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论李敖：星星·太阳·我（王尚勤）—我所了解的李敖（陆铿）

星星·太阳·我（王尚勤）

已经有好几天没和维仁好好坐下来谈话了。存在于我们之间的一道墙是愈来愈高了。墙外面就好像是一道洪流，只要有任何裂缝，洪水便像怒潮般地涌进来。

结婚十五年，这样“冷战”的局面也不知发生过多少次，只是最近愈来愈尖锐化了。

我已不记得是怎么开始的。只是有一天我说：也许我应该出动散散心，旅行一下，心情会舒畅很多。何况，我那么多年没回过台湾，父母年纪也大了，我想趁这个机会回去看看他们。

一听到我说要回台湾，他的怒气就更加大了。

“你就是要逃避，以为一走了之。以前好几次，我都容忍你，这次不同，你要回去，我们就先办理离婚，把事情办得清清爽爽，谁也没有牵挂了。”

“你回去可以全力发挥你的事业，说不定还会和志昂重修旧好，这是对你最好的结局了。”

窗外正是一个秋天的下午，天空被层层乌云遮盖着。这样的沮丧天气，与我们此刻的心情，竟是不吻而合。

我和维仁对坐着。中间是一个方形的玻璃茶几，四周是镀金的，这个茶几还是最近我们趁一次减价时采购的。

靠墙的那张长沙发上，正睡着一只大黑猫，动也不动。她的世界那么安详、那么宁静，就是此刻我们的谈话，我们像波涛汹涌般起伏的心情，她又能了解几分呢？

室内的灯光也更加暗淡了。

我和维仁在对所有事物的看法上都是对立的，像两条永不能接在一起的平行线——时间愈长，距离也愈大，到后来就像活在两个世界的人。

过去我曾经幻想着——人总是会改变的——不但维仁，连我也会改变的。十五年过去了，这份幻想也跟着消失了，原来人是那么不易改变的——至少在对事情的看法上面。

我们一面喝茶，一面对坐着。

维仁好几次脱下眼镜，试着擦眼睛——我很少看到他流泪，他常常譬喻自己是条天不怕地不怕的“硬汉”——想不到这条“硬汉”也会在感情上一筹莫展。

“你知道我多年来爱你，纵容你，把你当女儿看待。可是你也要为我着想呀！人的感情总有支付完的一天。婚姻是要双方面来维持的，不能有去无回呀！”

那年，匆匆跟维仁结婚，我就预感到有这么一天。

我在年轻时，曾经将感情支付给另一个人——志昂。这样的事实，不但我知道，维仁知道，连跟我们来往的朋友之间也成了一种半公开的秘密。

但是没有人愿意揭发它，就像没有人愿意揭发一项心底的秘密一样。

可是在此时，我们就将分手时，维仁还是忍不住地说出了。

“你这次回去，我希望你和志昂见面——要告诉他，你对他的感情是千真万确的。如果他有良知，他应该重视你的感情，珍惜你为他所作的牺牲……”

我在躲避他的眼光，也在躲避一个事实。维仁的话句句刺痛着我。不错，我是可以向志昂表态，但它又证明了什么？难道感情是要人怜悯以后才施舍的吗？维仁刚刚不是才说过。感情是要双方面来维持，不能有去无回呀！

那一年，我决心离开志昂，也是在一个秋天的下午。

我们漫步在阳明山的小径上。亚热带的秋天 ，看不到枫叶红，也闻不到松树的香味，然而，此时此地，有山有树，又能和志昂在一起看夕阳，阳明山的秋天，还是相当迷人的。

我们坐在一块大岩石上，远远地可以眺望整个台北市——有圆形的建筑，方形的建筑。有稻田里的农家，有高楼大厦的商店。汽车远看像玩具那么小，在街道上蠕动着。

看得开心时，我们大笑一阵，笑声回响在山谷里，远处有炊烟升起，黄昏更加深沉了。

在暮色里，有一股凄凉涌进我的心头。我预感这样的美景，这样的相聚不会太久。我转过头去问志昂：“你觉得我们会永远在一起，会永远这样快乐吗？”

志昂仍是注视着远方，声音相当平和。

“小妹，跟我相处这么久，你应该了解我对爱情的看法。我只相信眼前的，抓得住的——就像此时此地，一切都是美的。”

“但是，我可以给你永恒的、不变的感情，真的！”

“我很感谢你，但我这个人老早对爱情死了心。在认识你以前，我也曾经爱过一个女孩子，她也对我说过刚才你说过的话，但一年后，她离开了我。从那次，我发誓，绝不再对任何人产生爱情——一直到认识你……”

这次谈话给了我很大的启示。我也暗暗地在为自己的感情找“退路”——万一有一天，我们要分开，无论为了什么原因，我要作何打算？

朋友们也一个个出了国。我呢？是否也和他们一样远走高飞，到另外一个国度去寻求发展？

我知道志昂是暂不会出国的，他曾不止一次表示：要我去美国洗碗、端盘子我不干。我们学文的，还是留在台湾比较有前途。在台湾，我可以专心写作，说不定能写出一本像世界名著一样的书。

好多个夜晚，我坐在志昂的小屋内，看他埋首于书本，看他专心写作。我拿着一本书，看了几页又放下。

走到凉台上，此时夜深人静。小巷里偶尔传来几声叫卖声，那么悠长，那么凄凉般地。声音由大而小，当一切都听不到时，就只有一轮明月陪伴我了。

我望着那轮明月出神。

我想起了，也是一个明月高挂的晚上，我和志昂第一次约会，在月色朦胧的碧潭。我们手牵着手，向对岸的山坡上走着。

志昂在学校里是一个出色的学生。他才气横溢。更因为他反对形式，反对传统的大胆作风，在当时的校园里被认为是大逆不道，被认为是一股邪流。

今夜，我跟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充满奇异思想的人走在一起，他会不会也带领我走入歧途？他会不会带领我走入另一个崭新的世界？是属于上帝的，还是属于魔鬼的世界？他会不会改变我对人生、对爱情的看法？

我也是快大学毕业的人了，他的出现，会不会在我人生舞台上起根本性作用？

当我和他漫步时，我的思想起伏，连志昂也觉察到了。

我记得他对我说：“我希望能影响你，影响你对人生的看法。过去你接触的男孩子，只会带你游山玩水，看一场电影，听一场音乐会。我要使你看到人生更深、更远的一面，譬如人的价值观念，罗素的思想……”

在我那时朴实无华的生活里，志昂的出现，果真像一股洪流，在我生活的海洋里泛滥。

可是人是生活在一个有社会枷锁的世界里。当我走出志昂的小屋，所有世俗的眼光向我注视，连我的朋友，我的亲人都开始视我为异端了。

我尽量在回避这些，然而我毕竟回避一个连我自己都不能回答的问题——志昂真正爱我吗？如果答案是正面的，为什么他从不为我着想，为我们的处境着想？

耳边又响起了他的声音，仿佛是从那柔和的小屋内，透过来的声音——

“小妹，你知道我对婚姻的看法。这种形式上的东西，早该打倒，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虚伪！”

“可是我们活在虚伪的世界上呀！”

“你还不够坚强，还需要为你的信仰坚持下去。你还脱不了俗套，这一点使我相当失望。”

“我当然不会勉强你。但我要提醒你一点，你还需要成长，在成长的过程中，你会体验我的话，那时也许我们早已分手了。”

我终于要离开志昂了。

第二年的冬天，一大早，我将整理好的皮箱搬到走廊上，穿着一件绿色的、刚刚买来的大衣，走出志昂的小屋。坐在计程车内，向飞机场出发。

父母、弟妹、朋友全来飞机场送行了，一阵拥抱，一阵祝福声中，我走上了飞机。回头看，志昂站在远远的一角，像观看一场戏剧般的表情。

飞机起飞前的一刹那，我突然有一股想要冲出去的欲望。一种不幸的预感在我脑海中打转，我会不会选择错误的一条路？我又要为我的选择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甚至在飞机降落时，我也提不起精神。从窗子向外看，新大陆的一切对我都是陌生的、毫不相关的。我的逃避现实，逃避一个千真万确的爱情，来到这样一个陌生的地方，是为了什么？

西雅图的天气竟又和台北那么相似。冬天的早上，不是下雨就是有雾。一直到中午，太阳才懒洋洋地伸出头来。

我办理完了注册手续，回到宿舍，行李还没打开，坐在书桌前，望着窗外绿油油的草坪，忍不住流泪了。

只有短短的一天，我已经开始思念台北，思念志昂，思念我们曾经共同生活的小屋。

我拿起笔来给志昂写信，信中除了提到一些旅途上的琐事外，别的什么也不愿提。提了又有什么用呢？此时我们相隔千里，除了让思念传达情意外，纸头上的甜言蜜语又能代表什么？

黄昏，我走出校园，想找一个邮筒来投信。

对面一幢幢白色的房屋，在夕阳里显得明亮洁净。每一家草坪又修剪得那么整齐。看到这样的景色，心中稍觉畅舒，脚步也变得轻松很多。

学校生活平实无奇，除了英文稍嫌吃力外，我大部分的课余时间竟然是用来给志昂写信。

志昂也回了信，说我离开的那天，他哭了一晚。又说他一连好几晚上都梦见我。我多么希望他还在信中写着：“我们既然如此两地相思，你就干脆回来吧！”

他当然没有那么写。我早已在安排着自己的道路，回不回去在我，为什么一定要等志昂说出这句话？

我又在替自己的行为找借口，又在掩饰自己的感情了。

我又记起志昂那次对我说的话：“你还是脱不了俗套。”

事情的变化往往是出人意料的。

就在我矛盾的心情下，我的身体也起了变化。

有一天，早上刚起床，准备到洗手间，站起来，一阵头昏，又坐回床头，再想站起来，又是一阵恶心。

开始还以为是水土不服，请了一天病假，又回到床上休息。

一连好几天都有这种现象，而且都发生在早上，我忍不住联想到一个可怕的问题——会不会是怀孕了？

打了电话经此地一位医院里做事的朋友，请她尽快给我安排做一次身体检查。

我坐在医院的候诊室内，当她走出来告诉我结果时，我头昏得更厉害，差点倒下去。

回到学校，给志昂挂了个电话。

他也相当吃惊，但还是冷静下去，说：“还是想办法堕胎吧！”

还没等他说完，我已经眼泪满眶了。

我回到床上，又哭了一夜。

第二天再打电话给医院做事的那位朋友，问她堕胎的事。她说堕胎是不合法的，医院里不能作。要是我坚持要打，她可以打听一下黑市的，不挂医生执照的人才能做。

她最后问了我一句：“你愿意冒这种危险吗？”

我没有回答她，将电话轻轻地挂上了。

除了难过外，我心里又那么暗暗地高兴着——为了这个孩子是我和志昂爱情的结晶。我该保护他，就像保护自己生命似的。我怎么可以谋杀这样一个生命，那不就等于谋杀我自己的生命吗？

终于我替自己做了决定——我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志昂时，他只在电话里说了“这样也好。”同时又说他明年也许会有机会出国，那时孩子也该出世了，我们也许能在国外会合。

我又开始幻想了。幻想着有一天，我抱着一个婴儿，长得和志昂一样。幻想着，我和志昂双双走入教堂，手牵手地，随着音乐步行。

就是靠着这份幻想，我度过了以后好几个月的日子。

那时，我也休学了，搬来纽约，住在一幢十几层楼的公寓里。

从公寓的大玻璃窗望出去，正是哈德逊河。晴天时，不少游艇在上面摆荡。对岸的树林，在夕阳的照射下呈现出一片金黄。

纽约夏季的黄昏，和台北一样，惹人遐思。

当我每天这样望着在夕阳里，像镜子一般平静的哈德逊河时，我的身躯不断在隆起——有一天，我甚至可以感受到一种跳动，一种像心脏般的跳动。

第一次，我为即将做母亲而骄傲。

孩子是在一个夏天的傍晚出世的，一个七磅重的女孩。当护士抱着她，走近我时，我迫不及待地，吻着她，从头发、眼睛、鼻子，一直吻到她的小嘴。孩子一直睡得那么安详，连眼皮都没有张开。

我又想起，志昂和我的初吻——在碧潭的月光下。

孩子出生了，一切问题也连接地来了。首先我必须要出外工作，虽然志昂答应我的生活费，但一个在台湾，一个在美国，这样的“接济方式”似乎不太合理。

我终于决定将孩子交到一个美国老太婆家里。白天做事，晚上还选了一门课，周末抽空去看孩子。

这样忙碌的日子竟然也持续了两年多。我和志昂，这两年内一直有书信来往，我知道他在台湾出了名，不但书畅销，财源也滚滚而来。他已经不再住在那间小屋，搬到一幢十几层的高级公寓。

但他并不是很快乐，信中常提及目前所做的很多事都是被“逼上梁山”的。又说希望我能在美国待下去，一来也希望早晚会出来一趟，还有美国对教育下一代比台湾好。他都不忘记批评台湾的教育制度。

可是，我呢？我们之间的关系如何解决呢？

他来信中好像也有难言之隐。

在孩子快要满三岁的那个夏天，我终于顾不了志昂的反对，带着孩子回台湾了。

一走出机场，我看见了志昂。他仍然是一副“看戏”的表情——接过我的行李。

坐在计程车内，向窗外看，才离开二年多的台北街道，竟也变化了那么多——我又回过头去看志昂，他的眼皮有些浮肿，身体稍胖外，别的和我离开时没有多少变化。

他望着我膝盖上的女儿，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我感到志昂比我走时世故多了。

我们回到他的豪华公寓——里面的家具全是新的。地板上还铺了一块高级的中国地毯。

四周的墙壁也挂满了现代画的装饰，连坐落在客厅一角的挂灯，也显得不同凡响——显然是高价买来的，看了这些，我又感到志昂的书卷气也消失了不少。

他甚至提起了不少人的名字对我也是陌生的——什么名导演、什么公司经理，什么**演电影的……

我多次想打断他的话题，问他：

“你快乐吗？你满意目前这种生活方式吗？还有你最反对的俗套、你的罗素思想全到哪里去了？”

他大概觉察出我的心意，淡淡地说：

“我们都改变了很多……这两年，我深深感到四周的环境，竟然有那么大的力量……”

“我有时会怀念我们过去住过的小屋，特别怀念那里四周的稻田，一望无际的。天晴时，还可以看到远处的山。这里不同了，都是高楼大厦，不但看不到稻田，连月亮也很难看到。我还记得，你很喜欢在月夜里……”

“我目前生活很忙碌，名利带来了财富，也带来了不少琐碎的应酬，不去又会得罪人。譬如，今天晚上，我还要赶去一个宴会，希望你不会在意……”

“那你就去吧！反正我和孩子在旅途上都很累，也该休息了。”

我不知道志昂是什么时候回来的。一大早，被孩子的哭声吵醒，赶快把她抱出去，怕吵醒了志昂。

第二天晚上，志昂也没说有应酬外出。

我把孩子弄睡后，一个人在偌大的公寓里，到处走走。闷热的台北夏季，连一丝风都没有。

我想找些报纸、杂志来看。

走到书桌前，顺手拿起一本旧杂志，却在杂志底下发现了一封信。

笔迹秀气，显然是女孩子写的。打开一看：

“亲爱的：你的‘那一位’从美国刚回来吧？怎么样？一定是‘小别胜新婚’吧！今晚如能抽空外出，请来干妈家，我们三缺一，等着你，别让我失望啊！”

签的名字是玫。

我百感不解地问自己——你完全被志昂的虚伪欺骗了呀！他这两年所说的命运操在别人手里，原来是这回事啊！

当晚，我抱着孩子，带着行李，搬回到父母亲那里住。

志昂第二天一大早来按门铃。我要妈妈出去说我不在。

听到计程车开走的声音，我埋头大哭，一面哭，一面对母亲说：

“你们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如果我知道这些，我绝对不会回来的。”

母亲一面安慰我一面说：

“志昂的事，大家都知道，连报纸上都登出来了，那位女的，是演电影的，听说已经和他同居了……”

我听着哭声更大，母亲哪里知道，我在国外是从来不看中文报纸的。

以后，志昂又来了好几次，我因外出，没见到他，他留下字条，说他近日赶写文章，已经好几夜未睡了。

孩子三岁的生日宴会上，志昂又来了，带了个大蛋糕、水果，还有一个日本洋娃娃。

我是在孩子生日后的第二个礼拜动身回美国的。临走前，给志昂挂了个电话，告诉他，孩子由我母亲看顾，我要回美国去重新开始生活。

他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为了避免大家难过，他决定不来飞机场送我。

我是在9月初抵达美国的。漫长的夏季终于过去了。

我又开始了一种新生活——做学生的生活。

我们校园的秋天很美，到处是枫树。风一吹，树叶纷纷在空中飞舞。夕阳照在古老的钟楼下，异国的秋天仍然是一片祥和、成熟。

我打开行李，拿出一件件还没挂好的衣服。

在箱底里，有一包是志昂这两年来写给我的信。我用力地将它压在下面，就像用力地想把这段爱情忘掉一般。

除了念书外，我很少再交朋友，我尽力把自己埋在书堆里，尽力把自己孤立起来。

可是，我还是拒绝不了此地中国人的热心。住在楼下的，那位学生样的男孩，已经邀请了我好几次，要我周末到他住的地方吃饭，他还约了一些别的朋友。

第一次和维仁见面，便是在那个聚会上。

他滔滔不绝地谈论国事，又滔滔不绝地说起我们这代热心知识分子的责任。

我尽量避免和他的眼光接触，特别他又提起海明威，提起罗素时……

“你说，我们中国人真是一盘散沙，真是无药可救吗？我们除了炫耀一些老祖宗留下来的一点发明，近代一百多年我们在人类历史上是一片空白，我们的知识分子在哪里？他们的良知在哪里？”

没有人回答。

维仁又接着说：

“我们全活在乌托邦里，全活在象牙塔里……”

我那晚睡在床上，一直想忘掉维仁的话，一直要甩掉他的影子。

可是在心底里，我是那么渴望着爱情，又是那么恐惧爱情的呀！

我因为要准备期末考试，已经有好几个礼拜没见到维仁。

考试完了，大家都难得轻松一下。维仁来到我住的地方，邀请我去看一场足球赛。那天天气很冷，足球场上人山人海。维仁穿着一件薄夹克坐在我旁边，不住地抖索。足球赛结束了，我们又步行到附近一家咖啡室。

喝了一杯咖啡，吃了些甜食——维仁显得自在多了。我们又谈些不相关的琐事，维仁送我回去。

当我看着他的背影在我门前的走廊里消失，我又想起志昂，我们住过的那间小屋，也是有一条长长的走廊。

如果志昂的爱情像晚上的星星，维仁的爱情就是白天的太阳。

志昂细致、柔和的爱情里，让人迷惑、让人捉摸不定。

维仁的感情像一团火，直接的，没有掩饰的。和他在一起，我会感受到一股强烈的、逼人的热。

在志昂和维仁之间我很难划出一个界限——爱情原来就是不能分辨是非的。

在那时的心情下，我需要一种稳定的、朴实的爱情，维仁正是这样的，正是我要找寻的避风港。

我和维仁在认识后的三个月里，一个冬天的早上，双双走入了教堂。

我的朋友，就是在给我祝福的话里，也忘不掉提起志昂的名字：

“你过去的经历——和志昂的一段感情，还是试着去忘掉它吧！维仁那么爱你，又能接受你过去的一切，这份真情是可贵的，有了这份真情，一切的创伤都能治疗……”

“记住，被爱的比爱人的更有福……”

当我走入教堂时，这些话，像琴键上发出的音乐，一声声地在我心里敲打着。

可是，今天，在我结婚十五年后的今天，为什么又有要离开维仁的念头？难道是维仁身上发散的光、热已经慢慢被我的冷情吞蚀？还是我又在试想着划着生命后船只冲向波涛汹浪？

而人又是那么不容易改变的——像白昼、黑夜、太阳、星星那般不能改变一样。

我活在这样一个旋转不停的世界里，我的思潮像被浪潮冲击一样，得不到安宁。

我多么希望，远远地离开，离开我现实生活里，过去生活里所有的人。我多么想用所剩无几的力量，划出海洋，一望无际的海洋。

我能吗？我又会快乐吗？

现实生活里，我是别人的妻子，孩子的母亲。无论逃到哪里，这种关系都不会切断。

现实生活里，我又是社会的一个成员，我的一言一行，我的所行所为又和那么多人发生直接、间接的关系——这样的关系，就像大海里的浪，一波连一波地。

我又看到此刻睡在沙发上的那只黑猫，她最幸福，最无忧无虑，她的世界是一个接一个的，做不完的梦。

我积年累月的倦意，像窗外的夜色，更加浓了。

王尚义和他所处的时代（王尚勤）

尚义的朋友，各地都有。而且生活，从常人观点，都不算顶好，有些还遭遇到失业、坐牢。这就使我联想到一个问题。如果尚义还活着，他会生活得好吗？他的下场会属于哪一类的呢？

朋友中，台湾的张化民因文字抵触了国民党，被判了十年刑。流落在美国的陈鼓应加入了“有家归不得”的行列。在中国文化学院教书的张尚德，听说因帮助党外人士竞选而遭解聘。香港的包奕明，完全摆脱了知识分子的圈子，做起古董生意来了。

在中国大陆的景新汉，目前情况还不错，文革时受尽了苦。

我想就是有不幸的遭遇，尚义还是愿意多活几年的。

多活几年，他可以有机会去看看憧憬中的社会主义中国，有机会到第三世界的非洲去走走，甚至在他心目中无足轻重的美国，也有它值得看的一面。

尚义显然不只属于台湾的，他的眼睛是往中国、往第三世界、往整个人类看的。

甚至于大学一窝蜂地要为他出集子、印书时，他的朋友景新汉就说：尚义的真正思想不能在台湾发表。

没有人想要去追究尚义的“真正思想”是什么。

他的书还是问世了，而且轰动一时，景新汉也勉为其难的写了序文（《从异乡人到失落的一代》文星版。）（fashion按：这又不得不提李敖了，这本文星版是尚勤出国后留给李敖完成的，李敖的《我怎样为王尚义擦屁股》信就是讲述出版这书的过程，这是写给尚勤的妹妹的，开篇写“小姨子：”）

尚义短短的一生中，台大医院时代，在他人生路程上，是个转折点。

这个转折点导致他接触更广、更深的知识外，就是认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些朋友中，像陈鼓应、李敖、包奕明、许登源等都曾经在台大校园内兴风作浪，也都曾在六十年代的“文星论坛”上扮演不同的角色。

1984年9月24日改写

李敖前女友接受专访回忆当年恋情（王尚勤）

旅居美国波士顿多年的李敖前女友王尚勤，在14日情人节前夕接受了台湾东森电视台的专访，她在访问中回忆当年和李敖轰轰烈烈的一段情，她说李敖追女人有很多绝招，包括写诗、送花等等，而让很多男性不容易学到的是李敖的幽默。

据了解，王尚勤旅居美国波士顿多年，一直很低调。她最近到旧金山旅游，特别在情人节之前接受台湾东森电视台专访，这也是王尚勤第一次在电视上公开露面。

王尚勤曾经为李敖生下女儿李文，她表示，40多年前之所以那么崇拜李敖，除了因为李敖的才气和反抗传统的勇气之外，还因为李敖的幽默。王尚勤说，最后一次和李敖通电话时，李敖还讲了一个真实的笑话给她听。

据了解，王尚勤当年会与李敖交往，主要是写《野鸽子的黄昏》一书而闻名的哥哥王尚义介绍认识的，但是哥哥却反对妹妹与李敖相恋，认为李敖曾反对当时的婚姻制度。对此，王尚勤表示，随着年龄增加，李敖现在看起来像是个好丈夫和好爸爸，不过当年如果她嫁给李敖的话，以自己喜欢独立自主的个性来看，两人的婚姻可能还是无法维持太久。

王尚勤还表示，李敖让女性动心的地方除了幽默之外，送花也是打动女性的绝招，他能够细心温柔到让每一位女友都“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

王尚勤曾经写过一本名为《李敖为谁哭泣？》的书，回忆两人横跨半生的情缘，她回忆说，20年前要在波士顿郊区买公寓时，还欠缺5万美元的头期款，李敖听到朋友转述之后，二话不说立刻帮她付了这笔钱。

王尚勤又说，李敖不仅完整保留给女性的情书，所有他见过的人的资料也都保存得很完整，最令人佩服的是，李敖的档案归类功夫很厉害，完全不需要电脑，需要用到时可以立刻找到。

据台媒介绍，上世纪60年代的台大校园有一批“才子型”的穷学生，“苦闷青年”王尚义、“愤怒青年”李敖都是其中一员，两人也结成莫逆之交。王尚勤与李敖在公车上相识，因王尚义而有更深入的交往。《李敖为谁哭泣？》一书收录历年李敖、王尚勤、王尚义、王长安（王尚勤之弟）等人提及这段情的书信、散文与小说，还包括李敖写给女儿李文的家书，让读者自行还原这段情。

中国台湾网2006年2月15日

李敖与王尚勤的感情世界（王长安）

作家李敖在他最近出版的《李敖回忆录》中刊出了女友王尚勤的照片，并在书中简略地描述了他与王尚勤的关系，特别是王尚勤为他在美生了一个私生女——李文。读者从李敖书中捕捉不到太多李敖与王尚勤之间长达十余年的特殊关系，也无法了解李敖与王尚勤在其中充满戏剧性的过程。同时，无论李敖对王尚勤，王尚勤对李敖，在相互生命旅程中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作为王尚勤弟弟的我，也是李敖、王尚勤交往中唯一的见证者（因家父母均已过世），在此时此刻也想为目前在美国独居的王尚勤讲几句话：一来让读者更加了解李敖早期的感情生活，二来台湾历史巨大转折中，李敖与王尚勤从相遇、相知、相恋到生女、各自成家立业，二人相处的岁月不只是一对儿女私情的点滴情事，而是在时代的巨变中二位喜好文学的知识分子，如何在面对传统价值、道德规范、新旧思想的冲击下，坚毅而执着地以相互的感情作支柱，度过了最珍贵的青春岁月。偏向理性的李敖和感性的王尚勤在相互的生命中都曾洒下彩色的图案，如今，虽然色彩已渐褪去，但在他们的内心深处都有太多的回忆及感伤，笔者希望这篇短文也算是《李敖回忆录》的作者真情补述的另一章。

一、王尚勤、李敖与王尚义

在60年代的台大校园中有一批“才子型”的穷学生，其中李敖和王尚义（《野鸽子的黄昏》的作者），也是因喜好文学而成为这一批“才子型”的学生之一员。王尚义读的是医学院，而李敖则在历史系，当时王尚义的妹妹王尚勤则刚考入农经系。所以王尚勤和李敖的结识，王尚义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王尚勤虽然读的是农经系，但是也对文史哲学相当有兴趣，平常住校时往来的同学也多是王尚义和李敖的相知们，王尚义虽然促成了王尚勤和李敖的认识，但是却没有想到妹妹会和李敖真的谈起恋爱来。当尚义知道这件事曾力劝尚勤不要陷得太深，尚义的主要考虑是因为尚勤太年轻，宜以学业为重，另一原因，尚义与李敖虽是好友，但两人在个性上、思想上却全然不同，尤其李敖当时年轻气傲，反传统、反权威的思想已引起校方有关人士的注意，比较让王尚义担心的是，李敖一些反对婚姻制度的言谈令作为大哥的不得不为妹妹为情所困担心不已。但是王尚勤和李敖当时的感情已迅速成长并在台大校园传为佳话，李敖虽有初生牛犊不畏虎的傲气，但在面对和王尚勤之间的恋情时，还显得相当感性而有情趣，在当时写给王尚勤的一封情书中，李敖如此写道：“我进入你的生命里，如果能跟别的男人有一点点不同，那就是我当你四年大学的尾声时候，在你身上打下了烙印。你离开这个世界以前，也许会有一段时间来回想你早年的风流艳迹，你会回想到许多男人，你也会回想到我，回想到我在你生命中所占的地位——那时候，我大概已经死掉很久了！”当然李敖写给王尚勤不少相当感性热情的书信，其中不少也令王尚勤感动不已。

当时尚义和李敖等所谓《文星杂志》的作者群之一，其中王尚义的一篇《从异乡人到失落的一代》在当时知识界曾引起相当的回响，而李敖所写《传统下的独白》也被视为反传统文学的佳作。但是尚义的健康情形不如李敖，尤其在医学院繁重的课程下，仍透支时间及精力于文学创作，以致身体健康情形每下愈况，就在1963年6月尚义刚戴上台大医学士的方帽子后，就因肝部不适住进自己就读七年的台大医学院，而此时李敖与王尚勤正处于热恋之中。

二、王尚义病逝，王尚勤赴美生女，李敖巧布抢婴计

1963年8月26日尚义不幸因肝癌病逝台大医院，留下了数十万字的手稿。尚义的早逝带给朋友、家人及尚勤无限悲痛，而尚勤在失去了自己相当崇拜的哥哥后，也为自己毕业后的未来作下了决定——出国留学。尚勤出国的决定相当仓促，也和李敖之间发生些争执，但是尚勤也似乎有意地想远赴异国来冲淡和李敖之间的感情。然而却未想到尚勤在美国西雅图稍事安顿之后，便发觉自己怀孕了，对于原来拥有无限新生活新计划的尚勤而言，无疑又是一个打击，当时据尚勤的说法，李敖原先不太赞同生下孩子，但在尚勤再三考虑之下决定生下她与李敖的结晶。王尚勤在回忆录中如此写着：“为了这个孩子是我和李敖爱情的结晶，我该保护他，就像保护自己的生命一般，我怎么可以谋杀这样一个生命，那不就等于谋杀我自己的生命吗？”

于是王尚勤在美国西雅图安全产下一女，后取名李文，又名小文，这个决定影响了尚勤所有的留学计划，甚至以后对婚姻对人生的看法。刚开始传统的父母根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但是又爱女心切，担心女儿在国外独自育女的艰苦，尚勤的一切决定才得到家里的谅解。尚勤此时在美一面读书，一面照顾小文，又要单独面对留学生活的种种压力，其中艰苦可能是远在台湾的李敖无法想象的。经过一年多的异国生活煎熬，尚勤决定带着小文返台，一来让李敖见一下自己的女儿，二来想把女儿留在台湾，自己再赴美国完成学业。

在尚勤携女返台之前，李敖的生活已有显著改善，一方面李敖出版的几本书卖得不错，另一方面，李敖不同于一般文人，相当有理财观念，仅仅是从事房地产的买卖就赚了不少收入。而此时李敖也开始和演艺圈的导演、演员等名人有密切的往来，居住环境也大为改善，同时也结交了新的女友。王尚勤携女返台后先在李敖处暂住，但在获知李敖交有亲密女友后，即搬回娘家与父母同住，三岁的小文也第一次在外祖父、外祖母的呵护下享受了难得的天伦之乐，而李敖也不时携礼物来家中探望女儿。

王尚勤将小文安置好之后，即决定先行返回美国就学，母亲就担负起养育小文成长的重责。由于小文天真可爱很快就成为家里的宠儿及人人喜爱的娃娃。当时李敖对尚勤携女搬回娘家一事就不太高兴，再加上第一次看见自己女儿那种莫名的亲切感，也让这位一向反对正常婚姻制度的文坛狂人也受到亲情的感化。李敖知道王尚勤这一去不知何时返台，又考虑尚勤也可能在美结婚，而自己唯一的女儿却无法朝夕相处，于是决定想办法将小文抱回李家抚养。在一个晴朗的周末下午，李敖及其弟弟李放约了尚勤母亲及小文在外碰面，老实的母亲知道李敖很想见女儿不疑有他，于是抱着外孙女前去赴约。在碰面闲聊之中，李放即乘小文到处奔走玩耍之时将小文抱上计程车急驶而去，留下满脸惊愕的母亲站立街头。对李敖而言，夺回小文的监护权应是天经地义之事，但对母亲及王尚勤再一次的打击却是用泪水无法挽回的懊恼及伤痛。

三、王尚勤结婚、李敖入狱，小文在台湾及美国成长

王尚勤返美后即搬往美国南部密西西比大学攻读电脑，并认识了也是留学生的文先生，在尚勤内心深处希望尽快能抚平此次独自生女及返台后的创伤，也许重建另一个新的感情是最好的方法。从密西西比搬到纽约附近康乃迪克州后，王尚勤便正式结婚并在联合国担任翻译工作，而此时在台湾的李敖却面临生命中最大的危机——即李敖在回忆录中所写的所谓“政治迫害”及“白色恐怖”时期。

1970年李敖因《文星杂志》及“彭明敏”事件牵连开始受到跟监及软禁，李敖也有预感入狱在即，当时王尚勤在美曾和李敖友人想法协助李敖度过难关。尚勤因女儿关系结婚后仍与李敖保持联络，此时小文已被李敖安排进入台北美国学校就读，不论女儿花费多少李敖绝对全力支援。李敖终于入狱监禁，因为李敖本身尚有些积蓄及房租收入，所以小文读美国学校的开销还应付得了，只是在小文幼小的心灵却永远留下一段父亲失踪及母亲在异国无法会面的噩梦了。小文自美国学校毕业后即又赴美继续读书，由于李敖的姐姐们均住在美国可以就近照顾，另外亲生母亲那儿也成为小文放假时栖身之地。王尚勤婚后生有二子，但在美国的婚姻生活中似乎过得不太愉快，而李敖入狱后的情况又成为她心理上极大的负担。适时，笔者也正好在美留学，每年放暑假均会从中西部坐长途灰狗巴士到纽约暂住姐姐家以方便打工，在暑假相处日子中发现姐姐和姐夫之间产生了某种磨擦，除了留学生家庭经常面临的生活压力，处于异乡的心情苦闷及面对大陆及台湾两地复杂的留学生认同心结外，李敖又是两人争吵的焦点，时而自姐夫口中说出：“你心中只有李敖一个人”的气话，成为王尚勤婚姻中的噩梦，而姐夫看到尚勤对在美读书的小文无限关心时，二人的争吵及隔阂就愈来愈大，终于王尚勤一直所期待的美满婚姻又要面临破裂的命运。

四、李敖出狱、王尚勤走出婚姻阴霾，小文大学毕业

在李敖入狱的八年时间，也是台湾社会经历最大变革的一段时间，包括经济起飞、房地产飙涨、政治解严、学术自由思想崛起、国民财富增加等。而在狱中的李敖也在静养中继续写作、阅读、思考未来，特别给唯一的女儿写了很多信函，其中大部分后来在李敖著作中刊出，可见李敖对小文的父女真情流露。

王尚勤在美结束了十五年的婚姻生活开始走出人生的另一个阶段，由于恢复单身生活和正在美就读的小文有更多的接触，母女之间也在小文已趋成熟思考年龄时，对自己的身世及父母有更深刻的了解。李敖在狱中时，虽然收入锐减，但还可支付女儿在美国求学的开销，自然王尚勤在经济能力范围内也给予小文支援，使得小文在美攻读大学时生活方面无所匮乏。

李敖出狱后，台湾社会资源及架构的洗牌使更多元化的声音得以寻得生存空间，反对党的成立更使得台湾政党政治也迈入正轨。此时李敖的角色极为特殊，既是一位学术历史的学者及作家，又是政治受难的亲身体验者，身为社会批判及改革者却又不满任何反对党派的一员。李敖突然置身一个开放的社会中，更加速他以文字批判权威的意念，于是他大量地写书、办报、收集历史文物，成为台湾文坛的一个异数。此时李敖每个月仍全力支援女儿小文在美国的贵族学生生活，包括开跑车、住华屋，生活挥霍。照李敖的说法，希望以提供较富裕的生活让女儿顺利完成大学学业，在小文毕业的那年李敖送她一部保时捷红色跑车。

如今李敖摇身一变成为媒体宠儿，在胡茵梦事件后又再度结婚生子，对这么一位早期一向反对婚姻形式的文坛才子而言，今日的成家立业也意味着，在这一段和王尚勤及小文的人生经历中，李敖的人生观也有所改变，特别是小文的出生及成长在李敖62岁的生命中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而王尚勤和李敖的一段既圆又缺的感情生活也是李敖戏剧性的一生中不可磨灭的记忆。人生的际遇，时代的变迁何其多变与无奈，如果时光能倒流，一切重新来过，也许李敖与王尚勤会选择不同的人生抉择，那么今天的两人也会有着不同的生命之路了。

我与李敖的短暂婚姻（胡茵梦）

台湾著名电影演员胡茵梦与文坛才子李敖的恋情曾经轰动一时，可是这对才子佳人的婚姻在短短的3个月就终止了。前不久，胡茵梦出版了自传《死亡与童女之舞》，详细讲述了与李敖相识、结合，又快速结束婚姻的一段经历。

第一次见面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79年9月15日，地点是萧孟能先生花园新城的家中。在这之前“李敖”是中国文人中最令我崇拜的偶像。我时常听光夏表哥和母亲谈论李敖的奇闻逸事，譬如他不肯在父亲的丧礼中落泪，不依规矩行礼，甚至还传说他从台北扛了一张床回家送给李伯母。当时我心想：不知道这怪人的庐山真面目是什么模样。

在萧家见到李敖的第一眼，我颇感意外。他看到我们母女，很规矩地鞠了一个九十度的大躬，后来母亲告诉我，他那个躬鞠得怪吓人的，这个年代已经没人行这么大的礼了。他的穿着很保守，两只手臂的比例稍短了一些，手形也比一般男人小，整体看来带点阴柔的气质。

当时我穿了一件淡柠檬绿的棉质长袍，光着一双大脚，连拖鞋也没穿。

李敖一整晚都盯着我的脚看，后来才知道他有点恋足癖。

吻得差点窒息

过了没多久，有一天李敖约我出来喝咖啡，我发现我们之间真正能沟通的话题并不多。后来他带我到他金兰大厦的家，见识一下他10万册的藏书。他用深色的木材沿着客厅的墙面做出一整片的书架，地板用的也是深色木材，整体看来是个气氛严肃的家，然而墙上挂的画，竟然是从《花花公子》杂志剪下的裸女照。这样的组合令人感觉不协调。他说这些照片和画像都是他最得意的收藏，已经伴随他多年了。我发现他是一个“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人，别人发展出来的美学和设计理念与他无干，他关着门自成方圆。

我们后来坐在沙发上聊天，聊着聊着他突如其来地吻了我。我记得他吻的方式，是我这一生从未经历过的——他接吻的时候头摆的角度是笔直的，只见他笔直地冲着我的鼻子压了下来，猛力地吸我的上唇，我被压得差一点窒息，心想此人也太“土”了一点吧。那天晚上我们有没有性爱我已经不记得了，可能是因为他接吻的方式太令人难忘了。

当我们开始进入状态时，我曾经问李敖他的另一位女友刘会云该怎么办？李敖说了一句令我绝倒的话，他说他会告诉她：“我爱你还是百分之一百，但现在来了一个千分之一千的，所以你得暂时避一下。”我听了之后心生疑惑，继续追问李敖什么叫做“暂时避一下”，李敖说：“你这人没个准儿，说不定哪天就变卦了。所以需要观望一阵子。我叫刘会云先到美国去，如果你变卦了，她还可以再回来。”李敖的多疑与防卫虽然令我不自在，他对女人的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也令我不安，但是人在充满着期望时，通常是被未来的美景牵着走的，这些重要的小节也就被忽视了。

举双手双脚赞成

10月中旬我和宝哥到印尼登台，母亲陪我同行，前后总共21天的时间。我心里百般不愿和李敖分开那么久，但当时的酬劳很高，唱几首歌，说些笑话，轻轻松松一天可以赚进台币10万元。于是我们一站又一站地马不停蹄，每到一站我都和李敖通长途电话。母亲那时还是“举双手双脚赞成”的阶段，她认为台湾唯一配得上我的男人只有李敖。

21天好不容易熬过了，回到台湾，李敖到机场接我，记者显然守候已久，看见我们立刻蜂拥而上，当时我们的恋情早已轰动海内外。

回到世界大厦的新家，发现李敖不但帮我们安装了新的热水器，买了新的录像机，同时也打点了楼下的管理员，他的周到和仔细，令母亲非常满意。母亲只要不阻挠，我和他的关系一定顺利些，这一点李敖是非常清楚的。不久我们决定同居，那时李敖已经准备送刘小姐一笔钱，请她到美国“观望”一阵子。我把衣物都搬到金兰大厦，两个人开始过起试婚的生活。

当李敖觉得一切都在掌握中，情势很安全的时候，他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宠女人的男人之一。每天早上我一睁开眼，床头一定齐整地摆着一份报纸、一杯热茶和一杯热牛奶。那时他早已起床，在书房里开始一天的写作。他的生活方式像一部精确的机器，在例行公事中规律地运作着，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听音乐、不看电影、不打麻将，可以说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只有工作。他认识的人不少，但深交的朋友几乎没有，我问他为什么不多交一些朋友，他说他对人性抱持着悲观的态度，即使最亲近的人，也可能在背地里暗算他。我当时的生活和外界的来往仍然频繁，他因为我的关系，生活圈子稍微扩大了一些。

他的才华和精神状态，令我时常在崇拜和怜悯的两极中摆荡。我想带给他快乐，不时地放些我爱听的音乐，跳我自己发明的女巫舞，在他面前嬉戏。那种时刻我确信他是快乐的、不设防的，他脸上自然流露的老实和羡慕，透露了这些信息。

吵个没完没了

与李敖同居，除了深刻地感觉到他的自囚、封闭和不敢亲密之外，还有他的洁癖、苛求、神经过敏以及这些心态底端的恐惧与二元对立。

譬如我在屋子里一向不穿拖鞋，喜欢自在地光着脚丫到处走，因此脚底经常是灰黑的，李敖对这件事的反应非常强烈。“灰黑的脚底”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一项不道德的罪名。我记得有一回我的“妇德”突然发作，想要下厨为他烧饭。我兴高采烈地把排骨往开水里一丢，正准备熬排骨汤时，李敖暴跳如雷地对我说：“你怎么这么没常识，冷冻排骨是要先解冻的，不解冻就丢到开水里煮，等一下肉就老得不能吃了，你这个没常识的蠢蛋！”他的暴跳如雷和言词中的鄙视，令我觉得那一锅的排骨汤比我的存在重要得多，于是我转头走进卧室，拿了几件衣物放在箱子里，一声不响地回家了。李敖后来心软了，把我从世界大厦接回金兰，两人又重修旧好。

如此来来回回地不知有多少次。

结婚太匆忙

李敖拿了一笔钱给刘小姐，请她到美国暂避一阵子，但一阵子过后，李敖突然心疼起这一笔钱来。有一天老母和我们聊天，李敖话锋一转面对老母说：“我已经给了刘会云210万，你如果真的爱你的女儿，就应该拿出210万的‘相对基金’才是。”老母一听脸色大变，撂了一两句话转头就走，李敖的脸色也很难看。第二天我回世界大厦，母亲斩钉截铁地对我说：“李敖已经摆明了要骗我们的钱，你可是千万不能和他结婚啊！”我听了心里很不舒服：当初举双手双脚赞成的人是你，现在举双手双脚反对的人也是你，我又不是你们之间的乒乓球，嫁不嫁该由我决定才对。本来对这件婚事心里是很犹豫的，现在为了争取自主权，反倒意志坚定地非嫁不可了，于是穿着睡衣离家回到金兰。5月6日的早上在客厅里，由高信疆和孟绝子证婚，我的新娘服就是那身睡衣。

结婚的当天下午，由干爹陪同我们回世界大厦，与老母重新建立良好关系。没想到婚礼结束，回到金兰后不久，李敖坐在马桶上要我给他泡一杯茶，嘴里得意洋洋地说：“你现在约已经签了，我看你还能往哪儿跑，快去给我泡茶喝！”我起初以为他是闹着玩儿的，后来看他脸上的表情非常认真，我想这个人真的是有问题，于是到抽屉里把结婚证书拿出来，站在他面前“唰”的一声就把“合约”撕成了两半，然后对他说：“你以为凭这张纸就能把我限制住吗？”没多久干爹来访，李敖很不客气地对干爹说，他怎么可能去跟一个莫名其妙的老太婆陪不是，干爹气得脸都涨红了，于是我陪着干爹返回世界大厦。

过了几天李敖打电话来谈判，他说如果他愿意站在我家门口挨胡老太的骂，骂足一个小时后，我愿不愿意和他回金兰，我说：“好，我答应你这个条件。”

不久李敖果然登门造访，老母骂足了一个小时，李敖动也不动地站着，时间到了：他看了一下表，示意我与他回去，我履行承诺，又和他回金兰了。

离婚太惆怅

8月28日，李敖决定和我离婚。他先举行记者会，并散发书面声明，写了5条文情并茂的感言。当天下午李敖拿着一束鲜花，打着我送他的细领带，在律师的陪同下，来到世界大厦，准备和我签下离婚协议书。

当他和我握手的那一刻，我突然很清楚地感受到，我们之间虽然历经一场无可言喻的荒谬剧，但手心还是有感情，于是紧绷的斗志，一瞬间完全瓦解。我的心一软，眼泪便止不住地泉涌，我为人性感到万分无奈。没有一个人不想爱与被爱，即使坚硬如李敖者，也是一样，然而我们求爱的方式竟然如此扭曲而荒唐，爱之中竟然掺杂了这么多的恐惧与自保。

我和李敖一起骂（李文）

我最崇拜爸爸

来源——北京娱乐信报2004年1月17日

来北京——厌倦了花花世界

记者：怎么会想到来北京发展？具体做什么？

李文：我是在曼哈顿出生的，对原来的生活方式我感觉不到有过多激情了。七八年前我就有许多朋友在内地发展，大部分在上海经商，我去看过他们。本来我在美国拿到了博士学位，教教英文什么的也很轻松，可我很喜欢北京的文化氛围，就选择了来北京看看。其实我的所谓工作完全是在做赔本生意，比如我在人大教书时，一课时我才挣120元，我除了要在路上花去三个小时外，北京的消费并不比美国低，各种费用加一起完全入不敷出。

