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黄昏》1997版：《血色黄昏》修订版封底—猝然一击
《血色黄昏》修订版封底
1987年，《血色黄昏》轰动海内外，曾为一个时代还原了一页历史。
1997年，《血色黄昏》增删大举措，又为一群知青塑就了一壁浮雕。
面对悲壮而残忍的真实，我们将感受到巨大的震撼。
《血色黄昏》修订版内容提要
这是一个北京知识青年在内蒙古的真实经历。
1968年冬，主人公林胡和他的同伙一起步行去内蒙古，自愿扎根边疆。兵团成立后，他因给指导员提意见而开始挨整，最后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众叛亲离的专政生活中，度过了8年最底层的生活。期间他不断地申诉挣扎，又不断地被批斗。
这一充满悲剧色彩的灵魂，真实坦荡，半是天使，半是魔鬼。他迷信拳头，刚愎好斗，四处碰壁，却又嫉恶如仇，不屈不挠，不媚不俗。
作者以主人公的经历为主线，向读者展现了当年内蒙古兵团战士的生活和心理状态。狂风暴雨中，60多条棉被盖上了种子库房顶；熊熊烈火里，69个青春的生命瞬间化为黑炭；送战友上大学的路上，50多名女知青集体悲嚎。最可悲的是成千上万知识青年的狂热劳动，夜以继日的开垦，换来的却是美丽的大草原被一片片沙化。
全文语言刚劲粗砺，色彩沉雄悍野，内蕴真实丰富，读后令人慨叹、回味不已。
本书发行后，曾轰动全国，多次重印。
《血色黄昏》修订版导言
8年的内蒙古草原生活，憋了一肚子话要说，于是提笔把这一切写了出来。
在那动乱的年代，凡是有知青的地方都会有许多悲怆感人的故事。本书只不过是其中的沧海之一粟。它算不上小说，比起那些纤丽典雅的文学艺术品，它只能算是荒郊野外的一块石头。
不论风吹雪打，日晒雨淋，也不论世人如何评说，这块沾着泥污的石头将静静地躺在中国北方的大地上。
《血色黄昏》修订版前言
为真实再现当年的内蒙古草原生活，这次再版，做了一些大的修改：
一、补充了刚来草原时，因跟人斗气，写一告密信，揭发同伴出身不好。
二、补充了1969年秋内蒙古建设兵团发枪时，为争取发到枪，不少知青写了血书。
三、补充了在快离开草原时，于寂寞难耐中与一位女知青有了人生的第一次。
四、把因为情绪而给自己所恨的人加上的某些坏事还原给真正的责任者。
五、删除一些与主要故事脉络无关的章节。
六、冯牧同志曾向我建议不要用冷僻字做书中人物的名字，此次特将主人公林鹄（hu）改名为林胡。
其他没有改动。
借此机会，谨向北京市三家村文化实业有限公司及一切关心帮助我的朋友们深深致谢！
感谢广大读者对《血色黄昏》的尊重和理解。
作者1996年9月15日于北京
抵达内蒙
1968年11月底。
从张家口下了火车，我们沿着一望无际的公路向北徒步行进。自大串联后，养成了扒车的习惯，能蹭就蹭，不能蹭就步行，反正这是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大方向绝对正确，自信凭我们的本事，早晚能截个车。
从张家口走到张北80里地。出了张北，就到了坝上，即所谓内蒙古高原，气候明显见冷。我们4人都戴着50年代的蓝棉帽，放下了帽耳朵，帽耳朵边上沾着白霜。塞外荒野，名不虚传。沿着从张北到宝昌的一条崎岖不平的砂土公路，四周是荒寒的土地，破旧的农房，光秃秃的山坡，人烟稀少。
我们背着背包，顶着严寒跋涉。公路弯弯曲曲，没有尽头。沿途汽车也零零星星，没几辆。好，身后终于传来汽车声，雷厦挥动着双手，站在路中央。解放卡车跑到跟前，只好停下。
司机不耐烦地说：“你不要命啦？个球泡的！”
“同志，拉我们一截吧。”雷厦不卑不亢地喊，走到驾驶室前。
“不拉。”
那司机趁机加大油门，卡车狂吼着开走。我们只好狠狠地向远去的卡车吐着吐沫，臭骂这王八蛋司机，继续一步一步地向远方走着。
四野茫茫，天空阴霾，见不到一个人影。只有凛冽的寒风，稀零零的雪花，伴随着我们。
晚上，我们住在路边的一个车马大店。里面昏暗、肮脏、简陋。
在伙房里，我们围坐着，头一次吃着莜面饸饹。那伙房的地上堆着柴禾，乌黑的房顶，乌黑的墙，乌黑的锅盖。
雷厦咬着牙吃莜面饸饹。据说，这是当地人过节才吃的饭。被认为是对我们的款待，可是那股棕油味道，实在不敢恭维。
金刚偷偷对大家说：“厕所的味儿大得出奇。好可怕！能呛你一跟头。”
果然，大车店的厕所和北京的完全不一样，那是在一个深坑上架块有茅坑的木板。木板要是塌了，人就会掉到粪坑里。下面的粪橛子冻成了一个个宝塔般的冰柱，散发着刺鼻的羊膻味儿。这还是冬天，夏天就可想而知。
晚上，我们睡在了一张大炕上。静静听着大车老板子吹牛、抬杠、聊老娘儿们。
金刚担忧地问：“如果当地不要我们怎么办？听说那地方已经停止接受知青了。”
“我们是响应毛主席号召，他们应该欢迎。”雷厦充满信心。
“可是人家不要你，也有人家的理由。我不相信全国这么大，谁去了他们都会要。”
“别瞎发愁了，车到山前必有路，”我说。
“把达以地，把达以地……”金刚反复背着刚学来的蒙语。
山顶认真地看着《养马学》。
雷厦沉思道：“明天，我们一定设法截个车。在大草原上，上百里没人烟，不能像串联时那样徒步走，否则非得给你冻死。”
……
夜晚，只听见外面，那凄厉的寒风在嘶叫。我们互相挤着，一股劣等烟草、羊皮袄、莜面的混合气味把我们送入梦乡。
次日，在漫长的公路上，继续向北行进。
截了一辆又一辆的车，碰了一个又一个的钉子。雷厦的社交能力没比，最能拉下脸求人，最能忍受脸面上的屈辱。截车也是个本事，雷厦敢大大方方站在路中央一趟一趟地截，手舞足蹈地呼喊，叔叔大爷地猛叫……我却胆子小，害羞，怕挨干。
终于，顽强的雷厦凭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截停了一辆车。这位老司机被感动了。
“老同志，拉我们一截吧。我们是北京来的知识青年，从张家口走到这儿，已经走了3天。很累很累，真的，请搭我们一截吧！”
“你们从张家口走到这儿？”老司机很有点惊讶。
“还骗你？”雷厦那张漂亮的脸给冻得像红萝卜一样。
“快上车吧。”
我们4个人欢笑着，像小鸟一样地爬上了车。这辆挂着篷布的卡车在草原上颠簸着，一口气把我们拉到了锡林浩特。
街上刷着醒目的大标语：“深挖猛揭锡盟内人党的盖子！”、“彻底肃清以乌兰夫为首的一小撮内人党分子！”、“挖肃是内蒙当前斗争的大方向！”、“高万宝扎布罪该万死！”
我们是私自跑来的，先要得到盟知青办的批准，才能合法下牧区。晚上暂住在锡林郭勒盟中学。
在盟安置办公室，山顶刻的假公章发挥了威力。
内蒙锡盟有关部门：兹介绍我校学生林胡、雷厦、吴山顶、金刚4人前去联系插队落户事宜，请予接洽。
北京四十七中革委会1968年11月7日
办事员认真地看完了介绍信，一点也没怀疑它是假的，慢条斯理说：“真是很抱歉了，我们锡盟的安置任务已经完成，现在没有力量再接收。”
“可事实上，仍有很多地方缺人。”
“是缺人，我们这儿来个两万三万的还缺，但关键是经费问题。没有经费，你让我怎么安置？一个知青的安家费是450，我们这地方已经接受了4000多，实在没有能力再接收，早已超过了预算。”
这办事员眼睛很大，炯炯有神，手洗得白白净净，态度坚决，毫无通融余地。
我们失望而归。次日又到盟安办，和这个办事员软磨硬蹭。
“董大叔，求求你了，收下我们吧！”雷厦央求着。
“我们是响应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您帮帮忙，完全符合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金刚说。
“我也不反对你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你们可以找一个愿意接收你们的地方，但我就是没钱安置你们。没有安家费你们干不干？”
我们4人面面相觑。
“哼，安置一个人，要花钱的。”
“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你应该支持，想想办法嘛！”我生硬地说。
“唉！”那办事员瞥了我一眼：“真没法办这个事。上面已经说了，停止接受知青。你们要有意见可以找领导去。”
夜晚，我们在盟中宿舍研究对策。
我很担忧：“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每人带的钱都不多，整天下饭馆最多能坚持一个礼拜。”锡林浩特的饭馆邪贵，最贱的菜也六七毛一盘。
吴山顶的眼珠闪了闪：“听说盟军分区赵司令员的儿子就在这儿上学，我们和他儿子套套近乎，想想办法通过赵司令员取得批准。”
雷厦想了一着妙计：“我们最好每人写份血书，面呈给司令员，保准成功。”
“对，好主意！”我高兴地说。
山顶说：“我负责跟他儿子联络。”
次日，山顶真找到了那个十三四岁的孩子。这小孩眉清目秀，文文静静，身穿一身干净的军装，一看就是部队干部子弟。
“小鬼儿头，我们是从北京来的，交个朋友吧。”
山顶很热情地送给他一个大主席像章，有墨水瓶那么个儿，作工讲究，孩子异常喜悦地看着，一下子就被我们征服了。
“嘿，你们这儿跳不跳忠字舞？”
“不跳。”孩子腼腆地说。
“看过老太太跳忠字舞吗？特神，来，我给你表演一下。”
山顶认认真真地学着小脚老太太跳了一段忠字舞，手舞足蹈，装着罗锅、瘪嘴，八字步、颤颤巍巍，把那孩子逗笑了。真没看出来山顶挺有表演天才。
“小鬼儿头，你爸爸晚上在家吧？”
“平时都在家，有时候去开会。”
“好，那我们要到你家去，到时候你得给我们开门，引见你爸爸。”
“没问题。”
“给我们说点好话啊，让你爸批我们下牧区插队。”
“行。”
……
晚上，在盟中杂乱的男生宿舍，我们开始准备血书。
割！打起仗来，命都可以牺牲，还在乎这点血。我拿起一把电工刀，给自己的左手指来了一下，血汩汩冒出，用手指沾着血写道：“为了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心甘情愿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保卫和建设祖国边疆的事业，请接收我们吧！”字迹歪歪扭扭。
每人都用这把刀割破手指，写了自己憋在心中最想说的几句话。
自然，给自己肉上割一口子不是多困难的事，青年人喜欢干点拔刀见血的举动。不过这毕竟不是割猪肉，是要划开自己身上的一块皮。
第二天，我们来到了盟军分区的大院，找到了赵司令员的家。
那小鬼头儿很热情地打开了门，把我们带到他父亲面前。
“啊，你们都是北京来的红卫兵，欢迎欢迎。”
我们坐下后，由雷厦开讲：“赵司令员，我们从心眼儿里喜欢内蒙这块土地，真心地想来这儿插队落户，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但盟安办却以没经费为理由，拒绝接收我们。现在我们身上的钱很少，坚持不了几天，就要没饭吃了。希望您能批示有关单位接收我们。这是我们写的血书。”
看见4张血迹斑斑的信，赵司令员感动地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反对你们这样干。你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来到内蒙草原，精神可佳，我们当然要支持，完全支持！”他马上掏出钢笔，在我们的一份血书上批示：“请盟安办予以安置。”
赵司令员很和气，没架子，面貌端正，跟他的小鬼头儿子一样，给我们留下了美好印象。
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成功。盟安办把我们分配到西乌旗巴颜孟和牧场。
哈哈，我们总算不会再灰溜溜地折回北京了，像姜傻子那样，（他们几个计划步行到西藏，最后连河北都没出，就被民兵给抓住，灰溜溜地又回来。）
巴颜孟和牧场位于西乌旗东北方向200里。场部的荒凉破旧，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一个县团级单位不过是两排土坯房，另加几排地窝子，远远不如内地的一个生产队。场部办公室是全牧场惟一的砖房。小卖部只有一间屋大，来买东西的牧民稀稀零零。货更是少得可怜，连点儿当地产的黑糖块都是好东西，被牧民互相转告，抢着买。
印象最深的那个群众专政大院：一大马厩里面挖了一排地窝子，关着40来个牛鬼蛇神，什么“内人党”、“叛国分子”、“反革命”、“破鞋”“反动喇嘛”……应有尽有。每天，他们排着队，低着头，默默去上工。
场部领导原想给我们分到三连，说是纯农业队，离场部近，住房子，生活条件比较好。我们一听就急了。要到农业队，大老远来内蒙干什么？坚决要求到牧业队，并要到离场部最远的地方。于是就把我们分到了额仁淖尔，即七连。
在住招待所期间，我们常偷骑牧民拴在木桩上的马，拔一蹦子，让马流一身汗，可没少挨骂。牧民们埋怨道：冬天的马，流一层汗，掉一层膘儿。
下牧区最大好处是可以狠狠过一把骑马瘾。
几天后，赶大车的老姬头拉着我们到七连的东河，一个在场部东北40里的更加荒凉的地方。
马车像个小蚂蚁，在茫无涯际的草原上移动。赶车的老姬头嘴里得得得不停地唠叨：“唉呀，这儿不穿皮裤可不行，棉的再厚也不顶！”老姬头身穿皮得勒，蜡黄脸，有几根稀疏的胡子，像个土匪，搂着大鞭杆：“你们出门可得小心，千万别迷了路，冬天要是迷了路你就等死吧。这地方年年都有冻死人的，哼，牧民多经冻哇，可鼻子耳朵照样给冻掉。哈哈，白毛风要是来了，伸出胳膊都看不见。不是吓唬你们，咱这地方，六月天还冻死过人呢！”
老姬头的这些话听了很好玩儿，更令人对草原有一种敬畏。
冬季的草原灰蒙蒙的。埋没在积雪下面的野草稀稀拉拉，露出一点枯黄草尖，僵僵伫立。偶有一堆牲畜的白骨散落在冰雪之中。纵目远眺，四面都是一望无际，只有大车道弯弯曲曲伸向天边。
草原太辽阔了，辽阔得让人心里空虚，让人全身震骇。面对草原，最狂妄自大的人也会感到自己生命的渺小，微若尘埃。最让人怵的是如此空旷的漠漠大野却寂然无声，静得掉在地上一根草都能听见。
白皑皑，光秃秃，平坦坦，苍茫茫。
这就是草原，没有那种精致典雅的秀媚，以原始般的粗犷和莽苍屹立在人们面前。在北京是绝对看不到这种景色的，地地道道的未被雕琢的自然美，辐射着严酷的寒光。
我们坐在大车上，每人都盖着好几张羊皮，腿还是给冻僵。浩瀚的锡林郭勒草原啊，你真的是这样冷酷、粗野、荒凉吗？
“新的生活开始了！”雷厦的眼睛闪闪发光。
“我们是好样的，从没路的地方，硬闯出了一条路。”金刚轻轻说。
“嘶，好冷啊！”我给冻得缩着脖子。
哈哈，我们靠着自己的努力，在内蒙落下了脚。
万岁！热血。
冷峻的草原
我们的蒙古包事先已扎好。
进去后，一个模样善良的蒙古中年妇女很利索地帮我们把炉子点着，熬上茶。刚想向她表示谢意，猛一瞥，发现她蒙古袍背后缝着一块白布，上面用蒙汉文写着“牧主分子”。谁也不敢再说谢谢，怕立场不稳。
当地贫下中牧过去从不搞阶级斗争，现在一搞，也相当会搞。他们发明了在五类分子后背上缝布条的法子，让大家都知道这是专政对象，要与之划清界限。我们还被告之贫下中牧家的蒙古包前都挂着红旗，没挂红旗的就是有问题的家。下包喝茶，一定要到插着小红旗的包。
在七连东河蒙古包里的第一夜是难忘的。
临睡前，往铁炉里倒了一簸箕牛粪，憋了一阵，烟越来越浓，“嘭”的一声，跟爆炸一样，熊熊地燃烧起来，把一节炉筒烧得通红。毡子外面寒风刺骨，毡子里面却只穿着背心裤衩还热得满头大汗。但只要火一灭，蒙古包里酷冷。每人除了被子外，又把八张羊皮全盖上，堆成厚厚一大团。都蒙着头睡，否则冻耳朵。
半夜，我身上盖的羊皮滚掉了，一下子给冻醒，只好当团长。蒙古包顶上有个通气通光的大圆窟窿，透过它能看见天上的星星。外面实在太冷，不敢伸出手把羊皮盖上，只好踢开被窝，硬钻到雷厦的被窝里。
涌进一股冷气，雷厦叫唤起来：“哎哟，哎哟，你这脚跟冰块一样。”我俩屁股对屁股，裹紧了被子，继续睡觉，可怎么也睡不着。透过一缝隙，望着蒙古包顶上的窟窿，想起了白天到达东河与牧民见面的情景。气氛冷清，根本没人欢迎我们，只有一两个黢黑的蒙古牧民骑着马，呆漠地望着我们，脸上连点笑容也没有。他们用蒙语叽叽咕咕一阵后，骑着马扬长而去，跟报上说的完全不一样。
我迷迷糊糊地回想着来到草原那一刹那的感受。直到上午11点多钟，老牧主贡哥勒从外面带了一把枯草，放进炉子里，又在枯草四周摆了几块牛粪，为我们点着炉子，大家才战战兢兢地从被窝里钻出来，趁热起床。
贡哥勒来到外面，在严寒中为我们杀牛。他把牛的两个前腿撅到犄角后面，根本不绑，就在牛的胸膛上割个小口，把一只瘦瘦的胳膊伸进牛胸腔里掏心，掐断一动脉管，牛马上就死，比汉族杀牛要科学得多，省事得多。之后，他开始用把破电工刀剥皮剔肉……他的得勒背后贴着一白布条，提醒人们他是个牧主。
我透过门上的小玻璃，好奇地看着这整个过程。
雷厦兴高采烈地切肉，准备着饭。突然把刀放下：“实在憋不住了！”他匆匆地穿上衣服，武装好，惨叫着跑到包外。
不一会儿，解便回来，大口喘着。
我问：“你在哪儿拉的？”
“马厩后面。”雷厦哀叹道：“哎哟，屁股要给冻掉了。那风跟刀子一样。”
“我也憋不住，怎么办？”
“去吧，速战速决，保护好屁股和老二。”雷厦笑着说。
当我蹲在马厩旁，体会到内蒙的酷寒时，才恍然大悟：牧民的得勒很有优越性，多大的风，多冷的天，蹲下就拉，不用担心冻着腚。
饭做好，我们4人啃着手扒肉，发现内蒙的羊肉名不虚传，好吃得要命。奇怪，内蒙的羊肉怎么没膻味！
上午，贡哥勒的老婆，那模样标致的中年妇女来给我们缝皮得勒。她后背上贴着一个黑污污的白布条，使我们不敢对她和气一点。这位脸色红润的蒙古妇女熟练地为我们裁剪皮子，一针一线地缝着。她对自己后背上贴着那块白布条似乎毫无怨言。
晚上。
已睡下后，牛的哭喊声把我们惊醒。几十头牛聚集在白天那头牛被杀的地方，用蹄子刨着地，用鼻子嗅着冻土，用舌头舔着同伴的血迹，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放声恸号，那扑簌簌的泪水冻成冰碴挂在眼窝下面……这一群牛的蹄子声，轰轰响，好像就踩在你脑袋边。
金刚害怕地问：“它们会不会冲进蒙古包里来？”
有几头牛竟跑到蒙古包跟前，一头牛把双角往蒙古包上来回蹭，整个包都在颤动，着实可怕。
我的疯劲上来，穿上衣服，拿着一个大棍子，冲出去，朝站在包附近的牛又打又吼，横冲直闯，这牛虽块儿，胆子还是小，几十头被我一人就给打跑了。
可是不一会儿，牛群们又返回来，围绕着那牛被杀的地方呜呜哭泣，有的牛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有的拉长声哀号。吵得我们根本睡不着觉。
金刚大为感动，噙着泪说：“牛真好呀！唉，我以前不知道。要知道的话，决不吃牛肉。我现在宣布，今后我绝不吃牛肉了。”
我嘲笑道：“你别小资产阶级情调了。”
这一夜，外面的几十头牛不断地哀叫，呼唤着死去的同伴。在酷寒中，无比凄凉。
动物里，可能也就是牛，能为死去的同伴这么哀哭，那眼泪真的往外哗哗冒。
次日，牧主老婆又来为我们一针一线地缝得勒。其实很感激这位蒙古妇女，但不敢表示出来，不断提醒自己：“可是牧主婆啊，不能对她有好感。”
这位蒙古中年妇女的脸颊红红的，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她梳着辫子盘在头上，外面包着白布。表情是那么的善良温和，与阶级敌人的概念实在不相吻合。我们4人只敢偷偷地瞥她一眼，不敢与她眼睛正视。虽然包里就我们几个人，都尽量不理她。
下午，马棺儿给我们抓来马，每人一匹。我向牧民请教：“哪匹最好？”
马倌儿说：“小青马最好。”我犹豫片刻，狠狠心宣布：“我要小青马。”
山顶气愤地质问：“为什么你要最好的马？”
“不为什么。”
山顶对雷厦说：“起码应该说句话，给大家打个招呼。我才不稀罕那匹马，就是觉得他太霸道。”
大家都对我露出不满之色。
我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表情，心想这队伍是我拉起来的，4人里，我胳膊最粗，腿肚子最壮，悠双杠最多，我当然应该有最好的马。
雷厦似乎也有意见，但没跟我多计较。
小青马属于我的了！没办法，在马面前，我没法对朋友讲点义气，实在是太馋了。
由于“挖肃”，牧场几乎瘫痪。达勒嘎（干部）全靠边站，我们知青整天闲呆着，没人管。
大部分精力都放在照顾自己的马上了。每天饮二遍水，遛，吊，喂青草……像照顾自己的小弟弟一样地精心喂养。
有一次，小青马打梁了，我自己扛着鞍子，牵着马走20多里地，不忍心骑在马的伤口上，被牧民当作笑料。
我们4人都爱趴在土围墙上，聚精会神地看着马吃草。倾听它们咀嚼草时所发出的咔喳咔喳声，马嚼干草就像我们吃大虾一样津津有味，看它专心致志，吃得那么香，自己嘴里都冒口水。当我给小青马挠痒痒时，它会把肥厚的脖子伸过来，让你使劲给它挠。
户外极冷，我们给冻得用手捂着耳朵，跳着蹦着，却舍不得离开自己的马。
我们骑马从不轻易大跑，只有实在瘾得不行了，才短距离的拔它一蹦子。谁都特爱惜自己的马，借马要比借钱难得多。
雷厦是一匹花马，跑得不快，不久把花马换了匹大白马，就是口老了，号称日行500，是原场部一头头的。给他美得屁颠儿屁颠儿，没事就骑着下包，下了几次包后，雷厦就了解了不少牧民的生活细节，回来后，绘声绘色地给我们吹。
这是成吉思汗的后代，带着古代战士的痕迹。
牧民们终年累月不脱衣服睡觉：把皮裤脱一半，裹着得勒，再盖件皮被，天气再冷，也可以随时起床；他们喝奶茶不用筷子，舌头舔得特干净，根本不用刷碗；每个成年男子都有一把电工刀，磨得贼快；一辈子不洗澡，衣服从新穿到烂；他们每天只晚上吃一顿饭，早上、中午都喝茶；他们思想也不像报上宣传得那样革命，跟牧主拉拉扯扯，来往密切；他们热情好客，不管是谁（包括专政对象），一进蒙古包先给你一碗奶茶，并且容留过路人住宿。他们在男女问题上没有孔老二的影响，比较开通，解放前梅毒流行，但不像传说的那样乱伦，蒙古姑娘也绝不像妓女，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干。他们为报答几分钱的恩情，可以付出一头牛的代价，也常为一点鸡毛蒜皮动了杀机。
草原生活虽然孤寂，可也确实有浪漫的一面。出门骑马，喝茶吃肉，活儿可干可不干，成天四处串包。记得有一次，也是自己跑来的北京女知青刘英红去场部买东西，回来时刮白毛风，迷路了，我们全体知青出动，直到夜里10点才把她给接回蒙古包。她在卸骆驼套时，不知怎地把骆驼弄惊了，给她撞个跟头，大蹄子还把她的蒙古袍扯了二尺长的口子。她却躺在雪地上哈哈地笑了起来，当晚就给同学写信，洋洋洒洒3大页，详细介绍了这次迷路的经过，觉得非常好玩儿。
在北京，一个姑娘哪有被骆驼撞一跟头的乐趣？
这天晚上，我们参加了本队牧民召开的批斗会。
在公共的蒙古包，两个包连在一起，挺别致，说是6点开会，到8点也没开。蒙古包里烟雾腾腾，牧民们特能抽烟，一根接着一根。昏黄的煤油灯下，这一张张古铜色的面庞又黑又糙，个个都那么坚硬、糙裂、饱经风霜。大多数牧民都穿着熏黄了的没有面的皮得勒，很厚。他们本来就块儿，再穿上这么厚的皮得勒，就更显得魁梧粗壮。
“贫下中牧开会还这么拖拖拉拉？迟到两个钟头了还不开会。”金刚偷偷嘀咕。
有的牧民在掰腕子，有的互相抬杠，有的抽烟沉思，有的把胳膊从得勒中退出来，翻找衬衣上的虱子，有的从头到脚打量着我们这几个北京知青。
最后终于开会了。大家起立，向毛主席鞠躬，高唱“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昏得特海勒特毛主席，
昏得特海勒特毛主席，
塔布勒满耐
色特个林著勒很耐
乌兰纳勒。
……
声音粗嘎，撕裂而阴沉。内蒙的这首歌调子有点悲凉，让人听了想哭。
