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黄昏》1997版:鬼屋—痛饮
鬼屋
因为皮裤不透水,只是脚腕子处轻微冻伤,痊愈后,留下一圈淡淡的黑印。
七四年底,马车开始去东河拉肥,一天一趟,抓紧点,下午两点就能回来。为了弥补在山上劳改所造成的脑子退化,空闲时间就在宿舍看书,六六届高中毕业生跟猪一样无知也太输面儿。
一天下午,金刚见我在小屋里读《反杜林论》,不解地问:“老鬼,看它干什么?”
“读读嘛。”
“怎么,你还信这个?”他眯着眼问。
“随便翻翻。我发现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笔都很好。”
金刚冷冷说:“我现在不相信这些玩艺儿了。”
“马列主义你不信?”
“不信。”
金刚的话代表了一部分知青的思想,尽管不敢公开说。
“为什么呢?”
他扶扶眼镜:“进入社会以后,我发现从学校里学的那一套正统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根本吃不开。社会上和老师说的完全不一样。你要真正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就寸步难行。咱们七连整党就是一个鲜明例子。谁不说的一套干的一套?刘英红没私心,什么下场?特别是林彪事件发生后,我感到自己一颗赤诚的心被侮辱了,强奸了。如大梦初醒,再也不相信报纸上的话。”
“那你还有信仰吗?”
他正视着我的眼睛:“有。我信仰我自己。”
“你说高尔基的《鹰之歌》里的鹰也信仰自己吗?对比之下,那条很会保护自己的小花蛇有什么可尊敬的?”
“你应该明白,那是一篇散文诗,是文艺作品。”
“可它所宣扬的精神正是我们中国人现今所缺少的。”
“不,你说像咱们小老百姓为了一种观点,一个信仰送了命有什么意义?纯粹是无谓牺牲。你说几句真话被打成反革命,受了不少罪,对中国有什么作用?我看不出你的行为怎么推动历史前进了。如果你的社会地位很高,牺牲了非常有影响,那死也值得,能教育大家。但一个小人物,比如一个赶大车的,默默无闻,枪毙你就跟按死一个蚂蚁,谁也不知道,对社会有什么教育意义?你想唤醒民众,可谁也不知道,你怎么唤醒?而且经过这么些运动,你知道谁对谁错?今天的坐上宾,明天就成了阶下囚。同样写一封信,张铁生青云直上,王亚卓却成了反革命。谁上台都标榜自己是马列主义,说得一套一套的,我们小老百姓怎么分辨得清?”
“那照你这么说,战争年代中死去的革命先烈都是傻瓜,都是无谓的牺牲吗?”
“当然不能那么说。但我是个常人,不愿意像那个老鹰摔得粉身碎骨。我可怵无产阶级专政。林彪说它是绞肉机,绝对没错,不敢惹。”
“如果会活着就是聪明,就是智慧?那长寿的人就都是英雄伟人了。”
金刚睁大眼睛:“老鬼,经历了这么多挫折后,你居然还保持着好些中学生的思想,真是少见。你还是太不实际。我劝你不要钻这个牛角尖,现实一点,争取尽快摘掉帽子,这才是真格的。”
……
大傻见我总看书嘲笑道:“你看这有啥用?也不用你,也不发展你入党,连帽子都不给你摘,学它闹球哩!”
“去,去!”我把他推出门。大傻半恼半怒:“我看你再学,也就这样了!”
狠狠给了他一捶。
“唉呀,骨头断罗!小王八蛋,大车压死你才好呢!”
这孩子不学无术。你说他无知没事,你要说他炸油饼不好吃,他真会冲过来跟你玩儿命。
马车班有东西两间屋,西屋原来没人住,因盖房时马马虎虎,房檐下露着许多窟窿,只一层薄薄的泥巴给挡住。冬天正对着西北风,极冷,墙上结一层白霜。这屋的窗户也特别小,因是计划外盖的,没木头指标。当地牧民盖的小土屋,窗户都很小——省木头;兵团战士宿舍是标准的大窗户;团部司、政、后办公室窗户更大;政委、团长办公室的窗户就几乎占一面墙。等级森严,连房子的窗户都不一样。
小窗户的屋,给人感觉卑微低贱。
马车班西屋专放马料、绳索、套包等等。我来马车班后,不想和人住一块,就自己一人住这西房。一天晚上,我早早睡下。因屋里太冷,把一块大毡盖在被子上。那毡子上粘着好几大片绿色的稀马粪,都冻硬了,并没有味儿。
突木其走进屋:“老鬼,借我马笼头用用。”
这些人借完了总不送回来,影响我抓马套车,装睡没理他,不想借。
突木其用手电照了照我,那块粘着稀马粪的大毡把他镇住,瓮声瓮气地说:“老鬼呀,真是个鬼。死了也比这强。”
我知道蒙古人死后通常都盖一块新大毡。
还有一次,大傻见我灰尘满面,拖着露脚趾头的大头鞋去食堂,怜悯地说:“老鬼,没鞋我借你一双,干嘛这样?这么活着有什么意思啊!”他每次去食堂买饭都要郑重打扮一番,因为能碰上女生,好给她们留个印象。
听了这些话,若是过去早拍案而起,现在却无动于衷。我麻木了,疲倦了,人不可能总那么血气方刚。
但是金刚对李国强等人说的有关我的话,激怒了我。他说:“不管林胡的帽子最后能不能摘,他这个人太极端,太狭隘,太死板,成不了什么大事。”
我有不少毛病,但绝对不相信我成不了大事。马上提笔给他写了一封信:
金刚:
不要让小市民观念扭曲了我们衡量事物的价值尺度。
能不能成事,不看你当了什么大官,也不看你多会挣钱,搞了多少张山羊皮褥子。能不能成事,就看你有没有毅力和勇气干几件对国家对社会真正有意义的事。哪怕就一件,只要对国家,对人民有利,就算成事。你这辈子就没白活,即使为了干这件事把你抓进监狱,判你死刑,落个一败涂地,那也算成事!
林胡
金刚用细瘦的手指捏着信,默默看完,然后抬起头,扶扶眼镜框,深深地盯了我一眼,没说话。
我这屋盖得质量实在太差,坯码得稀稀松松,抹了泥巴后,墙上裂了许多小缝,冬天屋里的煤油灯火苗就不能垂直,老被吹歪。蒙古包再冷,炉子一烧,还挺暖和。可这屋里,土炉子怎么烧也冷得要命,像个冰窖。
那炉子有问题,火苗有气无力,总烧不旺。唉呀,为收拾这破炉子,真付出了不少精力,拆了砌,砌了拆,炉膛的形状一次次变换,可还是不好烧,不知道一堆泥,几块砖,四根铁棍,还有这么多学问!
烟筒也不少打,可没用,炉火一天到晚总要死不活,气息奄奄。估计是墙里的烟道有问题,但工程太大,自己没法干,凑合着住吧。在屋里还冻耳朵,得戴皮帽子;墨水结成冰块,打钢笔水得烤化了才行;西面山墙上挂着那层厚厚白霜,硬硬的,根本扫不掉。
后来我用捡的一块大帆布,挂在西墙和北墙上,但屋里的温度也没提高多少。
这小土房子就被突木其称为“鬼屋”,他很有起外号的天才,还曾给我起了个外号“孤狼”,但不如老鬼叫得响。我的屋墙壁没刷白灰,再加上窗户小,光线昏暗。西北墙角堆放着一打打旧报纸、《红旗》等各种刊物。一个小炕上放着料口袋、筛子、一堆马笼头、套包……屋里弥漫着牛皮条味道。
连部、文书、会计、司务长、卫生室等房都高大豁亮,刷着白灰,墙厚,不透风。跟他们没法比。
被子拆了两个多月还没缝上,不愿求人,就盖着得勒睡。几年来,我连个枕头也没有,一直枕着个包袱,枕得乌黑油亮。
卫生员是第一个走进来的女性,难怪她害怕。
因为有马料,招来一堆老鼠,个个都吃得松鼠一般大。秋天时,我曾抓住过一个小野鸭,想养着它,结果晚上,被老鼠给咬得呷呷叫。赶忙点亮油灯,发现小野鸭遍体鳞伤,把它放到自己枕头旁边,第二天还是死了。
1974年12月31日,连里开始休息。我的鬼屋冰冷冷,昏幽幽,连平日猖狂肆虐的老鼠也冻缩在洞里。这些家伙夜里敢在我被子上腾腾乱跑。
上午10点,大车班仍静悄悄的。我团缩在皮得勒里,胡思乱想。
自从收到师保卫科信后,这么长时间了,仍不见处理。我一封一封地写信催也没人理。《内蒙日报》曾给我回过一封信,说已把我的要求反映给兵团有关部门。让我高兴了好长一阵子,因这封信称我为:“林胡同志”。5年了,没人称呼我为“同志”。好温暖呀。以后我又给《内蒙日报》写了好几封信,就再没回音。
多年来,给各级领导写了100多封信,留下的底稿足足有一尺厚。我的青春精力大部分都从这个渠道消耗掉了。只要一难受,一挨骂,就写申诉信,申诉信成了我的眼泪。这一封封发自肺腑的声音是求生的呼号。
想活着没罪!献身是一种美,求生同样是一种美。难道一个饿汉用牙齿咬断瘦狼喉管,伏在狼脖子上吮吸狼血不是一种生命的壮美吗?
书上说章鱼饥饿时,会吃掉自己的触角。我想生存也没什么可丢脸的。盖块沾着马粪的破毡子,当着姑娘面露出脏脚趾头,住在只有一个小窗户的黑屋里并不意味着玷污了生命尊严。
厚着脸皮找啊,求啊,挨了一次次干,还为了什么?
她!
有人说,我想韦小立只不过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痴心妄想。痴心妄想怎么了?终日挨冻的人最需要温暖。沉重的劳改生活中,再没一点痴心妄想,这日子就别活了,全都是苦的。
已经28,长这么大还从未吻过姑娘的嘴唇,脸上也从未感受过少女的呼吸,甚至连异性的手也没碰过。连里一对一对的交朋友,如雨后春笋,勾起了我无限的向往。
韦小立坐在大车后面不理我,毁灭不了我的感情。这个神秘的姑娘,冷酷的魔鬼,猪妈妈的相好,始终始终是我日日夜夜所憧憬的神。
必须抓紧奋斗,抓紧,否则再拖几年,即使给我平反,她也远走高飞。
贺龙的冤案终于翻过来了,党的政策正在缓慢地不可抗拒地落实。形势一天天好转,见面朝我打招呼的人又逐日增多。
可压力减轻,也有不好处。温暖会软化斗志。申诉信好长时间没写了,懒得动笔,闲暇常常睡大觉、看报纸、串门聊天……想当初,一次次批斗,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一口闷气天天催着自己奋斗,一定要翻过来!一定要翻过来!咱们看看到底谁对谁错!
可现在,那口曾撞得胸膛梆梆响的“气”没了。几句寒暄,一个笑脸,消融了反抗的锐气,它变疲软,懈怠。跟麻木的老农工没什么两样,整天吃饱了混天黑。
写申诉信怎么挤也没词儿,要说的话都说过上百遍,一提笔就腻歪,以情取胜的写信宗旨也无法实行,“情”都耗尽了,风化掉。
不能麻木啊,不能无所谓!千万不能!
悉悉悉,老鼠们冒着严寒出动。这些半尺长的家伙蹬得牛粪堆哗啦啦往下倒,满不在乎地撞响瓶子、水桶、爬上爬下,旁若无人。
我缩在脏得勒下面,摸着自己左胸,感到里面的心脏在一下一下微弱跳动。这颗经过特大劳动量的心脏,现在搏动得缓慢而无力,似乎筋疲力尽。上帝保佑,你可千万要顶住哇!
一个上午就这样静静度过。
我望着那个比正常小一半的窗户,一天中太阳只能照进两三个小时,心想住得卑微,不见得没出息,但失去了奋斗的意志,无所事事,终日瞎混才真的没出息。
墙上结得冰霜白惨惨,闪着银光;一堆破挽具胡乱堆放;土炕上的泥巴斑驳脱落;西北角挂着的旧帆布黑糊糊……不,不!绝不相信我要在这鬼屋里住一辈子。
户外寒风呜呜惨叫。
电线杆发出低沉的嗡嗡声,听起来像老牛在哭。
一个知青的日记
这天休息,我骑马到东乌旗找罗湘歌。对我来说,她的小土屋是我艰苦旅途中的一座栈房。啊,韦小立也在这儿!小土屋顿时光亮起来。早就听说韦小立也常来格日图,这回终于碰上。
她和卫生员两人来串门。
罗湘歌笑着向我打着招呼:“林胡,你来得真不巧,一会儿我们要去参加一个牧民的婚礼。”
“没关系。”
韦小立好像没看见我,继续跟习五一(另一北京知青,大队会计)聊着天。
罗湘歌低声告我:“刘英红在东河干活时,常和韦小立来格日图串门。”
东河离格日图大队只四五里远。
我向她讲述了拉煤迷路的经过,她的月饼发挥了关键作用,耳朵却竖立着,监听着韦小立的一举一动。
她和习五一捧着一黑色笔记本,学唱《外国民歌二百首》里的“保尔的母鸡”。
“走吧,时候到了。”罗湘歌扔给我一本瓦莱斯的《起义者》,让我等她们回来再走。
等了半天,感到烦闷,发现她枕头下面露着一蓝塑料皮日记本。强烈的好奇心使我打开本子,想看看这个爱笑的女赤脚医生内心到底有什么秘密(多年后,我从她本人处借到这本日记,在此向她表示感谢)。
1973年3月2日
我既然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纯少数民族地区,那就应该对这个民族的历史、风俗。习惯、文化有真切的而不是道听途说的了解。5年的牧区生活使我深深地爱上了这个民族。爱他的朴素、坦诚、豪放的性格。这与我厌恶社会上蔚然成风的虚伪、小气、做作是分不开的。当然这种游牧的个体生产方式,不发达的交通和文化导致了民族的落后,今天像公牛一样地斗殴,明天又抱头痛哭。
1973年6月30日
惊悉张凤起从马上摔下来,因公殉职,十分悲痛。翻开一年前的日记,大家在一起谈笑风生的情景至今音容俱在。他是一个很淳朴的同志。悲痛之余,我又想到在人生的道路上,死并不难,难的倒是如何去安排今后的生活。
1973年7月20日
那达慕大会。全大队住在一起。在地上挖了一个灶,烧开一锅茶。不到10分钟杀死一只羊,然后扔到大锅里煮……鲜嫩的肉几乎没什么咸味儿。牧民们大口大口地嚼着,用手抓着,撕着,嘴边全是油,两手也全是油。同时嘴里还说着没完没了的俏皮话……我努力克制着自己,体味着他们的欢乐。
1973年10月16日
接触各式各样的人,跟他们说话,试图通过这种谈话窥视他们内心世界,成为我现在的一大嗜好。随手把他们一个个记在本子上。
胡勒图公社的秀秀,看到她,我就马上注意到她的眼睛:并不妩媚,总是含着笑,清澈可以透视她的心灵。初次相逢,她的眼睛就告诉我,这是一个简单、坦率、快乐的姑娘。她原是北京舞蹈学校芭蕾舞专业的初三学生。文化革命开始,她为一股崇高的革命热情所激动,决心脱离文艺界投身到工农兵中去,四处申请,不屈不挠,克服重重阻力,终于离开北京,离开自己的专业,来到这辽阔草原放羊。她是那么简单天真,根本没考虑今后的事……5年后的今天,她又怀念起自己的专业,想到旗乌兰牧骑。可是年龄大了,身体也垮了,又没关系,常常苦恼。
1973年11月1日
现在我的全部心思都放在怎样布置我的一间小小药房上。需要从一点点做起:搭一个中意的小炕,砌一个外表出众的炉子,糊顶棚,刷墙,准备过冬的牛粪……兴趣很浓。
1973年11月10日
只用两天时间,就把今年需要的牛粪全准备好了。一般来讲,生命就在这不计其数的繁琐小事中消磨过去。然而从更高角度看,我们应当首先热烈赞美的是劳动,其次才是消费和自身生命的挣扎。认识这一点对我是很重要的,这才能真正热爱生活,热爱劳动人民。
1973年12月23日
到公社做了一个阑尾切除手术,很成功。在生活道路上,当你作出选择后,就纵马驰骋吧,不要再朝三暮四,也不要羡慕别的道路,专一地走下去,走到底就对了。
1974年5月13日
在社会上每接触一个人,都经历过这样过程,像今天见到的刘东(六十一团团部医生)一样。开始,他几次三番骑马来看我们,使人很受感动,不厌其烦地陪他聊天。接着就是他一连串的知心话和各种见解,对我们知青充满同情。使你由衷感到站在面前的是个富有正义感,学问很深的朋友。最后就是发现他来的主要目的是搞一只羊,另外还希望弄点羔皮……原来这以前的一切都是装饰和铺垫。于是我无法抑制地从心里升起一阵厌烦,可爱的,尊敬的面孔离我而去,丑陋的,司空见惯的脸站在我面前。热情再次随着美丽金色的梦离开了我。
1974年7月6日
今天黄昏,吃过晚饭,像每日一样,拿上小板凳坐在门口,或看看书,或面对着与天相连的大草原沉思。我看到了刚刚挤过奶的母牛带着小牛犊悠闲散步,时而爱抚地舔舔它们。每天它们聚在一起的时间很短,但习惯了就不觉得痛苦。稍远处,羊群洒满浓绿的山坡,蒙古包炊烟袅袅。这时我什么也不想,完全沉浸在这毫无矫揉造作的大自然美里。直到天色渐渐暗下去,先是远方的山,再是羊群,再是蒙古包逐一消失。接着蒙古小孩们跑着,吆喝着把小牛赶回来。我也感到有些凉意,就起身返回屋里。
然后点起擦得很亮的小油灯,打开书本……
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夜晚。
我很满意。
1974年8月25日
我开始努力发现周围各式各样人身上的各自优点。我愿意看到而且多多看到这一点,这就构成了我和他们交往的基础。当然随之而来的就是人的另一面……这也在所难免。闭起眼笑笑就过去了。总而言之,人都有他的二重性:半是天使,半是野兽。
1974年9月1日
一个人的遭遇怎能是这样呢?而且是个年轻人,是跟我一样经历的学生。当我接触到这个过去曾道听途说了一些的不速之客时,我不明白并且极力想搞清楚这是为什么?难道这就是阶级斗争吗?不,这只能说明,在我们社会里,有一些干部把对自己好坏当做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这些人力量之大,真可以把成千上万人吞没!想到这我感到惶恐,不禁觉得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力量是多么渺小。
他给我最深的印象是那张阴郁单调的脸,上面只有一两个很简单的表情,以及狼一样吞噬食物的样子。他的话很多很乱,我得耐心听。虽然这些话有很多一听就非常片面,但我相信坐在炕上的这个人并不需要我指出这些,只是希望我听完他的陈述。如果这里不是我而是别人的话也一样,反正他需要把话讲出来。我按照我猜测他的心愿做了。最后克制着自己的惶恐,给了他一包月饼。
人啊,多么复杂,又多么简单,包括我自己在内。
1974年9月13日
只要想一想,他在乌拉盖那达慕大会上是何等神气地取得了赛马头一名的样子,我不敢相信他已经死了。
但他确实再也不会坐起,不会说话,不会笑,不会淘气了。他在我手中慢慢安静下来,瞳孔放大,心脏停止了跳动。也许是职业的关系,我觉得生与死的界限很模糊了,见的死人实在太多,但我多么希望小金巴再睁一睁眼,笑一笑啊?
1974年10月5日
相比较起来,亚利属于另一类形象。用她自己的话讲:这辈子要在人前作一个冠冕堂皇的人,结果却是有命无运之物。与牧民结合不仅对社会无多大作用,对她本人也不过应了那句格言:“对于软弱的灵魂,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一次最大的不幸。”
我只是在无限的同情与不自觉产生的自怜中,给予她我所能给予的友谊。然而,我不喜欢她的处世哲学。我虽也争强好胜,日趋成熟后便适可而止。有些昔日的好友总批评我过于谨慎,当然他们都是比较飞黄腾达的人。写到这,内心有一种难言的隐痛,只好用偏见来维持我的骄傲。
1974年10月16日
不论对谁,尤其是对比你地位低,有求于你的人都应该尊重他。
1974年11月7日
坚强些,再坚强些!现在我对自己越来越多地说这句话。是啊,时代要求我们这些人承受住超出一般人忍受范围以外的动荡、颠沛和青春的消耗。
1974年11月29日
和军垦战士们一起的一夜。走马观花地看了一眼她们的生活,很奇怪地看到:女同学生活细致,很干净,任何一点点小事都可以引起她们长时间的笑,笑……当然也有她们斗嘴,耍小心眼儿的时候。
男同学的屋里很冷很暗,烟气缭绕,怨气总是那么大。他们能干、义气、抗上。我又难过地看见林胡在同志中迈着沉重步伐,僵漠无语的神情,走向冰窖一样的宿舍。我不想发什么议论,心像压了一块大石头,觉得那么重。我不敢到他的屋去表示一下自己只能表示一下的同情。幸好,分别的热情笑语淹没了我无穷的思绪。
1974年12月18日
今天的事告诉我,世界上并不是所有道理都讲得通,也不是所有事都能讲清道理。气愤、冲动、委屈,这些儿戏在我都是过去的东西。
从我内心深处流出的话更少了。
……
提心吊胆飞快翻了一阵,一张银纸掉在地上,里面夹着薄薄一朵花,都已褪色。赶忙拾起,按原样放好,然后把日记塞到她枕头底下,扶平枕巾,消灭掉自己翻动过的痕迹。
马蹄临近,罗湘歌欢乐的说笑声传进耳膜。她们进来后,嘁嘁喳喳议论着。
韦小立始终不看我一眼。
“来,我们唱支歌吧!”罗湘歌愉快地向我眨眨眼。她拉起手风琴,音波温暖地吹拂到每个人的脸上。随着手风琴的旋律,4个姑娘轻唱着:
在那盛开草原上,
肥壮的牛羊像彩云飘荡,
富饶美丽的牧场啊,多么可爱,
勤劳的牧民建设着祖国的边疆。
……
优美的歌声,悠悠袅袅,像一条洁白的玉带在蓝天上下飘舞。
听完这首歌,跟吃了迷魂药,全身肌肉都松弛了,骨头发酥,我紧紧咬着牙齿,别瘫倒在女生面前。
罗湘歌也仿佛沉浸在里面。蒙古歌真好听哇!那真挚感人的声音,带着苍凉的原始风味,慢慢悠悠地回荡在小土屋里。
长期在敌对目光中生活,肌肉总得要绷得紧紧,这样挨打时,才不会太痛。天长日久,精神和肉体都变得很僵硬,缺少弹性。环境把我磨砺得冷酷,没人爱我,干嘛要爱别人?即使对腿上的一个蚊子也要用拳击的力量把它砸烂,然而,这4个姑娘的歌声却像海妖一样把我驯服。肌肉筋腱都不听使唤,软弱无力,几乎走不动道儿,善掐架的眼睛再也凝聚不出凶光。
音乐的力量不可思议!
她们又唱起了“航标兵之歌”,声音不大,音质朴素无华。
歌声迎来了金色的太阳,
双桨划破了千层波浪,
我们在海上架桥铺路,
让航行的朋友们一路顺风。
年轻的航标兵用生命的火花,
点燃了永不熄灭的明灯……
啊,真美!那贞洁,雪白的声音,一会儿冲向深奥的苍穹,一会儿跌入峡谷的小溪,一会儿又像敦煌女神轻柔飘然……每一个音符都饱浸着青草的温情,鲜花的芳香,仿佛一层柔软华贵的天鹅绒轻轻裹着你。我觉得四肢瘫软,头晕脑胀,想哭又哭不出来。这是多么纯净的声音哪!一旦你要被唱出这声音的姑娘所唾弃,就趁早结束你的狗命吧。
我想大喊,想一拳头砸碎窗玻璃,想一口气把这屋子里的空气都吸进肚。太感动了,憋得手脚痒痒,再呆下去,非露怯,低着头对罗湘歌说:“我回去了。”
她奇怪地问:“你怎么了?还早,等吃完饭再走吧。”
“没事,没事!”仿佛做了亏心事,不敢看她,匆匆闯出屋,解下缰绳,翻身上马,向白雪皑皑的草原扑去。
寒风吹着发烫的双颊,特舒服。好了!这回补足了勇气、力量,怀着巨大信心回到自己专政地点,为目标奋斗。
一九七五年春天
刘副政委得知烧死人的消息后,饭也不吃,昏沉沉躺了整整一天。当通讯员把医生叫来时,他嘶哑地说:“我没事,就是心里难受,这些娃娃们可惜啊!”说着说着,大颗的泪珠掉了下来,泣不成声。
他喝了点酒,满屋子是酒味儿。
刘副政委哭了!当领导的也会这么哇哇哭,一点儿没领导的派头!兵团战士深受感动。没人叫,通讯班、电话班、干部食堂等七八个小知青自动来到刘副政委屋,劝说着,安慰着。
刘副政委哽咽道:“同志们,我对不起党,对不起知青娃娃呀!当兵团战士们在烈火里扑打、牺牲时,我却正躺在家里休息……睡大觉……”刘副政委上气不接下气,喘起来。
小知青们都直挺挺站着,陪着副政委流泪。
“同志们,咱们的兵团战士真是好样的啊!直属连的那小姑娘,王……爱民明明有病,领导没让她去,自己硬是偷偷扒车赶到火场……”刘副政委泪如泉涌:“我……我……对不起党……”他垂下了头,哽咽得说不出话。
在场的姑娘们轻轻呜咽,男生们也都满脸泪痕。
一位团级干部,一位有尊严,举止稳重的50多岁长者,能这么当众痛哭流涕,可见其内心的善良和真诚。
刘副政委那花花的泪水深深打动了他们,恨不得再来一场大火去救。小屋里的气氛神圣。如果草原需要生命的话,这些在场的年轻人此时此刻都会争先恐后去死。
刘副政委黢黑清瘦,相貌端正,长得有点像刘少奇。平日总穿着一套洗得发白的军装,让人联想到当年的老八路。他在政法学院进过修,有文化,待人和蔼,没架子,从不对下面发脾气,有什么事总用商量的口气说。
在六十一团,和气的干部太少了,他就很突出。特别是那一头白发,梳得整整齐齐,颇有风度,带来不少额外的尊敬。他给人的印象是作风严谨,如不住在专门给团领导新修的红砖宿舍,而是住在一破旧的土坯房。自己去锅炉房打开水,自己上马厩抓马,不像其他团干部,全让通讯员包了。
多病的妻子来团探望,他照顾得无微不至,洗衣服、做饭、打扫卫生,全包了。还亲自为她理发,并常常搀着妻子去草原散步,晒太阳……一时被人们传为佳话。
自从林彪事件发生后,刘副政委情绪有些低落,原因复杂。
他来内蒙后,身体老是不太好,可能不服边疆水土;心情悒郁,对上级干部部门有意见,感到自己受了排挤;跟陈政委关系紧张……康政委调来后,和康政委又不和。他原来是山西省军区保卫处副处长,师长、军长都审过,常跟军区首长接触。对从基层上来的老康很不以为然。老康不过是个小县城的武装部副政委。
但他极有涵养,把什么都藏在心里,平时对康政委彬彬有礼,客客气气。他有一种很了不起的本领,内心发怒时,外表一点看不出来。在团里,他负责落实干部政策,经过努力,把原场部的蒙族干部全解放了。尽管还没分配工作,仅仅这一点就赢得广大蒙族干部无限感激。一提起刘副政委,老蒙们都伸出大拇指:“赛,达勒嘎!”(好干部)他分管一打三反工作,也搞得不错,指挥着几个专案组,整天写材料、调查,弄出了好几起贪污案。
可是林彪事件后,老康整了他一家伙,因为过去跟知青聊天时,他曾讲过自己在五台山警卫林副主席的一段经历,称赞林彪生活简朴。事虽然不大,老康却抓住不放,给他四处扩散。为此,师领导让他写了说明材料,一次次上纲认识。就为这点小事,他的工作成绩一笔勾销!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窝了一肚子火,身体更加不好。
他有神经性头疼、胃溃疡、支气管哮喘等病,独自住在团部礼堂旁的僻静处。每天早晨,他都把房前道路扫得干干净净,当人们走过这条路时,心里不禁浮起一丝敬意。其他团领导没一个扫大街的。
苦闷、沮丧、阴郁一齐向这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袭来。军区机关的大楼和边疆的小土屋相差太悬殊了;老康的军阀作风几乎难以容忍——团里大大小小的事都他独断专行;另外几个也都窝里窝囊,就会拍他马屁!围绕着那点点权,这么一个荒凉的小团部也争得你死我活,只要你有一点短让人抓住,就要整个没完没了。
郁郁寡欢中,是一群小姑娘给了他莫大安慰。
和电话班小吴的友谊是这样建立的:一天晚上,他犯病了,卧床不起。医院电话没人接,小吴亲自去医院找来值班医生……闲聊时,小吴流露出她想上大学。刘副政委答应帮忙,并谆谆告诫她要踏踏实实工作,听领导的话,跟同志们搞好关系。以后小吴有什么事拿不定主意就来找副政委,回家探亲也要向副政委辞行。
在政法学院进修过的干部就是有水平。刘副政委学识渊博,精通山西的文化大革命历史及民情风俗,对陶鲁茄、卫恒、刘格平、张日清等这些大干部的情况十分熟悉。小吴从副政委那儿长了不少见识,大开眼界。副政委常请小吴帮他抄材料,并请她吃别人送来的糖果。还亲自一刀刀为她削苹果皮。跟小吴下跳棋连输几盘还那么温雅有礼,和蔼可亲。
六十三团着大火,全团主要干部都不在家,只剩刘副政委一人。那一天,紧张的奔波把他累得够呛,病又犯了,头晕眼花,几乎要倒。小吴听说后马上赶来,热情照料……深夜,政委拉着小吴的手,感激地说:“小吴,实在给你添麻烦了。”小吴羞涩地摇摇头,没马上抽手,于是一条胳膊搂住了她的腰。姑娘正不知所措时,一张干裂的嘴唇已经堵住了她的嘴:“没关系,别怕。”小吴软瘫在副政委怀中,任他一步一步动作,连灯也没关。毛主席像那慈爱的目光从墙上注视着他俩。
就在乌拉斯泰着大火的那个夜晚,正当知青们拼命救火之时,我们累犯病的副政委抱着女电话员静静躺着。
他神情沉重疲惫,带着病干完了那事。
第二天,他听说烧死人后,非常内疚,伤心地流了泪。
不久,小吴百感交集地上了大学。
痛悔过后,他还是和许多女孩子保持着密切关系。荒远的边疆生活虽然寂寞、艰苦,但有比军区机关更方便的条件搞城市姑娘。慢慢地,小姑娘成了他须臾不能离开的生命依靠,如同阳光、空气、药物。如果离开了这些小丫头,他的头疼、胃疼就没法熬,宿舍里就没有一点热乎气儿。
一个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成了他边野生活的一点点温暖与光明。多么灵验的药方哇,小姑娘就是他的索密痛,小姑娘就是他的谷维素,小姑娘能治他的丛集性头疼。
除此之外,刘副政委在其他方面无可挑剔。团领导中,他是最没架子的一个。逢年过节常下连队跟兵团战士聊家常、下军棋。知青有什么委屈总爱找他,从不护现役军人的短,真敢为知青“拔撞”。可能与自己处境有关,刘副政委对受压的人都很同情。因为和康政委有矛盾,再加上身体不好,他越来越少工作,几年来跑遍了北京、上海、天津等地治他的神经性头疼。与此同时,他先后搞了11名女知青(还有说他搞了13名)。康政委有所察觉,派政治处刘副主任暗中调查,可始终没抓住证据。后来师部招待所的一小服务员无意中在师部把他们当场抓住。女的是团部医院护士戈秀珠,当时正在师部医院进修。
于是乎舆论大哗。对于六十一团老百姓来说,这消息的震惊程度比林彪的事差不了多少。刘副政委平日给人的印象太好了,而且对他老婆又温柔体贴,有人看见他跪着给患肾病的老婆洗脚,敬爱如宾。
调查时,也很奇怪,那些受害者都说他好话。师里决定停职反省。
他的病情更重。恶心、呕吐、失眠、咳嗽……请假去天津看病。谁知在赤峰,他与回家探亲的女护士接上了头,俩人藕断丝连,情意绵绵。刘副政委为戈秀珠买了半导体、皮鞋、花衬衣,戈秀珠为副政委精心织了双线的加厚毛裤。
他们以为出了六十一团地盘,可以自由自在了,在天津水上公园,副政委像热恋中的小伙子一样,干了过火举动,被公园里的工人民兵当场抓获。一查证件,才知道是现役军人,送到了天津警备区。警备区又通知我师去领人,一下子轰动了全七师。
这种桃色新闻的传播速度快的惊人。副政委还没回来,全团家喻户晓,成为人们闲谈最热门的话题。
刘副政委作检查时,面不改色,就像当年作批修整风报告一样。为了他这事,全团干部开了两次批判会,肃流毒。年轻的兵团战士纷纷对他另眼看待。有人骂他“老流氓”、“老色帮子”、“闹妖儿的老狗”……许多小女孩见了他躲着走,向他身后啐唾沫。
但也有个别老农工替他说话:“这种事有什么了不起?小鸡巴对尿渠子,算个啥?我要在那位置上,我也干。谁也别说谁。”
刘副政委从容不迫,非常镇定,不愧当过军区保卫处副处长。他还跟原来一样,不卑不亢,和颜悦色地跟认识的知青打招呼。看病时,还照常跟团部医院的小护士拉家常,嘘寒问暖,似乎什么也没发生。
令人不解的是,多年来,他和妻子的感情一直十分好。为了给妻子治病,花了上千元,并四处打听偏方。
刘副政委的事还没平息,人们的兴奋点犹在,六十一团又传出了一爆炸性新闻:团政治处李主任强奸女知青,接收贿赂,给停职了!
