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回忆录：第三十章——中央北迁问题与反蒋运动—第六十章——胜利接收铸成大错

第三十章——中央北迁问题与反蒋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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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中央北迁问题”实系由蒋总司令坚持要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迁往总司令部所在地的南昌所引起的。先是，我军肃清鄂、赣之敌后，广州国民政府便决定北迁，以配合北向进展的军事。就形势说，中央北迁，应以武汉最为适宜。南昌，断没有成为临时首都的资格。

蒋总司令所以坚持南昌的原因，自然是私心自用。因那时中央方面防蒋军事独裁的空气正日见浓厚，武汉方面的四、八两军，在蒋看来，又非其嫡系。万一国府和中央党部迁往武汉，蒋必然失去控制力，所以他坚持中央应设在南昌。但是蒋氏的理由却十分薄弱，他无法否定武汉在地形上的重要性。他反对迁武汉的理由是政治应与军事配合，党政中央应与总司令部在一起。但是总司令部为何不迁往武汉，反要中央政府移樽就教呢？蒋的理由是总司令部应设在前方，以便亲自督师。但是，总司令部如设在武汉，不是更接近前方吗？北上可指挥平汉线，东下可指挥长江下游，南昌反无此方便。因此蒋的理由实不成其为理由，说出来真是辞穷理屈。但是蒋氏个性倔强，硬干到底，绝不表示让步。

我们克复南昌后不久，一部分中央委员、国府委员及俄顾问鲍罗廷遂取道江西北上。十二月初旬宋庆龄、徐谦、陈友仁、吴玉章、王法勤、鲍罗廷等一行十余人抵达南昌，由总司令亲自招待。十二月七日乃在庐山开会。我因系候补中央监察委员，且未在国民政府及政治会议中担任职位，所以只是列席旁听而已。会议未议出什么具体方案来，各委员便下山迳往武汉去了。他们这一去，显然是对蒋氏留中央于南昌的计划一大打击。不过，此时分任国民政府及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的谭延闿、张人杰两氏尚滞留广东，蒋拟继续请谭、张二主席留在南昌。

然去汉各委员也不示弱。十二月十三日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在武昌开会决议组织所谓“联席会议”，在政府未正式迁来武汉之前，执行最高职权。“联席会议”委员，计有：孙科、徐谦、蒋作宾、柏文蔚、吴玉章、宋庆龄、陈友仁、王法勤等，鲍罗廷也列席。公推徐谦为主席、叶楚伧为秘书长。反蒋的阵营遂具雏型。在汉军人，唐生智、邓演达、张发奎等，都表示服从“联席会议”，武汉、南昌遂隐然对立。

此时总司令部在南昌正在拟定东征计划，蒋总司令急于打下江、浙，我为此事也时去南昌参加会议，见蒋氏态度非常坚决，对武汉绝不让步。我惟恐事态扩大，影响军事进展，乃力劝蒋氏不必和武汉各走极端，应听国民政府迁往武汉。我说，中央迁往武汉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归。你既无法阻止国府委员去武汉，不如干脆让他迁去算了，但军队调遣，继续北伐，则应绝对服从总司令的指挥。蒋说：“你看他们肯听我的命令吗？”我说：“大敌当前，不听指挥即等于自杀，此事我愿负责斡旋疏通。”蒋才无话。其后果然，反蒋甚烈的二、六两军仍听调度东下，终于克复南京，可见他们也还顾全大局，并非不可理喻。十二月底，谭延闿、张人杰抵南昌，住了几个星期，谭往武汉，张却去上海。

我在南昌总司令部见到新客极多。最引我注意的是黄郛、张群二人，都是政学系重要人物。张已作了总司令部里的总参议。渠何时就职，从何而来，我都不知道。黄郛是初从上海来的。黄也是浙江人，蒋的同乡，浙江武备学堂毕业后，往日本振武学堂留学。民国二年，二次革命倒袁之役，进攻上海，任陈其美的参谋长，和蒋也曾“换帖”。黄氏后来迭任北洋政府要职，民国十三年曾一度出任内阁总理。这次在南昌，我是第一次和他见面，但见其风度翩翩，能说会讲，而举止从容，一望而知为一十分干练的官僚。他来赣何事，我们也不得而知。惟当时汉、浔一带党报对黄氏攻击不遗余力，骂他是政学系北洋旧官僚，军阀的走狗，不应让他混迹于我们革命阵营之内。蒋总司令为此曾在纪念周上大发雷霆，说黄膺白（黄郛字）是他私人的好朋友，难道我们革命，连朋友也不要了吗？但是黄郛究为何事来南昌访蒋，我们终不知其底蕴。

二

就在浔、汉对立的情形逐日恶化之际，我们东征军的部署也逐渐就绪，计划迅速肃清长江下游之敌，然后挥军北上，统一全国。当时我军整个北伐计划的部署是对北面（河南）采取守势，对东面（东南）采取攻势。部队区分系分为东路军、中路军和西路军。而中路军又分为江右军、江左军，向我附义的敌军周凤岐、刘佐龙等部也都编入战斗序列，参加作战。当时指挥系统如下：

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

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

第一纵队指挥官：周凤岐

第十九军：陈仪

第二十六军：周凤岐（兼）

第二纵队指挥官：王俊

第一军第一师：薛岳

第二十二师：陈继承

第三纵队指挥官：白崇禧（兼）

第二十一师：严重

第二师：刘峙

先遣队：李明扬

第四纵队指挥官：冯轶裴

第一军第三师：谭曙卿

第一军第十四师：冯轶裴（兼）

第二十师第五十八团：王文翰

第五纵队指挥官：赖世璜

第十四军：赖世璜（兼）

第六纵队指挥官：曹万顺

第十七军：曹万顺（兼）

中路军总指挥：蒋中正（兼）

江右军总指挥：程潜

第一纵队指挥官：程潜（兼）

第六军：程潜（兼）

第二纵队指挥官：鲁涤平

第二军：鲁涤平（兼）

第三纵队指挥官：贺耀祖

独立第二师：贺耀祖（兼）

江左军总指挥：李宗仁

第一纵队指挥官：李宗仁（兼）

第七军：李宗仁（兼）

第二纵队指挥官：王天培

第十军：王天培（兼）

第三纵队指挥官：刘佐龙

第十五军：刘佐龙（兼）

西路军总指挥：唐生智

第一纵队指挥官：唐生智（兼）

第八军：李品仙

第十八军：叶琪

第三十五军：何键

第三十六军：刘兴

鄂军第一师：夏斗寅

第二纵队指挥官：张发奎

第四军：张发奎（兼）

第三纵队指挥官：陈铭枢

第十一军：陈铭枢（兼）

第四纵队指挥官：彭汉章

第九军：彭汉章（兼）

总预备队指挥官：朱培德

第三军：朱培德（兼）

各路部署既定，东路军遂于民国十六年一月中旬，自闽、赣两省分途入浙。因何应钦已先期发表为东路军总指挥，白崇禧遂另用东路军前敌总指挥名义，率师由赣东进入浙境。中央军的江右军沿长江南岸地区东进，我的江左军则自鄂东沿长江北岸区域东进，以安庆为目标。

我军奉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全军乃在鄂东一带布防，待命东征；军部则迁往汉口。我回到武汉，发现武汉三镇已面目全非。群众运动简直如火如荼。一月初旬，汉口群众和英水兵冲突，乘势冲入英租界，英人见革命群众的声势太大，不得已，答应将英租界交还中国；不久，九江英租界也收回，军心民心均大为振奋。

不过，武汉的群众运动，已发生越轨现象。工会组织遍地皆是，罢工日有所闻，但是这种罢工多数为不合理的聚众要挟。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已至资方完全不能负担的程度。然各工会的要求仍是有加无已，以致武汉工厂、商铺很多被迫歇业。连挑水、卖菜的都有工会组织，时时罢工以图增加收入。武汉三镇克复不到数月，竟至市况萧条，百业倒闭，市上甚至有时连蔬菜也不易买到。而工人店员等则在各级党部指导之下，终日开会游行，无所事事。呈现出一种狂热奔放，但是却十分不合理的怪现象。农村的群众运动尤为幼稚。大地主不消说了，就是小地主、自耕农的财产，也被籍没充公，本人甚或被枪杀。乡村农会的权力，大得吓人。谭延闿告诉我说，他茶陵家里的佃农，也难逃此劫运。当时两湖的工农运动的幼稚和过火，确是实情，真是一言难尽。总之，当时武汉和两湖地区的社会秩序，被国、共两党内幼稚的党务人员，闹得乌烟瘴气。政府和党部，初未加以丝毫约束，也是事实。我回抵武汉，便认为这是极大的隐忧。

此时党政军高级人员的反蒋空气也已逐渐明朗化。“联席会议”中人，为了迁都问题和蒋氏已短兵相接自不消说，军人之中也酝酿反蒋甚烈。唐生智、张发奎等都已公开表示态度，只第十一军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陈铭枢表示袒蒋，然陈氏仅有一个军，实力究属有限。民国十六年一月中旬，蒋总司令曾亲赴武汉视察，渠见武汉风色不对，恐发生意外，稍留即去。蒋去后，亲蒋的陈铭枢旋即被排挤去职，所遗武汉卫戍司令一职由唐生智自兼；第十一军军长一职，则由张发奎兼代。武汉方面至此，除我一人之外，已全是蒋的政敌了。

三

在武汉当时的环境下，我的态度却十分持重，我认为无论怎样，我们国民党断不能蹈洪杨太平军的覆辙，而同室操戈，致功败垂成。党内纠纷，应以合理的方式和平解决，各方都应顾全大局，尽量忍让。正因我这种顾全大局、不偏不倚的态度，我的处境遂十分困难与痛苦。武汉反蒋人士，认为我的态度有点中间偏蒋，足以维持蒋的地位于不堕，乃纷起包围我，企图以说服和利诱的方式来争取我参加他们的反蒋运动。此时，跨党分子和共产党员为避免嫌疑，反而十分缄默，并未来我处游说，只在一旁坐观虎斗。

常来我处喋喋不休的，都是党政军三界的重要领袖人物，如：徐谦，顾孟余、唐生智、邓演达、张发奎、郭沫若、鲍罗廷，乃至向以温和圆滑见称的老政客谭延闿。他们反蒋的理由不外数端：一是说，蒋在制造军事独裁。他在广东已极尽纵横捭阖的能事，如今北伐期中，又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现在已成为一新军阀，本党如不及早加以抑制，袁世凯必将重见于中国。再则说，蒋氏个性偏私狭隘，北伐各军待遇悬殊。蒋氏一意培植其私人势力，于德于法，均不足以为全军主帅。还有就是说，蒋氏想以军力挟持党和政府于南昌，破坏党纪和政府威信。另外最重要的一点，即是蒋脱离群众，走向反革命途径，和旧军阀、官僚相勾结等等。总之，蒋氏必须打倒，或撤换。至少总司令部组织法应大加修改，以减少蒋的权力，而防止独裁的倾向。

在他们苦苦纠缠之下，我实在疲于应付，有时也觉无辞以对，因为他们对蒋的指责和批评都极中肯，可说是一针见血。不过，我所申述的理由，也是句句有力，使他们无法辩驳。我一再引太平天国为例，洪杨同室操戈，以致功败垂成，殷鉴不远。蒋的缺点是大家所明白的，公认的。但是他也有他的长处，党以前也加意扶植过他，今天我们也可以善意地去帮助他，纠正他。断不可闹到决裂的程度，非打倒他不可。临阵易帅，原是兵家的大忌，在今天的情况，尤其会动摇军心民心，乃至影响国际地位，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

我更郑重地说，蒋总司令固有缺点，我们党政军各界也有严重的错误。试看我们幼稚和过火的群众运动，如今闹得市面萧条，人民居处不安。军队里的政工人员则处处挑拨士兵和官长的感情，以图渔利。凡此种种都于革命有损无益，而我政府和党部却充耳不闻。我问邓演达说：“你说工人罢工就叫做革命，为什么同志们不到敌人的后方去策动罢工呢？为什么偏要在我们革命军后方越轨闹事，闹得我们菜也没得吃呢？”

邓说：“这是革命时期的幼稚病，总归无法避免的，将来必能逐步改正。”

我说：“你们何不在这方面多致点力，而偏要搞打倒主帅的大题目呢？”

同时，我也告诉唐生智说，目前党政内部过火的运动是“纸包火”。因为此时唐的中、下级军官已经啧有烦言，对所谓“群众运动”感到十分不满，唐固知之甚详。我说，你如不及早设法排解，消弭于无形，将来军队会不听你指挥的。唐则一再地说：“我有办法，我有办法！”

见到张发奎时，我也以同样理由，向他解说。我说你们第四军里，共产党最多，高级将领如叶挺等都是著名的共产党，你如对他们不加约束，将来军队会不听你指挥的。张说叶挺和他是广东北江的小同乡，从小便在一起，可以说是如兄如弟，以他和叶的“私人关系”，他认为叶挺绝不会和他为难的。我说：“共产党还谈什么私人关系，他们只知道第三国际的命令，你别做梦了。”张说。“不会的，绝不会的。”

叶挺的确是个有趣的人物。他是位著名的共产党，思想激烈，一切都以共产党教条为依归。这时共产党主张打倒旧礼教，解放妇女，并破坏贞操观念，因此共产党男女之间的关系也随便之至。叶挺虽也随声附和，但是他对他自己的年轻貌美的妻子，却金屋藏娇，防范极严，绝不轻易介绍给“同志”们一见。这也是四军中尽人皆知的趣事。张发奎即举此事为例，向我说叶挺不是那样荒谬不念旧交的共产党。