那四个被斗的内人党分子低着头，站在大家面前。个个麻木不仁，铁青的脸。贡哥勒也站在一旁。
批判时，全是说蒙语，我们一点儿也听不懂。
但牧民们个个都心不在焉，根本没人用心听，有的睡觉，竟打起了呼噜。有的妇女织着牛毛手套，有的牧民玩着自己的小打火机。两个年轻牧民互相开着小玩笑：我在你的背后贴个烟纸盒，你在我的后脑勺上粘一小团羊毛……
牧民道尔吉吐吐沫的本领相当高强。他能大老远把口水射到一个小羊粪蛋上，百发百中。他眯着眼，不一会儿就用嘴“滋”一泡，滋灭一个羊粪蛋。他屁股旁的那本毛主席语录脏得不堪入目。
这阶级斗争的第一课真使我们万万没想到。贫下中牧在批斗会时嘻皮笑脸穷逗，吹牛，吐口水玩，东倒西歪睡大觉，跟报上说的完全不一样。
抄家
1968年12月31日晚上。
听完元旦社论，蒙古包里回荡着国际歌声。这悲沉激壮的声波把我们4人的血都激动得沸腾起来。
“明天就是元旦，新的一年开始了，我们应该干一件有意义的事。”山顶若有所思。
雷厦严肃地说：“别的连都已经抄牧主的家了，咱们连还没有抄。”他眼睛闪闪发亮，一激动就脸红，血特爱热。
金刚点点头：“牧区的阶级阵线不分明，贫下中牧和牧主、富牧都串着亲。听说这儿常有打信号弹的，真有暗藏的苏修特务。”
我提议：“那我们也抄吧。”
“对，应该抄。我们到这儿，不能忘了搞阶级斗争。”
金刚问：“告不告诉牧民？”
雷厦说：“不能告。牧民的阶级觉悟不高，批斗会上就能看出来，他们平日和牧主来往密切，常常到牧家喝茶聊天，告他们，他们给牧主通风报信怎么办？”
我表示同意：“对，不能告。万一走漏风声，牧主会把金银财宝转移、隐藏。突然行动才能抄出东西。”
山顶疑惑地反问：“这样做会不会脱离群众，贫下中牧理解我们吗？”
金刚拿着报纸说：“你看，滕海青（当时内蒙第一把手）说：当前内蒙挖肃的最大危险是右倾。”
“可我们初来乍到，什么情况都不了解，就干这种事，会不会犯错误？”山顶还是不放心。
“挖肃是很复杂，要慎重，但抄牧主却明摆着不会错。牧主都是当地人定的，并报场部批准，备了案。”雷厦说。
山顶点点头，不再言声。
我说：“抄吧，别的连都干了，我们七连不干，就太落后了。这行动非常有意义，新的一年的第一天就搞阶级斗争，货真价实的开门红！”
次日，1969年1月1日。
天空飘着雪花，并刮着犀利的北风。我们几人备上马，迎着刺骨严寒，旋风般地直扑贡哥勒家。在白雪茫茫的草原上，我们一行的样子威武而雄壮。
贡哥勒的蒙古包破旧乌黑，他的大黄狗凶恶地向我们狂吠。我手持木棒防卫，贡哥勒走出蒙古包，厉声呵斥着狗，谦恭地欢迎着我们。
蒙古包里面光线很暗，大大小小挤着八九口人，门旁边是个黑污污的碗架，一老头儿盖着皮被，躺在门左侧，奄奄一息。蓬头散发的老妇缩在昏暗的角落里打量着我们，像个阴森的老妖婆。主妇就是为我们缝得勒的那位，好像预感到不幸降临，善良的大眼睛里含着悲伤。
蒙古包里破破烂烂，弥漫着一股臭气、霉气。
雷厦正颜厉色：“我们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狠抓阶级斗争，要对你们进行抄家。”
金刚在旁边结结巴巴地念着自己用查蒙汉词典，翻译出的蒙文。
贡哥勒频频点头，表示欢迎。他是个50多岁的瘦小男人，嘴角老是挂着笑容。
大人、小孩、老婆儿、老头儿全都愕然。那躺着的老头儿不住地咳嗽，只主妇对他轻轻说了几句蒙古话，其他人都沉默着，一声不哼。
金刚怕他们没听懂，又重复了一遍。
我瞪着眼：“出去，全部出去！”命令除主妇和一个吃奶小孩外，其余人全部到蒙古包外面去，并且不准离开。
这群蒙古人开始缓缓地走出蒙古包。那颤巍巍的病老头儿，被主妇帮助穿好得勒，戴上帽子，由贡哥勒搀扶着站起来，一步一步缓缓走出门外。那相貌可怕，脸上的褶子像鳄鱼皮一样的老太太，也鱼贯地走到外面。贡哥勒在勒勒车后面的地上铺了块大毡，让他们坐在上面，股股雪花落在身上。
一个十六七岁的蒙古少女出去后想骑马溜，被雷厦厉声制止。
贡哥勒讨好的向我们微笑着，狗一样地跟在我们屁股后面转。我眉头一皱，不客气地向他挥挥手：“那边去！”
他无可奈何地回到勒勒车后面与家人团偎在一起。
我对山顶说：“你负责监视他们，不许他们乱动。”
包里只剩下主妇一人，背上背着一个婴儿。
金刚示意，让她打开箱子、包袱、口袋。这善良的妇女很听话，非常合作，脸上除了慈祥和悲哀，没一点儿不满表情。
老牧主曾给我们拾牛粪、生火、杀牛……他老婆给我们缝皮得勒、做饭，我们却要抄人家，这很需要有点残忍。
我咬咬牙，暗暗提醒自己：“对敌人仁慈就是对人民残忍；对敌人就是要恩将仇报。”
开始认真搜查，嘁哩哐啷，翻箱倒柜地搜。地上遍是凌乱的破东西：烂衣服、碎布头、生锈的小钉子、比小手指还短的铅笔头……整个一堆破烂，哪像印象中的牧主那么阔绰。不过也许是装的，值钱的都藏起来了。
我终于发现了一把牛角尖刀，如获至宝，挥舞着它向主妇吆喝着：“还有什么武器吗？”
主妇的目光悲哀之至，摇摇头。
争取能搜出武器或变天账之类的东西，至少也要抄出点细软。罐子、面袋、勒勒车全翻了个底朝天，连臭烘烘的蒙古靴也逐个检查……蒙古包给翻得乱七八糟，羊粪蛋散落在大毡上，姑娘的花衣服被我们踩在脚下。但变天账没有，武器没有，反动书信没有，金银财宝没有！真没料到牧主这么穷。大为扫兴，没办法，几件旧羔皮得勒、一个破马鞍、一口袋奶豆腐就成了我们的战利品。
主妇的美丽眼睛一直注视着我们，目光中没有一点怨恨，只是充满忧伤，忧伤得使我都有些不敢看她。包外面，那些个老弱病残倒还老实。他们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却不敢站起来走动走动。我心里曾闪出几丝恻隐，但自觉这念头很危险，赶快压下去。
贡哥勒的大黄狗一见我们出来，凶恶地扑着，为主人鸣不平。我用木棒吓唬，它却咆哮着，龇牙咧嘴。主妇使劲地拉它，却更加凶恶地扑跳。如此异乎寻常的猖狂，为谁逞凶？我喜欢狗，可不喜欢这么恨我，想咬我的狗。它是牧主所豢养的，立场是反动的，应该就地消灭。
“这是阶级敌人的狗，不能让它这么猖狂，”我对雷厦说。
“对，敲了它，拿回去作狗皮褥子。”雷厦说。
我示意主妇将狗拴起来。主妇很不情愿地把狗招呼到跟前，用绳子将脖子捆住，另一头给拴在勒勒车的木头轮子上。
我举起了铁锹。
贡哥勒飞快地冲过来，挡住我，苦苦哀求。我推开他，这个瘦老头儿却跪在地上，双手紧紧搂住狗，把脸埋在狗头的毛毛里，以自己身躯掩护，嘴里哀求道：“巴乐怪，巴乐怪。”（不要，不要。）
哼，老牧主胆敢跟我们对抗，找死呀？我揪住他脖领，像揪一只小兔子，提溜起他，蹬了一脚，给老家伙来个狗吃屎，他老婆赶忙跑来扶起他。
大黄狗越加暴怒，凶猛吠吼。它耸着毛，充血的眼睛闪着凶光，一次次向我扑纵，把绳子拽得梆梆响。
贡哥勒面若土灰，肮脏的胡子上沾着鼻涕。他厉声向大黄狗喝斥，还用脚使劲踢了它两下，双手却又怜爱地把它搂在怀里，嘴里嘟囔着：“巴乐怪，巴乐怪！”
我狠狠地踢了贡哥勒屁股一脚：“一边去！”却没踢走他，雷厦从后面揪住贡哥勒的脖领：“你不要干扰我们搞阶级斗争，”硬把老牧主提溜走。
我举起铁锹，屏住气，准备一下解决。贡哥勒急了，奋力从雷厦手中挣脱，不顾一切地扑将过来，抱住狗。他知道犯了大罪，恐惧地抽搐着嘴巴，向我谄笑。这位脸上满是饱经风霜皱纹的50多岁的蒙古人，挂着如此微笑，煞是惨然。
那边也乱成一团，善良的主妇要过来援救贡哥勒，孩子哭叫，贡哥勒父亲挣扎想站起来，山顶招架不了，呼唤雷厦支援。
我只好放下铁锹，对付老头儿。唉呀，老家伙吃了豹子胆，如此不听话，上去揪他，想把他拖走，不防他身下的狗闪电般咬了我左手腕一口。
疼得我大叫一声：“操你妈的！”丝丝地倒抽冷气。左手腕愣给咬了个三角窟窿，冒出了血。怒不可遏，狠抽了老头儿一耳光。他那张干枯多皱的脸被抽得涕泪交流，可是却还给我一个毕恭毕敬的微笑，嘴里依然嗫嚅着：“巴乐怪，巴乐怪。”
在学校成天练摔跤打拳，收拾这老头儿不跟玩儿一样？几个连续左右直拳，打在贡哥勒面部，砸茄子般，又抓住他脖子一扭，老头儿就像麻花被扭了个弯儿，拖了几步，雪地上留下了一道印痕。那位面孔健康红润的主妇冲过来，想挡住我，被当胸一拳，打回去。
雷厦警惕地保护着我的后背，喝斥这帮人不许乱动。
我正想扭身解决狗时，背后突然窜出一黑影，大喝一声：“我操你妈的！”
头被人重重地砸了一下，眼前一黑，天旋地转，昏倒在地。几秒钟后，我醒来，看见雷厦冲向老姬头，一脚把他踢倒，大吼：“你为什么打人？”
我马上就明白是老姬头从背后偷袭了我。他手中的镐把，断为两截。唉呀，我脑袋要不硬，就得被打碎了！
老姬头的脸更黄了，狡辩道：“你们太不像话，打这么一个糟老头也下得去手！”
我跳起来，先抄起铁锹一锹把那狂吠的狗打躺下，再一锹打没了气。之后又朝老姬头扑过去。在我的打架历史上，还从没有被人砸昏过，这是头一次啊！
雷厦见了我发了疯，忙紧紧抱住我。我被打得浑身是劲儿，一抡就把雷厦给抡个趔趄。金刚也跑过来抓住我胳膊，随着一声怒吼，腰扭腿别，把金刚从身上摔了过去，又狠又脆。
我嚎叫着，像条受伤的野猪冲向老姬头，双手攥着铁锹，非要开开荤。
雷厦又一箭步挡住我，双手抓住我挥舞着的铁锹，大吼：“林胡，别打了！”鬼知道，他怎么又冒出来。
我什么理智也没有了，乱摇乱摆，拼命想甩开雷厦。他被我摔倒在地，又挨了两脚，仍紧握铁锹，死不撒手。我拖着他，费力地向老姬头一步一步地接近。
老家伙看有人劝架，嘴还硬，举着一铁锹骂：“老子是四七年的兵，你敢把我咋地？”我拖着雷厦，硬是冲到他跟前，朝他脑袋拍了一下，放躺下他。又抡起铁锹，准备拍第二下。雷厦用身体挡住老姬头。
“你别把他打死了！他可是贫农啊！”雷厦脸色苍白。
我只好懊恼地停下，吼道：“老姬头站在牧主一边，就该打！”
小孩的哭声，贡哥勒伏在大黄狗的尸体上呼号，主妇的啜泣，招来了附近十几个牧民在远处观望。但他们不敢管，只阴沉沉地站着，默默无语。
金刚手持红宝书，用力向他们挥舞，表示我们的行动是在按照毛主席教导办，警告他们少管闲事。
挨了一镐把，又让牧主的狗咬了一口，就此罢休太亏，我又扑向老牧主，用马笼头猛抽。老头子穿着皮得勒，不解恨。又抄起一根木棍，“乒乒乓乓”一阵乱打，那老头子双手捂着脑袋，跪在地上，嗷嗷惨叫。
“不许叫！”一棍子砸下去。
老头子仍然叫。
“不许叫！”又狠打了一下。
老头子仍然叫。
好个贡哥勒，这么不听话！我让你叫，一口气给他十几棍子。
伛偻的身躯在地上滚动，躲避，然而棍子总是及时地准确地打中他。老头徒劳地哀叫着……围观的牧民没一个敢炸刺儿。他们性情温和，害怕见血。
“妈的，老牧主，越叫越打！”我手中的木棍嗖嗖飞舞，百发百中，都是屁股和大腿，死不了。
雷厦不住劝我：“算了，算了！”
“把我手腕咬得多疼啊！”
“再打就要出事了！”雷厦、山顶两人使劲抓着我胳膊，连推带拉地离开。
老头儿蔫蔫地没了声，躺在地上，似乎不省人事。突然睁开眼，看见我，嘴角咧开，露出一丝恐惧的干笑。
神了，这老头儿真经打。
最后，鼻青脸肿的老姬头灰溜溜地套上车，把贡哥勒送到邻近的东乌旗格日图大队（那时场部卫生所不给四类分子看病）。
等围观的牧民散去，雷厦往地上啐了一口唾沫，瞪着我说：“刚才，你要把老姬头给打死了，怎么办？”
“唉，这就外行了，会打人的又把人打了，又打不坏。”我向他伸了伸血糊糊的左手腕。
雷厦摸摸我脑袋，安慰道：“别生气了，你这脑袋真够硬的，那么粗的镐把都打断了。”
在雪花飞舞中，我们又矫健地骑上马返回。马屁股上挂着抄来的羔皮得勒、奶豆腐、破马鞍……
晚上，大家聚在蒙古包里研究，都认为这次流血事件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敌人对我们抄家心怀不满，不敢公开反对，就借不让打狗来抗拒。
山顶不解地问：“奇怪，老姬头为牧主抱打不平。贫下中牧怎么为牧主说话？”
“听说老姬头常到贡哥勒蒙古包喝茶，这老光棍可能是看上牧主的老婆了。”
雷厦说：“老姬头特会讲下流故事，你听他撇，能把你撇得晕头转向。”
“贫下中牧就这个样子？”山顶满脸疑惑。
金刚建议：“我们应该到场部反映今天发生的事，别让人给我们造谣。”
雷厦点点头：“对，应该向场部反映，请场部表态支持。”
说走就走，第二天早晨，我们4人骑上马，向场部疾跑而去。
最后如愿以偿。场革委会就这一事件作出三点结论：一、七连知青元月一日抄牧主家是革命行动。二、老姬头首先持棍打人，关进群专，听候处理。三、贡哥勒对抄家态度恶劣，交群众批斗。
这是我们刚到草原所发生的事情。
打在我们头上的并不是牧主的皮鞭，而是贫下中牧的镐把，贫下中牧为牧主打抱不平，多么不可思议！
社会啊，真是复杂。
分裂
因抄家，牧民跟我们关系疏远。牧民们虽很壮，很块儿，但胆子小，只要一提阶级斗争，个个都畏首畏尾。
左腕被狗咬到了筋上，非常疼，老有股火想朝人发。为条小狗还跟金刚打了一架。原来在学校时，跟金刚、山顶不熟，现在住在一起，免不了磕磕碰碰。
到草原后不久，我捡了一条小狗。那是一个严寒的早晨，刮了一夜雪。我起床推开门后，发现门旁卧着一条小狗，它团缩一团，把鼻子扎在自己尾巴里，全身都披着一层白雪。
我把它身上的雪拍打干净，带进蒙古包。这是条棕褐色的杂种狗，体型不大，但耳朵竖立，样子很像条小狼。我喂了它些吃的，它很高兴地摇着尾巴，贪婪地吃着，好像多日没吃饭。牧民们一家常常养两三条狗，这样无家可归的狗也时不时能看见。
吃完饭后，它在我们蒙古包旁边徘徊了一会儿就走了。但第二天早上，当我从蒙古包里出来时，它身上披着一层白霜，热烈地向我摇着尾巴。呀！它没有走，流浪的狗也懂得忠实。
我收留了它，给它起名为英古斯，是我在学校时被杀的那条狗的名字。晚上它睡在我们牛粪堆旁。每天早上出去时，它都热烈地向我摇着尾巴，一次一次立起来，把前爪放到我胸脯上，让我感到很温暖。
记得一天晚上，金刚急着出去解手，小狗挡住他的道，他忘了打狗欺主的道理，很不耐烦地踢了它一脚，狗尖叫一声，夹着尾巴躲到我身旁。瞬时，我怒火满腔，跳起来捅了金刚一直拳，吼道：“你踢什么？”
金刚也抡拳反击，低声威胁：“别这么霸道，不怵你！”
二话不说，几个左右直拳，把他打回去。金刚白挨了一顿，气得大口喘着粗气，眼泪汪汪。
我喜欢狗，高中时，还专门写了一篇讴歌狗的作文。
唉，来草原后，可能太空旷了，无拘无束，没什么纪律约束，克制力极差。
转眼儿，1968年春节到了。发现牧民把过年看得很重很重，整天忙碌着买烟买糖，有的提前两个月就开始采购白酒，30斤、40斤、50斤地买。
三十那天，寒流袭来，温度骤降，太阳灰蒙蒙地隐埋在阴云后面，刺骨的寒风刮起缕缕雪尘，连狗都冻得蜷缩在牛粪堆里。
雷厦带着金刚、山顶去六连找北京老乡玩儿去了，我不喜交际，对见生人没兴趣，就自己一人留在包里看家。晚上，包了四五个跟拳头般大的饺子，自以为个儿大，馅多，包得快，省事，放在锅里煮，结果全破了，只好吃了锅片汤。孤孤零零，对雷厦自己出去玩儿，把我甩在这儿，很是感慨。
吃过饭，信步走到附近蒙古包串串。
这是道尔吉的包，里面弥漫着一股浓烈的小孩尿臊味儿。道尔吉喝得醉醺醺，满是疙瘩的脸胀得跟猪肝一样紫红，还继续喝。牧民喝酒不吃菜，一大碗白酒，道尔吉像喝白开水一样地咕咚咚地往肚里灌。
他双眼血红，嘴就不停，吹嘘他的褐栗马日行800，夸老婆为他生了4个小子，骂场里的供销社什么东西都没有。
他是喝多了，胡说八道，又哭又唱：
昏得特海勒特毛主席，
昏得特海勒特毛主席，
塔布勒满耐
色特个林著勒很耐
乌兰纳勒。
……
挺优美的歌从他嘴里唱出来，像是背500斤大石头的胸腔里压出来的惨叫，那么压抑，那么沉重！嚎完了，他的大嘴不自然地干笑了笑，粗糙的大脸上滚动着两行泪珠。
人们说老蒙爱激动，一点不假。沉默了一会儿，他用日本式中文说：“文化革命大大地好，可是，过年地干活，海河烟地没有！我地意见地有，一毛七地光芒坏坏地，嗓子地不好。”他的下巴咧了一下，象个踩瘪了的蛤蟆，扭动着那张斜歪的大嘴。
我环视着这个又脏又破又味儿的蒙古包：只有两个油漆完全脱落的旧木箱。在木箱上面的哈那墙上挂着一块脏红布，别着大大小小20来个毛主席像章；熏黑了的食柜上放着一堆锅碗瓢盆；几个污浊的面口袋打着补丁，堆在柜旁；地毡上散乱着羊毛、纸屑、烟卷头、炉灰、羊粪末儿。
他的几个孩子在一旁狼吞虎咽地啃着手扒肉，偶尔偷偷地瞥我一眼。其中一个3岁小男孩，一手搂着大黑狗，一手拿块骨头啃，长长的鼻涕和着肉一同咽进肚，大黑狗温顺地卧着，时不时用舌头舔舔孩子手中的骨头。
道尔吉滋了一下口水，那条线准确地落在了一小羊粪蛋上。他摇摇晃晃走出门外，骑上马串包去了。黑沉沉的草原，传来他啊啊呀呀地哭叫，悠长而惨烈，曲里拐弯，无限苍凉。听说蒙古牧民喝醉了就爱这么叫，即所谓的蒙古长调，常常叫得涕泪交流。
回到蒙古包已是深夜。
这个春节就自己一个人过了，孤孤单单。想起去年春节回家吃饭时，心里老惦念着雷厦，放心不下他，可今年我一人在蒙古包，雷厦却自己玩儿去，根本没想着我，挺不舒服的。
到了初三，雷厦才回来，春节这两天他和六连的北京知青又喝又聊。
他说收到傅勇生一封信，学校下一批六八届毕业生分到山西插队，傅勇生实在不想去，让我们帮助他来这儿。
我沉默着，心里对雷厦不满，就故意跟他顶：“上山下乡很好嘛，去山西有什么了不起的。”
“那你为什么不去山西？”
“我喜欢内蒙草原。喜欢骑马、摔跤、喜欢这儿地广人稀。”
“那傅勇生也喜欢，为什么就不能来？”
“我来这儿是冒着风险，自己闯到这儿的，是从学习班里逃出来的。不是等别人闯出一条路后，再投靠别人。”
雷厦正视着我：“傅勇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他张口求我，我不能不管。”
“当初我劝他跟我们一起走时，他总说再看看，再看看。好，现在等我们成功了，他又来分享我们的胜利果实，有难不同当，有福却要同享，我对他这种行为感到不舒服。”
“你不要自己找着了个好地方，就不管别人。像挤公共汽车一样，没上去时，拼命往上挤，等自己上去了后，又不愿意别人再上来。”
我说：“这跟挤公共汽车不是一码事。第一，我是上山下乡运动的坚定支持者，早在文革前就想到边疆去，我这想法，学校里很多同学都知道。我对逃避上山下乡的人从心眼儿里瞧不起。第二，如果当初我们没劝他跟我们一起来，他要来，我不反对。可是我们拉起队伍后，反复劝他来，他不来，现在看见我们成功了，又变了卦，这样的行为，我不尊重。”
雷厦激动地说：“人应该讲义气啊！他是我多年的好朋友，现在处于困境，张口求我，我能说你是上山下乡的逃兵，我不管你吗？这话我说不出口。而且当初，人家傅勇生也帮过你不少忙，你不能这样翻脸不认人。”
“我豁出去不讲义气了。对上山下乡事业的逃兵，我讲不了义气。多年来一直想到最荒凉，最落后的地方磨练自己，我瞧不起那些千方百计赖在北京装病不走的想家迷，瞧不起那些怕挣工分，怕没有公费医疗的胆小鬼，我们这一代有多少优秀青年在农村挣工分，艰苦奋斗啊！姜傻子的事你也都知道。他在那帮人最挨整时，毅然来到内蒙，接受专政……他们才可歌可泣！坦白说，我就是不愿意帮助一个害怕到农村去的懦夫。何况他的出身也不好，我们这几个人本来就没几个出身好的，再加上他，更会惹麻烦。人家会说我们是一小撮牛鬼蛇神的子弟，干什么都被动。”
雷厦没有表情地说：“好，这事你别管了。我自己干。”
我问：“你尊重不尊重我的意见？”
雷厦摇摇头：“我不能干对不起朋友的事。”
“那你就干对不起我的事了。”
雷厦不置可否。沉默片刻，雷厦咬着嘴唇说：“我明天要到场部找军代表谈谈这事。我一定要把这个忙帮成。”
“好，你把我的话当成了耳旁风。”我非常失望。
“朋友有难，不能见死不救。”
“好，你要是一意孤行，我也一意孤行。”
心想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没啥了不起。
晚上，他们几个聊着马，蒙古牧民的怪风俗，我考虑着怎么处理这事。来牧区后，发现雷厦不像在学校时，对我那么尊敬了，可能是用不太着我，哼，他不听我的，就得让他尝尝不听我的后果。傅勇生是雷厦的铁哥儿们，这么热心帮，自然是想增强他自己的势力……
我决定给锡盟知青办写一封信，揭露有人来内蒙是为了逃避去山西插队，不让雷厦帮傅勇生的事得逞。说干就干，我马上就在煤油灯下起草出了信。
盟知青办：我是巴颜孟和牧场的北京知识青年林胡，特向你们反映一个事实。最近有不少北京的中学生自己跑来内蒙。他们之中一小部分人出身不好，又想逃避去农村插队。作为一名上山下乡事业的坚定拥护者，我特向你们反映此情况。如北京四十七中的傅勇生就是一例，他家里有问题，不愿意去山西插队，就企图通过关系私自跑到内蒙巴颜孟和牧场。
希望能妥善处理。
巴颜孟和牧场七连 林胡 1979年1月X日
并把这封信又抄了一遍给场部领导。
我知道，这样下去后，就要得罪雷厦，就要开始孤立，但不能不这样干，我不是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当喽罗的人，决不给雷厦拍马屁。
第二天，我骑着小青马，一人跑到场部，找到了军代表，向他当面递交了这封信，请军代表按政策处理，不要把本地变成逃避上山下乡的避风港。
军代表很惊讶地听着我的陈述，时不时地点点头，答应要慎重考虑。
傍晚，我骑着马，孤零零走回驻地。那是暮色时分，严寒把脚都冻麻了。我的心也冷冷的，这辈子从没干过密告领导的行径，这是头一次，为和雷厦斗气。
自以为这事没人知道。但很快，雷厦就全知道了，他上场部找军代表时马上就明白我来找过，气得要命。回来，跟我大吵。
“你干这事，多卑鄙！”
“躲避插队，躲避艰苦，才卑鄙！”
“你为了跟我过不去，不惜一切手段。”
“对，用一切手段不让你成！”
“你越这样，我越帮，你自己只会成为个孤家寡人。”
“我不怕。”
“你是过河拆桥，人家傅勇生帮了你多少忙！”
“对上山下乡事业的逃兵，我就是过河拆桥。”
“卑鄙，自私，无耻。”
……
从这以后，雷厦和我不再说话，他整天到场部找头头游说，为傅勇生的事四处奔走。
我承认自己很没人缘，到哪儿都和身边的人搞不好关系。
记得有个晚上，我早早躺下睡觉，雷厦、金刚不在。山顶却还在看他的《养马学》。
亮着灯，我睡不着就轻轻说：“睡觉好不好？”
山顶没有言声。
我又说了一遍，他哼了一声，却没有行动。一下子火了，嗖地从被窝里跳出来，吹灭了煤油灯。
山顶从不骂街，这次也气愤地骂道：“操你妈的！”
“操你妈！”
“哼，写告密信的家伙，卑鄙透顶！”
“我就写了！对卑鄙的事就用卑鄙的手段。”
“你太霸道了！”
“你要想练，咱们就出去练。”
山顶气得鼓鼓的，只好摸黑铺被子睡觉。他是个很忠实的人，搞枪的事可以窥见一斑。但可惜，他是雷厦的好朋友，……
过去他们都听我的，现在雷厦一不听了，这俩小子也横起来，敢跟我顶。我自然气急败坏，硬打硬骂。
来牧区后不久，就让人给打昏倒，又让牧主的狗咬了一口，手腕上的伤口疼得我脾气烦躁。心理失去平衡，特别爱发火，对任何与自己不同的意见都无法容忍。为一点小事，就气得要命。跟谁都想掐，跟谁都想顶。
牛粪没了，又懒得做饭，雷厦他们三个决定下包，这当然也是因为不愿意跟我别别扭扭地住在一起。他们很快就找到了主儿，下去了。
但牧民们谁也不愿意要我，牧民一提到我，就说是个“孬种”。不管多大块儿的牧民，见了我都有点惶惶然。最后队里给我分到道尔吉家——全队闻名的又脏又抠儿，又神经的家伙。这不是拿我开涮吗？我拒绝了，借口看库房，继续一人住在知青的蒙古包。
全队知青从牧主那儿抄来的大批物品都堆放在库房。
雷厦、金刚、山顶他们三个走后，再也不回来，事实上与我断绝了外交关系。
没啥了不起，跟雷厦好了一年多，都快失去了自己的个性，分开吧，我的道路一定雄壮而光荣。
独自生活，最头痛的是做饭，自小到大从没干过这活儿。除了煮小米粥，啥也不会，一切都是凑合。锅里有剩饭，就用茶壶煮肉；没案板，用黑锅盖代替；小米饭煮煳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往肚里填。
