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黄昏》1997版：老沈目的达到了—结局
老沈目的达到了
雷厦走后，我把洗脸盆放在炉子上，准备烧热水洗洗脸。
心乱如麻。
本来，雷厦跟我关系越来越密切是件好事，被整的共同命运把我们团结起来，相信跟他在一起，会大大增强自己的安全。但韦小立不要我的信，使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坐在水桶上，呆呆地望着脸盆。她的阴影怎么也摆脱不掉。
这些日子，因为有了她，才觉得生活有一点甜蜜。现在鸡飞蛋打，让人给狠狠干了回来，脸上还觉得阵阵发烧。
水冒热气了。
蒋宝富走进屋：“林胡，指导员叫你。”
“我还没洗脸呢。”
他一本正经道：“回来再洗，先去吧。”
我只好随他向连部走去，一路上还琢磨着韦小立的事，心想可别碰上她，早上没洗脸，一眼眵目糊。
到了连部，指导员见了我，大眼睛转了转，脸上堆出了一副不自然的笑容。
“你坐下吧。”
我坐在他对面，客气地问：“什么事呀，指导员？”
他把头朝天仰了仰，漫不经心说：“随便聊聊，谈谈心。”
大清早找我谈心，很是纳闷。指导员过去从来没找过我，真有点受宠若惊：“谈什么呢？”
“嘿嘿……”他微笑了几下：“在全连大会上，你嘛，也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嗯，”他咳嗽了两下说：“先谈谈你的家庭吧。”掏出一个小本子准备记录。
我迅速盘算了一下，决定不说父母现在挨整的情况，自信他们早晚有一天还要被解放。因为父亲只是叛徒嫌疑，并没有最后做结论。听了雷厦的话后，我也很怵“叛徒”这个词儿。
于是开始讲我爷爷家土改前的情况，那时他绝对是贫农。指导员即使不让我填革干出身，按爷爷的成分填，也抓不住我的短处。
没说一会儿，老蒋走进来：“指导员，团里汽车来了，集合吧？”
“好，全连到四班集合。”
老蒋出去，开始吹哨子。
团部来人，肯定是传达什么文件，或是哪个头头讲话。他们全开会，让我一人留在这儿，跟老沈谈心，够倒霉的，唉，听不上文件了。草原消息闭塞，对每一次传达文件的机会都挺珍惜。还有，自从刘英红昨天把信退给我后，还没见过韦小立，真想去开会，再见见她，看看她的眼睛，分析分析她到底是什么意思。给她的那封长信就放在自己贴胸的内衣口袋。
门突然开了，簇拥着七、八个全副武装的战士，个个端着上了枪刺的七·六二，还有两个端着冲锋枪。这些人面孔严肃，视线不约而同一齐射向我，枪刺和枪口也随之对准了我。
气氛骤然紧张。
接着，陈政委、张团长、李主任都进来。陈政委脸色黑黄，用手指指我，问指导员：“就是他吗？”
老沈赶忙站起来，点点头：“对，就是他。”
陈政委看着我问：“你叫什么名字？”
“林胡。”
“铐起来！”他眉头一皱，暴躁地说。
这时，两个持冲锋枪的复员老兵从右侧向我逼近，团保卫干事赵世忠拿黄铜铐子从左侧向我走来。背后是炕，再过二秒，就要被铐上！太阳穴上的血在沸腾，拳头紧握，周身各块肌肉绷得跟石块一样硬。
在这瞬时，脑里闪出了反抗的念头。那是苏联影片“短剑”的镜头，在狭小的船舱里，一个水手挥舞铁拳，把那帮白匪砸个鼻青脸肿……如果开打，他们未必敢开枪……打成个一团，让他们气喘吁吁，该多镇！但这个念头只闪了千分之一秒就灭了。赤手空拳跟一个荷枪实弹的武装班打，肯定占不了便宜，而且还要使问题复杂化。于是束手就擒。
两个复员兵拧住我胳膊，赵干事给我反戴上黄铜铐子。
我大声质问政委：“陈政委，为什么铐我？”
他说：“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戴上手铐，被韦小立搞得萎靡不振的精神为之一振。又紧张，又激昂，颓丧无力的自卑心，挨了一耳光的挫折感，顷刻让铐子铐得无影无踪。
平时见了政委时的拘束、腼腆全消失。我凶厉地盯住政委的眼睛，照着他，死死照着他，政委和我对视一小会儿，觉得有失身份，把目光收回，走出去了。屋里只剩下赵干事和几个战士。
我问赵干事：“为什么抓我？”
他面无表情反问：“你读过宪法吗？”
“读过。”
“打人犯法你懂不懂？”
我点点头，心里有了数。
赵干事很熟练地打开了我的棉袄扣子从外到里仔细搜查，口袋里的东西全部拿走，给韦小立的那封信也很快被发现。草草看了几眼，放进他的大黑皮包。
这一幕又严肃，又滑稽的场面，我终生难忘。为了一个小小的马车驭手，六十一团出动了一个班的全副武装，由政委、团长亲自率领抓。小题大作！我就是世界拳王阿里，一支小手枪也足能对付，用得着这么兴师动众吗？刚开始的那种紧张心情消失，一点也不觉得害怕，只是觉得好玩儿，一种令人辛酸欲哭的好玩儿。
对方是那么荒谬，黑白不分，比驴子还蠢。
我默默地想着词儿，准备在押我与全连知青见面，当众宣布逮捕时，义正词严地向他们提出质问。
李晓华进连部拿椅子，吃惊地望着我：敞胸露怀，双手被反铐。
向她笑笑，表示抱歉。
蒋宝富摆出一副胜利者的架势，问：“早上，雷厦跟你说些什么？”
“没说什么。”
“不要不服气。”他微笑着开导我。
我挺着胸，两腿直立，端端正正站着，学着白公馆的革命烈士。人在这种时刻，要有尊严，别的都顾不上了。
赵干事把我带到马车班宿舍，屋子被翻得一塌糊涂。赵干事拿出我藏在褥子底下的那两把匕首问：“你要这干什么？”
“吃手扒肉用。”
“胡说八道，吃手扒肉，用得了这么大的刀吗？还弄了两把。”
“我用大剪刀做的，一做就是两把。省得花钱买了。”
“哼，你不是要秘密行动一次吗？”
“没有。”
“哈哈，你再说没有？你自己说的话难道忘了？哼，广大群众一发动起来，你什么也瞒不住。”
我不再说话。
赵干事冷笑着问：“你要血洗七连，就这两把刀吗，还有没有？”
“没有了。”
这时，指导员进来，瞪着眼睛：“你还有一把蒙古刀呢？”
“没有，那把刀，你要走了，一直没还给我。”
“我给你了。”他大声说，布满血丝的眼变圆了，老大老大。鹰钩鼻两旁出现了两道愤怒的深皱纹。
“你没给！”我几乎喊起来，气得眼冒金星。这老沈好毒呀！那把牛角刀一直放在他们家桌子上，杀鸡、剔肉、切萝卜总用，真敢睁着眼睛说瞎话。
这回，我算是尝到了指导员整人的厉害。打架之后，让我逍遥了近60天。等一打三反运动来了，再突然把我抓起来。
赵干事又把我押回连部。
此时，在四班，团里的头头正向全连人宣布抓我的消息。
又过了一阵，政委、团长等一帮人又进来，我第二次质问：“陈政委，为什么抓我？”
他避开我的眼睛：“你干的事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不清楚。”
“带走！带走！”老家伙皱着眉头，不耐烦地摆摆手。
指导员恭敬地问：“不去会场了？”
“不去了。”
唉，我多想看看雷厦，让自己的目光与朋友的目光偎依一会儿；我多想看看刘英红，多想看看韦小立啊，可是他们不许我和大家见面了。
一出连部，武装战士从门口到白色救护车排成两排，夹道护送。这些战士背着绿色的子弹带，挎着绿布做的手榴弹兜，个个笔直站立，面孔严肃。枪刺在阳光下闪着蓝幽幽的光。
自然是有意显示一下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越是小地方，越爱搞这样的排场。
可惜没有人拍电影、照相，也没有人围观欣赏——户外很冷，连部看不见一个人影。我不能在光天化日下，留一个畏畏缩缩的形象。大大方方穿过两排寒光闪闪的枪刺，敞着怀，挺着胸，毫不在乎地走到救护车旁。表情正常，速度正常，姿势正常……然后，不用别人帮，自己跳上救护车的后门。
洁白的救护车是用来实行人道主义的，六十一团却用它当囚车。
整个连部冷冷清清，没一个人出来观看抓我的场面。只有李晓华去连部还椅子，看见我被押坐在救护车上。脸色惊恐，嘴微微张着，目光里含着恐惧、好奇、惊讶。
汽车开走了，我看见她依旧呆站在那儿，嘴巴半张。她是全连惟一看见我被抓走的人。
被一个漂亮姑娘这么专注地看，又悲伤，又骄傲。我都不那么害怕，她却给吓成那样，一丝雄壮而阴沉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赵干事坐在我旁边，帽耳朵放下，双手戴着发亮的黑皮手套，鲜红的帽徽领章十分扎眼。
车上还坐着锡林浩特知青布伦格勒。我本能地以为他是揭发我的人，跟我一起到团部做证去，马上恨他恨得要命。狠狠瞪着他，恨不得把他吃了。他很尴尬，有意把头扭向别处。
汽车飞速行驶，很冷。
但我不能缩着脖子弯着腰，正襟危坐，阴沉地望着白雪皑皑的草原。
可惜我不善词令，没法用犀利幽默的俏皮话挖苦挖苦这帮没水平的蠢领导。但我有一双凶恶的眼睛。恶狠狠地瞪人，令对方感到害怕，是我多年打架练就的一个功夫，用行话说叫“照”，有一双厉害的眼睛等于多了半个拳头，像苏联的捷尔仁斯基的眼睛，能把拿枪的敌人照躺下。
那七八个武装战士坐在四周。我开始一一照他们。
努力运足气，让自己眼睛变圆，变鼓，把一道凶光射进对方眼里。眼皮一下不眨，只要对方眼一眨，就算得胜，再重新照另一个人。一个、二个、三个……这些战士，没人和我认真较劲儿，让眼睛不舒服，纷纷首先眨了眼，我感到了自己这半拉拳头的威力。布伦格勒被我照得直假装闭眼。
很想照照赵干事，可惜他和我坐一边，又不看我。
早晨，雷厦说的话又在耳边响起：“同生共死”……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胸大肌狠狠地鼓起来……渐渐地，眼前浮现出了一个画面：那荒凉寒冷的原野，一个人孤独地踏上长途，越走越远，最后消失在地平线。耳边似乎响起了一首凄厉的歌，为这个跋涉者送行。那是六七年从西藏八宿到昌都的路上，沿途全是高山深谷。当经过一个阴暗峡谷时，我看见一个美丽的藏族少女，披着肮脏的氆氇，头发蓬乱，脸蛋红红，在12月的隆冬，赤着双脚放羊。她边走边对羊群唱着藏歌。那声音又高又细，带着几多悲凉，还向汽车招手。汽车飞快，她的身影转眼间就埋没在冰冷的峡谷里。多少年过去了，我总忘不了这个荒野中的小姑娘。
现在好像又听见了她那金子般的嗓音，用一缕深情哀婉的歌声送我去牢房。
到了团部，自己跳下车。许多知青围过来观看……
赵干事皱着眉头，大声喝道：“有什么可看的，散开！散开！”
我看见布伦格勒下车朝小卖部走去，这才意识到他是搭车来的，与我根本没有关系。唉，人被抓的时候，脑子紧张，智力下降，容易把周围一切事都和自己联系起来。我就没想到布伦格勒是蹭这辆车到团部来买东西。白“照”人家半天。
在众目睽睽之下，昂头敞怀，从从容容走进六十一团为一打三反准备的临时牢房。铁锁哗啦啦在门上响了几下，然后安静了。心里默默想，老沈的目的达到了。不过你别高兴得太早，总有一天，“历史将宣布我无罪”。
这句话是古巴卡斯特罗写的一本书的书名。
血信
这是团部最北边的一间土坯房子，靠着草原。室内昏暗，只有一个窗户，上面钉着四块厚厚的木板，几乎把窗户全挡住，光线只能从几条狭隘的缝隙中透进来。但窗户顶上，还有两个小窗户，没钉木板，给这屋带来一点光亮。由于长年累月无人居住，屋的墙上积着一层灰土；屋顶被烟熏黑，残留着许多蜘蛛网。
当眼睛习惯了这昏暗，才发现里面还关着两个人，他们好像依旧陷在悲痛和恐惧里，见我进来，一声招呼也不打，满脸愁苦。
屋里没有炕，地上铺着一层苇子，上面盖块大毡，就是我们的床。屋中间有个土炉子，但没生火，酷冷。
我看着这窗户上的木板子，暗暗想，如果要逃跑，这木板是绝对挡不住我的。土牢房就是不行，比海淀分局差远了。
门紧紧锁着，背着步枪的哨兵日夜站岗，不许人靠近，与外界的联系完全隔断。
二连的天津知青任长发，戴着皮帽子，帽耳朵放下，用棉被裹住腿坐在毡子上，大皮帽子把他眼睛都挡住。营建连的严曙，也是天津知青，披着条棉被，盘腿坐在一张课桌上，活像一个栖息的猫头鹰。我们3人彼此谁也不理，都是阴沉沉的脸，都是一动不动地发呆。
冬夜，除了偶尔传来几声北风凄叫外，寂静无声。我蒙着大得勒，努力闭上眼睛，命令自己睡觉，可怎么也睡不着。耳朵里轰轰隆响，眼前有无数金花飘舞。这是自小到大，22年来第一次戴铐子，也是第一次戴铐子睡觉，连衣服也脱不了。
我犯了什么罪？为什么把我抓起来？王连富先动手打的我，先用斧头砍破我头，先用大剪刀刺了我手背一个洞，为什么单单把我抓起来？
政委那么大岁数，怎么连个敌我都分不清楚？整个一小学生的水平。
我不是雷锋，身上有很多毛病，但这么铐我，把我关起来，也太过分了！
同牢的那两位，都没有铐，为什么单单铐着我？心疼，疼得全身上下冒冷气。
开门整党刚刚结束就抓人，这不是报复是什么？赤裸裸的报复。老沈想借着抓我来镇压那股给他提意见的“歪风邪气”。
由于韦小立把我弄得晕头转向，使我对连里的各种异常情况没有作出正确判断。特别是对老沈的打击目标判断错误。现在看来，老沈第一目标是我，并非雷厦所说是他。整党中，我只给他提了一点儿意见，嫌他不民主，什么都管……他的回答是把我给抓起来。
好狠！
我预感到，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把我抓起来，肯定是想把我整成个反革命。好杀鸡给猴看，惩一儆百。
得给政委、团长写封信，表表态。
写！说干就干，一直到深夜很晚，还斟酌着信的措辞。
寒冷、黑暗包围着我。任长发在睡梦中，不时呻吟几声。他白天一声不吭，到晚上，一会儿叹气，一会儿神经质地叫唤。
我团缩着身体，将双手夹在两个大腿中间，时间一长，铁铐变得温暖，不再那么冰凉。脑里一字一句地想着词儿，一遍一遍地想着，把腹稿打好。
第二天，很早就起来。环顾四周，空空荡荡，只有窗户上还贴着一小片残剩下的白纸，已经发黄变脆。我把它扯下来，撕成两半。用一半，另一半藏在芦苇里。
钢笔被搜走了，只能用血写。没有刀子，就靠牙了。开始试试咬自己冰凉的左手指头，咬了好几下也咬不破。心疼得要命，好像咬的不是手指头上的一小片肉，而是大半个手指头。那么多细细的毛细血管，使劲一咬就全断了，总不敢下狠心咬，舍不得破碎那小块光滑滑的肉皮。
真疼呀，有把刀子就方便了，又快又不疼，出血又多。牙齿太钝，咬了半天，只咬进4个深深牙印。
可能是手太凉，肉发硬。我决定把手指暖热了再咬，那样肯定容易一点，血也会流得多。我煮过肉，知道水热了，肉才变软。此时此刻，才知道徐特立当年宣传爱国时，咬断手指，决非一时之勇。没有平时的修养，谈何容易？
我以徐特立来激励自己，用嘴哈着热气加热手指头。后来又把手指含在嘴里，让口水把皮肤泡软。任长发盖着厚厚的被子翻了个身，严曙也咳嗽了两下。他俩好像都醒了。不行，得在他们起床前完成，不想让他们看见。我的牙齿咬住手指，开始酝酿情绪：割断自己脖子的项羽、砍掉自己胳膊的王佐、戳烂自己面孔的聂政、挖去自己一个眼的志愿军无名战俘……全都在脑海闪了一遍。去他妈的！心一横，迅猛一咬，略有暖气的小手指被咬下一片皮肉，咸味的血溢了出来。
我在白纸上写下了以下一封信：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敬爱的陈政委、张团长：
来牧区后，因不注意思想改造，犯了许多错误，我愿意接收组织上的任何处理。但我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不反毛主席，不是反革命。
敬爱的团首长，恳请你们不要轻信谣言，不要偏听偏信，尽快恢复我的人身自由。
此致！
敬礼！
永远忠于毛主席！
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
永远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七连 林胡
另：沈指导员那把刀从来没还给我，我敢发誓。
这封血写成的信决非虚构，直到现在还在。
我一口一个“敬爱的”，是环境所迫，现在成了人家的俘虏，嘴巴当然得甜一点。
我很幼稚，以为在信里多喊几声毛主席万岁，就能表现出自己对毛主席的忠诚。
这时才发现忠于毛主席的重要，不忠于，抓你白抓，判你白判，杀你白杀，只恨自己平时没有在日记里多写点怀念毛主席的话。
吃早饭了。哨兵班长老杨端着一盆小米饭进来。饭是凉的，仅仅泼了点手扒肉的汤。没有碗，我把头伸进盆沿，嘴贴着盆，用戴铐子的双手捏住筷子，一下一下往嘴里拨拉着饭块。双手联在一起，干什么都得两胳膊一起动作，不习惯，很有点笨。
老杨注视着我吃饭的样子，眼神里涌出无限同情。他原是三连的复员兵。秋收时见我摔跤镇了他们连的那几个天津小玩闹后，对我相当敬重。
考虑了一会儿，感到这是个好机会，应该利用。
“班长，你能不能帮我给政委送封信？”
“行。”他二话没说，痛快答应。
我从怀里掏出一块布递给他，上面歪歪扭扭写着：“陈政委，张团长收。”他望着紫黑色的字迹愕然了一下。
这块从衬衣上扯下的白布就包着那封用血写的信。
千钧压力
我被抓走后，连里发生的事情，许多年后才知道。
姜傻子的那封电报，加深了指导员对我有一个集团的怀疑。
1970年2月26日晚上，指导员接到团政治处李主任电话，通知第二天要来抓我。指导员连夜派人把我监视起来。当时，我正为韦小立的事痛苦得要命，没注意到门外老有人走动。雷厦早上进我的屋，也被他们发现。
在把我叫到连部戴铐的时候，全连集合到四班，听李主任传达中央文件。
他中等身材，健壮结实。大黑脸盘上嵌着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络腮胡子黑黑密密，硬硬扎扎。鼻正口直，小平头，外表给人印象非常好，很有点江湖好汉的感觉。
此刻，他不慌不忙地抽口烟，眯着眼，缓缓地一字一句地念起来：
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1970）3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
