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黄昏》1997版：回连监督改造—为回京苦干
回连监督改造
这是1970年8月下旬，秋收大忙季节。
连队的夜生活跟火车站一样紧张火热。场院上灯火通明，扬场机不知疲倦地吼叫着，把一道道粗粗的粮流射到夜空。扫麦皮的知青头披麻袋，紧张地挥舞扫把。扛麻袋的被压得哼哼哟哟，一趟一趟往库房里倒。屋里的墙上，晃动着拖拉机灯光，轰轰的马达声把人们从睡梦中惊醒。深夜，从很远很远的麦地里，还传来康拜因的轰响。
粮食堆积如山。兵团组建后的第一年获得了大丰收（也是最后一个大丰收）。
七连又分来了一批天津知青。这些新来的人干活不要命，如同在马厩里憋久了的小马驹，到了草原拼命撒欢儿。人人都争先恐后干，想给别人留个好印象。
但我的生活却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1970年8月29日
昨天，赵干事通知我，让我回连。今天夹着那把扫帚，坐在了老姬头的大车上。沿途望着路边齐胸高的野草，又高兴又伤心。高兴的是总算自由了，伤心的是却成了反革命，如同白白的馒头上盘着条蛆。
老姬头对我还客气，允出一半大毡让我坐。
到连后，向指导员报了到。他正在场院指挥入库。
“指导员，我回来了。”
“嗯，什么时候到的？”他倒背双手，微笑着，一副居高临下样子。
“刚到。”
“嗯，以后你跟三班一块干活。”
“我住哪儿？”
指导员皱着眉头，沉思着：“连里刚刚新来了一批天津知青，房子很挤。”
“不是新盖了一排房吗？”
“没安门窗。”
“没关系，我就睡那儿吧。”
指导员点点头。
周围一大帮男男女女都停下了工作，静静地注视我。这些人大都是新来的。我低着头，缓缓离去，双腿仿佛有千斤之重。
从库房里取出了自己的行李，又潮又湿，带着浓浓的霉味儿。衣服包里，好一点的衣服全不翼而飞，所幸摔跤衣和拳套还在。问保管，衣服怎么都丢了。他说是雷厦收拾的，丢了找他去。这保管原来很老实，现在对我不冷不热，真是墙倒众人推。
在新盖的那栋房里，铺上点苇子，搭个地铺。屋里没门窗，早晚很凉，我把屋里的碎土坯头堆在门口，防止鸡猪到床上拉屎撒尿。
从没当过反革命，从没过过反革命生活，现在开始亲身体验了。一定尽量少说话，不卑不亢，保存好自己。
得悉，雷厦调到十连，山顶调到九连，金刚还在七连。把我们完全拆散。
1970年9月1日
烈日当空，万里无云。
今天备土脱坯。自己远离大家一个人干。光着膀子，一锹一锹整整挖了一上午。吃过午饭后，又整整挖了一下午，中间除了尿尿，一分钟也不敢停，总觉得四周有许多严厉眼睛在盯着我。一锹土看上不多，挖一天却能堆成蒙古包那么大一堆，挖到最后，往上扔一锹土，得倾尽全身之力，否则土又沿着斜面滚下来。
长时间单调地干，脑子变得很僵，似乎塞满了泥土，什么思想也没有。
踩铁锹，踩得脚心很疼。手上也磨了好几个血泡。
晚上疲劳之极，仍坚持着找排长蒋宝富谈了谈。在昏暗的小油灯下，我坦率地告诉他，批判会上说的很多都不符合事实。我一不反党，二不反毛主席，根本不是什么反革命。
蒋宝富的小眼睛轮子似地转着，里面闪着几丝兴奋，几丝同情，几丝好奇。他摇晃了几下长脑袋说：“你是不是反革命我不管，反正兵团是那么定的。不过共产党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我们对你也要讲政策。”
1970年9月3日
在去坯场的路上，天津知青皮金生向我点点头：“嘿，白了啊。出来真还不如在里头蹲着舒服，哼，整天脱大坯，累得你肝儿疼。”
我没说话，叹了一口气。
“嘿，还没见瘦。不亏，真的，我想蹲都不让我蹲。哼，养得白白胖胖多好！”
我不知他什么意思，感慨道：“你是没蹲过，蹲几天就知道滋味了。”
皮金生留着笔小胡子，身体很壮，善踢足球。好奇地问：“你不觉得宽大你了吗？”
“宽大个屁！这么处理根本不符合事实。”
皮金生睁大眼睛：“可人们都说对你最宽大了，原来说要给你判刑的。”
我据理力争，向他逐条驳斥了自己的所谓罪状。他听后同情道：“慢慢来吧，慢慢地你就会好起来。”说完从口袋里掏出几个沙果硬塞给我。心里热乎乎的，当初我和王连富打完架后，他曾拍着我肩膀，连称：“哥儿们镇了！哥儿们镇了！”
今天得知王连富死活不回七连，已调到三连赶大车。太好了，否则我非倒大霉。
1970年9月7日
穿着露脚趾头的破解放鞋，给刘英红她们班和泥抹猪圈。双手裂满了小口儿，刚开始干时，手指头根本伸不直，稍不注意就钻心疼。
一看见刘英红温敦敦的面孔，就想起在批斗大会上那刻毒的咒骂，这怎么会是同一个人呢？真令人难以置信。总想找机会看看她的眼睛，寻找里面有没有隐藏起来的同情，可是她的目光总躲着我。
凭着直觉，能感到韦小立也在附近。她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每逢远远听见她吆喝猪的声音，心里就咚咚跳几下，不由得竖起耳朵。虽然低头干活，眼睛又近视，但总能准确判断出那群猪及她的位置。右边、走动、站住……异性间的生物雷达，比最精密的电子仪器还灵。
挑水时，和她在井房碰上。她一认出我，赶忙离开井房，在外面等着。心里直发酸，闭上眼，咬着牙，飞快地打好水，挑出井房。人一成了反革命，就好像成了剧毒物质，不能挨近。
回到泥堆，深深地弯下腰和泥。烂泥堆才是咱应该呆的地方。
1970年9月8日
今天，上会计屋领自己的工资。
会计陆彬冷冰冰说：“让指导员开条来。”
兵团并没说停发我的工资，他凭什么要我开条？明显的刁难。他要有点同情心，绝不会来这个。过去，跟锡林浩特知青没搞好关系，现在只好吃苦果。下班后找到指导员，在我的要求领工资的条子上签了字，陆彬才给了钱。
1970年9月9日
今天，找指导员谈了谈，结果被狠狠地训了一顿。
我十分恳切地说：“指导员，我确实不是反革命……”
他的脸马上阴下来，不客气地打断我的话：“哼，你干的那些事判个十年八年的完全够格儿。这么处理你够宽大的了，可你对自己的罪行却一点没认识。回连后，四处跟人说你不是反革命，冤枉你了。告诉你，林胡，团里有指示，你不老实，随时可以对你进行批斗。我奉劝你还是老实一点。”
见指导员这样训我，痛苦万分地嗫嚅道：“我是老老实实的啊，每天刷盆洗碗，扫地倒土，加班加点，拼命干活，够老实的了。”
他大眼珠一转，冷笑着：“什么，天天刷盆洗碗怎么了，为人民服务吗，加班加点怎么了，我还常常加班加点呢，劳动改造就得多干点，要不怎么叫劳动改造？现在对你够可以的了，不要不知好歹。本来，你回连的那天，团里就让开个批斗会，可正赶上秋收，连里工作很忙就算了。你要是再这么四处嚷嚷冤枉了你，就不要怪我们做领导的不客气了。”我低着头，看着自己的双脚。
外屋，蒋宝富正帮着指导员家砌炉灶。那公家的绘着蒙古花纹的红柜上摆满了锅碗瓢盆。“哼！你的一举一动我都掌握，别看我和你不在一起。七连广大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以后要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不许胡思乱想，对你的处理是兵团党委定的，你只有低头认罪才是惟一出路！”
我耷着头，深一脚，浅一脚地回到自己屋子。
1970年9月11日
天津新来的知青刘福来下午见了我面，突然笑嘻嘻地打起招呼，问寒问暖，把我搞得不知所措。最后他收敛起笑容，正正经经问：“有钱没有？借哥儿们几块，我买巴勒登的马靴还差一点。”
我工资就那么一点点，很多东西都缺，需要买，哪有钱借给他呢？很抱歉地回绝。
他失望地走了。
1970年9月13日
清晨5点，兵团战士们还在酣睡，我已奉蒋排长之命去井房压水。要在上班以前，把坯场上大大小小十几个水坑灌满，以便一上班就能干活儿。
防风、山萝卜、锦鸡儿等许多草都枯萎了，只有丝石竹像几片稀疏的小雪花悬在枝头，纤细的茎杆上挂着密密麻麻的泪珠。
秋天的早晨最凄清，真让我害怕。
劳累困顿了一天后，躺上床就着，睡觉把一切人间的苦痛全吞没了。忘记了自己是反革命，忘记了周围人的冷眼。偶尔还能做一个甜甜的梦。然而早晨一睁开眼，那自由了一晚上的灵魂又被反革命枷锁套上，好别扭啊！休息一夜，已麻木一白天的神经又变得对痛苦异常敏感。人在倒大霉时，早上刚醒来的那片刻最难受。
晨曦的天空，碧蓝碧蓝，可是却很冷。草上、地上、墙上、水车上……都凝着一层白霜。
天完全亮了，已经压了1000多下，连里还一片寂静。
1970年9月14日
和指导员谈完话后，再也不敢对别人说：“我不是反革命”了。除了每天写日记，和日记说话外，跟谁也不说话。每天总低着头，不看任何人，不理任何人。拼命干活儿，把自己躲在泥巴里。
最害怕再被拉到全连人面前批斗。
没有脸盆，总顾不上买。只早晨到井边的马槽里洗一把脸，经过一夜的沉淀，马槽里的水清澈见底，绿汪汪的。当我俯伏在槽边呼哧呼哧往脸上泼水时，感觉这样子和一个电影里的人有点像，但记不清是什么电影。
1970年9月15日
已经一个多星期了，两个班脱坯，就我一人和泥，从上班到下班一刻不停地干也供不上。齐淑珍还老挑刺，不是嫌泥和稀了，就是草少了，或者有疙瘩。这位女排长心细如发，泥里如果有一个乒乓球大的泥块，就让我重新和。好不容易和好了一堆泥，他们也不爱惜，总拣好叉的用，不一会儿就光，我把剩下的一大片泥底敛到一块，再重新和。
刚开始，新来的知青对我还客气，但在排长的影响下，越来越横，好像这才成熟，这才有立场。那个刘福来，因为没借钱给他，对我尤其恶，一会儿让我用二齿捯一捯，一会儿让我用脚踩一踩……纵情享受着随意支使我的乐趣。
看他那神气劲儿，好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还以为自己多能。
1970年9月16日
天天总浸在泥水里，双手裂了五六条口子。皮肤好像得了癣，一片一片地掉皮；脚也裂了两道又长又深的口子。为了把泥和好，需要用脚踩。有时踩泥巴时，泥里的细草恰好扎进脚心上的裂口里，疼痛钻心。
挥动二齿捯呀，捯呀，无休无止地捯，连直一下腰喘口气的功夫都没有。不管男女，谁都可以随便指挥我，甚至小白音的话，我都得像圣旨一样执行。这孩子才15岁，还常常尿炕，父亲是本地一赶大车的。
身旁的刘福来和几个穿得干干净净的姑娘聊天，不时哈哈大笑。我发现这小子流里流气，特爱耍把人。当我口渴趴在马槽上喝水时，他就在旁边快活地吹口哨，跟女的挤眉弄眼（牧民饮马时，习惯吹口哨，据说马可以多喝点）。
晚上累得一点力气都没有。腿上、胳膊上沾着一块块干泥巴就倒在地铺上。即使有劲也不敢把泥巴去掉，汗毛与干泥块凝固在一起，搓下去极疼。
1970年9月17日
关押期间，那个一个劲往牢房里看，跟我打架的大黑个子，原来是七连新来的天津知青张宝峰，外号大傻。被调到团部运输连开汽车后，趾高气扬，跟谁都搞不好关系。一次他穿着花格格衬衣，叼着烟卷，戴着墨镜，在军人服务社跟女售货员吵架，被李主任看见了，狠训了一顿，当即退回七连。
大傻回连后，一见我就面带笑容，伸出手说：“哥儿们错了，都怨哥儿们有眼不识泰山。”
我自然不愿打架，顺水推舟地跟他握了握手，寒暄几句。
蒋宝富知道后，马上找我谈话，了解事情整个经过。
第二天上午，男生排停了半天工，开会批判张宝峰。
会议中间，老蒋把我叫到会场，让我向大家讲述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一进屋，金刚正在发言：“……不分敌我，向一个反革命分子赔礼道歉，和反革命分子称兄道弟，这是严重的丧失阶级立场……”一看见我，马上沉默，很有点尴尬。
我站在门口，向大家讲完经过后，连连说：“这事全怨我态度不好，没遵守关押的纪律。”
老蒋说：“你去场院干活去吧。”
会场上气氛很紧张，大傻汗流满面，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能猜到离开后，他们怎样批判大傻，怎样把我说得多反动。但不愿深想，只要不当面骂，让他们批判吧。
1970年9月19日
李主任领着团秋收工作组住在七连。他很少到男生排来，最爱去女生宿舍了解情况。听女生们闲聊时说，他喜欢掰腕子，常把小姑娘们拧得吱吱乱叫。
没见过他干活儿，经常提着半自动到草原里打灰鹕、地普。平常我遇见他，头一低就过去，不想跟他说话。
今天下午，在全连大会上，李主任讲话时点了我的名。他以长辈的口吻说：“你们连有个别同志幼稚得很，一点阶级斗争观念都没有，竟然向林胡赔礼道歉！林胡是个什么东西？现行反革命分子，怎么能这么没有立场呢？张宝峰来了没有？你要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还得了？不要逞什么英雄，林胡那两下子不挺厉害吗？往台上一撅，小鸡腿照样打哆嗦！”
我在门外听到这话，好像皮鞭抽在脸上，疼极了。
1970年9月20日
连里的气氛冷如冰。刚开始的好奇消失，代之的是冷漠敌意。特别是女生，一见我好像见了大强奸犯，躲得远远。
给韦小立的信，指导员在全连大会上念了，说我很会勾引妇女。日记里反省的那个事，也被兵团战士当成了大逆不道，道德败坏，为我招来极度鄙视。
被子扯破了，拿到赶车的老常家，想请他老婆用机器补补。他老婆开门见是我，面露惧色：“林胡啊，不是我不想给你补，这两天你老常叔刚为换马的事挨了指导员批评。要是他知道我们帮你补了被子，不定给你常叔扣什么大帽子哩！唉，实在是害怕哟！”她四下看了看，又低声说：“指导员整天瞪着眼，找我们的茬子……”
我愣住了，不知说什么好。
她向我干笑一下，忙把门关上。
这小小钉子碰得我呆若木鸡，拿着被子，茫然伫立。
休息时，我去马车班看看报纸，只去了两次，班长马慈爱就冷冷地对我说：“你以后不要总到这儿来了，连里规定不许乱串班，丢了东西不好说。”
到五间房干活，我晚了一步。大车走了，只差几十米。我赶忙跑着追，并大声喊：“等等……”车上坐着10多个兵团战士，没一个人让赶车的停一下。他们好奇地注视着我焦急地奔跑。
离大车越来越近，眼看就可以扒上车，只听一声鞭响，4匹马大颠了起来，我一下子被甩在了后面，车上的小青年欢呼着，怪叫着。
过去，谁对我的狗稍微横一点，就好不恼火。进马车班时，王连富冷冰冰的没笑脸，一直耿耿于怀，可是比起现在遇到的又算得了什么？
那一道道轻蔑的目光好像烧红的烙铁，烙在我脸颊上，烙在那皮肉最薄却聚集着最多自尊细胞的地方。
我真担心自己受不了。一个人的脸能承受多少烙铁啊！
1970年9月24日
今天中午吃肉包子，对于每月只有百分之十白面的内蒙兵团战士来说，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饭刚一打回来，班里那帮天津知青就一窝蜂拥上去，拼命抢着，生怕包子不够吃。我自然不能和他们一起抢，也反感这样干，就走了，等他们都拿了之后，才回来。这时桶里只剩下一堆烂糊糊的包子皮。为了干活有劲儿，只好硬着头皮吃。
这些天津小痞子，贪心得很，抢了许多包子，吃不了，就只吃肉馅，把皮扔回饭桶里。
那一堆包子皮残碎不堪，油汪汪的，好像一堆在嘴里咀嚼过又吐出来的秽物，吃得我直恶心。
没饱，又到食堂要饭。在昏暗的伙房里，杨淑芬睁着圆圆的大眼睛。那瞳仁黑白分明，闪闪发亮。听说我要馒头，赶紧从笼屉里拿了两个递给我。
心里万分感谢，但没说话。
1970年9月29日
今天中午，在男生排山墙处看见金刚独自拉琴。四下无人，我坐在了他身旁。
他瞥了我一眼，沉默不语，并没要走的意思。
“金刚，你准备什么时候回家？”
他面孔严肃，两个镜片闪着白光，正视了我一会儿说：“你是我毕生中第一个看错的人，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什么人？”
“自私、卑鄙、虚伪。”
我急忙解释。他连听也不听地站起来，冷冷说：“为了一个女人，不惜出卖你最好的朋友。”
“是雷厦先出卖的我呀！”我大声喊道。
可是他已扬长而去。
我怎么出卖朋友了？把那封信提前几天给韦小立，怎么叫出卖呢？雷厦混过去了，我却成了反革命，还这么狠的骂我！情绪沮丧极了，晚饭一点胃口也没有。
1970年10月1日 国庆节
天空阴暗，飘着稀零零的雪花，窗户和门洞张着大口，呼呼地吹进冷风。我蜷缩在皮得勒下面，尽情享受着小憩的甜蜜滋味。
这是回连辛苦劳动了一个月后的第一次休息。一动不动躺着真舒服，真美妙！跟摘了背铐一个滋味。就这么躺了整整一天。
回想这一个月，天天都在拼命，榨尽身上最后一点力气去挖土、和泥。一天10小时的苦力真能把全身每一个关节磨下去一厘米。
为了不让那些虎视眈眈盯着我的人，挑出毛病，为了争取不明真相的人的同情，咬着牙苦干，受了批判的大傻现在猛跟我划清界限，猛汇报我。晚上到小树林转一圈他汇报，去食堂要了两个馒头他也汇报，积极得可笑。
也有人真好。如张韦竟敢当着指导员的面，给了我一块从家里寄来的月饼。他当时刚收到家里寄来的吃的，可能是高兴坏了，在场的谁都给了一块。
还有天津知青小老，食堂吃饺子时，他走在我前面，一手偷偷伸到背后，递给我一瓣蒜。
白天过去了，除了一头猪，没人来我的屋。自己缩在皮得勒下面躺着，尽情吮吸着一动不动躺着的美妙滋味。
夜静悄悄的，北京现在一定很热闹。天安门广场上放着焰火，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而眼前却是一片昏暗。粗糙的土墙上干裂了许多细缝：地上散乱着一丛丛苇子；干瘪的水桶上粘着洗不掉的水泥渣。
1970年10月5日
昨夜加夜班，是对自己意志、体力、内脏的又一次考验。白天在坯场上挖了9个钟头的土，除了两次小便和吃中午饭，中间没休息一分钟。这挖土在脱坯里是最枯燥，最累人的活儿。从早到晚蹬铁锹，蹬到最后，脚心特别特别疼。
整整一白天，胳膊扔了上千锹，脚也蹬了上千锹，眼睛发直，胳膊、腿也都灌了铅一样的死沉，心里暗暗盼着太阳快快落山，快点下班。
吃过晚饭，正躺在毡子上小憩，蒋宝富专门来通知我到场院加班：扛麻袋入库。心一下子凉了。挖一天土，力气全用光，再去背麻袋怎么受得了？一千个不想去，一万个不想去。可是没法子，指导员在库房亲自督阵。
“脱一天大坯，晚上还背麻袋，这不要咱盒儿钱吗？我操他沈大肚子的妈！”大傻骂骂咧咧地来了。
刘福来愤愤地说：“指导员怎么不让二排来？就会巴结女生！”
入库的是糜子，死沉死沉，每袋都在190斤以上。一袋、二袋、三袋……越到后越费劲，因为糜子多了，踏板总被埋住。脚直接走在糜子堆里，软绵绵的像趟沙漠。糜子比小麦滑溜，背上一麻袋，踩在上面，能陷到小腿肚子深。一步一步摇摇晃晃往里走。
别人可以把麻袋倒在门口，我得倒在里面，要背着麻袋走到糜子堆最顶上。虽就几米路，却非常消耗。因外面低，里面高，而且库房里灰尘弥漫，特呛。
刘福来很机灵，找了个解麻袋绳的轻闲活儿，大傻撅着嘴，慢腾腾地背着麻袋，别人扛第二袋，他一口袋还没倒完。
一拖车卸完后，大家马上东倒西歪靠墙根坐下，盼着装麻袋的拖拉机晚点来，好多歇一会儿。可是不过20分钟，满载麻袋的拖拉机又突突突地开过来。
“往里倒！往里倒！都倒在门口，下一车怎么办？”指导员怒冲冲吼着。
别人背完一袋后，可以歇那么半分钟，我却不能。指导员的目光老盯着我。在快累趴蛋的时候，歇这半分钟太重要了。有这半分钟就可以再坚持一阵子，没这半分钟就虚得重心不稳，腿发软。
三四十度的糜子堆，往上走一步，五脏六腑都得使劲。挖了整整一天土后，再背190斤的麻袋，再往上爬那软溜溜的糜子堆，再一口气扛八九袋，再干到深夜12点，所做的功比场院上的骡子绝对一点也不少！即使我体力再好，小腿肚子再粗也吃不住呀！
干到最后，晕头转向，腿一软，跌倒在糜子堆里。
指导员的声音又响起：“不要倒在门口，怎么说了不听呀！”
他一点也不知道背190斤的麻袋，爬三四十度糜子堆的滋味。我实在没劲了，爬起来，双腿跪在糜子堆里用力推，用力揪……那圆鼓鼓的麻袋像粘住了，一动不动。下巴顶住麻袋，在松软的糜子里扭呀，拖呀，滚呀……一寸一寸往上蹭。拼老命把这口袋扭到库中间倒了出来。浑身上下全是尘土。鞋帮、脖子、头发全是糜子粒。
这袋完了，定定神，又是一袋。胯骨压得吱吱响，小腿打着哆嗦。咬牙坚持着，颤颤巍巍地背，一直背到夜里一点。真不敢相信自己居然能挺了过来。身子软得要倒，此时此刻，相信连七八岁小孩都能一拳把我打个跟头。
当我披上衣服朝宿舍走去时，黑暗中听见大傻对旁人说：“唉呀，这小逼孩是他妈有劲。”
说错了，不是我有劲，是大棒有劲儿。指导员说：“不老实随时可以批斗你！”就是辕马屁股后面的棒子。
10月X日
锡林浩特知青好不得意，北京知青四分五裂，分崩离析，对他们威胁全无。
托郭北去西乌旗给我买双皮鞋，他推说时间太紧而拒绝，别人让他带东西，却笑嘻嘻地答应。他还大言不惭地向我要拳套：“你应该改邪归正，不要再动拳脚了，把破拳套就给我吧。”
我说：“不”。
楚继业帮助他说话：“你玩儿这个对思想改造不利。贡献出来，让大家练练嘛。”
“不，我的拳套有纪念意义。”
10月11日
10月份工资刚发就丢了，十四块四。
成天干活儿，累得要命，钱的概念麻木了，领了工资就随便塞在棉衣口袋里，像塞团手纸。可是发现丢了后，又特心痛，悔恨交加。
丢了钱也没法找。告诉了排长，他说调查一下，但也就是应付应付。当了反革命，连抓小偷的权利也没有。即使知道谁拿的，也没力量要。本来就让人监督改造，得罪了小偷，更要招祸。只好自认倒霉，不再声张。小偷真聪明呀，偷反革命的钱最赚了，领导不管，本人不敢追查，又符合一打三反精神。
从团部牢房回来，真是一贫如洗，衣物丢了不少。只剩下两个破褂子，一床破棉被。难道反革命的东西就可以随便偷吗？我找指导员请求帮助找，他一本正经说：“你的东西是雷厦保管的，丢了找他去。”
可是雷厦已调到十连，我怎么找？
已经给家去了好几封信，都没回音，现在就全靠这一点钱为生。原计划用这月工资买一双翻毛皮鞋，省得挖土脚心疼。还得买枕头，买脸盆，买绒衣绒裤……钱一丢，什么也没法买了。
10月19日
天气一天天冷了。早晨，马槽子里的水结了一层薄冰，寒气袭人。
给新盖的食堂上笆泥。