大致就在一月中旬蒋氏离汉之后，反蒋的说客到我第七军军部来访的络绎不绝。我们互相驳难的内容大体如上所述。其中最具体的，要算是鲍罗廷约我“酒叙”的一次了。

在蒋氏离汉后约一星期，鲍罗廷忽然专柬来约我小叙。我应约而往。我们首先寒暄一番，鲍氏也着实夸奖我的战功。嗣后，他便慢慢地引入正题，鲍说：“李将军，北伐是你一手促成的啊！当日援湘也是你们广西首先出兵的。今日北伐一帆风顺，革命不久便可成功，你总不希望革命流产的吧！？”

“当然不希望它流产，”我说：“相反的，我正希望革命战争早日胜利，军事时期早日结束，好让和平建设早日开始！”

“那末，你看蒋介石近日作风是个什么样子呢？我看他已经完全脱离群众，眼看就要变成一个新军阀。李将军，你是革命元勋，北伐的发动者，我想你不应该跟着一个军阀走！”鲍罗廷说时面色十分严肃。

我说：“鲍先生，蒋总司令缺点是有的，但是无论怎样，我不主张打倒他。我主张以和平的、善意的方式去帮助他，纠正他……”接着，我便列举临阵易帅的危险，和洪杨内哄覆灭的故事。对他们所发动的反蒋运动，期期以为不可。

鲍说：“我看你们绝不能再让蒋介石继续当总司令了。再当下去，中国必然又要出现一个独裁者，革命就会前功尽弃……”他沉思片刻，继续说道：“你看蒋介石如果失败了，谁能继承他呢？……据我看，李将军，论党龄，论功勋，论将材，还是你最适当。我希望你能考虑一下这问题！”鲍氏说着，露出很诚挚的面色来等待我的回答。我心想鲍罗廷今番竟欲置我于炉火之上，以总司令的位置来诱惑我。我因而正色地告诉他说：

“鲍顾问，你还没有认识我！你不了解我的思想，我的愿望，乃至我的个性。我们革命军人唯一的愿望是革命早日胜利，国家可以偃武修文，息兵建设，我们也可以解甲归农。革命不成，马革裹尸就是我们惟一的归宿。既参加革命，我就未考虑到我自己的前途。鲍顾问，你是亲自在场的，你看我力辞前敌总指挥，并保荐唐生智担任，即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我希望以唐为例，对外号召赴义，以广招徕。你看我考虑到自己的名位没有？鲍顾问，你并没有认识我的为人！”

鲍罗廷被我一番大道理说得闭口结舌，一声不响。其实，他可能确是一番诚意。他们一心一意要打倒蒋介石，但是蒋介石打倒了，就必然要另有一人来当总司令呀！以当时军功、资望来说，他们考虑到我，原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不过，我反对临阵易帅，并且认为鲍氏是以名位诱惑我加入反蒋阵营，所以我就未免唐突西施了。如今事隔数十年，在这几十年中沧桑几变，蒋氏及其左右每每认为我要取他而代之。其实，要推翻他，在民国十六年二月应该是最好的机会了。那时我拒绝了鲍罗廷的诱惑，丝毫未为名利所动摇，而后来等到蒋氏羽毛丰满，权力如日中天之时，反而要来推倒他，也未免太笨拙了罢。

当时鲍氏被我说得哑口无言，我接着又说：“鲍顾问，我们国民革命至今日已是为山九仞，然而现在却发生了困难。你是我们的顾问，你要负重大责任啊……”我便一项一项地数给他听，例如：群众运动的越轨，闹得人人恐慌，社会啧有烦言，妨碍革命进展等等。

“鲍顾问，”我说：“这种幼稚行动是否有人故意制造来和我们革命军为难呢？……再说打倒礼教，解放妇女吧，也应该缓缓地进行。怎么可以军阀还没有打倒，我们已进步到男女同浴的程度呢？”

“这些都是群众的幼稚病，革命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举个例子来说吧，你说妇女们想不想生儿女？”鲍说时颇有得意之色。

“生产是妇女的天职！”我说：“既是女人，就要生儿育女。”

“请问，妇女生产痛苦不痛苦呢？”鲍说。

“岂但痛苦，”我说：“有时还有生命危险！”

“这就是你们的革命了。”鲍笑着说：“妇女知道生产痛苦，还是想生产；正如你们知道革命困难，还是要革命一样。你们今日革命，由于幼稚病所引起的困难，也就是妇女生产时的痛苦——是避免不了的。”

鲍罗廷本是一个有高度辩才的人，往往说得对方哑口无言。他这次回答我的问难，例子也举得颇为切当。这时，我忽然灵机一动，立刻回答他说：

“顾问先生，你是相信科学的啦！今日的产科医生和各种医药设备，无不尽量减少产妇的痛苦，和保障生命的安全。决没有产科医生任由产妇受苦，甚至听凭她死亡之理。今日我们的国民革命，正如医生对产妇一样，不独不设法减轻革命过程中的痛苦和损害，反而有意无意地任由他挫败覆亡，这种道理说得通吗？”

鲍氏闻言大笑，举起酒杯说：“李将军，你会说话，你会说话，……哈哈！……咱们喝酒！”他把酒杯向我的酒杯丁当一碰，一饮而尽，结束了我们的一场小辫论。

鲍罗廷是有名的口若悬河的人，而我则一向不长于辞令。这一次不知哪里来了一股敏感，居然把鲍罗廷说得无辞以对。这或者是“理直气壮”的缘故吧！

事后，我反复思考这个问题，一班左派先生们和鲍罗廷的智慧、眼光是比我高出一筹的。他们深知蒋总司令军事独裁一旦得逞，是无法制服的，必将贻患于无穷。而我只是个存心忠厚，富于妥协性、忍让性，具有妇人之仁的人，何补于国民革命。不过当时我也有两个现实大问题横梗在脑海中。其一就是大敌当前，孙传芳败回南京之后，即刻北上，投入张作霖的怀抱，张立刻补充他的军实；奉军并已沿京汉。津浦两路源源南下，声势赫赫，实不容轻视。我军万一挫败，退回两广，岂非前功尽弃。其次，即使蒋倒之后，仍能支撑现有局面，占有湘、鄂、赣地区，党政责任谁来负责领导？当时共产党操纵工、农、学生团体组织，国民党则早已分崩离析，绝非共产党的敌手，处此震撼环境之中，故愈益增加我的妥协性罢了。

第三十一章——顺流而下，底定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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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武汉方面反蒋运动尚在继续酝酿之中，我国民革命军东下沪杭的战事便已开始。我方肃清东南的战略是分两期执行的。第一期以东路军单独向浙江发动攻势，以便将敌军主力吸引到沪、杭、宁三角地带。待战事进展到相当程度时，我军便发动第二期攻势，使江左、江右两军同时齐头并进，以雷霆万钧之力，一举而截断沪宁、津浦两线的交通，占领南京，如是，江南之敌便成瓮中之鳖了。

惟敌军此时也在通盘调整，重新部署。孙传芳自江西败退，便已感觉到独力难支，不得已乃决定向奉方输诚乞援，并亲往天津谒见张作霖，且行跪拜之礼，更和张学良结八拜之交，认张作霖为义父。张也捐弃孙氏昔日反奉的前嫌，予孙军以补充接济，使孙氏能重整旗鼓，卷土重来。张、孙两氏复决定联合组织“安国军”，张作霖任总司令，以孙传芳和直鲁军总司令张宗昌分任副总司令。且拟疏通败往河南的吴佩孚，作北洋军阀的大联合，以与革命军相对抗。孙氏南旋后，遂将苏、皖北部让予直鲁军驻防。自率其精锐在沪、杭一带，和我东路军的主力相鏖战。奉军和直鲁军则仆仆于津浦线上，准备渡过长江，南下增援。

不过，浙江战事刚开始，孙军便已处于不利地位。先是，当江西战事正在紧张阶段，敌方浙江省长夏超突于十月十六日就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之职，并亲率浙省保安队八营，向上海进攻。虽终以众寡不敌，为孙军所败，夏氏藏匿乡间民房，被捕殉职。然东南人士的反孙情绪，初未稍减。孙传芳为收拾东南人心，乃调原驻徐州的浙军陈仪第一师和周凤岐第三师回浙。惟斯时浙军已暗中和革命军通声气，到了孙传芳自江西全部溃退，周凤岐遂于十二月中旬在衢州防次宣布就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军长之职。陈仪则因事泄，在杭州被拘，其原驻绍兴、宁波一带的部队，也正式受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沿钱塘江南岸布防，和在杭孙军夹江对峙。据守富阳一带的二十六军一部，也和十九军联成一线对抗钱塘江北岸的孙军。所以在我东路战事尚未发动之前，孙传芳已丧失浙江将半了。

民国十六年一月中旬，我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所部，由占领江西各军抽调组成，集中完毕，遂在白崇禧指挥之下，自遂安、兰谿、汤溪向浙江出击。是时，我第十九、第二十六两军曾小有挫折，旋与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所部主力汇合，向敌反攻，遂次第肃清浙南，二月十八日我军乃进占杭州。斯时，我东路何应钦部也自福建赶来增援。何部自民国十五年秋入闽以后，未遇激烈抵抗，实力毫无损失，至是全师入浙和白崇禧会合。白氏亲率东路军第一、二、三纵队东攻淞沪；何氏则率第四、五、六纵队北上长兴，进攻镇江。

东路战事发展至此，我军已获决定性胜利。北军为确保沪、宁计，乃兼程南下，向孙传芳增援。张宗昌本人也于二月二十三日至南京，并于二月二十七日偕孙传芳至上海布防，拟与我东路军决战。张学良也率奉军到徐州，以为策应。

战局发展至此，我第一期作战计划已顺利完成，我江左、江右两军乃按原计划，于二月下旬同时东进。程潜的江右军自江西循彭泽、马当之线东进；我则指挥江左军自鄂东的黄梅、广济、罗田，向安徽的宿松、太湖、潜山一带进迫安庆。敌安徽省长陈调元固早已秘密向我输诚，渠所部二万人分驻安庆、芜湖一带，我军一旦东下，陈部便立刻反正，三月四日在芜湖正式宣布附义，并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七军军长之职。皖军王普部也受编为第二十七军，王受委为军长。安徽革命元勋柏文蔚收集北军残部于鄂、皖边境的英山、霍山一带，成立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军，柏任军长。皖军马祥斌部则受编为独立第五师，占领合肥。安徽至此，可说真正是“传檄而定”。

时敌人后方津浦路既受威胁，沪、宁一带的直鲁军都不敢恋战，纷纷后撤。我东路军白崇禧部第一纵队遂于三月二十一日进驻上海。三月二十二日东路军何应钦部第四、六两纵队占领镇江。三月二十三日，程潜的江右军占领南京。残敌渡江北窜，江南遂悉为我有。北政府海军的长江舰队也在杨树庄等率领之下，背叛北政府，加入革命阵营。整个长江流域，至是均入于革命政府管辖之下了。

二

当我江左军于三月初旬进驻安庆时，我遂率总指挥部自武汉乘轮东下，于三月十八日抵安庆。此时革命军捷报频传，革命势力如日中天，而党、政、军内部的斗争，也随之表面化了。

先是，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于三月十日在汉口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由谭延闿主席，出席中委凡三十三人。此三中全会实系一不折不扣的反蒋会议，不特原来反蒋的分子如徐谦等均有激烈的反蒋演说，纵使少数号称袒蒋的温和派如谭延闿等，此时都一反常态，在会议席上诋毁蒋氏不遗余力。三中全会随即通过一系列的议案，如“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条例”，“统一财政及外交案”等，要旨均在抑制蒋总司令，削减其在党、政、军、财各要政上的控制力，使其变成一单纯的受党领导的军事领袖。

平心而论，党中央此种抑制军事独裁的议案，实未可厚非。当时蒋氏身兼中央各要职，培植私人势力，军事独裁的趋势已极明显。北伐胜利进行中，总司令部兼理克复地区民、财两政，权力也实在太大，亟须抑制。不幸共产党即乘机挑拨，以增长其在国民党内的势力。三中全会时，共产党人利用中央各委员的反蒋情绪，大肆活动，竟使已越轨过火的群众运动，变本加厉。国民党中央也竟议决与中共开联席会议，推行今后的革命运动，并通过议案，助长幼稚的群众运动。中共更图利用国民党的分裂以自肥，进而取代之。此种阴谋自招致国民党全党的反感，全国人士由于反共而牵涉到容共的武汉中央政府，认其为共产党所利用。于是蒋氏由一反军事独裁运动下的逋逃者，一变而为领导反共的英雄人物了。其契机的微妙，实难尽述。

三中全会同时议决，党政中央俱行改组。三月十一日全会选出国府委员二十八人，军事委员会委员十六人，我均当选为其中的一员。三月十九日，即我到达安庆的翌日，武汉国民政府突派郭沫若、朱克靖二人前来看我，并携来委任状与大印一颗，特派我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郭氏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朱氏则系第三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为一知名的共产党。朱氏稍谈即去，郭氏因系老友，晤谈甚久。

郭氏把委任状和黄布包着的一颗大印，放在我桌上，要我接受中央委任为安徽省主席。我说，我是个统兵的人，政治非我所长，实在不能兼顾安徽省政，希代转请中央另简贤能充任。

郭氏可能误会我不满意武汉的作风而故意推辞，所以喋喋纠缠不休。我一再解释说，我在军书旁午、戎马倥偬之时，哪有工夫来处理省政呢？郭说：“你可择一人暂时代拆代行！”我说：“这样挂名不作事，岂不是儿戏政事？再者，本党中央人材济济，又岂非我莫属呢？”

郭氏还是喋喋不已，无论如何要我把委任状和大印收下。他是下午二时来看我的，一直谈到傍晚，我便留他晚餐，并以白兰地酒饷客。郭氏既健谈，又善饮，两人且谈且饮。郭君还和我猜拳，他的技术比我高明，酒量也比我大。平均起来，他饮一杯，我要喝下四、五杯之多，把我喝得酩酊大醉，倒在客室的沙发上，便熟睡了。等我醒来，已是第二日清晨。我忙问左右，郭副主任哪里去了。副官们说，你醉了之后，睡在沙发上，他再三推你不醒，便带着委任状和大印，回武汉去了。

