪论

陈仪曾名陈毅，字公侠，又改字公洽，号退素，清光绪九年（1883年）生在浙江绍兴，他的年纪，跟汪精卫、阎锡山同岁。

陈仪出身浙江求是学堂，是浙江大学前身。1902年留日，进日本士官学校第五期炮兵科，跟何成濬、姜登选同期。这一期学生是老资格的前辈，仅晚于蒋作宾一期，却早于张群五期。张群是第十期的，国民党钦定说法是蒋介石与张群同期，但是根据《日本留学中华民国人名调》，第十期根本没有蒋介石，遍查第四至第十期名单中，全部姓蒋的只有四人。其中第四期蒋作宾是湖北人、蒋隆棻是湖南人；第五期蒋国经是湖南人；第六期蒋荫曾是湖北人，都不是浙江人，自然也没有是蒋介石化名的可能。蒋介石早年学名蒋志清，自然也没有另有学名的可能。所以，从士校各期名单的大曝光中，蒋介石不列名籍，已经证据确凿矣！至于第十一期以后，是何应钦、谷正伦、贺耀组他们了，名单已近“晚辈”，当然更没有蒋介石了。

陈仪不但有日本士官学校的资历，还有陆军大学的资历，且是中国学生留日陆大第一期的毕业生。这种显赫的军事条件，使他早在1922年就担任了师长。

陈仪受知于士官学校晚他一期的孙传芳，孙传芳1925年任浙苏闽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时，陈仪任军长、浙江省省长。因为他要加入革命军，孙传芳扣押了他，幸经总参议蒋方震、参谋长刘宗纪等营救，得以放回上海。杜伟在《孙传芳羁押陈仪的经过》中说：“陈仪被禁在南京联军总部，孙传芳大动肝火，恨之入骨。夏超、周凤岐之后，加上一个陈仪，在孙传芳当时的心目中，凡是浙军，没有一个是靠得住的，痛定思痛，杀机顿萌，陈之性命，有如悬丝。但孙传芳的左右如总参谋蒋方震、参谋长刘宗纪、秘书长陈訚等和陈仪都私交不恶，他们异口同声，婉言向孙传芳为陈缓颊，终于达到‘刀下留人’的目的。刘宗纪还说：‘公洽不是劝过大帅和南方联络，沉机观变，保全实力的吗？为今之计，不如利用他和南方的关系做个缓冲，我们可以从容应付。’孙传芳既释陈仪，接着就要他回浙收抚一师部队，陈因此脱险。他从南京到上海后，得知国民革命军军事进展奇速，又知第一师已被周荫人击溃，立即修书剖陈局势，建议孙传芳悬崖勒马，与南方合作，信由弁目李锦文送交南京联军总部孙大帅亲启。但孙的目光，始终没有看到进步的一面，终于丧师辱名，厥后再经龙潭一役，全军覆没。1929年9月陈去东北为宣慰使，道经天津，与孙相值，对此往事还不胜其惋惜。”

冒充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蒋介石，对陈仪很敬重。派他到德国考察，并聘请德国顾问。在欧洲半年，取道美国、日本返国。1929年4月出任军政部兵工署署长；5月任军政部常务次长。1934年任福建省主席。1937年以陆军中将加上将衔。1941年任行政院秘书长。1942年任行政院经济会议秘书长。1943年代理陆军大学校长。1945年日本投降，任台湾行政长官。

陈仪在做福建省主席的时候，又以强悍而得罪奸商与地主，也得罪了特工；他做行政院秘书长的时候，又以强桿而得罪了副院长。此公敢作敢为，勇于任事，是他的大长处。他任台湾行政长官，这一长处，就更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在职一年七个月，有功于台湾者甚多，遗爱亦甚久远。但每为国民党和台湾人所抹杀。例如他力避台湾感染到大陆的腐化，此中苦心，就是很动人的。1947年7月1日，《亚洲世纪》第三期有暮云写的《魏道明莅任后的台湾》，其中说陈仪“他有理想、有信仰、有坚定结实的意志、有承受任何阻力的魄力。他企图在这个与大陆绝缘的海岛上，重植自由和平欣欣向荣的花朵，六百三十万人民在安定、自在的生活中求进步。正因为他是一个军人，他更追求于经济的理解，和总理民生主义的实现，将经济重点安放在专卖、贸易、公营事业和土地政策上，为了保存台湾的元气，为了台湾的生产，他不惜用种种方法关起海岛的大门，抗拒外来的经济浪潮，可是也正因为这样，在实施新政策时遭遇到莫大的阻力。”

而陈仪对这种来自大陆的抗拒，甚至不只是经济的，而是全面的。《传记文学》第五十四卷第二期有沈云龙遗稿《陈仪其人与二二八事变》，对这些抗拒，曾有举例：“为了应付中央各方面来台接收问题，对他也是一大困扰。例如孔宋系统的中、中、交、农四行及中信、邮储两局派员来台设行及接收金融机构，陈认为台省原有台湾、第一、华南、彰化四银行，毋庸增设，即命来台人员原机返回，并呈准由台银发行台币，不让大幅贬值的法币在台省行使，以稳定物价。又如翁文灏主持的资源委员会，派员来台接收日本人所遗留的工矿事业，亦为陈所拒绝，几经往返折冲，决定国省合营而告解决。再如国民党中央财务委员会以行宪在即，党费须自筹，电令陈将全省电影院交由党营，陈为中执委，无理由可以反对，经过不少函电洽商，最后保留台北西宁南路国际戏院一所，作为教育处实验剧院（今已改建），其余悉属诸党营事业。另如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以接收《台湾民报》后，长官公署改为《台湾新生报》，并聘派青年党人李万居为社长，至感不满，乃以台湾须办党报为由，强令分与《台湾民报》印刷机器设备之一半，命特派员卢冠群筹备《中华日报》，陈则以该报须设在台南为条件，免在台北与《台湾新生报》发生冲突，最后双方勉强接受，打开僵局。”从这些例证里，可以看到陈仪的许多苦心。抗拒中的首功，自然要推他坚持“一国两币”，以台币代替法币，稳定了台湾的金融。没有这种远见与决断，台湾必将重蹈大陆收复区的覆辙，最后一块干净土亦不可得，又哪有今天呢？

1947年5月3日《世纪评论》第一卷第十八期社论《台湾改制后怎么办？》中，在称道陈仪阻止内地的豪门资本伸足到台湾的功劳以后，责备他“始终未能注意到如何尽速恢复生产事业”，其实此中困苦，局外人似难深知。陈仪本人，在1946年9月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以“光复后台湾种种”为题，就指出当前的困难是“人力的不足”和“物力的不足”。在“人力的不足”方面，“因为日本以往统治台湾的政策，是要使日本人永居台湾人之上，尤论政治、经济、教育等一切机会，都不让台湾人站于与日本人同等的地位。因此，日本人的知识、技能、职位都高于台湾人，而台湾人只能被迫处于从属地位，做些低微工作。光复以后，大批日本人遣送返日，其中除日俘约十七万人以外，还有日侨约二十九万人，这二十九万人的日侨当中，多数都在台湾有相当高级的工作和地位，譬如充任警察的达七千余人，担任中小学教师的达一万一千余人。这批大量工作人员的亟须补充，一时实在感到人力的不足。现在除了邀请内地人才来台服务外，正积极训练本省人，授以各种比较高级的知识技能，使能胜任各种职务。”在“物力的不足”的方面，“日本以往在台湾的经济政策完全是以日本为本位的。在这次大战以前，日本人统治之下的台湾乃是农业的台湾，到战争爆发以后，因为军事上的需要，才来发展台湾的工业，但是无论农业或工业，日本总不让台湾自给自足，一切都须依赖日本。譬如台湾的主要农作物米、甘蔗、茶叶及凤梨等，都需要化学肥料，台湾每年即需硫酸铵二十五万吨，但是台湾的肥料要从日本运来，我去年抵台时即着手筹购二十五万吨硫酸铵，唯至目前为止，仅得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硫酸铵二千七百吨，相差甚巨，足证台湾物力缺乏之一斑。而本省农作物因缺施肥工作，产量自然因而减少。至于工业器材，更须自日本运来，战后来源断绝，物资缺乏，可以想见。”从陈仪这些深入的谈话里，可以看到随便责备陈仪的人，实在是不了解实际的情况。

国民党特务头子毛森，当年是陷害陈仪的要角之一。但在近四十年后，他垂老写《陈仪迫汤投共始末》，却也有这些“其言也善”的尾语。毛森说：“最后我要代陈仪说句公道话，二二八的账都记陈的头上，是不公平的。日本投降时，台人确实欢迎接收人员及国军。嗣因接收人员行为不检，部队军风纪欠佳，引起台人反感，陈仪素重纪律、军容，故坚持撤走驻台之破烂叫花兵，因陈坚拒驻军，汤恩伯、林蔚等苦苦劝说，徐学禹也从旁力劝，汤恩伯曾抽忙去台，与陈争得舌敝唇焦，那时大家最大顾虑，是在日军服役及劳工分子，因受日人皇民化教育，恐其仇视祖国，可能结聚作乱，须驻军防变。陈仪说，我以至诚爱护台人，台人绝不会仇我，万一有意外，我愿做吴凤。大家建议由他最心爱的李良荣军驻防，陈说：‘我信任李良荣，但不欢迎他的叫花兵。’故二二八事变发生，毫无维持治安力量，只靠一点要塞部队及少数机关警卫，勉维省政，以后镇压部队开到，在混乱中牺牲不少人命，指责陈仪屠杀台人，实不符事实，只能说：‘陈仪爱护台人不以其道，适足以害台人。’他的同属谅能体会得到陈仪深爱台人的史实，我不多言矣。”

此外，于百溪在《陈仪治台的经济措施》里，也有这样的回忆：“陈仪对我说：我们负责前往接收，总想励精图治，把台湾搞好，才对得起台胞。我们到台湾后的一切措施，都是为公，而不是为私，都是为绝大多数的台胞设想……谈到二二八事件，他说：这是由于我襟怀过于坦白，太相信自己，而缺乏政治警惕性所致。我为了军民关系处得好些，将军风纪欠佳的原驻军撤走，我没想到新军抵台后，竟演出不应该有的报复性镇压，真让人痛心。我相信许多人，包括台湾人民是会了解我的。”其实，陈仪说这番话，还是“襟怀过于坦白”了，能够了解他的“台湾人民”，四十年了，又有几个呢？不懂事的“台湾人民”，还在跟着国民党一齐恩将仇报啊！

陈仪卸职后第二年，又出任浙江省主席。邪门的是，每当他出任浙江省头儿，他都要遭到被扣押的命运。前一次是孙传芳扣押他，为了他“通蒋”；二十三年后，这一次是蒋介石扣押他，为了他“通匪”。邓文蔚《陈仪之死》对这一幕有动人的描写：“陈仪先生被关在基隆要塞内，后来转到台北市‘励志社’（原日人海军俱乐部‘昭南阁’）。蒋介石的参谋总长林蔚（蔚文）、财政部长俞大维，以陈仪故交、旧属的关系，曾先后去探望他。林蔚劝说先生向蒋介石认错，写一纸悔过书，蒋允许恢复其自由，在台湾居住。陈仪凜然色变，说：‘我有何错？我无错可认，他不高兴，可以杀我，我已年过半百，死得了，悔过书我不能写。’林蔚说：‘总得让蒋先生下台。’先生说：‘下不下台是他的事，我没有要他把我抓起来。’”“1950年6月18日清晨，天色方曙，陈仪在囚所被唤醒，执行死刑的命令递到他手中。他抬头，见来者是蒋鼎文，这位执刑官原是与先生积有旧隙的人。当年在福建，一个是省主席，一个是绥靖主任。陈仪鄙视蒋鼎文的为人，议事多不合，每加面斥。蒋介石对这情况是深知的，今天他选蒋鼎文来监斩，亦可见其用心！陈仪说了声‘好吧’，便嘱咐唯一随身的厨子，为他准备汤水沐浴、更衣。先生从容不迫，揽镜整容，打好了领带（我看到数日后香港《工商日报》通讯专栏上登载的先生就义后遗容，那根白底黑点的领带，是我多年所见的）。蒋鼎文命行刑军士捧来一盘食物，美酒一瓶，先生拂袖而起，说道：‘用不着，走吧！’两个军士上前扶持，先生将两臂一甩，拒绝了，昂首阔步走了出去，上了一辆指定的吉普。车抵马场町刑场，先生安详地下了车，回头对执刑的说：‘向我头部开枪。’便大步向前走去，口中频频说着：‘人死，精神不死！人死，精神不死！’”就这样的，陈仪壮烈的死去，由同父异母兄弟脱下血衣，把他火化，埋葬在观音山墓地，立碑曰“陈公退素之墓”，如今已无人扫祭，早成荒坟了。

陈仪有两首《无题》的诗，全文是：“事业平生悲剧多，循环历史究如何？痴心爱国浑忘老，爱到痴心即是魔。”“治生敢曰太无方，病在偏怜晚节香。廿载服官无息日，一朝罢去便饥荒。”此公一生清廉，辛苦从公，痴心爱国，最后着魔而死，真是人间悲剧。不过，如今在历史学家笔下，蒋介石遗臭万年，陈仪却晚节尤香，历史循环，倒真的为这位烈士有所偏怜。陈仪精神，真不死矣！

1989年2月17日夜1时半

二二八的道歉问题

二二八的问题，对国民党说来，一直采取鸵鸟式的角色。国民党不喜欢谈二二八，最近被逼谈了一些。国民党行政院长俞国华说：“当年满洲人入关杀了很多汉人，满洲皇帝也未向汉人道歉。”从政治立场上看，一个集团为了抢夺政权、维护政权，杀很多人，的确毫不稀奇，的确无歉可道，因为在赤裸的暴力（nakedpower）下，成者为王败者贼，谁还道什么歉！但是，撇开这种满洲人杀汉人的模式，别做政治技巧的处理，却也不无他途。最近韩国的当政者卢泰愚，就坦然为光州事件道歉，在政治技巧上，这是高杆。为什么？因为出面道歉的人，并不是当年光州事件的刽子手，大家都知道光州事件跟他无关。如今他自愿做替罪羊，出面道歉，足以见此人心胸气魄之大、足以使人对他和他领导下的现政府有好印象。道歉是空头的，但得实利的，却是出面道歉的人和他的集团，这一巧妙，要求道歉的反对派不知也！又如过去西德的总理勃兰特（WillyBrandt），就坦然向纳粹杀害犹太人道歉，他访问以色列，在纪念碑前献花下跪，令举世感动，在政治技巧上，这也是高杆。为什么？因为出面道歉的人，并不是当年纳粹杀害犹太人的刽子手，大家都知道不但跟他无关，并且他自己也是当时德国政府迫害下的受难者。如今他自愿做替罪羊，出面道歉，足以见此人心胸气魄之大、足以使人对他和他领导下的现政府有好印象。道歉是空头的，但得实利的，却是出面道歉的人和他的集团，这一巧妙，要求道歉的反对派不知也！

如今为二二八事件，反对派各路人马要求国民党政府道歉，尽管他们标榜的是“和平”与“公义”、是“为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怨恨做抚平工作”、是“让爱愈合伤痕”……但是，在这些伟大的目标下，究竟有几个人真的目的不在作秀和作政治道具，是明眼人心知肚明的。连最单纯的台湾大学学生，都要纠合十余社团、举行纪念会、散发《给李登辉总统的一封信》了，可见闻秀起舞，真真大有人在。信中说：“公开道歉，当然不是要你再召开一个记者会用河洛语北京语客家语各说一声对不起，你不是当时的凶手，也不是当年的党主席，但你是台湾人，是台湾人的总统，为了台湾人，为了解除他们心中的伤痛与阴影，民间的一些要求应该是你能力所及的吧。”由此可见，这些天真可爱的大学生，根本搞不清道歉的性质与真义，就用美丽的言词，开赴战场了。

事实上，道歉云云，根本就无法解除“心中的伤痛与阴影”；事实上，没有人旧伤重提，健忘的小市民和无知的新生代早已不知二二八为何物。如今争吵要道歉的人，竟愚蠢得不知道：一旦道歉发生了，真正的得利人，不是别人，就是国民党的当权派；不是别人，就是他们痛恨的敌人。今天由于李登辉、俞国华之流笨得赶不上卢泰愚与勃兰特，死不肯道歉，一旦他们想通了，道起歉来，可真有人要哑巴吃黄连呢！

所以，从政治技巧而言，国民党政府何妨出来道歉，一道歉，有百利而无一害；相对的，如果我是当年二二八事件中杀外省人的暴民，我也何妨出来道歉？谁先出来道歉，谁都会众望所归，获得人类最高标准的肯定、获得政治技巧的最大得利，这一巧妙，朝野双方皆不知也，愚哉！

当年二二八事件，是暴君与暴民联合上演的苦戏；如今的二二八道歉，是愚君和愚民联合拒演的喜剧。台湾朝野，多是一群莫名其妙的人，信夫！

1989年2月28日

不还别人头，只还自己头

我在2月27日出版了三部书：《二二八研究》《二二八研究续集》《二二八研究三集》。出版以后，台湾人中的褊狭分子打电话到出版社，大骂“干你娘”；而外省籍的老兵型的书摊老板也拒绝销售，理由是李敖替台湾人讲话，“二二八的书我们不要卖！”有人问我，说你不接生人电话，怎么会干到你的娘？我说我娘八十岁了，有什么好干？但干接电话的职员的娘，我也感同身受。这些没水准没格调的台湾人中的褊狭分子，这样没有是非、不识好歹，又与下三滥的国民党何异？国民党比他们恐怕还文明一点呢！

为什么这些台湾人中的褊狭分子这样没有是非、不识好歹呢？追根究底，是他们没有好的教养。台湾这种货色的人，是两种传统的产物，一种是清朝的罗汉脚，一种是日本浪人，这两种传统的结合，造就了它的地区特色，它的乡土气质是清朝式的、它的造型打扮却是日本式的，再加上国民党的离奇教化，自然生出这么多莫名其妙的偏执狂。别以为对二二八的态度跟国民党一样不讲理，只是口嚼槟榔的下等人干的事，看看不嚼槟榔的上等人的小动作，你会发现其偏执狂程度，真可谓下情上达。以最新的文征为例。今年二二八晚上，民进党有所谓“火化二二八事件灵厝”的不通活动，由该党主席黄信介暨全体党员发表“追悼二二八事件受难英雄”祭悼文，文中左一声“台湾人精英的您们”，右一声“我们台湾人走出追寻公义、和平的方向”，“每年此时此刻，更明晰地呈现在我们有血性的台湾人眼前。”在字里行间，看到的，都是台湾人的被杀与流血，却看不到外省人的流血与被杀，这样子抹杀事实，这是哪门子“公义”呢？又是哪门子“血性”呢？二二八的死难者，不全是台湾人，也有无辜的外省人，在研究二二八的历史上，我看到了太多的本省流氓浪人们，他们怯于攻占官方的据点，却勇于打劫民间的行人，包括轮奸外省无辜妇女在内，试问今天主张“还给台湾人一个公道”的仁人君子们，是不是也该主张一下还点公道给非官方的外省人呢？试问今天主张“促成公布真相、平反冤屈”的公正人士们，是不是也该调查一下台湾人怎样“冤屈”外省人呢？此外，四十年前外省人杀台湾人的新仇应清算；四百年来台湾人杀高山族的旧恨又怎么说呢？高山族被干掉的“精英”，比二二八还多吧？有“公义”的“血性”人士，未便沉默吧？

这种只计算你杀我、不计算我杀你的“公义”与“血性”，在太多太多的台湾人的文章里，我们已看到太多太多，我想全世界都没有这种“公义”、这种“血性”吧？

《三国演义》写关公被杀后，湖北当阳县玉泉山上老和尚普净，半夜三更，“正在庵中默坐，忽闻空中有人大呼曰：‘还我头来！’普净仰面谛视……认得是关公，遂以手中尘尾击其户曰：‘云长安在？’关公英魂顿悟，即下马乘风落于庵前。……普净曰：‘昔非今是，一切休论；后果前因，彼此不爽。今将军为吕蒙所害，大呼还我头来，然则颜良、文丑、五关六将等众人之头，又将向谁索耶？’于是关公恍然大悟，稽首皈依而去。”关老爷毕竟很老爷，他身首异处后，把自己杀的人头忘得一干二净，在空中哀鸣，不还别人头，只还自己头。这种偏执狂，显然是有问题的。但关云长毕竟又是一条汉子，在经高僧点化后，他毕竟有“血性”中的“公义”，恍然大悟，不再自怜。台湾人是崇拜关老爷的，关老爷的气度，总该学一点吧？

1989年3月2日

监察院二二八报告内幕

我在2月28日，由李敖出版社出了三本书——《二二八研究》《二二八研究续集》《二二八研究三集》，把各派文献收集在一起，最后由我在前言中扼要一以贯之。这样子全凭证据、没有成见的研究，可说是四十多年来的一项创举，足以给二二八做历史定位。

在各派文献中，我收集了1988年3月9日监察院印本的福建台湾监察使杨亮功和监察院监察委员何汉文的报告——《二二八事件调查报告及处理经过》，并把这一报告，根据同年10月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的蒋永敬、李云汉、许师慎《杨亮功先生年谱》所收《调查二二八事件报告》，比勘了一番异文，其中互有错字，出入不大。

为了平衡这一文献，我同时收集了1963年6月《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中何汉文的《台湾二二八起义见闻纪略》。何汉文是当年与杨亮功一同撰写监察院报告的人，他“投匪”后，又重写此一内幕，翻别人的案，也翻自己的案，这种前后同为一人的“反面教材”，太有趣了。我能这样揪出前后文献来对质，足可看出我的匠心和恶作剧。例如何汉文在“投匪”以后的文章中说：“在蒋介石对统治台湾的新手法拿出来以后，我和杨亮功为了配合这一套手法，对已经撤职查办的陈仪放出一通马后炮，公布我们对起义经过和陈仪治台失当情形的调査报告，对陈仪提出弹劾案。在巡视各县市时，召集当地一些人士，宣示‘中央德意’，以爱国的大义‘慰勉’一番。同时接受一些人民的控诉，惩办了几个贪官污吏，来帮助蒋政府欺骗台胞，巩固对于台湾的反动统治。我们回到南京以后，在向蒋介石执行事变经过情形时，还当面向他提出一个‘关于台湾善后问题建议书’。……记得当时蒋介石看了我们的建议以后，在谈话中对于建议中‘注意美国夺取台湾的阴谋’一点，表示很不痛快，他说：‘在这次事变中，美国朋友还帮了我们很多忙，这样不相信他，恐怕会要影响中美亲善的。’对其他各项建议，他似乎对于‘征召台籍日军官兵人伍’一点特别注意，他详细向我们问：‘台湾人原先在日本军队里一共有多少人？他们在事变中是不是都附和共产党？’在听了我们说：‘有四五万台籍日军，他们的思想问题不是附和共产党，而是受日本军阀灌输的毒素很深。’他表示很满意，一连来了几个‘呵呵！’果然不久就有几万曾经在日军中当过官兵的台湾青年被征召到蒋军中去当内战炮灰。”从这些内幕中，我们不难察觉在监察院公布的报告之外，此中还大有文章。

监察院公布的报告，本来在《杨亮功先生年谱》出书后，就看出问题。因为年谱中“台湾善后办法建议案”，根本就不见于监察院的公布文件内；但是对照起1988年11月中国历史档案馆主办的《民国档案》季刊总第十四期“杨亮功、何汉文关于台湾二二八事变调查报告及善后办法建议案”，发现所谓善后办法建议案，也被杨亮功和他的国民党御用史家们大动了手脚，其中有删改的、有追加的，不一而足，可见杨亮功的诚实程度，不无可疑。另一方面，在监察院转报告给蒋介石时，也有删改和修饰之处。而何汉文他们当面向蒋介石提出的建议书，内容却又与监察院转上去的建议书不同，自属更机密的文件也。

由此可见，监察院二二八报告内幕重重，真真假假，还有待进一步耙粪。

1989年3月23日

侯素心的素怀心声

一读“侯素心女士来信”有感

昨天晚饭时候，段宏俊拿来一袋《世界论坛报》的读者来信，其中有一封“敦化南路492号12楼侯寄”的信，上注“内资料”字样。小屯一看信封就说：“这不是邻居的地址吗？”打开一看，是署名“侯素心”写给我的信。我说：“492号12楼只有两户人家，一户是会计师办公室，一户是一位将军的住宅，这位侯素心，大概是将军的夫人。”饭后我向张牙医的太太打听，确定了果然如此。将军和夫人都退休了，他们做了我多年的邻居，由于不同栋，我又疏于同邻居来往，所以虽然只是一墙之隔，却也比邻若天涯了。

侯女士的信里说，她看到我在《世界论坛报》的专栏，觉得中肯。她曾写过一些有关二二八事实的文章，寄给《联合报》《中国时报》，都遭退件，因此“便不想多说了”，她决定把这些资料寄给我这“研究历史的人”。我很感谢她的好意。

侯女士大学毕业后，因为会讲闽南语，被约来台湾“接收当年应该列名第一女中才对而为国民党糊涂列为第二女中的女校”。由于早在“三十五年元旦抵台”，所以有不少的历史事件是她亲睹的，二二八就是其中之一。二二八以后第六天，她就以“诉辛”为笔名，写了一篇《为在台受难的公教工商学生孺妇申冤》，登在《岭东民国日报》，她特别寄来影本，以为证明；此外，在去年，她又以“絮新”为笔名，写了一篇《重述二二八的经历，不让时间歪曲》。前后两篇文章，时二二八的亲睹，做了可贵的见证。

侯女士当时是一位小公务员，她的见证，不代表任何国民党官方的立场，这种见证，也就最为可信、动人。从她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外省人的血泪。例如她说：“当时我住上海的侄女刚结婚，大哥送他们来台度蜜月，那天刚好从草山坐火车进北市，便被拖出月台毒打。侄婿脊骨打断了，回上海后成残废，侄女始终精神不太正常，他们还是在打昏时被一台胞相救免于死。我一开店的朋友夫妇被打死了，两个三四岁子女下落至今不明。……”又说：“过路人均被查问，第一句问你台语，如音调不像本省人时更问一句日本语，如不懂时，即有人呼：是阿山，打！于是便被数十只手按下，衣服撕碎，铁器一齐打下，直至你直挺挺地倒在地上为止，死者均是脑袋破裂，脑浆直流，伤者鲜血淋漓周身黑肿，连续几天呕血。……不管他是公教农工商学生，均给以同样的待遇，最残忍者连妇女儿童均被打。他们的口号即是说：阿山提倡男女平等，要打也该平等。……”“无线电台每天的广播均是一些参议员等人士的演讲及报告。……却听不到一句抑止民众搜打无辜外省人的话。”“台湾的参政上议员们及一切台湾人士均举行大会，声援民众，扩大宣传，赞颂这次的暴动为爱国运动。……残杀者是爱国运动，被杀者的无辜人们又是什么呢？”“今天却有野心家不断揭发他们自己都不明白为何事的悲剧疮疤，更要为死难者向政府追究责任，要政府认错赔偿。那么真不知那些尸横街头最先被无辜打死的二三千外省人后裔，又该向谁申冤、向谁讨公道。”“跟着政府陆续迁台，我们这些什么党派都没有的小教员，也渐渐在人事上及一切上都感到压力甚大，社会变了，陈仪时代还是令人怀念的。我们这一代也老了，人轻经验薄，谁会听自己的。”

读了侯女士的信和文章，我真的很感动。侯女士“身在此山中”，也许不尽识二二八的“真面目”；但她正因为躬逢其变，亲历部分，却格外感人，尤其她以外省小民的身份，一吐不平，使当年血泪，“不让时间歪曲”，这种素怀与心声，更令我们重视。

1989年3月25日

二侯素心女士来信

李敖先生：

从《世界论坛报》中，经常阅读你的中肯言论，深为佩服，知你从事收集二二八事件资料，今天又是二二八，台独分子又在大为叫嚣。本来去年为了二二八翻案事，我曾寄了一事实文章，及附上三十六年4月2日我在大陆报上发表的文章为证，可惜寄《联合报》不登、寄《中国》也不登，均退回来，我便不想再多说了（登报发表作品当然也须有人事才可以，世上件件都以人事为主的看多了），今日知道你为二二八集资料，现特将去年被退稿寄你参考。

我三十五年元旦日抵台，才是一个刚大学毕业在重庆任教半年的女青年，被朋友约同来台接收当年应该列名第一女中才对，而为国民党糊涂列为第二女中的女校（为了被列第二，学生及教职员都曾罢课抗议过，又是另一历史。在台的历史中有不少事件是我亲睹的）。当时因我会台语而深得学生们爱戴，学生不懂国语，我则用双语教导，由字母学习，更不断做家庭访问，也与很多家庭成为好友，因此台湾过去，及光复后演变，我都清楚。

总一句，日本狗治台，就只有现在的南非可以比，而是有过之无不及，种族隔离、歧视、尤其教育，学校分开，用不同教育，大学只准台人读医，还要限制其他各科不能参加考试，所以全省各级在组长、科长以上的人绝无台籍的。台人只能做下等跑腿之贱民工作，几乎台籍全没人才，也不懂如何做事，这是事实。

陈仪是一个很好的长官，他民主、没架子，每天辛苦吃便当办公，当时刚光复大家一条心，工作也很痛快，不管各级什么工作都没有压力，也没什么人事的监管，我们虽小为教员，但生活得轻松，而不久因大量日兵台籍浪人成千成万回台，环境变了，因应困难，加上不死心的日本人梦想使台籍日兵占有台湾，以便日本控制，才会引发二二八事件。而二二八的目的是要赶走外省人、打死外省人。于是初期死伤的外省人到处都是（外省人一目了然，他们穿着漂亮、气质很高，台人却是穷苦的、粗俗的，在气质上全不一样，这情形在十五年前还很明显，以后暴发户多了，出国多了，教育平等之故，现在才看不出来了），我的来台度蜜月的侄女便被打得女婿回上海成残、侄女成疯，在基隆的朋友被打死，几个儿女幼子，至今下落不明。当时一切都被控制了，广播电台全被占、新闻也被占，幸而电讯尚通，据说还是彭孟缉太太偷发电报给宋美龄的，才有援兵到来，否则台中嘉义等地的外省人全部（打死之余的）被集中营式的扣禁起来了，说是要拖下海中，直至援兵到来、叛徒还往山中挖出一切日本人留下的武器应战（不是日人发动，叛徒怎知何处有武器。当时我先生是卫戍部的一上校营长，他便带兵追叛徒至山中，乌合之众走了，他在山中那被挖一半的大坑中挖出不少武士刀及枪弹。这不是日人是谁），当然援军到来叛乱平了，抓杀不少人，但与外省死难者也多不到哪儿去。跟着政府陆续迁台，我们这些什么党派都没有的小教员也渐渐在人事上及一切上都感到压力甚大，社会变了，陈仪时代还是让人怀念的。我们这一代也老了，人轻经验薄，谁会听自己的。一笑！

今天只有将这些历史寄给你这研究历史的人参考。

祝

撰安

侯素心2月28日，敦化南路492号12楼

三李敖回信

素心女士：

《世界论坛报》转来来信一封及《为在台受难的公教工商学生孺妇申冤》《重述二二八的经历，不让时间歪曲》二文，真谢谢你。第一文写于1947年3月6日，可说是从外省人“公教工商学生孺妇”立场发为正义之声的第一文。——关于二二八的文章虽多，但是像尊作这样肯为小百姓讲话的，却是凤毛麟角，足见尊作于世道人心，早在怀抱，令人佩服。所以我昨天特写了一篇《侯素心的素怀心声》以为呼应。以上各文，将发表于“李敖千秋评论”第八十八期中及《二二八研究》第四集中，以垂久远，想蒙同意及乐见也。

