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内幕：保密局内幕—附载：“我懂得了做人的道理”

保密局内幕

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是解放前蒋介石集团中规模最大的一个特务机关。它是由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改组而成的。我从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这个局成立起，到一九四八年四月间，曾在该局局本部内担任总务处处长兼财产清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一九四八年五月，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云南和平解放前，我任该局云南省站站长。因此我对该局成立前后的情况，种种反共反人民的罪行，以及历次大屠杀大破坏的罪恶活动，了解一部分。现就个人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分别写出。从这里可以看出，蒋介石王朝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对中国人民进行血腥统治所采用的残暴手段。但因所知范围有限，尚有待了解该局内幕者陆续补充，俾使这一臭名昭著的特务组织的全部罪恶活动，真实地暴露在全国人民面前。

改头换面 汰弱留强

一九四六年国防部各厅局于七月一日成立后，直到同年十月一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才正式宣告结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由国防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兼任局长，原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任副局长。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军统局代局长戴笠摔死时，正值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全国人民都渴望能真正走上全国团结一致、和平建设的阶段，对这个一向为全国人民所痛恨的庞大特务机关，都希望能按照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主张早日撤销。但蒋介石仍旧要坚持走他的反共反人民的老路，所以对这个一贯执行反共政策最忠实最得力的庞大特务集团，便千方百计地让它完整地保留下来。戴笠刚一死去，他便急于挑选戴笠的继承人，同意毛人凤向他提出的建议，在郑介民与唐纵之间挑选郑介民为代理军统局长，实际由毛人凤主持一切。

毛人凤提这一建议，是有他自己的打算的。因为戴笠每次出门总是把军统局的工作交由毛人凤主持，而名义上却请郑介民代为负责。郑本身兼职很多，也很了解戴的个性，对军统工作和人事、经费等一向不愿多加过问。戴出门期间，郑虽然也抽出一些时间去军统局办公，但只是在毛人凤拟好的文件上批上一个“照办”或“可”，极少更改毛的意见，因此郑毛相处很好。唐纵为人拘谨，事必躬亲。在他任军统局帮办期间，对军统人事、经费虽不过问，在工作方面却常有与毛人凤有不同的意见。毛人凤生怕戴笠死后局长由唐纵代理，便向蒋介石说，军统大部高级人员对郑很好，和唐的关系比较疏远。蒋介石便听从了毛的意见，把唐纵挤了出去。郑介民这时正在北平任调处执行部国民党方面的委员，执行蒋介石交给他的对付中共的任务，无暇兼顾保密局的工作，毛人凤便利用这一机会极力扩充个人势力，逐渐把郑介民在该局的关系削弱，并找郑的缺点进行攻击。经过这一系列的活动之后，到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五日，毛人凤终于取郑介民而代之，当了保密局局长。

从戴笠死后，在这个特务集团中，以郑介民为首的广东派，以毛人凤为首的浙江派，和以唐纵为首的湖南派，争权夺利的斗争非常激烈。他们表面上一团和气，骨子里却水火不相容，直到相互残杀。这些情况，我将专门以一章来叙述，这里从略。

戴笠刚一死去，国民党内部便有一些人也提出裁减军统的意见。这是因为，他们虽然在反共反人民方面与军统目标相同、意见一致，但是对军统和戴笠的种种作法非常厌恶，或在本身利害方面与军统有冲突。戴笠在世时，由于戴为蒋介石所宠爱，大家都畏惧他几分，有意见也不敢提或不好提。戴笠死后，这些人便想趁机报复或分赃。他们绝不是和全国人民一样真正想撤销这个特务机关，而是各有各的打算和目的。例如，对军统反对最力的陈诚，是想裁减军统之后，扩大他自己的特务系统，希望他手下的特务头子张振国能把军统部分机构和人员接收过去。而陈立夫、陈果夫等CC派首脑，则想趁机打垮军统扩大中统特务组织，加强中统职权。孔祥熙在当时也表示过军统不应再拥有和过去一样庞大的组织和巨额的开支，这是由于戴笠杀过给他弄钱的心腹林世良。至于过去复兴社中的一些太保之流如邓文仪、康泽、贺衷寒等人，则是想由自己来分掌特务组织，扩充个人势力，所以也跟着叫喊缩减军统。在此四面楚歌声中，由于得到蒋介石的袒护和宋子文、胡宗南等的支持，这个特务组织才改头换面地保留下来。

当初在没有决定将保密局附设在国防部之前，毛人凤与唐纵曾一度商量向蒋介石建议把军统改为“国防警察局”。蒋介石没有同意，他认为这一名称不适合军统工作的职权范围。以后决定附设在新成立的国防部时，毛人凤又建议仍然保留调查统计局这个名称。蒋介石自己很清楚，调查统计局这块招牌上涂的鲜血太多，再拿出来实在太不雅观，便采用了“保密局”这样一个比较隐讳的名称。当国防部各厅局的名称、组织及人数、经费等都已决定好了，最后才提出保密局来，这说明这个组织在当时国民党内部也曾经有一个“难产”的过程。

保密局成立前后，蒋介石最为关心、考虑也最多的问题，倒不是用这一个名称或那一个名称，而是戴笠死后的继任人能不能和戴笠一样把戴经营了十多年的这个庞大集团很好地领导起来，继续为他效命；其次是这个集团今后对预算以外的庞大开支怎样支付。戴笠在世时，这笔见不得人的巨款，大部分是自行筹措。抗战期间，戴笠用制造沦陷区行使的伪币的办法，榨取沦陷区人民的血汗，充实特务经费，胜利后这个办法已不能用。蒋介石为了避免以后由他经常下手令，按月支付预算以外的巨额特别费，便考虑怎样能使保密局做到“自力更生”。他多次找毛人凤、郑介民研究这一问题，最后决定，军统在各地接收敌伪的现金财宝不送交敌伪产业处理局，准许保密局留下来作为基金。此外，蒋介石还准许保密局经营接收敌伪的一些企业，并把与美帝特务合作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剩余物资，一并交由保密局经营，以便将盈利所得作为预算以外的特务活动费用。但蒋介石对郑介民、毛人凤、唐纵，又不像对戴笠一样放得下心，便加派在他身边多年的机要室主任毛庆祥共同主持这一工作，由他们四个人组成一个委员会。经多次研究结果，决定把军统在上海、南京、天津、北平等地接收的敌伪产业、企业和中美所剩下的两千辆十轮大卡车、印刷机器、照相器材等集合起来，组成一个“三有公司”，由毛庆祥任董事长，其余为董事，以军统大特务戴颂宜为总经理，总公司设在上海圆明园路。

当时属于“三有公司”经营的企业，在南京方面，有从日本人手中接收过来的裕丰纱厂，由保密局经理处长郭旭兼任经理。有开设在南京最热闹地区花牌楼安乐酒店对面的亭亭照相馆，全部是中美所留下的器材，由军统摄影师王文钊任经理。这是当时南京规模最大，资金、器材最雄厚的一家照相馆。除照相外，兼售各种器材，还出租照相机，代客拍摄家庭生活电影。它一面为保密局赚钱，一面也从事一些特务方面的活动。还有开设在中山路的鸿业印刷文具公司，由军统四一印刷厂厂长李如澍任经理。这也是当时南京规模最大的印刷公司，资本雄厚，使用中美所留下来的美国最新式的电动印刷机，还兼营文具纸张。原来还准备与南京江南汽车公司合作，由保密局拿出五百辆卡车改装成为客车，曾由我与江南公司总经理吴琢之接洽多次，以后对方怕惹不起这班人，才没有合作起来。在上海方面，则有由日本人经营过的东方渔业公司，拥有四十艘渔轮，可以出远海捕鱼，并有自己的冷藏仓库。另外有由中美所五百辆十轮卡车组成的启明运输公司，专办上海附近各线的货运，由上海陆根记营造厂老板陆根泉任经理。还有一处大型锯木厂和一处三夹板厂，都是从日本人手中接收过来，也由陆根泉代为经营。在北平方面，有一处日本人经营的无线电器材制造厂、西单北平大饭店和几处仓库。天津也有一些仓库和冷藏库等，都是由军统中一向搞商业活动的白莲丞经营。

“三有公司”除了经营以上企业外，还兼做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的活动。因为保密局掌握有全国经济情报，资本雄厚，人员可以随时大量调用，自以为占有最优越的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完全可一帆风顺，一本万利，保密局今后会有用不完的盈余，所以决定采用“三有公司”这个名称。而一些了解这家公司内幕的商人，却把它说成“有势、有钱、有人”，都不敢去惹它，害怕赔了老本还要吃官司。

蒋介石煞费苦心安排下这一着棋，最初由于条件着实优越，尚能差强人意，赚了不少的钱，但以后就越来越不行了。因为条件虽优越，可是经营的人都是些外行，不但官架十足，而且动辄凶横霸道，蛮不讲理，别人光顾一次之后便不敢再度问津。特别是层层负责人都挪用公款经营自己的生意，加之法币天天贬值，收入的现金只要迟交一两天，便可获不少利润，而售出的东西却再也买不进来。当经手的特务们每人腰包里都装进不少黄金美钞之后，最后终于把“三有公司”弄得垮台完事。蒋介石在抗战刚胜利时还有所顾虑，等到他发动了全面内战以后，反共反人民的嘴脸已暴露无遗，再也无需避讳，因而对特务经费仍和过去一样滥事批发。这时他只要求特务们把全副精力用在反共的活动上，因此便同意了毛庆祥、毛人凤的建议，把“三有公司”的产业全部出售，不再从事经营。

保密局还没有成立之前，军统经费已经感到入不敷出。郑介民一看这情况，知道再拖下去便不得了。他常常说，他不能和戴笠一样生财有道，只能量入为出。一九四六年五月前后，他匆匆由北平赶回重庆，经过和毛人凤、唐纵商量，决定裁汰内外勤人员。过去戴笠在世时，实行的是只准进不准出的一套作法。一向被人看成参加军统便是拿到了“铁饭碗”，可以吃一辈子，这时“铁饭碗”也随同戴笠乘坐的专机一样摔得粉碎了。郑介民不但准许任何人员请长假自谋工作，而且对一些资历浅一点、人事关系少一点、能力差一点的人员，采用送往军官总队去转业或径予遣散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

抗战时，军统全盛时期，内外勤特务不包括武装特务部队便有近五万人左右。直接在军统局领取薪金的在后方有一万七千六百多人，在沦陷区有六千多人，海外各地有二千多人；其余半数则分散在各公开特务单位，不由军统局开支。抗战胜利后，一些战时性质的机关相继撤销，一大批过去不由军统发薪金的特务这时又都回到军统请求另派工作。按照军统惯例，特务们在没有派定工作的“待命”期间，照样要发给生活费。这样一来，经费便更感到紧张，几乎月月要先向军需署透支。蒋介石对此也大伤脑筋，便同意采用汰弱留强及整顿经费等办法，准许动用一部分接收汉奸的财物珠宝之类变价出售发遣散费。对死亡了的特务的眷属，也一次发给一笔抚恤金之后，便不再负担他们的生活费。按照军统过去的办法，因公死亡的特务遗属，每月或每年要发生活费或补助费，其子女入学也由军统负担。十多年来，积累下来的遗属遗孤数以千计，这一笔开支也很不小，并且无法报销。这一次便发给约可维持三个月到半年的生活费之后，便不再置理。

当时这些措施，在郑介民和毛人凤看来是他们的得意之作。这种快刀斩乱麻的手法，的确使以后经费的收支渐渐走上轨道，不再和过去一样乱抓乱用。戴笠虽然弄过不少的钱回来，但是没有积累，弄得越多，开支也越大，会计部门经常在过年三十夜，叫喊钱不够用。经过这次大整顿，情况好了一些。少数自动请长假离开的大特务还极力歌颂这一处置。因为他们大都已经腰缠万贯，戴笠不死，还天天担心被人揭发要出问题，想走也走不了，准请长假的办法正合他们的心愿，可以无忧无虑地去享受下半辈子的清福了。

但是一些被遣散的与送到军官总队去转业的人，由于平日与外间关系少，贪污敲诈得到的钱也不多，或者因为来得容易也花得痛快，满以为有军统这个靠山何愁没钱可用，这时怨声四起了。特别是他们在军统工作时，在社会上有一批酒肉朋友，彼此互相利用，各方面还买账，等到他们离开军统之后，再去找这些朋友时，便都采取回避敷衍的态度了。例如一些担任检查工作的特务，当他们在水陆码头上耀武扬威的时候，一些轮船上的负责人和私车老板、运输商人，对他们真是恭维备至，一旦知道他们已离开军统想要点工作做的时候，态度立刻改变，再也不和他们称兄道弟，有的还送上几文钱打发一下，有的干脆不予理采。

到军官总队去的人，只能拿到有限的生活费，住在挤满人的宿舍里，吃着和部队一样的伙食。这对过惯了舒服生活，花惯了钱的特务们说来，叫苦连天是自然的。在重庆的特务们，有的就经常跑到祀奉戴笠的“戴公祠”去痛哭。那些一向靠军统抚恤过活的遗属，很快花完那点抚恤金后，也经常吵着再要钱。保密局从成立到逃往台湾，一直没有停止过处理这类问题。

这次裁汰人员的标准，主要是保留“核心分子”与“基本人员”，对一般特务则进行挑选。当时被军统称为“核心分子”的大多是指抗日战争以前参加军统的老特务，“基本人员”则多系抗战期间军统各个特务训练班所毕业的学生，“一般分子”则多为抗战期间从各公开机关中吸收来的和私人介绍进来的以及由士兵中提升起来的人员。当时军统送往各地军官总队去转业的特务，前后达两万人左右，其中重庆最多，有五千多人，西安三千左右，江西八百多人，其他各地也都是几百到一两千。

当军统大量裁减人员时，被裁的和保留下来的都有些人不满，他们无耻地认为自己是抗日与反共有功之臣。毛人凤也有此看法，内心里也希望多保留一些人。郑介民与毛人凤意见相反，主张多裁去一些没有多大作用的人员，以减小目标。他于一九四六年六月初赶到重庆，召集各单位负责人讲话，说明今后军统的工作重点是和共产党作斗争，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而是必须有精明强干的人才能担得起这项任务，所以宁可少些，但要精干一些，目标越小越好。

郑介民还特别把十八集团军朱总司令给蒋介石有关撤销特务机关的一段电文再次向大家提出，并着重说明共产党早已公开提出这一要求，很得各方面的赞同。他说，如果不能自动先行缩小编制裁减人员，不但将来组织新政府时通不过，反而会引起很大反感，特别是增加蒋介石的麻烦。他一再要大家体念领袖苦心，顾全大局，顺应时势，切不可因小误大。他为了使被裁的人安心起见，还提出被裁人员只算是暂时脱离军统工作，准许他们仍保留组织关系，等将来扩大编制增加人员时有被优先派用的权利。此后，吵吵嚷嚷的情况稍好了一些。

当时为了多安置一些人到军统掌握的公开单位去，郑介民和毛人凤一再亲自出马找公开单位负责特务进行工作。过去戴笠在世时，凡是军统掌握着的公开机关，人事安排几乎全由军统局人事处统一调节，主管人员不能擅自任用私人。戴笠死后，情况变了，一些公开单位的负责人对局本部的命令大都阳奉阴违，出缺不上报而自己找人；对派去的人不是说没有缺额安插，便推说资历不合而拒绝任用。郑、毛亲自出马找各部门，实际上是不得已。有些大特务自己找到了较好的工作，如张国焘活动到江西救济分署当署长，黄荣华活动到广西救济分署当署长，余乐醒活动到救济总署上海汽车管理处当处长等，郑、毛便推荐一些人请他们帮助分别安置。由于军统特务到处不受欢迎，许多机关一听到就想法拒绝，加上以后各地大城市不断被解放，特务人员逃出后请求派工作的越来越多，这项转业安置工作，做了两年多也没有彻底解决。一九四七年下半年为安置这些人，还在苏州成立了一个转业人员训练班，收容了三千多人。

自戴笠死后军统改组成保密局起，把过去军统时期一年一度的“四一”大会，从一九四七年以后改为“三一七”大会，用以纪念戴笠在这天死去。“三一七大会”与“四一大会”性质完全相同，主要是一年一度的全国性工作会议。开会的日程也和过去一样，第一天上午公祭死去的特务，接着开工作会议。中午会餐时，照例是敬三杯酒，第一杯祝蒋介石身体健康，第二杯祝所有的特务身体健康，只有第三杯改为祝郑、唐、毛三人身体健康。

参加工作会议的人，局本部一般是科长以上，外勤代表一般是站长或副站长以及各公开单位的正副负责人。蒋介石没有再亲自参加过大会，只召见过出席会议的各省站负责人与局本部处长级大特务一次。

保密局领导人郑介民和毛人凤，不像戴笠一样经常更换化名。郑介民一直是用“杰夫”这个名字批阅公文和下手令，毛人凤也一直用“以炎”这个名字，只有唐纵在批阅公文时用他的别号“乃健”，局本部的化名却经常更换。各处各室对外行文都有各单位的专用化名。每隔不久便又重新规定一次，列表通知外勤各省站。对无线电密码的规定，也比过去更严密。一个省站有好几套密本，翻译密本的方法也经常变更，有些密码本，只用几次就不用了。这是怕中共方面侦收到这些密码后研译出来。

保密局成立后，原军统局的机构虽保留了下来，但内部组织，有的缩编，有的合并，有的甚至裁撤，而保卫蒋介石个人安全的特别警卫组，不但完整地全部保留了下来，还由原来的二百多人扩充到三百多人。当时在蒋介石身边担任警卫的“随节警卫组”，供应一向归侍从室开支，它的任务是负责蒋住宅与办公地点的警卫，以及在蒋介石出外时前呼后拥地跟着他。此外还有个“特别警卫组”，专任外层警卫，蒋介石外出时，便先在马路上去布置，每数百步布置一人，均以左手执报纸为暗记。蒋介石这个独夫最怕别人暗算，每次外出必仔细看看两旁有没有这些人在为他担任警卫；如果到远的地方去，也得先把特别警卫组的人派去布置好以后，他才敢去。这个组先后由朱金骅、梁绍周任组长。

调整组织更疯狂地反共反人民

保密局成立不久，约在一九四六年冬或一九四七年春，蒋介石在对这个局处长一级的大特务讲话时，着重讲了这个局以后的工作任务。我当时也是被召前往听训者之一。当毛人凤把听训者的名单交给他以后，他逐一点了名。他首先念念不忘地一再提到死去的戴笠，极力赞扬这条走狗以毕生之力为党国效忠，要大家向他学习，继承其遗志，在郑介民和毛人凤领导下，再接再厉地发扬过去的成绩，保持过去的荣誉。接着他谈到今后的主要敌人是共产党，说同共产党作斗争比过去同日本人与汉奸作斗争要困难得多。他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全力以赴，说稍不注意，不只危及党国，而且会死无葬身之地。他希望大家多研究一些办法，多出一些主意，随时总结经验和教训，很好地担负起这项直接和共产党作斗争的任务。

一九四八年五月，我被调任云南省站站长时，毛人凤特别调集了三十个左右的省站站长，在南京举办了一个站长讲习班。一个月讲习完毕后，蒋介石又接见所有调训的站长和出席“三一七”工作会议的代表，地点仍旧是黄埔路中央军校后面他的官邸办公室。他照例点名之后，首先对毛人凤调整各省站长的办法表示极为赞许。

原来保密局成立后，毛人凤担心各省站站长大都是一些老干部，不大听话，便从军统临澧特训班毕业的学生中和一些中级干部中提升一批人来替代。后来他发现这些新手由于在军统的资历浅，对各省的公开单位领导不起来，而各公开单位的负责人都是军统老干部，对这些新提的站长不买账，站的工作推不动。所以毛人凤取代郑介民而当了局长之后，感到再这样下去不行了，才又决定把一批将级大特务调出去当站长，并且在毛的亲自主持下，把这些新调任的站长和准备保留的一些老站长调集到南京训练一个月，把原有的一些资历浅的站长降为副站长。蒋介石对这项加强外勤各省站的工作很是满意。他在讲话中便指出，各省站今后仍应和过去军统局时期一样，秘密领导公开，各省的工作重点应摆在省站。

蒋介石这次讲话的重点是要求各省站的负责人对外勤特务必须加以调整。保密局的外勤人员应当社会化，每个人都要有一个公开的职业作为掩护，以便打入各民主党派和进步团体，除多多拉拢一些民主党派中的动摇分子参加工作外，最主要的任务是要千方百计、不惜任何代价打入共产党在各地的组织，以便彻底消灭各省共产党，巩固后方。对一些不称职或身份已暴露的特务人员，应调往公开机关去安插，留下来的必须是有能力的和有工作路线的人，并要不断吸收新的人员参加。他要求各省领导人不单是负责领导工作，还要亲自去从事高一级的情报活动。他当时便提出省站站长可以加委为国防部专员，用这一名义在当地作公开活动，站长以下则绝对保密。他还要求各省站领导人搞好地方关系，与当地驻军将领及行政负责人密切联系，发动各方面的力量搞好特务工作。他叫我们重视利用中共叛徒工作，但又应注意防范这些人。他还以颇亲切的口吻对这些为他尽心竭力充当鹰犬的大特务们说：“你们都是跟随戴局长多年的老部下，都是最革命。最忠于党国的人。保密局在各省的组织由你们去领导，我很放心。今后在各地展开和共产党作斗争的工作，有你们去领导，我相信一定能够不辜负我的期望，做出卓越的成绩。你们在工作中有什么困难，我一定负责替你们解决，使你们能一心一意去工作。”末了，他照例对中共来一番诬蔑，并对在场的人进行一番恐吓，说什么如不努力战胜敌人，必死无葬身之地。

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保密局成立时，是在南京马台街二十二号办公，到一九四七年上半年才迁入洪公祠新建的大厦。国防部核定保密局全部人员的数目，内勤各处室由原来军统局时期的一千多名减为三百三十五人，外勤减为六千零二十三人，电讯部门人员保留了一千人，总共比原来少了近两万人。到一九四八年又增加了外勤人员二千八百八十人。保密局刚成立时由郑介民兼局长，毛人凤为副局长。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五日，郑介民被免去保密局局长和国防部二厅厅长，调任为国防部次长，由毛人凤升任局长，原任军委会别动军司令徐志道调为副局长。

这个局从成立到大陆解放逃往台湾，内外勤机构名称很少变动，不像过去军统局时期一年数次变更和扩充。局长、副局长以下设局长办公室主任。郑介民任局长时，由黄天迈、张继勋任局长办公室主任。毛人凤任局长后，把郑介民的人换掉，将他最亲信的潘其武调为局长办公室主任。局长办公室下设专员和秘书。助理秘书十人左右，先后由王清、萧漫留、刘镇芳等任专员；毛钟新、袁寄滨、周念行、郑尔铨、徐昌俊等任秘书。直接由办公室领导的还有一个文书科，由周石甫任科长。

局本部设七个处：第一处为情报处，由原军统局第二处处长何芝园任处长，下设军事、党政、经济、国际四个情报科；第二处为行动处，由叶翔之任处长，下设行动科（主管逮捕、暗杀。破坏）、侦防科、策反科（这个科领导有许多策反站，专门进行对解放军和地方进步武装力量等的策反活动）和一个心理作战科；第三处为人事处，由郑修元任处长，下设人事行政、考铨、卡片等科；第四处仍和军统时一样为电讯处，由杨震裔任处长，下设通讯、机务、工务等科；第五处为司法处，由李希成任处长，下设审讯、狱管两科（重庆磁器口渣滓洞与白公馆的两个看守所，西安、上海、北平、南京等地的看守所和集中营，都由这个处领导）；第六处为经理处，由郭旭任处长，下设审计、综计。会计、出纳等科，主管财务工作；第七处为总务处，由我任处长（一九四八年五月以后，由副处长成希超升任处长），下设庶务。管理两科及收发、交通两个直属股，附属有一个汽车队，由孙超任队长，一个电话队，由梁修元任队长。

局本部内还有三个室：一个督察室，由廖华平任主任；一个总稽核室，由张冠夫任总稽核；一个预算室，由朱光斗任主任。在这些处室之外，还有机要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组、特种技术研究组、布置组等几个组。机要组，由军统中唯一的女少将姜毅英任组长，主管译电和密码工作。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组，原来由张国焘主持，改组时张离开军统，由瞿梦秋任组长，专门研究有关中共的一切问题，内部成员均为中共叛徒。毛人凤对这些人，虽尽量利用他们过去的关系为保密局工作，但并不放心他们。所以这个组不在保密局里面办公，另外在外边找有房子，只有在必要时找瞿到局本部参加一些不重要的会议，其余的成员都不让他们去保密局。特种技术研究组，由刘绍复任组长，专门研究暗杀、爆破、破坏、放火等技术，制造各种定时炸弹、毒药、毒弹、毒刀与各种杀人工具及纵火伞、纵火金笔、铁道破坏器等等物品。一九四八年，又从人事处中划出一部分人成立了一个布置组，由赵斌丞任组长，下设一二两科，由李葆初、任鸿传分任科长，专门向解放区作潜伏布置和在将要解放的地区预为布置潜伏特务和电台。原军统局的设计委员会照样保留，专作储备高级特务之用，张严佛、刘启瑞等任过主任委员。另外还有保密局局本部直接领导的高级情报员四十名，这些人有的是在国民政府中央部门中工作的高级幕僚，有的是大商人，有的是过时官僚政客，专搞一些所谓上层情报。

军统局由重庆迁回南京，直到保密局成立后半年多，重庆方面还保留一个军统局和中美所合并组成的“结束办事处”，由张严佛主持，负责办理军统及中美所的结束工作。这个办事处除对外安置大量被裁人员外，对留在重庆的大量物资处理了一年多，也没有处理完。他们把一部分器材用具出售，把一所“四一”医院和一些不易搬动的医药器材交给了重庆中央医院，用那些美式武器装备装备了交通警察总队之外，还剩下不少。临解放，该局在重庆中美所内施行大屠杀的同时，还把几个仓库的器材、物资、武器等纵火焚烧了两天两夜。

保密局外勤各省站的编制，按国防部核定的人数分为三种：如上海、南京、天津、北平、四川、云南等大一点的地区为甲种站，为一百六十人；安徽、贵州、新疆等地区为乙种站，一百一十人；更小一点的地方为丙种站，只有六十人。各地的实有人数，因要求过严，往往不足编制的人数。当时各省站的编制情况，以甲种站为例，除站长、副站长外，有一个书记，一个或两个助理书记，一个情报编审，一两个助编，两个司书，一个译电员，此外，还有主管人事、总务、会计、交通的人员，一个搞学运的学运指导员和搞工运的工运指导员，几个直属省站的情报员；另有一个由局本部督察室派去的督察员，受督察室和站长的双层领导。省站一级大都由电讯处配有一个电讯支台，各组设有组台，由支台直接和保密局总台联系。这个支台是站的配属单位，不受站长领导。支台一般有两三部大型电机，组台都是小型的特工机。