我赤着脚在冰冷的泥水中，飞快地挥舞着二齿。刘福来和大傻缩着脖子，又跳又跺脚，双手捂着耳朵，冻成那样，还有心思互相骂着玩儿。
“你妈逼！”
“你妈逼！”
……
一来一往，不知厌倦地重复着这3个字。
和完泥又开始扔。食堂比一般房子高，往上扔泥是最累的活儿。他们三四人轮流扔一堆泥，我一人扔一堆，没人替换。扔呀扔呀，一下一下用力扔。好像扔光了这堆泥就有了出路。头发上、背上、胳膊上、脸上全是泥浆。
一大堆一大堆的泥被扔到了房顶。
仿佛听见老姬头对另一个农工说：“林胡这小子有精神病吧，咋那么疯干。”
周围景物在泥点子里越来越模糊。
中午吃小米饭，刘福来挺热情地给我盛了一碗菜。但觉得有点少，看看别人碗里，是我的二三倍。一下子就火了。我把菜倒进桶里，又重新盛了一大碗。伙食费一分没少交，活儿一点儿不少干，为什么这样？
刘福来满不在乎地笑着。对这天津的小毛孩越来越反感。
下午继续往房上扔泥。
晚饭，每人就3个馒头，实在不够。我吃完了又到食堂去要，如果馒头不给，来点小米饭也行。不料，新上任的炊事班长张芳玲绷着脸说：“你们排长说了，不让食堂给你。让你在班里吃。”
尴的我没话说。
晚上去场院加班，差一个馒头就是不行，饿得难受。不明白蒋宝富为什么不让炊事班给我吃的？他不是要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吗？
10月20日
寒流来了。全连停工学习。我无权学习，回到自己屋里。为御寒，捡了一张大生牛皮挡住窗户，又捡了一个烂皮裤，扯开堵严余下的窟窿。门用一个沾满白灰的破马槽挡住。屋里很暗，总算不漏风了。
我龟缩在皮得勒下面，望着屋顶，那椽子和柳笆好像一个巨大的筐倒扣在头上，开始胡思乱想。
不让学习也好，躺着休息。过去我虽不善言谈，不善交际，但有朋友，有拐棍，日子还过得去。可现在却众叛亲离，身边没有一个可以对之倾诉憋在心中委屈的人。我把想说的话一封一封写在信上，寄给母亲，却没有回音。
莫不是人一当了反革命，连亲娘都不认了？
说话一定要注意，千万小心，汇报我成了班里小知青的一项任务。真是到处都是眼睛。窗户上有、墙上有、角落里有、厕所里有、草原上有……
在这样的环境下，玩儿命干活儿是我惟一保存自己的救命稻草。每天干活回来，累得往铺上一躺，根本没力气洗，连上厕所都懒。5个手指头全伸不直，满是裂口。
傍晚，一头黑猪哼叽叽闯进屋，乱拱乱啃，几乎要啃到我脸了，用半块土坯狠狠砸去。它嚎叫着蹿出门。反革命把人的性格也扭曲，成天卑躬屈膝，只有对猪，才能表现出一点男人的勇猛。
从早到晚俯首贴耳，俯首贴耳……耻辱啊！
10月23日
学大寨变冬闲为冬忙。连里不顾气候寒冷，决定突击挖一条水渠。别人规定一天挖3米，我被规定5米。下午干完后，老蒋走过来，验收质量。
“完啦？”
我点点头。
“这斜面不平，用铁锹拍拍。”
我边拍边说：“这也不是造飞机，差不多就行了。一流水，多平也要冲坏。”
刘福来一下子蹿过来，气冲冲地说：“嘛，学大寨差不多行吗？”
我像被蛇咬了一口，打了个寒战。
“排长，他散布反动言论，斗小逼孩的！”
老蒋皱皱眉头，生气地挥挥手。
“嘛，指导员不是发话了吗，不老实就斗逼孩的！”
我不敢言声，一说话就得和他干起来。赵干事的影子还在，他那一堆黑黑的小铐子记忆犹新。
老蒋劝解着把他推走：“晚上再说，晚上再说。”
走了老远，还听见刘福来的声音：“这小逼孩的一点儿也不老实，别看他不言不语的，可狂了。”
下了班，不敢回自己屋，先到了连部。指导员不在，只有文书楚继业。
我向他讲了这情况，请他主持公道。
他严肃地说：“你先回班里去。等我们把情况了解清楚了，再处理。”
我问：“回去，他们要斗我怎么办？”
脸上有几颗麻子的文书开导说：“这是一个改造思想的好机会吗，思想改造是痛苦的，不触及灵魂不行，只有触及了灵魂，才能改造好。”
我默默无语，心想锡林浩特知青与北京的再有矛盾，也不应这么把我往火坑里推。
“你回班里去吧，我有事要走。”他催促着。
没办法，只好离开连部，提心吊胆了一晚上。谢天谢地，没有把我叫去斗。
10月25日
今天早上，看见李晓华正在系马肚带。那马很不老实，她使劲一勒，马就回头咬她一口，后蹄还不住地乱蹬，急得她满脸通红。我赶忙走过去，她一见我要帮她，好像厄运临头，离老远就大声说：“我自己来，自己来，没事。”
以为是客气话，没停下脚步。她却瞪着我，严厉地说：“不用，不用！”口气极硬。
难道反革命连帮人卖卖力气的权利都没有？我呆呆站着，望着她那双美丽眼睛，默默想：“李晓华呀，当初我和王连富打架，也是为了替你出口气，现在你却这个样子对我！”
真惨，自己怎么陷入了这种境地？回连那么些天了，就没见到一张朝我真诚微笑的脸（大傻向我道歉无非是怕我揍他。张韦是收到家里寄来的东西，高兴得忘了我的身份）。我盼着有人向我微笑一下，如果十块钱能买来一个真诚的微笑，我情愿每月花十块去买。钱有什么用？一个月见不到一张向你友好微笑的脸才最难忍受。
现在，很希望能得到人们的同情，哪怕是怜悯。过去对同情这东西不了解，不太介意。有人鄙弃同情怜悯，以为接受了是耻辱。现在我明白了，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人，连垃圾都能吃。拒绝别人同情不是他处境还好，就是他得的同情太多，来得还容易。
去年现在，正绞尽脑汁，写血书，想法让指导员批准给自己枪。一年后的现在，却变成了这个样子！
以上是我刚回连这一段的日记（经过了整理）。
这一阶段，自己干活不是一般地干，而是狂热地干，拼命地干，天天都在累趴蛋的边缘。为什么呢？事实上并没有坐牢杀头之危。
或许是那惊心动魄的批斗会真把我斗伤了，斗成了惊弓之鸟，一听见批斗会就紧张，在它的恐怖魔影下，我不敢偷懒，一味猛干！
所谓批斗会就是用暴力把一个人的身躯。四肢、五官、表情弄丑，在成千上万人面前展览，一个大活人被当成动物园里的野兽供男女老幼观赏……还有什么羞辱人的方式比这更甚呢？秦始皇的暴行数不胜数，却没听说过大秦王朝搞批斗会。
对有点知识，有点自尊心的青年人来说，在那黑压压的人群面前弯腰撅腚，跟往指甲盖里戳钉子一样可怕！
当初，为了打饭路上和韦小立相遇那几秒，花费了多少心思打扮，用热水洗，用毛巾搓，非把脸擦红为止，还打许多香皂，让脸上有股香味。临出门前要对小镜子照半天……可是一场批斗会就把这苦心经营的形象全毁灭。我被迫歪着脖子，扭着双臂，弯腰屈膝，痛苦得龇牙咧嘴，站在自己所膜拜的女神面前！
想起来，心里就打怵。数月不见，小伙子总要打扮得漂漂亮亮与心爱的姑娘会面。而我关了6个月后，是在一个凶恶的批斗会上与韦小立重了逢。早晨连脸都没洗，蓬头散发的。
实在是怵批斗会，害怕再让她看见自己被撅挨斗的丑态……拼命干活，老老实实，规规矩矩，让人挑不出一点毛病，让谁都找不到借口把我弄到批斗会上。
但是，这口气并没有服。给党中央的申诉信草稿早已写好，那把扫帚就放在自己的褥子底下。
当我面目肮脏，衣衫褴褛地蹲在没门窗的屋里，把头伸进瘪水桶，像野狗一样喝冷水时，不相信这辈子就永远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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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冬季后，活儿渐渐轻了。
连里决定由蒋宝富带着几个犯错误的兵团战士和三个牧主上山打石头。打石头是连里公认最苦的活儿，又累又费衣服，怎么让一排长老蒋带队呢？
原来蒋宝富和小四川吵架，说错话，倒了大霉。
一天晚上，锡林浩特知青小四川开玩笑说：“蒋排长，你长得有点像‘红灯记’里的王连举。”
老蒋一下子翻脸：“你别他妈诬蔑。老子是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员，你小鸡巴崽子什么东西？”
小四川嘲笑道：“别看你现在喊的凶，苏修来了，你头一个当叛徒。你那个揍性就是一副叛徒相。”
老蒋气得睁大眼睛，使劲拍着胸脯嚷：“就这揍性，共产党员，你是吗？共产党员！”脸上焕发着炫耀与憎恶的光。
“王连举也是共产党员，你这党员有啥了不起？就会往自己箱子里塞别人东西。”
老蒋不理睬小四川的揭短，双臂抱在一起，洋洋得意地喊：“共产党员蒋宝富，扎根边疆干革命，打倒刘少奇，紧跟毛主席！气死你小尿炕的死臭逼！”
他摇头晃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结果有一遍重复错了，把毛主席和刘少奇位置颠倒。
小四川激动地吼：“好，你喊反动口号，你是现行反革命！”
老蒋的小眼睛瞪得如铜铃，鼻孔鼓起两个泡，恨不得把小四川吃了。他唾沫星子四溅：“放你娘的狗屁，我没喊，我就没喊，我不承认你没治！”
小四川马上到连部汇报，说蒋宝富喊反动口号：“打倒毛主席，紧跟刘少奇！”
沈指导员当即指出他重复反动口号，罪上加罪。小四川哪知道有这规定，又跟指导员大吵一架。但当时在场的几个知青都证实蒋宝富确实喊了，指导员只好将此事报告到团“一打三反”办公室。
最后给蒋宝富来了个留党察看，撤销排长职务；给小四川来了个行政记过处分，理由是重复反动口号。
小四川不服，到处告状。而老蒋却蔫了，见谁都点头哈腰，面带笑容。为了给他个立功赎罪的机会，指导员让他带队上山打石头。
刘福来因为给李晓华写交朋友的信，在全连大会上做检查，被罚上山打石头。大傻因为没开上汽车，闹情绪，老请病假，也被发配到山上。
得知让我上山打石头，非常高兴，总算离开了这个可怕环境了。我宁愿远离社会，到最荒无人烟的地方受苦，也不愿在一帮小青年的监督下生活。
而且打石头也练块儿，对身体有好处。
12月的一天，我带着自己全部家产：一个行李，一件得勒和那把扫帚上了山。
石头山在一连（白音得勒）附近，距连部有30多里。环顾四周，都是缓缓鼓起的山峦，草很矮，方圆五六里，见不着一户人家。山上除了星星点点裸露着的风化石以外，全被一层稀疏的枯草所覆盖。有的地方耗子洞很多，老鼠溜出的土道儿，把各个洞口连接起来。
两个蒙古包就扎在距山顶200米的山坡上。
老蒋和我、道尔吉、牧主贡哥勒、巴勒登住一个蒙古包。刘福来、大傻、老穆等几个天津知青住另外一个包。
没想到和道尔吉、贡哥勒在山上又见面了。
道尔吉有匹褐栗马，号称日行800，被指导员看上了，想换。他不换。后来指导员借口战备需要，硬收回了那马，送给团部李主任。道尔吉闯到连部大闹一场，骂指导员就会溜勾子……指导员见他疯疯癫癫，没答理他。
1970年春天刮大风时，小孩玩火，把道尔吉蒙古包烧着了。接着风又把火星子刮到牛粪堆上……他发现后，赶忙招呼全家人去扑灭外面的火，结果蒙古包给烧掉一多半。
指导员在全连大会上批评他不注意防火，又表扬他能先救国家，后救自己。有些知青还给他捐了一些钱和粮票。但他人缘差，爱穷正经，得罪不少人，捐得不多，家里一直穷惨惨。
11月某天，白毛风来了。他的羊群顺风乱跑。骑骆驼圈羊时，骆驼不慎跌倒，把腿迭瘸，他自己也摔得走不动道儿。指导员这回报了仇。逼他写检查，扣了他30块钱，还不算工伤。道尔吉找指导员说理，吵了半天，结果连羊也不让他放了，被赶上山打石头，否则没工资。
为养活一家老小，道尔吉只好一瘸一拐上了山。可是腿老疼，干不了活儿，整天躺着。骂指导员溜勾子终于得到了报应。
想当初他威风凛凛要打死英古斯的模样，想当初他四处造谣，说我掏刀威吓了他，今天这下场也挺解气。但同是沈指导员专制统治的受害者，我对他又有些同情。
骆驼腿比人腿重要，这就是我们七连的现实。
老牧主贡哥勒还是那个样子，见人总是谦卑地笑，不管你是干部还是犯人。他成年累月一言不发，眼神浑浊又和善，一咳嗽起来，没完没了。那两个得勒袖子，被嘴巴擦得油污发亮。
老蒋犯了错误，自然憋着劲，要到山上大干一番，把丢掉的官儿再捞回来。每天早上，天还黑着，他就吆喝大家起床，谁不起来就掀谁的被窝。恼得刘福来在背后骂他是“周扒皮”、“发情的大叫驴”……成天咒他生了孩子没屁眼儿。
两个牧主和我轮流早起为蒋宝富生火。他穿好衣服就领着大家上山干活儿，干到9点再下来吃早饭。
山上的石头都被土埋着，必须先剥开土层，挖很深才能见到好石头。地表上那些裸露着的石头都不能用，风化了。
外面寒风刺骨，石头坑里却热气腾腾。老蒋绷着脸，抡锤猛砸。其他人也都干得满头大汗，直冒热气。刘福来和大傻边干边互相骂，磨练着嘴皮子，妈呀、姐姐呀、小姨子呀、屁股呀，你来我往，对骂如流。
大家撬的撬，搬的搬，抬的抬，没人敢偷懒，零下几十度的严寒，稍稍歇一会儿就要挨冻。
石头堆一天天高起来。
新年前夕，老蒋从连部汇报工作回来，喜形于色：“哈哈，连里对咱们石头山评价挺高，在全连大会上还专门表扬了咱们。”
并带来了锡林浩特知青布伦格勒的桃色新闻。他和连里一蒙族女知青睡了觉。因为考虑到都是蒙族，从宽处理，只给了个团内警告处分。
转眼春节到了。道尔吉劝我：“回连地过年，一个人地在山上不好。我地帮你找地方住。”
我摇摇头。他的好意我领了，但不想回连。在石头山上过年，虽然苦点，但自由，想干啥就干啥。可回连就成了专政分子，一举一动稍不注意，就有人告到指导员那里。尽管连里有会餐，吃得好，也不想回。乐意和荒山、枯草、石头在一起。它们不会欺负我，监视我，密告我，哪怕啃大饼咸菜，也乐意。
道尔吉盖着两个得勒，半躺在牛车上。老牧主贡哥勒恭恭敬敬地牵着牛，一步一步走下山。
老蒋和那几个小青年洗得干干净净，换上新衣服，抹了浓浓的香脂，焦急地等着拖拉机。
临走时，老蒋皱着眉头，轻轻问：“林胡，我老婆坐月子，需要用钱，这月工资你能不能借给我？”
我的祸福安危都捏在他手心里，怎敢不借？
他们一走，感到了莫大自由，特别特别舒服。天渐渐昏黑，我往炉子里填了半簸箕牛粪，熊熊的火苗从炉门透出来，把我的黑影映在蒙古包壁上。小米粥的清香从锅里飘出。孤独一人多好哇，没人高你一头，没人专政你，可以为所欲为，作自己这个小天地的主人。
四外鸦雀无声，能听见自己耳朵里在响。
春节休息6天。自回连后，头一次有这样长的休息时间。机会难得，我决定修改并誊写给党中央的信。
那把扫帚就放在行李底下。
拧开细铁丝，取出草稿，就着煤油灯在膝盖上写起来。包里静极了，偶尔从遥远的地方出来几声寒风的凄厉嘶叫。
一天，二天，三天……
改完后，工工整整，一笔一划地抄好。初六徒步走到团部，用挂号把信发走。焦急、烦扰了多日的一件事，终于办了。不管有没有用，心里也觉得踏实一点。
1970年春节就这样度过。
初七，他们上山，津津乐道谈论着连里的头号新闻——王军医的风流事。他给女的看病，热情得出奇。这是继布伦格勒之后，又一起轰动全连的黄色事件。因为军医是现役军人，有老婆孩子，比知青搞，更具爆炸力。
杨兰兰是个挺可爱的天津女孩，外号小花猪。来兵团后，嫌脱坯太累，总想找个轻闲工作。她看上了卫生员这个位置，三天两头往卫生室跑。王军医答应推荐她到团部医院学习。一天深夜，上哨时，她去卫生室取暖，军医把她留下了。这样，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发生了许多次关系。
后来无意中，被人发现，指导员找军医谈话。军医痛哭流涕，捶胸顿足，发誓要重新作人，请求指导员不要张扬出去，给他一个机会。否则实在没脸活了。
指导员看他可怜，担心真想不开，出事，答应保密，观察一段表现再说。
可过了一段后，军医仍和杨兰兰干，并导致杨兰兰怀孕。王军医急坏了，让女的骑马狂跑，希图颠流产；给女的吃药打胎；四处找民间偏方……都无济于事。不得已伪称肝炎，让女的回天津流产。杨兰兰到天津做完手术后，父母发现真情，给团里写信追问。这时杨兰兰也回连。王军医又给她出谋划策，让她说是在草原上被一陌生牧民强奸的。
但这种事哪能糊住指导员那锐利眼睛？
白发苍苍的刘副政委亲自来七连处理。在全连大会上，副政委严正宣布：“王万平的错误极为严重。他不仅道德败坏，玷污了我军名誉，还编造谣言，诬陷少数民族，在政治上造成了很坏影响。领导指出他的错误后，仍阳奉阴违，拒不悔改。经团党委研究决定开除王万平党籍，行政记大过处分一次。”
最后，刘副政委再次强调：“兵团战士三年以内禁止谈恋爱。这是纪律，一定要遵守。青年人要响应党的号召，晚婚晚恋，不要那么没出息。”
外表和人的内在真是两回事。王军医表面上看，眉清目秀，温文尔雅，说话从不带脏字。平日特别注意军人仪表，无论天气多热，风纪扣都严严系着，帽子也深深戴在头上，遮住了前额，即使在宿舍里也不例外。但他竟想出了栽赃牧民这等狠毒主意。
刘福来、大傻兴致勃勃地议论着，一致佩服军医有两手。
老蒋理了头，刮了脸，显得年轻了。他容光焕发地说：“连里开会又表扬咱石头山了，还给了一筐苹果。”
他们挑完之后，我和老牧主分了几个又青又小的。
道尔吉靠在行李上，眯着眼睛叹道：“过年了，海河烟地没有，谁有海河烟，我地苹果换！”
牧民离开水果，可以活，离开烟卷，却受不了。
晚上刮起了白毛风。寒流来了。蒙古包里的火早已熄灭，耳朵、鼻头冻得生疼，必须蒙住头睡。道尔吉在昏睡中叽哩咕噜，说着呓语。贡哥勒沙哑地咳嗽着，好像喉管里充满了浓痰。
“起来！起来！”黑暗中，传来了老蒋的吆喝声。呀，头这么重，这么疼！我打着冷战，穿上衣服，把所有破衣服都穿上，还冻得直哆嗦。头一动就疼得厉害，只好挺着脖子，动作缓慢，不使脑袋受震动。
“排长，我头特别疼。”
老蒋见我那么难受，确实是病了，就说：“你休息吧，可能是昨晚上着凉了。”
“借给”他一个月工资，立竿见影，对我态度好多了。
寒风呼呼地吹着。天气相当冷，老蒋要是能开恩，宣布休息就好了。可是他一声不吭，收拾着衣服，然后带着大家走到外面上工。
刘福来听说让我休息，嫉妒地瞪了我一眼。
把大得勒紧紧地裹在身上，还觉得冷，后腰像贴着块冰，晕乎乎的脑子里塞满了棉絮。外面，北风呼啸，这么冷的天，他们都在凛寒中劳动，我这个反革命怎么能呆得下去？全身软绵绵，一动也不想动。可是休息也休息不好，老有种犯罪感。
别人都在干活儿，我岂能安心睡觉？脑子里断断续续闪着一个个念头……也是这么寒冷刺骨的冬天，在风雪中，一群衣着褴褛的青年们正奋力挥镐。铁路沿着泥泞冻土向前延伸……伤寒病蔓延，人一个一个死了。终于保尔也病倒，奄奄一息。人们都去上工，破旧的大厅里只剩下他一人，挣扎着站起来，跌倒，又拼力站起来，跌跌撞撞走到工地。暴风雪狂吼着，他抡着大镐，靴子露出脚趾头……
脑子一热，决定上山干活，向保尔学习。为了能撑住，咬着牙吃了一小块干饼。牙一嚼，太阳穴特疼。我把饼泡在热茶里，一小口一小口地吃。嚼时尽量轻轻，以免震疼脑袋。
吃完后，慢慢站起，用放炮的旧电线在腰里紧紧缠了几圈，向山上缓缓走去。
哎哟，每走一步，脑袋跟挨一棒子似的，震得生疼。来内蒙后，这是第一次重感冒。我轻轻挪着脚步，费了好长时间，才走到山顶。心脏咚咚乱跳，仿佛喝了酒，使劲地喘。
道尔吉扶钎子，我倚着一块巨石，继续打昨天没打完的炮眼。只一夜人就变得这么虚弱。每打一锤，有气无力，脑袋也震疼一下，耳朵轰轰响。头一低就像掉进大海，天旋地转。叉开脚，靠着石头喘口气，再接着打。
一锤、两锤……30锤……60锤……每一锤，坚硬的石头就把钎子弹得老高，并“叮”地发出轻脆响声。
打一锤，头就轰地疼一下，跟挨了一拳。明知头疼，还得咬牙把铁锤举起，砸下去，再挨一拳……再挨一拳……每次道尔吉用炮眼勺儿掏石头末的功夫，是那么美好。我可以趁势休息20来秒钟。全身一动不动倚在石头上真舒服呵。只可惜石头末儿很少，道尔吉三四勺就掏完。
又接着打。
头越发昏沉，害怕打着道尔吉的手，集中全副精力盯住钢钎上光亮面……人软弱无力时，很容易打偏，坚持，坚持……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炮眼终于打完了。
道尔吉盘腿坐在石头上抽烟，蒙古靴、皮得勒上沾满了灰色的石头粉末儿。
望着那三尺多深的炮眼，感慨万分。人肉看着很软，却能在坚硬的花岗岩上生生砸个窟窿。
累坏了，我闭着眼，垂着脑袋。道尔吉劝我下山休息。我摇摇头，既然来了，中途再退回去，不太光彩。而且害怕自己休息招来别人嫉妒，没好果子吃。
歇了一会儿后，又开始往上抱石头。头疼得不敢低，直着脖子蹲下，抱上石头，再直着脖子站起来。踩着碎石，从坑底一步一步走上去。
动一动好难受呀，真想停下来歇会儿，真想抱块轻的。可是不敢，怕让排长看见，何况你少干，别人就得多干。
妈的，太阳怎么不往下落呀？
一趟一趟……带病干活太难熬了。真是活该，不来也没事，谁叫你积极的？现在要是在那个又黑又脏的蒙古包里躺一会儿，就是让我吃一块牛粪也干。唉，这太阳粘在天上了，好混蛋呀！
一小堆石头搬上去了，又一小堆石块搬上去。真希望自己能累昏过去，快快结束这场痛苦表演。但神智却清醒得很，两条腿沉得几乎挪不动了，却还是不倒下。
太阳仍那么明亮，高高悬挂，一点不见落。
数不清的石头一块一块地抱了上来。寒风一缕一缕，老虎舌头般地舔吻着我的面孔，撕得脸很疼。
太阳哟，求求你了，快点落吧。
它慢慢地，终于融化成一团红球，垂在了地平线上。
我竖着耳朵，等着老蒋发话。隔壁的土坑里，传来撬棍噼哩啪啦捅石头的声音。
老蒋终于大声宣布：“收工，收工。”话音未落，刘福来头一个蹿出石头坑，“哇——”幸福地欢呼着，跳跃着，向蒙古包跑去。大傻、老穆等也都捂着耳朵，或用胳膊挡住脸，撒丫子大跑，紧紧跟随。
看来不止是我，他们也都盼着这个时刻。
老蒋的帽耳朵上沾着白霜，快活地眨着眼睛，向我微笑。他一定是很满意我带病坚持工作。受的这一天罪值得！
我没有马上下山，呆呆地望着西面的天空。
此时，碰着地平线的太阳变成了一轮廓模糊的血球，透过严寒浸红了西面的天空。鲜红得令人为之一振！给万里寒空带来了一丝暖气。
突然感到这颗鲜红的血球就像一块青年的热血心肝，挂在寒冷的天边。一滴滴冒着热气的血，浸红了一大片暗淡下去的苍穹，温暖着隆冬草原。可惜那血的热量太微弱，进入寒冷的天空，马上被吞噬得干干净净。就是几百万吨鲜血撒上去，也不能使浩瀚的长空温度升高一点。
空旷凛寒的天空越来越昏暗，红红的血球被地平线一口口地蚕食了，但它扔挣扎着，散发着垂死的光。
1971年石头山上看见的太阳落山这个场面，我永远也忘不了。