就在郭氏离去第二天，蒋总司令忽自九江乘军舰到安庆，并亲来江左军总指挥部找我。蒋氏已听到郭沫若携来委任状和大印，为我所谢却的故事。蒋笑着说：“你不高兴他们的作风，不接受武汉政府的委任，我现在来委你作安徽省主席罢。”说着，他便从衣袋里取出一纸已经写好的“手令”，特派我为安徽省主席。我也同样谢绝他的委派说：“不是不愿就，是做不了，做不好。……论统兵作战，我尚有几分经验。论地方行政，则我既无经验，也无兴趣，更没工夫，如何能作省主席呢？你不是要我带兵到前线打仗吗？”

蒋说：“作安徽省主席你最适当，你最适当。你现在不能分身，可以随便找一个人暂时代理！”

我说：“你看我能找什么人呢？我总指挥部里的人已嫌不够用。再者，我也不希望只挂个名，让别人去代拆代行，因为我还是要负责任的。”

但是，蒋无论如何非我做不可，而我则无论如何不肯接受。僵持到最后，蒋说：“你看什么人最好呢？”他要我推荐一人来做。我想了一想便说：“如果总司令夹袋中无适当的人选，倒不如暂时委派陈调元做。他原是安徽省长起义来归，省政府的班底还在，他做起来实是轻而易举。”蒋也点头称是。这样，就把这个政治礼物送到陈氏的身上。果然，后来陈调元竟以我一言的推毂，当了三年安徽省主席。

第三十二章——清党与宁汉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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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总司令在离开安庆东下时曾告诉我说，他现在是直下上海，希望我将部队暂交夏、胡二指挥全权指挥，自己也往上海一行。在蒋去后约三、四日，我便电令夏、胡二人各率所部沿长江北岸向东推进，我自己则乘轮东下，于三月二十七日抵南京。

我在南京，已深知共产党为心腹大患。因南京此时由第六军和第一军的一部驻守。一、六两军都为共产党所渗透，军心很为动摇。第六军党代表林祖涵系知名的共产党首领。当第六军入驻南京时，一部分士兵曾袭击南京外侨，劫掠英、美、日领事署及住宅。英领事受伤，金陵大学美籍副校长和震旦大学美籍预科校长都被杀。因而惹起泊在下关江面的英美军舰向南京城内开炮，死伤无辜平民甚众，是为“南京事件”。

此一事件，显系共产党所故意制造。因我军席卷东南后，军威极盛，东南又是富庶之区，入我治下，简直是如虎添翼。惟此时国共裂痕已日益明显，清党空气正在酝酿之中，共党为先发制人计，乃阴谋借刀杀人，在东南地区挑起外衅，拟利用外人与我军为难，而彼辈则坐收渔利，因而制造此一南京事件（注：当北伐军迫近上海、南京时，帝国主义积极部署兵力，声言全力“保护”上海，加紧了干涉和镇压中国革命的步伐。当时纠集在上海的帝国主义军队达二万三千多人，纠集在上海、南京一带江中的各国军舰达九十多艘。1927年3月24日，有共产党人参加领导和作战的第六军和第二军，攻占了南京，反动军队逃窜时，南京城内发生抢劫。英美帝国主义借口侨民和领事馆受到“暴民侵害”，下令停泊在下关江面的军舰联合起来炮轰南京城，造成死伤中国军民两千多人的巨大血案，这就是轰动世界的南京事件。（据胡华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一编者注）。

所幸外人的情报甚为灵通，判断也颇正确，南京事件发生时，一向号称蛮横的日本海军竟奉命不许开炮。当时驻下关江面的日本海军指挥官于驶抵上海后自裁殒命，遗书说，他奉命不许开炮，致海军护侨不周，无面目以见国人云云。足见日本人深知此一事件的内幕，故没有被国际共产党所利用。英、美军舰开炮后，并曾向我方抗议，然旋亦不了了之，似均已探悉个中隐秘，未堕第三国际共党的术中。

我在南京稍留，便改乘沪宁车于三月二十八日抵上海。时白崇禧正以东路军前敌总指挥兼淞沪卫戍司令，驻节龙华。我到上海时，发现上海情形极为严重，全市群众运动悉为共产党所操纵。工会拥有武装纠察队千余人，终日游行示威，全市骚然，稍不如意，便聚众要挟，动辄数万人，情势汹汹，不可终日。我抵沪后，即乘车往龙华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适值驻军因小事与工会龃龉，工会聚众万人，往龙华要求白崇禧解释。满街全是工人，途为之塞，我只得下车步行，自人丛中蛇行挤至总指挥部。所幸我们均未佩领章，无人认识，故未遭阻碍。

白氏和我相见虽甚欢愉，然面对上海一团糟的情形，也殊感沮丧。白氏告我，此时不特上海工人行动越轨，就是第一军也已不稳。共产党正在暗中积极活动，显然有一举取国民党而代之的野心。此种发展，如不加抑制，前途不堪设想。

嗣后，我便往见蒋总司令。蒋氏住于一较为僻静的所在，戒备森严。和我见面时面色沮丧，声音嘶哑，他认为上海情形已无法收拾。口口声声说：“我不干了，我不干了。”

我说：“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干，责任就能了吗？”

“我怎么能干下去，你看……。”他说着便把抽屉打开，取出一张何应钦的辞职电报给我看，说：“何应钦也辞职了，他已无法掌握第一军，你看我怎么能干得下去？”

其后，我问白崇禧：“总司令的声音为什么这样沙哑？”

白说：“说话说得太多了。”原来第一军此时驻在沪杭、沪宁路上，各师的各级干部均已自由行动，不听约束。第一师师长薛岳、第二十一师师长严重，俱有左倾迹象。驻南京的第二师师长刘峙为一笃实忠厚的人，而武汉、京沪一带的左倾分子则抨击刘氏为西山会议派人物，故其中下级军官，均已动摇。各师黄埔毕业的军官都纷纷自由行动，成群结队到上海来向“校长”质询。质询主要内容便是蒋校长昔日在黄埔曾一再强调“服从第三国际领导”，“反共便是反革命”，“反农工便是替帝国主义服务”等等，如今国共关系恶化了，这批学生感觉到彷徨，所以纷纷来上海向校长要求解释。蒋为此事终日舌敝唇焦地剖白、责骂、劝慰，无片刻宁暇，卒至声音喑哑，面色苍白。

这时我也见到留在上海的党政要人：吴敬恒、张人杰、钮永建、蔡元培、古应芬、李煜瀛、王伯群等。大家相对欷歔，束手无策。而武汉方面则积极活动，派宋子文来沪总理江、浙一带的财政和税收；派郭沫若来沪组织总政治部，推动军中党务工作。共产党领袖陈独秀、周恩来、汪寿华等均在上海大肆活动。上海工会气焰薰天，已完全脱离了国民党的掌握。

蒋总司令在绝望之余，一再问我：“你看怎么办？”

我说：“我看只有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清党，把越轨的左倾幼稚分子镇压下去。”

蒋说：“现在如何能谈清党呢！我的军队已经靠不住了。”

我说：“那只有一步一步地来。我看先把我第七军调一部到南京附近，监视沪宁路上不稳的部队，使其不敢异动；然后大刀阔斧地把第一军第二师中不稳的军官全部调职。等第二师整理就绪、便把第二师调至沪杭线上，监视其他各师，如法泡制。必要时将薛岳、严重两师长撤换，以固军心。等军事部署就绪，共产党只是釜底游魂而已。”

蒋说：“我看暂时只有这样做了。你先把第七军调到南京再说。”

我们议毕，我遂立电夏、胡二师长（夏、胡二人此时已改为师长），即将第七军主力自芜湖向南京前进，作初期清党的部署。此时蒋总司令只是一意倾听我和白崇禧的策划，自己未说出任何主张来。这可能是他的确感到束手无策，所以对我们言听计从；也可能是他故布疑阵，以试探我李、白二人对武汉和清党的态度。因为事实上，他自己也已在部署清党，并已急电黄绍竑、李济深二人速来上海，共筹对策。李、黄二人果然应召于四月二日联袂到沪。他二人既来，我们对清党的筹划便更具信心了。

二

正当我们对清党作积极部署之时，四月二日沪上各界忽然哄传汪主席已于昨日秘密抵沪。我们乍闻之下，俱高兴之至。因为我们虽然在作清党准备，然究竟认为是事非得已，北伐胜利尚未全部完成，革命阵营内同室操戈，终非上策。再者，武汉方面主持人仍系本党同志，共产党究属有限。如本党能团结更新，共产党实非大患。而今日声望能力，可使本党恢复团结的，实舍汪莫属。所以我们都诚心诚意地希望他回来领导，以为他一旦归来，党内祸患便可消灭于无形。

当时不但我们如此，即使蒋总司令也口口声声说希望汪主席重行领导全党奋斗革命。蒋氏此言是否由衷，其言行表里是否一致，他人固不可知，但是汪精卫当时的德望，和党员的归心，可说一时无两。

探得汪氏住处之后，我和白崇禧等一行遂兴高采烈地去拜访他。汪氏的言谈风采，在梧州时给我第一次的印象太好了，那时我对他简直崇拜到五体投地，此时也认为他一旦恢复领导，则党内纠纷，立刻便会烟消云散。

这次在上海见到汪氏，我看他有点心神不定的样子。我们便向他陈述共产党最近在武汉跋扈的情形，以及在上海把持工会、学生会，扰乱治安，妨碍军事进展，若不加以抑制，前途实不堪设想。我们都诚心诚意地希望汪能恢复领导，谋求解决。这时中央党、政、军各负责人群集汪寓，大家一致抱怨共产党，诚恳地希望汪先生重负领导的责任。起先，汪总是默默地静听各方的控诉，未作表示。最后他才郑重地说：“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

我一听汪氏此言，立刻便感觉到糟了，党内势将从此多事。汪是此时唯一可以弥缝党中裂痕的人，现在他不但不想弥缝，反而促其扩大，则本党的分裂将不可避免。我当时便对汪解释说：“有谁主张残害工农呢？大家的意思，不过以为工农运动不可太越轨，影响革命军的进展，只希望工农运动能与军事配合，不要在后方胡闹就是了。”但是汪氏言辞总是闪闪烁烁，充满了疑虑。

嗣后，留沪中央执监委，暨驻沪军政负责首领曾和汪氏开会两次，出席者计有：吴敬恒、蔡元培、李煜瀛、钮永建、汪兆铭、蒋中正、宋子文、邓泽如、古应芬、张人杰、李济深、黄绍竑等和我。会中一致要求汪氏留沪领导，并裁抑共产党的越轨行动。而汪氏则始终袒共，一再申述总理的容共联俄及工农政策不可擅变，同时为武汉中央的行动辩护。是时为武汉中央派来接收东南财政的大员宋子文沉默不发一言，其他与会人士则与汪氏激烈辩论。辩论至最高潮时，吴敬恒十分激动，竟向汪氏下跪，求其改变态度，并留沪领导。会场空气，至为激荡。吴氏下跪，汪则逃避，退上楼梯，口中连说：“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来我受不了，我受不了。”全场人都为之啼笑皆非。紧张的场面，也充满了滑稽成分。

四月五日，当我们仍在继续开会的时候，报上忽然登出《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的联合宣言》。该宣言指出国共两党将为中国革命携手合作到底，绝不受人离间中伤云云。《联合宣言》一出，与会人士为之大哗。大家皆不以汪氏的行为为然。吴敬恒尤为气愤，当众讽刺汪氏说，陈独秀是共产党的党魁，是他们的“家长”，他在共产党里的领袖身分是无可怀疑的。但是我们国民党内是否有这样一个党魁或“家长”呢？吴说：“现在有人以国民党党魁自居，……恐怕也不见得罢！？”说得汪氏十分难堪，大家不欢而散。当晚汪氏遂秘密乘船到汉口去了。汪氏一去，国民党的分裂遂无法避免，而分共清党也就势在必行。

后来我见到蒋总司令，便问他说，汪先生为什么一定要赴汉口。蒋说：“我早已料到留他不住，留他不住。”蒋氏此话，颇能得到我们的同情。

其实，汪氏坚持赴汉的是非问题，颇难定论。汪氏此去，显然是有嫌于蒋氏而出此。他二人彼此了解甚深，绝非我辈外人所可臆测。中山逝世后，汪、蒋曾亲如手足，合力排除中央其他领袖，如胡汉民、许崇智等，迨胡、许既去，汪、蒋二人又复勾心斗角。“中山舰事变”之后，汪氏被蒋氏所迫，竟不能在广州立足，只好抛开一手总揽的党政军大权而避往海外。今幸北伐胜利，武汉中央请他回国复职，正是千载良机，他自当速去武汉。他和蒋氏斗法很久，吃亏已多，现在在上海一无凭藉，自然不敢和蒋氏盘桓。俗语说：“给蛇咬过的人，看到草绳也害怕”，正是汪氏这时的心理。汪氏武汉之行，既有其个中玄妙，不足为外人道。所苦的是我们这批赤胆忠心，希望党内团结，完成革命的同志。我们诚心诚意地希望汪氏出来领导，而他却浇了我们一头冷水，未免太失望了。

上海方面至此，清党已势在必行了。本来四月二日吴敬恒已领衔由中央监察委员会发出弹劾共产党呈文，现在便根据此呈文，由监察委员会授权国民革命军监督各地共产党的活动。同时并根据我上次向蒋氏的建议，次第将不稳的各师调离上海，另以未经中共渗透的部队接防。