各地站长我记得姓名的有：北平站，先后由黄天迈、乔家才、王蒲臣、徐宗尧任站长；河北站（设保定），由杨清植、孔觉民先后任站长；天津设有两站，一站专搞一般情报，二站专搞外事情报，一站由吴景中、李俊才先后任站长，二站由黄天迈任站长；山西站为田畯；晋南站为王明江；山东站为许先登；青岛站为梁若节；河南站为刘暨、刘茂欣、杨蔚；陕西站为候定邦。王鸿骏；甘肃站为任冠军；新疆站为佘万选、饶铁珊；拉萨站为谭兴沛、萧崇清；云南站为王巍、苏子鹄、沈醉；贵州站为钱霁林、周养浩、陈世贤、汪剑英；川西站（蓉站）为杨超群、吕世琨；重庆站为吕世琨、李修凯；康定站为董士立；湖北站为余克剑、黄藩初、谢经武；鄂北站为杨振铎；湖南站为唐乘骝、黄康永、夏松；江西站为邓树勋、王迈夫；安徽站为唐玉昆、翁一揆；南京站为叶翔之、钟贡勋、黄加持、张明扬；上海站为王新衡、刘芳雄、王方兰；苏南站为李修凯、陈楚之；苏北站为陈轶珍；浙江站为章微寒、毛万里；福建站为陈达元、王调勋；闽南站为沈觐康；台湾站为郭寿华、林顶立；广东站为郑鹤影、冯德恭、郑星搓；广西站为苏业光、钟可庄；香港站为李惟棉、谢力公、杨华波、刘芳雄；承德站为褚大光；沈阳站为荆有章；长春站为崔志光；南满站为滕勉、褚大光；北满站为王力、项乃光；四平站为张静宣；热河站为龙超、徐政。在国外设站的有韩国。西贡、新加坡、曼谷、开罗、卡拉奇、菲律宾等。以后在站以上又有过一些高一级的组织，如东北督导室，由文强任主任；西南特区，由徐远举任区长；西北特区，由胡子萍任区长。一九四九年反动政府逃到广州时，又成立了广州办事处，由郭旭兼主任。以后迁到重庆时，又成立过重庆办事处，由唐治任主任。

毛人凤领导保密局工作，仍旧用戴笠的老一套办法。局本部副处长以上人员，中午仍在一起会餐，一边吃饭一边商谈一般性问题，有关人事、经费等当时即予解决。外勤省站正副站长到南京，也往往被邀去参加这种会餐，一些问题也能很快得到解决。各单位负责人在一起当面商谈，不经过科股，这样就逼着各单位负责人非看公文不可，不然临时提出问题接不上头会当场出丑。毛人凤对这一工作抓得很紧，无特别事故，他几乎每次必到，每到必提出一些问题来谈。

另外，在和一些公开特务机关的联系上，毛人凤也保留了过去军统时期的一套，每月邀请宪兵司令、中统局局长、警察总署署长、国防部二厅厅长等开会一次。毛人凤特别在傅厚岗通往玄武门的那条马路上买下一幢房子，取名叫“诚庐”，作为各单位首脑开会之用。对一些有关对付中共及镇压民主爱国运动等问题，便在这个会上提出，以便各特务机关采取一致的步骤。同时规定各省站长，必须参加各地省一级的特种会报，以便在反共方面能与各方面取得联系，互相配合。毛人凤还规定各省站长每月至少召开一次公秘会报，由各省站出面邀集，该省所掌握的公开特务机关负责人要亲自参加，一般多采用聚餐或茶会的方式。会上先由站长报告该省一般情况及保密局有关工作的指示，然后由各单位负责人轮流报告自己单位中一月来的工作，并提出一些共同性问题进行研究、讨论。会议完毕，还得向保密局汇报。这是过去军统一贯的秘密领导公开的传统办法。不过在保密局时期，有些地方已经流于形式。

保密局控制的公开特务机关，既不如过去军统时期那么多，在控制程度上也远不如过去那么紧。当时最大的全国性公开的特务机关是警察总署，由于它为唐纵所领导，表面上虽然接受保密局的控制运用，实际上是自有一套。比如唐纵提出，要使警察人员正规化，凡不是警官学校出身的人不能当警官。这等于公开声明，对当时军统所裁编下来的人员拒绝接受。虽然警察总署人事室一些主管人事的人员大都是保密局人事处推荐去的，如刘本钦、汪摄吉等，都是军统时期人事处的老人，但是他们不能和过去一样受双层领导，而是一切全由唐纵作主。因此在各省保安处与警务处合并改编为警保处时，不少警保处长不是安排军统分子，而是给了转业的高级军官。以后唐纵兼任国防部保安事务局长时，他也只挑了赵世瑞等几个军统的人到这个局。至于那些大城市警察局长的更换，都得由蒋介石亲自决定，郑介民、毛人凤既不便越过唐纵而直接找蒋介石，唐纵也不肯为保密局力争。本来戴笠早在抗战期间便对一些大城市的警察局长人选预作了安排，胜利后却都由蒋介石另行派定，如上海给了宣铁吾，北平给了陈卓。戴仅把天津警察局长抢给了李汉元。李汉元是替外国人当奴才、在天津租界干了十多年警察工作的“天津通”。南京的首都警察厅长这一职位，戴笠多年来一直是在培植着任建鹏。南京撤退时，任建鹏任首都警察厅保警总队长，他带着一批武装保安警察向重庆逃跑时，便把首都警察厅的印信带在身边。他到重庆后，改任内政部警察总队长，一直眼巴巴地望了八年，好容易等到日本投降，满以为可以出任首都警察厅厅长，结果蒋介石没有答应戴笠的要求，而把这一职务给了宪兵司令部参谋长韩文焕。任建鹏带在身边八年的首都警察厅印信，一次未用，便交了出去。戴笠为这事难过极了，勉勉强强地为任争到了个汉口市警察局长的职务。这几个大的警察局局长的职务，直到一九四八年以后，才慢慢地落到军统特务手中。北平归了杨清植，上海解放前给了毛森。南京警察厅却始终没有轮到军统。

保密局所控制的第二个公开机关，是交通部的全国交通警察总局，这个局先后由吉章简、周伟龙、马志超任总局长。局里的成员，大都是从原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军委会别动军司令部及忠义救国军等单位凑合来的，基本上还能接受保密局的领导。当时几条铁路的警务处长，如京沪、沪杭甬的王兆槐，平汉路的朱若愚、北宁路的吴安之、陇海路的程一鸣、津浦路的贺元、粤汉路的张辅邦、湘桂路的史铭、浙赣路的毛万里、晋冀路的李希纯、成渝路的曾晴初（当时成渝铁路还没有动工修建，却先成立了铁路管理局和警务处等机构）、滇越路的田动云等，都是老军统。公路方面，除了公路总局的警稽室由刘子钦、蔡慎初先后当过主任外，各地公路局的警卫稽查组、各运输处的警稽室以及招商局（水运）警稽组（组长石仁宠），也都由军统特务控制。这个局收容了所有的特务武装部队，改编成了二十多个交通警察总队。

按照过去军统局的传统，国防部第二厅也应由保密局控制。郑介民是以保密局局长兼二厅厅长，照理也不应成为问题。可是他本人经常不在南京，二厅副厅长侯腾不但不是军统，还想独树一帜，不愿接受保密局的领导。郑介民兼厅长时期，侯腾表面上还敷衍一下，等到郑介民被免去保密局局长和二厅厅长改任国防部次长以后，侯腾当了二厅厅长，情况马上改变。不仅保密局不能再控制二厅，侯腾还想把原来在二厅工作的军统分子慢慢排挤出去，在搞军事情报方面与保密局分庭抗礼，自己把持军事情报，而让保密局专搞党政情报。毛人凤自己也很清楚，保密局在军事情报方面抢不过二厅，但他不肯放弃这一项工作，便暗中指使还留在二厅系统内工作的军统分子，继续保持与保密局的关系，并尽力设法和侯腾捣乱。直到逃台前，彼此还在勾心斗角，互相倾轧。

当时保密局控制得最多的单位是各地的稽查处，这是从抗战胜利后便在各大城市中首先抢到的公开单位。如上海淞沪警备总司令部稽查处长程一鸣、南京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长何龙庆、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倪超凡、天津的陈仙洲等等，都是由戴笠亲自安排的，以后一直掌握在保密局手中。至于原来大后方的一些地区如重庆、成都、西安、兰州等处，也一直没有变动，仍由保密局掌握。另外各大城市的侦缉大队或刑警处，也都掌握在保密局手中，如北平的刑警大队长李连福、上海刑警处长廖公劭、重庆刑警处长谈荣章等都是军统分子。

保密局在各地掌握了稽查处和刑警处这两种公开特务机关后，对逮捕、搜查、监禁等方面的活动，仍有很大的方便。毛人凤也特别重视这些单位，掌握以后死不肯放手。一九四七年重庆警察局长施觉民，曾在蒋介石侍从室干过，自恃来头大，不买保密局的账，把军统派在该局的刑警大队长撤下来，用自己的亲信何某继任。毛人凤表面上虽同意了，暗中却指使在重庆的特务进行捣乱，几个月时间里连续发生了一些奇奇怪怪的案件，使何某无法破获。施觉民只好将刑警大队长又让出来，请毛人凤派人去担任这个职务。

当时干这些刑警工作的特务们，不仅本人大多是帮会流氓头子，同时还掌握有一大批各种门道的小偷、扒手、惯窃。他们对有权有势的人丢失东西，能在两三天内清查出来，原物奉还；而无权无势的人被偷窃后，任你怎样去要求也不会破案，纵然破获了，东西也不能全部清出。保密局要掌握这些单位，主要是利用这些机关任意搜捕，对一些没有证据的政治犯，可随意捏造罪名，栽上伪证，把人抓起来。

另外，在保密局控制下的还有兵工署的稽查处。这个处成立于抗战初期，原来叫警卫稽查处，胜利后仍旧保留下来，改名稽查处。保密局内部却称它为兵工稽查处，以区别于各地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这个处是专为防止共产党在各兵工厂的活动和镇压各兵工厂的工人而成立的。国民党把所有兵工厂的工人列为现役军人，不准组织工会，对待兵工厂的工人动辄以“军法从事”，这个处便是专门担任监督工人活动的。各个兵工厂都设有警稽组和警卫大队，抗战期间由张师当处长，胜利后由廖宗泽当处长。这两人都是中共叛徒，自认为懂得共产党的一套，但是，他们除了迫害过不少工人外，始终没有在哪一个兵工厂中清查出中共的组织。

保密局的外围组织，最大的一个要算“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了。这个组织是由抗战时期戴笠所主持的“军事委员会人民动员委员会”扩大起来的。戴笠野心很大，想把全国的青帮。洪帮、袍哥、哥老等组织统一起来，由他领导，以加强军统的外围力量。当时被邀请参加这个组织的委员有杜月笙、向松坡、梅光培、刘治陆、杨庆山、杨虎、陆京士、石孝先、田得胜、范绍增、冯什竹、唐绍武、徐亮等人。一九四六年在上海静安寺路丽都花园开成立大会时，各路丑类代表均赶往参加，即使在旧社会，也是少有的盛举。戴笠死后，这个组织改由军统大特务徐亮负责主持，于是情况发生了变化。徐领导不起这个组织来，特别是在发展组织时，遭到了CC和政学系等各方面的攻击和阻挠。主要原因是他们害怕保密局掌握了各地帮会组织之后，对选举国大、立委等起操纵作用。郑介民和毛人凤看看风头不对，不愿为这事开罪于各方，这个组织便无形中停止了活动。

保密局在工作上除了继承军统的全盘业务外，还学会了美帝一套造谣宣传的办法，并在第二处设立了一个心理作战科专门主持这项工作。属于这个科领导的外围机构和组织，主要的是南京大同新闻社。这个社由军统老特务刘启瑞任社长，军统息烽特训班毕业的特务丁匡华任编辑主任，专门制造对中共、苏联及社会主义国家的诬蔑材料。这个社的外勤记者到各处去活动时，并不是采访什么新闻，而是假借记者身份从事特务活动。它的稿件来源是由心理作战科供给，通过它发出去。心理作战科的稿件，是从接近解放区的特务发回的情报中摘录一点半点，加以颠倒黑白，胡乱编造而成的。

当时在武汉还有一个汉潮通讯社，也是搞这些把戏的。另外在上海、东北、重庆、贵州以及昆明等许多地方，也都先先后后办过一些这类通讯社或报刊，其中最无耻的要算在重庆办的《新华时报》了。

当时中共在重庆发行的《新华日报》深得各方人士的赞扬，政治影响很大，特务们虽曾在几年中日以继夜地想方设法扼杀它，用尽了一切卑鄙伎俩，采用过打报馆、殴报童、拒绝传送。邮局查扣等等手段，这张报纸始终没有被破坏掉。相反，越是这样，爱看的人越多，越是相信这张报。在无可奈何之下，重庆警察局刑警大队长（以后改刑警处，任处长）谈荣章，便自告奋勇，向保密局建议，以报纸对报纸，和中共作宣传上的斗争。毛人凤马上批准了这一建议，并允许给以财力物力人力的支持和稿件的供应。为了报纸的名称问题，特务们曾绞尽脑汁，最后才决定取名为《新华时报》，一想混淆视听，二想表明要与《新华日报》相竞争。谈荣章自任发行人，把他的老婆、军统黔阳特训班毕业的女特务薛树华捧出来当社长，以专门从事于新闻界活动的陈XX为编辑主任，还拉拢了一些无聊文人和漫画家。军统除先后拨给房屋外，还把原来四一印刷所的印刷机、工人等全部拨给他们，满以为凭这张报纸的发行，便可在重庆压倒《新华日报》了。

《新华时报》发行时，除了让各报大吹大擂一番之外，并由刑警大队的队员们分途到各商店去强迫商人、市民订阅。谈荣章为了诬蔑中共，特地派人到川西红军长征时经过的地方搜集所谓材料，把国民党军队追击红军时屠杀的大批无辜人民（连小孩在内）的坟墓掘开，将一堆堆的白骨摄成照片，颠倒黑白说是红军屠杀人民的证据。尽管他们费尽了心机，却根本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看这张报的人越来越少，并且更加暴露了他们的丑恶嘴脸。

到一九四七年二月，重庆《新华日报》被迫停刊撤走的时候，谈荣章以警察局刑警处长的身份前往红岩村监督撤退工作。他这时得意极了，认为从此去了眼中钉。当他和《新华日报》一些工作人员谈话时，曾以极其傲慢的口吻表示今后还要在政治宣传上继续进行竞争，并以胜利者自居。当时《新华日报》一位工作人员回答他说：“采用正当的方式进行竞争的话，共产党是绝对欢迎的。”“我们暂时离开了重庆，不久还是要回来的。”当时我正有事去重庆，谈荣章把这一段情况告诉我，并且认为再没有竞争的对手了。谈荣章一方面希望拿这张报纸作敲诈的工具，借以发财；一方面则用来为他老婆竞选国大代表当宣传工具，所以报纸越办越下流，最后强迫推销也销不出去了。由整张改成半张，仍然没有人看，到一九四八年便不得已而让它结束了。

保密局另一个外围组织，是从日本特务机关手中接收过来的东方经济通讯社。这个通讯社由邓葆光主持，专作经济情报活动，同时也对外发稿，并在北平、武汉、重庆等大城市设有分社，配有专用的无线电台，专门搜集经济方面的情报。他们还在北平办过一张《华北经济导报》，由秦XX主持。

血腥毒辣的罪恶活动

保密局成立后的两三年中，在反共活动方面，毛人凤一直认为比过去军统局时期更有成绩。他最得意的是更加受到蒋介石的奖励，主要的有：

（一）一九四六年在上海破坏过中共苏北地区的一个财经贸易组织，截获到一只小火轮和准备运往解放区的许多物资，逮捕了十多名地下工作人员。其中有在上海江海关工作的张渊、尹兰荪等，均被杀害。

（二）一九四七年在北平破坏中共的地下电台，逮捕了地下电台的报务员李政宣和他的妻子译电员张厚佩，报务员孟良玉和他的妻子译电员李毓萍；同时还清理出地下党的重要骨干北平市地政局代理局长（原系该局科长）董剑平，北平贝满女中教员田仲英，北京大学学生李恭贻等多人。当时对中共无线电台的侦测是靠密布在各大城市中的侦测电台来进行的。各地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电检科，便是专门干这种活动的。它先把所有公开的无线电台的呼号、波长、通讯时间等，作了详细的登记，侦测台一发现有没有登记过的电台发出的呼叫，便进行方向位置的侦测，慢慢由远及近地找出电台的所在地，即进行搜捕。

（三）由于北平地下电台的破坏，同时又在保定绥靖公署内清查出参谋处处长谢士炎、副处长丁行（两人解赴南京后，在雨花台被杀害），军法处处长王某以及绥署设计委员余心清等多人。通过这些线索，又在西安、兰州发现中共地下组织和电台。蒋介石得到报告时高兴极了，马上叫空军总部准备飞机，毛人凤派第二处处长叶翔之率领大批特务，连夜飞往西安，又在盐店街奇园茶社逮捕到梅永和、赵耀斌等，还破获了一部电台，逮捕了十几个地下工作人员。当时连胡宗南的一个秘书和他所办的西北通讯社的一个负责人，都被牵涉进去，使得胡宗南大吃一惊。他真没有料到在他的身边也有共产党。当他听到叶翔之说兰州方面还有线索的时候，他马上叫叶翔之乘他的小飞机赶去，不料飞机在平凉上空发生故障，几乎把叶摔死。胡又请空军另派一架专机从平凉把叶送到兰州，又逮捕了尹家明等几个中共地下人员，一同由叶翔之带回南京。蒋介石除发给一万元奖金外，还特别发给叶翔之和北平行营电检科科长赵容德四等宝鼎勋章。这一案件还牵涉到东北行辕新闻处专员李年，沈阳防守司令部新闻处代理处长王书鼐，以及巩天民等。最后还发现连长期在蒋介石身边负责机要工作的陈布雷的一个女儿，也是中共地下党员，使得蒋介石大为吃惊和震怒。他一再责令毛人凤，务必竭尽一切力量，彻底清查打入各军政部门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宁可错抓错杀，也不能放过一个。当时连毛人凤也感到棘手和惊异，有天中午，他在集合保密局处长级的特务们在一起午餐时，很感慨地说：“我们这样抓，这样杀，还是有这样多的人敢提着脑袋闯进来，真不知是为什么？”当时在座的人谁也没有吭声。那些骑在人民头上过着花天酒地生活的特务们，怎么能理解共产党员那种为革命不怕抛头颅、洒热血，视死如归，敢于虎口拔牙的伟大精神呢！

（四）一九四八年，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与保密局重庆站长吕世琨密切合作，在重庆破坏了重庆地下党的《挺进报》之后，进而破坏了中共重庆市委组织。由于重庆市委书记刘XX的叛变，使在重庆和四川其他地区的地下工作人员近百人被逮捕。毛人凤特别重视这一工作，又派叶翔之赶往重庆去主持，并把刘XX带到南京，要他破坏中共长江局的组织。以后我由昆明到重庆，见到这个叛徒，他还准备和我一同到昆明破坏云南的工委组织。据他说，在云南工作的个别负责人，他还能认识，可以协助云南站进行这方面的活动。后来由于我去上海，回来后又去西北、成都，他没有和我一同去昆明。

毛人凤自从这件案子办完后，对徐远举加倍称赞，除给他请勋章、发奖金外，还决定成立保密局西南特区，派徐为区长，负责领导西南四省的工作，以便集中力量从事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在这同时，毛人凤还把另一个中共叛徒王X派到西南特区当专员，协助徐远举。王X原为东北军区参谋处的科长，在四平街战役中被俘后叛变，曾在保密局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组工作过一段时期。当时毛人凤希望王X对在四川方面捕获的中共人员进行说服，使之叛变，但无结果。早先刘XX叛变后，受他领导过的许多人虽被他出卖，却不肯和他一样叛变组织出卖灵魂向敌人屈服。以后这些忠贞不屈的优秀党员全部于解放前被屠杀在渣滓洞看守所内。

一九四九年十月底，军统在重庆市大坪杀害了中共四川省委蒲华辅，重庆市委王朴，以及涂孝义、刘国志、成善谋、邓兴邦等十人。接着又秘密在原中美所范围内岚垭电台旧址杀害了三十多人，其中有江竹筠（江姐）。在十一月二十七日大屠杀中被害的烈士有：许晓轩、陈然、何雪松、李青林、何敬平、沈迪群、张现华、杨翱、黄显声、李承林、韩子重、黎又霖、周均时、王白与、周从化、阎继民、张醒民等，加上原囚禁在新世界饭店的王亚细、艾仲煌、单本善、钟奇等，共达三百多人。此外，他们还在成都十二桥杀害了许寿贞、杨伯凯、于渊、姜乾良、彭代悌、刘仲宣等三十多人，造成了惨绝人寰震惊世界的大屠杀。

除去上述之外，保密局、毛人凤的罪恶活动，还有很多。

解放前，民革在西南地区的武装革命活动，声势相当浩大。蒋介石对于民革在后方从事武装起义的活动，感到非常不安，也是防不胜防。他除了一面责成各地驻军随时“进剿”外，并命令保密局尽力设法破坏和防止。西南特区从四川华蓥山区先后查获的民革武装组织的文件内，发现从事这些活动的主要人员中，有前国民党陆军大学校长杨杰，便准备把材料搜集起来，在重庆将杨逮捕进行审讯。因为杨杰在反动派部队内的人事关系很多，不少的国民党将领是他的学生，蒋介石认为如不除掉这个人，对国民党十分不利。

特务们除对杨严密监视外，还收买他的秘书，威胁一个准备嫁给杨的女护士为他们工作。以后杨杰发觉了，便秘密逃往昆明，托庇于卢汉。但是蒋介石并不因杨杰离开重庆而放过他，便叫毛人凤再三命令我（当时任保密局云南站长）在昆明将杨暗杀，以除心腹之患。由于种种关系，我迟迟没有执行。一九四九年九月，杨杰由昆明逃香港。毛人凤发现杨在香港的关系后，便派叶翔之率领特务韩世昌等六人由台湾出发，将杨刺杀于香港。但是西南地区的民革武装并未因此而停止活动，相反，却越来越活跃。毛人凤为此挨过蒋介石好几次臭骂。

毛人凤在搞策反活动方面，也曾费过不少心思。保密局第二处专门设有策反科，幻想对解放军及起义的部队进行策反活动。除了在开封、郑州、青岛等处设立有策反站外，第二处还派副处长黄逸公随同保密局设计委员会主任张严佛到武汉“和平爱国团”去挑选人员，秘密进行训练后派往接近解放的地区去从事阴谋活动。“和平爱国团”的成员，都是被俘的解放军军官和文职人员，保密局从中挑选人事关系较多的人带回南京，施以训练再派出去活动。但是，这些人被派出去后，从来没有把解放军部队策反到国民党这边来。

在策反工作中，毛人凤极力在蒋介石面前争功的是策反郝鹏举的事件。当时很多方面都在进行这一活动。薛岳说是他一手搞成的；毛人凤却硬说是由于他通过吴化文的关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等到吴化文起义后，毛人凤满以为有把握再把吴策反过来，结果空夸了一顿口，给蒋介石骂了一顿。

保密局在进行策反工作中，还弄过许多次赔本生意。如对河南军区牛子龙的策反，便把派去的人和电台一起送掉了。牛子龙曾在军统中工作过，因发现他有同情中共的言行便把他扣押在军统西安西北看守所中。牛在看守所内联络了几个心腹人员，趁看守人员不防备时劫夺警卫枪支，击毙几个看守，逃出监狱，投入解放军。毛人凤以为凭过去关系，只要不追究他越狱的罪行，允许给以官位金钱，便可把他策反过来。结果等到把人和电台派去后，便一去不复返了。这类的事虽然有过好几次，但毛人凤并不死心。他总认为只要成功一次，便能一本万利。直到一九四八年冬，他还在积极搞这些活动。到一九四九年后，他再也不愿在这方面花气力了，他知道大势已去，谁也不会再弃明而投暗。

派特务武装进攻解放区，到保密局时期，有了新的发展。这时由于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郑介民和毛人凤便一批又一批地把所掌握的交通警察总队调往各个战场，直接参加反人民战争。最初毛人凤担心这些部队不能作战，在阻止解放军解放大同和包头的两次战役中，他发现特务武装发挥了一点作用，便越来越胆大起来。可是等到张国梁、熊剑东等几个总队被解放军全部歼灭以后，毛人凤既感到非常心痛，又有些恐慌，但是蒋介石为了垂死挣扎，还是不断地把这些部队投入战场。在上海外围战争中，第二、第五、第六、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五、第十八以及水上总队都投了进去，结果除两三个不完整的总队由他的亲信周文新带往台湾以外其余几乎全部被歼，最后剩下的残余部队，也在代指挥李铁夫率领下放下武器，投向了人民。

在一九四九年初任交通警察总局长的周伟龙，个人野心一向很大，他用尽一切方法，特别是通过和毛人凤老婆向影心的勾结而抢到这个职务后，不愿再听毛人凤的指挥而独树一帜。他最反对把交警总队投入前线作战，而希望多保留一点实力。那时唐生明在湖南暗中策反国民党武装部队，和周取得联系之后，周便设法把交警总队慢慢抽调到湖南去集结，先后调去了王春辉等六个总队。当他还想抽调派驻在奉化担任蒋介石的警卫部队时，被毛人凤发觉，立刻向蒋介石报告，将周伟龙在上海国际饭店内逮捕。在搜查出的信件中，发现他与唐生明有往来。毛人凤原来准备马上逮捕唐生明，后来因为湖南正在酝酿和平运动，便改派特务孙坤、焦玉印等前去长沙暗杀唐。特务们曾在唐的寓所附近向他放过一枪而未击中。等到程潜率部在长沙起义后，原来在湖南工作的张严佛、刘人奎、刘人爵等都参加了起义。毛人凤怕其他特务效尤，便令焦玉印等把参加湖南起义后临时担任长沙警察局局长的刘人爵暗杀于长沙浏阳门正街二十二号家中。凶手逃出后，改派到云南工作，他们曾向我谈到过这一经过。

在解放战争期间，为了镇压各地民主爱国运动，保密局特别举办了两次司法人员训练班。这个训练班之所以设立，主要是研究国民党的宪法颁布以后，保密局怎样表面上不违背宪法，又能随心所欲地贯彻军统的意图，逮捕革命人士，阻止人民的活动。因此这个班成立后，司法人员莫不背地里叫它“违法训练班”。到一九四八年初，蒋介石颁布了“特种刑事法庭组织办法”，一脚把宪法规定的保障人身自由等假东西踢得干干净净，这时候特务们额手称庆，才再不研究耍“宪法”幌子的手段，而依旧毫不掩饰的按照原来的一套进行逮捕、搜查、审讯等危害人民的勾当了。

保密局在解放战争期间，除了直接干出许许多多破坏中共组织、屠杀中共党员、镇压民主爱国运动、大批逮捕囚禁革命人士以及在各大城市进行大破坏大屠杀等罪恶活动外，对解放地区的情报工作一直无法开展。毛人凤为此经常遭到蒋介石的责备，他每次被训过一顿后，便照例对外勤各单位也来一次指示和训令，要求各单位务必切实设法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我记得当时毛人凤认为这项工作做得比较出色的，是天主教神父雷震远领导的华北工作督导团。他们利用天主教的关系，指使在解放地区或接近解放区的教徒从事这方面的活动，搜集到不少东西，往往比许多接近解放地区的省站所得到的情报还要多几倍。

