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李敖全集

#《百家论李敖》目录

• 亲朋好友论李敖
• 一、星星-太阳-我（王尚勤）
• 二、王尚义和他所处的时代（王尚勤）
• 三、李敖前女友接受专访回忆当年恋情（王尚勤））
• 四、李敖与王尚勤的感情世界（王长安）
• 五、我与李敖的短暂婚姻（胡茵梦）
• 六、我和李敖一起骂（李文）
• 七、作客新浪（李文）
• 八、有其父必有其女（李文）
• 九、李敖父女用叛逆写人生（（李文）
• 十、李敖这个父亲（李文）
• 十一、我的爸爸李敖（李文）
• 十二、投诉是我最好的美容方式（李文）
• 十三、李敖私生女李随父开骂（李文）
• 十四、李敖胞姐谈“敖弟”（李珣）
• 十五、李敖与“小老弟”（陈彦增）
• 十六、何不隨他去好了（屠申虹）
• 十七、台湾“挤”“挤”“挤”“挤”（方豪）
• 十八、李敖与我（曾心仪）
• 十九、李弟弟不快乐（陈文茜）
• 二十、给亲爱的李大哥（陈文茜）
• 二一、珍重，李敖大哥！（陈文茜）
• 二二、李敖大陆行（陈文茜）
• 二三、消灭李敖，还是被李敖消灭？（马家辉）
• 二四、如今哪复沧海日，钟声无恙我将归（马家辉）
• 二五、李敖文化之旅（邱立本）
• 二六、我所认识的李敖（林清玄）
• 二七、李敖为何偏偏不骂我（林清玄）
• 二八、钟声无恙我将归（许以祺）
• 二九、追随李敖笑傲江湖（钱达）
• 三十、我所了解的李敖（陆铿）
• 三一、我们来读李敖的八卦（游本嘉）
• 三二、论李敖来台五十年（许信良）
• 几面之缘论李敖
• 三三、台北识李敖（魏明伦）
• 三四、思想家之梦（陈丰伟）
• 三五、李敖怒斥李登辉（杨澜）
• 三六、看李敖的读书方法（文涛）
• 三七、骂最多的人和最多人骂的人（黄安）
• 三八、向李敖同志学习（黄安）
• 三九、与整个不合理的观念对抗（戴小华）
• 四十、三访李敖（李峰）
• 四一、我眼中的李敖（贺顺顺）
• 四二、台北访李敖（卞毓方）
• 四三、禁足孤岛56年后，李敖重回大陆内幕（宋元）
• 四四、作客李敖书房（吴道富）
• 四五、拜访李敖（金庆松）
• 四六、“李敖的文字艺术”演讲大纲（金庆松）
• 四七、李敖的文字艺术（金庆松）
• 四八、忆及我与李敖的一席话（jiankai）
• 四九、为什么基督教的理学堂竟会有佛塔呢？（yubar）
• 五十、学弟与李敖（yubar）
• 五一、写给李敖的信（吴子尤）
• 五二、出李敖书不成记（张桂华）
• 五三、我眼中的李敖：“望之俨然，即之也温”（陈漱渝）
• 缘悭一面论李敖
• 五四、要把金针度与人（顾刚）
• 五五、岛上的李敖（庄礼伟）
• 五六、李敖：明日黄花别样红（杨早）
• 五七、狂者李敖（苏惠昭）
• 五八、看，李敖有话说（苏惠昭）
• 五九、力的奏鸣，美的乐章（南生桥）
• 六十、有书为证：“李敖祸台五十年”（夏辰）
• 六一、李敖的启示：大陆无李敖（叶燕钧）
• 六二、台湾学者李敖和他的老师殷海光（汪幸福）
• 六三、李敖与胡适（董大中）
• 六四、李敖：“暴民时代”的言论竞赛（潘多拉）
• 六五、李敖与北大（余杰）
• 六六、听李敖痛骂李登辉（《飞天》杂志）
• 六七、“选个总统玩”的李敖（古远清）
• 六八、李敖嬉笑怒骂，何尝不是劝戒？（吴昆财）
• 六九、《北京法源寺》三人谈（王彬彬、汪应果、朱寿桐）
• 七十、散文之力（谢有顺）
• 七一、漫谈李敖（刘咏秋）
• 七二、陪李敖玩玩（董桥）
• 七三、李敖在我眼里就是个老顽童（程鹤麟）
• 七四、李敖的意义（卓虞）
• 七五、血荐的教科书（朱园）
• 七六、去北京——李敖：不是娘娘腔没乡愁（邵冰如）
• 七七、李敖为何听到别人说他是胡适信徒就恼火（古远清）
• 七八、斯人独狂傲（草玄）
• 七九、二十世纪的李敖（草玄）
• 八十、没有李敖的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界不会出现高潮（易书生）
• 八一、从李敖的演讲说说中国大陆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缺陷（仲达）
• 八二、李敖眼中的鲁迅（陈才生）
• 八三、李敖的中国现代史观（陈才生）
• 八四、虚实交织，亦幻亦真（陈才生）
• 八五、新浪聊天室谈李敖（王岳川、陈才生）
• 八六、李敖与尼采（只爱一点点）
• 八七、致谢并论文（congming）
• 八八、最感动我的一本书（张向阳）
• 八九、对李敖的三个印象记（弹铗士）
• 九十、最近几个和李敖时代有关的新闻人物（一剑穿过忧伤）
• 九一、今晨重读李敖大学日记的发现（一剑穿过忧伤）
• 九二、李敖与娱乐（郭大少）
• 九三、解读李敖在北大的演讲（一翁）
• 九四、研究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jarvisdd）
• 九五、李敖和鲁迅杂文艺术比较（leledog）
• 九六、别忽视了李敖的早年（高一峰）
• 九七、杀人手段救人心（高一峰）
• 九八、文章-责任-扮（高一峰）
• 九九、关于《历史的李敖》（高一峰）
• 一〇〇、李敖的“不敢”（钟钱钟书）

星星-太阳-我（王尚勤）

已经有好几天没和维仁好好坐下来谈话了。存在于我们之间的一道墙是愈来愈高了。墙外面就好像是一道洪流，只要有任何裂缝，洪水便像怒潮般地涌进来。

结婚十五年，这样“冷战”的局面也不知发生过多少次，只是最近愈来愈尖锐化了。

我已不记得是怎么开始的。只是有一天我说：也许我应该出动散散心，旅行一下，心情会舒畅很多。何况，我那么多年没回过台湾，父母年纪也大了，我想趁这个机会回去看看他们。

一听到我说要回台湾，他的怒气就更加大了。

“你就是要逃避，以为一走了之。以前好几次，我都容忍你，这次不同，你要回去，我们就先办理离婚，把事情办得清清爽爽，谁也没有牵挂了。”

“你回去可以全力发挥你的事业，说不定还会和志昂重修旧好，这是对你最好的结局了。”

窗外正是一个秋天的下午，天空被层层乌云遮盖着。这样的沮丧天气，与我们此刻的心情，竟是不吻而合。

我和维仁对坐着。中间是一个方形的玻璃茶几，四周是镀金的，这个茶几还是最近我们趁一次减价时采购的。

靠墙的那张长沙发上，正睡着一只大黑猫，动也不动。她的世界那么安详、那么宁静，就是此刻我们的谈话，我们像波涛汹涌般起伏的心情，她又能了解几分呢？

室内的灯光也更加暗淡了。

我和维仁在对所有事物的看法上都是对立的，像两条永不能接在一起的平行线——时间愈长，距离也愈大，到后来就像活在两个世界的人。

过去我曾经幻想着——人总是会改变的——不但维仁，连我也会改变的。十五年过去了，这份幻想也跟着消失了，原来人是那么不易改变的——至少在对事情的看法上面。

我们一面喝茶，一面对坐着。

维仁好几次脱下眼镜，试着擦眼睛——我很少看到他流泪，他常常譬喻自己是条天不怕地不怕的“硬汉”——想不到这条“硬汉”也会在感情上一筹莫展。

“你知道我多年来爱你，纵容你，把你当女儿看待。可是你也要为我着想呀！人的感情总有支付完的一天。婚姻是要双方面来维持的，不能有去无回呀！”

那年，匆匆跟维仁结婚，我就预感到有这么一天。

我在年轻时，曾经将感情支付给另一个人——志昂。这样的事实，不但我知道，维仁知道，连跟我们来往的朋友之间也成了一种半公开的秘密。

但是没有人愿意揭发它，就像没有人愿意揭发一项心底的秘密一样。

可是在此时，我们就将分手时，维仁还是忍不住地说出了。

“你这次回去，我希望你和志昂见面——要告诉他，你对他的感情是千真万确的。如果他有良知，他应该重视你的感情，珍惜你为他所作的牺牲……”

我在躲避他的眼光，也在躲避一个事实。维仁的话句句刺痛着我。不错，我是可以向志昂表态，但它又证明了什么？难道铁感情是要人怜俐以后才施舍的吗？维仁刚刚不是才说过。感情是要双方面来维持，不能有去无回呀！

那一年，我决心离开志昂，也是在一个秋天的下午。

我们漫步在阳明山的小径上。亚热带的秋天，看不到枫叶红，也闻不到松树的香味，然而，此时此地，有山有树，又能和志昂在一起看夕阳，阳明山的秋天，还是相当迷人的。

我们坐在一块大岩石上，远远地可以眺望整个台北市——有圆形的建筑，方形的建筑。有稻田里的农家，有高楼大厦的商店。汽车远看像玩具那么小，在街道上蠕动着。

看得开心时，我们大笑一阵，笑声回响在山谷里，远处有炊烟升起，黄昏更加深沉了。

在暮色里，有一股凄凉涌进我的心头。我预感这样的美景，这样的相聚不会太久。我转过头去问志昂：“你觉得我们会永远在一起，会永远这样快乐吗？”

志昂仍是注视着远方，声音相当平和。

“小妹，跟我相处这么久，你应该了解我对爱情的看法。我只相信眼前的，抓得住的——就像此时此地，一切都是美的。”

“但是，我可以给你永恒的、不变的感情，真的！”

“我很感谢你，但我这个人老早对爱情死了心。在认识你以前，我也曾经爱过一个女孩子，她也对我说过刚才你说过的话，但一年后，她离开了我。从那次，我发誓，绝不再对任何人产生爱情——一直到认识你……”

这次谈话给了我很大的启示。我也暗暗地在为自己的感情找“退路”——万一有一天，我们要分开，无论为了什么原因，我要作何打算？

朋友们也一个个出了国。我呢？是否也和他们一样远走高飞，到另外一个国度去寻求发展？

我知道志昂是暂不会出国的，他曾不止一次表示：要我去美国洗碗、端盘子我不干。我们学文的，还是留在台湾比较有前途。在台湾，我可以专心写作，说不定能写出一本像世界名著一样的书。

好多个夜晚，我坐在志昂的小屋内，看他埋首于书本，看他专心写作。我拿着一本书，看了几页又放下。

走到凉台上，此时夜深人静。小巷里偶尔传来几声叫卖声，那么悠长，那么凄凉般地。声音由大而小，当切都听不到时，就只有一轮明月陪伴我了。

我望着那轮明月出神。

我想起了，也是一个明月高挂的晚上，我和志昂第一次约会，在月色朦胧的碧潭。我们手牵着手，向对岸的山坡上走着。

志昂在学校里是一个出色的学生。他才气横溢。更因为他反对形式，反对传统的大胆作风，在当时的校园里被认为是大逆不道，被认为是一股邪流。

今夜，我跟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充满奇异思想的人走在一起，他会不会也带领我走入歧途？他会不会带领我走入另一个崭新的世界？是属于上帝的，还是属于魔鬼的世界？他会不会改变我对人生、对爱情的看法？

我也是快大学毕业的人了，他的出现，会不会在我人生舞台上起根本性作用？

当我和他漫步时，我的思想起伏，连志昂也觉察到了。

我记得他对我说：“我希望能影响你，影响你对人生的看法。过去你接触的男孩子，只会带你游山玩水，看一场电影，听一场音乐会。我要使你看到人生更深、更远的一面，譬如人的价值观念，罗素的思想……”

在我那时朴实无华的生活里，志昂的出现，果真像一股洪流，在我生活的海洋里泛滥。

可是人是生活在一个有社会枷锁的世界里。当我走出志昂的小屋，所有世俗的眼光向我注视，连我的朋友，我的亲人都开始视我为异端了。

我尽量在回避这些，然而我毕竟回避一个连我自己都不能回答的问题——志昂真正爱我吗？如果答案是正面的，为什么他从不为我着想，为我们的处境着想？

耳边又响起了他的声音，仿佛是从那柔和的小屋内，透过来的声音——

“小妹，你知道我对婚姻的看法。这种形式上的东西，早该打倒，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虚伪！”

“可是我们活在虚伪的世界上呀！”

“你还不够坚强，还需要为你的信仰坚持下去。你还脱不了俗套，这一点使我相当失望。”

“我当然不会勉强你。但我要提醒你一点，你还需要成长，在成长的过程中，你会体验我的话，那时也许我们早已分手了。”

我终于要离开志昂了。

第二年的冬天，一大早，我将整理好的皮箱搬到走廊上，穿着一件绿色的、刚刚买来的大衣，走出志昂的小屋。坐在计程车内，向飞机场出发。

父母、弟妹、朋友全来飞机场送行了，一阵拥抱，一阵祝福声中，我走上了飞机。回头看，志昂站在远远的一角，像观看一场戏剧般的表情。

飞机起飞前的一刹那，我突然有一股想要冲出去的欲望。一种不幸的预感在我脑海中打转，我会不会选择错误的一条路？我又要为我的选择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甚至在飞机降落时，我也提不起精神。从窗子向外看，新大陆的一切对我都是陌生的、毫不相关的。我的逃避现实，逃避一个千真万确的爱情，来到这样一个陌生的地方，是为了什么？

西雅图的天气竟又和台北那么相似。冬天的早上，不是下雨就是有雾。一直到中午，太阳才懒洋洋地伸出头来。

我办理完了注册手续，回到宿舍，行李还没打开，坐在书桌前，望着窗外绿油油的草坪，忍不住流泪了。

只有短短的一天，我已经开始思念台北，思念志昂，思念我们曾经共同生活的小屋。

我拿起笔来给志昂写信，信中除了提到一些旅途上的琐事外，别的什么也不愿提。提了又有什么用呢？此时我们相隔千里，除了让思念传达情意外，纸头上的甜言蜜语又能代表什么？

黄昏，我走出校园，想找一个邮筒来投信。

对面一幢幢白色的房屋，在夕阳里显得明亮洁净。每一家草坪又修剪得那么整齐。看到这样的景色，心中稍觉畅舒，脚步也变得轻松很多。

学校生活平实无奇，除了英文稍嫌吃力外，我大部分的课余时间竟然是用来经志昂写信。

志昂也回了信，说我离开的那天，他哭了一晚。又说他一连好几晚上都梦见我。我多么希望他还在信中写着：“我们既然如此两地相思，你就干脆回来吧！”

他当然没有那么写。我早已在安排着自己的道路，回不回去在我，为什么一定要等志昂说出这句话？

我又在替自己的行为找借口，又在掩饰自己的感情了。

我又记起志昂那次对我说的话：“你还是脱不了俗套。”

事情的变化往往是出人意料的。

就在我矛盾的心情下，我的身体也起了变化。

有一天，早上刚起床，准备到洗手间，站起来，一阵头昏，又坐回床头，再想站起来，又是一阵恶心。

开始还以为是水土不服，请了一天病假，又回到床上休息。

一连好几天都有这种现象，而且都发生在早上，我忍不住联想到一个可怕的问题——会不会是怀孕了？

打了电话经此地一位医院里做事的朋友，请她尽快给我安排做一次身体检查。

我坐在医院的候诊室内，当她走出来告诉我结果时，我头昏得更厉害，差点倒下去。

回到学校，给志昂挂了个电话。

他也相当吃惊，但还是冷静下去，说：“还是想办法堕胎吧！”

还没等他说完，我已经眼泪满眶了。

我回到床上，又哭了一夜。

第二天再打电话给医院做事的那位朋友，问她堕胎的事。她说堕胎是不合法的，医院里不能作。要是我坚持要打，她可以打听一下黑市的，不挂医生执照的人才能做。

她最后问了我一句：“你愿意冒这种危险吗？”

我没有回答她，将电话轻轻地挂上了。

除了难过外，我心里又那么暗暗地高兴着——为了这个孩子是我和志昂爱情的结晶。我该保护他，就像保护自己生命似的。我怎么可以谋杀这样一个生命，那不就等于谋杀我自己的生命吗？

终于我替自己做了决定——我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志昂时，他只在电话里说了“这样也好。”同时又说他明年也许会有机会出国，那时孩子也该出世了，我们也许能在国外会合。

我又开始幻想了。幻想着有一天，我抱着一个婴儿，长得和志昂一样。幻想着，我和志昂双双走入教堂，手牵手地，随着音乐步行。

就是靠着这份幻想，我度过了以后好几个月的日子。

那时，我也休学了，搬来纽约，住在一幢十几层楼的公寓里。

从公寓的大玻璃窗望出去，正是哈德逊河。晴天时，不少游艇在上面摆荡。对岸的树林，在夕阳的照射下呈现出一片金黄。

纽约夏季的黄昏，和台北一样，惹人遐思。

当我每天这样望着在夕阳里，像镜子一般平静的哈德逊河时，我的身躯不断在隆起——有一天，我甚至可以感受到一种跳动，一种像心脏般的跳动。

第一次，我为即将做母亲而骄傲。

孩子是在一个夏天的傍晚出世的，一个七磅我重的女孩。当护士抱着她，走近我时，我迫不及待地，吻着她，从头发、眼睛、鼻子，一直吻到她的小嘴。孩子一直睡得那么安详，连眼皮都没有张开。

我又想起，志昂和我的初吻——在碧潭的月光下。

孩子出生了，一切问题也连接地来了。首先我必须要出外工作，虽然志昂答应我的生活费，但一个在台湾，一个在美国，这样的“接济方式”似乎不太合理。

我终于决定将孩子交到一个美国老太婆家里。白天做事，晚上还选了一门课，周末抽空去看孩子。

这样忙碌的日子竟然也持续了两年多。我和志昂，这两年内一直有书信来往，我知道他在台湾出了名，不但书畅销，财源也滚滚而来。他已经不再住在那间小屋，搬到一幢十几层的高级公寓。

但他并不是很快乐，信中常提及目前所做的很多事都是被“逼上梁山”的。又说希望我能在美国待下去，一来也希望早晚会出来一趟，还有美国对教育下一代比台湾好。他都不忘记批评台湾的教育制度。

可是，我呢？我们之间的关系如何解决呢？

他来信中好像也有难言之隐。

在孩子快要满三岁的那个夏天，我终于顾不了志昂的反对，带着孩子回台湾了。

一走出机场，我看见了志昂。他仍然是一副“看戏”的表情——接过我的行李。

坐在计程车内，向窗外看，才离开二年多的台北街道，竟也变化了那么多——我又回过头去看志昂，他的眼皮有些浮肿，身体稍胖外，别的和我离开时没有多少变化。

他望着我膝盖上的女儿，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我感到志昂比我走时世故多了。

我们回到他的豪华公寓——里面的家具全是新的。地板上还铺了一块高级的中国地毯。

四周的墙壁也挂满了现代画的装饰，连坐落在客厅一角的挂灯，也显得不同凡响——显然是高价买来的，看了这些，我又感到志昂的书卷气也消失了不少。

他甚至提起了不少人的名字对我也是陌生的——什么名导演、什么公司经理，什么**演电影的……

我多次想打断他的话题，问他：

“你快乐吗？你满意目前这种生活方式吗？还有你最反对的俗套、你的罗素思想全到哪里去了？”

他大概觉察出我的心意，淡淡地说：

“我们都改变了很多……这两年，我深深感到四周的环境，竟然有那么大的力量……”

“我有时会怀念我们过去住过的小屋，特别怀念那里四周的稻田，一望无际的。天晴时，还可以看到远处的山。这里不同了，都是高楼大厦，不但看不到稻田，连月亮也很难看到。我还记得，你很喜欢在月夜里……”

“我目前生活很忙碌，名利带来了财富，也带来了不少琐碎的应酬，不去又会得罪人。譬如，今天晚上，我还要赶去一个宴会，希望你不会在意……”

“那你就去吧！反正我和孩子在旅途上都很累，也该休息了。”

我不知道志昂是什么时候回来的。一大早，被孩子的哭声吵醒，赶快把她抱出去，怕吵醒了志昂。

第二天晚上，志昂也没说有应酬外出。

我把孩子弄睡后，一个人在偌大的公寓里，到处走走。闷热的台北夏季，连一丝风都没有。

我想找些报纸、杂志来看。

走到书桌前，顺手拿起一本旧杂志，却在杂志底下发现了一封信。

笔迹秀气，显然是女孩子写的。打开一看：

“亲爱的：你的‘那一位’从美国刚回来吧？怎么样？一定是‘小别胜新婚’吧！今晚如能抽空外出，请来干妈家，我们三缺一，等着你，别让我失望啊！”

签的名字是玫。

我百感不解地问自己——你完全被志昂的虚伪欺骗了呀！他这两年所说的命运操在别人手里，原来是这回事啊！

当晚，我抱着孩子，带着行李，搬回到父母亲那里住。

志昂第二天一大早来按门铃。我要妈妈出去说我不在。

听到计程车开走的声音，我埋头大哭，一面哭，一面对母亲说：

“你们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如果我知道这些，我绝对不会回来的。”

母亲一面安慰我一面说：

“志昂的事，大家都知道，连报纸上都登出来了，那位女的，是演电影的，听说已经和他同居了……”

我听着哭声更大，母亲哪里知道，我在国外是从来不看中文报纸的。

以后，志昂又来了好几次，我因外出，没见到他，他留下字条，说他近日赶写文章，已经好几夜未睡了。

孩子三岁的生日宴会上，志昂又来了，带了个大蛋糕、水果，还有一个日本洋娃娃。

我是在孩子生日后的第二个礼拜动身回美国的。临走前，给志昂挂了个电话，告诉他，孩子由我母亲看顾，我要回美国去重新开始生活。

他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为了避免大家难过，他决定不来飞机场送我。

我是在9月初抵达美国的。漫长的夏季终于过去了。

我又开始了一种新生活——做学生的生活。

我们校园的秋天很美，到处是枫树。风一吹，树叶纷纷在空中飞舞。夕阳照在古老的钟楼下，异国的秋天仍然是一片祥和、成熟。

我打开行李，拿出一件件还没挂好的衣服。

在箱底里，有一包是志昂这两年来写给我的信。我用力地将它压在下面，就像用力地想把这段爱情忘掉一般。

除了念书外，我很少再交朋友，我尽力把自己埋在书堆里，尽力把自己孤立起来。

可是，我还是拒绝不了此地中国人的热心。住在楼下的，那位学生样的男孩，已经邀请了我好几次，要我周末到他住的地方吃饭，他还约了一些别的朋友。

第一次和维仁见面，便是在那个聚会上。

他滔滔不绝地谈论国事，又滔滔不绝地说起我们这代热心知识分子的责任。

我尽量避免和他的眼光接触，特别他又提起海明威，提起罗素时……

“你说，我们中国人真是一盘散沙，真是无药可救吗？我们除了炫耀一些老祖宗留下来的一点发明，近代一百多年我们在人类历史上是一片空白，我们的知识分子在哪里？他们的良知在哪里？”

没有人回答。

维仁又接着说：

“我们全活在乌托邦里，全活在象牙塔里……”

我那晚睡在床上，一直想忘掉维仁的话，一直要甩掉他的影子。

可是在心底里，我是那么渴望着爱情，又是那么恐惧爱情的呀！

我因为要准备期末考试，已经有好几个礼拜没见到维仁。

考试完了，大家都难得轻松一下。维仁来到我住的地方，邀请我去看一场足球赛。那天天气很冷，足球场上人山人海。维仁穿着一件薄夹克坐在我旁边，不住地抖索。足球赛结束了，我们又步行到附近一家咖啡室。

喝了一杯咖啡，吃了些甜食——维仁显得自在多了。我们又谈些不相关的琐事，维仁送我回去。

当我看着他的背影在我门前的走廊里消失，我又想起志昂，我们住过的那间小屋，也是有一条长长的走廊。

如果志昂的爱情像晚上的星星，维仁的爱情就是白天的太阳。

志昂细致、柔和的爱情里，让人迷惑、让人捉摸不定。

维仁的感情像一团火，直接的，没有掩饰的。和他在一起，我会感受到一股强烈的、逼人的热。

在志昂和维仁之间我很难划出一个界限——爱情原来就是不能分辨是非的。

在那时的心情下，我需要一种稳定的、朴实的爱情，维仁正是这样的，正是我要找寻的避风港。

我和维仁在认识后的三个月里，一个冬天的早上，双双走入了教堂。

我的朋友，就是在给我祝福的话里，也忘不掉提起志昂的名字：

“你过去的经历——和志昂的一段感情，还是试着去忘掉它吧！维仁那么爱你，又能接受你过去的一切，这份真情是可贵的，有了这份真情，一切的创伤都能治疗……”

“记住，被爱的比爱人的更有福……”

当我走入教堂时，这些话，像琴键上发出的音乐，一声声地在我心里敲打着。

可是，今天，在我结婚十五年后的今天，为什么又有要离开维仁的念头？难道是维仁身上发散的光、热已经慢慢被我的冷情吞蚀？还是我又在试想着划着生命后船只冲向波涛汹浪？

而人又是那么不容易改变的——像白昼、黑夜、太阳、星星那般不能改变一样。

我活在这样一个旋转不停的世界里，我的思潮像被浪潮冲击一样，得不到安宁。

我多么希望，远远地离开，离开我现实生活里，过去生活里所有的人。我多么想用所剩无几的力量，划出海洋，一望无际的海洋。

我能吗？我又会快乐吗？

现实生活里，我是别人的妻子，孩子的母亲。无论逃到哪里，这种关系都不会切断。

现实生活里，我又是社会的一个成员，我的一言一行，我的所行所为又和那么多人发生直接、间接的关系——这样的关系，就像大海里的浪，一波连一波地。

我又看到此刻睡在沙发上的那只黑猫，她最幸福，最无忧无虑，她的世界是一个接一个的，做不完的梦。

我积年累月的倦意，像窗外的夜色，更加浓了。

王尚义和他所处的时代（王尚勤）

尚义的朋友，各地都有。而且生活，从常人观点，都不算顶好，有些还遭遇的共业、坐牢。这就使我连想到一个问题。如果尚义还活着，他会生活得好吗？他的下场会属于哪一类的呢？

朋友中，台湾的张化民因文字抵触了国民党，被判了十年刑。流落在美国的陈鼓应加入了“有家归不得”的行列。在中国文化学院教书的张尚德，听说因帮助党外人士竞选而遭解聘。香港的包奕明，完全摆脱了知识分子的圈子，做起古董生意来了。

在中国大陆的景新汉，目前情况还不错，文革时受尽了苦。

我想就是有不幸的遭遇，尚义还是愿意多活几年的。

多活几年，他可以有机会去看看憧憬中的社会主义中国，有机会到第三世界的非洲去走走，甚至在他心目中无足轻重的美国，也有它值得看的一面。

尚义显然不只属于台湾的，他的眼睛是往中国、往第三世界、往整个人类看的。

甚至于大学一窝蜂地要为他出集子、印书时，他的朋友景新汉就说：尚义的真正思想不能在台湾发表。

没有人想要去追究尚义的“真正思想”是什么。

他的书还是问世了，而且轰动一时，景新汉也勉为其难的写了序文（《从异乡人到失落的一代》文星版。）（fashion按：这又不得不提李敖了，这本文星版是尚勤出国后留给李敖完成的，李敖的《我怎样为王尚义擦屁股》信就是讲述出版这书的过程，这是写给尚勤的妹妹的，开篇写“小姨子：”）

尚义短短的一生中，台大医院时代，在他人生路程上，是个转折点。

这个转折点导致他接触更广、更深的知识画外，就是认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些朋友中。象陈鼓应、李敖、包奕明、许登源等都曾经在台大校园内兴风作浪，也都曾在六十年代的“文星论坛”上扮演不同的角色。

1984年9月24日改写

李敖前女友接受专访回忆当年恋情（王尚勤）

旅居美国波士顿多年的李敖前女友王尚勤，在14日情人节前夕接受了台湾东森电视台的专访，她在访问中回忆当年和李敖轰轰烈烈的一段情，她说李敖追女人有很多绝招，包括写诗、送花等等，而让很多男性不容易学到的是李敖的幽默。

据了解，王尚勤旅居美国波士顿多年，一直很低调。她最近到旧金山旅游，特别在情人节之前接受台湾东森电视台专访，这也是王尚勤第一次在电视上公开露面。

王尚勤曾经为李敖生下女儿李文，她表示，40多年前之所以那么崇拜李敖，除了因为李敖的才气和反抗传统的勇气之外，还因为李敖的幽默。王尚勤说，最后一次和李敖通电话时，李敖还讲了一个真实的笑话给她听。

据了解，王尚勤当年会与李敖交往，主要是写《野鸽子的黄昏》一书而闻名的哥哥王尚义介绍认识的，但是哥哥却反对妹妹与李敖相恋，认为李敖曾反对当时的婚姻制度。对此，王尚勤表示，随着年龄增加，李敖现在看起来像是个好丈夫和好爸爸，不过当年如果她嫁给李敖的话，以自己喜欢独立自主的个性来看，两人的婚姻可能还是无法维持太久。

王尚勤还表示，李敖让女性动心的地方除了幽默之外，送花也是打动女性的绝招，他能够细心温柔到让每一位女友都“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

王尚勤曾经写过一本名为《李敖为谁哭泣？》的书，回忆两人横跨半生的情缘，她回忆说，20年前要在波士顿郊区买公寓时，还欠缺5万美元的头期款，李敖听到朋友转述之后，二话不说立刻帮她付了这笔钱。

王尚勤又说，李敖不仅完整保留给女性的情书，所有他见过的人的资料也都保存得很完整，最令人佩服的是，李敖的档案归类功夫很厉害，完全不需要电脑，需要用到时可以立刻找到。

据台媒介绍，上世纪60年代的台大校园有一批“才子型”的穷学生，“苦闷青年”王尚义、“愤怒青年”李敖都是其中一员，两人也结成莫逆之交。王尚勤与李敖在公车上相识，因王尚义而有更深入的交往。《李敖为谁哭泣？》一书收录历年李敖、王尚勤、王尚义、王长安（王尚勤之弟）等人提及这段情的书信、散文与小说，还包括李敖写给女儿李文的家书，让读者自行还原这段情。

中国台湾网2006年2月15日

李敖与王尚勤的感情世界（王长安）

作家李敖在他最近出版的《李敖回忆录》中刊出了女友王尚勤的照片，并在书中简略地描述了他与王尚勤的关系，特别是王尚勤为他在美生了一个私生女——李文。读者从李敖书中捕捉不到太多李敖与王尚勤之间长达十余年的特殊关系，也无法了解李敖与王尚勤在其中充满戏剧性的过程。同时，无论李敖对王尚勤，王尚勤对李敖，在相互生命旅程中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作为王尚勤弟弟的我，也是李敖、王尚勤交往中唯一的见证者（因家父母均已过世），在此时此刻也想为目前在美国独居的王尚勤讲几句话：一来让读者更加了解李敖早期的感情生活，二来台湾历史巨大转折中，李敖与王尚勤从相遇、相知、相恋到生女、各自成家立业，二人相处的岁月不只是一对儿女私情的点滴情事，而是在时代的巨变中二位喜好文学的知识分子，如何在面对传统价值、道德规范、新旧思想的冲击下，坚毅而执着地以相互的感情作支柱，度过了最珍贵的青春岁月。偏向理性的李敖和感性的王尚勤在相互的生命中都曾洒下彩色的图案，如今，虽然色彩已渐褪去，但在他们的内心深处都有太多的回忆及感伤，笔者希望这篇短文也算是《李敖回忆录》的作者真情补述的另一章。

一、王尚勤、李敖与王尚义

在60年代的台大校园中有一批“才子型”的穷学生，其中李敖和王尚义（《野鸽了的黄昏》的作者），也是因喜好文学而成为这一批“才子型”的学生之一员。王尚义读的是医学院，而李敖则在历史系，当时王尚义的妹妹王尚勤则刚考入农经系。所以王尚勤和李敖的结识，王尚义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王尚勤虽然读的是农经系，但是也对文史哲学相当有兴趣，平常住校时往来的同学也多是王尚义和李敖的相知们，王尚义虽然促成了王尚勤和李敖的认识，但是却没有想到妹妹会和李敖真的谈起恋爱来。当尚义知道这件事曾力劝尚勤不要陷得太深，尚义的主要考虑是因为尚勤太年轻，宜以学业为重，另一原因，尚义与李敖虽是好友，但两人在个性上、思想上却全然不同，尤其李敖当时年轻气傲，反传统、反权威的思想已引起校方有关人士的注意，比较让王尚义担心的是，李敖一些反对婚姻制度的言谈令作为大哥的不得不为妹妹为情所困担心不已。但是王尚勤和李敖当时的感情已迅速成长并在台大校园传为佳话，李敖虽有初生牛犊不畏虎的傲气，但在面对和王尚勤之间的恋情时，还显得相当感性而有情趣，在当时写给王尚勤的一封情书中，李敖如此写道：“我进入你的生命里，如果能跟别的男人有一点点不同，那就是我当你四年大学的尾声时候，在你身上打下了烙印。你离开这个世界以前，也许会有一段时间来回想你早年的风流艳迹，你会回想到许多男人，你也会回想到我，回想到我在你生命中所占的地位——那时候，我大概已经死掉很久了！”当然李敖写给王尚勤不少相当感性热情的书信，其中不少也令王尚勤感动不已。

当时尚义和李敖等所谓《文星杂志》的作者群之一，其中王尚义的一篇《从异乡人到失落的一代》在当时知识界曾引起相当的回响，而李敖所写《传统下的独白》也被视为反传统文学的佳作。但是尚义的健康情形不如李敖，尤其在医学院繁重的课程下，仍透支时间及精力于文学创作，以致身体健康情形每下愈况，就在1963年6月尚义刚戴上台大医学士的方帽子后，就因肝部不适住进自己就读七年的台大医学院，而此时李敖与王尚勤正处于热恋之中。

二、王尚义病逝，王尚勤赴美生女，李敖巧布抢婴计

1963年8月26日尚义不幸因肝癌病逝台大医院，留下了数十万字的手稿。尚义的早逝带给朋友、家人及尚勤无限悲痛，而尚勤在失去了自己相当崇拜的哥哥后，也为自己毕业后的未来作下了决定——出国留学。尚勤出国的决定相当仓促，也和李敖之间发生些争执，但是尚勤也似乎有意地想远赴异国来冲淡和李敖之间的感情。然而却未想到尚勤在美国西雅图稍事安顿之后，便发觉自己怀孕了，对于原来拥有无限新生活新计划的尚勤而言，无疑又是一个打击，当时据尚勤的说法，李敖原先不太赞同生下孩子，但在尚勤再三考虑之下决定生下她与李敖的结晶。王尚勤在回忆录中如此写着：“为了这个孩子是我和李敖爱情的结晶，我该保护他，就像保护自己的生命一般，我怎么可以谋杀这样一个生命，那不就等于谋杀我自己的生命吗？”

于是王尚勤在美国西雅图安全产下一女，后取名李文，又名小文，这个决定影响了尚勤所有的留学计划，甚至以后对婚姻对人生的看法。刚开始传统的父母根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但是又爱女心切，担心女儿在国外独自育女的艰苦，尚勤的一切决定才得到家里的谅解。尚勤此时在美一面读书，一面照顾小文，又要单独面对留学生活的种种压力，其中艰苦可能是远在台湾的李敖无法想象的。经过一年多的异国生活煎熬，尚勤决定带着小文返台，一来让李敖见一下自己的女儿，二来想把女儿留在台湾，自己再赴美国完成学业。

在尚勤携女返台之前，李敖的生活已有显著改善，一方面李敖出版的几本书卖得不错，另一方面，李敖不同于一般文人，相当有理财观念，仅仅是从事房地产的买卖就赚了不少收入。而此时李敖也开始和演艺圈的导演、演员等名人有密切的往来，居住环境也大为改善，同时也结交了新的女友。王尚勤携女返台后先在李敖处暂住，但在获知李敖交有亲密女友后，即搬回娘家与父母同住，三岁的小文也第一次在外祖父、外祖母的呵护下享受了难得的天伦之乐，而李敖也不时携礼物来家中探望女儿。

王尚勤将小文安置好之后，即决定先行返回美国就学，母亲就担负起养育小文成长的重责。由于小文天真可爱很快就成为家里的宠儿及人人喜爱的娃娃。当时李敖对尚勤携女搬回娘家一事就不太高兴，再加上第一次看见自己女儿那种莫名的亲切感，也让这位一向反对正常婚姻制度的文坛狂人也受到亲情的感化。李敖知道王尚勤这一去不知何时返台，又考虑尚勤也可能在美结婚，而自己唯一的女儿却无法朝夕相处，于是决定想办法将小文抱回李家抚养。在一个晴朗的周末下午，李敖及其弟弟李放约了尚勤母亲及小文在外碰面，老实的母亲知道李敖很想见女儿不疑有他，于是抱着外孙女前去赴约。在碰面闲聊之中，李放即乘小文到处奔走玩耍之时将小文抱上计程车急驶而去，留下满脸惊愕的母亲站立街头。对李敖而言，夺回小文的监护权应是天经地义之事，但对母亲及王尚勤再一次的打击却是用泪水无法挽回的懊恼及伤痛。

三、王尚勤结婚、李敖入狱，小文在台湾及美国成长

王尚勤返美后即搬往美国南部密西西比大学攻读电脑，并认识了也是留学生的文先生，在尚勤内心深处希望尽快能抚平此次独自生女及返台后的创伤，也许重建另一个新的感情是最好的方法。从密西西比搬到纽约附近康乃迪克州后，王尚勤便正式结婚并在联合国担任翻译工作，而此时在台湾的李敖却面临生命中最大的危机——即李敖在回忆录中所写的所谓“政治迫害”及“白色恐怖”时期。

1970年李敖因《文星杂志》及“彭明敏”事件牵连开始受到跟监及软禁，李敖也有预感入狱在即，当时王尚勤在美曾和李敖友人想法协助李敖度过难关。尚勤因女儿关系结婚后仍与李敖保持联络，此时小文已被李敖安排进入台北美国学校就读，不论女儿花费多少李敖绝对全力动支援。李敖终于入狱监禁，因为李敖本身尚有些积蓄及房租收入，所以小文读美国学校的开销还应付得了，只是在小文幼小的心灵却永远留下一段父亲失踪及母亲在异国无法会面的噩梦了。小文自美国学校毕业后即又赴美继续读书，由于李敖的姐姐们均住在美国可以就近照顾，另外亲生母亲那儿也成为小文放假时栖身之地。王尚勤婚后生有二子，但在美国的婚姻生活中似乎过得不太愉快，而李敖入狱后的情况又成为她心理上极大的负担。适时，笔者也正好在美留学，每年放暑假均会从中西部坐长途灰狗巴士到纽约暂住姐姐家以方便打工，在暑假相处日子中发现姐姐和姐夫之间产生了某种磨擦，除了留学生家庭经常面临的生活压力，处于异乡的心情苦闷及面对大陆及台湾两地复杂的留学生认同心结外，李敖又是两人争吵的焦点，时而自姐夫口中说出：“你心中只有李敖一个人”的气话，成为王尚勤婚姻中的噩梦，而姐夫看到尚勤对在美读书的小文无限关心时，二人的争吵及隔阂就愈来愈大，终于王尚勤一直所期待的美满婚姻又要面临破裂的命运。

四、李敖出狱、王尚勤走出婚姻阴霾，小文大学毕业

在李敖入狱的八年时间，也是台湾社会经历最大变革的一段时间，包括经济起飞、房地产飙涨、政治解严、学术自由思想崛起、国民财富增加等。而在狱中的李敖也在静养中继续写作、阅读、思考未来，特别给唯一的女儿写了很多信函，其中大部分后来在李敖著作中刊出，可见李敖对小文的父女真情流露。

王尚勤在美结束了十五年的婚姻生活开始走出人生的另一个阶段，由于恢复单身生活和正在美就读的小文有更多的接触，母女之间也在小文已趋成熟思考年龄时，对自己的身世及父母有更深刻的了解。李敖在狱中时，虽然收入锐减，但还可支付女儿在美国求学的开销，自然王尚勤在经济能力范围内也给予小文支援，使得小文在美攻读大学时生活方面无所匮乏。

李敖出狱后，台湾社会资源及架构的洗牌使更多元化的声音得以寻得生存空间，反对党的成立更使得台湾政党政治也迈入正轨。此时李敖的角色极为特殊，既是一位学术历史的学者及作家，又是政治受难的亲身体验者，身为社会批判及改革者却又不满任何反对党派的一员。李敖突然置身一个开放的社会中，更加速他以文字批判权威的意念，于是他大量地写书、办报、收集历史文物，成为台湾文坛的一个异数。此时李敖每个月仍全力支援女儿小文在美国的贵族学生生活，包括开跑车、住华屋，生活挥霍。照李敖的说法，希望以提供较富裕的生活让女儿顺利完成大学学业，在小文毕业的那年李敖送她一部保时捷红色跑车。

如今李敖摇身一变成为媒体宠儿，在胡茵梦事件后又再度结婚生子，对这么一位早期一向反对婚姻形式的文坛才子而言，今日的成家立业也意味着，在这一段和王尚勤及小文的人生经历中，李敖的人生观也有所改变，特别是小文的出生及成长在李敖62岁的生命中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而王尚勤和李敖的一段既圆又缺的感情生活也是李敖戏剧性的一生中不可磨灭的记忆。人生的际遇，时代的变迁何其多变与无奈，如果时光能倒流，一切重新来过，也许李敖与王尚勤会选择不同的人生抉择，那么今天的两人也会有着不同的生命之路了。

我与李敖的短暂婚姻（胡茵梦）

台湾著名电影演员胡茵梦与文坛才子李敖的恋情曾经轰动一时，可是这对才子佳人的婚姻在短短的3个月就终止了。前不久，胡茵梦出版了自传《死亡与童女之舞》，详细讲述了与李敖相识、结合，又快速结束婚姻的一段经历。

第一次见面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79年9月15日，地点是萧孟能先生花园新城的家中。在这之前“李敖”是中国文人中最令我崇拜的偶像。我时常听光夏表哥和母亲谈论李敖的奇闻逸事，譬如他不肯在父亲的丧礼中落泪，不依规矩行礼，甚至还传说他从台北扛了一张床回家送给李伯母。当时我心想：不知道这怪人的庐山真面目是什么模样。

在萧家见到李敖的第一眼，我颇感意外。他看到我们母女，很规矩地鞠了一个九十度的大躬，后来母亲告诉我，他那个躬鞠得怪吓人的，这个年代已经没人行这么大的礼了。他的穿着很保守，两只手臂的比例稍短了一些，手形也比一般男人小，整体看来带点阴柔的气质。

当时我穿了一件淡柠檬绿的棉质长袍，光着一双大脚，连拖鞋也没穿。

李敖一整晚都盯着我的脚看，后来才知道他有点恋足癖。

吻得差点窒息

过了没多久，有一天李敖约我出来喝咖啡，我发现我们之间真正能沟通的话题并不多。后来他带我到他金兰大厦的家，见识一下他10万册的藏书。他用深色的木材沿着客厅的墙面做出一整片的书架，地板用的也是深色木材，整体看来是个气氛严肃的家，然而墙上挂的画，竟然是从《花花公子》杂志剪下的裸女照。这样的组合令人感觉不协调。他说这些照片和画像都是他最得意的收藏，已经伴随他多年了。我发现他是一个“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人，别人发展出来的美学和设计理念与他无干，他关着门自成方圆。

我们后来坐在沙发上聊天，聊着聊着他突如其来地吻了我。我记得他吻的方式，是我这一生从未经历过的——他接吻的时候头摆的角度是笔直的，只见他笔直地冲着我的鼻子压了下来，猛力地吸我的上唇，我被压得差一点窒息，心想此人也太“土”了一点吧。那天晚上我们有没有性爱我已经不记得了，可能是因为他接吻的方式太令人难忘了。

当我们开始进入状态时，我曾经问李敖他的另一位女友刘会云该怎么办？李敖说了一句令我绝倒的话，他说他会告诉她：“我爱你还是百分之一百，但现在来了一个千分之一千的，所以你得暂时避一下。”我听了之后心生疑惑，继续追问李敖什么叫做“暂时避一下”，李敖说：“你这人没个准儿，说不定哪天就变卦了。所以需要观望一阵子。我叫刘会云先到美国去，如果你变卦了，她还可以再回来。”李敖的多疑与防卫虽然令我不自在，他对女人的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也令我不安，但是人在充满着期望时，通常是被未来的美景牵着走的，这些重要的小节也就被忽视了。

举双手双脚赞成

10月中旬我和宝哥到印尼登台，母亲陪我同行，前后总共21天的时间。我心里百般不愿和李敖分开那么久，但当时的酬劳很高，唱几首歌，说些笑话，轻轻松松一天可以赚进台币10万元。于是我们一站又一站地马不停蹄，每到一站我都和李敖通长途电话。母亲那时还是“举双手双脚赞成”的阶段，她认为台湾唯一配得上我的男人只有李敖。

21天好不容易熬过了，回到台湾，李敖到机场接我，记者显然守候已久，看见我们立刻蜂拥而上，当时我们的恋情早已轰动海内外。

回到世界大厦的新家，发现李敖不但帮我们安装了新的热水器，买了新的录像机，同时也打点了楼下的管理员，他的周到和仔细，令母亲非常满意。母亲只要不阻挠，我和他的关系一定顺利些，这一点李敖是非常清楚的。不久我们决定同居，那时李敖已经准备送刘小姐一笔钱，请她到美国“观望”一阵子。我把衣物都搬到金兰大厦，两个人开始过起试婚的生活。

当李敖觉得一切都在掌握中，情势很安全的时候，他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宠女人的男人之一。每天早上我一睁开眼，床头一定齐整地摆着一份报纸、一杯热茶和一杯热牛奶。那时他早已起床，在书房里开始一天的写作。他的生活方式像一部精确的机器，在例行公事中规律地运作着，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听音乐、不看电影、不打麻将，可以说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只有工作。他认识的人不少，但深交的朋友几乎没有，我问他为什么不多交一些朋友，他说他对人性抱持着悲观的态度，即使最亲近的人，也可能在背地里暗算他。我当时的生活和外界的来往仍然频繁，他因为我的关系，生活圈子稍微扩大了一些。

他的才华和精神状态，令我时常在崇拜和怜悯的两极中摆荡。我想带给他快乐，不时地放些我爱听的音乐，跳我自己发明的女巫舞，在他面前嬉戏。那种时刻我确信他是快乐的、不设防的，他脸上自然流露的老实和羡慕，透露了这些信息。

吵个没完没了

与李敖同居，除了深刻地感觉到他的自囚、封闭和不敢亲密之外，还有他的洁癖、苛求、神经过敏以及这些心态底端的恐惧与二元对立。

譬如我在屋子里一向不穿拖鞋，喜欢自在地光着脚丫到处走，因此脚底经常是灰黑的，李敖对这件事的反应非常强烈。“灰黑的脚底”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一项不道德的罪名。我记得有一回我的“妇德”突然发作，想要下厨为他烧饭。我兴高采烈地把排骨往开水里一丢，正准备熬排骨汤时，李敖暴跳如雷地对我说：“你怎么这么没常识，冷冻排骨是要先解冻的，不解冻就丢到开水里煮，等一下肉就老得不能吃了，你这个没常识的蠢蛋！”他的暴跳如雷和言词中的鄙视，令我觉得那一锅的排骨汤比我的存在重要得多，于是我转头走进卧室，拿了几件衣物放在箱子里，一声不响地回家了。李敖后来心软了，把我从世界大厦接回金兰，两人又重修旧好。

如此来来回回地不知有多少次。

结婚太匆忙

李敖拿了一笔钱给刘小姐，请她到美国暂避一阵子，但一阵子过后，李敖突然心疼起这一笔钱来。有一天老母和我们聊天，李敖话锋一转面对老母说：“我已经给了刘会云210万，你如果真的爱你的女儿，就应该拿出210万的‘相对基金’才是。”老母一听脸色大变，撂了一两句话转头就走，李敖的脸色也很难看。第二天我回世界大厦，母亲斩钉截铁地对我说：“李敖已经摆明了要骗我们的钱，你可是千万不能和他结婚啊！”我听了心里很不舒服：当初举双手双脚赞成的人是你，现在举双手双脚反对的人也是你，我又不是你们之间的乒乓球，嫁不嫁该由我决定才对。本来对这件婚事心里是很犹豫的，现在为了争取自主权，反倒意志坚定地非嫁不可了，于是穿着睡衣离家回到金兰。5月6日的早上在客厅里，由高信疆和孟绝子证婚，我的新娘服就是那身睡衣。

结婚的当天下午，由干爹陪同我们回世界大厦，与老母重新建立良好关系。没想到婚礼结束，回到金兰后不久，李敖坐在马桶上要我给他泡一杯茶，嘴里得意洋洋地说：“你现在约已经签了，我看你还能往哪儿跑，快去给我泡茶喝！”我起初以为他是闹着玩儿的，后来看他脸上的表情非常认真，我想这个人真的是有问题，于是到抽屉里把结婚证书拿出来，站在他面前“唰”的一声就把“合约”撕成了两半，然后对他说：“你以为凭这张纸就能把我限制住吗？”没多久干爹来访，李敖很不客气地对干爹说，他怎么可能去跟一个莫名其妙的老太婆陪不是，干爹气得脸都涨红了，于是我陪着干爹返回世界大厦。

过了几天李敖打电话来谈判，他说如果他愿意站在我家门口挨胡老太的骂，骂足一个小时后，我愿不愿意和他回金兰，我说：“好，我答应你这个条件。”

不久李敖果然登门造访，老母骂足了一个小时，李敖动也不动地站着，时间到了：他看了一下表，示意我与他回去，我履行承诺，又和他回金兰了。

离婚太惆怅

8月28日，李敖决定和我离婚。他先举行记者会，并散发书面声明，写了5条文情并茂的感言。当天下午李敖拿着一束鲜花，打着我送他的细领带，在律师的陪同下，来到世界大厦，准备和我签下离婚协议书。

当他和我握手的那一刻，我突然很清楚地感受到，我们之间虽然历经一场无可言喻的荒谬剧，但手心还是有感情，于是紧绷的斗志，一瞬间完全瓦解。我的心一软，眼泪便止不住地泉涌，我为人性感到万分无奈。没有一个人不想爱与被爱，即使坚硬如李敖者，也是一样，然而我们求爱的方式竟然如此扭曲而荒唐，爱之中竟然掺杂了这么多的恐惧与自保。

我和李敖一起骂（李文）

我最崇拜爸爸

来源：北京娱乐信报2004年1月17日

来北京：厌倦了花花世界

记者：怎么会想到来北京发展？具体做什么？

李文：我是在曼哈顿出生的，对原来的生活方式我感觉不到有过多激情了。七八年前我就有许多朋友在内地发展，大部分在上海经商，我去看过他们。本来我在美国拿到了博士学位，教教英文什么的也很轻松，可我很喜欢北京的文化氛围，就选择了来北京看看。其实我的所谓工作完全是在做赔本生意，比如我在人大教书时，一课时我才挣120元，我除了要在路上花去三个小时外，北京的消费并不比美国低，各种费用加一起完全入不敷出。

出新书：还公众一个真实李敖

记者：身为李敖的女儿是否很自豪？书名叫《我和李敖一起骂》，里面好像没有太多李敖自己的话。怎么想到要出这么一本书了？

李文：做李敖的女儿我很自豪，否则也不会出这本书。现在出版的有关李敖的书不少都是东拼西凑的，很少有非常真实全面的，这也是我写书的理由之一。这本书权当是对我们父女这么多年生活的一个回顾，而且我也不会再写第二本。出这本书光是封面就改了十次，开始有人想找卖点说什么“李敖之女出现在内地首次开口，私生女自曝性骚扰”等等，我怎么能同意呢？毁我没关系别把我爸爸牵扯进去。我一改再改，包括最后的书名叫《我和李敖一起骂》，关键是李敖没骂呀，我原来的书名就叫《我和父亲李敖》。

记者：他看这本书了吗？

李文：还没有，等出了新的修改版再给他看吧，包括你们媒体的报道我都要给他看，让他知道他的小文没有他想像中那么惨。

记者：他为什么不给你写序呢？

李文：他开始并不支持我写这本书，我也跟他吵说你给那么多人写过序，为什么不给我写呢？写个序就会死吗？可是他的解释我也理解，越是自己家的人越不能随便写。

说李敖：找男友我不会找他这样的

记者：你与李敖真正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多数时间是与奶奶在一起。你眼中的李敖是什么样的？

李文：李敖是我最崇拜的人，我相信永远没有人可以和爸爸比，尤其是文学才华，年轻时他很帅很多情，但他不能定下来，所以如果是找男朋友我不会找他这样的男人。我当然感谢他二三十年来对我的支持。他当年说“小文只要你读一天的书，我就支持你一天”，说我上完高中送我一部车，读完大学送我一套房子，他可能因为不能在我小时候多陪我而用金钱来弥补。

记者：你眼中的爸爸有什么缺点？

李文：有时我受不了他，因为他有神经质，记忆力又特别好，哪年哪月哪日我犯了什么错误他都记得一清二楚。每次打电话给他我都先问爸爸今天心情好不好？他说还不错啊，我就同他讲话，心情不好就不理他。爸爸曾说他不是好先生也不会是好爸爸，当年他也不是想当爸爸才有了我。但我仍然感激他，虽然他没给我换过一块尿布。在生活中他是个典型的省吃俭用的人。他后来的太太为他生的小孩还小，他都快七十岁的人了还在苦熬，他不是生意人，钱都是一个字一个字挣出来的，在内地也不想多出书，因为他不喜欢别人删改他一个字。

记者：一般什么情况下打电话给他？

李文：要钱的时候啦！（笑）最近没有啦，我毕竟是成人了。有时我会问他需要买些什么书，向他讲讲我最近的情况。我与父亲谈话很OPEN，比如说他得了前列腺癌，我就开他玩笑说没关系，反正你同那么多女孩子好过了，得这病也肯定是因为你年轻时太风流。他就笑了！我们好多时候像兄妹而不是父女。其实我也蛮心疼爸爸的，通常会买些书和CD或领带给他。我很遗憾如果有一天爸爸不在了，他的书稿与收藏品没有人能帮他整理。爸爸也说指望不上别人了，因为我看不太懂他的书。我与爸爸现在的太太也不讲话，她与我同岁，我认为她是我爸爸的女朋友中最丑的一个。爸爸也知道我同她合不来，很少让我们碰面。

谈母爱：不原谅母亲，不想念女儿

记者：在书中你说“不欣赏妈妈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明确告诉她，以后不要再同我联系”，不觉得对母亲太过分吗？

李文：我十四岁那年夏天继父趁我妈妈不在家，用手摸我的胸部还亲了我，而我妈妈知道后居然相信他的话说是我勾引他，我知道她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庭而牺牲了女儿的尊严。另外一件事就是我妈妈总认为李家亏欠她而写信批评了我90多岁的奶奶。爸爸兄弟姐妹八个，他排老五，我奶奶最疼的亲人就是爸爸和我，奶奶在我的感情中就是我的第二个妈妈，我不能谅解我妈妈对我奶奶的态度，比她伤害到我的时候更不能原谅。我搞不懂她怎么想的，所以不会原谅她。

记者：你17岁时曾有一次叛逆的婚姻，还生过一个女儿，你没能得到母爱，却也没能给自己的女儿母爱。你怎么看这件事？

李文：我从小就是性格叛逆的人，我是个女李敖，但我有爸爸没有的温柔的一面。小时候生活不固定，跟外婆、六姑、三姑都住过，最后跟奶奶一起长大，所以特别渴望有个自己的家，虽然爸爸失望生气得都要和我脱离父女关系了，我还是和中学男友跑到拉斯维加斯结婚了，因为那儿不需要父母或监护人的签字。婚后我爸爸就不同我讲话了。不久我怀孕了，在怀孕中我才发现自己长大了，原来我想要的生活并不是那样的呀，于是在生下女儿半岁时，我回到纽约重新上学，最后得到了博士学位，我爸爸非常高兴我的再次选择，我是李家第一个博士呢。

记者：你会想念女儿吗？她都该22岁了呢。

李文：怎么会想她呢，对她我没有什么感情的。如果某天她原谅我了再说吧。

聊未来：我会尽量让自己快乐

记者：对未来的生活有什么打算？

李文：我本来是个乐观派，“911”过后更是了，今天这样，明天就不知死在哪里，所以我会尽量让自己快乐。我不要求再结婚有小孩子，我是一个喜欢跑来跑去的人，不爱受约束。我爸爸也说如果俩人没有激情了就分开，要保留在恋爱中的感觉，当然也有人老了还在一起。爸爸说那不是爱人那是伴。我对爱人的要求是为人要正派有正义感，孝顺，其他呢，要至少读过我父亲的书，海归派也可以，要能懂一点英文，且一定是个中国男人。在事业上，我不仅要开一家出售进口书的高档书店（其中要有一个“李敖天地”专门展示李敖的书），尽量创造一个非常舒适的阅读环境。同时还要开学校，一个双语学校，另一个礼仪学校，普及礼仪知识，这样一些有钱人才不至于浑身名牌却一张嘴就露馅。

说自己：80％完美主义者

记者：你继承了李敖哪些特点？

李文：爸爸所有的优点我都有，比如正派、打抱不平，但我更时尚一些，从小没与父母在一起，但我从不会悲哀地说“我没有爸爸妈妈”，这可能要感谢我天生的个性吧。当然也有些挫折，在外都是靠朋友，所以尽管我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但我对朋友要求特别高，当我一旦发现谁做了有悖友情的事，不管是20年还是40年的朋友我会立即与他断交，所以我说我会每个月清理我的衣橱，清理掉的不是衣服，而是烂朋友。所以我是很好胜的很独立很有审美情趣的人，是个80％完美主义者。

记者：你亲人很少，怎样面对麻烦与痛苦？

李文：我每两个月就大哭一场，并非因为某项具体痛苦，而是为了释放。但我单身生活太久了，对痛苦与孤独有些麻木了。我其实非常喜欢养狗，但现在缺少养狗的环境，养了也对不起它们。我喜欢毛多的白色的狗，比如雪橇狗。

她是女李敖

早听说李敖的女儿李文居住在北京呢，与擅长骂人的父亲一样，她是个投诉专家，自从2002年12月搬到北京，至今她已投诉一百多起，虽然很少有如意结果。本周李文又出书了，书名赫然为《我和李敖一起骂》，因中文会写的字没几个，书稿由记者吉颖新小姐全程记录。

1月14日下午，我们来到了顺义某别墅区李文月租1300美元的住宅，尚未入门，便听到不远处传来一阵狗吠，抬眼间却见在李文楼上房间的一面玻璃上贴着醒目的大字：“养狗？文明的别墅”而我们听到的狗吠就来自那位歌星的院子。进得屋来，李文仍在忙碌接受南方某媒体电话采访，讲的还是养狗一事，因为虽投诉数月，但并未有什么实质进展。

房间被李文布置得奢靡而雅致：壁炉里大块木柴像她的人一样热情而直率地噼里啪啦燃烧着，各色带精油的蜡烛和精致的英文书一样随处可见，而最抓人的还要属放在镜框中父亲李敖与她自己的照片，二人的笑容极为相似。“别看我母亲曾是台大校花，我长得更像父亲，我很幸运有李敖这样的父亲——他是我的偶像。”尽管不时往外冒英文，她的中文口语还是不错，只是口气拿不准，好多时候冒出一个不经世事的小孩任性的腔调。而从小优越的生活环境让你看不出她从小就“无父无母”的生命痕迹，更看不出十七八岁就为人母的她已有一个二十二岁的女儿。

“许多人都想通过我来采访到我父亲，那不是利用我吗？我怎么能代表李敖来接受媒体采访呢，再说采访爸爸是要付费的。”其实我们此行也并非没产生过这种想法。甚至此前我都想通过台湾朋友高信疆先生的关系采访李敖，他是当年李敖与胡茵梦结婚时的证婚人。说到高信疆，李文第一个反应是问我：“是不是我爸爸也曾骂过他？”当得知并非如此时李文笑了，说她都习惯周围的人是被爸爸骂过的了。父亲到处“树敌”对女儿是否也不公平？“没有啊，因为有些人本来就该骂！”人家叫她女李敖，李敖更是形容女儿是没有“那话儿”的李敖，看来没错。

作客新浪（李文）

李敖长女李文博士作客新浪

主持人：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了台湾著名作家李敖先生的长女李文博士，她是在美国生活30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现在居住在北京，先请李文博士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李文：女主持人，还有各位网友们，大家好。

网友：听李敖先生讲过不准备回大陆，因为他认为寻过去的梦等于贿买自己的梦想，他对大陆的印象是停留在十几岁的印象，他不回大陆，是不想损害他对大陆的现象，他对大陆报刊的报道侧重点不一样，可能不是真实的。你怎么介绍一下这个情况？

李文：爸爸来到大陆有很多原因，我相信书上也过，最主要的原因是爸爸很小的时候从北京到了台湾，所以他很小的记忆力，关于北京的事是很好的记忆。我的中文不太好，请各位网友多包涵。他对大陆有一个很好的印象，不想把它毁灭掉，别的比较有趣的原因是因为怕做飞机，也许大家认为这不普遍，这么伟大的这个人怎么不敢坐飞机，我觉得我爸爸是蛮土的，连飞机都不敢坐，他出去的时候，海关不要他出去，他一气之下就说死在台湾也不出去了，他对飞机是蛮有恐惧感的。而且他怕冷，北京的天气对他来讲实在是太冷了，我建议他坐船慢慢划过来，我觉得比较伟大的学者会有一些自己的执着的想法，你跟他讲也讲不通，我觉得他是自己的原因的。我觉得他是唯一可以打败电脑的人。

主持人：为什么这么说呢？

李文：因为他是很狂的人，虽然电脑高科技发展的很快，但是不能被李敖头脑里塞的东西多，所以讲他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可以打败电脑的人。我刚才讲的是网络或者是卫星的都可以，因为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忠心的人或者是年级大的人都喜欢他，而且爸爸今年69岁了，年纪已经大了，我想他应该为下一辈的读者要关心一下。前几年CCTV北大的读者有一个跟他的对话，听说效应还不错。

主持人：你有没有向他介绍过大陆的情况呢？

李文：其实，我也刚刚来一年，看起来百分之百像中国人，我的思想像外国人，搞不好他比我知道的还多，我可能没有机会跟他讲一些中国的情况，只能讲在这边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比如说投诉的事情，在我的书中也写得很精彩，因为爸爸骂人骂了一辈子，可以保护自己。我作为女儿是很洋派的，有话直说的，他会劝我说讲话要当心一点，他说该投诉的事情也要投诉，虽然大家都说，在大陆的话，很多人都有点麻痹，觉得没有必要花金钱和花时间去投诉。可是我知道99.9%的事情投诉以后没有结果，但是我愿意当那个傻瓜去投诉，我在书上也写过大陆很有名的学者叫茅于轼，他说过在我的书上199页上写到，道德的产生是漫长的过程，现在还没有结束，道德有可能垮下去，尤其是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人们普遍对道德持怀疑的态度，很多情况下做好人的办理大傻瓜，那就是我。比如在红绿灯下，不愿而闯红灯，那些少数遵守交通的人就成了傻瓜，可是有这些傻瓜，道德才不至于垮掉，也才会有尊严。

刚才讲，可能有些事情，比如说大陆的生活的观点，或者是素质、或者是国际化轨道的事情，爸爸可能比我来巧妙，他很耐心去看，他在观察方面比较认真，他说大陆人口太多了，可能我已经在大陆住了一年了，我觉得特别是是在首都北京要醒来了，应该赶快去改，不能说以前很不好的习惯还存在，可能100年我知道是很长的时期，而且这是很难、很艰苦的战争，但是我愿意做那个傻瓜，愿意做那个英雄，至少有人在试，也许我李文在大陆上两三年以后也会麻痹了，那样我会回美国。

主持人：听说大陆有一个人叫王海也是经常投诉，主要是关于消费者权益方面的投诉。您的投诉的内容是什么呢？

李文：内容太多太多了。

主持人：举个例子。

李文：大部分我的投诉，就是我不太介入政治的事情，当然有时候关于到政府、官方，比如说养犬的规定，已经禁狗了，但是为什么没有抓，我的邻居是董文华，是一名歌星，她养的狗整天不停的叫，业主拿她没办法，整个房子至少一个月到两个月有两万租金，房间漂漂亮亮的装修好，但是没人敢到她家住，所以物业管理的法律都没有执行，公民道德等等方面都没有做到。当然我知道表面上有些法律出来，但是不一定是执行的，那为什么要出台法律呢？所以就是说，我没有办法像爸爸骂一些人，比如说陈水扁、李登辉等等，但是我关心的是我周围的人，我的小环境，特别是我住的地方，假如有人打击到我，妨碍我的权利，我就觉得住别墅花这么多钱，就应该有好的服务。如果没有，我就一定会去投诉的。如果我要听到狗叫、人叫、鸡叫的话，还不如住在农场，花两万块钱的房租住在别处。

我相信网友很多次想去五星级饭店，你喝一百万块钱的咖啡，那不是很笨的消费者，你不如去饺子店喝咖啡好了，一分钱一分货，特别是首都是代表整个国家。我在美国这么多年，很多去美国大陆的团，或者是大陆的留学生去美国读书，或者是移民过去的暴发户等等，当地的美国人就会躲着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就是因为我们把很多的坏习惯带去了国外，这就有点丢中国人的脸，因为我也是中国人，我希望中国人特别是在国际的舞台上一定扮演好的角色。当然我知道这是国情素质的问题，很难很难改变，既然我来到中国，我是教育者，我希望能贡献一点点的力量，只要是0.01％的人能感觉到，我相信年轻的人可以感觉到，年纪大的人可能感觉不到，他们可能会带着狗去遛公园，他们会说我的肚子还不饱，为什么管这么多，那么这样的事情就让年轻人来说，如果你占着位置不让，我就要骂，这是不好的心态。

主持人：刚才谈了大陆不好的生活习惯。

网友：美国人身上有没有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

李文：美国也有不好的东西，我在美国、非洲、台湾都会投诉的，不是说挑这边的毛病，我这次来大陆，爸爸说绝对不能有优越感，也不能挑大陆人的毛病，如果是妨碍到我的生活，我觉得我有权利和义务去讲。美国人文明也有一段时间了，中国人可以跟美国人学习的地方就是礼节，因为礼节代表尊重，在18世纪的时候，有一个作家讲过当我们尊敬自己的时候会代表我们的道德，当你尊敬别人的时候，会代表我们的礼节。当一个人没有自信的话，怎么教导别人，我很喜欢美国的态度，他们做事是很有效率的。我说的三个一的问题就是效率、道德、礼节，没有道德、没有礼节、没有效率，我觉得这三个东西一定要改，既然门打开了，不一定是美国，这是国际化的接轨方式，当然我们要学习美国好的习惯，不要学习坏的习惯。我们说像国贸那边高楼大厦盖得比什么都好，高科技很先进的，可是里面一团糟，就是有硬体没有软体，一看交通情况、随地吐痰等等这很不好。虽然我希望能有一点点影响力，但是这是蛮难的过程，只要自己本身不去改的话，我当教育者就会更难，我就可能会早一些放弃，找到一些比较想学的人，我看到大家都有求新的心态，像我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知识是无价的。不管你是年纪轻、年纪大，一直要有学习的态度，一定要去吸收知识。很多人问我教英文的事情，我希望能带给大陆学英文的人一点点收获，包括有人问我学英文时的一些问题，其实都是一样的步骤。所以我觉得你一定要创造自己的学习英语的环境，不要为了学习英文而学习，你要喜欢这个语言，我知道很多自学的人，学历很低，没有出过国，但是他们喜欢这个，所以他们有的人比我说得很好。

为什么在万年社出了一本英语的析解精本，我们看了很多语法的书，也看了很多听力方面的书，市场上有很多写英文的课本，可是我们在美国学的、说的口头语，如果你有兴趣学习英文，就会学得比较好。不要看太深奥的杂志，可以看一下六人行、难度不是很大的节目来帮助你，就是可以看连续剧加喜剧化的节目，不要看字幕，而且字幕大部分翻译的很烂，我有时候觉得是另外的电影翻译过来的。所以有很多方式来学习，不管是学习英文还是素质的问题，一定要把礼节这些看得重一些，我想开一个礼节中心，看一个商务中心跟想去他们发展的人，真的很需要礼节方面的知识。有时候看着有些人穿的很好，但是一开口讲话的声音、吃饭的礼节都没有，我们当然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做得很好，但是如果有心想去学一下，况且你是有实力的，有钱支持你，当然应该培养一些礼节。

网友：我是华东理工大学的生活，希望你和李敖先生到国内的大学走走坐坐，来到大学发表一些演讲，因为国内很需要这样的思维方式，也希望能听到与常人不同的有哲理、有理性的声音。

李文：我在吉利大学演讲过，在新东方也演讲过，可能有机会也会去其他的学校演讲，我当时有一个留美的指南，我的个性是比较开朗，无话不说，我看到很多学生没有表情，或者记者说笑一点，因为北京整个城市很灰了，我希望是把学生逗得笑一笑，我觉得只要你想留美，但是我的看法是留美不一定是好事情，如果你是倾家荡产省了四年学费的钱，但是到那边不一定是好的学校，在美国好的学校就是有很多钱的金牛，这就是我们四年的学习生活，要吃、住会有很大的开销，所以不一定去美国就好。我鼓励这些学生说留美不一定是好事情。我也劝爸爸可以采取座谈的方式、网络的方式希望以后可以突破一点。我也会劝劝他。

网友：台湾和大陆的对比，两岸文化有什么样的区别？可以谈一下吗？

李文：这对我来讲很难，我是在美国出生的，在台湾小时候住了不到四年、五年，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美国，对台湾的文化不是很了解，我自己也不是常常回到台湾。两三年以前常常回去，因为是奶奶生病了，而且爸爸那时候在选举，比较忙，那时候会回去帮忙做一些家里的事情，可是我对台湾的文化，我觉得台湾比较先进一点，思想方面可能比较开放，我想大陆也会慢慢好起来。而且我对中国的文化也没有资格去讲，因为我在这边呆了不到一年，看到的都是不太习惯的事情，可是有很好的东西也可以慢慢去尝试、吸收。

网友：您在美国式的生活，大概是怎么样的？做什么样的工作？在国外过的开心不开心？

李文：我在国外蛮开心的，因为我的个性蛮适合国外的，不拐弯抹角，很喜欢开我的敞篷车兜风，我是少数喜欢玩车的女士，我喜欢收集高科技的东西，比如说电脑、小的数码相机之类的，对小科技的东西特别感兴趣。时尚的东西我也喜欢，我必须喜欢比较漂漂亮亮的东西。在国外，我教了15年英文，大部分教不是英文，是母语，我专门教的如果英文不是你的母语的话，我就去教。不是所有的博士都可以教的，你可能教文学教得不错，或者你有证书才能教的，我教的很多是过去的留学生，无论是大陆人、香港人、日本人、亚洲人，他们去了以后，一定要考完试以后才能去大学的班。我那时候教书概很多年，我知道美国的环境大部分比亚洲好。可是我来到大陆的原因，是因为我在这七、八年观察了很多次，都是去上海、北京、广州，大部分人都去上海，不到北京，他们很奇怪我单枪匹马来北京，我觉得这对于作为教书的方面，北京文学方面的东西是比较多的，所以我就过来了，大家都知道很多东西是朝着巴黎、东京这个方向走，而且我的事业在美国也不好、也不坏，生活过得很好，但是我觉得我好像失去一样东西，所以那时候爸爸了解我的情况，说既然你观察大陆，还是支持我来大陆，所以我们一定要开始改善，希望有更多优秀的人，希望开始慢慢对大陆的英文教学方面做一些贡献。

网友：我们很关心李敖先生的身体，得知李敖先生前些日子患前列腺癌，入院开刀，不知道现在身体怎么样了？

李文：谢谢大家的关心，我跟爸爸开玩笑，有时也是无事不谈的人，在书上也写了我跟他的成长关系，我当时写书的时候是想爸爸的年纪大了，不要让人家觉得爸爸只是骂人出名的，我希望读者可以看到他温柔的一面，还有亲情的一面。

网友：李敖先生才华横溢，但是有很浓的大男子主义倾向，他一生跟很多女人有关系，他的回忆性的小说《上山上山爱》，写了自己和十几个女性的关系（wjm_tcy注：纯属放屁，《上山上山爱》中只有母女二人，何来十几个女性？若说《李敖快意恩仇录》还差不多，但那不是小说！），直到现在跟助手的关系非常好，在跟这些女孩的接触过程中，他很在意女性的外貌，作为他的女儿你怎么看？

李文：我觉得网友只关心爸爸性的事情还有女朋友的事情，但是你也不能怪他，他做了五六年的苦牢，在他最年轻、最威风的时候坐牢的，所以当你出来的时候，就想找最漂亮的女孩子，所以当时他找了胡因梦，因为她在台湾是大美女。有时候我不太了解，对于我来讲，我不太了解，你跟人做爱，因为作为小孩子来讲，不会讲很多很细节的东西，可是这是李敖的作风，因为他每几次都会写关于一些性器官的事情，就像《上山上山爱》这本书中，有点黄色。我也跟他讲过，一定要写得这么细吗？他就会跟我吵，他虽然不是伟大的作家，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不是要写的，他很喜欢长腿型的女人。

主持人：还有莫文蔚吗？

李文：因为她的腿长，还有小妹妹，很多16、17岁的小女孩没有听说过，我就跟她们讲，这是李敖，因为不想打破爸爸的自尊心。

网友：你现在生活中最宝贵的是什么？

李文：问得很好，我想最宝贵的是学生们对我的评价，我当初也讲过，我来到大陆失去了三样东西，就是我的脾气、耐心、笑容。可是我获得的是爸爸的支持，学生们的肯定，社会的认可还有朋友们的尊敬，对我来讲，我本身是教育者，不管多少烂事，多少的不愉快，只要学生们知道我教他们的东西，可以影响到他们，因为我记得第一次进入人大当教师的时候，每个人以为我是学生，我的穿着方面、说话态度根本不像老师，我开始走上台上的时候，大家还说不会吧，是这样的感觉。我想他们都已经死到那边的感觉，又上完了一堂课，都想赶快拿一个文凭，当我真的教他们两三堂课，他们就亮起来，因为这不是国内的、死板的、死背的英文，我是激发，鼓起他们的勇气来学习英文。这是他们对的支持和尊敬。

网友：读过林雨堂的英文作品吗？你认为他的英文作品如何？

李文：不太好讲，林雨堂是台湾的。

主持人：对。

李文：我刚刚讲过，我在台湾的时间不多，不过跟台湾的出版社好像是全概念，因为每个人都学过新概念，我的感觉是作为教育者，不怎么样，为什么他那么轰动，我也觉得是一个大问题。

主持人：你觉得新概念里面的英文是很标准的吗？

李文：我刚才说了，一定要有兴趣这样学才比较好。新概念最好是有新的版，如果是旧的版，就是当下发生的事情，你就没有机会去讲，去听，没有机会跟外国人打交道的话，就有白学的感觉。我鼓励学生们学习一些口头语，这是蛮有兴趣的事情，我听林雨堂，但是不是很清楚，在美国关于不是教母语的课本也很多。

网友：李敖先生在生活中是不是唯美主义者？

李文：我觉得还好吧，他可能完美的方式，骂的人、投诉的人希望有一个效果出来，刚才我也讲过，爸爸担心我投诉太多的事情，他自己也投诉过很多事情，可是投诉完了没有什么结果，他会用一块钱新台币去打官司，也会有正义感，本来政治家们应该帮慰安妇，但是他们没有帮。我虽然说这些事情是一个未知数，但是至少会去试。比如球赛，你并没有参与，怎么知道最后得分的情况？如果你看到了整个踢球的过程，知道他们怎么踢球、怎么打球，这是最精彩的画面，我觉得过程是最重要的，而且可以把过程教给大陆的消费者或者是也被受害的人，也被性侵害的人，不管是多大、多小的事情，至少有很多榜样可以去学。刚才说的完美，我觉得不应该算是完美。我爸爸现在都还在骂。

主持人：刚刚说到坐牢，你刚才也说到，坐牢家给女儿的一封信（wjm_tcy注：应该是《坐牢家爸爸给女儿的八十封信》），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李文：爸爸写了200万字（写了3000万字，但《李敖大全集》只有1500万字，剩下的尚未出版），为什么在大陆卖呢？是因为想要受到尊重，我当时也跟出版社进行过交涉，因为不想他们把文字进行删除，这本书可以算是英文教育的书，也有很多可爱的故事，我记得他坐牢的时候，小时候去看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知道爸爸在窗户的另一边，有一个电话筒，但是过了一阵子就好了，因为他不是犯人，是政治家，国民党对他会好一点，搬到一个房间里住着，那时候情况就比较好，他会给我削苹果吃，最人我感人的事情，是牢里不能有刀子，不能有锋利的东西，就用一个跟铁片一样的东西慢慢的磨（wjm_tcy注：是从皮鞋底子抽出来的铁片），所以每个故事里都有一个照片，比如关于无尾熊的故事，还有一些谣言等等很多事情，虽然不能看到爸爸在小时候给我换尿布，但是在牢里写出这么一封信来，我觉得做爸爸已经够伟大了。

网友：你最欣赏父亲什么、最讨厌父亲什么？

李文：讨厌可能比较多吧。我是唯一可以跟他翻脸、翻桌、甩东西、甩门的人，我们在家里叫这个为皇帝，因为我们的脾气太像了，我们家里有两个李敖，你们可以想象李敖跟李敖是什么样的场面，会是很火爆的场面，大部分我会去体谅他，不跟他吵架，但是我的个性很强，而且小时候很叛逆。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爸爸有点神经质，越洋电话打给他，我会问他心情怎么样？我会问他现在心情怎么样，他说不好，我就挂断电话，等他脾气好了之后再打给他。

最欣赏爸爸的是他的才华，我不希望别人认为我爸爸是骂人的人，其实爸爸所有的朋友都是很有风气，对女孩子特别有礼貌，在冯叔叔给我的书里写序的时候还有写到爸爸的另外一面，因为大家看到的是他的书，没有跟他相处过，我想我最欣赏他的是他的才华、勇气和幽默以及道德的方面，我觉得他会用一块钱打官司，费了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就是要表达他的立场，这个是很重要的。

网友：生活中的李敖是不是也很尖刻呢？

李文：没有我尖刻吧，我有美国文化，对很多事情特别是自己的小权利，自己生活的方面、住的方面、服务的方面特别挑。爸爸的尖刻方面，我刚才也讲了，他对人、处人、做人的方面不是很恐怖的，对人是蛮好的、很友善，对女性也是蛮好的，特别是美女长腿型的女人。

网友：最近很少看到先生的新言论，无论是政治方面的还是其他方面，你对政治方面的情况怎么看？有没有新作出来？

李文：我不懂政治，也不想谈。虽然是新作，但是在台湾来旧作的，网友们可以上上爸爸的网站，可以上去看看有什么新的东西，或者直接打电话跟友谊出版社查一下。

网友：你在书里面写到你的童年。我们感兴趣的是你的童年是怎么渡过的？

李文：有点像吉普赛人漂流的感觉，小时候爸爸被国民党抓进去的时候，妈妈就决定去美国，因为那时候的情况比较紧张一点，到了美国就知道她怀孕了，之后跟爸爸，所以我回去台湾的时候，爸爸希望我留在李家，让李家的人带，因为妈妈可能再婚，再嫁，所以为什么我跟奶奶那么亲，因为奶奶就是爸爸的妈妈，我就有妈妈的感觉。我是没有双亲的小孩子，所以爸爸说我是生存者，因为我几乎没有变坏，我为什么那么叛逆，那么早结婚，17岁的时候就结婚了，那时候是希望有家庭的感觉，那时候结婚也是有成长的过程，那时候爸爸气疯了，但是现在已经成为往事了，童年还好，我不希望母亲和父亲在身边的时候就会变成问题孩童，因为奶奶教得不错的，爸爸在牢里也给我金钱的支持，让我学钢琴、小提琴，什么能学的乐器都学了，虽然他在牢里，但是对我的关心也表达出来了。

主持人：你为什么会写这样一本书，并且到大陆来出版？

李文：我的理由是爸爸的年纪大了，我想写一本关于爸爸的另外一面的事情，对女儿、亲戚的感觉，再就是跟观众说一下爸爸对我的影响力，为什么我现在也这么叛逆，我已经是40岁的女人还这么叛逆，问题是我有爸爸的血统，而且我一直喜欢打抱不平的，很讲正义感的跟爸爸一样的人，所以我投诉的过程，因为我也是中国人，我也爱国，但是真的是很多事情已经改变了，希望投诉的事情激发一些还有信心、还有力量的人一起战斗。

网友：如果你没有去美国，留在台湾的话，会变成什么样？

李文：我不是没有去美国，可能刚刚我的背景没有介绍好，我是华裔人，我在做胎儿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去选择。

主持人：网友的意思可能是如果在台湾出生的话会怎么样？

李文：如果个性方面的话，我可能不会变，可能我比较开朗，或者是西方无论是好的、坏的方面都不会学到。台湾是很小的岛，我还是比较保守，也不是说传统的东西不好，我觉得现在我这样已经不错了，大部分的怀疑连A、B、C，连一个英文也不会讲，就是香蕉一样，黄色在里面，白色在里头，我中文会话没有问题，但是有时候也需要帮助的。我认为可能会有改变，但是改变不会太多。而且爸爸那时候不希望我在台湾呆太久，他还是希望我在美国住。

主持人：你现在准备长住北京吗？

李文：我想可以吧，如果我教育的人不能再教育的话，可能会搬去上海，虽然我对北京的思想太难改变了，天子脚下，我是明朝下来的什么什么，或者我是暴发户，不去吸收任何过户的东西，那是特别难改，特别累的东西，我觉得去一个城市的话，至少希望学习一些新的东西，大陆真的改好的话，我会去那个城市的。

主持人：有很多网友希望李敖先生能到大陆走一走、看一看。你觉得你在哪些方面受到了父亲的影响？

李文：最大的影响应该是做人处事的方面，怎么改好自己，不能当一个窝囊废，我是直爽直接的人，虽然他会担心我，但是我是女孩子，我有西方的思想，他知道怎么骂人，怎么保护自己，但是我可能不会，可我不能停止我要做的事情，也不能不讲该讲的一些事情，在住的方面、服务的方面如果不合格，我应该去争取的，有人说我不够温柔，我很温柔，只是大家没有看到，其实有些事情是不能宽容的。

主持人：将来你有什么打算，还是继续从事教育工作？

李文：我希望多写一点教育的课本，有时候不能写一些很无聊的课本，不管是国内、国外人写的，我希望能在大陆开一个礼节的班、开一个中心，或者是开一个双语学校，我很想办一个高档的书店，国外有很多，我想上海也有很多。

主持人：北京也有，可能不够档次。

李文：当然我知道很多人的收入有限，我的感觉就是说你可以花20块钱买本书，可是你把它收集起来，卖20块钱的书可以买10本，省下来的钱可以买一本国外的精装版的书，国外的书质感不是很好，因为有原因。

主持人：成本是不能太高了。

李文：我想鼓励一些喜欢看品质高一点的书。大部分人跟我讲，说开书店是赔本的生意，我不能赚钱，但也不能赔本。我觉得有一个上网的地方或者是星巴克的咖啡店在里面，开一个关于书的精品店。但是避免一个人进去免费吹暖气，站着看书看一天，所以我一定要收门票，这个门票可以看一本书或者喝咖啡，我觉得北京这样一个地方应该有这样一个场所。我很喜欢北京，我从美国搬来大陆的时候，有70％的硬壳的书还有一半的衣服，我觉得外国的书非常贵，但是是有它的价值的。我希望可以把这些书介绍给大陆人看看。

主持人：时间快到了，问最后一个问题。

网友：你在美国生活，李敖在欧美的知名度怎么样？

李文：不是很高，但是知道美国的欧路人是很分散的，我们是移民过去的，年纪大一点，但是他们还是知道爸爸的，比如爸爸的录音节目在那边卖，在唐人街上也有书卖，也有卫星行文，但是没有在香港、台湾、亚洲这些地方这么知名。他有一写本已经翻译成英文，希望那本书有很多的人读，他是很历史性，虽然不是畅销书，但是希望有很多人看。希望爸爸在全世界可以站得住脚。

主持人：今天聊天就到这里，请李文最后跟大家说几句话吧。

李文：谢谢大家花时间来聊天室聊天，也希望大家来买买我的书，增加对爸爸的了解，希望我的书能对大陆的社会有一点小贡献，谢谢大家。

主持人：今天的聊天到此结束，谢谢各位网友的参与。

有其父必有其女（李文）

有其父必有其女

朋友给我李文电话的同时交代“她可能会要你自报家门，她很注意细节”，我有些不解，记者采访时当然是要自报家门的了。和李文通上电话才明白这个“自报家门”的意思，她要求我先把自己的名片传真给她看看。还好还好，没有要求我传身份证和记者证。

虽然李文是ABC，出生、成长基本在美国，据她自己说中文只有初中二年级的水平，并很坦率地表示很多中文字“不认得”，包括我的名字。但她的普通话讲得相当好，如果忽略她有时略显犹豫地冒出“雪上加雪”、“协妥”这样的词的话。她的发音比许多福建人要标准得多，而且没有多少台湾“国语”腔，流利、悦耳、极富感染力，这大概与她的教师职业有关。李文取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一直在美国教英文，2002年底，她来到北京，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

采访的最后，李文说：“帮我写好一点——，叫大家来买我的书——，不要买盗版——。”拖着尾音，这时的她，像个坦白可爱的小女生。

李敖拒绝为女儿的书写序

读完李文新书《我和李敖一起骂》，有一点小小的震惊，因为她的直言不讳。一般人特别是名人之后写关于自己的生活、家庭的书，通常只会写出好的一面，表达出自己对别人善意的情感，而李文不，比如她写了生母的后夫对她的性骚扰，而且指名道姓，比如她毫不隐饰自己与生母之间淡漠的情感状态，还有她到北京仅一年却进行了的上百次的投诉等，甚至还提到李敖的“怕太太”。也因此，李敖对于自己的女儿写这本书很不赞成，担心会给女儿带来麻烦和伤害，他拒绝为书写序，李文自然也是大大地不爽，“写个序会死啊？”家族里她是惟一一个敢对李敖大喊大叫、摔东西的人。

不过李文还是谅解了父亲，她说：“后来爸爸请他最好的朋友给我写序，还请他带照片来北京给我。”李文说：“我也只会写这一本关于我爸爸的书，以后我写书就要写我自己的教育专著了。”她觉得市面上很多关于李敖的书并不准确真实，而自己作为李敖的长女，“有资格也有权利”写李敖。“我要让大家知道爸爸温情的一面，而不只是骂人。”

李敖说李文是女李敖

李文非常以自己的父亲为豪，她在书中写到自己“独享了父亲57年的宠爱”。李敖曾经说李文是“没有‘那话儿’的李敖”，那么李文眼中的父亲是个怎样的人呢？李文认为李敖文学才华少人能比，有正义感、有道德、有人格。李文说：“爸爸是男英雄，我是女英雄，我们都是那种骑黑马、摇着旗，冲在战场上的人，是容易被牺牲、被暗算、被利用的人。”

李敖是以毫不避讳“性”著称的人，比如他那句著名的对于坐牢“大头不恨小头恨”的调侃。作为一个独立自尊的职业女性，李文怎么看待父亲这一点呢？李文曾经抱怨说爸爸为什么总是这么“黄”，别人会认为你是色情狂的。不过现在李文觉得这就是李敖的风格，她“尊重也接受爸爸的选择”。

李敖曾经说过，这辈子不离开台湾岛，不去别的地方。问李文对父亲这种心态怎么看，李文脱口而出“很难理解，有病”。李文觉得父亲不来大陆可能是想保留自己对故土原有的记忆，不愿打破。还有可能是父亲书看得多了，什么都了解了，许多事也失去了做的兴趣。她又有几分促狭地说：“我爸爸他不敢坐飞机，还怕冷。”“天才总有我们无法了解的、偏激的地方。”李文接着说：“我觉得这样蛮可惜的，我特别希望爸爸来大陆来北京看看，这边有这么多他的读者。”

李敖支持李文到北京发展

父女俩太过相像，所以反而可能无法近处相处，李文在李敖身边的时间并不多，年幼时李敖坐牢，只能靠《坐牢家爸爸写给女儿的八十封信》表达父爱，14岁那年，李敖因忍无可忍将李文送到美国求学，如今，李敖也支持李文到北京发展，以至于李文总在寻找一种家的感觉，而在17岁结婚18岁离婚。李文笑说：“男生一听说我的爸爸是李敖就吓跑了。”的确，听李敖骂别人很爽，如果成了他的女婿，一个不小心，骂到自己头上，就不好玩了。

让李文评判她呆过的美国、台湾和北京，她说，美国环境好生活优裕，可对自己的事业而言没有大的发展空间，对于台湾，李文说没有多少回忆和怀念之处。李文说北京正处于发展期，她发现这里的英语教育市场才刚起步，大有可为之处，她愿意带来自己15年专业英语教学的经验，做点事。

李文说投诉是美容方式

至今为止，李文到北京不过一年零十几天，却已经有了上百次的投诉，她在书中也很详细地记录了这些过程，包括明指当事人的姓名，许多人包括李敖都劝她，投诉是一件最没结果又最没效率的事情，搞得自己很辛苦很累，要宽容点，想想中庸之道。李文开玩笑说“投诉是我美容的方式”，讲出来也得到了宣泄，不过这一宣泄也许会招致更多的生气，所以她又说自己这一年“过得很累”。李文说，自己投诉或批评某些事某些人就是要他们去改进，去提高，不能什么都“没事没事”，“如果你妥协你就会退步，就会落后”。她说自己决不宽容，“宽容是麻痹另外一种说法”。出这本书时，编辑曾劝李文隐去当事人姓名，李文拒绝了，“我就是要他们知道，做了不好的事总会被揭发出来的，会被别人写进书里，所以他们以后就不敢再犯。”

能否起到对坏人坏事的威慑作用不得而知，不过最起码李文的这些投诉经历对我们有借鉴作用，看了书后，我知道了，将来如果有一天我贷款买汽车，一定不付那被视为行规的却没有道理的“风险担保金”，如果和卖方说不通，可以像李文那样，先付钱，然后复印完整的资料到工商局投诉，要回这笔钱。

本报记者郑彦2004.1.13

李敖父女用叛逆写人生（李文）

2004-1-18北京娱乐信报

台湾著名作家李敖之女李文身居北京，除了每日维权不息，还口述一本新书《我和李敖一起骂》，书中除了讲到自己的成长经历，还讲了爸爸的许多趣事。

爸爸说我是一个幸存者

别人向爸爸问起我在北京的情况，爸爸就简单地说：“她生存得很好，任何问题都难不倒她。”

因为我的出生到现在，经历了太多不普通的故事。而在这么多不同的种种的情况下，有这些不平凡的遭遇，我都走过来了，应该像爸爸说的算是一个幸存者，爸爸也蛮欣赏他的小文在生存上体现出的力量。

因为说实在的，家庭不正常的小孩子变坏的实在很多，我爸爸妈妈在我小时候就没有在一起，而且分别属于两个文化、环境、语言、习惯完全不同的东西方。

而我又在这两极世界间走来走去，与完全不同的人们相处，可是值得庆幸的是我没有变坏，没有变得颓废，只是说性格变得叛逆，变得更加自我。我还是选择了一条越来越宽的积极的人生道路在走。

我十几岁在美国读书也是过一种住校生的生活，读的也是很贵的学校，学校里还有一些好莱坞影星的孩子。这些好莱坞小孩的生活都是很放纵，大多是每天吸毒每天喝酒，他们住校都是收入很高的爸爸妈妈付钱，学校很难管得住他们，可能因为他们的父母太有钱了，怎么样都可以，其中有很多最后成了问题小孩。

我再叛逆，也不会像这些孩子那样出轨。我是不太会做他们做的事情，那时候刚从台湾转到美国去也蛮保守的。所以我大部分时间，都是跟一些日本学生和新加坡的学生在一起，做一些比较低调的事情。

无论怎样，虽然我没有爸爸那样渊博的学识，没有能像爸爸那样读那么多的书籍，一辈子也不可能像爸爸那样写出那么多的书，但我还是可以在美国那种比较自由散漫的环境下，完成了所有学业，最后还是拿到了奶奶和爸爸都希望我拿到的博士学位。尤其让爸爸高兴的是，我是我们李家第一个拿到博士学位的。

儿时的李文和父亲李敖在一起

所以在这点上，爸爸是对我很满意的。爸爸的李家是个大家族，爸爸这一辈我奶奶生了8个小孩，爸爸就算是李家的一匹黑马。

现在爸爸不希望我回台湾，他也知道，我是那种我行我素，什么人都管不了的人，包括爸爸在内。爸爸现在可能没有以前那么怕老婆了吧，我想，可能因为爸爸年纪大了，小孩子也开始长大。对我的事业来讲，当初我来北京的时候爸爸是很赞成的。现在我来到北京发展我的事业，爸爸对我的期待不是很高也不是很多，因为他知道我是幸存者，在哪里都可以生存的。

与时尚的小文相比

爸爸是个老土

我时常跟爸爸开玩笑，我太时髦，爸爸太老土。因为他对各种时尚的东西，好的车，名牌的衣服都不懂。

有一件事，我一直记得。有一次，台湾的电视台请爸爸去录影，爸爸就进到一个摄影棚里头准备录制节目。爸爸当时还戴了一个GUCCI眼镜，大家知道这是个很时髦的品牌，可我一看就知道那是假货。我说：“爸爸，你太没有格调了，太不讲品位了，你这么重要的人物，怎么可以戴假货呢？”

爸爸就说：“我不太稀罕，更不注重这些，你笑我不懂品牌，爸爸也觉得你更是笑话，只有我的小文知道这些东西，还讲究这些，你把所有钱都花在这上面了。不过也无所谓，你死得快了都是好事情，反正小文你没有活赔本。”

什么名牌呀，时尚呀，爸爸对这些东西的要求不高，他觉得这些东西很俗气，不值得他去用，更不值得他花心思去用。爸爸的写作几近“工作狂”，爸爸是不喝酒不吸烟的人，也不应酬。了解爸爸的人都知道这点。因为爸爸他是太喜欢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孤独地写书、看书，这对爸爸来讲是最大的、几乎也是惟一的享受。我在爸爸的书房里就给他写过一个小小的标牌，上面用英文写着workaholic（工作狂）。

爸爸也讲，这个享受对他来说，已经是太满足的一件事了，享受感觉超过别的普通人上百倍了，因此就不必用这些普通人享受的方式了，像去买东西，像去吃好吃的，或者像追求时尚品牌这样的享受生活的方式，在爸爸看来完全就不必了，甚至多余了。

爸爸有时候就吃个便当，随便一个便当、快餐饭盒就很满意了，很满足了，他对这个要求真的太低了！

爸爸以前在台湾做很多电视节目的时候，他所有的领带都是我给他买的，因为我希望他变成一个比较时髦的作家，不是很土的作家。我注意到爸爸再上节目的时候，他的领带每天都换不同的戴着，所以也代表他有一些时尚感。

我想爸爸也突破一点了，只是他有时候不想承认，这些时髦的东西他也是很适合的。

我40岁了

爸爸却不督促我结婚

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今年就要满40岁了，爸爸从来没有督促过我说“小文，你该结婚了”，也没有说过我该交个什么样的男朋友的话。这个话题，在我们父女间，差不多是不提起的。我想有三个原因吧。

爸爸想到我那么小的年纪就有过一次很冲动的婚姻，后来又离开那么小的女儿。这样的婚姻遭遇，在爸爸的眼里是很悲惨的一件事情。另一个原因呢，虽然我小时候没有一个很好的家，不过呢，爸爸也不希望看到我为了有个家而去结婚，为了结婚而结婚。因为我的结婚结果要是不好的话，也会带来一大堆烂事、一大堆很麻烦的事给他，所以爸爸对我的婚姻观念和爱情观念从来也不问。

在朋友当中，我是最早结婚的，也是最快离婚的人。我年少的时候，只要觉得自己想做就可以，不会想很多。我的婚姻不到一年半就结束了。因为我走过了从前，经历了从前那个头脑热情现实寒冷的婚姻，十七八岁那个李文再也没有了，那个时候什么事情也不懂，只想着有一个家庭，所以对我来讲，人生一定要结婚的观念我是没有的。而且我觉得我年龄越大，我自然而然对与我结婚的对象就越挑剔。特别是过了35岁以后，就变得更实际和更加挑剔了。

再有呢，爸爸毕竟相信，我不管做什么一定有自己的理由。我们父女的性格那么相像，爸爸更会了解到有的选择一定是当事人自己的决定才正常，别人最好不要说三道四。

不过，就算爸爸不干预我的婚姻，可是爸爸还是常常用这个话题来跟我开玩笑。

我爸爸对我讲，他与台湾的那个陈文茜曾经开了个玩笑。爸爸说：“你们这派优秀的女人，男人窝囊，你们就欺负人家；男人优秀，你们就跟人家吵架。人家聪明呢，觉得自己也不错，骄傲得不理人家。你们是专门跟男人作对的女人。所以，像你，像胡茵梦，她们这些优秀的女人都没有好下场。”

陈文茜反驳爸爸说，就算你李先生说对了，我们这些女人的确没有好下场，可是我们再坏的下场也不会比嫁给你更坏。

想一想，陈文茜讲得也不错，我们这样年龄的女人，结婚嫁人的确是件不容易的事情了。

爸爸也说我：“小文，你越挑剔，就越找不到老公。你这一派女人，笨的男人你不要，聪明的男人不要你。”所以，爸爸的结论是，我们这派女人一辈子是不会结婚的。

爸爸还说，台湾男人都喜欢水水的小女人，不会喜欢智慧和才华超过自己的女人。连爸爸这样的男人都不做这样既冒险又折寿的选择，那别的男人更不会做这样的选择了。

爸爸跟我开玩笑的意思，我听得出，就是嫁不出去嘛。我就跟爸爸讲我的理论，来反对他的说法。假如说我欣赏的男孩子，他只喜欢那种辣妹型的话，我也不会稀罕理他。因为这说明他只注意到身体、美貌那些外表的东西，而不去看美丽的身体和外貌下有没有知识，那这个男的对我来讲也是没有知识的一个低水准的男人，也不值得我去爱。

因为，一个婚姻中有太多不可知的因素，而不愉快的婚姻产生的结果都是可以想得到的，都会留下一些伤痛在心里。因此，爸爸不会因为我的年龄因素来说服我做这样一件事情，爸爸更不愿意我再有婚姻的痛苦。爸爸宁愿我维持现在的样子，就算是一个人，但是过着自己想过的轻松日子，所以爸爸不会督促我结婚。

信报记者李冰／整理

李敖这个父亲（李文）

在很多人眼里，爸爸是个“狠”角色，甚至有些人用“痞气”来形容。但我始终觉得爸爸的“痞气”是建立在他深厚学问的基础上的。一个人如果只读书不骂人，那么他可能是个历史学家；如果只骂人，不读书，那么他可能是个流氓学家；而如果两者兼备，那他就是李敖。

我在美国出生长大，对我来说，英语是我的母语，是我最习惯使用的语言；加之爸爸从来不苛求我必须学好中文，所以跟同龄美籍华人相比，我的中文水平很有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爸爸早年对我“纵容”的因导致了今天的果，这个要“归咎”于他。

“我对李文最大的亏欠是……”

其实爸爸的“纵容”只是遵循了美国的家庭教育方式，我们在各自的领域忙碌，互不干涉，对彼此的生活和选择充满理解、认同和尊重，他从不会凭长幼伦理而将父权之威严强加在我身上。

既为李敖之女，自然也遗传了他的桀骜和自我。多年来，我从不会借“李敖”这个名字来抬高或衬托自己。我就是我，我是李文，我要过属于我的生活，我会依靠自己的智慧、魅力和学识，让人们记住我、了解我、喜欢我。

对于爸爸写的书和有关他的书，无论好坏，我很少关注。与其他父女不同，我和爸爸相处的时间并不多。在我最需要他陪伴的时候，他却深陷囹圄，无法为童年的我遮风避雨。爸爸曾在《坐牢家爸爸给女儿的八十封信》一书里写道：“我对李文最大的亏欠是我一生的麻烦，使她不能跟我住，不能很好地教育她。”

斗士无法规避的宿命

其实爸爸只是亏欠了我很多父女相依的日子，他从不亏欠对我的教育。记得小时候，爸爸每隔一周就会从监狱寄信给我，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教会我很多做人的道理。那是爸爸在当时情景下唯一可选择的办法，他把自己对女儿的牵挂凝注在字里行间，笔锋过处仿佛铿锵有声，丝毫不见牢狱生涯的凄凉困苦。

父亲性烈如火，他直言敢骂，身置险地也浑不在意。父亲用言行教导我：要做强者不要做弱者。他灌输给我不畏强权、勇敢追求真相的道理；直至今日，我坚定的法律意识、道德意识，很多都受益于当年他从军法看守所里寄出的信。

但强者并不好做。尤其要变革一个社会长久形成的制度和观念，其反弹的力道会让触及者代价惨重。“先驱”只是功成后的标榜和称颂，被视作异类遭到排挤、压制，才是斗士无法规避的宿命。

爸爸用他一生的时间，以一己之力对抗传统文化中的反动及不合理。有人形容他是战神，我想并不为过，面对蒋介石的专制和国民党的黑暗势力，即使坐了20年的牢，他也从未退缩。爸爸自己说：“我是一个大陆的知识分子，可是却出生在台湾。”这是台湾的幸运，也是大陆的不幸。因为“李敖”二字足以让台湾为之骄傲。但这令台湾骄傲的人，这个文字放荡不羁、思想天马行空的人却被台湾的统治者伤害最深。

很少有人能够读出爸爸慷慨激昂背后的辛酸无奈、沉痛悲凉。爸爸在这一过程中渐渐养成了对簿公堂的嗜好，喜欢打官司。为什么喜欢打官司，因为有很多愤懑，很多不平，很多不公正的遭遇。

铲除不平、不公正的方法倒很多：“第一个是忍气吞声；第二个是大人不记小人过，阿Q式的自己解释；第三种就是流氓式的，我私下里报复你，我揍你一顿，很社会式的、黑手党式的。第三种是很痛快的，可是我们理智地知道，不可以用这几种方法，我们也没有这种机会去透过黑社会来解决这些问题。”

被人称为“天才”的爸爸没有用上述任何一种方法来解决问题。最初，他找到了一个治疗这个社会疮症的良方——口诛笔伐。这个方式在大众媒体普及的今天会产生一定的效果，可也仅限于“一定”，对根本问题还是无法起到太多实际效果。那么，“实际效果是什么，是要靠诉讼，我打官司我告你，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所以我李敖就开始在台湾变成一个非常好讼的人。”爸爸的言传身教，极大地影响了我。

正在“逝去”的“流氓学家”

在很多人眼里，爸爸是个“狠”角色，甚至有些人用“痞气”来形容。但我始终觉得爸爸的“痞气”是建立在他深厚学问的基础上的。一个人如果只读书不骂人，那么他可能是个历史学家；如果只骂人，不读书，那么他可能是个流氓学家；而如果两者兼备，那他就是李敖。

爸爸说，不认识我们的人喜欢看我们的文章，认识我们的人喜欢听我们的讲话，了解我们的人喜欢我们这个人，我们做人比我们讲的话好，我们的讲话比我们的文章好。光看我们的文章，一定会以为我们是穷凶极恶的家伙，可是听了我们的讲话，一定会觉得我们比我们的文章更可爱，等对我们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你会发现我们又厉害又善良。

别人是恶霸，我们是善霸。我们也是一霸，绝对不是窝囊没用、被人欺负的滥好人。真正理解我和我爸爸的人都知道我们是刀子嘴豆腐心。

爸爸非常爱我，常常将他收集的一些名人语录送予我。在他过完74岁生日的时候，他对我说感觉自己老了，头脑不再像以前那样灵活，有时候甚至会做错事。他提到自己正在“逝去”，意思是他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离开人世，而他也已接受这个事实。爸爸让我将“逝去”原文语录找出来，在此呈现如下献给爸爸：

“Oldsoldiersneverdie；theyjustfadeaway.”（老兵不死，只会慢慢凋零）

我的爸爸李敖（李文）

1985年李敖的女儿——李文如是说

独家越洋访问：李敖的女儿李文

1985.04.15《民主天地周刊》封面故事制作小组

李敖的女儿与孙女

问：你跟你父亲相处了多久？

答：我父亲坐大牢，所以我跟他相处不算很久，我小时候都跟我姥姥（我爸爸的妈妈）在一起。我很小的时候，姥姥带我去监牢看他，用电话讲，不能碰他。后来他换了一个地方，好像比较轻松一点，我们可以坐在一张桌子讲话，有一个监视的人在旁边。

问：那时候你几岁？

答：大概十一、二岁，上小学。后来他终于出来了，我差不多十四、五岁。他从牢里出来，我们都很高兴。姥姥在省立台中一中做事，我们住宿舍，就搬来台北和爸爸住。我爸爸买的大厦在敦化南路附近，在布置的时候，我们住在信义公寓，很小的公寓。到台北时我上美国学校，因为我爸爸喜欢我上美国学校，不喜欢我上中国学校。

问：为什么？

答：我不晓得，可能因为我是在美国生的。我在纽约生的，妈妈把我送回台湾，跟我姥姥、外婆住，我很小就在别人手里换来换去。我跟我六姑住过、跟我三姑住过、跟我姥姥住过、跟我外婆住过，最后再跟我姥姥在一起，我跟我姥姥感情最好。姥姥有八个孩子，我爸爸是老五。

我爸爸布置金兰大厦，他有很多、很多书，整个房子每面墙有书架。我们搬进去，我有一间房间、他有一间房间、姥姥有一个房间，住得很好，可是我跟我爸爸一直处得不好。我爸爸管我很严，我喜欢玩，我是读书的料子，可是我不很专心，不想拿a，他一定要我拿a，我觉得拿b就不错了。我那时很爱玩，他觉得不对劲，把我从美国学校转学到道明中学。

我爸爸有怪脾气，把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间里，不见客，不见任何人，不接电话。那时我有个男朋友，我喜欢出去玩，他限制我出去玩，我就跟他吵架，后来终于搬出来了。搬到水晶大厦我叔叔李放那里。李放头脑没有我爸爸好，生意做失败，我姥姥很爱我，可是管不了我。我爸爸跟刘会云在一起，他们没有结婚，也不赞成结婚，我是很放得开，我无所谓。不过刘会云开始管我，我就说，“你为什么管我，你又不是我什么人”。有一天，刘会云到水晶大厦看我，姥姥也在那边。刘会云跟我说叫我一定要回我爸爸那边。我死也不回去，我们拉来拉去，后来我说“回去就回去”。我一上电梯，就把镜子打碎，拿玻璃碎片割自己的手。我脾气很倔强，跟我爸爸一模一样。当天晚上，我爸爸跟刘会云说：“我要小文去美国”。第二天就买了机票，把我送到美国，住进加州三姑家。我不能住姑姑家，她恨忙，有很多事要做，我就住校。爸爸安排我上私立学校，一个学期学费美金一万元，姑姑有时周末接我出来。

倔脾气和我爸爸一模一样

姑姑跟我爸爸一样，管我很严，我做什么事，她都会打电话告诉我爸爸。我念到十年级时，见到我现在的丈夫袁伟伦，他是我念道明中学时认识的，他到美国来我们再重逢。暑假时，姑姑很忙，我不能住她家，我就去住一位长辈家，他们空出一个小房间给我，我觉得我自由了。我姑姑常来看我，看房间里有没有别的人。那时我已经十七岁了，她还管我这么严。我这个人从来没人管过我，我很讨厌人家管我，我爸爸管我，我很讨厌；我姑姑管我，我更讨厌。可是没办法，我拿我爸爸的钱。后来，我姑姑终于发现我和袁伟伦在一起，她发好大脾气。十一年级开学时，我又要住校，这时我和袁伟伦决定要在一起。我姑姑骂我：“既然你这样，我就要跟你爸爸讲，你走你自己的路吧！”那时我十八岁。我和袁伟伦搬到别的地方去，后来我怀孕，我们就结婚了。所以这两年，我爸爸一直很怪我，为什么不读书，怎么那么早结婚，又有了小孩，这样怎么办？

他气我不好好念书，不把书念完又有小孩。他对我的计划是，高中毕业送我一部车，大学毕业送我房子，每个女孩所希望的，都会有。可惜我十八岁结婚，有了孩子，他什么都不给我了。还说“小文，你离婚的话……”，不管我要不要这个孩子，他会全力帮助我。意思是说，他觉得我不幸福。

我跟我爸爸讲。我现在很幸福，我很爱我先生，我很爱我女儿，有时候虽然会和先生吵架，那是难免的。

我妈妈生下我就待在纽约，跟一位文先生结婚，有两个儿子，我有时去她那里住。我跟他们处得还好。我妈妈也不希望我那么早结婚，那么早有孩子。我爸爸、妈妈的想法是一样的。他们现在还常常通电话了。

我爸爸脾气很怪异，很少人能了解他。我现在最亲近的是我三姑和干爹。干爹是我爸爸的好朋友住在加州，他没有很多钱，可是他是很好的人，他很关心我。干爹和爸爸都很讲义气。

李敖与女儿小文——当时尚未入狱。

我以爸爸为傲

问：你几岁时从美国被寄回台湾？

答：我妈妈生我的时候很苦，那时爸爸在台湾。爸爸是政治犯，他有很多崇拜者，包括我干爹在内，帮我妈妈很大忙，像是医药费等等。我两、三岁时还在纽约，后来妈妈就送我到台北外婆家。我外婆很爱我。我听妈妈说，我五、六岁时，爸爸传出话，把我从他们手里抢过来，外婆很伤心。

问：她们疼不疼你？

答：疼我。我觉得三姑比较疼我。六姑有太多孩子。

问：你知道你爸爸是很有名的人吗？

答：我如道，我以他为傲。我希望我可以回去看他，我也希望他来美国。可是我知道，他来美国不是简单的事情。我曾经跟刘会云和我干爹讲过，我会做任何事情把爸爸接来美国。

我并不是很讨厌台湾，可是我很讨厌台湾的政府，因为，我不喜欢——他们自称republicofchina，可是不是那么自由，你不能像在美国一样可以大声骂总统，骂这个、骂那个，在台湾都要在暗地里。我很喜欢我爸爸的作风，人家要讲的话，要骂政府，骂不出来的话，我爸爸骂得出来。因为大家都是胆小鬼，他们不敢讲。我爸爸讲出来，被抓去坐牢，我觉得这是很不公平的事情。所以，我不喜欢台湾政府，我也不喜欢我爸爸待在台湾。

问：你爸爸那么有名，朋友满天下、敌人也满天下，你有没有碰到你爸爸的朋友或敌人？

爸爸的敌人是笨人

答：我住在美国的小镇，中国人很少。不过，我并不觉得我爸爸有敌人。如果有的话，他是笨人，不懂我爸爸为的书。我没碰到这种人，碰到了我也不会跟他做朋友。有些人很笨，知道我爸爸是李敖，对我说：“我知道你爸爸，你爸爸就是娶胡茵梦那个人”。我就说：“你是因为胡茵梦才知道我爸爸，那就是你不懂了。你觉得胡茵梦比我爸爸有名，那你就太小看我爸爸了。”我知道我爸爸不是结婚的料子，他自己也承认，他不喜欢结婚。他跟我生活在一起，有一次吵架，他跟我说我是私生子。那时候我对他说“你怎么可以讲这种话？”他说“事实上是这样”。可是，我想了半天，我爸爸还是爱我，不管怎么样，自从他把我从外婆那里抢过来，他一直照顾我，给我钱，给我学费，他一句话都不讲。我不能因为他讲那话，我就气，因为我还是他女儿，我还是李敖的女儿。

大的人、老的人都知道我爸爸是谁。我去中国餐馆打工，他们听说我是李敖的女儿，都很惊讶，都说“真的啊？你是李敖的女儿！”我听了很高兴。他们把这个当作大事。可是，他们并没有因为我是李敖的女儿把我当作不同的人，我还是要打工，做同样的事。美国人很现实，中国人在美国也很现实，他们不管这些，大家都忙着赚钱。

我怕爸爸被江南

我并没有碰到什么敌人。我很怕我爸爸出来，我是不太看新闻，不过我知道江南被杀的事，我怕我爸爸出来会不会也出这种事。我跟我干爹谈过，我干爹说“小文，你说得对，在台湾总不会暗杀他，因为大家会指着台湾政府骂，是你杀死李敖的，因为李敖批评政府”，可是他来美国的话，就比较危险。可是我不管这些，我要我爸爸离开台湾，我不喜欢他住在台湾，台湾那么多人对他那么坏，禁他的书。

问：做为一个名人的后代，心理上往往会有适应不良的困扰，你有没有这种问题？

答：我只是觉得很可惜，我没有爸爸会写书的才能。我爸爸并不逼我学他一样写书，他只希望我把书读好。我有别的长处，比如我喜欢艺术，喜欢做不同的工作，我喜欢旅行，跑来跑去。很少人知道我是李敖的女儿，搞不好人家还不知道李敖有个女儿，我爸爸不很喜欢谈我。

问：为什么？

答：我也不晓得。他书上有时会讲我。我并不晓得他为什么不要谈我，我没问过我妈妈。可能他有别的重要事情要去谈吧！我现在生活很平淡，跟我老公在一起，每天打工。我希望有一天我很有钱，我要为我爸爸做事情。

问：你现在在那里打工？

答：我在镇上购物中心的专柜做副理兼出纳兼警卫，我觉得我是做警卫的料子，我眼快、反应快，才开始做，一个月可以抓到二十个人，大家都吓死了。不过，做这事也很危险，万一抓到一个人，他打你一枪怎么办？我考虑换个工作。我喜欢自己赚钱自己花。

我爸爸跟袁伟伦的爸爸妈妈处得很不好，我妈妈也不喜欢他们。我爸爸说：“我女儿嫁给你们家，你们为什么不给他们房子？”袁爸爸、袁妈妈说“李敖这么有名，为什么这么没气度？”我早晚会有房子的，可是因为我嫁了人，我爸爸不给我房子，中国人这些怪主意我实在搞不懂。

问：你爸爸出了很多书，他的书你看不看？

答：我看不懂，不是不看。我在美国生的，我接受中文教育很少，我中文很不好。我能写、能看，可以看报纸、看琼瑶小说，可是我爸爸的书就看不懂了。我爸爸最讨厌琼瑶。我真的觉得应该学习看他的书，可是看不懂。如他能翻译成英文，我也许可以看得懂。

问：因为你是李敖的女儿，从小不能过一般正常的家庭生活，在姥姥、姑姑家轮流寄来寄去，你会不会因为小时候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而觉得遗憾？

答：没有。三姑、六姑待我很好，很疼我，我知道他们心里想“小文很可怜，小时候都没有家庭生活”。我并不觉得很遗憾。我到现在也不会看见人家有爸爸妈妈，就觉得遗憾。有些人会说没有母爱、父爱，感到难过。我到现在都没有这种感觉。我很喜欢独立。你看我爸爸从牢里出来时，我还跟他吵架。我不喜欢人家给我压力，告诉我做这、做那。我从小就养成这种习惯，很独立。我喜欢住校、自己结婚。我结婚就没有受到压力，我老公不会限制我做这个、做那个，所以我很高兴，我这个人就是要自由。我喜欢做自己想做的事。

问：你认为你爸爸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

答：我不懂政治这些什么的，但是我从我自己的立场看，我觉得我爸爸是对的。他对社会很有功劳。我知道大家都很崇拜他，很多年轻人看他的书。我在美国碰到的人，从他们谈到我爸爸那种惊讶的神情和口气，我就知道我爸爸对他们的影响力。我的老板，还有一些老人都看我爸爸的书，都说李敖是个很不简单的人，他做了一般人不敢做的事。一般人没有他的天分，就算有，他们可能也不敢。

问：你知道台湾同乡会邀请你爸爸到美国访问吗？

答：对，我听刘会云讲。我爸爸没有肯定说要不要来。我很希望他来。

问：他去的话，你会怎么招待他？

答：我一定会。他不是不愿看到我，不过，他会觉得怪怪的，我也会觉得怪怪的，因为我们五、六年没看到了。他来的话，我一定会去接他、陪他。这是不用问的，我一定会做到的，只是他来不来而已。

问：你爸爸快要过五十岁生日了，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在这里跟他说？

答：我不知道他现在几岁，我只晓得他好像四十出头，但是我希望他原谅小文，我还是很爱他，我还是他的女儿，我还是以他为荣，他做任何事情我都支持他。

投诉是我最好的美容方式（李文）

采访李文，是因为这个与其父、台湾著名作家李敖同样疾恶如仇的女子最近又在忙着打官司，有三起已经在朝阳法院立案。

李文目前的住所位于燕莎商圈的一座国际型高档住宅区，这里是她搬家四次之后买下的住房。到了李文的门前，抬手准备按门铃，只见按钮边一行黑字：“门铃只按一次。”

身着粉色休闲运动衫的李文笑意盈盈地打开门，麻利地给我们递上鞋套。进屋后，她又拿出几张面巾纸铺在白色的座椅上。“不好意思，来的记者很多，经常洗很麻烦的。”

说话语速很快的李文告诉记者，因为投诉被物业多次下令驱逐后，她爸爸花费200多万人民币给她买了这套房子。她指着一处墙壁上的霉点抱怨，这么贵的房子还漏水，她正在和卖给她房子的台湾人交涉。

在递上的名片上，李文的名字有很多注解：博士、英语教授、作家、评论家和电视主持人，背后写着“早上十点前请不要给我打电话；没有得到我的允许请不要将我的电话告诉给别人。”没一会儿，李文的手机响了。听她的语气，是对方在为把她的电话号码给了别人而道歉。

投诉-忧虑

李文说，因为投诉遭人嫉恨，她一出门就提心吊胆的，像有小人要追杀的感觉。所以，她购买了人身保险并且已经写好了遗嘱。

愿做女斗士害怕成烈士

记者：有人欣赏你，把你称作是“美国回来的王海”。有人说你刻薄、挑剔，“你怎么评价你自己？”

李文：我跟王海性质不一样，他是有利润的，我维权一分钱都拿不到，还要往里贴钱。你不理解我就不知道我在干吗。我蛮喜欢女斗士、女李敖、女战士这些头衔。我不要当烈士（笑）。

我不能控制每个媒体在说什么，但至少可以让人们知道，有一个李文，她虽然不宽容，眼睛里不揉沙子，可是她有她的原因。因为你们眼睛里全部都有太多的沙子了，所以需要有个人帮你清理一下。

记者：你富于挑战的性格和你爸爸很相似。他支持你投诉吗？对你在北京的生活怎么看？

李文：当别人知道我是李敖的女儿时，就理解我为什么有不屈不挠的精神了。不讲，他们反而说你有病啊？为什么会因为几毛钱几千元去告？李敖的读者不会这样问，我爸爸因为一块钱台币告过别人的。

爸爸不喜欢我跟媒体讲我有两百多双鞋子，他说别人会说过着豪华的生活还较什么劲？还不是在炒作？我现在渐渐地了解，爸爸的担心是对的。他知道如何扮演狮子和狐狸，而我太单纯，不懂得变化角色。很多人觉得你不是在针对事情，而是针对人，就会有危险。爸爸虽然担心我，但他知道不能阻止我，非常支持我的做法。

投诉-理念

李文的卫生间里摆着各个款式的世界名牌香水，鞋柜上的鞋子就有200多双。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时尚而又精致的女人，生活条件相当优越。

投诉是做人的尊严和权利

记者：你的生活这样时尚，似乎没有必要对一些事情斤斤计较。为什么还那么爱较真儿呢？

李文：做人要细腻，时尚的女人不代表不维权，不能当受气包！穿很时尚的衣服，心态还是认命和妥协是很讽刺的。投诉也是种美德。

这可能和我14岁开始自立生活有关系，那时候我爸爸刚出狱。我跟他学了很多道理。爸爸一直跟我讲，有原则的投诉是一个人的尊严和权利。要争取我们自己的公民权利，也许我们的权利不一定是政治性的，可是我们的生活品质要维持应有的标准和权利，也要随时随地付出代价。

我是一个没有父母在身边的女人，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先生，我一定要有一个保护自己的SHELL（挡牌）。这就养成了我消费要物有所值的生活观念，比如说我坐1.6元的出租车（1.2元就算了），车座很脏、司机咳嗽抽烟吐痰，我知道他们很辛苦，可是对不起，我是花了钱的。我花一百多块钱买一杯咖啡，是因为我能享受那个喝咖啡的环境，可是如果说花了钱却发现杯子是脏的，或服务员有口臭，作为消费者你不难受吗？

记者：很多你看不惯的事情，比如邻居在院子里养鸡养鸭、晒菜晾内裤、穿睡衣在外面走等等，一般人习以为常。这种认识上的差异和你长期在美国生活有关吗？可以说是中西文化的冲突吗？

李文：这是文化差异吗？我住的是高档别墅区啊，不是农场。狗在公共场所没有人拴、随地大小便，司机在大堂里抽烟、随地吐痰、公共的过道塞满了私人的物品……这些行为也是违反小区管理条例的。假如我是在农村，是不会挑剔这些的。北京是国际化的大都市，礼节方面更要和世界接轨。

我的行为是在传播理念

记者：中国人讲“和为贵”。对于很多陋习，别人也有不满，但是他们选择沉默。

李文：很多人一直是在忍了、算了这种环境下长大的。有不满却闷着不说，这是内伤。有的人没有这个水准，你不说，人家不晓得。李文告了你，你就知道。虽然我当了“坏人”，可是问题解决了。

楼下邻居搬来的第一天，一岁的孩子哭得很厉害，一直吵到夜里三点钟。小区规定早上8点以前和晚上10点之后要保持安静，我提了意见，希望能控制好时间。对方没有骂人反抗。我马上送大花篮表示感谢，对方还了我一个水果篮。大家都要有雅量。

记者：中国还有句俗语叫“入境随俗”。你为什么不能宽容一些呢？如果你把这个标准降低一点，也许大家都会开心一些，你也不会这么累。

李文：很多人跟我讲要入境随俗，我受不了这种观念，这是在抵制人。一个人绝对不能妥协，特别是自己的原则。假如入境随俗是不太文明的习俗，我宁愿不要。有句话叫爱之深，责之切。奥运快到了，穿睡衣的人、随地吐痰和掀着肚皮的人怎么能让他们不走出来呢？我是急啊。我今天的行为是在传播理念，希望你能去改变。

投诉-收获

李文书房的墙上挂着一块小白板，上面写满了激励她坚持下去的格言，其中一条是“绝不放弃自己的原则”。李文每天都会念上好几遍。她说，每个世纪都会有牺牲者，为了正义，她愿意做那个人。

对方知道我真会告就重视

记者：有人称你是女堂吉诃德，用近乎徒劳的方式来挑战中国式积习，你觉得你的投诉有作用吗？

李文：以前我投诉，人家摔我电话、骂我无聊。现在小有点名气了，对方知道我真的会告，就会重视起来。有一点小名气唯一的好处就是我打出的拳头更加有力了。

有位学者说过一句话，“道德的产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现在还没有结束……很多情况下，做好人的变成大傻瓜。这好比在红绿灯下，很多人闯红灯，那些遵守交通规则的少数人则成了‘傻瓜’。可正因为这群傻瓜，我们的道德才不致垮掉。”我愿意做这种可敬的“傻瓜”。

在你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和地方，你做的事情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可能我这个种子永远等不到开花结果，可我希望今天能感动一个人。我要一个一个去感动，能改变十个人我也很高兴。

我越有名气就越敢讲话

记者：你的苦心并未得到所有人的理解，因为维权多次收到物业的“逐客令”、窗户被人砸，家中被断水断电，你还会坚持下去吗？会不会因为压力太大而选择离开？

李文：没有这么多人支持我，我可能就不想呆下去了。我是有理想来的，至少现在有点收获，我也不计较什么。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去美国散散心，在那边媒体上也会叫一叫，骂一骂。那边的华裔也很支持我。我越有名气，就越敢讲话。

记者：投诉是改变的最好途径吗？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呢？

李文：文明素质教育。很多陋习都是因为小孩子从小没有教育好。我做了一套电视节目《一举两德》，用英文教小孩子素质道德。做得不是很好，但我尽力了。比如学尊重这个词，respect就是你看到这个小白兔了吗？它没有插队，没有吐痰。希望小孩子学英文的同时学点道德。我最大愿望是在中国开办一所真正的双语学校和一家教育书店，还想创立一所国际礼仪文明学校，希望能为提升国民道德素质和社会精神文明水平尽一份微薄之力。

我也去了很多大学，苦口婆心地劝年轻人有点李文一样的激情，为社会去奋斗。靠我一个人的力量特别累。我也希望正义的报纸去宣传，让媒体帮着我一起做。

投诉-生活

李文认为，把自己弄得漂漂亮亮的是一个女人的美德。她的美容秘诀是：吃饭、睡觉和投诉。她说自己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在人间追求事实的真相和真理。

记者：两年内投诉了两百多起，你还有时间做其他事情吗？投诉有没有影响到你的正常生活？

李文：还好。有很多正义派的律师在帮我，包括为我免费服务。投诉确实是很累的事情，你要收集每个证据，记录谁跟谁讲过什么话。我的中文不好，每天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宪法》要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可是，维权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夺去我的维权意识，我会恨你。

我的主要精力还是教学、写英语课本和道德教育书，下个月要出版四本书。周末的时候，我喜欢和朋友喝喝英国下午茶、逛逛书店或者健身，有时还会跳跳舞，我跳起来很疯的。我对皮包、鞋子、皮带很讲究，我不喜欢在北京买这些东西，每年回纽约一两次购买服饰和日常用品。投诉不影响我过时尚的生活。

投诉可以让我血液循环

记者：你看起来很年轻，皮肤也特别有光泽，频繁的投诉没有让你感到心情郁闷？

李文：你没看我一直在笑吗？你不让我说出来我会更难受的。我的美容秘诀是：吃饭、睡觉和投诉，投诉可以让我血液循环。每天在家里做瑜珈的时候，就把心里的气都排了出去。另外，我的美容师每周到我家里给我做两次皮肤护理也可以帮助我减压。

只是打官司要往里贴钱，我在北京花的都是以前挣的美金。这次起诉阳光卫视一下子交了7000元诉讼费，花掉了一个买包的钱，心疼死了。没钱我就问爸爸要，哈哈。

李文博士（Dr.HedyW.Lee），1964年生于美国。英语教授、作家、演讲人、维权者和批评家。台湾著名作家李敖的长女。出生于美国纽约，在台湾和美国两地长大，深受中西文化的熏陶。在纽约大学政治与东亚研究专业取得学士学位后，又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并从旧金山私立大学国际与多元文化教育专业取得教育学博士学位。

在美国，李文博士一直从事英语教学和研究工作，曾任职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三藩艺术学院和台北台湾大学英语学院。2002年底，李文博士到北京定居，继续从事英语教学与研究工作。

与其父李敖一样，李文也有一种疾恶如仇的性格。她把自己在中国一年的生活写进《我和李敖一起骂》一书中，探讨了中国的国民素质及社会文明领域方面的问题。引起了海内外媒体的关注。

李敖私生女李随父开骂（李文）

1890年在中国生活了20年的美国传教士曾说，中国人有不求精确、模模糊糊、只说不做等缺点。李文还列出中国人的诸多缺点：

○口臭。大部分人都有口臭。这是个礼节问题，因为口臭会妨害到跟你讲话的人。

○吐痰。吐痰几乎成了大陆的一个文化，几乎我看到的每个人都吐痰。因为SARS的问题更应该引起这些随地吐痰的人注意。

○抽烟。好多人抽烟，而很多地方和场合都没有区分非吸烟区和吸烟区。

○讲话声。很多次我看到在路上骑脚踏车的人用“叫”的声音来讲话。

○穿凉鞋不能穿丝袜。走路的时候呢，鞋子不能噼里啪啦拖在地上。很多女性穿凉鞋的时候，会穿个短丝袜在外面。

○头发。发型或长短都无所谓，可一定不要有头皮屑。油性的头发，个人卫生很重要。

○开车。超车不打灯，飙车，不按规定线路行驶。从车里往外丢垃圾，逆行按喇叭，出租车司机等客人的时候把鞋子脱下来，翘着一个臭脚丫。

○行人过马路不管红灯、绿灯都冲上去，然后站在路的中间不动，这很危险。

○男孩常常坐没有坐相，把裤腿拉上来，小腿就在外面露着。每个人都在抖脚。

○市民不应该穿着睡衣在外面散步。睡衣是在家里穿的，而且穿出来也不是很卫生，外面的脏东西都带到床上去了。

李文，台湾著名作家李敖和台大校花王尚勤的私生女，2003年由美国来到北京生活。近日，李文出版新书《我和李敖一起骂》，讲述了她不同寻常的成长经历：出生在美国的时候老爸坐牢，14岁遭继父性骚扰，17岁结婚，18岁离婚，丢下一岁半的女儿，之后用李敖资助的钱完成学士、硕士、博士学业。李文来北京后，九个月内投诉近百次，其个性与其父亲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她特别开列了中国人的二十余条“丑陋”之处，从口臭到超车等等她认为不文明的举止和行为均在投诉之列。

我和我爸爸一样

有一件不能不说的事，那就是我十四岁的时候，曾遭受了继父文乃建的性骚扰。（今年60多岁了，曾经很长时间与内地这边做石化的生意。）从那时起，对年纪大的人有了恐惧感。爸爸担心我这样写在书里，人们会对我有不好的看法，可是我不同意。这是我真实的遭遇，我不能只把好的一面展示给别人看。

你公开自己私生女的身份，是件很勇敢的事。

这是爸爸讲的，因为爸爸的东西都是很开放的，我几百年前某年某月某时发生的事情他都要写出来，我说你不要翻旧账了，我现在都几十岁了。我也不想爸爸这样讲，可是事实是事实啊，他那时候是上了黑名单马上要坐牢的，所以跟妈妈分开，妈妈到了美国才发现怀孕了。

他是负责任的，事实上只要爸爸负到了该负的责任的话，反而有时候还是会比较偏心一点的，在精神上、物质上不是一个普通爸爸会给的。

关于性骚扰很多人都很忌讳，那你为什么就毅然决然地把它在书上说出来？

可能我是个美国派吧，可能我看来是个中国人，但是我所有的思想都是美国的，比较国外的思想。

在美国有很多性侵犯的这种案例，男女都有，我们大部分都会出来去讲，因为我们是受害者。可是当时爸爸也不希望去讲，因为很多中国人会很刁酸，他不会想你为什么要写出来，而是像三姑六婆一样连续剧看太多去怪人家，或者说去嘲笑我。我当然有心理准备，是性骚扰，假如我那天被强暴了，那就是不同的故事了。

都25年了，对我没有什么影响，我现在几乎已经忘记了。他到现在都不承认，妈妈也保护着他，所以我气我妈妈气得要死，她要保护她的婚姻，而且他不喜欢我爸爸，在波士顿那个小的圈子里他娶的是李敖的前妻，有可能就有这种变态的想法，我就去侵犯你的女儿。

但是我觉得自己有这个责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资料统计，在访问8349位男女的时候，77%女性和27%男性被性骚扰过，可是很好玩的是，要去追究法律责任的女孩子有74%，男孩子有47%，女孩子越来越多了。

有人不敢讲，这样家长可能害了他们的孩子，所以，我写出来是要鼓励那些被性骚扰的人要站出来像我一样。虽然他是百万富翁，可是现在我就是他的噩梦了，你不要忘了25年前你做的事，我还在这边！而且要告诉那些要性骚扰的男人们，你们要小心点，因为可能有人会写书骂你，去告你，我觉得这些对我们女性是特别需要的，我们需要有法律来保护我们。

有人说你是借你爸爸出名，你自己怎么看呢?