自从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形势大好。但是国内外阶级敌人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加紧进行破坏活动，……有的散布战争恐怖，造谣惑众；有的盗窃国家机密，为敌效劳；有的乘机翻案，不服管制；有的秘密串联，阴谋暴乱；……有的破坏插队下放。……为了落实战备，巩固国防……必须坚决地稳、准、狠地予以打击。……一、要放手发动群众……二、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三、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四、要大张旗鼓地……宣传、动员。杀，判之前要交给群众讨论……要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立即执行。……五、要统一批准权限。按照中央规定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委会批准，报中央备案……六、要加强各级革委会和军管会军管会对公安工作的领导……
……
1970年1月31日
（此件只发到省、军级领导核心，以下各级均由省、军级派人口头传达。本件不再印发，更不许登报、广播、出文件。）
中共中央办公厅 1970年2月2日发出
共印1827份
念完后，李主任用犀利的目光向大家扫了一眼：“根据团党委决定，你连林胡需要隔离审查。党委号召七连广大群众，积极地对他进行揭发检举。”
寥寥几句话，在屋子里造成了强烈震动。知青们惊得睁大眼睛，竖起耳朵等着他说下去。
李主任呷了一口茶，不说了。
指导员宣布：“现在散会，休息半小时后，各班组织讨论。”
我的屋子被翻得乱七八糟。地上散落着书，炕上扔着破衣服，手提包里的东西都倒了出来。日记、书信、照片、“毛泽东抗美铁血团”的大印、去越南带的国旗等全被抄走。
为防止人趁火打劫，雷厦把我的东西都卷在行李卷里，放到了连部库房。
第三天，指导员在全连大会上说：团党委指示，林胡的问题严重，是我团一打三反的重点专案之一。还宣布了人事变动：刘英红代理班长职务暂停，边工作边检查；金刚调出机务队，与农工一起干活儿；韦小立去食堂喂猪；雷厦继续属勤杂班，放连部马群。
会场上鸦雀无声，每个人心里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复员老战士在连里耀武扬威，不可一世；锡林浩特知青昂首阔步，更受重用；北京知青处境空前孤立。
齐淑珍在大家面前提起有人到连部偷听，气得脸通红，大骂卑鄙可耻。可有谁知道，正是这位18岁的少女自己也老爱踮着脚尖在门外偷听别人说话，密告领导，向党献忠心。她曾老老实实承认，做梦也想入党。在班务会上，她口气很硬地对韦小立说：“大家都发言了，揭发了林胡不少问题。你给他补过棉裤，还跟他单独聊过，也该说说了。”
韦小立不知说什么好，结巴了半天：“我就跟他说过一次话，对他一点儿也不了解。”
晚上，韦小立来到刘英红的屋，哭了。刘英红安慰道：“你知道的就说，不知道就不说，反正得实事求是。”
这天，指导员把刘英红叫到连部。
“刘英红哇，组织上号召大家揭发林胡，并不是要整谁，而是为了把他的问题搞清楚。你不但应该支持广大群众揭发，自己也应该积极揭发，你是位很优秀的同志，可不要在这件事上摔跟头哇。”
刘英红很诚恳地对指导员说：“我要知道就揭发，可我确实不了解林胡，原来我们不是一个学校的，到内蒙后，也从来没和他共过事。”
“你们关系很密切嘛！”
“也就是一般关系。”
“什么一般关系？你看，林胡在日记里怎么写的？”指导员把一本红皮日记递给刘英红。
她看见一行潦草难看的字迹：“我觉得刘英红是一个充满正气的光明辐射体，是一团干净柔和的空气，没有刺人的棱角，每逢和她接触一次后，就觉得惭愧，自己太自私，太肮脏，像粪坑里的屎。”
指导员盯着刘英红：“你要觉悟哇。一般关系，他能说出这种话吗？一般关系，她能让你给韦小立送信吗？”
刘英红低头不语。
指导员的大眼睛里闪着严厉的光，嘴角上却挂着甜甜的微笑，像烧饼吊在驴腚上，极不和谐。
赵干事温和地说：“小刘呀，你本是师、团树立的先进典型，结果却被取消了先进的资格。多可惜呀！你落得这个下场，就吃亏在你脑袋里少了一根弦。”用手指指脑袋：“少了一根阶级斗争的弦。林胡、雷厦他们与你接近是想借助你的威信来达到他们的个人目的。他们拉拢你，是要把你当成他们的挡箭牌。你被人利用了还蒙在鼓里。小刘哇，你可是工人阶级的后代，一定要听党的话。你不是要求入党吗？现在是党考验你的时候了。忠不忠于毛主席就看你能不能和林胡划清界限，揭发他。”
刘英红不会迎和，不会装假，她直不愣叽地说：“赵干事，我确实不知道林胡的问题，我们聊过天，但从没聊过政治问题。在整党过程中，我也没有和他联系过。”
指导员脸上的横肉颤了颤：“你的态度一定要端正。”
“那也不能昧着良心瞎说呀！”
沈指导员、赵干事面带愠色，默默无声地注视这个温敦敦的北京姑娘。
不久，陈政委亲自给刘英红打了个电话问：“你看过林胡给韦小立的信吗？”
“看过。”
“看出什么问题没有？”
“我觉得没什么大问题。”
话筒里传来严厉的声音：“你这个同志怎么回事？还有没有一点阶级斗争观念？他那封信非常反动，非常恶毒，充满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明目张胆地为走资派喊冤叫屈。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林胡决不单纯是打架问题，还有许多更严重的政治问题。组织上相信你是要革命的，希望你能跟他划清界限。听见没有，领导花了那么多心血培养你，不希望你犯错误。说实话，我们都很为你着急啊！听说你现在还有一些情绪，是不是？不要斤斤计较领导的态度，领导批评你，是为了你好，不想看到你摔跟头。要相信党，相信组织，可不敢有什么情绪噢！”
刘英红含着泪“嗯”了一声。
为预防万一，刘英红决定把自己的日记全部烧掉。
那天晚上，她们插上门，放下窗帘。张芳玲站在门旁放哨，韦小立帮助一页一页撕日记，刘英红往火炉子里扔。
火苗跳跃着，黑蝶似的纸灰随着热空气缓缓飘扬。这厚厚的两大本日记，记载着一个北京知识青年在边疆一年来的战斗生活。在阿勒华蒙古包，她写下了第一次和牧民放羊的情景；在赤日炎炎的东河草场，她描述了一个黝黑的女驭手怎样驯服了惊马；无论在宝昌公共汽车站，西乌旗招待所，还是在茫茫草原，无论干活儿多累，事情多忙，她总要挤出一点儿时间写几句，其中有不少是寒冬腊月缩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写成。
可现在，这一篇篇灵魂修炼的结晶，兴无灭资的记录史却无声无息地葬身在火焰里。
它有什么过错？不能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第一页是用钢笔描黑的几个字：“牢记七·三批示，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第二页是工工整整抄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密密麻麻十几万字，不是学习心得，就是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的任何一闪念，都坦白在此。连到商店买东西挑一挑都作为只顾自己不顾国家和别人的坏意识而痛心反省，猛烈批判。这样一本贞女修行录般的日记，此刻却不得不往火里扔。
刘英红知道，只要老沈随便从这个本子里找点事，就可以把她说得里外不是人。
火苗活泼地跳跃着，三个姑娘表情沉重，黯然无语。为了避免冒烟，被人发现，她们十几页十几页地烧，整整用了一晚上。那插队生活的各种记载，近乎残酷的自我批判，全变成了灰烬。
临到后来，她们也不害怕了，边烧边轻轻唱：
抬头望见北斗星，
心中想念毛泽东，
想念毛泽东
……
渐渐伤感起来，三个人泪流满面。
这个画面不是我虚构，而是真实地发生在七零年一打三反运动时的茫茫锡林郭勒草原。
“小韦哇，你来兵团的时间虽然不长表现却很不错。父亲的问题终究是父亲的，儿女没有责任。这次连队嘉奖，支部把你的名字也报上去了。怎么样，不要顾虑，向组织谈谈林胡的问题吧。”赵干事态度温和地说。
“我只跟他说过一次话，对他的事确实一点也不了解。”
“你知道林胡为什么给你写信吧，他嘴里嚷嚷什么‘同情’，但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你不要他的信是很对的。他这个人政治上反动，生活上道德败坏。他的日记写得下流极了，简直说不出口。幸亏你对他有警觉，要不多危险！”
韦小立一声不吭。
“他刺探过省委内部什么情况没有？”
“没有。”
“比如省委班子里有多少人被打倒了，有多少被整死了……他问过没有？”
“没有。”
“他提过建立什么组织没有？”
“没有。”
“小韦呀，不要怕，问题是谁的就是谁的。是你的跑不了，不是你的，想安也安不上。党的政策是重在表现，出身不能选择，走什么道路自己却能选择嘛。”
晚上，韦小立蒙在被子里偷偷啜泣。对一个才18岁的女孩来说，这笼罩在头上的恐怖阴影实在难以招架。
开完会后，雷厦的心头像压了块千斤重的大石块。他茫无头绪，站在雪地上发愣。
指导员把他叫到连部，不客气地说：“你是林胡最好的朋友，现在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跟他划清界限，积极揭发检举；一条是与他同流合污，继续顽抗。两条路由你自己选。七连整党中发生的政治事故，你是为首的，除了揭发林胡之外，你还要坦白交待你自己在整党中的所作所为。明白吗？”
雷厦盯着指导员，“照”了一会儿，什么话也没说。
抓了人，连里气氛恐怖，知青们都很紧张。过去每天晚上，常有些知青到雷厦的屋里聊天，听他讲些绿林好汉的故事，现在没人敢去；过去到食堂打饭时，他身边总是聚着几个人，彼此说说笑笑，现在他独来独往，没人敢和他一块走。大家都知道他是林胡死党，父亲是国民党的特务，过几天，很可能也被抓起来，尽量躲着他。连里的锡林浩特知青这下子特神气。小地方的人，大本事没有，就善于保护自己。在整我们北京知青的事上，他们起了复员兵所起不了的作用，帮了指导员一个大忙。
比如他们告诉指导员，金刚也是林胡分子，向人吹过林胡摔跤厉害，有一阵，为了去掉自己身上酸气，摹仿林胡不洗脸，不洗脚，穿破衣服。
金刚的日子更加困难。紧张得要命，马上找指导员，噙着泪为自己辩解。“我们刚来草原后，就和林胡有矛盾，以后几乎没什么来往。他仗着自己胳膊粗，以头头自居。为条小狗打我，为吹灯的事跟吴山顶闹翻，为条马绊打老高头……我们都对他有看法”。
吴山顶也被迫交待了私刻公章，伪造介绍信来内蒙的事。
雷厦除了在宿舍里写材料，外出活动要向指导员请假，批准后才能走。连里还宣布，他在停止工作检查期间，工资全部扣除，只给伙食费。
他的脸消瘦了，眼里充满血丝，紧锁着双眉，终日缄默不语。
他曾对指导员说：“别耗着了，你要想抓我，就快点抓吧。”
指导员干笑道：“你别想得太多，要相信组织，积极揭发林胡。”
“我和林胡来草原后就闹翻了，互不理睬。这全七连的老知青都知道。到现在，我们的关系也没完全恢复。我和他接触很少，他干什么事也不和我商量，我干什么事也不和他商量。我知道的就说，不知道的也没法说。”
以后，指导员每次找他，他只是默默地听，懒得为自己辩解。面对指导员的凌厉攻势，他只是淡档地说：“我考虑考虑。”
他引颈就戮，闭上眼等着那致命的一击。
捅他一下
哨兵称呼我们3个为“犯人”，心里沉甸甸的。文革中，被关的牛鬼蛇神也不叫犯人。
白天，趴到窗户上来观看犯人的越来越多，哨兵根本拦不住。我不愿猴儿一样被人观赏，半天半天地躺着，蒙着大皮得勒。这时，才理解了动物园的狮子老虎为什么总爱躺着睡觉，不理睬游客的挑逗。陷在囹圄中，只能用这个姿势保卫尊严，不使自己身体变成娱乐品。
窗户上的木板缝隙中间，时不时有往里窥视的眼睛，晃动着人头。
“哪个是林胡呀？”
“可能躺着的那个。”
“听说逮他时，狂着呢。”
“这家伙有点尿儿，把他们连的一个老战士打毁了。”
……
“来看呀，就这儿。”
“哟，好黑，啥也看不见。”
“都躺着呢，你看那不是。奇怪，大白天咋都躺着？”
“真够阴森的。”
记得红卫兵大串联时，我在成都动物园看见一只狗熊，它被关在一个勉强装得下它的铁笼里，连转身、抬头的自由都没有，从早到晚只能面向观众趴着。现在自己也成了那只熊了。门上的大铁锁，几乎封住的窗户，手上的铁铐，寒光闪闪的刺刀，昼夜值班站岗……都显示出了对我这只“熊”的高度戒备。
我们3个捂得严严实实，躺在地铺上一动不动，让不少观看的人扫兴离去。
每天两顿饭，以小米饭为主，偶有馒头，菜全是汤，干的很少，小米饭一次一脸盆，不够忍着点，吃不了，下顿接着吃。
虽然被关在牢里，整天躺着，吃得却特多。3个人终日愁眉苦脸，默默无语，可胃口一个比一个好。吃起饭来狼吞虎咽，一疙瘩一疙瘩的小米干饭吃得那么香，像是啃烧鸡腿。不要说哨兵，就是自己也觉得奇怪。那一脸盆小米干饭，外面一个班也吃不了，我们3个却吃得精光。
生理学家实在应该研究研究，为什么在牢里什么活儿也不干，精神压力很大，还那么能吃。
可能精神紧张，冥思苦索也是一种高体力消耗吧。我们3个老是觉得饿，盼着吃饭。似乎只有吃饭才能给监禁生活带来一点点生气，一点点别的内容。
说是盼吃饭，其实是盼日子快点过。早饭一开，预示一晚上熬过去了；晚饭一开，预示又熬过了一白天。
据说团里没煤，因此牢房没生火。内蒙的烤火期为6个月，三月的天气仍然很冷，在屋里必须戴帽子，帽耳朵还得放下。鼻子冻得很疼，脸色蜡黄，一说话一团白气。
哨兵规定：一天解一次大便，早中晚三次小便，吃饭喝水都要适应这个上厕所次数，否则不给开门。他们省事了，我们的生理活动却被定时定量。
3个人里，惟有我戴着手铐，日日夜夜戴着，上厕所也不给摘。小便自己还可以，大便最后一道工序可没办法了，实在够不着。得靠任长发帮忙代劳——这种情景恐怕西方资产阶级监狱也绝不会有吧！将来谁要编写中国监狱史，一定得在“私牢”章节里把此细节写进去。任长发是这样给抓进来的：他因老受班长的欺负，几次告到连里。班长怀恨在心，大年初一，纠集几人合伙把他打一顿。他忍无可忍，跑到连部要求调班。又撞墙，又打滚，又砸暖瓶，哭闹不休。连长劝他回去，他说宁肯进监狱也不回班了，大过年的挨打，实在受不了。他要连长把他送监狱去。连长不理他，他就说：“连长，我说反动话了，你把我抓起来吧！”
连长问：“你说什么了？”
“毛主席不好，蒋介石好。”
连长怕听错了，又特地问：“你说什么？”
任长发含着眼泪大声重复了一遍。
连长脸色勃然一变，命令通讯员把他捆起来，他的班长听说小子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又率一帮天津知青着实狠打了一顿。脑袋让砖头开了瓢儿，眼睛给砸肿，全身是血。尽管彼此都是天津来的知青，打起来更是狠，毫不客气。
关到团部后，他开始后悔了，动不动就哭，裹着棉被发呆……他才17岁哇。
严曙成天缩着脖子，老农民一样把双手对插在棉袄袖里。据他说，朋友在过年包饺子时和一复员兵打起来，他见朋友吃了亏，用擀面杖敲了那复员兵一下。复员兵想还手，被拉偏架的给拉住，当场气昏，送医院抢救。严曙就给铐起来，抓到这儿。
在七零年“一打三反”运动中，六十一团所打击的就是我们这三个知识青年，平均年龄19岁。
一天、二天、三天……许多天过去了，没人找我。团里似乎把我忘记了。紧张的思想逐渐松开，各种各样的想法冒出来。
即使给戴上铐子，我也认为：七连开门整党给支部提意见没有错。所谓“有野心”纯属诬蔑。想往上爬就不这么干了，没人稀罕会计、保管、统计等等小鸡巴官儿。
一股强烈的怀恋之情像洪水似地涌进脑海。我想念七连的知青弟兄，万分想念他们，我知道他们在外面的日子肯定也不好过。
刚烈，重义气的雷厦啊，你放心，我决不说伤害你的事，一个字也不说。老兄现在竞技状态良好，勇气完好无损，对自己的忠实度极有信心。
温良正直的刘英红啊，非常对不起，本想把你当成核保护伞，混过这段困难日子，却不料连累了你。虽然倍受领导器重，你却守正不阿，照样给领导提意见，仅这一条就值得上小说，大歌特歌。你的脚好些了吗？那天，你还一瘸一拐地给我送帽子。
回想起自己刚来草原二个月就得罪了同学们，心痛如绞。为争领导权，跟雷厦翻脸；为一条狗，跟金刚上拳；为吹灯，跟山顶骂架；为斗气，跟傅勇生断绝关系……唉，太说不过去了！当我疯狂想打老姬头时，是雷厦死死抱住我，让我少犯了一个可怕错误。金刚、山顶也都因为与我一块跑来内蒙而在连里受压。
北京知青弟兄们啊，请原谅我吧，我向你们诚恳道歉！
人在临死时会变得对谁都很宽和，我一点也不恨韦小立了。不过脑海里只一掠而过地闪闪她的身影，不敢停下来，害怕陷进她所引起的悲痛里。
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谁将审我呢？团长？政委？脑里浮现出六十一团审判官的形象：雪亮的电灯光下，肥胖的身躯，浓黑的眉毛，鲜红的领章，机警严厉的目光……不由自主联想到审判牛虻的军曹。
我又琢磨自己应取的表情与姿势，设计着自己被审时的形象：两条腿要站直，稍稍叉开以表示稳如磐石；挺胸扬头，伸长脖子好显得从容；两肩一高一低，上身后仰——这才能表现出力量感，雄厚感；嘴唇紧闭，右边嘴角要皱出一条深深的斜沟，显露出自己坚毅而饱经风霜：“照”对方时，要增加凶狠压强，力求把目光凝成一把三棱刮刀，狠扎进对方眼里，迫使他在最短时间眨眼。
我为自己将有机会扮演一个大义凛然的角色而兴奋。哼，你们别以为我怵了，慌了。我是绝不会像小炉匠栾平那样给你们磕头求饶的。
万籁俱寂，北风时不时在遥远的天空凄厉地嘶叫几声。屋里冷似冰窖。我全身紧紧缩成一团，努力多聚集一点热量，慢慢濡温着冰凉四肢。