刺骨的寒风跟刀子一样，我的嘴边、帽子上全挂着白霜。不知为什么，鼻子酸了，眼里干巴巴地涌出两滴泪。
觉得自己很可怜，病了，连休息都不敢。
晚上，老蒋直勾勾地盯着我，叹了口气：“唉，听说王连富在三连混得不错，当上了大车班长。一月50来块钱！你呢，却是个这。哼，要是不打架，屁事没有！你说是不是？”他瞪大眼，鼻孔鼓起来准备反驳我。
我搪塞地点点头，全身上下跟散了架，根本无力说话，昏昏沉沉瘫在毡子上。
老蒋对着道尔吉说：“嘿呀，咋也不顶，图痛快打架，图个这！多受罪，这辈子算是交待了。”
道尔吉一声不吭地躺着。他也是图痛快，骂指导员，结果被罢了羊倌。
蒋宝富掏出小镜子仔细照着，观察着自己脸上皮肤的变化。每天都要照半小时，跟天天读一样，雷都打不动。
老蒋攒了一笔钱，刚娶上媳妇，对方就推说病了，回到娘家。有人告诉他，是对方嫌他穷，还嫌他长相难看。急得他团团转，四处搞钱，有点小便宜就占，看见茅坑里有一分钱，也要给捡出来，用水冲干净。
他的脸瘦长得像猴子，眼睛又圆又亮。惟恐老婆把他给蹬了，寄希望自己脸庞年轻一点，对眼角、额头、嘴边上的每一道皱纹都密切注视，每天都要抹好些妇女用的香脂。好像多抹，能把皮肤抹年轻。他一照小镜子就嘀咕：“这是啥鸡巴地方，原来哪有这些褶子？”
牧民们吃完饭就睡。晚上7点钟以前我们蒙古包里的人就全躺下了，只剩下老蒋还对着小镜子感叹：“成天喝雪水，就是见老。唉，这回吃大亏喽！”他脸色一变，咬牙切齿地说：“小四川，你狗日的别落到我手里，只要落我手里，就有你好日子过。”
我恍恍惚惚地睡死过去。
可能是严寒和疲劳的刺激，再加上道尔吉给了我两片解热止痛片。那么重的感冒第二天就好了一半。真高兴，带病干活儿实在太难熬了，再也不想干。
多少年过去，我始终没忘记那个血色黄昏。
3月的一天，连里通知老蒋下山回连负责一排工作。皮金生上山接替老蒋当头儿。一听说此讯，正对着小镜子发愁的老蒋一下子容光焕发，异常麻利地收拾行李。
“你们继续在这儿锻炼，好好干，争取早日回连。”
临走时，他很亲热地向我点点头，算是告别。自借他一个月工资后，对我态度明显好转，几次向连部汇报我表现不错。
他多高兴哇，劳改了一冬天，又下山当排长去了。
而我的监督改造才刚刚开始。
母亲也批判我
皮金生是个典型的天津人，能说会道，有点小聪明。身体很壮，个头比我高，体重比我重，原是校足球队的，踢左边锋。相貌堂堂，丹凤眼，留着淡档的小胡子，白皮肤。可惜出身资本家，老是混得不好。他干活不像老蒋那么拼命，每天要吃完早饭，9点多钟以后才上山。
当刘福来控诉老蒋天天早上，掀人被窝，赶着大家去上工时，他也流露出蔑视：“老蒋是立功赎罪心切，弟兄们自然就要倒点霉呗。”可当着老蒋的面，他一个劲夸老蒋年轻，人走了后，才耻笑他“老塔儿”，财迷转向。
他对刘福来、大傻、老穆等迟到、早退、偷懒听之任之。石头的产量，马上见下。但过了一段时间，他也会挖苦几句，提醒大家干活儿别太不像话。他是个负责的，石头山不出活儿，要影响指导员对他的印象。
记得，当我和王连富打完架后，他曾拍着我肩膀说：“好样的，哥儿们镇了！”
……
刘福来顶多18岁，细高的个子，大大的眼睛，脸上带着稚气，完全是个孩子，干出的事却像个老流氓。头发很长，盖住了耳朵，跟人说话时爱把头猛地一甩，让一大缕头发飞到脑后。冬天草原那么冷，从不穿棉裤，还是鸡腿一样的瘦腿裤，爱俏不要命。
他最大的嗜好是跟别人耍贫嘴，对骂。就如同老鼠要天天啃东西磨牙，他也得天天跟人耍嘴皮，磨舌头，否则牙就疼。论骂人的词汇、技巧、速度、反应，他在全连数一数二。那术语、行话、双关语、专用名词……出口就来，一串一串。普通人根本听不懂。而且速度极快，你一句还没弄明白，他又冲出来五六句。
他善交朋友，人缘很好，又爱拿别人开心，很能解闷。小四川喝醉了，倒在地上，他往小四川头上尿尿，请他喝“啤酒”。班长制止时，他还辩解尿最醒酒。他冒充女的给大傻写信约到马厩碰头，结果把大傻骗到马厩冻了一个小时……他在司务处门上放了只死老鼠，正掉在开门的司务长头上。
这孩子毫不掩饰自己好色。连里的姑娘哪个标致一点，就有意无意地跟哪个套近乎。俏皮话横生，争着抢着替她们打水、抓马、备鞍……每次去团部都要帮助一群女生捎东西，热情无比。
他给李晓华写信要交朋友。李晓华正积极争取进步，连想也没想地把信给了指导员。结果指导员在全连大会上点了他的名，让他作检查，并罚上山打石头。此后，他对李晓华恨之入骨，骂她是“随军妓女的货”，“没好下场”。不过他大大方方，毫不畏缩，只要脸蛋儿漂亮的女人，无论本地的、城市的、蒙族、汉族、嫁了的、寡妇、老的、少的，他都热情得出奇。
4月初的一天。
吃午饭时，皮金生发现炉灰里有块馒头，很不高兴地问：“这是谁扔的，真不像话。”
刘福来默默地看着我，等皮金生走出蒙古包他从炉灰里拣出馒头块，走到我身边时，突然扔进我碗里，微笑道：“吃了！”
当时我正喝着粥，愣住了。等反应过来，血呼地涌进脑海，不假思索，抓起那块馒头就向他扔过去。
“操你妈的！”他躲开了，又从地上拾起馒头向我扔来，这小子闲得没事，想拿我开心取乐。
“操你妈！”我俯身拾起馒头，上面沾着牛粪灰、羊毛。他敏捷地跑到包外，恼羞成怒，大声喊：“操你小妈妈的，忘了斗你的时候了？反革命！”
“滚蛋！”我暴躁地把馒头狠狠向他投去。
“瞧你那球相，嘴唇厚得能栓头驴，穷狂什么？”他很灵活地躲开了馒头。
“滚蛋。”
“滚你脑袋！”他双手插腰，把头发用力向后一甩：“操你妈杨沫！”指名道姓地骂。
我扑过去，一波脚把他踢倒。
他爬起来，脸色苍白，嘴却死硬：“操你妈杨沫！操你妈杨沫！”又上去一波脚，给他再次放倒下。这小流氓腿没根，一踢一个滚儿。
听见响声，皮金生从那个蒙古包里赶忙走出来，挡住我。
“怎么回事？”
“他骂我妈。”
“就是他扔的馒头。”刘福来指着我嚷。
“到底是不是你扔的？”
“不是。”
“不管是不是你，都要注意节约粮食，现在全兵团都在开展不吃亏心粮的运动，连里批评山上好几次了，嫌我们吃得太费。”
刘福来对我的态度是随着领导的变化而变化。老蒋对我不错，他就不敢对我坏，皮金生上山后，看出似乎和我有缝隙，他也横起来。
从这块馒头事件以后，吃饭严格限制。按照皮金生吩咐，炊事员每次做饭都按人头做，不管够不够，一人一顿饭两张饼。他们全够，我却不够。每天干那么重的活儿，从深深的石头坑里向上背石头，几吨几吨的干，饭量自然比他们大。
所以定量吃饭，对我打击最惨重。炊事员小老当然也高兴，他本来对我挺同情，但因为我吃得多，加重了他的工作量，每次做饭，和面切菜得多消耗许多力气，渐渐地对我不满。这以后，日子可惨了，居然要饿肚子，比兵团的小牢房还不如。
刚一干活儿，肚子就开始咕咕叫，四肢无力。但我说什么呢？大家都吃得饱，大家也跟我一样干活儿，反革命还能受到特殊的伙食补助吗？只好自己想法解决。
幸亏他们常常连这两张饼都吃不了。我能在混乱中，偷一块剩饼，或是躲在被窝里干掉，或是带上山，在荒废的石头坑里偷偷吃进肚。所幸我吃饭极有速度，二十几秒就能结束战斗，从没被他们发现。同时我也随着饭量调整了自己的劳动强度，吃两张饼就干两张饼的活儿，一点不多干。
我们主要的饭是烙饼和汤面。由于给饿怕了，每回吃饭，如有可能，尽量多吃，总是最后一个吃完。他们吃不了的干饼、面汤全都进了我的肚。为此常常被冷嘲热讽。
大傻说：“林胡是七连的头号造粪机。”
皮金生说：“不愧是属猪的。”
刘福来说：“你是山上总亏粮的祸根子。”
炊事员小老说：“像你这么吃，再来一个大师傅也受不了。”
干得多，自然吃得多，吃得多，就招人骂。
最可气的是刘福来还常常在我面前吃从天津寄来的蜜饯、花生、绿豆糕等等，故意馋我。那嘴巴咀嚼时的“吧唧吧唧”声特响，并向我挤眉弄眼，表示多么好吃，多么陶醉。我蒙上大得勒，不看他，可那“吧唧吧唧”的声音还是钻进了耳朵，使唾液分泌系统产生共鸣，不住地咽唾沫。我痛骂自己不该流，不该中了这小流氓的诡计，可那口水还是一个劲地冒……这孩子真是恶呀，以馋一个反革命，勾引他流出一团一团口水为乐。
皮金生平时和我很少讲话。我们都是最早来兵团的第一批兵团战士，彼此是老相识，表面上还过得去。我从不叫他班长，总叫“金生”，自以为这样很亲切。他也不很斤斤计较我干活多少。但有一天，他心血来潮，突然要召开一个学习会帮助我改造思想。他先念了儿段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方面的语录，然后让我谈谈自己这一段的表现，最后大家发言“帮助”。
听他念的那些语录，都是对敌人的，就知道他缺少善意。
帮助会上，刘福来等一帮小青年来了精神，纷纷发言，有的说我“不老实”，有的说我“不认罪”，有的说我“态度不好”……这些满嘴脏话的小玩闹居然也扮出一副革命者的脸孔，批判起我。他们平时一学毛主席著作就打瞌睡；干活时，头头不在就偷懒；最大理想是骂人达到九段水平。
皮金生等大家讲完后，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思想改造的重要性，艰巨性。一块馒头所体现的阶级斗争，他能白话半小时。我终于明白，他名曰帮助，实际是打着阶级斗争的旗号压迫我，批判我，让我向他低头，向他毕恭毕敬。在山上，我的命运完全捏在他手心里。他可以把对出身好的嫉妒，全倾泻到我身上。
或许我从来不像其他新来的天津小青年管他叫“班长”，使他不快。
他整我非常准确有力。因为比其他小青年早到一年，更了解我。
他知道我怕饿，就实行了定量吃饭；他知道我喜欢孤独，就不让我和牧民住一块，非跟大家挤一蒙古包，说这样便于我的改造。干活时，我动作一缓慢，皱起眉头，眼神暗淡时，他就知道我饿了，故意延长十几分钟才下班；每晚上，我早早躺下后，他却迟迟不吹灯——知道我有不熄灯睡不着的毛病。
过去闲聊时，我曾对人讲过，最怕听擤鼻涕的声音，尤其是连续几分钟的擤。现在他老爱当着我面擤鼻子，一擤就是马拉松式的，没完没了。那刺耳的声音像是要把鼻腔撕裂，让我脊梁骨直冒冷气。有时，这噪音把我刺激得要发狂，真想一锤砸在他那个漂亮鼻头上。
三连打石头的知青也上山了，住在我们包附近。他们赤裸裸地虐待刘毅，非常引人注目。
刘毅原来是三连粮食保管，本场农工，大约有40来岁，文革后造反，混了个小头头，得罪了人。他仅仅因为在1968年说了一句：“毛主席也参加过国民党，当过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即被对立派抓住，说他诬蔑伟大领袖。这些没一点文化的农工，都想把对方打成反革命，自己这派掌权，刘毅就成了倒霉鬼。被定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老婆也跟他离了婚。
我心里暗暗替他叫屈。毛主席明摆着参加过国民党，稍有点历史常识的都知道，这有什么错？
一天晚上，三连带队的乔排长（原七连的复员兵）笑嘻嘻找皮金生聊天。
“哈哈，有个刘毅可开心了，总有乐儿。每天早上4点钟，天还没亮，就让老逼孩的上山抬石头去。10点钟再回来吃饭。老家伙能干，一天干两方石头没问题。晚上，让他跪在毛主席像前汇报自己一天的工作，老小子一点不傻，总说自己干得好……汇报完了，让他喊：打倒刘毅！他就扯着嗓门大喊：打倒刘毅！兵团战士问他：刘毅是什么？他一本正经说：刘毅是反革命两面派。声音大得邪乎，他妈的，把大伙儿全逗笑了。”
皮金生睁大眼睛问：“吃饭管饱吧？”
“管饱。这小子真他妈能吃，把炊事员给气坏了。有一回特地给他留5张大饼，外加半锅小米粥。让他可劲吃，吃不完抽耳光。操，他一口一口，不紧不慢全他妈给吃了，一点没剩！好家伙，那一张饼足足有半斤，我们真担心他给撑死。前几天，我们的炊事员不懂，瞎喂料，刚撑死了一头大犍牛。嘿嘿，第二天早上，老小子没事，又颠颠儿上山干活儿去了。咋也没咋。”
皮金生很有兴致，小胡子快活地抖动：“他挺老实？”
乔排长感慨说：“敢不老实？我们那几个知青拿他当练拳的活靶子。不老实随时修理。有一次，张青礼往他碗里吐了口粘痰，让他喝。我亲眼看见他闭着眼一口喝了下去。不喝，大板带就抽狗日的。”
“你们不能太过分了，要讲政策，”皮金生微笑着说。
“那当然罗，把这活宝弄坏，石头山就没解闷儿的了。”
……
他们的对话我全听见，心抽搐成一团，特难受。
第二天傍晚，我到三连蒙古包附近牵牛。（连里给山上一头牛，用来拉东西。）从他们蒙古包里传来训斥声：“为什么这么早睡觉？”
“头疼得厉害。”一个细弱的声音回答。
“今天干得怎么样？”
“干得很好。”
“石头全搬上来吗？”
“还差一点。”
“那算干得好吗？”
“干得好。石头太多，搬不完。”
“好你妈个逼！”传来一记清脆耳光。
“说，你干得好不好？”
“不好！”
“该不该打？”
“该。”
“好，你不是头疼吗？准是着凉了，跑跑步，发发汗就好。原地跑步走！一二一，自己喊，大点声！”
我牵着牛，从他们蒙古包经过时，见刘毅只穿一个裤衩，披着皮袄，赤脚在蒙古包中间慢慢跑着。垂着头，有气无力地喊着：“一二一，一二一……”那帮天津知青叼着烟卷，玩着牌，大声笑骂，早把他忘在一边。
目睹此景，我才明白自己所受的待遇已相当不错了。皮金生再不够意思，也没这么折磨我。
反革命是有等级的。知青反革命比农工反革命好像高一等。对农工反革命，可以任意打，任意骂，任意玩儿。这都是些盲流，从内地跑来的农民，最底层。相比之下，对知青反革命就文雅得多。
几天后，因放炮，我躲在三连的石头坑里。刘毅正往上背着沉重的石块。他的腰被深深压弯，那姿势跟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里的旧社会码头工人扛大箱子一模一样：乌黑的脸上淌着汗，形成一道道泥沟；额上青筋暴起，粗裂的双手紧紧扣着石头棱角；双脚一蹭一蹭。
两个现行反革命分子在深深的石头坑里相遇，彼此无言地交换了一下目光。周围有人，不敢和他说话，只是同情地向他点点头。
他的眼神是那么善良忧郁。
4月初的一天，王连长上山检查工作，他已从宝昌支左回来。传达完最近开的团党委扩大会议精神后，王连长把我单独叫到另一个蒙古包。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把他走后，连里发生的事情讲了一遍。
“现在对雷厦有什么看法？”
“脑子活，有口才，能交际，有工作能力，毛病是好吹，缺乏踏踏实实，埋头苦干的精神。”
王连长沉吟了一会儿问：“你有什么困难没有？”
我摇摇头。
他说：“俄（我）们要按政策办，你跟大家一样，他们上班你上班，他们休息你也休息。好好干，争取早日摘掉帽子。前一阶段，你工作还是不错的。”
我鼓足勇气对他说：“王连长，不是我贪吃，有时候确实吃不饱。山上现在搞平均主义，不管饭量大小，干活多少，每人一顿饭就两张饼。”
王连长眼睛里露出了同情：“行。回头俄跟他们说一下。不吃亏心粮，也不能饿肚皮。”
我望着他瘦削黢黑的脸，毛渣渣的络腮胡子，很想和他握握手，但没好意思。
王连长走后，皮金生气冲冲找我：“嘿，宝贝儿，谁不给你吃饱饭了？”
“我就是吃不饱。”
“你要吃多少啊？每顿你都超。哼，别这么着，对你没好处！”
他嫌我向连长讲吃不饱，丢了他面子。
“两张饼不够吃。”
刘福来鄙夷地瞥了我一眼，轻轻说：“猪！”
“你看见刘毅了吧？哼，我们对你够不错的了，别老不知足。”
……
皮金生下山回连领东西。一没了头儿，他们全不干活了，只剩下我和三个牧民在山上干。饥饿断断续续折磨着我。脑子里最常浮现的念头是大饼和手扒肉。挨整的人饭量都特惊人，这成了一个规律。刘毅一顿吃那么多毫不奇怪，消耗摆那儿呢。
在深深的石头坑里向上扔土，是固定给我的差事。比较来说，撬石头的活儿最有意思，但轮不上我。在这个待遇上，三个牧主都比我强，可能他们有经验吧。扔土是最枯燥，最脏的活儿。从坑里向上扔一锹土，得有半锹被风刮起，散落在自己身上，被王连富撕烂的破绒衣，让汗水浸湿粘在脊背上。一锹一锹往上扔啊，先扔到二米高的一个地方，再从这地方再往上扔……（因坑太深了，不能一下子扔到上面）。
经过一上午劳动，石头坑底下给清扫得干干净净，巨大坚硬的石头呈现出各种形状，突兀凹陷，脉络线条，一清二楚。
没有头头在，自然可以轻松一点。
走出石头坑，望着四周静静的群山，心情豁然开朗。但不敢回去太早，就倚着石头堆坐下，闭目打盹。山底下蒙古包里出来刘福来吹的口琴声：“美丽姑娘千千万，只有你最可爱……”
下山后，顾不得他们嘲笑挖苦，狼吞虎咽往嘴里塞着大饼。
道尔吉的内脏好像摔出了毛病，整天整天躺着，哼哼呀呀，叫个不停。身体弄成这样，指导员硬不相信，一口咬定他是思想病，闹情绪，不许他下山。一提起这，道尔吉那张满是疙瘩的大脸就扭歪了，骂道：“什么共产党大乐嘎（干部），闹孩（狗）的不如。”
……
1971年4月底，我终于盼到了母亲的回信。
林胡：
你今天的下场是必然的。你辜负了党的希望，也辜负了我们的希望，我们坚决拥护兵团党委对你的处理！为了便于你好好改造，我们一直没理睬你，不想和你来往。
你过去无恶不作，这正是罪有应得。可你直到今天还死不认罪，口口声声说冤枉你了。不是吓唬你，这样下去，你只有死路一条。
你说你主观上不反党，不反毛主席，可你的行动呢？所做的大量的事都是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过去我们总叫你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而你却总看坏小说，满脑瓜封建的、法西斯的腐朽思想。只你给假人穿解放军军装驯狗咬一件事，就够当反革命的了，还嚷嚷什么冤枉？党和领导念你年轻，没叫你坐牢，已经够宽大了，你还四处写信告什么状？
不要再雪片似地来信了。只有老老实实向党和人民低头认罪，才是你惟一出路。再说一遍：我们完全支持兵团党组织对你的处理，要坚决跟你划清界限，决不袒护你，你必须规规矩矩接受改造！
看看张勇，比比你自己，你对得起谁？
杨沫 4月X日
字写得又大又潦草。里面还夹着一张《人民日报》，整整一版全是天津女知青张勇的事迹。那梳着小刷子的张勇十分清秀，温和地在报纸上凝视着我。
盼星星，盼月亮，最后盼来的是这封要和我划清界限的批判信。
唉，在这个世界上，连父母也认为我是坏人！
咬着嘴唇，把这封信撕得粉碎，扔在旷野。
老父亲，老母亲哇，你们是真的这样认为，还是怕受我连累？你们这样积极不觉得可耻吗？你们对自己儿子讲不讲实事求是呢？
伐木
1971年是内蒙兵团最兴旺的一年，也是我团基建规模最大的一年。团司令部、政治处、后勤处、团长、政委办公室等高大的砖房一排一排屹立在原场部陈旧的土屋旁。
草原奇缺木料，为此团里与120里外的乌拉斯泰林场联系好，派人去伐木。各连砍各连的，由团司令部何参谋带队。
七连去伐木的还是我们石头山上这几个人。
4匹马昂头大颠儿，车后扬起股股灰尘。土路弯弯曲曲，延伸到远方的地平线下。到下午进山了，走十几里见不着一个人。这儿的山有点像桂林，地势平坦，馒头峰一个个从草原上陡然而起，高高矗立，彼此不连。芍药、黄花、委陵菜等各式各样的鲜花在山谷中怒放。
四野非常静，似乎还在远古时代，没一点人类活动的迹象。偶尔一只布谷鸟急速地拍打翅膀，扑愣愣飞向远方。尽管离得很远，那羽毛和空气的磨擦声仍听得清清楚楚。
乌拉斯泰林场位于大兴安岭西南，蛇很多，素有蛇盘林场之称。一团团雾气在山谷中飘浮，半山腰长满了茂密的树林，而山顶却光秃秃，露着嶙峋峥嵘的山石。
我们住在一条沟里。所谓沟，就是两座山之间的平地。这儿草木繁茂，雨量充沛，说下雨就下雨，和外面完全是两个气候。土地也特别潮湿，随便找一个地，挖几锹，就能渗出水。每逢下过雨后，蒙古包里还能长出一堆嫩嫩的小蘑菇。
我们在蒙古包附近挖了个一米深的坑，过一夜能浸出小半坑水，清澈见底，洗脸做饭足够。
头一天干活，皮金生就沉着脸对我说：“好好干，不许偷懒！”
“我怎么偷懒了？”
“你自己知道。”他那个漂亮的鼻子抖了抖。
我没再言声，知道皮金生自尊心很强。我的一举一动，他都会仔细琢磨，看看有没有隐藏着对他的不尊重，所以尽量不惹他。
走二里地，上山、砍树、往下拖、装车……活儿相当累。砍树倒挺痛快，最苦的是砍完后，要把一棵棵树拖到山下，往下拖完后，还要一次次向上爬，那真是练腿劲儿，这儿的山虽不高，但邪陡。别说砍树、拖树，就是空手走两趟，也累得差不多了。
才过几天，就感到皮金生那双犀利的眼睛总盯着我，想找我的茬儿。为了不让他抓住辫子，早出晚归，忍着疲惫努力干活儿。他们一天砍50棵，我一天砍120棵。但谁知道，越玩儿命干，让他越找不着漏子，他越恨我。
有一次，何参谋检查工作，住在我们包。早晨天刚蒙蒙亮，皮金生就爬起来吆喝“起床！起床！”
我瞧不起他这毛病，当官儿的一来，比平时早起两个小时。
没人理他，大家继续睡觉。野外生活，什么活儿不干，都觉得累，何况抡了一天斧头。见没有反响，他很不高兴，爬起来，首先走到我跟前，用脚当当踢我：“起床，起床！”
我说：“你别踢。”
他又使劲踢了我一脚，喝道：“谁叫你不起的。”我一下子跳起，习惯地操起拳头，瞪着他。
他愕然了一下，冷笑道：“哎哟，火儿倒不小，你想干吗？”
我狠狠地瞪着他。何参谋赶忙起床，把我们劝开。
吃完饭后，我扛着自己的大号斧头，独自上山。让他对何参谋说我的坏话吧。
晚上回来，何参谋已走。皮金生当众指着我说：“你别穷狂，指导员、赵干事都说了，你要不老实就批斗你。”
我默默无语。干了一天活儿，累得要命，没精神和他吵架。吃了饭后，沉重地倒在自己行李上，闭目休息。
努力琢磨他为什么对我越来越横？可能平时不对他唯唯诺诺，从没一口一个班长的叫，没帮他在新来的小知青面前建立权威。还有聊天时，跟他辩论过，不满意他老说我傻……他可能感到了所有这些批斗会都没有改变了我，基本上还是那个林胡，而他却随着我的地位变化，对我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种改变，使他恼火，不把我搞臭，他就不自在，不把我整趴蛋，他班长的威风就不抖。
当着何参谋面跟他顶，更深深地伤了他的自尊。刚从团部回连时，他还给过我几个沙果吃，却这等恩将仇报，不知好歹。