记得有一次，我准备炸一脸盆果子（牧民把面炸成小方块），油热了，面还没和好。我赶紧和，油冒烟了，才开始擀。用悠双杠的劲头，玩儿命地擀，边擀边用毛主席语录鼓励自己：“在敌人十分起劲，自己十分困难的时候，正是敌人开始不利，自己开始有利的时候，往往有这种情形，有利的局面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坚持，坚持，马上就好了。我一面拼命切着面片，一面安慰着自己。就在这时，油“忽”地着了，火苗窜到蒙古包顶。慌得我手忙脚乱，不知所措。傻了巴机地把着火的油锅端到外面，结果眉毛让火苗给烧焦，手也烫伤，案板上切好的面片留下了一个大黑脚印。
蒙古老乡常说：“聪明人做饭看火，傻瓜蛋做饭看锅”，我当时哪里知道？
对于不讲卫生的人来说，这儿可是个好地方。人烟稀少，又没女的，脸再脏，手再黑也没人笑话。
碗上积着一层灰尘，水桶里飘着羊粪蛋儿，毡子上粘着一块块肉屑，手黑污污的……全不吝，照样吃手扒肉，喝茶，睡觉。就是大便难受，隆冬腊月，草原坦平如坻，没一点遮挡，蹲一会儿，屁股跟刀割般疼。
据说老姬头从场部放回来了，在群专的地窝子里关了一个星期。回来后就吹牛：“要不是我嘴硬，跟群专的头头吵了一架，他们还不放呢！我怕球的？四七年的老兵，他敢咋地我？”
牧区阶级斗争复杂，才来两个月就得罪了很多人，为了自卫，为了保卫抄家的成果，我准备了一根小腿粗的棒子，怀里揣着那把从贡哥勒家抄的尖刀，十分警惕地守护着三间破土房。
雷厦他们不理我，我也不理他们。能孤独的人，才是勇敢的人。敢不敢一个人孤独生活，才能看出你是不是坚强。
英古斯的风波
我、小青马、英古斯三口孤独生活。
早晨起床后，首先抓马，然后饮马，然后吊。之后熬茶做饭，饭后，再把马用绊给绊上，放到草原吃草。
茫茫草原很有气魄，就是太寂寞了，周围不要说人，就是苍鹰、老鼠也很少见，偶尔有几头流浪的老牛，飘泊到我的蒙古包附近，带来一点生命的影子。它们孤零零地站在井旁一动不动，等着水喝，眼角上的泪结成了一串细细冰珠。
四周那么安静，时间那么空闲，没有任何压力，各种念头都可以自由自在地在脑中闪掠。真不光彩啊，所有这些念头中，最经常出现的是女的。
从小学四年级，就对一个女同学有了好感，但后来受挫，异性就成了一个谜，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异性的兴趣也越来越强烈。可是怕同学们说我流氓，好色，不敢跟女生多接触，平时对她们总冷冷冰冰。电影里一有男女接吻拥抱的镜头，也强迫自己闭上眼睛，担心这会诱发自己流氓思想。我佩服武松的神力，更佩服他在女的面前巍然不动。
偷偷想女人和革命战士的称号很不相称，我狠狠地压抑着。六五年学校搞自我革命运动时，还把这当作灵魂深处最见不得人的思想写成书面材料，交给老师。可后来，狗改不了吃屎，仍偷偷地想！我又想法把对女的的念头，转移到男的身上，用战友代替女的。曾和雷厦彼此发誓，同生共死，互相忠诚，不再跟别的女的好。一种神秘的初恋般的感情缭绕在我们中间。
可是来牧区后，一来和雷厦分手，一来是牧区太寂寞，一来是当地女的太少，光棍多如牛毛，女的念头老是盘旋在脑海。一会儿那个缝得勒的牧主婆儿，一会儿罕达的老婆……见一个喜欢一个，晚上就做着和她们睡觉的美梦，时常用手干。女人的那玩艺儿，把自己迷得昏昏沉沉。不过早上起来后又总是很后悔，感到自己肮脏下流极了。写血书风尘仆仆来到内蒙边疆，难道就是缩在被窝里对人家起邪念？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革命青年不应该这么早就考虑婚姻恋爱问题，我太没出息，动物性太强了。曾多次把这个问题写在日记里，自我批判，自我反省。
两种思想经常打架：一种认为想女的可耻，见不得人；一种认为这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后一种思想略占上风。为了给自己的“流氓念头”找根据，我特地把鲁迅的一段关于肯定性欲的语录抄在日记本里，安慰自己不要老自惭形秽。
一个人孤独生活，有许多好处，其中之一就是完全可以不洗脸、不刷牙、不洗脚，不迭被子……反正四周没一个人，自由自在得很，再脏也没人说。
闲得没事干，除了看书，照料马，还是觉得有点空虚，就常常跟牧民摔跤。青年牧民阿四愣是我最经常的对手。他胖乎乎的，一眼大，一眼小，老是像刚睡醒的样子。他不服我，隔几天就要来摔，每次摔他一溜滚儿也不生气。真没想到我在学校苦苦练的摔跤技术，来内蒙牧区后大显身手。
牧民虽喜欢摔跤，可大多数没技术，靠笨力气。青年牧民小桑杰闻讯也来与我摔跤，他很聪明，会攒半导体，个子挺高，红光满面，身强力壮。我又把他给摔倒，他用蹩脚的汉语，呀呀地叹息！
最后本队最壮的大古勒哥按捺不住，要跟我决一雌雄。这大古勒哥是个典型蒙古汉子，45岁左右，身材魁梧，有一米八多的个儿，手指头特镇，像胡萝卜一样，体重200斤以上。头一跤，大古勒哥很轻易地把我扳倒，什么技术没有，就靠力气。第二跤，不跟他玩儿蒙古式，用跪腿得和勒，套住其小腿，赢得干脆。感谢物理定律，使我能把这么魁梧的壮汉像电线杆子般地撅倒。他沉重的身躯倒下自然要比树叶落地砸得疼得多。可大古勒哥脾气温和，马上就服气了，再也不跟我摔。
其他牧民目瞪口呆，万万没料到北京来的知识青年还有这两下子。老蒙吃奶吃肉，力气大，但常年骑马，腿部力量相对比较单薄。我后来跟其他牧民摔，很少输，发现他们大都有这缺陷。
英古斯一点不闲着，吃饱了就和我玩儿，一会儿扑咬我脚趾头，一会儿叼着我帽子乱甩，一会儿又张牙舞爪地跟我的手搏斗，喉咙里发出兽性的呼噜声。它跑得贼快，咬架特厉害，多大的狗也让它给咬得惨叫不已。
当它前腿直立，雄武地坐在后腿上时，很像杰克·伦敦《荒野的呼唤》中的那条狗。它很懂事，从不随地大小便，门如果打不开，就用爪子抓，低声呜咽。
它常常卧在我的脚旁，用它那湿润润的小舌头认真地舔我的脏脚趾头，直至舔得干干净净为止。当我把脸贴在它毛绒绒的小脑瓜时，不由自主地涌出了一种父性般的感情。这是一条小生命，一个活泼泼的小肉蛋啊！平常我吃什么，它就吃什么，还到场部给它买江米条。晚上睡觉时，它会很温柔地用娇嫩的舌头舔舔我的耳朵，怪痒痒的。
但这狗也有毛病，如牙齿上有片片黑斑，毛不亮，最要命的是见了谁都摇尾。
到蒙古包串去，看见一群狗冲向我，英古斯马上以一挡百的气概迎上去，与对方厮杀，被咬得嗷嗷哀叫，也不逃跑。但它若见了来包串门的生人却总是笑脸相迎，一副媚态，使劲摇尾巴，这可能是流浪生活遗下的毛病。
我决心改一改它这毛病。牧区阶级斗争复杂，它对人得厉害一点儿。记得好像是屠格涅夫的一篇短篇小说中写了一老太太给儿子报仇的故事：做一个假人，在脖子上围了一圈香肠，训练狗咬。我也如法炮制：用破衣服做了一个假人，上衣是绿军棉袄，（一袖子被烧焦），下衣是件旧蓝棉裤，头带一蓝帽子。面部是白布，腰里系着皮带。我把一块骨头放到假人腰部，训练狗扑咬。没想到这狗傻了巴机，怎么也不咬，累得我满头大汗，又打又哄，也无济于事。它对那块放在人腰部的骨头敬若神明，连贡哥勒黄狗的十分之一的凶劲都没有。
我见它不听话，就用铁链子把它拴在蒙古包里饿，饿得它一个劲哀叫，声音凄惨。饿了两天后再让它咬假人身上的骨头，它依旧不咬，我喝斥它、踢它，那绿色的眼珠马上闪出凶光，从喉咙深处冒出了发怒的呼噜呼噜声。
我不理它，它就在原地打圈圈，拉着铁链哗啦啦响，并不住地哀叫，声音越来越大。结果招来了附近牧民小孩的注意，跑来趴在门上的玻璃处窥视，我做一个假人的事就传了出去，有些好奇的牧民甚至骑着马来看。
草原空旷寂寞，一点儿小事都是当地老大老大的新闻。
见谁都摇尾巴的狗不是好狗，我训练了半天，它也没有进步，只好暂告一段。它自幼遭受遗弃，无家可归，靠人施舍为生，养成了这老好人的毛病。对此不能着急，不能简单粗暴，只能慢慢纠正。
以后，我继续把英古斯关在蒙古包里，让它少见人，增其凶猛。
这天我带着望远镜，骑上小青马去串包，英古斯也高兴地陪我同去。可能憋得太厉害了，它老四处野跑，不紧紧跟着我，使劲叫也不理，越跑越远，不久就没了影。我懊丧地叹息：“流浪的狗就是不忠实！”颇感失落。但不知何时，那狗又从后面跑着追上我，让我一下子转忧为喜。
路过一蒙古包时，离包老远，就冲过来3条狗，围着我的马又跳又咬。英古斯夹着尾巴，躲在马旁边。它看准时机，突然闪电般扑向一条单奔儿的狗，把它咬得连连惨叫。接着又对另一条狗发起了进攻……它个子虽不大，却勇猛擅战，比掐架的话能威镇全七连。
正在这时，发现自己的望远镜丢了，是初中朋友谢保国送的，很有纪念意义。肯定是我骑马拔蹦子时，一起一伏，从书包里颠了出来，赶忙折回寻找。
到处都是平坦坦的草原，用套马杆划着地，来回找了半天也没找着。
突然，一牧民走了过来，定睛一看是道尔吉。他用生硬的汉话问：“这狗地你的干活？”
“是呵！”
“这狗坏坏地干活，要打死地！”他板着面孔。
“为什么？”
“咬死羊羔地干活，必须打死地，”道尔吉似乎忘了我曾去过他的蒙古包，看他满脸热泪唱嚎歌。好一本正经！牧民怎么这样呀？说变就变，反复无常。
“怎么回事？有话好好说。”
“咬死羊地狗，死了死了地，没什么可说地！”他的嘴龇了龇，一股口水射进了地上的一个耗子洞里。
我强忍着怒火问：“咬死哪儿的羊羔了？”
“我地羊群地，多多地，这狗得打死地！”
他满是疙瘩的大黑脸十分严肃，又瘪又歪的狮子鼻不友好的地皱着。难怪人们都说他人缘不好，翻脸不认人。
我火了，冷冷地望着他：“不行！”把腿一夹，小青马跑了起来，英古斯若无其事地在前头带路。
他狠狠地向地上的一个马粪蛋“滋”了一口吐沫，嚷道：“就得打死，一定地打死！”
我扭头向他挥挥拳头，骂了句：“打你妈的蛋！”
身后，传来暴怒的咬牙切齿声：“就打死地！一定打死地！”
丢了望远镜，正焦急万分，又碰见这丧门星，好丧气！用脚磕磕马肚，疾驰而去。也没心思再去串包，返回住地。
到家的第一件事是把棍子准备好。
第二天，七连的贫协主席，临时负责人巴图骑马到我住处，说我的狗咬死14只羊羔，按草原的规矩：凡咬死羊羔的狗就得打死。
“可我一个人单独生活，需要条狗啊。”
“这儿马上就要改成兵团了，知青全要集中起来。”
“羊羔已死，打死狗解决什么问题呢？还不如赔钱，死多少，赔多少。”
“咬死羊的狗就是狼，下次还要咬，一定得处理掉，这是草原流传了多年的规矩。”巴图态度倒是挺客气。
“好，我考虑考虑。”心里很不痛快。
英古斯似乎知道自己犯了错误，寸步不离地跟着我。天晓得一眨眼它怎么就咬死了14只羊羔。
道尔吉那么蛮横，打死英古斯岂不使他更趾高气扬？而且小英古斯在饥寒交迫中投奔到我的门下，天天冒着凛寒为我站岗放哨，怎忍心杀之？
于是到知青中寻找同情，金刚在我们4人当中最小，他喜欢音乐，心地善良。初到草原，目睹牛群为死去的同伴哭泣，曾感动得流下泪，以后真的再也不吃牛肉。我想他可能会站在我和英古斯的一边，尽管我俩曾为英古斯打过架，可现在我有困难，他不会记仇。
听完我叙述后，他为难地说：“可牧区确实有这个规矩啊，无论谁的狗都不例外！唉，谁让你碰上了道尔吉的？这老倔头出名地倔。其实我对他也没好感，特小气，去他的蒙古包，茶里连炒米都不放。”
我一言未发，扭身就走了，很后悔找这小子。他胆小了巴机，只敢骑最老实的马，打了不走的肉疙蛋，见了牛群躲得远远，生怕给自己肚皮戳个眼儿。
我又去找刘英红，希望能得到她的支持。她也是自己从北京跑来的，人好像还不错。
进了阿勒华的蒙古包，刘英红笑眯眯地和我打招呼。她穿着油污污的蒙古袍，脸变黑了，头发也不那么整齐。你从她身边经过，闻到的是一股地地道道的老羊皮味儿。
阿勒华的老婆见我又黑又脏，忍不住地笑了。刘英红也奇怪地问：“现在大多数牧民天天都刷牙洗脸，你怎么比牧民还不讲卫生呀？”
我笑笑：“咱这是老八路的作风，”
刘英红问：“是你把大古勒哥摔倒了吗？”
我矜持地点了点头。
她惊奇道：“牧民们常常议论起你，说你力气大，一手能举起大车轱轳，还说你摔跤特厉害，把西乌旗冠军都摔倒了。”
我听了甜滋滋的，舒服极了：“他们还说什么？”
刘英红笑着：“还说你孬种。”
我感叹道：“比我孬种的有得是！”就势讲了道尔吉要打死英古斯的事。
没想到她听完后，毫不踌躇说：“就是应该打死嘛，这是草原的规矩”。
可惜呀，刘英红这么老实巴交的姑娘也不让我的英古斯活。整天帮阿勒华女人干这干那，放老弱畜，为什么对我的英古斯却如此冷酷无情？
……
回家路上，望着白皑皑的雪原，心里非常阴郁，好像压着一块巨石。天快黑了，在大风凛冽中回到住处，把马拴好，向蒙古包走去。突然身后有人抓住我，惊得我本能地抡起拳头向后一挥，只听一声尖叫，猛转身，收腹拢拳，定睛一看，原来是英古斯！在风雪中一次次扑着我，拼命地跳呀，蹦呀，用前爪抓着我的胸脯，饿猪一般疯地舔着我身上的冰霜，那尾巴像小鸟翅膀一样地呼扇。
好样的，小瓦西里！我被严寒冻僵的心浮出了一缕暖意。
这是一个早晨，我正在蒙古包里做饭。
外面响起了狗叫，接着听见一声惨叫。赶忙出去，看见道尔吉和其他两个牧民正在追赶着英古斯，想用套马杆给套住。我随手捡起了地上的两块冻土，向他们扔去，却没打着，眼睁睁看着他们追着英古斯跑到远方。我赶忙拿着大棒去抓自己的马，小青马绊在一里外的草原上。待跑到跟前，把马绊解开，骣骑回蒙古包，备上鞍子，他们已跑得无影无踪。我狠狠地打着马，往他们刚才跑的方向追，追了半天，也不见踪影，只得懊恼地返回。大草原那么大，到哪儿找呢？这一天，我在焦急中盼望着，英古斯生死不明。
晚上彻夜难眠，万分怀念着自己的英古斯。
几天后，一个来观看假人的牧民对我说：“听说你的狗让人给打死了。”
“死在什么地方？”
“在十连冬营盘马厩旁的沟沟里。”
我发了疯似的骑上马向十连冬营盘疾驰。
在那马厩旁的沟里，果然发现了英古斯的尸体，早已冻僵。皮毛上覆盖着一层白色的冰霜。我费了老大力气，才把尸体从地上扯下来，那尸体冻得像钢铁一样硬。
缓缓骑着马，抱着狗尸体，回到自己蒙古包。惨呀，早在学校，就养过一条下场凄烈的小狗，并为它打过架，现在英古斯第二又遭到相同的命运。
我用力地拿着大棒，向地上打去。咬牙切齿地骂：“一定要用道尔吉的两颗门牙来祭祀我的英古斯！”
啊！来牧区后短短几天，就发生了这许多倒霉的事！气得我火冒三丈。纵马跑到场部，找到了刚来到此地接管的兵团六十一团张团长。
“张团长，我是七连的北京知识青年。我们在元旦那天抄了一次牧主的家，把牧主的狗打死，连里有些牧民心怀不满，又借口我的狗咬死羊羔，把我的狗打死。这其实是对我们抄牧主家的报复。”我痛哭流涕地哭诉。
张团长认真听着，安慰道：“不要难受，这事我们调查一下再说。”
“如果领导不处理，我就自己解决了。毛主席说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张团长笑笑：“可不要打架啊！要相信领导是能够解决的。兵团接管牧场后，任务很重。今后你们知识青年也都是兵团战士，要集中起来工作、学习、劳动，可不能像过去那样自由散漫了。你要成熟一点，不要为一条小狗犯错误。”
我回到蒙古包。将英古斯放在牛车上，拉到南侧的架子山，在一个和缓的土坡上，抡着镐头，挖了一小坑，掩埋掉。
四周寒冷的烈风呜呜地吹，这是我一辈子第二次失去了自己的狗朋友，眼眶里不禁涌出了泪。
兵团接管
由于挖肃，各连知青们和牧民关系都很紧张。在牧区，脱离了广大牧民绝对没好日子过。听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要接管我场，所有知青们都热烈欢迎。
1969年3月，沉寂千年的草原有了生气。100多名现役军人率领着200多复员战士和1000多天津知青来到了巴颜孟和牧场。（在此之前，只来了几个团干部）
6月，因为和农工老高打架，我被调回连部。所谓连部，就三间土房，一个马厩，一口井。
很多天津知青似乎都听说过我，一见我回连，围上来问东问西，倒挺热情。他们刚来不久，还全是城里人的味道，个个衣着整齐干净，白嫩清秀的小脸蛋上闪着青春光泽。相形之下，我像个要饭的，蓬头垢面，棉袄又脏又破，袖口上露着油污污的棉花。看着他们惊讶地望着我这身打扮，很自豪。
脏也是一种美。
锡林浩特知青郭北端详着我的破棉袄，使劲握握我的手，感慨道：“你可真行，一个人孤零零住那儿，换了我可受不了。”
过了几个月的鲁宾逊生活，这帮锡林浩特知青觉得我特别怪，能受。
我向指导员报了到，交了库房钥匙。他从头到脚打量着我，问：“你就是林胡？”
我拘谨地点点头，见了当官儿的，总有点不自在。
“这回和老高打架，你可没道理哟。”
“我拣了一个马绊，老高开始向我借着用，等过了几天后，又改口说是他的。”
“那也不能打呀。”
“我没打。我只说，你这么大岁数了还撒谎，讹人马绊，该打。他就把脑袋伸过来让我打，一直给我顶到蒙古包上，实在没办法了，才给了他一下。”
“野蛮！老高头这么老实的人，你也动手打。”
“马绊不是他的，却硬说是他的。”
“好吧，今后可不能再打人了。”
我点点头。眼前这位解放军很威严，有一米八的个儿；肚子老大，酒桶一样；嘴角两侧各有一道深深的褶皱；大眼睛混浊并充满血丝；鹰钩鼻足有三个半厘米，那凸起的肉疙瘩上，布满小黑点，令人畏惧。
他倒背双手，随随便便问：“听说你摔跤很厉害？”
“一般，流传的话都有点夸大，瞎吹。”
“狗咬死羊羔是怎么回事？”
我把经过讲了一遍。
“现在兵团成立了，要建立严格的纪律，可不敢再胡来喽。”
我点点头。
“去吧。”指导员的肚子那么大，还总爱挺着，很有派儿。我转身刚要走，他把我叫住：“你是不是拿刀威吓过道尔吉？”
“根本没这回事。”
“你有刀没有？”
“有。”
“拿出来，给我看看。”
只好从口袋里掏出那把牛角刀递给他。
他端详了一会儿说：“这么办吧，刀先放在我这儿。以后把事实搞清楚了，再还给你。”
道尔吉可真会造谣，我什么时候拿刀吓唬过他？
自从来到连部，我感到一股巨大的朝气扑面而来，绵延数千里，拥有10万知青的内蒙兵团自1969年1月24日组建后，发展迅速。从我们这个荒远偏僻的小连队，也能看到它雄厚的力量和强大生机。
一台台康拜因、七十五（链轨）、二十八（胶轮）、大油罐、播种机从各地运来……各式各样的物资堆在露天，可忙坏了连队保管。
我们知青先是在马厩里编柳笆（盖房铺房顶用），而后男知青被抽出脱土坯。小伙子们手上磨了泡，肩膀压肿，裤腿上沾着泥全不在乎。谁都不好意思偷懒，也不会偷懒，都希望自己手上的泡越大越好，裤子上沾的泥巴越多越好，脸被晒得越黑越好。否则就觉得比别人矮一块。
有人反映，金刚干活慢。他得知后，阴沉着脸，吃了晚饭，又自个到大坑挖泥去了，一直挖到半夜……不过人们还是总嘲笑他“软”，“二等劳力”。
山顶在炊事班干得兢兢业业，博得了人们普遍赞扬。伙房里光线很暗，他负责烧火、挑水、洗锅……终日在那里干，把他小脸儿闷得惨白。
这个刘英红干活总爱跟男的比。和泥脱光了脚，挖土比金刚不慢，抬筐总要把绳子往自己这边拉……干得那么苦，使几个体质较弱的男生气得要命，你干嘛那么积极，非要压倒咱男的？
这是我们度过的第一个草原之夏。连部周围到处都是一丛丛蓝幽幽的马兰花，在马蹄之下发出齐刷刷的声响；洁白的丝石竹像千千万万颗小白扣子在绿草中舞动；还有那一大片一大片的麻花艽，给深绿色的草原染上一层浓淡不均的金黄。每个人对草原，对自己的未来，对兵团都充满了强烈好奇。
大家情绪饱满，干起活儿来，争先恐后。你挑十担，我挑十一担；你光着膀子，我穿个裤衩；你不休息，我非要下班比你晚一会儿……每个人都苦干苦干，拼了命地苦干，想给大家，给领导，给自己的良心留个好印象。
盖房扔坯是个累活儿，尤其是垒山墙，越往上越高，全靠实打实的力气。我倒很愿意扔——既干了活儿，又练了块儿。哼，刘英红也来凑份子，抢着要干。结果一块也扔不到山墙上，白白摔坏了好几块坯。我讥笑了她一番，给她弄个大红脸。
往房上扔装满泥的铁锹需要点儿功夫。上去后，锹把还得转九十度，让接锹人接住。有人不是把锹扔得像箭一样刺向对方，就是掌握不住平衡，把泥撒在地上。雷厦扔泥不错，又稳当又快。别人扔锹要是没扔好，他好得意，红润润的脸上露出笑容。我俩为傅勇生的事断交了几个月，还是见面不说话。
金刚把泥和得细极了，跟包饺子面一样，又均匀，又软乎，又筋道。不要小看和泥，这里也有技术，草的搭配，水的多少都有讲究。生手和的不是疙瘩多，就是缺少粘性。金刚拼力气不行，干细致活儿却没比。他抹的墙平光如镜，他垒的坯上下左右一条线儿。也许他的山羊脸不招人喜欢，也许他说话文学性太强，复员兵说他酸。他一赌气，几个星期不洗脸，裤子上沾满泥巴。
这是1969年夏。
脏，潜伏着光荣。
脏，潜伏着一个兵团战士的尊严。
草原天气变幻莫测，雨说下就下，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干燥。不知有多少个夜晚，口哨声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揉着眼睛，发着牢骚冲进大雨，去坯场盖坯。我们硬着头皮让自己淋个透湿，把雨衣、塑料布、席子、大毡盖在坯垛上。一道道闪电照亮了这一大群在雨水中飞速传坯、垛坯的“落汤鸡”。
有女的在场，男生们谁也不肯露怯，个个勇猛地干，脸上都淌着雨水，鞋上都沾着一圈厚厚的泥巴。
每逢下雨，总算可以喘口气了。我们或是聚在那间墙壁已经熏黑的女生宿舍，学习毛主席“屯垦戍边”的指示，或是在自己的蒙古包里写家信、下棋、聊天。
金刚最爱靠在行李上，翘着二郎腿，徐徐而歌：
革命风雷激荡，
战士胸有朝阳，
毛主席呀，
毛主席，
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
要对您讲……
唱完一首又一首：
彩灯把蓝色的大海照亮，
幸福的喜讯，
传遍了万里海疆，
战士见到了毛主席，
敬爱的毛主席……
雷厦五音不全，也跟着瞎凑合，他最爱唱“八角楼的灯光”。
这些曲调优美的歌子，在内蒙草原上的瓢泼大雨中时隐时现。天晴了，蒙古包里还滴滴嗒嗒，下个不停。大家笑着、嚷着，把湿了的被褥、衣服拿到外面去晒，之后兴冲冲干活去。
雨后的草原真美啊！
巨大的彩虹悬在头顶，好像伸手就能摸到。空气新鲜，青草碧绿，几片墨色云朵湿淋淋地悠悠漂浮。金黄的委陵菜、蓝紫色的矶松草散发着阵阵野香。远处，一群黑马悠然吃草，神采飘逸，脑袋一上一下地摆动，驱散蚊虫。
那年过“八一”永远难忘。
傍晚，大家在食堂门前的空地上席地而坐。经过了一天酷热之后的黄昏，温度下降，无比凉爽，令人心旷神怡。天空碧蓝碧蓝，真干净啊！白镇北京秋天的天空！大家快快活活地啃着上士从千里之外的赤峰买来的黑梨，观看知青们自编自演的节目。
节目土了巴机，水平不高。
雷厦唱：“朔风吹，林涛吼，峡谷震荡……”调子起高，唱着唱着像猪一样嚎起来，太动听了，博得大家热烈掌声。天津女知青李晓华独唱“毛主席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唱一半，忘了词儿，双手捂住脸跑下去，又被铁面无情的指导员喝回来，命令她再来个别的。她一咬牙，挺起肚子，倒背双手，学指导员的腔调：“同志们，请指导员给我们表演个节目好不好？”
“好！”大家用力吼着。
“乱弹琴哩！”老沈的脸红了。
没人敢学指导员的肚子，这李晓华也够勇敢。
山顶的小提琴还比较像回事。那声音婉转悦耳，细若一线，弓法很准，如同他画假月票一样一丝不苟。
我们几个还专门吆喝蒋宝富等山西复员兵唱，不唱就学狗叫驴叫，把那几个复员大兵吓得四处躲藏。
印象最深是金刚朗诵的一首诗。他一腿直立，一腿三道弯儿。
阿巴嘎啊，请歇歇吧，
你腿上的关节又发了炎。
小伙子啊，请躺一躺，
为下夜你有两天没合眼。
二排长啊，请包包手，
柳笆上你的血迹已凝干。
晒黑了有什么？
咱们不怵当“老黑”，
手破了有什么？
胶布一缠照样干。
编！编！编！
我们在茫茫草原编柳笆。
诗极土，没有文采，但金刚还像背普希金的诗一样，大动感情，抑扬顿挫。有些老战士呲着牙，露出轻视的光，嫌他酸劲儿又上来了。
会上，除了梨外，上士又给大家发西乌旗乳品厂出的黑糖块，包装纸之劣像旧的一样。复员老战士们大把大把地往口袋里塞，可逮着不要钱的东西了。知识青年也跟着抢，欢快嚷着。