利用爸爸没有什么关系啊，爸爸让我利用啊。我书上写了这么多事情，我不利用一下爸爸的话你们今天会坐在这边访问我吗？

我觉得爸爸在内地的形象很好的，但是现在也开始走下坡了，很多人都喜欢看别的书了，最主要的是一个记忆，太多人写爸爸了，可都是剪剪贴贴，我觉得真的应该李家人出来写一本书。现在爸爸的身体也不好了，他对人生的一些看法啊也不会那么积极了，他现在看他的书都有一点反感。人到一个年龄就会有点怕死了，而且又生了一场大病，所以最主要的是要给爸爸的读者一个交待，我也不会再写第二本了，累得我要死，还是要继续写我的课本，做我的老本行，以后有可能开一间礼节学校，或是开一个高档的书店，或者替工商局做一个形象代言人什么的（笑）。

你与你父亲李敖一起骂，一起批判，你能说说你和他的批判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我是没有办法和爸爸去比较的，他是写3000万字，200本书的大作家，我跟他比算是小芝麻。爸爸很老土，随便吃个便当就可以了，他写出来的就好像是天才的感觉了。可能是因为我是女性，我比较注重生活的水平，比较享受人生，我是一定要吃五星级餐厅的。比如我现在住的地方，房子很漂亮，最低租金是一万，最高是10万块钱一个月。

我要住这个房子，就要要求这个服务，我有这个权利。当你已经开始侵犯到我的范围的话，那我还不如花500块去租民房。民房也有鸡叫啊、狗叫啊，没有人管嘛，因为没有物业嘛，我们的物业每个月付200块美金的！

我爸爸的本行则是用他的哲学、文学去批评一些大部分的政府的官员们，而且我一直都对政治不感兴趣。也不是爸爸不希望他的小文卷进来，而我是教育者，写出的都是一些课本，发音的课本、留美指南等等，这是我的本行。

“冰河期幸存者”的北京生活

李敖说，李文是“冰河期幸存者”，他对“幸存者”加重语气，说了句英文：Survivor，意思就是，无论遭逢多大的打击磨难甚至天崩地裂，李文都能愈挫愈勇、不屈不挠、力争生存、绝不低头！当所有其他动物、植物都被伤害殆尽时，只见她仍昂然抬头的还幸存着，还活着！

你在来北京之前对北京有什么样的设想？

我以前也断断续续来过北京，小城市还没怎么去，大城市已经快支持不住了，小城市还是再等一下好了。心里还是有准备的，因为我很多朋友已经比我很早就来了，所以他们说李文啊，你这个算投诉吗？以前我们多苦啊！所以我心里有准备说我会放弃我对生活的要求，我放弃了我的笑容，我现在笑容都很少了，我已经麻痹了，我没有耐心了，最后我的脾气也变坏了。

我是完美追求主义者，我也知道很多人不赞同我这个想法，特别是北京的那些年纪大一点的人，他们会说我们不需要你这种意见，不需要你这种国际礼节，我们饭都吃不饱，你还要教我这些干嘛？所以我也了解，我也跟北京的好朋友在一起，我不常跟外国朋友在一起，我希望多学到关于真正北京的一些事情、想法，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对我来讲好像不可思议，但是他们每天就是这样子，已经习惯了，特别是生意人，他们四五十年已经没有办法去改变了，他们也不想去改变。

那你当初为什么到北京来？

为了我的教育，我觉得这边比较大气，人大、北大、清华都在这边，我去上海会舒服一些，因为我的好多朋友都去了上海，我是惟一一匹黑马来到了北京。

但是我是在纽约这个城市出生长大的，而上海就是复制这些东西，我不希望看到同样的东西，我来这边就是为了教学，为了我的事业的发展，所以我可以放弃一些时尚的东西，可是问题是我现在在这儿待了一年我觉得特别累，我是个教育者，但是当我看到一个人不要跟我学的时候我就很心灰，北京要没有办法支持的话我就会搬到上海去。

现在的生活环境距你的要求还有多远？

现在可能60%没有到达，最最重要的是你的居住环境不好的话整个人有很崩溃的感觉。我睡不好觉，不能做事，在内地我搬了四次家，每次抱了好大的希望，但是都不好。六星级饭店我花3000块美金，最后我受不了了，我算毁约，但是他们不给我5000块订金，后来他们说扣我500好了，但是他们给我写了封信说只要是我不说××俱乐部的坏话他们就把500块美金还给我，要把我的嘴巴封住，你觉得我会闭嘴吗？这是我的钱，你凭什么不给我，你物业答应得我好好的，但是他们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人的素质和人的道德一定要提高，缺乏效率、礼节，我知道是个过程，已经有内地的学者都已经写到了，但是为什么不去改呢，至少试着改，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提高大家的素质。

你打算在北京待多久？你觉得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能够忍受多久我就会待多久。我觉得会好的，我对北京有信心，希望可以慢慢好起来，假如我教的人没有办法教，我就可能搬去上海看看，然后就回美国了。

你现在主要的经济来源是什么？

我现在在做赔本生意，我现在用的钱全部是美国的积蓄，所以我也蛮辛苦的。

投诉让我血液循环

我的美容秘诀：吃饭、睡觉和投诉，投诉让我血液循环。

我一向我行我素，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我教书的时间大部分都是中午或者下午，我不喜欢早上或者上午去工作，因为早上我喜欢起晚一点，晚上我喜欢写我的书，改我的功课，改我的卷子。我也不喜欢每天上班，我觉得钱够用就行了。

你是个完美主义者，你书上说在台湾没有男人敢娶你，是怕你父亲，现在你到了北京你的对象有没有什么人选？

我年纪越大我就越挑剔，我并不需要再结婚，我已经都做过了，我是一个自由者，人生有个伴就可以了，爸爸的观念跟我一样，他说一定要在恋爱中生活，当你开始吵架的时候那就赶快分开吧。就是要给些空间，不能每天粘在一起，不是说你不爱对方，而是要自己做事情，很多人为了结婚而结婚，为了小孩而生小孩，婚姻不幸福，就是死也不离婚，为什么呢？传统。

那你觉得什么样的男女关系才算完美？

我觉得没有任何东西是完美的，我是不太能宽容和容纳的人，所以我希望那个男的可以包容我，我要投诉的时候可以让我投诉，我情绪化的时候不要生我气，我撒娇有温柔一面的时候他也能够欣赏我，不要说因为我的背景，或者说我讲话的方式，很多男的不喜欢，我需要可以欣赏我的男士。

你也写了好多对男人的要求，但是你想过为男人做些什么吗？

我会牺牲的。很多关系都要去融合，但是我融合要有个限度，假如说我整个人都变了，我自己没有主张了，也不行。我也不追求二十多岁的姐弟情，还是比较成熟的男孩子好一点，不需要再吵闹，我们就是要找一个伴，能让自己开心就够了。

你觉得这些投诉是挑剔吗？

我觉得挑剔和骂都不是一个很好的字眼，我的要求很高，我觉得这个基本的礼节，在人民大学讲课我第一天就给他们提三个要求，第一是不要讲话，第二是电话要关掉或者放静音，第三就是不要按笔，我觉得这是对一个人尊重的表现。在国外我也会投诉，他们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但是他们已经到了一个阶段了，没有必要投诉那么多了。内地刚刚开放，但这里是首都，我们都要开始做北京人的样子给国际人看了。我感觉我不是那么挑剔，只是我的要求高一点，我的生活观念比人家高一点，可是没关系，我免费教你们，你现在在我的地盘了，我有这个要求了，只要有人侵犯到我的小范围，影响到我的生活了，我一定要投诉！

李文的北京之最

最痛快的一次就是我破了一个行规，我买我的车，没有理由让交的9000块钱拿回来了。我觉得很痛快，就说明我的耐心，也要谢谢工商局的人。

最不可思议的、最厚脸皮的就是董歌星（wjm_tcy注：董文华）的这三个狗。

最坏的服务和最失望的就是内地第一个六星级饭店——××俱乐部。

最欣慰的就是人大的学生，虽然我被无理开除了，他们都很支持我。

最不能理解的是内地人的观念、道德和不愿意国际化的思想。

最累的就是《人民日报》，这是我最后加进书里的新的投诉。他们是讲正义的报纸，但是，我投诉带有《人民日报》标志的汽车，他们不予回复，社长的第一私人秘书也挂我电话，所以我一定要讲出来，写进书里，我投诉这个事情开始要有法律了，要去推一推这些人了。

最有信心的是我的房东。

我想打抱不平的是记者和媒体。

最烦的就是内地的短信。

■采访手迹：

敲开李文的门还没有走进她漂亮的庭院就被她拉出来，走，带你们去看看董歌星的狗。很豪华的别墅，很美丽的院子，但是有三只大狗，半个头颅伸出栏外，冲行人咆哮，老实讲，我有一点害怕。李文说这是政府禁养的大型犬，也有咬伤人的纪录。

这时扭头看到李文贴在自家窗户上的大字报，“文明人住文明的公寓”。她说自己的车上也贴了这样的文字“文明人开文明的车”。

进到她有着漂亮壁炉的房子里，她说，现在的生活环境，还有60%没有达到她的要求。我听她细细讲述了中国人缺少的礼貌和素质：口臭、吐痰、吸烟、大声讲话、穿凉鞋穿丝袜、脏头发、闯红灯，甚至坐着的时候抖脚，谈话的时候按笔，内容包罗万象，触及到生活的各个方面、细枝末节。我问她这一切是不是太过挑剔，她说挑剔和骂都不是很好的词，就是她对生活的要求，比一般的人高一些。

她说自己和李敖最大的不同在于李敖看政治，李文看生活。李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有原则的投诉是一个人的尊严和权利”！眼前无疑是个女李敖，她也已经出书宣战，打着父亲的旗号在北京开始维权之路。

采访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在研究这样一个话题，中国的经济发展太快了，但国人的素质远远没有跟上这个脚步。所以，说她挑剔也好、苛刻也罢，多几个这样较真的人，总会从社会舆论的角度让大家进步。

李敖胞姐谈“敖弟”（李珣）

凤凰网独家专访：李敖胞姐李珣谈“敖弟”

2005年09月16日

编者按：李敖先生即将于9月19日踏上“神州文化之旅”的行程，56年来首次重归故土。凤凰网于9月15日透过电话独家专访了身在上海的李敖二姐李珣女士。现年75岁的李珣如今退休赋闲在家，锻炼、画画、弹琴，过着闲云野鹤式的晚年生活。9月18日，她亦将从上海前往北京，准备与李敖会合。

李珣女士虽已年届古稀，却精神矍铄，音色饱满，谈起李敖更是声情并茂，姐弟之情溢于言表。对比外界对李敖或褒或贬的两极式评论，作为李敖胞姐的她自有其观察李敖的独特角度。也许透过她的言语，可以还原出一个鲜为人知的童年李敖、低调李敖和性情李敖。可以肯定的是，一个立体的有血有肉的李敖，才是真正完整的李敖。

期待：展望李敖大陆行程

“他能正确认识两岸问题，我很欣慰”

凤凰网：李敖先生即将于9月19日踏上中国大陆的神州文化之旅的行程，是56年来首次重踏故土，李敖先生一生可以说是历经风雨，度尽劫波，您作为姐姐来说，对李敖这次访问大陆有什么感想和期待？

李珣：我其实和李敖比较近的见面是在今年的2月份，因为他到底50多年没有来大陆了，特别北京，我们有很多共同的回忆。我们原来在北京有一个家，现在这个家没有了，我们是在一个小学毕业的，我和他俩都是这个小学毕业的。李敖这次来，他的决心下得也不小，因为他已经说了很久不会离开台湾，这次能够有决心过来，这个转变也让我很高兴。

凤凰网：您认为是什么样的契机能够促成李敖先生这次大陆之行成行呢？

李珣：我知道他已经是同意来了，至于说为什么，我想有各方面的因素，他说他自己不怀旧，我想他还是怀旧的，他对北京还是有很多回忆和感情。他对北京的记忆比上海多得多，虽然他是从上海离开去台湾的，但是他从北京的印象比上海还好，而且也比上海内容丰富得多。

凤凰网：在92年的时候你们全家有一个大团圆是吗？那一次肯定是您感触最深的一次？

李珣：是的，在台北有大团圆，我妈妈大陆的两个女婿和其他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兄弟姐妹，我们一起有一次聚会，也是终生难忘的一次，因为现在已经不可能了，我妈妈已经过世了。而这次他肯再来，我也非常高兴。至于他为什么同意来大陆，我不再追究他为什么转变，因为我想这个凤凰台有很大的功劳，由于凤凰台的介绍，使他在大陆有一定的知名度，而且他一向关心两岸的问题，而且主张也是比较开放、比较进步的，他能够认识到两岸的关系是应该走一国两制的道路，证明他还是比较能够正确地认识，我也比较欣慰，如果他要是反对，那就很麻烦了。

忆旧：北京城里的陈年往事

童年李敖：脾气古怪，有自己的想法

凤凰网：您作为一个和他比较亲近的人物，是最有资格发言的。我们现在特别想知道，因为李敖大师给我们呈现出来是一个大家、名人的感觉，我们特别想知道，比如说他童年的时候是怎么样的状态？他成长的环境怎么样？特别是童年在北京的时候那段历史？

李珣：我不知道您看没有看过一本书，是《李敖快意恩仇录》，我曾经在台湾陪我母亲住了一个月，当时答应李敖写一些东西，就帮他写了6万字的回忆录，然后又写了一篇文章，是在《李敖快意恩仇录》里面发表的，李敖的童年大部分我想介绍的都在那本书里面都有了。

凤凰网：我们为您这篇文章中的少年李敖总结了几个关键词，一个是成绩优秀，一个是脾气古怪，一个是闷声不响。那么这个小李敖和以后作为大家、名家的一个李敖有什么传承？又有怎样的区别？

李珣：在文化大革命前后，我们在《参考消息》上看到受台湾当局迫害，李敖等人被捕，那时候我和我姐姐两个人在大陆，我想这可能是我的弟弟，因为李敖这个人在我们家里面也是有点和我们姊妹不太一样，他比较有自己独特的想法，他很喜欢看书，脾气有点古怪。有一件事，我们都穿裙子，他自己穿着长裤，还绑上裹腿，我们说你为什么要这样，他说大片肉在外面有伤风化。其实我们家里面他有四个姐姐，突然有这么一个儿子是宝贝的不得了，可是我们四个姐姐都不怎么买他的账，在大人面前他毕竟是一个男孩子，他的朋友也不像我们的同学，都是小姑娘之间的来往，他有他的朋友。他比较要好的朋友是詹永杰，他的样子我们都记得挺清楚的。

凤凰网：李敖先生这种桀骜不驯的性格，这种性格的形成您觉得和家庭的环境和教育有什么关系？因为您在文章里提到，“我们兄弟姐妹多数脾气比较急躁”，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李珣：我的父母是比较开放，他们对我们的管教不多，而父亲这个人几乎是一个事业型的人，因为家里的人口比较多，所以他不大管子女，我们基本上是个人论个人的生长。但是我们的性格有非常相似的地方，我们一家人都是O型血，包括我的父亲母亲，我们家里8个子女全是O型血。

凤凰网：那么，你们的性格如此接近，和李敖在一起的时候会争执吗？

李珣：会的，我们小时候也会吵吵闹闹，也有因为他是男孩子，而我们和同学在一起比较多。上一次在台湾有从美国来的妹妹，看我在帮李敖出版的事，她们说你干脆来这里算了，我说不行，在这里我们肯定会吵架，因为我们的性格有很多相似之处。

凤凰网：你们的关系很好是吧？

李珣：关系很好，开始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蛮穷的，但是李敖面前没有这种感觉，他总是很同情弱者，也能够包容别人的缺点，还是挺不错的，但是这个人犯起驴脾气来也是极讨厌的。

骄傲：“李敖成绩一直很好”

凤凰网：作为当今屈指可数的大家之一，李敖可谓背负盛名，作家、历史学家、学者、思想家，各种头衔不一而足。您作为姐姐看来，从小的李敖是否就已显露出日后成为大家的迹象？

李珣：因为他书读的非常好，后来有一段时间介绍李敖，说李敖帮不上女儿的忙，因为他数学不好，我觉得很奇怪，因为他小的时候数学好得不得了，让我都很记得。

凤凰网：他曾经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四中？

李珣：是的，他第四名考入北京一中，后来又考了北京四中的第一名。他在新鲜胡同小学时候成绩也是一直比较好的。

凤凰网记者：听说他少年时代曾经尊梁启超先生为偶像？

李敖：是的，他那个时候叫李敖（念四声），去年的8月份我到北京，我就去看新鲜胡同小学，因为我有怀旧的心理，每次到北京的时候我去看我读过的小学，去看的时候我的家没有了，可是小学还很完整。那天正好是礼拜天，学校不开门，我就把门打开，说想进去看，他们说不想看，我说看一下你们学校的历史，我想给李敖搜集点材料，有一个人说，我们没有一个这样的学生，旁边的人说你怎么连李敖都不知道，他说我知道我们学校有一个叫李敖（念四声）的，没有人叫李敖，其实在学校的时候我比他名气响。

凤凰网：为什么？

李珣：因为我那时候是很会演讲，我演讲的时候是背稿子，可是李敖不同，他是真有学问。我平常随便讲话不见得会输给他，但是讲诗和书我就讲不过他了。因为有一次我和他开玩笑，我在台湾写完了6万字以后发表了，之后有人就打给他，说你姐姐怎么写得这么好，我不知道李敖是成心安慰我还是怎么样，他说你写得真好，比我写得还好，我说，你不是说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吗？你应该让给我一个名次吧，你让给我第三名也可以，李敖说，不行，这可不能让，我可以给你第四名。和他有时候在一起非常有趣，他会和你说很多很好笑的事情。他问我，你说我这次大陆行应该讲什么，我说你讲都好，我建议你不要谈女人，年龄大了说女人不好，我说有人提的话，你说这是我个人隐私，不要大谈，他说不，我现在还年轻，我到90岁的时候再和你们谈。

姐姐眼中的弟弟李敖

近观：“李敖其实很平易近人”

凤凰网：李敖一贯示人以强人形象，有人说李敖是斗士，是叛逆者，是狂徒，甚至用“霸道”来形容他。在您的眼中，李敖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自然人”，在平素生活中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是否与我们所习惯的风格大相径庭？

李珣：很不同，李敖平常是很平易近人的，他和讲话也是说说笑笑，他也是有一定的分寸，他不是把所有该讲不该讲的事情都讲出来，他有他的一定的尺度，也不是说想讲哪一个人就乱骂一通。尤其对于弱者他的态度是很明显的，他对家里的人也是平易近人，说说笑笑的。

凤凰网：您在文章中提到过，李敖找到失散几十年的姐姐们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出钱让你们的孩子们到美国继续求学，而且他也为母亲养老送终。

李珣：只能这样说，他对母亲很好，母亲养老送终都是他，最后的时候我妈妈过世的时候是在台北过世的，我去的时候我妈妈已经病得厉害，后来我的在美国的几个妹妹也到台北，我们在台北又碰了一次面，后来离开以后，我妈妈病得比较重了。李敖也是相当尽力，他也是暂切中国长子的责任，妈妈最后的养老他负了很大的责任，送终都是他送的，这也都是事实。

凤凰网记者：您现在在上海生活，您会看到凤凰卫视的节目吗？

李珣：我看不到，除非装卫星电视，又很招摇，所以就没有装，所以不是每个人都看得到。但是我看到了很多来自洛杉矶的刻录到的DVD，我大概也有80多集，我就复制了一份给我昆明的姐姐，这个朋友也会继续录制寄给我。

凤凰网：您看到这个节目感觉是不是很亲切？

李珣：李敖的演讲我看了很多次，包括他在台湾的几十年，包括他在为章孝慈搞义卖的活动，后来他竞选“总统”那一次我也在台湾，他演讲的风格我是知道一些。

个性：“李敖就是李敖，他不在乎”

凤凰网：《李敖有话说》节目在以其辛辣敢言的风格风靡大陆的同时，也因为李敖对一些名人的所谓刻薄批评而遭人诟病，比如对鲁迅、连战和马英九的持续“炮轰”，已经在政界、学界和网友中间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很多人批评李敖狂妄自大，目中无人。而您在文章中曾说李敖谦虚，愈有学问愈谦虚。请问这两种看法是否互相矛盾？您是否认为这是弟弟一贯作风的体现？

李珣：我在台湾呆的时间也比较多，马英九我不太了解，因为马英九做台北市长的时候政绩还不错，对于连战和宋楚瑜，台湾所谓“总统”选举的时候他们在台湾没有这么高的威信，他们在大陆这一段时间表现倒是不错。所以我们也曾经建议李敖不要多去批评连战大陆之行，李敖却和我讲，他说我已经批评过了。我觉得李敖说话一贯的作风，人家都认为他刻薄很高傲，自以为是，但是我觉得他批评的面也有他正确的一面，他之所以敢讲，是他觉得他们在这方面还是有弱点的，只是他讲话有点刻薄。据我了解，我也感到惊讶，为什么连战到了中国大陆之后，讲话讲得那么好，因为我在台湾也看过他的表演，是不怎么样的，因为他的发言就是拿稿子死读，和在大陆表现不太一样。但是在连战的大陆之行，还有宋楚瑜大陆之行都是挺成功的，在我们大陆人民的心中多数人都比较认可。李敖来就不一定了，李敖来肯定有很多人不认可，他会毫不客气地讲一些话，不管你认可不认可，李敖就是李敖，他也不在乎，骂他他也不在乎，他喜欢人家注意他，喜欢在聚光灯下的感觉。

凤凰网：比如说对鲁迅呢？您认为他对鲁迅的评价公道吗？

李珣：他不觉得惭愧，因为他确实读了很多书，是很有学问的人，他因此扬长避短就好了，但是他做不到。他敢批评孙中山，他敢批评鲁迅，他有很多他的独特见解和独特看法，我也搞不清他这个人为什么是这样，他和我们兄弟姐妹性格都不一样。

直言：“李敖有时也会犯浑”

凤凰网：您那篇《敖弟》结尾给我们留下过一个悬念，那时候李敖先生过60大寿，您的三妹托您给他捎带了一句话，说李敖是真聪明也真有才干，可有时候也真浑，是将来来讨论，而您说“关于‘浑’一说就留待将来讨论吧”。现在10年过去了，这个悬念是不是可以解释开了？

李珣：我就没有悬念，至于浑的方面我不想讲了，主要是性格方面。

凤凰网：是私人方面？

李珣：他很缺少一些修养，犯浑的时候就是没有修养的时候。

凤凰网：对所有人还是家人？

李珣：有的时候可以多动动脑子就会忍过去的，有的时候他应该见的人他不见，他有他独特的想法，他不大考虑后果。有的时候不一定完全按照他的意思来做，有的时候应该是要为对方或者是全局考虑，他常常冲动的时候忽然决定什么事情就去做。他有点被他相信他的人和宠他的人给宠坏了。

凤凰网：您想过改变他吗？

李珣：改变不过来了，他已经70岁了，我们全家人都差不多，我觉得我自己现在改变很多，其实一个人的坐牢不见得是最深重的苦难，苦难也有多种多样的形式。一个人在经历了风风雨雨以后也会有所提高，修养方面，或者是性格方面会有提高，我觉得李敖这方面比较差一些，所谓犯浑指的就是这样，因为我在美国的时候和我妹妹谈也不大谈起李敖，我只谈我们高兴的事情。

凤凰网：您现在的生活状态怎么样？

李珣：因为我的先生过世了，过世以后李敖也曾经帮过我。我们兄弟姐妹之间性格也有不一样的地方，我是属于另外一种，我的姐姐到现在也是快80岁的人了，李敖也是70岁的人了，还在东一枪西棒的写文章。我是另外一种生活，我是锻炼身体、画画、弹琴、看电视，我是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什么事情就烦恼，我就找我高兴的事做。

（采访报道：何小陶）

李敖与“小老弟”（陈彦增）

“小老弟”是我在台大念书时唯一的外号，我在台大一共念了7年书，前4年都住在宿舍里，住宿舍总有先来后到的，我才住进去的时候，学长们也许看我这个整天嘻嘻哈哈的小学弟倒蛮具亲和力的，就给我取了这么一个在形象上不太成熟的外号，一直等我升格当了学长，这个外号还在被“后辈”们援用。正由于它有亲和力，我也不以为许，而叫得最多、最顺口的就是李敖。

论年纪，我比李敖还虚长几乎一整岁。我和他都是第一届大学院校联合招生的考生，考区都在台中，他是中学没念完，高三在家自修以同等学力进了台大法律系司法组的，他第一次的大一没念完，又重考，考进了台大历史系，我们的相识就从这时开始，他是历史系的新人，我则念经济系的大二，我们同住在温州街73号一座四合院式的台大第一宿舍、同一个宿舍，同一间寝室里第四室、同一张上下铺，两人还共用着一张平面不过一平方米的书桌。

台大的男生宿舍里，每间各容纳了五张上下铺、五张书桌、十条大汉，李敖和我分配到的地盘是在寝室东南角上于他的书籍资料特别多，两人共用的桌面常被他占去大半，有一次，我在桌上留下一首打油诗写道：

乱七八糟一大堆（河南音读第三声），

李敖是个邋遢鬼，

真想一棒打过去，

不是打断你的腿，

也会打歪你的嘴。

我之所以要他照河南话发音，为的是他结交了不少河南朋友。河南音对他应有亲切感，不过，说他邋遢则是气话。他实在是所有朋友中特别简洁的一位。他见过字条后除了诚意道歉外，从此“收敛”了起来，其风度也君子，毫不“鸭霸”。

宿舍生活中最难忘的一段是送报生涯，每天清晨四点半就得起床，骑上单车披星戴月地赶到台北火车站附近的派报社，批好各报后再沿着台大医学院、法学院、最后则是辽阔的校总区，分送给各办公室以及学生宿舍，最难得的特权就是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出女生宿舍，碰到早起的女教官，除了说声“早”之外，还可听到一声“辛苦了”，这种每天的例行工作如无意外，大约可在七点半结束，赶上第一节课是绰绰有余。

送报工作，风雨无阻，确实有几分辛苦，这份差事原来曾由李敖干过几天，他虽心有余，可是力却有所未逮，后援工作则是由我承担下来一直到毕业。当时的报纸是每天要自己备钱向派报社买来，直到下月初才向校方出纳单位领取“国库支票”一张到“台银国库部”兑现，所以，在我的抽屉里，经常得放着一些隔天去买报纸的本钱，而抽屉则经常是不锁的，为的是如我不在时可以给室友们周转起来比较方便，李敖曾经受过惠，但他总是留有几天之内必还的承诺，一旦承诺不能兑现时，他必然会手执几本藏书来折价抵债，并“强迫”债主接受，我说他这种硬把朋友看成当铺里的“朝事”是他的“毛病”。

李敖是个新派人土，在当时就过着新（阳）历的生日，因为他人缘不错，每年4月一过中旬，就有人要为他张罗25日的“华诞”了，可是，每到这个时期却常见他有“避寿”之举，其方式乃是放下自己的蚊帐，躺在床上做“闭关”状。最后少不得由大家把他拖了出来，或去罗斯福路、浦城街口的“寿而康”餐厅大快朵颐一番，或是去西门盯闹区看场晚场电影，如果错过了最后一班的零南公车，还得安步当车走上个把小时才能回到宿舍，因为坐三轮车要花上十几块，羞涩的阮囊，反而锻炼了我们双腿的耐力。他自己虽常“避寿”，却喜欢为别人过生日，譬如说：在他大四的那一年，我已经结束了半年多的预官入伍教育，从凤山陆军步校回到台北，为了要看看“小老弟”的“小老弟”们，我也回到了宿舍，适逢该我过生日了，他却坚持要热闹一番，此事已见于其所著的《大学后期日记》里，他一气呵成了一首《债主陈彦增寿诗》的长打油诗，我这个当事人为了有所解释的必要，今将李敖在当年的全诗照录如下：

彦增小朋友，越交味越厚，

认识快四年，同声又同臭。

今天过生日，却不肯度寿；

不去电影院，不吃酱爆肉，

不喝洗脚水（注），不念金箍咒。

专门闹情绪，坐看脸蛋瘦；

又不爱说话，老把眉头皱。

李敖不还债，钱又嫌不够，

要骂不敢骂；要揍不忍揍。

借钱没利息，反要打折扣。

气得小老弟，到处去求救。

东挪又西补，得前乱拼凑。

穷得流眼泪，好像夜壶漏。

无心恋王妈，

也不想那因为吃醋而想把你擦擦擦的阿Q。

注：《水浒传》中孙二娘对武松说：“由你好似鬼，喝了老娘洗脚水。”

打油诗的本身就像一幅漫画——既具写实，又见夸张，他说我“越交味越厚”，记得多年以前他就曾表示过：“什么朋友如果被陈彦增认为不值得一交的话，这种人的‘友谊度’应该宣告破产了（大意如此）”，最近几年来，他又宣布对于交友方面已是“遇缺不补”了，至于老朋友方面，也只保留我这么一个“样板”了。身为“样板”，我也自感荣幸之至，至于他说的“同声又同臭”，当年他在台大校园之内，常以“异行”相协壁加无分春夏秋冬，总以一袭长衫飘来飘去，自有褒贬不一，褒者称为游洒，贬者谓之作怪，结果他依然是“不管风向哪边吹”地来去自如，而在来去之中，走过身边的常见的总是我们几个，难免被人视为“一丘之貉”，既得一丘，荣辱自然也就与共了。

至于“不喝洗脚水”之句，虽经他注释交代为《水浒传》孙二姐与武松的故事，我认为倒还有进一步说明的必要：它直接的意思就是“不上娘儿们的当”。当时，我们曾经为了要维持男性的尊严，号召“雄风”之再现，不惜拟组一“Anti－Women”团体，大有凡我同志共同奋斗之意味。此事后来可由“在三爷（庄因）”给我做的打油诗中有“Anti女人不简单，体说‘浸梁’与‘坐禅’”二句得以证实，至少从这里可以显示出当时的我们，在感情生活上并不是春风得意的一群。至于“不念金箍咒”则是十足写实之句了。“海阔天空”原是大家的“共识”，胡适当年曾经有言：“不要让人牵着鼻子走”，而我的一贯作风则是也不想“牵着别人的鼻子走”。接下来的句子则是属于“夸张”的部分了。虽然贾宝玉曾经有云：“押韵就好”，但是过分的“遣人为快乐之本（以消遣别人为乐事）”的话，反而易致误会，譬如其中的“借钱没利息，反要打折扣”，“没利息”虽是真的，“打折扣”则是绝对没那么回事，我谨以“债主”的身份郑重表示：李敖并没赖过半毛的账。至于最后又扯到（阿Q正传）中主角的头上，意思是说曾经有人吃过陈某的飞醋，并没有掌握充分证据，也就不必多费笔墨了。当时事隔五年之后，我曾在某私校教书，后来被校方未予续聘，表面的理由出自于我在《文星》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但也有人向我透露过实际与“吃飞醋”有关，我也一样“不想”地处之泰然了。

李敖离开学校之后，曾落魄过一阵子，也曾风光过一阵子，无论落魄与风光，被称为“小老弟”的我，偶尔总会时相左右，还记得他在信义路四段“国泰信义公寓”顶楼住的时候，每过个把月，我总会带着孩子去见识见识他楼顶的藏书，可是好景不长，几次之后他告诉我们不太方便了，因为在他门口停有一辆不载客的计程车，司机的任务除了要掌握李敖二十四小时的行踪之外，还要“了解”所有进出的客人，所以他通知所有的朋友们都“拒绝往来”了。

难道就不能“穷则变”吗？不死心的我们又“变”出了一条“间道”——原来他家隔壁住的就是陆啸钊，我们只要进得去陆府的家门，再爬上他家四楼之上的平台，平台之上虽没有“楚河汉界”，但想要越过并不吃力，这种“偷渡”行为更令孩子们觉得刺激有趣，可是没过几次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平台上的“间道”却行不通了。我就只好从正门堂而皇之地进去了，想不到进去之后，他却以怪罪的口吻说：“你怎么还来？”我说：“为什么我不能来？”他说：“难道计程车不在了吗？”我说：“在呀！我还向司机打了招呼，用手指了一下你楼上的屋子，表示就是来找你的呢！”他在对我表示没办法之余，还透露了那几位国外回来过境的老友，只能以电话表示由于实在是行色匆匆、时不我予、未克登府班荆道故一番，请他见谅。至于他到底“谅”还是“不谅”呢？他只表示，“你看这些人，要是不来电话，我还不知道他曾经回来过呢”，自从这次之后，没几天他就被抓走了，关进新店的军人监狱，这下子可就没有“间道”可循了。不过，偶尔还可以以书信来往，虽然有“来往信件，不得超过二百字”的规定，我也只好长话短说了。有一次，大约是在1974年底，孟绝子（祥轲）转来一封李敖给我的信，信里充满了“寒意”，大意是感叹当年一些老朋友在出境时，他曾有所赞助，如今他正身处“冰雪”却未见有人“送炭”过来。我则除了准备给他送点“炭渣”之外，还填了一首《金缕曲》在明信片上给他寄去，我之所以要用明信片原因有三：（一）光明——检查起来很方便；（二）规矩——字即使写得再小，谅也不会超过“二百字”的标准太多；（三）经济——只花五毛钱。至于为什么要填《金缕曲》，此一故事我不得不在此做个交代：

话说三百多年前的清顺治年间，有一位才华相当了得，被称为“江左三凤凰”之一的吴兆骞，遭到牢狱之灾被流放到宁古塔（李敖的老家）去了，他有位名叫顾贞观的好朋友，以信札的方式填了一首《金缕曲》，头尾是：“季子平安否？便归来生平万事，哪堪回首？行路悠悠谁慰藉？……言不尽，观顿首”，这首词传到了当时“主流派”纳兰性德的手里，他本身就是个大词家，见到顾作感动得痛哭流涕（泣下），力保囚徒，被充军塞外二十年的吴兆骞终得活着回来。当然，我不敢自比顾贞观，更不敢奢望当时的“主流派”中还有纳兰，只是触景信笔，东施效颦罢了，比着葫芦画瓢，不过二百字的全文如下：

敖之平安否？待归来生平万事，细做回首。此去新店虽不远，难见狐朋狗友。足尺天涯古未有，岁暮天寒多怕冷，莫怪他疏懒少行走。多盖被，少发抖。我亦飘零久，依然是误人子弟，养家活口。年年难过年年过，母老家贫子幼。老孟传书今到手，读之令人心酸酸，“雪中送炭”何必多求？

言不尽，增

顿首。

顾作之中，原来曾有一句是“盼乌头马角终相救”，其中的“乌头马角”本来该是“乌头白，马生角”，试想：天下乌鸦的头本来都是一般黑的，哪有变白的可能？马又不是鹿，怎么可能长出角来？这自是不可能做到的难题，但是为了要救你，即使再大的难题我也要设法突破的。可惜“小老弟”却自量没有那份能耐，也就只好静待你平安出狱了。

李敖出狱之后，我们见面的机会自然就多了起来，尤其是每年4月25日，几乎都会在一起吃饭。今（1995）年的这个日子，有人为他安排在圆山饭店，时值60岁，就备席60位，我也乔在受邀之列，好在自有先见之明——预感60张座位必然不够，就捷足先去了。这次送上祝辞16字，辞曰：

“甲”而不“花”，六十算哈，

青山常在，有豆有瓜。

60岁在中国称之为“花甲”，就现代人听起来，“花甲”实在不太好听。说他“甲”，就文采来看，虽然有人对他自称“500年来的前三名”都由他包办了，未免语如其名——傲！但列个甲天下的甲等该是自无问题的，至于操行成绩，他对真情、善意和美感的执着，列个甲等也该是绰绰有裕（余）了。再说“不花”，至少在他身体上就有三不花，即：（一）头不花——未生华（花）发；（二）眼不花——尚未戴老花眼镜；（三）心不花——自他婚后，即未见再闹男女之间的花边新闻了。至于“豆”和“瓜”则不妨当做小儿女来看，一般人都认为“有子”就“万事足”了，何况他现在除了“子”之外还有“女”呢！在此寄望敖之足下，在目前至少处于“无债”状态之下，该是“一身轻”的时候了。

何不随他去好了（屠申虹）

——从“文风”事件所想起的

jarvisdd的前言

在自由社区被消灭的前夜，我由于先前一剑兄的询问，而开始想将这篇文章弄成电子版，并完成了一部分。

昨日上网知道这个令人愤慨的消息，我怀着截然不同的情绪，一口气将它打好，现在终于呈现在李敖研究论坛上。

编者先生：

长久不动笔的后果，就是提起笔来，只觉得相当的吃力，除了笔尖滞钝，周转不灵以外，成文之后，亦颇有言语乏味之自知，但是在敖之兄的指名道姓之下，又引起了“必须把话讲清楚”的冲动，奉上拙作，如不适用，请不必退搞，揉往字纸篓掷之可也。祝

撰安

弟屠申虹

8月8日

顷阅《前进周刊》第十九期，李敖谈到在民国五十六年，他和我一起办《文风》杂志的一段往事，令我心有所感。

白头宫女话天宝

白头宫女话天宝，听起来总是有点苍凉的意味，李敖头尚未白，但是却亦已经在话天宝旧事，在我的感觉里，苍凉中更透出了一份无奈。

李敖是学历史的，由于受过专业训练的关系，他善于运用资料的本领，是每一个朋友都钦佩的，当他还住在信义路的时候，我常常到他家去，就亲眼见识过他对资料收集和整理的功夫，那时候，他和他母亲住在一起，老太太除了照顾他的光棍生活以外，还有一个工作，就是每天为他剪报，而剪报的范围，尤其广泛，除了中外各大报以外，很多名不见经传的小报以及其他出版物，他都有涉猎，每一份剪下来的资料，都会制成卡片，作好索引，然后分门别类的归档。李敖的藏书很多，不过，在我的朋友之中，藏书可以媲美李敖的，亦颇有人在，唯独以剪报资料来说，李敖个人所拥有的质和量，以及所下的整理功夫，应该可以称得上是独步台湾了。

《文风》事件，在我来说，已经是尘封了十五六年的往事了，而李敖能够重新使他在我的记忆中鲜活了起来，这实在不得不拜谢他保存资料的功夫了。

李敖在文中说：我告诉他。汤炎光先生弄到了一张《文风》杂志的执照，我们可以和汤合作，这一个过程，可能是李敖记错了！事实上，杂志的执照，是我们决定和汤先生合作了以后，才正式登记申请的，《文风》的中文名字，以及英文名字literaryspirit，亦是事后决定的，办文风，原先以为是一件极为简单的事，汤先生挂名发行人，编辑部在李敖家里，半个月一期，八开一张，分为四个版，整个所谓杂志社，就只有我和李敖两个人，所有文字由他和我“赶角分色”，在第一期所发表的文章，他写了十分之八，我写了十分之二。十几篇文章，我们用了八九个不同的笔名，我还记得有一篇批判中央研究院院长王世杰的文章，李敖用的笔名是“龙眠”，但是却马上被徐高阮看了出来。

孤零零的一小张

杂志印了出来，只是孤零零的一小张，没有彩色封底面，没有PVC也没有装订，看上去实在很寒酸，李敖大概看出了我的那一份自卑，那一天，他除了带我和蕾蕾（他当时的小女友）去吃了一顿很像样的西餐，而且还拼命的夸赞自己的杂志，他把刚印好的《文风》，折成了一种比较“过得去”的样子，而且兴致勃勃的赞扬这种型态，将是杂志界的突破，他一再向蕾蕾强调，他要和我把这份短小精干的杂志，办个像模像样。

但是，尽管我们如此的自我安慰，而在书报摊上，这实在是一份极不起眼的东西，我们在杂志上市的几天中，分别到各书报摊去“巡视”，很多摊贩，根本连挂都不挂，有一位四川老乡很老实的告诉我，这种“书不像书，报不像报”的玩艺，一份卖三元钱（照当时的币值，可能相当于今天的30元），他实在不敢卖，因为以这种价钱卖这么一张小纸片会给人骂的。

可是就这么一份不起眼的东西，却惹起了相当大的惊风骇涛。

在第一期《文风》出版以后的一个多星期中，真可以以“风波迭起”四个字，来形容我们的遭遇。先是汤先生向我埋怨，说是我们第一期的内容有点“用药过猛”。

然后，我的很多朋友，老师，甚至于父执辈，突如其来的像我展开了软硬兼施的各种“规劝”，几天之后，事情又升高了，汤先生面色凝重地告诉我，沈之岳突然要请他吃饭。

在当时，李敖和我可能都还没有理解到“吃饭”的真实意义，所以还正在密锣警鼓地准备第二期的稿件，直等到汤发行人吃饭回来，慎重其事的约我谈话，我才了解到“吃饭”的真实含义，就是要我们别办杂志。

汤先生的背景

汤先生是位广西籍的国大代表，比我年长二十多岁，在我面前，当然要表现一点英雄气概，所以一面已经把结论告诉了我，一面还拼命的强调他“不怕”。

但是，我冷静地分析了一下，他实在没有不怕的理由，他是军统出身，当过情报局香港站站长，从香港回来以后，除了名义上是国大代表以外，由于和当时铨叙部长石觉的关系，还当了“公务人员保险监理会”的主任委员，拿的是官家的薪水，吃的是官家的米粮，要是说，敢对官家的要求不买帐，莫非是自找麻烦，于是，在他拼命拍胸脯表示“不怕”之际，我为他铺好了下台阶：“你是堂堂的国会议员，对这么一点小事，当然不怕，但是我和李敖，都只是无拳无勇的小市民，惹上了这种麻烦，却不能不怕……”最后，就因为我们“怕事”，所以汤先生也只好“同意”，让《文风》立即停刊。

《文风》事件，实在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事件。事实上，也实在是不值得庙堂之士如此重视的事件，但是，却偏偏会引起如此兴师动众的场面，而让《文风》得到了如此一种既不悲壮，也不缠绵的结局，时至十五六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仍然是使人不得不感慨的事。

在废墟中盖小建筑

李敖在《文风》的发刊词中说：“在废墟中盖一些小建筑，寄一些小希望……”口气是何等之小，格局是何等之小，而实际的形象，亦是小得不能再小，在一片沙漠中，根本只能称是一丛发育不良的小草而已，把它留下来，为经过的旅人，稍微增添些微绿意，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的庙堂人士，却偏偏要以万钧之力来对付这么一丁点微不足道的玩艺，岂不是煞风景的事。

自从夏禹先生的令尊鯀先生用围堵的方法治水失败，被砍下了尊头以来，今天任何一位水利学家都已经了解到，治理洪水最好的方法，并不是围堵，而是疏导。

但是，一直到今天，我们的政治家们，却还是不能触类旁通到用疏导方法来治水的道理，还是不断的到处筑坝造桥。我们一再地在呼吁，要建立社会上的祥和之气，殊不知，真正要建立祥和之气的基础，就是要多培养一些容忍的气度，即使这份容忍出于不屑，对祥和之气亦不无小补，有一位英国的特务人员向乔治皇帝提出一份名单，报告皇帝有好几十个“心怀叵测”的份子，正准备合起来举行一场演讲会，很很的攻讦朝政。

乔治笑了笑，说了一句后来留在教科书上的名言：“随他去好了，当孩子们什么事儿也不干的时候，那才真的在搞鬼了……”（whenchildrenaredoingnothingtheyaredoingmischief。）

台湾“挤”“挤”“挤”“挤”（方豪）

jarvisdd：在《李敖回忆录》的《前程》，提到了──

有一件事，倒是怪怪的，那就是《新闻天地》登出的一篇匿名的《台湾挤挤挤挤》，里面骂到吴相湘，也骂到我，吴相湘阅后大怒，直接质问国民党文化特务卜少夫（《新闻天地》负责人）是谁写的？卜少夫说是方豪。

这篇有趣的文字，我“阅后大笑”。特为转载。

台湾“挤”“挤”“挤”“挤”（梁洛西，《新闻天地》736期）

《新闻天地》一直主张早日反攻大陆，作者亦有同感。作者所持的理由，是台湾太小，又是反攻基地，禁不起“挤”。我所说的“挤”，不是人口的“挤”，而是各界人事方面的“挤”。人口的“挤”，我并不认为其威胁之大，需要以“台风”来危言耸听，倒是各界人事方面的“挤”，却足以令人不寒而栗。

以台湾农业之富，加以海岛交通之便，美援的源源不绝，中共虽愚，也不致希望我们吃垮、用垮；然而中共倒很可以希望我们“挤”垮。同胞们！作者语重心长，万言并一句：“千万挤不得！”风雨同舟，最忌的是你挤我，我挤你。

作者隐居大屯山下，淡水河畔，很荣幸的与“我的朋友胡适”同庚，说不定不久就要跟他同归道山，眼见台湾“挤”的现象，愈来愈甚，心所谓危，爰借“新天”一角，发表此一“劝世”之文“警世”之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愿读者鉴之！

“北大”与“南高”

张其昀自部长下台之后，就任国防研究院主任，一直闷闷不乐。尤其像清华研究所本是在他部长任内办起来的，但原子炉落成，大家歌功颂德，却对他只字不提。如何能使他心平？近年来许多学者归国讲学，其中多半也是他任内便邀请的。去年阳明山第二次会谈，很多海外学人也是他早就设法联系的。他和朋友闲谈，不免有些牢骚，但尚未公开发表。

今年年初，不知怎的，他老人家有一点沉不住气，于是出版景福门回忆录，而一篇自序，完全在“辟谣”。最进胡适去世，张其昀又在2月28日《民族晚报》大谈“北大”“南高”的派别。他借用他老师郭秉文的话：“学术为公，再不可有门户之见。”同时，因外界把《胡适与国运》的小册子牵涉到他，他又不免替自己洗刷。而最严重的一点，却是针对徐复观在今年2月10日《华侨日报》发表《自由中国当前的文化争论》而发。徐复观是说张其昀任内想以中大、浙大的势力，渐取北大、清华的势力而代之。而北大、清华的人，便因而恐慌，不得不希望胡适回来巩固既得阵地。张氏列举事实，以为反驳。

学术界（更好说是文史学界）有南北之分，由来已久。但何以在大陆时不严重，而目前为什么逼得由一位前任部长（南高），借一位前任北大校长去世的机会来说话呢？这就是大陆之大，南北相去几千里，不觉其挤，挤亦何妨。大陆犹如艨艟巨舰，台湾则类似舢板小艇（台湾专有名词曰艋舺），尽管像张氏所说，二人难得见面，但毕竟南港与阳明山相距迟尺，朝发朝至，夕发夕至。天气晴朗时，似乎亦可遥遥相望。加以台湾本已“地狭人稠”，而政教中心又集中在台北。酒会不是圆山饭店，便是台北宾馆。发表文字或谈话，不是中央、新生，便是联合、中华。要不然，就是大华、民族、自立。抗战时期，大家还散处重庆、昆明、成都、西安、遵义、城固等地，现在却是局处于台北一隅，安得不挤？

政府、议会、卖文稿

在大陆时，“南高”“北大”派系分明，分明在学风，分明在一二大机构的把持，如外交部、中央研究院始终在北大人手中；在台湾是大小机构都要挤。有挤进去的，便有挤出来的；有挤上去的，便有挤下来的。往事不必说，说说最近的事吧。

如果把台湾或台北“挤”的现象，统统写出来，一定可成为洋洋大观。以台北市政府而言，赖顾问之挤入，便有侯畅主秘之被挤出；更有市文献委员会主任林衡道之被挤得下台还不算，连经费都被冻结。再以医师公会来说：代市长是医生出身，于是周百链派医师想在会中挤别人，哪料非周派医师一团结，挤得周派只抓到监事一名，可谓挤得最惨！

中医师之中有伤科，亦称骨科，专制跌打损伤嘴歪眼斜，脱臼断扭，以及疑难杂症，他们的医法向来是祖传秘诀，父不传子，夫不传妻，而他们的“挤”也有一套，大家都是好汉，所以大家都挤到一条路（罗斯福路）上来。这条路共分四段，大家都挤到一段来，于是乎甲说乙不科学，丙说丁究竟是中医？还是西医？乙又说甲，丁又说丙，挤得天翻地覆。

医卜星相原属三教九流，走江湖原需要挤地盘，作者之所以先以市政府之“挤”伤科医生之“挤”为例，只是说明大至市政府，下至卖膏药糊口的人，无一不你挤我，我挤你就是了。

其他如电影片商之挤，电影明星之挤，黑咖啡管之挤，乃至青龙帮、市场派、鸭寮派流氓之挤夺山江楼区风化区地盘，实在是无奇不有。

去年第二次阳明山会谈，“挤”不进去的文艺界，原因虽多，而自己内“挤”，实是最大原因。

张目寒、黎烈文、宋希尚、石叔明、杜负翁、刘心皇、吕佛庭、乔鹏书、胥端甫、罗敦伟、成惕轩、倪搏九、刘豁公等在《畅流》上挤，赵君豪、阮毅成、伍稼青、陈定山、王平陵、彭歌等便在《自由谈》上挤；另外一些爱好山水、人物、思想、掌故、珍闻而又喜欢耍耍笔杆朋友，便挤到《晨光》去。而三个刊物都“挤”不进去，或不想去“挤”的人，又分头挤出一个“文坛”和一个“作品”。在“文坛”中挤的大多是青年作家，而“作品”中挤的却以老人为多。后者如苏雪林、卢月花、黎东方、何凡（夏承楹）、虞君质、姜贵（王林渡）、谢冰莹、余光中、李辰冬、盛成、赵友培、毛子水等，都已是五六十岁，甚至六十以上的人。

台湾还有一个奇特现象，便是女作家多，而女作家也颇爱“挤”。像林海音、孟瑶都挤得有地盘，郭良惠由文艺而再挤到银色圈子中去，可是不久便被挤出来；侯榕生本兼作家、名票于一身，但因生活与众不同，台湾女作家似都在“挤”她，也好，她挤到香港报纸上去了，挤到菲律宾去登台了。

台湾太小，向外挤，本是一条好出路，值得鼓励。张仲文、夷光不也是向外挤吗？大学教授杨联陞挤在美国教《孟子》，现在劳榦又挤去教《古文观止》了。足见人类在想挤，受挤与被挤之后的挣扎在挤的本能上，可谓大体相同；讲汉简考古的大学教授和美丽的动物，亦无二致。张仪尊、吴俊升等之挤向香港，黎东方、潘重规等之挤向新加坡，都是中华民国之善挤者。

台湾现在最希望的两件“挤”，却并不“挤”；一是侨资投来不“挤”，二是外国观光不“挤”。希望有朝一日，这两样都能挤得头破血流，在下亦必去“挤”了。

这样写下去是写不完的，作者赶紧悬崖勒马，只挑最神圣的、最清高的来谈一谈，因为如果连最神圣的和最清高的也未能免“挤”，其他的就可想而知了。

和尚道士牧师神父

宗教是最神圣的，应该不会“挤”吧。不然。为了日本送回来一小块玄奘法师的头盖骨，四大皆空的和尚们，你争我夺，大家挤着抢，挤著造庙，结果是一所像样的的寺院或碑塔也没有造成。

最妙的是挤得和尚尼姑住在一起，于是秽闻时起，这个住持告那个法师，不一而足。张天师为了是否应该由道教做法事，也要在报上发表谈话；活佛则是挤得必须由政府来拨借房子，拨发各种费用，在大陆受千万人供养，到了宝岛却要受政府布施。这岂是活佛始料所及。

台湾年来基督教的发达，真可说是一日千里；一个一千人的小镇，可以有上三个不同的礼拜堂，或福音堂，或聚会所。一条长仅一公里的新生南路，却有大大小小四五个基督教堂。大家挤在一起，貌似相安无事，骨子里却勃谿时有，诟詈常闻。长老会之挤小群，小群之挤安息日会，说来又话常，各式各样的宗派都挤到小岛上来，主张多妻的摩门，反对从军纳税的聚会所，还有反对向国旗或国父遗像行礼的这个派，那个会，五花八门，眼花撩乱。而又往往挤在一起，挤成一堆。于是中国牧师告洋牧师的状，洋牧师派告中国牧师的不是，笑话迭出，实在也是因为大家挤成一团，无迴旋的余地，一伸手，一投足，都会触到对方。

罗马天主教，自从教皇若望二十三世荣登宝座以后，为了不使断臂残腿的中国红衣主教流落海外，要他回到台湾，不得不挤下郭若瑟总主教；而素有“政治主教”之称的于斌，也不得不叫他挤到吉林路去主持三间门面的辅仁学店。说起辅仁，可真有多人挤得头破血流：最初是潘朝英、薛光前、毛振翔挤登副校长一席，然后是一些东北同乡挤当总务之任，有人甚至已在名片上印好头衔，至于为了想在地皮上从中取利，或献或卖，半献半卖，托人托神，花样百出。有人远从南美来挤得一个位置，有人卑躬屈节，往已成立的八个学生的研究所去挤几钟点的课。最近又有一些人要挤文学院院长一职，现任的教务长先为自己放空气，在美国讲学的吴经熊也在作种种活动；更有人赶紧信教受洗，希望获得一个地盘，和前几年一些学者（？）挤向东海大学，前后如出一辙。

伊斯兰教之挤，比较不为人注意，实因政府为国际宣传，拨巨款在新生南路所盖的土耳其式礼拜寺，目标太大，再没有人去理会罗斯福路一条陋巷里的“青年清真寺”。两者积不相容，毋庸赘述，而各有政治背景撑腰。但罗斯福路派萧阿洪（也是国大代表）之几乎被挤倒，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宗教徒联谊会既以联谊为名，应该不挤了吧！然而挤不进去的道教，却颇不服气。去年，恰好该会发起人之一于斌主教（其余两个发起人，佛教的太虚法师和章嘉活佛都已圆寂，现在仅有一居士充数）率领朝圣团赴西德，团员多属少女，事毕又都溜往美国“游学”，（于主教这么说）而某报负责人正好是道教信徒，于是联合各报，群起而攻之，弄得于斌也被“围剿”得焦头烂额。

道教本是宗教团体而挤不进去。更奇怪的是还有人创立新宗教来挤，那就是轩辕教，教主似乎是王委员寒生。《中央日报》每到星期六义务报告宗教活动，也有它一格。可是大家既不在同一天活动，基督教安息日会也是以星期六为安息日，所以这一个“挤”的义务广告，似乎也是多余。并且有许多教堂不参加这幅“挤”的广告的。

中央研究院在“挤”

社会团体中宗教应该是最神圣，学术界是最清高，然而不幸的很，由于台湾地狭人稠，学术界亦不免“挤”了。

这几天由于胡适之先生之死，中央研究院成了大家瞩目机关。这个自由中国的最高学府，原有院士八十一人，到台湾之始，仅存吴稚晖、王世杰、朱家骅、李济、董作宾五人，真可说是寥寥可数，而迁来的研究所也只有半个历史语言研究所，其余院士不是投共，便是陷身大陆，要不然就是留在国外，一共也不到二十人。所以一点也不挤。第一，院士是终身的，所以立委、监委、国大投共，还有人骂，而院士向来只许受人尊敬，而不能罢免，因此连代总统、副总统也可以去掉，院士却是“泰山石敢当”。到了民国四十七年四月，恢复了院士之“挤”（选举），挤上了十四人，可怜张其昀、毛子水、钱穆等人被挤下来了；四十八年七月再举行一次“挤”，挤上了凌纯声、杨联陞等九人，挤下了陈康、芮逸夫、戴运轨等；（或说有郭廷以）今年2月24日再“挤”，挤上了梅贻琦、何廉等七人，挤下了吴康、柳安昌、阮维周等。院士之挤，每届要挤两次，公开的挤是第二次的挤，在此之先，还是经一次评议员的审定。像这一次在第一回合被挤下来的有东海大学教授梁嘉彬、成功大学施之勉等。

台湾之“挤”，有时是先天促成的，也有的是后天造成的。中研院研究所既少，本来可以相安无事，如历史语言研究所之所谓“历史”，本来“厚古薄今”，亦未“厚今薄古”，半途却杀进了一个程咬金。话说有郭廷以者，出过两厚本“近代中国史”，钞有一大堆资料；正赶上外国月亮圆，美国也在发“中国近代史热”，于是朱家骅氏在垂暮之年，硬作主张，必欲成立近代史研究所；但哪儿来的材料呢？恰好外交部有一大堆档案无处存放，正是天作之合，于是本可以相安不挤的，却用人工制造出“挤”来。

“胡适之先生之丧”，“挤”也表面化了。台湾的匪情专家，对于匪区要人死后治丧委员会的名单，似乎很感兴趣，往往从其中的露面不露面，判别其人之“在”与“不在”，“得势”与“失势”。不料胡先生治丧委员会名单的一添再添，也叫人看出毛病来。好在这真正是“近代史”，史料还未散佚，我也用不着把全部名单抄出来。只要举第二三次挤进去的人数，便可已一目了然。计第一批发表的是六十一人；第二批挤进去十二人（最后发表时，吴康无名，所以实际是十一人）；第三批挤进去三十一人，合共一零四人，（实为一零三人）第一批原始名单，大概是中研院的一些书呆子们认为最无问题，都是胡先生生前最熟的朋友和院士，与各研究所负责人；第二批名单是第一批原始委员发觉漏了的，赶快补进去；第三批名单，像似有一点勉强。

但今后中研院必定有更热闹的“挤”的戏剧要演出。此次丧事，那是青年与老年之“挤”。

青年老年死人活人

事实是如此，大家在台湾，都有十三四年历史了。十四年前的小学生也已挤上了中学，挤上了大学，甚至挤入社会各阶层了。而在社会各阶层的老人，都怕被挤下来，于是很多机构都在巩固既得阵地。好在“人事冻结”是一个很好的挡箭牌。中研院史语所迁台以来，从未增加一个研究员，是一个最好的实例。“中国学术在北大，北大正统在中研院”，这是早已存在的一句民谣。自从近代史研究所成立之后，郭廷以的师大学生挤进去了；不过这些都是后生小子，处于领导地位的，胡秋原与沈云龙似乎是礼聘进去的；一向教西洋史的张贵永、杨绍震却忽然改行挤进去了。好在这座研究所，工作虽然都限于“中国近代史”，但名称上却没有“中国”两字，谁敢说他们不是在研究“外国近代史”或“世界近代史”呢？

此次胡先生之丧，治丧委员会号称一百零三条好汉，出力的只有几个人：陈雪屏、杨树人、钱思亮以及几位安徽同乡，而真正费力气的都是中研院的少壮派，院士们、所长们、研究员们，不屑去瞧瞧他们，说声辛苦。所谓“灵柩厝所”之争，虽经李济声明，陈雪屏表白，但事实俱在，掩盖不住。也许事实上，李济代院长，并不一定想真除，（我赞成新天主张，以王云五先生任院长）也不一定想住进院长官邸，（这是总统特拨专款为胡先生建造的）然而，少壮派之希望胡先生灵柩能暂厝于胡先生故居也是事实，当然灵柩抬不进去恐怕也是事实，但少壮派之不惜破门，必欲放进去，亦是事实，老年派（其实只是李济等一二人）的最后一个托词是中国传统，灵柩不能由后门进入。天哪！胡先生一生反传统、反迷信，这时候这些人却又尊重传统起来！（灵堂、灵柩、灵位之灵而不知何所措。胡先生重考证，一字不茍用，后人只有大胆，却不小心。）

总之：暂时，青年人挤不过老年人，于是胡先生身后也挤不进自己生前的故居；幸而老年人也略略退让，胡先生遗体总算挤进了旧会议堂。这期间还有一段插曲：旧会议堂早已成了近代史研究所的办公室，死人挤活人，活人何堪？幸有活人杨树人跪地求情，郭廷以才算情愿被挤出。天呀！说来说去，还是台湾太小！现在的中研院太小！如果胡先生能国葬，这厝所还成问题吗？而胡适之不能国葬，黄伯度、陈雪屏也都替政府解释，理由之一是没有国葬陵园；说来说去，还是台湾非久留之地，非反攻大陆不可！

浦薛凤吴相湘李敖

东海大学一有成立的风声，学术界不少人一哄而此亦受浸，彼亦慕道，无非为“挤”进去作准备；近来又有大批学人在走田耕辛、于斌，或美国牧师，或某某神甫（会名之多，亦足以令人目眩）的路线，而希望挤进辅仁大学；可是浦薛凤之挤不进台大，（李济说他是已多年不教书）却挤进了政大；蒋复璁最初因傅斯年不聘他到台大，连台湾也挤不进境，傅斯年死后，张其昀的登上部长宝座，他连升三级，还挤上了原来的中央图书馆馆长，挤的本领之大，学术界算是第一；可是盛成、郑学稼却被挤出了台大，这是杀鸡警猴，此后，台大教授会再也不开，校务会议中再无批评之声。近来学术界所表现的，是徐复观挤不进台大，于是批评虞君质时，必提“台大教授虞君质”；而虞君质之挤不进东海，也在笔墨官司中揭露出来。吓得被挤出来东海的鲁实先，乖乖的躲在师大，闷声不响。

吴相湘近来有了一点小名气，而这一点小名气也是由挤而得。他初来台湾，挤不进台大，甚至也挤不进师大，可是他却挤进了军事学校，当总统训令大学要开“俄帝侵华史”时，他挤进了这一新天地，也由某一关系，挤进了正中书局，挤进了“新时代”。可是他挤不进国史馆，挤不进党史会，挤不上系主任，挤不进中研院，这未免使他抱恨，一气之下，骂了罗家伦，骂了郭廷以，骂了李宗侗。奇怪的，台湾老一辈的人就是怕骂，于是他越骂越神气，只差没有骂最提拔他的姚从吾。看样子，迟早会骂出一些苗头来。这也是台湾最盛行的安抚政策。

在青年人之间，这里挤，那里挤，处处碰壁，最后以倒数第二名，挤进台大历史研究所的李敖，再也忍不住了，喊出“老年人不肯交棒”“青年人无棒可接”的怨声，其实这呼声是被挤出来的。

这个孩子，小有聪明，崇拜胡适，近于狂热，写得一笔胡适体的字，染上许多五四时代派胡适的思想，也不知道他从哪里读了许多禁书。

在台湾出版界，近来突然挤进了一个销路并不太大的文星杂志，李敖便在第九卷第一期（五十年十一月）发表了《老年人和棒子》这篇文章，结结实实的在许多老年人头上打了一棒，最爱护他的姚从吾（从文章上看出来他和姚先生似乎是同在一个研究室工作）和“为青少年陈情”的曾约农，都逃不掉他那无情之棒，他最尊敬的胡适之和梁实秋，也受他一点揶揄。九卷三期（今年一月）他又推出《播种者胡适》；接着九卷四期（今年二月）《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也出现了；可是他招惹了叶青在政治评论七卷十期写了一篇《谁是新文化运动的播种者》，郑学稼写了一篇《小心求证<播种者胡适>的大胆假设》，发表于文星九卷四期，还有周若木的《论中西文化问题》（政治评论七卷十二期），莫辛的《全盘西化论的提出及其评论》（同上）。正是活该李敖小伙子走运，这时候胡适死了，文星九卷五期，赶出追思胡先生专号，胡秋原又写了《由精神独立到新文化之创造》，副标题是“再论超越前进”，痛痛快快的教训了一顿李敖，李敖也写了一篇《为<播种者胡适>翻旧帐》。这个被挤得不得已而喊痛而有点乱骂的李敖，不会就此停笔的。瞧着！好戏还在后面。文星本期已再版，销路直线上升，也不会放弃这做生意机会的。哎！假如李敖能挤入台大助教行列，或挤进中研院当个助理研究员，何至于搞得天下大乱。莫轻视小伙子，他们有的是牛劲，有冲劲，正苦一身活力无处发泄。有人说是吴相湘在幕后策动，那大概是揣测之辞。

不可再“挤”了

第四次全国教育会议，专家多得有些莫名其妙，事后黄季陆部长解释得很妙，说是有些人热心教育问题，自我推荐要参加。这是台湾之“挤”的官方最好的说明。当然，不“热中”的人怎肯去挤？既然去挤当然要自告奋勇，别人想挤都挤不进去，那肯来“助挤”，只好自我介绍。

去年学术奖金与文艺奖金之停发，倒省了一次学术界与文艺界之“挤”。回想过去几年许多人之得奖，都须事先奔走拜托，可怜相毕现；而今年文艺界之挤不进教育会议，仔细想想，实在是一大恩德。试问文艺界朋友，让谁挤进好？让谁不挤进去好？

第三次阳明山会谈，据行政院王云五副院长报告，正在筹备，无疑的，这会谈将集“挤”之大成，真叫人捏一把汗。首先是青年、民社二党让党中那一派挤进去好？而每一派中又当以何人代表来挤？这都令执政党人煞费苦心。看到前些时，青年党人，一派原已挤入忠园的，紧闭大门，另一派则以巨木利斧，硬要挤进去，磨拳擦掌，叫声震天，这是台湾“挤”之最白热化者。

“同是天涯沦落人”，“等是有家归不得”，“挤”什么呢？作者不禁再大声疾呼以告读者：“挤不得”！“挤不得”！同归于尽，不是好玩的！

大陆票票票票

从竹幕里脱身出来的人，到了香港，获得自由，自有一身轻松之感。其中，最感快意的，是不必终日给那些“票”和“券”搞得头昏眼花了。

粗率计算一下，在上海，便有以下这二三十种票券：

钞票、米票、鱼票、肉票、糖票、购粮票、小菜卡、就餐券、糖点券、饼干、盐、酱油卡、香烟券、工业券、饭票、饭卡、菜票、火柴票、肥皂票、布票、洋线团票、红卡（实工业品）、单人卡（实工农品）、黄酒票、白酒票、干菜票、啤酒票、大水果票、小水果票、茶叶票、海味票、蛋品票、华侨家族购买证等......

而每一票券，都有不同的数字，记这些票券和数字，就大伤脑筋的。

李敖与我（曾心仪）

说起来，我和李敖认识，还和《民众日报》多少有点关系呢！

我在报纸副刊及文艺性杂志写稿多年，受到文艺界前辈爱护，又因我在大学念的是大众传播系，对记者这行业很感兴趣，1981年我受到前辈推荐进入《民众日报》采访组担任文教记者。为了要了解学术、教育界情况，以及如何跑新闻，我就想着应该向哪些学者专家请教？这时才认真地拜访李敖。在此之前，我一直觉得李敖很风光，我不喜欢凑热闹，我喜欢顺其自然与“有缘”人相识，所以，他出名了很久，直到这年才透过作家孟绝子介绍和他见面。他不随便见人，但像老孟这种“死党”介绍的，他很少推却。

李敖是位极聪明、幽默的人。我们初见面时，他就笑着说：“我们迟早会见面。”他送我一套《李敖全集》，应我之请在封面里签名，还把我的笔名“曾心仪”连着写了两遍，并在第一个“曾”字旁边用注音符号写“zéng”。那意思好象变成“曾经心仪曾心仪”，我玩笑地叹气说：“唉！成了过去式！”他委潇洒地笑着：“什么都会成为过去式的！”

从1981年与他认识，到1986年8月25日他发出“永久性”闭关信给包括我的少数朋友，我很庆幸与他保持着难得的友谊。其实，我这样说，对他很失敬。以他的学问，我应尊称他为师长才对。但我深知他尊重女性、尊重我，他对于愿交往的年轻朋友向来不摆架子，平易可亲。

这些年来，我看着一些年轻人和他合伙、拆伙，在白纸黑字上不欢而散，我不免想着：为什么我却能和他始终互相尊重，保持可贵的友谊呢？我并不是在自夸，但我要说：我比那些人知道敬重他的才华，知道如何相处才不会发生遗憾的事。基本上，他太聪明，也很精明，他的勤学、下苦功做自己的事业，一般文人望尘莫及。有些人打他主意在先，事后又拆烂污，这些人或也有他们聪明之处，但他们的聪明与能力实在无法和他相比。我总认为：作为一个独立的成年人，没有谁能控制谁，再说到利用，更是荒谬的事。我和他能保持友好关系，就是基于彼此此真诚对待。至于有些人对待李敖那种反复无常的作法，在道义上也讲不过去。

我很敬佩他的一点是：他在写文章、出书，很勇于表达自己的想法。我一向认为，要成为杰出作家，必须要有勇于表达自己想法的气魄。摊开稿纸，同时就是正视自己，勇敢地把真实的自己呈现在读者面前。台湾成就不了大作家，就是因为台湾一般的作家都不敢把真实的自己很坦然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当然，是否具备天赋也是一个问题。）

就拿“性”来说，他在文章中一点也不讳言他喜欢漂亮的女人，把裸女照当封面，他觉得那些裸体的女人很美。他也常常毫无顾忌地把生活语言里关于性的描述、词汇原原本本地搬到他的文章里，他收集性的资料和他收集史料、时事一样广博，古今中外都不排斥。妇运者认为他不尊重女性，他的男性“敌人”也常常拿他用粗鄙字眼谈性来攻击他。对于前者，依我的了解，他和妇运者缺乏见面交谈的机会。我和与他相熟的几位女士倒都认为，在现实里他对女性是相当尊重的。他喜欢某一类型的女子（依我的印象，似乎是身材高、气质高雅、秀丽、年轻），他并不是很随便“追”女人的“小人”作风男子。我曾听一位气质优雅的女士称许他，说他交女朋友的态度是有原则的，比时下许多表面上是上流社会人物，实则“小人”作风的男人好多了。所谓“小人”作风的男人是，不和对方坦诚，故作绅士，“追”到了再说。另外呢，明明自己喜欢看裸女照、春宫电影、烂开黄腔，但是在社会面前却把自己这一面遮掩，还要用卫道姿态指责别人公开谈性。眼看这般攻击他谈性的火力，我想，在文学创作方面，除了作者有绝大的勇气和天赋，类似《红楼梦》、《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水准的小说是不可能在台湾出现的。

他的绝情也令我惊叹。我和他见面时，我常常向他发问。他的一句话，我终身受用不尽，他说：

“有信仰的人，不要怕孤独。”

我有同感。假如认为自己的才智过人，假如认为别人的一些作法很笨，很浪费人生，对自己所关怀的社会大众并无价值；为什么要屈就，跟着他们身后做那些事？如果自己坚持自己的想法，就要付出代价——孤独。孤独，有时候并不是坏事。孤独并不表示成天关在屋子里不做事；还是可以做出有意义的事来。他很坦白地说，他不喜欢与人交际应酬。他总觉得，跟别人谈话，总是他给别人的多，别人给他的少。我与他交往的这几年，总是尽量不去打扰他，虽然，我很喜欢和他相处，谈天、讨论、浏览他居处数不尽的藏书。我知道，我多占他一些时间，他就少一份自己时间。因此，这几年来，我在为他设想的情况下，很满足于我们那么少的见面。

和他在一起，实在是很愉快的事。他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只有和他相处过，才会知道他待人处事，宽厚、细心的一面。有些人很怕和他来往，有些人不敢和他写信，写信也不敢讲真话，怕有一天给他公开加以运用。我一点也没有这些顾虑。和他来往，就要有气魄，不怕他知道自己最阴暗的一面，不怕他写出来（其实在我本身，我生活的态度就是，为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已有准备要付出代价）。他绝不是一个刻薄、仇恨女性的人。我亲眼看到保护女性，把访问稿中谈到某些女性比较私人性的部分删掉。他也并不是把所有人给他的信都公开发表、运用。有些人与他通信，注明不要发表，他会尊重对方照着做了。至于，他对某些人采取攻击或反击行动，其中牵涉的因素太多了。但有两点，我认为他可以站得住脚：一点是，他对政治主张不公开说谎，另外一点是他遭到暗箭中伤，他反击是尊重自我，为自己争人权的落实表现。

我们的环境里，有些人存有太多俗念。曾有人问我：我是不是他的女朋友？这里说的“女朋友”是指有特别亲密关系的含义。我想，我不是他要“追”的那类型女子。他从不曾对我说过一句暧昧的话，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倒追”他。我对我们之间已有的友谊十分珍惜，我很小心地维护，这样就够好了！

曾经有些学者专家、民意代表颇爱护我这个晚辈，大约是看到我这几年和他很接近，他们似乎不以为然，如果因为我与他有友谊而失去某些人的厚爱，我也不以为意。人不能太贪心、太乡愿。我比较关心的是，逐渐握有实力的在野派人士，如果不能用真诚的心对待这位有人文素养，曾经也还继续为民主与人权贡献心力的外省人，那是在野势力崛起的隐忧。

他这次“永久性”闭关之前，我曾有事请教他，他请我在西餐厅吃饭。餐间，他笑着对我说：

“慢慢吃，这是我请你吃最后的午餐。”

他透露，把一些事处理好后要“永久性”闭关。我听了，当然觉得难过，也有许多感触。不过，马上想到，在目前的环境下，闭关对他是最好的事，他从此可以专心做他的学术工作，我应该为他感到高兴才对。珍重一位朋友，何必在意见不到面？而且，我一向对他就是“见其文如见其人”。天下无不散的筵席，人生也有终了的一天，只是，与他不能再见面，以人之常情来看还是异常了些，分离来得太早。

我欣赏李敖，欣赏在这个时空里一位用强劲生命力肯定自我存在的人；而这是个非常不适合具有强劲生命力生存的悲剧时代！

1986年12月27日

李弟弟不快乐（陈文茜）

李敖出院，为自己打气，“小弟弟”生日快乐；走出和信病房不忘报“恩”，喊“辜振甫万岁”。

夜里到他深居养病的山里探他。冷冷清清的半山腰，李敖和他的“小弟弟”包着尿布，不可能太快乐。我笑他又“义”又“坏”，义在不忘报恩捧和信老板万岁；坏在他先说“小弟弟”快乐，才喊辜老万岁，把堂堂“两岸第一人”，硬摆在包尿布的小弟弟下面。

李敖听了，先是得意自己千秋时刻的机灵，他是坐过牢的人，手术醒来第一句话，千钧一刻，高喊“辜振甫万岁！”

一场病看空一生

寄人病床上，虽然只有宣示效忠，他仍不忘揶揄院长，莫犯医疗错误。“万一有错，不赔钱可以。大家朋友一场，就在楼下辜氏家族创办人的两张油画中，加放一张李敖。”

李敖一场病，不只放空了“小弟弟”，也看空了一生。他说“我的一生，白忙了一场。”台湾注定边缘化，“独立也好，统一也罢，这已是个命定被边缘化的小岛了。”他想起天安门事件后柴玲从法国打电话给他，向他致意，两个人短暂的对话，却道尽了一生。他感慨地告诉柴玲，“我被框在台湾小岛上，我们拼四十年，不如你在天安门广场坐四十分钟。”

一夜里数次感慨

一个夜里，李敖数次感慨，“文茜，我们都白忙了一场。我现在只是吃老本，维持个小局面”。“我如此，台湾也如此；世界没有我们的地盘。”

我离开李敖家后，夜里，阳明山特有的寒湿空气吹进车里，细雨轻巧巧地打在车窗上，我的刷雨板左右徘徊，人生也左右徘徊，想想世界地图中的台湾，虽怪阿扁只看眼前，看长了人生，苦啊！

2003年12月17日

给亲爱的李大哥（陈文茜）

这算一封仰慕型的情书吗？我认识李敖大哥26年，怎么见面的，我并不记得。只知道没有一次谈话后，我不是开心的回家。

写一封公开信给熟识26年的朋友，并不寻常。通常它是封寄不出去的情书，或无法言语已成陌生人的昔日知己。我和李敖大哥从无男女之情，对李大哥我太肥、太老、太不秀气、还太聪明，李大哥对我……（以下省略不语），因为某些秘密不能戳破，尤其是英雄的秘密。

李敖是个活得没有谎言的人，这使和他打交道的人颇不自在；但也使得我遇见他时，总习性逗趣地讲话，不习惯捧他。李敖捧自己，已非猖狂，而是艺术；他自颂起来，旁人若插个两句，不只捧得不够高明，还有点像澎恰恰跑入达文西古油画，蒙娜丽莎都笑不出来。

我生性叛逆，崇拜一个人往往不肯承认，常常还给他倒采，这一点我的母亲最了解我，我的妈妈常说：“她说爱的都不是真的，不爱才是真的。”

李敖在北京演讲时，我就想写这么一篇文章给他；当时那么多人给他掌声，或给他嘘声，我却只能激动且静静地看着他。我知道这个天才一直被埋没了，整整70年。从五四之后，再也没有一个真正顶天立地的中国知识分子，拥有和李敖一样的影响力。可是他一直被埋没了，一直要等到70岁，人书俱老，这位天才才在奇特的两岸氛围下，站上了没有人可以否认的历史舞台。

李敖常说“他不需要时代来肯定他”，因为他本身就代表着时代，时代根本就掌握在他的手里，何须盲从者肯定？这是李式的顶天立地，看起来气魄很大，我却觉得很苍凉。李敖的反伪善，使他真正的价值长期被低估了；菁英上流社会总流行互相吹捧，讲求人脉，遮掩不可告人的物质或权位秘密。李敖赚钱是摆明的，他不做臭老九，不过苦日子。坐牢可以，但穷不成；因为李敖太看穿钱这件事如何消磨一个人的灵魂与志趣；他不让权力掌握他，也不让钱支使他。他赚钱的方法奇特，告人、谈判、照相、逼出钱来，年轻时还和美军顾问团与影剧名人“勾结”，合法卖二手冷气。

大刀狂舞每个人都怕

他这种反伪善、赤裸裸的干法，当然激怒伪善的社会与时代。他大刀狂舞，每个人都怕；说穿了他有什么武器？一只笔、一个不低头的灵魂、一对看穿人性的眼睛，没啥用处的“小李飞刀”、还有无人可及的聪明才华。他做得到的，除了才华，本来人人都做得到。但是看得人愈多，我们愈知道人与人若要分高下，不在财富地位，就在一股气。

李敖在北京，如今成了传奇。做为一位他长期的朋友，我必须说这是迟来的；而且是绝响的。再也没有第二个李敖，正如再没有第二个蔡元培了。

直至经过一个星期的尘埃落定，我才下笔写这篇感伤的文章。在北京大学那场“世纪性的演说”结语里，北大学生问他何时再归来，李敖则自比骑着白马离去的人，他告诉北京，此去已是永别了。

许多人斤斤计较他这场如何杀了共产党，下一场如何半杀半哄共产党，最后一场又如何语重心长共产党。我认为这些都只是细节，只是一场历史经典剧中的布景台词，真正重要的还是舞台场景上那一位无可取代的主角。谁能超越？谁能接替？再也没有，再也不能了。

李敖的精采之处不只在他的学问功力，而是那股气。由于欠缺那股气，近百年的知识分子全完了，只剩李敖一个。李敖在大陆那股旋风，正是把那股气给唤来，唤回古老曾存在于北京的记忆。

这是我和李敖的谈话，或者听他说话快乐的原因。我们人生下来，表面上看似“牵绊”太多，其实说穿了就是面具太多。他的快意恩仇，使他即使跛着脚、拄着拐杖，意志都展翅如鹰。

他回来后，我看着他的“老脸蛋”，一直问他会不会太累，“身体好不好？”他得意地炫耀未来时光无限好，海南岛已有商人送他一栋别墅，等着他。我看着他一路戏弄立法院，宣告王世坚管死人、教谢长廷划清界线、勒令无能的御使“审计长”下台……唉！什么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珍惜李敖，真像他所预言，必得等到他离去的那一天吗？

珍重，李敖大哥！（陈文茜）

《中国时报》日前刊登李敖的了第二期摄护腺癌的消息。李敖曾经感慨，台湾太小，局限了他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没想到小岛上的媒体小到把他得第二期摄护腺癌的消息，登在十三版的一小块。气得朋友打电话问我：“《中国时报》怎么把李敖的消息登这么小？”我半开玩笑地说：“因为李敖太久没告《中国时报》了。”事后觉得这样回答，太残忍，又补了一句：“《中国时报》大概认为，李敖价值，不在下半部，在上半部。”

李敖得了摄护腺癌，我其实是感伤的。他称自己是大丈夫，第一流。他的人生或有顿挫，但他的生命力，使他始终免于悲剧。他不可能如傅柯，晚上寻欢，半夜却觉得罪恶深重，最后还得劳烦校警，省得自残。

李敖无需经历傅柯的辩论，“性与权利”这件事，对他而言，从不曾疑惑。他的对照组不是欲望与罪恶，只有床上的镜子。胡因梦在她的回忆录中，描述李敖总从床上看自己，愈看愈自信。

李敖坦白讲是个猖狂的大男人，我们身边的女性主义者，都因他聪明纵容他。

李敖女性主义的原型是他妈妈，只要想到女性主义，就想到他又厉害又聪明的妈妈。他崇拜恐惧母亲，叫我们学他妈，找个老实男人嫁了，再来控制他，不必搞什么女性主义。他曾对我说：“你们这些女性主义者，将来都不会有好下场。”我当时反击：“再怎么惨，也比嫁给你得下场好。”现在我得修正这句话，嫁李敖，等他老了可以嫁。如今李敖的财产，全登记老婆名下，他怕国税局查账，只好把钱都送了老婆。

当李敖太太的爸爸未必好，当李敖的妈的确好。李敖对他母亲的爱与恐惧，与生俱来。他一生几乎都渴望母亲爱他，他弟弟李放，从小就是母爱的掠夺者。以前他介绍我和弟弟认识，他说：“这是我弟弟李放，是我唯一可以控制的国民党。”弟弟后来趁他坐牢，把他的钱卷走，李敖还不敢揭发，因为怕别人发现，李敖终究也是个会被小国民党欺负的人。

李敖母亲老的时候，和李敖产生一种难得的依恋关系。李敖反传统，但很好心，想照顾妈妈，又觉得母亲恐怖极了，于是悬赏每月八万元，看姐妹谁愿意照顾母亲。结果人人拒绝，只好在同栋金兰大厦里也帮母亲买一栋两房的公寓。他母亲也很绝，有其子必有其母整天坐在家里，不爱出门。李敖劝她有空出去走走，母亲反说：“我怕我出去，会讲你坏话。”

记得四年前，新党提名李敖选总统，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办了一场“李敖祸台五十年”演说会。六十五岁的李敖魅力无穷，全场听众不分老少，从北一女到老芋仔，形形又色色。李敖介绍他妈妈：“后面就是我的老太娘，她最爱钱。”老母重听，一脸嘿嘿笑，毫不在意，只要有钱拿，何必理她叛逆的儿子，难怪李敖常说：“东北女人最恐怖。”

李敖曾经说他是只“纸老虎”，不喜欢人们亲近，他怕别人近了，就识破他的软心肠。于是他每日孤僻关在屋里，装神弄鬼吓人。但李敖的妈比他道高一尺，赵少康曾经是李敖妈妈台中一中的学生，李妈妈据说年轻时，长得极为漂亮。她负责点名，赵少康想翘课，李敖妈妈瞪着杏眼，对赵少康一吼：“请什么假？”吓得老赵一身冷汗，从此见识了强势女人，老赵就闪人。

李敖妈妈的死，给李敖的打击很大。他开始体会自己老了，决定退休，停了“李敖大哥大”节目。李敖如果有所谓傅柯式的自我辩论，应源自他的恐母情节。我曾赞叹李先生孝顺，每个月花这么多钱与心血，照顾妈妈。他说：“文茜，你有所不知，我愿意每个月花八万块，在我跟阎王之间，隔一道人墙。”

在李敖心目中，他母亲就是活的阎罗王，从小日日学习如何对付及掌控活阎罗王。

他老太娘走了，出乎大家意料之外，李敖极为伤心，整个人顿时崩溃了，好像他自己死了一般，老了许多。他的生命中只有三个国民党，一个他弟弟，卷款而逃；一个他妈妈，如今死了；尤其真正的国民党，后来又被他眼中更鳖三的阿扁打垮了，没有了敌人，李敖的人生当然很惨。

李敖更惨的命运还没结束，阿扁换了国民党不说，阎罗王身边居然插队站了一位太监。两个星期前医生宣布，他得了摄护腺癌第二期，必须进行根除手术，有一半几率丧失性能力。

李敖这个人有种说不出的自信魅力，他的天才与狂人，使他的生命是个迷，过去我从不相信会终止。尽管我已被李先生告知多次，却只能在他的“根除”上打转，发泄我大女人阉割的幽默。其实我面对不了李敖的“老与病”，二十五年前我认识他，每觉社会欺压，自我快消失时，就赶快找李敖。他会给你一段李式笑谑，告诉你今日如何整他的仇人，他的人生好像日日都很危险，但炸弹永远寄放在别人那里，若爆了，也是先炸到别人。我曾经告诉李敖这件事，李敖一点也不得意，反而嘲笑我：“文茜，你也有被别人欺压的时候吗？不都是你欺压别人吗？”

李敖狠狠地抓住了多数人性的贪婪与恐惧，他一个人等同于一个时代，也超越一个时代。他从来不打算被打倒，医生告诉李敖，他得了癌症，而且还是摄护腺癌，简直要他的命。李敖从未经历过傅柯的辩论，他怎么从要死VS要做男人之间做选择呢？

李敖知道人性本来就不堪一击，他自有一套将人生矛盾转化快意恩仇的本事，最倒霉的永远是别人。但癌细胞演化这件事，再天才的他，能转化给谁？炸弹寄谁家呢？

史学家出身的李敖，一听到自己罹患摄护腺癌，第一个反映就是“难道需要第二个司马迁吗？”他没有忘记阅读太监的资料，“割除那话的太监，仍然有着强烈的性欲，所以上妓院，只能对这女人猛咬。”最后还不忘嘲笑我：“就像你的狗。”

弗洛伊德曾经说，拥有阴茎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但失去它，如同输掉一切。在闪族的研究中，弗洛伊德发现，一个族群，只容许一位成年男性。年轻男孩子长大后，族里会举行竞赛选出一为首领；首领胜出，可以保住命根子，死者则输掉一切。

李敖当然是一位首领，五十年下来，他喘气，表态自己第一流，他寄情，他气魄，即使位居总统的，在他面前，内心早已下跪。他骂曾文惠运了八千万美金，他没事，引述的谢启大却有事；因为李登辉的太太不敢惹他。如今首领却得病，医生要动“根除手术”，比他交出一半的“命根子”。

他的人生充满了永不休止的颠覆与冒险，如今最后一场却是逼他当太监，而且得假装仍坐在皇上的位子，不信神的李敖，不能怪上天，不能谴责上帝，只能由我们这些凡俗的朋友，帮他骂阿拉。

李敖的一生像欧洲中古世纪的“胡闹领主”，但他比中古领主高明多了。在谜一样的竞技场，欧洲大户人家选出专搞胡闹的领主，选中的人负责主持狂欢会，颠覆加嘲弄权势阶级。欧洲的胡闹领主时间有限，一年只能在耶诞节庆的十二天期间，恣意发出混乱的高声胡闹。李敖却从年头闹到年尾，从年轻闹到年老。他的首领位子，不需别人选，自己封就好了。他曾说自己，“过去五十年，令人望而却步，江东独步，进步又退步”，现在他得面临老，癌，手术，称自己第一流人的李敖，我心里对着呐喊，“不能让步啊”！

2003.11.11

李敖大陆行（陈文茜）

李敖大陆行：笑傲、快意、也恩仇

陈文茜：今天为了因应李敖在清华大学的演讲，我们现场有三位贵宾和李敖非常的熟，有的在台湾的立法院和他是同事。第二段我要来谈美国，居然由他的国防部一位官员代表他们的意见，隔海撂话，威胁台湾要买军购，否则如果中国大陆打台湾的话，美国就不要协防。

今天第一位嘉宾是国民党立法委员，也是过去大政治系的教授丁首中。第二位是李永萍，他是李敖的好朋友，还是李敖在台湾一个很重要的节目叫做《挑战李敖》的制作人，换句话说，他“伺候”李大哥好长一段。第三位是孙大千，是亲民党的立法委员。

我们来看一下李敖这次大陆行，他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演讲，在清华大学演讲的前一天我打电话给他，他说我明天会弃暗投明。其实外界会有各种不同的讨论李敖，说他这两次完全不同，第一次是麻辣锅，另一次我的说法变成东坡肉，请教李永萍怎么看李敖两次不同的演讲？

李永萍：第一个李敖这次去，我其实很少看到他的压力这么大。李敖确实在台湾给人家感觉是很潇洒不羁，不畏任何强权，非常的行侠仗义。可是他去大陆他确实压力很大，他的压力来自大家对他的期许，觉得说李敖好不容易踏上中国大陆，是不是要讲一番什么惊天动地的言论让大家觉得不愧是李敖呢，所以我觉得他的北大的演有这样的一个压力，想要符合大家对他的期待。但是这样子的一种状况出来，我们大家也很惊讶说，这样子非常冲撞了中国共产党的尺度，是不是李敖继续的行程会不会取消，他在大陆的旅程能不能下去，甚至凤凰台的命运如何。我们都在帮他讨论的时候，“滑头”的李敖又跑出来了，所以他隔天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不太一样。

陈文茜：李敖在前天清华演讲的时候有个学生问他说，你很狂，这会不会是你的缺点。他说，我反省过，可是压抑不住，虽然如此我还是极其冷静的，尤其是我在数钱的时候。我用了一个标题，李敖大陆行，笑傲、快意，也恩仇。笑傲当时指大在北大的演讲，又笑又很骄傲，而这次的傲气其实深深伤了很多人，所以他也有快意，因为当天他就冲撞出去了，他觉得满意了，这也是李敖的特色。所以后面的恩仇就来了，有恩的人李敖向来报，所以到了清华他就决定给自己做一个温情主义者的李敖。大千你来看李敖，不看他的两场演讲的差异，你问我我敬佩什么？第一个他在北大的演讲明显讲的好，因为他代表长期积瘀在他内心中想到北京讲的话，他拿着他言论自由某些强烈的信仰，拿毛泽东文集，一脸严肃表情的站在那个地方，所以李敖在北大的演讲看起来嘻笑怒骂，可是有一段的他是高度的使命感和严肃的，那还是在北大的他。在清华的李敖有没有严肃，一开始他有，后来他就开始说刘长乐老板我这样会不会超过尺度，从那段开始的李敖就换了另外一个角度，可是前面他一开头他其实就是对“义和团”先开枪，其实他是有讲的，他把义和团没有智慧的爱国主义，他也提到了当时为了爱国的面子，林则徐的事情就压下来。李敖他如果在清华那场演讲可以把他对于中国民族主义做更多的推演，我觉得他在清华其实是可以做一个非常好的演说，大概他心情里面他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我看到他讲长城，其实那句话讲得非常好，还是有值得被讨论的地方，他提到中国的长城，为北方，什么时候改，可是他说了一段话，他说其实你挡的都是自己人，真正的敌人是从海上来的，讲英国。这段话我本来以为他下面要提两岸关系，我本来以为下面还要提中国人很多人以为敌人就在你身边，老是防自己人，派系斗争，两岸的斗争，可是真正的敌人在外国，不在自己，我以为他要谈中国人的这个列项，不知道怎么回事，他没有谈，大千你怎么看？

孙大千：我觉得其实李敖在离开台湾之前他曾经就说过，他说他每一场演讲都不会一样，而且也相似，因此当在北京他做出这么严重挑战尺度极限的谈话之后，我认为大家对他的要求可能就过高了。因为在北京的谈话和在北大谈话和在清华的谈话他既然原先就讲过，不会是雷同的，大家如果还期待他在清华的谈话能够更超过尺度，或者是等同于北大的话。其实我并不这么认为。第二点，其实在李敖的谈话里可以看到，他在北大的演讲也好，清华的演讲也好，其实几个因子都是共同存在的，比如说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中国人的骄傲这部分是存在，自由主义也是存在的，唯一的差别是比重的问题，你在北大的时候你觉得他非常严厉的冲撞了体制的原因，是因为事实上自由主义的比重是很大的，他提到了一部分的爱国主义，他很大一部分的比重是在谈自由主义，大家觉得这个谈话是很吃惊的，不管是宋楚瑜还是连战都是点到为止的自由主义，着重都是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一部分。当李敖走到清华的时候，他已经了解在北大的谈话对北京造成了一些困扰，身为客人，应该有作客的道理，所以他在清华的谈话适度的重新调整了这个比例，这个比例就变成讲爱国主义，讲民族主义居多，讲了许多过去的历史，但是自由主义他还是提了一点，为什么？他有他个人的局限性和压力，他的压力是什么，是外界给他的压力，如果他完全不提自由主义，大家会觉得李敖也很孬，李敖在北大完了以后他到清华就不敢讲了，他没有办法把全部的时间花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上，这是可惜的。从长城的故事，我看到他的稿子的时候我也以为他接下来就要中国人不要打中国人的概念，他如果继续延续下来，虽然不是自由主义的问题，他还是挑战到中国大陆的尺度，尤其是对台湾的民众来说是另外一种不同的观感，这是可惜的。因为他自己对自己的要求，他还是放到自由主义里面，还是把宪法保障人民自由的主要性在清华场合再提了一次，所以当你仔细看他的演讲的时候，都觉得都提到一些，可是讲得都不太深入。

陈文茜：李敖在这一次清华的演讲里面，有一段话，在台湾引起蛮大的争议，其实在两岸讲实话是有争议的。我记得李敖曾经讲过的一句很好的名言，讲实话是会伤人的，他跑到北京去讲中国不足的地方，大陆足的地方，事实上没有错，现在的中国是几百年来中国最富强的时候，中国第一次没有那么多饿死的人，中国第一次一定程度的脱离了完全不可想象的贫穷，虽然中国现在还是有很多穷的人口，可是和以前的贫穷是不一样的。李敖从没有裤子穿做了很多引证，所以他给当代中国在他们的经济表现里面做了大的肯定。虽然他也提到邓小平批评了毛泽东，他也提到了毛泽东自己对斯诺承认他只会革命，不会搞经济，李敖说了这段话，这段话如果把它和北大合起来讲，你就觉得他一捧和一骂，基本上是你可以说它是两手策略。其实这可能是今天讨论中国大陆最公平的一种评价模式。但是某个程度来讲，大多数的人是单项度思考的，要么就捧到底。我看到李敖第一天去北大，有很多在台湾支持统一的朋友打电话给我，说人家请他去作客，为什么骂人家呢？后来他去清华，也有人和我说，为什么李大哥变成这样，我好失望，永萍你怎么看这个情形？

李永萍：如果我们综合起来看大北大和清华的演讲，李敖在台湾这么多年来，他从未掩饰过他是一个大中国民族主义者，他还支持一国两制，所以对他来讲，整个对于中国以及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甚至要有一个富强的中国，以及对于一个伟大中国人这个憧憬是他一生很重要的基调，只是他的整个伟大的中国是奠基在像胡适这个自由主义的中国。

陈文茜：他的民族主义无损于他的自由主义，他的自由主义也无损于他的民族主义。所以他在这一次里面他特别提到我大家以为我喜欢骂人，不知道我也喜欢捧人，该属于谁的就属于谁的。李敖出发之前在我的台湾节目里也说过，我叫他讲你为什么要给胡适立铜像，他讲了半天，想了好久，中间还结巴，我说你怎么回事，你骂人的时候怎么那么流畅，怎么你讲起胡适的好话，你是不是不太会捧人。他说我必须承认，我捧人的部分是糟了点。丁守中，你怎么看我下了一个标题，从摸老虎屁股，到给老屁股打凉扇，你怎么样看？

丁守中：这就是李敖厉害的地方，你可以看到他嘻笑怒骂，收放自如，可是他所要传达的思想理念很清楚，他绝对不甘于在台湾只是在台湾做一个台湾的批判、反对人士，带动民主民主自由这种想法的。他要到中国大陆去，而且他把握他人生这一次好的机会，所以看到他在北大是谈思想，他谈自由主义，他很清楚的传达他的信念，他真的摸老虎的屁股了。可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到清华的时候他务实的一面，他在北大来说是传扬思想的话，可以看到他在清华他开始务实，他传达的是方法论，本来北大也是在思想方面是启迪国人的思想的，清华是在中国发展建设上，尤其中共这批领导人都是在搞建设的。他就在那边讲，今天大陆也出现这种情形，过去台湾是来台大，去就去美国，追求更好的生活，他现在认为说不是说哪里有自由哪里是你的国家，你要留下来，你要改变这个地方。这是很感人的，所以我认为他在这方面收放自如，而且他要做中国在历史观念上最大的异议人士，他把握了这个机会，他是摸了老虎的屁股。可是你说他打凉扇的地方，事实上也是给人民很多的醒思，你经济生活好了，接下来的宪法里面规定的权利你人是可以争取的。他自己在国民党威权政府过程中一路过来，现在能够到共产党北大在清华能够演讲，他在用他自己身教言教，所以他在这方面是蛮厉害的。

陈文茜：我们来看李敖在清华演讲，其实我会必须说，李敖可能真的是疲倦了，他在清华讲了某一些话，如果这些话他后面可以接续讲得更好，他可以做一场比北大更好的演说。我讲的不是尺度的问题，我觉得他在清华想要传达的资讯其实远比他在北大的层次来得更高。就他改写富兰克林的那句话，富兰克林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李敖说，富兰克林是错的，这句话他要改写，他说，这里是我的国家，我要使它自由。别以为宪法是假的，你以为是真的它就是真的，我觉得他这一段话可以变非常了不起的历史名言。比如说长城，他谈到中国人不要自己围起来，以为敌人就是自己，结果敌人从海上来，提上了这段话，永萍，我看李敖讲这段话，觉得还是非常感动的？

李永萍：其实李敖包括在他嘻笑怒骂、狂放不羁的形态上的包装里面，他其实骨子里还是有一种理想主义色彩的，有一个很强的使命感，这个部分是很多人有时候期待于他嘻笑怒骂，或者是不畏强权的批判的时候会忽略的。可是其实他在清华的演讲的调子从我们看这么多李敖演讲很少看到的，他非常的认真，也非常的严肃，而且他很想要用一个把他很多的经验真的希望这些年轻的学子可以被他的话有所感召。其实他里面还有一个是北大和清华都提到，可是在清华做多的阐释，他要求这些学生你不可以做自了汉，你不可以只是贪图自己的人生的舒服，你不可以觉得我人生很有成就，可以到外国去发展，他说你要为你自己的祖国努力，宪法已经规范了各式各样的自由，连罢工都有自由、言论自由。他说，就是大家要一起努力，而且他讲大家就是所有听他讲话的人，就是要集体来进行努力，我们自己的国家的自由我们自己要争取。老实说，至少我这么长以来没有看他这么严肃来谈这个事情。我觉得他在大陆和台湾有一点不一样，我觉得大陆对他而言是他真正的祖国，他虽然在台湾50多年，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台湾一步，可是他对台湾的很多事情感觉上是他乡作客。这次他到大陆去他有那么多复杂的心情，可是我是觉得他对大陆，还有他自己故乡的情感是非常真挚的，这个说实在话我认识他这么久我第一次有这么强烈的感觉。

孙大千：如果你自己看他两次的演讲，我开始重新思考，李敖怎么界定他这一次的大陆行和他演讲所要发挥的目的。很多人认为说他应该要把两岸的问题放进去，因为他来自于台湾。我开始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也许两岸关系根本不是他演讲最主要的目的，他真正的目的也许是改变中国，你改变要有改变的方法。所以你看他从中华人民和过的宪法谈起，他谈到共产党很多思想的文献，讲到毛语录，讲到周恩来的选集，他从最根本上去中下这个苗，告诉中国大陆的青年，谁说共产党就不能给你自由，他的文献写得清楚，宪法也有保障，你们要去争取，要用聪明的方法去争取。如果你看他这两场最主要的内容我认为他的目的不是两岸问题，也许在复旦可能会提到这个，可是在北京他想要做的很简单，就是他要种下一棵小树苗在这些年轻学子的心中，告诉他们用什么样的方法他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统统摆在一起。看起来好象有捧有贬，但是事实上最主要的目的还是自由主义，还是告诉大家说既然这是你的国家，你就要让他有自由。

陈文茜：我常常说李敖，他现在70岁，事实上他等于是1930年代左右出生的，可是他事实上活在五四年代，他其实比他的年龄是早活了10几年。像我们其实是1970年代在成长的过程，可是我们深受60年代文化的影响，我们其实所深受的年代是我们追不上的那个年代。李敖从出生开始就深受北大五四的影响。

台湾在上一次2004选举，陈水扁为了要巧夺那一次大选成果，他举办了一个叫做防御性的公投。在公投的过程中，美国白宫直接对陈水扁派了莫健（音）到台北来对他直接施压，这位莫健（音）后来他也到了北京，尤其用背影的方法接受了凤凰电视台的专访，结果在专访里面直接对台北施压。我们在台北的人常常讲说，陈水扁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三个人，第一个怕鬼，第二个怕吴淑贞，第三个怕老美。所以后来他就在他的防御性公投里面加入了军购的议题，结果他被台湾民众投票的时候否决了。否决以后陈水扁把公投当成了卫生纸，他还是要继续买军购，为什么？因为他从来不相信公投，他只相信他的老美，结果老美现在在军购一直对陈水扁施压。在立法院、在野一直不愿意让这个事情通过的时候，美国的国防部一位低层级的官员居然隔海放重话，他在美国属于叫做台湾国防会议的人，他在那个被认为是军火商心态的研讨会说，台湾的自卫是台湾的责任，不是美国的责任。接下句话更重，如果你们无法防卫自己，我们也无法帮忙防卫你们。这种叫骂我家的狗都没有这个胆量，你怎么看？

丁守中：美国有一批鹰派，他看到美日在结盟，大陆和俄国在结盟，他是以军事对抗武装台湾这样的思维来维系台海安全和亚太的稳定。他们现在自己国内军火的负担不足，希望日本和亚太国家分担，他叫我们分担的方法就是拼命的卖军火，而且卖的军火都是第二线的，对于两岸之间事实上增强我们的防卫来讲是没有实质帮助的，可是又没有坏事，这等于就是保护费，但是也没有这么贵。这次我们看到朝鲜半岛六方会议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例子。

陈文茜：我请教你一个问题，这个话我已经听了很久，可是从来没有上台面。这位讲话的人叫罗斯，他是在美方国防工业会议上加州一个会议上，他的职称只是美国国防部国防安全合作署的首席主席，说起来他够小，但他也有很大的代表性，网站上用了大的一段话政客的游戏把军购当成皮球。其实我私下听过他用这个话对陈水扁撂话，也对连战宋楚瑜都撂话，今天的罗斯就是把美国所有重要的政府官员对着陈水扁当面指责的话，用不同的场合把他放到台面上，是不是这样？

丁守中：美国的这些军火商运作的已经把这些国防的官员都称为军火贩子的代言人。如果说国防安全合作所变成军火促销局的话，那全世界哪有国家安全世界和平可言。如果按照这个思维逻辑下去的话，我们过去已经在美国第二大的军事采购。我们看到了危机了，我们亚洲台海两岸难道变成美国军火商的天堂吗。我是觉得这一点是我们值得注意的，朝鲜半岛的危机撤出，最近六方会议是最好的例子，不是只有一味的采购军火，应该是国际建立一个军事互信的机制，大家来解决问题。

陈文茜：美国这样隔海放重话真的是太嚣张了，美国已经到了国防部有些都是军火商的代言人。这次前任在台协会的理事长夏新（音），她是非常出名的，她的先生也是现任美国的国防部长办公室上班，台湾人民一直说他代表的是爱国者飞弹系统，结果沙恒这次到美国过境，到中南美洲去访问，可以完全陪陈水扁在飞机上，赤裸裸到这个地步。

美国人赚钱的方法就是去制造两岸的紧张，叫台湾买，再办法从台湾不断的赚钱，现在都是急到这个程度太特别了。这次看到陈水扁出访，夏新是个怎么样的人，一个美国政府官员赤裸裸的在推销军火，跟着陈水扁一路跟进，你的看法呢？

孙大千：美国以来要当渔翁，只要两岸问题持续的存在，美国在两岸之间都可以取得政治和经济的利益。我们不需要把它前面看得太过分，你只需要看他现在的工作，如果你把它看得很普通，就很正常，不管是卖什么的，他当然是跟着客户一直跑，不断的伺候你，如果是保险的客户更辛苦。包括上一次台湾来，和陈水扁见面的时候，有没有谈到军火的问题，据我们私下，是有谈到，这些人所代表的就是军火商的利益，而台湾又是军火最大的出口市场，对这些政治人物来讲当然是重要的，陈水扁到美国去，不管是谁去，他们今天只不过是一个民间的人士。

陈文茜：前一阵有一个消息传出来说，国民党要放水？是真的还是假的？

丁守中：因为连宋的访问，国民党在两岸的冲突对立紧张关系中扮演着一定润滑的角色，我在国民党里主张，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只是屈从美国的压力，跟着民进党我们就把这些军购就放了。第一我们财政上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第二个我们马上在两岸扮演缓冲的角色的地位。，今天夏新军火商，美国这些鹰派的在美国的政界里面慢慢也有一些新的想法。昨天美国的副国务卿在和美中贸易协会的人在演讲的时候，他也讲到，中国大陆迅速崛起的市场，大家应该开始要用一个所谓的从过去的围堵、冲突、对抗变成战略的伙伴，甚至要变成分享共同区域安全的角色。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的政界人士要重新思考美中将来的定位，我们夹在中间，大陆是我们最大的市场，也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同样是中国人，我们夹在最前线。我们要买这么重的军火装备，去变成一个战场，看看伊拉克的情形就是最好的例子。

陈文茜：有消息说，马英九上台与连战不一样的态度，连战是绝对反对所有的军购，马英九有一部分按照公投当时决定，这个不可以买的就不可以买的，潜舰价格太高，他对于PG反潜机这一块，看到有一个消息说，国民党在这个部分马英九上台之后，他也和美国人谈了，美国人也认为，他对美国远比连战来得亲切和肯定。另外美国在320以后等于是欺骗连宋，所以和连宋个人的关系完全是水火不容，现在有非常多的消息显示出来好象国民党在军购里面部分的军购要放水，是真的吗？

丁守中：从这三项军购里面来讲，潜水艇不必提了，爱国者飞弹违反公投的协议，可是从台海威胁的形势来讲，两岸之间基本上适度的国防还是有必要的。今天也可以看到两岸形势里面我们台湾是一个岛，贸易高度的依赖，增加我们的反潜的能量对我们维持海峡和平安全还是有帮助的。可是问题是要买多少，目前的问题是已经是旧品的，会不会变成我们的超级眼镜蛇一样，庞大的后续零件的经费，一堆旧品，这种我们要重新的把关，。两岸之间某种程度还是有紧张冲突的对立，我们希望用和平的方法，用建立军事互信的机制，加强建立双边的交流互动，共融互利，可以适度的国防还是重要的。

陈文茜：你在上一次立法院第29次把军购案退回那次，你担任首席。过去国民党有过很多立场，比如说我要求你列在政府的预算，这个统统都不是台湾要买的。你现在即使说你刚刚所讲的部分，还是给外界一个感觉，陈水扁抱了美国的大腿，你今天只是拔到美国的大腿毛。因此大家会认为说，在立委选前，国民党封杀了29次，从来没有这个立场，怎么现在马英九上台就放水跑出这个立场，说起来很专业，听起来没有什么说服力？

丁守中：我们认为它如果列在正常的国防经费里面，老实话，我们可以审不一定过。就像马主席讲我们思考这个问题，在我的理解是不一定就表示通过，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绝对没有放水的问题，因为我们觉得两岸之间不是军备竞赛，不是武力能够维持真正的安全的，两岸之间建立共融互利是最重要的。

李永萍：刚刚守中讲这部分，我觉得是国防委员专业角度来考虑的，可是从现实角度来讲，因为P3反机和潜舰的预算还是在特别的预算，是不受预算法的监督，我不相信国亲会在程序委员会有任何松绑和放水的东西。

丁守中：亲民党根本不必用这样的说法，因为国民党里面有一批专家，我们大家都反对，否则我们就丧失在两岸之间润滑、沟通协调的角色。

陈文茜：非常谢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解码陈文茜》节目。

消灭李敖，还是被李敖消灭？（马家辉）

一、大陆青年

在中国近代史上，能够在三十岁以前“暴得大名”的知识分子，只有三人：梁启超、胡适、李敖。梁启超早年曾追随老师康南海从事变法运动，胡适先生则独凭一己之力，二十六岁当上北京大学教授，成为新思想的领导人物，“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同时受到各方面的赞誉和批评。李敖的情形跟胡适先生很相近。从二十六岁写《老年人和棒子》开始，李敖在短短不到两年时间内，成为一个家传户晓的文化人物和“深得人心的英雄”。跟胡适先生一样，他既是独凭一己之力而“暴得大名”，又是“名满天下，谤赤随之”，同时受到各方面的掌声和臭骂；跟胡适先生不一样，李敖从未当过什么大学教授，相反却霉运当头，卷入多项官司，从诽谤到叛乱到侵占，先后坐了近七年的牢。但不管是毁是誉，我们都不能够否认李敖是继梁启超、胡适以后的独一无二的“狂飙型”知识分子，他的出现，他的成绩，他的思想，都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和代表性，都值得我们仔细研究。

梁启超和胡适都是死去的人，对他们的“盖棺论定”，毕竟比对活生生的李敖作评论来得容易。况且李敖的著作非常丰富，涉及范围又十分广泛，政治、社会、文化、文学、历史……无一遗漏，而在另一方面，文章以外的现实问题更常常会使我们感到“还李敖一个真面目”的困难。但是困难归困难，作为一个对历史有浓厚兴趣的人，我还是要决心一试，尝试在情绪和宣传以外，利用确实的资料来将李敖“定位”——在历史上面“还李敖一个真面目”。

大陆型青年人

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一直未停止过战乱。从军阀割据到北伐统一，从八年抗战到国共内战，炮火连天，此起彼落。多少老百姓在炮火中出生、在炮火中成长、在炮火中流亡、最后在炮火中死去。中国人的鲜血和眼泪，就像满布国土上无数的大小江河一样，永无休止地流着。永无休止地，中国人用血肉铸出历史。

在这样的大苦难时代里面，一批又一批的小孩子相继出生和成长。这一群侥幸未在炮火中倒下去的孩子，面对混乱不堪的现实社会，自然感到迷茫彷徨。自己的国家危在旦夕，自己的性命朝不保夕，自己的童年在惊慌惶恐中渡过……这一切迫使他们对人生特别敏感，对现实问题的思考特别深刻。这一群小孩子在彷徨中摸索，在迷茫中焦虑，希望能够为眼前的困惑找到答案和光明。他们之中比较聪颖的，早已从现实社会或书刊宣传上面，培养出一种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反抗精神。他们个子小小，心中却充满大气魄，希望尽个人之力，挽狂澜于既倒。可是苦痛的生活经验又在他们的心灵上留下烙印，因为一切都是如此不实在、如此变幻不定。于是在他们的忧患意识以外的，是一种不安定、恐惧、敏感的心理感受。他们积极又消沉，想前进又怕白费工夫，希望有所建树又怕跌倒。1949年，许多属于这类型的小孩子相继追随父母来到台湾。

二、愤怒青年

“愤怒青年”王尚义从性格发展的观点来看，“愤怒青年”显然是大动乱时代下的产物。“愤怒青年”原指50年代中期的一群英国作家，他们不满并攻击现存的价值规范，但又不能够建立起自己的一套完整的价值观和信仰。“历史断层”时期的台湾青年正是如此。他们不满意时代的缓慢步伐，他们想变、求变，但又摸不清该往那个方向变。于是他们不断摸索、不断尝试、不断求取突破。王尚义就是一个好例子。

王尚义生于1936年，河南汜水人，十三岁来到台湾。他的妹妹王尚勤在一篇纪念他的文章里面，曾经悲痛地回忆道：“尚义显然是不属于台湾的——他的眼睛是往中国，往第三世界，往整个人类看的。1945年，我们目睹上海的解放。全家由上海逃到武昌——在那里，尚义读初一。在学校里，他是出色的学生，他参加了少年团、街头演讲。在整个中国巨大的变动中，他欢呼，他歌唱，随着群众手舞足蹈。

可是父母要再逃亡。尚义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朋友，告别了学校，告别了他出生的中国。

逃亡的第一站是香港——一个花花绿绿的世界。

在香港难民营里，看到更多逃亡的人。尚义沉默不语。

他甚至还悄悄地逃回了广州三天。去干什么？看他的朋友？他的希望？还是想逃避香港的花天酒地？

他回来一句话也没说，他更沉默了。

在香港住了半年，我们又启程来台湾。海上颠簸得很厉害，每个人都害了晕船病，躺在那里。只有尚义常常跑到甲板上，向大陆、向中国瞭望。

他瞭望的眼神中有痛苦，好象就要挤出眼泪。

他甚至询问父母——为什么要逃亡？要离开自己的家乡，自己的国家，到一个遥远的、陌生的小岛上去？

他听不进父母的回答——他不懂得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仇恨，在他心目中，中国是属于中国人的，中国人是和平的、完整的、统一的。”

三、精神准备

60年代的新生代大部份是台大学生，例如陈鼓应、刘福增、杨国枢、许登源、洪成完、包奕明等等，而其中以李敖为最典型、最其代表性的愤怒青年。

李敖是彻头彻尾的angryyoungman，更可说是60年代的angryyoungman之首。从写《老年人和棒子》开始，他就没有停止过对周遭环境的强烈不满与攻击。他不甘于消极与退让，更不愿意做无声的抗议。他将愤怒投向环境，对环境作出最尖锐、最深刻的攻击。他或许近于“犬儒主义”，但绝不沉默却是他的信念和特征。

自主编“文星”以后，李敖“在十三个月里快速的投射他的力量，使自由中国文化界有一点小小的波澜”，跟其它愤怒青年比较起来，他的成绩无疑是最凸出、最使人吃惊和赞叹的。与李敖同期的新生代，例如陈鼓应和张化民诸人，虽然也是积极型的愤怒青年，但做出来的成绩却始终远逊于“暴得大名”的李敖，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李敖作为一个具爆炸力的angryyoungman，曾经作出长期和刻苦的精神准备与实质准备。

李敖祖籍山东潍县（远籍是云南乌撒，他说自己的祖先“很可能是苗族”），北方人一向脾气耿直，性格强烈，李敖自然不会例外。他说过自己的耿直脾气曾受一位叫温茂林的山西人影响。

温茂林是淳朴率直的山西人，曾在李敖家中工作，负责照顾李敖起居的一切。李敖在自传中说自己“日后的一些耿直脾气，深受他的影响”，又提到一件有关自己的怪脾气的小故事。他回忆道：

“我小时候，道学得很。……

我一点也记不起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小妹丈夫’过敏症，也搞不清为什么变得如此道学。这种‘严男女之防’，后来发展到连温茂林都吃不消：——当茂林同女佣人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我竟在旁监视，不准男人同女人讲话！有一次茂林看我不在，讲了几句，不料我却从桌子底下跳出来，对他大声申斥一番。我的古怪与任性，由此可见一斑。”

从这则小故事上面，我们可看见李敖的强烈性格在童年早已养成，虽然他坚持和执守的“道”有所改变，但择善固执、信道不移的性格特质却始终如一。这种性格特质使他走上激烈的、特立独行的道路，使他在二十岁的时候，在父亲出丧之日，面对三千人，做一个“不磕头，不烧纸，不流一滴眼泪，主张丧礼改革的儿子”。如果没有这种特质，我们很难想象李敖二十多年来如何有不怕死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殉道气魄。

李敖曾经对胡适回忆他的童年道：“如果我用‘人格心理学’的方法来分析我自己，那太麻烦了，因为我的形成很简单，我该感谢我父亲的就是他老先生从来允许我自由意志的自由发挥，在别的小男孩还在玩泥巴的时候，我已经为自己布置了一个小图书馆，我父亲从来没有拒绝过我向他要钱买书，从来不干涉我想要看的书，逃难到上海的时候，学费太贵，我的姊妹们都失学在家，他却叫我去读缉规中学（就是你教过书的华童公学），不让战乱耽误我的学业，二十年与他相处，他似乎充分发挥了‘北大精神’。看到周德伟不管他的儿子，我向他笑着说：‘所谓北大精神就是老子不管儿子的精神’，你们北大毕业的老子们都有这种精神。

从1935年以后，尽管世局天翻地覆，一个小男孩却能安坐在他的小象牙塔里，慢慢地成长，家庭、父母、姊妹、外人都不能‘引导’他，因为书本早已取代了他们的影响而把我带入一个新境界，在一个六年级的小学生的书架上，客人们可以看到《中山全书》，也可以看到右派的《我的奋斗》，和大量左派的书报：从《观察》《新华日报》直到格拉特科夫的《士敏土》，这些早慧的成绩虽然带给我那小头脑不少的骄傲，可是也带给我不少的迷乱。”

在书堆中长大的李敖，面对动乱的时代，早已“对教科书以外的事务发生极大的兴趣”。他从书本上面找到自己的路向，也找到自己的认同对象。他喜欢孙中山、喜欢钱穆、喜欢胡适、罗素、殷海光，他选择了入世、积极、反抗的人生路向，这使他对有“乌鸦性格”的胡适先生产生“人身崇拜”，更使他在十八岁那年准备跟严侨跑回大陆，参加共产党的“重建中国的大运动”！

“严侨事件”完全表现出李敖是一个热心关心现实问题的人，“白首下书帷”显然不适合他的味道。李敖曾说“从前我在北京看共产党的宣传品，很早就变成一个反抗国民党，或是说一个很关心社会群众的人。我很早就定型了，大概在小学、初中时就定型了。我后来的方向也是这条路的，没有变。在认识严侨以前，我在左右之间经过一段挣扎。那时候我到台湾来是一个非常寂寞的人，因为再看不到共产党的东西了，书也很少，什么书都看不到。当时的路非常孤单，全是自己摸索出来的”，由此可见，李敖从小就选择了一条激烈的道路，这种选择，在他的日记中更表露无遗。我们翻看李敖“大学后期日记”甲乙集，可发现他对自己的期望是何等高远，他为自己的将来和路向作出了最积极的精神准备。随便挑一些例子吧：

“‘你可能是多数淘汰剩下的少数者。’——我真是坚强极了，我真是自我欣赏极了，我是越来越自负，越否定这些不行（不论男女）的人。他们整天这样鬼扯，我可不能放松我自己，我要做伟大的人。要做伟大的人，非有伟大之生活态度不为功，我该知道我不是一个泛泛的不俗的青年人，我乃是一个最激烈、最英雄的好汉。当如俾斯麦之流的人物——有钢铁一般的意志，我觉得眼前任何卓越不俗的男孩子们，皆在这上面普遍的空白，而终不能成为狂飙式、英雄式的人物，只有我李敖能走上这条路，我的恋爱也是英雄式的，总之，一切都是英雄式，在这文明柔软的社会里，男人们都忘了做英雄，偶有不俗的也不知如何做一个英雄，而只有我李敖能够把它rebuild！恋爱成败算得了什么！只是要永远保持一个英雄与硬汉的本色就行了！华盛顿也失恋过。”（1958年7月12日日记）

“深夜独自看书，李敖决要做一个有‘伟大人格’的人。有伟大人格的举止与榜样。”（1958年6月14日日记）

“以我的性情、才具、胆量，实在是一个介乎文学——学术——政治之间的人物，而我对我自己的期望，也是如此的，所以目前的我，实在应该时常反问：‘我目前这种工作，这种态度和作风，是不是有助于我未来的大成就呢？’”（1959年5月28日日记）

（一）我深信一种强者的哲学，我拒绝做弱者。

（二）强者的条件是智能、力量和狠心肠。

（三）要有洞澈人际和知识上科际的智能。

（四）要有打击坏人和恶势力的力量，要有散布智能和善行的力量。

（五）这里面有一种“中间因素”，可叫做感情的干扰，它包括女人、亲情、朋友、和世俗的道德标准，它们可能构成一种重大的阻力，阻止我发展我的强者的哲学，我必须必要时时铲除它们，所以我需要狠心肠。

（六）“烈士肝肠名士胆，杀人手段救人心”，这是强者的狠心肠。

（七）“须是一刀两断，萦萦的讨个什么！”这是强者的狠心肠。

（八）“一个人为真理常常要牺牲朋友”，这是强者的狠心肠。

（九）深沉有力量，英雄盖华场。这是狠心肠强者的气势。

（十）“你不能同时侍奉上帝，又侍奉玛门。”我要求我在矛盾的关口，砍掉它们，义无反顾。强者不一该是矛盾犹豫的人。（1966年5月16日日记）

四、实质准备

大学毕业以后，李敖跑去凤山当预官。两年的军旅生涯更凝固了他那追求卓越的思想。在军旅途中，他一再做出择善固执的表现，为了拥护胡适思想，他得到“思想游移，态度媚外”的记录；为了不入党，他坚拒长官的威迫利诱，宁可被送去金门。特立独行的李敖，从未放弃过对大目标——做一个介乎文学、学术、政治之间的人物——的追求，从下面一则日记，我们可以了解他选择的路向：

“归途内心感触很多。要之以‘该做怎样的一个人’为念，我简直有点混乱，我不太知道我将来走那一条路才好，人间的成败，腾达的种类，幸与不幸，目的与手段问题等等都干扰着我，我想我大概不可能甘心做胡适之一样的学者，更不可能做方东美一样的学者，我的本质上是一个manofaction，也许我会做一些惊天动地的狂飙事业，也许我会组织一个裸体团，一个怕太太协会，谁知道我会做什么呢？我想我终必会是一个‘捣乱鬼’，一个‘不安份的人’，一个‘异端’，一个‘惹是生非的人’，一个‘波澜人物’，一个‘使旧社会头痛的家伙’，一个‘专门会耍花枪的人’，一个‘求远使人不停的惊异的人’。我还要好好再想想再摸索，再制造花样，再一变二变大变一阵。”

这种坚定的精神准备，使李敖在机会来临的时候，义无反显地走上自己的激烈道路。

李敖的实质准备

李敖在七七事变前两年出生，一岁的时候全家从哈尔滨搬到北平。他回忆自己的童年道：

“我从小在北平长大，交化古城与幼时环境使我在智力上趋向早熟，我在六岁时已能背《三字经》，十岁时已遍读《水浒传》等旧小说，十一岁时已看过《黑奴魂》（《黑奴吁天录》等翻译小说，小学六年级时我已有了私人的理化实验室，并做了全校图书馆馆长。

我从小就养成了重视课外书的习惯，也养成了买书藏书的癖好。三十八年到台湾时，我的全部财产是五百多本藏书，（其中有许多东北史地的材料，因为那时候我不自量力，竟想着一部《东北志》！藏书中还有李玄伯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新研》，是我初一时买的，我万万没想到在七年以后，我竟在李先生的课堂上，用这书做了教本。另外还有一册郑学稼先生的《东北的工业》，是我小学六年级时买的，我也万万没想到在十四年后，我竟被这书的著者大骂，直骂到我的‘令尊堂’。）这些早熟的成绩使我很早就对教科书以外的事务发生极大的兴趣，使我很早就有了‘忧宗周之陨’的孤愤。”

来到台湾以后，李敖就读台中一中，他说：

“初二以后，我就读台中一中，我的大部分时间全部消耗在这个中学的图书馆里。这个图书馆的藏书相当丰富，我以义务服务生的资格在书库中泡了四年之久，使我对一般书籍有了不少的常识。最使管理员们惊讶的是，我甚至可以闭起眼睛，单用鼻子就可以鉴定一本书是上海那个大书店印的，这是我在teen-age中，最得意的一门绝技。”

卓越的理智和学术训练是李敖“暴得大名”的主要原因。他十七岁做了一个四部丛刊和四库全书的对照大表，十八岁写了《从读<胡适文存>说起》，并先后得过全台湾三民主义论文比赛冠军，台中市祝寿论文比赛冠军，这些成续，都建立他的早熟的智能上面。从李敖的大学日记、札记、军中日记里面，我们可看见他在努力做精神准备以外，更不断充实自己的学问、培养自己的“爆炸力”。他在学问方面下的苦功，使他能够准确地掌握面对的问题症结所在，然后提出疑问和答案。在《老年人和棒子》以后的十六篇文章，没有一篇不是以渊博的学问，尤其是国学为基础的，难怪孙汉观博士读了《论处女膜整型》后，大呼李敖是天才了！李敖自称是看书最多的中国人，他赞书渊博和细腻，的确到了使人吃惊的地步。二十多年来，我们可以怀疑李敖的人格，可以怀疑李敖的诚意，可以怀疑李敖的动机，但却绝对不能够否认李敖的渊博学问。李敖能够以一人之力，以一技劲笔对抗国民党二十多年之久，完全是因为他有过人的学问和机智。凭着满脑子的学问，李敖以一个具爆炸力量的愤怒青年形像出现，在文坛上兴波作浪，赤手空拳而“暴得大名”。

再启蒙的思想家

历史断层时期的台湾社会在政治、文化各方面都出现了重大的危机和困难。国府迁台后，积极建设台湾，但在政治和文化上仍然保持着低气压，配合不了急促的经济和社会步伐，于是问题丛生，危机显现。新生代面对新时代的新问题，纷纷挺身而出，提出自己的意见。新生代大多是台大学生，台大以继承北大精神为荣，台大学生也有意无意地以五四时代人物为认同对象。五四运动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唤醒了学生追求“德先生”、“赛先生”、自由、理性。五四人物对中国文化遗产以至当时的现实问题都作出过深刻的反省与批击，从文化论战到科玄论战，都哄动而激烈。可是五四人物提出的理想，例如自由、民主、科学等等，都在一场又一场的战争中消失无形。1949年以后，中共统治下的大陆固然一片混乱，国府统治的台湾社会也在高压政策下形成一种闷局。政府颁布的政策保持着浓厚的“复古”味道，步伐缓慢。在学风比较自由的台大受教育的新生代，一方面曾经目睹大时代的动荡，曾经身受大时代的苦痛和灾难，另一方面接受了新时代的新文化冲击，于是在政治和文化闷局下，更不满意国家当前的缓慢步伐，更渴望国家能够在短时期内富强繁荣，结果他们对代表自由和进步的西方社会就更形向往了。新生代在大学毕业和退伍以后，除了放洋留学，大多留在国内，一面继续进修，一面投入社会，关心政治和社会的发展。当时他们投入社会的主要途径，是透过书生论政的办法，发表文章来批评政治和文化问题，即所谓“坐而论道”。

雷震的《自由中国》可说是上一代的“论道”杂志。曾经是国民党的殷海光在上面发表文章，深深影响了新生代的思想。《自由中国》以后的《文星》和《大学杂志》才正式是新生代的大本营，他们相继发表文章讨论文化和政治，也相继因文字惹祸而遭遇麻烦，而李敖，则是他们之中最有力量、最激烈、最先碰得焦颈烂额的愤怒青年。

李敖以他卓越的理智训练，不但一眼看破了新时代的新问题，也看出了旧时代遗留下来的老问题。他的成名作——《老年人和棒子》——扼要有力地道破了历史断层时期的新旧两代的冲突和紧张关系。当时从大陆来台的老一辈人物已经不能够追上新时代的步伐，而刚成长的新一代又得不到足够的发展机会，两代之间严重地缺乏沟通和共识，形成了尖锐的代间冲突，李敖的文章以锋利的文字一针见血地刺破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引起了“上一代知识分子的不安”和“下一代知识分子的共鸣”（殷海光语）。

五、内在性格

《老年人和棒子》显示出李敖以思想型人物出现文坛，而《播种者胡适》和《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两篇文章，更证明了李敖具备成为思想家的足够实力及条件。由《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引起的“中西文化论战”，其实代表了上一代知识分子与新生代之间在政治、文化、社会等问题方面的全面性冲突。刚才提到新生代不满意历史断层时期的文化闷局，力图冲决网罗。他们向往西方的繁荣与进步，于是在迷茫之中，认同了五四时代人物的“文化有机论”及“二分法”，以“全盘西化”为取法乎上的理想和手段，形成所谓“西化派”，跟文化本位派大打笔仗。“西化派”的年青人在论战期间，有意搬出五四人物追求的民主和自由口号，透过跟“国粹派”的争论，向政府的保守政策提出疑问。因此，论战开始不久，双方的争端范围已超越文化思想直达社会及政治层面，最后，双方更互扣红帽子，正式表露出所谓“中西文化论战”所包含的政治色彩了。

李敖是“西化派”的领导人物，他主编《文星》，不断抨击政府的法律、政治、文化政策。他似乎希望为自由中国提供一套全面性的发展指示。他在《文星》四年，发表的文字涉及历史、政治、文化、思想、法律、文学、爱情……无所不包，掀起了一股“文星风潮”，那时候的新生代，没有一个赶得上李敖。在读者眼中，李敖的确成为一个博学的思想型人和“深得民心的英雄”。他提出的思想观念，例如“全盘西化”、自由、民主等等其实许多均为五四时代的旧调，但在台湾当时的低气压下，这些旧调仍然不失前进和新鲜，仍然在知识界掀起一阵震撼。李敖对年青人的影响力，确实非常深远，例如台大的学生里团就曾集会讨论“李敖其人其文”，在那时候几乎没有人敢说自己没有看过李敖的文章。如果说胡适是五四时代的启蒙思想家，那么李敖便是继殷海光以后的再启蒙思想家。他带给年青人的，“是促进合理改革的热情与引线”，是对眼前环境的深刻反省和思虑。就算是不满意李敖的人，也绝不敢忽视或低估李敖对群众的影响力，因此他们才发动围剿，大骂“文化太保放毒气”。作为再启蒙的思想家，李敖把他二十多年来培养起来的力量迅速地投射出来，“以文字形式冲决网罗”，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新生代。

是优点，也是缺点

李敖的学问固然渊博，可是为什么能够在短短的时间内将力量投射出来泥？

李敖仿似墨顿（Merton）的“社会压力论”（socialstraintheory）中的反叛者，在迫人的社会压力下作出激烈的反抗行为。反叛者的特点是喜欢采用新方法来对现存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作出批判，他们不惜标新立异、不惜哗众取宠，在社会上“放野火”，挑起问题，而李敖将问题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形式，是利用他的一手好文章。

李敖为自己的《李敖文存》写宣传广告，说“白话文在李敖手里，已经出神入化。……李敖‘纵笔所至不检束’，把白话文写得气象万千，光芒万丈，这种中国功夫，是谁也抹杀不了的”，显非过誉之词。他的文字功力是深为读者折服的，一个陈年的老问题到了他笔下，立即变为新鲜的怪问题。他行文锋利、爽快、言人之不敢言，自成一体，深深吸引着读者。李敖搞的学问很全面，也很有深度，从历史考据到文化思想，他都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可是由于个人的性格特质和认知观点，他偏偏选择了一种“哗众取宠”的方法，用通俗的形式来搞学问。他能够利用活泼爽快的文字，把他的研究结果“深入浅出”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李敖自承“是本性嘻嘻哈哈的一个人”，这使他“不太能用扳着面孔的方法去做人处世写文章”；在认知上，他更认为自己所研究的历史和文化是一个“粪坑”，“没什么好写的，没什么意思”，“如果要有系统的写，太浪费了，不值得”，因此，他嬉笑怒骂皆文章，以最通俗的文字形式来搞最严肃的学术问题，胡秋原骂他的是“儿戏学问”，一点也不假。李敖搞“儿戏学问”，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儿戏学问”有大众化性格，能够吸引大量的、普遍的读者，更可让他们简单明白地了解问题的所在；坏处呢，是以李敖的史才、史学、史识而不写出几部“中国思想史”、“中国现代史”等不朽名著，实在是中国学术界的大损失！由于坚持通俗、为了吸引读者、为了达到打击敌人的目的，李敖喜欢作概括论断（generalization），例如一口咬定中国传统是死文化；他甚至不措摘取片面的资料来支持自己的论证，例如他评论吴稚晖就是一个好例子（详见第二章——“从保守到激进”）。

李敖的“儿戏学问”似乎十分全面，他讨论的问题包括、历史、考据、政治各方面，他也以“天文地理，无所不通；三教九流，无所不晓”来期许自己。这种全面性固然可以使读者有“此人何其渊博”的感觉，但也未尝没有“博而不精”的不满。李敖有意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全面人”（universalman）或百科全书式的通人，他的用功和博学的确使他在某些程度上达到了目的，但反过来说，李敖的博大使他只成为一个“玩票者”（dilettante），给人一种不够专精的感觉。过早的“暴得大名”，使李敖忙于应付笔战与官司，而未能出国接受更严格的学术训练，这对他的学术工作来说，可能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损失。

李敖的内在性格限制

前面说过，李敖只是一个反叛者或改革者，若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他始终未能转变为一个革命者。

革命者不满权威，并推翻权威，自己当然也不想做权威。但反叛者则不然。反叛者讨厌权威，想尽办法推翻权威，但在他们的心灵下面，却是另一套以权威形式存在着的信仰和观念。他们本身往往会有意无意地表现出权威姿态，因为在他们的潜意识里面，本来就有对权威取而代之的冲动。

李敖是一个著名的传统反叛者，以权威为攻击对象。他虽然有着浓厚的“自由主义”味道，喜欢开玩笑和说笑话，但是在阵阵的笑声下面，我们却可嗅到淡淡的隐藏着的权威味道，我们在李敖身上可找许多接近“权威人格”特征的线索。

有着“权威性格”特征的人，会对自己选择了的“道”或价值信仰作出最不退缩、最豪迈的追求与牺牲，甚至不惜做殉道者。当他们发现别人背弃或批评自己的“道”的时候，便会毫不留情地对别人作出最猛烈的攻击。这种人喜欢并习惯从“二分法”的观点来看人论事，更以“理来情无存”为处世原理。

李敖似乎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以激烈的殉道精神来攻击外在传统权威，但亦以同样的精神来维持自己心中的内在权威，他是一个“有宗教狂热的人”，自己选择了积极、进取、战斗的人生观，就轻视和看不起选择“独善其身”的人生观的人。他看不起并攻击三毛、金庸、柏杨……以及所有非战斗型的文艺工作者，认为他们“伪善”和“冷血”，这显然是要维护自己的内在权威。

六、非中国人

李敖喜欢用“二分法”来区分事情，例如传统与现代的对立、“狗屁文学”与“狂叛文学”的对立、做事的好人与“烂好人”的对立……等等，无一非二分思考法的产物。李敖又揭橥“理来情无存”的六亲不认的论理态度，视世间人情多为虚诈之关系。更重要的是，李敖不能够忍受别人对他的抨击。虽然他常常自称“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当别人不承认他的“最高层”地位的时候，他就忍耐不住，必须对别人进行“教训”了，“李筱峰事件”就是好例子。