出新书——还公众一个真实李敖

记者：身为李敖的女儿是否很自豪？书名叫《我和李敖一起骂》，里面好像没有太多李敖自己的话。怎么想到要出这么一本书了？

李文：做李敖的女儿我很自豪，否则也不会出这本书。现在出版的有关李敖的书不少都是东拼西凑的，很少有非常真实全面的，这也是我写书的理由之一。这本书权当是对我们父女这么多年生活的一个回顾，而且我也不会再写第二本。出这本书光是封面就改了十次，开始有人想找卖点说什么“李敖之女出现在内地首次开口，私生女自曝性骚扰”等等，我怎么能同意呢？毁我没关系别把我爸爸牵扯进去。我一改再改，包括最后的书名叫《我和李敖一起骂》，关键是李敖没骂呀，我原来的书名就叫《我和父亲李敖》。

记者：他看这本书了吗？

李文：还没有，等出了新的修改版再给他看吧，包括你们媒体的报导我都要给他看，让他知道他的小文没有他想像中那么惨。

记者：他为什么不给你写序呢？

李文：他开始并不支持我写这本书，我也跟他吵说你给那么多人写过序，为什么不给我写呢？写个序就会死吗？可是他的解释我也理解，越是自己家的人越不能随便写。

说李敖——找男友我不会找他这样的

记者：你与李敖真正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多数时间是与奶奶在一起。你眼中的李敖是什么样的？

李文：李敖是我最崇拜的人，我相信永远没有人可以和爸爸比，尤其是文学才华，年轻时他很帅很多情，但他不能定下来，所以如果是找男朋友我不会找他这样的男人。我当然感谢他二三十年来对我的支持。他当年说“小文只要你读一天的书，我就支持你一天”，说我上完高中送我一部车，读完大学送我一套房子，他可能因为不能在我小时候多陪我而用金钱来弥补。

记者：你眼中的爸爸有什么缺点？

李文：有时我受不了他，因为他有神经质，记忆力又特别好，哪年哪月哪日我犯了什么错误他都记得一清二楚。每次打电话给他我都先问爸爸今天心情好不好？他说还不错啊，我就同他讲话，心情不好就不理他。爸爸曾说他不是好先生也不会是好爸爸，当年他也不是想当爸爸才有了我。但我仍然感激他，虽然他没给我换过一块尿布。在生活中他是个典型的省吃俭用的人。他后来的太太为他生的小孩还小，他都快七十岁的人了还在苦熬，他不是生意人，钱都是一个字一个字挣出来的，在内地也不想多出书，因为他不喜欢别人删改他一个字。

记者：一般什么情况下打电话给他？

李文：要钱的时候啦！（笑）最近没有啦，我毕竟是成人了。有时我会问他需要买些什么书，向他讲讲我最近的情况。我与父亲谈话很OPEN，比如说他得了前列腺癌，我就开他玩笑说没关系，反正你同那么多女孩子好过了，得这病也肯定是因为你年轻时太风流。他就笑了！我们好多时候像兄妹而不是父女。其实我也蛮心疼爸爸的，通常会买些书和CD或领带给他。我很遗憾如果有一天爸爸不在了，他的书稿与收藏品没有人能帮他整理。爸爸也说指望不上别人了，因为我看不太懂他的书。我与爸爸现在的太太也不讲话，她与我同岁，我认为她是我爸爸的女朋友中最丑的一个。爸爸也知道我同她合不来，很少让我们碰面。

谈母爱——不原谅母亲，不想念女儿

记者：在书中你说“不欣赏妈妈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明确告诉她，以后不要再同我联系”，不觉得对母亲太过分吗？

李文：我十四岁那年夏天继父趁我妈妈不在家，用手摸我的胸部还亲了我，而我妈妈知道后居然相信他的话说是我勾引他，我知道她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庭而牺牲了女儿的尊严。另外一件事就是我妈妈总认为李家亏欠她而写信批评了我90多岁的奶奶。爸爸兄弟姐妹八个，他排老五，我奶奶最疼的亲人就是爸爸和我，奶奶在我的感情中就是我的第二个妈妈，我不能谅解我妈妈对我奶奶的态度，比她伤害到我的时候更不能原谅。我搞不懂她怎么想的，所以不会原谅她。

记者：你17岁时曾有一次叛逆的婚姻，还生过一个女儿，你没能得到母爱，却也没能给自己的女儿母爱。你怎么看这件事？

李文：我从小就是性格叛逆的人，我是个女李敖，但我有爸爸没有的温柔的一面。小时候生活不固定，跟外婆、六姑、三姑都住过，最后跟奶奶一起长大，所以特别渴望有个自己的家，虽然爸爸失望生气得都要和我脱离父女关系了，我还是和中学男友跑到拉斯维加斯结婚了，因为那儿不需要父母或监护人的签字。婚后我爸爸就不同我讲话了。不久我怀孕了，在怀孕中我才发现自己长大了，原来我想要的生活并不是那样的呀，于是在生下女儿半岁时，我回到纽约重新上学，最后得到了博士学位，我爸爸非常高兴我的再次选择，我是李家第一个博士呢。

记者：你会想念女儿吗？她都该22岁了呢。

李文：怎么会想她呢，对她我没有什么感情的。如果某天她原谅我了再说吧。

聊未来——我会尽量让自己快乐

记者：对未来的生活有什么打算？

李文：我本来是个乐观派，“911”过后更是了，今天这样，明天就不知死在哪里，所以我会尽量让自己快乐。我不要求再结婚有小孩子，我是一个喜欢跑来跑去的人，不爱受约束。我爸爸也说如果俩人没有激情了就分开，要保留在恋爱中的感觉，当然也有人老了还在一起。爸爸说那不是爱人那是伴。我对爱人的要求是为人要正派有正义感，孝顺，其他呢，要至少读过我父亲的书，海归派也可以，要能懂一点英文，且一定是个中国男人。在事业上，我不仅要开一家出售进口书的高档书店（其中要有一个“李敖天地”专门展示李敖的书），尽量创造一个非常舒适的阅读环境。同时还要开学校，一个双语学校，另一个礼仪学校，普及礼仪知识，这样一些有钱人才不至于浑身名牌却一张嘴就露馅。

说自己——80%完美主义者

记者：你继承了李敖哪些特点？

李文：爸爸所有的优点我都有，比如正派、打抱不平，但我更时尚一些，从小没与父母在一起，但我从不会悲哀地说“我没有爸爸妈妈”，这可能要感谢我天生的个性吧。当然也有些挫折，在外都是靠朋友，所以尽管我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但我对朋友要求特别高，当我一旦发现谁做了有悖友情的事，不管是20年还是40年的朋友我会立即与他断交，所以我说我会每个月清理我的衣橱，清理掉的不是衣服，而是烂朋友。所以我是很好胜的很独立很有审美情趣的人，是个80%完美主义者。

记者：你亲人很少，怎样面对麻烦与痛苦？

李文：我每两个月就大哭一场，并非因为某项具体痛苦，而是为了释放。但我单身生活太久了，对痛苦与孤独有些麻木了。我其实非常喜欢养狗，但现在缺少养狗的环境，养了也对不起它们。我喜欢毛多的白色的狗，比如雪橇狗。

她是女李敖

早听说李敖的女儿李文居住在北京，与擅长骂人的父亲一样，她是个投诉专家，自从2002年12月搬到北京，至今她已投诉一百多起，虽然很少有如意结果。本周李文又出书了，书名赫然为《我和李敖一起骂》，因中文会写的字没几个，书稿由记者吉颖新小姐全程记录。

1月14日下午，我们来到了顺义某别墅区李文月租1300美元的住宅，尚未入门，便听到不远处传来一阵狗吠，抬眼间却见在李文楼上房间的一面玻璃上贴着醒目的大字：“养狗？文明的别墅”而我们听到的狗吠就来自那位歌星的院子。进得屋来，李文仍在忙碌接受南方某媒体电话采访，讲的还是养狗一事，因为虽投诉数月，但并未有什么实质进展。

房间被李文布置得奢靡而雅致：壁炉里大块木柴像她的人一样热情而直率地噼里啪啦燃烧着，各色带精油的蜡烛和精致的英文书一样随处可见，而最抓人的还要属放在镜框中父亲李敖与她自己的照片，二人的笑容极为相似。“别看我母亲曾是台大校花，我长得更像父亲，我很幸运有李敖这样的父亲——他是我的偶像。”尽管不时往外冒英文，她的中文口语还是不错，只是口气拿不准，好多时候冒出一个不经世事的小孩任性的腔调。而从小优越的生活环境让你看不出她从小就“无父无母”的生命痕迹，更看不出十七八岁就为人母的她已有一个二十二岁的女儿。

“许多人都想通过我来采访到我父亲，那不是利用我吗？我怎么能代表李敖来接受媒体采访呢，再说采访爸爸是要付费的。”其实我们此行也并非没产生过这种想法。甚至此前我都想通过台湾朋友高信疆先生的关系采访李敖，他是当年李敖与胡茵梦结婚时的证婚人。说到高信疆，李文第一个反应是问我：“是不是我爸爸也曾骂过他？”当得知并非如此时李文笑了，说她都习惯周围的人是被爸爸骂过的了。父亲到处“树敌”对女儿是否也不公平？“没有啊，因为有些人本来就该骂！”人家叫她女李敖，李敖更是形容女儿是没有“那话儿”的李敖，看来没错。

作客新浪（李文）

李敖长女李文博士作客新浪

主持人：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了台湾著名作家李敖先生的长女李文博士，她是在美国生活30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现在居住在北京，先请李文博士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李文：女主持人，还有各位网友们，大家好。

网友：听李敖先生讲过不准备回大陆，因为他认为寻过去的梦等于贿买自己的梦想，他对大陆的印象是停留在十几岁的印象，他不回大陆，是不想损害他对大陆的现象，他对大陆报刊的报导侧重点不一样，可能不是真实的。你怎么介绍一下这个情况？

李文：爸爸来到大陆有很多原因，我相信书上写过，最主要的原因是爸爸很小的时候从北京到了台湾，所以他很小的记忆力，关于北京的事是很好的记忆。我的中文不太好，请各位网友多包涵。他对大陆有一个很好的印象，不想把它毁灭掉，别的比较有趣的原因是因为怕做飞机，也许大家认为这不普遍，这么伟大的这个人怎么不敢坐飞机，我觉得我爸爸是蛮土的，连飞机都不敢坐，他出去的时候，海关不要他出去，他一气之下就说死在台湾也不出去了，他对飞机是蛮有恐惧感的。而且他怕冷，北京的天气对他来讲实在是太冷了，我建议他坐船慢慢划过来，我觉得比较伟大的学者会有一些自己的执着的想法，你跟他讲也讲不通，我觉得他是自己的原因。我觉得他是唯一可以打败电脑的人。

主持人：为什么这么说呢？

李文：因为他是很狂的人，虽然电脑高科技发展的很快，但是不能被李敖头脑里塞的东西多，所以讲他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可以打败电脑的人。我刚才讲的是网络或者是卫星的都可以，因为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忠心的人或者是年级大的人都喜欢他，而且爸爸今年69岁了，年纪已经大了，我想他应该为下一辈的读者要关心一下。前几年CCTV北大的读者有一个跟他的对话，听说效应还不错。

主持人：你有没有向他介绍过大陆的情况呢？

李文：其实，我也刚刚来一年，看起来百分之百像中国人，我的思想像外国人，搞不好他比我知道的还多，我可能没有机会跟他讲一些中国的情况，只能讲在这边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比如说投诉的事情，在我的书中也写得很精彩，因为爸爸骂人骂了一辈子，可以保护自己。我作为女儿是很洋派的，有话直说的，他会劝我说讲话要当心一点，他说该投诉的事情也要投诉，虽然大家都说，在大陆的话，很多人都有点麻痹，觉得没有必要花金钱和花时间去投诉。可是我知道99.9%的事情投诉以后没有结果，但是我愿意当那个傻瓜去投诉，我在书上也写过大陆很有名的学者叫茅于轼，他说过在我的书上199页上写到，道德的产生是漫长的过程，现在还没有结束，道德有可能垮下去，尤其是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人们普遍对道德持怀疑的态度，很多情况下做好人的就是大傻瓜，那就是我。比如在红绿灯下，不愿闯红灯，那些少数遵守交通的人就成了傻瓜，可是有这些傻瓜，道德才不至于垮掉，也才会有尊严。

刚才讲，可能有些事情，比如说大陆的生活的观点，或者是素质、或者是国际化轨道的事情，爸爸可能比我来巧妙，他很耐心去看，他在观察方面比较认真，他说大陆人口太多了，可能我已经在大陆住了一年了，我觉得特别是在首都北京要醒来了，应该赶快去改，不能说以前很不好的习惯还存在，可能100年我知道是很长的时期，而且这是很难、很艰苦的战争，但是我愿意做那个傻瓜，愿意做那个英雄，至少有人在试，也许我李文在大陆上两三年以后也会麻痹了，那样我会回美国。

主持人：听说大陆有一个人叫王海也是经常投诉，主要是关于消费者权益方面的投诉。您的投诉的内容是什么呢？

李文：内容太多太多了。

主持人：举个例子。

李文：大部分我的投诉，就是我不太介入政治的事情，当然有时候关于到政府、官方，比如说养犬的规定，已经禁狗了，但是为什么没有抓，我的邻居是董文华，是一名歌星，她养的狗整天不停的叫，业主拿她没办法，整个房子至少一个月到两个月有两万租金，房间漂漂亮亮的装修好，但是没人敢到她家住，所以物业管理的法律都没有执行，公民道德等等方面都没有做到。当然我知道表面上有些法律出来，但是不一定是执行的，那为什么要出台法律呢？所以就是说，我没有办法像爸爸骂一些人，比如说陈水扁、李登辉等等，但是我关心的是我周围的人，我的小环境，特别是我住的地方，假如有人打击到我，妨碍我的权利，我就觉得住别墅花这么多钱，就应该有好的服务。如果没有，我就一定会去投诉的。如果我要听到狗叫、人叫、鸡叫的话，还不如住在农场，花两万块钱的房租住在别处。

我相信网友很多次想去五星级饭店，你喝一百万块钱的咖啡，那不是很笨的消费者，你不如去饺子店喝咖啡好了，一分钱一分货，特别是首都是代表整个国家。我在美国这么多年，很多去美国大陆的团，或者是大陆的留学生去美国读书，或者是移民过去的暴发户等等，当地的美国人就会躲着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就是因为我们把很多的坏习惯带去了国外，这就有点丢中国人的脸，因为我也是中国人，我希望中国人特别是在国际的舞台上一定扮演好的角色。当然我知道这是国情素质的问题，很难很难改变，既然我来到中国，我是教育者，我希望能贡献一点点的力量，只要是0.01%的人能感觉到，我相信年轻的人可以感觉到，年纪大的人可能感觉不到，他们可能会带着狗去遛公园，他们会说我的肚子还不饱，为什么管这么多，那么这样的事情就让年轻人来说，如果你占着位置不让，我就要骂，这是不好的心态。

主持人：刚才谈了大陆不好的生活习惯。

网友：美国人身上有没有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

李文：美国也有不好的东西，我在美国、非洲、台湾都会投诉的，不是说挑这边的毛病，我这次来大陆，爸爸说绝对不能有优越感，也不能挑大陆人的毛病，如果是妨碍到我的生活，我觉得我有权利和义务去讲。美国人文明也有一段时间了，中国人可以跟美国人学习的地方就是礼节，因为礼节代表尊重，在18世纪的时候，有一个作家讲过当我们尊敬自己的时候会代表我们的道德，当你尊敬别人的时候，会代表我们的礼节。当一个人没有自信的话，怎么教导别人，我很喜欢美国的态度，他们做事是很有效率的。我说的三个一的问题就是效率、道德、礼节，没有道德、没有礼节、没有效率，我觉得这三个东西一定要改，既然门打开了，不一定是美国，这是国际化的接轨方式，当然我们要学习美国好的习惯，不要学习坏的习惯。我们说像国贸那边高楼大厦盖得比什么都好，高科技很先进的，可是里面一团糟，就是有硬体没有软体，一看交通情况、随地吐痰等等这很不好。虽然我希望能有一点点影响力，但是这是蛮难的过程，只要自己本身不去改的话，我当教育者就会更难，我就可能会早一些放弃，找到一些比较想学的人，我看到大家都有求新的心态，像我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知识是无价的。不管你是年纪轻、年纪大，一直要有学习的态度，一定要去吸收知识。很多人问我教英文的事情，我希望能带给大陆学英文的人一点点收获，包括有人问我学英文时的一些问题，其实都是一样的步骤。所以我觉得你一定要创造自己的学习英语的环境，不要为了学习英文而学习，你要喜欢这个语言，我知道很多自学的人，学历很低，没有出过国，但是他们喜欢这个，所以他们有的人比我说得很好。

为什么在万年社出了一本英语的析解精本，我们看了很多语法的书，也看了很多听力方面的书，市场上有很多写英文的课本，可是我们在美国学的、说的口头语，如果你有兴趣学习英文，就会学得比较好。不要看太深奥的杂志，可以看一下六人行、难度不是很大的节目来帮助你，就是可以看连续剧加喜剧化的节目，不要看字幕，而且字幕大部分翻译的很烂，我有时候觉得是另外的电影翻译过来的。所以有很多方式来学习，不管是学习英文还是素质的问题，一定要把礼节这些看得重一些，我想开一个礼节中心，看一个商务中心跟想去他们发展的人，真的很需要礼节方面的知识。有时候看着有些人穿的很好，但是一开口讲话的声音、吃饭的礼节都没有，我们当然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做得很好，但是如果有心想去学一下，况且你是有实力的，有钱支持你，当然应该培养一些礼节。

网友：我是华东理工大学的学生，希望你和李敖先生到国内的大学走走坐坐，来到大学发表一些演讲，因为国内很需要这样的思维方式，也希望能听到与常人不同的有哲理、有理性的声音。

李文：我在吉林大学演讲过，在新东方也演讲过，可能有机会也会去其他的学校演讲，我当时有一个留美的指南，我的个性是比较开朗，无话不说，我看到很多学生没有表情，或者记者说笑一点，因为北京整个城市很灰了，我希望是把学生逗得笑一笑，我觉得只要你想留美，但是我的看法是留美不一定是好事情，如果你是倾家荡产省了四年学费的钱，但是到那边不一定是好的学校，在美国好的学校就是有很多钱的金牛，这就是我们四年的学习生活，要吃、住会有很大的开销，所以不一定去美国就好。我鼓励这些学生说留美不一定是好事情。我也劝爸爸可以采取座谈的方式、网络的方式希望以后可以突破一点。我也会劝劝他。

网友：台湾和大陆的对比，两岸文化有什么样的区别？可以谈一下吗？

李文：这对我来讲很难，我是在美国出生的，在台湾小时候住了不到四年、五年，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美国，对台湾的文化不是很了解，我自己也不是常常回到台湾。两三年以前常常回去，因为是奶奶生病了，而且爸爸那时候在选举，比较忙，那时候会回去帮忙做一些家里的事情，可是我对台湾的文化，我觉得台湾比较先进一点，思想方面可能比较开放，我想大陆也会慢慢好起来。而且我对中国的文化也没有资格去讲，因为我在这边呆了不到一年，看到的都是不太习惯的事情，可是有很好的东西也可以慢慢去尝试、吸收。

网友：您在美国式的生活，大概是怎么样的？做什么样的工作？在国外过的开心不开心？

李文：我在国外蛮开心的，因为我的个性蛮适合国外的，不拐弯抹角，很喜欢开我的敞篷车兜风，我是少数喜欢玩车的女士，我喜欢收集高科技的东西，比如说电脑、小的数码相机之类的，对小科技的东西特别感兴趣。时尚的东西我也喜欢，我必须喜欢比较漂漂亮亮的东西。在国外，我教了15年英文，大部分教不是英文，是母语，我专门教的如果英文不是你的母语的话，我就去教。不是所有的博士都可以教的，你可能教文学教得不错，或者你有证书才能教的，我教的很多是过去的留学生，无论是大陆人、香港人、日本人、亚洲人，他们去了以后，一定要考完试以后才能去大学的班。我那时候教书很多年，我知道美国的环境大部分比亚洲好。可是我来到大陆的原因，是因为我在这七、八年观察了很多次，都是去上海、北京、广州，大部分人都去上海，不到北京，他们很奇怪我单枪匹马来北京，我觉得这对于作为教书的方面，北京文学方面的东西是比较多的，所以我就过来了，大家都知道很多东西是朝着巴黎、东京这个方向走，而且我的事业在美国也不好、也不坏，生活过得很好，但是我觉得我好像失去一样东西，所以那时候爸爸了解我的情况，说既然你观察大陆，还是支持我来大陆，所以我们一定要开始改善，希望有更多优秀的人，希望开始慢慢对大陆的英文教学方面做一些贡献。

网友：我们很关心李敖先生的身体，得知李敖先生前些日子患前列腺癌，入院开刀，不知道现在身体怎么样了？

李文：谢谢大家的关心，我跟爸爸开玩笑，有时也是无事不谈的人，在书上也写了我跟他的成长关系，我当时写书的时候是想爸爸的年纪大了，不要让人家觉得爸爸只是骂人出名的，我希望读者可以看到他温柔的一面，还有亲情的一面。

网友：李敖先生才华横溢，但是有很浓的大男子主义倾向，他一生跟很多女人有关系，他的回忆性的小说《上山·上山·爱》，写了自己和十几个女性的关系（wjm_tcy注：纯属放屁，《上山·上山·爱》中只有母女二人，何来十几个女性？若说《李敖快意恩仇录》还差不多，但那不是小说！），直到现在跟助手的关系非常好，在跟这些女孩的接触过程中，他很在意女性的外貌，作为他的女儿你怎么看？

李文：我觉得网友只关心爸爸性的事情还有女朋友的事情，但是你也不能怪他，他做了五六年的苦牢，在他最年轻、最威风的时候坐牢的，所以当你出来的时候，就想找最漂亮的女孩子，所以当时他找了胡因梦，因为她在台湾是大美女。有时候我不太了解，对于我来讲，我不太了解，你跟人做爱，因为作为小孩子来讲，不会讲很多很细节的东西，可是这是李敖的作风，因为他每几次都会写关于一些性器官的事情，就像《上山·上山·爱》这本书中，有点黄色。我也跟他讲过，一定要写得这么细吗？他就会跟我吵，他虽然不是伟大的作家，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不是要写的，他很喜欢长腿型的女人。

主持人：还有莫文蔚吗？

李文：因为她的腿长，还有小妹妹，很多16、17岁的小女孩没有听说过，我就跟她们讲，这是李敖，因为不想打破爸爸的自尊心。

网友：你现在生活中最宝贵的是什么？

李文：问得很好，我想最宝贵的是学生们对我的评价，我当初也讲过，我来到大陆失去了三样东西，就是我的脾气、耐心、笑容。可是我获得的是爸爸的支持，学生们的肯定，社会的认可还有朋友们的尊敬，对我来讲，我本身是教育者，不管多少烂事，多少的不愉快，只要学生们知道我教他们的东西，可以影响到他们，因为我记得第一次进入人大当教师的时候，每个人以为我是学生，我的穿着方面、说话态度根本不像老师，我开始走上台上的时候，大家还说不会吧，是这样的感觉。我想他们都已经死到那边的感觉，又上完了一堂课，都想赶快拿一个文凭，当我真的教他们两三堂课，他们就亮起来，因为这不是国内的、死板的、死背的英文，我是激发，鼓起他们的勇气来学习英文。这是他们对的支持和尊敬。

网友：读过林语堂的英文作品吗？你认为他的英文作品如何？

李文：不太好讲，林语堂是台湾的。

主持人：对。

李文：我刚刚讲过，我在台湾的时间不多，不过跟台湾的出版社好像是全概念，因为每个人都学过新概念，我的感觉是作为教育者，不怎么样，为什么他那么轰动，我也觉得是一个大问题。

主持人：你觉得新概念里面的英文是很标准的吗？

李文：我刚才说了，一定要有兴趣这样学才比较好。新概念最好是有新的版，如果是旧的版，就是当下发生的事情，你就没有机会去讲，去听，没有机会跟外国人打交道的话，就有白学的感觉。我鼓励学生们学习一些口头语，这是蛮有兴趣的事情，我听林语堂，但是不是很清楚，在美国关于不是教母语的课本也很多。

网友：李敖先生在生活中是不是唯美主义者？

李文：我觉得还好吧，他可能完美的方式，骂的人、投诉的人希望有一个效果出来，刚才我也讲过，爸爸担心我投诉太多的事情，他自己也投诉过很多事情，可是投诉完了没有什么结果，他会用一块钱新台币去打官司，也会有正义感，本来政治家们应该帮慰安妇，但是他们没有帮。我虽然说这些事情是一个未知数，但是至少会去试。比如球赛，你并没有参与，怎么知道最后得分的情况？如果你看到了整个踢球的过程，知道他们怎么踢球、怎么打球，这是最精彩的画面，我觉得过程是最重要的，而且可以把过程教给大陆的消费者或者是也被受害的人，也被性侵害的人，不管是多大、多小的事情，至少有很多榜样可以去学。刚才说的完美，我觉得不应该算是完美。我爸爸现在都还在骂。

主持人：刚刚说到坐牢，你刚才也说到，坐牢家给女儿的一封信（wjm_tcy注：应该是《坐牢家爸爸给女儿的八十封信》），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李文：爸爸写了200万字（写了3000万字，但《李敖大全集》只有1500万字，剩下的尚未出版），为什么在大陆卖呢？是因为想要受到尊重，我当时也跟出版社进行过交涉，因为不想他们把文字进行删除，这本书可以算是英文教育的书，也有很多可爱的故事，我记得他坐牢的时候，小时候去看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知道爸爸在窗户的另一边，有一个电话筒，但是过了一阵子就好了，因为他不是犯人，是政治家，国民党对他会好一点，搬到一个房间里住着，那时候情况就比较好，他会给我削苹果吃，最令我感人的事情，是牢里不能有刀子，不能有锋利的东西，就用一个跟铁片一样的东西慢慢的磨（wjm_tcy注：是从皮鞋底子抽出来的铁片），所以每个故事里都有一个照片，比如关于无尾熊的故事，还有一些谣言等等很多事情，虽然不能看到爸爸在小时候给我换尿布，但是在牢里写出这么一封信来，我觉得做爸爸已经够伟大了。

网友：你最欣赏父亲什么、最讨厌父亲什么？

李文：讨厌可能比较多吧。我是唯一可以跟他翻脸、翻桌、甩东西、甩门的人，我们在家里叫这个为皇帝，因为我们的脾气太像了，我们家里有两个李敖，你们可以想象李敖跟李敖是什么样的场面，会是很火爆的场面，大部分我会去体谅他，不跟他吵架，但是我的个性很强，而且小时候很叛逆。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爸爸有点神经质，越洋电话打给他，我会问他心情怎么样？我会问他现在心情怎么样，他说不好，我就挂断电话，等他脾气好了之后再打给他。

最欣赏爸爸的是他的才华，我不希望别人认为我爸爸是骂人的人，其实爸爸所有的朋友都是很有风气，对女孩子特别有礼貌，在冯叔叔给我的书里写序的时候还有写到爸爸的另外一面，因为大家看到的是他的书，没有跟他相处过，我想我最欣赏他的是他的才华、勇气和幽默以及道德的方面，我觉得他会用一块钱打官司，费了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就是要表达他的立场，这个是很重要的。

网友：生活中的李敖是不是也很尖刻呢？

李文：没有我尖刻吧，我有美国文化，对很多事情特别是自己的小权利，自己生活的方面、住的方面、服务的方面特别挑。爸爸的尖刻方面，我刚才也讲了，他对人、处人、做人的方面不是很恐怖的，对人是蛮好的、很友善，对女性也是蛮好的，特别是美女长腿型的女人。

网友：最近很少看到先生的新言论，无论是政治方面的还是其他方面，你对政治方面的情况怎么看？有没有新作出来？

李文：我不懂政治，也不想谈。虽然是新作，但是在台湾来旧作的，网友们可以上上爸爸的网站，可以上去看看有什么新的东西，或者直接打电话跟友谊出版社查一下。

网友：你在书里面写到你的童年。我们感兴趣的是你的童年是怎么渡过的？

李文：有点像吉普赛人漂流的感觉，小时候爸爸被国民党抓进去的时候，妈妈就决定去美国，因为那时候的情况比较紧张一点，到了美国就知道她怀孕了，之后跟爸爸，所以我回去台湾的时候，爸爸希望我留在李家，让李家的人带，因为妈妈可能再婚，再嫁，所以为什么我跟奶奶那么亲，因为奶奶就是爸爸的妈妈，我就有妈妈的感觉。我是没有双亲的小孩子，所以爸爸说我是生存者，因为我几乎没有变坏，我为什么那么叛逆，那么早结婚，17岁的时候就结婚了，那时候是希望有家庭的感觉，那时候结婚也是有成长的过程，那时候爸爸气疯了，但是现在已经成为往事了，童年还好，我不希望母亲和父亲在身边的时候就会变成问题孩童，因为奶奶教得不错的，爸爸在牢里也给我金钱的支持，让我学钢琴、小提琴，什么能学的乐器都学了，虽然他在牢里，但是对我的关心也表达出来了。

主持人：你为什么会写这样一本书，并且到大陆来出版？

李文：我的理由是爸爸的年纪大了，我想写一本关于爸爸的另外一面的事情，对女儿、亲戚的感觉，再就是跟观众说一下爸爸对我的影响力，为什么我现在也这么叛逆，我已经是40岁的女人还这么叛逆，问题是我有爸爸的血统，而且我一直喜欢打抱不平的，很讲正义感的跟爸爸一样的人，所以我投诉的过程，因为我也是中国人，我也爱国，但是真的是很多事情已经改变了，希望投诉的事情激发一些还有信心、还有力量的人一起战斗。

网友：如果你没有去美国，留在台湾的话，会变成什么样？

李文：我不是没有去美国，可能刚刚我的背景没有介绍好，我是华裔人，我在做胎儿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去选择。

主持人：网友的意思可能是如果在台湾出生的话会怎么样？

李文：如果个性方面的话，我可能不会变，可能我比较开朗，或者是西方无论是好的、坏的方面都不会学到。台湾是很小的岛，我还是比较保守，也不是说传统的东西不好，我觉得现在我这样已经不错了，大部分的怀疑连A、B、C，连一个英文也不会讲，就是香蕉一样，黄色在里面，白色在里头，我中文会话没有问题，但是有时候也需要帮助的。我认为可能会有改变，但是改变不会太多。而且爸爸那时候不希望我在台湾呆太久，他还是希望我在美国住。

主持人：你现在准备长住北京吗？

李文：我想可以吧，如果我教育的人不能再教育的话，可能会搬去上海，虽然我对北京的思想太难改变了，天子脚下，我是明朝下来的什么什么，或者我是暴发户，不去吸收任何过户的东西，那是特别难改，特别累的东西，我觉得去一个城市的话，至少希望学习一些新的东西，大陆真的改好的话，我会去那个城市的。

主持人：有很多网友希望李敖先生能到大陆走一走、看一看。你觉得你在哪些方面受到了父亲的影响？

李文：最大的影响应该是做人处事的方面，怎么改好自己，不能当一个窝囊废，我是直爽直接的人，虽然他会担心我，但是我是女孩子，我有西方的思想，他知道怎么骂人，怎么保护自己，但是我可能不会，可我不能停止我要做的事情，也不能不讲该讲的一些事情，在住的方面、服务的方面如果不合格，我应该去争取的，有人说我不够温柔，我很温柔，只是大家没有看到，其实有些事情是不能宽容的。

主持人：将来你有什么打算，还是继续从事教育工作？

李文：我希望多写一点教育的课本，有时候不能写一些很无聊的课本，不管是国内、国外人写的，我希望能在大陆开一个礼节的班、开一个中心，或者是开一个双语学校，我很想办一个高档的书店，国外有很多，我想上海也有很多。

主持人：北京也有，可能不够档次。

李文：当然我知道很多人的收入有限，我的感觉就是说你可以花20块钱买本书，可是你把它收集起来，卖20块钱的书可以买10本，省下来的钱可以买一本国外的精装版的书，国外的书质感不是很好，因为有原因。

主持人：成本是不能太高了。

李文：我想鼓励一些喜欢看品质高一点的书。大部分人跟我讲，说开书店是赔本的生意，我不能赚钱，但也不能赔本。我觉得有一个上网的地方或者是星巴克的咖啡店在里面，开一个关于书的精品店。但是避免一个人进去免费吹暖气，站着看书看一天，所以我一定要收门票，这个门票可以看一本书或者喝咖啡，我觉得北京这样一个地方应该有这样一个场所。我很喜欢北京，我从美国搬来大陆的时候，有70%的硬壳的书还有一半的衣服，我觉得外国的书非常贵，但是是有它的价值的。我希望可以把这些书介绍给大陆人看看。

主持人：时间快到了，问最后一个问题。

网友：你在美国生活，李敖在欧美的知名度怎么样？

李文：不是很高，但是知道美国的欧路人是很分散的，我们是移民过去的，年纪大一点，但是他们还是知道爸爸的，比如爸爸的录音节目在那边卖，在唐人街上也有书卖，也有卫星新闻，但是没有在香港、台湾、亚洲这些地方这么知名。他有一本书已经翻译成英文，希望那本书有很多的人读，他是很历史性，虽然不是畅销书，但是希望有很多人看。希望爸爸在全世界可以站得住脚。

主持人：今天聊天就到这里，请李文最后跟大家说几句话吧。

李文：谢谢大家花时间来聊天室聊天，也希望大家来买买我的书，增加对爸爸的了解，希望我的书能对大陆的社会有一点小贡献，谢谢大家。

主持人：今天的聊天到此结束，谢谢各位网友的参与。

有其父必有其女（李文）

有其父必有其女

朋友给我李文电话的同时交代“她可能会要你自报家门，她很注意细节”，我有些不解，记者采访时当然是要自报家门的了。和李文通上电话才明白这个“自报家门”的意思，她要求我先把自己的名片传真给她看看。还好还好，没有要求我传身份证和记者证。

虽然李文是ABC，出生、成长基本在美国，据她自己说中文只有初中二年级的水平，并很坦率地表示很多中文字“不认得”，包括我的名字。但她的普通话讲得相当好，如果忽略她有时略显犹豫地冒出“雪上加雪”、“协妥”这样的词的话。她的发音比许多福建人要标准得多，而且没有多少台湾“国语”腔，流利、悦耳、极富感染力，这大概与她的教师职业有关。李文取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一直在美国教英文，2002年底，她来到北京，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

采访的最后，李文说：“帮我写好一点——，叫大家来买我的书——，不要买盗版——。”拖着尾音，这时的她，像个坦白可爱的小女生。

李敖拒绝为女儿的书写序

读完李文新书《我和李敖一起骂》，有一点小小的震惊，因为她的直言不讳。一般人特别是名人之后写关于自己的生活、家庭的书，通常只会写出好的一面，表达出自己对别人善意的情感，而李文不，比如她写了生母的后夫对她的性骚扰，而且指名道姓，比如她毫不隐饰自己与生母之间淡漠的情感状态，还有她到北京仅一年却进行了的上百次的投诉等，甚至还提到李敖的“怕太太”。也因此，李敖对于自己的女儿写这本书很不赞成，担心会给女儿带来麻烦和伤害，他拒绝为书写序，李文自然也是大大地不爽，“写个序会死啊？”家族里她是惟一一个敢对李敖大喊大叫、摔东西的人。

不过李文还是谅解了父亲，她说：“后来爸爸请他最好的朋友给我写序，还请他带照片来北京给我。”李文说：“我也只会写这一本关于我爸爸的书，以后我写书就要写我自己的教育专著了。”她觉得市面上很多关于李敖的书并不准确真实，而自己作为李敖的长女，“有资格也有权利”写李敖。“我要让大家知道爸爸温情的一面，而不只是骂人。”

李敖说李文是女李敖

李文非常以自己的父亲为豪，她在书中写到自己“独享了父亲57年的宠爱”。李敖曾经说李文是“没有‘那话儿’的李敖”，那么李文眼中的父亲是个怎样的人呢？李文认为李敖文学才华少人能比，有正义感、有道德、有人格。李文说：“爸爸是男英雄，我是女英雄，我们都是那种骑黑马、摇着旗，冲在战场上的人，是容易被牺牲、被暗算、被利用的人。”

李敖是以毫不避讳“性”著称的人，比如他那句著名的对于坐牢“大头不恨小头恨”的调侃。作为一个独立自尊的职业女性，李文怎么看待父亲这一点呢？李文曾经抱怨说爸爸为什么总是这么“黄”，别人会认为你是色情狂的。不过现在李文觉得这就是李敖的风格，她“尊重也接受爸爸的选择”。

李敖曾经说过，这辈子不离开台湾岛，不去别的地方。问李文对父亲这种心态怎么看，李文脱口而出“很难理解，有病”。李文觉得父亲不来大陆可能是想保留自己对故土原有的记忆，不愿打破。还有可能是父亲书看得多了，什么都了解了，许多事也失去了做的兴趣。她又有几分促狭地说：“我爸爸他不敢坐飞机，还怕冷。”“天才总有我们无法了解的、偏激的地方。”李文接着说：“我觉得这样蛮可惜的，我特别希望爸爸来大陆来北京看看，这边有这么多他的读者。”

李敖支持李文到北京发展

父女俩太过相像，所以反而可能无法近处相处，李文在李敖身边的时间并不多，年幼时李敖坐牢，只能靠《坐牢家爸爸写给女儿的八十封信》表达父爱，14岁那年，李敖因忍无可忍将李文送到美国求学，如今，李敖也支持李文到北京发展，以至于李文总在寻找一种家的感觉，而在17岁结婚18岁离婚。李文笑说：“男生一听说我的爸爸是李敖就吓跑了。”的确，听李敖骂别人很爽，如果成了他的女婿，一个不小心，骂到自己头上，就不好玩了。

让李文评判她呆过的美国、台湾和北京，她说，美国环境好生活优裕，可对自己的事业而言没有大的发展空间，对于台湾，李文说没有多少回忆和怀念之处。李文说北京正处于发展期，她发现这里的英语教育市场才刚起步，大有可为之处，她愿意带来自己15年专业英语教学的经验，做点事。

李文说投诉是美容方式

至今为止，李文到北京不过一年零十几天，却已经有了上百次的投诉，她在书中也很详细地记录了这些过程，包括明指当事人的姓名，许多人包括李敖都劝她，投诉是一件最没结果又最没效率的事情，搞得自己很辛苦很累，要宽容点，想想中庸之道。李文开玩笑说“投诉是我美容的方式”，讲出来也得到了宣泄，不过这一宣泄也许会招致更多的生气，所以她又说自己这一年“过得很累”。李文说，自己投诉或批评某些事某些人就是要他们去改进，去提高，不能什么都“没事没事”，“如果你妥协你就会退步，就会落后”。她说自己决不宽容，“宽容是麻痹另外一种说法”。出这本书时，编辑曾劝李文隐去当事人姓名，李文拒绝了，“我就是要他们知道，做了不好的事总会被揭发出来的，会被别人写进书里，所以他们以后就不敢再犯。”

能否起到对坏人坏事的威慑作用不得而知，不过最起码李文的这些投诉经历对我们有借鉴作用，看了书后，我知道了，将来如果有一天我贷款买汽车，一定不付那被视为行规的却没有道理的“风险担保金”，如果和卖方说不通，可以像李文那样，先付钱，然后复印完整的资料到工商局投诉，要回这笔钱。

本报记者 郑彦 2004.1.13

李敖父女用叛逆写人生（李文）

2004-1-18北京娱乐信报

台湾著名作家李敖之女李文身居北京，除了每日维权不息，还口述一本新书《我和李敖一起骂》，书中除了讲到自己的成长经历，还讲了爸爸的许多趣事。

爸爸说我是一个幸存者

别人向爸爸问起我在北京的情况，爸爸就简单地说：“她生存得很好，任何问题都难不倒她。”

因为我的出生到现在，经历了太多不普通的故事。而在这么多不同的种种的情况下，有这些不平凡的遭遇，我都走过来了，应该像爸爸说的算是一个幸存者，爸爸也蛮欣赏他的小文在生存上体现出的力量。

因为说实在的，家庭不正常的小孩子变坏的实在很多，我爸爸妈妈在我小时候就没有在一起，而且分别属于两个文化、环境、语言、习惯完全不同的东西方。

而我又在这两极世界间走来走去，与完全不同的人们相处，可是值得庆幸的是我没有变坏，没有变得颓废，只是说性格变得叛逆，变得更加自我。我还是选择了一条越来越宽的积极的人生道路在走。

我十几岁在美国读书也是过一种住校生的生活，读的也是很贵的学校，学校里还有一些好莱坞影星的孩子。这些好莱坞小孩的生活都是很放纵，大多是每天吸毒每天喝酒，他们住校都是收入很高的爸爸妈妈付钱，学校很难管得住他们，可能因为他们的父母太有钱了，怎么样都可以，其中有很多最后成了问题小孩。

我再叛逆，也不会像这些孩子那样出轨。我是不太会做他们做的事情，那时候刚从台湾转到美国去也蛮保守的。所以我大部分时间，都是跟一些日本学生和新加坡的学生在一起，做一些比较低调的事情。

无论怎样，虽然我没有爸爸那样渊博的学识，没有能像爸爸那样读那么多的书籍，一辈子也不可能像爸爸那样写出那么多的书，但我还是可以在美国那种比较自由散漫的环境下，完成了所有学业，最后还是拿到了奶奶和爸爸都希望我拿到的博士学位。尤其让爸爸高兴的是，我是我们李家第一个拿到博士学位的。

儿时的李文和父亲李敖在一起

所以在这点上，爸爸是对我很满意的。爸爸的李家是个大家族，爸爸这一辈我奶奶生了8个小孩，爸爸就算是李家的一匹黑马。

现在爸爸不希望我回台湾，他也知道，我是那种我行我素，什么人都管不了的人，包括爸爸在内。爸爸现在可能没有以前那么怕老婆了吧，我想，可能因为爸爸年纪大了，小孩子也开始长大。对我的事业来讲，当初我来北京的时候爸爸是很赞成的。现在我来到北京发展我的事业，爸爸对我的期待不是很高也不是很多，因为他知道我是幸存者，在哪里都可以生存的。

与时尚的小文相比，爸爸是个老土

我时常跟爸爸开玩笑，我太时髦，爸爸太老土。因为他对各种时尚的东西，好的车，名牌的衣服都不懂。

有一件事，我一直记得。有一次，台湾的电视台请爸爸去录影，爸爸就进到一个摄影棚里头准备录制节目。爸爸当时还戴了一个GUCCI眼镜，大家知道这是个很时髦的品牌，可我一看就知道那是假货。我说：“爸爸，你太没有格调了，太不讲品位了，你这么重要的人物，怎么可以戴假货呢？”

爸爸就说：“我不太稀罕，更不注重这些，你笑我不懂品牌，爸爸也觉得你更是笑话，只有我的小文知道这些东西，还讲究这些，你把所有钱都花在这上面了。不过也无所谓，你死得快了都是好事情，反正小文你没有活赔本。”

什么名牌呀，时尚呀，爸爸对这些东西的要求不高，他觉得这些东西很俗气，不值得他去用，更不值得他花心思去用。爸爸的写作几近“工作狂”，爸爸是不喝酒不吸烟的人，也不应酬。了解爸爸的人都知道这点。因为爸爸他是太喜欢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孤独地写书、看书，这对爸爸来讲是最大的、几乎也是惟一的享受。我在爸爸的书房里就给他写过一个小小的标牌，上面用英文写着workaholic（工作狂）。

爸爸也讲，这个享受对他来说，已经是太满足的一件事了，享受感觉超过别的普通人上百倍了，因此就不必用这些普通人享受的方式了，像去买东西，像去吃好吃的，或者像追求时尚品牌这样的享受生活的方式，在爸爸看来完全就不必了，甚至多余了。

爸爸有时候就吃个便当，随便一个便当、快餐饭盒就很满意了，很满足了，他对这个要求真的太低了！

爸爸以前在台湾做很多电视节目的时候，他所有的领带都是我给他买的，因为我希望他变成一个比较时髦的作家，不是很土的作家。我注意到爸爸再上节目的时候，他的领带每天都换不同的戴着，所以也代表他有一些时尚感。

我想爸爸也突破一点了，只是他有时候不想承认，这些时髦的东西他也是很适合的。

我40岁了

爸爸却不督促我结婚

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今年就要满40岁了，爸爸从来没有督促过我说“小文，你该结婚了”，也没有说过我该交个什么样的男朋友的话。这个话题，在我们父女间，差不多是不提起的。我想有三个原因吧。

爸爸想到我那么小的年纪就有过一次很冲动的婚姻，后来又离开那么小的女儿。这样的婚姻遭遇，在爸爸的眼里是很悲惨的一件事情。另一个原因呢，虽然我小时候没有一个很好的家，不过呢，爸爸也不希望看到我为了有个家而去结婚，为了结婚而结婚。因为我的结婚结果要是不好的话，也会带来一大堆烂事、一大堆很麻烦的事给他，所以爸爸对我的婚姻观念和爱情观念从来也不问。

在朋友当中，我是最早结婚的，也是最快离婚的人。我年少的时候，只要觉得自己想做就可以，不会想很多。我的婚姻不到一年半就结束了。因为我走过了从前，经历了从前那个头脑热情现实寒冷的婚姻，十七八岁那个李文再也没有了，那个时候什么事情也不懂，只想着有一个家庭，所以对我来讲，人生一定要结婚的观念我是没有的。而且我觉得我年龄越大，我自然而然对与我结婚的对象就越挑剔。特别是过了35岁以后，就变得更实际和更加挑剔了。

再有呢，爸爸毕竟相信，我不管做什么一定有自己的理由。我们父女的性格那么相像，爸爸更会了解到有的选择一定是当事人自己的决定才正常，别人最好不要说三道四。

不过，就算爸爸不干预我的婚姻，可是爸爸还是常常用这个话题来跟我开玩笑。

我爸爸对我讲，他与台湾的那个陈文茜曾经开了个玩笑。爸爸说：“你们这派优秀的女人，男人窝囊，你们就欺负人家；男人优秀，你们就跟人家吵架。人家聪明呢，觉得自己也不错，骄傲得不理人家。你们是专门跟男人作对的女人。所以，像你，像胡茵梦，她们这些优秀的女人都没有好下场。”

