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李敖全集

#《李敖生死书》目录

• 《李敖生死书》题辞
• 一、何妨投死为韩凭？
• 二、题许以祺摄西藏天葬台
• 三、四月之死
• 四、头颅无价，师出有名
• 五、由徐学文之死想到徐锡麟之死
• 六、戴传贤自杀写真
• 七、王国维自杀写真
• 八、没完的完人
• 九、海底冤魂之外
• 十、关于张妈妈上吊
• 十一、乱世父子泪
• 十二、活人不要要死尸
• 十三、死尸免税法
• 十四、胡轨之死
• 十五、“故人拾我闭黄壤，流水高山心自知”
• 十六、因王德溥之死翻旧案
• 十七、万命归西，直笔属谁？
• 十八、你不知道的结果
• 十九、拉吉夫甘地又被刺
• 二十、让他多死一个
• 二一、熊熊烈火、死同身受

《李敖生死书》题辞

孔夫子感叹“未知生，焉知死”，他错了，智者可以“既知生，也知死”，只是要真的知了才算。市面有所谓《西藏生死书》，畅销一时，其实它误导了那些渴望得知生死问题的读者，结果盲人骑瞎马，愈求知，愈糊涂。李敖生死书却为这一困境提供了偏方：它从诗境和实境下手，带领人们走出死胡同，死里逃生于先，起死回生于后，出生入死得这样爽，谁怕谁啊？

何妨投死为韩凭

庄子有次做梦，梦到自己是只飘飘然的蝴蝶，开心无比，根本不知庄周是老几。忽然梦醒了，发现自己不是蝴蝶，分明是实实在在的庄周。他下结论是：“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不知道是庄周做梦化为蝴蝶呢？还是蝴蝶做梦化为庄周呢？）他顺着提出哲学问题，他说庄周与蝴蝶必定是有所分别的，这种形象的转变，叫做“物化”。

战国宋大夫韩凭，有个漂亮的太太何氏，被康王看中，抢去了，还把韩凭关起来、罚他筑长城。韩凭就自杀了。何氏私下穿了腐蚀过的衣服，在与康王登台之际，从台上向下跳，左右赶忙去抓住她，可是衣服碎化为蝴蝶，抓不住，何氏就摔死了。但在衣服里留下遗书，愿与韩凭合葬。康王大怒，故意把他们分开葬，使两个坟可望而不可即。但是，一夜之间，两坟各有梓木生出，根连于下、枝连于上，有二鸟如鸳鸯，常栖其上，旦暮悲鸣。后代的人，说这是韩凭、何氏的精魂所在。

宋朝王安石有首诗，名字叫《蝶》，全文是：

翅轻于粉薄于缯，

长被花牵不自胜。

若信庄周尚非我，

岂能投死为韩凭？

全诗把两个有关蝴蝶的掌故，那么贴切的融合在一起，写得非常出色。

王安石是有大境界大怀抱的文学家兼政治家，在这首诗中，他以怀疑主义者的眼光、以非我之说，质疑于何氏投死的行动。在哲理上，这种怀疑固有所本；但在情理上，却未免抹杀了人间浪漫主义的气质。——纵在哲理上人可能是蝶梦一场，但做了蝴蝶，比翼不成，又何妨为情人投死呢？

庄子以庄周与蝴蝶必定有所分别而言“物化”，其实，纵有所分别，也可以“理化”。——做为蝴蝶，也可情死啊！

也许我可改作这首诗：

翅轻于粉薄于缯，

长被花牵不自胜。

纵信庄周原非我，

何妨投死为韩凭？

王安石九泉以下，当惊知己于千古。

1991年10月24日

题许以祺摄西藏天葬台

生前不知死，

死后觅阴宅。

生前聊知死，

死后随处埋。

生前焉知死，

死后梦三槐。

生前颇知死，

死后归去来。……

生在水之湄，

死在山之崖。

生前真知死，

碎骨天葬台。

1997年6月21日在中国台北

以祺老友嘱为西藏天葬台摄影题诗，1997年6月21傍晚得其《天葬台集诗》小册，乃在晚餐时一边吃鸡腿，一边写出草稿，今早改定寄以祺，故国神游其知我者。

敖之附及

四月之死

当我死时，在四月明光，

雨水湿人如醉。

我将无动于衷，

一任你心碎。

我平静，如老树浓荫，

任雨压枝条如坠。

我将漠然无语，

比你多一倍。

莎拉替滋代尔（SaraTeasdale）死在1933年1月28日，自杀在浴缸里。四十四年后，1977年4月19日，我在“中心诊所“病房，就她的IShallNotCare一诗改作《四月之死》，就是上面这首。附原诗于后：

WhenIamdeadandovermebrightApril

Shakesoutherrain-drenchedhair,

Thoughyoushouldleanabovemebroken-hearted,

Ishallnotcare.

Ishallhavepeace,asleafytreesarepeaceful

AndIshallbemoresilentandcold-hearted

Thanyouarenow.

1977年4月19日

头颅无价，师出有名

今天路透社电讯说：“1789年7月14日法国大革命爆发，代表法国王朝的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1989年7月14日，法国庆祝革命两百周年的庆典上，法国总统密特朗公开表示，路易十六是个好人，把他处死是件悲剧，但也是不可避免的。”“路易十六是否罪当该死，一直是法国大革命历史中备受争议的焦点。许多同情皇室的人以为，革命激烈的手段并不可取，推翻王室可以，但不一定要处死路易十六。就像密特朗所说，路易十六领导的王朝虽是革命推翻的目标，但是谈到王朝的腐败，路易十六所要负起的责任还远不及他的前任者。”“事实上，现在大多数法国人也都这么认为。去年法国电视举办一场审判路易十六的模拟审判，百分之五十五的观众就反对处死路易十六。”“密特朗在一九八一年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废除死刑。他表示，如果是他，他现在一定不赞成处死路易十六，况且目前法国法律中也禁止死刑。”“但密特朗以为，处死路易十六虽然是个悲剧，但是处决他的人同时也成功地达成埋葬过去的愿望，因为路易十六的死亡，代表与过去王朝时代一刀两断新时代的来临。以1793年的时代背景而言，无疑是不可避免的。”

法国总统公开表示“路易十六是个好人”，但在当年竟不得不被处死，因为处死他，使对手“成功地达成埋葬过去的愿望”。这一公开表示，使我忍不住要一谈我的感想。

“路易十六是个好人”，他是个仪态平庸的胖子，在国务会议上会打瞌睡。他爱国家、信宗教、对老百姓也不错。他的毛病在优柔寡断，即使在大臣堵哥（Turgot）提醒他，英国皇帝查理一世（CharlesI）因优柔寡断，而最后上了断头台，他也无法汰旧立新。法国大革命起来后，他在二十五个小时的表决中，以叛国罪定了死刑，曾经引起许多人们的不满。一个投赞成死刑票的议员圣法哥（St.Fargeau），晚上碰到禁卫军的军官，这军官当场用刀把他扎死，以示痛恨。

1793年1月21日执行路易十六的死刑。死刑前一天，律师告诉了他这一判决。路易十六根本不相信，他说律师听错了。因为他一生并没做过对不起国家的事，何况法国大革命后，他无意恋栈王位，表示愿退隐国外、不问国事。可是，他却不知道，政治是没有是非的。正如罗伯斯庇尔所说：“判处路易十六死刑，是基于政治需要，非关任何法理与人道问题。”也正如崇拜罗伯斯庇尔的议员圣朱斯特（Juste）所说：“光凭路易十六是法国国王，就该判他死刑。”可见在政治挂帅之下，没有是非可言。要路易十六这个好人的大好头颅，目的只在满足一些人的政治需要。在政治需要之下，好人又算老几呢？

路易十六死后，三十八岁的皇后、七岁的小太子，后来也都不能自保。小太子在母亲也上断头台后，被关在小牢之中，一天只送一回食物给他，大小便就地解决，恶臭扑鼻。他蜷伏其中，背驼肢肿，头和身体都已化脓生虫。劳伦（Laurent）为监理人时，诉请国会请准小太子洗澡就医，可是国会拒绝，因为基于政治需要，把小太子虐待以死，是为原案。最后，这小孩十岁年纪，就夭折了。

这种基于政治需要、祸延无辜的局面，并非路易十六一家是倒霉鬼。古往今来，史例颇多。俄国革命后，末代皇帝尼古拉二世（NicholasII），在1918年7月17日，包含皇后、四个公主、一个小太子，都被惨杀并毁尸在政治需要之下。政治没有是非，此又一证。

又如明朝的于谦，处理“土木之变”，于国有大功，对被掳皇帝明英宗的保全，也尽了大力。不料明英宗复辟之日，竟决定要杀于谦。一开始明英宗尚有点犹豫，他说：“于谦实有功。”可是徐有贞说：“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意思是说，不杀他，则反证我们复辟的理由，师出无名了。正因为杀于谦是基于政治需要，所以，好人又算老几呢？

我生平不喜欢政治，因为一政治就没有是非。路易十六的惨死，使我们重温这类的史实与至理，在法国大革命两百年后的今天，不妨从这一角度，吸取教训。

1989年7月15日

由徐学文之死想到徐锡麟之死

7月22日中央日报一则讣文，引起我多于常人的感慨。

讣文中说：“先夫徐公学文府君恸于中华民国八十年7月16日下午11时43分病逝于荣民总医院，距生于民国前六年农历5月29日，享年八十六岁。妻徐曼丽率子乃强、乃达，女乃锦、淑玲等随侍在侧亲视含殓，遵礼成服。谨择于民国八十年7月25日（星期四）上午八时，假该院怀恩堂设奠家祭，9时公祭，10时30分追思礼拜，随即发引，安葬于三芝乡白沙湾安乐园公墓。……”下面列名的，家属之外，还有一个配上黑框框的“孝婿”——“蒋孝文”。

讣文中的死者徐学文，一生长住外国、讨了德籍太太，并无名气。大家稍知道他，乃是他有“两头大”的身份。一头女婿乃蒋家太孙、一头父亲乃革命先烈。

这位革命先烈就是徐锡麟。

照国民党党史会的党方钦定简历：徐锡麟“字伯荪，浙江绍兴人。天资颖异，少习天算与地之学，颇有所成。长成后从事教育，志切光复，闻俄侵辽东，愤而加入蔡元培主持之‘光复会’，与秋瑾密谋革命，期皖浙同时并举，旋欲入虎穴以得虎子，乃捐资道员，得主安庆巡警学堂，藉做革命武力，丁未五月，发难安庆，杀巡抚恩铭，然以众寡不敌被捕，亲笔书就供词，从容就义”。

事实上，有两个重要的简历，被国民党党史会有意遮盖了的：一是徐锡麟一生没做过国民党；一是徐锡麟一生看不起孙中山。在他眼中，孙中山是在战场上捡别人战利品的，并非真正自己肯牺牲的。他在供词中有“我与孙文宗旨不合”之语，就是证明；章太炎自定年谱中说他“志在光复，而鄙逸仙为人”，也是证明。

徐锡麟三十五岁死的时候，留下一个一岁多的儿子，就是徐学文。徐学文的女儿，就是徐乃锦。徐锡麟万万没想到：孙中山接收了他鲜血换来的革命成果、孙中山的党羽蒋介石的子孙接收了他的子孙。

八十六年过去了，徐学文老死了，孙中山、蒋介石、蒋孝文也都化为尘土。由徐学文之死，想到徐锡麟，真怀疑这位先烈烈得是否值得。

1991年7月22日晨

戴传贤自杀写真

我写《王国维自杀写真》（《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二十二期《老儿-小儿-病》），惹得国民党党老爷大怒，在我的书还没装订成册前，就派出大批人马，到装订厂，不由分说，抢了就跑。这些公务员都是情非得已的下级公务员，我一点也不怪他们，其实他们能给人方便之处，也给人方便。他们不是坏人，甚至他们中的一些高级公务员，也非坏人，他们只是好人做坏事而已。泰戈尔说个人是好的，群体是坏的。他们个人个个都是好人，但加入群体，就变坏了，所以他们的问题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群体问题，他们的个人，绝非我的敌人。

《王国维自杀写真》出纰漏后，我想国民党一定怪我谈党外人士的自杀，是“内容歪曲事实，淆乱视听，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六、七款”，如我改谈国民党的自杀，应该就不会一罪至此了。所以，我就拿起春秋之笔，在千秋之上，改谈国民党的自杀了。

我要谈的自杀主人翁，不是别人，就是戴传贤。

一千年的大言状语

戴传贤，字季陶，晚号孝园，1890年生，浙江吴兴人。他十四岁时候，就有了排满思想。十六岁起到日本留学，自师范而法科，日文学得不错。二十岁回国。二十一岁办《天铎报》，惹出文字狱。二十二岁亡命日本，革起命来。二十三岁辛亥革命成功后，做孙文机要秘书。此后青云直上，二十八岁做大元帅府法制委员会委员，又兼帅府秘书长、外交部次长。三十五岁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政治委员、宣传部长。三十七岁做中山大学委员长后改为校长。三十九岁做考试院长，长达二十年。最后做的是国史馆馆长和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以这种显赫的履历，可知他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是炙手可热的。

美国诗人弗罗斯特写《预防》（Precaution）一诗，说他年轻时不敢做一个急进派，因为怕他年老时变成一个保守派（Ineverdaredberadicalwhenyoung/Forfearitwouldmakemeconservativewhenold.）。综看戴传贤的一生，正好是个自急进派转变保守派的两极写照。戴传贤年轻时是急进的革命党，年老后却愈来愈反动，整天吃斋拜佛写毛笔字，他的考试院，也就变成了一个活宝衙门，连大门口站岗的，都要穿孔子时代的古装亮相，此公的莫名其妙，由此可知矣！

但是，戴传贤虽然是个莫名其妙的人，但他在国民党中，却是少有的颇有“纯纯的信仰”的一位，他关怀国民党的前途，总是真诚的、情见乎词的。1944年，他在重庆曾家岩发豪语：“周朝的天下是八百年，国民党至少要掌握政权一千年。”这种“纯纯的信仰”，在国民党中，又有谁比得上他呢？

一千年减二十年

对戴传贤美中不足的是：国民党的一千年天下，在他做了考试院长二十年后，遭遇到严重的挑战，国民党所掌握的地盘，已经“日蹙百里”以上了。今年5月22日《新生报》上一篇文章说当时国民党“望风降贼”，这正是他们自己无法讳言的。戴传贤早在1946年就感慨于“五十年来救国，三民主义为宗，……民元以至于今，几于无人信从”了，他内心的悲愤，和他对那一千年“纯纯的信仰”的动摇，使他最后无法适应了。于是，在1949年2月12日，他在随国民党政府自南京逃到广州后，突然自杀了。

戴传贤自杀后，国民党中央社记者林华平首先知情，他到台湾后，写《戴季陶先生之死》（《传记文学》第三十九卷第一期），予以追忆。他说：

民国三十八年2月12日凌晨，曾做过国父的秘书、考试院院长的革命元勋戴季陶（传贤）先生，突然在广州东山东园寓所服安眠药过量逝世，这是一条非常惊人的新闻。

那时，我是中央通讯社的记者，奉派采访这条新闻（我也是唯一采访这条新闻的记者，因为在广州的同业们直到晚间才获得消息）。几经周折，虽然终于达成任务，可是因为阨于环境，迄今还未详细发表过。因此，直到今日，许多人还不知道内幕的情形。

他又说：

民国三十八年2月12日上午八时，我由家里回到中央社，总编辑陈博生先生忽然叫我到他跟前，以很低沉的语气对我说：

“华平，我听说戴季陶先生的身体有点不好，你立刻坐我的车子到东山东园去看看他，情况怎样，可先以电话告诉我。我在社里，暂时不会离开。……”

我这个“新闻兵”，奉到了“总司令”的“命令”，哪敢怠慢，也未便多问，应了声“好的”，便立刻“上阵”，坐着博老那部黑色的老爷车，风驰电掣的赶到东园去。

在途中，我猜想戴先生如果不是重病，便是发生了什么大问题，因为从博老沉郁的脸色和凝重的语态中，我已窥出事非寻常。可是我怎也料想不到，戴先生竟然为了忧伤国事，悄悄仰药而溘然长逝！

一百粒减二十粒

接着是写细节：

我赶到东园后，迅即走进园北一座两层的洋房里，因为我知道在楼上那一层，便是戴先生夫妇的住所。我想直接晋见戴先生，以了解他的实况，可是才上了七八级楼梯，就被守在楼上两个荷枪的宪兵拦住，他们很有礼貌的说：

“先生，很对不起，你不能上来。……”

我说：“我是中央社记者，是专来探望戴先生的。……”

“这是郑秘书长的命令，他吩咐我们，不准任何人上来，我们只是奉命行事，还请原谅。……”他们又说。

我念过军校，知道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他们尽忠职守，执行命令，并没有错；我又知道在此时此地，向他们多作强求，也没有用处，只好退回楼下，另想办法。

这时，我忽然看见对面一所小房子里，挤着一大堆人。我希望能从那里找点线索，便走到那边去。进了门，赫然看见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郑彦棻，和从前做过广州市长的刘纪文等都在人丛里，而且都在焦灼地说话。我不想被他们看见，便悄悄地走到他们背后，暗中打听。

我只听见郑秘书长说：“一瓶一百粒装的，现在只剩下二三十粒，怎不糟糕呢？……”

又听到刘纪文先生说：“戴先生平日上街，总有两个人跟着他，怎会让他买到这些药呢？……”

从这几句话里，我已猜想到，戴先生不是吃了大量的安眠药吗？但我只是暗想，却不敢询问任何人。

这时，郑秘书长忽然回过头来，他瞥见了我，知道漏了口风，竟然对我说：

“华平，你不要误会，这只是戴夫人有点不妥。……”他接着又说：“除非得到我的许可，否则中央社不要发稿。”

我知道，郑秘书长这时候的心情十分恶劣，虽明知他在不得已的苦衷中，隐瞒了戴先生的事，可是我依然恭谨的答复他：

“是的，秘书长，我得不到你的许可，将不会发稿。……”

在郑彦棻悍然箝制新闻后，林华平感到进退维谷：

不过，当时我也很苦恼，因为总编辑面令我采访的新闻，虽然找到了一点头绪，可是戴先生究竟死了没有？还没法判断；假如死了，是什么时候死的？假如还没有死，则他的现况又究竟怎样？又戴先生一人服毒呢，还是两夫妇一起服毒？他太太的情况又怎样呢？这些问题，我必须查个明白，才能复命，否则交个白卷，那是多么丢脸的事！

可是要查明这几点，又谈何容易？

正如前面所述，我现无法见到戴先生夫妇，要向知道现场实况的郑秘书长和刘纪文先生探问，又为事实所不许，欲问其他旁人嘛，又恐他们所知不多，报导也未必正确。在这种情况下，我要直接或间接采访，都已遭遇困难。在百思无计中，我忽然想到去找管理戴先生那座楼的“侍仔”（侍应生）打听一下，可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找了几遍，都无踪影。只好穿过小径，慢慢的踱到东园的礼堂前，另想办法。

这时园里的行人还很稀少。在晨曦中，除了偶然听到几声吱吱喳喳的鸟语外，简直是一片死寂！我独个儿踽踽而行，倒觉清净。可是因为尚未达成任务，焦灼的心，却又不容许我有那份欣赏园景的闲情！

可是，不负苦心人，居然来了一个机会，使林华平的采访，得到了新机。

“至少死了半点钟了”

林华平回忆：

不久，我回过头去，望望戴先生所住的房子，正在发呆中，忽然看见一个穿着深色西服，矮矮胖胖，满头白发，年约六十多岁的老年人，提着一个黑色的皮包，从那座房子里出来。我凭着常识的推断，那一定是个医生，我不禁高兴得跳起来。因为广州市许多有名的医生我都认识，如果来的是一个熟人，那么，我的“救星”就到了！

我为避免惹起别人的注意，没有走过去会他，反而躲入礼堂的门边，等待那个老人过来。因为任何人要离开东园，都必须经过礼堂前的通道，才能走出大门，所以我断定他一定会走过来的。果然，不到三分钟，那老人已慢慢的走到礼堂的前面了。我仔细一看，来的不是别人，他竟然是广州市政府的卫生局长朱广陶先生。这一位我们早已认识而常戏称他为“圣诞老人”的老好人，是个很有名的西医。我猜想，他一定是被电召到东园来急救戴先生的。因此我便“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的一个箭步，闪到他的跟前，拦住了去路，我先向他说声“早晨”（广东话是“早安”的意思），接着便单刀直入的问他：

“老人，戴先生死了多久了？”

这位忠厚得活像“圣诞老人”的医生，竟不虞有他，立刻就说：

“依我看来，他至少已死了半点钟了。”

我又问他：“戴先生虽然吃了六七十粒安眠药，但如果发觉得早，立刻洗胃，应该还可挽救的？”

“是的，可惜发觉太迟了！”

“他的太太吃药极少，大概没甚问题吧？”

“她没有生命的危险。……”

说完，老人走了，这时我真不胜震惊，这一位毕生为革命奋斗的党国元勋，竟真的离开我们了！据后来获悉，戴先生十一日深夜才就寝，第二日早上，侍从人员听不到他的声息，才揭开幔帐，见他面色有异，迨延医急救，已回天乏术了。

但这时我也暗自忻幸，只用了最简单的“实者虚之，虚者实之”的采访技术，就知道了戴先生夫妇的实况。戴先生大概是上午七时半左右才去世的，他因服食安眠药过量而丧生，也得到最有力的证明，戴夫人可能是和戴先生一齐仰药，但她服量较少，因而得庆生还。

在林华平完成任务，回到中央社以后，消息还是被控制下来：

我回到中央社，见了博老，再把采访经过复述一番，他吩咐我继续和中央党部联络，并先把稿子写好，但暂勿发出。

到了晚上，我终于获得郑秘书长的许可，把这一条本来可以轰动遐迩——戴季陶先生服毒殉国——的新闻发出，作了最先的报导。不过当时中央社的新闻稿，却只能说戴先生是不幸病逝，并附发了他的传略和照片，便轻描淡写的敷衍过去，新闻的刺激性也几乎没有了。

郑彦棻公开说谎

不料，在林华平的文章发表后，老而不死的郑彦棻，忽然提出了异议，他写了一篇《戴季陶先生逝世前后》（《传记文学》第三十九卷第二期），开始涂抹历史。他说：

顷读传记文学第三十九卷第一期所刊林华平兄执笔之《戴季陶先生之死》一文，发觉文中记载，有与当时事实未尽相符之处。民国三十八年2月12日戴先生逝世时，本人适在先生住处主理救治及有关事宜，对于现场一切情况记忆深刻，并曾于四十八年2月，戴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时，发表《季陶先生逝世前后》一文，藉表敬悼。爰将先生逝世时情况，就本人所知及自身经历与观察，再为记述，聊供关切戴先生史实者之参考。

三十八年2月12日是我永难忘记的一天。那时候，本党中央和政府正播迁广州，于右老因事来粤，公毕定于12日晨回京。是日上午8时左右，我赶到东山东园招待所送行。抵达时，右老已站在急待启程的汽车旁边，准备动身，刘纪文先生忽自东园后座戴季陶先生临时寓所赶出，对我们说：“戴先生服安眠药过量，已经神志不清。”大家听了面面相觑，心头说不出是怎样的沉重。右老转身走到戴寓楼下，正欲登楼探问，从者谓飞机急待启行，必须立即上车赶往机场，右老虽未及登楼，却挥手嘱我不必送行，要紧的还是照料戴先生的病。

当时，我非常忧虑，进了戴先生寓所后，知道医生还未到来，立即亲自乘车驰往中山大学附属医院，催请医生前来诊治。到达医院，知道所请的吴大夫已经应邀前去，又即转回东园，登楼进入戴先生的卧室，见医生正在进行救治工作，由注射而至洗肠等手术，都非常认真。可是，戴先生仍然昏迷不醒。从医生的表情看，已知希望甚微，但赵夫人说：“戴先生在过去，也曾经昏迷甚久而仍获救者。”在医生未表示诊断结果前，我看到戴先生的卧室，设备简洁，平排放着两张单人床，蚊帐低垂，戴先生与赵夫人各睡一床。赵夫人曾患中风及脑膜炎，虽然已经脱险，但偏痹未能复原，行动不便，且有高血压症，情绪更不堪激动。当时，她不断注视医生的救治过程，手术完毕后，她说：“今晨五时戴先生还叫人烤面包，送来五块，吃了半块，又复睡下，至八时许，才发觉他神色有异。”我们怕她高血压症不堪刺激，便和医生一起下楼谈论病情。我在彷徨中又以电话邀请前任中山大学附属医院院长姚碧澄同学前来参与诊视与施救，当时尚有其他名医前来协助，并和先来的医生交换意见，都认为已尽救治之能事。于是，大家下楼商议，都认为必须劝赵夫人先迁往医院，以便进行次一步工作，幸赖医生之力，说服她立即迁到医院去，然后由戴先生公子安国同志检查有无遗嘱遗书。又因刘纪文先生曾说过戴先生服安眠药过量的话，也看看曾服用那些药品，结果不但没有遗言，即常服之安眠药也尚余大半瓶，再衡量各种情况及赵夫人的所见所闻，大家都认定并非服药过量。在劝说赵夫人迁移及检查遗物时间，医生们一直注视戴先生病况之变化，至上午10时40分，他们始宣告绝望，签字证明。正午向守候在东园的新闻记者宣布戴先生的噩耗。当日，我并据实电报总裁：“……戴季陶先生抵穗后，精神虽较在京时为佳，唯体质仍甚弱，近拟回川。今晨5时尚进面包半块，8时许，其家人发觉戴先生神志不佳，急延医为之注射洗肠，但脉搏已停，无法救治，于10时40分逝世。戴安国同志及棻等均在旁照料。戴夫人则以病体未愈，临时送院留医，以免刺激。事后检视遗物，并未发觉遗嘱遗书，经即于下午召开临时常会，成立治丧委员会，办理治丧事宜，刻定14日大殓后，依戴先生家人意，即运川安葬。……”对戴先生逝世事，当时外界风风雨雨，多所臆测，有如林先生文中所云戴先生“仰药”……“服毒”，甚至误说：“戴夫人可能是和戴先生一齐仰药。”

据我个人观察外界之所以有此臆测与误导，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当时局势影响，另一方面也即最主要的是由于大家对戴先生身体健康孱弱的情形不大清楚，认为“服毒”或“仰药”该是戴先生逝去的原因；当然也会受了纪文先生报导影响，其实并非如此。

郑彦棻又说：

记得本党中央迁广州后第一次常会（即第一七七次）是在三十八年2月8日举行的，戴先生还在那次常会纪录簿上签名，执笔时手抖得厉害。因为是播迁后第一次常会，开会前我特向戴先生报告，于谈话中，只见他从烟灰碟取烟复吸时，竟将燃烧的一头放到嘴里去，很像已经失去了控制力一样。可见戴先生当时——逝世前四天，精神身体确是极度衰弱的。

我拜读华平兄大作之后，觉得关于戴先生之死，尚有若干应就我确实了解者，补充说明，俾供关心季陶先生逝世经过及研究先贤革命史实者之参考。

郑彦棻的两处手脚

郑彦棻这篇文章是1981年7月20日写的，他一开始就声明他写这篇文章前（二十二年前），“于四十八年2月，戴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时，发表《季陶先生逝世前后》一文，藉表敬悼。爰将先生逝世时情况，就本人所知及自身经历与观察，再为记述，聊供关切戴先生史实者之参考。”可见他是以二十二年前“四十八年2月”的文章为基础，“再为记述”的。这篇“四十八年2月”的文章，收在郑彦棻在1975年出版的《景光集》里，我把它找出来核对，一对之下，就发现了破绽。因为郑彦棻在这篇二十二年后的文章里，都原文照抄这篇《季陶先生逝世前后》，但却动了两处手脚。

第一处手脚是：二十二年前的文章里，并没有“赵夫人”说的一段话，但二十二年后，却冒了出来；

当时，我非常忧虑，进了戴先生寓所后，知道医生还未到来，立即亲自乘车驰往中山大学附属医院，催请医生前来诊治。到达医院，知道所请的吴大夫已经应邀前去，又即转回东园，登楼进入戴先生的卧室，见医生正在进行救治工作，由注射而至洗肠等手术，都非常认真。可是，戴先生仍然昏迷不醒。从医生的表情看，已知希望甚微，但赵夫人说：“戴先生在过去，也曾经昏迷甚久而仍获救者。”在医生未表示诊断结果前，我看到戴先生的卧室，……

所谓“赵夫人”，是赵令仪，是戴传贤的姨太太，郑彦棻在《传记文学》这篇以外，又一稿两投，在《近代中国》发表同样的一篇，但已把“赵夫人”改为“戴夫人”，这种小手脚，不必管他，不算重要，重要的是他插入所谓“戴先生在过去，也曾昏迷甚久而仍获救者”一段话，这就显然别有居心了，这显然是一种加深读者印象的伏笔，暗示读者，戴传贤有昏迷或服安眠药昏迷甚久的“前科”，所以，后来吃多了，吃死了，仍是误服过量，并非自杀。

第二处手脚是：二十二年前的文章里，有戴传贤自己的一段话，但二十二年后，却给删去了：

这次常会是迁穗后第二次会议，第一次会议（即一七七次）是在2月8日举行的，相距不过四天，戴先生还在第一次常会纪录簿签名，不过执笔时手已发抖。在那一次常会开会前，因为是迁都后第一次会议，我特先向他报告，于谈话中，他要吸香烟，我即代燃火，但打火机连按数次，都难生火，他含笑说：“已经油尽灯枯了。”这是布雷先生的遗言，我当时听来有非常异样的感觉，同时见他从烟灰碟取烟复吸时，竟把燃烧的一头放到嘴里去，好似已失了控制力一样。然而他对迁穗后的党务，表示非常关切，足见他对党国大事负责到底，并不以病弱而放弃。

这里提到的“布雷先生的遗言”，是陈布雷死前的哀呼。国民党大将陈布雷，在1948年11月13日服安眠药自杀，死前上书国民党总裁，自言“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等，不想再活。他的自杀，给了戴传贤极大的刺激，戴传贤这时引“油尽灯枯”的话，已是很明的暗示了，郑彦棻恰于二十二年后自删此话，他的用心不是很明显吗？