多年的颠沛生活，多年的战斗生涯，使李敖时刻感受到不安定，这驱使他如饥似渴地追求外在世界的知识，“知识即力量”，李敖需要力量令自己感觉安定。他永不满足地追求知识，在知识上肯定自己，但在另一方面，他更需要别人对自己的肯定。从大学开始，他便喜欢公开和发表自己的日记、书信、自传，这充份显示出他有强烈的“自我暴露”和表现的倾向，在大学期间，他屡次为了别人不能了解自己而闹情绪，他不能忍受别人对他的抨击和误解。他以为自己已经不在乎外界的毁誉，可是真正影响他的情绪的，却是别人对他的批评与论断。李敖有很强的自制力，能够在适当时候控制自己的脾气，可是“权威人格”的特质又使他常常以最顽固、最不圆滑、最不退让的态度去跟外界进行斗争。

其实李敖急于表现的“自我”，并非完全是他本人的优点和好处，而是他引以为荣的使命。他认为“追求正义和真理，是我的天生使命”，他很自负，因为他有“救治天下”的崇高使命，虽然历经打击，他还是没有放弃这个使命，“忧宗周之陨”是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这使李敖产生一种“匡时济世，救治天下”的使命感，他的勇气使他毅然担起了这个使命。超乎常人的勇气是李敖人格中最特出的部份，前面提过，他打从童年开始已培养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无畏精神，因此能够多年来不怕牺牲与阻碍，努力追求真理和正义。“哗众取宠”不足完全解释李敖的自负，如果从过人的勇气和强烈的使命感观点去看，我们才可找到他自负的根源所在。“李敖能，别人不能，”指的是李敖能够二十多年来追求和坚持这个崇高的使命，而非李敖本身有什么与别人不同的地方。急于表现自己的使命，是驱使李敖拼命工作的主要动机。这种动机一方面倒过来加深了他的勇气与使命感，并使他充满精力和野心，另一方面却变成他的绊脚石，使他过于划地自限、权威、独裁。

有“权威性格”特征的人如果接受过卓越的理智训练来，懂得如何争取群众，往往可以转化出一股强劲的生命力来，成为一个狂飙型、有魅力的人物。李敖跟弗洛伊德、希特勒、梁启超、孙中山先生等人一样，有看一般使人慑服的魅力，能使人倾心，也能使人破畏。李敖就是这样奇怪的一个人，他仿如一个矛盾体，既圆滑又耿直、既坚强又有使人意想不到的软弱一面。“似此奇情千古无”，该是李敖的最佳写照。

如今哪复沧海日，钟声无恙我将归（马家辉）

——评析李敖的三场演讲真义

李敖56年没离开过台湾半步，一直对外宣称的理由是不敢搭飞机，可是，到了往访中国大陆前夕，他却忽然宣布：“我是个勇敢的人，怎可能不敢搭飞机？那是骗人的话。我只是不愿意离开而已。”

如此翻云覆雨，显然非常李敖，也正好预告了他在中国大陆的演讲表现：老子就是要让你们捉摸不透；何者是真、什么为假，全部由老子自己说了算，你们谁都没资格也没能力预先评论。

综观李敖此行，从出发到结束，确如一场真中有假、假中含真的幻术表演。你以为他到了中国大陆会对共产党哈腰捧场？当高官同志伸手迎接，顽童李敖原来早已在手掌里暗藏了一个电击装置，一边握手、一边把主人电得脸容失色。你以为他在第二和第三场演讲会乘胜追击？才子李敖却扯开“老子放你一马”的笑脸把你夸张地吹捧几句，吹捧得连你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连你自己都不会相信那是真话。常被称为“李大师”的李敖有如站在拉斯韦加斯舞台上的戴维高柏飞（wjm_tcy注：大卫科波菲尔）右手使你震骇，而当人们犹在惊讶之中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他早已弯腰鞠躬，转身走向幕后，剩下错愕的观众争相拆解幻术里的破绽与窍门。在北大演讲完毕之夜，李敖返回酒店房间，在浴室里独自面对镜子，一定仰天狂笑；做了多年电视节目，他耐心等待的恐怕就是这一天，木马屠城，纵身登陆，把你吓个措手不及。

三场演讲，李敖到底说了些什么？

如果把幻术里的干冰云雾吹散，如果观众看得确够冷静，其实不难发现，李大师说来说去，只不过是解释说明了、也亲身示范了“自由”的真谛。

56年来，李敖在台湾，鼓吹胡适的自由主义不遗余力，并且身体力行，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放言高论和奋笔疾书，替自己拓造了一页辉煌的禁书史和另一页悲壮的自由史。这56年的抗争经验应该足让李敖明白，所谓“自由主义”其实包含了两个部分：一是“自由”，二是“主义”，在嘴巴上高喊“主义”可能仅是阿Q式的精神自慰，唯有切切实实地在行动上争取落实“自由”，始能算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

没错，李敖在清华大学的演讲里公开宣布自己“放弃自由主义”，但别忘了，若把自由主义的逻辑推到极致，一个自由人当然有权利、也应被容许有权利去放弃自由主义，这是自由主义的最大吊诡，亦正是自由主义者的终极境界，李敖义无反顾地走向了这个目标，他说，老子不要自由主义了，可是，请给我自由。

是的，必须由“只要自由，不要主义”的角度出发察看，我们才可理解李敖的演说真义。在北大的演讲里，李敖把“自由”诠释为“心灵的解放”，鼓励观众将想象放置于中国前头的一切可能，包括消灭共产党的可能、包括要求共产党服务人民一千年的可能。在清华的演讲里，李敖在宣布“放弃自由主义”以后，把“自由”落实为一张具体的清单，提醒共产党认真看待《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的自由保障条款，也煽动人们督促共产党认真看待《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的自由保障条款。在复旦的演讲里，李敖再次把“自由”定影为实实在在的生命选择，无论是骂共产党或不骂共产党，不管是金刚怒目或菩萨低眉再或尼姑思凡，甚至是告别马克思或期盼胡锦涛，人们都应该被允诺行动的自由。

李敖在中国大陆的三场演讲里，对于中国共产党，或捧或嘲、或夸或笑，惹来了两极的争议；有人恨他骂得不够狠，有人嫌他赞得不够大，总之，都有不满意的地方。讽刺的是，在一片喧哗议论里，似乎没有哪位学生或老师愿意好好反省，为什么明明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摆在眼前、中国共产党明明没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的自由保障条款，为什么竟有这么少的中国人愿意、敢于挺身力争？当大家在批评李敖这个批评李敖那个的时候，可曾深切想想自己到底解放了多少心灵、争取了多少清单、落实了多少行动？李敖在演讲里的冷嘲热讽，又岂是只为了针对中国共产党？他难道不是同时针对于中国人民，尤其是坐在大学殿堂里的中国精英？对于李敖的三场演讲，这些只会期待李敖骂共产党或赞共产党的中国精英，到底听懂了多少、领悟了多少？

56年了，李敖从大陆到台湾、再从台湾回到大陆。到了北京，甫下飞机，他感慨了一句“我终于活着回来了”。其实，李敖之精彩与难得，岂止于“活着回来了”？他的真正动人，在于他还能生龙活虎地笑着活来，并且在连场演讲里，令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哭笑不得。

李敖于20多年前曾写句子：“苦心岂免含冤怨？求全难燃已死灰。如今哪复沧海日，钟声无恙我将归。”李敖会否再归大陆，无人得知，但于多年以后，愈是经历了沧海桑田和劫灰飞灭，中国人恐必愈会在幽幽钟声里怀念这样的一位自由主义者，不，自由实践者。

李敖文化之旅（邱立本）

李敖永远让人出乎意料之外。他在七十岁时首次离开台湾，重访北京故园，也让各方跌破眼镜。他以昔日批判国民党的力道，在电视现场直播中暗讽共产党，语惊四座，让党政官员一脸错愕。

李敖批判的武器是幽默和插科打诨。他在嬉笑怒骂中调侃意识形态和权力人物；他像安徒生童话中的孩子，无情地揭开皇帝的新衣，让今年北京秋天的童话，戮破那些多年来残存未逝的政治神话。

但李敖幽默及“不正经”的背后，是他沉重的历史感。他说重返今日现代化的北京，不用再看到当年日本占领部队的军马在北平街头耀武扬威；他看似为“六四”镇压而辩护，但他其实是希望中国能走出“六四”的魔咒，并记取历史教训：人民权利必须“智取”而不是“力夺”。

这也是李敖对中国大陆变革的期许，必须从历史的智慧与智慧的历史中寻找出路，不要陷进内耗的漩涡。在中国民营企业崛起、“非公经济”在GDP过半之际，经济力与社会力澎湃，制度建设与创新是中国必须面对的选择。

回归宪法就是李敖的愿景。他说他在中国大陆不是倡导自由主义，而是倡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自由主义者理想的人民权利，其实都在这部宪法明列，只是多年来被荒废、扭曲，成为没有人记得的政治孤儿。

但胡锦涛与温家宝没有忘记这个政治孤儿。在胡温上任之初，回归宪法的想法也曾一度提出，但不旋踵间又淡化，尤其在解释宪法及“党大还是宪法大”的问题上，高层都缺乏公开表态的机会与勇气。

但李敖神州之行带来了新的机缘。他使社会上或显或隐的改革力量惊觉，政治改革的灵感其实不假外求，一切从宪法开始，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这也成为两岸关系的突破口。如果李敖的言论不受压制，不会成为“强硬派”反击的藉口，那么台独的力量就失去攻击中国的藉口。如果中国确能回归宪法，台湾民众对大陆的向心力必然急速上升，则两岸分裂的问题就会随风而逝。李敖在神州的震汤之旅，最终也是化解台独之旅。中国统一、民主化及富强的未来，也不再是李敖和中国人遥远的梦。

我所认识的李敖（林清玄）

今年8月10日下午3点，李敖带着简单的行李到台北地检处报到，接受为期六个月的徒刑，他仍然维持了自己的风骨，不要朋友去送他，孤单而又强悍地走进监牢里去。不了解李敖的人会认为李敖失败了，但是了解李敖的人知道，这些俗世的监牢对李敖无损，因为思想的光芒，是任何铁窗所不能隔断的。

我也没有去送李敖，虽然李敖是我最尊敬的朋友，也是我最尊敬的长辈。

第二天，与刘会云一起进晚餐的时候，我们谈起了李敖第二次坐监的一些事情，我们本来想安慰她，她显得十分开朗，反而安慰我们：“李敖去坐牢的时候还是笑着去的。”虽然李敖去坐牢的时候显得那么镇定坚强，丝毫不露出一点伤心的样子，却总让我心里觉得一股凉意。

我想，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真正了解李敖，我们这些自命为他朋友的人，也只能看到他的一部分，然而有三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李敖是个少见的才子，他的力学深思，博览今古，光耀的灵感不时闪射，真如万斛喷泉，不择地皆可自出，读书之广，思考之深，是在这个社会中难得一见的。二：他是个少见的真人，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宁可做真小人，也不要做伪君子。”他爱恨分明，不肯怂恿乡愿和无知，文章如利剑，下笔不留情，但对于朋友和弱者却格外地宽厚。三：他是个少见的细致的人，他的细致不仅仅是表现于他做学问时的博大精深，巨细靡遗，也表现在他的生活之中，举凡他身边的每一个物件，都是经过精心的挑选，他对人的体贴几乎到无微不至的地步。

我常想，李敖真像一篇好文章，里面有智慧、有精心、有近景、有远景，还能没有废词废句。

李敖复出以后，在他的《传统下的独白》的扉页上写下几行字：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嘴巴上骂我吹牛的人，心里都为我供了牌位。

这段话引起了很多批评，尤其是卖文章的人更大为不满，但这在李敖只是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他的文章常喜欢夸张，喜欢嬉笑怒骂（生活上也是如此），可是就在这些夸张的笑骂里，他传达了他的观念，也布达了他深思后的讯息。读他的文章，就像服食一颗裹了粮衣的苦药，因为他的夸张和玩笑，使那些治病的良方显得不苦；又像在沙中有金，必须慢慢拨开沙子才能找到黄金，过程之中就是一种乐趣。

读李敖的人也是一样，一般人眼中的李敖是个顽皮的思想家，也是个玩世不恭的才子，他的四十六年几乎都表现了非常人的行径，做出了许多轰轰烈烈的事迹，其中有许多别人不能谅解的。他的生活简直变动太大，但是如果知道李敖，就会了解到他变中有常，有一个不变的理想。这个理想是“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此之谓大丈夫”。但是我们只看到了独行其道的李敖，而没有看到与民由之的李敖。

李敖的独行其道，有一首他喜欢的王安石的诗可以形容：飞来山上寻千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李敖的与民由之，我们可以在他十六年前《上下古今谈》的开场白里看到，他自称是自由中国最的“浪子”，然后说：

“所谓‘浪子’（Bohemia），我的意思是指19世纪30年代以后的巴黎文人。他们从穷困中开创新境界，对恶劣的环境不满意、不屈服、任凭社会对他排挤，让他‘浪’迹天涯，他仍是要把他的热情和抱负投向社会。他不在乎人们要跟他‘相忘于江湖’，人们可以忘掉他，让他流浪，但他去不忘掉人们。他要振聋发聩，要追吉不舍。最后他要成功，要把社会改造，把人们叫醒。这是他的真精神。”

事实上，浪子李敖有精神上冲突，他好几次说要到山上去隐居，好好写几部大作，可是当他看到人间不平的世相，又忍不住要横刀亮出他的肝胆，做“理在情不在”的批评。他一方面心中想着出世，做小乘；一方面又忍不住要入世，做大乘；其实他的理想是“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他所有的事端，所有的横逆都是因此而闯，他当然也有怨忿的时候，但是他很少后悔。在长夜的孤灯下念起李敖，我总觉得他或许说得有道理，他本应是五十年后才降世的人，却不幸早到了人间。

认识李敖是两年前的事，知道李敖却很早，十五年前我在一个民智未开的乡下读初中二年级，每天都被呆板的功课烦得不知如何是好。那时我有一个堂哥在中兴大学读企业管理，他是李敖最早期的崇拜者，每次放寒暑假回乡，行囊里总是带了几本《文星杂志》，闲暇的时候我就的拿出来翻翻，意深深被李敖的文章吸引，那时的小脑袋瓜子里就认为李敖是个言人所不敢言，怒人所不敢怒的人。

那是1965年左右，也是李敖的黄金时代，他几乎每写一篇文章就惹火了一些人，也唤起了更多的掌声，已经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了。后来他进了监狱，广义地说，差不多坐了七年牢，这是我到台北读书，有机会读到昔日的著作，更加深我能从他文章的表面，看到内部对整个民族文化的危言和忧心，当时只恨吾生也晚，不能认识李敖，甚至连他们有力的文化风潮都沾不上一点边。

直到李敖与胡茵梦谈恋爱，因为我的采访工作才认识了李敖，他的人和他的谈话都使我吃惊，因为第一次见面就长谈了四小时的李敖，竟不是过去我所知道的李敖。正如他写的《自画像的一章——文章·讲话·人》中说的：

不认识我的人，喜欢看我的文章；

认识我的人，喜欢听我的讲话；

了解我的人，喜欢我这个人。

我的做人比讲话好，我的讲话比我的文章好。光看我的文章，你一定以为我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家伙；可是听到我的讲话，你便会觉得我比文章可爱；等你对我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你更会惊讶：在李敖那张能说善道的刻薄嘴下三十二厘米处，还有着一颗多情而善良的心。

他说，在李敖的家门口应该钉一块牌子，上面写“内有恶犬，但不咬人”。

他从恋爱、结婚、打官司，一直到第二次入狱，我们几乎每星期都见面聊天，有时谈到天亮，一起窝着吃生力面。李敖本来没有理由浪费时间结交我这个后生小辈，但是他那样有耐心，总是告诉我一些为人处事和做学问的方法，而我从他那里学到最可贵的一点是勇气。这两年来，他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遭遇的波折与打击也太多了，但是他总是保持着冷静，以极冷静、极精密的态度来处理许多琐琐碎碎的事情，他面对极大的压力，但从来没有退缩的神情，总是坦荡荡地迎上前去。

经过这么多事情的李敖，声名当然更响，虽然不一定是好的声名，本来敬佩他的人也纷纷动摇或误解。我就遇过许多这样的情形，在文艺界的聚会里，茶余饭后有许多人破口大骂李敖，这些人本来一提到李敖都会竖起大拇指的，后来竟也变成李敖压力的一部分，我若极力为他辩解，最后总是闹得不欢而散的下场——这些从未见过李敖的人，编出许多神话来侮蔑他。对于许多更年轻的人，李敖更不知道变成一个什么样的面目了？

因此，我觉得有必要翻开李敖的底牌，让我们看看李敖的样子，让我们通过时光的隧道，回到十六年前，看李敖为他自己写的简介：

李敖：吉林省扶余县人，祖籍山东省潍县，远籍云南省。1935年生于哈尔滨。在北平读小学和初一（没念完），又在台中读初二到高三（没念完），又在台北读台大法学院（没念完），又读文学研究所（没念完）。喜欢买书、抽烟、看电影、看女人（有时候不止于“看”）著书七种：《传统下的独白》、《历史与人像》、《胡适研究》、《胡适评传》（第一册）、《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文化论战丹火录》、《教育与脸谱》，皆台北文星书店出版。现在身上一身是债、两眼近视、三餐很饱、四个官司。本人面目：平凡；特征：没有；脾气：欠佳。喜说笑话。

勾勒出这个简介时，李敖才三十岁，已经写出许多惊天动地、掷地有声的作品，这张脸谱是忠实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李敖在二十年前，虽因他的叛逆精神，没有拿过一张文凭，但已粗具了他成为思想家的雏形，也奠定了他对社会的理想。他认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天生的理想社会，理想社会必须通过实验与改革，问题是中国背负了五千年的包袱，所以实验与改革更难，必须下猛药。

今年一月，李敖因工作过度，犯了胃出血的毛病，住在中心诊所一一○六号病房，我提水果去看他，他仍然精神焕发，笑着说：“没想到你也不能免俗，提水果干什么？”我看他精神好，自然很高兴，他拉开病床旁的抽屉给我看，说：“医生警告我不能工作，我还是偷偷地做剪报。”我们谈到十六年前他的简介，他开玩笑地说：“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一身官司，两眼发直，三餐点滴，四面楚歌。”

后来又谈了很多生活琐事，他说刘会云又回到他身边来照顾他，显得很快活，谈到文章写作，他只把文章归为三个层次：

一、一时一地的层次

二、中国的层次

三、世界的层次

他说：“现在台湾的作家眼光均放在第二层次，实在眼光太小了，我们要创作出我们自己的，到世界去搞——光在小地方搞，又算什么！”

第二天我随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编辑到南部去采访，一路上都想着这个层次的问题，想到“眼光放远”，二十年前主张全盘西化的李敖，眼光确有独到之处，那时不知有多少人围攻他，骂他太保、流氓，甚至疯狗！可是二十年后的今天，形势比人强，李敖的许多论点都不幸应验！但是他为了坚持，也付出了不少代价，可见看得远和看得巧，都会使人变成孤独的强者，不免要忍受强者的孤独。

李敖确是个强者，他办到了许多我们在想象里都办不到的事。

他第一次坐牢的时候，就要求把自己关在“黑牢”里，所谓“黑牢”，是只有两坪大的房间，用来处罚那些在监狱里惹是生非的人，一般囚犯都怕去，因为在“黑牢”里没有同伴，没有光，没有谈话的对象，只能一个人孤单地沉思，李敖却自愿进去，并且一坐就是五年十个月。

在“黑牢”里的李敖什么都不做，他每天在牢内散步，因为牢实在太小，他只好走对角线，每天走两小时来维持身体健康。其余的时间，他只好沉思，思考中国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许多问题，大大小小，前前后后都想过了。有时闷得无聊，一个茶杯就可以思考一天——这就是为什么他出狱后的文章写得比他入狱前更成熟、周延的原因。

后来有人问他怎么样保持青春（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少十几岁），他常开玩笑说：“上帝很公平，坐牢的时间他没有算在内。”

牢里的后半期，他可以看书了，他在狱中读完了两套百科全书（大英、大美），还重读了一次二十五史，他不只是读，而是研究，有一次我翻他的大英百科全书，发现每一页都用蝇头小字写了密密麻麻的眉批和感想，这样的志注恐怕是人间少见。

今年2月26日，李敖刚被判了六个月徒刑定谳，他来我家吃晚餐，说到他怎么度过五年十个月的军法牢，他把自己的生活条件放在生物的最低层次，以维持一点点快乐的心情，他说：“在牢里，每星期一、三、五都是‘放风’的时间，可以出来见阳光十分钟。每星期二理发，星期四会客，都可以出来一下，这是快乐的事。有时候坐着没事，突然从窗外飞进来一小片报纸，里面的字一看再看，觉得文字真可爱，都可以乐半天。我觉得我最快乐的时候不全在出狱后，有一些是在狱中。”

在牢里他还研究城市，伦敦、巴黎、纽约的街道结构，文化、艺术、社会、经济都能了如指掌，卧游天下，也是一乐。他说：“我这一次坐六个月，比起以前是小儿科。”

李敖的强不只表现在牢里，他出狱后住在金兰大厦，把自己封闭起来，在门旁边开了一个小洞，报纸、杂志、食物全从小洞里塞进来，他在里面工作，整理书籍和文稿，六个月不出门一步，不见任何访客，他称为“闭关”，企图弥补他和社会长久的隔离，他终于做到了。

他的意志和精神力之强，很少人可以做到，他本来抽烟、喝酒、喝咖啡，可是说戒就戒，一日就办到。他长期每天工作十六小时，从未间断，饿了只吃冷冻水饺和生力面，依靠的全是超强的意志力。

入狱前，他又闭关一次，不听电话，不见访客，自己锁在房间里一个月，为的是写他的《千秋评论丛书》，预计在牢里的半年，每个月出一本《千秋评论》集，他在一个月内写完了六本，并且自己设计、编排、做校对。这种超凡的力量，真是叫人吃惊。

他的强更表现在他不怕被误解，他说：“一个人只要知道他自己就好，别人了不了解都不重要。”

他是拼命在工作着，拼命地思考中国文化思想的问题，但是仍觉得时间不够。他早年爱看电影，现在也不看了，他说：“我不看现代小说和电影，觉得太浪费时间，我喜欢直接的东西，不爱拐弯抹角。”

去年10月27日，我们聊天到天亮，李敖谈到两个问题，显得有点激动，一个是伟大的人格典型已经没落。他说：“这年头缺少伟大的人格典型，像胡适、蔡元培、殷海光、傅斯年等人在中国已不可再得。也看不到有血有肉的好文章，到处充满蛋头学者。现代学者成名以后常常杂务太多，浪费许多时间，胡适晚年就受了杂务太多这害，而且胡适在写日记上花费太多的时间，写文章就少了，思想未能阐扬出来。因此，要现代中国有思想前途，必须产生几个伟大的人格典型，学者还需减少杂务，多写好文章。”

一个是只要维持自我人格就好，不管别人。他说：“印度圣雄甘地的太太偷人家东西；儿子叛教，从印度教叛到回教。林肯的儿子把母亲送进疯人院……许多圣人都有类似的事，可是不影响到他的人格。”

我想，少年时代的李敖，是曾经想建立一个伟大的人格典型，他也努力过，可惜社会和环境没有让他朝这条路走，反而逼他成为文化的顽童。他用美国劳工领袖戴布兹的话说：

WhilethereisalowerclassIaminit.

WhilethereisacriminalelementsIamofit.

WhilethereisasoulinprisonIamnotfree.

只要有下层阶级，我就同俦；

只要有犯罪成分，我就同流；

只要狱底有游魂，我就不自由。

我又想，历来中外古今伟大的人格典型都是出于不合作主义者，李敖二十年来惹了很多是非，但是到今天他还没有放弃伟大人格典型的理想，这是他真正强的地方。

许多人和我一样，都非常关心李敖的近况，关心他的第二次牢狱之灾，虽然甘地在牢里坐了两千三百三十八天，戴布兹被判了十年徒刑，最后才得洗刷。李敖也说：“有冤屈的人，必须有赖于‘时间的因素’来辨冤白谤，当时没有反击能力的人，他必须设法长寿，练得比他的‘敌人’活得更长久。这些话，说来好像笑谈，但笑谈之中，往往有不少白发和眼泪。”

李敖第二次坐监已经两个月了，可是没见过一个访客，连写《胡适杂忆》年高德劭的唐德刚先生远从美国到土城去看他，他都不见，我四处打听，没有人确知他到底过得怎么样。只知道他关在一个电梯大的小房子里，伙食还可以，每天还有书看。让我忍不住想到强者李敖理平头在那里来回走对角线的情景。

李敖是我尊敬的朋友，我觉得这样的朋友不可多得，总像在黑暗里点着一盏灯，让我们在受到挫折时想到他，就有勇气期待更好的天光。李敖曾在谈到坐牢的哲学时，引用过甘地的一句话：“朋友们不需要掂挂我。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在这儿所能做的并不比外间少。我留居在此，对我有如入校。”他认为心灵自由的人，在牢里也能像快乐的小鸟，而在牢狱外的人，是很难想象的。让我们不必掂挂牢中的李敖，让我们欢迎他回来，为我们写几本巨著。

写到这里，我想起1957年李敖写的一首诗《我将归来开放》：

因为我从来是那样，

所以你以为我永远是那样。

可是这一回你错了，

我改变得令你难以想象。

坏的终能变得好，

弱的总会变得壮。

谁能想到丑陋的一个蛹，

却会变成翩翩的蝴蝶模样？

像一朵入夜的荷花，

像一只归巢的宿鸟，

或像一个隐居的老哲人，

我消逝了我所有锋芒与光亮。

漆黑的隧道终会凿穿，

千仞的高岗必被爬上，

当百花凋谢的日子，

我将归来开放！

李敖为何偏偏不骂我（林清玄）

提起台湾作家李敖，在华文阅读圈中可谓名响铮铮。这不仅仅是李敖多产而又影响深远的作品使然，他那特立独行、侍才好斗的个性，他那口无遮拦，笔似投抢，铁肩担道义的思想和文风，以及两次下狱，矢志不渝的傲骨，尤其令人敬佩感怀。

在台湾从“总统”、政要，乃至稍有影响的头面人物，鲜少没有被李敖骂过的。但林清玄却是李敖极少没骂过的人之一。李敖在他不久前出版的回忆录《快意恩仇录》中有过提及，林清玄在与笔者交流中也谈到了这一点。

众所周知，李敖被“解严”前大搞文字狱的台湾当局两次下狱。在当时的那种“白色恐怖”下，周围的人惟恐避之不及，而于报社供职的林清玄不仅大胆地在报纸上撰文《我所认识的李敖》声援他，使更多的人了解、认识了李敖，同时也认清了当局的腐败和黑暗，而且李敖出狱后，林清玄又在报纸上为他开专栏，使李敖的激进文辞和才华得以充分的施展和发挥。

有趣的是，在谈到二人的交往时，林清玄道出了李敖鲜为人知的另一面：性情、促狭、诙谐幽默。林清玄说，李敖有两点是大家比不上的，一是勤奋用功，狱中八年，他不但没有消极妥协，打发时光，而是读完了《大英百科全书》、《二十五史》、《蒋介石传》等书，不仅挑出了《蒋介石传》中的二百多处错误，还能倒背如流出其中任一章节段落，以回击那些打压他的“喉舌”们。二是善于独处，不怕寂寞。“解严”后的台湾当局对文字狱的受害者做出赔偿，枪毙的800万，坐牢超过20年的600万。李敖获赔100万。李敖说他太太因此很不高兴，说，应该把李敖抓进去再关几年，当局好多赔点钱，众人皆笑。（wjm_tcy注：这个笑话李敖是这样说的，台湾当局对政治案件受害者做出赔偿，坐牢超过20年和枪毙的赔偿600万，李敖第一次坐牢5年8个月，赔偿260万。李敖太太就笑着问李敖：现在枪毙还来得及吗？）

林清玄有一次去李敖家作客，发现李敖将自己开给他的稿费单都裱糊在墙上，从没去领过。林清玄问他为什么，他说你们开给我的稿费远不及我的文章价值高，所以我拒绝领取。回去后，林清玄将这件事报告给了报社的老板，老板于是一次性开给李敖200万稿酬。林清玄出国旅游，临行前请李敖帮助照看一下家，请他到期代缴一下水电费。返台后，林清玄即及时将李敖代付的水电费还给了他，也没跟李敖要收据。多年后，李敖有次拿出收据促狭地对人说：别看现在林清玄火啦，当年他落魄得连水电费都交不起，还得我替他支付。弄得听者云里雾里，难辨真假。

这就是李敖，既善于斗争，讲求策略，又不失其率真、生活的一面，让人觉得他既浑身是刺，又能敬而近之。

《光明日报》2001年5月10日

钟声无恙我将归（许以祺）

——李敖二度出狱有感

李敖是去年7月第二次被关进台湾牢里。今年1月，我有些杂事去台北，有些念着他，就决定去土城监狱看看他。那天倒是晴天，暖暖的太阳使人幻觉春天已经来到。我叫了一辆计程车直驶土城。满以为到了土城乡下可以呼吸一些清新的乡野空气，谁知计程车一路驶去未出台北就到了土城，原来这两个城镇已连了起来。土城满街竞选的招贴又污染了视野，换来我一肚子的不高兴。到了土城监狱，李敖又不肯出来会客，狱警说“他在黑暗里寻找光明”。后来想想，何必去看他呢？真要是见了他又能说些什么？

在回来的路上，忆起1979年在台北金兰大厦看他的情景。离前一次看他已匆匆十五年。我们谈了几个深夜。他瘦了些，却精神抖擞。表面上仍然童心未泯，骨子里却深沉得很。我看他很怕冷，穿得出奇的多。后来知道他的胃也不好，同他的关节炎一样，都是在牢里造成的。我问他牢里的日子可好？他嘴角带动一下，没有笑，就岔开话题谈别的。后来我忍不住又问他，他长长地看了我一会儿，指着客厅里的钢琴说：

“这是我在牢里赚的钱为我女儿买的！”

“在牢里能赚钱？”我诧异地问。

“我为其他的牢犯写状子。”

“能赚这么多？”

“其实赚的不止此数，其他的都分给难友了！”

我知道李敖常接济他所同情或佩眼的人，不过听他自己提起还是第一次。此后他再没同我谈过牢里的事情，当然更谈不上他的感触了。他把牢里的事看成很私己的，不愿别人共同负担。同李敖作泛泛之交很容易，他对世俗的兴趣也大。但总要同他深交而且触及他的灵魂时，才能真正喜爱他。他的一首旧句很能道出个中滋味：

何必空杯容索寞？

何不仗酒打山门？

醉眼未开开应笑，

又请朝阳斩黄昏。

今天在台湾及海外的知识分子，多数都养尊处优了。大家很忙，只能用闲情来关怀刘青；也只能以“冷静”、“旁观”的态度看“美丽岛事件”、“陈文成事件”，并以此态度为骄傲。不论正反，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参与的热诚，更不必谈“舍生取义”了。知识分子的“漠不关心”已成了近二十年来的世界性气候，形成了新的酱缸。假如说要找一个为理想、为原则死拼的怕不多。李敖却是一个，他的独立特行，使他孤零零地与别人远远地分开。近十几年来，不论在牢里牢外，他总像个走钢索的江湖艺人。许多人等着看他的精彩表演，我总是替他担心捏汗。他倒是艺高胆大，斗志激昂，偶有失手也不气馁。三年前他复出后，仍不改江湖艺人本色，走他自己的钢索。在这种情形之下，实在无法用常人的价值去衡量他。对他自己的价值，他是自负而肯定的。他的另一首旧诗就写他自己的这种心境：

上帝所造皆鼠子，

抬头我却笑天公。

冷眼白尽世间相，

漠然无语傲群生。

李敖常常用自己比耶稣。我同他说这是不能比的，耶稣的爱心怕只有神才有。他说同耶稣比受难总可以吧！我倒相信他同耶稣一样都能背十字架，不过耶稣是为世人背，李敖只为自己的理想、原则背，这也是神同人的分野。李敖毕竟是读历史的人，他对一切人和事都以历史观点出发。这是很可取的观点。他的耐力、韧性或都源于此。他勤奋，重视自己的时间。他精力充沛，警觉性高，融会贯通力强。我总觉得他像一面镜子，看到他，会使人想到自己，反省许我事情。同他在一起，总使你觉得他负有重大的任务，也亟待完成。他在另一首诗里写道：

烟尘弥漫千重雾，

辛苦或失楼前树。

达者无为无不为，

且为后世铺长路。

1980年再去看他时，他说他正在写有关谭嗣同的历史长篇。他滔滔不绝地讲谭的满腔热血，他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胸怀，以及谭的文学造诣。戊戌政变失败后，谭不愿逃走，宁可以死酬国，在菜市口被清廷斩首时毫不畏惧从容就义。李敖当时讲得很激动。这种事本来就是使人感动的，但对李敖，却不止此。你会觉得他是在身体力行。那天我们谈得很晚，第二天一早他就来了，带来一个扇面送我。他记得我曾要他在我的杭扇上写几个字。想不到他抄了一整扇面谭嗣同的诗给我。前首八句颇能表达李敖自己的情怀：

无端过去生中事，

兜上朦胧业眼来。

灯下髑髅谁一剑？

尊前尸冢梦三槐。

金裘喷血和天斗，

云竹闻歌匝地哀。

徐甲傥客心忏悔，

愿身成骨骨成灰。

早在60年代初，我就说李敖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斗志。二十年后，本性未改。许多人说李敖这样下去迟早是一个悲剧角色。看他的诗，看他对谭嗣同的仰慕，好像他自己也有准备似的。他不止一次对我说，你们这些在外面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的精英，但是你们为中国做了些什么？这是李敖对我们的期望，而我们对李敖的期望是什么？李敖第二次入狱，多少人觉得他是自作自受，多少人道听途说，落井下石，我们连起码的把人同事分别开来都做不到。我们在乎的还是私人恩怨，不是原则支持。

苦心岂免含冤怨？

求全难燃已死灰。

如今哪复沧海日，

钟声无恙我将归。

李敖二十年前写这些句子时，可能是为情而写，正像他写的其他东西一样，迸发强烈的历史感。今天再读它们，仍可在不同的层次里揣摩它的意义。“钟声无恙我将归”，二月初他出狱归来，立即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大曝监狱黑暗内幕。他说六个月的牢不是白坐的，他看了一卡车的书，写了三十万言，出了六本书，完成了一篇十万字的小说。

这就是李敖，旺盛的精力，激昂的斗志。对于他，我们能说什么？

追随李敖笑傲江湖（钱达）

法院真的是国民党开的

我在今年8月份一个月内，上了四集李敖先生的笑傲江湖，令很多朋友惊讶，不知道我凭什么得到李敖先生的青睐，可以以这样高的频率上李敖先生的节目，因为大家都可以感觉到李敖先生的节目不是随便什么人，自己想上就能上的。讲老实话，我受李敖先生抬爱，对我也是意外，我一开始就没有委托任何人推荐联络，而是不揣冒昧的直接给李敖先生打电话，可能就凭这一点率真，或者还有先前一点不畏强暴的勇气，使李敖先生开始就没有嫌弃我。

去年5月间李敖先生和亓丰瑜先生联名在《商业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揭发鸿禧山庄的弊案。我的老朋友吾尔开希来电要我注意这篇报导，我就请法案助理李利民先生立刻去买一本来研究。第二天利民向我报告，他认为可以凭着这一篇报导，向台北地检署告发，但是不告李登辉，而是告李曾文惠。所谓告发就是有人违反《刑法》，而不是《民法》，换句话说是侵害公众利益，而不是我个人利益，如果检察官没有注意到这个案子，或者迴避此案，我们就可以去告发。因为过去至今并没有人要求政府，对鸿禧山庄弊案进入司法程序，而我们前往地检署告发，就是正式要求进入司法程序。至于告李曾文惠而不是告李登辉的道理很简单，因为李登辉是国家元首，受宪法保障，有刑事豁免权，而刑事豁免权只及于元首，不保障其配偶，假如我们能告倒李曾文惠，也就等于告倒了李登辉。

我于是立刻联络了李庆元和刘铭龙两位国大代表，邀请他们一同作告诉人，因为李庆元国大代表先前写过一本书《天机》，揭发鸿禧山庄的弊案，而刘铭龙国大代表是国内环境保护协会的理事长，早先也对鸿禧高尔夫球场破坏环境一事给予批判，李庆元和刘铭龙两位国代，立刻同意和我一同去地检署告发。

另外我给亓丰瑜和李敖先生分别打了电话，请他们同意我们用《商业周刊》的文章作依据，去台北地检署告发，结果亓先生和李先生都很爽快的答应了。我请李利民先生很快准备好诉状，两天后就和李庆元与刘铭龙两位国代一同去台北地检署按铃申告。其后，我再邀了李先生，亓先生，两位国代还有宋艾克省议员和朱惠良委员一同餐叙，商讨这个案子后续工作如何进行。

这个案子延宕了几个月后，最后台北地方法院来的答复非常简单，就是“查无实据，不予起诉”。我想无怪乎许水德说过“法院也是国民党开的”，虽然我们先前也料到最可能的答复就是如此，但是真正看到这种答复，而且清楚感觉到，检察官连案情都没有调查过，也算是真正见识到什么叫做国民党开的法院。想想美国克林顿总统的绯闻案，并未伤害公共利益，但是只因涉及滥用职权，有不当行为，就被调查到底向全国人民道歉，中国的法治比起美国，真不能以道里计也。

你们担任公职，不下工夫是不行的

我在收到地检署的答复以后，就决定要召开公听会，请经办的各个单位到立院来，让李敖先生、亓丰瑜先生还有其他新党同仁一同来质询，看看国有土地到底是经过怎么样的程序，变成了私有土地，而且水源保护区竟然变成了住宅建地，还有李登辉夫妇如何逃漏巨额赠与税。

在召开公听会前一天晚上，我邀大家在来来饭店晚餐，讨论第二天公听会进行的程序，李敖先生问我要新资料看看，我愣住了，因为我认为先前商业周刊的资料已经很丰富详尽，就凭那些资料已经可以叫各单位官员无法招架，我就是准备用公听会来质询他们，追究整个案子从非法变合法的过程。但是李敖先生说，他从来是没有新资料，就不作第二个动作，他认为先前《商业周刊》刊出的资料，已经是第一次公开，明天再开公听会，怎么能没有新资料，这样回答炒冷饭，是没有意思的，他更接了当的说，你们担任公职，不下工夫是不行的，最后他表示，他愿意捧个人场，第二天会到场，但是不会发言，因为同样的资料，他不说两遍。

这下子我可发急了，我们公听会吸引媒体的主角就是李敖先生，如果李敖先生到场却从头到尾不发一言，那么我们岂不是闹了大笑话，下次再办公听会谁还来呢？我于是再次说，我作为公听会主持人，只作开场说明，关于弊案说明，还是请李敖先生和亓老伯分别就逃漏税部分与侵占国土部分说明，并质询官员，李敖先生可能和亓老伯很熟稔，竟然直率的说：“他怎么能说啊？他讲话人家都听不懂”，这下子我更窘了，我们用的《商业周刊》资料完全是亓丰瑜老伯一个人惧析，就像李敖先生先前说的，亓老伯找他只是靠行，因为李敖先生名气大有号召力，现在我怎么好只用亓先生的资料，又不让他讲话呢？但是李敖先生说的也没错，亓老伯乡音很重，由亓伯伯作主要说明，可能媒体和官员听起来都很吃力，最后在亓伯伯谦让下，我们决定还是由我说明全案，然后李敖先生补充说明，并针对逃漏税部分质询。

伤天害理的鸿禧山庄

第二天进行公听会，我还真担心，李敖先生不满意，下次不肯再跟我们合作，但是第二天公听会竟然进行的非常成功，采访立院的各家媒体，不论是电视或是报章杂志的记者都到齐了。

公听会的质询有三个主题：

1.鸿禧山庄和鸿禧高尔夫球场是分别拦截了国家水源地的虎溪和豹溪，把两条溪中段截断，覆土回填，虎溪回填部分成为鸿禧山庄建地，豹溪回填部分成为鸿禧高尔夫球场一部分，像这样荒唐的情况，国有水利用地怎么会变成建地呢？而且还任意改变水道，并且将上游堵死，变成死水塘。

2.鸿禧山庄的污水处理是如何处理的，因为鸿禧山庄离外面的社区有相当距离，那么整个山庄的污水处理有没有接到外面的污水处理排放系统，否则污水不是排进了我们的水源。

3.李登辉购买鸿禧山庄的别墅，是用李曾文惠的名义，但是在财产申报表上，李曾文惠是没有收入的，而且没有购屋的积蓄。最后建商张秀政是将市价一亿七千万的别墅，以登记售价三百万元的价格出售给李曾文惠，而李曾文惠又在一个月后以三百万元的价格，把别墅让给了自己的女儿，依照赠与税的规定，如果售价比市价明显偏低，则其中的差距仍然要课赠与税，因为这显然是一个赠与行为。再说在民国八十四年以前，夫妇之间的财产转移，尚未免除赠与税，所以在申报财产时，李曾文惠没有任何财产和收入，那么她是从李登辉受赠金钱来购屋，而购屋价钱远远低于市价，最后又将别墅以远低于市价的价格让售给自己女儿，这是三次逃避巨额赠与税，因为赠与税是累进税率，依别墅的市价，应课百分之五十的赠与税，所以总共逃漏税额是上亿的。

在答询中，针对第一个问题，几个相关单位的答复是，核准地目变更的是桃园县政府，但是当天桃园县政府答应要出席的一位科长，一直没有出现。我的助理李利民先生找到国家水利法的第九条，变更水道或开凿运河应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还有第九十二条，未得主管机关许可，私开或私塞水道者，除通知限期回复或废止以外，得按日科处罚金至回复原状，情节重大者，得没收设施或机具，当天水资源局副局长在我追问下答复说，如果确实违反水利法，应该勒令拆除。

第二个问题，营建署的官员很得意的表示鸿禧山庄的污水处理是最高等级的处理，所以污水处理以后可循环使用，我问如何使用法，官员答复是用于浇灌高尔夫球场的草坪。我当下追问，你们知不知道环保人士为什么强烈抵制高尔夫球场，本来高尔夫球场景观美丽，应该有美化环境的作用，但是因为高尔夫球场必须除虫，而使用大量农药，像你们这种开发方法，鸿禧高尔夫球场排出带有农药的雨水和灌溉水不是全进了我们的水库吗？我问的官员哑口无言，其实我不相信他们不懂，只是他们以为我们不懂。

第三个问题，主要是由李敖先生追问，财政部赋税署署长王得山先生，在答复时，也是很肯定的说李总统绝对没有逃漏税，但是李敖先生问到在李总统的财产申报表上，李曾文惠是没有收入的，她哪里有钱买房子。署长说，夫妇财产是可以共同拥有，所以可以由李登辉出钱，用李曾文惠名义买房子，一点问题都没有。李敖先生又追问，民国八十四年以后民法有修改，夫妇之间财务赠与，不课赠与税，但是李曾文惠买别墅是在修改民法以前，当时夫妇之间的财务赠与是要课赠与税与税的，这一下子叫王得山署长也愣在当场，无法作答。

行侠仗义依法横行的李敖

公听会以后，李敖先生跟我说，你有什么议题都可以到我的笑傲江湖里来谈，我当时就和李敖先生约了去谈两个题目，一个是谈中二高的荒唐设计，一个是谈台籍日本兵的对日索赔。但是我想还是先邀中二高案的代表朱柏亮先生和台籍日本兵协会会长郭连福先生一同去拜访李敖先生，说明一下我们要谈的主题。我们到了李敖先生在东丰街的书房，哇塞，难怪李敖先生搜集资料这么吓人，一幢六十坪大的公寓，大概有六、七万册藏书，桌上地上还堆放着一叠一叠的资料，尤其是客厅的书架上，有《中央日报》全集，《联合报》全集，《大公报》全集，每一套都是上百本，每本上千页，里头是几十年来各报每天出版的缩影本，连广告都一页不漏。我还记得赵少康有一次叮嘱新党公职人员平日要注意搜集资料，当时赵少康先生就举李敖先生为例，他说李敖从高中时代就搜集名人的讣闻，（大家顿时都在想搜集讣闻干啥用啊），赵少康继续说，因为讣闻上有这些人亲属关系的完整记载。

我们谈完了，李敖先生坚持请我们在隔壁餐馆小吃，我们吃饭时一面聊天，李敖先生打官司是有名的，打的人人都怕他，因为他能用心钻研法律，自诉比任何律师还有威力，我给李敖先生八个字的评语“行侠仗义，依法横行”，李敖先生听了非常得意。吃完饭朱先生和郭会长都抢着付帐，我把两人都拦住了，我说今天李敖先生要请客，你们千万不要抢，因为请李敖吃饭和被李敖请是完全不一样的，将来有机会，你们再抢都没关系，但是今天这次非得让李敖先生请不可。

7月24日上上我偕同朱柏亮先生和郭连福会长一同去真相新闻网录了两集“笑傲江湖”，每集半小时，我很喜欢上笑傲江湖节目，因为虽然我在三年立委任期内，上电视不下七、八十次，但是绝大多数的节目都是各党立委座谈时速，每次发言只有两、三分钟，还要接受叩应（CALLIN），这样只能概论时事，没法子清楚介绍一个案子，或是一个议题。而笑傲江湖虽然每集半小时，你却有连续二十五分钟对一个议题或是一个事件作比较完整的说明。

在两集笑傲江湖录完以后，李敖先生说你以后有任何题目都欢迎再来，我也不客气说还有一、两个题目，我也想谈谈，我说我会邀请与议题相关的人先拜访他，李敖说不需要面谈了，你要谈什么，跟我说一下，就直接上了，我听了这话真觉得自己一下子变成了特权阶级。

追随大侠笑傲江湖

认识李敖先生一年多，我发现李敖先生在上节目时和平日接触给人的感觉不太一样，上节目时，感觉他挥舞大刀左劈右砍，有一种叛逆性的狂傲，但是私下交朋友，非常随和坦诚，非常令人喜爱。如果我比较李敖和朱高正，两个人都有学问，也都有叛逆性的狂傲，作朋友都很有意思。但是朱高正在政治圈里和别人斗争时，他可爱的一面就完全变了样了。而李敖高明的一点，也是他为什么能一直保有他可爱的一面，是他乐得在学术领域里拥有自己的一片天地，他完全不涉入政治权力的争夺，他批判什么人是纯粹就学术角度批判，他在批判时没有意图借着批判打倒对方，来夺取对方的权力。

从这里我再一次感到权力的可怕，同样有学问又有豪气的人，不碰权力的人可以自在的作他的学问，而碰到了权力的人要叫他维持原有的一份天真，确实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权力的诱惑力量太巨大了，他会改变人的性格，甚至使得本来有学问又有眼界的人，在权力的迷惑之下，你看着他做人做事跟他的学问差距愈来愈大，而他的眼光也从原来高深学问赋予他的远大眼界，被眼前的权力吸引住，再也无法看远看大了。

两集笑傲江湖播出以后，效果不错，在初选期间很多新党义工，都和我握手，说看到我上笑傲江湖，要我多加油，我后来选情告急就打电话给李敖先生，李敖先生真帮忙，硬是在选战结束以前帮我挤了两集，我两集谈的分别是“工会能自主吗”和“司法能监督吗”？

在这两集“笑傲江湖”中，李敖给我非常强力的推荐，似乎像钱达这样的人若在初选落败，新党就要完蛋。当时让我有点儿尴尬，但是我真是觉得李敖在今天社会上好像走江湖的大侠，社会上诸多不公不义，有时即使立委召开记者会，也不一定被媒体重视或报导，但是借着李敖先生的号召力上笑傲江湖节目，可以引起社会上广大的关注，而我自己就像一个身无一招半式的小老百姓，跟着大侠李敖云游四方笑傲江湖。

李敖说新党是两阶段淘汰就结束

我不能同意赵少康所说的，单单用人气与当选人的素质两个指标，就可以评估整个新党初选的成败，我觉得各种媒体对新党初选的全面报导中，其整体评估才是客观的评估标准，而从这些整体的与评估中，我们清楚看到，新党将自己过去的标榜或说招牌，一次砸得粉碎，当年的新党是清新有理性、爱整洁守秩序，团结牺牲奋斗，现在则是嘈杂混乱，肮脏低俗，自私自利，牺牲同志，勇于互斗。

选到第二个星期，我给李敖先生打个电话，请他再帮我安排两集笑傲江湖的节目，李敖先生接起电话就说，钱达兄，我看你们再不停止初选，新党就要完蛋了。我说大哥，现在停止初选也完蛋了，停止初选就是宣告初选失败，选前三个月宣告初选失败，那么我们准备如何在一个半月内提名，在三个月内迎接大选呢？李敖先生又说，我看新党是两阶段淘汰，第一阶段在初选中新党候选人劣币驱逐良币，很多优秀的人选在错误的制度下被淘汰，到了大选是第二阶段淘汰，新党的劣币打不过国民党和民进党候选人，最后新党在两阶段淘汰中结束。我听了李敖的话，心中很痛心，因为我不能不承认他的判断也是我的判断，只是我不忍心说，或者没有客观地位来说。我看看，要端正新党的错误恐怕只有把整党炸掉，但是不端正错误，恐怕中毒已深，只不过多拖几个月，也许还有不到的奇迹，比方国民党和民进党发生重大失误，总之到这一刻，新党能不能活的下去，就要看天了。

8月24日，我上李敖节目时，在计程车里，我对李敖先生说，你当时说的劣币驱逐良币指的是新党候选人当中发生这个现象，但是这些日子我发现连新党的义工和支持者也发生这个现象了。很多新党的义工或支持者看到媒体上新党的初选，都不能理解我过去热爱的那个新党到哪里去了，今天这个新党已经是我不认识的新党了，有的人迷惘的痛心，甚至生恨不去投票，也有人还是去投，可是投的是非常沉痛的一票，我说的这段话，李敖先生在节目的开场白也引用了。（节选自《黄旗梦碎》——钱达著）

我所了解的李敖（陆铿）

他们让我谈谈我所了解的李敖，以及他参选对其他参选者的影响，特别点出对连战、宋楚瑜和陈水扁的影响。

我说，我和李敖90年代初才认识，并无深交，不过，由于他主动愿为崔蓉芝重新出版江南的《蒋经国传》，以阻吓其他的盗版者，而且他本人作序推介，印刷也很精美。更难得的是，结算版费清清楚楚，从这件小事，反映了李敖的格调。他虽然因骂人出名，使很多人敬而远之，但从做事，做学问看，仍然是认真的。

我初次到李敖家拜访，就为他井然有序的藏书所吸引，毫不夸大地说，很难想象一个人的藏书有如此令我肃然起敬的规模，书架像公共图书馆那样地一排一排地对齐。

我在香港拜访金庸时，印象最深的，不是他的豪宅，而是他丰富的藏书。而李敖的藏书显然比金庸更丰富，只是外文书方面差一些。李敖和客人谈话时，也不忘整理书架，哪一本该放入，哪一本该取出。他收集的资料更是洋洋大观。难得的是他母亲老人家也帮他整理。

此外，李敖对收藏古字画也有兴趣，他曾向我出示一幅名家字幅，价值不菲。

李敖声明，他的门不是敞开的，很多人要求登门拜访，他都予以拒绝，并点出几个我所知的名字，至于请人吃饭更少。他请我和崔蓉芝吃了一次他家附近的“京兆尹”。另一次约我们和陈宏正（纺织工业家，名列李敖的约200名友好名单）与他新婚不久的太太王小屯共进午餐。他说这位年轻、近30岁的太太，是路上碰见，感觉良好，追一追就追上。有一年，远流出版公司的王荣文为他做寿，我应邀参加，还高歌《绿岛小夜曲》，增进了彼此的了解。

李敖不仅博览群书，记忆力强，而且舌灿莲花，信口拈来，皆成文章。与一般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不在乎用贬义词介绍自己，如他对我说：“我是一个‘讼棍’，我的财富多数是打官司赢来的。”接着，列举一串名字，包括蔡万霖、辜振甫，说：“都是我手下的败将。”

他的坦率也是惊人的，比如他在《快意恩仇录》中谈到他在省立台中图书馆见到一个清秀可人的女孩子，“不但清秀，并且一片纯洁、圣洁，令人心灵为之净化，我只见过她一次，但我为她30天内不再手淫，以表示我的净化。”反映了他的价值观是有别于传统文化的。

我很欣赏他写的一首自况诗：“不拐弯抹角，不装模作样，有话就直说，有屁即直放。”

我们来读李敖的八卦（游本嘉）

新闻晨报：《李敖有话说》制作人眼中的李敖

400集节目，他只NG一次

李敖大胆说，“凤凰”吃罚单

李敖在台湾地区也做过很多电视节目，比如《李敖大哥大》和《李敖笑傲江湖》。但是，其作为电视脱口秀主持人的日子在台湾越来越难熬：一方面固然因为台湾观众的收视口味改变；另外一方面也因为李敖肆无忌惮地笑骂当局，让电视台老板们都承受着不少压力。以至于台湾电视台都不大敢请李敖来做节目。

游本嘉说，在这种情况下，凤凰台在2003年就已经考虑请李敖到香港来做节目。当时李敖用他那种特有的浅浅的笑容问游本嘉：你们敢吗？你们受得了我吗？游本嘉他们当然也知道他的风格，不过还是坚定地说：敢。李敖也很爽快，回答道：那我可以试试。

聘请李敖做节目对于凤凰卫视来说，的确是既开心也头疼的事情。开心的是：2004年起，每周播放5期，播放了一年后，节目受欢迎程度很高，观众反馈非常热烈，以至于凤凰总部下定决心将节目继续做下去；头疼的是：每次李敖讲到情绪激动的时候，总是会使用诸多“不雅”的，甚至牵涉到男性器官的词汇，以至于总有观众投诉到香港地区的电检部门。一次投诉，就要开出数目不小的罚单。游本嘉说：看他做节目，我们是不用担心的，但问题是节目播出以后，我们就提心吊胆，因为香港总部很有可能告诉我们：这次又接到罚单了。

但是，制作人员能够限制李敖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李敖在制作节目的过程中，完全就是节目的灵魂。虽然制作人员也会和李敖进行讨论，但是那种讨论，很大程度上只能作为李敖的参考意见。游本嘉无奈地说：你觉得我们能够左右“大师”的想法吗？我们有资格删除他演讲的片段吗？不错，他说了“脏话”，但是他会引经据典，告诉你这个脏字，在《红楼梦》啊或者什么古代典籍中就有……他和其他的主持人完全不同，我们只是给他提供一个舞台，提供服务，让他自由地发挥。对于天才，就应该用适合天才的方式。至于吃罚单嘛，我们觉得我们还承受得起。

“脱口秀”后衣衫尽湿

虽然从节目制作过程中看，李敖是霸道的，但是你不得不佩服，他有这种本钱。游本嘉说，我们经常和李敖开玩笑，说他天生就是一个“电视表演家”。

游本嘉描述：他从事电视台工作这么多年，少见的是，连那些现场的灯光、摄像，私底下都觉得李敖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合电视、天生有表演欲望的人。摄制400多集节目，居然只“NG”过一次。没有什么忘词、说错话、走神这些毛病，20分钟的“脱口秀”，他几乎是一气呵成，把他的想法、证据、材料、由头、伏笔完全讲出来。“这口饭台湾真的少有第二个人能吃！”每次录完节目，不管什么天气，李敖的两件衣服必定是全部湿透的。照李敖的说法，这20分钟，虽然他四肢不动，但是大脑在飞速运转，消耗非常大。

当然，台上20分钟，台下一样是耗费很多的功夫。

一般的主持人往往都需要编导收集资料，但是李敖是要自己收集资料的，因为我们没有他收集资料的本事。他虽然平时很忙，但是做一次节目，他经常会花更多的时间在准备资料上，即使是上节目前，他往往会提前半个小时温习资料。

还有，李敖的功底非常扎实。游本嘉问记者：你知道蔡元培墓在哪里吗？记者老实回答说：不知道。游本嘉告诉记者：在香港。因为这次要去香港，李敖说要去看蔡元培墓地。我们没有人知道在哪里，他却能够说得一清二楚———他懂的东西真的很多、很杂。

另外，在凤凰做节目，因为很大程度上面对的是大陆观众，李敖也会很认真地要求制作人员将网络上面的反馈第一时间收集起来，打印好给他，每次必看。不管是赞扬的，还是漫骂攻击的，他要求“全部上缴”。

礼待下人，“虐待”自己

李敖在很多人心目中是个“狂人”，但是在他身边工作了将近两年的游本嘉却认为，他眼中的李敖和书本中张狂的李敖、电视里气势逼人的李敖完全不同。他有一种独特的行为习惯。

李敖非常有礼貌。进出电视台，必定要和车场管理员打交道，电视台工作人员停车时对他们一般是不理睬的。但是400多天里，李敖每次坐车到车场，无一例外会摇下后座的车窗，对管理员打招呼。打扫他办公室的阿姨尤其喜欢他，因为只有他会停下来跟她们聊天，逢年过节给她们送红包。

但是对自己，李敖却并没有那么好。很多细节，游本嘉都看在眼里。

对于饮食，李敖不“溺爱”自己。游本嘉说：李敖吃饭不讲究，而且每餐从来不吃饱。对此李敖的解释是：如果每天吃饭都吃饱了，就没有办法忍耐饥饿。吃饭不吃饱，就是防止一个人养成贪嘴的习惯。所以，他的体重始终维持在70公斤左右。游本嘉感叹：他的意志力非常坚强，在他的潜意识里，他绝对不会让自己陷入沉迷的状况，永远不让自己满足，这样就能避免陷入不利的境地。即便抽烟很厉害，但是他一旦戒烟，就是完全戒断，十几年不碰。

做节目也是如此，李敖不“闲散”自己。照道理做电视节目是一件非常累人的事情，很多年轻人都受不了。但是在游本嘉看来，2004年看到李敖的时候，他的身体状态还不是很好，但是自从做了节目以后，他从来不迟到、早退，身体状态反而显得比以前硬朗。他说：“李敖是那种喜欢思想斗争的人，是喜欢交锋的人，越是通过节目进行思维锻炼，他就越有活力。”

对于朋友，李敖也不“放纵”。尽管游本嘉几乎天天都跟李敖打照面，但是游本嘉在节目结束以后，几乎就不会和李敖电话往来，维持着一种君子之交的状态。游本嘉说：我们都很清楚他对待身边人的方式。他最痛恨两种，一种是在外边利用他的名头招摇撞骗，这种人有很多；还有一种呢，就是随便跟他攀亲带故。

“所以，”游本嘉笑着说，“一般我都不敢跟外面说，我是李敖的制作人。”

9月中旬的北京，凉爽宜人，老北京说，这是一年里最好的季节。

在一大群记者还有敖迷簇拥下，七十岁的李敖披着大衣踩上北京故宫的石头地。五十六年之后的重逢，固然有着惊心动魄、亦喜亦叹的情绪波折，但身体上李敖没有轻松过，三个小时的参观后，在故宫层层叠叠的院子里，李敖换下一身可以拧出水的衬衣，连呢绒西装内里都湿透。

李敖皱着眉苦笑：“不想给大家添麻烦。”

这是多半怒目金刚、甚至有些张牙舞爪的李敖所不为人知的一面。下面，我们来说说李敖的几件事，当然无非就是柴米油盐，一方面满足敖迷们偷窥的欲望，一方面也“解构”大家眼中的这位品牌精英男性。

吃

李敖的体重，为什么能数十年维持在七十公斤上下？

许多记者都问，五十六年没回过家乡，李敖神州文化之旅究竟吃了什么？

相较于他的好友陈文茜精于美食，李敖根本就是“食物的白痴”，他对吃有极端念旧的倾向，每回录完影，会吃一家位在台北精华区内、有数十年历史的家常菜，叫九如餐厅，点的不外乎是豆沙粽、鸡汤、蛋炒饭。其实，李敖每周会有几天窝在台北近郊山上的书房看书，独居的日子多半都用牛奶面包或是方便面打发。李敖还有个习惯，就是过午不多食，这是他年轻时坐牢所维持下来的，“对于那些狱卒而言，三四点钟早早让你吃完饭，他们才能下班，谁有空伺候你晚餐？”也是坐牢的影响，李敖一米七二，体重却数十年维持七十公斤上下，他说：“别让你的胃控制你的脑”。因为这一点，凤凰卫视在安排李敖神州文化之旅时候伤透了脑筋，一方面希望让他多尝尝特色食物，一方面又得顺应他的习惯，于是我们用“随行工作人员需要吃”的理由，让他接受安排一路陪吃。但是回到台湾，他还是告诉我，他瘦了两公斤。维持简单的食物，而且只吃七分饱，这是懂得自制的李敖。

穿

整个大陆之行，李敖为什么只有一只皮箱？

李敖屏幕上常穿唐装长袍，屏幕下却多半衬衫夹克，夏天还套上薄大衣，冬天则换成毛呢大衣，起风时还戴上帽子。穿得多是因为怕冷，这毛病缠他数十年，还成为他五十六年不回家乡的借口之一。李敖说，二十出头年轻时在台湾服兵役，有一晚就睡在南台湾的乱坟上，凉意直透肌骨，“不知是哪个恨他的鬼魅”，从此东北血统台湾身，穿少则冷穿多则热。特别是录节目，是他口中“四肢不动，脑力极度发挥”的运动，李敖有不用讲稿、不重来的本事，换来的，就是他常向我展示的：手脚冰冷，全身湿透。这就是为什么，在整趟的神州文化之旅，永远都有一只皮箱的原因。

钱

李敖的钱都藏在哪里？

穿得多是特色，李敖身上衣服口袋多是另一个特点，口袋是方便放置随身携带的现金。他常玩一个把戏，就是从口袋理掏出一大叠台币或美金，多到足够买半辆车。活到七十，李敖前一阵子才有了银行户头，还办了信用卡，其实李敖大半辈子不与银行打交道，买房子都是全额现金支付。他说，“要户头干嘛？”，钱就在口袋，还有藏在书堆里。最近李敖的书房搬家，从一屋子近千箱的书里，竟然每每不经意翻出钞票来，算算总数约百万台币，折算一下近二十五万人民币，他把钱全捐给台湾的原住民女“立委”高金素梅，让她到美国、日本为台湾原住民在二战中被日军欺凌讨公道。这让凤凰卫视《李敖有话说》的工作人员们扼腕多日，早知“书中自有黄金屋”是以这样的形式梦想成真，当时就应该自动请缨为李敖大师整理书房。

钱摆在口袋里还有坏处，就是压不住买好东西的冲动，台北的古董商或是古书店老板都知道，随时回报总能有生意做。另外，就是给小费爽快，台湾的“立法院”有个秘密，就是“立法委员”李敖一旦走进办公室，打扫的人就应该跟着进去，有一阵子，李敖助理强迫他把口袋里的千元纸钞全换成小钞，避免“立法院”的员工全挤上门。其实李敖不是浮夸，也不是虚荣，在神州文化之旅一路上，不管在北京、上海，还是香港，不只是小费，在紧凑有如走马灯的行程之余，李敖还要花上时间一一为所有酒店服务员签书，有一晚我陪他签名到午夜，他还千叮万嘱深怕遗漏，这是你所不知道的体贴的李敖。

书

李敖那么多的藏书，究竟是怎么分类的？

李敖为凤凰卫视录制的《李敖有话说》栏目已经超过四百五十集，就像凤凰为李敖拍摄的宣传片里的一句宣传词“让李敖帮我们读书，我们来读李敖”。李敖在节目里所展现的学问广度与深度，让人惊艳，让人觉得很难抓得住他。他怎么帮我们读书至今是一个谜，尤其当你到他的书房，看到一屋子书，再随手翻开书本，书里处处有李敖手迹时，这个谜就益发显得有趣。

李敖读书的精髓很难掌握，只能说几个观察：第一，李敖的书房里，书的位置完全不依一般政治、历史或人物等等的分类，有许多看似完全不相关的书都可以摆在一起，显示李敖存在一个与大多数人完全不同的知识逻辑系统，这个系统不但归纳整理成千上万本书或资料的关连，甚至这个知识逻辑系统也决定了李敖读书、研究资料的关注点，有关于李敖这方面的研究很少，许多敖迷们应该可以藉由凤凰卫视《李敖有话说》四百多集的节目里，找到破解李敖这个知识逻辑系统的蛛丝马迹。

第二，李敖读书或资料，喜欢进行有如手工业般的剪贴活动。在李敖的藏书中，有些书因为是孤本因此保存得非常妥善，但是大部分的书都被李敖进行“外科手术”——被裁切得零零碎碎。被裁切重新贴上的资料，可能是书的封面、书的内页，或是图片剪报。这项活动有如李敖的读书仪式，他多半都不假他人之手而是亲自完成。每回节目录像前，李敖会从箱子里提出一捆捆用绳子绑起的这些剪贴资料，这一摞摞资料可不是固定的组合，而是依着主题及讲述逻辑而有无数变化的组合。一边讲，一边展示他亲手完成的证据，从1995年李敖在台湾电视频道展开他的电视表演生涯起，就已经成为他的标记与风格。

思

70岁的李敖读了一辈子的书，现在的人却每天只花20分钟来读李敖，李敖是否应该悲哀？

李敖当年受到台湾两名自由派学者胡适、殷海光的赏识，成名很早，当年惊世骇俗，俾倪一切的李敖如今也有七十岁了。这个年纪是那种年轻人虎视眈眈，等着要将你扔进棺材、为你终结历史地位的时间。但是尽管你可能不赞成他的意见，但是就像他自己说的：“我李敖是给你们玩的吗”，你很难打倒他，虽然他已经七十岁。

作为李敖的制作人，与他相处近两年，我想建议各位，当我们坐在沙发、打开电视机读李敖时，务必用更高、更广的心态读他，读他的弦外之音，读他的思想脉络，还要读他的坚持与不变。李敖的电视表演，是外表轻松，内心激荡，是智能学识的高度浓缩结晶。我们这些读者现在只要每天用短短二十来分钟，就能撷取一个终生努力不断的读书人毕生的智能。我常问：面对这种模式的知识共享或掠夺，七十岁的李敖该高兴还是悲哀呢？

2005年9月

论李敖来台五十年（许信良）

李敖最喜欢谈论的中国思想家是胡适，而胡适最常提到的是写《国民公敌》剧本的剧作家易卜生。在《国民公敌》中，斯铎曼医生最负盛名的一句台词是“世界上最强而有力的人就是哪个最孤立的人”。我把这句话送给李敖先生。

个人在一个时代、在一段历史里有多少角色呢？人类在过去大多数的时刻，寻求一种“集体”，寻求集体的记忆，寻求集体的意志。因此，根据血缘，而有了家族；根据土地上某群人的特殊利益，而有了国家；根据国家内部某一群人特殊的政治想法，而有了政党。大多数时候，人类以追求最大利益为理由，创造了这些集体的概念。但也在创造集体概念的过程中，逐渐背叛而失去了自我。

在人类历史上，意识到集体对个人这种消灭的人，非常多。在许多创作者中，易卜生只是其中的一个，其他还有像卡夫卡的小说等，不胜枚举。但是能够真的用一个孤立的人、孤活漱生，来见证一个时代的人，放眼大历史，几乎没有成功的例子。

小说家卡夫卡写《公务员之死》，这位公务员寻找自尊的最后方法，就是自杀。可是李敖的有趣是，他不只杀自己，还差点把别人都给杀了。

李敖“快意恩仇录”的书背介绍文字明白的说，“李敖不是宽容社会下的产物，他是不宽容社会的见证”。一个社会出现一位李敖，哪里是容易的事，又哪里是平白得来的事？

在人类历史中最具影响力的，第一个都是思想家。而这些思想家，如果又是一个行动者，他对思想的影响更加深远。我的一生，一直把自己界定为一个思想的行动者，而在我人生历程中，也经常不断地循环在集体与个人意志的反省与选择中。即使是像我这样一个坚强意志的人，或者被许多人称为“绝对自信”的人，都没有能力让自己成全出像李敖这 样一个彻彻底底的生命力。

李敖曾经很自豪的说，“要找我佩服的人，我就照镜子”。台湾社会比李敖痛苦的是，他们想找佩服的人，却不能照镜子，因为镜子里面出现的不是李敖。今天李敖来台五十周年，五十年的历史里头，李敖历经各种不同的阶段。在大学时候，就已经才华横溢到连他的老师都不得不低头，可是他却进不了研究所。他一个人单干！不管他说他认不认同台湾，不管他是不是嘲笑台湾只是个岛国，他住在这里五十年，而且有一段时间居然还为台独坐牢。

他在那个年代里头，把所有压抑的思考，像翻石头一样，把哪些封建的石头全翻开来。像李敖这样一个人，放在任何其他国家或土地上，都会被当成一个社会中难得的思想天才，但是在台湾，他的处境却刚好见证了哪个时代很深刻的悲哀。但之后的李敖，他所对抗的就不只是哪个时代，而是这个社会中用各种方式所创造出来的虚伪道德、甚至对抗他自己的年龄。

许多人说我不擅长媒体政治，而且他们说我愈老愈不适合。我看到李敖，就不服气。我虽然不如李先生会讲话，当然也不如李先生聪明，但他又不是美女，整天只穿着一件红夹克，拿着一些资料，却竖立了台湾在各种主流媒体中不可取代的舆论王国。我只能够说，有些人的确是超越时代的。在压抑的时代对抗压抑，在虚伪时代对抗虚伪。

最后还是用这句话送给李敖，“世上最强而有力的，就是那最孤立的人”。以前他不需要学术界捧他，后来不需要政党捧他，现在也不需要大媒体捧他，他照常活得高高兴兴、快意恩仇。

台北识李敖（魏明伦）

——海外日记之一

1995年2月26日，星期日，台北六福客栈

今天，台北《民生报》、《联合报》分别以“两岸怪才相见欢”和“四川鬼才碰上台湾怪才”的醒目标题，刊出了我与李敖会见的消息及合影照片。

李敖：台湾著名学者，杂文家。精通文史，学贯中西，谈古论今，惊世骇俗，反传统，反封建，骂暴政，骂时弊，呼吁政治民主，鼓吹言论自由，道人之未道，成一家之言。其书96种被查禁；其人多次入狱，坐牢7年。他公开自称：“50年来和500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3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口气之狂，史无前例，后世难再。我在大陆读过他的杂文选集《传统下的独白》、《独白下的传统》、《千秋评论》，对此公心仪已久。这次作客台北，经音乐家许博允先生牵线，我有缘结识怪杰李敖。

昨天午后，细雨霏霏。由新象文教基金会王小姐领路，我同妻子一起乘车赴约。车上猜想李敖是何模样？传闻此公脾气怪异，出言不逊，常使人难堪而引以为乐。我不禁想起30年代四川才子刘师亮拜访厚黑教主李宗吾的自报家门趣话。

李宗吾咄咄逼人：“骑青牛，过函谷，老子姓李！”

刘师亮反唇相讥：“斩赤蛇，定天下，高祖姓刘！”

文人相轻，自古皆然。万一怪人李敖给我来个“老子姓李”之类的见面礼，我就只好不卑不亢地将“魏”字拆开一半说“小弟是鬼”了。

车到传家艺术中心，许博允已在展厅等候。这里正在举办李敖珍藏书画拍卖预展，四壁悬挂名人手迹精品：文征明、唐伯虎、冒辟疆、董小宛、翁同和、何绍基、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于右任、齐白石、张大千……古色古香之外，还有一时髦女郞画像。画中美人是李敖前妻、电影明星胡茵梦。

许博允引来一人，不待介绍，那人主动笑着伸过手来：“欢迎光临，我是李敖。”

我握手打量对方：白净面皮，瘦高身材，红衬衣，红领带，红背心，嘴唇也很红润，年岁应是中盛。谦恭礼貌，满脸含笑，与我预想中那位年过花甲的怪人狂人冷面人形象毫不搭界。

李敖手拿一张《潘金莲》演出说明书，指着许博允说：“听他介绍，您这次到台湾，是带剧团来演出荒诞剧《潘金莲》？”

我点头答道：“我在大陆拜读李敖先生的大作。您有句名言‘中国女人的牌坊要大，金莲要小！’我扛不动贞节牌坊，只把三寸金莲带来了。”

李敖仔细一看演出说明书：“啊，是吴祖光强力推荐……这次吴老先生没有亲自来。”

我从李敖的眼神和语气中感觉到他对吴老很尊敬。

许博允插话说：“你俩都是鬼才，今天见面，真是鬼撞鬼了。”

我摇头辞谢：“不敢当。我是小巫，李敖先生是大巫。今天是小巫见大巫。”

李敖比我更客气，他伸出大拇指，妙语解颐：“巫山在四川省，要说巫，还是四川来的魏明伦为大！”

如此谦逊，与自诩老子天下第一的李敖判若两人！我脱口而出：“你真是李敖吗？”

李敖没料到我会这样提问。他笑着回顾许博允，许先生似乎没有听懂我的四川话，笑着耸了他肩。

我用认真的口吻说出一串戏言：“我想象中的李敖应是冷面老叟，披着长发，蓄着虬髯，是个中西混合形象。目空一切，语惊四座。用北京土话说，他是狂得没治了！这样年轻，这样谦和，你不像李敖，倒像是李敖的儿子，代替令尊出来接待客人！”

李敖不愧是捷才，立即幽默地反诘：“你怀疑我是大陆流行的伪劣假冒产品吗？”

我被将了一军，记者们饶有兴趣地围过来倾听下文。

“台湾也有假货啊！”我灵机一动，联系现场书画而答，“今天李敖先生就是演讲如何鉴别文物的真伪嘛。先生学识渊博，能辨认名人字画是真是假；小弟不才，也想辨认今天出场的李敖是假是真？”

李敖豪爽地一笑：“哈哈，那就请您检验吧。”说着陪我参观展厅字画，记者们跟随拍照。我见所有展品都标明作者的生卒年，唯独一幅大陆画家邵宇的作品只写了作者1919年出生，却没有署明卒年。

我告诉李敖：我见邵宇先生最后一面是在全国政协文艺小组会上，他已于1992年去世。李敖得此消息，马上取过标签，亲笔补写邵宇卒年。我再一次感到“狂人”不狂，从善如流。

下午3点整，宾客云集，李敖登台讲演。我偕妻子前排落座，听清了这次拍卖活动的特殊缘由。

早年，“骂蒋专家”李敖曾被蒋介石、蒋经国两代“总统”下令逮捕，与蒋家父子积仇甚深。近年，台湾终于“开放党禁报禁”。东吴大学校长章孝慈（实为蒋经国之子，蒋介石之孙）为了弘扬自由精神，提倡宽容学风，接受大学生黄宏成的建议，化除世仇，三顾茅庐，邀请李敖到东吴大学任教。章孝慈这种胆量和度量，获得中外舆论一致称赞。李敖教授到东吴大学一年后，章校长因公殉“植”——病成植物人！疗养必需巨资，长期耗费，除死方休。章孝慈虽是两代“总统”子孙，但“总统”皆已亡故，其子孙亦无特权。一介书生而已，两袖清风，哪来巨款维系生命？好个李敖，雪中送炭。他除了宣布将本人今后全部教书薪金加倍奉送章孝慈之外，毅然决定拍卖“李敖珍藏中国美术精品”所得大部分捐赠给章校长作医疗费用；另一部分以章孝慈名义设立基金，用于发展教育事业，兴建东吴大学第四女生宿舍；结余部分留给李敖的两岁幼儿和两月女婴。

义举使人感动，演说极为精彩。李敖一扫刚才待客的温和，怪杰本色脱颖而出。他即兴答辩来宾的种种诘问，思维灵敏，观念新奇，纵横捭阖，妙语连珠。我算是领教了什么叫作口若悬河！

“……从前我写了8本书骂蒋介石，又写了两本书骂蒋经国；现在，我送大笔资金给章校长治病。章孝慈是谁家子孙？公开秘密嘛，他是蒋经国的私生子。蒋经国不敢认儿子，蒋介石不敢认孙子，没有人性，没有良心。私生子有什么不好？我李敖就有，蒋赖帐，我李敖当众认帐，我有私生女儿！”（掌声、笑声）

“……前年，章孝慈聘我教书，隐约表示我李敖是蒋家王朝的受难者，被害人。我说，你章孝慈也是受难者，被害人，比我受难更深，被害更惨。至少我李敖的母亲还健在，而你的母亲章亚若却死得不明不白！我虽然受难被害，但我手写我口，还敢说出来；你却只好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了。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岂不是受难之首，被害之尤吗？我非常同情章孝慈，所以今天才拍卖珍藏字画，无偿捐赠给蒋家王朝不敢承认的后裔章孝慈。我做这件善事，李登辉想不到也做不到。李登辉只会伪造文书，伪造蒋经国遗嘱，他实在没有资格当‘总统’！”（笑声）

鄙人习惯了大陆规矩，若不是亲临现场耳闻目睹，决不会相信这是事实——在现任“总统”的马蹄下，在到处树立蒋介石“光辉”塑像的台湾岛内，竟会容许一个作家于大庭广众之间如此明目张胆、如此赤裸裸、如此直端端地一连谴责三位“党国领袖”！

可惜我昨天没带录音机去，又没带纸笔，无法把连珠炮似的问答记录下来，今夜只能零零碎碎写进日记。李敖讲了一个半小时，主要阐述如何欣赏和鉴别中国美术精品。他分析赝品的复杂性，有的是他人伪托，也有的是书画名家自己作弊。例如明代董其昌，苦于上上下下索字求字者太多，应接不睱，他便雇用一帮子善于模仿的墨客代笔，只由董其昌盖上金石，了却字债。所以，号称董其昌字幅者，金石是真，书法多假。另如张大千，其成就在于广博。若单项比赛，他画花鸟恐不及某大师，画人物恐不及某高手。但张大千是多功能泰斗，尤其是对历代名画的鉴别和仿造，无人与张匹敌。李敖笑谈自己的鉴别能力接近张大千，但仿造能力就望尘莫及了。乱真的仿造，其难度比创造还大。张大千的某些仿造品，比原画的价值还高……

掌声欢快，我走上前去祝贺演讲成功：“验明正身，阁下真是李敖，名不虚传。”

我将拙作《苦吟成戏》和《巴山鬼话》赠送李敖，顺口请他去看最后一场《潘金莲》演出。他问演出地址在哪里？我说在台北“国家戏剧院”。

李敖一听这座附属于中正纪念堂的大剧院就摇头：“那是蒋家庙嘛！对不起，所谓纪念领袖的地方，我李敖决不会去。”

李敖赠言：“新世纪即将来临。你下一次再到台湾，那个时候，各地塑立的‘领袖’像大约已经通通拆除了！”

回到客栈，夜不能寐。短短的聚会，留给我久久思考……

思想家之梦（陈丰伟）

曾有记者问我，在创办这许多网络媒体之后，心底可埋藏什么梦想？我说，我想做一个“思想家”，虽然我知道，这梦想永远无法达成。

要能被公认为“思想家”，除了渊博的学识外，还要有改变广泛大众人生观的渗透力量，例如爱因斯坦、马克斯、弗洛伊德。“思想家”绝不只是钻研学术，还要有坚毅、一致、威武不屈的风骨，才会有道德上的感召力。要能放得开世俗上的羁绊，要能忍受未得志时的落寞，才有可能成为“思想家”。我眷恋当医生的稳定与富裕，从十八岁开始，就注定没有希望成为“思想家”。

在台湾要寻找“思想家”非常困难，因为过去四十年的“白色恐怖”，敢讲话的知识分子不是杀头就是监禁，生涯规划一中断，就很难再回到颠峰。更何况一出狱，连绵不断的监视、封杀，连温饱都有问题，更别说做学问。有些人开发出从政之路，但一踏入政治染缸，就很难一天不说谎话，跟“思想家”格局相去远矣。不敢讲话或投靠当权者的知识分子，虽然可以苟且营生，当个清高的学者专家，但今日回想起来，这些人纵使学问再高，也配不上“思想家”三个字。

近来有许多活跃的“文化评论家”，凭着一套有系统的分析方法，就可以上天下地，从政治、军事谈到Kitty猫和职棒。这些人能称为思想家吗？恐怕还是不能。这些主流的“文化评论家”，跟大型报业集团、跟整个商业流行体制搭配得太紧密，从来没有、也从来不敢去批判、颠覆他们所依存的媒体生态。如果把他们从主流媒体的体制剥离，可能什么也不会剩下。

台湾最敢骄傲自称“思想家”的，数来数去，只有自负的李敖。他的学问、机运没话说，戒严时代冒犯蒋介石，抓到黑牢走一圈还是一尾活龙，五十岁后照常身强体壮，生小孩能力不输年轻人。他有能力自创媒体，可以自己开出版社赚钱，可以找一家小电视台开辟个人节目带领风潮。最重要的是，他的思想具有“一致性”，不随时代变调起伏，不会盲目讨好大众。现在当红时写的文字，跟落魄时期的文字；在“党外”时期所说的话，跟现在接近“新党”时所说的话，翻来覆去，都是同样的语气、同样的思虑、同样的“善霸”和自视。

李敖改组“文星”，领导文化风潮时，我尚未出生。等李敖出狱、再入狱，开办几乎期期被“警总”查禁的“千秋评论”、“万岁评论”时，我终于领教到他“一人对抗国民党”的丰采。现在捧李敖捧得高高的主流媒体，当年却是封杀他、贬抑他不遗余力，就如同当年抹黑“美丽岛”的媒体集团，现在抢着说自己是自由民主的先驱。

即使面临权势者的压迫，李敖仍从史料中不断揭穿被窜改的蒋家密史，还原民国史的真相。国民政府在中国大陆残杀知识分子的往事，在李敖笔下重回台湾人民记忆。他担任最敢冲、最敢讲话、后来自焚而死的郑南榕所办杂志的“总监”。陈水扁、谢长廷刚在政坛萌芽时，李敖已是“党外”老大哥的地位。后来李敖和“党外”决裂，在媒体上也曾冷清过一段时间，但很快便找到新的舞台。他对台湾文化人有深厚的影响力，加上他的聪明才智，几年间又变成媒体宠儿。或许，这是上天对他蒙受冤狱的补偿吧。

李敖能够纵横文坛多年，几乎把全天下都骂遍、都得罪光了，自己却还能在三十年后继续挑动媒体风潮，除了他的学识渊博、文学底子扎实外，他能够建立自己的媒体、建立自己的行销通路，在困顿时依旧保持影响力，才是他远远超越其它文化人的“决胜点”。专制时期媒体被党政军掌控，李敖便透过文星杂志、文星出版社，聚集自由派的文化人。出狱后“警总”管制言论威力犹在，李敖就每个月出一本“千秋评论”，自编自写，先出书再让政府查禁。他有能力一个月熬出一本书的文字量，也有能力在政府封锁下把书寄到读者手中，所以他的思想可以完全奔放，不受版面限制，不受广告、业务的牵绊。李敖得到让所有文化人都不得不羡慕的、接近完全的自由。

如此接近无限的自由，过去五十年的台湾，只有李敖办得到。

理想在网络发声

大学时代，我在高雄的社区运动里，扮演积极的“旁观者”。高雄早发的社区运动，主要成员是一批文学素养很好的医师、律师、老师、记者、编辑等中产阶级。透过他们，我看到“非台北”进行文化运动的困难。

在台北，随便有点新闻价值的事情，例如北一女篮球队的比数，都可以成为全国注目的焦点。台北社团发布的新闻稿，偶尔也有机会成为全国版的标题。南部文化圈的作家，只会象征性地出现在台北的副刊。原本高雄的在地报纸：民众日报、台湾时报和台湾新闻报，还可以营造出以“非台北”文人为主的特点，但《自由时报》打破南部报纸均势，在地报纸的报份直直掉落，在地报纸的副刊也跟着失去影响力。

在我学会上网前，已经深深体会到，媒体的特性，绝对会影响媒体所呈现的文字内容，会影响到“谁能上媒体”。不能怪大家都挤到台北，确实只有台北有足够的机会和舞台。南部的文化人并不是没有好的文化产品，但是在先天不良的情况下，不管是通路、行销、包装，都缺乏打进大众的条件。要让自己的作品拥有高曝光率，就必须进入台北文化圈。一篇文章、一个思想能不能流传，本身的品质固然重要，但也必须打入“媒体中心”的通路。重量级的文章在台时、民众发表再多篇，也未必能引起注意，更别说广为流传。我参观过中北部报纸的副刊中心，他们根本不看南部的报纸。如果十五年前龙应台一炮而红的文章《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不是发表在中国时报，而选择投稿给台时副刊，恐怕连情治单位都懒得去抹黑她。

纵使能跻身媒体中心又如何？新的问题接踵而来。平面媒体受到版面限制，在字数上必然要控制。而自由时报打破两大报垄断局面后，媒体间激烈的竞争，更使得“轻薄短小”、大众化、娱乐化的取向越来越明显。广告、阅读率、销售量，成为媒体新的指针。媒体主管纵使想保持清高身段，激烈竞争下带来的亏损，却让“理想”越来越难维持。人文版面的位置，在厚厚一迭报纸中越来越不重要，所能引起的共鸣越来越小。

曾经有许多知识分子想找出解决的方法。有人设立有线电视台、有人设立广播电台、有人办报，但统统失败了。创办全国性媒体的门槛越来越高，只有大型财团才有足够的财力。对文化人来说，不但新的基地无法建立，连旧地盘也纷纷沦陷。素有人文传统的报纸被财团并购，风评很好的人文版面被裁撤，甚至有些报纸连副刊也不要了，或有副刊却没有专职编辑。著名的人文杂志如“岛屿边缘”、“诚品阅读”、“影响”、“人间”、“医望”也都无法长期维持。

没有健全的媒体，没有到达经济规模的读者群，“思想家”该靠什么生存？该如何发声？该如何培养？靠大学吗？问题是，刚脱离戒严统治没多久的学术界，恐怕也要很长一段阵痛期，才能建立纯理性的环境。

李敖有独特的运气和才华，才能创办出版社、创办报社、开辟带状节目，源源不绝地把自己的学识见解写作、印刷、流传，还能够维持自己优渥的生计，遂能形成“思想家”的格局。但有李敖胆识与运势的文化人毕竟不多，总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是复制的“小李敖”。

唯一的解答，也只有“网络”吧！

在网络中诞生的思想家

1999年9月中旬，李敖想办电子报，于是李敖的助理找我去为李敖说明台湾的电子报生态。这有些尴尬，因为几家大型的电子报网站里，都有我认识的高阶主管。不过，基于李敖对我思想上的启蒙，我还是尽量分析台湾的电子报生态，以及和各家电子报网站合作的利弊。

之后各家网站为争取李敖加盟，自然会有高层次的说客提出优渥条件。后来李敖决定在SEEDNet发行电子报。或许是受到921大地震的影响，直到11月1日，“李敖电子报”才正式发刊。

让我感慨的是，由于台湾文化人对网络的疏离，反而使得不会使用计算机（更别提上网）的李敖，成为第一个积极成立个人网络媒体的著名文化人。以后几乎每天都可以在网络上看到李敖刚出炉的文章，李敖参选总统大选落选后，或许更能在网络上发挥他下笔万言、文思泉涌的长处，把他几十年来念的书重新整理一番。从前李敖可以六个月足不出户，专心写文章，或许电子报事业可以再把他留在书桌前，重现十年前出版“求是报”的丰采。

不只李敖，其实许多人都有能力建立属于自己的网络媒体。只要肯写、肯用心做学问，加上适当的包装，每个人都有机会办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型报纸，每天以一两千字的篇幅，或许是评论，或许是杂文，也有可能是小说连载，逐渐累积起一套完整的思想脉络。就算找不到大型网站鼎力支持，只要有普通的网络流量，如果一天能增加五十位新订户，三年下来，也就可以形成五万人的群众基础。五万人，就足以支撑一套具体而微的生产工具：作家、助理、办公室、网络、书报和其它设备。

对文化人来说，经营网络媒体，也只需要注意创作、论述以及适当的包装。其它的技术问题、广告业务甚至网页制作，都可以交给商业网站来负责。甚至，只要有一点网络的概念，文化人就可以想一些招数留下“死忠支持者”的emailaddress，如果跟原先合作的网站拆伙，还可以带着支持者的名单另起炉灶，维持自己发言的独立性。

但“思想家”会因网络而诞生吗？

最后的重点还是在于“人心”，而不在于“技术”。这时代，“典范”、“风骨”似乎已不太重要，多数人想着一夕成名，对于成为“思想家”大概没什么兴趣。有志于个人网络事业的创作者一定会越来越多，但恐怕大部份都会想着如何吸引大众、如何早一步进入商业市场、如何跟自己原有的事业结合。当累积五万读者时，恐怕大多数人想的不是要维持自己的独立性与批判性，而是要进一步和大媒体、大企业进行更深层的资源交换和结盟。网络上能孕育出台湾新一代的“思想家”吗？还是更多以娱乐大众为生存目的的“文字表演家”？

我不禁又忧虑起来。

2000年4月27日

李敖怒斥李登辉（杨澜）

偏航网络文摘第十三辑（1999-09）

近日，民族败类李登辉终于撕掉面具，现出台独分子的本质。分裂国家的“两国论”一出笼即遭全世界华人同声谴责，国际社会也认定他是“麻烦制造者”。

在台北，一向反台独的斗士、著名作家李敖在李登辉刚刚上台时就指出李登辉是个有问题的人，这次，当李登辉抛出“两国论”之际，李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再度评说有问题的人——

李敖，这位“中国当代杰出的批评家”今年64岁，但看上去却只有50岁上下，一条红色领带更衬出他的活力。近年来，他外出总穿一件红色夹克，这种嚣张的颜色和他极快的语速一下子把我从夏日午后的懒散气氛中解放出来。

李敖是从不会让你感到困的。他像一位嗅觉灵敏的猎人，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目，同时他又像一只长期被追杀的野兽，随时准备逃避陷阱，并伺机反扑。于是，接近他的人也在不知不觉中进入活跃状态。

“您在回忆录中说，因为常被出卖，所以对人就有了戒备。凡来人必先假设是坏人，先小人后君子。请问我今天来采访您，您会如何对待呢？”我的问题带了点儿挑衅。

“你一看就是好人。”他立刻回答。

“李登辉是活得不耐烦了”

有一次，在接受台湾媒体采访时，李敖曾说：“其实我这一生是失败的。你们以为我说了那么多，写了那么多，真有什么作用吗？”他喜欢鲜艳的红色，但有时候心里面却是灰色的。

不过，这些灰色情绪不会影响李敖的生活。6年的牢狱之灾、几十场的官司、96本书的被查禁丝毫不能改变他顽强好斗的性格。

“你当年反蒋介石父子专制，今天他们都已离世，你还反什么呢？”我问。

“让我给你讲个笑话。我当兵时，经常要喊‘国父精神不死’的口号。一次军官领口号说错了，说成‘国父不死’。旁边有人提醒说：‘还有精神。’于是军官就忙改口：‘国父不死……还有精神。’蒋介石、蒋经国虽然死了，但李登辉还在。他刚接班时，我就讲他有问题。大家说怎么可能呢，李登辉是台湾人，是教授，是基督徒，能有什么问题？我就说：‘你们别忘了他是蒋氏父子精挑细选出来的接班人。’很快就证明了———全世界我最早发现李登辉是共产党的叛徒。”李敖目光逼人。

提起李登辉前不久在接受德国记者采访时说的“特殊国与国关系”，李敖气不打一处来。

“李登辉是个混蛋，按民间的话讲就是蚱蛴诜公鸡，活得不耐烦了。”

李敖反台独是尽人皆知的，可是历史有时也会开玩笑。他从26岁起写文章与国民党作对，后者一直想找个“通共”的罪名把他抓起来，但苦于他太年轻，来台湾时才14岁，无法被定性为“共匪”。1972年他第一次被捕入狱，直接罪名是协助彭明敏偷渡出逃，于是被扣上“台独”的帽子。过去，反国民党专制的阵营统称“党外”，而后来随着民进党的产生，台独势力突出，李敖与之也就分道扬镳了。

“如果台湾人自大狂妄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痛苦。有人问我：‘你难道不是站在中华民国的土地上吗？’我回答说：‘不，我是站在中国的土地上。’”这段话是今年5月，李敖在“李敖祸台50年”的讲演会上说的。

看来，李敖的斗争还远远未到偃旗息鼓的时候。而这位相信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作家也用不断的进攻给自己的思想之火添柴。至今，他已写下近3000万字的作品，不过，他自认为“立德”比“立言”做得更出色。

“台湾太小，中国的一个省而已，无功可立。我比别人‘立言’都多，但我觉得自己的本事是立德。在台湾，我是真正做了一个走过从前，始终如一的人。我一个单干户、个体户，公开站出来跟国民党干，虽然坐牢，虽然受刑，可是至今没有改变。我觉得这个是一般人做不到的。”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就骨气和傲气来说，你还真不得不佩服李敖，他说的话虽然是自夸，却都是事实。读他的回忆录时，我对其中一段狱中生活的描述印象深刻。那时牢房里只有在中午才会射进豆腐块般大小的阳光。为了捕捉到这珍贵的阳光，李敖就依次把左臂、右臂，然后是头、颈伸进光区去晒一晒，以保证自己的健康，准备出狱后继续斗争。

“难道你没有自我怀疑的时候吗？”我问。

“有。当我被行囚时，审问我的人就把几枝圆珠笔夹在我左手手指当中，然后抓住我的右手，放在左手上，再从外面捏我的右手，这叫‘拶指’。你看《儒林外史》，里面女孩子受类似的刑罚是受不了的。当时他们放开我的手以后，还跟我戏谑性地开玩笑，说：‘李先生，不要怪我们，不是我们让你疼，而是你的右手让左手疼。’我当时疼得要死，也要开玩笑说：‘我也不怪自己的右手，我怪圆珠笔。’其实那时我怪自己，我有一点儿难过，自问为什么你闯了祸，要受这皮肉之苦。你的肉体背叛了你的精神。精神还是稳定的，但肉体开始痛苦。所以我才知道人的成长不是一开始就很英雄豪杰的。圣女贞德也是写了悔过书的。经过那个动摇的过程才坚强起来。而且越来越凶。”

果不其然，李敖出狱后没几天就召开记者招待会，宣称“天下没有白坐的黑牢”。以往整治过他的法官被他口诛笔伐，死缠硬打。一时“官不聊生”。即使打不赢官司，也要让对手筋疲力尽。

“为什么不能原谅一些跟你有个人恩怨的人呢？”

“可以原谅，先打倒，后原谅。就像清朝彭玉麟所说的，‘烈士肝肠名士胆，杀人手段救人心’，虽然表现出来是金刚怒目，可骨子里是菩萨低眉。你要注意那种有仇不报的人，就是忘恩负义的人。因为他感情太浅，有仇不报，有恩就会忘。”

对于李敖的凶悍和偏激，不少人是看不顺眼的，甚至一位香港著名作家（wjm_tcy注：黄霑）就曾对我说：“我爱极了李敖的文章，也总有人要引荐我们认识，我却拒绝了，因为金庸曾经跟李敖谈了一次话，意见与他有不合之处，就被他写了文章骂得好惨，有了前车之鉴，我还是敬而远之吧。”据称，能与李敖长期做朋友的人不多，一旦有了龃龉，李敖有本事把陈年烂谷子都掀个底朝天，公开让你下不来台。偏偏这家伙记性还特别好，什么书信、录音也统统留着。

听了这些话，你总会觉得李敖不够厚道。不过，李敖成其为李敖的原因就在这里。谁能在华人社会中找出第二个李敖来呢？倒是读者们自有公论。有人说：“有时候我们爱他爱得要死，有时候又讨厌他讨厌得要死，但他的魅力无法抗拒。”又有人说：“台湾社会如果没有了李敖，将多么寂寞！”更多的人认为：“李敖说出我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他的话虽然很偏激，但就像是晨钟暮鼓，当头棒喝，让人清醒。”

其实，把李敖的“恶斗”只理解为个人恩怨是不够全面的。1997年他义助慰安妇的举动就广受赞赏。战后，日本政府从未正式向受侵略国家道歉，而只用一个民间组织找到一些慰安妇，私下里给她们每人两万美金，让她们签字和解。台湾至今有当年慰安妇五十几位，这些生活悲惨的老婆婆想要这笔钱，但是国家民族大义又告诉她们不能要日本人这个窝囊钱，李敖知道后，站出来说：“天天引得这些老太太与人交战是不合乎人情的。”他想起北洋时代，曹锟贿选。张作霖反对曹锟，就对那些议员说：“曹锟给你们多少钱，我也给你们多少，只是不要选他。”由此，李敖突发奇想，拿出自己所有的艺术收藏品义卖，所得3300万新台币（合100多万美元）分给这些妇女，让她们理直气壮地去要求日本政府正式道歉。

这是李敖近年做的最痛快的一件事，不过毕生收藏化为乌有，每每想起，还在心疼。我看到沙发边上有一只青花瓷缸，古朴雅致，就安慰他说：“总算留下了一件。”李敖两手一摊，说：“可惜，这是个仿制品，不值钱的。”

欣赏谑感，向往悲怆

总听人把李敖与鲁迅相比，因为他们文笔的犀利、刻薄颇具相像之处，又都以“痛打落水狗”的批评家姿态出现。但李敖并不同意这种看法。

“我认为这样的类比是不太正确的。我从来不‘横眉冷对’，我是笑嘻嘻的，可能算个笑面虎吧。如果我没有这种顽童性格，恐怕早得了胃癌，怄气怄死了。我喜欢鲁迅的《阿Q正传》和《中国小说史略》。”

说到“我是笑面虎”时，李敖一脸童真，得意得很。中国文化一般都比较正统端庄，没有太多“谑感”。李敖饱读诗书，却是个例外。这方面他特别欣赏18世纪法国思想家伏尔泰。伏尔泰被放逐英国多年，他找到当地发行彩票的疏漏，大赚一笔。流放期间，他的著作被源源不断流传回法国。80岁时，他终于获准回到祖国。海关官员问他：“有没有带什么违禁品？”他回答：“只有我本人是违禁的。”伏尔泰死时把棺材的一半埋在教堂里，一半埋在教堂外，临终也不忘开个玩笑：如果真有天堂，我就上天堂，如果要下地狱，我还可以从另一端逃走。李敖着实欣赏这位200多年前法国人的幽默。

李敖的专业是研究历史，于是我问了他这样一个问题：“日本作家池田大作曾拜访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问他：‘假如可以选择，你最希望做哪个时代，哪个地方的人？’汤恩比回答：‘我最希望做唐朝丝绸之路上新疆那地方的人。’李敖先生会怎么选择呢？”

“我也想生在唐朝。因为那时的人有一种气概。记得徐敬业的好朋友单雄信与唐太宗作对，唐太宗要杀单雄信。徐敬业到皇帝那儿求情，说宁愿自己降级也要保全朋友的性命。唐太宗不允。徐敬业就割了自己身上的一块肉给单雄信吃了，意思是：我虽无法救你，但我的一部分随你去了。”李敖停了一会儿又加上一句：“现在全世界都没有这样侠义的人了。”

这份对“义”的向往倒充满了中国味，它让我想起李敖写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北京法源寺》。这部写戊戌变法的小说特别着墨于谭嗣同决定去留生死的选择。谭嗣同认为中国变革不成功是因为没有人流血，于是怀着“自吾始”的心态慷慨就死。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李敖身上……？

“不，我绝不做谭嗣同，我做梁启超。”

“把容易的死让给别人，把艰难的活留给自己？”我想起了《赵氏孤儿》里的情节，于是这样问。

“对。你看后来梁启超办《新民丛报》，能发挥那么大的力量，把清政府推翻。他不要做烈士，他要做成功的人。”

女人堆儿里是非多

李敖虽然在男人世界里横冲直撞，耀武扬威，女人堆儿里他可是麻烦多多。

20岁时，正上大学的李敖爱上了一位叫“君若”的女生。但女方家嫌他太穷，强迫女儿中止与他的关系，并扬言：“如果你以后做了总统，我们也不高攀，如果做了乞丐，到了我家门口也请多走一步。”李敖为此自杀，未遂。

27岁时，他与王尚勤同居。王后来在美国生下一女。如今这位女儿已三十有六，在美国结婚，喜欢住高级住宅，开豪华汽车，此住、行两项全由李敖提供。

“为什么？因为你有歉疚？”

“是的。因为她是我的私生女。又因为该给她教育时，我在坐牢。”后来李敖还有过几位女友，因为他入狱而生分了。

“在我喜新厌旧之前，女人就把我甩了。”李敖自嘲道。

45岁那年，李敖有了一件轰动台湾的婚事。电影明星胡茵梦与他闪电结婚，又在3个月之后闪电离婚，并在一场官司中作证，说李敖“侵占他人财产”，李敖因此再度入狱。

50岁时，法院给李敖平反。两人的笔墨仗打了18年，仍在继续。我在台北的书店里到处可以看到胡茵梦新出的自传，谴责李敖当年败坏她的名誉，而李敖则在自己的晚间电视清谈节目中不遗余力地证明前妻迷信，记忆力不好，和“大义灭亲”。

“曾经相爱的人如今恶语相向，不可悲吗？”我忍不住问。

“可悲，但我们所谈的部分不只是男女私情，而更关乎世道人心……我看不起，但还是要计较。”

另一位给李敖带来麻烦的女人是他的亲生母亲。

“八位子女当中，只有我愿意和她住在一起，赡养她，但她却总说其他七个是孝子，只有我不好。给她派个佣人，她说是来监视她的。我入狱时，有一处房产记在她的名下。她没有经我同意就拿去做抵押，给我弟弟做生意。结果国民党没有把我的财产没收，倒是我妈妈替我没收了。”

“不过，”李敖苦笑着说，“母亲和女儿带来的苦恼是……有时候说不出口的，像我这种心狠手辣的人，对她们下不了手。有什么办法呢？”

好在李敖现在的小家庭生活还算美满。妻子是他15年前在马路上认识的。当时她正在一边喝易拉罐咖啡，一边等公车。李敖觉得她漂亮，就上前搭讪。见我露出惊奇之色，李敖理直气壮地解释：“别人会说，为什么不找人介绍呢？但是没等找到介绍的人，她就要坐公车走了。别人还会说，如果被拒绝了不是很没面子吗？可见他们重视自己的面子过于喜欢女人。我不是这种人，遇到漂亮女人，我要给她们一个机会。”现在两人已有一个小女儿。李敖深知自己仇人太多，从不让妻子、女儿见媒体。

我发现在他书房中，各处都有裸女的照片，他的妻子倒也不介意。李敖说：“这些照片是我不同时期最喜欢的。敢把它们摆在外头，说明我心里没鬼，太太自然放心。”

李敖目前正准备用三年左右的时间编一本《句典》，精选中文里最好的句子，设立典范。而其中自然少不了他本人的好句子。他公然宣称：50年来和500年内，中国白话文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让多少人气得牙根儿发痒。李敖的傲气和才气让人恨不得，爱不得。但是李敖的价值绝不仅仅在于他是位极富个性的人。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上，谈爱和宽容的人多，敢挺身而出，对抗不义的人少；为了个人利益，斗到一定程度就适可而止的人多，认为自己是对的就坚持下去，在危险、陷害以及世俗习惯面前永不低头的人就更少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李敖或许偏激，或许傲慢，但是他几十年如一日，绝不妥协，也不甘于寂寞的精神，“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不正是人类社会最缺少的吗？这让我想起关汉卿写的一首元曲《一枝花·不服老》，其中有这么几句：“是一颗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

李敖本人也觉得这几句用来描述他的性格很贴切，而他更喜欢用这样的话做个总结：“如果有来世的话，如果我不是李敖，我愿做李敖第二。”

看李敖的读书方法（文涛）

年少时除了金庸、司马中原、柏杨之外，特别喜欢李敖。他笔锋犀利流畅，月旦权威，不留余地，读来过瘾。当年有一种书属口袋型，轻握掌中，感觉很好，因此李敖的书都购藏了。不过，后来的许多官司，让我觉得李敖的“谋算”太深，太可怕，于是逐渐和他的书拉远了距离。

一别几近二十年。前些天看央视《海峡两岸》节目，电视荧屏上再见他的风采，旁征博引，雄辩滔滔，说来都有凭有证，不像是吹的，不禁对他的渊博重燃兴趣。

李敖的渊博和他的精于读书，善于用书大有关系。最近买了他的《要把金针度与人》——200种中国古典名著导读，值得推荐这本书是根据1983年他自己编的《中国名著精华全集》所收各书的导读集合而成。书的封底介绍说——你可以上下古今，把千年精华，尽收眼底；你可以纵横左右，把多样遗产，罗列手边。你可以从古典中寻新义，从旧籍里找时潮；从深入浅出的文字里，了解古代和现代的中国——这段话虽然广告味道浓厚，但多少道出这本书的价值，尤其序言，谈到怎样读书。

李敖说他看书只跳看一遍，“所谓跳看，是每页的重点让它跳出来给你看，而不是逐字逐句地死读，也不是所谓连读。连读的方法我看像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是骗人的。”这个方法可以加强读书效率，但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我觉得“跳看”必须有两个基础：一是对相关问题已具备相当认识，才能有拨云见月之功，轻易找出重点；二是带有目的去读，知道该向哪个方向寻索重点。而且“跳看”只适用于查阅资料，不能用在文学欣赏。试想“孔雀东南飞”，如果不跟着“五里一徘徊”，怎能理解个中淋漓反复的曲折情节，怎能品味诗中主角死后合葬，有情人“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的缠绵哀痛？

李敖读书方法的第二个重点是眼到手到，“重点部分立即用色笔勾出，剪刀剪下或刀片割下。这样子随看随动手，再把‘分尸’下来的分类处理。这样一来，这本书，就跑不掉了。它永远为你所用，并且拈之则来，不易忘记。”这确实是好办法，尤其对年事稍长者。年纪有了，记忆不好，过目即忘，读了等于没读。若能眼到手到，在书本上勾勾划划，写写眉批，作些简单笔记，必有助于记忆。其实慢读比泛泛而读有效。第三个重点是同步通读，同个主题串起来读。他说在跳读过程中，对重点有兴趣，会找来其他相关的书同步钻研。“这时候，不是每次只看一本书了，而是触类旁通，互相印证与补充。这样子折腾下来，书才真正为我所用。”这个层次的读书已经不是单纯读书，而是在做研究了。不过这个方法确实可以加强读书的深度与兴趣。

做事讲求方法是对的，识得窍门，事半功倍。李敖的读书方法积极进取，我们不妨称之为“有所为而读”。可是，海阔天空，瞬息永恒，我们大可不必拘泥一端，以为读书非如此不可，破坏了兴趣反而不好。为怡情遣兴，读书也不妨随兴之所至，飘到哪里就落在哪里。喜欢时随手拈来，倦了掩卷寻梦而去；能记得最好，忘掉也算了；重读时幽默处可以再莞尔一笑，悲戚处再扼腕叹息吧！这样“无所为而读”，也不失方法之一，不知诸位以为然否？

来源：《生活时报》2002年11月18日

骂最多的人和最多人骂的人（黄安）

——我和李敖的缘分

“骂最多”的人让我成为“最多人骂”的人

公元1999年7月，我和著名作家李敖先生在台北举办了一次“跨世纪对谈”，对谈的题目是：骂最多的人与最多人骂的人。

“骂最多的人”指的自然是李大哥，李大哥自出道以来骂人无数、无所不骂。就以他最痛恨，以叛乱罪把他送进监牢的蒋介石为例，他写了《蒋介石研究》修理老蒋，证明蒋介石并不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学历是冒充的。并且故意选择在蒋介石过冥诞的那一天出版。之后，意犹未尽、欲罢不能，于是乎《蒋介石研究》二集、三集、四集、五集，总共出了《蒋介石研究》六集来报当年的一“判”之仇。他报仇的决心与毅力，令我们庆幸好在是李敖的朋友，而不是他的敌人。

对于当年以“台独”罪名判他入狱的这件事，李大哥曾有一首打油诗令我记忆深刻：“我叛乱、他乱判，判多少？六年半！”我读这首诗时才十七岁，是高中二年级的学生。当时李敖刚出狱不久，正考虑如何走他人生的下一步。照他自己的讲法，他曾有过卖牛肉面的打算，并且请他过去的读者能旧雨新知、多多捧场。因为以当时的台湾政治气氛，老蒋虽然死了，但小蒋（蒋经国）却还在当“总统”！李敖想复出文坛，以一个有叛乱前科的“过气”作家来说，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我想李敖当年自己心里应该很清楚。不过，当时有一个人就是不信这个邪！这个人非常珍惜李敖的才华，认为李敖煮的牛肉面一定很难吃，下手煮辣面毕竟不是李敖的专长，还是辣手做文章方是他的千秋大业。

这个爱才的人，就是当时台湾著名的报人——《中国时报》的总编辑高信疆先生。高先生拿自己总编辑做赌注，愣是在《中国时报》一连好几天预告李敖复出的消息，终于让李敖再度重出江湖、威镇武林。而我就是当时看到这份广告和高先生一起吃饭，谈起这一段往事，他还非常惊讶我这个年纪的人，在当时能注意到这种消息。我告诉他，我甚至非常后悔看到这个预告！因为李敖这个“骂最多”的人复出，意然影响了一个中学生的一生，我黄安正是因为他的影响，在多年以后，成了台湾演艺圈中“最多人骂”的人！

我从小到大学习成绩一般，倒不是每门功课都不好，我的强项是在文科方面。中学时，我甚至有过地理和历史全部一百分的记录。后来在我回祖国发展演艺事业的时候，终于派上用场了。今天不管我到内地哪一个地方演唱，几乎都可以如数家珍地说出当地的风土民情，物产交通。

譬如有一回，我从郑州坐火车去武汉演出，晚上十点多的车，早上到。快到的时候，乘务员通知我们，我和经纪人张哲昕走到道岸上去伸懒腰、透透气。这时小张看着眼前的景色，告诉我说：“安哥，您看！这是长江。”我瞅了一下，便告诉小张：“你说错了！眼前的这是汉水。长江的江面应该比这条江水宽一点儿。”小张不信，叫乘务员来问，乘务员很给面子地说：“这是汉水没错！”

一个自信满满、土生土长的内地人，居然输给我这初来乍到的台湾同胞，小张的脸真不知往哪搁！

说到这儿，我必须诚恳地说一句，蒋介石自有他历史的评价，但是在他统治台湾的二十六年（1949-1975）间，一再地说：“大陆是我们的祖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蒋介石是个民族主义者。要不然，不管是真是假，是清白还是被冤枉，李敖怎么会以“台独”的罪名差点儿被判死刑呢？主张“台湾独立”在当时是极为严重的罪名！

父亲一记耳光让我闭门苦学拿第一

说话回来，虽然我的文科足以拿状元，奈何学校的教育讲究的是各科平衡发展，我的理科实在不灵光，这样一平均的结果，总的成绩看不出我有什么特殊之处。

然而，就在1978年，影响我一生的一件大事发生了！因为四门功课的不及格，我被所念的高中退学了！当退学的通知单被父亲收到时，他打了我一个在耳光！并且把我赶出家门，从此不和我说话，让我自生自灭。

流浪到街头的我，漫无目标地瞎逛，我流着眼泪想：原来我从小视为英雄的父亲，也有放弃我们的时候啊！我看这个世界什么人都靠不住，最可靠的，只有自己！我决定用我的方式，靠自己的力量，重考一次高中。

因为错过了高中的报名时间，我只能去报考职业学校（就是内地的中专吧。）距离考试只剩下四十五天，我买了几本参考书，自己安排自修课程。平常在家，父亲看到我就当没看到，那脸色之难看，就好像我欠他几百万没还似的，他也不让我上桌吃饭，三餐就叫妈妈送到房间给我，就像送牢饭。而我可怜的妈妈夹在中间很难做人，在爸爸面前，她和爸爸一样，说我没出息！可在暗地里，常买些水果给我吃，有时炖一些中药，说是补充体力的。

我每天日以继夜地读书，看着太阳起来，送着月亮下去，孤灯下坐着一个几天以前才被家里宣布没出息的少年。我一定要考出个好成绩，为的是证明给大家看，我黄安并不是一个可以被你料到无能而看不起的年轻人。

我曾在一本书上读过：有一种身形极小的鸟儿，可以只身飞行数千里横渡太平洋，只带着一件行李，也是它唯一的财产——一根树枝。他衔着树枝飞行，累了就降到海面，在树枝上休息，体力恢复了再继续飞行。他站在树枝上觅食、进食、睡觉，只要拍拍翅膀，将树枝衔在嘴上，又可以继续遨游世界。鸟儿的脑袋里仿佛装有罗盘似的，它们知道自己的方向、身在何处、如何求生……

四十五天过去了，我带了一个盒饭、一壶水、一枝笔、一派“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情，如鸟儿飞越太平洋；我一个人走向考场，在考场上看到别的学生家长，殷勤又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们的孩子，我的心中有一点酸酸的，我的亲情已被阻隔在海洋的那一端，而海洋，不就只是一张退学通知单吗？

1978年的一个周末下午，我带着我的女朋友到书店闲逛，看到一本刚上市的新书叫《独白下的传统》，作者是刚复出文坛的李敖。我想起前一阵子在中国时报上看过有关他复出文坛的报导，而《独白下的传统》则是他复出后出版的第一本新书。不知是哪里来的冲动，我当时就买了这本属于我爸爸那个年代作家的书，而这一买，李敖就走进了我的世界，我的世界也因为李敖的著作而变得更加叛逆、不服管教了。

李敖的文字很容易勾起年轻人对传统文化、世俗价值观的反叛。或许也可以这么说，在我们那个国民党统治的苦闷的年代，我们在李敖的文字里，找到了与国民党唱反调的理论基础和力量。这种力量与偶像的崇拜对我们那一辈年轻人来说，只有后来的罗大佑可以媲美。

李敖的影响力充斥着我整个的学生时代。我尤其欣赏他的“长袍哲学”。在高三的那一年寒假，我甚至翻箱倒柜的搜出爷爷穿过的长袍，那一年的春节，我就是穿这一身长袍过的年。走在大马路上，牵着女朋友的手，她脸都红了，而面对路人异样的眼光，我却有一种打从心理面的自豪：看！我敢，你们不敢吧！现在想想，当时我看起来一定很像神经病。

李敖不畏强权、追求真理，与当政者对着干的精神，很令我们当年的大学生着迷，但我们忘了我们不是李敖，只是（模仿秀），直到有一天，终于闯祸了！

在1982年，我念大学二年级。当时我热衷词曲创作，写了一些歌曲，几个同学起哄说要搞个“小黄作品发表会”来满足我们的发表欲，毕竟“青春不可留白”。既然不可留“白”，于是我们真的就在学校的布告栏中贴出“黑”色的“小黄作品发表会”的海报，谁知道校方有意见，他们说在校园中出现黑色的海报有碍观瞻，建议我们换别的、温和一点儿的颜色。我们这帮同学却认为是校方存心找碴，绝不是单纯的海报颜色问题，我们绝不可让步、承认错误。校规里头又没有规定海报颜色的这一条规定，我们决定据理力争、绝不妥协，不管学校的建议，仍然贴出黑色的“小黄作品发表会”的海报！这可给一直想找我麻烦的学生活动组主任一个修理我的机会。就在海报贴出的当天，训导处以（违反学校规定、乱贴大字报），记了我一个大过！而就是这个大过，让我在大学毕业、服兵役的时候，失去了做预备军官的资格，只能当个二等兵退役，在军中吃足了苦头。

李敖写过一本《一个预备军官的日记》，我们看了他的书，预备军官没当成，却当了二等兵。所以我绝不敢再写一本《一个二等兵的日记》，因为我怕有人看了，会连二等兵也当不成！

也因为李敖自传里面提到他当年提倡的“大学生同居”的观念，让我有勇气在很早的时候，就和女同学有了肉体上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他就是上面所说的过年陪我穿长袍逛街的那一位女孩儿，她的名字叫林美惠，是我高中的同学。我们是在高二的那一年寒假，在一次露营活动的晚上，我带着她到附近一个隐蔽的山坡上，她竟然先主动的亲了我的嘴，那我就不客气的脱了她的裤子。当时两个人都是第一次，心里紧张得要死！我还记得我是全身抖个不停。要说“做爱”这种事还真是人的本能，我们两个都没有接受过学校的“性教育”（那个年头也根本没有“性教育”一说，就连在路上穿校服牵女同学的手，蒋介石也要记你一个大过！）但奇怪的是；裤子一脱就立刻知道怎么上，部位和程序也都不会搞错。

完事儿以后，我痛了一个星期，那一年，我十八岁。

“没那种肛门就别吃那种泻药”

我能有勇气写下我极为私密的第一次经验，或许也是源自于李敖的潜在鼓励吧！李敖号称是全世界最没有秘密的人，并乐于与他的读者分享他的秘密。从一张纸条、一封信、一通电话留言、一句话，他全拿来做文章，李大师写文章一向是“为学谨密、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现在的我却有个不同的想法，那就是李先生的生活未免也太单调了吧！那些纸条、信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对于一个自囚成癖，动不动就几十天不下楼、不出门的李大师而言，这些信件、纸条就是他生活的全部。创作来自于生活，李大师于是就常拿这些东西做文章。为了弥补长年不出门、缺乏实际旅行生活经验，李敖还“自慰式”的发明一句话：“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则是读两万卷书，效果不是一样吗？”，当然不一样！看色情小说和真刀实枪的做爱，感觉又岂能相同？

但是还是年轻人的我或者是公元2000年以前的我，却意识不到这一点，常常为了仗着自己看过两本书、走过几里路，常不惜连名带姓、指名道姓、有名有姓的公开谈论或指责别人，尤其是对我的演艺同行，出手更重。我曾在1996年连续一整年天天见报纸头版；不是跟这个吵、就是跟那个闹，不是跟这个闹、就是被那个告，其精采的程度大概不亚于2001年的谢霆锋吧！我现在太能体会谢霆锋的矛盾心理了，天天有新闻固然很爽，但都是负面报导、歹戏拖棚，久了也不是滋味。今天的谢霆锋被某些媒体批评：诽闻的影响力超过他的音乐影响力，在当年台湾媒体也是给我同样的评价：栏目不好好做、歌不好好唱，成天炒新闻。其实我心里头又何尝不想轻松一点儿过日子呢？会造成今天被人围剿、四面楚歌的局面，难道不是我自己说话太直、做人不够圆滑造成的后遗症和结果吗？

有人曾经问过爱因斯坦：“现在的科技如此发达，按照您的看法，将来的天文望远镜最远能看见什么”？爱因斯坦说：“会看见你的后脑勺！因为宇宙是圆的”。正因为宇宙是圆的，故以“能量不灭定律”，我们若伤害了别人，最后还是会回到自己的身上，伤害了自己。

我不应该只学到李敖的尖酸刻薄、得理不饶人，他的好学、勤于笔耕的精神才是我学习的榜样。在过去我全弄拧了！“没那种肛门就别吃那种泻药！”，李大师没错，错的是我们企图想做一名朋友之间的李敖；然而李敖，是没有朋友的！

终于和李敖见面

我们把时间拉回1999年的那次跨世纪对谈。第一次面对我自青少年以来的崇拜偶像，还要对谈，我该和李大师谈些什么呢？他本人怎么样？好相处吗？种种问号令我紧张得彻夜未眠！甚至有点后悔答应这次电视台的安排。

第二天我比李大师早到会场，李大师一进门，看到戍候大驾的我，说的第一句话大出意外，并令我一生难忘。李大师开口就说：“黄安，你现在混得比我好，以后请你多抬举抬举我！”这话说得令我感到不好意思，而且他哪里想到，我就是因为太抬举他了，前半生才吃了那么多苦头。

会谈的最后，现场有一位记者问我：黄安，你号称“歌坛的李敖”，你认为有生之年，可不可以做“文坛的李敖”？我回答他说：“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文坛的李敖，不过李敖肯定做不到歌坛的黄安！不服气的话，李大师可以开始学吉他，我可以等他。”这句话说出口，连我自己也感觉很满意。本来嘛！人大可不必妄自菲薄，文坛的李敖成就固然令人激赏，歌坛的黄安混得也不错呀！

我和李大哥相谈甚欢，对谈结束后，我提议送他回去，他告诉我：“我可是挑车子坐的，不是奔驰我不坐！”我告诉他：“很抱歉！我开的就是奔驰。”一路上我们聊了很多事，到了他家楼下，我们又在车上聊了将近一个小时，油都聊掉了半桶！天气十分炎热，于是我提议说：“李大哥，何不上楼到您家聊个痛快？”李大哥说：“现在不行，因为到目前为止，你黄安在我心目中还是个王八蛋！等我证明你不是王八蛋的时候，就可以来我家作客了。”这种话全世界只有李敖说得出口，不强人所难，我便对他说：“好吧，你去证明吧！很高兴认识您，老王八蛋！哈哈！”

李敖的敌人熬不过李敖

过了不久，我请李大哥吃饭，点了一份七分熟、带血的神户牛排，李大哥立马跟服务员说：“我和黄安一样！”我说：“李大哥，七分熟、带血的牛排对您老人家，会不会太暴力了？”李大哥说：“不会！你们年轻人吃什么，我通通奉陪！我是不会输给你们年轻人的。”

这就是李敖！当年为了活得比蒋介石久，蒋介石怎么过日子，他便怎么过日子。所以他也和蒋介石一样：不酒、不茶、不咖啡、不烟，唯一的饮料就只有白开水。他这么严格的要求自己，终于等到老蒋死了，他开始写文章报仇，给自己平反！现在年龄在他前面的敌人都死得差不多了，我们这些晚生后辈也都长大了，他便回过头来跟我们斗，真是其乐无穷，乐此不疲！

李大哥不光跟人斗，甚至还和阎罗王斗。李大哥的母亲前几年以九十几岁高龄过世了，李大哥认为他妈妈本来挡在他和阎罗王之间，现在母亲死了，李大哥直接面对阎罗王，他更有来日无多的感叹。他下定决心，那些一时一地、尖酸刻薄的“鲁迅式”杂文今后不写了，他要用来日无多的余生写出几部真正能流传百世的作品。就像他跟我提过的《李敖中国大句典》，将他一身的绝学化为一套真正超越时空的作品。我想这不单是一部“句典”，同时是他写作生涯的“句点”也说不定！因为李敖的文字常有双关语，他取名为“句典”或者有意如此吧！

李敖要作词，黄安要作曲，一部绝唱最终因李敖竞选台湾“总统”而告吹

有一次，我打了个电话给李大哥请安，他在电话中提议我们两个不妨合作，由他作词，我作曲，合作一张唱片，保证有市场。我告诉他这个点子不错，这张唱片的名称我都想好了，就叫《骂最多的人和最多人骂的人》，感觉最到位。并说好几个星期之后联络。几个星期之后，我打电话给他，李大哥告诉我，合作的事可能要缓一缓，因为最近新党提名他为总统候选人，接下来要安排一连串的宣传造势活动，不过明年（2000年）3月18日晚上投完票以后，可以打电话给他，他一定有空，因为他一定会落选！有的是时间。这又是标准李敖式的回答。

结果，我决定不找他了，我决定让这个合作的案子黄掉。因为我在报纸上看到他的近况，他告诉记者，说他“忙于写作、被告缺货”。李敖告自己合作伙伴的前科累累，这难道是一种暗示？原告和被告不也是一种合作的模式？算了吧！还是那句老话：“没那种肛门就别吃那种泻药！”除非李敖在我的心目中，被证明了不是王八蛋再说吧！

李敖的狂妄，上帝也惧怕三分

我看过一个笑话，最能够表现李敖的狂妄。

天主教皇和前美国总统里根死后上天堂，他们向守门的天使要求和上帝面谈。于是天使带他们去见上帝，那时上帝正坐在一张舒服的扶手椅上。

上帝问：“你们曾经做过什么事让你们觉得自己有资格上天堂呢？”

教皇回答：“我曾经对抗过世界各地的邪教，并且强烈压制堕胎及节育，好让人类能够生生不息。”

上帝听了说：“你做的太好了，过来坐我左边。”

然后上帝转问里根：“那么你呢？”

里根说：“我是最忠诚的基督教基本教义派的美国总统，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奉献一生，希望天国能够再度降临地球。”

上帝说：“嗯，做得好！你可以坐在我的右边。”然后上帝才发现李敖就站在一旁。他觉得很窘，但还是很镇定地问：“李敖，你曾经做过什么事让你觉得自己有资格上天堂呢？”

李敖说：“废话少说，你走开，不要坐在我的椅子上。”

书中并有几次讲到李敖：

1、有一次我和李敖一起吃饭，出门的时候在餐厅门口碰见她，她当时穿了件低胸的紧身T恤、一条短得快露出肛门的紧身裤，一副性感女神的打扮。李敖看了之后，悄悄地对我说：“现在的女孩真是丑人多作怪！”

2、历史总是如此，有许多艺人、作曲家之所以出不了头，甚至与草木同朽，有很多情况不是艺人实力不够，而是时空背景不对。也可以套句李敖的名言：“一个正确的人站在一个错误的地方，生在一个错误的年代！”李敖有如此感叹，他认为他应该出生在知识分子社会地位最高的五四时代，他晚生了五十年。于是他决定等时代变正确，他的方法是：想办法活得久一点儿！因为他走得太快，得等大家跟上来。后来李敖等到了！大走老运、六十好几的老前辈，保养得像是F4的哥哥。不但成了总统候选人，同时也以《北京法源寺》被提名入围诺贝尔文学奖。然而世上又有几个李敖呢？大部分的人在中途便不支倒地、陈尸遍野。

有一回，我在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参观，发现在一套丛书中，李敖已经和鲁迅、胡适、林语堂、闻一多等排在一起，成了白话文学庙堂之中的古人也！我后来告诉李大哥这件趣事，他笑着跟我说：“我还没死呢！”而如果有一天罗大佑的音乐和莫扎特、贝多芬相提并论，那就意味着罗老师已修成正果、可以瞑目了。

3、如果现在要我选择“荒岛作品”，我会选择带李敖的书、英国甲壳虫乐队的唱片和唐国强老师的所有电视剧作品，那么在荒岛上的日子必不寂寞。

向李敖同志学习（黄安）

台湾作家李敖一生写了一百多本书，可谓是著作等身。不过其中有九十六本书被当时的国民党查禁，全世界没有一位作家曾被他的政府查禁这么多本书，如果“吉尼斯”纪录有禁书纪录比赛的话，李敖毫无疑问是世界冠军。

在李敖被台湾国民党政府封杀的年代里，有连续十四年，台湾的任何媒体都不能出现“李敖”两个字！换做是现在，也就是说媒体的计算机会被输入某种病毒，只要“李”和“敖”这两个字排在一起，计算机就会死机。在被“消音”的十四年中，套句李敖自己的名言：他成了最好的卫生巾——被人忘了它的存在。写得一手好文章却不能公开出版著作的李敖，为了维持生计，只好下海搞起贩卖二手家电的行当。后来二手家电生意不如理想，李敖甚至开始有卖牛肉面的打算，最后牛肉面没卖成，就被国民党关起来了，至此，“大作家”李敖成了“大坐牢家”李敖。

在许多年之后，这些书当年被查禁的理由不存在了，李敖也出狱了，李敖的九十六本书得到了平反，不但如此，在公元2000年还代表台湾“新党”出来竞选所谓的“台湾总统”，真是应验了中国的那句古话：“昔为阶下囚，今为座上客。”是不是很讽刺？

在意大利“水都”威尼斯有一座“叹息桥”，“叹息桥”的一端是皇宫，另一端是政治犯监狱。被推翻的皇室，会从桥的一端被押解到桥的另一端；而被平反的政治犯，则会从监狱的这一端被护送到皇宫的那一端，两者待遇恰恰成为一个有趣的对照。然而走过这座“叹息桥”的人们总会不由自主、似有所感的发出深深的叹息：“唉！人间无常呀！”因此，后人称这座桥为“叹息桥”，李敖正是走过“叹息桥”上的人。

相对于李敖的九十六本书被查禁，李敖口中的“写作界轻量级冠军”我黄安，在广电总局的封杀之下，也正走向九十六个节目被查禁的世界纪录之命运。

我被北京的广电总局封杀，源自于2001年9月我受江苏电视台之邀，主持江苏卫视“天天九十分，老少一点通”的节目。这个节目从2001年9月一直播到了2002年2月，前后播出了半年，收视情况一直很理想，我和主持搭档陈怡（江苏有线“非常周末”、北京电视台“梦想成真”的主持人）也成了好朋友。可是到了2002年2月，江苏台突然收到了北京广电总局的所谓“红头文件”，文件中强调“老少一点通”因为“报批”的手续不完全，严重违反广电总局的有关规定，该节目即日起停止录像与播出。至此，我成了广电总局港澳台司的黑名单，“红头文件”行文于全国电视台，封杀了我在国内电视媒体的曝光。

这件事情有趣的地方在哪里？电视台的报批手续不完整，要处罚的应该是电视台才对嘛！关艺人甚么事？艺人能自己跑去报批吗？但是在这件事情上，真正被处罚的却只有我黄安一个人，为什么？因为我好欺负嘛！身为热爱祖国的台湾同胞，我把所有身家都贡献了祖国，为了回到祖国，我毅然决然的辞去台湾所有的演艺工作（其中包括价值一千万以上的主持合约），从台北搬到了伟大祖国首都北京定居，就连住的小区名字都叫“望京”，住在这儿，我要“望尽北京”。然而我得到的待遇是什么？是封杀！铺天盖地、包山包海式的封杀！好，就算我犯过错误，可是广电总局港澳台司的领导们却连给我个自新的机会都没有，换句话说，我连承认错误的权利都不给我，我不但是个失去舞台的歌手，甚至是个失去监狱的囚犯！我的祖国，原来是个我爱它，它却不爱我，我爱不了、走不进、吃不开、住不下、唱不出的祖国。

内地的同胞很难去想象体会我们这些所谓宝岛台湾的艺人，在祖国内地的发展，关键就是在几个人手上的几颗印章，与他们对你的一些想法。宝岛宝岛，保证让你倒！对你有想法，他们不愿给你的批文上盖章，得！我们就没戏了，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在他们的“千刀万里追”的情况下，我被迫下岗、胎死腹中、秋后算帐的电视节目主持或担任嘉宾的光荣纪录是：

开心辞典（中央台）、梦想成真（北京台）、老少一点通（江苏台）、老同学大联欢（湖南台）、七星大擂台（辽宁台）、为您服务（中央台）、超级访问（北京台）、欢乐总动员（北京有线）、超级大赢家（安徽台）、快乐大本营（湖南台）、非常周末（江苏有线）、超级震撼（江苏台）、美肤之夜（云南台）等等，被封杀的纪录直逼李敖的九十六本书，我的目标是九十七个节目。

有些媒体朋友和歌迷们常常好奇：我黄安怎么好久都没什么动静了？试问一个被他热爱祖国封杀的人，他能有什么动静？我最新的动态，恐怕是向李敖讨“李氏牛肉面”的独家配方，准备下海卖面维生是也。

李敖有个特别的斗争哲学：报仇的最好方法，就是活得比敌人久，等敌人倒下去了，就是你起来的时候了。因此李敖当年比照蒋介石不烟、不酒、不茶、不看电影的养生之道，照生物的自然法则，大李敖五十岁的蒋介石、大李敖三十岁的蒋经国都会比李敖早死。事实果然如此，老蒋、小蒋前后倒下去的十五年之后，咱们这位东北硬汉仍老当益壮。

我黄安不知道我能在什么时候被他们原谅，让我能放下锅勺、拿起话筒，光荣上岗。我也不认为这篇不足两千字的短文能起到甚么平反作用，但是因为“国歌事件”被封杀的张惠妹已经重新在中央台晚会上露脸，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何况我犯的所谓错误也“罪不至死呀！”如果这篇自白的文字又“擦枪走火”的惹恼了他们，其结果也只是继续封杀，对于一个死刑犯，开一枪跟开两枪有什么区别？

在古老的阿拉伯王国，有个大臣被皇帝判了“斩于菜市口”，大臣在临死前跟皇帝说：“皇上，如果现在还不要杀我，给我一年的时间，我可以让皇上的宝马飞起来！如果我做不到，到时再杀我也不迟。”皇帝答应了他。大臣回到家里，他的老婆责备他说：“你这么做不是无聊吗？早死晚死还不是一样。”大臣说：“不！不一样！在未来的一年时间里将有三种可能：第一，我死了，所以也就不用劳动皇上他老人家将我‘斩于菜市口’。第二，皇上死了，新继位的皇上有可能对天下大赦，我可能逃过一死。第三，一年以后，马也许真的飞起来了。”

未来存在着无限的可能，只要有时间，我就有机会。我就要比一比，是他们的位子坐得久，还是我黄安的歌唱得久。也许不需要一年，马，真的飞起来了！我也将会是另一个走过“叹息桥”的人。