陈文茜反驳爸爸说，就算你李先生说对了，我们这些女人的确没有好下场，可是我们再坏的下场也不会比嫁给你更坏。

想一想，陈文茜讲得也不错，我们这样年龄的女人，结婚嫁人的确是件不容易的事情了。

爸爸也说我：“小文，你越挑剔，就越找不到老公。你这一派女人，笨的男人你不要，聪明的男人不要你。”所以，爸爸的结论是，我们这派女人一辈子是不会结婚的。

爸爸还说，台湾男人都喜欢水水的小女人，不会喜欢智慧和才华超过自己的女人。连爸爸这样的男人都不做这样既冒险又折寿的选择，那别的男人更不会做这样的选择了。

爸爸跟我开玩笑的意思，我听得出，就是嫁不出去嘛。我就跟爸爸讲我的理论，来反对他的说法。假如说我欣赏的男孩子，他只喜欢那种辣妹型的话，我也不会稀罕理他。因为这说明他只注意到身体、美貌那些外表的东西，而不去看美丽的身体和外貌下有没有知识，那这个男的对我来讲也是没有知识的一个低水准的男人，也不值得我去爱。

因为，一个婚姻中有太多不可知的因素，而不愉快的婚姻产生的结果都是可以想得到的，都会留下一些伤痛在心里。因此，爸爸不会因为我的年龄因素来说服我做这样一件事情，爸爸更不愿意我再有婚姻的痛苦。爸爸宁愿我维持现在的样子，就算是一个人，但是过着自己想过的轻松日子，所以爸爸不会督促我结婚。

信报记者李冰／整理

李敖这个父亲（李文）

在很多人眼里，爸爸是个“狠”角色，甚至有些人用“痞气”来形容。但我始终觉得爸爸的“痞气”是建立在他深厚学问的基础上的。一个人如果只读书不骂人，那么他可能是个历史学家；如果只骂人，不读书，那么他可能是个流氓学家；而如果两者兼备，那他就是李敖。

我在美国出生长大，对我来说，英语是我的母语，是我最习惯使用的语言；加之爸爸从来不苛求我必须学好中文，所以跟同龄美籍华人相比，我的中文水平很有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爸爸早年对我“纵容”的因导致了今天的果，这个要“归咎”于他。

“我对李文最大的亏欠是……”

其实爸爸的“纵容”只是遵循了美国的家庭教育方式，我们在各自的领域忙碌，互不干涉，对彼此的生活和选择充满理解、认同和尊重，他从不会凭长幼伦理而将父权之威严强加在我身上。

既为李敖之女，自然也遗传了他的桀骜和自我。多年来，我从不会借“李敖”这个名字来抬高或衬托自己。我就是我，我是李文，我要过属于我的生活，我会依靠自己的智慧、魅力和学识，让人们记住我、了解我、喜欢我。

对于爸爸写的书和有关他的书，无论好坏，我很少关注。与其他父女不同，我和爸爸相处的时间并不多。在我最需要他陪伴的时候，他却深陷囹圄，无法为童年的我遮风避雨。爸爸曾在《坐牢家爸爸给女儿的八十封信》一书里写道：“我对李文最大的亏欠是我一生的麻烦，使她不能跟我住，不能很好地教育她。”

斗士无法规避的宿命

其实爸爸只是亏欠了我很多父女相依的日子，他从不亏欠对我的教育。记得小时候，爸爸每隔一周就会从监狱寄信给我，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教会我很多做人的道理。那是爸爸在当时情景下唯一可选择的办法，他把自己对女儿的牵挂凝注在字里行间，笔锋过处仿佛铿锵有声，丝毫不见牢狱生涯的凄凉困苦。

父亲性烈如火，他直言敢骂，身置险地也浑不在意。父亲用言行教导我：要做强者不要做弱者。他灌输给我不畏强权、勇敢追求真相的道理；直至今日，我坚定的法律意识、道德意识，很多都受益于当年他从军法看守所里寄出的信。

但强者并不好做。尤其要变革一个社会长久形成的制度和观念，其反弹的力道会让触及者代价惨重。“先驱”只是功成后的标榜和称颂，被视作异类遭到排挤、压制，才是斗士无法规避的宿命。

爸爸用他一生的时间，以一己之力对抗传统文化中的反动及不合理。有人形容他是战神，我想并不为过，面对蒋介石的专制和国民党的黑暗势力，即使坐了20年的牢（wjm_tcy注：实际坐牢6年2个月，外加软禁14个月而已，哪有20年），他也从未退缩。爸爸自己说：“我是一个大陆的知识分子，可是却出生在台湾。”这是台湾的幸运，也是大陆的不幸。因为“李敖”二字足以让台湾为之骄傲。但这令台湾骄傲的人，这个文字放荡不羁、思想天马行空的人却被台湾的统治者伤害最深。

很少有人能够读出爸爸慷慨激昂背后的辛酸无奈、沉痛悲凉。爸爸在这一过程中渐渐养成了对簿公堂的嗜好，喜欢打官司。为什么喜欢打官司，因为有很多愤懑，很多不平，很多不公正的遭遇。

铲除不平、不公正的方法倒很多：“第一个是忍气吞声；第二个是大人不记小人过，阿Q式的自己解释；第三种就是流氓式的，我私下里报复你，我揍你一顿，很社会式的、黑手党式的。第三种是很痛快的，可是我们理智地知道，不可以用这几种方法，我们也没有这种机会去透过黑社会来解决这些问题。”

被人称为“天才”的爸爸没有用上述任何一种方法来解决问题。最初，他找到了一个治疗这个社会疮症的良方——口诛笔伐。这个方式在大众媒体普及的今天会产生一定的效果，可也仅限于“一定”，对根本问题还是无法起到太多实际效果。那么，“实际效果是什么，是要靠诉讼，我打官司我告你，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所以我李敖就开始在台湾变成一个非常好讼的人。”爸爸的言传身教，极大地影响了我。

正在“逝去”的“流氓学家”

在很多人眼里，爸爸是个“狠”角色，甚至有些人用“痞气”来形容。但我始终觉得爸爸的“痞气”是建立在他深厚学问的基础上的。一个人如果只读书不骂人，那么他可能是个历史学家；如果只骂人，不读书，那么他可能是个流氓学家；而如果两者兼备，那他就是李敖。

爸爸说，不认识我们的人喜欢看我们的文章，认识我们的人喜欢听我们的讲话，了解我们的人喜欢我们这个人，我们做人比我们讲的话好，我们的讲话比我们的文章好。光看我们的文章，一定会以为我们是穷凶极恶的家伙，可是听了我们的讲话，一定会觉得我们比我们的文章更可爱，等对我们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你会发现我们又厉害又善良。

别人是恶霸，我们是善霸。我们也是一霸，绝对不是窝囊没用、被人欺负的滥好人。真正理解我和我爸爸的人都知道我们是刀子嘴豆腐心。

爸爸非常爱我，常常将他收集的一些名人语录送予我。在他过完74岁生日的时候，他对我说感觉自己老了，头脑不再像以前那样灵活，有时候甚至会做错事。他提到自己正在“逝去”，意思是他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离开人世，而他也已接受这个事实。爸爸让我将“逝去”原文语录找出来，在此呈现如下献给爸爸：

“Old soldiers never die；they just fade away.”（老兵不死，只会慢慢凋零）

我的爸爸李敖（李文）

1985年李敖的女儿——李文如是说

独家越洋访问：李敖的女儿李文

1985.04.15《民主天地周刊》封面故事制作小组

李敖的女儿与孙女

问：你跟你父亲相处了多久？

答：我父亲坐大牢，所以我跟他相处不算很久，我小时候都跟我姥姥（我爸爸的妈妈）在一起。我很小的时候，姥姥带我去监牢看他，用电话讲，不能碰他。后来他换了一个地方，好像比较轻松一点，我们可以坐在一张桌子讲话，有一个监视的人在旁边。

问：那时候你几岁？

答：大概十一、二岁，上小学。后来他终于出来了，我差不多十四、五岁。他从牢里出来，我们都很高兴。姥姥在省立台中一中做事，我们住宿舍，就搬来台北和爸爸住。我爸爸买的大厦在敦化南路附近，在布置的时候，我们住在信义公寓，很小的公寓。到台北时我上美国学校，因为我爸爸喜欢我上美国学校，不喜欢我上中国学校。

问：为什么？

答：我不晓得，可能因为我是在美国生的。我在纽约生的，妈妈把我送回台湾，跟我姥姥、外婆住，我很小就在别人手里换来换去。我跟我六姑住过、跟我三姑住过、跟我姥姥住过、跟我外婆住过，最后再跟我姥姥在一起，我跟我姥姥感情最好。姥姥有八个孩子，我爸爸是老五。

我爸爸布置金兰大厦，他有很多、很多书，整个房子每面墙有书架。我们搬进去，我有一间房间、他有一间房间、姥姥有一个房间，住得很好，可是我跟我爸爸一直处得不好。我爸爸管我很严，我喜欢玩，我是读书的料子，可是我不很专心，不想拿a，他一定要我拿a，我觉得拿b就不错了。我那时很爱玩，他觉得不对劲，把我从美国学校转学到道明中学。

我爸爸有怪脾气，把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间里，不见客，不见任何人，不接电话。那时我有个男朋友，我喜欢出去玩，他限制我出去玩，我就跟他吵架，后来终于搬出来了。搬到水晶大厦我叔叔李放那里。李放头脑没有我爸爸好，生意做失败，我姥姥很爱我，可是管不了我。我爸爸跟刘会云在一起，他们没有结婚，也不赞成结婚，我是很放得开，我无所谓。不过刘会云开始管我，我就说，“你为什么管我，你又不是我什么人”。有一天，刘会云到水晶大厦看我，姥姥也在那边。刘会云跟我说叫我一定要回我爸爸那边。我死也不回去，我们拉来拉去，后来我说“回去就回去”。我一上电梯，就把镜子打碎，拿玻璃碎片割自己的手。我脾气很倔强，跟我爸爸一模一样。当天晚上，我爸爸跟刘会云说：“我要小文去美国”。第二天就买了机票，把我送到美国，住进加州三姑家。我不能住姑姑家，她恨忙，有很多事要做，我就住校。爸爸安排我上私立学校，一个学期学费美金一万元，姑姑有时周末接我出来。

倔脾气和我爸爸一模一样

姑姑跟我爸爸一样，管我很严，我做什么事，她都会打电话告诉我爸爸。我念到十年级时，见到我现在的丈夫袁伟伦，他是我念道明中学时认识的，他到美国来我们再重逢。暑假时，姑姑很忙，我不能住她家，我就去住一位长辈家，他们空出一个小房间给我，我觉得我自由了。我姑姑常来看我，看房间里有没有别的人。那时我已经十七岁了，她还管我这么严。我这个人从来没人管过我，我很讨厌人家管我，我爸爸管我，我很讨厌；我姑姑管我，我更讨厌。可是没办法，我拿我爸爸的钱。后来，我姑姑终于发现我和袁伟伦在一起，她发好大脾气。十一年级开学时，我又要住校，这时我和袁伟伦决定要在一起。我姑姑骂我：“既然你这样，我就要跟你爸爸讲，你走你自己的路吧！”那时我十八岁。我和袁伟伦搬到别的地方去，后来我怀孕，我们就结婚了。所以这两年，我爸爸一直很怪我，为什么不读书，怎么那么早结婚，又有了小孩，这样怎么办？

他气我不好好念书，不把书念完又有小孩。他对我的计划是，高中毕业送我一部车，大学毕业送我房子，每个女孩所希望的，都会有。可惜我十八岁结婚，有了孩子，他什么都不给我了。还说“小文，你离婚的话……”，不管我要不要这个孩子，他会全力帮助我。意思是说，他觉得我不幸福。

我跟我爸爸讲。我现在很幸福，我很爱我先生，我很爱我女儿，有时候虽然会和先生吵架，那是难免的。

我妈妈生下我就待在纽约，跟一位文先生结婚，有两个儿子，我有时去她那里住。我跟他们处得还好。我妈妈也不希望我那么早结婚，那么早有孩子。我爸爸、妈妈的想法是一样的。他们现在还常常通电话了。

我爸爸脾气很怪异，很少人能了解他。我现在最亲近的是我三姑和干爹。干爹是我爸爸的好朋友住在加州，他没有很多钱，可是他是很好的人，他很关心我。干爹和爸爸都很讲义气。

李敖与女儿小文——当时尚未入狱。

我以爸爸为傲

问：你几岁时从美国被寄回台湾？

答：我妈妈生我的时候很苦，那时爸爸在台湾。爸爸是政治犯，他有很多崇拜者，包括我干爹在内，帮我妈妈很大忙，像是医药费等等。我两、三岁时还在纽约，后来妈妈就送我到台北外婆家。我外婆很爱我。我听妈妈说，我五、六岁时，爸爸传出话，把我从他们手里抢过来，外婆很伤心。

问：她们疼不疼你？

答：疼我。我觉得三姑比较疼我。六姑有太多孩子。

问：你知道你爸爸是很有名的人吗？

答：我知道，我以他为傲。我希望我可以回去看他，我也希望他来美国。可是我知道，他来美国不是简单的事情。我曾经跟刘会云和我干爹讲过，我会做任何事情把爸爸接来美国。

我并不是很讨厌台湾，可是我很讨厌台湾的政府，因为，我不喜欢——他们自称 republic of china，可是不是那么自由，你不能像在美国一样可以大声骂总统，骂这个、骂那个，在台湾都要在暗地里。我很喜欢我爸爸的作风，人家要讲的话，要骂政府，骂不出来的话，我爸爸骂得出来。因为大家都是胆小鬼，他们不敢讲。我爸爸讲出来，被抓去坐牢，我觉得这是很不公平的事情。所以，我不喜欢台湾政府，我也不喜欢我爸爸待在台湾。

问：你爸爸那么有名，朋友满天下、敌人也满天下，你有没有碰到你爸爸的朋友或敌人？

爸爸的敌人是笨人

答：我住在美国的小镇，中国人很少。不过，我并不觉得我爸爸有敌人。如果有的话，他是笨人，不懂我爸爸的书。我没碰到这种人，碰到了我也不会跟他做朋友。有些人很笨，知道我爸爸是李敖，对我说：“我知道你爸爸，你爸爸就是娶胡茵梦那个人”。我就说：“你是因为胡茵梦才知道我爸爸，那就是你不懂了。你觉得胡茵梦比我爸爸有名，那你就太小看我爸爸了。”我知道我爸爸不是结婚的料子，他自己也承认，他不喜欢结婚。他跟我生活在一起，有一次吵架，他跟我说我是私生子。那时候我对他说“你怎么可以讲这种话？”他说“事实上是这样”。可是，我想了半天，我爸爸还是爱我，不管怎么样，自从他把我从外婆那里抢过来，他一直照顾我，给我钱，给我学费，他一句话都不讲。我不能因为他讲那话，我就气，因为我还是他女儿，我还是李敖的女儿。

大的人、老的人都知道我爸爸是谁。我去中国餐馆打工，他们听说我是李敖的女儿，都很惊讶，都说“真的啊？你是李敖的女儿！”我听了很高兴。他们把这个当作大事。可是，他们并没有因为我是李敖的女儿把我当作不同的人，我还是要打工，做同样的事。美国人很现实，中国人在美国也很现实，他们不管这些，大家都忙着赚钱。

我怕爸爸被江南

我并没有碰到什么敌人。我很怕我爸爸出来，我是不太看新闻，不过我知道江南被杀的事，我怕我爸爸出来会不会也出这种事。我跟我干爹谈过，我干爹说“小文，你说得对，在台湾总不会暗杀他，因为大家会指着台湾政府骂，是你杀死李敖的，因为李敖批评政府”，可是他来美国的话，就比较危险。可是我不管这些，我要我爸爸离开台湾，我不喜欢他住在台湾，台湾那么多人对他那么坏，禁他的书。

问：做为一个名人的后代，心理上往往会有适应不良的困扰，你有没有这种问题？

答：我只是觉得很可惜，我没有爸爸会写书的才能。我爸爸并不逼我学他一样写书，他只希望我把书读好。我有别的长处，比如我喜欢艺术，喜欢做不同的工作，我喜欢旅行，跑来跑去。很少人知道我是李敖的女儿，搞不好人家还不知道李敖有个女儿，我爸爸不很喜欢谈我。

问：为什么？

答：我也不晓得。他书上有时会讲我。我并不晓得他为什么不要谈我，我没问过我妈妈。可能他有别的重要事情要去谈吧！我现在生活很平淡，跟我老公在一起，每天打工。我希望有一天我很有钱，我要为我爸爸做事情。

问：你现在在哪里打工？

答：我在镇上购物中心的专柜做副理兼出纳兼警卫，我觉得我是做警卫的料子，我眼快、反应快，才开始做，一个月可以抓到二十个人，大家都吓死了。不过，做这事也很危险，万一抓到一个人，他打你一枪怎么办？我考虑换个工作。我喜欢自己赚钱自己花。

我爸爸跟袁伟伦的爸爸妈妈处得很不好，我妈妈也不喜欢他们。我爸爸说：“我女儿嫁给你们家，你们为什么不给他们房子？”袁爸爸、袁妈妈说“李敖这么有名，为什么这么没气度？”我早晚会有房子的，可是因为我嫁了人，我爸爸不给我房子，中国人这些怪主意我实在搞不懂。

问：你爸爸出了很多书，他的书你看不看？

答：我看不懂，不是不看。我在美国生的，我接受中文教育很少，我中文很不好。我能写、能看，可以看报纸、看琼瑶小说，可是我爸爸的书就看不懂了。我爸爸最讨厌琼瑶。我真的觉得应该学习看他的书，可是看不懂。如他能翻译成英文，我也许可以看得懂。

问：因为你是李敖的女儿，从小不能过一般正常的家庭生活，在姥姥、姑姑家轮流寄来寄去，你会不会因为小时候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而觉得遗憾？

答：没有。三姑、六姑待我很好，很疼我，我知道他们心里想“小文很可怜，小时候都没有家庭生活”。我并不觉得很遗憾。我到现在也不会看见人家有爸爸妈妈，就觉得遗憾。有些人会说没有母爱、父爱，感到难过。我到现在都没有这种感觉。我很喜欢独立。你看我爸爸从牢里出来时，我还跟他吵架。我不喜欢人家给我压力，告诉我做这、做那。我从小就养成这种习惯，很独立。我喜欢住校、自己结婚。我结婚就没有受到压力，我老公不会限制我做这个、做那个，所以我很高兴，我这个人就是要自由。我喜欢做自己想做的事。

问：你认为你爸爸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

答：我不懂政治这些什么的，但是我从我自己的立场看，我觉得我爸爸是对的。他对社会很有功劳。我知道大家都很崇拜他，很多年轻人看他的书。我在美国碰到的人，从他们谈到我爸爸那种惊讶的神情和口气，我就知道我爸爸对他们的影响力。我的老板，还有一些老人都看我爸爸的书，都说李敖是个很不简单的人，他做了一般人不敢做的事。一般人没有他的天分，就算有，他们可能也不敢。

问：你知道台湾同乡会邀请你爸爸到美国访问吗？

答：对，我听刘会云讲。我爸爸没有肯定说要不要来。我很希望他来。

问：他去的话，你会怎么招待他？

答：我一定会。他不是不愿看到我，不过，他会觉得怪怪的，我也会觉得怪怪的，因为我们五、六年没看到了。他来的话，我一定会去接他、陪他。这是不用问的，我一定会做到的，只是他来不来而已。

问：你爸爸快要过五十岁生日了，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在这里跟他说？

答：我不知道他现在几岁，我只晓得他好像四十出头，但是我希望他原谅小文，我还是很爱他，我还是他的女儿，我还是以他为荣，他做任何事情我都支持他。

投诉是我最好的美容方式（李文）

采访李文，是因为这个与其父、台湾著名作家李敖同样疾恶如仇的女子最近又在忙着打官司，有三起已经在朝阳法院立案。

李文目前的住所位于燕莎商圈的一座国际型高档住宅区，这里是她搬家四次之后买下的住房。到了李文的门前，抬手准备按门铃，只见按钮边一行黑字：“门铃只按一次。”

身着粉色休闲运动衫的李文笑意盈盈地打开门，麻利地给我们递上鞋套。进屋后，她又拿出几张面巾纸铺在白色的座椅上。“不好意思，来的记者很多，经常洗很麻烦的。”

说话语速很快的李文告诉记者，因为投诉被物业多次下令驱逐后，她爸爸花费200多万人民币给她买了这套房子。她指着一处墙壁上的霉点抱怨，这么贵的房子还漏水，她正在和卖给她房子的台湾人交涉。

在递上的名片上，李文的名字有很多注解：博士、英语教授、作家、评论家和电视主持人，背后写着“早上十点前请不要给我打电话；没有得到我的允许请不要将我的电话告诉给别人。”没一会儿，李文的手机响了。听她的语气，是对方在为把她的电话号码给了别人而道歉。

投诉·忧虑

李文说，因为投诉遭人嫉恨，她一出门就提心吊胆的，像有小人要追杀的感觉。所以，她购买了人身保险并且已经写好了遗嘱。

愿做女斗士害怕成烈士

记者：有人欣赏你，把你称作是“美国回来的王海”。有人说你刻薄、挑剔，“你怎么评价你自己？”

李文：我跟王海性质不一样，他是有利润的，我维权一分钱都拿不到，还要往里贴钱。你不理解我就不知道我在干吗。我蛮喜欢女斗士、女李敖、女战士这些头衔。我不要当烈士（笑）。

我不能控制每个媒体在说什么，但至少可以让人们知道，有一个李文，她虽然不宽容，眼睛里不揉沙子，可是她有她的原因。因为你们眼睛里全部都有太多的沙子了，所以需要有个人帮你清理一下。

记者：你富于挑战的性格和你爸爸很相似。他支持你投诉吗？对你在北京的生活怎么看？

李文：当别人知道我是李敖的女儿时，就理解我为什么有不屈不挠的精神了。不讲，他们反而说你有病啊？为什么会因为几毛钱几千元去告？李敖的读者不会这样问，我爸爸因为一块钱台币告过别人的。

爸爸不喜欢我跟媒体讲我有两百多双鞋子，他说别人会说过着豪华的生活还较什么劲？还不是在炒作？我现在渐渐地了解，爸爸的担心是对的。他知道如何扮演狮子和狐狸，而我太单纯，不懂得变化角色。很多人觉得你不是在针对事情，而是针对人，就会有危险。爸爸虽然担心我，但他知道不能阻止我，非常支持我的做法。

投诉·理念

李文的卫生间里摆着各个款式的世界名牌香水，鞋柜上的鞋子就有200多双。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时尚而又精致的女人，生活条件相当优越。

投诉是做人的尊严和权利

记者：你的生活这样时尚，似乎没有必要对一些事情斤斤计较。为什么还那么爱较真儿呢？

李文：做人要细腻，时尚的女人不代表不维权，不能当受气包！穿很时尚的衣服，心态还是认命和妥协是很讽刺的。投诉也是种美德。

这可能和我14岁开始自立生活有关系，那时候我爸爸刚出狱。我跟他学了很多道理。爸爸一直跟我讲，有原则的投诉是一个人的尊严和权利。要争取我们自己的公民权利，也许我们的权利不一定是政治性的，可是我们的生活品质要维持应有的标准和权利，也要随时随地付出代价。

我是一个没有父母在身边的女人，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先生，我一定要有一个保护自己的SHELL（挡牌）。这就养成了我消费要物有所值的生活观念，比如说我坐1.6元的出租车（1.2元就算了），车座很脏、司机咳嗽抽烟吐痰，我知道他们很辛苦，可是对不起，我是花了钱的。我花一百多块钱买一杯咖啡，是因为我能享受那个喝咖啡的环境，可是如果说花了钱却发现杯子是脏的，或服务员有口臭，作为消费者你不难受吗？

记者：很多你看不惯的事情，比如邻居在院子里养鸡养鸭、晒菜晾内裤、穿睡衣在外面走等等，一般人习以为常。这种认识上的差异和你长期在美国生活有关吗？可以说是中西文化的冲突吗？

李文：这是文化差异吗？我住的是高档别墅区啊，不是农场。狗在公共场所没有人拴、随地大小便，司机在大堂里抽烟、随地吐痰、公共的过道塞满了私人的物品……这些行为也是违反小区管理条例的。假如我是在农村，是不会挑剔这些的。北京是国际化的大都市，礼节方面更要和世界接轨。

我的行为是在传播理念

记者：中国人讲“和为贵”。对于很多陋习，别人也有不满，但是他们选择沉默。

李文：很多人一直是在忍了、算了这种环境下长大的。有不满却闷着不说，这是内伤。有的人没有这个水准，你不说，人家不晓得。李文告了你，你就知道。虽然我当了“坏人”，可是问题解决了。

楼下邻居搬来的第一天，一岁的孩子哭得很厉害，一直吵到夜里三点钟。小区规定早上8点以前和晚上10点之后要保持安静，我提了意见，希望能控制好时间。对方没有骂人反抗。我马上送大花篮表示感谢，对方还了我一个水果篮。大家都要有雅量。

记者：中国还有句俗语叫“入境随俗”。你为什么不能宽容一些呢？如果你把这个标准降低一点，也许大家都会开心一些，你也不会这么累。

李文：很多人跟我讲要入境随俗，我受不了这种观念，这是在抵制人。一个人绝对不能妥协，特别是自己的原则。假如入境随俗是不太文明的习俗，我宁愿不要。有句话叫爱之深，责之切。奥运快到了，穿睡衣的人、随地吐痰和掀着肚皮的人怎么能让他们不走出来呢？我是急啊。我今天的行为是在传播理念，希望你能去改变。

投诉·收获

李文书房的墙上挂着一块小白板，上面写满了激励她坚持下去的格言，其中一条是“绝不放弃自己的原则”。李文每天都会念上好几遍。她说，每个世纪都会有牺牲者，为了正义，她愿意做那个人。

对方知道我真会告就重视

记者：有人称你是女堂吉诃德，用近乎徒劳的方式来挑战中国式积习，你觉得你的投诉有作用吗？

李文：以前我投诉，人家摔我电话、骂我无聊。现在小有点名气了，对方知道我真的会告，就会重视起来。有一点小名气唯一的好处就是我打出的拳头更加有力了。

有位学者说过一句话，“道德的产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现在还没有结束……很多情况下，做好人的变成大傻瓜。这好比在红绿灯下，很多人闯红灯，那些遵守交通规则的少数人则成了‘傻瓜’。可正因为这群傻瓜，我们的道德才不致垮掉。”我愿意做这种可敬的“傻瓜”。

在你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和地方，你做的事情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可能我这个种子永远等不到开花结果，可我希望今天能感动一个人。我要一个一个去感动，能改变十个人我也很高兴。

我越有名气就越敢讲话

记者：你的苦心并未得到所有人的理解，因为维权多次收到物业的“逐客令”、窗户被人砸，家中被断水断电，你还会坚持下去吗？会不会因为压力太大而选择离开？

李文：没有这么多人支持我，我可能就不想呆下去了。我是有理想来的，至少现在有点收获，我也不计较什么。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去美国散散心，在那边媒体上也会叫一叫，骂一骂。那边的华裔也很支持我。我越有名气，就越敢讲话。

记者：投诉是改变的最好途径吗？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呢？

李文：文明素质教育。很多陋习都是因为小孩子从小没有教育好。我做了一套电视节目《一举两德》，用英文教小孩子素质道德。做得不是很好，但我尽力了。比如学尊重这个词，respect就是你看到这个小白兔了吗？它没有插队，没有吐痰。希望小孩子学英文的同时学点道德。我最大愿望是在中国开办一所真正的双语学校和一家教育书店，还想创立一所国际礼仪文明学校，希望能为提升国民道德素质和社会精神文明水平尽一份微薄之力。

我也去了很多大学，苦口婆心地劝年轻人有点李文一样的激情，为社会去奋斗。靠我一个人的力量特别累。我也希望正义的报纸去宣传，让媒体帮着我一起做。

投诉·生活

李文认为，把自己弄得漂漂亮亮的是一个女人的美德。她的美容秘诀是：吃饭、睡觉和投诉。她说自己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在人间追求事实的真相和真理。

记者：两年内投诉了两百多起，你还有时间做其他事情吗？投诉有没有影响到你的正常生活？

李文：还好。有很多正义派的律师在帮我，包括为我免费服务。投诉确实是很累的事情，你要收集每个证据，记录谁跟谁讲过什么话。我的中文不好，每天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宪法》要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可是，维权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夺去我的维权意识，我会恨你。

我的主要精力还是教学、写英语课本和道德教育书，下个月要出版四本书。周末的时候，我喜欢和朋友喝喝英国下午茶、逛逛书店或者健身，有时还会跳跳舞，我跳起来很疯的。我对皮包、鞋子、皮带很讲究，我不喜欢在北京买这些东西，每年回纽约一两次购买服饰和日常用品。投诉不影响我过时尚的生活。

投诉可以让我血液循环

记者：你看起来很年轻，皮肤也特别有光泽，频繁的投诉没有让你感到心情郁闷？

李文：你没看我一直在笑吗？你不让我说出来我会更难受的。我的美容秘诀是：吃饭、睡觉和投诉，投诉可以让我血液循环。每天在家里做瑜珈的时候，就把心里的气都排了出去。另外，我的美容师每周到我家里给我做两次皮肤护理也可以帮助我减压。

只是打官司要往里贴钱，我在北京花的都是以前挣的美金。这次起诉阳光卫视一下子交了7000元诉讼费，花掉了一个买包的钱，心疼死了。没钱我就问爸爸要，哈哈。

李文博士（Dr. Hedy W. Lee），1964年生于美国。英语教授、作家、演讲人、维权者和批评家。台湾著名作家李敖的长女。出生于美国纽约，在台湾和美国两地长大，深受中西文化的熏陶。在纽约大学政治与东亚研究专业取得学士学位后，又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并从旧金山私立大学国际与多元文化教育专业取得教育学博士学位。

在美国，李文博士一直从事英语教学和研究工作，曾任职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三藩艺术学院和台北台湾大学英语学院。2002年底，李文博士到北京定居，继续从事英语教学与研究工作。

与其父李敖一样，李文也有一种疾恶如仇的性格。她把自己在中国一年的生活写进《我和李敖一起骂》一书中，探讨了中国的国民素质及社会文明领域方面的问题。引起了海内外媒体的关注。

李敖私生女李文随父开骂（李文）

1890年在中国生活了20年的美国传教士曾说，中国人有不求精确、模模糊糊、只说不做等缺点。李文还列出中国人的诸多缺点：

○ 口臭。大部分人都有口臭。这是个礼节问题，因为口臭会妨害到跟你讲话的人。

○ 吐痰。吐痰几乎成了大陆的一个文化，几乎我看到的每个人都吐痰。因为SARS的问题更应该引起这些随地吐痰的人注意。

○ 抽烟。好多人抽烟，而很多地方和场合都没有区分非吸烟区和吸烟区。

○ 讲话声。很多次我看到在路上骑脚踏车的人用“叫”的声音来讲话。

○ 穿凉鞋不能穿丝袜。走路的时候呢，鞋子不能噼里啪啦拖在地上。很多女性穿凉鞋的时候，会穿个短丝袜在外面。

○ 头发。发型或长短都无所谓，可一定不要有头皮屑。油性的头发，个人卫生很重要。

○ 开车。超车不打灯，飙车，不按规定线路行驶。从车里往外丢垃圾，逆行按喇叭，出租车司机等客人的时候把鞋子脱下来，翘着一个臭脚丫。

○ 行人过马路不管红灯、绿灯都冲上去，然后站在路的中间不动，这很危险。

○ 男孩常常坐没有坐相，把裤腿拉上来，小腿就在外面露着。每个人都在抖脚。

○ 市民不应该穿着睡衣在外面散步。睡衣是在家里穿的，而且穿出来也不是很卫生，外面的脏东西都带到床上去了。

李文，台湾著名作家李敖和台大校花王尚勤的私生女，2003年由美国来到北京生活。近日，李文出版新书《我和李敖一起骂》，讲述了她不同寻常的成长经历：出生在美国的时候老爸坐牢，14岁遭继父性骚扰，17岁结婚，18岁离婚，丢下一岁半的女儿，之后用李敖资助的钱完成学士、硕士、博士学业。李文来北京后，九个月内投诉近百次，其个性与其父亲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她特别开列了中国人的二十余条“丑陋”之处，从口臭到超车等等她认为不文明的举止和行为均在投诉之列。

我和我爸爸一样

有一件不能不说的事，那就是我十四岁的时候，曾遭受了继父文乃建的性骚扰。（今年60多岁了，曾经很长时间与内地这边做石化的生意。）从那时起，对年纪大的人有了恐惧感。爸爸担心我这样写在书里，人们会对我有不好的看法，可是我不同意。这是我真实的遭遇，我不能只把好的一面展示给别人看。

你公开自己私生女的身份，是件很勇敢的事。

这是爸爸讲的，因为爸爸的东西都是很开放的，我几百年前某年某月某时发生的事情他都要写出来，我说你不要翻旧账了，我现在都几十岁了。我也不想爸爸这样讲，可是事实是事实啊，他那时候是上了黑名单马上要坐牢的，所以跟妈妈分开，妈妈到了美国才发现怀孕了。

他是负责任的，事实上只要爸爸负到了该负的责任的话，反而有时候还是会比较偏心一点的，在精神上、物质上不是一个普通爸爸会给的。

关于性骚扰很多人都很忌讳，那你为什么就毅然决然地把它在书上说出来？

可能我是个美国派吧，可能我看来是个中国人，但是我所有的思想都是美国的，比较国外的思想。

在美国有很多性侵犯的这种案例，男女都有，我们大部分都会出来去讲，因为我们是受害者。可是当时爸爸也不希望去讲，因为很多中国人会很刁酸，他不会想你为什么要写出来，而是像三姑六婆一样连续剧看太多去怪人家，或者说去嘲笑我。我当然有心理准备，是性骚扰，假如我那天被强暴了，那就是不同的故事了。

都25年了，对我没有什么影响，我现在几乎已经忘记了。他到现在都不承认，妈妈也保护着他，所以我气我妈妈气得要死，她要保护她的婚姻，而且他不喜欢我爸爸，在波士顿那个小的圈子里他娶的是李敖的前妻，有可能就有这种变态的想法，我就去侵犯你的女儿。

但是我觉得自己有这个责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资料统计，在访问8349位男女的时候，77%女性和27%男性被性骚扰过，可是很好玩的是，要去追究法律责任的女孩子有74%，男孩子有47%，女孩子越来越多了。

有人不敢讲，这样家长可能害了他们的孩子，所以，我写出来是要鼓励那些被性骚扰的人要站出来像我一样。虽然他是百万富翁，可是现在我就是他的噩梦了，你不要忘了25年前你做的事，我还在这边！而且要告诉那些要性骚扰的男人们，你们要小心点，因为可能有人会写书骂你，去告你，我觉得这些对我们女性是特别需要的，我们需要有法律来保护我们。

有人说你是借你爸爸出名，你自己怎么看呢?

利用爸爸没有什么关系啊，爸爸让我利用啊。我书上写了这么多事情，我不利用一下爸爸的话你们今天会坐在这边访问我吗？

我觉得爸爸在内地的形象很好的，但是现在也开始走下坡了，很多人都喜欢看别的书了，最主要的是一个记忆，太多人写爸爸了，可都是剪剪贴贴，我觉得真的应该李家人出来写一本书。现在爸爸的身体也不好了，他对人生的一些看法啊也不会那么积极了，他现在看他的书都有一点反感。人到一个年龄就会有点怕死了，而且又生了一场大病，所以最主要的是要给爸爸的读者一个交待，我也不会再写第二本了，累得我要死，还是要继续写我的课本，做我的老本行，以后有可能开一间礼节学校，或是开一个高档的书店，或者替工商局做一个形象代言人什么的（笑）。

你与你父亲李敖一起骂，一起批判，你能说说你和他的批判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我是没有办法和爸爸去比较的，他是写3000万字，200本书的大作家，我跟他比算是小芝麻。爸爸很老土，随便吃个便当就可以了，他写出来的就好像是天才的感觉了。可能是因为我是女性，我比较注重生活的水平，比较享受人生，我是一定要吃五星级餐厅的。比如我现在住的地方，房子很漂亮，最低租金是一万，最高是10万块钱一个月。

我要住这个房子，就要要求这个服务，我有这个权利。当你已经开始侵犯到我的范围的话，那我还不如花500块去租民房。民房也有鸡叫啊、狗叫啊，没有人管嘛，因为没有物业嘛，我们的物业每个月付200块美金的！

我爸爸的本行则是用他的哲学、文学去批评一些大部分的政府的官员们，而且我一直都对政治不感兴趣。也不是爸爸不希望他的小文卷进来，而我是教育者，写出的都是一些课本，发音的课本、留美指南等等，这是我的本行。

“冰河期幸存者”的北京生活

李敖说，李文是“冰河期幸存者”，他对“幸存者”加重语气，说了句英文：Survivor，意思就是，无论遭逢多大的打击磨难甚至天崩地裂，李文都能愈挫愈勇、不屈不挠、力争生存、绝不低头！当所有其他动物、植物都被伤害殆尽时，只见她仍昂然抬头的还幸存着，还活着！

你在来北京之前对北京有什么样的设想？

我以前也断断续续来过北京，小城市还没怎么去，大城市已经快支持不住了，小城市还是再等一下好了。心里还是有准备的，因为我很多朋友已经比我很早就来了，所以他们说李文啊，你这个算投诉吗？以前我们多苦啊！所以我心里有准备说我会放弃我对生活的要求，我放弃了我的笑容，我现在笑容都很少了，我已经麻痹了，我没有耐心了，最后我的脾气也变坏了。

我是完美追求主义者，我也知道很多人不赞同我这个想法，特别是北京的那些年纪大一点的人，他们会说我们不需要你这种意见，不需要你这种国际礼节，我们饭都吃不饱，你还要教我这些干嘛？所以我也了解，我也跟北京的好朋友在一起，我不常跟外国朋友在一起，我希望多学到关于真正北京的一些事情、想法，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对我来讲好像不可思议，但是他们每天就是这样子，已经习惯了，特别是生意人，他们四五十年已经没有办法去改变了，他们也不想去改变。

那你当初为什么到北京来？

为了我的教育，我觉得这边比较大气，人大、北大、清华都在这边，我去上海会舒服一些，因为我的好多朋友都去了上海，我是惟一一匹黑马来到了北京。

但是我是在纽约这个城市出生长大的，而上海就是复制这些东西，我不希望看到同样的东西，我来这边就是为了教学，为了我的事业的发展，所以我可以放弃一些时尚的东西，可是问题是我现在在这儿待了一年我觉得特别累，我是个教育者，但是当我看到一个人不要跟我学的时候我就很心灰，北京要没有办法支持的话我就会搬到上海去。

现在的生活环境距你的要求还有多远？

现在可能60%没有到达，最最重要的是你的居住环境不好的话整个人有很崩溃的感觉。我睡不好觉，不能做事，在内地我搬了四次家，每次抱了好大的希望，但是都不好。六星级饭店我花3000块美金，最后我受不了了，我算毁约，但是他们不给我5000块订金，后来他们说扣我500好了，但是他们给我写了封信说只要是我不说××俱乐部的坏话他们就把500块美金还给我，要把我的嘴巴封住，你觉得我会闭嘴吗？这是我的钱，你凭什么不给我，你物业答应得我好好的，但是他们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人的素质和人的道德一定要提高，缺乏效率、礼节，我知道是个过程，已经有内地的学者都已经写到了，但是为什么不去改呢，至少试着改，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提高大家的素质。

你打算在北京待多久？你觉得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能够忍受多久我就会待多久。我觉得会好的，我对北京有信心，希望可以慢慢好起来，假如我教的人没有办法教，我就可能搬去上海看看，然后就回美国了。

你现在主要的经济来源是什么？

我现在在做赔本生意，我现在用的钱全部是美国的积蓄，所以我也蛮辛苦的。

投诉让我血液循环

我的美容秘诀：吃饭、睡觉和投诉，投诉让我血液循环。

我一向我行我素，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我教书的时间大部分都是中午或者下午，我不喜欢早上或者上午去工作，因为早上我喜欢起晚一点，晚上我喜欢写我的书，改我的功课，改我的卷子。我也不喜欢每天上班，我觉得钱够用就行了。

你是个完美主义者，你书上说在台湾没有男人敢娶你，是怕你父亲，现在你到了北京你的对象有没有什么人选？

我年纪越大我就越挑剔，我并不需要再结婚，我已经都做过了，我是一个自由者，人生有个伴就可以了，爸爸的观念跟我一样，他说一定要在恋爱中生活，当你开始吵架的时候那就赶快分开吧。就是要给些空间，不能每天粘在一起，不是说你不爱对方，而是要自己做事情，很多人为了结婚而结婚，为了小孩而生小孩，婚姻不幸福，就是死也不离婚，为什么呢？传统。

那你觉得什么样的男女关系才算完美？

我觉得没有任何东西是完美的，我是不太能宽容和容纳的人，所以我希望那个男的可以包容我，我要投诉的时候可以让我投诉，我情绪化的时候不要生我气，我撒娇有温柔一面的时候他也能够欣赏我，不要说因为我的背景，或者说我讲话的方式，很多男的不喜欢，我需要可以欣赏我的男士。

你也写了好多对男人的要求，但是你想过为男人做些什么吗？

我会牺牲的。很多关系都要去融合，但是我融合要有个限度，假如说我整个人都变了，我自己没有主张了，也不行。我也不追求二十多岁的姐弟情，还是比较成熟的男孩子好一点，不需要再吵闹，我们就是要找一个伴，能让自己开心就够了。

你觉得这些投诉是挑剔吗？

我觉得挑剔和骂都不是一个很好的字眼，我的要求很高，我觉得这个基本的礼节，在人民大学讲课我第一天就给他们提三个要求，第一是不要讲话，第二是电话要关掉或者放静音，第三就是不要按笔，我觉得这是对一个人尊重的表现。在国外我也会投诉，他们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但是他们已经到了一个阶段了，没有必要投诉那么多了。内地刚刚开放，但这里是首都，我们都要开始做北京人的样子给国际人看了。我感觉我不是那么挑剔，只是我的要求高一点，我的生活观念比人家高一点，可是没关系，我免费教你们，你现在在我的地盘了，我有这个要求了，只要有人侵犯到我的小范围，影响到我的生活了，我一定要投诉！

李文的北京之最

最痛快的一次就是我破了一个行规，我买我的车，没有理由让交的9000块钱拿回来了。我觉得很痛快，就说明我的耐心，也要谢谢工商局的人。

最不可思议的、最厚脸皮的就是董歌星（wjm_tcy注：董文华）的这三个狗。

最坏的服务和最失望的就是内地第一个六星级饭店——××俱乐部。

最欣慰的就是人大的学生，虽然我被无理开除了，他们都很支持我。

最不能理解的是内地人的观念、道德和不愿意国际化的思想。

最累的就是《人民日报》，这是我最后加进书里的新的投诉。他们是讲正义的报纸，但是，我投诉带有《人民日报》标志的汽车，他们不予回复，社长的第一私人秘书也挂我电话，所以我一定要讲出来，写进书里，我投诉这个事情开始要有法律了，要去推一推这些人了。

最有信心的是我的房东。

我想打抱不平的是记者和媒体。

最烦的就是内地的短信。

■ 采访手迹：

敲开李文的门还没有走进她漂亮的庭院就被她拉出来，走，带你们去看看董歌星的狗。很豪华的别墅，很美丽的院子，但是有三只大狗，半个头颅伸出栏外，冲行人咆哮，老实讲，我有一点害怕。李文说这是政府禁养的大型犬，也有咬伤人的纪录。

这时扭头看到李文贴在自家窗户上的大字报，“文明人住文明的公寓”。她说自己的车上也贴了这样的文字“文明人开文明的车”。

进到她有着漂亮壁炉的房子里，她说，现在的生活环境，还有60%没有达到她的要求。我听她细细讲述了中国人缺少的礼貌和素质：口臭、吐痰、吸烟、大声讲话、穿凉鞋穿丝袜、脏头发、闯红灯，甚至坐着的时候抖脚，谈话的时候按笔，内容包罗万象，触及到生活的各个方面、细枝末节。我问她这一切是不是太过挑剔，她说挑剔和骂都不是很好的词，就是她对生活的要求，比一般的人高一些。

她说自己和李敖最大的不同在于李敖看政治，李文看生活。李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有原则的投诉是一个人的尊严和权利”！眼前无疑是个女李敖，她也已经出书宣战，打着父亲的旗号在北京开始维权之路。

采访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在研究这样一个话题，中国的经济发展太快了，但国人的素质远远没有跟上这个脚步。所以，说她挑剔也好、苛刻也罢，多几个这样较真的人，总会从社会舆论的角度让大家进步。

李敖胞姐谈“敖弟”（李珣）

凤凰网独家专访：李敖胞姐李珣谈“敖弟”

2005年09月16日

编者按：李敖先生即将于9月19日踏上“神州文化之旅”的行程，56年来首次重归故土。凤凰网于9月15日透过电话独家专访了身在上海的李敖二姐李珣女士。现年75岁的李珣如今退休赋闲在家，锻炼、画画、弹琴，过着闲云野鹤式的晚年生活。9月18日，她亦将从上海前往北京，准备与李敖会合。

李珣女士虽已年届古稀，却精神矍铄，音色饱满，谈起李敖更是声情并茂，姐弟之情溢于言表。对比外界对李敖或褒或贬的两极式评论，作为李敖胞姐的她自有其观察李敖的独特角度。也许透过她的言语，可以还原出一个鲜为人知的童年李敖、低调李敖和性情李敖。可以肯定的是，一个立体的有血有肉的李敖，才是真正完整的李敖。

期待：展望李敖大陆行程

“他能正确认识两岸问题，我很欣慰”

凤凰网：李敖先生即将于9月19日踏上中国大陆的神州文化之旅的行程，是56年来首次重踏故土，李敖先生一生可以说是历经风雨，度尽劫波，您作为姐姐来说，对李敖这次访问大陆有什么感想和期待？

李珣：我其实和李敖比较近的见面是在今年的2月份，因为他到底50多年没有来大陆了，特别北京，我们有很多共同的回忆。我们原来在北京有一个家，现在这个家没有了，我们是在一个小学毕业的，我和他俩都是这个小学毕业的。李敖这次来，他的决心下得也不小，因为他已经说了很久不会离开台湾，这次能够有决心过来，这个转变也让我很高兴。