多年来以文字寻正义，意在求真，不涉党派。可厌者，天下文章，非杨即墨，非国即共，以致真相多为之不彰。在台国民党老辈中，一生经历，不无可述者，但因顾及党派立场，所言多失真，故所言亦乏人信。《传记文学》等刊物之毛病，即在此也。我个人主持的出版品所以能令人信任，即因与众不同也。

斯录将军一生戎马，所知往史独多，盼能写回忆文字存世。例如尊作中提到他二二八时带部队情形及有日本人介入情事与证据，就值得详为写出，以存信史。盼能毫无顾忌留下文征，如别处不敢发表，我愿代劳。

此请

双安

邻居李敖敬复1989年3月26日

附录一

为在台受难的公教工商学生孺妇申冤（辛诉）

本年2月28日是台湾大流血的一天，也是一班在台受难的同胞含冤的一天。

原因是2月27日下午7时许，本省专卖局与警察大队警员十余人在台北市南京路天马茶房附近香烟市场，搜查现年四十岁烟贩林江迈之私烟，发生争执，查缉员以枪筒击伤林之头部，出血晕倒，查缉员逃避入永乐座戏院附近，市民陈文溪（非烟贩）自住所下楼观看时，某警员开枪一发，贯穿陈之左胸，立时毕命，林送医院不救身死，该地民众即击毁该局卡车，并推翻至圆环公园烧毁，警察局陈局长闻讯，亲赶往出事地点，逮获肇祸警员四名送局讯问。

28日上午10时左右，人们尚在不知觉中。忽然街头巷尾，全市布满了年强力壮的台湾同胞，有失业者、有学生、有各行业的人，手持铁锤铁棒凿子斧子大木棍之类的武器，口呼：打死阿山（台人呼由内地到台之同胞为：山猪；从不将其为人看待）；于是过路人均被查问。第一句问你台语，如音调不像本省人时更问一句日本语，如不懂时，即有人呼：是阿山，打！于是便被数十只手按下，衣服撕碎，铁器一齐打下，直至你直挺挺地倒在地上为止，死者均是脑袋破裂，脑浆直流，伤者鲜血淋漓周身黑肿，连续几天呕血。不管你是坐着汽车，或是脚踏车、手车，均被截下来，连行驶各县市的交通车、火车等，均被截路查搜，系外省人者均一律不放过，不管他是公教农工商学生（台湾大学及一些中学，台生同时打死外省生）均给以同样的待遇，最残忍者连妇女儿童均被打。他们的口号即是说：阿山提倡男女平等，要打也该平等。于是秩序大乱，全市变为恐怖城，被追打受伤者带着鲜血拼命乱窜，街上东横西倒均是死伤不知为的是什么一回事的同胞。

无线电台12时被暴动的民众占领了，播讲的均是高呼：全台六百五十万同胞团结起来奋斗到底等的演词，各机关如专卖局、铁路警察署、银行、粮食局、供应局、交通局、派出所、车站等等办公厅均被民众抢入，将一切公务人员，系本省人者放走，外省人者一律毒打，东西搬出烧毁，长官公署同时被民众团团围住，民众冲拥上前，守卫宪兵不肯，于是宪警开枪示威，打死民众二名，民众后退却不肯散开，而各处普遍地演着悲惨的残杀事件，街上商店行庄，系外省人者均被捣毁、焚烧、抢掠，汽车站及专卖局卡车一连被烧十数辆，一直串演着可怕的悲剧，至下午6时长官发下严令，而悲惨与恐怖的人类的哀声，布满了全市中的每个外省人的心里。

3月1日悲剧还是照样演下去，而且进一步抢掠公教人员宿舍，凡察觉该房子系外省人居住者即行抢入，男女老幼被打，软细东西被抢劫，笨重家具被搬出焚烧，谁是外省人者均抱着一个岌岌可危的心，等待着死难的来临，街头巷尾搜打外省人，强占车辆，于是与戒严宪警冲突，宪警开枪在混乱中打死九十名民众，同时消息传出：本日基隆、新竹、彰化、台中、嘉义、花莲港等县市也发生同样的悲剧，基隆海口且被烧毁船只十数艘，台中则全市被占领后，竟将全数外省人集中起来，像俘虏的集中营，同样给以监视与管理，而由台人把握的电台报纸，竟美其名为集中保护，这是中华民族一个没齿的奇耻异辱，全台的外省人简直没处躲藏了。

惨剧直延至3月3日还没有停止，两天来台北市参政议员等代表忙于开会调停工作，无线电台整天播送的是民众运动的结果消息，民众提出好多要求：请即解除戒严令、请即抚恤被枪打死之市民、请即严办缉私肇祸人员、请即严禁以后公务员不准随身带枪出巡、请即严惩专卖局长及主事人员、请即释放因暴动而被捕的十余名民众、请停止调动南部军队北上并严禁军队离开营房、请禁止军警武装出巡及带武器并开枪等等条件，政府均一律无条件答应了，然而街头巷尾还是照样搜打外省人及抢劫住宅、金钱、米粮，4日民众又向政府交涉，发现一卡车武装宪警在街上驶过，此为违背已答应条件，请求立即禁止，这系民众怕军警开枪阻止他们毁打，然而另方面却继续搜打外省人，街上已四五天买不到粮食，成为一个饥馑的世界，这确苦了要每天粜米充饥的公教人员。

无线电台每天的广播均是一些参议员等人士的演讲及报告（4日以前的电台均一律讲台语），他们组织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代民众向政府交涉的经过，他们歌颂民众这次为激发义愤的行为，赞扬民众系一种爱国运动，报告民众的被捕情况及请求理由，责怨政府的施政方针，怒责贪污，同时报告各地也有分会的组织，4日基隆分会委员广播报告中有说，基隆市因这次事件，被宪警捉捕人员数名，已由本会向政府交涉而释放了，如以后再有人被捕者，请立即通知本会以便办理……却听不到一句抑止民众搜打无辜的外省人的话，同时报说他们发动的，台湾自治青年同盟及以后该盟的纲领等等；最可痛者4日下午以后至6日7日的电台更连续播送日本语，好像在向全台的日本人报告民众的伟业一样。5日中山堂的民众大会中，很多均用日语讲演，言词愤激，同时更由电台连续通知，召集以前在日本士官军校毕业者到XX学校开紧急会议，以前在日本海军人员及海军工厂员工民众请到中山堂开大会。这些该是可耻的事吧！4日台北桃园的军械库也同时被民众抢走了；同日据报告说，在搜打中曾错打了一位日本人，才下几拳因日本人呼疼痛才发现，于是打手们即时拉他起来，忙赔不是，送香烟并带其去一段路，还真是一个爱国运动啊！

6日全市贴满标说，有打倒贪污改革政治等文字，可是同时也贴满了不少传单，以日文排印的传单，内中有说：我们六百五十万的同胞紧紧团结起来赶走一切猪奴（即山猪的意思），我们台湾人民才能生活……我们要求自治……街头巷尾均是这种传单。6日的电台播讲竟聪明多了，他们更正：国内外对台湾这事件发表消息的错误，否认民众围攻美使馆，更否认台胞毒打外省人的事件，他们美其名为民众公愤中的小误会；进一步宣称以后如要国内外发出台湾任何这次事件消息时，应经过处理委员会的同意许可，更进一步抱定他们要求自治的宗旨，向国内外人士吁请同情，要求帮助，并向台湾内外省人解释这次误会，并帮助他们争取自治建设新台湾，6日夜8时半，陈长官播讲重要演词宣布，照准民众要求：公署改为省政府，各厅长由人民自选，由中央核准任职，各县市长由人民自选台胞三人亦由一人负责，各大机关如专卖局、工厂、铁路、经济、文化、建设等等机关，由人民自治会选举担任……

这是这次台湾事件的事实，直至5日止被残害而死伤的外省人，以台北一市计，便有二三千名，从以上的一些事实中不能不激起我们的一点正义感，而要说出几句良心话来了，第一句我们不能不高呼，为那死难的公教工商学生妇孺申冤。

我们应该承认台湾的政治，有欠好之处，所以才有这次的暴动。而台湾的政治不好，也因有这一些不法的贪污者及金融捣乱者从中作祟，可是从良心上说，人是不分地域有好也有坏的，在台湾的贪污投机者也不单只是外省人。有眼睛的民众谁都要承认：台湾本地有着好多十恶不仁的贪污者，金融资本的操纵者，我们有眼可以见到，这次人民自己检举及捕捉囤米的结果，本省的各大地主富商均是大囤户，一切黄金美钞垄断，不少是本省的巨富，在官场方面的贪污台人也不乏其人，我相信，只要有爱国心的全中国人民，谁都会痛恨这些人，谁都会将其认为仇敌去办，假如台湾聪明的民众们会拿出眼睛来，不分地域，认清对象，单给这班人一个毒辣的教训，我相信外省人不论士农工商学只要有正义感的话，谁都会自动跑上民众的阵线，去攻击这些民众的仇敌，假如是为了整个政治的不满，民众们如果针对着政治去实行一个民主运动的时候，外省人一定是会响应合作的，可是现在的外省人他们有何罪过？尤其是学生妇孺他们有何罪过？他们的罪不外就是该死的生为外省人，而该死地到台湾来，为了这样的罪而被害，这实在是含冤不明的事。

我相信，无论任何来台湾服务的公教人员，均会为生活而有“早知如此，悔不来台”之感，因为台地情况与国内不同，故公教人员之吃苦也会加倍，因为政府为防刺激物价上升，极力压低服务人员待遇，故算为高级公教待遇者，只有台币七千元左右的薪给，但普通者以四五千元为多，也不少是二三千元的收入，第一天官价可以换国币三十五元，然而市上只有二十四五元，官价是换不到的。可是物价不会因待遇低微而不高涨的，最近二三日来生活的高度，已使每个人的伙食费由一千元左右而涨至三千多元了，但待遇却从未切实调整过，此外又因台湾的服务方式与内地不同，普通各个机关学校很少有与国内同样食宿方便的宿舍（日本人每位公教人员均有住宅，办公的方式系早出晚归，故各机关多数未有宿舍设备），因此非要自己找房子不可，有了房子便需水电工人用具等费用，于是公教人员的生活待遇，便支持自己都感拮据了，哪有办法维持一个家口呢？在精神方面又没有充足的中国书籍可供需求，然而大家只是为了：既来了，不得不暂住，同时台湾气候还好，各方面还算朴素，于是在生活没保障之下，大家只有刻苦忍耐地服务下去，可是现在连生命都得不到保障了，有随时被打死的可能，这是什么社会，谁都要怀疑这难道是一个文明的社会吗？

这些死难者犯的什么罪呢？连死者自己都不会清楚的，可是受难者是被打死了、打伤了、集中了，然而在这社会上便没有人提起过他们的遭遇，更没有人会同情他们，为他们说一句话吗？台人把握着的舆论，无线电台，天天讲播的都是赞颂那些杀人放火的人，谁不顾及这一大批生活没保障的痛苦的人们，有良心的人不得不代他们呼吁、代他们申冤，台湾的参政上议员们及一切台湾人士均举行大会，声援民众，扩大宣传，赞颂这次的暴动为爱国运动，那我不得不代死伤者问一声：残杀者是爱国运动，那么被杀者的无辜人们又是什么呢？难道为了他们生活没保障便该杀呢？抑或为了他们是外省人便该杀呢？这只有请全国的同胞主持公道，做一个明确的判断。

由于这件事，我们不得不追想到我们那些在各地受难的中国同胞了，我们不得不痛苦地高呼：“中华民族的苦难什么时候才完了呢？”不是吗？在菲律宾我们看到那里的排外运动，听到那里的同胞悲惨的呼声，在暹罗（泰国）、越南、星洲（马来西亚）等地，我们听到别民族残杀我们同胞的悲惨消息，可是想不到在这光复不久的台湾，会发生这同样残杀的情形，而且我们完全相信，这个残杀比南洋群岛各地的残杀还要大规模地普遍的残酷，而且这些受难者还要比南洋群岛的受难者悲哀，因为各地的受难者，他们有华侨协会为声援，有全国的同胞为响应，可是在台的受难同胞没有谁对他们发出呼声，在台地的言论上还以他们为爱国者所杀、为公愤所杀，但他们何罪？他们何罪以激起公愤来呢？这是多么含冤的事，这个待遇是多么残忍！这个残忍的悲剧使我们想起台湾的同胞，想起日本在侵略我国的时候，被征调出去残杀我们中国百姓的台湾同胞，我们还似在眼前一样地记得，日本兵中的台湾军队在中国战场中，尤其广东江东一带的那种穷凶极恶的残杀、奸淫、抢掠、焚烧的行为，实在比我们的敌人日本侵略者还要凶狠残酷万倍。可是我们胜利了。光复了台湾，台胞重归祖国。我们用宽怀大量的心，洗掉了那残杀的仇恨；以优先权设法使流落各地的台胞重返家园。可是今日我们的同胞更遭受到与抗期中同等待遇的残害，这点台湾同胞该有一点良心吧！台湾同胞该要醒悟吧！我们同是一个国家民族的人民啊，我们不能以仇敌去对待外省人啊！所谓民主吗？爱国吗？那么应该有一个对象，应该有一种文明的手段，这种残杀安分的公教工商学生妇孺的举动，难道是民主吗？这种专门残杀外省人的行径是爱国运动吗？这不是排外吗？我更要说一句：在台死难的公教工商学生妇孺的同胞们，他们何罪？而得受这残忍的惩罚呢？（三十六年3月6日寄自台北市）

附录二

重述二二八的经历，不让时间歪曲（絮新）

近年野心家歪曲二二八事件作为挑拨台胞仇恨，增加自己政治斗争的资本，以煽动暴力，达成巴结民众，要挟政府。语云“饱暖思淫欲”，也许社会太富饶、太安定了，一些人便不择手段要抢利益。事实上为二二八抗议的人当年尚未出世，是生长在温室中被政府呵护、对过去无所知的青壮年；相信今天执政的领导者对这段历史也是一无所知的。而时间已近半世纪的史实，却被不知实况的人歪曲了。一直保持沉默的老人——我，今天阅报：立委建议后天二二八四十一周年纪念要成立调查委员会，要政府公布真相，有错弥补，“鸵鸟心理”，还要饱学之士向外国调查。（饱学便能经历真相吗？）我想我虽老了，但不该再沉默了。

民国三十四年胜利时，我任重庆中学教员职，因我能说流利的闽南语，因此接受聘约到台北有名的女子中学任教，因交通之故，至三十五年元旦日我才踏上宝岛土地，工作至今。当时台湾情况可以用“凄凉破碎”四字形容，人民衣衫褴褛，吃杂粮，穿木拖板，踢踢踏踏的响着。小学生光着脚板，中学生有一双破布鞋便很了不起，街上没有一家店铺，买东西无门，房屋低矮破旧没一栋楼房，市区极小，建国南北路外便是郊荒，中山北路只到宫前町圆山便荒凉了。但民情热烈爱国，痛恨日本鬼，学生及家长都诉说日本人如何欺虐台胞，一切配给坏的给台胞，救伤兵，台胞学生全抽血，日生免，做苦工挖战壕，台生做日生免，在校说一句台语即被不断打耳光至脸肿为止。台胞升大学除医科外，不准念政、经、法律、科学、工程等系，日校设备一流，台校没有设备，台校教的课程是服从奴化教育，日校每班只准一至二名台生，要被查核准许的参加等等，我从家庭访问中得到实情。光复后陈仪长官接收的是一个空无一文的国库，银行没分文存款，所有机关百废待兴，连总统府当时也被炸弹所伤，破碎未整修。陈长官每天带着便当在现在市议会对面那栋古堡式的建筑中办公，也是卫戍司令部，门口只有一个卫兵。陈长官主张治台不需要军队，因此当时只有少数卫戍部队及宪警，而多数又驻防南部，各机关也多数暂依日人编制保留以维安定，如公卖局、台糖、粮食局等以安定为目标再求改进。而遣送日军及日民的工作也已相当烦累吃力，在此穷困的局势下，又加上外来的因素，驻外的台籍日兵不断地一批批被遣送回台，都是青壮而又深受日人训练影响的人物，回归时又幻想着美梦，归后却未有满意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也没法安排这么多人工作的，何况大部分都是文盲的壮丁。于是不满、反抗心理与日俱增。就像一个穷苦家庭父母难以照顾众多孩子，而孩子们对父母怨愤一样。假如没挑拨者自然没事，偏偏不满者中有混着不少日本浪人在其中。他们是日本军阀不甘投降而想策反，以吞回台湾的计谋中之一着棋。这些本来就为他们训练成了的台兵，就是他们的工具（这些证明都在后来暴乱者从台北附近山中，提出大批日本投降前夕，偷偷收藏起来不缴交的武器枪弹、武士刀便可了然。以后还有到山区挖宝物，说是日本人埋藏的，便可证明日本人的狡猾了），同时他们还连结了大陆在此组织的共产党领导之一的谢雪红挂钩，这阴谋就等着引爆机会。

三十六年2月27日下午，公卖局及警员十多人在市场搜查私烟，与烟贩林江迈起争执为导火线，如火如荼的暴动开始了。目的是日军要抢回台湾，共党要占据台湾，于是由烧毁公卖局车辆打人，演变成打死外省人（其实当时十多名员警与职员，除了领队组长外，都是原本就任其职的台湾人）。从28日上午至3月6、7日，街上、火车、公车、汽车、脚踏车上被打死的外省人便有二三千人之多，也有不少善良的台胞不怕冒险地抢救掩护了不少外省人。28日那天我尚骑着脚踏车要到学生家中访问，幸而我喜欢穿灯笼式长裤及粗布上衣，不像大陆来的妇女高跟皮鞋旗袍洋装时髦打扮。因此当我看到街上在喊打，满地横躺着西装笔挺旗袍合身的男女尸体时，我真吓呆了，突然一个戴着日军帽子的男人拉住我车头，用台语问我“到哪里”，我平日用惯台语，立刻用台语问他“做什么呀，我要回家”，他立刻说快点走没你的事，我溜了。28日下午广播电台被占领了，收音机打开都是用日语煽动的演讲，或台语呼唤各地响应……。不久长官公署的某高级发言人被劫持，强迫在电台上讲他们写好的台词，要卫戍部队不能离兵营，说着要挟的话。由电台指挥全省都响应，各地外省人都被打，台中更被全部搜查集中关起来，像集中营一样，每天发一粒杂粮番薯。当时我住上海的侄女刚结婚，大哥送他们来台度蜜月，那天刚好从草山坐火车进北市，便被拖出月台毒打。侄婿脊骨打断了，回上海后成残废，侄女始终精神不太正常，他们还是在打昏时，被一台胞相救免于死。我一开店的朋友夫妇被打死了，两个三四岁子女下落至今不明。据学生们说最可怜的是新竹县长。暴民打到公馆中，一家五六口被杀绝了，连两三岁的孩子竟被一人拉一腿撕成两半。这些惨绝人寰的残酷行径，完全是日军侵华在各地的翻版（我在抗战中就经历了多少次残暴的场面，何止南京大屠杀，各地都如此，炎黄子孙遭了数千年来未有的灾难），我曾在愤慨中应一位住大陆岭东《民国日报》任编辑的朋友之约，写了一篇二二八实况报道，刊登在《谈报》岭海版上，幸而我尚保留这张剪报，现影印一张为证。

幸而天公眷顾台湾，要使台湾此后富裕幸福，因此留了活路，邮电局尚未被敌人占领。所以暴乱消息由邮电传至大陆求救，蒋总统火速派遣军队乘战舰直奔台湾镇压暴民（那已是一星期之后，外省人已被打得差不多了。我们在半夜集体溜进兵营去，即现在中正堂地址，当时是卫戍部军营，以避免要挨家搜查），这时暴乱者得知情况也组织起来，起出日军藏下的全部武器到基隆码头去，准备与军队对抗。当军舰未靠码头时，便看到岸上黑压压的人头，还有向海上开枪者，军舰不能靠岸，只好远距离吊了大炮落在岸边。海水往岸上冲打，巨响炮声把一群乌合之众惊散了，奔走远离，军队才顺利上岸，卫戍部队也立刻开出镇压。据说第二天军队抓了好多暴民，经判决后枪杀部分激烈分子，而被抓的人中竟有不少日本人，也不少人承认是共党，记得据说领导分子谢雪红也同时枪杀了（我相信从抓人判刑枪杀中也有一些被冤枉的人，可是在混乱的暴动中，只要你出去看热闹，被抓也是难免的。正像被无辜打死的外省人，当天不出门也不会被打死呀！然而国家政府平止叛乱、保护国土是应该的），从军队抵台后第二天，社会才平静下来，各地外省人才从集中营及躲藏的地方回家，胆小的人则大都收拾行装回大陆去了。陈仪长官也因此罢职下台，这是二二八史实。

从这段史实中我认为该是大家受了敌人挑拨，在激动中造成的大悲剧。而基因在刚光复之初经济落后，凄凉破碎、国库空虚，没能力建设，而回乡的台籍日兵成千成万带着光复的美梦，冲进这食不饱穿不暖的地方来，幻梦成空，极易受挑拨激动，加上政府那些台籍公务员继承过去日人高高在上、统治贱民的传统办事态度，傲慢不恭，加上一点导火线，便引成历史上的大悲剧。但现在事隔四十多年了，从三十八年政府来台，将大陆国库所有的黄金，一飞机一飞机的搬运来台（在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下，才能出资给农民买下地主的土地。在各项初期建设中，才有足够资本），将大陆的国宝一船一船的运台，才有现在傲世的故宫及各个博物馆中的古物与书籍，台湾才有了中国传统文化。大陆三十五省中的经建人才精英、各界奇才，全奔集台湾，为台湾运筹建设，才能使台湾有今天的繁荣。而大陆的企业各路工厂也带着厂房及资金搬迁来台，带领企业抬头。当时普通外省人来台者绝大多数都是大陆各省之富贵人家，带着整箱整筐的金银宝物来台的（可从各博物馆人民捐赠宝物看到一点点），当时贫穷的人都在欢迎共产党的统治，可给他们翻身，哪个会逃命来台呢？而来台的五六十万军队却是台湾建设的生力军，他们青壮时，替全台守卫金马战场保土卫民；壮老告退时，却为我们建设如横贯公路、各水库等十项建设，哪样不是成批成队的士兵在流血出汗呢？这些种种为什么都没人提到？今天却有野心家不断揭发他们自己都不明白为何事的悲剧疮疤。更要为死难者向政府追究责任，要政府认错赔偿。那么真不知那些尸横街头最先被无辜打死的二三千外省人后裔，又该向谁申冤、向谁讨公道。这时候我想起最近两年的街头活动，暴力横行，打伤执勤警察、烧毁警察局，而极少数被司法判刑的暴徒，竟有人在法院抗议吵闹叫骂讨公道的怪事，真可怕的世界。四十多年前的历史悲剧，我们应该把史实公之于世，作为历史教训，但不能以此为工具对任何人控诉要挟。老实说今天谁都没有责任。要怪要责，只有责怪挑起悲剧的敌人。

国民党打二二八牌了

1月16日《自由时报》登：“执政党籍新竹市长童胜男昨天表示，将打破‘党内禁忌’，于今年举办二二八追悼活动。童胜男表示，二二八事件系民族的伤痛，希望借着追悼活动的举办，弭平这道历史伤口。”“童胜男指出，发生二二八事件是令人遗憾的事，而一直不处理，也未必是件好事，他认为，应该坦然来面对及研究如何抚平民族创伤。”“他说，部分人士常把二二八事件作为一种政治筹码，这是不对的。至于有些人主张在二二八放假或立碑等动作来进行抗争，童胜男强调，这些都不能有助于二二八阴影的挣脱。”“‘用平常心来平淡的看二二八’，童胜男说，二二八事件是段遗憾的历史，市政府要举办二二八事件追悼活动，是希望能借此让民众对全案有所了解，透过追悼活动化解心结，进一步弭平这段创伤。”“童胜男认为，追悼二二八事件死难者，如同祭悼先人一般，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童胜男昨天已指示市新闻股，广泛搜集有关二二八事件资料。至于将举办何种形态的追悼活动，童胜男表示，尚在研究中。他认为这是件必要也有意义的事。”

上面这件事，我认为是非常值得注视的一种征兆。

郑南榕生前，大力宣传打二二八牌的时候，我曾警告他，这种牌是不宜打的，因为一旦国民党想通了，他们也打起二二八牌来，他们将是最大的受益者，你们反倒吃亏了。

以苏联为例，就明白我的警告的中肯了。1988年6月25日外电说，苏联不满分子萨哈罗夫今天首次出现在街头集会，加入前政治犯和主要知识分子的行列，要求立碑纪念被斯大林迫害的受难者。五天以后，7月1日，苏联官方有了灵活的反应，外电说，苏联领袖戈尔巴乔夫今天在共产党会议上说：“已有许多为此纪念而提出的建议，我们必须同意这样做。这样一座纪念碑必须在莫斯科建起来，我确定这将获得全俄所有人民的支持。”

戈尔巴乔夫虽然是苏联的当政者，但是斯大林迫害苏联人民时候，他只是一个青年学生，当政者的那笔账，记不到他头上，但他却愿挺身出面立碑，大赢民心以去，这是多么高段的政治技巧！

同样的，二二八杀人的时候，李登辉也只是一个青年学生，当政者的那笔账，也记不到他头上。如他有戈尔巴乔夫的一半聪明，以高段的政治技巧打二二八牌，则赢民心以去的，必将是国民党。

如今童胜男先发制人，打起二二八牌，能迎上前去“化解心结”，这是他的乖巧处。他口口声声反对“把二二八事件作为一种政治筹码”，事实上，他自己正是此道老千。民进党笨到死抱二二八不放，如今可碰到对手了。

1990年1月16日

陈仪不是恩人吗？

一陈仪是台湾的恩人？（奥斯卡）

李敖先生屡次在文章里或演讲中提到“陈仪是台湾的恩人”。这句话在台湾人听来岂止是刺耳，简直是痛心疾首！4月28日在逢甲大学的演讲，李先生说：“国民党政府将大陆九十二万两黄金放在台湾作为发行新台币的保证金，才造就今日台湾的繁荣。”李先生的“千秋评论”我大半拜读过，他喜欢在文后附一大堆史料加强可信度；所以“九十二万两黄金”之说，我信得过。问题是，这就是造就今日台湾的唯一因素吗？台湾人应该感恩图报吗？

下面我引述美国人乔治柯尔的《被出卖的台湾》中的片断：“除了军火弹药之外，日本移交给中国的大量财产，事实上有四十亿或五十亿美元的价值，假如善加管理，台湾现代的经济，足可产生过剩品以供给中国本土复员需求，并可以训练数以万计的技术人员供大陆之需。”

二次大战时的大陆至少落后台湾二十年。战时台湾物资缺乏（大陆更甚），那是因为日本政府囤积起来准备打持久战。而光复后，这些物资——够二十万大军吃两年的粮食、六十万吨糖、三百万吨煤、四十二万吨樟脑、三百五十万箱火柴——都被国府运往大陆。“接收部队”不但拆掉整栋工厂当废铁卖，连电话铜线、水道钢管都不放过！上面列举的只是有形的物资。二二八事件，陈仪杀了多少台湾精英？光复四十年，台湾从美丽岛变成赌博王国、贪婪之岛、垃圾岛。面对存在美国银行的七百亿外汇，望洋兴叹；在我看，台湾人是得不偿失的。

许多人（含赵少康）把今日台湾在经济上的小小成就等同国民党的成就，这是存心误导。不错，土地改革成功地将台湾过渡到工业国家；（国民党当年为何不在大陆三七五？）新台币现在是世界上的强势货币。（为何金圆券不行？）这些成就是受过现代化教育、守法勤勉的台湾人，在原有现代化的交通及工业设施上努力了四十年贏得的。国民党唯一的功劳是使台湾人不敢过问政治，专心一志于赚钱！笔者在此不愿加深省籍分歧，我承认大陆来台同胞也有一份功劳。但他们丰衣足食了四十年，现在临老衣锦还乡，拿美钞去大陆济贫，亦该心满意足了，别像老立委刘树棠把“若非当年大陆同胞浴血抗战，拯救台湾同胞……”那一套挂在嘴上，这样徒增反感而已。

我不够格与李敖先生打笔墨官司，在台湾没有几个人敢跟李先生打笔战。只因李先生在知识分子中有不少崇拜者，假如以讹传讹，影响至巨。希望李先生把九十二万两黄金到底在四十年前值多少美元核算一下，那么，今后这笔账就不提也罢！

二答奥斯卡先生（李敖）

台北的和高雄的读者分别告诉我，《民众日报》登出奥斯卡先生的投书——《陈仪是台湾的恩人？》是针对我有以指教的。我不知道这位奥斯卡先生是谁，但我很愿意答复他。

一、奥斯卡先生所举美国人所说“日本移交给中国大量财产”等事，纵然不是造谣，也有一个大关键，这关键就是所有“财产”都不是“现金”。不是“现金”，对“发行新台币的保证金”而言，就远水救不了近火。辨别“财产”与“现金”的不同性质是很重要的，1945年苏联出兵东北，在东北搬走的“财产”，价值达八十亿美金，可是却没有什么“现金”，因为“现金”早被日本人掏空了。东北如此，台湾亦然。照邵毓麟写给宋子文的秘密英文报告，台湾在接收之初，已发行的通货总额，是二十九亿日元。它的准备金，除仍少部分的日本古金币外，约百分之九十为日本国债，所以那时台湾银行的股份，大半操诸日本财阀之手，其余则为台籍阔诸及日侨所持者。在这种情况下，陈仪就向财政部要求由大陆方面拨付公债与黄金，以作为台湾银行的准备金。正因为有这种靠山，台币在1946年底，得以到五十三亿的发行额；到1947年年中，得以到八十六亿的发行额。到了改制为新台币的时候，所有准备金，更是全部来自大陆的九十二万两黄金。中国俗话说“一钱难倒英雄汉”；美国俗话说“忠友有三，老婆、老狗、与现金。”（Therearethreefaithfulfriends-anoldwife,anolddog,andreadymoney.）于人如此，于乱世之政府亦然。逃亡的政府，所有“财产”不能变现，有九十二万两黄金可带，就是王牌。奥斯卡先生“希望李先生把九十二万两黄金到底在四十年前值多少美元核算一下，那么，今后这笔账就不提也罢！”我可以告诉奥斯卡先生，核算起来，九十二万两黄金当时还不到两亿美金，可是，别小看了这两亿，它们是当时台湾仅有的“现金”！仅有的救命金丹！除非你明了了“现金”的重要，否则再核算也没用，你也不会心服。也许今天有钱的国民党、有钱的台湾人说两亿美金又算什么，可是，要看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的两亿美金。莎士比亚笔下的理査三世，在逃亡之时，大喊“一匹马！一匹马！我以江山换一匹马！”（Ahorse!ahorse!mykingdomforahorse!）在兵败山倒之时，一匹马可抵一片江山呢，何况两亿美金！