天黑了，报幕的说：“下一个节目是二班的男生小合唱。”
不知哪一位说：“灯光——林胡！”吓了我一跳，莫名其妙。
全连人望着我哈哈大笑，有人还故意摸着自己的头。
噢，原来“八一”前我剃了一个光头。
散会后，漫步草原。空气真新鲜呀，在北京是永远呼吸不到这样新鲜的空气，负氧离子特足。溜达一会儿，我和几个野心勃勃的天津小青年就摔了起来。他们不知我的实力，总是不服气。好久不摔，关节里都长了锈，摔一摔特舒服。鞋、裤腿被露水浸湿全不在意。
在黑黝黝的草原之夜，跟小伙子玩“挑钩子”、“大背胯”，把对手摔的一溜滚，还有几个小伙计在旁边喝彩助威，那是何等浪漫的画面！我的铁波脚发挥着威力，100多斤的肉疙瘩时不时从我脚上腾空坠地。这几个小青年总想赢，轮流和我摔，可没用。他们太嫩，一群羊打不过一只狼。我这42厘米粗的小腿，坚如磐石。
草原的夜风夹着野草香味儿，吹进嘴里、鼻子里，沿着舌头、喉咙像股泉水似地流到胸腔，浸着五脏六腑，舒服极了。
兵团组建后的第一个夏天是那么美好，终生难忘。
八比零
天气渐渐凉了，绿草变得枯黄。南去的大雁一排排从头顶飞过。它们伸长脖子，鼓动着翅膀，“嘎嘎”地叫着。辽阔的天空，回荡着它们的孤独呼喊。
1969年秋收结束后，全连召开总结会并推选出席全团首届积代会的代表。
沉默片刻，雷厦提议刘英红。
刘英红瞪了雷厦一眼，连连说：“不行，不行，干什么你！”
雷厦沉着地站起来：“我觉得刘英红来边疆后，各方面表现突出。秋收拔麦子时，手磨得血糊溜烂，硬是一步不拉地跟在男生后面；脱坯时，没扁担，就双手提着两个大水桶，走老远提水，也不知提了多少趟。换了男生可能都受不了。多大的水桶哪！而且脱坯用的好工具，离井近的好位置，容易挖的土质等都从来不和人争。”
刘英红尴尬地说：“我提议吴山顶。他在伙房工作默默无闻，任劳任怨，埋头苦干。有时饭不够了，就把饭让给战斗班的同志们吃，自己吃剩饭。他还苦苦钻研如何节约煤，改进炉灶。”
最后开始表决。当指导员念到：“刘英红”时，全连人都憋足劲高呼：“同意！”把刘英红急得坐立不安。她的蜡黄脸，没一丝血色，站起来气愤愤地对男生们说：“你们别捣乱！”
金刚坚决反击：“不是咱北京的向着北京的，刘英红确实是我们的榜样，无论是政治学习，还是团结同志都相当不错！就说她主动赶小马车拉草吧，挨过多少次摔？大热天，别的不说，就说那个晒吧，连我们男的都怵，可人家却毫无怨言。”
山西复员大兵蒋宝富笑嘻嘻说：“对啊！你看那脸晒得多黑！”
马上有人质问：“你管人家黑不黑呢？”
蒋宝富一本正经说：“家属们都这么反映嘛。刘英红干活儿没说的，就是不像个姑娘样子，脸晒得那么黑，将来怎么找对象？”
在座的无不捧腹大笑。
“臭德行！讨厌！”刘英红脸色阴沉，气得手直哆嗦。在七零年的兵团连队里，说谁找对象，是对谁的莫大侮辱。
指导员瞪着蒋宝富：“乱弹琴！你说话看点儿场合！好，就是刘英红了！一致通过。”
刘英红群众关系特别好。有些人干活儿突出，就觉得有了资本，对不如自己的人粗声大气，俨然一俯视，革命得要命。刘英红没这毛病，对谁都关心而体贴，活着就好像是为了别人。天津女知青王英英比较娇，动不动就请病假。她有个习惯，每逢下雨总要借刘英红的雨鞋上厕所，并非自己没雨鞋，而是舍不得让厕所的臭泥巴弄脏。别人都看不过去了，刘英红却根本不在意。
顺便说一句：头一年，连部还没盖厕所。只有两个临时的露天茅坑，四周围着一层柳笆，相当恶心。一蹲下，上百只苍蝇就围着你团团转。手一停止运动，屁股上就会落苍蝇。一下雨，更触目惊心。
还有，刘英红比较不自私，这也是她倍受大家喜欢的缘故。听说阿勒华的大女儿想要军装，她把自己托人走路子买来的一套军装白送给那姑娘。她待人大方，没钱的概念，自己去团部常常为别人买这买那，别人忘了还钱，也不提，下次还继续给别人捎东西。其实她家里经济条件一般偏下：父母都是普通工人，自己平时总穿着一条打着补丁的蓝布裤子。
刘英红虽叫“英红”，但既不“英”，也不“红”。她面孔黄黑，小眼睛，厚嘴唇，鼻子过长，像条黄瓜还有严重的鼻窦炎。这是一张很不生动的脸，难怪家属们担心！
她的体形上下窄，中间粗，四肢短，躯干长，大奔儿头，彼此搭配差两号，显得极不匀称，松散无力。体育课跑障碍栏，猜她肯定没戏。可就这身架还能提两大桶水走老远老远，让小伙子们直嫉妒。
天津女知青齐淑珍也当上了代表。她发言时，小嘴皮说得很生动：“刚来草原时，我特别想家，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见到父母亲，老偷偷到草原去哭。可后来，被排长发现，不让我一人出去，就躲到马厩里哭。但马厩常有马倌儿去，哭也哭不顺。我就只好钻进女厕所里哭。厕所臭极了，熏得我眼睛都睁不开。有时一想到在连里连哭都不能自由哭，就更伤心了。后来我看见很多一起来的兵团战士都那么朝气勃勃，为自己这样想家很惭愧。在连首长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我开始与自己的资产阶级想家思想做斗争，尽量少哭，争取不哭。这几个月来，我基本上没哭，除了那次跑肚没赶上……”
她好能说，一点小事都能说的饶有趣味，充满细节，不时引起一阵笑声。她脸上闪着少女特有的红光，说话声音很好听，小鸟一样叽叽喳喳。
会后，刘英红几次三番地找指导员，请求换人。“这算什么呀，还有很多同志干得比我好，为什么让我去？我真的不是谦虚，真的不够格。”
指导员倒背双手，挺着肚子：“没什么可讲的，让你去你就去。”
“指导员，我不是谦虚，真的不够格。”
指导员生气地瞪了她一眼：“不行，让你开个会怎么这么难？部队就得有个部队样子。这儿不是托儿所，有阿姨哄着，这是部队，懂吗？”
挨了一顿训，刘英红低下了头。
她真傻，可惜不让我去。开会有多好，又能改善伙食，又能看电影，还发纪念品，写信告家也光荣。刘英红确实不是客气，她可能觉得去开那个积极分子大会，真不如跟四班的女伴们在泥泞里起猪圈自在，随便。
刘英红也不是见了谁都点头哈腰。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她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记得总结会后不几天，她跟菜园班长王连富辩论起部队里有没有阶级斗争，王连富唾沫星子四溅，嚷道：“解放军是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有球的阶级斗争？二排长，你诬蔑长城哩，小心吃家伙！”
刘英红不甘示弱，以彭德怀、罗瑞卿为例子，据理反驳，引用了不少毛主席语录，把王连富说得哑口无言，气得跑到指导员那儿大骂：“刘英红什么吊毛玩艺儿，她说军内也有阶级斗争，这不是诬蔑是什么？让她当代表、砍球屌哩！”
王连富原是山西汾阳的农民。长方脸，眼睛小而亮；高个子，体格健壮，看上去，虽有点瘦，可极有力气。当兵时，据他说曾背着400斤高粱秸走二里地，顶4个壮小伙，威镇全团。他的饭量也出了名：二两一个的包子，一顿能吃18个。据他自己说父亲是大队书记，会武术，抗战时，曾手持大片刀劈死过3个日本鬼子。他从父亲那儿学了不少绝招儿，全公社没人打得过他，连里其他复员兵也异口同声地吹他有劲儿，全团有名，在新兵连时，就把团部侦察连的老兵给摔倒。
六六年参军，六七年入党后，就开始散漫。当了3年兵，住了6次医院，是泡病号的油子。他一想住院，就猛吃肥肉，再猛喝凉水。可能在村里很苦，没什么享受，他觉得住院的滋味极美——有人送饭，有人量体温，有人打扫卫生，一天到晚总躺着，很是风光，绞尽脑汁想法住院。他还以此为荣，老向人吹嘘住过6次院，好像他很有本事。
他脾气暴躁，像TNT炸药，说炸就炸，谁也不怕。动不动就骂“砍球屌哩，你算老几？”连里人都有点怵他，尽量顺着他。所以，他对刘英红敢反驳他气得火冒三丈。
一天早上，S省委第一书记的女儿韦小立被派去菜园帮助干活。王连富插着腰，审视着韦小立双手举着扁担，吃力地和别人抬筐，满脸不高兴。他找着刘英红大声嚷道：“砍球屌哩，二排长，你派来的人连筐菜也抬不动，俄（我）们菜园可不要老弱畜，你再给换一个人吧。”
炊事班长王士兵（山西复员兵）背后说他是二杆子，没水平，传到他耳朵里，打饭时，见了王士兵就抽了一嘴巴。王士兵一声不吭，白挨了。
人们都说这王连富犯混，二杆子到家。
一天，他对小知青兴致勃勃吹起自己的本领：“俄在部队学了几天捕俘拳，多了不敢说，空手对付两三个还不成问题。你们知道燕飞吗？砍球屌哩，就他花和尚鲁智深也得给俄乖乖服绑。谁来试试？”
大家面面相觑，没人敢让他试。
“砍球屌哩，怕什么？俄不使劲，就做个样子给你们看。”
出于好奇，我鼓起勇气，趴到地上，体会体会他这燕飞是什么滋味儿。
王连富一屁股坐在我后腰上，把我两条胳膊反撅，放在他两大腿上，一手揪住我头发，一手扣住我下巴，使劲往后一掰，差点把我脖子扯断。他一面对大家解释动作，一面一次次地拨弄我脑袋，像大师傅揉面团。我感到难堪，赶忙说：“行了，行了。”可这壮汉还骑在我身上不下来，舍不得自己的武功表演。
听说我在七连摔跤很有名，他客客气气找了我两次，要向我“学习学习”。但我都谢辞了。心想兵团刚刚组建，不要太出风头，自己是个知识青年，应虚心接受再教育，总摔跤容易得罪人，影响不好。
可是他却以为我怕他，背后对老姬头吹起来：“林胡算老几？俄找了他好几次，都不敢跟俄试巴。哼，不是吹的，三个林胡也不是个儿！”他拍着自己小臂：“咱这胳膊，”又拍拍大腿：“咱这腿，屌的，开玩笑哩，400斤高粱秸，二里地！”
几个天津小知青颇不服气，把这话告诉我。一下子就激起了我的摔跤欲。我可不是女生排的老弱畜，任他踩乎。
“十一”国庆节到了，秋收大忙暂告结束，全连休息三天。
下午去食堂打饭，遇见王连富，我轻轻对他说：“摔一跤，怎么样？”
他眯起小眼睛，不假思索说：“好哇，不过得摔死跤。”
“行。”管他什么跤，一口答应。
“抱好再摔。”
“行。”
“摔坏了自己负责。”
“行。”
把饭碗往窗台上一放，就在食堂门口招架起来，这是他们家乡的摔法，两人先互相搂住再摔。王连富两腿左右岔开，认真地抱住我腰，明显地占了便宜。
“好了？”
“好了。”
“噢噢噢”他咆哮着，双臂猛地用力勒，下巴顶着我太阳穴往前压，他利用个子高，想往后撅倒我。可我一转体，他就没法子了，又想把我抱起来，使出吃奶的劲儿，脑门儿上的青筋暴起，却抱不动我。因为我左腿缠在他右腿上，两人联成一体。他喉咙里断断续续发出野兽般的吼声：“噢噢噢”，力量不断增加，可依然未能如愿。
我心里当然紧张，这头一跤可是关键，千万不能输。因此不敢贸然进攻，自信只要不进攻，他别想摔倒我。我小腿肚子42厘米，白比他粗，立地有桩，够他对付的。但老消极防守，僵着有什么意思？跟他拼体力没油水，还是得进攻，哪怕有风险，也得进攻。左进右退，运步完成，心一横，突然转体挺臀，全身爆发扭力，对方像麻袋般翻了个个儿，跌倒在地。好，别子成功！
王连富生怕我跑了，一骨碌跳起来，第一个动作是赶忙紧紧抓住我。二话没说，我们又摔第两跤。来来往往打饭的知青都被这激烈的角逐吸引，围观的越来越多。
我激动地咬紧牙关，牙床被咬得嘎巴巴响。看来，王连富再有劲，也能摔倒。他不是神，不是战无不胜，我的屁股能解决他。摔跤手的屁股越大，就等于火炮的口径越大，钩、别、背、入、披、揣等都仰仗有个威力强大的屁股。赢了一跤后，心里踏实多了。反正我那玩艺儿的口径比他大！
他抱得再紧，用反关节解脱法，几个冲撞就给崩开。左拽右扭，飞起一脚，好！一波脚又把他踢倒在地。我这波脚一般人防不住，主要还是得益于小腿粗，重心临到支撑面边缘时，单腿能支撑住身体，并还能用另一腿做出大功率动作。
连输两跤，他急红了眼，把衣服一脱，光着膀子，老虎般扑过来。他就怕我跑掉，不再跟他摔。小子脱了衣服，我很吃亏。肌肉光溜溜的，没地儿抓。他却能牢牢地抓住我。算了，不跟他计较。
围观的知青们、复员兵们个个都睁大眼睛，敛容屏息，紧张地注视。
互相抱好，他的两个大胳膊从右肩上和左腋下勒住我，两腿马步蹲裆，撅着腚，小心翼翼。我脖子被他夹在腋下，耳朵给他的头骨挤压得生疼。他身上湿淋淋，散发着浓浓的雄性动物特有的味儿。
据说王连富一个胳膊能夹200斤麻袋上拖车。（拖车起码有1.5米高）夹我这140多斤，却累得满脸通红，鼻孔喘粗气。任凭他铁钳一样的胳膊怎么夹，怎么拧，怎么勒，却无法把我抬高半尺——我一条腿死死缠在他腿上。
王连富累得张大嘴乱喘，不得不直起腰歇口气。这下轮到我的机会，左腿跳了一下，右腿猛上前挑，“大炮”往后一顶，转体变脸，双人凌空，把他砸在下面。耳朵被他头狠蹭一下，特疼。站起来接着摔。他脸色铁青，小眼睛里闪着火，咬牙切齿，额上滚着一颗颗豆大的汗珠子。
不到两分钟，一个搓窝儿，又把他拧倒。这汉子真有股顽强劲儿，爬起来，连汗都顾不上擦，抓住我又摔。他总以为我赢他是蒙的，凑巧了，总以为能捞回来。他力气是不小，但太死，用的力都是直出出的，对会摔一点儿跤的人毫无威胁。
我信心十足，绊子用得更加准确大胆。第五跤，又来一波脚。这壮汉好像脚没根，使一个吃一个。一直摔到第八跤，王连富终于清醒：再摔下去，只会让我的胜利更辉煌，他的失败更彻底。摔得越多，他输得越惨。当他明白一跤也赢不了我时，那顽强劲儿突然消失。他擦擦脸上的汗，沉痛地说：“不摔了，俄摔活跤不行。”
其实，每次都是让他抱好了再摔，一点没犯他的规。
自称伸出一条胳膊，小伙子能在上面玩单杠的大汉，低头匆匆走了。眼角里闪着强悍不服与痛苦的光。
复员兵们都傻了眼，不明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么能赢了五大三粗的工农兵。
金刚和我关系虽不热乎，但也高兴地笑着，这不要钱的表演太来情绪了。
刘英红笑眯眯地责怪：“干嘛摔人家那么狠？”
天津知青刘大傻啧啧赞叹第三跤摔得漂亮干净，腾空一米，得三分都富裕。
打赌认为我能赢的知青高呼着：“赢喽，赢喽！”催复员兵买糖。
我自然也无比陶醉，虽然胸脯上满是伤痕血印，左耳朵差点给蹭掉，火辣辣地疼。
“十一”这次轰动全连的摔跤向人们证明，我们知青并不是报上所说的那样弱不禁风，手无缚鸡之力。
为发枪奔走
1969年10月，战备工作紧张进行，据说苏修在外蒙屯兵百万，有40多个机械化步兵师，一天就能打到北京。
为了更好的备战，北京军区及下属内蒙军区、锡盟军分区都成立了前线指挥部，简称前指。团里也成立了战备值班连，并要求各连成立一战备值班排，也就是武装排。10月19日下午，全团各连紧急传达当日清晨林副主席签发的准备打仗的命令，我们听后热血沸腾，看来中苏大战迫在眉睫。
听锡林浩特知青说：二连浩特的边防军全剃了光头，写好遗嘱，验了血型，每人准备了3天的干粮。
指导员宣布连队所有人员调动一律冻结，探亲假一律停止，两个星期休息一次的大礼拜也宣告取消。
林西来我们连盖房的包工队，赶忙收拾行李回家，不敢再呆。一些农工家属害怕打仗，内地有亲戚的，赶紧投奔亲戚，内地没亲戚的，偷偷转移东西，准备轻装逃跑。但紧接着，又下传了团部命令，禁止一切人员外流，指责这些人动摇军心。
战争来临，只有我们兵团战士高兴得要命，终于有机会报效祖国了，有机会战死疆场了！从小学起，就憧憬着这一天。我们盼着苏修的坦克快点来，让他们见识见识一心想打仗立功的中国知识青年。我们可不会外流，让走也不会走，我们是自己跑到这儿来的。
听说各连队都要发枪，但不全都有。我心里开始犯嘀咕，担心没自己的份儿。因为父母都还没解放，政审可能通不过。
当老姬头的马车从团部把几绿木箱步枪拉回，全连人都竖起耳朵，捕捉着有关这方面的消息。我也琢磨着自己能不能发上枪，总觉得很有点悬。除了出身不硬外，和连里的一帮锡林浩特知青关系也不好。他们都是沈指导员的红人，你得罪了这些人就等于得罪了指导员。
连里当时有4个山头。复员老战士是一个，锡林浩特知青是一个，北京知青是一个，天津知青是一个。但天津知青岁数都小，又是新来的，连里的各个位置还没他们的份儿。相比之下，复员老战士和锡林浩特知青都受重用，连队大大小小的官儿全是他们。
锡林浩特知青稳重，能吃苦，工作踏实，驯服听话，颇受指导员赏识。细细回想，我们七连的锡林浩特知青有几个共同特点。
一、对领导，他们是不管对错、正邪、善恶都靠拢，都服从，领导放个屁都是香的。
二、对挖肃，他们相当温和，又挖又不使劲挖，两边都不得罪，两边都留有个好印象，将来谁上台都能沾点好处。
三、为人，他们不习惯说自己心里最深处的话，你跟他接近一年，哪怕是跟他睡一被窝，也不知道他脑子里想的是什么。或许他说出来的话都是真的，可还有很多话憋在肚里不说。
比如配种站的郑捍东，一憨头憨脑的四眼儿。他向我指天发誓，一点也不想女的。我不相信。他表示敢向毛主席保证，从来就不想，而且这辈子也不打算结婚。说得那么虔诚，信誓旦旦，这就让我实在怀疑他表里不一，不诚实。他在配种站，整天看羊干那事，再晚熟，也不可能一点不受影响，除非他给劁了。
没兵团之前，北京知青在当地很牛，我们的出身、阅历、能力、素质确实非当地人所能比，场里头头儿对我们有点另眼相看，锡林浩特知青可能感觉到了这一点，自然不太舒服，现在兵团了，锡林浩特知青的稳重、踏实、实际、人缘都发挥了威力，受到重用，成了指导员的高参，我们却尝到了被冷遇的滋味。
顺便介绍一下几个典型的锡林浩特知青。
连部会计陆彬，宝昌人，和我岁数一样大，却比我稳重多了，小分头，络腮胡子。他寡言少语，喜欢文学，刚开始对我相当友好。但总觉得他是冲着母亲才对我好的。他浓浓的，黑油油的小分头和大胡子里深不可测，似乎每一根毛儿下面都隐藏着一分圆滑世故，故我始终跟他保持着距离。一次他来到我蒙古包，到了开饭时间，也没给他做饭，只熬了锅小米粥，把他气得够呛，他少不了在指导员面前说我坏话。
楚继业，连部文书，能说会道，知识渊博，脑子聪明，记性特好。你跟他辩论时，他能把你过去说的话全都翻出来，用你自己说的话攻击你自己，这一招儿相当厉害。对事物的分析，逻辑清楚，一针见血。在校时，曾是个造反派的小头头，醉心于当领导，善于在当权派中穿梭斡旋，可惜脸上有不少麻子，影响了他升官儿的道路。
郭北，宝昌的小县官儿出身。瘦长个儿，爱聊天，爱热闹，爱和人开些黄色玩笑，爱交际各种各样的人……有一双澄澈的大眼睛，看着你时，赤诚得像一头忠实的狗。他能当面对你很好很好，背地里却狠狠骂你。我一直很感激他，因为我一人在牧区生活时，对我热情又关心。可后来，发现他整个一两面派，汇报了我，还让我察觉不出来，认为他对自己很好。他表面上直爽，有股豪气，也能说瞎话，这一切的后面是精于对自己利益的权衡……特会跟领导搞关系，兵团一接管就当上了胶轮拖拉机司机，在不影响自己的利益下，能热情帮助别人干事。
小四川虽属于锡林浩特知青，其实没有文化，等于是四川农村的农民，到内蒙投奔他哥。这是个浑球儿，谁也看不起，谁也敢骂，自己瘦得像瘪三，还老爱跟人动手打架，挨了无数次揍，嘴头子还硬，关键是他有个哥哥在盟军分区当营长，使他耀武扬威，牛得不行。
我们北京知青爱提意见，不盲从，敢说敢干，锋芒毕露，跟锡林浩特知青的作风迥然不同。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我们对小地方人的那种敬畏权势，崇拜权势，阿谀权势，成天围着当官儿的转，很看不惯。你没事就往连部跑，泡在那儿干什么呢？除了天南地北地聊，肯定要谈连里的人，肯定要说自己不喜欢人的坏话。否则，若不向指导员提供有价值的情报，指导员能那么信任你们吗？
我不在乎谗言坏话，不在乎当班长排长，不在乎进不了那一帮常去连部人的小圈子，就希望能发我一支枪，能上战场，这是从童年就开始有的梦想。
可惜我这嘴皮子不顶劲，没法找指导员说说，把自己对枪的热爱，对保卫祖国的热情，向他倾诉倾诉。
你看看四周吧！……为了能得到枪，知青们都纷纷鬼鬼祟祟地找指导员央求。说是鬼鬼祟祟是因为不想让别人知道，怕别人也学会了这法子，增加了自己竞争的难度。
天津女知青李晓华晚上赖在指导员家不走，软磨硬蹭，嘻皮笑脸，非要指导员答应给她枪；山顶送给指导员小孩一特大个的主席像章，通过指导员小孩，迂回地给指导员拍马屁，还替指导员刻了一老大图章——他有刻章技术；雷厦将自己从北京带的治风湿性关节炎的药丸送给指导员，希望指导员高抬贵手，照顾一下，他出身不好，希望渺茫，格外卖力争取；金刚以为就要打仗了，把自己带来的一些书给家里寄去，结果被恨他的人抓住，说他害怕了，苏修还没过来，就坚壁东西，准备逃跑……把他气得说不出话。马上写了血书，表示要战死在内蒙疆场，恳求授给他枪，要与苏修决一雌雄。
现在沈指导员那凶恶的外表，也觉得可以容忍，溜他、舔他都认了。指导员走出屋时，根本不用开门，早有知青腾地从后面蹿到前面，躬腰为他打开。男女战士们都千方百计地找机会跟指导员套近乎，谁都明白，连里指导员一人说了算，只要他点头，不愁发不上枪。
珍宝岛开战，中苏大战一触即发。身处祖国北疆，没有枪怎么保卫祖国？
在大战前夕，能被授枪，说明你忠诚可靠，特有光荣感，告诉父母、同学、朋友也风光，回想自文化革命以来，我为了搞枪，花了多少精力，付出了多少代价！却屡屡惨败，现在，战争乌云密布，无论如何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我嘴巴太笨，说话直楚楚，毫不可爱；我的性格太个色，孤僻，欠柔和，对有权者俯首贴耳不了。怎么办呢？想来想去，没别的法子，只有写血书。听说志愿军战士为了申请战斗任务，有人敢把自己小手指给剁下去，献给领导。我虽还没有这么大决心，写个血书总能做到。
反正我们北京知青从没跟指导员发生过正面冲突，他不至于为我们和锡林浩特知青关系不好，而无缘无故地拒绝我们。
我钻进一刚盖好，还没人住的空房里，站在满是碎土坯的屋中间，用杀羊的电工刀给自己左手指头割了一刀，把血洒在事先写好的纸上：
敬爱的连党支部：
我噙着眼泪向领导恳求：请发给我一支枪吧！
从小到大，一直憧憬着枪，向往着枪，渴望为保卫祖国做一点事情。我千里迢迢，从北京来到内蒙就是为了保卫祖国，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尽自己应尽的义务。我戴上眼镜视力是一点二，完全能胜任战斗的需要。
敬爱的连党支部，请优先考虑考虑我的请求。
林胡 1969年11月X日
血书不长，纸上血迹斑斑。
我喜欢来内蒙，就是因为这里将是反苏修侵略战争的第一线。苏联的卫国战争诞生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我们中国的这场卫国战争也同样如此。在这样的一场大战中，我能参加，并有机会像董存瑞、黄继光般地表演一场，让自己有几段传奇战斗故事，可以跟同学们吹吹，那也不辜负自己这平庸的一生！我就怕自己一生无惊无险，跟芸芸众生般只知吃饭穿衣生孩子。
听文书讲全连为申请发枪写血书的有近三分之一，如雷厦、吴山顶等也都写了血书。
有些人，怕到时没有自己的份儿，脸面上难看，只好偷偷摸摸地写。年轻人血热，我们都希望在这个时刻，能用自己的热血感动指导员。这一片片血书，代表着一颗颗心。
复员兵们对此很是不理解。
马恩爱说：“站了三年岗，枪都摸出茧子，白给我都不要。”
王连富说：“都是吃饱了撑的，真要打仗了，不要也得要哩！哼，想跑都跑不了，还愁没枪？”
此时此刻，为了发到枪，我们又努力与锡林浩特知青缓和关系。隐藏起对他们的真实看法，硬着头皮跟他们打招呼、聊天、玩儿牌。北京捎来什么好吃的，也给他们吃……暗暗希望他们能在指导员面前少讲我们几句坏话，美言美言。
有枪是一种政治荣誉，不能不计较。
为了达到目的，多高傲的人都在指导员的权力下面深深地低下头。像雷厦，过去见了指导员没话说，现在见了指导员一脸堆笑。
在全连大会上，指导员终于宣布了一长串武装人员名单：……金刚是机枪第一弹药手；我是机枪第二弹药手；雷厦因为放连部马群，不发枪；山顶在炊事班工作，也没有给。
争了半天，献上了几滴热血，北京的男生却没一个人授枪。