其他人的证词

1981年7月1日，蒋君章在《戴季陶先生的生平与著述》（《传记文学》第三十九卷第一期）中，回忆他跟戴传贤“最后一次接触”说：

最后一次接触，是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宣言内容的商讨会上。照例宣言会议召集人是陈布公，我是秘书，在立法院长孙科公馆开会。那天，戴先生感慨从深，发言最多，我清楚地记得他的发言要旨，他说：李自成、张献忠为乱于陕北，天下骚然，明室以亡；中共也以陕北为根据地，早知为不祥之兆；政治上的竞争，以力量为主，力量比不过时，只好讲道理，现在是我们讲道理的时候了，言下不胜凄然。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宏论。当时的局势，还是大有可为，而戴先生的看法，相当悲观。他对于抗战胜利，就是悲观的，他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即认定国家即将再大乱，卧床三日，不见客，不进饮食，他的看法，总是比别人远一步。

陈公布是在金圆券限价破坏后服过量安眠药而逝世的。戴先生是在政府迁至广州后，也是服过量安眠药而与世长辞的。布公逝世至今年十一月为三十三年，至明年二月也是戴先生逝世三十三周年，哲人日以远，缅怀往事，不胜感叹。

蒋君章这里陈布雷、戴传贤并举，是明显的道出戴传贤是自杀属实了的。

1982年8月12日，马五先生（雷啸岑）写《戴季陶之信佛与自尽》（《民众日报》新论语），也说：

三十七年冬，陈布雷蒿目时变，忧惶不胜，深感“油尽灯枯”，毋补大局，竟以自尽闻。戴先生惊聆噩耗，从寓所痛哭失声，奔视陈氏遗容后，再涕泣而归，其情极为沉痛，再其内心刺激之甚，亦可知也，嗣因局势日益阨危，和谈无成，政府仍不能不播迁入粤，书生本色之戴院长，岂能无仓皇辞庙之隐痛在怀耶？

三十八年春3月，戴去京赴沪转粤，上海市府秘书长沈宗莲曾设宴为之洗尘，席间有人劝院长不妨放洋游憩，便作国际宣传功夫，彼夷然答谓：“我死也要死在国内的！”当时固无人涉想此语为其自尽殉国之预示也。既抵广州，亦无消极意态，曾出席中央党部纪念周讲演，呼吁革命党人恢复民十五年北伐精神，仍以广州为根据地，再造河山，复兴祖国，其词激昂慷慨，恍若二十年前之革命斗士，令人兴奋鼓舞。讵知其为永别留言，即夕吞服大量安眠药片自尽矣，悲夫！

这些证词，一一都说明了戴传贤之死，是死于自杀。

此外，蒋复璁《戴季陶先生八旬诞辰纪念献词》（《戴季陶先生文存三续编》纪念专文）中明说：“徐蚌战后，我在孝园见到季陶先生愁容满面，痛苦万状，……季陶先生在赴广州之后，竟于大陆沦亡的前夕舍身殉国。”这类证词，也都可信，不容郑彦棻抹杀历史也！

结局后的结论

4月18日台视《面对当代人物》介绍郑彦棻，说他教人做人要诚实，看了他在戴传贤自杀事件上的一派假话，天知道诚实两个字，在他这老不死身上究竟有几成？戴传贤的自杀，郑彦棻公然说谎来掩盖，究竟原因何在？我想，这倒不是什么为贤者讳、为尊者讳、为亲者讳，而是掩盖国民党当年的失败主义纪录。但是郑彦棻却没想到：这样子的掩盖，其实是对国民党中仅存的一个殉党分子的诬蔑。从殉党观点上看，无宁戴传贤具有真诚的、负责的、知耻知病的态度。也许郑彦棻正别有用心，怕这种态度流传开来。因为流传开来，正反证了逃到台湾的国民党们的没有殉难的骨气。真的，我花了三个半小时写这篇文章，愈写愈发现真相原来如此。老不死郑彦棻啊，你太可耻了。

1983年5月28日晨9时至午12点半

王国维自杀写真

今年1月12日，一位台大学生写了一封信，密封送到四季出版公司，请公司转给我，内容如下：

李先生：

去年（1982）12月31日刊于中国时报第三版的苏南成的《恢复党籍有感》（当然是指中国国民党），此篇文章竟然一开头就引用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一书中的论述做为开头，真是侮辱了人品高洁的王国维①。

苏南成自作践不要紧，又将“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王国维拉出来，做为他自作践的陪衬。我真是为王国维感到悲哀，死后还要再被凌辱。

王国维为何自沉于昆明湖？这个疑问恐怕也要偏劳深具慧眼、勇猛精进的你来为世人“拨云雾见青天”了。

W．M．L1983年1月12日

这位台大学生的程度，是很优异的，因为他居然知道《人间词话》作者的一些其他的事，这在台湾，此时此地的台湾，不算是很容易的事。他想进一步知道“王国维为何自沉于昆明湖”，是一个好问题，我很高兴为他解答。

王国维的学术地位

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他的祖籍是河南开封，远祖王禀，在北宋亡国前守山西太原，城陷死节。王禀的孙子随宋高宗南渡，就变成浙江人。

王国维生于1877年（清光绪三年），他从小是读古书的，到了十八岁，才知道古书以外，还有西方的新学问。二十二岁起学外国文，二十五岁留学日本。三十六岁以前，他的治学主力在西洋哲学（他是最早介绍康德、叔本华、尼采到中国来的人），和中国词曲（他的名著是《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史》，他提升了中国平民文学的地位），此后主力转向古史与古文字学。王国维二十三岁的时候，甲骨文出土于河南，首先把这些三四千年前支离破碎的骨头片，和中国古代历史，结合起来，做出完美而惊人解释的，就是王国维。因此，王国维对中国学术的贡献，是空前的。他在思想上、文学上、史学上、古文字学上、古器物学上、古地理学上，都有开山之功，史外求史，发前人所未发，“不屈旧以就新，亦不绌新以从旧。”中国学者中，像他那样有博大精深成绩的，真是“古之所无，今之罕有”了。

朱芳圃在《述先师王静安先生治学之方法及国学上之贡献》中说：

先师治学，缜密谨严。奄有清代三百余年文字、声韵、训诂、目录、校勘、金石、舆地之长，而变化之、恢宏之。其所见新出史料亦最夥。又精英日法诸国文字，精通科学方法。故每树一义，考一事，精赅无伦，得未曾有。其著述之量，虽稍逊清代大儒，然新得之富，创获之多，谓之前无古人可也。

缪钺在《王静安与叔本华》中说：

海宁王静安先生为近世中国学术史上之奇才。学无专师，自辟户牖，生平治经史、古文字、古器物之学，兼及文学史、文学批评，均有深诣创获，而能开新风气，诗词骈散文亦无不精工，其心中如具灵光，各种学术，经此灵光所照，即生异彩。论其方面之广博、识解之莹彻、方法之谨密、文辞之精洁，一人而兼具数美，求诸近三百年，殆罕其匹。

梁启超在《王静安先生墓前悼辞》中说：

若说起王先生在学问上的贡献，那是不为中国所专有，而是全世界的。其最显著的实在是发明甲骨文，和他同时因甲骨文而著名的虽有人，但其实有许多重要著作都是他一人做的。以后研究甲骨文的自然有，而能矫正他的绝少。这是他的绝学！不过他的学问绝对不只这点，我挽他的联有“其学以通方知类为宗”一语，通方知类四字能够表现他的学问的全体。他观察各方面都很周到，不以一部分名家。他了解各种学问的关系，而逐次努力做一种学问。本来，凡做学问，都应如此。不可贪多，亦不可昧全，看全部要清楚，做一部要猛勇。我们看王先生的观堂集林，几乎篇篇都有新发明，只因他能用最科学而合理的方法，所以他的成就极大。此外的著作，亦无不能找出新问题，而得好结果。其辩证最准确而态度最温和，完全是大学者的气象。

这三段话都多少说出了王国维在学术上的伟大地位②。他的著作，主要收在1927年罗振玉编的《海宁王忠悫公遗书》里，和1930年赵万里编的《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里③。

王国维的故事

王国维一生中，受了一个人最大的影响。这个人就是罗振玉④。罗振玉比王国维大十二岁，他在王国维二十二岁时候，发现了王国维，并且予以提拔。两人的关系，自师生而朋友、自朋友而儿女亲家。他们的交情极深，从1898年到1916年，十八年间，几乎全在一起。罗振玉，字叔蕴，号雪堂，也号贞松老人，他是一位很勤勉的学者，对文献的收集、传播，极有功劳。1911年辛亥革命后两个月，他去了日本，是和王国维等带家口二十多人一起去的，他们浮海东渡，显然对革命势力有所疑惧。他们都是旧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在革命一点上，实在跟不上时代；不但跟不上，还对传统的忠的观念颇为执着。这种执着，在革命势力愈来愈大的时候，就愈来愈反革命了。因此，他们全都避难到日本，在日本做学术研究，很得日本人的敬重。

到了1916年，中华民国五年时候，也就是王国维在日本住了五年以后，因为在日本开支太大，不愿增加罗振玉负担，他有点想回国。正好上海的犹太富商哈同，约他去做学术杂志编辑，他就决定回国了。临走时候，罗振玉把自己的藏书，送了十分之一给王国维，送他到神户，拉着他的手说：“以君进德之勇，异日以亭林（顾炎武）相期矣！”这时王国维四十岁。

王国维在国内做学术研究，极有成绩。1919年，北京大学聘他为教授，他不肯干。1920年又请他，他还是不肯干。1921年，北大研究所成立国学门，又请他，他只肯做“通信导师”。1923年，退位的宣统皇帝溥仪请他做老师，“在南书房行走”。溥仪很尊敬他，又“赏给五品衔”，又准他“在紫禁城骑马”，使他对传统的忠的观念，更具体了。

这种具体，表现在一件有趣的故事上。在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的时候，校长曹云祥请胡适设计，胡适提议请王国维，可是曹云祥去请的时候，却被王国维拒绝。于是胡适心生一计，他去找溥仪下了一道诏，以皇帝身份，命令王国维去清华教书，于是王国维就不得不去了。

本来在辛亥革命以后，革命派为了使清朝皇帝顺利让开，曾订立优待条件，让溥仪继续住在北京皇宫里，自行快活的，除了保有虚衔外，还得到许多福利。不料到了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突然把溥仪赶走，并修订了十三年前的优待条件如下：一、永除皇帝尊号，与国民享同等权利。二、民国每年补助清室家用五十万，并特支二百万开办工厂，收容旗籍贫民。三、清室照原条件第三条移出宫禁，自由择居，民国仍任保护。四、清室宗庙陵寝永远奉祀，民国派兵保护。五、清室私产归清室享有，公产归民国。这件事，使王国维感到很不愉快，使他感到这个“中华民国”未免太不守信、未免太欺负人了。他气得要自杀，但经家人防范，没有发生意外。

但是，就在这时候，南方的国民党，已经走上“联俄容共”的路线，南来的阴影，已经逐渐北移了。整个国家笼罩在离奇的气氛里，一切都愈来愈邪门了！

为了目的，不择手段

在南方的国民党，他们号称救国救民，目的虽然可嘉，手段却不足为训。他们在民国初年，把政权交出给北方后，一直心有未甘，总认为天下之事是舍我其谁的，一定得自己当政才痛快。按说既是中华民国了，政党公开，国民党来当政，也自无不可，但是取天下当有其道，不能为了目的，不择手段。而国民党呢，却显然为了目的，不择手段。1914年3月14日，国民党曾有秘件致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秘件中表示：为了取得日本的援助，在国民党当政后，愿意在与他国讨论亚洲问题时先与日本讨论、愿意使用日式武器以利中日军事合作、愿意在需用顾问时日本优先、愿意由日本支持有关领事裁判权及关税独立的改变；同年5月1日，国民党又有秘件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秘件中表示：为了取得日本的援助，在国民党当政后，愿意开放全中国的市场以惠日本工商、愿意让日本独占贸易上的利益、愿意和日本有关税同盟。……上面种种暗盘，一比之下，就知道国民党愿意付的国家利益的代价，实在比他们天天谴责的袁世凯还要多！比二十一条还要高！以上价码，经日本向袁世凯泄漏后，方便了日本的勒索，自然不在话下。对国民党这种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作风，革命元勋黄兴就不以为然过，他说他认为“主义所在，不敢变换手段以苟同”，至于竟“反对自己十余年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义，不惜以权利相号，效袁（世凯）氏之所为”，更不是他所能苟同的了。

不幸的是，国民党在不择手段的走日本路线不成以后，又不择手段的走起苏联路线来。他们开始“联俄容共”，开始下这种险棋。在走日本路线不通后第九年，国民党大张旗鼓的引进苏联帝国主义，借苏联的援助与指导，帮它夺取政权。国民党这种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当时曾有人加以警告，梁启超在《覆刘勉己书论对俄问题》中说：

问苏俄是不是帝国主义者？我毫不沉吟的答道：他是帝国主义的结晶，他是帝国主义的大魔王……。俗语说得好：“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国的国民性，可是换一面招牌就改得转来吗？俄国人玩的政治，对内只是专制，对外只是侵略，他们非如此不能过瘾。不管苏不苏，赤不赤，玩来玩去总是这一套。……中国从前是“沙”的梦想汤沐邑；现在便是红旗底下得意的抛球场。苏俄啊！你要辩明你不是帝国主义吗？你哪一天把在中国的活动停息，我们那一天立刻就相信你。但是，能吗？

同时徐志摩在《仇俄与反对共产》一文中回应他的老师道：

除完全听苏俄共产党直接指挥的政府外，无论何种政府，他都要无条件的攻击或推翻；除受苏俄共产党本身维持的秩序外，无论何种秩序，也都要无条件的扰乱或捣毁。因为如此，所以不但现在的中国政府和现在的中国社会上的秩序他要攻击要扰乱，就是比现在的好上一千倍一万倍一万万倍，只要不是苏俄共产党所要的政府或秩序，那他一定也是要推翻要捣毁的。

但是，这种警告引狼入室的先知言论，在“政治挂帅”的狂热下，中风狂走的国民党是听不进去的，“联俄容共”的结果，使中国吃了苏联的大亏，国民党所应负的历史责任，自然也难逃清议与公论。国民党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他们的下场与国家的下场，竟一至于此！

叶麻子之死

在这种苏联援助、苏联指导的夺取政权运动下，国民党和它“容”的“共”，伴同着北伐的节奏，一片肃杀之风，也就排山倒海。流风所及，最后连国民党党中央都公开承认“滥加罪名，囚幽满狱”（1927年4月9日通电）了，在这样肃杀的流风下，首当其冲的，就是地方上的仕绅。对付仕绅，国民党省党部颁发《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条例中一片杀杀杀。我们试看国民党和它“容”的“共”在湖南长沙的一段大特写：

长沙自4月6日将李佑文提出枪毙以后，继之者日必数起以至十余起，尸横通衢，行人掩鼻而过，不敢卒视。同时各县亦开始恐怖，其情形则有甚于长沙者。每次提出枪决斩杀者，有七八人一起或十余人一起，如沙鸡鸭然。次之各县乡村，同时宣布戒严，凡无农会工会之徽章，不能通行，否则视为奸细，或土豪劣绅之逃亡者。在长沙城内，则有童子军遍布街衢，勒令行人捐款；不遂，则搜检之，掠其所有而去。甚至搜检不得，则逼向铺户挪借以献。……于是行人咸生戒心，不敢出街。……于此时也。杀气充满长沙，旦夕所闻，唯有斩决与枪毙。商不安于市，农不安于野，人人自危，家家惶恐。（1927年8月湖南省党政机关调查报告）

在这种“人人自危，家家恐怖”的流风里，一个最有名的人——长沙总商会会长叶德辉，就被杀死了。

“叶麻子”，湖南湘潭人。他二十八岁就中了进士，三十岁后就“乞归故里，奉亲读书”。他在学术方面，经学、律法、小学、碑版、摹印、占卜、星命等等，都很在行⑤。他写的《书林清话》，是中国目录学上的精品。他的藏书丰富，书架上贴“老婆不借书不借”条子，书中夹有春宫画，用来防火，他说火神是女性，看了春宫画会不好意思，所以就不会来烧书了。

叶德辉在性格上，有点反革命。在戊戌变法时候，他编了《翼教丛编》反对新政，新党正要找他算账，忽然政变失败，他逃过一劫；在辛亥革命时候，他被捕，要被杀，经章炳麟去电力保，他又逃过一劫；在国共合作时候，一切无法无天，他因为挺身批评长沙农民协会，被拉到教育会坪公审，他一点也不怕死，大骂不绝，于是在劫难逃，公审以后，斩首示众，就以六十四岁的年纪，为信仰殉道了。

这样子的革命

叶德辉死在1927年4月11日，正是国民党党中央承认“滥加罪名，囚幽满狱”后的第二天。消息传来，全国震惊。这时王国维在北京，也听说了。王国维在国民党“联俄容共”时候，虽没像梁启超那样公然警告，但他的疑虑却情见乎词。他上书给溥仪，说：

……试问立宪共和之国，其政治果出于多数国民之公意乎？抑出于少数党人之意乎？民之不能自治，无中外一也；……孔子言患不均，大学言平天下，古之为政，未有不以均平为务者，然其道不外重农抑末，禁止兼并而已，井田之法，口分之制，皆屡试而不能行，或行而不能久。西人则以为不足，于是有社会主义焉、有共产主义焉，然此均产之事，将使国人共均之乎？抑委托少数人使均之乎？均产以后，将合全国之人而管理之乎？抑委托少数人使代理之乎？由前之说则万万无此理；由后之说则不均之事俄顷即见矣！俄人行之，伏尸千万，赤地万里，而卒不能不承认私产之制度，则曩之汹汹，又奚为也！

这就是说，在王国维心里，他知道国民党带中国走苏联的路，“伏尸千万，赤地万里”的局面，是要历史重演的。但他写这封信给溥仪的时候，他还没想到血腥来得这么快，快到国民党能容共，却连一六四老翁叶德辉都不能容了。这样子的巨变，又教王国维怎么适应呢？这样子的革命，又教王国维怎么追随呢？

王国维曾有一首《浣溪沙》的小词，原文是：

掩卷平生有百端，

饱更忧患转冥顽，

偶听啼鴂怨春残。

坐觉无何消白日，

更缘随例弄丹铅，

闲愁无分况清欢！

在这首苍茫索寞的心事里，我们依稀感觉到：他的学术研究，只不过是他痛苦中的一种“消白日”的工具，在内心深处，他既无“清欢”，也无“闲愁”，有的只是一片失望而已。

国民党和它“容”的“共”杀了叶德辉后，王国维似乎感到：这些南方的职业革命家们，既然到湖南杀到湖南、到湖北杀到湖北，不久到北京后，自然也就杀到北京。在这种杀风下，他自己是该杀的对象，并不意外。于是，他的一片失望，就逐渐转化为绝望，“掩卷平生有百端”，从此就化为一端，——他想自杀了。

王国维的死

1927年6月1日的中午，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在放暑假前聚餐，王国维应邀参加，座中还谈话、谈历史，没有任何异象，大家都以为是暑假暂别，但王国维已是向大家死别了。

戴家祥《记王静安先生自沉事始末》说：

2日午，同学公宴诸导师，为临别之会，座中先生为吾侪言蒙古杂事甚畅，其雍容淡雅之态，感人甚深。私念先生年未及衰，治学之意兴甚豪，自后受教之日长，今虽小别，同学或有感时叹息，戚戚焉若大患之将临者，而某初未尝有寥落失意之思也。是晚，某与同学谢国桢谒先生于校西院十八号私第，问阴阳五行说之起源，并论日人某研究干支之得失。言下，涉及时局，先生神色黯然，似有避乱移居之思焉。次日下午，隐约中闻先生失踪消息；然不甚注意，以为避乱他处耳。至傍晚，浙江同学会欢送毕业同人；先生在校绝少参加交际宴会，是日未到，人亦不之怪。迨席将散，一人约曹校长出席私语。有间，校长返入，语众人曰：“顷闻同乡王静安先生自沉颐和园昆明湖，盖先生与清室关系甚深也。”云云。合座闻之，大惊，莫知所措。某犹不之信，即与同学吴其昌驰往各处探问。途遇赵助教万里，得先生死耗属实。其昌不禁大恸，某亦相对唏嘘不置。时校中人已周悉其事。校长、教务长及研究院教授、助教诸先生，率同学辈约三十余人，驰汽车赴颐和园，察视遗体。时已十点钟左右，园警不许入。相持至十一时半，始准校长、教职员及校警四人入。同学皆挥泪而返。车中研究院办公处侯厚培先生为吾侪言：“先生今早八时即到校，命院中听差往其私第取诸君成绩稿本，且共谈下学期招生事甚久，言下，欲借洋二元，予即与以五元钞票一，即出办公室。至下午二时许，其家中遣人问先生何以未归，予即询之听差，据云：先生上午命雇洋车一辆，不知何往，车为校中挂号第三十五。于是予即至校门口问车夫辈：“三十五号车何往？”皆云：“赴颐和园，迄今未返。”予即乘自行车往探。时其三世兄贞明已于校门口探得先生下落，先予赴颐和园，于途中遇三十五号车夫，得悉先生已投昆明（湖）自尽。贞明闻该车夫云：“上午十点钟许，先生命拉往颐和园。及门，给洋五毫，命在园外候。直至下午三点钟后，尚未出，门者问何故留此不去，予答云尚有一老先生在园，是以不敢去也。门者询以年貌里址，云此人现已投湖死。即引予入视，属实，并速予返校报告，而于是遇君。”贞明闻讯，即乘该车驰往省视，时已打捞上岸，停鱼藻轩中。据园丁云：“先生约上午十点钟左右进园，初在石舫前兀坐，久之，复步入鱼藻轩中，吸纸烟，旋即闻投湖声，及得救，其间不及二分钟，而气已厌。死时里衣犹未湿也。”凡此皆事后得之贞明君转述者。盖先生年老，湖水虽浅，底皆汙泥，入水时必头先触底，以致口鼻俱为泥土所塞，因之气窒。园丁不知急救术，以是贻误而死。若使当时即以人工呼吸法营救，或能更生，亦未可知也。”侯先生言至此，汽车已抵校。君侪舍车入门，即召集院中诸同学组织王先生治丧委员会，时已入夜一点钟矣，次早即发讣告，其家属即定是日申酉之交往殓。下午一点钟，同学齐赴颐和园，既入门，由园丁导至鱼藻轩，先生遗体在焉，上覆芦席，席角镇以四砖。是时，众人顿呈惨淡之色，收视敛气，默然者久之。乃命园丁发芦席，思一瞻其遗容，席甫启，而哭声大动矣。盖先生淹没已经二十余小时，面目紫胀，四肢拳曲，匍匐地上，令人惨不忍睹。时其家属及校中办事人相继来，唯候检察官不至。天气渐热，阴云四布，雷声频作，幸未下雨，而法官率检验吏至，已下午四时许矣，略事查问，即行检验，同学等审视在侧，于先生衣袋中得遗书一通，封面书曰：“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此书前一日所作也。

王贞明是王国维第三个儿子⑥。他收到的王国维遗书内容如下：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这样一位伟大的学人，就这样死在清朝的旧花园里了！

“丈夫不能再辱”

王国维遗书中，最动人的是前十六个字，“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其中“义无再辱”是一个典故，我在《李敖全集》第七册《大学札记》中，有一条“不再辱主义”，我说：

通鉴卷二十三：“霍光上官桀与李陵素善，遣陵故人——陇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之。陵日：‘归易耳，丈夫不能再辱。’遂死于匈奴。”三省注曰：“陵意谓降匈奴已辱矣，今若归汉，汉将使刀笔吏簿责其丧师降匈奴之罪，是为再辱也，故遂不归。”三省对“再辱”之解释既窄且非。李陵此言后蜕变为王国维的绝命词，这句话对我的影响相当的重大，不智的自取辱的事是不能做第二次的，做第二次的是没有自觉、没有骨头之流，非丈夫也。（1957年8月6日）

王国维死后，大家讨论他的死因，都忽略了从这个“不再辱主义”上去寻本溯源。王国维直到“中华民国十六年”，脑袋背后，还拖着一根辫子⑦，他对传统的忠的观念的执著，已经非常鲜明。照传统的忠的观念，他远在辛亥革命时，就可以一死。当时他没有死，他觉得“只欠一死”；活过了“五十之年”，这种欠死之情、受辱之情，与日俱增⑧。最后，当“事变”来了的时候、当南方职业革命家们要来了的时候、当南方的学者们，从六十四岁的叶德辉，到七十岁的王葆心，一一都被国民党和它“容”的“共”残杀了的时候，“丈夫不能再辱”的呼声，自然在他耳边响起。于是，他终于从容的投身昆明湖。汉朝的龚胜在王莽篡汉时没有一死，但在十四年后，他从容一死；宋朝的谢枋得在宋亡元兴时没有一死，但在十四年后，他从容一死；王国维在清社既屋时没有一死，但在十六年后，他从容一死。这些志士仁人在可死、可以无死之间，有他们基本的下限。那下限就是：当统治者竟连最起码的清静，都不给人的时候；当职业的革命家连最起码的容忍，都不饶人的时候，再活在这种空气之下，也就全无生趣了！

国民党的血祭

王国维死后十二天，和他遭遇类似困境的梁启超，藏身在天津外国租界里，写信给女儿梁令娴，有这样的话：

你爹爹已经是上年纪的人，这几年来国忧家难，重重叠叠，自己身体也不如前，你们在外边几个大孩子，总不要增我的忧虑才好。我本月初三离开清华，本想立刻回津，第二天得着王静安先生自杀的噩耗，又复奔回清华，料理他的后事及研究院未完的首尾，直至初八才返到津寓，现在到津已将一星期了。静安先生自杀的动机，如他遗嘱上所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遭此世变，义无再辱。”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还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棰辱，卒置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此公治学方法，极新极密，今年仅五十一岁，若再延寿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今竟为恶社会所杀，海内外识与不识莫不痛悼，研究院学生皆痛哭失声，我之受刺激更不待言了。半月以来，京、津已入恐慌时代，亲友们颇有劝我避难日本者，但我极不欲往，因国势如此，见外人极难为情也。

活在“大有为政府”下的今日中国顺民，自然难以体会在“大有为政府”大驾光临前，“非我族类”的中国人民的那种惊慌、那种疑惧，顺民们整天高喊“感谢政府德政”，但他们不知道：在“德政”之先，多少中国的志士仁人，已经为这种“德政”横尸在街头、在法场、在湖畔，他们已先成为“暴政”“苛政”下的牺牲品，他们的牺牲，是国民党和它“容”的“共”的一种生殉、一种死证，做为后死的我们，永远别忘了：在国民党的佛堂里，多少无辜的中国人民，曾是佛堂烛照香薰的血祭！

梁启超的评论

毫无疑问的，王国维是血祭人群中，最令我们惋惜哀伤的一位。在他死后，讨论他的自杀，以梁启超和陈寅恪最能提高境界。梁启超《王静安先生墓前悼词》说：

自杀这件事情，在道德上很是问题。依欧洲人的眼光看来，这是怯弱的行为，基督教且认做一种罪恶。在中国却不如此，……许多伟大的人物有时以自杀表现他的勇气。孔子说：“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欤？”宁可以不生活，不肯降辱；本可不死，只因既不能屈服社会，亦不能屈服于社会，所以终久要自杀。伯夷叔齐的志气，就是王静安先生的志气！违心苟活，比自杀还更苦：一死明志，较偷生还更乐。所以王先生……这样的自杀，完全代表中国学者“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精神，不可以欧洲人的眼光去苛评乱解。王先生的性格很复杂，而且可以说很矛盾，他的头脑很冷静，脾气很和平、情感很浓厚，这是可从他的著述、谈话和文学作品看出来的。只因有此三种矛盾的性格合并在一起，所以结果可以至于自杀。他对于社会，因为有冷静的头脑，所以能看得很清楚；有和平的脾气，所以不能取激烈的反抗；有浓厚的情感，所以常常发生莫名的悲愤。积日既久，只有自杀之一途。我们若以中国古代道德观念去观察，王先生的自杀是有意义的，和一般无聊的行为不同。

他又在《王静安先生纪念号序》中说：

先生之自杀也，时论纷纷非一。启超以为先生盖情感最丰富而情操最严正之人也，于何见之，于其所为诗词及诸文学批评中见之，于其所以处朋友师弟间见之。充不屑不洁之量，不愿与虚伪恶浊之流同立于此世，一死焉而清刚之气乃永在天壤。夫屈原纵不投汨罗，亦不过更郁邑侘傺十数年极矣，屈原自沉，我全民族意识上之屈原，曾沈乎哉？

陈寅恪的评论

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说：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吾国古来亦尝有悖三纲、违六纪、无父无母之说，如释加牟尼外来之教者矣，然佛教流传播衍盛昌于中土，而中土历世遗留纲纪之说，曾不因之而动摇者，其说所依托之社会经济制度未尝根本变迁，故犹能藉之以为寄命之地也。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到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消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运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至于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辩，故亦不之及云。

他又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上说：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他又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说：

世之人大抵能称道其学，独于其平生之志事，颇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论。寅恪以谓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然则先生之志事，多为世人所不解，因而有是非之论者，又何足怪耶？尝综揽吾国三十年来，人世之剧变至异，等量而齐观之，诚庄生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者。若就彼此所是非者言之，则彼此终古未由共喻，以其互局于一时间一地域故也。呜呼！神州之外，更有九州。今世之后，更有来世。其间傥亦有能读先生之书者乎？如果有之，则其人于先生之书，钻味既深，神理相接，不但能想见先生之人，想见先生之世，或者更能心喻先生之奇哀遗恨于一时一地，彼此是非之表欤？