二、至于“物资”“都被国府运往大陆”的说法，纵然不是造谣，也不能把账算在陈仪头上。说陈仪未能控制台湾物资吗？殊不知在邵毓麟上宋子文的秘密英文报告中，正可看到陈仪如何在以台湾剩余的煤米和其他工业产品，交换大陆出产的纺织品和其他日用品，以“物物交换”方式，抵制大陆方面的勒索。那边宋子文在上海设立糖业公司，这边陈仪就不准台糖出口，因为台湾糖价太低，轻易出口，吃亏的是台湾人。这种一面把台湾重要进出口物资掌握在政府手中避免奸商操纵；一面把贸易盈余全部投资在经济建设上以利台湾人的做法，这种气魄，不是陈仪，国民党其他大员干得出来吗？陈仪在做福建省主席的时候，就以强桿而得罪奸商与地主，也得罪了特工；他做行政院秘书长的时候，又以强桿而得罪了副院长。此公敢作敢为，勇于任事，是他的大长处。他任台湾行政长官，这一长处，就更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在职一年七个月，有功于台湾者甚多，遗爱亦甚久远，但每为国民党和台湾人所抹杀。例如他力避台湾感染到大陆的腐化，此中苦心，就是很动人的。1947年7月1日，《亚洲世纪》第三期有暮云写的《魏道明莅任后的台湾》，其中说陈仪“他有理想、有信仰；有坚定结实的意志、有承受任何阻力的魄力。他企图在这个与大陆绝缘的海岛上，种植自由和平欣欣向荣的花朵，六百三十万人民在安定、自在的生活中求进步。正因为他是一个军人，他更追求于经济的理解，和总理民生主义的实现，将经济重点安放在专卖、贸易、公营事业和土地政策上，为了保存台湾的元气、为了台湾的生产，他不惜用种种方法关起海岛的大门，抗拒外来的经济浪潮，可是也正因为这样，在实施新政策时遭遇到莫大的阻力”。而陈仪对这种来自大陆的抗拒，甚至不只是经济的，而是全面的。沈云龙写《陈仪其人与二二八事变》，对这些抗拒，曾有举例：“为了应付中央各方面来台接收问题，对他也是一大困扰。例如孔宋系统的中、中、交、农四行及中信、邮储两局派员来台设行及接收金融机构，陈认为台省原有台湾、第一、华南、彰化四银行，毋庸增设，即命来台人员原机返回，并呈准由台银发行台币，不让大幅贬值的法币在台省行使，以稳定物价。又如翁文灏主持的资源委员会，派员来台接收日人所遗留的工矿事业，亦为陈所拒绝，几经往返折冲，决定国省合营而告解决。再如国民党中央财务委员会以行宪在即，党费须自筹，电令陈将全省电影院交由党营，陈为中执委，无理由可以反对，经过不少函电洽商，最后保留台北西宁南路国际戏院一所，作为教育处实验剧院（今已改建），其余悉属诸党营事业。另如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以接收《台湾民报》后，长官公署改为《台湾新生报》，并聘派青年党人李万居为社长，至感不满，乃以台湾须办党报为由，强令分与《台湾民报》印刷机器设备之一半，命特派员卢冠群筹备《中华日报》，陈则以该报须设在台南为条件，免在台北与《台湾新生报》发生冲突，最后双方勉强接受，打开僵局。”从这些例证里，可以看到陈仪的许多苦心。抗拒中的首功，自然要推他坚持“一国两币”，以台币代替法币，稳定了台湾的金融。没有这种远见与决断，台湾必将重蹈大陆收复区的覆辙，最后一块干净土亦不可得，又哪有今天呢？

三、至于所谓台湾被日本人留下的大量物资云云，也不能从皮相着眼。1947年5月3日《世纪评论》第一卷第十八期社论《台湾改制后怎么办？》中，在称道陈仪阻止内地的豪门资本伸足到台湾的功劳以后，责备他“始终未能注意到如何尽速恢复生产事业”，其实此中困苦，局外人似难深知。陈仪本人，在1946年9月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以“光复后台湾种种”为题，就公开指出当前的困难是“人力的不足”和“物力的不足”。在“人力的不足”方面，“因为日本已往统治台湾的政策，是要使日本人永居台湾人之上，无论政治、经济、教育等一切机会，都不让台湾人占于与日本人同等的地位。因此，日本人的知识、技能、职位都高于台湾人，而台湾人只能被迫处于从属地位，做些低微工作。光复以后，大批日本人遣送返日，其中除日俘约十七万人以外，还有日侨约二十九万人，这二十九万人的日侨当中，多数都在台湾有相当高级的工作和地位，譬如充任警察的达七千余人，担任中小学教师的达一万一千余人。这批大量工作人员的亟须被补，一时实在感到人力的不足。现在除了邀请内地人才来台服务外，正积极训练本省人，授以各种比较高级的知识技能，使能胜任各种职务。”在“物力的不足”方面，“日本已往在台湾的经济政策完全以日本为本位的。在这次大战以前，日本人统治之下的台湾乃是农业的台湾，到战争爆发以后，因为军事上的需要，才来发展台湾的工业，但是无论农业或工业，日本总不让台湾自给自足，一切都须依赖日本。譬如台湾的主要农作物米、甘蔗、茶叶及凤梨等，都需要化学肥料，台湾每年即需硫酸铵二十五万吨，但是台湾的肥料要从日本运来，我去年抵台时即着手筹购二十五万吨硫酸铵，惟至目前为止，仅得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硫酸铵二千七百吨，相差甚巨，足证台湾物力缺乏之一般。而本省农作物因缺施肥工作，产量自然因而减少。至于工业器材，更须自日本运来，战后来源断绝，物资缺乏，可以想见。”从陈仪这些深入的谈话里，可以看到随便责备陈仪的人，实在是不了解实际的情况。

四、至于说“二二八事件，陈仪杀了多少台湾精英”的指摘，也是耳食之论。事实上，陈仪为要求军纪，把马姓少将当众枪杀，他的气魄可想。他信任台湾同胞，一方面把六十二、七十军调回大陆，无于兵力单薄；一方面把日本人管训在外岛的地痞流氓放归本岛，以尊重同胞人权。结果二二八发生，事与愿违。但他的始愿，岂不正是有爱于台湾人吗？国民党特务头子毛森，当年是陷害陈仪的要角之一。但在近四十年后，他垂老写《陈仪迫汤投共始末》，却也有这些“其言也善”的尾语。毛森说：“最后我要代陈仪说句公道话，二二八的账都记陈的头上，是不公平的。日本投降时，台人确实欢迎接收人员及国军。嗣因接收人员行为不检，部队军风纪欠佳，引起台人反感，陈仪素重纪律、军容，故坚持撤走驻台之破烂叫花兵，因陈坚拒驻军，汤恩伯、林蔚等苦苦劝说，徐学禹也从旁力劝，汤恩伯曾抽忙去台，与陈争得舌敝唇焦，那时大家最大顾虑，是在日军服役及劳工分子，因受日人皇民化教育，恐其仇视祖国，可能集聚作乱，须驻军防变。陈仪说，我以至诚爱护台人，台人绝不会仇我，万一有意外，我愿做吴凤。大家建议由他最心爱的李良荣军驻防，陈说：‘我信任李良荣，但不欢迎他的叫花兵。’故二二八事变发生，毫无维持治安力量，只靠一点要塞部队及少数机关警卫，勉维省政，以后镇压部队开到，在混乱中牺牲不少人命，指责陈仪屠杀台人，实不符事实，只能说：‘陈仪爱护台人不以其道，适足以害台人。’他的同属谅能体会得到陈仪深爱台人的史实，我不多言矣。”此外，于百溪在《陈仪治台的经济措施》里，也有这样的回忆：“陈仪对我说：我们负责前往接收，总想励精图治，把台湾搞好，才对得起台胞。我们到台湾后的一切措施，都是为公，而不是为私，都是为绝大多数的台胞设想……谈到二二八事件，他说：这是由于我襟怀过于坦白，太相信自己，而缺乏政治警惕性所致。我为了军民关系处得些，将军风纪欠佳的原驻军撤走，我没想到新军抵台后，竟演出不应该有的报复性镇压，真让人痛心。我相信许多人，包括台湾人民是会了解我的。”其实，陈仪说这番话，还是“襟怀过于坦白”了，能够了解他的“台湾人民”，四十年了，又有几个呢？不懂事的“台湾人民”，还在跟着国民党，一齐恩将仇报呢！我曾说：“陈仪在为政大体上，无负于国民党、更无负于台湾人。对二二八，他当然有责任，但是不识大体，徒以‘天下之恶，皆归之’的对待他，台湾人却正好中了国民党的奸计！”看了奥斯卡先生的投书，我一方面感于奥斯卡先生的诚恳；一方面又惑于奥斯卡先生的偏颇，特此回首重道，盼他能就大处着眼以论断陈仪。陈仪当然有许多缺点，但他的功劳与德政，台湾四十年来拜其赐，其人虽亡，其政不息，岂不正是陈仪的遗爱吗？设想当年派来的若不是陈仪而是别人，台湾哪有今天的局面？陈仪之来，就大处着眼，台湾人是得可偿失的。

1990年5月8日

凭什么你们代表我们道歉？

蒋介石的宫廷牧师外省人周联华和李登辉的家庭牧师台湾人翁修恭，联手举行了一场“二二八平安礼拜”秀，从国民党的大员郝柏村之流，到民进党的政客林正杰之流，一干人等，都陪秀而出，虚情假意，好不肉麻！其中周联华以台语谄人，发表证道词，最后一段说：

因此像二二八这样的事情，虽然我没有亲身经历，我只是听双方的报道，但是每一个告诉我这件事的人，都报告得那么悲惨、那么动人；它们一定是真的。我接受他们每一位的叙述，我不加评论。我只希望两件事：一是这事没有发生，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二是让过去的过去，互相饶恕、和好。我不够资格代表任何人，我只是跟我有同样心态，从民国三十六年以后来的，把这块土地当做自己的土地，希望不分省籍，只有一条心来爱台湾、建设台湾，也希望有一天会回大陆，一起建设大陆中的一个人，我代表着他们向所有二二八的受难家属，尤其是因着误解而造成二二八事件中受伤害的本省同胞道歉，说声对不起，请原谅！”

这种神职人员说的鬼话，我是绝不接受的！像我这种“三十六年以后来的”外省人，对二二八事件，没有任何责任与罪过，为何要变成罪人一般，由神棍带领着向别人道歉？

何况，所谓“向所有二二八的受难家属，尤其是因着误解而造成二二八事件中受伤害的本省同胞道歉，说声：‘对不起，请原谅！’也是不通的。我是研究二二八的专家，我编著过《二二八研究》等三部书，在书里，我曾指出：像二二八这样动众劳师的大事件，首事的和卷入的分子，各行各业，所在多有，它的主轴是暴民滥杀与部队滥杀，被害人从善良外省人到善良台湾人，都在劫难逃。这一悲剧的演出，是很复杂的，但是偏执的解释却干脆把它简单化。国民党方面，往共产党身上一推，就不愿再谈也禁止再谈，所以二二八以后三十年内，在台湾岛上，简直没人敢公开谈它，连写文章，都要以XXXXX代替。……（编者略）外省人孟绝子且最早提出“台湾苦难反省日”的构想，这一构想，他在演说后四年，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李敖主持的“万岁评论”上。外省人这一构想，后来由台湾人承接，从鼓吹立碑到和平日到公义和平运动，每年闹得如火如荼。不过，他们把复杂的二二八偏执在台湾人的苦难上面，却又不无问题。我曾说过：二二八的死难者，不全是台湾人，也有无辜的外省人，在研究二二八的历史上，我看到了太多的本省流氓浪人们，他们怯于攻占官方的据点，却勇于打劫民间的行人，包括轮奸外省无辜妇女在内，试问今天主张“还给台湾人一个公道”的仁人君子们，是不是也该主张一下，还点公道给非官方的外省人呢？试问今天主张“促成公布真相、平反冤屈”的公正人士们，是不是也该调查一下台湾人怎样“冤屈”外省人呢？也许有些仁人君子和公正人士们说，台湾是台湾人的，你们外省人跑到台湾来，出了事，难免要受“冤屈”，但是，高山族若站出来，谁还好意思说这种话呢？正因为台湾人的祖先从大陆来台，欺负他们、欺骗他们、欺凌他们、残杀他们、联合外国人（荷兰人）把他们无异种族灭绝，他们才逃到高山之上，试问今天的仁人君子和公正人士们，是不是也该把当年台湾人“冤屈”高山族的血泪，公道一下呢？要立大家立，在为二二八立个大碑的同时，是不是也该为高山族立个小碑呢？

如今，神棍们撇开二二八事件中受伤害的外省同胞不谈，反倒按住外省同胞的脖子，强迫道歉，这种偏颇与伪善，总不是耶穌所期许的吧？

耶稣受难之日，彼拉多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耶稣没想到在他死后两千年，居然有新时代的台湾彼拉多出来，掏出比彼拉多还彼拉多的大脑，在继续流义人的血呢！

二二八事件中真正肆虐的本省人，我们查不出来了；真正肆虐的外省人，也很难查出来了，虽然难以查出，但我们知道溯其真因，大责在外省人蒋介石，只是教棍们不敢实指而已。这种作风，倒是跟柏杨如出一辙。把蒋介石奉为“孺慕”对象的柏杨写《丑陋的中国人》，早被历史家汪荣祖指为：“是一种避重就轻的谴责。他把丑陋加诸所有的中国人，似乎很有勇气，引起外国记者的喝彩，但……他明知谁是丑陋的中国人，雅不欲实指而已。”柏杨不敢实指有名有姓的丑陋中国人，却泛指所有的中国人都丑陋，用来替他的怯懦垫背，这种行径所显示的，岂不正是最大的丑陋？原来“丑陋的中国人”非他，就是他作者自己！如今丑陋的周联华不敢实指蒋介石，挖蒋介石出来道歉，也不敢逼台湾流氓出来道歉，反倒不得我们同意，纠合所有的“三十六年以后来的”外省人一体道歉，这种怯懦垫背，其行径，只有柏杨可与伦比。对这种蒋介石的宫廷牧师，我们要拆穿他、声讨他，他太可恶了！

1990年12月11日

纪念二二八是外省人提出的

二二八的主轴是暴民滥杀与部队滥杀，被害人从善良外省人到善良台湾人，都在劫难逃。这一悲剧的演出，是很复杂的，但是偏执的解释却干脆把它简单化。国民党方面，往共产党身上一推，就不愿再谈也禁止再谈，所以二二八以后三十年内，在台湾岛上，简直没人敢公开谈它，连写文章，都要以XXXXX代替。……（编者略）外省人孟绝子且最早提出“台湾苦难反省日”的构想，这一构想，他在演说后四年，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李敖主持的“万岁评论”上。外省人这一构想，后来由台湾人承接，从鼓吹立碑到和平日到公义和平运动，每年闹得如火如荼。不过，他们把复杂的二二八偏执在台湾人的苦难上面，却又不无问题。因此，曾为台湾人坐牢的外省人李敖又写文章出来，酌予矫正。

另一方面，国民党也暗中承接了李敖的博学观点。李敖早就以《三国演义》的关公“还吾头来”故事为喻，劝告台湾人不可把二二八只说成是台湾人的受害，而忽略了外省人的受害。国民党《中央日报》在“政海微言”专栏中，以《二二八的沉思》为题，暗袭此典，也红脸随之。李敖学问如长江大河，固不怕国民党抄袭一些，但《中央日报》如此鬼祟，则未免太小儿科也！

1991年2月

为二二八定位定性

今年二二日将至，台湾岛上，仿佛得了“二二八并发症”。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教不分儒道释耶、党不分国民民进、职不分在朝在野、籍不分外省本省，都以歌星赶场的兴奋心情，大做其二二八悲情秀。这种并发症，自是一种病态。

为什么？可从定位定性两方面点破它。

在定位方面，二二八的真相，一直偏离了它的方位。四十四年来，国民党对二二八的解释，一直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连二二八发生后十二天的一篇蒋介石《指示处理事变方针》，四十四年来，都要发行不同的版本，可见在宣传上，这个党已经何等荒唐与混乱！

……（编者略）台湾人中的褊狭分子对二二八的小动作也是好笑的。他们和国民党一样的偏执、一样的歪曲事实、一样的“强史就我”，做充满政治目的与作用的解释。虽然他们的心情是悲怆的，悲伧得令人同情，但是因悲怆就觉得自己有权利背离真相，则对历史而言，其不公道，却跟国民党相同。

真正要探讨二二八的真相，必须抛弃国民党、共产党和台湾人中的褊狭分子的方位，而把研究与解释交到公道的历史家手里，这样才不致走错方向。

在定性方面，从历史公道看来，二二八不是叛乱、不是起义、不是革命，只不过是一次民变、一次清朝天理教式的“变起一时，祸往有日”的民变。它以台湾暴民滥杀开始，以国民党部队滥杀结束，中间奉陪了善良外省人和善良台湾人一家一路的哀呼与血泪。任何事后对它的丑化、美化、党化、地方化，而予以政治性的煽情，都是对历史真相的一种亵渎。至于今年各路人马大做二二八秀，更是亵渎之至者，说追求真相吗？何须非历史家的人在旁搅局？说抚平伤痕、安慰受伤的心灵吗？何须四十四年后才撩伤而后疗之？明明是为了政治性目的在搅起早成历史了的往事，又何来虚情假意外的真正悲情？

至于政治性的运用，也总该有点基本的公道才成，但是今天的作秀者，显然并无此种公道。例如他们口口声声把受害者局限在“台湾人”身上，这就有语病了。因为二二八的死难者，不全是台湾人，也有无辜的外省人，他们在官方朝台湾人开枪的同时，也是民间朝外省人动刀的牺牲者，在二二八的历史上，有太多太多的本省流氓浪人们，他们怯于攻占官方的据点，却勇于打劫民间的行人，包括轮奸外省无辜妇女在内，试问今天主张“还给台湾人一个公道”的仁人君子们，是不是也该主张一下还点公道给非官方的外省人呢？试问今天主张“促成公布真相、平反冤屈”的公正人士们，是不是也该调查一下台湾人怎样“冤屈”外省人呢？

也许有些仁人君子和公正人士们说，台湾是台湾人的，你们外省人跑到台湾来，出了事，难免要受“冤屈”，但是，真正的不冒牌的台湾人——高山族若站出来，谁还好意思说这种话呢？历史清清楚楚告诉我们：高山族是台湾的原住民，并且原住在平地上，正因为台湾人的祖先从大陆来台，欺负他们、欺骗他们、欺凌他们、残杀他们、联合外国人（荷兰人）把他们无异种族灭绝，他们才逃到高山之上，试问今天主张“还给台湾人一个公道”的仁人君子们、主张“促成公布真相、平反冤屈”的公正人士们，是不是也该把当年台湾人“冤屈”高山族的血泪，公道一下呢？要立大家立，在为二二八立个大碑的同时，是不是也该为高山族立个小碑呢？

如果是心胸褊狭、不明是非的地方主义者，他自然漠视二二八时外省人被杀害的一面，而一口咬定要政府道歉；但是，如果是真正心胸博大、明辨是非的人道主义者，他就必然鄙视这个坏政府的道不道什么歉，而把开阔的心灵，贯注在眼前被压迫的台湾少数民族之上。二二八对人道主义者说来，已不该是一个政治性的主题。

把二二八定位在历史家手里，把二二八定性在非政治性的同胞爱里，这才是我们应有的正确态度。

1991年2月

二二八事变后陈仪方面的一个秘件

好友陈兆基费了不少力气，帮我收集到二二八事变后陈仪方面的一个秘件，秘件是陈仪四弟陈公铨写给五弟陈公亮的一封家信。正因为是家信，所以更能显出真相。陈公铨在二二八事变时，身陷危城，在他二哥陈仪（公洽）左右，见闻独多，他的看法，应与他二哥接近。所以从这封信中，或许也可以推想推想陈仪本人的看法，更可帮助人们了解二二八的一些真相。

原信如下：

吾弟如晤，3月17日函悉，兄已抵沪，函由授德转来，电亦早收到。台北二二八事件外间传说纷纭，多系误解，兹约略为弟告：2月27日午后专卖局缉私员在太平町查获私烟，与烟贩发生争执，打伤一烟贩，即为多人包围呼打，不得已拔枪示威，而民众更为叫嚣，并有抢枪企图，于是开了一枪误毙一人。当时即为警察带至分局看管，是时聚众更多包围分局，要求立将查缉员六人枪决，当然办不到。包围者一夜未散，且到处鸣锣击鼓聚集民众，直至28日早晨，已聚有数千人，分头包围专卖局、专卖分局、盐务局，乱打职员，焚烧器物汽车卡车，一路打外省人，全市秩序大乱。至下午2时大队包围长官公署，拟冲入大门，是时大门守卫仅四五人，无法制止，并有十数人进前夺枪，卫士被迫开枪，伤了两人，至此事态更形扩大，总司令部即宣布戒严，但因兵力薄弱，无法控制，虽在戒严期间民众仍开会游行，打人、焚物、搜索外省人住宅。旋参议会等负责人要求解严，不追究肇事者，法办查缉员，均予允准。满以为可以告一段落，孰知3月1日夜戒严令解除后，乱暴更甚，各机关均已准备接收并召集以前曾受日人训练之海陆空军士兵，又征集壮丁每户抽一丁限期报到，准备应付大事。自3月1日至8日，此八日间，二爷以次均成为空城计中人物，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全台北军宪警总数不上五百名，须守卫长官公署、总司令部、供应局以及各重要机关。长官公署守卫最多时，尚不足一排人。二爷因兵未到，不得不虚与委蛇，至7日下午提出四十二条件（报载三十二条系单说政治问题之要求，此外尚有立即实行者三条，第一条即国军警察全部解除武装，军事问题七条，合为四十二条），叛形大彰，二爷怒极大骂，拒不接受（在7日以前所提改革政治等要求，如长官制改省政府，多容纳台人任厅委及提前县市长民选等等，二爷均已答应并声明绝不食言，但台人未能满足也）。至8日所谓二二八处理委员会各主要人物，知我将有兵到，态度渐软，未敢再提此四十二条件，并主张自动取消，但未为一般暴民所同意。至8日晚间10时半，全市枪声四起，大规模暴动来临，攻击公署总部、供应局、警务处、军法处、警训所、警察大队部、葛秘长公馆、宪兵团部等。幸我方准备尚好，虽兵力极少，但暴徒战斗力差，未为所逞。至12时半以后，枪声渐稀，至9日早3时我福州开来之宪兵赶到一连，8时又赶到四个连。于是自3月9日起再度宣布戒严，9日以后陆续有二十一师部队源源开到，台北遂告平静，但仍不时有暗害行为发生，以上系台北情形。我等在2月28日至3月9日以前坐困愁城，不为俘虏者诚属万幸之至也。至如基隆高雄两要塞均曾为暴徒大举攻击，幸两要塞司令部应付得宜，否则基隆一失，我军登陆即感困难矣。此外，嘉义台中新竹台南台东花莲等县市均大被其灾，机关接收、人员进集中营，被打死打伤者甚多，尤以嘉义战事最激烈，现均已逐步安定，仅有台中乡间及另外几处乡村暴徒尚在继续抵抗国军战斗中。此次事件如非二爷沉着应付、主座英明果断立即派兵，台湾独立早已不成问题。台民阴谋独立始于三十四年冬及三十五年春，彼等受多年日人教育，仅知支那种种不行，何尝知中国系其祖国，一般野心分子梦想做大官，加以代日人打仗之南洋海南岛归来之从军青年，好乱性成，遂有此次叛乱。至共党尚系最后煽动，因共党力量敌不过独立思想也。国内不明真相者全凭揣测及成见，硬说系政治不良，不啻代台人说话，助长其独立与叛乱，其愚真不可及。台人愚蠢野蛮，缺乏理智，一般中国先生偏说得他如何好如何好，好像中国如何如何对不起他们，完全莫名其妙。兄家被搜查系3月8日下午3时半（兄不在家），来了五人，一人持枪，进来后口称检查武器，将一家人集中一屋，于是大事翻搜，幸行李均已藏起，损失衣物数件及现钞数千元而已。因季布在家与之做日语交谈尚称客气，未有乱暴举动也。二哥糖尿症日久未见减轻，二二八以后心绪恶劣，昼夜辛劳，症更增加。直至3月9日武力到后，情形好转，始得充分休息，糖亦渐少，精神尚好，心情则极不佳，此必然之事。此次事件除主座完全明了以外，无人原谅，尤以某派人物大肆攻击，事变发生之第四日，台党部主委李翼中晋京即做歪曲报告，即白部长抵台之初，亦颇同情台人而误解事实，后经各地各将领及各工作同志面报实情后，始为之恍然也。兄已一再劝二爷让贤，谅可实现，以后台湾如无武力镇压及展缓行宪之决心与设施，神仙也弄不好，六十五岁的人，何苦再受其罪，且不为衮衮诸公所明了，尤犯不着也。兄来沪各情已详六妹八弟函中，兹不赘告。弟近况如何？中枢近将改组，是否有南来看看机会之必要，涛声同船来沪，已入京就任立法委员，余不言。即祝近安

兄铨手启3月29日

从这封哥哥给弟弟的家信中，我们得知陈仪方面的几点重要看法与情节：

一、“外间传说纷纭”，其实“多系误解”。

二、缉私警察开枪起因在民众“有抢枪企图”。

三、警察不得已开枪后，民众包围警局，“要求立将查缉员六人枪决”，这种要求，已逸出法律范围之外。

四、民众包围长官公署时，“是时大门守卫仅四五人”。“全台北军宪警总数不上五百名，须守卫长官公署、总司令部、供应局以及各重要机关，长官公署守卫最多时尚不足一排人。”陈仪以这样少的部队与警力统治台湾，可见他对台湾人的信任。国民党特务头子毛森，当年是陷害陈仪的要角之一。但在近四十年后，他垂老时写《陈仪迫汤投共始末》，却也有这些“其言也善”的尾语。毛森说：“最后我要代陈仪说句公道话，二二八的账都记陈的头上，是不公平的。日本投降时，台人确实欢迎接收人员及国军。嗣因接收人员行为不检，部队军风纪欠佳，引起台人反感，陈仪素重纪律、军容，故坚持撤走驻台之破烂叫花兵，因陈坚拒驻军，汤恩伯、林蔚等苦苦劝说，徐学禹也从旁力劝，汤恩伯曾抽忙去台，与陈争得舌敝唇焦，那时大家最大顾虑，是在日军服役及劳工分子，因受日人皇民化教育，恐其仇视祖国，可能结聚作乱，须驻军防变。陈仪说，我以至诚爱护台人，台人绝不会仇我，万一有意外，我愿做吴凤。大家建议由他最心爱的李良荣军驻防，陈说：‘我信任李良荣，但不欢迎他的叫花兵。”故二二八事变发生，毫无维持治安力量，只靠一点要塞部队及少数机关警卫，勉维省政，以后镇压部队开到，在混乱中牺牲不少人命，指责陈仪屠杀台人，实不符事实，只能说陈仪爱护台人不以其道，适足以害台人。’他的同属谅能体会得到陈仪深爱台人的史实，我不多言矣。”这种出自“仇家”的公道话，是对今天部分不明是非的台湾人的最好答复。正因为陈仪信任台湾同胞，所以一方面把六十二、七十军调回大陆，无惧于兵力单薄；一方面把日本人管训在外岛的地痞流氓放归本岛，以尊重同胞人权。结果二二八发生，事与愿违。但他的始愿，岂不正是有爱于台湾人吗？设想他若放纵军人扰民，根本不把两个军调回大陆，二二八事变还能扩大吗？台湾流氓还有大杀外省人连杀十天的机会吗？那时候两个军在台湾若杀起台湾人来，恐怕更得心应手吧？

五、在3月1日到8日间，陈仪以下，“均成为空城计中人物”，“因兵未到，不得不虚与委蛇。”但当处理委员会推翻前议，对陈仪不守信，又来了“四十二条”的时候，陈仪“怒极大骂，拒不接受”。

六、台独分子方面，“台民阴谋独立始于三十四年冬及三十五年春，彼等受多年日人教育，仅知支那种种不行，何尝知中国系其祖国，一般野心分子梦想做大官，加以代日人打仗之南洋海南岛归来之从军青年，好乱性成，遂有此次叛乱”。

七、共产党方面，“尚系最后煽动，因共党力量敌不过独立思想”。

八、政治不良方面，“国内不明真相者全凭揣测及成见，硬说政治不良，不啻代台人说话，助长其独立与叛乱，其愚真不可及”。

九、对台湾人印象方面，“台人愚蠢野蛮，缺乏理智，一般中国先生偏说得他如何好如何好，好像中国如何如何对不起他们，完全莫名其妙”。

十、信中最令人注意的一段是：二二八事变后，“除主座（指蒋主席蒋介石）完全明了以外，无人原谅，尤以某派人物大肆攻击。事变发生之第四日，台党部主委李翼中晋京即做歪曲报告，即白部长抵台之初，亦颇同情台人而误解事实，后经各地各将领及各工作同志面报实情后，始为之恍然也。”所谓“某派人物”，自是指蒋经国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系统、陈果夫陈立夫的CC中统系统，乃至军统特务系统在内。信中特别提到国民党省党部主委李翼中，动作最为可疑。据谢聪敏考证：“当时在台《中外日报》记者周青指出：‘军统、CC则是和政学系进行争权的斗争。’陈仪和当时的行政院长张群都是政学系。军统在台头子陈达元担任台湾保安司令部调查处少将处长，但是由于军统头子戴笠飞机失事死亡，军统群龙无首，在台力量微小，不足以对抗政学系。据民间领袖刘明回忆，当时陈达元已经失势。刘明则与陈达元来往，事变中他在圆环边租有两间店铺作为群众联络中心，并提供煤矿两部卡车载运群众，他创办的延平学院学生在他鼓励之下参加活动。有一个军统官员告诉我，中统在台头子林紫贵曾经策动三民主义青年团反对陈仪。林紫贵为省宣传处长，与三民主义青年团无关。我询问当时三青团主要干部，他们没有听过林紫贵策动之说。当时中统在台负责人省党部主委李翼中曾经支持台湾政治建设协会的蒋渭川。二二八事变发生的地点是在大稻埕蒋渭川家附近。2月27日，他就在发生地的楼上吃酒。处理委员会成立，蒋渭川和王添灯是最活跃的人物；处理委员会对长官公署的交涉，他都赴会；他也屡次对人民广播，以善于煽动闻名。事变后，他幸而逃出。”——二二八的台湾人“祸首”，最后竟可躲在国民党省党部主委家中避难！这种神秘的离奇的结合，足可显示出事变的扩大与转型，不无国民党派系从中煽风点火在内！而蒋经国在事变后来台两天，其中诡橘，也令我们侧目。……从这些角度研究二二八，发其索隐，倒可令我们恍然大悟出些什么。

1991年2月8日

陈仪狱中书信十五封出土

二二八事变时任职台湾军政首长的陈仪，死前在狱中一些家信，已被本报独家取得原件。提供人是陈仪的侄儿陈兆基。

陈仪曾名陈毅，字公侠，又改公洽，号退素，清光绪九年（1883年）生在浙江绍兴，他的年纪，跟汪精卫、阎锡山同岁。

陈仪出身浙江求是学堂，是浙江大学前身。1902年留日，进日本士官学校第五期炮兵科，跟何成浚、姜登选同期。这一期学生是老资格的前辈，仅晚于蒋作宾一期，却早于张群五期。张群是第十期的，国民党钦定说法是蒋介石与张群同期，但是根据《日本留学中华民国人名调》，第十期根本没有蒋介石，遍査第四至第十期名单中，全部姓蒋的只有四人。其中第四期蒋作宾是湖北人、蒋隆棻是湖南人；第五期蒋国经是湖南人；第六期蒋荫曾是湖北人，都不是浙江人，自然也没有是蒋介石化名的可能。蒋介石早年学名蒋志清，自然也没有另有学名的可能。所以，从士校各期名单的大曝光中，蒋介石不列名籍，已经证据确凿矣！至于第十一期以后，是何应钦、谷正伦、贺耀祖他们了，名单已近“晚辈”，当然更没有蒋介石了。