不过，我当个机枪第二弹药手仍很高兴。打仗时，机枪是敌人瞄准的目标，是最危险的岗位。“上甘岭”电影里，战士们争着抢着打机枪，只好排队，死一个，上一个……当第十射手也能轮上仗打。这是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打仗最容易死。
把我分配在这个位置，一点也不害怕。
在给母亲的一封信里，我很骄傲地通报，自己成了机枪第二副弹药手，神气十足。我们家里的所有孩子中，还没有一个是兵，现在我成了机枪弹药手，正经八百是个战士了！尽管给人扛弹药，在我们文人的家里也算是头一个。
锡林浩特知青好不喜气洋洋！他们没有一个人写血书，但很多都发了枪。
连里值班排就是一排（男生排）。班长是55式冲锋枪，战士是7.62（当时半自动还不普遍，连里全是苏制的7.62旧枪）都放在自己宿舍里。我们望着有枪的人，忙着到团部照相，给家寄，整天拆了装，装了卸地鼓捣……无比羡慕。
平时不发子弹，只有夜晚上哨时，才给三发。我们没枪的虽享受不了发枪的荣誉和战斗力，却不能躲避夜里站岗，全都排了班，跟有枪的一块上哨。
等最紧张的一个月过去后，中苏也没有真的打仗，紧张兴奋的心开始松弛。隐隐感觉这次发枪反映了指导员对我们北京的态度……忧谗畏讥，心情开始沉重。
出身有问题的人，就配背弹药？出身呀，出身呀，真是厉害！
锡林浩特知青都出身好。
在我离开北京到内蒙的时刻，正是父母处境最不好的时候。据说父亲有叛徒嫌疑，母亲可能是假党员，整天被迫交待问题，让我一想起来心就烦。
但眼红也没用，不必悲观，我们出身虽有问题，但我们有品格，有骨气，鄙视拍马屁，瞧不起整天围着当官儿的溜须。
只好以此自我安慰。
驯烈马
连里新来了5辆大车，成立了马车班，调菜园的王连富任班长。排长蒋宝富代表连领导征求我的意见，问愿不愿意到马车班赶车。我同意了。
进入冬天后，连里每天早上都出操跑步。老立正、稍息的，被班长喝过来，训过去，非常不舒服，猫玩儿老鼠一样。从中学时就出操，到现在已经出了那么多年，特烦。上马车班早晨可以不出操，比在战斗班自由。
那天，我进马车班门，见王连富披着军棉袄，叼着烟卷儿，坐在炕上。屋里乱七八糟放着木头、料口袋、大车轮胎。他冷冷说：“拴你的车吧。”
“怎么拴？”
“把车装起来。”他的小眼珠望着我，无任何表情，像一对羊眼球。
这大车都是新买来的，散的。过去从没摸过大车，无从下手，只好硬着头皮向王连富请教。怎么装轮子，怎么装闸，怎么装后遒……不一会儿他就不耐烦起来，板着脸：“你看看俄的车，自己学着点。俄赶车那阵谁教俄了？你们大知识分子还用俄教？”
他既然这个态度，我就自己瞎捣鼓，拖了两个礼拜，才把新大车装好。
雷厦当连部马群的马倌，大车马归他管，我们接触的机会多了一点，开始说些工作上的话。但个人之间的事，还是一点不来往。
金刚因为用死马鬃做了鞋垫，被指导员点名批评占国家的小便宜，我挺同情他，两人关系完全恢复。他曾劝我：“干嘛非要赶车？你把王连富摔得那么惨，他不报复才鬼呢。你在他手底下肯定没好儿。”
躲开，再回战斗班吗？太丢人，别人会以为我怕他。既已答应来马车班，就不能再变卦。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何况自己也有实力，42厘米的小腿，把他摔得一溜滚儿。
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4个生个子套上。12月的内蒙寒冬，我只穿了一件破绒衣，仍觉得全身燥热。一切就绪，我的马车开始首次行驶。
刚一拿起大鞭，外套银河马长嘶一声，立了起来，好高大，脑袋够着了房檐。这马怪了，一次次立起来往上蹿。穿套（中间）大红马把头一低，向前冲去，套绳绷得笔直笔直。里套银鬃子不知所措向后转，套绳搭拉在地。前面3匹马往三个方向蹿，那银河马还不住地尥蹶子，只要套绳碰着后腿就尥。
大黑辕马被套绳绊住腿，摇头晃脑，又嘶又咬，喘着粗气。马车在原地转着，渐渐挨近墙，我被夹在中间。这辕马好阴险，妄图置我于死地！赶忙“嗖”地跳上车，才没被挤住。
王连富叼着烟卷骂道：“砍球屌哩，这么孬种！”从我手里抢过大鞭，没头没脑向银河马抽去。每抽一下，银河马嘶叫一声，直立起来一次，鬃毛飞舞，前蹄子上了房顶。
那场面太精彩了，城里人是看不见的，许多知青都兴奋地围着观看。王连富越发来了劲儿，噼哩啪啦猛打一气，前面3匹马乱成一团，让套绳缠住腿，跌倒，奋起，又跌倒……直到大鞭“喀巴”一声断了，王连富才怒气冲冲地离去，嘴里骂道：“球的，什么吊毛鞭子。”
首次行车就此结束。
第二次，套车忘了拉闸，4匹大马不等我拿起鞭子就跑起来。一辆空车对这些野马来说就是几块木板。银河马边跑边踢，大黑辕马也当档地尥，龇牙咧嘴的。我赶忙窜上大车，使劲打滑杠拉柳绳，车总算停下了。大黑辕马还不老实，一个劲往前撞，鼻子呼哧哧响。
现在，黑辕马成了最棘手的家伙，我把前面三匹马卸了，拴在车后，收拾好乱糟糟的套绳，打上闸，让这黑小子独个拉。不一会儿，它就开始大口喘气。屁股上、脖子上浸出了一片汗珠。
大黑马是王连长送给我的，岁数老了，跑得不很快。它一人多高，凭这个儿力气就不会小，又粗又壮。每回套车都得两个人硬给它推进去，自己不进辕子。赶车时，不能碰尾巴，一碰就尥蹶子，目瞪如灯，嘶嘶乱叫。它还有个毛病，套车时，爱回头咬人。我的大腿根就被它咬了一口，留下个黑血印，幸亏没咬着老二。
血红的太阳已经快要落在地平线上，洁白的雪野寂静无声，在通往小架子的土路上，大黑马自个儿拉着上闸的马车，脑袋一扬一低，屁股上的肌肉鼓成了一道一道，拼命地喘，像哮喘一样地呼呼响。
拉上闸，还真管事，把大黑马累老实了。
当地人赶车都用大鞭，又粗又长。打鞭子是赶车的基本功。有人一鞭子能把马耳朵抽两半，又脆又响，放枪一样。我打鞭子不行，用力不小，鞭头却软搭搭的。
这天早晨，我对着墙头一鞭一鞭地练着大鞭。王连富蹲在门口啃着羊骨头，腮上鼓起一个大包。看了一会儿，嘲笑道：“哼，老母鸡的屁也比你这响！大鞭都不会抽，还赶车，唬日本人呀？吊门儿没有！”
我继续练，没理他。
“今天，你送他们开会的去团部，敢不敢？”
“行啊。这有啥不敢？”
我套好马，把车赶到连部门前，正准备调车头，大黑辕马惊了，车梯子的绳子忘了系，碰着它后腿。跟着前面三个马也惊了，一齐狂跑起来。那个天津小姑娘王英英吓得尖叫一声钻进连部。
马车向草原跑去。我眼看着要追不上了，急中生智忙把脚上的毡疙瘩甩掉，光着脚丫在雪地上飞跑，速度猛增，很快赶上，纵身一跃上了车。4匹大马奔腾，马车随着大黑辕马的节奏，一起一伏，剧烈颤抖。我跪着从车后爬到车前，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正准备拉闸，车猛地一震，像撞在一块岩石上，我被弹飞了出去，耳旁能听到呼呼的风声，在空中飘了好几秒，才摔在雪地上，马车轮子擦腿而过。
原来马车高速冲过了一条二尺深的防火沟，突然卡了一下，我被惯性扔了出去，摔得晕头转向。这时，雷厦骑着马，疾驶而来，把毡靴扔给我，又匆匆去追马车。
我一瘸一拐地走回连。此时，脚趾头胀得生疼，头也昏沉沉。在跤场上摔了那么多跤，从没有给摔得这么惨，凌空了老半天才落地。快进连部时，与王连富的马车相遇。去团部开会的班排长们，穿着新新的军大衣，戴着白口罩、军皮帽，都坐在他车上。王连富耀武扬威地甩着大鞭，非常神气。
等雷厦找着马车，车上的大毡、绳子全颠没了。妈的，真想戳这黑辕马的大屁股一刀，躺在炕上，一条一条算计着惩治这家伙的法子。
两天后，金刚告诉我：王连富向指导员汇报我赶车没两天，就丢了好几个鞭子，好几个笼头，连搭腰都给弄断了……说我赶不了车，请求换人。
王连富平时爱说：“赶车这碗饭不是那么好吃的。一级车老板开七八十块钱哩，你当闹着玩的？”
正憋着劲要驯服大黑马，听这消息后，心里火辣辣的。我可不是女生排的丫头片子、老弱畜，想不要就不要。连夜给连党支部写了份决心书，请领导不要换人，让我继续干。不治住黑辕马，这口气不服！
从那以后，我见了牧民、农工、复员兵就打听驯马的方法。有勒牙床的、有勒鼻梁的、有夹耳朵的、有绑住死揍的……一天到晚琢磨着怎么制服大黑马。
雷厦把毡疙瘩扔给我，让我感到了一股温暖。他这次帮我把马车找回来，预示着两人之间的关系在一点点改善。记得不久后，他曾认真地劝我：“建议你把那几个生个子马换了，不要跟牲口赌气。赶车全都是生个子不行。”
换成熟套，当然省事，出车干活会很顺利，但我不愿意用别人驯出来的牲口，自己能驯出一匹“奥里克”多棒！
大黑马惊了一次后，见大车就要惊，一靠近大车就竖耳朵，鼻孔张大，扬脖子瞪眼……就日夜把它拴在大车上，让它惊！它尾巴一碰东西就尥蹶子，就在它后屁股上拴两道大绳，捆在两车辕子上，让它尥！大黑马心眼儿坏，惊起来，总往墙上靠，妄图挤死我，就把它眼蒙住；它要拔蹦子狂跑，就给它带上马绊；它不听指挥，不拐弯，就给它上过梁子，把它鼻梁勒破，露出骨头；为了对付它，还特地请牧民巴勒登帮我编了一又粗又硬的皮鞭子，怎么打都坏不了。只要它惊一回，就给它带上绊，牢牢拴在大车上，死揍一回，并动员全连喜欢打架的男生前来过瘾。小四川是最积极的一个，总帮我打，有次抽鞭子竟然抽着自己脸，哇哇惨叫。
打牲口相当消耗，比抡大镐还累。义务帮我打的弟兄们，打一会儿就扔下鞭子溜了。别的不说，就是向牲口吼他一刻钟，也极乏人。
大鞭、小鞭、自制的皮鞭、棍子、皮条，乒乒乓乓，暴风雨般倾泻在它身上。隆冬腊月，打得我满头大汗，只穿一件衬衣也不冷。大黑马嘶嘶鸣叫，乱挣乱撞……最后一直把它打得脑袋钻到大车底下尿一摊尿（当地俗话拉拉尿儿），不动弹为止。
这一阵猛敲，大黑马筋疲力尽，我也累得两眼发黑。晚上连洗脸的劲儿都没有，满脸汗污地瘫在被窝里。临睡前，脑里还一遍遍地念叨着前几次惊车的教训：打闸、拉车梯、后遒不能碰马屁股……
我有个毛病，干一件事就不顾一切地干，什么也不管。那一阵子，完全陷进了驯马的狂热中。吼牲口吼哑了嗓子，一天惊好几次车，颠得头昏眼花，五脏六腑都疼；脚被马蹄踩肿过，裤子被扯破，老二被冻僵；挥鞭子胳膊累得连饭碗也端不住……一切精力都花在这上了：决心镇住大黑马！
金刚见我丢了魂一样沉浸在与大黑马决一雌雄的斗争里，好心劝我：“赶大车有什么好的？成天跟牲口打交道，又脏又累，又危险。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把你小命儿搭上，快算了吧。”
我笑笑，谢绝了他的好意，危险就危险。危险才有刺激，才练胆量。在北京时，一经过马屁股，心就怦怦直跳，现在终日跟马耳鬓厮磨，在马屁股后面站着也不再害怕。有时大黑马像恶魔一样发脾气，脑袋要碰上它那雷霆般迅猛的铁蹄，定会碎裂。但我紧紧贴在它身上，紧抓笼头死不撒手，让它怒火从自己身边冲射出去而不受其伤害，倒也别有一番情趣。危险的中心往往是最安全的，正如台风中心反而风平浪静。当大黑马受惊时，最要紧的是钻到它身边，就像钻到敌人碉堡旁边有死角一样，可以避免杀伤。
每逢我伏在大黑马粗厚的脖子上时，能嗅到一股兽性的旷野气味，并能感到里面有千千万万缕雄烈的血液在激荡。如同跟一个厉害的对手摔跤一样，不信就治不住它！我全神贯注地对付着大黑马，一心想赢。连部每栋房子的房角、马厩的四个拐角，都有我大车磕碰的痕迹。
和雷厦的关系仍旧在缓缓地，一点一点地改善。不被指导员喜欢的共同处境，把我们压迫得团结起来。但又保持着距离，远不像过去那样热乎。
这天，雷厦偷偷告诉我，连里的复员老战士私分了我们抄牧主的财物。蒋宝富整天穿着一件缎面的羔皮得勒，王连富拿了一大皮被子，一双高腰马靴。
队里库房的物品是我们冒着严寒从牧主家抄来的，除了我贪污一把刀外，没人拿一针一线。像雷厦常年在外面放牧，多冷呀，也没拣件得勒穿。本来谣言就够多的了，若再说我们贪污公物更不得了。没料到，我们挨着冻不敢穿的皮得勒，现在穿在复员兵身上，我们克制着口腹之欲，不敢吃的奶豆腐，现在全进了复员兵肚里。
东河库房成了复员兵最爱去的地方，随便拿，随便拣……他们都是农村的，很穷，乍到牧区后，见什么捞什么，毫不掩饰。
因为牧民对我们抄家很有意见，所以应该把这事说清楚，省得以后背黑锅。我和雷厦一同找到指导员，讲了这个情况。
指导员说：“那些防寒物品，经常外出的同志可以使用，放在库房里也是放着。当然，不请示领导，自己随便拿是不对的。嗯，你们先回去，我了解了解再说。”
从连部出来，雷厦沉重地叹了口气：“完了，库房的东西都要被这帮人私分了。”
几天后，王连富听说了此事，对老姬头吼道：“老子站了3年岗，没功劳也有苦劳！那帮烂逼知青有什么了不起，念了10年书，还不是个这！抡大镐的。操蛋，告俄吊儿门没有！老子人是公家的，拿公家的怎么了？你眼红啦？吊儿门没有！”
王连富最大的嗜好是吃肉，他对肉的热爱无限，从没有吃得不想吃了的时候，而且还特别喜欢吃白花花的肥肉。没人吃的羊尾巴，他抢着要；谁也不喜欢的肥肉片，他抢着捞。据说曾一天吃了只两岁的羊，近20斤肉，拉了3大摊屎。他常常因病不出车，那病很有规律，只要天一冷，活儿一累就犯。要治也容易，用不着胃舒平、乳酶生什么的，只要一盆手扒肉。
这位汾阳汉子有夜里煮肉吃的毛病：晚饭后不到6点就躺下睡觉，约摸半夜一二点总要爬起来，嚷嚷饿，烧水煮肉，嘁哩哐啷，根本不管别人在睡觉（后来我实在受不了，就搬到对面屋）。兴许他这辈子没过过肉瘾，要拼命找回来，夜夜加班。
他蹲在炕沿上，赤条条披着件皮大衣，守着肉锅，边打着哆嗦，发着颤音，边哼着汾阳小调儿：
咬着牙，闭住气，忍挨几下，为的是四尺洋布，二斤棉花。……
折腾到三四点钟，吃饱了，再钻进被窝里继续睡，到中午11点多钟才起来，睡一圈多。之后哼着那首汾阳小调儿，慢腾腾地穿衣服。穿好后，脸不洗，牙不刷，第一件事是蹲在火炉旁，挑一根骨头，继续啃。
除了吃，王连富过人的地方就是力气。他最喜欢谈论的也是自己的力气，很为自己浑身是劲，大骡子一样壮自豪。那段扛400斤高粱秸走二里地的事迹，不知重复了多少遍，每次讲都那么兴致勃勃，绘声绘色。
他的胳膊其实并不很粗，但有点干巴力气，用他的话说：“你看那马腿有多粗呀？力气全藏在肚子里！”据他说，他牙也不一般，特有劲。如果全国有纪录的话，他肯定名列前茅。在村里，曾用牙咬着一挑水绕场院走了一圈，威镇全汾阳。
力气就是他满口“砍球屌哩”，谁也敢骂，谁也不放在眼里的资本。他最爱和别人比掰腕子、夹麻袋、拧手指头……有机会在众人面前表现自己力大无比，或再占点便宜，拧住知青胳膊听一声“姐夫”的哀叫，他就像小孩子似地高兴，欢蹦乱跳。
王连富性情刚愎暴烈，可也挺会来事，连里杀冬季肉羊时，他每晚上都要煮一锅下水过瘾。饱餐之后，从忘不了给指导员送上一盆。即使刮白毛风，已经脱了衣服进被窝，也要光着大腿裹上皮大衣，顶着凛寒，跑着送去。另外跟他那魁梧身躯不相称的是特爱向指导员汇报别人一举一动，像个家庭妇女一般，东家长，西家短，事无巨细，啥都汇报：什么刘英红派来的跟车的带白口罩干活儿，什么炊事班给菜偏向，什么小四川偷骑了他的马……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教，大黑马不再那么闹，这辆完全由四个生个子拉的马车，已可以干活，不过还是时不时惊车。每惊一次，大车不是这坏了，就是那丢了什么东西。在寒风中修车，一站就是半天，有时还得钻到大车底下……雷厦、金刚都曾劝我：算了吧，在马车班你要倒霉的，王连富那家伙是二杆子。
我点点头，可是已经骑虎难下了。
刚向连里交了决心书，怎么能打退堂鼓？王连富平时总骂知青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把知青踩乎得一无是处，这口气难咽呀！我一身块儿，费了那么大力气，再撂挑子，多输面儿。再说大黑马已有明显进步，也舍不得就这么扔了自己辛苦调教的劳动果实，打断了多少根棍子，抽坏了多少根鞭头啊！
没听雷厦、金刚的劝告。
1969年冬，连里存煤越来越少。我们王班长深更半夜到食堂偷了一麻袋煤，吭哧吭哧扛回来，嘴里一个劲骂：“这什么鸡巴地方，球的，冻得俄脑袋直疼。”
连里决定去西乌旗煤矿突击拉煤，200里走了两天，沿途白雪茫茫，荒无人烟。到西乌旗后，老姬头领着王连富不知到谁家蹭饭去了。我一人走进西乌旗饭馆，多希望能碰见个北京知青聊聊呀，可惜没有。里面空空荡荡，只几个穿蒙古袍的蒙古老乡。举目无亲，4匹又老又丑的马，是我惟一的伴儿。
次日到煤矿拉回煤，天气骤变，白毛风呜呜地刮。片刻，四周就变成了白茫茫的世界，几步之外的东西全看不见。4匹马拼力地拉着，6根套绳绷得笔直。马身上的汗和积雪结成了一层冰霜，它们上了道后都很自觉，非常听话。
就在爬一个大坡的时候，因路面被大雪埋住，我不小心把车赶到了路边二尺深的沟里，4匹马乱拉了一气后，就再也不动弹。
白毛风漫天飞舞，刮得呼吸都困难。只见王连富的马车走过来，他缩在皮得勒里，装作没看见我。吼着骂着，从我车旁过去（可能生怕自己的车也误住）。好啊，刮白毛风，上大坡就这样见死不救！我没求他，知道求也没用，这人身上同情心很少。想想吧，为着白捞点下水，每次杀牛他都抢着干。一回，他见要杀的牛总流眼泪，用刀子生生把牛的眼珠给挖了出来。完了，还笑嘻嘻地拿着血淋淋的牛眼珠吓唬女的。
求这样一个屠夫帮忙，还不如靠自己两只手。
荒凉的山坡上，只剩下我。狂风暴雪越发肆虐，寒威笼罩，久呆此地，冻死没跑儿。但相信自己离冻死还差得远呢，滚蛋吧！没他王连富，我照样能活着回七连。
把皮袄脱下，开始卸煤，顶着扑朔迷离的风雪，把煤一块块抱到路上。
这时一辆大车从风雪中钻了出来，定睛一看，原来是老姬头。他向我喊道：“别卸了，把前面的三个梢子解下来。”
嘿，老姬头还挺仗义，自从和他打架以后，我们见面不说话，真不爱答理这脏污污的家伙。下流话一串一串，没事就爱讲搞破鞋的故事，荤的俏皮话张口就来，特恶心。文化革命前，还吹嘘乌兰夫是他舅舅的舅舅的一个什么亲戚。
他把自己的3匹马套在我大车上，他在前面打着梢马，我坐在车辕子上打着大黑辕马，一阵紧张凶猛的吆喝，终于把车赶上了路。大黑辕马似乎明白我们处境不好，挺着胸膛，特卖劲儿拉，鼻孔跟风箱一样邪响！
寒风刺骨，棉裤裤裆扯裂了一大口子，冷风嗖嗖地往里钻，把老二冻得好疼。我把一个皮手套塞进裤裆，立竿见影，相当管事。
严寒，好可怕的严寒！难怪老姬头说尿尿能冻成冰棍，得准备一根棒子敲。
大黑马这回彻底老实了，别说摸尾巴，用大鞭杆扎屁眼儿都没事。它伸长脖子，弓着腰，真卖力拉，全身上下的毛被冻成了一道一道铠甲，瘦了一大圈儿。
回到连里，知青们像小燕子一样欢呼着，热情地帮我卸煤，拉我进屋烤火。他们激动地诉说，怎么挨冻，怎么四处偷煤，偷牛粪……埋怨指导员计划不周，不提早拉煤。
我心里甜丝丝的，体会到了被大家所盼望，所欢迎的美妙感觉。我掏出了从西乌旗买来的月饼，分给雷厦、金刚吃，很希望我们的关系能恢复成学校时那样密切。
雷厦微笑着问：“你那儿冻坏了没有？”
“哪儿呀？”没听明白。
“关系到后代的地儿。”
我忙说：“没事，没事。”
雷厦笑道：“王连富回连后就对人讲，路上刮白毛风，把林胡的雀儿给冻坏了，疼得直哭。”
“我根本没哭！操他姥姥的，我的雀儿好好的呢，不信你看！”
他们全捧腹大笑。
年底临近，我暗暗希望自己能评上五好战士，让妈妈高兴高兴。在学校时学习差，当不上三好生，现在当个五好战士总还是没问题吧？尽量努力工作，干活儿不遗余力。30多匹大车马晚上的添草，早上的饮水，全是我和另外一个知青的事。挑草很累，因草压得特别紧，又有雪，一叉子根本挑不起来，得用二齿捯。每添一次草，所流的汗能把内衣全湿透……而且在马厩里干，黑咕隆咚的，干多辛苦也没人看见。反正咬牙干呗，只要能当上五好战士，受点累也认了。
这时，王连富正叼着烟卷，眯着小眼睛听老姬头讲搞破鞋的故事。暖和和的屋子烟雾腾腾，不时传来咯咯笑声。真不明白，知识青年接受这样人再教育，能被教育好吗？整天谈论的就是挣钱、吃肉、大姑娘、搞东西，再也没别的。
中央广播电台每天的开始曲是“东方红”。我们马车班每天早上的开始曲是山西汾阳小调儿。
咬着牙，闭住气，忍挨几下，为的是四尺洋布，二斤棉花……
这首流氓民歌他百哼不腻。
全连人都知道王连富爱半夜三更赤条条爬起来煮肉，补充一顿夜宵。为了吃肉，什么都干得出来。炊事班对他够照顾的了，还三天两头地跟食堂吵，指责发菜的知青狂，不老老实实接受再教育，一碗土豆菜就给那么两片肉。
他吃手扒肉老是嫌骨头上没肉，总骂：“娘的，谁剔得这么干净？比狗啃的还光溜，让老百姓活不活了？”
新年前夕，王连富的脾气特别不好，动不动就火，除了指导员，谁都骂。听说是他未婚妻要彩礼，否则就要散伙，把他给气糊涂了。那些日子，他天天喝酒吃肉，白天蒙头睡大觉。让他出车就胃疼，想想他一顿吃18个大包子也可以理解。但只要有肉吃，胃病立时就好，往往还要吃双份。
一天晚上，我从马厩添完草回屋，经过王连富门前，听见他在里面大叫：“哼！念十多年书最后是这，扯球蛋！还不如我呢，四十三块五毛七！”
“唉呀，连富，你可别小瞧这帮知识青年，不好对付哪！说话一不注意让他们抓住，就跟你辩个没完没了。”
“再难揍儿，也得给我老老实实干活。”
“雷厦、林胡他俩最灰了，在背后说什么逮亏这帮复员兵只是个班排长，鸡巴大一点的官儿，要不老百姓真没法活了！”
“砍球屌哩！娘的，非好好收拾这几个！”
声音越来越低。
此时正是1969年冬，报纸、广播、刊物，大张旗鼓地宣传知识青年接受工农兵再教育。这样的形势自然助长了王连富之类复员大兵的自豪感。他们以工农兵自居，视知青为劳改分子，吹毛求疵，放个屁都要管一管……他们嘻皮笑脸地向知青索要衣物；一本正经禁止兵团战士谈恋爱，自己却整天整天泡在女生宿舍。知青家里寄来的糕点糖果，要首先向他们进贡，否则就要批评你：“对工农兵缺少感情。”
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把这些农村小兵推到了社会最上层。运动中四处支左军管，领导一切。哪把小小的知青放在眼里？王连富常对人说：“哈！军管那阵，年轻的大姑娘，八、九级高干，全山西有名的造反派头头，哪一个不对咱笑脸迎，笑脸送？”
蒋宝富则老对人吹：“一·二三事件，全仗着我们军区摩托连，要不刘格平早上西天了！”
每逢套车时，王连富不无感慨叹道：“唉，我在独立师跟机要，出门就是伏尔加。”
其实不是踩乎他们，这批复员兵素质并不很高，只小学的文化水平。军事技能极差，有的当了3年兵连靶也没打过，除了钻到女生宿舍神吹海哨，卖嘴皮子行，正经的本事实在有限。
血的较量
1970年1月7日晨，寒风刺骨。王连长通知，马车全部上山拉石头。王连富的胃又疼了。真羡慕他这个病，天一冷就犯，舒舒服服躺在炕上，人不挨冻，马又养膘儿。
老姬头的车先走了，我的车因不好套，比他晚走半个小时。等赶到山上，老姬头已装完石头往回返。我忙拣大块石头装，装好就下山，一路猛赶，想追上老姬头。
大黑马宽大的屁股上鼓着一道道肌纹，渗透出来的汗珠晶莹闪光；前面3匹马也都紧紧绷着套绳；大车无声地在压得光滑的雪路上疾驰。很快出了山口，等快过河时，老姬头的大车已依稀可见。我盯着前面3匹马，紧握大鞭，哪个套绳稍稍弯了点，就敲它一鞭子，自信我这车马力不比老姬头小。
道很好走，雪被压得又硬又平，4匹大马一溜小跑，满载石头的大车飞速平稳地前进。
离老姬头的大车就一里多地了，突然车猛地一震，好像撞上一堵墙，我被弹飞了二尺，重重摔在了石头上。还不知是怎么回事，就听见轮胎跑气的尖锐呼啸，跟火车头放汽一样。我赶忙勒马，待马完全停住，已离现场50多米远。下车一看，外手轮胎完全瘪了，是路上的一块棱角锋利的石头把轮胎划破。没别的法子，只好把石头全卸在道边，空车回去。这时老姬头的车早就没了影，沮丧之至。
到连部已经快黑了。老姬头见我问：“你怎么空车回来？”我告他轮胎被石头扎破。连饭也没顾上吃，就去连部汇报此事。当时指导员上师部开会，家里只剩下王连长。我正向连长说着，门被人推开，大门把我挡住。王连富气势汹汹嚷道：“连长，林胡又把轮胎弄坏了，他没来汇报吧？哼，他说是石头扎破的，扯球蛋哩！大车外胎用刀捅都捅不破。”