黑暗里，任长发不住地呻吟，仿佛是个垂危病人，“喔哟——喔哟——”不知他是真难受呢，还是为了让别人可怜。我轻轻地推了他一下。
“干什么？”
“你安静点好不好？影响别人睡觉。”
可不一会儿他又“喔哟”起来，一声一声，要死不活的。当初他受不了班长的歧视，想进监狱。现在呢，又一个劲后悔。见了赵干事，腰都直不起来，低眉顺眼，说话声像蚊子叫。
夜很深了，他还在呻吟，搅得我无法睡觉。越讨厌他叫唤，对这声音就越注意，蒙着头还是躲不过。好汉做事好汉当，干吗这样呢？你痛苦，我也痛苦，大家谁都别干扰别人，互相体贴着点。可你越说他，他哼得越响，根本不理你的茬儿。
好说不行，只得采取行动。黑暗中，我摸着了扫帚，捅了他一下。只听“哎呀”一声，他嘀咕了几句“小妈妈的”，就安静了下来。
早晨醒来，见任长发正照着小镜子。他右额上有一小缕凝干的血迹。
吃过早饭，他对哨兵说：“头疼得厉害。”并恶狠狠瞪了我一眼。
哨兵把他带走了。
我预感到捅他一下，捅出了麻烦。
大约9点钟，任长发回来。我被叫到赵干事办公室。
当头一棒
这是赵干事的宿舍，空空荡荡，一个白脸盆放在门口，炕沿旁堆着牛粪，墙角立着个半新不旧的文件柜，铁丝上挂着毛巾和尼龙袜子。
屋里并没有雪亮的灯泡，土墙上连白灰也没刷，黑不溜秋。大炕上卷着赵干事的花褥子。政委、团长也没有来。炕角上只坐着一个很壮实的复员兵，煞是冷落，跟想象的第一次提审完全不一样。毫无审讯室的威严，颇有点失望。
赵干事叼着一支烟，坐在办公桌旁，正跟那复员兵聊天。我进屋后，他瞥了我一眼，仍继续说着话。
这位保卫干事个头不高，挺瘦，大脑袋，大耳朵，脸狭长，一对大金鱼眼闪着肉糊糊的光，鼻子像条黄瓜垂在脸中央。可能是五官分布不匀称，他的表情很不标准，喜怒哀乐透过他的五官表现出来的都走了形。乍一接触，我搞不清楚他的笑是冷笑，还是微笑？他那肉糊糊的目光是凶恶还是善良？
用早已准备好的神态迎接他：两腿直立，挺胸昂头，左肩高，右肩低，上身略向后仰。他坐着，我站着，高度上有优势，可以俯视他。
沉默了一会儿，赵干事觉察到了我在“照”他，两人相互正视，开始用眼睛对杀。这是一场无声的眼珠对眼珠的较量，凶恶就是炮弹，狠毒就是震慑力。
把力量挤到眼眶，加压再喷射出去，一道道目光源源不断地扑向目标。4只眼睛一眨不眨地瞪着，眼球虽磨得慌，被那犀利的光给冲得老大老大。
渐渐地他的脸变长了，鼻子变粗，嘴的两侧露出深深的八字形皱纹。我坚持着不让眼皮眨，继续与他对峙，对峙……直到最后，他不小心眨了一下眼。我的目光才像击落了一架敌机，向上转了一大圈，悠然收回。
“你在里面为什么打人？”他阴沉沉问，山西祈县口音，土里土气。
“我没打。”
“日你祖宗的，老实点！”旁边那个复员兵突然横眉怒目跳起来，没等我明白，一巴掌呼在左脸上，耳朵震得嗡嗡响。
“不要打，不要打。”赵干事皱着眉头劝道。然后问我：“你到底打没打？”
“没有。”我用尽量平静的口吻说。这一下打得头昏沉沉，脸上的肉好像给打扁了一块，鼻子也被抽歪。我撅撅嘴，皱皱鼻子，希图面部表情恢复原样。
“那任长发的头怎么破了？”
“他晚上老叫唤，唉声叹气的，吵得别人睡不着，我就用扫帚捅了他一下。结果捅到了他的头，我也不是故意的。”
“你狗日的在里面还打人，这还得了？”
“没打，我只是碰碰他，让他别叫唤。”
那复员兵站起来，用手指着我脸：“再说没打，你他妈的穷狂，老子抽你！”
我沉默了。
赵干事打开抽屉，取出四五副铐子。我最初戴的那副黄铜铐子也在里面。这副铐子因铣得很光滑，中间还有几节链子，戴着不硌肉，像副镯子，赵干事早给换下来了。他挑了一会儿，拣了一副既小，毛刺又多的。这些铐子都是本场铁匠炉打的，相当新，蒙着一层铁乌，上面没一点儿人肉磨过的痕迹。
摘下原来的铐子后，复员兵把我双手扭到后背，赵干事给我反戴那小铐子，铐了半天也铐不上。这铐子实在太小，塞不进我手腕，可能是专门铐十三四岁孩子用的。
“老实点！”赵干事吼道。
最后还是那复员兵痛快。他把我手腕按在桌上，两个眼对准，用拳头狠砸一下，终将中间那根铁棍插上，锁了把锁。
赵干事干了这点活儿，累得大声喘气。他掏出手绢擦擦脸上的汗，咬牙切齿道：“我看你狗日的的骨头有多硬，关在里面还打人，这还了得？”
铐子极紧，紧勒着骨头，表面上又很粗糙，无丝毫活动余地。但我是绝不会哀求他，让他享受我的屈服。
“赵干事，为什么抓我？”
“你干的事，你心里最明白。”
“我一点也不明白。”
“你来牧区后打了多少架？凭这一条，抓你就不冤枉。”
“可每次都是他们先动手的。”
“我告你，团党委是根据七连广大群众的要求才把你拿到这儿，回去后，好好想想你的问题，写血书救不了你，只有老老实实坦白交待，才是你惟一出路。”
给政委的信，他知道了。
哨兵把我押回牢房，任长发低着头，不敢看我。
不一刻，两肩上的三角肌就疼起来。铐上的毛刺极多，铁环又小，每个刺都扎着肉。再磨，肉的硬度也比铁差，无法磨去毛刺的锋利。不知有意还是无意，本团铁匠的工艺这么粗糙。
站着难受，趴着也难受，只好一圈一圈地在屋里走。三角肌的疼痛渐渐蔓延到两臂和脖子，虽不剧烈，但那种缓慢的疼，好比钝刀子割肉，疼的滋味一点不拉地让你饱尝个够。我一圈一圈地转着，神经被这缓慢的疼痛，折磨得又烦又躁。
一直熬到下午5点吃饭。哨兵端来一脸盆小米饭，见我背铐，没法吃，就去找赵干事要钥匙。赵干事不给，让别的犯人喂我。
任长发、严曙吃完饭后，都争着要喂。我摇摇头，让他们把饭盆放到炉子上，自己蹲着，把头伸进盆里，用舌头舔着，吸着，嘬着。因小米饭尽是一团团疙瘩，咬住一疙瘩就能嚼半天。有时，那饭疙瘩被嘴给拱跑，就伸长脖子用嘴追。越到后来，越不好吃，因为饭都散了。弄得鼻子、下巴都沾着小米粒。任长发于心不忍，用筷子帮我把饭聚到一块，便于我消灭。
这场面很难忘：双手反背，一条腿跪在地上，像猪一样把头伸进饭盆里啃。头垂直起落，一次一口，不用手也能凑合着吃。
哨兵的眼里充满怜悯。
天渐渐黑了，肩膀疼得我真想大叫几声。两个活鲜鲜的膀子反铐在一起，居然这么难受。
夜深人静，整个团部进入梦乡。任长发、严曙早已钻进厚厚的被窝。我趴在大毡上呆了一会儿，双肩如同被小火烤着，什么姿势也不舒服。身体处于静止状态，特显疼。只好站起来，继续在屋里来回转圈。
半夜，哨兵用手电照着我问：“为什么不躺下睡觉？”我转过身子，让他看看反铐的双臂。他走了，可能是去请示赵干事。果然，过一会儿，他返回说：“没办法，赵干事不给你开。”
恐怕有一点钟了吧？漆黑的夜晚，死寂无声，只有这间屋里，还响着沉重的脚步声。我仰头叹气，不小心帽子掉在地上。眼睁睁看它就在脚下，却无法戴到头上。
这才体会到人没了两个胳膊，多么不方便！
屋里寒气袭人，不一会儿耳朵就冻疼了。看来还非得戴上帽子。只好跪到地上，俯身用牙咬住帽子，然后站起，把帽子放到窗台上。再用牙齿把帽耳朵拉开，露出一个圆洞，再蹲下，将头对准圆洞伸进去。这比宇宙飞船在太空中对接容易不了多少。因为帽子很软，总不让头痛痛快快地钻进去。
一次不行，两次不行。用牙把帽子的口弄大弄圆，但头一碰就变了形。我突然发现任长发在黑暗中坐了起来。他低声说：“我帮你戴上吧。”
“不用。”要他帮忙，等于让他良心有了个安慰，不干！决不接受这位小告密者的怜悯。他嘟囔了一句，又钻进了被窝。
我用牙把帽子叼圆，塌软的地方叼直，终于使头钻进了帽子里。但眼睛给遮住了，又把脑袋抵住墙，用力蹭，利用摩擦力将帽子找正戴好。
两胳膊血液不畅通，酸麻酸麻，肩韧带给撕得阵阵疼痛。我发现手腕上的皮肤即使破了也好忍，那地方肉少，骨头多，神经不敏感。就用剜肉补疮的法子，把双臂尽量往前拉，任铁铐深深勒进腕子处的皮里。
肩部有二毫米的空隙放松，手腕就要被铐子吃进二毫米的肉。
疼啊，疼啊，走几步骂一声：“操他妈的！”也不知骂谁，好像骂骂能轻松一点儿。记得一本书上说，人在运动状态下，生理上的疲劳能分散痛点，减轻疼痛的强度。我就一直来回转圈儿，以转移注意力。干燥的地上，走出了一层薄薄浮土。
任长发似乎睡着了，梦中又不时地呻吟。真没想到反铐的威力这么大。除了肩膀，脖子也疼，后半拉脑袋也疼。好像有千万只毒蝎子在皮肤下面乱爬，蛰着我的肉。随着疼痛加剧，脚步声和骂声也越来越大。到后来走一步骂一声：“操他妈！”
他俩静静地躺着，睡得那么香，我却在黑暗中被疼得来回转圈儿，真嫉妒他俩。我故意“咚咚”地踏着地，大声骂着。提醒着他们身边有一条上了刑的生命。
他俩任我怎么骂，怎么跺地，都静静躺着，一声不吭。
就这样，不停地走了一夜，鞋上满是尘土，也骂了一夜，嗓子都变哑。
第二天上午，我趴在毡子上蔫了。任长发时不时用水壶往我嘴里灌点水，但这也止不了疼哇。严曙劝我向赵干事求求情——我这样难受，他俩都很不自在。
我知道，决不能求赵干事。决不能向他暴露自己的愿望。他是处处和我针锋相对。你越受不了背铐，他一定越给你戴。不能求他，否则会像老鼠一样被猫给玩儿了。
昏昏沉沉打了会盹，又被疼醒了。奇怪，反铐着手，怎么后脑勺也疼？过去从没听说过戴背铐这么难受，也没见书里描写过。
整整反铐了两天，走了几万步，骂了几万个“他妈的”，全身疲惫无力，昏昏欲倒。
第三天吃早饭时，哨兵把我领进了赵干事那暖和和的屋。我又困又乏，眼皮几乎睁不开。
赵干事叼着烟上下端详了我一会儿，讥笑道：“怎么样，以后还打不打人了？”
“不打了。”我表示驯服。
“你不是没打人吗？”
“打了。”闭着眼说。
他微笑了，露出了两个深深的酒窝。
左右肩膀疼啊，像堆火烧着头，烧得鼻干口燥。此刻，惟一的念头就是快点结束背铐，快点睡一觉。
“无产阶级专政你服不服？”
“服。”
“哼，你服也得服，不服也得服。”
我低着头，洗耳恭听。
赵干事从容不迫地吸了口烟，又欣赏了一下我老实柔顺的样子，才慢慢走过来，给我开铐。
摘下铐后，两臂根本动不了。过好一会儿，才能把双手从后腰移到屁股，再轻轻缓一会儿，才能移到两大腿外侧，似乎骨头变脆了，动动就要断。又过了好一会儿，终于把双臂移到身前，曲肘，这才敢轻轻活动胳膊。动一动特舒服，就像肩膀上穿透两根铁丝，突然给卸下去，无比轻松，我贪婪地咧着大嘴，尽情地挥舞着双臂，享受着胳膊能自由自在活动的生理快感。
赵干事似笑非笑地望着我。
手腕被小手铐磨破，左右两侧各露着一片红红的肉——但我觉得这还好受。最难受的是背铐把两个肩头撕得特疼，虽没留下任何伤，远比手腕上破这两块皮痛苦。
也许我的肩关节僵硬，韧带短，对背铐过敏。
让我纵情甩了几分钟胳膊后，赵干事说：“行了。”又把原来的铐子从前面给我戴上。
“说说吧，你都有什么问题。”
我打了个哈欠，开始重复给政委的信：“来牧区后，由于不注意思想改造，犯了很多严重错误……”
“什么错误？你犯了罪！”他瞪大了眼。
“我没犯罪呀。”
“哼，你不是读过宪法吗？打人犯法你懂不懂？刚到草原你就殴打贫下中牧，这次又毒打复员军人！哼，你的罪行多了！你持刀威胁贫下中牧，扬言要打掉牧民两颗门牙为你的狗报仇；你驯狗咬解放军……哼，多了，你的罪行多了。”
我逐条反驳。和老姬头打架，原场军管会已作过处理；和王连富打架是他先动的手；持刀威胁贫下中牧纯属造谣，驯狗咬解放军也是凭空臆造：假人的棉裤是蓝色的，假人头戴的帽子也蓝色的，这怎么是解放军呢？
“不要扯了！辩解也没用，组织上都会查清的。”赵干事皱着眉头：“好吧，既然你都对，你一点错都没有，那我问你，兵团明确规定三年以内不准谈恋爱，你为什么破坏，给韦小立写情书？”
“那不是情书呀，信是开着口的，刘英红都看了。我只是向她表示一下同情。”
“什么同情，谁还不明白你这一套！不要驴鸡巴穿袍子，假装圣人，你这家伙灵魂肮脏透顶！”
我用庄重的口气说：“我对她的感情是纯洁的，即使她对我不好，我也不会变。”
赵干事的大金鱼眼闪着鄙视的光：“纯洁，看看你的日记写的什么乱七八糟，性欲啦，手淫啦……哼，纯洁个屁！你他妈的一肚子男盗女娼！”
这当头一棒，打得我心惊肉跳，睡意全无。
“哼哼，别当我们是白吃饭的。你的日记不仅低级下流，还非常反动。我告诉你，这回是新账旧账跟你一起算！”
尽量不动声色，内心却阵阵发慌。
“你回去后，好好想想你的问题。哼，跟姓共的碰，没你好下场！”
我晕晕乎乎被押回牢房，晕晕乎乎躺在地铺上。
多狠毒啊！初来草原，自己在日记中所做的自我批判，现在成了低级下流的罪证，所抄的那段鲁迅语录，也成了灵魂肮脏透顶的证据！唉，要是把那些流氓思想抖露出去，今后还怎么见人，刘英红、雷厦、韦小立他们会怎样想我？
赵干事不愧老练，首先从男女问题上下刀，把我的防线撕开一个口子。
我蒙着大皮得勒，难过得想嚎。戴了两天两夜背铐后，又受到这样的打击，怎么应付？
脊梁背直发凉。
锡林郭勒草原的冬夜漆黑寒冷，但比起那些会整人的老油条来，你是多么光明温暖。
元气大伤
几天后，被叫到赵干事办公室。
“怎么样，考虑好了没有？”
我点点头。
“说说吧。”
我又重复着背了一遍给政委的那封信：“来牧区后，由于不注意思想改造，犯了许多错误……”
“啪！”赵干事用手拍了一下桌子，睁圆眼：“什么错误，你犯了罪！”
停了一会儿，我轻轻地摇摇头：“没有犯罪。”
“你小子还这么猖狂！告诉你，这回可不是海淀分局了。你不老实就甭想出去！党的政策是重证据，轻口供，你不承认也没关系，我们照样能判你！”
“赵干事，”我恳切地说：“分清敌我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虽有错误，可并不是敌人呀。”
“你林胡不是个好东西！”
我依旧客气地说：“赵干事，您不要偏听偏信哇！”
“你交待不交待？”
“我不反党反社会主义，又没偷东西，杀人放火，你让我交待什么呢？”
他腾地站起，皱着黄瓜鼻子恶狠狠问：“球毛的，我问你，为什么偷听敌台？”
我惊了一下，脊梁上袭来一股凉气。
“说啊，你为什么偷听敌台？”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我想知道中苏会不会打仗，就听了。为的是了解形势。连里很多人都听过。”
“哼，你小子还说什么，只有两边都听听，才能判断谁对谁错。明目张胆地攻击。”
“但是毛主席说过：研究问题忌带片面性，比如只了解中国一方，不了解日本一方，只了解共产党一方，不了解国民党一方……”
“那毛主席让你偷听敌台了？”
“可毛主席也没说不让听呀！”
“住口！林副主席指示：部队里严禁偷听敌台；六零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上明文规定禁止偷听敌台，你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
“偷听敌台是现行反革命行为。你不但听，而且还散播，罪上加罪。”
“那连里有很多人都听过。”
“他们反革命，你也反革命？”
我额头上直冒虚汗，心扑扑乱跳。过去看的判刑布告上，偷听敌台确实是常见的一条反革命罪状。
赵干事严肃说：“你除了偷听敌台，还有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问题。最近锡林浩特召开了公审大会，枪毙了俩，一个岁数比你还小，都是现行反革命。哼，你可别是这个下场！”
我的头紧张得直发晕。原来以为就是打架之类的事，满不在乎，现在政治上又出了问题，胸膛里如同塞了一堆死老鼠，又腻味，又惶恐。
“你回去考虑考虑吧！”他递给我10张纸，上面都编了号。严厉说：“听着，老老实实地交待你的问题，不许写别的。”
背着冲锋枪的哨兵，把我押回小牢房。
赵干事不提审，盼着提审，赵干事提审了，又惶惶然，六神无主。天天戴着铐子，龌龌龊龊，蓬头垢面，真跟小人书上的罪犯差不多了，情绪非常非常灰暗。
第二天。阳光透过窗户上的木板缝，射进屋内细细一缕光线。给小牢房带来光明和温暖。快中午了，我仍旧裹着皮得勒，蒙头躺在大毡上，表面上一动不动，脑子里却异常紧张地思索。
一想到自己变成了政治犯，心里就发毛。政治问题的可怕在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七零年，对反革命是最不客气。流氓小偷可以任其泛滥成灾，反革命却宁可错抓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偷钱包，打人行凶的很少开批斗会，可说错一句话却大会批，小会斗，甚至能要了你的命！
听哨兵闲谈，全国各地都在陆陆续续开公判会，毙了不少。大部分都是反革命，毛主席说要杀一小批。“批”就意味着不是一两个，只有达到一定数量的，才能叫“批”。山西著名造反派头头杨成效就是这次运动中给毙了；内蒙呼市的一总闹翻案的中学老师也给毙了……这样的形势，哪一个在押犯不害怕？
政治问题的可怕还在于它不像刑事问题有一个衡量罪恶大小的客观尺度。它完全随着领导人的好恶而变化。文革前，反刘少奇就是反革命，要杀头；文革后，反刘少奇就成了英雄，被人四处邀请作报告。而且政治问题还有无限的伸缩性，如想整你，喊毛主席万岁，也可以说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政治上整一个人太容易了，连一个小麻雀都能被打成反革命，全国共诛之，何况一个大活人？
所以，当赵干事说我偷听敌台，真是吓得够呛。这明摆着要往政治上整！
我紧张地盘算着，努力寻找理由为自己辩解。
过了3天，针对赵干事说的那几个问题，一口气写了10篇。中心就是：我错误有，但反革命，远不够格儿。
继续用毛主席那段语录给自己偷听敌台辩解。
赵干事怎么知道我偷听敌台的？准是有人揭发了。谁呢？我一个个地琢磨。估计金刚可能性最大。记得，他曾劝我别老听敌台了。我说：“只有两方面都听听，才能知道谁对谁错。”那时，我们刚来内蒙，消息闭塞，老在被窝里偷听。
一到节骨眼儿上，人都自顾自了。我不希望雷厦也干这种事。如果他能挺住，我们的友情就神了，完全可以拍成一部电影。
在戒备森严的海淀分局，我曾给雷厦传过小纸条，现在，在兵团的土牢房，给他个纸条更没有问题。潜意识里也怕雷厦揭发我，很想提醒提醒他过去对我的许诺。斟酌了半天，写了一纸条。
记得大意是：
雷厦：
向你陈述以下几点：
一、我会履行你的朋友在我的处境下所应履行的一切义务。