凤凰网：您认为是什么样的契机能够促成李敖先生这次大陆之行成行呢？

李珣：我知道他已经是同意来了，至于说为什么，我想有各方面的因素，他说他自己不怀旧，我想他还是怀旧的，他对北京还是有很多回忆和感情。他对北京的记忆比上海多得多，虽然他是从上海离开去台湾的，但是他从北京的印象比上海还好，而且也比上海内容丰富得多。

凤凰网：在92年的时候你们全家有一个大团圆是吗？那一次肯定是您感触最深的一次？

李珣：是的，在台北有大团圆，我妈妈大陆的两个女婿和其他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兄弟姐妹，我们一起有一次聚会，也是终生难忘的一次，因为现在已经不可能了，我妈妈已经过世了。而这次他肯再来，我也非常高兴。至于他为什么同意来大陆，我不再追究他为什么转变，因为我想这个凤凰台有很大的功劳，由于凤凰台的介绍，使他在大陆有一定的知名度，而且他一向关心两岸的问题，而且主张也是比较开放、比较进步的，他能够认识到两岸的关系是应该走一国两制的道路，证明他还是比较能够正确地认识，我也比较欣慰，如果他要是反对，那就很麻烦了。

忆旧：北京城里的陈年往事

童年李敖：脾气古怪，有自己的想法

凤凰网：您作为一个和他比较亲近的人物，是最有资格发言的。我们现在特别想知道，因为李敖大师给我们呈现出来是一个大家、名人的感觉，我们特别想知道，比如说他童年的时候是怎么样的状态？他成长的环境怎么样？特别是童年在北京的时候那段历史？

李珣：我不知道您看没有看过一本书，是《李敖快意恩仇录》，我曾经在台湾陪我母亲住了一个月，当时答应李敖写一些东西，就帮他写了6万字的回忆录，然后又写了一篇文章，是在《李敖快意恩仇录》里面发表的，李敖的童年大部分我想介绍的都在那本书里面都有了。

凤凰网：我们为您这篇文章中的少年李敖总结了几个关键词，一个是成绩优秀，一个是脾气古怪，一个是闷声不响。那么这个小李敖和以后作为大家、名家的一个李敖有什么传承？又有怎样的区别？

李珣：在文化大革命前后，我们在《参考消息》上看到受台湾当局迫害，李敖等人被捕，那时候我和我姐姐两个人在大陆，我想这可能是我的弟弟，因为李敖这个人在我们家里面也是有点和我们姐妹不太一样，他比较有自己独特的想法，他很喜欢看书，脾气有点古怪。有一件事，我们都穿裙子，他自己穿着长裤，还绑上裹腿，我们说你为什么要这样，他说大片肉在外面有伤风化。其实我们家里面他有四个姐姐，突然有这么一个儿子是宝贝的不得了，可是我们四个姐姐都不怎么买他的账，在大人面前他毕竟是一个男孩子，他的朋友也不像我们的同学，都是小姑娘之间的来往，他有他的朋友。他比较要好的朋友是詹永杰，他的样子我们都记得挺清楚的。

凤凰网：李敖先生这种桀骜不驯的性格，这种性格的形成您觉得和家庭的环境和教育有什么关系？因为您在文章里提到，“我们兄弟姐妹多数脾气比较急躁”，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李珣：我的父母是比较开放，他们对我们的管教不多，而父亲这个人几乎是一个事业型的人，因为家里的人口比较多，所以他不大管子女，我们基本上是个人论个人的生长。但是我们的性格有非常相似的地方，我们一家人都是O型血，包括我的父亲母亲，我们家里8个子女全是O型血。

凤凰网：那么，你们的性格如此接近，和李敖在一起的时候会争执吗？

李珣：会的，我们小时候也会吵吵闹闹，也有因为他是男孩子，而我们和同学在一起比较多。上一次在台湾有从美国来的妹妹，看我在帮李敖出版的事，她们说你干脆来这里算了，我说不行，在这里我们肯定会吵架，因为我们的性格有很多相似之处。

凤凰网：你们的关系很好是吧？

李珣：关系很好，开始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蛮穷的，但是李敖面前没有这种感觉，他总是很同情弱者，也能够包容别人的缺点，还是挺不错的，但是这个人犯起驴脾气来也是极讨厌的。

骄傲：“李敖成绩一直很好”

凤凰网：作为当今屈指可数的大家之一，李敖可谓背负盛名，作家、历史学家、学者、思想家，各种头衔不一而足。您作为姐姐看来，从小的李敖是否就已显露出日后成为大家的迹象？

李珣：因为他书读的非常好，后来有一段时间介绍李敖，说李敖帮不上女儿的忙，因为他数学不好，我觉得很奇怪，因为他小的时候数学好得不得了，让我都很记得。

凤凰网：他曾经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四中？

李珣：是的，他第四名考入北京一中，后来又考了北京四中的第一名。他在新鲜胡同小学时候成绩也是一直比较好的。

凤凰网记者：听说他少年时代曾经尊梁启超先生为偶像？

李敖：是的，他那个时候叫李敖（念四声），去年的8月份我到北京，我就去看新鲜胡同小学，因为我有怀旧的心理，每次到北京的时候我去看我读过的小学，去看的时候我的家没有了，可是小学还很完整。那天正好是礼拜天，学校不开门，我就把门打开，说想进去看，他们说不想看，我说看一下你们学校的历史，我想给李敖搜集点材料，有一个人说，我们没有一个这样的学生，旁边的人说你怎么连李敖都不知道，他说我知道我们学校有一个叫李敖（念四声）的，没有人叫李敖，其实在学校的时候我比他名气响。

凤凰网：为什么？

李珣：因为我那时候是很会演讲，我演讲的时候是背稿子，可是李敖不同，他是真有学问。我平常随便讲话不见得会输给他，但是讲诗和书我就讲不过他了。因为有一次我和他开玩笑，我在台湾写完了6万字以后发表了，之后有人就打给他，说你姐姐怎么写得这么好，我不知道李敖是成心安慰我还是怎么样，他说你写得真好，比我写得还好，我说，你不是说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吗？你应该让给我一个名次吧，你让给我第三名也可以，李敖说，不行，这可不能让，我可以给你第四名。和他有时候在一起非常有趣，他会和你说很多很好笑的事情。他问我，你说我这次大陆行应该讲什么，我说你讲都好，我建议你不要谈女人，年龄大了说女人不好，我说有人提的话，你说这是我个人隐私，不要大谈，他说不，我现在还年轻，我到90岁的时候再和你们谈。

姐姐眼中的弟弟李敖

近观：“李敖其实很平易近人”

凤凰网：李敖一贯示人以强人形象，有人说李敖是斗士，是叛逆者，是狂徒，甚至用“霸道”来形容他。在您的眼中，李敖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自然人”，在平素生活中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是否与我们所习惯的风格大相径庭？

李珣：很不同，李敖平常是很平易近人的，他讲话也是说说笑笑，他也是有一定的分寸，他不是把所有该讲不该讲的事情都讲出来，他有他的一定的尺度，也不是说想讲哪一个人就乱骂一通。尤其对于弱者他的态度是很明显的，他对家里的人也是平易近人，说说笑笑的。

凤凰网：您在文章中提到过，李敖找到失散几十年的姐姐们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出钱让你们的孩子们到美国继续求学，而且他也为母亲养老送终。

李珣：只能这样说，他对母亲很好，母亲养老送终都是他，最后的时候我妈妈过世的时候是在台北过世的，我去的时候我妈妈已经病得厉害，后来我的在美国的几个妹妹也到台北，我们在台北又碰了一次面，后来离开以后，我妈妈病得比较重了。李敖也是相当尽力，他也是暂切中国长子的责任，妈妈最后的养老他负了很大的责任，送终都是他送的，这也都是事实。

凤凰网记者：您现在在上海生活，您会看到凤凰卫视的节目吗？

李珣：我看不到，除非装卫星电视，又很招摇，所以就没有装，所以不是每个人都看得到。但是我看到了很多来自洛杉矶的刻录到的DVD，我大概也有80多集，我就复制了一份给我昆明的姐姐，这个朋友也会继续录制寄给我。

凤凰网：您看到这个节目感觉是不是很亲切？

李珣：李敖的演讲我看了很多次，包括他在台湾的几十年，包括他在为章孝慈搞义卖的活动，后来他竞选“总统”那一次我也在台湾，他演讲的风格我是知道一些。

个性：“李敖就是李敖，他不在乎”

凤凰网：《李敖有话说》节目在以其辛辣敢言的风格风靡大陆的同时，也因为李敖对一些名人的所谓刻薄批评而遭人诟病，比如对鲁迅、连战和马英九的持续“炮轰”，已经在政界、学界和网友中间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很多人批评李敖狂妄自大，目中无人。而您在文章中曾说李敖谦虚，愈有学问愈谦虚。请问这两种看法是否互相矛盾？您是否认为这是弟弟一贯作风的体现？

李珣：我在台湾呆的时间也比较多，马英九我不太了解，因为马英九做台北市长的时候政绩还不错，对于连战和宋楚瑜，台湾所谓“总统”选举的时候他们在台湾没有这么高的威信，他们在大陆这一段时间表现倒是不错。所以我们也曾经建议李敖不要多去批评连战大陆之行，李敖却和我讲，他说我已经批评过了。我觉得李敖说话一贯的作风，人家都认为他刻薄很高傲，自以为是，但是我觉得他批评的面也有他正确的一面，他之所以敢讲，是他觉得他们在这方面还是有弱点的，只是他讲话有点刻薄。据我了解，我也感到惊讶，为什么连战到了中国大陆之后，讲话讲得那么好，因为我在台湾也看过他的表演，是不怎么样的，因为他的发言就是拿稿子死读，和在大陆表现不太一样。但是在连战的大陆之行，还有宋楚瑜大陆之行都是挺成功的，在我们大陆人民的心中多数人都比较认可。李敖来就不一定了，李敖来肯定有很多人不认可，他会毫不客气地讲一些话，不管你认可不认可，李敖就是李敖，他也不在乎，骂他他也不在乎，他喜欢人家注意他，喜欢在聚光灯下的感觉。

凤凰网：比如说对鲁迅呢？您认为他对鲁迅的评价公道吗？

李珣：他不觉得惭愧，因为他确实读了很多书，是很有学问的人，他因此扬长避短就好了，但是他做不到。他敢批评孙中山，他敢批评鲁迅，他有很多他的独特见解和独特看法，我也搞不清他这个人为什么是这样，他和我们兄弟姐妹性格都不一样。

直言：“李敖有时也会犯浑”

凤凰网：您那篇《敖弟》结尾给我们留下过一个悬念，那时候李敖先生过60大寿，您的三妹托您给他捎带了一句话，说李敖是真聪明也真有才干，可有时候也真浑，是将来来讨论，而您说“关于‘浑’一说就留待将来讨论吧”。现在10年过去了，这个悬念是不是可以解释开了？

李珣：我就没有悬念，至于浑的方面我不想讲了，主要是性格方面。

凤凰网：是私人方面？

李珣：他很缺少一些修养，犯浑的时候就是没有修养的时候。

凤凰网：对所有人还是家人？

李珣：有的时候可以多动动脑子就会忍过去的，有的时候他应该见的人他不见，他有他独特的想法，他不大考虑后果。有的时候不一定完全按照他的意思来做，有的时候应该是要为对方或者是全局考虑，他常常冲动的时候忽然决定什么事情就去做。他有点被他相信他的人和宠他的人给宠坏了。

凤凰网：您想过改变他吗？

李珣：改变不过来了，他已经70岁了，我们全家人都差不多，我觉得我自己现在改变很多，其实一个人的坐牢不见得是最深重的苦难，苦难也有多种多样的形式。一个人在经历了风风雨雨以后也会有所提高，修养方面，或者是性格方面会有提高，我觉得李敖这方面比较差一些，所谓犯浑指的就是这样，因为我在美国的时候和我妹妹谈也不大谈起李敖，我只谈我们高兴的事情。

凤凰网：您现在的生活状态怎么样？

李珣：因为我的先生过世了，过世以后李敖也曾经帮过我。我们兄弟姐妹之间性格也有不一样的地方，我是属于另外一种，我的姐姐到现在也是快80岁的人了，李敖也是70岁的人了，还在东一枪西棒的写文章。我是另外一种生活，我是锻炼身体、画画、弹琴、看电视，我是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什么事情也不烦恼，我就找我高兴的事做。

（采访报导：何小陶）

李敖先生漫长的告别（刘洋）

在生命的最后三年，李敖先生想要和这个世界来场盛大的告别，掌控人生的谢幕。他和癌症搏斗，与时间争夺，写书，录节目，依然热爱着金钱、美女、声名以及人间烟火。虽然他最终不敌宿命，经受孤独、痛苦、英雄迟暮的无奈以及鸡零狗碎的世俗，感慨“一生争取过，奋斗过，一场空”，然而，在那漫长的告别中，却能看见别样的英雄主义。

英雄一世，最后的结局

在台湾的一次电视直播里，李敖和嘉宾们激烈辩论，他像平时一样观点犀利、金句频出，但忽然一个政治人物的名字迟迟吐不出来。他卡住了，足足卡了50多秒，所有人都感受到时间的漫长。主持人试着问了一个问题，李敖没有回答，把之前谈论的事情又讲了一遍。

节目结束后，经纪人郑乃嘉告诉他这一幕，“怎么可能？”李敖不相信。找回放来看，自己也吓一跳。“哎呀，老了。”紧接着一个玩笑岔开，又谈笑风生起来。

大脑是李敖最得意的部分，他和作家陈文茜的电脑比高低，“你的电脑断电了、中病毒了你就什么都没有了，我的大脑能永远运转。”没想到辩才无碍、反应敏捷的大脑也会“中病毒”。还是陈文茜听秘书Vicky说李敖身体不对，拉着去做了检查，才发现是脑癌。那已是2015年6月了。

李敖问还能活多久，医生说大概三年。他立刻回到书房，不到两天，陈文茜就见到资料和书画收藏摆满一桌子。如今得了脑癌，时不我待，得抓紧整理资料了，也为这些藏品编一本书。

查出脑癌之前，他本以为是腰腿或者骨头出了问题，迈步总踢到地面。一次和画家陶冬冬散步，从家出来有条斜坡，李敖手里的水瓶掉了，他下意识去够，随即滚了下去，摔骨折了。“人啊，贪财，跪的时候明明知道这个是斜坡，但还要救自己的财产。我为了自己的一瓶水，摔了个大跟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但他告诉陶冬冬，也不打算改了。

岁月没有让李敖改变本色。和陶冬冬走在路上，李敖会拉住他远离高楼，警惕着玻璃坠落；皮带上则挂着电击枪（还有相机，手电筒），“瞬间可以放电把人打倒”，他说敌人太多，得防身。陶冬冬是他的朋友，他感到很放心。对朋友李敖行侠仗义，照顾有加，帮着出主意，打官司，还会带去购物、凭声望要折扣——虽然陶冬冬发现商场老杀熟，而李敖似乎并未察觉——对敌人则是一定要“打死”。陶冬冬常听他说，“和敌人比什么？比你活得长我就赢了。”但后来没再听他提起过。敌人纷纷化作尘土，他也好些年不再作为文化明星出现了。

李敖曾是台湾争议最多、话题度最高的文化名人。那是台湾解严之后，社会大开放、环境大变动，新闻台找李敖做政论直播，很多综艺节目第一期的嘉宾也都是李敖，女主持都要坐一下他的大腿。不论发生什么，媒体都要问“李敖大师怎么看？”连林青霞胖了，媒体也要去问他。

十多年来，电视节目很少再有李敖的身影。生活中的李敖是个“老宅男”。晚年独居，和妻子孩子分开住，也不请佣人。年纪大了，他觉得老年人是要被讨厌的，看不得别人哪怕一点点不耐烦的表情。

他每天工作十小时，吃饭则随便打发，蒸一次馒头可以吃几顿，速冻包子用微波炉热一下，只是每个月吃一两次牛排过瘾。

但一段时间没人关注，或者有些事看在眼里，李敖还是憋不住，郑乃嘉就偶尔给他安排一次采访让他过过瘾，就像吃牛排一样。李敖过了瘾，李太太就要头疼。某官员去世，女儿在媒体面前痛哭，李敖觉得不得体，对着镜头模仿官员女儿哭成小女孩的样子。李敖承认自己“人来疯”，只要看到“黑色粗粗的一根X”（麦克风）伸到面前就兴奋，搂不住要滔滔不绝。

得了脑癌后，李敖和郑乃嘉有时会聊到生死。李敖不想要葬礼，不想让别人来告别，而宁愿自己掌控着谢幕。“你英雄一世，在最后应该要有一个ending，而不是某一天你的离开只是电视新闻上跑马灯一样的消息和讣告。不如你自己来宣布自己的告别。”郑乃嘉始终认同李敖的“英雄主义”。

“我不再给我时间了。八十岁了，我更朝前走了。”他在《李敖风流自传》里写下这句，开始了他大型的告别之旅：修完《李敖大全集》，启动几百集的视频节目，把自己著名的书房打造成“李敖文创园区”，建立李敖出版集团。郑乃嘉希望能帮他完成这一切。

2000年5月，李敖进台视主持。

老子还有这么多钱，还在工作

80岁这年，《李敖大全集》已有40集，剩下的生命里，李敖要再修订45集——如果能活到85岁，他希望有85本著作。

重回舞台中央并非易事，他告诉郑乃嘉，“现在的年轻人不看我的书了。”出去散步，和他热情打招呼的基本45岁以上，年轻人还会好奇爸爸妈妈为什么要和这老头合影要签名。他在书店里也会留意多少人拿着他的书买单。他知道读者在慢慢消失，每天少几个。

建立“出版集团”的愿望依然强烈。他和“白色恐怖”时代贴钱帮他印制禁书的张坤山讲这个庞大的计划：先期投入一大笔资金，除了《李敖大全集》，还计划出版《毛泽东大全集》《胡适大全集》《鲁迅大全集》。

张书铭是张坤山的儿子，听着李敖的计划，感到那更像是个“梦想”，几乎没有商业上的可能性。当年父亲印制李敖的违禁书籍，张书铭帮着四处送书。半个世纪过去，李敖和张坤山都开始频繁出入医院，互相劝着别拼了，张书铭却看到俩人依然在搏命：张坤山90多岁每天还要去印厂，李敖在书房的五张大书桌上同时进行至少五本书的写作，最长一连半年不曾出门。

至于和内地网络平台合作视频节目的计划，李敖和郑乃嘉也开始密集讨论。

先是提议《挑战李敖》，请易中天、韩寒等人来论战，如果受邀者不肯来，就放一张照片在对面。郑乃嘉觉得遗憾，没人敢做、敢来。后来又有“李敖侃大山”“李敖随想”“李敖的好朋友们”。

和平台谈判时，郑乃嘉感受到资本席卷而来。节目有赞助商，服装商想给李敖量身定做中山装，不要再穿那件红夹克；桌子上要摆瓶饮料，李敖讲一段拿起来喝一口；视频还可能拿给保险公司剪辑进寿险宣传片。李敖开玩笑说：接广告可以啊，我可以代言卫生棉，我做过前列腺手术漏尿啊；我也可以做灵骨塔的代言，可能会把自己的骨灰放那里哦。

最后完全是按照李敖的设想，计划做成最纯粹的谈话节目。

“他的把控性很强，他要主动”，陶冬冬说，有人想投资一两千万找李敖做节目。李敖要求先打钱，“投资人说万一你翘了，我这不全完了 ”，就僵持在那里。

微博也是重要的舞台，他钻研如何写140字的文章 ，精心安排在晚上八点发布，为的是防止被新闻联播抢了风头，但结果发现小S轻松发个哭的自拍就收获了1万多转发、4万点赞，李敖对此不理解也不想理解。他嬉笑怒骂着，私下也嘀咕，“（网民）究竟懂不懂我在说什么”。

平台找他做“李敖二次元”，他对陶冬冬说，“屁啊，什么二次元，老子都听不懂，不要跟我说这些，先把钱拿来，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

钱很重要，但郑乃嘉也知道李敖其实是感到失望。时代确实不一样啦，过去的对手是老大哥，现在是娱乐至死；过去被送去坐牢，“现在是被当成空气，当你不存在”。

陶冬冬好奇李敖为什么要钱，李敖告诉他，人越老越贪。他兜里永远揣着十万台币，拿出来就是一大摞，“‘冬冬你要记住，现金永远占有优势、占有主动，拿出来就是老子有钱，瞬间就能把对方压垮。’我们出去吃饭，他就把钱拿出来，今天我请客啊，老子有钱。老是那十万块。但我从来不会让他花钱，他就说今天又省钱啦。”

“人老了，老婆看不起，大家看不起，因为没能力。但是我不是这样，老子还有这么多钱，还在工作。”这些话李敖常挂在嘴上，也总念叨，“我的小金库没钱啦。”（他宣称财产都在太太名下，小金库是私人账户）。《北京法源寺》改编话剧，李敖拿到一百万版权费，一显摆，就被太太拿走了。

内地论坛也来邀请他去演讲。听说当时大陆演讲费用最高20万一场，他就要25万酬金，证明自己是中国演讲酬劳最高的人。郑乃嘉理解他，他要证明自己在80多岁还能做这些事情，还能有这么大影响力。

老战士，老顽童，色老头

视频节目正式启动录影，已是2016年春天。节目名字叫《再见李敖》，定了200集，做完大概要三年多，如果都完成，李敖就85岁了——直到最后他也需要感到自己还是那个冲锋在最前面的战士。

一个半月后，他感染肺炎住院，状况急转直下，有两种抗生素疗程已经对他无效了。他插着鼻胃管，不能进食，讲几分钟就会有痰，要抽痰，录影也要反复中断。在书房里没法除菌,“看起来就一定会感染”，但郑乃嘉没有劝他。他知道李敖抱着将军战死沙场的心，“宁愿死在录影中，也不愿默默躺在床上”。最后李太太和儿子李戡叫停了节目，郑乃嘉说，李敖也不是不想一意孤行，只是没有力气一意孤行了。

在病房里，李敖开始写他最后一本小说，据说与女人有关。

特别护士庄小姐年轻纤瘦，李敖见了心情比较好，庄护士就被安排在白天护理，还帮他查找资料。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庄护士原本不认识李敖，最初有点烦他是个“色老头”，但慢慢发现这个七八个月里不能进食、插着鼻胃管坐在轮椅上的老头其实绅士又勤奋，也就接受了他“摸摸小手”。

夜间的特别护士年纪稍长稍胖，于是，每天晚上一到八点，李敖就服用安眠药，要趁晚上的护士来交班之前赶快睡着。

加护病房里，护士们戴着口罩遮住了脸，但李敖还是发现了一位小护士漂亮的眼睛，让李戡去对她讲，“你的眼睛比胡因梦（李敖前妻，著名影星）的还美”。李戡不肯，他就闹脾气。李戡拗不过，只能去当面赞美护士的眼睛。护士听了面无表情。讲到第二次，护士问：“胡因梦是谁？”陈文茜至今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仍然忍俊不禁。

摄影师赖岳忠经常去看李敖。李敖不上网，便让赖找韩国女子组合的跳舞视频给他看，最喜欢“少女时代”和twice，“岳忠啊，光看她们跳舞我的眼睛都目不暇接了。”又让李戡给他找A片。年轻的时候他喜欢“日本的”，后来喜欢“黑人的”。赖岳忠觉得李戡很能摸到爸爸的心，爸爸看腻了就再给找新的。

赖岳忠其实理解年轻的身体对男性的吸引，“让他找到一种生命力，自我的优越感，包括性和创作的燃烧的热情”。但他还是开李敖玩笑，“你要稍微收敛一点，你好色的形象都被护士们传出去了，大门上都被贴了个牌子：色狼在此。”李敖笑得很开心。

后来李敖不能讲话了，努力说起来很辛苦也很含混。赖岳忠穿着绿色防菌服坐在椅子上和他聊天，他坐在轮椅上用手指一指，赖岳忠就模仿女孩子两腿一张一合逗他，他还是笑得很开心。

所有人都当他是“老顽童”，所有小护士都当他是“色老头”，癌细胞却在一点点侵吞他的身体机能，从行动功能、吞咽功能到呼吸功能，让他越来越少精力逞强。他偶尔流露出难过，对陶冬冬说，“人真的老了，有时候一放屁，兜不住，把屎都崩出来了，很丢脸”。

上一次让李敖感受到生命力的无奈，是十年前的前列腺癌手术。上手术台前和医生说“拜托拜托，少切一点”，手术后整个生殖器还是往回缩了。Vicky去陪护，他还和Vicky逞强，夸赞医生手艺好，没有影响“功能”。

Vicky长得像李英爱，李敖看到她便开心。但他喜欢女孩纤细扁平的身材，嫌Vicky胸部大，和陈文茜诉苦，“我都要窒息了。”十多年过去，Vicky还记得当时李敖“什么事都不愿意麻烦别人，才刚开完刀，怕我陪伴他无聊，拼命跟我说话，把自己累惨了”。

后来李敖和陶冬冬商量画一幅李敖裸体肖像，说做完手术后，“短了一截，一下子心里面志气都没了，那种牛逼的感觉没有了”。他卧室床头摆了一个美国著名脱星的等比例生殖器模型，十二寸长。手术前摆放这模型是为了时刻提醒自己有更厉害的人，要谦虚。后来看到，就感觉自卑了。那天陶冬冬离开，李敖特地追出去摇下车窗嘱咐：你得认认真真给我画，我不是开玩笑，你要切记切记，拜托拜托，不要给我画太短，也不要给我画太软。

陶冬冬记得作画那天，“我把他胸部以下放在了水里，给他（生殖器）画大了一点点，这个地方我画了十几遍，他一直跟我说要画大，我就一直画，有时候给他画大了一寸，但站远看，就很色情，像硬起来了。但又不能画得太软，就那个地方我画了最多遍，废了最多油。最后我还是决定不画大，我看了大卫，大卫五米高，生殖器很小，我说（画中）你才两米，这已经跟他的一样大了。”李敖还是跟他吐槽，把他画短了。

梦一场，空一场

这一次，轮到了大脑。

郑乃嘉发现李敖常常一个想法隔三五分钟就要重复一遍。有一次他按捺不住告诉李敖，“你真的讲过了”。“有吗？”李敖很诧异。随后两三个观点在他口中反复交叉出现，郑乃嘉感到他陷进了记忆的迷宫里。

李敖也想了些办法。视频制作团队到台北来录影时，他从书房里拿出一个档案夹，告诉大家那是他多年以来的秘密武器。郑乃嘉曾听他说，档案本存着他收集来的典故、诗句、段子，中文的、英文的，以及整理好的时事观点，“一旦有人来问，我就把档案本里的储备抖出来，用过的小抄抽走替换新的，档案本每月一更新”。陶冬冬体验过收集的现场，讲到李敖没听过的小典故时，李“马上说你再讲一遍，然后拿出一个小本子记下来”。

李敖顽强抵御着大脑的衰竭。2017年10月，标靶药物似乎起了效果，他发现状态恢复一些，当即要求出院，不顾劝阻，一心想赶着把大全集编完。

太太只得把巨大的除菌仪器也都搬回了家，拦着所有人，不准人见。但他还是让陶冬冬前去看望，用很低的音量，聊了两个小时拍卖藏品的事。他想让陶冬冬找台办，一半捐献一半拍卖，又对陶说，“小金库里没钱了，我得挣钱。”钱似乎是他最后的武器了。

宋楚瑜、王金平、吴敦义等少数几个也“硬闯”着去看李敖。他很高兴。李敖喜欢孤独，但又需要关注，赖岳忠有时稍隔久点去看他，“他不高兴，瞪着我说，‘他们都忘了我。’他不说‘你忘了我’”。

“他是人来疯啊，他宁可所有人都簇拥着他even他会死。那种害怕被遗忘的心情，从来都是如此。”郑乃嘉说。出院一个礼拜后，李敖找郑乃嘉去看他。他坐在轮椅上，脸胀大了一圈，“乃嘉很抱歉，我那85本做不完了，我不知道怎么收尾，（视频节目）计划努力那么久也只能暂停了，希望你心里有个底。”郑乃嘉看着李敖眼眶慢慢变红，话没讲完眼泪掉了下来。认识李敖13年，他第一次看见李敖流眼泪。

在郑乃嘉的记忆里，李敖从未以这种方式和他讨论，从来都是兴致高昂地宣称要做这做那。“他不在乎感染，也想做节目、也想编书。”郑乃嘉很感慨，“英雄之死与英雄迟暮，哪一个更无奈？”

陈文茜也听出了无奈。去看他时，李敖正在做复健，李敖问“为什么不来看我做复健？”“你复健有什么好看的？”“我特别表演给你看。”等一会歇下来，却忽然很伤感，“我的世界梦一场，空一场。我这一生想争取，想奋斗。一场空。”

状况一点点恶化，李敖开始不能控制行动了，发音越发模糊，写字笔画叠在一起。赖岳忠说，李敖临终三四个月前还有再次开刀的想法，但医生并不主张。回到病房，没人敢直接告诉他，就轻描淡写地说，“医生说不用开刀，我们吃药就好。”李敖没讲话，私下里和赖说，“我的时间不多了。”两人都沉默了。随即又开个玩笑把那句话打发掉。

再往后，李敖就昏昏沉沉了。赖岳忠在他耳边大声喊，要给他跳钢管舞，李敖眼睛一转，然后闭了起来。赖岳忠觉得李敖听到了，还在逗趣，闭上眼睛是告诉他“我不想看你跳钢管舞”。

Vicky常去看他，清醒时他拉着Vicky的手告诉护士们，“这是我的情妇。”迷糊时问Vicky，你是谁？昏沉时又喊着她的名字，Vicky，Vicky。陈文茜问，为什么总是喊Vicky，你不是觉得人家胸很大吗？他说，病弱时Vicky总陪他，不住院时Vicky又陪他吃好吃的、帮他找资料。那一点点最后的快乐就成了最永恒的回忆。

李敖把死亡的孤独留给了自己。最后一段时间，听说李敖情况不好，陈文茜赶过去，李敖紧紧握住她的手，“这时连男的他也会紧紧握着手，他不会说一个死字，他始终没有说死这个字。”陈文茜还记得最后一句，“我要走了，这一次你救不了我的。”

身后事

在李敖生命的最后一年，已移民美国的大女儿李文和台商结婚，回到台湾。她问郑乃嘉，可不可以抽爸爸的血，好让她验明正身。得到的答复是：“不行。”李文愤愤不平。

55年前，李文的母亲王尚勤带着她嫁人时，父亲李敖正在坐牢。等到他出狱，女儿已经成长为叛逆的少女，跟忽然回来的霸道父亲吵翻了天，相处不到20天便去了私立学校，后来回到美国，却遭到继父性骚扰。李敖供她念书至博士毕业，给她买房买豪车，像是一种补偿。13年前，李敖到内地巡回演讲，本想私下里与大女儿聚聚，准备了大红包，结果一进门，一屋子事先安排好的记者。李文似乎学着父亲，爱受关注、善于维权。但李敖不愿无故遭受牵扯，2014年，当他看到法院通报《我院受理李敖女儿为被执行人的仲裁裁决案件》时，和女儿大吵一架，余生不愿再见，但每月的最后一天仍供给生活费。今年2月28日，54岁的李文账户上最后一次收到30000台币——他去世了。李文想知道，这个月的生活费还有没有着落。

李敖去世以来，李文接受媒体一轮又一轮的采访，反复讲述着她的诉求：认祖归宗，争遗产，争口气。她说那是为了继承父亲遗志，继续反对“军购案”，为了把《李敖大全集》翻译成英文，助父亲再提名一次诺贝尔。看到悼念现场的报导，她又怒火冲天，在微信朋友圈发泄着不满：“当家人去世的时候追悼会，葬礼要知道基本的礼仪不是吗？我爸爸的太太穿的有很多小爱心的毛衣。他儿子穿那个踢不烂的卫生衣举办最重要的记者招待会，成何体统！丢死李家的人脸。”

李太太王小屯一生只有一件大事：做李敖的太太。她19岁认识李敖，结婚生子。“一生只干这件事，没有别的职业。要说她哪里不好，就是没有帮李敖找小老婆。”赖岳忠开玩笑地说。

十年前，李敖写《虚拟的十七岁》，有位“实体模特儿”周小姐，李敖回忆“她是传统说法的模特儿，跟画像艺术品配合，必要时，也跟画家艺术家上床。”周小姐当时17岁，和李敖一起上了大小S主持的《娱乐百分百》。这让李太太饱受打击。“她不会去改变，只是受伤而已，只是吞下去，忍气吞声。对婚姻生活的直接影响，就是李敖要忍受老婆随时的冷嘲热讽，和朋友一起吃饭，一定要当众数落他几句。”李敖的一位朋友回忆。陶冬冬记得给李敖办八十大寿时，本想把裸体画挂在饭厅的墙上，“他那几天正好和他老婆闹生气，就没挂。”

太太比李敖小30岁，被李敖当女儿宠爱。李敖是宅男，除了到内地演讲，一生不曾离开台湾。王小屯也就一直呆在台湾岛上。她胆子小，不敢独自旅行。李敖住院，她特地请了佣人在家。她向陶冬冬解释，晚上回去一看有灯就不怕了。一个人时，晚上回去一打开门就往楼上跑。

丈夫去世当天，李太太坐在赖岳忠夫妇的客厅里，脸色发红，赖岳忠提醒她小心血压飙太高。尽管事事有儿子出面，她还是倍感压力怆然。

李敖的遗嘱在几年前就开始写了，每一年都在不断修改——重要的事情总在变化。李敖住院时，郑乃嘉开始和李太太沟通许多事务的原委，给她解释各种合约。郑乃嘉觉得当下李太太“需要进入状态”，而不是考虑硕大书房里的十多万本精装书怎么打包放进仓库或者干脆卖掉。

让李太太感到压力的，大概还有李文。她在媒体公开喊话，“我必须要看到遗嘱！”又说，“我还会有新闻，但爸爸的新闻已经没有了。”

李敖辉煌大型的告别终究敌不过宿命。李敖本不忌讳生死，曾立愿把遗体捐给台大医院，把骨头立在病房，让欣赏他的人看看他的“骨气”，让恨他的人也来看看“我的骨头就在这里”。去世三天后还是火化了。赖岳忠理解李戡，他没有办法忍受爸爸的骨头被挂在那里，遭人奚落嘲笑。

啊，熄灯了

李敖去世三天后，故友到金兰大厦的书房悼念他，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为他送行，与家人商讨如何纪念他跌宕的一生。剩下的事情，繁忙又琐碎。

在台北街头，大多数人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当年，“名嘴”吧，“艺人”吧，“哦，好像还在立法院喷过催泪瓦斯”。

台北落了雨，金兰书房外的敦化南路上雨下得绵软，李敖生前常去散步的几条巷子极安静，巷口的红花开了满满一树。

黄昏时，金兰书房外，李敖邻居张太太迎出来——暗红底墨绿印花的上衣，戴着小巧的珍珠耳钉，挽着翠玉镯子，一副老上海的派头——42年前，李敖也是这样第一次敲响她的门。

她恍惚记得那是民国六十五年，一个年轻人，穿着白衬衫、卡其裤，恭恭谨谨地站在她家门口，说来看隔壁的房子——当时隔壁房主把钥匙托给张太太保管。半小时后那年轻人又来敲门，张太太问：“你中意吗？”他说“中意”，但递过一张白纸条，写着好小的字，密密麻麻列了一长串房子的缺点。“别扭”，张太太想。“你干什么的？”他掏了半天，掏出一张名片：“政大研究所研究员，李敖”。那两个字写得很细。

当天晚上，张太太忙完所有事坐下来，掏出名片再看才恍然：哟，找了个大麻烦。

两天后，李敖打来电话，“（房子）我谈好了，也付了定金。”

“唉，我说李敖，你什么时候出来的？”

“我刚出来没多久，你放心，是吴俊才（时任国民党党部秘书长）保我出来的。”

“那好，以后我们就和平共处、互不侵犯，比邻天涯。”

张太太家开牙医诊所，来的不少“台面上的人”。她接着就打电话给吴俊才，回说是蒋经国指定他把李敖保出来的。

没多久李敖带着数不清多少箱的书搬进来，张太太站在门口，“这么多书啊，哪天着火要把我烧死的。”李敖只是笑。紧接着保安员受“上级”指派开始每天记录李敖的日常。后来李敖在大门边打了个“狗洞”，只有弟弟给他从狗洞送饭，他也不出门了。从监狱出来，朋友变了、同志变了、女人跑了、弟弟占了他的财产、妈妈维护弟弟。天都塌了。打个狗洞，与任何人不再往来。

有一次在门口撞上，张太太叫住他，“作为邻居，你就你的政治态度给我一个交代，好让我安心。”李敖低着眉，足足两分钟，“第一，我不是‘台独’（注：李敖第一次入狱罪名是‘台独’）；第二，我不是共产党；第三，我要骂死国民党。”“你才四十岁，不要与世隔绝，还要写你的千秋文章。”此后，张家每次买到街上出名的大馒头，一袋子10个，就放4个在李敖门口。

后来章孝慈（时东吴大学校长）想聘请李敖到东吴大学教书，席间张太太作陪，她高兴，一口干了小半杯白酒。多年后章孝慈病重，李敖拍卖了自己两件收藏，得了七百万，给章孝慈做私立医院的治疗费，回金兰告诉张太太，“七百万，很多钱唉！”

李戡出生那天，李敖的文章《王八蛋》被报社毙掉。张太太嘴上数落着，“看你活的，没有人肯发表你的东西”，另一面又催着李敖把文章油印成传单，她张罗“三姑六婆”们到总统府外分发。

后来查出脑癌，李敖和张太太比了个好似大猩猩的姿势，“我还有三年活，要把《李敖大全集》整理成85集。”

张太太：“哦，壮志，努力！”

“你们都太不用功。”

“书给你一个人读，我们打牌就好了。”

听到李敖去世，张太太很平静，“这些年来朋友们不停地死，死得差不多了。”她也已经很久没有回忆过往事了。

“我们家1949年来台湾，我当时7岁。我们在这个岛上活得并不愉快。在过去那些年、那种状况下，说得好听是努力不懈，说得不好听就是苟延残喘，谁知明天怎样。1949年，先到基隆，我跟爸爸说，真的是‘鸡笼’唉。每天晚上吃饭，爸爸都说，‘今天有鱼有肉有菜，你们吃饱，明天共产党来，我带你们去跳淡水河。’每天晚上讲一遍，有什么意思？一场空。人家叫李敖文化流氓，我就叫他大师——我们知道搞政治搞到老百姓流离失所，是什么感觉。

“我们人生是很努力的打拼，我先生四九年跟着医学院来的，一无所有，就一张牙医师的执照。他今年91岁。他70岁那年，我给了在英国的小女儿最后一笔学费，我觉得我人生可以放掉了，我把电话关掉，宣布退休。李敖问我‘退休干嘛’，我说，坐吃等死看热闹。他很可爱，担心那以后就没钱收入了。我说我不怕，隔壁有你啊。他听了说对对对，有我。”

李敖最后一次被送进医院前，某一天，金兰书房大门和张家之间的门厅照明灯忽然灭了，张太太看到，“啊，熄灯了。”她也不打算再修了。

李敖研究网：http://leeao.startlogic.com/bbs/forum.php

李敖为什么没有继续做学问？（汪荣祖）

2018年3月18日，知名作家李敖先生由于脑瘤病逝，享年83岁。不久后，李敖先生的生前好友、历史学家汪荣祖先生曾在北京外研书店东升科技园店谈“你所不知道的李敖”，与三十多位听众一起回忆李敖生平点滴。

4月25日是李敖先生的诞辰日，澎湃新闻经授权首发汪荣祖先生的讲座稿，读者或许能从李敖先生生前好友的讲述里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他。

以下内容根据汪荣祖教授讲座现场录音整理。

大家晚上好，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到这样漂亮的书店来跟大家讲讲李敖，我感到非常荣幸。大家都知道李敖，最近过世了（讲座举办时李敖先生刚刚过世39天）。这个题目是北京外研书店总经理付帅给我提出的，“你所不知道的李敖”。现在网络非常发达，我讲的事也许大家都是知道的，我今天最主要就是作为他的一个朋友，对他做一些怀念，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会据我所知尽量向大家回答。

这个照片是李敖早年的照片，我觉得这个照片很能代表他的个性，他年轻的时候就是嬉皮笑脸，毫不在乎的样子。

这是他晚年的样子，这是我给他照的照片，就是我们在一起用餐的时候照的照片。

这个就是当李敖过世的时候一个新闻稿，他是在台北的荣民总医院过世的。那个时候在2018年3月18号发布的这个讯息，他是在那天上午早上10点59分过世的，新闻稿把他生病的过程跟逝世的经过说得很清楚。

其实我看到这个新闻稿才完全知道怎么回事。李敖在2015年7月份的时候，因为一些状态不稳定在医院去就诊，那个时候我跟他在一起，他说腿部没有力气，也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发现是因为肝肿瘤，所以就到台北荣总去医治，当时开始的时候，情况还不错的。

我以为会度过难关。

因为我知道有好几次病危，结果没有什么事情。他的儿子在英国念书，因为病危赶回来，所以度过了难关。

可是到了2017年4月2号又住院，那次住院的情况也是很不好，不过也在8月9号出院了。

可能去年10月1号的时候，再一度因为肺炎入院。主要是在医院里面，他觉得很嘈杂，睡不好觉。他说晚上偷偷地跑回家，第二天早上医生来以前就要回医院，我当时以为开玩笑，后来果然回家了。

肺炎感染慢慢地稳定，但是他的脑部情况有恶化的趋势。医生觉得他年世已高，不方便动手术，就没有开刀，用药物来医治。用了药以后，情况有一点好转，2018年1月份开始，药物失效，病况就急速地恶化了。所以，到了2018年3月18号，他就过世了。

新闻上都说他享年83岁。但是，按照西方的习惯，他到昨天（2018年4月25日）才满83岁。

李敖与西化

其实我观察李敖的一生，他是很传统的。他在读书的时候整天穿一件长衫，中国旧时代穿的黑的白的长衫，夏天的时候在校园里面走来走去。后来我问他，他说自己比较穷，买不起西装，只能穿父亲旧的长衫。我心里面想，你父亲也有衬衫、也有西装。当时在台湾，很多老教授还是穿长衫，他是一个学生穿长衫，有与众不同的感觉。

而且，李敖对他母亲非常地孝顺，就是崇尚中国的孝道。他对于中国的古诗很熟悉，很多都可以背诵。

李敖与胡适

李敖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就非常地崇拜胡适，而且对胡适所有的著作文章都非常清楚，后来他还把这些资料寄给胡适。胡适曾经说过一句话：“李敖比胡适更了解胡适。”

胡适是很喜欢李敖这个年轻人的。当时在“中西文化论战”的时候。李敖在当时杂志上登了一篇文章，前面一段是歌颂胡适，后面却是批评胡适的。对此，胡适后来也告诉他的朋友，有一点既爱又恼的这个情怀，既喜欢他，又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

而且，李敖当时崇拜胡适，是准备写十册《胡适传》的。他写了一本，我觉得很好，正文非常流畅，详细资料都很好。我问他为什么不继续写？他说，他后来对于胡适的看法有所改变。所以，胡适晚年对他很有意见。雷震被关了以后，胡适都不敢去监狱看他，胡适说，他去探望他，更加造成他的麻烦。其实探监是不会造成一些麻烦的，所以，大家还是都对他有意见。

可是，李敖对胡适有另外的一面。因为李敖在做学生的时候很穷，当时他写信给胡适说，工资都没有发下来，他的裤子都进了当铺，结果胡适给了他1千块钱，那个时候1千块钱是很值钱的。所以，在胡适过世了以后，李敖就加倍来报答他，他曾捐了一笔钱支持出版胡适的一个选集。

最近我偶然翻我的日记，在1978年的9月8号礼拜五，当时我1978年从美国回到台湾，在台湾师范大学客座了一年。有一天，在“中研院”的张朋园家里，陶希圣谈了一些胡适的事情，他提到胡适死前最后一句话，是对姚从吾问李敖的情况。后来我把这段日记又给李敖看了一下，他也是很感动。

李敖为何走出书斋？

李敖为什么走出书斋？我觉得他是很可以做学问的。在大学的时候他的毕业论文就是关于宋代的，写得非常好。据我所看到同类的这些文章，都没有能超过这篇文章的。

可是他后来没有继续做学问，最主要的是因为什么呢？我觉得胡适是很欣赏他的，假如胡适多活几年，也许会促使他继续。再来是因为他喜欢骂人，一些人根本不可能让他进“中研院”。在研究院里他也是喜欢骂人，所以，随之产生的后果也是会有的。

李敖那个时候为了家人妈妈和弟弟、女儿李文等的生活辛苦地赚钱。后来有了“李敖有话说”这个节目，他对社会文化的批判，经过了电视的传播，影响比较大。

他实际上还是没有忘记做学问，他一直谈到想写一些不一样的中国文化史，因为中国文化里面有很多被忽略的地方，比如说中国的孝道、民间的文化。他看书需要的东西都会剪下来归档，为了写《中国文化史》他收集了很多很多的材料，但却花很多的时间在录电视上、在外面写一些批判性文章上，最后非常可惜，中国文化史就没有能够完成。

李敖的胆识

当时李敖在台湾有两批人，第一批就是喜欢他的，有一批就是恨他的。有一个年轻人恨他，就写了一本书，说李敖死了，结果李敖看到了就去告，最后法院说骂活人死了不犯法，他马上就出了一本书，说蒋经国死了，但蒋经国没有死，所以这是他的胆量。

他不但有胆量，而且有识。当时，他公然出这个书，封面就写蒋经国死了。蒋之前容忍李敖的一些言行，看上去国民党可以容忍李敖这个人，表示国民党气度很大。其实后来才知道，国民党本来要把他干掉。

总而言之，他就是不害怕“政治不正确”。李敖在这个方面是非常一致的，是走的逆潮流。

李敖的侠骨与柔情

李敖非常细腻，非常得人心。他在大学的时候认识了他的初恋。后来因为这个女孩子的家里面嫌弃他穷拒绝让他们来往，后来他两次吃安眠药，他的同学也讲他经常哭湿了枕头。也许这些有经验了以后，他后来就不这样了。

他两段婚姻，大女儿李文，是女朋友生的，因为他们在一起到了美国后，才发现怀孕了。所以李文在美国出生，后来李敖让她回来他夫人不回来，他俩就没有结婚。

他第一次结婚是跟胡因梦，结婚了以后大概几个月就离婚了。除了两次婚姻以外，李敖的女朋友有很多，我可以说他对人非常地温柔，很多人很喜欢他，他有不少男性的特质，跟他接触过的女性都知道他的彬彬有礼，有西方中古武士的风范。比如说给女士让座，他非常地客气，非常地有礼貌。

慰安妇大家都是知道的，当时日本人受邀给台湾的这些慰安妇50万台币，可是却不道歉，李敖就说一定要让日本人认错，如果不认错，这个钱不可以拿，拿了以后慰安妇这个事情就没有了。可是慰安妇年纪很大、很穷，也是很需要这些钱，李敖就把他的很多古董拍卖，每人拿了50万台币给她们。

拍卖的时候，我也去参加了，也非常地有意思。有一个李敖用的砚台，不值多少钱，就拍卖100万台币，陈水扁买了以后，他不写毛笔字，就又还给李敖，李敖又拍了100万，就是200万，所以他也是非常有脑筋。

李敖的霸气

李敖霸气大家都是比较知道的，他最有名的一句话是什么呢？500年来第一人！他对一些其他的学者都是瞧不起的。他说我是他最佩服的历史学家是有原因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历史圈里面大家都不愿意跟他来往，因为这个历史主流圈里面，跟他来往对自己没有什么好处。

另外，按照我们中国的传统，诉讼不是好事情，他却把诉讼当做一种武器，他跟我常常讲，他发起的诉讼十之八九都是输的，他享受这个过程，喜欢这个过程，为什么呢？因为他一点都不在乎。可是把别人弄上法庭了，别人心里面不舒服，也是整人的一种办法，他毫不手软，他对于诉讼的人，他找这些人都是有原因的。他觉得那些人，比如说，我讲一个实际的一个例子，有一位很有名的历史学家，就在书里面访谈的时候说李敖在台大念书的时候偷书。结果李敖跟我说：骂我强盗我还是愿意接受，讲我小偷不可以接受。于是就告他了，一直不放过。后来他告赢了，那个人赔了他几百万台币，这个就是他毫不手软的一个例子。

李敖与金钱

很多人说李敖喜欢钱，连他的前女友，给他生了一个女儿的人，在李敖过世了以后也公开说李敖爱钱，但她根本不真正地了解李敖。因为李敖年轻的时候是很穷的，后来因为批判国民党，他根本找不到工作，他被关了5年多的牢。在被关前，他把钱都买了房地产，结果关了5年出来，房价涨了，所以出来了以后他把房子卖了，因此有一些钱。

李敖其实一辈子没有做过职业，唯一拿工资就是进驻台湾立法机构，可是他的工资都是被没收，因为欠税欠了很多，所以他完全是要靠出版书来维持生计。他的书虽然很畅销，但是那个时候在台湾收入还是非常有限的。直到后来在大陆也非常畅销，才赚了不少。但是那个时候国民党禁他的书，有时候在印刷厂还没有出厂就被收走了，所以亏得也是很大。

可是他赚钱有他的原则，这个是他自己所说的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举一个例子，就是竞选的时候，他帮了另外一个候选人的一次选举，结果得票非常的低，他自己的选票也就是一票，人家还以为是他自己投他自己一票，他说没有，他是帮那个人投了一票。后来那个人拿了500万台币要给他，李敖拒绝接受了。他跟我说：如果收了这个钱，以后还站得起来吗？所以，他虽然爱钱，但是不可以拿的钱他坚决不拿。

李敖与李戡

李戡是他最后一次婚姻生的孩子，这个孩子高中毕业了以后，被台湾大学录取，但是他不读，要读北大经济系。李敖老年得子，他非常爱这个儿子，他什么都不害怕，不过因为他爱这个儿子，这就成为他的软肋，他想保护这个儿子，所以他不愿意让他儿子走他这样辛苦的路，他希望儿子是成为一个学子，他内心也是希望走这个路。

李敖与李戡

李戡原来在北大读经济系，后来他成绩并不是很好。北大毕业了以后，他想到美国去读研究所，申请了所有的学校都申请不到，因为成绩没有那么好，北大好的学生太多了，唯一一个学校收他就是我的母校，李敖也是希望他读一个名校，最后进了剑桥大学。我觉得李敖最欣慰的事情，就是有这个儿子，这个儿子会继承他大量的财富，他的财富不是金钱，而是大量的资料跟藏书。

李敖的藏书我估计大概有10万册之多，还有很多的资料，他有的资料，人家不做这个东西。比如说，台湾《中央日报》，他们都是当废纸丢掉了，他都会去收。除了古董以外，他有大批的店契，大概有90几张，那个时候拍卖了很多钱，我问他这个从哪里来的？他说早年台大念书的时候在那个旧书摊里收来的。大学念书时就注意到这个材料，我也是非常地佩服。

后来李敖病危了好几次，李戡都回来了。他们父子的感情也是很深。李戡跟他父亲差60岁，等于是爷爷跟孙子的关系。之前看到李戡在电视台讲，李敖对他说要早一点结婚，免的将来这个孙子看不到爷爷了。所以，李敖看不到孙子的。

李敖有没有朋友？

李敖曾说过，人生第一快乐就是做到自己认为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人生第二快乐就是做到别人认为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我想了一下，他做到了这个事情。

只有长久孤独当中才可以有一个细腻的感受。所以，他在监狱里面时坚持自己单独居住，他喜欢孤独。

第二次坐牢的时候，我正好从美国回来，他都不要见我。李敖常常讲，他说他一辈子朋友也没有几个。他其实交友很广泛，各种各样的人都认识，流氓、政客，甚至还有一些特务都是有来往的。所以，李敖说的这种朋友就是我们几个小圈子的一些朋友，相互了解，毫无利害关系的，可以无话不谈的。

因为李敖从来不过生日，婚丧嫁娶他都一律不参加，但是他跟这些圈子里的朋友却有一些聚会。这些人，可以说是他一辈子的战友。所以，李敖说的这些朋友我觉得是可以毫无拘束地在一起谈笑，李敖可以非常高兴地跟他们在一起。

李敖病重的时候，我也是很想看他的，但是当时医生说最好越少人看他就越好，因为他身体非常得弱。有一次李敖约我过去，我准备走的时候，医生打电话说，就尽量不要过来，后来我去了美国，一直都没有机会再见到他。

你们看一下这两张照片，他都是变得很瘦了。右面是一个护士，这个护士长得很漂亮，是因为李敖很挑剔，护士不漂亮他不要，而且价格也是很贵的，又优秀，又漂亮的护士很难找。

李敖与汪荣祖

戊戌穀雨日念及敖之茫然若失

汪荣祖

骨化成灰塔里魂，

音容笑貌梦中寻；

如今顿失知心友，

夜话何从叩墓门?