我怒火中烧，恶狠狠说：“你怎么知道扎不破？”王连富一进门就冲到连长跟前，没料到我站在门后面。嗓门顿时低了：“哼，今天套断了，明天轴承坏了。这你看轮胎又扎了。哼，砍球屌哩！谁知道是怎么回事？还赶球车？吊儿门没有！”说完，气冲冲走了。
我咬着嘴唇，恨得说不出话，脑子里什么词也没有。妈的，让寒风冻了一天，颠簸了一天，回到家还要被这个装病的小子汇报，竟还怀疑我编瞎话骗领导，真能想得出来。
王连长拍拍我肩膀：“林胡，还没吃饭吧，先回去吃饭。有事慢慢说，你放心，是不是石头扎破的，我们可以请专家鉴定，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领导会搞清楚的。”
到了食堂，山顶说晚饭是牛肉包子，男的一人5个，我那份王连富已经打回去了。只好返回马车班，找遍了各处也找不着包子。一想起王连富见了肉，饿虎般的胃口，就明白恐怕进了他肚里。
拖着疲惫的身子又去食堂，山顶再次保证，我的包子王连富确实打回去，食堂里一个也没有了。只好吃了一碗剩凉小米饭，干干的，邪硬，泼了点热土豆菜。我最讨厌吃这种小米饭，一个粒一个粒的，但饿得要命，只好凑合着填饱肚子。
在黑暗的屋子里，我躺在土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当你冒着零下30度的严寒，赶了一天车，颠得筋疲力尽，一个装病不干活儿的小班长却跑到领导面前讲你坏话，你能不气愤吗？当你吆喝了一天牲口，肚子饿得咕咕响，一个自称有胃病的家伙把你那份饭打走，一人吃双份，你能不火吗？
5个肉包子是小事，啃凉小米饭是小事，被人欺凌最难忍受。
一股一股热血往头上窜，使劲咬着嘴唇，快咬破了，也不觉得疼。怎么，我们知识青年就这样被欺负？
他对连长说大车胎扎不破，言外之意是我编瞎话，把大车胎故意弄破，想偷懒不出车！小子真毒呀！
天天添草、饮马、扫地、倒炉灰……像旧社会的小徒弟一样辛苦受气。王连富却摆出老板架子，动不动就骂我饭桶、笨蛋、蠢驴……啥技术也舍不得教。为了赶好车，给知青争口气，一直硬着头皮忍着。
自从向指导员汇报了复员老兵私分了我们抄牧主的东西后，王连富对我恨之入骨，利用他手中的那点儿权，处处刁难我。这种敌意，除了农村人对城里知青的嫉妒外，还夹杂着一个以力称雄的汉子的特殊嫉妒。
我曾八比零把他摔得颜面扫地。
竟诬蔑我搞破坏！竟抢走我的饭！全身一阵战栗，牙关咬得咯巴响。不能再忍受了，不能！再忍下去，就是癞蛆，就是王八，就是松屎包。自己过去太软弱了，被“再教育”这根绳索捆得结结实实。滚一边儿去吧，“再教育”！
这回一定当面警告他，他若动手就坚决反击。
全连人对他的勇猛、力量、武功诚惶诚恐，简直到了迷信地步。复员兵们肉麻地阿谀他，说什么3个人也打不过他一个。老姬头还对人说：“林胡那两下子根本不行，人家连富在部队练过捕俘拳，会武。”
哼，别人对他敢怒而不敢言，我可不怵他，也打过几架，不是老弱畜！为提高士气，激起对他的仇恨，我开始回忆他过去干的一件件坏事。
一次套车，他的里儿马夹套了。他用手掰后马腿，半天也没掰动。我好心好意用大鞭杆敲了一下后马腿，那马蹄就蹭地抬了起来，进了套绳里面。王连富却被吓了一跳，站起来就给了我胸口一拳，骂道：“砍球屌哩！打什么！”为了工作，我克制了没计较。
一天晚上，他到女生排“哨牛逼”，躺在女生干净整洁的褥子上，吹他怎么有劲，怎么能吃肉，已经10点多了还不走，李晓华想睡觉，催了他几次，他笑嘻嘻地骂李晓华是小妖婆，不要穷来劲，李晓华用手划着脸讥讽道：“没羞，没羞，深更半夜赖在女生宿舍不走。”
这一下子伤了他自尊心，抄起门后的挑水扁担要戳李晓华。刘英红等赶忙拦住。他低声喝：“什么鸡巴玩艺儿，小妖婆子，狂什么？给脸不要脸！”
李晓华气得大哭了一场。
就在前几天，王连富又和食堂打了一架，责怪食堂给他的菜里一片肉没有，吼得青筋暴起。王士兵笑着说：“王班长，菜不多了，还有两个班没打饭呢。”他啪地又抽了炊事班长一耳光：“要你们孬球呢？老百姓还活不活了？”这复员兵挨了第二个嘴巴，连屁也不敢放。
连里领回了3个料槽子，明明应该给我一个，王连富就是不给。他给了菜园老杨头一个料槽子，换回一麻袋土豆。
为什么帮厨、卸车、堆牛粪等公差总是让我去，但班里发东西却总忘了给我……像气门芯钥匙、电工刀等一直没给我。
杀羊时，金刚没按住，羊腿乱蹬，碰着了他腿一下，他对金刚喝道：“你是屎包哩，还是草包哩，大活人连只羊也按不住，可惜了你爹那点儿玩艺儿！”
为什么小事，他还跟王连长吵，骂王连长是周扒皮，比地主资本家心还黑。
这一件件事就像是一包包火药，聚放在胸中，我感到它们快要爆炸了，不敢再想下去。一定要当面警告他，他若动手就自卫反击。一定！明天早上行动。这是你王连富逼的，知识青年要都是接受你这样的再教育，就完蛋了！
我预感很可能要打起来。王连富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这么当众警告他，肯定要暴跳如雷。要真的一开打，必定是很大的一仗。我和他都很壮，不是小孩子或妇女们吐唾沫，揪头发，抓抓挠挠。
要打就彻底打，非把他给打服了，镇住。镇王连富肯定符顺全连广大群众的愿望，王连长也会高兴。然而兴奋之余总觉得有一点点辛酸，这可是要犯错误，前途叵测……妈妈知道了一定难过。临走时，她还一遍一遍嘱咐我不要打架。
心乱如麻。
知识青年有什么罪？为什么这么受歧视，受虐待？不要犹豫了，一定行动！镇王连富就是为民除害，犯错误就犯错误，认了。只要给全连知青出了这口气，我甘心犯这错误。
头热的发昏，心里阵阵抽搐，牙齿也因激动而哆嗦，血一团一团往上涌。
第二天，1970年1月8日吃早饭时，王连富蹲在饭桶旁，聚精会神地捞着面条。他一手端着碗，一手缓缓转着勺子，然后贴着桶壁提到水面，把汤倒尽，露出半勺面条。
当着众人（老姬头、白音拉、马慈爱）我严肃地质问王连富：“昨天你领我的包子没有？”
他诧异了一下，坚决否认：“俄没领！”
“炊事班的告诉我，你领了！”
“谁拿你包子谁是婊子养的！”
“你老实一点。”
“你他妈老实一点！俄拿你妈了个逼！”
“拿你妈了个逼！”
“操你妈的！”他站起来，大吼，满脸通红，眼里喷着火。
“操你妈！”我迎上前去。
“砍球屌哩！”王连富尖叫一声，右臂猛挥。我下巴被重重地挨了一拳。当时穿着毡靴，站立不稳，从炕沿一直踉跄到对面的墙上，差点摔倒。
轰隆一声，胸膛炸了，脑袋炸了，上万个气压爆炸了。一缕缕血，一片片肉，一块块骨头带着仇恨向他扑去。
“狗日的，你想死哇？”他抄起土炉旁砸煤用的一把小斧子，威胁地举着。我顺手抡起那个盛着半桶面条的铁桶，砸在他头上。瞬时，浇了他一脑袋热汤面。不待他清醒过来，手中的铁桶继续飞舞，砸在他脑门上咚咚作响，使他手中的斧头没反击机会。那粘糊糊的汤面模糊了视线，他一时手足无措。我很快就揪住他脖领，一右波脚，把他踢倒，顺势扑在他身上把斧头夺下。
这时，老姬头、马慈爱一左一右，分别搂住我胳膊把我拉起，王连富咆哮着爬起，一下子又把斧头夺过去，恶狠狠向我扑来。那两家伙死死抱住我胳膊，幸亏两人都又瘦又弱，没多大力气，按不动我，在激烈地扭摆拉扯中，王连富的斧头举得高高却始终找不着时机砍……我用力大叫：“好，你们拉偏手！”拼力左右挣扎。
在这危急关头，雷厦一闪而出，劈手夺过王连富手中斧头，并厉声对老姬头、马慈爱说：“你们不要命了？”
我就势用力一撞，从他两手中挣脱，上去一脚把王连富踢倒，结结实实给他按倒在地，他的脸紧张地抽搐，双手乱舞，想抠我眼珠，又想掐我脖子，还使劲抓我小便——幸亏我穿着厚厚皮裤，抓不着。他张着大嘴想咬我的手，但他那发达有力的牙齿总是扑空。混战中，倒是他的大姆指被我一口咬住，疼得嗷嗷直叫。我拼命咬着，直到把那片肉从他手上咬下来为止。
一个多月来所受的气，像火山一样地爆发了。我用拳头狠命地砸，学校时刻苦练块儿现在有了用处。
“哼，好你哩，400斤高粱秸都服了，你球毛的算个啥？”他在下面龇牙咧嘴地喊着，双手护着脑袋，还挺顽强。
王连富打架很有特点，嘴里老爱叫，自言自语，表达着他即席感受。
此时，我骑在他身上，一瞥，发现右边地上有个黑褐色的大玻璃瓶，里面装着敌百虫，便迅速抓住，高高举起。只见王连富脸变白，急促地喊：“林胡，别打，别打！”使尽全身之力向他脑袋砸去，可惜用力过猛，近在咫尺却没击中。他在下面拼力一顶，把我从他头上顶过去。随着一声大吼，狮子一样地扑到我身上，张着大嘴掐我脖子，掀翻压在身上的对手我和雷厦练过无数次了，屁股的爆发力足够用，憋住气，左右虚晃两下，他重心就乱了套，再一用力，用个大臂滚翻，又翻过来把他压到底下。
搂在一起，拳头发挥不了威力，不解恨。我索性松开手站了起来，他也赶忙爬起，想捡一根木棍。我用快速连续左右直拳把他打到西墙，并钉死在墙角。站着，腰部的力量可以充分发挥，拳头力量比坐着打要重得多。王连富只好弯着腰，低头用双臂护着脸，无暇反击。
正打得热火朝天，王连长闻讯赶来。王连富一见领导来了，马上装蒜，一下子瘫倒在地。我用穿着毡靴的脚使劲踢他：“别装蒜！”他没反应，又朝他脸上打了一耳光，他还一声不吭：这位号称扛400斤高粱秸走二里地，3个人也对付不了的壮汉，就这样双目紧闭，软绵绵躺在地上。头发、脖领上残留着几根面条和圆白菜叶。
我痛恨他这么早就不反抗，使我没法再继续过过瘾。尽管手指头关节已打得疼极了。
据事后雷厦告我，当时我满脸是血，又吼又跳，样子很是吓人，是两个人把我拉走的。全连很多人都跑来观看。天津知青皮金生笑嘻嘻拍着我肩膀：“好样的，哥儿们镇了！”金刚递给我一条毛巾，敬畏地让我把脸上的血擦掉，我头被斧头划破，绒衣上染着一片片血迹，领子给扯裂了一大道。
王连长把我叫去，询问事情的经过。我用十倍于平常说话的声音向连长吼道：“全赖王连富！是他首先骂的我，首先打的我，首先抄的斧头！他凭什么吃我的那份包子？他凭什么说我的大车胎石头扎不破？接受再教育也不能这样欺负人啊！”
王连长平静地给我讲了一番道理，最后让我保证不再打了。我同意不打，但声明，如果他要再首先动手，我得自卫，决不白挨。
“林胡，当心他报复，王连富心特黑。”李晓华见了我，担心地提醒。
打晚饭时，炊事班长给我的一勺菜冒了尖。
晚上感到头很晕，手指头关节也特疼，王连富的头骨好硬。打一架虽只用几分钟，但消耗极大，极累，我早早就躺下，脑子依旧嗡嗡响，下巴还没知觉，全身烧得滚烫，不知是什么毛病，我一打架就全身发烧。
这时，雷厦推门进来：“你这么早就睡了？”
“特累。”
他感叹道：“你的波脚神了，一踢一个准儿，根本防不住。”
我握握他的手，感到里面的血又热又赤。非常非常兴奋，这次打架标志着我们关系的全面恢复！
雷厦不愧是雷厦，在关键时刻，把王连富的斧头夺走。狗是一种伟大动物，人的忠诚要是像狗一样，那真了不起！就忠实而言，雷厦完全可以与我的英古斯相媲美。
我使劲握了握，表示自己的感激。
临走时，他低声告诉我：“王连富在换药时，对卫生员说：‘这事没完，七连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你提防着点。”
热血又开始一股一股往上冒。不猛烈，是慢慢地冒，冒……
王连富给我下巴的那拳打得又准又狠。我打了他许多拳，没一拳比得上他这一下。吃饭都没法嚼，一嚼太阳穴特疼。我脑袋被砍破，流了好些血，他却几乎没流血。表面上，他最后被打得不再反抗，可从实际损失上说，我比他亏多了。流的血足有一百CC.不行，得捞回来。当年武松大闹飞云浦之后，连续作战，马上血溅鸳鸯楼。我也要这样，不怕疲劳，连续战斗，一定把他彻底打服了。反正这架已经打了，犯错误就犯到底，我要痛快痛快。
最重要的是打他顺应民心，是为民除害。而且这也是一种自我牺牲，用自己犯错误来给大家伙儿出口气，还说得过去……这么盘算着，昏沉沉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早早爬起。我换上了绒裤，蹬上解放鞋，系紧鞋带，把皮带勒紧，挥挥双臂，活动一下腰腿，感到全身都很利索麻利。用拳头轻轻地在脸上打了两下，给大脑皮层一点战前的刺激，自我感觉竞技状态良好。
临行动前，又默默想了一会儿武松，酝酿情绪。
这是大约早上7点来钟，天刚蒙蒙亮，我一脚踢开了王连富屋的门。他正躺在被窝里抽烟，头上裹着白纱布，见我闯进，忙坐起来。
我厉声质问：“王连富，你是不是还想报复？”
“没有，没有！”他大声喊道。
“你别糊弄我了！”顺手从地上捡起一根挡车围子用的短木棍，跳上炕。他倏地从枕头底下抽出一把剪羊毛用的大剪子，杀气腾腾地叫：“你找死啊？”
我抡起棍子就打。他腾地跳起，赤条条只穿一条裤衩，低声吼道：“砍吊哩！老子今天跟你拼了！”那大剪子寒光闪闪，向我刺来。
真是生死关头，我的棍子瓢泼般地打在他头、背、肩、胳膊……一阵猛驴终于把他打得不敢靠前，就势向他逼进。他只好从炕上跳到地上，我也追到地上。他手里握着大剪刀，只要挨一下就够呛，棍子连续打去，不给他有刺的机会。
“好哇，俄今天就要你在俄炕头上放3斤血！”他愤怒地叫喊，大剪子乱捅乱扎，尽管我的棍子把他脑袋打得咚咚响。
无意中，他把棍子抓住。我赶紧拖着他乱转，想待他重心不稳时，给他摔倒。但怎么也摔不倒。因他拿着大剪刀的手乱舞，封锁着我进攻的空间，无法使绊儿。只好攥着他一只左手，拼命抡着、拽着，让他总踉踉跄跄，顾不上刺我。“狗日的，不让你见阎王，俄王字倒着写！”他咬牙切齿地发誓。
在宿舍狭窄的空地上，我扯着他团团转，睁大眼，寻找机会给他一波脚，心里紧张得快顶到嗓子眼儿。
那把大剪子围着我飞舞，却总扎不准，只是把左手背扎了个小洞。俩人都激动万分，两人都气喘吁吁，两人都处于迅猛多变的运动状态，虽近在咫尺，进攻的命中率很低。
终于抓住了他拿剪子的右手。他无计可施，一边大口地喘着，一边一次次地踢我小便。这家伙真是把捕俘拳用上了，可惜那光脚丫没杀伤力，还老是蹬偏。
小腿42厘米的威力显出来。不管王连富怎么扭，怎么拉，我的重心稳如大片石，绝翻不了。
就这样僵持着，谁也不撒手。这时雷厦冲进来，一把夺过他手中的利刃。我俯身夺下棍子，又开始猛打。形势巨变，他急忙跳上炕，我追上炕，棍子打在他脊背上发出了噗噗声，跟打鼓一样，浑厚而幽深，一直把他逼到炕上墙角。慌乱中拿起了一条被子蒙住头，抵挡我的棍子。在一阵尽情的猛驴下，这位魁梧的壮汉终于垮了，在花被子下哭喊道：“林胡，不打了！不打了！俄不行了，俄真的不行了！”
我还想过过瘾，雷厦拦住我：“算了，算了。”
王连富披着花被子，缩成一团，急切地说：“雷厦哇，这回全靠你了！”
屋里打得一塌糊涂，被子上踩了许多脚印，烟筒翻倒，枕头躺在炉灰里。
我刚被拉出屋里，里面就传来低沉的哭泣声：“呜呜……俄在七连呆不下去哟，呜呜，老腰给打坏哟，砍球屌哩，浑身都是血印子哟！”
这条强悍大汉凄切地叫唤起来。
那天中午，天空阴沉沉的，飘着零落的雪花，王连富躺在老姬头的大车上，双目紧闭，盖着三床棉被，被送到团部医院。
我真是诧异：一个平日那么刚强、自尊、勇壮的人挨了打，怎会是这个样子。
王连长把我叫到连部，摸着络腮胡子惋惜道：“本来你有理，这么一闹，又没了理。唉，你干了件蠢事罗。”他批评了我一顿，让我写检查认错，高姿态一点。
晚上，郑重其事给雷厦写了封信，表示衷心感谢。
雷厦：
此次恶战，关键时刻，你助了我一臂之力，谨表谢意！
在战火硝烟中诞生的友谊才是真正的友谊，我为有你这样的朋友自豪。
愿我们用鲜血凝成的战斗情谊永垂不朽！
林胡 1970年1月10日
社会是复杂的，为防备王连富报复，我也用剪羊毛的大剪子，做了两把匕首，藏在褥子下面。
当我流着污汗，穿着扯了半截袖子的脏绒衣，用力磨匕首时，油然而生出一种武夫的雄壮感。如果陆彬、楚继业之类醉心于谋略和权力的人，知道我用大剪刀做了两把匕首，吭哧吭哧磨了一上午，定会嘲笑我低级肤浅。这些人就会津津有味地琢磨连队的人事关系，从中找出一条拍指导员的最佳路径，为自己雄心的发展开辟道路。
哼，难道随着刀剑淘汰，大丈夫气概也要被淘汰了吗？男人都女性化了，对国家有什么好处？想想当年的秋瑾，不惜千金买宝刀，嗜刀如命，写了许多歌颂刀剑的诗……可比今天的二串子男人伟大多了！
我擦擦脸上的汗，望着匕首，它又黑又糙，一点儿也不精致，锋刃闪着阴森森的寒光。
加紧防御
沈指导员从师部开完会回来，听说我和王连富连打两架，十分生气。责怪王连长没有采取紧急措施。我不知道这紧急措施意味着什么。
几天后，王连长被调去宝昌支左。他走的那天，我记得很清楚。早晨，去马厩为他抓上小黄马，又用吃饭的水桶打了两桶水给马饮了，牵到连部。
王连长亲切说：“林胡，要好好工作，努力学习，高姿态作个检查，可不敢再胡来了。”
我点点头：“嗯，连长，我一定作个检查。”
连长走了，感到好像失去了一个保护伞，很有点儿舍不得。相比之下，连长和下面的关系比指导员好得多。他没什么架子，还像个老农民一样随和。
不久，在一次全连大会上，指导员传达了师部政工会议的精神，以及北京军区陈先瑞政委的报告：“一切围绕着红太阳转”。
临结束时，我主动站起来向全连干部战士读了自己的检查，承认第二天早晨闯进门打王连富十分错误。
沈指导员面无表情地盯着我，待我念完后，他要走了检查，坚定地说：“打架斗殴一直是七连的老大难问题，长期以来总解决不了。这次马车班打架，性质恶劣，影响很坏，一定要严肃处理。”说话的时候，那对布满血丝的眼睛还瞟了我两眼。
我想是王连富首先骂的我，首先打的我，首先动的斧头，主要怪他。第二天我先动手，原因是他扬言要报仇。反正他是这场架的挑起者，他的错误比我严重，处理就处理，没什么了不起。
一天，沈指导员让我们几个自己跑到内蒙的北京知青填表，出身我填“革干”。指导员看后，责怪道：“哪有什么革干出身？你父亲的出身是什么？填你父亲的出身。”
我望着他，一副小干部得志的派头，幸灾乐祸的。立时就明白他的用意：文化大革命后，你父母都在受审查，还想填革干？没门！
自从听说沈指导员在太原公检法支左，把那儿的姑娘肚子支大了，对他就缺乏好感。明明是个十九级的连指导员，却总爱挺着大肚子，倒背双手，摆出一副师首长的架势，训人跟捡破烂是他的两大特点。几天没训人，就像老烟鬼没烟抽一样，非要找点小事训训。什么帽子没戴正，吃饭吧唧嘴，房后解小便，留小胡子不刮……他全管。平时走路，遇见破布条、烂毡头、瓶子、木棍，钉子……他总要捡起来，放到家门口。
打完架后，虽然给大伙儿出了气，但一些锡林浩特知青在言谈话语中总流露出对我爱打架的贬义，复员兵就更别提了。指导员在班排长会议上，一再强调：马车班这件事没有完，要严肃处理；前两天，我的《斯巴达克思》借给刘英红，被指导员发现给没收了，说是黄色小说；指导员平时见了我理也不理，能替自己说话的王连长又支左了……
形势很不利，为此我确定了三条对策：一、努力工作，好好劳动，以突出的表现将功补过。二、努力搞好群众关系，一定与老姬头、锡林浩特知青及复员兵们缓和关系。三、多和刘英红接近。她已被师部选为出席兵团首次积代会的代表，政委对她印象很好，与她联系密切能加强自己的安全。
跟老姬头缓和关系好办，夸夸他的大辕马，听他讲搞破鞋的故事时，使劲笑笑，就解决了。跟锡林浩特知青关系就不那么容易缓和，这些人油得很，不好哄。
一天晚上，雷厦抓完马后到我屋里暖和一下。嘲笑王连富打架输了，竟然当众号啕大哭，真丢份儿，再疼也不能这么哭呀？农村人好傻，一点都不懂含蓄。
我问他：“连里对我打架都有什么反应？”
“反应不太好。有人说你打架成性，野蛮，有人说你是为了包子，才跟王连富拼命。尤其是锡林浩特知青，没少跟指导员说你。”
唉，这就是为民除害，锄强扶弱的悲剧，我作出了巨大牺牲，却一点没落好。
野蛮？对野蛮人，只能用野蛮办法。我把王连富手上的一块皮咬下，是因为他仗着当了几年兵，目中无人，对知青动不动就骂。我并不愿意打架，有的年轻人以为打架很刺激，很雄武，很有趣，其实根本不是。电影里一拳把对手给打个跟头的场面在真打架时极少碰见。而通常是两人龇牙咧嘴，像猴子咬架一样搅成一团，喉咙里发出兽性的咆哮，面孔丑恶之极，绝不像电影里的骑士那么英武潇洒。人内心深处潜藏的凶残，打架时全部溢于嘴脸，我用拳头是被迫的。
“雷厦，我打了指导员的红人，指导员可能要往狠里整我，你与我来往不害怕吗？”
他微笑了一下，摇摇头。“我要怕，还来找你干什么？”
雷厦在学校时，惟一的毛病是有点爱吹。但现在不是吹，他为帮我镇王连富，明显地袒护了我。在指导员声言要严肃处理这件事之后，他还敢到马车班来与我说话是需要勇气的！你看，他的眼睛里闪着刚强的光，清秀的脸上浮着两片桃红，毫无惧色。有这样一个忠诚义气的朋友，还怕什么？
大车已坏，王连富去团部住院，指导员也不给我派活儿，成天呆着没事干，步行8里地到三连机务队偷了两个铁轮子，练举重。这时男生排全都去三连学开拖拉机，连里只剩下女生。为好好表现，我主动跟四班一起干活，仍暗暗希望年终总评时能评上五好战士。
大雪飞扬，严寒刺骨。我们步履维艰地走到菜园打井，所谓菜园不过是40亩光秃秃草原。
在一丈多深的井底下，土冻得跟石头一样。刘英红赤手空拳攥着镐把抡起来。她的黄脸被冻出了一条淡档的粉红，头发上落了一层白霜。她力气一般，可每回都比别人多抡几下。
李晓华这个很招眼的天津姑娘长得有点像谢芳，挺漂亮。到草原后，一吃牛羊肉就吐，有时一天只吃二两饭，但也坚持出工。
韦小立虽然刚来不久，一镐下去总镐不准，也没多大劲儿，可不气馁，每次都要别人从她手中把镐夺走，才停止。
4米见方的井底就是这样的情景：北京、天津、太缘的知青姑娘们聚在一起轮流抡镐……咚咚的声音，从地下传来，持续不断。这些女孩子在家里个个都是父母疼爱的掌上明珠，干净漂亮，现在却穿着肥厚的绿棉裤、绿棉袄，土里土气地站在内蒙旷野的井底下抡大镐。冻土被一片一片地刨下来。
就我一个男的，干得又猛又多，一人顶她们4个。刘英红向指导员汇报工作时，肯定要表扬表扬我！
雪花在飞，棉袄上披着一层白。我用大镐，用手上的血泡，用一大片大片的冻土，来改善着自己的形象，扭转着自己的不利处境。
后来，金刚就我到四班干活，讥笑我：“色”。跟女的一块干就特卖劲。他一点都不了解指导员恶狠狠地盯着我，不这样干就无法赢得群众的同情好感。
多少年后，一回忆起1969年冬在菜园与四班打井的情景，心里仍会浮起了一丝暖意。北疆那千千万万片雪花里，掺杂着多少缕我们七连二排四班知青少女身上的温馨。一缕缕，一缕缕……为什么锡林郭勒草原不再像往日那么寒冷？是成千上万各地来的青春肉体用身上的体温温暖了它啊！
这时，收到了一封小胖姐姐的信，告诉我家里的情况很糟。父亲已被正式隔离审查，有人揭发他是叛徒；母亲也被四处揪斗，东躲西藏。
这个消息，我没敢告诉任何人。谁知几天后，雷厦也悄悄告诉我：父亲是叛徒，消息绝对可靠，还说母亲也出了事，是个假党员，她写的那本书流毒全国，要彻底批判。——这些都是一同学写信告他的。
雷厦对我说时，义正辞严，言之确确。他可能很解恨，因为我曾以出身好的自居，反对他帮助傅勇生来内蒙，弄得两人濒于决裂。
我简直傻了眼。实在不敢相信，又不敢不相信，情绪很坏。进入社会后，我能清楚地感觉到人们对我的态度和父母密切相联。父亲是普通人，对我是一个样子；父亲是局长又一个样子。这地方小，没有什么大官儿孩子，我就成了最大的。当地人一传十，十传百，把我家里说成是中央一级的大干部。去场部办事时，顺顺当当，从没碰过钉子。现在父母一倒，靠山没了，传出去，肯定不像过去那么被尿球。
以前，我从没把指导员放在眼里，父亲的级别和兵团司令差不多，这小指导员算老几？现在老爹成了叛徒，指导员整我，又多了一个有利条件。忧心忡忡，愁闷极了。父亲三零年党员，母亲三六年入党。干了一辈子革命，最后倒成了叛徒、假党员。唉！
1969年总评结果，不要说五好战士，连表扬也没捞上——全连没表扬的仅仅二人。
我真傻，满以为自己好好干活，就能让指导员原谅了我。
在马车班苦干了半天，却连个年终表扬也捞不上，怎么跟母亲交待呢？
按既定政策，更加注意多与刘英红接近，她是团领导信用的红人，说不定当官儿的会因为她而对我手下留情。每次去她的屋，她待我都很热情，不在乎我是打过架，等待处理的人，她还帮我拆洗了臭烘烘，黑污污的被子。