刘福来、大傻等几个天津小青年，一天到晚就是你算计我，我算计你。平时说话，十句有七句是假的。互相比骂，看谁骂的花哨；互相比骗人，看谁把谁蒙住；互相比漂亮，看谁能被姑娘多看一眼……干活无精打采，但一提起玩弄人却精神振奋，富有创造力。
一次，刘福来和大傻打赌，大傻输了。刘福来等几个人就按住大傻，把裤子扒了，用细绳拴住他老二，然后牵着一丝不挂的大傻，在蒙古包外面转圈，大傻稍不老实，刘福来就使劲拽绳子，把个大傻勒得惨叫，差点给老二拽下来。可惜没照相机，若把这场面拍下，一定有人会出高价收藏。
大傻虽然又高又壮，却怕痒痒，只要一隔肢他，就瘫成一摊泥，笑得涕泪交流，在地上团团打滚。所以瘦弱的人也能制住他，成了大伙儿玩耍对象。
耍嘴皮子成了他们每天早上睁开眼所要干的第一件事，一直到晚上临睡前，这几张嘴皮子就不带停的。什么“放辘辘”、“磨豆腐”、“公共汽车”、“老汉推车”、“马下骡子”……等等，那五花八门的下流话，丰富别致的词汇，灵活巧妙的隐语，比庄子的《逍遥游》还深奥费解。
论嘴茬子，刘福来确实一流水平。他把骂人当成一种生存本领来学习，天天没事就练，跟人一来一往，对骂如流。他说的那些话，不单词儿新鲜，而且出口极快，高频率，同一时间，骂人的话比别人要多好几倍。
有一次，他骂我妈是“水车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连里的水车马成天拉水车有啥不好的？后来才知道，刘福来老偷偷骑它。
甚至连广播员的便宜也要占。打开半导体，只要听到“爸爸”、“爷爷”，这小子就要答应一声。
跟人对骂时，他的快速反应就像乒乓球运动员打近台快攻一样让人眼花缭乱。对于他来说，会骂人就是风度，就是智慧，就是引以自豪的才能。
他们都是七零年的初中生，文化革命中长大的一代。
唉，头疼死了，我实在没法子跟他们搞好关系。终日和这些天津小痞子住一蒙古包，真像跟蝎子、蚯蚓、蜈蚣、毒蛇挤一块。
焦急中，又给母亲写信，请她帮我摆脱眼前的困境。
妈妈：你好！
我给你写了许多信，都没见回音，不知你近况如何？
目前，我正在远离连队百里的深山中伐木，准备今年大规模营建。周围是一帮不读书，不看报，就会胡打乱闹的小坏孩儿。班长也对我百般挑剔。跟他们一点儿也合不来，矛盾很深。我把所有时间，所有力气都用在干活上了。回来一躺，什么话也不说，讽刺挖苦还是接连不断。连我的厚嘴唇、尖脑袋也成了他们的取笑对象，真是痛苦难耐。我很发愁，还得在这干一个月。
妈妈，你帮我活动活动，快点把我从火坑里救出来吧。我确实不是反革命，好妈妈，求求你了，我是你身上的一块肉，你发发善心吧！
你的儿子日夜渴望着。
小胡 6月X日
这天早晨，雷声隆隆，乌云密布。山谷里雾气腾腾，预示着一场大雨即将来临。
吃过早饭，扛着斧头，带着两张饼上山了。途经九连蒙古包时，一个不认识的知青对我说：“要下雨了，还去呀？”
我点点头。哪怕在大雨里干活，也不愿意在蒙古包里被这些小痞子开涮。
到了地方，拉开架势砍树。咚咚咚的伐木声，震碎寂静的山林。天色越来越暗，不一会儿，大雨就瓢泼般下起来，树林里一片沙沙响。片刻，从头到脚全被淋透，衣服一片片紧紧贴在肉上。
擦擦脸上的雨水，继续干。这么凉快，特出活儿。咚咚咚，我那特号的大板斧发挥着威力。碗口粗的杨树，一斧头一棵，桦树难砍一点，两斧头也解决问题。雨水落在树叶上的簌簌声几乎淹没了斧头的呼啸，全身浸在凉润润的雨水非常舒服，别有一番滋味。
白茫茫的水汽在山谷中弥漫，低低的阴云埋没了山顶。大雨浇灭了炎热的暑气，苍茫的山林一下子变得那么昏暗阴凉。我的斧头所向披靡地砍着，在哗哗的大雨之中砍着。约摸到了中午，该吃饭了。提着斧头钻到一棵粗大的桦树下面，坐在湿淋淋的树根上，从屁股底下，一下子蹦出十来只小癞蛤蟆，慌慌张张逃走。
我一面吃着被雨水浸软的大饼，一面欣赏着雨中林海的景致。雨水从脸上流下来和饼一块咽进肚。双手长时间被雨水浸着，起了发白的褶皱；湿裤子贴在大腿上往下滴嗒着水；那温凉的雨水钻进大腿根，碰着老二，挺惬意的。
吃完饭，坐在大雨里，胡思乱想起来。不由自主又让女的占据脑海。
刘福来、大傻、老穆等小知青最经常的话题是和女人干那事。一谈起这，劲头十足，百说不腻。一个个细节，讲得有鼻子有眼儿，好像实践过。这些赤裸裸的叙述，特能煽起人的欲望。我即使被专政，生理器官照样运转，不能不受影响。
爱与被爱，并能享受一下所爱的肉体那是何等的美丽甜蜜甘芳！
反革命也是人，终日被冷遇，被歧视，实在比常人更需要温暖，更需要爱。
在滂沱大雨中，我幻想着能从密林深处走出一个身披白纱的娉婷女郎，姿容秀丽高雅，就像母亲房间里挂着的那幅油画“月夜”里的少女。
此时此刻，如果天下有一个姑娘肯把爱情奉献给我这个反革命，这个躲在桦树底下的落汤鸡。哪怕她有6个手指头，一脸坑，狐臭呛人，我也要忠心赤胆去爱！
不由自主想起了韦小立，她现在干什么呢？还在草原上孤零零地放一群猪？或是背着大筐捡牛粪？看见张勇的相片后，就觉得像看见了她，眼光都是那么单纯，面庞都是那么圆乎乎，头发都是小刷子。
记得有本书说：一个藏族女农奴从没吃过糖。某次扫地时，捡了主人的一块糖，偷偷藏起来。平日舍不得吃，每次只含一下就吐出来包好，一块糖她吃了整整一年。韦小立的身影就是自己挨整生活中的糖块。只有在最苦最累的时候，才小心翼翼想她一会儿，尝尝甜味儿，快乐快乐。
茫茫林海低声沉啸，随着风声、雨声、树叶声，又传来孤狼的长嗥，孩子哭一般，声音粗朴哀怨。森林里更阴暗了。
在沙俄，十二月党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还有些贵妇抛弃豪华生活，到冰天雪地的荒野寻找自己的爱人；可是在中国的内蒙草原，有谁会到这荒山沟里找我呢？连亲娘都不理我，批判我！别做梦娶媳妇了，我嘲笑着自己，站起来，向树林深处走去，湿湿的解放鞋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咚，咚，咚……又干起来。雨水顺着鼻尖、下巴、耳朵等处滴嗒滴嗒地往下掉，老挡住视线。
回到蒙古包，我大口大口地吃着干饼。
“嘿，你这十五块六的伙食费可不亏！”
“亏了哪行？有便宜不占王八蛋。”
“操，这样的人别多，只一个，炊事员就倒了八辈子邪霉。”
“傻逼揍性，你吃多少？在你们家也这么狠吃吗？”
“猪！”
在这样的气氛下，只要一说话就得和他们吵架，干脆装听不见，继续埋头猛吃。如果我机灵，说点自贱的俏皮话，逗他们笑笑，或许会缓和一下与他们的关系，可偏偏我的嘴笨，毫无幽默感。只会用不理睬的政策。
晚上，刘福来绘声绘色地讲他在团部医院，怎么偷看蒙古姑娘生孩子。所有的人都好奇地听着，生怕漏掉一个字。聊到很晚，各人才钻进自己被窝。接着又是互相玩笑，对骂。大傻嘲笑道：“福来支帐篷罗，支帐篷罗！”
“支了。支你脑袋。”
“操你妈，想谁呢？”
“你猜。”
“大天鹅？”
“放屁。”
“王英英？”
“扯蛋，我想韦小立！”
像过了电一样，我的心哆嗦了一下。
“操，她有啥好的，脖子那么短，下巴快顶着胸脯，大瘪脑袋有半截埋在肩膀里。”
“韦小立多作流！小脸蛋多嫩！”
我蒙着头，装作睡觉，不理睬他们。
“操，作流个屁！一副死鱼相。”
“哼，她断了一条腿，瞎一个眼，我也跟她好。”刘福来话中有话地说。
这是我过去在日记里写的话。可能指导员公开给念了，被他记住。
“倒贴我也不要。”大傻笑嘻嘻说。
“算了，我也不敢要，有人该吃醋了。谁要韦老二？谁要韦老二？”刘福来冲我喊。
“韦小立”三个字对我来说，神圣不可侵犯，他们却如此放浪地蹂躏。我用皮得勒蒙住头，努力压抑着心中怒火。
“林胡，你要不要？只要你脑袋再尖点，嘴唇再厚点，脚丫再臭点，那就更招人爱了，她保准跟你。”
“滚蛋！”气得我大吼一声。
这帮小青年欢呼着，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那天是1971年6月30日晚，建党50周年的前一天。我终于睡着了，做了一个热血沸腾的梦，梦见了1967年去越南。难忘啊，那场艰苦的跋涉。我们高唱“解放南方”，在密林中向南挺进。激昂雄健的旋律，飘荡在十万大山的峡谷；五星红旗在飘泼大雨中显得更加鲜红美丽，昔日同学们的身影温暖着自己的心。王佑、刘金生、王球、高宜秦……
早晨，天还昏黑，皮金生的声音把我从梦中惊醒：“起床！起床！”别人都没反响，我却被迫爬了起来。想到自己今天的处境，真想痛哭一场！
红卫兵——反革命——荒山里劳改。
昏暗的蒙古包里，只从门缝透进一点青光。皮金生敲醒了这个，那个又睡过去，气得他逐个掀被子。
这是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50周年纪念日。
吃完早饭，扛着大斧头上山了。现在，离蒙古包近的地方，树都砍完，干活的地点越来越远。我翻过一道梁，进入另一条沟，走了大约10里地，天已大亮。
这边的草有一人多高，到处能看见野猪卧过的痕迹。还有一截截灰白色的粪，撅子老粗老粗，不知什么野兽所拉，弄不好是熊。
脚踩在地上，软软的。青草下面全是枯枝烂叶，足有一尺厚。高高的茅草中玉立着一丛丛鲜艳的杜鹃花和芍药。
这片树林好密，太阳光根本射不进去，显得阴森森的。挥舞着大斧头，奋力猛干。那几乎插不进脚的树林，一会儿就被我开辟出了一块空地……越来越大，累了时，只要想想刘福来的那张孩子脸，胳膊就增添了许多力气——只当这些树是他的小细腿。
不知什么时候，附近突然传来狼叫，声音这么近，不出半里以内。平时我很爱听狼叫，觉得特悲凉，有诗意。此时却没心思欣赏，因这条沟偏僻，人迹罕至。心里开始紧张，老怀疑四周幽暗的密林里有狼的眼睛在窥视自己……可不能让狼咬死！周围十来里就自己一人，要一下子冲出几只狼，真得小心，我赶紧站在空地中间，从口袋里拿出一小块油石磨斧头，并不时四周环视。脑子里思考着怎么抡斧头，劈死向我扑来的狼。一只好对付，就怕一群。
明知道当地狼很胆小，见了人就跑，从没有听说过狼咬死活人的消息，可还是害怕。万一这狼很饿呢？万一这狼有狂犬病呢？万一他们是一群呢？
过一会儿，一切都安静了。原计划砍300棵，向党的生日献礼，可坚持砍了一会儿，总提心吊胆，生怕从背后冲出两只狼咬住我脖子。最后干了差不多250棵，没心再干。
听林场的同志说，这一带狼不少，主要是吃狍子，他们出门都带枪。
微风吹来，野草晃动。走出树林，要穿过一大片茅草，才能上路。当我趟着茂密的茅草时，前方的草丛中突然“哗啦啦”响起来。我大吃一惊，双手攥紧斧头，全身紧张得出了一层鸡皮疙瘩……只见两条土灰色的狼一前一后，窜向树林。我大吼一声，追了它们几步，但它们像离弦之箭，转眼就消失在林海里。
回到蒙古包，大傻递给我一封信，呀，是妈妈来的。
小胡：
来信收到。直到现在，你还目中无人，跟周围同志搞不好关系，实在危险。要想改变你目前的处境，只能靠你自己老老实实改造思想，别人谁也救不了你。我再苦口婆心劝你一次，希望你不要当耳旁风，否则你的结局比现在还要糟。今后，你要是再打架，就不要再理我，我坚决不要你这个儿子！
杨沫 X月X日
这么说母亲并没有真和我断绝来往！只要我不打架，她还认我这个儿子。心花怒放！
正高兴时，刘福来带着一股浓浓的雪花膏味儿，从林场女卫生员那儿回来。
“怎么这么早就下班了？”他大声问，一副对下等人的口气。
“干完了就回。砍够了数，早回来一点怎么了？”
“班长去罕乌拉买马靴，走时，让我临时负责。”
哼，到女卫生员那负责去了！我厌恶地问：“你干了多少活儿，管我？”
“操，你是反革命，监督改造！谁都可以管你！”
“滚蛋！”
“你忘了撅着腚坐飞机了吧？操你小妈妈的！”
“操你妈！”
“操你妈杨沫！”
我攥紧拳头向他走去，大傻拦住我。
“操你妈杨沫！操你妈杨沫！”他跳着脚骂。
“有种，你到北京操去，敢吗？”
“我操你妈的妈！操你杨沫一家子！”
啊，我最亲爱的妈妈，许多外国人都十分尊敬的妈妈，周总理曾接见过的妈妈，却被这样一个小痞子指名道姓地骂。
“舔球货，滚蛋！一边去！”我狠狠地吼着，手里捏着母亲的信。
“好小逼孩的，你留点神！”刘福来用手指着我威胁道。
碰见狼，早回来一会儿，就有罪吗？
血汗的回报
这天，吃过早饭，我又独自上山。
山谷里绿草葳蕤，洁白硕大的芍药花比北京中山公园里的个儿大多了。那娇嫩，那细腻，那幽美，毫不逊色花房里的。各种小鸟在树林草丛里叽叽喳喳，啼唱不休……地道道是鸟语花香的世界。
比起自己住的那个蒙古包，这片深山野林太可爱了。它对任何人一视同仁，决不势利眼。虽然这儿也有弱肉强食，激烈的生存竞争，但都是公开的，坦荡档的，不打着什么革命旗号。
我终于理解了任长发为什么宁肯进监狱也不愿回班的心情。现在我也是宁肯在山野里卖苦力，也不想回七连伐木的蒙古包。
昨天是党的生日50周年，我没干够300，今天一定要干300，并力争超额完成。要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对革命，对党的热爱，向毛主席他老人家献上一颗红心。
运气不错，找到了一片杨树林，密密麻麻。
大斧头勇猛地呼啸着，一斧头下去，小腿粗的树干齐刷刷断为两截。身后的空地由一条窄道，变得越来越大，特有成就感。不一会就砍倒了一大片，在树林中间开出了一篮球场那么大的空间。干到下午3点左右，居然砍了400根，全是清一色的杨木，没丫杈，笔直溜圆，泛着绿光。我擦擦脸上的汗，舒舒服服地躺在草地上，凝望蓝天。虽然杨树比桦树好砍，但一天干400根也不是闹着玩的。他们5个人撑死一天才干500。
时候还早，就躺在草地上沉思。
现在形势极不利。其他6个人在班长皮金生的率领下，都对我持敌视态度。我回蒙古包后完全是在敌意的目光中，敌意的挑剔中生存。除了玩儿命干活，不给他们抓住所谓偷懒的把柄外，我尽量在外面呆着，早出晚归，减少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
我分析皮金生恨我，并不是因为我政治反动，攻击了毛泽东思想，而是因为我在王连长面前汇报过吃不饱，使他受到连长批评；当着何参谋的面跟他顶撞，输了他的面子；从不叫他“班长”，没把他当成领导供着；看他的目光生硬，不柔和，表情冷淡……想想看，每一个小知青都对他毕恭毕敬，溜他，拍他。而我这个反革命分子却对他那么不尿球，他能不恨我吗？
他是资本家出身，我是干部出身，他这么恨我，可能也夹杂着对我这种出身人的嫉恨。
反正在这儿只干一个月，咬紧牙关，忍一个月吧。少说话，多干活。无论如何，不能和他们打起来。反革命跟他们打架，倒霉的肯定是反革命。
纵情歇够了之后，才慢悠悠回到蒙古包。里面空无一人，不知他们到哪儿串去了。做饭的也没做饭，只有块剩干饼，我给吃了后，又拿起茶壶对着嘴痛饮一气，就脱鞋躺下。干的时候不觉得，干完了回来一躺，才觉得死累。蒙着大得勒，昏沉沉进入梦乡。
“你睡的挺早呀？”皮金生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我醒了。
“起来！”
“干什么？”
“有事，起来！”说着用脚踢我。昏黄的煤油灯下，崭新的黑马靴闪闪发光。
“你别踢！”我最烦他用脚踢我。
“起来，听见没有？”
“我累，有什么事你说吧。”
“昨天几点回来的？”他的短腰马靴几乎碰着我脑袋，闻见一股皮鞋油味儿。
“不知道几点，干完活儿。”我低声说。
“少糊弄我！你中午就回来了。哼，我一走，你就偷懒，给脸不要脸。”
累成这德行了，他还说我偷懒。愤怒的血在血管里澎湃，体内的气压慢慢升高。为防止出事，我把大得勒蒙住头，捂得严严实实，不敢再说话。此时只要露一个口子，怒火就会凶猛地喷射出来，造成严重后果。
“你别狂，这样下去没你好儿。”
我沉默无语，愤懑中忘记了自己这么躺着不理睬皮金生是对一个管着7个大兵的小班长的极度不敬。不说话是因为怒火已经快要接近临界点。我不能爆炸，就只好沉默，尽力克制，全身被压得微微颤抖。
“起来！”随着一声吼，皮金生掀开得勒，一把揪住我衣领往起拽。他嘴里冒出一股酒气。
如同拔掉气门芯的轮胎，怒气嗖地迅猛喷出。右手一扬，扼住他脖子，往前推了一下，用发颤的声音说：“你别动手！”
随之，一骨碌站了起来。
“啊，你打人！反革命，操你妈的！”皮金生怒容满面的向我扑来，挥拳猛击。下巴重重地挨了一下。
我向后踉跄两步，敛颔弓腰，收右拳于肋下，准备开战。
突然，母亲的话在耳边闪了一下：“今后，你要是再打架就不要再理我，我坚决不要你这个儿子！”结果没敢向他脑袋打去，牙齿咬得梆梆响。
跟母亲维持好关系，比打皮金生更重要！
我紧紧攥拳，把全身力气凝集在眼珠里，凶狠地瞪着他骂：“我操你妈皮金生！狗崽子！王八蛋！”太阳穴轰轰响，热血沸腾。
皮金生气得小胡子直抖，愤激地张大嘴：“我叫你狂！”又狠狠给我一拳，砸在脸上。这小子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打得我眼冒金星。
我仍没还手，并不是怕他皮金生。相信真打起来，绝对能收拾了他。我就怕老娘真和我一刀两断，害怕再被赵干事押到批斗会上当众展览，害怕一场架抵消了这些天来玩命苦干的成果，白累一场。
灯光昏幽，黑影乱舞。两个男子在蒙古包里对峙，都是一样的横眉怒目，都是一样的杀气腾腾。
哼，不还手也能显出英雄本色。当年武松在安平寨束手挨打时，一棒不躲，一声不叫，那也很好汉！哼，让他打几下没啥了不起。今天我要是怯阵求饶，才算松包，“操你狗崽子的妈，皮金生！”
“啪！”
“狗崽子，3下！”
“啪！”
“4下！恶有恶报，时候一到，一定要报。”
“我让你报！”
他又倾全身之力，朝我打过来。一股一股仇恨，一股一股酒气。
可恨母亲的那封断交威胁信，剥夺了我自卫的权利。
皮金生看我不敢还手，更加放肆进攻。打一个不敢还手的反革命太划算了。
昏暗中，他怒目圆睁，扭腰抡臂，迅猛击拳。我睚眦睁裂，毫不退让，大声数着被打的拳数。
“5下！”
“6下！”
“7下！”
这时刘福来、大傻、老穆等人进来。他们也喝得满嘴酒气，手脚痒痒，上来就把我团团围住，拳打脚踢，撕扭成一团。打反革命不要钱，不用担心后果，又过瘾，又显示了自己的革命立场，何乐不为？
“打哇，今儿个非把他拐打老实！”
“按住他，给狗儿的绑住！”
“踢肚子，他那开过刀！”
“封眼！封眼！”
我明白处境危险，顾不得再保持武松形象，双手抱头躲闪，但包小地窄，根本无处躲避。拳如雨泄，不知是谁，一拳打中左眼。瞬间，什么也看不见。透过另一只眼，我觉得蒙古包顶在旋转，地面在颠簸，一群黑影在晃动。
幸亏混乱中，煤油灯被碰倒，灭了。包里漆黑一团，减弱了他们的攻势。只听见急促的喘气和锅、碗、水桶的磕碰声。
“堵住门！堵住门！”
“把灯点着！”
“关门打狗！”
“拿绳子，背包带！”
“手电！手电！”
对方是6人，我是一人，眼睛又瞎了一个。在狭窄的蒙古包里，处境极危。本能地开始向门口运动。黑暗掩护了我，快到门口，有人抓住我胳膊，我像砍树一样猛抡一下挣脱出去。在门口，皮金生一把搂住我后腰，双腿叉开，死不撒手，并大叫：“抱腿，快抱腿！”
皮金生比王连富更有打架技术。城里人不能小瞧，又会踢球，体力又好。
黑灯瞎火，谁也看不见谁。用捕俘拳第十三动后抱腰解脱法，将肘奋力向后一撞，扭身侧蹬，冲出蒙古包。身后传来皮金生急促的喊叫：“抓住他，别让他跑了！”
我拿出吃奶的劲儿，光着脚丫向黑暗冲去，纵身跳下一丈多高的山崖，连滚带爬地狂跑。努力想睁开左眼，但不行。本来眼睛就近视，瞎一个眼就更看不清了，在黑暗中深一脚，浅一脚也不知摔了多少跟头……跑啊，跑啊，跑得气喘嘘嘘也不敢停下，一直跑到一条黑黑的深沟里，还拼命跑着。
知道皮金生不会罢休，一定在后面紧追。今晚要是落在他手里，就完了。
踉踉跄跄，上气不接下气。实在跑不动了，最后在一块巨岩旁站下。大口大口喘着粗气，耳朵都能听见心脏在剧烈跳动。只恨嘴巴小，进的气儿不够用。
四周静极了，根本没人追我。
脸被打得皱皱巴巴。腮颊，鼻上的肉全毫无知觉。坐下来，用双手使劲揉着脸，试图把里面的硬包揉软。这才感到后怕。刚才光脚丫在树林里跑，怎么没让砍过的树根扎透脚掌？那残剩的树撅子有脚腕高，个个都有一个锋利的斜切面。
到哪儿去呢？沉沉黑夜。
一只狼在附近嗥叫，山沟里回荡着它粗哑悲凉的回声。一点也不觉得害怕。
在神秘的夜幕后面，那一丛丛灌木，一块块岩石，黑糊糊辨认不清，像幽灵，像猛兽，像恶魔虎视耽耽地窥视着我。比起刚才那触目惊心的一幕，眼前这山野，这黑暗，这狼嗥多朴实厚道！
我闭上眼睛，仰天大躺着……到后半夜，有些冷了。左裤腿从头扯到大腿根，露着腿。脚也特别疼，可能被荆棘划破。我跪着，用膝盖慢慢爬，钻进了一片干枯的荆条丛里，这儿有个野猪卧过的窝，不硌屁股。蜷缩一团，昏昏沉沉睡着。
约摸到了早晨两点多，给冻醒，冷得直打寒战，肚子也饿得要命。我把头伏在膝盖上，胸脯紧贴在大腿，双手用力抱住小腿，努力挤压出一点点热量。
回忆起“金色的童年”那首歌：“穿上美丽的衣服，戴上鲜艳的领巾，我们来到了花园，快乐的跳舞歌唱……”这首歌很美，十多年了，还没有忘。
上小学时，每星期六回家，母亲总嫌我手脏，亲自给我洗手；春节父亲领着我们去人民大会堂联欢；六年级加入少先队时，宋老师送给我特高级的日记本……那遥远的过去，缓缓在脑海里飘过。
永远在童年里多好，绝不会被打得屁滚尿流。
实在无法相信，皮金生这个与我无冤无仇的天津知青，竟打得我像兔子一样逃窜。现实就这么冷酷。好一个崇敬武松的汉子！即使八·二一武斗，周围许多人拔腿逃跑时，自己也不曾放弃自尊，撒丫子逃命……这是毕生头一次让人给打得抱头鼠窜。
可耻呀，可耻呀！
我恨母亲给我身上拴了一道又一道的绳索！恨她只知道严格要求我，却不敢和兵团不分敌我的行径斗争！
永远忘不了这一天，我用砍400棵树，挨打7拳，瞎了一个眼，向党的50岁生日献了礼。
滔滔林海，郁郁丛莽，都在黑暗中融化为一片模糊不清的虚无。
紧紧搂着自己的双腿，冻得上下牙不住地打架，缩坐在荒草丛中，终于熬到天亮。
一瘸一拐地走到了九连蒙古包前。一知青警惕地问：“你是哪儿的？”另外两个也用怀疑的眼光打量我，可能把我当成了潜逃犯。
“七连的。”
几个人围过来，只一晚上，就全不认得我了。
“我是林胡。”
他们惊讶地问：“怎么搞得？眼流血了？肿这么大！”
不用我说，看这副狼狈相，他们就明白出了什么事。