2005.12.19

与整个不合理的观念对抗（戴小华）

1987年，台湾《读书人》杂志评选台湾十大作家时，李敖名列榜首。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在台湾杂文作家中，他是一位锋芒毕露、才华横溢的思想家，一位独立特行、著述甚丰、赢得了众多读者的作家。他对台湾当局专制主义批评最激烈，对达官贵人腐败贪婪痛斥最无情，对传统文化弊端抨击最尖锐，对国民心态弱点剖析最彻底。总之，他与整个不合理的观念和制度对抗。在艺术风格上，他比任何一位杂文家更富有个性特色：学识丰富，文辞锋利，嬉笑怒骂，旁征博引，学贯中西，惊世骇俗，以一种完全决绝的精神，揭露真相，抨击时政，燃起一把又一把的野火，朝野上下无不注目。因之，他累遭厄运，一再入狱。1982年出狱时，他写了一篇短文《空中文化飞人》说：“我的行业比较特殊，有人说我是作家，有人说我是历史家、思想家，或者什么家，其实我自己却觉得，与其说什么家，不如说我是‘文化空中飞人’。”因为他“满腹经纶，一身傲骨，艺高人胆大，在警察国家中，每月开夺命飞车，做拼命三郎，虎口捋须，太岁头上动土，用文化之笔，四面树敌，八面威风。”

李敖（1935－），原籍山东潍县，生于哈尔滨。小时随家迁居北京，在京读完小学后，1948年转至上海读中学，1949年随父赴台，入读台中一中，1954年考入台大法律系，后又转读台大历史系，于1959年毕业，后任职台大历史研究所，兼任《文星》杂志主编。1962年在《文星》发表大量杂文、论文，其中《老年人和棒子》引起轩然大波，1963年出版第一部文集《传统下的独白》，被认为是“棒打传统文化”、主张“全盘西化”而引起一场关于中西文化的激战。1965年，因撰文批评台湾当局，《文星》被封。1966年11月出版《李敖告别文坛十书》，1967年4月，以“妨害公务”罪被提诉，1971年3月被捕，至1976年11月出狱。出狱后，在《中国时报》撰写专栏，陆续出版《独白下的传统》、《李敖文存》、《李敖文存二集》，1980年出版《李敖全集》（六册）。1981年8月，再次被捕入狱，次年2月出狱。

李敖极其勤奋著述，即使在狱中亦笔耕不止，每月出版一册《李敖千秋评论丛书》。1982年出版《李敖的情诗》、《李敖的情书》、《李敖的情话》，1983年出版《李敖全集》第七、八册，1984年陆续出版《李敖千秋评论丛书》和《万岁评论》等。除了杂文之外，李敖还有《胡适研究》、《胡适评传》以及编著《要把金针度与人——二百种中国古典名著导读》等。李敖在1993年说他写的书有一百三十多种，其中有九十六种被台湾当局查禁。

李敖的杂文，是真正意义上的杂文。不仅内容庞杂，形式也繁杂。包括政治、社会、文化、教育、历史、人物、爱情、婚姻、生死、生活各个领域，有札记、随笔、书信、传记、日记、评论、杂感各种体裁，应有尽有。风格和笔法也随内容主题不同而变化，或辛辣锋利，或幽默诙谐，或谈笑风生，或情意绵绵，或讽刺挖苦，或各种手法兼而有之。

他从“用暴力维持政权，一党专政，特务横行，基本人权没保障”等十二方面，揭露台湾“独霸政权”，并指出“有历史眼光的人们必然会从时代的趋向，去观察一切反动的政权和独裁者，然后为他们的悲剧命运描绘死亡的景象。”显示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民主趋向》）；他从人的阶级本质分析蒋介石，出身于“奸商世家”，也以此道“俨然成了‘中国领袖’，下场却是老子所预言的‘金玉满堂，莫之能守’，最后被他通吃了的中国大陆又被他通吐了出来，不能顺守，扫地出门，最后连茴香（回乡）豆都不得吃，完蛋在孤岛台湾来”（《蒋介石的时间表》）。这种分析和预见，也被他所言中。他人历史分析，认定“国民党喜欢搞暗杀，源远流长。”他一面反独裁，一面倡导民主。他认为真民主就是要“容纳反对的意见”，测量民主程度如何，“就是看它有没有‘开玩笑的自由’，有没有把民主信仰化、生活化、普遍化”（《开玩笑的自由》）。但他的批评又常常得罪许多人，引起朝野反对，例如，他批评“现今台湾的知识分子都是在集体逃避现实”，“没有勇气、滑头，对很多畸形的现象不敢批评”，他们的著述和言论，属于“个人特殊的心得及见解真是少得可怜”，但是他们可以凭借几页稿纸“卖一辈子”，“参加一百次座谈会”（《对是非绝对是不让步的》）。

李敖曾说“我一生的计划是想整理所有的人类的观念与行为做出结论”。可是，人类的观念与行为的各类确实是太多了，太复杂了，这不是他一个人能完成的。可是，他也以一个历史家的胆识和思想家的敏锐，对许多历史事件、人物、文化及人类各种观念作出清理与评价，并闪耀出思想和哲理的光彩。他不但把一党独霸的台湾社会揭露得淋漓尽致，使得要了解台湾，就要读李敖。而且他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甘地到希特勒众多历史人物的清理与评价也独具见解。例如，他认为人们尊崇孔夫子为“万世师表”是不够的，“孔夫子其实是伟大的学生”，因为他既能“不耻下问”，又能“当仁不让于师”，所以，他也是“万世生表”（《万世生表》）；他认为诸葛亮写《出师表》，“我们只看到他明谏之切，却没有看到他隐痛之深”。他的隐痛，乃是他所支持的，竟是不能成大局的、不成材的阿斗，所以，“他在这种认识下鞠躬尽瘁，当然是很痛苦的”（《我为什么战斗性隐居？》）；他认为“慈禧是中国人的耻辱”（《满人为患》）；他认为孙中山“是近代中国人中，最了解世界动向而又把这种动向反映到祖国来的人”（《思想不变，配革命吗？》）等等。

至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评，也常常和柏杨一样，表现出一种以偏概全而加以否定的片面观点，对于西方文化则又主张全盘接受，说“要西化，就优缺点一起要”（《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不过，他在《独白下的传统》一书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论述，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例如，他认为在中国特立独行很难，因为“中国传统最不允许荒腔走板。中国社会虽然没效率，但对收拾板眼不合的天才与志士，却奇效如神，很会封杀。这种封杀，先天就置特立独行的人于死命。这种人，绝大多数都要早夭，侥幸不早夭的，最后也难逃浩劫”。此外，李敖谈情论性一类的杂文，包括《李敖的情诗》、《李敖的情书》、《李敖的情话》等，则又表现情深意挚、认真负责，一点也不玩世的。台湾有位论者指出：“我相信，五十年、百年后，待文坛上所有的恩怨及人事纠纷都消失了，能流传下来的文字，李敖会是其中之一。”

戴小华：《李敖访谈录》，《台港文学选刊》1993年第8期。

（节选自张振金《中国当代散文史》，人民文学出版，2003）

三访李敖（李峰）

作为《海峡两岸》的主持人，在5年多的时间里，我曾经3次采访李敖，很有意思的是，这3次采访采用了不同的方式，我们从书面采访到通过卫星对话再到面对面谈话，这似乎暗合了这些年来我们对台工作的轨迹——两岸始终会越走越近。

一访李敖——愉快开局

与李敖初次打交道是在2000年四五月份，当时我刚调到《海峡两岸》担任制片人不久，有股子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儿。为了尽快提高节目收视率，大家都在努力想办法。基于李敖在两岸边的知名度和争议性，应该有相当的关注度，部门主任李海明提出了采访李敖的想法，于是我们和台湾真相电视台联系，邀请李敖上我们的节目。由于是初次合作，各方都比较谨慎，当时的合作形式很简单，我的一位同事李晓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播部的副主任，当时作为交流干部到我们栏目工作）以书面的形式列出了六个问题，请真相台代为录制李敖的画面。李敖的回答基本是每题10分钟，而我们的节目当时是要求每题15分钟，于是我们邀请真相台董事长周荃（她也是李敖的朋友）、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所长许世铨等人到演播室，我和他们聊聊有关的背景情况，作为朋友对李敖的评价等作为补充内容，算是凑足了节目的时间。

我们当时提出的问题围绕“一国两制”和两岸关系的现状等内容展开的，李敖的回答颇为精彩。记得在回答“爱中国与爱台湾这两种感情能否分开或者说怎样才能统一”时，李敖引经据典，说：“当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起用美国通用公司的董事长威尔逊做国防部长，在他卖掉了所有的通用股票后，有人还是对他能否妥善处理利益冲突表示怀疑。威尔逊说‘凡有利于美国的，就有利于通用，他们的利益是休戚相关的。’这就如爱台湾与爱中国的关系。”

李敖对“一国两制”的支持态度和他独特的表达方式，使他颇有大陆观众缘，而且他讲故事的风格也很适合我们这样一个论坛性质的节目。现在看来，虽然当时的节目有些粗糙，但我们的提问和李敖的回答已经形成了良好的互动，有较好的社会反响，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李敖也深感快慰，还主动提出了了一些新的合作想法。应该说与李敖的第一次合作是一个愉快的开局，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思维敏捷，风趣健谈，表达能力非常强，这为我们以后的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再访李敖——渐入佳境

第二次与李敖打交道是在2001年的年底。因第一次采访李敖较为成功，领导要求我再次采访。我考虑到第一次是尝鲜，虽然节目比较粗糙，观众也没有过多地挑剔，如果第二次再简单重复，效果可能不会太好。于是我提出采用新的节目形式：用卫星连线的方式直接和李敖对话。这样既不违背李敖“绝不离开台湾一步”的誓言，又有直接交流的畅快，能对观众形成新一轮的冲击。新的思路很快得到了上级的认可。

在策划这期节目时，我的初衷是进行一次两岸学者的对话。我们请来了一些在北京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大家都谈了对李敖的认识。有意思的是，学者们对这个节目都兴趣寥寥，对李敖这个人颇有微辞。当我询问是否有人愿意自荐或推荐什么人与李敖对话时，众人更是一片静默。

座谈会后我摒弃了当初的想法，着手寻找新的思路。考虑到李敖虽然在大陆媒体曝光的机会不多，但他的书在很多书店里都有售，拥有一大批读者。我准备抛开两岸学者对话的形式，代之以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交流，我把自己也定位为一个读者，并用这样的角色去与李敖对话。确定了这样的思路，我把这期节目暂取名为“李敖与大陆读者的第一次对话。”

思路拟定，操作起来却面临很多难题，比如卫星线路的问题、合作媒体的问题等等。幸运的是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各级领导和兄弟部门，特别是技术部门的大力支持，困难很快都一一解决了。剩下的最大挑战就在节目的内容上。

谁都知道李敖是著名的铁嘴，没有他不敢说的话，没有他不敢骂的人。面对这个让很多同行都有些怯场的人，我心里一直忐忑不安，他在节目中会说些什么？应该怎么去跟他对话？我一度十分茫然，以前虽读过一些李敖的书，但对他的了解还远远不能支撑这样一次对话。于是我四处查找资料，包括香港台湾一些媒体对他的报道，我发现，大家都对李敖的孤僻乖张与另类行为津津乐道，热衷于谈论他如何骂人，如何打官司，如何追女人，却没有人愿意静下心来，去对他的整体思想进行一番完整的梳理，而这些正是我们要挖掘的东西。我顺着这个思路一直深入下去，他的形象逐渐在我脑海里清晰和丰满起来。我认识到，在李敖狡诈不羁的背后，有一个不可违背的原则和不可撼动的精神支柱，那就是对故乡的感情，对中华民族的责任心。

有了这样的认识，我把节目的基调确立为以情为线。为了便于操作，我详细拟订了一份采访提纲，确定了节目的结构。一个好的节目，结构是十分重要的，虽然我不可能去预知或干涉对方说些什么，但我可以做到引导他说些什么。我相信一份好的思路是确保节目成功的关键，事实上在后来的录制现场，李敖可以说是完全按照我的既定思路接受了采访，整个访问很顺利。后来在年度彩虹奖的研讨会上，评审组的专家在点评这个节目成功的原因时，首先就肯定了节目的创意和结构，这让我备感欣慰。

在节目的整体思路和创作结构得到批准之后，我请栏目组的同仁贺亚莉和高辉去寻找李敖当年的学校和同窗，还有他书中描述过的“法源寺”等线索。寻找法源寺颇费了些周章，因为它名不见经传，几乎没人知道它究竟在哪里。好容易找到了，更觉得失望。寺院不大，香火寥寥，甚是冷清。找到一位僧人聊了两句，僧人说他知道李敖，也知道《北京法源寺》这本书，希望李敖有机会回来看看。听说法源寺的香火随着李敖热而渐渐旺了起来，门口也摆上李敖的这本书，成了吸引游客的卖点，当然，这是后话了。

因为线索有限，寻找李敖当年的同学也很不易。两位可爱的同事很有办法，他们到北京四中查询档案，不光找到了想找的人，还意外地发现了李敖当年的学籍卡。在录制节目的现场，当那张贴着李敖黑白照片、有些发黄的学籍卡出现在大屏幕上时，李敖禁不住“啊”出声来，因为这张卡连他自己也不曾见过。当时我就想，以后能够制作一个学籍卡复制品，有机会去台湾时，把它作为礼物赠给李敖。不过，我去台湾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送礼物之事就搁下了。有趣的是，当后来李敖来到大陆，参加凤凰台的一个节目，现场主持人问他，我们为你请来了北京四中的校长，他有礼物要送给你，你猜是什么？李敖脱口而出，是那张学籍卡吧？看到这里，我会心地一笑：嘿，这家伙还惦记着呢！

在同事们四处忙碌的时间，我托人买来了市面上能买到的所有李敖的著作，把自己关在家里，研读三天三夜以求速成。在众多的书籍中，最让我感动的是《李敖快意恩仇录》和《北京法源寺》，从中我不仅读到了优美的文字，也进一步了解了李敖这个人。在我看来，《李敖快意恩仇录》表达了李敖的思想，语言简练，观点精辟。而《北京法源寺》则是一部男人的著作，慈禧太后是其中唯一的女角且为反角，主人公谭嗣同舍生取义的英雄主义精神正是李敖人生理想的反映，这一理想体现在现实中就是中华民族的大义。在节目录制现场，我把自己的理解向李敖阐述，得到他肯定的答复，不过他幽默地说：“如果在身临其境时，我不会做谭嗣同，我会做梁启超，为什么呢？我不要做烈士，我要做一个战士，我认为做战士比做烈士应该更实际，虽然做烈士使我们觉得更佩服。”

我一向对自己对事物的理解力比较自信，或者说悟性还算不错，比较善于发现问题和总结问题。我从他的作品里读到了许多情色、仇恨偏激和愤懑的内容，但也从字里行间读到了责任感，读到了对故土的深深眷恋和抗争命运的勇气。于是在我的心中，李敖的形象发生了一种质的改变，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在剥去那些花里胡哨的张扬之后，李敖的内心是纯净的、善良的，作为一名作家的他是值得尊敬的，作为一个人，李敖是“孤独”的；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他又是一个值得哀其不幸，又赞其敢言的人物。李敖作为捍卫民主的斗士，与国民党斗了几十年，坐了十多年的牢（fashion按：李峰女士果然是李敖作品的速成读者），争取台湾的解禁，但没有想到的是换上台的却是连国民党还不如的“台独”当局，李敖的内心是痛苦的，很少能有人真正理解他，他内心盼望的是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但在台湾这样一个社会，他只能用李敖式的独特方式甚至不乏偏激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见（fashion再按：这段描述有点像用在鲁迅身上的）。我希望我与李敖的对话不是肤浅的，世俗的，而要深入到他的内心，让他剥去其外壳深入其内心才能展示他的内心世界，让他说出心里话。

录制工作可以说是千头万绪，既是主持人，又是栏目的负责人的我恨不得长出三头六臂，从解说词的撰写，到现场观众的组织，事无巨细样样都得操心，直到录制前才挤出几分钟时间静心想想。所幸的是栏目组的老大姐马叶英很有经验，振臂一呼，指挥着没有大节目经验的年轻人冲上阵来，很快一切就绪。李敖如约来到台北的演播室，通过卫星传送到大屏幕，李敖看到了期待和他聊天的80多位大陆观众。

当时李敖刚刚做完手术，身体很虚弱，不宜久坐，对环境温度要求很高。于是，我们俩的聊天就从他的身体状况谈起。李敖放松心情，很快进入了角色。谈话在融洽的气氛中开了场，我的心也渐渐平静下来。问题一个个抛出，李敖应答机智，现场笑声不断。当我们为他播放完“大陆民众眼中的李敖其人”这段片子时，他连说：“我受宠若惊，受宠若惊。”当我们为他展示他从未到过的北京法源寺，并问他和想象中是否一样时，他将自己如何写出法源寺的故事娓娓道来；当我们请来他的同学，并向他发出回家的邀请时，李敖虽然回答说“神游即可”，但潸然而下的眼泪还是透露了他内心的波澜。我对他说，我想用8个字来形容你对台湾的感情，“爱之越深，责之越切”，想以此传达大陆同胞对他深深的理解和关怀。李敖的鼎鼎大名不是平白得来的，三次入狱，18年的狱中生活（fashion又按：李峰不知怎么看《李敖快意恩仇录》的；wjm_tcy按：的确是啊，应该是先有14个月的软禁，然后有5年8个月的牢狱，再后又半年，总共7年4个月），过人的智慧，渊博的学识，得理不让人、睚眦必报的性格，使他成为奇人怪杰。在李敖传奇的经历中，不缺斗争，不缺新闻，不缺热闹，缺的是温暖和理解。人们说他是“老顽童”，他说自己是“笑面虎”。他心中隐藏着不为人知的软弱，不曾流露，也不肯流露，他靠这样的坚持在不断的打压下倔强地活着。我真诚的希望这期节目能给他捎去来自海峡这边的暖意，毕竟他已是年届古稀的老人。

那天录完节目，忙了一整天的我和同事们走出演播大厅，看着门外漫天飞雪，银装素裹，我深深地吸了口气，相信那也是许多北京人难忘的一天。2001年12月27日，因为突降大雪，北京的交通陷入了大瘫痪。

这期节目应该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两岸都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李敖与大陆观众的第一次对话》在《海峡两岸》播出后，观众的好评如潮，该节目获得了央视该年度节目的一等奖和彩虹奖的一等奖。李敖对本期节目也非常满意，他托台湾的朋友给我捎来了他最新作品《上山上山爱》。李敖又通过台湾中天电视台要来了该期节目的录像带，自己动手拆装，重新制作了三期节目，每期节目时长一小时，并把这个节目取名叫《李敖向祖国发声》。他利用我们的节目素材，分段讲解，旁征博引有关的历史、世界的相关背景。比如在我们的节目中有一段介绍李敖书房的内容，他就以此为切入点进一步讲解他的学习方法，介绍他引以为傲的秘密书房，展现给观众更多的内容。

李敖精心准备的这几期节目特别安排在2002年的新年播出，一播出就是好几天。节目刚播出两天，李敖就受到了台湾当局“新闻局长”的呵斥，要求他立刻取消这期节目，理由是他在节目中大力宣传大陆，宣扬“一国两制”。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为他捏了一把汗。没想到第二天这个节目照常播出，而且节目一开始，李敖就大声地说：“‘新闻局’你们听好了，李敖我跟你们干上了，李敖今天勇敢地向祖国发声。”由于是新年播出，我没能看到节目的直播，后来台湾中天电视的合作伙伴给我捎来了节目的拷贝，在办公室我一个人静静地看着，想着，感触良多。

多年后在北京见到李敖，我问他当局有没有找他的麻烦，李敖说：“可能和我平时穷凶极恶有关系，我雷声大，他们雨点小，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三访李敖——只是聊天

李敖要到大陆来了，消息不胫而走。很多朋友见了我就问：“李敖来了，该是第二次对话了吧？”“不，第三次对话，第一次面对面。”我这么回答。

曾经放话“有生之年不会离开台湾”的李敖改了主意，踏上了阔别56年之久的故乡，这条新闻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栏目组的编导们都希望自己能抢到这个好话题。但是，由于李敖的此次大陆之行是以凤凰台主持人的身份来的，一切行程都由凤凰卫视安排，时间紧，活动多，追随的媒体也多，要联系好这个采访任务有很大的难度，而且给央视唯一的机会又给了《东方时空》栏目。《海峡两岸》领导找到我，希望不要放过这个机会，争取采访李敖。

其实对于是否能和李敖见面，开始我也没有抱什么期望，因为做媒体的朋友都知道，很多时候，在一定范围之内是可以去争取的，而超出了就没有可能了。也许是多年来养成的职业责任，也许是感觉自己和李敖这个人有某种缘分，因为就像和李敖的交流由浅入深一样，我自己从事对台传播工作也从陌生走到成熟，这么些年我目睹了对台传播走过的艰难历程，在《海峡两岸》经历了风风雨雨，能看到两岸党际交流的一天，虽然只是开始，党际关系也不等于两岸关系，但迎来了连战、宋楚瑜的来访，现在李敖也能放弃自己的誓言来到大陆，这一切让我欣喜，让我感动，因为这是我一直期盼的，为之默默奋斗的。想到这些，我爽快地答应了，既然答应了就一定要做到，这是我一贯的作风。

我决定给李敖写封信，附上当时录制节目的两张照片，托凤凰卫视的朋友捎给他。我在信中写道：“2001年末，我们曾通过卫星连线进行交流，共同制作了《李敖与大陆观众的第一次对话》节目，希望您还记得。记得在节目中我曾向您发出‘回家看看’的邀请，您说‘神游即可’。今得知您终于回来了，非常开心，盼望有机会与您见面。如时间允许，希望能抽出半个小时，携栏目组同仁前往采访您。”李敖欣然答应。他的助手告诉我，李敖先生说，你的节目一定要上。这让我心生感激，因为我知道，除了日程上事先安排的采访，所有的媒体采访都被李敖婉拒了。

采访被安排在李敖于清华大学演讲后的当晚9点，地点是李敖下榻的钓鱼台宾馆。刚被媒体炮轰过的李敖坚持着来到我们的采访区，我看到他已是满脸通红，显得有些虚弱和疲倦。但一见面，他就抢先说：“我们终于见面了。”我说：“四年前我们就见面了，只不过是通过卫星透过屏幕。”李敖笑着说：“对，我们是‘隔空喊话’。”我说：“我以为这次在北京没有机会见面呢！”李敖忙说：“一定要见的，就是瞎聊也要聊。”

由于我们这个采访是临时加进来的，只能是见缝插针，时间也只有20分钟。他的助手来回穿梭，不时举手向我示意。而一位台湾媒体朋友更有意思，她索性坐在旁边，看着手表算时间，因为李敖下一个安排是上他们连线的直播节目。没办法，我们的采访只能是在匆忙中进行。

李敖一开始就抱歉地说，我要说的都说了，恐怕没有新的东西了。但我自信地说，不会，还多着呢。有了上一次的对话铺垫，我们第一次面对面就像是多年的朋友，很随意地聊开了。我们的对话轻松而愉快，一起回忆上次的合作，一起讨论他的北京之行。我问起他两个孩子的名字：“你这次带了两个最小的孩子，一个叫李戡，一个叫李谌，从字面上看一个从文一个从武，是希望他们文武双全吗？名字是你起的吗？”李敖得意并神秘地说：“我只告诉你哦。”那神情很难让人把他跟桀骜这个词联系在一起，李敖告诉我，他这次到大陆来还有一个私心，就是要让孩子们了解大中国，他们此行的收获很多，在台湾他们看到的只是一条小水沟。当我问李敖对自己的孩子有什么期待，要不要走他这条路时，李敖说：“说实话不太容易，我是一个集大成者，别人要读书读到我的1/10就会中毒，而只有我能跳出来。”虽然李敖还是延续着他一贯的说话风格，但从中我听到的是一位普通父亲对孩子最朴素的爱。也看到了作为一个炎黄子孙的他对故土热烈的归属感，以及对孩子血脉传承的殷切希望。作为父亲，李敖是琐碎而骄傲的，他说孩子们会欺负他，在大街上也不给他面子；他说因为他向孩子妈妈告状，说孩子偷吃东西，被孩子们骂为“告密者”；他说他和孩子们岁数差得太远了，有60年，有种爷爷对孙子的感情，只想宠着，哄着他们玩。谈得兴起，却无奈于时间的限制，只好作罢，我们相约有机会再好好聊上一回。

于我个人而言，对李敖的三次采访算得是一个很好的个案。如果我不曾认真地去研读他的书，解读他，而是随着大众舆论的引导，只去关注他的不羁、他的风流、他的尖锐，我相信我得不到他的信任和认可，很难达到《李敖与大陆观众的第一次对话》泪洒当场的效果，可能也得不到第三次采访他的机会，更不敢奢望能和他交成朋友。我对这个人的了解随着采访的深入一步步更接近本真，打官司、追女人、骂祖宗的李敖，其实也可以温和大度像普通的父亲那样。真正意义地沟通而不是只负责向他提问，最大限度的发现被访者的本真，正是我想要的。

选自《李峰看台湾》，九州出版社，2006

我眼中的李敖（贺顺顺）

我跟李敖挺熟的，不过，我欣赏李敖可不是“个人行为”，而是有“批文”——凌峰认可的哟。

去年，大约在冬季，戴逸如先生应上海古籍出版社之托，希望我出面请李敖为出版“李敖人生格言”写份授权书。这事很伤脑筋，谁不知道李敖此人“倨傲不逊，卓尔不群，目中无人，谁都敢骂”呢？任务虽光荣，却艰巨著呐。

腊月的某一天，我们“八千里路”摄制组走进了李敖的“秘密书房”。在那满屋书的空气里访谈。书房里的李敖十分儒雅，全然没有只能听他的、容不得别人插嘴的名人作派。他把大部分时间让给了别人，对别人的提问、插话和意见，他都认真地侧耳倾听，体现出他对别人的尊重。访谈顺利，气氛甚好，那是个愉快的下午。我相机行事，跟李敖说了出版社的想法。真是没想到，李敖不仅爽快地授权给我，还要我为他的“人生格言”写序言。

这事儿难以置信，小女子何德何能，能为大师写序吗？不过后来我想明白了，因为在李敖独特的眼光里，没有大人物、小人物之分，只要他喜欢，就算个人物。

李敖处世非常性格化，所以他备受争议。他说话、写文章好走极端，爱他的和恨他的人也都在两极间摆荡。对他不熟悉的人会觉得他身上常常蹦出不谐和音，就像他厚重的书房里，竟悬挂着大幅裸体美女照片！

李敖一生有几多，书多，字多，证据多，朋友、敌人、女人多，当然还有他肚子里的学问多。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固执与坚持，如他一贯固执地穿红夹克，一贯固执地喝白开水，如他一生坚持他不留情面的进攻态势，一生坚持他的文化批判。他的批判矛头还专捡大的刺，从蒋介石、蒋经国、李登辉到台湾地区新领导人无一不是他的靶子。但他唯有对爱情不固执，对女人不坚持。像他这种独来独往的人，回家不会准时吧？不，他回家却偏偏很准时。在他眼里，人情是淡薄的，他从不屑花时间纠缠人际关系，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专注于写作，因而成就了他一千五百万字的泱泱著作。正因他克服了人情的顾忌，才磨砺出他犀利无比的文风。他有句格言说得好：“人缘太好会对真理构成妨碍。”

李敖是个工作狂。他认为工作要做到“被饭催”而不能“等饭吃”才算及格。他的前妻胡茵梦说过：“他的生活方式像一部精确的机器，在例行公事中规律地运作着。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听音乐，不看电影，不打麻将，可以说没有任何娱乐活动，而只有工作。”

一位和李敖共事的电视导演说：“李敖对时间的运用难以想象。他可以边打电话边写作，甚至上厕所来回手里都要拿着点什么。”难怪这个李敖出本书，就像我炒葱花蛋那样驾轻就熟。

“八千里路”摄制组长久地把镜头对着李敖，凌峰曾经笑着说：“这种稀有品种如不及时记录，就是暴殄天物。”

最近，李敖告别电视，与他合作过的伙伴流泪了，因为他们看到过了李敖不轻易示人的别的侧面。人们通常在媒体上看到的是李敖尖刻、狂妄、咄咄逼人的形像，其实，走近他，会看到李敖会变脸，他有多种脸谱，面对权贵是一张敌视的脸，石榴裙下是另一张春风荡漾的脸，说起娇妻爱子是一张童稚的脸，面对平凡的小伙伴，竟有一副侠骨柔情，露出一张温文和蔼的脸，我见到的则是一张儒雅的脸呵。

这就是我眼中的李敖。

台北访李敖（卞毓方）

门从里边拉开，李敖闪在一边，做手势说“请进”，我却一下子愣在门外，迟疑数秒方才迈步。声名煊赫的主人恐怕要担点委屈了，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平而淡之，抢了他的风头的是他背后排山倒海的书架和书桌。对，就是“排山倒海”，因为它们从里墙，从天花板的尽头成排成阵向外压来，一直压到大门口。

这是一座图书馆，还是一座“写作工厂”？书架紧嵌在四壁，从客厅到餐厅，从主房到厨房。书桌纵横成列，像是大学课堂，又像是阅览室。从地板，到桌肚，以及桌面，堆的、垒的、码的是书籍，插的、摞的、叠的是资料。而在前排与后排、左排与右排之间，留出若干空当——桌面相对空虚，仅仅摆着备用的书籍、资料，以及稿纸和笔，主人就在那儿笔走龙蛇，呼风唤雨。李敖有一个骄人的癖好，每写一个专题，都要换一批材料，换一张书桌。难怪他说“真正第一流的大思想家的工作地点是自己的书房”，因为他背靠的不是习见的小小书斋，而是整个一座巍巍书城。

李敖不用助手，也不用清洁工，偌大一座书城，就由他一夫独守。我在其间巡礼游弋，那感觉，不啻是钻入迷宫，或八卦阵。书架均为特制，遮掩了、取代了所有的墙壁，中间开出大大小小的龛，供的不是神，而是古色斑斓的书画、拓本与照片。毋庸讳言，缭人眼花的，还数那些美目巧笑、幽香浮动的裸女像。它们大都堂而皇之地占据着要津，仿佛它们才是这儿的主人。李敖颇以为得，他指着其中的一幅人体摄影说，这是莫文蔚（香港女歌星）亲自送他的，接着又说，还有谁谁谁（更大的名角）也要向他赠送自己的裸体写真。

我突然意识到，这书城缺了点什么。仔细观察其他的房间，忽然醒悟，这儿有电视，有音响，有传真机，有复印机，——就是，嗯，没有电脑。李敖解释，他是几十年一贯制的“土法炼钢”，坚持用笔和纸写作。这事发生在21世纪的今天，尤其是发生在李敖李大侠身上，似乎有点不可思议。转而想想，他毕竟已66岁，惯性和惰性绝对在暗中作祟。“你试过电脑吗？”我问。“试过，”李敖答，“但不能适应。”他很坦白：“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许多人的理解都不够精确，在我看来，应该是会就会，不会就是不会。”

因为彼此站着，自然一眼就能看出李敖的身高，大约一米七十二。体重呢，他说，六十五公斤。李敖跟着补充一句：“不胖不瘦，正好符合标准。”不，比起常见的他的荧屏形象或著作上的玉照，我总觉得他是瘦了些，脸色也有点不那么“李敖”。一旁的高信疆先生解释，说李敖前不久刚做了胆切除，复健并不成功，现在还在疗养。呜呼大侠，斯人亦憔悴，千山独行的孤胆英雄，从此不竟成了“色厉”而“内荏”的“无胆”英雄！

尽管还在康复期，李敖仍保持和从前一样的生活节奏，除了高频率的阅读和写作，每星期还为电视台做五次时事演讲。譬如，昨夜纽约世贸中心遭受恐怖分子的袭击，这就将成为他今晚的话题。李敖坦陈，他做电视节目是很赚钱的。并且顺带讲了生意经。他说，他要电视台方面一次付清全年的费用，对方当然不肯，于是红嘴白牙，唇枪舌剑。对方说倘若按照你的要求一次付滑，万一你中途死了怎么办？李敖反驳，如果不事先付清，你们事后赖账怎么办？虽然双方关系很好，但是，亲兄弟明算账嘛，经过一番斤斤计较，讨价还价，最后各退一步，敲定先付一半现金，另一半为支票，三个月后兑现。李敖笑着拍了拍胸脯：“你们说，我再不济，也不会三个月内就翘辫子吧？”

李敖的父母总共生有六女二男，八个孩子中，数李敖最是“添乱”，总是在政治上带来无尽的麻烦。李敖父亲殁世早，故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叶，没能看到宝贝儿子后来的种种祸殃。他母亲长寿，直活到世纪末，可以说，李敖的三痨五伤，七灾八难，她都一一经历，感同身受。说来也奇，老母亲晚年，八个子女，不跟这，不跟那，偏偏跟定了小祸连绵、大祸接踵的李敖。知子莫若母，这是否也反映了老人家对他这个“捣蛋”儿子的某种认可呢？当然，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李敖事母至孝。举例说：李敖与母亲住在同一栋楼，李敖担心老人家年老多病，安危莫测，除了约请专人照顾外，还在母亲的房里安装了闭路电视，这样，他就可以随时关注老人的动静。……李大侠孝顺如此，高科技也是功不可没。

谈话中说到龙应台出任台北市文化局长一事，李敖的态度是不赞成。李敖说，龙应台就不该去。难道以她的力量，能够改变政府的意识形态？没那事。她既然去了，就只能是迎合。最终，不是她改造政府，而是她必然受到政府的扭曲。

自始至终，李敖一直含着浅浅而又谦谦的笑，这是出乎我意外的，总以为他也会像文章那样，嬉笑怒骂，痛快淋漓，孰料他还有这么一副“好好先生”的脾气。让我估计落空的，还有他居然早就戒绝了烟酒，连带还戒了茶、咖啡和俗世的一切应酬。作为见面礼，我特地为他带来了两瓶上等的“酒鬼”，谁知他已立地成佛，革凡登圣，一变而为滴酒不沾、洁身自好的清教徒。

李敖送我他新出的长篇《上山上山爱》，这书名就透出怪诞。揭开封面，扉页上赫然印着：“清者阅之以成圣，浊者见之以为淫”。瞧，还没有进入正文，成圣？为淫？招魂幡立马就兜头祭起，让你避无所避，遁无所遁。这部小说，已在北京的《京萃周刊》连载，我只断断续续地读过数节，粗略的印象，是形而上和形而下交错，撩云拨雨，离经叛道。李大侠的傲气、霸气、才气，只有到了字里行间，才原形毕露，活灵活现。你要吃透李敖，最好是读他的书，千万，千万别为他的咪咪笑障了眼。

中午，李敖在他家隔壁的“彭家园”饭馆，招待高信疆先生夫妇和我。李敖名气大，他一踏进饭店的门槛，里边先来的两桌客人就起立鼓掌，欢呼说：“大明星来了！”；“大明星和我们一起吃饭，三生有幸！”李敖忙不迭地鞠躬还礼，并调皮地回答：“谢谢捧场，大家在这儿尽管随便看我，不用买门票！”一番热闹过后，食客们重归于座。我们也拣了僻静的一处坐下，开始点饭点菜。有顷，当我们的饭局进行到一半，先来的那两桌客便宣告散席，为首的一位先生走过来跟李敖打招呼，说：“你昨晚的那档节目，下午两点还要重播，我这就赶回去看你的电视！”

就在笔者探访李敖的第二天，他又住进了医院。九月底，并且动了第二次手术；这次，他的胸口留下了一道长长的疤痕。他曾笑着对友人说：“很明显，两次手术中，有一次是失败的。”问他为什么不追究责任呢，他的回答是：“这就是与朋友‘剖腹相见’‘肝胆相照’的证明！……”

选自《美文》2002年第3期

禁足孤岛56年后，李敖重回大陆内幕（宋元）

2000年参选台湾“总统”的5位候选人中，除了民进党陈水扁、无党派许信良之外，代表国民党的连战、代表亲民党的宋楚瑜都已于今年应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邀请访问大陆，现在，又来了当初代表新党的李敖。

李敖不是第一位来北大演讲的台北学者，1984年台大哲学系教授陈鼓应曾来北大讲学；他也不是第一位来访的“立委”，1988年台湾“立委”胡秋原冒台湾当局之大不韪，参访大陆，访问途中即被李登辉“开除国民党党籍”；当然更不是第一位来大陆的作家，琼瑶、三毛、龙应台……早已留下各自的大陆故事。只不过，包括这些先行者在内的几乎所有被大陆人知名的台湾人，都曾被李敖笑骂，甚或气到把李敖告上公堂。

李敖坐镇岛内56年，不出半步论天下，骂尽闻人，突然放话要来大陆。据悉，应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刘长乐的邀请，李敖将于9月19日出发，访问大陆和本港。这趟李敖之行被定名为“神州文化之旅”，途经本港、上海、北京三座城市，进行民间性质的文化访问和交流，并将在北大、清华、复旦演讲，行程11天。

禁足56年的不同政见者，做出了和老对手国民党一样的选择

台湾岛内开禁“登陆”后，却有几个特殊人物怎么也不肯离岛，到大陆去。第一名是张学良将军，第二名是李敖。

从2000年至今，本刊记者多次采访李敖。谈及是否“登陆”，他总说，“一开始安全部门不让我离岛啊，后来我发现，我们不需要像航天员登月那样去了解月亮，也不需要像登山家登山那样去了解喜玛拉雅山。”“再说，我觉得重温旧梦，就是破坏旧梦。”

现在，这位曾与国民党斗争了大半辈子的不同政见者，终于和其老对手国民党，做出同样的选择：到北京去。

其间，凤凰卫视成功邀请到李“登陆”不过是个偶然事件，李和连宋同为中国人的共识应是根本原因。正如李在“李敖有话说”里所说：“像连战、像宋楚瑜，他们虽然有很多的不是，可是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是可以肯定他，在这种关键性的大原则上面，他们始终承认他们是中国人。”

1935年，李敖出生在中国东北的哈尔滨。那是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也是“九一八”事变后三年多，中国东北已是日本控制下的“满洲国”。李敖的爸爸李鼎彝于1920年进入北大国文学系学习，当时的校长是蔡元培。

2岁到13岁，李敖随全家迁至北京居住。李后来在自传中说：“从我有记忆开始，我家就住在北京东城内务部街甲四十四号。”1948年冬天，李全家南迁上海，住在提篮桥监狱附近的一所小房子里。1949年5月，李随父亲搭乘难民船中兴轮到达台湾。

此后56年间，李敖再没有离开台湾，但其上百本尖锐犀利的评论尤其是各类“骂作”，自上世纪80年代起就已在大陆知识界广为流传。近一年多来，李敖更通过凤凰卫视的《李敖有话说》约400期政论节目，在大陆拥有大批观众，成为极个别闻名两岸的时评家。

56年的岛内生活，李敖一刻不得闲。先是向《文星》杂志投稿，大力提倡“全盘西化”，鼓吹自由主义思潮，为争取言论自由而努力；1965年《文星》遭查禁次年，李的作品也开始被封杀；1969年，李因帮助台湾异议人士彭明敏偷渡，被官方指为“台独分子”遭软禁；1971年被正式逮捕，5年后释放；1981年，李因被人诬告，再度入狱半年；2000年，李代表新党参加竞选中华民国“总统”，后却宣布支持另一个候选人宋楚瑜；2004年，李再度进军政坛，以无党籍身份当选立法委员。

李敖将讲述为“自由与民主”奋战的经历？

对于其现在的言论阵地凤凰卫视及其老板刘长乐，李敖曾在节目中评说：“在我们的祖国，有一个人为了我吃了不少苦头，他的名字叫做刘长乐，因为我的言论一定给他惹来很多麻烦。”但他又说，“可是告诉大家，我一点都不可怜他，什么原因呢？我们这种人，为了一个理想的实现，牺牲别人在所不惜，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

李敖最初确定访问大陆的意向，便是缘于他和刘长乐在2005年2月中下旬的一顿饭局。

据凤凰卫视台北记者站首席记者及“李敖有话说”制片人游本嘉介绍，那时刘长乐到台湾给李敖提前祝寿，席间邀请李敖去大陆看看，刚开始遭到李敖的婉拒，并称怕坐飞机。但刘长乐坚持游说，说于右任、张大千、林语堂等来到台湾的文化名人，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最终却都带着没有叶落归根的遗憾客死他乡，李敖应该实现这一代人对祖国大陆的拳拳之心和未了的遗愿。当下，李敖听了颇为动容，试探性问了一句话：如果他访问大陆，凤凰是否操办？刘当场答应。此后因军购案，身为“立委”的李一时走不了，但其出岛的决心渐定。

游本嘉表示，约400集的“李敖有话说”在凤凰卫视播出后，颇受大陆观众欢迎，加上此前李敖大陆版书籍的读者群体，李敖在大陆已有相当规模的拥趸；趁着精神体力还好，李敖也很想和大陆民众接触，身临其境感受一下大陆的历史文化。因此，作为历史学家、作家、当代著名文化学者和凤凰卫视主持人的李敖，将其大陆行定位为“神州文化之旅”。

此前，台湾三个政党的访问团将其大陆行定位为“经贸之旅”、“和平之旅”、“搭桥之旅”、“民族之旅”，并受到大陆官方高规格接待。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曹景行认为：“连宋大陆行是两岸整个政治格局突破性的发展；而李敖主要是文化交流，影响主要在民间。”游本嘉称：“李敖更希望强调此行的民间性、学术性和文化性，不会主动接触大陆官方，但如果大陆官方欢迎他，他也会持友好态度。”

只是，以李敖惯有的不同政见立场和特立独行的性格，他会满足于“历史文化”范畴而不触及敏感议题吗？或许，连李敖自己也没有既定答案。据李敖在上海的二姐李珣对记者表示：“他打电话给我，叫我帮他想点适合在大陆演讲的题目，他似乎有点难以把握。”李珣说，“我认为，他跟连宋不一样，他的困难在于难以定位，以及如何和大陆官方打交道。但我很放心他，他的长处就是饱读诗书，政治上赞成‘一国两制’，这就行了。”

李敖抨击连宋不会演讲，自称在北大、清华、复旦的演讲绝对会比连宋精彩。港媒谑称李敖来大陆是来跟连宋“演讲比赛”。据李敖透露，他将在主题演讲中夹杂着谈一些自己如何在白色恐怖的威权体制中，为“自由与民主”奋战的经历。本刊记者得到的消息是，大陆三所著名大学不一定会接受如此敏感的言论，但其接待规格将比照连宋。

李敖在大陆发展的女儿李文则对《凤凰周刊》表示：“如果因为不能讲什么而不讲，那就不是我爸爸李敖了。”

李敖的“反对史”，亦是台湾民主进程的历史

正如李文所说，李敖总会在合适的时候爆出“猛料”，令台湾政坛及媒体一次次大跌眼镜，而他自己似乎热衷于这样的“游戏”——他宣誓就任立法委员时，其他立委都面对孙中山遗像，他却把自己的相片摆出来，对着自己的相片宣誓；因为军购案，台“国防部长”李杰给李送生日礼物，结果，李在“立法院”里当众抖出了李杰赠送给他的价值1.2万台币的万宝隆钢笔。

本港《亚洲周刊》曾评判，李敖“要在假话连篇的政坛上，以知识及史实为武器，揭穿皇帝新衣式的谎言，扮演永远的侠盗。”

很多人认为他十分狂妄，但即便不满李敖的人，也都认为他十分仗义。早年，他自己还经济困难却全力帮助亦师亦友的殷海光纾困，直至完成其身后事。1997年，他曾经公开义卖自己多年收藏品，为台湾慰安妇筹款。

而李敖对自己的描述是，“因为我自己要做有力量的好人——‘善霸’，所以被我‘整’的对象，不分中外、不分老少、不论省籍、不论生死，凡是被锁定的，就难逃吾网恢恢。我最拿手的本领是口诛笔伐，不论动口动手，都出之以一针见血的犀利表达，造化之妙，臻于极境。”

2005年2月的“扁宋会”，或许被视为台湾“朝野”和解的第一步，但在李敖看来，在野党反对执政党是天经地义的事，不应该上演“朝野”和解的戏。

李敖认定自己是不折不扣“永远的反对派”。

两蒋时代，李敖写了大约百余部书，批蒋专集是重头戏。两蒋时代过去，他还是一个立场坚定的反对派：痛骂李登辉，“不能以正常人的观点来看李登辉，因为他是一个混蛋。”抨击陈水扁“造型酷似希特勒，性格危险，假民主之名，做尽不民主的事。”质问连战“不知民间疾苦的‘封建贵族’，适合当领导人吗？”批评宋楚瑜“在新闻局长任内，打压国民党外人士不遗余力”。

2000年岛内大选时，有评论称，李以参选方式“直击李登辉两国论，削薄陈水扁的台独民意基础，横劈连战的党机器，挑开宋楚瑜‘大内高手’的政治盔甲。”

两蒋时代的李敖曾被扣上“台独”的帽子，被国民党以“台独”的罪名下狱。陈水扁和李敖也曾是朋友，陈水扁坐牢的时候，李敖还胆敢去看望他。在党外时代，李敖带头以言论围杀国民党，带出大量的党外刊物前仆后继，其所办周刊即由李敖挂帅做总监、陈水扁做社长，每周都在封底上印出“争取100%自由”的红框大字，并附加标题“为你争取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

但在骨子里，这位“台独囚犯”原是一位统派大将。他看到陈水扁“做了大官以后抛弃党外理想，一路堕落，实在令人看不起他”，表示“由于民进党一建党就背离了党外的理想，摧毁了多少年来我们共同的希望，对这种堕落，我也不得不严予批评。”

两蒋时代，李主要以言论、著述抗争；李陈主政时期，李敖更多以行动对抗，通过参选“总统”、当选“立委”，借助媒体力量，参与台湾的民主进程。某种程度上，李敖的“反对史”也折射出一部完整的1949年后台湾史。

对中共，李敖认为其带领中国强大实属不易

目前，李敖“爆料”的主要平台是台湾的“立法院”和凤凰卫视的“李敖有话说”栏目。

近期最引人注目的“爆料”莫过于“骂”鲁迅。2005年8月4日、5日、8日连续三期节目，他都在“骂”：“你鲁迅对当时的坏政府没有展现出你的批评、你的抗议、你的攻击、你的谴责，那么换句话说，你是闪躲的，真正的革命家可以这样闪躲吗？鲁迅骂胡适他们其软如棉，那么你就其硬如钢给我们看嘛！很抱歉，我查了所有的资料，看不到。”李敖认为，鲁迅先生在解放前，面对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不如胡适胆量大，在国统区只有胡适敢骂国民党，鲁迅不敢，说他根本算不上革命家。

对此一“骂”，激起了大陆“鲁迷”的不满，一些人认为，这是李敖对鲁迅先生的人格、思想、所处的环境认识不够。另外，对于革命先驱孙中山，以及大陆公认的“文化泰斗”巴金，李敖也多次提出批评意见，并著之于书。

虽然如此抨击大陆主流认可的精神偶像，但李敖对于中国领导人毛泽东，特别是邓小平，却多有赞誉之词，并称熟读他们的著作。对于中共，李敖一直颇多欣赏。李认为，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时，一穷二白，“国民党把能搬走的全搬走了，能炸掉的全炸掉了，留给中国大陆的是两百万土豪劣绅、流亡土匪要你清除。”后来，“赶上了美国人在韩战出了问题，一定要跟美国帝国主义打一仗。”尽管如此，共产党还是带领中国一步步强大了起来，“对我这个年纪说起来，一个强大的中国对我是非常重要的，对我的信仰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再也不想看到日本鬼子骑着军马在北京的街头耀武扬威了”。

李敖也是岛内第一个公开支持邓小平“一国两制”的人。李敖说：“我支持‘一国两制’，在‘五十年不变’的前提下，两岸制度可以互相竞争。两地比制度，难道我们会输给他们吗？”

2000年，李敖在参选中提出“出卖台湾，买回大陆”的口号。

人未登陆，言已登陆

“从80年代初起，台湾岛上的文人的思想宝典、语言风格、处世风范被大举引进大陆，大陆的文人和正预备做文人的大学生无不面朝东海，牛饮进补……

当时有陈鼓应来归，入北京大学任教。陈鼓应是一个人人都想看一看的反蒋英雄的活标本，难怪他在北大的课要上到特大号的大讲堂去。

有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一时间洛阳纸贵，人们方才晓得中文可以这样来写，而发誓居然可以只‘赌一块钱’。

又有了胡秋原来归，舞拜黄帝陵黄尘鼓荡好不热闹。

又有了三毛、余光中、林清玄等等，霸占了《读者文摘》许多版面，赚了大把眼泪。

又有了徐复观、林毓生、余英时等等‘新儒家’，一时间德治、民本、内圣外王、蒋经国等等充斥沙龙讲座。

又有了许倬云、张灏等许多‘海外学人’或‘海外学坛闻人’。

钱穆、梁实秋卷土重来，大放异彩。

高阳小说，自然是绝大多数人爱看的，把一个商人的事迹写得波诡云谲惊天动地，把‘北宋良将第一’曹彬所搞的‘军民鱼水情’写得盖过八路军，着实不易。

金庸是‘港岛人士’，与台岛亦有‘文化往还’，忽一日‘北大讲学’，已成预备役国学大师。

还有钱思亮、痖弦、王晓波等老老少少。

以及‘文化太保’李敖。

‘李敖’来到大陆的最大好处，是把李敖以上的这些大陆人听来如雷贯耳的岛上名流全都骂遍，有点‘打碎偶像’的‘五四狂人’的作派，更像孤身涉险的‘未来战士’。

赴新加坡参加诡辩术较量的中国学生奉李敖为不世出的天人和‘文化飞人’，‘虽千万人，吾往矣’引用得精熟，尽管这句话不是李敖的原创。

岛上闻人，避李敖则吉，因为他极擅骂战；李敖闻名于大陆，多半是因为老李骂得刺激、骂得博学，他还总结出一套理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三种，一、他跟你骂我；二、你跟我骂他；三、我跟他骂你。”

此时，李敖并非真的来了，来大陆的是他狂放不羁、入骨三分的白话文。上世纪末大陆学者庄礼伟以这篇名为《岛上的李敖》的文章，道出李敖的文字一入大陆风靡一时的气派。

大陆去台或出生在台的“外省籍”台湾文化名人，因其作品思想的易于传播，在两岸关系上一直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开禁之后，琼瑶、三毛的作品伴随着校园歌曲在大陆风靡一时，影响了整整一代大陆的年轻人，而许多大陆人也正是因为这两位女作家的作品，对台湾的印象由“白色恐怖”转向情意绵绵的温柔世界；其后，对于大陆去台的胡适、张大千、钱穆、林语堂、梁实秋、白先勇等文化大家，大陆知识界也陆续掀起研究热潮，至今未艾。

自上世纪90年代起，大陆知识界开始关注台湾的李敖和龙应台—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坚定不移的求真斗志，加上非同一般的战斗力。

龙应台曾在岛内文化部门担任官员，其特殊的“官方身份”和广阔交游，使其自多次访问大陆后，颇受大陆知识界瞩目。去年，龙应台在港大设计了一个论坛，取名“思索香港”，并邀请台北马英九市长来港大演讲。但马英九的来访被香港政府所拒，由此龙应台不禁怀疑北京和香港处理两岸政策的“文化水准和文明程度”，本港议员也遗憾就此让马英九失去了一次了解“一国两制”的机会。

大陆的友谊出版社曾出版李敖的多部研究著作和自传，出版时对内容略有删节，如李敖批评孙中山先生的部分基本予以删除。其中，《北京法源寺》、《上山上山爱》以及李敖的两本自传颇受好评，特别是200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北京法源寺》相当畅销。此后，大陆也出版了一些研究李敖的综述，如《李敖的灵与肉—李敖思想研究》、《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等。

与此同时，大陆媒体也开始专访李敖，除避开李敖对一些敏感人物和事件的批评，大陆媒体一般将他定位为一个特立独行的学者。2000年李敖参选台湾“总统”时，大陆媒体开始将他作为岛内的政坛人物加以报道。迄今为止，除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外，中央电视台也几次专访了李敖，而中共党报《人民日报》今年两次刊登记者对李的专访，其中一篇专稿的题目是：《李敖自曝“真面目”，希望共产党领导中国繁荣富强》。

此次大陆行，宁做赏景的雅士，不做斗士

李敖说：“这一次忽然时来运转，国民党的党主席连战，亲民党的党主席宋楚瑜，忽然向北京去了，并且还是大张旗鼓地去了。”“我们这些反对党忍不住了，我们出来要修桥，要铺路，要拉拢两岸的关系。”

相对于中共胡总邀连宋访问大陆创立的党对党对话机制新模式，北京对台专家李家泉认为，李敖“神州文化之旅”可以说是政党交流的补充，具有政党交流不可替代的作用。李家泉接受采访时说：“由于李敖本身具有多重身份，可以做出多种解读，而且他见解独到，知识面广，亲朋故旧多，其大陆之行将具有政党交流无法涵盖的拾遗补缺的作用。”何况，连宋所具的优势，李敖可能没有；但李敖所具的长处，连宋可能也没有。李家泉评论，“两岸越来越多元化的沟通交流，将进一步对台联党、民进党形成压力。”

李敖“神州文化之旅”引起的另一个问题是：李敖大陆行之后，今天挑战台北的作家，将来是否会影响更多李敖式人物挑战北京？李敖经历中的绚丽之处，就在于他主持下的《文星》杂志继雷震的《自由中国》后，竭力推动自由主义思想在华人世界的传播，成为当时台湾一代年轻知识分子的精神寄托，由此他也被称为台湾继胡适、殷海光之后最有代表性的自由主义者。

大陆知识界关注李敖的人也会非常好奇一个问题：“如果李敖活在大陆会是什么样？”对此，李敖曾在一篇读后感中称：“并非人人都是死劫，还是有挥洒的空间，要看你有没有本领？”现在，他已经临近这个挑战，大陆行让人们对他“挥洒的空间”倍感兴趣：李敖这次来到大陆会怎么样？

李敖的女儿李文或可作一参照。2002年底，李文到北京定居，两年半的时间就把北京搞得满城风雨，因其维权涉及到了好多有背景者的利益，有人恐吓要挖出她的眼睛，她的住所经常被停水停电，但她对本刊记者称：“我会学爸爸，用口才和证据，加上‘秀’的技巧，去争取自由，维护权益。”其所著《我和李敖一起骂》，让人们看到李文与其父一脉相承、“一剑封喉”的大侠性格。她声称，“言论自由是争取来的，而真理，也是慢慢地一步步地发掘出来的。”

不过不管怎么说，此次大陆行，70岁的李敖更宁愿做一个欣赏风景的雅士，而不是“斗士”。他用宋朝诗人的一句诗来形容他的大陆行：“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并称这将是一次“相看两不厌之旅”：“我的意思是，我到北京看看，大家看到我很高兴，我看到大家也很高兴。”

作客李敖书房（吴道富）

五月游台，经台湾朋友引见，我们三人作客大名鼎鼎的李敖先生书房。时虽不长，然兴味良多。

一按门铃，先生很快启门笑迎。书房约摸百余平方米，沿壁均置几乎达顶的高大书柜，装玻璃门的少，大多敞开，书籍摆得满满当当、整整齐齐。靠窗一侧为低柜，抽屉外贴着标签，柜上亦摆满了书。书房靠里头有两排及腰的长桌，桌也即柜，里面和上面横竖都叠着、铺着书籍，既有硬面精装的，也有软面线装的，中外文齐备，而过道仅似飞机通道的宽度。偌大的书房中唯留下一块铺地毯的“空地”，长沙发两侧摆着双人沙发。

李敖穿灰细格长袖衬衫、浅米色卡其长裤、黑袜，戴浅墨镜，身板挺直，短发略花白，脸上少见皱纹和老斑。他讲：我今年八十了，被关押过三次，狱中光线暗，我又爱看书，害得我眼睛坏了，所以一直戴墨镜。我问书房藏书几许？先生复十万册之上。台湾朋友一旁介绍：不要看书多，先生要找个东西，他很快就能从书海中找到呢。

先生谈笑风生，我们毫无初识之拘谨。他指着书房稍带些许感慨地说：当年我和胡茵梦结婚就在这里，新婚之夜即有骚扰电话……不能娶女明星为妻啊。书房位于台北市中心城区的高楼中，现今细观全无婚房痕迹了：除了书籍多多，就是款式各异的时钟多，漂亮实用的台灯多，常绿植物的盆景多，壶、瓶、缸、盘、笔筒、印盒、书函等更多。小天使、马踏飞燕、清朝驻欧使节小照等摆设和刻有“开卷有益”“斯文在兹”两个木质书函则陈列于窗前低柜。墙上散挂有西画、对联之物，一幅大尺寸的本人肖像照特别引人注目——脸容冷峻，戴浅色墨镜正视前端，右手起食指封双唇。这或是最能展现先生个性的相片吧，耐人寻味。

友问：先生善批判，有无树敌过多之虞？笑答：我是以骂为乐。先生讲：我没出过国，有人说我去过大陆，我说大陆是中国呀！我不用电脑，我看书阅报，了解世界，我还要评说外国的事。前几年写了本《阳痿美国》，是批判美帝国主义的，一些地区因书名原因不准出版，出版社印了十五万册只能化作纸浆，我不忍心让出版社赔钱，才同意改名（中信出版社2011年以《审判美国》出版）。

天色近暮，虽则大家话得正欢，但考虑到先生还要回居，我们也另有所约，只能不无遗憾地匆匆告辞。我等一再请先生留步，先生却坚持送至门口，并一一握手道别。而今，翻看李敖先生与我的合影，他那直率风趣的话语、谦和动情的神态和书房的种种“风景”，又浮现于眼前……

2014年06月23日

拜访李敖（金庆松）

——李敖的书房

2013年10月6日去敦化南路的金兰大厦拜访李敖大师，这间多次出现在他书本中的住处。李敖藏书极丰，自称是中国人中读书最多之人，其住处四壁皆书（家“图”四壁呀），客厅即图书馆。我顶着华府书友会会长的名片、李大师的书迷，去拜访李大师、参观李大师的藏书，也算名正言顺吧！

虽算是名正言顺，但，没有门路、关系（可不是关说喔），谁鸟你是何方会长、书迷的！我因11月份要在华府书友会的每月讲座上演讲“李敖的文字艺术”，又值返台探亲，想到汪荣祖教授伉俪是李敖的好友，故请汪教授代为引荐，emails几回后，汪教授回：“你就来吧！”这回我有幸能拜访李敖大师，真该感谢的是汪教授！

约定时间是10月6日中午12点，虽颱风来袭，我11：40就已抵达，一楼的管理员说：“有两位已到，您就直接上去吧！”我心喜，有赚到二十分钟的感觉，呵呵。

开门的是他的儿子李戡，好英俊帅气呀！他因十一长假，由北京返台。本篇就只谈谈李大师的书房、客厅、图书，当日的人、事、谈话，就等我返美后有空时再写吧！也是怕写得不对，被李大师告呀，呵呵①。

李宅入门玄关处，墙上悬挂一行书字帖，是仿王羲之行书而写的帖，是何帖？我可真是小学生，也不便凡事都细看、明问呢。据当日在场的陈学长（李敖的大学同学）私下告诉我，真迹已被大师卖出，这悬挂墙上的乃仿制之作。

入门玄关处左转，入眼即是加长深远的客厅，说是客厅，是俗人的观点，肯定抑损大师风格，正确地说，应是带有四张沙发（两张长、两张短）的图书馆。

以下就容我以西、北、东、南、中的顺序来简介李大师的图书馆。

玄关处左转，左手边（西边）一小面墙是由底至顶的开放式书架，书架宽11格，高6层，共有66个格子，每一格子被书塞实全满（书书立连无间，立书上的空间，又被几本书横塞其内），每一格子约有10至12本书，这一小面墙的书，保守估计是660至792本书。西边这一小面墙的后面是一小房间，是什么房间、房间内有多少藏书、宝物，不得而知。

再向前些，西边凹入处是张大书桌，依我读了李大师十余本书的了解，这是他的“工作桌”之一。若坐在这张大书桌的坐椅上，右手边是一面宽有5格、高有6层的开放式书架，共30格，这一小面墙的书，保守估计是300至360本书；左手边主要是一面档案柜，也有些小茶几（对不起，或许该称为小书几）；大书桌前还有一长桌，长桌上古物（有一笨重古老的英文打字机呢）、史典、书籍也不少。

再向前些，西边有一宽5格、高6层的开放式书架，再来是一扇门，再来是一宽3格、高6层的开放式书架，这一小面墙的书，保守估计是480至576本书；这一扇门后应是一小房间，我猜想，这间应是卫浴室。

再向前些，西边有一门，之后有一由底至顶的封闭式书柜，书柜太深远，估计不出有多少书籍藏入其中；此门后面，乃一书房兼休息室（称之为“工作房”亦可吧！）李大师当日曾引领着大侠一同进入此书房，用他的ipad、入他的新浪微博“哈囉李敖”、看他的微博文章，为我解释他微文中“无剩义”的意义，写下“makethemostofit”、“无剩义”、“按下不表”，在此我也先按下不表。

西边谈完谈北边。北边是一面宽8格、由底至顶的封闭式书柜；严格说来，这面封闭式书柜分上下两部，上半部是由玻璃框着、下半部是木制，上半部的玻璃框内都塞满着书，太远，测不出有多少书、是何书？下半部木制区则着不知其内宝物为何。

北边谈完谈东边。东边底部除一小面由底至顶的封闭式书柜外，一整面都是窗户，窗明几净地板洁，窗户外则是敦化南路。沿窗户下缘，是一整排档案柜，档案柜上陈列宝物不少：书籍、相片、书画、台灯、画像、沙漏、青花瓷、古物、古董等等等等，一派思古之幽情。陈学长本人也是收藏家，他送给李大师四件古董，都在此处，陈学长私下一一为我指出：一对日本瓷盘、一尊佛像、一只英国的茶壶、一只英国的糖壶（与茶壶为一对）。

东边谈完谈南边。南边与北边遥相呼应，也是一面宽8格、由底至顶的封闭式书柜；这封闭式书柜分也是上下两部，上半部是由玻璃框着，估计有书约400册，下半部是木制，不知其内宝物为何。这面书柜之后有一房间，是何房间、房内有何宝物，不得而知。

南边谈完谈中间。南面书柜稍北些，就是先前提到的四张沙发，一张二人沙发在北（朝南）、一张三人沙发在西（朝窗户）、两张单人沙发在南（朝北），成匚型摆置，匚型中间有一暗红色地毡。贴着二人沙发、三人沙发背侧，有高约60公分的长型矮桌，长型矮桌上也是摆满书籍文物，例如：法国画家夏洛瓦的半裸美女画像（也是李敖小说《虚拟的十七岁》的封面）、《曹宪刻学记印谱》、《晋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冷印社百年藏印精选》等等等。

中间再向北至北边书柜间的广大空间（约八坪大的空间，我目测），左边是有高约60公分的极长型矮桌，右边是有高约60公分的长方型的大型矮桌，矮桌上有书、矮桌下还是书，叠叠合合立立，一片书海！又远又深，我无力目测②。

当日共有七人，人气算是充沛，我坐在二人座的沙发上，鼻头闻到的是浓郁的书香，书荫深浓的书卷味，古物古藉的历史感，大侠我待过的中外图书馆、书店、书房也不少吧，却从没有一所图书馆、书店、书房有此浓郁的书香味，我惊讶、我惊叹、我惊喜。

李敖书房的另一特色是美女、裸女、半裸女、裸女特写的相片随处可见。阅读沉思之余，与美景不期而遇，裨益成贤至圣吧！爱美乃人性，大师坦坦荡荡，真情自然流露，我想到李大师第二部小说《上山上山爱》中第一页所写的：“清者阅之以成圣，浊者见之以为淫。”

1949年，14岁的李敖带着五百册私人藏书来台湾，我很好奇，64年后的李敖藏书量为何？

大侠问：“大师，您的藏书有多少？”

大师回：“大侠，我有很多藏书都因写作的归类需要而被影影印印、剪剪贴贴而没了。”

李大师非为读书而读书，非为藏书而藏书，境界已超越尽信书不如无书呀③！我想到颜渊，他曾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

2013年10月11日于台北

①谈话中，李大师笑称，他在美国也有律师朋友，若有必要，隔洋诉讼，也是可行的，哈。

②集华府书友会所有会员的藏书也不及李大师吧？

③离开李府时，陈学长又对我咬耳朵：“李敖在别处另有一豪宅，藏书量更丰呢！”

“李敖的文字艺术”演讲大纲（金庆松）

2013年11月16日我将在华府书友会11月份讲座上讲“李敖的文字艺术”，新闻发出，收到不少询问，我就在此一次说明、透露。

小时候的志向是“伟大惊人”的李敖，就像重45.52克拉的希望钻石（hopediamond），色泽“奇妙深灰蓝”，最硬又最重、大颗又多面，岂是两小时内可探其一亳、一面？“李敖的文字艺术”不讲李敖的情人、敌人、骂人、前妻、诉讼、批评、坐牢、思想、史学、古董、洁癖、养生、政论、演讲、义举、灵与肉、性爱观、众女友、摄护腺、政治主张、立法委员、电视节目、娱乐八卦、裸体图片，“李敖的文字艺术”只讲李敖的文字艺术。

“李敖的文字艺术”中您可以看到、学到李敖的文字锤炼、语法魔术，见到、听到大师的炉火纯青、出神入化、鬼斧神工、奇门遁甲，将中文文字七十二变、将中文词汇排列重组、将中文成语十面埋伏、将中文语法百花齐放、将中文句子希望钻石、将中文文章伟大惊人。

欢迎华府书友会的会员、朋友同好、旧雨新知、李敖的书迷、李敖的朋友、李敖的粉丝、李敖的敌人，一同出席共襄盛会！李敖的书迷，可由本次演讲中重温李敖的大作；李敖的朋友，可由本次演讲中重见李敖的义勇；李敖的粉丝，可由本次演讲中重睹李敖的风采；李敖的敌人，可由本次演讲中重验李敖的为人。

时间：2013年11月16日（星期六）下午1:30至4:00

地点：twinbrooklibrary（双溪图书馆）

地址：202meadowhalldrive,rockville,md20851

演讲大纲条列如下：

一、李敖生平简介

二、用字遣词造句

三、词性的转换运用

四、成语的巧思妙用

五、广告、宣传词

六、书名、杂志名

七、新诗、旧诗

八、短文、微博

九、幽默、讽刺

十、经典语句

一、李敖生平简介

a、李敖简介

李敖是顽童、是战士、是善霸、是文化基度山、是社会罗宾汉、是慈善巴菲特。

李敖集诸家于一身：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政论家、批评家、出版家、宣传家、大作家兼大坐牢家、文化学家、古董鉴赏家兼美女欣赏家。

李敖是自由主义者、理想主义者、人道主义者、不合作主义者、理性的爱国主义者兼正义的共产主义者。

文字工作者的李敖，量产一千六百万字以上的果实，包山包海，有：传记、杂文、散文、政论、札记、语录、小说、书信、对话、演说、讼诉、论文、情诗、情书、情话、歌词、新诗、旧诗、翻译等等等。

李敖曾有96本书在台湾被查禁，他以长篇小说《北京法源寺》于200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是台湾第一位也是目前为止唯一的一位。

b、李敖生平

中国大陆（1935-1949）

1935，出生在哈尔滨。

1937，二岁。为不做亡国奴，全家十九口迁到北平。

1941，六岁。得盲肠炎，住北京东华医院。爸爸被捕，关进日本宪兵队。

1942，七岁。入北京新鲜胡同小学。

1944，九岁。小学三年级，学校有日语课，始学日语。

1945，十岁。小学四年级，因日本投降，停学日语。

1947，十二岁。高小六年级，“李敖实验室”已具规模，并投稿《好国民》杂志，刊出有《妄心》、《人类的冷藏》等文。

1948，十三岁。有神秘的初恋，小女生是张敏英。暑假后小学毕业。以第一名考入北京市立第四中学。

高中（1949-1953）

1949，十四岁。1月25日，考入上海市立缉规中学。4月12日到台湾台中，跳班考入台中第一中学初中二年级。11月参加台中市第四届全市国语演说竞赛，得初中组第二名。

1951，十六岁。高中一年级。参加台中市论文赛、本校论文赛，皆获第一名。

1952，十七岁。高中二年级。在《学生》杂志第四十六期发表《合作制度与节制资本》，乃参加庆祝第三十届国际合作节征文而作，得了第一名，拿到有生以来最大一笔数目的奖金，买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四十册。

1953，十八岁。高中三年级念了一个多星期，即自愿休学在家。因老师严侨被捕，乃饿早饭不吃，存钱义助严师母。

台大（1954-1959）

1954，十九岁。考入台湾大学法律专修科（后来改为法律系司法组）。

1955，二十岁。4月27日，父亲去世，面对两、三千人的送葬场面，特立独行，改革丧礼，“虽千万人，吾往矣！”6月27日，自动退学，重考入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实行“大学生同居”。

1957，二十二岁。历史系三年级。3月1日在《自由中国》发表中学旧作《从读<胡适文存>说起》。

1959，二十四岁。7月毕业、9月去凤山陆军步兵学校，受第八期预备军官训练。

军队（1959-1961）

1960，二十五岁。官拜少尉排长，下野战部队，足迹遍台湾南部。

1961，二十六岁。2月在澎湖退伍。8月18日考入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一年级。11月1日在《文星》第四十九期发表《老年人和棒子》。

山居（1962-1963）

1962，二十七岁。与王尚勤同居。加入《文星》。

1963，二十八岁。3月自动在历史研究所休学。9月1日出版第一本书《传统下的独白》。

文星（1962-1966）

1964，二十九岁。与海蒂同居。王尚勤在美国纽约生李文。

1965，三十岁。12月1日在《文星》第九十八期发表《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批评国民党。12月26日，杂志被封杀。四年的“文星”风云告一段落。

1966，三十一岁。《孙逸仙与中国西化医学》、《传统下的独白》、《历史与人像》、《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教育与脸谱》、《上下古今谈》、《文化论战丹火录》、《闽变研究与文星讼案》等书全被查禁。11月5日出版《李敖告别文坛十书》，在装订厂被治安人员抢走。《乌鸦又叫了》、《两性问题及其他》、《李敖写的信》、《也有情书》、《孙悟空和我》、《不要叫罢》等书全被查禁。被警总开始一再“约谈”，均于当日放回。“约谈”重点是调查李敖十八岁时想和老师严侨偷渡回大陆的事。

星沉（1966-1970）

1967，三十二岁。国民党加紧算旧帐。台湾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发交侦办李敖，4月8日以“妨害公务”被提起公诉。4月14日起义助殷海光病。夏天起，小蕾成为小情人。

1968，三十三岁。以贩卖旧电器维生，暗中支援其他出版活动。义助柏杨。

1969，三十四岁。以贩卖旧电器维生，暗中支援其他出版活动。义助彭明敏。

软禁（1970-1971）

1970，三十五岁。1月，因彭明敏偷渡，全年被警总软禁、跟踪。9月3日，在被跟踪中约集外国记者，迎接雷震出狱。

1971，三十六岁。软禁、跟踪至3月19日晚上被捕。在不见天日的保安处，住了近一年。

监狱（1971-1976）——坐牢五年八个月又21天

1972，三十七岁。2月28日自警总保安处移军法处看守所。旋以叛乱判十年。李敖不写答辩状、不上诉，准备坐十年。

1975，四十岁。四月二十五日，在二坪小房里过四十岁生日，等李敖十个月后已嫁人的小蕾送来一部（thebestoflife）。赶上因蒋中正之死而来的减刑，又改判为八年六个月。

1976，四十一岁。十一月十九日服刑期满，无保出狱。出狱后第十一天（十二月一日），有了生平第一个正式职业，任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的职务。

隐居（1976-1979）

1977，四十二岁。与martha同居。做土木包工。坚辞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职务。

1978，四十三岁。做土木包工。吴俊才邀去《中央日报》任主笔，被婉拒。

1979，四十四岁。6月复出，出版《独白下的传统》，并在《中国时报》写专栏。出版《李敖文存》、《李敖文存二集》。

复出（1979-1981）

1980，四十五岁。出版《李敖全集》。5月6日与胡茵梦结婚，8月28日与胡茵梦离婚。（婚期114天）

1981，四十六岁。8月10日再度入狱。

“二进宫”（1981-1982）——坐牢6个月

1982，四十七岁。入狱后即开始每月出版一册《李敖千秋评论丛书》，一直不断。2月10日出狱，发表有关司法黑暗、监狱黑暗文字，并陆续为许多冤狱抱不平。出狱后大量为党外杂志写文章，公论所在，蔚为重镇。“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6月出版“三情之书”——《李敖的情诗》、《李敖的情书》、《李敖的情话》。

笔伐（1982-1992）

1983，四十八岁。继续每月出版《李敖千秋评论丛书》。2月1日出版《李敖全集》第七册、第八册。8月至11月另出版《李敖千秋评论号外》三册，全年密集写作，生平仅见。

1984，四十九岁。继续出版《李敖千秋评论丛书》（其中12期均遭查禁），又加出《万岁评论丛书》（其中有8期遭查禁）。另为《政治家》主持专栏、任《自由时代》总监，鼓动风潮，造成时势。

1985，五十岁。最高法院平反四年前冤狱。继续出版《李敖千秋评论丛书》（其中一期被查禁）和《万岁评论丛书》（其中五期遭查禁）。

1988，五十三岁。10月1日办《乌鸦评论》周刊，办到1989年3月17日，共出二十四期。

1991，五十六岁。2月27日起，办一大张四个版的日报《求是报》近半年。11月创办了《李敖求是评论》月刊。

1992，五十七岁。4月1日，办了六期的《李敖求是评论》停办，专心写《北京法源寺》等书。

口诛（1993-1999）

1993，五十七岁。受聘至东吴大学教书，教书三年。

1995，五十九岁。10月，在tvbs（wjm_tcy注：应该是真相电视台）主持“李敖笑敖江湖”。

1997，六十一岁。五月，出版自传《李敖回忆录》。拍卖收藏，所得3300万台币，救助慰安妇。

1998，六十二岁。9月，出版自传续集《李敖快意恩仇录》。

笑傲（2000至今）

2000，六十四岁。李敖以长篇小说《北京法源寺》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代表新党竞选中华民国总统，以参选人身分表明赞同邓小平所提出的“一国两制”。7月，出版《李敖对话录》。

2001，六十五岁。四月，出版《上山上山爱》。

2004，六十八岁。李敖采“不插旗、不拉票、不发传单、不做广告、不设竞选总部”的方式，在没有政党奥援下，凭其高知名度当选台北市南区立法委员。2004年至2006年，李敖与凤凰卫视合作的节目《李敖有话说》面向香港与中国大陆。

2005，六十九岁。9月19日，李敖展开“神州文化之旅”。

2006，七十岁。李敖以参选台北市长的方式宣扬其政治理念，但仅获7795票。

2007，七十一岁。9月李敖以宣布成立政党“中国智慧党”的方式，提出十点政治理念。但两个月后，却发行新书《李敖议坛哀思录》，告别政坛专职写作。

2008，七十二岁。4月，出版《虚拟的十七岁》。

2009年，七十三岁。高点卫视主持《李敖语妙天下》。

2010，七十四岁。9月，出版《阳痿美国》。

2011，七十五岁。8月宣布将代表亲民党在台北市第8选区（文山区）竞选2012年中华民国立法委员选举，最终以9,436得票数（得票率5.08%）惨败。

李敖的文字艺术（金庆松）

——成语的巧思妙用

一、“肢解分离”招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被视为提倡白话文的第一篇正式宣言、敲响文学革命的第一声大炮。该刍议提出了八个主张：一、须言之有物；二、不摹仿古人；三、须讲求文法；四、不作无病之呻吟；五、务去滥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李敖的白话文将八个主张中的一、二、三、四、五、八，挥洒的淋漓尽致、出神入化。

滥调套语，给读者的感觉就像是餐餐燕窝龙虾连续吃一年。英文中也有cliche，就是滥调套语，老外也不喜欢它。成语简洁明了，但若用久、用滥，也就成了陈词滥调！李敖的文字常能将成语巧思妙用，为成语、套语旧瓶装新酒、借出新魂。

李敖对成语有瑜珈术，兹先举例如后，介绍其“肢解分离”招，以饕格友读者：

1.[成语：出类拔萃]

在知识上，我的功力在台大早已出乎其类、拔乎其萃。（《李敖对话录第91页》）

2.[成语：亦步亦趋]

每次我出门的时候，他们就跟踪，李敖步亦步、李敖趋亦趋。（《李敖回忆录第229页》）

3.[成语：九死一生]

可使内外有如此奇变，我仿佛觉得我不是重生一回，而是死了九次。（《李敖回忆录第287页》）

4.[成语：投笔从戎]

投笔纪——虽云从戎，却未投笔，军中黑暗，我来掀底。（《李敖快意恩仇录第129页》）

5.[成语：狼心狗肺]

不管唯心唯物，能狼而心之狗而肺之，就是好哲学、就是好主义。（《虚拟的十七岁第35页》）

6.[成语：鬼斧神工]

月光如水，是鬼斧；柔情似水，是神工。（《虚拟的十七岁第180页》）

7.[成语：行尸走肉]

美丽的模特儿，一天到晚是走秀，漂亮的行尸、漂亮的走肉、没有大脑也无需大脑，只有大腿就够了。（《虚拟的十七岁第214页》）

8.[成语：悲欢离合]

他不做负面的反应，他有欢无悲、有合无离。（《虚拟的十七岁第354页》）

9.[成语：亲者痛、仇者快]

这本重新执笔的新书，聊可如见其人，并为仇者所痛，亲者所快。（远景版的《独白下的传统》全书简介）

李敖博览群籍、博学强记，随脑联想、信手拈来，就是生花妙笔、出滥闭套。为成语的陈腔滥调，推陈出新，无人如出其右乎！

向中文脱帽、向大师的文字致敬！

二、“颠倒众字”招

1.成语：中流砥柱、力挽狂澜。例如，清：秋瑾《失题》：“中流砥柱，力挽狂澜，具天才，立大业，拯斯民于衽席，奠国运如磐石，非大英雄无以任之。”

绝不是你一个领袖或机关首长出面改革，就能做砥柱于中流、挽狂澜于既倒的。（《李敖对话录第58页》）

2.“天涯若比邻”语出唐王勃《杜少府之任蜀洲》：“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邻居美妙的诗句可以写“天涯若比邻”，实际的生活却该是“比邻若天涯”，守望相助吗？也没必要了。大厦的管理员，他们连守带望，谁要靠邻居呢？（《虚拟的十七岁第86页》）

3.孤寂并不是看不到人，看不到“朋友”。他们立刻变得无知、冰冷、麻木、比邻犹若天涯、相逢如不相识。（《李敖回忆录第248页》）

4.我骂说：“强盗抢你东西，至少你要跟他打个照面吧！强盗要见你，得从万华跑到大安区你家厕所来才成，这叫什么话！哪里不能大便？还非得跑回来大便？人家‘肥水不落外人田’，你却‘水肥不落外人田’！”（《李敖回忆录第387页》）

颠倒肥水为水肥，字意也跟著颠倒，不愧大师神乎其“颠”的俏皮、创意！

5.神龙见首不见尾，清赵执信《谈龙录》：“诗如神龙，见其首不见其尾，或云中露一爪一鳞而已，安得全体？”李敖却任性的“首尾皆不见”，哈哈！

李敖大隐于市，常常几个月不下楼，神龙首尾皆不见。（远景版的《独白下的传统》全书简介）

6.常见的成语是窗明几净、或净几明窗，例如，鲁迅《野草一觉》：“收拾了散乱满床的日报，拂去昨夜聚在书桌上的苍白的微尘，我的四方的小书斋，今日也依然是所谓‘窗明几净’。”李敖用了较少见的“明窗净几”，此句语出宋苏辙《寄范文景仁》诗：“欣然为我解东阁，明窗净几舒华茵。”又，窗明几净、净几明窗、明窗净几、几净窗明，四种说法都可以、都是相同的意义，中文语法之弹性与妙趣，又是一例。

大师家里真是明窗净几。（《虚拟的十七岁第93页》）

三、“同音同乐、谐音偕趣”招

1.国民党本身就是要消灭《文星》，“星沉海底”，根本是早晚的事。李商隐写《碧城诗》，其中两句是：“星沉海底当牖见，雨过河源隔座看。”与文星同归于“禁”也同归于尽的我，目击了《文星》的一切，不论是“当牖见”还是“隔座看”，看见它生前死后，的确有不少沧桑。（《李敖回忆录第199页》）

《文星》遭国民党“禁”，李敖的书籍、杂志也遭国民党“禁”，两者同归于“禁”，《文星》最后是归于尽，李敖尽底反弹、愈挫愈勇，灰烬中复燃！

2.猪猡纪——既见侏罗，又见猪猡，屠刀不放，照样成佛。

这些杂碎之人之事，对我都是泡沫，我懒得再多写了。“‘猪’事不宜”，不亦宜乎？（《李敖快意恩仇录第462页》）

农民历上的诸事不宜，被李敖用到“猪猡纪”里了。

李敖博览群籍、博学强记，随脑联想、信手拈来，就是生花妙笔、出滥闭套。为成语的陈腔滥调，推陈出新，无人如出其右乎！

向中文脱帽、向大师的文字致敬！

2014年4月16日于华府

忆及我与李敖的一席话（jiankai）

记得，在十多年前，当兵刚退伍，在社会上找事，到了台北市敦化南路上的白宫大厦的11楼，成为某家计算机排版公司外务员，负责送校稿清漾的工作，很凑巧的，李敖的办公室在这栋大楼的12楼，也同时是我们公司的客户，那时，他的《北京法源寺》才刚出版一年左右吧！杂志也刚出版，理所当然的，我们通常是第一个看到稿件的人，也常常与他同进出一台电梯，闲话家常，

那是个雨天吧！我正要搭电梯下楼，李敖正好也从我们公司校稿出来要搭电梯，他问我说：“小小朋友，你还在读书吗？”我回答说：“高中毕业，先工作一阵子再打算考大学。”他又问说：“你们公司最近好不好？”我回答说：“不是顶好，因为这行业很竞争”。他则马上告诉我说，台湾有个现象就是做什么都一窝蜂，就拿1969年左右的时候来说吧，那时候台湾养来亨鸡是很赚钱的一件事，后来过没两年，来亨鸡满街跑，因为大家一窝蜂地养，养到后来整只鸡的价格比它吃的饲料还低，只要养鸡就得喂它吃饲料，还倒赔，干脆大家就所剩把鸡都给放掉，造成鸡只泛滥，马路到处都可看到鸡到处跑。他举这个典故，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印象中，算是我跟李敖的一点生活上的交集吧！

如今，我专科毕业后又重拾了课本回到了大学升本科段（我们这里叫二技），但是这个时候，台湾的大学录取率也到了80%的地步，昨天新闻报导今年的大学应届毕业生有70%还找不到工作，大学生满街跑，我在想，来亨鸡这个例子，还不断地在台湾重复上演着！

为什么基督教的理学堂竟会有佛塔呢？（yubar）

Yubar：记得多年前，我还是学生时，曾邀请李敖先生来我的母校——真理大学做了一次讲演。由于我的母校位于台湾的淡水，于是他就即兴取材将讲题定为“淡水深与浅”；后来他到台湾的交通大学讲演，就讲“交通快与慢”；文化大学就讲“文化高与低”；辅仁大学就讲“辅仁神与鬼”，想来实在有趣！

讲演当天，他比约定的时间早到了40分左右，于是我和一些同学们便引领他逛逛校园，由于我的母校是经由公元1882年加拿大籍传教士马偕博士所草创的，当时建的原始校舍至今还在，叫牛津理学堂，我们漫步在校园中，走着走着便来到了这座砖红色的小学堂，我正要告诉李先生这学堂的一点来历时，李先生竟问了我们在场的人一件事，他说我们知不知道原本我们这理学堂的屋顶上有6个小佛塔，当时我们在场的所有人听了都为之一楞，抬头一看，确实有小佛塔，奇怪，为什么基督教的理学堂竟会有佛塔呢？就连我们在这儿念书的学生都不知道自己的母校竟有如此光怪陆离的事，被李先生这一问，全傻眼了！究竟为何我想在此先按下不表，还请各位敖迷们猜猜看，究竟为什么基督教的理学堂竟会有佛塔？等3天后我自会告诉各位李敖怎么说，这3天请大家不吝捧捧场，帮我充一下人气指数，顺便增加彼此的交流互动！ok！thanks！！！

Tager：我想是笼络人心吧，最初人们排斥基督教，他们为了让人们接受，就用当地人信奉的佛教的佛塔。恐怕只有信徒自己才知道了！

Yubar：tager所言大致上是对的，一方面降低当地人对外来宗教的排斥，更重要是同时可以保护这个小学堂免于被破坏或烧掉。有了这小佛塔，本地人就不再趁马偕外出行医义诊的时候放火烧这学堂了，因为投鼠忌器之故。

李先生还跟我说在日本也有类似的例子，为了达到同样的目的，天主教不惜把圣母玛利亚的衣服给换了，换成观音菩萨的衣服，称之为“玛利亚菩萨”，很有意思。

当然，观音非男非女，也可男可女，基本上观音是有化成众生相的本领，所以化为玛利亚菩萨，当然并无不可，只是不知道玛利亚菩萨宣的教、传的道，究竟是佛教还是天主教，恐怕只有信徒自己才知道了！

bear72721：我也是台湾人耶！请问一下yubar，你当时有跟李敖照相吗？

Yubar：有的，照片我至今还保存得很好，当时他才50多岁，170多公分，当时台湾尚未解除戒严，我及同学们为了办这场讲演，还花了不少心血与学校当局周旋，现在事隔多年，每每想起，真觉得我及几位同学们真是有心人！tobear72721可能要让你失望了，因为我这张和李先生的合照是一般的相片，并不是数位影像档，当然是可以花一点心思翻拍，不过李先生是公众人物，曝光当然没关系，而我个人实在不太希望在网路上露脸，希望你能见谅！你说你也是台湾人，台湾哪个地方呢？我住台北市。

如果你真的想看这相片，我们或许可以见一面，如果你不认为这方式有什么不妥的话。我的mailaddress在这个网站上一查便知，你可以发mail给我。

学弟与李敖（yubar）

1、李先生曾送给我学弟一本《胡适评传》，并在书页上题了一段勉励他的话如下：

为者常成，行者常至；若寻身教，请看胡适。

2、在此，我想再谈谈这位学弟。

他在学生时代，受李敖影响很深，他从李敖书中认识到很多了不起的知识分子，像胡适，像殷海光，像罗素，尤其是殷海光，他对殷海光非常感念，虽然殷海光死了很多年后，他才知道台湾曾经出现过像殷海光这样的伟大知识分子。

有一天，我记得是我当兵放假返回台北家中时，他来电话与我商量，说想要约我一同到殷海光的墓前祭拜他，我听了之后，心中第一个念头是有必要如此吗？可是，可是电话中我听他的声音真的是一片真情，我一边听，一边心里想，这个学弟真是一个真实的信仰者，他这么纯真，他的心愿，我实在不忍回绝！于是当时我真的同意了，我告诉他，就我所知，殷的墓园叫自由墓园，只知道在台北南港，详细地点就不得而知了，要碰碰运气找找看。

就这样，我们相约到南港的一处小山丘下，我们知道那小山丘附近有一些墓园，我们找了很久，脚都走酸了，结果当然是找不着，这时候，我想起山丘旁有一所专科学校，叫“中华工专”，我提议去问问当地的学生看看。碰巧那时学生下课，前头一群学生出现，而且都是女学生，就在这时候，学弟手里捧着祭拜死人用的菊花，上前询问，只看他上前与女学生们讲没两句话，就转身笑着朝我走回来，我心想有人知道自由墓园下落了吗？结果学弟走到我面前告诉我，女学生们没等他开口询问，便送他短短的一句话：神经病！送女孩子花，哪里有人送菊花的！我听了之后，和我学弟两人站在马路边捧腹大笑，心想，这是什么跟什么嘛！我们俩真是呆子啊！哈哈！！

这个事情至今已经是好多好多年前的往事了，对我而言，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我心想有一天我要讲给我的孩子听，让他们知道老爸当年纯真而呆呆的一面！

另外大家知道这菊花后来我们怎么处理吗？自由墓园当然还是没找到，我们两个天才就干了一件天才才想得到的办法，我们跑到附近的胡适纪念公园，把菊花放在胡适铜像面前，向胡适三鞠躬，对胡适说：“麻烦胡先生，在天上遇到殷先生的话，替我们转交给他吧！“哈哈！！很天才吧！！

3、我和这位学弟也曾经去东吴旁听过李敖的课，虽然因为上班工作的关系，没能每一堂课都去听，但记得有一堂课，他身穿长袍马褂，跳上讲桌，居高临下，向学生们介绍中国的长袍马褂，那个场景画面，煞是有趣！

写给李敖的信（吴子尤）

李敖赴大陆前，拿出一封读者来信，委托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先生打听一个叫子尤的身患癌症的中学生，现将这中学生的来信公诸于下，而明天李敖将去看望这个孩子。

李敖爷爷：

我现在是在北京大学校医院的病床上给您写的这封信。早在今年3月末，我就准备动手写它，那时我还是14岁。五十六年前的今天，也是一个14岁的少年，正在奔波流离，逃难去台湾的路上。

4月10日的生日一过，我就15岁了。前几个月发烧发得昏天黑地，但我又是个不能没事干的人，就把妈妈刚买的《李敖回忆录》和《北京法源寺》看完了，觉得很不错。《李敖回忆录》看到写马占山一段，我觉得好，念给妈妈听，还没念完就哭了。您的文章字字都喊在我心里，所谓“五十年来五百年内折话文第一二三”之说看来是实事求是！我在书的目录一页曾写下这样的感言：

3月27日读完，其间发烧严重，几次停止，今天趁两手不输液，看完最后一章，看完忽出一语“浩浩荡荡”。

后来又买了《李敖快意恩仇录》和《坐牢家爸爸给女儿的八十封信》看，感觉很爽。我只要关注上一个人，就会努力了解他，见识了您的有趣后（我是最喜欢有趣的人），我想到应该给您写信，问候一下。去年三月份，我被检查出胸腔长了一个肿瘤，且为恶性，之后就是漫长而让人回味的治病过程，一个大手术，两次胸穿，三次骨穿，四次化疗，五次转院，六次病危，七次吐血，八个月头顶空空，九死一生，十分快活！

我是在《李敖有话说》开播后不久就发病了，所以可以说，您的挥洒伴随了我的整个生病过程，化疗时，病房条件好，有电视，每天看您的《李敖有话说》是必不可缺的。电视里，您指手画脚，以嘴为刀：电视下，我在病榻上读书，以笔为刀。

我觉得咱俩有一个非常像的地方，您也是做过手术的人，但永远显露在众人面前的是谈笑风生的样子，我也如此。您总在电视上时不时炫耀自己的字，说它“一极棒”，但我妈妈觉得她的字比您好，而我姥姥的字比我妈妈还好，所以我们家人的字已不是“一极棒”能形容的了，而是一家子“超级棒”！

《李敖回忆录》里对教育的文化我很有体会，我现在正在做一个工作，采访身边的朋友，对初中三年做总结。

北京的学校与您那时的大不一样，除了我们也会有初恋情人，也会有自己的“张敏英”，其它的没什么相同之处。老师呢，当然负责任的居多，但不会在课外带我们念古文，念无聊的课文倒是很多。这样日复一日学习课文的结果是，同学们忘了什么是优秀的文章，也不是写优秀的文章。您在电视里，遇到自己写的好文章，会一而再，再二三地念给观众，那是真诚地欣赏呀！要是课本里能多来些您那样优秀的文章就好了。我真希望您在牢里给女儿的那些信是我们的教科书。

考试作文培训出来的，都是冷冰冰的字句与冷冰冰的人，没有感表，没有感情！这是多么可怕的呀！生病后，我偶然参加了一次题名为“爱的教育”的作文比赛，那时我身体极差，心想自己写作这么好，没参加过比赛怪可惜，也不知道别人的写作程度怎样，抱着这种态度，我往他们的邮箱里石沉大海地发了两篇，有一篇得了个三等奖，奖品是获奖作文集成的一本书。遍视全书，那些作文是怎样表现“爱的教育”的呢？多数都是发现一只病猫，带回家养，最后猫死了的故事。这就是我们的爱！没得奖的那篇与我的得病经历有关，我猜想它没被选上的原因是，考官们看了太多虚假编造的作文（据说高考作文会出许多死了爹妈，自己有病的内容），这回看见我一个真的，还不太相信。

对我参赛作文的评语很给我启发，那就是我的作文有冲击力，其实冲击力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写作不就是为了震撼人心吗？可平时，考官们要的不是有冲击力的挥洒文章，而是老老实实、服服帖帖的文章，那样的文章有满分。

老师给我毕业卷子做，语文作文的题目是“讲述自己人生中的潮汐与浪涛，与海底中蕴藏的珍珠。”我是正好经历丰富，有可写的，我的一个文学好友写了一场足球比赛，那就是他们人生中的跌宕起伏。

在北大住的这几个月，使我很有感触，很想提笔写它。在这儿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所有的人都在干自己的事情，对周围的情况视而不见：一群人总在特定的时间练怪怪的功；一个年龄很大的人总在树林里认真地念英文，念得很差，却让我感动；有个总是坐在未名湖边的人，将给过路人画画当成自己的职业，虽然我们觉得他画出的人长得都差不多；路灯下，有个人借着微弱的灯光，用压变形的声音朗诵话剧，情景异常诗意……。这样有趣的风景还有很多，我坐在轮椅上由妈妈推着走恐怕也成了校园风景。

我的同伴们正在为中考（升高中考试）结束而庆祝，今天看电视，明天去海洋馆，当成绩公布时，几人欢喜几人愁。我走出学校快一年半，养了一年半浩然之气，世界与他们有很大不同。您可以大胆而自信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这是我最佩服的，心里很向往那种世界尽在我手中的气魄与境界。但我们这一代是没有选择余地的，我们的世界尽在学校手中，老师手中，家长手中，分数手中。

我知道您写过一本《教育与脸谱》，一直想找，但是好像我们这儿没有卖的。另外顺便想问您一个小问题，像写《胡适评传》这样的书您要做多长时间的资料准备工作呢？

我要出书了，到时候让您看看年轻一代的生活与思想。写这么一封信，是一个小北京人在跟一个老北京人谈天。五十二年前您给钱穆写信，如今写信问候的变成了十五岁的少年，收信的是个七十岁的老爷爷。时光如梭，您那传统而又现代，东方而又西方的身影在我这一代恐怕是找不着了。我们看不见值得尊敬的饱学之士，固然那些饱学之士仍能被您挑出弱点，但他们至少饱学，而我们不饱，我们很饿，我们只能崇拜唱歌的，熟练记忆着满是语病的歌词。同学中也有人忠实地看您的电视，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受教育的机会，让思维开阔，让眼界开阔，让人可以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可以自由地思考。

我这信写了好几个月，想到什么事就写，所以拉拉杂杂，之所以将想到的都告诉您，是因为我信任您，您是一个有亲切感的英雄。我相信，喜欢孩子并愿意与之交流的大人，是真正聪明的人，希望您也是这样的人。信就只写这么多，算是表示我对您的尊敬。

子尤

2005年7月10日于北京大学校医院

出李敖书不成记（张桂华）

80年代中期，我开始读李敖，台湾远流那套《李敖全集》我通读了若干次，当时血气尚旺，拍案激赏有之，开怀畅笑有之，不仅文章好，更觉其精神风貌和生存方式的豪迈鹰扬，这才是中国文人，这才是现代知识分子！

接着我就想到了流布──也是为了矫正视听，因为李敖的大陆公众形像是歪曲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李敖的第一本大陆版书竟是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的《李敖的情诗》。以后又是《李敖的情话》！幸好那首“君从山中来”的流行歌曲，许多人还不知是“李敖词”（wjm_tcy注：似乎是《兰花草》一歌，但此乃胡适的词而非李敖也。）。谈梅毒的“文化太保”一进大陆竟被糟蹋成了搽雪花膏的多情种子。湖南文艺出版社自己也不好意思了，最后总算出了《千秋评论》，聊作补救（湖南文艺出版社所出李敖的书，都没有得到李敖授权）。

记得，面对满堂纯朴的学子，我曾发问：知道台湾的李敖吗？大多摇头，少数迟疑着不敢点头。我只得耐着性子做迂回启发：知道胡茵梦吗？啊！知道，当然知道！全堂如释重负，女生们脸上更笑开了花，花容中颇有怨怪之意：谈什么李敖呢，开头就说胡茵梦，我们之间不早就沟通了么！读书多的学生此时才将迟疑着的头有力地点下：噢，李敖，就是那个写情话、情诗的。由此切入，通过电影明星胡茵梦，我开始一五一十地进入李敖……再往后，则是借助于柏杨，总知道《丑陋的中国人》吧？李敖是台湾与柏杨齐名的……

如此不堪，逼我下决心挽救李敖的形像。我从24册远流版中一气选编了6本，各本书名至今还记得：《传统下的独白》、《老年人和棒子》、《李敖批判琼瑶》、《且从青楼看青史》、《胡适走进了地狱》、《文化太保谈梅毒》。自认选得还不错，书名也有冲击力，于是，1987年夏和1988年夏我两下西南洽谈出李敖书事宜。

先到长沙，找到湖南文艺出版社熟人老唐。我的理由我的选编，老唐都觉不错，但社里讨论后谢绝的理由却是我没想到的：湖南是琼瑶的家乡，出批评性质的书不利琼瑶与家乡的关系。我不等他们再推论，带上书稿当晚即跳上火车赶往广西。不料，广西出版社有着相同的政策水平，不接受出版的理由与湖南相同，文艺室赵主任对我说：琼瑶的第一本大陆版小说《彩霞满天飞》是广西所出，再出批评的书就不妥当。

第二次西南行我已有经验，行前，除李敖书之外，我另编了几本柏杨书稿，打算投柏杨石而问李敖路。一路行去，长沙的湖南文艺社、岳麓书社，桂林的漓江社，南宁的文艺社、教育社，总谈不投机。迤逦到贵阳，事情才算有了眉目，通过《山花》月刊老何，我与文联的卓廉操先生正式商谈出版李敖。老卓有商业上的顾虑，对李敖销路没把握，只愿意先出柏杨再考虑李敖。我向其明确表态，我只为李敖而来，仅仅出柏杨不合我意。最后双方各让一步，先出柏杨再出李敖。我向老卓坦言声明，柏杨书我要选编费，而选编李敖我可以分文不取。双方就此谈妥，我留下李敖书稿即返回上海赶编柏杨。

半年后，7万册柏杨的书顺利推出，销得也不坏。柏杨过去，然后我开始盼望李敖，可从冬盼到春，从春盼到夏……

由于各种原因，又不了了之。种李敖，得柏杨，自己都觉得是个恶意的玩笑。

重谈李敖，那已是三年以后的事了。

云南人民出版社赵丁丁先生到上海搞选题。言谈中，知道丁丁兄也喜欢李敖，自然就谈李敖，大谈特谈反复谈，当然也就纳入最优考虑的首批选题之中。未几，云南社有变，召丁丁克返滇，一切计划搁浅。

想不到丁丁克并没有罢手，出李敖书计划仍在积极推进之中，半年后再与我联络时，事情已有很大进展。原来丁丁兄在昆明找到一同好──云南民族文化交流公司总经理王继锋。王年轻，仅20多岁，疯狂迷李敖，愿拿10万元李敖书，而且是出《全集》。丁丁兄与王继锋一拍即合，立刻两头行动，丁丁兄拟出版计划书往出版社里上报，王继锋则出面寻找李敖著作版权在大陆的代理人。他千里觅踪，在北京找到了李敖著作大陆版权代理人美籍华人陈又亮教授，两人立刻在兆龙饭店签订了《李敖全集》的版权委托协议。协议虽签，但《全集》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并未确定。丁丁克此番联系就是与我商议如何选编，他手里只有台湾四季出版社的《李敖全集》。我得信后高兴之余，立刻寄上远流版《李敖全集》目录以及近两年《千秋评论》上李敖重要文章目录，并贡献了两点意见：一，四季、远流版已出版近10年，所收文章更早在20余年之前，依远流社发行人王荣文看法，这只是“文化李敖”，要真切反映李敖全貌还必须加上“政治李敖”，加选入李敖八九十年代后的文章。二，陈教授难得在国内，联系不便，最好与李珉联系。

丁丁兄知道李敖祖籍云南，却不知李敖有大姐在昆明。根据我提供的线索，丁丁兄找到了李敖大姐李珉医生。经由李珉要便捷得多，丁丁、王继锋不久就与李敖直接联系上。李敖爽快回信，欣然同意云南社为其出版《李敖全集》，寄来了“授权大姐李珉代理本人在大陆出版《李敖全集》”的授权书，并附了一份“授权李珉全权代理”在大陆出版全部著作的授权书。

李敖对云南社出版其全集还是高兴的，来信中说：“云南版所出李敖全集……说不定可出到18册28册，视我活多久而定。我死后，定本全集（一如《鲁迅全集》）最后由云南出版社享有，亦一佳事。”对云南邀请他出席全集首发式一事，李敖仍一如既往表态：“大陆之行恐难成，因我哪儿都懒得去，只想老死台湾。”

版权费，最初王继锋与陈又亮所签协议是每千字30元。授权李珉后，当时说定《李敖全集》版权费为10万元，就近全部交给昆明的李珉。所有事情似乎都已办妥，我总以为万事大吉，在上海首盼望云南来书。可同样又是从冬盼到春，从春盼到夏，等来的却是云南社出不成的消息。我万分沮丧，丁丁克在电话中解说的原因，我也无意仔细听了。但我明白，原因决不在李敖或李珉一方。

丁丁兄力图补救，想从其它方面再设法。王继锋也来电来信，表示了决心和信心。我当然不能消极无所作为。我带上各种证明文件，代表“甲方”开始在上海寻找合适出版社。最后找上远东出版社，与副总编谈了两次，双方签了一份协议书。签时，我一看条款，就知此事难成。最后，果不其然。丁丁兄收到协议，立刻打来电话，愤愤然说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利益不均沾，风险不共担。我只能告知，远东社再不肯让步，他们即使将李敖看成一块大肥肉，可谁让我们自己找上门去呢？

上海无门，其它地方也无门。王继锋还在天南海北地跑。我在家中，一会儿接到他成都来电，一会儿接到他北京来电，一惊一乍间，也渐远渐稀，终于再也听不到他的消息了。我也无意再往云南去电去信，结果明摆着，互相之间再说什么呢？

我眼中的李敖：“望之俨然，即之也温”（陈漱渝）

李敖——台湾文坛的独行侠，台湾独裁政治的放火者。他性格复杂，被喻为都市丛林中的稀有动物。他说过：“与知心朋友谈天，我很愉快的说很多话；与俗人相处，我就非常爱沉默了。”我肯定不是李敖的“知心朋友”，又不能肯定自己是不是“俗人”，所以从来没产生跟他聊天的念头。

其实，我认识李敖已有10年之久。早在1989年6月，李敖的小友苏荣泉来北京，约我编5本《鲁迅语录》，用以跟他推出的6本《李敖语录》配套——这套书的编者应凤凰女士也是我最早结识的台湾朋友之一。这年8月，我做梦似的飞到了台湾。经常活动的场所就是位于台北敦化南路490号的李敖出版社。我记得这家出版社还挂了其他几块招牌，如天元出版社之类，不过仍然是李敖出版社的一彪人马。就在这家出版社的办公室里，我见到了李敖。他当时留给我的印象是身材适中，皮肤白皙，似乎是一身长袍。我身高体肥，十分醒目，又来自大陆，按惯例，作为东道主的他可以先跟我打声招呼。但李敖不苟言笔，似乎根本没有发现我的存在。出于文人的自尊心，我也没有主动走上前去自报家门，说些“心仪已久”“仰慕之至”的话。倒是他那位慈眉善目的老母跟我握手寒暄了一番，并合影留念。

不过，每逢周末，小苏都要出大钱盛情款待我，如去日本料理店吃生鲍鱼，听甄妮小姐唱歌……小苏对我说，这笔招待费其实都是李敖先生掏的。他希望我回大陆之后能替李先生收集一点228事件的资料——当然，李先生还会付资料工本费。

以后我几乎每年都有来台湾的机会，只不过再也没见到小苏——他感到自己还年轻，出版社前途黯淡，不如改行去炒股或帮“金主”做放债收息生意。然而，迎接他的却是接二连三的挫折：先是股票被套住，后是放息被绑架，最后是到泰国旅游被枪杀。幸而凭着李敖先生的胆识和义气，几经周折，替小苏的遗孀从8家保险公司讨到了高达2亿3790万新台币的人身保险金（约合86万美金）。其中酬谢李敖先生的部分，用于办一家“荣泉出版社”，迄今已出版了20巨册的《李敖文集》（据说还将续出20册）。小苏生前跟我说，他对李敖是很忠实的；李先生也承认，他跟国民党斗时，小苏是第一线人物。用小苏的部分保险金为李敖出书，我想这会符合小苏的遗愿。

去年9月，我第五次赴台湾，终于得到了与李敖聊天的机会，原因是我受友人之托，给李敖带去了5000多美金——这是北京友谊出版公司支付《李敖回忆录》的版税。这位友人叫陈敬介，台湾出版界的一位新秀，在台湾东吴大学读书时曾代表学生会邀请李敖前去讲演，最近又策划出版一本名为《李敖在东吴》的书。由陈敬介先生陪同，我到李敖先生台北敦化南路的寓所拜访了他。

现在留在我记忆中的是一间阔大的书屋，大约是打通四间房装修而成。靠墙摆满了顶天立地的书柜，房中间也摆着书桌和书案，上面横横竖竖地躺着书籍和杂志。李敖收集资料的原则是“贪多务得，细大不捐”；“宁失之过滥，不失之交臂”。他文章的威力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资料的丰富性和准确性。对李敖来说，冠以“资料大王”的称号的确不是溢美之辞。

我这回见到的李敖笑容可掬，热情地给我沏茶、续水。这印证了他的一则自评：“我的做人比我的讲话好，我的讲话比我的文章好。光看我的文章，你一定以为我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家伙。”

因为我是鲁迅研究者，所以很自然地由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先生引入话题。李敖说，目前台湾有些人认为，许寿裳1948年2月18日深夜被人杀害于台北寓所，是由于小偷行窃被发现，转而行凶，并非政治性谋杀。我说，当时在台湾的一些文化人（包括许寿裳亲属）认为，许先生在台湾228事件前夕被暗杀，跟当时笼罩全省的白色恐怖有关，跟许先生在台湾宣传鲁迅业绩、撒播五四新文化运动种籽有关。我还告诉他，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张光直最近发表了一篇回忆录，题为《蕃薯人的故事》，其中谈到他因1949年4月6日国民党情报机关策划的“四六事件”被捕，关押在又旧又矮又破的台北监狱。有一次，他在牢房墙上看到一行字，刻在离地面约一尺高的地方。这几个字是：“杀许教授万伡受苦”。“万伡”正是杀害许寿裳的凶手高万伡的名字。这就证实了当时一个说法：国民党特务利用高万伡行凶之前曾有过不予处置的承诺，结果由于许案震动了全国，国民党政府只好杀人灭口，拿高万伡当替罪羊。“杀许教授万伡受苦”，正是高万伡喊冤的声音！

接着又谈起了已经去世8年的台静农教授。台老是鲁迅领导的文学团体未名社的成员，在台湾执教40余年，桃李盈门，又擅书艺，故在台湾文化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但李敖对台老颇有微词，归纳起来大约有两点：一是认为台老疏懒，二是认为台老胆怯。“疏懒”的证据，是《静农论文集》所收文章写作时间长达55年，平均下来每天只写了19个字。每天写19个字便成了大学者，可见台湾知识分子标准的乱来。“胆怯”的证据是台老来台之后噤若寒蝉，从来没有发表过纪念鲁迅的文章，反过来倒在胡适面前称“门生”或“后学”。对于前一点，我没有发表意见；对于后一点，我为台老作了一些辩解。我说，从北洋政府执政到国民党政府执政，政治日趋黑暗，统治日趋严酷。当权者用皮鞭、镣铐、监狱、电刑、枪杀……施酷的教育，使人们见酷而不觉其酷。专制政体下多有沉默国民，少有反抗的英雄，这并不怪，应该侧重从时代寻找原因不宜苟求个人。台老在30年代左翼人士，曾参加中国共产党，而多次被捕入狱，甚至株连家属，来台湾之后又目睹了许寿裳被杀的惨剧，因而寄情于烟酒书法。这其实是一种无奈。李敖耐心地听取了我的观点，没有表示异议。

话题转到了写作方面。李敖又重复了他的自评：“50年来和500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他认为鲁迅的白话文比不上他的白话文纯净。我说，鲁迅是中国现代白话文的奠基者之一，也是中国文学由文言文为正宗向以白话文为正宗过渡的桥梁。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草创时代，鲁迅书面语言的成份比较复杂，既有通行的民间口语，也有方言俚语，外来语；鲁迅由于看过许多旧书，耳濡目染，写白话文时还常不免流露出古文的字句和体格。对于后者，鲁迅自己并不满意。他在《写在<坟>后面》表示：“我以为我倘十分努力，大概也还能够博采口语，来改革我的文章。”不过，鲁迅作为中国现代语言大师的崇高地位，已为举世所公认。

我询问李敖写作习惯，问他那上百册的著作是不是一气呵成、一挥而就的。李敖说，他从来没有急就章，他的文章都是深思熟虑、反复斟酌之后才付排的。他随即展示了《李敖快意恩仇录》中《宣淫记》一节的手稿。手稿被裱成了卷轴，上面有认真修改的笔迹。凡援引外文处，大多是剪贴原文的影印件，以免转抄有误。即使援引旧作，他也作了润饰，并没有原文照贴。李敖说，会修改文章的人，不会留下修改的痕迹，好比从会化妆的人脸上看不出着意化妆的地方一样。他的前妻、影星胡茵梦，每天都要用两小时化妆，但给人的印象却是未施脂粉。

李敖还补充说。他修改文章的一个秘诀是朗读。宋代大散文家欧阳修写《醉翁亭记》时就反复朗读，务求文从字顺，语调圆熟，虽千回百转而毫不滞涩。比如“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最初写的是“泉洌而酒香”，朗读后改为“泉香而酒洌”，与前文双句成对，工整贴切。李敖说他写文章后也像欧阳修这样反复朗读，细心琢磨，注意语言的色彩、音调、力度、韵味。

我问李敖今后的打算。他说，对于他的才能，读者所知不过是一小部分而已：最早人们知道他是历史学家，不知道他是文学家。后来读了他的杂文，知道他同时又是文学家，而不知道他是演说家（据说他小时候有点对齿，发音时不那么利落）。近些年来，他在电视台开辟了《笑傲江湖》专栏，专揭国民党的黑幕，又经常接受广播电台的采访，人们已普遍承认他口才好，善雄辩，是演说家。然而，他还有一个才能没有被人们普遍认同，那就是他还是小说家。他创作过一部小说《北京法源寺》，写得细节逼真，连对寺庙窗棂的描写都是根据历史照片，而不是随意虚构。有一次他在医院排队领药，一个摩登女士回过头来说：“李敖先生，你的《北京法源寺》写得好极了！”他顿时有知己之感。他说，他今后准备创作更多的作品，那时读者就都会佩服他这位有潜能的小说家了。

不知不觉已近中午了，我们的聊天已经持续了两个小时。李敖下午一时半要去电台录音，所以我们只好中断谈话，立即去吃午饭。离开他寓所之前，李敖送了我两本书。一本是去年台湾最畅销的《李敖快意恩仇录》，扉页上的题词是：“漱渝先生清赏、李敖、1998年9月20日”；另一本是鲁迅编辑的《海上述林》上卷，1936年5月以“诸夏怀霜社”的名义出版，总印数仅400部，扉页上写的是：“以此奇珍送漱渝先生、李敖、1998年9月25日”。他又破例带我参观了卧室。卧室里有两幅大照片。一幅是“H”（wjm_tcy注：吴海蒂）的头像。这位台湾电影《窗外》的女主角，被李敖称之为最漂亮的女人。《李敖快意恩仇录》中选取了作者给她的5封情书。另一幅是一对双胞胎洋妞的裸体照——1971年至1972年，这幅照片陪伴李敖度过了近一年的铁窗生涯。

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就餐的饭馆就在李敖寓所的楼下。吃的是客家菜，为了助兴，又喝了一点啤酒。菜的味道不错，我吃了很多，李敖便又添了一道菜。待饭毕，吃完果盘，李敖才慢条斯理地说：“我过50岁之后，注意节制饮食，所以现在身体很好，精力过人。陈先生，以你的年龄，应当少吃一点。因为今天我做东，所以等你吃完之后我才说这番话。”听到这里，我内心顿时一热，想起了友人对李敖的评论：“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在朋友面前，李敖确实是率真的，忠厚的，温情的……

临别前，我不禁脱口而出：“李敖先生，希望你争取回大陆看看。”我知道，李敖是一位有中国情结、民族正气的学者。他不忘本，很念旧。对中国大陆一往情深。他1935年4月出生在哈尔滨，后来在北京内务部街住了约10年——这里留下了他童年的欢笑和幻梦，还有他那最感温馨最感神往的春梦无痕的初恋。无怪乎他常痛斥那些自称“小蕃薯”或“大芋头”的台独分子，骂他们夜郎自大、数典忘祖。然而李敖仅仅跟我紧紧握手，并没对我的话作出直接回应，似乎心情十分复杂。

我回到下榻的地方，急切地翻开刚得到的《李敖快意恩仇录》，发现书里有以下一段话：“‘重温旧梦就是破坏旧梦’，这是我的名言，我当然深信不疑。……‘近乡情怯’，怯心一起，就是提醒你不近为宜。我如今在台湾一住50年，50年间，一天也没离开，原因之一，就是智足以知怯。‘故园梦重归’比真重归好得多……我终将化为白毛老怪，死在台湾……生为白山黑水之民，死为草山（阳明山）浊水（浊水溪）之鬼。”

但我想，“梦重归”跟“真重归”的感受毕竟会有很大差别。李敖是一位在大陆拥有广大读者群的作家，除开他的两部回忆录之外，他的文集也将全部在大陆出版。李敖先生能不能“以智胜怯”，再次踏上他一往情深的故土呢。我跟他的广大读者都在期盼着……

要把金针度与人（顾刚）

——想起李教

自1985年底，《丑陋的中国人》入境，已是两年有余。其间柏杨先生祸福相倚，值此厄尔尼诺化的大气候，无论如何也成了一个当代传奇的主角。

细心的读者应该注意到，最初和柏杨同时引进的，其实还有位“拼命三郎”李敖。只是两年中柏杨先生的“输一块钱”，“臭鞋大阵”摆得轰轰烈烈，相形之中，李敖反而归于无形。

这也难怪。柏杨的大陆版畅销书中，亦无一字一句提到李敖。倒是有位躲在加州栖云阁唱反调的王亦令，说了这样几句：“我认为柏杨先生开口闭口坐了九年零多少天的牢，仿佛牢狱是他镀金之地一样，实在大可不必，要照柏杨这个逻辑，宝岛上有位文人，比柏杨更了不起。他坐牢出来之后，至今仍在岛上摇笔杆大骂，丝毫不减锋芒，照样是祖宗十八代的骂。但在我看来，这又有什么了不起呢？充其量，亡命文人而已。”

王亦令的其他观点，我没有一个同意，但这段话，我却以为多少道出了一段实情。那就是，柏杨固然有摇笔呐喊，陷身牢狱的荣耀，但宝岛之上，还有人比他更“了不起”！

其实，读书知人，原是必须互补的两件事情。要知柏杨老头，只读那么一本书，或只读柏杨几本书，期期以为不可。最起码，应该读李敖。

一、李敖何许人

李敖是一个有山东祖籍的东北佬，追溯上去，远祖来自云南鸟撒，有“蛮夷”的嫌疑。

1949年4月12日，差十三天满十四岁的李敖，躺在难民船的甲板上，到了台湾。读到高三，李敖先生便在他教书匠老子的支持下，休学一年。照他自己说法，是在书斋里卧游古今，痛痛快快养了一年的浩然之气。不久（wjm_tcy注：一年后）李敖考入台大法律系，不久转入历史系——四年之后，他带着一肚子古籍和深深的失望离开大学，去服兵役，在底层文化的香火之中，痛感庙堂教育的失败。退伍归来，他考入历史研究所。读书成精的李敖写道：“教育好象一架冷冻机，接近它的时间越久，人就越变成冷淡。太多的理智恰像泰戈尔形容的无柄刀子，也许很实际很有用，但是太不可爱了。”

此时的李敖，还没有祥瑞附体，也没有凶兆及身，看不出一点日后纵横叱咤的不凡气象，有的只是“不冷淡”而已。1961年10月，李敖在《文星》（一个正派而普通的杂志）发表了他著名的《老年人与棒子》。从此风云际会，一发而不可收，造成《文星》的四年盛世，也带来“后患”无穷。最后杂志被禁，书店被封，一切对台湾省文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创举，都“百举待废”。李敖本人，终不免被朝野双方追杀。

1965年底查封《文星》之后，国民党文化打手徐复观，在1966年2月21号的《征信新闻报》上撰檄文封杀李敖。认定李敖“发展之程度，早经威胁到整个社会与民族之安全”：

兹将其年来诽谤行为，根据初步不完全之统计，计其对个人指名之诽谤，自孔子以至胡适、钱穆，凡57人。其对团体之诽谤，自台湾大学文学院、中央研究院、孔孟学会、立法院、内政部、各大学中文系、全国研究中国文化者、全体较李敖年长之学人、全政府官吏、全国民党员，以至整个中华民族。

谓孔子之像为“恐怖”，将孔子思想与西门庆、魏忠贤，等列齐观。对研究孔子思想之人，除加以毒词秽语外，并谓“早应打耳括子”。对祭孔子之礼童，诋之为“小鬼”。对主祭之台北市长，指为被杀作祭品之“牺牲”。称胡适为“大懵懂”，“把文史学风带到这种迂腐不堪的境地”，“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指钱穆为“大脑在休息，小脑正在反射”；“近乎卜巫之间的人儿”。指台湾大学为“分赃”“腐化”“遮羞完毕”“拼命捞钱”。“与家里‘欧八桑’先奸后娶者有之；奸而不娶者有之”。骂年老一辈之学人都是“吃闲饭黑心饭”“使他们的子孙因他们感到羞耻”；“我们不得不狠狠地打它几个耳括子”。骂内政部是“愚昧”“落伍”。骂立法委员是“妄人”“可耻”。指全政府官员及全国民党员是“这种人的耳括子早就该被打”；“没人格的知识分子”。骂各大学中文系是“脓疮”，是“义和团”“准义和团”；“非狠狠开刀一次不可”。骂中国之法律是“荒唐的法律，任何文明国家所没有的法律”。骂中国文化是“哪一点比那用叉子吃人肉的老哥高明”。骂我们民族是连“最野蛮的民族”都不如之民族。并向友邦挑拨“把洋鬼子绑起来，这是中华民族美梦之一”。

由此可知李敖不仅对一切用尽毒词秽语；且欲见之于“开刀”“打耳括子”之行动，不仅诬尽中国一切文化；且欲挑拨我国与世界友邦之感情，使台湾受到世界各国之轻视与敌视。共党未到，而李敖所发动之斗争清算之阴影，已笼罩于全台湾。国步方艰，而由李敖所出卖之民族立场，及向友邦之挑拨行为，已否定年来全朝野所作之国际合作之努力。

徐复观这类调头，读者诸君一定耳熟能详。我之所以不惮其烦引这么多，无非要借徐大老爷细密文网，将李敖及他掌舵的《文星》呈现的“文化阴影”，略作呈示，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情。将李敖打入大牢的罪名不会莫须有，李敖六十年代的这番大有为，更无可抹杀。

像徐复观这类怕“开刀”和“耳括子”怕到极点，终于不顾口口声声的“文化本体”，抬出“友邦”来给李敖盖棺的人物，相信数不在少。但即使在封杀李敖的高潮中，不肯“用尽毒词秽语”的人，也还是有的。

无非先生在他的《文星-问题-人物》中，就用否定者的文字，将李敖这个“问题人物”肯定下来：

“李敖君在自由中国文化论坛上所掀起的这股狂潮，实在是政府迁台以后的空前盛事……我们这位文化界的披头明星李敖君，在台湾的卖座情彩，大概只有使台北一度成为狂人城的梁兄哥凌波小姐可以媲美。被人求签名，索像片的阵势，亦完全相同”。

无非先生把李敖比做披头歌王，这一番肯定，无疑是皮相的。但是从这番描述，我们不难窥见“暴享大名的李敖，在台湾文化界天马行空的局面。而其时早已出道的柏杨，无法和“李敖”比拟，恐怕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今日台湾民进党的前辈、当年也挨李敖“耳刮子”的康宁祥（wjm_tcy注：其实是个投机分子，从国民党混不下去跑来党外的；同时也是李敖在80年代重点批判的对象），对李敖也是别有考评。在《假如政府像企业工司》中，康宁祥深有疑焉：“李敖先生是胡生先适的嫡传弟子，对史学文学的研究相当杰出，为什么难以见容于政府，也要尝受六、七年的铁窗味？”

有疑归有疑，卖座归卖座，掀动“狂潮”的李教还是先被徐复观们“开刀”，被“清算”、被“斗争”，最终到绿岛（wjm_tcy注：绿岛是台湾监狱集中营，不过李敖不是在绿岛坐牢的）大学领“文凭”去了。

但康宁祥一类的不平之鸣，李敖自己，倒“并不注意”。在《被封杀的“人民公敌”》中，李敖坦然宣称：我李敖的作风，“难以见容于政府”，这是很当然的。

这正是李敖当然的硬派。

二、亡命李敖

李敖为文及为人的格局，始终不离两个基准。一是他渊博困学的学问根底，一是他特立独行的战斗精神。在学问上以披沙拣金，辨伪存真为目标，实践中以扑杀一切或显或隐的伪君子为己任。

李敖退役后考历史研究所，口试时所有的主考老师都只对他笑，不问问题。最后主考沈刚伯（台大文学院长）只问了一句，“李敖，你还要穿长袍吗”？就不再问了。当时的李敖，虽然还不是风云人物，但是已是名闻台大的“长袍怪”（wjm_tcy注：李敖在大学时天天都是一席长袍，被人称为“长袍怪”）——穿长袍反传统的廖化式先锋。

香港的作家黄思骋，在一篇文章中评论道“台湾的真正光荣，却是出了个李敖！有李敖，始可以看出台湾有若干言论自由；有李敖始可以看到台湾有活力；有李敖，始可以说我们已得到沉淀近代思想的明矾；有李敖，我们将可以说近代白话文的顶峰成就在台湾……所以李敖实在是一盏天踢的明灯，在这个苦难混沌的年代里，使我们看到它的光明，感受到它的热力”。

黄思骋的个人观点，其中也许有一定的偏见。但李敖是否“天赐”是否“明灯”固不可考，李敖的“光明”与“热力”，则全是可感可受的。尤其重要的是，李敖实在是“苦难混沌”的见证。

李敖自己在《我的皮肉生涯》中告诉我们：“不是台湾有言论自由，而是对一些玩命的人而言，有一些特殊的暂时的自由。直到有朝一日，玩命的人再坐牢为止。”

前面我说王亦令的“亡命文人”云尔，之所以深的我心，和见过李敖的这番“亡命”自供实在是大有相关。中国人说到“亡命”，便仿佛面睹“强人”，阿Q似的便有“什么了不起”的感叹。问题是，在一个无租界藏身，无栖云阁过冬的台湾，非李敖式的亡命，又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荡涤冲决于万一呢？

李敖的“亡命”，使他在60年代天马行空，使风云变色，使妄人心惊；李敖的“亡命”，使他身受六年九个月（wjm_tcy注：第一次5年8个月，第二次6个月，所以是6年2个月，若是再加上14个月的软禁就是7年4个月）枯囚之后，独自开记者招待会，发表《天下没有白坐的黑牢》的肝胆；李敖的“亡命”，使它在杂志受禁、再度系狱的高压之下，仍旧隐而不退，月出《千秋评论丛书》一册——这种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这种“朝闻道夕可死”的亡命胸怀，正是给苦难时代留下“鸿爪遗痕”的偏方。这番无畏无私的度量，也是蝇营狗苟之徒“充”不象的。

1985年1月11日，李敖写有《文化空中飞人》，总结自己“虎口捋须，太岁头上动土，用文化之笔，四面树敌，八面威风”的文学生涯，提到自己“没摔下来大家叫好，摔下来大叫活该”的“文化飞人”现状。

“艺高人胆大”的李敖沉痛地写道：“至于我自己，我的行业比较特殊。与其说我是什么什么家，不如说我是文化空中飞人。我真的不能救任何人，我只能牺牲我自己”。

对李敖的“牺性”，岛内岛外的看客中间，王亦令般“以正义相责”者有之，徐复观辈系之牢狱而后快者有之，呵护劝勉前后凡十余年的好心人亦是不少。不少读者，一再劝李敖“勿作弥衡”，不忍见李敖在击鼓骂曹中牺牲自己。对此，李敖先生答曰：“宁正言不讳，以危生乎？将从俗富贵，以偷生乎”？

李敖的选择，正是前者。

在做人问题上，李敖孜孜于一个“真”字。在他眼里，一个“真小人”比一个“伪君子”总要可爱得多。

李敖认为，最重要的是文章的“内容对错”问题。至于嘻嘻哈哈也好，义正辞严也好，大嗓门也好，细声细气也好，这都是不相干的。“如果一个错的意见，用很理性的方式表达，它还是错的”。

对国民党政客语言，李敖表现出足够的轻蔑：“讲的时候大便不通，讲出来的全是大便”。

这样一个弥衡，一个患有所不辞的亡命李敖，不见容于专制政府，又有什么奇怪？

三、李敖看柏杨

李敖与柏杨都是经常处在是非边缘上的人物。李敖自拟弥衡，柏杨也爱称自己是梁山泊人物。1920年出生的柏杨，在年龄和阅历上都有目李敖为“小辈”的资格。但即使柏杨自己，也曾叹“想想自己真是老天真，见识且不如李敖这个年轻人”。（1968年3月2日致孙观汉信）

李敖第一次被捕，是在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九日，比柏杨入狱，前后晚了三年。在这三年中，李敖为柏杨奔走呼号，从摆平柏杨的支票款到开展海外营救，无一不尤为之。但在给孙观汉的第一封求援信中，李敖便说：“柏杨事件，纯是冤狱。柏杨并非‘殉道式’人物，也绝非‘敢’讽刺他们的父子的人物。而竟阴差阳错，被比照‘犯上作乱’者处理，硬逼他做英雄，这真是这小岛上的大怪事！”

李敖对柏杨的这一判断，并不是心血来潮，而是他对柏杨为人格局的基本总结。

李敖对于柏杨的“精专”和“博学”都是打问号的。以历史系科班出身的李敖，对柏杨的评论是“他没有现代学问的底子”。这一“底子”的缺乏，使柏杨的作品，“实在缺乏深度，广度和强打度”，所以“只能靠耍嘴皮来作秀”。李敖先生叹曰：“我真奇怪一些读者怎么受得了他那点翻来复去的老调儿，我真怀疑读者的水准！”

花城出版社出的单行本，是收附录最多的一本。其中附有张绍迁先生《中国文化之“抹黑”与“擦粉”》。文中末尾，张先生评论道：“柏杨若是诌媚之辈，他诌媚的对象也应是国民党，而非洋大人。以柏杨心才和其与救国团的渊源（他曾任救国团旗下青年写作协会总干事），若肯稍稍奉承当局，可能早已成政坛红人矣。柏杨却宁可写以抨击时弊的杂文为生，以至触怒国民党，身陷囹圄九载。有如此情操的人，也许会骄傲，但相信绝不会诌媚。……”

张先生此文，证实了我的一个怀疑：海内外读者由读柏杨书到心仪柏杨，其中少了一个“知”的环节。这不能不说是个大缺陷。

诚如张绍迁先生所言，柏杨是国民党文学侍从之臣出身，说得确切些，也是救国团组长级的“红人”。但他离开国民党核心，是由于“桃色”事件，而不是思想事件。柏杨当时是非常“得君行道”的显赫人物。台湾横贯公路完成时，国民党“层峰巡视”，他曾随待在侧，为“横贯公路十二景”题名，其文学侍从地位，可见一斑。

不料大陆已有妻小的柏杨，在主管夏令营、冬令营之时，竟出现与文艺营女生艾玫（倪明华）相恋的事情，自然不利于舆论，加士艾玫父亲向救国团抗议，于是国民党当局“整肃风纪”，便请柏杨下台了。

下台后的柏杨，到《自立晚报》供职，和艾玫过了一段苦日子。但嗣后柏杨渐次升官，很快成了拥有私人出版社的汽车阶级。家有娇妻娇女的柏杨固然不曾“诌媚洋大人”，但是与当局却是眉眼不绝，并非读者想象中的“以抨击时弊为生”。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柏杨被捕之日（1968年3月2日），他在《自立晚报》的“方块文章”专栏里，仍在高歌《蒋夫人的号召》，用千字篇幅，“献馅”于当局的“慈悲心肠”。

其实，柏杨非但不是“讽刺当政”的人物，其“依恋钦慕”之情，还大大溢于言表呢！请看柏杨先生1968年8月4日答辩书：

“《中华日报》自五十六年夏天起就有大力水手漫画，画是美国原稿，我只担任翻译对话说明，本年元月间，曾刊出一段，原图原意是说大力水手父子二人购买了一个小岛，二人在该小岛上竞选总统，我在翻译文字时，为了轻松增添幽默，跟往常一样，并没有完全照着原文逐字翻译，而另行改写重组，刊出后，被调查局认为有影射总统及蒋部长的嫌疑，就于三月初捕我侦讯，肯定的认为我是出于恶意，可是我因自幼受学生集中训练及从事三民主义青年团工作，对总统有一种婴儿对亲长的依恋之情，至于对蒋部长，只举一件事来做说明，台湾中部横贯公路十二景是我定的，在定景当中，有一个蒋部长所住过的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后来被命名为日新冈），我特地定名为：甘棠植爱，这份钦慕的心意，惟天可表。”

这些“惟天可表”的哀诉，对我们了解柏杨冤狱的缘起，无疑会有所裨益，柏杨流露的“依恋”和“钦慕”，无疑是真实的。如果说柏老的这份衷告，并末使“亲长”们植以“关爱”的话，那么给爱柏老，希望柏老不诌不媚的人们，则留下了可圈可点的叹息。

李敖在学问上对柏杨的指斥，可能有一定的人事背景，但李敖对柏杨为人的评判，则无疑是有眼光、有内容的。“君子之爱人也，以德；小人之爱人也，以姑息”。李敖以君子相期许，不肯稍假辞色的相责，要是有他完整清白的反国民党“德政”的记录为前提的。

李敖在他的《千秋评论丛书》第十一册中说：“不论是弃国民党的，或是被国民党所弃的，都是我们的同志”。李敖意识到，“要完全找一个和国民党不相干，像我这样人格完整的人，几乎不可能了，而且也不必了。”因此他主张接纳一叨“觉今是而昨非”，并且“脱胎换骨得完整”的人。柏杨的意识上和作为，却使李敖深深失望。

李敖在1984年2月3日给孙观汉的公开信写道：“事实上，柏杨出狱后，他对国民党的高速表态，颇令我感到失望。他做中国大陆研究中心研究员，二次发表捧场之文，使我觉得他做的，好像是给关他的人挂勋章似的。他在柏杨诗抄的后记中写出‘昔日种种，已不复再’的话，其回护国民党心态，恍然如昨。此外他写文章捧前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之流，更其余事也。”

李敖“沉思默察了柏杨出狱后的作风”，不得不说：“他真辜负了这么久的监狱经验。不客气的说，他已变成一个吓破胆的人”。李敖举出远流出版社为柏杨印《白话资治通鉴》的事。广告中印了区区“借古讽今”四字，柏杨都坚持一一涂去，令出版社同人叹息不已：想不到柏杨的胆量，一至于此，柏杨的黑牢，总算是“没有白坐”。

对这种状况，“洞悉众生百态”的柏杨多少也有所知觉。1982年9月12日《政治家》上，有一篇柏杨说词。柏杨先生曰：“很多人批评我写东西跟过去不一样，我自己觉得没有什么改变。可是，既然那么多人感觉如此，那或许我真的是改变了，只是这种改变是我所不自觉的……60年代写文章的具有叛逆性格的人也不多。现在写文章比我泼辣厉害的，所在皆是。原来我是站在第一线的，现在有人超越了我，我已经退居到第三、第四线上，老实说，我倒希望国民党对我态度好一点，也省得我招惹些麻烦。”

黑牢里“镀”过之后，“急先锋”成为历史，“辣”是荡然无存，只剩一点“泼”了。这种胆气上的距离，使“怕麻烦”的柏杨同“亡命”的李敖，水准也在“日新又新”的拉大。难怪“心中有气”如王亦令者，也要“心明眼亮”地叫一声柏杨“有什么了不起”了！

柏杨实在忍不住叫屈。他的个性中有择善固执的一面，也有动摇无助的一面。

1979年9月，吉隆坡《南洋商报》上有一篇《人性的光辉》，说柏杨出狱后所写的文章中，“更闻不到一点儿他受苦受难的味道，有的只是对国家的感恩”。说“这种人”，“你能不为他哭泣，为他叫屈吗？”