我的评论

这些评论，重点都道出了王国维之死，不在洵清，而在以洵清为“依托”，完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精神”、完成“不愿与虚伪恶浊之流同立于此世”的心愿、完成“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念”，因此，他虽然有传统的忠的观念，但他的自杀，却是这种观念的一种升华、一种脱颖。梁启超、陈寅恪的评论，在理论基础上，都说得很好，但在事实背景上，却说得太闪躲了，他们对王国维“奇哀遗恨于一时一地”的真相，显然凛于国民党的淫威，不便多所阐明。王国维之死，固然在他内心深处，有理论基础；但他不死于十六年前而死于十六年后，这一原因，却只有在事实背景上，才能寻到答案。这个背景无他，就是国民党带给中国人民的“世变”——那令人怵目的“世变”、那令人惊心的“世变”、那令人“憔悴忧伤，继之以死”的“世变”。

如今，王国维已在“世变”中墓草久宿，昆明湖也在人世兴亡中，看到国民党的飘零而远飏。“神州之外，更有九州。今世之后，更有来世。”在神州九州的交错之间，在今世来世的交汇时刻，我写这段“奇哀遗恨”，为学人日远志哀、为湖水沉冤举证，这一意义，也就非比寻常了！

1983年5月7日

①苏南成这篇文章，一开头是这样的：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中有这么一段话：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伊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南成投身政治工作十余年，从来不以为自己成就过什么大事业，但对前述的三种境界，却有相当深刻的体验。”

一身浑臭的苏南成，居然还引起《人间词话》的境界，以王国维的境界自况，他真不要脸得杠上开花了。国民党中常委的报，帮他这样宣传不要脸，自然也是一种不要脸。

②此外，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写王国维的成绩，也很扼要，他说：“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然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狁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此三类之著作，其学术性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不尽符合，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此先生之书所以为吾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之产物也。”顾颉刚在《悼王静安先生》中，也有一段评论。他说王国维“对于学术界最大的功绩，便是经书不当作经书看而当作史料看，圣贤不当作圣贤看而当作凡人看。他把龟甲文、钟鼎文、经籍、实物作打通的研究，说明古代的史迹……。一班人因他和罗氏契合，合称为‘罗王’，以为他们的学问是一致的。实亦不然。罗氏不过机会好，他碰见了许多古物，肯去搜集编录而已！他在学问上心得并不多，他的方法至多是清代经师的方法。静安先生驳许慎、驳郑康成，他都不以为然，说他太胆大了。难道研究学问不该胆大吗？所以我们单看静安先生的形状，他确是一个旧思想的代表者；但细察他的实在，他却是一个旧思想的破坏者。如果他能再活上二三十年，给他继续拆穿的神秘一定很不少，中国古史的真相就暴露得更多，而思想革命也就易于成功了。因为这样，我对于他的学问，不承认他是旧学，承认他是新创的中国古史学。他在古史学上，和崔东壁、康长素诸家的不同之点，崔康们是破坏伪的古史，而他是建设真的古史。”

③此外，尚有《蒙古史料四种》、《古史新证》、《流沙坠简考释（附补遗）》（东方学会本）、《流沙坠简考释补正》（学术丛编本）、《齐鲁封泥集存》、《戬寿堂殷墟文字考释》、《王忠悫公遗书墨》（日本博文堂本）、《观堂遗墨》、《观堂书札》（《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二集）等。

④罗振玉后跟溥仪，做了“满洲国”参议府参议、临时赈务督办，一九四零年死去，活了七十五。

⑤叶德辉的主要著作有《周礼郑注改字考》、《仪礼郑注改字考》、《礼记郑注改字考》、《隋唐经籍考证》、《汉律疏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版本考》、《书林清话》、《藏书十约》、《说文读若考》、《说文籀文考》、《释人疏证》、《同声假借字考》、《六书古微》、《说文解字故训》、《经学通诰》、《孝经述义》、《春秋三传人名异文考》、《春秋三传地名异文考》、《淮南鸿烈闲诂》、《蔡氏月会章句》、《观古堂藏书目录》、《古器释铭》、《郋园书画题跋记》、《郋园书寓目记》、《遊艺卮言》、《古泉杂涌》、《郋园书札》、《郋园读书记》、《郋园诗文集》、《輶轩今语评》、《明辨录》、《觉迷要录》、《南阳祖庭典录》、《南阳碑传集》、《翼教丛编》（苏舆辑）等。他死后他的儿子叶启倬刻印《郋园丛书》，共一百二十六种，三百七十一卷。

⑥王贞明在给他二哥王高明信中，有这样的纪录：“……父亲大人于前日八时至公事室，如平日无异，至九时许，忽与旁人借洋三元，但此人身无现洋，故即借一五元之纸币。后即自雇一洋车，直到颐和园，购票入内，至佛香阁排云殿下之昆明湖旁，即投水。时离约四丈处有一清道夫，见有人投水，即刻亦跳入水，即救上岸。但虽未喝水，然已无气。入水中至多一分钟，亦未喝水，因年岁关系，故无救。家中至午饭时未见返家中餐，但此数日间闻校中请客甚多，并不谓奇。及至三时，尚未见回，弟即去找，后闻一洋车夫言，‘乘车至颐和。’弟于五时许即乘洋车亦至该园，于途中即遇早去之洋车（弟乘之洋车夫认识此车夫），上乘一巡警，弟一见此，知非佳兆。然固不出所料。巡警问弟姓名后，即领弟至内认明，复至警察局立案。此消息至校，已七时许。校中当局即开一紧急会议，至八时许，校长教务长各教职员学生等皆乘汽车赴该园，校中守卫队派警士数名赴园中管看尸身，但到园后，因戒严时代，又时间太晚，未能全体进园。——进去者只校长教务长及卫队数名，余则折回。至昨日下午三时始验尸体，衣袋中有洋四元四角，——所借五元只用去六角门票——及遗嘱一。至五时，有校医用药水将身体洗完，至八时许入殓，即将棺木送入附近一庙内，一切办理各事，完全为校中担负。闻校中恤金约有五千之数，校长等拟使弟于校中谋得一位置，每月取月薪及恤金利息等度日，此说过数日恐能发表。……罗宅昨日君美夜九时许至此，罗老伯本拟今日来京，后因旁人恐彼来有所感或有他变，故不肯使他来京。……”

⑦关于他的辫子事，殷南《我所知道的王静安先生》说：“岂明（周作人）君说他自杀的原因，是因为思想的冲突与精神的苦闷（《语丝》一三五期《闲话拾遗》第四十则），我以为是能真知王先生的。他在考古学上的贡献当然很多，但是最伟大的成绩，要算一算殷周制度论，是他研究甲骨文字的大发明，他能不为纲常名叫所囿，集合许多事实，以客观的态度判断之。即如他说：‘大王之立王季也，文王之舍伯邑而立武王也，周公之继武王而摄政称王也，自殷制言之皆正也。’这种思想，其实卫道的遗老们所能有的？即使有这种思想，也是不敢写的。清朝多尔衮三娶顺治的母亲，遗老们因为礼教的关系一定替他讳言，其实自满洲风俗言之亦正也。我有一次和他谈这件事，他也首肯。所以我说他的辫子是形式的，而精神上却没有辫子。”

⑧国民党文人高阳，在《高阳说诗》（笺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里，对“义无再辱”的“再辱”的逼近，因涉及国民党，竟只字不敢考证，反倒胡扯些别的，这样子行文，可真厚诬今人了！

没完的完人

报上说：“交通部筹划拓宽中山高速公路东湖到五股段，在圆山部分极可能影响太原五百完人塚的完整性，甚至做大幅度的迁建。”“太原五百完人塚是民国三十九年时，立委吴延环倡议，由台湾省、山西省在台临时省政府和内政部监督兴建，以纪念民国三十八年在山西太原殉难的五百烈士的‘衣冠冢’，至今近四十年，虽不是古迹，但是极具保存价值。”（1989年9月18日联合晚报）

这个所谓“太原五百完人”的“衣冠冢”，真值得“迁建”、“极具保存价值”吗？在我这种历史行家的眼中，却认为没那么简单。

五年前，我在《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三十二期里发表《上山上山爱》，其中有一段写道：“圆山虽然一点也不高，但是看起台北夜景来，倒也有气象一新的迥异。这种迥异，一上山就立刻显出来了，它使你立刻感到你已不在台北，虽然事实上，你还在台北，我满喜欢这种立刻脱离台北的一股错觉。尤其上山前经过‘太原五百完人’招魂塚，宫殿式建筑的阴影，更增加了你立刻坠入‘时光隧道’的气氛。‘太原五百完人’是国民党在大陆撤退前的一批死难者，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嫡系，而是阎锡山的人。他们在山西太原，在城陷以前，自知逃不掉，共产党也不会饶过他们，乃在太原城中最高的山头死守，其中有的还强掳城中美女一起世纪末，最后一起死了。国民党嫡系精于逃难，死难非其所长，以致烈士缺货，缺货之下，就只好挖阎锡山的死人来充数，一网兜收，唤做‘太原五百完人’。我小时候，曾在太原这山头玩过，那时太原正被日本鬼子占领，‘太原五百完人’并未为死守国土做完人，做完人显然是以后‘想通了’才做的。如今他们魂兮归来，从太原最高山头到台北最高山头了，我也幸逢其会，也从太原而台北，恍惚之间，我好像是一个大历史的小证人，冷眼看尽国民党的洋相。我每次路过圆山，在坠入‘时光隧道’之余，常常浑忘台北，反倒想起太原，为之在生死线外，别有所思一番。”

上面这段文章是1984年5月15日发表的，发表当天，警备总部就来了（73）隆彻字第一八八二号查禁令，指出“《上山上山爱》等文字，蓄意为匪宣传、诬蔑政府，侮辱壮烈殉国先烈、扭曲事实、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严重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我收到“命令”后，哈哈大笑。我自言自语说：“什么叫‘侮辱壮烈殉国先烈’？老子就是要证明证明给你们看看，大家走着瞧吧！”

对所谓“太原五百完人”的数目，我一开始就抱着存疑的态度。因为“五百完人”之说，太像古人田横五百义士的故事了。《史记》（田儋传）记田横死后，“其余尚五百人在海中，……亦皆自杀。”虽属孤证，不过“田横兄弟能得士”，有“高节”，“宾客慕义而从横死”，亦在情理之中。但是国民党何德何能，一下子也来这么多死难者，这通吗？

谁都知道，国民党的“田横”本人阎锡山自己并没自杀，而是逃到台湾来的。阎锡山的山西省政府新闻处长杨怀丰在《阎锡山的刚愎自用与吴绍之的和平试探》中回忆：当时“阎锡山说：‘昔日田横五百壮士，壮烈牺牲，我们有五百基干，要誓死保卫太原。不成功，便成仁。’他命川至制药厂制了五百瓶毒药，推到自己面前，照了相，送给司徒雷登和陈纳德等。结果他没用一瓶，悄悄溜了。1949年4月20日，解放军开始总攻击。政务办公室主任翟全晋通知各厅处长，移住省府，集体办公。副官处通知领毒药，一人一瓶。关民权告我说：‘要集体自杀！’从那天起，我便躲在家里，一直到太原解放后，接到行政接管组通知，才出来办交代。”（《山西文史资料》第二十九辑，1983年9月）从这一自白里，我们可以看到，所谓学田横五百义士，并不是那么好学的！

阎锡山的太原绥靖公署建军会政卫处副处长韩如松，在《梁化之的自杀和王靖国的被俘》中也回忆：杨贞吉“对我说，我把领到的毒药喝了吧！我当时劝阻说：你喝它有甚用，阎锡山独自偷跑，留下我们送死。即便解放军把我们俘虏去，杀不杀那还在两可之间，你现在死还不是落个畏罪自杀。他听了之后，将毒药扔掉了。”（同上）阎锡山的太原绥靖公署军务处中将处长朱崇廉，在《李冠洋劝降失败和赵世铃挂出白旗》中也回忆：“不久，阎锡山在一次有绥署处长和省府厅长以上人员参加的比较大一些的会议上，又谈起死守太原的事，他要求大家在城破之时，都喝药酒自杀。我当时和吴绍之坐在一起，听了阎的话，便用肘碰了吴绍之一下，看他有什么表示。吴绍之用手在桌子下面比做端酒杯的样子，然后往地上一泼，再端起来做了个喝酒的表示。我们二人相视而笑。”（同上）从这两则自白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所谓学田横五百义士，并不是那么好学的！

虽然学田横五百义士，并不是那么好学的。但是阎锡山的“田横秀”，却做得“五零一”呢！根据阎锡山《太原五百完人何以能壮烈成仁》的答客问，他明说如下：“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即西历1948年）冬，有美国的几位记者到太原，想要看看我配的自杀药水，我当时拿出来给他们看了，他们还拍照片；他们问我为什么是五百零一瓶？我说：这是应我的五百反共基本同志的要求而配的，连我的一瓶，共五百零一瓶。他们决定坚决反共的同时，就定了‘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所以我说不是精神的感召，是思想与志气的构成。”可见阎锡山处心积虑的搞五百完人把戏，早就里外通吃了。

至于阎锡山自己不肯做田横的内幕，席尚谦在《太原解放前夕阎锡山逃到南京广州的反动活动片断》中回忆：1948年冬天，“固守太原的阎锡山犹妄想做最后挣扎，一面扬言死守太原，加紧特务统制，对太原人民做最残酷的迫害和敲诈勒索；一面鼓励他的干部，要学田横五百壮士，说：‘失败也要失败一个样子。’要他们在城破之日，集体自杀。但是阎的内心却非常恐惧。他统治了山西三十多年，积累财产千万，怎能舍得他那条老命呢？所以对外宣传他要死守太原，暗中却通过他的驻南京办事处处长方闻四出活动，向当时国民政府代理总统李宗仁献策，将他调出来。李宗仁就于1949年3月给他一个电报，叫他来京有要事相商。阎锡山接到这个电报，自然掩盖不住内心的喜悦，但仍然欺骗他的部下说：‘李代总统要我到京有事相商，我到京后，很快就会回来。’要他们死守太原不要动摇。阎到南京的第二天，就拜见了李宗仁，对于防守太原的计划，自吹自擂一番。李宗仁是知道他的底细的，只是安慰他：‘你休息几天吧！暂时不必回去。’阎锡山吃了这颗定心丸，老命暂时不会丢掉了，从此以后，再没谈过要回太原的事。另外，阎到南京后的第三天，就打电报令其姘头五妹阎慧卿也离开太原来南京，听说这电报到太原后，吴绍之与梁化之不同意，回电告阎说：“慧卿是助产学校的校长，又是妇女会的理事，组织上又是‘基干’，若让她离开，就要影响人心。”并将阎的电报压住未让阎慧卿知道。所以阎慧卿未能逃出太原。”（《山西文史资料》第十二辑，1965年8月）

根据1950年9月13日的总统令，明说：“故山西省政府委员梁敦厚，前于民国三十八年4月太原被共匪攻陷之际，率属集体自戕。……偕同僚五百余人，从容就义。”这是“五百余人”的官方说法。但照阎锡山“太原五百完人成仁纪念碑”，则说：“是役也，除战死及军民殉难者无算外，我文武人员义不反顾，集体自杀以报国家者，举今所知已五六百人。”两者说法，死难人数在五百到六百之间，至为明确。不过，照刘存善《“太原五百完人”调查报告》（《山西文史资料》第六十辑，1988年11月），事实上，死难者“全部只有四十六人”而已！

《“太原五百完人”调查报告》说：“1949年4月24日上午10时，解放太原的战斗结束。太原市公安局立即派出人员，一面搜捕特务分子，一面带领自首的特务分子及知情人，清理特警处废墟，辨认已自杀的特务分子的尸体。后来根据现场清理的结果，写了《特种警宪指挥处首要特务分子集体自杀调查报告》。这次调查，我们在省公安厅档案馆查阅了这份《调查报告》，又访问了许多知情人，得知自杀者以及被胁迫或因其他原因与自杀者同归于尽者，全部只有四十六人。”

从这四十六人的名单核对下，可知死难的人连五百完人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并且其中死的，还有“被胁迫或其他原因与自杀者同归于尽者”。由此可知，1969年4月24日蒋介石《总统训词》中所谓“城陷之日，偕同僚五百人从容仰药成仁”，自属不实之言。

《“太原五百完人”调查报告》说：“自杀的人确是有的。这主要的是以山西省政府代主席、同志会工委会主任、太原绥靖公署特种警宪指挥处（以下简称特警处）中将处长梁敦厚为首的骨干特务分子。他们满身血污，在抗战胜利后三年多的时间内，残杀了数以千计的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无辜群众。他们自知罪恶深重，难逃法网，遂按照阎锡山的指示，一面疯狂地杀人，仅在解放前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即残杀所谓‘伪装分子’及内部不稳定分子二百余人，一面花天酒地‘加大享受，缩短阳寿’。解放军对太原发起总攻后，特种警宪指挥处代处长徐端发给处内中层干部安家费黄金一至数条（每条十两）不等，命令他们送回家后回处集中。之后即不许外出，焚毁档案，准备自杀。原组训科长，当时任秘书主任的王定一，是在送安家费时化装成伤兵隐蔽于医院而逃脱自杀的。其余的中层干部则集中于徐端办公室下面的地下室内。此外，在东缉虎营二号友仁中学院内，集中了该处军政干部训练队队长范养德等十余人，在坝陵桥十八号集中了太原特警队代主任王九如等十余人。这时，他们继续残酷地杀害所谓‘伪装分子’。四月二十二日夜，在坝陵桥十八号即杀害五十六人。范养德也将关押在军政训练队内的被解放军俘虏、又释放归来的军政人员十余人残酷杀死。”

报告中又说：“4月24日晨八时左右，梁敦厚得知解放军攻入城内后，即与阎锡山的五堂妹阎慧卿在绥署钟楼下的避弹室内服毒自杀。之后，梁的卫士柏光元根据梁在事先的安排，在室内浇上汽油，引火焚尸。”这一死法，活像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AdolfHitler）的死法。

报告中又说：“在特警处本部徐端办公室地下室内的特警处代处长徐端、副处长兰风、李紫云以及中层骨干特务等二十余人，得悉解放军已进抵特警处附近时，特宪队长曹树声将前来报告情况的特务连副连长汤守庭击毙，徐端命令‘特招室’主任孙沫冰将木笼内残留的几名‘伪装分子’全部杀死，并放火烧了木笼。然后，他们有的服毒，有的相互枪击，除了机警的安紫氾、李鹤龄、畅涛、王耀堂四人趁机逃脱外，其余均相继倒于血泊之中，结束了他们罪恶的一生。地下室接着被炮弹击中起火。”

报告中又说：“在坝陵桥十八号，太原特警队代主任王九如等十人；在东缉虎营二号，军政训练队队长范养德等四人，于解放军入城后也相继自杀。此外，山西省会警察局局长师则程击毙其小老婆史爱英后，自杀于柳巷派出所（原柳巷北口东侧）。”师则程的小老婆是日本人，他这种“先杀妻子，次以自杀”的死法，又活像希特勒手下戈培尔（JosephGoebbels）的死法。当然，这种强迫小老婆陪做“完人”的也不止师则程一人，像徐端的小老婆刘建德就是其中之一。她是山西徐沟人，死时才十九岁。兰风霸占的晋剧女演员王桂燕也陪做“完人”了，她本要逃走，被兰风当场击毙了，死时才十八岁。

以上所述“自杀的人确是有的”，但是只是一些特例，基本上，大家不但没自杀，并且都一一投降了。乔家才在丁玉山《太原保卫战琐记》序中指出：“太原保卫战的高级将领，除了六十一军军长赵恭阵亡外，其余悉数被俘，未能与城共亡，反不如文官表现之壮烈。”可见这一漏气，已不可掩。《“太原五百完人”调查报告》指出：“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十五兵团司令官孙楚，第十兵团司令官兼太原守备司令王靖国以及太原绥靖公署参谋长赵世铃，在部分高级人员的敦促下，曾派人举白旗表示不再顽抗，但解放军已攻进绥署，结束战斗。他们以及阎锡山同志会的高干和候补高干吴绍之、李江（冠洋）、孟际丰、薄毓相、续如楫、白志沂、杨贞吉等人，以及绝大部分同志会基干，并没有服毒自杀，而是举手投降了。”

由此可见，所谓轰轰烈烈，满朝文武集体成仁，吹牛耳！

《“太原五百完人”调查报告》指出：“太原解放时，阎特连同几名被胁迫者，自杀的总共不过四十六人。这一事实，留在太原的原军政人员大体上是清楚的，从太原转移到广州的原军政人员大体上也是明白的。把它夸大为五百人，稍动脑筋的人都会提出一连串的疑问：五百基干自杀成仁，位于基干之上的同志会高干和候补高干孙楚、王靖国、吴绍之、李江、孟际丰、薄毓相、续如楫、白志沂等人，不是更应该自杀吗？他们为什么没有自杀？杨贞吉是阎锡山另一个特务组织政卫组的头子，他的双手也沾满了革命人民的鲜血。血债要用血来还，他是清楚的，但他并没有去自杀。《太原五百完人题名录》（以下简称《题名录》）上列的一些队员、科员，甚至消防队员，与共产党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为什么要自杀？”

调查报告又说：“太原四十六人自杀，《题名录》列出其名的不到二十人，除此之外，都是捏造的。其中，有的名字确有其人，但不是仰药成仁，他们有的还健在人世；有的是战死或病死的；有的是被阎锡山或其军政机关处死的；而有相当一部分名字，是并无其人的；而这些人的职务百分之九十以上又是虚构的。”

在调查报告的工作者们的追踪下，在四十年后，他们分别做了以下的归类：

一、现仍健在的“完人”——像任丽君，国民党《太原五百完人成仁三十周年纪念册》中有她的传记，说她丈夫姓张，作战阵亡，她自己最后集体自杀。事实上，她只是太原特种警务处情报科的临时服务员，丈夫姓吴，四十年后还活得好好的。其他如王子高、张生兰、孙宽荣、程敬堂、李武、任永昌，四十年后也都活得好好的。这七个人，皆非“完人”也。

二、战死的“完人”——像白文耀，早在1939年就战死了；像武鸿英，早在1945年就战死了；像陈子文，早在1946年就死于乱军之中了；像范融、冯效义，早在1947年就战死了；像卢晏儒、郭长兴、关其华、何昆、孙子麒、杨向三、韩玉成、贾召棠、杨毅克、尚日超，早在1948年就战死或死于乱军之中了。杨振旅、刘云程虽死于1949年，但也不在城陷自杀之列；赵翰珍战死于柳林附近，也与“完人”毫不相干。这十八个人，也皆非“完人”也。

三、被人民法院处死或判刑的“完人”——其中王存旺、游大成早在1947年被共产党处死；杨明圣、张宝寅、陈凤岐、解正旺在1950年被处死；游九贵在1951年被处死；张国桢被判刑后刑满回村劳改，不久病故。这八个人，也皆非“完人”也。

四、被阎的有关部门处死的“完人”——像孟华，1947年因思想进步，被特警处捕去，后被秘密杀害。据说他曾为特警处做过工作，但没有担任过国民党所说的特警处科长等职务。像唐守庭（应为汤守庭），他没做过国民党所说的特警队副队长职务，只是特警处特务连副连长。他并没集中到地下室等候自杀，只是在外围防卫。1949年4月24日8时许，他发现解放军已打到特警处附近，就到地下室向徐端报告，报告完毕后，就被特宪队队长曹树声用手枪打死，先为“完人”垫底了。像刘永旺，他早在太原东山淖马要塞防守战中，因放弃阵地而被王靖国枪决，轮不到在太原保卫战中做“完人”了。这三个人，也皆非“完人”也。

五、因其他原因死去的“完人”——像杨茂、杜锦生，是1947年家庭不合自杀的或被炮弹打死的；像程登猷、张仲平、樊润德，是1949年被炮弹打死的；像王德明，早在十年前（1939年）就被黑枪打死了，何至于十年后再来做“完人”？最有趣的是孟傑亭和刘德成，前者是第四十三军第七十师第二一零团团长，后者是该团第一营营长。1948年12月9日，《阵中日报》记者张维去采访他们，结果一齐被地雷炸死。1948年12月23日太原《复兴日报》上，且有报导刊出。铁证如此，居然这些死鬼，竟在四个月后，死而复活，变成了“完人”再死一次。国民党不择手段，竟穿帮如此！这八个人，也非“完人”也！

六、解放前后病逝的“完人”——像任永庆，早在1946年死去；像宋子徵，早在1948年死去；像强林瑞，乃在太原解放后死去；像陈子华，乃在1972年死去；像王敬中，乃在1973年死去；像张文玉，乃在1978年死去；像魏日公，乃在1979年死去。以上除强林瑞做过义务情报员外，都和要做“完人”的人不相干，但都被算了进去。这七个人，也非“完人”也！

七、死过两次的“完人”——“完人”中“太原总体战行动委员会军事工作队队员”名单里有个赵敬斋，但敬斋乃是赵恭的别号，赵恭不是别人，就是阎军第六十一军军长。此人据官方发布的《六十一军军长赵恭将军传》，明明在汾河桥被伏击而死，时间在1949年4月21日。那时太原还没城破，又何从仰药成仁呢？他如张凤鸣即张剑的化名、许子久即许有恒的别号，都把同一人当成两个人来充数。这三个人，也非“完人”也！

八、确有其人但未查清下落的“完人”——有些“完人”是确有其人的，他们的同乡、同事和同学仍可说出当年所知的一些情况，只知道他们并没死于城破之日，其他欠详。这些人的名字是宋移风、宋子珍、袁楹、王嘉深、盖海、李玉书、张善斋、赵振亚、何成家、张子骞、夏九成、李思远、刘怀德、葛吉寿、张永年、姜傅忠。这十六个人，也非“完人”也！

九、并无其人的“完人”——经查永和县的李南、王全平、彭保泰、高振汉四人，全无其人；吉县的陈庆吉、张长龄、罗效干、申衡斌、郝文焕、吕子恭、李克强、赵玉峯、冯昌焕、晋树德十人，全无其人；乡宁县的李发根、王万邦、朱嘉谋、冯文明、张月斌五人，全无其人；大宁县的李祖荣、赵承全、陈德修、刘贯一、李凤五人，全无其人；石楼县的原永全、柳农兴二人，全无其人；侍卫队的柳汝鸣、王维新、刘鸿儒、牛保山、杨自保、刘之森、刘贤子、张兆环、张松茂、万有福十人，全无其人；警察局（消防队除外）的三十三人，全无其人；消防队的十四人，也全无其人。这八十三人，也非“完人”也！

从上面这些调查中，我们得知所谓“太原五百完人”的真数目，不过乃尔！

据前情报局督察室主任谷正文将军告诉我，“太原五百完人”中，有人活到台湾来了，不过是改了名字了。谷正文将军是山西人，他的话，虽得自传闻，当属可信。看到那么多没完的完人活在大陆，到台湾活他几个，也是情理中的事。

今年7月18日，看到联合报上梁实秋最后遗稿——《清秋琐记》第五十二则，说：“‘千古艰难惟一死’，吾人不可轻易责人以死。阎百川先生未参与五百完人之列，吾人亦不忍苛责。虽然守土有责，应该知道何以自处。戴季陶、陈布雷二公可以不死，而竟自裁，可谓知耻近乎勇。但无人为二公立铜像造祠堂，何也？”其实，梁实秋有所不知的是：戴季陶、陈布雷的自杀，还是被蒋介石有意封锁了消息的，因为文臣殉国、武臣怕死，实在没什么光彩。并且在规模上，也无法跟阎锡山的人来比拟，这就是我所说的：“国民党嫡系精于逃难，死难非其所长，以致烈士缺货，缺货之下，就只好挖阎锡山的死人来充数，一网兜收，唤做‘太原五百完人’。”五百的数字虽然是大量灌了水的，但是纵使不真，也比国民党的嫡系可圈可点啊！

1989年10月25-28日

海底冤魂之外

1988年4月15日《千秋评论》第七十八期登出劫余先生的《海底冤魂》，谈到1948年底，山东联中六七百名学生在校长率领下经青岛、上海、杭州、福建等地，辗转逃到澎湖。当时国民党大败之余，人心惶惶。政府各有关机构对这批学生均视为烫手山芋，不闻不问。但有个人却对他们大感兴趣。此人非别，乃澎湖防卫司令李振清是也。李振清正苦于兵源不足、缺额太多。见一大群年轻小伙子送上门来，于是他直接拜访校长，希望将这批学生悉数编入部队里当兵。校长则认为，这样做固然解决了衣食问题，但将来回到山东，无法向故乡父老交代。父老们把孩子交给我千山万水的带出来目的是求学，如果要当兵，沿途各地早就入伍了，何必漂洋过海的往台湾跑？因此，他婉拒了李司令的要求。结果呢，校长和几名教员因此惹来了杀身之祸；而在召集学生从军大会上，李振清宣布：“凡是不愿意当兵的同学可以上台讲理由了。”于是先上来六位。李振清指示卫兵教他们排成一列，每人相距半步。排好了，李振清叫从右到左依次发言。当为首的学生刚说到“司令官、各位同志、各位同学”时，李振清突然手一挥，站在司令台后的六名枪兵猛地端起刺刀，冲向前来，一刀戳一个，惨叫中六名学生倒卧在血泊里。台下有人惊呼，有人掩泣，胆小的女生还有吓昏过去的。李振清若无其事的站在血泊中问道：“还有没有人上台讲理由的？”台下除隐约可闻时断时续的抽泣声外，一片死寂。接着有人朝天放了排空枪，学生个个匍匐于地。李振清冷酷的下令：“各部队立刻接收新生。”连排长级的军官纷纷进场，这连三十那连二十，驱牛赶羊般的将惊恐的学生分批带走，男生一律充列兵，女生当看护。不过悲剧并未终结，下一步是肃清“匪谍”。山东联中是由青岛的几所中学和附近青岛的几个县的中学联合组成。有高中生也有初中生。他们平均年龄不会超过二十，都是十来岁的孩子。论年龄他们没时间去当“匪”，论资历他们也不够格充“谍”。然而上面既说其中有“匪谍”，那就非“清”不可。“肃清”的办法以“自清”为主。即以团为单位，再把学生集中，一个个自我介绍上溯祖宗三代，再从小到大巨细靡遗的说起，一直讲到抵达澎湖为止。介绍时军官在旁倾听并作笔记，一发现漏洞，即记下来。譬如张三和李四同时入学，张三说他家住甲村，李四则说他是乙村人。这样张三李四都有了问题，那么到了晚上二人就得个别审讯。又如山东在抗战末期大部分地区均控制在共军手中。那些家住在共区的人嫌疑更大。另外联中从山东而江浙而福建，一路迤逦南下，沿途散失不少，但新加入的失学失业青年也有好几十，这批人来路也可疑。经过个把月的清查，查出可疑者近百名。这批人经过刑讯后，不论招与不招，一律集中在澎湖离岛一间破庙里。看过《水浒传》的朋友也许会记得，宋江发配时，路过浔阳江遇到穆氏兄弟，穆氏兄弟问他要吃“板刀面”还是“肉馄饨”，宋江运气好，两样都没吃，被人搭救而去。可怜这批学生，运气却比不上宋江，全成了“肉馄饨”，葬身海底。另一件稀奇而例外的事即是：那位被枪杀的校长后来竟然平反了。原来这位张校长在山东颇有人望，他不明不白的死在澎湖，引起鲁籍在台立监委国大代的关注。事情一直闹到老蒋那里。然人死不能复生，最后把他的神主牌位放到圆山忠烈祠了事。至于李振清虽杀错了人，但扩军有功，罪责免议，便把当初编入军中的学生一律保送到员林实验中学，接受师范教育，毕业后分发至各县市充当小学老师。