清党之议既决，李济深、黄绍竑即分电粤、桂留守人员，告以“清党”的决策，各嘱所部防范共产党的暴动。其实，广西当时共产党甚少，省党部委员之中，只有少数左倾分子，没有真正的共产党。谁知电到之后，广西留守人员竟将这些左倾的省委枪杀了，同时各县党部中的极少数共党也被捕杀。在桂林县党部中，我的一位年轻的表弟李珍凤也被杀。珍凤是我外婆外家的侄孙，其父为有名的廪生，住居两江圩西岭村，也是个世代书香之家。珍凤短小精悍，能说会讲，干劲十足，可说是个有为的青年。北伐前曾随我去广州，大概就在那时加入了共产党。他对我从不讳言其为共产党。有一次，他竟大胆地顽皮地对我说：“表哥，中国二十年后便是我们共产党的天下！”我回答说：“不要胡说！”这样活生生的一个青年，也在清党运动中被杀了。其胞兄李血泪，早年曾任梧州市党部执行委员，抗战末期在重庆，以共产党嫌疑被特务头目戴笠所囚，后来还是我把他保了出来。

两广既已清党，东南各省也同时发动。上海方面，也在白崇禧策划指挥之下，由杨虎、陈群两人执行，于四月十二日将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解除武装。各地方政府及各部队中的共产党员也纷纷褫职。气焰薰天的共产党和左倾国民党分子，一经镇压，不出数天，便烟消云散，于此也可见其基础的脆弱。从此之后，共产党在东南一带即转入地下活动。

东南和两广既已进行清党，武汉中央方面乃通电申饬。京、沪方面的同志也一不做二不休，开会议决否认武汉中央，决定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以与武汉政权相对抗。四月中旬，留沪各委员齐集南京。四月十八日南京国民政府及中央政治会议正式宣告成立。遂形成宁、汉分立的局面！

第三十三章——两路北伐会师陇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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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既已正式成立，并选胡汉民为主席，此外军事委员会和总政治部也次第成立（总政治部主任为吴敬恒，副主任为陈铭枢），乃公开否认武汉中央的合法地位。武汉方面也于同时以国民政府主席汪兆铭的名义，下令撤去国民革命军蒋总司令职务，另以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唐生智副之，并拟组织所谓“东征军”，顺流东下，讨伐我辈“叛逆”。在汉的原有激烈分子如徐谦等，冲动之情已不消说，即汉方军人唐生智、张发奎、程潜、朱培德辈，也都摩拳擦掌，恨不得一举荡平东南，方泄其愤。

我方对此种威胁，自不得不采取相当防御措施。先是，江右军总指挥兼南京卫戍司令程潜，因同情汉方反蒋，已先期离宁返汉。程氏第六军中的两师精锐，一在南京，一在江北。程氏去后，其在江北的一师遂取道淮河北岸，遁返武汉。原驻南京的十九师因我军监视很严，遵命改编为“暂编第六军”，由原第六军参谋长杨杰晋升军长。

正当宁汉双方阋墙之争相持不下之时，新近败北的孙传芳残部和直鲁军主力也开始向我反攻，意图卷土重来。四月十二日直鲁军许琨部自淮河南下围攻合肥，我军马祥斌部正死守待援。另路直鲁军则沿津浦路南下，攻占浦口，并经常以野炮隔江轰击南京。时西线敌军也图南犯，奉军精锐正由张学良率领，自京汉线南下至驻马店，威胁武汉。处此紧要关头，宁汉双方如真自相火并，必将同归于尽。

四月下旬，南京方面军事委员会乃决定继续北伐，以减除江北敌军的威胁，并解合肥之围。五月一日，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命令，将东线各军分编为三路，继续北伐。第一路总指挥为何应钦，辖第一军（欠一、三两师，何自兼军长）、第二十六军（周风岐）、第十四军（赖世璜）、第十七军（雷万顺）。第二路总指挥由蒋总司令自兼，白崇禧代行，辖第四十军（贺耀祖）、第一军的一、三两师（杨杰指挥）、第六军（亦由杨杰指挥）、第三十七军（陈调元），陈调元并兼前敌总指挥。我则受任第三路总指挥，以王天培为前敌总指挥，辖第七军（夏威）、第十五军的第二师（师长刘鼎甲）、第四十四军（叶开鑫）、第二十七军（王普）、第十军（王天培）、第三十三军（柏文蔚）、独立第五师（师长马祥斌）。

此期北伐计划我军作战的总方略，系以第二、三两路为主力，由皖北攻截津浦路，第一路则陈兵于镇江、常熟一带，俟二、三两路奏功后，渡江北进，以肃清苏北之敌。

计划既定，我遂将所部分为五个纵队，指定集中地点，克日出击。其战斗序列如下：

第三路总指挥：李宗仁

前敌总指挥：王天培

第一纵队指挥官：叶开鑫

第四十四军

第二纵队指挥官：夏威

第七军（缺第二师）

第三纵队指挥官：胡宗铎

第七军第二师：胡宗铎

第十五军之一师：刘鼎甲

第十五军独立旅：严敬

第四纵队指挥官：王天培

第十军

第五纵队指挥官：柏文蔚

第三十三军

总预备队指挥官：王普

第二十七军

命令下达之后，第十军暨第二十七军乃于五月三日由大通渡江，向庐江、舒城集中。第七军则分三处渡江，第一师于五月五日自西梁山，第三师七日自芜湖，第二师及十五军于六日自荻港开始渡江，七日渡毕。

斯时江北敌军为程国瑞和许琨等部，一经接仗便纷纷溃败后撤。五月十一日我第一纵队遂占领含山，第三纵队也于同日占领巢县。十二日第二纵队进驻巢县，与第三纵队会师。第四纵队也于同日抵达舒城。

敌军溃败后，复将主力二万余人集结于柘皋、店埠、梁园附近，与前攻合肥之敌刘志陆、张敬尧等联合，以图顽抗。我二、三两纵队遂向柘皋推进，以寻找敌军主力而歼灭之。

当我方决定继续北伐时，武汉军似乎真在作“东征”准备。目击此一危机，我乃于四月间派参谋长王应榆往汉，向武汉各领袖陈述我的意见。我力主双方均承认既成事实，大家分道北伐，待会师北京，再开会和平解决党内纠纷。王氏抵汉后，不久便有电来说，武汉中央大体同意我的建议，主张先将北方之敌击溃再说。

武汉方面情势虽转缓，惟江西方面的朱培德反蒋仍力，有待疏通。先是当我军于三月尾离赣东征时，武汉中央遂将亲蒋的江西主席李烈钧撤换，而代之以朱培德。朱氏衔蒋甚深，积忿已久，一旦取得江西省主席地位，遂激烈反蒋，所有在赣的蒋系人物悉被摈除。朱氏并亲作长书致何应钦，历数蒋的褊私狭隘、市私恩、图独裁等各项罪状，力劝何氏加入反蒋阵营。何应钦在南京曾将此函示我。该函确系朱培德亲笔，长凡十余页。我问何应钦：“你把这信给总司令看了没有？”

何说：“我当然要给他看啦！”

这时朱培德陈兵于九江，湖口一带，武汉如真来一次“东征”，则朱培德部势必为先锋无疑。为彻底避免革命军自相残杀，我认为有一晤朱氏的必要。因此，当我军开始渡江北进时，我乃电约朱氏一晤。五月十一日，我自芜湖专轮西上，翌日抵湖口。朱氏乘轮来迎，我遂过船与朱氏倾谈。

朱氏和我一见面当然就痛诋蒋氏，并力述南京另行成立中央的非计。我则说，此一问题的是非曲直极难辩明，何况南京国府已经成立，欲罢不能。目下当务之急，不是辩是非，而是解决实际问题，如何避免宁汉双方的军事火并，然后再缓图彻底解决。我更强调说，如果武汉方面真要“东征”，从地理和军队位置说，当然以他的第三军为先锋，则首当其冲的便是现驻安徽的第七军。试问以第三、七两军自相砍杀，武汉方面有无制胜的把握呢？如两败俱伤，岂不是替北方军阀造机会，使宁汉同归于尽吗？我一再申说，为今之计，只有宁汉双方承认既成事实，将错就错，暂时相安，并于津浦、京汉两线分路同时北伐，直捣燕京，内部问题，再缓图解决。

我的一席话，说得朱培德颇为所动，我便请他转告汉方中央各同志，切勿河汉斯言，自贻伊戚。说完，我便辞别回船，驶返芜湖。朱氏也去武汉报告，卒使宁汉暂缓冲突，分途北进。事实上，宁汉双方也各为利害形势所迫使然，并非全靠我这和事佬之力。

二

我于五月十四日返抵芜湖，乃乘轮穿巢湖往合肥前线督师。在我去湖口期间，我军第二、三两纵队已于五月十三日大破直鲁军于柘皋，斩获极丰。我于十五日抵合肥时，敌我正相持于合肥东北梁园一带。是日夜间，敌人新得蚌埠方面开来援军，由马济亲自指挥，夜袭我军。来势如疾风暴雨，猛不可当。我军驻梁园部队以为敌军新败，无力反攻，全军解甲而卧，初未防备。骤遭袭击，将士均于睡梦中惊醒。所幸我军征战有年，临阵沉着，未被冲乱。将士就地据守，十分稳定。敌军在主帅马济亲自指挥之下，拚全力冲杀，已冲入梁园镇上，与我军巷战彻夜未停。黎明之后，我方看透敌军虚实所在，乃展开两翼，向敌阵包抄过去。敌军猛扑一夜无功，至是士气已沮，我军一旦反击，敌人遂全线溃乱，一经跟踪追击，遂溃不成军。马济复调集白俄骑兵千余人，向我左侧翼反扑。此批俄兵在北战场中声威素著，因俄兵马高人大，当之者每为其气势所慑，而望风披靡。此次俄军指挥官仍施展故技，列队向我冲来。我军将士均不发枪，候其行近，则枪炮并施，全军迎头逆袭。俄军遂掉转马头，夺路而逃，与北军数万人张皇逃窜，互相践踏，伏尸遍野。主帅马济也落荒而走，在肥北高粱田中，为当地红枪会用梭标所伤，不治而死。

据说，马氏此次在梁园督战，是抱定孤注一掷的决心而来的。他在蚌埠曾向张宗昌建议说，这次犯皖的革命军的主力系广西部队。广西部队概长于运动战，惟求速战速决，利于进攻，疏于防守，一旦战罢，则解甲高卧，防备极疏。马说：“我知道他们就是程咬金的三板斧。三斧头砍过之后气就松了。这次我们决定于夜间进袭，攻其无备，包管可以一举而聚歼之。”

张宗昌很看重马济，因为马氏是多年宿将，又是广西人，我军上下多半曾任其部属。马氏既如此建议，张宗昌遂挑选直鲁军精锐，交马氏亲自指挥，南下增援。渠探得我军在梁园宿营，遂乘夜拚全力猛扑。谁知我军的沉着，大出其意料之外；马氏未能撼动我军丝毫，反而自食其果，一败涂地。

梁园大捷后，我军尾追不舍，五月二十日遂克明光、临淮关和凤阳。二十二日克津浦线上的重镇蚌埠。斯时我军第一、二两路也在何、白二人指挥之下，与我呼应，齐头向陇海线推进。

在全军北进时，我本人则在合肥小住，以整饬第三路直辖的新编各军。先是，我军驻扎芜湖时，因广西后方汇款未到，饷粮不继。我曾召集芜湖商界，筹借军饷十余万元。驻军筹饷，为我国近代的通例，驻地绅商也认为是一项正规的负担，不以为异。如数目不大，绅商都乐为之助，初无怨言。到我军渡江北上时，适后方军汇到达。我遂召集原来绅商辞行，并将前借的款如数奉还，未少毫厘。这种举动，在当时商民目光中简直是奇事。因自清末以来，驻军借饷，如数归还的，这还是头一次。

可是合肥的情形便不同了。因原驻此地的第三十三军、第二十七军、第十军等，多系北军收编，加入革命为时甚暂，战斗力既差，扰民尤甚。士兵占住民房，强买强卖，拉夫借饷等事，时有所闻，绅民啧有烦言。我抵合肥时，全城绅商代表道左相迎。尤以绅士季雨农曾助马祥斌守城月余，不辞劳瘁，深堪嘉许。他们对我都很爱戴，我对他们也很尊重，彼此相处无间，他们遂得尽所欲言。因此，我对驻军扰民情形洞悉无遗。遂于合肥召集军事会议，面告柏文蔚、王天培、王普等军长，务必严申军纪。

柏军长是皖省耆宿，辛亥革命时曾任安徽都督，是一位革命老前辈。他向我诉苦说，他的第三十三军全是北军和地方军临时收编的，军纪极坏。我告诉他说，你必须痛加整顿，否则我便将一切不法的军队缴械，遣散。柏氏唯唯。王天培、王普、叶开鑫、马祥斌都表示绝对服从总指挥的命令。会后，我便通令全军，并张贴布告，整饬军纪，有违令扰民者，军法从事。三令五申之后，果然全军肃然，一反故态，卒能令行禁止，秋毫无犯。足见天下无不可治的军，只是事在人为，以及主帅是否能以身作则而已。

合肥小住之后，我即随军北进。六月二日徐州克复，遂移总指挥部于徐州。此时我友军第一、二两路也北进到陇海路会师。高级将领于六月上旬云集徐州，作进一步北伐的商讨。

当我军进抵陇海路时，武汉方面北伐军也同时抵达该线。先是，武汉军在唐生智、张发奎二人指挥之下，曾与奉军激战于京汉路。斯时，冯玉祥的西北国民军也已出潼关，攻占洛阳，威胁敌军的侧背。奉军不敢恋战，于六月一入自郑州北撤。武汉军遂占领陇海路中段，进驻郑州、开封，与徐州我军遥相呼应。

第三十四章——徐州班师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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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初，我三路革命军会师陇海线时，山西阎锡山已正式附义。革命势力至此已奄有全国的大部，本可一举而下北京与天津，以实现我原先“打下北京再说”的主张。谁知正因军事进展的迅速，武汉方面反蒋声浪也随之高涨。卒使九仞之山，功亏一篑。