陈仪不但有日本士官学校的资历，还有陆军大学的资历，且是中国学生留日陆大第一期的毕业生。这种显赫的军事条件，使他早在1922年就担任了师长。

陈仪受知于士官学校晚他一期的孙传芳，孙传芳1925年任浙苏闽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时，陈仪任军长、浙江省省长。因为他要加入革命军，孙传芳扣押了他，幸经总参议蒋方震、参谋长刘宗纪等营救，得以放回上海。

冒充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蒋介石，对陈仪很敬重。派他到德国考察，并聘请德国顾问。在欧洲半年，取道美国、日本返国。1929年4月出任军政部兵工署署长；5月任军政部常务次长。1934年任福建省主席。1937年以陆军中将加上将衔。1941年任行政院秘书长。1942年任行政院经济会议秘书长。1943年代理陆军大学校长。1945年日本投降，任台湾行政长官。

陈仪在做福建省主席的时候，就以强桿而得罪奸商与地主，也得罪了特工；他做行政院秘书长的时候，又以强桿而得罪了副院长。此公敢作敢为，勇于任事，是他的大长处。他任台湾行政长官，这一长处，就更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在职一年七个月，有功于台湾者甚多，遗爱亦甚久远。但每为国民党和台湾人所抹杀。例如他力避台湾感染到大陆的腐化，此中苦心，就是很动人的。

二二八事变后，陈仪卸职。陈仪卸职后第二年，又出任浙江省主席。邪门的是，每当他出任浙江省头儿，他都要遭到被扣押的命运。前一次是孙传芳扣押他，为了他“通蒋”；二十三年后，这一次是蒋介石扣押他，为了他“通匪”。邓文蔚《陈仪之死》对这一幕有动人的描写：“陈仪先生被关在基隆要塞内，后来转到台北市‘励志社’（原日人海军俱乐部‘昭南阁’）。蒋介石的参谋总长林蔚（蔚文）、财政部长俞大维，以陈仪故交、旧属的关系，曾先后去探望他。林蔚劝说先生向蒋介石认错，写一纸悔过书，蒋允许恢复其自由，在台湾居住。陈仪壤然色变，说：‘我有何错？我无错可认，他不高兴，可以杀我，我已年过半百，死得了，悔过书我不能写。’林蔚说：‘总得让蒋先生下台。’先生说：‘下不下台是他的事，我没有要他把我抓起来。’”“1950年6月18日清晨，天色方曙，陈仪在囚所被唤醒，执行死刑的命令递到他手中。他抬头，见来者是蒋鼎文，这位执行官原是与先生积有旧隙的人。当年在福建，一个是省主席，一个是绥靖主任。陈仪鄙视蒋鼎文的为人，议事多不合。每加面折。蒋介石对这情况是深知的，今天他选蒋鼎文来监斩，亦可见其用心！陈仪说了声“好吧”，便嘱咐唯一随身的厨子，为他准备汤水沐浴、更衣。先生从容不迫，揽镜整容，打好了领带（我看到数日后香港《工商日报》通讯专栏上登载的先生就义后遗容，那根白底黑点的领带，是我多年所见的）。蒋鼎文命行刑军士捧来一盘食物，美酒一瓶，先生拂袖而起，说道：“用不着，走吧！”两个军士上前扶持，先生将两臂一摔，拒绝了，昂首阔步走了出去，上了一辆指定的吉普。车抵马场町刑场，先生安详地下了车，回头对执行的说：“向我头部开枪。”便大步向前走去，口中频频说着：“人死，精神不死！人死，精神不死！”陈仪死后，由同父异母兄弟脱下血衣，把他火化，埋葬在观音山墓地，立碑曰“陈公退素之墓”，如今已无人扫祭，早成荒坟了。

1991年2月28日

“托你替我买一听吃面包的‘黄油’！”

——陈仪狱中穷困家书道真情

《求是报》独家取得陈仪狱中信，共十五封，十四封写给其五弟陈公亮、一封写给侄子徐学禹。陈公亮是中央印制厂总经理，徐学禹是招商局局长，与俞大维、严家淦等同为被陈仪提拔的人才之一。

十五封信始于1949年8月26日，那时陈仪正被关押在基隆；止于1950年1月25日。1月25日以后，就信息中断，直到四个多月后的6月18日以被枪毙闻。

由于检查及管制，每封信中皆寥寥数语，只能从中看出他的狱中部分生活，从发胖到为糖尿病所苦，到读物久缺，历历笔上。“请为我买汗衫两件”“托你替我买一听吃面包的‘黄油’”等等，处境索寞困苦，跃然纸上。

陈仪有两首《无题》的诗，全文是：“事业平生悲剧多，循环历史究如何？痴心爱国浑忘老，爱到痴心即是魔。”“治生敢曰太无方，病在偏怜晚节香。廿载服官无息日，一朝罢去便饥荒。”陈仪一生清廉，辛苦从公，痴心爱国，最后着魔而死，真是人间悲剧。他诗说一朝卸职，便要穷得挨饿，如今关在牢中，自然更是穷绝无比，从这些书法俊逸的信中，我们更可看到陈仪“偏怜晚节”的一面。

第一信

公亮五弟如握：

正驰念间，于昨晚接到本月23日手书，慰悉之。附来大渝小朋两侄照片，欣览久之。兹写好给两侄一信，请转交，并望予以解释。

弟送我的东西，今日已托吴参谋到四弟处提取。

令岳心南先生身体康健否，眷属是否均在福州，不及出来。兄眠食俱佳，幸勿为念，企止弟尚在台北否。基隆秋老虎甚厉害，台北谅必相同。顺颂

康健

兄仪8月26日

贞娣妇均此

（按“企止”即袁守谦，为陈仪妹夫）

第二信

公亮五弟：

26日复弟一函，度已收到。承弟送我之烟嘴、衬衫、短裤，均已由吴参谋取来。感谢之。惟短裤因兄腹部大，不能穿，短衬裤勉强可穿，已收用。拟送还弟处。再兄有好些洋酒，均友好送来，亦拟转送弟处。请弟于本星期日（9月4日）派师满盈到旭丘宾馆来取。并请嘱师满盈向卫队说：你来面会吴参谋名志远。如有书籍，亦请交满盈携来。顺颂

康健

兄仪8月18日

贞娣妇均此

第三信

五弟：

书及杂志共十七册，均收领。

带来洋酒十二瓶，短裤一条，请查收。

再兄近来小便中，前星期检验，糖分较多。玉蜀黍的须煎汤，从前曾吃过，似尚有效。如托星群兄去找，或较易办到。请弟为我搜集点，存四弟处。便当托吴参谋来取。

兄仪9月4日

第四信

公亮五弟：

师满盈带转酒十二瓶及短裤一条，谅皆收到。徐讦的小说甚好，弟送来的两册，我已看完。我前向看过他的《荒谬的英法海峡》写得很好。近来的文艺作品中，可算是很难得的——虽然我近人的作品，看得很少。《飘》（傅东华译上下两厚册）我想看一看，请弟便中购交四弟处。再如得便，请为我买汗衫两件，亦交四弟处。兄身体安健。顺颂

俪好

兄仪9月8日

七妹家想必安吉，均此问好

第五信

公亮五弟：

满盈来，交到手书及衣裤、书籍、玉米须等，均照收。玉米须当照来样煎服。又检出洋酒一瓶，交满盈带转，并请查收

兄仪9月11日

第六信

公亮五弟如握：

昨日检查小便，糖分已减少，包谷须似尚有效。现在仅用去一小部分，所剩尚多，俟将用罄时，再请弟采办。日来天气稍凉，身上痱疖子，又渐退去；眠食亦好。顺问

俪好

兄仪9月21日

第七信

公亮五弟：

满盈送来罂粟林针药，已收到，容与此间医官商榷办理。因兄用罂粟林针药，业经多次，打针时虽已无糖，但打针停止后，不久即复发。现正由学禹为我采办一种治疗糖尿病之“内服药”，如能办到，拟先试用内服药，再看效验何如。

顺问

康健

兄仪10月4日

第八信

公亮五弟：

你交吴参谋带来的信、书籍及玉米须，我都收到了。谢谢你。《罪与罚》看完后，送还你。

各大书局（如商务、中华、开明等）的书目，请你便中向它索取，各给我一份。你前向送我的那些小说，我看过了已无用，你如需要，便送还你。请你给我信。祝

你们康健

兄洽11月17日

第九信

公亮五弟：

《罪与罚》送还。这部书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佳作，很动人。韦丛善的译笔亦还不差，很可以一读。请你读后保存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其他作品，如有译成中文的，如《穷人》等，此地倘买得到，请你留意！

交满盈带还给你的三部小说，果戈里的，本来亦是名著，但译笔不甚好。梅里美的亦是名著，黎烈文译得亦很好，可以一读。《天才梦》没有什么价值，不过借此可以晓得点美国的社会情形。祝好！

兄洽11月27日

第十信

公亮五弟：

兄处照料之事，兹已由汤总司令恩伯派李平参谋到此，与吴参谋瓜代。兹附来致汤总司令、彭司令各一函，即烦转送为荷。

兄仪12月11日

第十一信

公亮五弟如握：

兄处朱参谋今一，今来令调职。但其意欲仍留台北。惟军职现在人浮于事，恐不易就绪。如吾弟能为介绍其他业务，则所乐就，兹来见弟，望与面洽为盼。顺问

健康并祝

新禧

兄仪1月1日

第十二信

公亮五弟：

昨交朱参谋介一面致一函（为渠不愿离开台北，意欲托吾弟介绍一非军职的工作），不审已赍达否？如来相托，请弟婉言拒之！一则此时谋事不容易；二则朱君之素行，兄并不晓得。微闻突然调离，其原因为此间费用报销，有不当处（希保密，勿为他人道）。兄起居饮食均佳，请勿为念！顺问

健康，并颂

阖家新禧！

兄仪1月2日

第十三信

公亮五弟：

前接你1月5日函，知道你们都好，1日父亲忌辰，诸弟妹都在你家里团聚，我又安慰，又感伤。昨日送来徐君赠的苹果，收到了。附来一字，请烦转交。我近来小说已看厌，不想再看，请你无庸再送来。杜甫、苏轼的诗集，如能购得，请交由司令部送来。顺祝

健康

兄仪1月19日

第十四信

学禹世兄：

你送我的苹果，我已收到，并且吃过两只，香味都很好。谢谢你。我眠食如常，堪以告慰。你前惠赠糖尿病内服药，我已吃过十瓶，有点效验，但不十分显著，因检验小便，糖分还是有，不过不增加，知你关切，特以附及。顺祝

健康

仪1月19日

第十五信

公亮五弟：

18日写给你一信：托买杜甫、苏轼的诗集，谅已收到。兄想看的书，身边还不少，杜、苏诗集，不亟急要。请你便中留意可也。

前托你替我买一听吃面包的“黄油”。因为从前带来的已经吃完。我身体安好。顺祝你们康健！

兄洽1月25日

1991年2月28日

二二八与陈仪

有人说国民党在台湾统治四十多年，宣传与教育是失败了的，其实不然。四十多年来国民党制造假象，引起共识，成就可非凡得很呢！今日口口声声反对国民党的台湾人，他们以为自己在反国民党，事实上，他们乃是国民党宣传与教育的最佳样品。——国民党要他们怎么信、信什么，他们就不知不觉盲从跟着怎么信、信什么，非但丝毫不以为异，还洋洋自得以为自己有独立思考能力呢！

这种情况，举例以明，最显明的，莫过于台湾人对陈仪的态度。

国民党把二二八的责任归给陈仪，最后偷天换日，枪毙陈仪以蒙混卸责。1950年6月18日陈仪被枪毙后，媒体传出，一位台湾人老太太焚香膜拜，理由是：“陈仪死了，是件好事，我应该谢天谢地！”四十多年下来，今日之归罪陈仪者，其实大脑与无知老妪又何以异？

事实上，这种老妪之见，全是中了国民党宣传与教育之毒！

事实上，陈仪是有遗爱于台湾的人。

今天鹦鹉学舌责怪陈仪的人，所持论点，一经细查，都是站不住的。国民党和台湾人都说陈仪是二二八的元凶、都说陈仪害了台湾，是既不合历史也不够公道的。陈仪有许多缺点，但他却在为政大体上，无负于国民党、更无负于台湾人！

说陈仪不该有日本总督式的权力吗？殊不知正因为陈仪有这种权力，他才得以保护台湾，尽量少受大陆腐败的影响。陈仪一到台湾，就不肯让大陆的法币登陆，而要另发行台币，这种“一国两币”，使大陆的通货膨胀难以传染到台湾、使台湾人免于重蹈大陆收复区的覆辙与牺牲。这种功劳与德政，四十年来拜其赐，其人虽亡，其政不息，岂不正是陈仪的遗爱吗？为了抵制大陆孔宋豪门资本伸足到台湾，陈仪把跑来接收的金融人员原机遣返，不怕为政“得罪巨室”，这种气魄，不是陈仪，国民党其他大员干得出来吗？

说陈仪未能控制台湾物资吗？殊不知在邵毓麟上宋子文的秘密英文报告中，正可看到陈仪如何在以台湾剩余的煤米和其他工业产品，交换大陆出产的纺织品和其他日用品，以“物物交换”方式，抵制大陆方面的勒索。那边宋子文在上海设立糖业公司，这边陈仪就不准台糖出口，因为台湾糖价太低，轻易出口，吃亏的是台湾人。这种一面把台湾重要进出口物资掌握在政府手中避免奸商操纵；一面把贸易盈余全部投资在经济建设上以利台湾人的做法，这种气魄，不是陈仪，国民党其他大员干得出来吗？

说陈仪不用台湾人吗？殊不知日治时代，台湾总督府有日籍官员三万以上，另有日侨六十万人，占全岛人口十分之一，构成吏治中坚，这些人一走，自需有吏治经验的熟手接班。当时宜兰的台湾人市长毫无办事经验，重要公文放在裤袋里忘得一干二净，这样子连处理公文程序都不及格，又如何能不找大陆公务员帮忙？

说陈仪放纵军人吗？殊不知来台湾的部队，不是他的子弟兵，他为要求军纪，把马姓少将当众枪杀，他的气魄可想。他信任台湾同胞，一方面把六十二、七十军调回大陆，无惧于兵力单薄；一方面把日本人管训在外岛的地痞流氓放归本岛，以尊重同胞人权。结果二二八发生，事与愿违。但他的始愿，岂不正是有爱于台湾人吗？

由此可见，陈仪在为政大体上，无负于国民党、更无负于台湾人。对二二八，他当然有责任，但是不识大体，徒以“天下之恶，皆归之”的对待他，台湾人却正好中了国民党的奸计！

国民党特务头子毛森，当年是陷害陈仪的要角之一。但在近四十年后，他垂老写《陈仪迫汤投共始末》，却也有这些“其言也善”的尾语。毛森说：“最后我要代陈仪说句公道话，二二八的账都记陈的头上，是不公平的。日本投降时，台人确实欢迎接收人员及国军。嗣因接收人员行为不检，部队军风纪欠佳，引起台人反感，陈仪素重纪律、军容，故坚持撤走驻台之破烂叫花兵，因陈坚拒驻军，汤恩伯、林蔚等苦苦劝说，徐学禹也从旁力劝，汤恩伯曾抽忙去台，与陈争得舌敝唇焦，那时大家最大顾虑，是在日军服役及劳工分子，因受日人皇民化教育，恐其仇视祖国，可能结聚作乱，须驻军防变。陈仪说，我以至诚爱护台人；台人绝不会仇我，万一有意外，我愿做吴凤。大家建议由他最心爱的李良荣军驻防，陈说：‘我信任李良荣，但不欢迎他的叫花兵。’故二二八事变发生，毫无维持治安力量，只靠一点要塞部队及少数机关警卫，勉维省政，以后镇压部队开到，在混乱中牺牲不少人命，指责陈仪屠杀台人，实不符事实，只能说：‘陈仪爱护台人不以其道，适足以害台人。’他的同属谅能体会得到陈仪深爱台人的史实，我不多言矣。”

此外，于百溪在《陈仪治台的经济措施》里，也有这样的回忆：“陈仪对我说：我们负责前往接收，总想励精图治，把台湾搞好，才对得起台胞。我们到台湾后的一切措施，都是为公，而不是为私，都是为绝大多数的台胞设想……。谈到二二八事件，他说：这是由于我襟怀过于坦白，太相信自己，而缺乏政治警惕性所致。我为了军民关系处得好些，将军风纪欠佳的原驻军撤走，我没想到新军抵台后，竟演出不应该有的报复性镇压，真让人痛心。我相信许多人，包括台湾人民是会了解我的。”其实，陈仪说这番话，还是“襟怀过于坦白”了，能够了解他的“台湾人民”，四十多年了，又有几个呢？不懂事的“台湾人民”，还在跟着国民党，一齐恩将仇报啊！

对二二八事变，陈仪当然有责任，但其责任绝不是今天大家人云亦云的那种种、绝不是台湾人跟国民党“共识”的那种种，实事求是的真理发掘者，绝不同意他们的解释！

1991年2月28日

二二八道歉中的怪现象

今年的二二八可真成了一窝蜂！从行政院最高首长继立法院最高首长率员为二二八默哀后，全台湾各县市首长也“热烈投入”，宗教团体、学界师生，也不甘寂寞，至于有强烈台湾本位的褊狭台湾人，更是此起彼落的以炒二二八为职志，政客们当然也绝不放弃如此良机，兴高采烈的大作二二八悲情秀。令我们忍不住有点纳闷：一个地区的人民，竟能够为四十四年前的一段往事，挤出这么多的悲哀与眼泪，可见这些人是多么热情或矫情，按照常识的理解，除非加工煽情，人们为四十四年前的往事如此悲愤，是很少可能的。但为四十四年前的往事如此煽情，有必要吗？

我们试从政治角度上和公义角度上，看看这问题。

从政治角度上，二二八的问题，对国民党说来，一直采取鸵鸟式的角色。国民党不喜欢谈二二八，近年被逼谈了一些。国民党前行政院长俞国华说：“当年满洲人人关杀了很多汉人，满洲皇帝也未向汉人道歉。”从政治立场上看，一个集团为了抢夺政权、维护政权，杀很多人，的确毫不稀奇、的确无歉可道，因为在赤裸的暴力（nakedpower）下，成者为王败者贼，谁还道什么歉！但是，撇开这种满洲人杀汉人的模式，别做政治技巧的处理，却也不无他途。韩国的当政者卢泰愚，就坦然为光州事件道歉，在政治技巧上，这是高杆。为什么？因为出面道歉的人，并不是当年光州事件的刽子手，大家都知道光州事件跟他无关。如今他自愿做替罪羊，出面道歉，足以见此人心胸气魄之大、足以使人对他和他领导下的现政府有好印象。道歉是空头的，但得实利的，却是出面道歉的人和他的集团，这一巧妙，要求道歉的反对派不知也！又如过去西德的总理勃兰特（WillyBrandt），就坦然向纳粹杀害犹太人道歉，他访问以色列，在纪念碑前献花下跪，令举世感动，在政治技巧上，这也是高杆。为什么？因为出面道歉的人，并不是当年纳粹杀害犹太人的刽子手，大家都知道不但跟他无关，并且他自己也是当时德国政府迫害下的受难者。如今他自愿做替罪羊，出面道歉，足以见此人心胸气魄之大、足以使人对他和他领导下的现政府有好印象。道歉是空头的，但得实利的，却是出面道歉的人和他的集团，这一巧妙，要求道歉的反对派不知也！

由此可见，以为逼国民党道歉，就可得到好处的人，其实是一群蠢汉。这群蠢汉，自以为聪明的作弄了国民党，其实自己才是作弄自己、自己才是被国民党作弄的人。因为这种愚蠢，正是四十多年国民党教化下的产物！如今争吵要道歉的人，竟蠢得不知道：一旦道歉发生了，真正的得利人，不是别人，就是国民党的当权派；不是别人，就是他们痛恨的敌人。今天由于李登辉、郝柏村之流笨得赶不上卢泰愚与勃兰特，死不肯道歉，一旦他们想通了，道起歉来，可真有人要哑巴吃黄连呢！所以从政治角度上，要国民党道歉的计谋，是愚蠢的，是得不偿失的一着险棋。一旦李登辉、郝柏村之流想通了，国民党当权派才是真正得利的人。

从公义角度上，对一些台湾人说来，他们在公义上犯了一件道德的过失，就是只为自己人被害而大声，却为自己人害人而沉默。例如他们为外省人欺负台湾人四十年而大声，却为台湾人欺负高山族四百年而沉默；为二二八外省人杀害台湾人而大声，却为台湾人杀害外省人而沉默。他们今天口口声声要国民党“主动公布真相”“交代杀害经过”“弥补一切损失”，但对台湾人杀外省人、打外省人、赶外省人、抢劫外省人、轮奸外省无辜妇女等等“真相”“经过”“损失”等等，却一字不提，在公义标准上，这总不是以公义自命的人应有的态度吧？以这种褊狭的公义来号召和平，这种和平，未免太可疑了吧？这种公义，未免太糟蹋了吧？

其实，最糟蹋公义的，还不是台湾人，而是一些心态离奇的外省人，外省神棍周联华说：“我不够资格代表任何人，我只是跟我有同样心态，从民国三十六年以后来的，把这块土地当做自己的土地，希望不分省籍，只有一条心来爱台湾、建设台湾、也希望有一天会回大陆，一起建设大陆中的一个人，我代表着他们向所有二二八的受难家属，尤其是因着误解而造成二二八事件中受伤害的本省同胞道歉，说声：‘对不起，请原谅！’”外省政客林正杰说：“真正负责的态度是政府及外省籍第一代、第二代都应公开诚心认错道歉，二二八事件不应以个别历史事件视之，必须把它当做是在台湾‘老移民’与‘新移民’间的冲突、对立与矛盾，因此，对受害族群的全面平反与抚慰是政府及新移民（包括外省第二代）的最大责任。”……这些神棍政客眼中的公义，我们是绝不接受的。试看“三十六年以后来的”外省人也好、“外省第二代”也罢，他们对二二八事件，没有任何责任与罪过，为何要变成罪人一般，由神棍政客带领着向别人道歉？

神棍周联华、政客林正杰撇开二二八事件中受伤害的外省同胞不谈，反倒按住外省同胞的脖子，强迫道歉，这种偏颇与伪善，总不是耶稣所期许的吧？也总不是任何街头大小霸王所心服的吧？

耶稣受难之日，彼拉多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耶稣没想到在他死后两千年，居然有新时代的台湾彼拉多出来，掏出比彼拉多还彼拉多的大脑，在继续流义人的血呢！

二二八事件中真正肆虐的台湾人，我们查不出来了；真正肆虐的外省人，也很难查出来了，虽然难以查出，但我们知道溯其真因，大责在外省人蒋介石，只是教棍政客们不敢实指而已。这种作风，倒是跟柏杨如出一辙。把自己当儿子、把蒋介石奉为“孺慕”对象的柏杨写《丑陋的中国人》，早被历史家汪荣祖指为：“是一种避重就轻的谴责。他把丑陋加诸所有的中国人，似乎很有勇气，引起外国记者的喝彩，但……他明知谁是丑陋的中国人，雅不欲实指而已。”柏杨不敢实指有名有姓的丑陋中国人，却泛指所有的中国人都丑陋，用来替他的怯懦垫背，这种行径所显示的，岂不正是最大的丑陋？原来“丑陋的中国人”非他，就是他作者自己！如今丑陋的教棍政客不敢实指蒋介石，挖蒋介石出来道歉，也不敢逼台湾流氓出来道歉，反倒不得人同意，纠合所有的“三十六年以后来的”外省人、“外省第二代”一体道歉，单方面道歉，这种怯懦垫背，其行径，只有柏杨可与伦比。对这种宫廷牧师与街头小霸王，我们要拆穿他们、声讨他们，他们太可恶了。

1991年3月1日

二二八与关公

中国思想中讲究“全受全归”，生时身体完整的从娘胎来，死时也要完整的“缴”回去，不宜缺胳臂掉腿，更不宜脑袋搬家。所以，自古在刑场被砍头的，其家属都要花大钱请人来“缀元”，就是请专家把头缝回去，以慰生者与亡魂。

中国成语中，有“身首分裂”（《后汉书》）、有“身首分离”（《新序》），但最通用的，不是这些，而是一般所说的“身首异处”。“身首异处”是指身体和脑袋分了家。不过，由于“缀元”的技巧，二者生分而后死合，所谓异处，其实也聊可同埋。

最有名的一个“身首异处”，并且真大异特异了的，厥有一人，就是关公。

关公被砍头后，他的“身”埋在当阳，“首”却因送给曹操过目，埋在洛阳。这一异也，可真处得远！关公自己，死后也不开心。

《三国演义》写关公被砍头后，湖北当阳县玉泉山上老和尚普净，半夜三更，“正在庵中默坐，忽闻空中有人大呼曰：‘还我头来！’普净仰面谛视……认得是关公，遂以手中尘尾击其尸曰：‘云长安在？’关公英魂顿悟，即下马乘风落于庵前。……普净曰：‘昔非今是，一切休论；后果前因，彼此不爽。今将军为吕蒙所害，大呼还我头来，然则颜良、文丑、五关六将等众人之头，又将向谁索耶？’于是关公恍然大悟，稽首皈依而去。”关公关老爷毕竟很老爷，他身首异处后，把自己杀的人头忘得一干二净，在空中哀鸣，不还别人头，只还自己头。这种偏执狂，显然是有问题的。但关云长毕竟又是一条汉子，在经高僧点化后，他毕竟有“血性”中的“公义”，恍然大悟，不再自怜。

台湾人有很多美好的优点，但是，“岛国的编狭之见”（insularprejudice）却是很不幸的一种宿疾。“岛国的褊狭之见”并不是所有岛国都有，英国就没有，英国不是一个自卑感的国家，它的世界观比另一个岛国日本健康得多，可是日本却很严重，日本有严重的“岛国的褊狭之见”，这种小气，在半个世纪的统治以后，严重的感染了台湾人，使台湾人在很多美好的优点上，外泄出一股小气。眼光失之狭小，这是台湾人的不幸。并且由于眼光的狭小，他们非但不自知这是不幸，反倒引为自得呢！

日本人虽然小气，却不自怜。不幸的是，台湾人由于以亡国奴身份，受了日本半世纪的统治，在心态上，除了被感染小气外，竟又单独有了自怜情结，这是不幸中的又一不幸。由于这种自怜情结，使台湾人判断事情，又多了一层障碍。

日本人以后，国民党的统治接着而来。国民党是大陆人政权中，最没大气派大格局的。被赶到台湾后，气派更少、格局更小，整天整月整年，以“小市民的心声”软化台湾人。结果，四十多年下来，台湾人在“岛国的褊狭之见”“亡国奴的自怜情结”之外，又加上“小市民的小鼻子小眼睛”，许多人变得目光如豆、全无见识、一厢情愿、自以为是，缺乏世界性的眼光，对人对事，也缺乏平允公正的态度，最后形成的，是一种“集体的偏执狂”。这是第三个不幸。

今天表现在二二八的态度上，我们又清楚看到了“岛国的褊狭之见”“亡国奴的自怜情结”“集体的偏执狂”的三项大集合。在整天连篇的二二八悲情秀中，我们看到的是众口一声的二二八台湾人被杀害，却绝口不提谁是先动手杀了十天、杀害了一千两百名外省人的元凶。为什么台湾人被杀害了，就大书特书；外省人被杀害了，就提都不提？这是哪一国的公道？——只见自己人被杀不见自己人杀人，是谓“褊狭”；只叹自己人命歹不算自己人害人命歹，是谓“自怜”；只说自己人没错专说错全在别人，是谓“偏执狂”。

别以为这三项大集合只是嚼槟榔阶级干的事！其实这是台湾人中高层人士多优为之的。以两年前二二八晚上，民进党有所谓“火化二二八事件灵厝”的不通活动为例，该党主席黄信介暨全体党员发表《追悼二二八事件受难英雄》祭悼文，文中左一声“台湾人精英的您们”，右一声“我们台湾人走出追寻公义、和平的方向”，“每年此时此刻，更明晰地呈显在我们有血性的台湾人眼前。”在字里行间，看到的，都是台湾人的被杀与流血，却看不到外省人的流血与被杀，这样子抹杀事实，这是哪门子“公义”呢？又是哪门子“血性”呢？二二八的死难者，不全是台湾人，也有无辜的外省人，在研究二二八的历史上，我看到了太多的本省流氓浪人们，他们怯于攻占官方的据点，却勇于打劫民间的行人，包括轮奸外省无辜妇女在内，试问今天主张“还给台湾人一个公道”的仁人君子们，是不是也该主张一下还点公道给非官方的外省人呢？试问今天主张“促成公布真相、平反冤屈”的公正人士们，是不是也该调查一下台湾人怎样“冤屈”外省人呢？此外，四十年前外省人杀台湾人的新仇应清算；四百年来台湾人杀高山族的旧恨又怎么说呢？高山族被干掉的“精英”，比二二八还多吧？有“公义”的“血性”人士，未便沉默吧？

这种只计算你杀找、不计算我杀你的“公义”与“血性”，在太多太多的台湾人的言论里，我们已看到太多太多，我们想全世界都没有这种“公义”、这种“血性”吧？

这种只计算你杀我、不计算我杀你的“公义”与“血性”，不是别的，正是《三国演义》中关公关老爷的不讲理作风。但是关公虽然无头无脑、血迷心窍，凌云而降，朝人索回自己人头，但一经高僧点化，立刻知过能改，“恍然大悟，稽首皈依而去”，可是台湾人呢？

台湾人是崇拜外省人关公关老爷的，关公的气度，关老爷“血性”中的“公义”，总该学一点才好。

1991年3月2日

二二八档案开放了，又怎样？

国民党政府在3月6日晚上，透过电视，宣称开放了二二八档案。总统府发言人邱进益表示，总统府内有关二二八史料和大溪档案中二二八的专卷，已依李登辉的指示予以公开，原则上将提供行政院二二八事件专案小组研究委员研究，暂时不开放一般民间借阅。邱进益强调，总统既然有交代，总统府自然有诚意配合公开史料，但由于这些档案是珍贵史料，如没有任何限制，可能不到两个月资料就“不成人形”了，同时，万一被某些人以断章取义的方式，将某一资料作为“证据”，将造成相当困扰；因此，暂时可能还不考虑开放民间参考。已往总统府机要室为妥善保管档案，仅提供学者专家参考，并以复本为限。总统日前接见二二八受难家属时表示，总统府有关档案可以首先公开云云。

这一举动，可算是李登辉的一场档案秀。

文明国家的档案，都有定时开放的年限，但是国民党“当国”，它的档案，却不肯开放。除了钦定的、御用的部分有意展示的档案外，其他都扣在秘府，不肯示人。许多历史工作者呼吁开放开放，但依我看来，纵使开放了，也要有慧眼去辨别才成，否则的话，往往适中其计。