是的，不能。为柏杨这么有大手笔又有大局限的角色“哭泣”和“叫屈”，并不过分。但是“人性的光辉”云乎哉？“人性的悲剧”云乎哉？相信读者自有论定。

李敖则只能让人叫绝。在他的悲壮冷峻、屡仆屡起面前，你欲笑无声，欲哭无泪！

叫屈对李敖，则近于一种人格意义上的看低，一种不解初衷的侮慢了。

配给李敖叫几声“屈”的，只剩李敖自己。

李敖的哭调是：作为一个来自白山黑水的人，作为一个午夜神驰于人类忧患的人，作为一个思想才情独迈千古的人，我本该五十年后才出世。

李敖不属于这孤岛。李敖不属于这时代。李敖把他和许多莫名奇妙的要人对垒的“窘局”，归咎于“我妈早生和他妈小产”。

由于“太知道太知道干我这行的辛苦和危险”，李敖在他的“飞人”生涯，立志做“单干户”，为“独行侠”，从来“不鼓励人走我这条路”。因为他认定自己“无力救人”，也“不忍见别人为此牺牲”。而他自己，却抱定牺牲一途，做它“捋须拔牙”的大事业，喝定这杯“患有所不辞”而又“生不逢时”的毒酒。

李敖低眉自许，李敖横眉冷对，李敖决不“退屈三四线”！李敖“细嚼黄连不皱眉”！李敖还是要把是非不明的“乡愿”从中国人灵魂深处揪出来暴打，李敖不幻想也不哀怜谁对他“好一点”。李敖先生出得牢来，跺跺脚又是“亡命”去也！

这便是敖哥可爱处，也正是一个让人无颜亦无暇为之流泪叫屈的硬汉本色。鲁迅式对狗的痛打，对猫的穷追，鲁迅式的横眉与冷面，都有了五十年后的李敖版本。孙观汉囿于私见，谬举柏杨先生为“鲁迅以来第一人”，却忘了他所“不能赞同”的李敖式的“猛击”才是鲁迅的真精神，大格局！一个与鲁迅精神气节血脉相继的硬汉，也许未必尽有鲁迅的大智，但必须有鲁迅的大勇，必须有在晦暗街头游方施救的坚毅，必须不作悻悻然小儿女态，鲁迅的勇敢和顽强，也绝不是有“妇孺之仁”者所能想见所能“赞同”的。对“第一人”的这点要求，想来不至于过分吧。

李敖对勤奋著述的人物，如俞越、如梁启超、如陈寅洛，及至他台大历史系的老师姚从吾，都有着极大敬意。这种敬意和他对王充、阮籍以降中国历史上特立独行的不合作主义者的敬意，互为参商，合而之一。但是身处孤岛的李敖，“深切觉悟到人性的软弱”。他“对人际已不存奢望”，也不惊奇“被亲人冷落、被朋友出卖、被敌人陷害。”他对人际的洞彻，并未导致形如槁木，心同死灰，他仍旧是“成就河沙梦功德”。他仍旧觉得，“白首下书帷”的事业“对我还太早”，“寂寞投阁对我也不适合”——他还想“冲冲看”。

他还年轻！

读者劝他“勿作弥衡”的信中，有“绝对不忍和不愿看到”他牺牲的话。李敖的答复是：“难道老朋友以意气风发献身真理始，以妻财子禄屈服现状终，这种局面，是你忍看和愿看的吗？你的朋友里面，我的朋友里面，你我共同的朋友里面，这种人还少吗？又何必多我一个李敖呢！”

李敖断言，一个杂志，“不能鼓动风潮，不能造成时势，不能一言而为天下法，不能使老顽固血压高”，则“可怜得很”。这使得曾轻一言九鼎的《文星》，在被国民党封杀多年以后，至今余波不断。1982年6月台湾民生报副总编骆学良在给李敖约稿信中也说，文星杂志及文星丛书对学术，思想以及出版界的影响，“至今仍在持续之中”。

但是过去的事业毕竟已成掌故。李敖回忆文星，更多的是痛感“为文星作战的人，如今只剩我一个”。当年的战友中，过世的过世、变节的变节、自毁历史的自毁历史、衰病侵袭的衰病侵袭——这使不愿背弃文星理想的李敖愈感做一个真正人的不易。

柏杨在《猛撞酱缸集》里说中国是一个恍惚万状的社会，其表征之一就是专门用“贵备贤者”的毒牙咬力争上游的人。李敖这样锋锐远胜柏杨的人物，当然也不免毒牙的侵袭。最轻的指责，便是说“李敖深染一种骂人癖”。坐牢之前为祖宗十八代地骂，复出之后还是祖宗十八代地骂，虽经封杀，骂腔不绝。李敖自己招供这种战术道：“是狗就找主人，是和尚就找庙，别想藏在身后”。这样的方式固然是不得已，但由此也导致了李敖三十二年不获出境许可，不能像柏杨先生“今年还唱绿岛小夜曲，明年就作出国样板”，有“冤”也无处诉，无人听，牢牢地“酱”在宝岛之上。

在李敖，“骂”是一种表达正义和理性的方式。不能因为是很有点“情绪化”的“骂”，而不是温文尔雅的“谏”或厚颜无耻的“诌”，就抹杀了骂的内容和结论。问题不是李敖为什么骂人，而是他们为什么那么该骂！

两年来受柏杨先生砥砺，深知中国人“缺少敢想敢做敢讲的灵性”之委琐。故此我甘冒“责备贤者”之不韪，推出李敖来作比较，供取舍，这一分区区之情，也是“惟天可表”。

柏杨1984年在爱荷华讲“丑陋”，语毕请在座诸位不要泄气，今天我要招呼打在前头的，也是请勿泄气四字，还望柏杨不要再三再四再五再六地退居下去。

台湾与大陆三十几年来的隔绝，使两地的文化交流，殊非易事。写这篇文字，阅失之处恐怕难免，还有待方家的施救，对李敖们的圈点评介，也只是一个小小的开始。但李敖的那一份“不知避凶、只耻讼冤”的孤傲，那一份“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作派，实在逼视众生。

李敖编《中国名著精华全集》时，引过一句古话叫做“鸳鸯绣取凭君看，不把金针度予人”。反其道行之，正是度几枚针给读者诸君的意思。挑开窗纸，便别有洞天——至于金针与否，倒在其次了。

1987年11月（此文转自《复旦风》）

岛上的李敖（庄礼伟）

从80年代初起，台湾岛上的文人的思想宝典、语言风格、处世风范被大举引进大陆，大陆的文人和正预备做文人的大学生无不面朝东海，牛饮进补。这便是“三来一补”，在当时的政府文件中经常出现，可见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情。

当时有陈鼓应来归，入北京大学任教。陈鼓应是一个人人都想看一看的反蒋英雄的活标本，难怪他在北大的课要上到特大号的大讲堂去。

有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一时间洛阳纸贵，人们方才晓得中文可以这样来写，而发誓居然可以只“赌一块钱”。

又有了胡秋原来归，舞拜黄帝陵黄尘鼓荡好不热闹。

又有了三毛、余光中、林清玄等等，霸占了《读者文摘》许多版面，赚了大把眼泪。

又有了徐复观、林毓生、余英时等等“新儒家”，一时间德治、民本、内圣外王、蒋经国等等充斥沙龙讲座。

又有了许倬云、张灏等许多“海外学人”或“海外学坛闻人”。

钱穆、梁实秋卷土重来，大放异彩。

高阳小说，自然是绝大多数人爱看的，把一个商人的事迹写得波诡云谲惊天动地，把“北宋良将第一”曹彬所搞的“军民鱼水情”写得盖过八路军，着实不易。

金庸是“港岛人士”，与台岛亦有“文化往还”，忽一日“北大讲学”，已成预备役国学大师。

还有钱思亮、痖弦、王晓波等老老少少。

以及“文化太保”李敖。

“李敖”来到大陆的最大好处，是把李敖以上的这些大陆人听来如雷贯耳的岛上名流全都骂遍，有点“打碎偶像”的“五四狂人”的作派，更像孤身涉险的“未来战士”。

赴新加坡参加诡辩术较量的中国学生奉李敖为不世出的天人和“文化飞人”，“虽千万人，吾往矣”引用得精熟，尽管这句话不是李敖的原创。

岛上闻人，避李敖则吉，因为他极擅骂战；李敖闻名于大陆，多半是因为老李骂得刺激、骂得博学，他还总结出一套理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三种，一、他跟你骂我；二、你跟我骂他；三、我跟他骂你。

这样的李敖，自然在台湾岛上的遍地文人中以及从岛上出来的满世界的“台湾文人”中，难得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尤其是被李敖口诛过的名牌教授学者，往往在文章中统一行动封杀李敖，原因大约有二：一、李敖“不入流”，除了骂人别无所长；二、自己被李敖骂过。翻翻林毓生的《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李敖的敌人如徐复观、高信疆（wjm_tcy注：高信疆是李敖最好的朋友，李敖复出文坛多亏高信疆的帮忙，作者明显搞错啦！），姓李的左派如李大钊，古人如李白，均书中有名，林先生谈了许久的“自由主义”，作为台湾“自由主义”的“死士”、“刺客”李敖却绝口不提。翻其他教授的书也差不多。

李敖骂人，以挖祖坟挖阴私剥光对方衣服和包装见长，他也揭自己的阴私（如历数性事）和剥自己的衣服（如在自传中刊登自己的裸体照），但无拘无束无牵无挂不伤自己半根毫毛，而那些爱惜羽毛满篇纯情或正义的人士就顾此失彼，上阵先矮一头。因为他已经是李敖，所以丝毫不受伤，“身经百战之后，依然凛凛抖发英姿”；而对方就被李敖夹枪夹棒打得左躲右闪，羞苦难当，羞愤难当。

李敖骂人，当为岛上第一。李敖常常说自己伟大，读者就切莫认真了，这只是台湾岛上的一种“李敖秀”。

同样是写文字的，当然不会认为李敖伟大，但有一分到四五分在心里暗暗服他，倒也多半是事实（因为李敖通过文字和骂人赚了很多钱，骂人有瑕，又一个接一个地勾引名媛淑女，暴享大名白眼看当局，当局却又奈何他不得──不服不行）。

上面是说在台湾，如果在大陆，跟着李敖认为李敖“伟大”的，就多了。经过了噤若寒蝉的年代，在枯燥可憎营养有限的语言中捱过了许多时日，乍见了李敖式的狂妄、凶猛、博学和精彩、新鲜，以及隔不了几行就自赠一句“我如此伟大，天纵英明，不在话下”之类的“李敖秀”，大陆的读者多半就晕了。喜写杂文者，就来一段“我来剥XX的皮”；愤世而翠绿的少年，则引李敖为先知和导师，把李敖的大名，在朋辈中广为散发，并添上些“你若没读过XX，你就可惜了”式的广告语。

在某种程度上，李敖不过是台湾现代非体制文化的一个缩影，他的种种独立特行，都可以在台湾社会景观中找到相应的类型，是有所本的。从搞个人“写真”，到骂国民党而坐黑牢、“敦伦”暂停，到以黄段子兼嘻皮笑脸嘲弄对手，到聚讼式恩怨笔仗，到亦文亦商不做“全职知识分子”，到狎妓冶游（那本是“中古文人风采”），都非李某一人风光独占，把这一切都做全了的，恐怕也有若干；把这一切都做绝做漂亮的，才或许只有李敖一人。

李敖有李敖的道理。如爱钱，“金钱可以保护我的自由，可以使我有抗衡的力量，可以使我能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如泼皮战法，“多少年来，在国民党堵塞每一种渠道的暴政下，大丈夫没有正常的用武之地，要想出头，难免要有一些世俗眼中的‘花招’、个性、新闻性，但这些招数使出来，你就不可能有‘正人君子’的‘清望’形象了”。

在“悲哀的台湾人”中间，李敖是一个喜剧人物。

湖北大学的唐琳在《李敖与殷海光》一文中认为：“李敖是一个怪物作家。他是知识分子与文化商人的混合物。一方面，他学识渊博、学贯中西，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社会批判意识，同时，他又十分注重商业活动的效益原则和交换竞争原则。在某种程度上，他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知识分子。”李敖对此评价倒也不以为忤，因为“胡适、殷海光赶上知识分子被尊敬的最后一代，李敖则碰到经济挂帅、武士刀挂帅、知识分子不帅的时代”，又能怎样？

如果要问我喜欢哪位台湾作家，我会提一些老派的，如钟理和、吴浊流等等。这些古板的前辈是心中有大悲大爱至性至情者，他们的文章也浸透了大悲大爱至性至情，让人惶恐于宇宙之深邃，生怒于世间之荒谬，折服于平民英雄的勇毅与柔肠。这些前辈的人格力量蕴于平静温厚之中。

李敖则是一个大闹天宫的猴子。和鲁迅一样，他选择了杂文这种最有杀伤力的兵器；和鲁迅不同的是，李敖已生活在一个西风劲吹的商业社会，他会自然而然地精细计算自己和舞台聚光灯之间的距离，注意行动的“新闻性”；他会泼皮式地揭露一切“名人”“圣人”的阴私以满足大众那双满含偷窥欲的眼睛；他攻打文人同类时往往攻其一点不计其余，然后又是“此人负我，不在话下”。

但岛上的李敖又是可贵的，他从年轻时代起，就以一条命、以一人之力与黑暗的当局搏斗，为老兵李师科这样的小人物鸣冤，对追随国民党的文人教授，采取的则是狠捏对方“卵叫”的阴毒战法。到了中年，李敖的法术愈显“毒辣”，只有韦小宝的“化尸大法”差可比拟。李敖对已成过往的蒋家时代的国民党政权撒“化尸粉”更是不遗余力，批蒋大作连篇累牍压在蒋家坟头。“天下没有白坐的黑牢”，我们当能隔海听到李敖对蒋家气数已尽、后代连连早夭的放声大笑，亦能想见李敖在前台大校长钱思亮坟上对其追加“尿诛”的快意──这便是自由得有些乌烟瘴气的我们的宝岛，要是换在新加坡，老李早该吃藤鞭了。

不禁试想小李敖当年如果滞留大陆，会不会有今天的老李敖？不过，如果没有大陆中国文化奶水的滋养，李敖又如何能成其为李敖？李敖也屡屡自承是“一个来自白山黑水的人”、一个“真正大陆型的知识分子”。李敖是什么？李敖是魏晋狂士、五四精神、国故篓子、沪上商人、东北悍匪的混合物，岛上的李敖确实属于俺们中国。

李敖：明日黄花别样红（杨早）

台湾作家李敖，今年六十四岁了。我读李敖，也已有十年的历史。

高中时读《千秋评论丛书》、《万岁评论丛书》、《独白下的传统》，痛快淋漓，拍案称奇；大学时读《蒋介石研究》、《国民党研究》、《冷眼看台独》，纵横捭阖，启智开愚；间中再看看《李敖情书》、《李敖情诗》什么的，更是非笑骂“这个流氓！”不足以大快人心。

而今读到《李敖快意恩仇录》，其感想为何如？

近几年台湾党禁洞开，言路渐通，很多台湾人都以他们的“民主进程”为自豪。我曾经断言，在这样的情势下，李敖不会再有往日的风光矣！因为养成李敖的土壤已经没有了，像他这样的战士，要的是敌人，是挑战，是压迫，是“敌强愈强”，是“于无声处听惊雷”，可是现在谁来挑战、压迫、敌视李敖呢？李敖又去和谁战斗、奋斗、缠斗呢？一个失去风车的堂吉诃德还算什么堂吉诃德？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李敖是英雄末路的李敖，是明日黄花的李敖，是廉颇老矣的李敖。李敖曾经强调他不看电视，可是前两年居然跑去为某电视台开了专栏节目叫《李敖笑傲江湖》，在我看来，这是沦为了传媒的工具，今之李敖，已无足观。

可是李敖是何等聪明的人！“别人下海，我们上山”，李敖失去了现实中的敌人，但他还有一生的帐要好好算算。李敖一生，足不出“台”，但在华人文化圈中影响之大，却决不可低估。他对国民党，对台湾社会的批评，或许和我们关系不太，他对传统文化，对中国历史的批判，姑且囿于专业范围内讨论，但李敖一生中坚守信念，不屈不挠，与专制权力恶斗缠斗，“如怨鬼蛇蝎，二六时中，无时或已”，这样的姿态，绝对是中国知识分子入世的一种范式，值得借鉴。而且李敖和别人不一样，其他名人喜欢“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等着大家去学习，这个“李”敖却偏要自己来“言”，金针度人，自撰教材曰《李敖快意恩仇录》。

四九年后，台湾孤悬海外，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在其中的发展，走的是和大陆迥然不同的一条路子。李敖成名极早，身体康健，所以几乎参与了这种发展变化的全过程，五十年来台湾大大小小的社会、文化事件，我们往往都能从《李敖快意恩仇录》中读出一种“在场感”。我们看李敖骂国民党，骂民进党，骂海外学人，为胡适辨，为雷震辨，为殷海光辨，与胡秋原战，与徐复观战，与台北高雄台中市政府战，兼及一些亦友亦敌、先友后敌、非友非敌的名人，如柏杨、梁实秋、彭明敏、许倬云等等，大小七十余次法庭诉讼，煌煌百余本论战著作，人称“文化太保”，真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个异数！这本书能风靡台岛，侵袭大陆，绝非偶然，而且不管算不算“五百年来白话文第一”，李敖的文字肯定是一流，顺，又不滥，好看。

李敖当然不可能讨好每一个读者，最近不是还有人为了某书上印了“不喜欢李敖，你是弱智”而要起诉作者么？但是很多人不喜欢李敖，和有时老太太罚随地吐痰款一样，不是因为李敖的东西不好，而是由于他“态度不好”。这里我没有必要为李敖辩护，因为李敖自己在书里对此有“李敖式”的认识。他说：

“多少年来，在国民党堵塞每一种渠道的暴政下，大丈夫‘没有正常的用武之地’，要想出头，难免要有一些世俗眼中的‘花招’、个性、新闻性，但这些招数使出来，你就不可能有‘正人君子’的‘清望’形象了。……视正常为反常，这种代价，是我们志士仁人不得不付出的。”

这就是“求仁得仁又何怨”，狂，还是狂，但狂得何其坦诚，何其清醒！回头看海峡这边，也是狂士辈出，可有一个“狂”出半点气度来的？

狂者李敖（苏惠昭）

为了新书，李敖现在暂时开放观光了。

闭关一年后，到处可见到李敖穿着红夹克的身影翩翩飞舞，接受媒体专访。接下来4月25是他老人家六六大寿，台湾中天频道独家转播了寿宴——其实是新书发布会，他发表了酝酿30年，最后“集中火力”40天写出来的一部“寓情色于政治”的小说《上山上山爱》。

《上山上山爱》上市那一天，台湾各色书种被打到手脚发软，哀鸿遍野，时报出版总编辑鼓蕙仙很想瞧瞧这本书葫芦里到底卖什么药，结果跑了三家书店，全部断书。

而那些拥入家里的生日花篮中，署名者有“总统”陈水扁、国民党主席连战、台北市长马英九——集合了现下台湾最有权力的男人，他们没有什么共通之处，除了都被李敖点名骂过。

大寿前后，李敖就这么捧着《上山上山爱》横扫媒体，照着能卖书的方式卖书。电视上，各个频道的美女主持人专访他。在吴宗宪的《JackyShow》节目里，他更是大谈和17个女人的情史和性史，吴戏说要把《上山上山爱》改作《上床上床做》，大师以“小子忒隘矣”回敬之，并晓以“没有欲哪有情，没有肉哪有灵”之大义，两人舌头一般的滑溜也一般的刻薄，愤忿关电视者有之，无可奈何者有之，多数人倒是嘻嘻哈哈，觉得李敖给了他们一个充满色彩的愉快夜晚。

这样操弄媒体以及被媒体所操弄，李敖说了，“打书”期间，他就把自个儿当作阶段性的“7-11”，24小时开放，服务人民，取悦观众，冲高票房，“文化顽童”、“文化艺人”、“文化活宝”、“色情小说家”、“泼猢狲”——戴什么帽子都无所谓，百无禁忌。

“脱了裤子谈思想”，李敖这样看待《上山上山爱》，仿佛伏尔泰“嬉笑怒骂走向真理之路”，而在文学方法上，他自谓接续的是19世纪末俄国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雄辩滔滔”的传统，陀氏《卡拉马佐夫兄弟》有段对话对讲了7900字，李敖数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比，李敖的“雄辩滔滔”不过区区一泄2000多字。

谁都不想惹李敖

在台北市“议会”，议员李新影印了两本小说的一段章节质询金溥聪，“这是不是色情小说？”金溥聪略读了一下，回答“是”，结果李新告诉他其中之一录自李敖的《上山上山爱》，金溥聪呆了一秒然后说“你不要害我”、“谁都不想惹李敖喔”。

谁都不敢惹李敖，但还是出现了批评的声音，去年出版历史武侠小说《城邦暴力团》的台湾重量级作家张大春就在他的广播节目里修理了李敖的《上山上山爱》。

张大春说，李敖不会写小说，正因为不会写小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北京法源寺》读来反有一种“野趣”，一般搞文学的多少受限于文学规则，但李敖没有，写来自由放任，到了《上山上山爱》，李敖“仍然不会写小说”，从头到尾几乎都是男主角万劫（李敖？）一个人的滔滔雄辩，说个不停，这固然没有什么不可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罗曼罗兰也都雄辩滔滔，说个不停，“但小说家必需赋予人物雄辩滔滔的理由”。

张大春认为，小说家永远要有“我不会写小说”的警觉，千万千万不能“自认为会写小说”。

李敖这一边则把张大春的批评以“不知分寸”结而论之，是西部枪战中的“小枪手挑战大枪手”，他说全台湾人都有资格评论他的小说，惟独一个人没资格——张大春，理由是“张大春成见太深”。

有意思的是，这两人，李敖是资深的“文化顽童”，中生代的张大春也受封“文学顽童”，写小说和主持广播外，他客串演过电视剧，主持过读书和旅游节目，以及拍广告，不过张大春写的小说每年都入选《联合报》或《中国时报》“十大好书”，获得评论家的拥护，文评家对李敖的小说基本上是视而不见的。

说起来李敖有一年多没怎么修理人了。1999年宣布代表新党出马选完“总统”（他自称选的是“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大力主张“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到隔年3月18投票日，他“爽”了好一段日子。一是，该骂的人都骂了，一泄千里，“50年来骂人没骂到这么爽过”；二是，再没人敢偷天换日地排挤他，边缘化他，就连被老板下纸条“不准出现李敖二字”的某平面媒体也得乖乖写“新党‘总统’候选人李敖说”的新闻，他美梦成真，快乐得不得了，于是乎不想玩了，过不久便结束了的真相新闻网的节目“李敖笑傲江湖”（后来改为“李敖秘密书房”、“李敖颠倒众生”）拍拍屁股回到书房去了。

书房是李敖的圣堂，不回书房他便躲不掉外面的乌烟瘴气，不回书房就意味着写作生命的中断，外头是台北或北京，春天或秋天，这对书房里的李敖并没有差别，如此他又何须回大陆“重温旧时梦”？重温旧梦就是破坏旧梦呀，李敖有此一叹。

1995年10月30日开播的带状节目“李敖笑傲江湖”是台湾电视史少见的一个异数，也许是惟一的一个，星期一到五，每晚十点到十点半，无以数计的人忙赶回家“看李敖开骂”，前“总统”李登辉、现在的“总统”陈水扁、“中研院”院长李远哲、李敖的前妻胡茵梦——，通通在节目中“被剥了一层又一层的皮。”目的使手段成为“正当”，为了骂李远哲，李敖“投资”20万元收买“中研院”人员，取得内部公文，这就是李敖式的搜集证据法；得不到的就“买”，光凭这点就让穷光蛋或小气鬼历史学家望尘莫及，徒呼负负。《李远哲的真面目》也是李敖在“总统”大选后，《上山上山爱》前惟一出版的书。

主讲“李敖笑傲江湖”4年多，李敖不迟到、不早退、不装病（找不到东西讲就装病），看起来稀松平常，实则有如上西天取经一般艰难，尤其最后一年的主持费还遭跳票，算是免费奉送，但这也是李敖性格的一部分，有头有尾，严以律己，从大处一路追索到细微末节，走向他认定的真理与公义。

身为“总统”候选人”期间，李敖像喝了雄黄酒的白素贞现出原形，露出“李敖的真面目”，联合报社长张作锦有一回同李敖吃饭，“李敖啊，多年来我们一直怀疑你是个‘匪谍’”，张作锦慢悠悠地说“现在才知道你根本就是个‘匪’呀”。

说起这件事，李敖笑得很开心，“祸台50年”的总算有人知道他如此的向左倾斜，人说他的竞选搭档冯沪祥“左”，比起冯沪祥，李敖其实更左，“左”不只是姿态的，还包含着某种浇不息的理想性格，因此他认为世上有两种人最可恶，一种是公务员，一种就是变节的共产党员，公务员有许多体制喂养出来的坏习性，而变节的共产党员失去了理想性。

这个时候李敖已经多出两个头衔了，一个是“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人”，一个叫“总统落选人”，1999年他以《北京法源寺》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这奖当然没轮到他这个“中国人”，“诺贝尔文学奖不会颁给中国人”，后来高行健得了，“他是法国人”李敖赶紧提醒“奖是颁给法国人的”。高行健的书李敖大致只翻了一页，看到一句“哥，你操我吧”就打入深宫。

当今台湾，红了40年而不坠的名人只有三：李敖、琼瑶和张小燕

背向大众，书房里的李敖重新回到“半隐居状态”，这种出世的生活他老早习惯，年轻就独来独往，不入狼群，退伍后曾深居简出于新店山上；又穿越14个月被跟监相当于软禁的日子，后来终于坐了思想的牢，第一次5年8个月，第二次6个月，“历经了国民党特务们的凌辱刑求，历经了好朋友的陷害出卖，历经了亲弟弟的趁火打劫、历经了小情人的黯然离去，历经了终年不见阳光的孤单岁月”（《李敖回忆录》P284），现在每天一个人关在书房10小时，看小电影（在小屏幕上看电影）、听音乐（他有一架爱迪生牌时代的留声机）、读书、写作，大概天上神仙也没这般快活的。

媒体深知李敖的票房魅力，所以应台湾电视和东森电视之邀，选后他又涉足了一段时间的电视，可一个只要他谈男女两性，一个规定不能骂李登辉、王又曾（东森老板王令麟的老爸），李敖便挥挥手走人了。

位于台北东丰街的李敖书房有60坪大，走出书房没几米就是车水马龙的敦化南路，书房里却藏着一个与世隔绝，“山中不知日月”的两个世界，10万藏书加上浩繁不可斗量的文件资料俨然是个不小的图书馆，李敖读书破万卷，还编过《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古书和珍本之多不在话下，但像《书架》这样新鲜的翻译书他也有，女星天心的写真集他肯定看过。多亏了一群四处为之猎书的老朋友小朋友了，李敖说。

李敖还保持着每一回一个多小时的不固定路线这散步习惯，有时会从阳明山下走到山上别墅，散步是他最喜欢的运动，路上偶遇美女机会多，也不致把身体劳动到汗流浃背，狼狈不堪，他对待身体一如对待书房，李敖书房虽然挤挤挨挨，密密匝匝，其中却自有秩序，而且不染灰尘，全他亲力亲为，一人打理的。

到了晚餐时间便回家与太太小屯、8岁的儿子李勘、6岁的女儿李谌共进菲佣做的晚餐，菲佣做的晚餐，菲佣厨艺生疏，经常作出一些莫名其妙的菜，李敖也不挑剔，一方面是他不重吃，一方面也辛苦人家是离乡背井的“异乡人”，这是李敖对弱势者的柔软和体贴，和那个“打人绝不手软”的李敖是同一个李敖，他是保温瓶，用手摸外头的精钢是冰冷坚硬的，里头装着暖呼呼的热水，只是不肯轻易揭开盖子。

很难想象家居的李敖，或者婚姻与家庭对他的意义，他自己也说不上来，在回忆录中这也是一段费猜疑的空白。“勾搭”上小屯那年小屯才19岁，有一双绝无仅有的美腿和好性情，他们在9年后结婚，小屯说不结婚她就要走人，而李敖自觉有点年纪了，也不想小屯离开，两人便结婚了，是轰动一时的老少配。

当年李敖和胡茵梦的婚姻只维持了3个月又22天。

现在小屯37，是一个把全部心力放在儿女身上的母亲，而她的丈夫李敖信奉生物学家说的，男人女人只有18个月的浪漫之情，大哲学家罗素赞成丈夫和妻子各有各的婚外情世界，李敖欣然同意，嘴巴这么说着，还是把新书版税300万乖乖捧到老婆面前，这是李敖式的道德。

“小屯是个好母亲”李敖由衷赞美。只是激情过后，66岁的李敖无法不以看待“3个小孩”的心情看着这3人，他的角色变得很诡异，当儿子女儿看着“有一只什么猫”的电视卡通时，他总觉得和他们之间有着难以跨越的距离，一种祖父与孙子女之间的鸿沟，他是前计算机时代的人，不用信用卡，拒绝网际网络，读透经史了集，一肚子国故，“大错特错不要来，侮辱我的爱”但儿子女儿将是唱着这种无厘头的歌长大的一代，用计算机像开冰箱。

李敖特立独行的代价：打官司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李敖只清楚一件事，他不要孩子走上老子当年“横眉冷对千夫指”的路，走这条路需要无比的勇气，要能够享受孤独，吞忍辛苦，现在的他虽然有名有利，名震海峡两岸，利则是个秘密，但“横眉冷对千夫指”所付出的代价有些是无法向老天爷索回的。

2000年7月底，李敖卧病10年的母亲张桂贞走了，91岁，虽然有8个兄弟姊妹，最后这10年母亲都由李敖照顾，一个月要花10万的看护费，卧病末期，母亲不发一语，以充满仇恨的眼神瞪视着每一个人，陷入极度的忧郁状态，李敖被折磨得很惨。

46年前，李敖父亲李鼎彝先生在他刚过20岁生日没几天脑溢血猝逝，当时李敖已北上台大念书，匆匆回台中的家已见不到父亲最后一面，因为受了胡适的影响，李敖坚持“改革葬礼”，遗体用火葬，烧纸、诵经、拿哭丧棒弯腰装孝子、向来吊丧的人磕头等等，即便千夫所指，传统的那一套他硬是通通不要，结果落了个“不孝”的恶名，后来李敖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一次悼亡送死的经验委实让他“一生受用”，“我一生勇于特立独行都伏机于此”。

46年后母亲去世，依然有人指责李敖“不孝”。当母亲遗体送进殡仪馆，立刻有葬仪社来念佛经，不信佛教的李敖斥之为“胡闹”、不让念经，他又要求馆方将母亲“速速火化”，不想这又抵触“24小时内不得火化”的法令，最后他把骨灰送进了阳明山的灵骨塔，想把它和父亲的安放在一起，管理人员却说按规定两个骨灰坛不可同放在一个格子，争了半天只好让父母毗邻而居，“不合情理”，为这事李敖正准备告马英九一状。

打官司是李敖生活的一部分，他的特殊癖好，打过的官司已经有300多个，选后他告了李登辉，结果有一票人跟着他告，“我用证据告，别人用幻想”这连锁效应直教李敖哭笑不得。“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委”黄石城目前也是他的被告，“中选会”要求李敖公布财产，李敖说我又没选上“总统”干嘛要公布？“中选会”于是被罚李敖30万元，“这不是要我的命吗？”李敖马上冻结银行账户，而且具状告黄石城，案子现还躺在“法院”里。

“我这么有钱”的李敖当然不是拿不出30万，而是这30万意味着他吃了亏，李敖从不吃亏，如果吃亏，李敖就不叫李敖了。

现在他还打算告一个人，刚从普林斯顿大学退休的历史学者余英时在他主编的《民主在台湾》一书中漏了李敖。台湾的民主史如何而能没有我的一页？所以李敖准备告他。

叶落归根，母亲的死亡是生命的必然，但这个一直挡在自己和阎王爷之间的人没了，李敖忽然有种“生命正在走下坡”的醒觉，别人说他“十年如一日”，身材与容颜如此，对美女（限26岁以下）的热情如此，他感觉自己还是老了，换掉金边眼镜的一个原因是“金边眼镜凸显眼睛的老”，人过六十，谁比谁先走都不知道呀，李敖引用了梁实秋的话。

办完母亲丧事后，李敖从“半隐居”到“全隐居”，闭门谢客，也不接受媒体采访，只在好友高信疆担任高级顾问的《京萃周刊》开一个叫“李敖特区”的专栏，每周小意思写个600字左右，也有些文章他先写好了藏着，“等有好价钱再卖”，再就是集中火力写《上山上山爱》，《京萃》也从4月20日起每周连载这部小说。

李敖也不是不想骂人，可混蛋的事那么多，如果事事要骂，人人要骂，如何了得？“就等机会教育吧”李敖快乐地说。

李敖是快乐的，有人甚至说他是全台湾最快乐的人，他坚信人有能力消灭、转化负面情绪，他用快乐报复所有让他不快乐的人。

李敖是幽默的，懂得自我调侃的，有人问他何以老想着“开发”19岁的、未经世事的纯洁少女，“因为我会变态呀”，他会这样回答；还有人要他给自己的外貌下个评注，“穿上红夹克，拿掉眼镜”，他说，“我和大厦管理员没什么两样。”

生命往下坡的路上走，创作的路不必然，李敖说他未来还是要写小说的，其中一部会是他与“成熟模特儿”激烈缠绵的情事，这故事将证明他不只恋恋幼齿，也欣赏真正的女人、性感的少妇，历史与思想家李敖的位子坐久了，他现在在乎的是成为一个“文学家李敖”。

在李敖66年的人生岁月中，来来去去的女人很多。那些曾经在他心扉留下深刻烙印的女人，都曾现身于他的笔下。他的现任妻子小屯也是其中之一。但从未在现实生活中曝过光。最近，在李敖的怂恿下，小屯终于打破神秘，大方地接受本刊的独家专访。

小屯姓王，这个小名，是她和李敖初识到故宫博物院看展览，看到一只可爱的“小猪”时，李敖替她起的。她于1964年出生，属龙，今年37岁，19岁时认识49岁的李敖，至今已有17年。回顾感情生活，她和李敖不约而同地说，两人交往的前8年不停在热恋，算是很不寻常；婚后虽然感情很合理地由爱情转变为亲情，但是既亲密又和谐，而且稳固。

17年前的夏天，小屯仍是护校的学生，穿着诱人的短裤，一如往常地在台北市仁爱路某公车站牌前等公车；就在公车快来临的那一刻，一名中年男子从她背后冲了上前，拍了拍她；她回头一看，知道他是李敖，但看了看，不觉得怎么样；反倒是李敖机警，看准了那双美腿，打定主意急起直追，抓紧时间，跟她要了电话，她也大方地给了，这才有了两人日后进一步发展。小屯说，当时李敖跟她要电话，她想反正也没什么，于是就给了，谁知道李敖电话攻势惊人，三两下就把她给“骗”了。

李敖在新出版的《上山上山爱》一书中，对如何挖空心思，诱骗女主角达到灵肉合一的化境，可说极尽铺陈之能事，但当本刊记者问小屯：“他追你的时候有这样吗？”她的答案是：“才没有呢，他很直接！”

满分妈妈

她把所有的时间、心灵，完全放在两个小孩身上，在李敖眼中，是上“一百分的妈妈”。

小屯与李敖在婚前爱情长跑8年期间，不管她从护校插班考文化中文系和中兴中文系，都是由李敖陪同，平常两人也天天腻在一起，但是，就是没有人知道她与李敖在一起。“我念大学的时候，中国思想史老师一天到晚都在讲：李敖书里说了什么、写什么，但是我都装作与我无关。我跟他在一起这么久，从没有人知道我认识他，即使我父母都是一样！”小屯说。李敖和小屯的恋情，终于在第7年曝了光，因为，他们要结婚了。当小屯跟父母说她结婚对象是李敖时，全家可说立刻进入一片愁云惨雾之中。“我妈妈当时哭得要命！”“他们总认为我应该可以嫁给更好的人，为什么偏要选李敖？他不仅大我30岁，还那么不保险，简直令人担心！”

最后还是李敖请了小屯的哥哥帮忙，居中说项，加上小屯自己撂出狠话：“如果不嫁给李敖，我就一辈子不嫁！”她父母才终于点头。不过婚后，小屯足足有一年的时间与父母断绝往来，直到她生下李勘为止。

小屯出自军人世家，从小在眷村长大，父亲和两个叔叔都是军校毕业。她的父母都是河北人，因此小屯有李敖口中“纯种河北人”传统、保守、敦厚、耿直的个性。

她从认识李敖，后来嫁给李敖之后，没有在外面上过一天班，惟一一份可沾得上边的工作，就是李敖的出版社帮他校对每一本即将上市的新书。惟独《李敖快意恩仇录》和最近出版的这一本《上山上山爱》，专门写李敖和他的女人这一类的书，她从头至尾就不屑看。李敖也很知趣地，会在她拒看之前，把所有的书和相关杂志统统藏起来。

在李敖眼中，小屯是个“一百分的妈妈”，婚后，她全然不管他而把所有的时间、心思，完全放在两个小孩身上。现在，她每天接送李勘上、下学，陪他读书、弹钢琴、找资料、做功课、做壁报；以前，孩子还小的时候，所有副食品她都亲手做，令李敖欣赏得不得了。

对于李敖夸她的这一点，小屯倒是不以为意。她反倒自责地说，这17年来，她从来就没有管过李敖，只倒过一杯水给他喝，就令他感动得不得了。她也很少做家事，大部分的家事都由李敖和菲佣来做，而李敖一个人生活惯了，向来把扫地、拖地之事当作运动，连扣子掉了都是他自己钉，倒也乐在其中。

学无止境

她最看中李敖的，就是他勤奋、肯上进、永远都嫌时间不够。

另外，也有许多熟朋友，见她经常在家用话“损”他，会觉得十分惊讶，并且奉劝她“你怎么这样对他说话，他是李敖耶！你对他要多尊敬点儿？”而李敖自己也说：“在外面人家都把我捧得高高的，只有你敢这样跟我说话！”但是小屯却认为：“我想怎么讲，就怎么讲，要我来虚伪、应酬那套，我不会，也学不来！”

在她心目中，李敖一点都不像他书中或荧幕上给人的印象：特立独行、荒诞怪异或是风流花心。她反倒认为，李敖根本是一个生活单调、枯燥无味、甚至有点儿不懂情调的人。她说，李敖的生活规律，吃饭、读书、写书、做学问，偶尔跟朋友吃吃饭，电视不看、应酬也不喜欢。她最看中的就是他勤奋、肯上进、永远都嫌时间不够这一点。

“而且，李敖在家很少发脾气，只有在事情挤在一起的时候才会发。他是急性子，平均大约四五个月才会见他发一顿脾气，那时候他会显得不可理喻，我就暂时不理他，他闹一闹，两天就好了。”

“他是一个相当强悍的人，即使遇到任何困难、打击、或是争执、官司的事，他的情绪都不会受影响；他是那种遇到困难、问题就解决的人，从不后悔，也不懊悔。”

至于人家说他好交女朋友这一方面，就她所知，这17年来，李敖就只有她一个，没有别人；她也跟他说过：“如果你有了别人，我会二话不说，马上走人！”

她说，李敖在单身时，虽然曾经交往过一二十个女友，但都是一个一个来，从不脚踏两条船，而且每一次都很专情，这就是为什么他对每一段感情至今都还念念不忘，并且还见诸笔下的原因，而即使见诸笔下，他对当事人也有过度美化的描写，许多被他写到的旧情人们，都还很高兴。

与子偕老

小屯斩钉截铁地说，她定会照顾李敖，跟他到老，绝不嫌弃他。

李敖和小屯两人年龄足足差了30岁，“老少配”早就是他们之间经常谈论的话题。

李敖一向自认为自己不显老，不过，近来他自觉，四年前他还自认为年轻，但这二三年他倒惊觉自己老得很快，已有垂垂老矣的迹象。

小屯说，李敖其实不下数次跟她提过，他很担心她不顾他。但是小屯却说，那是因为现在孩子还小，而李敖身体状况还很好，每次体检报告都很正常；若以后等孩子长大了，他也老了，她一定会照顾他。她甚至很斩钉截铁地说：“我绝对会跟你到老，而且绝不会嫌弃你！”

李敖对此却有不同的观点。他说，人老了就应该主动与亲人分开，不要成为家人的累赘，像了的母亲生了8个小孩，等她到老却有7个不愿意跟她住在一起。所以，等他老了，不能动了，他打算当一只不拖累象群的象一样，离群索居一个人住，不要拖累别人。

小屯说，李敖是怕老被人嫌弃，但是，对于感情深厚的夫妻，就没有嫌弃不嫌弃的问题。她开玩笑跟李敖说：“除非你怪得跟你妈一样，到时候我可能就要跟你说拜拜了！”

那些描述是骗人的

李敖在他新书完稿之前，为了挑选封面女主角，曾经花了好几天到街上去找，但是都没有找到适合的人。正在苦恼的时候，他在家中翻阅旧照片，还是觉得那名他曾经唤作“汝清”的女子，不管长相、气质，都很符合书中女主角叶柔的感觉。于是，他在与美编商量之后，最后决定端“汝清”出场。李敖透露，该女子姓黄，单名，1958年生，属狗，只有初中毕业，曾经结、离三次婚。虽然，她现已恢复单身，但当年她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却是已婚。

对此小屯认为，李敖书中所写的每个女人她大多见过，她不认为李敖对她们的描写百分之百是真实的。她认为：“都是骗人的！”她们大多数被李敖过度美化。

在一二十位女子当中，小屯认为称得上“真美”的，大概只有吴海蒂、小蕾和胡因梦三人，尤其是百依百顺的小蕾，在李敖首度入狱前与他共患难，可说是李敖此生最刻骨铭心的一段感情。小蕾毕业后，经人介绍，到一家法律事务所上班，一直到现在。小蕾现已51岁，之于李敖，已有全然不同的感觉，而李敖也不忍破坏过去的美好。

李敖读书法

书如果是千山万水，从不旅行的李敖就是一个行遍千山万水的人，而这千山万水进入他肚腹中后合化成了一山一水，山水交融成为思想和写作的养料，实在也分不清哪座山哪条水了。

李敖因此很难单谈一本书，他看的书太多太杂，光是他编选兼写导读的《要把金针度与人》就包含了中国两百种古典名著，两百种谓之“精选”，一般人顶多知道个《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加上四书五经二十五史，可这不过三十六种，而中国到底有多少古书？答案是十万，一天读它一种三十年后即可“皓首穷经”，“皓首穷经”之后还可能变成了个食古不化的老书呆子。

李敖穷经而未皓首，不但没变成个书呆子，还算是颇懂生活情趣的人，这主要靠他博闻强记的工夫以及“读书得间”，古书如此，新籍亦然。

博闻强记仰赖努力和天赋，“读书得间”则有可学的方法。

就古书来说，“读书得间”须先辨其真伪、辨伪之后要给书定位，哪些书是书生理想，哪些书是道德法律，哪些书是社会事实，把地图符号弄清楚了再到书里去旅行——或者大可不必到此一游。

新书没有辨伪的问题，李敖就直接给书定位，好比《西藏生死书》，“人死后有来生”是这书的前题，李敖认为，你既不同意这前题，就不必浪费时间来读这书，生命苦短，人的时间有限，哪还有力气读错书？

传统读书人信奉“朱子读书法”，每次只看一本书，一遍读不通再来一遍、二十遍、一千遍，李敖全力反对这样的“笨蛋读书法”，基本上每书他只看一遍，同时读很多本书，互相映证，触类旁通，而且是跳看，就是找重点看，书读到一定程度，重点是会自己跳出来给人看的，这时候你就得想法子留住它，用色笔画、用剪刀剪、以刀片割、影印，最后要分类存盘变成数据文件，这正是李敖独家的“分尸读书法”，下场是李敖书房里的书少有完璧，坑坑洞洞，残残破破，他是读书与用书人而非藏书家。

分类存盘是为了有用，但什么时候会有用无法预期。李敖举一例，报上有“嫌犯于警察局畏罪自杀”这样的新闻，他随手剪下丢一边，又读到类似消息，再剪，一则两则新闻没啥意义，可当这样的新闻累积到十条二十条，一个“警察刑求人犯致死”的轮廓不就自动跑出来了？

小说不一样，李敖也读小说，创造了她的人物的小说就是好的小说，这是他检验小说的标准，《西游记》是好小说，吴承是恩创造了孙悟空猪八戒，《唐吉诃德》是好小说，塞万提斯创造了唐吉诃德和桑丘，他们鲜明的人格特质透过生动的对话呈现，渗透人心，无论世纪如何更迭，永远不会从人类的书房消失。

不过李敖不读武侠，“武侠小说是下流的文学”，胡适这样说过，既然被定了“下流”的位，武侠小说从此后就进不了李敖的书房了。

2001年

看，李敖有话说（苏惠昭）

复出

凤凰卫视台湾分公司的摄影棚内，《李敖有话说》节目制作人王祥基——他同时也是李敖的小老弟经纪人，正在忙着录像前的准备作业。他把一盒枇杷炼制的喉糖藏在资料后面，确定保温杯里头有热乎乎的水，调整了椅子坐垫角度，还仔细检查电暖炉的位置，李敖怕冷，去年12月前列腺癌开完刀后尤其怕，脚吹着热气，手仍然冰凉。距6个月的术后恢复期还有一大半日子，贴身的伴侣换成了成人纸尿片。

再一年，李敖便70岁了。

这样的年纪，这样的身体状态，怎么说都应该休息养生，最好不问世事，人间逍遥去，云深不知处。李敖却先上了蔡康永、小S徐熙娣主持的娱乐性谈话节目《康熙来了》暖身，于年轻美眉环绕之下笑谈术后人生苦短与人身苦短心得——因为那话儿缩水了，不好用了，然后陈文茜的一通电话，他又两度上政论性谈话节目《文茜遇上骇客》，第一次是二月，在台湾大学。第二次是3月19日，在台北市政府广场，也就是320总统大选前整个台湾被蓝绿旗帜宛如红海分成两半的最后一夜，一个人民完全激情、狂爱阿扁或战哥如潮水的夜晚，星星月亮全部不见了，只有声嘶力竭的呐喊和烟火一起冲上天空。选举期间，立法委员陈文茜、飞碟电台董事长赵少康、社会学者丁庭宇、前监察委员叶耀鹏，四人江湖结义为反扁反公投四大寇。李敖则拔刀相助，两次亮相之间，他还代表反方参加反公投辩论，对手正好是言词犀利、以机锋见长、陈水扁都要惧他三分的高雄市长谢长廷。

结果公投辩论一结束，媒体都在传李敖把谢长廷训哭了。

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李敖为什么要如此之快的复出，不听身体说话，不去过怡情养性的退休生活，反与凤凰卫视签下一年260集的约，豁出去做《李敖有话说》？李敖给的答案很简单：时机。在对的时候做对的事，说想说的话，这就是时机。由于候选人刻意的操弄，2004年总统大选把台湾带入一种无是无非，只有意识形态，没有政策牛肉的纯粹激情状态。说谎的人指责别人说谎，爱台湾成为某种专利，帽子飞来飞去，都说选择了对方台湾就没有未来，一片乌天黑地，这是生死存亡的一战，需要伟大的人民投下神圣一票，需要勇敢的人民在台湾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公投票盖上两个圈圈，给全世界看我们是如何的民主，如何的团结，万众一心。

李登辉趴趴走，金美龄回来了，李敖也不想在这样的时刻沉默。

《李敖回忆录》中，李敖曾自诩：他的《李敖笑傲江湖》自开播后，立刻震惊岛内和海外，因为自人类发明电视以来，从没领教过节目是这样干法的，怎么个干法呢？一世之雄、一手包办、一袭红衣、一成不变、一言九鼎、一座称善、一针见血、一厢情愿、一板三眼、一唱三叹——，这节目打破了并违反了电视制作原理，撇开一切动态与精致，单刀直入，以证据入眼、以口舌开心，开电视的未曾有之奇，说它为千古一绝，也不为过。那是62岁的李敖，眼下的《李敖有话说》基本上承袭了《李敖笑傲江湖》的以证据入眼，以口舌开心的做派，李敖继续着李敖，只是DARS红衣换成了中衫，书房更加精致，观众则坐在台湾海峡的另一边。曾经通匪的李敖，现在正正式式向匪宣传了。

不过严肃的问题也可以回答得举重若轻，要不李敖就不李敖了。所以李敖有另一种说法，他承认自己病了、老了，这个病治得好也不知下个病何时来袭。所以大病过后，他忽有所悟，觉得人生总有意外，不可能一切照着规划来，也对写字产生了倦怠，所以先前承诺要写的什么熟女小说、中国思想史都宣告作废。写了1500万字，腻了，反而更想留下最后的身形笑貌，让后人有音容宛在之感，这是鲁迅、胡适做不到而他李敖可以做到的。

换句话说，李敖是为了让自己能够含笑九泉。

火候

李敖有话要说，说什么呢？他提起了宋瓷，提起了糖炒栗子。为什么当代艺师烧不出一模一样的宋瓷？为什么生手会炒出或半生不熟或焦焦黑黑的栗子？原因都出在火候，出在功夫，火候不对，功夫不够，就是不能。

大陆对台湾，李敖认为，就是一个火候不对。火候不对，得到的是错误的讯息，错误的讯息导致错误的判断，以为台独是一股顽强的革命势力，于是集结大军以戈代枕，以飞弹威胁，但事实真相呢？是根本没有台独分子愿意为台湾牺牲，李敖说。

在拿出证据修理曾经的共产党员李登辉之余，李敖期许自己能够透过节目一点一点传递对台湾的正确认知，修正错误的火候，这也是他在与谢长廷的辩论上一再阐明的核心论述：台独是一个神话，为了戮破这个神话，突显台独的不可能。他强烈主张，既然民进党是一个台独的政党，既然民进党要办两岸对等谈判公投，不如堂堂正正办一场真正的公投，成立台湾共和国，一个主张台独的政党为什么不台独？一个说过台湾和对岸是一边一国，要用公投来决定台湾前途的陈水扁，现在有了大好的机会，为什么不用公投来决定台湾前途？因为美国的压力？因为苟且偷生？因为玩假的？因为只是为了选举？但是二二八手护台湾运动既然有100多万个台湾人站出来，这100多万个可敬的台湾人为什么不提台湾正名？

如果不敢台独公投，李敖说，那就不要再挑拨两岸人民感情，对内真真正正做到族群融合，对外则老老实实在一中架构下坐下来谈。可敬的对手谢长廷不就说过不排除和大陆统一的这一选项？他还当场策反最聪明的台湾人谢长廷：台湾只要有如谢长廷这般有道德勇气与好口才的代表，两岸谈判不一定会输，台湾还有机会。

面对李敖，谢长廷一反往常的嬉笑怒骂，一路低调到底，谦恭自抑，一如站在陈水扁总统背后的他。

老超人

《李敖有话说》是一个消耗量极大的带状节目，李敖花许多时间寻找资料，一份份整整齐齐贴在干净的A4纸上，每周录像两次，一次讲三集，几乎都是一气呵成，很少打结。但一录完影，他的手仍然冰凉，却汗湿了两层衣衫。坐在沙发上休息时，每有人过来致意，他便微笑起立，致意的人络绎不绝，他也忙着站起坐下，坐下站起，一直微笑着。这位老人家真是有礼貌，看起来又慈颜善目。如果有人远远看见，不知是李敖者，肯定会这么想。

那个远观的镜头，或者才是真正的李敖，因为太善良心太软弱，只好化身成为维护正义、揭穿谎言的超人，一直到老。

力的奏鸣，美的乐章（南生桥）

——李敖话语风格谈

李敖的文章风靡海外数十年而其势不衰，固然由于他是一个开“夺命飞车”的“拼命三郎”、“千刀万里追”的“小李飞刀”、淹通古今渊博学者、精研覃思的大思想家，更由于他是一个有其独特话语风格的造文高手。李敖的文章，体大思精、资料丰赡而无獭祭和掉书袋的头巾气，深入浅出、举重若轻而无故作高深酸文假醋的“斯文”气，见解精辟、明白晓畅而无生吞活剥、食异不化、专门生造令人头痛的怪癖词语和晦涩句式的江湖气。一言以蔽之，快人快语、文如其人，“明心见性，直指人心”而已矣。李敖精通古文也精通西文，而在语言的组合上，他能自觉地追求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实现了他自己的是高中以上读者“能看得懂又不看的困”的初衷。磅礴的气势、陌生化的语言、和谐的声韵、准确的数字、雄劲有力的结构，是李敖独特话语风格的重要构成。

一、气势磅礴之美

有人说李敖的文章具有陈独秀的气势，信哉斯言！李敖话语风格的首要构成正是他那交响乐般的磅礴气势。形成这种气势的，主要是以博识和激情为内蕴的高频率运用的排比。排比是对客体或主体同时存在或相继出现的事物或情感的语言表现。它滥觞于语言的初期，原始歌谣中就有全由排比组成的文章。《周易》、《老子》等几乎所有先秦典籍都有大量的排比。降至两汉魏晋南北朝，排比在辞赋中得到长足却又畸形的发展。这些以铺排见长的辞赋，其排比虽然“盛况空前”，但多为邀功献媚的御用文字或夸博炫奇的虚浮之作，只有语言操作性而无社会现实性。唐宋以后至现代，排比在诗歌、散文特别是战斗性诗文中，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现代诗歌的经典《凤凰涅槃》、《大堰河，我的保姆》，那火山喷发、大海翻腾般的气势，正是以排比表现的。而在现代散文中能将其发扬光大，把排比运用得出神入化、气象万千者，当首推李敖。李敖的排比言之有物，源于他胸中有气。此气乃孟子的“浩然”之气、司马迁的“发愤”之气、韩愈的“气盛”之气、文天祥的“正气”、李贽的“童心”、郑板桥、梁启超的“血性”、厨川白村的“苦闷”。李敖胸中有气，笔下有势，化而为文则是以激情和博识为内蕴的排比。这种排比，真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笔者曾试行统计，在他运用的各种手法中，排比高达一半以上。这些有急风骤雨之势的排比句式，对读者的激情始则迅速唤起，既而推波助澜，具有极大的煽情作用。

李敖的排比，形式多样。最多的是单独运用的排比，其排比项目少的有三、四个，多则五、六个，可称之为“微型”排比；在他的文章中，一个排比由七、八项、九、十项组成，并不罕见；由十几项乃至近三十项组成，也不难找。他还常将几个排比连用而造成咄咄逼人的气势，这样的气势在排比与其他手法的合用中虎虎生风：“当我们想到八十一岁的柏拉图死时还拿着笔，八十六岁的胡佛每周还工作八十四小时，九十四岁的伊索格拉底斯还绝食殉道，再回头看看我们这种一面通宵打牌，一面‘我老了，看你们的了’的传统，我们能不笑洋鬼子们傻瓜吗？”这一类可称为“中型”排比。而只有与其它多种手法综合运用的“巨型”排比，才最能显示出李敖是排比长虹贯空般的气势：“夏桀是以‘荧惑女宠’妹喜亡了国的；商纣是以‘荧惑女宠’妲己亡了国的；性的原因使人亡国，不能说不重要。赵婴的私通，引出赵氏孤儿；齐庄公的私通，引出臣弑其君，性的原因造成政变，不能说不重要。吕不韦的奇货可居，祸延秦皇显考，吕后的人彘其妒，祸延刘家命脉。唐高宗的到扒一灰，祸延武后临朝，杨贵妃的顺水人情，祸延安史之乱，性的原因闹出君权争夺，不能说不重要。白登的美女图片，可以使匈奴不打汉家；汉家的美女自卑，可以使汉家要打匈奴；昭君出塞，香妃入关，一一都牵动战争和平大计，性的原因，不能说不重要。齐襄公乱伦，出来了毋忘在莒，陈后主好色，出来了井底游魂；慕容熙的跣步送亡妻，出来了回不去；花蕊夫人的被劫入宫，出来了送子张仙；咸丰的天地一家春，出来了祸国殃民四十七年的西太后。”

这篇《中国民族“性”》全文6700字，其中的十五个排比句就有2200字，几达三分之一；有三个310-360字的整段，就是3个巨型排比，可称它运用排比的典型篇章。另一篇《为老兵李师科喊话》有9300字，其中的24个排比句约1900字，而22000字的《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的排比句则有43个。在这样的力量和气势面前，那些论敌怎能不溃不成军！

李敖的清新、记趣之作中也有一些排比。如潇潇细雨，如阵阵和风，如悠扬的小夜曲，表现出旖旎婀娜的阴柔之美。但综观李敖之文，其基调、其主旋律，无疑是雄壮劲悍的阳刚之美。“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李敖这种具有阳刚之美的排比，如连珠炮，如“喀秋莎”，如重量级拳王的快速组合拳，如巴西足球队的连续快速进攻，具有锐不可挡的摧枯拉朽之势。面对这种交响乐般的宏大气派、磅礴气势，读者不是被“诱骗”（如西方论者所言），而是被震撼；不是屈服于横加的力，而是折服于力所显示的美。李敖话语风格的最重要构成，正是这力量的美和美的力量。

二、语言陌生之美

李敖话语风格的另一构成是语言的陌生化。他的文章虽如有人所说的具有胡适的明畅，但他在遣词造句上却尽力追求新奇、刺激的效果，自觉达到陌生化而出奇制胜。李敖的陌生化，主要是对日常语言的违反、异化，如对日常词汇、句式的变形和改造。这种变形和改造，使读者在阅读时能发生类似于金道友信所说的对日常意识“垂直切断”那样的情绪变化，及垂直切断读者的审美预期，因其他特殊的注意和兴趣。这种陌生化，不同于施克洛夫斯基所说的为了加强感知而有意“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的长度”；恰好相反，他故意使形式新奇、刺激，以减少感知难度、缩短□□□□□□□□□□□□□。□□不同于那些“好为艰深之词，以文浅议之说”的食异不化者，这些人专门生造怪癖词语和晦涩句式令人不知所云，甚至他们自己也不知所云；李敖则完全相反，他“反对把知识作严肃、高贵、麻烦的使用”，他写作的目的在于能“让人接受”，而且接受越迅速、越完全越好，所以他的文章就尽可能深入浅出、通俗明白。

李敖的陌生化首先表现为对一些传统手法的精妙运用。他对将词语一拆为二或拆二组一的拆词技巧独擅胜场：“‘逃’这个字，在国民党的字典里，早就解释成‘转进’，‘转进’者，先向后转再前进也。”（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一些乡村游医“爱用模骨法治病，但却专摸没有骨头的地方。”他对谐音亦颇为得心应手：“民进党这个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党，竟千呼万唤屎出来，一开始就臭不可闻矣！”“王莽生不逢辰，……又神经兮兮，最后搞得‘偷汉’不成，被人围剿”。他用回还表示对日本人的轻蔑：“中国人糊涂，是脑满肠肥型，还有个谱；日本人糊涂，却是满脑肥肠型，搅成一团，惨不忍睹。”他用拈连揭露大财阀张荣发“暗中勾结日本人，做日本人的猫脚爪，爪上长荣以后，又奇货可居，压当时省主席李登辉的宝。一宝押中，蒋经国一死，李登辉荣登大宝，张荣发如获至宝”。他仿拟的成语、诗句不胜枚举，有的还扩大为对整篇诗词的仿作。他的远距离取譬的异质性比喻、主要由反义词组成的对比、独出机杼的反复，也都有强烈的陌生化效果。

李敖的陌生化又表现为对方位、颜色、俗语这些特定词语的巧妙调遣。这些词语在他的“调教”下，居然变平常为神奇。他的文章经常四面八方全有，五颜六色俱全：穿长袍的有“东洋教授、西藏喇嘛、红衣主教、青帮打手”。发生暴动“不搅得黑人白人都变成血流满面的‘红人’那才怪”。他数言“最喜欢用俗语俗字来‘撒粗’”，这就是对话在人民口头的方言土语的采用：他要把腐败传统“押在阳光里，捶他！”“可惜我生不逢时又不逢地，酱在这岛上”。这些颤动着露珠的新鲜语言，在他的文章中比比皆是。古人云“一言穷理”、“两字穷形”，李敖可谓得之矣！

李敖的陌生化还表现为用大陆的政治语言所作的巧妙点化。他虽身在台湾，足不能出岛，他也自称了无乡愁；但毕竟血浓于水，根深蒂固的大陆情结使他对大陆时时念念在心。在台湾那样的环境中，他的文章中不时出现大陆政治语言，当然会使读者眼前一亮。他曾全文引用毛泽东的词《蝶恋花·答李淑一》；全部引用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论长征意义的一大段文字。而更多的是仿拟或引用毛泽东、鲁迅的诗句：“欲与老树共比高”、“我以我血荐蚩尤”、“横眉冷对千夫指”等。再如“工作成绩才是检验人生的唯一标准”以及“一穷二白”、“二分法”等亦经常见到。这些点画题旨的语言，在他的文章中如万绿丛中一点红，华光四放，鲜艳夺目。

李敖的人生经历带有浓厚的悲剧色彩，但他能“以大丈夫的气象去面对”，显示出豪迈豁达、乐观幽默、潇洒浪漫的喜剧性格。人生与出世的错位，命运与抗争的碰撞，使他的文章经常迸射出陌生化的火花。了解他的人生，会对他的文章感到陌生。这个难以解开的疑结，难以冲破的怪圈，终于化育出李敖话语风格的特殊魅力。

三、声韵和谐之美

我国古代诗词历来讲究声韵节奏。六朝的钟嵘认为诗“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清代的桐城派古文家尤其重视高声朗读，其目的即在于通过揣摩音调节奏进而体味文章的气象神韵。曾国藩说过，对儒家经典和名家诗文，“非高声朗读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在西方，古罗马的西塞罗等人相信耳朵的判断在语言艺术中特别重要，单是耳朵的判断便可以决定诗的好坏。事实正是如此。许多人喜欢唐诗宋词和古代散文的优秀篇章，其首要原因就是这些诗文读起来琅琅上口，音乐感强。至于它的意义，多数人大概要读了或听了“赏析”之类以后才能有更深的理解。李商隐的是含义隐晦，索解为难，连专家学者都难于探究清楚；但古今无数喜欢李诗的人，却并非人人都是专家学者。个中原因就是在语言艺术中，人们很容易把感官直接感知的语言和语言所蕴含的意义看作两个不同层面的存在。深谙古代文化精奥的李敖，源于我国诗文的这一优良传统，把文章写的声韵优美、脍炙人口。这种有意味的声韵形式，是李敖话语风格的又一构成。

李敖说过：“我个人写文章的秘诀之一是：‘文章写出来，要能读，读得顺、读的音色天成’”。这不但屡见于他的排比，而且常见于其他句式。下面这段文字就实在分不出他的景物哲理于声律韵致究竟哪个更美：“自然本身是变化无穷的壮观，不论是朝晖夕阴，不论是暴雨明霞，不论是飞絮满天或是落叶满地，……种种奇景，都值得人们在恬静中和快乐中赏心悦目。……西方的是人从一粒沙中看世界，从一朵花中看天国；东方的诗人从长江中看逝者如斯，从明月中看盈虚者如彼”。一些漫透感情的吊古怀人之作，更闪动着瑰丽的光彩。即使是未免□□之作，富含激情的文句也使人读起来低昂有致、荡气回肠，发思古之幽情，起伤今之遐想：“如今，虞美人长眠定远荒冢，楚霸王饮恨乌江古渡，一切的楚河、一切的汉界，都在世棋起落之中，云散烟消，只留下这两场美人的死和英雄的死，给后人凭吊。‘力拔山兮气盖世，……虞兮，虞兮，奈若何！’为英雄美人，我流泪”。这样的文字，连着这样写，人们叫他散文；分行写，谁不说它是诗？

李敖虽然激烈反对传统，但由于他对古书读得多、读得好，因此，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早已潜移默化于他的笔端，时他在为文中总是着意追求传统的对称美、均衡美。他的大多数排比实际是由一个个对偶组成的，其他句式也很讲究对偶或对称，单数句较少。这样的文句，要说它“骈四俪六”，固然是言过其实；但说它“锦心绣口”，却实在是当之无愧。正是这种对称、均衡之美，才使他的文章“读得顺、读的有力、读的音色天成”，才形成他话语风格的声韵和谐之美。

四、数字精确之美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美是文学的当然追求，数则是美的重要因素。从词源学上讲，汉字中“羊大为美”，“大”即含数量意义；古希腊文中的单词“美”就兼有适度比例之意。中世纪美学家奥古斯丁说：“美的东西由于数目含于其中而使人感到愉快”。著名的黄金分割率就表现为0.618的数字形式。我国和西方对一些特定数字的偏爱与禁忌，则是这种审美观的折射。李敖虽然不是数学家，甚至讨厌数学；而且他还嘲笑过日本人的“东洋统计学”：“美国的一颗原子弹投到广岛的时候，日本防空总部接到的报告是‘投弹无数’——最后还是统计得一塌糊涂，不知投弹只有一颗！”但他的文章中却常有统计学的数字出现。这些数字不仅使人感到愉快（如上例就使人感到滑稽），更使人感到震惊。这些数字的美和力量，也是他话语风格的有机构成。

李敖运用数字的特点有四。一是精确。他笔下的数字往往精确到个位，甚至是精确到小数点以后几位。在他的文章中很难见到“大约”、“基本上”之类“差不多先生”的语言。这些数字在形成对比之后，能以少胜多，以一当十，具有极大的攻击力和摧毁力：“以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七日到六月八日的香港书展为例，台湾参加展出的单位共有二十二个，参加种数有一千七百八十二种，……在两万七千四百册的图书中，文星一家，却占了两万四千五百三十五册，竟是总册数的百分之八十九点五四，几乎是百分之九十。……其他的百分之十，才是其他二十一家公营私营党营单位的展出品”。在他的著作中，有我国古代多种典籍的准确数字，还有古今中外许多名人的准确年龄。二是序数。对由一到十这十个自然数的依次运用，自古道今，雅俗共赏。李敖亦精于此道。他说自己“挺身与国民党当权派斗争，一往无前、二入牢狱、三头六臂、四面树敌；又挺身与台湾人当权派斗争，五花八门，六亲不认、七步成章、八面威风”。三是回环。李敖喜用回还表示数字，尤其是表示时间和年龄的数字。其中有的如珠走还，圆转流利，有的则别有深意：张学良“自三十八岁给关到八十三岁、八十四岁、八十五岁”，使人心惊；“试看我们社会中有多少人坐着一九八三年的新汽车却装着一三八九年的旧脑袋？”又足□□□。四是肉麻。此指情书中对数字的运用。自称“情圣”的李敖，是名副其实的情书圣手。读他的情书，我们会诧异：这么一位笔锋犀利、自称“刻薄寡恩”、“人见人怕鬼见愁”的“洪水猛兽”式人物，还是一个柔情千千结的多情种子，还能写出那样软语温存、绮思万种的情书！他的情书，乐而不淫，恋而不迷、甜而不酸、麻而不肉。有人说他“才华盖世、侠骨柔情”，仅从他情书中的数字便可窥斑见豹。有一封给小Y（wjm_tcy注：就是蒋芸）的情书的开头，他写道：“足足一个星期没听到你的声音了！你可知道一星期是多长的时间？一星期有七个白天，七个晚上，七个孤寂的日夜，一百六十八个空虚的小时，一万零八十个‘没有小Y的分钟’”。再给G（wjm_tcy注：就是王尚勤）的情书中，他称G为“贝贝”，自称则是“宝宝”：“贝贝千万放一千个心一万个心一亿个心十亿个心无穷大个心，宝宝绝对不会吃亏的”。情书中如此运用数字，可谓古今少有、中外罕见。

五、结构雄劲之美

写作的艺术就是结构的艺术，在小说、戏剧等叙事类作品中，结构尤显重要。安排误会、组织冲突、设置悬念、营造巧合、设计高潮、熔铸全篇，使情节曲折、引人入胜，使读者在担忧与惊喜、痛苦与快乐、愤怒与平静、悲伤与快慰的交替、转换中，内心震动、灵魂净化、情操陶冶、境界升华；凡此种种无一非结构之功。“欧·亨利笔法”的魅力即源于其巧妙的结构。现代微型小说中能尺幅中见千里、方寸中看世界，亦皆结构之功。相形之下，议论、说理类文章的结构则有些刻板以致程式化。其程式之畸形，便是古今绵绵不绝的八股流弊。然而在一代文雄李敖的笔下，即使议论、说理的文字，也能根据为文目的而巧思独运，其语言符号的排列组合，足以和叙事性杰作相媲美而毫不逊色。石墨和金刚石都是碳元素构成的，它们的差异仅在于原子的结构排列不同。李敖的文章，即有似于金刚石。雄劲有力的结构，是他话语风格的又一重要构成。

李敖文章的结构，除一般先总后分、先分后总、先虚后实、前后对比、首尾呼应、篇末点题、环环相套等之外，还有一个奇巧的盘马弯弓、慢引轻发之法。他在《我最难忘的一个邻居》一文中，从开头起一直未提这位芳邻的大名，只说大家叫他什么。直到篇末才借别人的问话代出其名，既极度轻蔑又不露声色。这种“四两拨千斤”的绝活，除称为春秋笔法，实无以名之。这种独具李敖特色的结构方式，至少还有下面四种：

一曰：“先树靶，再放箭”。即先以敌论作为靶子，再以事实为箭射之。在《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一文中，李敖先从吴某（wjm_tcy注：吴心柳）3篇文章的3段话中归纳出3个要点作为靶子，然后引用一个《名人录》中吴某条的全文，再以吴某曾任职的“中央通讯社”的“职工名册”查证，发现《名人录》与事实不符，有假冒之处。最后以此事实为箭，向已树之靶一一射去。这样一手拿靶、一手拿箭，使大言炎炎的招摇撞骗者无所遁其形。此文亦可见李敖资料力量之一端。

二曰“先磨刀，再宰牛”。即先确立一个理论标准，再以此标准去评判事实。李敖在《魏赵全围，管他是谁》一文的前五段，先确立“明辨事实，追求真理”作为标准，然后引入所论之事，再以已立标准去评判其事。这样，理论若“利刃之新发于硎”，评判对象又确定不移，自然“会回呼气于游刃必有余地矣”。

三曰“先敲山，再打虎”。即先旁敲侧击，再直面痛斥。《我们又同第二代作斗争的准备》是李敖致余某（wjm_tcy注：余纪忠）的话；中间的二页半引述他致黄某的信；最后一页半才由致黄信之末引申而及余，直斥其非，收煞全文。因为余某是一位地位颇高的“前辈”，故全信虽义正词严如欧阳修《与高司谏书》，而委婉雍容过之，在不失风度中极尽揭露、痛斥、讽刺、警告之能事。此信由虚转实、由侧转正，是李敖书简乃至所有文章中颇为特出的一篇杰作。

四曰“先杀鸡，再杀猴”。即先解剖小的“病灶”作为引子，在引入正题解剖大的“病灶”。李敖的《拆穿对长荣出走问题的欺人之谈》一文，现列举家庭出走、教育出走、政治出走三类出走并一一剖断，最后才举出长荣集团的经济出走，集中笔墨剖断其讨了便宜又卖乖的刁恶伎俩。全文由宾而主、重点突出、逐渐加速、水到渠成。

李敖的文章充满阳刚之气，这固然得力于他的资料、语言，而雄劲有力的结构，无疑是一个特殊而重要的“硬件”。

走笔至此，我们不由得想起NBA的超级巨星——“飞人”乔丹。在球场上，不管对手怎样防范，它都如入无人之境，都能不可思议地把球装进篮筐。

李敖的话语活动与此何其相似！三十六年来，李敖用一支健笔呐喊呼啸、冲锋前进。不论是在“文星时代”；还是在“千秋”“万岁”时代；不论是行动自由，还是身陷囹圄；不论是纵论古今，还是抨击时弊，不论是喑唔叱诧，还是温情脉脉，他都能笔尽其妙，成文之美；他都能笔落惊风雨，文成泣鬼神。他的文章是力的爆发，是美的展示；是力的奏鸣，是美的乐章。力与美的完美融合，就是李敖的话语风格。球场飞人乔丹可以在一个时期内光芒四射、灿烂夺目；而在历史的长空中光芒闪耀、熠熠发光的，无疑是另一个飞人——“文化空中飞人”李敖。

有书为证：“李敖祸台五十年”（夏辰）

一本李敖在手中，总要读个昏天黑地，不完不罢手。我的读李敖史有十五六年了，终于觉悟了：不读李敖。新近在书市偏偏又得李敖两册，题目有趣，叫“李敖祸台五十年”丛书，此书台湾版一套十册，大陆编为五册。心想，看看此老如何祸台殃民总是应该的。我是带着批判的眼光去看，不料还是站到李敖立场上去了。现在，决定从思想上清理一下李敖不可读之理由。

李敖14岁随家人赴台，迄今五十年了，由少年而中老年，由小贼而老贼。历五十年而祸台不止骂人不息，足证李敖是大奸大恶之人。

骂人可以归为批评。通常我们的批评，是就事不就人。虽然事情是具体的人做出来的，但通常我们不说，非说不可时，也尽可能含糊其辞以某男某女或××代替，隐恶扬善乃是文化人的本分。李敖却是指名道姓，全无文化人之风度。仅此也罢，李敖又骂人有术，又研究又考证，直把人家的历史材料兜底翻出来，用人家早先的话攻击人家现在的话，等于用那人的手打那人的脸，此种手段凶辣之极。比方《蒋介石研究》引蒋的话论证他早有“中华民国亡国论”，《李登辉研究》引李登辉的话证明李先生有不连任总统之先约却一任再任。李敖出身历史学研究，言必有据雅好求证的毛病是先天的，又自恃有十万卷藏书无数剪报，终于就骂人有恶术了。这也罢了。李敖又骂人无数。骂蒋氏三代骂国民党大小官僚，又骂反国民党的民进党领袖及大小政客，骂该党其笨如牛，比国民党还等而下之。李敖骂暴政又骂暴民，又骂言行端方的知识分子，骂人家做政治秀。诸教授诸学者虽然未坐过李敖所坐之黑牢也未在当年表过什么反动之态，但是时代进步了，他们拿捏好了分寸，脱国民党之籍随便秀上一秀，也可以理解嘛。李敖不宽容不自由主义。李敖骂起人来，四面树敌，八面威风，却又自谦骂得客气，“恰似我的温柔”。行文以骂人始，却又不以骂人终，非要牵扯出道理来，专喜借题发挥活学活用。

李敖迄今写书一百二十余册，遭禁九十六册。如此大的文字货仓里，我们检点一下，会发现没有多少“文学”。虽然有一本小说有一些歪诗，但取其大类，到底不是正经文学家。不文学者，到底是要朽的。历五十年之风雨，李敖居然不朽居然还在一本一本写书一篇一篇发言。李敖颇不知耻么。过六十岁生日汇编《李敖大全集》，入台五十年，又选编“李敖祸台五十年庆贺十书”。既写《李敖回忆录》，意犹未足，又写《李敖快意恩仇录》，把一生恶行悉数展览，把此生与人战、与人讼、与人爱、与人恨之事迹及助人为乐之细行全部坦白交待。居然有出版机构给予出版，又有如我类不知深浅不辨香臭之读者，胡乱购之胡乱读之，虽然理论觉悟之却实践卧读之，并且一读再读之。为什么？以其痛快淋漓耳。

查李敖其人，祸台：攻击台湾各级公务人员及各类专业人员；殃民：自恃思想家到处放火。其人尚有一点可取，始终以中国人自居。有例可证：《李敖快意恩仇录》卷末有“在中国台湾写”字样。

李敖的启示：大陆无李敖（叶燕钧）

台湾的李敖先生是十足的“自恋狂”，从床上功夫到笔下功夫，凡该伟丈夫做的莫不是“老子天下第一”。尤其文章尽管尽是些“有屁就放”的直咕隆咚的大白话，却自诩“中国的白话文五十年来五百年内，前三名都是李敖、李敖、李敖”，也不知李先生准备把大陆的钱钟书、汪曾祺、王小波排到第几去？其实李先生最可“足以为百世师”的倒不是他的文字功夫，而是他那“有屁直放”且“什么屁都敢放”的英雄气概和特立独行直追魏晋的士人风范、学人风骨，对大陆如今老老少少、形形色色的作家、学者、文人来说，李先生是一面最好的镜子，在这面镜子前，大概不会有哪一位不被照出“藏在皮袍底下的小”来的。这也是就是大陆文化名人绝少有人愿谈论李先生的原因吧。

解放以来，大陆是一直树鲁迅为文化旗帜的，毛泽东称先生为“空前的民族英雄”，然而不幸的是鲁迅著作长期地被用作了政治武器，从批判《武训传》到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几乎每一次的政治运动都要引用鲁迅，鲁迅精神被无耻地肢解、强奸了一次又一次，而实质上鲁迅直面人生的独立的文化批判精神一度才是最被忌讳的，鲁迅被尊为“神”的同时，鲁迅精神无可挽回地失落了，倒是在海峡的那一边，在一个鲁迅作品长期被禁的所在，出了位李敖，成了鲁迅最直接、最无愧的衣钵传人，国民党偏安一隅后，继续了三十年代在上海的文化专制政策，鲁迅当年为避围剿躲到“且介亭”去了；李先生还没这般幸运，二进监狱，历尽折磨，不过李先生从未屈服，反倒愈挫愈奋，把蒋家五朝祖宗十八代的底都给翻了个遍，真称得上是又一位“毫无奴颜媚骨的、骨头最硬的”大英雄，只要想一想大陆历次政治运动中文化人检讨书、认罪书、揭发信堆积成山的情景，就不难理解李敖品格的宝贵、人格的成功和大陆文化人集体的软骨，好不容易大陆也改革开放了，国家文化政策也日渐宽松和进步了，这下该出一两个李敖式的人物了吧？却不料鲁迅还没热过就已然过时了，开始被人称作“鲁货”了，先生的直面人生和关注民生更成了文坛健将们最不屑的事，时髦的才子们热衷于搞那些一般俗人绝难明白的“文本实验”，或者进行“前现代、后现代”之类的无聊论争，眼见着新概念，新名词日新月异，文人们的学问之高似乎已到了“此曲只应天上有”的境界，个个都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了，鲁迅、李敖之流睚眦必报的作派自是入不了他们的青眼的，不过他们表面的高深、奥妙、现代、新潮、先锋、前卫、倘若用了李敖这面镜子一照就显出了原形，其实也还是浅薄、无知、世故、怯懦、奴性、阳萎之类的旧货色、新式的文学家们一再向我们指出：文学推动了轰动效应正是文学回复其本位的象征，是文学日渐进步、成熟的标志。我就想：等这班家伙把大陆最后的一名读者也给气跑了的时候，文学可就真的“纯粹”啦。如若今日中国大陆还有一个李敖在，我就不信一个十二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一个有数千年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文学还会没有“轰动效应”？发行几百万份不才占了全国人口的百分之零点零零几吗？就那么难？用“干预生活不是文学自身题中应有之义”之类的理论来逃避人文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和责任感，是大陆文坛集体的耻辱，就像明明是阳痿，却要装出一副对女人不屑一顾的圣人样，不但讨厌简直恶心。

据李先生所讲他在台湾是“党外前辈”，而民进党脱胎于“党外”，李敖当年于民进党的彭明敏、陈水扁等人皆有恩，按说如今民进党日渐得势，李敖是颇有分得一杯羹的资格的，但李先生的骨气和血性就在于他只用文字来发见和证明真理，而从不用以投机政治，过去国民党独裁，他与蒋家父子进行“韧的战斗”；而今民进党闹“台独”，他也没给好眼色，照骂不误。回头看看咱们吧，口吐莲花的文人们为芝麻绿豆大的一顶乌纱帽争得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事儿真是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着。争到的就说“其实当官不是我的本意，不过既是组织决定，只好勉为其难吧，只是往后创作的时间可就少了”；争不到的则道“似我等清高之士，吹吹拍拍的那一套实在不行，往后还是洁身自好吧。”瞧瞧，就这么一班小人能指望他们为真理而战？

李先生喜欢吹牛，不过他自诩“学富五车”倒也所言非虚。但偏偏李先生这样的大学问家，文章倒是人人能懂的大白话，想来真正的学问家是用不着拿些莫明其妙的“行话”、“术语”来吓唬人以显示其学问的，正如李嘉诚从来不必夸富一样，大陆某些新式学问家做文章之所以“云山雾罩，深不可测”，其实也不难理解：这是这些东西唯一的长处呀，除此，你若还想从中发泄出什么东西来，那你就上了他的大当了。文人，到了如此这般的地步真算是没落到家啦！

再说说李先生的吹牛，本文一开头就讲李敖是人自恋狂，他的自我吹捧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过就这，他也比他的某些大陆同行强百倍，我们的文学家们对自己的作品往往自谦“拙作”，可暗地里却早串通了三五哥们，轮番上阵，一顿天昏地暗的爆炒，临了作者还要踏出来道：我是向来不看评论的，好比妓女边提裤子，边立贞节牌坊，两头都不误。对比之下李先生的自我炒作就显得干净得多，磊落得多，有趣得多，也可爱得多了。

李敖先生这面镜子还能照出很多很多……

李敖先生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大陆无李敖。

1998年11月20夜写

台湾学者李敖和他的老师殷海光（汪幸福）

台湾学者李敖在大陆已出版了数十种著作，甚为畅销，这位蜚声海内外的作家，青年时，曾深受他大学时代老师殷海光的影响。

殷海光原系国民党《中央日报》主笔，辞职后到台湾大学任教，1949年11月，他与胡适、雷震、王世杰、杭立武、傅斯年等人共同创办了《自由中国》半月刊。《自由中国》创刊后，担任了主笔的殷海光如鱼得水，在《自由中国》上发表了大量抨击蒋介石黑暗政治的政论文章，在台湾读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给国民党政权造成巨大的冲击。

刚刚步入台湾大学的李敖，对殷海光的政论文章及为人、气魄、学识佩服不已。1957年3月，李敖在《自由中国》发表了一篇《从读〈胡适文集〉谈起》的文章。李敖的这篇文章发表后，殷海光约见了李敖。

一见面，李敖直言不讳地问：“殷老师，你骂国民党是对的，国民党真的该骂，可你过去为国民党主持过宣传，你还是国民党员，你怎么解释这一点？”这是殷海光最不愿谈及的事情。40年代末，他离开《中央日报》后，已脱党转变成一个自由主义者，对国民党、蒋介石极为痛恨。他认为，他当年在大陆加入国民党，是一种耻辱。他到台湾大学任教后，对自己当年加入国民党，以及受过蒋介石接见的往事，闭口不谈。李敖初次与他见面就问这个问题，他很不高兴。

过了好半天，殷海光才淡淡地说：“我已经忘了，我做过国民党员，我对这种历史问题没有兴趣。”殷海光的答复，使李敖感到他不坦诚。说：“殷老师，我是学历史的，对你的这个问题很有兴趣。”李敖接着说：“国民党逃到台湾后，检讨大陆失败的原因有两派，一派认为过去专制得不够，今后要多专制才行；一派认为自由民主得不够，今后要抛弃老一套，要做深刻的反省，而做这种反省的人极少，但最成功的就是你殷教授。可是，你的这种反省，在国民党眼中，认为你是个有头有脸有力量的叛徒。”

李敖认为，殷海光虽然对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反省得最彻底、最成功，但在处理他个人与国民党的关系上，做得不太好，他觉得，殷海光应该把与国民党的脐带关系交待清楚，公开脱党，揭发党非。

李敖与殷海光初次见面，就这样在不愉快中结束。后来，李敖提到这次谈话时说：“我对他的印象奇劣，虽然我喜欢他那光芒万丈的文章，可对他这个人，十分倒胃。”

尽管李敖对殷海光的印象不太好，对他在《自由中国》上写的文章，仍如饥似渴地阅读。李敖觉得，殷海光的文章与他的人是两码事，台湾岛上，没有哪个的政论文章能超过殷海光。看他的文章，不光是学知识、受启发，而且是一种类的享受。

五年后的一天，李敖又和殷海光再次相会。在这之前，李敖在《文星》杂志上发表了《老年人和棒子》一文，轰动一时。一天，李敖在台湾大学校园碰到殷海光，殷海光非常想就有关的事情与李敖谈谈。于是，他约李敖到他家，李敖答应了。李敖还将自己写给胡适的一封信的副本送给了殷海光。

李敖写给胡适的信中，谈到他在中学时代的老师严侨的一些事情。严侨系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严复的长孙，40年代毕业于私立福建协和大学数学系，并参加了共产党，1949年偷渡到台湾，在台中市一中任教。严在台湾呆了一段时间，又很想回大陆，但又回不去。为此，他思想上很苦闷，常借酒消愁。1953年，因人告密，严侨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关押在绿岛集中营，被迫害致死。

殷海光对严侨的不幸遭遇甚至为同情。他对李敖说：“严侨是中国伟大知识分子的代表，中国有千千万万的严侨，都在政治斗争中牺牲了，这是最大的损失啊……”说到这里，殷海光的泪水忍不住地流了出来。

这次谈话，双方谈得十分投机，而且谈得很长很长。后来李敖又是直言不讳地说：“你们《自由中国》谈的问题，对读者虽有很大的吸引力，但都是知识分子的，上层的，纵贯线上的‘中国’，在知识分子以外，在上层以外，在纵贯线上外，对乡土‘中国’、对低层苦难老百姓的生活，谈得不够。”殷海光连连称是。

1960年9月，《自由中国》杂志发行人雷震等四人因所谓的“涉嫌叛乱罪”被抓，这就是举世震惊的“《自由中国》事件”。

1961年春，国民党为了挖掉《自由中国》的“祸根”，打击“自由主义者”殷海光，警备司令部设计了陷害计划，然后以“谋害”国家元首“罪”，将他逮捕入狱。不久，这一计划败露，未果。

60年代，李敖与殷门另几个弟子许登源、洪成完、陆啸钊等，在台湾岛上掀起巨浪，与国民党及其特务机关支持的所谓“传统派”学者胡秋原、任卓宣、郑学稼、徐高阮等展开了一场长达数年的所谓“中西文化大论战”。这场论战未开始前，李敖等人曾力邀殷海光参加或给予指导，殷海光考虑自己在《自由中国》写的文字案未了，同时认为当时的环境不利于开展论战，因此，不愿参加指导。李敖等人又送文章上门，请殷海光帮助修改，殷海光也未动笔，只对少数偏激或不当的地方提些原则性的意见。

1963年底，李敖在《自立晚报》上发表了《中国思想趋向的一个答案》的文章，极力主张“抛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热烈接受西方现代文化”。殷海光看到这篇文章后，觉得写得不错，只是一些提法欠妥。马上给李敖去了一封信，肯定李敖提的主张“大方向不错。”

殷海光的这封信，被胡秋原、徐高阮等人抓住大做文章。于是，胡秋原、徐高阮、侯立朝等人一面与李敖论战，一面在报刊上猛烈围剿、攻击、丑化殷海光，他们把对李敖的气统统宣泄到殷海光身上。殷海光未作一字反击，他用沉默作反抗。

李敖想到老师受了牵连，心里很难过。为了帮老师说几句公道话，70至80年代，李敖多次在文章、著作中抨击胡秋原、徐高阮当年在中西文化论战中迫害殷海光的行为。殷海光于1967年7月，被迫离开台湾大学。

殷海光离开台湾大学后，被美国哈佛大学聘为研究员。国民党当局却不准他离台。殷海光不能到美国，生活极度困难，最为着急的是哈佛大学的国际知名学者、美国历史协会主席、东亚研究理事会主席费正清教授。为了名正言顺地援助殷海光，他与各方商量，提出请殷海光为哈佛大学写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一切费用由哈佛大学提供。1968年3月，在费正清等人的帮助下，哈佛大学一次给他寄送研究费1000美元。那时的1000美元，是个不小的数字。这笔钱帮助殷海光度过了一段最困难的时光。

60年代中期，殷海光停止了政论文的写作，开始潜心学术研究。他没有收入，想通过写书，搞点学术成果，赚点稿费解决生活上的困难。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他写成一部五十多万字的《中国文化的展望》。在李敖的帮助下，出版了。书一面世，台湾、香港文化界好评如潮，著名学者金耀基、许倬云还专门在报刊上写出了评论文章。

1967年春，李敖在台北美尔雅碰到殷海光，发现他气色很不好，他感到老师重病上了身。当时，李敖也因受政治迫害，经济状况很差，殷门弟子中有几个比他有钱，但有钱的又未想到帮老师治病。李敖考虑再三，觉得殷海光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政论家，一位反封建专制、独裁的英雄，一旦一病不起，将是台湾人民的巨大损失。4月20日，李敖亲自赶到殷海光家，连说带劝，把殷海光送到宏恩医院，并请最好的胃科大夫李承泌为他查病。经过仔细检查，殷海光患的是胃癌。

李敖将检查结果告诉了殷海光，并安慰了他一番，还对他直言：“斯人也，不可有斯疾也！你这位忧虑的哲学家啊，罗素要听说你得这种不哲学的病，他会笑死了。你应该准备在开刀以后，好好把你要说的都说出来，我相信那是一部有价值的书。你有生命危险，来日无多，我本来不该告诉你，但我一想，你看了那么多书，若连生死都看不破，那书也白看了。所以我告诉你，使你有所准备，免得做错了安排，浪费了时间。”李敖手里无什么钱，他说他给香港一家出版社帮忙有点小收入，是骗殷海光的。殷海光的检查费，是他前不久在台北做贩卖美军顾问团旧电器，吃了许多苦头赚的一笔不多的收入。

李敖在老师危难时刻，慷慨救助成了最为动人的一段师生情。

1967年5月1日，殷海光在台大医院做了手术，胃被切除了三分之二，5月14日出院。由于台湾的政治环境太恶劣，殷海光出院不久，急切想去美国哈佛大学做学术研究工作，不料，他先后两次给台湾当局打的去美国的申请报告，都石沉大海。当局用拖的办法，阻止他离台。美国方面虽与台湾当局交涉过多次，国民党仍不放他。

1969年9月初，殷海光的病再度恶化。因癌细胞扩散到全身。到9月13日，殷海光已奄奄一息。

李敖想到的是，殷海光活了四十九岁，却写了八百多万字的文章和著作，特别是在《自由中国》的十一年里，他发表的大量政论文章，几乎篇篇在台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李敖决定利用这个机会，与殷师母商谈一下出版《殷海光全集》和处理殷海光留下的文稿问题。李敖认为，殷海光的文章和著作，是台湾人民的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研究、整理、出版他的遗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他还认为，殷门弟子中，只有他最适合做这个工作。殷夫人夏君璐就李敖主持出版《殷海光全集》的问题，征求殷门弟子的意见，遭到了他们一致反对，夏君璐便托人告诉李敖，暂不考虑出版《殷海光全集》的事情。

1969年9月16日下午，一代大师殷海光在台大医院病逝。

进入80年代，台湾政治环境逐步宽松，殷海光在台湾又香了起来。昔日不愿或不敢接近殷海光的弟子们，现在无论是开会，还是兴行学术活动，还是教学，都以“殷门弟子”自居。

1981年，李敖被关进了监狱，他在狱中写了两万六千字的《我的殷海光》。这篇长文记叙了他与殷海光从相识到相知的全过程，并对殷海光的伟大与失误、长处与短处、为人与个性，作了比较客观的评价。他说：“他以简明的分析，高明的远见，清明的文笔，为历来糊涂的中国人指点了迷津……”

李敖与胡适（董大中）

一

李敖听说胡适之名，是在北平读小学期间。到台湾以后，借到一本《胡适文选》，读后为那崭新的思想和明白畅晓的语言所慑服，引起他“很大的狂热”，使他在“迷乱里面，放弃了旧有的道路”。1952年12月1日，他在台中车站递了一封两千字的长信给胡适，表示了对胡的“人身崇拜”。1953年，李敖上高中三年级后，休学在家，全力自学。这年年底，《胡适文存》的四集合印本由远东图书公司重印发行。合印本删去了多篇文章，李敖把它跟原版本比较之后，深感不满，写了《关于〈胡适文存〉》，予以批评，最初登于同学陆啸钊编的《大学杂志》，后删去一部分，改投雷震办的《自由中国》，在该刊1957年3月1日出版的十六卷五期发表，改题为《〈从读胡适文存〉说起》。《自由中国》是雷震和胡适于1949年初创办的，后来成为宣传自由主义思想，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和蒋介石个人独裁，在台湾推进民主政治的一块强有力的阵地。这是李敖在《自由中国》发表的第一篇也是最后一篇文章。李敖为能在这个刊物上发表文章而感到高兴。

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也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从投入文化运动起，就把自由民主的价值观作为终身的奋斗目标，用李敖《播种者胡适》中的话，就是“四十年来，能够‘一以贯之’地相信他所相信的，宣传他所相信的，而在四十年间，没有迷茫、没有转变、没有‘最后见解’的人，除了胡适以外，简直找不到第二个”。胡适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归结到一句话，是实现像英、美等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的多党化的民主政治，而其首要条件，是言论自由，即首先争取言论自由，保证言论自由，一步一步向前推进，不可为了实现多党化而葬送了已经取得的有限的言论自由。这一点，在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亦即整个《自由中国》时代，表现最为明显。这是胡适思想的真精神。远东版《胡适文存》恰恰删掉了有关言论自由的几篇重要文章，如《我们的政治主张》、《我的歧路》、《一个平庸的提议》、《这一周》、《〈人权论集〉序》等。李敖所不满的，正是这一点。文章中说：“我觉得胡先生的‘重行校订修正’太不够谨严，因为有许多‘胡适思想’都被他大刀阔斧地删去了……”

争取言论自由和压制言论自由，是贯穿民国成立以后军阀统治时代、蒋介石专制独裁时代和国民党偏安台湾以后长时期里的一项重大斗争，当年鲁迅先生和左翼作家所进行的斗争也是为了争取言论自由和其他各项自由——当然那是从另一个立场、代表着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所展开的斗争。胡适不仅是言论自由的积极主张者，而且也是言论自由的推进者和这一价值观的英勇捍卫者。李敖在文章中说，“《胡适文存》自从出版以后，可以说没有过几年的好日子”，接着举了胡适自己于民国十三年7月3日写给当时国务总理张国淦的一封信，说：“从这封信里，我们就不难窥知《胡适文存》在恶势力下面所遭受的迫害为何如了。”原来《胡适文存》和《独秀文存》出版后，即遭到军阀政府查禁，胡适在信中质问：“究竟北京的政令是什么机关作主？究竟我的书为什么不许售卖？禁卖书籍为什么不正式布告该禁的理由？……”李敖引用这封信，即是肯定、赞扬胡适那种勇于捍卫言论自由的精神。

李敖这篇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引起在美国的胡适和北大系教授们的注意。雷震特别写信给胡适，给予推荐。这也成为两个相差近四十岁的学人相识相交的主要动力。

二

1958年4月8日，胡适飞抵台北。他是接替朱家骅，就任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院长之职的。同月26日，经台湾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姚从吾先生联系，李敖和胡适先在胡适演说后见面，又于晚上在台大校长钱思亮的家里谈话。胡适说：“呵！李先生！连我自己都忘记了、丢光了的著作，你居然都能找得到！你简直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所说“丢光了的著作”，即指致张国淦的信。李敖在后来写的怀念姚从吾的文章中说：“此后胡适一直把姚从吾老师视为‘胡适——姚从吾——李敖’的关系……胡适以下，显然把我看做北大系的一个传人……”

李敖从上中学起，就处在“困学求变，思想定型”的过程中。他“在右派的书堆里打过滚，在左派的远景里做过梦，又在国粹派的本位论底下受过欢迎”（五千字长信），最后选作旗帜的，是胡适。《李敖回忆录》说：“先一代的蛟龙人物，陷在这个岛上的，我看来看去，只有两个人够格：一个是胡适，一个就是殷海光。”殷海光，是胡适之后又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在《自由中国》时代，如“蛟龙得水”，名声如日中天，但李敖认为他自己很快就超过去了，而胡适却如大海，要浩瀚丰富得多。1961年底，李敖作《播种者胡适》，对胡在中国新文化史上和现代史上的“真价值和真贡献”，做了最充分的评价，认为：“胡适之是我们思想界的伟大领袖，他对我们国家现代化的贡献是石破天惊的、不可磨灭的。”他也说到胡适的不足：“他不在推行‘全盘西化’上认真，却在吴稚晖笔下《〈国故〉的臭东西》上认真，认真搞他自己笔下的那种‘开倒车的学术’……”他对胡适纯学术的批判，恰恰说明他选择的道路不在学术而在社会斗争，也说明他贯彻意志的坚定。

李敖在日记和札记中经常写到胡适，对其道德学问极表佩服。在大学读书时，李敖颠覆了历来的做人标准，以“伟大”和“独异”严格要求，极其残酷地进行自我锻炼。他说，“锻炼的方法，不论是东海圣人的，还是西海圣人的”，他都“一网兜收”。据初步统计，他引为榜样的人物有一百二十多个，引用胡适最多，共七次，居第一位，其次是罗素和王阳明，各五次。《胡适论悲观》、《胡适论反省》、《胡适论“有所不为”》等都做了札记的题目。两人相识以后，李敖继续以胡适的人格力量和为人处事方式警策自己。

1958年6月13日，他写道：“夜在新兴给昭先讲史学史，我想到胡适说话演说时的态度，我甚受影响，我真的已经开始做一个最有气派的飓风型的人，归来在室中大谈可证也……我近来一是肯努力，二是有担当，胡适这次回国来给我的影响甚大，因为看到他，使我决心想做成像他这样的一个人。”隔五天后又写道：“Popular式学者，只胡适一人而已，惟吾能学及之。”1958年11月4日，李敖随姚从吾到机场迎胡适回台，这天晚上，“油然于努力一途，‘出山要比在山清’之自勉殊殷，对与女人为伍事颇厌。吾终当脱尘缘而上升为胡适等第一等之人耳”。1959年5月9日又写道：“读胡适、罗隆基、梁实秋合著《人权论集》，深感吾之方向在此不在史也。”如同批评胡适“不在推行‘全盘西化’上认真，却在吴稚晖《〈国故〉的臭东西》上认真”一样，李敖对胡适文章道德的某些方面也是有过赀议的，但其总的精神是肯定、继承和发扬，特别是胡适所极力倡导的“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和其四十年“没有迷茫、没有转变、没有‘最后见解’”、“一以贯之”的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追求，更成为李敖的终身信仰。惟其如此，两人能成为心相通、胆相照的忘年交。

两人的交往，用李敖的话概括：“除了那一次长谈外，我跟胡适只小谈过三次，一次在台大医院，一次在台大文学院门口，一次在中央研究院，此外除了写信，并无实际来往。他一共写过三封信给我，又写了一副字，送了我照片和书，在我穷困之时送了我一千元。”这些情况大致如下：

两人第二次见面，在1958年6月8日。那天，李敖到南港参观民族学研究所的展览，顺道去看胡适。李敖请胡适写字，胡满口答应。胡当即送李“一个小玩意”，是一本《易林断归崔篆的判决书》。两人分别时，胡适亲切地说：“再见。”李敖深有感触，说：“此君真是礼貌周到，亲切可人。”几天后，胡适派人送来字。

同年11月24日，李敖在文学院草地上小坐，见胡适车来，便走过去，谈天于文学院的拱门之下。既有日常问讯，也论及李敖正在写的毕业论文。李敖论文的题目是《夫妻同体主义下的宋代婚姻的无效撤销及其效力与手续》，因姚从吾对此题把握不大，曾征求胡适意见，因此胡事前已经知道，并表示过支持。

同年12月4日，李敖赴机场迎接胡适。此前胡适赴美是做身体检查的，走后，李敖曾写信一次。回来隔一日，李敖作打油诗《好事近》，祝胡适六十八岁生日。胡适接诗后，特致一信，既表示感谢，也指出一个笔误。

1959年初，胡适因病住医院治疗，4月30日，李敖前往探望，待“胡的客人走后，始大聊一阵”。

1961年夏，李敖在部队服役期满，考取台大历史研究所，不久担任姚从吾的“国家讲座研究助理”。这个“讲座”是在胡适领导下搞起来的。后因“研究助理”的薪金不能按时发放，影响生活甚大，李敖一气之下，致信胡适，表示抗议。胡适立即复限时信，并送来支票一千元。10月10日，李敖为表示感谢，写五千字长信，备述自己的家世和思想演变过程。后来围绕李敖信中提到的严侨，他们再次书来信往。

两人虽然交往不多，但它表现了老者的诚心关爱和少者的真诚崇敬。

1962年2月24日，胡适病故，李敖作《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因为《播种者胡适》发表后受到攻击，遂有《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作完于胡适逝世之日，亦在《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之前。以后李敖写过多篇有关胡适的文章和论著。1964年作《胡适评传》，原拟“写一部十本的大传记”，共一百二三十万字，后写成一本，只写到传主参加留美考试。此书注释极多，大大超过本文，显示作者材料之多和用功之勤。而单篇文章汇而成集的，有《胡适研究》和《胡适与我》。

三

1962年，台湾媒体爆发了一场参加广泛、影响深远、历时将近一年的中西文化大论战。这次论战不是有意识的组织，于无意间，胡适和李敖成了这场论战的发动者，而且共同作为论战一方的主力，备受反对者的指责和谩骂。

胡适逝世前一百天，即1961年11月16日，在东亚区科学教育会议上发表了题为《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的讲演，在12月1日出版的《文星》杂志上刊出。胡适一向被当作中国“全盘西化”论的鼻祖和旗手，后来朋友潘光旦指出，这个词含义不够确切，容易使人误认为只有百分之百西化才是全盘西化，否则就不是全盘。胡适接受意见，改为“充分世界化”。说法变了，其宗旨并没有改变。在胡适看来，清末民初人们常说的西方有物质文明、东方有精神文明的话并不妥当，因为人家的物质文明是有精神文明做基础的，而我们缺了物质文明的精神文明却是不健全的文明。他再三再四呼吁，我国的社会制度急应改变，我们应该像英、美等国家那样，提高人的地位，尊重人权，以此为核心，改革一切不合理的制度，首先是改革专制型的政治制度，实行民主政治，建立健全法治。胡适本人虽然一直在蒋介石体制之内，但他对蒋介石搞国民党一党专制和个人独裁，是坚决反对的。20世纪50年代，他在美国和台湾，曾多次通过多种方式要蒋介石进行政治改革。他劝蒋介石实行《吕氏春秋》说的“无智，无能，无为”的“三无”，“乘众势以为车，御众智以为马”，不要大权独揽。1959年，胡适公开反对蒋介石连任所谓“总统”，反对为“连任”而“修宪”。这些政治主张，也正是《自由中国》的政治主张。1960年，《自由中国》因雷震组建反对党而被查封，雷震等四人被捕入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胡适做了那个演说，借谈发展科学事业，要求进行“社会改革”。

胡适这次演说不过是他自己的“老生常谈”，并没有多少新内容，最“激烈”的话也不过是“现在，正是我们东方人应当开始承认那些老文明中很少精神价值或完全没有精神价值的时候了”，竟然也引起了一片反对之声，有的人甚至在“立法院”提出“质询”，要胡适辞去“中研院”院长之职。这篇演说构成了中西文化大论战的序幕。李敖紧接着写了两篇文章，一是前边提到的《播种者胡适》，一是《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播种者胡适》是给《文星》1962年第一期封面照片做说明的，后者则是拾起胡适演说的题目，大谈“全盘西化”之必要，而对反对西化者——也是反对胡适那篇演说者——给予猛烈的攻击与批评。文章开头说：“三百年来，朝代换了，古人死了，这部书（引者按：指《圣朝破邪集》，徐昌治编）的纸张也变黄了，可是圣朝破邪的细菌并没有消失，它钻进中国人的感情里，一代又一代，随着愚昧程度的深浅而有着不同的病象：有时中体西用的谵语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伤寒；有时超越前进的怪调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白喉；有时义和团的疯狂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猩红热。”这篇文章一下子把由胡适演说所点燃的火苗煽动了起来，使那场规模空前的大论战很快形成。李敖说，胡适的演说和自己的《看看病》，是那场中西文化大论战“两篇指路的文献”。

由于双方对“西化”的具体含义和“全盘”的具体所指认识相差很大，论战一开始就火药味十足。李文发表后不到一个月，任卓宣（叶青）主编的《政治评论》组织了几篇文章反击，称李是“胡适的鹦鹉”，“他一方面为‘魔鬼的辩护师’（引者按，这是胡适在那篇演讲中的自称）辩护，又为‘蒙古医生’看病”。又说：“可见西化派所谓中国现代化是把中国完全变成外国……我们说在西方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孪生子，在中国西化派与俄化派则是‘兄弟伙’，他们共同致力于以唯物思想挖掉民族文化的老根……”随即胡秋原、郑学稼、任卓宣等人纷纷撰文，称李是“虚无主义者”、“陈序经的信徒”、“惟‘美’人物”、“狂热的西（美）化派”、“周扬以后第二谩骂家”、“梅毒主义”、“文化太保”、“一个‘浮夸’‘狂妄’的青年”、“中国的维辛斯基”、“中国的巴札洛夫”、“抄袭主义”、“保守主义”等等，后来甚至被胡秋原送上法庭。

这一场大论战，台湾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参加了，《文星》、《政治评论》和《世界评论》等刊物连续多期用全部篇幅发表论战文章，作者范围之广和写文章论战的“积极分子”之多，都是空前的。许多报纸和刊物郑重发表社论，组织座谈。后来发展到“党国要人”（如“副总统”陈诚）、政团领袖、大学教授、企业家等“名流”纷纷表态。支持李敖者也有，但人数有限，几乎不足两位数，绝大多数是反对“西化”的。由于胡适已经去世，李敖成了独当一面的大将，所有的谩骂和指责便一齐朝李敖头上喷来，所戴帽子不下数十顶。可以想象，如果胡适健在，他会继续受到许多人不遗余力的攻击。

四

把李敖仅仅当作“北大系的传人”或者胡适思想的“传人”，是远远不够的。胡适所标举的“非个人主义的”人生理想和自由民主的社会价值观，李敖并没有作多大的发展，而是化为自己的血肉，落实在行动中。李敖一生的主要事迹，可说是胡适思想的具体化、实践化。

五四运动过后，胡适针对周作人贩卖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运动”，提出了一种针锋相对的人生哲学，即“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他说，这是杜威所说的“真的个人主义”，不是“假个人主义”。其特性有二：“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的利害。”胡适强调，这种人生哲学是“淑世”的，要去奋斗，“到处翻出不中听的事实，到处捉出不中听的问题”，而新村运动却是“独善其身”，避开矛盾。他就这个问题讲过几次，讲演记录以《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为题，在《时事新报》和《新潮》发表，收在《胡适文存》第一卷里。李敖对胡适的这些论述是十分熟悉的，在《播种者胡适》中特别予以强调。他说：“现在一些人攻击胡适的个人主义，凭良心说，这一冷箭实在放错了。胡适所提倡的乃是‘健全的个人主义’，英文是individuality，可译作个性主义……”李敖在引述了胡适所说两个特性以后接着说：“细读这段文字，才会知道什么是胡适之的个人主义，才会知道独立的与负责的个人主义实在不是什么不得了的洪水猛兽，乃是一个极普通的大丈夫所应具有的一点最起码的人生态度。‘不教别人牵着鼻子走’，这不是大丈夫的独立精神吗？‘好汉做事好汉当’，这不是大丈夫的负责气概吗？做大丈夫不是每个男子汉起码的要求吗？这样的个人主义还有什么可非议的吗？”李敖赞赏胡适的这种“健全的个人主义”，为它辩护，乃因为他自己就是按照这个主义做的。李敖积极“淑世”，“到处翻出不中听的事实，到处提出不中听的问题，自然是很讨人厌的，是一定要招起反对的”。但他“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到处树敌，两次坐牢，成为一个有名的“狂人”，“狂”到朋友不理解，同学同事“敬鬼神而远之”。

如果说胡适提出的“非个人主义”——李敖称它为“健全的个人主义”——做了李敖的人生哲学，为人处事的指南针，那么，胡适四十年“没有迷茫、没有转变、没有‘最后见解”，“一以贯之”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就成了李敖苦苦追求、不惜以死献身的社会理想。

中西文化大论战的硝烟还没有散去，李敖发起了第二场战役，揭露教育和学术界的腐败，火势之猛，锐不可当，同时出版《传统下的独白》，喊出了一个“狂叛者”的心声。20世纪60年代后期，先是文星书店被查封，接着被扯进彭明敏“台独”案，软禁，坐黑牢，十多年大霉运。第二次入狱前，已办好出版《千秋评论》的执照。入狱六个月，这本纯由自己写稿、自己编辑、自己担任发行人的个人刊物《千秋评论》出版了六册，期期不误，创造了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出狱当天，召开记者会，发表五万字长文，揭发监狱和司法的黑暗。随即把矛头对准国民党统治当局和蒋家父子，点名批判。有关蒋经国的第一篇文章，题目就是《骂总统的自由》。有人在报上骂“李敖死了”，当时蒋经国担任“总统”，李敖就在一本书的封面印上“蒋经国死了”，并说这给司法当局出了一个难题，判“有罪”或“无罪”，都不可行。李敖先后有九十六本书被查禁，有的前边查禁，后边再印，今天查禁，明天再印。查禁错了，就状告官府，一块钱的官司也告，不在经济赔偿，而在争取公民应有的权利。文化大论战以后几年，80年代初的几年，李敖一场战役接着一场战役，而且每一场战役都不手软。从80年代后期起，李敖又把“台独”作为主要靶子，从“总统”李登辉到民进党“台独”骨干分子，都不放过。李敖说他是信奉“斗争哲学”的，从斗争中享受到无穷乐趣——他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树敌之乐》。

李敖也有跟胡适很不相同的地方。胡适是软性人物，在社会理想上坚持不懈，软磨硬顶，四十年不变，对人态度和蔼，能宽容。1959年，胡适发表《容忍与自由》，说他跟美国史学大师布尔先生一样：“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若社会没有这点容忍的气度，我决不能享受四十多年大胆怀疑的自由，公开主张无神论的自由了”。殷海光极力赞同胡适这篇文章提出的宽容精神，说“这篇文章是近四十年来中国思想上的一个伟大的文献”。民主的基础是宽容和容忍，没有宽容和容忍，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李敖是反对专制、争取民主自由的，但他却似乎有些霸道，对论敌一个都不宽恕。有时甚至是意气用事，把对手当“穷寇”猛追，不到屁滚尿流，下跪求饶，不肯罢手。这就违背了现代社会的民主精神。在这点上，李敖和胡适，泾渭分明。（原载《书屋》2003年第四期）

李敖：“暴民时代”的言论竞赛（潘多拉）

“暴民时代”的言论竞赛

台湾作家李敖在接受内地电视主持人杨澜采访时说，现在是一个“暴民时代”，每天各色人等在各种场合通过各种渠道发表的各种言论不计其数，以往被视为“灵魂工程师”、“社会代言人”的作家、政论家、社会批评家，今天尽管仍然享有足够的发言空间，但其言论的社会辐射力和影响力大不如从前，振臂高呼、应者云集的群众轰动效应一去不复返、一篇文章风行天下、一本小册子使得洛阳纸贵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大意）。

遥想当年，李敖三尺微命，一介书生，以一支秃笔冲决罗网，揭露真相，抨击时政，八面威风，树敌复树敌，坐牢再坐牢，把一个死气沉沉、一党独霸的台湾岛搅动得天昏地暗，成为朝野上下注目和争议的焦点人物，也赢得了全台湾几代读者的青睐，在华语世界形成了一股强劲不衰的“李敖旋风”，是何等的大丈夫本色、大英雄气概！不想几十年之后，作为一个在国际上负有盛誉的重量级文学家、政论家，李敖一边目睹自己早年为之九死一生的自由民主大业阔步推进，一边却要为自己博大精深的思想和特立独行的言论被混同于暴民声音的汪洋大海而痛惜不已。

我在电视屏幕上看到，将近“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年的李敖尽管衣冠楚楚精神抖擞，但也明显呈现出些许疲倦与困惑之态。他对杨澜说，在暴民时代，真正有价值的言论要想影响社会，就必须与那些琐碎的、喧嚣的暴民的声音展开竞赛，让人们在比较中鉴别，在鉴别中作出自己的选择（大意）。言谈之间，他早年自诩“在这浑噩的男人群里，我是一个罕有的奇才，一枝锋芒的独秀，没有人能够跟我相比，我站在世界的一方”时的豪情已踪迹难辨。

与暴民时代的“民主”一样，暴民时代的言论也是自由的，庸常的，粗野的，无序的，泥沙俱下，铺天盖地，大有摧毁所有权威与偶像之势。互联网的崛起，出版物的兴盛，报刊时评、杂文、随笔栏目和版面的繁荣，几乎所有的普通读者、业余作者、自由撰稿人和网络写手，一夜之间就成了“作家”，其言论或者一转眼工夫就传遍大江南北，让成千上万人交口称赞或鸣鼓攻击，或者甫一问世就沦为信息垃圾而无人问津。由于暴民们纷纷走上“街头”大声喧哗，作家被迫从此前众星捧月般的中心位置淡出，他们有的备感失落，有的干脆一言不发，有的忙于与胆敢给名人挑错的或向名家叫板的无名小辈或“黑马愤青”打笔仗，有的尽管也学着暴民的样子在那里喋喋不休地信口开河，但显然没有了往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自信。

有一个号称也是作家的年轻人，在其名为《鸡一嘴鸭一嘴》的随笔集的自序中写道：“当然，我也绝不希望有人能从中（引者按：指从他的随笔中）看出什么道理，因为那不可能，以我的能力，放放狂话之类的事做起来十分容易，但真要叫我阐述真理，那么，我还真就力不从心了！”他坦言自己的随笔“是名副其实的垃圾”。一个作家，竟然敢于把自己的名副其实的垃圾拿出来丢人现眼，可见作家的言论被暴民的声音挤压到了何等尴尬的程度！

李敖的可贵之处，不但在于对暴民时代作家的尴尬怀有清醒的认识，更在于他敢于接受暴民声音的挑战。他知道作家安身立命不能靠身份、虚名与荣耀，而要靠实力、思想与胆识。他曾把作家写作比喻成妓女卖淫，说妓女不管有没有激情都必须干，作家不管有没有灵感都必须写，妓女干活不卖力，挣不来大钱，作家写不出好东西，只会泯然暴民矣。读者的口味和社会的选择有时是很残酷的，正如妓女不要期望获得嫖客的尊重，作家也不要期望获得读者无条件的拥戴。

二十多年前，李敖说他“在警察国家中，每月开夺命飞车、做拼命三郎……出《千秋评论》一册。读者每月花一百元门票，看李敖‘文化空中飞人’一次，没摔下来大家喊好，摔下来大家叫活该……”以今天某些暴民那种谁也不尿的的狂躁劲儿，他们要是看到哪个哗众取宠的作家表演“飞人”结果摔下来一命呜呼，甭提该有多兴奋了。

暴民时代的言论竞赛，不那么秩序井然，不那么温良恭俭让，对那些以写歌德文章、塑造“高大全”形象为能事的作家，的确不那么美妙，但对于鲁迅、李敖这样的硬骨头作家而言，无论是友好的意见交锋，还是恶意的言辞龃龉，无论是严酷而恐怖的环境，还是混乱而沸腾的局面，都只会激发他们的热情和斗志，从而愈战愈勇，愈老愈坚。

1957年，中国的“反右”运动如火如荼之际，一个湖南老友斗胆向毛泽东提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第370－371页）。鲁迅与李敖都成名于“空中文化飞人”大显身手的时代，但与鲁迅相比，李敖无疑是幸运的，因为他活到今天，既无需坐牢（他的牢底早就坐穿了），也不会受到“识大体不做声”的警告，还能与暴民的言论竞赛中保持相对的优势。

从这一点看，所谓暴民时代，未尝不是一个有意义的时代。

选自《指名道姓：潘多拉酷评公众人物》，台海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

李敖与北大（余杰）

当我对今日的北大产生一种彻头彻尾的失望的时候，当我发现北大多元的声音正逐步遭受“统一的思想”压迫的时候，当我觉得绝大多数正在北大读书和教书的的人都不配作为“北大人”的时候，我在彼岸的台湾发现了一位真正的“北大人”——李敖。李敖没有在“地理”的北大里念过书，但李敖却属于“精神”的北大。他在文章里很少提及北大，但是他的每个字都显示了他与北大血缘上的亲近。李敖无论从家学、从师承，还是从个人的风度气质、从坎坷的人生经历等若干方面，都堪称20世纪下半叶北大精神最杰出、最全面、最彻底的传人。

李敖的父亲是北大的毕业生。李敖在回忆录中写道：“（父亲）1920年进入北大国文学系。那时正是五四运动后第一年，正是北大的黄金时代。蔡元培是校长，陈独秀、胡适、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等是他的老师。他的同班同学，后来较有成绩的，有搞中国文学史的陆侃如、冯沅君，有搞国语运动的魏建功，同届的同学有周德伟、陈雪屏。”（《李敖回忆录》，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1月出版。）正是北大的出身，李敖的父亲李鼎彝出生入死，在抗战期间受吴焕章之命，出任伪“太原禁烟局局长”，从事危险的地下工作。正是北大的从出身，李鼎彝与黑暗的中国现实格格不入，一生郁郁不得志，最后累死在中学的讲台上。父亲对李敖的影响虽然没有多少学术上的，更多的却是人格上的。不媚上、不傲下、不低三下四、不委屈求全，导致了李鼎彝一生的悲剧，却也成就了他让人景仰的品格。李鼎彝去世的时候，台北有两千人来参加他的公祭，而他仅仅是一个普通的中学语文教师。在父亲的葬礼上，李敖坚持改革传统的仪式，“当众一滴眼泪也不调，真有我老子的老师所写的‘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味道”。李敖因此背上了“不孝”的恶名。后来，还流传着一种可笑的说法：“李敖把他老子气死了！”对此，李敖的老师、也是北大毕业的历史学家姚从吾反驳说：“我知道李敖的父亲是我们北大毕业的。北大毕业的学生，思想比较容忍、开通。李敖的父亲若能被李敖气死，他也不算是北大毕业的了！”好一个掷地有声的回答——真的“北大人”与真的“北大人”之间，心灵是相通的。

李敖先后就读于台大法律系和历史系。虽然他对台大的教育评价不高，80年代有人问他如何安排大学四年的生活，他回答说：“假设我是80年代的大学生，如何安排这四年，不如假设我魂归那50年代的大学生，如何挖掉那四年！……我觉得学校是一个斫丧性灵的地方，对愈有天才的人，斫丧得愈厉害。”（《李敖快意恩仇录》，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9年1月出版。）但是，实际上，在台大的学习生涯对他以后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台大是白色恐怖下台湾自由主义最后的、也是最坚固的堡垒。

进入50年代，两岸的中国人同时陷入专制主义的泥沼，在血雨腥风中连呻吟的声音都很少有机会发出来。大陆的北大经过批判胡适运动、反胡风运动、反右运动以及伤筋动骨的院系调整，早已经丧失了当年的独立品格和自由精神。秉承着当年北大的流风余韵的老北大人纷纷遭到严厉的整肃，在“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氛围下，连蔡元培校长当年倡导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也被当作“资产阶级教育思想”而遭受围剿和批判。在凄风冷雨中，北大精神在北大凋零了。在这一个世纪里，前50年的北大更多的是骄傲，而后50年的北大更多的是耻辱。幸运的是，在彼岸的台大，北大精神得到了薪火相传。台大的第一任校长傅斯年，是当年五四运动的先锋。尽管他在位的时间不长，但却为台大打下了深刻的精神烙印。在所谓的“堪乱时代”，台大师生一直就走在社会的最前面，直面独裁者，直面枪林弹雨，百折不挠，百炼成钢。而李敖正是他们中最优秀的分子。

鲁迅先生在《我观北大》一文中概括北大的校格时说：“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虽然很中了许多暗箭，背了很多谣言；教授和学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更换了，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松懈。自然，偶尔也免不了有些很想勒转马头的，可是这也无伤大体，‘万众一心’，原不过是书本上的冠冕话。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如果先生知道今日北大这两大精神的日渐淡漠乃至于全面沦丧，先生该是怎样地伤心呢？如果先生知道北大的精神在一个小小的孤岛上得以传承，先生又该是怎样地高兴呢？前半个世纪北大的精神主要体现在鲁迅先生的身上，而后半个世纪北大的精神则主要体现在李敖的身上。鲁迅与李敖共同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人灵魂的两个高峰。

对青年李敖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几个人，几乎都是北大出身——如胡适、殷海光、姚从吾等人。胡适是李敖一生最尊重的学者之一。早在北平念小学的时候，李敖就接触了胡适的著作。当他作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大学生给胡适写信之后，胡适很快就回了热情洋溢的信，胡适以一双锐眼发现了这个年轻的天才。在李敖经济困窘的时刻，胡适及时送上了一千元钱，帮助他度过难关。此后，李敖与胡适之间有较多的往来，胡适比李敖大44岁，可以说长了他两代，可是胡适把李敖当作朋友来看待，他们成了一对忘年交。不轻易称赞人的李敖对胡适赞美多批评少，他指出：“在五四人物中，我认为胡适是头脑比较清楚的，在肯定个人价值与英美式民主方面，他更是显得头脑出众。胡适忧虑五四以后思想自由被国民党和共产党左右‘双杀’，他苦口婆心又小心翼翼地特别强调他一贯的个人主义的重要。”作为启蒙运动的先行者，胡适是本世纪中国青年最伟大的导师之一，他是真正掏出心来对待学生的。我读历史学家罗尔纲的回忆录《师门琐忆》时，胡适的人格依然让我如坐春风。同样也是胡适学生的姚从吾说，胡适待李敖如同待罗尔纲。罗尔纲是胡适最心爱也是最得意的弟子，看来李敖也是胡适最欣赏的“私淑弟子”了。

1990年，胡适百年诞辰，李敖为《民生报》写了《胡适百年孤寂》一文。胡适生前很喜欢清代学者李恕谷的话“交友以自大其身，求士以求此身在不朽”，对此李敖评论说：“胡适生前交朋友以‘自大其身’是热闹的，但他死后，他的朋友却犹大者天下皆是也，幸亏有我这种‘士’来不断从大方向以‘不朽’之，或聊偿其所愿。……胡适‘交友’是失败的，但‘求士’却没有看走眼，我的确是最清楚他的一个人，每看到别人的‘胡说’，我就哑然失笑。如今胡适百年孤寂，我千山独行，自念天下事不可为之事，尚有待我去可为。”李敖法眼观世，所见皆一针见血。当年在政治压力下，连胡适的儿子以及弟子罗尔纲等人也如泼妇骂街一般痛骂胡适。而李敖却一直将胡适思想中最珍贵的部分薪火相传。其实，胡适与李敖的性格相差十万八千里，胡适温文尔雅，李敖匪气十足；胡适主张宽恕，李敖坚决不宽恕；胡适为文如一泉清水缓缓而流，李敖为文如大江东去一泄千里。但是，他们两人在骨子里是一样的，都是真正的个人主义者，都是为了中国的进步、中国的自由和中国的民主而终身奋斗的勇者。胡适的“勇”是内敛的，棉里藏针的；李敖的“勇”是外向的，锋芒毕露的。他们从两个角度发挥了北大的真精神。

胡适之后，在台湾继承了自由主义衣钵的是殷海光。李敖说过：“我在台大时，所佩服的在台湾的前辈人物，只是胡适、殷海光而已。”在做人方面，殷海光对李敖的影响更大，李敖在接受美国《花花公子》杂志访问时说：“做人方面，殷海光比较能够维持自我，愈来愈进步。”两人初次在台大文学院见面时，恰好姚从吾走过。殷海光叫住姚从吾，指着李敖说：“此一代奇才也！”姚从吾立刻回答说：“你们两个都是奇才！”与其说他们两人是“奇才”，不如说他们都是“斗士”，是民主和自由的斗士。在弹丸的孤岛上，特务林立，文网严密。特务的数量超过了明朝的锦衣卫，文网的残酷超过的清代的文字狱。晚年的殷海光被台大停课、被出版社和报纸杂志封杀，又患上了癌症。就在这山重水复疑无路之际，殷海光的弟子们都纷纷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他们昔日无比尊重的老师，只有李敖挺身而出，拿出自己的稿费将殷海光送进医院，使得殷海光的生命得以延长两年之久。这种师生之情，充沛着浩然正气，让人肃然起敬。

李敖说自己是“大陆型”的知识分子，然而“大陆对我来说，也是‘江湖寥落尔安归’的局面”。由此可见，他所指的“大陆”，乃是一种精神的旨归。李敖在回忆录结束的地方这样说：“我最佩服唐三藏西天取经，他偷渡出关，直奔昆仑之西，面对一片浩瀚、荒凉与死寂，在这种气氛里孤军奋斗，真是中国第一豪杰。生错了时代、弄错了地方，使我这西天取经的人物，沦落东海布道，并且布得天怒人怨。但是，我还是中国第一豪杰，我一点也不怀忧丧志。”这段话使我想起了当年北大的文科学长陈独秀。晚年的陈独秀流落四川江津，可谓众叛亲离——不见容于共产党，不见容于国民党，也不见容于托派组织。就在如此困境中，他依然豪情万丈，声称要把一生的理念从头推倒、重新树立。他不向任何一方低头，不向任何一方妥协，以一个人的力量面对三大政治势力的压迫和打击。在北大人中，陈独秀是与李敖最相似的一位了。他们两人是最具有“大陆”性格的知识分子。我想，所谓的“大陆型”的知识分子，最优秀的代表也就是具有“北大精神”的北大人。今日的北大，正在快速地丧失精神、丧失校格、丧失胸襟和丧失气魄。而李敖在海峡彼岸，虽然年已花甲，依然雄风犹在，居然又出来竞选总统。李敖竞选总统，仅仅是让那些丑恶的政客们难受。李敖为人为文，如同鲁迅所说，并不企望光明的来临，只是与黑暗捣乱，让黑暗不能心安理得地黑暗下去罢了。他从老蒋开始骂起，骂到小蒋，一直骂到李登辉、连战等“当红人物”。他痛骂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连战，为了吃一顿饭而让几百名警察站岗放哨，浪费了纳税人无数的金钱，简直就是一只大寄生虫。他着眼于维护公众的利益，尤其是维护弱者和弱势群体的利益。他骂的是黑暗的代表或者被黑暗吞没的人，他骂的是所谓的“成功人士”和“强者”——在一个畸形的社会里，成功和强大都是依靠不择手段而获得的。他就像眼中钉一样，让这些人物又恨又怕；他又像钟馗，让小鬼见了他都绕着走。在台湾，李敖是唯一“想骂谁就骂谁”的作家。他评论千秋万代，吞吐日月，比之当们年观沧海的魏武，有过之而无不及。北大之“大”，在他的身上表现得犹为明显。

五四运动之后，以北大青年学生为代表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倡导走向民间、走向底层。不过口号多而实践少，理论家多而力行者少。这是五四精神迅速退潮的重要原因之一。有鉴于此，李敖仰天大笑出门去，到处与“蓬蒿人”为友，以老百姓的疾苦为己之疾苦，将书斋与民间打通，将学界与底层融合，乃生出别一番境界、别一番天地。李敖曾经与殷海光谈论《自由中国》的缺陷，认为《自由中国》所谈的，是知识分子的、上层的、纵贯线上的台湾，在知识分子以外、在上层以外、在纵贯线上以外，对乡土台湾、对苦难老百姓的生活，谈的不够。李敖曾经亲自到所谓的“军中乐园”去调查，发现有的妓女每天被迫接客50次，只分到一点点钱，这叫什么“人间天堂”？她们这样悲惨的生活，什么主义、什么人统治她们，都一样。如果能够改善她们的生活，即使做了亡国奴，她们也心甘情愿。李敖反问殷海光：“我亲眼看到她们接客50次后老鸨们放鞭炮庆祝的景象，她们的痛苦，你殷海光等高级知识分子可曾知道？”殷海光听了以后为之动容，他承认自己不了解乡土台湾，不了解苦难老百姓的生活。在谈到妓女们卖身的“动机”时，李敖说：“可能为了救她的母亲，可能为了救她的女儿，可能为了救她的丈夫。‘国家’对不起这些苦难的人，这些人是宁愿做亡国奴的——只要她们能摆脱悲惨的命运！”在李敖看来，个人的命运、个人的尊严，永远被放置在第一位。“爱国”是从爱每个苦难中的国民开始的。

与李敖的身体力行相对照，今日的北大已经日益变成一个孤岛——外在于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教授和学生们抱着强烈的“精英”意识，认为自己能够改变中国、能够拯救大众。然而，他们却不知道中国究竟是什么模样、大众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的理想写在书本上，他们玩弄着刚刚从西方舶来的花里胡梢的新潮理论。他们说，有这些“锐利”的武器就够了。他们的知识在膨胀，他们的人格却在萎缩；他们的思维很敏锐，他们的精神却很苍白。墙里秋千墙外道，他们在大观园里，何尝知道外面发生了些什么？而他们振振有辞地说，板凳要坐十年冷，我们在做大学问呢！我不知道他们最后能够做出什么样的学问来。

在单向度的、冷漠的、体制化、科层化的北大里，我一边回想五四的辉煌，一边阅读李敖的文字。在温热的历史和冷峻的现实之间，我寻找着慰藉，也寻找着方向。我把李敖当作我的师兄，只有他才配得上是我的师兄。北大产生不了李敖，这是北大的悲哀，同时也是李敖的骄傲。而我，在这北大的悲哀与李敖的骄傲之间，彷徨于无地。

（wjm_tcy注：后来余杰也如同其他早年崇拜李敖的人类似，也改为痛骂李敖了！可笑啊！）

听李敖痛骂李登辉（《飞天》杂志）

“挑战李敖”是环球电视台为“总统”竞选推出的金牌栏目。“挑战李敖”采用现场直播，每晚9点开始，直至深夜，收视率很高。台湾朋友说，大家之所以爱看这个栏目，是因为李敖知识渊博，极富辩才，常常是妙语联珠，语出惊人。这还不是最精彩的。最精彩的，是每晚都批李登辉、骂李登辉——批则体无完肤，骂则狗血喷头；令观众痛快淋漓，拍案叫绝。

一个学生问李敖：如何评价李登辉的“两国论”？

李敖说，“混蛋总统”李登辉的“两国论”把台湾害苦了，几乎把台湾带到了战争的边缘。一个政治家不在于他是否提出主张，而在于他是否有能力、有办法实现这些主张。我一夜就可以提出一千项主张。能实现吗？“混蛋总统”李登辉提出“两国论”，他能实现吗？

首先，说“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不是事实的描述。1949年以前的“中华民国”包含全大陆，1949年以后的“中华民国”丢掉997％的领土，所以“中华民国”的政府来到台湾，领土没有来到台湾；“中华民国”在历史上是偏安政权，不是主权完整的国家。

其次，联合国不承认“中华民国”为主权独立的国家。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条，13亿强大的大陆人民反对你，你能独立吗？

第四，主权独立的国家，必须得到国际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承认。1949年以前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家有120多个，现在有多少呢？是22～29个国家。数字是浮动的。为什么？因为是拿钱买的。有许多小国家，你给它钱，它就跟你建交，支持你，把你的钱花完了，就不支持你了，又跟你断交。混蛋“总统”李登辉的金钱外交，真丢人，把脸丢尽了。

李敖问同学们：世界上有个小国叫“那乌鲁”你们知道吗？你们肯定不知道。它太小了，小到你用放大镜在世界地图上都难找到。“那乌鲁”只有五平方公里，比台湾的日月潭稍大一点；只有9000多人，比你们台湾大学人还少。就这么一个小国，混蛋“总统”李登辉花了28亿元买了个“建交”。靠这样的小国家支持，你能成为主权独立的国家吗？所以说混蛋“总统”李登辉的“两国论”是行不通的，他有主张无办法，只能给台湾带来灾难。

接着，李敖讲了一个略带“颜色”的故事。他说，从前有个大地主，有四个女儿，都出嫁了。大女婿、二女婿是读书人，有文化，老岳丈很喜欢；三女婿、四女婿不读书，无文化，老岳丈不喜欢。老岳丈过生日，想刁难一下三女婿和四女婿，提出让四位女婿各写一首诗，而且诗中必须有“大、小、多、少”。写出诗方能入席。

于是大女婿说道：我有一把扇，打开时候大，合起时候小；夏天用得多，冬天用得少。

老岳丈连说，好诗好诗请大女婿入席，喝酒、吃菜。

轮到二女婿，他说道：我有一把伞，撑开时候大，收起时候小；雨天用得多，晴天用得少。

老岳丈也说好诗，请二女婿入席，喝酒、吃菜。

轮到三女婿了，他指了指自己下身的某一部位，说道：我有一个它，用的时候大，不用的时候小；夜晚用得多，白天用得少。

老岳丈皱了皱眉头，未置可否，三女婿也算过关了。

最后是四女婿，他指了指自己的老婆，说道：我有一个她，用的时候大，不用的时候小；别人用得多，自己用得少。

李敖的故事，引起轰堂大笑。突然，李敖话锋一转，问同学们：你们看混蛋“总统”李登辉推行的“金钱外交”像不像四女婿的诗呢？与台湾“建交”的20几个小国，用的时候，欺骗民众，说它们是“国家”，很大，实际上很小；“建交”花钱很多，实际作用很少。