刘英红是一个典型的损己利人的女的。她住哪屋，就把哪屋的炉子生得旺旺的，打水、扫地、撮炉灰、铲煤……抢着干。为了补别人的衣服，她可以把自己还挺新的衣服撕了当补丁。
刚到草原时，看见达姑拉老额吉孤独一人生活，又有胃病，穿得破破烂烂。她马上给家里写信，让从北京捎来好大米，给额吉熬粥，还把自己准备做棉衣的布和棉花白送给她。老妇人活了60多岁，头一次喝大米粥，感动得哽咽起来。
这事很快在牧民中间传开。
她参加了团积代会后，又作为六十一团代表出席了七师的积代会。就在这个大会上，大家才知道了她的一个秘密。
1968年上山下乡的热潮中，她积极要求去边疆。军训团政委见她平日表现很好，出身又不错，想把她结合进学校领导班子，让她当革委会副主任。
这年11月，蔡立坚来学校作报告。她的英雄事迹激励着刘英红，决心自己去内蒙插队，决不留在学校当官儿。她无法容忍自己言行不一，成天对别人宣传上山下乡，自己却留在城里。
她知道母亲和父亲都很老实，不会支持她跑，就暗中准备，临走的那天，才告诉了弟弟。弟弟非常支持姐姐的逃跑行动，觉得姐姐像个英雄。偷偷把她送到车站，并把自己攒的所有钱买了一包巧克力送给她。
1968年11月11日，一个刚满18岁的姑娘怀揣毛主席语录，瞒着父母独自踏上征程。全国这个时候，偷偷离开家门，自己跑去内蒙插队的姑娘有许多许多。但像她这样放着校革委会副主任的官儿不当，一心一意地要去内蒙放羊的恐怕也不多。
她什么介绍信也没有，沿途睡在火车站、汽车站、历尽艰辛，才到了锡林浩特。她也写了血书，也找了盟军分区赵司令员。
我是在西乌旗革委会招待所头一次看见她的。屋里很静很冷，她一个人披着招待所的花被子，盘腿坐在大炕上专心学毛选，那样子挺滑稽。这就是刘英红，利用等班车的时间学毛著。
越是不想当什么先进，人家越让她当。在七师积代会上，上下一致地推举她作为七师代表出席内蒙兵团首届学毛著积极分子大会。她的发言和事迹也铅印成册发到全师各团。
这人不像七零年大多数先进模范那样，一说话就是成套成套的《人民日报》腔，满嘴豪言壮语。她老是爱批判自己，在斗私会上，老向大家检查自己的阴暗面：什么好虚荣、胆小怕死、私心重啦等等。态度那么诚恳，让人听了心里怪难受的。
劳动时，她总抢最脏最累的活儿，也从不和别人争工具，常常卖了很大的力气却是个老末。下了班，不爱串门闲扯，很少到连部亲近领导。不是帮人缝补衣服，就是学毛选，抄英雄语录。
一次，我问她：“你怎么变得这么好的？”
她莫名其妙地问：“我有什么好的？”
“你是挺不错的。”
她收敛起笑容，一本正经说：“我算什么呀，比我好的有的是。你知道吗？咱们东河旁边的东乌旗格日图大队有个北京知青，叫罗湘歌，为了办好合作医疗，把自己的几百元存款全捐给了生产队。当了赤脚医生后，救活了很多牧民，医术简直神了。有的蒙古老乡跑一二百里找她治病。不管风吹雨打，不管白天黑夜，她随叫随到，骑着马为当地牧民看病，脸晒得特黑，戴上帽子，你根本认不出是女的。”
每次找她聊一会儿，就感到惭愧。刘英红的品行我是服了。她没有一点伪装，纯正，无我。与她相比，我是一身毛病，又臭又脏。过去我不相信世上有不自私的人，认识了刘英红，我知道了社会上真有这样的人。
经常与她接近当然别有用心。她的名声好，跟她多来往，自己的名声也能好一点，肯定能传染一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我分析团领导很喜欢她，老沈绝不敢整到她头上。我常与她来往，老沈自然也不好狠狠整我。
把个先进典型当成自己的核保护伞，是身处逆境的我，面临挨整时，本能地使用的一个防卫手段。
不知道这诡计灵不灵。
同情
一天晚上，找刘英红帮我补补棉裤。她不在，屋里只有韦小立一个人，睁大眼睛望着我。
对这位省委第一书记的女儿，很有些好奇。我坐在炕沿上问：“你是怎么来的？”
“我们是姐妹三个自己跑来的。在兵团司令部泡了4个月，兵团也不敢要我们，后来我们给林副主席、周总理写了信，才批准接收。”
“为什么到这儿来？”
“打仗呗！”
“怎么不跟你姐姐在一个连呢？”
“都在一个连没意思。”
从外表上看，韦小立算不上漂亮。圆脸、小鼻子、脖子很短，明显地让人觉得不顺眼。但也不丑，端正中还有一两分秀气，嘴唇特鲜艳。她的眼睛清澈见底，一看就知道没什么坏心眼儿，完全可以放心。
我和韦小立天南地北地聊了起来。反正闲呆着没事干，多找人聊天，拉拉关系，可以缓和自己的孤立状态。
“你是为了包子跟王连富打架的吧？”她突然问道，眼睛直视前方，并不看我。
“不是！根本不是包子的问题。这些复员兵仗着当了几天兵，连里大大小小的官儿都由他们垄断，狂极了，自以为高人一等，随便欺压知识青年。王连富是个出了名的二杆子，谁都骂，谁都不放在眼里。这次打架包子只不过是个导火索。”
我的眼睛也直视前方问：“王连富拿着扁担要戳李晓华你知道吧？”
她点点头。突然抬起头问：“你为什么来这儿呢？”
“打仗啊。”
“那你为什么不去越南？”她眼睛依旧不看我，盯着对面墙上的语录。
“我去过，但没戏，总理有指示，所有过去的红卫兵都要返回。我们最后又都给送回来。”
“那时，我们也打算去越南。”
沈指导员穿着崭新的绿军装，挺着大肚子，突然闯进屋找刘英红，他很注意地看了我和韦小立一眼，又出去了。开始沉默。可能是被指导员看见，她有点害怕。
“我的棉裤扯了一个大口子，想让刘英红帮我缝缝。”
她点点头，默默拿过去。
3天以后，我拿回棉裤，一看就知道不是刘英红缝的。补上了两块绿补丁，线缝得有指甲盖那么长，针脚歪七扭八，傻呵呵，一点儿不像是女人干的活儿。
特高兴，她没被指导员吓倒，帮我补了棉裤。
韦小立是1969年9月份来我连的，平时不爱说话，她父亲1967年就被整死。尸体解剖后，塞了一肚子大字报纸，扔进火葬场。一派说她父亲是自杀，一派说是谋杀，谁也搞不清楚，就把他的胃放在药水里保存，留着请北京的医学权威鉴定。
她家也被洗劫一空，赶出省委大院。全家7口人挤在一间普通市民住的小屋里。屋窄人多，孩子们不得不睡在桌子和箱子上。
当我在茫无际涯的雪原上，看见韦小立孤零零的身影时，心里涌出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记得那次扫羊粪，我们乘大车到一个很远的羊粪盘扫。在大风中，羊粪末漫天飞舞，她连上风口、下风口都不懂，全身披着一层粪末。
文革中，我是反血统论的。但在思想深处又有血统论的思想。我觉得干部子弟好像一棵树上的叶子。连里干部子女很少，和她一见如故。
一天，我去食堂打饭，听几个锡林浩特知青正在议论韦小立。
“笨得要死，到井边打桶水，半个小时也打不满。”
“帮厨时，一棵葱让她给剥下去一多半，可能从来没干过。”
“嘿嘿，省长的千金小姐嘛！”
我想起了韦小立在风雪中拼力抡大镐的情景，这怎么是娇小姐？
“他父亲是不是定成走资派了？”
脸上有麻点的连部文书楚继业，很确定地说：“是走资派。兵团介绍信上写得清清楚楚：其父走资派已定，她们系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我忍不住道：“可我听人说，她父亲没历史问题，不是坏人。将来可能会解放。”
他们望着我，沉默了。
楚继业严肃说：“她父亲可是《人民日报》点了名的。”
心想《人民日报》点了名的也有平反的，但没敢说。我并不偏袒干部子弟。有许多干部子弟在声色犬马中腐化堕落或碌碌无为，但就像过去许多官僚地主子弟投身革命一样，干部子弟当中也真有抛弃安逸舒适，一心追求真理，为老百姓谋利益的。有人对干部子弟有偏见，认为没一个好东西，这也太过分。
因为和复员兵关系不好，和锡林浩特知青关系也不好，我们几个北京知青很孤立。尤其是我，打完架后，谣言一个又一个。说我持刀威胁贫下中牧；说我训狗咬解放军；说我是打砸抢分子，在北京混不下去了……全是没影儿的事。
此外，王连富住在团部医院不出来，到处告状。团里几个头头都找了，逢人就解开衣服，让人看他身上的紫血印，激起了不少人的同情。
尽管绝对保密，关于家里的事也有一些风言风语，说什么父亲被捕了，是他在军调处给王光美开的介绍信……
新来的天津知青对我都有点害怕，不敢来往过多。
为什么自己陷入了这个处境？为什么谗言恶语总围绕我？是我力气不大，拳头不硬吗？不，挺举240，悠双杠90，小腿42厘米，自信白镇六十一团。是我脑子笨吗？也不像。在校时，数学常常是八九十分，智力不算杰出，也够得上中等。
关键是自己出身不硬。文艺界的名人在社会上太臭。在兵团，更是被团长、政委所蔑视。这些革命军人最厌恶文化人，最瞧不起文艺界。我自然不招他们喜欢。
唉，当个作家的儿子，可把我坑苦了。
一个健壮，花大力气练过摔跤打拳的男子汉进入社会后，步子尚且如此艰辛，纤弱稚嫩，孤单档的韦小立更不知有多困难呢！谁不知道，她父亲是S省有名的大走资派，《人民日报》点了名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呢。
大家都会记得，1967年首都红卫兵战果展览会上，有一副巨大漫画，上面画了一棵树，树根是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三个人头，树上有很多果子，全是各省第一书记的脑袋，其中有一颗就是韦小立的父亲。
我很同情她。
1969年春节前夕，给刘英红写了一封信，感谢她平时对我的帮助，感谢她常常跟我接近，用她的威信支援了我，多少提高了一点我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最后请她多多关心一下韦小立。父亲有问题，不应歧视孩子。
后来这封信被韦小立看见。她哭了。
开门整党
1970年1月，全六十一团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开门整党运动。
连里各项工作全部停止，集中在一起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每一个支部，都要重新在群众里头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
沈指导员认认真真地，一字一句地传达着左一个，右一个文件。在全连整党动员会上，指导员代表连党支部表示热烈欢迎全连广大干战对支部工作提出批评意见。他微笑地宣布：“我是指导员，欢迎同志们首先向我开炮。如果我打击报复谁了，请同志们向上级党委揭发检举。我要给谁穿小鞋了，你们全体给我穿，一定不要顾虑。”他挺着大肚子，坦然望着大家，眼里涌出一股很真诚的光。
只有三排土房的七连，表面上看冷冷清清，户外，严寒主宰了一切，除了木桩上拴着几匹备着蒙古马鞍的马之外，见不着什么活物。然而在土坯墙内，六七十名知青却在各班宿舍热烈地讨论着。
“开门整党好。拥护！兵团内部的歪风邪气，再不整，就要泛滥成灾。”
“七连也该好妹整一整了。”
“可别走形式。”
“悠着点劲，说错了，小心吃家伙！”
……
男生排还比较谨慎。女生排的丫头们可真敢说，啥都提。
“连里向上汇报，报喜不报忧。秋收打草明明不到60万斤，却硬说是90万斤。”
“指导员不尊重少数民族。自己的马跑到四连，被四连马倌骑了，就大发雷霆，对连部马倌说：以后抓住四连的马，也狠狠骑，骑死我负责！这像指导员说的话吗？”
“为什么农工买一车牛粪要20块钱，指导员家却一分不要？”
“指导员把牧民道尔吉最好的马抢过来，送给团政治处李主任，这是不是溜须？”
“为什么指导员把公家的半导体放到自己家里？”
在勤杂班召开的小组会上，雷厦首先发言：“沈指导员对某些复员兵贪污查抄物品不闻不问，我一直有看法。复员兵们为什么敢这么干，原因在于指导员自己就不太注意，爱占小便宜。像什么碎毡子、旧铁桶、破暖壶等烂七八糟的东西，猛往自家拿。我们知青查抄牧主的地毯、蒙古柜子也成了他自己的家具，影响很不好。”
他嗓门洪亮，也不怕指导员听见，真够狠的。
“还有，连里平常不搞卫生，知青宿舍乱得像狗窝。师长一来，就停下工作突击搞，被子四棱八角，长宽高都用尺子量，为了检查，炕上连坐坐都不行。完全是装门面，给领导看的。”
这家伙啥也不吝，说话时，声音那么响。窗户上闪过一个人影，人们就紧张地瞅一瞅，生怕让指导员撞上。
雷厦是个有激情的人，他一激动起来，恨不得马上杀身成仁。他性格刚硬、高傲，对拍马屁、溜勾子深恶痛绝。平常喜欢跟人聊侠客小说，什么《小八义》、《说唐》等书，记得滚瓜烂熟。可是一革命起来，也天不怕，地不怕。
刘英红，这位将要出席兵团首届学毛著积极分子大会的先进，连里、团里的大红人也一条一条地给支部提着意见。她双手抱着膝盖，倚在墙上，温和地说：“兵团组建后，指导员为连队建设做了大量工作，很辛苦，但我觉得指导员的工作作风还需要再改进一点，不能简单粗暴。战士有问题，应该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不能以势压人，以权压人，更不能动用武力。比如得知连里有人看黄色小说，指导员就下令搜查，人不在，还撬锁，这是根本违反党的政策的。更何况像鲁迅的《华盖集》、姚文元的《新松集》、高尔基的《母亲》等并不是黄色小说，也给没收了。搜查知青宿舍已发生好几起，像食堂丢白糖，丢馒头等都搜过，”
通常的先进都跟领导的关系特别好，绝不会在公开场合揭领导的短。可刘英红却认认真真地揭了不少，很有点格路。
所有发言，都有人记录，到时交给连部。天津、北京的什么都敢提，特不吝。只有锡林浩特知青说话小心翼翼，大谈成绩，少提缺点……显得成熟而老练。
另外，全连知青对党员个人也逐个进行了评议。下面是几段整党记录：
“我连党员从他们来兵团后的表现看，没一个符合毛主席提出的党员五条标准。”
“指导员不注意听取群众意见。比如夏天打菜园井时，农工们都说两口井离得太近。指导员却非要打在一块，结果井水狠少，还得重新打。”
“蒋宝富（男生排长）老对知青讲下流故事。见了女的甜不罗索，嘻皮笑脸，骨头都酥了。光天化日之下，向知青介绍怎么和他老婆发生关系。一想老婆，就赤条条搂着男知青睡觉。道德品质有问题，借知青钱不还，偷知青袜子、裤衩、香皂……向知青要了许多大个儿的主席像章，然后再一块钱一个卖给牧民。”
“王连富（马车班长），整日骂骂咧咧，称王称霸，打人成性。马车班成了独立王国，从不天天读，不参加连里的会议。工作上吊儿郎当，老泡病号。天天给自己煮肉吃，占公家的便宜，还说没油水，才不来马车班。”
“王军医对病人不一视同仁，男的去了，敷衍了事，穷对付，女的去了，特热情，猛给好药。”
“指导员不应该截知青的电报和家信，也不应该检查知青的日记。”
……
知青们年轻幼稚，提得都很肤浅，但这种敢给自己顶头上司提意见的精神，却地地道道是一种精神。比起那些就会拍马屁的老油条来，更显可爱。
不管怎么说，那从未向官儿谄笑过的嘴唇总是纯美芬芳的。
连里整党的日程安排很不合理。学习文件、思想整顿、三查三批等花了两个多星期，真正给支部提意见仅仅三个半天。整党成了一次学习运动，文件学习占了99％，提意见只占1％。以后就宣告结束，开始整党总结。
言犹未尽，时候已过。为此，雷厦和刘英红商量，想再给支部写一份书面意见，比较详细系统地总结兵团六十一团七连组建一年来的经验教训。
这份材料由雷厦执笔，很快就搞出来。大家看了都反应不错，连齐淑珍看后也认为态度诚恳，观点正确。这小姑娘在整党过程中，猛护着指导员。主要是特想入党，三天两头到指导员那儿汇报思想。
可雷厦还不满意，继续修改。
雷厦干这事，一点没和我商量。我想自己打架的事还没完，也就没参与他的写信行动。
整党期间，曾搞过一次夜间紧急集合。黑暗中，刘英红穿错了鞋，特大。在跑步行军中，不一会儿就跑丢了。她怕掉队，没吭声，赤着一只脚继续在雪中跑……等人们发现时，她的脚已肿得像圆面包一样，油亮油亮，马上被送进了团部医院。
雷厦继续冥思苦索地修改那份意见信。有时还骑上马去团部医院找刘英红商量。来回50多里地，回到连里往往都是深夜，点上煤油灯继续修改稿子。
在遥远的边陲草原，一年看不上几回电影。团部电影队来七连放映“红灯记”时，小小连队轰动了。牧区的妇女、老婆、小孩儿都赶着牛车，带着干粮来连部看电影。知青们听说晚上有电影，下午就无心工作，人人喜气洋洋。
可雷厦这小子却放弃了看电影。远离大家，趴在炕上疾写（知青宿舍连个桌子也没有）。他要赶在整党总结会交上去。
当老姬头眨巴着眼睛，绘声绘色讲黄色笑话时，当王连富躺在团部医院兴冲冲地吹他胳膊能让小伙子玩单杠时，当全连人都沉浸在看电影的欢乐中时，雷厦却在为一封给指导员的意见信绞尽脑汁。
他用两个多星期的夜晚，终于修改好。共20来页，既指出了连支部存在的问题，又肯定了过去一年所取得的成就。言词极客气，极委婉。我看后觉得不过瘾，缺少一点火药味儿，像幼儿园的阿姨哄小孩。
谁也不知道这封信的后果是什么？在1970年的中国，实在是凶多吉少。
金刚曾劝他：“你出身不好，在连里处境也不怎么样，写那玩艺儿要得罪领导哇！”
“得罪就得罪。”
“那你图什么呢？”
“我图什么？图个心情痛快。”
“别人会说你动机不纯。”
“我是动机不纯，想向上爬，想抱老沈的粗腿！”
“你还是慎重考虑考虑。”
“没什么可考虑的，既要这么干，当然要承担后果。”
山顶也劝他不要交这封意见信。沈指导员可不是大慈大悲的领导，交这封意见信可能会惹火他，小心整党结束后报复你。
雷厦谢绝了他的好意。
最后，刘英红又劝雷厦不要署他的名，信由她一人交，这样看在她和团领导关系不错的面子上，指导员或许还能容忍。
但雷厦坚决拒绝：“我写的，凭什么只署你的名？”
“你出身有问题，小心出事。”
“我不怕。”雷厦咬着牙说。
这家伙的胆子我是服了。学校八·二一武斗时，只有他敢参加进去；在一二·七武斗时，他被对方围住，给打得头破血流，却面无惧色。对方一小子不甘心，脱了鞋，用塑料鞋底猛抽他脸，可把他脸打肿了，还是那么从容镇定。
拳头、班房、兵团现役军人的赫赫权势，对他都无所谓。要知道他父亲是国民党特务，临解放前潜逃了，母亲也不过是个工厂的小会计。
交意见信那天，刘英红特地一瘸一拐从团部医院赶回连。她在前，雷厦在后，庄重地走进连部。沈指导员抽着烟，毫无表情地端详着他们。王军医客客气气请他俩坐下，但他俩谁也不肯坐。雷厦对着指导员，严肃地读了一遍意见信，声音不大，但很清晰。刘英红则一直站到雷厦念完了为止，嘴角挂着一抹歉意的微笑。
最后，雷厦双腿立正，挺胸昂头，像递交国书一般，双手捧信，交给指导员，指导员拒绝不接，由王军医代表连党支部收下。雷厦表情庄重，并不在意。刘英红的5个脚指甲全冻掉，伤势不轻，可交完意见信后，死活不再回医院。
她这种人也少见。难道不怕得罪领导，被取消去兵团开积代会的资格吗？当有人担心地问时，她却笑着说：“我根本不够格。还有许多同志比我强，材料上讲的那些都言过其实，吹过火了，我并不那么好。”
我在马车班也给指导员提了两条。一条是他对待知青就像对待他家的三个小丫头儿，什么都管，实行家长式统治。例如北京话里常说“白”，表示肯定。他却在大会上宣布：禁止说白。训斥道：白吃、白拿、白干、白赚……代表着一种剥削阶级意识。有的知青不愿刮胡子，怕越刮越长，他认为是臭美，流气，硬逼着人家给刮掉。甚至“八一”建军节食堂会餐的菜谱，也全由他最后审定，带着浓厚的山西味儿，另一条是对待下面的合理要求不理不睬，比如连里发的料槽子，王连富就是不给我，曾数次向指导员反映，都没回音。
经过全连知青酝酿，吐故纳新名单如下：建议支部将王连富、蒋宝富吐故，将刘英红纳新为中共党员。
对于七连整党，那几个复员老战士义愤填膺，坐卧不宁。沈指导员也没有料到小知青这么猛烈地给他提意见，整党开始后不久就气病了。他组织全连党员在家里密谈，用五七年反右的经验布置工作，交待任务。指示复员兵（连里党员除三名现役军人外，其余都是复员兵）密切观察形势，及时汇报，先硬着头皮顶住，诱蛇出洞，然后再进行反击。
“指导员，这几个北京的四处煽风点火，妄图把七连党支部搞垮！”
“甭急，让他们蹦吧，早晚要收拾他们，哼，叫他们胡闹。”沈指导员噙着热泪说。他的脸潮红，头上敷着热毛巾，身上盖着两床棉被，老婆把炕烧得滚烫，还冷得哆嗦。
党员们四处活动，竖起耳朵捕捉一切对领导不满的言论，并记在小本本上。他们找要求进步的天津知青个别谈话，提醒他们擦亮眼睛，明辨事非。他们在女生排公开讲：“连里有人在整党中混水摸鱼，搞黑串联，企图搞垮党支部！”
那位积极要求入党的齐淑珍，扒门缝，溜窗户根，偷听人们谈话，给指导员提供着一个个最新情报。
王连富也偷偷溜回连，向指导员报告了雷厦曾数次到团部医院找刘英红接头密谈。
最后的结局却是：沈指导员在整党总结时，作了一个长达45分钟的发言。成绩讲了20分钟，缺点讲了5分钟。然后批判了20分钟的无政府主义。点了雷厦、刘英红的名，说他们写联名信是完全错误的，没有遵守连里规定的按组织系统提意见，而是另搞一套，打破了班排界限，私自结合，把地方上的无政府主义带到了部队……并宣布免去刘英红二排长的职务，由齐淑珍接替。
哎哟，那样一封哄小孩般和气的意见信竟成了无政府主义的罪证，我们几个都傻了眼。
接着，各班排就指导员讲话进行了讨论。被整党整得灰溜溜的复员兵们纷纷带头表态，拥护支部决定。连“八一”节会餐菜谱都由一个人决定的小小连队，顿时掀起了一场反击无政府主义的热潮。在连部黑板墙上，用红粉笔写着：“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用白粉笔写着：“打倒无政府主义！”
整党时，热气腾腾的连队一下子都安静了，静得邪乎。知青们敢怒而不敢言。那些在部队靠百分比混上党票的复员老战士，却精神振奋，以胜利者自居，自豪得很。
20多天的整党就此结束。
雷厦、刘英红啊，你们为什么这么干呢？难道不提这些意见就会掉几斤肉，牙就疼，领导就要迫害，就能入党，当干部，参加兵团积极分子大会……难怪老姬头说都是吃饱了撑的，革命革红了眼，傻蛋一个！
一切照旧。党员还是党员，指导员还照样从从容容挺着大肚子四处巡视。他家的炕头上还照样铺着公家的蒙古地毯，摆着公家的镶有蒙古花纹的红柜。那个公用的150多元的红灯牌收音机，依然放在桌子上，为他们家播放着新闻和山西梆子。
决定写信
整党结束后，我去四班问韦小立：“你们班都给连里提了什么意见？”
“你到连部看记录吧。”她一扭身就走了，干我一顿。
自从上次和她说过一次话后，发现她总是有意回避我，干活儿时，要站在离我最远的地方，打饭时，看见我绕着走。这为什么呢？嫌我为包子和王连富打架？嫌我外貌长得太凶，尖脑袋、厚嘴唇、三角眼？嫌我父亲的官儿不及她父亲大？
每次与她相遇时，都要仔细观察她的面部表情，想弄明白。可从她的眼睛里，看不出她对我有任何恶感，非常友善，更不明白她为什么总躲着我。
联想到头一次与韦小立说话时，指导员中间进屋找人，看见了我们说话，很可能对她有了压力或说了我什么。还有那几个复员兵和锡林浩特知青也没少在背后说我坏话……唉，真想把自己的一切全告诉她，别相信那些谣言。
跟王连富打完架，特别希望多得到一点温暖，一点理解。可雷厦和我仍保持距离，没事不跟我说话。连里男生还在三连学拖拉机，一天到晚没地方去，孤独感常常噬咬着自己……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正是在这种心情下，韦小立的影子越来越经常地出现在我脑海。
一次，齐淑珍和女生们聊天，绘声绘色地讲起批斗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唐的事。细细描述这个脑满肠肥的家伙怎么挨撅，怎么戴高帽游街，怎么耍滑头装死。
韦小立听着听着，扑簌簌地滚下泪珠，弄得别人莫名其妙。问她怎么回事，一句话也不说，径自走了。
齐排长马上向指导员汇了报：“韦小立也太娇气了。我说万晓唐呢，也没说她父亲，干嘛那么伤心。我觉得她思想感情有问题，没有跟走资派的父亲划清界限。”