赤着双脚；左裤腿扯开线，那布随风飘；小腿被灌木划了许多小红道儿，左眼完全睁不开，肿得跟桃一样。
这几个知青热情地把我让进了蒙古包，端来洗脸水，并给我下面条。感激得鼻子发酸，但克制住。过分表示感激让人看不起。
我尽量客观地把前前后后讲了一遍。
他们纷纷指责皮金生太不像话。
“犯了国法，由国家来处理，用不着他来打。”
“你天天早出晚归，下雨天也干，我们都看在眼里。”
“你干脆跟何参谋说说回去吧，别感染了。”
本来对天津人没好印象。庸俗、肤浅、世故、虚伪，皮金生是最典型的代表。但九连的这几个天津知青却让我困惑了。同是天津知青，他们却不怕被扣上同情反革命的帽子。
一知青问：“昨晚上你在哪儿过的夜？”
“南面那道梁后头的沟里。”
他感叹道：“多危险啊！那边儿狼特多，前几天，四连的一匹大车马就给掏了。我们白天都不敢一人去那边干活儿。”
我苦笑了一下，没说话。说什么呢？就是因为害怕狼，早回来一会儿，才被刘福来汇报给皮金生，酿成了这结果。
吃过早饭，洗完脸，何参谋来了。我向他讲了打架经过后，一点没批评我。“这样吧，我领你回去和他们谈谈。再找卫生员上点药，怎么样？”
我同意了。何参谋见我光着脚，让我骑在他身后的马屁股上，缓缓的回到七连蒙古包。我搂着何参谋后腰，默默地感受到了何参谋的心地善良。
这何参谋个子很矮，南方人。他是因为过年喝多了酒，痛哭流涕，当众流露了对团某个领导不满，而被撤销了四连指导员的职务，贬为团司令部的林业参谋。
进了七连蒙古包。
皮金生鼓着鼻翼，愉快地向何参谋打着招呼，似乎什么事没发生。
“哈哈，勇士回来了。昨晚上窜得比耗子还快。”刘福来笑嘻嘻地甩了一下他的小分头。
大傻望着我：“老实点吧，一只眼！”
突木其傻憨傻憨地说：“勇敢，坚定，沉着。”
何参谋说：“你们怎么搞的？不论对谁都不应该打嘛！”
皮金生眨巴着眼睛，一条一条控诉着我怎么不老实：头头不在就偷懒，早早回家；砍活树，图省事；偷干饼，不管别人吃没吃饭；把湿衣服放在面口袋上，浪费了好几斤白面：谁都不服，跟谁都抬杠……望着他那副一本正经的样子，真恨不得把他那个漂亮鼻子给咬下来。
现在，当着何参谋的面，我瞪着皮金生严厉地说：“嘿！皮金生，你今后要是再动手，一切后果由你负责！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你这个反革命，成了独眼龙还这么狂！”
“狗崽子，你老实点！”
皮金生脸色变了：“妈的！你老实点！”顺手推了我胸脯一下。
“何参谋，你看，他又先动手了！”我激动地喊，同时闪电般抽了他一耳光。那清脆的响声无比悦耳，可惜音量小了点。
“好小逼孩的，吃了驴圈肉了！”刘福来抄起一根棍子，大傻拿起擀面杖，炊事员小老攥着菜刀，突木其，老穆、皮金生赤手空拳，6人成扇形向我逼近。
这是在蒙古包里。
何参谋拦住了皮金生。我得以跑出蒙古包，从地上拾起一根桦木棒。还没转过身，肩上重重地挨了一棍！回头一看，刘福来正恶狠狠地打来第二棍。一偏头，敲在脖根上。我向他扑去，小子比猴儿还机灵，蹭地窜到何参谋身后，向我挥着棍子骂道：“鸡巴毛扎小辫儿，瞧你那球色（Shai）！”
我不顾一切地向他靠近。何参谋死死抱住我后腰嚷：“林胡！不能打！不能打”
一扭腰，硬把何参谋给抡了一跟头，大步冲向刘福来。小子体重比我轻30斤，又没有劲儿，真打起来，根本不能招架。他见我来势凶猛，撒腿就跑，边跑边骂：“小逼孩的，留神你那只眼！”
这时何参谋爬起来，使劲搂着我：“林胡，住手！”
正巧，七连拉木头的大车来了。何参谋把我推到大车边，命令我跟车回连。
我自然乐意。车老板老常帮着我把行李搬上车。
他们都站在蒙古包外面，向何参谋揭发着我的反动罪状。
皮金生显出一副很豁达的样子，用两个手指头捏着我的破解放鞋，从大老远扔过来。“臭鞋还给你，别污染我们这儿的环境！”
那帮人咧嘴哈哈大笑。
“万岁，少了头猪，炊事员得解放！”
“真便宜他了！让我挨顿打回连，我也干。”
马车缓缓离开七连蒙古包。
我坐在大车上。低头仔细一看，全是自己那天奋力砍的杨木。墨绿墨绿，整整齐齐，光光溜溜，不粗不细满满两大车！唉呀，累死累活地干，向党的50岁生日献礼，还得倒贴一顿揍，倒贴一只眼。
乌拉斯泰林场路两旁的野百合花鲜红细嫩，亭亭玉立，一朵朵笑眯眯地向我微笑。它们无忧无虑，不知道人间的辛酸。
路上，我琢磨着给母亲信的措辞，恳求母亲快快帮我一把。就是反革命束缚了我，眼睁睁地白挨了一顿打。
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肩膀、脖子火辣辣疼。这皮金生实在费解，我过去从没有得罪过他，现在为什么对我这么狠？
“墙倒众人推”这句成语所蕴含的哲理太深奥了。绝对是人的天性。
但除此之外，估计跟他受伤的自尊心有关。
他本是校足球队的左边锋，因为出身资本家，给清洗出校队。因为这个出身，不但当不了兵，连来兵团都困难，学校不批，只好到四子王旗农区插队，靠着一个亲戚关系，费尽千辛万苦才转到了兵团。
我父母虽然没正式解放，但都是老干部，老党员。使我能在皮金生面前，理直气壮，不把他放在眼里。人都是好面子的。我在众人面前，对他的一点点不敬，都使他恨之入骨。
他足球踢得好，难怪爱用脚踢人。
回连后，马上向指导员报了到。指导员默默听着我的叙述，一句话没说。我的眼睛那么肿，根本睁不开，使指导员想训也不好训。
到连后的第二天就开始干活：和泥、扔笆泥。卫生室的呼市小卫生员宋春燕很好，主动给我看了眼睛，并上了药。
回连的第三天，在食堂吃早饭时，沈指导员挺着大肚子朝我走来。
“林胡，今天你去团部开会，不干活了。”
预感到这不是好兆头。让我开会，准没好事。
阴沉沉地坐上拖车。同去的还有李晓华等几个女生。她们穿着崭新的绿军服，头带军帽，煞是精神。一路上，叽叽喳喳，哼着歌子……对她们来说，开会是个好差事，起码可以歇一天，还可以顺便到团部军人服务社买点东西。
果不出所料，到了团部营建礼堂，赵干事把我叫到一边，定睛一看，全团著名的五类分子都在这儿。刘毅、贡哥勒……又是批斗会！我们几个被指定站在主席台右侧。谢天谢地，没在正中间，我们只是个陪衬。
大会由李主任主持。他说：“今天批判六十三团反革命纵火犯XXX、六十二团打人行凶犯XXX、XX。大家态度要严肃，不许开小会。”
然后开始带犯人，程序和批斗我时完全一样。不过他们全铐着铐子，没“喷气式”。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
上千人的吼声在礼堂回荡，气氛不如我们那次凶恶。毕竟是外单位的，素不相识，没那么大仇。
扼要介绍完这几人罪行之后，各连代表发言批判，个个慷慨激昂，挺像那么回事。
李主任作完总结后，指着我们这一小撮说：“这是我团有现行活动的五类分子。”声调陡然提高：“抬起头来，让大家看看！”
他如数家珍，挨个向大家介绍：“这是三河牛场的史XX，坏分子，最近又偷了2000多斤种畜饲料……这是三连的刘毅，反革命，老是搞翻案不认罪……这是七连的牧主贡哥勒，大忙季节把打草机弄坏了，破坏抓革命，促生产；这是七连的林胡，反革命，前几天还跟人打架，不接受改造……”
赵干事从后面伸出一只手，把我下巴托起，让黑压压的人群观看这张嘴脸：左眼肿得只能睁开一条小缝，眼眶底下泛着一片乌青，脸皮晒得羊粪蛋一样黑。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
拖拉机回连了。我坐在拖车后面的车帮上，严肃地向前望着。风呼呼地吹在脸上，冷却着滚热的脑壳。
同车的几个姑娘热烈地议论着刚从商店买回的花毛巾、线袜子。那嘴一刻不停，边说边还哼着小曲儿。
刚从牢房出来时，头一个想法是要好好表现，不让指导员有借口更狠地整自己。
可是我长得不可爱，三角眼狼一样凶；嘴唇又干又厚；脸上肌肉僵硬，花样很少，实在不讨人喜欢。更要命的是自己心地也不宽厚，不能以德报怨，谁对我不好一点，就恨得咬牙切齿……而且口才还特别差，无法用妙趣横生的谈吐赢得别人好感。
人缘极糟糕。
有些反革命比我处理的重，却善于搞关系，从而比我受到更好待遇。人际关系上，我可能连三分水平都不到。从小学到中学，没几个长久朋友，好一阵就吹了。
我惟一长处就是有力气，身强力壮。于是就利用自己特长拼命干活！脱坯、和泥、扛麻袋、拉板子、扔笆泥、打石头、砍树……用尽一切力量，以一顶二，一顶三，甚至一顶四的特大劳动量干着。想想我一顿吃二斤半的胃口，吃得炊事员小老那么善良的人骂大街，把我视为眼中钉，屡屡斥之为猪，就会明白那是多么大的劳动量所致。
一点也不夸大，几乎天天给累得龇牙咧嘴，摇摇晃晃。上厕所蹲一会儿都是莫大享受。常常连饭碗都没劲儿端了，得蹲着吃。用这种老农民的吃饭姿势，胳膊不累。
几个月的苦干是想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不是反革命，用实际行动向毛主席他老人家献红心。可得到了什么呢？
被打成一只眼，鼻青脸肿，站在全团众人面前挨斗！
我用力盯着远方迷茫的地平线，思绪如麻。委屈、愠怒、绝望。
那几个小女生不时偷偷观看我的表情。我这番遭遇，她们好奇。
拖拉机很快就回到了七连。
幸亏左眼没发炎，很快就痊愈。指导员让我在金刚班里干活。
白天脱坯，晚上还要去场院加班。扬场机突突突地响着，把一股小麦射到天空。我紧张地用木锹往链板里填着小麦。
黑暗中，张韦哼着“列宁在十月”里的歌子，悠长哀婉。
在乌克兰辽阔的原野上，
在那静静的小河旁，……
“张韦，你穷叫唤个啥？快干！”指导员不耐烦地喊了一声。
歌声就像断了电的收音机，立刻没了声。
夜很深了，扬场机还在咆哮。我越来越累，挥木锹的速度慢了下来，射向天空的粮流变细。
“林胡快点！供不上，找你！”老沈嘶哑地喊。他工作起来真是废寝忘食，都深夜一点多了，还不回去睡觉。
唉呀，反革命不是人当的。连部大车马哪匹一天干12个钟头？
一个细雨霏霏的天气，我正在新盖的厕所扔笆泥，有人给我一封信。
是妈妈来的！
他们休息时，我飞快钻进厕所，坐在土堆上，贪婪地看着：
小胡：
你口口声声不反毛主席，而实际上却总背离毛主席的教导。直到现在，你对自己的罪行还没一点认识，总强调动机不反党，不反毛主席，你打架斗殴，胡言乱语，抢自己的家，所作所为，哪像个新中国的青年？可你却不低头认罪，都这个地步了，还和别人打架，一点不从自己这方面找原因，把责任都推给别人。你这样的狂妄，顽固不化，实在令人失望。
今后在你没有重大表现之前，我不给你去信了，你也不要再给我写信。
杨沫 七月X日
我愣住了。无意识地用一只泥脚使劲搓另一只泥脚，搓下了许许多多小碎泥块。
挨了打，向妈妈诉了番苦，得到的又是断绝来往，连一句安慰话都没有。难道我真的像脚下沾着的那些稀泥巴，被人不屑一理？
血汗的回报就是这！
第二次上山
紧张的秋收一结束，指导员又让我上山打石头。同去的还有金刚、大傻。他俩都因为打架被罚上山。
石头山上，只有贡哥勒独居小棚，为连队看石头。打草季节，让他下山打草，不慎把打草机弄坏，给指导员气得要命，狠训了一顿，又轰上山。道尔吉因病已经回到牧区。
我爬上山顶。周围连绵起伏的群山，依旧那么平缓，那么静穆。我们干了一冬的石头坑，枯草丛生，浮土残石，像座坍塌了的废墟，满目荒凉。去年冬天和老蒋、道尔吉一起抡锤苦干的场面已被岁月永远掩埋。
我们3人住一破旧蒙古包。虽有点寂寞，但彼此都是挨整的，气氛还和谐，比在连里强多了。尽管我们没牧民的手艺，蒙古包扎得歪歪扭扭，风一吹，尽是窟窿。可也觉得很舒服，主要是山上自由。
这是我从团部小牢房出来后，最开心的一段日子。就我们3个，想什么时候干活就什么时候干，谁也不压迫谁，谁也不积极表现。
我终于有了时间细细观察周围的人。
大傻非常有特点。
他一米八的个子。皮肤黝黑，牙极白，剃个小平头，据说跟天津最有名的跤手大卫学了几天摔跤。说话很粗，动不动就：“我要你盒儿钱！”父亲是蹬三轮的，小学文化。学习时，班长问他什么叫哲学，明明不知道，可不好意思承认，老是咧着嘴笑着：“嘿嘿，哲学就是那个，嘿嘿，嘿嘿……”以后大家就用“嘿嘿哲学”取笑他。
他非常无知，啥也不知道。呼市知青刚来时，曾让他负责过一个班的新兵学习。念完《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后，一小知青问他：“什么叫流寇主义？”他一本正经回答：“流寇主义就是想留在大城市。”
问他马克思是哪国人？答曰：“苏联人。”
问他阿尔巴尼亚在哪个洲？他说在非洲。
难怪人们称他为大傻，基本常识一塌糊涂，可对斗蟋蟀相当精通，白话起来，一套一套。
在团部小牢房跟我打完架后，雷厦告诉他：“两个你也打不过林胡。”他有点慌。我一回连，忙向我道歉，握手言和。结果被老沈狠狠整了一家伙。以后他摇身一变，猛对我凶，使劲划清界限，满以为这样，指导员就能对他好一点。
他五大三粗却还像个孩子一样馋嘴。如果一顿饭没吃好，一天都无精打采。上山的头一顿饭，金刚把饼烙煳，再加上土豆丝里的肉不多，他脸马上阴沉下来。盛菜时，勺子拐弯抹角地移动，追踪着肉片，盛了满满一碗，吃得鼻头冒汗，脸还拉拉着。为了烙饼煳了，从下午一直嘟囔到晚上睡觉。把金刚气得要命。
金刚曾问过他，最幸福的事是什么？
他眯着眼睛陶醉说：“啥最幸福？哼，大夏天晚上，光着膀子，摇着芭蕉扇，躺在竹藤椅上听听话匣子，跟前有壶茶，还有二斤桃酥，那啥劲头！”
对于蹬三轮的来说，可能是这样。
大傻虽长着一身肌肉，脾气可不像王连富那么暴，肉不稀稀。伐木时，他也跟着皮金生后面咋唬了几声，打我几拳，不过是瞎凑份子。这小伙子除了对犯人，自己绝不会一对一地单挑儿。
伐木回连后，一次在马厩抓马，他和马倌完登吵起来又动了手，完登是个瘦小的蒙古人，大傻把完登摔个大背胯，休息了好几天。指导员在全连大会上点他：“平常干活儿老嚷嚷腰疼，摔牧民咋就腰不疼了？哼，装病！”又第二次让他上石头山锻炼。
大傻虽不满意指导员，也没办法。到山上后，他又笑憨憨地拍拍我肩膀，第二次向我赔礼道歉：“嘿呀，咱哥儿们实在没办法。不对你厉害一点，当官儿的往死里整啊。那晚上幸亏你没回去，皮金生他们商量好，只要你回去，就把你给捆起来，非要好好治治你。”
这就是大傻。
金刚则是另一种类型。细瘦的身躯，山羊一样的尖下巴，尖鼻子，眉毛疏而浅，一双细眯而略微上吊的狐狸眼，嘴唇薄薄，头发细软。从外型到性格都像个啮齿动物。善良、敏感、胆小。
他初来草原，不骑马，怕马累。杀羊不要说动手，连看都不忍看。傍晚看见夕阳下坠，他满面愁容；早上碰着日出，他能边蹲着大便，边动情地吟诗；去司务处退粮票，司务长让他稍等一会儿，态度有些冷淡，他就怏怏不快，回去噙着泪写一大篇日记。
由于出身不好，身体瘦弱，他性格忧郁，爱幻想，爱孤独，喜欢一人躺着，津津有味地欣赏自己脑中飘浮的各种小念头。《外国民歌二百首》里的歌几乎全会唱。没事时，经常哼些忧伤的调子。
他谈吐举止彬彬有礼，爱穿皮鞋，下雨天也穿。没块儿，干活儿不突出。在场院扬麦子时，他抡木锹拿着架儿，像拉小提琴一样，为此许多人嫌他酸，瞧不起他。跟沈指导员聊天时，他不看对象，大谈鲁迅、托尔斯泰……不知是臭显，还是在启蒙指导员的文学细胞。指导员嘴上不说，心里很烦他。有阵子，为去掉酸气，他处处模仿我，不洗脸，说粗话，练摔跤，穿破衣服……锡林浩特知青嘲笑他是我的小徒弟，可我被抓起后，他处境尴尬，赶紧摇身一变，玩儿命与我划清界限。说我比海狼还海狼，是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者。
他因为和小四川打架，给了个警告处分，一直不服气。这次为点小事又和小四川吵起来。小四川猪一样的浑，没脑子，谁都骂，谁都看不起，自己那么弱小，屡屡挨打，还穷狂，四处见招。他最引以为荣的哥哥不过是个小营长，就这样牛逼哄哄，要是个团长，恐怕连指导员都敢打。他喜欢谈的是挣钱和搞对象，其实是披着知青外衣的四川小农民。他看出指导员不喜欢金刚，就对金刚格外横，这真是邪门了，弱的欺负强的——他体重不到80斤，一推一跟头。金刚克制不住，吵到最后又动了手，结果被指导员罚上了石头山。
小四川胡搅蛮缠，相当可怕。金刚两次都栽在他手里；老蒋因为和他吵，得了个留党察看处分。
金刚到石头山后，大面上对我不错，和我同吃、同住、同干活、同休息，没一点优越感。在干活儿方面，还挺尊重我的意见。
金刚看不惯大傻馋嘴。每逢吃饺子时，大傻总抢着吃头锅。不管多烫，别人吃一个，他已吃了仨。金刚常常学着天津话挖苦道：“宝峰，慢慢吃，不够咱们再着补一疙瘩面，可别把嗓子烫坏了。”
大傻对吃饭的挑剔，也让金刚不快，饭稍微差一点就愁眉苦脸。这样金刚就常和我聊天，对我比对大傻要客气得多。他主动借我看《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求他帮个忙，绝无二话。我发现两人闹过矛盾，若和好起来，比过去更好。此刻我就有这样的感觉。金刚见我衣服出奇的破，给我起了个外号：“老鬼”。因为3人里，我岁数最大，衣着最破，又是反革命，最吓人。
我感到这外号一点没歧视的意思。
一天，大傻去一连玩。我试探着想和金刚聊聊自己的事。不料他冷冷说：“我不跟你谈这些。”碰了我一鼻子灰！
这表明他和我之间还是有一层看不见的界限。
“你是我毕生中第一个看错的人！”金刚这句话我一直耿耿于怀。他对我看法不好，自然是指品行而言。骨鲠在喉，上山后不久，就迫不及待地给他写了一封。
金刚：
赫胥黎说过：对人们反社会倾向的最大约束力，不是人们对法律的畏惧，而是对他周围同伴舆论的畏惧。一个人宁可忍受肉体上的极大痛苦，也不愿死。但被同伴轻蔑羞辱，却驱使最胆小者自杀。
正是这样，对我来说，个人所受的一切屈辱，苦痛都可以付之东流。但刘英红一年前在全团批斗大会上的发言，却实在难以忍受。
皮金生、刘福来他们使我蒙受了一个尚武男子的最大耻辱，被打成独眼龙，抱头鼠窜，但比起刘英红的凶狠批判来，也没让我这么心痛。因为在暴力面前，我可以昂起头，纵情大骂。
可被一个淳厚、温和、善良的弱女子这么骂个狗血淋头，有口难辩，实在心惊胆寒。我知道，她对我的看法主要是指我的私生活而言。尽管我品行不算优秀，可也数不上最劣。卑鄙、自私、虚伪这三顶帽子实在有些过分。
一、所谓道德败坏，无非是在日记里记下自己用手干的事。
事实上，那些大骂别人道德败坏的人，心里并非就那么干净。陈政委就是一例（据说因为有作风问题已被调走）。我的私生活全写在日记里，光明正大。而他们的私生活却躲藏在一身绿军装里，谁知道肚子里有多脏？要搞臭一个人，必须先把他的品行搞臭，从男女问题上突破，这是整人的诀窍。从刘少奇到小老百姓概莫能外。赵干事很懂得这一点，四处讲我如何下流无耻。好像我用手干比强奸还罪大恶极。
其实性欲没什么可耻的，鲁迅早就说过性欲跟食欲一样正常。用封建的伪道学压抑它，逼得人们用不正当的方式发泄；或把它当成一把政治斗争的杀人刀，那才最卑鄙可耻。
二、所谓虚伪，无非是表面上不近女色，心里却很想；表面上穿得破，心里却很爱美；照镜子偷偷摸摸。
对异性的向往和保持自尊是青年男女很普遍的矛盾心理。如果说这是虚伪，那虚伪的人多了。雷厦认为我故意装出不爱美的样子，破衣烂衫，几天不洗脸，心里却很爱美，是一种伪装欺骗。其实我爱的就是这种肮脏破烂的美。小学时，常把新衣服在墙上蹭了许多土后再穿。
照镜子不愿让人看见是不好意思，总觉得武松不会照小镜子。
伪君子这顶帽子轮不上我。
三、所谓自私，无非是花钱吝啬，别人借了自己的钱，念念不忘，要过债。当初我是自己跑来的，所带东西甚少，一些基本用品都没有。释放回连后，这点东西又丢了不少，几乎一贫如洗。自来内蒙牧区后，父母没寄过一分钱。这样的物质基础，逼得我不得不省着花钱。许多人一听说我出身就认为我有钱，总向我借。可是我穷得连枕头、脸盆都没有，哪有力量借呢？
我从没有欠别人的钱不还，但同样，别人欠我的钱也应该还。我向雷厦要过债，没借给几个天津知青钱，拒绝了郭北索要拳套，能据此就说我自私、小气吗？
社会上有一种人总喜欢用自己的毛病攻击对手。比如自己一毛不拔就攻击对手吝啬；自己见女的走不动道儿，就攻击对手好色；自己背信弃义，就骂对手出卖朋友。
我再次重申，我从没为一个女的出卖战友。在韦小立面前，是以非常尊敬的心情谈论雷厦的。
孟德斯鸠说过：一个人的名声好像他的影子，有时比他长，有时比他短，很少完全一样。
金刚，请你独立思考我这些肺腑之言。
林胡 1971年11月10日
金刚很严肃地看完，陷入了沉思。
我们每天只干四五个钟头活儿，相当悠哉。反正也没人汇报，都是被贬发配的，绝了拍指导员的念头。
闲暇，金刚时常双手抱着后脑勺，靠着行李，凝视哈那墙，不知道他想什么……有时还小声地哼着。
唉，你，命运，
我的命运，
我的不幸的命运，
送我到西伯利亚……
晚上，大傻聊起斗蟋蟀，口若悬河。我俩都听呆了。什么虾青、麻蜂黄、紫三段等；什么斗蟋蟀前先要称体重，同级别的才能咬；什么好蟋蟀一条60块钱，4钱重；什么广交会上还专门出口蟋蟀换外汇等等都是头一次听说。
海哨半天，我都困了。大傻还滔滔不绝：“嘿呀，我抓过一条青麻头，宽肩小肚儿，六条腿刷白，六条脑线倍儿清楚。腹脐跟刀切的一样，拿探子轻轻一扬，大钳子就开牙。个儿头比油葫芦还大，一窜两米多就出去了，而且还是个雏儿……”
又黑又破的蒙古包里生机盎然。没有阶级斗争，没有整人请赏，乌拉斯泰林场的那次挨打的奇耻大辱渐渐被平静恬淡的新生活消融。
现在，我只要身体有点难受，也可以和其他人一样休息。再也不必像去年冬天那样有病也不敢歇。
已经给党中央去了信，给兵团党委也去了信，以后怎么办呢一想到这些，心里就罩上一层乌云。干脆不去想它。管他呢，混吧，车到山前必有路。我津津有味地吃着大傻烙的酥油饼，专心欣赏金刚炒的土豆丝，还跟金刚学拉小提琴。
大傻整天琢磨着做个什么新鲜好吃的菜臭显。他号称特会炸油饼，结果放了那么多起子，一点不好吃。
1971年11月底，连里通知他俩下山开会。
山上就剩下我和贡哥勒。老头儿穿着脏污的得勒，黑黢黢的，骨瘦如柴；脸上放眼睛的地方露着两个皱纹丛生的黑窟窿。他终日缄默，从不主动与我说话，比蚯蚓还安静。