劫余先生的文章刊出后，住在台中一读者——一位不愿发表真实姓名的当年“男生”写信给我，对全部事件有所补正。信中说：

民国三十七年济南吃紧，烟台撤守，烟台学生撤至青岛，同年八月撤至上海。南京指示到湘西就读，到湘西分为三校：本部及一、三分校在蓝田，二分校在安化桥头市。三十八年四月南京命令迁到贵阳，撤至衡阳时，局势恶化而转广州，在广州进退维谷时，陈诚到广州，此时济南联中学生也撤至广州，于是各校校长联合找陈诚，陈诚说澎湖司令官是山东人，你们到那半军训半读书。于是于六月抵澎湖渔翁岛，由军中供给饮食，不久即把男生编兵，太小的与女生则成立学校继续读书。

总校长张敏之为此而大怒，常出言不逊，二分校校长邹鉴跑来台中，住在委员牟祥斋家中，李振清派人守候在牟宅，邹外出时，被捉回澎湖，不久即开始抓学生，男女约数十人，知名者有刘玉敏、张世能、刘永翔、刘建功、刘志洲、王人荣、曹景人、米同乐（名字尚不确知）、巴信诚等，女生有李汉梅等，校长张敏之、邹鉴、徐承烈（三分校），教师有于春轩。

此事由三十二师师长韩凤仪（是否这三字不详）主办，先拟一个组织，叫“南下工作团”，团长下面是区长，再下是队长，再下组长，最下是组员，看材料分配职务，分配好就公开的讲，必须承认，不承认他要把他的名字倒写，而开始用各种刑求，最普通的是过电，承认了还不行，又再三的考验，看看是否翻供，邹鉴受不住，把瓷碗打碎吞下自杀亦未果。经过多次刑求，无人敢翻供时，送来台湾，经军法审判，于三十九年初枪决张敏之、邹鉴及张世能、刘永翔、米同乐（？）……，其他已记不清了，其余者交新生队感训，其中米同乐，约十二、三岁，他未受刑，教他讲什么就讲什么，并且还有面包吃，被他咬的人却不少，他也枪毙了，枪毙时据说中央报有发表，说张敏之家中有电台，真是滑稽。另据传说枪毙之前，傅斯年等欲见蒋介石，而因为是星期六，便决定星期一见蒋某，结果星期天被执行。

大约在蒋介石三任竞选前，山东国代提出此事，陈诚说张敏之等虽冤枉，但已成定案，不可能翻案，据说因此张邹入忠烈祠，但入忠烈祠之说可能只是说说而已，依理依法不可能是事实，国民党再笨尚不致如此，请详查。

后张敏之子出国不准，经过数名委员连保，才准出国，现人在美国，邹鉴之子在台湾。

学生王人荣任台北荣民印刷厂副厂长，刘志洲在台北开计程车，巴信诚在辅大教书，校长徐承烈在员林实中教书，现在尚有一些劫后余生者，但劫余所写的并不真实，其非劫余可知也。至于活埋抛海之说应不足信，因为李振清与韩凤仪，是效法共匪之杀鸡儆猴手法，不必暗杀，只要学生乖乖当兵就好，也有传说他们是被匪谍利用，另有一可能，张敏之与邹鉴可能是中统的人，李先生，本案希阁下以严肃的态度详加搜证，写下忠实的一篇铁史，必定可以传世。此祝

撰祺！

（附记）有一名济南联中学生，当场被刺刀刺伤而残废终生，后来常到李振清公馆讨索，李以后很反悔。又：三十二师政治部主任尹殿甲是主谋，恶劣之至。

读了这封信，使我们对全部事件，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近三十年前，我做预备军官，在陆军步兵学校受训时，第一区队马区队长，就是当年“刺刀从军”下的从军者，那时他已是上尉了。对“刺刀从军”，我早有所闻，见到马区队长，更增加了目击的人证。现在我读了劫余先生和台中一读者的文字，觉得李振清的暴行，并不是他个人行为，而和他的上级有关。而这上级，就是蒋介石。据俞济时《八十虚度追忆》，明记一九四八年七月间，

蒋公命余赴南京中央医院探望第X集团军总司令李振清将军，并转达数事：（一）伤愈后早日出院返防。（二）部队即由郑州安阳开赴青岛，到达青岛后速换船直运澎湖驻防，所有械弹均须携行，笨重行李可留置。（三）军眷均随部队行动，沿途并收容流亡青年学生偕行。

可见沿途“收容流亡青年学生偕行”，本是蒋介石的正式指示。再看秦德纯《青岛于役前后》（《传记文学》第一卷第七期）所述，更见端倪：

此时，前文所提正在流区途中的山东八个联合中学，共计员生七千余人，也相率抵达广州，分别借驻广州各校宿舍以内。八位校长于到达后不久，即来我东山寓所相晤，陈述沿途困难经过。并提出请求说：各校员生为避免共匪压迫或利用，忍受困苦，跋涉数千里。现在已到我国最南边区，前有大海，后有匪兵。应请政府为他们数千苦难学生，找一个能暂时安心求学的地方。经大家研商结果，以能赴台湾最为相宜。我即与当时教育部杭立武部长研洽。杭部长说：“若赴西南或四川或云南，则教育部仍可照常发给经费；若到台湾成立一个山东联合中学，则各省已到台湾的中学学生甚多，纷纷援例要求，则教部恐无法应付。”再三洽商，终无结果。正在没有办法的时候，适在台湾的东南长官陈辞修先生（现副总统）到了广州，我同教育厅长及校长代表前往晋见，请他将此七千青年学生收容到台，以免被匪残杀或利用。陈长官原则同意，但附有一个条件说：“无论教职员学生，凡思想动摇确认为有问题者，必须设法除去，否则不能接运赴台。”我当即向陈长官说明：“山东各地方沦陷较早，各员生的家庭多数均被共匪清算斗争，他们的父兄亦多被残害，他们对共匪均恨之入骨，所以我敢说思想上绝大多数都无问题。”不过这些学校团体，均是一般青年，向为共匪利用对象，难免不杂有匪谍或职业学生，潜伏策动。我们为慎重起见，即先会同各校负责人研究妥善办法，而不为共匪所乘。我于全部手续办好后，派员携带八本员生名册（每校一册）赴台专报。由陈长官派一副师长率专轮到广州接运，交由驻澎湖防卫司令官李振清负责照料。并由教育部，山东省政府及澎湖防卫司令部三方面会商决定，组设澎湖子弟学校，由李司令官兼任校长。一面遵照部章规定上课，同时接受军事训练。其从军学生经政府特许，服役后仍恢复学籍，继续完成其学业。四十年该校移入台湾本岛员林镇，定名为省立实验中学。所有学生先后考入陆海空军官校及各种军事学校肄业者，前后计一千三百余人，刻下均在国军服务校尉级军官。将来反攻大陆，相信他们对国军必有良好的贡献。其考取大专各校毕业后，服务各机关及考取留学国外者，亦为数不少。在军中服务后退役复学的同学先后经教育部、教育厅及退除役官兵辅导会，将他们分发师范及工业学校，完成其学业，我这项在省主席任内的工作，于民国五十年暑假后才算全部完成。这批家乡子弟，虽然忍受许多苦难，受尽许多折磨，甚至有的因而丧失生命，但绝大部分，都已学成就业，各得其所了。

可见“同时接受军事训练”的作业，本出自上级的指令，并不是李振清的一己之见；而“思想动摇确认为有问题者，必须设法除去”的作业，也早在设计之中，也不是李振清的一己之见。据《李振清将军行述》，在第二十二章《防卫澎湖》内，曾回忆：

我当时为了达成防卫澎湖、屏障台湾之安全之使命，乃权衡轻重缓急，对于澎湖的防卫与建设工作，作了以下几个重点的决定：

（一）充实部队兵员，培植青年干部：

1.请求长官部核准，将青岛撤退来的二千多名地方部队，暂归澎防部指挥。

2.收容山东流亡学生——三十八年京沪撤守，山东流亡学生约七千余人，集中到了广州！这些青年，都是被共匪斗争得家破人亡的子弟，而又因交通工具的限制无法撤来台湾。那个时候，他们真像是热锅上的蚂蚁，不知道如何自处。我为了抢救这些青年解决其生活问题，充实澎湖的军政干部，并培植将来反攻大陆建设山东的人才起见，我决定与山东耆宿研究处理原则如下：

（1）在澎湖成立子弟学校（分高中和初中），收容十八岁以下的男女学生继续予以正常的学校教育，使他们有升学就业的能力。

（2）十八岁以上的男女学生编入部队，接受军事教育，充实部队战力。并成立干训班，遴选优秀学生接受干部训练或保送军事学校接受军官教育（因为在当时的混乱状况下，政府无力安排这些青年就学、就养和就业的问题）。

（3）学校教职人员除留子弟学校服务者外，依其志愿分发各部队工作。这些原则，研究定案之后，我便运用准备缴回政府的一批款项（在南京领到的一笔未及动用的薪饷），派三十九师副师长罗延瑞，带领若干干部至广州，经多方面的协调努力，总算把他们接到了澎湖，照着预定计划予以安置。

（二）干部训练：因为澎湖防卫司令部及当时澎湖之部队，都是由三十八年自大陆撤退来台的各种机构的人员混合编成（包括四十军、青岛团管区、山东保安旅、青岛警察局、青岛团管区一个炮兵团，九个联中的学生和平、津、青岛逃难来台之军政人员），分子复杂，生活习惯与作战观念均不一致，尤其是缺乏积极的战斗意志，所以由澎湖防卫司令部成立了一个干部训练班，下设校官大队、尉官大队、军士大队各一，并派吉文蔚将军、孙仰天将军、赵文希上校、胡笙上校、潘其伟上校、庞禹傅上校等，负责教务，以期有利于澎湖地区之防卫与建设。

（三）加强部队作战训练。

（四）拟订作战计划，构筑作战工事。

（五）指令澎湖县政府拟订地方建设计划。

（六）组织海上巡防部队，保护海上捕鱼之安全。

（七）改编刘培初将军之别动总队为政治服务大队，协助澎湖县政府之民众组训与建设工作。

（八）充实各级学校之教职员，强化学校教育功能。

（九）命令部队官兵尽力协助地方建设，农民收割与道路桥梁之修建，恢复农、渔业之生产。

（十）奖励部队养鸡、养猪、磨豆腐、种菜，以利军民食用。

（十一）奖励部队协助人民种植防风林（种树），减少风害，保护农业生产。

（十二）尽量解决澎湖地区人民之困难。

可惜的是，我这一片报效国家，誓死消灭共匪，与培植青年建设澎湖的初衷，终因本身修养不足，我的想法与作法未能为少数干部彻底贯彻，尤因任期短暂，不但我的计划未能完全实现，而最使我伤心的是，花了国家那么多的钱，把山东几千流亡学生接到澎湖，好容易安排就绪，指望他们成为建设台澎和反攻大陆的青年干部，却由于少数干部思想之偏差，假借肃奸之名，瞒着我做了许多失当的措施，牺牲了许多可爱的青年。但凭良心讲，那绝不是我史料所及的事！

这些回忆，最值得重视的是最后一段，李振清已经正式道出：“由于少数干部思想之偏差，假借肃奸之名，瞒着我做了许多失当的措施，牺牲了许多可爱的青年。”这些话，是指当年肃清“匪谍”案说的，他本人，显然已证实了这一大案根本是冤狱；但是，他在回忆中，对自己下令用刺刀刺学生的另一大案，却绝口不提，这未免还不够坦诚。事实上，李振清在两个大案上，都责无可卸。——他是蒋介石强迫学生从军秘密作业的执行者，在执行之时，用尽恐怖手段以遂上意，这种大罪，岂能逃吗？

1988年6月3日

关于张妈妈上吊

张建邦的妈妈为什么上吊？

9月19日，我旧地重游，去淡水重游了一次淡江大学。三十年前我考台大时候，怕考不取，也报考的一所私立学校，就是淡江大学的前身——私立淡江英语专科学校。后来两个学校都录取了，我当然念了台大。我和私立淡江英语专科学校的唯一一点“渊源”，不过如此。虽然不过如此，我对它的印象却一直很好，想来原因有二：第一、这学校曾做过我考大学时的后备学校，使我有安全感；第二、这学校在淡水，空气、风景与建筑，尚属清新，使我有快感美感。三十年前我考上这学校，放榜由校长居浩然收尾，多年以后，居浩然做了我的朋友，跟我把酒大谈淡江往事，所以，我对这学校的印象，又深了一层。这次去淡水重游，三十年前的宫殿式建筑，一一健在，但是，居浩然“三十功名尘与土”，他在这学校的功名，全都被出局了。

归途中特别指点了“英专路”给同行的可爱的小女生看。我说：“居浩然起名的英专路路名还在呢！追寻淡江大学的往史，这正是一条最好的路啊！”

先由居正说起

私立淡江英语专科学校简称淡江英专，这就是“英专路”的由来。这学校的创办背后，有一段动人的悲欢离合故事，我先由居正说起。

居正是湖北广济人，生于1876，那正是清朝光绪二年，民国成立前三十二年。居正先在中国受旧教育，后来到日本留学，念的是法政大学，并且从事革命运动。当时中国的革命，有两大家：一类是边缘革命家，一类是中原革命家。边缘革命家只会在海外或沿海省份旁敲侧击，结果作秀有余，动摇清廷根本不足；中原革命家则主张打硬仗，他们深入民间、腹地和内陆，冒真险、犯大难，进行革命。辛亥武昌起义的成功，就是中原革命家判断正确的明证。中原革命家之一、因痛恨蒋介石而唾弃政治的大儒熊十力，在居正《辛亥札记》序中就说：“武汉为南北关键，一旦动摇，则四方瓦解。”武昌起义的终使清廷四方瓦解，原因正是如此。而武昌起义的大功臣，就是居正。

革命成功以后，居正的地位，正因为是革命元勋，所以遭到“新生代”的嫉妒，他的处境，也就颇为艰难。他曾被他的手下蒋介石关起来，甚至像对付江洋大盗一般的，给戴上手铐脚镣。他尽量委曲求全，最后还当上有名无实的司法院院长。1949年蒋介石下野，李宗仁继任总统，行政院长何应钦辞职后，李宗仁想请居正继任，一架飞机带来了蒋介石的意见，——一位要员出示了蒋介石的公开指示，要大家支持居正；但是同机中另一位要员传达了蒋介石的秘密指示，要大家反对居正，于是，居正以一票之差，在立法院未获通过。

居正到台湾后，虽然是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但是出门代步，坐的是公共汽车。他在1951年死去，活了七十六岁。死前的头衔，有一个最含意深长的，就是——私立淡江英语专科学校董事长。

养女居瀛玖

居正做淡江英专董事长，有着源远流长的原因。原来居正共有子女七人。前三个生于日本，起名瀛初、瀛玖、瀛棣，取三瀛之意。因为都是女的，又值二次革命时期，所以长次儿女从小由他人抱养。瀛初归上海朱家，取名朱觉方。瀛玖归东京日本人萱野家，取名萱野华惠。这种把亲生子女由他人抱养的情形，是革命者必然遭到的骨肉悲剧，居正也自不例外。

居瀛玖自从给日本人做养女后，一连二十一年，没能回到自己的祖国。但她心怀祖国、心怀祖国的亲人。她瞒了养父母，偷着写信给弟弟居浩然。居浩然刚进清华大学不久，忽然收到一封日本寄来的英文信，起先摸不着头脑，后来才知道是“玖姐”写来的。信中说她家常有中国客人上门拜访，从客人口中，得知她原来是居家的女儿，遂想尽办法，想跟亲人联络。因为她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除日文中的汉字外，也不识中文。而且就是那些汉字，读音和意义也和中文不同。所以希望回信用英文，寄到她英语学院老师田中女士家收转，这当然是背着养父母通信的缘故。

这样秘密通信将近一年，居瀛玖结婚了。养父母本来是希望她嫁给日本人的，但她想嫁给中国人，正巧台湾人张惊声（鸣）出现了，张惊声当时的身份，既算日本人也算中国人，正好满足了各方面的愿望，于是，居瀛玖嫁给了他。

居瀛玖结婚的时候，居家并没获得请帖，当然事前也没征取过居家的同意，居家既然把女儿送给了萱野家，自然也无权过问。所以，这一嫁给中国人而不嫁给日本人的努力，完全是居瀛玖本人暗中较劲的结果，居瀛玖生为中国人而陷身日本，最后终能嫁给台湾的中国人，总算聊补人生之憾了。

居瀛玖结婚后，在1935年第一次来到祖国，她在上海和居浩然等见了面，大家很高兴。但是高兴归高兴，语言不通却是麻烦。双方英文都能写不能说，虽然可用笔谈，但是总嫌隔了一层。于是居瀛玖发愤学中国话，几年以后，她不但能说国语、上海话，还会说台湾话，她真回归做中国人了。

可是，好景不常，当抗战开始的时候，姐弟的音讯断了，一断就是八年。抗战胜利后，亲人们又重拾旧欢。很快的，国民党垮了，从大陆垮到了台湾，居家也不例外。1950年，居家到了台湾。台湾因为是居瀛玖丈夫张惊声的故乡，所以居家因人和得了地利，居瀛玖把后草山的房子让出来，给娘家亲人住，自己搬到武昌街。居浩然回忆：“她这种克己为人的美德真是饶有古风，也可以说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日本教育尚保存了中国的传统道德，我们自己则道德沦丧久矣。”

淡江英专的创办

大家挤在台湾，总得做点事，于是，办个学校，群谋佥同。就这样的，私立淡江英语专科学校办起来，丈人居正做了董事长、女婿张惊声做了校长。

张惊声早在结婚前，已是居家的常客。他出生台湾罗东，肄业淡水加拿大基督长老教会办的淡江中学，十八岁渡海到厦门，进集美学校；再北上到北京，进外国语专门学校。一度成为无政府主义的信徒，生平志趣则在革命，读书为革命、吃饭睡觉也为革命，这种革命狂，很投合老革命居正的口味。1933年他东渡，进东京帝大深造，间或仍回上海，有时也到南京，每次居浩然都是他唯一的忠实听众，听他讲革命的大道理。他当然对居家的情形很熟悉，也熟悉居瀛玖不是真正萱野家的女儿。但为了避免触犯禁忌，他从不向居浩然提到居瀛玖。直到他结婚后，居浩然才大吃一惊，原来那个革命狂张先生，竟成了他的姐夫！

淡江英专创办不到一学期，张惊声就病了，1951年年初，他死了；这年年尾，居正也死了。居瀛玖、居浩然姐弟联手，把学校撑了下来。

正在姐弟联手，校务蒸蒸日上的时候，一个人从美国赶回来了，这人就是张惊声的儿子，张建邦，那时他二十七岁，以副教授身份出任教务主任、筹划夺权。最后终于拉到妈妈，打倒舅舅，把舅舅居浩然扫地出门。

居浩然在被扫地出门后二十七年死去，他死后，居太太——张建邦的舅妈——徐萱女士，在海外看到王小痴和我纪念居浩然的文章，“非常感动”，乃在今年3月，写了一封信给王小痴和我，另附相关文件。居太太这些文件，透露了居瀛玖、居浩然惨澹经营学校的许多辛苦，也透露了张建邦的许多不为人知的行径。相关文件第一件是《居浩然与淡江英专》，居太太写道：

《居浩然与淡江英专》

一、淡江英专自从张惊声校长逝世（民国四十年1月29日）后，由居瀛玖当校长（民国四十年2月），居浩然当教务主任，一直是浩然辅助校长的职务，民国四十二年6月董事会聘请居浩然为校长，居瀛玖仍为董事长，姐弟二人合作无间。

浩然与地方仕绅联络，他们捐赠淡水土地十甲作为英专的永久校址，于四十二年行赠受礼，由居瀛玖主持接受。

二、工程开始先修从火车站通到学校的道路和桥梁，浩然定名为“英专路”。十甲土地是在高坡上，要到学校上课必须爬高坡，他乃定名为“克难坡”，又聘请清华大学学长马惕乾建筑师设计各建筑物的图样。因地势高，远眺风景极佳，他决定不筑围墙，四周密植树木，事隔三十年，四周已浓绿成荫了。在《淡江二十年》一书中，第二九八页，好像“英专路”“克难坡”都是他们起的名字，马惕乾是浩然的朋友，也是他请来的，其实他们根本不认识马先生。

浩然被逼迫下台后，校史立刻改编，没有居浩然这一回事。以后所编《淡江十年》和《淡江二十年》二书中，仅有相片两三张，和“聘请居浩然继任校长”一句带过。他在五年多期间辛苦成就的事情，都写在别人的功劳上，好像他在任时什么事也没有做。创业维艰，建校五年比继承事业五十年还要艰苦。前人种树，后人夺树而纳凉；后人不但不惭愧，反而蒙蔽事实，自鸣得意，这还有什么理可讲呢？

三、他顾念到清寒学生，设立工读制度。学生半工半读为学校做点文书的工作，直到他们毕业。

四、淡江英专从淡水真理街，搬到台北博爱路城区部。那是向司法院租用的土地，右侧盖了二层楼房做为教室，对面是办公室，办公室后面，是一幢幢的教职员宿舍。张建邦夫妇住在其中的一幢，而校长办公室就在前面的一幢房子里。起初相安无事，有一天居浩然正在办公，天热，窗户是开着的，忽然由后面房子里传出女人尖锐的咒骂声：

“淡江英专是我们张家的财产，他不能霸占我们的财产，居浩然不过是我们雇来叫他当校长的，我们叫他滚，他就得滚。居浩然滚出去！”

“……”男人的声音。

“我就是要他听见，怎么样？你怕吗？我不怕。”声音更大了。

原来她把一个作育英才的“财团法人”学校，当作是张家的私人财产。

浩然为了安心办公，不再听这种吵闹声，就对居瀛玖董事长讲，要他们搬到另外一幢宿舍去住。此后吵闹声是听不见了，中间有什么酝酿，浩然无法知道。为了这种家务事就把校长无理由的免了职。浩然不愿意因争校长而毁了名声，更不愿因此而伤了姐弟之情，他乃答应离校。

其实，浩然早已有意迟早把学校交给建邦的，他曾表示过：“开始办英专困难重重，许多事情非要我来担当不可，等到一切上了轨道，稳固后我就把学校交给他办下去。因为他是台湾人，我们在反攻大陆以后，总是要回大陆去的。现在时机还没有到，因为他连批公文都不会，只会批一个‘阅’字，这怎么行？我要慢慢地教他。”言犹在耳，没想到他竟然已经等不及了。

淡江英专是谁的？

居太太把居浩然跟淡江英专的事，只写了这么四点，当然只是简述。事实上，可补充的真相还有很多。例如所谓“淡江英专是我们张家的财产”之说，就大有问题。第一、淡江英专成立于1950年9月，当时所谓财产，只是借用淡江中学的两间教室而已，实际一无所有。张惊声素怀大志，“造反有一手，建设非所长”，他当时因为是淡江中学校长，遂得以淡江中学的英语补习班为基础，扩充升级为淡江英专。张惊声死后，居正派居浩然去淡水实地勘察，并指示如果学生人数不多，不如停办算了。居浩然实地勘察后，向爸爸报告说：“学生人数确是不多，但无法停办。当初申请立案时报部验明银行存有基金新台币二十五万元，现若停办，依法基金应缴存国库。新台币二十五万元时值一万两千五百元美金，董事长连五百美金都没有，拿什么缴给国库？那么，原来的基金呢？原来的基金乃是假的！我姐夫付给银行二十五万元借款一天的利息，就在这一天教育厅督学到学校及银行验明属实！”事实既然是张惊声并没真的出资，欲罢不能，只好硬着头皮办下去。

第二、居太太说：“浩然与地方仕绅联络，他们捐赠淡水土地十甲作为英专的永久校址。”这是真的。因为当时台湾只有一所大学和三所学院，别无大专，居浩然用生花妙舌，说动淡水地方人士，使他们乐见淡水地方有大专出现，因而捐出了五虎岗的十甲土地，这种功劳，是谁家的财产乎？

至于居太太说今天张建邦把淡江校史改编，“没有居浩然这一回事”，“他在五年多期间辛苦成就的事情”，都被抹杀，“都写在别人的功劳上”，这是真的。“创业维艰，建校五年比继承事业五十年还要艰苦。前人种树，后人夺树而纳凉；后人不但不惭愧，反而蒙蔽事实，自鸣得意”，这都是真的，这些都是张建邦的颠倒真相，忘恩负义，都是令我们不得不口诛笔伐的可耻行径！

居浩然黯然离台

居浩然自己回忆，在张惊声死后，学校

停办既不可能，拖延下去更不简单，借用淡江中学两间教室，怎么办专科学校？现在有人说张建邦接办，真是睁开眼睛说瞎话，张建邦当时远在美国，怎么能接办？他有信给我想回国奔丧，玖姐反而晓以学业为重，一切有舅舅担当，你安心读书就是克尽孝道。只此一点，已可见玖姐对张家，真是呕心沥血，绞尽脑汁，脑汁既尽，继之以死！

现在台湾有的是淡江英专一、二、三届的毕业生，他们都知道谁将这块空招牌从借来的两间教室搬到淡水火车站对面山坡上辉煌的新校舍。我从1951年2月到1956年9月交卸校长职务止，五年又七个月，每天工作十二小时，每星期七天，无所谓寒假暑假春假年假，天天都在学校里找得到我。我这样夙夜匪懈，完全是为了玖姐，因此虽然张家一直传说舅舅霸占校产，我从不替自己辩护。就是玖姐为了她那不孝不悌的姜姓媳妇，宁可得罪居家，姐弟失和，我也仍然以求仁得仁的心情泰然处之。1964年我来澳洲则曾笑对玖姐说：“我绝不做杜聪明。”玖姐也笑着说：“我知道你不会做杜聪明！”

居浩然1964年去澳洲，我到飞机场送他，合照纪念。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也是他们姐弟最后一次见面。居浩然黯然离台后，淡江英专尽入张建邦手中，逼走舅舅，反过头来逼妈妈，居瀛玖外失“居家”，内不见容于“张家”，备受欺凌，乃生厌世之念，最后出之以自杀。居太太写来的相关文件第二件是《居瀛玖之去世》，全文如下：

《居瀛玖之去世》

一、她性情谦卑温顺，沉默寡言，一生舍己为人，上孝下慈。对于两个儿子，非常爱护并无偏袒。自己生活俭朴，不慕虚荣。

二、建邦结婚后，居瀛玖拿了一串大的珍珠送给大媳妇，但是他们不满足，建邦向妈妈还要另外一串。他妈妈说“另外一串是小的，留着给建国结婚时用”，居瀛玖为此事很困扰。建国结婚后没有马上给建国小媳妇，而在居瀛玖遗书中说她的东西都给建国夫妇，那时候在遗物中发现另外一串小珍珠。

三、大媳妇怕建国结婚后，小媳妇分家产，所以不喜欢他们二人结婚。而居瀛玖觉得小媳妇不错，赞成他们结婚，乃订于民国五十八年2月2日在台北结婚，请谢冠生院长证婚。瀛玖姐不愿铺张，只请学校内各部门主管。但是张建邦夫妇既不到场亦不送礼，反而在淡江职员沈女士家宴请各部门主管，以致结婚那天该到场的人都去了沈家而未参加婚礼，瀛玖姐心中很受刺激。

四、建国小媳妇在婚前本来是在淡江学院做事，而瀛玖姐可能受到压力，告诉小媳妇婚后不要去学校上班，小媳妇感到困惑。据她本人猜想恐怕是他们怕小媳妇把学校中的事告诉居瀛玖董事长。

五、民国五十七年居瀛玖赴欧洲考察教育，先去法国看伯齐弟，然后去美国和瀛初四姐、戴春八妹、叔宁幺妹相处数月之久。考察是次要的，主要是拜托瀛初四姐，无论如何，设法把建国弄到美国，使他能在美国自立生活下去，四姐当面答应了，后来也办到了。现在回想起来，她远赴欧美一行，是想和亲人们见最后的一面。她必然早已忍受不了建邦夫妇对她的不孝和校内各方面对她的压力，而萌厌世之念。同时更领悟到建国如果在国内生活，不但兄嫂不会照顾他，反而会欺侮他，所以叫他易地为良，把建国夫妇安顿好以后，也别无挂虑，可谓用心良苦。

六、瀛玖姐本来是和建邦夫妇住在仁爱路，她出国考察回来以后，据说仁爱路的房子不能住了（据说房子顶掉），她只好住到丽水街一幢房子的四楼，那时候小媳妇尚未结婚，未来的婆媳住在一起，建国则住在台中，在那边做事。

七、建国是五十八年2月2日结婚，瀛玖姐是同年3月15日弃世，在《淡江二十年》一书270页中写的是“宿疾复发，溘然逝世”。这句话不是事实。274页中“9月16日居校长浩然请辞校长职务”也不是事实。

八、朋友那封信写的都是事实，无关的人名都可以略去。信中的事实，给了玖姐弃世的勇气，所以在开董事会的前夕，乃走上了绝路。信中所述林添福就是张建邦的表兄、张惊声的外甥。现在好像是继郭顶顺以后的董事长。