在胡宗南攻占延安后，保密局为获取情报，立刻在延安成立了小组，派崔毓斌担任延安的稽查处处长。蒋介石这时急于要知道毛主席、中共中央与八路军总部的所在地。他指示毛人凤，要不惜花费最大的人力和物力，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要设法把中共领导人的下落弄清楚。那几天蒋介石天天问毛人凤有什么情报没有。可是稽查处除了在延安附近抓到几个没有法子走动的老病残废外，再也没有找到一点旁的线索。毛人凤也急得不得了，认为这是活捉中共领导人的大好机会，他一再严厉地要求陕西省站务必加强延安组的工作，无论如何要满足蒋介石的这一要求。这时胡宗南也打电报给毛人凤，要他特别加强这方面的活动。毛人凤被弄得寝食不安，天天在会餐时谈这个问题，不断地用特急电报指示陕西站。他非常生气地说：“我们的工作没有法子配合军事上的胜利，辜负领袖对我们的期望。这种千载一时的好机会都放过了，实在太说不过去。”直到一九四九年十月间，毛人凤在和我谈到这项工作时，他也不得不承认，在和中共作地下斗争中保密局是失败了。

毛人凤从保密局成立开始，便想走戴笠的老路，希望得到美帝的直接支持，与美帝特务们再来一次合流。戴笠死后不久，原中美所副主任美特头子梅乐斯特地从美国到南京吊唁他这位朋友时，毛人凤便有过这种表示。梅乐斯当时曾答应在对付共产党问题上再尽一点力气。后来美帝为表彰协助中美所工作的军统大特务，特别发给郑介民、唐纵、毛人凤、潘其武、李崇诗、陶一珊等六人每人自由勋章一枚，郑介民和毛人凤都在欢宴美帝授勋的专使宴会上，再次表达了他们希望美帝支持的愿望。但是中美特务合作事，以后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迟迟未曾实现。直到大陆全部解放，保密局逃往台湾，美帝特务才姗姗而来，成立了一个中美办公室，由曾任中美所总翻译的刘镇芳担任主任。美帝方面派了过去在中美所工作过的二十多名美特来到台湾。

一九四八年秋天，蒋介石特准保密局增加二千八百八十人的编制和预算。这两千多人，大部分配备在新成立的技术总队里，由杜长城任总队长，专门从事各大城市临解放时的破坏活动。技术总队成立前，在苏州办过一个爆破人员训练班，专门训练了三个多月。这个总队除了参加为阻止解放军渡江而在江里布置水雷和在江岸布置地雷等活动外，还参加了南京、上海撤退前的大破坏。在重庆撤逃之前，保密局在重庆成立了一个“破坏指挥部”，也叫“破厂办事处”，下设参谋、技术、运输三个组，专门破坏重庆的兵工厂、发电厂、仓库等。抗战期间，国民党先后在重庆及附近各县建立过十来个兵工厂，蒋介石怕这些工厂落入解放军手中，便决定叫毛人凤派人进行彻底破坏。这个指挥部由兵工署稽查处长廖宗泽及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等负责主持，由杜长城率领技术总队特务们担任技术方面的工作，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先后将大渡口钢铁厂与长寿龙溪河水力发电厂及南岸鹅公岩等兵工厂的重要设备一一予以破坏，当时有不少工人在护厂工作中壮烈牺牲。当解放军越过贵州而直向重庆挺进时，毛人凤还叫杜长城派人去破坏綦江大桥。当装满炸药的两部卡车和大批特务赶到綦江时，大桥已为解放军先头部队所占领，击毙了两个特务，其余的特务们弃车狼狈逃回。最后他们决定破坏重庆大溪沟发电厂，但全厂工人一致起而保护，进行了顽强的斗争，特务无法把炸药运进厂去，重庆发电厂才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广州解放前，毛人凤又派这个总队的人员去广州把珠江大桥炸毁。他们还在香港把即将开往解放后的上海的轮船泽生号炸沉。陈诚看到这个总队在破坏方面很能起些作用，便叫毛人凤把它全部划归他指挥，改为东南长官公署技术总队，并特别准许这个总队的特务二千多人全部去台湾。

一九四八年冬天，保密局还准备成立一个和技术总队一样庞大的行动总队，以加强对后方各大中城市风起云涌的民主爱国运动的镇压，专任逮捕与屠杀爱国人士的工作。蒋介石批准了毛人凤这一计划，同意再增加二千人的编制和预算。毛人凤便于十一月初调我到南京接替叶翔之，在准备布置暗杀李宗仁的同时，还要我筹备成立这个总队。我从人事处提供的几百人当中，挑选出不到五十人，因大多数不适宜于担任或不愿担任这项工作。

当时一些大特务因为对战事发展的前途感到悲观失望，不少人发生动摇。早在一九四八年春天，便发生了情报处处长何芝园请长假去台湾想改行当商人的事。毛人凤虽大骂何芝园为“胆小鬼”，也没有法子把他留下来。接着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长张师也请求辞职去台湾，想去办农场。消息传开以后，有钱的大特务打算自己事情的就更多了。他们想早点离开大陆，纵然不能去海外当寓公，也希望先到台湾去。

毛人凤感到最吃惊的，是上海救济总署汽车总管理处处长余乐醒（又名余增生），竟和中共地下党发生了联系，在他住的愚园路家里竟掩护了地下党一部无线电台。毛人凤非常害怕军统特务弃暗投明，决心要捕杀余乐醒，以收杀一儆百之效。当他命令上海稽查处的特务去逮捕余的时候，该处科股长一级的特务大都是余的学生，·便暗中打电话通知他逃走了。毛人凤大发脾气，把稽查处长黄加持痛骂了一顿。

上述情况的不断发生，对一些中下级的特务也有很大影响。所以，有些我认为很适宜干行动工作的人，这时也都在推三推四不肯再担任这项工作。后来人事处告诉我，上海和苏州还有一批没有工作的人，叫我去挑选一下。我到上海找他们谈话，又大多希望去西南等后方地区工作。我看到这情形，苏州也不想去了，便回南京，专门布置暗杀李宗仁的事，成立行动总队的事便被搁了下来。

但是在南京准备撤走之前，毛人凤还布置过一次大逮捕。当时他得到蒋介石的指示，南京临解放还不走的军政大员，一定是想在解放后投向共产党，除了先劝他们早点离开外，到时不走的便一律逮捕起来。当时南京卫戍总部稽查处和首都警察厅刑警总队都奉到这一命令。可是等到保密局逃离南京而分别在上海、福州成立办事处，并准备向台湾迁移时，南京方面留下的大特务都纷纷作自己逃跑的准备了。他们一则怕解放时逃不掉，一则怕李宗仁上台后桂系特务要逮捕他们。所以等到蒋介石宣布退休后，大特务们便抢着向上海逃跑，毛人凤想制止也制止不住，他的搜捕计划，也没有实现。

我从南京带着搞行动工作的特务和一大批武器到上海后，问毛人凤这批武器怎么处理？他告诉我，除了我愿带去昆明的一部分外，其余的要我设法储存在上海，准备在上海解放后拿出来使用。我根据他的指示，买了大小棺材各一口，运到南市保密局在上海的一个临时看守所内，叫人把大棺材后面的木板取出，改装成比较容易开启的小门，把十挺汤姆生机枪装进去，每挺机枪配足两梭子子弹，装好后用大钉将棺盖钉好，雇一辆卡车将这口大棺材装上，送往停厝灵柩的四明公所内，付了两年的停厝费用，然后拿出一块写有“汤吉祥老大人灵位”字样的木牌钉在棺材前面，意为汤姆生机关枪。这种专门停放死人棺木的地方，白天很少有人去，夜晚更没有什么人去，所以取存武器是比较理想的。在小棺材里面，我装了二十支毛瑟和勃郎宁手枪，于第二天另雇一辆小车，送往虹桥飞机场附近一个乱坟山埋好，立一块石碑，上镌“小女毛玲之墓”，意即毛瑟、勃郎宁。一切安置妥当后，把附近的地形、方位、道路等拍成照片。剩下的十支驳壳枪则装在一个大木箱内，辗转托人用“德记”五金店名义存寄在十六铺一个仓库内。当时我把这些储藏的地方告诉了毛人凤，并把照片、收据等交给了他。解放后，我向有关方面交代出上述情况后，不久他们告诉我，只有存放在仓库中的那些枪弹取出来了，停放大棺材的地方已改成工厂厂房，没有人认领的棺材都埋掉了；埋小棺材的坟地已改成菜园，找不到“毛玲之墓”了。

上海解放前，毛人凤还让特务进行一次大屠杀、大破坏、大抢劫。上海警察局长毛森执行毛人凤的屠杀政策，先后杀害的革命人士，我现在还能记得姓名的计有：解放军京沪特派员刘钧成，参谋黄培中，联络员陈玉山，情报组组长张伟，谍报员杨剑民，另外还有第九分区参谋汤新民等五人。毛森杀害的爱国民主人士有：民革南京分会主任委员孟士衡，宣传委员吴士文；此外，一个原来是国民党的宪兵，担任了民革交通联络员的肖俭魁也一起被杀害了。还有一些其他民主党派的人士，如陈惕卢、张达生、方志农、朱大同、王文宗等几十人。中共地下党员被捕杀的有近百人。一些贩卖银元的，也以破坏市场，为共产党执行地下活动等莫须有的罪名杀了十多个。后来在宋公园等处公开杀害的，已见当时报纸的，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上海解放前夕被特务杀害的人很多，无从估计。

对于破坏上海公用建设的工作，则因汤恩伯还准备在上海与解放军进行巷战，没有进行。解放后才派飞机去轰炸杨树浦等发电厂。

最使毛人凤不满意并感到遗憾的，是他抢劫勒索的计划没有实现。一九四九年十月间，他在昆明和我以及徐远举等谈到这件事的时候，还在大骂上海稽查处长黄加持太不中用，没有听他的命令。原来在上海被包围时，他就要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作好抢劫的准备。他认为东西不抢走，反正会落到共产党手中。在他的计划中，至少可抢到几万两黄金和大量美钞，足够保密局一两年的经费。由于黄加持的准备工作事先做得不周密，不但有钱的资本家都躲起来找不到，他们的钱放在什么地方也弄不清楚。结果除了特务们各显神通自己趁机抢了一些外，有计划的大规模抢劫却没有能实现。

南京、上海解放前后，保密局秉承蒋介石的命令，对革命人士和无辜人民的杀戮，发展到了更加骇人听闻的程度。这时蒋介石对毛人凤的指示是：“过去由于我们杀人太少，对一些反对我们的人没有杀掉，所以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怕我们。今后只有多杀掉一些，才可以挽回这种不利于我们的局面。”毛人凤忠实地执行蒋介石的这一指示，向保密局的大特务们再三说明这种办法是最英明的，要求特务们都要重视，所以越到后来便越杀得多越杀得残酷。

我于一九四八年冬在南京时，正赶上蒋介石叫毛人凤派人去北平暗杀奔走和平的何思源。毛人凤找了主持这项业务的第二处处长叶翔之，还有特种技术研究组主任刘绍复和我，四人前后研究过两次。原来准备等何出门时，在他住宅附近用手枪暗杀他，但是考虑到那样做，凶手逃走不容易，以后才决定用定时炸弹放在他住宅内，炸弹爆炸后凶手可以从容逃走。毛人凤为了慎重起见，特别叫叶翔之亲自率领四名特务乘飞机赶往北平，事先并通知当时还留在北平的特务协助进行这一工作。后来没有炸死何思源先生而误毙其女儿后，蒋介石非常生气，指责了毛人凤一顿。毛人凤便埋怨叶翔之没有照他的意思在路上狙击，因考虑凶手的安全而误了大事。毛人凤说，牺牲个把人换一个何思源总是值得的。

一九四九年，张治中、邵力子、刘斐、屈武等到北平不愿再回去时，蒋介石更是恨到了极点，叫毛人凤一定要设法杀掉一两个。可是在这时候，毛人凤也感到无能为力了，但是他又不便拒绝接受蒋的命令。直到一九四九年九月间，他去昆明时还和我研究怎样有把握地去进行这一工作。当时还有两个在保密局专干暗杀工作的人，由我从南京带去昆明。毛人凤还问过他们，在北平有什么社会关系。他们也认为去北平无把握，才没有叫他们去。毛人凤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还一再说：“老头子对于没有杀掉这几个人很不高兴，每次问到我时，我总是说还在准备，现在越看越没有办法了。”说到这里时，他叹口气说：“现在我们的工作也越来越不行了！”尽管如此，这年秋天，蒋介石还是命令毛人凤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蒋介石首先叫毛人凤在重庆杀掉囚禁多年的杨虎城将军，全家一个不留。十月间他又叫毛人凤把在西南地区捕到的共产党员三十二名，杀在重庆中美所东面原来军统局岚垭电讯总台附近。在重庆临解放前，他叫保密局把囚禁在中美所内白公馆和渣滓洞两个看守所以及重庆卫戍总部保防处小梁子新世界饭店看守所的三批人士一起杀掉，总共约有三百多人，是为“一一二七”（十一月二十七日）重庆大屠杀案。

在执行这次大屠杀之前，蒋介石指示毛人凤：抓到的中共党员、民主人士和嫌疑犯都要杀掉，连原来保释出去的共产党员都要一样杀掉。当时重庆市长兼卫戍总司令杨森的侄女共产党员杨汉秀，本来已由杨森保出去，也由警察局刑警处长张明选，亲自带领特务将她杀死在歌乐山一个碉堡内。囚禁在白公馆内的三十多人，系由军统局息烽监狱移送去的，大都关了七八年或十来年。如张学良将军旧部副军长黄显声，便关了十多年；还有四个中学生，是抗战期间误入中美所范围，被指为中共嫌疑犯，关了十多年，也全部被杀掉。不仅如此，毛人凤叫保密局法官徐钟奇清理白公馆人犯时，连临时囚禁在里面的军统老特务、警察局刑警处督导长陈为城（因违犯军统纪律，平日关几个月就可无事），这次也一样签请枪决，蒋介石照样予以批准。

大屠杀是从十一月二十五日开始的，先杀白公馆的人犯。为了避免引起附近渣滓洞看守所内人犯的惊慌，决定使用刀和手枪。当天上午第一个把黄显声将军叫出来，骗在离白公馆半里路左右的步云桥附近的山坳中，趁黄在走着的时候，由凶手从后脑射入一弹毙命。其余的人也是一个个骗出来，到步云桥附近山沟内用刀砍死。女共产党员黎剑霜在狱中生有一个小孩，当时还不满周岁。她被骗出时，进入刑场看到那么多尸体躺在血泊中呻吟，自知难免，便请求保留孩子，结果被凶手将孩子夺去摔在地上。黎扑向凶手拼命，被旁边另一凶手拦腰一刀，砍倒在地，但她还挣扎着爬到小孩身边抚摸摔得半死的孩子。当天，三十多人被这样一个个骗出去杀掉后，看守所所长陆景清马上找毛人凤吵着要立刻飞往台湾，连他也感到害怕起来。他说：“我们这样杀人，将来被共产党抓到后，还能活着出来？”

囚禁在新世界饭店看守所的近百人，都是在一九四九年间被捕的，其中大多是嫌疑犯，据说被判处死刑的三十余人中，只有少数如王亚细（女）为共产党员。这时根本不管谁是不是共产党，由毛人凤通知杨森全部杀掉。这批人于二十六日解到中美所内执行了。当时特务们骗他们是换一个地方囚禁，这些人都带着行李，但一到缫丝厂刑场，看到新掘好的大坑，也都明白自己已无生路，不少人便在临刑前高呼共产党万岁！在一阵乱枪中，他们结束了生命。有的还没有击中要害，也被抛入坑内活埋。

二十七日，在屠杀渣滓洞看守所内一百多人时，是把所有监房房门加锁后，由门窗洞口用汤姆生手提机枪向内扫射。经过一次两次扫射之后，再洒上汽油连房子一起焚毁。少数没有被枪打死的，也都烧死在里面。这个看守所内囚禁的人，大都是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四九年间由保密局西南特区和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所逮捕到的共产党员及民革、民盟人员，其中大多数是经过种种威逼利诱而不肯变节投敌的好同志。

渣滓洞看守所所长李磊于重庆解放前逃逸。另一些特务在中美所内屠杀完毕后，在保密局总务处长成希超指挥下把几座盛满武器和器材的大仓库纵火烧毁后才逃出。

在成都，毛人凤通知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把四川特种会报所逮捕到的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十多人，一起枪杀在成都十二桥。毛人凤原来还准备把昆明逮捕的四百多人，也要杀一大批，由于卢汉先生坚决不同意才没有杀成。这使他认为是最大的遗憾。

从一九四八年开始，保密局的阴谋措施，主要的还有以下的几项：

第一是搞潜伏布置。一九四八年以前，保密局的企图是派遣特务进入解放地区建立组织，结果屡遭失败，经常受到蒋介石的责备。一九四八年以后，由于一些原来控制在国民党手中的大中城市不断被解放，才采用预先布置潜伏组织的办法，准备解放后立即开始继续活动。当时对潜伏特务组织的布置办法是，在南京成立了一个全能训练班，由电讯处长杨振裔主持，加紧培训一批所谓全能情报员。这个班的成员都是受过无线电收发报技术训练，能够独立担任无线电报收发工作的报务员，施以搜集情报的训练后，派到前方各大城市居住下来，让他们先找好掩护的职业，不与原来保密局的站组发生横的关系，直接由保密局潜伏布置组领导。

以后又采用双层布置，在各大中城市中又吸收了一批新的人员。担任这项工作的条件是，要有一个正当的职业，例如医生、护士、教员、会计师、工程师等。他们当中，以既要与特务有一点亲友关系，又没有被人发觉与特务有往来的为最适宜。每个大城市都准备设立一个或两个这样的组，组长一般由军统特务没有暴露身份的人担任。每组设一部或两部电台。潜伏特务的待遇是以黄金计算，比一般特务要高出几倍。组长如兼电台报务员，每月连房租等津贴可得黄金二两左右。在快解放的地区，可以一次发给半年或一年的经费。一般组员每月待遇是从黄金三钱到五六钱不等。在没有解放时，只作一些准备工作，而不正式活动。潜伏组主要任务是解放后搞情报。蒋介石最希望这些人能在解放后混入政府机关去工作，特别希望能混入到共产党里面去。所以这些特务平日表现得很左，工作也很积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取得信任。

保密局还布置一些潜伏在解放地区的个人，专搞破坏工作和进行造谣等活动。这些人一般都是个人活动，并不结成小组，也不配备电台，而是靠个人去作反革命活动，与潜伏组不发生横的关系。潜伏组所用的电台，一般是两瓦半的美造特工机，利用种种方法掩护起来。有的装在办公桌抽斗的后半部，有的装置在收音机、留声机、台灯等里面。电池一般也配给半年到一年。当时反动派的估计，不出一年，所有被解放的大中城市，便可以由于美帝的直接帮助而次第收复，所以都是作最久一年的打算。

西南方面的潜伏布置，一直到一九四九年四月以后才正式开始。这年三月间，我到重庆参加毛人凤召集的西南、西北两地区的负责人会议。会后，我奉派去上海找保密局办事处领取经费，回来时才带回西南地区布置潜伏组织的指示和各项规定。那时，他们认为西南还可以作为反攻基地，短期内不至于解放。但到这年夏天，他们感到连西南也不易保得住，才匆匆派出保密局潜伏布置组第二科科长任鸿传赶到重庆，由他兼任西南特区潜伏布置专员，指导各省站协助布置。

任鸿传和重庆站站长李修凯，先在重庆及川东等地进行布置后，七月间才到昆明，在昆明布置了一个潜伏组和一个独立潜伏台。潜伏组由我找人介绍了两个医生，一个叫明绍武。任鸿传知道明绍武想开设一个私人诊所，便一次答应给他一千元云南半开硬币。当时毛人凤是想用重金来搜罗这种人才，使他们解放后能为国民党效命。任鸿传只匆匆把昆明布置好以后便去贵阳。按保密局规定，在云南除昆明应布置一两个组外，还要在保山、昭通各布置一个组。当时因交通困难，任鸿传不肯久待，便先走了。

九月间，毛人凤感到西南地区潜伏组的布置还不够理想，加上华北、华东、华中的一些潜伏组在解放后陆续被破获，为了加强西南地区的布置和恢复解放区的组织，又在重庆缫丝厂内成立了一个全能情报人员训练班。这个训练班由毛人凤兼主任，王蒲臣任副主任，准备训练几百名潜伏特务派往各地。但开始训练不久，解放军已向西南进军，这批人员还没有训练好，便只好迁往成都，结果在路上便弄得七零八落。到成都后，知道已没有时间从容进行训练，才把这批人编入交通警察第一旅何龙庆部队中，准备让他们去打游击。

保密局在进行潜伏组布置的同时，还作了一些专门准备在解放后的大中城市中搞暗杀和破坏的部署。别的地方我不清楚，只了解在上海方面的一些情况。这种部署的办法是，先把手枪、爆炸物品预先存放在可靠而容易取出的地方，不要放在担任破坏暗杀等工作的人的家里，需要时临时派人去取。

第二是搞还乡运动。一九四九年春天，当全国大部分地区被解放后，从各地逃出的特务大批向后方逃窜。他们多年来听到蒋介石的欺骗宣传，没有一个不害怕异常，不少人都希望早点去台湾。毛人凤看到这种情况，便向蒋介石请示办法，得到的答复是除少数大特务有必要时才准许去台湾外，其余还应留下来继续与共产党斗争到底。毛人凤根据这一指示，三月间在重庆召开了有西南、西北、广西、湖南等省的负责特务参加的会议。毛提出这样一个办法：各人返回自己的家乡去进行个别的活动，在地方上设法立足生根。

这个办法一方面可以大量派遣特务到各个角落去继续从事反共活动，同时又可以减少拥挤在后方城市的待命人员，实际上是不想再负责安置他们的工作。因为地区一天天缩小，人一天天增多，实在也没法安置。这种一举数得的办法，蒋介石很为赞许。

毛人凤在宣布这一办法时，要求这些从事还乡运动的人，要在自己家乡坚持一两年，要他们相信蒋介石不久便可在美帝帮助下率部卷土重来，只要忍受一个短时期，便可得到重用。毛人凤还指示他们回到解放地区，或将来被解放后，可以坦白向共产党交代自己过去的历史，不必隐瞒身份；但有一点要注意的是，不准交代组织，特别不准检举其他特务，不准揭发别人罪行。如果不遵守这一规定，不但将来要处分，甚至当时就要派人进行纪律制裁。毛还告诉这些人，可自首交代一些历史上的人，以便进一步取得信任。如果能够在机关中得到工作，那时自然会派人去联系；没有联系到以前，可以相机行事。自己有把握的破坏活动，一定要进行，成功后逃到后方或台湾可以受到奖励。回到没有解放地区的人，要先立下足来，设法掌握地方团队武力，有把握时可以参加打游击；等到解放时，如果没有办法，可以参加起义，以便混入解放军部队去。

毛人凤的这些办法虽然想得很周到，要求也不很严格，但愿意从事还乡工作的人却寥寥无几。这些人对共产党的恐惧没法消除，都怕返回已解放的地区。因为国民党一方面尽力宣传诬蔑解放区如何杀人，而又鼓励他们回去，是无法叫人相信的。毛人凤这一方案的提出，当时虽没有人反对，却始终没有执行。

在那次会议上，毛人凤还打算利用军统特务在旧社会的关系，成立一个公开的政治集团，在后方进行反共活动。很多人鉴于“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遭到国民党本身的阻碍，而不得不停止活动的教训，都不赞成这种办法，而觉得采取还乡运动这一措施，多少或许还可以收到一点实效。

第三是准备在西南地区打游击、当流寇。毛人凤在重庆召开的会议上，要求每个省站的负责人立即拟好一份“应变计划”，叫大家充分作好临解放前的大破坏、大逮捕、大屠杀的准备，从速作好上山当流寇的准备。他谈得比较具体一点的是打游击，主要力量是依靠何龙庆的交警第一旅的两个总队。贵州站长陈世贤曾表示，他和佘万选可以成立一两个总队。云南方面当时也有一些交通警察，可以凑成一个总队。如加上西南地区十几个兵工厂的警卫部队，以及特务们所掌握的一些公开单位和流氓组织，凑几万人不成问题。

毛人凤信心十足地说，共产党是靠打游击起家，而军统特务也懂得这一套，在这方面要比一般正规部队强得多，将来在大陆上保留几个据点有把握。同时他还向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要到了泸州专区，介绍罗国熙去当专员，派了几个特务当县长，准备把这个地方也作为根据地。但是，解放军向西南进军时，除了何龙庆这个交警旅拖到成都被解决了以外，其余都没有来得及集结起来。贵州的陈世贤、佘万选等也早溜跑了。只有从云南被赶出来的一个交警总队，由田动云拖到他家乡筠连县和川滇边界。这时台湾方面喜出望外，称之为“大陆上的台湾”，并给田动云以西南军政长官的头衔，希望他能坚持下去。但是这批流寇不到三个月便被全部肃清，田动云也被活捉。

第四是将中共叛徒大量留下不让去台湾。一九四九年十月初，有天傍晚，昆明航空检查所长李瑞峰拿了一大批请求飞香港、仰光、台湾等地的人填的申请表，要我作最后决定。当时毛人凤住在我家中，在我家楼上一间大的客厅办公，我在他隔壁一间小会客室办公。徐远举正在和我聊天，我便叫李瑞峰把申请表放下，等我看过后再还给他。毛人凤等李一下楼就把我和徐远举叫到他的办公室，要我们特别注意一个问题。他说，蒋介石曾当面指示他，要尽可能不要让中共叛徒去台湾，而要劝他们留下。他说，蒋连张国焘都叫我去劝说过。当时我问毛人凤，为什么要尽可能不让叛徒去呢？他说，这是蒋介石英明的地方，使他非常佩服，要我和徐远举一定要认真控制好去台湾的飞机票。因为叛徒去台湾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主要原因是共产党胜利了，他们决不会再死心塌地的跟着国民党。加之，有些叛徒在台湾又没有什么关系，再也不能利用他们去破坏地下党组织，只是增加负担。他们到台湾后，我们不但要多养活一批闲人，还得防范他们倒戈投向共产党，在台湾搞里应外合，而留下这批人的好处就太多了。他讲的理由在《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继承人——毛人凤》中已有详述，这里从略。据我所知，由于蒋介石这一措施，解放前夕于重庆出卖江竹筠、王朴等近百名地下党员的叛徒、曾任重庆市委书记的刘XX，虽然对国民党立过“大功”，在最后向毛人凤跪下去苦苦哀求让他去台湾时，也被毛人凤一脚踢开，而在解放后落入了人民法网。此外，虽给国民党立过汗马功劳，也没能逃往台湾的叛徒中，还有在军统中工作多年爬到将官级的，有曾任张国焘的秘书的，有做过榆林站长的，有任军统局局本部第二处副处长的，有任业务处长的，有任兵工署稽查处长的，有任成渝铁路警务处长的，等等，这里不再列他们的姓名了。