漠漠荒野，沉寂无声。早早就躺下，但怎么也睡不着。开什么会呢？指名道姓让他俩去，留下我。一股无名的嫉妒，一种低人一等的屈辱感，悄悄袭来，噬咬着自己的心。过去对开会无所谓，现在是特别有兴趣。能开会是一种身份，一种资格，一种政治待遇。对五类分子来说，参加一次会等于对你的生存有次小小的承认。
3天后，他俩回来。大傻一进包就绘声绘色讲他如何机智勇敢，偷了食堂一大块猪肉。“操他小王八蛋的，你知道要点东西多难？司务长说，山上俩落后，一反动都是饭桶，仨人一个月吃一麻袋白面（180斤），太不像话了。指导员猛卡，白面只给60斤，其余全是粗粮；肉就批了5斤，还不够塞牙缝的！”
干活时，我走进金刚的石头坑问：“开什么会了？”
他温和又坚决地说：“你别问这个。不让跟你说。”
唉！有啥了不起的，周围没任何人，在这远离连部的荒山上，干吗那么正经？真让我失望。你怕什么呢？
碰个钉子很不愉快。
自开这次会后，金刚明显和我疏远，与大傻来往密切。看来我的身份比大傻更难容忍。到底是什么事情搞得这样神秘？还专门发话不许告诉我……越发好奇，仔细揣测。常竖起耳朵偷听金刚与大傻的闲扯，隐隐感到像是有什么大的变故。但我做梦也没想到林副主席外逃，摔死在外蒙。
轰动全世界的林彪事件当时对五类分子严格保密，听传达文件的人员名单都要上报团里审批，泄密者严惩不贷。
冰天雪地里的知青
12月，二班从巴颜孟和山挖洞撤了下来。他们是落实毛主席“深挖洞”的指示到那儿挖的。不知怎么搞的，挖了两个多月，白费了几百斤炸药又不挖了。这些人全都上了石头山。
为了明年的营建，连里给我们打1500方石头的任务。山上骤然增加了十多个人，工作进度大大加快。
二班班长老孟当了山上的负责人，他是赤峰知识青年，眼睛特别小，爱傻笑，大约19岁。人很厚道，对我挺不错。头次见面时，还甩给了我一根烟。
老孟很少以负责人身份训话。他不言不语，专心干活儿，还常帮炊事员做饭。吃饭时，不管多饿，从来不第一吃。小知青都挺服他。回到蒙古包就读马列经典，如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他文化不高，也就小学5年级的水平，常常连一些简单的字都不认识。
荒山上铁锤铛铛，炮声隆隆。石头坑越来越深。
新来的人里，有个叫唐建华的唐山知青，给大家做饭。他有个笑话，很是难忘。
人一多，我特别注意自己的东西不要丢，尤其是写的申诉材料，厚厚一打子，别让人发现，给我扣个什么帽子。常常在书包上做个记号，监视别人是否偷翻。果然，很快就发现自己东西被人翻过。大家都上山干活，最大的怀疑对象就是做饭的唐建华。
一天中午，我下山回来后，发现自己书包又被翻。并发现褥子下面的钱包丢了，里面有刚发的工资。大家都在干活，包里除了唐建华没别人。
一股怒火升起。在连队，被人偷工资只好忍着，但在石头山上，指导员不在场，还敢偷我，就不能逆来顺受了。我用眼睛使劲照着这小家伙。他一看见我盯着他，表情越发不自然，目光总躲着我。迟疑了一下，他向老孟请假，说身体不舒服，下午要回连看病，就走出蒙古包抓牛。
他已经收拾好一个手提包，放在他行李旁边。我上去就把那手提包打开，翻了一下，豁然看见了我的钱包。这小子偷东西太没经验，赃物就在手提包里，还敢离开抓牛；偷了钱还舍不得扔钱包。
我让老孟过来：“唐建华偷了我钱包，就放在他手提包里。”
老孟看完了后说：“行，我来处理。”
当唐建华抓牛回来，老孟把他叫到蒙古包外面谈话。
不一会儿，唐建华哭丧着脸走进蒙古包，低着头，谁也不看，蒙着被子睡觉。
老孟偷偷告我：“他只承认是捡的，要回连交给连部。”
有到人家褥子底下捡钱包的吗？在山上捡的东西，为什么不交给山上的负责人，却要交到连部，这家伙的所作所为，使我更相信了以貌相人有点道理，他的眉毛很黑，几乎拧在一起。小白脸，尖鼻子，尖下巴，眼睛有点对，那里面的光散碎无神，猥琐有余，光明不足。可能18岁不到。
他愁眉苦脸了3天，思索对策，最后回连，交给了指导员一封忏悔信，为自己百般解释，最后署名是：“您的小儿子唐建华。”
指导员看了后，一点没饶他，在全连大会上不点名地训道：“有人偷了钱，被发现，就给我写信，甜言蜜语，自称是我儿子。一个革命青年，哪能这么说呢？”惹得全连知青哄堂大笑。
再给领导拍马屁，也不至于以儿子自称，连里农工们都说这小伙子可怜，偷东西被发现后，受了刺激，精神出了毛病。
只有我心里明白，他是抄我给母亲的信。什么“最最亲爱的，仁慈的”，什么“满眶热泪给您写信”，什么“在水深火热中熬煎”，什么“一百个一千个不是坏人”，等等都是我信中的语言，最后署名“您的小儿子”也是。他这么个唐山煤矿上的独生小毛孩说不出这样的话。我给兵团、师部及母亲信的草稿都混放在一起，他肯定偷看了。因字迹潦草，把给母亲的信当成了给领导的信，误以为给上级领导写信最虔诚的表示是自称为“小儿子”。
这件事传遍全连，一时成为笑谈。
小伙子抄袭别人的家信，抄个声誉扫地，最后灰灰溜溜调走。
打眼、放炮、撬、搬、清扫……日复一日地干，坑边石头堆眼见着大起来。
1971年春节前夕，连部通知：学大寨，要过一个革命化春节，过年不休息。
山上的粮食已很少。早就通知连里，因风雪太大，一直没送上来。天气越来越坏，白毛风呼呼地连着刮了四五天也不见停。这么大的风雪把一切道路都封住，断粮的危险渐渐临到我们头上。
年三十，粮食只够吃一天的了。早晨大家围着炉子，望着锅里的小米粥，打着哆嗦。大傻披着大衣唉声叹气，一个劲抱怨指导员忘了山上这十几个弟兄。
羊粪潮了，铁炉半死不活，只冒烟没火苗。老孟撅着腚，跪在炉灰里，把头贴进炉底用力吹着：“要啥没啥，就知道让干活！”
吃过早饭，金刚自告奋勇要赶着骆驼车回连取粮。
外面滴水成冰，酷冷。
大家纷纷献出自己最御寒的衣服帮他武装。张韦递过鸭绒背心、老孟脱下皮裤、李国强拿出新买的还没穿的毡靴……金刚换上后，又穿上兵团发的皮军大衣，戴上皮帽，笨得连胳膊也抬不起来。
“穿千层不如腰一横”，我一个腿跪在地上，使劲帮他系“腰一横”。回连顶风，寒风吹在脸上很危险。又用一条旧床单，把金刚的脑袋裹住，只露两个眼睛，像巴勒斯坦突击队员一样。
外面，白毛风呜呜地叫，野狼爪子似的撕人脸。真是漫天皆白，冰寒彻骨！
金刚启程了。骆驼不高兴地乱叫，口喷唾液，死活不肯离开蒙古包。金刚只好牵着骆驼步行。这大家伙无可奈何地哀叫着，一步一步走进呼啸的暴风雪中。
送走他后，我们跑回蒙古包，开始披挂战服。穿上又破又脏的开花棉袄；戴上磨烂的皮手套；围上条脏毛巾；腰上勒几道放炮用的旧电线……
大家跟着老孟，不声不响，一个一个鱼贯地走出蒙古包。
寒风犀烈地啸叫，吹得人几乎睁不开眼。这十来个衣着褴褛，面目肮脏的青年躬着腰，顶着凛冽寒流，吃力地向山顶走去。
叮铛！叮铛！钢钎声顺风依稀飘来。在空旷的荒山之巅，在天浑地浊的暴风雪之中，一声一声，响得如此微弱，又如此执著。
请看看我们知青是怎么干活的吧。
老孟挥舞着18磅铁锤打炮眼。大傻坐在冰冷的石头上扶钎子，冻得流清鼻涕。李国强全身压在撬杠上往下压，脸憋得通红……孙贵背着200斤重的大石块，摇摇晃晃向上走，眼珠子都压凸出来。
老孟打完炮眼，又趴在地上，咬牙切齿地脱下一棉袄袖子，把胳膊伸到三尺深的炮眼儿洞里掏冻土，一把一把往上抓……这是在鬼叫娘的白毛风里呀，掏两把土就得往怀里暖暖：手指头僵得伸不直。
李国强见正面撬不下石头，就开辟第二战场，仰面朝天躺在那块大石头下面，向它侧后方进攻。钎子每砸一下，都划出一串火星。
张韦钻进坑底的一个大约两米多深的水平石洞里，双膝跪着，用铁锹一锹一锹向外扔着碎石冻土。随着铁锹飞舞，寒风旋荡，他后背落了一层尘土。
在严寒中，谁偷懒，谁挨冻。那不撬下石头不休息的斗气，那一口气打700锤的拼命，那一刻不停地背石头的韧力，无不是与严寒抗衡。
白毛风铺天盖地，越来越大，把整个世界刮成了一团呼啸的银白色旋转体。烟雾腾腾，连近在咫尺的钢钎都看不清了！每人眉毛、胡子上都染着白霜。彼此说话得大声吼，呼吸也感到困难——疾风好像把空气都刮跑。
“呀，你鼻子白了。”我向老孟喊。他用力叫：“你——说——什么？——我——听——不清。”
“你鼻子冻了——下——去——吧！”
“哈——妈——怪（没关系）。”
老孟更用力地挥舞大锤，一下快似一下，每锤都倾全身之力，钎子铛铛弹得老高！
他干活儿有股傻气，像那种一拉车就拔蹦子跑的马，虽不抗造儿，但是真拼命。他眉毛短而宽，八字型，像是京戏里的丑旦，挺滑稽，说话老爱眯着鼓鼓的小眼睛。
孙贵冻得直掉眼泪，仍旧奋力背着大石块。
李国强还在与那块大石头较劲儿，捅着钎子。时不时嗷嗷叫着，向老天爷炫耀。
在白茫茫的暴风雪中，十几条身影或隐或现，抡锤舞钎，背石清土。一股一股嗥叫的寒风扑杀他们，撕咬他们。
“回吧！”老孟大声吼。
被狂暴寒流所激怒的小伙子们正张牙舞爪地猛干。跟白毛风练，跟石头练，谁肯服了这鬼天气后撤？他们干得眼都红了，没人理老孟，继续玩儿命，倾泻着青春的力。
此时气温之低，连鼻孔里的毛都冻硬，吐口唾沫，掉地上就成冰块。
“咚！咚！咚！”“噢——噢——噢——”这些生命的音响裹夹在滚滚寒流，传向远方。它是钢铁和岩石的撞击，鲜血和肉躯的歌唱。
不知怎么回事，在白毛风里，每人都爱乱叫，可能是风声太大，自己不发出点声音，就要被这鬼天气活埋，让严寒给欺负了。张韦这么漂亮文静的小伙子，一个天津医生的娇儿，现在嘴里也发出呼呼噜噜的粗野声音。
最后，老孟强令下山，挨个坑喊。知青们才在浑沌迷雾的风雪中，双手捂着耳朵，向后歪着头，飞快向蒙古包跑去。嘴里大声呜呜怪叫，嘲笑老天爷，气它奈何不了我们。
老孟的鼻子真给冻白了一块；孙贵的耳朵冻流水；张韦后脖子给石头磨出血道；李国强的脚跟冻红肿，他大头鞋露着一个窟窿——每个人或多或少都负了点儿伤。
大家围着火炉，兴奋地聊着刚才干活的情景，为这样度过年三十颇为骄傲。
山上冬天都吃雪水。那雪水茶虽有股腥甜味儿，还飘着许多草棍、草叶，可能还夹有牛粪末、人粪末（我们就地铲雪，就地解便）但此时喝上一碗，顿觉僵硬冰凉的身体里注入了一道暖流，舒服极了。
外面的白毛风还嗖嗖地向蒙古包冲撞……老孟忙用烂衣服堵住围毡上的窟窿。
李国强用面板挡住门缝。它白毛风瞎嚎吧，拿我们一点没治。
下午休息，准备年三十的晚饭。
现在山上仅剩下最后一点白面，一小块羊油和两根葱。肉早就没了，什么菜也没有，我们除夕佳肴就是一大锅稠稠的热汤面。别看佐料不多，很喷香有味儿。
饭后，有的缝手套，有的下围棋，有的吹口琴……大傻望着煤油灯发呆。
李国强笑着问：“大傻，想家了？”
“嗯，想我妈。”
“别想，越想就越想。还不如眼一闭，睡一觉。”
“唉呀，你不知道我妈多疼我……”
“废话，我妈也特疼我，我就不想。”
“谁像你呀，布勒格特，闹孩（狗）的干活。”
“哎哟，我可没招你哇？大傻！老杂毛。”
大傻头上有不少白头发。但他从容不迫：“我操你嘴！布勒格特！”微笑地卖弄起嘴巴。
也许年纪轻，不知道年三十的份量，也许白毛风把人冻糊涂了，蒙古包里竟没有一点除夕气氛。孙贵和李国强激烈地争辩，都说自己石头坑比对方难打；老孟自费买了一个马灯，聚精会神地读着《列宁选集》。
我用捡的一破手套，补自己的手套。
温度稍一暖，身上的“自留畜”就开始活动。我脱下裤衩，光腚缩进被窝，开始一个一个消灭虱子，指甲盖上血迹斑斑。这些“自留畜”吃得个儿大膘肥，有大米粒长。用手指挤瘪能发出一记脆响，像爆炒嘎崩豆。
大傻见我抓虱子，忙说：“你离我远点，挨着你算倒大霉了。”
我们吃饭、洗漱全用雪水，每天能坚持洗把脸就相当不错，根本不洗澡，不换衣服，9个人挤一蒙古包，不长“自留畜”的几乎没有。李国强的秋裤上一次抓了130多个，创了纪录。这家伙独出心裁，把那些小虫子放进一个小铁盒里，活的、死的，密密麻麻，准备带回天津向家里人臭显。
大傻人缘不好，跟他穷讲究也有关。为保持他那个很有魅力的一口白牙，每天至少刷两次牙，比别人多用一缸子水。因为水少，有人向他提出，不要穷刷，没人怀疑他的牙是山上最白的。可他不听，我行我素，结果频频为大家取笑。
深夜，白毛风仍不见减弱。它一次次呼啸着往蒙古包上撞，把哈那杆撞得吱吱叫唤；门毡不时被吹起一条缝，涌进许多雪屑；包上的顶毡随风噼噼啪啪乱响。
大家紧紧挤在一起，进入梦乡。
小小的蒙古包里睡着9个人。那场面比一群小猪乱七八糟挤在老母猪肚子旁还乱。大傻的头离铁炉不到一寸；老孟的褥子一半铺在炉灰里；孙贵的脑袋被水桶、铁锅包围；我蜷缩在羊粪堆、哈那墙、大傻脚丫所构成的三角地。头对脚睡省地儿。
门虽用案板和破筐挡住，仍不时飞进一缕缕雪尘，散落在我们被子上。
风雪吼叫了一夜。
第二天，大年初一。
早上醒来，好家伙，蒙古包里一片洁白。被子、衣服、锅盖、炉前空地等等，全都覆盖一层白雪。煤油灯上的铁丝，挂着一缕∩形的洁白银线；茶壶盖上戴着毛绒绒的白帽子……肮脏的，乌黑的蒙古包，现在圣洁得像白玉。
原来夜里顶毡被风吹开，雪屑就从这大窟窿里源源不断涌进。
孙贵在被窝里打开了条小缝，向外窥了窥大声叫：“哎哟，没治了！真该把这场面给拍下来，可惜没照相机。”
一层白雪把我们9个人全埋住。
老孟头顶着被子，四下环顾了一下，笑道：“总算没白来趟内蒙，盖了一晚上雪被子。”
“好哇，我说怎么睡着这么暖和呢？有层雪盖着保温。”老布勒格特兴奋地说。积雪下面的小伙子们渐渐活了过来，开始议论早上吃点什么，大年初一没粮食吃，真新鲜，挺好玩的。
李国强在被窝里瓮声瓮气唱起老三篇语录歌：
棒子渣最容易吃，
但真正消化就不容易了，
要把棒子渣作为鸡蛋糕来吃，
哪一级都要吃，
吃了就要吐，
搞好思想革命化，
搞好思想革命化。
……
歌本来很好听，但李国强五音不全，唱唱就走调，厚厚的一团棉被随着他的歌声一起一伏。
老孟也激动起来，在被窝里瞎嚎：
大风啊！震撼着边原，
大雪啊！吞没了群山，
蒙古包像块磨盘，
在惊涛骇浪中傲岸。
我们爱看大风雪扑舔山岩，
我们爱听白毛风呼啸嘶喊。
谁说草原比不上城市，
请看洁白的雪被多么壮观，
谁说石头山荒凉又寂寞？
请听布勒格特的歌声冲破严寒。
“操你妈，老孟，我可没招你啊！”李国强开始向老孟进攻。
“你是布勒格特吗？”老孟故作惊讶。
布勒格特是牧民最常用的狗名。
大家缩在被窝里骂呀、唱呀、神吹呀，互相挖苦呀，很是热闹。可谁也不敢起。连脑袋都不敢动得太厉害。棉被上积着厚雪，稍一不慎，就要雪崩。
冷风嗖嗖从蒙古包顶上吹进。包里的温度和野外一个样。最后，布勒格特和老孟“枪火”，两人一咬牙，同时尖叫着，战战兢兢穿上衣服，把火生着。
“快起，快起，雪要化了，弄湿被子我不管。”
大家这才硬着头皮爬出温暖的被窝，穿上衣服，把被褥上的积雪打扫干净。包里到处都是湿漉漉的，毡子上踩着纷乱的泥脚印。
一锅雪水化了，每人舀了一缸子水刷牙，再往脸盆里倒半盆水，大家轮流擦一把脸。我干脆不洗，也不刷牙。总觉得皮肤脏点耐冻。
把最后半盆玉米渣倒进锅，开始煮。这玩艺儿在大车班是马料，在山上却是我们的口粮，很不好烂。羊粪潮湿，干冒烟没火苗。老孟把柴油倒在一只破解放鞋上扔进炉里，嗡嗡烧了一阵，接着又扔进一只，满蒙古包都是橡胶味儿。一堆湿羊粪，四只解放鞋，小半桶点灯用的柴油终于把这玉米渣煮得差不多。
我们塞了个水饱儿。都盼着金刚快点回来，可别让我们大年初一饿肚子。
快到中午还不见金刚的影子。大家有点急了。老孟决定去一连借粮，正披挂衣服时，外面传来稀微的骆驼叫声。“噢——噢——”人们欢呼着跑出去。
那骆驼声越来越大，最后终于看见了它的身影。只见金刚用条破裤子围住头，仅露两个眼睛，低声叹道：“哎哟！我的妈哟！”
我们一起动手把粮食、菜、羊肉、猪肉等搬进蒙古包。
到包里脱了武装，金刚冻僵了的脸仿佛走了形。鼻子瘪了，嘴歪了，眼角含着泪，表情发呆。他使劲抽搐肌肉，作出一个不自然的笑容：“告诉你们一个新闻：西乌旗气象站通知，昨天气温零下44度，30多年头一次。”他用冻成鹰爪状的手使劲搓着脸：“哎哟哟，这骆驼真王八蛋，老不听话，过三连时，死活不出来。哼，老鬼没给我裹好，脸上冻了个泡。”
他费力地转动一下眼皮，靠颧骨的地方有个不显眼的小泡泡，已经破了，浸着黄水。他难看地笑着，那脸肉像几块冻土凑成。“我的妈哟，这天戴皮帽子根本不顶，非得裹头。那床单我包菜了，就从库房里捡了条没主儿的破裤子缠在头上。”他搓罢脸，掏出太阳烟，一人递了一支：“我在三连还碰见雷厦了。他骑马去办事，差点冻掉鼻子。幸亏他灵机一动，用书包把脸给包起来。”
大傻责怪道：“你要再不来，大过年的，咱弟兄们可就断顿儿了。”
“连长回家探亲，指导员七碟八碗陪着工作组喝晕了头，就顾睡觉。我要不回去，大年初一，咱山上这帮人真得喝西北风。”
突然，他想起了什么，忙从口袋里掏出一迭信。大家扑过去，眼里闪着光，激动地叫喊着、抢着，收到信的洋洋得意，没收到的垂头丧气。
“弟兄们，静一静，二排给山上写一封慰问信。老孟，你给念一念。”
老孟就结结巴巴地念起来：“……在这新春佳节之际，我们二排全体战士向战斗在石头山上的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礼！祝你们春节好！
“在冰天雪地的荒山上，你们为革命出大力，流大汗，不怕苦，不怕累，为连队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向你们致敬，战斗在石头山上的勇士们，向你们学习，70年代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闯将。
“朋友们，战友们，让我们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献给壮丽的祖国边疆建设事业吧！”
大家都很高兴，总算还有人记得我们。有了白面和肉，晚上我们包了顿饺子。金刚还到食堂后面偷了两麻袋牛粪，煮饺子不必再烧胶鞋。
蒙古包虽然很潮，很脏，乱七八糟，但牛粪火一烧，温暖如春。那铁炉子轰轰响着，饺子很快煮熟。大傻笑眯眯地盛了第一碗，大口吃着，面部表情是那么温柔甜美，鼻尖上渗满了细细的汗粒。别人一半还没吃完，又开始消灭第二碗。滚烫的饺子，他吃起来，像喝凉水，这嘴巴真耐高温！
饺子数量有限，谁吃得慢，谁倒霉。
金刚厌恶地瞟了大傻一眼，大声宣布：“小市民最大的特点是饕餮。”
1971年正月初一就这样度过。
两天后，风雪停了。我们踏着半尺厚的积雪上山干活儿。嘿呀，雪把几丈深的石头坑填得满满的。
一锹一锹地清雪。越到下面越受罪。铁锹一扬，雪像雾般散落下来，掉进脖子里，很不是滋味。头上的雪屑化了，模糊了视线；手上的雪化了，湿漉漉地沤着皮肤；鞋上的雪化了，浸透袜子……最底下的雪，得一麻袋一麻袋往上背。干了整整一天，才把坑里的雪收拾干净。身上的衣服也一片一片冻成了冰甲。
这一段，我们吃的并不好。自内蒙兵团开展“不吃亏心粮”运动后，白面见少，对石头山的特殊优待只是五香粉随便给，白面一点不多。我们拉的大便都带着浓浓的五香粉味儿。成天是玉米渣儿、窝头饼子、冰冻圆白菜，羊肉也严格限制，喝的是雪水，马尿一样的黄茶。蒙古包尽是窟窿，又脏又破。条件之艰苦，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修铁路的情况差不多。但大家的情绪都还挺高。
就是大傻很想家，受不了这样过春节。
初二时，他趴在被子里悄悄哭了。他喜欢红火热闹，不能容忍这么糊弄着过年，连点瓜子都没有。别看父亲是蹬三轮的，还特讲究舒服。毡子底下的地如果不平，要垫土；睡觉时，褥子上有根小草棍，要点上灯仔细找，不找到不罢休。若换了老孟，褥子下面压着18磅的大铁锤也照样睡得呼呼。
初三，大傻皱着眉头对老孟说：“我昨天干活时，放了一个屁，把腰扭了，我要回连看病。”
老孟同意了。大傻走时嘟囔着：“操他小妈妈的，毡靴不给，皮裤不给，手套不给，要咱盒儿钱啊？他当官儿的怎不上这儿住几天？”闷闷不乐下了山。
大家像对待一个叛徒一样冷冷地看着他走。
在1971年冬艰苦的石头山上，就两个人离开。一个是因为偷东西，一个是放屁震扭腰。
初四，金刚、老孟和我去四连借炸药。到了连部，天已黑，迎面过来一人，用手电照着我们，紧张地问：“谁？”
我们没说话，默默向他走去。在手电光下，我们这三个人穿得破破烂烂，蓬头垢面，土匪一样。
“谁？”那人停下，随时准备逃跑。我们仍一声不响地向他走去。不约而同都想和对方开个玩笑。
他用手电照着我们。我们进一步，他退一步，我们进二步，他退二步，吓得声音都变了。“你们是哪儿……的？”
“七连的！”我们突然洪亮地说。
“哎哟，知青吧？吓了我一跳。”说完，这人低头匆匆走开。
我们三人为这恶作剧笑不拢嘴，快活极了。
在那样的环境下，我们把穿得不堪入目，一丝一缕，补丁摞补丁，像叫化子似的当成一种光荣。美是形形色色的。在我们眼中，脸被冻得流黄水，破衣烂衫，腰缠旧电线，一瘸一拐走路就是一种美。
它是搏斗的痕迹。
我们的积极是真的，不是装的，目的何在？动力何在，谁也说不清。
反正不是为了向上爬。到石头山干活都不受宠，锡林浩特知青是没有一个上山的。放逐的人，没情绪要抱指导员粗腿……也不是为了钱，干多干少全是三十二块五；更不是为了在女的面前臭显——山上根本没有女的。
冽冽山风呼吼，蒙蒙雪雾缭绕。一群奋斗的青春，在这青面獠牙的酷寒中，在这嶙峋的山岩中，迸射出一簇簇多么旺盛的生命活力！那一堆堆码得整整齐齐的石头，就是肉体撞击岩石的结果，有的上面还沾着斑斑点点的血迹。
难忘啊！这一帮肮脏褴褛，蓬头垢面的“土匪”！光荣啊，这一群脖子上围着破裤子，衣服里爬满了“自留畜”的烂知青！
让我把金刚写的一首诗抄录在此，作为对这段生活的纪念：
干！干！干！
抡大锤，掌钢钎，
不畏苦，不畏难，
练就一身钢筋铁骨，
练就一身红心赤胆。
为建设千里草原，
我们拼命干！
干！干！干！
迎风雪，冒严寒，
气若磐，气若山，
决不愧作军垦战士，
决不愧作七尺健男，
为建设茫茫北疆，
我们拼命干！
然而，就在我们同严寒、风雪、顽石、冻土殊死奋战；就在我们饿着肚子，喋血石山，被大石头崩破头，砸肿脚，压弯了腰时，团里那帮现役干部却坐在温暖如春的办公室里打扑克，“争上游”争得脸红脖子粗。更有甚者，贪污粮食；往自己家倒腾公物；干风流勾当；为调动工作大吵大闹……
我们那位带头吃忆苦饭的沈指导员，也干了一件不甚体面的事儿。
一定要活下去