我是1971年在美国教书，1978年回来台湾，当时李敖坐了5年的牢，刚刚从监狱回来。

我不是诗人，我的诗也做得不好。我是把诗当做一种记录，在碰到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或者见到重要的人的时候记录下来。

酬敖之两绝 时李敖初出狱

汪荣祖

山门独打苦辛多 不忍临流看逝波

仍有如椽鉅笔在 寸阴可贵未蹉跎

曾从吾好写新史 终弃虫鱼彰义行

冤狱黑牢挫愈勇 更从电视发雷声

李敖过世了以后，我就找出来一些跟李敖有关的诗。第一个是1978年李敖刚刚出狱，这是当时的一些感想。当时很多人说这么多年了，李敖现在完了，没人知道他了。后来果然就又起来了。

在美国的卡特总统当选总统的时候，李敖一直提倡人权，当时我在美国当教授，我写了一封信给卡特，我提到台湾有两个文人正在监狱里面，他们注意到这个事情，后来台湾把这些人放出来了。我不相信因为这封信的关系他们才被放出来，主要是因为卡特有这个压力。1975年的时候，李敖就被放出来了，没有坐满10年的牢，5年就出来了。

戊辰深秋留別敖之四首

汪荣祖

敖之健笔善写真 妙语千秋足可箴

谁知骂曹鼓声里 必有辛酸直笔人

此世惟君敢问天 豪情自愿马当先

胸罗兵甲敌千指 笔战群儒又一年

谬蒙相知意气融 此来夜话白宫中

镫前忽见双鬓改 不减当年狂狷风

玉李名篇反复看 相逢不易别更难

灯光照面穿窗暗 浩荡离愁到夜兰

（敖之时居白宫大厦 ）

后来有一年我又回到台湾跟他谈了很久。当时他出了很多东西。当时在台湾不可以办杂志，办杂志也是很麻烦的。但可以出书，每一个月出一本书。在他60岁的时候，他出了《李敖大全集》，一共40册。

丙申腊月走访敖之

汪荣祖

久别重逢谈笑间，

愁看岁月失英年。

回头不少风流事，

临老无何叹逝川。

这首诗是在2016年，我最后一次跟他长谈，还能看出他的雄心壮志。大家可以看一下《李敖自传》，里面有很丰富的故事。上个月18号，那时候我在广州康有为的故居开会，早上开会的时候，他于10点59分过世，我们11点10分都知道了。在前几天，付总说让我讲李敖，我就作了一首诗，在李敖火葬时一起烧了。

汪荣祖先生题诗《忆李敖》

北京话叫做没了。果然是没了，永远也找不到这样一个人了，就是这样一个感觉。你对他的音容相貌还很熟悉，但是只能去梦中去追寻。现在没有办法再见到他，我也是很伤感。

李敖常常说，台湾小岛把他小化了，他是中国的李敖。所以他写文章都会标注“李敖在中国台湾”。

最后，李敖还是中国的李敖。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彭珊珊

林淑娟谈《李敖笑傲江湖》（林淑娟）

李敖大师18日因病辞世，享寿83岁。他1995年首跨电视圈主持真相新闻网《李敖笑傲江湖》，是当时极具代表性的政论性节目，不仅话题不断也创下极佳收视表现。其实，这20多年来，大家对“李敖＝红夹克”的印象，也是从这节目开启的。而当年他亲自为节目写下的“李敖笑傲江湖”手稿也正式曝光！

当年担任该节目执行的现任三立节目部副总暨都会台台长王淑娟曾与他共事约3年、数百集，她今接受本报访问时表示，当年真相新闻网的老板周荃在节目开播时送了李敖大师这件红外套，希望当作节目识别，没想到之后除了意外省下大师的节目治装费，也从此成了他的招牌外套！

而李敖当年为节目手写的节目名称两张手稿也曝光，王淑娟说，当时她请大师亲手写节目名称，希望当成节目标准字，他就写了两张让他们用，“而且他还非常贴心盖了印章”。这些年她一直仔细珍藏，今天听到大师辞世消息，特别翻箱倒匮把大师当年的手稿找出来，心中无限感伤。

王淑娟18日在脸书悼念李敖大师，也回忆起与大师共事的点滴，“收到快讯时吓了一跳！然后是历历在目的往事算算23年了，当时李敖60岁，开了第一个电视节目《李敖笑傲江湖》，我就负责执行工作，其实也不过是录影时把桌子摆好、水备好、5、4、3、2后就把时间交给大师。这节目从1995年做到2001年，全靠他一人发挥，我唯一表现就是后制时要校正错字。”她说，国学大师的标准是一个字都不能错，有时她盯到眼睛快瞎，绝对自豪一字不差了，还是会在晚上播出时被他发现错误，即使只是“的”和“得”的差别，她隔天还是得乖乖把带子调出来改好再入库，“这在火星文充斥、不求甚解的今天，听来恐怕还是有一点难以理解的坚持和顽固吧”！

她受访时表示，她不认为和大师合作有压力，“因为有难度的事情他都一手包办了，我们在旁边的人只能协助和学习。我相信跟他合作过的任何一个工作人员，都会喜欢、敬佩他！”她说，印象中的李敖不会生气，只有坚持，而他的坚持特别令人佩服，是那种一个字都不容许错误的坚持，“至于他的生气都是来自于讲到政治人物、历史人物或某个事件时带有情绪，顶多是生气于这个事件或此人作为，是他某种态度、价值观的展现，对于工作人员，他永远非常贴心有礼貌”。

虽然外界对于李敖的印象可能是自信到近乎狂傲，但王淑娟说，李敖私下对工作人员其实非常好，“就算只是端水给他，他也会站起来，双手端起水说谢谢，对人非常亲切有礼貌，哪怕只是帮他别麦、搬道具、倒水的每一个小小的工作人员，他对大家都是客客气气说谢谢”。

她有感而发表示，“回头想想自己成长的轨迹时，会发现当年那段共事经验，确实潜移默化了自己的工作态度，生命中有很多影响你的人，和李敖大师短暂的工作交集绝对幸运也一辈子深刻难忘！我非常敬重的大师 R.I.P.”

1000个人眼中有1000个李敖，我遇见第1001个他（石静文）

李敖过世后，媒体上曾经出现各种不同面向的他：有写他不同阶段情史的，有批判他作品与人品风格的，也有论述他英雄末路凄惨生平的，无论众人如何评断，对此一代奇人的离去，总多不免一丝悲凉。

多年前，我因采访工作与李敖结识。当时他刚出狱不久，我辗转打探到他位居台北东区的住所，当下决定无预警的直闯而去，希望能第一个专访到他。

虽然我的意志很坚定，但对他是否会将我拒之于门外，我可毫无把握。不料，出来应门的就是李敖本人，他对我的到访有些惊诧，但只一句“你够厉害嘛！”，接着就笑容可掬的引我登堂入室了。

1、时代的对抗者

其实，我的初识李敖应追溯至高中时期的课堂上，但他可不是老师讲台上的正规课程，而是课桌下书中的偷偷邂逅！

当时，台湾仍属戒严时期，李敖是神秘禁忌的代表，他的书是不可触及的禁书，利用上课时间认真的在课桌下偷偷传看阅读他《传统下的独白》，也算是我们这群好学生对突破传统的一种仪式，更是对那敢于用文字抗辩时论、不甘向体制妥协勇士的另种崇敬！

因此，可想而知，当我首度能面对面采访到这个曾经心仪仰慕的神秘时代对抗者时，就刚踏出大学校门的我而言，心情可真是既紧张又兴奋！

李敖曾经毫不隐讳的说，他是喜欢美女的好色之徒！记得那天我一踏进他家，就真切感受到了！李敖的神秘宅邸里，只要有墙面的地方就全是高高的书柜，可见之处尽是成千上万、琳琅满目的书和杂志，这点倒很符合他作家的本色！

但墙面上另外唯一可见的装饰，挂的却全是装框的美国《阁楼》（Penthouse）杂志上的色情裸女海报。尴尬的是，他不但向我得意的一一展示那些裸女图片，还要各个品头论足一番的问我意见。我想，当天他面对我这个手足无措的小菜鸟记者时，应也过足了捉狭的趣味！

过往我就听闻过李敖很善于收集资料，记得在他那宽大的住宅中，除了书和裸女海报，另外一个特色是各个房间都摆放着一台大大的复印机器，他告诉我，这么做是为了自己能快速又方便的在那里翻到资料，就可以马上影印。

那个年代还没有3C产品，想拷贝个东西并不方便，李敖为了能随时从书库中翻找资料和影印，复印机便成了他写作时重要的工具，只是，每个房间都要摆上一大台复印机，也只有夸张的李敖会如此吧！

李敖极擅长使用资料的习惯，后来在他主持电视脱口秀的节目中，亦常成为他佐用的文史道具。

2 、专情的好色之徒

大家都知道，李敖不但擅长资料的收集和汇整，他还超爱打官司。据说，兴讼打官司曾让他增加了些资产，而他和前妻胡因梦的婚姻触礁亦起源于他和萧孟能的官司纠纷。

胡因梦是极有原则的明星才女，李敖曾形容他们两人的相遇如电光石火，只可惜，才子佳人的恋情终究抵不过现实生活里价值与观念上的差距。

李敖和胡因梦都是一时名人，他们两人的闪婚与闪离也曾是轰动一时的大新闻。记得李敖要和胡因梦离婚的那天上午，他打电话告诉我下午要开记者会宣布一件大事，我追问他何事，他回说，到时候我就知道了，要我一定得到场见证他是个如何有风度的君子！

下午我抵达记者会现场后，发现李敖要说的大事就是他和胡因梦决定离婚了。李敖刻意捧着一大束鲜花来到记者会现场，宣布稍后他将会捧着鲜花前去胡因梦家，他要以好聚好散的君子风度来结束这段短暂的婚姻！

听到李敖宣布离婚的消息后，很多现场记者开始起起落落的向他提问。记者会尚进行中，我决定悄悄叫上摄影趋车直奔胡因梦家，一方面我想先知会下好友李敖将至的消息，另外也想趁隙了解些胡因梦的心情，或可抢得新闻先机！

听闻大队人马将至的胡因梦，心情虽有些浮动，但很快就平复下来，并恢复她的才女本质，冷静的坐到案前开始在笔记本上用《独白下的传统与传统下的独白》为引，随笔写下她对这段婚姻爱情的感触短文。

胡因梦的文笔大家早有目共睹，短短几分钟写就的即兴随笔，真情流露！我说服她应把其刊登出来，权当成终结此段婚姻感情的一个道别吧！胡因梦拗不过我，当下答应了我把那张亲书函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由我带回发稿。

就在我才收好这篇独家文件时，李敖与随他前来的大批记者，以及一位李姓律师也都到了胡因梦家门口。两位才子佳人也于随后在律师、鲜花和所有新闻界朋友的见证下，签下分手协议！

那以后，李敖曾不止一次的向我讨要胡因梦当日真迹，每次见面他就会强调一下，要我别忘记还欠着他的东西。而我也确实几度碰面时都想要拿给他，偏偏总是阴错阳差。再之后，因为多次迁居，那张我曾刻意保管的文件，竟然不知去向。

李敖曾说，他是个绝对不能得罪的人，因为他有太多资料可以佐用，只要他想找一个人的漏洞麻烦，没有他找不到的茬，也没有他不能打的官司！

在我弄丢那张文件后，我很内疚的向李敖坦白，他笑着威胁我，要我小心！但其实，他从来也没真的怪罪我，反而常常威胁完我之后，就又会很戏谑的安慰我说，“世上所有大美女都可以享有犯错的特权！”

3、有文化的流氓

曾经有一段时间，李敖因为版权事到处告人打官司，他的诉讼一向仅凭其聪慧大脑，加上三寸不烂之舌，几乎无需假手他人就能让人望而生畏！

也因此，他这种过于犀利又不饶人的表现常引来“见钱眼开”的批评，甚至有人用“疯狗”来诋毁他。但我私下也听说，表面看似风光的他，并不如外界所以为的富裕，生活上也有其困顿之处。

有次，一个音乐界的朋友不小心犯了李敖的大忌，未经其同意就取用了他的作品，朋友自知理亏，想到要面对一场免不了的难搞官司就头皮发麻！朋友不知从哪里打听到我和李敖有些交情，硬来拜托我做说客，无奈之下我只好受人之托打电话给李敖。

当电话彼端的他听完我吞吞吐吐一阵开场白后，丝毫没有犹豫，爽朗大笑地说“没问题，就看在你大美女的面子上，我收他一块钱当版税吧！”此事出乎意料的就此了结，让我也见识到李敖在面对朋友时的豪气！

笑为翩翩君子，怒是暴跳金刚，爱时情真意切，恨时厉色疾言！无论世人如何看待他，生时的李敖，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一生特立独行，不惧危言！我有幸曾于途中缘识如此奇人，追想过往点滴，感觉拨开万千迷雾仍是雾，只见行者渐远而去，但斯人不忘！

18-04-16 14:15

李敖与“小老弟”（陈彦增）

“小老弟”是我在台大念书时唯一的外号，我在台大一共念了7年书，前4年都住在宿舍里，住宿舍总有先来后到的，我才住进去的时候，学长们也许看我这个整天嘻嘻哈哈的小学弟倒蛮具亲和力的，就给我取了这么一个在形象上不太成熟的外号，一直等我升格当了学长，这个外号还在被“后辈”们援用。正由于它有亲和力，我也不以为忤，而叫得最多、最顺口的就是李敖。

论年纪，我比李敖还虚长几乎一整岁。我和他都是第一届大学院校联合招生的考生，考区都在台中，他是中学没念完，高三在家自修以同等学力进了台大法律系司法组的，他第一次的大一没念完，又重考，考进了台大历史系，我们的相识就从这时开始，他是历史系的新人，我则念经济系的大二，我们同住在温州街73号一座四合院式的台大第一宿舍、同一个宿舍，同一间寝室里第四室、同一张上下铺，两人还共用着一张平面不过一平方米的书桌。

台大的男生宿舍里，每间各容纳了五张上下铺、五张书桌、十条大汉，李敖和我分配到的地盘是在寝室东南角上。由于他的书籍资料特别多，两人共用的桌面常被他占去大半，有一次，我在桌上留下一首打油诗写道：

乱七八糟一大堆（河南音读第三声），

李敖是个邋遢鬼，

真想一棒打过去，

不是打断你的腿，

也会打歪你的嘴。

我之所以要他照河南话发音，为的是他结交了不少河南朋友。河南音对他应有亲切感，不过，说他邋遢则是气话。他实在是所有朋友中特别简洁的一位。他见过字条后除了诚意道歉外，从此“收敛”了起来，其风度也君子，毫不“鸭霸”。

宿舍生活中最难忘的一段是送报生涯，每天清晨四点半就得起床，骑上单车披星戴月地赶到台北火车站附近的派报社，批好各报后再沿着台大医学院、法学院、最后则是辽阔的校总区，分送给各办公室以及学生宿舍，最难得的特权就是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出女生宿舍，碰到早起的女教官，除了说声“早”之外，还可听到一声“辛苦了”，这种每天的例行工作如无意外，大约可在七点半结束，赶上第一节课是绰绰有余。

送报工作，风雨无阻，确实有几分辛苦，这份差事原来曾由李敖干过几天，他虽心有余，可是力却有所未逮，后援工作则是由我承担下来一直到毕业。当时的报纸是每天要自己备钱向派报社买来，直到下月初才向校方出纳单位领取“国库支票”一张到“台银国库部”兑现，所以，在我的抽屉里，经常得放着一些隔天去买报纸的本钱，而抽屉则经常是不锁的，为的是如我不在时可以给室友们周转起来比较方便，李敖曾经受过惠，但他总是留有几天之内必还的承诺，一旦承诺不能兑现时，他必然会手执几本藏书来折价抵债，并“强迫”债主接受，我说他这种硬把朋友看成当铺里的“朝事”是他的“毛病”。

李敖是个新派人士，在当时就过着新（阳）历的生日，因为他人缘不错，每年4月一过中旬，就有人要为他张罗25日的“华诞”了，可是，每到这个时期却常见他有“避寿”之举，其方式乃是放下自己的蚊帐，躺在床上做“闭关”状。最后少不得由大家把他拖了出来，或去罗斯福路、浦城街口的“寿而康”餐厅大快朵颐一番，或是去西门盯闹区看场晚场电影，如果错过了最后一班的零南公车，还得安步当车走上个把小时才能回到宿舍，因为坐三轮车要花上十几块，羞涩的阮囊，反而锻炼了我们双腿的耐力。他自己虽常“避寿”，却喜欢为别人过生日，譬如说：在他大四的那一年，我已经结束了半年多的预官入伍教育，从凤山陆军步校回到台北，为了要看看“小老弟”的“小老弟”们，我也回到了宿舍，适逢该我过生日了，他却坚持要热闹一番，此事已见于其所著的《大学后期日记》里，他一气呵成了一首《债主陈彦增寿诗》的长打油诗，我这个当事人为了有所解释的必要，今将李敖在当年的全诗照录如下：

彦增小朋友，越交味越厚，

认识快四年，同声又同臭。

今天过生日，却不肯度寿；

不去电影院，不吃酱爆肉，

不喝洗脚水（注），不念金箍咒。

专门闹情绪，坐看脸蛋瘦；

又不爱说话，老把眉头皱。

李敖不还债，钱又嫌不够，

要骂不敢骂；要揍不忍揍。

借钱没利息，反要打折扣。

气得小老弟，到处去求救。

东挪又西补，得前乱拼凑。

穷得流眼泪，好像夜壶漏。

无心恋王妈，

也不想那因为吃醋而想把你擦擦擦的阿Q。

注：《水浒传》中孙二娘对武松说：“由你好似鬼，喝了老娘洗脚水。”

打油诗的本身就像一幅漫画——既具写实，又见夸张，他说我“越交味越厚”，记得多年以前他就曾表示过：“什么朋友如果被陈彦增认为不值得一交的话，这种人的‘友谊度’应该宣告破产了（大意如此）”，最近几年来，他又宣布对于交友方面已是“遇缺不补”了，至于老朋友方面，也只保留我这么一个“样板”了。身为“样板”，我也自感荣幸之至，至于他说的“同声又同臭”，当年他在台大校园之内，常以“异行”相协壁加无分春夏秋冬，总以一袭长衫飘来飘去，自有褒贬不一，褒者称为游洒，贬者谓之作怪，结果他依然是“不管风向哪边吹”地来去自如，而在来去之中，走过身边的常见的总是我们几个，难免被人视为“一丘之貉”，既得一丘，荣辱自然也就与共了。

至于“不喝洗脚水”之句，虽经他注释交代为《水浒传》孙二姐与武松的故事，我认为倒还有进一步说明的必要：它直接的意思就是“不上娘儿们的当”。当时，我们曾经为了要维持男性的尊严，号召“雄风”之再现，不惜拟组一“Anti－Women”团体，大有凡我同志共同奋斗之意味。此事后来可由“在三爷（庄因）”给我做的打油诗中有“Anti女人不简单，体说‘浸梁’与‘坐禅’”二句得以证实，至少从这里可以显示出当时的我们，在感情生活上并不是春风得意的一群。至于“不念金箍咒”则是十足写实之句了。“海阔天空”原是大家的“共识”，胡适当年曾经有言：“不要让人牵着鼻子走”，而我的一贯作风则是也不想“牵着别人的鼻子走”。接下来的句子则是属于“夸张”的部分了。虽然贾宝玉曾经有云：“押韵就好”，但是过分的“遣人为快乐之本（以消遣别人为乐事）”的话，反而易致误会，譬如其中的“借钱没利息，反要打折扣”，“没利息”虽是真的，“打折扣”则是绝对没那么回事，我谨以“债主”的身份郑重表示：李敖并没赖过半毛的账。至于最后又扯到（阿Q正传）中主角的头上，意思是说曾经有人吃过陈某的飞醋，并没有掌握充分证据，也就不必多费笔墨了。当时事隔五年之后，我曾在某私校教书，后来被校方未予续聘，表面的理由出自于我在《文星》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但也有人向我透露过实际与“吃飞醋”有关，我也一样“不想”地处之泰然了。

李敖离开学校之后，曾落魄过一阵子，也曾风光过一阵子，无论落魄与风光，被称为“小老弟”的我，偶尔总会时相左右，还记得他在信义路四段“国泰信义公寓”顶楼住的时候，每过个把月，我总会带着孩子去见识见识他楼顶的藏书，可是好景不长，几次之后他告诉我们不太方便了，因为在他门口停有一辆不载客的计程车，司机的任务除了要掌握李敖二十四小时的行踪之外，还要“了解”所有进出的客人，所以他通知所有的朋友们都“拒绝往来”了。

难道就不能“穷则变”吗？不死心的我们又“变”出了一条“间道”——原来他家隔壁住的就是陆啸钊，我们只要进得去陆府的家门，再爬上他家四楼之上的平台，平台之上虽没有“楚河汉界”，但想要越过并不吃力，这种“偷渡”行为更令孩子们觉得刺激有趣，可是没过几次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平台上的“间道”却行不通了。我就只好从正门堂而皇之地进去了，想不到进去之后，他却以怪罪的口吻说：“你怎么还来？”我说：“为什么我不能来？”他说：“难道计程车不在了吗？”我说：“在呀！我还向司机打了招呼，用手指了一下你楼上的屋子，表示就是来找你的呢！”他在对我表示没办法之余，还透露了那几位国外回来过境的老友，只能以电话表示由于实在是行色匆匆、时不我予、未克登府班荆道故一番，请他见谅。至于他到底“谅”还是“不谅”呢？他只表示，“你看这些人，要是不来电话，我还不知道他曾经回来过呢”，自从这次之后，没几天他就被抓走了，关进新店的军人监狱，这下子可就没有“间道”可循了。不过，偶尔还可以以书信来往，虽然有“来往信件，不得超过二百字”的规定，我也只好长话短说了。有一次，大约是在1974年底，孟绝子（祥轲）转来一封李敖给我的信，信里充满了“寒意”，大意是感叹当年一些老朋友在出境时，他曾有所赞助，如今他正身处“冰雪”却未见有人“送炭”过来。我则除了准备给他送点“炭渣”之外，还填了一首《金缕曲》在明信片上给他寄去，我之所以要用明信片原因有三：（一）光明——检查起来很方便；（二）规矩——字即使写得再小，谅也不会超过“二百字”的标准太多；（三）经济——只花五毛钱。至于为什么要填《金缕曲》，此一故事我不得不在此做个交代：

话说三百多年前的清顺治年间，有一位才华相当了得，被称为“江左三凤凰”之一的吴兆骞，遭到牢狱之灾被流放到宁古塔（李敖的老家）去了，他有位名叫顾贞观的好朋友，以信札的方式填了一首《金缕曲》，头尾是：“季子平安否？便归来生平万事，哪堪回首？行路悠悠谁慰藉？……言不尽，观顿首”，这首词传到了当时“主流派”纳兰性德的手里，他本身就是个大词家，见到顾作感动得痛哭流涕（泣下），力保囚徒，被充军塞外二十年的吴兆骞终得活着回来。当然，我不敢自比顾贞观，更不敢奢望当时的“主流派”中还有纳兰，只是触景信笔，东施效颦罢了，比着葫芦画瓢，不过二百字的全文如下：

敖之平安否？待归来生平万事，细做回首。此去新店虽不远，难见狐朋狗友。足尺天涯古未有，岁暮天寒多怕冷，莫怪他疏懒少行走。多盖被，少发抖。我亦飘零久，依然是误人子弟，养家活口。年年难过年年过，母老家贫子幼。老孟传书今到手，读之令人心酸酸，“雪中送炭”何必多求？

言不尽，增

顿首。

顾作之中，原来曾有一句是“盼乌头马角终相救”，其中的“乌头马角”本来该是“乌头白，马生角”，试想：天下乌鸦的头本来都是一般黑的，哪有变白的可能？马又不是鹿，怎么可能长出角来？这自是不可能做到的难题，但是为了要救你，即使再大的难题我也要设法突破的。可惜“小老弟”却自量没有那份能耐，也就只好静待你平安出狱了。

李敖出狱之后，我们见面的机会自然就多了起来，尤其是每年4月25日，几乎都会在一起吃饭。今（1995）年的这个日子，有人为他安排在圆山饭店，时值60岁，就备席60位，我也乔在受邀之列，好在自有先见之明——预感60张座位必然不够，就捷足先去了。这次送上祝辞16字，辞曰：

“甲”而不“花”，六十算哈，

青山常在，有豆有瓜。

60岁在中国称之为“花甲”，就现代人听起来，“花甲”实在不太好听。说他“甲”，就文采来看，虽然有人对他自称“500年来的前三名”都由他包办了，未免语如其名——傲！但列个甲天下的甲等该是自无问题的，至于操行成绩，他对真情、善意和美感的执着，列个甲等也该是绰绰有裕（余）了。再说“不花”，至少在他身体上就有三不花，即：（一）头不花——未生华（花）发；（二）眼不花——尚未戴老花眼镜；（三）心不花——自他婚后，即未见再闹男女之间的花边新闻了。至于“豆”和“瓜”则不妨当做小儿女来看，一般人都认为“有子”就“万事足”了，何况他现在除了“子”之外还有“女”呢！在此寄望敖之足下，在目前至少处于“无债”状态之下，该是“一身轻”的时候了。

何不随他去好了（屠申虹）

——从“文风”事件所想起的

jarvisdd的前言

在自由社区被消灭的前夜，我由于先前一剑兄的询问，而开始想将这篇文章弄成电子版，并完成了一部分。

昨日上网知道这个令人愤慨的消息，我怀着截然不同的情绪，一口气将它打好，现在终于呈现在李敖研究论坛上。

编者先生：

长久不动笔的后果，就是提起笔来，只觉得相当的吃力，除了笔尖滞钝，周转不灵以外，成文之后，亦颇有言语乏味之自知，但是在敖之兄的指名道姓之下，又引起了“必须把话讲清楚”的冲动，奉上拙作，如不适用，请不必退搞，揉往字纸篓掷之可也。祝

撰安

弟 屠申虹

8月8日

顷阅《前进周刊》第十九期，李敖谈到在民国五十六年，他和我一起办《文风》杂志的一段往事，令我心有所感。

白头宫女话天宝

白头宫女话天宝，听起来总是有点苍凉的意味，李敖头尚未白，但是却亦已经在话天宝旧事，在我的感觉里，苍凉中更透出了一份无奈。

李敖是学历史的，由于受过专业训练的关系，他善于运用资料的本领，是每一个朋友都钦佩的，当他还住在信义路的时候，我常常到他家去，就亲眼见识过他对资料收集和整理的功夫，那时候，他和他母亲住在一起，老太太除了照顾他的光棍生活以外，还有一个工作，就是每天为他剪报，而剪报的范围，尤其广泛，除了中外各大报以外，很多名不见经传的小报以及其他出版物，他都有涉猎，每一份剪下来的资料，都会制成卡片，作好索引，然后分门别类的归档。李敖的藏书很多，不过，在我的朋友之中，藏书可以媲美李敖的，亦颇有人在，唯独以剪报资料来说，李敖个人所拥有的质和量，以及所下的整理功夫，应该可以称得上是独步台湾了。

《文风》事件，在我来说，已经是尘封了十五六年的往事了，而李敖能够重新使他在我的记忆中鲜活了起来，这实在不得不拜谢他保存资料的功夫了。

李敖在文中说：我告诉他。汤炎光先生弄到了一张《文风》杂志的执照，我们可以和汤合作，这一个过程，可能是李敖记错了！事实上，杂志的执照，是我们决定和汤先生合作了以后，才正式登记申请的，《文风》的中文名字，以及英文名字literary spirit，亦是事后决定的，办文风，原先以为是一件极为简单的事，汤先生挂名发行人，编辑部在李敖家里，半个月一期，八开一张，分为四个版，整个所谓杂志社，就只有我和李敖两个人，所有文字由他和我“赶角分色”，在第一期所发表的文章，他写了十分之八，我写了十分之二。十几篇文章，我们用了八九个不同的笔名，我还记得有一篇批判中央研究院院长王世杰的文章，李敖用的笔名是“龙眠”，但是却马上被徐高阮看了出来。

孤零零的一小张

杂志印了出来，只是孤零零的一小张，没有彩色封底面，没有PVC也没有装订，看上去实在很寒酸，李敖大概看出了我的那一份自卑，那一天，他除了带我和蕾蕾（他当时的小女友）去吃了一顿很像样的西餐，而且还拼命的夸赞自己的杂志，他把刚印好的《文风》，折成了一种比较“过得去”的样子，而且兴致勃勃的赞扬这种型态，将是杂志界的突破，他一再向蕾蕾强调，他要和我把这份短小精干的杂志，办个像模像样。

但是，尽管我们如此的自我安慰，而在书报摊上，这实在是一份极不起眼的东西，我们在杂志上市的几天中，分别到各书报摊去“巡视”，很多摊贩，根本连挂都不挂，有一位四川老乡很老实的告诉我，这种“书不像书，报不像报”的玩艺，一份卖三元钱 （照当时的币值，可能相当于今天的30元），他实在不敢卖，因为以这种价钱卖这么一张小纸片会给人骂的。

可是就这么一份不起眼的东西，却惹起了相当大的惊风骇涛。

在第一期《文风》出版以后的一个多星期中，真可以以“风波迭起”四个字，来形容我们的遭遇。先是汤先生向我埋怨，说是我们第一期的内容有点“用药过猛”。

然后，我的很多朋友，老师，甚至于父执辈，突如其来的像我展开了软硬兼施的各种“规劝”，几天之后，事情又升高了，汤先生面色凝重地告诉我，沈之岳突然要请他吃饭。

在当时，李敖和我可能都还没有理解到“吃饭”的真实意义，所以还正在密锣警鼓地准备第二期的稿件，直等到汤发行人吃饭回来，慎重其事的约我谈话，我才了解到“吃饭”的真实含义，就是要我们别办杂志。

汤先生的背景

汤先生是位广西籍的国大代表，比我年长二十多岁，在我面前，当然要表现一点英雄气概，所以一面已经把结论告诉了我，一面还拼命的强调他“不怕”。

但是，我冷静地分析了一下，他实在没有不怕的理由，他是军统出身，当过情报局香港站站长，从香港回来以后，除了名义上是国大代表以外，由于和当时铨叙部长石觉的关系，还当了“公务人员保险监理会”的主任委员，拿的是官家的薪水，吃的是官家的米粮，要是说，敢对官家的要求不买帐，莫非是自找麻烦，于是，在他拼命拍胸脯表示“不怕”之际，我为他铺好了下台阶：“你是堂堂的国会议员，对这么一点小事，当然不怕，但是我和李敖，都只是无拳无勇的小市民，惹上了这种麻烦，却不能不怕……”最后，就因为我们“怕事”，所以汤先生也只好“同意”，让《文风》立即停刊。

《文风》事件，实在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事件。事实上，也实在是不值得庙堂之士如此重视的事件，但是，却偏偏会引起如此兴师动众的场面，而让《文风》得到了如此一种既不悲壮，也不缠绵的结局，时至十五六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仍然是使人不得不感慨的事。

在废墟中盖小建筑

李敖在《文风》的发刊词中说：“在废墟中盖一些小建筑，寄一些小希望……”口气是何等之小，格局是何等之小，而实际的形象，亦是小得不能再小，在一片沙漠中，根本只能称是一丛发育不良的小草而已，把它留下来，为经过的旅人，稍微增添些微绿意，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的庙堂人士，却偏偏要以万钧之力来对付这么一丁点微不足道的玩艺，岂不是煞风景的事。

自从夏禹先生的令尊鯀先生用围堵的方法治水失败，被砍下了尊头以来，今天任何一位水利学家都已经了解到，治理洪水最好的方法，并不是围堵，而是疏导。

但是，一直到今天，我们的政治家们，却还是不能触类旁通到用疏导方法来治水的道理，还是不断的到处筑坝造桥。我们一再地在呼吁，要建立社会上的祥和之气，殊不知，真正要建立祥和之气的基础，就是要多培养一些容忍的气度，即使这份容忍出于不屑，对祥和之气亦不无小补，有一位英国的特务人员向乔治皇帝提出一份名单，报告皇帝有好几十个“心怀叵测”的份子，正准备合起来举行一场演讲会，很很的攻讦朝政。

乔治笑了笑，说了一句后来留在教科书上的名言：“随他去好了，当孩子们什么事儿也不干的时候，那才真的在搞鬼了……”（when children are doing nothing they are doing mischief。）

台湾“挤”“挤”“挤”“挤”（方豪）

jarvisdd：在《李敖回忆录》的《前程》，提到了──

有一件事，倒是怪怪的，那就是《新闻天地》登出的一篇匿名的《台湾挤挤挤挤》，里面骂到吴相湘，也骂到我，吴相湘阅后大怒，直接质问国民党文化特务卜少夫（《新闻天地》负责人）是谁写的？卜少夫说是方豪。

这篇有趣的文字，我“阅后大笑”。特为转载。

台湾“挤”“挤”“挤”“挤”（梁洛西，《新闻天地》736期）

《新闻天地》一直主张早日反攻大陆，作者亦有同感。作者所持的理由，是台湾太小，又是反攻基地，禁不起“挤”。我所说的“挤”，不是人口的“挤”，而是各界人事方面的“挤”。人口的“挤”，我并不认为其威胁之大，需要以“台风”来危言耸听，倒是各界人事方面的“挤”，却足以令人不寒而栗。

以台湾农业之富，加以海岛交通之便，美援的源源不绝，中共虽愚，也不致希望我们吃垮、用垮；然而中共倒很可以希望我们“挤”垮。同胞们！作者语重心长，万言并一句：“千万挤不得！”风雨同舟，最忌的是你挤我，我挤你。

作者隐居大屯山下，淡水河畔，很荣幸的与“我的朋友胡适”同庚，说不定不久就要跟他同归道山，眼见台湾“挤”的现象，愈来愈甚，心所谓危，爰借“新天”一角，发表此一“劝世”之文“警世”之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愿读者鉴之！

“北大”与“南高”

张其昀自部长下台之后，就任国防研究院主任，一直闷闷不乐。尤其像清华研究所本是在他部长任内办起来的，但原子炉落成，大家歌功颂德，却对他只字不提。如何能使他心平？近年来许多学者归国讲学，其中多半也是他任内便邀请的。去年阳明山第二次会谈，很多海外学人也是他早就设法联系的。他和朋友闲谈，不免有些牢骚，但尚未公开发表。

今年年初，不知怎的，他老人家有一点沉不住气，于是出版景福门回忆录，而一篇自序，完全在“辟谣”。最进胡适去世，张其昀又在2月28日《民族晚报》大谈“北大”“南高”的派别。他借用他老师郭秉文的话：“学术为公，再不可有门户之见。”同时，因外界把《胡适与国运》的小册子牵涉到他，他又不免替自己洗刷。而最严重的一点，却是针对徐复观在今年2月10日《华侨日报》发表《自由中国当前的文化争论》而发。徐复观是说张其昀任内想以中大、浙大的势力，渐取北大、清华的势力而代之。而北大、清华的人，便因而恐慌，不得不希望胡适回来巩固既得阵地。张氏列举事实，以为反驳。

学术界（更好说是文史学界）有南北之分，由来已久。但何以在大陆时不严重，而目前为什么逼得由一位前任部长（南高），借一位前任北大校长去世的机会来说话呢？这就是大陆之大，南北相去几千里，不觉其挤，挤亦何妨。大陆犹如艨艟巨舰，台湾则类似舢板小艇（台湾专有名词曰艋舺），尽管像张氏所说，二人难得见面，但毕竟南港与阳明山相距迟尺，朝发朝至，夕发夕至。天气晴朗时，似乎亦可遥遥相望。加以台湾本已“地狭人稠”，而政教中心又集中在台北。酒会不是圆山饭店，便是台北宾馆。发表文字或谈话，不是中央、新生，便是联合、中华。要不然，就是大华、民族、自立。抗战时期，大家还散处重庆、昆明、成都、西安、遵义、城固等地，现在却是局处于台北一隅，安得不挤？

政府、议会、卖文稿

在大陆时，“南高”“北大”派系分明，分明在学风，分明在一二大机构的把持，如外交部、中央研究院始终在北大人手中；在台湾是大小机构都要挤。有挤进去的，便有挤出来的；有挤上去的，便有挤下来的。往事不必说，说说最近的事吧。

如果把台湾或台北“挤”的现象，统统写出来，一定可成为洋洋大观。以台北市政府而言，赖顾问之挤入，便有侯畅主秘之被挤出；更有市文献委员会主任林衡道之被挤得下台还不算，连经费都被冻结。再以医师公会来说：代市长是医生出身，于是周百链派医师想在会中挤别人，哪料非周派医师一团结，挤得周派只抓到监事一名，可谓挤得最惨！

中医师之中有伤科，亦称骨科，专制跌打损伤嘴歪眼斜，脱臼断扭，以及疑难杂症，他们的医法向来是祖传秘诀，父不传子，夫不传妻，而他们的“挤”也有一套，大家都是好汉，所以大家都挤到一条路（罗斯福路）上来。这条路共分四段，大家都挤到一段来，于是乎甲说乙不科学，丙说丁究竟是中医？还是西医？乙又说甲，丁又说丙，挤得天翻地覆。

医卜星相原属三教九流，走江湖原需要挤地盘，作者之所以先以市政府之“挤”伤科医生之“挤”为例，只是说明大至市政府，下至卖膏药糊口的人，无一不你挤我，我挤你就是了。

其他如电影片商之挤，电影明星之挤，黑咖啡管之挤，乃至青龙帮、市场派、鸭寮派流氓之挤夺山江楼区风化区地盘，实在是无奇不有。

去年第二次阳明山会谈，“挤”不进去的文艺界，原因虽多，而自己内“挤”，实是最大原因。

张目寒、黎烈文、宋希尚、石叔明、杜负翁、刘心皇、吕佛庭、乔鹏书、胥端甫、罗敦伟、成惕轩、倪搏九、刘豁公等在《畅流》上挤，赵君豪、阮毅成、伍稼青、陈定山、王平陵、彭歌等便在《自由谈》上挤；另外一些爱好山水、人物、思想、掌故、珍闻而又喜欢耍耍笔杆朋友，便挤到《晨光》去。而三个刊物都“挤”不进去，或不想去“挤”的人，又分头挤出一个“文坛”和一个“作品”。在“文坛”中挤的大多是青年作家，而“作品”中挤的却以老人为多。后者如苏雪林、卢月花、黎东方、何凡（夏承楹）、虞君质、姜贵（王林渡）、谢冰莹、余光中、李辰冬、盛成、赵友培、毛子水等，都已是五六十岁，甚至六十以上的人。

台湾还有一个奇特现象，便是女作家多，而女作家也颇爱“挤”。像林海音、孟瑶都挤得有地盘，郭良惠由文艺而再挤到银色圈子中去，可是不久便被挤出来；侯榕生本兼作家、名票于一身，但因生活与众不同，台湾女作家似都在“挤”她，也好，她挤到香港报纸上去了，挤到菲律宾去登台了。

台湾太小，向外挤，本是一条好出路，值得鼓励。张仲文、夷光不也是向外挤吗？大学教授杨联陞挤在美国教《孟子》，现在劳榦又挤去教《古文观止》了。足见人类在想挤，受挤与被挤之后的挣扎在挤的本能上，可谓大体相同；讲汉简考古的大学教授和美丽的动物，亦无二致。张仪尊、吴俊升等之挤向香港，黎东方、潘重规等之挤向新加坡，都是中华民国之善挤者。