什么计呢？原来档案中的文字，有的并不代表历史事实，只是专门用来骗人的，尤其用来骗后代之人和历史家。这种居心，我最早就看出来了。

我在沈亦云《亦云回忆》中，发现蒋介石的把兄黄郛的一则秘密电报，是1933年5月24日发给义弟蒋介石的。那时黄郛正在北方与日本人谈判，电报中有一段如下：“至尊电谓‘应下最高无上之决心，以求得国人之谅解’一语，则兄（黄郛自称）尤不能不辩。两年以来，国事败坏至此，其原因全在对内专欲求得国人之谅解，对外误信能得国际之援助，如斯而已矣！最高无上之决心，兄在南昌承允北行时，早已下定，无待今日。兄至今迄未就职，弟（指蒋介石）如要兄依旧留平协赞时局者，希望今后彼此真实的遵守‘共尝艰苦’之旧约，勿专为表面激励之词，使后世之单阅电文者，疑爱国者为弟，误国者为兄也。赤手空拳，蹈人危城，内扰外压，感慨万端，神经刺乱，急不择言，惟吾弟其谅之！并盼电复。郛感印。”

黄郛与蒋介石拜把子，在1911年。二十二年后，他打这样的电报给蒋介石，内心之沉痛可知。他显然不满蒋介石“专立文字”来跟自己人演戏，使后世之人，看了电报内容，以为爱国的是你，误国的是我。这种沉痛之言，岂不正令我们了然于心么？

正因为蒋介石“专立文字”是给人看的，所以，很多文字我们就不可认真。詹特芳在《蒋介石盗取黄金银元及外币的经过》一文中，透露吴嵩庆怎么演政治双簧的事，颇为有趣。詹特芳说：“撤退到广州后，有一次蒋批给马鸿逵二万块银元，条子已经亲笔批了，可是就在马手下来领钱之前，蒋经国由黄埔来了一个电话，叫不要发。这真是一副难吃的苦口药，蒋亲自批发的条子，怎能不给钱呢？又不敢明言，吴只好一个劲地说好话，准备挨骂，要知道这些人都是开口就骂、动手就打的反动军人，而吴嵩庆又是个文人，真有些对付不过来。又有一次，财政部长徐堪到蒋处说，广东的金圆券实在对付不下去了，必须抛五万两黄金压一压涨风，蒋同意并亲笔批发五万两黄金。可是也跟上次情况一样，在财政部领钱人还未来时，黄埔俞济时（他的侍从长）的电话已经来了，一句话，不要发。这一次更难对付了，徐堪是吴的恩人，吴之所以能当上财政署长，是当初徐做主计长时向蒋推荐的，怎么办呢？只好硬着头皮顶。记得那天徐因未领到黄金在电话内骂吴时，吴急得满头大汗，真不知如何是好，只好一个劲地喊‘可公可公’（徐堪又名徐可亭，旧社会下属对顶头上司最敬的称呼是公，故喊可公），要求可公原谅，然又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更不敢说明得了蒋介石不发的电话。”这个有趣的回忆，清楚的告诉了我们：蒋介石笔下“批给”“批发”的钱，其实不一定拿得到，蒋介石只是“专立文字”给人看而已，你是不能认真的。

依此类推，其他的批语也一样。例如蒋介石关了蒋百里，一年以后，李根源、张仲仁等人跑去找蒋介石，说“外侮日亟，将才苦少”，希望当局为国家保全人才。蒋介石当面批了“照准”字样，下令放蒋百里，可是事实上却仍旧关着，事见曹聚仁《蒋百里评传》。可见这种“专立文字”，你是不能认真的。又如史迪威（JosephW.Stilwell）兵败退却，对蒋介石甩都不甩，只叫他在重庆的手下做间接报告，蒋介石在文件上批示：“史蒂华脱离我军擅赴印度时，只来此电文，作为通报，不知军纪何在！”事见梁敬淳《史迪威事件》增订版。但是，这种“专立文字”，史迪威（史蒂华）本人却根本没看到。你若以为蒋介石有这种这样责备他的洋参谋长，你就错了。——蒋介石的威武，原来只是留在档案中给我们看的啊！

再举一例。1949年大陆丢掉前有所谓“上海保卫战”。上海保卫了半天，守不住了。据方治《我生之旅》的回忆，是“因总统蒋公一再电令，必须安全撤退部队”，才撤退的，明明来自领袖的授意。但是，据《雷震日记》1948年5月16日条下，却有这样的记录：“晚至总司令部指挥所见介公致恩伯之亲笔函，嘱其支持到底，战至最后一人，与晨间恩伯所言完全不同。上午听到恩伯的话，且经国两次与恩伯谈话，我们以为这些意见，当系介公授意，欲保存部分实力，不料经国返定海后，介公亲笔函与恩伯，嘱其为国民党争光荣，死守到底，战至最后一人，因此陈良对上下午之截然不同，深感诧异也。”再查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明记他在5月15日“上午10时飞往上海公干”；5月16日“上午9时50分飞离上海，10时半抵达定海机场”。可见来去匆匆，自然传达圣旨不误欲保存部分实力”“必须安全撤退”属实。可是，“经国返定海后”，蒋介石在口头授意以外，又来了书面，上下午之间，口头与书面内容“截然不同”。据《石觉先生访问记录》，他当时是淞沪防卫司令官，他说是“上级指示撤退，我奉命执行”；再据方治《警悼汤恩伯将军》，是“5月25日奉命撤退，将军集合高级将领，传达撤退命令”。可见撤退是蒋介石授意的。雷震说陈良“深感诧异”上下午之不同，其实，从侧面意义了解，一点也不必诧异，“介公”行的，是双轨统御，在口头上，是要安全撤退部队；在书面上，却是战至最后一人。不了解这种门槛的，绝对弄不清真相、绝对以为领袖是多么守土不去呀！书面存证于部下动摇之际、于档案之中，谁还会怪领导不力呢？

以上的一些例，都说明了即使开放了档案，也不可靠。即以3月6日电视播出的档案样板为例。电视播出二二八时蒋介石致陈仪的亲笔电：说“台湾陈长官。请兄负责严禁军政人员施行报复，否则以违令论罪。中正”——在档案中，我们看到的是慈悲心肠的蒋介石；但事实上，同一个蒋介石，却派出部队登陆台湾，大杀特杀，事后谁也没以“违令论罪”。可见档案中的仁民爱物仁义道德，其实是根本可疑的。

结论是，档案一定得在李敖这种独具慧眼的历史家检定下，才能汰伪存真、才能不为所惑。对开放档案叫好的人，都太天真了。

1991年3月7日

内部民变，哪来“国殇”？内部杀人，何来“国庆”？

——驳斥邱垂亮的无知之言

今早看到《民众日报》刊出邱垂亮作《二二八不仅是“国殇”更应是“国庆”》一文，不胜厌恶，即写此文驳斥。

邱垂亮身为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教授，可是却头脑不清，所学不能所用，只能乱开歪腔。八年前，我因他乱谈台湾政情，曾写文章教训他，骂得他不敢回嘴。当时我骂他“对国民党的了解和判断，其实是很浅薄的”。今天我看到他八年后作品，发现他的浅薄，岂止对国民党，连对他自己的台湾，也一塌糊涂了。

邱垂亮文章中，最令人注意的，是他提到几个外省人对二二八的态度。从蒋介石的亲信郝柏村、到蒋介石的宫廷牧师周联华、到民进党外省政客林正杰、到国民党海外同路人许倬云等等，认为他们的言行，已跟台湾人形成“波涛汹涌的二二八共识”，说郝柏村“可以坦然面对，接受二二八。壮哉斯言！”，说许倬云“颇有学者良知、勇气”云云，都是与事实不符的。根本上对人的抽样，就是大错特错的。郝柏村也、周联华也、林正杰也、许倬云也，这些货色的外省人，他们各有讨好的对象、各有媚世的怀抱、各有向群众摆笑脸的利害、各有颠倒是非的本事，全没有“虽千万人吾往矣”气魄，他们这种货色，如何可代表外省人发言？又如何可站在真理与正义上立论？他们在全岛二二八悲情秀中，只是作秀而已，他们又何来良知与勇气，敢犯颜说点明白话？试看周联华说：“我不够资格代表任何人，我只是跟我有同样心态，从民国三十六年以后来的，把这块土地当做自己的土地，希望不分省籍，只有一条心来爱台湾、建设台湾、也希望有一天会回大陆，一起建设大陆中的一个人，我代表着他们向所有二二八的受难家属，尤其是因着误解而造成二二八事件中受伤害的本省同胞道歉，说声：‘对不起，请原谅！’”林正杰说：“真正负责的态度是政府及外省籍第一代、第二代都应公开诚心认错道歉，二二八事件不应以个别历史事件视之，必须把它当做是在台湾‘老移民’与‘新移民’间的冲突、对立与矛盾，因此，对受害族群的全面平反与抚慰是政府及新移民（包括外省第二代）的最大责任。”……这些神棍政客眼中的公义，我是绝不接受的。试看“三十六年以后来的”外省人也好、外省第二代也罢，他们对二二八事件，没有任何责任与罪过，为何要变成罪人一般，由神棍政客带领着向别人道歉？神棍周联华、政客林正杰撇开二二八事件中受伤害的外省同胞不谈，反倒按住外省同胞的脖子，强迫道歉，这种偏颇与伪善，又何以服众？

邱垂亮在选出这些外省货色后，进一步说：“更重要的是，不仅要恢复历史真面目，要平雪冤屈、弥补伤痛，更要重视二二八的历史意义、历史契机，了解一两万台湾人民为何而死，看清二二八把台湾指向哪一个生命共同体的方向和道路，抓住这个历史契机和社会、政治、文化的主体共识，勇往前进，把台湾推向一个更恢宏壮大、更理性民主、更自由人道的新境界和新世纪。这才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罹难的台湾人在天之灵，还活着的罹难家属和其他两千万台湾人的今世生命，才能因而更得安抚平静，更认同、热爱台湾，更感觉、认为死的没有白死、活的没有白活。”请看这是什么话！口口声声问“一两万台湾人民为何而死”，为什么不问问一两千外省人为何先被台湾人杀死？难道“罹难的台湾人在天之灵”之外，罹难的外省人就该下地狱？就该“白死”？这叫什么“恢宏”？什么“理性”？什么“人道的新境界和新世纪”？

邱垂亮又进一步说：“我们还可以利用今年二二八的历史契机、潮流，以及已有的二二八人民同胞共识，大刀阔斧推动几个比较具体的自由民主现代化的基础工作。……第二，二二八是台湾子国和中国母国切断胳带的痛苦行动。不管其结局是如何地悲情，这个尝试脱离母体，建立自我主体的基本事实，谁也不能否认，对错的价值判断与此事实无关。四十四年来，因为中共的蛮横威胁，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统治，台湾一直无法挣脱中国民族沙文主义的巨大阴影，独立自主寻求自己的生存空间。今年实在是台湾创建自我主权主体的关键时刻了。二二八像美国革命前夕的波士顿茶会，也像法国大革命的攻打巴士底狱，可以是台湾革命的历史纪念日。我们可以如是推动。……总之，二二八的国殇，悲悼了四十多年了，今年应该结束。我们应该把它变成‘国庆’，庆台湾人民自主自决、自由民主的新生命。”在邱垂亮这些话里，我们进一步看到这种学者的新面目，他可以公然歪曲历史与事实，把一件单纯的民变解释成“台湾子国和中国母国切断脐带的痛苦行动”！区区民变，岂可这样解释？什么叫“台湾一直无法挣脱中国民族沙文主义的巨大阴影”？台湾人又是什么民族？你们祖先来台湾时带给高山族的“巨大阴影”，高山族又“挣脱”到哪儿去了？真正该这样哀呼的，正好是高山族而非你们，你们如讲正义与人道，何不把台湾还给高山族，让高山族“独立自主寻求自己的生存空间”呢？这位吃洋人饭的学者，不但歪曲中国历史与事实，还歪曲到外国历史与事实呢！他以“法国大革命攻打巴士底狱”为例，但法国人攻打监狱，所攻打对象是政府官吏，谁又杀了无辜同胞了？谁又杀了监狱外面的外省同胞了？这种例证，完全比拟不伦。至于他又以“美国革命前夕的波士顿茶会”为例，更是笑话。从他译成“波士顿茶会”中，就可看出这位学者的不学无知。其无知，与国民党学者张金鉴在《美国政府》中译成“波士顿茶社”如出一辙！与省议员李子骎在《台湾省议会公报》第五十八卷第二十三期中译成“波士顿茶叶党事件”如出一辙！殊不知原文BostonTeaParty根本是“波士顿茶叶事件”，是指1773年12月16日波士顿居民扮成印第安人，将英国商船中的茶叶倾入海中的事件，又何来邱垂亮所谓的“茶会”？一个因茶税而抗税的事件而已，又何来什么“茶会”？这不是大笑话吗？

邱垂亮最后又以“国殇”为喻、“国庆”为结，更看出他头脑全是一盆糨糊。内部民变，哪来“国殇”？内部杀人，何来“国庆”？从台湾暴民滥杀开始，到国民党部队滥杀结束，中间奉陪了善良外省人和善良台湾人一家一路的哀呼与血泪。这种惨象，又何庆之有？由此可见，邱垂亮的脑袋里，除了糨糊，别无所有？昆士兰大学何辜，竟有这种教授！《民众日报》何辜，竟有这种作者！真是冤哉枉也！

1991年3月11日

四针见血看所谓二二八调查报告

2月13日，《世界论坛报》有画饼楼主写《二二八非关“学术”》，其中说：

行政院二二八研究小组，于日昨提出二二八事件调查报告，主要撰稿人中央研究院研究员赖泽涵教授表示，学术研究要讲求证据，因此蒋介石是否下令镇压二二八暴乱，并无文件显示是蒋氏下令，所以无法加诸其应负之责。……

但是民间自组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组则指出，官方的研究报告刻意回避责任，他们将对行政院的报告重加检验与评估。

画饼楼主个人的直觉，官方的报告不分中外古今，都不太可能是纯学术性的，其政治性必然大于学术性，二二八研究报告亦应作如是观，并不因为它出自于中研院学者的手笔，即认定属于“学术”范畴，严格讲起来，二二八研究报告是“术”（权术、魔术），绝非“学”（有系统的知识）。

不过，若说中研院的报告“完全不可靠”或“都是假的”，那也不对；因为其中的许多资料都是一手的，只是取舍的角度不同而已，如果让李敖“大历史家”来主持研究，保险比赖泽涵教授要客观而深入。……

我想，事实上如由我主持研究，我是一定拒绝的，因为我根本不会与国民党官方合作，官方早已有暗杀的立场。这由它选择软弱的赖泽涵出面主持即可看出。至于民间自组的研究小组，更是偏见十足了。

大体上说，目前所谓二二八调查报告，四针见血的观察，不外是：

一、只强调台湾人是受害人。

二、忌谈日本人的影响。

三、忌谈共产党的影响。

四、仍把陈仪作为替罪羊（“并无文件显示是蒋氏下令”，是也；但六百万犹太人给干掉了，至今并无文件显示是希特勒下令）。

总之，调査二二八，是该做的。但是，总以几天几个月的二二八为焦点，而忽略了五十一年日本人在台湾的血债，这算哪门子正义与是非？为什么不立个日人祸台五十一年死难纪念碑？台湾人的哭哭啼啼标准，岂不太奇怪了么？

1992年2月15日

林荣三在二二八大杀台湾人？

竞选监察院副院长贿选声中当选的国民党嚼槟榔大土蛋林荣三的《自由时报》，在无知的发行人吴阿民和无知的社长颜文闩双料带头下，最近闹了一个大笑话。

2月28日，《自由时报》以二版横贯大字，刊出标题如下：

中研院展示“大溪档案”等十五项二二八珍贵史料，警总资料记录逮捕、处决名单最具震撼性

在标题下面，有这样的新闻：

昨日起于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展示的二二八资料，共包括了总统府提供的“大溪档案”等十五项珍贵史料，以大溪档案而言，共收录了二二八事件期间各单位向中央呈报的情报、彭孟缉回忆录、台湾省二二八事件回忆录等资料，对二二八事变的前因后果、中央决策等，皆极具参考价值，而警总资料更记录了各地逮捕、处决、通缉的庞大名单，上述史料并将于3月16日起正式对外开放。

这十五项重要史料的简介如下：

（一）大溪档案：总统府提供的大溪档案，无疑的是最重要的资料，一共有三部分：

1.戡乱时期重要文件分案辑编——台湾《二二八事件》上下两册，此部分收录了二二八事件期间各单位向中央呈报的情报，如中统、保密局、宪兵司令部、军务局，还有陈仪、桂永清、陈诚、黄朝琴、刘雨卿、何汉文、俞济时、于右任、吴鼎昌、魏道明、毛人凤、薛岳、谢冠生等人呈蒋主席之电文及报告，是了解二二八前后中央及省对此事的决策及因应之道最重要的资料。

2.《台湾省二二八事件回忆录》——此为当时高雄要塞司令部司令彭孟缉将军的回忆录，完稿于民国四十二年，对渠接任要塞司令后的情形，二二八事件发生的近因、远因，高雄二二八发生后所釆取的因应措施都有翔实的记载。其中，批评陈仪当时做法的不当，并谈及要塞谈判的一幕都是相当重要的证词。

3.《台湾省二二八事变记事》：此为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所印行。包括事变原因、事变前本省之军事概况、事变经过、暴乱罪行、绥靖经过及善后处理等六部分，并附有事件当时蒋主席、白部长、杨监察使的广播、台湾人民代表团体电文、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之处理纲要、公私财产损失统计、二二八事变大事记、事变及剿抚经过要图及十一页照片，是相当重要的参考资料。

（二）《台湾二二八事变之真相》——柯远芬著，此稿与柯氏于民国三十六年5月发表的事变日记，在意识形态和理念上大同小异，尤其对死亡人数的看法，仍认为应以警总公布的死亡名单为准。

（三）《台湾二二八事变经过及处理》——史政编译局提供。这是史政局提供唯一的资料，而且仅限于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海军总部的相关电文，即当时海军总部司令黄绪虞报道该部在事变中的情况。该资料与警总提供的资料相较，显然是片段、零星的，不若警总完整。

（四）二二八事变案——国史馆提供。系嘉义县警察局、彰化市政府、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农林处、台湾省贸易局、台湾专卖局、台湾省专卖局樟脑公司等机关关于二二八事件的报告。这批资料最重要的在于有3月20日起行政长官公署办理救恤，以及外省公教人员申请救恤的相关资料，目前也唯有台湾邮政管理总局留下类似的资料。

（五）二二八案卷：行政卷、刑事卷——台湾高等法院提供。行政卷中包括台湾高等法院民国三十七年6月17日指令各地方法院呈送二二八事变案件处理情形，各地方法院呈报时都附有一览表，其次是有关家属为二二八事件中遭逮捕者向最高法院申诉的文件。刑事卷为解严后（三十六年5月16日）因不服军事法庭判决而提起上诉的文件。

（六）国安局所提供的资料有黄朝琴、杨金虎、刘雨卿、杨肇嘉、洪炎秋、浦薛凤等人的回忆录，美国对华白皮书第六章第十一节等，以上均系出版品。比较重要的是有关中国共产党对台的相关文件，如中共台湾省工委会在三十七年公开散发的《纪念二二八告全岛同胞书》，以及对于各县市工委的指示、学校工作总检讨、台中地区工作报告等中共内部文件十件。

（七）党史会提供的档案可分为三部分：

1.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六届三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记录、政治审查小组提案、第八次会议政治检讨及临时动议记录；另有蔡培火致组织部有关二二八事（其中谈及党在台湾必须改进之处）、蒋渭州：二二八事变与台湾省政建设协会之关系。

2.已出版的书：《台湾省二二八暴动事件纪要》（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发行，列入杨亮功报告中的附件二）、《台湾省二二八事变记事》（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印）、《台湾事变真相与内幕》（劲雨编，上海建设局）、《二二八事变始末记》（扫荡周报社），以上四本书为除了档案以外最重要的出版品。

3.《二二八事变之平乱》：彭孟缉撰，主要叙述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各地的情况及省方因应之道，尤详于南部高雄彭孟缉平乱的经过。影印稿上有修改的痕迹，据推测应是彭孟缉任台湾省警备司令时幕僚所为，而为彭所过目。此书在批评陈长官坐待“和平解决”决策错误上着墨不少。

（八）调查局提供的资料都是出版品，比较重要的有四种出版品，一为江慕云的《为台湾说话》（民国三十七年9月出版）；一为《二二八与民意》，即陈公洽与台湾，系陈仪离台后，为表现陈仪的在台建树而作；一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新闻室编印的《台湾暴动事件纪实》；一为黄存厚编的《台湾二二八事变始末记》。其余则是最近数年来的出版品，一般市面上都可以买到。

（九）台湾省文献会，该会自始至终只提供民国七十七到七十八年口述历史受访人名册一份，内无电话号码。该会名单来源部分来自各县市文献会或礼俗文物课提供，亦非该会独力访谈得来，由口述历史稿为主编辑，而于10月出版的《二二八事件文献辑录（上）》直到民国八十一年1月，才提供给研究小组成员。

（十）监察院提供的《台湾二二八事变建议案及调查报告》，早已在报上发表，其中的十八份附件却未见附上。

（十一）警备总部提供的资料内容：1.事件原因及初期状况；2.政府处理态度；3.绥靖宽施计划；4.绥靖执行及处理报告；5.清乡实施计划；6.清乡执行及处理报告；7.解散非法组织；8.案犯处理；9.其他。警总报告有陈仪与高雄要塞司令部间的往来电文，也有白崇禧、宪兵第四团、国军二十一师的电文。警总资料最震撼的部分是各地逮捕、处决、通缉的庞大数量的名单，例如嘉义地区有枪决名单，包括今嘉义市、北港、虎尾一带被认定首谋暴动、意图颠覆政府者，分别在19日、23日、25日分三次处决二十名（嘉义市军警缉获“三二事变”暴动人犯执行枪决一览表，这些人分别为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嘉义市指挥所及国军二十一师独立团第一营罗营长执行）。而有部分人也仅以“危害民国”“常利用集会骂我们猪政府”的罪名而遭逮捕。警总这部分逮捕名单，若能与台湾各地方法院呈报台湾高等法院的二二八事变案件处理情形，及警务处的通缉名单相互对照，应可建立更正确的名单。由警总这部分资料可以了解初步的绥靖到3月20日告一段落，以后则是清乡时期，各县市都拟具清乡计划，经警总核准后实行。清乡逮捕的人犯、自新的人数、没收的枪械弹药各有其详细的统计数字。由上可见警总的资料，可以说是撰写二二八研究报告中不可或缺、最重要的资料。

（十二）行政院秘书处提供民众陈情有关二二八事件资料，其中，外省籍的占绝大多数，有部分是纯粹情绪性的陈情书，也有如朱镇邦《二二八事件远因及当时经过情形》、卓战官《二二八见闻录》、梅州迁客榆影园叟《谁为为之？孰令致之？——论所谓台湾二二八事件书》，都是当时人写当时事，虽稍偏一隅，仍值得参考。

（十三）警政署资料：警政署为民国三十五年到三十八年，其中直接与二二八有关的资料不多，但如通缉犯逃犯（包括二二八各地涉案人员）、逃兵、汉奸的资料，对本研究的背景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此外，如有关吴鸿麒等人的尸体在南港桥附近发现后，受害者家属的陈情书及向有关机关交涉的经过，都值得重视。

（十四）淡水领事报告：主要是有关二二八事件前后社会、经济等方面的报告。

（十五）南京第二档案馆资料一共五十八宗，这批资料中大概有一半台湾已有，比较重要的如了解杨亮功报告的十八附件。

中研院近史所表示，这些珍贵史料将于3月16日起正式对外开放，供外界按预约安排阅览，并在“二二八热潮”消退后，以一般管理规则供外界参考。

这段报道详细列举十五项重要史料，本是件好事，不过糟在它的画蛇添足、糟在它自作聪明，特别指出警总资料中“处决”的“庞大名单”“庞大数量的名单”，并点破这是“警总资料最震撼的部分”那些话。

《自由时报》林荣三、吴阿民、颜文闩之流看到重要史料一大堆，就亟思显配显配他们有披沙拣金的新闻眼，因此只从十五项重要史料中挑出警总一项，再从一项中挑出一件，自以为震撼性的，大做文章，同时还配图以加强效果，图边且加上两行说明是：

昨日首度公开的警总二二八史料中，最受瞩目的是警总于各地逮捕、处决的名单。

不过，我一看到了，就大笑起来。为什么大笑？因为林荣三、吴阿民、颜文闩之流太无知了。警总史料上，明明标的是“已决暴动人犯名册”，但这里的“已决”，并非“已经枪决”之意，而是“已经判决”之意。因此，它绝不是什么“处决”的“庞大名单”“庞大数量的名单”，只是已经判决确定的一份名单而已。

林荣三、吴阿民、颜文闩之流显然是不读书的。若肯读书，只要细看这份名单，便知道所说非实。

名单上只有二十三个人。第一名“萧明山”、第二名“张芳基”且都是外省人、都是福建惠安人。职业一为“陆军总医院下士班长”、一为“陆军总医院上等理发兵”，二人都因为“抢劫”被判死刑。第三名“廖金芳”、第四名“曾心全”以下，或因“抢劫”被判十年、或因“叛乱嫌疑”被判五年，都不是什么该“处决”的死罪。到了名单后面，自第十二名“吴顺”以下，到第二十三名“谢长”，则判的都是“发交劳动训导营管训感化”的轻刑，更与“处决”的死罪无涉了。——一共只有二十三人，又何来“庞大名单”？何来“庞大数量的名单”？二十三人中，台湾人二十一人都判的是有期徒刑或管制，又何来“最具震撼性”的“处决”？

由此可见，《自由时报》耸人听闻的警总“最具震撼性”的枪毙人名单，只是判决枪毙两名外省士兵而已，其他全无处决情事。——炒二二八新闻，说外省人如何枪毙台湾人，也不是这样炒法吧？如这样炒法成立，那不是外省人大杀台湾人了，而是林荣三大杀台湾人了。

1992年3月18日

将军坟

今年二二八的前夜，陈仪之墓寻获了，“勇敢的台湾人”去撒尿吐口水，民进党台北县长尤清表示他个人虽然非常痛恨陈仪、非常遗憾陈仪之墓竟在台北县，但不希望民众有过度的情绪性反应，毕竟陈仪已经死了。

毕竟陈仪已经死了。不过，死对陈仪而言，却是轰轰烈烈。在他死前，本有生路。林蔚将军跑去劝他向蒋介石认错，写一纸悔过书，就可恢复自由，在台湾居住。陈仪凛然色变，说：“我有何错？我无错可认，他不高兴，可以杀我，我已年过半百，死得了，悔过书我不能写。”林蔚说：“总得让蒋先生下台。”陈仪说：“下不下台是他的事，我没有要他把我抓起来。”1950年6月18日清晨，天色方曙，陈仪在囚所被唤醒，执行死刑的命令递到他手中。他说了声“好吧”，便嘱咐唯一随身的厨子，准备汤水，沐浴更衣。他从容不迫，揽镜整容，打好了领带。按照惯例，左右捧上了给囚犯的酒肉，陈仪把手一挥，说：“用不着，走吧！”两个军人上前扶持，他又将两臂一摔，拒绝了，昂首阔步走了出去，上了一辆指定的吉普。车抵刑场，他安详的下了车，回头对执刑的说：“向我头部开枪。”便大步向前走去，口中频频说着：“人死，精神不死！人死，精神不死！”就这样的，陈仪壮烈地死去，由同父异母兄弟脱下血衣，把他火化，几年以后，偷偷埋在观音山的墓地里。此后罕人扫祭，早成荒坟了。

今年3月2日，我应台大学生之邀，演讲《蒋介石与二二八》，我说陈仪有恩于台湾，但台湾人却恩将仇报，中了蒋介石的宣传，把陈仪丑化，这是不对的。四十五年来，在这岛上，我是唯一替陈仪仗义执言的。但我的声音，只换来沉默。——人们不习惯听到推翻他自己一直相信的，不然的话，“替罪羊”也不会流行于世了。

演讲过后，三位记者迎面走来，向我说，正好有个便车，想去陈仪墓上看看，李先生一起去吧。我答应了。便买点面包汽水做午餐，一同上路。

到了台北县五股乡吉福村，我们下了车，向山坡步行。在孝义路四十七巷前，左转进入公墓。公墓很杂乱，东一个坟、西一个坟，千坟一律，没有任何特色。但是，再往前走、往上走，却遥见一片竹林，气象稍异。竹林所在，是一片陡地，由附近地主带路，我们爬上陡地，经过了几座较大的坟，便到了竹林。地主指点之下，陈仪的墓就赫然出现。

首先给人的印象是，这真是一座神秘的坟！它四边以巨石为垒，中间又以巨石凸堆成半个圆球，砌成主坟，看来结实无比，不像个坟，倒像个碉堡。坟前有一矮碑，上刻“陈公退素之墓”，六个大字，书法隶中带颜，亦少俗气。地主说，本来四处都是杂草，两天来人来得多，杂草都给踩平了，我细看四周，果然如此。

随行的记者纷纷道说此墓的风水。报上说这块墓地风水上属于“蛇穴”，蛇头是当地陈姓家族祖先合葬的地方，陈仪之墓则位于蛇腹的部位。风水师强调，人站立时以双腿最有力，躺下时则是呼吸系统最旺盛，而蛇以腹爬行，虽不若蛇头综观全局，但其气息却是绵延流长、有利子孙。又说墓地刚好占住“财位”，加上刻意避开蛇头肃杀的霸气，应属“调珠宝”的格局，有利子孙“坐拥财富”。

从陈仪墓上，我遥望观音山主峰、遥望公墓的天坛顶式纳骨塔，别有所思。陈仪一生清廉，他在台湾做“总督”时，他的日本贵族出身的太太，每天要提菜篮亲去市场买菜。他们膝下无儿女，只过继了哥哥的一个女儿。妻女后来都留在大陆，穷困不堪。他的日本太太甚至要出售陈仪的上将军装，以换温饱，后为中共当局得知，酌予救济。以这样空前绝后的遭遇，还说有利子孙“坐拥财富”，妖妄之言，真是滑稽。

站在陈仪墓前，虽然地主、记者之声盈耳，我却充耳不闻。我身处荒冢，神游物外，遥想墓中人当年的叱咤风云、遥想他的正气霸气、遥想他的敢作敢当、遥想他的舍生取义、遥想他的视死如归……觉得他真的不愧为将军；而凄凉卧此，如此奇坟，又真不愧为将军之墓。

台湾的将军之墓多矣，蒋氏之“陵寝”姑不论，自北投陈济棠将军以下，豪墓成群。这些将军，无一不是败军之将，纵死后还拥“佩虎符、坐皋比”的声势，其墓无一足观。但这里的墓中人却是例外。这位将军为求仁得仁而死、为不甘做蒋氏鹰犬而死。更有鲜明对比的是，他死在他亲来光复的岛上。在岛的对岸福建省，他曾做过主席，离职时他感慨说：“五年后，闽人当思我。”不到五年，福建人怀念了他。可是，台湾呢，他错了，台湾是无情之岛，不到五年，他伏尸在万人空巷欢迎他的同一地方。并且，漫长的四十五年之后，还要受人唾骂，虽孤坟远引，但尿与口水仍追踪而至。——台湾是无情之岛，信有征焉。