对叛徒的运用

戴笠和军统特务的一套反共手法，以及如何去发现与破坏中共地下党的组织，我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文中，曾简要地谈过一些，现在我再具体地把军统对捕到的革命人士所经常采用的一些办法详细说一下。

从屠杀到利用

蒋介石自“四一二”叛变革命之后，一开始便对共产党员采用大屠杀的手段，妄图杀尽中国共产党人，“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过一个”。但是几年之后，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杀尽，反而越杀越多。后来，他改变办法，运用叛徒来破坏地下党的组织，以便更多地屠杀共产党员。他采用这种办法，我听说是在武汉逮捕了共产党长江局负责人顾顺章之后开始的。

我没有见过顾顺章，只听到过很多关于他的传说。他是被国民党中央党部党务调查科（“中统”前身）逮捕的。这个胆小的怕死鬼被捕之后，乞求保全狗命，立即表示只要不杀他，保证能够破坏设在上海的党中央组织和逮捕到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员。反动派同意了他的请求，决心试试看。虽然中共中央的组织由于得到他叛变的消息而迅速转移了，但许多省、市、县的地下组织遭到了破坏，不少文件被抄，两百多共产党员先后被捕。蒋介石对此高兴万分，极为赞赏，因而一改过去抓到一个杀一个的一贯作法。他认为通过叛徒进而破坏中共党的地下组织，捕获到大量的地下党员，便可很快把共产党消灭掉，这是一项更加有效的办法。

为了利用叛徒顾顺章，特务们把他带到上海。开始，由于顾顺章叛变后，过去与他有联系的上海党的组织早就转移了，特务们扑了几次空。以后，顾顺章便整天带着特务和租界的密探，在租界和华界到处去寻找，遇到他熟识的人，便立即指给特务们逮捕。这样，便有不少党员遭到毒手。最后，中国共产党对顾顺章予以纪律制裁。

中国共产党负责执行纪律制裁叛徒的组织，我不清楚。我记得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五年间，有两个在上海市公安局当督察员的叛徒马XX、黄XX，原先都是江苏省委的负责人，也是出卖了大批地下党员之后，受到共产党的制裁的。接着又有一个在特务处上海特区当直属通讯员的叛徒何XX，也受到了制裁，可惜没有当场毙命。时戴笠正在上海，他命令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长王兆槐，会同租界巡捕房与上海市公安局侦缉总队长卢英等，利用那个重伤未死的叛徒为诱饵，设下圈套捕杀共产党人。

他们在小报上刊出一条消息，说某天某地发生一起“情杀”案，何某负伤，但他对枪击他的凶手很熟识，准备俟其伤愈后，决心要带领治安机关去逮捕这个击伤他的人。在这条消息里还故意暗示，这个受伤的人住在什么医院。地下党的纪律制裁机构，果然又派人去把何XX击毙于那个医院。而密布在医院附近的几十名特务，终于跟踪将这一秘密机构破坏，逮捕了段志光等多人，并抄出手枪等物。这一案件的详细情况，我在《抗战前军统特务在上海的罪恶活动》一文中已有记述，这里不再多写。那次被捕的党员，承认自己是“打狗团”的团员，专门打落水狗叛徒，并不对国民党人员搞暗杀。

用叛徒做耳目

特务们之所以能够大规模连续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主要是个别甘愿出卖灵魂的叛徒起了作用。没有叛徒，顶多抓到一两个人；一有叛徒，就能连续逮捕。所以特务们对如何使被捕的地下党员叛变，十分重视。我耳闻目睹的事实说明，一个人一经出卖灵魂，成了叛徒，他马上就变成疯狂的敌人，成了反共反人民的刽子手。因为他唯恐认识他的党员、革命人士和了解他的情况的人揭露他出卖革命的罪行，对他进行制裁，所以他往往要不顾一切的千方百计的把那个地区的党组织予以破坏，把党员和革命人士一网打尽，以报效主子，并保他自己的安全。因此叛徒对中共党组织，对中共党员，对革命人士都特别凶狠。

也正因为这样，特务们逮捕到一个地下党员之后，并不是和许多电影、小说所描绘的那样，一抓去便是几十种酷刑进行拷问，而是采用多种方法，多种手段，去对付他，目的是让他叛变。

一般来说，每抓到一个地下党员，特别是重要的领导和骨干人员，总是先用升官发财的诱饵进行利诱。这是针对当时地下党员既无钱又无官的情况采取的，目的是让他出卖灵魂。

军统的编制，官阶都很低，所以许多叛徒虽然可得到许多钱，但官阶却不会高。例如张国焘叛变后，虽然蒋介石给了他一个军事委员会中将委员的官衔，但他在军统局编制中只是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的少将主任。这是因为戴笠本人也只有一个中将头衔，任官还是少将。（国民党军队和军事机关中的军官官阶，分为任官和任职两种。如任职是中将集团军总司令，任官却有很多只是少将。任官是根据一定的年资，一经任为什么级的官，便是终身的官阶。任职有时不限年资，可以根据需要提升，也可以降级。任官以后的级别，一般便只能升而不降了。）直到戴笠摔死之后，一九四六年六月一日，国民政府才给他追赠官阶为陆军中将。又如八路军洛阳办事主任袁XX叛变后，虽然一次出卖了八十多位地下党员，而戴笠却只给他一个上校。一九四八年，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刘XX叛变后，出卖了上百名地下党员，才换得一个中校。

除了用名和利引诱外，军统另一套办法是利用老叛徒、大叛徒去劝说新逮捕的地下党员。我亲自听到张国焘劝说过一位一九四二年在重庆南岸秘密逮捕到的地下党员。张国焘一开始就作自我介绍，使得对方为之一惊。接着他就用连他那样有很高地位的“老党员”都不再当共产党而愿投向国民党……等等一套无耻滥言，要求对方考虑。但很出人意外，那位地下党员用很坚决的口吻回答说：“我不能这样做，死又有什么可怕！”张国焘最后也只好老着脸皮说什么：“我是为了你好，你再仔细考虑考虑。”然后，他灰溜溜地走开。当然，这位坚贞不屈的英雄，最后成为革命烈士。

抗战前，我在上海工作时，曾多次看到一个叛徒，利用他当过中共江苏省委和负责过组织工作等关系，整天逛马路，遇到他认识的地下党员便抓，抓到之后，他还亲自进行引诱劝说的罪恶勾当。有次他劝一个曾由他领导过的地下党员叛变，结果被痛骂一顿。他气得用手枪柄去击对方头部要害处，想一下打死对方，我连忙拦住，想再刑讯逼供，他还是狠狠地踢了对方几脚，直到把对方踢倒在地他才气愤愤地离开。

还有一个叛徒，因他叛变后在武汉出卖了一百多人，地下党派人制裁他，砍了他八菜刀还没把他砍死，我们就用湖南人骂人的话叫他“砍八刀的”。他在受到共产党的制裁之后，不但毫无痛改之意，反而更疯狂地去迫害被捕的地下党员。他头上的伤疤刚刚结口，绷带还没有解掉，便亲自对不肯叛变的被捕党员施用酷刑。一次在对别人用刑时，由于用力过猛，自己头上的伤疤也崩裂开了，他虽流血满面，还不肯住手。这个出卖灵魂的癩皮狗，在军统局当了一个上校行动科科长后，因主持破坏一个地下党组织没有完成任务，得不到戴笠的信任，被派去当特训班的教官。最后他又出家当了和尚，解放后终于落入人民的法网。

特务们对被捕的共产党员，在给钱许官予以劝说仍然不成时，接着便是威吓，再不成，才使用刑讯。刑讯时，也是由轻而重，直到把“老虎凳”、“辣椒水”等一齐使用出来。这些杀人不眨眼的特务、刽子手们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希望共产党员变成出卖灵魂的叛徒，帮他们连续不断地逮捕。“没有叛徒，就没有耳目”，“没有叛徒，就没有成绩”，这是军统特务们的口头禅。所以用刑的目的，是希望招供，供出地下组织和其他党员来，希望他叛变成为特务的一伙。

特务们是怎样观察、诱骗被捕的革命人士的

一个共产党员被捕以后，会不会叛变，是特务们很注意观察研究的问题。例如，有的人受酷刑后，进入牢房，什么都不在乎，连流出鲜血的伤口被苍蝇爬上去吮吸都没有感觉似的，只把两眼望着牢房顶棚，一动也不动地在思索，这样的人特务们认为是不容易对付的。有的人受刑后，回到牢房，便忙着护理伤口，想找个舒适点的地方躺下，或把铺的稻草等垫得厚一点，等等。特务们看到这些情况，就要考虑：这人关心受伤的地方，说明他怕痛，也说明他还想活下去，那就让他受更厉害一点的刑，使他更痛一些；至于他想躺得舒适一点，那就满足他的要求，软化他；或者让他的条件更恶劣，逼他屈服。一句话，针对观察到的各种人的心理，想方设法去对付。

“犯人”吃饭时所有的各种活动，特务们也很注意看各人的表现。比如有的人对送来的饭菜看也不看，只是实在饿了，才胡乱吃上几口；有的人看到送来饭菜，先摸摸热不热，闻闻香不香，专门挑点好的吃，等等。一般说来，前者难对付，后者较易些。有的人一入牢房，什么都不在乎，不管什么地方能坐则坐能躺则躺，什么脏东西落在身上他也不管，睡觉起来，头发也不整理一下，任它乱蓬蓬的，甚至脸也不洗。有的人很爱惜自己的衣服鞋帽，甚至进了牢房，掉点灰尘都要掸掉。一般说来，前者不易屈服，后者容易攻破。话虽如此说，实际上对共产党人是很难看准的。例如江竹筠在狱中，一直是把头发梳得很整齐，衣服也不乱七八糟，吃饭等也正常，可就是什么话也问不出来，非常坚定。有次徐远举（徐鹏飞）亲自审讯江竹筠，正巧我去找徐，看到了一次动人场面。那时，徐远举正和周养浩（沈养斋）闹矛盾，毛人凤要我去调解，我专门从昆明飞到重庆去办此事。我去找他们，除他们家中寝室要敲了门才进去外，办公的地方我是什么时候都可以不用通报便一直走进去的。那天徐远举正在一间房内审江姐，我推门进去，他略一抬抬身子，便请我坐在他身旁。他一连问了好几声，江姐一句也不答。他性情一向暴跳如雷，便大喝一声：“把她的衣裤都给我剥下来！”我知道他又要施展他那套审讯女人的最野蛮的方法了，先是剥了衣裤来羞辱，然后是用针刺奶头，接着用小藤条抽打阴户等最敏感最疼痛的地方。他大喝一声之后，站在两边的几个刽子手，马上恶神一般冲向江姐。这时好久不开口的江姐突然大喝一声：“不许你们乱来！”徐远举以为这一下把江吓倒了，马上笑嘻嘻地说：“那你就快说吧！”江姐很沉着地回答：“我当然要说。”她便厉声发出一连串的质问：“你是不是你妈养的？你妈是不是女性？你老婆，你姐妹，你女儿，是不是女性？你想用这种手段来侮辱我，以为我会怕吗？我死都不怕，还怕什么侮辱！不过我要告诉你，你用这种卑鄙的手法，不只是侮辱了我，连你妈，你老婆，你姐妹，你女儿，以及所有的女性都侮辱了！你对得起你妈……吗？”江姐的怒斥，像连珠炮一样，使徐远举很尴尬。我连忙用脚在他的腿上碰了一下，小声说：“你不会用别的办法？”后来他命令刽子手用竹签插入江姐的几个指尖里，结果还是得不到一句招供。江姐她那理直气壮义正辞严的斥责声，一直到今天还在我耳边回响。

特务们审讯革命人士，有一套恐吓的办法：让他听别人受刑时的惨叫声，看同伙受酷刑时的苦痛。此外，还有用陪审，或杀人给不肯招供的人看；或者掘好土坑，将人带到坑边，作出准备活埋的种种姿态等。

为了骗取被捕后坚贞不屈的革命人士的口供，特务们还常常使用一种叫“苦肉计”的手法。挑选精干的特务，装扮成被捕的革命者的样子，身上也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也是蓬头垢面，破衣烂裳，有时还把双手反捆在背后，脚上钉着大镣，好像饱受折磨的样子。这种“犯人”每每在深更半夜，一下推入囚禁革命人士的牢房，进去便倒在地上呻吟。牢中难友出于同情，往往会马上来照看这位新来的人，可是他往往还故意装成不信任别人的样子。几天之后，他故意装得十分神秘，也显得对同房难友十分信任，趁看守的特务或卫兵不在时，悄悄地告诉别人说：“快！快把我衣领上（或其他地方）缝着的小纸条取出来毁掉！”他借这神气活现的表演，表示他是案情严重的“要犯”，所以最易引起别人的同情。这些密藏的东西，往往真的是地下党的秘密文件，即令是多年的地下党员也往往看不出破绽。原因很简单，这种密件，有的是特务们从别的地下党员身上搜出来的；即使是伪造，也是叛徒按照他们往常使用过的东西制造出来的，所以很能骗过一些人。

使用这种“苦肉计”，往往要花上十天半月，或更长一点时间，才可能收效。在这期间，这个“要犯”故意不食不喝，难友劝他时，他也只胡乱吃一点点又躺下去，表现出心情十分沉重的样子。可是每天或隔天“提审”一次时，他就可以坐在舒适的办公室沙发上美餐一顿，吃点好东西补偿一下，但不准饮酒吸烟。这些别人是无法发觉的。在这几天或更长一点的时间内，牢房中的人如果不注意，在谈话中泄露了情况，或被他观察到什么，便被这个“要犯”记在心头，在他被“提审”时便汇报领导。当特务头头们认为基本上把不肯招认的党员的情况套出来之后，这个“特务犯人”便突然在一次“提审”时不再回牢房了。他只等革命人士被提审时，再出来作证、揭发。

特务们这种“苦肉计”，只在遇到很难对付的犯人时才使用一下。抗战前我在上海六年左右的时间中，也只看到过四五次。这种“绝招”比专靠酷刑更要狠毒一些，确有一些人上过当。

错综复杂的种种斗争

特务们利用叛徒去破坏地下党的组织和搜捕地下党员时，也曾碰到过许多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党员，他们反过来利用特务们的搜捕，趁机通风报信，引起党组织的注意，从而保护了党组织和党员同志。

也是抗战前在上海，有次特务们在浦东逮捕到一位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派去和工厂党组织联系的交通联络员。他是被叛徒出卖后，特务等了半个多月才捕到他的。为了这事，戴笠从南京赶到上海，亲自布置，企图通过逮捕到的这位联络员，破坏江苏省委组织和逮捕大量地下党员。这位联络员被捕后，知道是被人出卖了。他深恐叛徒继续出卖其他党员，使得省委遭受破坏，所以当戴笠和他谈话，允许给他大批奖金与官职，要他马上交出省委所在地和领导人等时，他装出愿意接受这一条件的样子，说第二天上午就领着去搜查省委组织部，可以搜出省委、地委、县委的名册，逮捕有关的人员。

戴笠高兴极了，除了要我好好优待这位联络员，让他睡好吃好，等天亮就去和法租界巡捕房联系，由他带我们去法租界萨坡赛路某号搜查，同时还作好各种大逮捕的准备。我曾向戴笠提议，最好当晚就去，或者第二天夜间去。戴却说出一大堆要第二天上午去的理由。他说，共产党都是利用夜间活动，直到快天亮才回去，上午大都还没有起床，这是进行搜捕的最好时间。

第二天上午，法租界巡捕房许多人刚上班，便陪同我们开着警车，把这位联络员的双手用手铐铐着，带着他去指引。到了他指定的地点，我们下了车之后，这位联络员故意在马路中间站着，踮着脚跟朝几个门口的窗子看。我催他快带我们进去，他却说这个地方是刚搬来才几天，他只去过一次，还不能马上辨别出是哪一幢房子。我们只好封锁了马路两头，暂时不让人通过，也不让那段马路的人进出。过了一会，这位联络员才说出一所房子来。特务们立刻把前后门把守着，一涌而入，从楼下一直抄到三楼，不但什么东西没抄到，而且住的人几乎是毫不相干的人家，没有一家值得怀疑，更没有任何文件。

我再三追问这位联络员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表示可能记错了，要回去再仔细想一想，下次再来。特务们没有办法，只好把他带回去。他想了一天，两天，三天，还是说没有想起来。到了第四天，戴笠厉声责问，准备要对他用刑时，他才哈哈大笑起来。原来他是有意给省委机关去送信，说明他已被捕，要他们赶快转移。他采用的办法，是站在马路上故意暴露自己，让他们看到，最后才假意指出对面的房子让特务们去抄查。查抄无结果，他又故意站在马路中间东张西望，估计党组织的同志们已发觉了他之后，才和我们回来。他用讥讽和胜利的口吻告诉戴笠，他被捕后没有办法通知上级领导赶快转移，只好让大伙陪他一道走一趟，真实的地点是被抄查那家的斜对面。戴笠听到后气愤异常，马上派人去看，果然被抄的对面那一幢三层楼房在当天下午就搬迁一空了。戴笠便命令马上把这位联络员解送南京，不久即被秘密处决，可惜我已回忆不起他的姓名了。

特务们受到那次教训后，凡遇到类似的情况，总是要先仔细问明白许多具体情况，如楼房内住多少人家，室内陈设有些什么，家里有些什么人，门口或窗口等处设有什么样的安全和危险标志，等等。问清这些以后，马上派人化装成查电表或水表的人进去看看，然后才出动人马进行搜捕，以免再受愚弄放走了革命人员。

在军统工作的大批叛徒中，有的是真心诚意投敌充当爪牙；有的是脱党（主要是失去了联系），却并没有出卖过组织，也没有出卖过其他党员，这种人在军统大特务中占相当多数。也有少数是冒充“叛徒”打入军统，利用军统作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的。解放后，我遇到一个人，过去在军统中工作多年，虽然特务们曾对他有过怀疑，但没有找到任何证据，所以只注意过他，却没有逮捕他。一九六三年他来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时见到我，谈到他过去把脑袋提着在军统中工作的情况，我才恍然大悟，使我对他为革命不怕牺牲的精神感到无比钦敬。

郑、毛、唐三派的明争暗斗

戴笠活着时，对军统内部控制很严，防范周密，特务们之间虽有亲疏之不同，但不敢公然形成派系。戴笠一死，一向被特务们称为三巨头的郑介民、毛人凤、唐纵便立即分裂为广东、浙江、湖南三派。保密局没有成立前，他们便先在瓜分军统财产和戴笠的遗产方面进行了一次争夺，虽弄得丑态百出，仍互不相让。

先是为了分洋房汽车，闹得乌烟瘴气，我当时很感左右为难。郑介民把戴笠在上海林森路的一所大洋房要去之后，毛、唐两人各得一所小的。美帝特务机关送给戴笠四辆新式小汽车，原来准备送一辆给蒋介石外，三人各得一辆。以后何应钦知道了，要去一辆，剩下二辆。郑、毛两人便各要一辆，而要我去向唐纵说明情况，请他在原有的旧一点的和接受汉奸的所有好车中挑一辆，弄得唐满肚子不高兴。正在这时，又插进一个胡XX来大吵大闹。胡XX参加军统后，虽然只当过息烽训练班和衡阳查缉干部班的副主任，却要凭他过去在蒋介石身边当秘书时帮助过戴笠这一点，硬想挤在郑、毛、唐三人中平分秋色。因为没有人理他，有一次便借酒装疯，跑到军统局要打唐纵和毛人凤，被我阻挡以后，竟大耍无赖，倒在地上不起来。毛人凤没有办法，只好也分给他一座洋房、一部汽车。这一来，不少人都想效尤，经常有为争夺东西而吵得一塌糊涂的情况发生。

保密局成立后，郑介民为了防范毛人凤大权独揽，便把他的亲信同乡、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张继勋派为局长办公室主任，规定各处室公文都要先送局长办公室；还派他另一亲信同乡王清为办公室专员，协助张对付毛人凤。毛原来想让他最亲信的人潘其武担任这一工作，看到郑这样安排，只好请求唐纵把潘其武安置在警察总署当刑事警察处处长。唐纵这时因意外地得任全国警察总署署长，便心满意足，不想再插手保密局去争领导权，只是趁机要去了马台街二十二号一所大房子，作为警察总署的办公地方。毛人凤为了拉拢唐，专门对付郑介民，又自动送几辆汽车给警察总署，并同意唐在保密局中调用干部。

我当时倾向于毛人凤的浙江派。由于掌管财物关系，郑介民的老婆柯淑芬认为我分东西偏心，经常找岔子。毛人凤便利用我对郑妻的不满，叫我给郑制造一些麻烦，扩大人们对郑的不良印象。我曾抓住郑介民做五十岁生日这个机会进行活动。郑一向怕老婆。一九四七年他五十整生日时，自己怕惹是非，不敢大张旗鼓地做寿，毛人凤叫我怂恿他老婆非做不可，并向许多特务去宣扬，暗示他们送厚礼。生日前两天，郑生气跑到上海去了。我便派人为他大肆铺张，把他在南京颐和路的住宅装饰一新。到时，许多公开单位送去的金制寿桃和许多金银器具、礼券等，都一齐陈列在寿堂上。正在大开筵席的时候，我又派人到鸡鹅巷五十三号招待所，叫住在那里的一群特务遗属也去祝寿要饭吃。这些人因为发的抚恤金花完了，保密局不想再理他们，便都挤在那里住，并且整天吵得不可开交。现在一听说郑介民大做其寿，便拖儿带女成群结队地奔去。当我派去的特务回来告诉我他们已出发了的时候，我又把这一情况告诉了郑妻。她一听，知道这群人一到来，马上会出大问题，我也怕事情闹得太大不好收拾，便在她再三央求下假充好人，赶忙把这群人劝回去，答应给他们在招待所加菜招待。毛人凤便把郑介民做寿，特务遗属准备去郑家吵闹等情况立刻向蒋介石报告，使蒋听了很生气。

这件事情发生后，郑派的人不甘心，不久便查了出来，事情与我有关系，便想先收拾我。由于我经手处理过不少财产，他们便从这方面下手找毛病。结果没有找到可以法办我的证据，便找我部下的毛病。总务处管理科长邓毅夫私自盗卖了一批洋锁，被他们查了出来，于是将邓扣押了起来。按照一般情况来处理，至多关几年，郑介民却坚持要严办。因为邓毅夫是临澧特训班学生中最拥护毛人凤的人，郑就以监守自盗的罪名请求蒋介石予以枪决。

矛盾发展到这个地步之后，毛人凤便指使我暗中搜集郑的材料。我当时掌握到的有关郑的贪污情况是：他在南京莫干山路买了一幢洋房，在汉口日租界把军统接收的日本人一座洋房占为己有，用他老婆的名字过了户；他家中每月一切开支均向总务处报销，连小孩玩具、湘绣观音像都出公账；郑还私自把中美所交给军统的手枪、手提机枪等送给他兄弟郑挺峰四十支。毛人凤认为还不够，又要他的亲信小同乡王蒲臣在北平搜集到郑的许多材料，一起向蒋介石去检举。当时蒋介石身边的军务局长俞济时，也一向不大高兴郑而和毛要好，便在很多方面与毛同时进攻郑，最后蒋介石便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五日免去郑介民保密局局长和二厅厅长的职务，让他继黄镇球任国防部次长，主管国防物资去了。

毛人凤在接任保密局局长时，郑介民到保密局举行交接典礼，表面上两人还非常客气。在郑介民讲话之后，毛只讲了几句话，表示今后还得依靠郑先生来领导，说什么今天长官（指郑）在场，所以他不多讲。在送郑上车时，毛还亲自为他打开车门。但一转身，他便立刻清除郑在保密局的心腹，把局长办公室主任张继勋，专员王清、肖漫留等一一逐走，接着便把属于郑派掌握的公开机关也抓了过来。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程一鸣被调职，由毛派陶一珊接替，交警总局长吉章简也换成了周伟龙。

郑介民安置在保密局内外的人被挤走之后，毛人凤还不甘心，又对依靠郑的关系而当了北平市民政局长的马汉三下了毒手。马原为军统华北办事处长，处理日伪财产时贪污很多，郑在北平时，与郑发生密切关系，经常送厚礼给郑妻。毛过去虽已掌握了马汉三不少证据，由于郑的关系不便动手。等到郑调任后，毛人凤便将马汉三和马的助手刘玉珠扣押起来，由于一些事情牵连到北平站长乔家才等多人，毛说他们搞小集团，想在保密局中自成一系。毛人凤认为如单以贪污和搞小组织的罪名告他们，还不容易杀几个人，便趁蒋介石正为李宗仁当选了副总统，他指定的孙科未能当选而大发雷霆的时候，提出马汉三违反支持孙科的命令，而支持了李宗仁，要求蒋介石批准将马汉三、刘玉珠枪决，并没收其全部财产交保密局。经过这一番打击，郑派彻底垮台了。属于唐派的保密局设计委员会主任张严佛（毅夫），不久也被毛人凤挤回了湖南。这时保密局便成了清一色的毛派天下。

毛对张的排挤，也有一些内情。本来毛、张一向相处得还不错，毛在军统当代主任秘书时，两人共事多年。戴笠死去之后，属于毛派的重庆航空检查所长吴茂先替毛妻做贩运私货的生意，张当时在重庆任结束办事处主任，因吴有恃无恐，不买张的账，张就把吴扣押起来，报请郑介民处理。毛对此怀恨在心，等自己当了局长，便立刻把吴开释出来，并将张赶走。

以后毛、唐两人之间的冲突，虽不如毛、郑之间激烈，也一直在暗中勾心斗角。毛人凤想和军统时期一样，把警察总署的人事控制住。唐纵早就注意到这一点，便做出规定，凡是由保密局介绍到警察总署去工作或希望通过警察总署派到各省市警察机关去工作的人，不经过他的批准，人事室不能处理。毛人凤对这一规定极为不满，多次在中午会餐时提到这一问题，认为唐控制太严，不肯安插自己的人，而喜欢用外人。由于利害关系不太大，唐不想在保密局中发展自己的力量，所以两人矛盾不很尖锐，还能相安无事。

另外，戴笠死去以后，他们三人在抓特务训练班结业的学生方面，也发生过不少次的争夺。一九四六年开始，历届军统特训班的学生感到，自己不抱团，便会受到排挤，因此纷纷以同学会或同乡会等名称结合起来。首先是临训班和黔训班学生在重庆成立了一个滨湖同学会，由张明选、李葆初、邓毅夫、易啸夫、刘本钦等人暗中进行联系工作。接着兰州、息烽、东南、谍参等班学生也相继暗中组织起来。他们都想找靠山，希望搞军事工作的便想走郑的门路，想搞警察的便去找唐，愿意继续做特务的便投到毛的手下。由于郑、唐、毛过去都没有一批自己认为忠实可靠的干部，戴死后，正是打天下、争权利的大好机会，也都想趁这个时候抓一些人在手中。

毛人凤看到这一情况，便召集拥护他的潘其武、袁寄滨、李修凯、毛钟新、沈醉等七八个人商量，决定成立一个“军统局各训练班毕业学生统一同学会”，规定凡是抗战期间在军统各训练班毕业的学生，都要参加这个组织，不准另外再成立什么训练班的小组织；已有的应一律停止活动，否则以搞小团体的罪名加以处分。同时还决定，在统一同学会成立后，请郑、唐两人为名誉会长，毛人凤为会长，另外聘请一些与训练班有关系的大特务为顾问。这样一来，这几万名学生便全由毛派掌握。