二、我们的所作所为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三、雄武的革命理想之花，永不凋谢。
四、当心身边的两面派、小特务。
五、在一切一切词汇中，“叛徒”两个字最肮脏。
希望以此给雷厦一点鼓舞，暗示他如果迫不得已揭发我，也要留点情面，别太绝。
严曙对我一直很尊重，老在我面前，攻击任长发，嫌他整天哭哭啼啼，嫌他小肚鸡肠，心胸狭窄；嫌他不学无术，什么也不知道。
这天，赵干事找严曙谈完话后，严曙喜气洋洋回来，偷偷告诉我，他要放了，问我有什么事没有？看这孩子确实很同情我，就问他能否帮我把一纸条转交给雷厦。他非常爽快答应。为不让别人发现纸条，我俩想了半天怎么伪装。
后来，他想出了一个法子：进牢房时，他口袋里有一缕白线。就把这缕白线缠在纸条上，缠成了一个圆线团，完全给纸条包了起来。
“谢谢你哇，严曙。”
“小意思。”他腼腆地说。
这孩子皮肤很黑。抓起后，急得写了四五份检查，还让我给他提供态度诚恳方面的词儿。他整天整天守在门口，望着外面，渴望着近在咫尺却得不到的自由。他静静地站着，细细观察着外面的景物，一站就是半天。
他曾神情黯然地说：“林胡，只要放我出去，哪怕是狗洞，我也钻。”
叶挺将军被囚禁时，曾写过一首诗，其中有句：“我渴望自由，但我深知道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里爬出。”
哨兵打开门，让他走时，激动得手忙脚乱，连话也顾不得跟我们说，飞快收拾行李，飞快走向门口，一分钟也不愿意在里面多呆。但在临跨出牢房的一瞬间，他还记得摘下钢笔送给我。
严曙走后，使我和任长发无限惆怅。我俩趴在窗户上，羡慕地望着外面，什么时候，轮到我们这一天呢？
外面，春风呼呼地吹着，我们感不到一点春天的喜悦。
铐子还不给我摘下，每次解手时依旧由任长发帮我擦。
政治问题像条吃人的老虎，步步向我逼近。每天都得冥思苦索对策。一句一句检查自己对赵干事说的话前后是否一致；能否从毛主席语录中得到一点对自己有利的根据；琢磨着那些有矛盾的地方如何悄悄地衔接好，顺得天衣无缝。
脑子实在太累了，就躺在皮得勒下面打会儿瞌睡。或轻轻地哼一会儿歌。
远飞的大雁，
请你快快飞，
捎个信儿到北京，
红卫兵战士
日夜想念毛主席……
这是首文化革命中很流行的歌曲。挨整的，处于逆境中的造反派常常唱。严曙在牢房时，也特别爱哼。他走后，我也被传染，有时竟然哼得热泪盈眶。
想当年，毛主席他老人家支持我们中学生造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反，横扫一切牛鬼蛇神。1967年12月，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批斗“三胡”时，我亲手押着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走上主席台，威武地站在数千人面前。万万没有料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如今我又成了六十一团头号罪犯，昼夜上铐关在小牢房里。
前途黑暗，政治问题的刀尖已经快碰到了我的咽喉。
毛主席呀，毛主席，您知道内蒙兵团六十一团的小牢房里关着我吗？您知道我偷偷地含着泪唱想念您的歌吗？
赵干事拿着我上次写的材料，气得脸发青，大耳朵直颤，眉毛拧出一个疙瘩。
“你小子是狗鸡巴抹香油，又奸又滑，你那是写得什么？恬不知耻，谁让你给自己评功摆好了？要你交待你的反动言行，你写别的干什么？”
“赵干事，我没有反动言行。”真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他看看。
“什么？你没有反动言行？”赵干事故作惊讶地睁大眼：“哼，你很会演戏呀！”脸色陡然一变：“你的三反言行多的是！”
“谁说话能百分之百的符合毛泽东思想呢？不能无限上纲呀！”
“哈哈，你说的那些话不用我上，自己就在纲上呢。”
“我确实没有。”
“你老实点！站好了！”赵干事喝了一声。“就说你给韦小立写的那封信吧，反动透顶！革命群众挖出了党内走资派，你却说是不幸。这反动不反动？”
“老干部犯错误，被打倒了，就不是一件高兴的事，就是不幸嘛！”
“那我问你，革命群众挖出了刘少奇，也是个不幸吗？”
沉默。
“揪出一小撮党内走资派，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大好事，怎么能说是不幸？”
沉默。
“站好了！”
我无可奈何地立了正。
“说！揪出刘少奇是不是不幸？”
“我没说刘少奇，我指的是韦小立他父亲。据说没什么问题。”
“谁告诉你的，你看兵团介绍信了吗？”
“没看。”
“那你扯什么蛋？你对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态度？对群众运动是什么态度？”
“群众运动也不完全正确呀。”
“谁说的？”
“陈伯达说过。”
“哼，林副主席指示，群众运动天然正确！”
没词儿了，只好不说话。“你的腿怎么老打弯儿，站好了！”
我乖乖地挺直腿。赵干事非要我站得笔直，接受他审问。
“说！交待你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
“赵干事，我真的不反毛主席，不反毛泽东思想。尤其是现在，特别怀念毛主席，常常含着眼泪唱想念毛主席的歌。我没有，你让我说什么呢？”
“没有？哈哈，你真会演戏。”赵干事的大金鱼眼眯成了一条缝：“你还是老实一点，少给我玩儿这一套！实话告诉你，别说你小小的林胡，七、八级的高干我都闹过。”
赵干事原是山西军区保卫处的。他咬着嘴唇，狠狠地瞪着我：“快说！老实交待！”
“赵干事，我确实不反毛主席呀！”脸上露出一种不被人相信的痛苦表情。
“你这副可怜相装得蛮像。你打你们班长的时候，怎么那么凶呀？哼，你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你拉什么屎。别装洋蒜了，你再耍滑头也没有用。”
这辈子，还没有人骂我是“滑头”。
“又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美的你！快说！”
我歪歪嘴，表示痛苦不堪，无可奈何。
“说！”
沉默。
“狗日的，你是一点儿也不认账啊！七、八级的高干，我都弄过，你算个什么东西！坦白交待才有出路。”
赵干事口口声声说他对付过七、八级高干，我猜山西省里有谁是七、八级高干呢？刘格平？陶鲁茄？
“站好！”耳边又传来赵干事严厉地喝斥。
赶忙站直腿。
“啪！”，他用桌上的一副手铐猛地一砸，正颜厉色问：“你说过毛主席有缺点没有？”
我吃了一惊：“这也不算是反毛主席哇。”
“你这是对毛主席的诬蔑！”
“可是毛主席说过，世界上任何人都有缺点，除了死人和没出生的婴儿。”
“林副主席指示：只有毛主席除外。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可是毛主席自己说自己有缺点。”
“那是毛主席的谦虚。应该以林副主席指示为准。”他用力拍了一下桌子，表示不容争辩。
“可是毛主席说过，世界上任何人都有缺点，这一句也是真理呀。”
“住口！你真是反动透顶，在这儿还恶毒攻击主席，气焰太嚣张了。”他吼道。
我只好沉默。
“说，交待你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
沉默。
“说！”
“赵干事，我没有，你让我说什么呀？”
“妈的，你当我们是白吃饭的？快说！”
“赵干事，我没有，你硬让我说，这不是逼供讯吗？”
“谁逼供讯了？哼，你说谁逼供讯了？好吧，我再提醒提醒你。革命群众出自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创造了各种形式来表达自己对领袖的热爱。而你却说这是个人崇拜。有没有这回事？”
我点点头。“有。可我们党中央一直不赞成搞个人崇拜。”
“林副主席指示，我们对毛主席就是要无限崇拜。”
“五六年，党中央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明确指出，搞个人崇拜是反马列主义的。”
“住口！毛主席说过，搞一点个人崇拜是必要的。你脑袋别老晃，给我站好了！膝盖不许打弯儿。”
我只好再次挺胸立正，双腿跟柱子一样直。
“林胡，我再问你，你说没说过林副主席的讲话不如毛主席的和气？”
为了表示自己态度好，我只好硬着头皮承认。
“林副主席号召我们对毛主席要三忠于、四无限，你却说三忠于、四无限不应该强迫搞。这话你说过没有？”
“说过。毛主席说过，权威和威信是在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不能由人为的去树。还说过不能强迫人们信仰马克思主义。我是根据主席的思想才这么说的。”
“那么林副主席的话说错了？哼！你为什么处处和林副主席唱反调？你长几个脑袋？”
全身热得直冒汗，这一顿咄咄逼人的讯问，把我问得心惊胆战。
“你长几个脑袋，说！”
“一个。”
“那就老老实实交待吧。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到时怎么处理，全取决于你的态度。你年纪轻轻，可不要走上绝路。”
“我是要好好交待。”低声下气说。
“哼，你的三反言行多了，我这只不过随便点一下。”
上次审问，赵干事骂我男盗女娼，就倍感狼狈，士气大跌。这次赵干事的凌厉攻势，又把我镇得魂飞魄散。我耷拉着肩膀，垂头丧气，一副打败仗的架势，也顾不得形象美了。
形势太被动，很有点绝望。我感到自己好像是条被绑住了的猪，眼睁睁看着一把刀割开了自己肚皮。
“你说过邱会作什么？”
“我，说过他搞了……十几个女人。”
“还有呢？”
“还说过他是个……老流氓。这是我看大字报上说的。”
一个记录埋头刷刷地记着。
“时间，地点，跟谁说的？”
……
“你说过陆平什么？”
“我说过他……没什么历史问题，将来可能要解放。”
“时间，地点，跟谁说的？”
……
“个人崇拜是怎么说的？”
“时间，地点，跟谁说的？”
……
“毛主席有缺点这句话是什么时候说的？”
脑子完全晕了，木了。
夜深人静，人们都已进入甜蜜的梦乡。惟有团政治处保卫干事的这间屋，还亮着灯光。
此刻对我来说，屋里正进行着一场生死大搏斗。防线被炸得四分五裂，阵地一块块失落，但我还在拼命挣扎，不愿轻易放弃自己的政治生命。
唉呀，雷厦把平常聊天说的话都揭发了！“毛主席有缺点”、“林副主席讲话不如毛主席和气”、“三忠于、四无限不应该强迫搞”等肯定是他揭发的。为了生存，我能理解他揭发我一些问题。就像海淀分局那次一样，只要不置我于死地就没什么。可是，朦胧中却有一种预感，后背上好像碰着一把来自朋友手中的刀尖。
关押、背铐、抽嘴巴，这一切都不能比朋友的无情揭发更可怕。可以蒙保卫干事，蒙指导员，却蒙不了朋友。他太了解你了，连你多看了哪个女的一眼，都知道。
我像大猫利爪下的老鼠，惊恐万状。雷厦是我在汪洋大海中能站住脚的一块礁石，如果脚下没有了这块礁石，就要葬身海底。
两天后的一个晚上，那抽耳光的复员兵把我叫出去。他是直属连的排长，和哨兵们都认识。给我带到西山墙的一个黑暗角落。
“干什么？”我低声问。
“你混蛋！”没有任何开场白。上来就是一拳，打在腮帮上。我踉跄了两步，就势倒下。大头鞋踢了我一脚：“起来！”
我双手捂着腮帮，慢慢爬起。
这几天，赵干事对我的审讯，非常有威力，元气大伤，跟王连富打架的雄勇气概全无。
“把手拿开！”
我只好把双手放下。一耳光呼在左耳朵上，把头打偏九十度。
“扭过来。”
只好硬着头皮把那边脸扭过去，摆正。
“啪！”的一声脆响，右耳朵又挨了一下。我倒在地上，学王连富装死。我发现挨打时，倒下比站着好受一点，只要别上脚，他打不疼。
“不是厉害吗？不是狂吗？不是没人敢惹你吗？起来！”
我不理他，继续躺在地上，双手抱住脸，蜷成一团，像挨打的狗，夹着尾巴，尽量把身体缩小，缩小。
他见状，只好用脚踢了几下。但我团成了一个球，他踢不坏。
“妈妈的，才两下就瘫了！什么鸡巴玩艺儿！是松做的吗？”
远处，有个人询问：“嘿，谁在那儿呢？”
这复员兵忙住手，竭力装成没事的样子说：“嗯，我呀，焦军。刘副政委吧？这么晚了，您还没休息。”
“焦军，你在那干什么呢？打架呢？”
“没，没有。”
一个瘦削的身影走过来，仔细地看了我一眼问：“这是谁？快站起来。”
“林胡，犯人。”
“你刚才是不是打他了，可不能这么干哟！快送回去。”
“刘副政委，我没打。他不老实，穷横，我推了他一下，就躺在地上装死。”
刘副政委点点头：“快送回去。不要胡来。”
复员兵愠怒地把我押回小牢房，嘴里嘟囔：“娘的，老王差点让给敲死，也没见你们当官儿的管。”
刘副政委的形象深深地烙在我脑海里。
哨兵换岗时，杨班长听说我挨了打，愤愤不平道：“这个王连富也真他妈的够呛，没完了，人都抓起来了，还煽惑着焦军打……焦军是他的老战友，也是个二杆子。回头我跟焦军说说。唉，忍着点吧，老老实实的，有啥问题就交待啥问题。没有也别瞎说。前几天，西乌旗开公判会，毙了一个反革命。”
凑了六大罪状
赵干事正明显地从政治上整我。形势危险，非常危险！
来硬的绝对不行。自己虽没有杀头之忧，但落个态度不好，判个七八年、十来年，完全可能。文革中，因态度不好，加倍惩处，饱受皮肉之苦的，耳闻不少。而且还有活活被打死的。
现在当务之急是先取得对方信任，让赵干事感到我态度诚恳，有合作意愿。之后，才有机动灵活的余地，玩一点小诡计，小欺骗。而要取得信任就得忍痛交待一些事，一点不交待不行。
再也不能跟赵干事“照”。用敌对的表情硬顶实在犯傻。
露出害怕他的样子，没什么可惭愧的。他要不是保卫干事，对兵团战士有生杀予夺之权，谁会在乎他？大勇若怯，害怕也是一种武器，可以保护自己不受伤害，可以麻痹对方，让他放松警觉，便于自己有空间回旋。
面临熊要吃你时，得学会装死。
这天，哨兵把我押到赵干事的屋。
他端坐在办公桌后，白白的脸上挂着一丝笑意，深不可测。
“说说吧，坦白交待，还是有出路的。”
“嗯。”
“文化大革命中杀过人没有？”
“没有。”
“放过火没有？”
“没有。”
“强奸过妇女没有？”
“没有。”
“劫过盗没有？”
“没有。”
“你和你们学校的同学没截过人？”
“那是打赌，敢不敢去练练胆儿。到温泉后，我不忍心下手，又回来了。金刚等人还讥笑我胆小，松逼。”
在旁担任记录的一知青说：“好汉做事好汉当，你既有勇气干，就应有勇气承认。”
“可确实不是我主谋。”
赵干事冷笑了一下：“嘿呀，你真是油缸里捞出来的，怎么那么滑呀！好，那我问你，私刻公章是谁主谋的？”
“我。因为我们自己来内蒙，没介绍信，沿途住不了旅店，就让山顶刻了一个公章。”
“用空白介绍信干过什么坏事没有？”
“没有。”
“你要坦白交待！七连广大革命群众，包括你的哥儿们弟兄都揭发了你许多问题。你不说我们也知道。现在问你，是想看看你的态度，态度好，自己能主动把问题讲出来，我们就从宽处理；态度不好，你就是死不认账，我们也能处理！党的政策是重证据，不轻信口供。揭发材料按上手印就是证据，你懂吗？”
我点点头。
他咽了口唾沫接着说：“态度不好，就从严处理。比如该判10年，就判你15年。该判15年，就判20年。你今年多大了？”
“22。”
“嗯，再过20年多大？”
“42。”
他脸上露出惋惜神色：“就算你能活80，那这辈子也过了一多半。你说是不是？”
我愁眉不展地点点头。
“老老实实交待吧。这可不是吓唬你，别的不说，单单去昌都公安局偷刀这一条，就够判你10年的！哼，我在山西军区保卫处时，一部队家属偷了两箱子肥皂就给判了5年。你偷军火，属于重罪，起码要判10年。懂吗？”
我点点头。
“但是，如果坦白得好，可以从轻处理。关键是你的态度。”
我垂着脑袋，一言不发。
“关于毛主席有缺点，你是怎么说的？时间，地点？”
“可能是六八年。我看见一份材料，揭露彭真说过毛主席也有缺点，太阳也有黑子等，说这是恶毒攻击毛主席。我认为这算不上攻击，曾在学校跟同学议论过。因为毛主席说过：自己也有缺点……”
“关于‘东方红’的歌是怎么回事？”
“金刚给揭发了！”脑子里掠过这念头。“我觉得‘东方红’这首歌的调儿不是很雄壮，不如国歌好听。”
“还有呢？”
“我……我觉得‘东方红’这首歌不能老唱，多好的歌，老唱也会腻。”
“哼，革命群众最爱唱‘东方红’，千遍万遍也唱不腻。”
沉默（心里暗想，如果让他一天到晚唱“东方红”，不腻才鬼呢，除非他有病）。
“你交待一下诬蔑江青同志的言论吧。”
“我没有诬蔑过江青同志啊！”
“据我们了解，你说了很多攻击诬蔑江青同志的话。”
“赵干事，我确实没有诬蔑过江青，总得实事求是吧？”
“好，你既然有健忘症，那就提醒提醒你。六八年初，在你姑姑家，你和雷厦都说了些什么？记不清了？”他的大金鱼眼闪了几下机警的光：“你说过江青是30年代的电影明星没有？”
又是致命的一击！心脏突突地乱跳。如同被人抓住的小偷，惊慌失措。江青那白白的面孔，似乎正狠狠盯着我，眼镜片上闪着神秘而冷酷的光。
不得不痛苦承认：“这，都是六七年底听联动说的。我只不过重复一下。”
“明知是攻击，还重复扩散，罪上加罪！”
“这怎么叫攻击呢？她演过电影，并不损害她的威信呀。”
“住口！不许你在这儿放毒！还有呢？”
“我记……不清了。”
“你脑袋抹了多少油？这么滑头！一接触要害问题就犯健忘症。哼！是不是还想要小铐子勒啊！”
我被问得晕乎乎的，头皮发炸。
停顿片刻，赵干事又接着问：“说！关于江青同志，你还说过什么？”
我低着头，有气无力，胸口憋闷，腿直发软。
“说哇！我们可忙着呢，没功夫和你泡。”
我嘶哑地说：“确实没了。”
“咚！”赵干事用手铐砸了一下桌子，大喝一声：“你老实一点！站好了！”
那个担任记录的知青也厉声说：“快老实交待！”
身后的哨兵用枪托撞了我大腿一下，命令道：“别乱动！”