1975年春夏,我们内蒙兵团六十一团好热闹啊!
李主任粗犷暴躁、喜人吹捧、贪财、爱和女青年谈心。他抽的烟最起码是“大前门”。这个远在边疆草原的营级干部,满抽屉都是中华、熊猫、凤凰等过滤嘴……四连的一个蒙族老师要调到西乌旗教育局,李主任就是不放。后来这位老师明白了,给李主任送了120张沙狐皮、3丈条绒布,才算离开了六十一团。知青送他300一块的大罗马手表已不算新鲜。
在北京,部长都很难搞到的血清百蛋白、甲氰咪呱等药,这位十九级的政治处主任得来全不费力气。那些日夜盼着回到父母身边的知青们,为早日离开此地,不惜重金,动员全家囊助奔走,千方百计搞紧缺物品送礼。就算全团3000名知青里有30个通过各种关系采购,向李主任进贡,北京的一个光杆部长能不望尘莫及?
仗持物资雄厚,李主任毫不心疼地给人送这送那,大方得很,送人个照相机就像扔盒烟,很精致的小半导体,他多得用不了,就丢给小孩当玩具,拆着玩。
李主任有一癖好,见了年轻的女同志总爱“三比”。一比个头;二比胳膊粗细;三比掰腕子。他这“三比”在团里很有点名气。尽管在团政工会议上,李主任就保持党的优良作风问题,说得慷慨激昂,骂起那些搞邪门歪道的人怒不可遏。但这并不妨碍他把几个农村的亲戚调到兵团变成城镇户口;也不妨碍他的农民小舅子在团部医院住院看病全部公费报销。团里三令五申,严禁动用公家的木材做家具。他本人在八连蹲点时还亲自处理过类似的事,可是看看他家那富丽堂皇的大衣柜,很有气派的厚沙发……哪一件不是用营建连的木头做的?
刘副政委和李主任的新闻,成了全团注意的焦点。人们奔走相告,议论纷纷。都很幸灾乐祸。他们二位给寂寞的草原生活增添了不少色彩。赶大车的老光棍们更是怨恨里夹着羡慕:“还是当官儿好啊,能一堆堆的搞大姑娘。咱是没出息,一个也捞不上。”
老布勒格特在一排傻笑道:“嘿!真他妈来劲!刘副政委的事还没处理呢,李主任又犯花。咱们团好风水啊,爱情故事层出不穷!”
我听说刘副政委、李主任的丑事后,高兴极了。那一天粪装得又多又快,车赶得特顺手,轻似一阵风。想起自己过去被他们训得像三孙子,心里就窝火。
当时看刘副政委对女的那么好,真羡慕女的。在他们领导下,俏丫头出入首长办公室如同出入家门,畅通无阻。而且进步猛快,什么好差事都是她们!上大学、入党、提干、调动、找好工作……最倒霉的是我们这些野小子,不招喜欢,卖苦大力地干活!
七零年,我因为给一个家遭不幸的女孩写信,在日记里有些自我批评的话,就被李主任诬之为伪君子、灵魂肮脏透顶。
到底谁肮脏透顶?
唉呀,如果世界上有虚伪大比赛的话,中国这帮以林彪为首的政工干部肯定能获诺贝尔奖。
1975年这天,阴风惨惨。
早晨我套好车去东河拉肥。灰茫茫的天气好冷!装满一车羊粪砖后,赶忙往回赶,马不停蹄,一溜小跑。到十号地已是下午两点,鼻子冻得酸溜溜,四肢发僵。我偷个懒,没有把车赶到地东头,就在路边的西头卸下了粪。马车走在犁过的地里,特难走。
傍晚,天色渐黑。马车班长在窗外敲玻璃:“林胡,连长叫你去连部。”
奇怪,王连长很少叫我到连部。什么事呢?是不是因为把羊粪砖卸在地西头,班长给告了?再不就是偷的那口袋马料……我忧心忡忡走进连部。
王连长双腿盘着坐在炕上。
“什么事?连长。”我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探问。
王连长凝视了我一会儿说:“你的事就要处理了。”
“是吗?几年前就这么对我说了。”
“这回是确实消息,兵团已经批了。”
“真的?”我不敢轻易相信。
“真的。刚才团里来了电话,最后处理基本符合你的愿望。”连长微笑着。
“怎么处理的?”我赶忙问。
“改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撤销监督改造,”直到王连长说这话时,我才相信这是真的,那梦寐以求的一天终于来临。情不自禁笑了,觉得胸口憋得慌,几乎喘不上气。
王连长注视着我:“林胡,现在你有什么感觉?”他问这话纯属好奇。
有千言万语要说,但又觉得没一个词儿最能表达我此时的心情。
我一面笑,一面不假思索地说:“高兴,高兴,嗯……高兴。”
“俄要泼你的凉水了。你想过没有,过去怎么一下子就让老沈给整倒?”
“他有权。”
“俄看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群众关系太差。表面上,你好像很强,会摔跤,把王连富打得喊爹叫娘。其实你弱着哩!因为你没群众,谁都团结不了。要是你能在群众中站得住脚,有威信,那就不好打倒罗,你说是不是?”
我点点头。
“单凭你那两条粗腿可靠不住哇。”
连长的话很有道理,但我顾不得深想,欢乐冲昏了头脑。
这时连部进来两个人,好像是李晓华和卫生员。我趁势向连长点点头走出屋。
出了门,加快脚步,腾腾疾行。活见鬼,咽喉怎么给噎住了?就像头次见方处长一样,一股气直顶到嗓子眼……这高压气快把胸口撑炸,我忙伸长脖子,仰向夜空,“噢噢——”大吼了两声,赶紧放气减压。从东面厕所出来一个女的,闻声吓得远远站住,不敢过来。
我要独自欢乐一下!大步流星闯进马车班,迎面碰见大傻,狠狠给了他一拳,惊喜地喊:“大傻!”
“哎哟,操你小妈妈的,把爷骨头打断了。”顺手给了我一马笼头,抽在脖子上。
进屋后,插上门,胸口还憋得难受。一脚把破水桶踢飞,第二脚把牛粪堆踢个空中开花,乒乓碰在烟筒上。那口气还没泄够,又纵身蹿上炕,打着滚,两脚朝天猛蹬,拼命蹬……狂笑着,嗷嗷怪叫。随手抄起一墨水瓶,狠狠向墙上砸去,墙凹进个小坑,墨水瓶居然没碎。接着,筛子、套夹板、笼头、套包等又在空中飞舞。这样折腾了一阵后,胸口才觉得好受一些。那口气刚才呛得差点噎住。有人敲门也顾不上理,用力吻着墙上的冰霜,吻着料口袋,吻着牛粪块,乱扭乱摆,尽情放纵。
多年的愿望,一旦成为现实,脆弱的神经能给高兴疯了。我必须这样放浪形骸一会儿,才能避免神经出问题。
金刚在门外不耐烦地叫着:“老鬼,老鬼,开门,是我!快开门!”我爬起来,镇静一会儿,把脸上的疯狂表情去掉,擦净嘴上的口水,打开门,金刚走进来,微笑道:“好啊,老鬼,祝贺你!”
我用尽量平静的口气说:“等宣布后,我就回北京探亲。”
金刚恳切地望着我:“刘副政委和李主任被停职反省给了我一点信心,现在,你的事翻了过来,又给了我一点点信心。我们这个社会还不是那么黑的没法呆。”
没有什么美味珍馐,我们跟老蒙一样盘腿坐在炕头,抽着粗劣的太阳烟,喝着白开水,兴奋地聊到半夜。
1975年4月1日,连里召开批判大会。康政委也来了。王连长首先宣布:老姬头贪污饲料600斤;以介绍对象为名拉拢腐蚀知识青年,乱搞两性关系,经团党委研究决定,戴上坏分子帽子。
老姬头铁青着脸,站在大家面前,既不服气,又不敢吭声。
自从沈指导员调走后,老姬头在连里处境越来越不好。一次去团部拉麦种,因为有个麻袋口没扎紧,小麦撒了一路。把连长气坏了,狠狠训了他一通。老姬头说麻袋口不是他捆的,不能怨他,据理力争。连长以态度不好为名,停了他5天工,扣了5天工资。老姬头气坏了,跟连长骂起来,又动手“碰”了连长,结果被抓到团部,关了一个多月。
连长一直憋着劲要整他,现在终于如愿以偿。在批判会的最后时刻,王连长说:现在,宣布一个兵团批复:
七师党委:
你师报来现行反革命案林胡复查处理报告收悉。经兵团党委研究,决定将林胡改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撤销监督改造。
此复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
尽管留个大尾巴,我也心满意足。饥渴的人泥汤子也乐意喝。
“让林胡讲几句话。”
叽叽喳喳的会场顿时鸦雀无声,全连一百多双眼睛注视着我。心咚咚跳动了两下。我站起来,竭力以恬淡平稳的声调,念着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
“团党委对我的问题重新处理,体现了党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关心。我万分感谢。今后,我一定要珍惜自己的第二次政治生命,谦虚谨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散会后,我主动走到康政委面前,高高兴兴地叫了声“康政委。”自从上次吵架后,这是头次见面。
康政委迅速地扫了我一眼,点点头:“林胡,好好干呀!这一阶段,你的工作还是不错的,要继续努力。”
“我是好好干呢。在石头山干了3年,脚指甲盖砸掉了好几个。”
“年轻人吃点苦有好处。团里高干子弟不少,他们也是一锹土,一锹泥地干着,坐办公室的总是少数。当然,你这几年是很不舒服的,但这怨谁呢,要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不要老鸹落在猪腚上,只看见别人黑,看不见自己黑。”
在这个时候,我不愿跟政委抬杠。只是不住地点头,礼貌性的。
“林胡呀,跟你接触不多,但感觉你犯错误的根源就是好冲动,狂妄。这个教训必须记住,不要运动一来就冲动,忘乎所以。”
康政委说完,甩手就走,由连长陪着走进连部。他跟下级说话没开头结尾,意思一表达完嘎然而止,什么客气话也没有。
晚上全身兴奋得发烧,很晚很晚才睡着。
毒蛇一样的反革命帽子终于去掉,再也不必发着烧,也不敢休息,拼命干活儿装积极;再也不必让人打成独眼龙也不敢还手,还得上台陪斗;再也不必顶风冒雪跋涉上访,缩在牛圈里偎着小牛犊睡觉;再也不必当着众人深弯着老腰,头几乎碰着膝盖,一副卑怯。
终于和别人平起平坐!
首都知青慰问团发的毛巾、笔记本、茶缸也有我的一份了!
回北京
漫步在林西小县城的街道上,心里热乎乎的。有7年没见过这么热闹拥挤的人群。这里的电影院、旅社、饭店远比不上北京的高级,但也能提起我对文明的亲切回忆。光秃秃的草原什么时候才能建成这个样子呢?在赤峰火车站候车室,看见一背手枪的警察瞥了我一眼,不禁有点怵然,长期专政养成的条件反射,见戴大盖帽的就有点紧张。
火车向着北京疾驰,到承德了!那有着民族风格的浅黄色车站大楼,很与众不同。它缓缓来到跟前,又缓缓离去。兴隆、密云、怀柔、东郊……终于又到了北京站。
这人生的大门还是老样子。看见了熟悉的站台,在这里我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同学激昂慷慨奔赴农村边疆,不少水泥砖上都曾洒过年轻人的泪水。又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已是夜晚,桔黄色的柔和光辉神秘地映照大地,广场上弥漫着首都温馨的空气。我深深地吸了几口,沁人心脾。7年前,我们就是从这里出发的。
又走在长安街,踏着洁净的小方格格水泥砖。趟过草原没膝的雪原,再走这长安街,腿简直不用费劲。
从石头山走到团部早已习惯,不愿意挤公共汽车,怕到那人疙瘩堆里去,就步行回家。灯市口、美术馆、地安门……额上渐渐冒出了汗。我把头上那顶又破又脏的皮帽子扔在马路边的果皮箱里,光着头,大步走着。熟悉的大门映入眼帘,斑驳的红漆已经脱落。7年前,母亲就是从这儿送走了我。她那缕飘拂在寒风中的银丝曾颤抖过自己的心。
电铃响了,姑姑打开门,她瞪大眼睛盯着我,过了半天才认出是我:“啊!小胡回来了!”那警觉的,没表情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我走进去与她紧紧握手。
“哎哟,我那儿哇!怎么变了样儿了,我都没认出来。”她用发颤的声音说。
“在草原上呆,人就显老。”
姑姑歪着嘴,干瘪多皱的眼眶里闪着泪花。是她把我带大,对我有着亲生母亲般的感情。这些年来,从没有一个人为我流泪,看见姑姑能为我噙着一眼包泪花,深受感动。自己到底要比脚趾头上的泥巴强啊!
受到姑姑的传染,我也觉得自己挺可怜,心里变沉重。
来到北屋,见到了妈妈。我紧紧握着她松软的肥手,觉得好像是在梦里。母亲头上的白发虽然更加稀疏,有一大块秃顶,但面容一点也不显老,脸上几乎看不见皱纹,还是那么慈爱、雍容、红润。她微笑望着我,整整7年了,没有碰到过这样的目光。这是母亲的目光,带着母亲身上的温暖。
在内蒙,受了多年凌辱,我几乎没掉过泪,只是咬牙切齿地一封一封地写申诉信。现在当着母亲的面,7年的酸甜苦辣一阵阵冲进鼻子,觉得有些发酸,可依然流不出泪,此时此刻,在家里,完全可以脱下盔甲大哭一场庆贺庆贺,但眼睛却干干的,涌不出一滴泪增添气氛。
晚上妈妈告我:自从她得知六十一团准备给我戴上帽子,很着急,通过魏巍,再一次给军区政治部主任写信。后来得到答复说:“内蒙兵团已划归地方领导,不在北京军区辖内。”妈妈只好再重新找人。求爷爷告奶奶,找过副司令、书记、秘书长、包括王震……全没用。没有很深的关系,谁肯管这种麻烦事?母亲一着急,心脏病犯了,终日卧床不起。
作家的地位太卑微了,在兵团根本没人放在眼里。
这时,父亲的一老战友,建议母亲给周总理写封信,他在国务院负责信访工作,能帮助把信转上去,母亲于是给周总理写了封信,请总理在百忙中帮助解决。两个月后,那位老战友说:总理办公室已把信批转给内蒙尤太忠,指示重新处理。
我听后,全身沉浸在巨大的温暖中,真没想到,我这么一个爱打架,不守纪律的落后青年,也得到了周总理的关怀。
在我变成反革命后,全四十七中同学里,几乎所有人都和我没有联系,只有王佑曾写信,安慰和鼓励过我。到北京后不久,我就去找他。非常运气,他也从内蒙突泉回来探亲。
王佑问:“你对这样的处理满意吗?”
“只要不是反革命就行。有严重政治错误就有吧,反正兵团绝对不会承认自己全错了,得给他们留个台阶下。”
“哼,现在就是这样,整人时,小错大整,无错也整;平反时,大错小平,小错不平。”
“没办法,这年头不能太认真了。”
王佑感叹道:“你够运气的了,靠着你父母的一些关系才获得解放。但还有成千上万周总理无法过问的反革命仍在火坑里受苦。”
“对,对。”我连连点头,想起了三连的刘毅。
“什么形势大好?操,现在物品奇缺,供应一年不如一年。买啥都要本儿,工资低得要命,冤案错案到处都是……我觉得这政策大有问题。哼,他们那伙子是什么东西?臭戏子,烂文人,卖嘴皮子的货!我一想起这帮人就气得慌。”
王佑说的也正是我心里想的,常暗暗盼望江青有朝一日下台,这样我的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结论就可以从档案里撤销。
我们在小屋里破口大骂起来,纵情发泄着对第一夫人的鄙视。
中午,王佑的妈妈从医院看病回来,她热情地招待我吃饭。
“小林啊,”王佑妈妈慈爱地说:“我们全家都很同情你。好好干,你是个有毅力的孩子,今后你还是很有前途的。”他妈妈夹了很多菜,放到我碗里:“小林,别客气,吃菜啊。”
不知怎的,鼻子酸了,扑簌簌地流了泪。可能是受宠若惊的吧?这些年来,我一直被人称为“老鬼”,从没人管我叫:“小林”,姓前加一个“小”字,听起来真舒服甜美呀!
这次探亲回来,在家里没掉过一滴泪,就是在王佑家,被他妈妈叫了几声“小林”感动得流了泪。
长年累月在内蒙呆着,对北京的家庭生活很不习惯。那干净整洁的木板床真不如铺着大毡的土炕睡得自在。躺下还要脱鞋;枕着软绵绵的枕头,脑袋都陷在里面,也不如枕着硬硬的包袱皮舒服,脸旁边都是新鲜空气;坐马桶大便,拉不出来,特别扭。
孤独惯了,变得不喜欢热闹、喧哗。总觉得自己脑门上还烙着反革命,不好意思见人,怕到人多的地方去。记得有一次去新街口电影院看电影,一走进入口,心就发虚,那么多张脸,那么多双眼睛,黑压压的,令我一下子想起全团批斗会!
出门只要时间够,都步行,决不上公共汽车,讨厌往人堆里扎。
没有肮脏,没有寒冷,没有自留畜,没有坚硬而硌屁股的大车辕子,总好像缺了点什么。有时候,我常爱大声叹气,长吼一声。因为胸部憋闷,想多吸点氧气。可妈妈却非常讨厌,觉得这么叫很野蛮,不像个受过教育的人。
我完全变成了土里土气的乡巴佬。解手宁肯到胡同口的公共厕所,也不坐那马桶。不会买菜,不会同时排好几个队。到商店里买东西,常被当成土老冒儿,无人理睬。上街总是步行——每回乘车老被售票员当成外地人,格外仔细查我车票。遇到了几次这种情况,再也不想坐车。
与父母的矛盾马上就开始了。记得有一次,招待客人,我在茶壶里放了一把高级茶叶,事后妈妈向我嘟囔道:“你连个茶都不会沏。放这么多茶叶能喝吗?猴儿苦!不是自己挣的钱,一点儿不知道心疼!”
内蒙的茶都熬得很浓,黑得像酱油。
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自己一直是南冲北闯,在荒山大漠中角逐拼杀。这不是一个温柔细腻的环境。时代就是粗糙的,我自然也粗糙。表达感情的渠道都是又短又直又粗,便于发泄。根本没什么缠绵婉转,九曲回肠。喜就哈哈狂笑,怒就咬牙切齿,饿就端着大铁锅大口大口填,累就缩在皮得勒下面睡他一天一夜。像动物一样赤裸裸,直截了当,缺少含蓄——命都顾不上,哪有工夫含蓄?
我的胃口极好,一顿饭就把他们三人一天的饭给吃光了。在父母面前,我尽量放慢速度,等他们一走,咀嚼频率马上变快,力度加大,如同饿疯了的猪埋头于食槽。妈妈惊叹道:“唉呀,真不得了,你怎么像刚从深山里出来的野人哪!”
可能是母亲一直没恢复工作,终日无所事事,在家蹲着,脾气变得火爆,常为一点芝麻小事大动肝火。记得有一回,我好心好意帮她洗衣服。她一看就火了:“你这是洗衣服还是啃衣服呢?我的那么好的衣服穿不坏,非得让你给洗坏了。”唠唠叨叨了半天。
老太太还嫌我全身都是羊膻味儿,总让我洗澡。好家伙,每星期都得洗!我天生就不爱洗澡(在内蒙草原7年,从没洗过澡),真是痛苦之至。有一次我没听她的话,硬是没洗,她大发雷霆,吼道:“小兔崽子,滚蛋!不洗你别进我的家门!”
为洗澡,我们之间发生了许多次不快。
一天午饭后,她见我几口就把一个苹果吞进肚,连核也不吐,生气道:“你好像就一辈子没吃过苹果,怎么连核也吃?”
我解释道:“这是习惯,全吃了痛快过瘾。”
“你挺老大不小的了,怎么还跟孩子一样,干什么都任着自己性子?快30的人了,没一点儿长进。”
“嗯,在有些方面没长进,但有些方面比如意志就比过去坚强了。”很欣赏王佑妈妈对我有毅力的评价。
“你那坚强值几个屁钱?连沏个茶都不会。”
母亲平时是善良温和的,但一发起怒来也会变得像母老虎般凶。跟她小说里的那位文雅娴静的女主角大不一样。文并不如其人。
不知怎么回事,母亲有时老挑我毛病。小便后忘了冲马桶,她说;吃饭时,嚼得太快,她也说……深深感到在家里不如在草原上自由。
或许是妈妈不得志,心情郁闷,或许是我实在太笨,终于为买一只烧鸡把她气病了。那天,我奉命去买烧鸡。在地安门菜市场买回来后,她嫌个儿大。
我奇怪,她挣那么些钱咋还这抠门?顺口说了句:“售货员让我买这只,说这只好。”
母亲怒冲冲道:“你当我这点钱好挣啊?白眼狼!我就知道你是个忘恩负义的家伙!故意气我,欺负我!”
我怎么解释也不行,她根本听不进去。大骂我是罐儿里的王八越长越抽抽。越说越气,心脏病一下子发作,疼得不省人事,连夜送到阜外医院抢救。闹得我也憋了一肚子火。这老娘像吃了枪药,不明白我怎么欺负她了!
姑姑安慰道:“你这么粗,这么笨,你妈骂你是恨铁不成钢啊。”
在外面被专政那么多年,回家后还总挨骂,心里真不是滋味儿。
父亲血压高,一天到晚昏沉沉躺着,默默无语……
家庭生活并非像想象的那么温暖。
只有到王佑家,跟王佑聊聊天,才能调换一下阴郁的情绪。
他对我说:“我妈也是如此。没有工作,整天在家呆着,把人憋走机了。”
“可我妈这样,也少见。”
“那你这儿子也少见呢?说真的,我一见你母亲心里特别惭愧。咱们为去越南抄她家,抢她钱,刷她大标语,实在太荒唐。你应该认真想一想,你给你母亲的心上划了多么深的一刀!你好好想过吗?”
我摇摇头。
“你不知道这么做多伤人。文革中,许多人自杀,不是因为游街示众,挨批挨斗,而是受不了亲人朋友的怀疑冷遇,划清界限。在外面那么冷,回家也那么冷,连亲生儿子都大义灭亲,要置自己死地,你母亲的心能不碎吗?”
“我的心也碎了。在我倒霉时,她也跟我断绝关系,一次次不理我。”
“谁叫你要大义灭亲呢?谁叫你要打倒你母亲呢?老太太跟你学的。你想想看,处在她那个境地,在那种形势下,她能公开向你表示同情吗?何况你这鸡屁股嘴啥也存不住,谁对你好一点,同情一点,就马上跟别人讲,老太太这样做是很聪明的。她不理你是要你自力更生,不要总依赖家里。更何况她并不是真的不管你,也不是真的跟你断绝关系。要不她干吗给总理写信?你妈这样做够不错了。”
“可她现在太好发脾气。动不动就生气。一切都按她指示办也不行。她喜怒无常,一会儿这,一会儿那。”
王佑望着我说:“但你的毛病也应该改改,像不爱洗澡什么的。恕我直言:老太太还能活多少年?别跟她治气,等以后没这妈,你想挨骂都挨不了了!”
