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黄昏》1997版：救火—拉煤
救火
草原的深秋干燥多风，厚厚的枯草在秋风吹掠下，形成股股黄浪，一起一伏推向远方。那几百里草原全干透了，连背阴处的马粪蛋也干得没一丝丝水分。脸盆大的一块牛粪，轻得像片纸。只要一粒火星，偌大草原就会烧起来，无遮无拦，一烧几百里。
锡盟有史以来最惨的一次救火事件发生了，时间是1972年秋，地点在西乌旗乌拉斯泰，即我们团曾伐过木的地方。每到夜晚，站在100多里外的石头山上，都能看见映在天际上的红光。
上山拉石头的车老板咧着嘴，惊惧地讲述着这场持续了一个多月的大火。烧死了那么多人！内蒙历史上空前未有。从他们互相矛盾而又零乱的叙述中，我知道了这次事件的大概。
拂晓，王连长接到了团部紧急指示。放下电话，仓促组成了打火队，带着扫把、铁锹出发了。
刘英红上车时，韦小立对连长说：“连长，刘英红感冒发烧，一天没怎么吃饭。”
连长对刘英红说：“你不要去了。病了就在连里好好休息。”
刘英红说：“没事，没事，已经好了。”
“不要逞能，病号去了，不但没用处，还要给别人增添负担。”
刘英红含着眼泪说：“不，连长，真的好了，求求你了，让我去吧。”
连长见状，不置可否。刘英红激动地攀上了拖车。
千里马拖拉机喷着浓烟，在大草原上奔驰。
团部大路上，尘土滚滚。刘副政委披着军棉袄，严肃站立。全团各连的人一车一车地奔向六十三团火区。
“七连去多少？”
“40。”
拖拉机停下了。刘副政委走到车旁，向大家扫了一眼，沉静地说：“同志们，这场火很大，如果不及时扑灭就会蔓延到大兴安岭林区，现在就看你们的了，一定要注意安全。”
拖拉机向远方疾驰，拂晓的凉风吹在年轻人的脸上，他们都无比亢奋。救火当然比脱坯、抡镐、挖土有意思多了。一种自己将和祖国联在一起的神圣责任感激动着他们的心。
一眼望不到头的土路在离火场十来里的地方消失。这时刮来的风都是热风，让人口干舌燥。拖拉机驾驶员曹麻子（一农工）死活不肯再往前走。他说拖拉机也是国家的财产，他要保护这个财产。威胁道：“温度高，会使油箱爆炸。”
大家只好跳下车，痛骂着曹大麻子贪生怕死，徒步向远方冒着烟的地方疾跑。
金刚边跑边扔掉了自己的棉袄。沿途，不时看到兵团战士扔下的大衣、棉袄、棉裤、军大衣……
韦小立满脸通红地对刘英红说：“想去一号。”
刘英红气喘吁吁说：“这儿哪有厕所，我就尿在了裤子里了。”她自己的裤裆湿漉漉的。
韦小立继续跑着，最后实在憋不住，只好尿在自己的裤子里。渐渐地，女生都拉在了后面，只有刘英红还紧紧跟在一群小伙子后面。她拔麦子的那股倔劲儿又上来，跑丢了一只鞋，也不停。鬼知道她内脏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好些男的都被她甩在了后面。
金刚张大着嘴，拼命喘着。他再也坚持不住，一头摔倒在地上，结结巴巴地说：“唉，跑不动了，实在跑不动了！”
他看见刘英红赤着一只脚，忙把自己的布鞋脱下，扔给她一只。
“谢谢！”刘英红接过鞋，匆匆穿上，继续跑着。她的蓝衣服上别着一枚毛主席像章，闪闪发亮。
四面八方的牧民、知青、解放军战士组成了多路纵队飞速奔向火区。
还没到火场，七连的大多数人都累趴了蛋。又饥又渴，叫苦不迭。一点没经验，刚开始太兴奋，把劲儿都用光。只剩下少数几个人继续向冒烟的地方疾行。
刘英红仍紧紧跟着，女人的忍耐力真是惊人。
在火海里冲锋陷阵多罗漫蒂克！又惊险，又刺激。那火虽猛，却是傻逼，绝斗不过老子的聪明灵活。它虽能烧死人，可咱有年轻人的矫健腿脚，能躲能跑，不是锅里的肉，任你烧。小青年们根本不相信自己会被烧死。他们克制着疲累，气喘嘘嘘向前面山头扑去。
离火场不远的地方，站着一现役军人，他是六十三团四连牛连长。
数个牧民向他建议：“不能顶风救火，快让队伍撤下来！”
这个在现场指挥的军人气愤地挥着拳头：“火场就是战场，谁临阵逃缩，以逃兵论处！”
“巴乐怪，巴乐怪！顶风打火地不行！”牧民焦急地与他争辩。
“国家财产不能受一点损失！关键时刻，正是考验我们的时候！”此军人也许是怕被扣上临阵逃脱的罪名，根本听不进牧民的意见。
“巴乐怪，巴乐怪，不能这样无谓地牺牲。”
“你们哪像个贫下中牧的样子，这么贪生怕死！哼，快去救火！谁要捣蛋，后果自负！”
牧民们给吓住，怏怏离去。
关键时刻，这位牛连长作出了错误判断。他认为对面1054高地山顶草稀，火势不会太猛，下令兵团战士抢占。同时还命令一拖拉机载着20多人从侧面向山顶迂回。
这时，烈火已烧到1054高地背侧。出发地是个山头，到1054高地需经过一块开阔平坦的洼地。这地方草势茂密，有半人多高。浓烟滚滚，扑天盖地压来。令人窒息的热气流离火几里远就把你烤得鼻干口燥，心惊肉跳。
当地农工老龚再次向牛连长劝道：“可不能顶风打火哇！”
牛连长根本不听，严厉地训斥：“服从命令，听指挥！”
老龚只好与一群兵团战士向山下冲去，不一会儿来到了这块干草茂密的洼地。
走得快的男生已接近1054的山顶。对面的浓烟又黑又低，一步一步向人们逼来。
此时此刻，火在西北方向，风是西北风，兵团战士冲的方向也正是西北。
七连的刘英红混杂在这支队伍里，另外还有北京知青杜恒昌，他是四连副指导员，身先士卒，跑在最前面。
可惜一团巨大的浓烟抢先笼罩了1054高地，并凶猛地向山腰和山脚处的知青们压过来。最初一二秒，大家斗志昂扬，异常兴奋。但可怕的浓烟裹着高温马上把他们镇住，本能地向自认为烟少的地方躲避。这是死亡的浓烟，杀伤力巨大。黑黑的使你变成瞎子，分不清东南西北，浓浓的使你呼吸困难，几秒钟就昏倒。
这里面没任何隐蔽处，想逃也没地方逃。那厚厚的，浓浓的烟，把老鼠熏得吱吱惨叫。知青们一下子就被它糊在里面，绝望地挣扎。
紧接着，浓烟中，嘭嘭地喷出一团一团火球，裹着烟，呼啸着，凌空而起，就像炉子里的牛粪火。马上滚滚浓烟中，舞动起三四米高的火舌。再一眨眼间，真正的大火来到。光那声音就够吓人，像几千辆汽车怒号着，排山倒海般压将过来。
这块洼地草势太茂盛了，随着一团团火球升起，好似汽油爆炸，忽啦啦，一大片都冒起熊熊火苗。那一长缕一长缕三四米高的火舌不住地从黑烟中腾腾往上蹿，仿佛无数条粗大的蟒蛇树立着身子疯狂摇摆。狂风嘶叫，热气流嘶叫，枯草被烧得嘶叫！倾刻，这块遍地是干透了的枯草，变成了一片火海。数十名知青被团团围在了里面。在凶猛的烈火中，能隐约听见几声惨叫。
原北京四中的知青杜恒昌还算有点经验。大火来临之际，没往后跑。憋住气，迎向火海，一口气跑到了火后面，可当他听见其他人呼救时，又返回救人。他救出一个后，又冲进救第二个，他活着冲出来了！满脸乌黑，这时又听见烈火中有人惨叫，又向火海冲去。
有人对他吼着：“你不要命了？快回来！”
但杜恒昌没有犹豫，他的脸上、手上烧起了大泡，样子吓人。
这是飞蛾扑火，这是要陪战友同死。
他再也没有出来。被他救出的那两位知识青年目睹副指导员的英雄行为，也激起了一股冲动，复又冲进火海，与副指导员同归于尽。
高温缺氧，人到跟前，不烧死也得窒息死。
烟把人熏昏，火再把人给烧焦。烟和火这一对刽子手配合得天衣无缝。
刘英红早已筋疲力尽，仍绝望地在大火里挣扎。头上是火，脚下是火，身上是火，到处都是火，到处都是连钢铁也要融化的高温。单那烈火发出的嘶啸声就足以把她震懵了头。好像几万个铁炉子，填足了干牛粪，猛烈燃烧时所发出的轰响，几万个炉筒子烧红了三节！
“力丁！”
“张富春！”
“刘英红！”
……
她应该听到周围人的呼喊，应该镇定一点向大火深处冲去，闯过这道狭窄的死亡线，后面就是安全地带。那烈火厚度不过二三十米，憋一口气能跑过去。
此时不要说救别人，自己都无法呼吸。她拼命想冲出身边这团熊熊大火，但已经晚了。肯定是她那组装不对号的四肢被烤得过分虚弱，力不从心；她的内脏工作量已到了极限，无法胜任七八百度的高温。
她再也没有从火海里冲出来。
烟少，火势弱的地方，正是烈火即将猛烈燃烧的地方。而火势最凶猛的地点却倒有一丝生的希望。因为那草烧完后，火苗马上变弱。而越是向后跑，烈火越是粘在身上，追着烧你，坚持不了多一会儿。
头发在燃烧，衣服在燃烧，鞋在冒烟。简直是在烧红的铁锅上烤肉饼哇！
高温毫不留情地烘烤着姑娘细嫩的皮肉，烧焦了鼻腔、嘴唇。她的胸脯、小腹、胳膊、腿被烧得冒油，快熟了！那焦裂的嘴唇本能地啃咬着土地。在近千度的烈火中，这滚烫的焦土，也显得清凉。
干草烧得嘎嘎山响。姑娘的嘴唇已变成了焦痂，仍旧咬着枯黑滚烫的土。她的双手紧紧抠着冒烟的草皮，使劲往土里抠，用力之大，把指甲盖抠掉了两个。
一个活生生的肉体，一个纯洁的灵魂，在忍受了挂在铁钩上的鸭子所经历的一切痛苦之后，把一颗朴素无邪的心贴慰在那乌黑滚烫的焦土上。
她什么抢救战友的壮举也没来得及干，什么打火的英勇事迹也没表现就停止了呼吸。有相当一批知青都是像她这样猝然死掉。并不如《兵团战友报》所说的那样，奋力打火，高呼口号，反复冲入火海抢救战友。事实上，绝大多数知青都是在逃跑，只有杜恒昌等少数人在救人。
迂回山坳的那辆五十五马力拖拉机，途中被大火包围，油箱爆炸，司机当场死亡。拖车上载着20多人，仅锡林浩特知青刘孝文活了下来。这拖拉机的八个轮胎全烧完，车厢上的角铁融化。以车厢为中心，散躺着20多具横七竖八的焦尸。
那个反对牛连长瞎指挥的民工老龚踉踉跄跄地从火里跑出来。他的手、胳膊上都烧起了大泡，疼痛难忍。手指头因为烧伤发胀，垂着很疼，只好举着双手，像个投降的败兵。他还不知道儿子已经烧死。
把韦小立从火海中拖出来的是三连的马车班长王连富。这回他夹麻袋的功夫可发挥了威力。头上披件尿湿了的褂子，嚎叫着冲进大火，大胳膊一夹，救出了个女孩子。这小子嗅觉极灵，哪有妇女他往哪儿钻。在火海里，他给烧得吱哇乱叫，兔子般地东躲西藏，满面烟黑，脚也给烧“倒格愣”（瘸子）。虽然他瞪着小眼睛大骂：“砍球屌哩，丫头片子来积极个甚？烧死活该！”可正经救了3个丫头片子。
大火速度很快，烧过山坳，直趋东南。不一刻，浓浓的黑烟露开几条裂痕，被遮盖的蓝天呈现在头顶。浓烟渐渐稀疏，四周开始明亮，太阳又温和地向人们微笑。
待余烟袅袅消散，乌拉斯泰草原变成了一片焦黑。据一参加者介绍，此时地上已没有明火，但滚烫滚烫。只见远处东一片，西一片，仍有星星点点的小火苗。后来他才知道这都是人，是尸体上的衣服及身上冒出的油仍在微弱燃烧。十几分钟后，他昏迷过去。当朋友找到他时，一点也认不出他就是和自己睡一屋的同班战友，那脸肿得像猪屁股，鼻子都被淹没，只剩两个小窟窿。
一个个死去的知青被发现。一片焦黑中，哪有发白的东西，哪就是尸首。东一具，西一具，烧得差不多一丝不挂。个别人的腋下还剩块布条。杜恒昌静静地趴在地上，左脚掌上粘着块融化的胶鞋底，头发几乎烧光。
死者什么姿势都有。有的团成一团，头挨着大腿；有的扭成麻花。由于死者面部比平时胀了一倍，表情几乎全部消失，但看得出都极不情愿，有的还龇着牙。因火过得很快，尸体并没有全给烧焦。
幸存下的几个知青仿佛变成了从焦炭中爬出来的黑鬼，赤身裸体，满脸脏污。他们给烧得懵懵懂懂，衰弱不堪，双手不约而同举在胸前，以减低手指头的胀痛。死人了！愣了半天，他们才接受了这个事实。却连流泪的力量也没有，个个发呆发痴。
空气中弥漫着烧焦的人肉、头发、棉布、胶鞋、塑料的恶臭气味。荒凉寂寞的山坳里，散躺着东一具，西一具的尸体。全像打足了气，白花花，肿得鼓鼓。这里面没一个现役军人，惟一的连级干部就是北京知青杜恒昌。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救人的车辆陆续赶到。康政委也领着一群头头前来视察。他望着这么些尸体，难过地流了泪。
此时此刻，哪还用什么指挥？没人偷懒，没人害怕摸死人，没人趁机拣洋捞儿。平时刺毛捣蛋的，现在让干啥就干啥。知青们4个一组，每人抓着尸体的手或脚往车上扔，像扔麻袋，不分男女，胡乱摞在一起。有的尸体烧得太熟，手一攥就攥出油。
当人们发现刘英红时，她的脸紧贴在地面，嘴里塞满土。全身肿得溜圆，后背上的衣服已烧成了灰，但身下的衣服犹在，胸前还别着个毛主席像章。
离她不远的一具女尸叫王爱民，因患急性肾炎，连里不让来，就自己偷偷跑来。
可惜啊，她们距离安全地带也就三四米。有时生与死就差那么一点点。
康政委一双锐利的鹰眼红肿肿的。他鼻孔熏得黑黑，一股火憋在肚里，运输连的汽车来晚了。他对连长骂道：“你这个球毛连长怎么当的？是不是怕死？这么多人等着饭，为什么现在才到？”
当时余火还在燃烧。很多司机都不敢把车太靠前，害怕重蹈那辆拖拉机的覆辙。
我们七连的曹麻子，事后被撤了驾驶员的职。但他一点不难受，还沾沾自喜自己捡回一条命。
事先苦苦劝连长不要这么干的民工老龚烧成了重伤。痊愈后，满脸是疤，双手被烧掉。
尸体一车一车地拉回来了。先是都堆放在拖拉机库房里，后放不下，就堆在草地上。傍晚，二十八拖拉机拉着最后一车尸体从山坡上下来。共26具，互相压着。头、胳膊、大腿随着疾驰的拖拉机被颠簸得晃来晃去。在将要落山的太阳照耀下，好像浸泡在一团红红的光辉里。
这血色黄昏的画面，凄壮惨烈。
天快黑了，负责抬尸体的兵团战士们却毫无心思吃饭。眼前的惨景这辈子恐怕再也看不到了，实在触目惊心。两顿饭没吃，也没一点食欲。
每具尸体上都盖着棉被，杂乱摆放。
人肉的异味，吸引了六、七头猪来凑热闹。它们舔着棉被上浸透出的油，觊觎着熟肉。连里不得不派人守护，拿着棒子轰猪，赶了这头，那头来。
得悉烧死人消息后，七师刘副师长等领导从200多里外火速赶来。他们阴郁地巡视了一下烧死人的现场，之后来到死人最多的六十三团四连连部。
一见了该连牛连长，刘副师长就喝斥道：“还没打仗就死了大半个连，你这连长怎么当的？”牛连长吓得面若土色。
当看到地上的尸体横七竖八放着时，刘副师长又气愤异常：“兵团战士是为抢救国家财产牺牲的，怎么能这样胡乱放？当摞冻羊呢？”
于是又重新用被子一具具包好，码整齐。由于死者眉毛、头发全焦，五官肿变形，有些人很难辨认，只好靠残存的皮带环、钥匙、手表等来鉴别身份，贴上纸条。
为防止猪、牛啃尸体，特派了两个知青站岗守夜，把他们吓得够呛。因为有的尸体肚子里的气体会突然发出咕噜一声响，在深夜里非常恐怖。
据统计，总共有66名知青当场死亡。另有三名重伤号抬回后不治身死。其中一赤峰知青是回族，总说要小便，憋得难受，可又尿不出来。他的小便已烧干焦。军医只好用剪子把他小便剪掉一截，像剪干香肠。这孩子不久就停止了呼吸。
这次大火烧毁草原340平方公里。参加打火者达11000人，甚至还惊动了周总理，调派了6架直升机，3架运输机前来支援。
事后，自治区革委会派了一个调查组，由一个常委率领。七师领导以一切可能的条件破格接待。每天两顿宴席，每桌都十几个菜，顿顿有酒，高级烟白给，并由师部宣传队的漂亮姑娘服务照顾。
本来，明明是一场责任事故，兵团领导却不敢承认。可能是死的人太多，责任太大。于是乎，瞎指挥的四连连长、指导员非但没受到任何处理，反而受到保护，还要给他们记功。只是由于死者家属强烈抗议才没得逞。一位死者家属在上告信中指出：“孩子们的英雄行为确实值得尊敬。如杜恒昌，自己都跑出来了，又回去救人。可是为什么现役干部却无此种表现，为什么死的全是知青，现役军人没有一个死的？一个连牺牲了一多半，有什么成绩功劳？凭什么还要立功？”
善后工作还算慷慨：抚恤金战士发180元，班长发230元；死难知青全部授予革命烈士称号；凡写过申请书的都被追认为党团员。为鼓舞全团士气，还连续演了五六场电影“英雄儿女”，一直演到知青们倒了胃口，再也不想看为止。
连里一片凄凉，知青们不知流了多少泪。 大火把枯黄的山坡烧成了花脸，东一块黑，西一块黄。坑洼角落里残剩的几株焦草，在秋风中瑟缩发抖，如泣如诉。一望无际的炭黑，黑的那么辽阔。
蒙古牧民们气愤地议论着：“草原年年都着火，从来没有死这么些人。达勒嘎瞎指挥，连一点点打火的基本常识都没有。”
“当官的就想立功升官！哼，荒草是国家财产！知青的生命就不是国家财产吗？”
……
我团营建连停止了一切工作，接收了赶制20口棺材的任务。三班倒，日夜突击，要在两天内做完。知青们含着热泪干着。由于仓促，那棺材做得极为粗糙，连油漆没上就送去。因为必须要赶在死者家属到来之前，将死者全部掩埋。上面指示，绝对不能让家属看见遗体。
据说在挖69个坟坑时，兵团战士给多挖了一个。为此挨了一顿严厉批评，说他们对死难烈士的态度有问题，挖坑儿不认真，对死者缺少感情。
可是造成了这69名知青死亡的领导们却没有受到任何批评，那位瞎指挥的牛连长后来还升了官儿。
《兵团战友报》上的一篇文章说：“这场救火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似乎死人越多，胜利越伟大。
……
老姬头说到这，把烟锅往鞋上碰碰：“为个荒山头儿，搭了69条命。这指导员再想立功，也不能这么踩着人命往上爬呀！瞎鸡巴闹！”
夜晚，我常常独自站立山顶，向着东南方向眺望。身旁的石头也仿佛被他们的死所感动，默默无声地浸出泪珠。
这些长眠草原的知青来自北京、呼和浩特、赤峰、唐山、集宁、锡林浩特。
坦荡如坻，秋高气爽的锡林郭勒大草原啊，一场大火把你烧得多么难忘，多么壮丽。
我发誓将来一定要把这场大火如实写出来。
逃跑
人说死就死。我们连的刘英红再也见不到了。
王连富一直诬蔑你干好事是为了表扬，给自己攒英雄事迹。可当他嘻皮笑脸塞给你一团脏被单时，你仍认认真真去洗，一丝不苟。
记得有一次，老牛把你盛泥抹墙用的新脸盆踩瘪了。几个男知青追着那头牛，要用叉子扎它几个眼儿。你却用力喊住他们不让扎……即使那位穷讲究的王英英一下雨就穿你的雨鞋上一号已激起公愤，你也没半句怨言。
听说道尔吉蒙古包着了火，烧个精光，你当即把自己准备寄给家的40块钱送给他。至于帮人捎个馒头，买个菜就数不清了。这点钱并不多，但当大家都是三十二块五（女生多五毛），被迫财迷，一分一毛都要算计的情况下，像你那样大方的却也不多见。
你简直就没有一点正当的嫉妒心，总在领导面前替别人说好话。可劲把别人的优点、长处、干的好事介绍给领导，不怕自己失宠。而某些积极分子巴不得别人都又坏又笨，好显出自己优秀能干。
难怪有人说你是贱骨头，总让自己吃亏，成全别人。
你傻得要命，一点也不懂得钻营。别人朝思暮想的位置，对你来说却无所谓。在你最红的时候，也不知道迎合领导。管他团长、政委，只要你认为不对，就提出来……结果连个小班长也没保住，一抹到底。
严重的鼻窦炎似乎把你的刚烈血气全磨没。你说话软绵绵，没一点锋棱。与人见面，笑眯眯，一举一动蔫不出溜，自自然然，从不装积极，装革命。在班务会上总是检讨自己的各种私心杂念。你在1970年9月20日的日记里写道：“晚上脱鞋上炕以后，总有人叫我干这干那。开始我还愿意干，现在越来越烦。尤其是在自己干一件事时，停下来帮助别人总很勉强。”
你在日记里常常骂自己胆小怕死。你把《欧阳海之歌》最后献身的一章全部工工整整抄在日记上，以便效法。
刘英红，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不会忘记你在全团批斗大会上痛骂我。——我明白，很多相当棒的姑娘面对自然灾害时能经住死的考验，而在那个“无产阶级专政”面前却出奇地软弱。
随着时间的推移，打火的事渐渐淡漠，又回到了现实。
任务完成，可以舒服一下了。我在破蒙古包里懒洋洋地生活。终日以吃饭、睡觉为主，干活儿为辅。头发又长又乱，手成了黑黑的老鸹爪。赶车的开玩笑说我耳朵里的泥儿可以长出草来。
但人一闲，就觉得生活很苦，很难熬，贡哥勒已下山，除了每星期能见一两个车老板，平时连人也看不见。几个月来，从没人找我，也没人给我来信，几乎被世上所有人忘记。就是食堂的上士，还知道山上有一个活人，月月要供应食物。
人好像有一种天生的倾向，希望别人注意自己。如果你走进一间屋，屋里的人明明都认识你，却都不理你，肯定比挨一顿骂还难受。
如果我孤身居住在深山，渐渐被所有人遗忘，那太惨了，可不行，我受不了。
已给团、师、兵团写了数封信，要求回家探亲，都没人理。为表示自己的存在，引人注意。闪出了逃跑回北京的念头。就算不成功，也能给他个震动，让他们知道林胡还在山上劳改。
闲暇，我就沉浸在逃跑的策划中。激动、兴奋得睡不着觉。
巴颜孟和离最近的火车站赤峰1200里，除了经西乌、林西、赤峰的一条公路外，别无他途。不走西乌旗，径直往南踏荒走太危险，草原上常常几十里没人烟，容易迷路，弄不好就冻死。惟一办法是先到西乌旗，再乘地方长途班车。
团部到西乌旗有200里，怎么去呢？数次批斗，成天在团部扫大街，使得运输连的司机全认识我，求他们帮忙肯定没戏，弄不好还给我报告。突生一计：自己可以向连里要头骆驼，然后偷骑着骆驼跑，反正沿着汽车公路不会迷路，到西乌旗把骆驼一扔就走人。骆驼自己能找回家。
逃跑是门技术，需要各种知识及化装表演才能，我却大傻冒一个，一说谎话，心就怦怦跳，又没有雄厚的钱，真是很困难。没介绍信，连买车票都是个事，而且也无法住店。别说我一个现行反革命，就是兵团战士，私自逃跑都很不易。听说营建连的刘建新逃跑回家，还没出本团地盘儿就被五花大绑抓回来。
但我没别的法子，否则就得在这座荒山里孤零零呆下去，变成一具有生命无灵魂的木乃伊。已经回连的贡哥勒就有点不正常了。长期孤独生活，使他脸上肌肉僵死，喜怒哀乐界限模糊，凝固成一副痴呆傻相。
1972年初冬，我又给兵团、师的两级领导各写了一封挂号信，恳请首长倾听部下战士的呼喊，快快来人复查处理，并声明两个月后，如不见答复，将要回京上访。
估计他们不会理我。
在团部供销社，看见一种布底棉鞋。觉得比大头鞋轻便，能走长路，就买了一双，准备逃跑时用。皮箱、小条毡、毡靴、眼镜盒等多余东西都卖给牧民，凑了60块钱。把不带的材料、日记本全埋进废弃的石头坑里。仔细查看地图，牢记住沿途经过的地名：吐勒嘎、巴奇、阿尔善……并用尺子计算出彼此间的直线距离。
这样一天天准备着。手电、指南针、地图册、蒙古短刀、全国粮票等等，全都置好，就等着春节快快到来。我想春节期间团部机关都休息，便于逃跑。
果然不出所料，两个月后，寄出的信仍杳无回音。我就向连里申请骆驼，可连长说骆驼很紧张，山上只我一人，不给骆驼。
哼，没骆驼就没骆驼，徒步跑！
我炸了一书包蒙古小方块果子，煮了约摸5斤羊肉，把要带的一打材料用塑料纸包好，计划1973年2月2日（大年三十）凌晨开始行动：沿着公路走到西乌旗，再乘长途汽车到赤峰。
老天作美，临跑的前两天刮起白毛风，气温骤降。好极了！天气越冷，逃跑的安全系数越大。我亲身体会到了特务为什么总爱在天气不好时，偷越国境。
厚厚的雪把蒙古包门埋了小半截。彻骨严寒将我憋在蒙古包里，哪儿也去不了。一条生命总被关闭在这狭小空间，等于一个被压缩了的弹簧，能量全都积蓄，竞技状态极好！
1973年2月1日，把山上的老牛松了觅绳，放它自由。晚上早早就躺下睡觉。包里寂静无声，偶尔老鼠碰响了锅、碗、水桶。这是平生第三次逃跑。头一次去越南，10个人；第二次来内蒙，4个人；第三次回北京，就自己1人。
一场大搏斗之前，心情难以平静，睡了半天也睡不着，索性爬起来，点上油灯，写日记：
1973年2月1日 夜 白毛风呜呜咆哮。
明晨即开始向北京跋涉。没别的办法，兵团领导根本不理睬下面人的呼喊，我只好逃跑上访。
以红军长征为榜样，用最勇猛的气概冲过200里雪原。这是最关键的时刻，比你小学时喝洗脚水、吃马蜂、偷食堂馒头练胆儿有意义得多！
被迫低三下四，赤条条站在大家面前挨斗；奴颜婢膝地向团长、政委讨好谄笑；当众被赶出蒙古包……这一切一切耻辱该结束了！宁葬身狼腹，也不能再苟且偷生。
亲爱的日记，你是我孤独生活中惟一可以倾吐知心话的朋友。你默默记录着我的生命，为了不让你平平庸庸，我在尽一切力量奋斗。