演播厅里响起热烈的掌声与笑声，为李敖丰富的联想，也为李敖精辟的比喻，更为他骂李登辉骂得痛快淋漓。

然而，李敖对李登辉的痛斥到此并未结束。他问同学们：你们知道李登辉的月薪是多少吗？我告诉你们吧：是80万台币。是世界上收入最高的少数几个“总统”之一。这里还不包括“黑金”。混蛋“总统”李登辉是权力最大，责任最小，收入最多，贡献最少。你们看，他本人不也像傻女婿的诗吗？

演播室里再次爆发出哄笑与掌声……

对世界上头号霸权主义国家——美国，李敖同样展露了批判的犀利锋芒。在回答一个“获得美国的支持就可以搞‘台湾独立’”的问题时，李敖反问：你认为美国就那么可靠吗？我告诉你吧，这个世界上最不可靠的就是美国。你们知道越战吧？美国扶植了一个傀儡政权，只要你反共，要钱给钱，要武器给武器，最后亲自出兵参战。后来才发现，自己陷入了泥淖，根本打不赢这场战争，而且死了很多美国大兵。这下不得了啦！美国人的命很值钱，国内成天搞反战，最后只好撤出。撤出就撤出吧，还死要面子，美其名曰“越南战争越南化”！这不是扯淡吗？“越南战争美国化”都没打赢，你让它“越南化”能赢吗？结果可想而知。美国撤出不久，傀儡政权就垮台了。你看，这样的美国靠得住吗？我奉劝寄希望于靠美国支持搞“台湾独立”的人，死了这条心。美国是最靠不住的。如果靠得住，蒋介石会败退到台湾来吗？国民党蒋介石的失败，令美国朝野展开了一场大辩论——“谁丢了中国？”结论是腐败的国民党蒋介石丢了中国。这样的历史教训还不深刻吗？“台独”意味着战争。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那时，美国人会为保卫台湾而牺牲生命吗？绝对不会。他们至多再来一次朝野大辩论——“谁丢了台湾？”结论现在我就可以告诉大家：谁搞“台独”谁丢的台湾。

关于台湾的出路，李敖请大家参读他写的《邓小平论一国两制》。他说，惟有以“一国两制”为基础，海峡两岸才有可能坐下来谈。“两国论”不行，“台独”不行，宋楚瑜主张在美国见证下签协定，也不行。

有人问李敖：明知你获胜无望，为什么还要参选呢？

李敖是作为新党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的。据李敖讲，台湾有88个政党，但多数是“泡沫”党，有名无实，真正有实力的是国民党、民进党和新党。宋楚瑜是独立候选人。李敖介入新党的工作只有四个月。李敖本人对新党的评价是“一流加一流等于二流”。言下之意是新党多由“书生”、社会清流及国民党中不满李登辉的有识之士组成，其成员素质都很高，但作为政党组织尚欠“火候”。台湾知识界普遍认为，新党推出李敖，意在“搅局”，同时，利用他的“名笔”、“名嘴”喊出新党的声音，提高新党的知名度，壮大声势，以利将来。正因如此，出现了非常奇特的现象——“挑战李敖”收视率节节攀升，民意调查李敖的支持率则很低，形成反比。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发问即由此而来。

对此，李敖的回答很妙。他说：现在离大选投票还有60多天，其间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比如连战得暴病身亡，宋楚瑜发生了车祸，陈水扁被他老婆害死了……那时我不就成为你们的总统了吗？所以你们现在对我讲话就要客气一点噢！

在回答另一个关于李登辉的问题时，李敖说他要告李登辉，罪名是“伪造文书”。他说蒋经国的“遗嘱”是李登辉伪造的。他举证说，蒋经国是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分去世的，而后李登辉是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分召集某某起草遗嘱的……言之凿凿，令人笃信不疑。

“挑战李敖”，每天都有新内容，每天都有新话题，每天参与对话的观众亦不同。但主角只有一个——李敖；焦点只有一个——李登辉——批李登辉的“两国论”，揭李登辉的丑恶历史，骂李登辉的数典忘祖……

公众挑战李敖，李敖挑战李登辉，成为台湾“选举季”的一道独特风景。

——摘自长篇报告文学《难忘台湾，难忘金门——台湾金门十日行》，原载《飞天》2001年8月号

“选个总统玩”的李敖（古远清）

文学人物

这里所写的“文学人物”，是当之无愧的台湾著名作家。其中有男女之分，老少之分，统独之分，统派中又有“左统”与“右统”之别。要把台湾所有著名文学人物一一写出，不是本书的任务。限于篇幅，这里只挑选在两岸三地名气最大者，其中龙应台是曾在当局官僚体制中任职的官员，李敖为全球华人文化圈闻名的公众人物。陈映真、余光中等人虽没有李敖这种名扬天下的光亮度，但他们在台湾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希望读者不要忽略。

一、“选个总统玩”的李敖

人皆谓我狂，

我岂狂乎哉？

是非不苟同，

随声不应该。

我手写我口，

我心做主宰，

莫笑我立异，

骂你是奴才！

——李敖：《写给党混子》

李敖是继梁启超、胡适之后的独一无二的“狂飚型”知识分子。他是顽童、狂人，也是善霸、战士，是文化基督山，亦是社会罗宾汉。三十多年来，人们对他千夫所指，他对人们横眉冷对。反感他的人，认为他狂妄自大，目中无人；欣赏他的人，赞扬他独来独往，个性鲜明。

作为一位大作家兼大坐牢家的李敖，他敢说敢作敢为，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天下人不敢做的事，他敢为天下先去做；天下人认为不该做的事，他勇敢地信心百倍地去做。他靠自己的一枚秃笔，写尽天下政治人物。在1999年，他却来了180度的大转弯，决定自己下海，参加和别人抢夺“总统”宝座的政治游戏。

和亲民党一样，新党原是从国民党分裂出来的一股政治力量。在国民党、亲民党、民进党三大势力恶斗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新党，在选战中难有发挥空间，根本推不出像样的人物出来与连战、宋楚瑜、陈水扁角逐。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决定请李敖出山，代表新党去参选“总统”，这可谓是发挥创意的大手笔。

李敖之所以拔剑走进政治江湖，乐于和新党合作，是因为新党反黑金、反台独以及主张两岸问题和平解决、关心小市民生活等政治理念与他相近。

新党选中这个“人人骂我，我骂人人”、让谁也惹不起的人物作为竞选对象，其志不在打赢选战、奢望新党有朝一日能成为执政党，而是希望在政治重组过程中不丧失主动权，并借李敖活跃的思想和名扬天下的光亮度，给新党注入一股活力，使人感到新党没有被宋楚瑜吃定，还有若干主体性。

为了让广大读者真正认识李敖，了解台湾黑金政治的内幕，李敖写了一本《李敖玩竞选》，其中亮出他参选的政治纲领：

我投笔从政，做了一回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悟空，亲上擂台和那些政客们面对面撕打，此举为政客们所未料，故可称奇招；我屡被打压，新党又势力单薄，藉此和那些政客们拼斗，险象环生那是自然，成为众矢之的亦是以身涉险，故可称险招。

李敖就是李敖，如此形势，还有谁比我更知难而进吗？

胜者王侯败者贼，李敖做尽了大侠，做一回贼又何妨？

我没有前卫，前卫就是我的锤子。

我没有后台，后台就是我的脊梁。

我说干就干，亦是奇招险招迭出。在力量悬殊的选战中，我只能靠我的智慧一柱擎天了。我率先提出了我的十大政见：

一、用大政治家的标准治理台湾。

二、以一国两制保障台湾安全，与大陆谈判，占尽对方便宜。

三、考虑选择歌手张惠妹为副总统搭档人选，因为她是真正的台湾人。

四、当选后任命宋楚瑜为行政院长，不干不行。

五、修宪缩减总统权限，重建内阁制，建立单一国会。

六、比照韩国模式，法办李登辉。

七、清查国民党党产，全数充公。

八、强制公布金融机构呆帐名单，并予以追讨。

九、先为表率，总统薪水只要李登辉现领的二十分之一。

十、就地掩埋蒋氏父子尸体，取消陵寝，拆除中正纪念堂。

我随后筹集“粮草”，提“嘴”上阵，四面出击，招招致敌，忙得不亦乐乎。我的招法可归纳为：筹款招、策反招、示弱招、擒王招、揭底招、打假招……

李敖认为：“玩政治比玩女人有趣，政治强人多是玩女人高手，可是他们的兴奋点是在政治上。”陈水扁选单身女人吕秀莲做搭档并以此作政治秀，便说明他不愧为“玩女人高手”。为了讥刺阿扁，李敖故意让流行歌手张惠妹做自己的所谓搭档，其用意当然也“在政治上”。

新党受亲民党夹攻，对宋楚瑜十分不满，但在反李登辉问题上又有共同的政治诉求，故他们从内心深处不愿意宋楚瑜落选。新党这次征召拥宋但又对宋多持批判态度的李敖出马，属一箭双雕的奇招标：其“声势大到让宋必须侧目，得罪却小到让宋可以放心。”第四条便兼顾了新党这一极其微妙的两难。

第六条不是空穴来风，李敖早就作出惊人的预告：他手上持有李登辉在瑞士银行的秘密账户与李登辉伪造蒋经国遗嘱相关事证，日后将对李敖提出控诉。李敖说得到做得到。在选战结束后，他第一时间和立法委员李庆华、台北市议员李庆元等人赴高检署与地检署控告李登辉涉嫌“内乱、泄密、贪污、渎职、逃税”等罪名，要求司法部门依法对李进行调查。

第十条则说明李敖和蒋家王朝始终势不两立。这当然不是“示弱招”，而是“示强招”。

在这十条中最重要的是反台独、反李登辉，在台湾倡导“一国两制”。

有人认为：赞成“一国两制”，就是“出卖台湾”，而李敖认为：台湾如果能“卖”个好价钱，还不错哩。“出卖”是谈判过程里的一个让步，但该属于我们的，我们掐住不放，甚至要得更多。“这是我们惟一的机会，也台湾最后的筹码”。基于此，李敖毛遂自荐，希望由他这个无党无派人士代表台湾人民去与大陆谈判。

又有人认为，李敖的所作所为是在替大陆做宣传，他的朋友也劝其放弃“此乃险招中的险招”。可李敖仍我行我素，对“一国两制”情有独钟。他始终认为：“一国两制是对台湾最有利的。一个中国的前提下，海峡两岸50年不变，没有战争，于人民有利。”

还有“敖迷”认为：李敖“晚节不保，投靠新党”。可李敖回答说：“从我与新党的交易的条件来看，不是体制收编了李敖，而是李敖收编了体制。”

且看李敖如何“收编了体制”：在竞选时，他居然不按牌理出牌——不设竞选总部，不要保镖前呼后拥，不摆流水宴席，不扫街拜票，不下乡拉票，不乘飞机而坐火车——他这一惊世骇俗的举措，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在颠覆选战的游戏规则，冲击新千年的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过程。他以凌厉的“愤世嫉俗的玩世派风格”破局，将李登辉苦心经营的阵势打乱，将宋楚瑜的政治盔甲掀开，将陈水扁的台独民意基础削弱。

乍看起来正经八百般严肃的政治，在这位高兴骂谁就能骂谁、就敢骂谁的李敖眼中，可娱性极强。作为一位没有老板，没有上司，没有朋友，有一笔在手六亲不认的李敖，以笑傲江湖、游戏人间的特殊风格投入这场选战，其所扮演的并不是仅仅逗人一笑的丑角，而是在这不说假话、不说大话便办不成大事的政治舞台上，以自己大师般的素质和讲真话的勇气，仇连、恨扁、敌宋、剥光这三位参选人的皇帝新衣。他用“神偷”的手法，偷去各派政客头上的光环，使他们不敢用怀柔的方式化解恶评，不敢用“健忘法”对过去从政的不良记录不认账，从而使自己变为跨世纪的“政治侠盗”。

选举于2000年3月举行。这个连选票也不投给自己，甚至要求朋友对他的支持“适可而止”的李敖，只获得一万多张票，在五个候选人中排倒数第一。然而他不是最大的输家，而是最大的赢家。在这位老顽童看来，他这次“牺牲色相”的演出，真够另类和后现代。他名曰代表新党参选，但有如洪水的他，一旦拉开闸门便泛滥成灾，正如《新新闻周报》的一篇文章中所说：李敖既可载舟又可覆舟。具体说来，其参选行径既可能成为救党助宋的高招，也可能成为灭党亡宋的黑脸，代宋说出批李贬扁等宋不便说出的话，让新党处境更加尴尬。他事后拂袖而去，又不参加新党。这和某些文化人依附政治势力向上爬，不可同日而语。

李敖以“永远的反对派”的道德诉求所颠覆的不仅是学问家在人们心目中不食人间烟火的形象，而且还颠覆了政治的神圣性，为真正的民主选举做出表率，使台湾的选举文化更加平民化和多元化。他不怕别人收拾他，更不怕坐牢，成了用文字向黑暗势力进行战斗，继鲁迅之后的一位最坚决、最勇敢的作家和战士。他不花一分钱玩竞选，救了新党的命，使其“泡沫化”现象减少。他向媒体自夸复自嘲、妙语如珠、令人绝倒的做法，挽救了被选战弄得“头晕脑涨”的媒体，使这场选战变得既严肃又有趣。更重要的是他通过影响力比其打官司大得多的政治舞台，尽情地表演，不断地向台湾人民传播他的“一国两制”理念，给媒体凭空增添了许多新鲜有趣的题材，使这场竞选变得好看又好玩。

通过这场大选，李敖不仅救了一些人的命，也“要了一些人的命。”其一是以“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的声势，揭露了国民党独裁的黑幕。其二是举起大刀，冲锋陷阵，把李登辉的黑金政治的材料抖落出来，将其杀得人仰马翻。其三是利用自己的利嘴、快刀和铁笔，猛攻台独，呼吁和平，使陈水扁的台独破旗暂时收敛起来。

当不当官乃至做不做“总统”，对李敖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全台湾开展了一个破除“恐共病”的思想解放运动。李敖本来没有永远的朋友和敌人，也没有永远的胜利和失败，只有永远的李敖。无论是作为一个“真正的男人”，还是作为一位思想家，在这次选战中打了极其漂亮一仗的李敖，将永载史册，名传后世。正如他自己在《李敖玩竞选》中所言：“……做一个小岛的什么鸟总统呢，顶多关起门来风光几年，又有几人能记住他？永垂不朽绝不可能，遗臭万年倒是真的。”

参加过大选的李敖，看上去似乎年轻了20岁，这正如他过去在一首浴盆里作的打油诗所言：

二次出狱后，声名翻两番。

先当孙行者，后变彼得潘。

只做单干户，不搞李家班。

独来又独往，管他关不关。

二次出狱后，声名翻两番。

少食花生米，多吃豆腐干。

她将裙儿解，我把裤子穿。

夕阳无限好，只是要变天。

二次出狱后，声名翻两番。

口诛群党棍，笔伐大汉奸。

无心做牛饮，顺手把羊牵。

一片伤心事，不独为台湾。

摘自《当今台湾文学风貌》／古远清著，江西高校出版社，20050606

李敖嬉笑怒骂，何尝不是劝戒？（吴昆财）

前两天李敖唱作俱佳，旋风横扫大陆，忽而在北京演讲中，勉励北大人，应该以言论对付中共，争取自由，切莫将肉身抵挡坦克车；忽而在清大吹捧中共。要如何看待李敖这种“曲线理论”、试图以柔克刚的方法。

《史记滑稽列传》中描述，汉武帝时，其乳母家犯罪，武帝准备将乳母全家发放边疆。这时，乳母急忙求助于倡优郭舍人，郭舍人献策，要求乳母明日上朝，辞别武帝后，疾行几步，即回头看看武帝。果然，隔天，乳母遵照郭舍人之指示。这时郭舍人立即向着乳母斥责：“老女人！还不快走！陛下已成年了，哪还需要你的乳？为何还频频回头看！”武帝一听，前尘往事，悲悯之心全涌上心头，乃赦免了乳母。

上述的故事，说明了古往今来面对威权与专制政体，若想要达成目标，必须注意过程。儒家经常强调气节，所以即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如此思维，最后通常两败俱伤，不但目标没有达成，连性命也丢了。吊诡的是，司马迁为李陵辩护，却选择直接冲撞汉武帝，最后虽牺牲了lp，可李陵仍遭灭族。

但道家却强调“曲则直，枉则全”的道理，认为可以透过迂迴的方式完成目标，而不必以肉身或生命正面冲撞当道，这就是以柔克刚的道理。一方面完成使命，又可保全性命，套句现代用语，那是双赢策略。

李敖就如同秦朝的优旃、汉朝时东方朔和郭舍人。李敖在大陆的嬉笑怒骂，也如同东方朔在长安的狂人作为一般，那对专制与威权者，何尝不也是一种劝戒？

李敖在大陆的放言高论，就是道家精神的翻版。一味想要强行推销民主自由给中共，而不在乎主人的颜面，那不是作客之道，最后弄巧成拙，反坏了好事，这是因小害大，不足为训。只要目标正确，匍匐前进，如同剥洋葱，最后仍可望见核心价值，李敖正在扮演剥葱者，一场道家戏码正在中国上演，不论是北大、清大，相信未来的复旦，亦复如是！

吴昆财／嘉义大学史地系助理教授（嘉县民雄）

《北京法源寺》三人谈（王彬彬、汪应果、朱寿桐）

编者按今年3月，国内不少媒体纷纷报道，台湾学者、作家李敖以长篇历史小说《北京法源寺》被提名候选诺贝尔文学奖，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为此，本刊编辑部特邀南京大学三位知名学者就这部小说的思想性、艺术性各抒己见，以飨对此书感兴趣的读者。下面是他们的谈话纪要（以发言先后为序）。

王彬彬（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李敖的文笔一向直白、晓畅，毛病在于含蓄不足，但读来有趣，很过瘾。这部小说《北京法源寺》（以下简称《法》）也保持了他一贯的文风。李敖的文言功力很好，这部小说在语言上的一个可取之处，就是最大限度地避免了用文言表达的方式，不像我们许多现当代作家，一写到50年前的事，就文白夹杂，又夹得不通。而李敖的这部书则保持了用纯正的白话叙述的方式。

《法》写的是我们都很熟悉的戊戌变法100天的事。如果用已有的小说理论，它有很大的缺憾。传统小说理论要求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必须做到形象饱满、感性层面丰富，要有大量生动的日常生活细节，要写人物的生活圈、交际圈，挖掘人物心理内涵。如果是写政治人物，必须写他的政治活动，写文化人物则必须写他的文化活动，这样才能把一个人物形象立体地建构起来。如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法》，它是很不足的，感性层面很干瘪，理性层面有余，充斥着大量的论辨、驳难、说理，外在形象和内在心理表现都很不充分。这对文化水平较低，或者不大了解中国历史知识、近代史知识、佛教知识的读者来讲，读起来会很枯燥；而对文化水平较高的读者，则别有一番趣味。李敖的这种做法，后来我读《后记》知道，他是有意为之的，有意要破格。他有一个理论，说过去我们强调小说要有形象功能，要能把一个人物形象感性地具体地表达出来；还要有传播功能，能把某种抽象的、定形化的思想观念具体形象地传达给读者。但现在影视和传媒业非常发达，论形象论场面，它们都非常直观，且不需要文字的转换。面对影视业强大的冲击，小说应该调整自己。李敖有一句话“除非小说加强仅能由小说来表达的思想，它将殊少前途。”这部小说就是照这个理论写的，就是要表达一些由小说才能表达的东西。

我认为《法》的主体部分就是对康有为、谭嗣同心态的追索，这部书也可叫《谭嗣同之死》。李敖围绕着谭嗣同本可以不死却一定要死，写得非常多。变法失败后，许多人来救谭，他都拒绝，对不同的救援者作不同的解释，如梁启超、日本人、南方革命党人、大刀王五。对这些解释作者都没有得出明确结论，只是把谭嗣同为什么要死的多种可能性都展现出来，让读者自己作判断。对康有为也一样，康有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一般习惯的看法，认为康早年激进，后来保守以至保皇，一面是他最早唤醒中国要起来变革图强，但偏偏又是他很快就落在时代的后面。对此，这本书有它的见解。它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如大量的康有为的内心独白、他与其他人的对话，对康有为的心态来了个大追踪。康有为说他为什么要君主立宪、虚君共和，实际上真实想法是想保留一个皇帝的象征符号，像英国、日本等国，起到一种稳定人心的作用，而在这个大旗下可以做很多手脚。

我理解《法》这本书就是试图重新解释戊戌变法这个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节骨眼或者说转折点的重大事件，并试图通过康、谭这两个重要人物来探讨中国的前进之路是改良还是革命虽然书中写到谭嗣同最后以死证明改良之路行不通，即使有光绪帝的支持也不行，李敖也并未作出改良抑或革命孰优孰劣的评价，但他好像还是倾向革命。这是个到今天仍然没有解决的问题，一直争执不休。李敖在这里有一些出彩的议论，也有一些对中国历史的深刻认识，比如他说中国政治往往是被一个集团所把持，而既得利益集团是铁板一块，集团的头儿想改都改不了。王安石变法的惨败就是一例。这样就把中国历史进程当中的一些偶然性、暧昧性的因素揭示了出来。这一点在艺术上有点像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复调”意味，把几种声音对等地表达出来，而自己不做明确的判断。

这本书的缺点是，我感觉好像是有意写给外国人看的。把一些中国历史上的常识写得太充分，就像是对外人讲自己家里的事，而对自己的人则大可不必这么充分。

汪应果（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传说这本书可能入围诺贝尔文学奖，由这个话题引发了我对文学的一些基本价值观的想法。我认为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价值观始终与国际上的观念不接轨，诺贝尔文学奖要求对各民族文化深层次的东西进行分析，而且是从否定性继承的角度进行分析和思考。纵观世界各国的先进文学，都不是对本民族文化歌功颂德，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是这样，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也是这样。事实上，哲学的一个基本命题就是世界前进是靠否定性继承前进的，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恰恰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重要根据之一，还有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几个阶段都是在不停地否定自己往前走。不能老是固守自己的堡垒。因此文学作品必须从否定的基础上往前发展，这个价值观不搞清楚文学就没希望。这就要求文学，始终对社会、对人生采取一种冷静的批判性态度。

联系到这本书，我有三个感受，第一，它把中国文化的大优大劣都写出来了。我想传说它入围诺贝尔文学奖，可能人家看中的也就是这点。中国古代文化劣的地方，尤其是政治文化，可能是全世界最黑暗的政治文化之一，而我们始终不敢正视这个问题，这个国家的文化有灿烂的一面，但灿烂之处并不在此。我们的政治文化的无序、流氓化，造成了中国国民素质的低下，“成者为王败者寇”、“该出手时就出手”，都是流氓话语，而这些话语到今天还大行其道。举个例子，《三国演义》电视剧在国内播出红透了天，而新加坡却一个拷贝也没买。原因何在就是人家已经高度法制化，一切按规范行事。这就显示了先进民族与落后民族的可怕差距。这本书的一大特点就是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大劣之处淋漓尽致地写出来了，包括牢狱里怎么折磨人，刑场上怎么杀头。

但中国文化包括儒、道、释又培养了一批最先进的“士”和士文化。中国五千年未亡国，中华文明流传五千年未断流，原因就在于这批传统文化精华的载体——“士”的承接作用。陈寅恪在60年代就看出“哪个民族把士给打倒了，这个民族就流氓化、卑鄙化。”“文革”的大浩劫就是此言最好的一个例证。李敖在这本书中塑造了谭嗣同这个忠臣大儒的形象，谭这样一个道德纯洁的人物，的确可以拿到世界上与别的民族平等对话。

第二，世界上公认的好作品标准，主要在于它所表达的深刻的思想发现。而我们民族一向理性思维能力薄弱，按理20世纪这么大的变革应该出现很多理性思维的成果，但实际很令人失望。这个民族变得浅薄，动不动就捧出“大师”，20世纪的思想者有巴金、顾准等几个，而真正称得上是思想家的大概只有鲁迅。至于思想的颗粒，有一些但很不够。到今天传媒不断推出一批批“大师”，作为炒作行为可以，但究竟他们提出了多少思考和思想一个民族没有这个，就生存不下去。

第三，这本书为了表现思想上的追求，宁可牺牲艺术形式。这个做法在我们这儿行不通，但在世界上却是常见的，如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第四卷整个就是议论。我们的文学观有必要审视世界上先进民族的标准，而不要死抱住所谓的艺术性，如文字上的小俏皮、地域风情等等。李敖这本书有他的思想颗粒，的确把中国文化上的大问题提出来了，至少是提供了思考的起点。

人类需要文学首先是一种形而上追求的需要。人们通过文学、哲学，必然要思索生存的意义，存在的价值。《法》至少提出了“求仁得仁”这样一种生存价值观。中国严格说来是无宗教的国家，但有一种形而上的道德规范，譬如“道”，是一种重要的信仰，可以解释是上帝也可解释是宇宙的规律，正因为中国人对此有追求，中国才有希望。“仁义”也是规范，是进入了神明的东西，代替了宗教情怀。《法》这本书一再强调最值得追求的就是这个，如李敖写谭嗣同不管对他的死作何种解释，但万变不离其宗，他追求的就是这个“道”。这一点也是这本书的文学价值之所在。

但这本书是有明显缺点的。李敖是在国民党的囚牢中构思这本书的，生死未卜，想得很远，想把中国几千年的政治、文化、历史问题写下来，如中国古代政治为什么总是这么黑暗、陈陈相因但毛病也就在这。构思的框架很大，气势很足，一泻而下，但未及深雕细琢，18万字只写了两个月，显得粗糙，破绽和失误也不少。但是他在70年代就指出中国历史老是不停地重复犯同样的错误，还有，李敖指出了个体与群体的作用问题、统治者集团利益化的问题，这些思考是很精彩的。但是，作为生活在20世纪末的人，又比较倾向于用革命的手段来解决中国问题，却没有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去刨根究底地思索，这不是伟大作家的风范。像雨果《九三年》、狄更斯《双城记》，都是在思考、总结与他们同时代的大革命，既同情革命又批判革命。鲁迅是最早的同盟会员，政治上无疑是赞同辛亥革命的，但他的《阿Q正传》又从文化上否定了辛亥革命。我认为，自19世纪末这100多年来，中国一直在革命中度过，革命前我们希望改变的是专制制度，革命的目标是出现廉洁政府，但实际成效有多少呢“文化大革命”重现的就是历史上最反动、最封建的东西。这就是历史不断走回头路，我称之为“牛轭湖现象”。李敖在这本书里虽提出了思考，但没有与时代同步，这是他的局限。但思想总比不思想好，他至少提供了让我们思考的文本。我以为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还要靠中国的一批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这本书还有一个意义，就是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范本。它告诉后继者，前面的一批知识分子尽管也犯错误也有挫折，但却是慷慨大义、大智大勇地走过来的，这至少也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任何民族任何时代永远需要先进的思想者，尤其是在前进的障碍尚未扫清的时候，所有的思想者都是孤独前行的。

朱寿桐（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我从一个读者的角度进入这本书，越读感觉越差。由此想到台湾有人提名李敖做总统候选人与有人提李敖以《法》入选诺贝尔文学奖一样，都是胡闹。提名李敖入围诺贝尔文学奖的人未必能像汪老师看得那么清楚。的确，西方学者、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要求别的文化要有深蕴，尤其是思想的批判性，但具体从获此奖的东方作家看，如泰戈尔、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他们整个接受的是西方的那套东西，然后加以东方的民族风情的阐释。西方人更多看中的就是东方风情的表现。在西方中心话语里根本不考虑东方文化在思想上的贡献，在思考上带给他们的惊喜和启发。

我认为李敖是个批判的巨人、建构的侏儒。在这部作品中，他批判的时候淋漓尽致，挥洒自如，很有道理。如他批判义和团、批判慈禧，说义和团是文化大乱命，说慈禧是外斗外行内斗内行，确是神来之笔。而一到建构，就只能靠引经据典，主要是他读的那几本历史书，古典文学、宗教典籍什么的，最后不知道说些什么。我认为这本书没有思想上的震撼力，却摆出了思想的架子。我做过统计，这本书主体部分就是辩论与说理，如康有为与余法师辩论38页；梁启超与谭嗣同辩论17页；谭嗣同答复王五等的劝说14页，最后康有为与李十力辩论17页。这种表现方法，无论其表现的思想如何高明，见解如何深刻，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总是不高明的。除辩论外，还有大段的人物内心独白，如写梁启超夜读谭诗的心理活动并没有充分的依据，像是作者强加给历史人物的揣测。

李敖的这部书充分表现了他对自己语言魔力的迷恋，甚至是他语言自淫的成果，简直到了不顾情境不顾人物性格的地步。如明明大家都知道的历史常识，他却不厌其烦地在深奥的辨论中加以解释。如康有为与余法师已经将中国的历史、伦理讨论得很深，却忽然康有为解释起“国子监”是怎么回事来。在这些辩论当中，李敖完全失去了并列“五百年来写白话文字第一、第二、第三名”的潇洒，显得极端酸腐气，离开了古代文化典籍和历史故事，就显得非常苍白。我个人认为小说的一些规定性还是不能突破的，毕竟不是一部荒诞的、浪漫的小说。在这本书里则很多如果叫说耐不要做无请的情性两人谈了半天；日本人奉高层之命来营救谭嗣同，在这么紧急的情况下，也引经据典谈了一大堆。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李敖对自己的语言太欣赏了，说溜了嘴就收不住。

书中还有大量的重复，重复的情节，重复的话。还有许多历史知识的失误，如李敖在书中说古代中国对日本一直是看不上眼的，其实不然，元代中国确实是打过两次日本，第二次派了10万人900艘船，在海上遇到了大风暴，几乎全军覆没。到了明朝对日本则很有顾忌，明太祖两次派人与日本修好，主动做战争赔罪，这些《明史》里都有记载。但也正由于这种恶性循环，使日本人民族自大的心态恶性膨胀。《法》还有个重大的疏漏是，日本公使想救谭嗣同，但李敖却对营救的动机作了自以为是的推测。外国人对中国志士的营救，可以是出于同情，出于人道主义，或出于政治投机，但决不会站在中国人民族大义的立场上，尤其是日本人，尤其是伊藤博文这样的侵略意识很强的日本人，他决不会因认识到“谭嗣同是中国青年的灵魂”而去营救。一个学历史的人这样处理历史是很不检点的，至少在这里李敖不是批判，而是对历史的歧解。

读了这本书我有一个感受，这感受是受到他的一句话的影响而产生的。他说“有一种历史人物不是为了信仰对象而牺牲，而是为了信仰本身而牺牲”。因此我想到，李敖的批判并不在于批判的内容，而在于批判行为本身，这跟他的语言一样，不在于表现的思想而在于语言的流利表达。而实际上李敖的批判是有选择的，抓住国民党这只死老虎不放，中国还有许多严重得多的问题他却不批判。如果说《法》这本书成为对中国问题进行思考的起点，我觉得这启发性也很有限。事实上这本书在大陆没有什么影响，不可过高地估计它的诞生对我国民族思想史的意义。另外我也觉得不能用有意突破旧有框架来解释它在艺术上的漏洞，我最反对某种人写到后面发现有失误，就硬说我是有意这样写的。破绽就是破绽。至于《法》这本书何以写成这样，我想还有个原因就是李敖当初是在监牢里构思这本书的，憋了一肚子气，对献身有种崇高感，于是对谭嗣同加以神圣化，一提到献身就失去了理性思考。（摘自《书与人》）

散文之力（谢有顺）

——以李敖为例

散文产生于自由的词语内部，它往往与作家的心灵有着最密切的关系，但它却不是适合作家在思想或精神上用力的地方。——甚至由于用力过猛，着了痕迹，许多的散文就显露出失败和僵硬的模样来，让人无法卒读。因此，散文写作一直被人视为是一种柔软而亲切的话语运动（林语堂所说的“娓语”，大约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它有着最为广泛的语言边界，也有着最为自由的文体特征，以致一切无法归类的文字都可称之为散文。——从这点上说，每个人都是广泛意义上的散文作者，如果日记、学生作文、工作报告、年终总结和我所从事的文学批评都算在内的话。

散文似乎已经无法拒绝其他文字的加入，它只能成为众多混乱文字集合的地方。许多人就在这种混乱、复杂而浩瀚的文字中，试图将金子和泥沙分辨出来，他们就是俗常所说的散文家、散文理论家和散文编辑；还有些人，更是为散文的难以归类和没有明确的定义而忧心忡忡，他们渴望把散文建设成为像小说、诗歌、戏剧一样边界分明的文体，并视此为散文研究的成果和贡献。说到底，他们渴望为散文找到秩序，以结束盛行已久的混乱状态。

这些人，可能从来没有想过，秩序往往与自由相对，秩序在为散文命名的同时，也可能断送散文内在的自由；而自由是散文的命脉，它一旦受伤，散文也就归于无有，必将转化成为最容易被其他势力所利用的文体。古代的“辞赋”、“骈文”和“八股文”，现代的“社论”和“大字报”，都是秩序战胜自由的结果，而它的盛行，最终导致的是文学的衰败和死亡。所以，我不喜欢任何的散文定义，也不信任所谓的散文史和散文理论，反而觉得，保持散文混乱而复杂的面貌，也许才是散文真正的出路。你只要想象一下，最好的散文多数不是出于专职的散文家之手这一点，就可知道，好的散文一定是心灵的奇迹和语言的意外收获，任何的规范和秩序都只会使它窒息。

散文渴望自由，它的无法归类，正好为人类一切无法归类的情感和心灵碎片提供了含混的表达方式——散文散文，许多的时候，其实就是散漫的文字。因此，散文也是最人性的。之所以说它是柔软的话语，主要在于它所触及的人性部分也多是柔软的隐秘角落，写作上越是松弛，越是在不经意中传神，散文的成功性越大。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等人的散文就是成功的范例。读他们散文的最大感受是，你几乎看不到作家用力的地方，他们的力量好像不知不觉被分解到了那些文字的碎片之中；这种文字在阅读者的心灵中所起到的效果，也非以冲击力取胜，它更多的是给人智慧，让人舒适。

当然，也有另一种散文方式，它是用力的，直接的，坚硬的，那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杂文。——这种分类，早在1923年，周作人就在《地方与文艺》一文中概括出了散文写作中的两种艺术风格：“第一种如名士清淡，庄谐杂出，或清丽，或幽玄，或奔放，不必定含妙理而自觉可喜。第二种如老吏断狱，下笔辛辣，其特色不在词华，在其著眼的洞察力与措语的犀利。”不过，后一种文体成功的不多，也很容易变成应时之作。只有少数是例外，比如现代的鲁迅，当代的李敖，他们写的文字都力透纸背，这是由于他们见识非凡，自然，他们的文字也就成了散文用力的典范。

令我感到诧异的是，身居台湾的李敖，在写作上接续的居然不是胡适的宽容的文字传统，也非梁实秋、林语堂等人的柔软的表达方式，他居然选择了与敌人战斗的方式来展开写作，（他自己说，“对敌人，要永远斗争，对朋友，要间歇斗争”，甚至还戏称，“朋友会要我送书，敌人会买我的书，所以我拼命掐死朋友制造敌人”。）从而把文字经营得猛烈而尖锐。就这点而言，我认为，李敖和鲁迅是有精神血缘的（这不仅是指鲁迅曾经是李敖父亲李鼎彝在北京大学时的老师），尤其是在经营文字的力量和对敌的姿态上，二者有许多相通之处。但李敖自己不承认这点，他狂妄地声称，“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自然是把鲁迅也排除在外的。这不等于李敖和鲁迅就没有关系了。以我对李敖的阅读，发现他其实是把鲁迅看作潜在对手的，他对鲁迅的作品也非常熟悉，经常征引。这是李敖比钱钟书强的地方。钱钟书的父亲曾经和鲁迅打过笔仗，这事估计钱钟书一直记着，所以，他的一生中对鲁迅的作品是傲慢而轻视的。——你读遍钱钟书的著作，会发现你几乎找不到一处有提到鲁迅的名字的。这大约是一个学术之谜了，正如李泽厚在几本中国思想史论的著作中都没有提到过陈寅恪的名字一样。

鲁迅和李敖都是勇敢的，也都是以不宽容著称的。鲁迅的名言是“一个都不宽恕”，而台湾版的《李敖快意恩仇录》一书后的文字，大约出自李敖自己之手：“李敖不是宽容社会下的产物，他是不宽容社会的见证。一个社会出现一位李敖，哪里是容易的事，又哪里是平白得来的呢？”鲁迅说自己的反抗，“不过是与黑暗捣乱”，而李敖则在《传统下的独白》一书的序言里，称自己的作品为“狂叛品”。正因为此，这两人都落下了爱骂人的声名。其实，这样评价两人的文字未免浅陋，即便骂人，也是有许多的讲究的。郑板桥有一副名联说：“隔靴搔痒赞何易，入木三分骂亦精！”用此来说明鲁迅、李敖痛快的骂人，应该是准确的，所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像李敖新作中的《余光中的假诗境》、《评改余光中的〈无论〉》等短章，对余光中的直率批评就不无道理。

台湾《联合文学》1999年4月号第15卷第6期上曾经有一篇文章说，“通读《快意恩仇录》，我们如果弄清楚了李敖所在意的是那种在孤立的情况下还能维持义气与勇气，而且有本事过得气焰淋漓、不贫病潦倒、不穷酸臭腐，那我们实在不能不承认，如此遭遇如此对付如此结局，李敖一人而已。”“李敖当然是不宽容的，他只接受他自己的绝对标准去评量周遭人与事。所以他不可能从不同的、多元的角度去佩服其他人。在他的标准他的逻辑里，要证明自己的坚强惟有凸显自己的独一无二，不孤立就不足以显示他的绝对的地位。不过这种反覆坚强、孤立的表示，长期以来成了执意固念（obsession），也就使得许多人忽略、忘却了李敖被打造成这种绝对强人，背后曾经经历的苦痛与委屈。这是李敖必须付出的代价之一。”如此理解李敖，把李敖真正还原到了当时的历史语境和个人心境里，相比之下，许多指责李敖的人，往往忽略了他“背后曾经经历的苦痛与委屈”——指责鲁迅的人，也常常犯同样的毛病。

我喜欢李敖的坚决和博识。在我们这个庸常的时代，李敖式的人物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他那种直率、坦诚而尖锐的话语品质，为多数的写作者所没有。可以想象，多一些像李敖式的人物，文坛的献媚、吹捧文字将锐减，它或许能为文字多赢得一份敬畏，同时也让一些人对文字产生恐惧。——文字的力量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真正显现出来。我现在担心的是，由于李敖的某种狂放和自大已经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以至他们会出于义愤而忽略李敖在其他方面的卓越成就。

其实，李敖是鲁迅之后真正对杂文事业有实质性发展的人，我指的是，他的杂文不仅针砭时弊，而且与历史专论、资料考据结合在一起，并由此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文体风格。他不像其他一些杂文家那样，满足于呈现自己的道德立场，而是以考据为基础，步步推进，至终使自己的大胆结论获得证实。本来，他择用的有话直说、毫不留情的话语方式，是很难被推崇谦虚、宽厚和温和的中国人所接受的，但由于他经常用大量的材料说话，使得连反对他的人也经常无话可说。因此，李敖的文字比一般的杂文家要宽广、深邃得多，我们与其说他是杂文家，还不如说他是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尤其是在杂文这一文体如何与历史材料应用相糅这点上，我想，就连鲁迅也是比不上他的。我读过李敖的《胡适评传》、《蒋介石研究集》、《中国性研究》等著作，觉得李敖自有他狂妄的理由——他的确有自己非凡的材料发现和与众不同的见地。

但李敖与鲁迅之间的区别主要的并不在这里。毕竟，鲁迅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而李敖则一直是乐观昂扬的，无论外面的环境多么险恶，他一直没有放下自己那副自得和自满的精神架势，并坚持用揭人之短的方式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这或许正是李敖的心机所在。你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外面这层乐观主义和自我中心的保护色，李敖还能安全地活到今天；他如果在精神气质上也像鲁迅那样阴郁和绝望的话，今天的李敖，即便没有死在国民党的监狱里，至少也已经自我折磨得奄奄一息了。这是李敖的幸运之处，但同时它也造就了李敖在文字上的局限：他缺乏鲁迅式的自我追问和自我反省，以致他的文字在精神向度上无法继续向存在的悲剧领域挺进。——有时，自我的悲剧比历史的悲剧要深刻得多。但李敖的自负，使他轻易就放弃了自我悲剧这块更为重要的领域，尽管他也写小说，以期弥补，但事实上并不成功。

也就是说，文学上的李敖与思想上的李敖是并不对等的。作为一个史论家，他堪为杰出，作为一个散文家和小说家，他却有着明显令人遗憾的地方，我把它概括为两点：一、缺乏文学的暧昧性。史论和思想可以要求尖锐，但文学在许多时候却要求暧昧。李敖也许把许多事情都想得太清楚，表达上也过于直抒胸臆了，它在某种程度上，必然造成对文学性的破坏，因为文学最动人的部分，往往就在暧昧不明的地方。没有暧昧，就没有文学。而李敖的《北京法源寺》等小说，里面之所以会充斥着大量议论文字，就可看作是他不会处理暧昧在文学中的作用而使用的补救手段；二、缺乏文学的拙。李敖的文字有着明显的是非、道德判断，这对于论辩是有利的，但对于文学本身来说，就显得太直接了，尤其是他在行文中多半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说话方式，也未免显得太过聪明了。而我一直认为，好的文学，应该有拙的气质，特别是散文，更是要让人觉得作者的精神和情感流露都是缓慢的，沉着的，放松的。可李敖的观念并非如此，他在《看谁的文章写得好》一文中说：“所谓文章，基本问题只是两个：一、你要表达什么？二、你表达的好不好？两个问题是二合一的，绝不能分开。”可见，李敖喜欢直接明了的话语路径，但这个问题一旦落实到文学中，就没有那么简单了。许多时候，拙而不笨，才是文学的大气。

这对李敖当然是苛求了。他这样的人，决定他不适合走这条暧昧而拙朴的文学之路，如果我们要求他写出柔软而亲切的散文篇章来，那就更没有可能了。他最专业的，就是在杂文和史论中表现自己的力量——设若把李敖的文字都看作是散文的话，我认为，他代表的乃是一种用力的散文，其特征是表达偏见，呈现锋芒，中间肯定会留下许多观点和论据上的漏洞，但由于这种文字的风格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所以，即便有漏洞，也不会影响它在自己的论题上长驱直入，因为它要的本不是文字的正解，而只是思想的偏见。这点，与我们所熟知的柔软而温和的散文路径刚好相反。（wjm_tcy注：其实作者没看过李敖的几本书籍，李敖“柔软而温和的散文”也很多，在《传统下的独白》《独白下的传统》《波波颂》《李敖文存》《李敖文存二集》中就有大量的此类散文。）

散文应该是无力的，它一旦用力，走的一定是表达偏见（自由、深邃而迷人的偏见）的路子，这方面的成功者中，鲁迅如此，李敖也如此。

2002年1月26

漫谈李敖（刘咏秋）

——独步古今一狂人

读李敖的文章，通俗一点说，如同吃芥末，直击感官，宣肺通窍之效立现；雅一点讲，则似曹孟德之读杨修文，大汗淋漓一通后，连头风病也给骂没了。

李敖首先是以一个“狂”字笑傲江湖的，狂得自大，狂得自恋。“要找一个我佩服的人，我就照照镜子”、“如果我不做李敖，就做李敖第二”……透过如此惊世骇俗的李敖式自夸自许，却有着一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冷静的自省。

李敖认为，中国人不了解中国，问题出在知识分子身上。“中国知识分子夹在统治者和老百姓之间，上下其手。他们之中不是没有特立独行的好货，可是只占十万分之一，其他都是‘小人儒’。……中国知识分子坚守他们在统治者和老百姓中间的夹层地位，误尽苍生。”

李敖是大历史学家，他当然知道要做一个敢说真话、不误苍生的知识分子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所以他早作好了像李贽那样70岁仍下狱的思想准备，以司马迁、班固式的决绝，誓做台湾当局的“眼中钉，肉中刺”，虽九死而不悔。

他狂得有理。

“没有青春只有‘斗’”

李敖祖籍山东潍县，祖父李凤亭流落东北，做过叫化子，当过响马，打过各种杂活，性格凶悍，对李敖影响很大。父亲李鼎彝乃北大文科出身，因家累而无太大建树，却深得北大“老子不管儿子”的真传，使李敖的个性得以自由发展。李敖1935年4月出生在哈尔滨，那是一个民族危亡的时代，李敖两岁起就随家逃难，先后流落北平、太原、上海，14岁时，因其父惧怕国民党而落户台湾。

在一时精英荟萃的台中一中，李敖遇到了以“大陆型脉搏，左翼式狂热，宗教性的牺牲与情怀”影响其一生的老师——严复的长孙严侨。之后李敖考入台湾大学，就读于历史系，颇为逍遥地过了4年，这期间深受自由主义者胡适、殷海光影响。毕业后因不满学院生活而从军，得以接触、了解下层人士，一年半后退伍，考入中研院史语所研究生（文献会），奠定了博古通今的深厚学养。

李敖很早就显露出反叛的个性，最著名的一次是他父亲病逝时回家奔丧，在几千人的隆重葬礼上坚持不行古礼、不流泪，被不少人目为“不孝”，那时李敖才20岁。1961年冬，在经过长期的思考与探索后，这种反叛终于像火山那样爆发出来。他不甘于走“白首下书帏”的前辈文人道路，提笔写下《老年人与棒子》，于《文星》杂志上刊出，开始横扫台湾文坛。李敖的跃出，使《文星》由一个普通的刊物一举成为风云际会的焦点杂志。《文星》4年间，李敖以《传统下的独白》等一系列惊天地、泣鬼神的文字，将偏安一隅的中国传统文化砸了个稀烂。

随着《文星》的被查封，李敖的多部文集亦遭查禁。1967年4月8日，李敖因被台湾当局提出诉讼而被迫封笔，这位风云一时的“文星”欲买牛肉面而不得，只能靠倒卖旧电器和出售古书维持生计。1971年3月，李敖被捕下狱，从“大作家”变成了“大坐牢家”。5年零8个月的牢狱生涯，砥砺了李敖坚韧的个性，其结果就是在给审判长的信中，引用美国民间领袖尤金戴布兹的三段话为座右铭：“只要有下层阶级，我就同流；只要有犯罪成分，我就同俦；只要狱底有游魂，我就不自由。”

1976年11月19日，这位死不改悔的政治犯破例无保释放。两年后，以“书名翻身”的《独白下的传统》重新杀回文坛。1981年8月再惹事端，又坐了6个月的牢。

复出后，这位昔日“文化太保”气焰更盛，招数更奇，以《千秋评论》、《万岁评论》等“小李飞刀”直夺台湾政要七寸，笔锋所指，见血封喉，从旧政到新贵，从蒋介石到李登辉，李敖的“刀下鬼”可以开出长长的名单，而且仍在开下去。

“我不想成佛，我只想做菩萨”

李敖自诩“四面树敌，八面威风”，斗人决不手软，不仅大挥巨笔，让对手声名狼藉，而且还要行“讼棍”之法，令其破财消灾——简直如恶鬼附体，最为难缠。但如果因此而认为李敖心胸偏狭，不好相处，那就大错而特错了。

李敖的人格魅力更在于他对朋友，对弱者的一派侠骨柔肠。这一点，是连他的敌人也深为钦佩。有史实为证。殷海光相貌猥琐，对人前倨后恭，所以李敖第一次见他，即不欢而散，日后却终因惺惺相惜而成至交。60年代末，殷海光受台湾当局迫害，贫病交加，须住院却交不起押金。殷桃李满天下，有钱的弟子不少，却无人援手，李敖遂挺身义助，成全了殷海光“不食周粟”的名节。

殊不知时逢《文星》被封，李敖的经济状况十分困窘，靠跟会计小姐“挤眉弄眼”，开出空白支票作押，出来四处“贴现”。因有与水牛出版社“捉刀”的历史，李敖直奔水牛找彭诚晃支3千现金。彭不干；李敖说明原委，彭还是不肯借。

李敖一怒之下，从此不见此人，10多年后，李敖取得公证，将当年《文星》卖给彭诚晃的版权全部作废，“才出了这口恶气”。李敖的快意恩仇，由此可见一斑。

李敖义助多多，最为痛快的乃是效张作霖反曹琨贿选，拍卖毕生艺术品收藏，散尽千金救助台湾“慰安妇”，让这些受尽屈辱的妇女们保住做人的最后尊严，保留状告日本政府、要求正式道歉的权利。这份侠肝义胆，着实令人激赏。

如此大手笔非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不可。李敖家历经战乱，四处避祸，到台湾时已十分困顿，以至中学时因无钱拍证件照，被取消童子军资格，“别人在菲律宾菲律宾，我只能在家里菲律宾。”学成后更是为明“不与当局合作”之志，坚决彻底地做了“个体户”。

与一般摇笔杆子的人不同，李敖虽然著作等身，但他的主要经济来源却不是稿酬。他熟谙法律条规，炒股票、打黑白两道解决不了的官司，真正生财有道。

因为有钱，他广收资料，坐拥书城，写书、编书、出书，随心所欲，左右逢源；因为有钱，他居豪宅、驭名车、追美人，“十分拉风”。仅此一项，就足以令背了几千年“穷酸”酸名的中国知识分子“栏杆拍遍”了。

“我心中没有鬼”

李敖身边堪称美女如云。从比花袭人赠汗巾还凄美的罗、唯一“情随事迁”的小蕾、制造“号外”典故的小Y（wjm_tcy注：蒋芸）、育有私生女的刘会云（wjm_tcy注：乱搞啊，明明是王尚勤，怎么成了刘会云了！）、影星级的H（wjm_tcy注：吴海蒂）与胡茵梦，到现在的妻子小屯，无不有型有款、千娇百媚，而且大都才貌双全、品位不低。除了这些数得出名头的人外，还有不少露水情缘，大概除了坐监牢的那一段，始终艳遇不断。

李敖还雅好收藏裸体画，自言有轻微的“恋画癖”。在“文献会”时，曾有两同事登门拜访，被李敖房间里赫然高挂的“花花公子”封面裸女画吓得驻足，一个“哼”了一声，一个“哈”了一声——是为“哼哈”二将。前不久凤凰卫视专访李敖，也提到他的书房里有不少裸体画，但考虑到“少儿不宜”而将镜头避开了，让人哑然失笑。

其实，作为一个心理、生理机制都健全的男性，喜欢美女，都是最本真、最人性的事，不然长长一部文化史，就不会有那么多灵肉纠缠，也就没有多少风景可看了。但坦陈男女之事及人性欲望，将一些只可能、或者人们认为只可能在澡堂子一类的地方交流的“地下文学”堂而皇之地摆到桌面上，脸不红而心不跳者，李敖乃古今第一人。也许正如他所言，敢于说出来、挂出来，就证明他心中没有鬼。这，同样需要“敢为天下先”的道德勇气。

李敖为文行事，都是亦正亦邪，亦庄亦谐，常常妙语解颐，妙趣横生，因而得了“文化顽童”的雅好。对此，李敖照样不以为忤，反而洋洋自得，说如果没有顽童这一面，李敖就成为真正的“文化包龙图”，那样就太可怕了！

“要做梦，就做一个特大号的！”

最近，李敖以3件事再掀狂飙，一是代表新党竞选台湾“总统”，二是出个人“写真集”，三是角逐诺贝尔文学奖。这3件事，第一件被视为“搅局”，第二件让人大跌眼镜，似乎只有第三件才略与“正经”沾边。其实只要纵目李敖几十年的所作所为，不仅见怪不怪，而且会觉得这些事之于他，实在再自然不过了。

先看竞选“总统”。台湾的“总统”竞选，本来就是一出闹剧，李敖一介入，更热闹得近乎“火爆”。李敖并不认同“高手搅局”这一说法，因为他认为第一，台湾的“政治”根本一团烂污，他之“竞选”，也不是什么“从政”；第二，台湾只是中国的一个省，所谓“总统”，不过是一个省的行政长官，与真正的“总统”隔了十万八千里。因此，套用李敖的说法，他只是“挂竞选总统的羊头，卖揭穿台湾政坛黑幕的狗肉”而已。

再看出“写真集”。最惹眼、最受非议的不过是那几张裸照。且不说李敖的“写真”，大部分属历史珍贵镜头的“狗肉”，就是“裸照”这一“羊头”，其实也并非全然离谱。天底下最自恋的人有两类，一是影星，一是文人，只不过“脱”的形式与程度有所不同。影星巧妙“走光”，露“鬼斧神工”的美腿、美背或美其它；文人行文字之“脱”，暴露美或不美的灵魂与思想，二者异曲同工。

当今作家中，在“脱”的问题上首鼠两端的大有人在。远的如张贤亮，姑且因“过气”而按下不表；近的如刘恒，自言“要白天黑夜捂紧裤腰”，可谓有“脱”心而无“脱”胆；王朔扒别人也扒自己，不过不很彻底，且露的是“人后”，略有不雅；而李敖早就是赤条条的了，现在不过是再迈一步，由文字之“脱”到影星之“脱”而已。

至于诺贝尔文学奖，李敖当然认为自己受之无愧。但且慢，看他怎么说。这次李敖肃了脸，称诺贝尔文学奖自诞生以来从来没有颁发给中国人，这是瑞典文学院的一大失误；当今的中国文学家，有资格获奖的人并不只他一个。——这就是李敖！

澳洲一个女学生曾问李敖，你想做皇帝吗？李敖说不想。女学生问为什么？李敖答：我想做上帝。既然做梦，就要做一个特大号的，不是吗？

陪李敖玩玩（董桥）

台湾有人这样描写总统大选的选情：“拥护李登辉，支持连战，关心陈水扁，同情许信良，票投宋楚瑜。”名作家李敖宣布参选之后，可以在“票投宋楚瑜”之前加一句“陪李敖玩玩”。“玩玩”的确是李敖参选的本意：“反正我也选不上”，他说，那就乘机跟政治开个玩笑吧。因为这样，李先生参选的过程一定比结果更重要。在政治已经丧失了文化内涵的年代，在政客已经掏不出文学素养的年代，在权力已经腐化成陈年臭蛋的年代，在选举已经沦落为卖笑拉客的年代，李敖说他要“让第一流的思想家为大家洗脑，为全民指引正确的民主方向”。

他不会“拥护李登辉”：“台湾人民对选出一个‘李总统’还没受够吗？还要有第二个吗？”他不会“支持连战”：“你不觉得连战是个很讨厌的人吗？连战不是稳健，连战是呆头鹅，甚至呆滞。”他不会“关心陈水扁”：“他这个人不讨人喜欢。”他会“同情许信良”：“我觉得他很了不起，他从政客转变为政治家，要付出很大代价，这一点很不简单。”他也会“票投宋楚瑜”：“宋楚瑜以前做过很多坏事，但他不承认，他不忏悔，好像以前从来没有一件事做错。我们今天要跟他算这个帐，但还是选你，就是这样，要让你不痛快。”

有人说，年轻时没有信过马克思主义等于没有年轻过。我们在台湾的那年月，人人都看《文星》信李敖，因为我们年轻。李敖夸口说：“中国五百年来和五十年来，写作白话文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他狂妄得教人大开眼界。可是，他的文章是好的；他的学问是好的；他真的读好多好多书，比他骂过的人多得多。

李敖坐过蒋家的牢；娶过胡茵梦；主持过一千辑的电视节目《笑傲江湖》；捐过钱给章孝慈；拍卖过藏品为慰安妇筹款。这些都是其他候选人没有的经历。记者说，今天已经有人喊你李总统好，你当了一天的李总统，滋味如何？李敖说：“过去凯撒大帝打胜仗回来，有个算命的告诉他，当心三月十五日！到了三月十五日，凯撒大帝要进去国会前，又碰到这个算命的。凯撒笑说，今天就是三月十五日，你算命不灵；算命的说：今天还没过去！结果凯撒一进去就给杀掉了。所以今天还没过去。”趁今天还没过去，陪李敖玩玩。

1999年8月25日

转自董桥《没有童谣的年代》（陈子善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李敖在我眼里就是个老顽童（程鹤麟）

著名学者李敖将于9月19日赴内地和香港进行为期12天的访问。在此期间，他将在北京、上海和香港进行文化访问和交流。新浪网为此第一时间电话连线了凤凰卫视中文台副台长程鹤麟，以下为电话连线内容。

新浪网：程先生您第一次见到李敖大概是在什么时间？

程先生：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

新浪网：您是李敖的同事吗？

程先生：严格来讲不算同事，人家以平面媒体自由撰稿人身份加盟凤凰的。宽泛的讲可以算是同事。

新浪网：对这样一个广义同事，您当初对他的印象怎么样？

程先生：我是多年以前买过他一整套的《李敖大全集》，看了一部分，没有全看，看了一部分以后，真的是佩服的不得了。

新浪网：这个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程先生：大概是96年（wjm_tcy注：看的应该是《李敖全集》，而非《李敖大全集》，因为《李敖大全集》99年才出版。）。

新浪网：将近十年了。您刚才说佩服得不得了，具体能说说吗？怎么个佩服？为什么？

程先生：这个人特点和他现在一样，现在我们在通话的时候，正在播出李敖有话说，他的节目3：30刚开始，他说你们别看我在电视上这样张牙舞爪的，其实我的书你们应该看一看，他的意思我没有仔细听，我猜他的意思是他的书不那么张牙舞爪，我觉得当时他那个书给我的印象就是张牙舞爪。因为我也很喜欢王朔，我觉得他是一个台湾版的老年版的老资格的王朔了，王朔所玩的那一套，李敖早就玩了，从他写了那么多的书里面都是这种，他就是挺高兴，想骂谁骂谁。

新浪网：这是他最大特点。其实很多人也在心中想骂谁骂谁，但是在书上和在公众场合不敢骂。

程先生：我就是，我想骂的人多了，我不敢骂。我在我出的少数几本书里面，写着写着挺痛快，到后来要准备拿出来出了，赶紧改（笑），然后改的温和一点，结果编辑说，得了，这个别用了，他觉得我还是不够温和，事后我还很感谢他，多亏你（笑）。

新浪网：看了李敖的书或者现在看他的节目，对您解放自己的思想禁锢有帮助吗？

程先生：没有帮助，那玩意绝对学不会的，那不是才能的问题，而是气魄、胆识，咱没这本事。

新浪网：我们说到胆识了，李敖为什么有这个胆识？

程先生：说李敖是一个很危险的事，说李敖太危险了，一不小心就被他骂上了。而且我今天千万不能作为他的同事来谈，所以我只能代表自己的，我对他很尊重的，但是我们在这里随便说，他必须要这样做才能够凸显出来他的重要性。咱们都知道了，只有与众不同，才能够说白了清史留名，只有这样做在能够不用清史，现在不得了，现在台湾不管是官是民，谁都惹不起他，谁也不敢惹他，前几天他出那个《上山爱》，台北市的议会的官员在议会开会的时候质问台北市的新闻局长，他拿出其中一个段落念，念完了问，你说这是不是黄色淫秽的文字？这个局长答了一句，我觉得是。等会，这是不是李敖的？那人说是，你别害我，李敖的书我不发表评论。官员都惹不起他，大家都有双重标准，李敖这么说，大家可以实在不行忍了吧，别人这样说就要查禁，现在谁敢查禁李敖的，李敖成英雄了，你成狗熊了。

李敖有话说刚开播的时候，他到现在四百多期，四百多期两年前给他一个好时间，可是那个时候节目都已经排定了，然后我的领导就说把你那个晚上十点半，实事评论会把它改时间，把李敖有话说换上去，我当时无比愤怒，不行，两分钟以后，我说行了吧，然后我的头就笑了，怎么了？想通了。我说不是想通了，谁敢跟李敖争呢？就这样。

新浪网：程先生，我问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因为您的口才也特别好，也挺犀利的，真的没有想过说我机会跟他辩论吗？

程先生：不敢，哪敢跟他辩论？

新浪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

程先生：首先有一条，我是学电视专业的，告诉你，学这个专业的人，他除了在电视台工作可以算是一个专业人士，在哪都不算专业人士。也就是说根本就没有这种功底，李敖学历史，他在文学上各方面他有很多的涉猎，他有很多的研究，我研究什么？我就研究一个电视，他怎么拍，怎么剪，我能跟他比吗？我们台当时硬要我做辩论会的主持人，我是非常困难上去的，因为我没有办法像其他的任何一个我们评论员一样对实事有那么多了解，不是你昨天看了这条新闻今天就能够了解，前因后果来因去脉远着呢，有很多东西我都不懂。

新浪网：这次他过来19-24号这个时间您会在吗？

程先生：不会。

新浪网：我自己本人特别想去大学里听他的演讲，不知道您是否了解过，您说了没见过他，了解他以前做的演讲，文字方面给您的印象有印象的没有？

程先生：李敖过去的演讲，去年选立委做过一次演讲，那个演讲跟《李敖有话说》差不多。他在来大陆之前，北京、香港、台北三地连续飞，也是那个味道，基本上跟《李敖有话说》的味道差不多的，心情放松，然后一不小心引经据典，讲一点历史，讲一点故事，也很生动。看了《李敖有话说》就是一个演讲。

新浪网：每个人看了节目都有自己的感觉，你看完以后是一种什么感觉？是特别爽或者是觉得想在电视前面跟他一起骂有这种感觉吗？

程先生：我每次看，觉得很快乐，这家伙有时候表现出来的特性挺好笑的，因为他有时候明明是强词夺理还振振有词，这个是我每次看了觉得很好玩，李敖他什么人都骂，但是不见得，有的人他永远不骂，永远不骂，比如宋楚瑜基本上不骂。这个人其实很偏心的，他对他喜欢的人不骂，我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喜欢宋楚瑜，但是其中有一点我猜到，我猜是因为宋楚瑜把国民党给分裂了，李敖是无比痛恨国民党的，所以谁把国民党给折腾一下他就喜欢谁，这应该是其中一个原因。

新浪网：感谢留在心中的。

程先生：他从来不骂宋楚瑜（wjm_tcy注：可见此公没看李敖的书，2000年以前骂宋楚瑜的文章有很多）。

新浪网：如果有一天李敖在节目中或者什么场合骂了您。

程先生：那是抬举我（笑）。

新浪网：对李敖的评价有很多，狂人、情圣、战士，如果让您用一句话形容他给您的感受，您会说什么？

程先生：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老顽童，他在台湾的立法院里面问政，骂台湾所谓国防部长李杰，都是笑嘻嘻，整个一个是在逗着李杰玩的那种态度，他就是在那里玩耍。

新浪网：玩的那么精彩让大家都开心。

程鹤麟简历

资深电视人，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毕业，历任电视台记者、编辑、主持人，曾于1988年创办和主持开风气之先的新闻评论节目﹒

1957年3月生

1974年高中毕业，闽北山区插队劳动

1978年初考入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1977级）

1982年初分配到福建电视台新闻部，历任记者／编辑／主持人

1990年调往福建音像出版社任影视出版部主任

1996年，任神州电视有限公司制片人／企划部经理

2000年——2005年7月，任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8月起，任中文台副台长

2003年3月起，主持《时事辩论会》。

2005年1月至2005年7月，主持《总编辑时间》。

著作有：《电视企划论纲》／《我爱女主播》

电视作品有：《北大缤纷一百年》／《世纪贼王落网记》／《千里追狂枭》／《军国主义之真相》／《学而“举”则仕——千年科举兴废录》等。

李敖的意义（卓虞）

我以前写过一篇小文章，谈到李敖晚年的种种“表演”，我说：“勇士一旦失去战场和敌人，人生便没有了意义，除了另起炉灶。然而对一个逼近生命残阳的人，另起炉灶显然不堪重负。所以李敖先生晚年玩‘总统竞选’，主持TALKSHOW，我们自然不能怪他。他已失去了战场和敌人。”近年来一群自命为“自由主义者”的学者文人，造出一阵“不满于现状”的空气，虽然并不能拿出“不自由，毋宁死”的气概，照样在共产党的“监护”下办杂志，在党、教一体的制度下当教授，却对李敖不时在央视露面、不时跟共产党隔海唱和表示极大愤慨。他们认为李敖已不是当年反专制的斗士，而变成“专制的辩护士”了！李敖这老怪物堕落了！

这些学者文人，我很少有看得上眼的。他们这些半红半紫的议论，我本不屑一顾。无奈现在有很多人，甚至包括大学教授，练了一种“移形大法”的功夫，往往能用别人的眼睛看世界，而自己可以闭目养神。教我的哲学教授中，就有两位连胡适写过那些哲学著作都弄不清，却大放阙辞，讥嘲胡适学问的浅薄空疏。所以有时我不得不拿起扫帚，做一点清洁的工作。

为什么拥护中共？

李敖的晚年，如同许多伟大的知识分子，是缺乏光彩的。但我实在看不出他已放弃了早年的自由信念，变成了“专制的辩护士”。他的拥护中共，完全是为了国家的统一，虽然从全人类的博大胸怀看来，“统一”未尝是什么好事。他为中共的镇压“六四”辩护，为毛泽东的光荣家庭宣传，为邓小平的一国两制铺路，都是要压倒台独，排开美国，都是因为“民族主义”在他心里“作祟”。在他的价值体系中，“统一”向来高于一切①，他笔下常有的郑成功、张学良、宋希濂、甘地、林肯等等，全是他所欣赏的为了民族统一而奋斗的伟大人物。对于李敖，“统一”和民主自由的关系，就仿佛饮食和男女，没有饮食，人就会死亡；人都活不成，男欢女爱还有什么意义？但有了饮食，没有男欢女爱，这个世界还有什么美妙可言？

除此之外，李敖有辜鸿铭式的“立异自高”的习惯，当他周围的环境都异口同声、统一步调时，他喜欢做个出格的人物。他把这种出格称之“伟大的异议”，在他看来，民主的特征就是“异议”，没有“异议”，就没有民主的感觉，因此纵使事实上全民一致，也要有人站出来，为了“异议”而“异议”。海外知识分子都不满中共专制，便是他拥护中共的理由。

李敖的第一个意义——只认是非，哪有权威？

老胡适晚年提倡“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他的理由之一是“是非不容易搞清楚”，不要认为自己真理在握，一贯正确（infallible）。这话有它的积极意义，也有它的消极意义。对于一个强大的专制政府，我们小百姓没有力量跟它斗，只能指望它宽容一点，让我们好受一些。对它鼓吹“是非不容易搞清楚”，显然有积极的意义。对于无权无势、以追求真理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如果事事“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坚信“是非不容易搞清楚”，那不但没有创造的勇气，连写文章、说话都得“欲言又止”。而学术的繁荣、真理的分明，无不需要十足的自信，无不是不怕犯错、切磋交流的结果。美国的房龙在《宽容》一书中很明白的说，他讲的宽容只是政治制度上的宽容，并不涉及张三李四，因为张三李四之间的不宽容，完全是个人气质问题，只要有人的地方，难免会发生勾心斗角的事情；并且他们通常都势均力敌，有同一的法律管束着，不会造成大危害。过分强调个人之间的容忍，往往会导致没有原则的和稀泥、缄口漠视，这正是毛泽东借以反对“自由主义”的。明朝的道学家吕坤说：“分明认得自家是，只管担当直前去做。却因毁言辄便消沮，这是极无定力底，不可以任天下之重”。这种见解很了不起。

李敖的《大全集》不一定是“真理的结晶”，他自己也承认有许多“荒唐言”，并借欧洲的格言开玩笑说：“因为它荒谬，所以我相信”。但他对自己的是非标准是非常坚定的，决不因朋友、亲人、权贵、恩人而说曲学昧心的话。依他的才华，倘若做一个乖学生，和老师前唱后随，和政府暗送秋波，照世俗的看法，一定前途无量。可是他没有，非但没有，他还骂老师曲学阿世、不学无术，骂政府腐败无能、专孽暴横，宁愿“前途无亮”。他要说老实话，揭露世间的虚伪，摆明历史的真相。他的揭露也许失真，他的摆明也许错误，然而在“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为尊者讳”源远流长的中国，他冲决网罗、敢于否定的气魄，给来者无限信心，无穷勇气，绝对光辉万丈。

李敖的第二个意义——关注现实，拒绝象牙塔

中国的知识分子素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按理说治理天下是政治家干的事，为什么要书生来干预呢？因为中国的政治传统是“家天下”，政府不是为老百姓服务的，恰恰相反，老百姓都是皇亲贵族的家奴。碰上好的主人，也许要表现德政，表现亲民，表现“与民同乐”。这不是因为主人的觉悟高，而是他知道他的权力都是家奴给的，他一家子的吃喝玩乐都得依靠家奴的供给。剥削蹂躏、惟我独尊是可以的，但要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内，不能太过火。万一家奴被逼急了，一起拿刀起义，他就做不成主人了。同时为了位子做稳一些，荣华多享一些，必须要有能干的家奴，因而必须培养人才，提供选拔的机会。但不能太让人才自由发展，还要保证他们相信主人的绝对领导，否则造一窝反才，岂非引狼入室？这就是“以天下为己任”原来的正面意义。——这样子一来，虽然“束缚千万重”，但老百姓尚能“消受”。尤其是祖祖辈辈已习惯卑贱的老百姓，如果偶然感觉了一下“皇恩浩荡”，八辈子都会感激泣零。可惜了解这一层旨意的主人并不多，他们以为天下既然是老子的，老子自然可以在自己家里随心所欲，想搞什么就搞什么。结果毫不意外，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知识分子官场失意，情场随之也难以得意，很不舒服。何况他们原本属于家奴阶层，对老百姓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同情，看到他们痛苦，心里也很不是滋味。于是抗议来了。他们苦口婆心，要求皇帝放规矩一点，否则难保住祖宗的基业，其中几个激烈的，甚至打着“宁鸣而生，不默而死”的口号，表演一场又一场的“死谏”。（当然也有或清高或怕死或绝望的知识分子，逃到大山深处，做起了逸民。）这就是“以天下为己任”原来的负面意义。——这样子一来，皇帝大多会收敛一些。那些拒不纳言如晋灵公之类的昏君，早晚也会被家奴送上断头台。

1911年，孙中山起来一刀革掉了“家天下”的命，但情况并没有好转，“党天下”代替了“家天下”，先是国民党一党独大，后是共产党一党独大。1911年以前，天下是“我”一人的；1911以后天下是“我们”一伙的。对于无权无势的老百姓，“我们”比“我”更难“消受”。为什么呢？集天下奉一身，干活的多，素餐（吃白饭）的只他一个，比较容易；只要当面恭维他一个人，顺着他的意思，就能混过去；他如果太不象话，可以轻易推翻他。然而集天下奉几千万人，像现在的共产党，就远没那么容易了。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触犯一个就是触犯他们的全部。而他们之间的口味又是如此不同，必须察言观色，随人应变，一天下来，光是拍马屁足可累死人。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都是他们的“一群”所控制；从宪法到地方法，都是他们的“另一群”所搞定；从国防部队到地方驻军，都是他们的“又一群”所领导。他们要“一”，法律就是“一”，军队就守着“一”，你绝不能来二，来二就是犯法，就要吃枪子。你想辩解，整个媒体都是他们的，你只能晚上讲给自己听。你想造反，反他们几千万，是没可能的；纵使就可能，也没有能力的；纵使有能力，也很难成功的，除非你能使百分之九九的群众都站在你那边。可是成功的可能这么小，造反的代价那么大，有几个愿意并肩作战呢？于是在多数专制的暴政下，一般知识分子只有三种选择的可能：一、参与暴政；二、做暴政的应声虫；三、躲进象牙塔里，沉默。

严格意义上的寡头政治或多数专制，是很少很难持久的。通常都是二者的交配后的专制政体。“开明专制”就是一个聪明的党魁领导他的党员施行的政治。在这里知识分子可以善意的、在一定限度内、在完全拥护党的领导前提下，对政府有一些直谏，是谓“言论自由”。

在一部分知识分子“躲进小楼成一统”，一部分知识分子（甚至包括胡适）不遗余力宣传“直谏”的时候，李敖是少有的几个关怀现实而又头脑清楚的不妥协者之一。他一眼看穿了“直谏”与现代民主自由的社会相差十万八千里，他所求的不再是关心老百姓的幸福疾苦，而是根本不承认那个政党和它的制度。一个破落不堪的船，小修小补，在补丁上打补丁，定多能延长沉没的时间，却不能挽回沉没的命运。为了一条新船的信仰，李敖放弃了安稳的书斋生活，以他的利笔和义行，和那个专制政党干了起来。他在乎被湿羽毛，不在乎被栽赃，不在乎被围剿，不在乎被恐吓，不在乎被下狱，他乐观而坚定，百折而不挠，为了伟大的理想，一个人牺牲又算什么呢？

李敖的第三个意义——通俗而不媚俗

20世纪90年代，据说自由主义在大陆重新抬头，据说还发生了一场自由主义者与新左派的论战，可惜我辈小百姓，庸俗固陋，一直没有感觉到它的存在。那些自由主义者为我们说话的良心，大概现在只能让他们自己赞赏。这当然怪中共对言论自由的控制，但也有自由主义者本身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他们都放不下专家学者的架子，都把切磋学术放在思想交流的前面，都不肯说一些平淡的老实话，写一些通俗明白的文章。马克思说：思想掌握了群众，才能变成力量。他们显然没有抓住群众。

但李敖抓住了。他能在华人圈子内产生一千个教授加起来都不如的影响，凭借的不是金庸、琼瑶那种媚俗，而是把艰深思想和枯燥学术表述得明白流畅、幽默尖刻的那种独特文风，以及那种抑强扶弱的任侠。他的治学态度也许轻薄，他的思想体系也许简单，但他贡献给群众的民主自由思想，我们可以说，足可供他们受用终生。如果一个民族普遍的民主自由观，能够达到那种水准，我敢说任何精巧的专制都不会生根。

胡适逝世后，李敖写《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借孙悟空的口对胡适说：“你在阳间不信宗教，反正天堂是进不去了，与其一游魂无归，不如到地狱去，与阎罗抗礼，同陆判分庭，为穷酸吐气，给异端热情。”反观李敖自己一辈子跟“地狱中”达官显贵的斗争，这段话岂不正好是夫子自道？

我上面千言万语谈李敖的意义，其实只是“到地狱去，与阎罗抗礼，同陆判分庭，为穷酸吐气，给异端热情”这24个字。

2004年4月15日

①写《不读李敖》的谢泳先生，在另一篇文章《吴世昌的道路》里，有一段特别提到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种“统一”情感：“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家的情感太深了，对于国家的强大和统一有强烈的愿望，这是几近于宗教的情感，带有殉道的色彩，四十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每一选择几乎都与民族情感有关，比如对国共两面的评价，对美苏的评价，总是因了民族情感的过于强烈而在理性判断上有所偏差，想想四十年代吴世昌对政治的理解和分析，再看他最终的选择，真令人感慨万千。”

血荐的教科书（朱园）

——李敖出版历史小说《北京法源寺》

在台湾政治日新月异发展之下，闻名的反对派作家李敖在哪里？他在做什么？他是过气了，还是大隐于市？

□三十年一枝笔包打天下

李敖自从1961年以《老年人和棒子》一文一举成名以来，走过了一位真正独立的知识分子的三十年。他虽然坐过两次牢，当过党外运动的“导师”，但始终保持身份，没有角色的混淆，文人的角色、传统书生的角色。从早年主编《文星》月刊到1979年复出文坛，办《千秋评论》，一办就是十年，一枝笔包打天下。

在报禁开放的浪潮中，李敖也忍不住做了弄潮儿，这就是他去年办《求是报》的新鲜事儿，可能因为办报到底不同办杂志可以独来独往，也可能资金不够成功前的亏损，办了半年，关门大吉。

就像过去几十年从不认输那样，报停了之后的最新消息是，他又办起了新月刊《李敖求是评论杂志》，每期不超过二百页，一如既往，东一拳、西一脚，“集天下特立独行之言，震聋醒聩之言，虽千万人吾往矣之言，为中国开道、为中国人导向。”——他的广告句子依然傲视群雄。“第一流的思想家站出来，以实事求是的论证，说点明白话，主持一些公道。”他说这是全中国唯一一个全说真话、专讲是非、没有党派的杂志。

□首部长篇写戊戌政变

不过，李敖最近的得意之作并非此刊的出版，而是他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

1979年李敖复出时，他当时的热恋情人，影星胡茵梦曾宣称，李敖在创作一本“最伟大的小说”。但是，这小说因为其他写作耽误了。直到《求是报》停办后，李敖才将小说迅速脱稿。

这小说叫《北京法源寺》，写的是戊戌政变的故事。主角是康有为，从1888年他在法源寺和法师谈话开始，写到1926年康在法源寺和法师重逢为止。着重描绘的人物有西太后、光绪皇帝、谭嗣同和江湖大侠大刀王五，次要人物有翁同龢、蔡锷、梁启超、袁世凯等人（wjm_tcy注：明显胡说八道，主次混乱。）。李敖说，他写这部以大人物为主角的小说，是振奋自己、也振奋人心的事。

戊戌变法，早在康有为在世时，就已被搬上舞台。近百年来，无数作家、艺术家，以各种文艺形式讴歌六君子、咒骂西太后、同情光绪帝，谭嗣同那句“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始”的绝决词几乎已家喻户晓，直到近年还有李翰祥的清宫电影一再说慈禧。

□小说的两大特征

在此历史的滥觞之下，李敖的小说还有甚么特别的价值呢？如果以野史嗜好者的兴趣视之，李敖多此一举，甚至以所谓民族主义教育视之，也是多此一举。但是作为历史小说李敖是别具用心的。

李敖对此很自信。他认为这是一本“强烈表达思想的小说”，是一本描写大丈夫的阳刚作品。他引用艾略特的话说，小说到福楼拜之后已无可作为。只有加强思想的表达，才有前途。读罢《北京法源寺》，确是感到这是一本同中港台任何类型的历史小说大异其趣的作品。

虽然故事的主要情节是耳熟能详的，但李敖的写法有两大明显的特征：

第一，有历史考证的功夫。写到若干情节处，作者不是如小说家常用的描绘手法，而几乎是以学者的陈述手法加以交代，同李敖在其他杂文中的写法如出一辙。有明显的史料感，亦即真实感。

第二，有大量的政论对白。显然，作者企图以此表达人物的思想和感情，这些对白有个性、有色彩，许多段落写得很吸引人，有力度。但是，显得有些过多，似乎作者表达思想的手段，招数不多。我想，若改编成话剧一定精采，但若诉诸于视觉的电影，效果就差了。这无疑同李敖本人的思想表达方式是一致的。

而小说最大的优点是，作者已将他意欲表达的事件、风俗、人情、制度、景物，乃至鬼神、土洋、僧俗等理念全部融会贯通，出之以李敖式的赏心悦目的文字，从而，削弱了现代读者对说理文章的抗拒感。

□对革命与改良的反省

既然是一本思想性强的历史小说，作者有没有表达一种倾向，或某种寓意呢？

笔者似乎有所感应，小说对谭嗣同的求仁得仁血荐之死，无疑是作了充份的描写及肯定，并指出谭并非出于简单的书生意气，他是头脑复杂的殉死。但是，作者选康有为作第一主角，并对康的改良主义理念的表达，给了隐约的支持。最后一章康有为的一段话，值得玩味。

——戊戌前后以来，快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做的，不是你们流行的革命，而是改良。但在西太后那些人眼中，其实与革命也差不了多少。革命就是我们那一代的所谓造反，造反也不过杀头。但我们没造反，还不是杀了头。后来谭嗣同他们死了，你们都相信改良是一条死路、都相信只有革命才成，如今一革不成，又要再革，再革真能成功吗？我老了，我看不到了。我看到的，只是改良也不成、革命也不成。但我仍相信改良，虽然改良的基础——两百六十八年的清朝培养的基础，已经被摧毁得七零八落，但是，鲁莽灭裂的救国方法，还是很可疑的，至少那种代价是惨痛的，是我们付不起的。并且，人民的信仰和信念、人民的价值观念，不是一朝一夕硬造起来的。清朝天下造了两百六十八年，才有了那么点规模，你们想在短短的十几年或几十年里造出天堂来吗？我真的不敢相信！只怕造到头来，造到千万人头落地、造到人心已死，那时候再后悔也来不及了。

最后，康有为和崇尚流血革命的普净交谈后离开法源寺时说：“你们曾看到我青年的梦幻、中年的梦碎，却未必看到我老年的梦境，我老了、我去了，我不会再来了。”

普净看着康老先生的背影，若有所悟地说，“在最后这段路里，他还是走在我前面。”

□李敖的大陆情怀

五十七岁的李敖正在步入通晓天命的阶段。历经人世沧桑，看尽家国兴亡，他的大陆情怀一如青年时代未曾改变，台湾那岛国的小舞台，实在已使他游兴阑珊，那儿都不想去。虽然中视九一年男女风云人物选举，他和李昂仍高居榜首，他还是认为台湾人小家子气。他在这部小说的后记中写道：“契阔四十载，今印此书以归故国，沧海浮生，难忘我是大陆人而已。”最近有人邀他去大陆，却被他谢绝。

他骂民进党那样混、那样小格局的处理台湾问题，正是国民党四十年教化之功。他修理人的功夫依然一流，无与伦比，但是，透过这部小说，李敖是否也正在沉入历史深邃的湖底，对中国之命运作宏观的反省？

摘自《开放》1992年1月号，刊登在1992华夏文摘。

去北京——李敖：不是娘娘腔没乡愁（邵冰如）

一生坚持不坐飞机、不离开台湾的李敖，在大陆却家喻户晓；今年秋天，他将首度踏上大陆土地，到北京访问。李敖说此行是去看“祖国的进步”，对他来说是趟“国内旅游”。他更要畅谈自己在台湾56年的“匪谍”与“战士”经验，如何在白色恐怖的威权体制中，为自由与民主奋战。

李敖的文章多年来早已传遍大陆知识分子之间，最近一年透过香港凤凰卫视主持评论节目“李敖有话说”，在大陆四个频道播放，每天有一亿多人收看，让李敖拥有无数粉丝。这次大陆行正是由凤凰卫视安排，时间暂定在今年9月。

李敖出生于哈尔滨，两岁定居北京，在北京一待12年，读了小学和中学，14岁到台湾，再也不曾去过大陆。这次重返北京，李敖难得感性，诗意的说：“有城墙的北京，我记忆犹新，但往事，恍然如昨……”他也想去看看北京法源寺，那个在他书中，在清朝末年，被视为民主思想起点的古朴寺院。

但感性不超过一分钟，李敖立刻恢复辛辣：“我没有乡愁，娘娘腔的诗人才有乡愁，大男人愁什么愁？”因此，他坚持，此行绝非怀旧或乡愁之旅，而是要去看“祖国的进步”，看看大陆在开放之後的快速改变与进步。

但更重要的是，李敖说，他要以亲身做见证，去展现李敖在台湾的“匪谍经验”与“战士哲学”；让大陆人明白，即使在最威权的体制和阴影下，个人并不会被消灭。一个坚持追求真理、民主和自由的人，即便他这样被打压、被监禁、被视做匪谍；但只要不放弃、不妥协、不怀忧丧志，一样可以以一己之力成为历史与真理的“战士”，成为威权当局眼中的“鬼见愁”，绝对不会只是一个被牺牲的“烈士”。

连战、宋楚瑜日前的大陆之旅，分别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各发表一场公开演讲，而李敖此行预计在两校都有公开演讲。李敖很得意：“我去演讲比赛，题目是一个匪谍在台湾，保证比他们好听。”

首度踏上大陆土地，也让李敖有期待。他说，法国文豪伏尔泰流浪异国多年，最后决定返回巴黎终老，而李敖56年来不曾去大陆，此行与伏尔泰也有相似心情。所以他特别强调，千万别说“李爷爷，您终于回来了”，因为“我李敖从来没有离开过”！

李敖说，他要以亲身做见证，去展现李敖在台湾的“匪谍经验”与“战士哲学”；让大陆人明白，即使在最威权的体制和阴影下，个人并不会被消灭。一个坚持追求真理、民主和自由的人，即便他这样被打压、被监禁、被视做匪谍；但只要不放弃、不妥协、不怀忧丧志，一样可以以一己之力成为历史与真理的“战士”，成为威权当局眼中的“鬼见愁”，绝对不会只是一个被牺牲的“烈士”。

李敖为何听到别人说他是胡适信徒就恼火（古远清）

李敖是海内外最受争议的人物。三十多年来，人们对他千夫所指，他对人们横眉冷对，唯独对胡适十分崇拜。上初中时，他从一位朋友那里借到《胡适文存》，读来如痴如醉，从此胡适成了他心中的偶像。1952年10月1日，十七岁的李敖在台中给胡适发了一封长达两千字的信。1954年，还在上高中的李敖写了一篇论《胡适文存》的文章，迟至1957年3月1日才在《自由中国》刊出。从读到李敖在中学时写给他的信起，胡适就记住了这个年轻人的名字。这次读了李敖的评文，胡适进一步加深了对他的印象。发表此文的雷震还专门写信给胡适，要他特别注意李敖这位后起之秀。

1958年4月，从美国回来的胡适约李敖到钱思亮家，在谈话中胡适十分赞赏李敖治学的勤奋，称自己忘了的著作李敖居然能“找得到”，“你简直比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除这次长谈外，胡适还在台大和“中央研究院”等处和李敖小谈过三次，并写过三封信给李敖。其中一封写于1961年10月7日，给“三条裤子都进了当铺”的李敖送上一千元支票。李敖收到后，深受感动。胡适原本是李敖父亲的老师，虽然李父当时不是拔尖人才，胡适已记不起他的模样。胡适对李敖的赏识，主要是看中李文不同凡响的才气，凭他的眼力就可知道李敖是大有发展前途的台大学生。李敖选择在双十节那天给胡适回了一封长信，从自己的生平谈起，一直谈到自己在受胡适思想影响后，如何进入新的境界。

李、胡这时期打得火热，与胡适有意收其做弟子有关。1990年11月24日，李敖在《胡适与我》自序中，引胡适给赵元任信中的话：“交友以自大其身，求士以求此身之不朽，这是李恕谷的名言，我曾读了大感动。这是‘收徒弟’的哲学！”接着又说：“清朝学者李恕谷这段话，意思是说，交朋友的目的在造成自己生前的势力；但是寻找知己与接班人的目的却在造成自己身后的势力。胡适引用这段话的心意，我想和他个人的遭遇不无关系。胡适名满天下，又喜欢交朋友，所以一直活在热闹的气氛里，但是这种车水马龙的热闹，是虚荣的、虚幻的，聪明如他，不会不知道。所以他在热闹之余，未尝不存‘求士’之心。”这里讲的“士”，即徒弟。显然胡适求贤心切，十分看中李敖的才华。李敖也不辜负胡适的一片好意，花了许多精力和金钱去研究胡适。他当时发表的文章，清一色都是宣扬胡适。

李敖并非想高攀胡适，这纯粹是出自一位刚步入学界的青年对学术大师的尊敬和热爱。在胡适“保守的自由主义”影响下，李敖憎恨“暴力”和“以暴易暴”，主张“淑世的改良主义”和“和平而渐进的转移式改革”，并自称“不见谅于急进者的勇迈”。李敖在中西文化大论战中发表的《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病》，也在替胡适鸣不平，并对反胡言论一一加以批驳。这时期的李敖确像外界有人说的是“胡适迷”。李敖在给胡适的信中亦坦然承认，是胡适使他“在迷乱里，放弃了旧有的道路”，再加上李敖的西化论从思想内容到文字运用与胡适均有相似之处，因此在开始论战时便有人骂李敖在做“胡适的鹦鹉”，是专吃胡适饭的，只会写胡适的文章，拍他的马屁，另还有人认为李敖所发起的中西文化论战，其幕后策划者为胡适。

李敖虽然崇敬胡适，承继了胡适的思想和自由主义精神，并给胡适的历史地位作过最充分和最崇高的评价，但李敖的远大目标是“要做一个伟大的人”，无论是傲骨狂思的性格还是对学术研究的态度，均与胡适有许多相异之处。如胡适生性温和，讲话婉转含蓄，而李敖追求的却是率真与痛快，只要是他认为错误的东西，均六亲不认加以激烈的抨击再抨击。胡适做学术研究与从政时不同，讲究“小心求证”，不喜欢把学术问题与政治扯在一起，而李敖研究学术的目的完全在于政治，为政治斗争服务。他最感兴趣的是现实政治问题而不是发思古之幽情。基于这一点，他十分不满胡适“老是卖老货”，对胡适那种“好话说三遍”的态度愈来愈看不惯。

对胡适研究较透的人如徐高阮，早就指出李敖的西化论不是出自胡适，而是受“全盘否定主义者”陈序经的影响。尤其是李敖受国民党的封杀、压迫和蹲大牢后，他不可能像胡适那样对蒋介石藕断丝连，对官方温情脉脉，而是和国民党水火不容，因而他后来不再相信“淑世的改良主义”可争取到自由民主，反过来认为国民党是一头“毫无诚意”的“老虎”，一头绝不能与之谋皮的“老虎”，只有实行“精英抗暴”和“甘地式抗暴”，才能争取到真正的自由民主。基于这点，李敖声明：“我的父亲是他（胡适）的学生，我并不是他的徒弟。”1960年1月12日，李敖在给启庆的信中表示了他“对大博士愈来愈失望”的情绪，评价胡适，“简直可说失去他做思想家的地位了！世上不该有像他这样不进步的思想家”。他开始后悔过去写的那些过分赞扬胡适的文章，厌恶别人再把他和胡适深深地扯在一起，以至一听人家说李敖是胡适的信徒，他就恼火。

李敖由过去对胡适的“捧”到后来对他强烈不满，都不是作假，而是出于心平气和的“静观”结果。李敖要做热情、叛逆、勇敢的“战士”，而不愿做胡适那种钻故纸堆，“整天所卖的竟是一些饾饤琐碎的旧货与霉货”的“院士”。“胡适之”的时代已经过去，当今是属于“李敖之”这种愤世嫉俗的“厌世家”的另一个时代了。（来源：《几度飘零》，古远清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斯人独狂傲（草玄）

中国是个产生奇迹的地方，因为五千年来，这块土地上的禁忌太多了，所以每发生一件正确的事、出生一个正确的人便算是一个奇迹。

李敖生在中国，无疑是个奇迹。

1999年，李敖举办了一个“李敖祸台五十周年演讲会”，三千人的会场挤进了六千多人。记者问他，为什么叫“祸台”呢？他笑答：“这是谦称，其实我是造福台湾。”

李敖这五十年是怎样造福台湾的呢？这五十年来，他写了九十六本禁书，坐了两次牢。按常例来说，这样一个人是个罪犯啊！为什么还是造福台湾呢？

一个罪犯造福台湾五十年。这无疑是个奇迹。要这个悖论成立其实很简单，唯一的论据就是：判他为罪犯的政府是个混蛋政府。

混蛋政府为什么要判他罪呢？因为他一直在与混蛋政府作对，一直在反暴政，反独裁，他写了九本书骂蒋介石（wjm_tcy注：应该是八本书，《蒋介石研究》共六集、《蒋介石的真面目》、《蒋介石评传》），写了两本骂蒋经国，写了两本骂国民党（wjm_tcy：其实不止两本），写了一本骂民进党，三本骂李登辉（wjm_tcy注：应为两本。《李登辉的真面目》、《李登辉的假面具》）。

这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吗？中国知识分子是怎样的呢？正如李敖所说的：“他们虚伪而软弱。现在的知识分子没有勇气，滑头，对很多畸形的社会现象，不敢批评，他们都是在集体逃避现实……中国历来的知识分子都是走得君之道——得到皇帝的赏识而后施展抱负——的路线，至于行道的结果是否误了天下的苍生，这些知识分子都不会考虑。”

李敖无疑不是这样一个人，但他偏偏是个中国知识分子，怎么会这样呢？唯一的解释是：一个狂傲者在可怜的中国制造奇迹。

李敖说他自己是很了不起的，原因之一是，他作为一个“个体户”、“单干户”能在台湾与曾经独裁的国民党斗这么多年。而且斗得国民党既恨他恨得入骨，又怕他怕得要命。

这是空前的，希望不是绝后的。

有人将他比作鲁迅，他不同意，他说，鲁迅是横眉冷对，而他是笑面虎。他比鲁迅要更有策略、更聪明。

许多人夸他，他却说别人捧他，他很不满意，因为他们捧得还不够，所以他只有自己捧自己。于是他写了一篇名为《看谁文章写得最好》的文章，文中写道：

在中国传说中，五百年必有王者与，必有不出世的人出世，因此我要说：“五百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热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

不久前有记者问他，说当年您写这句话时可能是一时冲动，现在还坚持这观点吗？他回答，现在有所改正，要该为一千年。

中国文人谁有他这么狂傲？谁又敢着么狂傲？中国社会是一个相互嫉妒的社会。大多心胸狭隘，特别是文人。而李敖敢这么说，可谓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而“冒天下之大不韪”正是李敖的家常便饭，他不但敢说别人不敢说之话，骂别人不敢骂之人，而且用的语言也是惊世绝俗。他曾这样写道：“国民党对大陆力所未逮而淫之，正是意淫大陆；对台湾力所有逮而淫之，正是手淫台湾。”

骂架能骂到这种水平的，唯李敖是也！

唯有狂傲者才不会被权势的迷雾所蒙骗，唯有狂傲者才不会成为精神奴才。

然而在这样一个时代，在这样一个地方，大狂傲者李敖是孤寂的。有人要他用一句话概括他的一生，他回答：“一个正确的人生活在一个错误的地方。”

这句话不但是李敖个人的写照，也是中国几千年来众多醒目者的悲剧。

1999年8月10日作于死火斋

（近几个月来，坚持看凤凰卫视的《李敖有话说》。除了金庸，这天才老妖怪是影响我最深的作家，现在每天能看到他，心中倍感欣慰，仿佛每天能看到一位久违的亲人。想起这篇旧作，发到论坛来给大家看看。）

二十世纪的李敖（草玄）

——在江西XX学院的演讲

我每次到一个新的班级讲课，都有同学说：“这老师怎么这么年轻啊！”其实这老师的肉体年龄虽然年轻，但他的思想却已经是博古通今的老者了（笑声）。

这位老者叫什么名字呢？他姓何名闯，八年前他自我介绍时，往往是说：“我是何其芳的何”。但有一次我自我介绍完后，一个人马上就问：“何其芳是谁呀”（笑声）！也有人问：“是不是何仙姑的何啊”（笑声）？我顿时感到很自卑，我们何家古往今来没有几个大人物，最有名的何仙姑还是个虚构的人物（笑声）。我常想：“是不是我们祖上无德呀”？后来一查何姓的来源，发现我们祖上果然无德（笑声）。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的祖先原来是姓韩的，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韩国亡国了，我们何氏祖先怕敌人追杀，就改姓何了。国家给别人灭了，这是奇耻大辱啊！他们不但不想着怎么复国，反而把姓都改了，可见我们的祖先是胆小怕事的懦夫，不是什么大丈夫。我们何家二千年来没有出个大人物为人类进步作贡献是必然的，因为我们的遗传基因中缺乏骨气，缺少伟大的人格。没有这些，作为一个人，无论你在任何领域都没有大作为。不过现在好了，因为现在出了个何闯（笑声）！

我在读中学的时候知道了李敖，发现我们何家所缺乏的这些精神元素都聚于他一身。当时我的同学都在崇拜港台明星，而我在崇拜李敖，我的同学知道他们喜欢的明星上厕所时喜欢用什么香味的手纸（笑声），而我成了李敖专家。

你们刘老师请我来与大家聊聊李敖，就是要大家感受一下李敖的人格魅力。

李敖是谁？许多人都知道。但李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许多人都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他是个学者；有人则说他是个痞子；有人说他是个当代的大侠；有人则说他是个捣乱份子；有人说他是个多情的种子；有人则说他是个爱情的骗子；他的敌人对他是又恨又怕；他的朋友对他是又怕又爱；他的女朋友对他是又爱又恨。

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许多人都问过他这个问题，他自己也说了许多，他在他的自传中是这样说他自己的：我自感身处乱世，却一生倨傲不逊、卓尔不群、六亲不认、豪放不羁、守正不阿、和而不同、抗志不屈、百折不挠、勇者不惧、玩世不恭、说一不二、无人不骂、无书不读、金刚不坏、精神不死、其立德立言，足以风世而为百世师……

可能问这个问题的人太多了，他也答得太多了，现在他一般都这样回答。一次著名主持人扬澜问他，您认为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回答说，我给您讲个故事：有一次，亚历山大大帝去见思想家狄阿杰尼斯。当时狄阿杰尼斯正在晒太阳，亚历山大大帝过去向他问好，他正眼也不瞧亚历山大大帝，只说了一句，请不要挡住了我的太阳。亚历山大大帝很沮丧地离开了。在路上，他对随从说，如果有来生的话，假如我不是亚历山大，我愿意是狄阿杰尼斯。而我要说，如果有来生的话，假如我不是李敖，我愿意是李敖第二（笑声）。

李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1935年4月25日，李敖生在中国东北哈尔滨。

李敖的那种倨傲不逊、百折不挠、勇者不惧的性格可能是从他祖父那继承的。他祖父生于清朝咸丰元年，小时侯与母亲一起做乞丐。一天有狗来咬他们。狗就是那种见了衣着破烂的人就咬、见了衣着华丽的人就摇尾巴的动物。是许多人的模仿对象（笑声）。关于这一点，鲁迅做过详细的描写。大家可以找鲁迅的书了解一下。话说那天有狗来咬他们，他母亲怕咬到他，就用身体护着他结果被狗咬死了。李敖的祖父在流浪了一阵后，就与人一起“下关东”。“下关东”知道吗？就是指当时山东、河北等省的穷人偷渡到东北去。东北是满族人的老家，满族人“入关”后就将东北划为禁区，除了发配犯人外，禁止汉人去。但那是一块富饶的土地，穷人们都想去那发展。李敖的祖父活了八十三年，做过马车夫、打更的、看坟的、工人、农民、流氓、土匪、打土匪的等。他七十多岁时，一次家被土匪包围了，家里其他人都吓得面无人色，但他却镇定自若，还拿起一根张飞用的武器——丈八蛇矛，从前门跑到后门，从后门跑到前门，向土匪们叫阵（笑声）。土匪们没想到有这样一个倔强不怕死的糟老头，都被他震慑住了，结果都被吓跑了（笑声）。他做流氓的时候，一天在农田里设赌局，坐庄家。一个流氓输光了，就拔一把刀出来在大腿上割下一块肉来，说要赌肉。他一听就来火了，说：“好小子！你来这一套！割起腿上的肉来了！你有种！可是你给我搞清楚，这一套别人吃你的，我李凤亭不吃！你赌肉，按规矩，不是我输了才赔你肉吗？不是我输了再割都不迟吗？不是我赢了就不割了吗？可是为了不怕你，为了比你小子还有种，我先割给你看！割下来，我赢了，就算白割了”！说着，就把刀朝自己大腿上割下肉来（惊讶）。从这两件事看得出李敖的祖父是个什么样的人。李敖继承他祖父这些性格特点。

李敖的父亲是北大毕业的，他母亲是吉林女子师范毕业的，当时李敖的父亲是他母亲的校长，人家是师生恋，他们是校生恋（笑声）。

李敖家六女二男，李敖排行老五。他从小就与众不同。好象大人物小时侯都是与众不同，当然，除了我之外（笑声）。李敖小时侯就很坚强，一次得了阑尾炎，由于家里的大人分为了二派，一派主张请西医动手术，一派主张请中医抓药。结果耽误了时间，动了手术后，阑尾炎是治好了，但又得了腹膜炎（笑声）。这可是很痛苦的事情，每天都要换纱布引出脓水。他每次换药时都一声不响，医生都很惊讶。这样的人长大了不是个伟人就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人（笑声）。

李敖是个多情种，这在他小时侯就看得出来，他十二岁时就爱上了同班的一个女生（笑声）。当然，他在这方面没法跟我比，我四岁就爱上了同幼儿园的一个小女生（笑声）。当时李敖虽然从未向这个女同学表示爱意，当他现在回忆那段往事时，却感到无比的温馨、神往。他在六十二岁回忆这件事时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只为了那一段少年奇情、只为了那一场春梦无痕的初恋，我愿在时光倒流中停止，在停止中死去，我不希冀她做我的朱丽叶，但我若能长眠在她怀里，我就宁愿不活十三岁以后的我（笑声、鼓掌）。”

一个老人还这么深情，令我感动。初恋是世上最美好的，人生中最值得追忆的就是初恋。不过人生中总是充满矛盾，往往最美好的往事同时又是一生中最伤痛的疤痕。

由于内战，李敖一家搬到了上海，到1949年淮海战役结束，江北全部失守，他们一家逃到了台湾。不过他大姐、二姐都流在了大陆，待他们姐弟重逢之时，四十四个春秋已无情流逝了。

李敖中学时光是在台中一中度过的，他中文很好，参加过许多演讲，辩论、论文比赛。初二时他得了全台中市语文演讲赛初中组的第二名，第一名是他四姐，第三名的哥哥后来成了李敖的四姐夫（笑声）。（wjm_tcy注：是四姐夫的弟弟）

李敖从十二岁就发表文学作品，高二时发表了一篇论文，这文章在第三十界国际和作节征文大赛中得了全台湾第一名，他得了一大笔奖金，马上去买了中华书局版四十册的《饮冰室合集》。

1953年，他十八岁，念高三，只念了十几天，由于觉得中学教育体制斫丧性灵，扼制学生个性发展。于是就去对他父亲说，我不到学校读书了。他这北大毕业的父亲很开明，轻松地说，好，你小子要休学，就休吧（笑声）！

李敖在台中一中读书时结识了一位影响他一生的老师，这老师名叫严侨，是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的长孙。他虽然是数学老师，但上课常常扯到数学以外去。一次他对学生说：“我要把你们的思想搅动起来”。

李敖与严侨的关系很好，李敖休学后，也常去严侨家。一次他还花几天时间写了一封长信给严侨细述了他的成长过程，和对现实的不满，对国民党的讨厌。

有一天严侨去医院看望学校一个住院的老师，碰到在医院看护这老师的李敖，二人就一起回家。在路上，严侨突然低声而神秘地告诉李敖：“你不要回头看，我感觉有人跟踪我，是蓝色的”。蓝色的是指国民党特务。隔日那位住院的老师死了，严侨再去医院，严侨感触甚多。当晚李敖送他回家，回到家后，严侨喝了点酒，终于告诉李敖，他是共产党。

有一次严侨喝醉酒向李敖哭述：

我不相信国民党会把中国救活十多年来，他们怎样改造，也是无药可救，他们的根烂了。我把自己投入一个新运动，我和一些青年人冒险、吃苦，为了给国家带来一个新远景，所以我做了共产党，我志愿偷渡过来，为我的信仰做那最难做的一部分。可是这两年来，我发现我变了，我的精神好像飞向那自由主义的神像，可是我的身体却永远被一个党锁住，被另外一个党监视，这是我最大的痛苦。虽然这样，我还是想回大陆去，那里虽然不满意，可是总有一点“新”的气味，有朝气。对国民党我是始终看不起的……我想带你回去，带你去共同参加哪个新尝试的大运动……

于是李敖就产生了一个重建中国的梦想。哪晓得一天严侨被抓走了，李敖的梦想也破灭了。几年后，有人告诉李敖，你还记得严侨吗？他死了，死在火烧岛。这事对李敖的影响很大。他从严侨那得到了左翼式的狂想，宗教性的情怀与牺牲。

1955年，李敖进了台大，读法律专修科。这给他日后与他的敌人斗争，打下了基础。我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李敖时，听到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有三百六十五天在打官司”。今年他六十四岁了，但手上还有十多件官事没打完。他跟谁打呢？跟国民党打，跟民进党打，跟政府打，跟一些走狗小人打。他曾花了许多年与高雄市政府打官事，最后他赢了，高雄市赔了他一块钱（笑声）。一件一块钱的官事，他打得津津有味。只因为对手是狗屁政府。不过他的官事输多赢少，为什么呢？一位国民党官员说，李敖打官司怎么打得赢我们呢！法院都是我们国民党开的。

党大于法是中国一直无法挥去的悲哀（黯然）。

李敖在台大时，借住在一个古庙里，他住的房间隔壁是骨灰间。这对他日后思想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为什么呢？第一，他天天与死人相对，自然会有对死亡的思索。我们中国人对死亡是很忌讳的，特别是过年的时候，谁要是提到死亡，大人马上就会：“呸！呸！呸！大吉大利（笑声）！”其实这是一种胆小愚昧的表现。我觉得一个人，特别是年轻人对死亡有了思索，对他的人生有很大帮助，首先，他深刻地意识到人一出生就得了死亡这个不治之症，马上就会感受到时间的宝贵，不会轻易浪费时间；第二，意识到死亡的不可避免，他就会反思我们一生将如何度过，我将如何把我有限的生命化为永恒的价值。在一系列的思想打斗后，他会给自己人生做个整体规划，或确立一个有价值的目标。

我近二年读了一些关于死亡的哲学、神学书籍，虽然对死亡这一哲学、神学问题研究得还很浅薄，但希望有时间与大家聊一聊，这对我和你们日后的人生都有很大的帮助。今天还是聊李敖。

李敖对死亡思索过了，加上他独特的性格，所以他成了中国独一无二的李敖。为什么？因为他通过思索死亡，知道什么目标对人生有价值，知道什么样人格才是伟大的，并珍惜每一分钟去坚守他的目标、人格。在台湾像李敖这样既有思想，又有反叛精神的人很多，如柏扬、余光中等，但他们没有像李敖那样坚持，结果，不是成了走狗就是成了懦夫。空余李敖一人笑傲台湾。

在台大，李敖的个性形成了，他才华横逸，倨傲不逊，上课专挑老师的毛病，与老师辩论，许多老师对他又爱又怕。一次，李敖竟大发感慨，说：“叹众老之中，竟无一可为师者”。

他在台大的第二年，他做了一件轰动一时的事。他特立独行的一生从此开始。那年四月，他父亲过逝，火葬的那天，来了两千多人，包括台中市市长，李敖反对丧礼，不烧纸、诵经、不拿哭丧棒、不给吊丧的人磕头、不当众流一滴眼泪，引起了众怒。有长辈劝他：“李敖你读书明礼，按古礼，不能这样干吧”？李敖说：“按古礼，按《易经》是丧期无数；按《墨子》是我母亲要殉葬；按《礼记》是我父亲不能火葬……今天要按古礼，那更不得了”（笑声）。当时在众怒之下，他大有“虽千万人，吾往矣”之势。

李敖在台大时还发生了一件影响了他一生的事。是什么事呢？他在学校又谈恋爱了（笑声）。前不久我看了一本北大教授钱理群写的书，书中有一篇他给新生谈北大精神的演讲，其中有这么一段，他说，到北大来有三件事，一是学习，二是交朋友，三是谈恋爱。我觉得其中最主要的是谈恋爱（笑声、鼓掌）。我觉得人一生中要在不同的阶段谈不同的恋爱。首先要感受一下十五岁以前那种洁白无暇的纯情之恋（笑声）；然后要体验一下十五岁到十八岁那种似懂非懂的朦胧之恋；还要在十八岁到二十四岁之间进行一场风花雪月的浪漫之恋（活跃）；在二十四岁后还要发动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激情之恋（活跃）；到老了还要记得寻觅一段夕阳之恋（笑声）。我觉得爱情是对自我存在的一次最富激情的认可，特别是夕阳之恋。有一次，我在医院看护一个住院的朋友，他旁边住了一个老人。这老人第一天进来时，气色不佳，我当时都感觉这老头快不行了。谁知我第二天去时，一进门就看见他老人家一边唱着小调一边在镜子面前梳着本来就不茂盛的头发（笑声）。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个老太太，他老人家马上上前挽着老太太的手，出门时还给我来了一个“拜拜”（笑声、鼓掌）！他哪是得了病啰！他这是缺少爱情的滋润啊（笑声）！

不知道你们在学校谈不谈恋爱（活跃）？我心里希望你们谈，但我不敢鼓励你们谈，因为出了事你们会说，这全怪何闯那天胡说八道（笑声）。李敖在台大这次恋爱就谈出问题来了。

他的这个女朋友也是很有才华，俩人爱得死去活来，爱得天都红了眼。在俩人正爱得难分彼此时，给女方的家里知道了，强烈反对她与李敖来往，他女朋友的母亲尤其反对，对李敖恨之入骨，一次在吃元宵，忽谈到李敖，她就元宵也不吃了，一边用筷子杵元宵，一边歇斯底里地叫着：“李敖快死，李敖短命（笑声）。”后来俩人分手了，李敖遭遇了有生以来最大的困境，一天晚上吃了一瓶安眠药，幸好被人及时发现，送医院抢救了过来。这件事李敖一直没有说，直到在前年写自传时才说出来。

多年来人们只知道一个坚强的李敖，只知道一个经常换女朋友的李敖，不知道这个为情而死的李敖。一次有人问他，别人都说你喜新厌旧，你怎么看呢？他说，我从不喜新厌旧，因为每次我还来不及厌旧，新的就把我给甩了（笑声）！

李敖在台大的还有件大事，就是给《自由中国》杂志写文章，《自由中国》是一份敢于批评的杂志，在台湾民主的进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杂志背后主要是俩个人主持，一个是雷震，一个是殷海光。后来雷震坐了十年牢，从1960年到1970年，原因是他反对国民党“法统”（所谓“法统”就是国民党打着法律的幌子打击与自己不同意见者），反对蒋介石连任三届总统，反对国民党让青年在受教育之时对民主有全然歪曲的认识。1960年他联合岛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中小资产者准备成立新党。国民党惊恐万分以制造颠覆阴谋和知匪不报为由扑灭了“中国民主党”

前不久民进党有人提议，国民党应给当年这些受到政治迫害的知识分子赔偿，枪毙的赔六百万，坐二十年牢的也赔六百万，像李敖这样坐七年牢的赔二百万。李敖回家就将这事告诉小他三十岁的貌美如花、又极富幽默的夫人，他夫人马上问他：“现在枪毙还来得及吗”（笑声）？

我的一些朋友经常感叹中国没有索尔仁尼琴那样的知识分子。开始我即赞成又觉得不妥，后来才想起台湾也是中国啊！台湾就有这样的知识分子啊！先是1948年228事件，扬逵起草和平宣言，被关了十二年；然后是雷震、殷海光的《自由中国》；1971年10月，台大师生召开言论自由、民主生活座谈会，拉开台湾民主运动中最悲壮的一幕，陈鼓应、王晓波被捕，郭誉妥为抗议国民党的暴行，在校门横刀自刎，血荐轩辕。这是何其的悲壮啊！虽然他这样做不免有些过激，无论如何生命是最重要的。但他的行为充分表达了他们誓死捍卫民主自由的决心；1979年“美丽岛事件”，在施明德等人的组织下，高雄市举行了数万人的游行聚会，喊出了打倒“特务统治”“反对国民党专政”的口号。在蒋经国的镇压下，152人被捕，许多知识分子至死不屈。

在这一批知识分子的带领下，优秀的台湾民众的支持下，台湾民主政治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政治气候达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宽松。比如李登辉有台独的言论，电视台的记者就去采访李敖，问：“李敖先生，你对李登辉这次言论有何看法”？李敖说：“李登辉的言论不能按常例来分析，因为他是个混蛋”（鼓掌、笑声）。李敖在台湾能这样说所谓的“总统”而又不会受到任何伤害，可见他们的政治气候是何其的宽松。这是几十年台湾一批知识分子的功劳，李敖便是其中之一。不过我说台湾的民主政治宽松是相对而言，是相对中国几千年来黑暗的政治思想史而言的，其实台湾现在还存在着数不清的黑暗，例如黑金现象，黑金现象是指政府一些大小官员与黑社会、奸商为了各自的利益，互相勾结。不过相对而言，台湾还是民主的，虽然它还是一团糟，但历史上的中国更糟。李敖现在就在享受他与一群斗士所拼出来的民主成果。前不久他加入了台湾2000年总统竞选。这是后话，我们还是回到1959年。

1959年李敖二十四岁，这年6月18日，他从台大毕业，结束了台大的五年大学生活。这年九月七日，他开始服兵役。我认为他是很乐意去的，因为部队是最没人性的地方，那里可以磨练一个斗士，使一个斗士更坚强，不过也可以使一个奴才变得更像一个奴才。关于这一点，看一看我国的军旅作家就知道了。李敖经过部队生活，变得更加百折不挠了。

一次，他们部队的指导员要求非国民党的人加入国民党并威胁说：“谁不入党就将他分发到金门岛去”。许多人都怕了，赶快入党，惟有李敖死不入国民党，指导员就问他：“李敖你不怕去金门吗”？李敖说：“我不怕”。指导员说：“你很优秀，我们国民党没有拉到你，很可惜。”李敖说：“你们拉一个贪生怕死为了怕去金门而入党的人才可惜呢”（笑声）！有趣的是，后来李敖没去金门，那些入了党的反而去了（笑声）。这些人气得要死，跑去质问指导员，指导员说：“前线需要忠贞的人，把李敖送去，会影响士气，所以还是你们去好一点”（鼓掌、笑声）。

1961年2月6日李敖退伍，退伍后，他隐居山林。这年他二十六岁。这年11月1日他在《文星》杂志发表了《老年人和棒子》，引起许多人的赞赏，和许多人的唾骂，由此开始了他的文星时代，《文星》本是一般的杂志，有了李敖后一跃成了台湾最著名的杂志之一。

在这期间，他被请去参加“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辑会。也就是“精神奴才拍马编辑会”（笑声），是国民党自我吹嘘的表演。国民党哪晓得请李敖参加等于是引狼入室（笑声）。国民党的秘密档案全部进入临了李敖的大脑。后来李敖写了六本书批蒋介石，二本书批国民党，都得益于此。他在文献会呆了一年多，与会中的国民党结了大仇，1963年3月他退出文献会。这期间，李敖与《文星》四面楚歌，李敖出的书被查禁，与一个国民党官员的官司从1963年打到1974年，期间他还有其它的官司。

有一次他开车出了车祸，李敖受了点伤，出事后来了警察，看了李敖的身份证后，马上说：“吓，你就是李敖，我们有拘票，正要抓你，快跟我来”。李敖说：“跟你来可以，不过你们要抓我，却等到我撞车时才来，未免太迟了吧”（笑声）！他在这时候还开玩笑，可见他是金刚不坏、精神不死。这次抓过去，马上又放了出来，说是抓错了。

这期间，他还帮助了许多人，如《自由中国》案的殷海光，“大力水手”事件的柏扬，被蒋介石抓起来的彭明敏等。1966年，李敖三十一岁，他的书被禁，《文星》杂志被查封，李敖没有稿费度日，只好改行去卖牛肉面。后来连牛肉面都不让卖了，只好去做小工（wjm_tcy注：是包工头，卖二手冷气），有一次他与几个民工一起抬东西到著名导演李翰祥家，被李夫人认出，惊问：“一代大作家为何沦落至此”？李敖只有苦笑。其实，在一个黑暗的时代，大作家一般都是落到如此处境，而小作家、御用文人们都躺在执政者怀里吃奶（笑声）。

他从三十一岁到三十五岁这段时间，一直受到国民党的刁难。到1970年，他被国民党软禁了，二十四小时被人监视。当时被监视的不止李敖，那些人都感到烦躁，而李敖却临危不乱，一边谈恋爱，一边与监视他的人斗智斗勇（笑声）。从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来李敖的性格，他的厉害。彭明敏被人监视的，他感到烦死了，竟无办法。另有一个人，每次特务跟踪他到百货公司等人多的地方，他就当众说明身份，并指着特务大骂他们是国民党的走狗。还有一个人，自认身体强壮，每次在走狗们快要交班时，就故意跑出门去爬山，使这些人不能交班，跟在他后面跑（笑声）。虽然走狗们受苦了，他也未起到锻炼身体的作用，一次他因此从山上摔了下来，把腿摔断了。

李敖就不同，他则是天天跟这些人嘻嘻哈哈，找到机会就整这些人，使这些人看到他笑就害怕（笑声）。他还偷拍这些人，将这些照片与一些资料通过特殊渠道送到国外去，让国民党在国外出丑。

在经过了十四个月的软禁后，国民党终于向他下手了。在1971年3月19日晚上，他被捕了，罪名是“台独”。李敖一辈子反台独，却以“台独”的罪名坐过牢，这种笑不出的笑话在中国政治史中屡见不鲜。

这次坐牢，他历经了国民党特务的凌辱刑求，历经了好朋友的陷害出卖；历经了恋人的黯然离去；历经了终年不见阳光的孤独岁月。这是他一生中最悲痛的一段时光，也是历史上所有人类思想的精英为了追求真理所不应该经历却又必定会经历的时光。

李敖在牢中经历了许多磨难，他都忍住泪为自己打气，鼓舞自己不要崩溃。但是他的恋人写信给他，表示要与他分手时，他捧信凄然，眼眶再也止不住泪水的奔流。许多人说李敖是个花花公子，其实他是真真的痴情汉子；许多人说李敖是个坚强的勇士，其实他也是个脆弱的情种。不过他的脆弱从不轻易让人发现，一次国民党对他用刑，将三支圆珠笔放在他的左手四指中间，再用他的右手握紧他的左手，并说：“李先生，这不是我们折磨你，是你自己右手在使你的左手痛苦，所有不能恨我们”。他笑了笑，说：“我不恨你们，也不恨我的右手，我只恨圆珠笔”（笑声）。

其实他当时很难过，心很难过，他在想，为什么我的大脑掌握了真理，我的肉体就要受到折磨，就要疼痛呢？这不止是李敖的悲哀，而是全人类的悲哀。

他这五年八个月年的牢狱生活中有二年半是被单独关在一个小牢房，没有让出来过，他后来写文章回忆时说，他那时天天与人约会，对象不是人，是太阳，每天只有二个小时。由于阳光通过高窗照进来，是分成几块的，他每次都把碗、筷、杯分放在几块阳光下，然后他再挤过去，与碗、筷、杯一起晒。他说当时他孤处小牢，仿佛觉得，虽然阳光普照，却与他独享，世态炎凉，太阳反倒是朋友了。在这孤独的岁月中，他感到小时已不是时间单位了，昨天、今天、明天都是一样，他对时间与空间有了一种深邃、细腻的感觉。从此他更有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

这六年半他熬过来了，在部队时，他的意志受了一次磨练，这次在一个更加非人的地方，他经受了更大的磨练，他更加坚强了，他的意志达到了金刚不坏的境界。

前不久有人问他，通过那次坐牢，你的思想有什么改变吗？他说，这个世上有两种人，一种是一坐牢就坐蔫了，比如柏扬，一种是越坐越坚强，比如我（笑声）。

在他坐牢的最后一年，法庭最后一次审判他，他一言不发，写了一张书面意见，从这张书面意见可以看出，李敖还是李敖，坐牢后，成了一个更成熟的斗士。

这张书面意见是这样写的：

审判长先生：

我只要花一分钟就可以把话说完，我的话共分五点：

第一点：关于本案内容部分——我没有话可说，我用法律里面的缄默权。我想我也不必说明我为什么不说话，一千九百四十六年以前，耶稣在被审判的时候，也不说话。

第二点：关于判决的部分——过去我不上诉，以后也不上诉。虽然我是无辜的，虽然我没有罪，我仍愿引用印度独立的伟大领袖甘地在法庭上的两句话：“我不愿浪费法庭的时间，我承认有罪”。

第三点：关于我的态度部分——我现在声明，我自被捕后，因被刑求而来的一切我写和我签字的东西，全部无效。也许我信心不够，无法抵抗现代科学方法的刑求，但我知道五百四十四年以前，最有信心的圣女贞德在被捕以后，也犯过我同样的无可奈何的错误。

第四点：关于所谓爆炸案部分——虽然跟我无关，但我愿为李政一、刘辰旦、吴忠信、郭荣文、詹重雄五个小朋友做他们“人品的证人”这就是说，我相信他们不是做这种事的人，他们的诬服，事被刑求的结果。我请求审判长先生给他们做无罪的判决……

第五点：关于我个人的刑期部分——我不要求做减刑的判决，也不对加重不满。美国民间领袖尤金戴布兹（就是坐在牢里还有一百万人投票选他做总统的尤金戴布兹）1918年在法庭上的三段话就是我的话：

“只要有下层阶级，我就同流；

只要有犯罪成分，我就同俦；

只要狱底有游魂，我就不自由。”

只要我在这岛上，不论我在牢里也好，在牢外也罢；不论我是“名不副实”的“大作家”也好，或是“名实相副”的“大坐牢家”也罢，我都不会有自由的感觉。因此关于我个人这部分，我不请求减轻。

李敖9月15日

1976年11月19日，李敖服刑五年八个月期满，终于出狱。出狱时，李敖四十一岁。此后的二年七个月中，他没有发表文章，没有出版书，他一边打官事，讨回一些坐牢时被人吞并的财产，一边筹备东山再起。

1979年6月，在隐居二年七个月后，《中国时报》突然等出消息，李敖复出了！李敖出版了一本《独白下的传统》。从此，原本无精打采的台湾文坛开始热闹起来了。

《中国时报》副刊总编辑高信疆是个胆大的知识分子，马上请李敖写专栏。李敖说，要我写可以，不过我要事先申明，这不是你们的专栏，而是我的租界，我写什么你们就登什么，我怎么写，你们就怎么登，一个标点符号也不能改。高信疆是个有胆识的人就答应了。此后，李敖更加一发不可收拾。

在这期间，李敖与一个电影明星，当年号称“台湾第一美女”的胡茵梦接了婚。别人觉得很惊讶，就问李敖：“胡茵梦为什么会嫁给你呢”？李敖说：“胡茵梦已经够美了，她不像一般的女人要美容，她要用文化美容，而我是文化最好的代表，胡茵梦便只好爱李敖了”（笑声）。

不过他们这段婚姻只维持了三个月零二十二天（笑声）。为什么会这样呢？胡茵梦本是国民党党员，父亲是立法院的委员，胡茵梦在与李敖结婚后，国民党因不满李敖复出后的言行，在对付李敖的同时，也封杀了胡茵梦在演艺事业上的发展，还向她施加压力，最后胡茵梦受不了啦！参加了国民党策动的斗臭李敖的集会，并作伪证。当时李敖本是四面楚歌，见胡茵梦如此，就马上宣布与胡茵梦离婚，当时胡茵梦住在她娘家，李敖就带了一大把红玫瑰过去写离婚协议书，许多记者蜂涌而至。当时胡茵梦写了一份协议书，落款写了“中华民国”的年号，李敖马上说：“我是不奉中华民国正朔的，这张你留着，另写一张写公元的吧，我要那一张”（笑声）。记者们哄堂大笑。

1981年，这是李敖一生中比较艰难的一年。十六年前，他在为自己写了了一个简历，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现在身上一身是债、两眼近视、三餐很饱、四个官司（笑声）。而这一年在住院时，作家林清玄去看他，提到了这篇简介，李敖就说：“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一身官司，两眼发直，三餐点滴，四面楚歌”（笑声）。

在这年的8月10日，国民党见李敖还是以前的李敖，便找了其它的借口又将他抓了起来。不过这次在牢中国民党不敢对李敖怎么样，因为国际舆论太大了，而且岛内的政治气候也又所改善。所以李敖还没进监狱，监狱长就召开了一次“全监狱流氓代表大会”（笑声），会上警告各路流氓，大意就是谁动了李敖一根毫毛，他就动遍他全身上下所有的毫毛（笑声）。各路流氓纷纷表示，我们怎么会动他呢？我们佩服他都来不赢（笑声）。后来，李敖到了牢中，放风时，各路流氓纷纷向他打招呼，并奔走相告：“快来看啊！胡茵梦的老公来了”。李敖一听，苦笑不得，心想：“我纵横文海二十年，在文化界声名盖世，可是要盖流氓界，却还不如一个女人”（笑声）。

1982年2月10日，李敖出狱，当天下午，他就公布一篇长文——《天下没有白坐的黑牢》，把监狱的黑暗公布了出来（笑声、鼓掌）。原来他坐牢时，通过牢友的帮忙，偷了牢中许多黑资料。这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应，一所监狱马上发生了暴动，“法务部长”李元簇也随之黯然下台（笑声）。一位国民党官员说，李敖这个人是关不得的呀（笑声）！

李敖这次出狱后，开始了他十年的“笔伐”。他自己办了《千秋评论》和《万岁评论》两本杂志，其中《千秋评论》在他坐牢时就在秘密出版。这十年中，他一边印刷他的书一边与国民党捉迷藏，因为他的书大部分是禁书。

李敖有多少本书被禁呢？有九十六本，这是一项世界记录啊！

李敖的创作又快又好，现在已有一千五百万字了。

1993年（wjm_tcy注：是1995年）后，由于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台湾政治气候相对宽松了，电视台等传媒不在全部由国民党垄断，于是李敖又开始了口诛，在电视台开了一个叫《李敖笑傲江湖》的专栏。他自我夸奖这节目是“开电视得未曾有之奇，说它乃千古一奇，也不为过”。这节目收视率很高，共出了四百集（wjm_tcy注：实为1000集，后来又开了大概500集的《李敖秘密书房》）。

他的口才很好，他说：“知道我的人都喜欢看我的文章，认识我的人都喜欢听我讲话，了解我的人都喜欢我这个人”。

他无论讲话、写文章、做人都很狂傲。有一次他说，你们捧我，我很不高兴，因为你们捧得还不够（笑声）。于是写了一篇文章，叫《看谁文章写得好》，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中国传说中，五百年内必有王者与，必有不出世者出世，因此我说：五十年来，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鼓掌、笑声）。

前不久杨澜采访他，说：“李先生，您当年写这文章时可能是出于一时冲动，你现在还坚持这观点吗”？李敖笑了笑，说：“我现在有所改正，要改为一千年内”（笑声）。

李敖今年举办了一个“李敖祸台五十周年”。三千人的会场挤进了六千人。在会上他妙语连珠，回忆了五十年来的奋斗历程。当时他的家人也去了，他介绍了他的家人，大意是这样的：“我家有四个党派，一个党派是我母亲，今年她九十多岁了，他是个反对党。她年轻时英文很好，如今老了，什么都忘了，只记得一个单词，就是NO（笑声）。第二个党是我妻子，她是个执政党，家中的事都归她管。”

李敖的妻子比李敖小三十岁，他是在大街上认识她的。当时李敖在街上走，看到前面一个女子穿着一条短裤，玉腿修长，光洁匀称。李敖当时就想，既然她有一腿，我就有一手。于是就上前去勾搭她（笑声）。后来有人问他，李敖你怎么说也是个知识分子啊！怎么能这样呢？李敖说，我与别人不一样，当时我不去勾搭，她就坐车走了，我就再也看不到她了。许多人不会象我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怕被拒绝，怕丢面子，他们爱面子胜于爱女人，我就不同。

还是讲他如何介绍家人吧！

他说：“第三个党是我的儿子，他今年三岁，是个神童。一次我们去公园玩，他看见地上有一条毛毛虫，就要用脚去踩，他妈妈马上制止他，说要爱护小动物。他点了点头，等他妈妈一转身，他一脚就将毛毛虫踩死了（笑声）。他妈妈很生气，就对他说，你完了，晚上毛毛虫的鬼魂会来找你。他说，没关系，毛毛虫不知道我家住哪里（笑声）。我说一句话，如果你家是民进党的话，小毛虫更找不到你，找到你家地址也找不到你，为什么呢？民进党有人头党员，一个户口里面，也时候有三千个人的名字在里面。再谈谈我女儿，我女儿不是反对党，也不是执政党，也不是民进党，她是共产党，她现在四岁，为什么有那么小的共产党，我讲个故事给你们听，她跟我们讲话啊！段落非常清楚，她说：爸爸，妈妈骂我。注意喔！这是陈述情况。情况是妈妈骂我。第二段：我不喜欢妈妈。这是划清界限。共产党喜欢划清界限（笑声）。她的第三句话是，爸爸，我爱你！她这是在搞统战呢（笑声）！她的第四句话是，爸爸，抱我！她这是在提要求。虽然她只讲四句话，但完全可以证明她是个共产党（笑声）。有人肯定要问，李敖，你们家有这么多党，为什么偏偏没有国民党呢？我们家没有国民党，一次，我在郊外散步，忽然有一群狗挡住了我的去路，我就指着它们骂，国民党！国民党（笑声）！”。

李敖是骂国民党骂得最精彩的人，他骂得一针见血。比如他说：“国民党把经济问题政治解决；政治问题法律解决；法律问题经济解决。总是不能恪守本位”。

李敖能把一些“三级”的字用到骂国民党上，让人感到不但不下流，而且觉得精辟、幽默。比如当年国民党被赶到台湾，在孤岛上苟且偷生，但还要大叫反攻大陆，而对台湾本土人民又施加暴政。李敖就说：“国民党这是意淫大陆，手淫台湾”。

只有李敖才有这样的胆识，这样的骂人水平。他一个个体户、单干户，能与国民党这样的执政党斗，而且斗得国民党对他又恨又怕，这是很了不起的。李登辉的任期马上就要到了，台湾在2000年就要换所谓的总统了，本来有四个竞选人，一个是李登辉的老助手——连战；一个是台湾省省长——宋楚渝，也是国民党，他以个人名义竞选；还有一个是民进党的陈水扁，是个台独分子；还有一个是许信良。前不久李敖突然出来与新党合作，代表新党竞选总统。他说：“我的加入，许信良是悲喜交集；陈水扁是汗流浃背；宋楚渝是手足无措；连战是噩梦初醒”（笑声）。

有人问，李先生，你这次竞选有多大的把握？他回答，没有把握，他的目的是让局势保持均衡。不让任何一个人非常容易地成为“总统”，不然他上了台就会不知天高地厚。

这是李敖的一贯作风，他曾帮民进党斗国民党，有人不解，说，李先生，这些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你为什么帮他们，李敖说：“我这是帮龟儿子打王八蛋，不能让王八蛋一党专政”。

其实李敖只是在捣乱而已，这一点很像鲁迅。鲁迅曾说，我知道我改变不了什么，我只是在黑暗中捣乱而已。

这次竞选李敖经常与记者开玩笑。台湾与美国一样，总统如果不幸身亡，那在这任期内，由副总统主持大局。李敖有一次在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他，如果他当选总统，会选谁做副总统。他回答，我会选张惠妹当副总统，看谁敢暗杀我（笑声）。

李敖就是这样一个人，有一次有人问他，如果要你用一句话概括你的一生，你会如何概括？他说：“一个正确的人，生活在一个错误的地方”（笑声）。

他在他的自传的后面写了这么一段：我已跟台大医学院骨科主任韩毅雄医师、法医学科主任陈耀昌初步谈好，我死以后，将捐出遗体，做“大体解剖”，然后做成完整骨骼标本，永远悬挂于台大骨科，除嘉惠医学教学及研究外，恨我入骨者亦可骷髅相见也！（鼓掌、笑声）。

这就是李敖，他是怎样一个人呢？用任何语言形容都是多余的。他的名字将来就是一个形容词。有人要问我，李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会回答：是个李敖一样的人。有人要问我，何闯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会回答：是个何闯一样的人（鼓掌）。

整理于1999年9月24日

附录：

在下本名何闯。文中关于李敖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李敖著的《李敖回忆录》、《快意恩仇录》和一些李敖的电视专访等。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如果在资料上有错误，请指正！谢谢！（wjm_tcy注：哈哈！我已指正！）

没有李敖的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界不会出现高潮（易书生）

——兼为李敖“神州文化之旅”留存闲话备考

我一直有一种忧虑，若干年以后，人们在追述今天这段历史的时候，中国思想文化界除了几个小鬼插嗑打混、无知无畏者的梦话、文化与出版的泡沫繁荣，恐怕很难有浓笔重彩的内容。

在这样一种忧虑中，李敖杀将进来。如果李敖不迈出这一步，那么，他将只能是中国台湾地区的李敖，而不能称之为中国的李敖。因此，从另外一个层面上说，李敖的“神州文化之旅”，实质上已经让他从中国思想文化的地域历史人物中提升到了整个文化史的层面上。这，是许多人甚至其本人都不曾料想的。

中国思想文化界缺少领军人物，李敖成不了领军人物，但是却是与领军人物齐肩的自由文化人。并且，因为这位自由的文人已经站在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高端，使得中国大陆思想文化界显得更加可悲、可怜，更应当深刻反省、自强。

李敖为期12天的“神州之旅”，大陆思想文化界所暴露出来的浅薄十足令人汗颜！

关于“人书俱老”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媒介批评研究学者听完李敖演讲后设问：“李敖老矣，尚能骂否？”表示李敖虽仍在嬉笑怒骂，但已不复早年写书时的新知灼见，令人颇有“人书俱老”的感喟。说，听过李敖演讲后，感觉他所抖的包袱、提出的见地，比写书时并无新意，给人技穷之感。李敖访北大、探法源寺时两叹“人书俱老”，此中虽含褒义，但用于形容今之李敖却令人遗憾。说，自己作为一个喜爱李敖著作的读者，希望他在保持犀利和深刻的同时，能更为严谨。否则在大众媒体时代，他本人只会多了戏剧化的成分，而少了真实性。认为，李敖的尴尬地位和形象变化主要是媒体造成的。李敖此行的策划者是最大赢家，但李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必因与大众传媒的过从甚密而受到影响。“人书俱老”的另一重要原因，认为是因为李敖与网络的隔绝。李敖虽是天纵之才，但是拒绝与集散各种信息和真实民意的新媒介往来，造成了李敖知识系统的有限和封闭，这相当程度上限制了他的视野。说，李敖作为以骂出名的人，对他有各种评价毁誉很正常。这位杰出作家选择在电视媒体上频繁露脸，现在看来并不明智。（据中新社北京9月23日电）