探亲假很快就过了。王佑劝我再多住几天,治治眼睛,我懒得去医院,怵到人堆里去,左眼视力虽差一点,也瞎不了。我见母亲病情稳定,就想早早回去了。千里之外的北疆还有无数青春生命在冰雪中艰苦奋斗,我心目中的姑娘也在那里。
临走时,我又最后一次去医院看望母亲。她板着脸向我严正声明:“小胡,你听着,这些年来,我一直受审查,恢复党籍后,也没分配工作。为了你的事我操尽了心。现在中央斗争很复杂,今后,如果你再当了反革命,我坚决不管了。我现在已筋疲力尽,又年老多病,还想死前写点东西呢。”
“我是再也不会当反革命了。”
“那可没准儿。”
我没言声。跟她争这个没用,别临走再闹个不欢而散。沉默了一会儿,母亲掏出一打钱:“这是你的路费,另外那30块钱给你们连长买点东西,意思意思。人家也帮了你不少忙。”
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母亲连给王连长送点东西这样的事都想到了。
她又把别人送的一小筐苹果给我路上吃,并督促我走前要洗个澡,买顶帽子。
母亲终归是母亲,平日再骂,更年期再更年,脾气再凶,一到与孩子离别也变得温厚。我们很轻松地聊着,讲到韦小立的事,妈很注意地听,还帮我出谋划策。
时候不早,该走了。我站起来向病床上的母亲告辞,并把脸贴了一下母亲的头,透过稀疏的银发,我感觉到母亲身上那独特的体温和芳香。刹那间,一个念头掠过脑海:“也许几年以后,这颗头颅已在骨灰盒里了。”这么一想,积聚在胸的所有闷气就全消失。
我不让她起来,母亲非要起来,她拖着肥胖的身躯缓缓下床,头发微微有些散乱,一步一步把我送到楼梯处,边走边嘱咐我回去后要好好干,将来有了机会再想法换个环境。
又最后握了握母亲的手。小学四五年级时,每逢星期六回家,母亲就用这双手洗我的脏老鸹爪儿,用刷子刷手指甲里的泥儿……这双肥厚短粗的手,洗过我屁股,给我织过毛衣,剥过螃蟹壳。
母亲微笑着与我分别了。她矮胖的身体,戴着假发的大圆脑袋,肥肥的下巴都洋溢着一缕淡淡的慈爱。
肝火过盛的妈妈,为只烧鸡大吵大闹的妈妈,你要老是这样和气该多好哇!
送礼
刚一回连,就感到一股股淳朴的热情。在马车班门前,几个家属小孩围着大车敬畏地看着我。大傻主动帮我提手提包到宿舍,冲着孩子们嚷道:“有什么可看的,别偷东西哇!”
刘福来见了我,老远就主动打着招呼,笑容满面,好像根本就没拿棒子砸过我。
二排长李晓华跟车干完活后,主动表示愿意帮我拆洗被褥。只用了一天时间就吭哧吭哧洗了出来。她送给我时,还很歉意地表示:“费了一整袋洗衣粉也没洗干净,对不起呵。”
过去从没和我说过话的钟小雪、金丝猴等呼市女知青也主动跟我接近,无缘无故要借给我书看。机务队的郭北出车见了我,总要停下,问有什么事没有。当初让他帮助发一封信都难,还趁我倒霉想财迷拳套。
王连长破例多批给我一口袋料,粮食保管干脆给了我一麻袋小麦。
当着众人的面,我只跟连长寒喧了几句,没多跟他聊,以免人家嫉妒我和连长的关系。更不敢把带的东西给他,必须秘密给。
大车班几个赶车的,没事就瞥逼,叼着烟袋,天南海北闲扯。
“你瞧,林胡闹了这么些年,总算没白闹。”
“小子有点尿儿。”
“能吃啊,肚皮磨得邪硬,能吃就能抗。”
“哼,有个好娘比什么都强,”
“好娘架不住好身体,没那一身肉,病病歪歪,早就五胡戒了。我就羡慕他那好胃口,吃什么都那么香!”
人们对一个奋斗多年终于达到自己目标的人总是很尊敬。
晚上,躺在马车班昏暗的小土屋里,倍感亲切。这里没人嫌我不洗脚、不洗澡,没人嫌我屋子乱,没人嫌我吃饭狼吞虎咽,不文雅。马笼头、摔跤衣、破皮裤散发着一股微微发霉的气味,闻起来,那么熟悉、舒畅!
脑子里一下子涌进这许多友好信息,有点懵了,思绪乱哄哄的。
目标达到,不是自己有什么尿儿,块儿顶啥用?42厘米粗的小腿也没走到西乌旗。是周围一帮人起了作用!
刘英红、雷厦、金刚、李晓华、大傻、甚至皮金生,都给了我一股股劲头。绝不能让他们看笑话!咬着牙挺着,挺着。可以吃大苦,受大累,挨大整,但千万不能趴了蛋跪下,被这些人耻笑。
在最困难的时候,我曾得过一块糖、一瓣蒜、两个馒头、一小块黄油、几片药、几块月饼……这些琐屑平常的东西,在我身上激起了多么大的反响,恐怕他们本人永远不会知道。
这些人中的一个——那脖子有点短的神圣姑娘,虽没和我说过一句话,但她的形象,她的声音,她的气味,始终鼓舞着我。在这双眼睛下,我绝不能像癞蛤蟆一样倒下。
要是没有了她,会怎么样?实在不敢想。
刚刚倒霉时,我曾大骂周围人势利,然而透过这厚厚的势利,仍然有一缕缕人间的温情断断续续落到我身上。一个眼光、一个微笑、一个手势、一个点头……价值千金!
当然,也沾了家里的光。如果没有老母亲帮忙,肯定没有我今天。同牢的3个人里,兵团只给我改了性质。二连的任长发还在监督改造,十连的小乌拉塔还在服刑。
现在社会上就是这样,人微言轻,我写5封信也没母亲一封信起作用。过去我潜意识里瞧不起母亲,嫌她官儿小,和同学们比不光荣。但在我倒霉时,还是死死地抓住了妈妈这根稻草。
1967年,当王府井大街和天安门观礼台贴出一批批判杨沫的大字报时,流言纷纷,妈妈呀,我非但没有安慰你一句,反而自己带来一帮同学抄了你的家。我恨你写了那部温情脉脉的书,恶心巴叉,使我面无光彩。里面没有军人,没有战火,只有一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决心和父母决裂,投身世界革命。光天化日之下,用斧头劈开母亲的嵌有精致雕纹的大衣柜,抢走了300多块钱作为抗美援越的经费。
铁血精神淹没了一切,无毒不丈夫。为从容撤退,上火车前不被发现,还亲手把两个姐姐用绳子捆起来,像绑美国鬼子一样,勒得她们痛苦哀叫。姐姐的哭泣没有软化我的斗志,两只臭袜子塞进了她们的嘴。
我还在墙上、门上、地上、写字台上,刷写了许多大标语:
杨沫必须低头认罪!
彻底批判大毒草《青春之歌》!
打倒臭文人杨沫!
红卫兵万岁!
…… 滚他娘的儿女之情,对这些小资产阶级女的就要凶,就要狠!我用力踢了姐姐屁股一脚,不许她乱动。这家伙最爱看《大众电影》,思想肮脏透顶。电话给扔到了房顶,书柜里摆设的小猫小狗被踏瘪,雪花膏砸在院子里的石头上……可惜时间太仓促,来不及把这个散发着资产阶级霉味儿的家砸个稀巴烂。
完后迅速撤离现场,直奔北京站。狂热的脑袋充满了世界革命、战斗、捐躯。妈妈死了,我绝不会哭,但在去凭祥的货车上,一想起自己将步荆柯后尘,一去不复返,铁了心到越南抗美战场杀身成仁,却流了泪。
“做千秋雄鬼死不还家”的英雄气概迷昏了我的头。
用打击母亲来表现自己的革命,用打击母亲来开辟自己的功名道路,用打击母亲来满足自己对残酷无情的追求。不知道一只小狼会不会在它妈妈被猎手追捕时,从背后咬妈妈一口,可我却利用了文化大革命之机,狠狠捅了自己母亲一刀。
不管她有时是怎么抠门,脾气怎么坏,终归是把自己哺育大的母亲。
惭愧啊,当我沦为反革命,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我是坏蛋,纷纷划清界限,骂我,戒备着我,全团3000口子人几乎没一个敢理我……母亲,被我砸过、抢过、骂过的母亲啊,又悄悄为我四处奔波,求人,直至上书总理。许多年后,我找到了母亲给北京军区首长写的一封信的原文,抄录如下:
北京军区政治部首长同志:
你们好!有一点事情麻烦你们,请原谅!
我的小儿子林胡,1968年高中毕业后,自动去了内蒙锡盟插队。后划归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七师六十一团。七零年由于该连开门整党,他给指导员提了一些意见,不久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团里即借口他和别人打架,突然把他戴上手铐囚禁起来。后发动群众揭发,给他凑了几条罪状,定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几年来,这个孩子感到非常痛苦,决不承认他是反革命,一直没间断地向各级领导,直至中央反映他的问题,请求重新处理。
过去,因为对他的情况不了解,我们并没有支持他,甚至不大理他。自林彪的问题被揭发后,他的问题是什么就比较清楚了(如他说毛泽东思想不能说是顶峰,即据此说他诬蔑毛主席)。他虽多次向上反映,但至今没有回音。这个孩子已被折磨得有些神经失常,前一个多月,忽然冒着生命危险,一个人越过风雪弥漫的茫茫大草原,想来北京上访。虽未跑成,被团里抓回,但根据他的精神状态,随时不知会出什么问题。又听说北京军区政治部也早已把我的信转给了内蒙兵团,但至今也没有任何效果。在这种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才又来麻烦你们,请你们能够迅速指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有关部门,早点复查和解决林胡的政治问题。
我们没有教育好孩子,使他犯了不少错误,给党和国家造成了许多麻烦。我们感到很惭愧,很痛心。现在又再次麻烦北京军区的首长同志,内心尤其不安。但为了孩子的一生,我只好又写信给你们,如有错误之处,请批评指正
致以无产阶级革命敬礼!
杨沫 1973.2.1
妈说我精神失常不是事实,令我不舒服。但除此之外,这信还是使我感动。世界上只有母亲的心才能这样以德报怨,宽厚为怀。妈妈,你多好啊!
请原谅我吧,亲爱的妈妈!你心中的怨气如果没有撒完,等下次回京探亲时,再接着向我撒吧。
当地人都说好人不赶车。我回来后就盘算着想法离开大车班。
看看马车班这几个人吧,满嘴脏话,走哪儿偷哪儿,吃喝嫖赌……刘福来团里有女朋友,还把王英英肚子搞大,被罚到马车班,整天打牌骂大街。他留的长头发埋住了耳朵,自以为多美,像是一堆蓬乱的羊尾巴。马要是削掉两个耳朵,怎么能好看呢?
每次套车,他懒懒洋洋,无精打采。但一提起小女女就眉飞色舞,神采奕奕。别人入党、提干、调走都无所谓,但若交上一个漂亮的女朋友,他却气得要命。他最经常的感慨是:“七连这帮女的太土,没一个水灵的。”早晨,他一般8点以后才起床,蓬松着一头“菊花顶”,睡眼惺松去食堂。
“什么,包子没了?”
“没了。”
“喂狗了?”
“说话干净点!”
“操,跟猪一样,好吃的都进你们肚里了!”
“流氓!”
“流你裤裆!”
“啪!”卖饭窗口关上。
没人跟他耍嘴皮了,气得大骂:“这臭母猪,就欠挨一球!”
大傻从石头山回来后就赶了大车,脸晒得更黢黑。每天出车回来,先仔细地洗刷一番,换上料子衣裤,再哼着“沙家浜”串家属去。身上飘着一股喷香的雪花膏味儿。
大傻老爱吹自己,什么都是自己的最好。自己的马最有劲,自己的大鞭打得最响,自己的牙最白,自己做的油饼最好吃,自己的妈最疼他,自己放的屁最不臭……总之,他没事就琢磨着自己还有哪些“最”可以吹。
“小妈妈的,我那青瘸子全团有名,那真着,误住车拔蹦子干,肚皮蹭着地!好家伙,新领的套绳,一膀子就断。要个儿有个儿,要膘儿有膘儿,又抗造儿,又真着,没治!”
他的眼闪闪发光。
大傻除了喜欢斗蛐蛐外,还爱看家属小孩打架,边看边煽惑:“上去掐!上!雏儿逼!”连狗咬架也特爱看,一听见马厩草垛里有狗混战的恶吠,他一定跑过去观战。马车班门前的草垛上,不知为什么老招来一群群的狗。
大傻的贪吃还那么可爱。成天串家属,除了请人介绍对象外,就是想蹭顿饭吃。要是在外面蹭着一顿好饭,回来总要吹一番。用他的话说:“干完了一碗红烧肉,跟搂大姑娘睡了一觉一样,舒服极了!”
在马车班,最能提起人兴趣,最经常,最谈不完的话题就是女人的那个部件。以至于“瞥逼”成了聊天的代名词。
我真想离开这个粗俗地方。连本地盲流的土丫头都看不上赶大车的,不愿意嫁给车老板。
大车停一天要损失40块钱,连长为扭亏为盈,狠抓经济核算,恨不得一人干两人的活儿,一车装两车的货。人病了,车不能闲着,要找人替你出车,比老地主还精打细算。出车晚了,他会朝你吼;车装少了,回去重装;辕马打梁了,活该,半车也不能少;超过了8小时,一分一毛的加班费也没有。
春播紧张时期,即使战斗班休息,我们赶大车的也不能休息,起早贪黑拉石头、送羊毛、运粮食、积肥……无休无止,不让你有片刻闲暇。刘福来气得管自己的外套马叫“王大胡子”,常常抽它,把它用成了皮包骨头。
为刺激积极性,连长想了不少法子,如:月月评分,分够了可以休一天;往家寄表扬信;照光荣相贴在食堂门口;男女生配对搭伙干,派女的跟车……变着法把人们身上最后一点劲榨出来。
在大车班累是小事,主要是影响我与韦小立的关系。部长的千金爱上没文化的盲流儿子在我们锡盟草原的现实世界中从没听说过。赶车的知识青年能赢得连部女文书,前S省第一把手女儿的爱,也史无前例。必须换个工作。
回连后,焦急地想看看韦小立,眼睛机敏地搜索着全连各个角落,耳朵警觉地捕捉着她说话的声音。
5月的草原还是一片枯黄。
一天傍晚,出车回来,我在路西的旷野上终于发现了她。她正赶着一群大大小小的黑猪,毫无表情地看了我一眼,又把头扭过去。
韦小立啊,当大家都对我很热情时,你却为什么如此冷淡。这真是个猜不透的谜。每次与她相遇,她总低下头默默走过。有时我的目光拦截住她的目光,看到的是一对没有表情的玻璃珠。
我估计可能因为自己是个赶车的,太低贱。要是能当个连部保管、统计之类的官儿,她或许会对自己好一些。据我所知,全团赶马车的主要是当地老粗儿,知识青年很少,即使有也都是本地知青。北京知青赶大车的全团就我一个。有的老农工宁肯上山打石头,也不赶车。老常就找了连长好几次,要求换工作。
别的不说,光这职业积累了大批光棍就令单身汉望而却步。
但要离开大车班,就全靠连长了。
过去提起送礼来,我很瞧不起,可是现在,自己也要这样干。在北京期间,给连长买了5瓶二锅头、一盒高级巧克力、两条大前门、一条礼花过滤嘴、一大包北京特产。送连长东西,一是感谢他过去对我的帮助,二是希望他继续对我好点,帮我换个好工作。
但这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刚探亲回连,人们对我的一举一动都很注意,必须等一段时间后,人们渐渐不注意我了时,再伺机给。过了大约一个来月,终于在连部一个拐角处,单独碰见连长,环顾四周没人,我偷偷对他说:“连长,我给你带了点东西,什么时候给你?”
他一点也不觉得突然,平静地说:“今晚上10点钟以后。”
我们又彼此分开,没再多说一句话。
激动地等到晚上10点钟,连部外面空旷无人。在夜幕的掩护下,我悄悄地提着大手提包,蹑手蹑脚向连部走去。脚步尽量放轻,如果半路碰上人,就装着到别的地方去。
天很黑,真好,没人发现。进到连部后,敲了敲连长屋的门,连长很老练地把我引到他屋旁的小储藏室,里面放着马鞍子、毡靴、纸箱等杂物。我把东西一件一件地从手提包里拿出来,什么话也没说。连长也没说话,彼此都心照不宣,我送,他收,好像在办公事。
连长对我给他5瓶二锅头略略表示了一点点惊讶,但一句感谢话也没说。
之后,我悄悄地溜回马车班,人不知,鬼不觉。
她
一天下午,我出车回来,看见连部门前聚着几个人打枪,忙走过去。王连长、韦小立、卫生员等人正用冲锋枪轮流向对面草原射击。原来团里通知各连,枪支全部上交,他们自己有些子弹,赶紧打完,过过瘾。
我羡慕地看着,心里很痒痒,自来草原7年,还没打过一枪,可不好意思张口。
韦小立端着冲锋枪打了两个连发后,快活地对连长说:“让林胡打几枪吧!”
王连长微笑着把枪递给我:“注意,别打着人,你看得清吗?往坡上打。”
冲锋枪口对准空旷的草原,“嘣、蹦、嘣,”子弹呼啸着扑向前方,清脆有力的枪声震耳欲聋——那是力量,可以杀死任何生命的力量!
这一天,我真高兴。她为什么主动请连长让我打几枪?这表示她对我有好感。回屋后,又仔细回忆了一遍整个事情经过,细细咀嚼着她的每一个眼色,每一个举动。
十分甜蜜。
这些年来,每次与她见面,都在日记里做了详细记录,心情不好时,看看这些记录能得到一点安慰。
1972年1月16日上午,在团部邮电所与韦相遇。她一进门发现我在,很惊异,从头到脚看了我一眼,然后大大方方走到柜台,距我不过半米,没有表现出特别要躲着我的意思。她要七连的信时,说话声很大,好像有意让我听见。
1972年9月7日晚,在连部门口拐弯处,和韦迎面相遇。她一看见我,眼睛睁得大大的,嘴也微微张开,约有一秒钟才低下头,匆匆走去。
1973年9月17日晚,在文书宿舍门口,我敲开门向她要大字报纸。她问:“连长同意了吗?”我说:“同意了。”她马上打开库房门,自己跳上炕,从一卷白纸中给我数了10张。给时,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
1974年8月5日下午5时左右,在连部西山墙,赶车去饮马,她走在前面。我不敢喊得太野,轻轻叫了两声:“喔,喔”,让里儿马往外靠。她头也不回继续走,可是在拐弯处她突然回头看了我一眼,又低头走了。
1974年11月13日,下班后,辕马打粱,小鞍水屉破了。连里没荞麦皮,只好自己找。我去卫生室问宋春燕有没有荞麦皮枕头,她摇摇头,又说去问问韦小立。几分钟后,端着半脸盆荞麦皮回来告我,韦小立听说后,马上扯开自己枕头,把荞麦皮全倒了出来。据宋说,她当时一点没犹豫。
1975年3月20日晚,敲她宿舍门取回家探亲介绍信。在连部阴暗的走廊里,她离我3米远的时候就把介绍信伸过来,这样伸着胳膊走到我跟前。
1975年7月3日中午,在井房打水,她去了。我要把提上的一桶水倒进她水桶里,她赶忙拿开水桶,不让我倒,面色温和,态度坚决。
……
根据这些记载,不能肯定她对我一点没好感。好像莎士比亚说过:“女人们往往对自己最喜爱的东西表面上装作对它很冷淡。”
我还把巴金的一句话抄在日记里,觉得特受鼓舞:“女人离开含蓄就不是女人。她说不,其实是,她说讨厌,其实喜欢。”
按这句话的观点看,韦小立的内心深处也说不定愿意跟我好。
否则,怎么理解她主动让我打枪,跳着上炕,给我一枕头荞麦皮,离那么远就把拿介绍信的手伸过来……
不过我承认,总的说来,她对我相当淡漠。
也许自己长得太凶,不漂亮?我经常对着小镜子挤眉弄眼,琢磨着表情肌怎么收缩才能使脸变好看一点。如果狼眼、尖脑袋、厚嘴唇能够整容好,我一定想法去整。为了去掉眼睛里的凶气,我戴上了眼镜,为了掩饰尖脑袋,我终日戴帽子,进屋也不摘;厚嘴唇虽不太好办,但我可以经常用舌头舔舔,让它滋润一点。
也许是自己岁数太大了?我耐心地坚持天天拔下巴上的胡子。可气,连根拔掉后它还长!为了保持脸的年轻,有血色,我还创造搓脸法,每次洗脸左右两边各使劲搓50下。岁月不饶人呵,现在我也像石头山上的老蒋那样,常常对着镜子惊叹、痛惜。
用什么方法让她喜欢自己呢?像马一样强壮?像小乌德那样会摔跤?像金刚那样混上排长……六十三团着大火之后,我曾偷偷想过,要是把她脸上烧个大疤,就好了,形势肯定会有变化。可那场大火却没有伤她一根毫毛。
尽管觉得她很高洁,只敢远观而不敢亵渎,但心中对她的思念却一天天强烈。这种思念在一个28岁的单身男子的猛烈欲火中烧烤,仿佛一只涂满香油的天鹅;散发着诱人喷香。
焦急中,我找连长,试探着向他提了提韦小立的事,希望帮帮忙。
连长很聪明,马上猜出我的用意,惋惜地说:“人家并不准备在这儿久呆呀,她妈正为她往回办呢。”
“我也不准备在这儿久呆。”
“她今年很有希望上大学。”
我没说话。
“林胡啊,你要实际一点。俄看这事够呛。人家是党员,不管怎样,总要考虑考虑地位吧。再怎么说,你还有个尾巴,又是赶大车的,不般配。”
哼,康帕内拉在监狱里还搞了几个情妇,我作为一个男人就那么无能吗?对连长的断言,颇不服气。
既然连长没有兴趣帮我,就再也不跟他提这件事。
对韦小立必须采取迂回战术,欲擒故纵,不能正面进攻,在条件不具备时,一定避免战略决战。要和她身边的人搞好关系,要努力提高自己在连里的威信,除此之外,最重要,最关键的是辞退赶大车这个差事。连赶大车的丫头都瞧不起,称之为:“啃马屁股的”。
为了她,不得不燃烧起自己的野心,琢磨怎么从啃马屁股的,变成骑马的。
连部统计白音拉骑马摔伤,到赤峰住院。他这个职位很好,算是脱产干部,工作不难,配备马,常下牧区,又有机会和她接触。我向连长流露了自己的意思,连长说:“你的心情俄理解,但要等待机会,干段时间再说吧。白音拉是因公负伤的,俄不能人一走,茶就凉,马上就把人家给撤了,你说是不是?”
我心里浮出一个恶毒念头,白音拉要摔个半身瘫痪,这个位置就可以让给我了。
她虽23岁,正是少女黄金季节,却衣着朴素,一年四季很少变化。夏天穿绿兵团上衣,蓝布裤子;冬天戴着棉军帽,一身直通通的棉军服,硬楞楞的,完全掩盖住了她女性曲线,从后面看像个男的。谁也没见她穿过花衣服,皮鞋更是连沾也没沾过。
奇怪,她能苦心孤诣地给母猪搞计划生育,对人间的男女事却一尘不染。敢当众发誓永不结婚的郑捍东就在牧区被配种工作给变成了凡人。她为什么就不?
也许她认为谈恋爱是资产阶级思想,性爱是罪恶。对任何男生,她都一个态度:冷淡而无兴趣,开会时,从不向男生堆瞟一眼,买饭时,见了男生,就低下头,一副不理人的样子。
要判断她这颗少女的心,比判断火星上有没有生命还困难。她沉默寡言,很少对人暴露自己的活思想,总是谨言慎行把自己内心世界包得严严实实,对敏感问题绝少表态,聊天时,别人只要一提到我,她顿时不说话。
有时我真怀疑这姑娘是个深于世故的老油条。
为了她的一瞥、一个笑容、一个手势、一个举动、一句话,我得绞尽脑汁分析。这实在是最复杂,最费神的脑力劳动。
金刚当上了团支部书记,跟韦小立接触的机会较多。我常常拐弯抹角从他那儿探听韦小立的消息。
金刚一下子看透了我的心思,直截了当地说:“你对她别抱太多幻想,她现在一心想离开这儿,根本不考虑个人问题。”
“我也想离开这儿。”
“我觉得她各方面都很平常,长得也不出众,思想特正统,和你完全不是一路人。”
“我不是图她的长相,也不想找一个和自己一路的人。干嘛非要一路?张芳铃和你是一路吗?我根本不愿找一个爱动拳头、不讲卫生、处处跟我一样的壮女人。”
“可是你要知道,她在你的问题上,表现得很软弱。她绝对不敢帮你抄大字报。非常非常的一般。”
“我脑中的她,可能和实际上的她不一样。我脑中的韦小立可帮助过我,支持过我不要倒下。人在受苦受难时总要有个精神寄托。记得有本书上写过这样一件真事:一个老犯人在阴森的巴士底监狱蹲了多年,黑暗潮湿的牢房除他以外没有任何生命。后来他发现墙缝里有一叶小草,欣喜异常,当他孤寂难熬时,就看看这叶小草,能得到些安慰。小草陪老犯人度过漫长岁月,后来到了第二十几年,这棵小草被狱吏拔掉。老犯人大哭一场,疯了。我在被专政的日子也找着了一棵小草,当觉得活着没意思时,看上她一眼,心里就涌出一股生命的暖流。空虚苦闷时,想想她的面孔,咀嚼会儿她那神秘莫测的一举一动,情绪顿时好转。在石头山,白天被严寒冻得瑟瑟发抖,晚上梦想她一会儿,就像在身体里燃起了一堆篝火,不再觉得冷。你说我能不珍惜她吗?”
金刚理理细软的头发,又扶了扶眼镜框,沉默着。最后他说:“我觉得你的感情有点变态。和常人不一样。”
“因为我的经历和常人不一样。”
“不,因为你这人太格路,才有你这样的经历。”
某天中午,我正在金刚屋吃饭。
有人轻轻敲门,我们没理。因为常有爱开玩笑的小伙子装成女的敲门。
“金刚在吗?”温和的女声从门外传来,我听着像炸雷。
金刚慌忙起身开门。韦小立笑眯眯站在门口问:“库房钥匙找着没有啊?”
“找着了,找着了。”金刚迅速从上衣口袋掏出:“前天洗衣服时,拉在口袋里了。”
“是吗,要是丢了,连长可要骂了。”韦小立习惯地摇晃了一下脑袋,眼睛没有向我这边转一下。
金刚客客气气地把她送到走廊外面,甜不索索,献着殷勤,一股嫉妒像马蜂一样蛰疼我的心。
不久后的一个晚上,我从韦小立窗前经过,看见金刚坐在炕上跟韦小立聊天。他的表情那么腼腆柔和,全身每一个毛孔都洋溢着友爱,洋溢着毕恭毕敬。我恨得眼直冒火。过去不止一次发现他找韦小立单独聊天。既然你说她各方面都很平常,为什么还老跟她套近乎?
我在黑暗中站着,看见金刚和她从容不迫地聊……像仆人巴结皇帝一样地微笑,还时不时地露出一副笨拙的样子。在女的面前装傻就是一种诱惑!他平常哪有这么傻的样子?
我知道,金刚曾到石头山摘了许多野百合花送给韦小立,他那本不轻易借人的《卡斯特桥市长》也借给她看。
时间一刻一刻过去。他仍在光明豁亮的屋子里和韦小立侃侃交谈。我却躲在山墙的黑影里,监视着那个窗户。窝火呀,让人偷了的,却跟个贼一样。
直到十点一刻,他才出来。
这老山羊真够可以的。失去张芳铃后刚缓过劲就频频与韦小立接触。一想起他总想找个父亲官大的对象,鄙视与嫉妒的火就烧得身上的血滚烫滚烫。
我心目中的女神不容他觊觎。第二天中午,闯进了金刚的屋。他一个人正躺在炕上,望着顶棚沉思。
“昨晚你去哪儿了?”
“没去哪儿呀?”他睁开眼,诧异地望着我。
“你别装蒜了,我明明看见你在她屋里。”
“哼!”他一下子猜到她是指谁,皱着眉头:“为了谈工作,当然要找她。我是团支书,她是团支委,你不要疑神疑鬼。”
“你昨晚上去没去她的屋?”