一九四七年统一同学会在南京洪公祠保密局大礼堂开成立大会时，军统几十个训练班的毕业学生都派有代表参加，但两位名誉会长因对此事很为不满，却不去参加大会。这个会由毛人凤主持，以后便附设在保密局人事处里面，由李葆初、邓毅夫、徐凤等以总会干事名义处理各项工作，下设联络、登记、福利等组，并在各省设立分会。军统各特训班毕业学生参加该会的达两万名左右，会员都发有一个会员证章，铜质圆形图案是用一支箭射穿和平鸽。解放前，在蒋管区内到处可以见到佩带这种证章的特务，只有担任秘密工作的才不准佩带。当时，这个小证章简直成了这些特务可以到处横行不法的许可证。一般公开机关中搞特务活动的人，遇见佩带这种证章的，不管与之认不认识，都要客气三分。临解放时，这个会也随保密局一同逃往台湾，一直由毛人凤所控制。

郑、唐、毛三人各有一套，作风也各有特点。郑介民一向以老成持重、深谋远虑而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他平日喜怒不形于色，很能控制自己，有空便阅读书报杂志，肯用心钻研问题，对国际、国内形势也爱分析研究。他在军统局和保密局的纪念周上讲话时，一向是专作时事报告，极少谈到工作上的问题。我有时到他家中去看他，他也爱讲一些对时局的看法。

记得在抗战期间，有一次他正在和我们大谈其对日军作战的形势分析时，他老婆柯淑芬就在旁边插嘴，叫我们不要相信他那一套。因为抗战开始时，根据他的分析判断，香港不会有问题，他老婆便信了他的话把许多东西存放在香港，结果日军占领后全部损失。她曾多次当着我们的面气愤地质问郑：“你说香港没有问题，现在怎样？你把我的东西还来！”郑对她这样当面给他出丑，也毫不在意，只是一笑置之。

郑自认为对中共问题素有研究。戴笠在世的时候，也常常叫毛人凤就一些关于中共的问题向郑请教。我记得有一次郑到军统主持纪念周以后，正在休息，重庆邮电检查所长刘之盘把查扣到的一批报刊送给他看。他除拣出其中一两份外，指出一份对刘说：“这种东西粗看像是共产党的，其实是我们的同行搞出来的，不过搞得还不错，连我们的同志都信以为真，一般人就更不容易分辨出来了。”接着他便对邮检方面的工作做了一番指示，教他们如何注意研究问题，不要粗枝大叶，并说，对付共产党是多方面的，我们有些单位是专门假借共产党的名义来进行反共宣传活动的，如果把这类东西也扣下来，无形中就替共产党做了工作。

蒋介石派郑介民担任军调处执行部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后，郑跑到军统局找毛人凤商量了很久，接着又把人事处、军事情报处、党政情报处的负责人找去商谈了一阵，最后又把我找去，叫我在交通运输等方面注意协助他工作。他和毛人凤商谈的具体情况我不了解，以后只知道他要求军统调派人员时，要选军校出身的，担任过公开军职的，要尽量避免特务身份，同时又希望军统不断提供有关的情报给他。

郑介民派到各地担任执行小组工作的人，都是经他自己决定的。曾任陆军大学调查组组长的邹陆夫和军统军事情报处副处长的胡屏翰派给他时，开始他认为不大妥当，以后由于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他才勉强同意调他们去。郑去北平不久，却把军统中共科科长郭子明调到北平当了他的顾问。

他在北平工作时，对司徒雷登特别表示亲热，尤其与司徒雷登的亲信秘书傅泾波拉得很紧，经常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有一天，郑突然下一张手令，叫人事处立即委派原在重庆稽查处涪陵稽查所当少校所长的胥XX担任北宁铁路警务处副处长。大家对此都感到奇怪，因为像这样一下把一个少校超升到上校，在他平日还从来没有过。后来一打听，原来胥XX是傅泾波的妹夫，傅向他提出之后，他立刻给以超级重用。

毛人凤在军统内的资历，既比不上戴笠的十人团诸元老，也比不上他的副主任秘书张严佛。西安事变以前，他还没有参加军统，只是在陕西省某县县政府当秘书。以后由他的弟弟毛万里把他介绍给戴笠，他先在汉口禁烟督察处密查组工作，“八一三”上海抗战时调到苏浙行动委员会当秘书。特务处扩大为军统局后，他才到军统局当秘书。由于和戴笠是小同乡，平日工作非常肯卖力气，他最大长处是能保密，加上态度温和，作事勤勤恳恳，因而逐渐地一步步得到戴笠的信任，成为戴的左右手。到了抗战末期，戴笠对他的信任已超过了郑介民、唐纵和潘其武，每次外出，整个军统工作几乎全部交给他。一九四四年以后，蒋介石也看中了毛人凤，戴笠出门时，便经常找他去询问情况，他对答如流。

可是等到戴笠一死，毛当了保密局副局长后，他的态度跟着就变了。他经常板着面孔指责部下，并且敢于和郑介民、唐纵在蒋介石面前去争宠。

毛人凤考虑问题非常用心思，别人向他请示重大问题时，他从不轻易马上作出答复。他在工作作风上处处学戴笠，而且想超过戴笠。在他担任保密局长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比戴笠过去杀的人还要多。他对军统内部防范也很严密，生怕别人不听他指挥，特别对外勤各省站站长不放心，和戴笠一样，他把一批江山县籍的译电员派到各省站去工作，暗中监视外勤单位的负责人。

毛人凤在杀人方面，不但秉承蒋介石旨意以多杀为上，更主张斩草除根，连革命人士的孩子都要杀。在重庆进行大屠杀时别人问他，小孩怎样办，他回答：“当然一起杀。难道还留下来等他们长大来报仇不成！”实际上蒋介石指示他杀杨虎城时，并没有指出连小孩一起杀。毛人凤对革命人士如此，对保密局内部也是用杀来对付的。解放前，只要发现特务们有一点投向人民的表现，被抓住了，便立刻杀掉。我知道的原任军统南京站长的周镐，曾任重庆稽查处外事组长的吴润荪，在长沙随程颂云先生起义的刘人爵，都是被他杀掉的。湖南和平解放后，一些大特务来不及逃出来，他就派人去进行暗杀。因此湖南警保处长兼长沙市长李肖白、长沙绥靖公署处长杨继荣、湖南站长黄康永等逃出大陆后，都不敢去台湾。云南和平解放时，我随同起义，他也派郑世勋从台湾到昆明准备暗杀我。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汤尧从台湾到云南，准备指挥李弥、余程万的残部攻打昆明时，毛人凤再三叮嘱汤尧，攻破昆明后，立即将我逮捕解送台湾。以后郑世勋。汤尧被俘与我在一起时，都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我。

唐纵为人一向谨慎小心。抗战前他在特务处当书记的时候，因戴笠出门去了，在他主持下逮捕了几个改组派的人，汪精卫向蒋介石提出来，他因此被撤职。后来他随酆悌去德国，在驻德大使馆里当副武官，回来后更加小心。凡是上峰交给他办的事，他总是想方设法去完成，并能绝对服从指挥。所以戴笠把他推荐到蒋介石身边去当参谋，几年间由中校晋升到侍从室第一处第六组少将组长，主管蒋介石集团中的情报工作。他认为，只要能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便不愁没有出路。他不想多得罪人，所以和政学系、CC派的人都能处得很好。

在郑、唐、毛三个人当中，唐贪污得最少，他搞钱是自己不出面，叫老婆来搞。他自奉比较俭朴，年轻时虽在南京和一个女记者打得火热，以后地位高起来，不敢再乱来，因此越来越得到蒋介石的重用。

真假保密局的丑把戏

一九四九年一月间，蒋介石准备“隐退”之前，把毛人凤找去，叫他立刻把保密局从南京撤出，局本部和文件先运台湾，在上海成立办事处继续领导各地工作。蒋的意思是，把保密局的整个组织保留下来，继续置于他的控制下，不能交给李宗仁；但为了应付一下代总统，另外拨出几十个人组成一个假保密局。蒋叫毛人凤向国防部辞去局长职务，让原副局长徐志道担任这个公开的保密局局长，另以曾任福建站站长的林超为副局长。因徐、林两人抗战期间都在五战区工作很久，与桂系一向有往来，可以用他们与李宗仁、白崇禧去周旋应付。毛人凤所掌握的这个真保密局，仍由蒋介石亲自指挥。

交给李宗仁的假保密局，除正副局长外，还派涂寿眉为主任秘书，下设业务、总务两处。业务处由毛人凤指定第二处副处长黄逸公任处长，总务处长则由徐志道找他的亲戚钮殿臣担任，总共只有内勤人员九十二人，没有一个外勤人员和组织。它既不向李宗仁提供情报，也不接受代总统交办的工作。它实际上只是一个空架子，秘密任务它不执行，原来掌握的公开机构早已得到命令，不能接受它的指挥。它除了出面领领经费和向国防部接头代毛人凤领导的保密局办理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外，便没有别的事可做。

但徐志道野心很大，担任这个公开的保密局长之后，便一心想把毛人凤挤掉而由他来全部负责。当国防部逃到广州时，他和毛人凤翻了脸。保密局的印信他掌握了，他领到经费后便不给毛人凤，并且自己准备成立外勤组织，以便弄假成真地干起来。当他派人在十万大山收编地方土霸武装和在广州布置情报小组的时候，毛人凤便指使派去的业务处长黄逸公不听徐的一套，要黄去拆徐的台。不料黄逸公和徐一条心，也感到自己这个业务处长无业务可办，想趁此机会显露一下，便不照毛的指示办事，反而真心诚意去帮助徐。毛人凤投诉蒋介石，想免去徐志道另行找人，蒋介石没有同意。

毛在一九四九年三月间在重庆开会时，派兵工署稽查处长廖宗泽飞往广州劝徐，叫他不要违背蒋介石把保密局分成两个的指示精神和用意，并示以利害。徐也考虑到不容易一下子达到自己的目的，才勉强同意把领的经费分一分，只是希望自己能多得一点特别费。等到国防部迁到重庆时，徐志道也带着这个假保密局跟到了重庆。在这个时期，国防部一再裁遣人员，到十一月份，假保密局逃到成都时，就只剩下局长、处长等几个人了。这时黄逸公请求到台湾，仍回保密局去当他的二处副处长。毛人凤恨他过去不听话，坚决予以拒绝，叫他留在大陆工作。以后黄又逃到西昌，再没有路可逃了，毛人凤仍然不准他到台湾去。

成都解放后，这个一度被特务们称之为徐记的保密局，随之宣告完蛋。等到李宗仁出国，蒋介石恢复大总统名义后，毛记保密局就跟着在台湾正式出现了。

我所知道的郑介民

军统特务内部三大巨头之一的郑介民，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和对戴笠是不相上下的，但在使用方面却和对戴笠略有不同。蒋介石除了长时期叫他协助戴笠主持军统特务工作外，同时还叫他进行公开活动和一些国际联络的工作，因此他常说他不是搞偷偷摸摸的勾当的。

郑介民在蒋介石集团中，一向被反动派誉为什么“有政治头脑”与“科学训练”的“军事谋略家”和“军事理论家”，实际上他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特务头子。

他是海南岛人，却长得和体格魁梧的北方人一样，黝黑的面孔上整天带着笑容。他经常爱穿挂满勋标的笔挺军服，神气十足，乍一看去，俨然是一员正式军官。

郑介民一向以所谓“老成持重”与“博学多才”和“肯钻研问题”著称。他与人谈起话来，总爱滔滔不绝，不时还夹杂着一些幽默轻松的语句，使人不易摸清他的真心实意。我是他十多年的老部下，长期和他有所接触，但对他的情况还是了解得很有限，所以要求全面深入记述他，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家庭出身和早年生活

郑介民于一八九七年农历八月十五日生在广东省海南岛文昌县下水村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里，兄弟四人，他居长。

郑介民原名庭炳，别号耀全，他投考黄埔时改名介民，在军统当特务后用的化名是杰夫。

一九三零年前后，郑介民在武汉搞特务活动时，与汉口女子柯淑芬结婚，先后生了八个子女。柯是一个非常泼辣的女人，郑很怕他。

郑幼年因父亲早死，兄弟又多，家无恒产，只勉强读完旧制小学，十多岁的时候即随同同乡去马来亚吉隆坡谋生。他最初在一个橡胶园里当徒工，收入很微，只够个人糊口。由于当时在南洋做苦工的华侨没有几个人读过书，而他能写能算，不久便在一个养鱼场当了记账的，每月收入稍多，能经常接济家里一点钱。他在这个养鱼场工作了好几年，最初还安心，因比当苦工好一点，稍久便不满意起来，常感寄人篱下没有出息，自己又没有本钱做生意赚钱，便想另谋出路。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黄埔创办陆军军官学校的消息传到南洋以后，郑便决心回国从戎，邀约同乡黄珍吾一同回到广州，准备投考黄埔一期。结果黄珍吾被录取，而他却没有考上。这时，他苦闷异常，感到进退两难，想再回南洋，又怕被人取笑，住下去生活又无法维持，后来得到同乡邢森洲的帮助，暂时住在刑家。他等了一个多月，找不到工作，便投入警卫旅旅长吴铁城所办的军士队当学兵，并积极补习功课，准备继续投考黄埔。

当黄埔二期招生时，他又去投考，这次总算被取录了。他高兴异常，从此决心发愤读书，勤学苦练。据说他在黄埔时，一有空就看书，很少出去玩。后来他常对人说：“一个人没有机会读书，是一件很不幸的事。”他尝过第一次投考黄埔没有被取录的苦头，使他终生都没有忘记，以后不管怎样忙，都保持经常阅读的习惯。

郑回国后，常以“华侨工人阶级”自居。他在黄埔军校的时候，经黄珍吾介绍，加入了“孙文主义学会”。他对这个组织极感兴趣，并且介绍邢森洲也参加了。当时他们利用邢对外担任联络工作。据说，邢为非黄埔学生加入该会的第一人。郑和黄珍吾、周复等十人为一小组，以研究三民主义、团结革命力量为名，联合贺衷寒、潘佑强、杨引之等，同革命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对抗，进行反马克思主义和反共的活动。

郑于黄埔二期毕业后，即投考苏联在莫斯科举办的纪念孙中山的中国劳动大学（简称中山大学），与康泽、李宗义等为同期同学。他在中山大学时，对该校的几门主要课程，如中国革命史、俄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法等最感兴趣，花过不少时间去细心钻研。但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追求革命真理，而是为了以后升官发财做反革命的政治资本。

郑介民只读过小学，但在莫斯科学习的时候却动笔开始写《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一书，内容只是重复了一些反动头子们的陈辞滥调，说什么中国没有阶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的问题是民族问题，等等。以后连他自己也认为这本书写得太拙劣，不愿再提它。不过这本书据说在当时还是得到过蒋介石和一些反动头子的赏识，从思想和言论上对蒋介石“四一二”清党反共起到一些拥护和帮凶的作用。

一九二七年八月间，郑由苏联毕业回国，使他感到非常失望和伤心的是正赶上蒋介石下野去到日本。他找不到主子，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内心惶惶不安，便只好去投靠贺衷寒。贺当时任中央军官学校第六期的总队长，便把他安置在总队部担任政治教官。他便利用这一职务向学生鼓吹他的那一套反共的理论，深得潘佑强的称赞。不久，潘又推荐他去第四军政治部担任秘书。当时政治部主任为杜从戎。

一九二八年一月，蒋介石由日本回国，复任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总司令，郑便千方百计托人直接走蒋介石的门路。蒋在召见他的时候，他把在苏联留学的黄埔学生思想情况向蒋作了报告，并表示他是坚决反共的。蒋介石很欣赏他这一套，将他留在身边当侍从副官。从此以后，郑便一直官运亨通，飞黄腾达。

初期的特务活动

郑介民当了蒋介石的侍从副官，实际上是替蒋做特务工作。当时主持这一工作的是王柏龄，直接领导郑的是蔡劲军。郑与蔡不仅是黄埔同期同学，且系海南岛同乡，两人之间关系很不错。郑最初在南京搞这一活动时，并没有什么特殊表现，只是在一些同学同乡方面搜集一点情报。但没有多久，在蒋介石和桂系军阀斗争中，他却大显身手，一鸣惊人，受到蒋介石的特殊信任，奠定了他以后搞特务的基础。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

一九二八年冬，张学良在东北“易帜”以后，蒋介石的天下表面上算是得到了“统一”，但新桂系的势力却从广西经武汉直到华北，分去了他不少的地盘。蒋介石对此很不甘心，时刻想把这个眼中钉拔去。

郑介民了解到蒋介石有解决桂系的决心，便自告奋勇，请求去武汉活动。他认为最有把握的事，是他与李宗仁的兄弟李宗义在苏联中山大学同学时两人私交很深，李早就要郑去替桂系工作，郑可以通过这一关系打入桂系内部活动。王柏龄认为他这一关系很可利用，便正式向蒋介石提出。蒋马上找他去，面授机宜，命他立刻动身去武汉。

郑介民的这次活动，他一直认为是件得意的杰作，以后经常向人夸耀，所以我了解也比较具体。

郑介民假装失业，从南京悄悄跑到武汉，故意找一家很小的客栈住下来，装出一副非常穷困潦倒的样子。当他把武汉的情况看了看以后，便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去找李宗义。当时第四集团军总部里，一般人称李宗仁为“老总”，称李宗义为“二总”。“二总”在总部内受到各方面的尊重，谁也不会注意他会把一个特务引进来。

郑介民见了李宗义之后，说自己失业很久，连生活都无法维持，此次是专程前来投效，希望得到收容。他说得非常诚恳，加上李宗义根本不了解他的情况，便信以为真，马上答应为他设法。

隔了一天，李宗义去客栈探望郑，看到他那副穷困样子，便毫不怀疑，立刻要他搬到总部与他同住一室。李还给他做了衣服，经常陪他出去玩。这时在总部工作的一些高级官员看到“二总”和郑的关系这样好，都乐于和他接近，他便利用种种机会拉拢总部机要人员，首先把李宗仁和各部队及各方面联络的密电码本盗出拍成照片，又陆续把李部兵力驻地、人数、装备、主官姓名等表册抄出来，秘密送给蒋介石，使蒋掌握到第四集团军的全部情况和各种活动。

在此同时，郑又在桂系将领中进行挑拨离间。先是，李宗仁到武汉后，为了拉拢湖北人，曾提出过“鄂人治鄂”的口号，因而桂系中的鄂籍将领如胡宗铎和陶钧便红极一时，以致引起一些桂籍将领如夏威、李明瑞、杨腾辉、黄权等的不满。郑便借机扩大他们之间的矛盾，经常散布“当权发财的是湖北人，打仗拼命却要广西人”等一类话去挑拨离间。

桂军将领中闹不和的情况，郑介民随时向蒋介石报告。蒋便派人对这些人进行收买拉拢和分化瓦解工作。这方面的工作郑做得很少，因为怕一旦暴露，不容易再找到一个这样的人打入内部去活动。当时一些人对蒋介石的特务活动都缺乏警惕，郑表面上又装得那么老老实实，见了李宗仁总是开口“德公”，闭口“德公”，连李宗仁也从来没有怀疑过他。

蒋介石的阴谋逐渐完成的时候，李宗仁还没有察觉到他的基本力量已在内部发生变化。到一九二九年，他还想扩大势力，把桂系势力由广西到华中、华北联成一片。白崇禧在北平纵谈天下大事时，也常说：“自古以来统一中国只有自北而南才能成功。”言外之意，大有随时准备自北而南进军的打算。蒋介石却不动声色，暗中作好各种准备，只等机会下手。

李宗仁决心进取湖南，企图扶植倾向桂系的何键代替亲蒋的鲁涤平为湖南省主席，不经过中央政治会议的批准，擅自以武汉政治分会名义越权免去鲁的湖南省主席职务。此时，何键暗中向蒋介石输诚，使蒋更为高兴，认为时机已到，便扣压李济深于南京汤山，借口李宗仁不服从中央而免去李的职务。李宗仁、白崇禧通电反蒋，蒋以师出有名，于一九二九年四月间发动战争。

这时，被蒋介石早已收买的桂军李明瑞、杨腾辉、黄权等旅，一枪不发，率部退往平汉路花园一带。胡宗铎、陶钧等陷于孤立，无法支持，率部退往沙市、宜昌一带。因此，桂系盘踞在湖北的十多万人便一下子土崩瓦解，蒋介石毫不费力夺取了武汉。当时正在上海医治眼疾的李宗仁完全没有料到会失败得这么快，闻讯急忙从上海逃往香港。

桂系问题迅速解决后，郑介民便回南京见蒋介石复命。蒋介石在接见郑介民的时候，紧握着郑的手连声称赞他的工作做得好。郑又趁机当场把蒋给他的活动特别费剩下的一本存折交还，更加受到蒋的称赞。

蒋介石对一些叛桂来投的将领仍旧很不放心，便派郑介民去做这方面的工作，发表他担任李明瑞的十五师政治部主任，命其随部队去广西。当俞作柏任广西省政府主席时，蒋又派郑为广西省政府委员，仍兼十五师政治部主任，驻在南宁。他的任务是监督俞作柏和回广西的桂系部队。

不久，蒋以五十七师杨腾辉部驻防柳州，郑在南宁无法兼顾，又将郑所兼十五师政治部主任免去，改令其兼五十七师政治部主任。郑这时便经常来往于南宁、柳州之间。他一面在广西省政府内暗中布置爪牙，一面利用政治部派在部队内的政工人员为他搞特务活动。

当时与郑一同派到广西为蒋介石搞特务工作的还有不少人，而与郑经常有联系的是梧州海关监督饶毓琛，专门控制广西的财政收入。当时梧州海关监督是广西第一肥缺。这个关的收入为广西主要财源，被蒋介石派人掌握以后，广西部队回到这个地瘠民贫的地方，军政费用便都得仰蒋的鼻息。俞作柏的困难一天天增加，弄得一筹莫展。郑介民和饶毓琛两人伙同一气，暗中进行对俞部下收买拉拢，又重演在武汉的故伎。这时，俞虽然知道他们是在捣他的鬼，但由于是蒋介石派去的，表面上还得客气三分。郑虽然是个空头的省府委员，却对省府各项措施都要过问，并把一切情况随时向蒋介石报告。

一九二九年秋天，汪精卫、陈公博等联合阎锡山、冯玉祥、唐生智及张发奎等酝酿反蒋的时候，派人去游说俞作柏和他的部下将领。俞等均感到与其受蒋压制困死在广西，不如起而反蒋，“向外面打”，另谋出路。郑介民在南宁听到一些风声，一面急电向蒋报告，一面连夜赶赴柳州，企图掌握和分化杨腾辉部。

同年十月初，俞作柏在南宁宣布就任讨蒋军总司令职，以响应在宜昌通电反蒋的张发奎时，郑介民还在柳州活动，他不敢再回南宁，便连夜从柳州化装只身逃往广州。

俞作柏发动反蒋后，各方面的反应并不如他的理想那么大。他部下中被郑、饶收买了的吕焕炎、黄权等部又起而反对；张云逸、李明瑞率部在右江树起红旗，还有一部分军队自行溃散。俞作柏弄得狼狈不堪，未待出兵，便已垮台。

同年十二月间，郑从广州经香港回到南京。这次他去见蒋介石的时候，便不像上次从武汉回去那样受到蒋的重视。蒋当面责备他，因为广西不但发生了反蒋运动，说明郑在控制分化广西部队方面没有多大成绩；特别使蒋痛恨的是有不少广西部队起义当了红军，这是他最头痛的事。

郑这次回来，蒋介石给他冷了一个时期，才派他到参谋本部去当了一个上校参谋。他整天无事可做，便专心阅读有关军事、政治、哲学等书，郑以后经常对人说，他在这一段时间内很看了一些东西，对他有极大帮助。

蒋介石在这段时间内没有找过他，他也不敢去见蒋。但他在人前一直没有发过半句牢骚，却常向人表示，认为自己在广西工作做得不好，辜负了蒋的期望，不能为校长担忧分劳，用以自行谴责。这些话慢慢地传到蒋介石的耳中，因此蒋对他又慢慢重用起来。

复兴社特务处时期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蒋介石在南京召集黄埔学生讲话，宣布成立复兴社，郑介民立即请求参加，并被选为该社干事会干事。郑在这个法西斯集团中，一直担任着重要的角色。一九三六年刘健群任书记时，因赴北平工作，蒋介石指派郑介民代理书记，直到同年冬康泽接任书记为止。

一九三二年三月，蒋介石召集复兴社高干们开会，决定成立特务处。会前，蒋先找康泽和桂永清谈话，征询他们的意见。蒋想要康任处长，康当时表示不相宜，蒋不作声，也未再问桂。等到开会的时候，蒋提出复兴社应当成立一个特务处，准备以戴笠为处长、郑介民为副处长，征询在场的人有什么意见。大家一听，人选已由他提出，只好表示同意。郑当时默不作声，不敢表示不愿意，而心里却很不痛快。因为他了解戴笠的为人，知道这个人不容易共事，也有点不甘心居于这个六期同学之下。

特务处成立前夕，戴笠和郑介民两人出面在南京大宴宾客时，前者兴高采烈，后者却表现得很勉强。在确定特务处的组织人事时，戴虽然请郑介绍些亲友参加，但他推说没有适宜的人，完全由戴笠把他的“十人团”作为基干。以后郑才介绍了邢森洲、王昌裕、郑公弼等小同乡和侄子到特务处工作。

郑任特务处副处长后，参谋本部的职务并没有取消。开始他很少去特务处办公，并想摆脱这个工作，另谋出路。戴每次离开南京请他主持特务处工作时，他对人事、经济和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都不愿处理，往往要蒋介石派在该处任书记的唐纵决定，极力避免在这些方面和戴笠发生摩擦。他曾两次请康泽向蒋介石保他干别的工作。康曾经保举他担任中央军校西北训练班主任，以后还保他担任过政治部第二厅厅长，但蒋介石都没有批准，还告诉康，说此人做事无魄力，让他留在特务处，以后不要再保荐他。

蒋介石对特务处的工作异常重视。他知道郑不安心，曾找他去谈过话，叫他好好帮助戴笠把这项工作做好。郑知道蒋不会调动他，便只好和戴笠相处下去，戴也很了解他的心理，所以对他表面上很客气。

郑为人谨慎而又爱说话。在一件工作没有做好以前他是不随便向人谈出来的，可是一旦做出了成绩，他又爱向人夸耀。他在这个时期内，最得意的事有这样几件：

“一二八”以后，十九路军开赴福建时，蒋介石指示特务处要多派人打入这个部队去充当中下级军官。其中除了少数是通过特务处组织进行有计划的布置外，大多数是由于他个人关系派遣去的。这些人平日与特务处没有什么关系，仅和他个人保持联系，身份不易暴露，活动更为方便，后来起的作用也更大。如他派去的海南岛文昌县的小同乡云大沂，策动七十八师师长云应霖投效蒋介石。云大沂还提供很多情报，当时特务处福建省站所得到的有关十九路军的情报，往往不及他所了解的多。