回台北前，我们鱼贯下山，我走在最后，有意放慢脚步，独自一人，回头再望了望陈仪之墓。蓦然间，我想起我老家吉林省集安县的那座“将军坟”。那坟也用巨石垒成，因石冢高大，迥非寻常，故人称“将军坟”。不过，那种一千四百年前的古高句丽王陵寝，空有华丽，不见悲情，更无杀身成仁的传奇缭绕其间，只是古迹而已。但眼前这座将军坟呢，却别具气象，并且气象万千。那气象不是风水、不是“蛇穴”，而是风生水起，龙眠其间。孔子惊讶老子“其犹龙乎？”——一个将军，身为封疆大吏，放着世俗的荣华富贵不去追求，却独行其是、之死靡它、肝脑涂地、强项不屈，除了“龙”外，又是什么呢？

1992年3月20日晨，以两小时写成

让二二八使我们成熟

今天，“勇敢的台湾人”人人会谈二二八了，这是一个好现象。不过，穷本溯源，大家这么勇敢，原来是有更勇敢的外省人带头的。外省人孟绝子早在国民党不准谈二二八时就谈二二八了。他先在几次演讲中提出应该把“二二八”这一天定为“台湾苦难反省日”，后来他写成《台湾苦难反省日——化解台湾的隐痛二二八》一文，登在外省人李敖办的刊物上。

孟绝子提出的“台湾苦难反省日”构想，比后来跟进的郑南榕、陈永兴、李胜雄诸君所发起的“二二八和平日”来，显得高明而深刻。把“和平”跟二二八连接在一起，本来就怪怪的。耶稣有言他不是带来和平，是带来刀兵，所谓和平运动，往往是挑起刀兵的。因为倡言和平的诸君，总未免舍末逐本——先搅起本已愈合的旧伤，再倡言抚平，这不太奇怪了吗？他们口口声声希望二二八的阴影尽快结束，但却勇往直前，遮住阳光，这样下去，阴影反倒越难结束了。

今天二二八问题所以治丝益棼，越炒越不能结束，就在“勇敢的台湾人”搞错了方向。

我看遍了今天所有“勇敢的台湾人”的二二八谈话与作品，他们的哀呼、他们的悲恸，都是令人同情的。我个人早在他们哀呼与悲恸之前多年，就刊出更勇敢的台湾人刘峰松为二二八受难者张七郎平反的文字，从哀呼与悲恸着眼，我与我的台湾人朋友早就先人着鞭，力斥外省人的凶残无情。我为义助台湾人而受刑受难受苦坐牢，记录俱在、路人皆知，我无须澄清我早就同情台湾人的立场。四十五年来，外省人为同情台湾人而被国民党迫害既深且久者，无出李敖之右，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台湾抗暴的先行者异口同声说的。

我在二二八后两年，不到十四岁来台湾，四十三年来，天天跟台湾人在一起，一天也没分开过，台湾人的优点，所知独多；台湾人的缺点，也颇晓一二。不过，台湾人的缺点，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岛国环境与统治政权带给他的，缺点中的最大一个，就是不懂事、目光狭窄、没有见识。更严重的是，由于四百年来它被统治者一路“进出”，涕泪之余，形成了一股大悲调，总是“哭哭啼啼，没有出息”。（这八个字是邓小平骂“文革”以后所谓伤痕文学之类的话，邓小平是强者，他雅好战斗，不喜欢哭。）“没有出息”表现出来的，其实不止弱者的悲怜与眼泪，不能自我反省，一切都埋怨别人，也是表现之一。老婆婆被欺负了，总是自叹命苦，但从不反省她怎么欺负小媳妇，严格说来，这是一种“弱者的偏执狂”。

今天所有“勇敢的台湾人”的二二八谈话与作品，众口一声，都把悲剧定位在外省人的不是上，说破了，这就是“弱者的偏执狂”。人一变成“偏执狂”，则虽遭苦难，不能反省，年复一年下去，除了自怜不幸外，还很容易自祸，——历史重演，引发第二次苦难。

二二八事件，在本省人眼中，百分之百全怪外省人。但我怀疑，到底有没有一个小数点——百分之百怪外省人的一个小数点，本省人也不妨反省反省呢？例如事件之起，是缉私人员惊慌中开枪误杀了一名看热闹者，这种缉私人员应予严办，是对的，但群众包围警察局，要求立刻“就地正法”，这种不懂事的要求，任何官员都做不到。做不到就起暴动，把外省人中的无辜者予以打、砸、抢、杀，妇女予以强奸、婴儿予以摔死，这种行为，不该反省反省吗？由这种暴民滥杀行为招致来的暴君派部队登陆滥杀，能够百分之百全怪外省人吗？我绝对不是说国民党政府惹起民变、处理民变是对的，但相对方面，本省人的肆虐与招祸反应，也不无反省之处。但是，直到四十五年后的今天，又有几位反省了呢？

事件之起，陈仪答应“惩凶赔款”“不秋后算账”，本已息事宁人、本已屈服，但是，本省人价码节节升高，答应了三十二条，又来了四十二条，不懂事的要求，使任何官员都做不到，最后只好兵戎相见，进一步造成悲剧。这种没有底价似的讨价还价……最后乱开价，逼得对方忍无可忍，只好动粗。如今一家哭引发一路哭、一路哭引发全岛哭，说不该动粗，你看你把我打成这样子，动粗的确不该，但不动粗，又该怎么做才能平息四处蜂起的暴乱呢？四十五年了，谁又假设假设，如果你设身处地，你怎么想？如果你是二十一师的抗战老兵，老子跟日本鬼子打了八年仗，光复了台湾，台湾人居然戴起日本人军帽、唱起日本人军歌、拿起日本人军刀军枪，沿街打杀外省人，这种亡国奴习性，老子还不教训教训你吗？——如果你是那种老兵，你会有更理性的表现吗？

外省人不设身处地替本省人想，本省人至今谴责；但本省人有无也该设身处地想想外省人呢？想想无辜被打杀的外省人呢？想想仇日老兵的报复心态呢？

我绝不说外省人对，但我觉得，本省人的真正精英，应该勇于站出来，矫正矫正自己人的方向，“障百川而东之，挽狂澜于既倒”。而不是听任暴民胡来。

本省人精英林献堂先生就是一例。在台中地区的外省人被暴民集中，要予以杀光的当口，林先生挺身而出，大声说：外省人像蚂蚁一样多，我们今天杀光他们，他们明天就来杀光我们。暴民听了，怕了，才没一错再错。

但是，同是本省精英林茂生先生，以他那么崇高的学术地位，照他儿子林宗义先生的回忆，却是“他同意，加诸大陆人的暴力，以及对政府大楼与公务员的伤害，来表达极端的愤怒，乃是人民的幻灭与普遍而强烈的挫折感的一种合理表现”！林茂生先生明知“这种对财产与大陆人的普遍而不分皂白的暴力，用来作为有效的政治行动，是没有意义，也是没有用的”；明知“后果会很严重，真吃力（台语）！”但他无法像林献堂先生那样挺身而出，大声引导自己人适可而止。作为精英，在百川狂滿当前，他是不是少做了点什么呢？

四十五年过去了，“勇敢的台湾人”众口一声，平反二二八了，谁先动手，一概不提；阿山受害，按下不表；死人灌水，两万八千；流氓昭雪，以精英论。……全部的是非，都一面倒了、都在学术外衣下清一色了。哀呼是适当的、悲恸是应该的、感情的语言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些以外，对苦难做一点反省也是必要的。当年的不懂事、不能“知其所止”，节外生枝，引来了进一步的悲剧；四十五年后，以二二八做政治诉求的台湾精英们，是不是也该想想后果呢？把二二八牌这样打下去，省籍对立与台湾独立是明显的因果发展，而悲剧重演与“血洗台湾”是明显的历史必然，说大陆不会打台湾、不能打台湾、不敢打台湾的人，无须今天台湾精英来说，二二八时提出四十二条的精英们早都说过了，当时若说他们目光狭窄，没有见识，他们一定不信。但是，当墓草久宿之日、当劫后余生之时，他们还不信吗？

二二八是苦难，苦难带给人悲情与煽情之外，应该进一步有所反省。做“勇敢的台湾人”是不够的、光“勇”是不够的，还得有“智”与“仁”。智慧告诉自己要懂事，不要目光狭窄、没有见识、不知利害；仁心告诉自己要知道什么是真正公义，真正知道公义的人，他们在主张“还给台湾人一个公道”之际，也会主张一下还点公道给外省人；主张“促成公布真相、平反冤屈”，也会调査一下台湾人怎样“冤屈”外省人。也许有些公正人士们说，台湾是台湾人的，你们外省人跑到台湾来，出了事，难免要受“冤屈”，但是，高山族若站出来，谁还好意思说这种话呢？正因为台湾人的祖先从大陆来台，欺负他们、欺骗他们、欺凌他们、残杀他们、联合外国人（荷兰人）把他们无异种族灭绝，他们才逃到高山之上，试问今天的公正人士们，是不是也该把当年台湾人“冤屈”高山族的血泪，公道一下呢？要立大家立，在为二二八立个大碑的同时，是不是也该为高山族立个小碑呢？——真正公义台湾人，一定会有仁心关怀到这种公义。

不要再“哭哭啼啼，没有出息”的面对二二八，让二二八使我们成熟。杀人被人杀后四十五年，若还把自己局限在打二二八牌来自怜自祸的格局里，我们可真太没出息了。

1992年3月20日

二二八中的留日特级流氓

叶明勋《不容青史尽成灰》中有这样一段记二二八时：

最不可原谅的，就是街头巷尾，居然有人高唱日本歌，舞着武士刀，几乎忘却自己是炎黄子孙，身上流着是中华民族的血液。这种与日本浪人无异的行径，有人认为这是日人蓄意助时为虐。根据资料探索，日本战败之初，旅日台湾同胞四万五千多人，半数以上是没有户籍的。三十五年由日遣送回台的二百二十七人，其中部分并不是参战的，而是当年的特级流氓，日人训练他们到大陆去当最坏的角色，目的有三：一是坏事做尽，替日人顶罪，二是破坏对台湾同胞的情感，三是困扰台湾的治安（见1963年4月份《文星》杂志）。像这样充满炸弹性的火种，投入台湾，我们虽未尽信，危险性是可想而知的。另一不可忽略的事实，就是当年被征参战遣散回台的人，先后约有三十万多人，他们的就业问题，政府缺乏妥善的照顾或安排，像这样血气方刚的人群，一旦游手好闲，自然构成社会问题。有人认为这些问题与流氓的未能肃清，也是导致二二八风暴的另一因素。然乎否耶，治史者不能不予重视。

叶明勋提到的“见1963年4月份《文星》杂志”，语焉不详，因为当时《文星》编务实际为我掌握，所以愿意为他做一补证。

1963年4月份《文星》杂志上，登出名记者林今开的《新闻记者与黑驴子》，文中有下面的透露：

当我七岁的时候，我的身体比现在还要孱弱。有一天我的叔叔带我到离城不远的姑姑家里去。那正是早稻成熟的时候，田野上一片黄金色，我望见路边有一匹黑色的驴子，它正伸长着脖子，啃着田里的稻穗，我于是大步走过去，从地上捡起那条缰绳，试图牵着它离开那块稻田。

“嗨！”叔叔用力地拉了我一把，“你不要命啦！”

“驴子在吃稻子呀！”我理直气壮地说。

“驴子吃稻子，干你什么事呀？要是让它踢一脚，看你……”

我顺从地丢开缰绳，随着叔叔往前走了。他随后郑重地对我说：“从今以后，千万别管闲事，我们走我们的路，驴子吃人家的稻子，你要听话，叔叔才会常常带你到乡下来玩。”

“叔叔常常带你到乡下来玩”，这句话对我有多大的诱惑呀！我从小就学会依顺大人而获得实惠的好处。叔叔常带我玩才要紧，管他娘的稻子被驴子吃完。那夜里，我睡在姑姑的床上，却梦见有一匹驴子，把一片金色的稻田都吃个精光，然后它奔进农家，践踏着一群孩子们，又向我狂奔过来，吓得我冒出一身冷汗，醒来却是倒在姑姑的身上打着滚。

从此，我常常重复做着这个可怕的黑驴子的梦，我对这梦愈惧怕，它愈顽固地缠住我。年龄和智慧的增进，却未能消除它对我的威胁，我所痛恶的“黑驴子”无数次地重复出现在我的梦景中。

我长大了，我渐渐发现这个梦正是我的灵魂的枢纽，它是位于我的罪恶和道德的两条思路的交叉点上，随时在左右着我的重大行动，虽然我不知道是祸是福。

到现在为止，这个梦最重要的一次出现，那是远在民国三十五年12月间，我采访到一条重大的机密消息，老实说，这条消息不是釆访来的，那是我用千方百计从陈仪长官办公室“偷”出来的，可是，我一看内容，吓得不敢发稿，不止是怕我自已惹上麻烦，更怕会无辜连累长官公署办公室的官员们。我深知陈仪长官对这件事采取“放任政策”是非常错误的，为了台湾全省同胞生命财产的安全，我必须将这“机密”发表出来，可是，我又缺少这份勇气。

在第三天黎明之后，我又做了那个不知重复过多少次的“黑驴子”怪梦，等我惊醒过来，正像以往的情形一样，这梦立即给我很大的勇气和责任，驱使我立刻把那列为机密的文件，写成了一篇新闻稿，放在我寝室隔壁的编辑部办公桌上。

在我重述这件机密文件内容以前，让我简略地介绍我当时工作的环境。在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台湾官方组织了一个“台湾通讯社”，三十五年初我自大陆来台湾，担任这家通讯社的小记者。到了台北，我才感觉这家小通讯社所负的任务相当重要，当时台湾所有报纸刚刚从日文版变成中文版或中日文混合版，许多日治时代的名记者在光复一夜间，他们都“返老还童”地变成“幼稚园”生了，如果哪一个记者能到官厅里说几句国语，再用汉文写一篇不大像样的新闻稿，在当时这种人简直是奇货，因此，各报社都闹着稿荒，当时台北各大报地方版都靠这家小通讯社的通讯稿来填版面。每日打开报纸看，“台湾社讯”在地方版上所占的地位，好像“中央社电”在要闻版上一样，这种情形一直维持到三十六年2月27日（二二八事变前夕）为止。

我在三十五年12月19日，经由“台湾社”发表了长官公署的一份“机密文件”，那是麦克阿瑟元帅自东京致我国外交部转给台湾长官公署的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通知陈仪长官密切注意这一件事：旅居日本四万五千多台胞中，有一半以上是没有户籍的，这些旅日台胞违法案件超乎寻常之多，他们正陆续被遣送回台湾，东京盟军统帅部特地为此致一份备忘录请台湾长官公署密切加以注意。我在发稿时，知道我发表这一条被列为“机密文件”的消息，即将被戴上“破坏台胞感情”的大罪名，有一点，我做得取巧，我在这一条通讯稿上假注着：“台湾社南京特讯”，我想，如果发生了麻烦，可把这个责任推给“并无其人”的南京特派员身上。这篇讯稿，第二天台北各大报都用非常显著的地位刊登了出来，但是，使我很失望，因为那件麦帅备忘录被“台湾社”主编大加删改。备忘录中的“全文”被改为“大致如下”（见民国三十六年12月20曰《新生报》第二版），兹将旧报照录如下：

〔台湾社南京特讯〕日本东京盟军统帅部，近致我外部转台湾长官公署一份备忘录，其内容大致如下：

根据去年11月日本户口统计旅日台胞总数仅为25283人，但盟军统帅部目前调查旅日台胞总数为45720人，已遣送者计21760人，尚留日者计13960人，愿意遣送返籍1531人，由上列数字可知，旅日台胞实数中有20437人为特殊原因，不置于日本户口中或彼等于去年11月始入日本。按本年7、8、9三个月之统计，台胞在日发生违法案件达三百余件，较日人违法案件，平均数多一倍。

〔台湾社讯〕顷据台湾长官公署负责人称：一批旅日台胞千余人曾经美方同意，拟拨美轮“佐世保”运遣返台，预计本月14日可抵基隆，惟此项要求已遭麦帅拒绝，不予运遣返台，省长官公署本拟指派遣送日侨之“台南号”运返台胞，现“台南号”因机件损坏，正在修理中，省交通处已允派“台北号”轮船代办此项遣运工作，闻“台北号”将于本月20日由连云港启碇来台。

麦帅的备忘录全文被删改以后，登在台北各报上，我虽然很失望，但，台湾通讯社已经受不了了，长官公署天天派员来查究消息的来源，我照原先的计划，将责任推给“台湾社驻南京特派员”，起初他们有点相信，因为那份备忘录是由南京外交部转来台湾的，可是，他们硬要索阅南京特派员航讯的原稿，我只好说原稿遗失了，当然使他们怀疑加深。

二十天以后，即第二年正月十日台北轮自日本佐世保运载一千一百二十七人旅日台胞抵基隆，透过港务局的关系，我被特准登轮访问归胞，更深一层地了解麦帅备忘录的严重性。

在这一条船上，有久居日本的正当台籍侨民，也有非常优秀的台籍留日学生，和其他九流三教的乘客，他们大多数和我都很谈得来，访问工作非常顺利。从他们口中证实了麦帅备忘录的话，在户口严密的日本，竟有两万多个台胞是没有户籍的，这些人大都是从日本远征地区被当做日俘“遣返”日本，其中有一部分不是应征参加“皇军”，却是一批当年台湾的特级流氓，日本军闽特意对他们加以训练，然后送往中国大陆去充当“最坏的角色”，日本人培养他们的目的有三：一、鞭策这批人在中国大陆从事穷凶极恶的事，而替日本人顶罪；二、破坏中国大陆人民与台胞的感情；三、解决了台湾境内的治安问题。

这一批人在战后被“遣返”混乱的日本社会，大部分不办户籍登记，当然，他们的恶性和惯技一时改不过来，于是带给日本政府和盟军统帅部极大的不安，因此，盟军统帅部在协助遣送二万余名台胞返国外，特地郑重地致送那一份备忘录，提备陈仪长官对其中一部分分子应加以特别注意。

台湾长官公署对那些“特殊分子”，像对一般的返国台胞一样的欢迎和处理，这当然违背了麦帅备忘录的原意。也因此我才千方百计地想取得这份所谓“机密文件”。

我自基隆回到台北，花了两天工夫，写了一篇八千多字的专文，以那些良善与热情的归国台胞所口述的资料，引申到麦帅的备忘录，促请政府密切注意与慎重处理这件事，可是，没有一家报社敢冒“破坏台胞感情”的罪名而刊登这篇文章，我所服务的“台湾社”更不例外。

“老林！”我的主编拍拍我的肩膀说：“你的大作写得很好，但是，那会引起政府官员不高兴，也不讨好本地老百姓，算了吧！老林，你的前途无量，少管这些闲事就好了！”

这时候，我望一下我的主管，立即使我想起那年站在田边上毫不在乎地看黑驴子吃稻子的家叔的面孔。

我没有想到，谁也没有想到，当年2月28日台湾发生了非常惨痛的二二八事变，这事变距我发表“麦帅备忘录”六十八天，距我在基隆访问旅曰归国台胞仅仅四十八天。

当然，我并不认为那惨痛事变是由这些“特殊分子”引发的，更不以为我那八千字的报道性文章能阻遏这个高度爆炸性的事件。但是，以我这个深历这次惨变的人来看，那些“特殊分子”被那样地欢迎回国，无异对这事件投下了大量而强度的“助燃剂”。因此，我常常怀恨我没有发表我的访问报告，虽然我知道这一篇报道性文章，对当时政府影响力很小，但是，我没有尽到一个记者所应尽的最大责任，我应该惭愧的，我因此常常梦见无数死在事变中的冤魂向我伸手哀号。

在这次事变中，“台湾社”也被捣毁，我的财产尽失；其实，当时我的真正财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我的女友送给我的英译《托尔斯泰全集》；另一件是那八千字采自基隆港口的访问资料。

许多的朋友都说：假如是现在，事情可能改观，当时我才二十二岁，现在年纪大多了，同时，台湾也增加这么多强有力的报纸和杂志。可是，我的想法却是“相去不远”。现在，我还在从事这件工作，新闻界的客观条件确是比以前好多了，但是，关于“这一方面”的进步，还是非常的有限。……

上面这一林今开回忆，已经清楚地透露了二二八中留日特级流氓的兴风作浪作用，今天本省人闭着眼睛瞎说当时都是精英并无流氓的人，居心何在，也就可想而知。

附带一提的是，今天本省人，自李登辉指示《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以下，都说陈仪的罪状之一是阻挠台人回乡。事实上，由留日特级流氓都得返台一事，可证这种罪名是不实的。据马起华《二二八研究》：“台籍人士在祖国大陆者四万人，在日本者留日台胞三万人，军人军属一万人，学生五千五百人，在南洋二万人，合计十余万人，大部均在1946年以前回台，尚有三万余人留在日本及中国大陆。”可见二二八前大部分海外台湾人都已让他返台。林今开的回忆，也正为这一事实别添脚注。陈仪致吴鼎昌秘件中自承“失之过宽”，正此之谓也。

1992年3月28日

台湾人为何不敢清算日本人的二二八？

二二八四十五年后，“勇敢的台湾人”成群结队算旧账，清算二二八。我是最赞成算旧账的。第一、算旧账可以前事不忘、师法教训；第二、算旧账可以揪出坏人，予以谴责；第三、算旧账可以明辨是非，伸张正义。

不过，“勇敢的台湾人”算旧账，却有两点是最不可解的。第一、二二八首开滥杀之风的，是“勇敢的台湾人”大杀外省人；闯了祸后，遭到赶来登陆的外省军人的报复，也一阵滥杀。前后因果关系撇开不谈，光说自己被杀、自己无辜、自己可怜、自己歹命，这种态度，不是成熟的人干的事；第二、二二八你杀我我杀你，杀来杀去，总归是同族相残。但是，“勇敢的台湾人”在二二八以前，曾被日本人统治五十一年，五十一年间，日本人杀的台湾人，也不知超过几个二二八了，为什么“勇敢的台湾人”却至今不敢吭声？——被自己同种杀了，却不共戴天、大算旧账、又立碑又赔偿；被异族异种杀了，却以德报怨、一笔勾销、忘得一干二净，这种态度，也不是成熟的人干的事。

说日本人没杀台湾人、纵杀台湾人也没外省人杀得多吗？不对吧！翻翻历史，血红脸红一下吧！

日本人从1895年统治台湾起，就在台湾配置了庞大的杀人武力，据日本参谋本部《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及台湾宪兵队《台湾宪兵队史》，当时在台的正规兵5万人、军属2.6万人、宪兵2000人、警察1200人，全部人数，接近8万人，用来“讨伐土匪”。这种大军压境，比起陈仪只靠5000军警治台，惹出二二八来，台湾人喜欢哪一种，不问可知。日本人不但大军压境，还颁布《匪徒刑罚令》（律令第二四号）等恶法，虎而翼之，以利杀人，这样一来，混乱时杀的不算、法外杀的不算，依法判决而杀的，就大有可观了。据秋泽乌川《台湾匪志》，光在日本统治五十一年的前十二年，就杀了4612人，有如下表：

时间/台北地方法院/台中地方法院/台南地方法院/第1、2次临时法院/计（单位：人）

年份、死刑/徒刑、死刑/徒刑、死刑/徒刑、死刑/徒刑、死刑/徒刑

1895（明治二八）0/0、0/0、35/17、0/0、35/17

1896（明治二九）50/18、4/4、17/43、2/12、73/65

1897（明治三〇）5/96、49/119、0/43、0/0、54/258

1898（明治三一）116/388、93/60、38/160、35/16、282/624

1899（明治三二）349/98、209/60、307/78、0/0、868/236

1900（明治三三）224/101、1370/359、188/98、0/0、1782/538

1901（明治三四）71/73、329/101、510/116、0/0、910/290

1902（明治三五）30/13、165/16、315/67、0/0、510/96

1903（明治三六）19/16、25/8、38/12、0/0、82/36

1904（明治三七）8/5、4/0、1/1、0/0、13/6

1905（明治三八）0/1、0/0、6/1、0/0、6/2

1906（明治三九）0/1、0/0、0/1、0/0、0/2

计（单位：人）872/810、2248/727、1455/637、37/28、4612/2202

这种依法杀人的数字外，混乱时杀的人、法外杀的人，更是可观。据日本总督儿玉源太郎时代的民政长官后藤新平《日本殖民政策一斑》，光在1898年到1902年前后五年间，法内法外的杀人数字如下：

时间/被捕时或押送时抵抗被杀者/被判决死刑者/被讨伐队所杀者/总计

1898（明治三一）/166/84/2850/3100

1899（明治三二）/324/507/3/834

1900（明治三三）/468/873/9/1350

1901（明治三四）/682/997/311/1990

1902（明治三五）/4033/537/106/4676

计：5673/2999/3279/11950

鹤见祐辅《后藤新平传》中透露：后藤新平又亲口道出：自1897年到1902年六年间，被捕的“土匪”有8030人、依法处死的有3473人、不经法律手续的“临时处分”杀死的有4034人，可见实际上的杀人数目，在列表之上。

再据东乡实佐藤四郎《台湾殖民发达史》，数目更多，1898年到1902年五年间，以《匪徒刑罚令》处死的有2998人、不经法律手续杀死的有10950人！对比之下，混乱中的法外杀人，人数更多了。

1902年以后，日本人宣布“全岛治安完全回复”，前后八年的杀人局面渐告退潮。但是此后的杀人局面，仍有续集、三集。……试看1907年“北埔事件”，台湾人一死就是100人、1912年“林杞埔事件”死了9人、同年“土库事件”死了1人、1913年至1914年“苗栗事件”死了20人、同年“六甲事件”死了20人、1915年“西来庵事件”以至“噍吧哞大屠杀”死了6000人以上（含前后被判死刑的95人和37人。最初判死刑的有866人，成为全世界最大刑案，日本国会怕丢人，乃压力减刑，但已先处死了95人）、1934年“众友会事件”、1941年“东港事件”、1944年“瑞芳事件”，光打死在牢里的，就300人以上、1944年“苏澳事件”死了70人……

以上还专就汉族死于日本人之手而言，至于高山族，更比汉族有种多了。自1896年到1920年，二十四年间，就有抗日事件154起。据山边健太郎《现代史资料》统计，时间、地点及高山部族有如下表：

时间/地区/抗日部族

1896（明治二九）/高雄/阿须明社

1896（明治二九）/台东/求茶加须社

1897（明治三〇）/新竹/大坪、上坪、内湾方面

1897（明治三〇）/花莲港/太鲁阁社

1898（明治三一）/新竹/吗夷巴拉社

1902（明治三五）/台北/宜兰小南澳山社

1903（明治三六）/高雄/吗加社、托那社

1904（明治三七）/台东/红头屿社

1905（明治三八）/台中/萨拉毛社

1905（明治三八）/台中/雾社

1906（明治三九）/新竹/马武督方面

1907（明治四〇）/新竹/鸟来、甲板山方面

1907（明治四〇）/花莲港/太鲁阁社

1908（明治四一）/台中/雾社、白狗方面

1908（明治四一）/花莲港/芝加索湾社

1909（明治四二）/台东/茶罗支须社

1910（明治四三）/新竹/考握港社

1911（明治四四）/台中/雾社

1911（明治四四）/新竹/李栋山方面

1911（明治四四）/高雄/托亚社

1911（明治四四）/台中/排巴拉社

1912（大正一）/新竹/罗不果社

1912（大正一）/新竹/气那奇社

1912（大正一）/台中/白狗马烈巴社

1912（大正一）/新竹/吗里科湾社

1912（大正一）/花莲港/鲤鱼尾方面

1913（大正二）/花莲港/踏气里溪方面

1914（大正三）/花莲港/太鲁阁社

1914（大正三）/高雄/六龟里社、葡袋社

1915（大正四）/台东/哈加湾社

1915（大正四）/新竹/加拉社

1917（大正六）/台中/丹大社

1919（大正八）/台北/南澳社

1919（大正八）/台中/萨拉毛社

1920（大正九）/新竹/萨加罗社

1920（大正九）/台中/萨拉毛社

其他

总计：154起

对照起来，高山族比汉族勇敢得多了，相对的，牺牲也就更大。日本且有“理蕃总督”佐久间佐马太者，他在“蕃人讨伐五年计划”中，在1910年到1914年间，就杀了高山族两万人！1930年的雾社事件，也死了734人！

今天在李登辉指示下出笼的《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以所谓学术研究，研究出二二八死人在一万八到两万八之间，官方文书自承如此，举世大哗，自《纽约时报》以下，群相传布，此事国民党政府弄巧反拙，导致灰头土脸，固然活该，但是“勇敢的台湾人”趁此趾高气扬了么？我看还早。“勇敢的台湾人”除非能勇敢的先面对异族日本人在台湾制造的多少二二八，有以清算、有以追讨、有以立碑、有以赔偿，才能显示出自己的懂事与骨气，否则的话，只是对内凶桿对外懦种而已，要想神气，未免还早啊！

1992年3月29日

从暴君历史学到暴民历史学

二二八的历史，四十五年来一直被扭曲，以前是怕暴君、怕蒋介石及其黑暗政权，二二八被扭曲了；现在是怕暴民、怕民进党及其霸道群众，二二八又被扭曲了。所以，我们至今看不到“二怕者”写出的二二八的信史，只看到牺牲信史，讨好“民意”。

1991年4月29日，我写信给我的台湾人朋友彭明敏，我说：“总之，台湾之地，前途有限，后患无穷，除非台湾人能聪明起来。但这样发展下去，国民党笨，民进党更笨，台湾将从暴君统治转为暴民统治。”在这种暴字号统治的转换中，从暴君历史学转到暴民历史学是得风气之先的。观察二二八的人，必须先从这一脉络，才能了解今天写二二八历史的精英们整天在讨好什么。

李登辉指示下的《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在“前言”中说：“二二八事件虽系台湾史上之重大事件，惟迄今为止，有系统的学术研究并不多见。李筱峰为第一位探讨此问题者。”李筱峰曾誉我“先知”，对我以晚辈自谦，在我们历史圈中，他是一位勤勉的小学者。不过，他虽然勤勉，在史识方面，却陷于台湾本位而不自知，因而贻害群众，走火入魔。试看他写《二二八消失的台湾精英》，全书只提“殴伤”外省人、“殴打”外省人，却只字不提外省人被暴民“消失”的事，这是什么历史呢？写历史，竟写到这样感情用事、偏见十足，能令我们这些历史圈中的同行服气吗？

至于“消失”的台湾精英，李筱峰写来写去，也不过三十一人。他在序里说：

本书所记述的三十几位在二二八事件中消失的台湾社会精英，虽然每个人的背景不一，但最后都有一个共同的结局。每一条活生生英灵的消逝，都隐埋着一出出锥心泣血的悲剧。而我知道，我仅写了三十几人而已，还有三百多人、三千多人，甚至三万多人，我来不及写，我无能力写，甚至仓皇失措不知如何写。他们的每一条英灵，都串组成令人隐隐作痛的台湾近代史的辛酸与血泪。

李筱峰这里提到“三万多人”台湾精英的“消失”量，数目比李登辉指示下《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所估两万八千人还庞大，可见台湾精英济济，早该号召推翻日本人而台湾独立，不做亡国奴，无待今天。但是，李筱峰笔下的精英，若细查他们的底案，发现他们不但不号召推翻日本，反倒是媚日组织“皇民奉公会”（注）的人物，精英中第一名林茂生就是“皇民奉公会”台北州干部且荣膺文化部长、第三名陈圻就是“皇民奉公会”中央本部委员及同本部局附，及该会台中州支部生活部长；第七名施江南就是“皇民奉公会”中央本部生活部参事；第二十一名黄妈典就是“皇民奉公会”中央本部奉公委员及该会台南州支部参与。……李筱峰运用充满感情的史笔，为他们的失身加以力辩；却未见运用充满公道的史笔，为那些不肯失身的台湾精英加以揄扬，这又是什么历史呢？