前进，目标北京，大步前进，恶魔不能夺我正，利剑不能折我刚。
全身的血滚烫滚烫，一点睡意没有。很晚很晚了，还沉浸在即将行动的兴奋中。为了早起，没脱衣服，草草率率地睡了一觉。
清晨，天还很黑，我醒了。哆哆嗦嗦点上煤油灯，生着了火，烧好一锅茶，把干饼泡在茶里吃完。再穿上一件光板羊皮袄，系好腰一横，换了布底棉鞋，戴好帽子……走出蒙古包后，用铁丝把门给拧上。脑子里闪出了鲁迅的《药》，华老栓黑灯瞎火起身为儿子去蘸人血馒头，天也是这么黑，外面也是这么冷，气氛也是这么沉重。
四周黑糊糊，蒙古包被咆哮的北风刮得像大海中的一个破水桶，隐隐约约漂浮在白浪之中。
刺入骨髓的严寒把脸冻得很疼。我掏出一块毛巾蒙住脸，只露两个眼睛，向黑暗的草原走去。雪踩在脚下，发出吱吱声。拍了拍自己的大腿，默默想，腿啊，我的忠实战马，这回全看你了！
到天亮时，走到了团部。真是做贼心虚，总觉得保卫干事知道我要逃跑，已埋伏好，准备抓。不敢路过团部政治处大院，提心吊胆，绕了个弯子，顺利通过。在刚盖好的托修厂大空屋子里，我解了个小便。那洁白的雪绒上，被用尿滋了“前进”两个字。
上了汽车道后，向西南方向大踏步走去。寒风似刀割，哈出的气润湿了围在脸上的毛巾，除了鼻嘴外，其余地方不久又被冻上。眉毛、帽檐挂着白霜。我侧扭着头，向前探着身子，冲锋式的顶风前进。
这是七二年的大年三十。天气酷冷，周围是灰茫茫，一片混浊。除了阵阵流动的白色寒流外，不见任何生物，连一只鹰也没有。只有那一团团干枯了的风滚草，一个一个大圆疙瘩顺着风狂跑。
马不停蹄，走了一小时又一小时。公路蜿蜒，无止无休伸向远方。明知这汽车路绕远，得多走许多冤枉路，还得硬着头皮走它。马车道虽近，但岔路太多，容易迷路。
到了中午，饿了，就掏出果子——那一个个小方块，边走边吃。渴了，捡起路旁的一片冻雪吃。果子渣渣落在了皮袄的羊毛上，很是不雅。无论吃或喝，两条腿始终走着，机械固执地走着。好像停一下，后面的追兵就要把我抓住。
就这样，一分钟也没停地走了整整一天。步行真慢呀，一股股白色雪尘从身后很远的地方冲来，转眼就赶上了我，然后又神速地消失在前方。
薄云里的太阳渐渐西斜，染红了西方地平线上的一角。我望着血红的太阳，脑子麻木，毫无知觉。
到天黑时，身体已相当疲劳。屁股两侧的髋骨也开始疼。邪门了，怎么这地方疼？那布棉鞋底儿上老粘着个雪疙瘩，特硌脚。当实在累时，我就坐在雪地上休息一会儿。但刚坐一会儿，又把屁股冰得生疼，只好站起来，继续走。
黑暗笼罩大地。阵阵朔风，呜呜低吼，越走越困，眼皮几乎睁不开。后悔昨晚太激动，没好好睡觉，早晨又那么早起来。真是难受呀，脑袋一个劲地往下掉，不想动换。可一停下，又冻得慌。只好咬着牙，半睁半闭着眼继续走。
唉呀，困也这么难受，精神已经迷糊了，梦境就在身边了，脖子却还得撑着脑袋，两只脚还得一步一步走！还得不时地用刀将鞋底儿上粘的雪疙瘩刮掉！刚开始还觉得不费事，但人累了时，弯腰刮鞋底就觉得不堪忍受。
这才发现自己买布底棉鞋犯了大错。走一会儿，鞋底就粘上两个雪疙瘩，把脚心儿扎得生疼。
雪有时盖住公路，得打开手电仔细辨认，只要离开公路，就完蛋。
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了巴奇公社的一个破马厩跟前。黑夜，看见这有生命迹象的东西，心里稍稍松快了点。长时间走夜道，四周旷无人烟，不免产生了一种恐怖感，荒寒感，总觉得随时有生命危险。
这马厩是废弃的，最北侧有个小屋，没门没窗。那窗口处积了半腰深的成流线型的积雪。我打算在这好好休息一下，向小屋走去。半截踩空，摔了一跤，吓得魂飞魄散，定睛一看，原来是一道沟被雪埋住。满身是雪爬起来，手握短刀，小心翼翼走进黑暗的屋子——担心有狼潜伏在暗处。慢慢巡视了半天，发现里面空荡荡，什么也没有，全是自己吓自己。
屋中间有个土炉子，我坐在上面，用匕首把粘在鞋底的雪疙瘩刮掉。
然后吃果子。吃一会儿，牙特累，太阳穴也不舒服。这才发现果子不适合野外用。吃不多，解不了饱。又抓块积雪帮助咀嚼，两口雪就把嘴巴里的热量全消耗，剩下的雪根本融化不了，舌头、口腔全冻木了……唉，雪也不能多吃！又掏出肉来啃，那肉冻得像石头一样硬，只好把肉放进塑料袋塞到怀里暖。
坐在土炉子上尽情歇了一会儿。缩成一团，胸脯贴着大腿，紧紧搂住小腿，昏沉沉地打着盹儿，时间一久，屁股冰得生疼。
遭罪透了！走路累得慌，歇着又冻得慌。
此时此刻，除夕之夜，北京的市民们早已吃完饺子，或是嗑着瓜子聊家常；或是看电视；或是参加什么春节联欢活动……而我却坐在破土炉子上弯腰缩脖，冻得哆嗦。从怀里掏出肉块，已被体温暖热，边吃边想，将来有朝一日，非把这一切写出来。
冷得不行，又硬着头皮一瘸一拐上了路。
外面雪尘飞舞，寒风凛冽。经过休息之后，身体各部分器官的疲劳程度才充分显露。髋骨好像被磨下了一块，一走路极疼。两条腿上的筋似乎给磨短，几乎抬不起来；脚掌钻心疼，让那布底棉鞋坑苦了。
速度显著放慢，老得停下来，用刀刮鞋底下的雪疙瘩。
实在走不动了，就躺在雪地上歇一会儿。
我躺着，纵情地仰天大躺着，凝视着神秘的苍穹。白毛风在夜空中吹舞，天地在混沌黑暗里融为一体。
又不知过了多久，严寒浸透进皮袄，全身都冻僵了，还不想起来。身下是被汽车轮压得坚硬的雪道，身上盖着一层薄薄雪花。又困又乏，真想就这么躺下去，躺到头。豁出去了。
快冻死的人可能都这样发懒。
难道这条去西乌旗的公路就是我的坟墓？今天真要死在这儿？
我睁开了双眼，望着迷蒙的苍穹，在那轻纱似的一股一股飞雪的飘扬中，我看见了几颗暗淡的星星，其中闪着韦小立的眼睛。
她清白的容貌在遥远的天空或隐或现；寒星与雪花缭绕着她……绝不能死了！一咬牙站起，踉踉跄跄地向前走去。我不愿在这双眼睛的注视下，瘫在地上冻死。昏昏沉沉，跌跌撞撞，一点一点地走着。腿已很难抬起，步子越来越小。
又想起了母亲送我离京的情景，那一缕缕白发飘拂于寒风之中。默默地嗫嚅着：绝不能死了，要活着与妈妈见面！
下半夜，连滚带爬到了巴奇公社，在一群狗的狂吠中，来到一户低矮的小土房旁。这群狗凶恶地围上来扑咬，我默默无声，棍子似的一动不动，让狗尽性叫，僵持了半个来小时，这群狗没精打采地走了。
小土房旁边，有一个用破毡子搭的极小的蒙古包。把门打开，钻进去。在手电光下，看见五六条小牛温顺地卧着。它们对我这个陌生人，一点儿也不害怕，继续卧着，瞪着稚气的大眼睛，充满好奇。整个包里弥漫着牛粪、干草气味，十分恬静。我挤偎在一条小黄牛旁，把冻僵的双脚插进对面一条小花牛的肚子底下。地上铺着的羊粪都很干，我坐在上面，屁股不再觉得疼。
外面风雪飞舞，这小包里却洋溢着温暖和安谧。小牛嘴里不时发出“滋滋”的声音，反刍着胃里东西。
在零下30多度的酷寒里，这五六条小牛就是五六个小火炉。它们对我挺友好，容许了全身是雪的不速之客挨着它们，吸取它们身上的热量。
与小牛挤在一起，毫无冻死之忧。我把脸偎在小牛细细的毛里，闻到了一丝温暖干燥的特殊气味……背倚着蒙古包放心地睡着了。黑暗中，小牛反刍所发出的嗞嗞声安抚着我的神经。
次日凌晨，早早就醒了。为不被人发现，必须赶紧走。我把双脚从小牛肚皮下面抽出来，缓缓站起。默默地对小牛说：“再见！”小牛们温和地望着我，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多少年之后，我都忘不了这几条巴奇公社的小牛。
白毛风还在吹。开始走第一步时，脚几乎支撑不住全身重量，那踝骨好像骨折了，极疼极疼。韧带也明显变短，迈不开步子。
在白茫茫草原上，在坑坑洼洼的草窝子里，在弯弯曲曲的公路上，硬着头皮地走着。渴了，喝点雪水，饿了，就吃炸的小方块。
这是1973年2月3日，正月初一。首都北京正隆重集会，热烈庆祝越南停战和平协定签订。而在内蒙锡林郭勒大草原上，一个知青却正顶着寒流艰苦跋涉。
四野茫茫，不见一个人影。走了一上午，在烟雾弥漫的白毛风中，只远远看见了一个骑马的牧民。
髋骨剧痛。迈了几万步，恐怕把髋骨臼窝里的润滑液都耗光，骨头之间几乎变成干摩擦，生疼。
次日下午4点，终于到了阿尔善公社，还差最后60里。
我走进一小饭馆，买了一斤肉饼，狼吞虎咽地消灭光。（带的果子太干太硬，吃几块下巴就累了，吃不多）又喝了三四碗白开水。啃了两天腥甜的雪水后，再喝白开水，觉得像喝琼浆玉汁，那么清鲜、甜美、醇和。
我坐在饭馆里，好好地歇了歇。但又不能老坐在这儿，别让人怀疑，只好又走到外面。真是累趴蛋，再也走不动。腿死沉死沉，只能抬起一点点。动一动，疼得要命。别说再走60里，就是一里都不可能。天气那么冷，硬走非要冻死。还是找个地方休息休息好。
终于在一空荡档的院子里找到了个放干草的小马厩。用二齿费力扒开干草，钻进里面。这院子可能是公社招待所，四周有土围墙。
两个来月，没怎么正经干活，懒懒散散，乍一走这么长的路，身体难以承受，我拍拍自己的腿，很替战马惋惜。42厘米的小腿肚子，也没顶住。
寒冷又开始侵袭。虽然干草里含有热量，给马、牛、羊以生命。可此刻，身边的草却跟雪一个温度、那小牛圈真是个天堂。
唉呀，我要是一大军区司令的孩子，绝不会落到这个地步。春节时，瑟缩在干草堆里过夜。在兵团，军人出身最革命，最高贵。文人出身最低贱，最不值钱。
唉呀，当个没权没势的作家儿子真倒霉啊。作家在兵团领导眼里，算个啥？又臭又酸，根本没人尿。
正闭目打盹时，一个声音突然在耳边响起：“你是哪儿的？”
我慌忙爬起，把身上的草叶掸掉。一个30多岁的汉子，双手紧握铁叉，戒备地站在面前。
“我是六十一团的，有事去西乌旗，在这儿歇歇。”
他怀疑地打量着我：“你们团这儿有招待所，为什么不去那儿休息？”
“我只呆一会儿，马上就走。”
“那也不能在这儿冻着啊，大过年的，冻坏了怎么办？”
我迟疑着，盘算着对策。
“走吧，到你们团招待所去，那儿有地方，老包我认识。”
这家伙是来小马厩抱草喂马的，无意中发现了我。如果执意不去，更会增加他的怀疑，只好硬着头皮去了。
这人把我带到招待所办公室。管事的老包问：“你是几连的？”
“七连的。”
“去西乌旗干什么？”
“有事要到师部，反映我的问题。”
“你叫什么？”
“我叫林胡。”
“啊，你就是林胡？听说过，听说过。来，快上炕坐。”
他的老伴、女儿也都赶来，好奇地端详着我这个全团有名的反革命。
“你怎么啦？有什么事？”
“因为得罪了领导，被抓了起来，给打成反革命。我多次向领导反映，这样处理不符合事实，但都没人理，只好到西乌旗上访。”
他老婆热情地给我端来了奶茶、奶豆腐、果子、糖块、瓜子。
“过去听说过你。”
“我臭名远扬。”
“可真行。一蹦子走到了这儿。累坏了吧？”
他看见了我书包里的那把匕首，赞叹道：“这把刀不错呀。”
我知道，自己很可能被抓回去，这刀留着没好处，与其被保卫干事没收，还不如送给他，落个人情，就说：“喜欢，就送给你吧。”
老包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多谢了！多谢了！”
老包是三角眼，塌鼻梁，满脸褶皱，模样像个坏蛋。“这样吧，你走了一天，先休息休息，明天我给你截个车，一点问题没有。”他把我带到了一小屋。炕上只铺一块大毡，连个被子也没有。
“你凑合一夜吧，这屋还不算冷。”
等他走后，我把书包里的一封给连长的信撕碎，上厕所扔进茅坑，销毁掉要回北京的证据。回来路过老包办公室时，看见老包正在打电话。
“他说要去西乌旗，找师部领导。”
……
“哼，哼。”
……
“好，好。”
……
这小子，正在告密。
我颤巍巍地走回自己小屋。穿着衣服，躺在炕上，知道一会儿就要被抓走，但也顾不得，实在太累，坦然入睡。
半夜，小屋的门嘎吱吱响了一声，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只见一道雪亮的手电光照着我，后面站着几个黑影，赵干事用低沉的声音命令道：“林胡，起来！”
我揉揉眼，缓缓地下了炕，被簇拥到老包的屋里。
老包见了我很有点不自然。哼，那把蒙古刀白给他了！
赵干事披着军大衣，麻利迅速地搜查了我的全身，然后面无表情地站在我面前，煤油灯把他的影子高大地映在墙上，遮住了半个屋。
“你要到哪儿去？”
“西乌旗。”
“哼，你跑到哪儿，哪儿的革命群众都会向领导检举报告。你狗儿的跟姓共的碰，没好下场！”
他用带着黑皮手套的手“咔”地给我反戴上铐子。
“走。”
两个人拥着我，走出漆黑的院子。外面停着一辆没熄火的北京吉普，在车灯的照耀下，我看见老包那猥琐的样子，冒着严寒，帽子也没戴，狗一样地毕恭毕敬地出来送行。
我坐在中间，左边是朝鲁，右边是赵干事，前面是梁干事。
吉普车轻捷地冲进雪原。
在耀眼的车灯下，大地迎面扑来，又转瞬离去。时速恐怕有100公里，真他妈快。两天一夜，自己辛辛苦苦，一步一步走过来的150里，正被这4个飞速疾驰的轮子纵情吞噬。一根根电线杆子一掠而过，几里长的大坡，一眨眼就上来；不一会儿，巴奇公社就到了，我又看见了那黑糊糊的破马厩。
想到准备了那么多天，累死累活走的这100多里顷刻化为乌有，实在控制不住了：“你们为什么抓我？”脑子一热，拼命向左侧车门靠近。
“不许动！”赵干事紧张地用胳膊搂住我脖子，那带亮面的黑皮手套，勒着咽喉。朝鲁从左侧死死顶住，不让我接近车门。
车顶灯亮了。梁干事把五四枪套打开，抽出手枪挥挥：“林胡，你要再跑，后果自己负责啊！可不要胡闹！”
只两个小时，北京吉普又把我带回六十一团。
夜里三点钟，在赵干事办公室。我身上的所有东西全堆在办公桌上。赵干事一样样地仔细检查。
“带这么多果子干什么？往外蒙跑哇？”
“指南针从哪儿偷的？”
“怎么拿5盒火柴，你要放火？”
“哈哈，还带这么些肉，想的真周到啊！”
“交待，你准备去哪儿？”
“什么西乌旗，别他妈蒙我！你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你拉什么屎。”
我疲惫地眯着眼。
“哼，不要逼脸的家伙，你不就是想告状吗？哼，想把你过去的罪行当成政治资本捞一把，别做梦了！告诉你，林彪没揭露之前，反林彪就是反革命，绝对是反革命！”
又累又乏，实在没有精神理他。
“哼，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就是不许你乱说乱动！告到哪儿，最后还是我们处理。”他那张甜甜的脸，在100度的灯光下更显得白嫩。
我默默注视着他。
他脸一沉，庄重说：“现在我宣布，根据团党委指示，将你正式逮捕。”
我心里明白，只有师里才有权正式逮捕人，团里根本没这权力。赵干事分明是吓唬。我依旧无动于衷地站着，绝不给他一点点欣赏我被吓得发抖的乐趣。
赵干事观察了我一会儿，厌恶地对哨兵说：“把他带走。”
哨兵瞪了我一眼，嘟嘟囔囔：“嘿呀！大过年的还不老实，深更半夜把咱哥儿们从被窝里提溜出来，等你多半天了！”
赵干事：“反革命狡猾呀，专门趁过节耍坏点子。”
我被关在一临时牢房里。里面还关着三个人。一个是一连的马成林，一个是一连的XXX，这俩都是因为打群架，打到了连长头上而被抓。还有一个是七连的老姬头，跟连长吵架，抄了棍子，结果贪污马料的事给抖露出来。
1972年春节过后不久，全团召开批斗大会。这天早上，我好好地洗了个脸，使劲地搓着脸蛋，希望它红一点，漂亮一点。还向同牢的人借了点百雀灵香脂抹，知道再过一会儿要上台展览。
两名兵团战士端着冲锋枪押着我们穿过团部，走向会场。4人排成一行，我是第一个，象征着我罪行最重，老姬头走在最后。
团部大街上的行人、小孩都好奇地看着这队犯人。脚依旧很疼，走路一瘸一拐。一看押的呼市知青，老用冲锋枪枪管捅我，催我走快点。我向他解释：“脚特疼。要不早就到北京了。”又想起了这双布底棉鞋，日他娘的布底棉鞋！
主席台上铺着洁白的桌布，后面坐着刘副政委、李主任。
这是批斗本团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的大会。团里的一打三反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我和一群褴褛的人站在台前，当陪斗。现在，我已被斗成了油子，对批斗会展览亮相无所谓了。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
这些熟悉的口号凶猛地扑入耳膜。
老姬头给吓得面如土色。
一个个年轻人发言，声色俱厉地批判。目标都是这些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没人批判我。心里窃窃私喜。
最后李主任又开始介绍我们这几个陪斗的坏蛋。从一连打架的到七连的老姬头，最后还是提到我：“对了，还有这个林胡，大家都很熟悉，就不介绍了。林胡最近秘密潜逃，在阿尔善公社被抓捕归案。林胡，抬起头来，让大家看看！”
我的皮帽子被赵干事往后拉了一块，露出了前脑门。赵干事用两个手指头抠住我下巴尖，把我的头托起来，让广大群众观看我的反革命嘴脸。
索性横下一条心让人看。死猪不怕开水烫，自信脸上的百灵雀香脂能让我漂亮一点。黑压压的人群，上千双眼睛对着我。下巴被两个手指头固定住，如同老虎钳下的工件，动弹不得，我仰着头，严厉地盯着人群。
坐在前排的一个小女生低声说：“呀，那么凶！”
“真可怕。”
……
团部牢房。老姬头向我吐诉着他的冤枉：“我能不跟王大胡子干仗吗？他要累死我呀，去团部拉回麦种，都下午3点了，还让我去东河送牛粪，牲口也不能这么使啊！我这把年纪，还这么用，他不是想要我的命吗！操，我跟他吵了几句，就他妈的挑我茬子，唉呀，贪污这点马料算啥啊！”
他见了我点头哈腰，殷勤得不得了。
3个星期后，赵干事把我叫到办公室通知：“师里最近传达了兵团首长指示，同意对你的问题进行复查。但在新的处理没下来之前，维持原决定，不许乱说乱动！”
“什么时候下来复查呢？”
“那是上级的事，我怎么知道？你先回连老老实实干活儿，我估计很快就会下来人复查。”
这是个好消息，令人振奋。
赵干事给我摘下铐子，把没收的书包、毛巾、手电等物品又全还给我。并指着那放了三个星期的小方块果子说：“这些果子可没人吃啊，全如数还给你。”他用大拇指和食指捡起了一块果子，另外三个手指头向上扬着，活像捏一只死老鼠细细看了一阵后，又嫌恶地扔进了果子堆。
一千五大坯
王连长一点儿没批评我，只是好奇地听我讲了跑的经过。并说老包那家伙不能沾，谁沾上谁倒霉，连里大车去西乌旗办事从不住他那儿。
连长微笑道：“既然兵团同意给你复查，就有盼头了。你还是回山上继续看石头吧。”
我想在山上也好，自由自在，没人管。
金刚给了我一封信，是母亲来的。
我迫不及待地撕开信，上面告诉我：妈已托她的老战友魏巍同志向北京军区政治部反映了我的情况，政治部首长已批示内蒙兵团复查我的案子。
母亲，亲爱的母亲呀，原来你在暗中保护了我。唉，你这个太正统的母亲，屡屡不理睬我的母亲，儿女情太少的母亲哟！
世界上只有母亲才能宽恕抄过、抢过、砸过、骂过自己的人。谢谢你，母亲！我亲爱的妈妈！
于是又回到了石头山。
离开山上两个多星期，我的蒙古包无任何变化。门上的铁丝还拧着，草原上就这点好，不丢东西。我放在石头坑里的日记、材料都安好无恙。
残冬过后，又一个春天来临。政治前途有了一线希望，一线光明，山上孤独寂寞的苦日子也觉得好熬了。
王连长雄心勃勃，要把七连工作搞好，搞出色。他成了第一把手后，对干活儿抓得很紧。他判断一个人好坏的标准就是干活儿。小偷流氓都可以容忍，就不能容忍干活儿偷懒。看见大车马歇一会儿，他都心疼，恨不得让你一分钟不停地干。在这种气氛下，要求进步的知青干活都很卖块儿，以在连里有个良好形象。
1973年的春播、接羔工作开始。
拌麦种、跟播种机、过秤、装卸车、上笆泥……一桩接一桩，没完没了。每天，兵团战士劳动十二、三个钟头。早上累得起不来，轰醒他们比轰醒猪还费劲。班长得一个个捶脑袋、拧耳朵、掀被子、连喊带吼，才能把他们砸醒。小青年们迷迷瞪瞪爬起，闭着眼睛穿衣服，嘴里还咂摸着梦里的甜美……刚刚下炕，上班哨声响了。赶紧去食堂拿个馒头，边啃边向工地走去。有的女知青扛麻袋直不起腰，晚上互相揉着背，啪啪掉泪珠，可白天照样咬牙扛。
年轻人的好强心真厉害呀。
工作如此紧张，我这样个强劳力留在山上看石头，太浪费。开春不久，就被调回连干活。也许由于自己老孤单一人在山上。回连后，什么都感到新鲜。尤其是那些女兵团战士，有一种特殊魅力。在石头山听惯了烈风嘶吼，石头碰撞，用力时的野叫，再乍一听女人的说话声，几乎陶醉。连老常那50多岁的壮老婆，说出的话也像小鸟儿唱歌一样好听，滋润极了。
山上没异性，是很多人不愿意呆的原因之一。
心情不错，再次仔细观察了一下夏天的草原（来牧区后不久就成了反革命，以至于没顾上好好看看）。
连部被茫无际涯的草海所围，阵阵草浪随风鼓起，一波一波推向远方，草原大的太有气魄了，360度，度度都一眼望不到边。那浩大空旷的碧绿，能激动起你拔蹦子跑，大喊大叫，发羊角疯。就是时速3600公里的最新式喷射机，从呼伦贝尔跑到阿拉善也要两个小时之久！
不知道我们锡林郭勒草原在世界上算第几大草原，反正能挂上号了。
千千万万朵鲜花，把姹紫嫣红的色彩抹在绿草丛中，为辽阔大地增加了几分清秀；那一只只百灵鸟整日不停地啼唱，像个小直升飞机能垂直上升、下降、悬停，给旷野带来孩子般的天真欢乐。
王连长掌了权后，开始把过去指导员重用的亲信、骨干抛开，任用自己的人。成熟稳重的锡林浩特知青不再吃香。会计陆彬换了，文书楚继业换了，保管换了，各班排长也换了一多半。金刚当上了班长，李晓华当上了二排长。锡林浩特知青对王连长一肚子意见，纷纷活动，往团里调。陆彬活动到了团部学校当老师；楚继业调到团部直属连羊毛厂当了副厂长；郭北靠着父亲小县官儿的关系，帮助连里办了几件事，得以保住了他驾驶员的工作，在连里继续吃得开。
皮金生也开始不得势，他油嘴滑舌，怕苦怕累，越来越被当成了好卖嘴皮子的天津人象征。
这天，我们正在六间房干活儿，离连部20多里。连长看不见，干活儿可以偷点懒。偏巧小桑杰也在这儿。他见了我，总缠着要摔跤。知青们也都起着哄，撺着我们摔。
摔跤是当地的风俗，也是当地惟一可以不讲阶级成份的公众活动。前些天，团部举办那达慕大会时，点名让我去摔。被我推托了，没心思露那份脸。
小桑杰因为在文革初期，想到外蒙投靠亲友，被扣上了叛国分子帽子，那时才十六七岁。这小伙子酷好摔跤，见人就摔，跤技明显提高。过去曾输给我，一直耿耿于怀。现在他有二十三四岁，虽是专政分子，但在牧区干零活儿，养得红光满面，魁梧健壮。体重至少比我重10斤，小胳膊足有我那大黑马的腿粗。
连牧民们都认为，七连的摔跤，我是第一，小桑杰肯定不服气。
最后我同意了，想赢一赢，来点好情绪。几个月已经过去，复查连个影子也没有，心情常常很抑郁。我抓住他，那壮胸脯圆咕隆咚，像个大油桶。每使用一个动作，自己的重心都要不稳……招架了几回合后，已大口喘气，他却面不改色。我直起腰，只一手抓他，装成随随便便的样子，麻痹他的警惕。对小桑杰这样的壮汉，最好的重武器是跪腿摔。可他两条腿离我太远，还老撅着的屁股，重武器用不上。心中正暗暗琢磨怎么调动他的腿，小桑杰一箭步扑过来，搂住我脖子，用腿一绊，把我撅倒。一个最土最土，连小学生都会用的绊子。
我不服，还要摔，他却愉快地摇摇头。蒙古摔跤，一跤定输赢。
一激动，我向大家宣布：“下回我要是再输了，摔跤衣白送给你！怎么样，再摔一跤？”
他动心了，跟我摔第二跤。
我更加谨慎，重心压得很低。可是和老蒙摔跤消极防守，拼力气，根本不行。他能跟头犍牛一样和你顶两个钟头。不一会就感到体力不支，每逢他那钢钳般的手用力时，都暗暗心惊，吃肉喝奶长大的就是有劲！