沈指导员搞破鞋的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遍全连。
自从他整垮了七连这帮北京知青后，权威得到了全连300口人的公认。谁也不敢再炸刺儿。要求进步，争取入团入党的小青年纷纷向他靠拢。王连长一点没实权，七连成了他一人天下。他志得意满，旧病复发。虽然他处理过布伦格勒的作风问题，狠整过王军医和女知青乱搞。
新年喝酒，他醉醺醺躺在女生宿舍不起来。李晓华和另一个女知青扶他回家，黑暗中，他高兴地亲了李脑门儿一下。李晓华为此大哭一场，告到团部。老沈坚决否认，说她是神经过敏……另一个女知青推说天黑，没看见。此事虽沸沸扬扬了一阵，让老沈的肚子瘪下一块，但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连里这60多个城里来的新鲜鲜，嫩润润的少女们，个个都散发着一股农村人从来没闻到过的青春气息。那脸蛋犹如一串串熟透了的红樱桃，晶莹饱满，引诱着荒原上的男人无限神往。
草原没什么文化生活、精神生活，上炕和女人干是最大的享受。我们的女生排长，做梦也想入党的齐淑珍，一年多来始终百折不挠地靠近组织。她干活抢最苦最累的干；来了例假也不休息；开会发言踊跃，紧跟领导部署；每周自觉打扫厕所；一休息总往指导员家跑。老沈很喜欢这小丫头那股为入党，不惜牺牲一切的气概。
王连长探亲回家走后，连部空了。条件成熟，老沈开始行动。
那天，她被指导员叫到连部。
“指导员，找我有什么事？”
“今天，咱们谈谈心。你靠近组织，积极要求进步是非常可贵的。但还要经住党的进一步考验。要舍得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党。明白吗？”
女生排长点点头。
“今天晚上，我来考验考验你，好不好？”
“好啊！”小姑娘高兴地说，一脸稚气。
“不许怕苦怕疼，也不许对别人说，这是党的秘密。”
“我保证不怕，决不对别人说。有什么任务就给我说吧。”
“好，要经住党的考验啊，小齐同志！”
指导员微笑着把灯吹灭了。
“指导员，为什么关灯？”
“指导员，你可别……”
“指导员，你别……啊，别……别……”
黑暗中小齐咬咬牙说：“好，指导员，那你得让我入党！”
就在王连长的铺盖上，一位少女献出了贞操。
……
事后，指导员偷着把老婆的一件毛背心送给了二排长。
立竿见影，几天后老沈就给了她入党登记表，并还到团部政治处替她说话，请求上面为先进典型的组织问题开绿灯。
不久，小齐排长梦寐以求的理想实现。全连知青中，她头一个。
沈指导员与小齐搞男女关系的同时，在工作上还跟过去一样，甚至更努力了。每天上班后，不管天气多冷，他都要背着手，挺着大肚子到各排干活儿地点巡视一遍。然后回到连部与干部们研究工作，了解落后人员思想动态。晚上，在全连大会上，他照旧瞪着眼珠子，严厉训斥兵团战士。警告张宝峰再混病号就扣发工资；警告刘福来再跟女同志流里流气就送上山打石头；警告牧民阿四楞再骑死马就罚款。偷偷与女知青睡觉，丝毫动摇不了他这位政工人员所特有的原则性。
他的秘密，老婆都没有发现，却被小通讯员发现。他住在连长屋对面，指导员以为他睡着了，放纵了对声音的控制。但通讯员不敢对人说，含含糊糊告诉了李晓华。李晓华对指导员脑门上那一口，还耿耿于怀，也看不惯齐淑珍的入党狂热，听说此事后，睁大眼监视着他们行踪。指导员再老练，有经验，也躲不过一双渴望报复的姑娘眼睛。
两个多月后，王连长一回连，李晓华就报告了。王连长和指导员的矛盾已经公开——什么实权没有，只负责绿化。这回马上来个闪电战，借老沈去师部开会之机，叫来齐淑珍，连吓带诈，摸清了情况，然后让她把事情经过全部写下来，将此材料送给新调来的康政委。
老康知道后吼道：“真他妈丢人现眼！指导员带头胡来，这还了得！”在常委会上把老沈训得低着头，无地自容。
指导员家属听说后，蓬头散发，又哭又闹，骂他：“老不要脸”、“种公驴”、“道德败坏”……老沈终日躲在家里，闭门不出。
刘副政委又风尘仆仆来七连调查处理。在全连大会上，他责怪道：“你们七连自组建以来，歪风邪气就没断过。王万平刚刚处理完，指导员又接着干。”他用力地挥了一下手：“对这股歪风邪气，一定要坚决打击，决不手软！我们是屯垦戍边来了，不是搞腐化来了。你们连全部工作停下来，给我彻底清查，彻底消毒！”
这白发苍苍的副政委再次严肃宣布：“兵团战士三年以内禁止谈恋爱。”
全连真的停止工作好几天，讨论刘副政委讲话，揭发批判沈家满的错误，消他搞破鞋的毒。
最后团党委给他留党察看处分，并把他调到团后勤处当助理。
我在山上听说此事后，心中大喜。自从去年夏天找他谈话，被训了一顿后，就再也没找过他。知道只要他在七连，我永远也翻不了身。
这回可好了。沈大肚子调走了！压在头上的大石头去掉了！
一天休息，我去团部发申诉信。听说道尔吉病重住院，就到医院看他。
壮着胆子，问一个挺洋气的年轻护士：“道尔吉在哪儿住？”
“几连的？”
“七连的。”
“是那个鼻子缺一块的老蒙吧？”
“对，是他。”
“死了。”
“什么？死了？”我大吃一惊。
“死了。”说完，小护士头也不回地走开。
正巧，大傻皱着眉头，嘟噜囔囔走过来。他用一口天津话骂道：“操他小妈妈的，这帮狗屎医生都该枪毙！”可能是没开上病假条。
“大傻，是道尔吉死了吗？”
他点点头，愤愤地讲了经过。
道尔吉回连后，伤势加重，也不知什么病，腿走路很困难。可能是内脏让骆驼压坏。他几次到团部看，医生都对他说：没事，回家养养就好了。
前几天，他突然昏迷不醒。老婆慌忙套上牛车把他拉到团部医院。在走廊的地上铺块毡子，让道尔吉倚墙坐下……因没床位，看完后，老婆又颤颤巍巍把他背上牛车，拉到招待所。
就在这天晚上，道尔吉断了气。死在招待所的一间被煤烟熏黑了的大房子里。这间房是专门给包工的、赶大车的及蒙古牧民住的最低级的住房。一晚上8毛钱。房子里是一溜通铺，被褥特薄，脏污污的。
大傻讲到这里，怒冲冲说：“操他妈的，啥为工农兵服务？全他妈的扯蛋！当官儿的来了，别说床位，大姑娘也有。在他们眼里，老蒙还不如一条狗！哼，你要来看病好像欠了他的钱，得低三下四求他，操他大爷的，什么鸡巴毛医生，谢春花动阑尾手术，被他们当老母猪给劁了；老常的三岁小孩，不过是发烧感冒，让他们输液给输踹了腿……这鬼地方，老百姓不能来，来了不治死也得给气死！”
万万没料到，一个粗壮的汉子，这么快就死了。那高大、丑陋、固执的形象，又浮现在眼前。他吐口水出类拔萃，一射一个准儿。
他有很多毛病。爱跟人抬杠，狡辩，从不在乎别人怎么想他。有时还胡说八道，编瞎话。正是他杀气腾腾，嚷嚷要打死我的狗；正是他缠着指导员，告我的状，诬我用刀恐吓了他；也正是他，当着我的面，摇摇晃晃骑上马，嚎唱哭一般的蒙古民歌，把一个坚韧剽悍的民族的内心痛苦，凄楚地嚎出来。
他外貌丑陋，有几分狰狞，不讲情义，爱翻脸，人缘差，没有朋友，只好与他的那群羊朝夕相处。无论春夏秋冬，风里来雨里去，像影子一样跟着羊群，从不离开。落汤鸡也罢，晒成老黑也罢，十一级白毛风也罢，全片刻不离。那缺了一块的鼻子就是被严寒啃下来的，没人多给一分钱。
他长年累月干着力气活儿，脸被草原烈风吹得像树皮一样糙。放羊、压生个子、垛羊圈、打草……年复一年地干着。除了干活儿，就是睡觉、喝茶、吹吹老婆孩子、削削套马杆……他最高的奢望是春节时，能抽上三毛一的海河烟。
人们说他小气，抠门儿。可是他也知道先国家后个人。当蒙古包着火时，首先扑打外面草上的火，眼睁睁看着自己经营了几十年的家烧成一摊破烂。
草原上有数不清的牛吃着野草，却为人们贡献着牛肉、牛皮、牛奶、牛毛、牛粪……它们任劳任怨，干活儿拉车，啥苦都能吃，要求简陋，还常常被人鞭打。
草原上谁也离不开它们。
道尔吉也称得上是头牛，尽管这头牛不漂亮，有毛病，爱顶人。草原正是由千千万万道尔吉这样脏污、粗糙、黝黑的蒙古牧民支撑着。他们平平常常，或许身上有这样那样的毛病：有的拿过公家的小东西；有的嗜酒如命，老耍酒疯；有的干活要偷点懒；有的染有梅毒……没人知道他们的名字，默默地生，默默地死，跟骆驼、马、牛一个样。
他们是整个草原的脊梁。
我感慨万千地走回石头山。
几天后，听说道尔吉的老婆用牛车把尸体拉回去，扔在东河附近的沙窝子里（蒙族牧民盛行此种葬法）。
曾经和我干过仗，又同睡一包，同吃一锅的道尔吉啊，无言地躺在旷野，被乌鸦，野狗啄食撕咬。
一场寒流猛烈袭来。气温骤降。为防止冻伤，连里决定停工学习，还特地派老蒋上山传达中央文件。王连长现在成了七连的第一把手，对我们山上的政策有了些变化，不再像过去那样一点儿不管。
蒙古包里，知青挤得满满。外面阴风嘶吼，包里炉火熊熊。这破旧的蒙古包在严寒中方显出可爱。晚上，我们连小便也不出去，就尿在炉子里。
知青和蒙族牧民有一个很大差距就是扎蒙古包不过硬。老蒙能用破毡子，把蒙古包扎得天衣无缝，严严实实，抗得住十级大风，又端端正正，漂漂亮亮。我们知青即使用新毡子扎蒙古包也漏风漏水，风一吹就嘎吱吱响，得在包中间支一根木棍。外观上看，也歪歪扭扭，一边鼓，一边塌。但多破多冷的蒙古包住久了，都有感情，尤其是外面刮白毛风的时候。
老蒋这次上山，对我还是很不错。借他一次工资后，效果奇佳。聊了一会儿天后，老孟对老蒋说：“开始学习吧。”
老蒋点点头，眼睛却一动不动地看着我。
我预感到有什么事要发生。
老蒋思索一下后，很平静地说：“林胡，你出去吧。”
“干嘛？”
他很尴尬地笑笑：“这文件绝密，传阅范围有规定，你就到那个蒙古包里休息吧。”
包里十多个知青的眼睛刷地一齐射向我。那目光里有好奇，有自豪，有怜悯，有高反革命一等的优越感。
马上意识到，他们谁也没有忘记我的身份。虽然我们一块流汗抬大石头，一块当“团长”挤着睡觉，一块吃同一口锅的饭，但我是反革命，是没有政治权利的人，低他们一等。
我脸上发烧，愠怒地走出蒙古包。
从周围知青鬼鬼祟祟的议论中，我知道林彪出了事。当时有关他的罪行文件，不知为何，格外保密，三令五申不能对五类分子泄露。唉呀，他宁肯把你赶到大野地，也决不让你听林副主席这段传奇故事，看共产党的笑话。
山上有两个蒙古包。为表示清高，我没有进隔壁的蒙古包，不想让他们怀疑我偷听。咱是有骨气的，不赖着非听不可。
凛寒的北风刮着团团雪尘，在茫茫雪原上纵横奔骋。我昏沉沉地向山顶走去。寒风刀子一样割着脸，得缩着脖，用胳膊挡住面部，一步一步费力地走进自己石头坑。
坑底，我横着掏了个两米深的洞，钻到里面，坐在一个土筐上。这里一点也听不见外面白毛风的吼叫，跟墓穴一样静。我呆呆地望着洞壁上的冻土、石块和草根上一丝一丝的长须。
百感交集。
这些日子，与大家一同奋战严寒，努力干活，彼此间已没有什么界限。让烟时，我也和别人一样可以得到一支；探亲的回来后，和别人一样，也给我几块高级糖；吃饭能完全吃饱。这淡淡的没有歧视的温暖足以使脸上的创伤结一层薄痂。可是这次当众把我轰出蒙古包又把脸上的伤口撕破，我感到心口在滴血，疼痛无比。
临走出蒙古包门前，清楚看见李国强脸上所流露出的优越感。那是我们育才学校常看见的父亲官儿大的孩子对官儿小的孩子的神情，一种天真而冷酷的高傲。
众目睽睽之下被赶出蒙古包，耗子一样钻进地洞里藏身。唉呀，真丢脸哇！怎么沦到了这个地步？换了别人，也许早就自杀，我却还死死抓着生命不撒手。如同一个没双腿的瞎乞丐，在一堆垃圾里乱爬乱摸，希图找点残羮剩饭……
这么毫无尊严地活着多可怜啊！
我这是贪生怕死吗？
滚蛋，死有什么了不起的？人一生下来就被判了死刑——人人都得死，只不过有的缓60年执行，有的缓80年执行。早晚是一死，怕不怕也是一死，谁也跑不了。
哆哆嗦嗦幻想着……拿一包二十管炸药，到团部放一炮！准得轰动全内蒙。保准不再被人们这么居高临下地俯视……挨斗、挨骂、挨训而不敢抵抗的屈辱也在这轰隆一响中得到洗雪。
望着用雷管线把鞋底和鞋帮连在一起的大头鞋，望着缝满补丁的皮裤，跟电影里要饭的一模一样，偶尔是有些自卑……混得这么惨，身上臭烘烘，脚掌上有5毫米的硬壳壳；大白天，裤裆里直冒一股浓烈臊味儿。再不敢炸一炮就真的一钱不值了！
指导员那蛮横面孔，浮现脑海。他现在可能正在后勤处跟那些参谋、助理玩争上游，嘴里叼着恒大烟，挺着大肚子。不，只炸死自己太傻，要连同老沈一起炸，这样影响才更大。
背上一个书包，里面放着电池、雷管、炸药，到时只要把电线往六节电池上一对，就在全团，全西乌，全内蒙响起一声炸雷。临行动前，要好好骂一顿，把这口闷气痛快发泄发泄。
外面的大雪已经快把洞口封死，洞里越发阴暗，寒冷从四肢渐渐向躯干蔓延。
双臂紧紧抱着小腿，全身团缩成一疙瘩，脸埋进膝盖。
行动前，先给父母及兵团党委写封信，说明自己的意图。要把日记埋起来，也许100年后，有人会在这个石头坑里发现它……炸药质量差，得事先炒炒……还得买6节新电池……行动地点在老沈的办公室。
迷迷糊糊，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大雪早已把洞口盖住，四面昏暗暗的。那拱形的洞壁上，冻土、石块、一长缕，一长缕没有生命的草根围簇着我，摄取着身上的微热。
这是真的吗？一个反革命被埋在厚厚的雪底下……在蒙古包里盖一夜雪被子，把石头山上的知青兴奋得四处宣扬，引以为荣；但我被赶出包，埋在这深深的地洞下面，只是耻辱，耻辱，耻辱。
冷哇，冷哇，有盒火柴多好。像卖火柴的小姑娘那样一根一根地划着，肯定管点儿用。红军长征时，几粒米就能救活一条命呢。喉咙里不由自主发出丝丝的颤声……
突然，外面有响动，有人挖雪。
“林胡！林胡！”老蒋呼喊着，眨眼功夫，他拔拉开雪，钻进来。在这寒冷阴暗的石头洞里，看见他——一其貌不扬的农村复员兵，像儿子看见了母亲，我紧握着他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
老蒋傻笑着：“我一猜你就在这儿。”
沉默。
“别难受了，快回去吧。”
沉默。
“你怎么了？不要埋怨我，文件上确实说得清清楚楚，没办法。”
“我没埋怨你老蒋。我就是有点不想活了，实在受不了。”眼泪缓缓地在脸上流。
“你要想开一点。”
我哽咽着：“真想拿包炸药去团部炸一炮。多苦多累都没事，就是这，忍受不了。”
“千万不能那么干。那么干你就永远要戴上反革命帽子了。”
我不再说话。
“你想开点，脸皮厚点，这有什么可难受的？”
他可能很奇怪，我为什么这么难受。
文革初期，因出身不好而被当众轰出会场，从而导致自杀的也着实听说了一些。脸皮再厚，它也是全身最脆弱，最不堪一击的部位。
回到蒙古包，已晚上7点，老孟递给我一张饼说：“吃吧，还热着呢。”
金刚上下打量着我，埋怨道：“你跑哪儿去了？这么大白毛风，老孟出去找你好几趟。”
吃完饼，早早就钻进被窝，可怎么也睡不着。
被赶出群的大雁，活不到三天就要死掉。而我已被驱逐出兵团战士队伍之外一年多。被全团3000多人啄，被全团3000多人啐，被全团3000多人鄙视……在3000多张仇视的冷脸中孤独生存至现在，那是何等可怕哇！
回想起《真正的人》那本书。主人公在雪地上爬了18昼夜，饿得见了冬眠的刺猬，生着就吞下，连血淋淋的肠子，五脏六腑也全吃光。发现了一窝蚂蚁也抓来大把大把地塞进嘴……吃蛤蟆、啃死乌鸦，最后被饿成40多斤的活骷髅，仍不愿意死，继续往自己部队方向爬。
这样的贪生怕死很了不起，根本不可耻！
对于我们这一代青年人，最可怕的耻辱莫过于让同伴认为是怕死鬼。但不应为逞一时之勇而去拼命，要留着生命与那帮坏蛋干！反革命的帽子一天不摘，就一天不能咽气，决不干让那帮坏蛋拍手称快的事。
我是怕死，被人瞧不起就瞧不起。哼，我要死了的话，正中老沈那帮人的意。这些家伙巴不得自己整过的人统统死光，省得有人知道自己干的坏事。
我怎么能闪出死的念头呢？一死，这内幕就永远被掩埋了。他们骂我的话就永远洗不掉了！
即使全身浸在满是屎尿、臭蛆、手纸的大粪坑里，也要死死抓住生命这根稻草。让人耻笑吧，鄙视吧（面对着屠杀，白公馆的烈士们就有躲进茅坑里的）。
嘲笑病人对生命的依恋，嘲笑濒临绝境的人对生命的追求，这才最浅薄，最伪君子，最喝凉水不腰疼。林胡呀，一定要活下去。像鲁迅所说：“决不上别人讽刺我怕死，就去自杀或拼命的当。”
在人烟稀少的草原，强者才能独来独往，一只羊离开群就得死，一只狼却没事。只有最强者才能忍受最孤独。
过了很长时间，身体才把被窝暖热。可是脚丫碰在腿上还是冰冷，跟死人脚一个样。
外面，风雪仍在吼叫，毫无倦意，一声一声，凄烈无情。
几天后，我徒步走到团部找保卫干事。一年不见，赵干事胖多了。突出的喉结完全看不出来，脖子上增加了一圈厚厚的肉。长脸鼓成了圆脸，像个西瓜一样。谁知道他是怎么吃的？长了足有几十斤膘儿，连细长的黄瓜鼻子也粗了许多。
他看见是我，把正在擦的照相机轻轻放在办公桌上，仰靠着椅子，大金鱼眼向我射来一团肉糊糊的光。
“有什么事吗？”不冷不热问。
“有点事。”
我两腿站得笔直，努力作出一副毕恭毕敬的姿势：“赵干事，现在正在进行的批林整风路线教育，能不能让我参加？”
他迅速问：“谁告诉你的？”
“有一回我躺着，他们以为我睡着了，就聊起林彪的事。我全听见了。”
赵干事又问：“你妈给你写信说过没有？”
“没说过。”
“哼！”赵干事的脸阴沉了下来：“我告诉你，你不属于文件传达的范围，不能参加学习。”
“可是并没有给我正式戴上反革命帽子呀？”
“没给你戴，并不等于你没帽子。兵团给你定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就是帽子！”他睁大眼，又白又嫩的脸上闪着凶气。
“那受受教育也不行呀？”
“不行！你没权利受这教育。”
“可兵团没给我戴帽子啊。”
赵干事那对金鱼眼变圆了，大声吼道：“不是给你讲了吗，你戴的是不戴帽的帽子！听着，关于林彪的事，不许问，不许听，不许跟人议论，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本人负责。”
赵干事根本不跟你讲理，他对反革命就像对大车马，动不动就吆喝，就高八度。我垂头丧气走回石头山。
这一夜我失眠了。
林彪倒台是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消息。过去审问我时，赵干事总引用林副主席指示来批判我。现在林副主席倒台了，说明兵团党委对我的处理确实有问题。
啊，林副主席那些杀气腾腾的话，葬送了多少人的政治生命和肉体生命哪！兵团的军人，完全执行了他的那一套杀气腾腾的思想。还说我诬蔑林副主席，什么诬蔑！玩儿他的盒子车去吧，就怨自己思想太正统，胆子太小，诬蔑得还不够。
林彪倒台使我的翻案大有希望，决定正式向兵团党委提出平反要求。
首先给母亲写信，讲了自己这些想法，希望她能帮我。
一个多月后，收到母亲的回信，支持我向兵团提出复查。承认她过去对我的问题不甚了解，林彪问题发生后，看法有了转变。
我心花怒放，心花怒放！得到母亲支持，腰杆更硬了，白天干活，晚上就伏在小油灯下奋笔疾书，激动地不知疲倦地写。
申请复查
盼望己久的春天来临。
暖融融的南风猛烈吹着，带着一股湿气。随着积雪的融化，白皑皑的山峦先是出现斑斑黑点，然后陆续暴露出一片片枯黄的草。白天溶解的雪水在枯草丛里淙淙流动，到晚上又结上一层薄冰。
寒冷僵硬的大地复活了，冰雪之下昏睡的生命苏醒了！片片枯草的根部出现了嫩绿；天刚亮，小百灵鸟就欢快地叫个不停，宣泄着积蓄了一冬的精力；那骨瘦如柴的老牛，悠闲地扭着脖子，用舌头一下一下舔着自己背上脏乱的毛。
阳光灿烂，草原上笼罩着一层薄薄的的雾气，袅袅上升。
此刻，我们站在山顶，迎着温暖强劲的春风，摘下戴了一冬的破皮帽子，大口地呼吸着从南面吹来的新鲜空气，甜甜地笑着喊着。
没有狠狠挨过冻的人，体会不到春天的美好，体会不到小说、电影里对春天的讴歌。经过这一冬，我们对春天有了特殊感情。
几个月来，我们住在一个百孔千疮的蒙古包里。尽管修理过无数次，一来暴风雪，蒙古包就四处漏风，钻雪粒。不出门，呆在里面，还老得缩着脖子，屈着腰。挺一下胸，后背如同碰着一把刀子。
当大雪封住路的时候，蒙古包被积雪埋住一半，我们等于是睡在石头山冰雪怀抱里，切身尝到酷寒的可怕。设想一下吧，晚上不压20斤重，不敢躺下睡。每人要盖半尺多厚的东西：一层被子、一层皮大衣、一层棉衣棉裤……就可以知道那是多冷的环境。夜夜都诅咒着这该死的严寒快快滚蛋。
现在，当春天终于降临，温暖弥漫大地之时，我们怎么不高兴，怎么不欢喜雀跃。
彼此望望，啊，每个人都像要饭的，浑身上下破破烂烂，一丝一缕。老孟的脑壳放炮时，被冻土砸破，裹着肮脏的绷带；金刚的腰里系着数圈黑电线，棉袄袖口耷拉着几条破棉絮；李国强全身都是石头末儿，棉裤屁股上磨破个大窟窿；张韦的新大头鞋开了嘴；我膝盖上的大补丁扯掉了一半，皮裤里的黑羊毛沾着草屑从破补丁下露出来。
这群肮脏，有野性的人，就是70年代初，中国知识青年的形象。
在强烈的暖风吹拂下，我们终于可以伸直脖子，挺起腰，恢复自己原来的体形，非常豪壮，非常快活！
大家站在石头山山巅，环顾苍茫群山，俯瞰我们的蒙古包，煞是感慨。
包上的破顶毡随风哗啦啦飘响；四面围毡露着许多小窟窿（我们自以为是，用土埋围毡，认为挡风，结果毡子给烂成一块一块）——就是靠这么一个破烂玩艺儿，我们度过了一个严冬。
金刚笑着对我说：“老鬼，你可真成了鬼了。你这条皮裤能镇全六十一团！”
我的皮裤补满蓝的、白的、绿的补丁；有的用布，有的用皮子，花花绿绿，绝对举世无双。我那新买的大头鞋只穿一冬，鞋底就掉了半拉，用雷管线绑在鞋帮上（整天踩石头，特费鞋）。
已经写好了给兵团党委的申诉信，政治生命有了希望，心情很好。迎风伫立，感觉那春风就像母亲温软的手指，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
“老鬼，跟布勒格特摔一跤。”老孟笑着说。
布勒格特不好意思和我摔，拉住老孟就练。嘁哩咔喳，滚成一团。老孟的干巴力气，让布勒格特很难制住。
金刚嘲笑道：“布勒格特白养了，真笨！”
在温馨的山顶上，小伙子们彼此打闹着，嬉笑着，纵情撒欢儿。
正式要求复查的申诉信交上去一个月后，我决定去团部找领导问问结果。