九、瀛玖姐给建国的遗书上说她没有办法，斗不过人家，只有自尽。

居瀛玖上吊了！

居太太把居瀛玖自杀的事，只写了这么九点，当然也只是简述。事实上，可补充的真相还有很多。居太太自己就补充了一件，她附了一封朋友的信，说：“信中的事实，给了玖姐弃世的勇气，所以在开董事会的前夕，乃走上了绝路。”朋友的信中说，1969年2月2日居瀛玖为小儿子张建国主婚，请了司法院长谢冠生证婚，张建邦那边“曾向谢氏加以阻挠，幸未得逞。”居瀛玖为了面子好看，请了学校各部门主管，可是张建邦那边却来搅局，为了防止各部门主管去吃喜酒，特别“金华街沈文利之住所，由沈出名宴请各部门之主管，计所知参加者有邓静华、芮宝公、王久烈、钮抚铭、曹文超、高长明、陈树人、戚长诚、张锡绶已故、宋希尚等，唐启焜未参加，罗万斯参加与否已记不清，其他尚有多人，已不复记忆。以上各人，有的派太太参加喜宴，如戚某夫妇，则均参加沈宴”，以使居瀛玖难看。“董事长之自缢，校各方传说，在将开董事会之前日，董事长在林添福办公室内（与建邦办公室仅一墙之隔），并有邓静华戚长诚参加，林等皆说你董事长已做了很久，可以让别人来做做了，详细情形，不得而知，故于开会之前夕，而董事长走上了绝路。”

张建国结婚日子是1969年2月2日，居瀛玖在饱受“张建邦夫妇既不到场亦不送礼”的羞辱后，刚过了一个多月，3月13日，就再饱受张建邦办公室隔壁的围剿，这一围剿，当然是张建邦指使的又一次羞辱。“谦卑温顺，沉默寡言”的居瀛玖，在连番被自己儿子的羞辱下，她终于认清了一切、终于不想再活了。她写下三封遗书，一封给张惊声的外甥林添福，拜托他照顾张建国；一封给张建国，叮嘱他要奋发上进；最后一封给张建邦，说学校的担子，现在交给你了。

居瀛玖辛苦一生，最后只有十万元财产，她留给了小儿子，她把这十万元，很细心的放在张建国的遗书旁边，并说只有这点财产留给你，言下不胜悲凉。最后，她上吊死了，她死在淡江董事长的任上。从这一点上看，居瀛玖不愧是个殉道者，——她愿用一死来维护她生死以之的事业，她不要接受被“逼宫”的屈辱，她用一死，成全了一切。

居浩然回忆：

我的才智，得自母亲，我的韧性，得自父亲；玖姐和我同胞，我做得到的她当然也能做到。1956年姐弟失和，她自行出面主持校务，初接手时经验不足，显得有点凌乱。但很快就理出头绪，驾驭随心。她请陈维纶博士出任校长，是一大手笔。可惜始终未将校务家务分清，以致贤者不能安于位，而不肖者喧宾夺主。到头来连一名小职员的去留都做不了主，还谈什么大权旁落？但我可断言的是：那欺人太甚的必得恶报！

玖姐之死，出于自求解脱。其生前含冤，非世间法律所能伸。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玖姐死而有冤，必求直于天帝。浩然远在澳洲，祭奠无由。唯有抆泪遥拜，稽首叩祷：玖姐！玖姐！魂兮归来！萱野居姓，功过俱泯；张姜有亏，愚昧无知。欺凌弱息，上天殛诸！

如今居瀛玖死了、居浩然死了，他们在天堂之上，会不会“求直于天帝”，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人间岛上，我们要替天行道，对“欺凌弱息”的张建邦，予以声讨。看了上面张建邦拉到妈妈，打倒舅舅；舅舅倒了，又逼死妈妈的全部行径，我们还能沉默、还能不予声讨吗？

国民党对张建邦这样一种人，居然还捧为宝贝，推而出之，1957年把他推出任知识青年总党部委员兼第七党部主任委员、1968年推出任党务顾问、1969年推出任台北市议会副议长、1970年推出任台北市党部副主任委员、1976年推出任中央委员以至今天的台北市议会议长。……国民党把这种“孝义楷模”抬出来给青年做样板，它能把中国伦理道德复兴到哪种规格，也就可想而知了！中国的“孝义”标准，真被他们给羞辱尽矣！

如今，张建邦又出来竞选了，不把票投给他、不把票投给他、不把票投给他，我想这是大家起码该做的一件事。人间总得有个天理在，张建邦再当选，可真太没天理了！

1985年10月24日傍晚

由居浩然夫人的感谢信写起

1985年10月28日，我在《民主天地》第三十五期发表《张建邦的妈妈为什么上吊？》后，寄了一份给在美国的居浩然夫人——徐萱女士。年底接到王小痴转来的一封信：

李敖先生：

今年10月间收到你寄来《天地》杂志一本，拜读多次，甚为欣慰，感谢万分！你替浩然一次次的申冤，他在九泉之下一定感激你这位朋友。因不慎把尊址遗失，至今才道谢，请多多原谅。时值岁末

谨祝

圣诞快乐

新年如意

收信后，得知居浩然夫人能因这篇文章而有所慰藉，很是高兴。她同时有信给小痴，说李敖先生“替浩然出了一口气，非常感谢”！

居浩然夫人大概不知道这篇文章带给张建邦的杀伤力。据1985年12月18日《扫荡》第三零七期报导：

——张建邦过去在淡江英专时代的家庭夺产纠纷中所发生的“驱舅之役”与“弑母之役”，在此项投票之前，又被李敖旧事重提，撰写长文，广事传播扩散，对于张建邦个人形象破坏，有相当的杀伤力。

张建邦目前是国民党中央的中常委，是高踞权力核心人物之一。他的家世与出身也不平凡，他的父亲张惊声（鸣），是留日高材生，曾在日本追随过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他的母亲居瀛玖，是国府元老居正的女儿；他的籍贯是台湾宜兰县罗东镇；他的学历是美国伊利诺大学教育学博士；他的事业是私立淡江大学校长。

而涉及到破坏他个人形象的“驱舅之役”与“弑母之役”，就是他之所以当上“淡江”校长的过程中，说是他先去除了建校有功的舅父居浩然（居正之子），把留英的居浩然从副校长的位子赶下来，扫地出门，以致抑郁去国，流落澳洲，于数年前去世；而所谓“弑母之役”，是指赶走了母舅之后，又与他当时创校自任董事长的母亲居瀛玖不和，处心积虑部署夺权的结果，致居母留下三封遗书后自缢谢世。

有关上述这样的故事，在台湾政坛及士林中，早在十多年前，即已广为张扬开来，晓得此事真相的人很多。然而，不料在此次选举之前，及投票之后，最少又有两本在台北出版的政论杂志旧事重提；一是党外杂志《民主天地》周刊，于10月28日出版的第三十五期中，刊出李敖所撰写的《张建邦的妈妈为什么上吊》一文；一是青年党的《全民》半月刊，于11月25日出版的第四期中，刊出《台北市议会议长宝座落谁家——张建邦的内忧外患》一文。这两篇文章的论点，前者是煽动选民不要再投票给张建邦；后者是说台北市议会下届议长，是否还会落在张建邦的手中表示存疑。

有关淡江大学甥与舅、母与子的夺产家庭纠纷的旧事，张建邦迄未公开为他自己辩白过。大概是这种家务事，清官也难断，何劳外人置喙？至于台北市议会下届议长人选，一般的看法是，张建邦甫于去年初挤上执政党中常委的位子，在党内他并未犯什么过错；而在台北市下届市议员当选人之中，在国民党的口袋里显然拿不出比张建邦更像样的议长人选。因之，张建邦当台北市议长似乎还是很笃定的。

在国民党动员组织大力辅选下，张建邦是当选了，可是票数和名次却跌得很惨。上届1981年市议员选举时，他得了二零、五九二票，排名第一；这次选举时，却得了二零、零三一票，排名降为第三。在各选区总计下，更落后了，连第三都不可得。脸上无光之下，蒋经国特地透过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马树礼，大力嘉勉张建邦，并仍要他连任市议会议长。蒋经国这样把这种“孝义楷模”硬抬出来做样板，又能证明什么呢？只证明欲盖弥彰、遮羞无力而已！

1985年1月5日

乱世父子泪

——从不准看活爸爸到不准看死爸爸

去年11月，香港《明报月刊》登出《访钱复、谈三通》，有这样的问答：

问：许多老人家从大陆出来，其中有不少国民党的老干部。现在政府不让他们到台湾与家人团聚，这真教人感慨。老头子、老太太都快走不动了，来到台湾，能干什么事呢？

答：有些事是很令人奇怪的，举个例子，我的兄弟（按：钱煦）的岳丈是国民党老一辈的党人，以前有名望，在台湾有很多老一辈的朋友。被共产党关了几十年，放出来了，现在在纽约。共产党真会洗脑，关了几十年后，现在他还整天说共产党的好话。也不知道怎么的，他在牢里就知道我的名字，现在还要见见我。于私方面，我应该去见见他。于公方面，我不好见他。所以从来没见过。他还要到台湾来呢！来了以后我们怎么办？也不能不准他到处见人，他又要宣传那一套，怎么能让他来呢？家人团聚也不一定要在台湾，去美国不也一样方便吗？

国民党驻美地下大使的这段答话，真使我们顿开茅塞，太精彩了！我们没想到：在国民党一大堆不“三通”的冠冕堂皇理由中，居然还有这种“黑理由”！我们对国民党的真面目，真要刮目相看了！

国民党虽然“黑理由”如此，但是，流亡到台湾的外省人，又有几家能够“家人团聚也不一定要在台湾”呢？所谓“去美国不也一样方便吗？”其实是一种没心肝说法。试问离开台湾要不要出境条件？这些条件，从国民党肯放行到美国肯签证，岂是人人达得到的？又试问前去美国要不要路费条件？“团聚”在美国要不要生存条件？这些条件，又岂是人人达得到的？钱复去美国做地下大使，可以公然全家放洋，包括他十七岁儿子——按照兵役制度不得出境的役男钱国维，这种非法“团聚”的特权，又怎么说？钱复大言不惭的说这些混蛋话，其混蛋程度，和中国昏君在百姓没饭吃时候反问“何不食肉糜？（为什么不吃肉？）”有何不同？真是大笑话了！

正因为去美国“团聚”本不是那样“方便”、正因为中国人在中国土地上“团聚”本是天经地义，所以，我们对国民党满口忠孝伦理，所作所为，却是让人骨肉离散的行径，不得不予以声讨。在声讨过程中，一些凄绝人寰的例子，值得我们特别注目，在下面，我就试举两个。

不准看活爸爸

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时候，关在警备总部军法处看守所，无法看到报纸和外面的新闻材料，但却看到国民党的《中央月刊》。我只好全凭读书得间的本领，去了解外面现象。我看到一本1975年7月1日出版的《中央月刊》第七卷第九期，在一篇《对毛共所谓“战犯”问题的剖析》的文章里，有这样的话：

据共匪3月18日报导：3月17日伪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二次会议“讨论了国务院根据毛XX党中央的指示提出的关于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争罪犯的建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二百九十三名），实行特赦释放，并给予公民权。这个决定，由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同时共匪还报导说：“对这次特赦释放的战争罪犯，每人都给予公民权；有工作能力的，安排适当工作；有病的，和我们干部一样，享受公费医疗；丧失工作能力的，养起来；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释放时，每人发给新制服装和一百元零用钱，把他们集中到北京开欢送会，由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并宴请一次，然后组织他们参观学习。”

3月19日，伪“最高人民法院”在“战犯管理所”举行“特赦释放大会”，宣布释放名单，发给他们每人一份《特设释放通知书》；但所宣布的名单并非全部，而只有黄维、李九思等六十名。

共匪前曾释放过六批所谓“战犯”，共二百九十六人，加上这次的二百九十三人，总共是五百八十九人。据说“在押战犯已全部处理完毕”。

事后共匪就连续宣传组织这些人到各地“参观学习”的情况，和一部分人安排工作的情况。同时还发表这些人对共匪给他们医病和没有歧视他们的家人等事表示感激的诗文。最后发表王秉钺等十人表示愿来台湾，并且已于4月14日由匪“统战部”送往香港，由伪“中国旅行社”在香港招待起来，等待办理入台手续。

这篇文章又说：

共匪自民国四十八年开始释放第一批所谓“战犯”，那时就说这些人是“改造得比较好的”。日前所释放的第七批，也就是最后一批，当然是最顽固最难改造的一些坚决反共的忠贞人士。不然他们也不会被关押近三十年到老迈垂死之年才放他们出来。尽管这中间也曾有三五个真正愿为匪利用的，但相信他们大多数都是值得敬佩的。有些人根据这种善良认识，认为：他们有些人有家属在台，应该本“人道”精神批准他们来台与家人共度晚年。

但是也有些人认为：如果批准他们来台，势将影响民心士气，有害于我们坚定的反共政策，动摇我们团结战斗的根本。批准这十人后，他们还有几百人在广州等待，几百人之后还有几千几万，他们都有家属在台湾，不能厚此薄彼，这扇大门一开，就会把我们冲垮。这是有关我们的死活问题。当前是非常时期，为了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不能不提高警觉；为了反共复国的长远利益，不怕眼前的是非议论。就是他的家属也应以国家为重，以反共利益为重，把“人道”和“动摇国本”两者放在一起衡量孰轻孰重？

有些人说：我们曾经接待各种“反共义士”回国，他们来台湾帮助我们了解大陆实情，对反共并无害处。且另有些人说：“反共义士”与“战俘”性质不同，他们本身就给人们两种不同的心理反应，起两种不同的宣传作用，所以处理上也不应该一样。

最近张铁生（李敖按：“生”是“石”字之误）在香港自杀，因为他一直是在共匪魔掌控制之下，究竟是自杀？被迫自杀？还是被杀？我们没有证据，不敢骤然下断；但是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肯定他是宁肯自杀也不愿再回大陆。从而也可由此事件，认清共匪的残暴行径，和其狰狞面目，真令人发指！这不能不使我们对他产生无限的慰悼和同情；但是这种私人的同情不应该影响国家政策的原则，不能因此而有害国本。

这篇文章最使我惊讶的一点透露，是它提到“最近张铁生（李敖按：‘生’是‘石’字之误）在香港自杀”的事，同时在《育与乐》画页里，我看到这样的说明：

现任国泰航空公司台北机场经理张润佩，于6月10日下午在松山机场国泰贵宾室对记者愤慨地说：他父亲张铁石被共匪迫害了二十多年，死后仍不肯放过，利用他的遗体作统战工具。其残暴行径，令人发指。图为张润佩（中）出示6月6日政府发给他的台湾出境证，对记者说：只要香港政府将他父亲张铁石之遗体交还给他，他随时可以到香港收领。

于是，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虽然“王秉钺等十人表示愿来台湾”，可是，国民党不准他们家人“团聚”，在绝望与愤懑之下，张铁石乃出之以自杀一途！当时他们这些国民党“功狗”的心境，他们之中的一人段克文，在《战犯自述》里，曾有这样的陈词：

我自己对国家对人民不曾犯过任何罪，我所以被囚禁了二十五年成了“战犯”，唯一原因就是我曾是国民党的一份子。从我的《自述》里（只有遗漏，没有夸张），谁都理解这四分之一世纪的岁月不是好过的。我受尽苦难冒着危险最后走出大陆，赴台湾被拒，幸亏美国出于人道主义接纳我的避难申请，否则，我肯定是与张铁石（“战犯”之一，在港自杀）一道去了，到现在我还不能看望一下在台湾的故旧和同胞，我有位恩师最近死在台湾不得一见，我真是抱憾终身！这若说我没有痛苦的感受，那我就成了没有知觉的僵尸！

当中共释放十名国民党的俘虏到香港时候，国民党公开拒绝了他们。这十名俘虏都是星光闪闪的国民党将军级人物，他们个个都为国民党坐了二十五年以上的大牢，但是，当他们万劫归来，想同自己家人团圆的时候，国民党竟不要他们，也不准骨肉相见。他们十个人，万万没想到：为国民党千辛万苦几十年，得到的，竟是如此凄凉、无情的下场！于是，他们有的在香港自杀了（像国民党六十八军政工头子张铁石）；有的被美国“基于人道”收容了（像国民党军统局少将段克文）；有的绝望之余，又回大陆了。这八年前的往事，历历在目，如今我们检讨起来，又怎么能不为他们说几句话呢？他们为国民党做“功狗”，下场一至于此，思想起来，能不令人寒心吗？这十名俘虏中，尤其令人哀其遇的，是张铁石的例子。张铁石的例子，十足说明了整天嘴巴上提倡家庭伦理道德的国民党，在行为上，怎样使人不能团圆、怎样使人“不准看活爸爸”。只有“观其行而察其言”，我们才能对一切恍然大悟，对国民党的真面目，也就思过半矣！

不准看死爸爸

在国民党“不准看活爸爸”以后第八年，国民党又日新月异的修补他们的家庭伦理道德了，——他们竟从“不准看活爸爸”，前进到连死爸爸都不准看了。这一新猷，就是台湾报纸封锁的“杜九森事件”。

杜九森是国民党大员杜均衡之子。杜均衡是四川省至乐县人，毕业于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法科经济系，本来在中学教书，抗战开始，他加入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任四川团部组训组长，1945年时候，已经升任为国民党四川省党部执行委员兼组织科长。1948年当选立法委员。1963年任财政部次长兼亚洲开发银行副理事、国家建设计划委员及中国银行监察人等职务。1969年任台湾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兼台湾土地开发公司董事长及台湾银行常务董事。1972年又回财政部次长并兼世界复兴开发银行副理事及中国农民银行常务董事。这样一位国民党的“聚敛之臣”，不幸天不永其年，今年七十五岁死去。不料这一死，有分教，死出祸事来了！

原来杜均衡在随国民党逃到台湾时候，把原配“抗战夫人”谢素云和“抗战儿子”杜九森弃于大路，在台湾历任要职，别娶了“戡乱夫人”钟幼梅，并产下“戡乱子女”两子三女，生活美满，不在话下。不料在他离开大陆三十年后，谢素云和杜九森在四川申请去香港，中共批准了。母子二人，就这样以“万里寻亲”的心情，离开了大陆。

母子二人到香港后，住在筲箕湾东大街，相依为命，设法与杜均衡联系。杜均衡去香港看过他们一次，但是不肯把他们接过来，也许他不便接，也许不能接，总之，“万里寻亲”的结果，是痛苦与尴尬。——杜九森对爸爸的一片亲情，显然弄得进退维谷了！

更进退维谷的，还在后头呢！今年9月13日，杜均衡死了。杜九森从朋友口中得知了消息，决定到台湾看看爸爸最后一面。他探听出九月二十九日公祭，他必须在公祭以前赶到，才能达到生离后的死别。他知道国民党不让他入境，他就花钱买了一张“中华民国护照”，并买了由香港飞往汉城的机票，盼趁飞机过台时，能够蒙国民党开恩，让他这中国人，在中国领土上，看看爸爸的最后遗容，然后上机离开。

不料事与愿违，国民党是不喜欢这种“温情主义”的，飞机过台时候，国民党任凭杜九森跪在地上苦苦哀求，就是不准这场生死会。杜九森没办法，在飞机场要求“庶母”和“弟妹”为他担保一下，可是他们反倒不承认他。杜九森气不过，偷偷服下了事先准备的毒药。国民党发现不妙，强迫给他洗肠，并在他迷迷糊糊之中，把他架上到香港的飞机。

9月30日晚上8点30分，一个昏迷不醒的旅客，被丢弃在香港机场候机室，大家好奇的围观着，一位好心肠的妇人找出一瓶药油，把他救醒。他喃喃的说着“让我见见父亲最后一面吧！让我见见……”的话，最后救护车来了，他被送上车，又回到“万里寻亲”的中站了。

杜均衡的例子，杜九森的事件，又十足说明了整天嘴巴上提倡家庭伦理道德的国民党，在行为上，怎样使人不能团圆、怎样使人不得见最后一面、怎样使人“不准看死爸爸”。只有“观其行而察其言”，我们才能对一切恍然大悟，而对国民党的假面具，也就思过另一半矣！

1983年12月23日在台湾

活人不要要死尸

希腊特洛伊之战（TrojanWar），特洛伊城被围，国王普瑞姆（Priam）的儿子赫克托（Hector）出战，被阿奇里斯（Achilles）杀死，普瑞姆大恸，入夜单骑见阿奇里斯，索还儿子的尸体；英国哈斯丁斯之战（BattleofHastings），盎格鲁撒克逊族最后国王哈罗德二世（HaroldⅡ）被箭射死，其母大恸，彳亍求见征服者威廉（WilliamtheConqueror），索还儿子的尸体。了解古代史的人都会知道，这种索尸的行为，绝不像表面那么简单，而大有文章在。什么文章呢？

死尸的宗教意义

原来古人迷信人死后，死者仍活在人间，只不过转入地下而已，死者的灵魂没上天堂，也没下地狱（天堂地狱之说，在西方是较晚的事），而是与尸体同生，一起埋在坟里。从希腊诗人平德尔（Pindar）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菲克索斯（Phryxos）老死他乡，但现形在裴利阿斯（Pelias）面前，请裴利阿斯自他乡取回尸体，因为灵魂必须依附于尸体，没有尸体，死者是不能魂归故国的。再从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布里达尔（Polydore）出殡后，有“藏其魂于墓”的记录，因为灵魂必须依附于尸体，没有尸体，死者是不能死得其所的。

正因为古人相信人死后不能魂无所依，所以畏死后不葬，甚于畏死。古代法律中有不许入葬的惩罚，大家都怕，怕的就是这种惩罚，可以罚及灵魂，这一罚，就会永无宁日，害得死后受苦，永恒的受苦。所以，大家对这一招，都小生怕怕，也老生怕怕。

有了这种博学的了解，我们才会恍然大悟：为什么赫克托之父、哈罗德之母，要卑躬屈膝，向敌人为死者请命，因为他们深知死尸的重要。

死尸的法律意义

死尸的重要性，在古今法制上一直被忽略了，它的私法性质，直到很晚才被讨论到。在法律上，它属于继承范围。尸体该不该成为继承的标的，颇有争议。李宜琛《现行继承法论》说：

尸体于私法上性质如何，学者所见不一。是以被继承人之尸体，是否应为继承之标的，自亦未有定论。依余所信，生存者之身体，构成人格。人格者身体之自身，固不得为所有权之标的，但身体之一部，如与身体分离，亦即为有机物，得为所有权之标的，且应属于其人之所有权，尸体亦然。唯既成为尸体，其人格已不存在，固应属于其人继承人所有（日本大正十年七月二十五日大审院民事判例参考）。然尸体之所有权，于其事物之性质上，与其他财产之所有权，大异其趣。应服从特别之限制，固不待言。是以尸体仅能为埋葬、管理、祭祀、供养之客体，其承认所有权之存在，亦不过出于此种目的而已（日本昭和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大审院民事判例参考）。虽然，其尸体倘因特殊情事，于学术研究上有贵重之价值，以相当之对价，付诸解剖，则此种对价，原应构成遗产，为继承人所取得也。

尸体虽然已经没有人格，但因为曾经有过人格，所以与通常所说的“物”，自有不同，自然不是财产式的继承。陈棋炎《民法继承》说：“在习惯上丧生（继承人）有埋葬尸体之权利与义务，是以，丧主对尸体应有一种处分权。”这是对的。尸体的重要性，在法律意义上，正是如此。

用将军来将一军

虽然尸体的宗教意义和法律意义有如上述，但是，真正完成它们的意义，并加以发扬光大的，却是死尸的政治意义。这一政治意义，到了国民党手里的“张铁石事件”，登了峰也造了极。这一事件是这样的：

1975年3月18日，中共宣布把历年来的国民党俘虏，一律释放。不但释放，并说有家属在台湾的，如要去台湾，中共也予放行。即所谓“愿留者欢迎，愿去者欢送”。

3月20日，香港《星岛日报》登出这样的消息：

中央社香港分社社长曾恩波昨日表示：中华民国政府欢迎该批前国军军官及党政官员重投祖国怀抱。不过他表示目前未知他们会在何处被释放，因此无从作安排他们返回台湾的计划。

同一天，台北国民党《中央日报》上，以《毛共释放所谓“战犯”的动机和阴谋》为社论，表示如下：

毛共所称“战犯”，乃系大陆沦陷之时，身陷贼中，遭毛共囚禁的各界反共人士。他们受二十余年暗无天日的牢狱之灾，惨经种种荼毒折磨，威逼利诱，迄能处险为夷，不肯降志辱身。而今虽被毛共玩弄摆布，作为统战工具，我们实有无限的关怀与同情。今后无论他们说什么、做什么，乃至于派若干“被释放的战犯”到各地游说鼓吹，大家必能了解到他们言不由衷的苦境。世间还有谁比这些受毛共二十余年迫害的人，更明白毛共的残暴狠毒？还有谁对他们再忍心责备求全？今日大陆已不啻是一座大监牢，他们从小监牢走进大监牢，又岂能有半分的自主和自由？

两天以后，3月22日，香港国民党《香港时报》又以《向黄维将军等致敬》为题，表示如下：

毛帮最近又演了一出丑剧，“释放”我政府军政人员二百九十名，及伪满伪蒙人员三名。第一名是前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将军，其他也都是知名之士。看了这份名单，心中泛起无限敬意。

毛帮作此宣布，实际上是加强统战活动，……其用意是在给我政府造成困扰。谁知我政府棋高一着，毛帮宣布之后不到二十四小时，中央社即公开声明，欢迎这些军政人员回台湾，香港政府也表示可以安排过境，这一来毛帮的宣传便收到了相反的效果。

于是，在“我政府棋高一着”之下，中共在4月13日又宣布，说有王秉钺等十个人要去台湾。这十个人是：国民党五十一军中将军长王秉钺、国民党二十五军中将军长陈士章、国民党浙江保安司令部少将副司令王云沛、国民党军统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周养浩、国民党国防部青年救国团赣东青年服务总队少将总队长蔡省山、国民党军统局少将专员段克文、国民党青年军二零四师上校团长张海商、国民党一五零师上校团长杨南邨、国民党六十八军政工处上校处长张铁石、国民党二八一师上校团长赵一雪。中共把这十位将军级的人物往香港送，转送台湾，显然是以将军来将国民党的军了。

迁入“右派分子”的酒店

王秉钺等十个人，在4月14日到达香港，准备应国民党“中央社”“欢迎回台”的，不料国民党言犹在耳，忽然就一百八十度变卦了。4月16日，香港《星岛晚报》有了这样的消息：

国民政府驻香港的代表今晨对本报记者说：除非左派分子完全离开该十名“战犯”，否则国府人员不与彼等接触。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府驻港代表又说：我们对此十名所谓“战犯”并不重视，他们必须以普通逃港难民的身份依循正当手续办理入台手续。

该十名“战犯”被形容为国民政府的低级官员，并非系中共所形容为高级官员，是微不足道的人物。

两天以后，4月18日，美联社台北发出了这样的电讯：

中华民国总统严家淦星期五表示：中共释放十名前国府军官到香港一事，“一点重要的意义也没有，只是作为一种宣传的把戏。”

严总统在台北总统府的记者会上表示：中共利用释放他们来进行统战阴谋。

……严总统指出，为了国家安全起见，必定要对是否接纳他们先予考虑，作出预防措施。他接着说：“我们不欢迎任何间谍或统战工具。”

于是，一切都逐渐明朗了：原来国民党所做“欢迎回台”的公开声明，都是假的！国民党显然是不要为他们卖命、坐牢的老同志了！以“不是敌人，就是同志”为号召的国民党，显然否定了“同志”，并把他们送给“敌人”了。

在国民党对为他们卖命、坐牢的老同志冠以“难民”、“低级官员”、“间谍”、“统战工具”的帽子下，各种刁难入境的花样，就应声而出了。国民党提出种种刁难的条件作为入境的门槛，其中之一是要他们“如确有自由意志，应即公开表示其反共反毛，万里来归的明确立场”（4月23日中央社电）。国民党忘了：就在一个月前，他们的《中央日报》，还在说这些人是“反共人士”呢！说“而今虽被毛共玩弄摆布，作为统战工具，我们实有无限的关怀与同情”呢！说“今后无论他们说什么、做什么，乃至于派若干‘被释放的战犯’到各地游说鼓吹，大家必能了解到他们言不由衷的苦境”呢！说“世间还有谁比这些受毛共二十余年迫害的人，更明白毛共的残暴狠毒？还有谁对他们再忍心责备求全？”呢！可是，一个月后，说这些话的国民党自己，却“忍心责备求全”得无微不至了。

国民党另一个刁难条件之一是要他们“完全离开”“左派分子”，否则“不与彼等接触”。这样拖拖拉拉的，到了五月了，十个人在香港，已经几度向香港当局申请了入境延期了，实在已经无法再拖了。5月14日，香港《星岛日报》消息说：

十人中官阶最高的王秉钺中将，现时已迁离由“中国旅行社”安排居住的帝国酒店，居于一秘密地点。

据消息灵通人士说：王秉钺迁离帝国酒店，是为着便于办理入台手续。因为负责调查他们的国府代表不愿前往中共为他们安排的住处与他们接触，故王秉钺即迁出，相信其余各人也会相继迁离现住的酒店。

在王秉钺与同伴不辞而别、迁离帝国酒店的同时，张铁石也秘密迁入国民党特务徐亨开的富都酒店，他显然要托庇于国民党“右派分子”的掌握下，以期取得“欢迎回台”的承诺。

张铁石自杀了

不料到了6月5日，突然传出张铁石自杀的惊人消息。据6月5日香港《明报》说，目前获中共特赦释放，自愿来港往台湾的十名前国民党将官，因申请入台证问题在港滞留后，其中一人突于昨午在弥敦道富都酒店房间内自缢毙命。此事发生后，在港左右派人士均表震惊，而其他九人亦震惊不已。据说他留有遗书，传其中一句是“对赴台已感绝望”。记者昨晚就此事询问警方作何类案件处理时，警方发言人答称作为“自杀案”处理。死者名张铁石，六十一岁，前国民党六十八军政工处上校处长。他于昨午一时半，被发觉在弥敦道富都酒店八零四号浴室中以绳索自缢，当救护车据报到场把他送院时，证实已经不治。据称：死者于去月14日化名王浩然入住该处，日租八十多元，至昨日中午便出事，被一名酒店清洁女工发觉他在浴室内自缢。记者昨下午在该酒店走访此宗新闻时，酒店的职员对此事讳莫如深，甚或否认该酒店曾发生此事。