地上的草被踏平；两人脖子被抓得一片红；一堆绞在一起的肉，缓缓转着圆圈。
“啊——”他吼了一声，左扭右撕，前推下按，狠抡猛拽，把我拖得踉踉跄跄，但总算没倒。这小桑杰双腿仿佛生了根。我的铁波脚也不灵了；钩子失去作用，他大胯比我高半尺；跪腿使不上，目标总在有效距离之外。我引以自豪的屁股跟他的比较起来，相形见绌，口径要小三分之一。
拖下去我更亏，心一横冒险使了一个“别子”，果不其然被他拦腰抱住。热血涌上心头，这是最关键时刻，我如能扭腰转体就能胜，否则就输。两人拼命较劲儿。我狠狠夹着他脖子，在不倒的限度内，倾全力前俯，拖拽他的重心偏移，扭身，扭……
“噢——”双方都怪叫着，对抗着肌肉，对抗着骨头，对抗着平衡力。
勒！让他头部少一点血；拽！让他重心离开底重心面积；扭！让他脖子成麻花，呼吸窒息。
屏住呼吸，发疯般的扭，扭……一秒、二秒、三秒……僵持片刻，两个紧紧搂抱的肉体，300多斤的重量终于沉重摔倒。
他压在我身上。
围观的知青们兴奋得直跺脚，拍屁股，啐口水。
“唉呀，老鬼，怎么搞的？”
“就差一丁丁儿。”
“你看老蒙那份儿，没治！”
又输了！全身骨骼疼痛欲裂，内脏给砸得极不舒服。我像条咬输了架的狗，从地上爬起来，抖抖身上的尘土，眼泪汪汪地溜到没人处。本想借摔跤消消愁，结果把七连摔跤冠军的座椅给摔跑了。好惨！跟老财主丢了金子一样心疼，沮丧。
摔跤衣我犹豫了一番，没给他。这套衣服是自己1966年10月串联到长沙买的。别看它边缘破烂，腋下补着皮子，黑污污，还有一股汗霉味儿，可跟随我9年了。我披挂着它，战胜了许多对手。它上面沾着我的血，我的汗，我的青春武威……怎舍得把它给一个老蒙？
小桑杰陶醉在自己的胜利中，也没真向我要摔跤衣。
这次失败，促使我对自己的摔跤嗜好认真地反省了一番。
生活实践证明，想靠拳头、力气、硬冲硬闯，开辟一条道路是根本不可能的。普列汉诺夫说的好：一个拥有某种才能的人如想对社会发生影响，必须使他的才能比别人更适合那个时代的社会需要（当时连里流传着普列汉诺夫的小册子《论个人在历史上作用》）。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犯了一个方向性的错误。
70年代的中国并不需要“波脚”、“钩子”、“入”。文明普及的今天，肝部攻击法、曲时击颌等技术，远不如学学书法，练练乐器，打打乒乓球，写几篇大批判稿有用。
“枪杆子决定一切”的打架理论是荒唐幼稚的。暴力崇拜必须抛弃，拳头主义必须纠正。一个人在社会能否成功，不取决于他的臂力、拳术、小腿粗细、屁股口径，而取决于他的政治方向，取决于他的头脑，取决于他精神上的力量。
何况像马一样的有力气，牛一样的粗壮，不能说明你多伟大。小桑杰摔倒我有啥了不起？他未必能像病弱单薄的刘英红那样为救火献出生命。文化大革命中养成的好舞弄拳头的土匪气确确实实该改一改了。
虽然认识了这些道理，还是为自己摔跤失败愁眉不展。输的原因是：一、好几年没摔，动作欠圆熟，屁股没顶紧；二、不灵活，打石头把肌肉打僵；三、体力减退。
我永远认为：一个民族应该有点武士道精神，否则这个民族就太纤弱了。而鄙视拳击、摔跤，男人都去吹拉弹唱、玩棋画画、耍笔杆子，终日混在歌场、舞场、官场，还怎么保卫祖国？这个民族能不挨打吗？
我们国民性的一大缺陷，就是缺少一点尚武精神。
这次摔跤表明，八比零镇王连富的辉煌武功已一去不返。过去我一直以为运动量越大，越练体力。现在才明白，劳改干活儿是个例外。运动量虽大，体力并没见长，爆发力远不如当年。
可我实在不能容忍以力量为基础的自信心发生动摇。窥伺着一切能显示和肯定自己力量的机会。
正巧这时，王连长号召全连干部战士大干苦干，集中力量脱坯，争取半个月拿下35万块。我的天，兵团战士们个个都像吃了兴奋剂一样，争先恐后，干活儿是那么猛！我要突出自己就得比别人更猛地干。于是决心在坯场上镇一下，一天脱他1500块大坯——当时全连最高纪录是日脱1100。
清晨4点，连队还是一片宁静。草原上，百灵鸟已经开始歌唱。那清脆的歌声啄碎了拂晓的安谧。水坑里一汪绿水，澄澈见底，我俯身捧把水洗了个脸，开始用二齿把土堆刨开，往上泼水浸湿。不一会，坯场上又稀稀拉览来了几个人，似乎都还带着睡意，慢慢腾腾地干着。
吃过早饭，坯场上开始热闹起来，经过一夜的休息和刚才最初干活儿的适应。昨天累得直不起腰的小青年们，又弹簧般地恢复了体力。他们一面紧张劳动，一面咒骂着食堂饭不好。
叉一叉子泥，转身飞快走10来步，扔到坯模子里，再扭身返回泥堆叉，循环往复，要干1500次。吸取上次逃跑教训，努力压抑着自己，悠着劲儿干。二齿刨得频率不过快；往下刨时，肌肉完全放松，充分利用重力；端叉子时，左右两手轮流攥在前面。
李晓华和我一组，她蹲着，两手把泥均匀地压在坯模子里拍好，再用手沾点水麻利地一抹，拿起坯模子，一块中间微陷，四角翘起，有棱有角的土坯就出来了。
整个坯场上，几十个知青奋力苦干。老孟在深沟里向上扔着土，李国强用小跑的速度送泥；金刚叼着烟卷，一副老农气派，慢悠悠挑着水；突木其张着嘴，憨憨地端着泥叉子。听说他看中了呼市知青钟小雪，人们老开他的玩笑。
大傻站起井台上大声宣布：“弟兄们，今天中午吃猪肉包子，快点到厕所清理地方哇！”“噢！”几个男生欢呼起来。
韦小立的猪群在坯场西边草地上乱拱，也不知道她在坯场哪个角落帮助干活。
到中午12点，我总共脱了740块。
李晓华缓缓站起来，闭着眼，咬着牙，用双手揉着后腰。她的脸白里透红，一缕乌黑的头发被汗水浸湿，贴在脸颊上。跟她干活，你就不用说话。这姑娘很有眼力架儿，我和泥，她就去挑水，二齿刀到哪儿，她水泼到哪儿。我正想拿铁锹，她已把铁锹送到我手中；草少了，她会马上抱来一大抱，根本不用你说。可是在人事关系上，却很笨，得罪不少人。刘福来大骂她是随军妓女的货。老沈“碰”了她一下后，被她告到团里。结果自己一直入不了党，尽管各方面干得都不错。王连长主事后，处境才开始好转。
吃完午饭，小青年们顶着烈日，皱着眉头，仨一群，俩一伙，又返回坯场。烈日毒似火，万里无云，没一丝风。
炽热的空气，吸进鼻腔，呛得透不过气。野草被晒蔫，软绵绵耷拉着叶子。
内蒙草原的中午，也相当热。小百灵不再唱歌；老牛卧在背阴处打盹；一匹匹虎虎有神的烈马安静地聚在一起，屁股向外，很有规律地上下摇着脑袋，驱赶蚊蝇。
自然界都休息了，只剩下我们知青还在挥汗大干。
那些刚才还抱怨伙食太差，一个月没休息，当官儿的拧得太紧的人，一到坯场就闭住了嘴巴。仿佛坯场上回荡着什么神圣气氛——每个在坯场的人都拼着命干的场面就是一种无形的压力，震慑着人心灵深处想偷点懒的一闪念。
他们光着膀子，穿着短裤，赤着双脚，一头扎进泥堆……汗珠在脊背上闪闪发光。谁都想脱得又多、又快、又好，拿个第一，给连长留下个好印象……人人都在玩儿命，于是就形成了这深弯腰的比赛，磨血泡的比赛，晒黑脸的比赛，累垮身体的比赛！啊，除了我们知青，还有谁会如此发疯地自杀般地苦干？每人都有一股要和泥巴堆同归于尽的冲动。
和好一堆泥，一叉子一叉子把它消灭掉，然后再和，再一叉一叉消灭。下午5点左右，干到1100，已非常累。疲劳一旦开始，就以几何级数增加。攥叉子的手麻木，手指发僵；脑子也不灵活，坯数老数错。我机械地重复着上一个动作，只知道不要停下来。双臂的力气也越来越小，一叉子泥越来越沉。唉，真恨不得让脑袋也来帮助端泥。
太阳落山，完成定额的知青们开始收工回连（坯场距离连部二里地）。
我倚在坯垛上休息，全身瘫软，垂着头。
“老鬼，脱了多少？”
“1300。”
“哎哟，够多的了，回去吧。”
这时，有3个女生从那边走过来。我眼睛近视，看不清，但害怕韦小立也在里面，赶紧滚到坯垛后面。不愿意让她看见自己这副累瘫了的样子。
吃过晚饭，真不想动了，暗暗鼓励自己：“林胡呀，已经1300了，一定拿下1500，要不白累了一天！”
中午7个包子，晚上5个馒头，并喝了一肚子混有癞蛤蟆屎尿的苦涩井水，全部转化成了力量，但还是远远不够使。疲惫使我算计着每一个动作：端泥时，前面的手尽量握在叉子钎头；和泥时，选最好的距离，使得地用完，泥也用完，不多走一步路；叉泥时，把大腿垫在叉子底下，充分利用杠杆原理。
眼看着这大堆泥不见下，真恨哇！可不要小看这堆软乎乎的泥巴，它白能把一个人活活累死。这是和泥巴杀，和泥巴不共戴天，和泥巴你死我活地拼。每杀它一叉子，就让这堆泥丢一摊血。
暮色渐浓。坯场上的人寥寥无几。转了几千个来回，头晕乎乎的。人只有在杀红了眼的时候，才能把全身累散了的骨头、筋腱、肌肉组合在一起，驱使它们在泥泞里一趟趟地端着泥叉子。
最后100块，体力一落千丈，气脉虚弱，走路发颤，手指头疼得攥不住叉子。女卫生员小宋赶来帮忙……李晓华腰疼得双腿跪着脱，这样省点劲儿，那两个膝盖沾着两大片稀泥巴。
到最后30块，因攥不住叉子，几次把泥扔到坯模子外面。十个手指头收不拢，伸不直，幸亏卫生员帮我脱完了这最后几块。
“趴蛋的马，嚼子也嫌重；筋疲力尽的人，耳朵也嫌沉。”这句蒙古谚语一点不假，我依靠着坯垛休息时，明显感到脑袋特沉，压得脖子支不住，重似磨盘。
为什么头这么晕？一直不明白，或许是脱坯时，一去一回要转两次身，1500个来回，就要转3000个弯儿，把脑袋转懵了头。
“你们快回去吧。”我嘶哑地说。
李晓华收拾完工具，又仔细数了数最后这一片的坯数，核实无误，才由卫生员扶着，走回宿舍。她像老太婆一样地弯着腰，几乎直不起来。
我躺在泥底子里，几只蚊子在头上盘旋轮流俯冲、降落，眼睁睁地让它们把血吸走，却没力气挥一下手。
已是晚上10点多钟，周围一片黑暗。从声音上判断，坯场上还有人干活儿。啊，没有加班费，没有野外津贴，连双劳保手套都没有，就是32块，维持着一条条这样苦干的生命。
就算有私心的话也不过就是想让连长在全连大会念表扬名单时，有自己名字。
直到很晚很晚，还能听到噗噗的挖土声，哗啦哗啦的水车声及扁担钩子跟铁桶的磕碰声。
当我离开坯场时，看见一黑糊糊的大坑中有个人在下面挖土。
他是老孟。
棉被铺在房顶上
老孟从山上下来不久就担任了二排长。他上任后一点没变化，走路微微前倾，深低着头，说话前先要傻笑。
每逢上班，他有气无力，拖着沉重的脚步，抄起铁锹后，才开始有了精神。挖土、和泥、叉泥……他最突出的不是力量，而是忍受力，瘦了巴机，却能一刻不停地挖12个钟头土。无论食堂多不好，从不发一句牢骚。
晚上，他睡着后，死得很。一次连里开会，通知他去。小战士怎么喊他也不醒，只好捏他鼻子，把他憋醒。他常常发低烧，也不去卫生室要点药。
大傻阿谀地说：“好积极哟，老孟。”
他是赤峰平庄的矿工子弟，没有什么学问，没有什么经历，就知道闷头傻干。
发动机过热，绝不能再使用，可他发烧却照样干活。卫生员告诉了连长，王连长特高兴，连着往地上吐了好几口唾沫：“什么活儿交给老孟，俄最放心。”
连长就欣赏误了车，拔蹦子拉的马。尽管这种马不抗造，拉一趟就掉层膘儿。
我们班还有一位卫生标兵。大家都不喜欢他，外号叫细致，真名忘了，因为他对卫生特讲究，大家就叫他细致，是个天津知青。长得一身嫩肉，又白又光，个子挺高。有洁癖，下班后，什么也不干，就是收拾自己衣物，洗呀，涮呀。那被子月月都要拆一次，比二排女生都干净。他的头发梳得溜光；每天至少洗三次脸；成天去井房打水……即使在城里，像他这么干净的也不多。下雨天，他的布鞋连个泥点也没有，真是奇迹。
我是出名的不讲卫生，和他睡一屋，水火不能相容。两人的铺紧挨着，我的脚对他来说是毒气弹，是我们成为死敌的导火线。
每晚上，他都要对我说：“喂，洗洗脚吧，求求你了，好不好？”
我哪有心思洗：“没情绪。”
“你起码得讲点道德，别污染宿舍空气。”
“没情绪。”
“你吃饭怎么不少吃啊？”
“滚一边儿去！”
“你这个反革命，猖狂之至。”
“滚你娘的蛋！”
上面要给我复查了，又有中央三十号文件撑腰，我敢和细致对骂。
细致向李国强告状：“林胡老不洗脚，故意熏人，居心不良。”
李国强和我是石头山的老山友，自己脚也臭，装作无可奈何的样子：“洗不洗脚，我怎么好管呢？监督改造也没说要监督洗脚呀？”
细致人缘很差，他太好干净，自己床铺，别人不许坐，连碰一下都不准，严重脱离了群众。干活又不好，连长对他极反感，在连里处处受挤，没人把他放在眼里。
但细致很有政治嗅觉，对我的一举一动十分注意，听说他和连里的那几个锡林浩特知青来往密切，暗中反对连长，让我感到和他住一块不安全，担心这小子会向团里告密。他因为我的脚熏了他，对我恨之入骨，什么事都干得出。
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就用臭脚公开熏他，把他熏跑。我换了头睡觉，让脚正对着细致的头，叫他天天闻我的臭味儿。其实对面屋有空地儿，细致满可以到那屋睡。但这小子和我赌气，就是不搬。
细致说：“你好猖狂，用臭脚伤害革命同志。”
“怕味儿就滚。”
“你呀，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兵团这么处理你一点也不冤枉。”
“我的案早晚要翻，你看着！搞法西斯专政的，长不了。”
“好，你诬陷兵团搞法西斯专政。”
“滚蛋！”
“你永世不得翻身！”
“舔球货！一边去！”
“你没好下场！”
“咱们等着瞧。”
这天下工，我把解放鞋一脱，让臭气弥漫了全屋。细致下班后，进屋开始洗涮，戴着口罩，仍感到吸进了我的臭脚味儿，终于不再和我赌气，冷冷说：“对不讲理的人，没有办法。”然后把行李卷起，抱到了对面的屋。
我对自己臭脚的威力非常满意。不费一枪一弹，就把这家伙撵跑。
多少天没休息了，王连长还是一味地让干，干，干……很多知青嘴里不敢说，但心里却盼着下场大雨，好有个喘息的机会。
这天，天气又闷又热，乌云渐渐聚拢到头顶，雷声不时轰鸣。吃罢晚饭，全连各排都到场院加班，突击堆粮食、入库、盖帆布。王连长精细地观察着谁没来，记在自己小本本上。
随着一阵狂风，大雨倾盆而下。小伙子们高兴地哇哇叫起来。嘿，今天老天长眼，终于给我们下一场大雨，哥儿们可以好好睡一觉了。嘿，又没在连长面前暴露出想休息的思想，真棒！
雨大哥哟，别急，悠着点劲，最好下他三天三夜，脱坯脱得太累了。
老孟盖着被子呼呼睡大觉。他干活太实在，一点不知道给自己保留一点体力，机动使用。常常是领导来了，也拿不出多余的劲儿来表现。而刘福来呢，平时不用力，专等领导来时拼命干，远比老孟更能给领导留下深刻印象。
老孟最爱挖土，这是没人愿意干的活儿，又累又不显活儿。如果土软，好挖，他就特高兴，自言自语：“这片土真棒！脚一蹬，扎到底，老厚一大块。”那甜蜜劲儿像卖年糕的在夸耀自己的货。他挥着铁锹，一大块一大块带着潮气，带着光泽的“年糕”飞到了上面。那铁锹被他用得锋利耀眼，每天下班后，都擦得干净净，令人垂涎。
第二天雨还在下。天阴暗暗的，云层又厚又低，看架势够下一天的。小伙子们放心了，兴高采烈地拱猪、聊大天、过烟瘾。男生宿舍地上堆着一件件沾着脏泥巴的衣服。
大约下午三点来钟，不知谁在外面喊了一声：“连长发话，种子库漏了，快拿塑料布去场院。”
有塑料布的赶忙拿出塑料布，没有的就拿起自己垫褥子的条毡、凉席、麻袋片……嗷嗷怪叫着冲进大雨之中。老孟找不着别的东西，牙一咬，夹着自己被子冲向场院。到了种子库，他把被子扔到房顶，上面人问：“干什么，疯啦？”
“铺吧，没关系。”
李国强见老孟献出棉被，惊喜地叫了一声，撒丫子往宿舍跑，不一会儿也抱来自己的被子。金刚、孙贵、突木其、张韦等等都纷纷效法，又回去把褥子、被子、大衣等拿来，扔到房顶。
老孟这人很少对当兵的发号施令。他的领导方法就是以身作则。
二排女知青们又羡慕，又妒忌，深深悔恨自己没勇气首先把被子拿来，落在男生后面。她们急忙跑回去抱被子，半截被连长堵住。但有人阳奉阴违，仍巧妙地把自己洁净的被子抱到场院。姑娘们尖叫着，欢笑着，似乎干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
花花绿绿的被子、毛毯、塑料布、大衣、棉被套、羊皮……铺在粮库的泥房顶上。
当老农工们看见这场面时，摇头叹道：“唉呀，都犯神经了！没被子怎么睡觉？”
眼看着自己的被子被雨水浸透，粘上了大片大片的泥巴，粮库房顶上铺盖着五颜六色的花补丁，以及老农工那心疼和不解的眼神，年轻人都分外开心。
他们很骄傲，把棉被放在泥浆里也需要点勇气。
我们的布勒格特在瓢泼大雨中欢乐嚎唱：
棒子渣最容易吃，
但真正消化就不容易了，
要把棒子渣做为鸡蛋糕来吃……
炊事班长很敏感，觉得这是影射连里伙食不好，马上反击：“老布，你别犯贱，最近这一段，谁给你吃棒子面了？”
“这是我们石头山上的山歌，操，唱唱怎么不可以？”
老孟仰天，让雨水淋着他的脸。“金刚，你来试试。密密麻麻的雨点滴在脸上特舒服，像无数个小鱼苗在亲你。”
老布勒格特接过话茬：“得了，脱光腚到白毛风里站会儿更舒服，那雪花像无数个小蝴蝶在亲你。”
“狗搭茬。去，巴斯以地（吃屎）！”
老布作个鬼脸：“我吃你娘的板子。老孟，甭老发酸了。”
老孟憨笑着。
连细致也把他的一块塑料布贡献了出来。
突木其爱歪着脑袋沉思，眼睛总偷偷地往女生那面瞟。他正热恋着钟小雪，不管别人如何议论，他都不在乎，痴痴地向那位呼市女知青献殷勤。
一排的小伙子们跑回宿舍，他们个个淋成落汤鸡，嘻闹着……有的大把大把地拧着头发里的雨水；有的脱得赤条条换衣服；有的站在门口，把脚伸进雨水中，冲着鞋上的泥巴。
目睹此情此景，我忽然想起鲁迅的一句话：“那些青年，拼命地使劲他们稚弱的心力和体力，奔走于风沙泥泞中，想于中国有些微的裨益……虽然无先见之明，这些血汗换来的财富，大抵仅供虎狼的一舔，但他们爱国之心是真诚的……”
谁不知道团里有的干部，几百斤上千斤地往自己家倒腾小麦！
雨停了，太阳出来，可那些被子还静静地盖在粮库房顶。棉纤维里的雨水，汇成细细水珠，从房檐处滴嗒滴嗒往水泥地上溅。
人们数了数，约有60多床被子铺在了房顶上，二排停止工作，为全连拆洗被子。
老孟的低烧还在继续。他老想睡觉，放屁咚咚响。到团部医院一查，发现转氨酶500多，确诊为肝炎，立即住了院。以后又回赤峰休息，他的东西没人敢再摸。他的脸盆、衣服、书包等像遗物一样，原封不动摆在那儿，几个星期也不带丢。
自沈指导员调走后，树倒猢狲散，连里的复员兵及部分锡林浩特知青全蔫了。有门路的纷纷往团里调。他们很清楚，王连长和沈指导员不对付，留在七连没好果子吃。老蒋因为小偷小摸，名声不佳，调到九连赶大车；韦小立调到了连部当文书。连里各个位置都渐渐换上了过去受沈指导员压的人。
老姬头嘟囔道：“一朝天子一朝臣哪！”他已放回连在牧区干活。
这王连长真不错。
皮金生的处境更不好。过去因为是校足球队的主力，在知青中挺牛，但干活儿不行，最后被王连长给撤了班长的官儿。
这年秋天，牧民斯楞赶大车时把腿挤断。团里治不了，建议到赤峰去治。连里决定派个人陪斯楞去赤峰看病。皮金生自告奋勇，积极要去。连长同意了。谁知他把斯楞安置在赤峰一所医院后，自己溜回天津，一下子住了半年多。
斯楞汉话不好，从没出过远门，是个纯乡巴佬。皮金生走后，护士见他又土又脏，非常冷淡。只住了几天，斯楞受不了，忍着疼跑回连，结果那个腿变成了“倒格愣”，讹了连里一笔钱。连长非常生气，憋着劲要收拾皮金生。
皮金生回连后，停职检查，半年的工资全部扣发。
皮金生镇定自若，自有摆脱困境的办法。
原来这次回家，他跟北京宣武杂技团的一人学了几手魔术。回连后，四处给人表演。他像卓别林一样转动着神气的眼珠，翘着小胡子，板着面孔。一小乒乓球从拳头里消失，又从耳朵里掏出来；用手绢盖住一块馒头，念几声咒，馒头不翼而飞……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他这点本领轰动了寂寞的七连。大人、小孩一见他就死乞白赖要他变戏法。一时间，他成了家属区最受欢迎的人。看他玩儿几张牌，几个小球儿，好像看了什么最精彩的马戏表演。变戏法缓和了斯楞的事对他的不利局面。王连长的怒气也渐渐消了，后来工资全补发给他。
春播期间，胖团长来七连蹲点。听说此事后，把皮金生叫来表演。皮金生从从容容耍了几招儿，给老头儿唬得一愣一楞。非常幸运，胖团长对他印象不错。从此后，一有空他就到连部客房，帮助肥团长打水、扫地、晒被子……落落大方，丝毫不怕别人骂他舔球。每逢晚上，胖团长没事的时候，他就来为胖团长变几手，海阔天空神聊一气，充分发挥天津人的嘴巴威力。玩牌时，还常常跟胖团长小争一下，让胖团长赢得更开心。
两星期后，他达到了目的。胖团长给政治处李主任打了个电话，推荐皮金生到团部宣传队变戏法。
自传达了三十号文件后，连里知青对我的态度都有所好转。过去从连部到家属房的路上，没人向我点头，打招呼。现在点头，打招呼的人越来越多，连长还让我写了一篇批林批孔的大批判文章，贴在连部走廊的墙上。不用说，连长对我的态度大大影响了全连知青对我的态度。
一天，老常从团部赶车回来，对我说：“嘿，你们北京知青慰问团到团里了。还开个座谈会，你去了没有？”
“不知道，没人通知我。”
后来又得知全团每个北京知青发了一个水碗和一条毛巾，也没有我的。
好不窝火，找到金刚，气愤地问：“我是不是北京知青？”
“是。”
“慰问品为什么不给我呢？”
金刚面露难色：“不知道。”
“就算我犯了错误，但身份还没变吧？”
“好，我替你问问去。”
金刚马上到连部问文书：“慰问品怎么没林胡的？他也是北京知青呀？”
韦小立说：“北京知青名单报到团里时有林胡，是团政治处把他名字给删了。”金刚回到班，对我说：“这不是连里的事，是团政治处把你的名字给删了。”
当晚，我借了一匹马，一蹦子跑到团部招待所，打听到北京慰问团的屋。
我敲了敲门，走了进去。屋里，一位50多岁的女干部和善地望着我。她脸上有不少皱纹，面色发黄，精神还挺好。另一位是男的，50多岁，满脸疙瘩。
我对男的说：“你们是北京慰问团的吧？”
男的客气地点点头：“对。”指指女干部，“这是我们团长。”
女干部很客气地问：“你有什么事吗？”
“我是北京知识青年，有点事想向你们反映一下。”
男的问：“你原来是哪个学校的？”
“四十七中的。”
老太太的目光忧郁而慈祥：“说吧，孩子，你们青年人是祖国的希望，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你们辛苦了。”
而那男的却瞪着警觉的眼睛。可能大晚上突然闯进来，有点儿异常。
“我1968年来到这儿后，因为得罪了指导员，七零年被抓了起来，被兵团打成反革命。我对这么处理一直不服，多次向各级领导反映，请求重新处理。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还曾逃跑上访。最后兵团同意给我复查，却迟迟不下来，我想请你们替我向兵团催一下。”
这位女干部很同情地点点头，那男的却态度冷漠，眼神里充满怀疑。
“可以，可以。你有什么材料，我们都可以帮助转交。”
我把自己写给兵团和中央的申诉材料共20来页，从口袋里掏出来，给了这位女干部。“我的主要问题都写在这里了，希望你们向上面反映反映。”女干部很认真地听着，而那男的却开始审问：“你叫什么名字？”
“林胡。”
“你就是林胡？杨沫的儿子？”
我点点头，看得出他听说过我。
“我们团长今天去了好几个连，很累了。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好不好？”
“同志，我是从七连偷偷跑来的，明天白天还要干活儿，来不了。我没别的事，就是希望你们能把下面知青的真实情况向上反映。”