十九路军在福建反蒋时，郑介民正在北平，戴急电把他找回南京。蒋介石原想要郑去福建主持瓦解十九路军的活动，但他顾虑很多，迟疑不决。他认为认识他的广东人不少，几年间，通过他的关系打入十九路军去工作的人还有些去后一直没有和他联系，态度不明，怕被这些人认出后出卖他。戴笠知道他胆小，不好勉强他去，便要他把一些可靠的关系交出来，由戴笠自己带了几个人潜往鼓浪屿坐镇指挥。

通过郑所派遣打入十九路军的特务和福建省站的特务活动，戴笠不仅掌握了福建全部情况随时向蒋介石报告，甚至连十九路军总部与所属部队及对外联络的密电本都全被特务盗取出来，弄得总司令部竟在事变发动后无法向部队下达命令。部队发回的电报也无法翻译出来，彼此均失去联络。

“福建事变”很快结束，戴笠回到南京后，虽然最初对郑介民不肯前往有些不满，可是事情出乎意外顺利地得到解决，又庆幸自己大功独得，反过来对郑表示好感。由于郑介民事前所布置的广东同乡和海南岛小同乡从中所起的破坏作用收效很大，戴笠曾当着许多特务面前称赞郑有“制敌机先”之明。蒋介石听到戴笠的报告后，也很称赞了郑一番。

一九三三年春天，华北局势非常紧张，何应钦感到穷于应付，蒋介石叫戴笠派重要特务去主持华北方面的工作。戴便向蒋提出派郑去兼任华北区区长，对外活动则以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上校参谋名义作为掩护，将特务处在华北地区的工作重新作了一番调整部署。

古北口战事刚发生的时候，蒋介石生怕日军大举进攻，急于要了解随时发生的情况。当时华北区掌握这方面的材料很少，古北口一带又没有派遣特务组织，蒋介石骂戴笠不懂得工作的轻重缓急。戴便急电郑请他亲自去布置并了解一下情况，临时才成立了一个小组带了一部电台，随他一同赶到古北口。郑在那里只住了两三天，把那个小组和电台留下，自己赶忙回到北平。以后他一直向不了解情况的人吹嘘，他曾经参加过“古北口的抗日战役”，实际上便是这么一回事。

郑介民在华北区长任内最得意之作，是一九三三年五月七日派人在北平六国饭店打死张敬尧。这是由他亲自出马，化装成为由南洋回国的华侨资本家进行侦察活动，等到把张的情况弄清楚以后，便派华北区行动组组长白世维带领行动员黄泗钦等将张击毙。

郑介民自主持刺杀张敬尧后，即回到南京，再也不愿去北平，害怕张的旧部和日本特务对他进行报复。一九三三年秋天，戴笠改派王天木为华北区区长，郑连办理移交手续都不敢去，好在他是以副处长身份兼任区长，也没有人难为他。

一九三四年春，蒋介石为了要效法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决心挑选一批人去学习。郑介民也被选中了。当年夏天，郑介民和潘佑强、杜心如、滕杰等一行七人，以军事考察团名义前往欧洲考察，实际上主要是去德意两国。蒋介石给他们的任务，一是学习法西斯统治人民和反共防共的一套办法，一是发展复兴社在欧洲的组织。他们先后到过德、意、英、法、奥、瑞士等国，在德、意的时间较长。他们对这两个独裁统治集团各方面都作了研究。郑对学习他们的特务工作方面的组织活动等花的时间最多，搜集了不少材料，由戴笠整理后送给蒋介石。戴参照他这个报告，对他领导的特务处作了不少的调整。

最初戴对特务处的工作究竟应当怎样做，提不出一套完整的办法。郑这次考察，对他有很大的帮助。当时特务处和改组为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及以后的军统局所搞的那些活动，不少是通过郑的这次考察和唐纵在德国任国民政府驻德大使馆副武官时所学到的一套搞起来的。像通过特务组织去控制交通和通讯，监督无线电台和收音机及干扰广播，派特务渗入机关、工厂、学校，加强警察机构等等的措施，以后在反共反人民方面都起过作用。

他们在欧洲时，每到一地总要召集留学生开会，宣传复兴社的组织和作用，告诉他们这个社是蒋介石自兼社长，叫所有的留学生都要参加这个组织。郑向留学生讲话时很干脆，常常毫不避讳地说，蒋介石决心不再依靠国民党，所以组织复兴社来代替。他为蒋介石大肆吹嘘，说蒋如何有决心把中国治理得富强康乐，而国民党已经老大腐朽，没有朝气，只有靠复兴社来复兴中国。据郑自己说，他的这些话常常受到留学生们的欢迎。因为这些人对国民党中一些老朽昏庸的权贵们早有不满，平时敢怒而不敢言，郑的这些话正投他们之所好。

郑等在德国时，曾多次请求晋谒希特勒致敬，经过几番周折，等了好些时候，才被允许接见他们。希魔看到这些不远万里而来向他致敬的徒子徒孙时，态度非常傲慢，但他们却以能见到“元首”一面而感到心满意足，均认为不虚此行。

他们在意大利时，据说墨索里尼在接见他们时态度比希特勒要好得多，对他们曾加以勉励。他们便感到受宠若惊，高兴异常，回国以后，郑介民常以曾见到过这两个“法西斯老祖宗”而认为无上光荣。不过也有人说，他们在德国时请求晋见希特勒，没有得到允许，回来后为了面子关系吹牛皮。

一九三五年春夏间，郑等由欧洲回来后，蒋介石曾抽出不少时间听取他们的口头报告，并看了他们长篇大论的文字报告，兴趣异常浓厚。戴笠也不断找郑问长问短，请他到特务处作报告，他立刻成了最受欢迎的忙人。

郑回国不久，便被蒋介石提升一级，任命为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五处少将处长。

一九三三年特务处与陈立夫所领导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合并，戴笠任处长，郑仍兼任副处长。当时陈立夫对戴笠限制很严，处处不给他方便。二处的特务对外活动遇到很多困难，甚至连军委会的证章都不肯多发给他。戴笠便要郑介民向参谋本部要了许多证章和差假证，当时许多特务对外活动统统都是用参谋本部第五处名义。

从一九三六年春天开始，戴笠不断接到情报，说胡汉民在广州召集两广军政头子密商反蒋问题。蒋介石曾几次电促胡汉民到南京来，均无结果，便命令戴笠加强华南地区的特务活动。戴把在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的广东籍特务分子大量抽调前往。

不久，日本第三舰队司令及川访问广州，特务们得到情报说陈济棠接受了日本人的支持，准备与广西联合向南京进军推翻蒋介石政权。蒋便加派郑介民前往香港，指挥华南区进行暗杀陈济棠的活动并分化收买广东部队，郑于三四月间即由南京经上海秘密去香港。

当时特务处华南区区长邢森洲，原是郑所保荐的人。邢森洲在南洋混了不少时间，在华侨中小有声望，他的人事关系很不错，但对搞暗杀和分化等却远不如郑有经验。

郑去香港后，一面积极布置暗杀陈济棠的工作，一面多方设法收买陈的部下叛陈投蒋。郑派到广州的一个暗杀小组，曾在广州市通往郊区梅花村陈济棠的寓所途中租好房屋，准备利用陈每日往来时进行狙击，结果被陈的特务发觉，将郑派去的几个特务捉了去。这更使陈坚定了反蒋的决心。蒋介石和戴笠对此均大为恼怒，曾函电交责，令郑迅速重新布置，必欲杀陈而甘心。

六月初，陈济棠借口蒋介石不抗日而通电反蒋，自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除一面派大军镇压外，一面加派特务暗中加紧收买陈济棠部下。郑介民和邢森洲在这次事变中最得意的杰作是收买两广空军。当时两广空军中不少是华侨，邢和这些人当中不少人有关系。郑先以十二万港币收买了陈部航空部队飞行员陈振兴等以后，又以四十万港币收买了航空队长黄光锐。他们还收买了广西空军，并策动师长李汉魂、李振良等将级和校级军官四十余人叛陈投蒋。

七月初，各项布置就绪，黄光锐等分别率领飞机连同全部空勤人员飞向南京。广西空军也在同一天逃走，一同到达南京。黄光锐并发表通电，历数陈济棠在广东多年来搜刮民财、勾结日寇的罪行。

蒋介石和戴笠自得到郑的密电，知道他在进行收买两广空军的活动，曾拨出数以百万的港币令其积极进行，日夜盼望早日成功。当这些飞机到达南京后，蒋、戴十分高兴，连电嘉奖，嘱其继续加速进行瓦解陈部的活动。

陈济棠等反蒋通电发出后，仅仅一个月左右便弄得众叛亲离，不得不通电下野。这次事变很快结束，郑在其中起了不小的作用。当他很高兴地准备回南京报功请奖时，戴笠又叫他到广州布置保护蒋介石的工作。

八月间，蒋介石飞到广州。郑这次去见蒋，自然又得到一番奖励。蒋离开广州后，他才回到南京，戴笠又为他举行一次庆功大宴会，并给他请到一笔巨额奖金。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后，郑介民被调为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三处处长，主管对日作战的情报工作。

抗战期间的活动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在表面上虽然接受了中共所提出的一致联合起来抗日的主张，而暗地里却更加积极地进行反共防共的阴谋活动。当国民党政府从南京逃到武汉后，在珞迦山举行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便提出要增加一个庞大的特务机关，把原来由陈立夫领导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交与戴笠，另在中央党部内设立一个同样的调查统计局，以加强他反共反人民的特务力量。

蒋当时虽有意提拔戴笠，但苦于他的资历不够，只好指定他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组为局长，以戴为副局长负实际责任。但对郑介民的安排却成了问题，蒋不让郑离开这个特务组织，又不便设两个副局长，最后才决定叫郑兼任军统局的主任秘书，协助戴笠工作。郑对这个名义很不痛快，开始很不愿去办公，老是推说事忙抽不出时间，这个主任秘书便成了一个有名无人的空位。戴也了解郑的心理，不好勉强他去，而内部工作却还得有人领导，便在军统局中仍保留书记长这个职位，主持内勤业务。唐纵、张严佛、周伟龙、吴赓恕四人先后担任过书记长。

当时军统特务之中，不要说外勤特务不知道这个主任秘书，连内勤也有些人不知道书记长之上还有这样的领导人。戴笠感到这样下去有问题，不但郑可以借口不去军统工作，特别是怕蒋介石查问起来无话交代，才于一九四零年将书记长名义取消，改为代理主任秘书，由戴的亲信小同乡毛人凤来担任这一职务。一直到一九四六年三月间戴笠死去前，郑的这个主任秘书都是由毛代理。到一九四二年前后，中美所工作正在开展，毛人凤忙不过来，又增加了一个副主任秘书，由张严佛担任，直到抗战胜利。

郑介民对军统局这个主任秘书的本职虽不大感兴趣，而他的老婆却生怕丢掉了这个位置。因为军统局钱多、东西多，可以源源供应；不但郑所乘的汽车、汽油由军统局供给，家里用的副官、男女佣人、厨师等都是军统局支薪，连家里的许多开支和应酬请客等费用都由军统局包下来。军统控制的公开机关如缉私署、货运局、交通检查处等走私和缉私得来的东西，对军统大特务“进贡”时，总有郑介民的一份。为了这些，郑的老婆去军统局局本部的次数，却比郑还多。每当戴笠离开重庆；毛人凤要找郑去军统主持纪念周时，郑常推说事忙抽不出时间。毛人凤以后找到一个窍门，只要打电话到他家里告诉他的老婆一声，第二天郑一定准时到达，从不误事。

抗战开始不久，蒋介石曾请求英国帮助成立一个突击部队。郑得到这一消息，对此很感兴趣，便托人向蒋去要求，希望派他去担任这项任务。蒋认为郑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不适宜搞这种工作，另派李默庵去筹备成立英械装备的突击部队，郑又一次感到很大失望。

当参谋本部改组为军令部之后，郑却意外地被蒋介石提升为该部第二厅中将副厅长。这样虽使他安下心来，却仍不忘情于带兵的工作。一九三九年陆军大学设立将官班，专门调训国民党中高级军官时，他便请求带职去受训。当时有人问他，为什么还要去进陆大？他很高兴地说：“现在的军事机关和部队的幕僚长，规定都要陆大毕业生，如果自己不是，不但没有机会能带兵，也不懂业务，无法工作。而且由于和陆大学生不是同学关系，也不易驾驭，所以非去不可。”

郑介民于一九三九年九月前后进陆大将官班，一九四〇年四月毕业。当时陆大还设在贵州遵义，有些调训的高级军官带职学习，连画地图都要参谋代办，本人则经常跑到重庆、贵阳去玩乐。即令在遵义，他们也是花天酒地，有时通宵达旦的赌博，上课听讲只是敷衍了事，反正是去混一个学历。郑介民在这段时间内却与众不同，他非常认真地学习，有空还从事写作。他偶尔回重庆几天，也是到军统局和第二厅去要一些资料，作为他写作参考之用。他老婆经常写信骂他，说别人常常回来，他却不想家，还疑心他在遵义玩什么花样，曾两次偷偷地跑到遵义，看到他的确是在埋头学习和写作才放了心。

郑一面悔恨自己没有带兵打过仗，“武”的气味还差一些，一面又醉心于想当一个“儒将”。当时反动派中许多将领，都有“武人惟恐不能文”的思想，他便是具有这种思想的一个典型人物。几年间，他从军统局与第二厅档案中搜集了不少材料，先后编写了《军事情报学》、《谍报勤务教范草案》、《游击战术之研究》等几本书。国民政府对他这种肯钻研和写作精神，曾予以明令表扬，并授给他一枚“积学勋章”。他对这枚勋章极为重视，认为是最难得的“荣誉”，经常爱把它拿出向人炫耀，以显示他是个“文武双全’的“儒将”。

郑任军令部第二厅副厅长期间，还在一九四零年下半年起，兼任了“中苏情报合作所”的副所长，所长由二厅厅长杨宣诚兼任。苏联方面也派了一个副所长，这是苏联帮助中国侦收对日情报工作的。该所设在重庆夫子池来龙巷庆德里一号，另在南岸黄山放牛坪茶亭子附近设有电讯侦测总台，由军统所派的特务肖坚白任总台长。苏联派有一个副总台长和几十名技术人员，在南岸汪山建有两幢宿舍专供苏联人员住宿。该所结束后，该处改为军统汪山农场。

这个所虽是由军令部出面，实际是由军统主持与苏联进行合作，专门侦收和研究翻译日本陆空军无线电通讯密电码。苏联方面提供了一批供侦收用的电讯器材。名为合作，实际上是彼此都想把对方侦译日本密电码的技术学过来，而把自己懂得的一套又不要让对方学去。戴笠曾把留学苏联的中共叛徒谢力公、吴景中等人派去担任该所的科长（苏联方面派副科长），其他一些工作人员也大都是由戴笠选派去的军统特务。

戴笠一方面指使派在该所的电讯部门特务去偷学苏联人员在这项工作中的技术方法，同时还指示他们应多方设法去和苏联人员接近，想从中收买拉拢个别的苏方工作人员，妄想在苏联内部去布置情报工作。戴对谢力公抱有很大的希望。谢的俄语很流利，一向长于交际应酬，戴特别拨出在赣口街附近的一座小洋房交与谢，作为联络苏联人员之用。谢的举止很阔绰，一切交际费用都由军统支付，曾花了不少的钱，但却没有听说得到什么结果。当时郑介民的老婆为此常发牢骚，说郑兼任该所副所长，却远不如该所的科长阔气。

郑在兼任副所长期间，平日也很少过问该所的工作，一直交由军统去搞。有人偶尔问到他这个所的情况时，他总是神秘地说：“这是秘密，暂时还不宜公开，将来等到对日作战取得最后胜利，一定会有惊人的成绩在报上公布的。”实际上他有许多问题也弄不大清楚，除了邀请苏联人员赴宴时他去参加一下，他连设在南岸的侦测总台都没有去看过一次。谢力公有事也是直接找戴笠请示，有些事告诉他一声，有些连事后都不和他谈，他也从来不去追问。

与帝国主义的勾结

一九四零年夏天，蒋介石叫戴笠加强军统在南洋各地的特务活动，戴因郑对南洋情况较熟悉，要他赴南洋一带视察，开展军统在海外组织的工作。他认为这些地方都是英国的殖民地范围，必须与英帝密切联络，以免引起英帝的不满。他去视察时，英帝方面特派两名特务随他一同前往。

同年秋，通过郑与英帝接洽，决定成立一个“中英情报合作所”，英国派特务安德逊到重庆正式商谈中英情报合作问题。蒋介石决定交与军统负责与英帝合作，戴笠即推荐军统特务武装部队头子、军委会别动军司令周伟龙兼任该所主任，安德逊任副主任。

中英情报合作所成立时，戴笠在军统局举行纪念周上特别称赞郑“为军统发展国际情报工作作出新的贡献”。

这个所设在重庆小龙坎红糟坊周家湾别动军司令部旁边。合作内容主要是由军统向英方提供有关日帝陆海空军在中国沿海及大陆活动的情报，其中着重于日本空军的情报。军统曾应英方要求，派了一个特别工作小组，先后在香港、印度（日寇占港前去印度的）工作，专门侦测日空军的活动和研译日空军密电。当时这个工作组很受英方重视，并多次想派人学习军统侦译日空军密电的技术，军统始终不肯把这部门所取得的经验向英方提供。

一九四二年前后，戴又要郑以军令部二厅名义派军统特务李汉元、吴文字等十余人去缅甸工作，还由英方派遣几名特务随同前往。

郑最得意的一件事，是一九四二年一月间，他对盟军在新加坡的作战方案提出自己的意见，后来事实证明是正确的。当罗斯福和邱吉尔决定要保卫住盟军在远东的军事基地新加坡时，西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英国上将魏菲尔在新加坡召开同盟国军事会议，商讨保卫新加坡的计划，蒋介石除了派杜聿明等前往参加外，还派郑介民前往担任有关情况方面的联络。郑去了之后，不但没有受到魏菲尔的重视，连当时新加坡英军总司令对他也很冷淡。他只是和魏菲尔总部的一些高级幕僚人员有所接触，并没有正式参加这次会议。一向非常骄傲的魏菲尔，在这次会议上坚决表示，只要缩短防线，集中兵力，确保新加坡是决无问题的。郑介民却向魏总部的幕僚人员提出了他的不同意见。他认为新加坡是绝对没法防守的，不如集中力量坚守印度尼西亚，使之成为西南太平洋盟军的反攻基地，坚守印尼比坚守新加坡要有把握。当时他的这些言论，完全没有受到魏菲尔的注意。

郑从新加坡回到重庆，又把这一意见向蒋介石提出，蒋对他的话相当信任，曾正式转达魏菲尔，也同样没有被采纳。

还不到半个月，日军便集结大量海陆空军猛攻新加坡。这个为英国经营多年、费资达六千万英镑建成的所谓远东第一巨港，加上有六万多名防守的英军，只有十多天时间，便于一九四二年二月被日军攻陷，魏菲尔仓皇率领总部人员逃往荷印爪哇。

这时，不仅蒋介石和在重庆听到过郑意见的人，认为郑果然“料事如神”，连魏菲尔在致电蒋介石的时候，也有悔不听郑言而遭此惨败的表示。蒋便再度派郑去爪哇与魏联络。这次魏菲尔的态度便与以前完全不同。据郑回来时说，连魏菲尔都亲自去机场迎接他。不过这次郑却没有看得准，当他刚从爪哇回到重庆，正预备再去的时候，日军又乘胜向印尼大举进攻。不出一个月，三月初爪哇也被日军占领。魏菲尔只身乘飞机逃往印度，防守印尼的几万英军和魏菲尔总部军官都成为日军的俘虏。

在一败再败以后，西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部也一度宣布解散，魏菲尔仍回原任驻印英军总司令。以后蒋介石还经常派郑去印度和魏菲尔联络。后来英国派蒙巴顿在锡兰任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时，郑也曾去锡兰和蒙巴顿联络。在协同对日作战中，郑曾提出过不少的意见。

蒋介石认为郑在和盟军打交道时还有一套办法，以后又指定他参加在重庆举行的中美联合参谋会议。当时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兼美军驻华总司令的魏德迈，对郑的印象也相当好。

郑对军事问题一向爱提出他的分析和判断，虽然有时估计错误，但偶尔也能说中几件。他最爱向人夸耀的另一件事，是盟军开辟第二战场的日期被他猜中了。一九四四年夏，郑和魏德迈总部的一些美军将领们谈话，大家预测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许多美军将领们谈的都不着边际，只有郑指出六月初很有可能。当时大家也只是认为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并没有人相信他的话。

隔了不久，盟军果然在六月六日那天从法国诺曼底登陆。消息传到重庆，许多听到过郑那次谈话的美国军官立刻想起他事前说的日期完全正确，见到他的时候都称赞他是神机妙算，居然能这么准确地计算出盟军登陆的日期。这时他便大卖其野人头，瞎吹一顿。魏德迈听到这些话以后，还当面称赞过他。原来，他这次猜中的根据，主要是从整个战局来看，认为第二战场的开辟不能再拖延，而且各项准备也已就绪，不会出今年。至于日期的确定，他是根据英伦海峡每年六月初天明前涨潮最大，在那几天登陆最适宜。他一面向人夸耀他学识渊博，一面也暗示他是消息灵通。

郑的这些预言虽然受到一些人的重视，使他沾沾自喜。但他的老婆却常常当着许多人的面揭他的底。每当他正津津有味地向人说这说那的时候，他老婆往往从旁插嘴叫别人不要信他乱吹。一次她说：“抗战开始，他认为香港最安全，把贵重物品和行李寄存在香港，可以保险，结果香港很快沦陷，东西全部丢光。”她越说越气，用手推他、捶他，要他把东西还来。他这时只是苦笑一下，还是继续向人讲下去。

中美合作所成立之初，原来听说除由戴笠兼任该所主任外，还准备发表他和美特头子梅乐斯一同为副主任。以后不知是什么原因，他这个兼副主任的职务一直没有发表。

郑在中美所虽然没有兼任职务，但他却非常热心于中美所的种种活动，并常与梅乐斯往来。中美所的第一、第二次签订合同时，他都参加。他在重庆期间，所有中美所举行集会和盛大宴会时，他和戴笠都是以“主人”身份来殷勤招待美帝特务。席间，他总是喜笑颜开，用些滑稽幽默的话来逗美特们开心。每当戴笠不在重庆时，有关中美所的问题都由他出面与梅乐斯商谈。许多美特都喜欢找他聊天，并当面称赞他是“一位很有风趣的人物”。

戴笠死后，梅乐斯从美国到南京吊唁，郑特意从北平赶到南京，一连和梅乐斯长谈了几次。他希望再度恢复美蒋特务合作，梅乐斯也表示在对付中国共产党方面愿意再尽一点力量。以后不知是什么原因，直到全国解放，美帝还没有把这一组织恢复，使他很失望。最后，美帝才同意在保密局内成立一个“中美办公室”，继续进行支援军统的反共活动。

郑对美帝“特使”马歇尔，恭维备至。马歇尔九上庐山，他几次参加迎送。有次马歇尔夫妇去找蒋介石，他跟在两乘大轿后面走了十来里路。那次他穿着整齐笔挺的军服，连外衣都为汗水湿透。他有支气管炎的老毛病，每到冬天发作得最厉害。那次他弄得上气不接下气，支气管炎大发，回到南京医了很久。他老婆埋怨他，他却认为这次当马帅的跟班，是有很大的政治意义的。

郑介民在和马歇尔的往来中，虽然极力为这个伪装的“和平使者”到处吹捧，但后来他认为马帮助蒋介石还不够积极而在背地里有些埋怨。有次他在保密局对几个处长级的大特务发牢骚，说许多事没有能够按预定的计划弄好，使国民党吃了许多亏。

郑介民和美帝文化特务头子司徒雷登虽然早就认识，但关系不深。一九三三年，郑在北平任特务处华北区区长的时候，用以掩护的职务是北平军分会的上校参谋。当时司徒任燕京大学校长，交结的都是国民党的达官显贵，对这个上校参谋并不看在眼中。郑虽然很想巴结，也没有巴结得上。

司徒雷登这个“中国通”被日本人囚禁了几年，于一九四六年继赫尔利担任美驻华大使。这时，郑的地位也和过去不同得多。彼此都感到需要拉拢一下，但又不便直接去找对方。当郑向保密局办公室主任黄天迈谈到这件事的时候，黄告诉他司徒雷登也早有意和郑谈谈。黄是燕大学生，曾任国民党政府驻巴黎总领事，抗战期间投入军统当特务后，当过军统局第一处副处长、海外区区长，主管海外情报。抗战胜利后，黄天迈在平津专搞国际情报工作，主要是和美帝驻平津人员进行联系。黄和司徒雷登的秘书傅泾波是燕大同学，两人私交甚好。当傅带黄去见这个老校长，谈到他在郑介民手下工作时，司徒雷登便在黄面前称赞郑是“国民党中有数的军事谋略家”。郑听到这样称赞他，更是急于希望能早日同这个为蒋介石尊为上宾的新大使见面。据黄天迈说，当他和傅泾波联系好以后，郑第一次去见司徒的时候，两人一谈就谈了几个钟头，越谈越有劲。

郑在北平时，司徒每次来平津活动，郑都赶去迎接。司徒在南京过七十岁生日时，郑没有来得及赶去，便叫人买一个漂亮的寿幛送去，并专电向其祝寿。

郑介民善于讨好帝国主义。也深为蒋介石所嘉奖，并且常常利用他这一长处从事这方面的工作。郑也以所谓“军事外交家”自居。他认为最得意的是一九四四年“开罗会议”前后的一些活动。

开会之前，蒋介石先派胡世泽、朱世明、李惟果和郑介民四人到开罗与美、英方面人员联系。郑介民奉命后立刻与戴笠商量，两人几乎谈了一个通宵。郑的任务除了先去商谈会前的种种准备事项外，最主要的还是为蒋介石布置警卫方面的工作。军统在那次会议之前，急急忙忙加派了一批特务去印度、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处，戴笠亲自为这些人饯行，发给他们大量经费。军统原来在这些地方虽有组织，但人数不多，没法担负这一新的临时重大任务。

郑去开罗后，不久便和李惟果先回重庆复命，郑一下飞机便立即向蒋介石报告了准备情况。李惟果去见蒋介石的时候，蒋马上说：“一切情况已由郑厅长报告过了。”李惟果只好退了出来。

蒋介石去开罗，所乘的专机航行的路线，连随同他一道去的许多人都不了解，只有戴笠和郑介民才在事前知道，这是由郑预先安排的。因为蒋介石怕日本飞机截去，故让其随从人员乘飞机去加尔各答，而他的专机则取道卡拉奇。

当晚，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卡拉奇过夜，郑介民更为忙碌，几乎通夜没睡，指挥着事先去那里的军统特务暗中严密保卫，因此第二天他在飞机上一直打瞌睡。

那次蒋介石带去的随员不多，但郑介民却一直没有公开露面参加会议。蒋住在金字塔旁的一家大旅馆中，也很少看到郑出入，实际上他每天都在为警卫忙得不能休息。会议刚一结束，郑又先到加尔各答布置。蒋介石在印度停留时，郑也是负责蒋的警卫工作。