李筱峰又涕泗横流的写道：

面对那段凄凉的史事，我的感情竟脆弱得有如北台湾深夜里缤纷的雨丝，忍不住裂心的低泣。虽然李总统登辉先生要大家“往前看，不要往后看”，但是我身为史学工作者，面对凄冽的史料，驮负着蒙冤受辱的历史魂魄，我泪眼矇昽，怎么样也看不清眼前的景致……

然而，哭过历史的漫漫冬夜，我们终究要起来迎接黎明的晨曦。蒙冤受辱的历史魂魄在天有知，绝不希望亚细亚的孤儿继续流浪。我们要抚愈历史的伤口，期待阳春花开。

李筱峰的感情用事我们姑且肯定，但我们无法肯定的是，在“面对凄冽的史料”中，明明有外省精英也被干掉的记录，他为什么不顺便垂怜垂怜呢？在官方的林茂生、陈祈、施江南等一榜及第的精英消失名单中，其中第二名“徐征”和第八名“艾璐生”，是什么人呢？明明是外省人！按精英标准，徐征做到“教授”，不可谓不是外省人精英；艾璐生是《大明报》编辑、主笔，照去年2月25日当时《大明报》创办人邓进益（台湾新庄人）的口述，艾璐生“曾任燕京大学副校长”“学养文思均极优异”，也不可谓不是外省人精英。李筱峰却因为他们是外省人，一律按下不表。这种作风，作为台湾人，我们可以理解；但作为历史工作者，我们就要“哭过历史的漫漫冬夜”了。

二二八固然“消失”了许多台湾精英，但我就不相信有什么“三万多人”的无名精英，精英理应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古书说得好：“夫贤士之处世也，譬若锥之处囊中，其末立见。”锥处囊中的精英，是会脱颖而出的，不会变成无名头家，死了“三万多人”，纵有些变成无名英雄，有名有姓的，也不该无从查考，总该有个百分比才对。试看二二八时宜兰地区的一位蒙难者——外省人赵桐，他至今还被重感情又不排斥外省人的本省人追念，阮美姝《幽暗角落的泣声——寻访二二八散落的遗族》中有专章证实此事，一个孤家寡人在台的外省人中学教员，冤死后都会被本省人查出姓名籍贯，又何况本省精英呢？空口乱估“三万多人”而不能举证以实其说，这又是什么历史呢？

何况，在逻辑诡论上，若外省人会杀、有计划杀的是“三万多人”精英，反证剩下的，自然就非精英了，因为他们给外省人一统治就统治了四十五年。如果是精英，怎么会是这样窝囊的顺民？

虽然如此不通，李筱峰毕竟以他历史工作者的勤勉，种豆得豆，达成了他的精英史观。今年2月25日，立法院院会上，民进党立院党团由立委李庆雄发难，《自立晚报》登：“他表示，他以沉痛而愤慨的心情提出此临时提案，根据行政院专案小组的研究报告，约有一万八千至两万八千台湾精英含冤被大陆来的军人所杀害，但政府四十余年来，并未将其家属予以平抚，他读二二八资料，读来真是‘一字一泪’，从报告中可以看到，政府须对此一事件负甚大责任，为了弥补伤痕、平反名誉，他要求由郝院长及李总统正式向台湾人民道歉。”——这种“两万八千台湾精英”说，岂不正是历史工作者的“鼓动风潮、造成时势”的效果么？

只要我们肯平心静气“面对凄冽的史料”，我们就不难发现，二二八之起，固与政风攸关，但首开滥杀之风的，却是本省暴民，若把暴民一股脑儿说成精英，则身为精英，却干杀人放火、轮奸妇女、撕裂幼童种种不堪之事，这种精英，也未免太不成东西。因此我们必须二分之，承认台湾并没那么多精英，而真正害人害己者，乃暴民耳！

作为历史工作者，他应该扬弃暴君历史学、也应扬弃暴民历史学。不此之图，反倒讨暴君的好或讨暴民的好，哗众取宠、恃宠而骄，徒然进一步为台湾制造新二二八而已，这种小学者格局太小了。盼望他能开展智慧，放宽仁心、勇于“虽千万人吾往矣”，去做真正的大学者，我真心这样盼望。

1992年3月30日

〔注〕请看杨亮功报告中的一段：“皇民会会员二万余人。为虎作伥，压迫民众，多为对日效忠之分子。光复后，当局对于此等分子，未能正式监视其活动，惩办其首要，以铲除此恶势力之存在；甚至对之反予好感，任其活动。于是旧日之皇民会之首要分子，一如日人时代之活跃，充任省县市参议员者有之。事变发生以后，乃大都参加。今后如仍不予分别取缔清除，将来恐仍不免为台湾之重大毒素也。”

你通缉，我窝藏

李登辉指示下《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第259页有这样一段：“三十五年5月16日，台湾省政府成立，并宣布解严，但奉国防部令，此三十人仍适用叛乱罪。5月22日，警总函高等法院检察处继续通缉。5月26日与6月2日，又分别令宪四团与全台各机关严加缉捕归案，惟其中郭国基已缉获。令人不解的是，名单中之黄朝生、王添灯、李仁贵、廖进平、陈屋、徐春卿等，早已与陈圻同一命运被处决了，何以仍在通缉之列？”

该报告说“令人不解”，其实很容易解。当时国民党政府政出多门，所以有此杀归杀、通缉归通缉的怪现象，甚至人死了还要通缉。此类事件，别说四十年前，即在四十年后，国民党政府犹优为之。——解严以后，由军法转到司法，司法衙门公布的通缉犯名单中，就有已死之人出现，谁说历史不会重演？

据周一鹗《陈仪在台湾》中回忆：

表面上陈仪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行政长官兼警备司令），应该可以为所欲为。事实上他手上没有一兵一卒，又加上派系分立，各奉其原来主子之命，进行活动，对陈仪则阳奉阴违。而长官公署所属也人事复杂，良莠不齐，所以他的号令就难以贯彻到底。

陈仪此番到台，原主张放宽政治尺度，绝不随便捕人，尤其是对本省籍人士更应该开明一些。但警备总部和宪兵团以及国民党省党部对于所谓“异党活动分子”仍侦查不遗余力。如果是社会知名人士，势不得不告陈仪，因而得以幸免；如果一般人士，只要瞒过陈仪，他们就为所欲为。我的侄儿周铮在省训练团提倡汉语拼音，曾遭宪兵团逮捕，我告诉陈仪，陈为自己的意旨不能贯彻而深感愤慨。陈仪又应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李翼中的提议，指定总部参谋长柯远芬和我（记得后来还有严家淦）与李翼中组织特别小组，对异党活动名单进行审查。柯远芬知道陈的态度，反正大权在握，只要瞒过他一人，尽可我行我素，何必找钉子碰，所以没有具体提出名单。党部不能直接捕人，李翼中提出的名单是一大串，希望得到支持，其中有台籍人士谢雪红、林日高等人，有大陆来台的新闻记者如《和平日报》的丁某、《新闻报》谢某，有长官公署所属工作人员（主要从福建调来的）袁国钦、谢真和宋斐如（教育处副处长，从中山文化馆调来）等，甚至对程星龄以及台大一些教授也啧有烦言。柯远芬虽没有提出具体名单，但对李翼中牵强附会之词，也旁敲侧击表示同感。我只说明长官宽大为怀的意旨，并对某些人稍作解释，几次会谈均未作具体决定。我向陈仪汇报，他一笑置之，认为这样谈谈，让他们发泄发泄，还是有好处的。可是一旦陈仪权力发生动摇，军统、中统同流合污，无所顾忌地为所欲为，陈仪便无从控制了。二二八事件中的情况就是这样。例如宋斐如和林茂生（台大台籍教授）的被杀害，陈仪就很痛心地告诉我：“他们事先不请示，事后还要求补办手续，真是无法无天！”他在离台前，亲自召开会议，指令总部军法处处长徐世炎和我，调齐总部有关二二八事件的案卷，作一总结。陈仪的用意似乎是想查清他们究竟瞒了自己或假借自己的名义干了多少坏事，终因柯远芬的多方推托未能实现。

这一回忆，透露出在政出多门的情况下，为何发生杀归杀、通缉归通缉的怪现象。

正因为派系分立，所以只要有派系为靠山，派系肯出面撑腰，纵名列通缉之榜首，也照样逍遥法外。蒋渭川就是显例。蒋渭川在通缉中藏了一年。他的女儿蒋节云去年回忆说：“在逃难一年间能得贵人相助，提供藏匿处所，并照顾其生活直至获得中央政府的了解得以平安归来。”其实此“贵人”不是别人，就是国民党在台湾的CC派头子、省党部主任委员李翼中！大员通缉于外，另有大员保护于内，不但保护，并要他日日赶写“准备送到南京中央有关方面”的“报告”，以整陈仪。可见所谓通缉！

去年蒋渭川家属印了一册蒋渭川《二二八事变始末记》，对外不公开发行，书中“蒙难一年”部分，有回忆如下：

3月15日，本日托人千方百计跑走半天，在顺利安全里接得某人以匿名送来一封通信，报告很详细的情报，并警告我不可随便出来，虽不写真名姓看笔迹及所报内容，略知其人，其内容主要如下：

3月5日晚陈长官将与我所谈解决的政治改革方案三原则播讲后，因内中“省政改革委员会委员（未来的省府委员）的选举对象，原则是由全省县市的区乡镇民代表中，选出三十名做委员”及“6月底以前实行县市长民选，而陈仪另添加若现任县市长不合民意时，可由现在的各该县市参议会选出候选人三名送公署，由长官圈一名为新县市长至民选县市长出现止为任期”，又人事问题“由省政改革委员会决定尽量起用本省人”等起了很大的冲动，其主要的：（1）现在大小官员因过去的坏绩绝不能继续其官位，非下台不可。（2）委员既要由区乡镇民选出，即现在参议员、参政员及其他有地位的人非但绝难做委员，连现在由陈仪所赐的特权地位也恐不能保。（3）所以在6日有关官位、地位及特权人开过好几次的秘密会议，决定如何推翻陈仪的诺言及变更其改革方案，延长政治地位的寿命。（4）结果6日深夜在九个人内中，二个是本省特权人其余全部是官员去包围陈仪，你一言我一语，攻击陈仪独善其身不顾部属及特殊人的死活，要求陈仪取消诺言改变方案，当时的陈仪最初不受其所动，谓立誓的诺言而且也广播如何取消，并言假使改革政治，虽然人事可能调动，若你们做得好自然会继续留任何必焦急。但经包围的人们有的恳求有的攻击，你进一计我献一策，种种议谋定计务必达到名正言顺延长政治寿命，使陈仪进退为难不能自主。最后只说一任你们去办就好了。（5）因此一决，就有翌7日的电报到南京伪报事变严重，恐政府官员会全灭，并加报事变民众中有共产党、有现代武器，土匪暴徒势甚猖獗，要求中央马上派大兵来救援，于是台湾惨了，杨亮功的手榴弹事件是陈仪的把戏。3月8日的瞒上二十一师已开到了的该师干部来台北，在长官公署集会时，突由警备部发表所谓土匪暴徒三四千名，由北投、草山、土林方面来袭击公署银行，在圆山地区战斗后，带第二十一师干部去现地看战斗经过的情形等等，也是警备部所为的把戏，可怜的过路人及附近人民牺牲数十人。其实没有所谓土匪暴徒，仅放出很炽烈的空枪、机关枪，然后打死数十良民将死尸换上军衣及日治时代的国民服，军官来看时就指置在四处的死尸说，这些是土匪暴徒，这些是战死的国军兵士，表现一场的恶战，其实死者皆老百姓，军官看过情形完全不知是把戏，信以为真，马上震怒起来，回去公署开会决定对付方法。至8日夜里12时宣布戒严令，同时下了格杀勿论的命令，惨案就此发生了。

本来在6日深夜所定的计谋，是要用圆山区战斗做理由，借以屠杀民众消除一切眼中钉，但是7日的夜里由陈某等起草决定的三十二条的要求，经黄朝琴为代表在处委会诸代表立会之下，手交陈仪时，陈仪发怒更加获得借口的理由，所以大军到时，全部以民众谋反提出不法要求，为宣布捕杀人民的理由。

陈仪及其四围官员特权人等，知中央将要派员来调查宣抚，经数次密商结果，虽然犯大罪的特权人也狼狈相依交结起来，预定中央大员到时所要演出的把戏，将一切的暴乱罪名，尤其三十二条的不法罪名都挂在我身上，无论如何绝对要保持陈仪的政治地位，才能保持现官员及特权人地位。

因欲灭口抗辩，必须捕我而杀死，才得安心演把戏，所以追捕甚严，叫我无论任何骗术都不可上当，暂时潜伏勿出，最好将事变经过详细报告中央有关要员，尤其对蒋主席上申，必须克服万难将事变前因后果及在十多天我所为所作经过，以及长官如何请我出去收拾等等事情，报告且要足以证明事实，集取材料或以人证、地证亦可。

十二天后，蒋渭川写好了：

3月27日，事件中的记录原稿已整理好了，乃托家主买来一千张的腾格纸、一百张的碳酸纸、三支的玻璃笔，开始复写二二八事件始末，准备设法送到南京中央有关方面申冤报告一切。

由此可见，在国民党派系斗争的尔诈我虞中，你通缉的人犯，我照样予以窝藏，并在窝藏中完成报告，直上党中央。

我曾从好友陈兆基方面收有二二八事变后陈仪方面的一个秘件，秘件是陈仪四弟陈公铨写给五弟陈公亮的一封家信。正因为是家信，所以更能显出真相。陈公铨在二二八事变时，身陷危城，在他二哥陈仪（公洽）左右，见闻独多，他的看法，应与他二哥接近。所以从这封信中，或许也可以推想推想陈仪本人的看法，更可帮助人们了解二二八的一些真相。原信如下：

吾弟如晤，3月17日函悉，兄已抵沪，函由授德转来，电亦早收到。台北二二八事件外间传说纷纭，多系误解，兹约略为弟告：2月27日午后专卖局缉私员在太平町查获私烟，与烟贩发生争执，打伤一烟贩，即为多人包围呼打，不得已拔枪示威，而民众更为叫嚣，并有抢枪企图，于是开了一枪误毙一人。当时即为警察带至分局看管，是时聚众更多包围分局，要求立将查缉员六人枪决，当然办不到。包围者一夜未散，且到处鸣锣击鼓聚集民众，直至28日早晨，已聚有数千人，分头包围专卖局、专卖分局、盐务局，乱打职员，焚烧器物汽车卡车，一路打外省人，全市秩序大乱。至下午2时大队包围长官公署，拟冲入大门，是时大门守卫仅四五人，无法制止，并有十数人进前夺枪，卫士被迫开枪，伤了两人，至此事态更形扩大，总司令部即宣布戒严，但因兵力薄弱，无法控制，虽在戒严期间民众仍开会游行，打人、焚物、搜索外省人住宅。旋参议会等负责人要求解严，不追究肇事者，法办查缉员，均予允准。满以为可以告一段落，孰知3月1日夜戒严令解除后，乱暴更甚，各机关均已准备接收并召集以前曾受日人训练之海陆空军士兵，又征集壮丁每户抽一丁限期报到，准备应付大事。自3月1日至8日，此八日间，二爷以次均成为空城计中人物，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全台北军宪警总数不上五百名，须守卫长官公署、总司令部、供应局以及各重要机关。长官公署守卫最多时，尚不足一排人。二爷因兵未到，不得不虚与委蛇，至7日下午提出四十二条件（报载三十二条系单说政治问题之要求，此外尚有立即实行者三条，第一条即国军警察全部解除武装，军事问题七条，合为四十二条），叛形大彰，二爷怒极大骂，拒不接受（在7日以前所提改革政治等要求，如长官制改省政府，多容纳台人任厅委及提前县市长民选等等，二爷均已答应并声明绝不食言，但台人未能满足也）。至8日所谓二二八处理委员会各主要人物，知我将有兵到，态度渐软，未敢再提此四十二条件，并主张自动取消，但未为一般暴民所同意。至8日晚间10时半，全市枪声四起，大规模暴动来临，攻击公署总部、供应局、警务处、军法处、警训所、警察大队部、葛秘长公馆、宪兵团部等。幸我方准备尚好，虽兵力极少，但暴徒战斗力差，未为所逞。至12时半以后，枪声渐稀，至9日早3时我福州开来之宪兵赶到一连，8时又赶到四个连。于是自3月9日起再度宣布戒严，9日以后陆续有二十一师部队源源开到，台北遂告平静，但仍不时有暗害行为发生，以上系台北情形。我等在2月28日至3月9日以前坐困愁城，不为俘虏者诚属万幸之至也。至如基隆高雄两要塞均曾为暴徒大举攻击，幸两要塞司令部应付得宜，否则基隆一失，我军登陆即感困难矣。此外，嘉义台中新竹台南台东花莲等县市均大被其灾，机关接收、人员进集中营，被打死打伤者甚多，尤以嘉义战事最激烈，现均已逐步安定，仅有台中乡间及另外几处乡村暴徒尚在继续抵抗国军战斗中。此次事件如非二爷沉着应付、主座英明果断立即派兵，台湾独立早已不成问题。台民阴谋独立始于三十四年冬及三十五年春，彼等受多年日人教育，仅知支那种种不行，何尝知中国系其祖国，一般野心分子梦想做大官，加以代日人打仗之南洋海南岛归来之从军青年，好乱性成，遂有此次叛乱。至共党尚系最后煽动，因共党力量敌不过独立思想也。国内不明真相者全凭揣测及成见，硬说系政治不良，不啻代台人说话，助长其独立与叛乱，其愚真不可及。台人愚蠢野蛮，缺乏理智，一般中国先生偏说得他如何好如何好，好像中国如何如何对不起他们，完全莫名其妙。兄家被搜查系3月8日下午3时半（兄不在家），来了五人，一人持枪，进来后口称检查武器，将一家人集中一屋，于是大事翻搜，幸行李均已藏起，损失衣物数件及现钞数千元而已。因季布在家与之做日语交谈尚称客气，未有乱暴举动也。二哥糖尿症日久未见减轻，二二八以后心绪恶劣，昼夜辛劳，症更增加。直至3月9日武力到后，情形好转，始得充分休息，糖亦渐少，精神尚好，心情则极不佳，此必然之事。此次事件除主座完全明了以外，无人原谅，尤以某派人物大肆攻击，事变发生之第四日，台党部主委李翼中晋京即做歪曲报告，即白部长抵台之初，亦颇同情台人而误解事实，后经各地各将领及各工作同志面报实情后，始为之恍然也。兄已一再劝二爷让贤，谅可实现，以后台湾如无武力镇压及展缓行宪之决心与设施，神仙也弄不好，六十五岁的人，何苦再受其罪，且不为衮衮诸公所明了，尤犯不着也。兄来沪各情已详六妹八弟函中，兹不赘告。弟近况如何？中枢近将改组，是否有南来看看机会之必要，涛声同船来沪，已入京就任立法委员，余不言。即祝近安

兄铨手启3月29日

这封信中最令人注意的一段是：二二八事变后，“除主座（指蒋主席蒋介石）完全明了以外，无人原谅，尤以某派人物大肆攻击。事变发生之第四日，台党部主委李翼中晋京即做歪曲报告，即白部长抵台之初，亦颇同情台人而误解事实，后经各地各将领及各工作同志面报实情后，始为之恍然也。”所谓“某派人物”，自是指蒋经国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系统、陈果夫陈立夫的CC中统系统，乃至军统特务系统在内。信中特别提到李翼中，动作最为可疑。据谢聪敏考证：“当时在台《中外日报》记者周青指出：‘军统、CC则是和政学系进行争权的斗争。’陈仪和当时的行政院长张群都是政学系。军统在台头子陈达元担任台湾保安司令部调査处少将处长，但是由于军统头子戴笠飞机失事死亡，军统群龙无首，在台力量微小，不足以对抗政学系。据民间领袖刘明回忆，当时陈达元已经失势。刘明则与陈达元来往，事变中他在圆环边租有两间店铺作为群众联络中心，并提供煤矿二部卡车载运群众，他创办的延平学院学生在他鼓励之下参加活动。有一个军统官员告诉我，中统在台头子林紫贵曾经策动三民主义青年团反对陈仪。林紫贵为省宣传处长，与三民主义青年团无关。我询问当时三青团主要干部，他们没有听过林紫贵策动之说。当时中统在台负责人省党部主委李翼中曾经支持台湾政治建设协会的蒋渭川。二二八事变发生的地点是在大稻埕蒋渭川家附近。2月27日，他就在发生地的楼上吃酒。处理委员会成立，蒋渭川和王添灯是最活跃的人物；处理委员会对长官公署的交涉，他都赴会；他也屡次对人民广播，以善于煽动闻名。事变后，他幸而逃出。”——二二八的台湾人“祸首”，最后竟可躲在国民党省党部主委家中避难！这种神秘的离奇的结合，足可显示出事变的扩大与转型，不无国民党派系从中煽风点火在内！从这些角度研究二二八，发其索隐，倒可令我们恍然大悟出些什么。

二二八的扩大，确有国民党派系斗争的原因在内。林木顺《台湾二月改革》中说3月2日：

下午，王添灯首次以“宣传组长”资格，向全省人民广播，报告“处理委员会”会议经过及与陈长官、柯参谋长交涉情形。最后王氏警告全省人民说，据调查组的报告，警备总部已经应允撤退市内军队和哨兵，但是撤退了的兵士却换了服装变成宪兵，再出来市内威胁人民，似此，政府有没有诚意要避免军民的冲突，使人怀疑，所以希望大家时常当心，并且自发出来维持治安，以防万一。

嗣后，蒋渭川也以“政治建设协会”代表的资格，出来广播，呼喊学生、青年，尤其是过去曾经到过海外参加作战的退伍军人，明天在某处集会，以便讨论治安（经过以后种种迹象来看，蒋渭川离开处理委员会的统制，采取个别行动，是为了与王添灯争夺领导权，另一方面，在CC指挥之下，想争取青年学生，以打倒CC的政敌陈仪）。

再有CC的机关报《重建日报》自3月1日也急遽发刊，天天发行三四次的号外，这也是CC活动的一个迹象。

也是旁证。

总之，由通缉犯蒋渭川被CC大员窝藏事件，可知二二八的扩大绝不那么简单。蒋渭川在通缉期间，李翼中掩护他，叫他化装成农民，住在天母，帮人割稻。并由台北市党部书记杨鑫兹为联络人，两天就去和蒋渭川联络一次，以便让他安心。这种妙事，更可显出国民党内斗的复杂。不探索这种内斗，只在浮面上看二二八，说是台湾人民的力量云云，都是皮相之谈。

1992年3月31日

二二八时外省人的被害文献

下面五篇文献，是1947年4月至1948年2月间，也就是二二八事变后不到一年之间，四位外省人所写的感想与回忆，这些文献，都是在今天二二八成为显学时被有意隐晦了的。作为二二八专家的我，心中未平，特别把它们重刊于后，以彰外省被害人之声不可掩也。

1999年2月28日

一发挥同胞爱消除仇恨心（何容）

蒋主席本（3）月10日上午9时，在国民政府举行国父纪念周的纪念，指示关于本省二二八事件处理方针，其中有几句话说：“本人已严令留台军政人员静候中央派员处理，不得采取报复行动。”陈长官在10日上午向全省同胞广播，也说过这样的话：“我相信台湾同胞当中，虽然有绝少数叛逆之徒，但大多数人民都是非常善良的，对这次被殴打的外省人，多方救护，完全是一种同胞爱，我很感激。我对于善良的台湾同胞，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两段话，是各个同胞都应该深切的想一想的。我们不但同国籍、同种族，而且当初我们的祖先，本来也是同住在一处的。我们都知道，同胞多数是由福建广东两省迁来的，再往古一点说，有许多台湾同胞的祖先是从北方的黄河流域的省份，迁称到大江以南来的。问一问老辈的人，他们还记得原先的传说，并且有些族姓还有谱姓可考。“同胞”两个字并不是单指国籍相同，我们实实在在是同一祖先的子孙。因为分居异地，年代久远，并且经日人统治时代五十多年的隔离，彼此才生疏起来。

狭隘的地域观念，妨害了民族的团结，削弱了国家的力量，早就应该消除。从前因为在交通不便，各地生活习惯不同，彼此又很少有来往的机会，自然而然的会养成这种狭溢的地域观念。近代交通便利了，彼此来往的机会多了，这种地域观念应该渐渐的消除了。此次事变发生，竟演成了打外省人的举动，但是我们可以相信，大多数本省同胞并不同情这种举动。我们相信陈长官的话是有事实作根据的，绝不是凭空的劝勉。3月1日那一天，有一个七岁的本省籍女孩，看见街上打死了外省人，她就对她的母亲说：“打外省人到底是应该的吗？我看见他们打死了一个人，我先觉得很可怜，后来我想了想，我很生气。”这是从赤子之心发出的纯真的爱；凡是不失其赤子之心的大人，只要想一想，都会发出这样纯真的爱。

毒打，一定会引起仇恨，就是一母所生的亲兄弟，要是打起来，也会发生仇恨心，何况是关系更疏远的人呢？

我的家属有被打的，我的朋友有受伤很重的，我自己也同别人一样，受到精神以至生命的威胁，当然我的心中不能不“恨”；可是我同我许多朋友，受到别人的救护，别人以爱来救护我们，当然也会引起我对他的“爱”。因此我心中有恨也有爱，我想许多人都是这样的。“世界上无论什么地方都有好人，也有坏人。”这句话是人人承认的公道话。就是好人和坏人各占半数，那么我们心里也会有一半爱，一半恨，何况世界上无论什么地方到底是好人占多数呢！这么一想，我们心里的“爱”也就比“恨”更多了吧！所以只要我们想一想，像那一个七岁的小孩子一样的想一想，心中就会发生更多的“爱”。

变乱期间，无论是谁，尤其是受害的人，往往心中的恨多于爱；变乱平静之后，都有时间想一想了，爱自然渐渐的生长起来，恨就会渐渐的消除。现在变乱已经平息下来，请亲爱的同胞们，从各方面想一想，似乎应该提出“发挥同胞爱，消除仇恨心”的口号来共同勉励吧！（《正气月刊》第二卷第一期，1947年4月1日）

二悼新的吴凤们（任山）

就在昨天，还是以兄弟相称，而今天，竟然反目成仇！

历史难道是无情地重演？残酷的教训难道还不够使我们有所警惕？数百年前，有位理番通事吴凤，他从大陆上远涉重洋来到这个蛮荒的岛屿，这是个有抱负、有理想的人，受着伟大的人类爱的感召，他冒着绝大的危险，进入到杀人成性的番族中间，他生活在他们的一群中，不为了想升官，也不为了想发财，而是跟番人一起过着半原始性的艰苦生活，在做着启发人性的工作，沟通着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这并不是一种轻易的工作，一面他要与番族的传统恶习斗争，一面他要与清廷错误的理番政策斗争，一面他忍受着番民的无理埋怨，一面他忍受着外人的嫉忌嘲讽，他到任后最感到棘手的事，就是番人的猎取人头祭祖的恶习，恰好当时番人有一次暴动，杀了四十多个人头，他便约定每年祭用一个，虽然他的许多德政使番人把他当做恩人，但在四十多年中，他却无法克服这种顽固的恶习，在那些人头用完之后，为了不愿牺牲别人，他只好让番人割下自己花白的头颅。对于吴凤，这种报应真是太过残酷了！

吴凤的被杀，是由于番人的顽固风习；而此次外省同胞的遭受迫害，则由于所知的罪名是“阿山”。

成群结队的、如醉如狂的人群，骚动着、叫嚣着，捏着拳头，拿着砖石、木棍、铁器、日本刀、甚至枪械，以可怕的渴血的眼光，搜索着迫害的对象，只要看到被认为是“阿山”的人便殴打、残杀，只要看到“阿山”的东西便捣毁、焚烧。

“‘阿山客’，打！打死他！”在那种盲目的失去了理性的冲动情形之下，不管你的年龄，是老的是少的，不管你的性别，是男的是女的，不管你的身份，是公务员、是学校教师、是技术人员、是军警、是做买卖的、是自由职业者，只要你给碰上了，便无可幸免。

那景象是可怕的，那些穿日本式“国民服”的、登着日本木屐和军靴的、手里拿着凶器的、各式各样的人群，等在大街口、等在广场上、等在公园中、等在每个角落里，你就像一只迷途的羔羊走进了人为的陷阱，除了静候宰割外，还有什么办法？

那景象是悲惨的，暴乱就像一阵狂烈的台风，到处毁屋伤人，一具又一具的血肉模糊的尸体，一堆又一堆的捣杀烧残的物资，任何一个有理性有感情的人，都会掩起眼睛不忍正视！但在这里人类应有的理智已经泯灭了，对着自己亲手所造成的灾害，人群里竟发出一种残虐的满足的狂笑，鼓掌呼啸，这种笑声，使人联想起原始民族在“生人祭”时的情景，而不禁毛骨悚然！

那些穿中山装佩挂证章的小公务员，无疑地成为疯狂的人群猎取的最聪明的对象，他们到处被追逐着，没命地奔跑，但却四面八方被包围着，拳脚交加，终于踣倒地上，没有反抗，只有求饶，这时候是没有人情好讲的，即使有什么可讲的，反而被殴打得更厉害，石头铁器像雨点似地落在身上，他哀号着咽下最后一口气，而人们还恨恨地用木屐军靴在他身上践踏着。

还有那些保国卫民的官兵宪警，也成为人群追逐逼害的对象，他们曾经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战胜了日本侵略者，光复了这沦陷五十余年的土地，但是现在他们却被这亲手所收复的土地上的人民殴打，而且他们还奉令不准开枪，他们是只许被打，不许打人，不是被打伤，便是被打死！

从轮船上从火车上来的外地旅客，也给人群拖下来毒打，或者被打死在铁轨上，或者被抛落在海浪里，他们更是被打得莫名其妙，死得不明不白，连尸身都找不到，也没有亲人替他们收拾。

一位穿长袍的外省商人，被人群追逐着，他情急计生，从袋里抓出一把台币边跑边散着，但在这时候钱竟没有救了他，人们先把他打得头破血流，然后再回头捡台币。

一位穿西装的男人，当人们要打他的时候，他用闽南语说：“都是自己人！”

可是人们却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他，有人对他说：“是台湾人都会讲日本话，都会唱日本歌，你会吗？”

“唱一个《君代》（日本国歌）就放你过去。”另外的人说。

就是从前在沦陷区里，日本侵略者用着刺刀也不能强迫人家唱日本国歌，何况在目前的中国领土的台湾？当然，他也挨了一顿毒打。

一位穿旗袍的外省女人，落在暴徒的手里，他们把她的全身衣服撕碎剥光，让她赤身裸体在大街上走，这种凌辱，是比被毒打被杀死还要难以忍受的，她只得掩面匍匐在墙角里……以后便没有人知道她的下落。

一个三岁的天真无邪的孩子，在他的爸爸被人家打死以后，这可怜的孩子也被人们撕起两腿，摔死在阴沟里，孩子何辜？竟遭受这种毒手！只有残酷的日本侵略者曾经演过这种惨剧。不幸的是，在这次暴乱之中，一切竟都承袭着日本侵略者的衣钵。