女干部眼里含着泪水大声说：“孩子们，你们受苦了，首都人民没有忘记你们。我自己的孩子就插队，我知道你们的情况。你们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建设边疆，保卫边疆，为革命做了很大贡献。祖国和首都人民都在挂念着你们。中央这次组织慰问团就是关心你们的一个体现。孩子，我一定要向上反映你所反映的问题。我本人在林业部工作，将来你有什么事，也可以到林业部直接找我。”
我向她伸出手，这位憔悴的女干部毫不犹豫地与我紧紧握了握，一股暖流涌上心间。我又向那男的伸手，那男的却装作没看见，故意和女干部说话，干了我一顿。
出了门，我狠狠地骂着自己：“真贱！”非常后悔向那男的伸出手。
1973年8月，盼望已久的十大终于召开。我聚精会神地听着广播，听着大会主席团的名单。心里暗暗希望江青能离开政治局，这样自己的罪状就少了一点。但最后宣布名单时，她还是政治局委员，很有些惘然。不过，王洪文的政治报告里提出了反潮流，给我带来了新的希望。
写大字报
连里一对一对交朋友的已经公开，我却只能干眼馋。在韦小立身旁，眼看着青春一天天逝去，帽子却摘不掉，真是心急如焚。
反革命事实上根本没法交朋友。这副嘴脸谁敢和你来往？
天天盼着复查，一封封信给方处长寄去，全都毫无反响。“十大”政治报告里有一段专门谈反潮流精神，启发了自己。过去历次政治报告里，从没这么提。这说明中国人最缺少这种精神。反正自己已是最底层，再坏也坏不到哪儿去。应该响应十大号召，写份大字报轰他一炮。
忍辱负重了3年，当了3年狗，现在应该抬起头，出口气了。我要让全团3000人知道，林胡并没有服。而且前些日子，传达了中央三十号有关保护知青的文件，形势对自己有利。
大字报稿很快写好，成天写申诉信，写油了。但我的字太丑，怕影响效果，决定请金刚帮我抄一下。
在场院的一个角落。
“金刚，我想写份大字报，你看如何？”
金刚沉思了一会儿说：“你自己要慎重，别一时冲动。”
“我慎重考虑过了。”
“我觉得你还是再等等，兵团既已答应给你复查了，说明你的问题有希望解决，别瞎闹。”
“不是瞎闹，这样能引起上面的重视，加速我的问题处理。我已等了半年多，也没人理。写大字报能给他们一个震动，造成一点影响，得到更多人的同情和支持。我没别的法子了，只有写大字报。”
“你就是太着急，耐心等一等，说不定下半年就给你解决了。”
“我是着急。你体会不到这滋味，当反革命真是在火坑里过，一天也不想多呆。”
“你胸怀开阔一点，别一天到晚就想着你自己那点事。”
“我开阔不了。大字报写好后，想请你帮个忙，行不行？”
“干什么？”
“帮我抄一抄。我的字不好看。”
“写大字报又不是书法比赛，字不好看怕什么。”
“字太丑，怕影响效果。”
“没事。”
“不，我一看见字写得歪歪扭扭的文章，就有一个浅陋的印象，不想让人对我的文章也有这个印象。你的字漂亮，你抄出来，和我抄出来的，那大字报给人的感觉绝对不一样。”
金刚脸上露出笑容：“好吧。但要找一个没人的地方。”
“行。晚上，小学校的教室里没人，咱们找个马灯，可在那儿写。”
“好。你准备好纸和毛笔。”
中央的三十号文件，也使金刚的胆子变大。
小心翼翼地敲连部文书办公室的门。韦小立打开门，一看见是我，愣了。
“能不能给我点写大字报的纸？”
“连长同意了吗？”
“没有。”
“那你问问连长。连长同意了，才能给。”她微笑着，那么光辉灿烂！
我马上去找连长。得到批准后，告诉她：“连长同意了。”
韦小立二话没说，领着我来到库房。打开锁，走进屋。这屋里放着马鞍、大毡、皮条、木箱、客人用的棉被、褥子、暖瓶、茶杯等等。她跳上了炕，问：“你要多少？”
“20张。”
她从炕上的一迭厚厚的大纸中，取了20张，卷成了一个卷，递给了我。
我望了她一眼，不敢多呆，马上就走了，心里却无比激动。
晚上，在小学校的教室里，金刚帮我抄好了大字报。这份大字报是象征性的，不长。
又找到老常家，请他的老婆给我熬点浆糊。
“你干什么呀？”
“不干什么，想写点东西，贴出来。”
“唉，你的问题要能解决了就好了。”老常的壮媳妇同情地说。很痛快地给我熬了一铝饭盒的浆糊。
几天后的一个深夜，我蹑手蹑脚离开宿舍，向团部走去。背着书包，胳膊底下夹着大字报。无边的黑暗吞没了一切。间或猫头鹰“哇——哇——”地叫几声，跟小孩哭一样。这是午夜，全团人都已进入梦乡，惟有一个反革命还在土路上沙沙潜行。
连部离团部有20里，走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夜里一点多钟，到了团部。我先鬼鬼祟祟地四下侦察了一番，团部中心的十字路口空无一人。决定把大字报贴在团部最热闹的军人服务社门口。
用刷子粘着浆糊往墙上刷，心扑扑跳了几下，紧张而兴奋，然后把大字报很小心地贴住，并仔细地将四个边粘好。
有反必肃，有错必纠
具有历史意义的“十大”胜利结束了。值得注意的是周总理在大会上着重指出：“要继续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
我们这里落实的如何呢？本人自1970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后屡次向兵团各级领导表示，这么处理不符合事实。然而时至现在，有关部门仍迟迟不予解决。
中央三十号文件应该不折不扣地落实！
打击迫害知识青年的行为应该立即制止！
对知识青年政治生命不负责任的行为应当马上结束！
我在这里公开说一句话：奉劝兵团有关领导虚心倾听下面群众的呼声，不要再敷衍塞责，不理不睬地拖下去了！
团结胜利的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万岁！
七连 林胡 1973年9月19日
这是自1969年兵团组建以来，巴颜孟和出现的头一张大字报。
我伏在远处的草原上观察反映。从清早到傍晚，一直有许多人围着观看。商店旁的这张大字报一阵风似的传遍了整个团部。
晚上，回到了连队。遇见金刚，他很不满意我没向他请假就偷着走了，阴沉说：“你可旷了一天工！”
“我知道要请假，你也为难，就干脆旷工好了。”
“贴了？”
“对。”
“我又想了想，你太傻了。写大字报一点没用。”
“我知道没用。”
“那还这样干！不是犯蠢吗？”
“不，出口气再说。自从三年前，我被当众批斗那一天起，就想向全巴颜孟和的人呼几声冤枉，憋了3年，现在终于有机会把闷在心里的话说出来。”
“你这样干，只会遭到更不好的对待。”
“现在报上整天都宣传着反潮流精神，我估计团里不敢怎么样我。”
“老鬼呀，你要慎重，不要只图一时痛快。自己倒霉，还要连累别人。”
“没事。保证不会连累你。出了事，一切由我负责，现在，我还有两份大字报，你再帮我抄抄。”
“唉呀，要是让人发现，我可完蛋了。你千万不能对别人说是我抄的。”
“保证不说。”
连部小学校，那间教室一直到深夜还闪着微弱的光亮。
一星期后，第二份大字报：“事实真相”又贴出去。介绍了七连整党的经过，点了沈指导员的名，驳斥了各种诬蔑。这次共有15张纸。依旧是深夜贴的，依旧是天亮以后，独自爬在大草原上，隔一会儿去团部观察观察动静，看看有没有被人撕了。
还好，它安然无恙。下午三、四点钟，下了一场雨。幸亏军人服务社有个房檐，只淋湿了几张大字报。晚上我又让金刚抄好，连夜潜回团部，重新给牢牢贴上。
第二天上午，我被叫到连部。一辆北京吉普停在那儿。
连部里，只有赵干事在。他坐在椅子上，厌恶地望着我。
“昨天，你又贴大字报了？”
“嗯。”
“你知道兵团是怎么处理你的？”
“兵团处理不对。”
“上级指示：在没有新的结论之前，维持原来的决定。”
“我按‘十大’的精神办。”
“你没有权利写大字报。”
“我响应十大号召。”
赵干事憎恶地说：“别给我扯这些，你现在是监督改造分子，不许你乱说乱动。”
“响应十大的号召，怎么不可以呢？”
“哼，恬不知耻！捞稻草就是捞稻草，不要打着什么革命旗号。别忘了你现在是反革命分子……”
“即使我是被判死刑的犯人，也要这么干。”
“住口，我说话时，不许你插嘴！”他一脸怒气：“好，我将团党委的指示正式转告你：不许你写大字报，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
“我负责。”
“呸，不要脸的家伙，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流泪！”
“我响应‘十大’号召。”
“不许插嘴！”赵干事指着我的鼻子说：“哼，跟姓共的碰，没你好下场！”
我不说话了，静静地看着这张白白的脸，细细的手，满腮肥肉的保卫干事。
“走吧。”
我走了。
等赵干事乘着吉普走后。王连长把我叫到连部。
“俄没想到你要纸写大字报。要是知道，俄怎么也不会同意给你。”
“连长，我写大字报可不是对着你，是告原来的指导员沈家满。”
“俄知道。但据俄看，你这样做反而把事办坏了。干得不漂亮，愚蠢。”
我苦笑了一下：“出一口气。”
“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不知道。”
“你还是上石头山吧。这样比较好。团里说你再不老实就要批斗。你在连里的日子不如在山上。”
我明白，我在连里，会让连长很为难。“行，什么时候上山？”
“今天中午吧。”
“好。”
能感到，连长在暗中保护着我。
回到宿舍，看见了金刚。他很紧张地对我说：“老鬼，你可别贴了。赵干事已把你的大字报全用照相机给照了下来，当心哪！”
我沉重地点点头。
“给你照这些相，不是好事。这都是罪证，你快老实点吧。”
在上山的路上，老常也小声劝着我：“写大字报没用，胳膊拧不过大腿，人家手里有权，整你不白整？”
老常在文化革命中当过个小头头，给整怕了。
荒凉寂寞的石头山啊，与你分别一个夏天，又回到你的怀抱。那苍裂的山岩阴沉沉凝望天空，峭厉的山风呼呼嘶啸。草原一到秋天，就变得这么苍老、憔悴，一望无际的枯黄。
一星期后，去团部发给兵团领导的信，在团部邮局碰见了小四川。
这小子还在四处告状。他一趟趟地到团部，到师部，告指导员迫害他，向领导汇报却挨处分，哪有这道理？王连长上台后，他又和王连长吵架。干巴瘦的小毛孩谁也不放在眼里。全连男生，几乎都吵过，动过手的就有十几个。尽管从来没赢，老挨打，还是谁都顶，谁都不服……狂得出奇。这么瘦小，屡屡挨整，却一点不招人同情。最后通过他哥哥的关系，给调到了一连。
“林胡，你来干什么？”
“发信。你呢？”
“找李主任。要他们给我解决问题。”
“有戏吗？”
“处分已同意给我撤销，但我要求处理沈大肚子，他们却官官相护，反正我是死也要让沈大肚子吃一壶。”
“你自己的事解决就算了，干吗还非要把老沈给整下来？这可能吗？”
他撅着嘴嘟噜一下。“哼，我就是要让他倒倒霉。”
这小子曾向指导员告过我的密，说我计划血洗七连，但现在共同的遭遇使我不跟他计较。
“你的事怎么样？”小四川问。
“等着复查。上面却总不下来人。”
这时，韦小立走进邮局。她成了文书后，要时不时到团部邮局取信。
我和她的目光碰上了，全身像触了电，赶紧低下了头。
出来后，小四川嘻皮笑脸问：“你怎么一见她就发木？”
我不愿意跟这小子议论自己心中最神圣的姑娘，说：“我回去了。”
小四川故意装作神秘的样子说：“老鬼，我告诉你一个消息，你听不听？”
“说吧，别耍我啊！”脸上露出不屑的表情，耳朵却竖起来。
“其实，韦小立也挺同情你的。”
“真的吗？”
“真的。”
我有点不相信地问：“你怎么知道的？”
“向毛主席保证。有一次我去卫生室，韦小立也去了。几个女生聊起你的事，都说这事处理过了头。她也点头同意。”
“真的啊？”一把抓住他的手。
“我操你妈哟，疼死我了，快松开！骗你是王八蛋。”
这一夜失眠了。韦小立是我苦难中的希望，兵团七连生活里最能鼓舞自己的一位女神，平时被她看上一眼都能激起我好大的力量，她的同情更使我头昏脑胀。马上决定把最后一份大字报贴出去。
而且这回我要光天化日贴。要把问题激化，促使上面重视。
11月初，踏着这年冬天的第一场雪，翻过架子山，向团部走去。
巴颜孟和河结了一层薄冰，挡住去路。我没有走桥，因为要绕远，毫不犹豫地踏上冰。脑子里想起了在四连一间土房里看见的一副50年代的宣传画：幸福的花儿为勇士开。
“嘎巴巴”，脚底下的冰发出了可怕声响。我加快了脚步，想争取在掉进冰窟窿前尽量多走几步。“轰”，水珠四溅，碎冰翻滚，下身掉入冰窟窿。凛冽刺骨的河水激得我毛发耸立。“哇——哇——”嘴里吼叫着，双手高举大字报，向对岸冲去。“扑腾，扑腾……”一下一下把薄冰踩碎，趟开了一条水道。
上岸后，快步疾走，解放鞋上沾满了泥土。
到了团部大街，走到熟悉的老地方，过去贴的大字报早已被撕得一条一条。想了想韦小立，运了会儿气，开始刷浆糊。马上就围上了三四个人。他们惊诧地望着我湿漉漉的裤子，沾满泥巴的鞋。
一中年人对着我耳朵悄悄说：“小伙子，别贴了。听说现在团党委正开秘密会议，要大整一下呢。”
另一个老农工四下观察了一番，紧张地对我说：“当心点，别吃亏。”
我向他们笑了笑，心里有点慌，但想了一下韦小立，马上恢复了镇静。
这篇大字报是：
质问内蒙兵团某些领导，你们站在哪一条路线上？
中央三十号文件指出：要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罪恶活动。对一小撮迫害摧残知青的犯罪分子一定要严加惩处。要鼓励和支持知识青年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坚决同各种错误倾向斗争。
请问内蒙兵团某些领导：你们对响应毛主席号召，自愿来边疆的知识青年有没有阶级感情？你们对随意奸污、拘禁、捆绑、打击报复知青的行为是不是熟视无睹？
借此机会，我，一个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知青再次大声疾呼：兵团应遵循中央三十号文件的精神，立即下来人复查本人的问题，切切实实地执行毛主席对知识青年的革命政策。
七连 林胡 1973年11月X日
听说政委根本不看大字报。决定当面交给他一份手抄稿，据一连马成林讲，老康头人不错，很正派。我想自己这事也不是他处理的，跟他毫无关系，不存在面子问题。有希望得到他的同情理解。
政委的那排屋子，从外面看就和一般办公室不一样。全部是砖，门窗漆着墨绿色油漆，走廊墙上抹着细细白灰，洁白而光滑，没一丝裂缝。我在门口深深吸了一口气，想想韦小立那张清秀的面容，勇气倍增，走进了政委屋。
“康政委，我写了一份大字报，请你看看。”干巴巴地说了一句，递给他。
那个发青的光头迅速从办公桌上抬起，摘下眼镜，一对鹰眼锐利地盯了我好几秒，然后低下头，一目十行的扫了一眼大字报稿，质问道：“不是告诉你了吗？不许你写！”
“我响应十大号召。”
他一下子扔掉手中的红蓝铅笔，笔沿着桌面骨碌碌掉到地上。
“你是反革命，没权利写。”
“兵团处理不符合事实，我不是反革命。”
“啪！”他朝桌子捶了一拳，喝道：“你要反了天了！别忘了你现在的身份。”
“反正我不是。”
“狗儿的你老实点，这地方不许你乱说乱动！”
我平静说：“康政委，你这态度可不对啊，有理慢慢讲，别骂人。”
“对你没什么理可讲。兵团决定不能翻，就是要专政你，专政你！”
政委脸色铁青，恨得咬牙切齿。对烧死的知识青年，他能洒下两行老泪，但对戴上反革命帽子的人，却凶神恶煞。
我的眼睛也越来越狠地盯着政委，就像盯着打拳对手的下巴。照了一会儿，憋出了一句话：“哼，只要我不死，这个案就非得翻过来。”
“你快点死吧。”政委暴跳如雷，两眼瞪得溜溜圆。
还想和他照照。但从隔壁跑来两个通讯员，连推带搡，把我拉到门口。一瞬间什么都忘记了，全身热血沸腾，在门口我伸长脖子，呲着牙，向政委狞笑着喊：“一定要和你们斗争到底！斗争到底！”并用力向他挥挥拳头。
“你林胡的案永远不能翻！”康政委口喷吐沫星儿大吼，光头青得发绿。
高压复查
我赶着牛车到一连连部附近的井打水，又碰见了小四川。他告我兵团保卫处的人已到团里，正在调查我的事，消息绝对可靠。
啊，终于等到了这一天，真是振奋人心。是凶是吉就看这一回了。我连夜赶着牛车回连，告诉了金刚。
金刚扶了扶眼镜，使劲看着我，也非常兴奋：“好啊，老鬼，你有盼头了。”
“到时，他们肯定要找你调查，你不要顾虑，把老沈怎么整我们，怎么报复整党给他提意见，全都好好说一说。”
“放心吧，老鬼！”
我咬咬牙，把憋在心中对他的意见说出来：“这回你不要怕。到时我有什么事找你，可不要不理我。我母亲托魏巍找了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又给周总理写信，是尤太忠亲自指示复查……”
金刚的山羊脸似乎很平静，他用手扶了扶眼镜，激动地说：“老鬼，你太不理解人。我要真的很势利，就不答理你了。唉，谁不渴望那种真诚的，敢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友情？我是一个弱者，在这野茫茫的大草原上比你更需要朋友！别看我和雷厦有外交关系，我对他也有看法。唉，你这人从不用心去理解人。”
“团里肯定不愿意给我平反，我还有一段很曲折的路，你千万别害怕。”
金刚的眼睛里露出了一种很复杂的光：是对两种结局的犹豫？是惧怕庞大兵团可能采取的措施？还是为有机会扮演一个主持正义形象的兴奋？
他严肃地望着我说：“老鬼，我不是见利忘义的人。尽管对你的个人品行，不敢恭维，但我愿为事实说话。”
“只要你能实事求是地向上反映就行。”
他点点头：“晚上，你就在我这儿过夜吧。”
自从老孟生病回家修养后，金刚接替了一排长的职务，能指挥几十个人。金刚还从箱子里拿出了一床干净被子，让我盖。
我们俩娓娓交谈到深夜。
“若连里有什么事，你能借匹马到山上通知我吗？”
“没问题。现在借匹马非常容易，不像那会儿了。”金刚狡猾地笑笑，暗指他当了排长，有人巴结。
“那就太好了。我把逃跑时用的指南针借给你。到时你只要往南跑，就能到石头山。”
……
第二天早上分手时，我对金刚说：“过去挨整的人，给拆得四分五裂，七连就剩下你了。希望你说话算话，实事求是地反映。”
金刚面色凝重：“再说一遍，尽管我对你的个人品行有看法，但我会实事求是地讲，反正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别害怕，是尤太忠指示复查的！”
尤太忠的名字逢人就讲。我就是要借此抬高身价，增强人们对我的信心。反革命太微贱了，不这样，就没人把你放在眼里。
5天以后，我被叫回连。
兵团复查组共三人，两个是兵团保卫干事，一个是师保卫雷科长。
刚到连，就感到气氛紧张，原来见面和我打招呼的人，现在全不理我。路上见了面，好像不认识，低头而过。走进金刚的屋，金刚正躺在炕上跟其他人聊天，明明见我走进来，却不理，一点表示没有。
我非常生气。真是朝三暮四，变得也太快了！
这是怎么回事？
后来我才知道：兵团复查组下连后，赵干事声色俱厉地在全连大会上宣布：复查不等于平反。上级指示，不管林胡最后怎么处理，目前还维持原决定，按现行反革命对待。现在连里有些人同情林胡，个别的还帮他抄大字报，严重丧失立场。今后如果发现谁再给他通风报信，一定严肃处理！
随后，他露出满脸诚恳：“你们青年人头脑太简单了。坦白告诉你们，复查有两种结果，一是从轻，一是从重。将来要给他正式戴上帽子，你们年轻轻的就犯政治错误，回去怎么跟父母交待？这黑锅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于是人们见了我都躲着走，生怕沾上。
连部的黑板墙报上写着醒目的大标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并有齐淑珍写的一篇批判文章：
毛主席语录
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论自由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
……现行反革命分子林胡最近公开跳出来为自己翻案，这是阶级斗争在我连的尖锐表现。这个现行反革命分子长期以来思想反动，作恶多端，却一直不向党和人民低头认罪。他名为自己翻案，实质上是向无产阶级专政反攻倒算。对他仁慈就是对人民残忍！我们必须强迫他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不许他乱说乱动。对那些受蒙蔽的同志，我们要大喝一声：快快觉醒吧，反戈一击才是出路，否则就会滑进反党反人民的泥坑。
最后让我们振臂高呼：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林胡！
一个为入党不惜献身的女革命战士也这么大义凛然地批判我，真义正严辞啊！
连部走廊没人，我偷偷把这篇文章给抄了下来，留作纪念。
本来，自三十号文件传达后，见面和我打招呼的人越来越多。人们感到我将来有可能平反，都愿意对我热情一点，以显示自己还有一点正义感。现在赵干事一顿吓，又一下子全不理我，所见的全是一张张冷冰冰的脸。可能还暗暗埋怨我老让他们一遍遍换面孔。
人情薄如纸啊！这一声令下，能让200多口子人全翻脸不认人，兵团权力之强大，可窥一斑。
其实细细想一下也不奇怪，兵团战士都很年轻，跟孩子一样，全看领导眼色。领导说他坏，唰地就露出仇恨，领导说他好，唰地就露出喜欢。
晚上食堂吃包子。见大傻拿着一头蒜，向他要一瓣。大傻首先左右环顾一下，看看周围没人，才敢匆匆忙忙递给我，好像给这一瓣蒜犯了多大通敌罪。
到了三班，老布勒格特李国强那股憨劲也没了。叫他三声，眼皮都不抬一下，专心致志地看书。最后我大声说：“嘿！李国强，连长让我在你们班睡！”
李国强这才很尴尬地说：“好啊，你就睡在小老那儿吧，他回家探亲去了。”
金刚是尽量躲着我，上厕所都错开，或舍近求远。也可以理解，他帮我抄大字报，整他白整。离我近一点，让人容易联想到他和我的关系。
孙贵机智地与我保持着一定的空间距离，防备被我缠上。
……
我到哪儿，哪儿的人就躲着我，好像我有烈性麻风病，离近了就要烂鼻子、骨头节。唉呀，人就是这么势利！生存就是这么势利！
从自身的一次次遭遇中，我领悟到人的本质都势利。所有的人都势利！不管他多好，多正直，多诚实，多能吃苦，多善良，也有势利的一面。否则就生存不了！
兵团复查组住在连部客房。他们先是找连里的人了解情况，后来才开始找我。
七师保卫科雷科长，外表上看像个正派人，挺朴实，家是山东农村的，比赵干事强多了，没有保卫干部的职业病，对我态度还算平和，中立。
他说：“我们是根据兵团党委指示，下来复查你的问题。有关政策你也都知道，就不多说了。下面，你先讲讲你的申诉理由。”
我说：“开批判大会时，说我诬蔑毛主席、林副主席，事实上我并没有诬蔑过……”
兵团总部来的两位保卫干事低头飞速记录。其中一个后腰上别着小手枪，稍一弯腰，包着红绸子的枪管就露了出来。那枪比五四式小，枪套也不全包，露着枪管和枪把。
雷科长好奇地问：“促使你申诉的原因是什么呢？几年来，你给兵团写的信有这么厚一打子。”他用手比喻了一下：“是谁让你写这么多信的呢？”
“没人让我写。是我自己写的。当反革命的滋味太不好受，每当我难受时，就给兵团写信，请求重新处理。”
就这样，开始了一次次的审问，晚上写材料。
除了过去的问题外，从他们的口中，知道连里又有人新揭发了我。说我诬蔑兵团是“法西斯专政”，还说我偷偷把批判过我的人名全记在本子上准备秋后算账。
雷科长问：“你说过没有，兵团是法西斯专政，暗无天日。”