“哼,可笑!去了一下。怎么啦?你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反正我对她的态度你完全知道,你要对自己的一举一动负责。你是什么目的,你自己心里明白。”
金刚的山羊脸拉长了。坐起来,脸色发青,厌恶道:“你别这么自作多情,韦小立一点儿也不爱你!你应该有点自知之明。你是赶大车的,带个尾巴,人家是党员,又马上要上大学,能要你吗?瞧你那害怕样儿,简直可笑。没人跟你抢!还想动手是不是?明告你,她就是白给我也不要,咱高攀不起。张芳铃的事还没完呢。你冲我发这么大脾气犯得着吗?真是精神病!”他愤激无比。
“反正我告诉你要对自己的行动负责。”说完这话还不解气,用拳头砸了一下木箱子。
“牲口!”他憎恶地说,跳下炕扬长而去。
“你才是牲口!”我追上去骂道。他若不是排长、连长的红人,真想给他一捶。
过了一段时间后,金刚又主动找我说话,缓和关系。可能是韦小立让他碰了钉子。
“老鬼,你放心吧,我绝对没那意思。真的。”他言词恳切:“实话说,她对我也很戒备,这,我能感觉出来。”
谁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准是试探了一番后,发现没戏,才悄悄撤退。
“还有,老鬼,你得注意点卫生,否则你个人问题不好解决。不是我娇气,你的脚实在太臭了。”
“臭脚就是我的特点,有特点就有人喜欢。”暗暗相信,臭脚虽熏跑了细致,但也能为我吸引来中意的姑娘。
“唉,你这野蛮劲儿,哪个姑娘受得了?”金刚叹道。
“野蛮才有诗意呢。”我得意地说。“王英英就因为马慈爱是杀猪的,才爱上了他。”一个山西农村复员兵能找上个挺漂亮的天津知青,靠的还不是屠夫的野蛮?这个娇滴滴的姑娘自和刘福来出了事后,跟个山西复员兵结了婚。
“那为什么韦小立不理你呢?不但对你,对我也那么戒备,可能就因为我跟你接触多。”
“不知道。”
我们对视着,互相打量着对方。
……
从这以后,我再也不跟他谈韦小立。是好是坏,就靠自己了,不能靠别人。靠另外一个人,肯定要成三角关系。如果韦小立对我有好感,他可以打着我的旗号,得到韦小立一部分感情。如果韦小立对我不好,他更能在我和她之间钉一楔子。
绝不能把自己的头等大事让别人捏在手心里。最接近的人,最容易成自己的情敌。这种事一定要独来独往,不能经过第三者。
成就成,吹就吹,反正没别人搅和,碰钉子我也认了。
如果说韦小立是遥远飘飘渺渺的神,那么她姐姐则是现实中和我有联系的神的影子。平反后的第二天,我就写信告诉她这个消息。8月底,收到了她的回信。
林胡:
回到连里,看到了你的信。
我在探亲之前已听说你的平反决定,可不知道具体如何,看了你的信才明白其大概。我很为你高兴,多年反革命生活终于结束,应当走上一条新的道路了,将来打算如何呢?
看了你的来信,我感到这是一个十分重感情的形象,你也许就是这样的人吧,尤其是在艰难和痛苦的时候。
我同情过你,可你把这同情看得太高了。我是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的。也许自己不曾沦到那个地步,理解不深。我过去同情过你,现在也仍旧希望你能获得一些教训,对社会能有所贡献。
好,简单的回信就写这些吧。你如果有时间可来九连玩,随便聊聊更好些。我在这里混得不好,心情郁闷。也难怪,我缺乏魄力。你如果来,可到炊事班找我。
祝好!
韦小凌 1975.7.29
此信收到后,正是秋收打草大忙季节,连里停止一切休息。虽想和她见面聊聊,却脱不开身。王连长的眼睛贼尖,拉草一天要两趟,每车必须装够40堆,少了要挨骂。
我盼着下一场大雨,下他三天三夜,好能抽身去九连。然而天天却晴朗无云,干燥的草原没一点儿水气。
每个人都在变
当初和我一起来内蒙的吴山顶,自调到九连后,埋头苦干,默默无闻,却连团也入不了。后来被发现有演戏天才,让团部宣传队抽上来,演“智取威虎山”里的小炉匠。小嘴巴说得嘎巴脆,演得惟妙惟肖,名声大震,不但入了团,还评为先进。
雷厦调到十连后,继续放马。批林批孔时,他一通发言给团领导留下深刻印象。不久被政治处借调,成了团理论学习班的成员,四处给人辅导儒法斗争,以后就一直在政治处帮忙。他孤军奋斗,最后能混到这个地步,也相当不容易。过去最恨他的李主任,现在对他客客气气。我还记得李主任曾当众指着鼻子骂过他“反动透顶。”
金刚曾说有个好嘴巴赶上有个好老爸。千真万确!雷厦的成功是因为他嘴巴好,能说,能吹,能侃,极有煽动力,能把人说得热血沸腾。这一点绝对太重要了,当然,雷厦还有其他才能,如聪明、记忆力强、果断、百折不挠。他凭着自己的本事翻过身来,从贬黜的马倌儿成了全团理论尖子,决非偶然。
傅勇生在三连当了放牧班长,跟我一直不来往。他耐苦耐劳,能干能受。热心助人,刚直不阿,威信极高,骑马锁骨摔断,还坚持工作。连长想整他,也不敢整。但好事轮不到他头上,团入不了,先进评不上,就因为嘴巴功夫不够火候,几年过去了,还在下面卖苦力。
全团的风气越来越坏。营建连唐山知青和二连天津知青打群架,100多人混战一团,连女的也挥锹上阵;团部商店后玻璃窗户让人整个撬下来,丢了好几百块钱;路过团部的林西包工队小毛驴车屡屡被劫……
牧民老乡称兵团战士为黄皮土匪(因兵团战士穿一身绿兵团服)。眼睁睁看着有路子的一个个办回去,自己却回不去,一部分知青只好靠酗酒、打架、跟领导捣乱来出气解闷儿。有人公开感叹:“啥鸡巴上山下乡,我下了几年,别的没学会,学会了偷,学会了骗,学会了拍马屁,学会了满口脏话。”
6月,老孟从赤峰回来了。他说服父母又回到了内蒙边疆,除了一点营养品外,还带了满满一手提包书,死沉死沉。开始大家都以为他是来办病退手续的,直到连长任命他为农工排长,人们才惊讶地议论起来。傻逼,符合病退条件,为什么不办?
连里组织一批农工山上打石头,他自告奋勇带队。人们都劝他别上山了。肝炎刚好,上山打石头简直胡闹。但他非要到山上去,说那儿安静,是学习的好环境。
连长怕农工偷懒,同意了他的请求。
农工排长不是个好差事。整天跟农工打交道,婆婆妈妈的,特费心。这些农工都是没文化的农民盲流,拖家带口,麻烦事一大堆。他们干活儿能偷懒就偷懒,又愚昧无知,又老奸巨猾,油痞之极。老孟与这些人为伍,是够冒傻气的,少见。
8月的一天,我的车被派去团部送羊毛。在团部机关门口,看见了皮金生。他身穿崭新的蓝涤卡制服,低头缓缓走着,好像在想什么事儿,听见马车响声,他抬起头望了我一眼,又低下了头,面无表情。
李主任迎面走来,自停了职像得了一场大病,脸瘦了,背也驼了。天气很热,他却披着件绿棉袄,步履蹒跚,见了谁都特和蔼。皮金生彬彬有礼地向他打了招呼,然后聊起来。
听说皮金生在团宣传队混得不错,很受李主任的宠。七四年李主任去天津看病,他热心帮助联系医院。主任一出车站,就有出租车专候。李主任在他的一亲戚家住一个多月,被盛情款待……以此为转机,主任改变了对他天津油子的印象。出身不好也没妨碍他入团,据说今年很有希望调到运输连开车。这家伙起家的本领是变戏法,把团里的官儿糊得一愣一愣。再加上会来事,李主任出差或下连蹲点,常帮助主任老婆干活儿、挑水、哄小孩等。即使回家探亲,也忘不了给李主任写封信,一嘴一个“李叔叔,童阿姨。”在争宠激烈的团宣传队,终于站稳了脚。
六十一团的现实告诉我,不和领导搞好关系就不能生存。过去所有炸刺、傲骨嶙嶙的北京知青,经过几年的摔打,现在都驯服了,老实了,变得跟锡林浩特知青一样。
但骨子里我还是瞧不起那些爱溜舔领导的。看皮金生在团部混得很风光,跟李主任亲亲热热,心里只感到恶心。他那一身发亮的蓝涤卡下面,分明是一团没有固定形状的白花花,软糊糊的肉。为了达到目的,他可以把这团肉变成形形色色的样子。石头山的笑面虎、乌拉斯泰林场的打手、七连变戏法的、团部当官儿的小勤务员……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他都有勇气当。
大鞭一挥,马车棱棱地从团部大街跑过。
“林胡!”有人叫我。赶忙勒住马,定睛一看,原来是三连的刘毅。
“你好呀!刘毅,好久没见,听说你平反了。”
他微笑着点点头,黢黑的脸有一层细鳞般的糙皮;额上两道深深的褶皱又黑又厚,河马一样;枯干的嘴唇裂了许多小口。
“是平反了,可老婆嫁了人,留下3个孩子,啧啧……”他的眼圈红红。
我忙安慰道:“以后再想法找一个。这样的女人不值得难过。”
他苦笑了一下,没说话。
“你到哪儿去?”
“腰给折腾坏了,疼得干不了活儿,我这是办手续去呼市治腰。”
看着他沉重的目光,我不知说什么好。
他轻声问:“你们连的那个老牧主怎么样了?”
“贡哥勒给改划成贫牧。老头儿真亏,帽子刚摘不久就病死了。仅仅有18只羊就给人家定成牧主。”
“唉呀……”刘毅难过地咧大了嘴。
被罗湘歌断言很有生命力的贡哥勒,终于让多年艰辛打倒。这个不为世人所知,牛粪般平凡卑微的老头儿,在宇宙中永远地消失了。直接原因是急性肺炎。六六年,他莫名其妙地成了牧主,七五年又莫名其妙地平了反。他像头小毛驴一样老实温顺,挨打挨抄一句怨言也没有。去连部批条子,连长有事让他先坐一会儿,都不敢坐,非要倚墙蹲着。
他又脏又瘦,黑不溜秋,如同地里的蚂蚁,悄悄地吃,悄悄地钻洞,悄悄地死,永远沉默。这一辈子除了干活,老头儿恐怕没看过三场电影。长年陪伴他的,仅仅是身上那层经久不洗的泥垢。死后不出一个月,老婆就带着4个小孩嫁到了九连。现在这张挨了我打,却还向我陪着笑脸的脸,已经在旷野里开始腐烂。
刘毅听完后,歪着嘴叹道:“折腾这么一个糟老头子图个啥?18只羊的牧主。”
“林胡,快离开这儿吧。你还年轻,有奔头,我是不行了。”
心里酸溜溜的。
岁月和苦难,把刘毅的脸风蚀得凸凸凹凹;一道道僵硬的厚褶子,给那张干燥面颊切割出许多沟壑。嘴唇也干燥得满是皮屑。他的目光善良哀伤,像一只垂死的母牛。虽然平反,可谁能把老婆还给他呢?
跟刘毅相遇让自己百感交集,不再那么盲目乐观。其实我和他一样,前面并不光明,青春无法索回,档案里还塞着个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结论,自己所钟爱的姑娘仍不理我。
靠能摔善打在社会上闯,已被实践证明根本行不通。现在越来越想把这几年的内蒙生活给写一写。
我是个很敏感的人。记得初三时,割破手指申请入团,回家后让父亲狠揍一顿。气得我给周总理写一封信控告父亲,并且还咬牙切齿把他和母亲的一张合影撕成碎片。但比起草原上所受到的这一切,父亲的耳光算得了什么?李主任、赵干事恃仗权势,逼我扮出一副丑态,一趟趟卑躬曲膝地求他们,脸上挂着谄笑——这个侮辱才是最触目惊心的侮辱呀!
我要把自己经历的这一切都写出来,即使不能咬他们一口,也要使他们的名声臭一臭。就算文学水平不高,没什么系统的理论见解,写出的东西粗糙无味,但如果它能反映出这个庞大社会的一角,反映出浩大壮阔的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个小小侧面,就没白费力气。
这一拳若打好了,比拳王阿里的拳头还有力!
每天下午卸了车后,就坐着水桶伏在炕上写。内蒙木头奇缺,连队兵团战士宿舍不配备椅子。好在有皮裤,坐水桶不硌屁股。
经历的各种事太多了,根本不用虚构,不用编,照实写出来,就是一篇吸引人的小说。
对面屋子里又在打扑克,吼着,笑着……连里打扑克热已到顶点。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有闲空就打。来了客人,寒喧两句,最好的招待是优先让你上场玩牌。刚一下工,知青们就一窝蜂似地跳上炕,抢占地盘,开始“拱猪”,一拱就拱到半夜。
草原上几个月看不上一场电影,报纸刊物都是两个星期以后的,没有电视,没有球赛……除了几排土房,到处都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草原,一天到晚就是那么几十个人的小圈子,几十张看得烂熟的脸。女的又少,而且又不是都愿意在当地找朋友,想谈情说爱也没条件,下班后,青年人就只好靠打牌来消磨。
金刚也跟那些小青年在呛人的烟雾里玩扑克。我曾偷偷问他:“打牌有什么好的?浪费时间。”
他细长的眼睛突然睁大,意味深长说:“不会打牌就不会生活,打打牌年轻10岁。”然后压低声音:“老鬼,你也学学吧。这可是一种联络感情的好办法。”
我嗯了一下,摇摇头走了。
金刚知道我正在写这段经历后,劝我:“不要写你受的那些苦了,大多数人根本没兴趣。这年头,谁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而且你辛辛苦苦写的那个东西,官方肯定不给出版。你想替受迫害的人说话,不出版又有什么用呢?你要接受教训,别再当反革命了,多受罪啊!”
“不,我得写,不写我气得慌。”
“老鬼,算了吧!你的遭遇只不过是无数悲剧中的一个。比你更惨,更倒霉的有的是。我觉得,我们应学会忍耐,学会跟领导处理好关系。过去我们为什么受压?吃亏就在太没弹性,太书生气。我们仗着是大城市来的,不把土里土气的指导员看在眼里,耻于对他点头哈腰。我们真没有锡林浩特知青聪明,他们的处世态度是智慧的,无可挑剔的。跟领导搞好关系不是罪过,不是拍马屁,不是堕落。在这点上,我们应该向锡林浩特知青好好学习。”
“对,锡林浩特这帮人虽是小地方的,但社会经验丰富,比我们北京知青实际。他们会混,其实就是比我们会溜须。”
“如果这叫溜须的话就得溜,你也可以说这是生存的艺术,生存的本领。”
“怎么溜呢?”我好奇地问。
“溜也有学问,不能像你背大石头那样卖傻力气。要自自然然地干一些领导喜欢的事,千万别过分,别让领导觉得假。有些人不懂,瞎溜,溜过了头,反让人讨厌。总之要研究领导心理,要让他感觉你真心对他好……”金刚咽口唾沫:“今后,我就打算这样干了。”
金刚变化多大啊!
6年前,他刚来草原时,还是个文弱孩子,多愁善感。听见一群牛为自己同伴被杀觳觫悲哞时,他难过得睡不着觉,汩汩流泪,好长时间不吃牛肉。他爱幻想,在日记里细腻地描述着自己死后的情景:
小星星,小星星,
你来照照我。
我静静地躺在泥土里,
咀嚼着月亮的幽香。
一棵嫩草穿过我的躯体,
长成鲜花,
在晨风中挂着露珠笑眯眯。
沈指导员头次见了他就没好感,嫌他酸不溜秋。复员老战士们暗暗嘲笑他:连个马肚带都不敢系,锡林浩特知青也不喜欢他,干活没劲儿,像个上海小瘪三。他喜欢音乐、诗歌、鲜花、皮鞋。
和张芳铃的友谊对他是个沉重打击。
当他第一次收到那位山西姑娘的信时,快乐得想痛哭一场。他像一只小鸡衔着虫子,飞快地跑到没人的角落,偷偷看着。对这位健壮爽朗的姑娘,他充满着希望……自己父亲是个小职员,爷爷是个资本家。对方是个军分区司令的女儿,铁杆儿的好出身,两人结合足有力量摆脱出身不好给自己带来的苦恼。
他幻想着,窃喜着,脑袋发热,隔两天就给张芳铃写封信,一写就是六七页,在七连连部里秘密通着信……干活儿时,俩人总在一起,几乎形影不离。人人都知道他俩正在相好……然而金刚本人从不承认,他总提心吊胆,有某种预感。
打击果然来到。王连长的家正好属于张芳铃父亲管辖的那个军分区。出于尊敬和礼貌,王连长探亲回家时专门拜访了这位首长,并汇报了金刚的情况。司令员一听金刚的出身就反对。考虑再三,决定把女儿调回来,办到一个工厂当工人。
于是当俩人正沉浸在喜悦中时,这姑娘突然被辆吉普车拉走,一下子远走高飞,金刚几乎傻了眼。
他的初恋就此结束。
金刚心里恨连长为了讨好张芳铃父亲透露了他,但表面上,对连长还亲热照旧。一次喝酒时,他很恳切地对连长说:“我根本就不相信这事能成,早就想和她吹了。”
夜里,他蒙着被子,泪水浸湿了枕头。
张芳铃走后,他一有闲暇就拉小提琴,用忧伤的调子来排泄苦痛,大段大段的写日记。他曾悒悒不乐地对我说:“这年头,搞对象政审比他妈的上大学政审还难!什么鸡巴爱情,全扯蛋!”
……
他学会了抽烟喝酒,手指甲黄黄的,身上那种文雅风度越来越多地混杂着粗鲁,常重复着大车老板最喜欢说的荤笑话。他的穿着也讲究起来,特别是鞋子,总穿上等的牛皮鞋,贼亮贼亮。他还郑重向别人介绍:“穿高级皮鞋有安全感,来情绪。”住在连部的一客人记不住他名字,就称他为“那个皮鞋”。
随和的言谈,亮得能照人的皮鞋,使当地的土老百姓和一大帮讲究穿戴的天津知青都能跟他说到一块儿。
王连长在张芳铃的问题上似乎有点儿内疚,加倍重用他。连里的提拔、表扬、处分等许多军机要事都找他商量。春播结束后又给他立了三等功。金刚感情平息下来后,因势利导,更积极了,整天忙忙碌碌,开会布置工作,到各排传达连长命令,管这管那,成为七连红极一时的人物。
王连长和赵副连长(地方干部)关系不好,他为了给连长侦察敌情,夜晚蹑手蹑脚钻到赵副连长家的窗户底下偷听。因为扣工资的问题,王英英到连部又哭又闹,摔暖瓶、砸玻璃……他得知后,迅速赶来,生拉硬拽,把她推出连部,并还草拟了要求处分她的报告。
我对那些当了官儿后,积极过头的人很有些反感,曾委婉地劝金刚:“地位变了,思想可不能变。”
“我没变。”他不耐烦地说。
谁说没变?过去他见了连长,一副苦黄瓜相,现在见了连长,脸上直发光,笑得那么甜。过去团里首长下连视察,他矜持有度,从不主动打招呼。现在刘副主任下连蹲点,他没事也要蹭上去热情一番,并请副主任到自己的屋,打开箱子,取出保存半年多的牡丹烟招待,连茶水里也放了一大把白糖,双手捧给刘副主任。
他把连长研究个透!连长跟团里哪个领导最好,和谁的关系有了裂缝,最厌恶谁,隔多长时间给家里去信,一顿能吃几个鸡蛋角瓜馅的饺子,最喜欢哪种热汤面……全了解得清清楚楚。难怪连长信任他——自己生了病,端屎倒尿,比老婆还照料得好!
他三天两头陪连长喝酒,一喝就到半夜,山羊脸上的每一个毛孔都焕发着尊敬。滔滔不绝地跟连长谈古论今,分析连里各个人。为巩固好感,他还通过天津的关系偷偷帮连长买了一辆“飞鸽”牌自行车。
“人人都这么干,我也只好这么干。包惠琴送给连长3斤白糖,当上粮食保管。田春凤送给连长两条大前门烟进了机务队。你知道皮金生给肥团长、李主任送了多少东西?少说也得有300!现在到处都是这样,否则什么事也办不成。”金刚理了理他的小分头说:“我的目的就是离开巴颜孟和回北京,现在只有上大学这条路。为此还必须混一张党票,所以我得戴着假面具去亲热!去溜舔!这年头,多激烈的生存竞争,你要是不溜,入党、提干、表扬、上大学、长工资、调工作、甚至请个事假,都没你的份儿!”
不容我插话,他又恶狠狠说:“我们家只剩下一个被赶到农村的母亲。不像你,有一个社会地位很高的家庭,我无依无靠,怎么达到目的?靠品行吃不开,社会上刘英红那样的人并不多,而且还被烧死了。大多数人都是平庸的。亲近领导便是平庸人的武器。齐淑珍怎么上的大学?还不是跟李主任甜言蜜语的,皮金生要是不拍胖团长马屁,他能进了宣传队?连长非整死他!”
金刚的两个眼镜片闪耀着刺目的白光:“你仔细想想,你难道就那么纯洁吗?有人大骂别人溜舔,是因为领导对他不好,想巴结也巴结不上。”他的山羊脸铁青,那嗑瓜子极麻利的尖锐小牙咬着薄嘴唇,死死盯着我。
想回他几句,心里又发虚。他的话太一针见血了。我确实不纯洁,为了得到我所热爱的姑娘,也在暗暗使劲往上爬。
赶车在巴颜孟和是最卑微的活儿。冬天冻死,夏天晒死,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自己装车卸车,长年孤零零一个,还得天天照料牲口……找老婆极困难,没人乐意干。结果五类分子、刑满释放的、犯各种错误的,全让赶了车。姑娘除非万不得已,绝少跟这些人接触。也难怪,赶车的光棍太多,太流气,从他们嘴中诞生了无穷无尽,说不完的流氓故事,见了女的也不住嘴。
更有甚者,个别大车老板儿熬不住光棍的苦,竟跟母羊、母驴、母马干!使人们一提赶大车的就面露鄙视。
我见此情况,非常害怕。当职业等级成为人的价值标准时,许多小事都在刺激着你的心。比如:团部招待所女服务员对老蒙是一个态度,对兵团战士是一个态度,对现役干部又是一个态度,泾渭分明,毫不含糊。随着官衔儿不同,笑脸也各不相同,如同卖香油的一样,不会多给你半两。这种观念催促着人在等级的台阶上奋力高攀。如果你要想得到周围人的尊敬,得到一个漂亮姑娘的好感,你就得在本单位里攻占一个尽可能高的位置。
表面上我很少去连部,也从不向连长点头哈腰,但心里却成天琢磨着怎么离开大车班怎么当上连队的统计。拉草时,连长规定一车必须拉40堆,我总要装43堆,为的是让连长高兴,调出马车班。
天天盼着白音拉能摔个残废,摔他个半身不遂,好由我来接替。唉,见鬼了,这么一丁点儿的小官儿都那么不容易弄到手。
我耍两面派,玩鬼点子是环境造成的,如果我所追求的那个姑娘喜欢赶大车的话,我死心塌地在马车班呆一辈子。
插队以后,知青都渐渐成熟,变自私了,每个人都在变。他们说这是生存竞争,自然选择的结果。
最后的诡计
关于兵团解散归地方的消息传说纷纷。尽管康政委在全团大会上公开宣布:“这纯粹是谣言,是别有用心的捏造,警惕阶级敌人捣乱!”但私下,一个个看过有关文件,参加过有关会议的干部却证实:这消息确实,兵团建制年底就要撤销了。
康政委敢公开那样讲,瞪着眼睛说瞎话,是为安定人心,便于最后这一段工作。
命运的转折又一次冲击着每一颗知识青年的心。
与此同时,1975年大学招生工作开始,这是一次空前激烈的竞争。
我连报名踊跃,其中有金刚、李国强、韦小立、李晓华等班排干部,也有一些平日表现一般的人,如呼市女生金丝猴,偷过东西,名声很差,也报了名。
老孟却没有报,他说不赶这时髦。
为上大学,金刚使出浑身解数,数月前就精心准备,四处疏通关系,不惜血本,花了不少钱,到月底穷得向别人借饭票。他知道,兵团解散后领导全要换,必须趁现领导还有权的时候,全力以赴争取。
已是深更半夜,他还找机务排长老戈商量对策。
这年夏天老戈出了点事。航空灭草时,老戈在大田里负责联络,指挥二排几个女生给飞机打旗。一天,李晓华突然到连部,向连长检举老戈,说他在大野地里耍流氓了,小便口张着,故意向她露出那玩艺儿。老戈平时特别老实,胆子又小,干出这等事,实在令人吃惊。连队里议论纷纷,多数人倾向相信。在这荒凉的小地方,青年男女聚在一起,却不能自由来往,牲口都能可着性子干,人却老憋着,干柴烈火憋到一定程度,就会有这等怪异举动。
但只有金刚公开替老戈说话,非常坚定。他对连长说:“李晓华许是被几个男生给追得神经过敏,以为所有男的对她都垂涎三尺。就算她说的是真的,大野地里,老戈尿完尿,忘了系扣儿,完全可以理解,绝对不能说是耍流氓。”
他对一排的李国强说:“唉呀,老戈太马虎了,没注意,谁知道李晓华专看男生那地方呢?我看这李晓华就是为了提高自己身价,好像所有男人都想和她搞。”
他对老孟说:“大天鹅真够呛,眼睛不老实,为什么专盯着男人那儿看?”
……
他安慰老戈:“别怕,要挺住。”
“我才不怕呢。脚正不怕鞋歪。”老戈嘴上这么说,眼神却无比哀伤。他知道,这种事对他名声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为李晓华倒霉的男的有好几个了。小芦、刘福来、沈指导员,再加上你。这女的真可怕。”
“上大学你报名了吗?”老戈似乎知道金刚来的目的。
“报了。你在机务排帮帮忙吧。”
“没问题。我先动员3个班长投你的票,再让他们做本班战士的工作。最起码能给你争取到35张票。”
“那太好了。”
老戈对金刚感激涕零。保证要动员机务排的人推荐金刚,非压倒“大天鹅”不可。
金刚花了十来块钱,买了四五筒罐头,来到马车班,和马车班长小姜又是喝,又是抽,猛干了一气。
马车班长是个赤峰知青,嘴皮子能说,很有江湖气。
“小姜,我平时对你还是很尊重的。你要跟车的,我从来都派好劳力,你说是不是?”
“对,对。”小姜一喝酒,就红脸,心肠变得比菩萨还软。
“这次推荐上大学,你在马车班得帮帮兄弟呀。”
“没说的。我、老鬼、老常肯定会投你的票。老张、周旺、大傻、蔡光华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就是李大肚子跟王连长有矛盾,可能够呛。反正马车班起码能投你7张票。对了,你再多给我派几个跟车的吧。”
“没说的。明天就多给你派。”
“好。哥儿们给你游说。”小姜醉醺醺说。
金刚又辛辛苦苦跑到山上,和老孟促膝谈心,讲了自己的困境:为协助王连长工作,得罪了不少人,尤其是赵副连长。那时,哪知道兵团要解散?连长的日子不长了?现在连长一撤走,赵副连长很可能当上七连连长,这样,他肯定没好下场,因此这次上大学必须争取走。
老孟二话没说,答应在农工排帮他使劲。临下山时,他给石头山的老工农留下半麻袋大葱。
惟一遗憾的是女生排没有跟他关系特铁的。排长李晓华又是他的竞争对手,为避免矛盾激化,没敢到李的地盘攻坚。
另外,他还偷偷找了团招生办的负责人刘副主任。去时背着一个大书包,里面用纸包着不知什么东西。在刘副主任面前,他显得那么拘谨腼腆,只用小半个屁股坐在椅子边上,身体前倾,双手放在膝上,脸上露着甜蜜微笑。
总之为了搞到一个上大学名额,他作了最大努力。上至团政治处主任,下至掏厕所的菜园老曹头,都一个个找,一个个地疏通,物质上也付出了巨大代价。
但他还是忧心忡忡。因为最信任他的王连长在这关键时刻回家探亲。
兵团解散的消息震动了全团现役干部。据说团级还回原部队,营、连两级可能要转业。于是这些基层干部纷纷四处活动,为自己今后的出路奔忙。王连长破例在秋收大忙前回家,就是去联系将来的工作。这可把金刚急坏了,像热锅上的蚂蚁,天天盼着连长快快回来。
群众推荐的最后结果:韦小立获票数全连第一。这也可以理解,她是文书,和下面的人没利益上的冲突,谁都可以接受。李晓华也被推荐上了,票数比韦小立差一截子。因为她得罪了一帮男知青,又为上大学发过神经。
男生排的李国强推荐上。他干活儿好,为人厚道,小树不招风。
金刚在机务排、农工排、马车班、男生排都通过,但在女生排却遭惨败。全排只有3个人同意,没通过。
金刚走红了后,总爱挑剔别人的毛病来显示自己能干。二排的几个女知青就成了他挖苦的对象。金丝猴在探亲回家的路上,偷拿了商店一点东西,本人喜欢文学,爱写诗,金刚就说她是个舞文弄墨的骗子;王英英和刘福来勾搭,他说这女的是狐狸精,王英英到连部哭闹,他利用体力上的优势硬把王推出门外……他公开替老戈辩解,攻击李晓华神经过敏。
王连长不喜欢谁,他就异常骁勇地跟谁吵架、训斥、挖苦,勇敢地战斗在第一线。
他担任团支书以来,把上一任团支部踩乎得一无是处。他工作卖力,可大权小权独揽,什么事也舍不得给别人干,生怕人一多,自己废寝忘食的工作形象就不突出。为此,韦小立和几个女支委都对他一肚子意见。
他很少在领导面前说别人好话,看见别人和连长亲热就不高兴。总想一人垄断连长好感。本能地把几个女知青看成与他争宠的的对手,发现哪个女生跟连长多接触几次,就满脸怒气,有意无意向连长透露点那人的毛病:“连长,钟小雪说瞎话骗你了,她父亲根本不是厅长,只不过是个一般小干部。”
“连长,小妖婆装病,借马下牧区玩……有人反映,她一看见男生就发情,都拉拉胯了!”