“说！你还说江青什么来着？”
“我真忘了。闲聊时说的话，谁总记着呢？”
赵干事绷紧嘴，咬牙切齿地问：“江青权力太大，老帅们对她敢怒而不敢言。这话你说过没有？”
“嗯，忘了。可能说过吧。”
“你这话相当恶毒，既诬蔑了江青同志，又诬蔑了我们的老帅。”
“这可不是我诬蔑的。六八年初，联动最先这么说，我只不过闲聊时重复一下。”
“反革命言论禁止重复！你重复反革命言论，就是替反动言论宣传，罪加一等！”
跟赵干事没法讲理，我不再说话。
“林胡，你不要执迷不悟。雷厦、刘英红、金刚、吴山顶他们都是要革命的，都是听毛主席话的，早就向领导揭发了你的问题。你隐瞒得了吗？快老实交待吧，要不到时，你哭，你嚎都晚了！”
他毫不客气地当众放了两个响屁，一股臭鸡蛋味儿弥漫全屋。
“赵干事，我确实没什么可交待的了。”用平生最恳切的语调对他说。
“有没有，你自己心里明白！”
“林胡，快老实交待！”记录向我喝道。
“快说！”一枪托又砸在屁股上。
“说！”3个严厉的嗓门震耳欲聋；6双眼睛凶光闪闪，那股臭鸡蛋味儿经久不散。
……
“好吧，关于江青的问题，你回去后再好好想想。”
我垂头丧气点点头。
“不要装孙子。你是个什么东西，我一眼就看透了，又想做婊子，又想立牌坊。哼，七、八级的高干我都收拾过！”赵干事一脸骄横，唾沫星子四溅。
临走出门口时，又把我叫住：“这是什么东西？”他拉开抽屉，取出一个白线团和一个纸条。
我吃了一惊。
“哼！严曙一出来，就把这个交给组织了。大家都是要革命的，没人跟你同流合污。”
我故作镇静，尽量面不改色。脑里浮现出那个终日缩着脖子，把双手对插在袄袖里的小青年。他曾天真地说：“只要能出去，钻狗洞也干。”在小牢里，整天整天地趴窗户缝往外看。
“你妄图给雷厦鼓舞打气，坚持反革命立场。真是胆大包天了！我告诉你，你要再传纸条，还用小铐子铐你！哼，勒死你！”赵干事恶狠狠骂：“小狗日的，跟姓共的碰没好下场！回头有你哭还哭不出来的时候！”
难道那个一天到晚垂着头，一言不发，听说要释放了，激动得热泪盈眶的天津小青年，真把我给卖了吗？临走时，他还主动送给了我一支钢笔，让我深受感动。
可是这个线团和纸条却的的确确放在赵干事的办公桌上，他要不主动交出去，世界上没人知道。
唉呀！山可以测，海可以量，惟有小小的人心，近在咫尺，却永远看不透。
晚上想了很久。在极度绝望之余，求生本能又给了我想象力和勇气。
闪出了跑的念头。
从刚一进牢房，就仔细观察过这屋子，发现大窗户上的两个小窗户没有钉死。能爬出去。附近团部干部食堂后面就有个小马厩，里面全是当官儿的好马。晚上钻出去，偷匹马，一蹦子就能干到罕乌拉，再想法溜到林西。只要回到北京就有办法了。到哪儿都能躲一段时间。
不过，要跑，首先必须把铐子去掉。带着这玩艺儿，谁见了都害怕。
因牢房里冷，我常和任长发在小屋里几平米的空地上摔跤。带着铐子仍把他摔得一溜滚儿，令他对我怀有几分敬畏。
“任长发，帮帮忙。铐子太紧了，试试能不能给我捅开，舒服一会儿。”
他也闷得慌，爽快答应。过去，我带那个黄铜铐子时，他就给我拨开过，现在这种土铐子，不知道还行不行。
他利用上厕所之机，在路上捡了一截粗铁丝，用砖头砸扁，又用碎玻璃锉出槽和齿……我俩躺在地铺上，盖着皮大衣，挡住哨兵视线，开始弄起来。好不容易插进了钥匙孔，却横竖拧不动。这种铐子是用一根铁棍插进两个互不相连的铁圈，那铁棍一头有个疙瘩，另一头有个孔儿，可以插进锁。
为捅这把锁。任长发又是锉，又是砸地改进着他的铁丝钥匙，干得津津有味，连着鼓捣3天，也没戏。他终于灰心丧气，阴沉地说：“没办法。这是将军不下马。”
我曾试着想用石头砸开手铐，但根本碰不着手铐上的锁头，离得太近了。就算能碰上，也没劲儿。再就是用锯条把中间的那根铁棍锯断，但到哪儿找锯条呢？
小牢房里连块水泥都没有，否则，铁棍上的那个疙瘩是有可能给磨下去的。听说死刑犯就曾用水泥块把脚镣上的大铆钉给磨平。
不弄掉铐子，跑根本没戏，人们一见我就知道是犯人。
一把二两重的“将军不下马”，粉碎了我的逃跑美梦。
后来，当和任长发的关系越来越不好时，我知道逃跑更没有戏。我前脚一跑，他后脚就会报告，于是彻底断了逃跑的念头。
这次坐牢，在吃饭上还真不错，没有挨饿，兵团土牢房也有土的好处。每天上厕所时，还可以到户外走走。虽没有正式放风，但一天上几次厕所，也就等于放了风。最难受的不是饥饿，而是单调寂寞。
整天关在小屋，没有报纸，没有广播，没有书，跟猪圈里的猪一样，天天就是吃喝拉撒睡，闷得要发疯。
我俩常常趴在窗户上，透过4块厚木板的夹缝，观看外面的一切。一看就是两三个钟头，像看电视一样：母鸡啄食，猪拱墙根的土坷垃，狗抬后腿在小树上撒尿，上厕所的男男女女等等，全都是我们长时间观察的目标。如果能看见两只麻雀为占一个树枝互相啄，肥猪追小狗……那就是最美妙的享受。
远方白云无声地悠悠飘过，光秃秃的小树在风沙中轻微晃动，团部大喇叭里广播着西哈努克亲王的救国声明，这些一墙之外的东西好迷人哪。
在草原上溜达一会儿，纵情吼几声，使劲跑30米，翻个腾空跟头……都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美丽憧憬。日夜被关在厕所一样的小屋里，天天呼吸那陈旧的，夹有大量屁臭、汗臭、尿臊、二氧化碳的浊气。真羡慕外面的白云、小树、母鸡、黑猪。
小牢房东侧，能看见那条通往七连东河的路。我老是注视着这条路，希望能看见七连的人，一天天过去了，从没有看见过雷厦的影子。有一回，终于看见金刚穿着破烂的兵团大衣，腰里系着一根绳子，牵着骆驼车向这条路走去，正经过小牢房门口。此时周围没哨兵，机会千载难逢，我激动地大喊了一声：“金刚！”
他环顾了四周，终于在木板缝隙中间发现了我的脸，显得有点儿木。还好，他挺沉着，嘴角上浮出了笑容，向我点点头，却很坚定地走了。
我实在不满意他就给我这么一点点笑容。唉呀，停一下，跟我说几句话，有什么了不起的？哨兵回宿舍聊大天，谁也不知道。唉！金刚呀……
失去自由后，吟诵革命先烈在狱中写的诗，才理解那一字一句的份量。
……
手掌般大的一块体，
箩筐般大的一块天。
空气啊！阳光啊！水啊！
成为有限度的给予……
墙外的山顶黄了，又绿了。
多少岁月啊，
在盼望中一刻一刻熬过。
这首在国民党渣滓洞写成的诗，20年后，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土牢房里，读起来，竟是那么亲切！一个滋味！
1970年，一打三反，那个寒冷的岁月。全国各地私设了多少牢房哇，成千上万，真是成千上万！
漆黑，漆黑，太漆黑了！
戴着铐子睡觉没法脱衣服，下巴把棉袄胸脯的两块蹭得油亮油亮。为什么总给我戴着铐子呢？莫不是要从严处理我？
在没有任何政治问题的情况下，经过赵干事两个多月的辛勤工作，精心搜集整理，终于给我凑了六大罪状：
一、诬蔑毛主席，毛泽东思想。
二、诬蔑林副主席，诬蔑解放军。
三、诬蔑江青同志。
四、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翻案叫屈。
五、偷听敌台，并且散播。
六、书写反动书信、黄色日记、散布资产阶级淫乐思想。
六十一团党委就根据这六条，把我当成了现行反革命案，报到七师，后又上报兵团。
方处长审问
春天来了。一股又一股暖融融的南风猛烈地刮着，把草原上的积雪、水分、湿气吹得干干净净。
1970年5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哨兵把我带进了一间屋子。这不是赵干事宿舍，一走进屋，就模模糊糊看见炕正中坐着一位陌生的军人，体格魁伟，50来岁，他很随便地靠在行李上，旁若无人地挠着腿上的痒痒，从那架势上看，肯定是个大官儿。
六七个军人把屋子挤得满满的。其中两个人坐在办公桌后面，可能是记录。
我低着头，乖乖地站在他们面前。
赵干事清了清嗓子说：“林胡，兵团保卫处方处长，亲自来调查处理你的问题。兵团政治部的陈秘书，七师保卫科雷科长也都参加调查。现在组织就在你的面前，你有什么话都可以说，但要实事求是。”
我微微抬起头，看见此位处长靠着行李，双腿像蚂蚱一样弯着，身穿新新的军装。另外还有一个胖子，也脱了鞋，盘腿坐在炕上。
“坐下吧！”方处长很和气地说。
我端端正正地坐在屋中央为我特设的一小木凳上。
“你就是林胡吗？”方处长是河北口音，在一群山西人中，听起来很亲切。
“嗯。”我答应了一声，抬头瞟了他一眼。这方处长确实是方。方脸盘、方鼻梁、方眼睛、方下巴。很像香山碧云寺里的哼哈二将，但没那么凶。
“这一阶段生活怎么样？吃得饱吗？”
我点点头。“哼，还行。”脑子里闪出了冰凉的小米饭。
他看着我戴着铐子，问：“手腕破了吗？”
我抬起双手，让他看看磨出黑印的手腕。
方处长对赵干事说：“回去带他到医院看看，上点儿药。”
心里热乎乎的，官儿大，就是水平高，“以后可以把你的铐子给摘了，但要正确对待。你打架那么厉害，怕出问题，你们团才一直给你戴着。这是对党负责，也是对你负责。可不能有冤气呀。”
太好了！戴着铐子，老有一种要被重判的恐惧感。听说死刑犯就总戴脚镣手铐。现在，方处长头次与我见面，就指示把铐子摘了，真使我有点儿感激涕零。
方处长又随便和我聊家常，问我兄弟姐妹几个，都在哪儿工作？听说我姐姐曾在北京军区文工团，非常兴奋。马上问姐姐叫什么名字，他说认识文工团的很多人，曾陪团访问苏联。
这么聊了好半天，山南海北地侃，一点没审问的气氛。
方处长说话不紧不慢，有什么说什么，不故作神秘，平等口气，一点儿没把我当成犯人。最后看我不那么紧张了，就说：“林胡，你谈谈吧，最近都有什么活思想？”
自从日日夜夜戴了两个多月铐子以来，方处长是头一个对我这么客气的军人。
心里憋着的委屈，轰地爆炸，一股高压气顶着嗓子眼儿，噎得我说不出话。用变了调的声音说：“我不是……反革命。”声音又小又走形，一口一口地大喘。
方处长关心地问：“你是不是有病？过去有这毛病吗？”
我摇摇头。那股气呛得我连唾沫都咽不了。
“给他倒杯水。先喝点水再说。”
赵干事给我倒了一缸子白开水。
可能是太紧张，我的喉咙一时痉挛，几乎说不了话。喝点水后，就好多了。
“林胡，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我……我不……是……反革命。”
“我们也没说你是反革命呀，组织上把你的问题审查清楚，对革命，对你本人都有好处嘛！”
我低着头，不说话，那股高压气还噎在嗓子眼儿。
“林胡，再喝点水，别紧张。”方处长对我的态度，几乎比父亲对我的态度都好。
两个多月来，赵干事每次审问都吹胡子瞪眼，今天方处长对我这样亲切，这样关心，一个劲地让我喝水……使我深受感动。
甚至都不愿意抬起头正视他一眼，害怕自己凶狠的目光刺痛了他——老用眼睛照人，把眼睛照得特野。
“林胡啊，现在好受一点了吗？不要怕，先给我们讲讲你的主要经历吧。”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开始讲述自己文化大革命中干的一件又一件事。去越南，闯西藏，偷刀剑，搞手枪，蹲局子……由于紧张，胸口发闷，说话结结巴巴，还不时大声叹气，深呼吸。
方处长很感兴趣地听着，跟听故事一样。
两个军人埋头飞速记录。
从晚上7点，一直说到10点半。临走时，方处长让赵干事把我的手铐给摘了。他温和地问：“回去好好洗个脸，有毛巾肥皂吗？”
“没有。”
他指示赵干事：“这些东西让哨兵帮助给买一下。”
蹲了两个多月，我只洗过几次脸。一天到晚在小牢房里呆着，洗不洗脸无所谓。
回到牢房，我咕咚咚喝了许多凉水。然后双手舞起来，跟螺旋桨一样地转，直到转累了为止，不戴铐子是舒服。
两个多月来，解大便是多么别扭。即使任长发愿意帮忙擦，我也不自在。双手锁在一起，不能脱衣服睡觉，也极别扭，好像穿着湿透了的衣服，粘在身上，大大影响睡觉质量。下巴把棉袄上磨出两块油污发亮的地方，让我联想到车站里的乞丐。
特别是总戴着铐子，使这个没见过世面的草原小居民点有了解闷对象。团部大人小孩总好奇地前来观看这个能把人双手联在一起的铁圈圈。从他们那恐惧夹杂着怜悯的眼神中可以感到，我似乎活不了几天了，就等着挨枪子。这给我的思想压力极大，心情异常的沉重。
今天，那玩艺儿终于摘掉了，方处长真好！
第二天没找我，第三天也没找。我们趴在窗上观察，几天来从没见方处长上厕所（他去厕所的路在我们的视野之内），据此，我判断他可能下连了。
一周之后，方处长又开始找我，不出所料，他果然到七连调查了好几天。
“林胡哇，要相信组织，把事情真相全给领导讲清楚，这样将来我们才好处理。实话说，根据外调材料，你父母也没什么大问题。咱们都是革命大家庭里的同志，我们也不愿你成为反革命。给你打成反革命，对党和国家有什么好处呢？没什么好处嘛。”
我的毛病是谁对我好一点，就感动得要命，谁对我坏一点也恨得要命。方处长这席话，说得我鼻子直发酸。老沈、赵干事根本不认为我是革命大家庭中的同志，而方处长却还称我为同志，冲这个就得好好坦白，不能驳了方处长面子。
凭直觉，方处长对我不错，据任长发讲，方处长审他时，很严厉，还在他面前表扬我态度好。
很想交待一点什么，报答方处长。
“林胡呀，七连的群众揭发了你许多问题，你这个人太好打架了。如果这次不抓起来，你可能还要犯大错误。”
当我对他详细讲述沈指导员报复我们整党给他提意见时，方处长默默听着，一句话没说。换了赵干事，又要骂我不老实了。
方处长没有通常保卫干部的职业病，他不吓唬人，不吼，不挖苦你。我如果说的在理，他也点头表示同意，不像赵干事，无论我说什么，都斥之为不老实。
每次审我时，方处长还总让人给我倒杯水喝。事虽小，却能感到一股温暖。
虽然一再警告自己要实事求是，决不能为表现态度好而什么都认，虽然自己所说的事实基本上都是真的，但色彩的浓淡，程度的深浅，都明显的向方处长喜欢的方向靠拢。
总觉得方处长那么诚恳，那么和气，再不交待一点，心里过意不去。回答问题时，尽量让方处长的判断得到证实，交待事情经过时，尽量让方处长满意。
当然，残酷的现实一方面逼得我向方处长摇尾巴，一方面也逼得我玩避重就轻的诡计。表面上老老实实，低头躬腰，说话有气无力，声音又粗又哑。眼睛望着方处长时，那么赤诚。可内心深处却没忘记了盘算哪些说，哪些不说。上山偷水果、使假月票、偷招待所的床单等等，交待点没事，但议论江青的那些话就太危险了，不能交待。政治问题尽可能回避，但也不能一点不说。有时要硬着头皮交待一点，以牺牲局部，保存整体，捞个好态度。
恨自己不爱哭，流几滴眼泪多好，能感动方处长。可我无论怎么想伤心事，也挤不出一滴眼泪。
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毛主席说要杀一小批，“批”就是指有一定规模，几个不叫“批”。军令如山倒，在押犯如态度不好，随时都可以被当典型给镇压。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我才变得俯首贴耳，又老实，又耍着鬼心眼。
“关于江青的话，你还说过什么？”
“没什么了。”我痛苦地咧歪了嘴。一提起她，就像往脖子上缠了一条毒蛇，又腻味又害怕。
“对组织可要忠诚老实啊。你这孩子本质还不坏，要竹筒倒豆子，痛痛快快，不要像挤牙膏一样，挤一点说一点。”
“有的我都说了，确实没有了。”我尽量想法从第一夫人身边溜过去。就像贼，尽量离他偷东西的地方远一点。
“不对吧。你再想想还说过江青什么？你过去的那些朋友揭发了你很多很多。看，这都是揭发材料。”方处长指着桌上厚厚的一打卷宗。
赵干事的金鱼眼转转：“哼，就连你去三连偷了两个铁轮子，从人家鸡窝里偷了一个鸡蛋，我们都掌握！”
“这可不是诈你。你的所做所为我们都知道，希望你自己主动讲出来。”
方处长拿起一打材料走到我面前，捂住上半拉：“你看看，这是雷厦写的揭发材料，这是他亲笔签名，我们没诈你吧？”
我看见白纸上写着：“揭发人雷厦1970.5.18”旁边按着一个血红色的手印。
方处长又递给我一本，接着又一本……一共6大本。每本最后一页都写着“揭发人雷厦”，并按着大红手印。
这小子真揭发啊！6大本揭发材料，白纸封面，跟《青春之歌》那么厚。
鼻子好像中了一拳。努力睁大眼不让泪珠掉下来，可还是有两颗滚到脸上。
方处长教训道：“你哭什么？唉，中毒太深了，哥儿们义气蒙住了你的眼睛，分不清好坏人。”语气中不无同情。
赵干事连连点头，对方处长说：“是啊，他在日记里骂他父亲是个老狐狸。”
“雷厦有什么好的？你怎么就被他迷住了？一个军统特务的小孩，哥儿们义气害死了你，还不知道！”
默默地流着泪，尽管早就预感到雷厦要揭发我，还是被这6大本给震动了。
自被抓起来后，这是我第一次当着保卫干事的面流泪。
方处长掏出高级糖块，给了在座的军人每人一块，他们边吃糖，边舒舒服服地观察着我。那玻璃纸哗哗地响……
1967年八·二一武斗后，雷厦被对方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无法在学校呆，想和我一起去西藏去。我问他有没有兴趣搞点刀，他说他一直想弄支手枪。我问他“为什么搞枪？”
他严肃地说：“国家有难，挺身而出。”
在成都，为考验他的忠诚，想抽他耳光，他欣然同意。我扭腰后倾，倾全身之力，狠狠打了一个，他毫不躲闪……粉白的脸上，立时出现了五个手指印。
我问：“还让我打吗？”
“你打多少，我挨多少，”他连眉头也没有皱一下。
为洗雪一二·七武斗的耻辱，雷厦和我流亡师院，天天练拳。自愿让我拿他当靶子练，义务挨打而分文不要。听说美国拳王阿里找人练拳，一小时得给上百美元。
海淀分局是对我们友谊的最残酷考验。但都经住了，在那样阴森可怕的地方，我们还建立了联系。铁门、厚墙、电网、严厉的看守……也没有隔断我们。
来草原后的第一仗，我被老姬头打躺下，是他最先扑上去，揪住老姬头；王连富手持斧头，和我扭打时，是他抢下了斧头；第二天，王连富拿着大剪刀，欲置我于死地，又是他把大剪刀夺过来。这样凶猛的打架，一般人都躲得远远，也只有他敢上手。
我和雷厦不是一般的交情。