因宁汉分立后，武汉方面竟一变容共为联共，举行所谓“国共联席会议”，凡重要政令悉由两党合议施行。苏联顾问鲍罗廷操纵一切，俨然太上皇帝。所谓群众运动更搞得天翻地覆。这种过激的作风，早已引起军中官兵的疑虑。到十六年夏季，两湖军队愤懑的心情，已到无可压抑的境地。因当时中、下级军官多为中、小地主出身。其父母或亲戚在故乡都横遭工会、农会的凌辱，积愤已久。而各级党部竟视若无睹。纵使是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的父亲，也被绑游街示众。到五月二十一日，长沙驻军旅长许克祥部遂实行反共，并逮捕共产党员，是为“马日事变”。事变发生后，共产党即向国民政府施压力，要求处罚“不法军官”，而高级将官唐生智、何键等，反而左袒许克祥等，国民党领袖汪兆铭等也认为共产党过分嚣张，希图加以抑制。共党不服，遂伏下武汉“分共”的契机。适此时第三国际首领斯大林等，也以武汉国民党不可靠，训令武汉中共自组“工农革命军”，改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没收地主土地，并组织军事法庭，审判“反革命军官”等。其真正企图，是在乘机取武汉国民党而代之，以与南京相对抗。此项训令原极机密，孰知第三国际驻武汉代表、印度人鲁易，竟于五月三十一日将全件密示汪兆铭，希望汪站在共产党的一边，共同奋斗。汪氏大惧，乃召集中央领袖密议防共之计。六月五日武汉中央政治会议议决解除鲍罗廷国民政府顾问职务，并驱逐回国。六月六日江西朱培德也开始驱逐共产党人出境。武汉分共到此遂成箭在弦上。嗣后，汪兆铭、谭延闿、孙科、唐生智、张发奎、邓演达、徐谦等联袂抵郑州，电约冯玉祥于六月九日到郑，会议三日，是为郑州会议。会中，武汉方面决定将河南交冯部接防，武汉军遂全师南撤。

武汉方面策动“郑州会议”的目的有二。其一为南下防共，因中共密谋已露，变生肘腋，不得不防。其二在重行部署其所谓“东征”计划。武汉方面以河南地盘饵冯，固希望冯氏沿陇海路东进，而武汉军则顺流而下，如是，可一举而囊括东南。谁知冯玉祥也是一老谋深算的政客，未为武汉方面甘辞厚饵所动。且冯在陕西时，对共产党活动已深感不满而屡加抑制。此次郑州之行，对武汉方面的建议，仅漫应之，使武汉领袖殊感失望。冯氏取得河南地盘以后，也答应蒋总司令之约，来徐州和我们一晤。

六月十七日，蒋总司令偕冯玉祥代表李鸣钟莅徐。冯氏专车预定十九日抵徐。是日清晨，蒋总司令乃率在徐各将领，专车西上，到郝寨车站欢迎。一时冠盖如云，仪仗队、军乐队器械鲜明，金光灿烂。大家屏息以待，静候冯总司令麾节。

我们在郝寨车站静候很久，果然西方汽笛数声，冯氏的“花车”缓缓进入月台。一时军乐大作，欢迎人员在国民革命军蒋总司令率领之下，整肃衣冠，排立月台上，群向缓缓移动的车厢内窥视。惟车内概属冯氏的文武随员，未见有冯将军在内。随员见我们都在伸首窥探，乃以手指向后节车。我们遂一齐向后节走去。只见后节车厢并非客车，而是一系列装运马匹的“敞篷车”，及装运行李货物的“铁皮车”，车厢上既无窗户，更无桌椅。铁皮车驶近了，只见一布衣敞履的关东大汉，站在铁皮车的门口，向我们招手，大家才知道这位大汉便是冯总司令。车停了，大家便一拥向前去欢迎，他也走下来和我们握手为礼。冯氏穿一套极粗的河南土布制的军服，腰束布带，足穿土布鞋，与这批革履佩剑，光彩辉耀的欢迎人员形成一尖锐的对照，颇觉滑稽可笑。

冯玉祥为我国军界前辈，晚清时已任旅长。民初袁世凯称帝时，冯曾奉命入川与护国军蔡锷作战，并受袁氏封为“男爵”。嗣隶皖系军阀，曾随段祺瑞誓师马厂，后叛皖转隶直系。二次直奉战争时，又叛直自称“国民军”。时人称他为“倒戈将军”，北方军人都对他衔恨。嗣国民军失败，冯氏走俄加入国民党，与俄人过从甚密，故北方军人又呼他为“北赤”。

冯氏行伍出身，未尝受正式军事教育。其部属也多系行伍出身，纵是高级长官，也每有目不识丁的。所以冯氏治军，仍一本中国旧军的陈规。部下犯过，纵是高级军官，也当众罚打军棍，初不稍贷。其部将也专以效忠其个人为职志，部队固然是其私产，将校也是其奴仆。军官每有升迁，冯氏常按北方军的陋习，先罚打军棍数十，然后发表升官派令。故其部曲如有无故被打军棍的，其同僚必购酒肉，燃爆竹，为渠庆贺，因打一顿屁股之后，必然又官升一级了。这种侮辱人性的作风，冯氏行之不以为怪。（嗣后，黄埔毕业生曾有数百人奉命至第二集团军见习，不久悉行潜逃，因打屁股升官的作风，实非一般现代军人所能忍受也。）

冯氏治军素称严厉。渠因皈依基督教，不烟不酒，所以其军中烟酒漂赌，概行严禁，军纪严明，秋毫无犯，为时人所称颂。冯氏也很能以身作则，粗衣素食，与士兵共甘苦。渠尤善于装模作样，能躬自为伤病兵员洗脚、剪发。偶有士兵思亲、思乡，冯氏便令将其父母接来军中小住，关怀弥切，优礼有加，每使头脑纯朴的乡人父老感激零涕，叮咛子侄为冯氏效死力。

惟冯氏的为人却难免恃才傲物，倚老卖老。渠又口才伶俐，演说起来，幽默讽刺一时俱来，极尽尖酸刻薄之能事，常使听者处于尴尬万分的境地。所以冯氏实可说是一时的怪杰。以渠的历史背景和习性来加入革命，与一般党人如胡汉民、蒋中正、谭延闿等相处，令人有凿枘不投之感。

冯氏抵徐后，下榻花园饭店。当晚便由蒋总司令设宴招待，由在徐各高级将领作陪，席间谈笑风生，颇为融洽。翌日，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偕吴敬恒、李煜瀛、蔡元培、张人杰、李烈钧等专车抵徐，拟与冯氏会商今后北伐暨对付武汉诸大事。惟冯氏对北伐则竭力赞同，对武汉却力主“调解”；并谓武汉方面已开始进行“分共”，国民党自相残杀，殊无谓也。持论尚称公允。先是，蒋总司令于前日晚曾要求冯氏一致行动，向武汉进兵，消灭反动势力，为冯所婉拒，到正式会议时，蒋氏遂不再提此要求。双方磋商结果，决议由蒋、冯联衔于六月二十一日发出通电，声明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未及其他。同日，由冯另电武汉方面汪兆铭、谭延闿、孙科、宋子文、何香凝等委员，劝其早日送鲍罗廷回国，并抑制共产党的群众运动；庶几宁汉合流，完成北伐大业云云。徐州会议遂告结束，冯氏于是日专车西返。

冯氏去后，蒋总司令便召集在徐将领会议，力主回师西上，解决武汉。蒋一再地说：“先把武汉解决了再说！”我当时竭力反对向武汉用兵，力主继续北进；如果武汉真图异动，我们可以抽调一部分部队以防之，但不必使北伐功败垂成。

会后，蒋、胡率领中央各同志返宁；北伐战事仍照原计划进行。六月二十三日，白崇禧指挥第二路军向鲁南临沂攻击前进；我则指挥第三路的第七、第十两军向临城；第三十三军及暂编第十一军向鱼台、金乡前进。当日便占领韩庄。

六月二十五日，我军占领峄县。二十七日，我遂亲率第七、十两军入驻临城。敌军前敌总指挥许琨退往兖州，所部精锐马玉仁师全部被俘。数日间，我军便已迫近邹县、济宁一带，克复山东，已成定局。

不意正当我军迅速推进之时，武汉方面真正厉兵秣马，准备“东征”。因自郑州会议后，唐生智、张发奎所部已全师撤回武汉，作沿江东下的部署。南京方面接获情报，蒋总司令乃急电令我于临城中止北进，并返南京会商防御武汉方面进攻的计划。我得电后，即令各军就原地据守。我本人夤夜南下，于七月初抵南京。至是，我才知武汉军的精锐第四、第十一、第二十、第三十五等军，确已向下游移动，我军如不克日回师，则后防可虑。

我回到南京，蒋总司令一见我面，便问，在这情况下，怎么办？我乃向他分析敌情说：今日武汉既以精锐倾巢来犯，我军势必亦以精锐调回安庆、芜湖之间，迎头堵截；如此则非将我的第七军自前方调回不可。但是我军已深入鲁南，北方之敌亦系直鲁军的精锐。第七军一旦回师，北军势将反攻。以北军的精锐攻我战斗力脆弱的第十、第二十七、第三十三、第四十四各军，我军决难持久。况徐州向称四战之地，无险可守。与其明知不可守而守之，倒不如将主力撤回淮河南岸，到不得已时，即放弃徐州，而守淮河天险。俟武汉方面问题解决，再挥军北进，尚未为晚。

蒋氏虽同情我的缩短战线，退守淮河的战略主张，但是他畏首畏尾，不愿放弃徐州。他认为徐州是战略要地，得失之间，尤足影响民心士气。放弃徐州，势必增涨北方军阀和武汉的气焰，所以他期期以为不可。

我说，古人有言，“蝮蛇啮手，壮士断腕”，又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在目前情况之下，我们纵以可战之师守徐州，在战略上已属下策，何况以战斗力薄弱的部队来守徐州，则徐州必失。既知其必失，倒不如先舍之而去，岂可患得患失。无奈蒋氏意志坚决，不愿放弃徐州。我深知徐州之失已成定局，然吾人服从命令行事，也只有徒唤奈何而已。我当即赶回徐州，召集军事会议，宣读蒋总司令训令。调第七军到芜湖以西地区布防。至津浦前线军事则由第三路前敌总指挥王天培负责指挥，固守徐州。

我宣布命令后，立见各将领面有愁容，默默无言。布置完毕，第七军即遵令南撤，开往指定地点布防。当我军南撤尚在途中，武汉军的精锐已向东移动。第二方面军张发奎部正进驻九江，有克日东进模样。宁汉交兵已迫在眉睫。孰知即在此紧要关头，武汉方面的共祸也已至决裂阶段，拖延了武汉军东进的日程。

二

武汉方面，自鲁易示汪以共党秘件之后，各领袖已在积极准备分共（武汉自称其反共运动为“分共”，以示有异于南京的“清党运动”）。六月二十九日，武汉警备司令李品仙和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都表示反共，并解除汉口工会纠察队的武装。七月十三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宣言，声明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国民政府的，一律撤退。七月十六日，汪兆铭等也以“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名义发表答辩声明，指摘共产党破坏革命联合阵线、并将各级政府内的共产党员解职。武汉方面国共至是已正式决裂。八月一日晨三时，张发奎第二方面军所辖的第二十军军长贺龙、第四军师长叶挺和第三军教导团团长兼南昌公安局长朱德遂各率所部叛变于南昌，并组织所谓“革命委员会”。武汉国民政府随即下令申讨，并严令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率部进剿。

八月七日，中共在武汉召集重要会议，另选瞿秋白为总书记，以代陈独秀，并决定实行秋收暴动。武汉国民党中央也于同日开除中央委员会中的跨党分子党籍，明令拿办。执行“分共”之严，有过于宁方。因此宁汉分立的基本原因遂告消失，所遗留的问题，仅为双方领袖间意气之争了。

正当武汉方面因共党问题延误其“东征”计划时，我们津浦线上的战事也急转直下。我第七军于七月上旬撤离鲁南后，直鲁军许琨、徐源泉等部即会同孙传芳所部，向我军反攻。临城一得一失，我第十军损失甚巨。七月二十四日，直鲁军许琨等部竟攻陷徐州，我前敌总指挥王天培部退回安徽宿州。第二路军也自鲁南急剧向陇海路撤退回苏北。败讯频传，南京为之震动。

蒋总司令乃召集在京将领密议，渠意武汉军为共党所稽延，一时不易东下，我方应及时夺回徐州，以振声威。蒋氏以此意询我。我说，徐州为四战之地，本不应采取守势，其理由上次已陈述甚详。今既不幸言中，则不如索性将各军南撤，固守淮河南岸天险，待武汉局势澄清，再图规复。唯蒋氏仍力主夺回徐州再说。我说以现有兵力估计，恐力有不逮。蒋说，渠当力调第一军两师为先锋，由渠亲自指挥，反攻徐州。

在出发前的某次纪念周上，蒋氏竟声称，此次不打下徐州，便不回南京。我闻此言，深感蒋总司令身为主帅，说话却如此意气用事。以其所率兵力，断难克复徐州，如徐州打不下，他是否真的不回南京呢？不知彼，不知己，徒逞一时意气，焉有不败之理？与蒋氏晤谈后，我便遄返芜湖防次，监视长江上游军事的发展。

七月二十五日，蒋氏专程北上，指挥收复徐州之战。我军于八月初发动反攻。蒋总司令亲自指挥第十、第二十七、第三十二、第四十各军，另加第一军两师，会同陇海路东段以南、白崇禧所指挥的第三十七、第四十四等军，与孙传芳、徐源泉等部鏖战于淮河、徐、蚌之间。战斗初起，津浦路正面之敌，佯作退却，故我军进展极速。到了逼近徐州，徐州城郭已遥遥在望，敌军始发动顽强抵抗。