同日《明报》发表了对国民党“救总”（中国大陆灾胞救济总会）总干事谢伯昌的访问，里头说：

记者昨晚曾就张铁石的离奇自缢毙命事就询“救总”总干事谢伯昌先生，据谢伯昌推测：张铁石的自缢毙命，或许和台北的久久不予批准赴台，因而情绪忧郁引致自尽（有关）。至于张铁石是否还有其他致死因素，谢伯昌则表示不得而知。

谢伯昌告诉记者说：张铁石曾于前日下午五时到过九龙总商会一次，当时是单独前往找他。张说当天上午曾往人民入境事务处再度办理申请延期居留手续，由“救总”一位职员陪同前往。入境处职员接受申请书后，取去了张铁石由中共所发给的“双程证”，说是昨天可以将“双程证”交还，但张铁石似乎对“双程证”的暂时被收去极表忧虑。恐怕丢掉此证后，无法再返回大陆。

谢伯昌又透露说：在张铁石自缢毙命之前，几乎每隔一两天便去找他一次，经常询问入台证的签证情形如何，表露的态度似乎极为焦急，原因是张有子女在台，亟盼能早日和妻子、儿女重聚。

记者询以张铁石是否可能因经济发生问题而出此下策时，谢伯昌表示较早时他知道张已迁出抵港时所住的兰宫酒店，但不知张已迁往富都酒店。张在来港后，他儿子不时从台湾汇款来加以接济，所以死因极不可能和经济有关。张死前所居的八零四号房间，日租是八十多元。

谢伯昌最后表示，前日他会见张铁石时，张的表情并无任何特殊之处，不料昨日竟会突然厌世自缢而死。

谢伯昌说张在港全无亲人，死后的身后事如何办理，现在他也不得而知。不过他今天将会通知台北方面，设法找寻张的儿子，然后才作打算。

6月5日的《星岛新闻》上，有评论如下：

张铁石之死，许多人为之惋惜，同时，亦有不少人对他的处境甚表同情。……台北方面处理此一事件采取拖延政策，以致引起意外，不免令人感到遗憾。……须知这十位上了年纪的人，在中国大陆已熬了二十五年，他们盼望与家人亲属聚首，自是人情之常，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是统战工具，对他们的申请一律采取拖延办法是不合理的。

同一天，在台北方面，“中央社”发表了这样的消息：

由毛共统战部宣布“释放”来港的所谓“战犯”之一的张铁石，于4日被发现在九龙弥敦道富都酒店八零四号房间上吊身死。按张铁石原系由匪共“中国旅行社”连同其他九人被集体的安置在兰宫酒店，嗣于5月14日随同另一同住者王秉钺迁居富都。当时系化名“王浩然”，并随带有匪共所给之港币二千元，交付柜台，作为旅宿费用，当时柜台认为一千元已足，曾退回一千元。

据不愿透露姓名的权威方面分析，张铁石化名为王浩然与王秉钺有计划的住入富都，都是匪共所一手导演的。

自张铁石等抵港后，一直都被匪共所控制监视，被用作统战工具。他们虽熬过了匪共二十五年的监禁，最后且已经到了香港，但匪特还是不肯放过他，最后仍逼至死，匪共之恶毒阴险，实令人发指。

使我们莫测高深的是：“匪共所一手导演的”，竟导演到教人到国民党特务所开的、所控制的酒店里去自杀，这种天方夜谭，大概也只有天方的人才能相信了。

死尸的政治意义

张铁石自杀后，群情大譁，国民党自然不见谅于公论。这时香港方面通知张铁石的儿子张润佩，6月7日，张润佩在台北表示：“是否来港办理父亲的后事，乃国家之事，要以国家利益为前提。因此，他是否来港，要等待决定。”言谈之间，显然身不由己。到了6月13日，张润佩获准来香港了，来的目的很奇怪，是来抢死尸。据6月10日“中央社”电讯，原来如下：

现任国泰航空公司机场经理的张铁石之子张润佩，今天下午在台北国际机场对本社记者发表谈话，公开驳斥毛共所制造的许多虚伪宣传。

他说：他听到他父亲的噩耗之后，立即写了正式的委托书，委托在香港的朋友，代他领取遗体，办理丧事，未得到答复，现在香港当局竟将他父亲的遗体交由毛共的“中国旅行社”领走，下落不明，该“旅行社”竟要他到香港去办理丧事，显然是利用他父亲的遗体搞统战宣传，居心可恶已极。

他说，毛共宣传所说：中华民国政府控制他不让他到香港办理丧事，显然是歪曲事实。

6月13日《香港时报》上，有消息如下：

张铁石之子张润佩，于昨晨十时许乘坐中华航空公司八零三号班机由台北抵港，在有关人员陪同下离开启德机场。

港报并报导6月13日晚上的记者会，情况如下：

张铁石之子张润佩，13日晚深夜十一时许在数名神秘大汉陪同下，在湾仔轩尼诗道星加坡酒店咖啡室举行一个名为记者招待会，实际上可说是向记者道歉会。张润佩在会上除向记者道歉一番、抱歉一番外，其他事情一概避答，并且被陪同的神秘大汉催促离去，使得记者招待会只举行了一两分钟便结束。

张润佩昨晚出席记者招待会时，精神显得非常憔悴，言谈中一概回避今次他来港办理其父张铁石后事的有关问题，看来似乎有口难言，而其行动则受到一群神秘大汉在旁“保护”。

昨晚的记者招待会，原定11时举行，但张润佩迟了约十分钟才由一群神秘大汉簇拥到场，但他不是立即向记者发表谈话，而是先和陪同他的大汉耳语一番，然后走去打了两个电话。他在讲电话时，声量十分低，并且用手掩住听筒，尽量避免在场记者听到他和对方的谈话。他讲完电话后，才开始向记者发表谈话。他的谈话仅一分钟，除表示自己的心情很沉重和向记者表示歉意外，对于其来港要办的事，则表示现阶段不能说出来。他说完了其简短的谈话后，便起身想离开，在场记者纷纷发问，问其父的遗体是否火化抑或运回台湾安葬？请他谈谈法律以外的事情，但他一概推说没有话说。而负责“保护”的大汉却十分紧张，立即走到他的身后，替他拦阻记者，并且拍拍他的肩膀说：“他妈的，还不走做什么？”他便在大汉的“保护”下，半推半拉地离开。在酒店门前，早有一辆的士在等候，张迅即被簇拥登上该辆的士，绝尘而去。

6月14日下午两点十五分，张润佩是在胡关李罗律师行陈爵律师陪同下，前往香港殡仪馆，办理领尸手续。他写了收条给殡仪馆，内容是：“兹收回先父张公铁石遗体。此致香港殡仪馆。认领人张润佩，见证人陈爵律师。”然后就匆匆离去，赶赴机场回台。这时，他突然在机场发表了一篇声明，内容如下：

润佩此次来港办理领取先父遗体之事，一切进行都很顺利，我非常感谢香港政府及各界人士对我的爱护关怀与支持，昨天一天忙着跟我在港委托的律师商讨有关领取先父遗体的事情，同时于下午两点半由律师陪同到法庭应讯，今天早上前往香港殡仪馆瞻仰先父遗容及祭拜，事后于律师楼会见到香港殡仪馆人员，由律师陪同办理了迎归先父遗体的手续，润佩因为家中尚有九十四岁之祖母跟家母须照顾，同时，家人都在等待我的消息，再加上工作上的关系，我必须于今天赶回台北，临行匆匆，不及向各界一一拜谢，希望大家能够原谅，尤其是新闻界的朋友，给我的帮助最多最大，但是我因为正在进行法庭程序不便对大家发表意见，此点内心感到非常不安，希望大家能体谅我、原谅我，今天我回去了，留下来的事情，回家后尚须禀明家母与家人商量，然后继续委托我的律师，全权代表我办理余下的有关先父遗体之一切事宜。多谢各位。

张润佩的声明里，只字不涉及政治立场，并要求“大家体谅我、原谅我”，显然话中有话，他内心的隐恸，显然在这一技巧的声明里，呼之欲出了。

尾声

6月21日，张铁石的尸体在歌连臣角火葬，张润佩不能来香港；二十天后，7月11日，张润佩的朋友把骨灰运到台湾。张铁石九十四岁的母亲白发望亲等了二十六年，张铁石自己黑发亡魂等了二十六年，张铁石的妻子、二子一女苦海余生等了二十六年，最后，在结束生离的关口，他们反而遭到了死别！——来到台湾的，不是张铁石的一个活人，而是张铁石的一匣尸体！张铁石不死于战场、不死于监狱、不死于二十六年的望眼欲穿、不死于二十六年的挣扎期待，反倒死于二十六年后追求一家团圆的绝望里！

6月24日，《星岛日报》消息说：

九名获中共释放的人物王秉钺、王云沛、段克文、赵一雪、杨南邨、周养浩、陈士章、蔡省三、张海商仍然在港居留，等候中华民国当局批准入台。

香港大陆救济委员会理事长谢伯昌今晨对记者说：“九名申请入台的‘战俘’的入台证仍未寄来。”

谢伯昌表示：他已去函多封向台湾有关方面催促早日审核彼等情况，批准彼等入台。由于“张铁石事件”发生，九名“战俘”赴台入境手续，因而拖延，相信在张铁石骨灰运台后，九名战俘入台事件将明朗化。

相信九人获准入台的希望极大。

其实，全错了，张铁石“骨灰运台”了，可是“明朗化”的结果，却是国民党继续的关闭“自由之门”！国民党说得好：“今日大陆已不啻是一座大监牢，他们从小监牢走进大监牢，又岂能有半分的自主和自由？”所以，何必自主自由呢？还是回去“大监牢”吧！

就这样的，一幕喜剧，化为悲剧；趁兴而来，败兴而返。剩下的九个人，陈士章、段克文、王秉钺、周养浩四人先后去了美国；张海商、杨南邨、赵一雪三人返回大陆；蔡省三、王云沛二人暂居香港。在悲剧落幕、在败兴当头，他们仿佛明白，若要到台湾，除非死尸才成了。

6月16日的《香港时报》社论说：

人人看到的事实是：共产党不但要剥削生人，还要利用生人，而且还要利用死人，一直到这个生人或死人的最后一点剩余价值，被剥削利用干净才肯罢手。

但，人民的眼睛到底是雪亮的，共产党愈是叫喊，人们就愈是看清楚这是一出统战丑剧；同时也看清楚，正是毛共，才是阻挠与破坏十人回台的真正罪魁祸首。

正因为伟大的国民党不要“利用死人”，所以，他们最后抢到了死尸，以防中共“利用”。于是，在死尸的宗教意义之外、在死尸的法律意义之外，国民党为“真正罪魁祸首”，做了最离奇的举证；为人间不近人情，做了最冰凉的洗礼；更重要的，为死尸的政治意义，做了最伟大的阐扬与教训。我们中国人，在海峡两岸的夹缝里，不要忘记也不该忘记：我们怎样在受难，怎样在被作弄，怎样在生离死别，怎样在“不得亲其亲、不得子其子”的悲惨里，为他们生殉、为自己默哀。——我们永不忘记！

1984年1月2日下午

死尸免税法

国民党政府“自动退出”——一说是“惨被赶出”——联合国那年，不少“中华民国国民”，以为局势不稳，纷纷把财产移往“境外”，人则暂居“境内”，以为财产在老外的保护下，国民党对它将无可奈何。但他却忘了：除非他的老命比国民党长寿，否则，理论上，即使跑了和尚也跑不了庙，不信的话，请看《遗产及赠与税法》第一条第一项：

凡经常居住中华民国境内之中华民国国民死亡时遗有财产者，应就其在中华民国境内境外全部遗产，依本法规定，课征遗产税。

这一法律，告诉了“中华民国国民”，纵使他可把财产弄到“中华民国”的“境外”，但是，理论上，国民党政府是不会罢休的，是要“依本法规定，课征遗产税”的。

美国承认中共那年，不少“中华民国国民”，不胜惶恐，来不及处分“其在中华民国境内”的财产，就纷纷逃亡在外，以为去当寓公就和国民党藕断了，国民党对他将鞭长莫及了，但他却忘了：除非他的老命比国民党长寿，否则，理论上，即使藕断，却也丝连的。不信的话，请看《遗产及赠与税法》第一条第二项：

经常居住中华民国境外之中华民国国民，及非中华民国国民，死亡时在中华民国境内遗有财产者，应就其在中华民国境内之遗产，依本法规定，课征遗产税。

这一法律，又告诉了“中华民国国民”，只要他的财产在“中华民国境内”，他纵使“死亡时”在“境外”，还是要“依本法规定，课征遗产税”的。

由此可见，除非他带走财产，乘桴浮于海，否则依然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依然藕断却丝连，没完没了。本来纳税是国民应尽的义务，至少“中华民国”的纸上宪法第十九条是这么说的。按说人死了，让国民党分一点财产，也是无伤大雅的事，问题是：国民党为了多分一点，居然太横行霸道，毫不讲理了，不信的话，请看《遗产及赠与税法》第十七条第一项第七款及第二项：

左列各款，应自遗产总额中扣除，免征遗产税；

七、被继承人之丧葬费用，以三万元计算。

……第五至第八款规定之扣除，以在中华民国境内发生者为限。

换句话说，如果他是死在“中华民国”的“境外”，在“境外”埋葬，即使只花用三万元——不是美元，而是伟大的新台币——的丧葬费，也是不准从遗产总额中扣除的！所以，他在将死的时候，应该立即启程奔回“中华民国境内”，万一来不及，他的家属也要把尸体运回“中华民国境内”埋葬，这笔丧葬费，国民党在和你分财产时，它才会认帐。我想，这一“死尸免税法”的“德政”，大概也是复兴中华“落叶归根”文化的一个项目吧？

1984年1月1日

胡轨之死

12月19日，中央日报登出一段小新闻，标题是《胡轨病逝》四个字，内文是：“幼狮公司董事长胡轨于17日病逝中山医院，享年八十八岁，将于12月29日上午8时30分，在第一殡仪馆景行厅公祭。胡轨早年曾担任江西青年团支团总干事，后调任中央干校训导长。当戡乱初起，胡轨出任戡乱建国干部训练部班主任。撤退来台后，胡轨担任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后任青年反共救国团副主任、正中书局董事长及幼狮公司董事长。”从这样一段告朔饩羊式的报导中，实在看不出什么玄机。表面看来，只不过是又一个国民党老人的死去；但稍知内情的人看来，却发现胡轨之死，别有一番意义。

胡轨字步日，江西萍乡人，1903年，也就是清朝光绪二十九年生。他在二十岁时候，到北京师范大学读书，后来弃文就武，进入黄埔军官学校第四期，跟他睡上下铺的一个同学，就是林彪。由于胡轨进黄埔前，有大学生身份，一表人才，所以在学校十分拉风，左派右派都争取他，最后他选择了右派。毕业以后，他参加东征、北伐。后随东路军总司令部自福建进浙江，任奉化等三县党务特派员，主持清党。1931年，主持中央军校洛阳分校政训。1933年，蒋介石派他去德国，见习如何把法西斯那一套引进中国。在德国一年，他所获颇多，回国就拟定“新生活运动”，并使力行社更法西斯化。抗战以后，他随侍蒋介石，并担任中央军校第三分校政治部主任，兼理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团。蒋经国从苏联回来，蒋介石就把他“交到胡轨手里”，由胡轨负责辅助他。从1938年起，胡轨跟蒋经国的关系，就非比寻常。在职位上，胡轨并无显赫的名义，但是蒋经国的真正副手、真正“闇将军”，就是这位胡轨中将。蒋经国搞中央干部学校，胡轨是副教育长；蒋经国搞青年军，胡轨是编练总监部政治部副主任；蒋经国搞救国团，胡轨是副主任。……任何地方，只要有蒋经国，就有胡轨。尤其在大陆失守前夜，1948年12月20日，蒋经国搞秘密“勤王”组织——“中国人民救国大同盟”，更由胡轨躬主其事，从叶青、徐复观、胡秋原、殷海光，……都是基本盟员。后来局势恶化，胡轨又追随蒋介石、蒋经国去四川等地，进行西南地区的反共活动，可是无功而返。到台湾后，胡轨心理上起了很大的变化，他住在台北市厦门街，在附近川端桥下，以每坪五元的代价，买了一些河边地，亲自种起菜来。蒋介石强他出来做事，他答应做陆军官校政治部主任，但只做一年。事后蒋经国拉他做救国团副主任，但他越干越兴味索然，决心隐遁。蒋经国去看他，他留条子给蒋经国，说：“今后你多一个部署，就少一个朋友。”同时拒见蒋经国和他的革命战友。自1961年后，蒋经国也不再去看他了，给他幼狮公司董事长挂名差事，每月车马费两万元。住的房子，是公寓四楼，由正中书局借用。胡轨死的时候，室无余物、家无弃财，所有追随蒋家两代的文件，也只字无存。据我所知，胡轨是在一种强烈的心理下隐遁的，他革命半生，可是山河变色；效忠两代，可是风雨无情。他懊悔他的过去，但他倦于再提，他用隐遁表达了他的懊悔与抗议，他把头扭转，无声的走了。

1988年12月20日

“故人舍我闭黄壤，流水高山心自知”

——南榕舍我两年了！

郑南榕生在1947年9月12日，死在1989年4月7日，活了四十二岁。他自焚死后，我印行一本《郑南榕研究》，来真正纪念这位真正“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的朋友。如今南榕一去两年了，“既伤逝者，行自念也。”令我颇多往忆。

南榕在1985年4月15日，曾发表过他与我结识的经过，他说：“1968年的暑假，我正在朋友办的文学性质的‘草原杂志社’帮忙打杂，透过当时水牛出版社的老板彭诚晃的帮忙，第一次见到李敖。这种‘杂志-李敖-我’的三角缘分，在十七年前就建立起来了。第一次见到李敖，是在他现在安和路的那个‘家’。当时门牌还是信义路，双倂的四楼公寓，右边是‘文星’杂志社的资料室，左边就是他的‘第一个家’，他自己买的第一栋房子。我第二次‘正式’见到他，是为了《深耕》杂志的小鬼林世煜、邱义仁、林正杰不愿刊登《战斗是检验党外的唯一标准》一文，我问明地址匆忙赶到安和路时，大势已去、双方已经决裂了。我是赞成刊登的，也因而留下来于他长谈，‘正式’建立友谊。第二次的正式见面，地点不变，时间却是十五年后了。李敖在二次出狱后这段期间，所作的文章更是轰动一时，打了好几只大老虎。可是套用他自己的话，却也‘浪费’相当多的力气在‘打老鼠’与‘打苍蝇’。我心目中的李敖，不是这样浪费笔墨的，他应该是个一流的思想家，他应该有更高杆的思想杰作。可惜，后来我也搞起杂志来，拖他下水了。”

在我和南榕携手“搞起杂志”的时候，我们争取的，是言论自由。这在南榕亲笔的创刊号，第一篇《言论自由第一优先》文中，已经宣示得十分明白。南榕虽然指出“在这个蔑视自由的小岛上，自由、百分之百的自由，从来没有过。李敖先生个人力争自由的成绩是第一名”，但在我看来，他在这方面的努力，却后来居上。我认为，南榕一生最大的功绩，是他在争取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上。至于后来从事争取组党的自由（他是台湾第一个以行动突破党禁的人，远在投机的民进党不敢组党前，他就加入了许信良的台湾民主党）、从事争取集会的自由、从事争取台独的自由，……只不过都是在争取言论自由的大前提下衍生出来的。别有怀抱的人把南榕的功绩，定位在争取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之外，这是对南榕的一种政治性、宗教性的窄化与小化，是与史实不合的。基于我和南榕二十多年的从相识到共事，我想我最有资格说这种话。

如今，两年过去了，窄化的人物，积毁未已；小化的势力，随日方新，这些人众口一声，已不容他人有自由言论，这些人包办纪念南榕的活动以取利，当然是对主张言论自由第一优先的郑南榕的最大亵渎、讽刺与侮辱，一般人敢怒而不敢言，我却不怕他们，而要不断的说出我要说的话。这点求真的态度，也正是南榕和我二十一年君子之交的一贯态度。

古人伯牙善鼓琴，意在高山，钟子期知巍巍乎若高山；志在流水，钟子期知荡荡乎若流水，伯牙乃知知音只有钟子期。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痛世无知音，就不复鼓琴了。宋朝王安石写《伯牙》诗，说：

千载朱弦无此悲，

欲弹孤绝鬼神疑。

故人舍我闭黄壤，

流水高山心自知。（本人按：内地则为“千载朱弦无此悲，欲弹孤绝鬼神疑。故人舍我归黄壤，流水高山深相知。”）

如今南榕舍我两周年，我“欲弹孤绝”而不见容于牛鬼蛇神之“疑”，也属当然。但我不止伯牙，虽然人琴俱老，我还是朝前走了。——如果先死的是我而非南榕，我想也是一样。“千载朱弦无此悲”，我悲南榕，亦以自悲，此中离情别绪，今天做南榕秀的虚情假意者，岂能知哉！

1991年4月5日

因王德溥之死翻旧案

中央社台北8日电：“故前立法委员、前内政部长王德溥之丧，定17日上午9时15分至10时30分，在台北市立第一殡仪馆景行厅举行公祭后，发引安葬于观音山墓园。王德溥，辽宁省沈阳县人，幼读经史，继治法学，精研阳明学说。历任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陕西省民政厅长、财政厅长、制宪国民大会代表并任主席团、内政部次长、立法委员、内政部部长及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职务。”

这一消息，在台湾，我想对任何人都已是小事一件，甚至这前内政部长是谁是老几，也引不起任何人的兴趣。但对我这历史家说来，却因他之死，有着几分寒意。

寒意从王德溥的一个东北同乡而来。这同乡不是别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新疆王”盛世才。

盛世才是张学良手下一少将，到了新疆，因缘际会，成了“新疆王”，他忽而亲苏、忽而反共，反复之间，冤狱累累。并且性格残忍，制造冤狱，别有戏路。试举一例。

盛世才自己反苏后，诬人是共产党，十分起劲，他亲自审问丁慰慈，查问拿了苏联多少卢布。丁慰慈不胜刑求，向盛世才说，你说拿多少就拿多少，我承认就是。可是盛世才一定要逼人自诬。于是丁慰慈只好从拿五万说起，盛世才嫌少，毒打之下，卢布由五万升到十万、二十万、三十万，可是还打不停，嫌太少。丁慰慈索性自诬拿了一百万，结果盛世才又嫌多。于是，丁慰慈由十万、二十万、三十万，一路往上升后，再从九十万、八十万、七十万、六十万一路往下降。直到被毒打得体无完肤时，丁慰慈说出五十万，盛世才才认为与“腹案”相合，含笑叫停。盛世才的结论是：“丁慰慈！你早说实话，不就少吃那么多的苦头了么？”——这种办案人员的心态，是一种自欺型的心理变态、一种自欺型的虐待狂。明明以冤狱整人，却视被害人自诬细节以为乐，乐而久之，他们也多少自欺这不是冤案、假案、错案，这是无风不起浪的。于是，他们心虽不安，理却得了，遂根据人犯的乱说而乱编，嵌入法律，把案子咬得死死的。最后，奖金他们拿，大牢人犯坐，周而复始，冤狱连台了！

盛世才的另一被害人杜重远，也是如此。杜重远是盛世才东北同乡兼老友，他到新疆搞文宣捧盛，最后被下冤狱。

在冤狱传闻震动朝野之际，王德溥被派往新疆。

王德溥在《政海游踪》里有回忆如下：

检阅所交出的案卷，新疆几乎每年四月间，发生一次所谓“阴谋暴动”类似政变的事件。军政要员，甚少不牵涉在内！据说多数是联共（新疆称苏联为联共）所策动，意在移转政权或制造恐怖，以加强其控制作用，而各该案的事实佐证，则仅凭被告人的供词笔录，以为论罪科刑的根据。其中很多是被告亲笔书写：连篇累牍，像小说故事一般，源源本本，巨细无遗，订成相当完整的册子。如前教育厅长李一鸥、建设厅长杜重远等皆是。同时新疆审讯案犯的习惯方式，除动辄刑求供外，通常是利用近似诱供的方法，多方引诱诈骗，必使被告的口供，完全符合主审人员的意思，才准许记入笔录。或由被告亲笔书写供词，其内容是千变一律，肯定的犯罪事实。虽其真伪大成问题，但是实质上既难以辨别，更无任何具体事实，可以做为正反印证。姑举一例：杜重远是因写一本《盛世才与新新疆》小册子，内容当然是捧场的文字，因而见重于晋庸（李敖按：盛世才字晋庸）而被其再三邀请而去的。不久，因案下狱，国内舆论哗然！加以“盛世才十年督辨，十万人头”之说，西北传来，不胫而走。于是当时舆论界和一般作家们，多为杜君呼冤！我为印证事实及为晋庸辩白计，特为说服晋庸，权准韵笙单独进入督办官邸地下室里（新疆特别重要人犯，常押在该处，由督办亲自管理）。与杜君自由交谈，不准任何人参预或窃听。韵笙在东北作荐任及简任司法官二十余年，公正负责，为乡人所共知。杜君亦识其人，我以为如此，可以取信杜君，而获得真实供述。不意韵笙与杜君单独交谈多时，杜君始终承认他手书的供词，并再三强调：“惟盛督办有权救我。”韵笙不得已，乃电商晋庸同意（重要办公处所，均设有专用电话，与晋庸直接通话）。带杜君到楼上督办会客厅，与晋庸相晤。晋庸当时仍谈笑如常的对杜君说：“我们是自己弟兄，我不会亏待你，你听我的好了。”杜君唯唯称谢。迨后，该案拟判时，亦系由韵笙与晋庸反复磋商，而后定案（本案审判经过情形，回渝后我即据实面陈委座）。（李敖按：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故被马屁为委座。）即此一例，在新疆审理政治犯罪案件困扰之多，已可概见。吾人亦唯有仰体委座意旨，勉求良知之所安而已！

当在新任务将届完成阶段，一日凌晨，我正检阅重要案卷时，突见效黎主委拍门昂然而来！面色凝重异平时，趋前半跪涕泣而道曰：“我是冒着全家三代人丁的生命危险，来见王先生的，这几个月来，追随工作，深深体认到王先生的为人，是公尔忘身，威武不能屈的硬汉，和其他大员们一到新疆，便被这个特殊恐怖环境所慑服的，截然不同。所以我们随时可能变色的新疆领土，和随时可能被残杀的全疆人民，如果在王先生此来，得不到根本解救，那就是万劫沉沦，永无超生之日。中国共产党中央驻新疆代表团团长、团员都是中共的领导分子，也是毛泽东的亲信人物，负有重大使命而来，并已得到盛督办的默契。所以盛督办此次归顺国民党，对待联共尚能毫不犹豫的依法处理，但是对于中共代表团，仍然是亲自掩护，安置在他官邸下面地窖里，始终不肯交出审办。将来必定是新疆无穷的后患！我为考虑是否报告王先生将该代表团逼出讯办，永绝祸根；抑或苟全我家三代生命，不必多事，已两夜不曾入睡。最后觉悟：我已七十三岁高龄，在新疆忝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竟不曾为新疆尽一点点心力，觉得上既愧对祖先，下亦无以对子孙交代！所以下了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决心，毅然来报告王先生。请你将我先押起来，然后向盛督办要中共代表团，我情甘冒死出首指证。”至此，我亦为之感极欲泣。经过冷静思考后，乃正告效黎曰：“我一定有方法达到你的希望，并且绝对保证不使你受到丝毫损伤。”经我再三强调此意，效黎始信，再三称谢而去。效黎为新疆国学修养最深、职位最高，而慈祥沉默、独一无二的平安老人，居然有此舍生取义的壮举！能不令人感动？但如何取得中共代表团全案的问题，则在我脑子里盘旋半日之久，始断然决定腹安：用以诚破伪、以正克邪、以平静对付危险的基本态度及原则，来处理此事。晚餐后，邀同韵笙去访晋庸便谈，然并未告知韵笙我有何目的。晤后，我猝然向晋庸问曰：就我审理刑事案件的经验所能了解的，似尚有中共的重要角色留在新疆，何以我们收到的案卷里，独缺该件，是否漏未交出？请你详查！此件最关重要，因为我们此来，是中央接受你的要求，派来协助理清十年来的悬案，藉使国人明了你为国家维护新疆这片领土的忠勇事迹。同时，我个人和韵笙更以乡谊开係，愿借此为你洗刷国人尤其同乡们对于你的一切误解。如独对中共留新的角色，不肯交出审办，那么，你的政治立场，是否不够坚定？仍然预做投靠中共的准备？恐怕你本人也难以自解。于是彼此争辩不已。我无意中偶一举手，晋庸误以为我要打他，立即跃起拔出手枪来，我随即大笑曰：“这就是共党播的毒素未清，多疑善怒，敌友不分，自己岂不危险之至？”韵笙随即从旁解说：“润生（李敖按：王德溥字润生）苦心孤诣，为国为友，真是可爱！”晋庸乃亦复坐而笑曰：“我是要考验考验老乡亲的定力如何？不曾想你有定见也有定力，我也同样觉得你可爱！中共中央代表团四人，就押在这座楼下面，都是老共产党，主义信仰极为坚定。我曾亲自审问多次，也用过重刑，但是他们死生不二，绝不招认，以致无法处理，只好长期拘留。至于不交出来办，是我不肯徒然增加你们的麻烦，使你们永不能完成使命。”我立即答之曰：“信仰唯心理论的人，才有死生不二的节操。唯物论者，朝秦暮楚，唯利是图，岂有死生不二之理？我二人所见恰怡相反，即此一点，也值得让我们来问问，以考验我二人见解上的谁是谁非？”晋庸立允将中共代表团案马上交出来，但是希望我们连夜秘密审问，无论有无结果，黎明以前，必须将人犯还押，以防发生意外，他并且要坐听电话报告，随时明了审问进展情形！我表示同意，并约定我们全体委员出席，我亲自主审。于是我与韵笙立即返回办公处，就前楼五开间大厅上，布置成极为庄严神圣的大法庭：全庭一色雪白，共党惯用的残酷刑具罗列满庭，武装战士，列队助威。我率审委会同人就座后，擒贼先擒王，攻敌先攻它最弱的一环，所以首先传呼久患喘病的毛泽民（李敖按：毛泽东之弟），严词审讯，一言不实，立即呼喝用刑！如此不到三小时，该四人均先后招认不讳：其任务是要将新疆做为中共赤化中国及全世界的根据地。个别供述的内容及细节，经过相互印证无异，堪以认定，乃依法判处死刑，报请中央覆判执行。此一举措，固然是为国家利益和新疆领土的安全打算，然亦何尝不更有利于晋庸个人的半生名节和幸福生活耶？