1968年初，雷厦不敢回学校，亡命街头。我俩住在北师院的一间寒冷屋子，夜里冻得睡一个被窝。春节到了，我回到家中，见一桌子好吃的，想起朋友还在师院那间小屋啃馒头，就大白菜。吃饭时，扑簌簌地流起泪。母亲看见大惊失色，说我感情不正常，和雷厦搞同性恋，还教育了我半天。
确实，他是我一生中最爱的男人。身边有他，多么有魅力的女人都能抵挡。
1968年4月16日，因搞枪雷厦被抓后，我忍受不了失去他的痛苦，自己走到海淀分局看守所，要求进去看望雷厦，结果被抓，警察称我是：“送货上门”。
人生得一知己者足矣！
我为自己有一个可靠后背而欣慰。每次锻完练后，他帮我打饭，帮我按摩肌肉，帮我到卫生室要药……我则想法把八·二一武斗的事实真相告诉众人，澄清所谓雷厦打砸抢的谣言，尽量消除同学们对他的误会。
雷厦说我身上有拿破仑的气质，阴沉、孤癖、多疑、易怒……我觉得他身上有瓦西里般的忠诚，武松般的不色，小英古斯独战群狗般的勇敢。
来草原后，我们经过一段断交后，重又恢复联系，彼此消除了轻狎，变得更加尊重，相敬如宾。
我们的结合就像柴油机和火炮一样，互相依存，构成一个有威力的钢铁战车。它已冲过许许多多炮火纷飞的战场。如果经过这次恶战，它还能幸存，那真值得写本书了。即使由于压抑，有点同性恋色彩，也丝毫无损于它光荣的坚硬。
可是，一个铁铮铮的汉子，这回怎么了？真变成狗屎了吗？
揭发材料上的红手印渐渐变成了一摊血。这就是鼓励我永远不要当叛徒的人留给我的遗物。
“同生共死”的誓言刺激着自己的大脑神经，我一面回忆着过去，一面流泪。我们是在断绝了一段来往后，两人都心照不宣地有了和好愿望，像初恋般恢复了关系，并日益密切，变得更铁的情况下，突然又反目为仇。
这是一个什么时代呀？除了只能对一个人三忠于外，其余的忠实都统统取缔。一切骨肉、朋友之间的情义，都不允许深厚到超出对红太阳的感情。成天鼓励反戈一击，到处都是叛卖，连夫妻、父母孩子、兄弟姐妹之间都充满着揭发告密。
唉呀！唉呀！唉呀！
在场的军人们静静地嚼着糖块，玻璃纸噼哩啪啦响着。他们看着我脸上大颗大颗的泪珠，很是困惑。
我尝到了被颈刎之交抛弃的滋味。
车轮战
“关于江青的话，你再好好想想。时候不早了，回去休息吧。”方处长关切地说。
这一晚，我几乎没睡，反复思考着雷厦的揭发。
人都有脆弱的一面。为了生存，在压力下，被迫和朋友划清界限，也可以理解。不这样干，自己就要挨整。假装地揭发一下，应付应付差事也没什么。但雷厦是这样吗？还是继续报我写告密信的仇？
对傅勇生的事，自己是做得有点儿绝。人都最忌讳说自己的短，我却偏偏把傅勇生的短揭露给军管会领导，让大家都知道他出身不好，是上山下乡的逃兵，雷厦在帮助这样一个逃兵……但我现在正处于困难之时，要报仇，你以后等我处境好一点再报。现在团里正要整我，你这么狠地揭发，不是落井下石吗？
唉！雷厦是个不爱透露自己内心深处思想的人。我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他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
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对付方处长。
两年前（1968年），在一次聊天时，当听到雷厦说联动们指责江青对主席封锁消息，把主席软禁了时。我说：“照这么说，江青成了慈禧太后了。”
现在，雷厦恐怕也把这句话揭发了，要不方处长怎么死死追问我说过江青什么。
交待不交待呢？经过彻夜考虑，觉得不到山穷水尽不能说，能混就混……这句话太危险，可不是闹着玩的。
第二天，方处长又找我。
“林胡，看来你思想包袱很重。雷厦全都说了，你为什么还不说呢？不要再迷信哥儿们义气了。要想宽大处理就看你的态度，关于江青的那些话，我们希望你自己能主动讲出来。其实你不说，我们也知道，让你说，主要是想观察观察你的态度，给你一个宽大的机会。”
望着方处长——这位掌有内蒙兵团10万知青生杀大权的人，心里矛盾重重。不说吧，落个态度不好，死心塌地，要从严处理；说吧，背上一个“恶毒攻击江青同志”的罪名，绝没好果子吃。骂毛主席夫人是慈禧太后，够挨枪子儿的格儿了。
不能说，不能说，决不能说！很有可能方处长在诈我。
唉，真希望能把这句话忘掉。可越想忘越忘不了，这句话老在耳边轰轰回响。慈禧太后的那双眼睛在冰冷的镜片后面，总盯着我。这是怎么了，神经好像出了毛病，冥冥中，连她身上那股阴森森的香水味儿都闻见。幻听、幻视、幻嗅起来。
终于挺住，坚持了一白天。
刚吃了晚饭，又被哨兵带到方处长屋。面对着一屋子现役军人，紧张了一天的脑子没片刻休息功夫。
“林胡哇，真让人着急。挺聪明的小伙儿怎么转不过弯儿来！咱们都是革命大家庭里的一员，领导并没有害你之心，说出来，大家一块帮你消毒嘛！”
我低头一言不语。
方处长戴上老花镜：“来，我给你念一段林副主席语录，咱们共同学习学习。”他缓缓地一字一句地读着：“如果犯错误还装好汉，还要坚持到底，硬要钻牛角尖，明明有错硬说没错，这是最蠢的人。聪明的人犯了错误改得快，这叫好汉。因为他发现问题快，不然就是蠢家伙，而且是没有勇气的家伙。”
方处长把语录本递给我，让我给大家读一遍。只好照办。
屋里六七个军人静静地听着我读。
“林胡呀，你就心一横，牙一咬说出来吧。”
我已把从小到大所干的一切坏事全交待了，连手淫的事都向方处长交待，除了那句话。
好疲惫啊！回答方处长问题特费脑子。每句话都要站住脚，经得起反驳，和自己以前说的不矛盾。上午4个钟头，下午4个钟头，晚上又4个钟头，真把脑子累坏了。
已是深夜，方处长打了个哈欠，看看表：“好吧，回去再好好考虑考虑。”
这一天终于熬到了头儿。
第二天上午刚吃完早饭，又继续审问。我坐在屋中央的小方凳上，六七个现役军人围着我。
赵干事瞪着我：“林胡，你不要三锥子扎不出个屁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懂不懂？”已经连着审了两天，方处长收获不大，可依旧很耐心，态度还那么和气：“林胡呀，你不要有什么顾虑，父母都是老同志，本人又年轻，组织上最后处理时，都会考虑。看一个人必须全面地历史地看，不能仅看他的一两句话。你说是不是？”
我点点头。
“那就说吧。”方处长的河北口音憨厚质朴，令我想起了河北老家里的父老乡亲。
“方处长，我确实想不起来了。”
“不对吧，你的思想包袱很重，这能看得出来。你肯定还有什么隐瞒着，咬咬牙，下个决心把问题讲出来，心情就会轻松了，没包袱了嘛。”
“方处长，真的，我确实是想不起来了。”方处长越和气，自己就越忐忑不安，心如刀绞。
“有关江青的问题，你再好好想想。”
我皱着眉头，额上冒出了密密麻麻的汗珠。
“林胡，你看，我们这么多人陪着你，都替你着急啊。要把你定成反革命，还不容易，干嘛费这么大力气？但我们是想再给你一个机会，希望你自己能主动坦白出来。我们不想一棍子打死你，你还看不出来吗？”
脑子发木，昨晚上又没睡好觉，头昏目眩。
硬着头皮，坚持到中午。心想该歇会儿了吧？谁知，方处长毫无倦意。他们也吃两顿饭，中午不休息。
“林胡呀，你对组织还有隐瞒。这怎能说明你态度好呢？我们想宽大你，可你这态度怎么宽大？”
“方处长，我确实是都交待了，别的，我确实想不起来。”哭丧着脸说。
“不对吧。你心事重重说明什么？你睡不着觉说明什么？你这么紧张说明什么？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你这个样子，说明你肚子里还有东西藏着。”
他的逻辑是你要紧张害怕，你就一定有问题。如果让一个农村人到城里来，什么坏事也没做，也会害怕，这能说明他就是坏人吗？但我不敢和方处长顶。
心神交瘁，很累，就低着头，不说话。
这一下午，依旧没什么进展。长时间审问等于接连下100盘棋，脑子给审糊涂了，连六加七等于几都糊涂起来。
方处长很有耐心。我不知道他对我的容忍度是多少。仍一遍一遍地向我念林副主席语录，启发我主动交待，不要钻牛角尖……对自己不能让他满意，很有点惭愧。
他这么穷追不舍地问，可能有目标，莫非他真的知道了那句话……大脑里每一根神经高度紧张了近6个小时，实在懒得再深想。
终于又熬到了下午4点，该吃饭了。
团部上空传来了开饭的号声。方处长不紧不慢说：“好吧，你先回去吃饭。”
不到两小时，又把我叫回来审。六七个人翻过来，覆过去地问。我嗓子都哑了，耳朵嗡嗡响。越累越紧张，生怕说话出差错，让给揪住。好一个车轮战，审得我眼冒金星，头皮要炸。这下体会到了熬鹰的滋味儿。不打不骂，管吃管喝，就是让你脑子累，有点发困，迷迷糊糊……此时此刻，紧张的神经几乎快崩断。感到今晚上可能要坏事，使劲提醒自己要保持镇静，要头脑清醒。
14只眼睛像14架大探照灯照射在我身上，雪亮雪亮。连一根眼睫毛动动，都别想混过去。我这人说瞎话不油，一说脸上的表情就不自然。
讨厌的是江青的那副冰冷的眼镜片，老在眼前晃动。
方处长仍然很温和地说：“林胡呀，我们就差给你下跪了。这么苦口婆心给你做工作，还不是为你好。我们既要对党负责，也要对你负责。否则，早就不问你了，定个反革命哪用得着这么费力，何必花这么大功夫？唉呀，跟你说这么些话，我嘴唇都快磨破了。”
心里剧烈地矛盾。老处长那么辛苦地一次次审我，口干舌燥的，眼睛都红了，我却蔫蔫地不说，感到十分内疚。
说吧，恶毒攻击江青这顶帽子着实可怕，不说吧，方处长生气怎么办？素不相识的，方处长对我这么客气，自己欠了人家的情。
说与不说激烈斗争着。
“林胡，你可别以为我们是在诈你呢。你自己看着办，不说也可以。雷厦那6大本，你都看见了，我们是重证据，不轻信口供。”
三天连续审问，肯定有目标，不像是诈我，还是说了吧。
或许再挺一挺，就混过去。毛主席说过：“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有赖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中。”
“林胡，来，我们再学习一段林副主席指示……”方处长戴上老花镜，又开始认真地给我读起来。
可能晚上9点多钟了吧？脖子几乎支持不住脑袋了。
方处长微笑着，那力量简直无法抗御。
灵魂里，两个人生死搏斗，一个要说，一个不要说。他俩杀得昏天地暗，杀得我呆若木鸡。随着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熬，近50个小时的车轮战，把脑壳审成了一片空白，啥念头也没有，只有嗡嗡响。大脑控制系统几乎瘫痪！
听觉开始迟钝，方处长，赵干事说话的声音越来越远。
方处长那恳切的目光一点一点地动摇着自己的意志。眼前金花乱舞，头晕脑胀，就盼着什么也不想地躺在大毡上睡一觉。去他妈的，说吧，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眼前需要休息，需要睡觉。
我沮丧地叹了一口气，嘶哑地说：“给我纸和笔。”
赵干事马上就递给我钢笔和白纸。
我在纸上写道：“1968年初，当听完雷厦说江青的话后，我说：照这么说，江青成了慈禧太后了。”
一面写，一面扑簌簌流泪。我明白交待了这一条，等于又往自己脖子上套了根绳索。勒不勒死就全看方处长了。
屋里寂静无声，10多只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右手。
方处长看后没说话，把那张纸交给身边的人。
我低头哽咽，嗫嚅道：“我对不起毛主席。”
宁静片刻，方处长温和地说：“好，说了就好嘛。这算是你自己主动交待的。很好。”
赵干事指着白纸：“按上手印。”
心一横，在白纸上按了个红手印，像死刑判决书上红勾，令人毛骨悚然。
夜里10点多钟，哨兵把我送回牢房。
以后，再也没人找我。
接连两天，我蒙着大得勒，麻木不仁地躺着。连轴转的审问，不但累坏了脑子，连四肢和腰也累得要命。全身筋疲力竭，软成了一摊泥，没听说审问也能把人审得这么累。
一切听天由命了。
分化瓦解
根据事后了解，连里发生的情况大致如下。
沈指导员逐个找人谈话，让他们揭发我。同时又纵横捭阖，让这些人彼此揭发。指导员对开门整党中，所有批评他的言行都视为向党进攻，非查得一清二楚。
刘英红要请假回家探亲，指导员断然拒绝。“不行，你的揭发材料还没写完呢。”
煮猪食没牛粪了，韦小立向连里反映。指导员愠怒地说：“这也找我，要你干吗呢？”
5月的草原，干燥的春风吹糙了她的皮肤。有多少个寒风呼啸的日子，她背着大牛粪筐在连部附近的草原游荡。
山顶要去团部看病，指导员不批准。“让军医开条子来。连里看不了的病，才能到团部医院看。”
金刚和小四川打架，指导员给了金刚一个警告处分。小四川个子瘦小，体力很弱，却像小哈巴狗，谁都咬，谁都骂。仗着哥哥是盟军分区的营级干部，骄横跋扈。他骂金刚是“狗崽子”，被金刚一拳头打躺下，气得拿炉钩子要拼命。连里那么多人和小四川打过架，谁都没事，却惟有金刚倒了霉。
压力最大的是雷厦，兵团、师、团的一帮保卫干部断断续续找了他两个月。
“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你的问题也不少。有的比林胡还严重。我们没有对你采取措施，主要是想给你一个机会，不要忘了，你父亲可是国民党军统特务……”
雷厦愤怒回答：“我生下不到一岁，父亲就潜逃了，是母亲把我养大。从小到大，根本没见过我父亲的面，出身当然应当算我母亲的。六六年，我曾去国务院接待站专门询问我的出身。接待站的干部也认为父亲和我没关系，应按我母亲的情况决定。母亲是国家干部，我当然也算干部出身。”
赵干事皮笑肉不笑：“反正档案上是那么写的，不过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却可以选择。团首长对你还是很注意政策的，是采取挽救态度的。你帮助林胡打复员军人，不是一般的打架，给你上纲，就是阶级报复的问题。”
“既然那样，把我抓起来算了。”
方处长温和地开导：“不要有情绪，林胡已经完全承认了。你们干的那些事，他在日记里记得都很详细。你不说我们也知道，但我们欢迎你自己主动讲出来。我们主要是想看看你的态度。”
师部保卫科雷科长说：“就你这出身，帽子一戴，你雷厦再有天大的本事，也翻不过来。”
雷厦反驳道：“我是跟着母亲长大的，一点没受父亲的影响，我出身跟父亲没关系。”一提出身，他就不服气。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老把他和从没见过面的父亲扯在一起。
方处长拿着我的一本厚厚的红皮日记，“这是他的日记，什么都写。我们可不是诈你。”
在千钧万吨的压力下，雷厦沉默着。他不是那种轻易低头的人。
为了便于分化瓦解，摧毁雷厦的精神防线，团政治处给雷厦母亲的单位去了电报。雷厦母亲闻讯后，急坏了，千里迢迢从东北来到内蒙，找陈政委求情。并拿出六七年她上访国务院接待站的有关材料，证明儿子的出身不应算是国民党特务。
在团部招待所，她含着泪劝雷厦：“你就听领导的话，揭发一点林胡的事吧，要不怎么办？据说他在里面全都招了。”
雷厦阴郁地望着母亲。
“他们要把你抓起来，咱们没权没势，一点办法没有。你怎么这么糊涂呀。”
雷厦变成了哑巴。
“你还以为林胡会回来吗？听你们政委那口气，林胡是准备判刑的。你不替自己想想，也得替你的朋友，你的亲人，你的老母亲想想。”
雷厦知道，世上只有这个母亲能不顾一切地保护他，关心他，惦念他。然而他又万万珍惜自己的名誉。猪可以当，狗可以当，王八可以当，叛徒可绝不能当。
他沉默着。
“你不要用伤害妈妈的心来逞英雄啊！”雷厦的母亲哽咽起来。她从黑龙江走了一个星期才到六十一团，沿途不是晚点就是没车，非常辛苦，一下子就病倒了。雷厦望着母亲，非常难过。可是向沈指导员低头屈服，他实在做不出。
母亲发着高烧，见儿子仍不听话，急得要从床上爬下来：“哎哟，我的小祖宗呀，你就听妈这一回吧，我给你磕几个头行不行？”
雷厦咬着牙，硬把母亲按在床上：“你别撒泼好不好？”
母亲的眼泪对他毫无作用。
真正把他说服的还是方处长。我写的10大本交待材料，都装订好，每一本都让他看看后面的签名：林胡。
方处长还特别谈到给韦小立的信，认为我没有遵守与雷厦的约定，背着他把信偷偷给了韦小立，从而暴露了我们文革中的历史，给指导员提供了求之不得的炮弹……可见，我根本没把他雷厦的安全放在心上。
“他早把你卖了，你对他还讲什么哥儿们义气呢？”
雷厦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中。这一夜，他没合眼，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
他明白，去揭发自己最好的朋友就意味着信誉扫地。一个男子汉干什么都可以原谅，惟有背叛朋友不能原谅。过去对叛徒的诅咒，折磨着他的灵魂。
然而背叛一个“叛徒”，却没有罪。对一个叛徒，用什么不道义的手段都说得过去。
是对方先违背了诺言，（为了在女的面前臭显！）先揭发了自己，自己也就不再受过去承诺的约束。他相信换了一个位置，自己在里面，林胡在外面也会揭发。
他决定改变立场。
1970年春天。一打三反运动正深入蓬勃地进行，数万人的公判大会此起彼伏。惹人注目的判刑布告在火车站、汽车站、体育馆、旅店等公共场所到处张贴，白花花老大老大。一批批“现行反革命”被画了红勾……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兵团保卫处方处长终于战胜了倔强的雷厦。
雷厦的聪明和魄力，就在于他能在危急时刻，当机立断。他心肠极硬，用他自己的话说，如果需要，能微笑着把对手的耳朵割下来，一点儿不带犹豫。
随着他写完了第一份揭发材料，他和我的交情就宣告完结。对叛徒没什么可怜惜的，既揭发了就彻底揭发。社会上看重门第的观念，血统论对他自尊的伤害，还使他潜意识里有一种对干部子弟的妒恨。