“可能说过，但原话不是这样的。我的意思是兵团有的地方搞法西斯专政，比如我们六十一团。在这样的地方，被打成了反革命，生活自然暗无天日。”两个保卫干事一声不响地记着，极认真，生怕漏掉一点。
我心想：“逮亏用臭脚把细致给轰走了，要不他知道得更多，揭发的也更多。”
自己最关键的问题是诬蔑江青，为此绞尽脑汁。完全不承认是个办法，但总觉得已经按了手印，再赖账脸面上不好看。全认了又太亏，最好能跟雷厦谈一次，问问他是怎么揭发的。应以他的口供为主，只要跟雷厦一致，自己过去交待的就不用考虑。
听说雷厦已从十连被借调到团部政治处搞宣传。这小子好有本事。
我又神不知，鬼不觉来到了团部，在夜色掩护下，找到了雷厦。
“雷厦，兵团复查组的人已来了。有人告诉我是尤太忠亲自指示的。希望你能实事求是地向他们反映我说的江青那句话。”
“哪句话？”
“慈禧太后那句。”
“什么慈禧太后？”
“我说她像慈禧太后的那句。”
他想了想，果断地说：“我从来没揭发过这句话。”
我惊愕地望着他。他眼睛毫不躲闪地正视我，咄咄逼人：“我们现在是仇人。但我可以告诉你，我雷厦从没揭发过你那句话，不信你去查。如果发现我骗了你的话，我可以写大字报向你公开道歉。”说完，他扭身就走。
这么说是方处长诈出来的？那和蔼可亲的河北口音，那斑白的鬓发，大方脑袋，大方下巴……那摘铐子，给水喝，让买毛巾肥皂……那绿军装红领章，全都影影绰绰地浮在眼前，悠悠飘浮。
连着谈了5天。把过去所有的问题又都重新过了一遍。我已写了无数封申诉信，无论他们怎么问，都对答如流。
最后在厚厚一打子材料上按了十来个大红手印。
雷科长从黑皮包里掏出了一个小东西，问：“这指南针是你逃跑时用的吧？”
“是。”
“我们先拿去，到时再还给你。”
我明白金刚把指南针给交了出去，人性就是这么脆弱。怕他迷路，借给他指南针，为什么交给兵团复查组呢？你不交，也不会被发现，他们哪知道我借了你个指南针！真是人心隔肚皮呀！从雷厦、刘英红到严曙、老包、金刚、方处长……一副副朴质诚恳的面孔，一个个慷慨激昂的许诺教训了我，不能相信任何人！
把自己的一切安危全维系在别人身上是最大的白痴。真的，千万不能迷信什么誓言、保证。生命的安危不能完全依赖别人，任何人潜意识里都有背弃、叛卖、趋利避害的一面。
和雷科长分手时，我说：“希望你们体贴知识青年的疾苦，伸张正义，实事求是向上面反映。不要借复查之名，行新的打击报复之实。”
雷科长不满地问：“嘿，我们怎么行新的打击报复之实了？”
“我说的是希望。没有说你们就是来打击报复来了。”
“你要相信组织，相信党。”
“我是相信组织，相信党，才把一切都说出来，最后却落这样下场。”
“那你看，我们这次来，是要整你吗？”
“不好说。”
雷科长笑了：“唉呀，你真是分不清好坏人。”
兵团的另一位保卫干事问：“林胡，会杀羊吗？”
“我当反革命后，从没碰过刀子。”
“嘿，帮我们杀3只羊，怎么样？”
“我能杀，但杀得乱七八糟。牧民杀得特利索，皮剥得不粘一点血，肉也剔得好，又大又快又干净。还是让牧民杀吧。”
“我们从兵团到这儿来，这么远，来解决你的问题，你怎么连这个忙都不帮？”
“你要给我平反，我帮你杀。没话说。”我跟他们半开玩笑，半认真。
“嘿，你还给我们搞交易？这买卖能做吗？”
“我给你们杀了羊。你们回去，给我把帽子戴上。那多难受啊！”
他们都沉默了。完成任务后，兵团来的两位保卫干事，开始四处采购。大老远来一趟西乌旗，自然得搞点土特产。他们白天找人买东西，晚上打扑克，短短十几天功夫，就搞了羊、大毡、羔皮、驼毛等一大堆东西……
兵团复查组刚一走，康政委在全团第二届党代会上就点了我：“最近，七连现行反革命分子林胡跳出来公开为自己翻案，就是这种激烈斗争的尖锐表现。现行反革命分子林胡跳出来贴大字报，打的是反潮流的旗号。并把自己这种行动说成什么反潮流精神。其实他这种行动，正反映了社会上一小撮被打倒了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的愿望，代表了他们不甘心失败，时刻向无产阶级反扑的逆流。但是竟有那么一部分同志竭力为他喊冤叫屈，给予同情和支持。这些人应该严肃认真地检查一下自己的立场……”
在康政委的政治报告里，我是被点了名的惟一反面人物。此报告铅印成册，下发到各连学习讨论。一时间，我成了全六十一团的反面教员。团部及各连的黑板报，到处都能看到声讨我的文章。
好在我又回到了石头山，没有面对面的批判我。
不久，全团首届共青团代表大会召开。康政委在开幕式上又点了我的名。这个老康头啊，能兢兢业业地工作，亲自下大力整顿医院，为全六十一团办了一件大好事。可为什么对我却这么狠？我怎么得罪你了？这事也不是你处理的，你干嘛那么护着？那么跟我过不去？你能下到医院蹲点，监督医生对病人救死扶伤，可为什么不对我讲点人道主义？
心里像压上了一块巨石，百思不解。林彪倒了，中国的政治空气怎么还和过去一样左？一样专制？
为报复我写了3份大字报，为教训全团那些心怀不满的知青，六十一团掀起了一场批判我的热潮。这么大整，当然不是针对我一人，而是借机整六十一团所有不服从领导，调皮捣蛋的刺毛分子。
奇怪，中央关于落实知青政策的三十号文件早已传达，他们就敢不理，照样兴师动众地批判我。
据事后了解，连里很多人也都纷纷揭发批判我。
洗得白白嫩嫩的细致可有机会洗雪我用臭脚迫害革命同志的反动行为了。在班务会上，他口气坚决地说：“现行反革命分子林胡骨子里充满了对兵团战士的刻骨仇恨。成心不洗脚，严重污染室内空气，毒害兵团战士的身体健康。我的头疼，就和他故意熏有很大关系。”
李国强等人都哈哈大笑，把臭脚当成阶级斗争的工具还是头一次听说。但细致很郑重其事：“真的，我原来头从不疼，自从挨着他睡觉，脑袋就开始疼起来。大家头都朝外，偏偏他头朝里，这是为什么？就是让别人吃他的脚味，说轻点，这人品行不好，说重点，就是用臭脚来损坏兵团战士的身体，破坏抓革命，促生产。”
幸亏那位唐山的小偷调走，否则他也会揭发我不少。戳穿他偷东西的行为，可能也要成了我败坏兵团战士名誉，迫害兵团战士身心的罪行。
山上虽消息闭塞，仍能听到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附近的几个老蒙不那么紧跟形势，常常到我的蒙古包坐坐，把道听途说的一些传闻告诉我。
成天是这些批我的消息，也就麻木了。
但最刺激我的是金刚又揭发了我！他当面对我笑，背后却来这一手！连部的吕医生是现役军人，看了金刚写的揭发材料，偷偷透露给我。
金刚说我自到石头山后一直搞翻案，成天给各级领导写信，非常自私，写大字报动机不纯，一天到晚就想着自己这点事。
现在的形势不是沈指导员在的时候，不揭发我就连你也一块整。现在的王连长明显同情我，你不揭发也绝不会怎么样你。可你为什么还这样干！
金刚批判我自私，意思是人被冤枉成反革命后，不应把这事老放在心上，应一心一意工作，多考虑奉献，多考虑为边疆建设添砖添瓦，不要总为自己个人问题，四处闹。
还有比这更荒谬的逻辑吗？
明明被无缘无故打了一顿，还不许叫唤，得赞美打得好，打得伟大……更不得反抗，否则就是只想着自己，没胸怀，没境界……这样的逆来顺受，这样的不自私，对社会有何好处？它只能使那些恃仗权势，违法乱纪的家伙顺顺当当干坏事。
与其这样，人还真不如自私一点。真的，只要别损人利己，自私也没什么坏的。为了将来自己各方面更好，自私促使人勤奋努力，发愤上进。
生气也没用，让金刚说去吧，踩乎吧。我这个反革命成了一面镜子，照出了许多人的真实嘴脸。他们在这面镜子上看见了自己相貌有点不漂亮，当然不快活，就总要指责这面镜子质量如何如何不好。
野蛮的孤独
我知道自己将要在石头山上呆很长很长时间，早早就开始准备过冬。
天气好时，就套上牛车，带着扫把、铁锹和车围子，到附近的羊粪盘扫羊粪。石头山方圆20里，差不多都走遍了……还记得哈拉根台的羊粪特别棒。这边儿草好，羊粪蛋儿个大，粒粒都有手指头那么粗，黑黑的油亮油亮。每次除了装一车外，还另装三四个麻袋放在羊粪上，小山一样高。奥根山脚下的牛粪也特别多，我自制了一粪叉子，捡牛粪时不用弯腰，效率大增。
准备牛羊粪就是准备活命，一点儿不能含糊。天天早出晚归，扫了一车又一车。
蒙古包前的羊粪堆一天天变大，天气也一天天变冷。
这天，我步行去团部发信。办完事后来到营建连那几个重义气的小伙子处，想暖和暖和，探听探听有什么风声。
小伙子们见了我，不再像往常那么热情，脸上露出为难的神情，其中一人吞吞吐吐说：“上次，老K因为留你吃饭，被李主任狠训了一顿。”
我呆呆地望着他们，十分尴尬。这几个知青过去都站过岗，挺同情我。很知趣地走了，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徘徊。遇见了七连的保管，这是个见了谁都一脸堆笑，客客气气的人，现在对我也干笑了一下，不过腿却加快了脚步，分明是想快点离开。
还看见了刘小个子，这人刚调到七连当统计，有一米五高，镶两颗金牙。说话时，嗓门很大，眼睛总是那么精神奕奕，胸脯挺得老高。
同是一个连的，我主动给他打招呼：“刘小个子，你来了。”
“哟，林胡。你来团部干什么？”
“发信。”
“你老实一点吧，可不要搞反革命活动呀！”这小子声音洪亮，半玩笑；半正经地教训我。
非常冷，偌大团部就没个可以暖和暖和的地方。最后只好来到商店，像二流子一样地缩坐在商店中间的大火炉旁取暖。这地方常有一两个外地来的盲流围坐着打盹儿。
几个救火毁容，终日戴着大口罩的姑娘进来，围着柜台叽叽喳喳。她们自己虽遭不幸，对我却异常冷淡，不屑一顾。
我盘着双腿坐在地上，低着头，闭目养神。身旁边还坐着一盲流，蓬头垢面，抽着烟，吭哧吭哧地朝地上吐痰。头附近晃动着一双双腿，矮人一等的感觉扎着自己的心。正常人没有这么盘腿坐在商店火炉旁的，我更深地低下头，不想让人看见。
各连牧民、知青、农工熙熙攘攘地来买年货，商店里热闹非常。身边的腿越来越多。买酒、买烟、买糖、买砖茶……大包小包地装。
我看见小四川进来。他也发现了我，兴冲冲走过来：“听说你够呛呀？”
“怎么啦？”
“团里把你的情况都报告上去了，要给你戴上帽子，从严处理。”
我不服气地问：“谁告你的？”
“朝鲁呀，你这下可要倒大霉了。”他脸上流露出着身份上的优越感。
我冷笑道：“等着瞧吧。你怎么样？”
“团里这帮鸡巴军人真坏啊，师部都有指示，让给我撤销处分，他们就顶着不执行。我反正豁出去了，一定把沈大肚子告倒。”小四川忽然发现有个军人进了商店，马上板起面孔，大摇大摆走了。
他给我的消息很破坏情绪，再也没心情歇下去，站起来，走出了商店。
路过刘副政委那孤零零的小屋时，看见刘副政委陪着一个姑娘说话，那么慈祥，那么和蔼。
我缩着脖子，缓缓地向石头山走去。车到山前自有路，一切听天由命吧！
唉呀，划清界限，这真是有中国特色的专政手段。把你放在群众之中，又不让群众理你，把你当成一米七的大霍乱病菌对待，层层隔离，严加防范。连给口水、暖暖手、坐一坐的友善都不让你得到……用周围小青年的提干、上学、回城来贬低你、馋你、折磨你。啊！我宁肯穿破衣，干苦活，吃差饭，住旷野也不想这么被划清界限！
你虽在人群却犹如置身荒漠，用群众的鄙视，团体的疏远，一群纯真青年的唾弃来粉碎你的自尊，不使你得到一丝一毫人情的温暖，“哪怕是见面点点头的温暖，偷偷缝一下被里的温暖，给两个馒头的温暖，义务帮人系马肚带的温暖。”
大车马还有主人疼，小狗还能得到知青们几声亲切地召唤和抚摸，而我呢？却几十天，几十天见不到一个善意的微笑！
反革命真是猪狗不如。
一到有人的地方，我就感到了身份上的耻辱，就感到了自己是全团3000名知青之外的一小撮，就成了最低等的贱民，可以任意喝斥，不屑一理。
从此后，再也不到团部。划清界限寒了我的心，干脆把自己封锁在深山里，谁也不找，完全与世隔绝，叫谁也没法伤害他，冷淡他！
彻底孤独了。
在那寂静而漫长的冬夜，陪伴我的只有几个文学作品人物，如牛虻、保尔·柯察金、车尔尼雪夫斯基……当我空虚害怕，勇气不够时，就借助想象来到这些人中间，补充补充力量，可惜效果甚微。
为激励自己，还把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里的几段话抄在日记本里：“不经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砺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民族的致命伤。”
“现在阴霾遮蔽了整个天空，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韧、奋斗、敢向天神挑战的大勇主义。”
“生命从来没有像处于患难时，那么伟大，那么丰满，那么幸福。”
“人生是艰苦的。对于不甘于平庸凡俗的人，那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往往是悲惨的，没有光华，没有舒适，在孤独与寂静中展开的战斗。”
茕茕一人，天天与石块、枯草、老鼠作伴。司务长是位紧跟形势的赤峰知青，刚开始对我还不错，后来也渐渐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再客气。白面一月5斤，剩下的全是高粱米、棒子渣儿。菜是冻圆白菜，有股恶心的甜味儿。肉也严格限制，一点儿不多给。佐料就是盐和五香粉。
每月要赶着牛车下山回连领趟东西。所要的东西都得先写在纸上，请连长审批，签了字后，再到司务长处拿。
1974年元旦，缩在被窝里一直躺到下午，才嘘着寒气起了床。吃完高粱饭，我溜达到附近山顶。站立在一堆石头堆上，呆呆眺望。只见苍黯的巴颜孟和山雄踞西南，一望无际的锡林郭勒草原与天衔接，灰白色的巴彦孟和河弯弯曲曲流过它的胸膛。北面，寒冷的田野裸露，黄土里残留着几座孤零零的废墟。西面是团部黑压压的一片房屋，浸在冬日黄昏淡漠的阳光里。
我那被风吹日晒撕成一条一条的大字报残迹还牢牢贴在团部军人服务社旁的墙上，像一面被炮火打烂的旗帜，迎着寒风飘扬。
在草原上只要有羊粪，有粮食，多大的白毛风都不怕。
当白毛风呼呼地刮了几天后，早晨门都打不开。得使劲把门推开一条缝，用铁锹把雪铲走。蒙古包几乎一半都给埋住，我在靠炉子的位置支了一根木棍，顶住包顶的木圆盘，以防积雪把蒙古包压塌。又在门口处铲开了一条道，通向羊粪堆。
蒙古包里放着铁锹、镐头、大锤、炸药、雷管、绳索、柴油桶以及面口袋，足能对付得了暴风雪。
凶暴的白毛风把蒙古包哈那杆吹得“嘎吱吱”响。吊在空中的小油灯火苗，也被吹得左右摇摆……我往炉子里加了一簸箕羊粪蛋，闷了不久，喷了几次烟，终于轰地着了起来，烟筒烧红一大截。尽管外面风雪弥漫，围毡老朽，包里却邪热，能光屁股。
白天写申诉信，傍晚早早就躺下睡觉。外面白毛风嘶叫，蒙古包里更显宁静安适。我缩在得勒里，开始胡思乱想，最甜的幻想是平反后，与韦小立恢复了关系。她向我微笑着，含情脉脉，那洁白细腻的脸上，都是高贵，都是甘甜，都是清秀……
闲散，没有目标的生活最难熬。空虚寂寞里，只好自己给自己找刺激，找快活。
某天清晨，一条灰狗在蒙古包外面徘徊。
正闲得无聊，我赶忙把一雷管塞进空墨水瓶里，填了小半管炸药，接上雷管线，再用一块肥羊肉皮把墨水瓶包起来，趁着狗跑到包后面时，将那团肉扔到了蒙古包前两米的地方。一声不吭地躲在蒙古包里窥伺，眼睛睁得大大的。那狗禁不住诱惑，终于小心翼翼地把鼻子嗅到了这团肉，开始轻轻地用牙叼住，准备跑到远远的地方去。就在它开始跑时，我把电线对准了电池的两极。
轰的一声巨响，那狗被炸掉了半个嘴，只来得及惨叫半声。
我赤着双脚冲出去，端详着那血肉模糊的狗头，非常享受。后又将狗拖到了石头坑，在狗的身下放两管炸药，想实验一下，两管炸药到底能把狗炸成什么样子。憋息凝神，缓缓地将电线对上电池。随着猛烈的爆炸声，那死狗被炸飞了起来，永远在宇宙中消失。
山上最大的刺激是什么刺激也没有，没有人看，没有人知，没有人关心……什么也没有。时间一长，生活就是一片空白，极别扭。
此外还特别静。从早到晚，除了寒风嘶鸣外，没其他声音，静如坟地，死气沉沉。那无边无涯的寂静，能把人耳朵给压出丝丝儿响。有时静得实在太难受了，就乱喊乱叫。发出的声儿越怪越舒服，很像牧民吆喝马时的尖叫，来撕碎这可恨的静！
独自生活在石头山，才明白了浩瀚的静也是那么可怕，那么讨厌。
我喜欢听狼嗥，这种声音最悲凉，最凄壮，最惨烈。有时也爱像狼一样地伸长脖子，学着狼叫。“噢——”用这野兽的声音来冲破寂静的怀抱。但刚一停止，寂静就像潮水一样地扑涌过来，那看不见的浪涛把我淹没。
“舞玉龙为见黄鸟，风雪强战大自然（大傻写的臭诗，全连广为流传）！”
“操你妈！”
“哈哈！”
……
这些声音在莽莽苍苍的石头山上久久回荡。
怎么寂静也这么让人难受？我当时无法解答。直到许多年后，看了一本《科学画报》，才明白绝对绝对的静，人类根本无法忍受。为此宇航员在太空飞行时必须得听见一点声音。
一点儿也不夸大，石头山没风的时候，那无边无际的寂静，像月球一样的静，静得能听见自己脑袋血液的流动声，使人发毛，仿佛一切生命都已灭绝。非歇斯底里吼叫一番，才觉得这世界上还有活的。
渐渐地，本来就很少的一点卫生习惯荡然无存。刷牙、洗脚完全取消，只有下山取粮食才洗个脸；不迭被，不扫地；晚上就在蒙古包里解手，铁炉子成了我的尿桶，反正冬天，一点没味儿；衣服上的油污饭迹再多也不换；头发又长又乱；牙黄黄的，满嘴臭气；碗筷尽是饭嘎巴儿，很少刷；衣服里长满了虱子，天天晚上必须脱光腚睡。
我喝的、吃的都是雪水，刚开始还知道找干净的地方撮雪，后为省事，就渐渐的在蒙古包跟前，常常就在我拉过大便的地方撮雪，化了熬茶。喝这种雪水，也没觉得有什么异味儿。
扣子掉了，用雷管线拧在衣服上；做面条没擀面杖，用镐把代替；皮裤破了，补上各式各样颜色的布补丁；大头鞋鞋跟掉了，用二号粗铁丝给绑上；解完便，用把枯草或一块马粪蛋抹抹，就算完成最后一道工序。喝小米粥时，懒得往碗里盛，直接就着大铁锅干。那饭勺把鼻子、下巴都弄上了粥糊糊。
日子也过得越来越糊涂，没有日历，今天几号，星期几，全不知道。只好靠日记来推测。有时连月份也搞不清，内蒙的冬天长达5个月，每个月都那么冷……鲁宾逊很聪明，在荒岛上用刻木头来记日子，我马马虎虎，没把这当回事，结果过得像猪一样昏庸。
一个人独自生活，天长日久，丧失了羞耻感。在人迹罕至的荒山上，整个社会就由自己一人组成，我即宇宙，宇宙即我。偌大石头山跟间小屋一样，可以脱得赤裸裸，可以为所欲为。我常常站在山顶，解开裤子，向着血红的太阳撒尿，或是蹲在最高的大石头上，将屁股对着团部方向哗哗开炮。
不是天气冷，我真可以脱个一丝不挂在山上四处漫游。
一个人确实自在，绝对自由，想干啥干啥，我不再忧心忡忡地琢磨兵团最后处理会是什么，一切随他去吧，听天由命了。每天傻吃傻喝，稀里糊涂过也省心。
记得有一天，正蒙着大得勒静静躺着，外面传来马蹄声和异样的气味。
我蹭地跳到门口，躲在门背后窥视。两个蒙古少妇约二十来岁，穿着色彩鲜艳的得勒，骑着马，并排走着。
我赶紧找来眼镜，匆忙戴上，贪恋地望着这两个异性。在没有女性的石头山上，看看女人也解馋。我拼命地看着，毫不掩饰地用眼睛占有这两位蒙古少妇。
她们没有对我这个又黑又破的蒙古包多瞧一眼。叽哩咕噜说了一通蒙语，愉快地消失在山后。我赤着脚跑出门口，望着她们的背影，不住地咽吐沫，张大鼻孔，使劲地吸着她们留下的气味，痛苦难耐。回到蒙古包，低叫一声，把皮得勒卷成人的形状，使劲地干了起来……
啊，孤独把人的兽性全孤独出来。
青春的欲火老在折磨着自己，几乎天天干那事，搂着得勒或抱着枕头，幻想着……有时一天三四盘儿。如果这时，蒙古包里出现一位女人，那我真会像老虎一样扑过去，强奸了她。去一连拉水，曾在井台上碰见位30来岁的妇女。脸被冻得通红，看着她，觉得就像世界级的电影女明星一样美……夜晚，每逢抚摸着自己直棒棒的小二哥时，就悲愤地想：“妈的，反革命长这东西有什么用？活受罪！”
一人独处，猪一样地吃了睡，睡了吃。没有书看，没有报纸，没有人说话，没有任何精神上交流，在学校里学的知识迅速遗忘。我终日沉浸在半兽性的梦里，一天大部分时间缩在皮得勒下面，啥也不想，胡吃闷睡。空荡档的头脑里连一个小小念头的支点都没有。
随着思想的贫乏，说话能力也日益低下，爱用简单句。对事物只用“好”，“坏”两个概念判断，很少附加定语、状语。不想费脑子组织句子，单词量也越来越少。
长久不和人一起生活，渐渐地一点儿也不喜欢见人。偶有牧民来串包，我冷冷冰冰，厌烦而戒备，就像旱獭子不喜欢人打扰它的平静生活一样。
肚子里还常常涌起一股仇恨，莫名其妙。对遇见的小生命绝对杀，一个不留。看见蚂蚁，一定踩死；捉住蝴蝶，一定撕碎。
冬天的夜晚，蒙古包一吹了灯，老鼠们开始出动。它们碰着碗、盆，发出叮叮咚咚的响声，彼此还常吱吱打架，骚扰我睡觉。
但这些老鼠比北京的傻，还不够狡猾，偶有掉进铁桶里而被活捉。我用电工刀把它四个腿斩掉，扔在地上，看它怎么逃命。最后踢出蒙古包外，抡起大锤，砸成薄纸。
这就是我的娱乐生活。为了抓一只老鼠，可以吭哧吭哧搬开一方石头，逮住后，用刀戳烂眼，看它怎么跳舞，或是浇上柴油，点着，让它四处跑。
杀虱子也很好玩。在小煤油灯下，我用两个大拇指夹住虱子，使劲一挤，啪地一声响，像炸了一个小炮儿，那小家伙变成了一个干瘪的空壳。杀啊，杀啊，手指甲上沾满血污，杀得我直流口水。这样纵情地屠戮自留畜，真是一种享受。难怪勃列日涅夫爱打猎。
反革命的性格就是逆来顺受，像牛马一样的温驯。反革命没有仇恨的权利，否则有杀生之祸。只有在山上就我一人时，才能对高粱饭、小老鼠、虱子、石块使用一下仇恨，享受享受它的乐趣！
孤独，可怕的孤独，野蛮的孤独啊，诗人把你描绘得那么典雅、美丽、罗曼蒂克，而实际上的你却是这么淫荡、冷酷、丑恶。
形势有了变化
又一个春天到了。山上的积雪开始融化，一道道水流在积雪下面蠕动。
缩了一冬天的脖子终于可以自由地伸直。我呼吸着强烈的春风，望着已塌下去一多半的羊粪堆，庆幸又熬过了一个冬天。
1974年春，批林批孔运动蓬蓬勃勃展开。《人民日报》整天就是“坚决打退资产阶级右倾翻案回潮”的文章。黄帅、张铁生、白启娴等英雄人物，一个个登报宣传，批判王亚卓的浪潮席卷整个内蒙兵团。从接触的一两个牧民嘴里得知：北京、天津、呼市等城市大字报上了街。据说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人民日报》提出：批林批孔要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我一下子就嗅到了危险。
过去团里一提阶级斗争就联系我。
母亲又很长时间没给我来信。连着给她写了两封信，请她快快再帮我一把。夏初，终于收到母亲回信，告诉我她托舒丽珍去兵团打听我的事，得知六十一团党委坚决不同意给我翻案，而且还向兵团打报告，要求把反革命帽子正式给我戴上。母亲严辞责怪我不该写大字报，不该跟政委闹翻，并让我做好最坏的准备。
呀，形势这么危险！
多年以后，我搞到了一份材料，原文如下：
关于对现行反革命分子林胡的复查处理意见报告
林胡，男，汉族……因其对现实不满，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中央首长，经兵团党委批准：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不戴帽子，交群众监督劳动。在此期间林胡曾多次上访，“十大”闭幕后，还张贴大字报为其翻案。为了进一步落实党的政策，由兵团、师、团三级组成联合调查组于1973年10月19日——11月3日对林胡问题进行了全面复查。