从上面王德溥的回忆里，引起我特别注意的两点：

第一、王德溥当时是中央派去的司法大员平反大员，且已发表为内政部次长。他到新疆查冤案，结果却是“刑具罗列满庭”、“立即呼喝用刑”的对付异己分子，最后把他们纷纷枪决，其手段之残忍，跟盛世才又何多让？——人犯在地方大员手中，为了政治筹码，还有活的机会；但到了中央大员手中，就必死无疑了。

第二、王德溥说杜重远案拟判时，亦系由韵笙与晋庸反复磋商，而后定案，事实上，还是枪毙了。由于杜重远是王德溥东北同乡，王德溥未尝不设法开脱，但是，杜重远咬住自己口供不放松，弄得王德溥也没办法了。王德溥本来向盛世才讨来了杜重远单独见中央大员的机会，但是，杜重远却仍然不肯“哀哀上告”的翻供，为什么？王德溥不读书，他弄不清怎么回事，他如读书，读到《史记》李斯列传，就可顿开茅塞。《史记》写秦朝丞相李斯被宦官赵高整，关进牢里，在被刑求，吃不消，自己承认叛乱后，“赵高使其客十余辈诈为御史、谒者、侍中，更往复讯斯。斯更以其实对，辄使人复榜之。后二世使人验斯，斯以为如前，终不敢更言，辞服。奏当上，二世喜曰：‘微赵君，几为丞相所卖。’”这段话说赵高命令他的党羽十余人，一个个假扮成御史、谒者、侍中等官员，轮番到看守所调查李斯，李斯看到正式的官员来了，不疑有他，便开始翻供，说他承认叛乱，乃是被赵高党羽刑求的结果，可是一翻供，这些官员便暴露身份，原来他们就是赵高的党羽化装的，于是就狠狠修理李斯一顿。最后，李斯一次又一次上当以后，当秦二世派出真的官吏来查问有无冤情的时候，李斯因为分不清对方真假，索性一律视同赵高的党羽化装来的，再也不敢翻供了，一路自白叛乱到底了。当最后定案送呈秦二世的时候，秦二世很庆幸的说：“要是没有赵高，我差点给丞相出卖了！”就这样的，秦二世不疑有他，叛乱犯李斯就横尸法场了。两千两百年后，杜重远的遭遇，亦复类此。王德溥“为印证事实，……特为说服晋庸，权准韵笙单独进入督办官邸地下室里。与杜君自由交谈，不准任何人参预或窃听，……我以为如此，可以取信杜君，而获得真实供述。不意韵笙与杜君单独交谈多时，杜君始终承认他手书的供词，并再三强调：‘惟盛督办有权救我。’”——一个囚犯，被折磨到只认同折磨他的暴君，这种结局，岂不太悲惨了吗？

杜重远是张学良的朋友，他死后四十八年，看到张学良也只认同折磨他的暴君，真不知做何感想！

如今，王德溥以九六高龄，寂寞死去，人间是非恩怨，对他们固已长销，但对我说来，却是一笔笔捉今鉴古的旧账，一息尚存，永无宁日。

我常说，有李敖而得正中国人的大是大非，上面一则，就是显例。

1991年7月9日午

万命归西，直笔属谁？

今年八月号香港《开放杂志》登有牧夫的《军内两派的血海恩仇——为西路军翻案的连串斗争》一文，编者按语说：“文革之后逐渐展开的为‘西路军’翻案的内部斗争至今未停。这是中共历史上清算毛泽东罪行的重大疑案之一，但毛路线的继承者处于绝对优势并极力压制受害者。”而牧夫此文，正是探讨这一重大疑案的力作。

牧夫一开始写道：

西路军的故事距今已有半个世纪。1936年10月上旬，中共长征的两支主力——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后，即决定派三个军西渡黄河，经河西走廊至新疆打通苏联，主力则向东夺取宁夏。西征的任务交给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张乃命五个军渡河，由于国军堵截，只渡过第三十军、第九军和第五军共二万一千八百人，组成西路军，由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军政委员会主席。

西路军出师不利。11月中古浪战役马步芳军歼灭九军半数兵力，12月高台战役，血战七昼夜，五军几近全军覆灭，军长董振堂战死。1月中，西路军万余人集结张掖附近之倪家营子，经数次同马家军殊死战斗，终于3月中旬全军溃败，残部三千人上祁连山化整为零。李先念率七百余人逃抵新疆获救，徐向前、陈昌浩先后潜回陕北。

西路军西征不到五个月，除少数失散者外，约一万名牺牲、一万名被俘。其间恰遇西安事变，国共第二次合作，经中共一年多营救，有五千名被俘官兵回到共军中，其中不少是至今健在的中共高干。

西路军的结局极为惨烈，具震憾性的影响（资料显示共俘被马军活埋者达二六零九人）。因此，战争结束后，自然成为党内斗争的题材，给毛泽东派清算张国焘提供炮弹。1937年11月，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五百人会议，批斗陈昌浩一星期，矛头直指张国焘，联系张在长征中“另立中央”的旧帐，逼得张要辞去边区主席之职，张终于1938年4月逃出陕北，宣布脱离中共。

毛泽东1937年12月对西路军残余人员说：“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

随着毛在中共的霸主地位巩固，他对西路军的这番话便成了一锤定音的千古结论。而且，他利用惯长的权谋手腕，将西路军的残兵败将，包括徐向前、李先念、王树声、程世才、秦基伟、方强、李聚奎等一批有实力的将领，争取到自己一边。但是，对西路军这样的处理，并未令人心服口服，问题在于：

一、红军三个军二万人西征，在当时是一项重大决策，自一、二、四方面军会师时，红军总数仅八万余人，张国焘只是中央军委副主席，他能否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

二、究竟西征的决策与中央毛泽东等人有无关系？

三、西路军从上而下，在数月的苦战中，确实奋不顾身，牺牲惨重，最后却落个“惧怕反动力量”的结论，殊不公平。

权威的胡华主编的《革命史讲义》中对西路军的描述更严重：“西路军的惨败，是张国焘分裂主义者对中国革命犯下的可痛心的滔天罪恶。”（人民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辞海则说，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路线的最后破产。

文革之后，天翻地覆，在邓小平、胡耀邦手下，几乎一切旧案皆可翻，尤其是党内的案子更可优先，被整的西路军干部无例外地都平了反、复了职，但奇怪的是对西路军的结论却从未见有公开否定的表示。

原因何在？据研究党史的学者们说，一是涉及张国焘这个已盖棺论定的“叛徒”，二是涉及军队高干层太广，不愿节外生枝，引发军内矛盾。

直到去年九月，徐向前逝世，李先念的悼念文章中才首次透露中共中央已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在邓小平、陈云的关怀下，“做出这支部队西渡黄河与转战河西走廊，是执行中央军委命令的结论。”徐向前认为，“这一实事求是的历史结论，是对浴血奋战的西路军和众多牺牲的英雄儿女的莫大告慰。”

其实，当局担心的事早已发生。为西路军翻案的文章已在写，斗争已在进行。在前几年，已经有若干文章发表，针对性很强，只是因为以“党史研究”的名义出现，未引起广泛的注意。但倾向十分明显：几乎是彻底否定了正统的结论，而且针对毛泽东。新的观点可罗列如下：

一、打通国际路线是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早在遵义会议后的长征途上，曾电四方面军适当时候远征新疆，以取得苏联援助。

二、中共中央同张学良达成秘密协议，东北军配合三支红军主力打通苏联。张学良三六年十月还把蒋介石的通渭作战计划通报中共，提议红军早日打通苏联。

三、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八万人挤在贫穷的陕北，发展困难，向东向南不利抗日统战，向西发展势在必然。

四、四方面军渡黄河及作战计划均有中央军委的电报指示，西路军组成亦获中央批准，中共中央并电告共产国际准备物资交给西路军。作战指示令西路军处于作战的不利位置（有的指示是根据张学良的意见做出的），调来调去瞎指挥，令西路军在强大的马家军面前更被动。当战事失利时，中央增援太慢并限制多。

五、斯大林与共产国际已有表示，同意中共西征及愿意军事经济支援中共红军。

上面牧夫的文字，已为西路军和它的翻案做了扼要的论述。为了进一步举证，有两部关键性的著作，必须引述。一部是张国焘的《我的回忆》，一部是徐向前的《历史的回顾》。

照张国焘《我的回忆》，透露出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会师后，四方面军就感到“中央歧视四方面军，不将它当做嫡系部队”。毛泽东听了四方面军徐向前的报告后，“不仅没有一句话抚慰四方面军多年的艰苦奋斗及其策应一方面军的努力，”反倒独断独行。毛儿盖会议弄得好像鸿门宴。《张国焘回忆录》这样写着：

为了挽救这样的局势，我终于提议暂行搁置党内歧视问题，专力寻求军事出路的办法。我提议红军全部迅速进入甘南岷县临潭一带地区，再依情况决定北进或西进。总司令部率领现驻现驻毛儿盖以西的原四方面军的第九第三十一两军，经刷金寺北进，为全军左翼；徐向前、陈昌浩率原四方面军为全军右翼，抑制松潘及其以北之敌。彭德怀、林彪率所部为中路，掩护中央机构；董振堂、罗炳辉率所部殿后。所有各军均进入战斗准备地位，听候总司令部命令行动。

毛泽东等人很高兴，赞成我的计划，一般同志也引为欣慰。大家似觉得北进的军事行动，并未因党内歧见停滞下来，也有人觉得中央各巨头聚集在毛儿盖，貌合神离，相持不下，究竟不是一个了局，现在分开行动，无形中免除了一些是非。我和朱德偕参谋长刘伯承以及少数参谋人员立即西行。从此，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军事方面去了，毛儿盖会议所没有解决的党内争执问题，也就暂时搁置下来。

这种分为左、右两路军的计划，是两个方面军混编的计划，使左右两路军都有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成员，由朱德任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委，刘伯承任总参谋长。最高司令部随由四方面军部队为主组成的左路军行动。

右路军也是混编组成的，先头部队是林彪的一军团，另包含彭德怀的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和四军。由四方面军的徐向前任前敌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陈昌浩任政委。毛泽东和中央直属部队也编入这一路。可是，很快的，

毛泽东等破坏了中共和红军一致行动的最高原则，私率一、三军团单独行动，结果造成中共和红军的分裂。历史如系事实的写照，应大书“毛泽东分裂了中共和红军”。但中共的记载却说那次分裂应由我负责，这是颠倒是非的说法。

张国焘又回忆了当时徐向前、陈昌浩的报告：

我们回师刷金寺的当天下午，接到徐向前、陈昌浩的急电称：“一、三两军团违抗总司令部暂停前进的命令，私自北进。”接着他们又来了好几个电报，其大要是：毛泽东因徐陈已打开北进通道，左翼又为水所阻，不能再事等待而坐失良机，竟自动直接下令一、三两军团，以“北上先遣队”名义，单独向北挺进。毛等此次行动，完全是秘密的，事先并未通知徐陈等。

徐陈来电中还描述毛泽东此次行动的不当，谓先一天晚间，中央各机关和一、三两军团趁夜秘密移动，一、三两军团原担任的对敌警戒任务，未做交代，就撤守了，使四方面军的某些驻地完全暴露，易受敌军攻击，等到徐陈发觉了这件事，一、三两军团的殿后人员，才告诉他们这次行动是奉有中央直接命令的。

毛泽东的这次异动使我们为之大哗。我们在刷金寺的有些同志坦率指出：这是毛泽东使出了金蝉脱壳的诡计：他利用四方面军经过重大牺牲所打开的北进通路，悄悄溜走，再也不管其他大多数同志和军队；他使用北上先遣队的名义，暗中挟带着中央机关和各要人，要蒋介石误认中共重心仍在毛儿盖，进攻的箭头不会指向他那个支队。毛之所以这样做，一是失败观念支配了他，二是“宁肯我负人，不肯人负我”的权谋思想在作怪。就由于这种心理因素的主宰，所有共产主义的原则和道义观念，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只有毛泽东会玩这一套，现在看来，两军会合后，他所玩的尽是权术；死硬的幼稚的教条主义者，不过是供他利用而已。

我和一些负责同志冷静考虑之下，认为这样的分裂行动是不对的。红军各单位分开行动，中央随同任何一部分红军行动，虽是常有的事，但总该根据计划，顾到全局，而且对内不应守密；尤其是在党内有歧见的时候，更不应这样做。如果毛泽东等事先将单独北进的行动，告诉徐向前陈昌浩，或争先与总司令部商讨，他们绝不会受到阻拦，也许还可以得着较妥善的处理。如今毛泽东等私撤防线，秘密北进，显然是不顾大局的自私行为。

朱德也同样认为这种秘密单独行动是不应当有的，因为这不仅没有顾到党的团结，而且抹杀了总司令部的职权，也没有照料到徐陈部的安全。但他以毛等进到甘肃地区以后，蒋介石还是不会放松为理由，希望一般同志，仍能大事化小事，弥补这个裂痕。

在徐向前《历史的回顾》里，也有同样的追忆：

当天，中央致电张国焘：“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通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晚上，毛主席亲自来到我的住处，站在院子里问我：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我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主席见我是这种态度，便没再说别的，要我早点休息，遂告辞而归。

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单独带一、三军团北上，速出甘南。他们于十日夜间开拔，第二天凌晨，我们才知道。那天早晨，我刚刚起床，底下就来报告，说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我和陈昌浩大吃一惊。接着，前面的部队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何畏当时在红军大学，他跑来问：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陈昌浩说：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前面有人不明真相，打电话来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那天上午，前敌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哄哄的。我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陈昌浩十分激动，说了些难听的话，还给张国焘写了报告。

“男儿有泪不轻弹。”然而，那两天我想来想去，彻夜难眠，忍不住偷偷哭了一场。我的内心很矛盾。一方面，几年来自己同张国焘、陈昌浩共事，一直不痛快，想早点离开他们。两军会合后，我对陈昌浩说，想去中央做点具体工作，的确是心里话。我是左思右想，盘算了很久，才说出来的。另一方面，右路军如单独北上，等于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自己也舍不得。四方面军是我眼看着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大家操了不少心、流了不少血汗，才形成这么支队伍，真不容易啊！分成两半，各走一方，无论从理智上或感情上说，我都难以接受。这也许是我的弱点所在吧！接着，中央又来电报要我们带着队伍北上。并说：中央已另电朱、张取消八日南下电令。陈昌浩的态度很坚决，骂中央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啦、“逃跑主义”啦，决心南下。我想，是跟着中央走还是跟着部队南下呢？走嘛，自己只能带上个警卫员，骑着马去追中央。那时，陈昌浩的威信不低于我，他能说会写，打仗勇敢，又是政治委员。他不点头，我一个人是带不动队伍的，最多只能悄悄带走几个人。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和部队在一起，走着看吧！这样，我就执行了张国焘的南下命令，犯了终生抱愧的错误。

从徐向前这一回忆里，我们看到张国焘所说：“毛泽东等破坏了中共和红军一致行动的最高原则，私率一、三军团单独行动，结果造成中共和红军的分裂。”“毛等此次行动，完全是秘密的，事先并未通知徐陈等。”完全属实。徐向前笔下虽然最后自承“抱愧”，认为“南下”是“错误”，但是，中央取消南下命令是八日下来的，在“中央”私自北上之后，在八日以前，南下之令，有中央明文，又何能怪有南北战争时李将军（RobertEdwardLee）气质的徐向前“舍不得”自己这一边？

后来，经过调停，双方沟通了，大家都北上。由张国焘系四方面军夺取甘肃河西走廊，与陕西北边的毛泽东系一方面军平行形成西北抗日局面。张国焘写道：

陕北同志赞成我们这个军事计划，一直在催促我们北进，似乎没有我们的实力做资本，就不能形成西北的抗日局面。二、四两方面军的同志都很满意这个决定。在二方面军来说，他们居于中路，无论在军事上或政治上都可起桥梁作用，而四方面军的同志，也觉得河西走廊将是未来西北抗日局面的交通要道，正是我们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而且因此也不致与一方面军挤在一块，再发生摩擦。可是，后来的事实发展，这个计划并没有实现，这是四方面军的失败，也是我的失败。

照毛泽东的说法，“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事实上，“将队伍调过黄河，”是出于毛泽东的命令。据一九八四年六月十五日李先念接受访问的回忆，他看了毛泽东打来的电报，他把电报看了二十遍，以确保“深刻领会电报的精神”。李先念确信：“这跟张过去分裂红军的企图不一样，渡河符合中央委员的具体指示。”再看1985年10月徐向前的《历史的回顾》：

红军三大主力会宁会师前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规定的战略总任务是：团结内部，联合友军，粉碎蒋介石的灭共计划，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以达逼蒋抗日，停止内战，组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力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

首先造成西北地区的抗日局面，最关键的是红军占领宁夏和甘西，打通与苏联的联系。正如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打通苏联为实现抗日战争首先为实现西北局面进行部分抗日战争之主要一环。”党中央的军事行动部署，都是紧紧围绕这一主要环节进行的。

徐向前又写道：

10月上旬末，张学良把蒋介石的“通渭会战”计划通报我党，提议红军及早进行宁夏战役，打通苏联。中央认为情势紧迫，专电征求各方面军领导人的意见。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六人组成军委主席团（周恩来因准备与蒋介石谈判，暂不参加）。并规定三个方面军的行动，统由朱德、张国焘分别以总司令、总政委的名义，依照中央与军委的决定组织指挥。《十月份作战纲领》的各项任务，亦由“朱张两总及各方面军首长以个别命令行之”。……

《十月份作战纲领》给四方面军规定的任务，十分明确。一是南向西兰通道地区，形成扇形运动防御，拒阻南敌的进攻。二是迅速完成造船任务，以三个军渡河攻宁。

由于渡河半途被国民党冲出一师人，占了渡口，三万五千人的部队只渡过两万一千八百人，把部队切成两半。徐向前总指挥、陈昌浩政委、第九军和第三十军、第五军渡到了西岸。张国焘、朱德、第四军和第三十一军、军官学校和参谋部被阻隔在东岸，未能渡过黄河。

他们面临的是拥有正规军三万、民团武装十多万的回族军阀马步青、马步芳。徐向前回忆：

马家军阀代表着回族上层封建统治者的利益，以狭隘的民族观念和宗教迷信欺骗群众，巩固统治地位。马步芳号称“野马”，性情残暴，反共坚决，有当“西北王”的野心，比马步青更反动些。

坐地称王的封建军阀，历来视地盘为生命。马步芳一怕渡河红军西进，扼控河西走廊，进攻青海，端掉他的老巢；二怕蒋介石以“剿共”为名，派嫡系部队深入河西，吞并他的地盘。所以当红军渡河后，他即火速派出其前敌总指挥马元海，率两个骑兵旅向一条山地带驰援，进攻红军。

渡河后不久（11月8日），中央军委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提出了“作战新计划”，命令渡河部队组成西路军。建制和装备如下：

总指挥：徐向前

政治委员：陈昌浩

副总指挥：王树声

参谋长：李特

政治部主任：李卓然

供给部部长：郑义齐

卫生部长：苏井观

总部一局局长：郭天民

二局局长：宋侃夫

四局局长：杜义德

政治保卫局局长：曾传六

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委员黄超、参谋长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辖十三师（师长叶崇本、政治委员朱金畅）、十四师（师长郭锡三、政治委员谢良）。共四个团，三千余人，枪一千余枝，平均每枪子弹五发。

九军：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陈海松、参谋长陈伯稚、政治部主任曾日三。辖二十五师（师长王海青、政治委员杨朝礼）、二十七师（师长陈家柱、政治委员易汉文）。共六个团，六千五百人，枪二千五百枝，每枪平均子弹十五发。

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治委员李先念、参谋长黄鹄显、政治部主任李天焕。辖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政治委员郑维山）、八十九师（师长邵烈坤、政治委员张所德）。共六个团，七千人，枪三千二百枝，平均每枪子弹二十五发。

骑兵师：师长董彦俊、政治委员秦贤道。共二百人马，枪二百枝，平均每枪子弹二十五发。

妇女独立团：团长王全媛、政治委员吴富莲、政治处主任华全双。

回民支队：司令员马良骏（后叛变）。

整个西路军，全军共二万一千八百人。机关、医院、伤病员及勤杂人员，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

改变宁夏战役计划，是中共中央第一次改变主意。但是，总指挥徐向前不但当时不知此中内情，并且此后四十多年，内情一直不让他们知道。直到徐向前一九八五年出版回忆录前几年，才弄清楚。徐向前写回忆录，措辞谨慎，但是不平之气，仍溢于言表，试看他说的：

一、对于如此重大的变动，我们事前事后均一无所知，直到最近几年才弄清楚。

二、这时，中共军委来电，要我们停止西进，在永昌、凉州一带建立根据地。陈昌浩满有把握，劲头十足，要建立永凉根据地。我呢？不以为然，对中央要我们停止西进的意图，百思不得其解。

三、看了前述中央11月8日的“新计划”就不难明白，当时令西路军在永凉地区建立根据地的主要企图，是为了造成河东红军将与西路军在河西会合的假象，调动蒋介石的兵力扼控黄河，以便河东主力红军东出或南出，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我们不知道“新计划”的内容，所以对中央要西路军蹲在永凉地区，不进不退，很不理解。陈昌浩不顾实际情况，一味强调能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使我憋了一肚子气。李先念他们也很有意见。有天，先念来总指挥部，对陈昌浩说：在这里东不东、西不西，等着挨打，怎么行？要东去，我打先锋。要西去，我也打先锋！陈昌浩说：你懂什么？多嘴！在这种情况下，24日，我起草了一份电文，向中央反映情况，请求重新考虑西路军的行动方针。

四、25日中央复电，仍要我们就地坚持，打开局面。……“远方接济，三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这样，我们就只好根据中央指示，蹲在永凉地区，同马家军一决雌雄。

五、多事之秋，变幻难测。军委这时又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甘州、肃州地区建立根据地。我们不了解上面的意图所在，左思右想，想不出个所以然来。继续西进吧，没有中央的命令；留在现地吧，四面受敌，处境确实艰险。怎么办？我们电请中央派四军、三十一军来援，东西合力，夹击马敌，争取灭敌主力一部，为建立甘、肃二州根据地创造条件。但是，军委认为，河东抽不出部队西援我们，令西路军团结一致，紧缩编制，人自为战，坚决歼敌，独立完成任务。张国焘也出面打电报来强调“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如果还有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存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事情到了这般地步，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只能坚决服从命令，令部队就地坚持。

六、西路军自始至终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

七、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是导致失利的根本因素。孤军外线作战，任务不定，迟疑徘徊，实为兵家之大忌。而西路军的情况，却恰恰如此。先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渡河北进，鏖战一条山，待机策应一方面军西渡，共取宁夏；继则放弃这一计划，独力西进，准备打通新疆；再又停在永凉地区，不进不退，建立根据地；复则根据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变化，忽而准备西进，忽而准备东进；后明确执行西进任务，刚至临高地区，又停止西进，就地建立根据地；继复为了策应河东，改为东返；部队刚从倪家营子突围而出，东进不远，却又奉命“固守五十天”，折回原地坚守待援；如此等等。西路军的任务飘忽、多变，虽与风云变幻的全局形势有关，但不能说毫无战略指导上的失误。结果呢？造成了西路军孤军深入河西走廊，长期遭敌重兵围困的被动局面。疲兵屡战，有耗无补，进退失据，一筹莫展。这对西路军的有限兵力来说，无异具有致命的性质。

八、要求西路军在永凉地区和临高地区建立根据地，也是不切实际的。且不说河西走廊的地形、民情如何，仅从西路军面对优势敌人的不断围攻来看，就缺乏建立根据地的起码条件。部队刚刚进入河西地带，四面受敌，防不胜防，整天同马家军血战，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去从事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呢？创建革命根据地，离不开两个基本点：一是消灭敌人，站稳脚跟；二是发动群众，建党建政。前提是消灭敌人，否则，便谈不上发动群众。毛主席说过：“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毛泽东军事文选》第八十五页）对西路军的要求有悖于此，仗还没打胜，就令一屁股蹲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行得通吗？事实说明，压根儿就行不通。规定任务，必须权衡主客观条件，从实际出发，有一定的限度。“看菜吃饭，量体裁衣”的道理，就在这里。只看到主观需要的一面，忽视了客观可能的一面，硬要部队去承担其无力承担的任务，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九、河西走廊是条“弄堂”，地势狭长，堡寨稀疏，走上几十里地，见不着一户人家。每个堡寨，一般顶多能够容纳一营的兵力，堡寨周围，尽是荒凉的戈壁滩。两万多部队停下来建立根据地，要占据地盘，要吃要住，能不分散吗？这样，就在从山丹到凉州的三百多里地段里，拉成了“一字长蛇阵”。中央要求我们“集中兵力”，“齐打齐进’，原则上没有错，但实际上是同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和当地的地形条件相矛盾的。我们提了不同意见，没有下文，便只能分兵固垒，就地坚持。要想集中兵力击敌，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真比登天还难。

十、上级统得过死，未给战场最高指挥官以应有的自由权。西路军虽担负着一个独立作战方向的战略性任务，但每一步行动，均需请示报告，不折不扣地照上级指示去办。上面叫往西就往西、叫往东就往东，叫停就停、叫走就走，指挥员毫无机动自主的权力。有些指示明明行不通，但不问实际情况如何，硬要下面贯彻执行。尤其是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部署，既不向西路军通报，又要求西路军配合，令人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古人说：为将之道，“知理则不屈，知势则不沮，知节则不穷。”(苏洵：《心术》)这话很有道理。所谓“理”、“势”、“节”，指的就是全局性的东西。指挥员驾驭一个独立作战方向，不了解全局形势，不明白局部战争同全局战争的关系，打的便是糊涂仗。难免如坠五里雾中，晕头转向，缩手缩脚，无所适从，岂有应变自如，“不屈”、“不沮”、“不穷”之理？

从徐向前这些回忆里，我们清楚看到西路军的作战，全是被中央遥控的、指示的——在你“一无所知”、“很不理解”、“不了解上面的意图”、“提了不同意见，没有下文”等情况下，遥控、指示的。徐向前还引了《毛泽东军事文选》的话来证明中央命令的不合理。但是，中央又是谁呢？不是毛泽东吗？徐向前这一引证，无异使毛泽东无所遁形。

正因为西路军一举一动“自始至终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所以，毛泽东所谓张国焘“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就全是嫁祸栽诬之词了。

徐向前回忆录中列举了每一次中央指示“飘忽不定，变化多端”的日期与内容，他当年是“一无所知”，但在毛泽东死后、在四人帮垮后，他垂老才弄明白。我们看他说的：

西路军无日不战，仅半个来月时间里，即毙伤敌六千余人，给马家军以沉重打击。全军指战员处在孤军外线作战地位，为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战斗任务，冒白刃、餐风雪，慷慨悲歌，视死如归，表现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英雄气概和高度组织纪律性。经过这段时间的消耗，西路军虽由过河时的两万一千余人减至一万五千人，战斗力大不如前，无法扭转被动局面，但却沉重打击了马家军，吸引了黄河两岸十多万敌军西向。这对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无疑是个极为有力的配合。

这告诉我们，西路军是被用来“配合”“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的。

当时陕甘宁边的数万红军，在敌人重兵封锁下，缺衣少粮，难以过冬，不得不准备进行新的战略转移。部队开动前，我党向张学良做了通报。张学良力主红军留在现地，“熬过一、二个月”，等待西北局势的变化。因此，中央才推迟了“新计划”的执行，令李富春、李维汉等紧急筹集一个月的军粮，并着西路军停止西进，在永凉地区创立根据地，做为一支战略机动力量，待机策应河东。

这告诉我们，西路军是被用来“策应河东”、“策应陕甘宁边的数万红军”的。

张学良考虑，东北军向西安地区集中，后面的胡宗南、毛炳文等蒋介石嫡系部队，有趁虚袭取天水、宝鸡、兰州的企图；且河西“四马”与东北军关系恶劣，极不可靠，西安侧后方的安全，难以保障。因而，提议由河东红军出击胡宗南，巩固西安侧后方的安全，并望西路军派一部力量东出靖远，牵制马家军及毛炳文部，进行策应。党中央于是改变了西路军西移的决定，拟令部队东返。

这告诉我们，西路军是被用来“牵制”马家军等以利“河东红军”的。

后来才知道，当时军委令西路军停止西进，是因为河东形势又发生变化。蒋介石出尔反尔，破坏和谈，调集四十个师的兵力，拟进攻西安。局势异常紧张，需要西路军待机策应。我军停在临泽、高台地区不动，数万马家军追踪而至。

这告诉我们，西路军是被用来“待机策应”“又发生变化”的“河东形势”的。

敌人有补充，有后备力量，攻势不是减弱，而是不断加强。我们与敌相反，孤军血战，有耗无补，勉力支撑，处境愈来愈艰险。二月中旬，党中央为避免加剧西安地区的危急局势，争取与蒋介石达成和平谈判协议，电令我军放弃东进计划，依靠自身力量，就地坚持。……