蒋总司令见徐州克复已是指顾间事，遂亲赴前线督师，将所有预备队俱调入第一线作战，作孤注的一掷。殊不料敌人的战略正欲诱我深入，蒋的奋勇前进，正堕其计中。到了战事进入胶着状态，敌人突由其右翼派出精锐部队，向我军左翼包抄袭击。我军首尾不能相顾，全军顿形混乱。正面敌人乘势出击，我军乃全线溃败。敌军跟踪追击，我军无法立足，迅速逃窜，津浦路轨及桥梁均不及破坏。敌军势如破竹，我军溃败之惨，实前所未有。

八月六日，蒋总司令仓皇退回南京，据江而守。既羞且愤，乃将战败责任，归之于前敌总指挥王天培，将其扣押枪决，以泄其无谓之愤。其实此次溃败，完全由于蒋总司令自己估计错误，指挥失当所致，王天培实在是替罪的羔羊。

第三十五章——总司令下野，宁汉息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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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总司令于八月六日自津浦路前线返抵南京，忽然有电给我，该电仅寥寥数语，要我立刻从芜湖防地往南京一晤。那时我已得到前方受挫的消息，详情却未悉，市面人心已见浮动。我便即日应召前往。到总司令部时，才知蒋总司令已于当日去汤山温泉休息。我就掉转车头，向汤山疾驶而去。

一见面，他便说：“这次徐州战役，没有听你的话，吃了大亏。我现在决心下野了！”

我闻言大吃一惊，便说：“胜败兵家常事，为什么要下野呢？”

蒋说：“你不知道，其中情形复杂得很。武汉方面一定要我下野，否则势难甘休，那我下野就是了。”

我说：“在此军情紧急时期，总司令如何可以下野？这千万使不得。现在津浦路上一再失利，你下野必将影响军心民心。武汉方面为什么一定要你下野呢？他们现在也分共了。站在反共的立场来说，双方已殊途同归，不过我们早走了一步罢了。大家既已步调一致，便应捐除成见，既往不咎，恢复合作。”

蒋仍旧摇头说：“你不知道内幕，情形复杂得很。”

我说：“你最好派员到武汉去疏通，多说些好话。我也派人从旁斡旋，以免同室操戈，为敌所乘。”

蒋说：“交涉疏通是无补于事的。我是决定下野了……”，说着，他便拿出一张拟好的初稿文告，说是他下野的“通电”。

我说：“现在津浦线上，我军已溃不成军，局势十分紧张。敌人已进逼蚌埠，旦夕之间即可到达浦口，威胁首都。武汉方面又派兵东进，如何部署江防实为当务之急。我看，你无论如何要顾全大局，不要下野！”

蒋说：“我下野后，军事方面，有你和白崇禧、何应钦三人，可以对付得了孙传芳。而武汉方面东进的部队，至少可因此延缓！”

我还是坚持请他不要下野，而他则一再说，他已下了决心，非他下野，则宁汉之局不易收拾。这样便结束了我们的谈话。后来我才听说，总司令赴津浦督师之前，曾派褚民谊去汉口和汪兆铭商洽。褚与汪私交极深，又属至戚，故无话不可谈。褚民谊既已数度往返于宁、汉之间，对武汉方面情形当然知之甚详。我一再喋喋劝蒋不要下野，实是不知个中底蕴，隔靴搔痒之谈，难怪蒋氏说我不知道内幕情形了。

我辞别了总司令，即到隔壁各房间，见陈铭枢、戴传贤、吴敬恒、陈布雷各人，对总司令的下野，均处之泰然，我觉得很奇怪。据陈铭枢说，下野宣言，在驶回南京途中，总司令已命陈布雷起草拟就了。他们也认为局面演变至此，暂时退避，也不失为上策。但是当时外间不明真相，且有部分党人，以讹传讹，歪曲事实，硬把罪名加到我和何应钦、白崇禧的头上。说蒋的下野，是我们三人“逼宫”使然，恰与事实完全相反。是时白崇禧尚在苏北军中指挥作战，不知此事。据我所知，何应钦当时也力劝其打销辞意，绝无逼其下野的事。下野文告因一再修改，到八月十二日才正式公布，蒋随即赴沪，此时浦口敌人重炮与我狮子山炮台已对战三日了。

这一谣言的发生，可能有三种因素：一是武汉故造谣言，以打击蒋氏的威信。二是部分党员也同我本人心理一样，当此紧急关头，总司令是万不该下野的，而渠竟毅然下野了，其内心必有不可告人的隐痛；若辈疑心生暗鬼，自易听信外界谣言。三是总司令是一个极端顽固偏私而忌贤妒能的人，他对任何文武干部，尤其是统兵将领，都时时防范，连何应钦这样四平八稳的人，他都不能放心。总而言之，蒋氏一生，只知一味制造奴才，而不敢培植人才。这一谣言可能系他授意所散布，以打击我辈。嗣后，蒋氏由日本回上海，和宋美龄结婚并复职，此项无稽的谣言更为盛炽。我曾两度在他南京官邸请他申明矫正。他只微笑说，这种不经之谈，尽可不必去理他。我说：“我们的冤枉，只有总司令一言才可替我们洗刷干净。”他仍是微微一笑而已。

溯自十五年冬季，蒋总司令与武汉中央发生龃龉，我一直居中调停，以悲天悯人之心，希望党内团结，内摧军阀，外抗列强。后来共产党问题发生，我也是经常袒护蒋氏，其目的无非维护本党，完成国民革命，实无个人恩怨存乎其间。而党内少数人不明真象，将己度人，认为白崇禧居间全力拥蒋，故第七军始终未为武汉方面威胁利诱所动，而蒋总司令的地位始得以维系不堕云云，此事殊有稍作澄清的必要。

蒋总司令请白崇禧为参谋长，非爱其才，而是利用白与各军联系。到了白氏桥梁作用已告终结，蒋就必然要弃之如敝屣。加以白氏又是个性直才高的人，重于道义，忠于职守，敢作敢为，而又性喜直言疾谏，深鄙患得患失、奴颜婢膝的行为。此种性格与蒋氏尤为格格不入。因蒋的为人刚直其表，阴柔其里，护短多疑而忌才。自占领江西之后，蒋已对白深感不满。如第二十九章所述，马口之役后，白氏分发所获敌人军械予第二、三、六各军一事，即深触蒋氏之忌。蒋氏或不拟此批武器分发各军；纵使分发，渠意也应由其自发手令执行，不可由白氏为之，以见好于各军。其实，在一般情况下，参谋长为总司令作此处分，原是极顺理成章的事。白氏以大公无私之心，初未想到总司令竟如此的狭隘。

然值此军情紧急之时，将才难得，故蒋氏心虽不悦，但又无可如何。东征军事发动时，白崇禧奉调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指挥第一、二、三及附义各军入浙作战。命令发表时，第二军代军长鲁涤平极感不服。因论年龄、资望，鲁氏均远在白氏之上。然蒋总司令与第二军军长谭延闿均知此事非白氏担任不可，鲁涤平实材有不逮。后经谭延闿一再解说，鲁涤平始无言。到入浙战事发生，第二军曾一度失利，鲁涤平几有溃不成军之势。值此紧要关头，白氏曾亲率总预备队两团，星夜冒险蛇行前进，深入敌后，直捣敌将孟昭月的总指挥部，方使全局转危为安，卒获全胜，占领杭州，肃清浙江。此一乘危用险的进兵方式，才使鲁涤平佩服得五体投地。

惟白氏以底定东南之功，不特未获主官青睐，反招致无聊的嫉忌，身为东路军总指挥的何应钦，竟以白氏单独进兵，未等他一同入杭州而不悦。蒋总司令也以白氏竟能运用自如，指挥其亲信的第一军而疑窦丛生。白氏以一员猛将，但知披坚执锐，奋勇杀敌，初不意功高震主，竟有如许的暗潮。

京沪克后，白氏又受任为北伐军第二路代总指挥，指挥陈调元等军循运河两岸北进。陈调元原系白崇禧的老师，且曾任方面有年，此次屈居白氏之下，颇感不服。因亲往见总司令，颇有抱怨之辞。蒋说：“白崇禧行！你应该接受他的指挥。以后你就知道了！”陈调元始郁郁而退。

嗣后，津浦线上之战，白氏用兵如神，每每出奇制胜，陈调元不禁为之击节叹赏。在我军自徐州南撤时，敌军乘虚反攻，如疾风暴雨。陈调元位居第二路前敌总指挥，张皇不知所措。白氏命陈部先退，自率总指挥部特务团殿后，掩护本路军，缓缓南撤。虽迭经敌军猛扑，白氏指挥从容，三军稳重如山，不惊不乱，陈调元尤为之咋舌称奇。其时陈部饷糈不继，白氏乃将总指挥部和特务团的给养，拨交陈部济急，本部及特务团却等待后到接济再行补充，充分显出主帅舍己为人的风度，更使陈氏心折。所以白氏在东南、苏北、鲁南，数度作战之后，终教关、张俯首，士卒归心，“小诸葛”遂更名闻遐迩了。

以上故事，都是谭延闿，陈调元等亲自向我口述的。孰知白氏战绩日著，蒋氏对他的疑忌也日增，甚至在和诸元老谈话中，时时露出对白氏不满的批评，说白氏“不守范围”。张人杰曾为此与蒋辩论，说在蒋氏直接指挥下的各将官，论功论才，白崇禧均属第一等。值此军事时期，求才若渴，应对白氏完全信任，使其充分发展所长，不可时存抑制他的心理。据说，蒋总是摇头皱眉说：“白崇禧是行，但是和我总是合不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喜欢他……”这是张人杰当面对我和李济深说的。我不免闻言悚然。

为着弥缝蒋和白的情感，中央元老如蔡元培、吴敬恒、张人杰等常向我提及此事，希望我也去和蒋先生委婉解释。惟我私自忖度，很觉不便正面提出，以免有左袒白氏之嫌。某次谒见蒋氏，他问广西有几位留学日本士官的学生。我说，只有马晓军一人。提到马晓军，我就乘机介绍马氏以前任广西陆军模范营营长，及民国十年中山援桂时任田南警备司令的情形，并涉及白崇禧为人的重道义感情。我举他以前在田南警备司令部内当营长时的故事：

马晓军是一个看钱极重而胆子极小的军人。一听见枪声，便神经紧张，手足颤动。每逢军情紧急，即借故离开部队，躲往安全地区。部队统率的责任则交由黄绍竑、白崇禧、夏威等几个营长全权处理。危险期过，马氏又回来作主官。如是者再，颇为官兵所轻视。加以他视钱如命，偶尔带几个士兵因公出差，有向他借一角或五分于途中购买茶水，回防地后，他也必追索。所以上下官兵早已有心希望他离开部队。某次，百色防地为刘日福自治军所袭，部队都逃往黔边，马氏个人却逃往南宁。到刘部被驱离百色后，马氏又要回队。这时几位营长，如黄绍竑、夏威等，都主张拍一电报给他，请其不必回营。独白氏坚持不可，他认为这样做，无异于犯上作乱，于做人的道义有亏。由这个例子看，以马晓军这样的人，白氏对他尚且忠心耿耿，其为人的正直忠厚可知。

其次，白氏担任我的参谋长，前后达三年之久。一有军事行动，则出任前敌总指挥，从未计较名位。是一位喜欢做事，任劳任怨的人。广西能够完成统一，整训收编部队，提前出师入湘北伐，他的功劳，实不可没。蒋氏知我有所指而言，只连声唔、唔，而结束了我的谈话。

又有一次，比较说得更露骨了。我说，白氏才大心细，做事慎重敏捷；他以前在当我的参谋长时，遇事往往独断独行，然从无越轨之处。我对他也能推心置腹，所以事情做起来又快又好。如今他纵或有“不守范围”之处，推其原意，亦无非想把事做得快，做得好。总司令如觉得有不合体制之处，大可明白训谕，千万不可于部曲之间，吞吞吐吐，疑心生暗鬼，反为不美。

我一再诚诚恳恳地向蒋氏解说，总希望全军上下精诚团结，和衷共济。但是不管我怎样的言之谆谆，他总是时怀疑忌。忠言难以入耳，实堪浩叹。所以就蒋与白的关系说，自克复南昌而后，已失和谐，还是我居间维系。故党人所传，说我的拥蒋，全是白崇禧居间促成，适与事实相反。

二

蒋总司令于八月十二日下野后，京沪一带军民不知底蕴，竟为之人心惶惶。孙传芳知我军有内变，乃拚全力反攻，自苏北循津浦路及运河两路齐头并进，自江北炮轰江南。长江上游的武汉“东征军”也正向下游移动。我军两面受敌，形势颇为不利。八月十九日军委会开会时（蒋下野后我们复用军委会名义），何应钦、白崇禧和我决定以军委会名义，将军队重行部署；把三路大军一齐南撤，防守长江，以阻敌人南渡。

我们的防御部署，系以第一路军，辖第一、第十八（原第六军杨杰师改编）、第十四、第二十六、第十及第三十一等军，担任南京城东郊乌龙山以东至淞沪一带的防务。第二路军，辖第三十七、第二十七、新编第十、暂编第十一等军，担任东西梁山以西长江上游的防务。前敌总指挥陈调元则驻于芜湖。

我第三路，辖第七、第十九（原第十五军改编）、第四十、第四十四各军，则担任乌龙山以西、东西梁山以东、长江中段的防务。

至此，除合肥、六安一带尚由第三十三军防守之外，江北已无我军驻屯。孙军与我隔江对峙，四处扬言，说要克日渡江，消灭我军。武汉军此时倘也东下，我军势难首尾兼顾，前途将不堪设想了。所幸自蒋下野后，武汉方面“反共倒蒋”的“东征”计划已失了借口。冯玉祥又连电宁汉双方调解，汪兆铭也表示论事不论人。宁汉对立的局面，表面上确实松驰了不少。南京中央方面企图遴选要员北上，和汉方接洽化嫌息争，庶几可以合力应付敌军的反攻。在这场合下，大家一致推举我做代表，往武汉商谈。