当然，他也不想指望靠揭发来换取什么好处。他只准备实事求是地揭发，不夸大也不缩小。
他首先找刘英红。
“你打算怎么办？”
“指导员卑鄙透了。让我揭发林胡，又让女生排的其他人揭发我。抓走一个林胡不够，还要把我们都抓起来，他才高兴。”
雷厦紧蹙着眉，低声说：“不能感情用事，该揭发，还是要揭发。”
“是啊，我知道的就揭发。不知道的，没法揭哇。”
“反正，我们应该实事求是，有就说，没有就不说，犯不着包庇他。”
“我干嘛包庇他？雷厦，你是不是改变了你的一些观点。”刘英红不解地问。
雷厦面不改色，两眼圆睁：“我没变！我还是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雷厦没干过一件问心有愧的事。骗你是婊子养的！”一字一句，掷地有声。
“那你现在对林胡的看法改变了？”
“有些变了，有些没变。说真的，目前，我们最大的被动是林胡。我不愿把我们和林胡的事搅在一起。整党时，他也想签联名信，我就没让他签。否则我们就更要被动。林胡来牧区后，心理上不正常，易怒。打老姬头、打老赵、打老高……连里几个农工他全都打遍了，就想靠拳头来建立自己的威信。我一直不同意他这么干，曾经有好长一段时间和他断绝了关系。只是在指导员整我们的情况下，被迫和他恢复了来往。他翻脸不认人。人家傅勇生过去帮了他多少忙，结果这次为跟我做对，说傅勇生是上山下乡的逃兵……你说他这是不是有病？其实他是想让大家都听他一人的，以为他胳膊粗，应该是头头。但我还是帮傅勇生来了，他就写告密信，说傅勇生出身不好……这个人实在是可怕！”
“真的呀？”刘英红惊讶地问。“我骗你干嘛。这些话，我从来没有对别人讲，主要是想让你全面了解林胡。他是个很复杂的人物。当然也有一些优点，我并没有全盘否定他。但眼前，我们应该按照团里的要求，揭发他的问题。何况他自己什么都说了。”
刘英红半信半疑：“你听谁说的？不会吧？”
“保卫处长亲口对我说的，还让我看了他写的交待材料，厚厚一打子。这会是诈我吗？林胡爱写日记，里面啥都写。什么偷听敌台、想女的、骂江青等等，他都写……我们不说，也没用。还有，如果要叫真儿的话，是林胡最先出卖的我。”
“怎么回事？”
“他在给韦小立的信中，把我俩过去约好永远不对别人说的事也说了，比如搞枪的事。我知道后，再三对他讲，你实在要写，就等我跟指导员谈完后，再给韦小立。他却急不可耐，背着我偷偷地给了她，全然不替我考虑考虑。形势这么紧张，他却在那儿追女人，把能置战友死命的事写在情书里臭显，这不是出卖是什么？”
刘英红低着头缄默不语。
“你呀，一点儿也不了解林胡。他外表给人的印象和他实际完全两样。别看他不爱洗脸，邋里邋遢，其实特臭美。我发现他好几次偷偷蒙在被窝里照镜子。平常他嘴里，总骂复员大兵‘色’，装出一副武松的样子，不近女色。可他骨子里最‘色’，据赵干事讲，他的日记不堪入目，下流极了，都没法说出口。”
刘英红说：“你应全面看问题。”
“当然全面看了。他打王连富我就持同情态度。他有毅力，我也承认。干一件事非要干成，干不成就坐卧不安。他爱憎分明，爱得疯狂，恨得疯狂，有激情，为和我较劲儿，敢写告密信……哼，他过去吃马蜂，喝洗脚水，枕石块睡觉，也是一种自我表现，攒点吹牛的资本。”
“你别这样揭短，老沈巴不得我们像狗一样地互相咬呢。”
“当着他面，我也敢这么说。不过在揭发材料上，我没写这些，没意思。”
刘英红望着雷厦，只见他双目怒视苍天，咬着一角嘴唇。这是一个在厄运下死不服输的顽固分子，这是一个嫉恶如仇，嫉溜如仇的硬汉。
刘英红完全相信了。
金刚用不着雷厦做工作，早就不声不响写了十几篇揭发我的材料。他出身资本家，只有老老实实地揭发交待，才能过关。他找过数次指导员，眼泪汪汪地为自己辩解。
山顶干活儿拼命，群众关系好，又是在炊事班，没人爱去的地方，指导员对他网开一面，没怎么明显地整他。
第二批天津知青来之前，雷厦、金刚、山顶全被请出宿舍，说是要给天津知青腾房子。他们只好住在场院旁的地窝子里。
连里的复员兵对新来的天津知青说：“少理地窝子那几个。他们出身不好，全有问题。”
雷厦一同学从东乌旗骑马来看他，被指导员当成特务给扣下，审查了半天。雷厦要请假陪同学玩，沈指导员不准，食堂吃包子，就给雷厦一份，客饭只给面条。连同学的马都不准放在马厩里喂，只许撒到野地里。结果那同学只住两天就走了。临走前，他们几个喝了一通，雷厦哭了。娘的、奶奶的，臭骂了指导员个够。
揭发了我后，他们的待遇并未见好。别看干活一个顶俩，别看猛和我划清界限，写了一打一打的揭发材料，指导员还是不客气地称他们几个为：“林胡分子”。
等待处理
一次，在上厕所的路上，遇见了方处长。
他温和地对我说：“林胡，我们要走了，你还有什么话想对我们说吗？”
“方处长，可别给我打成反革命呀！”
“要相信党，相信组织。你呀，还得注意点卫生，一定要天天洗个脸！年轻人么，应该利索一点。”他又对站在旁边的哨兵说：“以后，可以每天带他们出来放放风，晒晒太阳。”
“方处长，那再见了。”
“再见。”他微笑着向我点点头，从容不迫地走了。
望着他的背影，很有点恋恋不舍。
方处长走后，我一遍一遍回忆自己交待的问题，对于他们的每一条指控，自己都有两条、三条的反驳理由。越想越觉得自己没事。根据方处长对我的态度，估计最后处理不会太重。他对我比对任长发好多了。任长发告诉我，方处长曾几次拍着桌子训他，非要他承认说反动话是有人唆使的。还说他“不老实，不如林胡态度好。”
我的精神又渐渐恢复了元气，不再眷恋与雷厦的友谊。对于与你划清界限的人，不管他多有魄力，骨头多硬，也只好任由他去。很后悔不该在方处长面前流了那么些泪，值得吗？如果母亲知道，又该说我同性恋了。
天天给锁在小屋里，实在憋得难受。方处长说过让给我们放放风，但赵干事根本不理那茬儿。不过兵团的土监牢也有几个好处：首先能吃饱，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在海淀分局时，一天只给两窝头，把我饿昏过两次；土牢房的哨兵还挺有人情味儿，比正规监狱中的看守和气；土牢房也不像看守所与世完全隔绝，能透过窗户看见外面自由自在的人和景物，而海淀看守所的两道高墙，让你除了电网，一小块蓝天，什么也看不见。
为保持住胳膊粗壮有力，我坚持每天做50个俯卧撑，单腿蹲立左右各30，有时还和任长发撞拐、摔跤。
天气很热了。为减少上厕所的次数，哨兵总是限制我们去打水。这些站岗的积极劲儿过去，经常不在。我们叫门不开，只好在屋里解小便。结果臊气熏天，哨兵更不爱靠近。这倒好，可以想干啥就干啥。
任长发让我教他摔跤。在浊臭的空气里，俩人光着大膀子搅成一团，噼哩啪啦，用力撕扭，喘着粗气……扔腿入裆，躬身甩脸，屁股贴紧，后挑……摔得昏天暗地。这在正规牢房里不可想象，在我们兵团牢房却能天天享受。
外面的兵团战士整天干着繁重的体力活儿，常常羡慕地望着我们这关在小屋里的犯人。
严曙走后，还曾关过一个林西包工队的头头。又黄又瘦，有两颗大金牙，全身土气，却梳个大背头，天天照小镜子梳。是个拈花惹草的老手，能在林西电影院里看一场电影，搞一个女人，百发百中，从没空手出来过。我好奇怪，这么一个又土又俗的瘦猴，还有这等天才？他是因为给兵团战士介绍对象，后来自己又跟对象谈起来，而抓到小牢房里审查。最后赶回老家。
十连统计小乌拉塔也给关了进来，罪名是强奸幼女。
小乌拉塔哭丧着脸说：“根本不是强奸，她自己让我干的。唉呀呀，也不是幼女。16岁了，还是幼女？牧民里这种事多了。搞七八个，十来个的有的是……”
任长发笑嘻嘻问：“你到底搞了几个？”
他眨眨眼，尴尬地说：“6个。”
“够可以的呀。”
“这算什么？牧民里还有搞30几个的呢，为什么不抓？”
任长发缠着让他讲搞破鞋的细节。小乌拉塔很尊严地拒绝。他不像林西的那位瘦黄脸儿，爱津津有味地谈细节。
为解闷儿，熬时间，我和任长发做了一副象棋。棋子是用叠成小方块的手纸做的。刚开始我总赢，下5盘赢5盘。但任长发年轻，脑子快，肯用心学，棋艺见长，很快就和我不相上下。他吃车时，眼睛故意看着别处的棋子，装成苦苦思索的样子。等吃了后，得意忘形，又是哼“沙家浜”，又是咽唾沫。小乌拉塔还老给他支嘴。
一次连着下了7盘。我记得输了4盘，他却说我输了5盘。我们就吵起来。
“4盘！”
“5盘！”
“别瞎吹了，明明4盘！”
“想赢就明说，别玩儿这个！”
“你别跟我玩儿这个！”
“赖哟，赖哟！”
“你才赖呢。”
最后他咧着嘴，露出一副轻蔑的表情：“臭棋篓子！没羞！没羞！赖哟，赖哟！”还用手在脸上划，吐着长舌头。
实在把我气坏了，一扬手抽了他一嘴巴。他脸刷白，发疯般地冲过来，嘴里嚷道：“小王八蛋的，现在不是那会儿了！”抡起水壶就砸。
我们嘁哩哐啷打起来。揪头发、抓脸、拧胳膊、砸鼻梁骨……跟野狗打架一样低声咆哮。光着大膀子的两堆白肉绞成一团，喘着粗气，骂着粗话。小乌拉塔吓得不敢靠前。
最后，我好不容易用卸臂按住了他。他在底下破口大骂：“操你小妈妈的，这不是那会儿了！”死命挣扎。直到哨兵冲进来，给我两枪托，才拆开。
方处长走后，任长发也很乐观。觉得自己是一时气话，不算个啥事。腰也直了，气也粗了，敢跟我顶着干。
第二天，赵干事又把我叫去，骂道：“我看你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硬着头皮等他给上背铐。出乎意料，他却没上，只是训了我一顿，让我好生兴奋，觉得这是一个信号，肯定是上面有从轻处理我的精神了！
凭着方处长对我的态度，感觉形势不错。
长时间给监禁小屋，人的心理发生变化，特别易怒。常为一点小事就想跟人打架，不动动手，心里这股火就发泄不出来，好像几天没拉屎，憋得难受。
有一次，一天津小玩闹，老扒窗户看。他大黑个子，穿着花衬衫，留着长头发，匪里匪气。
我对他说：“看什么？有什么可看的？”
“我看你脑袋，瞧你那揍性！”
“滚蛋！”
“别操你妈了！反革命，打你逼孩的，信吗？”说着就朝我啐了一口，幸亏窗户上有木板，挡住了大部分，只有零星星的几点飞到脸上。
“你小子叫什么？等我出去后再说。”
“打你小逼孩的，信吗？哥儿们豁出去给你盒儿钱了！”
“滚蛋！”
他从附近找来一根木棍，朝窗里猛戳，嘴里嚷道：“少跟哥儿们炸刺儿，哥儿们是洗手不干的了。让你俩管富裕！”后来哨兵把他劝走。
我朝他的背影喊道：“滚蛋！”
打架不仅能理气宽胸，清肺祛火，还能使时间过得快一点。吃，喝，睡全固定在10平米的空间，6步就走到头，吸进肺里的是早已呼吸十几万次的废旧空气，生活天天都一模一样，只有打一架才能增添点色彩，丰富和充实生活，很娱乐。还特能转移对时间的注意力。吵一架，这上午过去的飞快；打一仗更快，因为一潭死水的牢房生活中有了波澜起伏，日子比较好熬。
7月份后，我们天天被持枪的看守押着去干活儿。扔笆泥、挖地、堆煤、掏厕所、扫团部大街……凡是没人愿干的活儿，就让我们去干。团部个儿不大，只几天，整个团部大人小孩都认识了我们这3个犯人。没办法，输面儿就输面儿，出来干活儿总比在小牢房里囚着强。
累了一天后，晚上睡觉香极了，再也不吵架。哨兵们嫉妒得咬牙切齿：“你们真福气啊。睡觉有人站岗，吃饭有专人送，上厕所都他妈有警卫，赶上一个高干了。”
原场里的领导干部，仍然天天排着队去干活儿。尽管1969年夏，内蒙革委会已通知为“内人党”彻底平反，可下面执行起来，需要时间。直到1970年夏，巴颜孟和牧场的“内人党”依旧半天劳动，半天学习与交待。
没挨过整的人很难体会挨整的难受劲儿。过去自己曾积极参加挖肃，把老蒙都看成坏蛋，瞎折腾半天，自己也给折腾进小牢房里。这真是整人必害己，活该。
一种发自内心的悔恨，使我对这些垂头丧气，形容枯槁的审查对象萌发了恻隐之情。天天早晨，他们灰溜溜排成一行，从我们窗前鱼贯而过。每个人都低着头，穿得破破烂烂，像一群被俘的土匪。联想到那次抄牧主，也有些内疚：打贡哥勒实在过分，牧主怎么了，牧主也是人，不能像牲口一样地抽。
有一次，我们3个扫团政治处的院子时，真的碰上贡哥勒了。他是办什么事来。我向他笑着说：“奇赛诺”（你好）。贡哥勒认出了我，拘谨地露出笑容：“赛诺，赛诺，”寒暄了一两句就走了。
不一会儿，赵干事从屋里疾步走出，追上贡哥勒问：“嘿，你刚才跟他说什么了？”
贡哥勒不知所措。
“他是犯人你知道不知道？也想蹲几天哇？真是胆大包天！”赵干事喝斥道。
老头儿陪着笑脸，频频点头认错，我心里很难受。
各种痛苦中，最大的痛苦还是韦小立。
我知道自己所初恋的那个姑娘远远地离开了我。一打三反把我和她永远隔开了，那封呕心沥血写的信被上了纲，当成了罪证放进了我的档案。
一想起她，就心痛如绞，痛得不敢想。曾暗暗希望能在梦里与她见面。如果这样，可能还和她有点缘，盼啊，盼啊，几个月来，始终没有梦见过她。
这天夜里，我终于在辽阔的星空中与她见面了。
她婷婷玉立在黑暗中，面色略显苍白。两只湿润的眼睛水汪汪的，可能含着泪。她的短脖子变长了，特别优美贴切；那鲜嫩的嘴唇微微颤抖，仿佛要跟我说话；她的脸庞在皎洁的月光下，大理石般洁白。
我从没见过这样纯洁，这样秀美的少女。连那五脏六腑都被好像清洌的泉水洗过，散发着动人的清香。一团神圣的白云在她身边缭绕，一会儿被黑暗遮住，一会儿又从黑暗中显现。银河围着她飘舞，日月星辰在她身后旋转……在黑与白的交相辉映中，她凝视着我。
我的心咚咚跳着，不敢靠前，害怕自己吐出的臭气玷污了她。可惜光线太弱，模模糊糊，始终看不清藏在她眼睛后面的真实情感。
又悲又喜，又甜又苦，正在琢磨这是不是梦时，猛地惊醒，眼前是一片黑暗。
唉呀，真是个梦！
时值半夜，四周寂静如坟。伸手不见五指。我像被活埋地下的人苏醒过来，倍感恐惧。黑暗紧紧压着我，挤着我，脖子扼住，要憋死喽，肋骨要压断喽，粪便要压出来喽！难过得想嚎，却嚎不出声。
结局
上午，赵干事闯进牢房，皱着眉头：“今天开批斗会，你们要服从指挥，遵守纪律。在台上站着时，不许说话。有什么意见开完会再说，否则出了问题自己负责。群众批判发言时，可能会有些刺激性语言，对此你们要理解，要正确对待。”
大热天，总在屋里尿尿，那臊臭气味可想而知。赵干事厌恶地皱皱鼻子：“谁让你们老在屋里尿尿的？”
“敲半天门，哨兵也不来，实在没办法呀。”我们3个趁机诉苦。
“那也不能在屋里尿，怎么跟畜生一样！”他缓了一下口气，接着讲：“当然罗，组织上会给群众做工作，按政策办事。但从你们这方面来讲，要正确对待。”他咬着牙说，鼻子皱成一疙瘩。
两名冲锋枪手把我们3人押到会场。
这是一打三反以来，全团首次批斗会，地点在营建连礼堂。五十五（铁牛）、二十八（千里马）、大马车一辆一辆，拉着全团各连知青代表及牧民、农工聚集于此。
礼堂门口，人们熙来攘往，乱糟糟。平日人烟稀少的团部，此时好不热闹。
主席台上挂着4个白底黑字：“批斗大会”。两侧各站着一名手持半自动步枪的兵团战士。黑压压的人群把礼堂挤得满满的，连窗台上也坐着人。
此时，过来6个全副武装的兵团战士，头戴军帽，腰扎皮带，面孔严肃，两个一组地站在我们3人身后。
团政治处李主任宣布：“现在批斗大会开始。首先将强奸幼女犯小乌拉塔押上来！”
两兵团战士，一手撅着小乌拉塔胳膊，一手按着后脖子，连推带搡，把他解到主席台前。领着喊口号的一男一女轮流喊着：“打倒刑事犯小乌拉塔！”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雄壮的口号声震耳欲聋。
“将二连现行反革命分子任长发押上来！”李主任威严地宣布。
任长发的头几乎被按得碰到小腿。两战士横眉怒目地揪着他脖子，把他踉踉跄跄提溜到台前。
“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任长发！”
“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
……
愤怒的吼声在礼堂里轰隆轰隆回荡。
接着，惊心动魄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把七连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林胡押上来！”
我的心剧烈跳着，意识丧失，脑子里变成一片空白，两名雄赳赳的兵团战士一左一右，反拧着我双臂，揪着我后脖领，从上千人中间穿过。一步、一步、一步，脑袋被按得离地面不到二尺。最后，终于昏昏沉沉站到了主席台前。
顷刻，那一男一女激昂慷慨的声音又响起来，跟着从黑压压的人群中传来可怕回响。
“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林胡！”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
就像斗老地主一个样，上千人瞪着眼睛向我怒吼，气氛那么凶猛！
李主任依次念着各人的罪恶及兵团的处理决定，我们也依次被揪着头发，鼻孔朝天，仰头亮相。
“现行反革命分子林胡，男，汉族，现年22岁，中农出身。1968年11月来巴彦孟和牧场七连插队落户。经核实；林胡借闲谈之机，多次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攻击毛泽东思想；恶毒攻击江青同志；他极端仇恨解放军，恶毒辱骂邱会作同志……多次偷听敌台，并且散播……还公开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鸣冤叫屈……经兵团党委研究决定：根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原则，将林胡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不戴帽子，回原单位监督改造。”
“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林胡！”
“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林胡！”
……