他一口咬定:“李晓华就是作风有问题,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得知连长让宋素云去呼市师院代培,他鄙夷道:“这家伙肯定送东西了,否则根本轮不上她。”提到金丝猴、卫生员等人报名上大学,他说是“瞎凑份子,自讨没趣。”
这一切都引起很多女知青反感。
经过团里复审,9月份连里宣布最后结果是韦小立、李晓华、李国强3人。
金刚气得顿足捶胸:“操他娘,活该我倒霉,没找李主任。谁知道他停了职还管事呢?亏大发了,唉,雷厦眼力真准。”
雷厦和李主任关系很好,这回上了吉林大学。
金刚怒冲冲对老戈说:“大天鹅犯一次神经病,捡了个大学上。真让她给捞着了,哼,弄不好肚里都种上了籽儿。”
这就是当初见了井边站着老牛,总要为它打几桶水喝的金刚。
大学招生工作结束后,连队懒懒散散,开会的人稀稀拉拉,干活无精打采,能少扔一锹就少扔一锹,扫羊粪时,腰也不弯。
9月中旬,王连长从家回来,见场院上的粮食都堆满,马上组织突击。这王连长是连队的灵魂,他一回来知青们就不再敢偷懒、磨洋工。大家互相比着,努力地干,生怕老连长那庄稼人的辛辣挖苦落到自己头上。
一麻袋一麻袋的小麦入了库,直到深夜,场院上还走动着一条条黑影。
在寒冷的深秋夜晚,我看见韦小立也背着一百六七十斤的麻袋,颤颤巍巍地挪动着双腿。那被压弯了的少女身影,几乎完全隐没在大麻袋下面。李晓华、钟小雪、金丝猴、本儿亮等女生也都默默无声地抗着麻袋,哆哆嗦嗦地走着……在场院库房的黑暗角落里,不时传来卸了重负后,女孩子们喜悦的尖叫声。
我想,全世界恐怕也就是中国有这样的场面了!一大群工人的、老师的、教授的、部长的、省长的女孩们,从大城市来到遥远的边疆,扛着一百六七十斤的麻袋,步履艰难地往粮囤里走。就是以尚武著称的古代斯巴达妇女,也未必扛过这么沉的麻袋!
我故意大声和别人说话,然而韦小立却始终没有向我们这个方向看一眼。
汽油发电机“突突”响着,夜幕笼罩下,电灯泡发出一小团白亮的光,一个个年轻人拖着幽灵似的长影子,在半明半暗中晃动。永远难忘啊,兵团最后的一个秋收!永远难忘啊,扛麻袋的女军垦战士!
听说韦小立要上大连外语学校后,我颓丧地躺在炕上。为了能混上连部统计,拼命干活儿,车车超载,自己装卸车,争取每次表扬名单都有自己……可是仍没当上。我只能以赶大车的身份与她分别。
为了保持住那美好又神圣的梦境,我一直没采取什么行动,更不敢和她摊牌。害怕这样会把自己的幻想完全粉碎。哪怕不明不白,朦朦胧胧地拖下去,心中总还能有个希望的幻影。
当然,我也有我的诡计。
“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疏远女人,冷淡女人,对这个女人就是一种魅力。
我硬着头皮装作不爱见她,不愿理她。每次交报费,从不多说一句话,即使屋里没别人也不多呆,办完事就走,用离开她来刺激她!去食堂买饭,目光与她相遇,首先离开交点,用不看她来刺激她!坐拖车去团部,离她远远地站着,用躲着她来刺激她!一次拉草时,还向正在马厩里垛草的她吼道:“快把道腾出来,车进不去了!”让这小魔鬼听听我的咆哮,尝尝被我吆喝的滋味儿!
我知道,有的女人专爱骂过自己,打过自己的男人。
现在,她要上大学走了。
不行,在我失去她之前,先让她失去我一次。
三间房离连部有30多里,打了不少草,需要大车拉到东河马厩。我请求连长让我去。他同意了,并让大傻、刘福来与我同行,吃住自己解决。
临走前,我去韦小立处退伙食(司务长探亲,她临时代替)。并叮嘱她:“好好保存我的报纸,别弄丢了,”她点点头,很大方地看了我一眼。
我猜测,她顶多再呆3个多星期就会离开七连。
转过身,抬起腿,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拉开门,“砰”地关上。身后静悄悄,什么也没发生,脸上有些发热。这家伙要走了,也不跟我说句话!哼,不说就不说,摆什么谱儿?我下牧区了,再也不让你看见我。哼,老鬼的形象比二分钱一斤的大萝卜可值钱多了,决不再给你看到!
天地一线,野草茫茫,三间土房在水气中更显得孤零零,凄惨惨。
天天下雨,我们只好天天休息。
刘福来、大傻除了打牌就是喝酒,对骂。我睡在另一屋,把门关上,划拳声仍从门缝里钻进来。
螃蟹一呀,
脚八个呀,
两头尖尖
这么大个呀,
哥俩好呀,
该谁喝呀……
筷子敲得梆梆响。
外面,细雨绵绵,雾气迷蒙。草原的秋天,有时干燥得要命,有时又像南方那么潮湿多雨。我裹着皮得勒,躺在炕上,静静沉思。
不由自主想起韦小立,苦苦思索着她内心的秘密。你如果不喜欢一个人,会把枕头扯开,倒出荞麦皮给他装小鞍水屉吗?会把自己东要一颗,西要一颗,辛辛苦苦攒的几十发子弹让他打吗?会大老远就伸着胳膊把介绍信递过来吗?她肯定知道我想跟她好,还这么干是什么意思呢?
过去,每个要离开草原的人,临走前,都逐一与全连人告别,这已成惯例。她走前,也应该向全连人,包括我打个招呼。
金刚说这根本不是爱情,是剃头的挑子一头热。就算这样吧,那这一头热给了我多么大的力量。有她在,刘木匠那年轻风流老婆,无论怎么向我微笑,帮我补袜子,也毫不动心;在她身边,两个麻袋压在身上能自己站起来,走上一米多高的粮囤;也只有她使我对连队的猪群产生了特殊感情,甘愿变成一只老黑。
每逢看见她用纤细的手给黑猪刷毛洗澡时,真羡慕那畜生。
她呆过的地方,空气清新扑鼻,并夹有一股幽香;她坐过的地方,我只要坐一会儿,屁股上能感到股股热流;她摸过的东西,全散发着淡淡芬芳。
我幻想着,但不敢幻想与她接吻。只要能握握她的手,再得到她一个微笑就够了,就足以使我在三间房的雨天中快乐一上午了。
雨水滴嗒滴嗒从房檐掉在地上。草原上本来就地广人稀,再一下雨,天阴阴的,就更觉得凄凉和寂寞。
反正起来也没事干,已经上午9点多了,刘福来和大傻依旧缩在被窝里聊天。
大傻伤感地讲起他妈如何疼他,60多岁的老母亲上街从不坐车,不管多远都走着去,走着回,一分一分地给他攒钱。还从不跟他一桌吃饭,总分着吃。他吃鸡蛋炒肉,妈吃熬大白菜,他吃烙饼夹香肠,妈啃窝头就黄酱……说着说着,大傻眼泪汪汪。来兵团后不久,妈妈想他哭坏了眼睛,心脏病日益严重,他赶忙回家探亲,气息奄奄的妈妈总算活了过来。但他刚一回内蒙,老妈就在对儿子的呼唤声中凄然去世。
大傻伤心地絮叨着,声音都变了。
刘福来同情地说:“别想了,想也没用。”
沉默了一会儿,从那屋里传来了刘福来的歌声:
纵然游遍了美丽的宫殿,
享尽了富贵荣华,
但是无论到哪里,
都怀念我的家。
当我漫游在荒野上,
凝望着天边的月亮,
好像看见我的母亲,
把爱儿思念……
这是一首当时在知青中很流行的歌曲,调子凄凉优美。从刘福来嘴中唱出来显得特别单薄、稚气、满不在乎,恐怕他是在笑着唱呢,这孩子用一声声放纵的喊叫来撕碎乡愁、孤独和三间房的寂寞!
大傻的鼻子吸溜吸溜响着,似乎流了泪。刘福来清纯的童音像条赤裸裸,肉滚滚的小猪,不知疲倦地吱吱欢叫。
将近中午,他们爬起来吃饭。
“操你妈福来,为什么不让带猪肉?喝着酒,再来点猪头肉没治了!”
“去你妈的!”啪地传来一记清脆的耳光。刘福来不吃猪肉。
大傻吼道:“别他妈驴鸡巴穿大褂假装圣人!跟我上这壶,没你好儿!”
屋里嘁哩哐啷地打起来。
“今天,不收拾了你这杂毛驴,我刘字倒着写!”
“今天,不把你放这,哥儿们眼珠让你当泡儿踩!”
喘气、咒骂、拳打脚踢……刘福来心狠灵巧,大傻有块儿,俩人各有优势,谁也不服谁。我赶忙跑过去劝架,这俩扭成一团。
“操你妈杂毛驴!”大傻头上有好些白头发。
“操你妈骆芬芬!”刘福来最新的女朋友姓骆。
“我操你60岁的老娘!”
大傻嚎叫着飞起一脚踢在刘福来大腿上,他最疼老妈。
刘福来啐了一口,正中大傻的脸上。
俩人一来一往对骂,唇枪舌剑一番,自觉无趣,终于沉默,安安静静过了一上午。到下午寂寞难熬,又一块儿玩起扑克。
……
阴暗低垂的天空还在掉点儿。青草浸在水里,大车被淋个透湿,叉子全生了锈。总下雨没法干活。过了几天,大傻、刘福来就借口找马回连了(我们没有马倌儿,12匹马晚上或用绳觅或上绊,老丢)。
三间房就剩下我一人。
韦小立走没走呢?真的就这样分手了吗?她走的时候,不可能忘记我这个给她写过信的反革命,不可能。哼,让她难受难受吧!并不是所有人都巴结她,为她送行!
一天一天过去了。阴雨把人下得愁眉苦脸,一点儿精神也没有,心里老是想着她,躲着她的计策管用吗?能给她的心划上一道印痕吗?能把她的感情吸引回来一点儿吗?
我在牧区草场里躲着、熬着、储存着自己的形象,不给韦小立有看到我的机会。希望借着人最珍惜失去了的东西心理来促使她想念我。一种直觉告诉我,欲擒故纵的战略比赤裸裸的追求,威力大得多。不少书上都写过:很多姑娘不爱理睬屁股后面的一堆追求者,却偏偏看中对她不感兴趣的陌生男子。
10多天后,我实在忍不住了,决定回连探探风声。
大雨下了一夜后,早晨依然飘着零星雨点。草原上雾气弥漫。远处墨黑的浓云滚滚而来,低得几乎贴到地面。耀眼的闪电骤然裂开天空,一场大雨即将来临。
我赶忙抓上大黑马,备好鞍子,换上一身干净衣服出发了。
草原被雨水清洗得碧绿碧绿,连空气也是水淋淋的,沁人心脾。草丛里到处是一摊摊积水,大黑马勇猛地冲过去,飞溅起的水花浸湿了我的裤腿。沉重的马蹄声和激越的胯骨声震破了草原细雨中的静谧。
我纵马向东南跑去。大黑马浓密的尾巴顺风飘拂,强壮的胸脯在奔驰中凸动着一块块肌肉。
大雨铺天盖地下了起来。一瞬间,灰茫茫,分不清天地。四周是一片片哗哗雨声。密集集,温凉凉的雨水从头发里流到脸上,又流进胸脯、小腹、大腿根……这么大的雨中,放牧的牧民一个也看不见,整个世界好像就自己一人,全身虽淋个落汤鸡,却觉得别有滋味。
她千万别走了。我顶着瓢泼大雨,就是为了去看她一眼。
快到连部雨停了。下马拧干了衣服,站在上坡处让风吹了半天。思想斗争起来:如果韦小立没走,见不见她?一找她,就又让她看见我,白藏了那么些天。贱货,干嘛总我找她?可是也不能不取报纸啊,要不让别人代领一下?不,干什么扭扭捏捏的?越这样越招人讨厌,好像有什么鬼。对,还是自己去一趟。欲擒故纵也不能过分,否则就真“纵”了……如果她在,就只说一句话,呆两秒钟。
我掏出小镜子仔细照了照,演习了一遍跟她见面时的表情,没发现什么问题,骑上马缓缓向连部走去。
大黑马汗渗渗走到她的屋门口。下了马,生硬地敲了敲门。
一个姑娘出现在面前,正是她!瞪着一双惊异的眼睛。
“报纸来了没有?”
“没有。”她态度平和,无任何特殊表示。
沉默了片刻,我转身就走,心突突跳着,沮丧万分。跨上马,用脚后跟磕了磕,大黑马嗒嗒地向一排跑去。唉,这女的一句话也不多跟我说!姓韦的,你知道我在大雨里跑30多里路就是为了看你一眼吗?
不知怎么搞的,又有点后悔,假如再坚持几天,把自己的形象多储存一段时间,她可能会对我更热情一些。
金刚告诉我,要是不下雨,3天以前,她就走了。因为这一段老下雨,道路泥泞,出发日期往后推了。
这就是说,直到临走,她也没想通知我一下,告个别。
用冷淡疏远的刺激,用欲擒故纵的诡计,毫无效果。
分别
她要上大学走了。
这个激励我7年的姑娘,真的要永远和我分开了。不甘心就这么结束,窥伺着机会,要再和她说一次话。
她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我躲在女生排宿舍的山墙阴影里,像猫一样睁大眼,盯着她的屋子。里面传来欢笑声。那些女生真婆婆妈妈,聊起天来罗罗唆唆,又臭又长。我盼着她们快快走,明天白天没机会,今晚不说就永远说不成了!
八点、八点半、九点、九点半……这些女的可恶之至,怎么还不走?老在一个地方会让人发现,只好一圈一圈地沿着连部附近绕圈子,耐心等待。如果碰见人,就装作刚从厕所出来途经这儿。
10点来钟,几个女生终于走出来。她们真能唠叨呀,叽叽咕咕了两个来小时。
又熬了几分钟,四周非常安静,没一个人。我蹑手蹑脚,敛容屏息,走到她的屋门口,用颤抖的手指轻轻敲门。
“请进。”
她愣住了,困惑地望着我。
“嗯……你要走了,我想跟你……”看她脸色冰冷,我咽了口唾沫,把“聊聊”换成了“说几句话”。
她无动于衷地坐着,眼睛注视对面炉子上的烟筒。
“这几年专政,我被骂得狗血淋头,但并不是真的……兵团给我改正处理,等于纠正了过去处理的错误。但还有很多有关我的传说,并不确实,大部分都是谣言。我板着脸瞥了她一眼,她还在专注地研究着烟筒。”
“那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认为我们七连开门整党,给指导员提意见没有错,雷厦他们写联名信也没有错。”
停顿了一下儿,观察她的反响。
她沉默着,可能对七连开门整党早已遗忘,没任何兴趣。
“我从被批斗时,就想对大家说几句话,现在事情虽然过去好些年了,我还要说。”
沉默,屋里静极了。
“挨整的人并不都是坏人。”
沉默。
“嘿,你怎么了,我跟你说话呢?”
她平视着前方的炉筒,低声说:“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时候不早了。”
看这架势,她很不想跟我说话。我尝到了黔驴技穷的悲哀,窘极了,赶忙像个贼一样轻轻退出去,把门关上。
深夜,她那盏灯直到很晚才灭。
完了,彻底完了!我站在黑暗中,狠狠地骂道:“魔鬼,地地道道的魔鬼!”
契柯夫说:“只要你行为特殊,就会有女人爱上你。我认识一个男人,他不分冬夏都穿着毡靴,因此许多女人爱他。”
我也够特殊了,脚后跟能长草;眼睛一瞪,能照人几分钟不眨眼;来牧区7年没洗过一个澡……可是在韦小立的眼里,却连节炉筒子也不如。
第二天,1975年9月26日。老孟也下山回连送上大学的走。
他眯着小眼睛,微笑地和我打着招呼:“鬼,昨晚上睡好了吗?”
“睡好了。”
他狡猾地笑了笑。
罗湘歌听说韦小立要走,特地从东乌旗查干淖尔赶来送行。她的气色不太好,脸很黄,蒙着一层阴郁。
借着陪北京老乡的名义,我走进了韦小立的屋。炕上堆着知识青年送的笔记本、毛巾、解放鞋和老蒙送的甜奶豆腐等等。韦小立的脸红红的,正忙着整理东西。桌子上摆着一堆糖块、瓜子。
罗湘歌表情呆漠地坐在角落,一句话不说。
老孟用钳子帮助李晓华给木箱子上绕一圈铁丝,累得满头大汗。李晓华欢喜雀跃,指指点点;宋春燕一针一线把韦小立行李上的一小口子补好;李国强吹着口哨,从锅炉房打来4暖瓶开水。
经常念叨着刘英红好的阿乐华老婆,也赶着牛车送韦小立。老婆子握着韦小立的手,说着很难懂的蒙语,丑陋的嘴一歪一歪地颤抖,煞是惨然。她硬塞给韦小立10块钱、两丈布票,满是皱纹的松软眼皮里包着一汪泪水。
秋风徐徐,枯草凄凄,灿烂的太阳斜挂蓝天,空气干燥凉爽。
那光辉灿烂的场面,至今还记忆犹新:韦小立、罗湘歌、李晓华、宋春燕在连部门前排成一行,面向东南方。金刚弯腰给她们拍照。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尽情地看着。7年来,头一次有这么一个好机会可以长时间地光明正大地端详她。一样一样贪婪地欣赏着她的头发、眼睛、额头、脖子。
她穿着一身崭新的兵团服,绿绿的像棵小白菜一样新鲜、质朴。椭圆的脸蛋,小蒜头鼻,鼓鼓的前额,短短的脖子,全都焕发着青春光泽。此刻,她挺着平板一样的胸脯,微笑着,露出两排洁白整齐的牙齿;一对单眼皮眼睛晶晶闪亮,满怀对新生活的憧憬。
照完相,大家又陪着她们回到屋里等拖拉机。李晓华请老孟在笔记本上签名留念,老孟写道:“永远记住草原!”
男知青聚在一起开着玩笑:“布勒格特走谁的后门了,介绍介绍经验。”
“别一上大学就不理咱们了!”
“有事来信,别的不行,牛羊肉、蘑菇之类的,还能小帮一下。”
“谁要忘了兵团的穷弟兄就是婊子养的!”
李国强吹牛,他在石头山上装的一铁盒虱子保存至今,虽然都死了,壳壳犹在,他要带到大学镇镇去。
女知青们叽叽喳喳,车轱轳话来回说,彼此千叮咛万嘱咐,一遍又一遍,好像是在永诀。
“一定不会忘的!平常天天盼着走,真要离开了,心里又特别舍不得。”李晓华满面泪痕地嗫嚅。她总算上了大学,结局还不错。要留在草原非彻底疯了。在兵团,一张稍稍中看一点儿的脸蛋给她招来了多少麻烦!正正经经的姑娘,却背个“随军妓女”的外号。
离别仿佛有一种净化感情的神力,平日的嫌恶、嫉妒、轻蔑全被离别驱跑了。听说李晓华没买着黄油,金刚把自己准备带回家的两瓶子黄油全送给她。尽管平时俩人谁也不理。这次上大学又结下新怨,但在离别面前,都顾不得计较。
只有罗湘歌的神情有点反常。一句话也不说,表情僵漠。韦小立用胳膊搂着她的脖子,坐在板凳上,俩人紧紧地挨在一起,默默无语。
别人能走,自己却走不了,人世上的不公平,社会上的不公平,命运上的不公平,又狠狠地给了罗湘歌一击。
我们从全国各地四面八方汇拢来的知识青年,相聚在茫茫草原,同甘共苦了7年,离别时才发现这点点滴滴的友谊竟是那样美好难亡。
大冬天,当你干一天活儿回到屋,生病的弟兄早帮你把饭打回,放到火炉上,滋滋冒着热气……当你在东河牧区生病了,会有人连夜套上勒勒车,一步步牵着牛,穿过荒原,把你送到连部卫生室。谁探亲回来,一无例外地把鸡蛋糕、芝麻糖、炒花生等美味共产给馋得眼睛发蓝的兵团战友……当你急得上厕所没带纸时,小知青会毫不犹豫地从精装的日记本上撕下几页雪白雪白的纸。
场院加夜班多困哪!到夜里两三点钟,眼皮几乎粘住。等车功夫,你困得倚在同伴肩上睡着了。看着你睡得那么甜,你脑袋下的肩膀努力挺着,酸了麻了也不敢换个姿势,生怕把你惊醒……
不同的家庭、生活经历、性格、爱好聚在一起免不了磕磕碰碰。知识青年之间有勾心斗角,有嫉妒争宠,有谁也不服谁,有告状,有打得头破血流……但共同的命运把他们联在了一起。同住一个蒙古包,同吃一锅饭,同用一口井,用使一个搓板,7年的朝夕相处已把彼此的生活习惯、语言、嗜好、表达感情的方式混杂起来,分不清你的我的。
真是抬头不见低头见。打完了架,还得住一条炕,挤一个蒙古包,睡一条大毡。这个草原上的荒凉小连部,知识青年彼此相濡以沫,像暖房一样地抗御着北疆的严寒。如今走了几个人,少了几颗热腾腾的心,顿觉一股寒意。
大家轻轻说着话,嗑着瓜子,努力抑制着心中的激动、伤感、空虚。彼此交换着临别赠言及通讯地址。谁也不知道将来还能不能再见面。
连长没宣布休息,也没通知欢送,但所有知青都自动停下工作,聚集在连部门口。连长也没说,等于默许。
平时封建,很少跟女生说话的一些小青年,现在也纷纷跟韦小立、李晓华打着招呼。突突突,胶轮拖拉机冒着浓烟从机务排开过来。大家争先恐后,抢着帮他们把箱子、行李装到车上。
“林胡,我走了。拖拉机送完他们后上山去。”老孟一纵,爬上了车。我没顾上理他,站起人群后面,死死地盯着韦小立。她已经上车,红光满面,十分兴奋,我紧张地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
“哟,我的一个书包忘在屋里了!”韦小立对李晓华说了一声。
“赶快下去拿,来得及,来得及。”
韦小立匆匆忙忙爬下车,跑到屋里。这时人们都出来送行,她的房间一个人没有。
我像一条敏捷的蛇,无声地尾随着她进了屋。她拿起书包,刚一转身,正好和我相遇。两个人的目光碰上,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露出惊讶。
热血涌上脑海。
“韦小立,你要走……了,我,我再跟你说一句话。”深深吸了一口气,脑里想好的词儿忘得干干净净。嘿呀,跟她说话,比跟小桑杰摔跤费劲儿得多!
“嗯,嗯,也没什么,昨晚上都对你说了。嗯,嗯……完了。再见吧。”
她诧异的脸笑了,笑得那么温和,整个屋子“忽”地亮了起来。这个笑是她完完全全给我的,给我一个人的。
外面拖拉机的油门加大,“突突突”震耳欲聋,似乎在催促她快点上车。
我又使劲地看了她一眼,心一横:“你快走吧。”
她也不知道说什么好,激动得满脸通红,向我点了一下头,慌慌张张地跑了出去。
我顺手从桌子上抓了一把从她嘴里吐出的瓜子皮,塞进口袋,跟着跑了出来。
她攀上车帮,踏着轮胎,爬上车。
“突张张”,拖拉机吼着,喷着黑烟,车轮移动了。油门很大,轰轰震耳,但车走得很慢。
大家不约而同举起手臂,向走的人招着手……有个女生抑制不住,惨叫了一声。大胶轮轱轳碾过了几十颗青年的心。这是命运的轱轳,无情的轱轳。
拖拉机一米一米地离开连部。
女知青们最初默默啜泣,继而呜咽,随着拖拉机的离去,声音越来越大,最后索性大哭起来。那么多姑娘汇成的哭喊声,令人听了不寒而栗。
脊背上窜起一道冷流,我向她扬扬手,清清楚楚看见她低下头,用手指擦着脸上热泪。李晓华那哭歪了的脸上挂着苦笑,她几乎忍受不了,不敢再看车下那么多流泪的眼睛。
李国强扶着老孟,向车底下的人拼命挥手。
下面有人使劲喊:“布勒格特,操你屁股!”
他咧着大嘴笑着,感激地笑着。
……
人生道路的离别,青春的离别,荒凉的离别,动乱年代的离别,让人百感交集的离别……离别这场面啊,所有插过队的人永远难忘!
在秋高气爽的灿烂阳光下,40多个姑娘失声痛哭。有的瘫在地上,鼻涕一把泪一把,有的倚着墙,顿足捶胸,哭得头发蓬乱……这集体的嚎哭,呜呜的声浪,比那B—52轰炸机扔炸弹还惊心动魄,就是在火葬场里,也见不着这么多人哇哇大哭。
二排女生平时积极得很,干活儿老爱跟男的比,只是在这个时刻才暴露了女性脆弱的那一面。每人都哭得死去活来,好像受了多大委屈。
连平时最爱胡打乱闹的刘福来也严肃站立,一句话不说。
拖拉机无情地向西南跑着,越走越远,最后消失在地平线下。
王连长劝女生回宿舍去。但女知青好像没听见,仍聚在一起哭泣。男生们也不肯离去,默默望着这场面,不少人热泪盈眶。
命运对女孩子是残酷的。
少先队的大队主席、门门功课五分的三好生、妈妈膝下的娇千金、少年宫歌舞队的女演员、全校数学竞赛第一名……现在全无一例外地在内蒙旷野抡大镐、和泥巴、拌麦种……她们觉得被社会抛弃了,被不公平的命运抛弃了!急得尖叫、跺脚、号啕、用拳头砸连部房屋的土墙。
她们哭离别,哭自己……怎么办呢,别人一个个上大学、调转、病退、招工……自己怎么就那么无能,走不了?这辈子的最后归宿在哪儿呢?莫非30大几才能回去,再干学徒工,再去解决个人问题吗?一张老太婆脸还有什么意思?就在这儿找一个老蒙,动物性地结合吗?给人做饭、下小崽儿、缝皮得勒……不敢想了,她们只是放声大哭。
在漠漠大野,浩浩蓝空之下,那维系着姑娘生命的一丝丝细线,简直被嘶哑的哭声震断了。最后,在连长反复哄着,劝着,她们才哭哭啼啼,摇摇晃晃,互相搀扶着回到宿舍。
男知青也阴沉沉地走散。
罗湘歌送完韦小立后,执意要回去。天已快黑,我们劝她住下,她很冷淡地摇摇头,跨上鞍子,头也不回,纵马向连部北侧,那黑茫茫的草原跑去。
在嗒嗒的马蹄声下,她对马粗鲁地吼了一声,再没说话。女生排的痛哭可能很刺激她,身影顷刻隐没在浓浓暮色里。
这次见罗湘歌,感觉她更加显老,额上皱纹极明显,鼻旁也出现了两道褶皱。我不由自主想起了夹在她日记本里的那朵蝴蝶翅膀般的花,干涸褪色,失去了光泽。
一个快30岁的北京姑娘,看见熟悉的人一个个都走了,无边无际的草原就剩下自己,尽管入了党,被牧民誉为神医,在旗里小有名气,那又怎么样呢?她内心的滋味肯定很复杂,有谁知道她的苦涩和难言之隐?
我好像理解了她的笑,从柔韧角弓发出的强劲啸响,理解了那马蹄声下爆发的荒凉而苦楚的大吼。
……
连部前空荡档的,送行的人早就没了,哭声听不见了;食堂开饭时的喧闹听不见了;拱猪的喊叫声听不见了;每间屋子都静悄悄的。
我回到马车班,看见大傻趴在炕上,双手捂着眼睛,一声不吭。唉呀,我也想好好哭一场,可是就流不出一滴泪!真想割下屁股上一块肉吃了!或是喝他一瓶白酒瘫在臭猪圈里!