洗干净手脸，换上一身整洁的蓝衣服，动身了。一路上，仔细考虑着要说的词儿。到团部后，在还没盖好的澡堂屋子里，坐下歇了一会儿，晾干身上的汗，又掏出小镜子照了照，作出几个表情，看看是否自然，惹不惹人讨厌……最后又想了一遍要说的话，鼓足勇气向团长屋走去。那心情很有点像是乡巴佬见皇帝，诚惶诚恐。当初，为我的狗惨死，曾向张团长告过状，他给我的印象还可以。
小心翼翼敲了半天门没人理，只好硬着头皮推开一条门缝，屋里空空，只一个人躺在炕上，盖着花被子，肥肥的一大堆，打着鼾。
“团长！”我怯怯地叫了声。
没一点动静。
我又提高了点声喊：“团长！”
炕上那堆肉动了动，沉重的脑袋转过来，一对惺松的眼睛微微睁开：“嗯，什么事？”
“我是七连的林胡，想请领导重新复查我……我的问题。”结结巴巴说完，再用力地笑了笑。笑这种笑真难受，好像腮帮子上抹了臭屎。
团长缓缓坐起，张大嘴巴打了个哈欠，闭目养了会儿神，然后睁开布满血丝的眼睛：“去，找政委去。”
我有些愣，直直地望着团长，腮帮子还挂着笑容，不知让它消失好，还是继续挂着。
“去，找政委去。”
“政委在哪儿？”
“前头那排房子顶东头。”肥团长又深深地打了个哈欠。
我赶忙僵硬地向后转，低头走出去。腮帮子上的笑一解除，顿时感到轻松许多。
镇静了一会儿，又去敲康政委的门。金刚告诉我，新来的康政委很正派，跟原来的陈政委大不一样，从不跟女孩子甜不索索，自己去干部食堂排队买饭，自己洗衣服。
这是头一次找全团最大的头儿，敲完门后，心里紧张得扑腾扑腾乱跳。
“进来。”
只见一个发着青光的秃脑壳出现在眼前，那么亮。
“什么事？”他坐在床上问。清瘦的脸上有一双炯炯的鹰眼。
“政委，我是七连的林胡。过去被兵团打成现行反革命，想找您谈谈。”脸上又挤出一堆讨好的笑容。
“嗯，你的事我听说过，但一直不认识你。嗯，过去兵团党委对你的处理是正确的……你不要瞎闹了。”
“可是……过去处理确实不符合事实啊！”我焦急地说。
“现在是无产阶级专政，你懂不懂？犯了法就要制裁，严重的还要杀头！你不要总闹翻案，越闹越对你自己没好处。”
我频频点头，洗耳恭听。
他看看手表：“我要开会去，你走吧。”不容分辨，结束了这次谈话，只两分钟。
出了门，擦了一把额上的汗，深呼吸了几口。在政委面前，低头恳求，点头哈腰，真消耗啊！咬咬牙又去找赵干事。
他正擦着皮鞋，满屋皮鞋油味儿……见我来了，脸上露出保卫干事特有的严肃。
“赵干事，现在林彪问题出来了，我请求领导重新审查我的问题。”
他的大眼珠骨碌碌转了几圈，态度坚决地说：“具体你的案子我不敢说，但中央有文件规定，过去凡是按照公安六条处理的案子，现在一律不平反。你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环境、所起的影响，来看待自己的问题。不要以为林彪一倒，你就没错了。林彪是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当时反林就是反毛，这是明摆着的，要历史地看问题。”
碰了几个钉子，仍不死心。打算再找刘副政委谈谈，当官儿的不可能铁板一块。
刘副政委原是山西军区保卫处副处长，在团里分工负责一打三反。人们反映这老汉还可以，有文化，没架子，好办事，比较正派。记得关押时，他曾制止过复员兵打我，从大机关下来的人，政策水平一般都比较高，对他满怀希望。
此刻，刘副政委正和一个女兵团战士谈话，办公桌上放着厚厚一摞材料。见我进来，和善地问：“你有什么事？”
我开门见山，通报了自己的姓名，提出了自己的请求。
刘副政委头发已经斑白，脸上皱纹很多，比康政委老，但体形挺好，肩正胸直，不像康政委有点驼背，歪肩膀。
他听我说完后，戴上眼镜，仔细地端详了我一番：“好呵，对过去处理可以提出不同意见。组织上如果错了，一定纠正，你如果错了，组织也要对你进行帮助。总之欢迎你提出不同意见。哼——不过，你最好写一个文字上的东西。这样便于我们的工作。”
“我早就写过了，早就交到团里。”
“是吗？我没见到啊。”他诧异道。
“那我给你一份复写的吧。”
“行，我回头好好看看。”
我把材料递给他，恳求道：“刘副政委，这事就麻烦您了。”
他和蔼地点点头，微笑道：“好，如果确实是搞错了，我一定在常委会上给你反映。”并客气地送我出来，然后轻轻关上门。
对一个现行反革命来说，能得到副政委的一个小小微笑也是个特大喜讯，太难得了！
我松了一口气，揩了揩头上的汗。
大约7月份，申诉要求还没有回音。我决定去团里找政委。
老孟很爽快地批准我的请假。
“政委，我的事研究了吗？”
那发亮的光头已经长满了头发。
康政委正在读《红旗》杂志，他抬起头，把下巴贴住脖子，让眼睛从镜片上面看着我。注视了一会儿说：“不是跟你讲了吗，过去组织处理是正确的，你的案不能翻。”
“康政委，可我确实不是反革命呀！”急得真想哭。
“苏修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吗？刘少奇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吗？反革命从来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林胡，有人反应你最近表现很不好哇，四处活动，为自己翻案，你可要明白你现在的身份。”
我也不好意思太低三下四地哀求他，也不敢和他吵，真是手足无措，难受得鼻歪嘴咧。
“你坐下。”他用手随便指了一下。
我规规矩矩坐在椅子上，努力作出一副笑脸。
“还是给你出路了吗，好好改造，领导会考虑。但你要总这么闹，对你可没好处。”
这时门外响起了一个姑娘的声音：“刘参谋，刘参谋在这儿吗？”没等政委回话，门推开了，一个女兵团战士露露头，她望了望政委，又望了望我，歉意地笑了笑，没进来，就关上了门。
啊，韦小立！心猛地震了一下。好一副清秀洁白的面孔，露珠、鲜花一样晶莹灿烂！顿时一股神力注入全身。我抬起眼皮，正视着康政委说：“把我打成反革命，还有什么出路呢？”
康政委的目光鹰一样犀利，盯着我：“谁让你干犯法的事？为什么不把别人打成反革命，偏偏把你打成呢？”
这时李主任进来，身上带着股烟酒气。他手里握着亮光闪闪的水晶烟斗，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听见政委训我也不客气地喝斥：“林胡，你要是老闹翻案，帽子就给你戴上！你撅着腚挨斗还没挨够啊？”
“可我不反党，不反毛主席。”
李主任见我跟他顶，满脸怒气：“什么？你不反党？你满脑瓜子法西斯武士道，封资修大杂烩！就说你攻击江青同志吧，你是站在什么立场？为哪个阶级说话？”
“那不是我……我说的，是联动说的。”
李主任瞪圆眼睛吼：“你不是联动，但你的思想跟联动一个样。哼，装什么孙子？我告诉你，最近一段你很不老实，你搞的那些鬼名堂，我们都掌握，不要太猖狂了！”
我头发懵，不敢再说话。李主任的形象很刚正，大络腮胡子，浓密的眉毛，鼻梁方直，眼睛刚烈。让他演个有点土匪气的红军指挥员绝对合适。脾气极暴，爱瞪眼。
康政委平和地说：“你要正确对待领导的批评，不要太自以为是。”
李主任用拿着大水晶烟斗的手指着我：“哼，你如果死不改悔，顽抗到底，我们可有的是办法收拾你！咱们丑话说在前头。”
脊梁背嗖嗖发冷。
李主任把军帽往炕上一扔，拿起暖瓶给自己倒了杯水，咕咚喝了两口，然后又狠狠瞪了我一眼：“哼，我看你是手铐子还没戴够！”
康政委面无表情：“想有出路，就老老实实改造，重新作人。”
李主任又不屑地用大水晶烟斗向我挥挥：“走吧，走吧！”
我乖乖地走出门，腿紧张得有点抖；脖子发直，左右转了转，颈骨嘎嘎响。好家伙，这一番吼叫，如同乱棒打得我晕头转向，屁滚尿流。
说我装孙子，说我搞鬼名堂，真想不通我装什么孙子，搞什么鬼名堂了？
唉呀，大老远，从石头山走到团部，得到的就是这么一顿训，真沮丧！
刚走出团部不久，身后响起了马蹄声。回头一看，好像是个女的骑匹小青马在拔蹦子。不想让女的看见我哭丧的面孔，就离开土路，让她过去。
当马到跟前时，我认出是韦小立！她骑在马上，英气勃勃，目视前方，从身旁一掠而过。那马胯骨发出了咔哧咔哧吃声，焕发着雄强的力量。
在前面的岔道上，她奔向了七连。望着她远去的背影，我重新回到路上，向石头山一步步走去。大草原一望无际，没一个人影。我觉得腿死沉死沉。唉，难道我真的离她越来越远吗？
回到石头山，马上就给兵团方处长写信。几天后，又去团部发信。老孟真好，我请假他都批，决不刁难。
到邮局发了挂号信后，想起刘副政委笑容可掬的样子，决定再找他谈谈，碰碰运气，或许他和团里其他领导不一样，对我能通融一点。当过省军区保卫处头儿，水平可能要高。
小心翼翼地敲了敲刘副政委那孤零零的小屋。
“进来。”
一进门，就看见刘副政委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发呆。
我恭恭敬敬问：“刘副政委，我是七连的林胡，我的材料，您看了吗？”
他坐起来，瞟了我一眼，慢慢说：“谁让你来的？”
看这架势，他今天情绪不好。倒霉！我硬着头皮说：“没人让我来，自己来的。”
“通过连里了吗？”
“没有。”
“以后有什么事按组织系统逐级反映，不要这样直接找。”
“刘副政委，我想跟您再谈谈。”眼睛、鼻子、嘴巴紧急动员，挤出一大堆甜甜的笑容。
“没有时间！”他果断地说，把头扭过去不理睬我，跟上次见面判若两人。
谄笑冻结在我脸上，硫酸一样烧着肉。
“刘副政委！”好像要被推入了滔滔恶浪的深渊，我死死抓住刘副政委这条船的船帮，“我有好多问题，要向您谈。”
“快走！”他大喝一声。
“刘副政委，唉……刘副政委！”急得呲牙咧嘴，真想挤出几滴眼泪来打动他，但怎么也挤不出来。
“你听见没有？快走！”白发苍苍的刘副政委满脸怒气。
身后传来姑娘银铃般的声音：“政委在吗？”
刘副政委呆漠的脸跟过了电一样，刷地换了表情。那么慈祥，那么亲切，那么和蔼，那么青春。只百分之一秒，就完全变了一个人，年轻20岁。
“呀，小张来了。材料抄完了吗？”
“抄完了。”这姑娘轻盈盈地走进屋，咯咯咯地笑着，身上飘着香皂的清香。
我狠狠地瞪了那姑娘一眼，妒火满腔，走出去了。
门“咚”地关上。
唉呀，在兵团，女的真是吃香。莎士比亚说过：“美丽女子能使风烛残年的老人返老还童。”一点儿也不假。
当男的太亏了。我要是个漂亮的小姑娘多好！
自从正式向六十一团提出申请复查后，几个月来四处奔走，一趟一趟找当官儿的，结果统统碰壁。
为回京苦干
7月底，二班完成了1500方石头的任务，奉命回连。
王连长亲自上山验收。赵干事也跟着拖拉机来了，向我要给兵团领导写的申诉信底稿。
他大老远跑上山要我这些材料，表明团里已经重视我的事。可是从赵干事那态度上看，不像有什么善意。正文都给他们了，还要底稿干什么？很可能是想找找我的底稿和正文有什么不同，都做了哪些修改……从中挑出毛病，更狠地整我。
我给兵团领导写的信底稿，即使有错，也构不成犯罪，完全是私人保存的材料，你个团保卫干事有什么权利看？但转念一想，自己光明正大，不给他，好像怕他知道，好像我说了什么见不得人的话，就都给了他。
赵干事冷笑着，把我的底稿放在一个黑皮包里。
山上一共有十多个石头坑。每个坑里都堆着许多抬不上来的大石头，差不多有一百五六十方。连长让我继续留在山上，把这些石头弄出来。
“你回连还不如在这儿呆着好。”
“连长，干完这活儿，能不能让我回趟家？”
“行。现在是7月，到9月底，等你干完了，连里给你打报告。”
“好，连长，你可说话算话哇！”
连长笑着问：“老赵，你看怎么样？他完成了工作，让他回一趟家吧？”
赵干事的大金鱼眼转了转，附和道：“行，可以考虑。”他背着手，不耐烦地等着知青们打行李，收拾东西。
老孟脑袋上落下一块秃疤，丑得可爱，匆忙指挥着装车。金刚无声地向我点点头告别（赵干事一来，谁也不敢和我说话），并偷偷把一个半导体留给我。
山上又剩下我和贡哥勒。他住山顶，一个用哈那杆支起的圆锥就是他的窝。我住山脚下的蒙古包。我们俩，一个牧主，一个反革命，尽管同属阶级敌人，彼此却甚少往来。民族的隔阂，年龄的隔阂，语言的隔阂太大。
贡哥勒见了我，除谦恭地笑笑，再没其他表示。
夏天的蒙古包，苍蝇成群，一团一团围着锅碗瓢盆飞舞。有时伸手一抓，手里就能抓住一两个。在这种环境下，不得病没事，一得病就遭了殃。也许是夜里着了凉，或是吃了什么脏东西，我开始拉肚子。原以为抗抗就过去了，没想到越来越重，一晚上就拉五六次。发作时，肚子猛疼，后背发冷，屁眼儿给窜得火辣辣疼，真让我叫苦不迭。偏偏又下了雨，淅沥淅沥，老不见晴。实在懒得出去，就拉在蒙古包里的炉灰上。可便宜了一群苍蝇，围着那片片黄汁，快乐地爬来爬去。
最后不知何故，枕头、得勒、被子上都沾着一块块黄汤汤。我昏沉沉地躺着，努力宽慰自己。等天晴了，一定去趟一连卫生室要点药，反正死不了。雨珠顺着破毡顶，一滴一滴往下掉着。几十个苍蝇静静地栖落在我得勒上，它们跟飞机一样，天气不好，都不再起飞。
也不知什么时候，门响了一下，贡哥勒幽灵般地进来。我躺在他脚下心想：“这小子干嘛来？得提高警惕。”别看拉了几十泡，要动手，也没他的好儿。
老牧主是向我要一点油灯用的柴油。他看见包里臭烘烘，地上满是稀屎，叹道：“巴乐怪，巴乐怪，一连的亚不那（不行，到一连去）。”
下着不大不小的雨，怎么去呢？我搪塞地哼哼着。老头儿提着一瓶柴油走了。为了不让“小飞机”落在头上，我用得勒蒙住了头。
半梦半醒中，听到了脚步声。老牧主已套上牛车，让我坐上。大毡一半铺着，一半盖住我身，上面又放着一张生牛皮挡雨。老牧主把我的蒙古包门用铁丝拧上，然后头披麻袋片，牵着牛向一连走去。
在连绵起伏的山峦中，一辆孤单单的牛车慢慢行走，上坡下坡，再上坡，再下坡……老头儿的蒙古靴踩在草丛里，发出嘎吱嘎吱响声。我躺在牛车上，从大毡的缝隙中望着细蒙蒙的雨水，湿淋淋的青草，鲜嫩嫩的白蘑……空虚的脑里闪出了一丝诧异：当了反革命，竟还有人恭恭敬敬给我牵着牛车；又闪出了一丝感慨：我不是他儿子，也不是老蒙，而是一个曾用大棒、马笼头、“亲爱”过他的知青，这样的以德报怨，除了说明老头心眼儿不错外，也因为北京知青即使成了反革命，其地位仍在老牧主之上。
唉，换了我，如果老婆、生病的老娘、一帮小孩统统被赶出蒙古包，在大雪地里冻半天，我能不记他的仇吗？恐怕够呛。
贡哥勒缩着脖子，伛偻着身躯，一步一步闷头走着。
为什么还不到呢？说是6里地，这6里地怎如此漫长？渐渐地，心里有点不自在起来。好像自己把恶臭的粪便拉在一张老人的脸上——那铁炉旁不是炉灰，而是一位蒙古族老人的粗糙、干裂、满是褶皱的脸。
让人拉着真不舒服。车上并没有无数小钉子扎着我，可脊梁背上却觉得疼。不由自主想起棍子砸在他身上发出的噗噗响声。努力不去想它，那声音却总是从遥远的过去传到耳边。此刻，老头儿的蒙古靴沉重地踏在地上，擦着草棵子，也发出单调的噗噗声，与棍子吃肉的呼啸一样刺心。
朦胧中，好像看见了一颗老大老大的心脏被套在牛鞅子下面。它肉糊糊的，没有双脚却在爬行，光溜溜的，没有脖子却在驾辕。它沾满泥污、草芥、一抽一缩地蠕动，拉着车向前滚，向前滚。
唉，只可惜他是牧主。
从一连回来后，贡哥勒用铁锹把掺着黄稀汤的炉灰清理干净，然后生着火，熬上茶。还破例送给我一小片黄油，虽然少得可怜，仍使我很感激。他围着火炉，烤着湿得勒，没有衬衣，裸露着上身，黑黑的瘦胸脯，小细胳膊，瘪瘪的肚皮，腋下的肋骨一根一根凸凹分明。真是后怕，这么干巴瘦的老骨头怎能经住一顿棍子猛敲而不折断？
老蒙死后不掩埋，全都扔到野地里任狼撕狗咬。可能生活环境所致，他们大都披着一层粗钝、愚陋、无情的外壳。但贡哥勒对我的帮忙，使我切身感到，如此剽悍犷野的民族也有温情的一面。真可耻呀，向这样一位瘦骨嶙嶙的老头儿动武，认认真真地摔他，聚精会神地攻击他……即使把他打在地上团团打滚，不住惨叫，又有多英雄？多伟大？老牧主难道就不是人，就可以用棍子梆梆敲，像敲大车马？
一下子吃了一把土霉素，肚子不拉了，贡哥勒等于救了我一命。
身体好了后，我特地把自己的破绒衣脱下送给了贡哥勒，实在找不出再比这更值钱的东西了。那上面还沾着我的血迹。老头儿光板穿得勒，好歹能顶个衬衣穿。
老牧主一点也不推辞，毫不客气地收下，脸上挂着几分略带讨好的微笑。
以后，我数次主动找机会和他说话，他都寡言少语，还老是“怪、怪（不）”的。
这件事并未使我俩关系发生变化，仍旧跟过去一样各干各的，互不来往。
他每天按点上班，按点下班，干活儿既不玩儿命，也不偷懒，老是那么一股劲儿。
这老头根本就不洗脸，胡须又脏又乱，腮帮瘪陷，脸粗糙得像榆树皮。最可笑的是他老戴着顶脏污的喇嘛帽，半个西瓜一样，顶上还有一根线拴着个圆蛋蛋，让人联想到马戏团里的小丑，只不过是老小丑、脏小丑。
终日无声无息，只有咳嗽时才能听到他尖细的嗓音。维持他生命的几样东西非常简单：一羊皮口袋奶豆腐，好些都长了绿毛；用脏布包着半块茶砖；一小口袋炒米；一瓶子黄油；还有一小袋子盐。
他根本不吃青菜，日复一日就靠这几样东西活着。
每天，我这样干活：先用大锤把石块砸碎，再一块块抱上来。对付比较小的石头，用麻袋提：将破麻袋铺在地上，把一块块石头放到里面，然后蹲下，两手各抓住麻袋两角，向后仰着站起，挺着肚子，迈着八字步，摇摇晃晃走出坑。到了石头堆上，再松开麻袋两角，石头就全掉出来。它们互相碰撞，发出股股香味儿，很好闻。
偶尔中途掉下一块，砸在脚上，就倒霉了。指甲立时变黑，极疼，即使用双手把脚丫掰到嘴里嘬舔，也没用。
有些圆咕隆咚的大石头，用18磅大锤敲一天也敲不下一小块，只好往上滚。憋住气，弯着腰，双手抠紧石头底部，从深坑里一下一下向上翻。坑里的马道很窄，又坎坷不平，相当费劲儿，滚几下就要用石头垫住，歇一会儿。在滚石头时，曾闪过一希腊神话传说：有个人被罚往山上滚大石头，滚到顶，又掉下来再从新滚，周而复始，滚了几千年。眼前这场面和希腊神话真有些相似……
一腿跪在地上，一腿蹬着马道上的凹坑成弓箭步，用肩膀顶，撬棍撬，石头垫，一点点往上滚着、推着。对那些推不动的特大家伙，得炸药、撬杠、大锤、钎子、石头一齐上。山上的炸药有的是，上千斤重的石头能崩老高；只要炸出一条缝，就可以用钎子剁；有的石头，一炸就跑，必须给它塞到一角落里固定，才能炸住它；还有的石头，实在太圆，固定不住，就只好在下面堆一堆马粪烧（草原上一会儿就能捡一麻袋马粪），再尿泡尿淬火，反复这么来几次热胀冷缩，再坚硬的石头也得裂出缝儿。
轰轰轰，烟雾弥漫，嗖嗖嗖，碎石横飞，铛铛铛，钎子猛扎……石头坑里的石头在一块一块地被消灭。
要偷懒，当然也可以偷，山上没人汇报我，只要连里马车上山拉石头时，我正在石头坑里干活就行。等他们走后，完全可以回包歇。但不想偷懒，渴望着快点把这些大石头干完回家。我是急性子，说干什么就得马上干，恨不得立刻就干完。
一天中午，贡哥勒急促地下山告我：三连的一辆大车偷我们石头。
赶忙爬起，匆匆向山上走去，离老远就发现这小子是王连富。
“嘿！你怎么偷我们连的石头？”
“林胡！”他惊愕地望着我。这是打完架后，头一次跟他见面。
“嘿哟，包涵包涵，俄不知道这堆石头是你们连的，都装了这么多，干脆让俄装完了吧，怎么样，包涵包涵。”
三连的石头堆又小又散，装起来很费事。我们连石头尽是大块的，特好装车。这王连富一点也不傻。但抹不开情面，只好同意。
“别看咱俩干过仗，你小子现在倒霉了，俄也不报复你。唉哟，你把俄打得浑身都是血印子，把俄虎口给咬下一块肉！嘿呀，你属狗的哩？”王连富咧着嘴，脸上浮出一丝凄惨的表情：“你看，你看。”
我看见他手上有一米粒大的小疤。
“俄后来是胃病犯了，要不能让你捡这便宜？说实在的，不看你关进小牢房，整成这个吊儿样儿，俄非入价了你！哼，你刺毛，俄还刺毛哩！”
他装了满满一车石头，大摇大摆下了山。
在烈日下干，在大雨中干（下雨干，特出活儿，不流汗），在月光里干，一股凶猛的力气流射向哪里，哪里的石头就一块块掉下来。我的石头堆一天一天增高。块的、三角的、片的、圆个蛋的、各式各样的石头组成一个又一个整齐的方阵。青蓝的、淡绿的、褐红的、包着一层乳白色的皮，泛着斑斑黄点的，巍巍一大堆。真若云蒸霞蔚，从稀疏的青草中陡然冒出。
唉呀，一块块刚敲碎的石块，是那样新鲜、纯净、纤尘不染，并散发着甜甜芳香——奇怪，为什么石头能冒出香味儿（影影绰绰记得石头能提炼出香料）？
奋斗了两个月，手指头脱了皮，脚被砸肿，衣服破碎，钮扣全被扯掉；肚皮被石头划出道道血痕，塌了一层膘儿，脚指甲盖先后砸掉至少3个，拦腰围的一条麻袋也给磨得稀巴烂……终于干完了！
要知道这140多方石头是各个坑里最难打的，个个又大又硬，砸几百锤，纹丝不动，把年轻好强的知青们气得要命……现在全都弄出了坑，黑压压一片，雄踞山顶。当我抱着最后一块石头走出坑时，心甜如蜜。站在石头堆最高处，用肚皮狠狠一顶，肚上的石头沉重地砸在石堆上。
躺在干燥的草地上，仰望着湛蓝湛蓝的秋空，无比酣畅！
双手抚摸着已经磨出一层薄茧的肚皮，不由浮起几缕怜爱。真没想到打石头，肚皮那么重要：装车靠它，抱石头靠它，码石头靠它……它里面装着凉水、玉米渣、老咸菜、干饼。
成千上万吨石头就是这肚皮挺出来的。
还有那血管隆起臭脚丫多么结实耐用！那长满黑毛的42厘米粗的小腿肚子是多么有劲儿！
一天背两方多石头，上百块。每背一块要下蹲、抠抱、直腰、站起等十多个动作，那一天要多少个动作？难怪这么躺着一动不动是那么舒服。啪，把鞋甩掉，5个歪歪扭扭的脚趾头硬梆梆对着蓝天。我轻轻地搓着脚趾头缝儿，快活地哼哼着。
苍野茫茫，一望无边的寂静陪着我打盹。
回到连部，向连长汇报了山上的情况。王连长听说我干完后，十分高兴，眼睛闪闪发亮“好你个林胡哩，两个月吃一麻袋粮食，一点儿不亏！”
1970年那次打石头，5个人干了一冬天才150方。连长马上叫文书给团司令部写了请假报告，并让我去找赵干事具体商量回家的事。
赵干事听我说要请探亲假后表示：“这事得研究研究。”
“可你同意过呀。”
他诧异地问：“我什么时候同意过？”
“那次你上山找我要材料时说的，当着王连长的面。”不明白他是真忘了，还是有意搪塞。
“哼……”他的大金鱼眼警觉地注视了我一会儿：“好，你先回去吧，我请示请示，等有了结果再通知你。”
我又回到了石头山。
过了两个月也没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