一九四九年九月，司徒雷登由南京回美国后，曾打电报到广州邀郑介民去美国商谈问题。郑介民向人说：“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于南京被共军占领时没有离开，直到最后才回美国，前几天他来电邀我去美。我报告总裁（指蒋介石），已批准我去一趟。现正在赶办赴美手续中，一俟办妥后，即往香港搭机去美。”他在说话时表现出非常得意的神色，并没有因全国即将解放而感到沮丧。他当时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美帝的帮助上面。

广州解放前几天，郑介民才去香港转赴美国。以后听说他由美回台，蒋介石派他担任国防会议所属的国家安全局局长，以加强台湾的特务统治。他之出任这个职务，是与这次去美有重要关系的。

郑介民在与英美两国公务交往的过程中，美国人曾颁给他两枚勋章，英国人也给过一枚。他还有一枚法国勋章，这个勋章的来历不清楚，他平日在闲谈中也没有说过。

国共和谈期间的特务活动

抗战胜利，国民党军政人员贪婪欲望大发作，都在准备“劫收”。郑介民也希望能够弄到一个接收大员来发横财，他老婆尤其希望他能负责一个肥美的接收任务。不料蒋介石却派他兼任蒋梦麟所主持的“赔偿委员会”委员，这使他大为泄气。

当他正在闷闷不乐，害怕蒋介石忘记了他的时候，一个出乎他意料的新的任务落到了他的身上。蒋介石决定派他担任军调处执行部北平办事处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叫他利用国民党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机会，去对解放地区进行特务活动。这个平日反共最积极的特务头子，对中共情况比较了解，感到这一任务非常棘手，不容易完成。他急忙找戴笠商量，一连谈了两三天。戴向军统局各单位负责的大特务宣布，一定要尽全力协助郑去完成任务，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电台、武器、交通工具等都要尽先尽量供给，不准有任何借口拖延。戴认为蒋介石挑选郑去担任这个任务，不仅仅是对郑的信任，也是对军统的信任，因此无论如何要抓住机会，把多年来对解放地区布置工作屡遭失败的情况挽转过来。戴一面赞扬蒋介石这一决定的英明，一面破口大骂有人提出反对用这样一个公开的特务头子出任国民党方面的代表，说这些提不同意见的人没有头脑，没有常识，不了解抗日胜利后国内唯一的敌人是共产党。

在戴笠所召开的紧急会议上，郑介民的心情表现得很沉重，不像往日那样一团高兴指手划脚。他只简单地说了一些任务很重大，关系到党国前途，他个人力量有限，要大家一齐竭力帮助他，相信有蒋介石的“英明领导”和戴笠的随时指示，他有信心和决心把这一工作做好。他一破以往惯例，没有大谈他的分析看法。大家也了解，因为有戴笠在座，怕他不耐烦听，谁也没有向他提出什么问题。

过了两三天，郑又去军统找毛人凤，几个处长级的特务一下把他包围起来，问长问短，他才谈了一会。他认为最大最难的任务是他如何在短期内恢复交通。他说，这些被共产党占据了的几条铁路是国民党的动脉，要想拿过来是有困难的。因为多年来国民党和共产党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不容易使得对方相信自己的“诚意”，单靠运用政治手腕办交涉，开谈判，不用强大的军队作后盾，不会轻易得到圆满结果。他认为靠几十架飞机运送部队，只等于撒撒胡椒面一样，起不了多大作用，一定要把铁路交通恢复。

当有人问到他苏联会不会公开阻拦国民党接收东北和帮助共产党的时候，这个以“了解苏联情况最多的专家”自居的郑介民，便打开话匣滔滔不绝地谈了起来。他认为苏联不会公开阻拦而只是暗中加强援助中共，并举出了许多理由证实他的看法。

对于向解放地区搜集情报，他认为机会很好，平日不能进入的地区现在可以公开进入。他以开玩笑的口吻说：“过去你们老是说这方面的情报太少，将来你们连看都看不过来的时候可不要怪我！”

临走的时候，他很严肃地向这些大特务提出警告，叫大家千万不能麻痹大意，把问题看得太简单，把一切寄托在双方谈判上，而一定要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加强对中共的工作。他认为“和谈”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面。他说，美帝在这个问题上一定是站在国民党一边，美方指派的代表饶伯逊（以后改吉伦）和他关系很好。他说：“三个人开起会来，要表决问题时，总是可以做到两票对一票的。”

他去北平之前，在军统局和军令部第二厅的特务中挑选了胡屏翰、邹陆夫、温天和、黄维勤、黄长新、潘志民、涂叙五、肖凤岐、郭子棋、董承烈、黄介新等一百多人担任各地调处小组的工作，把军统中共科长郭子明调去当顾问。

当报上公布他出任国民党代表的消息后，许多报纸的新闻记者便去访问他。他在重庆和北平接见记者时，总是说：“我们不再算旧账了。算也算不清楚。过去谈了八九年，再谈下去，我们都已经老了。”他一开始就想把过去谈判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在中共方面，好像国民党很有诚意。可是还没有开始谈判前，他和戴笠就暗中在积极进行向解放区布置特务活动了。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戴笠摔死后，蒋介石于二十日决定派郑介民继戴笠任军统局局长。毛人凤急电郑介民，请他立即回重庆。郑原定二十二日由北平起程，可是到了二十二日上午又接到他的电报，因军调部方面有紧急工作分不开身，改为二十四日中午才能动身。

二十四日下午，毛人凤带着几个处长去机场迎接他。飞机迟了两个多钟头才到达，特务们和他的老婆都非常着急，不断地要航空检查所的特务去航空公司问情况，虽然知道没有事，但都不放心。因为那一天天气不好，飞机顶风飞行，所以迟误了两个多钟头。郑走下飞机便向欢迎的人打趣说：“今天天气很恶劣，我还担心戴先生找我去吃晚饭呢！”

当晚郑介民去见了蒋介石，第二天上午便到军统局召集各单位负责特务们开会。毛人凤首先宣布蒋介石已指定由郑继戴笠代替局长职务，希望大家在郑的领导下继承戴的遗志把军统工作做好。接着，毛请郑训话。郑那次说得很简单，只说，他目前的工作非常重要，因此不能亲自主持军统工作，仍旧由毛人凤领导，除重大问题和他研究外，一般问题仍照过去一样办。他还说，他过去对军统情况很少过问，许多事还不大接头。

当有人问他军调部工作情况时，他回答也很简单，只说问题很难办，对手不容易对付。他说，人家（指中共）工作做得非常细致，不像国民党那么粗糙，有些地方值得学习。

下午他找毛人凤谈了几小时。以后据毛向人说，郑主要是想了解军统的经费和人事方面的情况。因为他过去怕为这些和戴发生摩擦，一向不过问，现在要他负责，不能不了解一下。他听到军统经费月月入不敷出，总是寅吃卯粮，负债很多，过去完全靠戴笠到处张罗，移东补西，人数超过编制几倍，大为吃惊，当时便表示一定要实行紧缩和裁汰人员，并认为这个摊子过去摆得太大，以后谁也没有这样的魄力来维持，工作比过去繁重而困难，只有汰弱留强一项办法。

郑口头上虽宣布他在北平工作期间，军统工作仍由毛人凤主持，但他早已心中有数，戴笠多年来一意培植毛人凤，并且已经大权独揽。过去他可以不过问，但现在蒋介石把这个担子交给了他，他怕出乱子，所以在他离开重庆之前去见蒋介石。他向蒋提出，请唐纵来代理他主持军统工作。他刚一走，蒋介石派唐代理郑的命令也随之到达。毛人凤看到这一情况，知道郑一定在蒋面前说了什么话，使蒋不放心，才叫唐来代理。唐也看出郑的用意，要他出面作难人，就干脆来个代而不理，一切还是由毛主持。从这时起，郑、毛之间便种下了不和的根子。

郑在重庆只停留四天便又去北平。这时，我恰由南京收拾戴笠等尸体后回到重庆，便去郑家向他报告戴死的情况。当郑听到戴死后在南京附近江宁县山上暴尸三日被大雨冲洗的情况，不免有点兔死狐悲之感，非常生气地说：“真太丢人！我们的组织不但遍及全国，还分布全球，可是一个领导人死在南京附近三天才发现，怎么说得过去！这让别人知道了真是闹大笑话！”郑的老婆在旁边插嘴向我要戴笠在上海、南京、汉口准备的房子、汽车等东西。郑既不制止，也不表示同意，只装作没有听到一样。直等他老婆要这要那要完之后，才继续指示我赶紧清理各地接收的敌伪产业，免得各地特务趁戴笠一死便鲸吞接收的财物。

郑回北平不久，国民党的报纸于三月底前后刊出新闻，说戴笠死后由郑介民继任军统局局长，唐纵、毛人凤任副局长。郑看到这一消息非常生气，四月初便在北平向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公开否认这一事实，说他没有继任军统局局长。

五月初，我和军统局督察室主任廖华平到北平清查军统接收的财物时，郑见到我还余怒未息，说重庆方面有人在胡闹，为什么要公布他当局长的消息，这对他的工作将增加多少困难。我了解到这消息是中央社记者从军委会办公厅方面得到的，便向他解释一番。郑虽已接到毛人凤的复电，但还是那么生气，这在他平日是极少有过的表现。那天郑和我一同吃饭时还在说：“如果政府派一个军统局局长来和共产党搞和谈，这会给人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好像在这消息公布之前，共产党方面并不知道他是一个军统特务头子。

郑在和谈中耍尽各种手法，却自认为很聪明。他除了在国民党报纸上连篇累牍发表诬蔑诽谤中共的一些材料外，还指使特务捣毁军调处中共办公室。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一日，有所谓“冀省难民还乡请愿团”这样一个组织，去设在协和医院的军调处执行部请愿。这个“请愿团”是以河北解放区逃出来的地主恶霸为基础，通过郑指使军统北平站以及北平市警察局刑警大队去进行组织和鼓动起来的，并且派有大批特务、帮会流氓分子混在其中，有计划地去进行捣乱。特务们对这些逃亡的地主恶霸进行煽动，说中共不肯把军队撤出那些地方（解放区），所以弄得大家无家可归，应当去找中共算账。这些逃亡到北平的地主恶霸们看到有特务支持他们，便集合起来，涌到军调部大门口，乱喊乱叫，指名要中共负责人出来答话。在中共办公室干部向他们说明情况时，特务们便领着大喊“共军立即撤出河北”、“打倒共产党”等口号，不让中共人员说下去，并且在特务们指使下，不由分说一齐冲入中共办公室乱打一阵。特务们想趁机抢劫中共文件，结果只拿到一些不重要的东西。当场的宪兵和警察，因事先得到特务们的通知，都袖手旁观，任暴徒们把中共办公室门窗玻璃、办公桌等捣坏之后才把他们劝走。

当天，军调部三方面负责人向北平市长熊斌提出严重抗议，要他查办凶手，并保证以后不得再有类似暴行发生。熊斌对此大发牢骚，明明是特务们干的，郑介民这个特务头子不管，他这个市长从什么地方去查办这些凶手？当时连美帝方面也觉得这种做法太拙劣，很不满意。他们明知这事与郑有关，背地里曾关照过郑以后不要采用这种办法。郑在美国主子面前矢口否认与他有关，硬说这是老百姓自己发动的。

五月间的一天，我和廖华平在郑家吃晚饭，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组长罗日明去见郑，郑邀罗一同吃饭。在吃饭之间，郑突然问罗：“还没有找到一个？”罗答：“还没有找到。”他俩说完这两句话后便没有再谈别的。

第二天，我见到罗，才知道郑曾叫罗派特务跟踪住在北京饭店的工作人员，看他们晚上有没有人到八大胡同等妓院或在其他旅馆开房间。罗是负责旅馆与妓院检查工作的，郑叫他如发现有中共人员到这些地方去便抓起来，让中共方面向他要人的时候再送回去，好给中共丢脸。七八月间，我再度赴平，听说仍然没有在这些地方发现一个中共人员，使郑很感失望。当时他非常希望找出中共在平人员的毛病，采取了种种监视的办法，却一直没有找到一点。

军统北平站有一个特别小组，是专门监视跟踪在平的中共人员的，站长经常要向郑汇报情况。郑对这些很注意，这个小组直到军调部结束后才停止活动。

郑在军调部工作期间，和美帝沆瀣一气对中共进行许多阴谋活动，具体情况我不了解。我只知道他每次回到南京时，在保密局向一些大特务谈到恢复交通的问题，都说这问题使他大伤脑筋。蒋介石对此也经常催促他和责备他。

郑介民认为中共在“大问题”上是“错误”的，因为中国情况不适合共产主义。可是他对中共人员的工作精神和作风这些“小问题”，却认为值得学习。他认为中共人员普遍的特点是生活朴素，勤俭刻苦，工作认真踏实，组织纪律性很强，待人态度平和。他最感到头痛的是国民党许多人做事马虎，不负责，反映的情况不真实。这使他在向中共办交涉时，往往由于没把问题弄清楚，而大碰钉子下不了台。而中共提出的反驳，每点都是有根有据。他常说，幸好他有一套对付办法（即强词夺理和耍无赖的办法），总算可以勉强应付一下场面。

他埋怨特务们不争气，不好好工作，生活腐化，连他最得力的重要助手他的参谋长也包括在内。郑把许多事情的失败都归咎到别人身上，好像只有他最能干最有办法。他做梦也希望从北平坐火车回南京，可是始终没能实现。

军调部工作结束，郑发表一篇和中共商谈经过的谈话，极尽造谣诬蔑和颠倒黑白之能事，把全部责任推到中共“缺乏诚意”上面，用以混淆视听。当时，保密局许多外勤单位从各方面搜集到许多情报，全国人民对国民党有许多责难的地方，毛人凤都送与他看。他除了将一部分送给蒋介石去看外，其余大多作为档案保留下来，不敢把各方面对国民党不满的情况全部让蒋介石知道。

积极反对共产党又最害怕共产党

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蒋介石派郑为局长，毛人凤为副局长。正式编制发下以后，组织、人事、经费等都比军统局时期大为缩减，不到以前的三分之一。军委会结束，改组为国防部，各厅局部在七月间先后成立，郑介民的第二厅厅长也在那时发表，而保密局却拖了三个多月才决定下来。郑介民对这个改头换面新成立的特务机构，是极力主张紧缩的。他对戴笠那种不受编制和经费约束乱来的作风一向反对，戴在世时他管不了，戴死后要他来顶这个破摊子，他感到无法维持，不能不管。

郑从北平回到重庆，在军统局准备迁往南京之前，曾召集军统各部门负责人开会。他在会上强调今后军统工作是和共产党作斗争，必须有精明强干的人才能担负起这项重大任务，所以宁可少些但要精干一些，目标不宜太大。他在会上还提到朱德总司令早有电报要蒋介石撤销一切特务机关，为了不增加蒋介石的困难，应主动提出“汰弱留强”和“紧缩开支”的办法，并且一定要把工作做好。当时以毛人凤为首的军统各单位负责人，都希望能保持原来的庞大机构和众多人员，所以他针对这个问题提出这些意见。

郑介民在北平期间，他的国防部二厅厅长的职务先后由侯腾和龚愚代理，保密局局长则由毛人凤代理。一九四六年六月以后，他经常回到南京，照例只召集两个单位的负责人开开会，简单讲讲他在军调部工作的情况。他一贯诬蔑中共，企图掩饰蒋介石“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他多次举出国民党的一个组员在宴城被流弹击毙的事，作为中共不守信用枪杀军调部调处小组国民党人员的例子，对中共进行诽谤。

当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内战的部署已经完成时，军调部工作停顿下来，郑把参谋长蔡文治留在北平，自己坐着飞机回南京。蒋介石交给他“恢复铁路交通”的任务没有完成，受到蒋介石的严厉责备之后，他对中共更加仇恨。一九四七年，郑主持保密局对各地中共地下党的迫害，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他几乎把大部分精力用在这方面，以发泄他对中共的愤恨和配合蒋介石的军事进攻。

这年九月初，保密局北平站发现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和电台的线索，郑介民和毛人凤研究之后，立即派保密局行动处（主管侦防、行动、策反、心战等）处长叶翔之赶到北平，主持破坏工作。叶到平后，以案情重大涉及保定绥靖公署许多高级人员，郑便立刻亲自飞到北平指挥工作。

由于这一案件的发展，以后又在西安、兰州等处破坏了电台，逮捕了十多位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还在东北也破坏了一处地下党组织。

郑对这次破坏极感兴奋，除随时向蒋介石报告外，并连续在保密局召集大特务们开会研究，认为这是最得意的大事。他强调今后为了配合前方军事进攻，对后方活动的中共党组织必须用全力来进行破坏，以安定后方秩序。他最感兴趣的是搜查出来的中共地下电台。他在没有看到以前，曾断定这些地下电台一定是苏联供给中共专作秘密活动的新型电台，很不容易侦测出来。当特务们把搜获的文件和电台送到南京后，他急于要看一看，结果使他大出意外，这些电台不但不是苏联制造的什么新型秘密电台，而且做得很粗糙。他看了以后，先是用讽刺的口吻说：“这些东西我们早就扔到垃圾箱里去了，他们还当作宝贝在使用。”等他翻过一些档案材料之后，他又改口说：“用这样的电台能做出这么多的工作，真不简单，这是人家比我们强的地方。”

同年十一月间，军统在上海破坏中共的一个补给机构，也是郑亲自赶去指挥的。

这一事件的经过大致上是这样：军统派在第一绥靖区司令部第二处的特务们，在苏北射阳口检查来往船只时，发现一只可疑的木船，装了一些禁止运往苏北解放区的物资。特务们将全船人员扣留，在细密搜查和酷刑逼供下，知道这是与中共地下补给单位有关系，除继续搜寻线索外，并向保密局报告。毛人凤马上把这一情况告诉郑介民，郑便亲拟电稿，指示该处处长蒋剑民务必追出有关人员，扩大破坏。蒋剑民对被捕人员多方威逼利诱之后，有一人动摇叛变，供出了上级领导机关设在上海，但不知详细地点，只了解接头办法。郑得报后，即嘱蒋将该叛徒带往上海。他自己也连夜赶去，召集在上海的大特务——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陶一珊，保密局上海站长刘芳雄，以及在上海市警察局工作的张师等密商选派精干特务，会同蒋剑民在上海搜捕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第二天，蒋剑民带着那个叛徒和几个特务来到上海，郑立即接见了他，并叫他和陶一珊等密切配合。在郑亲自领导下，先将中共设在上海的后勤补给总站破坏，总站长冯伯昌。柳明等二十余人被捕，抄出大批文件和存在仓库中的布匹一千多匹，颜料几十桶以及许多其他物资，并在吴淞口外查出一艘小火轮和物资。

当陶一珊、蒋剑民等兴高采烈地认为收获不少的时候，郑却认为这不够，必须“趁热打铁”继续猛打穷追。结果又在上海XX路破坏了中共华中局、苏皖边区政府、华中银行等单位设在上海的联合办事处，又搜捕了十多人。

郑介民的作风与戴笠有些不同。他从来不亲自主持审讯被捕的中共人员，更不像戴笠那样爱亲自指使特务对被捕中共人员使用种种酷刑。他总是叫特务们去干这些，自己偶尔在审讯时走去听听。去之前，先叫人关照主审的特务不要看到他去时起立。他去时也只站在旁边听一听，不像戴笠或是抢着插话来问，或则把主持审讯的特务赶下去，自己坐下来审。郑不爱露面，对叛徒不愿马上接见，怕遭到突然的袭击。他除在背后指示特务如何去做之外，最有兴趣的是研究搜得的各种材料，他能一气看上几小时都不放手，并能从这些材料中发现新的线索继续扩大破坏。那次从上海破坏的中共地下后勤补给机构取得的许多材料中，他便找出了一些与上海中共补给总站有关的线索，先后在青岛、宁波。定海、烟台等处陆续破坏了一些中共地下后勤机构。他在保密局一次会议上特别谈过，如何从搜获到的材料中发现线索的问题，叫大家对片纸只字都不要轻易放过。

郑任保密局长期间，只是每天上午去一两小时。他的办公桌抽斗内，满装着从各地收集来的中共发行的书刊文件。他批阅的公文很少，除了重大问题如破坏中共组织，逮捕了中共人员等文电由他批阅外，其他一般性问题都由毛人凤决定。他看完几个卷宗后，总是从抽斗中找出一些书刊文件略加翻阅，选择几本带回去细细地看。当时保密局的电讯总台，有两部专门收听中共广播的电台，每天把收到的电讯抄下两份，一份送给他，一份由毛人凤看后批交情报处（保密局第一处）存查。他对这些电讯看得很仔细，看后便带走。

郑在反共活动中，总是绞尽脑汁，全力以赴。他不断研究中共文件，除了进行诬蔑宣传外，还从中共政策中钻空子进行特务活动。他利用“宗教信仰自由”指使军统特务中一些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到解放地区进行特务活动。山西天主教徒李广和（解放前任天津稽查处长）在山西教区关系很多，他便叫李在教徒中进行布置。还有比利时神甫雷震远，郑一直利用他披着宗教外衣在华北进行特务活动。

另外，他还利用中共少数民族政策，先后多次命令外勤省站尽力在少数民族中去发展组织。他常说：“将来有些地区汉人立不了足，这些少数民族中的同志（指参加军统的特务）是大有办法的。”

解放前，毛人凤亲自在上海、重庆、昆明等地拉拢过资本家，希望他们协助保密局工作，而以保障他们在国外的利益为交换条件。据毛人凤谈，这也是郑介民研究中共政策想出来的好办法。当时不少人以为共产党来了，资本家会被清算，郑介民却说这些人不会有问题，认为这些人如不走而能拉上关系的则应尽量去拉。

郑介民任局长时期，许多特务都认为对解放地区布置工作太困难，他总是说大家不肯动脑筋去研究中共的文件，所以总是弄得束手无策。他从中共文件中找出不少钻空子的办法。他常说：“共产党不能不要老百姓。只要他们要，我们就有办法。他们要的是哪一种人，我们就在哪一种人当中去布置。”以后毛人凤继任局长时，就专门在医生、护士、教师、店员、小商贩等人中布置潜伏特务，一反过去吸收特务专找社会关系复杂、爱活动的以及地方恶霸豪绅和流氓头子等的办法。这也是郑介民任局长时所决定的。

郑一生反共最积极，同时又最害怕共产党。解放前，他总是鼓励别人反共，而自己却害怕得要命。他在公开场合中，照例夸夸其谈，说什么共产党军事上胜利是偶然的，如果国民党能纠正错误，真正听从蒋介石的指挥，一定能转败为胜。同时，他还认为美帝一定不会让国民党垮台，必然会全力支持。他在背地里却对自己的亲信表现出悲观恐惧的心理。

一九四八年，郑介民的胞弟郑挺锋任九十四军军长，驻在北平，归傅作义指挥，担任防守北平的任务。辽沈战役刚一结束，蒋介石在东北的精锐部队全部被歼灭后，郑介民急忙从南京赶到北平，亲自向傅作义请求，准郑挺锋离职南返。傅碍于情面，只好准郑在短期内军长职务交副军长朱敬民代理。

郑介民将郑挺锋带回南京后，不让其再回北平。他认为只要东北解放军一进关，再留在华北的话，不被打死，也会当俘虏。他对华北能否守得住，完全没有信心。以后他帮郑挺锋弄到海南岛去当二十一兵团副总司令，海南岛还没有解放，又将其弟叫到台湾，生怕这个老弟被解放军活捉去。

淮海战役刚开始时，郑的老婆就在收拾行李准备逃台湾。郑自己却逢人便说：“共产党不能打主动战。这次徐州决战，是我们转败为胜的起点，乘胜收复华北和东北在此一举。”当时南京的许多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也都是这样指望。其实郑心中有数，不等到淮海战役结束，他在南京的动产已全部转移，剩下的只是搬不动的房子和家具了。

郑介民自认为对当时国际形势有相当了解，曾多次预测美帝必定要趁苏联在二次大战后损失惨重、元气未复之前对苏作战。他们这种论断很适合蒋介石的胃口，蒋曾叫他到中央训练团、中央军官学校等许多训练机关去讲这一套，以安定人心。

他认为美帝对苏发动战争，美必能将苏击败，那时国民党才有希望将中国共产党消灭掉。他对中共不像陈诚那样狂妄，说什么“三个月消灭共产党”，而是经常提心吊胆。他在对一些亲近的人谈话时，多次显示出他内心对与共产党作战的恐惧。他常说：“最好是发生三次世界大战，单靠我们反共，困难还很多，打下去很难有必胜的把握。”

任国防部次长时期的情况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下旬的一天晚上，蒋介石找郑介民去谈了很久。第二天，郑的老婆便兴高采烈地向人谈出郑又要升官了。那几天郑到保密局去办公时，也是喜形于色。十二月五日，蒋介石果然明令发表郑介民为国防部次长。当时国防部有三个次长：秦德纯主管一般的业务，刘士毅主管国防人员，郑介民继黄镇球主管国防物资。黄镇球随宋子文去广东后，这一职务便空下来。蒋介石为了尽力争取美帝的军火物资，考虑到由郑担任这一职务最为适宜，先几天便找郑去征求他的意见，郑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当命令公布后，保密局和二厅一些处长级的人员都到他家去向他道贺，许多新闻记者拥到他家去请他发表谈话并向他索取照片。一时贺客盈门，他感到太麻烦，当天晚上便跑到上海去休息，过了两天才正式去国防部上任。

过了一个多星期，郑到保密局去办公，神情便不像前几天那么高兴。有人问他新的官职情况时，他连连摇头说：“不好办，不好办。”以后他慢慢谈出了一些情况，说现在全面战争展开，最困难的是弹药补给不上，特别是一些全部美械装备的部队，在和解放军作战时弹药消耗很多，库存一天少于一天，美帝答应补充的东西迟迟不来，自己又不能制造，再打下去会变成有枪无弹，那就要靠刺刀和手榴弹来打仗了。

当时保密局所掌握的交通警察总局，曾把过去军统的特务武装和汉奸部队编成了二十来个交通警察总队，这些部队的装备都是由中美所美帝方面供给的。郑一向主张把这些部队都用到反共的内战场上，以便更加取得蒋介石的信任，毛人凤却希望能保留一点控制在手中。郑对装备这些部队的械弹，原来也是准备把库存的全部拨给交警总局，毛人凤却留下不少。郑自当了次长之后，知道美制弹药缺乏，便同意毛的意见，除已拨给交警总局的外，库存的应当好好控制起来，并叫总务处把重庆、贵阳、南京三个军械库所存的美制弹药数量表抄一份给他。郑看到三处库存的弹药数量还很多，曾表示将来在必要时使用在刀刃上，俾可发挥更大的作用。他对这些交警总队，一向看成是反共的一支强大力量，称之为“袖珍挺进队”。因这支特务部队都是美式装备的新型轻武器，又大都经过美帝的训练，行动轻便，带部队的军官多半是军统特务分子。蒋介石对这支部队也是很重视的。在解放战争中，这支部队虽很顽强，却同样是不堪一击，除少数逃往台湾外，其余全部被解放军所歼灭。