南京方面推举我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性情平易，人缘甚好，武汉方面对我初无恶意。十五年冬，我曾一度为“迁都”问题奔走于浔、汉之间。十六年五月又为宁汉的和平专程往湖口晤朱培德。众人皆知我识大体而无成见，为党国奔走，毫无私意搀杂其间。

众人既以此相推，我也只得勉为其难。此时武汉方面领袖适在庐山开会，经过电报往还之后，我遂于八月二十一日自南京乘专轮西上。惟孙传芳陈重兵于江北，自浦口隔江炮轰南京，终日不绝。我的“决川”号浅水兵舰无法在下关江面停泊。我们一行只有乘夜间自下关上游西岸约二十里的江面，利用芦苇掩护，才得安全登船上驶。

“决川”从前为吴佩孚的座舰，行驶极速。二十二日黎明时，已驶近安庆江面。在晨光曦微中，我发现长江南北堤岸上大军如云，纷纷东下；这显然是武汉的“东征”之师。看到这情形，心头一怔，暗想蒋总司令已经下野，为何武汉大军还在东进？因我军自津浦路失利后，一、七两军已调驻南京，拱卫首都，除调元部也调往芜湖。安庆附近并未驻兵，遂为唐军所占领。“决川”舰过安庆，两岸的武汉军队尤多，向东行进，络绎不绝，且有辎重及炮队等重武器，由船只运输，向东疾驶，显然是有所为而来。

傍午之时，我的专轮便到达九江。在九江与汪兆铭等通过电话后，便赶往庐山。这时已是下午。果然武汉诸领袖都在庐山，遂由汪兆铭召集开会，听取我的报告。到会者，计有：汪兆铭、谭延闿、孙科、宋子文、陈公博、顾孟余、唐生智、朱培德、张发奎、邓演达等十余人。

会中，汪氏请我报告南京方面的情形。首先，我说明南京方面清党的苦衷，现在武汉亦已“分共”，双方最大的隔阂已除，以后宁汉合作继续北伐，完成革命，实系势所必然。再者，武汉方面诸同志对南京方面同志误解最深的，只是蒋总司令，今蒋同志为促使宁汉合一，已自动辞职下野。在此情况下，武汉诸同志应已毫无顾虑之处，所以南京方面同志特地派本人为代表，前来欢迎诸同志东下，共商大计。最后，我强调我沿途所见武汉军队东下的情形。我说，如今敌我正在南京上下游一带隔江相持，蒋同志也已下野，人心惶惶，武汉的军队如仍沿长江东下，无异为军阀张目，势将引起极大的不安与误会。因此，我坚决要求武汉的军队立刻在安庆一带停止东进，以释群疑。我并希望能有几位中央大员同我到南京，以安军心，庶几使我不虚此行。

我报告完毕后，汪氏便说：“德邻同志的报告已十分详尽，所说各点也极合情合理，希望大家研究……”。接着，他就把目光移向唐生智说：“孟潇兄，你能否考虑把东下的部队暂时停在安庆呢？”

唐生智回看一下汪氏之后，视线转到我的脸上，便斩钉截铁地说：“我的部队绝不能在安庆停止……至少要开到芜湖！”

此时全场气氛顿形紧张，众人一声不响，汪氏弄得十分尴尬，又无法再说下去。大家只是把目光钉住我和唐生智二人。停了半响，我方说：“孟潇兄，你的军队如开到芜湖一带，江南军心民心都要惶惑不安。江北的敌人也必乘机渡江啊！”

唐把两眼一瞪，说：“那我可不管什么军心民心惶惑不安啊！”

我说：“那末你的军队为什么不能在安庆暂停一下呢？”

唐说：“安庆没有粮食能供给大军之用，我军必须到芜湖！”

我说：“孟潇兄，就我所知，芜湖并不产米，只是个米市而已。真正产米地区是安庆附近各县及巢湖周围区域，为军米着想，你应该把军队北调，进入巢湖沿岸鱼米之乡，再北上可以截断津浦路，和我们南北呼应，以解决津浦路上的敌人。你又何必去芜湖为敌人张目呢？”

唐此时的面色极为严肃，显出十分不讲理的样子，说：“李同志说的话不可靠，……我有我的计划，别人用不着管！”

我看唐生智那副蛮横的样子，心里想这小子真翻脸不认人。他以前为吴佩孚军所败，在穷途末路时，对我是如何地卑躬屈节，摇尾乞怜。现在羽毛丰满，便立刻反噬，实在可恶之极。

我既然与唐说不下去了，便问汪道：“汪先生能否派一二中央委员和我一道回南京，庶几我们昭告国人，宁汉之间误会已冰释了呢？”

唐生智不等汪回答，便插嘴道：“现在我们哪一个敢到南京去……。”

我说：“孟潇兄，南京究有什么危险呢？若说是敌人渡江吧。我担保只要你的军队停止东进，敌人决不敢渡江。如果你更能和我们合作，自安庆北上合肥，出凤阳，直捣津浦路，敌人便会闻风自溃。南京危险在什么地方呢？”

唐生智此时已词穷理屈，但硬是说：“我把部队开到芜湖再说！”

汪氏当即向谭延闿和孙科说：“组安先生和哲生兄，您二人能否和德邻兄到南京去一趟呢？”

谭延闿看了看孙科，说道：“哲生，还是我两人与德邻兄一道去吧！”

说着，他们便吩咐副官收拾行李。并开来午饭，大家吃了就一同下山去九江，乘船东返。

此次庐山之行，使我深深体会到，宁汉合作的症结在唐生智一人。汪兆铭已失去控制武汉方面的能力，无法驾驭坐拥重兵的唐生智。我因此想到蒋总司令下野这一着来得高明。原来蒋在下野前曾派褚民谊赴汉，那时他可能已得到情报，深知汪已失去了控制的能力，他如下野，武汉即失去“东征”藉口，则汪便可统驭全局，唐生智也失其并吞东南的机会。但是汪氏无兵，必要时仍要请蒋氏出山合作，以对付共同的敌人。待共同敌人除去，则蒋之去汪，实易如反掌了。所以汪、蒋的一离一合，在政治上手腕的运用，实极微妙。惟汪氏究系书生，手腕的运用尚有所为，有所不为；处人对事，也尚有妇人之仁。蒋则不然，渠生性阴狠，久染上海十里洋场黑社会中的恶习，遇事只顾目的，不择手段。其对汪氏若即若离的态度，呼之使来，挥之使去，玩弄于股掌之上，真使汪氏啼笑皆非而无如之何！蒋氏此次“下野”手法运用之妙，我不与唐生智一席辩论，实在不知其中的三昧。

唐生智这次不度德、不量力的做法，实是野心太大，见识太小所致。等到我们后来讨唐之后，唐的部将叶琪、廖磊等将唐氏隐秘全部说出，才使我恍然大悟。原来唐生智曾利用蒋百里居间，与孙传芳勾结，意图夹攻我军于京、沪、杭三角地带。按唐氏计划，俟我军为彼等所败时，渠即可收编我军残部，然后再一举而灭孙传芳，北上统一中国。如是则蒋总司令在长沙检阅时堕马的预兆，及“顾老师”的预言，均将同时实现了。这种荒唐绝顶、背信弃义的梦想，也只有唐生智做得出来。嗣后龙潭之役，孙传芳主力为我军一举歼灭，唐生智闻孙军败讯，曾顿足叹息，痛骂孙传芳，说他不等唐军到达南京，便渡江发动攻势，妄图“先入关者为王”，故尔自招覆灭，祸有应得云。可见唐生智狼子野心，当时的阴谋是如何的可怕。孙传芳如真的等唐生智来会师，则北伐前途不堪设想了。

后来谭延闿也向我说及唐生智的野心。他说唐在汉口时，反蒋最烈，曾向汪、谭申述，打到南京之后，他将拥汪为国府主席，谭为行政院长，以何键、程潜、鲁涤平分任安徽、江苏、浙江三省主席，他自己则担任北伐军总司令云云。谭延闿说到此处，频频摇头说：“唐生智那小子野心大得很呀！”

第三十六章——龙潭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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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延闿、孙科和我于八月二十三日黄昏，自九江乘“决川”舰下驶。舟行极速，次日天明已过芜湖江面。我便频频用望远镜窥探江北的动静。舟抵和县境兔耳矶时，我忽发现北岸江面，有帆船百数十只扬帆待驶，自望远镜中且可看出有大军分批上船，我心中颇为诧异。左右随行人员则说，这是我们自己的队伍，但是我身为指挥官，知道北岸并无我军、这显系敌人在企图偷渡。

当我们正在注视敌军行动时，长江中忽又出现一小轮船，逆流上驶，向我船迎面而来。船上且有人用喇叭筒大呼问话，说：“你们是不是李总指挥的船？”我们的船上答话道：“是。”该船上又大呼说，陈总指挥在他们的船上，务请李总指挥停船一晤。

听到他们的喊话，我知道来船便是陈调元，来打听我牯岭会商的消息。我立刻吩咐停船，我船的舵手乃在江面上兜一大圈，将船头掉向上流，逐渐与陈船靠拢。距离约数十公尺时，陈调元便站在甲板上，问我牯岭之行的经过。我没有回答，只用手招呼一下，全神仍注视江北。只见那百数十艘帆船已起描下驶，乘风破浪，向我们斜驶如飞而来。这批帆船原在我船上游约六、七百码的对岸。仗着水势，很快便与我船接近。用肉眼已可看得很清楚，每船所载的军队，二十、三十不等，分排而坐，头上戴着童子军式的军帽，颈上系着白布带，显然是敌军无疑。说时迟，那时快，有一只敌船已逼近“决川”舰约二十公尺处，我站在甲板上，大声喊道：“你们是敌人，赶快缴械！”他们一声不响。等该船驶近“决川”舰七、八公尺时，忽有一连长模样的人，一跃而起，从船夫手中抢过一头有铁钩的竹篙，高高举起，想钩“决川”的船沿，同时叫：“冲锋！登船！”我见这帮敌人泯不畏死，情势又万分危急，便大声下令船上士兵说：“这是敌人，快开枪！”我船上原有携驳壳枪士兵一排，乃一齐举枪向敌人射击。舰上两生的排炮四门，和四生的旧炮一门，也同时开炮，向敌人船只轰击。陈调元船上的一连士兵旋亦开始射击。敌人不甘示弱，也频频开枪还击。此时风大浪急，敌船向我们一涌而来，真如蔽江蜉蝣。双方在短距离内隔船互射，烟雾迷漫，枪弹横飞。谭延闿、孙科和我，原来都在船侧走廊甲板上，这时乃避入舱房里面。孙科忙着觅地避弹，我和谭延闿则凭窗观战。只见敌船排山倒海而来，有的已向我船靠拢，船上士兵急急放枪，应接不暇。此时我们舱内有一副官也在凭窗射击，但是他枪法欠准，又无战场经验，心慌意乱，竟屡射不中。谭延闿说：“你把驳壳枪给我！”说着，便把枪拿过来，瞄准射击。谭氏少年时喜骑射，今虽年老，工夫仍在。敌人方靠近我船，未及攀登便中弹落水。迎面蜂涌而来之敌，竟被谭氏打得人仰船翻。

邻船陈调元随带的一连士兵，均用手提机关枪，火力尤猛。敌军被击落水，逐浪浮沉，恍似浮鸥。也有敌军自己慌乱，致舟失平衡而阖船翻溺江中的。一时枪声劈拍，水花四溅；时值长江水涨季节，风摧浪卷，嘶号呼救之声，惨不忍闻。双方鏖战二十分钟，敌船百数十艘，有的折回北岸，有的顺流窜至南岸，而沉没水中的，也不下数十只之多。烟消雾散之后，船上恢复平静，一场激烈的水战才告结束。计此役敌人死的约二、三百人，伤者倍之。我船上也有数人受伤，惟尚无死亡。

为顾虑敌人用大炮轰击，陈调元未过“决川”舰详谈。他只说，武汉军确有东下模样。我也告以谭、孙两委员已随我东来，同去南京。言毕，陈乃驶往芜湖，我轮也迳驶南京。

陈调元抵芜湖后，果然接到唐生智的信。信中称陈为“老师”，大意说，生智已决定东下沪宁，“老师”如愿合作，则请为前锋，进袭南京，如不愿，也请将芜湖让开，莫阻唐军东下之路，以免误会而发生意外云云。

陈氏接到此信，大惊失色，不知如何是好，渠既不愿与唐氏合作，又不敢单独与唐军作战，乃电南京军事委员会，请示应付方针。军委会即复电，如果唐军逼近芜湖，陈军即应向南撤退一日行程，取监视态度，避免与其冲突云。

二

我返抵南京之后，尚不及向中央报告庐山会议的经过，便用电话命令第十九军，说现有一部分敌人在大胜关兔耳矶一带渡江，着速派兵前往剿灭。旋又命令夏威，将现驻南京近郊的总预备队八个团，迅速东调，往乌龙山后方集结，准备应援守军；并告以短期内，敌人必在南京下游附近强行渡江。因根据我的判断，敌军在兔耳矶白日强渡，显系以声东击西手法，故布疑阵，吸引我军主力于长江上游，而渠则从下游乘虚渡江。我即将计就计，将我军主力调往下游，等他来自投罗网。

命令下达的次日，便接到第十九军报告，兔耳矶渡江之敌已被肃清，缴枪数百枝；嗣后并无敌军企图续渡。此项报告益发证实我判断敌情的正确。当天午夜以后，乌龙山脚以东，原为第一军的防守区域，果然有敌军南渡登岸成功，向我乌龙山阵地夜袭。我军只注意江面对岸的敌人，初不料右翼友军阵地发生意外。我军仓促应战，战况激烈之至。乌龙山有炮台七座，竟被敌军冲陷其四，我军死守其余三座，以待拂晓，援兵到达时反攻。