台湾现在最希望的两件“挤”，却并不“挤”；一是侨资投来不“挤”，二是外国观光不“挤”。希望有朝一日，这两样都能挤得头破血流，在下亦必去“挤”了。

这样写下去是写不完的，作者赶紧悬崖勒马，只挑最神圣的、最清高的来谈一谈，因为如果连最神圣的和最清高的也未能免“挤”，其他的就可想而知了。

和尚道士牧师神父

宗教是最神圣的，应该不会“挤”吧。不然。为了日本送回来一小块玄奘法师的头盖骨，四大皆空的和尚们，你争我夺，大家挤着抢，挤著造庙，结果是一所像样的的寺院或碑塔也没有造成。

最妙的是挤得和尚尼姑住在一起，于是秽闻时起，这个住持告那个法师，不一而足。张天师为了是否应该由道教做法事，也要在报上发表谈话；活佛则是挤得必须由政府来拨借房子，拨发各种费用，在大陆受千万人供养，到了宝岛却要受政府布施。这岂是活佛始料所及。

台湾年来基督教的发达，真可说是一日千里；一个一千人的小镇，可以有上三个不同的礼拜堂，或福音堂，或聚会所。一条长仅一公里的新生南路，却有大大小小四五个基督教堂。大家挤在一起，貌似相安无事，骨子里却勃谿时有，诟詈常闻。长老会之挤小群，小群之挤安息日会，说来又话常，各式各样的宗派都挤到小岛上来，主张多妻的摩门，反对从军纳税的聚会所，还有反对向国旗或国父遗像行礼的这个派，那个会，五花八门，眼花撩乱。而又往往挤在一起，挤成一堆。于是中国牧师告洋牧师的状，洋牧师派告中国牧师的不是，笑话迭出，实在也是因为大家挤成一团，无迴旋的余地，一伸手，一投足，都会触到对方。

罗马天主教，自从教皇若望二十三世荣登宝座以后，为了不使断臂残腿的中国红衣主教流落海外，要他回到台湾，不得不挤下郭若瑟总主教；而素有“政治主教”之称的于斌，也不得不叫他挤到吉林路去主持三间门面的辅仁学店。说起辅仁，可真有多人挤得头破血流：最初是潘朝英、薛光前、毛振翔挤登副校长一席，然后是一些东北同乡挤当总务之任，有人甚至已在名片上印好头衔，至于为了想在地皮上从中取利，或献或卖，半献半卖，托人托神，花样百出。有人远从南美来挤得一个位置，有人卑躬屈节，往已成立的八个学生的研究所去挤几钟点的课。最近又有一些人要挤文学院院长一职，现任的教务长先为自己放空气，在美国讲学的吴经熊也在作种种活动；更有人赶紧信教受洗，希望获得一个地盘，和前几年一些学者（？）挤向东海大学，前后如出一辙。

伊斯兰教之挤，比较不为人注意，实因政府为国际宣传，拨巨款在新生南路所盖的土耳其式礼拜寺，目标太大，再没有人去理会罗斯福路一条陋巷里的“青年清真寺”。两者积不相容，毋庸赘述，而各有政治背景撑腰。但罗斯福路派萧阿洪（也是国大代表）之几乎被挤倒，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宗教徒联谊会既以联谊为名，应该不挤了吧！然而挤不进去的道教，却颇不服气。去年，恰好该会发起人之一于斌主教（其余两个发起人，佛教的太虚法师和章嘉活佛都已圆寂，现在仅有一居士充数）率领朝圣团赴西德，团员多属少女，事毕又都溜往美国“游学”，（于主教这么说）而某报负责人正好是道教信徒，于是联合各报，群起而攻之，弄得于斌也被“围剿”得焦头烂额。

道教本是宗教团体而挤不进去。更奇怪的是还有人创立新宗教来挤，那就是轩辕教，教主似乎是王委员寒生。《中央日报》每到星期六义务报告宗教活动，也有它一格。可是大家既不在同一天活动，基督教安息日会也是以星期六为安息日，所以这一个“挤”的义务广告，似乎也是多余。并且有许多教堂不参加这幅“挤”的广告的。

中央研究院在“挤”

社会团体中宗教应该是最神圣，学术界是最清高，然而不幸的很，由于台湾地狭人稠，学术界亦不免“挤”了。

这几天由于胡适之先生之死，中央研究院成了大家瞩目机关。这个自由中国的最高学府，原有院士八十一人，到台湾之始，仅存吴稚晖、王世杰、朱家骅、李济、董作宾五人，真可说是寥寥可数，而迁来的研究所也只有半个历史语言研究所，其余院士不是投共，便是陷身大陆，要不然就是留在国外，一共也不到二十人。所以一点也不挤。第一，院士是终身的，所以立委、监委、国大投共，还有人骂，而院士向来只许受人尊敬，而不能罢免，因此连代总统、副总统也可以去掉，院士却是“泰山石敢当”。到了民国四十七年四月，恢复了院士之“挤”（选举），挤上了十四人，可怜张其昀、毛子水、钱穆等人被挤下来了；四十八年七月再举行一次“挤”，挤上了凌纯声、杨联陞等九人，挤下了陈康、芮逸夫、戴运轨等；（或说有郭廷以）今年2月24日再“挤”，挤上了梅贻琦、何廉等七人，挤下了吴康、柳安昌、阮维周等。院士之挤，每届要挤两次，公开的挤是第二次的挤，在此之先，还是经一次评议员的审定。像这一次在第一回合被挤下来的有东海大学教授梁嘉彬、成功大学施之勉等。

台湾之“挤”，有时是先天促成的，也有的是后天造成的。中研院研究所既少，本来可以相安无事，如历史语言研究所之所谓“历史”，本来“厚古薄今”，亦未“厚今薄古”，半途却杀进了一个程咬金。话说有郭廷以者，出过两厚本“近代中国史”，钞有一大堆资料；正赶上外国月亮圆，美国也在发“中国近代史热”，于是朱家骅氏在垂暮之年，硬作主张，必欲成立近代史研究所；但哪儿来的材料呢？恰好外交部有一大堆档案无处存放，正是天作之合，于是本可以相安不挤的，却用人工制造出“挤”来。

“胡适之先生之丧”，“挤”也表面化了。台湾的匪情专家，对于匪区要人死后治丧委员会的名单，似乎很感兴趣，往往从其中的露面不露面，判别其人之“在”与“不在”，“得势”与“失势”。不料胡先生治丧委员会名单的一添再添，也叫人看出毛病来。好在这真正是“近代史”，史料还未散佚，我也用不着把全部名单抄出来。只要举第二三次挤进去的人数，便可已一目了然。计第一批发表的是六十一人；第二批挤进去十二人（最后发表时，吴康无名，所以实际是十一人）；第三批挤进去三十一人，合共一零四人，（实为一零三人）第一批原始名单，大概是中研院的一些书呆子们认为最无问题，都是胡先生生前最熟的朋友和院士，与各研究所负责人；第二批名单是第一批原始委员发觉漏了的，赶快补进去；第三批名单，像似有一点勉强。

但今后中研院必定有更热闹的“挤”的戏剧要演出。此次丧事，那是青年与老年之“挤”。

青年老年死人活人

事实是如此，大家在台湾，都有十三四年历史了。十四年前的小学生也已挤上了中学，挤上了大学，甚至挤入社会各阶层了。而在社会各阶层的老人，都怕被挤下来，于是很多机构都在巩固既得阵地。好在“人事冻结”是一个很好的挡箭牌。中研院史语所迁台以来，从未增加一个研究员，是一个最好的实例。“中国学术在北大，北大正统在中研院”，这是早已存在的一句民谣。自从近代史研究所成立之后，郭廷以的师大学生挤进去了；不过这些都是后生小子，处于领导地位的，胡秋原与沈云龙似乎是礼聘进去的；一向教西洋史的张贵永、杨绍震却忽然改行挤进去了。好在这座研究所，工作虽然都限于“中国近代史”，但名称上却没有“中国”两字，谁敢说他们不是在研究“外国近代史”或“世界近代史”呢？

此次胡先生之丧，治丧委员会号称一百零三条好汉，出力的只有几个人：陈雪屏、杨树人、钱思亮以及几位安徽同乡，而真正费力气的都是中研院的少壮派，院士们、所长们、研究员们，不屑去瞧瞧他们，说声辛苦。所谓“灵柩厝所”之争，虽经李济声明，陈雪屏表白，但事实俱在，掩盖不住。也许事实上，李济代院长，并不一定想真除，（我赞成新天主张，以王云五先生任院长）也不一定想住进院长官邸，（这是总统特拨专款为胡先生建造的）然而，少壮派之希望胡先生灵柩能暂厝于胡先生故居也是事实，当然灵柩抬不进去恐怕也是事实，但少壮派之不惜破门，必欲放进去，亦是事实，老年派（其实只是李济等一二人）的最后一个托词是中国传统，灵柩不能由后门进入。天哪！胡先生一生反传统、反迷信，这时候这些人却又尊重传统起来！（灵堂、灵柩、灵位之灵而不知何所措。胡先生重考证，一字不苟用，后人只有大胆，却不小心。）

总之：暂时，青年人挤不过老年人，于是胡先生身后也挤不进自己生前的故居；幸而老年人也略略退让，胡先生遗体总算挤进了旧会议堂。这期间还有一段插曲：旧会议堂早已成了近代史研究所的办公室，死人挤活人，活人何堪？幸有活人杨树人跪地求情，郭廷以才算情愿被挤出。天呀！说来说去，还是台湾太小！现在的中研院太小！如果胡先生能国葬，这厝所还成问题吗？而胡适之不能国葬，黄伯度、陈雪屏也都替政府解释，理由之一是没有国葬陵园；说来说去，还是台湾非久留之地，非反攻大陆不可！

浦薛凤吴相湘李敖

东海大学一有成立的风声，学术界不少人一哄而此亦受浸，彼亦慕道，无非为“挤”进去作准备；近来又有大批学人在走田耕辛、于斌，或美国牧师，或某某神甫（会名之多，亦足以令人目眩）的路线，而希望挤进辅仁大学；可是浦薛凤之挤不进台大，（李济说他是已多年不教书）却挤进了政大；蒋复璁最初因傅斯年不聘他到台大，连台湾也挤不进境，傅斯年死后，张其昀的登上部长宝座，他连升三级，还挤上了原来的中央图书馆馆长，挤的本领之大，学术界算是第一；可是盛成、郑学稼却被挤出了台大，这是杀鸡警猴，此后，台大教授会再也不开，校务会议中再无批评之声。近来学术界所表现的，是徐复观挤不进台大，于是批评虞君质时，必提“台大教授虞君质”；而虞君质之挤不进东海，也在笔墨官司中揭露出来。吓得被挤出来东海的鲁实先，乖乖的躲在师大，闷声不响。

吴相湘近来有了一点小名气，而这一点小名气也是由挤而得。他初来台湾，挤不进台大，甚至也挤不进师大，可是他却挤进了军事学校，当总统训令大学要开“俄帝侵华史”时，他挤进了这一新天地，也由某一关系，挤进了正中书局，挤进了“新时代”。可是他挤不进国史馆，挤不进党史会，挤不上系主任，挤不进中研院，这未免使他抱恨，一气之下，骂了罗家伦，骂了郭廷以，骂了李宗侗。奇怪的，台湾老一辈的人就是怕骂，于是他越骂越神气，只差没有骂最提拔他的姚从吾。看样子，迟早会骂出一些苗头来。这也是台湾最盛行的安抚政策。

在青年人之间，这里挤，那里挤，处处碰壁，最后以倒数第二名，挤进台大历史研究所的李敖，再也忍不住了，喊出“老年人不肯交棒”“青年人无棒可接”的怨声，其实这呼声是被挤出来的。

这个孩子，小有聪明，崇拜胡适，近于狂热，写得一笔胡适体的字，染上许多五四时代派胡适的思想，也不知道他从哪里读了许多禁书。

在台湾出版界，近来突然挤进了一个销路并不太大的文星杂志，李敖便在第九卷第一期（五十年十一月）发表了《老年人和棒子》这篇文章，结结实实的在许多老年人头上打了一棒，最爱护他的姚从吾（从文章上看出来他和姚先生似乎是同在一个研究室工作）和“为青少年陈情”的曾约农，都逃不掉他那无情之棒，他最尊敬的胡适之和梁实秋，也受他一点揶揄。九卷三期（今年一月）他又推出《播种者胡适》；接着九卷四期（今年二月）《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也出现了；可是他招惹了叶青在政治评论七卷十期写了一篇《谁是新文化运动的播种者》，郑学稼写了一篇《小心求证<播种者胡适>的大胆假设》，发表于文星九卷四期，还有周若木的《论中西文化问题》（政治评论七卷十二期），莫辛的《全盘西化论的提出及其评论》（同上）。正是活该李敖小伙子走运，这时候胡适死了，文星九卷五期，赶出追思胡先生专号，胡秋原又写了《由精神独立到新文化之创造》，副标题是“再论超越前进”，痛痛快快的教训了一顿李敖，李敖也写了一篇《为<播种者胡适>翻旧帐》。这个被挤得不得已而喊痛而有点乱骂的李敖，不会就此停笔的。瞧着！好戏还在后面。文星本期已再版，销路直线上升，也不会放弃这做生意机会的。哎！假如李敖能挤入台大助教行列，或挤进中研院当个助理研究员，何至于搞得天下大乱。莫轻视小伙子，他们有的是牛劲，有冲劲，正苦一身活力无处发泄。有人说是吴相湘在幕后策动，那大概是揣测之辞。

不可再“挤”了

第四次全国教育会议，专家多得有些莫名其妙，事后黄季陆部长解释得很妙，说是有些人热心教育问题，自我推荐要参加。这是台湾之“挤”的官方最好的说明。当然，不“热中”的人怎肯去挤？既然去挤当然要自告奋勇，别人想挤都挤不进去，那肯来“助挤”，只好自我介绍。

去年学术奖金与文艺奖金之停发，倒省了一次学术界与文艺界之“挤”。回想过去几年许多人之得奖，都须事先奔走拜托，可怜相毕现；而今年文艺界之挤不进教育会议，仔细想想，实在是一大恩德。试问文艺界朋友，让谁挤进好？让谁不挤进去好？

第三次阳明山会谈，据行政院王云五副院长报告，正在筹备，无疑的，这会谈将集“挤”之大成，真叫人捏一把汗。首先是青年、民社二党让党中哪一派挤进去好？而每一派中又当以何人代表来挤？这都令执政党人煞费苦心。看到前些时，青年党人，一派原已挤入忠园的，紧闭大门，另一派则以巨木利斧，硬要挤进去，磨拳擦掌，叫声震天，这是台湾“挤”之最白热化者。

“同是天涯沦落人”，“等是有家归不得”，“挤”什么呢？作者不禁再大声疾呼以告读者：“挤不得”！“挤不得”！同归于尽，不是好玩的！

大陆票票票票

从竹幕里脱身出来的人，到了香港，获得自由，自有一身轻松之感。其中，最感快意的，是不必终日给那些“票”和“券”搞得头昏眼花了。

粗率计算一下，在上海，便有以下这二三十种票券：

钞票、米票、鱼票、肉票、糖票、购粮票、小菜卡、就餐券、糖点券、饼干、盐、酱油卡、香烟券、工业券、饭票、饭卡、菜票、火柴票、肥皂票、布票、洋线团票、红卡（实工业品）、单人卡（实工农品）、黄酒票、白酒票、干菜票、啤酒票、大水果票、小水果票、茶叶票、海味票、蛋品票、华侨家族购买证等……

而每一票券，都有不同的数字，记这些票券和数字，就大伤脑筋的。

李敖与我（曾心仪）

说起来，我和李敖认识，还和《民众日报》多少有点关系呢！

我在报纸副刊及文艺性杂志写稿多年，受到文艺界前辈爱护，又因我在大学念的是大众传播系，对记者这行业很感兴趣，1981年我受到前辈推荐进入《民众日报》采访组担任文教记者。为了要了解学术、教育界情况，以及如何跑新闻，我就想着应该向哪些学者专家请教？这时才认真地拜访李敖。在此之前，我一直觉得李敖很风光，我不喜欢凑热闹，我喜欢顺其自然与“有缘”人相识，所以，他出名了很久，直到这年才透过作家孟绝子介绍和他见面。他不随便见人，但像老孟这种“死党”介绍的，他很少推却。

李敖是位极聪明、幽默的人。我们初见面时，他就笑着说：“我们迟早会见面。”他送我一套《李敖全集》，应我之请在封面里签名，还把我的笔名“曾心仪”连着写了两遍，并在第一个“曾”字旁边用注音符号写“zéng”。那意思好象变成“曾经心仪曾心仪”，我玩笑地叹气说：“唉！成了过去式！”他委潇洒地笑着：“什么都会成为过去式的！”

从1981年与他认识，到1986年8月25日他发出“永久性”闭关信给包括我的少数朋友，我很庆幸与他保持着难得的友谊。其实，我这样说，对他很失敬。以他的学问，我应尊称他为师长才对。但我深知他尊重女性、尊重我，他对于愿交往的年轻朋友向来不摆架子，平易可亲。

这些年来，我看着一些年轻人和他合伙、拆伙，在白纸黑字上不欢而散，我不免想着：为什么我却能和他始终互相尊重，保持可贵的友谊呢？我并不是在自夸，但我要说：我比那些人知道敬重他的才华，知道如何相处才不会发生遗憾的事。基本上，他太聪明，也很精明，他的勤学、下苦功做自己的事业，一般文人望尘莫及。有些人打他主意在先，事后又拆烂污，这些人或也有他们聪明之处，但他们的聪明与能力实在无法和他相比。我总认为：作为一个独立的成年人，没有谁能控制谁，再说到利用，更是荒谬的事。我和他能保持友好关系，就是基于彼此真诚对待。至于有些人对待李敖那种反复无常的作法，在道义上也讲不过去。

我很敬佩他的一点是：他在写文章、出书，很勇于表达自己的想法。我一向认为，要成为杰出作家，必须要有勇于表达自己想法的气魄。摊开稿纸，同时就是正视自己，勇敢地把真实的自己呈现在读者面前。台湾成就不了大作家，就是因为台湾一般的作家都不敢把真实的自己很坦然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当然，是否具备天赋也是一个问题。）

就拿“性”来说，他在文章中一点也不讳言他喜欢漂亮的女人，把裸女照当封面，他觉得那些裸体的女人很美。他也常常毫无顾忌地把生活语言里关于性的描述、词汇原原本本地搬到他的文章里，他收集性的资料和他收集史料、时事一样广博，古今中外都不排斥。妇运者认为他不尊重女性，他的男性“敌人”也常常拿他用粗鄙字眼谈性来攻击他。对于前者，依我的了解，他和妇运者缺乏见面交谈的机会。我和与他相熟的几位女士倒都认为，在现实里他对女性是相当尊重的。他喜欢某一类型的女子（依我的印象，似乎是身材高、气质高雅、秀丽、年轻），他并不是很随便“追”女人的“小人”作风男子。我曾听一位气质优雅的女士称许他，说他交女朋友的态度是有原则的，比时下许多表面上是上流社会人物，实则“小人”作风的男人好多了。所谓“小人”作风的男人是，不和对方坦诚，故作绅士，“追”到了再说。另外呢，明明自己喜欢看裸女照、春宫电影、烂开黄腔，但是在社会面前却把自己这一面遮掩，还要用卫道姿态指责别人公开谈性。眼看这般攻击他谈性的火力，我想，在文学创作方面，除了作者有绝大的勇气和天赋，类似《红楼梦》、《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水准的小说是不可能在台湾出现的。

他的绝情也令我惊叹。我和他见面时，我常常向他发问。他的一句话，我终身受用不尽，他说：

“有信仰的人，不要怕孤独。”

我有同感。假如认为自己的才智过人，假如认为别人的一些作法很笨，很浪费人生，对自己所关怀的社会大众并无价值；为什么要屈就，跟着他们身后做那些事？如果自己坚持自己的想法，就要付出代价——孤独。孤独，有时候并不是坏事。孤独并不表示成天关在屋子里不做事；还是可以做出有意义的事来。他很坦白地说，他不喜欢与人交际应酬。他总觉得，跟别人谈话，总是他给别人的多，别人给他的少。我与他交往的这几年，总是尽量不去打扰他，虽然，我很喜欢和他相处，谈天、讨论、浏览他居处数不尽的藏书。我知道，我多占他一些时间，他就少一份自己时间。因此，这几年来，我在为他设想的情况下，很满足于我们那么少的见面。

和他在一起，实在是很愉快的事。他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只有和他相处过，才会知道他待人处事，宽厚、细心的一面。有些人很怕和他来往，有些人不敢和他写信，写信也不敢讲真话，怕有一天给他公开加以运用。我一点也没有这些顾虑。和他来往，就要有气魄，不怕他知道自己最阴暗的一面，不怕他写出来（其实在我本身，我生活的态度就是，为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已有准备要付出代价）。他绝不是一个刻薄、仇恨女性的人。我亲眼看到保护女性，把访问稿中谈到某些女性比较私人性的部分删掉。他也并不是把所有人给他的信都公开发表、运用。有些人与他通信，注明不要发表，他会尊重对方照着做了。至于，他对某些人采取攻击或反击行动，其中牵涉的因素太多了。但有两点，我认为他可以站得住脚：一点是，他对政治主张不公开说谎，另外一点是他遭到暗箭中伤，他反击是尊重自我，为自己争人权的落实表现。

我们的环境里，有些人存有太多俗念。曾有人问我：我是不是他的女朋友？这里说的“女朋友”是指有特别亲密关系的含义。我想，我不是他要“追”的那类型女子。他从不曾对我说过一句暧昧的话，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倒追”他。我对我们之间已有的友谊十分珍惜，我很小心地维护，这样就够好了！

曾经有些学者专家、民意代表颇爱护我这个晚辈，大约是看到我这几年和他很接近，他们似乎不以为然，如果因为我与他有友谊而失去某些人的厚爱，我也不以为意。人不能太贪心、太乡愿。我比较关心的是，逐渐握有实力的在野派人士，如果不能用真诚的心对待这位有人文素养，曾经也还继续为民主与人权贡献心力的外省人，那是在野势力崛起的隐忧。

他这次“永久性”闭关之前，我曾有事请教他，他请我在西餐厅吃饭。餐间，他笑着对我说：

“慢慢吃，这是我请你吃最后的午餐。”

他透露，把一些事处理好后要“永久性”闭关。我听了，当然觉得难过，也有许多感触。不过，马上想到，在目前的环境下，闭关对他是最好的事，他从此可以专心做他的学术工作，我应该为他感到高兴才对。珍重一位朋友，何必在意见不到面？而且，我一向对他就是“见其文如见其人”。天下无不散的筵席，人生也有终了的一天，只是，与他不能再见面，以人之常情来看还是异常了些，分离来得太早。

我欣赏李敖，欣赏在这个时空里一位用强劲生命力肯定自我存在的人；而这是个非常不适合具有强劲生命力生存的悲剧时代！

1986年12月27日

李弟弟不快乐（陈文茜）

李敖出院，为自己打气，“小弟弟”生日快乐；走出和信病房不忘报“恩”，喊“辜振甫万岁”。

夜里到他深居养病的山里探他。冷冷清清的半山腰，李敖和他的“小弟弟”包着尿布，不可能太快乐。我笑他又“义”又“坏”，义在不忘报恩捧和信老板万岁；坏在他先说“小弟弟”快乐，才喊辜老万岁，把堂堂“两岸第一人”，硬摆在包尿布的小弟弟下面。

李敖听了，先是得意自己千秋时刻的机灵，他是坐过牢的人，手术醒来第一句话，千钧一刻，高喊“辜振甫万岁！”

一场病看空一生

寄人病床上，虽然只有宣示效忠，他仍不忘揶揄院长，莫犯医疗错误。“万一有错，不赔钱可以。大家朋友一场，就在楼下辜氏家族创办人的两张油画中，加放一张李敖。”

李敖一场病，不只放空了“小弟弟”，也看空了一生。他说“我的一生，白忙了一场。”台湾注定边缘化，“独立也好，统一也罢，这已是个命定被边缘化的小岛了。”他想起天安门事件后柴玲从法国打电话给他，向他致意，两个人短暂的对话，却道尽了一生。他感慨地告诉柴玲，“我被框在台湾小岛上，我们拼四十年，不如你在天安门广场坐四十分钟。”

一夜里数次感慨

一个夜里，李敖数次感慨，“文茜，我们都白忙了一场。我现在只是吃老本，维持个小局面”。“我如此，台湾也如此；世界没有我们的地盘。”

我离开李敖家后，夜里，阳明山特有的寒湿空气吹进车里，细雨轻巧巧地打在车窗上，我的刷雨板左右徘徊，人生也左右徘徊，想想世界地图中的台湾，虽怪阿扁只看眼前，看长了人生，苦啊！

2003年12月17日

给亲爱的李大哥（陈文茜）

这算一封仰慕型的情书吗？我认识李敖大哥26年，怎么见面的，我并不记得。只知道没有一次谈话后，我不是开心的回家。

写一封公开信给熟识26年的朋友，并不寻常。通常它是封寄不出去的情书，或无法言语已成陌生人的昔日知己。我和李敖大哥从无男女之情，对李大哥我太肥、太老、太不秀气、还太聪明，李大哥对我……（以下省略不语），因为某些秘密不能戳破，尤其是英雄的秘密。

李敖是个活得没有谎言的人，这使和他打交道的人颇不自在；但也使得我遇见他时，总习性逗趣地讲话，不习惯捧他。李敖捧自己，已非猖狂，而是艺术；他自颂起来，旁人若插个两句，不只捧得不够高明，还有点像澎恰恰跑入达文西古油画，蒙娜丽莎都笑不出来。

我生性叛逆，崇拜一个人往往不肯承认，常常还给他倒采，这一点我的母亲最了解我，我的妈妈常说：“她说爱的都不是真的，不爱才是真的。”

李敖在北京演讲时，我就想写这么一篇文章给他；当时那么多人给他掌声，或给他嘘声，我却只能激动且静静地看着他。我知道这个天才一直被埋没了，整整70年。从五四之后，再也没有一个真正顶天立地的中国知识分子，拥有和李敖一样的影响力。可是他一直被埋没了，一直要等到70岁，人书俱老，这位天才才在奇特的两岸氛围下，站上了没有人可以否认的历史舞台。

李敖常说“他不需要时代来肯定他”，因为他本身就代表着时代，时代根本就掌握在他的手里，何须盲从者肯定？这是李式的顶天立地，看起来气魄很大，我却觉得很苍凉。李敖的反伪善，使他真正的价值长期被低估了；菁英上流社会总流行互相吹捧，讲求人脉，遮掩不可告人的物质或权位秘密。李敖赚钱是摆明的，他不做臭老九，不过苦日子。坐牢可以，但穷不成；因为李敖太看穿钱这件事如何消磨一个人的灵魂与志趣；他不让权力掌握他，也不让钱支使他。他赚钱的方法奇特，告人、谈判、照相、逼出钱来，年轻时还和美军顾问团与影剧名人“勾结”，合法卖二手冷气。

大刀狂舞每个人都怕

他这种反伪善、赤裸裸的干法，当然激怒伪善的社会与时代。他大刀狂舞，每个人都怕；说穿了他有什么武器？一只笔、一个不低头的灵魂、一对看穿人性的眼睛，没啥用处的“小李飞刀”、还有无人可及的聪明才华。他做得到的，除了才华，本来人人都做得到。但是看得人愈多，我们愈知道人与人若要分高下，不在财富地位，就在一股气。

李敖在北京，如今成了传奇。做为一位他长期的朋友，我必须说这是迟来的；而且是绝响的。再也没有第二个李敖，正如再没有第二个蔡元培了。

直至经过一个星期的尘埃落定，我才下笔写这篇感伤的文章。在北京大学那场“世纪性的演说”结语里，北大学生问他何时再归来，李敖则自比骑着白马离去的人，他告诉北京，此去已是永别了。

许多人斤斤计较他这场如何杀了共产党，下一场如何半杀半哄共产党，最后一场又如何语重心长共产党。我认为这些都只是细节，只是一场历史经典剧中的布景台词，真正重要的还是舞台场景上那一位无可取代的主角。谁能超越？谁能接替？再也没有，再也不能了。

李敖的精采之处不只在他的学问功力，而是那股气。由于欠缺那股气，近百年的知识分子全完了，只剩李敖一个。李敖在大陆那股旋风，正是把那股气给唤来，唤回古老曾存在于北京的记忆。

这是我和李敖的谈话，或者听他说话快乐的原因。我们人生下来，表面上看似“牵绊”太多，其实说穿了就是面具太多。他的快意恩仇，使他即使跛着脚、拄着拐杖，意志都展翅如鹰。

他回来后，我看着他的“老脸蛋”，一直问他会不会太累，“身体好不好？”他得意地炫耀未来时光无限好，海南岛已有商人送他一栋别墅，等着他。我看着他一路戏弄立法院，宣告王世坚管死人、教谢长廷划清界线、勒令无能的御使“审计长”下台……唉！什么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珍惜李敖，真像他所预言，必得等到他离去的那一天吗？

珍重，李敖大哥！（陈文茜）

《中国时报》日前刊登李敖得了第二期摄护腺癌的消息。李敖曾经感慨，台湾太小，局限了他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没想到小岛上的媒体小到把他得第二期摄护腺癌的消息，登在十三版的一小块。气得朋友打电话问我：“《中国时报》怎么把李敖的消息登这么小？”我半开玩笑地说：“因为李敖太久没告《中国时报》了。”事后觉得这样回答，太残忍，又补了一句：“《中国时报》大概认为，李敖价值，不在下半部，在上半部。”

李敖得了摄护腺癌，我其实是感伤的。他称自己是大丈夫，第一流。他的人生或有顿挫，但他的生命力，使他始终免于悲剧。他不可能如傅柯，晚上寻欢，半夜却觉得罪恶深重，最后还得劳烦校警，省得自残。

李敖无需经历傅柯的辩论，“性与权利”这件事，对他而言，从不曾疑惑。他的对照组不是欲望与罪恶，只有床上的镜子。胡因梦在她的回忆录中，描述李敖总从床上看自己，愈看愈自信。

李敖坦白讲是个猖狂的大男人，我们身边的女性主义者，都因他聪明纵容他。

李敖女性主义的原型是他妈妈，只要想到女性主义，就想到他又厉害又聪明的妈妈。他崇拜恐惧母亲，叫我们学他妈，找个老实男人嫁了，再来控制他，不必搞什么女性主义。他曾对我说：“你们这些女性主义者，将来都不会有好下场。”我当时反击：“再怎么惨，也比嫁给你得下场好。”现在我得修正这句话，嫁李敖，等他老了可以嫁。如今李敖的财产，全登记老婆名下，他怕国税局查账，只好把钱都送了老婆。

当李敖太太的爸爸未必好，当李敖的妈的确好。李敖对他母亲的爱与恐惧，与生俱来。他一生几乎都渴望母亲爱他，他弟弟李放，从小就是母爱的掠夺者。以前他介绍我和弟弟认识，他说：“这是我弟弟李放，是我唯一可以控制的国民党。”弟弟后来趁他坐牢，把他的钱卷走，李敖还不敢揭发，因为怕别人发现，李敖终究也是个会被小国民党欺负的人。

李敖母亲老的时候，和李敖产生一种难得的依恋关系。李敖反传统，但很好心，想照顾妈妈，又觉得母亲恐怖极了，于是悬赏每月八万元，看姐妹谁愿意照顾母亲。结果人人拒绝，只好在同栋金兰大厦里也帮母亲买一栋两房的公寓。他母亲也很绝，有其子必有其母整天坐在家里，不爱出门。李敖劝她有空出去走走，母亲反说：“我怕我出去，会讲你坏话。”

记得四年前，新党提名李敖选总统，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办了一场“李敖祸台五十年”演说会。六十五岁的李敖魅力无穷，全场听众不分老少，从北一女到老芋仔，形形又色色。李敖介绍他妈妈：“后面就是我的老太娘，她最爱钱。”老母重听，一脸嘿嘿笑，毫不在意，只要有钱拿，何必理她叛逆的儿子，难怪李敖常说：“东北女人最恐怖。”

李敖曾经说他是只“纸老虎”，不喜欢人们亲近，他怕别人近了，就识破他的软心肠。于是他每日孤僻关在屋里，装神弄鬼吓人。但李敖的妈比他道高一尺，赵少康曾经是李敖妈妈台中一中的学生，李妈妈据说年轻时，长得极为漂亮。她负责点名，赵少康想翘课，李敖妈妈瞪着杏眼，对赵少康一吼：“请什么假？”吓得老赵一身冷汗，从此见识了强势女人，老赵就闪人。

李敖妈妈的死，给李敖的打击很大。他开始体会自己老了，决定退休，停了“李敖大哥大”节目。李敖如果有所谓傅柯式的自我辩论，应源自他的恐母情节。我曾赞叹李先生孝顺，每个月花这么多钱与心血，照顾妈妈。他说：“文茜，你有所不知，我愿意每个月花八万块，在我跟阎王之间，隔一道人墙。”

在李敖心目中，他母亲就是活的阎罗王，从小日日学习如何对付及掌控活阎罗王。

他老太娘走了，出乎大家意料之外，李敖极为伤心，整个人顿时崩溃了，好像他自己死了一般，老了许多。他的生命中只有三个国民党，一个他弟弟，卷款而逃；一个他妈妈，如今死了；尤其真正的国民党，后来又被他眼中更鳖三的阿扁打垮了，没有了敌人，李敖的人生当然很惨。

李敖更惨的命运还没结束，阿扁换了国民党不说，阎罗王身边居然插队站了一位太监。两个星期前医生宣布，他得了摄护腺癌第二期，必须进行根除手术，有一半几率丧失性能力。

李敖这个人有种说不出的自信魅力，他的天才与狂人，使他的生命是个迷，过去我从不相信会终止。尽管我已被李先生告知多次，却只能在他的“根除”上打转，发泄我大女人阉割的幽默。其实我面对不了李敖的“老与病”，二十五年前我认识他，每觉社会欺压，自我快消失时，就赶快找李敖。他会给你一段李式笑谑，告诉你今日如何整他的仇人，他的人生好像日日都很危险，但炸弹永远寄放在别人那里，若爆了，也是先炸到别人。我曾经告诉李敖这件事，李敖一点也不得意，反而嘲笑我：“文茜，你也有被别人欺压的时候吗？不都是你欺压别人吗？”

李敖狠狠地抓住了多数人性的贪婪与恐惧，他一个人等同于一个时代，也超越一个时代。他从来不打算被打倒，医生告诉李敖，他得了癌症，而且还是摄护腺癌，简直要他的命。李敖从未经历过傅柯的辩论，他怎么从要死VS要做男人之间做选择呢？

李敖知道人性本来就不堪一击，他自有一套将人生矛盾转化快意恩仇的本事，最倒霉的永远是别人。但癌细胞演化这件事，再天才的他，能转化给谁？炸弹寄谁家呢？

史学家出身的李敖，一听到自己罹患摄护腺癌，第一个反映就是“难道需要第二个司马迁吗？”他没有忘记阅读太监的资料，“割除那话儿的太监，仍然有着强烈的性欲，所以上妓院，只能对这女人猛咬。”最后还不忘嘲笑我：“就像你的狗。”

弗洛伊德曾经说，拥有阴茎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但失去它，如同输掉一切。在闪族的研究中，弗洛伊德发现，一个族群，只容许一位成年男性。年轻男孩子长大后，族里会举行竞赛选出一为首领；首领胜出，可以保住命根子，死者则输掉一切。

李敖当然是一位首领，五十年下来，他喘气，表态自己第一流，他寄情，他气魄，即使位居总统的，在他面前，内心早已下跪。他骂曾文惠运了八千万美金，他没事，引述的谢启大却有事；因为李登辉的太太不敢惹他。如今首领却得病，医生要动“根除手术”，比他交出一半的“命根子”。

他的人生充满了永不休止的颠覆与冒险，如今最后一场却是逼他当太监，而且得假装仍坐在皇上的位子，不信神的李敖，不能怪上天，不能谴责上帝，只能由我们这些凡俗的朋友，帮他骂阿拉。

李敖的一生像欧洲中古世纪的“胡闹领主”，但他比中古领主高明多了。在谜一样的竞技场，欧洲大户人家选出专搞胡闹的领主，选中的人负责主持狂欢会，颠覆加嘲弄权势阶级。欧洲的胡闹领主时间有限，一年只能在耶诞节庆的十二天期间，恣意发出混乱的高声胡闹。李敖却从年头闹到年尾，从年轻闹到年老。他的首领位子，不需别人选，自己封就好了。他曾说自己，“过去五十年，令人望而却步，江东独步，进步又退步”，现在他得面临老，癌，手术，称自己第一流人的李敖，我心里对着呐喊，“不能让步啊”！

2003.11.11

李敖大陆行（陈文茜）

李敖大陆行：笑傲、快意、也恩仇

陈文茜：今天为了因应李敖在清华大学的演讲，我们现场有三位贵宾和李敖非常的熟，有的在台湾的立法院和他是同事。第二段我要来谈美国，居然由他的国防部一位官员代表他们的意见，隔海撂话，威胁台湾要买军购，否则如果中国大陆打台湾的话，美国就不要协防。

今天第一位嘉宾是国民党立法委员，也是过去政大政治系的教授丁守中。第二位是李永萍，他是李敖的好朋友，还是李敖在台湾一个很重要的节目叫做《挑战李敖》的制作人，换句话说，他“伺候”李大哥好长一段。第三位是孙大千，是亲民党的立法委员。

我们来看一下李敖这次大陆行，他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演讲，在清华大学演讲的前一天我打电话给他，他说我明天会弃暗投明。其实外界会有各种不同的讨论李敖，说他这两次完全不同，第一次是麻辣锅，另一次我的说法变成东坡肉，请教李永萍怎么看李敖两次不同的演讲？

李永萍：第一个李敖这次去，我其实很少看到他的压力这么大。李敖确实在台湾给人家感觉是很潇洒不羁，不畏任何强权，非常的行侠仗义。可是他去大陆他确实压力很大，他的压力来自大家对他的期许，觉得说李敖好不容易踏上中国大陆，是不是要讲一番什么惊天动地的言论让大家觉得不愧是李敖呢，所以我觉得他的北大的演讲有这样的一个压力，想要符合大家对他的期待。但是这样子的一种状况出来，我们大家也很惊讶说，这样子非常冲撞了中国共产党的尺度，是不是李敖继续的行程会不会取消，他在大陆的旅程能不能下去，甚至凤凰台的命运如何。我们都在帮他讨论的时候，“滑头”的李敖又跑出来了，所以他隔天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不太一样。

陈文茜：李敖在前天清华演讲的时候有个学生问他说，你很狂，这会不会是你的缺点。他说，我反省过，可是压抑不住，虽然如此我还是极其冷静的，尤其是我在数钱的时候。我用了一个标题，李敖大陆行，笑傲、快意，也恩仇。笑傲当时指他在北大的演讲，又笑又很骄傲，而这次的傲气其实深深伤了很多人，所以他也有快意，因为当天他就冲撞出去了，他觉得满意了，这也是李敖的特色。所以后面的恩仇就来了，有恩的人李敖向来报，所以到了清华他就决定给自己做一个温情主义者的李敖。大千你来看李敖，不看他的两场演讲的差异，你问我我敬佩什么？第一个他在北大的演讲明显讲的好，因为他代表长期积瘀在他内心中想到北京讲的话，他拿着他言论自由某些强烈的信仰，拿毛泽东文集，一脸严肃表情的站在那个地方，所以李敖在北大的演讲看起来嘻笑怒骂，可是有一段的他是高度的使命感和严肃的，那还是在北大的他。在清华的李敖有没有严肃，一开始他有，后来他就开始说刘长乐老板我这样会不会超过尺度，从那段开始的李敖就换了另外一个角度，可是前面他一开头他其实就是对“义和团”先开枪，其实他是有讲的，他把义和团没有智慧的爱国主义，他也提到了当时为了爱国的面子，林则徐的事情就压下来。李敖他如果在清华那场演讲可以把他对于中国民族主义做更多的推演，我觉得他在清华其实是可以做一个非常好的演说，大概他心情里面他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我看到他讲长城，其实那句话讲得非常好，还是有值得被讨论的地方，他提到中国的长城，为北方，什么时候改，可是他说了一段话，他说其实你挡的都是自己人，真正的敌人是从海上来的，讲英国。这段话我本来以为他下面要提两岸关系，我本来以为下面还要提中国人很多人以为敌人就在你身边，老是防自己人，派系斗争，两岸的斗争，可是真正的敌人在外国，不在自己，我以为他要谈中国人的这个列项，不知道怎么回事，他没有谈，大千你怎么看？

孙大千：我觉得其实李敖在离开台湾之前他曾经就说过，他说他每一场演讲都不会一样，而且也相似，因此当在北京他做出这么严重挑战尺度极限的谈话之后，我认为大家对他的要求可能就过高了。因为在北京的谈话和在北大谈话和在清华的谈话他既然原先就讲过，不会是雷同的，大家如果还期待他在清华的谈话能够更超过尺度，或者是等同于北大的话。其实我并不这么认为。第二点，其实在李敖的谈话里可以看到，他在北大的演讲也好，清华的演讲也好，其实几个因子都是共同存在的，比如说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中国人的骄傲这部分是存在，自由主义也是存在的，唯一的差别是比重的问题，你在北大的时候你觉得他非常严厉的冲撞了体制的原因，是因为事实上自由主义的比重是很大的，他提到了一部分的爱国主义，他很大一部分的比重是在谈自由主义，大家觉得这个谈话是很吃惊的，不管是宋楚瑜还是连战都是点到为止的自由主义，着重都是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一部分。当李敖走到清华的时候，他已经了解在北大的谈话对北京造成了一些困扰，身为客人，应该有作客的道理，所以他在清华的谈话适度的重新调整了这个比例，这个比例就变成讲爱国主义，讲民族主义居多，讲了许多过去的历史，但是自由主义他还是提了一点，为什么？他有他个人的局限性和压力，他的压力是什么，是外界给他的压力，如果他完全不提自由主义，大家会觉得李敖也很孬，李敖在北大完了以后他到清华就不敢讲了，他没有办法把全部的时间花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上，这是可惜的。从长城的故事，我看到他的稿子的时候我也以为他接下来就要中国人不要打中国人的概念，他如果继续延续下来，虽然不是自由主义的问题，他还是挑战到中国大陆的尺度，尤其是对台湾的民众来说是另外一种不同的观感，这是可惜的。因为他自己对自己的要求，他还是放到自由主义里面，还是把宪法保障人民自由的主要性在清华场合再提了一次，所以当你仔细看他的演讲的时候，都觉得都提到一些，可是讲得都不太深入。

陈文茜：李敖在这一次清华的演讲里面，有一段话，在台湾引起蛮大的争议，其实在两岸讲实话是有争议的。我记得李敖曾经讲过的一句很好的名言，讲实话是会伤人的，他跑到北京去讲中国不足的地方，大陆足的地方，事实上没有错，现在的中国是几百年来中国最富强的时候，中国第一次没有那么多饿死的人，中国第一次一定程度的脱离了完全不可想象的贫穷，虽然中国现在还是有很多穷的人口，可是和以前的贫穷是不一样的。李敖从没有裤子穿做了很多引证，所以他给当代中国在他们的经济表现里面做了大的肯定。虽然他也提到邓小平批评了毛泽东，他也提到了毛泽东自己对斯诺承认他只会革命，不会搞经济，李敖说了这段话，这段话如果把它和北大合起来讲，你就觉得他一捧和一骂，基本上是你可以说它是两手策略。其实这可能是今天讨论中国大陆最公平的一种评价模式。但是某个程度来讲，大多数的人是单项度思考的，要么就捧到底。我看到李敖第一天去北大，有很多在台湾支持统一的朋友打电话给我，说人家请他去作客，为什么骂人家呢？后来他去清华，也有人和我说，为什么李大哥变成这样，我好失望，永萍你怎么看这个情形？

李永萍：如果我们综合起来看大北大和清华的演讲，李敖在台湾这么多年来，他从未掩饰过他是一个大中国民族主义者，他还支持一国两制，所以对他来讲，整个对于中国以及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甚至要有一个富强的中国，以及对于一个伟大中国人这个憧憬是他一生很重要的基调，只是他的整个伟大的中国是奠基在像胡适这个自由主义的中国。

陈文茜：他的民族主义无损于他的自由主义，他的自由主义也无损于他的民族主义。所以他在这一次里面他特别提到我大家以为我喜欢骂人，不知道我也喜欢捧人，该属于谁的就属于谁的。李敖出发之前在我的台湾节目里也说过，我叫他讲你为什么要给胡适立铜像，他讲了半天，想了好久，中间还结巴，我说你怎么回事，你骂人的时候怎么那么流畅，怎么你讲起胡适的好话，你是不是不太会捧人。他说我必须承认，我捧人的部分是糟了点。丁守中，你怎么看我下了一个标题，从摸老虎屁股，到给老屁股打凉扇，你怎么样看？

丁守中：这就是李敖厉害的地方，你可以看到他嘻笑怒骂，收放自如，可是他所要传达的思想理念很清楚，他绝对不甘于在台湾只是在台湾做一个台湾的批判、反对人士，带动民主自由这种想法的。他要到中国大陆去，而且他把握他人生这一次好的机会，所以看到他在北大是谈思想，他谈自由主义，他很清楚的传达他的信念，他真的摸老虎的屁股了。可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到清华的时候他务实的一面，他在北大来说是传扬思想的话，可以看到他在清华他开始务实，他传达的是方法论，本来北大也是在思想方面是启迪国人的思想的，清华是在中国发展建设上，尤其中共这批领导人都是在搞建设的。他就在那边讲，今天大陆也出现这种情形，过去台湾是来台大，去就去美国，追求更好的生活，他现在认为说不是说哪里有自由哪里是你的国家，你要留下来，你要改变这个地方。这是很感人的，所以我认为他在这方面收放自如，而且他要做中国在历史观念上最大的异议人士，他把握了这个机会，他是摸了老虎的屁股。可是你说他打凉扇的地方，事实上也是给人民很多的醒思，你经济生活好了，接下来的宪法里面规定的权利你人是可以争取的。他自己在国民党威权政府过程中一路过来，现在能够到共产党北大在清华能够演讲，他在用他自己身教言教，所以他在这方面是蛮厉害的。