不是吗，有些暴徒居然穿戴全面日本武装，讲日本话，唱日本军歌，散发日文的传单标语，几乎使人怀疑到是处在日本占领区里，但是这里却是中国收复一年后的领土。日本人应该在欢笑了吧！在战败一年以后，还可以看到他们“皇军”的“杰作”在这土地上死灰复燃！然而许多中国人——包括绝大多数善良的台湾民众，却只想哭！这是多么痛心的一件事！

也并不是所有的台湾同胞都丧失了理性，多少有正义感的台湾同胞，对于这种疯狂的暴行是不敢赞同的，他们给予被迫害的外省同胞以最大的同情，甚至冒着危险来保护外省同胞，例如救护新竹县长朱文伯的一位本省同胞，他手指也被斫伤。可是当时是疯狂的时代，这些有正义感的台湾同胞也被认为是“半山”，也得挨打，譬如那位国大代表谢娥女士，因为在广播里讲了几句公道话，呼吁大家拿出理性，人们便把她的家屋和一切财物全部捣毁了。凡是台湾同胞家里藏有外省同胞的，也有挨打的危险。甚至有些医院都不敢收留受伤的外省同胞，不敢替他们治疗。

失去了理性并不可怕，戴着文明面具而实则别具用心的人，才真正地可怕！他们口口声声声明：“只是要求政治的改革，绝无其他用意！”而实际上却借着这个耸人动听的幌子，施行大屠杀和恶性的破坏！

他们在广播机里再三申说：“不打外省人，有些外省同胞被殴打，只是出于一时的误会！”多么漂亮的外交辞令啊！这话是说得那么轻松，打死人是由于“误会”；奸淫杀戮是由于“误会”；放火打劫是由于“误会”；把外省同胞关在集中营里，逼做苦工，倍加凌辱，也是由于“误会”；连军用犬都嗾使出来搜索躲藏起来的外省同胞，也只是出于一时的“误会”！多么不负责任的“误会”啊！

他们表面上说是“绝对拥护中央政府”，可是实际上却口口声声“打‘阿山’”“打‘中国人’”，包括并“接收”政府机关，要求国军缴械，捣毁国家物资，甚至连中国旅行社招牌上的“中国”两个字也给挖掉了，“要求政治的改革”是应该这样做的吗？

最精彩的是他们也“呼吁”着“言论出版绝对自由”，可是那几天内却是新闻界最大的厄运，人们包围着报馆，要求照他们的意思刊载新闻，发表言论，出版号外，不然就打人、就捣毁，只有顺着他们的才有“自由”，这就是“言论自由”，连广播电台都被“占领”了，还有什么不“自由”？在任何动乱时代中，新闻记者都可以照常活动的，但在这次连新闻记者都挨打了，谁也不敢上街，这给予那些一向抱着“替民众讲话”的记者们一个极大的打击！

他们还“呼吁”着“人身保障”，但是，没有“保障”的该不是他们那些拥有“打人自由”的人吧！只有“阿山”才处处受着威胁，而感觉到没有保障！

还有，他们说打的只是“贪官污吏”，可是，那些不幸被打死伤的女人、小孩子、商人、自由职业者，和中下级公教人员，那千百个人难道个个是贪污的？他们拿了你们一根草还是一块泥土？他们里面倒有不少是跟吴凤一样，有抱负、有理想，受着伟大的人类爱的感召，远涉重洋，过着刻苦的生活，任劳任怨，为着参加建设新台湾，为着替民众谋福利，要想把这个久被日本侵略者奴役的土地变成中国自由的国土，可是，也跟吴凤一样，却被牺牲于一向所关切的、所爱护的人们手里。

我相信吴凤死了是不能瞑目的，他的头颅虽然被切下了，但他仍然用着明澈的眼光注视着那些亲爱的同胞，在那眼光里没有丝毫仇恨的含义，而却包藏着莫大的怜惜和惋叹，他怜惜他们的无知，他惋叹他们的盲动，同时他一面痛心着自己的前功尽弃，一面他更担心着他们以后的生活。在这一次事变中被迫害的死伤的外省同胞，我相信大多数是跟吴凤抱着同样的心情，仇恨的成分少，而叹惜的成分多，平心静气地想一想，这真是从何说起？一向善良守法的人民，一旦竟如此凶残，这完全是少数奸恶分子所鼓动造成的，而大多数的人则是出于无知、出于盲动，假如以怨报怨，这仇恨要到什么时候才能了结？所以不但在事后政府表示“宽大处置”，要大家发挥“以德报怨”的美德，甚至有一位被殴伤在医院里的公务员，也寄了一封信给报馆，说他虽然被打了也并不怨恨。

真的，只要在盲目的感情冲动过去之后，再冷静地想一想，这种举动是智慧的还是愚蠢的？是可夸的还是可羞的？我相信：就是当时亲手参加暴动的人们，也要感觉到忏悔吧！你们口口声声“打‘阿山’”“打‘中国人’”，而你们的祖先难道不是“阿山”、不是“中国人”吗？你们打的不是自己的兄弟手足吗？你们焚烧捣毁了公家的物资，而那些物资难道不是用你们的血汗换来的吗？你们焚烧捣毁的还不是你们自己的东西吗？天下难道有打了自己的兄弟手足、毁了自己的东西财物，而还自鸣得意的吗？有什么事物比这个还要令人痛心的呢？难道一直到现在还相信日本侵略者的那种蒙骗的教育，认为日本的一切都是好的，而祖国的一切都是坏的吗？难道真的要使亲者所痛仇者所快吗？

吴凤的庙至今还在，他的伟大的牺牲使那些顽固的好杀成性的番人大受感动，而发誓不再猎取人头。他虽然牺牲了自己的性命，却救了许许多多人的性命，他用他的肉身铺成了一座桥梁，沟通了汉人和番人之间的感情，他是没有死的，人们至今还纪念着他，他是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的。

在这一次事变中死难的人们，也并不是平白牺牲了的，你们所流的血是有代价的，用着众多的血，用着众多的肉身，筑成了一条比吴凤当时更平坦的道路，你们的牺牲必然会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和仇恨，沟通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使后来的人可以继着你们的道路前进。和吴凤同样，你们将要活在人们的心里，人们将要永远地纪念着你们！

但是，死难者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这牺牲是无可补偿的，我们还活着的人们，应该如何地珍惜他们的成果，继承他们未完成的工作，使这新收复的美丽的岛屿，成为中华民国自由的国土，他们的血才不至于白流，他们死了也才能够瞑目。（《台湾月刊》第六期，1947年4月10日）

三呼冤（何容）

我并不是要为我自己呼冤；就是我被人打了，我也不呼冤，尽管冤，我也不呼；谁叫我出生在台湾以外的任何一省而又要来台湾做事呢！我同我周围的朋友，不是像内地有些报纸早就全称肯定的说过，到台湾来“挖金”；我们是来“卖命”。真的，我们的伙伴已经累死了四个。其中的一位陈天齐君，下雨也远道去上课，带着病也照常去上课。他说：“五十多岁的老头儿，跑二十里路去上我的课，我怎么好意思请假呢？”所以他累死了。我们在台湾的收入不比在内地多，台湾的物价不比内地低。拿我自己来说，住的房子诚然比重庆的草房好得多；吃的呢，比在重庆多了一瓶儿我生平认为“奢侈品”的牛奶；穿的是在上海青年会旁边儿的旧衣摊儿上买的一身破西装，仍然是像在重庆一样儿，体无完“服”。工作时间平均每日十小时。我常勉励我的同志们说：“我们是来台湾作战，同日本语文以及日本思想作战！”作战总不免要死，无论是累死，或是更不幸而被自己的同胞打死，死也不冤，何况没死？

我为谁呼冤？首先要为台湾省的农民呼冤！因为查私烟的人打死了人，而引起了聚众“请愿”，而引起了以“打阿山〔猪〕”为口号下的“暴动”。这件惊人的事变，经陈仪长官镇定而迅速的处置，很快的就平息下来了。“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最初提出的处理办法，像改行政长官公署为省政府，市长民选，解严，军队回营等等，陈仪长官完全接受，并且开始实行。如果处理委员会善为处理，事件可以不至于扩大，生命财力也不至于损失这么多。不料这个处理委员会后来有点儿“变质”了，于是愈处理愈乱，到三十二条的提出，那真是登峰造极了。国军要缴械，中央机关也要接收，连汉奸战犯都要释放等等。这已经不是“要求”，简直是向“中国”宣战了。至于这些条件，谁都可以想得到，不但说不上是省民的公意，就是28日亲自动手打人的那些“民众”恐怕也想不出来吧！从事情的演变上来看，由于一件偶发的暴动，引起了一些无常识而有野心的所谓各界“代表”要“凭暴而兴”。兴到改革省政阶段，算是适可，还不肯而止，一定要做到“接收”！暴力得到了声援和鼓励，自然也就继长增高，何况那些“代表”还利用广播向各地“号召”。于是各个大县市闻风而起，并且比台北市闹得更凶。终于在3月8日晚上，台北市也演出了武装夺取或武装镇压。诚然这里面也不免有预谋，但是那预“谋”，想来也是在这个偶发事件发生之后才“合”起来的。至于那几位所谓“代表”，从他们的行动方式来看，要说他们有“谋”，那也许太恭维了吧！他们平常在言论上就鼓励“反”外省人，在“打”外省人事件发生之后，正好以“领袖”的姿态出现，对于“偶发”和“预谋”两种力量，他们恐怕先是游离的、架空的。然而他也的确发生“号召”作用，把事态号召得恶化了。他们号召各界，以至于各个“角落”。于是有少数学生青年被他们号召出来参加了，然而确是少数。至于农工商各界的职业人民参加的更少，绝对不是主体。台北市的一般居民，很有些人偷偷的或公然的救护外省同胞，而这救护行为又绝非尽是出于私谊，而是出于正义；后来愈闹愈凶，他们在8日以前早已同外省同胞同样的恐慌起来。有的内地大报，根据缺乏判断力而昧于社会情形的通信员的报道，竟说台湾起了“农民暴动”！实在于报纸的威信有损！台湾省的农民在某种条件之下会不会暴动，那当然谁也不敢妄断；但是这次事变从开始到最高峰，都没有农民暴动的迹象。我这个未死的“阿山”要为台湾的农民呼冤！

其次，我要为主持台湾省政的陈仪长官呼冤。我先声明：我不是他的旧部，我没受过他的汲引，我没有任何党籍，更不要说政治上派系和倾向。我和他没有任何“私人关系”，我只是由他向教育部借调来台服务的一个公务（其实是教育）人员。同他私人，我只见过两（三）次面，第一次刚来到的时候的拜会，第二次是他召集有关机关负责人商讨“全省公务人员语文补习教育办法”的时候，第二（三）次2月26日“台湾省国语运动周”举行开幕典礼的时候。我说的话也许只能算是“私见”，但是绝不是出于“私心”。攻击陈仪长官者，平常就大有人在，有内地报纸的通信和社论为证。这次事变发生，当然更是个攻击的机会。如果他们自以为公正，我也相信不比他们偏私；假设他们自以为真实，我也自信不比他们虚妄。

陈仪长官被攻击之点，主要的是“政治”和“经济政策”。关于政治方面，当然，我不敢一定说他廉洁（如果我那么说，那就是根据我在台湾一年来的粗浅的认识）；但是在没经过法律或社会指出他的贪污证据之前，谁也不敢随便说一个人贪污。至于台湾省有没有贪官污吏，凭我从历史上和社会上得来的常识来判断，我可以断定“有”，但也绝不是百分之百。至于其百分比如何，那也没法儿估计；不过我也没有理由断定台湾官吏中的贪污者比内地各省的百分比更高。在这个概括的认识之下，我曾被一个受过国民教育而知识不很高的台湾同胞问得闭口无言。

他问：“陈仪是不是好人？”

我答：“是”。

他问：“他用的官吏有没有坏人？”

我答：“有。”

他问：“那么他为什么不剖腹？”

我答：“……”

他这一句话，比任何大报的社论都有力，我无以对。我请求攻击台湾政治贪污的人，自愿以及不得不来主持台湾省政的人，无论是民选的也好，中央派来的也好，都想一想这一问应该怎么答？

关于经济政策，就是“公营事业”与“民”争利。这些被争去了“利”的“民”，并且不见得都是“省民”，当然要反对公营事业。但是发展公营事业的政策是不是根本要不得，恐怕还是值得考虑的吧！陈仪长官发表过多少次关于经济建设的言论。主要的意思是：中国的经济建设，走资本主义的路子是走不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我国纺织厂兴办了许多，战争结束，全都不能支持了，便是一个教训。因此我国今后的经济建设只有走民主主义的路子，发展国家资本和公营事业（这话是凭我的记忆，不是从言论上抄来的原文），台湾省的公营事业政策，可以说是从这一种认识出发的。我自己不懂经济，如果我说他的经济政策是对的，那也只是凭粗浅的常识；假如我对他的经济政策怀疑，那也是历史（而且是最近的历史）告诉我们：我国的公营事业没有成功的，原因我不懂，而且也不必说。此外还有台湾币政策，据说也有本省的旅外人士反对。为什么有台湾币政策，我不懂；凭常识，我觉得它保护了台湾的经济“从缓崩溃”。当然这种政策会给有些人以“不便”，什么不便，我也不必妄谈。假如我是台湾省民，至少我个人不反对台币政策。现在我个人感觉到的不便，是往内地汇款；不过我也无款可汇，除了汇公款购公物。

在跟一位朋友闲谈的时候，他问我：“陈长官的经济政策，你以为怎么样？”我说：“我不是经济专家；凭常识，我以为是对的。”他又问：“那么他会不会失败呢？”我反问：“王安石的经济政策，现在一般人都认为是对的，为什么他会失败呢？”那位朋友说：“喔！……”之后他就在那里沉思起来。我只是举了一个“对也会失败”的例而已，并不是说陈仪长官的经济政策已经失败了。失败成功是另一问题，不论对于多数省民利害如何，而一味攻击，被攻击的人总不免有点冤！

生平讨厌“好谈其所不知”的人，现在也做了一次讨厌的事，谈自己所不知的政治经济。不过这也不算是“好谈”，因为一年以来连一篇关于台湾的文章也没写过，这次还是第一次。平常因为工作占去大部时间和脑力，连信都没工夫写，许多在内地的朋友早已不免“吾以汝为死矣”之感。该死而没死的人应该有权利说他自己的私见，而且也借此表示他还没死。（《论语半月刊》第一二七期，1947年4月16日）

四台湾别记（曾今可）

少数野心家导演的悲喜剧“台变”，拙劣，幼稚，残暴，皆无以复加。“新华民主共和国”的“国旗”“国玺”及“组织纲要”都准备好了；而且连“总统”和文武百官都“内定”了。可惜国军迅速地开到，好梦即醒。

台中等处的外省籍公务员已由暴徒拘禁于集中营，原已决定全部杀光的。幸赖国民参政员林献堂先生（台中人）警告暴徒：“你们如果把外省籍的公务员杀光，国军来了就要把台中的人民杀光！”暴徒们才不敢杀。九百多个外省籍公教人员的性命，因林先生的一言保全了，真是功德无量。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财政处长兼台湾银行董事长严家淦先生，2月28日由台北到台中去主持3月1日举行的彰化银行改组成立典礼，事变发生后躲在林献堂先生家中，到12日才返台北。如非林先生保护，恐怕也要尝尝“集中营”的滋味。台中市长黄克立，本来也躲在林先生家中的，后来他化装出外，被暴徒发现，捉进集中营。

台北方面的外省人，如果9日国军没有赶到，10日起也要“集中”；听说预备在12日夜间把台北的外省人全部“解决”。好在国军9日就赶到了。真是“间不容发”！

台中方面主持暴动的，据说是一个女子，她的姓名是“谢雪红”。谢是台中一个商人的姨太太，早年随夫到上海办货，在旅馆里和一个青年相识，即同该青年以手枪威吓其夫，索得巨款同游苏俄。谢之胞姐，现在狮头山水月庵为尼。

国军9日到达台北戡乱，10日下午4时有联合勤务总部台湾总医院士兵萧明山、张芳基二人持枪抢劫万华汕头街一带金华美、金源珍、金如山、亚细亚等金铺的金银首饰及财物，报经宪兵第四团台北宪兵队破案，由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审明属实，于27日将萧张二犯执行枪决。市民敬佩。

新竹县的高山族，深明大义。12日横山乡地方发现暴徒十余人，胁迫人民参加暴行；该乡人士不但不肯附和，且面加申斥。后又有暴徒多人登山，乡长张福田乃召集村长及乡民代表会商防止暴乱，一面约束山地青年勿被利用，一面驱逐暴徒退出山地。青年张良运并冒险骗取暴徒的武器，送交警察派出所，听说暴徒及参加暴动的大学生和中学生，还有一部分逃避在山中，并且听说其中还有日本人。

台湾话和闽南话完全相同。这次台变中，暴徒行凶时先以台语问：“你是哪里人？”各地都有好些闽南人及能说闽南话的外省人因答以“我是台湾人”而未遭毒手，幸免于难。也有被暴徒识破的，就打得更凶暴、更恶毒，甚至毒打后再投入海中或杀死。后来，暴徒们用台语问过“你是哪里人？”之后再用日语问一次，如果仅能用台语而不能用日语答复的，一定是“阿山”——台人侮辱外省人之称呼，这次到处打外省人，他们说是：“打阿山”——其结果自然是更惨。如果能说日本语，在台湾是可以“无往不利”的。

二二八那天的下午，从基隆来台北的火车中有一些外省籍的旅客，下车时被暴徒殴打，有些打死的。从高雄来的火车中，有一外省旅客被打九次，过铁桥的时候，被丢入河中，在台北车站附近，有好些穿中山装的公务员被打后，把皮包、手表、自来水笔、金戒指等抢去；有些被抢后逃脱，有些被抢后再被打死。万华车站有一个穿旗袍的少妇被暴徒脱去衣裤，迫令裸体跳舞。太平町有某公务员之妻怀孕将产，被暴徒剖腹，将胎儿取出掷地。某公务员之小孩被暴徒将双脚倒悬，再向下掷，头破而死。还有些妇孺是被暴徒把双脚拉开拉死的！

谢娥女士是国民大会台湾省唯一的女代表，事变发生之初，她即广播演说，劝民众冷静，听候政府合理合法之解决，不要被奸匪野心家利用。她就被暴徒们“饱以老拳”，而且把她开的“康乐外科医院”也捣毁了，到现在还不能复业。

外省籍公教人员在这次台变中受损失的很多，但报告损失价值的数字，不完全是真实。损失了数十万的也只能报六万，损失不到一万元或不到一千元的甚至并无损失的，也可以报六万！主管人自然无暇也无法去确实调查究竟谁损失若干，只好一律准予证明申报。各机关的雇员，大概都有本来在内地时是跟他的主管长官当勤务兵的，全部行李只有几件破旧的换洗内衣，外衣则多数是以前公家发的，虽然到台湾做了官，也只能买套把新衣穿在身上，买双把新皮鞋穿在脚上，穿在身上脚上的自然并未损失。他们损失的大概都在千元以下，但他们申报的也都是几万元。不是“公务人员”的文化工作者，虽真有损失，也无从“申报”。正气出版社助理编辑张君，于事变中被流氓打伤头部，并且把他的脚踏车抢去。但他未报分文的医药费（规定重伤五万元，轻伤五千元），亦未报损失，就因为是“无从申报”。

整编第二十一师独立团的郭副团长，因公外出，被暴徒围攻，击鼓聚众，把郭君绑起来了，正要把他烧死。他面不改色地对暴徒们说：“你们这种举动简直是叛乱！我是中华民国的军官，我不怕死，我只怕你们害死我之后，我的部下一定会找你们算账的；你们的狗命还能保全吗？”暴徒们听了这话，起初是呆若木鸡，继则惊惶不知所措，终于急忙把捆缚在郭君身上的绳索解去，把郭氏放走，并再三道歉，全体鞠躬相送。从基隆来的朋友说：“有一个上尉在基隆某理发店理发，‘修脸’的时候，被理发者用剃刀割断喉管而死！”这消息传到台北后，那些福州人开的理发店，生意就特别好。外省人开的菜馆，近来也是每天客满；虽然还没有听到有台湾菜馆给外省顾客的“料理”中下毒药的事。

因为这次台湾确实有日本人秘密参加，及事变发生，又有日本人庆祝，暴徒亦不打日本人，足证其狼狈为奸。听说留用的日侨，将于5月底以前全部遣送返国。（《论语半月刊》第一二九期，1947年5月16日）

五熙盈（韵竹）

一

晚饭后，大家都在院子里乘凉，父亲对我们说：

“今天到张先生——父亲的朋友——家里去，他说：‘我家里现在住着一位远房亲戚的女孩子，她父亲在二二八事变时被人打死了，哥哥在台南，只有她一个人在台北；二二八以后就没有上学，可是她很喜欢读书，她很想到学校中做图书馆的管理员，听说府上藏书很多，不如叫她到府上帮忙，闲空的时候读读书……’”忽然门外有同事来找我了，父亲的话，我没有听完，下文怎么样，后来我也没问父亲。

二

两天后的下午，我放学回家，看见一个女孩子正在厨房里洗菜，母亲告诉我：“她叫熙盈，就是张先生介绍来的女学生，年龄和你一样大，怪可怜的！一个女学生来做‘下女’，唉！人世的变化太快了……”

“韵儿！你不要把‘小姐’‘下女’分得太清楚，命中是没注定谁是‘小姐’，谁是‘下女’的，你要把她看做是你的朋友，要帮助她。”父亲郑重的对我说。

黄昏时，她走向我的书桌，对我说：“大小姐，请吃饭吧！”“大小姐！”我听了心里感到一种不安，熙盈，不久以前不是受别人称呼为“大小姐”的吗？“好！谢谢你。”我笑了笑，默默地走去吃饭，父亲母亲要她上桌和我们一道吃，她起初不肯，经大家再三劝说才答应了。晚饭后，我帮她一同洗碗。她的身材差不多和我一样高，白皙的脸，乌黑的头发和光亮的眼睛，眉宇间似乎隐藏着无限的哀怨；但又有些英爽气概，偶尔目光交触时，她微微的一笑就过去了。事情做好了，她问母亲，能不能让她晚一些时睡，多开一会儿灯。“可以的，不过睡得太晚了对身体有碍的。”母亲温和地回答。

我帮她做事，起初她总是推辞，后来也就习惯了，不过我们间很少说话。

三

大考到了，我和熙盈说话的机会更少了，每天晚上我念书——“开夜车”——总要念到12点钟，有时经过她的房门，看见她屋子里的灯还亮着，窗帘还没放下来，她伏在桌上写，不知在写什么。

一个星期过去了，该闲散一下了！星期日父亲带我们到淡水海水浴场去玩，我和熙盈、维竹——我的妹妹——在沙滩上拾贝壳，又到水浅的地方玩海水，下午返台北。

第二天下午，我正在写大字，仿佛桌旁站着一个人，以为是维竹，没有理她；等写好了大字，抬头一看是熙盈，她正在看我写字，我有些不好意思，我的大字写得像狗爪爬的一样，岂不叫她耻笑。

“真对不起！让你久等了，你有什么事吗？”我不由得站了起来。

“大小姐！您有事吗？”

“没有！”

“那么我可以打扰您吗？”说着递给我几页纸，“请您给我改一改可以吗？作得太不成样子了！”她说。我觉得我的脸在发热，“什么！”我想答。这是她第一次正式的和我说话。低头一看，是一篇作文——《淡水游记》。

“改作文，真要命！我的作文糟透了，怎能给你改呢？……”

“大小姐！您太客气了，您念书总比我念得多。”她说。我没法推辞，只好把作文接过来，她出去了。

《淡水游记》仿佛又将我带到淡水海边。她的文笔很秀丽，在秀丽中蕴藏着一种力量一像海一样的辽阔而有力，她把自己也融合在这力量里。这样的文字我怎么改？只改正了一两个错字，反复看了几遍，第二天便把作文还她，对她说：“真对不起！我不会改！”“哪里！小姐客气！”我的脸又热起来了。

从此她常常借我的各种教科书去看，同学送我一些稿纸，我全送给她了，希望她能多多写作。她笑了，脸像一朵灿烂的春花。

后来，我常常在报纸副刊上看见署名“西莹”的文章，写得流利极了，我恍惚在哪儿听过这名字，对了！“西莹”会不会就是“熙盈”？

四

许多天没下雨了，谁都嚷热，尤其是胖人，晚上很难入睡，因此到晚上我常常在院子里坐到十一二点才去睡觉。

一夜，我独自倚着树干，下弦的月渐渐地转过树梢，被薄云遮住，给万物涂上一层朦胧的色彩，夜静得像死去，偶尔有一两声夏虫的悲鸣，像在唱夜的挽歌。我想起了我的故乡，我的荒芜的小园，——尘封的小楼，紧闭的朱扉，零落的玫瑰，倒折的荷梗，——忽然一阵低泣，我直觉地想到了“鬼”，我有些害怕，但终于鼓足勇气去找这声音，树丛里，一个人坐在大石上掩面低泣，我不由得叫了出来“熙盈”！她慢慢抬起头来望我，站了起来。

“大小姐！我惊动您了！”“不！你怎么啦？是不舒服呢？还是想家？”她低下头，没有说话，轻轻拭去她的泪。

“熙盈！你要是不舒服，我扶你回屋去，给你找一点药，好吗？”“谢谢您！让我在这儿坐一会吧！”我再也找不出一句话来说了，我后悔，刚才为什么那么好奇，她心里有委屈就让她哭够了，为什么来打扰她呢？她又坐下了，我也茫然的坐下，“大小姐！请您原谅我刚才的冒昧，实在，您对我太好了！”她握着我的手说：“您对我太好了！”

“自从父亲去世后，没有人对我这么好！”她接续说：“痛心的二二八！多少无辜的人这样死去了！27日濂哥由台南到台北，28日早晨父亲出去买东西，就一直没有回来，晚上听得风声不好，我就带一些细软的东西和濂哥跑到张伯父家里，只留下女看守，几天之后秩序恢复了，我们才回家去，家里除了几件笨重的家具外，什么都没有了，下女也失踪了。邻居说：‘3月2日曾经有人来找你们，说你们的父亲上一天死于xx医院，请你们去领尸，你们不在家，他就要给埋葬了！’我们打听xx医院的地址，但是找不着，登报也无效；经过一场暴风雨，什么都完了！当时我几乎昏厥过去！

“濂哥回台南，我只好暂住在张伯父家，我精神恍惚起来，我看见父亲苍老的脸，在向我招手……我接二连三的给母亲去信，又接二连三的退回来。因为有病在身，请假过多，我只好停学了！……多少次我想追随父亲去，可是又有一种力量阻止我：‘活下去吧！你有老母，你有兄弟，社会多少大学毕业生没有饭吃，又有多少人比你命苦，然而他们都活着，你为什么那么懦弱？不要怕打击！勇敢的活下去吧！’……”她仰着头，闭着眼，沉在回忆的梦里了，月光从树隙透过来，照在她脸上，像一尊高贵的女神。她从来没有说过这么多的话，此刻她有点兴奋了。“我来到这里，就只是吃饭，不会做事，可是先生、太太和您，都待我这么好，我真惭愧极了！……”

“不！你……”我还没说完，她又说：“刚才我一个人在望月，这朦胧的下弦月光使我想起离开故乡的前夕，我们一家在院里吃啊，唱啊，说啊，笑啊！一点也没有离别的痛苦，母亲浦弟也很高兴，说家乡太乱，希望我们能早一天接他们到台湾；濂哥还说明年的今日，我们一家都在台湾赏月呢！——可是，一年了！我望着月亮，我看见母亲慈祥的脸，我看见浦弟长高了，我看见父亲倒在血泊里！……”

“大小姐！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人的境遇变化得这么快？”

“好熙盈！我求你不要再说下去了！你太兴奋了！”

我把她拉到院子中央，月儿更明朗了，我们把整个的身体都浴在月光里，夏虫的鸣声显得更凄凉了，默默地，默默地，隐隐听见屋里的钟敲了两下。

“大小姐！两点了！我耽误您的睡眠，请您睡去吧！”

“好！你也睡去吧！不要想了，晚安！”躺在床上，熙盈的影子在我眼前跳动，跳动……”

五

过了几天，我因为替维竹到学校去看榜，回家后，熙盈对我说：“大小姐！濂哥来信说，他所服务的机关解散了，得了一笔退职金，他要我下学期继续读书；我打算上您上的学校，可是新生已经报考过了吧！”“不要紧，还有第二次招考新生，——从今以后，你可不许叫我大小姐了！”她也笑了。

第二次招考新生时，我陪她去考试，我想她的成绩一定很好的，一出校门就对我说：“大小姐！我半年没进学校的门槛了！”“大小姐？”“哦！韵竹！”

要发榜了，我们抢着去！母亲预备了许多菜，看完榜又抢着往家跑，一报！二报！三报！熙盈考上了！母亲高兴得流眼泪：“阿弥陀佛，考上了！”父亲高兴得把我叫去说：“韵儿！能培养一个人求学，胜于给他许多财产，财产会花光，会造成罪恶，只有学问最靠得住。虽然我们没有培植熙盈，但是能见一个失学的孩子重度学生生活，真的替她欣慰。熙盈很聪明，前途一定无可限量……”

大家快快乐乐的吃了一顿丰美的晚餐，她也很高兴，不过她仍然很沉默，谁晓得她在想什么。

快开学了！我们去注册，回家，见有一封熙濂寄来的信，我向熙盈说：“你看！你哥哥都来道喜了！”

她看完信，呆了半天，就把信交给父母看，然后又给我看，原信节录如下：

“熙盈：接来信，知已考上学校，闻之甚为欣慰。汝能重度学生生活，诚属幸事。惟昨忽接浦弟来电，言‘母病重，速返舅家’。又得友人书，闻故乡已遭战祸，或已成焦土矣。……陈先生陈太太对汝甚厚，汝应知感激。余原拟亲往道谢，无奈行期仓卒，未能如愿……望汝于9月2日晨9时，到张伯父家，然后同往基隆登轮返里，毋误为要。……兄濂草”

六

我们倚在船栏上，海风吹动了衣襟，吹乱了头发，晨曦照射在绿色的海面上，闪着无数道金光。海伸展开去，伸展到水遥远与天相连接的地方，变成了醉人的蓝色。对岸的山峰俯瞰着这绿色的海。

“山依然雄伟，水依然碧绿，和我来的时候没有什么两样，可是，一切都改变了……”沉默了半天的熙盈说。

“呜……”汽笛叫了。

“熙盈！再见吧！回家问伯母好！请多多写信来！好好珍重着自己的身体，祝你顺风！”

“让我再叫你一声吧，——大小姐！伯父母送我许多东西，又来送行，我——我真说不出一句话来！……好！后会有期！再会！”

我和父亲离了船，在码头站着，“呜——”汽笛又响起来，船渐渐地移动了，熙濂和熙盈倚在船栏上向我们挥手帕，船远了！更远了！我还是痴望着那只船。

“韵儿！还不想走吗？”父亲说。

七

晚上，下弦月又孤高地照着大地，熙盈的屋里电灯没有亮，也没有人伏在桌上写字了。

回到屋里，墙上贴着一张相片，白皙的脸，乌亮的眸子，眉宇间似乎隐藏着无限的哀怨，又有些英爽气概，她在微笑，仿佛听见她在说：

“大小姐！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人的境遇变化得这么快！”（《中学生杂志》第一九六期，1948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