我的小黑屋太静了,哎哟,受不了,受不了这孤独!赶忙走到卫生室,借要点镇静药和宋春燕说会儿话。宋春燕是韦小立最好的朋友,爱屋及乌,此时,我把她当成了最亲近的人。
在卫生室,宋春燕正给一女生打针,安慰着她,这女生刚才哭休克,现已经清醒。
不知怎么搞的,泪水渐渐涌进眼眶,眼看就要溢出,这时刘福来走进屋。我的自尊心马上把感情压下去,泪水悄悄顺着鼻泪管咽到肚里。
6点多钟,天色已黑。我走到外面,遥望远方,看见还有一丝丝白光的晚霞在天边苦苦挣扎。几只南飞的大雁扑翅翅从头顶上飞过,高空中传来它们“嘎嘎”的孤独叫声。
从一排男生宿舍,传来了一缕凄恻的歌声。
告别了家乡,
告别了妈妈,
我来到了内蒙草原,
生活就这样寂寞。
没有猪肉吃,
没有菜和油,
我瘦成了搓搓板喽,
还得背石头。
披着星星去,
戴着月亮归,
我沉重地修理地球,
是我神圣的天职。
没有后门走,
没有钱送礼,
我累坏了老腰喽,
还办不回去。
……
在昏暗的马车班宿舍,我真如热锅上的蚂蚁,干什么也干不下去,手里紧紧地握着那把瓜子皮,急得团团转。
我真的和自己心中的那个神永远分开了吗?不,她姐姐还在,她是联系我和心中女神的纽带,我要紧紧抓住这根纽带。六神无主,坐卧不安,决定马上去找她姐姐。反正她曾让我到九连炊事班找她。
立刻备好鞍子,系紧肚带,翻身上马。大黑马打着喷嚏,雄厚有力的脖子向后仰着,昂头阔步冲进黑黑的草原。我伏在马背上想:大黑马啊,今晚你辛苦一下吧!
九连离七连的直线距离大约有70里。
快!快!不停地用笼头梢儿抽打着马。穿过七连的草场;越过三连的荒地;闯过六连的沙丘,上了大道。大黑马像条强壮的龙,一起一伏向前腾跃,激烈的马蹄声回荡得很远很远。
在九连的烟雾缭绕的巴颜孟和山中,她也和韦小立一样,被一团芬芳高洁的鲜花所围簇,闪烁着异彩神光。此时此刻,我不顾脸皮,发疯似地想和她说说话。
晚上9点来钟,到了九连炊事班宿舍门前。系上马,走进食堂。狂风还在脸上扑拂,大地还在脚下晃动,腾腾腾走到一个门前,不客气地敲着。
“谁啊?”
“我。”
门开了,一个胖胖的女青年,蓬乱着头发,警惕地打量着我。
“韦小凌在吗?”
“她不在,前天就去团部了。”
透过门缝,我看见一张空床上放着三个用麻袋和草绳包着的箱子,草绳上挂着的浅蓝布条被门外的风吹得轻轻颤动。
我十分不解地问:“她什么时候回来?”
“她办回去了。不过现在可能还在团部。”
“轰”的一声,鼻梁骨好像重重挨了一拳,头晕眼花。
我定了定神,狠狠地瞪了她一眼,扭过了身。这时已快10点了。
胖姑娘很热情地说:“别着急,韦小凌要跟上大学的一块走,你能找到她。”
她微笑着送我走出门。
大黑马汗水淋漓,顾不得心疼它了,一蹦子向团部跑去(九连离团部有50里)。被汽车、马车压得很平很硬的土路迎面扑来,周围的山岗小丘缓缓向后移动。大黑马气喘吁吁,越跑越慢。我狠狠地抽它,不许它跑哈蚂蹦子。
夜幕沉沉,马蹄嗒嗒。月光下,骑马玩儿命奔驰,很像《斯巴达克斯》里的一个画面。但这不是小说,是真的。不常骑马,乍一骑这么远的道儿,屁股磨破,小腿让蹬条蹭得生疼,全然不吝。他妈的,疯狂吧,疯狂才痛快,疯狂才过瘾,疯狂才解愁。啊!人在疯狂时才最纯洁,最无畏,最有生命力。
深夜12点到了团部,整个一条街都回荡着我的马蹄声。
头脑渐渐清醒,预感到今天根本见不着她。团部这么多房子,她住哪儿也不知道,怎么找到她?就算能找她,夜里12点多,她也早睡觉了。
大黑马疲倦地垂着脑袋,一步一步往回走。当经过团部招待所时,我勒住马,望着一个黑糊糊的窗户想:韦小立也许就在这间屋里睡觉,她永远不会知道今晚上12点,我跑了150多里地,站在她住的屋子外面窥望。
大黑马累得口吐白沫,全身湿漉漉,眼见瘦了一圈,腰上的汗水把我裤腿都浸透。这样跑7个钟头,硬给它跑瘸了,4条腿上沾满泥浆,走路一拐一拐。到深夜两点,绕了一个大圈,回到了七连马车班门前。
大黑马腰硬,骑着特颠,骨头给震得要散了架,又困又乏。
啊,追求了7年的女神,最后给我的只是这样一个漆黑的夜晚。
我使劲攥了攥偷来的瓜子皮——一把神圣的废物。
小草没了
七连连部暗淡了。她住的那间房不再散发芳香,肚子快耷拉到地的黑母猪变得丑陋不堪,草原上的蓝天也暗了许多。
白天无精打采地出车,套绳夹着马腿也不管,晚上使劲地写自己的内蒙插队史。我要把憋在心里的话全写进去,全写进去!
20多天后,收到了一封从太原寄来的信。
我紧张地,哆哆嗦嗦地把信封撕开,好像一个犯人看自己的判决书,心怦怦跳着。
林胡:
你好!我已办回去,在省城给你写信。临离开的那几天,心情无法形容,像一只被打伤的羔羊,灰灰溜溜。
由于父亲惨死,我们的地位也随之一落千丈。来边疆6年,虽没受到你那样的对待,也是饱尝了艰辛。临走时,我连团员也不是。
现在父亲虽恢复了名誉,但父亲的生命却永远不能恢复了。回到家后,心情并不痛快,总不能真诚地开怀大笑。6年草原生活交织成的那幅灰暗亢奋画面常常绞痛我的心。我是永远忘不了草原的!
前面等待我的是什么?真想不出。现在我们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去生活,别的拐棍是没有的,即使父亲残留的那些影响,也会很快消失。
邓小平8月份指示,给父亲恢复名誉。我是经省委批准,作为落实政策调回省城,可我的男朋友依然留在草原。
对你个人的事,我非常同情,但也无能为力。小立是个很固执的人,她不愿过早考虑这个问题。我曾劝她对你好些,看来作用不大。希望你能克制一些,不要太难过。一般说来,初恋往往是不能实现的,因为她太美丽了,而生活本身却是丑陋的。
另外小立跟你完全是两类人,即使你们勉强成,将来也未必幸福。
在你坎坷不平的经历中,充满了悲壮的浪漫气息。我很同情你的遭遇,并十分欣赏你角斗士般的毅力。希望你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为社会作出一点贡献。
你不是可以虚度的人,我一向这样认为。
韦小凌 1975年10月20日
翻来复去看了十多遍,一个字一个字地咀嚼,努力品着里面的滋味。
天已昏黑,我沉重地躺在炕上,一动不动,闭上眼睛。西藏唐古拉山深谷里的藏族少女的歌声又凄厉在在耳边响起……傍晚下雨了,天也在为我哭。
第二天,寒凉的秋雨不停地下,滴滴嗒嗒,呻吟着。从早到晚,下得人有气无力,下得人毫无食欲。
秋天好厉害哇,凡有点文学细胞的人对它都是又爱又恨。这个季节自杀的人一定很多很多。
秋天的草萎谢枯黄,秋天的夜昏暗凄伤,秋天的风苍凉呜咽,秋天的雨如泪流淌。
我静静地躺着,蒙着大皮得勒,把自己浸在一小块黑暗里。长长的浓密羊毛围簇着我的脸。暇思悠悠,想起了海涅的一首诗:
他们使我苦恼,
气得我脸发青,
一些人用他们的恨,
一些人用他们的爱,
可是她最使我苦恼和悲哀。
她对我从来没有恨,
也对我从来没有爱。
好啊,生命希望的大鹏振翼远飞,无边的荒野里只剩下了我。
那株小草没了。
不吃不喝躺了一天。我希望寂静,希望黑暗,希望裹在皮得勒里躺着没人打扰。啊,活着好苦呀!一点儿意思没有。真想抱一包炸药跟老沈同归于尽了。没这个老沈,我当不了反革命,和韦小立的事绝对是另外一个结局。
第三天又静静躺了一天。两只沉甸甸的老鼠相互追逐,屡屡翻越我的身体,明知动一动胳膊,就能把它们吓得逃之夭夭,可懒得动。
晚上金刚来了。一见他,不知怎么搞的,眼泪汩汩地冒出来。其实心情很平静,一点儿也不激动,可眼泪却哗哗流,止也止不住。
“两天没吃饭?”
我没说话。
“老鬼呀,真没想到你这么没出息。”
“莎士比亚说过,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是爱情的奴隶。”
“那奴隶也没有你这样的奴隶法。”
“她是我挨整日子里的一个希望,一棵小草。”
“那也不能剃头的挑子一头热。人家根本不理你,还死乞白赖追人家,太有点无耻了吧?”
我直勾勾瞪着他:“真正的爱情就是无耻,她不爱我,我也爱她。临走时,她还冲我笑了笑。”
“你真有病了,临走前笑笑,是人之常情,她对我也笑了呢。你现在得了一种妄想症,老认为她对你有意思。”
“我没有病。”
“唉,我不明白她有什么值得你这么爱。”
“我也不明白。”
“我看你是稀里糊涂的爱,饥不择食的爱。恕我直言,韦小立是个好人,但她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你吗?勇敢地向你表示过同情吗?从各方面看,她都谈不上出类拔萃。我不否认她是一个很正派很老实的女孩子,但这种女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可能你接触女的太少,不知道。”
“真正的爱就是稀里糊涂的爱,说不上什么原因就爱上了。我看一本书上这么写的。”
“哎哟,逮亏你还自吹什么尚武男子,真是没出息透了。我就够没出息的了,你比我还没出息。”
“就是没出息,没办法。”
金刚长叹了一口气:“唉!我发现很多男的就沉溺在完全不了解的女人里,因为不了解才爱。”
“不了解的东西才神秘,才最有魅力。”
未来就像春天的草原。远远望去,一片嫩绿,相当可爱,走到跟前却是光秃秃一片枯黄。我过去所渴望的平反后的光明未来就是眼前所发生的一切。要求高吗?一叶小草,一块糖。
哼,金刚,狗小子,你别瞧不起我。就是没出息,我也不至于瘫在炕头上爬不起来。首先把这个东西写好,然后交给韦小立的姐姐,请她将来给韦小立看,然后就去死。到内蒙插了这么些年队,在同学里可能是混得最惨的了,活得真没意思。
几天后,麻木了的神经好像恢复了正常。我赶紧爬起来,投入紧张的写作。写是寄托,写是抚平伤口的镇痛剂。干完活儿就龟缩在自己小土屋里写。不串门,不闲扯,不洗衣服,不上团部……所有空闲时间都用于写。比给韦小立写头一封信还专心致志,还废寝忘食。
周围环境淡漠了,套包上的皮子臭味,脸盆里的一堆脏衣服,她住的那间房子的特殊诱力,全都离我而去。真实世界只存在脑海里:一幅幅兵团生活图景,荒凉的,欢乐的,残酷的,壮烈的全在眼前回旋,最后聚成了一个个亮点凝到笔尖。上次那20页,她给退回来了,这回我要写30个20页,让她退,让她吹,让她跑。
混乱的情潮源源不断流淌到纸上,一行行,一页页,一迭迭地写着。桌子没有,炕就是我的写字台,凳子没有,水桶就是我的座椅。
写啊,写啊,常常写得头晕眼花,胸闷气短。豁出去了,让它晕吧,让它闷吧。反正不费脑子,事都是真的,不用编,不用设计情节,照实说就行。
除了写,我还请大傻拿拳头捣捣我,帮我恢复正常。
央求了半天,大傻才同意,“好,你不能还手!”
“我只防守,你尽管打。”
凄凉的秋天,凄凉的连部,凄凉的草原,凄凉的人生……凄凉得让人软弱无力,只有借着和大傻厮打一番才能振奋一点。
在马厩里,我俩喘着粗气,斗鸡般的相互对视,小心地转着圈子。
“别客气,狠狠打!我保证不还手。”
在我鼓励下,大傻就像蟋蟀开了大牙,拳头越来越猛,他的王八拳毫无章法,拳头从各个角度各个方向雨点般袭来,而且中途老拐弯,命中率挺高。
当他把我逼到墙角时住了手,不忍像抽拴在木桩上的生个子马一样打我。
“打啊,活沙袋不要钱,让你白打!”我叫道。
他鼓鼓气,一咬牙扑将过来,大黑猩猩般“啊——啊”吼着。
来吧,小爷爷的,给你眼睛,给你下巴。来吧,小狗狗的,给你鼻梁,给你肋巴骨,只要你把那潜在体内的强韧不死的兽性给我打出来。
“啪!”在躲闪移动中,正和他一拳头撞个对面,结结实实给我揍个跟头。眼前爆发了一团金花,从粗大的主动脉弓、坚硬的颈椎、心脏、肺叶深处……涌出了一缕热流,麻涩涩的。
天旋地转了,雷鸣轰耳了,视像模糊了,躺在大傻的脚下了,可比起韦小立来,这一顿打就像盛夏的小凉风。
我站起来,挤挤眼睛,皱皱鼻子,咧咧嘴,假装成笑的样子:“好,再打,放心吧,我保证不还手。”
癫痫病人要放血,得了癌的病人要用高烧烧,以毒攻毒是良方。猛烈的打击才能收到猛烈的回力。如同一棵扭弯了大树,强行拉直不行,只有再深深地压弯下去,才能使它反弹回原来位置。
和脱1500大坯一样,我相信这种活沙袋疗法,有时候对改变人的情绪会起一点小小作用。
不过上山拉石头再也没劲头装那么多,王连长不高兴就不高兴吧。统计这个小官儿对我也失去了魅力,一想起它就恶心。脏衣服泡在脸盆里一个星期了,也没情绪洗,黄黄的水散发出一股霉味儿。
兵团解散
在连部食堂召开全连大会。
王连长向大家传达了国务院、中央军委七五年95号文件。正式宣布兵团建制取消,移交地方,所有农牧团改为国营农牧场,所有现役军人全部撤走。
念完文件后,王连长着重强调:“我们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于1969年组建是正确的,是经过毛主席亲自批准;现在移交给当地国营农牧场也是正确的,更便于党的一元化领导。回去各班要认真讨论。”
可是讨论时,大家都拥护兵团解散,倾泄了一肚子对兵团的意见。至于兵团的成绩却没兴趣提,怎么也认识不到要是组建正确,干吗还解散。
老姬头得知兵团撤销后,高兴得眼睛眯成一条缝,“好啊,好啊。兵团可垮台了!这是啥鸡巴事,为几口袋马料,就给戴上了帽子。”
临走前,我团的一些军队干部趁机狠狠地捞了一把,刚从天津回来的谢春花,向大家讲了她在赤峰亲眼看见的事。
李主任披着军大衣,缓缓走进火车站。他倒背双手,很有派头,像大首长般巡视着一列列车厢。干部股许股长、赵干事、梁干事等尾随在后。没有军衔也挺好,让人不知道你官儿多大,唬人方便。此刻,看那几个随从对李主任毕恭毕敬的样子,给人感觉这官儿一定不小。
他们凭着铁路局局长的条子,顺利办好军运手续。于是这几个现役干部,指挥着8辆卡车开进月台,直接往火车上装。赵干事肥胖的身体跑得满头大汗,从赤峰转运站叫来许多六十一团的知青帮助装卸车。和谢春花同路的3个男生都被抓了公差。
几十吨的小麦、白面、羊肉、菜籽油、木材、玻璃、皮毛、五合板……裹得严严实实,神不知,鬼不觉地按照战备军用物资,分文不付地运回他们家。
正在赤峰的刘副政委听说李主任打着自己旗号跟铁路局的熟人要军运,气得大骂。他虽然犯了男女错误,经济上还清白,厌恶明目张胆地贪污。
讲到这儿,小谢鼻翼颤抖,怒冲冲说:“团里数政治处这帮人胆大了。就差没把粮囤扛回自己家去。”她可能是全六十一团最倒霉的人,因一次手术事故被无缘无故绝了育。师里已批准她病退回天津,这次回来是拿东西的,一提起团里那几个干部,气就不打一处来。
王连长临走前可悲地挨了两棍子。
刘福来回家探亲超了一个月假,连长扣了一个月工资。他不服,当众质问连长:“为什么卫生员超假就不扣工资?”
王连长反问:“人家有妇女病,你也有妇女病?”
刘福来恨得牙直冒火,扣了一个月工资等于剜了他一块肉。
兵团移交工作开始后,王连长向新领导交了权。现役军人全到团部集中,他却还没走,挨门逐户地与七连老百姓一一告别。环境再苦,得罪人再多,工作6年也会产生一点感情。卸职后的第3天,连长独自到东河草场与那里的牧民最后见见面。
下午,在东河棚圈旁的小土屋正与牧民们聊着。一阵马蹄声临近,刘福来大摇大摆闯进,当着众人面质问:“姓王的,你要走了,咱们得把账算清了。”
“你有什么事?”连长非常平静。
“我的处分,你给我从档案里拿出来行不行?”
“不行。”
“那扣的工资怎么办?”
“支部决定暂时不发,看你对自己错误的认识,将来再说。”
“你凭什么不给?”刘福来眼珠子瞪得圆圆的。
“支部决定,俄个人不能改变。”
“别糊弄老百姓了,谁不知道,七连你王大扒皮一手遮天。”
“冲你这态度,就得要扣。”
“我扣你妈的板子!”刘福来噌地从身后拿出一根马棒,闪电般挥了一个圆弧,打在王连长脑门上。
在座的牧民个个瞠目结舌。
王连长脸色发青,纹丝没动,冷笑道:“球的,你打死俄也没用。”
“操你小妈妈的,豁出去了,今天不把你王大扒皮收拾了,我刘字倒着写!”
他冲向连长,又抡起马棒,周围牧民赶忙过来劝阻。但牧民们都很善良胆小,不爱打架,那么多人也不敢怎么样刘福来。
“小流氓,俄不稀理你。”王连长鄙夷地说。
“我流你妈了!狗操的,你还能再给我个记过处分吗?哼,仨鸡巴绑一块,瞧你那吊架儿!”刘福来使劲向后甩了甩长头发,一扭身,趾高气昂走了。来得突然,走得突然。
王连长脸色难看,没一点血色。
牧民们叽哩咕噜,赶紧要套上骆驼车,给连长送到团部医院。
连长揉揉脑袋,嘶哑地说:“没打坏,没打坏。把事办完了再说。”
阿四楞要连长在报销单上签字;马倌儿单巴说他骑马属于工伤应补发给他工资;一蓬头垢面的老婆子啰啰嗦嗦地求连长批给她一个饮羊用的帆布水……
连长硬着头皮挺着,一一为他们办好。额上沁着密密麻麻的冷汗。
牧民们平日积累的事太多了:工作调动、走场路线、和十连为草场发生的纠纷、牛粪盘的分配、割条子的野外补助等等……大大小小的事,一古脑儿提了出来,请交了官儿,权威犹在的王连长帮助解决。
在小小的煤油灯下,王连长度过了来牧区后的最后一个夜晚。夜里,他盖着有霉味儿的脏得勒,睡在这间一喇嘛盖的小土屋里。空气里弥漫着烟草、马粪、牛皮、和发酵的酥油气味。
第二天早晨,王连长头晕恶心,牧民吐尔巴图赶着骆驼车把他送走。
深秋的草原,一片枯黄。漠漠大野辽阔而萧瑟,王连长躺在简陋的骆驼车上,身上盖着件旧皮得勒,脸上的褶子又深又黑。
骆驼哀怨地叫着,喷着白色的吐沫,向团部慢慢走去。一个貌不起眼的老连长,一个被人咒为王大扒皮的领导,就这样悄悄地,凄然地离开了七连。
几天后,刘福来因打人闹事,破坏兵团交接工作被关了禁闭。
沈指导员及其原来七连的那帮锡林浩特知青听说王连长挨了打,高兴极了。连长最大的失败是他片面强调苦干,总是实行四个一点的政策,舍不得让大家好好休息休息。又让马儿跑,又让马儿不吃草,结果越来越失去群众的支持。另外,王连长又是个专制主义者,对别人的惟一要求就是无条件服从。即使你再有理也不能顶撞他。比如强迫每人种一分实验田,明明行不通,还不能反,谁反就没好日子过。反正知青得求他,他用不着求知青。
王连长虽是个大老粗,还老装什么都懂。七四年,团宣传队下连演出期间,他听了男女生二重唱后嘲笑道:“怎么两个唱还唱不整齐?”金刚告诉他:“二重唱就是一高一低。”他还强词夺理:“这乱哩,两个调调儿唱得乱七八糟。”
他还以大老粗为荣,看不上文化人,一提起知识分子,挤眉弄眼,明夸暗贬。口头上恭维有文化的人,骨子里又有点轻视奚落。
即使王连长有这些毛病,仍算个基本不错的干部。他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每天早上,全连第一个起床,然后像老农巡视自己庭院地绕全连走一圈,各个角落都逃不脱他锐利的眼睛。在坯场上看一眼,昨天谁干得多,谁干得少明明白白。早上这一趟遛,全天3个排的劳力安排就计划得周周到到。
别看王连长没文化,讲起话来很生动。当他披着军棉袄,老鹰似的蹲在椅子上,用一张老农民的嘴挖苦那些偷懒、装病、打架、造谣、偷东西的人时,知青都被他那庄稼汉的幽默、尖酸、土气、晋中方言俚语,逗得捧腹大笑。他骂偷公家东西的农工小孩是“歪模子脱不出好坯”;他称老姬头的申诉是“瘸子放屁——一股邪气”;他批评大傻总偷骑牧民的马,是“跑马油子”(山西话,跑马=遗精)。
连长把全七连的草场、沙窝、棚圈、河湾记得烂熟……他散发着烟草味儿的小本本上,写着各样要办的事,从秋收表扬名单、新盖的鸡房平面图,到大车班所要的小鞍水屉,应有尽有。当然错别字很多,表扬老写成“表阳”、重点写成“中点”……歪歪扭扭,小学生的水平。
永远忘不了连长到石头山找我谈话的样子:身体瘦高,微驼,深沉的眼睛,方志敏式的络腮胡子,不那么整洁的军服上沾着油污和饭渍,活像个仓库保管员。也忘不了连长身上那可爱的乡巴佬气:吃饭时总靠墙蹲着,有椅子也不坐;开会时,当着大家面解开衣服,挠痒痒,找虱子;传达文件时,蹲在椅子上一支支地抽着烟,并大口大口地往地上啐唾沫。
在兵团,一个共产党员做到像王连长这样,就算相当不错了。他挨骂主要是因为工作拧得太狠,不注意劳逸结合。在经济上也有点问题:知青探亲回来,总要给他带点东西意思意思。他好抽烟喝酒,给了就要。但不爱吃糖,就把一包包的高级糖块扔到厕所里,以为这就消灭了证据。结果让人发现,既得罪了送东西的人,又给反他的人提供了炮弹。
我出车去团部,曾到团部医院看过他一次,老连长很高兴,轻轻地对我说:“你的工作,俄和新领导说了,请他们有机会时,给调整一下。”
我苦笑着摇摇头。韦小立已经走了,就是给个排长当,有什么用?
“脑袋没打坏吧?”
“没,没关系。”
“刘福来只关了3天,太便宜这小子了。”全团就连长一人挨了打,很是同情。
“饼再大也大不过烙饼的锅。他有啥尿头子?整也没球油水。”连长非常心平气和。
后来听说,老连长临走时,热泪涟涟,不住慨叹:“俄让他们入党、立功、受奖、俄帮他们调动、上学、从档案里拿材料……俄对得住他们。嘿,人一交了权就没人理喽,唉,这些小青年呀,就认权哟!”
连长走前,几乎没人理,孤孤单单离去。唉呀,谁叫你倔出头呢?临交权的前一天,还命令去团部的拖拉机绕个大圈到六十三团拉一趟煤,惹得驾驶员郭北满脸不高兴,大骂:“王大扒皮哟,临走了也不让咱清闲点儿。”
在团部运输连门口,一辆辆满载现役军人家具、物品的卡车从里面开出。大包小包、大箱小箱、大卷小卷、大捆小捆、烟筒、木板、麻袋片……每辆汽车都装得高高,冒了尖。
老姬头坐在大车上问一个骑马的牧民:“这些现役军人一个个穷红了眼,见什么拿什么,连烟筒都一捆捆往家拿。你说要那么多炉筒子干什么?回去开烟筒铺?”
骑马的牧民不解地摇摇头。
此刻,赵干事歪带着帽子,脸上淌着汗,他刚装完车,望着满满一卡车开走,愉快地走出运输连门口,看见老姬头,喝斥道:“老姬头,你在这儿干嘛?是不是想捞洋劳儿?”
“不不,我在这儿等个人。”
“快走,你看什么?哼,可不许动贼念头哇!”
老姬头见了赵干事像老鼠见了猫,唯唯诺诺地点点头,缩着脖子,赶忙离开。
赵干事骄傲地挺着胸脯,自言自语道:“不捞白不捞!这年头,谁不捞谁是傻瓜蛋,谁不搞谁是窝囊汉!谁不贪污谁是装洋蒜!”
运输连的20多辆卡车满载着现役军人的庞大财产,浩浩荡荡开走。大批的粮食、木材、皮毛、油料等被他们瓜分一空。
老姬头搂着大鞭杆,缩着脑袋,望着庞大车队,愤愤不平地低声嘀咕:“别看你们当官的个个都人模狗样,一口一个革命。哼,就知道革他娘的小姑娘,革他娘的发财!你陈副政委在这儿5年,打了多少口井哇!”
老姬头向地上吐了一口吐沫。
趁着兵团移交地方的混乱,各连都突击发展了一批党员。
我偷偷找金刚商量,问他能否趁乱把我档案中的那张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决定给抽出来。金刚临时负责韦小立的文书工作,有档案柜钥匙。他听了后,低头沉思了一会儿说“这可是大事,让人知道,我可完蛋了。”
“没关系,就咱俩个知道。”
“拿是可以拿,但得找个机会。”他的狐狸眼转了两下,观察我的反映。
还找什么机会?钥匙在他手里,机会随时都有。再过两天,他这权就交出去了,还有球个机会?我有点失望地说:“快点,等新文书一任命,你交了钥匙就没法办了,现在正是最好的机会。”
“这种事可真有点悬得乎的。”
我尽量掩饰内心的不满,说:“你看着办吧。反正一张破纸。”
兵团移交地方,两个权力交接,中间有很多空隙,做点手脚人不知,鬼不觉。
第二天晚上,金刚悄悄来到了我的住处,把门关上,轻轻说:“我给你拿出来了。你可千万不能对任何人说。”
我点头答应,接过了那张纸。他把炉盖子打开,我将纸放进了炉子里。这份兵团处理决定就无声地变成了一缕烟。
“老鬼,你永远不要跟人说啊!真的,就是将来咱们天各一方,你也别说!”
请原谅我,金刚,我在此透露了你干的这一义举。
永远感谢你!金刚。
万岁!现在,我的档案里跟正常人一样了!
七连新指导员正式上任,是个知识青年,戴眼镜。原七连的副连长老赵当连长。
新指导员传达了锡盟农管局的文件后宣布:“过去大面积开荒,破坏了草原的生态平衡,致使水土流失,草原严重沙化。根据上级指示,七连由半农半牧改为纯牧业连。原来的机务排划归三连领导。从今以后,再也不种地了,坚决执行牧区以牧为主的方针。”
晚上,金刚来到我的住处,感叹道:“唉呀,咱们七连组建以来开的两万亩地,都是瞎胡闹。咱们盖的40个粮囤变成没用的土包儿;还有那30间种子库,也变成了牲口休息的地方,牛驴猪在里面拉屎、歇晾、睡觉、蹭痒痒。”
“兵团真是瞎干、盲干。反正花的是国家的钱。”
“操,成千上万劳动力的浪费,几个亿的亏损,还硬要说它组建正确。”
“我最心疼我打的石头。打了那么多,一下子全白打了。”
金刚狠命地抽烟,沉默无语。
坦荡如坻,足球场般大的水泥场院下面全铺着半尺来厚的小石块。那是我们一块一块从石头坑里捡出来的。日日夜夜突击,装了上百车。现在它们一点用处也没有。光溜溜的水泥地上散着一摊摊牛粪,四周围墙角落里积满了枯干的风滚草。若在大城市,这是一个多么理想的旱冰场啊。可惜现在只有几头猪和驴在上面遛。
还有那么多井,那么多棚圈,里面的石头也全浪费了。
唉呀,知识青年干了8年,最后结果却是一场无效劳动,岂止无效,还是一场对草原亘古未有的生态环境大破坏!操蛋的,拼死拼活地干,倒对草原犯下了罪!