陈文茜：我们来看李敖在清华演讲，其实我会必须说，李敖可能真的是疲倦了，他在清华讲了某一些话，如果这些话他后面可以接续讲得更好，他可以做一场比北大更好的演说。我讲的不是尺度的问题，我觉得他在清华想要传达的资讯其实远比他在北大的层次来得更高。就他改写富兰克林的那句话，富兰克林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李敖说，富兰克林是错的，这句话他要改写，他说，这里是我的国家，我要使它自由。别以为宪法是假的，你以为是真的它就是真的，我觉得他这一段话可以变非常了不起的历史名言。比如说长城，他谈到中国人不要自己围起来，以为敌人就是自己，结果敌人从海上来，提上了这段话，永萍，我看李敖讲这段话，觉得还是非常感动的？

李永萍：其实李敖包括在他嘻笑怒骂、狂放不羁的形态上的包装里面，他其实骨子里还是有一种理想主义色彩的，有一个很强的使命感，这个部分是很多人有时候期待于他嘻笑怒骂，或者是不畏强权的批判的时候会忽略的。可是其实他在清华的演讲的调子从我们看这么多李敖演讲很少看到的，他非常的认真，也非常的严肃，而且他很想要用一个把他很多的经验真的希望这些年轻的学子可以被他的话有所感召。其实他里面还有一个是北大和清华都提到，可是在清华做多的阐释，他要求这些学生你不可以做自了汉，你不可以只是贪图自己的人生的舒服，你不可以觉得我人生很有成就，可以到外国去发展，他说你要为你自己的祖国努力，宪法已经规范了各式各样的自由，连罢工都有自由、言论自由。他说，就是大家要一起努力，而且他讲大家就是所有听他讲话的人，就是要集体来进行努力，我们自己的国家的自由我们自己要争取。老实说，至少我这么长以来没有看他这么严肃来谈这个事情。我觉得他在大陆和台湾有一点不一样，我觉得大陆对他而言是他真正的祖国，他虽然在台湾50多年，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台湾一步，可是他对台湾的很多事情感觉上是他乡作客。这次他到大陆去他有那么多复杂的心情，可是我是觉得他对大陆，还有他自己故乡的情感是非常真挚的，这个说实在话我认识他这么久我第一次有这么强烈的感觉。

孙大千：如果你自己看他两次的演讲，我开始重新思考，李敖怎么界定他这一次的大陆行和他演讲所要发挥的目的。很多人认为说他应该要把两岸的问题放进去，因为他来自于台湾。我开始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也许两岸关系根本不是他演讲最主要的目的，他真正的目的也许是改变中国，你改变要有改变的方法。所以你看他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谈起，他谈到共产党很多思想的文献，讲到毛语录，讲到周恩来的选集，他从最根本上去中下这个苗，告诉中国大陆的青年，谁说共产党就不能给你自由，他的文献写得清楚，宪法也有保障，你们要去争取，要用聪明的方法去争取。如果你看他这两场最主要的内容，我认为他的目的不是两岸问题，也许在复旦可能会提到这个，可是在北京他想要做的很简单，就是他要种下一棵小树苗在这些年轻学子的心中，告诉他们用什么样的方法他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统统摆在一起。看起来好象有捧有贬，但是事实上最主要的目的还是自由主义，还是告诉大家说既然这是你的国家，你就要让他有自由。

陈文茜：我常常说李敖，他现在70岁，事实上他等于是1930年代左右出生的，可是他事实上活在五四年代，他其实比他的年龄是早活了10几年。像我们其实是1970年代在成长的过程，可是我们深受60年代文化的影响，我们其实所深受的年代是我们追不上的那个年代。李敖从出生开始就深受北大五四的影响。

台湾在上一次2004选举，陈水扁为了要巧夺那一次大选成果，他举办了一个叫做防御性的公投。在公投的过程中，美国白宫直接对陈水扁派了莫健（音）到台北来对他直接施压，这位莫健（音）后来他也到了北京，尤其用背影的方法接受了凤凰电视台的专访，结果在专访里面直接对台北施压。我们在台北的人常常讲说，陈水扁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三个人，第一个怕鬼，第二个怕吴淑珍，第三个怕老美。所以后来他就在他的防御性公投里面加入了军购的议题，结果他被台湾民众投票的时候否决了。否决以后陈水扁把公投当成了卫生纸，他还是要继续买军购，为什么？因为他从来不相信公投，他只相信他的老美，结果老美现在在军购一直对陈水扁施压。在立法院、在野一直不愿意让这个事情通过的时候，美国的国防部一位低层级的官员居然隔海放重话，他在美国属于叫做台湾国防会议的人，他在那个被认为是军火商心态的研讨会说，台湾的自卫是台湾的责任，不是美国的责任。接下句话更重，如果你们无法防卫自己，我们也无法帮忙防卫你们。这种叫骂我家的狗都没有这个胆量，你怎么看？

丁守中：美国有一批鹰派，他看到美日在结盟，大陆和俄国在结盟，他是以军事对抗武装台湾这样的思维来维系台海安全和亚太的稳定。他们现在自己国内军火的负担不足，希望日本和亚太国家分担，他叫我们分担的方法就是拼命的卖军火，而且卖的军火都是第二线的，对于两岸之间事实上增强我们的防卫来讲是没有实质帮助的，可是又没有坏事，这等于就是保护费，但是也没有这么贵。这次我们看到朝鲜半岛六方会议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例子。

陈文茜：我请教你一个问题，这个话我已经听了很久，可是从来没有上台面。这位讲话的人叫罗斯，他是在美方国防工业会议上加州一个会议上，他的职称只是美国国防部国防安全合作署的首席主席，说起来他够小，但他也有很大的代表性，网站上用了大的一段话政客的游戏把军购当成皮球。其实我私下听过他用这个话对陈水扁撂话，也对连战宋楚瑜都撂话，今天的罗斯就是把美国所有重要的政府官员对着陈水扁当面指责的话，用不同的场合把他放到台面上，是不是这样？

丁守中：美国的这些军火商运作的已经把这些国防的官员都称为军火贩子的代言人。如果说国防安全合作所变成军火促销局的话，那全世界哪有国家安全世界和平可言。如果按照这个思维逻辑下去的话，我们过去已经在美国第二大的军事采购。我们看到了危机了，我们亚洲台海两岸难道变成美国军火商的天堂吗。我是觉得这一点是我们值得注意的，朝鲜半岛的危机撤出，最近六方会议是最好的例子，不是只有一味的采购军火，应该是国际建立一个军事互信的机制，大家来解决问题。

陈文茜：美国这样隔海放重话真的是太嚣张了，美国已经到了国防部有些都是军火商的代言人。这次前任在台协会的理事长夏新（音），她是非常出名的，她的先生也是现任美国的国防部长办公室上班，台湾人民一直说他代表的是爱国者飞弹系统，结果沙恒这次到美国过境，到中南美洲去访问，可以完全陪陈水扁在飞机上，赤裸裸到这个地步。

美国人赚钱的方法就是去制造两岸的紧张，叫台湾买，再办法从台湾不断的赚钱，现在都是急到这个程度太特别了。这次看到陈水扁出访，夏新是个怎么样的人，一个美国政府官员赤裸裸的在推销军火，跟着陈水扁一路跟进，你的看法呢？

孙大千：美国以来要当渔翁，只要两岸问题持续的存在，美国在两岸之间都可以取得政治和经济的利益。我们不需要把它前面看得太过分，你只需要看他现在的工作，如果你把它看得很普通，就很正常，不管是卖什么的，他当然是跟着客户一直跑，不断的伺候你，如果是保险的客户更辛苦。包括上一次台湾来，和陈水扁见面的时候，有没有谈到军火的问题，据我们私下，是有谈到，这些人所代表的就是军火商的利益，而台湾又是军火最大的出口市场，对这些政治人物来讲当然是重要的，陈水扁到美国去，不管是谁去，他们今天只不过是一个民间的人士。

陈文茜：前一阵有一个消息传出来说，国民党要放水？是真的还是假的？

丁守中：因为连宋的访问，国民党在两岸的冲突对立紧张关系中扮演着一定润滑的角色，我在国民党里主张，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只是屈从美国的压力，跟着民进党我们就把这些军购就放了。第一我们财政上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第二个我们马上在两岸扮演缓冲的角色的地位。今天夏新军火商，美国这些鹰派的在美国的政界里面慢慢也有一些新的想法。昨天美国的副国务卿在和美中贸易协会的人在演讲的时候，他也讲到，中国大陆迅速崛起的市场，大家应该开始要用一个所谓的从过去的围堵、冲突、对抗变成战略的伙伴，甚至要变成分享共同区域安全的角色。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的政界人士要重新思考美中将来的定位，我们夹在中间，大陆是我们最大的市场，也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同样是中国人，我们夹在最前线。我们要买这么重的军火装备，去变成一个战场，看看伊拉克的情形就是最好的例子。

陈文茜：有消息说，马英九上台与连战不一样的态度，连战是绝对反对所有的军购，马英九有一部分按照公投当时决定，这个不可以买的就不可以买的，潜舰价格太高，他对于PC反潜机这一块，看到有一个消息说，国民党在这个部分马英九上台之后，他也和美国人谈了，美国人也认为，他对美国远比连战来得亲切和肯定。另外美国在320以后等于是欺骗连宋，所以和连宋个人的关系完全是水火不容，现在有非常多的消息显示出来好象国民党在军购里面部分的军购要放水，是真的吗？

丁守中：从这三项军购里面来讲，潜水艇不必提了，爱国者飞弹违反公投的协议，可是从台海威胁的形势来讲，两岸之间基本上适度的国防还是有必要的。今天也可以看到两岸形势里面我们台湾是一个岛，贸易高度的依赖，增加我们的反潜的能量对我们维持海峡和平安全还是有帮助的。可是问题是要买多少，目前的问题是已经是旧品的，会不会变成我们的超级眼镜蛇一样，庞大的后续零件的经费，一堆旧品，这种我们要重新的把关。两岸之间某种程度还是有紧张冲突的对立，我们希望用和平的方法，用建立军事互信的机制，加强建立双边的交流互动，共融互利，可以适度的国防还是重要的。

陈文茜：你在上一次立法院第29次把军购案退回那次，你担任首席。过去国民党有过很多立场，比如说我要求你列在政府的预算，这个统统都不是台湾要买的。你现在即使说你刚刚所讲的部分，还是给外界一个感觉，陈水扁抱了美国的大腿，你今天只是拔到美国的大腿毛。因此大家会认为说，在立委选前，国民党封杀了29次，从来没有这个立场，怎么现在马英九上台就放水跑出这个立场，说起来很专业，听起来没有什么说服力？

丁守中：我们认为它如果列在正常的国防经费里面，老实话，我们可以审不一定过。就像马主席讲我们思考这个问题，在我的理解是不一定就表示通过，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绝对没有放水的问题，因为我们觉得两岸之间不是军备竞赛，不是武力能够维持真正的安全的，两岸之间建立共融互利是最重要的。

李永萍：刚刚守中讲这部分，我觉得是国防委员专业角度来考虑的，可是从现实角度来讲，因为PC反潜舰的预算还是在特别的预算，是不受预算法的监督，我不相信国亲会在程序委员会有任何松绑和放水的东西。

丁守中：亲民党根本不必用这样的说法，因为国民党里面有一批专家，我们大家都反对，否则我们就丧失在两岸之间润滑、沟通协调的角色。

陈文茜：非常谢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解码陈文茜》节目。

《告别与不告别：忆李敖》（陈文茜）

两年前的今天，你卸下一切的渴望、一切的怅愁、一切的怨怒、一切的快意恩仇，喘了最后一口气，停了。

每个人都在等待我悼念你的文章。但我迟迟未动笔。

你对生命的失望，表现在孤独的丧礼仪式中。你讨厌仪式，但居然选择“一烧了之，其他随便”。

我没有赶去见你最后一面，虽然你的最后一程路，我探了好几回。

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告别。

我的记忆，当你挥手时，你仍想像自己是麦克阿瑟，老兵不死，只是凋零。我不想看到比凋零还孱弱的你。

此刻东风依旧，那年的你却已全然几近残灭了。

永远的巨人，被时代抛弃也被时代排挤的独立人格，绝不趋炎，绝不附势。抓着你的笔尖，你和一切对抗。对抗领袖、对抗威权、对抗俗媚、对抗虚假、对抗沉沦的自由，沉沦的言论泛滥。对抗拘押你的上一代，不屈遗忘你的下一代。

于是青壮时的你一个人对抗整个时代，轰轰烈烈；晚年的你一个人孤寂守在书房，宁愿守在浩瀚的资料堆中。空气始终泛着霉味，正如你最后冷眼、心寒，什么都变了调的当代。

这样的时代，你已没有什么留恋了。它不值得你书写，不值得你为谁再喊话。当年的你振笔急书，写下《为老兵李师科喊话》，一篇动摇国本的文章。犹记每个报社的主管者都曾对此文叹为观止，“什么人写得过他？”，可是无人敢刊登。

你是那个时代真正的野火，但李大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解除戒严后的春风，你分不到桂冠，桂冠永远属于更懂得和时代妥协的人：文人、政治人、商人。

你必须目睹新的时代如何追捧冒然崛起的大财富家，演艺人员，歌手。而你，所有的创作，在这样庸俗的年代，最脍炙人口的居然是：不看你的眼，不看你的眉，看了心里都是你，忘了我是谁。

时间年复一年的在前进，于是你开始了另一段“老顽童”式的新人生。

凌迟是中国辽宋以后死刑的文化，尽量使人临前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文化。身为中国自由主义的信仰者，也可能是身体力行最后一位知识份子，你忽而质问拥抱狗仔综艺的时代：“这就是你们回报我们坐穿牢底换来的言论自由吗？”年轻人报之以嘲笑，蔑视你内心的沉痛。多数时刻你干脆也加入嘻笑怒骂的文化，用你的机智、你的风采、开口闭口威胁“小心收到我的律师信”，大伙儿哄堂大笑，你逗着这个看起来热闹，其实无聊透顶的后戒严年代。脸上带着笑，潇洒一挥，心中留下太多的悲与怆。

你著作等身，却没有一篇文字被收入教科书内。是不值吗？当然不是。《北京法源寺》曾经被提名进入诺贝尔文学奖，那是台湾作家惟一一次的殊荣。

但你的文字那么令人不安，你戳破了太多口号，你嘲笑了太多人们根深地固拥抱的意识形态，从“中华民国，早就亡国了”，从“反攻大陆是假的”到“台独也是假的”。

你怒斥一切，你痛恨统治者用谎言、用集体意识的包装奴役老百姓。你相信自由主义的前提，人们可以也必须拥有独立思考的空间。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是霸权，它宰制人，也切割个人的价值和脸孔。

于是曾经在你的《北京法源寺》中，描述悲壮的牺牲者“那张脸已被刀割得血肉模糊，但是轮廓还在”，“在月光下，全身被刀割得没有完肤，四肢也全断了”，它寓言了后来的你自己。你的轮廓还在，但你衷心相信的自由主义已经没有完肤，四肢也全断了。自由主义换上了戏装，不拉嗓，跳起踢踏舞，跳起大腿舞，一转身，露出脊凉的背部，啊，又是一个“新时代，新口号，新畅销的谎言。”

亲爱的李大哥，你和受你思想影响甚深的我，那么死脑筋信赖自由主义，但它是一个乌托邦，它从来不曾在地球上任何一块土地实践过。在五四运动时，它是被民族主义包装的口号；在台湾，它是反抗蒋家权威的有利工具；在英国，它只曾经存在于英国下议院偶尔的时光。

我们那么相信人应该拥有独立思考的天赋人权，可是民主政体的实验结果，人们并不想望如此的人权。他们更渴望一个可以包裹心灵的热情意识形态，使他们可以呼喊，使他们可以流泪，使虚弱的他们，感觉自己挺挺地“站起来”，幻想自己可以成为“巨人”，错觉自己参与了时代。人，太渺小，他们独立不了；人，太脆弱，他们怕离开集体。人，太奴性，他们永远需要一套统治者为他们设计的价值体系，从公众到私人行为。每踏出一步，人都得那么小心翼翼。就怕万一落了单，成为众矢之的。所以人性那么需要盲流，那么容易被带领，被欺骗，被文化革命，被宣传，被洪流淹没。

亲爱的李大哥，是时代辜负了你？还是我们始终误解了时代？

你走了以后，我更寂寞，更少评论时事。“你怎么可以拆穿那么多人的梦？”这是殷海光于《自由中国杂志》上撰写“反攻无望论”之后，被逐出台大哲学系，一位长者告诉殷海光的话。

有好几回我们一起走在阳明山古道上，俩个人眺望远方的基隆河，它蜿蜒，我们静默。你轻轻地説：“文茜，讲真话，要付出代价的。”河水像一条带子，那些曾经说真话的，没有烽火，也要骨肉离散。在东风吹袭中，多少人曾经为一些梦想，揉进了辛酸与涕泪。

一切修短随化，终期于尽。我们各拄一个拐杖，同一家牌子，没有叹息。静静地看着山，看着万家灯火，知道自己年轻的梦想，已归于乌有。

“他戎马一生，到头来一无所有，他既不能养儿防老，又不能获得任何退休金，他的老境，是注定要堪怜的。现在的困苦，都没有人理他；将来的死活，又有谁理他呢？现在尚有能力谋生，都拮据如此；将来更老了，又怎么度余年呢？这种没有安全感，在他也是与日俱增。

要退伍不让退，要出境不让走，困苦、怨恨、没有安全感，每一项原因都是合理的、正常的，都构成一个老兵的抗议，都构成一个公民的抗议，都构成一个人的抗议。

没有这种抗议，人还叫人么？ ”

这是你为一个义贼、最后被枪毙的老兵李师科写下的文字。

“没有这种抗议，人还叫人么？”

但天上的李大哥，你现在在更高处，比我们当时站的山顶还高。你看得更清了，这个世界，多数的人选择不要当你定义中的人。

人，是苟且的，不是抗议的。

人，是偷生，不是坦荡荡活着的。

人是做不了自己，只能模仿他人，模仿那些社会树立的样板人物。

于是几十年来，不只是老兵李师科，不只是他的生与死，他的爱与恨，他的委曲与耿直，他的汗斑与泪痕，没人在乎。一把枪，毙了，彻底杀掉了真正底层抗议的声音。他们杀死了李师科还不够，还要众口烁金，彻底淹没他们的爱与恨。他们那些没有死的老兵，没有抗议的老兵，现在守着当年微薄的退休金，被抗议了。

美国文学家休伍德（Robert Emmet Sherwood）写《化石森林》（Th Petraified Forest）写那个穷苦文人斯魁尔（Alan Squrier），甘愿请强盗杀死他，为了死后可领五千保险金，送给他心爱的女孩，帮她离开沙漠，去过好日子；法国文学家雨果（Vuctor Mrie Hugo）与《悲惨世界》（Les Miserables），写那个砍树枝的穷苦工人尚万近（Jean Vlean），甘愿坐长年大牢，为了养育他姐姐的七个小孩，而偷一个面包。

这些动人的故事，皆成为文学经典。

可是你撰写的《为李师科喊话》，以前被查禁，后来被遗忘。它没有成为经典，因为不只李师科是弱势，他还是弱势中的非主流。而撰写文章的李敖，太咄咄逼人，逼着当年政权赶紧消灭他的声音，后来也因为撰写此文的李敖对他的祖国仍有幻想，政治太不正确，一切不可以成为经典。

“此水本自清，是谁搅令浊？”

终究在我们亲眼目睹时代的变化后，无形的子弹也飞向我们，“千千万万的李师科”不只没有出现，他们还是旧政权的千千万万的俘虏。不需要手铐，没有抓伕。他们心甘情愿，走在领袖创立的党后面：或许时而为你曾经的真话鼓掌，更多时候讨厌你戳破“千千万万人的梦。”

你走了，所有曾经与你有关的几乎都化为尘土。你已躺下，台湾再无战士。

在春天的寒风中，我再度悲怆的走在古道上。伫立着，一个人。

我也逐渐走上衰老之路，不只外表，更多的是内心。没有人再为你的思想而倾倒，但你留下的轻轻细语，“讲真话是要付出代价的！”对我仍旧如雷贯耳。

别人可以遗忘你，我不会。对我而言，我们共同拥抱的自由主义信念是长远的，永恒的。它是乌托邦，但它使我们活得与众人如此不同。

李大哥，这个时代配不上你，你属于大时代。这个时代也不配向你再会，而是你向我们道别。向我们一代一代道别。

比起短暂的人生，你对我而言是长远的，你带我走进历史，也走出历史。我们不必强求改变充满奴役的人性，但我们不可以成为人云亦云，附合趋势的人。

相识也相知四十年，过去我把信念存寄在你身上，挫折的时候，偶尔靠在你身边，我总是很快重新得到了力量。现在我依然把信念伫寄于你，藉由思念，让自己活得更坦然。

这正是我不想告别的理由。

2020年3月19日

消灭李敖，还是被李敖消灭？（马家辉）

一、大陆青年

在中国近代史上，能够在三十岁以前“暴得大名”的知识分子，只有三人：梁启超、胡适、李敖。梁启超早年曾追随老师康南海从事变法运动，胡适先生则独凭一己之力，二十六岁当上北京大学教授，成为新思想的领导人物，“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同时受到各方面的赞誉和批评。李敖的情形跟胡适先生很相近。从二十六岁写《老年人和棒子》开始，李敖在短短不到两年时间内，成为一个家传户晓的文化人物和“深得人心的英雄”。跟胡适先生一样，他既是独凭一己之力而“暴得大名”，又是“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同时受到各方面的掌声和臭骂；跟胡适先生不一样，李敖从未当过什么大学教授，相反却霉运当头，卷入多项官司，从诽谤到叛乱到侵占，先后坐了近七年的牢。但不管是毁是誉，我们都不能够否认李敖是继梁启超、胡适以后的独一无二的“狂飙型”知识分子，他的出现，他的成绩，他的思想，都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和代表性，都值得我们仔细研究。

梁启超和胡适都是死去的人，对他们的“盖棺论定”，毕竟比对活生生的李敖作评论来得容易。况且李敖的著作非常丰富，涉及范围又十分广泛，政治、社会、文化、文学、历史……无一遗漏，而在另一方面，文章以外的现实问题更常常会使我们感到“还李敖一个真面目”的困难。但是困难归困难，作为一个对历史有浓厚兴趣的人，我还是要决心一试，尝试在情绪和宣传以外，利用确实的资料来将李敖“定位”——在历史上面“还李敖一个真面目”。

大陆型青年人

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一直未停止过战乱。从军阀割据到北伐统一，从八年抗战到国共内战，炮火连天，此起彼落。多少老百姓在炮火中出生、在炮火中成长、在炮火中流亡、最后在炮火中死去。中国人的鲜血和眼泪，就像满布国土上无数的大小江河一样，永无休止地流着。永无休止地，中国人用血肉铸出历史。

在这样的大苦难时代里面，一批又一批的小孩子相继出生和成长。这一群侥幸未在炮火中倒下去的孩子，面对混乱不堪的现实社会，自然感到迷茫彷徨。自己的国家危在旦夕，自己的性命朝不保夕，自己的童年在惊慌惶恐中渡过……这一切迫使他们对人生特别敏感，对现实问题的思考特别深刻。这一群小孩子在彷徨中摸索，在迷茫中焦虑，希望能够为眼前的困惑找到答案和光明。他们之中比较聪颖的，早已从现实社会或书刊宣传上面，培养出一种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反抗精神。他们个子小小，心中却充满大气魄，希望尽个人之力，挽狂澜于既倒。可是苦痛的生活经验又在他们的心灵上留下烙印，因为一切都是如此不实在、如此变幻不定。于是在他们的忧患意识以外的，是一种不安定、恐惧、敏感的心理感受。他们积极又消沉，想前进又怕白费工夫，希望有所建树又怕跌倒。1949年，许多属于这类型的小孩子相继追随父母来到台湾。

二、愤怒青年

“愤怒青年”王尚义从性格发展的观点来看，“愤怒青年”显然是大动乱时代下的产物。“愤怒青年”原指50年代中期的一群英国作家，他们不满并攻击现存的价值规范，但又不能够建立起自己的一套完整的价值观和信仰。“历史断层”时期的台湾青年正是如此。他们不满意时代的缓慢步伐，他们想变、求变，但又摸不清该往哪个方向变。于是他们不断摸索、不断尝试、不断求取突破。王尚义就是一个好例子。

王尚义生于1936年，河南汜水人，十三岁来到台湾。他的妹妹王尚勤在一篇纪念他的文章里面，曾经悲痛地回忆道：“尚义显然是不属于台湾的——他的眼睛是往中国，往第三世界，往整个人类看的。1945年，我们目睹上海的解放。全家由上海逃到武昌——在那里，尚义读初一。在学校里，他是出色的学生，他参加了少年团、街头演讲。在整个中国巨大的变动中，他欢呼，他歌唱，随着群众手舞足蹈。

可是父母要再逃亡。尚义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朋友，告别了学校，告别了他出生的中国。

逃亡的第一站是香港——一个花花绿绿的世界。

在香港难民营里，看到更多逃亡的人。尚义沉默不语。

他甚至还悄悄地逃回了广州三天。去干什么？看他的朋友？他的希望？还是想逃避香港的花天酒地？

他回来一句话也没说，他更沉默了。

在香港住了半年，我们又启程来台湾。海上颠簸得很厉害，每个人都害了晕船病，躺在那里。只有尚义常常跑到甲板上，向大陆、向中国瞭望。

他瞭望的眼神中有痛苦，好象就要挤出眼泪。

他甚至询问父母——为什么要逃亡？要离开自己的家乡，自己的国家，到一个遥远的、陌生的小岛上去？

他听不进父母的回答——他不懂得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仇恨，在他心目中，中国是属于中国人的，中国人是和平的、完整的、统一的。”

三、精神准备

60年代的新生代大部份是台大学生，例如陈鼓应、刘福增、杨国枢、许登源、洪成完、包奕明等等，而其中以李敖为最典型、最其代表性的愤怒青年。

李敖是彻头彻尾的angry young man，更可说是60年代的angry young man之首。从写《老年人和棒子》开始，他就没有停止过对周遭环境的强烈不满与攻击。他不甘于消极与退让，更不愿意做无声的抗议。他将愤怒投向环境，对环境作出最尖锐、最深刻的攻击。他或许近于“犬儒主义”，但绝不沉默却是他的信念和特征。

自主编“文星”以后，李敖“在十三个月里快速的投射他的力量，使自由中国文化界有一点小小的波澜”，跟其它愤怒青年比较起来，他的成绩无疑是最凸出、最使人吃惊和赞叹的。与李敖同期的新生代，例如陈鼓应和张化民诸人，虽然也是积极型的愤怒青年，但做出来的成绩却始终远逊于“暴得大名”的李敖，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李敖作为一个具爆炸力的angry young man，曾经作出长期和刻苦的精神准备与实质准备。

李敖祖籍山东潍县（远籍是云南乌撒，他说自己的祖先“很可能是苗族”），北方人一向脾气耿直，性格强烈，李敖自然不会例外。他说过自己的耿直脾气曾受一位叫温茂林的山西人影响。

温茂林是淳朴率直的山西人，曾在李敖家中工作，负责照顾李敖起居的一切。李敖在自传中说自己“日后的一些耿直脾气，深受他的影响”，又提到一件有关自己的怪脾气的小故事。他回忆道：

“我小时候，道学得很。……

我一点也记不起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小妹丈夫’过敏症，也搞不清为什么变得如此道学。这种‘严男女之防’，后来发展到连温茂林都吃不消：——当茂林同女佣人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我竟在旁监视，不准男人同女人讲话！有一次茂林看我不在，讲了几句，不料我却从桌子底下跳出来，对他大声申斥一番。我的古怪与任性，由此可见一斑。”

从这则小故事上面，我们可看见李敖的强烈性格在童年早已养成，虽然他坚持和执守的“道”有所改变，但择善固执、信道不移的性格特质却始终如一。这种性格特质使他走上激烈的、特立独行的道路，使他在二十岁的时候，在父亲出丧之日，面对三千人，做一个“不磕头，不烧纸，不流一滴眼泪，主张丧礼改革的儿子”。如果没有这种特质，我们很难想象李敖二十多年来如何有不怕死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殉道气魄。

李敖曾经对胡适回忆他的童年道：“如果我用‘人格心理学’的方法来分析我自己，那太麻烦了，因为我的形成很简单，我该感谢我父亲的就是他老先生从来允许我自由意志的自由发挥，在别的小男孩还在玩泥巴的时候，我已经为自己布置了一个小图书馆，我父亲从来没有拒绝过我向他要钱买书，从来不干涉我想要看的书，逃难到上海的时候，学费太贵，我的姐妹们都失学在家，他却叫我去读缉椝中学（就是你教过书的华童公学），不让战乱耽误我的学业，二十年与他相处，他似乎充分发挥了‘北大精神’。看到周德伟不管他的儿子，我向他笑着说：‘所谓北大精神就是老子不管儿子的精神’，你们北大毕业的老子们都有这种精神。

从1935年以后，尽管世局天翻地覆，一个小男孩却能安坐在他的小象牙塔里，慢慢地成长，家庭、父母、姐妹、外人都不能‘引导’他，因为书本早已取代了他们的影响而把我带入一个新境界，在一个六年级的小学生的书架上，客人们可以看到《中山全书》，也可以看到右派的《我的奋斗》，和大量左派的书报：从《观察》《新华日报》直到格拉特科夫的《士敏土》，这些早慧的成绩虽然带给我那小头脑不少的骄傲，可是也带给我不少的迷乱。”

在书堆中长大的李敖，面对动乱的时代，早已“对教科书以外的事务发生极大的兴趣”。他从书本上面找到自己的路向，也找到自己的认同对象。他喜欢孙中山、喜欢钱穆、喜欢胡适、罗素、殷海光，他选择了入世、积极、反抗的人生路向，这使他对有“乌鸦性格”的胡适先生产生“人身崇拜”，更使他在十八岁那年准备跟严侨跑回大陆，参加共产党的“重建中国的大运动”！

“严侨事件”完全表现出李敖是一个热心关心现实问题的人，“白首下书帷”显然不适合他的味道。李敖曾说“从前我在北京看共产党的宣传品，很早就变成一个反抗国民党，或是说一个很关心社会群众的人。我很早就定型了，大概在小学、初中时就定型了。我后来的方向也是这条路的，没有变。在认识严侨以前，我在左右之间经过一段挣扎。那时候我到台湾来是一个非常寂寞的人，因为再看不到共产党的东西了，书也很少，什么书都看不到。当时的路非常孤单，全是自己摸索出来的”，由此可见，李敖从小就选择了一条激烈的道路，这种选择，在他的日记中更表露无遗。我们翻看李敖“大学后期日记”甲乙集，可发现他对自己的期望是何等高远，他为自己的将来和路向作出了最积极的精神准备。随便挑一些例子吧：

“‘你可能是多数淘汰剩下的少数者。’——我真是坚强极了，我真是自我欣赏极了，我是越来越自负，越否定这些不行（不论男女）的人。他们整天这样鬼扯，我可不能放松我自己，我要做伟大的人。要做伟大的人，非有伟大之生活态度不为功，我该知道我不是一个泛泛的不俗的青年人，我乃是一个最激烈、最英雄的好汉。当如俾斯麦之流的人物——有钢铁一般的意志，我觉得眼前任何卓越不俗的男孩子们，皆在这上面普遍的空白，而终不能成为狂飙式、英雄式的人物，只有我李敖能走上这条路，我的恋爱也是英雄式的，总之，一切都是英雄式，在这文明柔软的社会里，男人们都忘了做英雄，偶有不俗的也不知如何做一个英雄，而只有我李敖能够把它 rebuild！恋爱成败算得了什么！只是要永远保持一个英雄与硬汉的本色就行了！华盛顿也失恋过。”（1958年7月12日日记）

“深夜独自看书，李敖决要做一个有‘伟大人格’的人。有伟大人格的举止与榜样。”（1958年6月14日日记）

“以我的性情、才具、胆量，实在是一个介乎文学——学术——政治之间的人物，而我对我自己的期望，也是如此的，所以目前的我，实在应该时常反问：‘我目前这种工作，这种态度和作风，是不是有助于我未来的大成就呢？’”（1959年5月28日日记）

（一）我深信一种强者的哲学，我拒绝做弱者。

（二）强者的条件是智慧、力量和狠心肠。

（三）要有洞澈人际和知识上科际的智慧。

（四）要有打击坏人和恶势力的力量，要有散布智慧和善行的力量。

（五）这里面有一种“中间因素”，可叫做感情的干扰，它包括女人、亲情、朋友、和世俗的道德标准，它们可能构成一种重大的阻力，阻止我发展我的强者的哲学，我必须必要时时铲除它们，所以我需要狠心肠。

（六）“烈士肝肠名士胆，杀人手段救人心”，这是强者的狠心肠。

（七）“须是一刀两断，萦萦的讨个什么！”这是强者的狠心肠。

（八）“一个人为真理常常要牺牲朋友”，这是强者的狠心肠。

（九）深沉有力量，英雄盖华场。这是狠心肠强者的气势。

（十）“你不能同时侍奉上帝，又侍奉玛门。”我要求我在矛盾的关口，砍掉它们，义无反顾。强者不应该是矛盾犹豫的人。（1966年5月16日日记）

四、实质准备

大学毕业以后，李敖跑去凤山当预官。两年的军旅生涯更凝固了他那追求卓越的思想。在军旅途中，他一再做出择善固执的表现，为了拥护胡适思想，他得到“思想游移，态度媚外”的记录；为了不入党，他坚拒长官的威迫利诱，宁可被送去金门。特立独行的李敖，从未放弃过对大目标——做一个介乎文学、学术、政治之间的人物——的追求，从下面一则日记，我们可以了解他选择的路向：

“归途内心感触很多。要之以‘该做怎样的一个人’为念，我简直有点混乱，我不太知道我将来走哪一条路才好，人间的成败，腾达的种类，幸与不幸，目的与手段问题等等都干扰着我，我想我大概不可能甘心做胡适之一样的学者，更不可能做方东美一样的学者，我的本质上是一个 man of action，也许我会做一些惊天动地的狂飙事业，也许我会组织一个裸体团，一个怕太太协会，谁知道我会做什么呢？我想我终必会是一个‘捣乱鬼’，一个‘不安份的人’，一个‘异端’，一个‘惹是生非的人’，一个‘波澜人物’，一个‘使旧社会头痛的家伙’，一个‘专门会耍花枪的人’，一个‘永远使人不停的惊异的人’。我还要好好再想想再摸索，再制造花样，再一变二变大变一阵。”

这种坚定的精神准备，使李敖在机会来临的时候，义无反顾地走上自己的激烈道路。

李敖的实质准备

李敖在七七事变前两年出生，一岁的时候全家从哈尔滨搬到北平。他回忆自己的童年道：

“我从小在北平长大，文化古城与幼时环境使我在智力上趋向早熟，我在六岁时已能背《三字经》，十岁时已遍读《水浒传》等旧小说，十一岁时已看过《黑奴魂》（《黑奴吁天录》）等翻译小说，小学六年级时我已有了私人的理化实验室，并做了全校图书馆馆长。

我从小就养成了重视课外书的习惯，也养成了买书藏书的癖好。三十八年到台湾时，我的全部财产是五百多本藏书，（其中有许多东北史地的材料，因为那时候我不自量力，竟想著一部《东北志》！藏书中还有李玄伯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新研》，是我初一时买的，我万万没想到在七年以后，我竟在李先生的课堂上，用这书做了教本。另外还有一册郑学稼先生的《东北的工业》，是我小学六年级时买的，我也万万没想到在十四年后，我竟被这书的著者大骂，直骂到我的‘令尊堂’。）这些早熟的成绩使我很早就对教科书以外的事务发生极大的兴趣，使我很早就有了‘忧宗周之陨’的孤愤。”

来到台湾以后，李敖就读台中一中，他说：

“初二以后，我就读台中一中，我的大部分时间全部消耗在这个中学的图书馆里。这个图书馆的藏书相当丰富，我以义务服务生的资格在书库中泡了四年之久，使我对一般书籍有了不少的常识。最使管理员们惊讶的是，我甚至可以闭起眼睛，单用鼻子就可以鉴定一本书是上海哪个大书店印的，这是我在 teen-age中，最得意的一门绝技。”

卓越的理智和学术训练是李敖“暴得大名”的主要原因。他十七岁做了一个四部丛刊和四库全书的对照大表，十八岁写了《从读<胡适文存>说起》，并先后得过全台湾三民主义论文比赛冠军，台中市祝寿论文比赛冠军，这些成绩，都建立他的早熟的智慧上面。从李敖的大学日记、札记、军中日记里面，我们可看见他在努力做精神准备以外，更不断充实自己的学问、培养自己的“爆炸力”。他在学问方面下的苦功，使他能够准确地掌握面对的问题症结所在，然后提出疑问和答案。在《老年人和棒子》以后的十六篇文章，没有一篇不是以渊博的学问，尤其是国学为基础的，难怪孙观汉博士读了《论处女膜整型》后，大呼李敖是天才了！李敖自称是看书最多的中国人，他看书渊博和细腻，的确到了使人吃惊的地步。二十多年来，我们可以怀疑李敖的人格，可以怀疑李敖的诚意，可以怀疑李敖的动机，但却绝对不能够否认李敖的渊博学问。李敖能够以一人之力，以一枝劲笔对抗国民党二十多年之久，完全是因为他有过人的学问和机智。凭着满脑子的学问，李敖以一个具爆炸力量的愤怒青年形像出现，在文坛上兴波作浪，赤手空拳而“暴得大名”。

再启蒙的思想家

历史断层时期的台湾社会在政治、文化各方面都出现了重大的危机和困难。国府迁台后，积极建设台湾，但在政治和文化上仍然保持着低气压，配合不了急促的经济和社会步伐，于是问题丛生，危机显现。新生代面对新时代的新问题，纷纷挺身而出，提出自己的意见。新生代大多是台大学生，台大以继承北大精神为荣，台大学生也有意无意地以五四时代人物为认同对象。五四运动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唤醒了学生追求“德先生”、“赛先生”、自由、理性。五四人物对中国文化遗产以至当时的现实问题都作出过深刻的反省与抨击，从文化论战到科玄论战，都哄动而激烈。可是五四人物提出的理想，例如自由、民主、科学等等，都在一场又一场的战争中消失无形。1949年以后，中共统治下的大陆固然一片混乱，国府统治的台湾社会也在高压政策下形成一种闷局。政府颁布的政策保持着浓厚的“复古”味道，步伐缓慢。在学风比较自由的台大受教育的新生代，一方面曾经目睹大时代的动荡，曾经身受大时代的苦痛和灾难，另一方面接受了新时代的新文化冲击，于是在政治和文化闷局下，更不满意国家当前的缓慢步伐，更渴望国家能够在短时期内富强繁荣，结果他们对代表自由和进步的西方社会就更形向往了。新生代在大学毕业和退伍以后，除了放洋留学，大多留在国内，一面继续进修，一面投入社会，关心政治和社会的发展。当时他们投入社会的主要途径，是透过书生论政的办法，发表文章来批评政治和文化问题，即所谓“坐而论道”。

雷震的《自由中国》可说是上一代的“论道”杂志。曾经是国民党的殷海光在上面发表文章，深深影响了新生代的思想。《自由中国》以后的《文星》和《大学杂志》才正式是新生代的大本营，他们相继发表文章讨论文化和政治，也相继因文字惹祸而遭遇麻烦，而李敖，则是他们之中最有力量、最激烈、最先碰得焦颈烂额的愤怒青年。

李敖以他卓越的理智训练，不但一眼看破了新时代的新问题，也看出了旧时代遗留下来的老问题。他的成名作——《老年人和棒子》——扼要有力地道破了历史断层时期的新旧两代的冲突和紧张关系。当时从大陆来台的老一辈人物已经不能够追上新时代的步伐，而刚成长的新一代又得不到足够的发展机会，两代之间严重地缺乏沟通和共识，形成了尖锐的代沟冲突，李敖的文章以锋利的文字一针见血地刺破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引起了“上一代知识分子的不安”和“下一代知识分子的共鸣”（殷海光语）。

五、内在性格

《老年人和棒子》显示出李敖以思想型人物出现文坛，而《播种者胡适》和《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两篇文章，更证明了李敖具备成为思想家的足够实力及条件。由《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引起的“中西文化论战”，其实代表了上一代知识分子与新生代之间在政治、文化、社会等问题方面的全面性冲突。刚才提到新生代不满意历史断层时期的文化闷局，力图冲决网罗。他们向往西方的繁荣与进步，于是在迷茫之中，认同了五四时代人物的“文化有机论”及“二分法”，以“全盘西化”为取法乎上的理想和手段，形成所谓“西化派”，跟文化本位派大打笔仗。“西化派”的年青人在论战期间，有意搬出五四人物追求的民主和自由口号，透过跟“国粹派”的争论，向政府的保守政策提出疑问。因此，论战开始不久，双方的争端范围已超越文化思想直达社会及政治层面，最后，双方更互扣红帽子，正式表露出所谓“中西文化论战”所包含的政治色彩了。

李敖是“西化派”的领导人物，他主编《文星》，不断抨击政府的法律、政治、文化政策。他似乎希望为自由中国提供一套全面性的发展指示。他在《文星》四年，发表的文字涉及历史、政治、文化、思想、法律、文学、爱情……无所不包，掀起了一股“文星风潮”，那时候的新生代，没有一个赶得上李敖。在读者眼中，李敖的确成为一个博学的思想型人和“深得民心的英雄”。他提出的思想观念，例如“全盘西化”、自由、民主等等其实许多均为五四时代的旧调，但在台湾当时的低气压下，这些旧调仍然不失前进和新鲜，仍然在知识界掀起一阵震撼。李敖对年青人的影响力，确实非常深远，例如台大的学生社团就曾集会讨论“李敖其人其文”，在那时候几乎没有人敢说自己没有看过李敖的文章。如果说胡适是五四时代的启蒙思想家，那么李敖便是继殷海光以后的再启蒙思想家。他带给年青人的，“是促进合理改革的热情与引线”，是对眼前环境的深刻反省和思虑。就算是不满意李敖的人，也绝不敢忽视或低估李敖对群众的影响力，因此他们才发动围剿，大骂“文化太保放毒气”。作为再启蒙的思想家，李敖把他二十多年来培养起来的力量迅速地投射出来，“以文字形式冲决网罗”，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新生代。

是优点，也是缺点

李敖的学问固然渊博，可是为什么能够在短短的时间内将力量投射出来呢？

李敖仿似墨顿（Merton）的“社会压力论”（social strain theory）中的反叛者，在迫人的社会压力下作出激烈的反抗行为。反叛者的特点是喜欢采用新方法来对现存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作出批判，他们不惜标新立异、不惜哗众取宠，在社会上“放野火”，挑起问题，而李敖将问题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形式，是利用他的一手好文章。

李敖为自己的《李敖文存》写宣传广告，说“白话文在李敖手里，已经出神入化。……李敖‘纵笔所至不检束’，把白话文写得气象万千，光芒万丈，这种中国功夫，是谁也抹杀不了的”，显非过誉之词。他的文字功力是深为读者折服的，一个陈年的老问题到了他笔下，立即变为新鲜的怪问题。他行文锋利、爽快、言人之不敢言，自成一体，深深吸引着读者。李敖搞的学问很全面，也很有深度，从历史考据到文化思想，他都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可是由于个人的性格特质和认知观点，他偏偏选择了一种“哗众取宠”的方法，用通俗的形式来搞学问。他能够利用活泼爽快的文字，把他的研究结果“深入浅出”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李敖自承“是本性嘻嘻哈哈的一个人”，这使他“不太能用扳着面孔的方法去做人处世写文章”；在认知上，他更认为自己所研究的历史和文化是一个“粪坑”，“没什么好写的，没什么意思”，“如果要有系统的写，太浪费了，不值得”，因此，他嬉笑怒骂皆文章，以最通俗的文字形式来搞最严肃的学术问题，胡秋原骂他的是“儿戏学问”，一点也不假。李敖搞“儿戏学问”，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儿戏学问”有大众化性格，能够吸引大量的、普遍的读者，更可让他们简单明白地了解问题的所在；坏处呢，是以李敖的史才、史学、史识而不写出几部“中国思想史”、“中国现代史”等不朽名著，实在是中国学术界的大损失！由于坚持通俗、为了吸引读者、为了达到打击敌人的目的，李敖喜欢作概括论断（generalization），例如一口咬定中国传统是死文化；他甚至不惜摘取片面的资料来支持自己的论证，例如他评论吴稚晖就是一个好例子（详见第二章——“从保守到激进”）。

李敖的“儿戏学问”似乎十分全面，他讨论的问题包括、历史、考据、政治各方面，他也以“天文地理，无所不通；三教九流，无所不晓”来期许自己。这种全面性固然可以使读者有“此人何其渊博”的感觉，但也未尝没有“博而不精”的不满。李敖有意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全面人”（universal man）或百科全书式的通人，他的用功和博学的确使他在某些程度上达到了目的，但反过来说，李敖的博大使他只成为一个“玩票者”（dilettante），给人一种不够专精的感觉。过早的“暴得大名”，使李敖忙于应付笔战与官司，而未能出国接受更严格的学术训练，这对他的学术工作来说，可能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损失。

李敖的内在性格限制

前面说过，李敖只是一个反叛者或改革者，若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他始终未能转变为一个革命者。

革命者不满权威，并推翻权威，自己当然也不想做权威。但反叛者则不然。反叛者讨厌权威，想尽办法推翻权威，但在他们的心灵下面，却是另一套以权威形式存在着的信仰和观念。他们本身往往会有意无意地表现出权威姿态，因为在他们的潜意识里面，本来就有对权威取而代之的冲动。

李敖是一个著名的传统反叛者，以权威为攻击对象。他虽然有着浓厚的“自由主义”味道，喜欢开玩笑和说笑话，但是在阵阵的笑声下面，我们却可嗅到淡淡的隐藏着的权威味道，我们在李敖身上可找许多接近“权威人格”特征的线索。

有着“权威性格”特征的人，会对自己选择了的“道”或价值信仰作出最不退缩、最豪迈的追求与牺牲，甚至不惜做殉道者。当他们发现别人背弃或批评自己的“道”的时候，便会毫不留情地对别人作出最猛烈的攻击。这种人喜欢并习惯从“二分法”的观点来看人论事，更以“理来情无存”为处世原理。