领口号的男知青，脖子上青筋暴起，嗓子有些嘶哑，仍拼力地喊；那个女知青也怀着对反革命的满腔义愤，喊红了双颊。
参加会的绝大多数是知青。他们发出的吼声又响又狠，真没料到（我原来暗以为，知青一定会同情知青。即使喊两句口号，也是被迫的）。
接着，各连代表发言批判。
“低头！”从最前排站起一人，给我后脖颈上砸了一拳。眼睛的余光辨认出这是团政治处的锡林浩特知青朝鲁，曾在七连蹲过点，身体很块儿，爱打篮球。
七连批判稿是刘英红念的。她情绪激动，痛骂我是“伪君子”、“刘少奇的孝子贤孙”、“法西斯分子”、“虚伪透顶”、“卑鄙无耻”、“道德败坏”……
唉呀，我最敬佩的人也这么尖刻无情地批判我。让她发言，准是沈指导员的主意。她对我的批判杀伤力最大。
舍弃北京的校革委会副主任不当，千里迢迢来内蒙卖苦大力，不会溜舔，一条又一条地给指导员提意见，结果把兵团积代会的代表资格给提跑了；对多坏多恶的人都以德报怨，老是牺牲自己，成全别人……被这么一个温敦敦的善良姑娘切齿痛骂，好心痛啊！莫非我真那么坏吗？
就像一把刀在胸中上下乱搅，疼痛难忍。老腰成90度弯着，豆大的汗珠，顺着头发，滴在地上，滴在鞋帮上。双腿觉得发软，微微打起了哆嗦。
她帮我缝过衣服，洗过被子，给韦小立送过信，心眼儿多好啊，可此刻说的话却那样狠毒。我想抬起头说句“冤枉”，又怕挨打。怕激怒这上千名血气方刚的小青年儿。只好咬着牙，让她把一桶桶臭屎汤往头上倒。
老腰几乎弯成了倒写的U字型。为了不至于倒在地，只好稍稍抬起来一点。无论如何，不能在上千人面前瘫倒，那太丢份儿了。
“低头！”后脑勺挨了一巴掌。还是那个朝鲁打的。他坐在第一排，能察觉出我腰的微小变化。只好再深弯躯体，重心偏前，腰部得很用力，才能维持住平衡。时间长了怎么受得了？过了一会儿，我感到坚持不住了，只好把腰再缓缓地略微抬起一点点。让重心靠里一些，腰少使点劲儿。
“低头！”
我的头低着，腰弯着，快撅成U型吸铁石了，还怎么低？
一拳头又把老腰砸下去，深深地砸下去。眼睛余光看见赵干事快步走到朝鲁身旁，对他耳语了一番。以后就再没挨打。
看过那么多人挨斗，从不知道这100度的深弯腰是怎么回事，现在可体会到了它的威力。脑子阵阵昏眩，上半身好像要把老腰扯断。
模模糊糊想起了当初站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押胡耀邦的情景……当时，我们特注意政策，不弯腰，不撅胳膊，连碰都没碰那个小瘦老头呀！
汗珠、眼泪、鼻涕混在一起，搭拉成细细一丝，越来越长，最后被扯断，掉在鞋面上。
好像已到了最后关头，真要控制不住，马上瘫倒。上半身重心已越过了支撑面，得全靠腰肌拼命收缩回拉，才勉强站住。但说什么也不能倒下，坚持！坚持！
“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林胡！”
……
凶猛义愤的口号声在礼堂里雷鸣般地轰响。这是广大军垦战士的声音，上千张面孔挂着怒容，上千双眼睛凝着仇恨。那架势，使我感到如没有哨兵维持秩序，没有李主任坐阵，他们真会扑上来动手。
面对着举臂如林，愤怒声讨我的黑压压人群，内心非常非常恐慌，语言无法形容。
稀里糊涂回到牢房后许久，仍头晕目眩，耳朵轰轰响。这结局万万没想到！
任长发被定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戴上帽子，回连监督改造，小乌拉塔被判刑7年。
我们3人恍若僵尸，躺在大毡上一动不动。苍蝇落在嘴唇上，毫无反响。
批斗会太消耗体力、精力了。
次日，又被押到全团各主要连队批斗、展览。
在七连批斗会召开之前，李主任瞪着大黑眼珠，厉声训道：“林胡，这几次批斗，你表现很不老实，群众都有反映。我告诉你，没给你戴上帽子，不等于没有帽子。帽子在群众手里拿着呢，不老实就给你戴上！”他用力说完最后一句，一堆唾沫星子溅到我脸上。
“李主任，”我可怜巴巴说：“过去练杠铃，腰受过伤，老弯着实在受不了。”顺手在脸上擦了一把。
李主任训斥道：“别人受得了，你为什么就受不了？你打人时的劲头跑哪去了？”
批斗会场在食堂前的空地举行，正是我八比零摔倒王连富的地方。周围墙上稀稀拉拉贴着几条标语：“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林胡！”
在浩瀚的蓝天白云之下，我站在七连广大群众面前，成了恶霸地痞，接受声讨批判。两名冲锋枪手按着我，低头弯腰。烈日当空，汗水满脸纵横。
全连人几乎都来了。连平日从不参加会议的老婆子、农工家属、小毛孩，也都前来观看批斗我。
头一个发言的又是刘英红，但这次她发言不长。之后各班发言。我听见了齐淑珍的清脆声音：“现行反革命分子林胡在给XXX的反动信件里，大肆宣扬血统论。毛主席说过：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林胡爱什么恨什么都是有其阶级根源的。他父亲至今还在隔离审查；他母亲是臭名昭著的大毒草《青春之歌》的作者；他姨是出卖过我地下党员的叛徒，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姘头。林胡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反动家庭里，思想感情都打上了反动的阶级烙印。鱼找鱼，虾找虾，他给走资派女儿写信是必然的，借以发泄对党和文化大革命的不满……”
我心中最珍贵的感情，那在梦幻中看望过我的女神，此刻被毫不客气地从胸窝深处揪出来批判。又唾，又跺！
灿烂的阳光下，我大躬着腰，觉得似乎被剥光衣服，精赤条条站在众人面前，连男人那个最怕羞的东西也抖露出来，被公开展示。唉呀，韦小立也肯定坐在面前这堆人里。好残酷啊！我就这副嘴脸，这个样子站在所钟爱的女神面前。
最后，听见了雷厦低沉地发言。低着头，看不见他的脸，但能想象出他义正辞严的样子。成都火车站，我打了他耳光后，脸上浮现的可爱红晕，此刻也一定出现在他愤怒的脸上。“首先，感谢团连首长允许我在这里揭发批判现行反革命分子林胡。长期以来，由于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我干了许多对不起党和毛主席的坏事，在毛主席、党中央亲自发动的一打三反运动中，我团揪出了这个隐藏在革命队伍内很深的反革命分子，广大群众拍手叫好，我却抱有很大的抵触情绪。经过兵团各级首长的耐心帮助教育，我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决心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在这里，我再补充揭发一些林胡的反革命罪行。
他是个典型的伪君子，最善于装出一副有理想，有个性的样子来欺骗青年人。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为了标榜自己不怕苦，他枕石头睡觉，把新衣服弄脏再穿，成天吃窝头等等，都很迷惑人。但他骨子里是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向往着个人出人头地。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以为机会来到，就打砸抢了自己的家，搞一笔钱去越南，以实现他的政治野心。他曾亲口对我说他很崇拜拿破仑，不留芳千古，就遗臭万年。
在政治上，他假借研究为名，多次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还经常躲在被窝里偷听敌台，当别人劝他时，他说：只有两方面都听听，才能知道谁对谁错……他对革命群众审查其父母的问题极端不满。曾对我咬牙切齿说：恨不得把审他父亲的红卫兵给宰了。
在生活上，他也很虚伪。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走哪儿偷哪儿。在宝昌饭馆，他偷了两个碗，在盟招待所，他偷了一个床单，在西乌旗照相馆偷了一个闹钟，在三连，他偷了机务队两个铁轮子。
口口声声纯洁正直的人，往往一肚子男盗女娼。林胡正是如此。
无数事实证明，林胡是一个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兵团党委对他的处理完全正确。我表示坚决拥护。在各级首长的帮助下，我彻底认清了他的反动面目，坚决和他划清界限！我决心从这件事中吸取血的教训，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再次感谢兵团各级领导对我的批评教育。
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林胡！
一字一句中充满着对我的刻骨仇恨。
“如果要斗你的话，我就上去和你陪斗！”这些让我听了深受感动的话，曾是我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里紧抓不放的木板，现在全像小鱼似地溜走了。
把我一人扔在滔天恶浪中。
“林胡低头！”李主任在身后低声命令道。
下巴已顶住胸脯，没法再低，只好把腰弯下。
“林胡低头！”李主任继续喝道。
没办法，只好再把腰下弯一点。
“低头！”哨兵用手按住我脖领猛地下按，按成90度大弯腰。
让你在众人面前，这么深弯腰，既丑化了你的形象，也折磨了你的肉体。脖子还没挂大牌子，就如此难受，如果挂了，真不知是何后果。
“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林胡！”蒋宝富大声喊着口号。
值得安慰的是，连里的气氛远不如团里凶。喊口号时，有气无力，胳膊也不伸直，根本没人使劲吼。
……
连着一星期，我们成了反革命的样品，阶级敌人的模型，被拉到各主要连队游斗示众。杀鸡给猴看的工作真是做到家，连距离团部最远的十一连都去了，该连地处巴颜孟和山里，去一趟得用整整一天。
在连续批斗中，我发现，越是离团部中心近的地方，斗起人就越狠，越远则越轻松。任长发所在的二连最可怕。批斗会开的好凶。男的、女的喊口号时，都拼着命喊。二连就在团部旁边，属于团部的政治空气。小乌拉塔的故乡十连，离团部40里。知青喊口号，毫无激情，牧民也不在乎小乌拉塔他被判刑，竟然给他递烟抽。
去十一连批斗最愉快，该连离团部80里。虽是批斗，到连后，却受到了热情接待。要茶有茶，要屋给腾屋……食堂的知青大师傅还给我们饱餐了一顿有肉块儿的白面条！批斗会就和聊天会一样轻松，没一点敌对气氛，人们嘻嘻哈哈，心不在焉，从头到尾，连句口号都没喊，只半个小时就草草收场。大多数知青根本不听发言，互相交头接耳，望着我们时，目光友善，充满同情。
结束了巡回批斗之后，回到了小牢房。昏黑的小屋马上使我们心情无比黯然。3人谁也不说话，默默躺着。
夜像冷酷无情的大铁板，压在头上，它张着黑洞洞的大嘴狞笑。那巨大的黑暗好沉重啊！简直要把人压扁。
任长发蒙着被子，一声一声轻轻地呻吟。小乌拉塔缩在行李中发愣。
我仰面朝天地躺着。
完了，完了。从现在起政治生命完了，反革命怎么这么好当？什么爱情、尊严、理想全化为泡沫。成了共产党的敌人，8亿中国人民的敌人！父母的敌人！
耳边又隐隐约约响起了那个藏族少女的凄凉歌声。
被所有人抛弃了，一个也不剩。连小毛驴一样温顺的人也甩开我，咒骂我……今后是暗无天日的反革命生活。不受法律保护，格打勿论，格杀勿论。毛主席呀，我们知青的遭遇您在北京知道不知道呢？
方处长憨厚的河北口音又浮现在耳边：“你要相信党，相信组织。我们也不愿你成为反革命。”
我是捧着一颗赤诚的心对待方处长的。什么也没隐瞒，满以为会从宽处理。可是方处长骗了我呀！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我恍恍惚惚感觉方处长的和蔼可亲里含着杀机。可是一个老八路，那方正的脑袋，方正的眼睛，方正的帽徽领章，怎么能和欺骗联在一起？
实在不敢相信。
脑子里乱得要命，好像盘着几百条蛇，缠成一疙瘩，互相乱咬。
分清敌我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可兵团党委为什么随随便便把人定成反革命？
8亿人民的公敌就这么容易当吗？
反革命就可以像珍奇动物一样四处展览，供人观赏，糟践吗？
社会主义国家，毛主席领导下为什么会有这种事？
问号越来越多，像无数个钩子钩我的心。
……
3个人都一声不吭，终日躺在地铺上。一连躺了3天，没怎么吃饭。也许是这一星期批斗，弯腰挨撅，倾听声讨自己，消耗太大，我们整天躺着，话都懒得说。
小牢房里静静的，死气沉沉。满满一大盆小米饭原封不动放在地上，招来10多只苍蝇，嗡嗡地飞来飞去。
3天以后，脑子里才稍稍适应了点这个严酷现实。
深夜，一个念头划破黑暗：要活下去！黑暗马上把他吞没，但紧接着又一个念头划破黑暗：不服！无边的黑暗又把它吞没。
在绝望的深渊里，闪着一个又一个的念头，亮了又灭，灭了又亮……最后，只有一个念头越来越明晰：上告中央！
黑暗再也吞没不了这个念头。它越来越亮，燃成了一团熊熊大火。
马上给中央写信！
再也躺不住了，好像迟写一会儿，就有生命危险。我找出了那块窗户纸，开始想词儿……想了一夜，第二天提笔写。写了一整天又一整天，疯狂地写……向党中央申诉自己的遭遇。
这张不甚白的，很脆的纸成了自己的救命稻草，紧紧抓住。信终于写好，为防止释放时，会像海淀分局那样搜查，问任长发有什么好法子？他想了想，把一把扫帚拆了，将我的信放在中间，之后再把扫帚扎起来，绑紧。
小子手真巧，那扫帚给绑得和原来一模一样。
这天，哨兵把我带到赵干事那里。
赵干事指着厚厚一打材料：“在后面，所有你签名的地方都按上手印。”
这是我过去写的交待材料，一共有10本，全编了号。白纸封面。
按好后，赵干事一页一页翻着，让我把所有涂改过的地方都按上手印。然后，他让我在一张白纸上写：
以上材料，内容属实，全系我自己交待。办案人员自始至终执行党的政策，不存在逼供讯的问题。
林胡（手印）
完毕，赵干事望着我说：“我们是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办事，胡来是不行的。批斗回来后，我还批评了朝鲁。嗯，你的案子就了结了。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赵干事，这么处理不符合事实。太重了。”
“什么，够便宜你的了，还嫌重？”
“我明明不反党，不反毛主席，为什么给我定成反革命？”
赵干事严肃起来：“这里头属你问题最多，属你处理最轻！连帽子都没给你戴上。哼，你看看师里的报告吧！”
他在抽屉里翻了一下，拿出张纸递给我。这是铅印稿：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七师政治部关于现行反革命分子林胡罪行的审查报告
最高指示
全国人民必须提高警惕，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必须揭露！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必须受到应有的惩处。
……
鉴于林胡的上述犯罪事实，该犯已经构成思想反动，罪恶严重，民愤很大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并且关押期间仍不低头认罪，进行多种违法活动。我师政治部决定：将林胡开除兵团战士，逮捕法办，判处有期徒刑8年。
妥否，请兵团党委批示。
此报告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七师政治部（章）
1970年6月18日
我愣住了。就这点破事儿，要判8年！
“实话告诉你，对你的处理，方处长专门请示过北京军区保卫部，是经过军区首长批准了的。”
我哑口无言，8年刑都给免了，这么宽大，还说什么？
“哼，光你偷枪偷刀的事，就够判10年的。”赵干事咬着牙说。
“可是我，确实不……不是反革命呀！”虽然底气不足，心有点虚，还是把憋在肚子里的话说出来。
赵干事冷笑道：“刘少奇也不承认他是反革命呢。是不是反革命不能自己说。你不想当反革命就不要干那些事哇！而且这也不是哪一个人的意见，是兵团党委集体决定！”
“赵干事，但我确实不是反革命啊。”
“你的意思是共产党冤枉你了？”金鱼眼瞪圆。
“没有，没有。”我赶忙说。
“劝你还是老老实实，不要胡闹。出去后，你要还这么跟人说，那可就是翻案的问题了，罪上加罪！懂吗？再告你一遍，跟姓共的碰，绝没好下场！”
哨兵把我从团政治处大院押出来。回头望了望这个空旷整洁的院子，犹有余悸。
大门口处，树立着一块4米高，半米厚的红色语录墙。毛主席手迹：“为人民服务”，5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在红墙上龙飞凤舞。
傍晚，空气闷热，乌云密布。小牢房里憋闷极了。
我光着膀子，把脸紧紧贴在窗上，透过木板缝隙，大口呼吸。
黑压压的阴云好似千军万马奔腾而来。眩目的闪电一次次划亮天空，伴随着轰轰隆隆的雷声，狂风骤然大作，把尘沙、纸片、草叶刮得漫天飞舞。那枯瘦的小树急速摇摆；附近没关好的窗户哐哐地发出响声；小鸟叽叽喳喳，四处躲藏……紧接着，蚕豆大的雨点子掉在地上，噗噗作响，一转眼下起倾盆大雨。
我把鼻子伸向窗外，纵情呼吸着清凉湿润的空气。雨水溅了一脸。
大自然暴怒了，它在咆哮，它在冲撞，它肆无忌惮，它无所顾忌，哗哗倾泻……赵干事的小铐子屁也不顶。我呆呆地望着它过瘾。
黑沉沉的夜，雷鸣电闪，大雨滂沱。
惨壮的大自然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