首先通过原该连党支部主要成员，原检举揭发人，原负责调查处理林胡问题的有关人员，对其犯罪事实和处理过程进行了深入调查了解，并听取了林胡本人的申诉。在此基础上，根据党的政策，进行了客观认真的分析研究。确认林胡一贯对现实不满，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证据确凿；旁证材料，林胡本人交待和处理结论，三者完全一致；整个处理过程中完全符合党的政策，根本不存在所谓对他“迫害”和“打击报复”的问题。因此林胡是个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兵团党委对他的处理完全正确。
林胡长期以来不注意思想改造，拒绝党组织和各级领导的帮助教育。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许多坏事。当其资产阶级思想和错误受到批判，特别是其父母受到群众审查后，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极端仇视，最后竟公开站出来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走上反革命道路，这决非偶然，是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
林胡在其问题正式定案处理后，拒不低头认罪，一贯抗拒群众监督，表现极不老实，平时还经常抄录收集积极分子汇报和批判他的材料，伺机报复。并还对检举揭发人进行威胁，让其更正过去的揭发。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他四处活动，诬蔑兵团是法西斯专政。1972年冬，利用在外打石头之机逃跑上访，后被发现抓回。特别是党的“十大”闭幕后，他认为时机已到，打着“反潮流”的旗号，先后四次在团部张贴大字报，攻击谩骂兵团领导同志，妄图进行翻案，其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以上事实说明，林胡对自己的罪恶缺乏起码认识，仍顽固地坚持其反动立场。
除此之外，林胡之所以敢公开站出来为自己翻案，是与其母杨沫分不开的。在九·一三事件后，杨曾通过各种关系为林胡翻案，并将中央关于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重要机密向其透露，多次来信为其出谋划策。
根据上述林胡的犯罪事实与复查结果和监改期间的现实表现，党委一致认为：兵团党委〔七零〕五十三号决定是正确的。为严厉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我团党委要求给现行反革命分子林胡正式戴上帽子，继续交群众监督劳改，并建议上级党委给林胡之母杨沫所在单位党组织发函，指出其支持其子翻案是错误的，应进行必要的教育或组织处理。
此报告
中共内蒙兵团七师六十一团委员会（公章）
1973年12月29日
心里异常沉重，要是真的给正式戴上帽子就惨了。晚上，蒙古包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像一口圆咕隆咚的坟墓，严严实实把我封在里面。嘿呀，母亲的力量在兵团党组织面前，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几天后，从小四川处得悉李主任在跟人聊天时说：“林胡这回老实了吧，帽子给戴上，看他还蹦不蹦？”
——兵团复查了半天全白搭，情况变得更糟。
最最难过的是这下和韦小立的距离更远了，也许她还会写文章批判我。
自从七零年给韦小立写那封信后，4年多了，我和她再没一点联系，一句话没说过。但只要看一眼就足够了，她的形象毫不受限制地在脑子里膨胀。
这是一个以牡丹芳草围簇着的神。在孤孤单单的日子里，只有她在寒冷破旧的蒙古包里与我作伴。无论是乌拉斯泰林场，还是白音得勒石头山，还是逃跑在巴奇的路上，当我受伤疲累时，她总是来到我身边轻轻抚慰。
我这么渴望着去掉反革命帽子，就是为了扫清和她好的障碍，就是为了她！
她的清馨驱散着自己的恶臭，她的纯洁洗涤着自己的淫邪。她成了自己的勇气源泉，没她，决不敢大白天在众目睽睽之下贴大字报。
我一点儿不纯情，各种肉欲的念头常常盘踞脑海，却从不敢让一丝丝淫邪念头碰碰她的身体。在她面前，我总是想法把自己的精神境界提高一点，弄美一点，别太堕落，让她不喜欢。一年、两年、三年……这个女神在脑子里根深蒂固，她催促着我找啊，写啊，折腾啊。
如果真给我戴上帽子，这辈子和她就永远没戏了。不，我不甘心。要再给她写一封信，把我这个反革命的真相完完全全告诉她。一场生死大搏斗前夕，总得给自己心中所憧憬的人说几句告别话。
最害怕她也认为我是反革命分子。
为避免头一次那样，被她拒绝接受，我决定把这封信寄给她九连的姐姐。早已从吕军医处侦察到她姐姐的名字叫韦小凌（吕军医是从九连调来的）。
韦小凌：
你这封突然收到的信是从白音得勒石头山寄来的。那里有一个人在劳改。兵团给他扣的帽子，盛名之下，其实难符。传说中的事往往都是夸大了的。
自从七零年二月被抓以后，众叛亲离，本人处于空前的孤立。但我知道，一个崛立于狂风暴雪的男子汉决不应四处泣诉自己的不幸。几年来，一直咬紧牙关，躲进深山，默默忍受。
电光闪闪，雷声隆隆，批林批孔的革命风暴来临。六十一团又要把我当成阶级斗争的靶子，欲置于死地。再也不能沉默，随信寄去我的所谓罪状，全部问题就是那些。今后不论出现什么情况，希望你和韦小立知道我这个反革命的真相。可能等待我的是更悲惨的下场。但没什么，人一生充满大苦大难也挺好。聊以自慰的是这场斗争决非妇姑婆媳式的吵架。在赵干事的牛皮纸案卷里，也缭绕着几缕第十次路线斗争的硝烟。
附：我的主要问题。
林胡 1974年5月X日
发了这封信后，再也没什么牵挂。现在即使把我抓起来，也不在乎了。
毛主席要关心国家大事的教导，已溶化在血液里，对批林批孔运动眼馋的不行。过去，哪个运动来了，都积极参加，这次却被弃之于门外，非常非常难受。我又给师保卫科写了一封信，请求允许我参加批林批孔。同时还把对六十一团的意见写成一份材料寄去，以示自己对兵团建设的关心，不一天到晚就想着自己的事。下面是其中的一部分：
……
干部队伍质量差。
可以说，我团现役干部搞特权，以权谋私已相当普遍……下面的人一提起来，怨声载道。比如三连范连长，一次就往家偷运小麦七八百斤；十连连长一头牛一头牛地往家带肉；营建连指导员用国家拨给知青盖房的好木头做各种高级家具送给领导。个别现役干部胡作非为，连起码人格都不顾。如九连连长郑大牛，为了看女人那东西，不惜跳进厕所后面的粪坑。
团里还有些干部以“整人为纲”，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谁提意见就给谁扣上反军的帽子……
我团干部队伍质量差，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很主要原因就是调人单位的本位主义，舍不得把优秀干部派去支援边疆。上级一说给内蒙兵团抽调干部，就把本单位的老弱病残、表现差的、能力低的、犯过错误的……统统推出去。
正确对待知青
……三连天津女知青陈媛跳井自杀，就是因为领导作风太粗暴，处理问题不公道。而三连连长却反诬她自绝于党和人民，背叛革命。人死了还要上纲上线批判。知青们听说后，无不寒心。试问：这是欢迎知青来边疆，还是想把知青吓跑呢？某些领导总责怪知青不安心在边疆是小资产阶级摇摆性，怕苦怕累。其实，我看知青真正不安心在边疆的原因是，我们这里当官儿的权力太大了，大得可怕。山高皇帝远；他们仗恃着有权，随便关兵团战士禁闭；搜查知青宿舍；扣发工资；取消探亲假；罚干苦活儿、累活儿；往档案里塞黑材料；借口了解活思想偷拆知青信件；离开连部要层层请假……
知青连起码的人身权利都不能保障，又怎能安心工作，扎根边疆？据我看，大家想回城市主要不是贪恋那里的物质享受，而是那里不会这样受气，不会这样露骨地不按政策办事，不至于连人身自由都被捏在领导手心，也没有这样淫乱的风气，女知青三天两头出事。
知识青年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那一批。他们政治敏感，有独立思想，了解底层，富于献身精神，没有旧知识分子懦弱无能的通病。在老一辈革命家的指引下，必将在我国的政治舞台上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
孤独一人，没有任何精神营养，脑子浑浑噩噩，空空如也。费了两个多星期才东凑一句，西凑一句把这个东西写好。许多常用的词儿都忘了，得慢慢回忆，或翻词典现找词儿。
最后用挂号信把这材料寄给了兵团七师保卫科，作为自己积极参加批林批孔的一个实际行动。我知道人微言轻，自己苦心孤诣写的这封信对改进兵团工作根本没有作用。我这样做，只是为了给自己的良心有个交待。
七零年开门整党早已埋在时间的厚土之下。每逢回忆起那段火热紧张的日子，心里就浮起了一缕温暖，连七零年的雪花好像也格外的白，格外的温柔。啊，隆冬腊月，知识青年为了草原美好未来，出谋划策，抨击错误，把自己身上的热血一滴滴洒在那荒凉寒冷的冻土上。从呼啸的北风里，能闻见他们身上的青春芳香。
可最后，他们却挨整受压。
再也没人敢给领导提意见了。说不报复还是报复；说不打棍子，还是打棍子。
团、连批林批孔运动越来越热烈，深入。荀况、晁错、桑弘羊……这些2000年前的死人又都红极一时，在边疆荒远的居住点上了墙报、大批判专栏。法家和儒家的专题辅导报告，沸沸扬扬，有关的历史知识大普及。
火药味儿虽浓，却并没有人到山上揪斗我。看来自己太神经过敏，让阶级斗争搞成了惊弓之鸟。
我继续在山上一天天熬着。昏猪般的吃了睡，睡了吃。除了偶尔心血来潮，埋首于双膝，发狂地给上级领导写信。
旷野的囚禁比监狱的囚禁更有囚禁的威力。牢房里虽然可怕，却总算在人群中生活，离不开人类的生活轨道。而在大荒原上，没一点人的气息，完全是虚无，原始的环境销蚀了人的灵魂，把人蜕化成原始的人，蜕化成动物。或许意志坚强的人能挺住，我却不行。大脑功能、语言能力、生活习性全都一点点地丧失，动物性压倒了人性。
一个人只这么呆半年多，和山上旱獭子的差距就缩小。触觉麻木，坐在一堆有棱角的硬石头上也不觉得硌屁股；听觉异常灵敏，几里外的马倌儿吆喝声都能听见；胃极皮实，既能一顿啃完三张硬干饼，也能几顿饭不吃；消化能力极强，臭肉、霉高粱、自己粪便污染过了的雪水，吃了喝了从没生过病。手足像马腿一样耐磨和有力，脑子却很笨，做饭丢三拉四，一直搞不清楚擀面条是先和面好还是先填牛粪好。
不用脑子，脑子就变傻；不记东西，记性就丧失。锅里煮着粥，尽管老提醒自己别忘了，还常常烧煳；今天大没大便也总记不住，当蹲了半天，排泄不出时，才怀疑可能已经解过。
每天什么也不想，一想人间的事就烦。无聊中，用干许多小事来打发。如使劲挠头发，让头发掉在一页书上，再数数共掉了几根毛儿？有时还喜欢摆弄儿老二，弄硬了，量量它的长短，老担心它个儿太小。
动物对自己窝会很精心，我也不比它们笨。
在一次刮大风时，为不让顶毡给吹开，我曾爬到蒙古包顶上，把断了的顶毡绳子系紧。蒙古包是用兵乓球直径大小的四、五十根近两米长的哈那棍支撑着，很难想象它能支撑住一个大活人。我小心翼翼地将全身贴在包上，增大接触面积，减少压强，一点点地向上爬着，像壁虎一样，最后终于爬到能够着顶毡的地方，用手把顶毡给揪住，再将牛毛绳子牢牢系上，谢天谢地，蒙古包没被我压塌。
顶毡盖严，多大的白毛风，我的窝都不会进雪。
一个人独处，变得这么贪吃，毫无自制力，肚里老得塞满满的，才有安全感。做了什么饭，即使很不好吃，也根本留不住，一会儿吃点，一会儿吃点，非要全吃完，才能安心干别的事。完全跟猪一样，嘴巴闲着就难受，每天活着就是吃、睡、拉。
虚无哇，能把一切都搂在它怀里虚无掉，能把一个头脑健全的人虚无成一只老鼠，一头骡子！
比老鼠骡子强的是，我还知道臭美，常常像老蒋那样马拉松式地照镜子。细细观察着这张黑瘦的纵欲的老脸，用舌头舔舔那个愚笨又狡诈的厚嘴唇，转动转动那双冰冷、呆滞、凶狠的三角眼。
妈妈的，满脸皱纹，真像个老鬼了！
记不清是哪天了，可能是上午。我照例蒙着大得勒，懒洋洋地躺着。在寂静中，传来大车的声音。越来越近，终于停在蒙古包外面。只好恼怒地爬起来，理理蓬乱的头发，拍拍身上沾的羊毛。
一个40多岁的矮个子钻进了蒙古包，满脸堆笑。
“老兄弟，我是白音花公社的，去你们团部拉点货，想问问道。”
“山下往西去的那条路就是。”
他笑着点点头，坐下，掏出纸烟给我，没要。心想这老油子套什么近乎，肯定想蹭顿饭。他独自点上烟，环视了一下蒙古包问：“这儿就你一个？”
“嗯。”
“干什么啊？”
“打石头。”
“这活儿倒是能赚点钱，就是苦呀。”
我点点头。
“干多长时间了？”
“快3年了。”
“好家伙，几个孩子？”
“光棍。”
“家是哪儿的？”
“北京。”
“北京？”他怀疑的打量了一下我：“你是北京的？你是北京知识青年？”
我勉强地点了一下头，很反感这人乱问。
“真看不出，一点也不像啊。你这身打扮可不像大地方的人。”
我的脏衬衣袖子扯成一条条，皮裤黑油油，裂了不少口子，那裂口处露着黑黑的脏羊毛。金刚曾感慨地说：“作为70年代知青穿的衣物，老鬼的皮裤能够进历史博物馆的格儿。”
这大车老板，好像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探过身子，低声问：“你们团有个北京知识青年叫林胡，认得不？”
“嗯，认得，和我一个连。”
“现在怎么样，听说给你们团头头贴了好几张大字报。”
“嗯。”
“他现在在哪儿？”
“东乌旗乌拉盖苇塘。我们连所有的五类分子都在那儿割苇子。”
他热情地说：“我们公社有几个北京知青常念叨林胡，说他冤枉。他写大字报都传到我们那儿了。听说我要来六十一团，特地托我向林胡问个好。以后你转告他吧，白音花公社乌勒吉大队的！”
“行，行，一定转告。”没露声色，心里顿涌出一股暖流。
有素不相识的老包密报我邀功请赏；也有素不相识的北京知青向我致意。嘿呀！人生苍凉又神秘！赶忙往火里加了几块牛粪，把锅里的旧茶给倒了，为他重新熬茶。
喝完茶，把他送到去团部的大车道上，这矮个子不住地道谢。
我抬头向东南望去，大奥根山在灰蒙蒙的雾霭里静静沉睡，地平线尽头起伏着苍蓝色的山影。
那正是烧死了69个兵团战士的地方。
我肃立着，久久凝望远方。野猪一样凶恶、愚钝的眼睛露出了几丝柔光。
7月的一天，上山拉石头的大车给我捎来一封信。
啊！信，使天地明亮，万物欢乐的信。不管是谁来的，哪怕只是个小纸条，都使我激动得要命。长期收不到信，每收到一封，就像在心灵上炸一颗炸弹，让你震动，快活好几天。因为它使我感到，世界上还有人没忘掉我。
真使我吃惊，这是师保卫科来的：
林胡：
寄给科长的信收悉。对你的要求已向上级反映，答复是还没有作出决定。鉴于此情况，要求你遵照兵团党委对你的原决定，服从团连对你的安排，耐心等待。要相信兵团党委是会按照党的政策正确处理的。
此复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七师政治部保卫科
看完后，全身发热。这封信的口气，绝对是友好的，一点没有从严处理我的意思。
哼，李主任的断言，还早了点！
我赶着牛车回到连，给王连长看了这封信。王连长看后也很高兴：“俄让吕医生以连党支部的名义，给你写了一个鉴定，客观地讲了你的情况，说了你不少好话。看来，现在就是时间的问题了。”
他询问了山上的石头还剩下多少，得知大石头基本上都拉光，就说：“那你回连来吧。现在连里大车班正缺个人。”
就这样，我被调回连。前后在石头山共呆了3年。比起鲁宾逊的28年简直微不足道，但对我的打击惨重，尤其是这最后一段，就自己一个人，又没繁重的任务压着，整天胡吃猛睡，人性退化了不少。
最亏的是说话能力受到大破坏。词汇贫乏，词汇量顶多2000，高二的英语水平。许多意思表达不出来，找不着词儿说。对语言的记忆力极低，才说半句话，就忘了自己刚才说什么，更讲不了长句子。思维破裂，跟人交谈总是东一扫帚，西一棍子，不能老围绕一个主题说。长年不说话，舌头也变硬，讲一两句话就特累，嘴里涌满口水。
老在石头山，外表上也留下痕迹。脸好像被拳头打过，缺少弹性，表情单一，没花样儿。那一片片硬邦邦的肉所组合成的笑，常被人误解。大傻说真阴，老布说古怪，金刚说是魔鬼的笑。女生们都不敢正视我（多年后，有一个女生告诉我，当时她不敢看我，觉得看我心里很难受）。
大车班还是那样肮脏冷清。我住进了一间没人住的库房。尽管赶马车在当地是最低贱的活儿，我也乐意干。高兴自己有了5个不会说话的朋友，将来再逃跑时，可以不必“亚不盖儿”（步行）。
这5匹马都是老马，熟套，很听话。
这天早晨，正套车，准备上山拉石头。一姑娘朝我走来。她穿着半新不旧的军服，头戴一顶洗白了的军帽。
“你的车经过三连吗？”
“经过。”我点点头，瞟了她一眼，看来不像是本连的。她的脸面向东方，在朝阳下闪着光泽。
“坐坐你的车行吗？”
“行。”
“你就是林胡吧？”
我点点头，预感到有什么事要发生。
“我是韦小凌。”
啊，春天，刚开始批林批孔那阵，我在绝望中给她写信的那个人！猝然相遇，我一时不知所措，惊得睁大眼睛。
原来她临时抽到团政治处报道组，来七连了解草库伦（用栅栏、石头等围起来的草地）情况。一路上，她问了我很多问题。这倒好，用不着自己费脑子，只要她问什么，就答什么。“你最近看什么书呢？”
“没看什么书，闲空就翻翻主席的内部讲话。”
说实在的，我只有这本主席的内部讲话，另外还有一本金刚的旧语文课本。像当时流行的什么《第三帝国的兴亡》、《多雪的冬天》、《落角》等内部读物，我连听都没听说过，“你的问题有什么进展？”
我向她介绍了上面的指示，复查组下连复查以及最近师保卫科的复信……
“你将来的理想是什么？”
我的理想就是平反。将来的理想是……想了好一会儿也拿不准说什么好。脑子空空，缺少这方面的词儿。
“今后你准备干什么呢？”背后又响起了她温和的声音。
我盯着马屁股，使劲编着词儿，反复理了几遍，觉得通顺了，才说：“也许将来，要走我母亲的路了。从前很讨厌文人，崇拜力气、拳头。现在我知道，文人里也有许多视死如归的人。几年来，当我在下面挣扎时，总是想，将来一定要把这一切全写出来。这东西肯定对社会有一点用。”
她静静听着。4匹马像牛一样慢慢走，套绳几乎碰着地。
到了团部（一上车，她就告我不去三连，去团部），我把马车赶到邮局门口，对她说：“以后没事来七连玩吧！”完后，就走进邮局发给《内蒙日报》的信，希望他们帮我向上面催催快些处理。
等出来时，韦小凌还站在马车旁。心中一震。
她圆圆的脸细嫩白晰，小鸟一样的眼睛闪着善良的光。在夏季的灿烂阳光下，周身上下鲜明刺目。
“林胡，你给我的信收到了。我一直想给你回，但怕有人检查你的信，就没写。”她说话的声音和韦小立一模一样，那么熟悉悦耳。
“批林批孔刚开始，听说团里要从严处理我，心里很紧张。我最怕自己认为不错的人也把我看作反革命，所以才给你写了那封信，希望你们知道事实真相。”
她平静地说：“我们一直认为你不是反革命，对你都很同情。但也没办法……好吧，祝你奋斗成功。以后有什么事可来找我，我住在九连炊事班。”说完，她扭身走了，再也没回头。
我一动不动注视着她的背影，直到拐弯为止。姑娘的身体把马车旁的空气都熏得香扑扑的，狠狠地吸了一大口。“我们都很同情你”。“我们”，这就意味着也包括韦小立！小四川的情报确实。
“噢——”我大叫一声，腾地跳上车，奋力挥舞大鞭。马车从团部大街冲了出来，向石头山疾跑。周身热血沸腾，真想在草原上打几个滚儿。
大草原迅速地向后移动。马车气势凶猛，一起一伏向前狂奔……不停地抽打老马，逼它们拔蹦子跑，赶车人对自己马的职业性心疼全置之脑后。
我在乌拉斯泰山林的滂沱大雨里所幻想的那个披着白纱的女郎，真的在眼前出现了。她虽在炊事班当老炊也姿色不减！
7月的娇阳灼亮眩目，7月的天空湛蓝如洗，一团团白绵绵的云朵向我微笑。野罂粟、石竹花、山萝卜……一丛丛、一朵朵盛开在绿草之中。嘿呀，碧绿无边的草原，你今天怎么这么美？
多雨的秋天
我把师保卫科的信给金刚看。他字斟句酌了半天，想从字里行间分析出我将来最后处理属不属于敌我矛盾。他也感到了有希望，对我态度又趋缓和。
逢人就讲师保卫科的这封信。我总爱把谁帮助我对人讲。为此还得罪了母亲，她很生气，觉得我向兵团干部讲她帮助我，是出卖了她，很长时间不理我。
其实她帮助我是明摆着的，我不说，兵团也知道。我之所以四处宣扬，是用此来动摇兵团处理决定的权威，让人们怀疑它，不认同它。我把母亲、北京军区政治部、兵团樊副司令员（父亲一老战友的熟人）、师部保卫科等挂在嘴上，就是用这些牌子来影响身边的人，摧毁团领导的恫吓，鼓舞他们不听赵干事的，替我说话，对我好点儿。
这是我的实用主义。
为了争取舆论的支持，我积极展开外交活动，四处游说，师保卫科的信成了我必翻案的最有力证据。
吕医生瞪着大眼：“压力多大呀！我们没屈服，硬顶着，鉴定是我写的。豁出去了。”他是个很重义气的人，老爱与受压的，不得志的人交朋友。反正谁挨整，他就同情谁。不管你犯什么错，政治的、经济的、作风的，他都不在乎。他的朋友尽是鸡鸣狗盗之徒，五花八门。
我常常到他家串门。
王连长也很讲义气。他要跟你好，你犯多大的错，都敢包庇你。兵团复查组下连复查期间，他很明智地回避了，私下对雷科长说了我一些好话。由于有他顶着，吕军医才敢以支部名义给我写了一个很不错的鉴定。
连里大多数看风向的小青年发现我的案还有希望翻，对我戒备的态度立刻放松了许多。小知青毕竟心地单纯。
细致成了各个宿舍都不受欢迎的人。他和周围人老有冲突，不是这个人弄脏了他的床单，就是那个人把他褥子压了一个坑儿。讲卫生过分，招人讨厌。还总到连部告状，连长丝毫不同情他，落个孤家寡人的下场。
这次复查是人灵魂的大暴露，我一直耿耿于怀。在没人的地方，一针见血地向金刚指出：他言行不一，复查时，表现令人失望。
金刚的山羊脸毫无表情，往上推推眼镜，沉静说：“我在社会上呆了这么几年，对人性有几点最深刻的体会：人的怕死是绝对的，不怕死是相对的；人的自私是绝对的，不自私是相对的；人的势利是绝对的，不势利是相对的；人的嫉妒是绝对的，不嫉妒是相对的；人的胆怯是绝对的，不胆怯是相对的。”
他停了一下，注视了我片刻，又接着说：“我承认复查那一段对你很冷淡。害怕本能地调节了与你的距离。在强大的专政机器面前，我是个弱者，胆怯是弱者保护自己生命的最基本武器。我问你：刘英红不胆小吗？她为什么要在全团大会上违心地发言批判你？雷厦不胆小吗？他为什么跟你一刀两断，再也不来往？老鬼呀，什么也不怕的人除了疯子，根本不存在。你想想，自己就什么也不怕吗？”
他说的是事实。8次批斗会把我批得魂飞魄散，是胆怯保护了我。否则，稍不驯服，愤怒的兵团战士就会把我打个半死。
金刚又接着说：“生存权是人的最基本权利，你应理解别人对你的疏远。拿破仑说过，有两个杠杆推动社会前进，一个是个人利益，一个是恐惧。真的，恐惧是社会秩序的必要保障。没有害怕，社会就乱了套。你不应也没有权利责备大家疏远你，和你划清界限。”