李敖似乎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以激烈的殉道精神来攻击外在传统权威，但亦以同样的精神来维持自己心中的内在权威，他是一个“有宗教狂热的人”，自己选择了积极、进取、战斗的人生观，就轻视和看不起选择“独善其身”的人生观的人。他看不起并攻击三毛、金庸、柏杨……以及所有非战斗型的文艺工作者，认为他们“伪善”和“冷血”，这显然是要维护自己的内在权威。

六、非中国人

李敖喜欢用“二分法”来区分事情，例如传统与现代的对立、“狗屁文学”与“狂叛文学”的对立、做事的好人与“烂好人”的对立……等等，无一非二分思考法的产物。李敖又揭橥“理来情无存”的六亲不认的论理态度，视世间人情多为虚诈之关系。更重要的是，李敖不能够忍受别人对他的抨击。虽然他常常自称“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当别人不承认他的“最高层”地位的时候，他就忍耐不住，必须对别人进行“教训”了，“李筱峰事件”就是好例子。

多年的颠沛生活，多年的战斗生涯，使李敖时刻感受到不安定，这驱使他如饥似渴地追求外在世界的知识，“知识即力量”，李敖需要力量令自己感觉安定。他永不满足地追求知识，在知识上肯定自己，但在另一方面，他更需要别人对自己的肯定。从大学开始，他便喜欢公开和发表自己的日记、书信、自传，这充份显示出他有强烈的“自我暴露”和表现的倾向，在大学期间，他屡次为了别人不能了解自己而闹情绪，他不能忍受别人对他的抨击和误解。他以为自己已经不在乎外界的毁誉，可是真正影响他的情绪的，却是别人对他的批评与论断。李敖有很强的自制力，能够在适当时候控制自己的脾气，可是“权威人格”的特质又使他常常以最顽固、最不圆滑、最不退让的态度去跟外界进行斗争。

其实李敖急于表现的“自我”，并非完全是他本人的优点和好处，而是他引以为荣的使命。他认为“追求正义和真理，是我的天生使命”，他很自负，因为他有“救治天下”的崇高使命，虽然历经打击，他还是没有放弃这个使命，“忧宗周之陨”是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这使李敖产生一种“匡时济世，救治天下”的使命感，他的勇气使他毅然担起了这个使命。超乎常人的勇气是李敖人格中最特出的部份，前面提过，他打从童年开始已培养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无畏精神，因此能够多年来不怕牺牲与阻碍，努力追求真理和正义。“哗众取宠”不足完全解释李敖的自负，如果从过人的勇气和强烈的使命感观点去看，我们才可找到他自负的根源所在。“李敖能，别人不能，”指的是李敖能够二十多年来追求和坚持这个崇高的使命，而非李敖本身有什么与别人不同的地方。急于表现自己的使命，是驱使李敖拼命工作的主要动机。这种动机一方面倒过来加深了他的勇气与使命感，并使他充满精力和野心，另一方面却变成他的绊脚石，使他过于划地自限、权威、独裁。

有“权威性格”特征的人如果接受过卓越的理智训练来，懂得如何争取群众，往往可以转化出一股强劲的生命力来，成为一个狂飙型、有魅力的人物。李敖跟弗洛伊德、希特勒、梁启超、孙中山先生等人一样，有着一般使人慑服的魅力，能使人倾心，也能使人破畏。李敖就是这样奇怪的一个人，他仿如一个矛盾体，既圆滑又耿直、既坚强又有使人意想不到的软弱一面。“似此奇情千古无”，该是李敖的最佳写照。

如今哪复沧海日，钟声无恙我将归（马家辉）

——评析李敖的三场演讲真义

李敖56年没离开过台湾半步，一直对外宣称的理由是不敢搭飞机，可是，到了往访中国大陆前夕，他却忽然宣布：“我是个勇敢的人，怎可能不敢搭飞机？那是骗人的话。我只是不愿意离开而已。”

如此翻云覆雨，显然非常李敖，也正好预告了他在中国大陆的演讲表现：老子就是要让你们捉摸不透；何者是真、什么为假，全部由老子自己说了算，你们谁都没资格也没能力预先评论。

综观李敖此行，从出发到结束，确如一场真中有假、假中含真的幻术表演。你以为他到了中国大陆会对共产党哈腰捧场？当高官同志伸手迎接，顽童李敖原来早已在手掌里暗藏了一个电击装置，一边握手、一边把主人电得脸容失色。你以为他在第二和第三场演讲会乘胜追击？才子李敖却扯开“老子放你一马”的笑脸把你夸张地吹捧几句，吹捧得连你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连你自己都不会相信那是真话。常被称为“李大师”的李敖有如站在拉斯韦加斯舞台上的戴维高柏飞（wjm_tcy注：大卫科波菲尔）右手使你震骇，而当人们犹在惊讶之中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他早已弯腰鞠躬，转身走向幕后，剩下错愕的观众争相拆解幻术里的破绽与窍门。在北大演讲完毕之夜，李敖返回酒店房间，在浴室里独自面对镜子，一定仰天狂笑；做了多年电视节目，他耐心等待的恐怕就是这一天，木马屠城，纵身登陆，把你吓个措手不及。

三场演讲，李敖到底说了些什么？

如果把幻术里的干冰云雾吹散，如果观众看得确够冷静，其实不难发现，李大师说来说去，只不过是解释说明了、也亲身示范了“自由”的真谛。

56年来，李敖在台湾，鼓吹胡适的自由主义不遗余力，并且身体力行，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放言高论和奋笔疾书，替自己拓造了一页辉煌的禁书史和另一页悲壮的自由史。这56年的抗争经验应该足让李敖明白，所谓“自由主义”其实包含了两个部分：一是“自由”，二是“主义”，在嘴巴上高喊“主义”可能仅是阿Q式的精神自慰，唯有切切实实地在行动上争取落实“自由”，始能算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

没错，李敖在清华大学的演讲里公开宣布自己“放弃自由主义”，但别忘了，若把自由主义的逻辑推到极致，一个自由人当然有权利、也应被容许有权利去放弃自由主义，这是自由主义的最大吊诡，亦正是自由主义者的终极境界，李敖义无反顾地走向了这个目标，他说，老子不要自由主义了，可是，请给我自由。

是的，必须由“只要自由，不要主义”的角度出发察看，我们才可理解李敖的演说真义。在北大的演讲里，李敖把“自由”诠释为“心灵的解放”，鼓励观众将想象放置于中国前头的一切可能，包括消灭共产党的可能、包括要求共产党服务人民一千年的可能。在清华的演讲里，李敖在宣布“放弃自由主义”以后，把“自由”落实为一张具体的清单，提醒共产党认真看待《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的自由保障条款，也煽动人们督促共产党认真看待《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的自由保障条款。在复旦的演讲里，李敖再次把“自由”定影为实实在在的生命选择，无论是骂共产党或不骂共产党，不管是金刚怒目或菩萨低眉再或尼姑思凡，甚至是告别马克思或期盼胡锦涛，人们都应该被允诺行动的自由。

李敖在中国大陆的三场演讲里，对于中国共产党，或捧或嘲、或夸或笑，惹来了两极的争议；有人恨他骂得不够狠，有人嫌他赞得不够大，总之，都有不满意的地方。讽刺的是，在一片喧哗议论里，似乎没有哪位学生或老师愿意好好反省，为什么明明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摆在眼前、中国共产党明明没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的自由保障条款，为什么竟有这么少的中国人愿意、敢于挺身力争？当大家在批评李敖这个批评李敖那个的时候，可曾深切想想自己到底解放了多少心灵、争取了多少清单、落实了多少行动？李敖在演讲里的冷嘲热讽，又岂是只为了针对中国共产党？他难道不是同时针对于中国人民，尤其是坐在大学殿堂里的中国精英？对于李敖的三场演讲，这些只会期待李敖骂共产党或赞共产党的中国精英，到底听懂了多少、领悟了多少？

56年了，李敖从大陆到台湾、再从台湾回到大陆。到了北京，甫下飞机，他感慨了一句“我终于活着回来了”。其实，李敖之精彩与难得，岂止于“活着回来了”？他的真正动人，在于他还能生龙活虎地笑着回来，并且在连场演讲里，令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哭笑不得。

李敖于20多年前曾写句子：“苦心岂免含冤怨？求全难燃已死灰。如今哪复沧海日，钟声无恙我将归。”李敖会否再归大陆，无人得知，但于多年以后，愈是经历了沧海桑田和劫灰飞灭，中国人恐必愈会在幽幽钟声里怀念这样的一位自由主义者，不，自由实践者。

我和李敖的第一次见面（马家辉）

喜马拉雅衰仔日记——马家辉第一档港普脱口秀

朋友们听我声音有点沙哑，因为我刚起床不久，赶快录音。……那我特别强调4月25号是有意思的，因为每一年的4月25号，我看以后也是会是蛮特别的日子，为什么呢？那因为4月25号是我的长辈，台湾作家李敖的生日。当然李敖在2018年3月18号已经去世了，一眨眼今年2021年的嘛，所以等于从2018年4月25号到今年的4月25号都是他的冥诞。他去世的时候83岁嘛，今天是他86岁冥诞，那我当然就要谈一谈李敖，因为李敖跟我们的主题大烂牌小确幸就是很有相关的，而且李敖对我的生命影响也大。

我以前在不同的节目、不同的文章、不同的演讲也提过，今天这一集你有福了，我们比较具体有系统的谈，也比较感性的谈吧。4月25号，86岁李敖冥诞。李敖1935年出生，后来跟着家人就去了台湾，从小喜欢读书，非常聪明的人。你知道李敖讲话的风格大言不惭，或是说很有自信心。从小就反正很聪明，读书别人读不到的，没有感觉的部分我就读得到感觉到，所以从小就问老师很多问题。他在东北长大嘛（wjm_tcy注：两岁就去北京了，哪是在东北长大），人在北平住过，看着日本鬼子骑着马在他家门前经过耀武扬威，所以家仇国恨，他非常痛恨日本人，所以他一辈子活了80多年，最高兴的事就是看到中国站起来了，不必对日本低着头，他从这个角度来看待个人跟国家的关系的，这有他的姿态。这个姿态不管在两岸三地受到肯定，也受到争议。

李敖从中国大陆跟着他家人1949年去台湾，带着他的书，他已经很多书了，因为他励志以后写一本东北的历史，好像特别集中在东北的钢铁，拓展资源的历史，后来当然没写。这一点好多人说李敖很可惜，这么聪明，读书这么好，他是有一点过目不忘能力的，而且也笔头勤快做笔记，他有他的读书方法，所有接触到的文字、纸，都分类保存的很好，整理档案能力非常高。请注意他活在一个没有电脑的年代，当然到他七八十岁有电脑，可是他就不需要去用，其实他用的分类啦，做笔记啦，方法啊，有一点像电脑的分类法啊，把什么档案可以复制，然后再偏旁分类，他也是看到一本书，哪几页他就那个撕下来或是说读到报纸有提到什么事什么人他就撕下来，后来有影印机，他家里就把它影印下来分类。以后每个人比方说他想写一些关于马家辉的文章，他就马上拉开他的抽屉，很大很大的一个柜，像做特工的一样，找出马家辉的档案里面马家辉写过的事情，别人写过马家辉的事情，他对马家辉的感想，都在里面，他就写了。所以李敖说我不需要电脑，我人脑比电脑更厉害，我是唯一能够打败电脑的人脑，这就是李敖。

可是一辈子这么聪明这么勤快，写很多很多的书，包括了政论、散文、历史、考据，还有小说，好多人都觉得可惜，因为不管他写什么小说，绝大部分都是跟政治，跟一时一地的情况有关系，骂人的骂人，评论政治的评论政治等等。我们不要忘记，当一时一地的事情过了之后，一切烟消云散，那你留下了什么呢？这是第一个，因为你被一时一地的题材的关注左右，你写的材料很容易就随着那个事情，随着那个时间，别人烟消云散，你也烟消云散，这也很可惜。二来呢，因为李敖如此聪明，他不是普通的头脑了，我相信人有后天也有先天，谁执着任何一方面都是真的是执着偏见了，就是我常说的先天后天都有嘛，而且都重要嘛，就像一辆马车有四个轮子，或是说一辆脚踏车两个轮子，你总是问到底是前面的车轮比较重要，还是后面的轮子重要呢？你倒过来想就清楚了，到底哪一个轮子不重要呢？它能缺哪一个轮子？都不能缺嘛！对吧，所以不能说哪一个比较重要，其实说都重要，都不能缺少先天后天。而他先天头脑这么好，后天那么勤快，那么用心，家里藏书很多，大家都知道的。就应该写一些比较不管从文字文学语言艺术上面看的，还是从那个知识思考也好，材料也好，角度也好，比较能够留下来的东西大家都会去对于整个知识系统或者是说从整个看事情的视角能够留下来的，像哲学的思考了，历史的真的研究了，比较不会辜负他的头脑跟努力。

所以我听过一位台湾朋友，是前辈说的就是很可惜了，李敖把自己写小了，本来可以很大很大很大的，他因为执着于一时一地的题材就把自己写小了。当然李敖先生特别晚年经常提醒自己不要被一时一地的题材限制，他要写世界性的、国际性的、经典性的、永恒性的，可是好像很不幸，还没做完这方面的工作他就过去了，83岁。

那我认识李敖好早了，我想1981左右吧，我在香港书店看到一个书谈李敖的，说他的生平的事，我就觉得好奇怪好有趣的人，又聪明，而且长得蛮帅的，东北人，那种高个、聪明、幽默、风趣、学问大、文字好。然后从那本书我就去找李敖的书来读，那也惊为天人嘛，深深被撼动受影响。那时候我大概18岁左右吧，十七八岁，然后我居然就立志要写一本关于李敖的书，李敖研究，所以就像着魔一样，像你们现在说追星，还从香港跑去台湾，然后我父亲也由得我而且支持我，甚至我父亲在报社工作，报社一些长辈们也透过关系给我安排去台湾去了几趟，买李敖的著作，还有收集关于李敖的书的文章，都去搜了。那时候没有网络真的很麻烦，我们要找什么书什么文章有时候真的要花好多钱、时间飞过去找。后来材料准备的也差不多了，就再去一趟台湾，也去买书，然后就去找了李敖了，想起来真是好笑，胆子也大。

我透过当时跟李敖很熟的远流出版社老板王荣文，当然王老板不认识我，可是我年轻嘛无惧嘛，没有恐惧脸皮厚，去出版社然后好像交了一封信，说我希望见到李敖先生访问他，完成我的那个李敖研究，能不能帮忙推荐、引荐？那后来出版社老板联络我，然后就真的安排我去了，那我就终于去登门拜访李敖先生，李敖就请我吃饭吃牛排。我曾经说过，当年说我请你吃牛排是很隆重的，80年代在台湾吃牛排，牛肉是进口的是贵的餐，请你吃大餐吃牛排，跟我从他家走路去一家西餐厅吃牛排，午餐聊天。

当然李敖非常风趣幽默，他比我年龄大，他1935年4月25号出生，我1963嘛，所以他比我大28岁。唉，才大28年！可是对于年轻的我来说，可能你也有这种感觉，那你年轻的时候，对方别说比你大28年了，就算比你大18年、大8年，你都觉得他是老人，好像好大了，年纪差距很大。可是当你自己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就觉得还比你10年15年20年，其实没什么，你都好像是同一类人一样，都是中老年，我说老人，我说这差不多的人。反正我当时觉得李敖年纪很大了嘛，其实他当年还没到50岁，还45岁啊，想起来很年轻。

坐下来聊天，我还记得后来聊天里面的内容我也在不同的地方提过，因为印象很深刻，像我谈到一些人生理想的时候，李敖这样跟我说，我也把这个转述给诸位作为鼓励，他说：家辉，你还年轻，你想象不到生命里面很多的打击、攻击是很难受的，你的意志是很容易屈服的、很容易投降的、很容易改变的，你以为你自己不会投降、不会改变吗？对不起，你很容易会的，所以不容易坚持下来，所以有时候坚持下来就是胜利。当然他讲话到最后一定要称赞自己，他说我李敖就是这样，我李敖没有变，一直上来写文章，受当时60年代的他所说，当时就是李敖年轻的时候，20来岁出道写文章批评学院的、教育界的、文化界的，然后受到很多围攻，他的前辈们的围攻抹黑等等，还有后来他写政治的也受到很大的围攻，很大的攻击跟压制。

wjm_tcy注：本以为马家辉有跟李敖有什么特殊的故事，结果都是马家辉无聊的评论，简直浪费我的校对时间，所以省略那些废话。

……

好了，那李敖吃饭就说：家辉，我李敖还是我，我还是爱斗争的，我相信有仇不报的人就是有恩不报的人，所以我报仇其实也是我很一贯的人品，就是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嘛！这个人假如有仇都不报，好像动不动就说宽恕原谅等等，他表示他经常是忘恩负义的，所以李敖把仇跟恩这样联系起来看的，这是他的看法。年轻的我当然也听进去也相信了，可是李敖其实他说自己没有变，我倒是变很多，过了40多岁，我早就过了李敖跟我坐下来吃牛排的年岁了，很多李敖告诉我的事，以前我同意的，后来我就另外有想法。像这个有仇不报的人真的会是有恩不报吗？很难说的，有时候什么是仇，仇有时候是一种事情的真相，别人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是仇吗？可是有时候是一种感觉或是说另外一种看事情的角度，别人为什么要做对不起你的事呢？你有没有想过会不会是你也做过甚至先做过，甚至做了更大的对别人不起的事呢？所以这个所谓的仇往往只是报应，所以有仇不报，反而我以前受李敖影响，对于仇这个字很看重，后来年纪大了就觉得反而看中的是报这个字，报应的报，也是报仇的报，也是报恩的报，所以有时候只是你自己播的种，自己种的苦果，自己结的仇怨就报，报你就认了，甚至把它化解，把它忘记就好了。

…… 有一回香港书展来邀请李敖来演讲，我当然陪在身边，然后晚餐吃饭同桌有一位好像北京来的学者不太讲话，学者嘛，因为有些年纪了，六七十岁，那我们就看到李敖总是每两三分钟就要想个话题，从1927年谈到1949、1957、1967等等，一路谈总师找话题，然后特别点名那个教授，一定要听他表达意见，然后那个教授有点尴尬，看起来可能不太喜欢讲话，或者是说不愿意跟他讲话。唉，终于被他挑到了，谈到一个关于60年代中国大陆发生的事情的一些看法，那个老教授就讲了意见，然后其中一两句话就被李敖抓住那句话就反驳他，李敖就发表自己的高见，一讲讲了10来分钟。他也讲得有趣，其他人在餐桌饭桌旁边讲话10来分钟闷死你了，我们就觉得这个人讲话怎么自己讲的话题不顾别人感受。可是李敖不一样，他语风很厉害，也很幽默，你会听得很过瘾而且觉得不够。我交往过的几个朋友你都不会嫌他讲太多，只会希望他讲更多，然后一位是李敖，一位是窦文涛，一位是梁文道，一位是作家阿城，一位是马未都马爷，还有陈丹青，真的是名嘴。这些人一讲话，你会觉得听着不够很过瘾，而且每个人有他的风格（wjm_tcy注：把李敖跟这几个人比较，简直是侮辱李敖）。

那后来我那个李敖研究的书就写成了也出版了，完成了我的心愿，当然花了我很大的力气，在我21岁那一年就出版了……书名很有意思，叫《消灭李敖，还是被李敖消灭》，这因为李敖喜欢斗嘛，不断写文章跟别人斗，所以李敖自己也说，好像你假如不消灭我，就等着被我消灭吧。你不想被我消灭，你就必须要消灭我，那到时候最后看谁赢的啊，这是你要顽强的斗志。坦白说这书名也是他建议的，他说家辉只叫李敖研究多不过瘾，叫《消灭李敖，还是被李敖消灭》不错，你考虑一下。唉，我说好极了，就用这个书名，却之不恭啊！李敖其实还暗示作个序，可是我没有叫他写序，觉得我这个书研究你的，谈你的政治思考，谈你的文化思想，然后请你写序，好像影响我的公信力，没有请他写序。倒是后来书还没出来，然后就写了一封信给我，三、四页的信大概也谈一下，我的书后来还是把他的信放在里面，可是不当做序好了。

……

李敖文化之旅（邱立本）

李敖永远让人出乎意料之外。他在七十岁时首次离开台湾，重访北京故国，也让各方跌破眼镜。他以昔日批判国民党的力道，在电视现场直播中暗讽共产党，语惊四座，让党政官员一脸错愕。

李敖批判的武器是幽默和插科打诨。他在嬉笑怒骂中调侃意识形态和权力人物；他像安徒生童话中的孩子，无情地揭开皇帝的新衣，让今年北京秋天的童话，戳破那些多年来残存未逝的政治神话。

但李敖幽默及“不正经”的背后，是他沉重的历史感。他说重返今日现代化的北京，不用再看到当年日本占领部队的军马在北平街头耀武扬威；他看似为“六四”镇压而辩护，但他其实是希望中国能走出“六四”的魔咒，并记取历史教训：人民权利必须“智取”而不是“力夺”。

这也是李敖对中国大陆变革的期许，必须从历史的智慧与智慧的历史中寻找出路，不要陷进内耗的漩涡。在中国民营企业崛起、“非公经济”在GDP过半之际，经济力与社会力澎湃，制度建设与创新是中国必须面对的选择。

回归宪法就是李敖的愿景。他说他在中国大陆不是倡导自由主义，而是倡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自由主义者理想的人民权利，其实都在这部宪法明列，只是多年来被荒废、扭曲，成为没有人记得的政治孤儿。

但胡锦涛与温家宝没有忘记这个政治孤儿。在胡温上任之初，回归宪法的想法也曾一度提出，但不旋踵间又淡化，尤其在解释宪法及“党大还是宪法大”的问题上，高层都缺乏公开表态的机会与勇气。

但李敖神州之行带来了新的机缘。他使社会上或显或隐的改革力量惊觉，政治改革的灵感其实不假外求，一切从宪法开始，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这也成为两岸关系的突破口。如果李敖的言论不受压制，不会成为“强硬派”反击的藉口，那么台独的力量就失去攻击中国的藉口。如果中国确能回归宪法，台湾民众对大陆的向心力必然急速上升，则两岸分裂的问题就会随风而逝。李敖在神州的震荡之旅，最终也是化解台独之旅。中国统一、民主化及富强的未来，也不再是李敖和中国人遥远的梦。

李敖为何偏偏不骂我（林清玄）

提起台湾作家李敖，在华文阅读圈中可谓名响铮铮。这不仅仅是李敖多产而又影响深远的作品使然，他那特立独行、侍才好斗的个性，他那口无遮拦，笔似投抢，铁肩担道义的思想和文风，以及两次下狱，矢志不渝的傲骨，尤其令人敬佩感怀。

在台湾从“总统”、政要，乃至稍有影响的头面人物，鲜少没有被李敖骂过的。但林清玄却是李敖极少没骂过的人之一。李敖在他不久前出版的回忆录《快意恩仇录》中有过提及，林清玄在与笔者交流中也谈到了这一点。

众所周知，李敖被“解严”前大搞文字狱的台湾当局两次下狱。在当时的那种“白色恐怖”下，周围的人惟恐避之不及，而于报社供职的林清玄不仅大胆地在报纸上撰文《我所认识的李敖》声援他，使更多的人了解、认识了李敖，同时也认清了当局的腐败和黑暗，而且李敖出狱后，林清玄又在报纸上为他开专栏，使李敖的激进文辞和才华得以充分的施展和发挥。

有趣的是，在谈到二人的交往时，林清玄道出了李敖鲜为人知的另一面：性情、促狭、诙谐幽默。林清玄说，李敖有两点是大家比不上的，一是勤奋用功，狱中八年，他不但没有消极妥协，打发时光，而是读完了《大英百科全书》、《二十五史》、《蒋介石传》等书，不仅挑出了《蒋介石传》中的二百多处错误，还能倒背如流出其中任一章节段落，以回击那些打压他的“喉舌”们。二是善于独处，不怕寂寞。“解严”后的台湾当局对文字狱的受害者做出赔偿，枪毙的800万，坐牢超过20年的600万。李敖获赔100万。李敖说他太太因此很不高兴，说，应该把李敖抓进去再关几年，当局好多赔点钱，众人皆笑。（wjm_tcy注：这个笑话李敖是这样说的，台湾当局对政治案件受害者做出赔偿，坐牢超过20年和枪毙的赔偿600万，李敖第一次坐牢5年8个月，赔偿260万。李敖太太就笑着问李敖：现在枪毙还来得及吗？）

林清玄有一次去李敖家作客，发现李敖将自己开给他的稿费单都裱糊在墙上，从没去领过。林清玄问他为什么，他说你们开给我的稿费远不及我的文章价值高，所以我拒绝领取。回去后，林清玄将这件事报告给了报社的老板，老板于是一次性开给李敖200万稿酬。林清玄出国旅游，临行前请李敖帮助照看一下家，请他到期代缴一下水电费。返台后，林清玄即及时将李敖代付的水电费还给了他，也没跟李敖要收据。多年后，李敖有次拿出收据促狭地对人说：别看现在林清玄火啦，当年他落魄得连水电费都交不起，还得我替他支付。弄得听者云里雾里，难辨真假。

这就是李敖，既善于斗争，讲求策略，又不失其率真、生活的一面，让人觉得他既浑身是刺，又能敬而近之。

《光明日报》 2001年5月10日

怎能忘了你是谁？（刘长乐）

——追忆李敖先生

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刘长乐

有时，我们很难真正看清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天分极高、文笔一流、每每让人拍案惊奇的人物。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近距离驻足，往往会在不经意间发现他悄然隐身的另一面，往往会超越日常的局限，来到心灵的水面，感知生命的真相。

2018年3月18日10点59分，李敖先生辞别人世，终年83岁。虽然知道这一天早晚要来，但仍禁不住悲从中来。

2017年2月间，李敖先生因左脚行动不便就医，竟发现罹患脑瘤，所幸为良性。这个不幸的消息为我们留下一线光明，为善良的愿望留下了想象的空间。乐观的李敖还策划了《再见李敖》的节目，希望与家人、友人、仇人做人生中最后一次会面，谈谈如何相识，如何相知，如何相爱又相杀。

然而进入5月，先生因放疗引起急性肺炎入院，不久后出院，旋即又再次入院，并直接报了病危。我得知情况后，准备紧急赶往台北探望。但先生得知后，却不同意，大约是不愿让我看到他浑身插管的样子吧。他让儿子李戡拿出纸笔，写下“长乐吾兄”四字，李戡怕累到他，不让他再写，用电话告知我这一切。先生想说的，我都明白，惟有双手合十，向台北的方向遥祝平安。

先生果然是生命力超级顽强之人。一周后，炎症消失，撤掉了呼吸机，护理师让他说出自己名字，他居然有心情开玩笑说，“我叫王八蛋”，让人忍俊不禁。大家想起了先生那句恶作剧般的名言：“我骂人的方法就是别人都骂人是王八蛋，可我有一个本领，我能证明你是王八蛋。”难怪先生的好友陈文茜感叹他是“九命怪猫”。

11月，我们赴台看望先生，被允许穿上严实的防护服、戴着大口罩进入病房。先生睁大了眼睛，紧紧拉住我的手颌首微笑，但他嘴里的话，却有些含混。先生有一种雅好：收藏不同年代的万宝龙钢笔。这种笔制作精美，书写流利，被尊为笔中“大师”。我过去见他，常会带这样一支笔当见面礼。而先生此人，讲究不欠人情，这次收下钢笔，下次回馈字画，相互馈赠成为我们的一种情谊。甚至有一次，他高调回赠我一幅明代书画大家董其昌的书法，给了我意外的惊喜。这一回，为了鼓励他缠斗病魔，我特意挑选了一支万宝龙毕加索限量版金笔当礼物送给他。先生看到这支笔，双目放光，握在手里用力挥了两下，似乎在表达对我们这份情意心知肚明，要坚强面对眼前的一切。

2018年3月初，听说先生病危，我因公务在身，委托妻子前往台北李敖家中问候，心中已然知晓先生距离大限之日不远矣。

俗话说，天妒英才，造化弄人。先生是凭借自己的脑力安身立命，傲立于文学之林的，但疾病恰恰对着他的脑子下手。现代科学认为，世界上没有技术办不到的事，要延长人的寿命，并不需要等到耶稣再次降临，只要有科技专家就够了。然而，眼前的事实是，哪怕是身体里的某一部分细胞给你捣乱，你就会束手就擒。人就这么局限，这么无奈。任你如何豪情万丈，思接千载，任你如何狂放不羁、神采飞扬，自信人生五百年，也奈何不得一个小小的细胞。

想到此处，更觉得我们应当在还能主宰自己的身体和意志时，学一学李敖先生的活法：“做自己认为自己做不到的事，做别人认为自己做不到的事”。“凡是不了解的现象，我总是勇敢地迎着它走上去，不让它吓倒。我高高地站在它的上面。”

无论怎么看，先生都算得上20世纪30年代那批中国文化大师的一缕余脉。早年，先生认定胡适是真正的文化旗手，他说：“先一代的蛟龙人物，陷在这个岛上的，我看来看去，只有两个人够格：一个是胡适，一个就是殷海光。”殷海光，是台湾《自由中国》的创办者，名声如日中天，但李敖认为自己很快会超过此人，而胡适却如大海，要浩瀚丰富得多。胡李二人第一次见面时，胡适笑称，你简直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意思是我胡适自己写的东西都忘记了，你却如数家珍。先生颇为得意地认为：胡适“显然把我看作北大系的一个传人”。

先生曾经就读于大陆和台湾的名校，国学底子厚，大陆情结深，是知名的文坛怪杰。他身上有一股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威武不能屈的傲岸之气，不向权势屈服，不向官府献媚，坐牢也罢，查禁也罢，就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因为反抗国民党的党禁和对言论自由的打压，他几次坐牢。他更痛恨“台独”，他的名言是“不能因为五十年的分歧，割断了五千年的文化”。

先生博闻强记，著作等身，被称为国学大师、历史学家、时事批评家、诗人，自誉为百年来中国人白话文写作“第一人”。《李敖大全集》共80册，3000余万字（wjm_tcy注：80册未出版，目前只有40册，李大师说是1500万字，但经过我校对后，发现不到1000万字。），内容包括小说、散文、杂文、历史研究、文化研究等，可谓巨笔如椽。他“以玩世来醒世，用骂世而救世”，100多本著作竟有96本被禁，创下历史记录，被西方传媒称为“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批评家”。

先生口才一流，形象俊朗，在台湾多家电视台主持过10档电视脱口秀节目，他敢爱敢恨，嬉笑怒骂，口无遮拦，妙语叠出，从不按套路出牌，却屡创收视率新高。不过也因为他的“毒舌”，被抨击骂过的各色人等超过千人，为电视台惹上官司。

我结识先生，是20多年前的事儿了。虽然当时凤凰卫视刚刚开播，但我与先生神交已久，缺的是一个时机。正巧，我与凤凰《时事开讲》的评论员曹景行一起到台北，他介绍我与先生见了面。记得当时先生见面就调侃曹景行：“你老爸曹聚仁我比不过，因为他发表的东西有4000万字，但是他没有我写得好。”

我们与先生的第一次合作成果是《李敖有话说》（2004年3月-2007年1月），开创了大陆第一档由一个人主持的电视脱口秀。那时候，由于先生快意恩仇，经常由着性子指东骂西，台湾的电视台与他合作没有超过一年的（wjm_tcy注：此言差矣！周荃的真相电视合作了有五六年了。），连他自己都悲观地说，我做节目如同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走到哪儿算哪儿。对于凤凰卫视来说，《李敖有话说》节目风险极大，两岸关系敏感，一旦涉及言论底线，覆水难收。因为有风险，广告商不愿投，这个节目连续三年没有一分钱的广告。但是，我们觉得先生是中国文化之中一个标志性的符号，一个可以沟通两岸的重要人物，其作用无人可以替代，因此，有风险也要上，有压力也要扛。

《李敖有话说》一做就是735集，先生非常敬业，摄影棚里热浪蒸腾，一次录影要汗湿几套衣服，但他从未叫苦，从不因为年龄关系而推卸工作责任。当然，也多次发生过拧着劲儿干的事情，有时，他故意录一些让人头疼不已的节目，要求必须播出，否则就让你们开天窗。每当这种时候，都是我出面协调，好言相商。有一次，先生甚至说出“我与凤凰情缘已尽”的话，我却告诉他，我们交朋友，讲究长远，讲究情义，讲究担当，您想“翻儿”，我们不跟您“翻儿”。

我们的态度，感动了先生。有一次，他在节目中说：“在我们的祖国，有一个人为了我吃了不少苦头，他的名字叫作刘长乐。”“可是，我一点都不可怜他，什么原因呢？我们这种人，为了一个理想的实现，牺牲别人在所不惜，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

我想，牺牲就牺牲吧，没有胸怀，怎么能让政治观点尖锐对立的两岸真正实现文化交流呢？通过这个节目，大陆党政军商和知识精英得以深度了解台湾，对台湾的社会真貌有了总体把握，领悟了两岸交往的玄机。

我一直相信，文化交流能产生文化奇迹，能跨越政治藩篱。为此，凤凰卫视策划了大型电视行走系列节目——“李敖神州文化之旅”。2005年，我先后多次拜会先生，与他探讨重回大陆的可能性。先生开始一口回绝，但我的理由也充分：很多从大陆出去的文化大师，如胡适、钱穆、林语堂、于右任等，最后都没能再回自己的故乡。如果您能回来，不仅了却自己的心愿，也能让整整一代人圆梦。

永远的乡愁终于打动了先生，从2005年9月19日到30日，先生与凤凰卫视共同开启“神州文化之旅”，走访北京、上海、香港三大都市，在北大、清华、复旦三所大学演讲，参观三地著名景观。这一趟，先生尽享一个学者的殊荣，所到之处，记者蜂拥而至；举手投足，相机快门咔咔声连成一片。他的演讲一票难求，在北大，因为学生过于拥挤，先生一度被人群推着“漂移”出去好远，幸无大碍。为了欢迎这位漂泊一生的游子，故宫拿出了稀世珍宝《韩熙载夜宴图》、《三希堂法帖》，《伯远帖》，国家图书馆让他“深入”地下二十多米深的地库中看了敦煌卷子。为了让他圆梦，我们陪他走访了北京新鲜胡同小学、北京四中、上海市东中学，他在这三个学校读过书。当看到自己童年时的老师时，70岁的先生口喊恩师，单膝跪地，紧紧握住老师的手，呈上半个世纪的思念。

还有一个特殊的故事，我一直没有对外讲过。先生写作，是典型的“独行侠”，没有文字助理，也不用电脑，书稿、演讲稿、札记、节目串词，全靠夜晚一个人爬格子，每天都忙到深夜。那次，当他来到上海，准备复旦大学的演讲稿时，疲劳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了，但他仍像往常一样，应付完记者和仰慕他的粉丝，独自一人关起门来写稿。第二天，我去请先生吃早饭，一推门，见他和衣躺在沙发上。我问，什么情况，怎么跑到这儿来睡？先生的脸一下子红了，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一样。他告诉我，昨晚累过劲儿了，黎明前才睡下，结果很不幸，尿床了。我看到，他用一块浴巾铺在床上做掩饰。于是，我们相视哈哈一乐，算是解嘲，但内心里，确实佩服这位老者精进奋斗的顽强与拼搏。

56年没有出过远门的先生，第一次坐上飞机的头等舱时，空姐把他的座椅打开，示范如何躺下，先生看得愣住了，口中喃喃道：嘿嘿，我简直就是一个“老土”。下飞机走上电动滚梯，他又问：“这是什么东西？”我只好回应，“这东西是为了让你走路省点劲。”

先生用一个喜剧细节，结束了为期12天的“神州文化之旅”：他在香港机场发现迎面站着一位漂亮空姐，便满脸堆笑上前招呼，走到跟前才发现是一张真人大小的相片，不禁哑然失笑，侧身揖别。

李敖，这个发誓不离开台湾的“大陆人”，这个永生难忘大陆的“台湾人”，终于回家。这是文化人对“文化原乡”的认同，这是海峡两岸对一个中国的认同。

先生的好友陈文茜说，李敖“一直被埋没了，一直要等到70岁，人书俱老，这位天才才在奇特的两岸氛围下，站上了没有人可以否认的历史舞台。”

此后，我们又两次陪同先生来大陆，一次是2010年8月到上海参观世博会；一次是到广州黄花岗寻访七十二烈士墓。

抵达上海时，是一个大雨滂沱之夜，先生对记者说，“我最期待的是世博会的中国馆，因为我爱中国。”先生到台湾馆参观后说：“台湾只是全世界的五千分之一，虽然我们很努力，但对于整个世界而言我们很小，如果想要它变大，就要承认它是中国的一部分。”

先生还参观了中共一大会议旧址，看了17岁的邹容写的《革命军》手稿，还有28岁的毛泽东参加会议时的蜡像。先生说，为了救国，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今天的机会，我们要珍惜。

先生还特意去杭州参观了藏于浙江博物馆的《富春山居图》。他告诉人们，“我为什么这么有兴趣呢？除了艺术的纵深，还有象征性的目的，就是经过乱世，这幅画能让两岸合在一起，当然有会心一笑的故意。”

2010年11月，我们陪同先生参观了广州的黄埔军校旧址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1911年，孙中山与同盟会骨干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失败，散落的烈士遗骸被收殓安葬于此地。先生虽然是第一次来到此地，但在学术上已经对这里进行了丰厚深入的考察，他随身带了自己的新作《七十三烈士》，称自己想写这本书想了50年。

让我们特别感恩的是，先生在《富春山居图》合璧展时的鼎力相助。《富春山居图》是元代画家黄公望的作品，被称为中国山水画的巅峰之作。该画于清朝顺治年间遭遇火焚，断为两段。前半段《剩山图》藏于浙江省博物馆；后半卷《无用师卷》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300多年来，两卷始终不曾谋面。为了名画“合璧”，我和凤凰的同事奔走于两岸之间，见了无数人，说了无数话，只求好事成真。而先生为了帮助我们，亲赴浙江省游说，那种让两岸合在一起的诚挚话语，最终打动了官员和学者。

2011年6月，“山水合璧——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在台北故宫开展，先生到场讲话，感叹一张名画历经乱世、人祸、火焚、剪接，终得重聚。紧接着，他又在台北做了一场人文讲座。他说：“有一个有心人，在6年以前就告诉我，要把海峡两岸的图合在一起。这个人就是凤凰电视的总裁刘长乐。当初他跟我讲的时候，我还以为他说笑话，因为推动这个案子非常难。现在经过千辛万苦，两个图合并了。如果《富春山居图》有灵魂，361年以后它会怎样想？会‘惊知己于千古’，惊叹在百年以后遇到了知己。同时可能隐含了一个象征，政治氛围把海峡两岸分开了，可是这张名画居然能够珠联璧合，也把两岸合在了一起。”

先生的历史高度，使人们感知文化瑰宝的同时也反思战乱与分离的悲情与教训。

与先生接触多了，得知他是一个惜时如金、拼命工作的人。他告诉我，多年来他的工作时间是“白加黑”“五加二”“夜总会”“两眼一睁，忙到熄灯”“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没保证”。他对自己的要求是一天至少写3000字，从早写到晚，累了困了，就躺在书房的地上睡一会，如果因为有事没有写，那是一定要补上的。有时感到口渴了要喝口水，才发现上下嘴唇都粘住了。他外出读报，看到有用的资料，一定要立刻撕下来，夹在上衣口袋的小本子里。他说：“我看到有用的资料，立刻要把它变成自己的白纸黑字，如果写的时候再去查资料，那一定就跟着资料走了。”那个上衣兜里的小本子，也是他的宝贝，有时与你说着话，突然就不吭声了，掏出小本，低着头写上一阵，才如梦初醒般问：“刚才说什么？”

这样的治学精神，成就了他的人生。

对自己的家人，先生表现出他性格中深情、细腻的一面。在清华演讲时，他儿子李戡和小女儿李谌的名字写成纸条，贴在讲桌上，提醒自己要介绍两个孩子，让他们感受父爱的温情。在故宫参观时，他一路拉着儿子的手，细细讲解。

他解嘲说，我把儿子、小女儿带来见识这个场面，是因为他们在家老欺负我，这次给他们看看，你家老爸蛮吃得开的。我女儿四岁就是共产党，到我面前眼泪汪汪地说，妈妈骂我，我不喜欢妈妈，爸爸我喜欢你，你抱我。这就是共产党，为什么？“妈妈骂我”是叙述情况，“我不喜欢妈妈”是划清界线，“爸爸我喜欢你”是展开统战，“你抱我”就是提出要求。她有点胖，我跟我太太商量好，不让她多吃。有一天晚上，我看到她开冰箱偷吃东西，我也不敢骂她，上楼告诉她妈。女儿跟我就“翻儿”了，说你不是男子汉你告密；你70岁了你是老头；你墙上挂着裸体女人你是色情狂。你看，就这么点东西没吃到，她就翻脸宣布我三大罪状。

李戡到了上大学的年纪，父亲有意让他到北京读书，于是他在高考后放弃了台大的录取书而转投北大。李戡说，我的父亲李敖以未念北大为憾，我愿我能超越分割了六十年的海峡，振翅高飞，给台湾留下片羽，为祖国闪出吉光……

李戡被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录取后，我们知道他人地两生，委托凤凰的工作人员提前为他安排吃住，四年间一直保持联系，并介绍他到凤凰资讯台去实习。面对儿子的表现，先生说：“儿子比我可怕，我只会越来越老，他会超越老爸，指日可待。”逮谁骂谁的李敖大师，终于在儿子面前服软了。

2016年，先生在美国读书的小女儿李谌也到凤凰卫视香港总部实习，自称见了世面。

李敖先生虽然自称是一只猛虎，但也有舐犊之情，其用心之细，用情之深，让人感动。“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先生就是这么一个人。

生离死别，刹那就是一生。

筑文为冢，纪念不舍得走散的人与事。

3月19日，我们来到李敖先生的书房，却见人去楼空，唯有书海留香。满墙满地堆积如山的书籍与资料里，有不少贴着标签，划着重点，折着书页，保持着工作状态，但它们等待的主人却已经远走。墙上的一帧照片上，先生竖起一根手指，放在唇边——李敖今天没话说。

在台北第一殡仪馆，我们见了先生最后一面。先生面容安详，肤色白净，头发基本上是黑的，显得比常人年轻。先生青春不老的秘诀在于学无止境，创作无止境，奋斗无止境。他70岁后开始用英文写作，80岁后还有一年写一本书的高产状态。奋斗的生命永远年轻，这是我告别先生时的感慨。

这天台北的傍晚，云淡风轻，华灯绚烂。

在举首可望的天空，晚星月影的远方，仿佛有先生的声音：对人生，我有某种程度的悲观。《新旧约全书》有一段说：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死”。我告诉你，我随时会骑上灰色马，再见！

在低眉思忖的故乡，红墙金顶的归处，仿佛会有先生的歌：不看你的眼，不看你的眉，看了心里都是你，忘了我是谁。

可是，我们怎能忘了你，你文字的光芒，你思想的力量，你语言的魅力，会穿越时间的引力，固执地飘至我们眼前；你自在独行的勇气，你悲天悯人的情怀，你犀利幽默的气质，会穿越空间的距离，顽强地让我们想起。

李戡说过，陈文茜和刘长乐是爸爸最重要的两个朋友，前者是知己，后者是伯乐。最重要的朋友，又怎能相忘于江湖呢？

生命不死，循环往复。就如时钟，转了一圈，总会再回来。

这个世界会一直等你。

再见，先生。

我所了解的李敖（陆铿）

他们让我谈谈我所了解的李敖，以及他参选对其他参选者的影响，特别点出对连战、宋楚瑜和陈水扁的影响。

我说，我和李敖90年代初才认识，并无深交，不过，由于他主动愿为崔蓉芝重新出版江南的《蒋经国传》，以阻吓其他的盗版者，而且他本人作序推介，印刷也很精美。更难得的是，结算版费清清楚楚，从这件小事，反映了李敖的格调。他虽然因骂人出名，使很多人敬而远之，但从做事，做学问看，仍然是认真的。

我初次到李敖家拜访，就为他井然有序的藏书所吸引，毫不夸大地说，很难想象一个人的藏书有如此令我肃然起敬的规模，书架像公共图书馆那样地一排一排地对齐。

我在香港拜访金庸时，印象最深的，不是他的豪宅，而是他丰富的藏书。而李敖的藏书显然比金庸更丰富，只是外文书方面差一些。李敖和客人谈话时，也不忘整理书架，哪一本该放入，哪一本该取出。他收集的资料更是洋洋大观。难得的是他母亲老人家也帮他整理。

此外，李敖对收藏古字画也有兴趣，他曾向我出示一幅名家字幅，价值不菲。

李敖声明，他的门不是敞开的，很多人要求登门拜访，他都予以拒绝，并点出几个我所知的名字，至于请人吃饭更少。他请我和崔蓉芝吃了一次他家附近的“京兆尹”。另一次约我们和陈宏正（纺织工业家，名列李敖的约200名友好名单）与他新婚不久的太太王小屯共进午餐。他说这位年轻、近30岁的太太，是路上碰见，感觉良好，追一追就追上。有一年，远流出版公司的王荣文为他做寿，我应邀参加，还高歌《绿岛小夜曲》，增进了彼此的了解。

李敖不仅博览群书，记忆力强，而且舌灿莲花，信口拈来，皆成文章。与一般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不在乎用贬义词介绍自己，如他对我说：“我是一个‘讼棍’，我的财富多数是打官司赢来的。”接着，列举一串名字，包括蔡万霖、辜振甫，说：“都是我手下的败将。”

他的坦率也是惊人的，比如他在《快意恩仇录》中谈到他在省立台中图书馆见到一个清秀可人的女孩子，“不但清秀，并且一片纯洁、圣洁，令人心灵为之净化，我只见过她一次，但我为她30天内不再手淫，以表示我的净化。”反映了他的价值观是有别于传统文化的。

我很欣赏他写的一首自况诗：“不拐弯抹角，不装模作样，有话就直说，有屁即直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