9月24日，凤凰网与李敖大师聊天，主持人吴小莉问李敖：您在北大图书馆和法源寺题词“人书俱老”，你是指自己也老了吗？您如何看待您在我们“敖迷”心中永远不老形象？李敖回答：他这个问题就表示了我们很多的古典教育可能出了问题，“人书俱老”是出在孙过庭书谱里的一句话，他的书谱里讲人书俱老，书是指书法。李敖说：我在图书馆里写这个书也代表书，也代表书法，这个老字，不是真的老，这个老是表示炉火纯青的意思。这个精神代表书是那么了不起的书，人也是了不起的人，隐含了吹牛的意思，如果大家没有看过孙过庭的书谱就不懂这句话真正的含义，只能从字面上来看。（据李敖凤凰网聊天实录）

我通过网络了解这位清华大学副教授的个人资料：王君超博士，清华大学副教授主任编辑；研究方向：新闻业务媒介批评与策划；1985至1989年就读于郑州大学新闻系，获学士学位。1989至1991年为《人口时报》编辑、记者；1991至1994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获硕士学位。1994至2002年在《人民日报》海外版要闻部，任编辑、记者，其间1997至2000年在职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获博士学位；1999年应邀赴南非创办侨报。2001年破格晋升为《人民日报》社主任编辑，2002年调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主要著作：《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专著）、《中国新闻评论发展研究》（参撰）、《新闻冲击波——北京青年报现象扫描》（参撰）。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新闻作品曾获“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好新闻”一等奖、人民日报“两会好新闻”一等奖、“海外版新闻奖”一等奖、精品奖等。参与主要科研课题：国家九五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新闻评论发展研究”。

一句“人书俱老”所暴露出作学问的浅薄，也反映了当今大陆学届的一大弊病。新闻记者浮坪掠影尚可谅，而作为授业解惑者却实可悲。更深层次地还应当引起诸多当今学风、教育体制等多方面的思考。否则，误人子弟啊！至于网络上传闻：“清华学者奚落李敖反受辱，昨晚羞愧自杀”的消息，说“遭受了不少学生们的鄙视，遭受了全体同事的冷落，压力太大，加上羞愧难当，他终于精神崩溃，选择了自杀，以向国人谢罪。”恐怕只能是“敖迷”们的羞辱人的恶作剧。辱不至此，却令人对今日学界感到悲哀。

关于“悟空”的“解剖李敖”及“李敖是一面镜子，一盏明灯”

对李敖的评价由来已久，“神州文化之旅”期间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其中尤以一名称“悟空”的人是下了一翻苦功夫，写下了三万多字的“解剖李敖”，挂在凤凰网站的论坛上。

“悟空”一开始就称：“自命名为：神州之旅，这名是不是起大了？如何解释？还‘猛龙过江之旅’，有自己如此不要脸地起名的吗？我看还是叫‘不知天高地厚之旅’或者叫‘自作多情之旅’比较贴切。”

其后之所谓“解剖”，实为骂娘！信手转录几段：

……还有李敖的老婆和女儿偏偏不和他一起来，不只是什么缘故，有点不大正常。他的叫李文博士好像也没来接机，不知怎么搞得。另外这夫妻二人都要带着墨镜，一幅见不得人的架势

……解剖李敖本来很简单，如同解剖麻雀，一只很具代表性的麻雀。随便找个穿白大褂的就成，哪怕是杀猪的也凑合。但现在就很麻烦，因为李敖成精了，不是一般鸟了。所以解剖李敖必须要高手来主刀。批评、指责李敖的文章不少，大都不得要领，弄得千刀万剐般血淋淋的一塌糊涂，结果什么也看不清楚弄不明白，还惹得这厮越来越张狂，越老越激进。看来，要除掉这老妖非要我悟空亲自出马不可了。这好比用剁虎刀宰鸟实在是小题大做，见笑见笑。其实我并不是医生，也不是屠夫，只不过是个智商过人、没出息的思想家而已，反正现如今思想家、文学家、大师等头衔和混蛋、败类、二百五一样不是什么正经“职称”。

……跟畜牲说人话不明智，对李敖这种无赖讲文明、说道理是对自己的伤害。对待无赖、泼妇之类，要么别去理他，要么就用鞭子抽他，用板砖砸他，千万不要和他交手过招，否则，一开始就注定了败局。就像人可以打狗，用棒子打狗，却不能与狗比武，否则，虽赢犹辱。

……尝过我的手艺，李敖的东西就该拿去喂猪了。我并不是名厨，连厨师也不是，不过是做骂人“菜”太简单而已，会吃饭的都会做，只是需要一点像李敖一样不要脸的勇气。

……两个字“肮脏”，思想肮脏，格调低下。“女人都会偷情，只要有机会。”如此说来，你爹死得早，你娘一定有机会，说不上你有多少爹了；你老婆比你小三十岁当属“偷情积极分子”了，想必你在电视台满嘴喷粪时你老婆正在跟别的男人媾和，那你也就是老王八了。你女儿十七岁结婚十八岁离婚，现在已经快四十了，也该成“偷情家”了。你的“高见”应当来自现实，来自周边的现象，你家的女人们相比更会用实际行动支持你的“高见”。那么你李敖家就成了偷情世家、破鞋俱乐部了。

……李敖有许多头衔，“文学家”、“大师”、“历史学家”、“思想家”一大堆，看了让人眼晕，给人的感觉他的“智”一定很高，其实，这些没撇的“头衔”没有一个是名副其实的，统统是赝品。

……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李敖没读过书，很没文化，思想能力低下，语文能力很差，写作能力更差，纯属于文坛混子，就是二百五一个。

……李敖号称国学大师，看他那副德性、那个脑型哪像个读书人，更谈不上传统读书人的风范。从言谈举止、做人的态度和生活作风等方面看，他显然没有受过传统思想的熏陶，说明他没有从书中汲取精神营养的能力，书念十车年过七十岁仍然没有修养出一点传统美德、文化修养和半分德高望重的品格。说他是思想家更是大大的讽刺，李敖言吐三千万，别说有建树的思想体系，所谓思想除了豪言壮语剩下的全是蹩足的奇谈怪论，连一句有思想价值的话恐怕也难找到。可见，李敖充其量是一个拼命念书、啃书的狂生。进一步看，李敖号称读书第一人，传统文化大师，可他的思想和品德与古文化大相径庭、背道而驰，或许说李敖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颠覆古文化的卧底。他真是个怪物，他的本钱是传统文化，却总是逆传统文化而行，甚至用传统文化反传统文化，确实是一个奇迹。心里不扭曲到一定程度的人事干不出这种事情的。说到底，李敖是离经叛道狂生，是聪明绝顶的混蛋。把书读反了，越读越混蛋，说句土话，李敖把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李敖的经典得意是“用证据骂人”。这话说得标乎乎的“没文凭”，缺乏起码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语文能力。证据是用来支持观点、论点、说法、道理的，如何能用来骂人？“用道理骂人”或许还说得过去。向来有“以理服人”的说法，哪个听说过“以证据服人”呢？“用证据骂人”就像“穿棉花”、“吃稻子”一样不像正常的人话。更重要的是，骂人需要的是理由和原因，也就是为什么要骂，该不该骂，至于骂人用证据所有人都会，只是有时骂人无需证据。

……写作第一要素是“创造性”，也叫“文学创作”，靠的是思想和智慧。拼写、誊写别人的是垃圾作品，李敖钻了个空子，他很“高明”地把被人的东西夹在自己的文章里变相地誊写，很多小学生的作文就是这样写出来的只是他们的资料没有李敖的全，当然手法也不如李敖老练，更缺乏了“与现实结合”的“联想”经验。

……如果文史基础就是学问的话，那么随便找个中学高材生三两年就能把李敖打得四脚着地，问题是没有一个中学生会这么干，蠢到这种地步。文史基础知识是工具史基础，不可当作真正的学问卖弄，所以不必统统强记，就像数学家不用把圆周率记到一百位以后一样。

……李敖是一个心智发育不健全的人，他的智商大致相当于小学三四年级水平。所以，他连最起码的道理都不懂。

三万多字的“解剖”，看后只剩下一句话：一个满脑子封建正统的“老古董”，骂起人来如街头泼妇，许多语言即使是街妇也难与匹敌，斯文扫地，人身攻击，已近歇斯底里。

我想此“悟空”如此下功夫“解剖”李敖，必然对李敖怨恨到了骨头里，不是杀父夺妻之恨，也是女朋友被李敖“翘”走了。

我观李敖所谓“骂”人，实为文骂，是一手拿着历史堆里淘出来的“证据”，一手招揽身边过客，用尖酸刻薄的嘲讽和羞辱，戏笑怒骂却透着文人的风骨。而此“悟空”如果还是“文人”，我算是开了眼，原来“文人”骂起人来，竟然是如此通俗如妇。

对李敖诸多评论中，还有一位自称白云浪子（pengk@umbc.edu）的网友在凤凰网的论坛发文：“李敖是一面镜子，一盏明灯”，认为：“看不懂李敖是我们国人的悲哀。”相对于“解剖李敖”而言，此文并不算长，虽然属“吹捧”类文章，但并无肉麻的话，他说：当我完整的看完李敖北大清华复旦演讲以及了解他在大陆的言行之后，我被震撼了！李敖作为“中国人”的形象在我心中从来没有这样的完整和挺直。

他认为：李敖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一面镜子，因为，“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在李敖的镜子面前应该怎样的忏悔？我们站起来过吗？”

他还认为：李敖是政府的一面镜子，“李敖在摸老虎的屁股，李敖揭穿了皇帝真的没穿衣服，他每一句话都说到了皇帝的痛处！他不怕！他不是不怕，他着急，为这个国家和民族！‘在祖国大地上，没有人不爱国。言论有问题，思想要慢慢来？……我愿意等待！我70岁了，等不及了，希望大家要改！要快！’拳拳赤子之心表露无遗！他是一面镜子，用如此光明磊落来照亮你的阴暗，警醒沉睡不觉的睡狮灵魂！只身面对，毫无惧色，何等气概！”

他也认为：李敖是假爱国人士的一面镜子，“他能为国家的自由几十年如一日抗争。李敖不只是口水爱国，他为抵抗小日本将自己的珍藏拍卖捐钱给慰安妇，他为鼓励自由为胡适造铜像，他解囊为高金素梅抗争，他不屑强势却要见一个身患绝症的小狂人，他甚至不顾一切在大陆痛心疾呼！”

他还认为：李敖是普通中国人的一面镜子。“李敖是刚烈的，他说自己‘不是猛龙不过江！’的确我们看到了一条过江猛龙。他可以数次坐牢，可以几十年如一日骂腐败，骂黑暗，骂小日本，骂美国（右幼们总是因此而对他咬牙切齿，说他是地下党，准备看他到大陆捧GCD），可是他到大陆通篇都在骂GCD，宣传的都是GCD所害怕的民主自由，连他的一些赞扬也暗含了警醒和希望（右幼们如今应该知道自己是何等浅薄！）。他不怕异见，推崇务实治国，公然说希望大家听了他的讲话后，和‘马克思主义byebye’；他说胡在他这里不是书记，是兄弟；他说‘我就摸了老虎的屁股’，‘不去长城去秦城’！这种刚烈，不正是真正中国人的丧失已久的风骨吗！历史上我们知道岳飞、屈原、江姐、张治中，李敖的视死如归如出一辙，让我觉得只有李敖才是真正的脊梁的传人，觉得他才有资格做一个用智慧、坚贞和勇气追求真理的真正的GCD员！”

白云浪子称：“李敖是一盏明灯”。认为他是“一位忧国忧民、舍身取义的思想家！一位不仅用高超的笔和纸，更用身体和行动忍辱爱国的思想家！一个大无畏的时代先行者！”他觉得“看内行的人知道，北大清华复旦甚至当今大陆的知识分子今天经历了怎样的洗刷！李敖的演讲，完全可以是当代民主启蒙思想的经典教科书，中国的人文救赎之道！一个不再孬下去的北大清华和知识分子，应该为李敖的演讲树立一座丰碑，掀起一场从灵魂深处的反思浪潮；一如当年的五四，破除自己的陈旧，引领一个新时代的文化思想洪流。如此，中国富强指日可待，中华民族长盛不衰才会从神话变成现实！若此，思想家的李敖将仅仅是个开始。有李敖，中华幸甚！”

李敖“神州文化之旅”在中国引起了思想文化届、新闻媒体等多方位的振荡，网络之上评论如潮，以上之“悟空”、“白云浪子”算是两方面的代表。细细品味，前者似乎是一位老者，并在文化届或学届有一定资历，但是贬低人的手段实在有些卑劣。后者似是一位大学里的学子，但不乏独到的冷静思考。

关于“‘神州文化之旅’是‘媚俗’之旅”

傅国涌撰文《李敖：只剩下一个“俗”字》，称李敖“骨子里乃是极致的媚俗”。他说：“我不想说李敖是庸俗的，因为他70岁的人生已经证明他并不平庸，而是精明到家，但毫无疑问李敖是俗气的，他是一个彻底的世俗中人，一个始终没有摆脱低级趣味的人，他好财、好色，对名利很在意，整天在碌碌红尘中打滚，几乎没有时间从世俗的污泥浊水中抬起头来仰望星空。他表演欲极强，时不时地想着要惊世骇俗，事实上只是典型的媚俗而已。他自称此行是‘猛龙过江之旅’，反复强调要与连战、宋楚瑜乃至克林顿等比赛演讲水平，扬言要让连、宋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演讲’。为此他在临行前闭门攻读，作精心的准备，书单中包括领导人的讲话在内。他自比法国18世纪的启蒙巨人伏尔泰，说伏尔泰80岁才回到故乡巴黎，受到万人空巷的欢迎。他宣称要‘给中国一个指向’。无论他在北大、清华、复旦的舞台上如何表演，都掩盖不住他的一身俗气。”

傅国涌在此文中还对李敖的过去进行了追溯：“李敖从二十几岁起反对台湾当局，以前他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自称‘左派知识分子’，不过更多的时候，他还是喜欢将自己定位为‘大陆型的知识分子’，并声称向往于埋骨昆仑之巅，一再表示对台湾这个小岛不屑一顾，‘台湾对我而言太小了。’2000年，在海峡彼岸，他以新党候选人身份披挂上阵，选举口号就是‘出卖台湾，买回大陆’。但在他身上我们看不到一个大陆型知识分子的影子，长期以来，面对台湾岛以外的土地上的不幸，他只有沉默。他是真正的‘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玩世的背后恰是他的老于世故。”“同样，李敖的自恋也无非是要隐藏他内心的空虚、苍白和自卑，实际上他是一个没有几分自信的人，所以只能通过无比夸张、张狂的语气，似乎蔑视一切，不屑一切。即使他读书万卷、满腹经纶、下笔万言、倚马可待也不能使他成为一个真正有自信的人，他生活在自己的欲望所营建的狭隘天地里，聪明有余而智慧不足，一方面他以为凭自己的聪明，天下之大，没有人能窥破他内心世界的空洞与无聊。另一方面他将自己所做的一切，无论读书、写作还是演讲、做主持人，都当作一种世俗社会的比赛、竞争、较量，沉浸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其乐无穷之中，究其目的是为自己捞取世俗的实际好处。他终于有机会来到大陆表演，他的舞台一夜之间放大了，他为此而喜不自禁，从出现在北京机场的那一刻起，顾盼自雄的他所关心的就是‘敖迷’们欢迎的鲜花和翘首期待的目光。”

傅国涌的结论是：“说穿了，李敖虽然以嬉笑怒骂的文字和两片刀子一样的嘴唇安身立命，但他对世俗社会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在他身上之所以看不到一丝的谦卑，他之所以始终超越不了吃喝拉撒睡的形而下追求，不能成为一个傲然独立的知识分子，就是因为他的算盘打得太精了，使他失去了任何向更高的精神境界攀升的可能性。”“曾经的苦难最终没有成就李敖，没有精神的天空，一个浑身上下裹着名缰利绳的人无论今天如何耀眼、如何显赫，都只能剩下一个‘俗’字。”

我注意到，有一篇“李敖三次演讲提‘钱’被指‘媚俗’连喊不公道”的新闻稿称，对于有人批评他“媚俗”，李敖反驳说，这是说风凉话，是最不公道的，也是最不了解他的说法。有记者问：有人说您以前是书生本色，后来上了电视，和公众面对面交流，又在三次演讲中提到“钱”，是媚俗的表现，您怎么看？李敖回答：说我“媚俗”是对我最大的不了解。美国总统肯尼迪说过，社会中会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就是20％的人是“什么都反对”，永远在旁边讲风凉话，说三道四。这样一群人，在我看起来是没出息的。出来战斗可以，藏起来讲风凉话是不好的。李敖说：当年胡适送我1000块钱，有人就说他在收买青年人。胡适的地位需要花1000块钱收买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吗？不需要。他花这1000块钱帮助我，说明他的好心肠，可在说风凉话的嘴巴里就成了“收买人心”，这是不好的。李敖说：说我“媚俗”是最不公道的一句话。我这么多年一路走来，始终如一，我讲话的技巧不断改变，也会用各种嘴脸和扮相来讲我的话，可这不是媚俗。有个“朝三暮四”的典故：一个老头养了一群猴子，他早晨给猴子三个果子，晚上给四个果子，猴子们反对，老头改成早晨给四个，晚上给三个，猴子们就高兴了，可是对这个老头来说，不管怎么给，他付出的都是七个果子。

反对指李敖“媚俗”的评论有许多，《中国青年报》在此后多日发表的《是李敖吗？到底是谁在媚俗？》一文算比较理性、有一定深度和代表性。

作者胡湾在文中提出：媚俗说的始作俑者是一个浙江学者。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是《金庸传》的作者。在这本书中，他把金庸描写成了一个“斤斤计较”、“抠门”、“依附权势”、“口才迟钝”的人，现在，他把同样的笔法用在李敖身上，说李敖“是一个彻底的世俗中人，一个始终没有摆脱低级趣味的人”，“好财、好色，对名利很在意”。这种批评，在我看来，实在很“大路货”。大凡批评人的，为了找到兴奋点，专门喜欢挑别人在为人处世、性格特征上面的缺陷做文章，而且拿着放大镜，恨不能把人家的“芝麻豆”照成“大烂疮”。苏雪林当年骂鲁迅就是这样。苏雪林本来是鲁迅的追崇者，鲁迅死后不到一年，她转而开始反鲁迅，继而骂鲁迅，她从大陆骂到台湾，骂了大半辈子。她骂的什么呢？她骂鲁迅“沽名钓利”，骂鲁迅“刻薄、多疑善妒、领袖欲旺盛”。对比一下，那位先生的骂法实在与其相似，几乎如出一辙。没有探索，没有说理，甚至不讲理，说些不负责任的风言风语，不是风凉话，是什么呢？说到媚俗，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就是有意迎合、巴结庸众的行为。学者陈晓明说，这是一种启蒙主义的眼光，潜在意思是人民大众是十分愚昧的，你不能混同他们。那位先生的意思不就是如此吗？他的潜在意思是：李敖你是个文化人，怎么能够好财、好色、追名逐利呢，那是庸人干的事；李敖你是个满腹经纶的学者，怎么能做一个世俗中人，怎么能够如此老于世故、巴结尘世俗子呢。在他看来，学者似乎应该像隐士般“大隐隐于市”，或者干脆“躲进书斋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否则，是免不了俗的。这种论调我们并不陌生，一旦有文化人跟大众打成一片时，都立刻会有人出来说，这是媚俗！文化的高姿态，使得大众在他们眼中，只是被教育者、被引导者。那么什么是媚俗的本质意义？米兰昆德拉说，“无条件认同生命存在的美学理想，必然是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大粪被否定，每个人都做出这事根本不存在的样子。这种美学理想可称为‘媚俗作态’。”对于一种事物，你觉得不雅，你就否认它的存在，装作没看到，这才是媚俗，不仅媚俗，而且作态。原来，媚雅和媚俗之间也只不过是一层窗户纸。那位在媒体上大骂李敖媚俗的先生，却不知道，他也正在迎合某些人的眼球和口味，迎合市场和媒体，当然，对于这些，他得装作不知道，故而可以断定，他也狠狠地媚了一把俗！

关于“李敖吹皱了一池臭水”

“神州文化之旅”引起的热潮，放眼今日之中国，使无二人，唯有李敖！逢此盛会，大小文人们总是有一种要说话的欲望，于是，许多所谓的学者专家、文化“名人”都各怀心情站出来有话说。

鄢烈山是大陆平面媒体写评论比较多的写手，过去读过一些他的文章，尽管一下记不起都是些什么内容，但是也知道他属于报刊上“脸熟”的人物，他也站出来说话：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比较欣赏李敖，还写文章赞扬过他，那个时候他还是一个斗士。但现在我对他的看法有些改变。他的学问不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无懈可击，譬如在他的《李敖有话说》里有很多硬伤。李敖的行为跟他自己提倡的观点完全相反，他是个不择手段的文化流氓。（2005年09月22日《新京报》）

还有一位挂着“文化部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大牌子的人物叫刘军宁也站出来说：李敖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但我想，这个社会需要李敖，所以他才这么受欢迎、这么狂妄。我不喜欢晚年的李敖，他早年是比较粗野直率的人，但晚年变得比较油滑。我看了他这次的来访大陆的言论，发现仍然是没有系统的、强烈的信息，都是没有多少价值内涵的嬉笑怒骂，只是展示他个人的知识面。但是知识面不等于学识面，他谈了很多自由主义，但他称不上学者，达不到学术的高度。（2005年09月22日《新京报》）

有人摘转北大教授王岳川不知何时在《广州日报》上对李敖的评价也来凑这个热闹：“近来看了《李敖有话说》，王岳川却感觉越来越为李敖揪心：‘越看越觉得他无话可说，越看又越觉得他很有勇气，总是在不断打破期待视野。他的风格也是又好友不好，好在用史实说话，不好在于爱用孤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正是这一点，李敖始终无法成为一个大儒’。王岳川认为李敖身上有两大问题：一是盲目的自大，二是过多的自我表扬，表现出来就是一个即将滑出边界的批评家和表扬家的结合体。”

对于李敖的演讲更是众说纷纭，一部分批评者认为他讲的内容没有深刻的内涵，过于肤浅。一部分批评者认为他演讲的内容没有重点，有些凌乱。一部分批评者认为他形式夸张，过于张扬。

我在网络看到张鹏、梁倩薇、李斌发表在《信息时报》上的评论“文化之旅，李敖的自毁之旅”，随即在网上跟贴了一段话：“李敖文化之旅，大陆人文界应感到惭愧！”我不认为文化之旅是李敖的自毁之旅，相反，他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比书本上的李敖更深刻的一代大师风采。试问今日之大陆文化界，有几人能与之匹敌？又有几人有其成就？又有几人敢于如此狂傲？狂傲是需要有底气和资本的，李敖具备这样的底气和资本，而大陆能有几人？此次文化之旅，所谓一些人的不同意见，有的是仁者之见，有的却是人云也云，说李敖狂的人，岂不是比李敖还要狂妄！

有人说，“李敖（的‘神州文化之旅’）吹皱了一池臭水”，我有此同感，在我看来，如此之多的关于李敖的评论归根结底其实都事关“文人”之形。即如大儒什么样？学者应当怎么说话才有水平？文人该不该自大、自我表扬？什么是真正的学者？怎样算达到学术的高度？

我们都应当清楚，中国历史以来的文人之“外形”毛病很多：一是喜欢坐而论道；二是口是心非；三是装清高。近年来又增添了许多新的毛病，一是玩刺激；二是逐铜臭；三是无知还无畏。

一般说来，衡量文人价值的一个主要标志，乃是文人的独立性，与既存体制的疏离，是文人作为一个“飘流的群体”得以生长的前提和基础。在民主社会中，文人作为有独立个性、独到见解的精神产品制造者，理所当然受到全社会的尊重。在社会，文人只是依附于统治者的工具，或歌功颂德以邀宠，或合眼放步以偷生，或仗义执言而戾祸。

自从孔丘之后，中国许多的文人经常愿意以一种沉默的状态混世，他们只埋首于注解孔丘的学说，或注解孔丘门徒的学说，没有独立的思考和自己的见解。即便有几个独立思考的思想者，也多被呛死一潭死水中。至于官场的文人，其实他们早已被阳光沐浴后，已经是一个被阉割后的文人群体。特别是当代，中国文人已经集体堕落。他们追逐名利，屈服权贵，良知和骨气，在强权的强奸下，唾面自干，强颜买笑，成为文人群体的挥之不掉的猥琐。在利益面前乖顺地交出人格、尊严和良心，丧失文人的独立思考和叛逆精神，特别是在强权面前，除了极少数人苦苦挣扎外，更多文人选择了随波逐流或推波助澜。即使少有的几声“呐喊”，也充满了“作秀”的成分，根本上，中国文人的英雄主义早就存在着严重的做秀成分，有着严重的“招安情结”！

有学者说，外表桀骜不驯的李敖，其实骨子里“极端媚俗”；有人则批评他的访问规格不符合文化人的气质与身份。

传统的中国对文人文质彬彬、温文尔雅，但这不应当是其唯一的形骸，作为文人，只要满足了他存在的社会价值，完全可以如李敖这样狂放不忌，中国历史的唐寅不正是这样的人吗？那个传诵于民间的济公活佛难道不也是与那些慈眉善目、安详打坐的菩萨截然相反却不失其佛的根本！那些所谓李敖没有“文人”样的人，实在是别有用心。以我说，这些文人，明明是自己深藏着阴暗的见不得人的丑陋心理，却还要拿出漂亮话假以冠冕堂皇地指责人。即如一名驻北京的香港媒体记者说，李敖浩浩荡荡的访问中国，所到之处都是媒体，“看似风光，但这种规格不是文人所该有，缺乏书生风范。”这话说的很有代表性，正是许多文人的心态——见不得别人风光！虽然有网友说了一些“‘各方名家’基本上都是被阉了的太监，自己不行了，看不得别人雄起”的狠话，但是，这正是当代许多中国文人的一个真实写照！

因为有李敖的存在，我们还不至于象西方人那样哀伤地宣告中国的文人都死光了！

有人说，不睁眼看社会是中国文人最大的弱点。并把这种弱点解释为文人为谋求生存而表现出来的本能。所以，我们经常看到文人的沉默，经常感觉到文人的失声和无语。

文人应当是作为社会的独立的社会因素而存在。但是，在当代中国，我们很难感受到这种因素的存在。即使有的文人想成为这方面的因素，却因为缺少对国家、民族真正的赤诚和智慧，而成为社会消极的因素。比如，那个叫喊“中日关系新思维”的马立诚，其言论整个一个当代卖国求荣的汉奸，不仅授日本右翼叫嚣的口实，而且使中国对日外交一度陷入被动，这种文人十足可恨！如果文人都象他这样，我们宁可让他们统统死掉。

在我看来，李敖不是那种光说不练文人，而是深晓民族之大义，亲历亲为，并且卓有成就，即使鲁迅在与国民党针锋相对及维护民族利益上也难望其项背，此例有许多，仅以近的举——

——2005年3月，初入“立法院”的李敖因为不满“立法院”党团协商通过所谓“反反分裂法国家法”决议文，却没有事先征询他的意见，所以对“立法院”224名“立委”提起民事诉讼，向每人求偿1元。后来又在“立法院国防委员会”上演“刽子手与死刑犯”大战。无党籍“立委”李敖对上的是台“防长”李杰。李敖扬言要反军购到底，要把6108亿军购预算删到一毛不剩，因为“只要花一毛钱向美国购买军备，就是凯子（傻瓜——编者注）军购！”。一位台军高官戏称这是“桀骜（杰敖）不驯”的会面。

——早在李敖参选“立委”之时，陈文茜就说：“立法院”需要一个“让陈水扁颤抖的人”。而李敖“当选”以后在“立法院”的嬉笑怒骂着实令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忐忑。台湾“国安局长”薛石民在一次内部会议中说，跟李敖谈过话以后，“脊背是凉的”，连李敖送他一箱香蕉都还要“内部研究一下”，以防不测。

新加坡联合早报的网友于仲达说“李敖的演讲守住了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底线。他是一个孤独的斗士，一个年迈但是仍然孤独战斗的英雄！中国现在没有热血青年了，只能靠一个老人说真话！他知道该说什么，而且知道该怎么说，并且能做到说的幽默和巧妙。李敖的演讲是相当敏感的。”

自“五四”之后，中国思想文化界对自由和民主的追求一直呈现出一种平缓的发展，有的时候甚至是倒退的，直至李敖此行才再掀起足以影响我人文史的巨大波澜。李敖之作为才是文人真正的作为和本色！

透过李敖“神州文化之旅”的表象，我们应当醒悟到他的良苦用心：

“提问：李敖先生你好，我是来自于复旦大学05法学的同学。我知道您在此之前一直被看作是自由主义派的，而且是很多人把您当完全西化的自由主义派。但在今天的演讲中，您好像是非常地推崇中国的文化，而且是公然宣称您放弃了自由主义，是什么促使了您的这种转变？李敖：我告诉你，这就是我的进步。请大家注意，我来做着买卖，大家没有看到我在交换吗？我用自由主义换什么？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要落实给我们看，大家没有看出来吗？我想你那么聪明，应该能看得出来。”

我敢说，李敖将作为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又一重要历史人物而载入史册。李敖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将是不朽的！无论今天这些文人们使出多少手段来侮辱和怒骂、讽刺挖苦，我相信，即如李敖在复旦大学所说：“我告诉你，陆游一首诗，尊前作句莫相笑，我死诸君思此狂，我在你们面前我和你们开玩笑，你们别笑说尊前作句莫相笑，我死诸君为我狂，我死了以后你们想我想得发疯。”

中国有句老话：“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哉”！我看，把这话用到这些叽讥哆喳指点李敖之人身上很恰当！

但愿李敖“神州文化之旅”乃中国思想文化人的反思革新之始！

以此剪刀粘贴之文为李敖“神州文化之旅”留存闲话以备考

2005年10月10日夜于京城，yishushengcao1@sina.com

从李敖的演讲说说中国大陆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缺陷（仲达）

读自己的书，走自己的路

——李敖

从对李敖演讲的态度上可以辨别大陆知识分子是真是假！大陆知识分子却有故弄玄虚之嫌疑，对于那些自诩的所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观摩机会。大陆所谓好的“正人君子”要么顶戴花翎去了，要么犬儒去了，要么研究自宫之术去了，要么是假牙，要么不成熟，要么受打击，要么被阉割。今日的北大，正在快速地丧失精神、丧失校格、丧失胸襟和丧失气魄。除了对于凤凰资讯台的《李敖有话说》里添油加醋并断章取义般诋毁鲁迅先生有一些不满，对李敖本人挺喜欢。

1.真知识

表面上，李敖演讲杂乱，没有逻辑性，其实脉落清晰，有内在的逻辑和事实。天马行空，信手拈来，绝不会跑题，影射巧妙。他的演讲主题是非常明确的：作为一个大陆民众，如何以自由主义思想为指导，处理和政府的关系。在进入这个主题之前，他先谈了自由主义的两个层次：一、实现个人心灵的解放；二、反抗极权政府的压迫，实现个人言论和行动的自由。演讲的主题，便是由对第二个层次的论述展开的。刘夙分析到，李敖在演讲中生动地用“隔儿了”“颠儿了”“得儿了”“怂了”“翻儿了”五个北京土词，分别指代自杀、流亡、隐居、屈服和造反五种他不赞成的反抗极权政府的方式，而主张比较温和的改良。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则主要是用笔。这种思想无疑是和他的老师胡适是一脉相承的。李敖说的很明白，自由主义理念，讨论几个世纪了，著作汗牛充栋，流派分支也是异彩纷呈，但归根到底，就是两个方面，“向自己求自由”与“向社会求自由”，而我们看到的各色自由主义战士，莫不是后者，前者只有一个，就是李敖。“反求诸己”的确是个问题，观察一下我们身边，那些高喊争取自由的人，自己又给了自己多少自由呢？他们给自己下达的唯一命令就是战斗战斗战斗，而不是自由自由自由，按照李敖的说法，自己先把自己的心困起来了，那么战斗的结果无论如何都不会是自由。李敖战斗了一辈子，他获得自由了吗？作为旁观者，我们可以说有，他的禁书可以出版了，他可以在媒体上传播他的思想了，按理说他应该觉得自己自由了，但李敖自己是如何看的呢？他突然发现：“自由从来都是不存在的东西”。

刊登在《联合早报》上李敖精彩语录：

■提倡胡适的自由主义

什么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我们看到学理上来讲，你出一本书，他出一书，学理上非常的高深；对我而言，没有复杂，自由主义只是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反求诸己，一部分是反求诸宪法的。

■如何突破当年国民党政府禁止他的书流通

我告诉大家，虽然这么多禁书不能卖，写了以后就被抢走了，怎么办呢？在二渠道，在地摊上和黄色书刊一起卖，鱼目混珠，所以我出的书都是露屁股，看起来很凉快的。我的读者根本不是我的读者，他是买黄色书刊，买错了就变成我的读者。

■反对用暴力的手段对待政府

言论自由争取以后是这个下场，那么我们革命了，项羽这样喊，李自成也可以这样喊，你不能这样喊，项羽拥有武器，李自成拥有武器，和统治者差不多，你有一把刀，我有一把刀，差不多。现在全世界任何政府的统治者用机关枪，坦克车，所以我说，人民要聪明，争取自由要靠智慧。

■引当年北大校长马寅初的经历阐述北大精神

那个时候北大怎么样对待（北洋）政府？教育部公文来了退回不看，北大多狠！教育部钱收进来了！现在的北大太孬了！在我看来，什么原因？怎么样可以不孬？（侧身面向台上坐着的北大党委书记闵维方等）我们的书记站起来！校长站起来！像我们以前的老校长不就是这样吗？

■提倡要让共产党活一千年

13亿人口和6900万（共产党员）比起来是19：1，19个人里面有一个是共产党，我们广大的中国人民要干什么？我们放弃过去那种念头，就是我们要打天下，我们要和你作对，为什么落伍了？因为没有可行性。

■回答关于与媒体合作是否会影响思想独立性

今天，人心大坏，形势大好，我到台湾以后，发现台湾人排队。干吗？纳税。我说逃税都来不及还排队纳税。当兵，放鞭炮，庆祝当兵。我说我们都逃兵，你们怎么这么老实呢？今天台湾人变坏了。我告诉各位，你们要听实话吗？大陆人也变坏了。你们不是我走以前的大陆人。为什么说我不伤感，我不能伤感，我看到的北京是什么北京？我到店里的时候，他看我知道我买不起这杯东西，他会倒杯茶给我，那样彬彬有礼的北京已经没有了，现在是处处设防的北京，当你对人处处设防的时候，人都没有互信，人变坏了。

■为胡适立铜像

今天我做个样板给大家看，我捐了35万块人民币给胡适在北京立铜像，就是告诉大家，当年我们那样子打压胡适思想，其实胡适思想是最温和的，对我们有利的，现在我们开始知道立个铜像给他，当时胡适在我穷困的时候送了1000块给我，今天我相当于1500倍的人情来还的，你们是这种人吗？你们不是。你们有钱，可是有钱舍不得。

■谈打擦边球

刘长乐先生是个怪人，他有一个招和一个本领，就是我打球一样打擦边球，就是很多话我们不能说的，他能够很技巧的让它说过去，而不出事，这是了不起的。我告诉大家，争取言论自由就是要用这种方法，就是你要说，说别人能够听得进去，中国有句老话，情欲信而词欲巧，情拿出来是真的，可是词欲巧，表达这些感情和事实的时候要讲求技巧，不是硬梆梆的，不是说：打倒共产党，不是这样！

■回答把教反动思想的老师清除出课堂的意见

我觉得作为大学一个特色，什么言论都敢接受，怎么可以叫反动言论呢？怎么可以有反动言论上课堂呢？医学院里不也教癌症吗？癌症这课我们也要上，我认为把它当成癌症来看，想出招来解决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认为，在大学里面，没有什么说是可以害怕的，不能讲的，是不正确的。

■回答什么时候再来北大

当胡锦涛请我做北大校长的时候我就来了。

■回答马英九当选国民党主席对两岸的影响

我来北京就是怕谈台湾问题，果然这个问题就追上来了。我和你讲，这就是政治人物和思想人物的不同，马英九长了一个好脸蛋，人也是一个好人，可是一辈子他不做事的人，我们叫他不粘锅，什么好事也不做，什么坏事也不做，什么责任也不负，就是笑嘻嘻的拉选票，很多票就这样给他的，所以我们认为能够做事的人是很重要的，摆个小脸蛋到处跑是不好的，所以我认为马英九他干错行了，他应该去演个电影或者做歌星都比较好，至少变个大色狼也比较好。

2.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李敖，一辈子都在与国民党斗，国民党在台湾执政的时候，就是与台湾现行体制斗，国民党失势之后，就与国民党的阴魂（历史）斗。李敖坚持以一种体制外的批判方式，为台湾的民主转型竭尽了一个知识分子之所能。——著作等身、牢底坐穿，言其言、行其行，尽矣！读读他的著作，《孙中山研究》、《蒋介石研究》，李敖的这些代表著，无一不是与国民党斗争的产物。其他的如《传统下的独白》、《独白下的传统》、《李敖自传与回忆》以及“千秋评论”之类的作品，也无一不是斗争的武器或者副产品。小说之类的作品，则等而下之矣，无非换个话语方式表达同样的思想。至今为止，他在《李敖有话说》的电视节目里，重点仍是鞭国民党的尸身阴魂。正是由于李敖胡适之、雷震、殷海光、柏杨、龙应台等人的努力，最终促使台湾在1987年结束戡乱时期，开放报禁、党禁，最终完成政治转型。他们都是推动台湾民主转型的“实践性启蒙”的人物，对于推动大陆完成宪政转型具有重大意义。李敖的启示在于，他提供了一种推动民主进程的理念和实践模式，就是以个体的自觉，通过实践推动民主进程。这种个体的自觉，不仅仅是言说的自觉，更是行动的自觉。这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举一动，也体现在思想行识的点点滴滴之中。

李敖的演讲守住了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底线。他是一个孤独的斗士，一个年迈但是仍然孤独战斗的英雄！中国现在没有热血青年了，只能靠一个老人说真话！他知道该说什么，而且知道该怎么说，并且能做到说的幽默和巧妙。李敖的演讲是相当敏感的。

刘夙在《快评李敖在北大的演讲》一文分析到，李的演讲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李敖用他的嬉笑怒骂的无厘头风格，解构了中共一向营造的权威形象，解构了一向被奉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在论述自由主义的第一个层次时，李敖引用了苏联流亡小说家库布林的一个小说的情节：一个漂亮的少女为了替社会主义革命筹集经费，甘愿去当妓女，而且自豪地宣称，我还是处女，因为我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目的而卖身。李敖还用了《一千零一夜》中一个老人在辛巴达远航时，跳上船紧抱住辛巴达不放，说“我要和你一起出海”的比喻，说大陆民众和共产党的关系，也应该是这种我跳上你的背紧抱住你不放的关系。李敖又用Ａ袜的比喻来解释毛泽东《卜算子咏梅》最后一句的未定稿和发表稿。这些比喻都是中共传统的宣传所不能接受的。李敖使用了自称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辩论方式，从毛泽东、周恩来的选集中，找出有利于自由主义的论述。比如，李敖在毛选中找到了毛泽东说的（大意）“共产党将来也会灭亡。……我们希望它灭亡得越快越好”的话，并因此而论述说，后来的中共，是片面地理解了毛泽东思想。有趣的是，李敖在演讲中几次提到他反国民党，反民进党，却拥护共产党，但实际上他说的拥护共产党的方式，还是相当于他以前反国民党、反民进党的方式。这是一种欲纵故擒式的高明辩论手法。李敖胆子大，举例时常常直点其名，并且总是用开玩笑的语气提起。演讲一开始就用自编的故事嘲笑连战。演讲中有一次插科打诨，由在座的北大校委委员会主任闵维方一直都不笑，提到前中宣部部长“丁大官人”丁关根也是这样的人，并且说，历史上也只有包拯能与之相比。李敖在提到胡锦涛时，还不忘加一句“我的小老弟”。这些也都是犯忌的。

李敖称自己是“大陆型知识分子”，关心民生疾苦，受父亲李鼎彝的影响，李敖不媚上、不傲下、不低三下四、不委屈求全，成就了他让人景仰的品格。如今北大精神在北大几乎凋零了，批判胡适运动、反胡风运动、反右运动以及伤筋动骨的院系调整，早已经丧失了当年的独立品格和自由精神。秉承着当年北大的流风余韵的老北大人纷纷遭到严厉的整肃，在“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氛围下，连蔡元培校长当年倡导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也被当作“资产阶级教育思想”而遭受围剿和批判。北大出身——如胡适、殷海光、姚从吾等人对李敖产生了积极影响，成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有人说，前半个世纪北大的精神主要体现在鲁迅先生的身上，而后半个世纪北大的精神则主要体现在李敖的身上。鲁迅与李敖共同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人灵魂的两个高峰。五四运动之后，以北大青年学生为代表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倡导走向民间、走向底层。不过口号多而实践少，理论家多而力行者少。这是五四精神迅速退潮的重要原因之一。有鉴于此，李敖仰天大笑出门去，到处与“蓬蒿人”为友，以老百姓的疾苦为己之疾苦，将书斋与民间打通，将学界与底层融合，乃生出别一番境界、别一番天地。与李敖的身体力行相对照，今日的北大已经日益变成一个孤岛——外在于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教授和学生们抱着强烈的“精英”意识，认为自己能够改变中国、能够拯救大众。然而，他们却不知道中国究竟是什么模样、大众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的理想写在书本上，他们玩弄着刚刚从西方舶来的花里胡哨的新潮理论。他们说，有这些“锐利”的武器就够了。他们的知识在膨胀，他们的人格却在萎缩；他们的思维很敏锐，他们的精神却很苍白。墙里秋千墙外道，他们在大观园里，何尝知道外面发生了些什么？而他们振振有辞地说，板凳要坐十年冷，我们在做大学问呢！我不知道他们最后能够做出什么样的学问来。

大陆的知识分子如刘晓波、傅国涌、余杰、曹常青、钱理群、朱学勤这些都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但是与李敖有差距，他们还表现出了一副冷漠的态度，甚至进行冷嘲热讽。有什么资格对他进行这样无知无耻的嘲讽？李敖不过就是李敖，特立独行的李敖，勇者无畏智者无畏的李敖，一个当然也有很多缺点的李敖。一个真实的李敖。他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何必要拿十全十美的标准来要求他？

很多大陆所谓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就是这样要求他的。这些清高的、装逼的、躲成小楼成一统的犬儒们，却洋洋自得嘲笑一个在外面呐喊的战士，并且讽刺他是在光天化日下裸奔。书本上的、理论里、的理想化的自由主义，去套李敖，这是很可笑的。这种生搬硬套本身就与自由主义背道而驰。自由主义者竟然容不得一个李敖，这他吗的是哪门子的自由主义？这并不能说明，李敖不是自由主义者，而只能说明，大陆的所谓自由主义者们值得怀疑。李是一个实践了的、战斗了的自由主义者。他逍遥自在，活得无拘无束，从肉体到精神到心灵都自由。更多的学者，清高，自负，无可救药。余杰在《反认他乡是故乡——评李敖的大陆之旅》一文中指责李敖之行背后的商业元素、政治因素，指控李敖现在是为了钱演讲，为了名气说话。但他自己当年也是被书商包装成北大第一才子鲁迅第二王小波传人的。余杰这个北大第一才子不是北大人自己封的，不过是商贾搞销售的广告而已，他难道不知道吗？其实道理很明显，不是沾了商业或者政治因素，一个人就变质了，这是一个互相博弈的事情。按照余杰的标准，李敖已经没有北大精神了。在余杰的眼里，除了他自己，还有几人有北大精神呢？说到底，余杰的北大精神就是余杰精神。这种不宽容独断的本质，和官方钦定不容挑战的毛泽东思想没有本质差别。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不会逼迫你接受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这样的价值观。如果强迫别人用生命去换取自由，这和专制强权还有什么区别？这里的自由还是自由吗？楚子虚指出的，正是暴露了大陆知识人的不足。

3.真智慧

李敖具有独立精神和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的合作没有影响到了思考的独立性。他有招和一个本领，就是我打球一样打擦边球，就是很多话我们不能说的，很技巧的让它说过去，而不出事，这是了不起的。李敖举例说：如果你痛恨一个人（名为XXX），不能直接高喊“打倒XXX”，因为要“情欲信而欲于巧”。李敖真的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他告诉青年学生要讲究策略的！李敖先生的演讲，提到了言论自由，提到革命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提到了力量的悬殊，这一些都需要巧妙说的。李敖嬉皮的笑脸高声朗诵老毛主张言论自由的话，充满暗示，不断地插科打诨，反讽，影射无疑是有智慧和有趣的。李敖在演讲中提到，人民与政府的五种关系，叫大家不要做这五种消极的事情，（即死，逃，躲，干）他又提到胡适其实是比较温和的，言外之意，他似乎赞同温和的改良，却不赞同改革或革命。这表现了李敖的用心良苦。李敖这一次的演讲无疑是一次成功的思想传播。李敖这趟来，演讲中的许多言论，会像冯小刚《手机》《天下无贼》的经典台词一样，在青年中广泛传扬。比如：1.我们要拥抱共产党。（不是拥护哈）2.隔了、颠了、得了、菘了、翻了。（和专制政府蛮干的5种形式）3.共产党也是要灭亡的（毛主席说的哈）4.水浅王八多，多几只王八也不是坏事。5.他们有坦克车、机关炮。李大师一再强调，在强弱悬殊的情况下，要学会“斗争的艺术”。这种嘻笑怒骂暗藏机锋的功夫，不是书斋里的学者能学来的。李敖的演讲必将掀起新一轮网络讨论的热潮。

网络上有一则专门谈论他的技巧的。转载这则文章：

李敖解释自由主义是每个人都应该好好读读的。我们的学者，研究自由主义的都是经院派，文献上学理上都牛得无可非议了，但是经验上，对现象的把握上是有那么一段差距的。李敖这个老家伙是斗争过来的，非常懂得斗争的技巧性；同为自由主义者，在学院读书读出来的和在街上打架打出来的是不同的！就拿这回整个演讲来说吧，之前他的立场实在是有很大的迷惑性，把自由主义者骗了不说，还骗得人家把他请上北大演讲；一个大把戏。而所有人都在自己的逻辑上犯了个定势错误。呵。这个把戏充分表现了李大师所说的智慧，一种为知识分子不屑而为街上痞子善用的智慧。先来看些会令人有所收获的部分，首先是：“自由主义只是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反求诸己的部分，一部分是反求诸宪法的部分。”反求诸己，也就是自己心中对自由的立场。李敖说很少有人想做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因为太痛苦了，像苦行者一样；不时要反思自己的心灵，有时还得狠狠地在心灵上收拾自己。而普遍的要求，也就是大众程度的自由人，则不是那么痛苦的，而是很自我很开心的，并不要求每个人都上街游行，也不是要求每个人都义愤填膺；而是说，beyourself,decidebyyourself，做你自己，上街游行也好，义愤填膺也好，你要自己选择，不受到外界的左右。要自由和开心兼得，还得有一个条件；自己的选择能够不受左右，那需要有一个保护自由的环境。也就是李敖说的“反求诸宪法的部分”。反求诸宪法，这可是非常敏感的地方，遥想当年：“项羽这样喊，李自成也可以这样喊，你不能这样喊。项羽拥有武器，李自成拥有武器，和统治者差不多，你有一把刀，我有一把刀，差不多。现在全世界任何政府的统治者用机关枪，坦克车。所以我说，人民要聪明，争取自由要靠智慧。”基本上，李敖这两点非常简单的把发扬自由主义的要点说清楚了，一是大家要自己懂得自由为何物，二是要有技巧的争取。不要以为第一点很容易，在一个扭曲的制度下，所谓吃饱才是第一位的，自由主义是会被实用主义吃掉的。

李敖另一个比较好玩的地方，是调侃北大。每年看着那么多人发了疯去挤北大，甚至非清华北大不读，实在木有语言了。说老实话，北大一直在吃老本，谁的老本？是蔡元培、蒋梦麟和胡适留下来的老本。靠着兼容并包、自由开放的学风，北大一直在国内高校里面担当一面思想旗帜。但是，这早就是老皇历了，今天它还能够担当国内思想界之翘楚？谁服啊。那么多学生疯狂追捧清华北大，图个啥啊？清华北大之所以今天依然有中国最出色的学术，那不是因为它的制度它的风气，而是因为一直以来聚到清华北大的都是中国最出色的学生，代代薪火相传才保住了老大的位置。今天无数尖子涌北大而去，一是因为北大学生就业尚好；二是因为北大是出国前最好的试练场。把师资生源撇开，单论制度，北大并不比其他高校高明多少。北大当然依然还是中国大学的顶尖角色。但是，它再也不是思想的领导者了。李大师今天一定很悲哀，因为他发觉“那样彬彬有礼的北京已经没有了，现在是处处设防的北京，当你对人处处设防的时候，人变心了。”李大师今天一定觉得不爽，因为今天北大学生问的问题未见锋芒，没有人能够对他挥出锋锐的一刀，无敌最是寂寞，而寂寞最是落寞。

4.真男人

李敖确实读书不少，博古通今。李敖很狂放。狂，指狂妄，自我评价甚高，从不作谦谦君子态；放，指放纵，不拘束自己，既不轻易屈从于强权，也不拘泥于世俗道德，一副放浪形骸的样子。李敖很狡黠。在“义”与“利”相冲突的时候，他并不刻意去扮演“舍生取义”的角色。相反，他常常很老道地在“义”与“利”的狭缝中游走，既在“义”一方赚分，又在“利”一头获益。

一个崇尚世俗的大师，网友changfeng指出，李敖在北大不仅仅阐述了北大的精神，中国已经没有革命的土壤，这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时代，这不是揭竿而起，强秦即灭的时代。那个时代已经不能复制了，走革命的道路已经走不通了，没有经历大陆苦痛的李敖都看得如此清楚，可是我们的一帮精英们还在走当年的老路；李敖说得很明白，一个人只有自己的心解脱了，就自然是自由主义者了，其实他说的意思是要救人首先要救自己，一个连自己都救不了的人，整天喊着解救天下苍生这不是笑谈吗？然而大陆的精英们恰恰喜欢笑谈，而且还会笑谈渴饮匈奴血；李敖把自由主义落实到普普通通的生活中，你可以自由的说话，你可以自由的去找小姐，自由的真谛就包含在这点点滴滴的真实生活中，然而我们的精英们一定要弄出个名词，一定要有个什么公共知识分子，只有他们才是自由主义的保护神。自由主义不是一本正经的观世音，而是嘻嘻哈哈的弥勒佛。

（引用的部分观点没有一一注明）

有些人好像还没有听懂李敖的演讲，就开始忙不迭地下评论了！

李敖只会骂人吗？

2005年9月24日

李敖眼中的鲁迅（陈才生）

20世纪的中国文坛，鲁迅、李敖都是颇具影响力的文化人物。他们分别站在世纪舞台的前场和后场，呼啸叫战，特立独行，在生死之间、浮沉之际、庄谐之中、显隐之内，完成了一个知识分子以文济世的神圣使命。可谓萧条异代，空谷绝响。然而，由于政治环境诸因素，在许多人眼中，李敖成为时代另类、社会异数，其放言无忌的评鲁言论，在大陆更是争端迭出、反响强烈。如何认识这种奇特的思想交锋，一度成为大陆文化舆论界的焦点。

一、切入鲁迅，别有怀抱

捡拾李敖的评鲁文字，大体可分两个部分：一是散见于各类文章、谈话中的片断言论；二是系统申述的专题、专文。就笔者统计，前一部分共有三十多处，后一部分有12篇，合计约六万余字。透过这些翻来复去的观点，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李敖眼中的鲁迅真相，也可悟出其别有怀抱的的弦外之音。

早在上世纪60年代，亦即台湾文化史上波澜壮阔的“文星”时代，鲁迅已进入李敖的视野。虽然当时台湾正处于泛政治化时期，谈鲁尚属禁忌，但有关鲁迅的话语仍不时出现在其言谈中。比如，1959年5月11日，李敖在给朋友陈彦增的寿诗中就提到鲁迅笔下的人物阿Q。①这是笔者见到的李敖最早谈及鲁迅之处。再如1962年11月16日，李敖致恋人王尚勤信，言王崇五称自己的文章有“陈独秀的气势，胡适之的明畅，鲁迅的锋利”。②又如1966年8月，殷海光受政治迫害离开台大，不愿与当局妥协，要“义不食周粟”，李敖婉言相劝：“鲁迅到死也还拿政府的钱，可是又何碍其为鲁迅！”。③还有，1980年1月，李敖接受记者龚鹏程访谈，说鲁迅杂文“很糟”、“只有情绪而无内容”。④1986年，李敖在《童子功加老子功》一文中再次谈到鲁迅，称其文章“空疏空洞”、“缺乏内容”。尤其是从1924年到1936年之间的作品，“实不足道”。⑤1998年9月，李敖与大陆学者陈漱渝谈话，认为鲁迅的白话文不如自己的白话文“纯净”。⑥1999年7月15日，李敖接受杨澜采访，说“鲁迅是被过份炒作了的”。⑦1999年8月9日，李敖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时提到：“比梁启超、鲁迅、胡适，我比他们写得多得多。什么原因呢？因为我很单纯，我跟别人不来往，婚丧喜庆不喜欢，吃喝嫖赌也不参加，所以我很多时间都在写作……”⑧等等等等。

除了只言片语，李敖还有评鲁的专题和专文。1982年9月，李敖在《千秋评论》第14期（《暗杀-大腿-抱》）发表了《杂评鲁迅和他的孙子》一文（后收入台北成阳版《李敖大全集》第37册），这是目前笔者所见李敖唯一一篇专题评价鲁迅的文章。作者借胡适演讲提供的话题，谈到四方面内容：一，鲁迅在特殊的政治生态中缺乏创作自由，充满了痛苦与无耐；二，鲁迅的文学成就主要在小说创作与研究上；三，鲁迅的杂文“锋利单调而冗滥”，情绪有余，资料不足，缺少“卓越的分析与见解”，且以“放小脚式的和东洋式的词汇与造句”出之，表现出那个时代文人的局限性；四，鲁迅在大陆的走红，皆因有“政治的推波助澜”，并非“恰如其分”。这篇比较系统的“鲁迅论”，在1999年《李敖大全集》大陆版问世时，未被收入，自然也未在大陆产生影响。这种局面直到《大全集》出版五年后才发生变化。2004年3月8日，李敖开始在凤凰卫视主持《李敖有话说》节目。在第78集，他把鲁迅纳入了“话说”范围。并放话说：鲁迅不敢骂日本人，风骨有问题；不支持议会政治，思想有问题；白话文别扭，文章有问题；鲁迅走红，是政治的炒作；鲁迅在今天，已是“文法上的过去式”。如果我们还抱住他不放，说明我们思想有问题（《鲁迅，文法上的过去式》）。之后，他又分别在节目的第272集、273集、369集、370集、371集、372集、385集、394集、395集、692集等10集中连篇累牍地就鲁迅其人其文展开了细致而深入的剖析。到此为止，李敖对鲁迅的整体评价也浮出水面。

从李敖的评鲁言论可以看出，自上世纪80年代之后，他对鲁迅的评价基本上以批评为主调，但前提是对鲁迅历史价值的肯定。他肯定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功绩和文化史上的地位，承认其文章语言“锋利”，国学根底“深厚”，倡导文学革命、思想自由，在小说创作与研究上颇有成就。但这一切都非他言论重心所在，而是醉翁之意、别有怀抱。简言之，就是要打破大陆文化界长期以来形成的种种禁忌，开创自由思想的新风尚。具体到鲁迅这个“切片”，就是要反对盲目崇拜，还原历史真相；反对妥协退避，追求理想人格；反对语言的教条僵化，追求文章的现代性。

二、还原历史，自我观照

李敖认为，鲁迅在大陆走红，是“政治的推波助澜”，“被过份炒作了”，并非“恰如其分”。鲁迅并不像人们给他的称号那样，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在光环背后，还有着诸多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他认为，在人格风骨上，鲁迅并不是一个处事宽厚的人，他的“横眉冷对”更不是一种快乐的人生观。鲁迅在批判对象上有其“世故”“圆滑”的一面，常常采取“躲闪”态度。比如他从不骂日本人，对黑暗的谴责没有实指对象，常止于“中国人”。从“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可以感觉到这一点，他的“依旧不如租界好，打牌声里又新春”，更非革命家语气，而是“有点酸溜溜的文人的语气”。这一点他不如胡适。此时的胡适发表了《人权与约法》，正在与国民党对干，而鲁迅从未写过像《人权与约法》那样与坏政府对干的文章。⑨在第385集《鲁迅是这样炼成的》中，李敖又指出，“鲁迅是一个被过分捧出来的人物”，像滚雪球一样，越捧越大。鲁迅的勇敢是来自租界的保护。他受蔡元培的帮助，连续四年拿国民党干薪，并非如人们所说那样与国民党政府“势不两立”、“高风亮节”。风骨之外，李敖又谈到鲁迅的民主思想问题，认为鲁迅反对议会政治，对民主政治完全陌生，“基本的政治学常识都不及格”，⑩因此，鲁迅缺少民主思想的基础，称他为“伟大的思想家”实在名不符实。

在《李敖有话说》中，李敖花了大量篇幅对鲁迅的作品展开解剖，实际上是将《杂评鲁迅和他的孙子》一文的观点作了系统铺展和放大。他认为，在白话文体上，鲁迅的“可议之处、可检讨之处、可批评之处”实在太多，尤其是鲁迅的杂文，“很糟”、“窝囊”、不够“纯净”，“情绪有余，资料不足”，“空疏空洞”，且以“放小脚式的和东洋式的词汇与造句”出之。他用许多鲁迅杂文和译文中句子为例，比如数词“一”的使用、“们”字句及长句的分析，来说明其文章“在文法上无法被人接受”，糟糕部分比例之大。并指出，鲁迅主要是受到中国文言的影响、日本文法的影响、德国文法的影响，加上他要“变花样”，要根据外国文字创造中国的新文体，于是，在不能“脱胎换骨”之下，搞得文章不通了。因此，鲁迅在大陆被称为“伟大的文学家”，完全是政治上的原因，“其实并不够资格”。(11)如果我们今天还在肯定鲁迅的语言，表明我们没有进步。

李敖明白，对深受鲁迅影响达半个多世纪的大陆观众，仅靠十多集节目来“洗脑”谈何容易。故他自称所谈只是“纵迹大纲”，是“大刀阔斧地做一个规模性的批评”，并非细部求证。这类工作有老志钧等人在做。(12)但就他翻来覆去、旧话重提的评鲁内容看，他的中心目的是要揭示鲁迅少为人知的另一面，并以此树立一种观念，即他心目中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和文学理念。

我们知道，李敖少年时代就欣赏和崇拜那些“秉奇气、有奇能、具奇才、怀奇情”(13)的伟人，鲁迅就是其中一位。在他眼中，不知何时，鲁迅（包括胡适、梁启超、陈独秀等等）实际上已成为他处事做人的一个历史参照系。正是在这位文化巨匠的为文处事中，他处处临摹，扬长避短，并试图超越，来勾画自己的人生轨迹。他欣赏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气魄，并引以自喻，但同时又指出鲁迅情绪上的偏执，称只有像自己这种笑面虎式态度，才能保证与对手作长期斗争。他称道鲁迅的为人有“世故”、“圆滑”的一面，并引以自喻，但他并不赞成鲁迅的“食周粟”行为，虽然他在规劝殷海光时还以此为例，认可“同流而不合污”的做法，但他认为这并不是知识分子应有的最高气节，他为自己能在困厄中“不食周粟”、自食其力而自豪。他赞赏鲁迅文章“锋利”，并引以自喻，但同时又指出鲁迅杂文缺少资料、流于情绪，而自己的文章则在两方面兼而有之。他肯定鲁迅的小说和学术成就，但又指出鲁迅的杂文和译文文法“很糟”，并不失时机地拿出自己的文章来现身说“法”。他赞赏鲁迅的《阿Q正传》，却又指责鲁迅没有长篇，有长篇作品才称得上文学家。当然，他自己已有四部长篇，其自我夸耀之意不言自明。包括鲁迅的创作量也成为他参照对比的对象，他拿鲁迅的嗜烟、嗜酒，梁启超、胡适的忙于应酬，来解释他们创作量之低少，而自己正好相反，没有这些毛病和嗜好，因此在创作量上能超越前贤。这种毫不掩饰的自夸和自赞，让习惯了温良恭俭让的大陆人难免有哭笑不得之感。但在哭笑不得之外，有谁去思考过在这些狂言傲语背后，究竟有多少真实的成分？

三、透视争端，意味深长

在台湾思想界一度引领风潮的李敖，本来就是一位颇受争议的人物，如今又向大陆人崇尚的文化领袖发起挑战，无异于震撼了大成殿，打破了人们心中那份神圣与崇高，自然举国哗然。许多人纷纷给以还击。有引经据典的痛斥，也有人身攻击式的谩骂，还有毫无证据的猜测。但李敖似乎早有所料，依旧在节目中不慌不忙地一集集加以回击，大有不吐不快之感。他说：“我们人生有很多观念，是靠着我们深思、靠着我们冷静地去想，靠着我们根据文献、资料、统计……根据很多东西来了解真相的，这些真相出来以后，就会把我们的一些东西推翻———把一些我们以为是那样的观念推翻。”(14)他不温不火地拿出一条条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有证据之后，可能是见仁见智，看法不一样，解释的方法不一样。可是，证据只有一个，你可以有不同解释，可是证据没有弹性”。(15)在反击李敖的声音中，最有代表性者当数鲁迅研究学者林贤志的答记者问。2005年9月10日，《羊城晚报》“花地”版发表了记者吴小攀对林贤志的采访，题目为《一个人的爱与死》。在文中，林贤志首先给李敖定性，说他“对鲁迅所作的攻击基本上是不符合事实的，庸俗无聊，三翻四复，不脱流氓习气，意在哗众取宠而已”。他列举鲁迅曾经指名道姓的诸多论敌，来说明李敖所说“鲁迅不敢批评个体的中国人”并非事实；他举鲁迅直接批评章士钊下令镇压学生运动，来证明鲁迅并非不敢批评国民党政府；他指出鲁迅非但没有骂过陈独秀，反而对陈赞赏有加；他指出真正与国民党对干的是鲁迅而非胡适，胡适谈宪政无异于“与虎谋皮”；他指出鲁迅并非反对议会政治，他关注的是“实质民主”，而非议会的“形式民主”；他指出鲁迅的语言是他的“审美趣味方面的选择”所致，不能“强求一致”，李敖对鲁迅语言的批评就像“狮子身上找虱子”一样可笑；他指出李敖只看到了毛泽东对鲁迅的“三个家”（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论断，却没有看到毛在1957年曾说过的鲁迅要是还活着，“要么是继续在监狱里写作，要么是识大体不做声”的话，因此毛泽东并没有“神化鲁迅”，鲁迅的“三个家”的评价是当之无愧的；他指出在北洋教育部领工资纯然是饭碗问题，“拿了再写骂政府的文章，又有何不可”？他指出从《记念刘和珍君》一文可见鲁迅对学生很爱护，李敖说鲁迅不尊重学生的细节，“更属荒谬，且死无对证”。总之，林贤志对李敖的评鲁观点全盘否定，称他是“胡说八道”。这次答问，代表了大陆多数“拥鲁派”对李敖评鲁的基本立场。

正如林贤志所言，“能够写出连李敖都不敢否认其价值的《阿Q正传》的人，他的文字真的会像李敖所说的这也不通那也不通吗？”人们同时会反问：能够写出《胡适评传》、《蒋介石研究》等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历史著作的李敖，他列举的事实会像林贤志所说的那样完全是“胡说八道”吗？他在节目中把鲁迅文章中病句拿来剖析，这种对“伟大的文学家”的“冒犯”，难道就是林所说的“庸俗无聊”、“流氓习气”吗？对一个以思想传播为职志的文化战士，仅仅以“哗众取宠”能解释他甘冒众怒而挑战神圣的行为吗？李敖列举的证据是否事实，尽可通过考证加以说明，但仅靠一种情绪而全盘否定李敖的观点不仅不科学，也绝难服人。

更何况，李敖评鲁之目的并不在扬其所长，即大陆人早已家喻户晓的“伟大成就”，而在揭其少为人知的负面部分。这些部分由于大陆长期以来的政治教化早已被淡化和淹没，鲁迅成为一种理想文化的偶像，失去其历史真实性。还原鲁迅的真面目，正是李敖评鲁的目的之一。正如他在20年前所说，中国现代的文人，不论是鲁迅型的、胡适型的，实在都有他们的限度，“他们的成就，都因渗入政治的推波助澜，而变得不能‘恰如其分’，而变得像淹了水的浮尸，臃肿而失去本来面目”。(16)这种大胆而毫不留情的翻案文字，对长期浸淫于早已定性的鲁迅形象中的大陆读者而言，自然如五雷轰顶难以接受，李敖因此而受到来自上下四方的攻击也就在所难免。

另外，李敖拿胡适与鲁迅作比，意在说明现代文化史上进步知识分子思想的多元性。胡与鲁所选择的不同斗争方式正代表了当时知识分子的两种救世情怀。面对内部腐败的坏政府，鲁要革命，胡要改良，哪种方法更有利于国计民生，历史的选择实难假设，更何况政治集团之间的斗争在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李敖也好，林贤志也罢，分别道出了鲁迅与胡适的两个面。偏执于任何一面，都有违历史的真实。李敖的可贵之处在于，在许多学者把鲁迅的人生态度和思想当作唯一正确抉择的时候，他把胡适的选择摆了出来，并放在并不低于鲁迅的位置，以此来唤起国民的再思考、再评价。这一良苦用心被当做“哗众取宠”，实在是一种误读。而在“涉及文学和思想的部分”，李敖则提醒人们莫要盲目崇拜，对明知不对之处“过分地高估”、“过分地赞美”，甚至以之为范，这样会“很危险”。在第395集《近鲁迅者文不通》中，他再次指出，“我们必须承认鲁迅在文学史里面的历史地位”，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代的贡献，但不能因此而“延伸到现在”，那样就出了问题，“他是历史人物，他不是现代人物”，如果把他当成现代人物去歌颂他、崇拜他，就错了。应该说，李敖的这种评价态度并非“庸俗无聊”的求全责备，而是客观的、辩证的，具有思想家和历史家的眼光。

当然，不可否认，李敖在《有话说》中对鲁迅的评价，许多内容缺少具体而严密的证据和深入的分析。比如关于鲁迅的人格与民主思想方面的论断，凭少许的材料而匆忙下结论，导致了观点的苍白。再如在《林语堂比鲁迅人性化》中，李敖称林语堂在做人处事方法上比鲁迅人性得多，鲁迅具有战斗性，但“整个的视野出了问题”，他打击的目标便也“出了问题”等等，这些观点，也许是受节目时间所限，也许是他未深入挖掘，总之，缺少让人信服的事实依据，难免成为遭人诟病之处。

四、结语

到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李敖以鲁迅为切入点，实乃意在言外、别有怀抱。他还原历史的目的，是要传播一种观念。是文学的，更是思想的。在人生态度上，鲁迅是那个时代的特立独行者，但未必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最高境界。在文学上，他肯定鲁迅的历史功绩，但否定其作品样样俱佳。鲁迅有那个时代人所共有的局限性，我们不该一美俱美、固步自封。在思想上，他指出政治左右文化的时代应该结束，我们要超越过去，不该拜倒在政治炒作下形成的偶像脚下。他一再强调，“如果我们今天还抱着鲁迅不放，那就说明我们没有进步”，其意还是在激励当代大陆人要真正掀起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客观地评价那些曾被高估了的对象。他对鲁迅近乎“酷评”的言论，犹如上个世纪60年代的“西化论”一样，只是一种矫枉过正而已。可以肯定，李敖频频谈鲁，意图并不在否定鲁迅，而在让人们认清历史真相，走出迷信偏执的思想沼泽。识此大焉，对其放浪形骸的狂言傲语，自会得神离相，会意一笑。

参考文献

①李敖《李敖大全集》第5册；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52.

②李敖《李敖大全集》第15册；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9，86.

③李敖《李敖快意恩仇录》；台北：商业周刊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0，283.

④龚鹏程《李敖胡茵梦与青年朋友谈历史文学与电影》；李敖《世论新语》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6，154.

⑤李敖《李敖大全集》17册；台北：成阳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165.

⑥陈漱渝《我眼中的李敖：“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纵横，1999，（4）：59-61.

⑦杨澜《采访手记》；《杨澜访谈录》第1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35.

⑧李敖《如果我不是李敖，我要做李敖第二》；羊城晚报，2002-12-02.

⑨李敖《被高估的大师》；李敖有话说；香港：凤凰卫视，2005-08-05.

⑩李敖《鲁迅不是神》李敖有话说；香港：凤凰卫视2005-08-04.

(11)李敖《鲁迅，文法上的过去式》；《李敖有话说》香港：凤凰卫视2004-6-23.

(12)李敖《想进步，就别学鲁迅》；《李敖有话说》香港：凤凰卫视2005-9-8.

(13)陈才生《李敖这个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16.

(14)李敖《爱凯撒，更爱罗马》；《李敖有话说》香港：凤凰卫视，2005-06-24.

(15)李敖《李敖大全集》第37册；台北：成阳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76.

责任编辑：舟舵

收稿日期：2010-05-04

作者简介：陈才生（1962-），男，河南林州人，安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港台文学研究。

李敖的中国现代史观（陈才生）

摘要：在李敖的论著《大江大海骗了你》一书中，对龙应台的报告文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批评，不仅揭示出中国现代史中被遮蔽的历史真相，而且展示出一种不唯党派利益和政治意识形态的现代史观。这种独特的思维逻辑和历史研究方法，正是李敖历史观的特征所在。

早在上世纪60年代，李敖就以评论名世，发表了大量文化批评、历史批评和社会批评文章，还出版了《（丑陋的中国人）研究》和《没有窗，哪有窗外？》等评论专著，在台湾社会引起强烈反响。2011年，他的《大江大海骗了你》一书再次成为社会舆论焦点，这是他针对台湾作家龙应台的纪实文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所写的一部别开生面的现代史专论。

纵观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内容，并无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作品以1949年前后国共战争的动荡局势为背景，通过不同身份当事人的经历，展示出内战期间的逃亡、死难和虐杀图画。标题虽然是“一九四九”，但作者试图展现出战乱时期中国人的苦难时代。令人遗憾的是，作者的历史叙述发生视角偏差，偏执的意识形态影响到她对事实的叙述和评判立场，引起批评家李敖的注意，一部“屠龙”大书就此出笼。他在驳斥龙书遮蔽历史的同时，又用如椽大笔向读者还原了一幅原始的“一九四九”图画。可谓纸上乾坤，笔底风云，通过严谨的考证和评述，表达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对真理的坚守和对历史的尊重。

一、历史叙事与细节真实

就文体而言，《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属于纪实性长篇历史报告文学，由于其以纪实方式描写了一九四九年前后中国大动荡的局势，涉及到诸多令人敏感的政治话题，所以，细节真实便成为历史真实的前提和关键。

李敖认为，历史叙述不能只看现象不求原因，而龙书的问题恰好就在这里。作者触及到了纷繁纠结的历史现象，但“大都是她自己刻画出来的’现象”‘，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没有触及到真正的历史核心问题，因此，“‘现象’引发了盲目的同感与同情，真相从此弄混了、是非也被颠倒了”。这是龙书的真正要害之处。例如，龙应台在书中为说明叙事的真实可靠和材料的宏观周详，讲述了自己亲自跑到斯坦福大学查阅《蒋介石日记手稿》之事，对此，李敖认为，研究历史，档案开放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要有辨别史料的“一双慧眼”，否则会“适中其计”。因为对一些玩弄政治的人来说，“档案中的文字，有的并不代表事实，而是专门用来骗人的，尤其用来骗后代之人和历史家”的。蒋介石惯用的技俩就是以专立文字和不立文字的方法来欺世盗名，立与不立，都只是表象，他真正要达到的目的，全在表象之下。对此“禅门功夫”，龙应台显然是浅尝辄止。她不仅在写到蒋介石时叙事有误，在写到被“国军”裹挟的流亡学生时，依然是只写了“现象”，没写或不敢写“原因”，“只要你动容，不要你问为什么”。比如在写到数千师生历尽千辛万苦随军南下时，龙的原文写道：“为了能够平平顺顺长大、安安静静读书而万里辗转的五千个师生，哪里知道，他们闯进了一个如何不安、如何残酷的历史铁闸门呢？”李敖质疑：“一个十四岁的少年人，这么艰苦的离乡背井干什么？十四岁就反共吗？”实际情况是，龙应台写出了败兵和流亡学生的悲惨一幕，却少写了一笔，那就是“原因”：一切的一切，都是国民党的“挟持”所造成！但由于作者对历史的认识程度和意识形态的偏执，由于书中人物如张玉法等对强权政治的“合作、宽容、附逆或代为开脱”，在他们笔下很难见到历史真相，而只是一些称不上问题的“现象”。这正是龙应台的“根本毛病”和“祸害”之处。个中原由她并非不知，只是由于“程度不够”和“心态可议。”

历史如同一个多棱柱，可以正写可以侧写，但要整体展现就不能只写一个面，丢了另一面。龙书之病恰在于此。《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有个主轴，就是台湾，百川归海，是因为有个可以容纳逃亡的台湾。但是逃到台湾谈何容易，需要有人“断后”、挡住共产党大军，才有机会争取到时间和空间。这些“断后”的人，都是牺牲者，他们死于战场、死于沟壑、死于牢狱，不可胜数。龙书在叙述中显然忽视了这一面，使历史变得残缺不全。比如，她写了五十二军雄赳赳的北上，却不谈五十二军惨兮兮的东渡；写了“一九四九大迁徙”，却没写一九四九大逃难；写了“一群人的夹尾而逃”，却没写出“另一群人的扬长而去”；写了一些小人物的逃难，却规避了从蒋介石以下达官贵人是怎么跑的，没写出国民党高官显贵们在迁“都”过程中的灯红酒绿，没写出当时的经济崩溃、大小官员套买黄金、流亡学生无食无助。那些居于“庙堂之高”者，他们在乱局与动荡之中，“或躬于其事、或扶同为恶、或愧而知悔、或怙恶不悛、或迷途知返、或一死了之”，他们才是“足以警世”的“祸源”所在。李敖认为，这个主题需要对照着写，才尽知真相。这种资料上的缺失，原因在于对现象源头的挖掘不够，叙述者只是把目光停留于“片断的现象”，“在‘现象’上游走”，来“引发悲情”，而“躲避用全面’原因’去追究悲愤”。那样只能导致悲情泛滥、悲愤无着，既不能捍卫历史的完整，更不能彰显“时代的悲剧”。

历史书写要追求完整，就不能只看现象不求原因，只看局部不求整体，更不能只讲前半段，不讲后半段。龙书中的历史叙述，显然存在这方面的缺陷。作者写出的“现象”，不仅没有解读出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而且那现象也往往只是历史的一小段，“并且，一半之中还有假的”，李敖戏称其为“龙半截”。最典型的例子是关于长春围城的叙述。在龙书的叙境中，守城的国军放百姓出城，而围城的解放军则“严禁城内百姓出城”，“要使长春成为死城”。难民被卡在国军守城线和解放军围城线之间的腰带地段，进退不得，大多被饿死和冻死，“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野地里，一望过去好几千具”。终于在10月17日，长春守城的国军投降。据统计饿死的人数“刚好是南京大屠杀被引用的数字”。于是，作者大发感慨：“三十万人以战争之名被活活饿死，为什么长春在外，不像列宁格勒那么有名，在内，不像南京一样受到重视？”对此李敖尖锐指出，如此叙述显然是作者的观念和眼界都出了问题。他说：“南京、列宁格勒是外国人侵略，长春是本国人因革命而内战，‘原因’根本不同。问共产党为什么围城，为什么不问国民党为什么造成被围城的局面？第一、你造成‘反革命’的政府；第二、你造成‘死守孤城’的兵家大忌；第三、你裹挟人民于先，又驱使人民于后，以‘饥民战’恶整敌人；第四、你最后还不是投降了，与其如此，何必当初？”可见，长春围城“现象”背后根本不是单纯的“饥民问题”，而是“国民党蓄谋发起的饥民战”，是典型的“杀民养军”、“逐民出城”，“弄出烂摊子让你收”。待上述戏码用到尽头，证明的是蒋介石死守孤城决策的错误，造成了围城惨剧的发生。这才是历史现象背后的真正原因。

李敖认为，龙书对长春围城时国军的叙述，其实只写出了长春守城的前一段的前半截，后面的故事还在继续。长春守城将军的命运可谓可圈可点，如新七军军长李鸿、新三十八师师长陈鸣人、新三十八师副师长彭克立、一一三团团长曾长云赴台后皆被捕入狱。原因是他们属孙立人的班底，且在共军包围下与共产党达成协议书投降。他们的遭遇说明了国民党政府对待做过俘虏的人的态度。只有了解了故事的后半段，才是完整的长春故事。而这一切，在龙书中都被腰斩了。类似的“龙式”叙述还有很多，如作者只谈“胜进的五十二军”，却闭口不谈“败退的五十二军”，写了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生离死别”，却未写出“国民党方面硬性建构出来的生离死别”。由于作者对许多历史事件只是写了“前半截的前半截”，且总是在“现象”上游走，并且是片断的“现象”，利用片段的“现象”引发悲情，而躲避用全面“原因”去追究悲愤。如此叙述显然离历史的真相就愈加遥远了。

二、思维逻辑与历史架构

李敖认为，作为一个历史叙述者，正确的思维逻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特立独行的品格，而被种种意识形态左右，就很难杀出党派立场的重围，架构出来的历史也只能是倾斜的，经不起事实推敲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显然出现了历史架构上的错误，其原因也正是错误的思维逻辑限制了作者窥探历史的角度和高度。比如，“虚拟演绎”的思维模式影响到作者对历史的解释。“虚拟演绎”（pseudo—deduction）在此指我即正统的假想。它与“蒋介石思维”同出一辙。所谓“蒋介石思维”是指以蒋为代表的一群人在退守小岛之后，依然认为中国是自己的，作夜郎自大、反攻复国之梦想。在龙书中，国民党的局面明明已是“残山剩水”，她却大言“大江大海”。这就好比“扣第一个扣子，第一个扣子没扣对，下面的扣子全扣错了”。由于这种我即正统的思想作祟，她对历史的批评，包括对“国家观念”、“对美国对日本的观念”的认识，也只能在媚蒋基调上展开，“野火”闷烧，避重就轻，旁顾左右而言他。再如，为蒋“超渡”的写作动机导致了作者在历史叙事上的盲点。由于龙应台书中所表现出来的“后蒋时代”的错误思想，决定了她分不清“中华民国”和“蒋家”之间的区别，由对“中华民国”的热爱而沦为对蒋的效忠，实质上是在为蒋介石打“招魂幡”，是隐性的“蒋介石超度派”。这种思想也正是“后蒋时代”的一种群体表现，“似正而妖、言伪而辩”，大前提错了，即使有完美的品德和才干，也会“陷入迷失”。又如，“唯国民党史观”制约着作者对历史书写的整体思考。李敖认为，在《大江犬海一九四九》一书中，龙应台所表现出来的历史观与国民党的历史观是一致的。比如书中写到淮海战役（徐蚌会战），作战双方没有革命与反动之分，“板子照例是各打五十”，但字里行间却加重了共产党的罪戾，并质问：“用什么语言来描述被解放军征用去攻打国军的农民呢？”而且一再把解放军与侵略中国的日本军队伯仲其问，“打板的数目是一样的，可是五十板的轻重疾徐可有了文章”，她究竟在暗示什么？李敖认为，作者的这种立场是“怪异”的，她把国共交战比作德苏之战，更是比拟不伦。“德苏之战，是两国交兵，是一国抵御外侮；国共之战，是国内揭竿革命，再怎么打，也是中国人自己的事，难道中国人在打外国人吗？”在龙应台的笔下，国共之战不像是国内战争，“倒像一边一国”。在龙应台眼中，“那战败的一方，从此埋藏记忆，沉默不语；那战胜的一方，在以后的岁月里就建起很多纪念馆和纪念碑来荣耀他的死者、彰显自己的成就”，而事实正好相反。“失败的一方”，在台湾岛上，从官方的国史馆、军史馆、各种报刊，到私人的《传记文学》、《中外杂志》，自我夸耀的话一句都没少说。显然，龙应台是受到了国民党历史观的影响，而国民党历史并不可信，剿匪史不可信，抗战史更不可信。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主轴就是“逃亡有理，祸国无罪”，“不但有理无罪，还要我们向‘失败者’致敬呢”。但“失败者”本人却并没有反省。可见，由于作者缺乏文献、史料上的训练，加上事实抽样的缺失，故不辨祸源，只谈尾闾，自然难解历史真相。

三、真相还原与科学求证

那么，“一九四九”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李敖在对龙应台的叙境逐一解读、批驳、举证的基础上，延伸开来，顺藤摸瓜，逐一陈述，从而由远及近、由模糊到清晰，一段又一段撼人心魄的历史展现在读者面前，渐次呈现出一幅新的历史画卷。

李敖眼中的“一九四九”，是国民党“祸国殃民”、“兵败山倒”的一九四九，是牢狱、酷刑和战乱频仍的一九四九，是“血泪斑斑、血证斑斑”的“一九四九”，是美、日、台“三角架构”下的“一九四九”，是国民党扼杀民主、篡改历史愚弄人民的一九四九。作者通过国民党军固守长春前后历史真相的揭示，蒋介石对长春失守后官兵的“秋后算账”令人心悸。对南京大屠杀真正原因的解读让人看到了蒋介石的失策。国民党不能坚守却还要摆出坚守的架式，使日本鬼子杀得理直气壮，不是罪恶也是罪过。通过杨虎城将军举家被害的故事，揭示出蒋氏集团的残无人道令人发指。通过宋希濂险遭蒋介石暗算和刘峙、杜聿明在徐蚌会战中的经历揭示出一段蒋介石导演的“做文天祥”的活话剧。杜聿明被俘后其家属在台湾的悲惨遭遇，说明了蒋介石的阴险和失信。在一九四九的大逃亡中，蒋介石却在与日本人合作，请日本军官帮他打内战。在国共之战的背后，却有美国人在操纵。在大陆易手、台湾政权的轮替中，媚美始终都是国民党历史的一条主线。蒋介石的媚美政策影响到了李登辉之后的一系列领导人，也影响到了民进党，所以，“尽管表面上政权轮替，但在‘媚美主义’上，却相沿不替。”蒋介石媚美，在走投无路时要“把他本人握有的一切权力付予马帅（马歇尔）”，而到李登辉以下则是“越媚越贵”的军购。到陈水扁时，经连战签下的军购订单已攀升至六千一百零八亿，马英九在美国以国民党党主席身份说：“就算两岸于三十至五十年后达成和平协议，台湾仍然需要有力量的国防，需要与美国进行军事合作。”如此媚美之举，正是一九四九的延伸和后续。因此，蒋介石的最大罪孽，不止“一九四九”那一大段血腥统治，更在有空前绝后的对民主的结扎功夫，台岛种种假民主的怪相演变至今，已不是真民主的主流，而是假民主的乱流。从蒋介石到蒋经国，直至今天的民进党，已将台湾搞得“中台二分、拳头四向、金权纵贯、血肉横飞”。“天天政治挂帅，人无宁日；日日宦海生波，举世称奇”。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祸国殃民，对海峡两岸人民只能是一种灾难，应该群起而攻之。

在评述历史追求真相的过程中，详实的史料考据体现了李敖深厚的史学功底。比如在驳斥龙应台对长春围城所描述的“现象”时，他举证列列，摆出了《长春文史资料》中的调查文字，举出了国民党第一军军长郑洞国的回忆录，举出了《萧劲光回忆录》提到的国民党的“难民战术”，还举出了曾为长春难民的三叔、六叔及老同学吴文立等，证明了龙应台所言的“现象”不仅只是表象，而且还是一种“唯K（国民党）”的假象。再如关于二二八事件，当龙应台片面强调外省人如何镇压台湾人，把事件的责任定位在外省人身上时，李敖指出台湾人同样也在“奸杀”外省人，作者引用了唐贤龙《台湾事迹内幕记》中关于二二八的记载，引用了《台湾警察》第二卷第十、十一期关于《台湾“二二八”事件》的转载，引用了台湾省警备司令部《台湾省“二二八”事变记事》的记录，引用了《高雄市“二二八”事件报告书》中的记录，引用了陈桐的文章《杀戮起源蓄意煽动》的报道，引用了彭孟缉《台湾省“二二八”事件回忆录》、《彭孟缉访问纪录》中的材料，引用了《陈仪致蒋主席一九四七年三月虞电》、《陈仪报告“二二八”事件情形致吴鼎昌等电》中的材料，来说明台湾的“二二八”事件的性质的复杂性，它并不像龙应台所言只单纯是外省人镇压台湾人挑起的事件，而是“弱者的偏执狂”导致了事件的步步升级，其中有台湾人中的暴民闹事，也有美国人在从中作梗。这种切实而辩证的历史剖析，冷静客观，令人信服，且发人深思。

四、结语

胡适曾言李敖喜欢“借题发挥”，此言不谬。《大江大海骗了你》正是李敖借龙应台提出的话题发挥出来的一篇大文章。他以深邃的目光向世人揭示出现代史上被遮蔽的一个大场面、大背景，那便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觉醒史，那便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的救亡史，那便是正义与邪恶殊死较量的民族振兴史。在他对历史的整体观照与辩证分析中，在严格的事实考据与观点纠谬中，人们不难看到历史家的求真品格和思想家的高远视野，那便是一种不唯党派政治利益是举的现代史观。这是李敖历史研究的精髓所在。正是这种独特的历史研究方法，让人们看到了龙书的捉襟见肘之处，展现出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史真相。

虚实交织，亦幻亦真（陈才生）

——李敖长篇小说《虚拟的十七岁》叙事刍议

摘要：《虚拟的十七岁》是李敖“思想小说系列”中的第三部长篇。作品虚实结合、灵活多变，带有浓厚的玄幻色彩和梦幻情调，尤其是作者细腻的主观感觉描写，使作品达到一种心理的真实。但不可否认，作品在情节和语言上亦存在一些雕琢的痕迹。

2008年5月，李敖退出政坛后，出版了长篇小说《虚拟的十七岁》，完成了他“思想小说系列”中的第三部作品。小说写67岁的思想大师聘请了l7岁的高中女生朱仑——一位大脑被医生植入智慧芯片的患者做自己的创作模特，在相知共处中，大师灵修出一个离奇而神奇的情感世界。作品通过虚实结合的方式和超现实的思想对话，引出一系列当代人的情爱话题，寄托了晚年的李敖对人类爱情的难以释怀之梦。

与前两部作品（《北京法源寺》、《上山上山爱》）的写实风格不同，本书通过一系列玄想与幻想的描述，虚拟出一个离奇而又神奇的情感世界，在小说架构上进行了一次大胆而奇特的语言冒险。

令人注目的是，作者采用了虚实结合、灵活多变的叙事方式，使作品带有浓厚的玄幻色彩和梦幻情调。小说中的文学“大师”要寻一位模特来启发灵感，人物活动的场景处于静态的环境中，对话与心理活动便自然而然浮出水面，成为语言描写的主要内容。于是在小说章节处理上，作者采用了虚写与实写相结合、多种表达方式交互进行的叙事方法，使作品染上一种玄幻色彩。比如作品开头人物与自身器官的对话、对自大狂的调侃、耳中人的对话、对女性特点的调侃、对巫神医的梦中回放，等等，奇特、怪异而荒诞。作品在讲述了与模特儿相识、相约、“模特儿的第一次”之后，接着便是“智者的虚拟”，人物进入一种虚幻的想象世界，由此产生了虚拟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接着写“模特儿第二次”，写模特儿的裸泳、烛浴等，随之又进入虚拟空间，有了“智者的虚拟第四号”至“智者的虚拟第九号”的虚幻描述；之后又转入写实，写“模特儿第N次”。加上繁复的论辩、零碎的思绪、重复的场景……一方面是“大师”面对美女朱仑的写实，一方面是由此展开的种种幻想，如此交叉往复，构成一种虚实相间、相互辉映的“杂语体”结构。

如同作者所言：“四福音书各写各的，互有详略，甚至矛盾穿凿。文学书也可以啊。有的章节，采用复式观察、双轨录音，也可以互有详略、也可以矛盾穿凿、也可以小做重复。还可以三维呢、还可以三体呢。像是三国时代的‘三体石经’，同时用三种表达法。导演可能是两个，摄影可能是两组。”①李敖力图在小说中写出人物“多采多姿的意味”，比如多数场合采用论辩与对话的方式，但根据情节发展的需要，又灵活地插入一些其他文体。像“速写朱仑”一章，采用了随笔方式，用“藏躲篇”、“纳米篇”、“四维篇”、“语文篇”、“点睛篇”、“龟策篇”等二十篇随想展开描述，以勾勒现代科技武装了头脑的朱仑智慧而美丽的形象，在这种“静态、侧写”之后，又借助“断想”的方式，用三十七段片言只语，抓取生活的瞬间对朱仑进行玄想与摹拟。正如作者所言，要“抓住摄影抓不住的那一瞬，也抓到你特别为我的那一瞬”，使朱仑的形象更加具体而完整。在“朱仑十七帖”一章，作者又采用改变叙事角度的方法，从朱仑眼里看“大师”，以此来反观和映衬作者对情感与人生的看法，使作品要表达的思想更加具体而深入。此外还有像书信、日记、札记、诗歌等文体形式在作品中多有采用，变化多端的文体结构有力支撑了作品纷繁复杂的思想内容。

在小说叙事的详略方面，李敖别开生面。如同他在创作《北京法源寺》时所说，要“详人所略，略人所详”②，故在小说中大量运用了对话、独白、议论、心理描写等等，以应对现代影视艺术对小说描写艺术的挑战。在《虚拟的十七岁》中，作者又一次借人物之口道出这一缘由：“对有形的，我轮廓；对多彩的，我素描；对具象的，我抽象；对音响的，我无声。我用最少应付最多、用简单应付复杂，我只用我的语文，向大千世界一洒。”“画面只能让天马行空，至于为什么要行空、为什么此行成空，还得靠语文，我的语文。”①作者试图说明，形象只能呈现，难以告知因由，而人物的心理感觉和对话中的思辨却可以更清晰地告诉你画面之外的事理。画面可以“态无不尽”，文字却可以“理无不入”，曲尽其理，是李敖对当代文学语言独特魅力的一种新的阐释。

值得肯定的是，作者在小说叙事中成功地采用了细腻的主观感觉描述，使作品中的人物达到一种心理的真实。对习惯于传统阅读的读者而言，李敖小说在情节上的粗疏与简陋，往往令人难以忍受。但我们又不得不感叹作者对人物感觉描写的细致入微。正如他本人所说，“写作是很细腻的”。在《虚拟的十七岁》中，作者把描写重心放在人物心理感觉的描述上，使作品显得朦胧而又空灵。比如在“大师”第一次见到朱仑时的描写：

太神奇了，我看到的，竟是我家墙上油画的女人！一张动人的小脸、一张没有任何化妆的青春的小脸，清纯的、美丽的、瘦削的、苍白的、迷茫的、灵气逼人的，怎么可以这样漂亮！

这种印象叠加式的描述真切地道出了大师对面前女孩的心理感受，有一种奇妙而又蒙胧的立体效果，使人回味无穷。在李敖眼中，小说只是一种表达思想的手段，他不想在人物形象描绘上浪费太多笔墨，对话与独白便构成小说的情节主体，论辩与演绎成为小说表达思想的重要手段。形象化的描写反而被放到次要位置。所以，作品涉及到知识层面的叙述时，李敖往往表现出非凡的联想和想象力，但在形象层面，却很少展开，只做正面的简略描述。在观与感之间，作者重点表现的是感，从感知和感受层面人手，通过感，导出对象给人带来的种种感受。这种充溢着浓郁理性思辨色彩的奇特叙事，使习惯了看故事的读者难免有一种抽象晦涩之感。但李敖并不以为然，他说：“除了几个简单的形容词，我避免描写她，不要用文字表达文字达不到的美丽。”①写人如此，写景亦不例外。比如小说中对主人公搬到阳明山后远望观音山的描写：

五楼山居的美丽远景是观音山。观音山逶迤在西方的淡水，却像是为东方而生，它把千变万化，呈给了东方。在清晨、在薄暮、在阴雨、在晚晴、在春秋代谢、在时序轮回，观音山给足了千变万化，或明或暗、或隐或显，每次看它，都为之称奇，这山有那么美吗？

词语具象而简洁，玄远而新颖，如蜻蜓点水，如美人回眸，给人一种羚羊挂角的典雅之美。再如：

下午到傍晚，晴在雨后山光，远山蓝中带灰、白岚处处；近山绿中带墨、世界如洗，奇景入眼，前所未有。是看不到阳光的晚晴，是另一种晴。窗上雨滴未散，皆朝下移，而远方白云四起，云外有山、山外有云。

叙中有描，描中有叙，淡雅清幽，奥妙高古，可谓白描的极致。这种具象感知与理性叙述相互渗透的表达技法，正是李敖小说语言非同凡响的一个突出特征。

当然，如同许多实验性作品一样，《虚拟的十七岁》在艺术形式上亦有诸多可议之处。最突出的是作品中的故事看头知尾，明显带有雕琢痕迹。在故事开头“楔子”部分，作者先讲一个“令人惊艳”的漂亮女生晕倒在中山女中而被救护车送进天母振兴医院，紧接着讲述自己住进同一所医院，得知行踪怪异的巫医生将“脑前瞻工程”的晶片植入一个17岁高中女生的大脑，这个女生“美得脱俗”、“漂亮极了”，是台北美国学校十一年级的学生，她在做过手术之后便不知去向。这是小说在开头埋下的伏笔。“我”出院之后，搬人磺溪之畔新居，而自己对门邻居有一位l7岁的侄女，又是台北美国学校十一年级的学生，学业优异且美丽聪慧。这难免使读者联想到那位做过手术后不知去向的17岁少女。故事的神秘感陡然消失。还有人物对话基本上仍未摆脱“一人演说”的弊病，朱仑的口中往往会发出大师的“鼻音”。据说德国音乐大师瓦格纳是先有了歌词尔后才有音乐，李敖似乎是先有一种思想尔后再虚拟与之匹配的故事，然后将两者融合。但瓦格纳做到了声音与语言的完美结合，李敖在思想与形式上却总是隔了一层。他的这种创作方法与传统文学家那种由生活到艺术的取材方法显然大相径庭，严格来讲是反创作规律的。也正因此，才使作品显现出一种人工痕迹，使人感到全书只是作者自说自话的呓语而已。这种破绽自然影响到故事的真实性，成为作品的一大缺憾。

总之，《虚拟的十七岁》是李敖思想小说系列创作中的义一次语言冒险，他在小说叙事模式上进行了诸多尝试，有轻灵飞扬、动人心魄之处，亦有令人遗憾的败笔，作为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中的另类，成败得失，可圈可点，具有一种难得的实验意义。

参考文献：①李敖《虚拟的十七岁》，台北：成阳印刷股份有限公司，2008．56t，384，133．

②李敖《我写<北京法源寺>》，李敖《北京法源寺》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294．

收稿日期：20110925

作者简介：陈才生，男，河南林州人，安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台湾文学研究。

新浪聊天室谈李敖（王岳川、陈才生）

主持人：各位新浪的网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光临新浪嘉宾聊天室！李敖先生已于19日下午抵达了北京，开始了为期12天的神州文化之旅，今天我们请来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文化李敖，坐在我旁边是北大中文系教授王岳川老师。

王岳川：大家好！

主持人：旁边另一位是河南安阳师范的教授陈才生，同时也是《李敖这个人》的作者。

陈才生：大家好！

主持人：首先谈一谈你们对李敖的印象？

陈才生：我不是研究李敖的（wjm_tcy注：应该是专门研究李敖的才对！），不管是他骂了千万人，还是千万人骂了他，这是不可忽略的一个问题。中国文人称为四品，神、妙、艺能，神品，大气方钢，这种人不容易。第二不是神品是妙品，以中峰为主，把自己的一腔正气把家乡和故土相关。李敖是属于反向思维和逆向思维和反向性的，对抗性的力量很大。所以他很像一批黑马，奔驰在中国荒芜的草原上。最后是乖乖女和乖乖男，按步就班的思想。就妙品和神品在历史上评价不一，有人认为妙品高于神品，甚至有人认为在故国的时候，应该是在艺品充满着活力的思想可能是最重要的。正是因为一二三，三二一秩序不一样，所以人们对李敖的看法就多多。因此我对李敖的看法他是及学者、散文家、作家，甚至包括政客，包括反抗者和痞子精神，包括我们所说的流浪者思想，边缘思想，他是多种身份集于一身，他的身份的多重性，他评价的声音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们其他的东西不谈，只谈文化李敖。

李敖应该是百科全书这样的人物，一生丰富多彩，具有多面性，用古人的话说从一面看他闪烁出另一个面的光彩，不同的人从里面读出不同的含义，有的看到有话直说的这种洒脱，有的人不为世俗的刚直，也有人看到他有仇必报的凶悍，还有人看到敢爱敢恨的率真，还有人看到他隐藏在背后的思想胸怀，不被人真正理解的孤寂。有人说他是疯狗，大逆不道，有人说他是思想家，是得人心的英雄，这个褒贬不一，实际上他从历史上许多的思想先驱者一一，比如说苏格拉低，还有鲁迅和胡适都是当时被人称作有争议的人物，这并不奇怪，当他们的思想远远超过这个时代的时候，当人们看到他的背景的时候，人们的指手划脚就在所难免了，当他们的思想行为在若干年后，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不可缺少的元素的时候，人们才可能会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是我们的先知。

所以我认为李敖很可能就是这样一个人物，梁启超先生有一首诗写道，十年之后当思我，举国忧狂欲于谁。李敖的思想有可能是十年之后才被人真正认识到的，正因为这样，具有一种争议性这样的特点，正因为这样的原因，我觉得值得我们去认真的思考，认真的研究这样的一个现象，李敖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现象。

主持人：非常感谢二位教授，一种文化现象，或者是一个文化人物，是否值得研究，关键要看他的思想学术和作品对人类的生存和文明的发展是不是有意义，李敖先生作为一个思想家，一个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文学家，请二位谈一谈李敖的价值在这些方面来讲的话，分别在哪里呢？

王岳川：在我看来，先说思想家，他的思想我认为最重要的启发不在于他在史学界、哲学界或者说文学界有多大的建树，很大程度上李敖是一个破坏家，打一个不确切的比方，很像法国的一位哲学家得力达，他对西方的非常制度的完满和现代性的秩序加以颠覆。但他颠覆的方式跟德力达不一样，德力达是比较严谨的来阐述，所以他的思想锋利。李敖更多是以犀利的言词，甚至带有痞的方式，把你正式的方式拉下来，把你的皮剥开，看到正经下面的不正经，看到所谓的思想大师下面，或者是体制性下面的自己的缺陷性，他是嘻笑怒骂的狂徒，是不拘一格的演说家，在这个方面有颠覆。

最大的颠覆在思维方式上，这是他的成功之处也是失败之处。他的逆向思维跟一般人不一样，一般人讲我要建树一个东西，要么一分为二，为三，要么是辩证法，他从来不找0.628的黄金点，而是走一个低端，这个让他把很多的问题血淋淋的剥开，让你看了之后触目惊心，在去过去习以为常的惯例里面，发现了谬误，真正以这个走偏短，使他官司累累，他说鲁迅散文写的不好，不是很标准的白话文，他忘了鲁迅正好是同文言文脱离出来，互换白话文的大师，这必然造成他用白话文的水平来和自己比的时候，就把鲁迅99％的贡献比下去了。所以李敖在台湾官司累累，他今天攻击了A，明天攻击了B，后天攻击了C，之后就诉之与法律，他说的慷慨激扬，拿不出证据，所以官司屡战屡败。

在文学方面，他的《法源寺》写的是不错的，尤其是他把中国小说的题材从日常生活，从我们普及性的凡夫俗子的生活当中，一下子用特写的镜头拉到具体的历史事件上面，这一点我觉得他是用史学家的眼光来写的小说，这个问题包括我们写过李自成的一些小说，现在是满天都是戏说康熙、乾隆等等，在这点上，我认为李敖在所谓的嘻笑怒骂的带有痞气的写作当中，这本书恰好有一种正气，才有可能提名诺贝尔奖，我想李敖切记不要以这个奖得主自居，这是我的看法。

陈才生：作为一个思想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我是这样看的。

首先要有他自己的思想，就是说他能够标新立异和别人的不一样，或者说是超越了时代普通人所具有的思想，这是一个方面。

再一个他的这种思想应该是始终如一的，不是随机应变的，不是随波逐流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他这个思想能够引领思潮，在社会生活中对人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产生一点的渗透作用。从人格角度讲，思想家往往不为外物所动，他应该具备这样的品质。

我从李敖的作品当中和李敖一生的行为当中，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他是基本上符合这样的一些条件的，所以称他是思想家，不是夸张，也不是过高的对他的一种过誉的这样一种说法。

在文学方面，李敖是一个比较优秀的文学家，他的作品我们以他的杂文为例，他的成就主要是在杂文，杂文方面嘻笑怒骂，狂放自持，以俗为雅，幽默诙谐。在评价过去的大家的时候，人们往往说陈独秀以气势取胜的，鲁迅是以锋利见长的，李敖具有三者之长，这句话是李敖讲的，我认为他讲的有道理，还应该再加上一点，他还具有梁启超的情感，语言中带有情感的表述方式。

另外李敖在表述上的特点，常常做到以小喻大，由浅入深，这是我们常常能感受到的。在台湾如果把他的杂文和著名的杂文作家，柏杨相比的话，李敖就能闪烁出他的光辉，如果和大陆的杂文作家相比的话，李敖的标新立异就更加突出了，因此我称他是台湾优秀的文学家，这并没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

李敖的小说往往是人们批评李敖政绩不大的证据，尤其像《上山上山爱》，我认为这种认识是片面的，李敖的成就主要是在杂文，但是小说也是一个方面，毋庸置疑，它的小说有一些硬伤，通过人物对话来借题发挥，导致了李敖式的语言，语境出现了混乱，这个语言的表述不能说是成功的语言，但是作品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作品中的议论比较多，有的作者和评论家提出来的，这和作者创作理念有关，戊戌变法是《北京法源寺》主要写的情节，这段历史可以说家喻户晓，在《北京法源寺》之前，小说、戏剧都有所表现，康有为活着的时候，就有表现他变法的戏剧出现了，李敖不可能把这些人们常知的东西再写东西，所以他必须避开这些东西去另辟蹊径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他表现的是作品人物思想发展的历史，而不是传统小说当中的行动的历史，这些人都是时代的思想家，像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他们是时代的先知，他们为什么走向戊戌变法的路程，这个历程是怎么样达到的，怎么样达到变法的结果的，怎么样把这个心灵的历程展现出来，李敖选择了对话，来表现他们思想的演变。因此详人所略，略人所详。由于这样一个原因，阅读《北京法源寺》就不能再使用传统的解读方面了。因为他的创作已经超越了传统小说的协作规范，常知的东西需要我们读者去建构，小说里面的部分，需要你再你的常知的基础上，结合起来和小说的东西里面表现的内容结合起来，才可能焕发出生命力。读者欲解书中所详，必须调动书外所略，书里书外的互相性，最终合成一部有血有肉的大书。如果说《北京法源寺》有什么特色，这就是它的特色，也许它不会成为一部优秀的小说，因为它带有实验的色彩，但是它对于传统规范的反叛，对于传统的小说写作手法的拓展，这种实验性给文学创作带来一系列的启示。

有人学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把具有反叛意识的那些，把具有创新精神的作家称之为浪子，把继承传统写法的作家称之为孝子，传统要变的话要有浪子，如果全是孝子，就只有给传统文化送终，历史我认为就是由这样的人来谱写的，这是他关于思想方面和文学方面的总体的看法。

主持人：感谢陈教授，刚才两位教授谈了很多，其中陈教授谈到了梁启超跟胡适这样一些大思想家，大学者对李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尤其是胡适，李敖对胡适可以说有很深的个人崇拜，我们想请教授来谈一谈，这些大学者对李敖在成为一个大思想家方面，产生都有哪些大的影响呢？

陈才生：梁启超对李敖的影响，按说梁启超和李敖是隔世的两代人，李敖没有见过梁启超，但是他从小从他父亲的言谈当中，就知道梁启超，知道这样一个人物。他在上中学的时候，16、17岁的时候，参加一个国际上的征文比赛，获得了全台湾的第一名，他把这个第一名一笔很可观的奖金购买了一部书，就是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他对梁启超从少年时代就已经是非常崇拜了，他崇拜梁启超一个是梁启超他的那种在小小的年纪，14岁他就中举，小小的年纪就有那样的才华，而且能在年轻的时候跟着康有为做了惊天动地的事情，尤其是梁启超在语言上和思想上的独特性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梁启超刚才我提到有一句话，十年之后当思我，举国忧狂欲与谁，这是梁启超自己非常自信的表现，现在你们不理解我，多少年之后你们都会接受我的观点的。实际上在这一方面，我觉得李敖受梁启超的影响。另外在治学上李敖也受梁启超的影响。他在写作表述的方式上受梁启超的影响。

如果我们把梁启超的诗歌和李敖在中学时代写的抒情的诗歌相比较的话，会发现李敖的诗歌当中有很多的用词，包括一些句式和梁启超的诗歌都有相似的这样的地方。另外梁启超写传，李敖也写传，梁启超写小说，李敖也跟着写小说。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是，李敖的北京的对话式的议论，实际上梁启超曾经写过一部小说，这部小说完全是用议论的形式写下来的，在这一点上他们之间是不是有一种渊源关系，值得研究。

至于胡适，李敖在14岁就读到了这个《胡适文选》，当时这个年纪李敖的思想是非常迷茫的，随着读书的知识面的拓宽，接触的思想也越来越杂，读过孙中山的中山全书，读过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还读过共产党左翼方面的文章，包括新华日报，还看过传统的儒家代表人物的，国学大师的著作，他在少年时代就非常迷茫，当他读过胡适之后，他说中国没有第二个人，像胡适这样使我改变了以前走的老路，使我着迷了很多年的老路。实际上是看中自由主义的道路。

他在中学写过胡适的论文，大学时代的文章发表在刊物上，还写过胡适与梁启超，梁启超与徐志摩，徐志摩与胡适三个传，胡适从美国回到了台湾之后，李敖见到了胡适，胡适对李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李先生，连我胡适之都找不到的东西，你都能找到，你比我胡适之还胡适之，可以看到胡适之对他的鼓励，有了这样的鼓励，李敖就萌发了为胡适写传的念头，也是后来促使他写成后面的《胡适评传》的前因。

在李敖所走的道路当中，他是继承了胡适的自由主义的思想，不仅仅是继承了，还有超越，在什么地方超越，他认为胡适到老年有点疲惫了，没有奋劲了，没有斗志了，他觉得在这一点上不应该容忍，胡适有太多太多对政府的容忍，他所持的姿态就是都成，不惜一切手段来斗争。他对自由主义也有超越，自由主义的思想当中有一个方面，就是干预政治，但是不参与政治。为什么不参与政治呢？因为他们认为参与政治就改变了你的立场，不会站在中立的角度对社会的弊端提出自己的意见。而李敖后来参与了政治没有，他参与政治了。比如说他竞选台湾地区的所谓的“总统”，台湾地区的领导人，再比如说他参选立法委员，这些都是实实在在在参政，为什么他有参政呢？

我是这样想的，当他认为他参政不会改变他对社会，对当局的批评的立场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站出来参与社会活动当中，我认为这是李敖对胡适自由主义的超越，我是这样看的。

主持人：王教授有什么补充的吗？

王岳川：我的看法是这样，这是一个现象，就是李敖他是对现代思想历史的，包括自由主义，包括像梁启超、康有为这些带有保守倾向的思想家都有所传承，但是跟他们不太一样。

在我看来李敖有一种想法，他就要弄清楚5千年的文明现在衰败了，什么样的东西使它的精神不存在，命脉尚存，但是思想已经僵化和保守了，他立把人们所谓的过去的梦幻当中推醒，他才有联合自由主义，同时到了最后和自由主义有某些对立的这么一些倾向。这和他的学者身份有关。

李敖前面我们已经谈到他是激进的知识分子，有两个特点，独立的思想，个性独立，绝不与人家雷同，如果有大众呼应，他立马改变。

他很务实，很现实，所以他往往把他的思想和现实的对抗联系在一起，监禁多次，而且遭受杀身之祸，这已经超越了专家、学者这个层面的思考。他把思想行动，把知难行易，还是知易行难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在李敖这儿，他更多是立足于后者，就是行动，他的思想就是行动本身。因此这一点，他又像一个学者，而更像一个政治家，像一个实践家。

而且我们要注意，他最初对梁启超那么喜欢，梁启超在中国思想史上，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唤醒了一代的民众，再加上浪漫。包括中国现代史上一个独特的景观，陈独秀晚年的做的是小学，做的是山海经，包括我们说的思想家到了晚年就开始转向了国学上，在这一点上一概要批评中国传统思想的李敖来说，他也思考着，国学是不是要坚决一棍子打死它，我也读了很多李敖的关于历史的文章，他并不是一棍子打死他。他到现实的生活当中，入世很深，同时在学问上有退后一步自然宽的。

我还要说，李敖在现代思想史受的大家和思想家的影响，我认为更多是他们对现实，对中国的传统态度上，而不是具体的论述和书上某一个观点上，李敖是从书当中看出他的人格和思路，看出对未来的启发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李敖是比较会读书的人，他也是一个很会思想的人，他把他的读书和思考最终变成了自己行动的勇士的姿态。

主持人：感谢王教授。刚才王教授也提到了李敖对国学的可以算是全盘否定，他一直都提倡全盘西化，60年代初，26岁的李敖就发表了一篇文章《播种者胡适》，由此拉开了文化论战，请两位谈一谈这次文化论战的意义在哪些，李敖起到了什么作用？

陈才生：大概是1961年，当时台湾有一个国际教育学术会议，在这个学术会议上，胡适先生做了30分钟的一个英文演讲，在这个演讲里面，他主要讲的意思就是中国传统的这种文化已经不适合于时代的发展了，我们应该接受的是西方近代文化，也就是西化。

他这个演讲发表以后，马上就引起了一些对传统情有独钟人的这些学家的他们的反对，尤其是像徐副官，就在报纸上登出了文章，反对胡适，你是中央文学院的院长，居然有说这样的话，这是中国人的耻辱，胡适一气之下就住了院。然后李敖写了《播种者胡适》，他认为胡适所做作为是石破天惊的，对新文化是巨大的贡献，他是新文章的播种者，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又引起了另外一批人的反对，认为胡适不是新文化的播种者，他们认为是陈独秀，而且认为胡适所讲的那种西方近代文化，并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还要我们的传统文化，在胡适的演讲和李敖的这一篇文章的基础上，就展开了一场讨论，这场讨论后来成了两个战场，一个战场是谁是文化的播种者，另一个战场就是我们是要中国传统文化，还是要西方文化，就是中西文化论战。

在这两个战场上，李敖都是一方的主帅，在中西文化论战这个战场上，李敖是西化派的代表，他对传统文化在当时采取的是一种全盘否定的这样一种态度，当时他讲台湾，当然他用的是中国，他说中国的社会或者说台湾的社会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社会，但是中国传统文化是农业社会的产物，所以中国传统文化这个老齿轮已经不适合工业化这个大机器了，应该由工业化的机器来取代传统文化，他就提出了西化这样的观点。

怎么样看待这个观点，当然这个是一种矫枉过正一种偏激的思想，在80年代初，李敖坐牢出来之后，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就比较客观来反思这个问题了，他认为面对中西文化，第一是要面对，不能逃避，第二是要选择，不能盲目的接受，对于传统的文化也不能盲目继承它，要像列清单一样，一样一样盘点，凡是不利于民族发展就要摒弃它，有利于民族发展的要继承它，不管是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凡是有利于发展的，更具人性的，使人走向自由的就应该提倡。

他和以前人们提出的中体西用这样的观点，用中国文化去消融西方文化，这样的观点是不一样的，主流文化应该是在文化碰撞中的强者，也不单单是指一个民族的文化，我认为他是后来的这种反思是很有见地的。

在中西文化这四年论战当中，他给我们很多的启发，一个启发就是对中西文化的看法，不能拿固有的以我这个民族是老大的思想来看待，这是不应该的。再一个在论战当中，实际上和李敖对立的许多人的观点也都是很有见地的，像徐复观的观点也很关键，都是挺好的。但是他们后来成为了仇人，在法庭上相见了，这就有点鹬蚌相争了。李敖被关进了监狱了，对于我们在文化大碰撞的时代，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怎么样讨论这个文化也有一定的启发。

主持人：请王教授来谈一谈。

王岳川：关于传统与现代的问题，不仅在五四时代，甚至在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20世纪初期到20世纪末期有4次争论，但是今天可以说是水落石出的时候，人们应该到了退潮的时候来反思这个问题，李敖自己在反思自己，可以说如果说全盘西化是中国在战败以后要崛起的一种迫不得已，在郭沫若的晚年，前面我们说像钟美华对德国的文化比较的欣赏，但是到晚期不断的追问中国的美丽到了什么地方去了，其中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现代的高压之下，中国人集体把它抛弃了。

还有我们所说的这种传统和现代当中，现代和传统是不是应该二人对立，如果是在现代性的国家，现代和传统当然是对立的，现代的法则学，整个的思维定向就是有高就有低，有左就有右，有先进就有保守，有前进就有退步。但是我们也得问一个问题，李敖先生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美好的现在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说，自杀率1％，艾滋病携带者1％，精神病抑郁症是1％，把人成了手段了，所以我在想，中国这一群大师他们其实在思考这一个问题，难道曾经辉煌过的东方，就在崛起不到200、300年的西方面前所有的合法性，不管是思想、制度，还是他的演说方式，还有生存方式都失效了吗？没有。在这个方面我们要放更大的眼光来看，现在的西方和古希腊也有很长的时间，起码有漫漫的中世纪，西方有哪一位大师向中国的大师一样集体否认传统，有谁达到了苏老二，或者是博老大，为什么中国人有这样的想法，我认为是落后的现代性法则教给我们的。但是现在中国起来了，就应该更加的心平气和，我觉得胡适的宽容和自由非常的重要的。李敖的敌对更加具有现代性，胡适晚年的自由和宽容更加具有后现代性。我有时候在想，也许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思想风采，李敖的思想风采正如他说的话，他是台湾教育培养不出来的，是台湾文化培养不出来的，是台湾的制度下生长不出来的，这是宫外孕，在台湾保守下置他与死。（wjm_tcy注：整段话说的莫名其妙，不知说些什么，应该是错字的关系。）

但是今天来看，李敖起码向我们推出了一点，最初他对胡适全盘西化的思想全部没有，后来很多写过对中国古籍文献方面的阐述，他不认为他是外黄里白的香蕉人，而是真正具有中国根的中国人，我们应放在更大的范围来看，现代性是人类必须要走的一步，但是他不是人类的归宿，人类将超越现代性，而走向更高的境界，就是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在这几个世纪甚至是人类长远的时间当中，对人类有贡献的东西都应该保留，所以我们不可能去把古人拿来鞭尸，我们要对文物要爱护有佳，在这个上面中国应该有更大的气度来看待中国文化，看待东方文化能够为世界文化做些什么，这就是李敖的态度和一种对话。

主持人：刚才二位谈了很多历史。现在有网友在提问。

网友：李敖现在是以学者的身份回到大陆，请问二位教授，如何看待李敖这次回大陆的身份和姿态？

王岳川：我是这样看，北大是李敖的第一站，这个颇有象征意义。这个象征意义就北大而言，北大是一个身份杂的大学，我作为北大的老师，在这儿待了20多年，我对它的多种性的统一有深刻的认识，北大确实曾经很激进，但是不要忘了，北大可不是像清华一样是洋人的赔款办的学校，所以它又很保守，在某些上，甚至有非常有一些国粹在里面保存起来，但是保守这个词我应该叫守成，北大有很多的东西在消费北大，北大在中国的历史上逐渐辉煌，但是今天逐渐衰落。

这次李敖来有三层意义，第一层意义之所以现在北大、清华、复旦，我说他有20多种身份杂糅的是他情有独钟的是学者身份，一个人骂了一辈子，口出狂言，甚至有的网友说不知天高地厚，他最后选择大学来做自己晚年的工作，他对上千上万的学子肯定会有影响。第一个含义我认为他代表了中国的一种今天的声音，就是在台海局势很危险，在中日关系很紧张，在中韩关系等等很多问题上有一些争论，在中印问题完全没有解决，关于整个亚洲问题非常多的情况下，中国出现了文化派，当然我们要发展军事，当然可能会有政治争论，当然可能会有经济竞争，最终中国的崛起，中国形象的崛起绝不是中国威胁论，也不是中国崩溃论，也不是所谓的台湾伪“总统”说的中国变成七国论或者是八大块，在这个情况下李敖以学者的身份进入大陆，他相信会使亚洲的趋势表现出中国大国风范之后，一种平稳的过渡，把周边的矛盾化解掉。

第二是对台湾一种呼应，台湾我们都知道，最近相当一段时间之内，活动频繁，做了两个事情，一个是大量购买军事设施，尤其是飞机和海战的东西，导弹。另一方面，就是在文化上弃中国化，把中国文化砍短，甚至是孙中山都不是他们的了，跟日本的靖国神社和教科书是一样的，一年两年没关系，十年八年教科文就修改了，尽管李敖说他不是寻根，但是以李敖的读者群认可的是两岸的文化是相同的，两岸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两岸绝不容许分离，同时这个牌打的非常好。

我认为第三点，李敖到了大陆来进行学术访问，将在56年第一次到大陆来，同时他表现出一种学者的勇气，这种勇气就是他要对三个中国最高的院校进行对话，这种对话的姿态，我们很欢迎，当然到现在为止，我也不知道究竟他要进行什么样的对话，但是我相信一点，古今当代的生存应该是他对话的重点，他也不会想遥远的未来学，他是立足当下，关心民生疾苦，关于知识分子操守的学者，但是又不能把他抬高，李敖他来，其实是一种文化的归根，这个过程当中，他也许能够发现，隔膜了50多年的两岸，他会第一次感受到大陆的崛起，这一点将通过他的嘴和他的笔告诉台湾人们，甚至于告诉全世界。

陈才生：我讲一点，李敖到大陆来，应该说到北大清华复旦，三所大学演讲，是他的一个主要内容，要完成这个主要内容，把它做的很顺利，作为学者的身份，应该说是最适合的，这和李敖的文化思想有很大的关系，在李敖的文化思想当中，有一点，他认为思想要变化，教育要先行，他对于台湾社会思考最早，感触最深就是教育问题，在50年代，他认为他本人就是教育体制的牺牲品，为了反抗中学的教条的教育体制，他中学就休学，自己在家里面学，大学的时候，他为了反对大学里面的生硬的教育体制，他也曾经休学一次，退学以后，重考另一个系。他认为从长远看，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从这种眼光看，教育是影响着一切，尤其是政治，从眼前看，政治影响着教育，但是从长远看，教育在影响政治，所以革命之成功必须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只有教育才能使思想变化，主持教育的人他认为，自己如果思想不发生变化的话，没有新气象，这个国家就不会有希望，所以在这个基础上，他在60年代初就发表了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现象等等文章，严厉批判了台湾的应试制度，和学历现象，单一等等现象，这是他在60年代就批判地。但是在大陆会不会存在呢，李敖在这三所大学的演讲会不会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呢，我想可能会涉及到。一个真正的大学生应该是智慧的，有判断力，有广博的知识，这个应该是大学培养出来的，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特立独行，所以教育之重要。

李敖大陆神州文化之旅，通过几次演讲也突出出来了这样的一个意思，思想要变化，教育要先行。

主持人：由于时间的问题，我们再问最后一个问题的问题，李敖作为学者的最成功之处在哪里，对我来说李敖先生的人生气概比他的学问更重要？

王岳川：士有一个最主要的本质，学术者天下之公气，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少有天下了，这个天下非常重要，他就是关于人类，要评判人的一切价值，要在芸芸众生之上的整个星球上站起来，能评判古今，评判世界的各个国家的文化。还有他的亲民的理性，使得他对人生、人类，和民族发展的根本弊端认识的很认识，所以公气，就是批判不好的，弘扬好的，李敖他在这个意义上，力求想具有天下眼光，力求向具有公气，可惜尺度把握的有欠火候，天下眼光有了，公气倒未必，但是我还是很欣赏，一个人要完全把握0.628的黄金分割很不容易。

同时他到大陆来还代表了知识分子的立场，我们今天觉得知识分子的立场已经很少了，我们觉得知识分子在两点上可以说鲜明的特色，第一点就是超越自身之外的关心，或者是为之焦虑，为之烦，为之关心的东西，如果仅仅想自己的二亩三分地，眼光看不出胡同的人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很典型的言行方式就是书面语，在这点上，可能李敖先生跟王朔先生有相近的地方，他们的写作相当部分是口语写作，所以在这点上又在削弱知识分子的方式。

不过我有的时候我在想，随着西方的全球化，随着英语战胜了法语，法语战胜了中国唐代的汉语，汉语的辉煌期是唐代，距今1300年，过去的汉语担当知识分子的演说，今天的英语甚至成了准世界语的时候，我们还要思考知识分子应不应该有书面语，如果完全等同于世俗的，甚至与图片要差的用语，知识分子的成分要削弱，李敖也会思考一个问题，知识分子为谁写，怎样写，以及写作的传承性，我觉得知识分子的立场值得我们思考。

陈才生：刚才网友提的问题，我也很有感触，古人有一句话叫做根深而叶茂，体大而声宏，李敖的人格魅力还是来自于文化思想，当年大陆批判胡适的时候，胡适在大洋那一边，在美国，大陆有人就讲，我们批判地是胡适先生您的思想，不是批判您自己，还是希望您能回来，胡适说了一句话，没有了我的思想，哪还有我，李敖的人格，李敖的特立独行，是他特立独行思想的体现，真正理解李敖还是看他的作品，理解他的思想，从思想上认识他，这才是李敖的真价值。

主持人：非常感谢二位教授，也感谢各位新浪网的网友，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跟探讨了文化李敖，今天的聊天就到此结束了，各位网友下次再见。

李敖与尼采（只爱一点点）

李敖是个狂人。他自称“五十年来，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问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他说要找他佩服的人，他就照镜子；他还自诩他是顽童、是战士、是善霸、是文化基督山、是社会罗宾汉、是侠骨柔肠的大作家兼大坐牢家；又是坦白的思想家、挖黑的历史学家，同时还是黑白分明的文章大家。他不管人们对他这种客观的自我定论是否会肠胃不舒服，也不管大家是否会有向外排泄唾沫的欲望，反正他就是要说，我手写我口，我手到我心，虽千万人，吾“吹”矣！

在这里，不想去讨论他的牛是不是“吹”的过火了，也不去探究他的各项帽子是带在牛角外面还是里面，抑或位置的上下，而是想给各位已经浑身不适的看客们一个惊喜，给海峡那边的李敖先生提供一个“自我定论”的新思路。那就是——李敖，还是个善于实行的哲学家！

先给你们看一段文字：

“那么我们到底凭什么去识别卓绝之人呢！一个卓绝的人会使我们产生赏心悦目之感。因为他是由一块既坚硬光润，有香气袭人的奇木雕琢而成的。他只享受对他身心有益的东西，一切超过这个限度，他的欢愉、他的欲望就嘎然而止了。他发现了抗御损伤的良药，他善于化偶然之害为有益；凡是不把他置于死地的东西，都使他变的更加坚强有力。他本能地汇集所见、所闻、所经验的一切，他就是总和。因为他就是遴选淘汰的原则，他滤掉了许多东西。无论是看书、处人或者是欣赏景物，他胸中自有定见。因为凡是经他选中、认可的东西，他便给予尊重。他对各种刺激反应缓慢，慢条斯理，这是长期的谨慎和有意的傲慢造成的——他不去体验迫切的刺激，他避而远之。他既不相信‘厄运’，也不相信‘过失’；他能对付自己，也能对付别人；他懂得忘却；——他坚强到足以使一切都不可避免地变为使自身得到最大利益的东西。——那好吧！我是颓废的对立者，因为我方才所讲的正是夫子自道！”

千万别认定以上的文字是李敖写的，尽管从很多角度来看都是那么像。实际上它出之伟大的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的自述。

尼采的这段文字集中地概括出了尼采哲学的惟一主角——酒神精神。面对痛苦、险竟和未知事物，精神愈加欢欣鼓舞，这样的一种精神就是酒神精神。

对李敖有所了解的人便会看出这种酒神精神和李敖的一些事迹、言论有多么惊人的像似。李敖十四岁到台湾，家贫如洗，坐困海岛的高压；二十六岁起，用文杂志和文星书店兴风作浪，最后被国民党封杀，自此陷入了十四年的“牛棚”生活，包过两次入狱，其中以判乱罪被乱判八年也在内。家也一再被抄，其处境，一在狱被刑囚逼供的角度看，实在比文革期间的高级知识分子更为凄惨。但李敖在同专制政权斗争失败时，面对痛苦、险境和未知事物时，精神却愈加欢欣鼓舞，他在牢窗下思索，他把利用失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先从失败里检查残余，看看失败以后还剩下了什么？而绝不花一分钟时间去开追悼会、去唉声叹气、去借酒消愁。如果根本就知道没有什么残余可剩，就干脆“坠甄不顾”。第二层次是更进一步，不但能正视失败，还能笑视失败。一般人以失败、困境而痛苦，他却以失败、困境而开心，因为他会想到失败、困境的好处的那一面。

面对失败与险境，李敖说：“很少人知道，在有比赛的时候，比赛下来，胜利者往往有两个，就是胜利者和躺在地上吹口哨的失败者。”他在国民党的黑牢中，虽然不断地被施以各种折磨，但他却仍然喜笑颜开地同囚犯们交谈，仍然吹着口哨看《蒋中正文集》，准备以后拔蒋家的皮，而此时刚刚被刑罚过的伤口他却浑然不知。

不仅在面对巨大的痛苦、险境的情况下，他欢欣鼓舞，就是针对生活中的琐事，他也能将酒神精神用到好处，一切对他身心有害的东西都休想伤害他：

“我认为人生中最重要的一种觉悟是对常变的觉悟。常是长时期的、一般的、持久的；变市短时期的、特殊情形的、拖过去就完的。健康是常，一时的生病是变；按进度工作是常，意外打扰是变。成功的人生必须紧紧把握住常，对常有信念，尽力使变不发生，发生了也不因为一时的情况而动摇对常的信念。比如我有时病了一两天，病得对所有东西都乏味，这时候我就提醒自己：这是变，小变，不要为一时的变就意懒，在变的时候这种判断是不准确的，这是短时期的、特殊情形的、拖过去就完了的。果然过了多少个小时以后，就一切恢复常态了。除了病以外，就是意外的打扰，尤其是不如意的打扰，也容易教人沮丧，但是我的修养很快能够在最短时间里把这些打扰驱逐出境，有开心起来。除了以外的打扰，再就是疲倦时候，也容易教人沮丧，不过我的修养也很快把这种情形解决。”

相比之下，尼采虽然坚称自己“只享受对他身心有益的东西”、“善于化偶然之害为有益”。但纵观他的一生，无论什么时期，病魔的身影、孤独的困顿以及人际关系的不和谐都困扰着他，很难看出他自己的“酒神精神”在他身上究竟有多大的实际影响。

所以，如果哲学不是以纯粹的思想行为作为标准的话，在尼采与李敖这两位“疯子”之间，我以为，后者更像个哲学家！

致谢并论文（congming）

大家好！我是一名在校学生，因喜欢李敖有意长期研究。近期因写学年论文，在此处及社区等地多处搜集材料，已初步完成。水平如何，还望各位多多指点，忠心感谢！

从谭嗣同形象看李敖的大丈夫人格

摘要：《北京法源寺》是台湾作家李敖的一部历史小说。他在作品中塑造的谭嗣同形象具有一种大丈夫精神，而这种精神则来自于李敖自身具有的大丈夫人格。本文试图论述李敖的大丈夫人格精神在谭嗣同形象中的体现，并同时对这种人格进行探讨。

关键词：李敖谭嗣同大丈夫人格

一

《北京法源寺》是台湾作家李敖的一部历史小说。他在谈到作品的创作意图时说，它描写的重点是大丈夫型的人物。这部阳刚的作品写男性的豪侠、男性的忠义、男性的决绝、男性的悲壮，以具象的、至今屹立的古庙为纵线，以抽象的、烟消云散的历朝各代的史事人物为横剖，举凡重要的主题：生死、出入、家国、群己、人我、去留、经济等等，都在论述之列。在作中各个人物之间的对话虽然涉及到的主题颇多，但总体上看，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对朋友、对国家的态度，具体表现在了他们对待生死、去留等多种问题的观点和行为。从作者的思想根源上看，作品体现的就是李敖自己对待这些问题的态度，从此也可以看出李敖所具有的一种大丈夫人格，特别是其中大丈夫式的决绝精神。

“大丈夫”这个词语一词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韩非子》说：“所谓大丈夫者，谓之大智也①”。《孟子》说：“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②。俗语中往往把它与“男子汉”相连用，又如“大丈夫行的端，走的正”；“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大丈夫为朋友两肋插刀”；“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等等。

生与死的问题是人类永恒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最能体现一个人的精神境界和人生理想。孟子说的所说的大丈夫，是“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③”的人，这些人就是有正位，有广居，有大道的人，他是跟整个社会的福祉，整个社会人民的关切连在一起的。大丈夫在必要的时候要能为求道行仁而牺牲自己的生命。“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就是说，一个大丈夫在生命与道义发生冲突的时候，要毫不含糊地为道义而牺牲自己的生命，这种思想，就是一种决绝的精神。作品中“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作者李敖即是一个能够“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绝的大丈夫。本文将从《北京法源寺》中谭嗣同形象的塑造入手，对李敖的这一人格试做探讨。

二

《北京法源寺》与其说是一部历史小说，不如说是李敖的杂文精选集更为恰当。作品中主要人物话语中所谈论的主题很多是李敖在杂文中论述过的。李敖多年来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所形成的经国济世的思想在书中得到了精华的再现。熟悉李敖的人都可以看到与其杂文中相同主题的相似或相同的论述。而在作品中贯穿始终，被作者和读者都念念不忘的，便是一种决绝的大丈夫人格精神。豪侠、忠义、决绝、悲壮在这里都可以看作同义词，因为任何一个词的内涵都与其他的词紧紧相连、不可分割。

作品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甚至佘和尚和王五，都是大丈夫型的人物形象，他们身上都有李敖的影子。然而，就以本性示人，以勇敢豪迈的“吾往矣”的气概来说，尤以谭嗣同最为接近。

在作品中，谭嗣同说道：“主张已成‘菩萨道’的人，还得‘回向’人间，由出世回到入世，为众生舍身。”正所谓“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

李敖在上大学时，曾一度想转入哲学系，想从精神上救世，做一个思想上的伟人。然而，因种种原因这个想法没有成功。但是，这并不意味他放弃了对思想的追求，事实上，李敖常常以“思想界的巨人”自居。因客观条件的制约，他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经常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去做“入世事业”。在这“回向”的过程中，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并以特立独行而著称与世。

李敖与作品中的谭嗣同的相同伟大之处，就在于二人明知自己所选的路不是最好的选择，但仍然无怨无悔，勇往直前。他们都“努力救世，可是不在乎得失，进退疾徐，从容无比”，是真正的大丈夫。当社会中的多数人都麻木地被命运主宰，被别人左右的时候，这种特立独行、不屈服的决绝就愈加显得难能可贵。

李敖与作品中的谭嗣同都深受儒家和佛教的影响。在作品中，李敖把自己为人处世的态度和原则在梁启超对谭嗣同所作四首诗的分析中借梁之口集中体现出来。在对第一首的评价中梁启超说道：“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谭嗣同把生死超然地置之度外，是何等的洒脱，正如李敖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西文化论战中只身斗群雄，对国民党政府的弹压毫不畏惧，是何等的豪迈！在对第二首诗的分析中梁启超说道：“愿我的肉体化为枯骨，枯骨化为灰烬，为吾土吾民献身。”谭嗣同最终以一死而明变法之决心。李敖1949年到台湾后至今未曾离开过一步，他为争取台湾社会民众的民主自由奋战数十载，“九死而犹未悔”。“一个柔弱美丽的生物，它该知道自己的特质，完成自我，虽然自我的最后完成恐怕是粉身碎骨，也不必多想了④。”他们都知道“要粉身碎骨去为大目标奋斗，只有这种大目标才有意义；其他人间小事，都是没有意义的”。在对第三首诗的分析中梁启超说道：“在天翻地覆的乱世里，我跟我心上的人怀念的人却巧遇了，相逢了。但是，前世的因缘，已杳然难寻，欲寻还休，我也无情解脱自喜。”作品中的谭嗣同是矛盾时代下的矛盾的产物──如同李敖是“一个正确的人生在一个错误的地方”。他和李敖一样都是“最有勇气的人”，尽管“像玻璃上的苍蝇，前途光明，没有出路⑤”，但他们“还是做了”。