“但是只有那些法西斯独裁者，违法乱纪之徒，刑事犯罪分子才希望人人胆小如鼠，好方便他们干坏事。年轻人还是勇敢一点好。”
金刚用深邃的目光看着我，眼镜片闪闪发光。“不，怕是生命的影子。越高级的动物，怕也越多。谁不怕挨斗？谁不怕坐牢？谁不怕找不到对象？谁不怕受处分？谁不怕被会上点名？谁不怕丢官儿？谁不怕开除党籍、团籍？谁不怕停职反省，没工资，你要说你全不怕，我不相信。”
“既然怕死、怕疼、怕受折磨都是人性，那当叛徒也有理，也符合人性了？”
金刚咬着嘴唇，郑重其事说：“严格讲，我们每个人都有叛徒的一面，这没什么可丢人的。人性就是这么脆弱。”
“谁都这样吗？”
“对，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这样，只有极个别的人例外，所以他们才是英雄，因为一般人做不到。再说一遍，什么也不怕的人是疯子，害怕是生命最基本的本能，你不能否定这个本能。”
我没词了。
如果金刚和我互换位置，我可能不会比金刚表现得更好。但尽管如此，我仍不同意金刚对胆怯的肯定。人应当比动物高级一点。胆小如鼠的男子汉总是不光彩的，丢份儿的。
实践告诉我，金刚对我的同情以不损害自己利益为前提。当我掉进深水里，他决不敢冒死跳下去救；可当我快游到岸边，他会向我伸出一只热情的手。
“胆怯”自动调节着他与我的距离。七二年得知我开始提出复查，平反有希望，他马上和我近乎起来。团里一表态不能翻，又立时刹车，持疏远状态。去年得知尤太忠指示复查后，曾咬牙切齿表示一定要为事实说话。可赵干事一吓唬，又马上变了脸，见我面绕着走。指南针交出去也罢，还尖锐抨击我的人品。
金刚那张干净净的山羊脸成了上级领导对我态度的晴雨表。
8月底，七四年大学招生工作开始进行。
金刚告诉我：这次连里报名的有齐淑珍、李国强、李晓华、韦小立等。
我听说韦小立也报名，心里一阵绞痛。不禁问金刚：“韦小立父亲的问题解决了吗？”
“没解决。这次全团有一个可以教育好子女的名额。”
我低下了头，心绪很乱。
金刚异常感兴趣地问：“怎么，你对她还有那种想法？”
我没说话。
“我觉得你应该现实一点，不要总沉浸在幻想里。”
“我非常现实。”
“老鬼呀，我真不理解你。”
“你不理解一个被专政的人。”心想，反革命再没点幻想，就别活了。
“我看哇，你有点变态了，真的。”
“怎么叫变态？一头热就是变态？暗中想女的人有的是，他们都变态？我不觉得我有什么变态。”
“我不和你争这个了。不过韦小立这人确实还不错。不娇气，不打扮。她当了文书后，还常常到养猪班干活儿，一点不像个高干子弟。就是爱哭。”
金刚自代理了排长后，经常到连部开会，有机会接触韦小立，他向我仔细介绍了她一番。
她不爱说话，不爱交际，使她避免陷进连里各个山头的争权夺利。锡林浩特知青能接受她，天津知青能接受她，呼市知青能接受她，北京知青也能接受她。本质上她属于王连长的人，但又不像王连长得罪了那么些指导员重用的骨干，群众关系相当好。
她的文化是小学水平。能力是一般人的能力。除了出身外，和其他人没什么不一样，非常普通。她体质较弱，干活时，尽了最大力气，却一点不显。她在那个破猪圈度过了4个年头，认认真真地照顾着这群肮脏的黑猪。也招来过刘福来等人的起哄和耍笑，因为那猪常常在众目睽睽之下交配。
猪身上得了癣，兽医告诉她圈里太潮，就坚持天天清扫，晚上往圈里铺干草。可第二天，圈里还湿，原来是猪尿的。为了不让猪夜里尿炕，她每晚上都要把猪群轰出去解手。猪是又怕冷又懒，轰起这头，那头又躺下，死不肯出圈。她只好拿着铁锹，把猪一只只打出窝。经过一段时间训练，到时她只要一吆喝，猪群们就乖乖地走出圈尿尿，猪癣大大减少。
农忙紧张季节，早晨4点钟就起床煮饲料、喂猪、清圈、挑水。干完本职工作还要到场院加班。秋天，她步行十几里路把猪群赶到收割完了的大田里。脸上、胳膊被蚊子叮了一个个大包。草原上的蚊子、小咬儿有半寸多长，穿着衣服也能叮透。
为了不让体弱幼小的猪被欺负，她专门把猪按脾气、个儿头、强弱分了等，分开喂。为了把猪由冬天下仔改为春天下，她又找兽医帮忙给猪计划生育，人工配种，让母猪生育避开草原上的严冬。
她脑子里被六七十头黑猪塞满，成天想的就是这些穿黑皮鞋的大耳朵朋友。
坏蛋该喂黄霉素；茄子该上点消炎粉；老强盗该打针……当她养大的第一口母猪生产时，她给母猪身上盖了块毡子，忙得彻夜未眠。生下的小猪被母猪遗弃，她把小宝宝抱回宿舍，放在脸盆用香皂给它洗澡，又买了奶粉、奶嘴，一口一口给它喂。宝宝终于长得又胖又壮。她用妈妈给她寄来的新毛衣裹着小黑猪，抱在怀里照了个相。那甜蜜的微笑就像抱着她孩子。
后来，胖团长下连检查工作，司务长异想天开决定来个烤小猪吃，把她养好的小猪杀了。胖团长由王连长、司务长等陪着边吃边喝，啧啧称赞小猪烤得不错，觥筹交错，怡然自得。
王连长在农民出身的干部里很特别，一点儿不吃肉，只在旁陪着喝酒。
韦小立却难受得暗暗流泪。她想不通，实在想不通，就拿着一张《人民日报》走进连部对胖团长怯生生说：“团长，你看这份报纸，现在党报上一再强调反对大吃大喝，您下连怎么还大吃大喝呢？我想不通。”
一席话问得四座哑然，大眼瞪小眼，面面相觑。
还是胖团长身经百战，沉着老练。他慈爱地拍拍韦小立的肩膀，跟拍一头小羊羔，微笑道：“小韦啊，想不通吗？哈哈，我也想不通呢，没关系，慢慢想吧，慢慢就会想通的。”
司务长很认真说：“你别心疼，养猪就是为了吃肉。不是供人看着玩的。”
韦小立没理他，感叹道：“团长，连里有规定，4个月以内的猪不准杀。这么吃，我们还怎么工作呀？”
连长为难地说：“特殊情况特殊对待，不要搞绝对化。”
胖团长赞叹道：“你好勇敢呀！敢掀我们的桌子。”
韦小立泪汪汪走回宿舍。
这件事很快传遍全连。人们都说她太单纯，一点都不了解社会。
她最喜欢的小说是《军队的女儿》。
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她对猪那么热爱，那么倾心，真让人眼红。我从她那儿得到的微笑，远远不及一头小猪多！
她多高洁啊！每逢从她身边走过，总闻到一股神秘的清香。那是少女身上独有的芬芳，从她头发、皮肤、衣裳里幽幽散发，干净得一个细菌没有。在这个神圣的短脖子姑娘面前，自己太渺小了。我羞愧自己肮脏低级，就只是个闹妖儿的儿马子水平。
非常自卑。她那么美好，而我是个什么东西？狰狞可怕的现行反革命，脏污污的车老板，又呆又丑的老帮子……唉，也许自己真的不配她。
大家都想离开这个荒凉地方。她想上大学离开此地也可以理解。自己不应难受，应表现出很乐意她走的样子，这才有一点水平，才能给她留个好印象。既然她姐姐说过，她们都很同情我，估计跟她说次话可能不至于挨干。
9月中旬，机会终于来到。连长让我去三间房拉草。韦小立和斯奥得宝跟车。
回来时，小斯奥得宝下包，车上就剩下韦小立一人。
我把大毡铺在车前，请她坐外手辕子，她摇摇头，默默坐到车尾的架杆上，离我两米远，并且面向车后。
唉呀，她宁肯吃土，也不挨近我。
马慢慢走着，碰了个钉子并未动摇我的决定。太阳穴怦怦跳着，我紧张地思考着要说的话。雨后，天很阴。被打过草的草原散发着浓厚香味，跟六九年夏，头一次闻到草味儿一样浓郁、原始。
远方，连部的房子模模糊糊出现在地平线上，再也不能拖了。心一横，耳朵轰隆隆响起来：“韦小立，现在，我向你说几句话。”
沉默。
“兵团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根本不符合事实！我的全部问题都寄给了你的姐姐，你可以去看看。”
沉默。
“4年来，专政剥夺了我的说话权，但沉默并不等于屈服。对这样的处理，我从来没有接受。批斗会上的那些对我的批判揭发都不符合事实。”
盼着韦小立说一句同情我的话，她却一言未发。
血涌上脑海，我激动了，大声说：“我的问题肯定要解决。最近师保卫科来信让我耐心等待。即使今后就是解决不了，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还是沉默。她一点不给我个台阶下。
“哼，巴黎公社军事委员德勒克滋说得好，人生在世就是为了行动，为了斗争，即使失败也胜过鄙俗的安宁。”
如此激烈勇壮的话，她毫无反响。
黔驴技穷，她的不说话态度，使我束手无策。
“这次招生你争取走吧。在我的事上你没什么可责怪的。”
她好像是聋子，无动于衷。
脑子乱到极点，耳朵里充满了海涛般的怒吼，事先想好的词儿全忘了。完全没料到她竟然用不说话来对付我。这茫茫草原就你我二人，有什么可怕呢？你不是同情我吗？
马一边吃草一边走。
“车要停下了，快点走吧。”从车后传来她平静声音，这是她惟一的一句话。
我用力抽了几鞭，4匹马大颠了起来。她安闲地坐在车后。可恨这雨后的土路，扬不起尘土，无法把她赶到前面来。
大车呼啸地冲进连部。我狠狠地勒住辕马，大车嘎地在她房前停住。
她什么也没说，下了车，低着头走进她的屋。
魔鬼，名副其实的魔鬼！
不久上大学的名单批下来。好！没韦小立！我暗暗高兴，只要她在七连，就是永远不和我说话也没关系。
女生只有一个大专名额，围绕这个名额，展开了一场激烈竞争。
齐淑珍早在春天就到李主任家哭了好几次，诉说自己在连里怎么抬不起头，受了迫害也没人同情。她是被沈指导员引诱的，里外不是人，在连里实在没法呆了，请团首长帮她上大学，小嘴皮子说得入情入理，很能感动人，听说李主任小腿上有块牛皮癣，她忙托当医生的姐姐搞了好几种药，从天津寄来送给李主任。每次到团部李主任家，她手脚不闲，不是帮助做饭烧水，就是扫地洗衣服。没事就和主任家属聊天。她知道李主任怕老婆。为主任那20岁的瘸腿儿子找对象，没少花力气。
这小姑娘不仅和李主任关系搞得很好，和王连长的关系也大有改善，真是能了。谁不知道李主任和王连长有矛盾？尽管她常向主任汇报王连长一举一动，但平时每逢遇见王连长都热情打招呼，帮连长打水、织毛裤，大骂老沈怎么坏，怎么卑鄙。刚开始，连长还对她戒备。可这小姑娘干活不要命，极冲，极能吃苦。扛麻袋比细致等男生强得多，蹭蹭地干；一上午就刨两大车冻粪，镐把抡得血淋淋；来例假也不休息，落下了血崩病。不久，王连长就原谅了她。
为战胜竞争对手李晓华，这小女人又偷偷找老沈。哭得死去活来。老沈一口答应帮忙。因李晓华过去告过他，这仇憋了两年半，现在机会到了。老沈找到李主任说了一大堆李晓华的坏话，什么作风轻浮，惹得男知青老为她打架；什么自高自大，不尊重领导。李主任对李晓华印象也不好。小丫头脸蛋漂亮一点，就尾巴翘上了天，见首长连个起码礼貌也没有。于是在团里综合平衡各连报来的名单时，把李晓华刷下来。
齐淑珍终于赢得了女生惟一的上大学名额。
这真是奇迹。与老沈搞过两性关系的姑娘竟然勇克全连，无人抵挡。
暗以为自己很有把握，窃窃私喜的李晓华得到此讯后，一下子精神失常，又哭又闹。她光着脚丫在二排各屋乱窜，硬说有狐狸精缠上她，用扫帚捅顶棚，扎箱子底下，煞有介事地大喊大叫。她还跑到连部对王连长嘻嘻傻笑，唱“逛新城”：
女儿呵，嘿！
快些走，看看拉萨新面貌，
阿爸唉，嘿！快些走，看看拉萨新面貌。
…… 李晓华平时干活那么刻苦，这一疯，威信大跌。人们都说她太虚荣，干活目的不纯，就想上大学，经不住事。
当李晓华冷静下来后，抱着韦小立的肩膀，眼泪汪汪说：“这地方真没法呆呀！人不是人，都这么坏！现役军人多半都是流氓。”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名额，韦小立本来很有希望。李主任对她印象不错。尤其欣赏肥团长下连吃饭，她给人家念报纸的行动。凡是使自己对手露窃的事，李主任都极有兴趣。只可惜韦小立运气不好，就在最后时刻，赤峰粮食局长的太太千里迢迢赶到团，要李主任让她18岁的女儿上大学。为了从昭盟多搞些大米，让全团主食有个调剂，李主任硬着头皮答应了那位局长夫人的要求。
金刚和我议论齐淑珍上大学时，曾意味深长说：“怎么样？嘴皮子重要吧？人家能言善道，啪，一下子就是班长，在团积代会上说得生动，啪，当上排长。啪！入了党，啪！啪！上了大学。其实像她那样卖命干活儿的也不少，她又跟指导员搞过破鞋，怎么好事都让她摊上？看明白了吧，靠的就是这张嘴皮子，没这张嘴，哼！你累死，操死，也是个大头兵。”
我不解地问：“怎么才叫会说呢？”
金刚扶扶眼镜，诧异地看着我：“拣漂亮的说，让人家听了高兴。比如见了人家的小孩千万别说长得丑；估计别人岁数要少说几岁；到人家吃饭，味道多不好，也要说好吃！总之你得用心学，用心钻。说话可有技巧啊！你看齐淑珍背后骂连长‘老周扒皮’，可当面一口一个连长，叫得多甜！”
晚饭后，我看见齐淑珍挽着李晓华的手在草原上缓缓漫步。她天真稚气的脸上露着同情和内疚，轻轻地说着话，似乎在安慰李晓华。
听说她临走时，不知怎么回事，伤心地大哭一场，眼睛红肿肿的，并把自己从来没穿过的一件新毛衣硬送给了李晓华。
兵团战士3年以内禁止谈恋爱的规定已到期。现在，连里交朋友的越来越多。王连长很现实，在大会上从没有批评过，只要别影响干活儿。
誓言不结婚的锡林浩特知青郑捍东已有了对象，这家伙戴着厚厚的眼镜片，一天到晚笑嘻嘻。他对当个配种员，心满意足。
呼市知青突木其脱坯也脱了1500，平了我的纪录。除了讨连长高兴外，可能也是向他喜欢的钟小雪展示男性的伟力。那女的一直对他毫无兴趣，令他痛苦万分。
连里有好几对知青天天一块上食堂打饭，一块到宿舍吃。这种气氛对20岁左右的光棍汉实在是个很大的刺激。
对韦小立虽不敢再抱幻想，她的身影还总是浮现脑海。
感情不是马车，说停就停。为了能常常合法地见到她，我这个三十二块五的穷知青订了《人民日报》、《红旗》、《参考消息》。以便来报纸时，可以理直气壮地走进她的房间呆一两分钟（她是连部文书，管分发报纸、杂志）。
她住的屋好像有股浩然之气，一进去脑子里的邪念全无。即使屋里就她一人，也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靠近她一寸，生怕自己嘴中不干净的气味污读了她身上那月光般的皎洁。连她房子外面，也好像被一种特殊的磁场所笼罩，每逢经过连部那排房西数第三个门时，就感到和别的地方不一样，地心引力特别大，空气负氧离子特别多，脑子里的念头一个个跟小鱼苗儿一样乱窜。
她常常到猪圈帮忙，使我觉得那个破猪圈像法国的凡尔赛宫一样壮丽；她常用刷子给老母猪刷毛，使我也爱上那位肚子快耷拉到地上的猪妈妈。连猪圈里的臭味，闻起来都夹有芳香，因为里面有她呼出的气息。
我虽近视，不戴眼镜也能在人群中认出她，就像在草丛中认出太阳一样容易。她的身影一出现，周围草原马上明亮一大块。所有和她有关的人和物，在我眼里都被一层神秘的帏幕裹罩。她的姐姐典雅文静，很罗曼蒂克；她的青马让刘福来给偷骑瘸了，没人要，我争着要到手。那“倒格愣”的腿虽不好拉车，却别有雄姿，每次喂料给它最多，从舍不得用。连她屋里的苍蝇，都好像蒙着一层雍容高贵的气息。
可是，她对我却平平淡淡，一点看不出有什么同情。
秋天到了。一连好几天，淅淅沥沥的秋雨下个不停。太阳躲在乌云后面，阴暗的苍穹整天整天淌着流不尽的泪水。屋里屋外，处处都潮湿而寒凉。
草原上的秋雨很少，但一下起来，又那么无休无止。四处弥漫的水汽让人很难想象这里是干燥的内蒙古高原。即使不下雨了，遍地都是汪汪积水，骑马在草里走，会把裤子都溅湿。
触景生情。感到了青春的孤独，单身的悲凉。
唉，缕缕情丝在冰凉的秋雨中飘拂，茫茫草原被数不尽的泪水浸透。
女赤脚医生
金刚的情绪坏透了。张芳铃突然办回山西，犹如10桶冰水浇了他个透心凉，这几天，他干活有气无力，得歇就歇，反正连长不在，下了班不是睡觉就是擦他的一堆皮鞋。
张芳铃是个很壮，高大，丰满的山西姑娘，大眼睛，大嘴，上嘴唇有点往上翻。她皮肤很好，又白又细又亮，爱打篮球，爱唱歌，父亲是山西某军分区司令。
他们俩是因干活而接近的，脱坯时，连里按体力分组，一男一女搭伙。
脱坯后，张芳铃还继续给金刚当小工儿。盖房、抹墙、盘炕……配合默契，边干边聊，十分投机。时间一长，两人就对上了线儿。张芳铃佩服金刚的学识、谈吐、修养、社会经验。
我对张芳铃的印象一般。忘不了她当炊事班长时，我管她要个馒头，居然不给我。不明白金刚怎么会爱上她，一个很乡土气的壮姑娘。可能金刚自己身体瘦小干巴、鸡胸脯、一身褐黄皮肤，因而喜欢人高马大，皮肤白皙的女性。张芳铃得比他沉10斤，高小半头。
金刚说张芳铃纯洁得像个小白兔，纯洁得勾人魂魄。
是纯洁。什么也不知道，能不纯洁？当战士们问她我国的四大发明是什么？她回答：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父母得知张芳铃和金刚交朋友的事，坚决反对，暗暗托七师一个副师长帮忙，只一个多月就把调动手续办好，让她回去当工人。当团部小汽车来接张芳铃时，她愣了，以为家里出了什么事，被完全蒙在鼓里。急急忙忙收拾东西，跟金刚简短说了几句话就被拉走。
这真是晴天霹雳，上午还一块干活儿，下午就看不见了。而且是永远地看不见了。张芳铃家在山西吕梁山区，非常偏僻。
金刚垂头丧气。虽然连长已把处分给他撤销，还提拔他当了团支书，虽然自己也有预料，但事到临头，仍吃惊不已。司令员女儿给他带来的无数幸福憧憬顷刻就完全破灭。像被扔了的垃圾，他气得说不出一句话。
金刚交人非常重视家庭。一提起大傻就鄙夷地说：“蹬三轮的小子，只能扛大个儿，炸油饼，别的屁也不懂。”自己家无权无势，什么靠头也没有，自然想找一个家有地位的对象。出身不好的亏吃够了，找老婆不想再找自己这个阶层的。
张芳铃父亲的官儿在连里数得上了，又主动向他表示爱慕，撬开了他紧闭的心扉。刚才还一块洗手，约好休息时，一起到团部政治处借书，只隔一中午，这姑娘就远走高飞，事先一点迹象没有，连长都不知道。命运真难琢磨。
金刚等于挨了一闷棍，牙齿把嘴唇咬出了两个深深的青印。
就在这时，我收到了一位在突泉插队的四十七中同学王佑的信，非常鼓舞。过去同学里，就他还与我有联系，是我去越南的战友。
林胡：
你目前苦闷焦虑的心情我很理解。现在看来，在兵团生活还真不如插队当个农民。从各地揭发的迫害知青事件看，兵团要比农村更骇人听闻。黑龙江兵团一师十六团团长和参谋长合伙奸污几十名女知青就是一例。总理说：这不是我们的团长。是国民党的团长，现已枪毙，希望你要坚持住。你的问题既是你自己的，又不是你自己的，这是对立统一。只有把它看成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才能思想上不软弱，政治上不妥协，后果才最圆满。但要讲策略，讲斗争艺术。和政委大吵实在没有必要，原则要坚持，态度要温和。明白吗？要依靠自己，不要把希望总寄托在父母（当然要充分利用这一条件）。如果这次还解决不了，就告到中央去，另外，对你信中的某些情调，我不能不表示反对。好像惟独你过着世界上最悲惨，最苦难的生活。即便是那样，许多也是你自找的。在我记忆中，你曾经是光着膀子，晃动着腰肢，满头大汗练块儿的壮汉，目中无人，不可一世。现在怎么又如此消沉？
不要总想出人头地，要甘于默默无闻，普普通通。
王佑 1974.5.11
他说的对，插队当农民真比在兵团强。
天老下雨，迫使秋收拉草停止，连里整天休息。金刚的山羊脸青的发绿，一根一根地抽烟，满嘴恶臭，炕下的烟头扔了一地。
雨雾弥漫的草原失去光彩，绿绿的草丛下隐藏着一片片没过脚腕的积水，没有小鸟，没有老鼠吱吱的叫声。愁闷之至，为了散心，金刚要我陪他去东乌旗格日图大队串门。说那儿有几个北京知青，想跟他们聊聊。
骑上马，从连部向东北方向走40里就是格日图大队。一间孤零零的小土屋，住着大队赤脚医生罗湘歌。
她是六六届高中生，北大附中的。看上去小40，其实才28岁。个子中等，额上浮现着几道细细皱纹，头发稀疏发黄，两颊像蒙古妇女那样有两块红，鼻旁有几颗雀斑，不大不小的眼睛闪闪发亮，放射着挑战和想象力的光芒。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一见面，我们就滔滔不绝聊起来。她性情开朗、豪爽，时不时哈哈大笑，很快就使我和金刚一点拘束没有。
可能是草原人少，来个客人，招待得特别热情。她慷慨地为我们端来奶皮子、甜奶豆腐、果子、奶茶……还一定要留我们吃饭。
炒鸡蛋、葱爆肉、土豆烧牛肉……利利索索地为我们做了4个菜，并端来马奶酒。我们围坐在炕桌旁，边喝边聊。
“林胡，我早就听说过你。”
“我也早听说过你，刘英红对我讲过你的事。”
连队的伙食太糟糕，见了这些好吃的菜，真高兴，我狼吞虎咽地吃着，像多日没吃饱饭。
“你们喝酒呀。”
金刚轻轻地呷了一口，阴郁而无神。
“我不能喝酒，一喝就脸红，头晕。”继续贪婪地吃着那一盘盘连队食堂根本吃不着的好菜。团长一级的官儿下连，也不过就这水平。
“大男子汉不喝酒，真是少见。我现在相信了酒的力量，它会给人智慧、勇气。不喝酒的人不是蒙古人！”说完，罗湘歌一扬头，半碗酒进了肚。
我顾不上说话，只是埋头猛吃。有5年没尝过炒鸡蛋的滋味了（草原上不养鸡，鸡蛋奇缺），好香！奶皮子也是头一次吃。在我们兵团管辖的牧区里，奶皮子异常珍贵，牧民绝不轻易给客人拿出来。
劳改多年，这是头一次到人家串门吃饭，直吃得我左肋胀疼才被迫住了嘴。
“你吃饭很有特点。”她微笑道。
“老鬼的战斗力在全连名列前茅。”金刚板着脸。
“你们兵团来的怎么个个都像饿狼一样？”
“你到我们连食堂吃吃就知道了。还是你们插队好呀。”
“可能。但你们有人管，有铁饭碗，有公费医疗，算工龄，发这发那……我们插队的算什么？”
“可你们比我们自由啊。不像我们这么受压迫，被管得死死的。当官儿的想干啥干啥。唉呀，兵团真有点像集中营，什么自由都没有。”
“那么说，我们插队的就像在天堂里了，我真该庆幸兵团没接管我们公社。”她若有所思道。
“后悔哇！要是到公社去，我绝当不了反革命。”
……
“抽烟，抽烟。”吃完饭，她又拿出了大青山烟招待我们，并且自己也点了一支。
“你抽烟？”我还是中学时的观念，觉得只有卡普兰（刺杀列宁的凶手）那样的坏女人才抽。
她又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很豪放，又让人觉得有点假。
“陪你们抽一棵。”
金刚吐了一个烟圈，缓缓说：“我们来是为了换换情绪，兵团生活太单调枯燥。”
“那我为你们制造一点欢乐吧。”她叼着烟卷，背起手风琴，大大方方为我们拉了一首古老的蒙古民歌“森吉德玛”：
珍贵的宝石比不上你纯洁，
百灵鸟的花翎比不上你美丽，
思念你啊，森吉德玛
……
她又拉起了“山楂树”、“深深的海洋”、“十五的月亮”……头随着旋律前俯后仰。
金刚听后连连赞叹：“太好了，你拉得真不错。”
罗湘歌骄傲的瞪着他：“我排球还打得不错呢！怎么样，玩玩吗？”
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号称假小子的姑娘极爱运动。高中时，曾是什刹海业余体校舢板队的主力队员。难怪她能和男知青一起压生个子。
金刚不解地问：“你这样乐天，是不是自我麻醉？我们知青的倒霉命运你能摆脱吗？”
罗湘歌反驳道：“同样的生活，同样的遭遇，为什么不快快乐乐度过？悲悲戚戚就不倒霉了吗？”说完又笑起来。我觉得一点也不可笑，她却笑个没完。
金刚低声说：“现实中没有那么多高兴的事，却非要收缩肌肉，假笑，假快乐，这更悲惨。”
罗湘歌又哈哈大笑：“难道我的笑是假装的吗？像你那样总忧心忡忡要得癌的。”
“苦闷是现在年轻人的通病。”
“那我就治治你的病吧。每天你要大笑三次，功能如下：第一有益于肺，第二清洁呼吸道，第三消除神经紧张感，第四散发心中积郁。你不要小瞧笑，包括你所认为的假笑，它是衡量人能否适应周围环境的尺度。”
金刚无可奈何地摆摆手。