刘英红委婉地劝她应理解韦小立的心情。她辩解道：“韦小立这样神经过敏，别人还怎么讲话？最起码太脆弱。”
我听说了这件事后，对韦小立越发同情。父亲即使是坏蛋，他也是父亲，也有骨血上的情谊，让一个小姑娘对父亲的死拍手叫好，怎么可能？怀念父亲有什么错？值得上纲上线汇报吗？经过一番考虑，我决定给韦小立写封信表示同情。
同情一个人必须有同情的行动。
我希望她能了解我，不要像躲避坏人一样地躲着我。如果她以为我对她有什么邪念的话，那太委屈我了。自己对她的感情与蒋宝富流着口水，怀念和老婆发生关系的心情根本不一样。当一个孱弱的逢遭不幸的小姑娘引起了你的同情心，这种情感绝不是儿马子闹妖儿。我同情她就像同情一只在暴风雪中瑟缩的小羊羔；就像同情无家可归的小英古斯。在这样一个死了父亲的少女面前，不敢怀有任何觊觎之心。
写了这封信，我还决定把文化大革命直至来内蒙这一段，自己的所作所为全写出来，让她看看我的所谓问题都是什么。
周身热得发烫。我开始在马车班宿舍里，认认真真地写，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地写着，连班儿也不上了，反正没人管我。终日缩在屋里写，一个字一个字地斟酌，搜肠刮肚找好词儿，生动的，不俗气的……如果发现书本上有个好词儿，马上抄下来，回到宿舍，看看能否用得上。
一天到晚写，把自己全部的同情融化在字里行间，准备作为最珍贵的礼物送给她。改了一遍又一遍，足足有十来遍，还不满意。所有心思都放在写这封信上了。
我并不是只知摔跤、打架、割羊脖子的粗野之辈。为了能抚摸抚摸站在井边的老牛的头，我常常给它打好几桶水喝；满头大汗地磨完匕首，总喜欢哼哼比较柔情的歌曲，像“宝贝”什么的。
狂风暴雨固然壮美，但不能成天是。成天狂风暴雨也令人乏味。
她的身影笼罩着文化大革命与古老草原撞击的凄美柔光。她的身世就像唐古拉山深谷里的藏族民歌，高亢、婉转、悲凉。她那短脖子纯朴得像头小白猪。
隔几天见不着韦小立，心里就不踏实，哪怕只看一眼啊。因为不是一个班的，能见到她的机会只有去食堂打饭。每到开饭时间，死死盯住窗户，只要她影子一过，计算好时间再走，以便在半路上与她相遇。
这小姑娘一发现是我，远远就低下了头。
脑子一天到晚总围着她转。过去，我也曾对一些女的有过好感，偷偷地想入非非。然而，没有一个女的像韦小立这样激起我如此的兴奋，也没有一个女的像韦小立那样，从我的动物欲望中诱发出如此真纯的情愫。
尽管努力约束自己，不往那方面想，但实际上，在同情的下面已经萌发了那种感情，不过当时没勇气承认，以为这太丢人。
唉，武松真伟大，我自愧不如。
像天鹅绒一样洁白轻柔的雪花无声地飘着，悠悠地飘着。我能闻见枯草的香味儿，能听见雪粒的歌吟。呀！区区一个小姑娘把整个世界照得那么光明灿烂。活着真好，生活真有意思，如果苦难的生和甜美的死两条路任我选，我一千次，一万次选择生。
一种神秘的情感缭绕着我，甜丝丝的……土房、马厩、打草机、冻圆白菜……都甜丝丝的。
我什么都忘了。
1970年2月的一天，吃过早饭，正要去饮马，只见雷厦溜进屋，鬼鬼祟祟，一扭身把门插上。我马上预感有事。
雷厦严肃说：“现在形势越来越不好，指导员硬逼着我写检查，非让我承认写联名信是一次有计划，有预谋的行动。陈政委在全团整党总结大会上说七连整党发生了一起政治事故。真可笑，写封联名信就成了政治事故！还有刘英红已被撤销了出席兵团积代会代表资格。”
这些情况我多少也听到了一点。但因沉醉于给韦小立写信，没顾上认真考虑。
“刘副政委专门找刘英红谈了两个多小时，把她给训哭了。”
“他妈的，指导员口口声声说不报复，这不是赤裸裸的报复吗？”
“毫不掩饰。”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计划找指导员谈谈。”
“需要我干什么事吗？”
“我希望你写给韦小立的信先不要给，因为这上面提到了搞枪。等我把咱们干过的那些事跟指导员讲清楚后，你再给行不行？”
给韦小立的信，他偷看了！我不高兴地闪出了这个念头，但此时此刻，在老沈虎视眈眈下，我不能拒绝面临挨整的朋友请求。
“行！我先不给她。”
“好。”雷厦的脸上露出笑容：“林胡，说实话，我不赞成你给韦小立写信。她是全团有名的大黑帮子弟，少和她缠和。别忘了你打架的事还没处理呢？谨慎点好。”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据我了解，韦小立的父亲没有历史问题，他只是犯了一般的走资派错误，将来肯定要落实政策。”
“我也听说她父亲没什么问题。但现在老沈要整咱们，他给你扣个帽子，你一点办法也没有，说也说不清。”
我点点头，没说话。
“咱们自己的事就够复杂的了，再加上个她，你能招架得住吗？”
我笑笑，想反驳他，可一时又找不出合适的词儿。
“你父母的事没跟别人说吧？”
“没有。”
“千万不能讲。记住，千万！”雷厦焦急地说：“讲了就完了。”
爱整人的指导员
他个子高大，体重有180斤左右，山西人。一对很大的眼睛总挂着血丝，大高鼻子略有鹰钩，鼻尖上有着无数个小坑儿，油光光的。走路时，不但胸脯挺着，肚子也挺着，这使他本来就够个儿的肚子显得更鼓，连七师姜师长的肚子也不及他的鼓。
高个子都爱驼背，惟指导员例外，老是挺着胸膛，一副大官儿派头。
我们背后都叫他“沈大肚子”。印象中，部队里的连长往往勇猛、粗鲁，指导员却理智、稳健。可我们七连的现实却不这样，沈指导员特鲁。
听说三连的大车偷拉我们连的石头，他气得脸通红，在班排长会上吼道：“再偷就揍小狗日的，抓住了狠狠揍，出了事找我！”
听说十连牧民在我们连的地盘儿放羊。他对牧民发话：“给他们撵走，他娘的，不走就把他们蒙古包给扒了！”
自然，他的脾气因地而异。超出了一定的环境，高傲就转为卑躬。在团部招待所，一个小女服务员见他把洗脸水倒进炉子里，臭骂他时，他满脸堆笑，谦和之极。
他是个老政工干部。家里贴着三四张毛主席像，桌上摆着毛主席雕塑，镜框里除了几张照片外，也挂满了毛主席像章。他给三个丫头起的名字是“卫红”、“卫东”、“卫党”。
搞忆苦教育时，他能吃完满满一碗的忆苦饭。事后，老婆向人诉苦：“你们指导员3天解不出大便。”
七连300多口人的命运掌管在他手中。每天都倒背双手，挺着大肚子四处巡视，监工。看到地上有个破托泥板，烂铁丝，总要弯下腰拾起。
他最大的特点是记仇。你如果得罪了他，他就想方设法逮你的漏子，不回敬你一下，好像对不起党，对不起他这多年的政工生涯。实在找不着茬儿，就放长线钓鱼，假装把你忘了，见面还和你打个招呼，微微一笑。以此来麻痹你的警惕性，诱使你得意忘形，犯错误。
雷厦对这一点深有体会。事先指导员明明看见他剪死马身上的马鬃做鞋垫，也不说。等他剪完后，却在全连大会上点名批评（牧民还有锡林浩特知青哪个不剪公家的马鬃当鞋垫？这算什么了不起的事？），雷厦好生奇怪，自己从没得罪过指导员呀！仔细回忆，想起了夏天发生的一件事：那些日子伙房成天是山西的杂拌饭，他不习惯，对炊事班长埋怨道：饭多来点花样儿行不行？要搞五湖四海嘛，别成天是山西口味，知道指导员是你们山西人，溜须也别这么溜啊。可能炊事班长告诉了指导员。
一句小小的牢骚，指导员记了他3个月。
老沈这种按部就班的整人，就好像是吃菜，慢慢品味，成了他不可缺少的生活情趣。有时为了整一个人，能够潜伏半年，像老虎狩猎似的躺着一动不动，让猎物放松戒备，自己走过来。整住了一个人，如同棋迷将死了对方，他获得莫大满足。
而且老沈报复人不是对等的报复，以血还血，以牙还牙还不行。非要十倍的血，十倍的牙来报复。你若弄掉了他一根头发，他得揪下你一大把；你若碰掉他一手指头，他必得砍下你整条胳膊。
知识青年捣蛋吗？取消你今年的探亲假，停止工作检查，扣发津贴，罚你上山打石头，冻你一冬天。再不老实，给个警告处分，塞到你档案里。
农工耍滑头吗？停止工作，不发工资。不卖你冬季肉，不给你派车拉牛粪，困难补助金更没你的份儿。再不，上山背石头去，让你一冬天穿破两双毡疙瘩。
牧民孬种吗？来连部办学习班，停工停薪，不给分奶牛（牧民都离不开奶，光这一条就能把牧民给治住），死了牲畜必须照价赔偿！放牧？门儿也没有，打井去吧，抡大镐去吧……再不老实，我查查你搞了多少破鞋，上报抓你狗日的。
面临挨整之时，雷厦四处活动，搜集情报。他很会搞秘密工作，曾潜伏在指导员家窗户底下，窃听了一晚上。
这是他亲眼目睹的事。几个班排长聚在沈指导员家的热炕头上，边聊边喝，烟雾腾腾。
“指导员，喝啊，这一年，风里来，雨里去的，真够辛苦的，来，敬指导员一杯！”
“操他姥姥的，这帮知识青年反了天了！咱连党员一个个全被他们骂得里外不是人！”
“指导员，想开一点，您领导的七连，成绩巨大，群众眼睛是雪亮的，他们这帮人否定不了。”
“哼，得好好收拾收拾那几个北京的，整党时，他们四处煽风点火，惟恐天下不乱。岁数不大，野心不小！”
“打倒了党支部，他们好上台？娘的，屎壳螂还想上天哩！”
“指导员，共产党不能这么熊，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来，指导员，把这杯酒喝了，真是劳苦功高呀。没指导员，咱们七连哪能建设成这个样子？”
老沈喝得面红耳赤，晕晕沉沉。躺在炕上，呆呆地望着房顶，伤感地说：“唉，我好歹也是四七年的老兵，干了20多年，还头一次被这么骂哩！这哪是与人为善的态度？”说着说着，大眼珠子里滚出了两颗泪，鼻孔里也流出了一股清水。
几位班排长们赶忙站起拿毛巾，端脸盆，递烟卷，围着指导员说安慰话。
知青都有点文化，提意见引经据典，说得一套一套，有根有据，滴水不漏。他气得要命却没法反驳，着实痛苦。那涕泪交流的样子，相当可怜。蒋宝富弯着腰，细心地给指导员擦着眼睛。
泪水哗哗地流了一阵后，老沈睁开眼：“没事，没事，革命嘛，就不能怕挨骂。”
蒋宝富深有同感：“这帮家伙还说我是大流氓，要劁我一个蛋子。”
“正确对待，正确对待。”老沈眼睛一亮，坐了起来：“哼，雷厦出身是特务，金刚是资本家，林胡他爹给抓起来了。这些人都有问题，在北京让他们给溜了，跑到内蒙又干坏事！哼，下一步就是搞他们了！”
蒋宝富点点头：“对，这几个北京的最坏了。日他娘的，老王差点让他们活活敲死。”
“刘英红也骄傲了。她这先进还不是支部一手培养起来的。”
“治他们，一定治他们！”
“烂逼知青穷狂什么？太嚣张了。”
夜深了，老沈还在分析着敌情，研究着怎么反击。一整起人来，老沈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有着老农民耪地般的毅力。
那间充满着酒气烟雾的屋子，直到凌晨两点还亮着灯光。
猝然一击
关于刘英红紧急集合，跑掉鞋，把脚冻坏的事，在连里引起了争论。有人认为她这样做不对，不保护好自己，怎么能完成上级任务？有人认为做法有点不妥，精神可佳；几个复员兵认为，她这样做纯粹是为了表扬，给自己攒英雄事迹。
王连富在团部医院公开说：“刘英红在大雪地上光脚丫走，是想出人头地想的。”
雷厦偷偷溜到我屋说：“刘英红对我讲，她当时什么都忘了，就怕掉队。哪顾得上找鞋呢？再说黑灯瞎火，大野地里想找也没法找哇。”
“这二杆子以为别人都和他一样，总想逞逞能，显摆显摆。他不愿身边有好人，别人一好，就显不出他了。”
“刘英红说，指导员到团部开会，从没有去医院看过她，却看过王连富。”
一封联名信，把刘英红的命运就全改变了。
我气愤道：“妈的，写封意见信有多大罪过啊？我真想给党中央去封信问问，给支部提意见，写个联名信，怎么错了？怎么无政府主义了？”
雷厦紧张地：“嘘——”了一声：“外面有人！”
我们赶紧闭嘴，静静地倾听外面的动静。
过了一会儿，他低声说：“可得小心。隔墙有耳这句话我算是体会到了。齐淑珍那孩子挺天真的吧？我发现她老爱趴窗户偷听，让我撞见了两回。”
“你最近找过刘英红吗？”
“没有。太危险。”
虽然我住的屋跟刘英红住的屋仅隔一个门，也不敢去看她。要不有人又该说我们搞黑串联。
“雷厦，你说，这是什么事啊？多荒唐可笑，咱们连人身自由都快没了。”
雷厦沉思道：“是啊，现在没事我不敢到你这儿来。上次，我到你这聊一会儿，第二天，指导员就知道了。真它妈怪了！我估计可能就是这个齐淑珍告的。走时，看见她了，她一见是我就装成上厕所的样子。”
“这小骚逼！小特务！”我挥挥拳头。“秘密行动一次怎么样？晚上给她几土坷垃？没人知道。”
“不行，不行！绝对不行！指导员一猜，就是你干的。别忘了，王连富还在团部一个劲地告你呢。”
“你跟指导员谈完了吗？”
“谈了一次，指导员态度特恶。非要我上纲认识，从立场上挖根源。说我对支部缺乏感情就是对党缺乏感情，批评支部就是批评党。我打算过几天再找他谈一次。你给韦小立的那封信先不要给她好不好？等我这次谈完了再给。”
我没说话，点点头。
“好，我走了。没特别的事，我们还是少来往，免得让指导员抓辫子。”
雷厦打开门，左右环顾一下，迅速地消失在黑暗里。
给韦小立的信早已写好，激动地等了好几天了。雷厦一点都不替别人考虑，这么拖，非常扫兴。我决定不再等了，不是我不哥儿们，自认我这封信和他一点关系没有，根本不影响他的处境，他想得过多了。
现在，指导员要整的是整党中的无政府主义，不是我们过去在文革中干的事。雷厦到了社会上后，变得有点前怕狼，后怕虎。
我焦急地要用这封21页的长信，给那朵孤零零的小百合花一点安慰。
第二天，借着打饭之机，我把信交给了刘英红，请她转交给韦小立。刘英红一口答应，并好奇地问：“我可以看看吗？”信封是开着口的。
“当然可以。我干的所有事都写在上面了。”远处有人走来，我赶紧端着饭碗跑回宿舍。
韦小立会是什么态度呢？她能不能接收我的同情呢？我们能不能开始一场浪漫、热烈、惊天动地的友谊呢？反正不管怎么说，从她的眼睛里，看不出对我有任何恶感。
过了两天，刘英红也没有告诉我结果。
这时，我收到了姜傻子的一封电报，让我火速抵锡林浩特。
听说他们那儿出事了。挖肃与牧民发生冲突，失手打死了一牧民。但我现在在连里的处境这么糟，请假去，老沈肯定不批，白找不痛快。只好爱莫能助了，把电报给压下。
姜傻子呀，你处境不好，我也不比你多好，你就自己在困境中挣扎吧。
脑子里整天还在想着韦小立的事。这么一个女的，把我搅得晕头转向。
最后，实在忍不住了，这天，我瞅了个空子，偷偷钻到刘英红的屋里。
那是个傍晚，屋里昏暗，炉子烧得轰轰作响。刘英红坐在炕上，靠着自己行李，认真地看毛选。
“刘英红，信给她了吗？”
刘英红温厚地笑笑：“我给她了，她不要，弄得我特干。”
“轰”地一声，头上像炸了一个雷。
“怎，怎么……回事？”我有点结巴地问。
“那天下午，我把信给她，说：‘林胡给你一封信’。她说：‘我不要，没意思’。她硬不要，我也没办法。事后，我考虑你这样做也确实不妥，都在一个连队，有话就直接说吗，干吗非写信，让人往那方面想，”
“我没有那种意思！我觉得同情一个人应该有同情的行动，所以写了那封信。”心里紧张得咚咚直跳。
“你的信，我全看了，挺感动的。我不认为你是坏人。”她轻轻说。
这结局，让我目瞪口呆，脑袋发懵，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刘英红把信还给我，很关心地看着我：“你有什么话就找她当面说，要不，我替你说。”
我摇摇头，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到门外。光着脑袋，在刺骨严寒中也不觉得冷。刘英红一瘸一拐地追上我，递给我帽子。
连看也不看就退回来，还说：“没意思”……脸上滚烫滚烫，好像挨了一个大嘴巴子。
进了马车班，关上门，重重地往炕上一躺，一动不动。开晚饭了，也没心思去吃。
暗淡的暮色中，寒冷的屋子，一点点地变黑，直到黑暗完全吞没了一切。
万万没有想到，花了那么多天的辛苦，费了那么大的力气，凝集了那么真挚的情感，却被韦小立不屑一理。
这女人怎么这么毒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妖魔鬼怪啊！
为了写好这封信：我绞尽脑汁。21页，8400字，每个字都写得端端正正，横平竖直。连个句号也一丝不苟，画得圆圆的，跟阿Q画圆圈一样认真。花这么大力气写的信，她竟然不屑一顾，还说：“没意思！”
这么傲！这么狂！这么不通情理！连最起码的礼貌都不懂，我恨得咬牙切齿。
女人常常是表里不一，表面上看很和气，骨子里却毒蛇一样狠。算我瞎了狗眼。
太突然了，太突然了。
她这样做，毫无人性。摆什么臭架子，什么东西！
是不是指导员在她面前说我坏话了呢？一个大黑帮的女儿，胆子小，不敢接近我也可以理解。这么一想，仇恨减弱了一半。
但如果害怕，你干嘛说：“没意思！”又不像是害怕。
操你妈的！
可能是觉得我要跟她谈恋爱，怕违反兵团纪律。
可是，你看我时，目光为什么还那么友好，不怕让人误解？
先很友好地对待你，等把你引诱住后，再狠狠地给你碰个钉子……
但是，凭良心说，前几天，她已经在躲着自己了……
身子像得了疟疾，一会冷，一会热。一会恨不得把她给撕了，一会又觉得她可能是违心的。
直到深夜，我还翻来覆去想这件事……无论如何也猜不透她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烙了一夜烧饼。
唉呀！
为了表示对一个不幸少女的同情，你主动把你卑污躯体内那惟一的最干净，最透明的感情奉献给她，她非但不要，还轻蔑地说：“没意思，”请问，你是什么感觉？
那用青年人对美的无限幻想所升华出的神圣之情，可不是粪坑里的臭蛆呀！
操，摆什么谱！这回，算是认识了你的真实嘴脸。
第二天，1970年2月27日。
快吃早饭了，我昏沉沉爬起来，穿上衣服。这一夜，彻夜夫眠，韦小立的影子像浓硝酸一样烧着自己脸，火辣辣地疼。
突然，雷厦又出现在我面前。他机警地插上门，眼睛闪闪发光。
为了避免指导员说我们搞黑串联，这几天他一直没来。
“林胡，昨晚上，我已和指导员谈完，你的信可以给韦小立了。”
我淡漠地摇摇头。
“怎么了？”
“我已给她，她不要。”
沉默片刻。他说：“上次就对你说过，我不同意你这样贸然给她写信。本来嘛，她才来几个月，对新环境还不熟悉，对你也一点不了解。怎能收下你的信呢？换了我，我也不要。”
我嗫嚅道：“要是我就不这么干。首先先拿过来看完，再决定怎么对待。”
“人家觉得你动机不纯，有那方面的意思，当然不愿和你多纠缠。”
麻子最忌讳人家说“坑”，我最忌讳人家说我看上她。忙申辩说：“我的信并不是求爱信！敢贴在墙上向全连公开。刘英红也看过，觉得没什么。我因天生不善说话，有什么事，总爱写信，这是我的习惯。”
“打开天窗说亮话，林胡，你是不是想交个走资派的女儿，将来，她父亲一平反，当个省委第一书记的女婿！”
“我对她只是同情，没其他想法。六六年六月，陆平被揪出来时，我也给他的孩子，我的同班同学陆微写过信，表示同情。这次也一样！我即使爱上她，也沾不上什么便宜。她父亲将来就是平反，也当不上第一书记了。人一死，茶就凉，这道理你还不明白吗？吸引我的是她的悲剧，老韦的悲剧，如果她父亲还活着，还在台上，我绝对不会理她！”
“连里那么多女的，你为什么单单给她写信？是不是因为她父亲的官儿最大。”
“是，但也数她身世最悲惨。”
“你自己虽曾反对过血统论，但你思想深处，也有血统论。”
“可能吧。出身差不多，共同语言多一点儿。”
“反正，我对你给她写信持反对态度。我对她也很同情。可现在，咱们不能跟她搅在一起。老沈正憋着劲要整咱们呢，什么节骨眼儿上，你还有心思给女的写信！你知道吗，马上就要开展一打三反运动了，重点是打击现行反革命。形势多危，你还有心思谈情说爱。”
“我不是谈情说爱，我只是向她表示一下同情。”
“事实上，你是有那个意思，你别骗我。但现在，我劝你清醒清醒，先把这事放一放。好不好？我们先度过眼前这一段危急时刻？”
我点点头。
“将来，我可以帮助你想一想办法，消除你们之间的误会。但现在就不要再想她了。”
“行。”
记得六八年在学校时，我们曾互相发誓，决不让女人置于战友的位置之上。有一次，雷厦特别佩服的岳真真要去东北兵团了。他准备送给她一个日记本。我知道后很是嫉妒，担心那个女的要把雷厦从我身边夺走，亲口恶狠狠地告诉雷厦，岳真真对他看法一点也不好。雷厦惊呆了，眼神里涌出了无限哀伤。
如今，我给韦小立写信，虽然他反对，却不是出于妒意，而是与老沈斗争的需要。甚至还答应帮助我……人家这样宽宏大量，我再不答应就太不够意思。
雷厦轻轻说：“林胡，现在形势越发严重。中央一打三反的文件已经下来，这个运动规模很大，是七零年全党全国的中心任务。老沈对咱们恨之入骨，肯定要借这个运动来报复我们。”
“他能把我们打成反革命？”
“没准儿。我刚才说了，这次运动的重点就是打击现行反革命。咱们小心一点，没坏处。那些复员兵四处散布谣言，说咱们是个小集团，有野心，妄图搞垮党支部，说咱们历史不清，出身不清，有很多非组织活动……复员兵从哪儿得到的这些消息，还不是从指导员那儿。看这架势，不是小整，是要大整。所以，我才惊讶，你在这时候，怎么还有心思给韦小立写信。”
“我这人不爱交际，消息闭塞。但我觉得，咱们一不反党，二不反社会主义，他整个球？”
“唉！”雷厦叹了一口气说：“你真是太闭塞了。指导员昨天晚上在骨干会上说：下一步就是整他们问题了。他们不但有历史问题，还有现行问题。还说雷厦相当反动，相当狡猾，比林胡还坏。说你和王连富打架是我捅鼓的。这几天，指导员对我态度特横，见了面理也不理。我虽然和他谈完话，他态度一点没缓和的余地，非要我上纲上线认识自己的错误。一上纲上线，我不就成了反革命分子了吗。”
“不会吧，为了一封意见信，还能抓你坐牢？”
雷厦沉思着，没说话。
“提提意见有啥的？文化革命中，新疆兵团就可以搞四大嘛，咱们兵团为什么就不能搞，我非得给中央写封信问问。”
“对，应该给中央写封信。”
雷厦思索了一会儿说：“这一回，大考验来了。老沈粗暴凶狠，肯定要往死里整我，到时，你还得多关照一点，我已做了最坏的准备。”
“不至于吧？”
“你不了解内情。”
不知怎么搞的，我竟有点嫉妒雷厦成了老沈首要打击的目标。本来，这个首要目标是我，但雷厦写意见信，使得把对准我的炮口吸引到了他身上。
“有一件事我还得提醒你。”
“什么事？”
“咱们过去议论过的中央领导人的一些话就别提了，权当没说，行吗？”
我用力握握他的手：“放心吧！”
“搞枪的那些事也少说。有些人能理解你，有些人却不理解你，招事儿。”
“好，我不跟别人说。”
“另外，你自己也要多加小心。王连富在团部医院住了那么长时间，成天到头头那儿告你。我劝你最好把所有信件全烧掉，日记也要处理掉。别麻痹，有备无患。”
我忧心忡忡问：“到时要是批判我，怎么办？”
他笑了笑。“不会的，你主要是打架的事。不像我，猛往政治上拉。如果真是要批斗你的话，我自愿上去与你陪斗。”
“真的？”
“真的。”
望着他关公一样的赤红刚正的双颊，俊秀的眉发，我相信他绝对有这个义气。
很为有这样的哥儿们欣慰。
我们的交情诞生于1967年秋，像辆钢铁坦克，已冲过了无数炮火。巍巍唐古拉山留下它的足迹，涛涛大渡河映过它的身影。搞枪、监禁、武斗、锻炼……把我们的友谊弄得与众不同。多少次考验都经住了，这次有什么了不起？等经过了这段危机之后，我们的交情又多了一段惊险故事。
多有滋有味！
沉默了一会儿，雷厦盯着我问：“你说世界上什么词儿最脏了？”
冷不丁问这个，我想了好一会儿也想不出来。“苍蝇？”
他摇摇头。
“臭蛆？”
他摇摇头。
“妓女的那玩艺儿？”
雷厦摇摇头，咬牙切齿说：“叛徒！在一次词汇中，叛徒这个词儿是最肮脏的了！”
啊！我真想过去亲他一口。世上能说出这句话的人有几个？这决不是装蒜。当我第一次拿他脑袋当实心球练拳，狠揍狠捶时，就发现他的骨头非常硬，硬得少见。
雷厦目光如炬，抓住我的手。
“同生共死！”
“同生共死！”
我们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轻轻说。
对自己的灵魂庄严宣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