郑当上了国防部次长以后，工作比过去更忙，对所兼的二厅厅长与保密局局长两个职务都不能很好地照顾到，而这两个单位的工作又都是异常重要。蒋介石希望也把精力多放些到争取美援与部队的补给方面，曾授意他把二厅厅长职务辞去。他最初还有点恋栈，以后蒋当面问他，什么人继任厅长为宜？郑原来打算保荐他的亲信张炎元升为厅长，蒋对这个出身于戴笠“十人团”的老特务也表示同意。但郑没有及时签报，主要原因是宋子文出任广东主席后，把张炎元从二厅副厅长调去任广东省保安副司令。他怕得罪宋子文，不敢保荐张，而在军统中虽然还有人可以担任这一职务，却不是郑的亲信，便不愿保举，因而拖延了一个时期。

当时二厅副厅长侯腾，早就有野心想当厅长。侯原来就当过二厅副厅长，后任驻美大使馆武官。侯重任副厅长后，郑在北平军调部工作时，便由侯代理厅长很久。侯早作了种种安排，郑升次长后，便大肆活动，一面走参谋次长林蔚的门路，一面由他老婆找郑的老婆去活动，最后由林蔚出面找郑会同签呈保侯，郑怕得罪林便同意了。蒋介石看到郑、林两人会签也就批准了。侯当了厅长后，便独树一帜，不但不接受保密局的领导，也不再听郑的指挥。历来由军统掌握的这个庞大的公开特务单位就这样脱离了保密局的控制。当时毛人凤和许多军统特务都大骂郑优柔寡断，私心太重，结果把这个单位白白送掉了。

郑介民任国防部次长后，对保密局长这个兼职并不打算放弃，因而和毛人凤一直闹摩擦。毛是以继承戴笠的“家业”来笼络军统分子的，在保密局的实力远远超过郑派。郑、毛两人拉拢特务各有一套手法。毛极力主张将军统的规模恢复到戴笠领导时期那样，这对当时在保密局工作的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特务训练班毕业的学生和长期从事特务工作又没有学历与资历的骨干分子来说，是有很大吸引力的。郑主张向外扩张，尽力鼓励学校毕业和有资历的特务向公开方面去发展和兼任公职。在他的支持下，不少军统特务在一九四七年竞选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各地竞选结果，特务当上国大代表的竟有三十多人，迄今还能记得姓名的有：吉章简、马志超、马汉三、楼兆元、郑修元、柯建安、张家铨、李广和、王抚洲、刘艺舟、王孔安、涂寿眉、罗毅、蒋志云、罗国熙、龚少侠、吴敬群、王兆槐、汪祖华、陈旭东、陈世贤、简朴。

军统特务王新衡在上海市竞选立法委员时，郑介民亲自去上海为他活动。王新衡是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在军统中任处长多年，当时是上海市政府的调查处处长兼顾问。王新衡竞选时，公开支持他的都是几个军统控制的外围团体，如上海地方协会、上海市社会安全促进会、青白体育会等一些微不足道的社团。这与当时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所推荐的上海地方士绅外交界元老之一的颜惠庆来比，无论在资历上还是在社会关系上都差得很远，但由于郑介民指使在上海的特务都要支持王，结果王所得的选票竟超过颜惠庆而成为第一名当选人。颜虽得吴国帧等全力支持，反而只当选为第三名。

郑介民在保密局中所拉拢的只是少数大特务，在他领导的“广东派”中，一些留在保密局工作的人资历都很浅。他把原来在军统局任过中共科科长的张纪勋调升为办公室主任，等于主任秘书，在局里本来应领导内部各处处长。但属于毛人凤领导的“浙江派”骨干中的第一处处长何芝园和第二处处长叶翔之，都是张纪勋过去任科长时的处长或副处长，自然不肯听张的话。加上毛从中指使，处处故意与张为难，弄得张无法工作。最后郑不得不将张外调，而以其另一亲信黄天迈接任张的职务。

郑、毛两派在保密局内的斗争越来越发展，等到郑当了次长丢掉所兼的二厅厅长后，毛便集中全力来夺取局长。毛除了在保密局所布置的力量足以打垮郑而有余外，更得到蒋介石身边的亲信俞济时的全力支持，双方都尽力找对方的缺点向蒋介石检举。蒋介石为了要特务为他拼命卖力，也希望郑专心搞国防部的工作。加上毛派不断通过俞济时向蒋告郑，甚至连郑的老婆服用的珍珠粉向保密局报销的事都给蒋介石知道了。蒋曾当面问郑：“你老婆为什么要吃珍珠粉？”弄得郑狼狈不堪，无辞对答。但蒋对他还是异常爱护，除轻描淡写地责备他几句外，一直没有深究。最后实在过不下去，蒋才叫他辞去保密局长兼职，于一九四八年初改由毛人凤继任局长。

郑虽然只剩下一个光杆次长，实际上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并没有减低。郑自己也觉得以后更可以向其他方面去求新的发展。

他听说宋子文不想当广东省主席了，便托人活动，由他继任。蒋介石找他去安慰一顿，叫他安心工作，把向美帝乞求军援的工作搞好，这比做什么都重要。

全国解放前，他建议蒋介石成立一个美式机械化兵团来和解放军打阵地战。他曾向人吹嘘，说这是唯一取胜之法。因为解放军已改变了过去的战略，敢于和国民党打硬仗。如果集中几个机械化装备的军去进攻解放军的主力，可以挽回过去失败的局势。虽然他大吹大擂，蒋介石心中明白，一是时间来不及，二是再没有那种力量了。郑想当机械化兵团总司令的梦也没有做成。

不肯负责的作风与贪污敛财的手法

郑介民被人称为“老成持重”，实际上在旧社会里这句话几乎和“老奸巨猾”相等。他一向怕负责，什么事都是含含糊糊，不作肯定答复。朋友托他帮忙，部下向他请示，他总是用模棱两可的语句来回答，对重大问题生怕负一点责。他怕得罪当朝权贵，处处总是尽力忍让，很少看到他和别人硬过一下。他在和毛人凤争权夺利的斗争中，也总是暗中指使他的亲信去对付毛派，他自己见到毛时总是笑容满面，从不露不愉之色。

戴笠在世时，郑这一套还没被人戳穿。戴死以后，许多问题要他决定，他的滑头手段便很快为人看透。下面略举数例，以概其余。

在军统缩编裁员问题上，郑一直不敢说一句话。当时这个特务集团，不但为全国人民所厌恶，连反动派内部也有人对它不满，所以戴笠一死，各方面群起而攻之。郑曾几次从北平回到重庆主持军统局局务会议。参加会议的大特务都希望他向各方面去疏通一下。他怕别人把攻击目标转到他身上，因而对这问题一直不作正面回答，只说些什么“过去对敌不够狠，对内不够和，所以弄成这种情况。”他提出，今后对付共产党，不在乎人多，而是要精干一些的。实际上，他是同意裁员缩编的。据毛人凤说，如果不是蒋介石一意袒护军统，尽力保留这个组织，连以后保密局这样的局面都不可能存在。毛说，郑只是作了现成的局长，没有出过一点力。

当军委会改为国防部时，决定设立一个军法局。如果戴笠在世，一定会想方设法去抢夺这个机构。毛人凤向郑建议，要把这一机构掌握过来，今后对军统工作有很大方便，但他没有作表示。大特务徐业道亲自去找郑，请郑向蒋介石保荐他去当这个局长。郑也只答应先去打听一下，却不表示是否愿意保荐。徐见他没有诚意，便去找俞济时。蒋介石看到徐业道是个老军统特务，立刻批准他任军法局局长。以后徐对郑便很不满意，背地里常说他是个“老滑头”。

戴笠在抗战时期便大搞帮会活动，利用遍及全国深入民间的帮会组织来搞特务工作，胜利后又用“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这样一个名义来统一全国的帮会。这个会的理监事都是帮会中的大头目。理事有：杜月笙、杨虎、杨庆山、向海潜、范绍增、张子廉、田德胜、张钫、徐为彬等。监事有：黄金荣、张树声、潘子欣、李福林、王慕沂等。戴笠死后，由军统老特务徐为彬担任书记长，主持会务，总会设在上海，组织很庞大，当时成为保密局的一个有力的外围组织。一九四七年各地竞选国大代表前夕，CC派对这个组织大为不满，怕军统利用来和他们争夺选票，便由社会部出面取缔，不许它在各地进行活动。毛人凤和徐为彬都去找过郑介民，要他向蒋介石报告，请求保留该会。郑不但不去找蒋，反而讨好陈立夫，竟决定将该会取消。

大汉奸周佛海不仅在抗日时期替军统做工作，在沦陷区打击共产党和新四军，胜利后又替军统布置接收，勾结日军阻止新四军进入上海、南京，为军统出过不少的力。胜利后，戴笠把周佛海和丁默邨、罗君强、杨惺华等都送到重庆保护起来，不受法律制裁。当时各方面对此均表不满，舆论哗然，戴都置之不理。郑接任后，便不愿再替周等背过，而把周等从重庆送回南京交由法院审办。原来由蒋介石派到南京去和敌伪联系的唐XX，了解周佛海过去对反动派有过不少“贡献”，便找郑为周说话。郑推说：“要由领袖（指蒋介石）来决定，我不能管。”当时保密局也有些特务向郑指出，如果把周枪决了，以后谁肯再卖力？他回答很简单：“那是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

一九四七年二月，上海发生轰动全国的“黄金风潮案”，由于监察院已派四名监委前往彻查，蒋介石也特派郑介民去参加调查工作。这一案件的经过，郑早已得到上海站的报告，主要是宋子文的亲信贝祖贻勾结上海金业分会理事长詹连生长期舞弊贪污而引起的。他很清楚，这案一定要牵涉到宋子文。他怕得罪宋，所以很不想去，但上海和南京的报纸上却登出了蒋介石派他去的消息，他不得不去。当上海站把全部情况向他仔细报告之后，他又去见过杜月笙，便立刻溜回南京向蒋面报本案内幕，并建议不宜扩大，应早日结案，以免过多牵连。蒋同意他的意见后，他再度去上海，当面向军统在上海的几个大特务王新衡、刘芳雄、陶一珊等说明蒋对本案的态度。这案牵涉的人很多，调查到的就有四十多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是信大纱号老板孙子信，竟在特务包庇下逃往香港。郑自始至终都抱着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态度，结果只将贝祖贻免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将中行业务局长林凤苞、副局长杨安仁和詹连生三人交上海地方法院判处徒刑。这件轰动一时的大贪污舞弊案就此了结，郑既没有得罪人，暗中又得了不少的好处。

郑介民贪污敛财的手段是相当“高明”的。他自己一向假装“清廉”，他的部下谁也不敢直接向他去行贿送礼。实际上，他是一个贪污能人，自己却不经手，而由他老婆柯淑芬出面。他装出一副怕老婆怕到极点的样子，想使人相信他是没法奈何她；万一事情发作，他又可假装完全不知而不负责任。所以别人当面说他怕老婆，他总是笑容满面地承认，有时还故作解嘲地说：“怕老婆有好处，可以省麻烦。”

他虽然在这个问题上大耍手段，但明眼人还是很清楚。他每天回家，看到家里的东西一天天多起来，房子新造起来，他会不明白这是从哪里来的？

抗日战争期间，他老婆经常托二厅派到国外去的一些武官、副武官代买东西，买来了照例是不给钱，变相叫人送礼。当时我国驻印度加尔各答领事陈质平（军统特务），是专门替戴笠采购日用奢侈品的。她也经常要陈买这样那样，买回后照例由军统局付款。她把这些从国外买来的东西，留下自己所喜欢的以后，其余的则送到她住的重庆临江路川盐一里附近一所拍卖行去寄售，这个拍卖行存列的外国货很多是她送去的。

当时那些被她敲竹杠的部下，总希望让郑知道自己送了礼，常有人亲自带着东西到他家里去。郑每见人挟着礼物去看他，总是借故避开，等他老婆来收礼。像这些小搞一下，郑的确没有经手过，完全由他老婆出面。戴笠死后，他没有什么顾虑了，便大搞起来，许多事他也不再假装正经，而是亲自动手。

一九四六年五月，军统督察室主任廖华平和我以军统财产清查委员会正副主任身份到北平清查北平办事处长马汉三所接收的敌伪物资，马交出一大堆清册。廖向其索取原始清单核对，马初说正在整理，隔一天又说遗失了。廖坚持非要不可，两人争吵起来。马最后有恃无恐地说：“我已送给郑先生，你向他去要。”廖和我当晚便去见郑，问他收到马送给他的原始清单没有？事情发展到这样情况，郑不得不吞吞吐吐地说：“我见过这些东西，基本上没有出入，交多少你们就收多少吧。”刚一出门，廖就大发牢骚说：“还清查什么？回去算了。”这笔为数达几十万银元的糊涂账就这样马虎了事。

一九四六年夏天，我刚回到湖南，接到郑由北京发来的急电，叫我立即赶回重庆，因为军统从重庆运物资到南京的木船有一只在重庆附近唐家沱沉没。这只船上装有郑岳母的棺材，漂流不知去向，他希望尽一切可能将它找回来。当天晚上，郑的老婆又从南京打长途电话给我，在电话中大哭大吵，要我一定把她母亲棺木找到。我一面急电重庆有关方面派人沿途寻找打捞，一面连夜赶回重庆。

我于三天后回到重庆，郑岳母的棺木已由稽查处水上稽查所寻获，运回了唐家沱。我怕棺材里面进水，便叫人将捆得密密的粗麻绳解掉，将棺材盖撬开看一看。撬开后，我看了一下，立刻又叫人照样钉好捆好，原来那个老太婆尸体的四周都塞满了用油纸包着的鸦片烟土。我立即关照开棺的三个勤务兵不得乱说，并以违令坐牢来威胁，又各发一百元来收买，还选派了总务处一个科员负责押运棺木去南京。

我回南京见到郑的老婆，告诉她因棺材打捞起来后怕进水而将棺盖打开，看到了里面的东西。她脸上为之一变，立刻大骂她的兄弟柯新吾，说这一定是他在胡闹。接着，她假惺惺地叮嘱我千万不能让郑介民知道。当灵柩运到南京时，她和她兄弟到下关江边跪迎这具装满烟土的棺材，毫无责怪她兄弟的任何表情，还送了衣料、皮鞋等给押运的特务。

同年秋，军统决定把在重庆的两千辆十轮大卡车运一部分去南京，准备与江南汽车公司合伙做运输生意，由我去上海接洽购办汽油五千大桶。有一天，上海陆根记营造厂老板陆根泉来找我。陆根泉过去和戴笠很要好，胜利后帮同军统在上海接收，并替大特务做生意，又正在南京为军统建造办公大楼，和我的关系也很好。陆向我提出，请求在购运汽油去重庆时，他要加购一千大桶，随同运往重庆。我说购油公文和向招商局接洽船只的公文都已写明了数量无法更改，拒绝了他的请求。

当时西南各地汽油奇缺，由上海运去很不容易。招商局怕运汽油出事，许多机关请其拨船运油都被拒绝。军统不仅在该局有一个特务组织——警卫稽查组，并且了解该局许多黑幕，所以交涉船只方便。在上海购买一大桶美国汽油，只按官价付五十加仑的钱，实际上是装五十三加仑，按官价运输一共不到黄金一两。而运到重庆、成都等地，一大桶汽油可卖黄金二两多，是对本对利的好生意，但没有特权却赚不到这笔钱。

隔了两天，郑的老婆邀请我到她家去吃晚饭，陆根泉也在座。刚入座，郑介民由北平打来长途电话，她先谈了几句，便叫我去听电话。郑在电话中说，陆根泉需要由重庆运东西去上海，要我帮助陆购汽油一千大桶，随军统所购的一同运往重庆。我当然答应照办。第二天，我向毛人凤说明情况，把公文上的购油数字改为六千五百大桶。我利用这机会为自己加了五百大桶，并叫陆承认这是他要增加的。

汽油在重庆售完以后，陆和我在结账时说：“我这次是完全代人尽义务的。”郑介民一个长途电话和他老婆一顿便饭，便捞到一千多两黄金。

一九四七年，郑介民不顾别人议论，将军统在上海杨树浦接收的一座规模相当大的锯木厂连同地皮以极廉的价格批准由陆根泉购买。这座厂占地有好几十亩，还有自己的起卸木材的码头和仓库等。他们之间的交换条件，是陆代郑在南京北平路修建一座三层楼的花园洋房。

以上只是举出几个我所知道的具体例子。至于郑介民做五十生日他老婆大收寿礼，平日托人做生意，说情、受贿等，实在太多，不再详谈。他们夫妇每到上海一次，上海的特务头子们都得有所“孝敬”。郑介民上海家里的东西连他老婆也记不清。一九四七年春，几个不怕事的小偷趁他们不在上海时，竟把这个大特务头子家里的东西偷去不少。郑的老婆闻讯赶回上海，向稽查处、警察局的特务们大吵大闹，非叫破案不可，一时弄得满城风雨。可是当问到她究竟丢了些什么东西时，她自己也开不出清单，只说很多很多。上海的几家小报都用花边新闻刊出“郑介民将军在沪寓所失窃”的消息。郑怕惹出麻烦，叫把所抓的嫌疑犯放了，并在报上更正，说只是丢掉几个汽车轮胎，案子已经破了。实际上，被偷的东西一直没有追回，行窃的小偷始终没有抓到一个。

在逃往台湾的时候，郑介民利用种种特权把可以带的东西都带走了。但房子却没有办法带，他老婆托人用低价卖出，结果却没有人要。郑在送他老婆上飞机时，还当着送行的特务们用故作镇静的口吻说：“你们去台湾过冬，等明年院子里的花一开就可以回来了。”但是没有几天，郑也依依不舍地丢下那座洋房逃出南京。

郑去台湾后，担任国家安全局局长多年，一九六零年突患急病死于台湾。

（一九八四年六月改写）

《军统内幕》后记

这书行将付印，借此补充几句。

这个集子里的稿件，都是我于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六年先后写下的。其中的几篇曾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的《文史资料选辑》（内部发行）刊出，读者看后，指出稿中的一些错误和缺点，这次已尽量改正了。这个集子里的多数稿件是过去没有发表过的，仍希读者予以教正。

我写这些资料，都是凭记忆先后整理出来的，既不会全面，又可能记错；有的事情在不同的稿件中出现，不仅有繁有简，甚至连语气用辞等都不一致。这次我本想全部整理一下，但因年届古稀，而且有病，身体精神都远远不如过去，力不从心了。我女儿美娟对有些稿件替我作了增删，还是不能令人满意，只好等以后有时间再来修改。

我开始写这些资料时，想着如能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当代人写当代事，自己写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总比后人来写容易一些，真实一些。但实际上，我感到越写越难，有时甚至写不下去。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写自己的情况，有时也很好写，往往能够挥笔疾书，一写便是几千字，因为这大都是自己过去所作所为，有时还惟恐其不能详尽，生怕别人看不明白。但是，涉及到自己的历史罪行丑事就慢得多了，有时悔恨交加热泪盈眶再也写不下去，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才又把笔拿起来。我想，军统特务的种种罪行，虽是“奉命而行”，自己与对方并无私仇，但自己仍是有责任的；况且这些事不是一个人做的，也不只是一个人知道，自己如果不写，别人也会揭露，因此不如自己交代出来。经过思想斗争后，我的历史罪行便顺利地写了出来。

除此之外，我感到最难下笔的是那些很少人知道的事情，而且知道的人或是死去或是不在大陆，便产生能不写便不写或能少写便少写的念头。为了写这些东西，我的确进行过不少次的激烈思想斗争，常常弄得夜不成寐。但是我再一想，正是这些见不得人的东西，或者更可有助于说明旧社会如何使人变成鬼，新社会如何来之不易，于是勇气就来了。

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便可以说明我为什么会有这种矛盾到极点的思想。例如戴笠死后，军统局分为郑、唐、毛三派，我既属毛派又是唐派，同时因手中掌握大量公家财物，还与郑介民老婆瓜分财物。所以，在写到我拥毛倒郑时，所耍的种种手段，我是边写边擦汗，因为那种事连自己也感到太见不得人。我为了讨好毛人凤，竟去鼓动大批军统特务的遗属，在郑介民老婆给郑做五十大寿时去大吵大闹，同时又去讨好郑的老婆，告诉她有上百名拖儿带女的特务遗属要来郑家吃寿面，吓得郑妻一再央求我去劝阻，我才赶去把那群人挡回，这件事由我挑动而能两面讨好。

又如，我曾帮助毛人凤把郑介民挤出保密局，由毛当上了局长。毛人凤则过河拆桥把我从局本部挤出去，像充军一样把我弄到云南去。最后，他到昆明住在我家一个多月，我几次准备干掉他。这在我来说，当时不仅轻而易举，而且能够做到不给人发觉是我干的。但由于自己当时站在反动的立场上，考虑到报私仇会影响公益，没有适当的人能接替他，才没有动手。

还有，一九四五年间，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竞选中委时，戴笠自己不愿当中委，而把唐纵、郑介民推举出来。唐纵当选后，我去向他道喜。可能是由于我在讲话时太强调了戴笠自己不愿当中委而让给别人，唐听了有点不高兴，他无意中冒出一句：“最后没有委员长的话，谁也帮不了忙。”他这话刚一出口，看到我当时的表情不大自然，知道说走了嘴，又马上补充一句：“如果没有戴先生提出来的话，委员长有意栽培也有不便，总不好凭空下条子，因为这不是派工作。”我当时对他这种态度表示出不痛快，他也察觉了，便一再叮咛我，刚才的谈话不要向别人去说。我虽满口答应不会说，可是一回来就一五一十告诉了戴笠，却不料竟碰了戴笠一个钉子。他听完我的话以后，便恶狠狠地朝我说：“以后你别管这些事。我也不要听这些。”这件事明明是在戴、唐之间进行挑拨，我当时还很得意，因为从戴笠当天对我别的事都表现出很高兴，我便认为他是喜欢听这些话的。

这些为了个人升官发财所干出的丑恶勾当，反映出反动派之间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两面三刀等等丑恶行径，在这里写将出来，或可起到反面教材的作用。

当然，我不是说我写东西就没有顾虑了。例如在一九四三年我亲自看到林彪在重庆与戴笠往来时，彼此十分亲热，互称“学长”等等。但我在写戴笠时，曾提到不少人，却不敢写林彪的名字。直到林彪死去、罪行被揭露之后，我才把这一情况作了交代。又如江青、张春桥当年在上海与军统特务的往来，我虽知道一点点，也是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我才敢写。

有人问我，还有没有什么没写出来的？我的回答是：“现在没有存心保留什么。如果有想不起来的事，将来我女儿美娟给我整理我的资料时，会把它写出来的。”

这个集子可能有不少缺点和错误，我诚恳地期待读者的指教和批评。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于北京）

附载：“我懂得了做人的道理”

——访新增补的政协委员沈醉

《人民日报》记者 胡思升

中年以上的中国人，不少人都知道沈醉的名字。四十年代，他先后担任国民党军统局少将处长和国防部驻云南区专员兼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特务头目。如今，他以新增补的政协委员的身份出席会议，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感愧交集”。

沈醉十八岁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二十几岁当上少将处长，亲自策划和执行诸如捕人、刑讯、暗杀等特务活动，连他自己也承认这是客观历史事实。但是有一件历史事实，解放后沈醉在监禁期间没有主动提出，就是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眼看我大军南下，蒋介石大势已去，他在最后关头参加了卢汉的云南起义。去年，我有关方面经过调查，种种物证证实，沈醉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字，发表了起义广播，并亲笔颁布命令，要下属特务组织上交特务器材并到指定地点报到。根据党的政策，沈醉本人的身份去年由战犯改为起义将领，并提升行政级别。沈醉对记者说：“这次又特邀我为全国政协委员，我怎么不感愧交集呢？！”

去年年底，沈醉偕同他在大陆唯一的女儿沈美娟到香港探亲，成为香港以及台湾注目的一件事。五十年代初，台湾宣布沈醉为“献身党国”的烈士，牌位“入祀忠烈祠”，每月发给他在台湾的子女一笔抚恤金。出乎海峡彼岸意料的是，沈醉不仅健在，而且偕女南下到了香港，享有充分的行动自由。一家香港报纸到他下榻的旅馆约文章，沈醉当场草就。约稿人嗫嚅地问：“你不请示北京，敢自己作主吗？”沈醉笑答：“我写的文章，文责自负，从来没有人指示我怎么写。”几个过去的同事劝他乘机远走高飞，语带双关地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沈醉明白其中含意，答：“我接受。”来人大喜：“什么时候走，给你包一架飞机。”他才诙谐地打开天窗：“无用飞机，坐火车就可以，请你们到大陆看看，我的岸在北京。”有人以金钱物质相诱，沈醉说：“大陆的物质生活是差一点，但我不是为钱而来的。我母亲生前对我说过：一个人可以不做官，但一定要做人。在大陆，我才真正懂得了人生的道理。过去，我为了升官发财，可以丧尽天良；现在你拿黄金都买不动我。”那人恼怒了：“那你就回大陆啃窝头吧！”沈醉很平静地回答：“我在大陆吃什么，请你来看看，如果真的要吃窝头，我也心甘情愿。”他的亲戚也曾希望他三十五岁的女儿沈美娟留在香港“享福”，她说：“享现成的清福，我不想。我要和爸爸一起回大陆。十亿人口的国家，一定能建设好。”

沈醉和他的女儿在香港探亲访友一个多月。他在美国的女儿和在加拿大的侄儿、侄媳等远道来探望阔别三十多年的父亲、伯父，但令人遗憾的是，他在台湾的几个儿女，虽然近在咫尺，却没有能获准出境和他会面。沈醉对记者说：“一九四九年，我被蒋介石派往云南执行他委派的使命，毛人凤把我的母亲、妻子和六个孩子送到香港，作为变相的人质。而我和女儿申请到香港探亲，党和政府充分信任我，可是我在台湾的儿子却不能出境，我内心的感想很多。”

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台湾和大陆统一的问题上。

沈醉说：“现在共产党发出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号召，我们这些了解历史情况的人，是非常感动的。日本侵略中国，共产党捐弃前嫌，提出一致对外，实行国共合作。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扣留，是周恩来从延安赶去，挽救他的生命，从而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这就是统一战线的政策，有什么可怕的呢？今天，共产党没有以胜利者自居，主张重开国共对等谈判，胸襟何等宽阔！”

一九四九年分手时，沈醉在香港、台湾、美国、加拿大等地有四十几个近亲，如今变成八十多人了。他都劝他们回大陆看看，看看大陆的变化。

沈醉在台湾的亲朋故旧很多，还有他为数众多的学生。他说：“国家的分裂是在我们这一代身上造成的，应该在我们这一代身上结束。这样，生对得起后代，死对得起祖宗。不管我们过去走的路各不一样，但从今天起，一个人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就看他为统一祖国是出了力，还是相反。如果有人不信，我可以出来作证，尽管我过去做过不少坏事，甚至可以说我的少将处长是用共产党的血换来的，但只要我做了一件有利于祖国的事，共产党和人民就既往不咎，还给了我很好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这不是什么‘统战宣传’，而是活生生的事实。”

（原载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