她胜利地撅撅嘴，又接着说：“我记得你们连有个牧主贡哥勒，他曾被人打昏过，是我给他包的伤口。他有一个优点，就是不管怎么疼痛，怎么倒霉，怎么被人侮辱也一笑置之，像这样的人才有生命力。”
想起当我梆梆打他时，一大颗眼泪沿着他脸颊流进胡须，嘴角却仍维持着一个恭恭敬敬的笑。
“我很后悔当初打他。”
“是吗？”她用力地瞪着我：“一般来说，我对爱打架的男生并无恶感。但对你打贡哥勒却实在不敢恭维。人家贡哥勒老老实实干活，除了图口饭吃，能活下去，还有什么要求？哪点碍着你了？就算是牧主，现在并没有干什么坏事，再怎么着，也是60来岁的老人，你凭什么那么狠地打？真的，我觉得欺软怕硬是人性最丑陋的一面。”
我眼睛转向窗外，连连点头，心里很不是滋味。
“别说老鬼了。他崇拜暴力，崇拜海狼。”
沉默片刻，罗湘歌介绍起她自己。
她从小喜欢跟男孩玩儿，爬树、翻墙、玩弹弓、偷果子、逮蜻蜓……样样都干。
13岁时，弟弟欺负她，火气上来，动了菜刀。上中学后，还是穿裙子的野小子。见别人打架，她在旁边摩拳擦掌。来牧区后，当公社书记和大队长争吵，书记气得要动手时，她朝着胆怯的大队长吼道：“别怕他，横点！全队知青站在你这边！”居然把公社书记的胳膊吓回去。
金刚问：“你的个人问题怎么考虑？”
她笑嘻嘻道：“听天由命，欢迎你帮忙给介绍一个。”
金刚不耐烦地摇摇头：“真的，别开玩笑。”
“我没跟你开玩笑。过去曾有一个男朋友，其貌不扬，爱照相，后来活动到了《内蒙日报》当摄影记者，就跟我吹了。”
“为什么跟你吹？”
“嫌我男朋友太多。确实我有不少男朋友。看，我们又成了朋友。哈哈，我的男朋友不计其数。”
金刚一本正经问：“你相信爱情吗？”
“不相信。”
“为什么？”
“说穿了，爱情就是互相需要，互相利用。人从来没有始终如一的爱。”
金刚点点头，若有所思。
她又聊起自己身边的知青，聊起一个被马摔死的北大附中同学张凤起……那是个书呆子，除了放牧就研究《养羊学》、《牧草学》，并坚持天天写放牧日记，记录气象、水草、地形、膘情等放牧资料。他放的羊群是队里膘情最好的。谁知七三年夏，马失前蹄，把他摔死——一个耗子洞要了他的命。
他被安葬在一座荒山顶上。坟前放着5个用干枝梅编的花圈，象征着5个寒暑的羊倌儿生活，他的大黑狗夹着尾巴呜呜哭了半个月，怀念着这位当年北大附中井岗山战斗队的主人。
一直聊到了深夜。罗湘歌告诉我：中央最近发了二十五号、二十六号文件，正式给贺龙平了反，相信我的问题早晚也会解决。
我们在罗湘歌的炕上睡了一夜，她一人睡在房外面的勒勒车里。
第二天早上5点多，罗湘歌就爬起为我们做饭，好使我们不误了上工。屋里很昏暗，我却怎么也睡不着。
金刚也醒了，闭着眼一支一支抽着烟，大概又在想那位山西的壮姑娘。
自当了反革命后，第一次得到人的款待，是在东乌旗格日图大队的这间小屋，感激得要命。这是知青的情义啊（伐木的九连知青也曾收留过我，但很短暂）！
再也躺不住，我爬起来，看见罗湘歌正在烧水，炉门的红光把她脸映衬得更加凝重。也许是刚睡醒，那脸颊上的肌肉棱角全没，皱纹又深又密，好像是张揉旧了的牛皮纸，毛糙糙，软糊糊的。
嘿呀！内蒙的风沙能把坚硬的岩石咬得坑坑巴巴，何况一张姑娘的脸。当初她一定很漂亮，又黑又长的眼角饱含着热情和高傲，笑得那么野，动作那么男性化，显示出她的独立不羁，难于驾驭。
为了体会蒙古民族的感情，她强迫自己耐着心观看马拉松式的蒙古摔跤（技术不多，全凭体力，有时摔一跤要用半个多钟头），还硬着头皮学会了抽烟喝酒，也像牧民一样用牙撕着生牛肉干大嚼。
当她背着牛粪筐捡牛粪，当她提着小铁桶揉挤母牛奶头，当她自己和泥，用手一把一把抹炉膛，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蒙古妇女，头上包一块白头巾，得勒也不干净。
有谁知道这位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女儿心中的秘密呢？她曾幻想过要当新中国的第一名女大使；也曾幻想过从事谍报工作，深入敌人心脏。如今这些年轻时的幻想，是否已被岁月埋葬？还是仍然藏在内心的一个遥远角落里？
现在，她冒着风吹日晒，严寒酷暑，长年在牧区奔走。虽已近30，不找朋友，一个心眼儿扑在工作上。她为垂死的牧民轻轻哼唱祖先的古歌；为阑尾炎病人开刀；为瘫痪老婆儿扎针；帮助摔昏的马倌接骨；双手沾满鲜血，为被打草机戳破动脉的小伙子包扎。
她苦苦钻研业务，大夏天汗流浃背攻读《外科学》、《病理学》。下乡6年来，日日夜夜，风雨无阻，为牧民看病，随叫随到。方圆百里传着她的名字。牧民们称她为北京来的“宝勒狠鄂莫沁”（神医）。
她爱看书，搜集了一大批中外名著。买起书来，大方得要命，好像她钱多的花不了。她还能像孩子似的打扑克，尖声叫喊，跟人争吵架拌嘴。
草原的水土使内地人的头发变细变黄，一撮撮脱落；草原的气候使人外貌老上10岁；久住蒙古包使许多知青都患上了腰腿痛、关节炎……就在这小小的格日图，异乡的土地，她度过了漫长的6年。
对于一个姑娘来说，还有什么比牺牲自己容貌更难以牺牲的呢？她却把那双清澈见底的眼睛，洁白光滑的额头，乌黑的头发，嫩红的嘴唇，全默默地献给了内蒙古大草原。
当年北大附中校歌舞队的队员，现在眼睛布着血丝，额上凿出数道皱纹，头发稀疏发黄，嘴唇干裂失色，回北京探亲时，一位30多岁的汽车售票员管她叫大姐。
唉呀，在这动乱的年代，有多少美丽的青春之花凋零于羁旅漂泊之中？伴随着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产生了多少独身的中年女性？这是上山下乡运动最令人泣下的悲歌——青春的悲歌。
这些姑娘为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作出了何等沉重牺牲！
可能是我太好色，对色的荒废尤其感慨。
雪白的大米粥，喷香的酥油饼，饱含着善良的心意，填饱肚子，全身是劲儿，跃跃欲试。金刚的情绪也明显变好，对这一趟来非常满意。疲惫的灵魂好像给洗了个澡，焕然一发。自七零年挨整以来，这是我头一次尝到那么好吃的炒菜，真的，有5年没吃过炒鸡蛋了。
临分手时，罗湘歌递给我一个纸包：“中秋节快到了，送你几个月饼。”并对金刚说：“你处境比他强，就不给你了。”
金刚受了感动，忙摇摇头：“没事，没事！”
“快走吧，别误了工让你们连长逮住。”
被一个陌生的人这样关心，好难受。鼻子酸楚楚的。我凶猛地跳上马，狠狠一夹，向连部跑去。
拉煤
王连长的政策是：“早上点儿，晚下点儿，多干点儿，少歇点儿。”4个一点儿。他要是看见你闲站着，就好像少给他赚钱了一样心疼。泥没和好，抹墙的不能坐着等，要到木料堆抱几根椽子过来；大车上山拉石头，非让你顺便装车粪送到七号地……各项工作，都有两三种活儿交叉安排，满满当当，不让每个劳力有片刻闲暇。
秋收大忙刚一结束，王连长又让一、二排去挖水渠。七零年挖的水渠，已被尘沙埋没了二尺半，有的地方几乎全部填平，连长却还让大家再去挖！而且必须在上冻以前挖出来。要知道草原是有坡度的，而与河相交的地方正处于最低点，水岂能从低处向高处流？况且即使能流上来，对几万亩大田，那么点水顶屁用？但连长既已发话，无人敢说。
深秋，紧张的拉草工作还没完，马车班又要去突击拉煤。
11月初，一场大雪过后，气温降了下来。王连长说：“赶早不赶晚，走吧！”我们4辆大车只好踏雪上路。
我把罗湘歌给的4个月饼也随身带上。
雪后的草原一片洁白，更显荒凉，没有生气。马车彼此拉开距离小跑着，铁蹄嗒嗒溅起股股雪尘。论速度，草原上的马车比内地的要快得多。出门就大颠，绝少一步一步走。4马奔腾，冷风扑面，冲过一个大坡又一个大坡，倒也痛快。不到下午4点就抵达九连。这里离六十三团小煤矿还有70里。
安置好牲口，天黑了。
他们3人都到各自的熟人、朋友那里吃饭，睡觉去，我决定和自己的马守在一起。每辆车都带了一些干草、马料。这些都特招牛和猪，必须有人看。
九连对我来说很亲切。韦小立的姐姐就在这儿。当自己被打成独眼龙逃命时，是九连的知青弟兄接济了我。
天空飘着雪花，马安详地吃着草，炊事班的电灯闪着柔和的光。我远远地站在黑暗中望着它。韦小凌现在干什么呢？
在稀疏的飞雪中，把大毡铺到马车底下，裹着得勒钻到里面睡觉。4匹马栓在车后的架杆上吃草。大黑马粗壮的前腿就站在我头旁一尺远的地方。两个大车轱轳为我挡着风。
一头牛贼头贼脑来了，它不知道大车底下有我，开始贪婪地吃草。我抓起一根木棒，照它腚狠狠戳去……又来了一头，也让我给打得拔蹦子逃窜。
夜深了。外面已是白茫茫一片，马不停地吃着车上的干草，发出咔哧咔哧的声音。我蜷缩在马车底下，望着车梯子、后遒；望着6股牛筋套绳；望着那盏明亮温暖的灯光，像牧民的狗一样进入梦乡。
4匹马顺风站着，以它们的身躯为我挡雪。
第二天，又上路了，直驱煤矿，开票，装煤……
回来的路上，想去九连找找她姐姐。她既然说过让我有空找她玩儿，顺路看看她，也没什么越轨。但不愿让其他赶车的知道，故意把车赶得邪快，遥遥领先。
走了一上午，也没到九连。后来到一个蒙古包打听，才知道自己走岔了道，已到白音花公社。
这时，白毛风开始刮起来，遮天蔽日。马车迎着大风向上爬坡。4匹老马嘴边挂着冰柱，脊背上披着一层白雪，无声地奋力前进。
草原的天气真是不可捉摸。刚才还好好的，一下子就变了脸。风把雪尘刮得团团飞舞，眼都睁不开。我把头扭向车后，让马自己沿着车道走。心想万一再迷了路，或马累趴蛋，今天就得交代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一点治没有。
肚子咕噜噜响。我掏出了罗湘歌给的月饼，在大风雪中吃起来。喧嚣的白毛风吼聋了耳朵，脑子被冻得发木。格日图大队小土屋里的歌声和奶茶却像一股暖流，温润着冰硬四肢。
顶着白毛风，在一条陌生的路上独闯，缩在马屁股后面呻吟，就着呼呼雪花啃月饼，哆哆嗦嗦地欣赏这电影里才有的狂风暴雪……也够罗曼蒂克了！身体虽已冻僵，脑子里的小念头却在一个个闪。
拍暴风雪的电影到这儿来拍，保准成功。
4匹老马，全身上下都是冰渣、雪屑；眼睛、鼻子、嘴唇挂满白霜。它们根本不用打，自觉极了，个个低头猛拉，那6根套绳像6束激光，笔直笔直。
约摸下午3点，来到一排房子跟前。一打听，走错了道。白烟滚滚，能见度太差，稍不注意就走岔道。只好返回岔口，走另一条路。4匹老马，拉着重重一车煤，毫无怨言。天黑了，沿着依稀看清的大车道，它们不用我抽一鞭子，大颠着下坡，小跑着上坡，玩儿着命拉，都不愿冻死在路上。
于晚上8点来钟，终于到了我们团八连连部。从早到晚，马不停蹄走了10多个钟头。我松了口气，知道这回肯定不会冻死了。
下了车，走进连部，想要点草给马吃。
连部里灯火通明，清静异常，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在八连蹲点的李主任和四五个现役军人正在吃饭，桌上摆着七八盘菜。
真不愿跟李主任打交道。但为了不让4个老马朋友挨饿，我鼓足勇气，闯了进去。他们吃得那么专注，聊得那么上心，以至于我进了屋竟没人发现。
“李主任！”我提高了声音，叫第三遍时。李主任这才把脑袋转向我：“嘿，你怎么来了？”
我咽了口唾沫：“拉煤迷了路，走到白音花，又从白音花赶到这儿。”
“你不是又要逃跑吧？”
“不是。我的马走了整整一天，想要点草喂。”
李主任半信半疑瞟了我一眼，又对准桌上的那盘烧鸡。“大车在哪儿？”
“就在外面。带来的草都吃光了。”
李主任边吃，边慢慢说：“不好办哪，人家八连党支部刚刚作出决定，11月15日以后才开始喂青草。在此之前，不管谁的马，一律不准在马厩里喂。”
“那我的马就要饿一夜啊！”
“这我也没办法。工作组也得尊重连党支部的决定嘛。”他拿起了一条鸡腿，左腮鼓起了一个大包，大口嚼着。那方下巴下面，一小团肥肉轻轻颤动。
碰了钉子，非常尴尬。又饿又累，口水一个劲地往上冒。
李主任一面大嚼，一面对另外几个现役干部说：“这就是七连的林胡。他妈是《青春之歌》的作者。”又漫不经心地问：“你妈那本书给了多少钱？”
“不知道。她从没对我说过。李主任，给一点草吧，马干了一天活儿。”
“唉，不行就是不行。要不，连里的工作还怎么搞？你把马撒到草原上嘛。”
“连部跟前哪有草？还是给点儿青草喂吧。”
“现在，我们连的大车马都撒在草原上。”一个八连的官儿说。
“我的马又不能放进群里，只能拴在连部附近，哪吃得饱呀。连部跟前都光秃秃的。”
他们不再理我，议论起《青春之歌》。都说这本书影响很大。李主任以权威的口吻说：“是啊，这本书可红了一阵。还拍成了彩色电影。那个谢，谢什么来着去的女主角嘛。”
他们边吃边喝，说说笑笑，似乎忘记了我。
桌上摆着一盘盘油汪汪的炒菜。熘肝尖、爆羊肉散发着诱人的香气。怎么办？明天还有一天的路程，难道让马饿一夜？人家把我从白毛风里拉了出来，我却连点儿草都给它们搞不到，让人家喝西北风，站一夜！
李主任瞥了我一眼问：“你们连的谢春花从天津回来了吗？”
“没有。”我挤出一丝笑容，再次恳求：“李主任，能不能给点儿草，我迷了路，马消耗很大，今天又刮白毛风，特殊情况特殊对待，给点儿草吧。”桌上的肉味儿阵阵扑鼻，口水刚咽下又涌满了一嘴。
他若有所思道：“不是说不行了吗？别蘑菇了，快把马卸了，放到外面。找个地儿休息去吧。”我痛苦地摇着头：“连部没草，撒开马，马跑了怎么办？”
李主任瞪了我一眼：“出远门不带足草，你还有理？”
八连一个现役军人关心地说：“你先到食堂弄点儿饭吃，晚上就睡在连部的客房里。”
没办法，我只好走出连部，将嘴里的口水狠狠啐到地上。李主任粗犷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啊呀，他们连的天津丫头谢春花得了阑尾炎，医院的刘东给割错地方，把卵巢切了下来，活活地给人家小姑娘绝了育。哼，真他妈二百五，胡球的闹……”
4匹马垂头闭眼，见我来了，抬起头，伸长脖子焦急地嘶叫，鼻子在大车上乱嗅，打着喷嚏，蹄子不住地刨着地。
老朋友啊，给你们吃什么呢？真把我急坏了。走到马厩，栅栏门锁着。里面有数匹马安详地吃草。李主任的褐栗马，我一眼就认出来（这原来是道尔吉最珍爱的那匹）。既然15日以后才开始喂青草，为什么当官儿的马就可以特殊？什么一律不准喂，糊弄老百姓呢！这些骑马个个膘肥体壮，屁股拉勾了还放在厩里喂；我们大车马瘦得皮包骨头，干一天活儿却得啃光秃秃的雪地！你李主任饿了吃烧鸡，我们大车马饿了却连把青草也吃不上。
我想偷点草，翻墙爬上草垛，厚厚的积雪盖住了干草。没有二齿，草压得很紧，我得一点一点地用叉子挑。猛然几条黑影扑来，顷刻被三条凶猛的恶犬包围。“汪汪汪”那吠声大得要命，让下夜的马倌儿逮住了可不得了。我慌忙跳墙逃窜。
无可奈何，只好硬着头皮再去找李主任。正巧在连部门口碰见了他。喝得醉醺醺，向我喊道：“这么晚了还不睡觉？可不许偷草啊，偷草要按规定罚款。”嘴里喷出刺鼻的酒气。
颠了一天，累得筋疲力尽，躺在冷清清的客房里，怎么也睡不着。我的4个老马兄弟站在外面的寒风里，不时焦躁地嘶鸣，呼唤着我。
从连部传来的划拳猜令声一直闹到很晚。我咬着嘴唇，忍着对不起自己朋友的惭愧，不知不觉进入梦乡。
清晨4点，天还漆黑。我听见在寒风中站立的马还时不时地嘶叫。再也躺不下去，起身把剩下的小半口袋马料全倒进槽子里。4匹老马饿疯了，头也不抬地吃。它们的样子真可怜。毛被汗水浸湿又冻在身上，越发显得消瘦；脊梁骨凸起像斧头刃一样锋利；眼睛流了许多泪，睫毛、眼角冻着一簇簇冰珠；鼻孔下面垂着三四寸长的冰棱。4匹马全身都披着一层白白的冰霜，深一块，浅一块。
它们吃得那么甜美、专注、贪婪。相信即使用香烟头烫鼻子都不会抬头。
我又偷偷跳进马厩，解下了褐栗马的笼头和马绊。哼，别的不敢偷，拿李主任的这个小玩艺儿还是敢的。
天还很黑，在外面太冷，又回屋迷糊了一会儿。
天亮后，我又起身去看马。只见两头黑猪挤在4匹马中间，前腿扒在大车上，拼命地吃着料，大耳朵兴奋得直颤抖。一股怒气从天而降。我抄起铁锹，偷偷走进，照准一猪屁股劈去，只听尖嚎一声，两头猪兔子般地飞快逃走。4匹马惊得昂起头，竖起耳朵。
老马啊，你们太老实。就那么一点料，猪来吃，你们也不给它一蹄子。
过了一会儿功夫，一个农工铁青着脸，边走边骂：“日他祖宗的，哪个哥抛干的？好好的屁股给砍个血糊溜烂！妈的，狗不啃的，小挨刀的……”连部户外没有人，就我一个，他眼珠不时向我瞟。
谁叫你猪偷吃我马料呢？没答理他，继续收拾着套绳。
此时天已大亮，李主任慢悠悠从连部出来上厕所。嘴里叼着水晶烟斗，看见我后，大声说：“你还没走呀？刚才团里来电话，昨晚上后勤处的司机小刘在西乌旗附近给冻死了。哼，来寒流了，快走吧。”
另一名现役军人问：“奇怪，临死前，人为什么把自己衣服都给扒开了？”
“人冻死前都觉得热。”李主任说。他咳嗽了一下，“嗖”地吐了一口痰，那痰也带着权力的骄横，像颗出膛的子弹，飞速有力。
“出门不带足油可不行，油一光就出事。”
我心中暗想车离不开油，马离得开草吗？
我赶着车，饥肠辘辘，手脚冰凉，离开了八连连部。偷的马笼头和马绊就藏在屁股下面的大毡里。八连离七连有60里。5条饥饿的生命在寒流中缓缓行进。我抄了一近路，没走桥，少绕10来里。
到河口才发现冰冻得不厚，恐怕经不住重载的大车。掉头绕桥走吗？太亏。大冷天，多走一里就得多挨半天冻。算了，碰碰运气吧。
这河有15米左右宽，不深，夏天最深时，也就到脖子，冬天一般也就到大腿。
把车停下，让马稍事休息，喘口气，又检查了检查套绳，套夹板下的小扣儿，马肚带等，然后坐上车挥舞大鞭，狂野地吼叫着。
4匹马冲下河口向对岸奔去。在冰上还没走出10米，轰隆隆，随着一声惊心动魄的破碎声，4匹马扑腾腾掉进河里，溅起了几米高的浪花。我拼命打着马，马车借着下坡的惯性在水中向前滑行了几米，闯过了最深的地方，就在开始上岸时，速度减慢。我拼命地抽着马，生怕停下。知道车只要一停下，马就再也拉不动。
大车越来越慢，坡陡沙陷。狠狠抽了外套一鞭子，这家伙往前一撞，跌倒了，又迅速跳起来向前猛冲。然而晚了，大车终于停住。这时前面3匹马已经上岸，只有辕马站在水中。
白毛风没命地刮，刮得你睁不开眼。那股股旋转咆哮飞舞的白妖，狞笑着，似乎在等着吃我们这五疙瘩肉。
茫茫四野，孤独一人，拖下去就得“五胡戒”（死）。没别的法子，只好卸煤，危险使我忘记饥饿，开始一块一块往麻袋里装煤，装了多半口袋后，跳进冰水，背着麻袋上岸，再把煤倒在路边。返回大车再装第二袋。因大部分都是煤块，用铁锹不好使，只好用手装。装完，再跳入水中，一步一步背过去。
四周一片茫茫皆白，分不清天地。
开始装第三袋。肚子饿啊，饿得直犯晕。昨天只吃了4个月饼，今天从早到现在啥也没吃……唉，要是罗湘歌多给几个月饼就好了，我甚至怨恨起她。
哭丧着脸又背了一麻袋，两条腿乱打颤。赶大车的就这么受罪，难怪有点路子的都不干这个。
黑辕马站在冰水中不住地哆嗦。前面的三匹马低头僵立，只一天一夜，它们的屁股就尖了，脊梁骨成刀刃。
我觉得自己肚子也瘦了一圈。
马如果头一次拉不动，以后就再也不撞膀子拉。担心不能旗开得胜，又装了一麻袋……两个脚冻僵，湿皮裤咬着小腿，动一动像有无数个小锯齿锯着肉。天气这样的恶，人和马这样乏，若这次出不来，后果不堪设想。为了更加保险，我最后又咬着牙装了半麻袋，涉水背到岸上。煤末子刮得满身满脸。
一共装了9麻袋，车围子里只剩下了个底儿；休息了一会儿，用雪擦擦脸，搓搓手，让饿懵了的脑袋清醒清醒。前头那3匹马闭着眼打盹，好像累得抬不起脖子，垂着头，鼻子几乎挨地。6股套绳浸在水里，被冲了个弯儿。
现在就看你们的了，老马弟兄！头一膀子必须成功。
我坐好，轻轻吆喝了几声，向4匹马发出预备令，等马抬起头，竖起耳朵，我挥舞大臂猛吼一声：“驾！驾！”3匹马绝望地拉起来。又狠狠地给大黑辕马两棍子。它可能是在水里站久了，龇牙瞪目玩儿命拉，肚皮几乎贴地，两条后腿上肌肉一条一条像活鱼似地凸起跃动。
用尽一切力量吼着，打着。左扭右扭，左扭右扭，车动了，再扭，再扭，两个轮子终于同时转动……辕马真玩儿命啊，它站在冰水里滋味一定不好受。
驾！驾！大车一下子冲上岸。4匹马的肋部一鼓一瘪，喘息不止。
歇了会儿，开始一麻袋一麻袋把煤再装到车上。王连长的眼睛尖极了，煤少了可不行，回去准挨骂。而且连里人们正眼巴巴地盼着煤，这是名副其实给大家运送温暖。
饿啊，两个脚疼啊，全身不想动啊，脑子里就想着月饼，热汤面啊！妈的，如果昨晚上马吃得饱饱的，绝对误不了车，现在早就到连了。
一麻袋一麻袋地装，用手捧着……肚子空空，勒紧了腰带，又把装月饼的书包抖了抖，伸长舌头将几粒碎屑舔进嘴里。
最后总算装完，煤基本上没有损失。给饿屁了，头晕眼花。罗湘歌做的炒鸡蛋，李主任手中的烧鸡，如同一缕仙乐悠扬飘拂，摆脱不掉。
这鬼天气，把鼻子冻酸，说话跟感冒了一样不通气。幸亏内脏没啥毛病，心肝肺和长满毛的小腿肚子都特“抗造”，没有求人，愣是趟过了河。
大车又开始前进。怕冻坏脚，我走一会儿，坐一会儿车，后来实在太累，就瘫在车上。两条皮裤沾满泥污，冻成盔甲一样硬。虽然无数寒冷的小齿啃着皮肤，刺入骨髓很疼，但自我感觉冻不死。如果说背大石头、赶大车有什么好处的话，就是它们能给你锻炼出一颗结实优良的内脏。比起那些用人参、蜂王浆、青春不老液喂养的来，要经使耐用的多。
为防止冻坏肺，我把鼻子塞进皮得勒浓密的羊毛里，用嘴中呼出的热气来暖热刺骨的冷空气。全身冰凉，惟独鼻口下面还有一小块暖和的地方。别看这脏污污的羊毛不雅观，污浊，真管大用！无论多冷的天气，你碰上它都是暖融融的。
白毛风像一条几百里长的巨龙，上下翻滚着，把个天地搅得烟雾腾腾，白尘滚滚。高速旋转的雪花，淹没了草原上的一切。
白茫茫中，我们这辆车顶着北风，孤孤零零，像小甲虫般的艰难行进。
回到连后，赶紧向连长报了到。老连长松了一口气：“唉呀，都以为你也出事了呢！”
小刘冻死的消息已传遍了全团。
等卸煤、收车、卸套后，还得照料老马弟兄。打水饮、抱干草、找卫生员要消炎粉、冻疮膏，给打梁的大黑马抹上。
唉呀，终于重重地躺在炕上。脱去冻成了冰筒的皮裤，把两腿放在厚厚的皮得勒里，一缕成仙的感觉骤然从心中浮起。那舒服劲，美妙劲，他尼克松睡在总统级的席梦思软床上，也未必有我感觉这么好。
第二天，马蹄仍在耳边轰响；小炕像大车一样有节奏的震颤；寒风还像猫爪子撕着皮肉。身上盖着大皮得勒再加一床皮被，仍冷得瑟瑟发抖，两脚又疼又胀。
金刚帮我把卫生员宋春燕请来。她拘谨小心地走进昏暗小屋，给我打了一针。冻脚没好意思让她看，我的脚实在太臭。她似乎心有余悸，始终站在距离炕沿三尺远的地方，就好像我是头受伤的野猪，随时会向她扑去。
别害怕呀，小卫生员。你知道吗？我在飞雪中用手一捧一捧收回的煤块，现在就可能在你炉子里轰轰燃烧。
她留给我几包药，跟金刚寒喧了几句，背上皮药箱走了。
金刚望着我自言自语：“唉，赶大车这活儿不是人干的。”他坐在炕上，背倚着料口袋，双手抱头沉思。最后叹了口气，轻轻哼起了俄罗斯民歌：
茫茫大草原，
路途多遥远，
有个马车夫，
将死在草原……
他哼得那么忧伤，歌子的每一个调，每一句词都像空气浸进了自己身体，融入血液，又漫了出来。
我静静地听着。这首俄罗斯民歌颇使人欣慰。甭看我们赶车的被严寒冻得缩成一团，鼻涕一把泪一把；甭看煤末子染得我们一脸黑，鼻孔成了两个黑洞洞，我们赶大车的正经上了洋歌，唱了上百年。
本来就很感伤的调子，经金刚一唱就更悲凉了，仿佛我们真的要冻死在草原。
谁那么可怜？离五胡戒还差得远哩！200多里荒原，咱就靠着4个月饼，不一杆子闯回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