现实中的李敖和作品中的谭嗣同都在黑暗的时代下寻找光明，在阴沉的天空中寻找曙光。这两个不同时代的人，在时间和空间的隧道中相遇。他们都明明知道自己正在从事的事情不一定能成功，仍然无怨无悔。正如梁启超在分析第四首诗时所说：“从自己终期于尽，归于死亡看，一切都是阿僧祗劫的历程，人生的千百万化，看开了，不过如此”。正因为李敖和谭嗣同都看开了，所以知道了自己应该坚持自己的选择，虽然这选择极有可能是“不得善终”。在他们看来，大丈夫要完成自己的使命，必须以昂扬的姿态，敢于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维护群体的利益。

但是，实际上，这一类人在他们当时的社会中很可能不被群体理解，甚至被嘲讽和污蔑，遭遇人为阻力，使他们的行动更具有悲剧的色彩。以袁崇焕为例，他生前死后正好碰到了明清两个朝代，明朝说他是清朝的，清朝说他是明朝的，结果明朝灭亡后没有办法为他昭雪，随后的清朝在长时间的统治期内也不便为他昭雪。他在群体斗争的夹缝中，为群体牺牲了还不说，还牺牲得不明不白。正如作品中所言：个人只有和群体的大多数一起沉浮，才能免于被残忍对待，个人太优秀了、太特立独行了，就容易遭到群体的迫害，群体是最残忍的，个人比较好，群体比个人不是更好就是更坏，群体比个人极端得多。”所以，佘和尚对康有为说：“你康先生想救国吗？你想走这条路，你就不得不先做一番准备……不要奢求，你求仁得仁就好了，一笑而死吧。群体会歌颂你，那也是在二百五十年以后……公道自在人心。”事实上，佘和尚对康有为所说的这番话，最后的应验却是在谭嗣同身上。作品中这个悲剧的形成，是因为李敖对自身经历的感悟。

李敖在他的小说《上山上山爱》中说：“环境对于我，活像爬雪山，愈爬温度愈冷；同志对于我，活像单车追汽车，愈追距离愈长。虽然如此，我自己却奋然前进，继续升高与加速，我不在乎做悲剧的主角。”同时，他又说：“我努力把它演成喜剧，一个人的喜剧、独白戏式的喜剧。”“虽然头破血流，还是一做再做了。为的就是我在玻璃窗户上⑥，自己可以看到光明、可以让人类精神层面奔向光明。”这种求仁得仁的义无返顾，才是真正的大丈夫行径。“求仁得仁”一语在李敖的作品中屡屡出现，已由一个单纯的论题成为李敖立世行事的一个原则，融在他“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丈夫气概中。

这种气概，可以用宋代的王安石的一首七绝诗──《梦》，来形容：

知世如梦无所求，无所求心普空寂。

还似梦中随梦境，成就河沙梦功德。

这首诗是李敖非常推崇并在著作中多次引用的。李敖认为自己是“看破了红尘，再回到红尘；出世以后，再回到入世。在这进出的轮回当中，留下了数不清的功德。”这样的立世思想，他赋予了作品中的谭嗣同，使之成为了具有大丈夫精神的人物形象。

在作品中，戊戌变法失败的时候，谭嗣同对梁启超说：“我这一死，我在声名上，会被分尸，”因为“我的死事会有多重的意义、多种的解释”，但是，“看开了”的谭嗣同不怕“死”。他说“死”是贡献力量的一种方式，当他发现，风云际会，多少种原因配合在一起，而自己最好的表现方法竟是一死的时候，他就愿意一死。

古语说：“慷慨成仁易，从容就义难。”死得从不从容，最能看出一个人洒不洒脱。“人或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只要死得其所，就不必有丝毫的回避。文天祥誓死不降，因为他知道一死可警后人，大可一死；史可法誓死不降，因为他知道，一死可警后人，大可一死。在谭嗣同看来，眼前的一切荣华富贵、功名利禄都不值得留恋，大丈夫应该“有所为而后有所不为。”

在作品中，谭嗣同临死前悟到：“这就是人生，你不能全选全得，你有所取有所不取，有所不取就该坦然面对有所失……人间虽众生百相，但只能做一种人──只能选择做一种人，同时还得拒绝不做其他许多种的人，尽管其中不乏有趣的、吸引人的成分。不能做烈士又做寿星，不能做改革者又做隐士。”正因为如此，谭嗣同死前才高喊“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壮语，大丈夫之豪气直上九霄。

在谭嗣同这个形象的塑造中，寄托着李敖的决绝。李敖赋予了这个形象新的内涵：谭嗣同不是为改良而死，而是为改革而死，他一直在为之努力的事业，不是改良而是改革；没有改良的斗争过程，就没有改革时的群情激奋的社会基础。矛盾的时代成就了矛盾的谭嗣同，也正是这种矛盾的存在才使他的大义成就了中国新时代的来临。他死了，但他的心在，于是他回不了天却可以再闯出一片天。不是他的肉体，而是他的灵魂和他的精神──从他的颈部喷射出的鲜血写在后来者心中的思想。谭嗣同与李敖，殊途同归。

李敖笔下的谭嗣同不怕他是为革命而死但革命党人不承认，他认为他是他就是──我行我素的谭嗣同。“虽亿万人，吾往矣！”李敖说：“大丈夫不能靠别人的掌声活，大丈夫自己给自己鼓掌”。大丈夫不在乎别人眼里的他的形象，他只要做他自己，他只要认为自己死得其所，死得有意义就足够了。

谭嗣同在作品中是一个特殊的人物形象，他可以和朝廷命官议论政事，也可以和江湖上的朋友们推杯换盏；他维护着清政府的统治，尽管他知道这个政府的统治地位岌岌可危；他和康有为、梁启超共事，却比他们更具有清醒的头脑，更具有敏锐的认识，所以，他知道变法不能成功，而康有为不知道。谭嗣同明白的眼里，看清了社会大众麻木的表情，所以他要用他的鲜血唤醒处于迷茫中的大众，用鲜红的血色照亮中国发展的道路。“朝布道，夕死可矣”，“小我虽灭，大我常存”，“我亡，则中国不亡”。孔子曾说：“见义不为，无勇也。”大丈夫在仁德支配下的勇于义才是真正的勇敢。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⑦”

无数像作品中谭嗣同一样的志士舍身成仁，如烂漫春花，在历史长空中留下自己的痕迹。明朝的杨继盛曾任明朝南京户部主事，兵部员外郎之职，因弹劾奸相严嵩被杀。在临刑前他赋诗一首：“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国，留作忠魂补。”体现了他一生无愧的坦荡胸怀和至死报国的耿耿忠心。近代民主革命烈士周实的《拟决绝词》可以看作是具有大丈夫精神的志士们心迹的表白：“卷施拔心鹃叫血/听我当筵歌决绝/信有人间决绝难/一曲歌成鬓飞雪/鬓飞雪/拼决绝/我不怨尔颜色劣/尔无怨我肠如铁/请决绝/如雷之奋如电掣/如机之断入帛裂/千古万古惩此复辙/惩覆辙/长决绝/海枯石烂乾坤灭/无为瓦全宁玉折”。全诗语气急促、斩钉截铁，奋雷掣电、不假雕饰，表达了作者义无反顾的革命激情。这种决绝的大丈夫精神贯穿了《北京法源寺》这部作品的始终。

在作品中，李敖舍不得这个与他一样“漠然无语傲群生”的谭嗣同，所以，他让谭嗣同对梁启超说：“卓如，别以为我死了，我没有死，我在你身上，我是已死的你，你是没死的我，你的一部分生命已随我一同死去，我的一部分生命也随你行影长生。”所以，谭嗣同的生命延续了，谭复生真的复生了；于是，梁启超醒悟了，写信给他的老师康有为，让死不悔悟还自誉为先知的老师“息影林泉，自娱晚景”，而他自己则要“继往开来，以报其师”。他继承的是谭嗣同，他开的还是谭嗣同，在李敖的笔下，一切得以延续。在这延续中，苦苦寻觅的李敖找到了知音。

寻觅什么呢？在台湾半个世纪的民主进程中，李敖怀着如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的心境，希望在台湾训练一些青年人不再受迷惑。虽然，生不逢时使得他这西天取经的人物沦落到东海布道，并且布得天怒人怨。但是，他一点也不忧怀丧志。因为“要成功，要把社会改造，把人们叫醒，这是他的真精神。”正因为如此，李敖在作品中再借梁启超之口评价谭嗣同道：“他现身说法，为中国人留下伟大人格的榜样……乃真正的大丈夫。”实际上，李敖这部作品所要表达的，便是为世人留下一种大丈夫人格的榜样。

三

李敖自称是一个“真正大陆型的知识分子”，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自年轻时就立志做一个伟大的人，并且在大半生的传奇人生中不断坚持和完善着自己的这种大丈夫人格。

一般情况下知识分子都会面临出世与入世的两难选择。而《北京法源寺》中的谭嗣同则悟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自度不为人先，赴死敢为天下先，丈夫发愿，得失之际，执此两端以谋所处，当无世间出世间之惑矣！”他又对梁启超说：“变法维新本未期能成，弟之加入，目的本在以败为成，叫醒世人”。可以看出，他入世做事是以出世精神为基础的，他的决绝的大丈夫精神就体现在这里，即明知事情本不可为，但为了自己的使命而坚持去走这条路，即使粉身碎骨亦不足惜。

为了唤起民心，唤发民众的斗志，抗议国民党投降政策，续范亭将军在中山陵前剖腹自杀，并留下绝命诗表明心迹：

赤膊条条任去留，丈夫于世何所求？

窃恐民气摧残尽，愿把身躯易自由。

“愿把身躯易自由”，一如谭嗣同的“愿把头颅易自由”。这，即是李敖选择的。

李敖曾多次讲自己“比较喜欢勇敢的人”。谈到《北京法源寺》的创作，李敖说：“里面最后的背景就是说它代表一个性格，在危险跟逃亡之间他选择了危险，即谭嗣同”，“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挣扎，他为什么要选择那条路。人都是这样的，经过内心挣扎的，经过天人交战的。人一开始不是很勇敢的，一开始不是很正确的，可是，慢慢经过选择，经过错误，最后成功了。我觉得这个，代表他一个人成长过程里面最精彩的一部分，所以我把它发挥起来了。⑧”

李敖自称是“一个正确的人活在一个错误的地方，”于是他做了一个真正的异端者。1997年，李敖在62岁的时候说道：“我自感身处乱世，却一生桀骜不逊、卓而不群、六亲不认、豪放不羁、当仁不让、收正不阿、和而不同、抗志不屈、百折不挠、勇者不惧、精神不死，其立德立言，足以风世而为百世师……”。很明显，李敖的这些话所体现的精神来自于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

李敖曾引用王源《刘处士英表》中所说：“生死无关于天下，不足为天下士，即为天下士，不能与古人争雄长，亦不足以为天下士。”在作品中，谭嗣同与袁崇焕争雄长；现实中，李敖与胡适、殷海光争雄长。在思想上，李敖有者明确的社会理想。儒家讲究“立功、立德、立言”，但在台湾这狭小的地方，李敖实在没有“功”可“立”，所以他只能“立德”和“立言”，“立言”自不必说，在“立德”上，李敖的标准也是很高的。他为了唤醒台湾民众，而把一己之私抛于脑后，他坚守着精神的独立性和社会的良知，“不随大溜”，特立独行而无怨无悔，决然向前而不知后退。

1961年，李敖发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文，掀开了中西文化论战的序幕。为了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反动言论，李敖奋笔揭发当局官员的黑暗政治，勇敢地和国民党的御用文人论战，最终被蒋介石关进了监狱。

儒家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已经成了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和情感体验方式，或者说是文化本能。这就是为什么李敖激烈批评传统的儒家文化，但他的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基本仍是在儒家文化之中。特别是儒家文化中的一个基本原则，即君子必须有承担的勇气，而不可以消极无为地放弃责任，被李敖忠实地实践着，在严峻的现实面前退守个人主义的生存空间没有成为他的选择。

要经世济民，难免会遇到挫折和困难，但是，“大丈夫不可轻易心灰意懒”，“属于你该做的事，纵属勉强，你也要做”。这样，要使自己成为一个具有勇敢、决绝品质的人，自我的锻炼修养就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李敖曾在他的《大学札记》的“前记”中说道：“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曾花了许多气力把自己锻炼成钢铁……我这种自我炼钢，是很用心的，我今天能有一些个性、一些独来独往的气魄、一些‘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绝，追溯起来，都跟我早年的刻苦自励有深切关系。”

在《大学札记》中，李敖最终得出了自己的人生方向：“我要使人觉得我是伟大的、庄严的、可佩服的。假如有虚荣心的话，这该是我最大的虚荣心”。

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当时，李敖很清楚他的决定是怎样的一个冒险，他很清楚他要走的是怎样一条路，那是一条很会让他打肿脸充胖子的路，很会让他陷入尴尬境地的路，很会让他进退维谷的路。但是，李敖也知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牢其筋骨”最终才会“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总该有些意志力，因为“它能够使自己具有一种豪迈的气概，一种殉道的气魄，一种果敢与从容，一种好汉硬汉的坚苦卓绝。”意志力的锻炼是一种男子汉必须的磨练，只有磨的过的人，才会更加坚强。无论如何，“人必须要有一些起码的精神，为了这起码的信仰，就必须具有一些起码的信仰，为了这起码的信仰，就必须具有一些牺牲精神，一些决绝精神”。所以，李敖的优秀不在于他立下了雄心壮志，而是在于他清楚地知道这条路是如何的走法。他为自己这种生活分成了四个阶段：第一步是发大宏愿，第二步是勉强去做，第三步是养成习惯，第四步是兴味盎然。西方谚语说：“不去试，你永远不知道你能做什么。”（Youneverknowwhatyoucandotillyoutry）在“试”的过程中，李敖以异于常人的有计划的勤劳、忍受单调的能力、不逃避困难的忍耐力、及时检点的约束力，做道了“自我炼钢”。

与作品中年轻的谭嗣同的决然赴死的结果相比，李敖大半生更为复杂的经历同样值得我们研究。他内斗外斗、八面树敌，却迎锋而上游刃有余。他屡遭朋友的打击和敌人的夹攻，常被流氓威胁和当政者警告，却仍然“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早年的自我炼钢和多年的战斗磨练使李敖具有了决绝的大丈夫精神。在历经十四年形成的《北京法源寺》中，李敖把这种精神进行了极致的阐释。谭嗣同死在西太后之手，而李敖在蒋介石的大牢里一坐就是五年多。最后，皆是独裁者的专制成为了历史，大丈夫的决绝却走向了未来。

儒家要求的仁、智、勇三者相互补充，相互协调，在李敖和他塑造的谭嗣同那里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谭嗣同是大智大仁大勇的，狂狷的特立独行的、“举世而非之而不知沮”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他不伪善、不乡愿、不怕得罪人、不随波逐流，他不肯投在强梁的一房，不肯向社会降格取媚，不怕被下狱、被裁诬、被杀头。

韩孔厂的诗说：“举目揽八荒，谁为真男子？”看过《北京法源寺》后，我们可以说：谭嗣同乃真男子！

这个真男子的塑造者李敖的座右铭是“用大丈夫的气象，去面对吧！”

《韩非子》说：所谓大丈夫者，谓之大智也。但仅有智还不够称为大丈夫，在李敖看来，大丈夫不但要有大智，还要有大仁和大勇。大智能够让自己遇事头脑清楚，知道怎样做才是最明智的决定和选择；但在实际生活中要真正的敢于按照自己的选择走下去，则需要一种宗教的使徒般的心怀──悲悯的、殉道的、有信念的、不求回报的、自我牺牲的、默默无语或慷慨陈词的──去诚于中而形于外，这就是大仁；到真正施行的时候，必须果决、刚毅、快刀斩乱麻的把大智大仁的结论实现，这就是大勇。李敖靠着他的座右铭，能够自我提醒，自我鼓舞，使自己遇到挫折时，不做小男人，而做大丈夫。

四

李敖是一名具有大丈夫人格精神的作家，他在《北京法源寺》中塑造的谭嗣同形象是其这种人格精神的集中体现。从谭嗣同形象的塑造入手来探究李敖所具有的这种精神及其形成，无疑会对我们理解作品中的谭嗣同形象及整部作品的主题思想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最感动我的一本书（张向阳）

——为他有那样的敌人而爱他

如果没有《我将归来开放》（李敖作品选）这本书，我不知道现在的我是什么样，它彻底改变了我生活的轨迹。

上世纪90年代初，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新华书店看见了它，只觉得里面的文章与当时市面上流行的文章截然不同，引经据典，文笔优美，欣然买下它。回家后，翻了一遍，丢在书橱里。不久，结束求学生活，找到工作。接着怪事出现：在工作中处处碰壁，同事将我边缘化，任何事都没我参加的份；领导以异样的眼神看我，不给我任何机会培训，反而找茬逼我下岗；同学看见我基本上是埋头装没看见；好友见面都面露难色；谈对象一见面就吹……那时我懵啦，双亲和哥哥从小疼我，没受过这么大的打击。我每天像负伤的野兽似的回到家，独自舔着流血的伤口，奄奄一息，连轻生的念头都有了。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我家得罪了我们小镇最有钱，最有势力的某人，他放出话来，让我一辈子抬不起头，且找不到对象。父亲、母亲是知识分子，文文弱弱的，偏偏又都很傲气，不肯低头。我又秉承了他们的性格，心里希冀熬上一段时间，这件事无疾而终，过上平静的生活。天知道，越斗越狠，我能怎么办？挣扎一阵，堕落一阵……偶然拿起《我将归来开放》，心里一抖，书中的文章真好啊！《论“快乐律”》、《因祸为福说》、《孤独伴此生》……百读不厌。知道世界上有人曾经过着像我这样的生活。于是变消极的碌碌无为成积极的有所作为，认真工作，勤奋自学各种技术，感动上苍，终于结婚生子。这对我可是大事呀！没有这本书，我不可能结婚生子的。没有这本书，我也许沉迷烟酒，也许身陷囹圄，也许……都是坏人想设计害我的种种结果。或许那样的结果没人责备我，甚至可怜我，可也没人尊重我。

不管别人怎么议论李敖的文章，这本书是我心中的圣经；也不管别人怎么评论李敖的为人，为他有那样的敌人而爱他！

江苏省如东县自来水厂张向阳

对李敖的三个印象记（弹铗士）

【ICXO.com编者按】作家李敖，早有耳闻。但喜欢上李敖，却由其“有话说”始。说实话，本人至今没有读过他写的一本书，对李敖的经历也了解甚寡，今天来谈对李敖的印象，其实也就是“有话说”节目中的印象。

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李敖是一个善于讲演的人。本人曾有几次离得电视近近的，一边认真地听他的发言，一边专心注视屏幕上的字幕，却没有发现他读错过一个汉字，也很难在他的长篇大论中找到一些语法上的不通顺。对此，我感到非常惊奇，如果不是背诵，一般人在不看讲稿的长时间讲话中很难做到这一点。有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封疆大吏被访谈，短短十来分钟之间，竟读了三个错字，语法错误更是俯首可拾。此官尽管西装革履，尽管抑扬顿挫，也尽管始终面含微笑，但在我的眼里却是风度全无。此事让我感慨万千，看来封建的科举取士也不是没有一点点好处的。李敖很会抓住听众的注意力，这不仅仅由于他资料的丰富，而且在于他对资料的淋漓发挥。一句诗，一段文，一幅照，一封信，甚至一片面包，一旦到了李敖的手里，无不成为其谈话节目中的绝佳配菜或调料，他把这些配菜和调料炒来炒去，该温火时不加暴热，该力摇时稍不停顿，大师之称，不虚传也。君不见，李大师，每到该出锅时，讲杆一敲一放，身稍后仰，双手微翻，点睛之语随口出也。

给我的第二个印象：他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我常说：“一个正直的人，必先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没有对事物爱憎分明的态度，谈何正直！”李敖先生对日本毫不掩遮的痛恨，对两蒋毫不留情的批评，对台独不顾面皮的挖苦，对祖国掏心捧肝的赤城，均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样的讲话，即便在大陆也会使不少人如芒在背，更何况在台湾时逢群小当政呢，李先生敢讲这样的话，怎会不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其实，可以不可以讲话，是政治上的事，敢不敢讲话，却是人格上的事，不以李敖为然者，你又敢讲了多少呢？人要能做到爱憎分明是很不容易的，那要不为利动，不为名累，不为俗习所拘束，不为权势所屈服，不拿出一点精神甘受困苦，不舍出一点勇气勿惧打击，是不可能爱憎分明的。这是我喜欢李先生最主要的原因。尽管有时也不同意李敖的某些观点，但不妨碍我把他当作一个爱憎分明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值得尊敬的人。

给我的第三个印象：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为什么我把“有信仰”列为李先生的第三个印象呢？是因为我非常看重有信仰的人。无论其信仰是错误还是正确，也无论其信仰是迷信还是科学，凡有为信仰百折不挠者，为信仰九死不悔者，都让我敬仰不已。所以，我对赵国联手舍身救孤的程婴和公孙杵臼，对南宋“文章道德佳天下”的文丞相，对清末“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对“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周树人等诸位先贤都心存敬意，甚至对伊拉克反美武装中的自杀袭击者，对泥古不化的网友“王振今”等人，也颇有好感，看重的都是他们是有信仰的人。李先生的信仰，也不仅仅是嘴上说出来的，有玩弄权贵为证，有义卖珍藏为证，有两次坐牢为证。李先生不仅自己有信仰，而且也对其他有信仰的人极为推重，这深合我的心思。没有信仰的人，是为行尸走肉，是为酒囊饭袋，大小贪官即此类也；有了信仰，而不能勇于践行者，不能百折不回者，是为常人也，此类人天下比比皆是。有一次，随团到云南的藏族寺庙参观，就在虔诚的藏教信徒正一圈一圈地绕着走的寺庙前，听到一个仪器商大声说：“我什么也不信，只信我自己。”当时，我的心中对这个人陡然产生了一种极度的反感。又有台湾文客余英时曾言：“我从未崇拜过古今中外的任何人”，仿佛是个独立特行的人，其实在我心目中却是个俗不可耐的“刀笔吏”，和我前面提到的那个仪器商没有多大的差别。这些人真的让我很鄙夷。

总之，李敖先生学富五车，秉持正义，笃于信而精于思，勇于言而见于行，真一个响当当硬朗朗的性情汉子，恰是我们现在极为缺少的那种正直的人，那种有信仰的人，那种没有奴性的人。如果这种人多了，社会的不平自会匿迹，人间的正气当可张扬。如果这种人多了，无疑是民族之傲，是国家之幸，是子孙之福。

《世界商业评论》ICXO.COM（2005年7月25日）

最近几个和李敖时代有关的新闻人物（一剑穿过忧伤）

我正在梳理和撰写李敖时代人物关系，知道最近几个和李敖有关的新闻人物是谁吗？原来是陶晋生、鲍家麟和刘凤翰，熟悉李敖的同志应该对他们不陌生吧？

新闻事件：陶、鲍是因为捉奸事件，刘凤翰是刘海若的爸爸。

陶晋生（湖北省黄冈人。台湾大学历史系硕士。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历史学博士。先后执教于台湾大学历史系、美国西密歇根大学历史系、美国亚里桑那大学东方研究系。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研究员，台湾大学教授，《食货月刊》执行编辑。致力于宋辽金史和边疆史研究，造诣颇深，具有国际影响，陶希圣之子，姚从吾的学生，李敖台大历史研究所学长，台大历史系高李敖三班，2002年发生被妻子鲍家麟抓奸事件）

鲍家麟（历史学家，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李敖台大历史系同班同学，陶晋生之妻，李敖大学日记中经常提到的小可人儿：如“下午研究所报名毕，将上车，鲍家麟等五个丫头忽莫名其妙地邀我，说请我吃冰，七嘴八舌，述我的‘影子’，诸如平光眼镜、军中放言、帽中女人、信骂‘莎岗’、遮日记给人看……不可胜数，我纵言反击之，极得豪迈之乐，我以凤梨酥、坏蛋论、狗眼看人低等论揄之，了无所忌，又言偷看老姚日记等事，使小鲍家麟以手帕遮小口大笑多次，真是开心。……”）

刘凤翰（中研院近史所兼任研究员，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在中国军事史和近、现代史研究领域享有重要地位，著书列传甚丰。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刘凤翰先生曾两次来香港讲学，先后在香港珠海大学和香港新亚研究所任客座教授，在香港史学界内也极具名望，李敖台大历史系学长，好朋友，凤凰卫视主播刘海若之父）

李敖不同时代最好的朋友和女子！

在李敖这么多朋友中挑出他各个时代我认为最好的朋友，大家有什么意见？

小学时代：詹永杰；对应女子：张敏英

中学时代：张光锦、张世民；对应女子：罗君若

大学时代：景新汉、马宏祥、萧启庆；对应女子：张丽珍

预官时代：潘毓刚、郑清茂；对应女子：无

文星时代：萧孟能、陆啸钊；对应女子：王尚勤

跟监时代：魏廷朝、孟绝子；对应女子：鲁肇岚

坐牢时代：刘辰旦、李政一；对应女子：招贴画

复出时代：高信疆、孟绝子；对应女子：胡茵梦

党外时代：邓维祯、郑南榕；对应女子：刘会云

笑傲时代：陈文茜、周荃；对应女子：王小屯

总统时代：李庆华、陈文茜、冯沪祥；对应女子：莫文蔚

fashion兄：

李敖的老朋友还有很多，如：陈又亮、许以祺、施珂、周弘、杨尔琳、汪荣祖、施性忠、陈平景、陈正澄、李昂、施寄青、王荣文、林清玄、梁肃戎、沈登恩、苏荣泉、苏秋镇、施明德、李永萍、吴子嘉、魏峥、蔡康永、张育宏、孟大中、李翰祥、胡家伦、邓育昆、刘维斌、潘君密、陈兆基、胡基峻、胡虚一、宋楚瑜、李庆安、许历农、石齐平、王清峰、候冠群、曾心仪、李宁、刘峰松、简志信等等等等。

您说的那几位更是，但因我列出为最，所以未把他们列入。

陈彦增确实是李敖自从大学以后交情一直很好的朋友，他在台大和李敖同一个宿舍，睡李敖的下铺，现在是中兴大学企业管理系教授，应该也到了退休的年龄，他的女儿陈依玫现在也是台湾新闻界的一个重要人物，曾任TVBS新闻部总监，在她初出道时曾通过父亲介绍做了那篇著名的李敖访谈，他的年龄和李敖的老婆差不多，所以两家人一起吃饭时，画面很有趣。他和李敖一直是很好的朋友，但当时关系似乎尚不如马、萧、景，所以我未列入，但马、萧大学毕业后相继出国，后来关系转淡，萧启庆虽一直留在台湾，与李敖也一直交好，但他走纯学术的路子，做到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去年终于当选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他们和李敖后期的关系反而都不如陈彦增。

十五二十时的陈鼓应也确实是李敖学生时代最好的朋友之一，但情况类似陈彦增，后来他们分道扬镳，现在虽然关系恢复，但毕竟交情已不复当年。

庄因庄二爷不但是李敖学生时代的好友，而且他家和李敖家是世交，其父前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庄严和李敖的父亲是北京大学同学，又是小李敖的忘年交，他的母亲申佩芬是李敖父亲在吉林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他的四个儿子（庄申、庄因、庄喆、庄灵）都和李敖是好朋友，庄老先生还送了很多书和字画给李敖，但在李敖成为战士后，两人已各奔前路，且李敖对走国民党同路人路线的蛋头学者庄因颇有批评，两人关系早已不复当年，已不及庄申，更比不上陈彦增和另一个大哥——施珂。

李天培和李善培兄弟也是李敖的好朋友，而且他们的父亲李子宽居士也和李家是世交，但李天培很早就出国，他和李敖的交往多是通过书信联系，所以未列入，他后来成为美国工程院院士，贝尔实验室研究员，李善培曾一度和李敖同住在其父主持的善导寺，交往甚密，后赴美不幸被黑人杀害，但李敖一直把他当作小老弟，缺乏精神上的交流。

郑清茂和李敖的交情仅局限于李敖的预官时代和四席小屋时代，后来郑清茂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东亚研究所博士，在回国后，李敖已经成为反政府的斗士，郑清茂当然避之而唯恐不及，现在郑清茂是台湾东华大学中国语文学系系主任、教授。两人关系早就不复当年。

林永丰在党外时代也确实是李敖的好朋友，他是台湾著名妇产科权威医师，但随着民进党政客们当权，他们都已经出局，而徐宗懋曾经在节目中出示一张朋友在李敖家欢聚的照片：他们是谢长廷、李永炽、金恒炜、林永丰和李敖。但现在当年被李敖誉为台湾最聪明的男人的谢长廷还在民进党内卡位，台大历史系教授李永炽是头脑糊涂的台独死忠派，金恒炜这个当年号称引领青年人思潮的青年思想家最可耻迅速成为当初被他自己痛批的政府的御用学者，他们三人已基本上和李敖分道扬镳，只有林永丰还和李敖保持着友情。

FASHIONG兄认为然否？

刘家昌这个人很好玩啊！

J兄：

见字如晤

个人觉得刘家昌确实和李敖关系不错，但因为我只是列出最佳以为游戏，所以未列入，否则当时的刘维斌、李翰祥、江述凡等都该列入了。刘家昌这个人很好玩啊，李敖在书中列出很多趣事，包括自认王八、叫人拔拔之类。最近又扯上了海峡两岸两边的贪污案，还因为在政治大学和关中交好，和宋楚瑜结下仇怨，近来频频登大幅报纸广告痛骂宋楚瑜，但其中很多文字都被引为笑谈！

个人认为李敖有三次电视节目讲到刘家昌都很有趣，一次就是总统大选期间，刘家昌向李敖道歉那次节目，这期节目后来收视率似乎过了1（AC尼尔森），还有一次是李敖在台视主持《李敖TALKSHOW》，当时嘉宾是郑进一，他讲到自己很崇拜李敖，为什么崇拜李敖呢？就因为他看了那期节目，因为以前他们和刘家昌在一起时，虽然郑进一也贵为娱乐圈大哥，但是刘家昌黑白两道通吃，硬是压他们一头，对郑进一颇为颐指气使，郑进一心里一直很郁卒，可是又出不了气，可是他看那期节目看到刘家昌在李敖面前象小弟一样低头认错，李敖叫他干吗就干吗，真是大出了一口长气，觉得李敖大师真是了不起！再有一次是李敖在真相电视的《李敖秘密书房》当时嘉宾是柯俊雄，两人谈到刘家昌这个混蛋，也聊了很多趣事。现在想到这几次节目还觉得很好玩！

J兄在台湾想必都看过这些节目，资料远比我等丰富，希望J兄能提供更多有关的资料，有更多的交流！一剑顿首

今晨重读李敖大学日记的发现（一剑穿过忧伤）

今晨得暇，重读了《李敖大学后期日记》和《万世生表》，发现了一些自己以前忽视的地方。

1、根据上下文意思，李敖在大学时代最后喜欢的那个女孩bonnie（李敖情书集中曾收有给她的一信，后来李敖还在书信集中提及曾在吴申叔家中看到bonnie婚后的照片，bonnie是林文奎将军的干女儿）原来就是李敖的同班同学翁嘉贻。我记得李敖曾经在那篇日记或文章里曾提及翁嘉贻嫁给了xxx，但手边一时无资料，如果j兄有空代我一查。

2、李敖在1958年6月26日，在台大外文系图书馆认识了孟绝子。（李敖在台中一中有老同学围棋国手孟祥协，不知道孟祥协和孟祥柯是否为兄弟）

3、同年同月同日，李敖还认识了中文系的孙玉华，就是后来在预官时期奉命监视他的那个。

4、李敖在1958年10月18日，认识了陈又亮，这天应该就是陈小丢住进台大第一宿舍第四室的那天。

5、李敖在1959年5月6日，在马戈家，经马宏祥介绍认识了魏廷朝。

6、王菲的祖父王兆民先生原来不但是李敖家的两代世交，还是李敖父亲的同学，母亲的老师，父母亲结婚时的伴郎。

另，j兄能否帮我查一下，陆啸钊先生后来在台湾的情况（他代李敖任文星主编之后到现在），谢谢！

jarvisdd：好耶~~谢谢一剑兄！很高兴一兄提出这些我也挺有兴趣的问题。事实上我也有思索过，但一直没“拼命”去找答案。既然一兄提出来，那我就义不容辞，快马加鞭去找啦！哈哈哈哈哈！

1.我目前猜翁是“咪咪”，但不确定。

2.两孟应无关系，还有一个孟祥森先生呢！哈，奇了！待考考考考考！

一剑穿过忧伤：咪咪bonnie张丽珍

咪咪当然不是张丽珍，张丽珍是外文系的。

李敖回忆录中说到咪咪，“在大学后期，我跟同班的有英国血统的‘咪咪’有短暂的恋情。‘咪咪’身高一米七零、身材一流、皮肤白皙，分手之日，我把她的来信都还给她了，我写的信，只剩下一封复本，就是发表在《李敖情书集》中的第一封。‘咪咪’的父亲是名人，家世不错，她仪态在优雅中有股气焰，一看就是大家出身的。有一次我看到她手执线装本仁寿版《二十五史》，觉得古籍红颜，正好辉映。我至今还保有她送我的世界唯一一张她小女孩时的照片，神韵飘逸，有着混血儿的美丽。”

既然给咪咪的信只有一封了，可见咪咪也不是bonnie，而且李敖与咪咪的短暂恋情根据日记记载是在大学三年级，大约1958年6月左右转为好朋友，而与bonnie是在大学四年级快毕业的时候有的好感，根据李敖日记的李子事件可证bonnie就是翁嘉贻翁三小姐无疑，那咪咪就不是翁嘉贻了，我曾经怀疑是黄梅莉，可黄是心理系的，后来又猜测是程有美、石缦仪、陈淑平、杨祖燕、翁京、张曼、黄淑兰等，但都不太象，似乎以谭凝晖、石缦仪和张曼的可能性居大，还待查证，j兄和f兄也帮忙查查看。

李敖提到咪咪的父亲是名人，那他同学中有陈淑平比较合适，陈淑平的父亲是著名学者、国民党的教育部长陈雪屏，陈淑平后来嫁给了现在“鼎鼎大名”（当然被李敖看不起）的学者余英时，但看情况咪咪应该也不是陈淑平，陈的外号是总长。

j兄不知道你能否在台大取得50年代的学生名录呢？我正在整理李敖中学、大学时代的人物关系。

李敖大、中学时代喜欢或暗恋过的女孩除了罗君若和咪咪（这两个是正式谈过的），还有翁嘉贻、张丽珍、赵依依、谭洁力、小玄、黄梅莉等等

jarvisdd：春风化雨忆当年

1948届——陈彦增

1946年，我12岁的时候，就以“抗日遗属”的身份进了省扬中初中部，记得当时的教室在“口字楼”，校长是朱宗英先生。

家父是东北讲武堂出身的“东北军”，一生从长城转战到黄河、长江。1944年，日寇投降的前一年，逝世于赣北军中，那时我才10岁。抗日胜利后，家母带着父亲的遗骸和我，从江南经上海来到江北，离故乡河北保定虽是近了许多，却依然受阻于连绵的战火，就在这“等是有家归未得”的情况下，母校省扬中收留了我。并且给了我三年空前安定的教育机会。使我在日后的教育里程上，奠定了扎实稳固的基础。以致能在辗转来台，又辍学二年多之后，尚能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台湾省立台中二中高中部。再经三年，又在台湾举办的第一届大学联合招生中，顺利地考取第一志愿台湾大学。

在我进入母校之前，我从来没有在一所学校里完完整整地念完一个学期过，匆匆转学都是为战火所逼。从皖南而赣北，再赣南。记得大放“庆祝胜利”的鞭炮时，我正躲在赣闽边区的山城黎川。正由于基础教育的“支离破碎”，当我一进母校之初，在课桌上的衔接上，有许多都不免有“丈二金刚”之感。犹以数学一科，在课余又乏人指导之下，更感吃力。但是在前后两位老师的谆谆教诲下，建立起我个人的信心。第一位是只有一条腿的陈企李老师，他上起课来非常严肃，虽然身体残障却毫不懈怠，班上同学数我年纪最小，大家都能体会到老师的认真而维持安祥的上课气氛。另一位是接着教我的女老师的赵贞赵玉娥老师，在我的印象中，她堪称是师表的典范。一身阴丹士林蓝布长衫，一头平直清汤挂面的头发，朴质无华，她教我们初二的代数，由于初一的算术我的表现欠佳，延续到初二的代数也可以说从“惨不忍睹”开始。可是到了初三上起几何来，仍然是由赵老师来担任。但在新课程一开始的时候，就先给了“落伍生”如我者的一番恳切的启示。大意是说几何的逻辑性，可算是数学新里程的开始，它不同于过去的数码演算。千万不要以自己以往对数学的不甚了解而自弃。果然，几周下来我深有豁然开朗之感。第一次测验结果，我竟然拿到了超过九十分的空前佳绩。从此之后，自己不免就像吃下了定心丸一样——原来我的“数学细胞”也还不赖。

两位教我国文的老师，可说都是学富五车的。一位是身材矮短、声音洪亮的王惊吾老师，其教学投入的精神，常有“惊人”之举的。或许是由于身材较矮的缘故，讲课每到传神时，常见他把双脚颠起来，一纵一纵地以丰富的身体语言倍增学子们的视听效果，还记得他讲起板桥先生的道情时，还放声一首首地唱了出来，整个教室为之陶醉，对我个人而言，印象之深，使我至今仍然把十首道情，连序带跋从头背诵下来。更记得有一次的作文课上，带着我们全班，从大汪边校区，出天宁门，一路奔瘦西湖而去，经徐园、过五亭桥，直到平山堂才转回来，解散之后，要我们下次上课时，每人要缴出一篇心得报告来。以现代术语来说，这不是一次典型的“户外教学”吗？另外一位国文老师是秦万里老师，他个子高挑，一头苍白的膨松乱发，与看上去也不过四十来岁的年纪不太相称。上起课来总是笑容可掬。令人真有“如坐春风”的感受，听他口音，不像江北一带，应是位大河南北的汉子。还记得在一次即将放寒假的学期考试里，国文科规定要用毛笔作答，适逢天气大寒，我带去的毛笔和墨盒都结成了冰，无法使用，其他同学则有备而来，都带着一具有炭火的脚炉，墨盒放在上面，毛笔沾了起来，挥洒自如。而我在无奈之下，只好将冰毛笔放在一口中，含上一口热气，写上半个字，再哈一哈……就这样涂抹下来，结果试卷字迹“蚯引乱爬”的程度是可想而知了。

还有一位身材不高，常穿长衫教地理的顾贵先老师，有着浓厚的阜宁口音，上起课来总是随手在黑板上画起一幅方位精确的地图来，由于儿时，曾几乎走遍了大江南北。顾老师在课堂上所提到的地方，对我个人而言别具亲切感，因而对他这门课程也就特具兴趣了。可是记得在一次段考之后，他报告了全班的成绩，我竟是极不理想的一个。在我极具信心之下，还不惜请老师再为查证一番。经把原卷调出，果然是出自老师的口误。从此之后，我常自感受到顾老师的“另眼看待”。

音乐课是在树人堂上，每当老师在临时黑板上画起五线谱来，一笔下去，同学们常齐声附和着：“一大根，两大根……”，老师停了下来，不觉莞尔，原来老师的大名就叫“叶大根”。老师不以为忤，音乐课嘛，多少总有几分是要疏减学子们的课堂压力，维持个轻松的气氛原是无可厚非的。

树人堂在当年的记忆中，像是一座巍峨的建筑。有时三两同学会偷偷爬上顶层的升旗台上，特别喜欢向西方瞭望过去，隔着一道厚实的城墙之外，是一片无际的平畴沃野。而树人堂的右前方，则是一片广大的运动场，那是体育课和童子军活动的天地，上课老师是孙重庆老师，是一位英俊结实的“大帅哥”。当年由于我是全班最小的一个，打起篮球来根本没有我的份儿。于是就驰骋于足球场上，到也有这“小侉子”表现的机会。这种运动习惯，直到我来台湾上高中进大学，一直都在维持着。至于童子军活动，我的表现还算差强人意，还曾被老师任命为小队长。因为当年母校童子军团的编号是全国童子军第六十团，我们也就毫不介意地自封为“绿林（六○）好汉”起来。在童子军教育还不甚普及的当年，我们还在校内运动场上举办过露营活动，并且还办得有声有色蛮像回事的。如今回忆起来，深感难能可贵。

就人格的成长过程而言，属于青少年这一段的教育环境极为重要，我个人至今已年近古稀，自学身心健康有余，这不得感念当年培育我人格摇篮的母校，离开母校十一年之后，真想不到我也为人师表了起来，多年与学生们的相处，自认为还没有令人失望——包括学生对我，与我对自己。我没有受过师范教育，一旦扮演起师表的角色来，就以最令自己怀念的老师们为榜样，我想这种行为的延续，也该算是一种风范的传承，作为“人文渊薮”的母校，已具百年“传承”的历史了。在此厚实的基础下，大家对未来的开创自是更有充分的信心了。

一剑穿过忧伤：谢谢我不但敬而且爱的j兄

陆啸钊作为当年文星的风云人物后来弃思想（记得小马的《消灭李敖……》后收入了文星编辑室报告，李敖指出其中狠多是陆啸钊写的）、弃文、弃法去搞商业实在可惜，不过记得李敖曾经说过陆啸钊的亲戚是国民党的财政部高干，那么陆的商业头脑应该可以信赖，从王作荣给李敖的信中曾提到陆啸钊来看，陆在台湾应该还有一定的地位，不知道他这些年的具体经历怎样，j兄请再代为收集，谢谢！

与李敖同时代的人，如果是兄弟名字又是双名，一般都有规律，如李天培李善培、张育宏张俊宏、潘毓刚潘毓萱、马宏祥马宏孝、高信郑高信疆、王尚勤王尚义（王长安似乎是个特例）、谭伟力谭洁力、魏廷朝魏廷昱……，所以我猜想孟祥协和孟祥柯会不会是兄弟，孟祥森因为李敖在《我的殷海光》中曾同时提到孟祥柯和孟祥森，但未说明，所以我把他排除在外了，不知他们三人有没有关系，j兄也可以帮忙我查证一下，孟绝子自从在李敖的《笑敖江湖》中代班看到过他以后，久没有他的消息，不知现在如何了，记得有文章提到他的父亲是国民党高官，还是皖南事变的执行者，是谁，也在查证中。

我在这里用xx电视可以收到中天、东森、tvbs、三立、三台、公视、民视、真相、国卫等，但需加密卡（每年一买，正版很贵，今年我正版还未买，因为前一阶段查得厉害，盗版可收tvbs等），最近陈文茜将节目移到中视，固定嘉宾有李敖朱高正等，我现在看不到中视，j兄请代我收看，并告知情况，谢谢！

李敖与娱乐（郭大少）

周杰伦与侯佩岑的恋情曝光后，引起了娱乐圈的大震动。正当各方褒贬不一之时，以思想家、历史家、文学家自命的李敖先生对媒体发表了“高见”，直言周杰伦没文化水平，侯佩岑没眼光，会看上周云云。李敖的话立即又成了一条娱乐新闻，于是乎大作家大摇大摆进入媒体娱乐版。熟悉李敖的人自然对此见怪不怪，因为他本是娱乐版的常客。

在公众常识中，作家学者要上新闻也是文化新闻之类，怎么会跟艺人明星搅在一起。学者历来专注于自己本行，又有清高的传统，对艺人明星一窍不通的大有人在，以前就报道过一位老专家因为不知道刘德华是谁而遭年轻人讥刺。像李敖这样频频上娱乐新闻，在中国知识界算得上是异数了。而且在不少读者“媒体暴露癖”、“作秀文人”骂声中，李敖仍然乐此不疲。

究其原由，固然与李敖生性活泼，不喜呆板有关，但另一方面，却关系到新时代知识分子如何争取发言权，如何发挥影响力的问题。

李敖常说，现在是“经济挂帅”的时代，知识分子被尊敬的年代已经远去，像韩愈那种“一言而为天下法，匹夫而为百世师”，早已成为历史绝唱。现实如李敖所描述的，“一个大学教授的影响力，甚至比不上一个电影明星，一个活生生的哲学系研究生的说服力，甚至比不上一个死翘翘不入流的小说家。”在社会大众中，最受关注的是娱乐明星，是体育明星，是商业明星，可以说，大众被明星包围。高级知识分子在公众，在年轻人那里已没有什么市场。前阵子南亚海啸，由娱乐明星出来号召社会捐款，收效甚巨。如果换成几个大学教授来号召，恐怕得到的回应大多是“他们是谁”吧。

一个有志于社会进步的知识分子，莫不希望自己的真知灼见得以广泛传播，甚至像五四先贤那样“鼓动风潮，造成时势”，改变世道人心，促进社会幸福。可现在问题是，知识分子在大众心中的地位下降了，大众不关注知识分子，而关注起明星来了。FANS把偶像的每一句话奉为圭臬，而你所谓的高明见解没几人听，你怎么影响大众？怎么改变世道人心？李敖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在一次访谈中说：“要影响社会，首先必须要有发言权。这是一般知识分子所最不能了解的，他们以为只要自己有才，就可以推销出去，推销不出去怎么办呢？……因此一个人要取得发言权，就必须制造一个为群众所注意的形象，这个形象就是你所说的商业气息。你讲话他不看，我讲话他看了，为什么看？注意我的动态，他要注意我说些什么。”同样的，知识分子不为自己打广告，不吸引群众注意，怎么会有发言权？人们又怎么会听你的？在商业社会背景之下，知识分子如果一味死守书斋，他的社会影响力注定要越来越小。

李敖反对将知识严肃对待，认为“争不到一时，也争不到千秋”，并不忌讳将自己这么一个“大才子”当作商品推销，大众最关注娱乐圈，他就往娱乐圈里混，争取曝光率。从早年当电影制片人，到后来与女明星胡茵梦结婚离婚，以至近几年频频上娱乐综艺节目，歪批当红艺人，他似乎越老越与娱乐圈分不开了。至于混娱乐圈对李敖起到的推销作用，当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wjm_tcy注：本人就是看到2010年台湾综艺节目《王牌大贱谍》李敖那集后，才一发不可收拾，从此基本弃看综艺，专心研究李敖了）。据李敖自己介绍，他当年与胡茵梦恋爱结婚后，“高雄加工出口区的女工，本来不看我的书的，因为崇拜胡茵梦的关系，她们都开始看了。新加坡本来也是一本都不要，现在因为她的关系，一买就五百本。”增加读者固然是有，但失去的读者，李敖也顾不上了，他“不搞选举”嘛。事实上要否“哗众取宠”，也是常常让李敖陷入苦恼的问题。

这次李敖批评“周侯恋”，正是他一贯作风的体现，他要为自己制造新闻，要吸引大众注意，要维护曝光率。尽管这样做，不免招来谩骂，也会让一些支持他的人失望，但客观效果上会使李敖进一步扩大知名度，也许李敖的书就会卖得更好，电视节目收视率也许更高。所以有人说李敖是文人与商人的综合体，真的是一针见血的卓见。

解读李敖在北大的演讲（一翁）

李敖在大陆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大谈自由主义，提倡言论自由，反对暴力“革命”。好不好呢非常好，李敖自己也说了：“玩言论自由你们玩不过我，你们要革命你们玩不过坦克车。”大实话。为什么呢？李敖一生几乎最青春最美好的时光都在坐牢，他为什么坐牢？为言论自由，为个人的自由，或者说得高尚点，为民族的自由。‘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哪二者？爱情和生命。李敖为了自由，敢抛爱情和生命，按中国人的说法：是条真汉子。

李敖推崇一种争取自由的理性方式，什么方式？写文章，宣扬自由的理念。李敖说：他写了一百来本书，被台湾当局查禁了九十多本。可他的理念没有改变。他从来不用极端的方式去争取自由，更反对用“革命”的方式去争取自由。因为，当今世界，革命已经不是刀对刀的时代，无知的“革命”方式绝对不是坦克车的对手。他例举了世界上美国、德国、匈牙利等国家政府，在人民用极端方式去争取自由的时候，无一例外会遭到“王八蛋政府”机关枪和坦克车的、维护政权的、实力悬殊的对抗。

一个国家政权，它首先是有一定权威的，甚至是天然受法律保护的。人民有指责政府的权利，有监督政府执政的权利，有要求政府改正缺点和错误的权利，但是，只要这个政府不是公然与人民为敌，人民就没有暴力对抗政府的自由权利。这是李敖演讲所蕴涵的要旨所在。

共产党政权在中国大陆发展壮大了半个多世纪，它从来没有公然扼杀民主和自由，至少它在理论上从来没有公开反对或者否定民主和自由。李敖引用了开国领导人毛和周的相关言论证明，毛是坚持并推动人民自由权利的人，周也是坚持和推动人民自由权利的人。可为什么中国大陆最终是“专制和独裁”的呢？因为共产党内部曲解和压缩了毛推动自由的声音。

北洋政府在当年的中国无疑是独裁专制政府，可这样的政府同样也任命当年反对派的知识精英蔡元培当北大的校长；共产党政府在刚建国时也任命许多不同政见者或者民主人士进入各级政府。毛当年与政见不同的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因中国人口问题发生剧烈的思想碰撞，虽然马寅初当初败在政治权威的手下，可如今中国的人口政策不正深刻的体现了马寅初用知识战胜了政治权威，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吗。所以说，一个政府，在一定的历史环境和背景之下，会制定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背景相适应的治国方略，也许这些方略的实施后来给国家带来了困难甚至灾难，但这并不一定就代表政府压制和欺骗人民，扼杀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

中国太大，十三亿人口，任何一个领导人或者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可能只手遮天。六千九百万的中国共产党同样也做不到。毛当年在中国有神的尊严，可那时候依然有人敢于跳出来说自己的心理话，表达自己的心声，这无疑是一种争取自由的榜样。话反过来说，因为中国那么大，就不可能有这么一个领导人能把握中国的一切，所谓“天高皇帝远”，一些道德败坏的官僚就完全有可能借势作恶。

中国共产党政府制定的宪法有不利于人民的条文吗？没有。时常被人诟病的“三个代表”理论有不利于人民的地方吗？没有。共产党的先进性教育有危害人民利益的内容吗？依然没有。相反，这些政策都是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基础的。那么，为什么维护人民利益的政策会受到一些人民的反感呢？原因很简单，腐败官僚们层层歪曲和篡改这些政策的本意，甚至借此来压制和扼杀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

那么，面对中国如此的现状，应该怎么办？李敖说：“书记站起来，校长站起来。”怎么站起来？要象马寅初当年那样站起来，敢于讲真话，敢于宣传真理，敢于为人民的自由权利呐喊，敢于启迪人民真正的自由理念，敢于开启民智同政府内部的腐败势力、邪恶势力做斗争。就是这样站起来。

这就是李敖想要告诉我们的自由主义的真谛所在。

研究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jarvisdd）

——三篇札记

1.董大中著《李敖评传》是目前已出版最不瞎说的一本。汪幸福著《李敖之谜》的个案资料如fashion兄所讲，是比董著多了不少。但董著为评传，较完整，也较严谨。汪著书中错误多的可怕，改不胜改，唯一可取只有胡学古的抱怨有史料价值耳！哀哉！我认为汪著根本不该出版！

事实上，我对目前出版的都不满意，无论是资料上或见解上，都很弱！（我尚未看过董的第二本《台湾狂人李敖》）只能反求诸己了，我不大对他人抱大希望啦！

2.看到了网上关于董大中著《台湾狂人李敖》（花城出版）的介绍，有一段文字是：

到2000年，传主跟人“狂斗”之事大体已成过去，即处于“完成式”，他在写作上也由社会批判、文化批判改为对衣食住行等日常生存体验的解析和叙述，即李敖自己所说，他“变”了“脸”，全书即在《世纪末大变脸》处终止，这就给人一个比较完整的李敖。

这根本是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瞎说！

很明显的，董大中先生竟将那本伪书《李敖变脸三部曲》误以为真了！这真是中国出版史的又一个大笑话大悲哀！！我必须要拆穿它！不然又有一狗票人要当混蛋了！

3.在《胡适与李敖》（董大中作）最后的几句：

民主的基础是宽容和容忍，没有宽容和容忍，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李敖是反对专制、争取民主自由的，但他却似乎有些霸道，对论敌一个都不宽恕。有时甚至是意气用事，把对手当“穷寇”猛追，不到屁滚尿流，下跪求饶，不肯罢手。这就违背了现代社会的民主精神。在这点上，李敖和胡适，泾渭分明。

用了一堆却似乎有些，一个都不，有时甚至是，而下结论这就违背了云云。这种没凭没据的烂文字，真是令人倒胃！！

李敖认为，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是法治和言论自由，值得注意。

李敖和鲁迅杂文艺术比较（leledog）

作者网名：leledog

作者原文前的话：应古典牧童斑竹要求，贴上我的学年论文《李敖和鲁迅杂文艺术比较》，发表在系刊《赤子心》上。

此文来自：http://www.classical.com.cn/forum/viewthread.php?tid=3234

李敖和鲁迅分别代表了读书人两个时期的精神层面：年轻人的快意恩仇和老年人的世事洞明。乍看之下，鲁迅和李敖确实有很多共通性：著作等身，文风泼辣，既有“一个也不宽恕”的尖刻，又有一腔侠骨柔肠，在各自的时代为无数青年所敬仰。两位大师虽然都涉足多种文体且卓有建树，但杂文无疑是两人的创作中最重要的共同体裁。早在1936年刘大杰就一反当时看重鲁迅小说价值而贬低其杂文的学风，开宗明义地说：“鲁迅吸引青年的力量，与其说是他的小说，不如说是他的杂感。”明确指出“杂感在鲁迅的笔下，成就了一种精美的文体。”（《鲁迅与写实主义》，1936年12月1日上海《宇宙风》30期）李长之说，虽然“鲁迅在有的机会很不乐意人称他为杂感家”，但若心平气和地讲，“鲁迅确乎很长于作‘杂感’，也无妨称之为‘家’”。他从数量上论述鲁迅杂文在其著作中的地位：“在四十册上下的数目中，有一半是翻译，下剩的除了三四册纂辑的古书，一本小说史，两本仅有的创作小说，就是杂感集了。”（李长之《鲁迅批判》）这就是说单从数量上看鲁迅的著作有四成左右是杂文（杂感）。反观李敖又如何呢？以40本的《李敖大全集》计，除去《北京法源寺》、《上山上山爱》等几部小说和《孙中山研究》、《蒋介石研究》等几部似是而非的研究文集外，其余几乎全是杂文（wjm_tcy注：不知他是怎么看的《李敖大全集》，其中包罗万象，最多的应该是历史研究类嘛！）。李敖曾调侃自己的工作“和屠夫有一点相象，就是每天要杀很多猪，只是他用刀，我用笔而已。”（《李语集》）这种强烈的战斗性、攻击性显然是小说和研究文集所不具备的。

细读两人杂文，第一感觉就是这些同样由八个笔划组成的文字充满了力量。“力量”是杂文的本质特征，鲁迅就说过，杂文应该像匕首，像投枪，是要和人们一同杀出一条血路的，其战斗性就是“力量”的生动反映。但鲁迅和李敖的力量又有所区别。鲁迅的杂文和他的小说、诗歌一样，是以“人们的精神情态，即所谓人情世态为着眼点和出发点来开始创作构思的……把人的实情与社会实相结合起来，主要通过对人们精神生活现象的捕捉，而紧紧掌握时代的精神。”（王献永语）因此胡风认为鲁迅杂文的最大特点是把“心”和“力”完全结合在一起：“惟其能爱能憎，所以他的分析才能够冷酷，才能够深刻。”所谓“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能爱才能文。”所以“就是在一行讽刺里面，也闪耀着他的嫉恶爱善的真心。”（胡风《关于鲁迅精神的二三基本点》，载1946年10月8日上海《希望》二卷四期）可以说，鲁迅杂文的深刻有力是来源于其心中强烈的爱憎。这一点连外国人也看出来了，日本的小田岳夫说：“氏（鲁迅）对于日就衰云喁喁望救的同胞像是装傻，而且还辛辣锐利的揶揄他们。但是这种揶揄不是冷酷到可怕，反之，在他的文章的最深处，却蕴含着热泪之光。”（小田岳夫《悼鲁迅》）李敖则不同，李敖杂文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其材料的丰富性、多样性和无可辩驳性。他自己曾比较过自己和鲁迅的不同，大意是说鲁迅的文章“情绪化语言很多，资料不足”，而他自己的文章表面看起来很情绪化，其实把上面的辣椒拿掉之后，下面有肉，有资料。（见《杨澜访谈录》）资料的丰富性、独家性和权威性使李敖的文章充满了说服力，它的力量使一种外在的“力”，是客观的存在，和鲁迅的不同。

1.点睛之题

题目为文章的点睛之笔，鲁迅和李敖的杂文题目都很有意思。鲁迅不少杂文的标题只是一两个动词，例如“报”、“踢”、“冲”、“赌咒”、“扑空”、“逃名”等等，但却准确而形象地概括了一种“心理情态”。鲁迅的用词一直都有这个特点：简略的词语后隐含着深厚的文化、政治的涵义，例如“戮尸”后有刑律史的内容、“人肉的筵宴”后有孝悌史的内容，其他还有诸如血书、章程、请愿、讲学等，要是对历史没有一点了解是不容易明白其背后厚重的涵义的。

李敖杂文的题目有两个特点，第一是表述的情绪化很强，通常会提出一个判定，它可以是作者的观点，也可能是一种态度，再用口语的形式加强语气。例如“我说你是你就是”，“假冒公正的人，拆穿他！”“你缴的税，原来孝敬了洋大人！”“台湾第一不要脸”等，都带着畅快淋漓的口气。第二个特点是“化典为题”，李敖出名的博学多才，举凡天上地下，古今中外，无一物不可入题，如“三个臭皮党，诸葛怎么想”、“尊夷王，攘自己”就是化用了“三个臭皮匠，胜个诸葛亮”和“尊王攘夷”的典故。这类例子在一千五百万字、40本的《李敖大全集》里还有很多。借用古语入题不是对原有意思的简单重复，而是荡开一笔，另觅新意，甚至为了达到一种通俗意义上的审美趣味而有意割裂原来的意思，单单从字面上去理解。李敖在《以得礼始，以失礼终》一文中就承认：“我最喜欢把古话做新解，当然是歪解。”

2.意象研究

“沉默”是鲁迅杂文中的突出意象，例如“酷烈的沉默”（《杂感》）、“沉默而苦痛”（《忽然想到十一》）、“肃然不笑”（《这个与那个》）……，与之相关的词语还有“箝口结舌”、（《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零落、死灭”（《怎么写——夜记之二》）、“默默的生长”（《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等等。早在1935年，当时年仅25岁的青年批评家李长之就注意到：“鲁迅在灵魂深处”“粗疏、枯燥、荒凉、黑暗、脆弱、多疑、善怒。”原因是因为鲁迅“常陷在病态的情绪中”。李长之的表述未必准确，但他的感觉是很敏锐的，只有这种灰暗的心境才能孕育出鲁迅笔下如此多的沉默意象。胡梦华读了鲁迅的《<呐喊>自序》后也说：“看到他由希冀而奋斗，由困顿而失望，由寂寞而悲观，终不甘自止于悲观，在悲观中犹存感悟世人。”（胡梦华《鲁迅的<呐喊>》，1924年10月8日《时事新报》）孙郁说鲁迅像一个“通向深邃冷寂的长夜”的窗口。推开这扇窗户，“内心便有凛凛的寒意袭来，但在那彻骨的清凉里，却又反顾己身的快活，不再迷于人间的幻象。”（孙郁《鲁迅与胡适》）可以看出，鲁迅的“沉默”并不是缄口不言的无声，而是真正的“于无声处听春雷”，在一片令人窒息的死寂中找寻出通往新世界的通道。

李敖文中最让人注目的是他的“俗字入题”。陈才生认为：“‘以俗为雅’是李敖杂文最突出的语言特色。它具体表现在充满谐趣的由头、画眼睛式的形象勾勒、浓厚的知识趣味、表述的情绪化诸方面。”（《“以俗为雅”——李敖杂文的审美特征》）这里的“俗”并不是指卑鄙龌龊，而是指运用“下里巴人”的词汇和“下里巴人”的表达法。李敖主张作家的创作应该“唤醒民众”，使“民情洞开”，“民智普及”，这在李敖杂文的取题上体现得很充分，例如《由一丝不挂说起》、《不讨老婆之“不亦快哉”》等等。李敖还出过一本奇书《中国性研究》，里面的文章题目全和生殖器有关，诸如《狂童之狂也，鸡巴！》、《政治与生殖器》、《神仙也要小便的》等等，这可算是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创举了。李敖在《纵裸女战斗》中引《维摩佶所说经》语“或现为淫女，引诸好色者。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说：“我在文章中喜欢涉及‘性自由’，……消极的目的固然在打破禁忌，……但在积极的目的上，却是佛门中以‘淫女’诱人，引起趣味，然‘后令入佛智’。我一直欣赏裸女，因为裸女是战斗中第一流的武器。”（引自李敖《波波集》）换句话说，李敖是在蓄意创造一种“性话语模式”（sexualdiscourse），因为只有先争取到公开言论的权力，才可以进一步打破心理上和行为上的禁忌。这是李敖的杂文引发争议最大的一点，批评者认为这样降低了艺术品味，哗众取宠，支持者则认为在六七十年代台湾这样一个无法可依、无理可讲的政治环境下，李敖为文的不避俗字不失为反对国民党的一种有力手段。

3.大与小

鲁迅为文，直指民族性、劣根性，文中主语动辄“中国人”、“我们”、“我辈”、“我们中国”……所指极大。我们都知道鲁迅那段关于“铁屋中的醒者”的著名剖白，他以醒者自许，以唤醒大众改造社会为己任，尽管话语有些悲观，但我们还是能体会到他“肩着铁闸，放孩子们出去”的悲天悯人的情怀的。相比较之下，李敖所坚持的是另一条路。李敖身上有着拜伦式的天才精神和尼采式的超人意识，他和鲁迅一样以醒者自居，自视甚高，但在他笔下我们看到的多是你、我、他、一己之力、一个人等强调个体的话语。李敖是反对动辄以“中国人”等自居的。他在批评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时说：中国民族性中，固然有丑陋的一面，但以偏概全式的处理，泛指所有的中国人都丑陋，用来替自己的怯懦垫背，这种劣作，是要拆穿的。（李敖《丑陋的中国人研究》）他在剖白自己时说：“我的悲剧是总想以一己之力，追回那浪漫的、仗义的、狂飙的、快行己意的古典美德与古典世界，但……还得有赖于环境与同志的配合，而二十世纪的今日台湾，却显然奇缺这种环境与这种同志。……虽然如此，我自己却奋然前进……我不计较做悲剧的角色。”（李敖《我的悲剧》，选自《波波集》）犹太人名言说：“救人一命就等于救全人类。”李敖有句相似的论述：“一个人，在纳粹统治下，不做纳粹，就是高人一等。”这段话表明了他对待个人与社会的看法。李敖认为，在一个黑暗颠倒是非不分的社会里，与其大声疾呼所有人都觉醒（那是哲人时代的白日梦），不如呼唤单个的个人觉醒，这才真正具有可操作性。

4.幽默和讽刺

幽默（Humour）一词早在古希腊就有了，不过那时是作为医学术语使用的，意指人的体液。以后引申为人的脾气、性格和气质。现在指的是审美主体以诙谐隽永的智慧为主要审美方式，对滑稽可笑事物进行审美把握所产生的一种独特的喜剧效果。杂文的魅力就在于它的短小精悍、幽默泼辣，所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鲁迅先生曾说他不爱幽默，其实他不喜欢的只是当时林雨堂所提倡的“将屠夫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之类的、即滑稽、说笑话的“幽默”。邵伯周在《鲁迅杂文浅论》中分析到，鲁迅用“尖刻”的讽刺手法，和用委婉、风趣、含蓄的笔法，使一些作品很有幽默性。

我们看到，鲁迅先生笔下虽然不乏辛辣挖苦的幽默，但更多的是他自己说的“无情地解剖自己”式的自嘲。“他遇事都要设身处地，在严肃中蕴藏着宽厚仁爱；心胸博大，处逆境而泰然自若；在嘲笑别人荒谬愚蠢的言行时，同时嘲笑自己的缺点错误；常存悲天悯人的心情，又有积极乐观的精神。他并不鄙视别人身心的缺陷弱点，所以显得豁达乐观。”（李建东《丑、滑稽、幽默与喜剧精神》，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97年02期）这段话用在鲁迅身上是非常合适的。我们看看鲁迅先生在《革“首领”》中的这种幽默：“这两年来，我在北京被‘正人君子’杀退，逃到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流杀退，逃到另外一个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流杀退，逃到一间西晒的楼上，满身痱子，有如荔支，兢兢业业，一声不响，以为可以免于罪戾了罢。阿呀，还是不行。一个学者要九月间到广州来，一面做教授，一面和我打官司，还豫先叫我不要走，在这里‘以俟开审’哩。”（载《而已集》）这段话全是对自己狼狈状况的自嘲，但从中我们却可以看到“正人君子”、“学者”之流的面目，在开心一笑中“蕴有更大的社会意义，令人浮想深思。”（李建东语）所以邵伯周说：“鲁迅杂文中的幽默，并不是那种只使人笑，笑过以后就完事的滑稽，而是在委婉、诙谐、风趣的笔法中包含有一种严肃性。虽然它有时也使人笑，但更使人笑过之后去思考。正是这种幽默性，使鲁迅后期杂文富有情趣和艺术魅力。”（邵伯周《鲁迅杂文浅论》）

相比较而言，李敖是一个自我意识很强的人，所以在他笔下我们很难发现鲁迅式的自嘲，取而代之的是一面倒的对别人的冷嘲热讽。李敖和鲁迅一样“笔底下的情感是很浓烈的”（李长之语）但是李敖讽刺的对象不像鲁迅习惯用的“正人君子”、“学者”、“某君”般的泛指，也不像“苍蝇”、“战士”、“钢刀”式的代指，而是直呼其名，畅快淋漓。李敖特别推崇以色列人的“强者哲学”，说：“让好人活下去，得先让坏人活不下去。”（《李语录》）他是主张坚决斗争，针锋相对的。李敖为人，持才放旷，讽刺人也十分讲究文采修辞：排比、顶真、比喻、对比……层出不穷，务求达到一种压倒性的语势，让人无从反驳。《星岛日报》评论李敖“有才气有勇气，还有挟才勇俱来的流气。”这种特点发展到极致就成了尖酸刻薄的代名词，例如他说三毛“白虎星式的克夫、白云乡式的逃世、白血病式的国际路线和白开水式的泛滥感情”，说余光中“文高于学，学高于诗，诗高于品”，定性为“一软骨文人耳，吟风月、咏表妹、拉朋党、媚权贵、抢交椅、争职位、无狼心、有狗肺者也”，这种过火的话在李敖笔下还有很多，成为被人诟病的话柄。

综述

鲁迅与李敖是中国杂文史上两个不同时代的路标，一个指向独立富强，民族觉醒；一个指向民主自由，清明政治。身处逆世，他们不约而同的选择杂文为共同的武器，一个高屋建瓴，站在民族视野的最高处，为我们剔除一个古老民族身上的脓疮；一个身体力行，梦想在孤岛上追回那浪漫的古典的道德世界。鲁迅和李敖都是他们时代的忠实记录者，笔下社会经济、国计民生可让岁月审视，无愧于称之为“诗史”。鲁迅固然曾被误读多年，李敖文章的价值又何曾为正统文学界所承认？通过对两人杂文艺术的分析比较，能让我们更真切的体会到这两位杂文史上巨人的息息相通。

主要参考资料：孙郁《鲁迅与胡适》、李长之《鲁迅批判》、陈才生《“以俗为雅”——李敖杂文的审美特征》、邵伯周《鲁迅杂文浅论》、李建东《丑、滑稽、幽默与喜剧精神》、《鲁迅研究》

别忽视了李敖的早年（高一峰）

——从《大学札记》分析李敖早年的人格训练

现在的人谈论李敖，多凭“想当然耳”胡乱点评。或凭片言只字妄加批判也，或凭道听途说极尽谄媚也，或凭一语一行管中窥豹也，不一而足，声色并茂，却大多只捋到李敖的表皮，至于李敖的内质，则少有人系统深究矣。事实上，这都不是分析一个人物应有的态度，尤其对于李敖这样一个极具影响力度、同时又极具争议性的人物，仅给以蜻蜓点水印象式的分析，更是不够的、是不负责任的。真正看李敖的态度，应当是从他的所有文章入手，并且综观他的事迹，甚至结合他早年的行状，来分析他的人格。为他盖帽也好，为其平反也罢，都要这样，才算得上合理，才算得上不失偏颇。

霸气何来？

人人都知道李敖狂傲，李敖不大看得起人，李敖目空一切，李敖不可一世，先跨过这种性格本身的优劣性不谈，一个最可瞩目的问题是：他的这种霸气四射的性格由何而来呢？“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当我们要弄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了：任何一个人性格的形成，都同其早年的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挂钩，李敖也自如此。因此要摸透李敖，我们千万别忽视了他的早年，我们最好也从他早年的经历开始查起。

在李敖最早的一批文字——《大学札记》里，我们查到了这个答案。并且我们相信，这个答案在今天是足供有心人借鉴、足供无心人参考的，所以我要进而把这个答案提到台面上来，以“人格心理学”（Psychologyofpersonality）的手法，结合札记中现成的材料，作一番条分缕析的解剖。

“把自己锻炼成钢铁”

《大学札记》是1982年李敖在其出狱后复出文坛的第四年汇集出版的，札记写在1957年，距其编总相隔整整二十五年。在这本书的“前记”中，李敖说到：

“这批札记大部分是修养性的，从这批札记里，可以看到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曾花了许多气力来把自己锻炼成钢铁。……我这种自我炼钢，是很用心的，我今天能有一些个性、一些独来独往的气魄、一些‘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绝，追溯起来，都跟我早年的刻苦自励有深切关系。”

这样看起来，这本札记对于我们分析李敖其人的重要性便不同寻常了。

读上面这段话，我们发现：这里的“自我炼钢”四个字，实在就是李敖对自己一生奋斗经历的浓缩总结，就是我们窥视李敖个性形成的一个着眼点（ViewPoint）。李敖固然天份过人，但是没有后天的勤奋“锻炼”，李敖充其量也只能是块钢坯而已，他之成为“钢铁”，缘于他很早就开始了一个“炼”的过程。——《大学札记》就是李敖早年“炼钢”的一本书，李敖霸气四射的性格从这里成为雏形。

为何炼钢？

1957年是李敖在台大历史系念二到三年级的时候。在此之前，他早已结识了钱穆，会见了殷海光，并同胡适小有过从。在这些重量级人物的影响之下，李敖立志亦早，其孤傲决绝的个性也随之露出苗头，然而还远没有达到后来的锋芒毕露，他对人生坐标的选择，事实上也还徘徊在十字路口。但是当李敖漫步在街头，当他到处看到的是软弱的男人们，当他意识到自己竟也同他们一样的时候，李敖震动了，李敖受不了了，他感到他若不能使他与他们比起来有大大的不同，他将感到极端的可耻。他开始“耻于做一个平平庸庸的男人”（1），他不能容忍自己有任何腐败的行为——像那些男人一样。于是他开始反躬自省并寻找出路。

他首先想到了胡适的“英雄之气”：

“钱思亮说：‘胡博士虽然一身有好几种病，但是毕竟是一个意志非常坚强的人，他之能够吃苦耐劳，向为朋友们所最钦佩。’”

他又想到了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抵抗诱惑有所不为的意志”：

“这位将军做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时，他的脉搏突然增加，便遵医嘱，戒了纸烟；过了一个星期，他的脉搏恢复了正常的七十二次，此后他永不吸烟了。”

他进而想到了邱吉尔的“奋斗到底”：

“我默默凝视着邱吉尔的造像，深觉他是一股力量的化身，如他所说：‘在战争中，坚决；在失败中，不屈。’从他的眉宇神情之中，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坚定刚强的一面，悲观与消极的情绪丝毫侵蚀不了他（甚至是暂时的突击），在每二十四小时的生活里，他未曾让出一分钟来给消极盘据，他永远是个精神抖擞意气纵横的人。”

他同朋友谈心，结果使他更加认识了艾德勒（Adler）的一句话：“要生活在深刻地影响别人！”这时他终于得出自己的人生方向：

“我该经常设想我在人们（尤其是朋友们）眼中的观感，我要使人觉得我是伟大的、庄严的、可佩服的。假如有虚荣心的话，这该是我最大的虚荣心了，但我自信它是无害于我，也无害于人的。”

董大中在《李敖评传》中据此总结说，“立志出人头地”，这是李敖自我炼钢的“前提、起点”，这话大致不差。但是“立志出人头地”是一顶大帽子，事实上董大中同时还漏说了促使李敖进行自我炼钢的另外一个最直接的原因，没有了这个最直接的原因，李敖的真正觉醒恐怕还得慢半拍。因此我们不得不再次结合他当时的处境来细看。

这个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李敖要从此远离失败的爱情带给他的阴影。

我们知道，二十岁的时候，李敖同他深爱的初恋情人“罗”（罗君若），因为家庭原因被迫分手，这给了他致命的打击，打击的严重程度是，他为此三次服安眠药自杀（1）（wjm_tcy注：不知哪里看到的，《李敖回忆录》只说吃了一次而已）。虽然此后他也曾“李代桃僵”，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他对爱情似乎已经心成死灰。他在札记中说：“在爱情方面，我将是个多年冷淡的忘情者，浓厚的理智与早年的创痕已足以使我心如止水，永远不会再为可爱的少女而狂跳！”又说：“我只愿淡忘，只愿不再爱，只愿丧失掉兴趣、口味与热情。”这种“忘情”情结几乎贯穿着李敖整个的大学生涯，甚至还要长。但是作为一个多思而善于反醒的少年，李敖也理智地忏悔说他过去“一直把爱情在人生中的比例看得太多了”。从更大程度上讲，李敖实在是个“狂跳”的人，他已“难以‘生平无大志’地过一个平凡男人的一生，草草一辈子”，为爱情的阴影所羁绊在他看来是弱者的表示，是他再也不能允许的，他急切地要“渡过那最大的困境”（见《李敖回忆录·台大》），因此之故，他要“炼钢”。

六月十日，李敖做了一首《述志诗》：

“二十二年悲欢事，如今慷慨付浮云。把握目前休回首，埋头一意做新人。”

他抛弃了一切累人的精神包袱、颠覆了一切做人的条条框框，他展开了“一个律己极严的严肃生活。”

如何炼钢？

李敖当然很清楚他的决定是怎样的一个冒险，他当然很清楚他要走的是怎样一条路，那是一条很会让他打肿脸充胖子的路，那是一条很会让他陷入尴尬境地的路，那是一条很会让他进退维谷的路。但是李敖的优秀不在于他作出了雄心壮志，他的真正优秀在于他还清楚地知道“这条路是如何的走法”。他把他决心要过的这种“蜕变生活”分成了四个阶段：“第一步是发大宏愿，第二步是勉强去做，第三步是养成习惯，第四步是兴味盎然。”我们看到，这里面渗透的正是王国维所谓的“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须经过的“三种境界”。西谚说：“不去试，你永远不知道你能做什么（Youneverknowwhatyoucandotillyoutry.）。”在“试”的过程中，李敖以其异常过人的有计划的勤劳、忍受单调的能力、不逃避困难的忍耐力、及时检点的约束力，做到了他的“三种境界”。

可以继续以“人格心理学”的方法，看看李敖是怎样点点滴滴做到他的“三种境界”的：

在《大学札记》的“前记”中，李敖说：“锻炼的方法，不论是东海圣人的，还是西海圣人的，我都一网兜收，从摸索和实验中，求得安身立命。”李敖“发大宏愿”的第一过程，就是在他的这两种“圣人”中努力挖掘原材料。现在我们作个粗略的统计：整本《札记》含“前记”共172则，仅74000余字，但他引用话语及事迹较多的“东海圣人”就有胡适（十二次）、吕坤（六次）、王阳明（五次）、殷海光（四次）、梁启超（三次）、曾国藩（三次）、屈原（三次）、陈独秀（两次），此外还有李耳、孟子、荀卿、苏曼殊、邵康节、苏东坡、柳宗元、曹植、陶渊明、范於期、王维、丰子恺等人，计四五十次，引用话语及事迹较多的“西海圣人”有罗素（四次）、邱吉尔（三次）、凯撒（两次）、艾德勒（两次），此外还有卡耐基、艾森豪威尔、蓬桑、圣埃德蒙、斯宾诺莎、爱因斯坦、加富尔、布鲁达克、亚理士多德、罗曼·罗兰、林肯、苏格拉底等人，计三四十次（wjm_tcy注：次数统计有的有问题，我制作的电子版可以搜索关键字，很轻易就可查到）。他用他读书得间的功夫，把这两种“圣人”的方法都溶化了、都合并了，然后经过自己“建设性的想象”（ConstructiveImagination），最后得出一个又一个“具体的念头”（或“具体的心愿”）在札记里写下来。比如“深沉、冷静、沉着、持重、和气、淡漠，忍耐得住，不浮动张皇”，比如“凡是对‘现在’有害的回想与想象我都一律不去想它”，比如“我永远不要忘记我要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我要过一个伟大的生活”，比如“时常记住爱情给你的该是欢乐之源而不是痛苦”，比如“在你意想不到地突然被一条毒蛇咬了一口的时候，你该用各种办法去解毒，而不该继续震撼于这种意外，以致扩大你中毒的程度”，这些都是他经过异常缜密的思索后炼出来的“具体的念头”。非常明显，这许许多多念头都是针对他生活的角角落落而发的，都是折射他心情的丝丝缕缕的，很多念头在我们现在看来，都是有些“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但对于一个立志自励的人来说，的确又是能够促进他产生向上意志（StrivingforSuperiority）的，所以李敖随时没有忘记用这些念头去衡量他的一切行为是不是符合一个他要达到的“伟人”的标准。

在这种初期自励的过程里，在自定的理论的指使下，李敖在行动上集中苛求自己的有三点：“沉默”的训练、“自责”的训练和“意志”的训练。他说沉默就是进步的表示，沉默的时候是他最进步的时候，因为沉默带给他缜密的思考、清醒的意识、安定的内心与沉重的情绪，“多说可不必说的话只是证明我为人的没有定力、言辞的没有分量”，在他眼里，“‘默默不语’是一种最伟大的作风，何况事实的是非恩怨又是一本搞不清的烂账”，他把沉默看作是成熟的表示。所以当他有一次在近代史课上突然失声笑了出来，他立刻觉得这是很“不够严肃”的、是距离“雍容的长者风”很远的、是很要不得的，他觉得“太不满意了”，于是他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思和自责。就是在这样一环套一环精准周密的“大宏愿”下、在这样一日复一日毫不怠懈的“尝试、失败、再尝”（trialanderror）下，李敖解开了一团又一团纷乱芜杂的心结，他在心境上终于看到别有洞天了。

同时在行动上，李敖近乎残忍地把时间卡紧。他做了一个精确的计算来促使自己进行“小段时间的把握”：

“每天我浪费了十分钟时间去谈天，十年间便浪费了六百多个小时！每天浪费了一小时的时间去鬼混，十年间便浪费了五个多月！六百多个小时的读书该有多么大的成绩！六百多个小时（二十五天）的专攻可以使我精通一本普通植物学了！可是这却是从人人都不重视的十分钟开始；五个多月的读书该有多么大的成绩！五个多月的专攻可以使我精通一部明史了！可是这却是从人人都可轻易付出的一小时开始！当我发现我能用这种透视的眼光与远见来看时间的重要性的时候，我不能不感到一种莫可名状的恐惧与紧张，我清楚的自觉到，我是万万不能再轻易浪费我的十分钟一小时了！”

他不允许自己偷懒，在对时间高度的珍视下，他的一切行动都围绕“把握时间”挂帅，这个习惯性原则从此跟随了他后来的一生。最显著的表现是，他痛恨同“不爱光阴的朋友”的交往。他在札记中记着：一次与几个朋友闲聊，消耗了四个小时，“极为追悔”；一次与室中同学返老还童，晚上大捉了一阵迷藏，事后对这种“狂欢的娱乐”也是“甚悔”；一位朋友约看电影，“票都买好了，其意甚殷”，他还是拒绝了。李敖很看重同知心朋友谈心，他经常会同他们做“有意义的交谈”，直至深夜甚至通宵，（1）但是他尽最大可能地拒绝同他们看电影，拒绝同他们做无谓的闲聊，拒绝同他们打成一片。很自然地，有意的隔离使他感到鹤立鸡群的优越，但同时也给了他孤独的侵蚀，他这时感到自己完全站立在了所有其他人的另一边。然而就像他不逃避困难一样，他也不苦闷于孤独，他用“铁石心肠”这样的意念来稳固他的决心，他觉得这个时候“铁石心肠”是意志的最成功的表现，它比任何做人的方法都来得紧要、来得有效、来得干脆，他告诉自己“理智是不够的、感情是坏事的、冲动是胡闹的，只有‘铁石心肠’才是最有劲最磅礴的的人生”。为了“从孤独中创造自我”，他残忍地采取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强迫手段、绝后路的手段”，他让自己在孤独中跌摸爬滚。于是渐渐地，他发现了孤单的可爱。当他每夜入睡前带着虔诚庄敬的心情精读日记的时候，他是那么地心安理得；当他反复凝固他的人生计划的时候，他是那么地充实；当他同朋友交换对人生的看法的时候，他是那么地坦然。在一次又一次“勉强去做”之下，他终于在行动上做到了“养成习惯”，他终于做到了“兴味盎然”。他在残酷的“自我炼钢”的历程中得到了他所期盼的。

我们得到了什么？

李敖在《大学札记》的最后一则说：

“日记是一种无害的解脱方法之一，每当我‘有点茫然’的时候，它时常帮助我渡过难关，超越不满意。我半年来小有‘担当的力量’，不能不说是它的果实与功绩。近来我自觉我终于能把这心灵的负担放下了，因此我决定结束这本日记。”

他又在“前记”中说：

“在这批札记写后二十五年，我把它公布，我相信：对想了解自己、想了解时代、想了解李敖的人们，多少总有些施教的作用和历史的意义，因此我就不再‘藏诸名山’了。”

虽然我们觉得可惜的是，当李敖变得越来越“伟大”的时候，某些人格上的优点，诸如作为一个学者起码应该的自省精神，反而随着他的伟大而逐渐退化了；而某些人格上的弱点，诸如爱情虚无缥缈观，又反而随着他的伟大而愈演愈烈了；但是就其成长的历程而言，这无疑告诉我们：没有人是天纵圣人，李敖自然也不是，但是李敖用“自我炼钢”的人格训练，硬是把自己炼成了一个“圣人”。

如今的李敖，已壮志暮年、垂垂老去，却依然傲气纵横俯瞰天下，这同他早年奋发自励的“自我炼钢”不可谓渊源不深；纵观李敖大半生，他内斗外斗、八面树敌，却迎锋而上游刃有余，这同他早年力反传统的“自我炼钢”不可谓渊源不深；他迭陷囹圄、屡遭监禁，却壮志益坚久而弥笃，这同他早年忍耐孤独的“自我炼钢”不可谓渊源不深；他情人无数、婚恋曲折，却洒脱自如毫不骄情，这同他早年淡忘爱情的“自我炼钢”不可谓渊源不深。可见，看李敖，不管看他的不凡还是不足，只要别忘记了李敖也“早年”过，只要别忽视了李敖早年的经历，是不是一切都可以比较彰显了？同时，每一个才气横溢却未免壮志不酬的人，从李敖的早年看到自己痛苦的影子的时候，是不是也该看到一些出路的希望了？

2002年4月14日

杀人手段救人心（高一峰）

四十年前，二十七岁的李敖写下一篇长文：《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整篇文章，咄咄逼人而又有理有据，从题目到内容，都充满了浓烈的火药味。因此文章刚在《文星》杂志上发表，就招来了他人的围攻，并以此在台湾引起一场如火如荼的“中西文化论战”。而在这场空前的论战里，李敖扮演了一个心狠手辣、独当一面的思想战士。

在写下《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的两年后，在论战平静下来以后，李敖又悄悄写了一篇短文，叫《文化论战的尾巴》，文章里他这样独白：

在一个再启蒙的运动中，我乐意做一名先锋，但却不是“廖化式”的先锋，蜀中没有大将，“大批的主将”，光是廖化又有什么用？居浩然先生这次去澳洲前，我们在一起吃饭，他感慨地对我说：“台湾的学阀不让我活，我只好‘乘桴浮于海’了，你的朋友，我的朋友，我们一个个都走了，留下了你一个人去做‘姜维’吧！”听了他的话，我们忍不住大笑，因为只有大笑，才能给我们的眼泪做堤防。如今，我，一个没有职业也没有浮海家伙的人，依稀在梦里、在酒醉里，厚颜接受浩然的委任，做起姜维来了，我的心情比一年半前还沉重。姜维的血泪是孤子孽臣的血泪，姜维的悲哀是为时代殉葬者的悲哀。有多少次，我似乎过敏地感觉到我将注定为我所面临的时代殉葬，它也需要这么一个“漫天星斗的小星”来为它殉葬。恰似以色列是上帝的选民，我是时代崩溃的选民。过去的大星已殒落，现在的大星又在哪儿？如果时代不许你的光芒再大，那么，殒落吧，你这颗小星！

透过这段苍凉的独白，一个心狠手辣、独当一面的思想战士的形象，逐渐在我眼前模糊，而一个痛心疾首、悲天悯人但无法力挽狂澜的索漠英雄的形象，却在我面前清晰起来。

我暂时懒得去研究论战引发的种种问题和论战带来的意义。我将这两篇文章反复比较阅读，反复体会它们在字数上形成的张力、在格调上形成的张力、在力度上形成的张力，以及同一个作者在前后心情上形成的张力。反复的结果，我想到了清末丘逢甲的一句诗：

“烈士肝肠名士胆，杀人手段救人心。”——

心怀救心，所以悲天悯人，所以造英雄。

杀人手段，所以心狠手辣，所以成战士。

在形势逼得我们不得不站出来说几句话的时候，我们说话的方法不外乎两种：“正直的建议”和“刻薄的批判”。但是，所谓“正直的建议”者，不过是“泛敦厚主义”的表象化而已。因为要“正直”，便不免“敦厚”起来，于是在“正直”底下，在“敦厚”面前，一切的表达都变得虚礼化、平庸化，一切的意见都变得缺乏生机与力度，一切的建议，都变得温吞吞、失去了强打度。这时候，就连提出建议的人自己，都要欲言又止，都往往要在是非边缘打转转，而面对他的建议的人，自然更是搞不懂他到底在尖锐地反对什么，或是在大力地赞成什么了，他这时听到的，只是一大堆嗡嗡的客套话。

自古以来，因为“正直的建议”而把事情越弄越糟的先例，实在不知道有多少。当接舆髡首、桑扈裸行，他们的背后正是“正直的建议”；当伍子逢殃、比干菹醢，他们的背后正是“正直的建议”；当屈原沉江、史迁受宫，他们的背后也正是“正直的建议”。正直啊正直、建议啊建议地，苦口婆心了老半天，结局通常仍旧是“忠不必用”“贤不必已”，正直建议了一箩筐，等待他们的通常仍旧是窝囊气。因为没办法的，世风日下，形势实在是糟得不能再糟了；流弊所积，孺子实在是难以晓之以理了。在这样让人倒胃的前提下，指望听建议的人（们）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从此不再糊涂，从此上进起来，岂不是太荒唐太闹笑话了吗？

所以，“正直的建议”既不得行，只好死马当活马医，来一把“刻薄的批判”，使一招“杀人手段”了。

“刻薄的批判”的人，“正直的建议”的人，在骨子里他们的初衷全无二致：都怀着一颗“救人心”耳。但是基于形势，“刻薄的批判”的人，面对麻木不仁，他们不再顾忌什么批判的“态度”问题，他们只管批判的“内容”是什么，只管“批涉点”（pointofreference）是什么。他们也不怕被扣上“肆意辱骂”的大帽子，只要我的批判能够“挖出苦痛，引起疗救的注意”，这就够了。对于个人，他们会撕下脸皮、当仁不让；而对于群体，他们做得到“理来情无存”。因此“刻薄的建议”的人，他们的文字文风往往透露出肆无忌惮，往往透露出心狠手辣，往往透露出揭你伤疤，往往透露出骂你“王八蛋”。但是从效果上来看，结果除了必不可免的围攻、剿杀、忠不必用和贤不必已之外，他们的批判又恰恰是真能“引起疗救的注意”的，——狗血喷头之下，顽石也有被骂到点头的时候。他们看起来像在“杀人”，实在是在“救人”，只是被救的人通常自己还不知道、不敢知道罢了。所以，当我们绕开批判者的泼辣，走到他的背后，我们不难看出他背后苍茫的索漠。

从李敖说到“杀人”，又说到“刻薄的批判”，不能不指出：李敖并不是中国现代靠“杀人”吃饭的第一个人，第一个靠“杀人”吃饭的，是鲁迅，这种“杀人手段”，也因鲁迅而成熟。鲁迅的“杀人手段”和“刻薄的批判”，影响了数代人，李敖的“杀人手段”和“刻薄的批判”，影响了起码整整一代人。但令人神伤的是，在鲁迅与李敖之间，同样的“杀人手段”和“刻薄的批判”，却一个也找不到了。换句不客气的话说，从鲁迅到李敖的四五十年间，真正能影响人心、对时代起震动的批评家，是一片空白。

每一个时代，都会有它特定的时弊。这时候，真正的批评家他们很清楚，他们肩上的使命，已不是个人荣辱和前途的问题，而是关系传统因袭和时代前程的问题，他们的态度将直接影响人心的反应，直接影响问题的解决缓急。很显然地，当“刻薄的批评”和“杀人手段”都不至于影响人心，都不至于促成问题的解决，“正直的建议”还有用吗？

我们真希望，希望这个时代再跳出几个“杀人手段救人心”的真批评家来。

2002年8月5日

[附记]

我说中国现代几十年来没有一个“真批评家”，我一点也不觉得我在危言耸听，我一点也不觉得我在夸大其词。

以前林语堂说过一句话：“要做作家，必须能够整个人对时代起反应。”我相信这句话用在批评家身上，才是更适合的。当一个批评家讲出一番大道理来，连一个起码的附和或反对的人都没有，那个批评家该多失败！所以我认为，一个正常的时代，对于批评家的批评只应该有两个反应：“肃然而起敬”或者“群起而攻之”。任何一个入流的批评家，都要以能不能让人起这样的反应来衡量自己的水准；而任何一个思想不断进步的时代，都要以会不会起这样的反应为基准。

很显然，我们现在看不到有这样一个入流的批评家；这个时代，老实说也并不见得是一个思想不断进步的时代。

我把这样的僵局归罪于现在的批评家。这样的僵局应该由批评家来主动打破。

我不怀疑我们的批评家有打破这种僵局的能力，但是，我不得不怀疑他们用来打破这种僵局的方式。我们的批评家真应该看到，面对一个科技飞速进步但思想不断麻木的时代，苦口婆心是没有用的，不痛不痒是没有用的，温吞水是没有用的！真正的批评家，应该是毫不客气地“打开天窗说亮话，脱了裤子谈思想”，没有什么不能说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当一个时代的人，因为批评家的一番话而大起反应的时候，这个时代的思想还会不动起来吗？

所以，在这样的形势下，在这篇文章里，我只愿意对批评家的“表达法”即“态度”问题，说些我的看法。而至于批评家自身的功底问题，虽然我素来重视，但反在其次了。

文章-责任-扮（高一峰）

——一峰对话录

文章合为时而作，歌诗合为事而著。——白居易

客人（以下简称“客”）：读过你不少文章，发觉你从来不愿轻易肯定什么，总是不开口则已，一开口，你总爱把话说绝，商榷的余地很小。因此你的文章，总体给人的感觉比较偏激。你自己是怎么看的呢？

高一峰（以下简称“峰”）：现在的人有一种曲解，因为戴着有色眼镜，总把“直言不讳”错看成“偏激”，好比你说“现在有些人的文章写得不错”，没人来反对你，但是你一说“现在的人写文章，实在没有几篇好的，没有几篇不是破烂货”，就遭到一票一票的围攻。但事实上，两句话说的不是一码事吗？一旦你把不好的事实直说出来，就是会引起不满，说你偏激。这是偏激吗？反过来说，偏激又有什么不好？你去看鲁迅全集，他哪篇文章不偏激？北大教授钱理群总结鲁迅文章的特色，其中一点就是“偏激性”。但是他的偏激，影响了多少人，给中国二三十年代的思想界，带来多少震荡、多少进步！偏激有什么不好？但现在不是这样，现在的状况是，坏东西不能说，说出来就是哗众取宠。于是你不说我不说，大家相安无事，稀里糊涂就算了，这样的中国人，思想上谈什么进步？

客：可是，我们常说“忠言逆耳”，既然是忠言，为什么要逆耳呢？如果非要“针砭时弊”，用你的话说，非要把不好的事实暴露出来的时候，能不能不那么偏激——

峰：你也认为是偏激。

客：（笑）好，不是偏激。——能不能不要“直说”，能不能换一种方式，比较柔和地表达，并且起到同样的效果呢？我想这是关于说服技巧的问题吧！

峰：你既然知道“忠言逆耳”，就该知道“忠言逆耳利于行”——听起来不爽归不爽，还是有利于刺激行动的嘛！

客：一定会刺激行动吗？有时侯也会有坏处啊！三国时弥衡击鼓骂曹，言辞够激烈了吧？结果却反被曹操借刀杀人，命丧黄祖刀下。试想，假如他弥衡说话不那么跩，而采取好言相商的态度，曹操说不定倒会反躬自省呢，至于对他动杀机吗？

峰：没错，是可能带来负面效果，但是你忘了，曹操是个绝对有野心的人，他既然做得出挟天子令诸侯，我就不相信你跟他好言相商，他就会自我反省了。你说得没错，弥衡的偏激，是遭来了杀身之祸，但总比说了半天，听的人没有半点反应来得好。偏激带来的效果，是那种不温不火的“中庸之道”绝对达不到的。

客：何以见得呢？

峰：这个问题，我想我在《杀人手段救人心》里早已说清楚了。我觉得要起到“警世”的作用，“好言相商”是没有用的，“正直的建议”是没有用的。因为要“正直”，在态度上你就免不了会敦厚，在这种“泛敦厚主义”下面，你所表达的一切，都会变得虚礼化、平庸化，你的所有意见，都会失去生机和力度。这时候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最可怕的是：这时候，你提建议的人自己都欲言又止，都要在是与非的边缘打转，听的人自然更搞不懂你到底在尖锐地反对什么，或者在大力地赞成什么啦！你不能让他明白他错在哪里，你让他怎么反省？所以我说，正直的建议只会让人心越来越麻木，你苦口婆心了老半天，说不定人家睬都不会睬你。

客：那倒不见得！不能说“正直的建议”起不到任何作用啊！有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刘邦原本是个傲慢的人，郦食其去拜见他，他不但不迎接，反而坐在床上，叫丫头给他洗脚。于是郦食其进门就劝刘邦，说：“足下欲成大事，不宜踞见长者。”刘邦不是连忙整好装束，把郦食其请到上座吗？并且你也知道，后来的刘邦，一直都礼贤下士，这同那次郦食其“正直的建议”，不能说没有关系吧？

峰：你举的例子很有代表性。不过你忽略了一个前提：刘邦是个胸有大志、并且通情达理的人，所以“正直的建议”对他有效果，假如换了项羽试试看呢？在项羽这种不开窍的人面前，你觉得“正直的建议”还有用吗？你记不记得我提到的《楚辞》里那段话：“接舆髡首兮桑扈裸行，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

客：记得，四个人都向上面进忠言，但结果都很惨。

峰：就是啊，包括写这段话的屈原本人，最后也弄得投江自杀。再说近点吧，中国近代的谭嗣同、康广仁、刘光第他们，也都这样。为什么这些人结果会这么惨？他们不都很“正直”吗？他们的“建议”不都很“正直”吗？怎么还这么惨？还不因为说话不看对象嘛！在麻木的人面前，你鸡对鸭讲，还指望晓之以理，岂不是太笑话了吗？既然这样，还不如“刻薄地批评”，死马当活马医，说不定在狗血喷头之下，顽石也会被骂到点头呢！所以我说，我喜欢清朝彭玉麟那句诗：“烈士肝肠名士胆，杀人手段救人心”——看起来是在揭你伤疤，在骂你王八蛋，像杀你一样，其实是在救你，把你从麻木里边救出来。

客：在你看来，现在的人心就那么麻木，思想界的状况就那么坏吗？

峰：至少不那么好。这从文艺界就可以看出来。你看现在号称写小说的有多少，写诗歌的有多少，写评论的有多少，出书的又有多少？但真正有水准的，你找得出几本？你自己去书市看一看，就知道我的话一点也不危言耸听。

客：你的话倒让我想起，以前陈垣说，一本书写出来，如果流传了二十年，还受人们欢迎，那本书才叫好书。用陈垣的标准来衡量，我还真不敢说现在有多少好书。

峰：现在那些书，用不着流传二十年，能流传两年，就要烧高香了。

客：假如真这样，你觉得问题出在哪儿呢？

峰：问题在于敢打破现状的人太少，敢说自己的话的人太少，敢暴露自己个性的人太少。你可以去做个最基本的抽样调查：从小学到大学，你看到的文章，全是清一色清汤寡水，都是甲跟乙没什么两样，乙跟丙、跟丁又没什么区别，你懂我意思吧？证明现在的年轻人，跟本没思想，因此很难写得出好文章。当然，这全拜今天伟大的教育制度所赐。可是为什么没多少人来打破这种现状呢？所以龚自珍说“万马齐喑究可哀”，要打破这种“万马齐喑”的现状，就必须“不拘一格降人才”。这一点，我觉得纵向看还不够，还得横向看——多看看台湾。

客：你觉得台湾做得很好。

峰：相对于我们来说很好，至少活跃N倍，敢说话的人也相对比大陆多。为了一点芝麻绿豆小事，大打笔仗，甚至闹到衙门打官司，打完笔仗、打完官司，再到咖啡吧聊天，这一点我们绝对做不到。整体意识达不到，没办法。所以我说，假如台湾不搞独立，台湾很多地方可以做我们的榜样。

客：但是在意识上，我们也有脱颖而出的例子啊，像余杰、韩寒这些年轻人的文章，就写得不错啊！

峰：那是我们自我满足。难得出了个余杰，就视为尤物，难得出了个畸形儿韩寒，就当作宝。其实他们哪里能代表现代年轻人？你告诉我。他们哪里值得捧这么高？一个严肃得过了头，一个又玩世得离了谱，这样的年轻人，如果当他们是宠物，你说中国人的头脑还有什么希望？

客：这也可以说是中国思想走向的一个过程啊！你不觉得每个时代都需要一点“英雄崇拜主义”吗？ 从现状来看，很大一群年轻人，他们的确需要有这么几个出色的榜样，来激励他们也做得出色一点啊！

峰：要做英雄，他们还不够格。英雄崇拜是好的，但应该仅限于个人而言，每个人心中，都可以有一个、甚至多个英雄。但如果英雄崇拜上升到一个群体，并且整个群体都在供奉一个“不够格的英雄”，那就好比大家一窝蜂练“法轮功”——

客：（笑）“法轮功”也拎出来了！

峰：完全可以拎出来！你看现在有几千万人在练法轮功，几千万人在搞同一个英雄崇拜，事实上大家脑子都秀逗了：李宏志他哪里有做英雄的可能性？不管从现状来看，还是从宗教来看，如果大家稍微有点常识，一看就知道，法轮功是邪教，就不致于这么傻不鸡鸡。

客：哈哈！我只知道，从现状看，练法轮功练得死那么多人，练得家破人散，法轮功的确够邪门儿的。

峰：对，你说得没错，局外人从这一点就足以批判法轮功。但对于李宏志这票人，你光讲现状是不够的，你练法轮功练得走火入魔，练得自杀，他会说你佛性不够，归依的诚意不够，所以你得更深层次地，从宗教本身，去挖他老底。从宗教看，法轮功一开始就打着佛教的幌子，招摇过市，但全是骗人。再说精确点：法轮功的标志，不是一个法轮吗？它的教义，不是让人通过自我修炼，达到升天的目的吗？这接近于佛教里的喇嘛教派。但是稍微懂点常识就知道，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教派，都曾经被用来欺骗过小百姓，被用来压榨过小百姓，比如儒教、道教、伊斯兰教、穆斯林教，等等等等，当然还包括其他七七八八的教——但唯独除了佛教。你什么时候从书上看到过，有人利用佛教害人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

客：好像是没有过。相反的，用佛教救人的例子倒不难找，比如“十三棍僧保唐王”。

峰：就是啊！并且你知道，佛教也讲所谓“四谛”啊，就是“苦谛”、“因谛”、“灭谛”、“道谛”，也教人如何自我修炼，一步步摆脱痛苦，升到极乐世界啊！法轮功就想利用这一点往上靠。但佛教用的手法是什么？是“行善”！而法轮功呢？是“麻痹”！先要把你整得神智不清。所以我常常说，李宏志这家伙，因为读书不多，冒冒失失给自己定位成佛祖转世，他一开始就错了。

客：（笑）可是，说了这么多，这跟我们前面讨论的中国思想界，又有什么关系呢？李宏志固然不够格做一个传道者，但是难道你想说，余杰、韩寒他们，也不够格做一个写作者吗？

峰：你一会儿就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够格。前面说的法轮功，它作恶作到今天这种市场，小百姓的盲从性当然该打屁股，但冤有头债有主，罪魁还是李宏志。可是我们现在反法轮功是怎么反的？我们根本不是在想办法反“法轮功”，我们是在一个劲反“练法轮功的人”，你懂我意思吧？什么叫擒賊擒王？事实上李宏志一天不死，法轮功哪里灭得了？同样的道理，余杰、韩寒他们，作为年轻人，自然也写出过一些不错的文章，说过一些很多人不敢说的话，但是不管从哪一方面说，他们的缺陷都太多、太明显，有必要那么宠他们吗？如果说真的要吹捧英雄，被吹捧的决不会是他们，我们应该先否定他们，然后跳出来更多合格的英雄，更多比他们好的英雄才对，就像二三十年代鲁迅那个时代，并没有一个特定的英雄，而总是有很多英雄，所以整个思想界才非常活跃。

客：我赞成你说产生更多英雄，但为什么要先否定第一批呢？比如余杰他们。

峰：因为不合格嘛！

客：就算他们不合格做英雄，也至少可以起到引领作用，带动作用啊！我觉得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至少可以刺激我们的思想。

峰：刺激没错，但要讲引领，讲带动，他们还嫩，充其量把大家引错路，带坏事——就像李宏志。

客：怎么说呢？你不是也觉得他们敢说真话，精神可嘉吗？

峰：光有精神是没用的，就像中国足球，天天吵着闹着要冲出去，精神可不可嘉？可嘉得很呢！可是冲出去了又怎样？侥幸冲出去了，心态反而弄坏了，因为拿不出更多的硬功夫来。

客：你是说他们功夫不到家？

峰：事实就是这样。并不是说会骂骂人，会磨磨嘴皮，就是功夫了，那样的话，多培养几个泼妇出来骂骂街就可以了。

客：那他们的欠缺在哪里呢？

峰：不是欠缺，是致命伤。他们的共同致命伤，基本上有两个：第一，在学问上，他们下的工夫还远远不够，换句话说，看的书太少，思考上也不够，导致的结果就是，一下笔就出错，骂人也骂不到点子上。

客：在年轻人当中，他们花的力气算小吗？就这么点年纪，不可能读遍所有的书啊！

峰：不需要读遍所有的书，也没有人能做到。但是，说他们花了大力气，我不承认。在我看来，一个人明明可以花十分力，他却花了九分力，那也叫偷懒，虽然九分力比起别人的三分力，是显得多一点，但那并不就等于说他们做到了家。

客：那责任在于媒体啊！说不定人家背后也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也在加倍努力啊，只是媒体硬把他们哄抬得这么高而已，你要反对，大可以反对商业炒作嘛！

峰：我不会反对商业炒作，这是商业时代，商业时代而不来点商业炒作，连文化都叫不响的。不久的今后，别人不炒作我，我也会自己炒作自己，否则听到我声音的人太少。关键是别人炒作你之后，你自己还看不看得清自己。所以，最要命的是第二点：他们的“自我炼钢”能力和意识都不够。

客：你是说，他们受到了重视，但重视越多，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反而越不那么高了？

峰：基本上可以这么说，可能还要严重一点。因为你也说了，他们的一言一语，并不是他们说给自己听的，而是会有另外一群人在学样的。因此，什么叫“责任感”，他们应该比常人有更清醒的认识。但是一个人不可能是天纵圣人，在成功之前，每个人都是凡人，因此这需要有意识地强化自己，这种强化，有时侯是非常勉强的、非常刻意的，甚至是非常迫不得已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现在读《胡适留学日记》，知道胡适那时候喜欢赌博，赌上了瘾，于是在日记里发大宏愿要戒赌。今天说要戒，明天又赌，赌了就后悔，后悔了又写日记说明天一定要戒。这样反反复复，一共拉了十三回锯子——注意哦，十三回——最后才不赌了。你懂我意思吧？像胡适这样一个人，年轻时会染上赌博的癖好，说明他也是个凡人；一般人赌就赌了，赌久了就陷进去了，胡适却会后悔，说明他有成功者的天份；戒赌戒了十三次，说明每一次都暴露了他凡人的本性；但最后还是最后成功了，并且连带着把烟也给戒了，这才能成为后来的胡适嘛。你懂我意思吗？这个被人们敬佩的胡适，并不是天生的。

客：换句话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成功者，他的成功都不是平白得来的，而是经过长期酝酿得来的。

峰：那当然啊！没有人是天纵圣人，他胡适当然也不是，只因为他从年轻开始，就有强烈的“自我炼钢”意识，戒赌戒烟只是反映出来的一小块内容，所以他最后能够成功，是很自然的。而像余杰、韩寒他们，本质上都少掉了这样一段经历，因此很多时候，他们的思维、他们的观点、他们的举动，都很难经得起考验，时间一长，连他们自己都偏离原来的方向了，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积累过、沉淀过，你还指望他们起引领作用、带动作用，你说有多滑稽！所以我把他们这一派，归为“暴得大名派”。

客：哈哈！九品之外又一品。不过有一点倒是可以肯定的：对于余杰，假如没有贺雄飞和钱理群，他要成名至少不会在大学时候；而韩寒，倒是现在的烂教育制度成全了他。

峰：所以说啊，这一品可不是什么画龙点睛的一品，而是画蛇添足的一品——本来不该有的，现在倒有了。你知道吗，这品人走到最后，最容易犯的毛病，不是染上古代所谓的“方巾气”，而是染上“商人气”：第一本书出来，虽然硬伤很多，还勉强说得过去；第二本、第三本书，不是弥补以往的不足，而是暴露更多的硬伤，书的水准不见提升，腰包倒鼓了不少。“著作等身”对他们来说很容易，挣钱对他们来说也很容易。更让你倒胃口的是，还有些人，原本可以不归入这一类，却偏偏硬往里钻，弄得晚节不保——我说的是余秋雨。他的前几本书，批评的人不少，但我看写得都不错。可是你去翻翻他新出的《出走十五年》，就知道我为什么对他绝望了。

客：我大致翻过，是一本散文旧作的选集，只有一篇序言是新作，噱头不小。所以你说，一个好的写作者，“责任感”很重要。

峰：完全是这样。

客：你刚才说到商人气，我想到了“快餐书”，就是那些所谓的成功之士，酒足饭饱之后，拼凑出来的《走向成功X个法则》、《成功的Y个秘密》等等，并且出了一本又一本，无聊至极。如果他们也算写作者的话，我觉得可以称他们“脑肥肠满派”。

峰：哈哈！这个叫法很吻合他们的形象。本来成功学对于任何一个人，也是一门必修的学问，的确有时侯自己闷着头想问题，是会误入歧途的，需要适当地佐以高人的点拨。但是现在这样的“高人”太多，弄得人们无所适从。所以你说的“脑肥肠满派”，我认为除了成功学创始人奥尼森·马登，还有后来的马尔腾、中国的林语堂这些人可以担当以外，现在写这些书的，连进“脑肥肠满派”都不够本，最多算是“满脑肥肠派”。跟这派人天方夜谭地学习成功，你不死得难看就幸运了。所以我一向很固执地认为，现在的“成功者言”，多不可信——成功之后说大道理，谁不会说？谁知道他没成功时怎么想？所以我宁肯去找正在奋斗的人，听他们的谈话，就像我们现在的谈话。

客：因为你会从他们得到更多切身感悟。

峰：正是。不过，“暴得大名派”也好，“满脑肥肠派”也好，比起另一派来，还要稍微好一点，叫“眼泪鼻涕派”，就是安妮宝贝她们，以前的琼瑶、岑凯伦，也都属于这一派。前面两派，你可以说他们功底不行，可以说他们责任感不强，但至少有时侯像你所说的，还可以刺激年轻人一下，有刺激就有积极向上的可能，这点潜力是不可以抹杀的。但对于“眼泪鼻涕派”，就几乎没有功底可言，没有责任感可言。在她们的文章里，你只看得到“媚世”：软弱的心灵、阴冷消极的观念、混沌不清的思想、矫揉造作的文字，都在这些文章里体现出来，所有的人生观、爱情观，在她们笔下，都成了苦苦啼啼。所以我说她们是“眼泪鼻涕派”。靠媚世来取悦读者，这样的写作者，是最该骂的。很自然的是，这一派人，基本都是女性。

客：是女性就自然吗？可见你骨子里根本歧视女性。你这么前卫的人，也不提倡“男女平等”吗？

峰：我不提倡男女平等，因为我从来不认为男女不平等。只是你不要忽略了，所谓的“男女平等”，也包括女人应该付出和男人同样多的努力哦。但是照目前的状况看，似乎男人更应该呼吁“男女平等”，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就是为什么我批评安妮宝贝她们的原因，因为她们不努力，至少努力得不够。

客：可是她们的书也有很大的读者群啊！不能因为你说她们写得不好，就让读者不要去看她们的书吧？

峰：但这并不能说是她们努力后的见证，因为你不得不承认，她们的文章根本没法给读者带来什么。幸好这种文章没思想，假如有思想，那最多也是烂思想，后果更糟。读者有时候是很懒的，经常是你写得不对，时间久了他们也被洗脑得接受了。所以，你没法指使读者去读什么书，或者不读什么书，但是写书的人自己必须意识到，你写了一本什么书——还是前面说的，这是写作者的责任感问题。

客：如果抛开思想性不说，单就文章本身而言，你认为他们写得怎样？

峰：你问这话，就好比问：如果抛开灵魂不说，单就尸体本身而言，这个人长得怎么样。在我看来，任何文章，缺乏思想性，根本就不叫文章。思想性并不限于评论、杂文，散文、小说、诗歌这些基本的文学体裁，都得有思想性。不过你既然这样问了，我可以勉强回答你。好文章有两类：一类是以博学取胜，像以前的梁启超、陈寅恪、钱钟书，都属于这一类；另一类是以表达法，就是在表达技巧上取胜，像以前倡导白话文的胡适，就是这一类的佼佼者。什么叫好文章？说白了很简单，就是“你要说什么？”（Whattotell）加上“你要怎么说？”（Howtotell），同时能满足这两个条件的，一定就是好文章，而如果一篇文章有问题，问题一定出在这两个条件里面。所以你会发现，现在文章写得好的人，真的很少：不是内容空洞，不知所云，就是句子冗长，读起来像绕口令。这样的文章，即便给他开后门，不谈思想，能算是好文章吗？参照这样的标准，你刚才的提问，我不直说，你也该明白我要说什么了吧？

客：明白是明白，可是你的评判标准也太严格了吧？今天还有符合这种标准的人吗？

峰：我们这一代暂且没有，但是比我们上一代，还有一个，并且还活着，就是台湾的李敖。

客：李敖给我的直接印象，就是自大狂。并且他非常善于吹捧自己，就像你说的，自己炒作自己。所以你说他的文章好，在很大程度上，也受他这种“广告效应”的影响吧？

峰：广告做得再好，也得拿得出货啊！广告没法把坏产品变成好产品。李敖的自负，自然有其自负的后盾，我用一句话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李敖没有台湾，李敖没有历史；台湾没有李敖，台湾的历史得改写。不过对于李敖，不是今天几句话可以说完的，我会用《历史的李敖》和《李敖研究》两本专著，分别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来写他；今天我只说：李敖的文章虽然写得好，但他的人格比文章更好，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够从二十多岁红到六十多岁，并且一直享有这么大影响力的原因。用这句话，也可以概括前面我们讨论的一切问题。

客：听你谈了这么多别人，如果要你谈谈你自己的文章，你觉得你有什么优势吗？

峰：等了这么久，你总算又回到我身上来了。（笑）其实我不大喜欢评论别人的文章，好文章——如果有的话，不需要我来评，坏文章我又懒得评，面对一篇烂文章，我宁愿自己写一篇。简单地说，偏激就是我的最大优势，刚开始我就说了，因为偏激可以带来气势和强打度。但在偏激的背后，我觉得我的文章至少有三点，可以被学习，甚至模仿：第一，我读的书比一般年轻人多很多——

客：你是书香门第？

峰：你抬举我了。我出身贫寒，“书香”谈不上，“书臭”还凑合。——我是后天努力型的，并且我很会用“心”去读书，因此在读了很多书以后，会使得我的文章“资料性”大大增加，资料是说服力的根据，现在很多人都忽略这点。现在你别说《论语》、《诗经》、《资治通鉴》这些经典，大部分人连最起码的《三字经》都没读过，你让他们怎么去评论中国文化、中国思想？现在人不愿意静下心来，花力气读书了。当然也有人读书的，但是读书用脑子的不多。

客：凭什么这么说呢？

峰：比如吧，上面说的《论语》、《诗经》，也有人在读，但是会读书的人就会发现，再用以前的眼光来读这两本书，就是书呆子了。真正的读法应该是：《论语》其实是孔老夫子同他的徒子徒孙侃大山的记录，并没有博大精深的系统性和严密的逻辑性，认识到这一点，《论语》就该当作小品文去读，就不必把它捧那么高了。而《诗经》呢？《诗经》里面隐含着很多先秦三代的史料，因此，《诗经》不是诗集，而是历史书。——你看现在还有多少人这样活读书？

客：假如用这样的心态去读中国古书，读书的心态都很变得很好。

峰：对啊！还有第二点：我的文章思路很清晰，要表达什么（Whattoexpress），我会表达得很有条理，否则的话，资料越多越坏事，那样的资料，起不到论据的作用，只能说是“獭祭”。但是很多人却常常犯思路不清的毛病，这样的文章写出来，再闪光的点子，也难免被淹没掉。再加上第三点：我的语言是超级白话的，白话到和平时说话没什么区别，所以你看我的文章，几乎全是短句，并且不怕有病句——平时我们说话，不也经常犯语病吗？没有谁会把语法规则带在嘴巴上，这样反而会让你觉得有亲和力，你听了第一句，很自然就去听第二句。大致来说，“资料性”、“逻辑性”、“口语化”，很密切地形成点、线、面，这就是我文章的优势。

客：难道你的文章就没有缺陷吗？

峰：缺陷当然会有，但不在文章本身。有朋友批评我，说我最大的薄弱环节，在于生活阅历还不够，这会使我的文章缺乏更强的生命力。基于他们对我的严格要求，我想他们可能是对的。但我觉得弥补的办法，不见得是挖空心思地体验各种生活，并不是每一个文豪都做过苦吏的。就我而言，我想我会花更大的精力，去感悟书本。根据帕累托“80—20效率法则”，我不会投入不必要的精力，去感悟生活，对于一个真正努力的人，从生活中得到的收益其实很有限。当我花了80%的精力去看书，我得到的收益会远远超过总收益的80%；但当我花了80%的精力去感悟生活，我说不定只能得到20%的收益，因为我没那么多精力，去体验那么多生活，那是唬人的！我花费了更多的“机会成本”——这用经济学都解释得通。所以，关键还是：你会不会读书，会不会用书。

客：就像李敖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如读两万卷书。

峰：这不能说是没有道理的，因人而异嘛！我是个努力的人，我可以从书本上提炼到别人千辛万苦从生活中才能得到的东西。当然，我会强化对生活的敏感度，只要有些别人容易忽视的东西，到了我眼里，我不让它又跑掉就足够了。加上我的每一篇文章，至少都有很鲜明的闪光点，这些闪光点不需要等到你生活阅历丰富了才变得成熟，他们目前就是成熟的。只不过今天我二十三岁，再过十年，等到我三十三岁，那时候当我说明同样一个问题，可能姿态会更高，别人听了会更信服，但事实上真正闪光的地方并没变。

客：就目前而言，如果要你分别用一句话，来概括你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你会怎么说？

峰：这算不算是考验的我的中文能力？哈哈！要我概括目前的自己，我想我会说：“我的最大缺点是，我太自负，我的最大优点是，我越来越欣赏我的缺点。”

客：很聪明的句法。

峰：（笑）好句法是好文章的基础。好文章不需要花哨的字眼，最简单的中文就够了。

客：不过也很能说明你的自恋倾向，哈哈哈！

峰：这个我不否认。根据人格心理学，每个人在潜意识里，都是自恋的，只是我的自恋，表现得比较突出而已。但是换句话说，这也反衬出我比大多数人都自信。自信是人性里最可贵的要素——假如你自己都不相信自己，你还指望别人来相信你吗？

客：这让我记起你札记里的一句话，你说“要人格上独立，先得资格上独立”，你觉得你在人格和资格上，就目前来看，独立起来了吗？

峰：资格上还有一段距离，因为资格涉及到一个必要的东西，就是钱，没有钱绝对谈不上资格，法国文豪伏尔泰争取言论自由，也就是争取人格，书出来一本被查禁一本，前后查禁了九十多本，可是直到他死，他的敌人拿他没办法，因为他有钱——当他通过正常途径遇到阻碍的时候，钱就是资格，钱可以帮他大忙。至于人格，我自信已经逐步独立起来了：我从读书时代开始炒学校鱿鱼，到踏上社会炒公司鱿鱼，再到现在与朋友一起自己办公司——名字叫“观点”（Viewpoint），一个创意公司——人格上的独立，我早已实行了多年。与此同时，当我们发现，与其再让自己的文章经编辑涂涂改改，然后扭曲着见世，不如做拼命三郎自己干。所以我们正着手自己办一份杂志，名字也叫《观点》，我们自己做自己的媒体，自己做撰稿人，自己做主笔，自己做编辑：一切都自己来。我们这样做，为了活出一个真我来，当然是最主要的目的；另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我们要努力证明：个人的力量事实上是很大的，一切需要借助他人才能达到的目的，往往不可靠。

客：说实话，跟你谈了这么久，这是我听到的最真诚、最动人的一段话了。想再问你一句：假如不久以后，你成功了，你对自己的要求还会这么严格吗？用你的话说，你还会“自我炼钢”吗？

峰：我暂且不会去考虑成功以后的我。不过我可以告诉你：至少在成功之前，我会先“自我良好”起来，我会先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成功者的模样。

2003年1月21日深夜

[后记]

以谈话形式为文，也小有其历史了。在西方，《柏拉图对话录》发凡起例，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为此中精品。在中国，最早的谈话体著作，要算战国时的《公孙龙子》，到了近代，厚黑教主李宗吾的《亲访李宗吾答客录》、长命老人马相伯的《一日一谈》、陈石遗的《谈艺录》，可称为良品，而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里的一篇“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则可视作谈话体的变体。

谈话体不同于今天的访谈录，它比访谈更凝练。谈话体的最大好处在于，文章的主题可以任意自设，一问一答，自问自答，由于说每一句话都有针对性，因此在形式上不再是“自说自话”，于是在不经意间，把自己的观点发挥得淋漓尽致。谈话体的效果，有时侯是一般杂文所达不到的。但是写谈话体的最大难处是：写作者须时时变换角色——有时要设法攻击自己的立论，在唇枪舌剑中把自己的观点跳出来，而不显得突兀，叫读者难以接受；有时要让对手赞同自己的看法，但对手的提问又不能显得太傻太白痴。做不到这两点，谈话体很容易变成自我标榜，或者使整篇文章说服力大减。

谈话体虽有其历史，但长期以来，真正能把谈话体写精写活的，实在凤毛麟角。

我今略试牛刀，小事此文，也算在别人忽视的文章领域内，做一番激活的尝试。欢迎大家批评、跟风和效仿。

2003年1月22日补记

关于《历史的李敖》（高一峰）

1997年我还念高中的时候，在书店看到一本欧阳哲生编的《李敖狂语》，书编得不怎么样，只是一本文章选段集，但我觉得这“狂”字很希奇，就买下来，于是知道了有个李敖。这一买不得了，后来让我花了大钱去收集他所有的著作。

中国现代作家的书，我自信读过不少，但所有作品通读一过的，至今只有三个人：一个是鲁迅，一个是钱钟书，另一个就是李敖；对我有过影响的，也是这三个人；而对我有过全方位影响的，却只有李敖一人。

五年来，对于李敖，我的狂热已不及当年，理智也超越崇拜，沉淀下来。当我遍读有关李敖的所有文集以及他人的评论，我深感所有的评论，不是把他放大了，就是把他缩小了，造成的原因都是由于偏激之外毫无头脑，并且缺乏通读李敖著作的耐力，与分析鉴别的能力。因此我越来越觉得，我实在有必要再对李敖投射最后一阵狂热，花些精力来给他写一部传记，为的是把一个真实的李敖，摆放到大家面前。

当我看到大家迟迟不去花力气做这件事①，或者做得实在让人不满意②，我想我不能再等了。

本来我打算等到李敖死去的时候，再来写这样一本书，好给他的一生做个总结，包括他的学术，他的人格，当然还有他在现代中国、尤其是现代台湾的方位。但我现在不等了。我觉得一部好的传记，不应当是无聊的总结。——一个人是无需也无法总结的，就像一段历史。

本来还打算先来一部详实的《李敖年谱长编》，再来写这样一本书，但为了尽实现“展示真实的李敖”的宏愿，就只好先让传记早产。我真希望写完了这本传记，犯不着再来编年谱了，我希望一本传记已经足够说完一切。

关于传记的写法，英年早逝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先驱、现代小品文的开山祖师爷梁遇春先生③，早在七十三年前就提出过他的高见，说写传记应当“始终持一种客观态度”，“从一个人的日常细节里看出那个人的真人格”④，又说写传记应当“用真人格作中心，加上自己的想象力的能力”，然后写成一部“兼有小说同戏剧的长处的传记”，又说“希望国人丢开笔记式的记载，多读些当代的传记，多做些研究性格的工夫”⑤。但是七十三年下来，参照梁遇春的忠告，回望我们的传记，真的不由我们不失望了。

因此，在这部传记里，我鄙弃了现在通行的“大杂烩”手法，努力做到“双向展示李敖”：正文部分尽量不作考证工作，要兼备足够的可读性、耐读性与必读性，这需要用文学的笔法来完成；而脚注部分不苛求文采，却要体现严格的详实性与精准性，这又需要用历史的笔法来完成。明眼人一看就看出，这样的写法，显然受影响于三十八年前李敖自己写的《胡适评传》。正是，一点也没有错，《胡适评传》的写法太好了，它的最大好处在于，懂文学的人和懂历史的人，都会喜欢读它，所以太值得写传记的人参考了⑥。但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写传记，实在是跟自己过不去的事情，你得具备相当的历史学功底和方法学功底才成。所以，有能力或有兴致来实行它的，除李敖之外，我至今没找出第二个人来⑦。

这方面，我愿意做李敖之后的第二个实行者。

加上以李敖在现代文化界与政治界曾发生的影响力，他的是非褒贬，早已不只关系到他个人，而变得跟一个时代挂钩，成了一个时代是非褒贬的投影和折射了。以前林语堂经常说这样一句话：“要做作家，必须能够整个人对时代起反应。”李敖正是这样一个能让时代抖一抖的作家，我因此相信，按照梁启超提出的选择作传对象的标准⑧，他完全配得上有一部精心写就的传记，来记录他的一生。所以，写这部传记之前，我曾不惜人力、物力和财力，收罗一切跟李敖以及李敖的时代相关的资料，然后鉴别、筛选、沉积，成就了“历史的”注解部分⑨；再把资料熔化、提炼、再创作，成就了“文学的”正文部分。我所以愿意费九牛二虎之力，来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就意在展示“真实的李敖”的同时，努力给现代人在传记的写法上，作个榜样。所以，你看到的这部传记，早已是沙堆里淘出的金子啦，作者的用心良苦，有心人自然可见于斯。

由于我无缘面见李敖，这给我在材料的鉴别与追究事件的细节上，大大增加了难度。但这不会妨碍这部传记的进程与方向，约翰生对鲍斯威尔一直冷淡，形同陌路，但鲍斯威尔却写出了传记文学上的不朽名著《约翰生传》。我自信我的一点精心与苦心，加上精心与苦心后面的一点处理资料的能力，已足以弥补我的遗憾；我自信读了这部传记的人，都能够看到：真正真实的李敖，既没有那么大，也没有那么小；真正真实的李敖，既没有那么感性，也没有那么理性；真正真实的李敖，既没有那么遗世独立，也没有那么兴风作浪；作为一个“人”，真正真实的李敖，是“历史的李敖”。

我们至少可以相信：台湾少了李敖，台湾的历史该改写；李敖少了台湾，李敖没有历史。——“历史的李敖”，立意在此。我只求表现出这两个命题间的微妙关系，至于由这两个命题延伸出来的其他一切问题，在我眼里都不过是副产品，犯不着再去无谓地妄论了。

表现历史的最大要义是真实性，而“历史的李敖”，他等着我们去真实地展现。

2002年11月23日

①有个叫陈复的写信给李敖，声称“我常在想，如同当年你写《胡适评传》的心情，世上真能写《李敖传》，并且能够写得好的，大概只有我一人”，又说“目前的我，却有把握能替你将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尽一分心，而此工作的意义与重要性却不下于传记——那就是替你写一部‘全方位’的年谱，一部包括了你的生平、亲人、师友、学术贡献与所身处的时代背景的年谱”（《李敖书启集》——《从“冷淡”到“偷笑”（附录：陈复来信）》）。这话他说在1994年，现在，八年过去了，看来也只是说说而已了。（wjm_tcy注：哈哈！历史的轮回啊！《历史的李敖》也都过了12年了，也不知哪里去了！）

②我读过窦应泰的《我为卿狂——李敖的三次惊世婚恋》（2000年10月北方文艺出版社），这本连李敖“婚恋”过几次都没有弄清楚的书，其内容的可信度，自然想象得到。我又读过文学批评家、文艺理论家董大中的《李敖评传》，居然也只是一味堆积材料，且妄论乏陈，够不上传记文学的“客观性”标准。其他类似的书还有《李敖和他的女人们》（章晓明著，2000年1月台海出版社）、《风流才子李敖传》（江水寒著，2002年1月广东旅游出版社）、《三剑客丛书·李敖新传》（孙尘著，2002年1月山东友谊出版公司）等等，也都是在轻浮与呆板边缘打转而已。

③梁遇春，福建闽侯人，生在光绪三十二年，即1906年，1932年死于急性腥红热，只活了二十六岁，所以他的名字，知者甚少。他十六岁入北大预科班，十八岁考进英文系，二十二岁毕业后任上海暨南大学讲师，一年后又调往北大工作。他心仪并致力效仿英国散文家兰姆（CharlesLamb,1775-1834）的笔法，一辈子只写过三十七篇小品文，后来结集成《春醪集》（1930年上海北新书局）与《泪与笑》（1934年上海开明书店），但在影响力上，当时堪与钱钟书较劲。另外，他在业余时间翻译的《英国小品文选》、《英国诗歌选》，以及一二十部外国小说，也都是译文中的精品。

④关于传记文学的这个意见，七年之后，鲁迅也提到一次，不过他用的是更具体的反面教材：“给名人作传的人，也大抵一味铺张其特点，李白怎样做诗，怎样耍颠，拿破仑怎样打仗，怎样不睡觉，却不说他们怎样不耍颠，要睡觉。其实，一生中专门耍颠或不睡觉，是一定活不下去的，人之有时能耍颠和要睡觉，就因为倒是有时不要耍颠和也睡觉的缘故。然而人们以为这些平凡的都是生活的渣滓，一看也不看。于是所见的人或事，就如盲人摸象，摸着了脚，即以为象的样子象柱子。……”（《且介亭杂文末编·“这也是生 活”……》）

⑤引文均见梁遇春《新文学传记谈》（1929年5月10日《新月》第2卷第3号）。

⑥对于这本《胡适评传》，我在后面会详细谈到。

⑦可惜的是，李敖最后也没能实行到底。

⑧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版“蓬莱阁丛书”）里，对人物传记的写法，叙述颇详。其中在“人的专史的对相”一章里，他说有七种人，我们应该为他们作传：一、思想及行为的关系方面很多，可以作为时代或学问中心的；二、一件事情或一生性格有奇特处，可以影响当时与后来，或影响不大而值得表彰的；三、在旧史中没有记载，或有记载而太过简略的；四、从前史家有时因为偏见，或者因为挟嫌，对于一个人的记载完全不是事实，应该用辩护的性质，替他做新传；五、皇帝的本纪及政治家的列传有许多过于简略，应当重新作过；六、有许多外国人，不管他到过中国与否，只要与中国文化上有密切关系，都应当替他们作专传；七、近代的人学术、事功比较伟大的。——通过这样的标准，至少从第一、第二、第七点看，我们完全应该为李敖作传；而从第四点看，由于即便是现代人也对李敖误解颇多，也应该替他作传，用不着等到后世了。

⑨我甚至破天荒地动用了网络上的资源。对于这些不全可信的资源，我自然花了更大力气加以鉴别了。

李敖的“不敢”（钟钱钟书）

李敖的口无遮拦，敢做敢当是天下闻名。20世纪80年代他说自己是五十年来，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前三名的包揽者。这话听了一定有人不服。可要是说到以一人之力，单挑独裁政府、专制政权的努力与成绩，放眼天下，还真没几个人能和他相提并论的。李敖在国民党当政的台湾，上至老蒋小蒋，下至户警便衣，没有一个能逃出他的如椽大笔。然而就是这么一份在蒋经国活着的时候就敢公开写文章叫板的胆色，居然还是有人不服气。

这不，近日余杰旅游美国，在柏克利发话了——“李敖什么都批评，唯独不敢批评中共”。

这话说得真有高屋建瓴的气派。乍一听，真是让人肃然就起了敬了，绝对是一语喝醒梦中人，一针见血啊。原来李敖这么多年来就是个欺世盗名的主儿。不是吗？他要真是英雄，为什么不敢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在民进党当政的台湾，批评中国共产党呢？中国共产党在大陆那么些年来，哪天不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啊？有那么多共产党员平头百姓在大陆都敢“批评”中国共产党。你李敖在台湾还不敢，还好意思整天自吹自擂？要说到敢说敢做，我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我们在大陆，不仅天天谦虚谨慎地自我批评三省吾身。我们还花了更大的力气，骂国民党骂民进党，我们这份胆气，你李敖比得了吗？论骂国民党，我们做得比你更广泛更不知疲倦更妇孺皆知，你李敖比不了；论批评共产党，我们更是紧跟指示，进退自如，火候得当，你李敖行吗？现在大家知道了吧，谁也别想在我们面前抢风头逞英雄，我们是谁？要想在我们面前落个“好”，光在你自己家里把事情做好，那哪够啊？你得捎带手，把我们的事情也做了才行。你如果只管你自己，不管我们，你就是“不敢”，就是胆小鬼，就不够英雄。用句《河东狮吼》里的话，那就是——“鄙视你”。

这个故事听过吗？说是从前美国人和前苏联人在一起聊天，美国人开吹了：“我们美国人胆子就是大，我们敢骂我们的总统，你们呢，你们敢吗？”前苏联人听了，轻蔑地眼皮都懒得抬：“这有什么，不就是骂你们的总统吗？我们也敢。”

懂了吗，这才是真正的英雄本色啊。

慷慨激昂到这里，正为发现了我们自己的伟大而得意不已时，忽然眼角瞥到了李敖的一篇《我是天安门》，随即又想起了他的其他一些文章。搞什么啊，原来李敖批评过啊。那我怎么办？啧啧，还是像钱钟书说的“白纸上黑字是收不回来的，扯个淡收场罢”。

2003年7月12日15时45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