看看连部的破败景象吧,我们辛辛苦苦打的石头,扔在野地,无人理睬;我们发疯般脱的数百万块土坯,一堆一堆倒塌;我们冒着烈日砍的木材,让人一根根偷走……
我和金刚默默抽着烟,百感交集。
随着内蒙兵团的解散,又有一大批知青办走。团里、师里的现役干部临走前都特别通情达理,调动一点儿不卡,有手续就放。那些救火毁了容,几年来终日带着大口罩的姑娘们,全让回去了。另外还突击提拔了一批干部,发展了一批党员,撤销了一批人的处分,满足了一部分人的工作调动……真是开恩了。或许有一种负疚之心吧,团里军人干部走前都变得非常有人情味儿,对老百姓的要求,尽量满足。真应了那句格言: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但不少蒙古族牧民还是戳他们的脊梁背骂。
人们一个又一个走了。连里的知青越来越少,剩下的人急得团团转。
沸腾、紧张、充实的兵团连队生活永远逝去。深夜,发电机一关,漆黑的连部坟一样静。没玻璃的破窗户在寒风中来回摆动,发出单调的嘎嘎声。一间间屋子空了,门前到处是走了的知青扔弃的破鞋烂袜,瓶瓶罐罐,废纸箱子……
连部西面,我们打的石头,用来垒草库伦,蜿蜿蜒蜒的石头墙,有的已被牛撞倒,残缺不全。东面,王连长让每人种的一分实验田全长满了膝盖高的荒草,麦苗早被牲口美餐一光。东北面,我们认真学习三十一团无木建筑的先进经验,精心建造的窝头状粮囤在风雨中一座座坍塌,每座废墟底下都掩埋着十来方石头。南面,七零年冬学大寨,在坚硬如铁的冻地上,用炸药炸,马粪熏,拼命挖掘的水渠已被黄沙埋没。去年秋天,王连长下令重新整修,也没摆脱同样命运。
东南面,大片新开垦出的荒地长满了野蒿子,比人还高,牲畜根本不吃。机务排日夜加班,5辆七十五耗费了上千吨油料所换来的,只不过使河畔那块优良草场退化成一片荒沙地!
兵团这草原上的巨人,曾不可一世于内蒙,现在的结局却如此破败,荒凉。
好一片荒凉,荒凉得让人心寒,荒凉得想骑马狂奔,荒凉得想杀人!
我们痛心,美丽如画的草原,绿草如茵的大平地,变得像狗啃的一样。
人生第一次
七五年秋,忽啦啦,连里呼市知青走了一小半。这批人有十多个,走了后,连里更加冷清,剩下的知青谁还有心思干活儿?每人脑子里的一切念头是离开这块地方。有人琢磨着用橡皮刻假公章;有人琢磨透视时怎么在胸部放个硬币,换个病退证明;有人为了抢一个指标,和亲弟弟翻脸。
留在这儿是无能,是笨蛋,是被冷遇的孩子。好像地方卑微,人也卑微。小地方的人,身份也低贱。被轻视的感觉终日折磨着他们的心。巨大的精神空虚与巨大的自然空虚构成的双倍空虚,把人愁苦得几乎坐卧不安,心理要崩溃。连里的男知青们整夜整夜地打扑克,或拼命喝酒,把自己灌醉……看手相、算命、做小锅饭风靡全连。食堂的饭几乎没法吃,成天是烂面条,偶尔改善蒸的馒头也皱皱巴巴,像老太婆的脸。
刘福来大骂七连女的没一个水灵的,又跟团里的一个护士搞上。他同时跟好几个女的好。有人说他流氓,他猛地甩了一下长头发,愤慨地骂:“别他妈糊弄老百姓了!巴颜孟和这鬼地方,不是麻袋干部,就是裤带干部,从指导员到兵团司令,越大个蛋越流氓!轮不上咱小兵拉拉。”
大傻除了四处串家属,蹭一顿好饭外,集中全力搞对象。当地人都瞧不起光棍,谁要搞不上老婆就被认为窝囊废,大傻最大的恐怖莫过于此。一天到晚穷倒饬,换衣服,擦皮鞋,染头发,挤青春疙瘩……为增加魅力,他魁梧的身躯总抹着浓浓的雪花膏,5米外就能闻见香味。但你如果进他的屋看看,臭袜子味儿能熏你一跟头。
金刚既没上了大学,又得罪了许多人,威信大跌。人们说他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那辆自行车也等于白送了,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新领导一上任,知道自己大势已去,终日闭门不出,郁郁寡欢。
冷峻的现实粉碎了他的希望,粉碎了他潜伏在心中的小小野心。对一切都厌倦了,最大的一点快乐就是喝酒吃肉,穿皮鞋,除此之外什么兴趣也没有。甚至跟新交的团部女朋友睡觉都马马虎虎……每次干那事不是门忘了插,就是窗帘没遮严,让人撞见了好几回。
在人烟稀少的草原,在这破败、荒凉的连部,只有异性的温暖,才能支持着人活下去,才能给这苦涩的生活添一点乐趣。连里一对对公开厮混已不算新鲜。刘福来干完了还要跟人详细描述整个经过、感觉等等,津津乐道。
我每天出车回来,就钻进自己的小屋里写。不敢环顾四周景象。
写写,写……好像看见笔尖下吐着呻吟,冒着血。在一页页又难看,又潦草的字下面,躺着一颗污浊的心。我一定要让她看见这颗心。什么统计,什么铁波脚,什么欲擒故纵,全滚一边去吧!我要捧着这颗心走完自己的路。
母亲来信,说父亲的一个老战友正帮我调到大同市,内心虽很矛盾,还是高兴离开这地方。8年前,我曾写血书,要求来内蒙,发出:“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做千秋雄鬼死不还家”的誓言。那么气势汹汹,还揭发了傅勇生是上山下乡的逃兵,跟最亲密的战友雷厦决裂,现在自己又要溜号了。人就是如此朝三暮四。
实在不甘心在这呆一辈子。
就在往大同调的时候,碰见了一段艳遇。这是我活了28年的头一次,心情复杂,说不出是快乐,还是痛苦。
这段经历起源于老鼠。
我住的那鬼屋因放着几麻袋马料,招来了不少老鼠。晚上进被窝后,它们总在我被子上面来回奔跑戏耍。屋里特冷,懒得伸出手轰它们。时间长了,它们冰凉的小嫩爪子竟敢踩在我脸上。想到它们的小脚丫那么脏,什么都踩,耗子屎、人尿、剩饭……终于忍无可忍,决心收拾它们。
我从老常那借来了一只大花猫,表现很不错,整天捕猎,一只只地消灭。屋里的老鼠不算尾巴也有半尺长,吃粮食吃得膘肥体壮,每回被抓,都要跟猫凶猛地拼打一番,场面十分精彩。几天过后,老鼠的气势锐减,晚上再也不敢践踏我的脸。
大猫惟一的缺点是不吃老鼠胆。时不时在我褥子上留下一个暗绿色的,光溜溜的老鼠胆,给舔得干干净净,无一点血迹。偶尔还留下一根细长的老鼠尾巴。
一次,这猫不知吃了什么,开始呕吐,抽搐。正好,钟小雪来马车班办事。看见此状,马上小心翼翼地抱起花猫,跑到卫生室抢救。卫生员很认真地给它打针,输液,灌肠……终于活了过来。
大猫痊愈后,钟小雪仍然隔长不短地来看望。每次都要给它带点吃的,不是一点奶豆腐,就是一小块牛肉干……渐渐地又扩展到了我,时不时给我一把瓜子,一块抹了猪油的馒头片,一个梨等等。
我心里完全明白,她一趟一趟到我这间肮脏寒冷的屋子,意味着什么。连里这群青年男女都是干柴烈火,寂寞到了极点,单调到了极点,除了吃喝打牌外,和异性交往便是最有乐趣,最有温暖的事了。
写书之余,我也需要有这么个人来放松放松,虽然共同语言不是很多,仍欢迎她来。听她说说连里的新鲜事,讲讲《无头骑士》的故事也挺解闷儿的。
从外表上看,你绝对不知道这位姑娘是蒙族,连蒙话都不会说。在全连知青中,形象挺惹人注目。眼睛细长,小鼻子,小嘴,皮肤细腻发光。梳着一条黑黑的大辫子,身材丰腴,臀部性感。她要有事请男生帮忙,绝不会碰钉子。
可别小瞧蒙古族,蒙古姑娘真有漂亮的!突木其对她那么痴情,瘦瘦的身躯竟脱了1500块土坯,累得几乎吐血,可却还没引起她的兴趣。
金刚对钟小雪印象不佳,说她吹过父亲是内蒙交通厅厅长,其实只是个一般干部。这或许是事实,但她从没对我说过。小地方姑娘的虚荣心也可以理解。
在那样饥渴寒冷的日子,面对主动送来的一把火,我没有力量抵御。即使心中有着韦小立也抵御不了。28岁了,还没有一次性经历。对生命中惟一没体会过的重要生理行为,充满了好奇和憧憬。
从钟小雪对我的态度看,如果要干那事,她不会拒绝,这个肉体是那么新鲜娇嫩,从我头次抱住她时,就产生了占有的欲望。整个过程很快,第一天握手,第二天接吻,第三天上炕。地点都是马车班,我的鬼屋。
第一次太激动了,激动得那东西麻木不仁,跟死老鼠一样软遢遢,还老找不到地方。我大吃一惊,以为自己有阳萎病,好不垂头丧气。
第二次依旧失败,挺而不坚,找不着地儿,十分十分地懊丧。大约晚上10点多钟,她该走了。门一开总有吱吱响声,为不让对面宿舍的人发觉,我让她从窗户上走。那小窗户很矮,她可以容易地钻出去。这是七五年初冬,她先光着脚,走远了马车班后,才穿上鞋。 越没成功越渴望,可能是在自己屋里太紧张,随时要防备人敲门。第三次,我们手挽手地来到坯场。这地方离连部有二里地,不用担心被人发现,大冬天绝没人来这儿。
银色的月光下,坯场一片萧条。脱坯挖土,挖出了很多长方型的沟,有宽有窄,纵横交错,最深的有一人多深。我们就坐在一条较浅的沟里,背着风偎依着。
11月底的内蒙草原之夜,天气已相当冷,地开始上冻。她穿着大衣,我穿着棉袄,彼此都冻得直打哆嗦。她把大衣铺在地上,我们就开始温存。明月当头,在大野地上,我们用力干着人类那个本能动作。干得把荒原上所有悲苦都忘记,连寒风在屁股上呼啸也没感觉。
这是零下气温的内蒙冬夜,天寒地冻,我们的兴致却一点不减。最后时刻就像两条嬉耍的小狗,乱滚乱叫,离开了大衣。干完了全身都是土,却仍然没有成功。姿势、角度都不对。我心情异常沉重,发现自己确实有病,那东西个头儿太小。
猪到了年龄,就自然而然地会干这事,人怎么却不会?这下可有事要琢磨了。我除了写书,一有闲暇就细细思索着这个技术,琢磨着两人应有的位置、角度,一时间竟完全忘了在七连赶大车的苦闷和卑微……
那天吃完晚饭后,大约7点多钟,连队已变成了一片沉寂。她无声无息地钻进了马车班库房。我早已等得躁动不安,小土炕也早已收拾好,腾出地方……插好门,就紧紧拥抱,跟儿马子一样冲动。耳朵里轰鸣着,什么都不再想。
像绞缠的蛇,像挣扎的毛毛虫,像殊死肉搏的摔角者,身躯扭动着,左右乱翻,终于蒙进去。一阵疯狂,一阵嚎叫……啊,成功了!我满头大汗,喘着粗气,心里无比欣慰,庆幸自己没有阳萎病。
人在这时和野兽一个样。她的脸、胸脯、脖子到处是被我亲咬的血印。瘫软在炕上,闭着双眼,温柔地问:“你爱我吗?”
我无言以答。
她一遍一遍地问我:“你说呀,爱我吗?”
能如实相告吗?小家伙太饿了,要喂它口饭吃。
钟小雪撒起娇:“人家把一切都给你了,你干吗不回答我?”
我苦笑了一下。脑子里却闪出了韦小立的脸。
大约10点多,她要走了。我打开窗户,把她抱上窗户,她赤着脚,跳下去,无声无息地消失在黑暗中。
尽管我说不清对她有没有爱,自己跟公猪干母猪有没有区别,但我要感谢她。她使我毕生中第一次尝到了女人的滋味。她慷慨地为这一段最凄凉的夜晚增加了一点点罗曼蒂克的甜蜜。
这以后,她隔两天就蹑手蹑脚地钻到马车班与我幽会。干上两盘,什么忧愁苦闷全没了,真是一副打发日子的良药,难怪刘副政委须臾离不了。过去老看羊配、马配、牛配、现役军人配,自己却没机会实践,现在命运终于给了我们一个彼此享受肉体的机会。他现役军人搞十来个没事,我搞一个也不犯法。而且是她主动找我的。
做爱成了我们在一起的最大娱乐。每次办完事后,她总嫌我对她太冷淡,不爱她,不关心她,从不主动到女生排找她。有一次还抽泣起来,令我十分不快。又怕门外有人听见,只好讲些她爱听的话哄她。
我说:“你们宿舍里有那么多女生,我怎么能去呢?”
“现在就剩我一个。她们有的探亲,有的去外连看朋友。”
“那我到女生排里去,也太扎眼了。让人看见,我受不了。”
“从窗户里进去,我给你开窗户。”
“太危险,太危险!”一想到我要是被人发现,这脸面就全完了,坚决拒绝了她。
所以都是她到我宿舍来,心里自然很不平衡。但也不是天天都来。
她的那个追求者之一突木其一定感觉到了什么。这天钟小雪没来,我早早就躺下睡觉。门外有人敲门。
“谁?”
“我,突木其。”
“有什么事?”
“想借你的马笼头用用。”
“我已经睡觉了,明天再说吧。”
他瓮声瓮气说:“不,我现在就要抓马,有急事。”
他肯定是别有用心,屋里黑着灯,哪有把人从被窝来提溜出来借马笼头?完全可以不给他开门。但若不给他开,好像钟小雪住在我这儿,他更要怀疑。于是起床,开开门。他趁机向屋里扫了一眼,发现就我一人,很是尴尬,拿了笼头,没进屋就走了。
突木其看了不少小说,父母都是老师。他爱打架,好强,能吃苦耐劳,为了表扬,干活儿不要命。他给钟小雪写了很多厚厚的信,却始终没效果。
我挺有点儿可怜他。
再诡秘,也瞒不过周围那些闲得无聊,专门侦察别人隐私的人。大傻曾望着我狡黠地说:“看见喽,看见喽,绳子上挂着钟小雪的衣服。”
“滚蛋!滚蛋!”我只能如此回答。仔细想一想,确实有几次,我都把钟小雪的衣服放在挂毛巾的绳子上。而这绳子挺高,窗户虽挡得很严,有一条缝却能看见这条绳子。
一次幽会时,她告诉我,连里已有风言风语,说她看中了我的家。其实她仅仅是出于对我的同情,可我对她总是冷冰冰。她已为我付出了最大的牺牲:少女的贞节和名誉。
我一言不发。
她哭了,哭得好伤心。之后我又像抱小猫一样地把她抱到窗户上,让她赤着脚跳下去,轻轻走远,再穿上鞋,回到女生排宿舍。
在七连,只有她勇敢地闯进我的鬼屋,把身体献给了老鬼。她本人绝对不是等外品。我的家伙再饥饿,也不是随便一个大母猪都能接受。她是有风韵的,除了突木其,机务排的另一个小伙子也被她迷得魂不守舍,成天到女生宿舍找她聊,缠着她。这我全知道。
然而命运就注定我要与这个人终生相伴吗?太突然了,毫无思想准备,每逢念此,总摆脱不了悲哀与迷惘。
后来她又曾有几次暗示我,同屋晚上都不回来住,我可以去找她。但我从来没有,实在没情绪钻到女生宿舍与她厮混。
明明不爱她,连她多大岁数都不知道,就搂着人家睡觉,我真成了臭流氓了。白天装得道貌岸然,不多看她一眼,不跟她说一句话,晚上却一盘一盘地干着她,发泄着压抑了多年的欲火。他妈的,伪君子这顶帽子现在一点儿也不冤枉我。
韦小立的阴影还在心中深处矗立。可又想做婊子,又想立牌坊,虽内心仰慕着韦小立,却又跟钟小雪乱搞,以飨饥饿。
草原的环境太寂寞,太空虚。理想理念全没了,剩下的就是动物本能。现在我对那些现役军人搞女知青似乎有了几分理解。在这偏僻,人烟罕至的地方,有个女人,日子就好熬一点。换了我,要处在刘副政委的位置也未必比他强。性是人类最悠久的抵御恶劣环境的武器,是补充生命力的一个渠道。那些军人惟一不能原谅的是只许自己搞,不许别人碰一下。
韦小立的形象好像破碎了,又好像没破碎。在和钟小雪来往的这一段时间,我不愿意也不敢想她,仿佛我这个下流龌龊的脑壳里出现她的身影,会把她圣洁的玉体弄脏。幸好牛虻也有一个情妇,可以聊以自慰。
与她只秘密持续了很短一段时间,热度就减退,随着我要走而面临结束。
“钟小雪,我的手续马上就要来了。”
“我也正积极往回办呢。我们将来会有机会调到一块的。”
“我是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的人,以后还可能倒大霉。”
她盯着我的眼睛说:“我不怕。”
“对我们的关系,听天由命,一切顺其自然。”
她咬着嘴唇沉思了一会儿说:“你别只想占人家的便宜,却不想承担责任。”
我们相对无言。
但永远感谢她,在荒凉酷冷的草原上,给我送来了人生第一次肉体的温暖。
指导员捞了一卡车
我赶着大车上山拉石头。
老孟还在山上一个深深的石头坑底下干着。他老鼠一般钻进岩石缝中剁凿,挖掘。坑里堆着一大堆石头。他的皮手套已经磨烂,露出3个手指头。头发上、背上、屁股上都是石粉末,膝盖处鼓着两个包包,沾满灰土。
钎子撞击岩石发出叮叮铛铛响声。只有在当官儿的面前敢照旧歇着的人,才能在没人的地方如此苦干。
记得有一年,大家正在坯场上休息,突然有人喊:“唉,团里的官儿来了!”瞬间,人们蹭地跳起来,赶忙弯下腰拼命干,眼里的余光却瞟着一群越来越临近的团领导。惟有老孟依然安安稳稳地躺在草地上,拿着一朵小黄花闻着。
老孟见我来了,很高兴,傻笑着。我们聊起了现在人心惶惶,都想走的情况。
“你说为什么知青都想走。连本地人也想走?”老孟问。
“不怕穷,就怕不公平。老姬头偷了几百斤马料就戴上了坏分子帽子,三连的范连长搞了上千斤小麦却没人管;小乌拉塔因男女关系判了7年刑,而刘副政委呢?你说谁愿在这儿呆?”
老孟点点头,他的牙黄黄的,一说话,嘴里就吐出了一团臭烘烘的烟味儿。
“大家都纷纷往回办,你却还能在石头山卖苦力,安心干活儿也太少见了。”
“山上是学习的好机会。”
“你得成熟一点。有人说你不成熟。”
“随大流不叫成熟。嘿,老鬼,你说祖国和人民是一个概念吗?”
“我感觉是。”
“我老在琢磨,觉得祖国和人民不能算是一个概念。祖国和民族、山河、领袖等等,也并不完全等同。祖国的主体只有一个——人民。人民并非是个抽象的集合名词,而是千千万万活生生的个体。像道尔吉、刘英红、王连长、布勒格特,金刚,大傻……尽管单个个人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他们集合起来构成人民,却是一个伟大神圣的群体。”
老孟手舞足蹈,大声说着。
“别犯神经病了。”
他笑道:“你才有精神病呢,总以为别人爱着你。”
他每月只有15块钱零花,穷穷的一个赤峰平庄矿上的小孩,几乎没学过化学、物理,不知道一元二次方程,却苦心思索祖国和人民算不算一个概念。
该下山了,老孟帮我装好石头,把我送到路上,又回石头山干活。庞大的一堆石头,挡住了他的身影。为提高效率,他们都一人一个石头坑。
苍灰寂静的白音得勒石头山啊!
枯草疏疏把你覆盖,群山绵绵将你围抱。除了乱石、废土、残坑,不见生命。有谁知道,在你顶巅西南角的大石头坑底下,还跳跃着一颗活人的心脏,一颗患过肝炎的心脏。
在有些事上,老孟太死板僵硬。没什么学问,却爱看马列大本,给人感觉志大才疏,不实际。一个穷知青,写封信都吃力,却自费订了《国外科技动态》、《参考消息》。他干活儿是真卖力气,却缺少巧劲儿。农工家属们管他叫“傻老孟”。
在我低矮小土屋里,报纸、《红旗》杂志一摞摞堆放在墙角,脸盆里结了一层薄冰,暗淡无光;半块馒头放在炉台,落了一层煤灰。土炕上零乱地摆着草稿纸。
写,写,把我的爱,我的恨,我的耻辱全写进去。我要让世人知道。
写,写!抓紧每一个晚上,每一个出车回来的间隙,坐着水桶,奋笔疾书。
在草原上的时候不多了,要加把劲快快生产这颗炸弹。写完后实在没意思了就炸一炮,为民除害。过去镇王连富算得了啥?区区一个小班长。这回一定要找个大官儿,最好是那位慈夫人,让我们啃马屁股的大车倌儿,也在历史上留个形象。
多神秘呀,当我把雷管两极电线对准六节电池时,能听见那惊天动地的一响吗?看得见那一团硝烟吗?在生命的最后一秒是什么滋味?能感到疼吗?猛烈爆炸把一个灵魂粉碎后,那一个个有思想的神经细胞飘向何处?
生与死的交界点,是永恒的谜,永恒的朦胧。
写,写,埋头苦苦雕琢着这块荒野中的粗石。
12月初,大同市劳动局来了调令,我去西乌旗办调动手续。想搭乘雷达站的汽车。但雷达站连长说车已经超载。求爷爷告奶奶,央求了半天,才上了汽车。
车厢里装得满满的,全是各式各样的家具,高出了车帮一大块。据说是一个现役干部的东西。傍晚过了阿尔善,汽车“误”在一条小冰河里。司机费了好大力气,也开不出来天色渐渐黑了,没办法,只好卸车。一个个木箱,一卷卷大毡,一捆捆木板,一袋袋白面,一摞摞皮子……同车的几个女知青一边往下搬,一边骂:“这帮官儿拿了多少东西?来时一个行李卷,走时5吨大卡车装冒了尖。”
“他妈的,听说四连连长更邪乎,两卡车还拉不完。”
我从车上把一个用草绳捆牢的柜子胡乱扔到地上。“哐啷”一声,柜子门震开了。活该,摔破了才好呢。从柜里掉出一把刀,借着月光,我拾起来,和自己六九年抄牧主的那把十分相似。指导员把它财迷了却反诬我窝藏没交。
我又仔细看了看那个木柜子,上面画着蒙古风味的图案,两个大怪兽头,一对铜片扶手,一个大,一个小……突然明白这车是老沈的东西!好哇,沈家满,我们从牧主那儿抄来的柜子成了你的私有财产。
“哐啷哐啷”,我不客气地往下扔着,像扔坏灯泡一样。其他知青也同样如此。
“梆”又一个木箱子被摔破,一堆破烂东西撒在雪地上。真贪婪呀,知青扔了不要的钢笔帽、肥皂盒、暖瓶壳子、张了嘴的破皮鞋全收集来了。真是穷红了眼,连牧民扔在野地里的烂骆驼套,破得做不了两副鞋垫,也塞进了他箱子。
堂堂指导员好像是个捡破烂的。
只剩下两个大木箱了。司机又开车往上冲。发动机吼了半天,车轮只是在冰河上空转。不行,我们只好搬大箱子。
可是这两个大箱子又长又宽,像两口大棺材。4个壮小伙子推了半天纹丝不动,司机擦着脑门上的汗说:“这肯定是拿汽车吊装上的。人根本没戏。”
一女兵团战士问:“里面什么东西啊?怎么这么沉。是金子吧?”
“粮食呗。你们兵团干部真敢干。我拉过好几个了,都是这么多。满载了还硬要装,能不误车?”
司机是雷达站的兵,跟兵团不是一个系统,敢揭兵团干部的短。
幸亏离阿尔善公社不远,司机步行到那儿给旗雷达站打了电话。
直到深夜10点,旗雷达站来车,才把汽车拉出来。沈指导员的东西又乒乒乓乓像扔石块一样装上车。锅盖踩裂了,一捆烟筒瘪了两个大坑,许多零碎东西就瞎塞在车箱角落。
等汽车时,几个男女知青聊着。
“我在团部住院跟后勤处会计小韩一个屋。他告我不少李主任的坏事……李主任去八连蹲点,大晚上把人家小姑娘叫到宿舍,说是腰疼,让女卫生员给揉腰捶背,揉着揉着,就发起情来,动手动脚,要跟人家干。把那孩子吓跑了,这家伙成天跟小姑娘掰腕子,见一个掰一个,掰着掰着就把人家往自己怀里拉……那会计还告诉我:仅去年一年,李主任用于请客吃饭,烟酒招待等等,就开支了6000元,其中一次政工会议,30来个人天天吃喝,持续了一礼拜,花公款1500多……”
“听说他很大方,随便送给包工队的老乡两块手表;把价值100多元的半导体扔给朋友小孩当玩具玩,直到玩烂为止……”
“都是人家送的。”
“装这车的军人成了捡破烂的,真穷疯了。”
“要把内蒙草原的破烂都捡了,保准能大赚一笔。听说内地收购骨头。咱们草原有多少骨头呀!”
我想起了七三年夏天,一排的老孟、金刚、李国强、孙贵、张韦等等知青用自己被子盖粮库的情景。在滂沱大雨中,他们个个淋成落汤鸡,满脸是水。房顶上,铺着五颜六色的被子、褥子、毯子、大衣、塑料布……
当初抄牧主家时,就属我不老实,也只敢贪污一把刀。对那些细软,大家秋毫无犯。刘英红宁肯盖一条又脏又薄的公用被,也不借用一个皮得勒。可结果呢?所有抄来的东西全被指导员他们瓜分干净。
难怪老姬头暗地里骂:“我偷他妈,老地主没干出的事,这帮‘共产党’全干出来了!”
耳边又响起了鲁迅的话:那些青年拼命地使劲他们稚弱心力和体力,奔走于风沙泥泞之中,想于中国有些微的裨益……虽然他们没有先见之明,这些用血汗回来的果实,大抵仅供虎狼一舔……
正是这位指导员,孜孜不倦地督促我们学毛主席著作,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为我们念报纸,口干舌燥也不怕累。奇怪,这种干部又搞女的,又捞东西,又不择手段整人……可原则性还那么强,讲起大道理来,还那么慷慨激昂。是会演戏?还是真的有革命瘾?
第二天上午,我找到了雷科长。他正在家中抱小孩,见了我很高兴。
“林胡,你好吧?”雷科长热情与我握手,又是递烟,又是沏茶。
我向他说明来意,想托他帮我办办手续。师司令部里没认识人,卡住就坏了,只好走雷科长的后门。
“行,行,没问题。你把手续交给我吧。”
我把来西乌旗路上,看见老沈搞了满满一卡车东西告诉他。
雷科长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他平静说:“你们指导员给提了,调到内蒙独立二师当个团后勤处副处长。”
“唉呀,让这样的人当后勤处长,真是瞎了狗眼!”
雷科长若有所思道:“师部干部可没有像你们团这么干的。你不要以为现役军人都这么大捞特捞,好的还是大多数。在基层工作直接与物资打交道,有这个方便条件。”
“我们团的刘副政委和李主任怎么处理了?”
雷科长望着我:“这种问题不好弄啊,李春是一点儿也不承认,证据又不充足,也就这么着了。刘志忠是留党察看一年,调到山西军区的一个农场当政委去了。”
我们聊了很长时间。雷科长抱着刚几个月的孩子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侦查刑事案件,缉捕凶犯的保卫科长,竟也敞着棉袄,躬着腰,温柔小心地抱着个软绵绵的娃娃,胳膊上还垫着块尿布,散发着婴儿的气味儿。
保卫干部里也有好人。这雷科长就不错,不是靠手枪、铐子吓唬人,比赵干事强多了。分手时,我对他说:“雷科长,我过去的日记、书信都应该还给我吧?”