这告诉我们，西路军是被用来做为筹码，“争取与蒋介石达成和平谈判协议”，而被命令“放弃东进计划”的。

我们不断向党中央告急，请求速派援兵支援西路军。但这时我党与蒋介石的谈判，已进入“拍板”阶段，和平协议即将达成。一着不慎，就会给蒋介石以借口，破坏和谈，挑起内战，危及全民族的生存。所以，对于救援西路军一事，党中央左右为难，总是尽力争取通过谈判途径得到解决，万不得巳时方可诉诸武力。鉴于西路军已面临覆灭危险，党中央除紧急指示在西安谈判的周恩来等同志，强烈要求蒋介石令二马停止军事进攻外，2月27日决定组成援西军，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治委员，准备增援西路军。中央指出，增援西路军极为迫切，但必须服从两条原则：(一)不影响和平大局。因此，增援部队开动时，由周恩来即告知蒋介石的谈判代表顾祝同，请其谅解。如蒋介石令二马停战，援西军即中道停止，将部队位于西峰、镇原、固原地区。(二)不使增援军又陷于困难地位。因此，在取得南京方面的谅解而我军西进时，只能控制黄河附近的一段，接出西路军，共返东岸。增援军不可西进过远，以免造成更大困难。由此可见，援西军的组成，带有向蒋介石施加压力的性质；它的行动，以不影响和谈大局为限。据说那时有入主张采取“围魏救赵”的办法，出兵临夏、西宁，吸引马步芳主力回援，以解西路军之危。中央也曾考虑过，但因受和谈问题的牵制，未能实现。3月5日，军委命令援西军从淳化、三原出动，向镇原方向开进。但这时，远在三、四千里之外的我军，已经战斗到弹尽粮绝、精疲力竭的地步。援西军出动，远水解不了近渴，西路军败局已定，大势去矣！

西路军的失败，发生在西安事变后的复杂历史关头。这也是蒋介石利用和谈，玩弄两面手法，趁机加速消灭红军力量所致。事实证明，想通过谈判，要蒋介石制约二马，保存西路军，是不现实的。

这告诉我们，西路军是被用来在“不破坏和谈”、“不影响和平大局”条件下的项目，以“谈判途径”，向蒋介石与虎谋皮的。

西路军是整个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全盘战略上不可缺少的环节之一。毫无疑义，部队的一切行动，均应服从和服务于策应河东红军与友军的全局需要。但是，如何策应才更符合实际情况，更有利于全局发展，则值得研究。苏联当时应我党要求，为支援我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准备了大批武器，待红军去取(后因西路军失败，才将这批武器转交盛世才的军队)。假如西路军渡河后，抓住战机，乘虚而进，照直往西打，取得武器、弹药，如虎添翼，回师横扫而东指，有没有可能呢？完全可能的。指导思想不同、方法不同，结局会大不一样。这不是“事后诸葛亮”，我那时就是这种意见。再进一步说，西路军如果及早背靠新疆，打开战局，控制河西地带，那就不单是一时策应河东局势的问题，对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亦必将发生积极的影响。八路军就不止编制三个师。盛世才后来也不一定敢叛变，叛变了我们可以立即出兵收拾他。可惜的是，当时在西路军问题上，举棋不定，犹豫徘徊，致使西进的战机完全丧失。西路军的行动，步步以河东形势的暂时需要为转移，缺乏战略性的久远安排。这样虽对河东的红军和友军，起到了一时的策应作用，却毕竟招致了西路军覆灭的不幸结局。

这告诉我们，西路军是被用来“步步以河东形势的暂时需要为转移”，而全军覆灭了的。

西路军既明明为中央尽了苦战尽瘁、死而后已的棋子，最后却被定位在“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上，这种丑谥，岂不太不公道了吗？

比起太多太多的迫害来，丑谥还是小焉者也。

以西路军中的女兵为例。

徐向前回忆

12日，中央电示：为保存现有力量，西路军一是冲向蒙古边境；一是就地分散游击。我们率西路军仅剩的三千余人，边打边撤，13日进入山里的康龙寺地区。翌日，敌追兵又至。我担任掩护任务的二六五团和二六七团，与敌血战一场，又遭重大损失。我总供给部长郑义斋、八十八师政治部主任张卿云，不幸牺牲。

这个时候，掌握部队最关重要，但也确实困难。部队被敌人冲得七零八落，收都收不拢。我们能够直接掌握的，仅有三十军一二千尚成建制的战斗人员，其余大都同指挥部失去联系，独立作战。马敌熟悉地形，运动快、兵力多，不少分散的红军力量，均被敌各个消灭。我们的妇女独立团，就是在与总部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遭敌重兵包围，而全部损失的。她们临危不惧，血战到底，表现了中国妇女的巾帼气概。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的光辉业绩，将永彪史册。

徐向前这段回忆，语焉不详，试看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E.Salisbury）《长征》（TheLongMarch）的描绘：

渡河西征的部队主要是被马家骑兵歼灭的，马家骑兵凶猛骠悍，能骑善战，他们头上缠着白头巾，配有快射卡宾枪、马刀和皮鞭，他们骑马飞奔，如风驰电掣一般。他们骑着短腿马在两小时内，就能跑完红军徒步行军整整一天的路程。马家骑兵身材高大，浓须大眼，脸形酷似高加索人。据埃德加斯诺说，他们一天要洗五次澡。

马家军阀拦阻了共产党西路军北进道路，西路军经张国焘同意后，掉头西进。多年之后，李先念说，如果他们当时立刻西进，他们能够不费气力地拿下甘肃西部和新疆，但现在已经晚了，马家骑兵已经开了杀戒。妇女团也被全部消灭，两千名女兵惨遭杀害、酷刑、强奸或被当做奴隶卖掉。

幸存者之一是张琴秋，不是别人，就是陈昌浩的妻子。她的身世，牧夫的文章里特别写了出来：

为中共建党七十年推出的历史电影《大决战》第一部，在公众中引起的议论，可能比不上中共军方的反应。这套电影三部曲计划描写击败国民党的三大战役：辽沈、淮海、平津。据报导，摄制意念来自杨尚昆。他指示军方八一制片厂，投资由军费开支，“该花多少就花多少”，杨于八九年一月批准了电影的文学剧本。

令人瞩目的影片第一部中，林彪以正面英雄形象出现，引起了一些前四方面军将领的异议，他们说，林彪和张国焘的问题，究竟谁大？张只不过是争权、出走，林彪却是发动武装叛乱，企图谋杀毛主席，林彪有战功，张国焘功也不少。

杨尚昆、王震都公开赞扬影片对林彪的描写是尊重历史唯物主义，林彪战功不容抹杀。

历史是无情的，一方面军一统天下已经半个世纪，他们打天下坐天下，完成毛氏霸业，也给四方面军部属分了一杯羹，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杨家将成为一方面军的接棒人，成为今日军中显贵，“历史”自然可以由他们任意摆布。

但是，七月份大陆刚刚出版的大型文学双月刊《当代》没有保持缄默。它以空前的篇幅，发表了黎汝清的长篇纪实小说《碧血黄沙》——红西路军苦战记的第三卷至第七卷。描写了西路军及其将士们的结局，时间从三零年代拉到八零年代。黎汝清是九零年因写《皖南事变》与《湘江之战》受点名批判的南京军区作家。

本文未交代的一位西路军的主角陈昌浩和他的夫人，正是这部小说的主角。小说着力描写了陈昌浩夫人张琴秋的坎坷一生。张是四方面军的妇女部长，留学俄国，精通俄文与英文，在倪家营子战役中被俘，和女俘一道忍受了万般艰辛和屈辱，经中共营救，回到延安。

令人震惊的是，这位1949年后当上了中共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忠党女战士，文革中因西路军问题而被红卫兵残酷批斗殴打，无休止地要交代“叛变后出卖了谁？”最后，她对两名十几岁的女红卫兵交代了：“浩、玛姐，还有西路军蒙难、蒙冤的难友姐妹们，我能对你们说什么呢？我的交代材料已堆成了山。我已无话可说，我给你们唱一首歌吧……。”她用外文向丈夫陈昌浩和女儿唱起来：

同志，沸腾的热血冲撞在心头，

敌人不消灭，誓言不甘休，

我们在你墓前宣誓，

一定为你报这血海深仇……

少女红卫兵用皮鞭抽她，并记录歌词，她高声道：“浩，所有牺牲的战友们，这是唱给你们的葬歌，我将带着叛徒、特务的恶名死去，是没有人为我唱葬歌的……。”

说完，她从六楼窗口跳了下去。这是1968年。十一年之后中共为她开了追悼会。她的誓言“要回延安和中央斗争”的丈夫陈昌浩，在回到延安被批斗之后，1939年后去苏联治病。中共建国后，1953年回到北京，做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很多马列著作的扉页上有“陈昌浩译、校”的字样。小说描写了他在血战河西中的悲壮豪情，败途中他有几首诗，其一云：

全军沉血海，敢顾家与身？

痛悼诸战友，长风万里吟。

陈昌浩也没有逃过文革大劫，他夫人不知道，他已早她一年被整死，但官方至今未透露详情。其实，西路军高干在文革中几乎无一幸免，只是挨斗轻重不同。一条腿的少将谢良整天罚站，被乱拳死打，自称“苦命将军”。中将欧阳毅打成张国焘黑干将，李作鹏指示战场上可用的方法都可用来斗他。少将况玉纯则饱受了四十二种刑罚。

正如曾任入朝志愿军副政委的西路军干部陈宜贵所说：“想起文革的事，我就气愤，整我太无情了，比敌人还残酷！”

黎汝清冲破禁令发表讴歌西路军小说，显示中共军内这场斗争还在发展。可以肯定的说，西路军——四方面军——张国焘路线，是中共体系中的一大冤案，这个案子虽然事隔多年，但并没被当事者遗忘，更未了结。那血海深仇不仅来自马家军，也来自毛泽东及其帮凶。

西路军瓦解后，中央点名要徐向前、陈昌浩两人回到延安，他们千辛万苦，化装返回。徐向前回忆录中盛赞了战友陈昌浩的为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我国解放战争期间，他在苏联，据说常和马林科夫联系，还主编了一本俄华字典。全国解放后回国，任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后调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任副局长，“文化大革命中”遭迫害致死。昌浩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积极奋斗的一生，对党和人民做出了许多有益的贡献。他对敌斗争坚决勇敢，才思敏捷，雷厉风行，俄文翻译水平相当高。他是六界四中全会和王明一伙一块上台的，贯彻过教条主义的东西，并一度支持过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但那时年青幼稚，属于好人犯错误。他为此很痛心，经常做自我批评。对他的一生，党中央在悼词中做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牧夫又写道：

同时，出版了一些描写西路军失败后，从将军到士兵的不幸遭遇的书，如反映女兵遭遇的《西路军女战士》，写得很动人，《将帅落难记》则写了二十名西路军将领死里逃生的不同经历，包括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在内。有的从死人堆中逃出，有的化装潜逃，昼伏夜行，有的藏居洞穴或地窖数月之久，有的不惜杀人避凶，吃野草，数日无粮。书中不乏这样的字句：

“血海肉酱、血海肉酱、血海肉酱，失败的西路军将士看到的是血海肉酱……，阵亡者大睁着眼睛，死不瞑目地卧在祁连山岭上……。”

血淋淋的描写，沁透着那场惨不忍睹的战争幸存者们的满腔怨恨。一位学者对我说：“这批西路军的怨气憋得太久啦，令你很难不想一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回到中央队伍中的固然有气难平，更惨的是那些没有归队又还活在人间的士兵。一九八三年，一位已平反的西路军将军去河西走廊做了一番调查，回来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据称流落在甘肃、青海、宁夏的西路军约一千二百人，妇女不少，她们被迫做苦工者有之、被迫为妻妾者有之、被转卖当娼数次者有之，男的流落农牧区、煤窟或乞讨度日。不少人信了回教和喇嘛教。少数人有工作，但待遇低、受歧视，文革中无一不被打成叛徒、逃兵、变节分子和张国焘走狗。

一名流落在张掖的西路军排长，八四年病危时还喃喃自语：“咱怎么就跟张国焘犯了错误？一辈子不得翻身！”

中共中央八四年为安抚不幸者，决定对西路军流落人员发给证书，称“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老战士”，并发放抚恤金，报销医疗费。

但是，1990年，在强调反和平演变的声势中，若干描写西路军的书，同《血红雪白》等书一道被中共军队总政治部点名批判和限制出版。据一位知情者透露，高层有人指示，西路军问题要做好善后工作，但不宜多报导。

90年9月20日，在亚运高潮期间，西路军的最高领袖中共元帅徐向前逝世，各地的西路军部属要求上京参加追悼会，未得批准。中央军委深怕如胡耀邦死一样，引发一场动乱，而徐死将牵涉到最高级军干，影响军队稳定，危险更大不得不防。

在官式的悼念活动中，最令人注目的是前面提到过的李先念的那篇悼文。仔细一看，便知这位健在的西路军元老对徐向前有一股非官样文章的激情，他称徐是“伟大帅星”，是他的“知己、导师和战友”，他对徐的军事和革命功勋的推崇，已完全和毛不沾边。

不久，就传说北京高干圈内，尤其是那些敏锐的公子们，抨击一方面军的一统天下。中共军方的派系对立，最大一次来自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关键人物是毛泽东和张国焘。二人都是“一大”代表，中共创始人，毛居中央后，实力却弱于张，四方面军到陕北时比一方面军多一万人。但毛抓住张长征中“分裂中央”的把柄，终于置张于死地。

从陕北的第一届统一的中央军委起，其成员都是一方面军占绝对优势，今日杨尚昆当时即为军委的总政副主任，算第七位军中实权人物，他前面的人物是：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刘伯承、叶剑英、王稼祥。

中共党史上从未抹杀四方面军，但实际上，四方面军随着张国焘在党内斗争中的彻底失败，而受到全面的压制和打击，尤以西路军部将为甚。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西征归来即受到冷落，在八路军三大主力师之一的一二九师任副师长，以后长期任副职，内战中被排斥在三大战役之外。李先念回到延安，即从原三十军军政委降六级为营教导员（毛泽东为了拉拢他，不久即任新四军五师师长）。

毛泽东后来说：“第四方面军干部中无国焘路线之嫌者，惟向前、先念二同志而已。”由此可见，毛笼络徐李二人之外，四方面军被打击殆尽。四方面军实力超过毛的一方面军，经西路军一役损失三个军（剩余两个军被收编在刘伯承麾下），奠定了一方面军的统治地位。有的分析家指出，西路军覆灭的全过程，尤其是军委对几次战役后指挥的错误和见死不救，完全是毛泽东设计的借刀杀人，以铲除异己势力的一个狠毒又漂亮的圈套，而最后将罪责嫁祸在张国焘身上。

西路军倖存者是否都认同这一看法？不得而知，但他们绝不会忘记那些永不再回来的战友，不是死在马步芳的军刀下，就是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下。张国焘首先透露，王明亲自告诉他西路军参谋长李特和第五军政委黄超，在乌鲁木齐被他当做托派处决了。

为中共打江山建有殊功的红四方面军，在西路军覆灭、张国焘叛逃后就名存实亡了（张国焘1977年病逝多伦多）。

90年随着徐向前之死，为西路军翻案达到高潮。有一种传说，六四事件中渗透着西路军的因素。原因是徐向前曾向学生表示，军队不是用来对付学生的。言外之意不赞成军队进城。同时，北京军区司令秦基伟支持赵紫阳，七将军上书中央军委，反对向学生动武。秦基伟也是西路军干部，曾被俘逃脱返回延安。

徐秦即使六四事件中同情学生，拉上西路军历史未免牵强，不过，去年徐向前的悼词中，没有提他支持平乱，也是事实。

除陈昌浩、张琴秋夫妇外，在战场上的西路军领导人，也死得惨相毕露。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九军军长孙玉清被马家军斩首示众。斩首之前，马家军把孙玉清绑在炮口上，先炸得粉身碎骨。

残部化为三个游击支队，其中两个被摧毁，只有李先念一支，经过四十天的千辛万苦，总算死里逃生。《长征》书里描写着：

李先念率领一队人马越过高高的祁连山，进入青海的柴达木盆地。他们没有地图，用指北针和星座来判断自己的位置。他们估计已经到达长城尽端的酒泉，接近古代丝绸之路附近的安西。这条丝绸之路穿过佛教圣地敦煌，向西到达哈密、曲甲、喀什、撒马尔罕，一直通往波斯。

李先念于1984年回顾时，他摇着头说，当时他向安西发动了攻击，结果是又一次惨败，死伤者数百人。此后，他只剩下大约一千名男女战士了。他们被赶进戈壁沙漠，那里没有道路、没有地名、没有粮食、没有水、没有希望（他们历尽艰险，于1937年4月下旬，先后到达新疆东部的星星峡——译注）。

一天，西边天空出现了一架飞机，盘旋后就降落了。一个穿着褐色皮飞行服的人，从飞机里跳了出来。他就是前往莫斯科通报遵义会议情况以来，一直未曾听人提起的党的特命代表陈云，他被派往新疆执行救援西路军的任务，飞机把李先念等人接到迪化，他于1938年1月1日乘卡车进入延安。除他的部队外，他是最后一个回到“家”里的人。1938年春天，四五百名战士也到达延安。由于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扣留蒋介石的西安事变，促使国共合作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他们才死里逃生。

徐向前有一段回忆描写西路军的苦战：

马敌重兵来犯，我军创病皆起，战局摄人心魄。敌人每次进攻，均先以大炮猛烈轰击，而后组织大量步骑兵，发起冲锋。什么花马营、黑马营、白马营、红马营……都拿上来了。我军连一门迫击炮也没有，全靠近战对付敌人。每当敌人冲到我阵地前沿时，部队突然冲出围子，进行反击，肉搏格斗，杀退敌人。有些围垣被炮火击毁，指战员利用断墙残壁，拼死坚守，直至将冲进的敌人杀出。因为子弹缺乏，步机枪几乎失去作用。我到前沿阵地去看过，战士们的步枪都架在一边，手里握着大刀、长矛、木棍，单等敌人上来，进行拼杀。在这里，没有男同志和女同志、轻伤员和重伤员、战斗人员和勤杂人员的区别，屯自为战，人自为战，举刃向敌，争为先登。围墙被炮火轰塌，血肉就是屏障，前面的同志倒下去，后面的同志堵上来。轻伤员不下火线；重伤员倒在地上，仍紧握手榴弹，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在这里，生存就是战斗，战斗就是生存。指战员的智慧、勇气、力量发挥到最大限度，为了胜利、为了红军、为了人民。二六三团一个连，坚守前沿阵地，打退敌人的多次猛攻，最后只剩下九个人，阵地依然在手。二六五团团长邹丰明，负伤后仍手舞大刀，率部酣战，杀得敌军纷纷倒地。有些指战员当手中武器被毁后，赤手空拳，与敌扭成一团，咬掉敌人耳朵，扼住敌人喉咙，拔掉敌人胡子。……

西路军是在这种《弔古战场文》式的苦战下，“尸填巨港之岸，血满长城之窟”的，他们为共产党肝脑涂地，但最后换得的，却是名誉扫地！他们的头头，陈昌浩、张琴秋夫妇，万劫归来，没死于敌人之手，却死于同志之手，其他的人可想而知！共产党对同志如此无情，毛泽东实是此中祸首！

牧夫最后写着：

此案也并未因其尘封而减轻敏感性，因为涉案者多是军界将领，我们不敢妄评此案将在未来中共权争中的分量，不知道这颗定时炸弹有多大以及何时会引爆？但敢提出如下一类的问题：

为什么在年轻化运动中八十多岁的杨尚昆要接替比他年轻的李先念任国家主席？李则贬为政协主席。

为什么对西路军的平反结论拖到徐向前死时才公开？

徐向前这位黄埔军校首届毕业生，中国当代著名的军事家，在毛朝治下，蒙冤一生，应是死不瞑目吧，他留下的愿望是要求他组建的四方面军战史写作室，为历史讨回公道，写一部真实的战史。李先念曾隐讳地引用徐向前喜欢于谦吟石灰的诗，“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以表示对中共党争不公的愤懑。

现在，这场是非之战的挂帅人物只留下李先念和秦基伟（国防部长）了。他们还能做什么呢？

1991年10月9日

你不知道的结果

《水浒传》第二十回《宋江怒杀阎婆惜》之后，通知阎婆惜的妈妈，然后对话如下：“婆子道：‘苦也！却是怎地好？’宋江道：‘我是烈汉！一世也不走，随你要怎地！’婆子道：‘这贱人果是不好，押司不错杀了！只是老身无人养赡。’宋江道：‘这个不妨。既是你如此说时，你却不用忧心。我颇有家计，只教你丰衣足食便了，快活过半世。’阎婆道：‘恁地时却是好也，深谢押司。我女儿死在床上，怎地断送？’宋江道：‘这个容易，我去陈三郎家买一具棺材与你。仵作行人入殓时，我自分付他来。我再取十两银子与你结果。’婆子谢道：‘押司只好趁天未明时讨具棺材盛了，邻舍街坊，都不要见影。’宋江道：‘也好。你取纸笔来，我写个票子与你去取。’……”

这段话中，“我再取十两银子与你结果”中的“结果”两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显然不是今天我们日常说话中“结果”两字的意思。《辞海》也、《大汉和辞典》也、《中文大辞典》也，……给“结果”做解释，或说指佛经中各种因的结局；（《佛本行论》：“远因结远果，近因结近果；善因结善果，恶因结恶果；无量因结无量果。”）或指事物的结局、归宿；{《长生殿》(埋玉)：“是我杨玉环结果之处了。”}或指将人处死；{《福惠全书》（刑名部/问拟）：“莫若无人处结果了他。”}……不论哪种解释，都难符合《水浒传》中的语气。

在大陆新版的《辞源》中，倒有了解释。它引出了《水浒传》第十九回（《辞源》误做第二十回）这样的对话：“宋江道：‘原来恁地。你两个跟我来，去巷口酒店里，借笔砚写过帖子，与你去县东阵三郎家取具棺材。’宋江又问道：‘你有结果使用么？’阎婆答道：‘实不瞒押司说，棺材尚无，那讨使用。’宋江道：‘我再与你银子十两做使用钱。’阎婆道：‘便是重生的父母，再长的爹娘。做驴做马报答押司。’宋江道：‘休要如此说。’随即取出一锭银子，递与阎婆，自回下处去了。”《辞源》把这段话部分引了出来，解释做“现钱”，这是一般辞典里所没有的，辞典编到这种程度，水准不错。不过，把“结果”解释成“现钱”，却是有问题的。《水浒传》第二十回中明有“我再取十两银子与你结果”的话，“十两银子”已是现钱，再用“与你结果”，语意上下，就欠通了。事实上，每次“结果”两字出现，都和棺材有关、和死有关，可见这种宋朝人的口语，是另有它意的。它意是什么？在我这国学行家看来，“结果”乃是“办丧事”、“办后事”（所用的钱）之意。

这种宋朝人的口语，在《红楼梦》第一百零七回《散余资贾母明大义》中，还保留在清朝老太太的口里。第一百零七回记贾母最后散财，一个个点名分她老太太的钱去，“叫邢王二夫人同着鸳鸯开箱倒笼，将做媳妇到如今积攒的东西都拿出来，又叫贾赦、贾政、贾珍等一一的分派。……”“贾政见贾母劳乏，求着老太太歇歇养神。贾母又道：‘我所剩的东西也有限，等我死了，做结果我的使用。下剩的都给服侍我的丫头。’”

由此可见，“做结果的使用”，“结果”的意思，正是“办丧事”、“办后事”（所用的钱）之意。这些钱用完后，“下剩”的钱，才“都给服侍我的丫头”。

所以，《辞源》把“结果”解释成“现钱”，显然解释得太宽了，而不了解它独特的意义。我特为指出，告诉人古书与中文要这样读，才算细心、才算功夫（宋朝人的口语“结果”也写做“结裹”，像《丁晋公谈录》中，就因版本不同而有不同的字，当然宋朝人这一词汇也有别种解释，我这里示范的，只是《水浒传》中的这一解释）。

1989年12月25日

拉吉夫甘地又被刺

印度新闻社报导，印度国大党领袖、前总理拉吉夫甘地（RajivGandhi）今天在南部从事竞选活动时，不幸遭遇炸弹炸死。

在这次炸弹爆炸事件中，与现年四十五岁的甘地一同遭炸死的尚有十余名民众。拉吉夫甘地曾在1984年至1989年担任印度总理。

拉吉夫甘地的外祖父，就是大名鼎鼎的尼赫鲁（JawaharlalNehru）。尼赫鲁年轻时即从事印度独立运动。独立成功后，他担任印度第一任总理，长达十七年。七十四岁时死去。他一生中，坐牢九次，长达九年。他虽从外国人手中，争取到印度的独立，但却无法阻止独立后自己国家的分裂，他一生牺牲奋斗的结果，未尝不留下重大的问号。

尼赫鲁死后，再传而由他的女儿甘地夫人（IndiraGandhi）担任总理。（国民党教授郎裕宪在《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中把甘地夫人说成是“尼嚇鲁之妹”，真是大笑话！）从1966到1984，除了其中十二个月的中断外，她一直统治印度，直到1984年被暗杀为止。

甘地夫人死后，拉吉夫甘地继起，从1984到1989，都担任总理。

自尼赫鲁以还，他们一家祖孙三代，都担任印度总理，表面看来，颇有“世袭”味道，其实却经民主程序。这是英国帝国主义留给印度的“遗爱”。试看1977年10月，甘地夫人被控贪污、被逐出国会、乃至下狱，但她仍能东山再起。这种现象，在台湾蒋家三代是看不到的。相比起来，可看到蒋介石三代的可耻。

再看尼赫鲁三代，他们不死于异族之手、却死于本国人之手，争独立而祖国分裂、争民主而两代横尸，其下场也，亦足云悲。世之搞政治者，在印度亦难矣！比较之下，如印度一直在帝国主义统治下，结果也不一定更坏吧？人间谑画，我于印度见之矣！

1991年5月22日

让他多死一个

——看国民党财阀《自由时报》的无知

拉吉夫甘地被刺后，国民党财阀的《自由时报》在23日登出大标题：

拉吉夫逃不过“第二劫”

成为其家族中第三位遭暴力致死者

并在内文中报导说：

拉吉夫甘地在1986年10月2日逃过一名锡克教徒的刺杀企图，昨天却逃不过第二次暗杀行动。

前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是在其家族王朝中第三位遭暴力致死。

他的母亲甘地夫人于1984年在总理任内遇刺身亡。甘地夫人原栽培拉吉夫甘地的弟弟桑杰为其接班人，但是桑杰不幸于1980年在一次驾机做特技飞行时坠机身亡。

拉吉夫甘地当时是一名飞行员，勉强步入政坛接他弟弟的位置。在他母亲，印度教的甘地夫人被其锡克教的保镳刺杀后，他接任成为印度最年轻的总理。

现年四十六岁的拉吉夫甘地，在这次印度大选中遇害。他系以国大党党魁身份出马竞选总理。他因为迄今尚未获证实的贪污指控，而于1989年交出总理职位。

自拉吉夫甘地于1989年11月下台后，印度政坛即因一些新挑战而摇摇欲坠，这些挑战来自印度教复兴运动的右派，与结合国大党叛党分子以及由印度两个共党领导的左派之间的权力倾轧。

拉吉夫甘地于1944年8月29日生在孟买。他后来赴英国剑桥三一学院就读，然后接受训练成为一名飞行员。

拉吉夫甘地在他弟弟桑杰死后，于1981年步入政坛，赢得桑杰在下院的席位。

他于1983年成为国大党主席，重整遭选举挫败与丑闻打击的党。

继他的母亲于1984年10月31日遇刺后，他即接任总理，一直持续到1989年。

上面《自由时报》报导所说“其家族中第三位遭暴力致死者”，是大错特错的。

拉吉夫甘地的母亲是甘地夫人，但她嫁的甘地，却是青梅竹马、寿终正寝的弗洛兹甘地（FerozeGandhi），而不是遭暴力致死的圣雄甘地（MohandasKaramchandGandhi）。

甘地夫人在伦敦念书时，重逢了在阿拉哈巴当新闻记者的弗洛兹甘地，1942年3月，他们不顾家族反对，毅然结婚，那时她是印度教徒，而弗洛兹甘地是拜火教徒。半年后，他们因搞民族主义运动被捕。1943年出狱，返回阿拉哈巴，直到1946年。在这段期间，她生了两个儿子：拉吉夫与桑杰（Sanjay）。弗洛兹甘地死于1960年，死前两人关系不睦。

而那位甘地——圣雄甘地，却是领导甘地夫人的爸爸尼赫鲁一起搞印度独立的龙头级人物。他生在1869年，比生在1917年的甘地夫人大四十八岁，跟尼赫鲁家族与弗洛兹甘地家族毫不相干。国民党财阀《自由时报》在发行人吴阿明、社长严文闩的主持下，无知妄作，强在别人家里死人，人家死了母子二人还不够，还擅予搭配，硬塞一个圣雄甘地入门充数，如此摆乌龙，真太好笑啦！

1991年5月23日午

熊熊烈火、死同身受

在印度圣歌吟唱和五万名哀悼者注目下，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的遗体，24日以隆重国礼火葬。

拉吉夫甘地的儿子引燃檀香木堆砌的高台，上面躺着玫瑰花瓣覆盖的死者。死者的寡妇桑妮雅（SoniaGandhi）戴着墨镜，她参加了堆砌檀香木的动作。

看着这一画面，我忽有所感。

印度古来有一陋俗，英国官员与传教士名之曰“色替”（suttee）。这字源出梵文的sati，意指烈女烈妇。怎么烈法呢？就是在丈夫火葬堆中，跳了进去，活生生烧死自己，以为殉情。这一陋俗，来源已难稽考，但公元前四世纪亚历山大大帝入印时，已见记载。公元六世纪时，且有立石以志者。其壮烈程度，跟中国的贞节牌坊比起来，中国都要让它三分呢！

英国人统治印度时，曾大力禁止这一陋习，时在1829至1830年间。但是后来，仍时有所闻。

今天我看到寡妇桑妮雅在火葬堆边的照片，比对起我收藏的印度“色替”照片，深感古今之殊、时代之变。——把女人当成独立的人，这是几千年熊熊烈火、死同身受的血泪换来的，今之不挨火烧的新女性们，可知先辈之苦否？

1991年5月25日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