他笑眯眯说:“那些东西全在兵团保卫处。算了吧,别要了。里面还是有错误嘛。”
没办法,给韦小立的信,只好继续躺在保卫机关的文件柜里。
这时快到中午,肚里有点饿。我决定到西乌旗饭馆吃午饭,下午就乘车回团。
在大街上,突然碰见了突木其。他可能也是来师部办手续的。想起他死死地追着钟小雪,却屡屡被拒,对他很是同情。
“突木其,我跟你说几句话。”
“什么事?”
突木其不知我要干什么,有点警觉。论块儿,他不行,论实战经验,他也不行。
“我希望,你不要把我当成你的情敌。”
他摸摸脑袋,很尴尬,结结巴巴说:“没有,没有。”
“钟小雪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我从你手里抢的。”
“唉,别提这事了,我正往呼市调。”
“但我要告诉你,省得你认为我抢了你的盘子。”
“没有,没有,我从没那么认为。”他苦笑道。
“是她主动找我的,我不愿意再为这事花太多精力就接受了。这是命运的安排,将来如何,我也不知道,一切听天由命。”
突木其瓮声瓮气道:“我对你没有意见。真的,这年头,要搞个理想一点的,必须有钱,我就是太没钱了,回去后要想法挣钱。”
他这看法很让我没想到:“你觉得她找我就是因为我有钱吗?”
“不是你有钱,是有你父母的这个背景。真的,你别生气。”
我们淡淡分手。不知道这位呼市知青将来是什么命运。
走进西乌旗饭馆,马上发现顶南端的大圆桌围坐着一帮兵团知青。他们高声说笑,骂大街,旁若无人。为首的那个穿一身蓝的高个子,一下子被我认出是雷厦。
他不是上大学了吗,怎么在这儿呢?真纳闷,我要了半斤肉饼,找了个位子坐下,不动声色地观察着他。
雷厦闷头猛喝,额上青筋暴起,满脸通红。他解开衣服扣子,神情严肃,目光如电,“啪”地捶了一下桌子,大吼:“不是吹的,我姓雷的过去也是条汉子,八磅拳套打在脸上,眼睛不带眨一眨的。唉!在兵团这几年可窝囊透了,当了他妈的好几年狗!七零年一打三反,着实厉害啊!真杀,真枪毙,一批一批的。咱这出身没靠,团里让我揭发一个人,我如不揭发,自己就得进去。你们说我怎么办?别人提意见没事,我要给领导提一点,一大堆帽子就扣上来,什么本质问题、立场问题、阶级烙印问题……哼,我如果帮他们整个人,告个密,写几份揭发材料按上红手印,啥鸡巴本质问题也没有了。操他个大妈的!我只有说瞎话,耍两面派,才能借调到团机关,才能入团,上大学。林彪说不说假话办不成事太对了。幸亏我从李主任手底下走了,那婊子养的,除了钱不革命,小姑娘不革命,什么都革命!”
唉呀,李主任要是知道雷厦在背后这么骂他,非惊一个跟头。要是没他帮助说话,雷厦根本战胜不了这么多竞争对手,上了大学。
雷厦狂叫着,用一个手撕着自己心窝,想把那衬衣给撕露出一块肉,他整个身躯躁烈地摇曳,那英俊勇武的面庞皱成一个疙瘩,凶恶异常,像一张咬架中的狗脸。
“别难受了,喝酒!”
“为我们能离开这鬼地方干杯!”
小伙子们一碗碗地喝着。雷厦也大口大口地喝。
或许是喝多了,想找个动作刺激刺激,发泄发泄,他吼道:“操他妈的,在兵团真窝囊呀!真窝囊呀!”他拿起桌上的一个酒瓶,龇着牙,由下到上闪电般地一挥,瓶子打在自己嘴上,底儿碎了,他满脸是酒,嘴唇青紫,一缕血浸出。漫不经心地吐出了一口血水……眼睛里扑簌簌地滚出了一行泪水,可能碰着了鼻子。
之后,仰天望着房顶,呜呜地哭起来。
周围知青们目瞪口呆,慌忙上前安慰、照料。个个都敬佩地看着他,终于劝说他站了起来,两人轻轻扶着他走出饭馆,像簇拥着一位英雄,一位日本的剖腹壮士。
事后我才听说,他回北京后,高兴得忘乎所以,没到3天,就让小偷把书包给偷了,户口、粮油关系、入学通知书等等,丢个干净,这次回来是补办手续的。
我和他在文革中是最好的朋友,到内蒙牧区后,却分道扬镳。后来,面对老沈的压制,我们又团结起来,但1970年的一打三反,使我们彻底断绝关系。
当天晚上,我就回到了连里。
夜里,大傻喝的醉醺醺回来。他因为和刘福来吵架,临时搬到我的屋里住。
“大傻,又喝酒了?”
“喝了一点。”
“成天喝,不怕喝坏了?”
“操,这啥成色?肉吃着,酒喝着,海河烟抽着……神仙一样的日子。”
他沉重地倒在了炕上,掏出小镜子照了照,自言自语:“妈的,以后再也不能喝酒了,脸上的疙瘩又这么多!操他大爷的,一喝酒就长疙瘩。”
不一会儿呼呼入睡。满屋子充满酒味。
半夜三更,他啜泣起来:“妈!我想您呀!您听见没有?妈!妈!”他低声嗫嚅,鼻涕甩了一地。别看大傻黑不溜秋,跟大猩猩一样壮,骨子里相当柔弱。平日哪热闹,哪人多,往哪儿凑。一旦夜深人静,孤零零一个人时就忍受不了。
夜已很深,他仍在哽咽。唉呀,我从西乌旗回来,颠簸了一天,又困又乏,那么疲劳,晚上还被他吵得睡不着觉。亏透了。
“呜呜,妈呀……妈……这辈子再也见不着你了。下辈子说什么也不上山下乡罗!一定好好孝顺你哟!”
谢天谢地,他的声音终于渐渐变小,最后安静了下来。我迷迷糊糊睡着了。白云、棕榈林、黄沙、少女、英古斯、拉磨的黑猫、展翅飞翔的白马、遥远的星空全都悠悠飘来。柔美的月光笼罩在地平线,婀娜的雪花在宇宙中翩翩起舞,金太阳那漂亮的眼睛一眨一眨……
突然,大傻又嚎哭起来:“妈!妈——”他拼命吼着,呼唤着,哀求着,一声一声惨叫,跟火葬场里的嘶哭一模一样,令人毛骨悚然。
气得我真想用扫帚疙瘩给他两下,多美好的一个梦,让他给破坏了!
“妈呀,你死得惨哟,你是活活想我想死的哟!”
母亲的爱是他这蹬三轮的小孩赖以生存的支柱。没有了母亲犹如撕掉两条大腿的蟋蟀,大大降低了生存竞争能力。
“妈妈呀,我想您哇!您怎么不让我见您一面就去了呀!妈呀!您回来让我再看看哇!”声调凄惨和绝望,拍电影的若把这声音录下来,绝对能感动观众。
“妈!妈!”凄切凶猛的叫喊持续了近一个钟头。大傻嗓子喊哑,还使劲喊,两脚拼命地蹬着被子,似乎只要这样玩儿命喊妈,老天爷就能还给他一个母亲。
太不凑巧了,一天碰见两个耍酒疯的。我用被子紧紧蒙住脑袋,过了很久很久,那火葬场里的撕心揪肝的声音才渐渐微弱下去,最后死一般的寂静伴随着我入睡。但那白云、棕榈林、黄沙、少女,英古斯、拉磨的黑猫、展翅飞翔的白马、遥远的星空等等美丽梦境再也看不见。
痛饮
入党、上大学、回北京统统化为泡沫,金刚万念俱灰,把主要精力放在做小锅饭上。没事就坐在板凳上削土豆皮,仔仔细细,削一上午也不觉得烦。他用镊子拔猪肉皮上的毛,能从中午一直拔到晚上。平日总阴着脸沉默无语,只有喝酒时才能使他滔滔不绝地说话。别看他干巴瘦,喝一斤半白酒脸不变色,镇了好些个老蒙。
他对猪肉的癖好惊人。一听说三连有卖猪肉的,马上找人借马,辛辛苦苦跑十几里去买。每礼拜必须得吃一大块猪肉!当走进他屋时,他对你的态度远不如对锅里的炖猪肉热情。说话冷冷淡淡,心不在焉,视线很少离开铁锅。他的屋里总是弥漫着肉香和鲜姜味儿,炉灰里扔着碎鸡蛋壳和剥下的烂葱叶。
金刚解释他太馋猪肉,必须隔几天来一顿儿,要是几天没吃猪肉,心慌气短,软弱无力,全身的皮肤都痒痒,好像有虱子咬。
他过去老嘲笑大傻饕餮,现在也这么饕餮。
不过,牧区成年累月啃牛羊肉,使我们都特别馋猪肉。平均起来,一个月也吃不上一顿。因此即使能搞点猪油抹馒头吃,也是令人垂涎的享受。
1976年初,一切手续均已办妥。1月3日给团运输连打电话得知后天有车去赤峰。我当即告诉上山拉石头的老常,通知老孟下山,并骑马到东乌旗格日图大队与罗湘歌告别。
1月4日大伙凑钱买了几瓶酒,几盒罐头。大傻热心张罗,不知从哪儿搞来一点猪肉,五六个鸡蛋。金刚掌勺,做起他最拿手的炖猪肉。4人聚在马车班我那间小房里,准备美餐一顿。
走时和剩下的知青朋友们聚在一起吃一顿,过一顿瘾,已成了连里的惯例。
说到鸡蛋,老孟盘腿坐在炕上,忿忿道:“告你们一个新闻:咱连沈指导员为了让鸡多下鸡蛋,在他们家鸡窝里安了个100度的大灯泡。这老家伙也懂得人工光照。”
“你在石头山呆的真土了,这有什么新鲜的。团部好多干部都这么干。内蒙天气太冷,不用灯泡照着点,鸡冬天一个蛋也不下。”大傻说。
“老沈真够可以的,连破毡子头、烂袜子都要带回家,财迷到家了,跟个收废品的一样。”
“这家伙一分钱不掏,弄了多少木头,打了多少家具,捣鼓了多少皮子、毡子、羊毛,还升了官儿。”老孟叹道。“还有,跟你打了几年交道的赵干事。前几天我去团部见着了政治处一个老乡,她告诉我赵干事这小子是个典型的伪君子。他一向爱在别人面前表白自己如何清白。提起贪污受贿来,比谁都气愤,骂这骂那。其实,巴颜孟和的贪污犯他怕是名列前茅。一米见方的大木箱,足足运走了9个!”
赵干事家是山西农村的,原来特穷,可来兵团后几年就新盖了3间大瓦房,他自己也吃得跟猪一样,长了几十斤膘,临走时,还怒气冲冲叫嚷:“他妈的,咱们谁也别眼红谁,哼,巴颜孟和没一个干净的,包括我在内!”
赵干事的口头语是:“跟姓共的碰没你好下场!”
金刚低头沉默不语。自从王连长走后,他在连里处境一落千丈。
“唉,别提这些了,喝酒吧。”大傻直勾勾地望着打开的猪肉罐头。
“开吃,开吃!”
没有精致的酒杯,我们向前平端着饭碗、白茶缸、水壶盖,庄严说:“为我们这帮知青干杯!”
咕咚咚,每人喝了一大口。
“为乌拉斯泰救火献身的同志们干杯!”
“咕咚咚”,又喝了一大口。
“为咱们倒霉的内蒙兵团,祝它寿归正寝。”
“为老鬼大难不死!”
“为大傻找个理想的老婆!”
从老常那借来的小木桌上,摆着咸核桃仁、午餐肉、红烧猪肉、凤尾鱼等罐头。我们一碗一碗地喝着,像喝白开水,同时大口大口地嚼着平时垂涎欲滴的猪肉。
还是猪肉好吃!
4个嘴巴吧唧吧唧的咀嚼声在又破又冷的小土屋里回荡。大傻甜蜜地眯起眼睛,发达的下颚飞快地运动。
“嘿,我说闷头吃没意思,唱个歌吧。”老孟提议。
“对,金刚先唱,你不是会唱山西那首知青歌吗?”
金刚抹抹嘴,阴郁地唱起来:
我要到那遥远的山西去把农民当,
离别了可爱的北京和家长。
亲友含泪来相送,
声声嘱托记心上,
父母啊,别难过,莫悲伤,
您对我的生养我终生不忘,
只盼今年秋过时,
重返北京,
把您探望。
…… 这个调子很悲凉,大傻眼圈红了。
我激动地说:“好,有味儿!再唱一个咱们内蒙的。”
金刚沉默片刻,调度了一下情绪:
告别了家乡,告别了妈妈,
我来到了内蒙草原,
生活就是这么寂寞。
没有猪肉吃,没有菜和油,
我瘦成了搓板喽,还得背石头。
披着星星去,戴着月亮归,
我沉重地修理着地球,
是我神经的天职。
没有后门走,没有东西送,
我累坏了老腰喽,还得抡锄头。
……
大傻流下了泪,嘴里却说:“别激动,慢慢喝。”
这歌太感人了,真想大哭,真想大吼,真想扯下自己耳朵给煮烂了吃掉!
唉呀,我们这一代呵!
万岁!知识青年!小妈妈的,万岁!老插!
金刚却好像不这么激动。他忧郁地吃着自己做的炖猪肉,细细品了一会儿,又轻轻地哼起:
歌声迎来了金色的太阳,
双桨划破了千层波浪……
年轻的航标兵用生命的火花,
点燃了永不熄灭的明灯……
在东乌旗格日图大队,我曾听韦小立唱过这支歌,那熟悉的音律,似乎沾染着芬芳的香甜,一下子触动了心中最隐秘最刺激人的神经。
我永远失去了她!她给我留下的纪念只是七零年帮我补棉裤用的两块绿布补丁和一把瓜子皮,还有一堆幻象,如同封闭在琥珀里的一群小虫子,封闭在我内心深处。
不,心中所爱的姑娘是现实中那个韦小立所消灭不了的。她是一尊最神圣的女神,我将永远保持对她的单恋。今后如果有一天,我怀揣炸弹,投向慈禧,或是某个杀人不眨眼的小小党支书,这身140多斤的肉将在眩目一闪中化为轻烟就是证明。
喝酒有速度才像条汉子。一大碗黑红的葡萄酒,我一口气喝下肚。立刻一股气浪冲进大脑,冲进咽喉,头轻轻飘飘,视线模糊,好像全屋都弥漫着蒸蒸的红酒,蒸蒸的血气。
老孟又给我倒了满满一碗:“老鬼,喝吧,不要瞧不起喝酒。无酒不丈夫。牧民们说:只有喝酒时,人的私心最少,人和人才最肝胆相照。”
是这样。大傻喝酒时,心里什么念头都向别人讲,完全透明了;金刚一喝酒,能把他珍藏在大木箱里的高级烟拿出来共产。老孟一喝酒,敢割下自己新买的一块猪肉让你擦皮鞋。
我噙着泪又喝完了这碗黑红的甜汁。
“老鬼,听说你在西乌旗又碰上雷厦了?”大傻望着我问,顺手往嘴里塞了一大块猪肉。
“嗯,他喝多了,又喊又闹,还拿酒瓶子砸了自己嘴巴一下。”
老孟喝得小眼睛像猴屁股一般红,憨厚地笑着:“老鬼,我觉得你是实力主义者。但你不觉得以体力为生是靠不住的吗?你的屁股、胳膊、粗腿吃不了一辈子。小桑杰摔倒你是必然的,这是自然规律。”
“喝酒,喝酒。”我大声说。这个话题太不愉快,想换个话题。
“你别打岔,我还没说完呢。”老孟叫道:“我们内蒙兵团号称10万知青。有7个机械化师,汽车、拖拉机几千辆,那力量够大的了吧!开垦了上百万亩荒地,打了几十万方石头。然而凭着蛮力气瞎干,得到什么结果?连年亏损,最后连自己都混不下去。对个人来说也一样。凭仗着粗胳膊壮腿在社会上闯肯定要吃亏。一个聪明明白的脑瓜儿顶你10条粗腿。”
老孟自己并不聪明,也是凭力气打出了天下,可是却这么教训我。
“喝酒,希望你老孟能有个好下场!”
老孟认认真真地喝完了这一碗。他长了不少疙瘩的脸上,胀得红红,八字眉拧在一起,更像个京戏丑角。诚恳地说:“咱们还得祝金刚早日混上党票,远走高飞。”
金刚白了他一眼:“老孟,你喝多了是不是,别拿我糟改了。”
“金刚,不要总愁眉苦脸。”老孟一喝酒,话就特别多。
金刚没走了,别人一提走,他就心疼。
大傻呆呆地吃着,叹了一口气:“我妈要活着,该多好!”
“老鬼,走后别忘了边疆,别忘了抡大镐的弟兄。”金刚悒悒地说。
“不会的,不会的。”我恶狠狠地瞪着他。
原来连部仅有3间房,现在好歹变成了近100多间房的居民点;原来连部没有一棵树,现在连部北面出现了一片绿油油的小树林;原来牧民根本不吃青菜,现在连里有了50亩菜园,萝卜、土豆、角瓜、大葱敞开供应;原来草原没有电灯,现在连部每晚上都有柴油机发电,家家户户都有了电灯……
草原上这一切变化都是我们知青来了以后发生的啊!
他们拿着微薄的工资,穿着撕破的沾满尘沙的兵团战士服,吃着沙砾般糙硬的小米饭……他们在冰碴地里割豆子,腿上划破了一条条血口……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去救火,脸上、手上、腿上留下了一个个可怕的大疤……他们在泥堆里脱坯、和泥、累得抬不起胳膊端饭碗……他们在石头里爬,石头里滚,压得青筋暴起,磨得伤痕累累……仍热气腾腾地贡献!贡献!
我怎能忘记他们呢?这些脏手脏脚的,腰里缠着旧电线,颈上围着破裤子的知青们!这些黄皮土匪们,这些小流氓们!
我用发抖的手端起了一大碗红红的酒,低下头,一饮而尽。海啸般的吼声又排山倒海地扑将过来。
“金刚,再唱唱那首马车夫的歌吧!”我奋斗了半天,当干部的美梦也没实现,临走时,仍是个赶大车的,喜欢听诉说我们赶车人辛酸的歌。
金刚一言不发,喝了一口酒,瞪着血红的眼睛说:“唱他闹球,喝吧,酒胜过最好听的歌。”
老孟脱了棉袄,全力以赴地喝,边喝边叹道:“没想到兵团就这么完了。唉,不管怎么说,我对兵团还是挺有感情的。”
嘿呀,谁能忘记兵团呢?尽管我们都挨过它整,不被它所宠爱,常常暗地里骂它,咒它,但它解散后,又都对它怀有一种又眷恋,又迷惘的复杂感情。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哇!
你容纳了10万知青,你稳定了六八年各级领导都瘫痪了的内蒙边疆秩序;你把先进的生产力带进了千里草原;你为大规模开荒提供了血的教训;你的艰苦诞生和黯然结束让人体会到了建设比打仗要艰辛得多;你约束了大批青年没有在邪道上变坏;你把千千万万无知的中学生锻炼成为坚韧耐苦的劳动者,使他们心力和体力都得到提高。有的长肥了几十斤,有的能10分钟杀完一个羊。从背麻袋、脱坯、套马、剪羊毛到养自留畜都建立了自己难忘的纪录!
兵团啊,让我们再为你干一杯,你这亏损了两个亿的倒霉兵团,你这一分钱都没给国家上交的短命兵团!
我们举起杯,百感交集地追忆着那一段逝去的岁月,为一个伤害了不少人的庞大巨人惋惜。这种骑士风度不是装蒜,是发自我们内心的情感。
大傻带着醉意,装着女人腔调,嘻皮笑脸哼起了兵团初期唱过的歌:
不是不想爹呀,
不是不想妈呀,
也不是不想家,
就是领导不批我的假,
急得我也没办法。
梭压拉索,
急得我也没办法。
一缕缕昔日的声音把我引溯到过去。
被人揪着鼻孔朝天批斗……那次加夜班背糜子几乎累趴蛋……在乌拉斯泰深山里光着脚逃跑……巴奇公社那温暖的小牛窝儿……韦小立走的晚上,骑马狂跑了一夜……平常不愿想这些,怕受刺激,怕麻木了情感的灵敏度,怕消耗掉憋抑在胸的压力。今天我可都要想想,好好刺激刺激,疯狂疯狂。
这种回忆就像吃一顿蛔虫、苍蝇、老鼠尾巴做的三鲜馅的饺子,心里打哆嗦,头皮要炸。
来内蒙这些年,有人是平平安安过来的;有人是缺胳膊少腿熬过来的;还有极少数人青云直上,坐飞机过来的。而我呢?是一步步爬过来的,像条打断腿的狗,从嶙峋巨岩的缝隙中拼老命爬出来的!
——然而这些回忆,在情感上所激起的疯狂,无论多么歇斯底里,也不足以使我对内蒙兵团来个彻底否定。尽管自己被兵团定成敌我矛盾,我却不忍心也从没想到要给它定个敌我矛盾。我没有理由全盘否定它。尽管它问题成了堆,尽管它被国务院撤销……即使对刘副政委、李主任、沈指导员这样的干部,我也不敢断定他们就是蜕化变质分子。因为他们不是一两个人,而是成千上万啊!
现在临走时,对这个整过自己,被自己偷偷上告过无数次的对头,却居然有些依恋。苦的、甜的、酸的、辣的,掺杂混合,难于言状:复杂的心情说不明,道不清,只想好好地哭一场。
平时很不愿意流泪,我知道自己一哭,形象就差了许多,驴脸拉长,鼻头变红,眼睛三角……可现在,大颗大颗的泪珠接连不断地往下掉,老孟也热泪盈眶,为兵团感慨万千。过去,我从没见过他流眼泪,觉得他像鱼一样,不会哭。
感谢你啊,内蒙兵团,给了我一段很苦很苦的经历。这也是一种财富。
大傻同情地劝道:“快喝酒吃肉,你们不要太激动。”
没法不激动。真想痛痛快快放声嚎哭,鼻头红就红。
一碗碗红酒与热泪哗哗地喝进肚,眼前金星乱舞,一股又一股暖流小虫子似地爬向身体各部,耳朵里的海啸声雷鸣般地轰响。
喝呀,喝呀,越喝想象力越丰富,越喝越想说说从没有说过的话。
为什么我们总觉得活着不自在?好像头上总压着一块石头。脑子里浮现出慈禧那张阴险苍白的脸。血涌脑海,我垂泪啼道:“毛主席呀,您老人家为什么这么糊涂,娶她当老婆?老百姓在水深火热中煎熬哪!”仗着酒劲,喊出了平日不敢公开说的话。
金刚脸色发青,一手用力揪着自己头发,一手不住地往嘴里填着大猪肉块儿。
老孟伏在小桌上,头也不抬地说:“12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的文章,气势汹汹,昨天收音机又广播‘今日小靳庄’吹得天花乱坠!”
金刚鄙夷地抛出一句:“真他妈的恶心!”
大傻鼻尖上浸着细密的汗珠,还在专心地搜索着罐头盒底下的肉块:“管那闲事呢,小心要你盒儿钱!”
“炸你的油饼去吧!要盒儿钱就给他。妈个逼的!”我对大傻嚷道。
“我炸你脑袋,傻逼!”大傻呲着白牙向我冷笑。
“炸你老娘的板子。”
“你老鬼不得好死!整你活该!”
我预备他揭我和钟小雪的事,但他没有。虽喝的醉醺醺,他们都没提钟小雪。
老孟猛不防地背起大傻的臭诗:“舞玉龙为见黄鸟,风雪强战大自然。”
大傻这才蔫了。
一喝多,每人都有点神经。
哭喊,叹息,怒骂混成了一团。血,模模糊糊遮住了视线,什么都是殷红殷红,遍地都是血。
金刚低头猛干,很少说话。他的嘴巴几乎就没闲着,消瘦的身躯竟能盛下那么多的酒和肉……为了更来情绪,他中途跑回宿舍,从箱底里拿了一瓶二锅头,两盒牡丹烟——都是准备招待当官儿用的。
“谁不喝醉了,谁是王八养的。”金刚狠狠说。
我的喉咙几乎要炸。胃几乎要炸,脑子几乎要炸!周围一切东西都漂浮起来,马笼头、套包、筛子、料口袋、大鞭杆全在空中飞舞晃动。
可怜,可怜,那么可怜!为了一个大学名额,一项好差事,一句表扬话,人们互相争夺,不惜打得头破血流。
天真伶俐的齐淑珍勇敢地以身体换取党票;刚勇正义的雷厦不得不靠向李主任低头讨好来保存和发展自己;我暗暗垂涎统计的位置,盼着把白音拉摔个全身瘫痪,以便顶替。还有人为了当一个小卫生员,开二十八的司机,粮食保管,电工、烧锅炉的算尽了心计(据钟小雪讲,为了争她这个烧锅炉的轻活儿,几个女生勾心斗角,又哭又闹)。
我们被愚弄得像狗一样地乱咬人。挥舞着阶级斗争的棒子,发着少年狂,踩着别人往上爬。
我们真丑陋呀!
草原也变得真丑陋呀!
那一口口机井几乎被干涸的枯草塞满;那一块块大田裸露着片片黄沙;那一条条车道淤积着股股流沙。
兵团刚解散两天,连部男生排的几个窗户框就被人整个给偷走,露着黑洞洞的大窟窿;场院库房的门窗也被人偷了不少,没有门窗的房子越发显得颓败、萧条。
草原缺木头,当官儿的明着拿,老百姓暗着偷。
中国啊,中国啊,你在妖妇的裙袍下颤抖!
老孟流泪了,金刚流泪了,大傻也流泪了……我们哭得泣不成声,我们哭兵团造成的浩大浪费;我们哭多年狂热的劳动几乎毫无价值;我们哭国家;我们也哭自己身上的创伤。平日蛰伏在心中不好意思露出的那点点美好感情,现在全扑腾腾涌出来,没一点儿伪装。
当地牧民总是用痛饮来表达离情。猛喝一通再大哭大吼一番,像憋着一泡尿给排泄了出去,舒服得很。
我们几个已酩酊大醉,仍拼命地喝着,似乎多喝一口就能为草原多消灭一只狼,多喝一口就能给国家多贡献几斤粮食。老孟因肝病从不饮酒,现在也豁出去了,干了四五碗。他从《国外科技动态》上看到一条信息,醉醺醺给我们白话起来:“草原上应该推广苜蓿草。一亩小麦撑死150斤,才值一块五:要种苜蓿草,哼,一亩地至少收入100块,哼牲口又爱吃……国外都这样干。”
大傻已经吃饱,挺着脸盆一样大的肚子,皮带松了好几个眼儿。撑得躺在炕上哼哼,满头大汗。他拍拍胸口,眼里闪着泪花,“唉,我妈要活着该多好!她是生生想我想死的。唉呀,真羡慕你们有母亲的。要是有个老母亲,让我变成头猪也行。”
“大傻,为了你母亲,还能再喝一杯吗?”
“当然行。为了我母亲,没有不敢的,脸上长疙瘩也认了!”
我递给他一杯。他忍着肚胀,忍着要撑破的胃,又强喝下。
只剩下金刚还在战斗,连大傻都吃不了的冰凉油腻的大肥肉块,被他逐一消灭。他的嘴巴上粘着一小道炖猪肉的浓汁,他的脸好像蒙了一层褐灰色的土,什么表情也透不出来。
偶尔他低声叹道:“服了,服了。”
不知道什么意思。
血红血红的葡萄酒洒在桌子上、大毡上、地上、漂浮在空中,一摊摊,一团团,散发着浓烈醇香。
在草原上能这么痛痛快快地吃一顿猪肉,喝一通酒,真舒服。这是我来草原后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我觉得视线模糊了。哎哟,亿万吨鲜血浩浩荡荡,扑涌过来。一望无际的鲜红流向山峦,流向沟壑,流向田野,流向茫茫草原。青春的血,青春的红……啊,为什么任它洪水一样四处流淌?年轻人的血不值钱吗?
渐渐地头有些晕眩,只觉得眼前有无数黑影在血波中晃动。乌拉斯泰大火又在眼前熊熊燃烧,那冲天的火焰映红了夜空,发出的声音像几千辆汽车在怒吼,几乎把一切都淹没。刘英红在烈火中微笑着看着我,她那中间粗,两头细的体形分外突出。69名知识青年满头大汗,在火海中奋扑,嘶喊,怒骂,惨叫……纷纷倒下。
到处都是张勇,边疆有无数个张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