在战斗初起之时，我军不解何以敌人竟从友军方向而来，遂误以为第一军姚琮暂编师的叛变。因此时雾浓夜黑，既未见敌人渡江，也未闻友军防区内有枪声，而第一军防地中突有一支人马冲出，向我军袭击，非第一军叛变而何？

战至天明，才发现敌人原为孙传芳的北军，同时八卦洲一带，江上船只来往如梭，乌龙山脚以东第一军第二十二师的防地已悉为敌有。事后查悉，才知第一军换防，原防军为新偏师，未等替换友军到达，便先行离去，而敌军适于此时此地偷渡，故鸡犬无声，便渡过南岸，时我友军已不知去向，而敌人援军大至，向我阵地冲击，势极猛烈。我军乃在夏威亲自督战之下，向敌逆袭。激战至午，卒将所失炮台全部夺回，并向东继续扫荡，在东部地区作拉锯战，才把栖霞山克复，交还第一军防守，第七军则回原防。

孙传芳军向称能战，此次背水为阵，破釜沉舟，更具有进无退的决心，数度与我军肉搏，均被击退。惟此时我友军第二十二师的栖霞山主要阵地又被敌攻陷，第一军全师向南京后撤；敌军跟踪追击，绕出我军右侧，有包围我军之势。我见情况紧急，乃电令夏威自乌龙山阵地向东出击，夺回栖霞山一部分阵地。我军既出击，敌人即停止深入，全师回据栖霞，瞰射仰攻的我军。

二十六日敌我在栖霞山麓一带高地反复冲杀一昼夜，双方寸土必争；敌军志在死守栖霞，我军则志在必得。第七军第一、三两师更有进无退。炮火弥漫，敌我尸体狼藉，山上树木几无全枝，真是崖裂土翻，天日变色。敌军抵抗的骁勇，与我军攻击的惨烈，实为北伐史上所仅见。

激战至二十七日清晨，栖霞山麓一带的高地悉为我攻克。残敌退据山顶，死守待援；我军乃将栖霞合围、继续仰攻。然坡峻岩高，我军攀登殊为不易，而残敌数千人，困兽犹斗，居高临下，枪炮齐施，加以擂木滚石，一时俱来。我军在李师长明瑞亲自率领之下，也攀藤附木，奋勇冲锋，绝不稍懈。此时据报，长江中适停泊有英国兵舰数艘，遥遥观战。见孙军退到绝顶，情势危殆，为图挽救孙军，竟不顾国际公法，悍然以十英吋的巨炮，向半山我军轰击。一时炮声隆隆，烟雾蔽天，整个栖霞山均为烟雾所笼罩。山顶敌军视界不清，瞰射效力反而大减。李师长乃于烟幕中一哄而上，山巅敌军数千，悉数俯首成擒。帝国主义者原为助孙而来，结果适得其反，可谓心劳日拙了。

栖霞山攻克之后，在乌龙、栖霞一带渡江之敌，遂被全歼。我军也伤亡数千人，急待整顿休息。我遂令夏威全师撤返乌龙山原防，将栖霞防地再度交还第一军防守。是为栖霞山之战最惨烈的一役。

三

当栖霞争夺战正在激烈进行之时，我们得报，知龙潭已失守，镇江、高资之间，也有大批敌军南渡，高、镇、京、沪间的铁路及电讯交通俱已断绝。警报频传，因孙传芳此时已动员其所谓“五省联军”全部，号称十一师及六个混成旅之众，倾巢南犯。

敌军南渡的主渡点在龙潭。开始渡河之前，先由上下游佯渡，以牵制我军。实施渡河时，却先由江北的通江集、望江亭等地向乌龙山东侧登陆，以牵制我左翼部队。然后突向栖霞山、龙潭等地强渡，占领各险要高地，以掩护后续部队登岸。

因此，当我方乌龙山一部分炮台和栖霞山为敌所占时，龙潭也同时失守。所幸白崇禧在自沪返京途中，被阻于无锡、镇江之间，乃就地调集附近第一军各部向龙潭反攻，与我军呼应。形成对孙军东西夹攻之势。

白崇禧之所以能在此紧急关头坐镇镇江，指挥反攻，其中有一段微妙经过，也可说是“无巧不成书”。

先是，蒋总司令下野之后，胡汉民、吴敬恒等也先后去沪，南京方面惟剩何应钦、白崇禧、李烈钧和我等数人支撑残局。然此时军饷奇绌，三军嗷嗷，不可终日。所以当我于八月二十一日西去九江时，白崇禧则东往上海，其目的是向上海商界、金融界的巨子筹借若干军饷济急。因白氏曾驻沪相当时日，与若辈大亨尚薄有往还。惟此时革命军从津浦线上，与苏北运河流域败退不久，孙传芳向京、沪人民团体声言将往上海欢度中秋（九月十日）。商民闻讯，将信将疑。故白氏去沪筹款时，各金融巨子皆托词推委，一连两日，尚无结果。白氏原定于二十五日下午四时专车返京，卒因与商界集会，不能成行。斯时上海北站有煤车一列，原定俟白氏专车西开时随之跟进，现白既不能及时离沪，站长乃吩咐此煤车先发，这是五日午夜前的事。煤车去后约一小时，白氏专车也离沪西开。谁知此煤车刚过镇江便出轨，车翻人伤，因路轨已为孙传芳的便衣队所破坏。同时京、镇间的电讯也中断，渡江孙军已于二十六日清晨三时占领龙潭车站，京、沪交通全断，镇江附近也发现敌人。

白崇禧得报，即停止前进，在无锡下车，电令驻京沪路东段的第一军第十四师师长卫立煌就近率部向龙潭反攻，同时电令正自常州开往杭州的第一军第二师刘峙，回师往援。卫立煌奉令后即率部赶往龙潭，于二十六日晨将敌人逐出龙潭站。惟敌人仍据守江边，掩护大军陆续渡江，向我反攻，我军渐有不支之势。白崇禧得讯，乃自无锡赶往镇江坐镇，并檄调驻沪杭路的第一军第一、第三、第二十一等师，星夜驰援。

惟自蒋总司令下野之后，第一军各师均无斗志。闻蒋临去时，曾暗示各师“保存实力”，并将第一军大部调往沪杭路一带。今番京沪吃紧，白崇禧严令各师赴援之时，据说沪杭路上第一军各师、团长曾开秘密会议，讨论是否服从白参谋长命令。会中曾小有辩论，所幸其中多数人深明大义，以南京危在旦夕，决定服从指挥，向龙潭进兵。（此实为蒋总司令嫉忌白崇禧的又一原因，谁能指挥他的心腹军队，他就恨谁。）

孰知援军未到，龙潭于八月二十八日晚再度失守。敌军攻势极猛，孙传芳已亲自渡江，到龙潭水泥厂坐镇，指挥督战。我军第二、第十四两师因众寡不敌，纷纷后撤，几至溃不成军。栖霞山也于是时为敌三度攻占。我方溃散部队糜集南京城外麒麟门一带，混乱不堪。敌人便衣队已在尧化门一带出现，南京闻风震动。政府机关、党部、报馆均纷纷将招牌取下，各人摒挡行李，准备向汤山方面逃避。南京城内一片混乱景象，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尤其是谭延闿、孙科两先生，一夜电话数起，向我探询战局。谭氏曾惊慌地问我说：“德邻先生，你莫要把我们请到南京来当俘虏呀？”

当夜，我便严令夏威督率所部，再度向栖霞山出击，限期夺回。我内心忖度，第一军的战斗力何以如此脆弱，实堪诧异。整夜焦急，不能成眠。翌日清晨，我一时心血来潮，乘车到第一路总指挥部去拜访何应钦。那时南京只有一条马路，其它街道都不能通汽车。我车抵该部巷口，忽然发现人声嘈杂，行李拥塞满巷，似乎正在作撤退的准备。第一路指挥部人员见我来了，均让路敬礼。我问道：“你们的总指挥呢？”他们齐声回答说：“在里面，在里面。”

当我走进第一路总指挥部时，只见何应钦正在办公室内吩咐各参谋整理文件和行囊。

“何敬公！”我说，“为什么搬行李出发呢？”

何应钦一抬头，看见是我，脸上即现出忸怩的样子，说道：“德公这样早，我原打算就到你那里去辞行，我要出城收容部队。”

我说：“现在战局这样紧急，收容部队，应由师长负责，何须总指挥亲自出马？况且你行李都捆绑好了，集合巷里，这不是准备出发开拔了吗？”

何说：“你看，我的军队不能打了，我怎么办呢？总司令下野之后，军心涣散，他们不打，我有什么办法？”

我说：“首都存亡所系，你不能一走了事！”

何说：“德邻兄，我的军队打不得了呀！你看栖霞山两得两失，还都是你的军队夺回来的！”

我说：“敬公，你真要走，我可对你不客气了！”

何见我辞色俱厉，连忙道：“你要我不走，我不走就是了。你要我怎么办？”

我说：“你的军队不能打，让我的军队来打，好吗？我们生要生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起。你绝不能离开南京！在这紧要关头，你一走，必然影响民心军心，南京就守不住了。……你快叫他们把东西搬回总指挥部来。”

何便吩咐他的副官：“不走了，不走了。叫他们搬回来。”

那些运输兵又急急忙忙地把行李担挑了回来。我与何应钦遂同车往军事委员会，与李烈钧等商讨指挥反攻的大计。

此次我如去何的总指挥部迟三十分钟，他必已撤离南京，大局便不堪设想了。我平时极少往该部访何，有事只打电话，或在军委会见面。不意一时心血来潮，竟发生如此重大作用。

抵达军委会后，何仍然说他的第一军打不得了。我请他把第一军暂时调离战场，让我第七军与第十九军，除留少数部队监视河面外，一齐向东出击。适此时白崇禧自镇江拍无线电报来，约我军迅速出击，夹攻孙军于龙潭。我便向何应钦说：“现在我七军、十九军子弹缺乏。出击之前，能否请你补充一点子弹呢？”因此时军委会在南京尚存有七九子弹七、八百万发，由何氏负责保管，须他下条子，才可领用。

何说：“你要多少呢？”

我说：“六十万发！”

何氏皱皱眉头说：“德公，太多了。”

我说：“你预备发给我多少呢？总是拿出去打敌人的啊！”

何氏笑笑道：“我看，三十万发，三十万发。”

“好了，好了。”我说，“就是三十万发吧。”这时我心里实在觉得何应钦小气得可笑。南京战局紧张到如此程度，何氏自己也准备逃命了。我向他要六十万发子弹去打敌人，他还要讨价还价地给我三十万。何氏在军中，原有“何婆婆”之名，从这点小事上，也可看出何“婆婆”之所以为“何婆婆”了。

先是，我军将栖霞山再度夺回后，仍交第一军防守。不久，栖霞又被敌军夺去，我遂令第七军与第十九军再向栖霞山进攻，并占领之，不必再交予第一军。同时以军委会名义电白崇禧，约定三十日东西两方同时向龙潭之敌反攻。

计划既定，何应钦乃派员持军委会命令到南京城郊，制止第一军退却的部队。凡退下官兵已到麒麟门的，即在该地待命，不得入城；其尚在陆续退却中的，均各就现地停止。何总指挥并通令第一军，即刻准备反攻，渠本人且将亲赴前线指挥。号令一出，军心复振。各机关也暂停迁移，城内秩序，遂得安堵如常。

当晚东线我方第一军的第一（王俊）、第三（顾祝同）、第二十一（陈诚）等师援军均已到达龙潭附近。三十日拂晓，我军三路全线反攻。第七军的第一、三两师和第十九军的第一、二两师在夏威和胡宗铎指挥之下，自栖霞山向东进攻。沿铁路及江边前进，目标为龙潭镇及青龙山、黄龙山的敌军阵地。何应钦则亲自指挥第一军的第二、第二十二、第十四师的一部，自东阳镇进发，会攻龙潭。

此时敌军已渡江的部队，和栖霞山等地溃败之敌，都聚集在龙谭一隅。计其兵力，有孙传芳联军的第二、四、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等师，及第十五、二十七、二十九、补充第一各混成旅，约达六万余人。依据龙潭以西的黄龙山，以南的青龙山、虎头山，和东西的大石山、雷台山等险隘，编成坚固不拔的根据地，严阵以待，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孙传芳驻节水泥厂，亲自督战。其悍将李宝章、上官云相、梁鸿恩、崔锦桂、段承泽、郑俊彦等都在龙潭前线指挥。孙军官兵俱带数日干粮。船只在部队渡河后，悉数开往北岸，以示全军有进无退的决心。我国古代名将项羽的“破釜沉舟”，韩信的“背水为阵”等孤注一掷的战略，孙氏已并而有之。三军悬的以赴，志在必逞。故我军于三十日晨发动拂晓反攻时，敌军也全线逆袭。龙潭周围数十里地，炮火蔽天，血肉模糊。战斗的惨烈，实为笔墨所难形容。激战终朝，敌军渐不支，乃退守山隘，我军乃逐渐形成三面合围之势。惟敌据山顽抗，深得瞰制之利，我军仰攻，死伤极大，尤以青龙、黄龙二山的争夺战，最为惨烈。我七军第一师损失尤大。然士气极旺，至下午三时，遂占领二山。敌军仓皇向江岸溃退，所有扼守山险的机枪百余挺，及山炮十多门俱不及携走，我军遂于午后五时克复龙潭。

我军因连日奋战，均已疲惫不堪，乃在龙潭彻夜警戒，俾翌日拂晓再歼残敌。孰知三十一日清晨五时，我军正在部署追击，敌忽反攻，来势极为猛烈。情势险恶，较前尤甚，幸我军将士均极奋勇；何应钦、白崇禧均已抵达龙潭督战，卒将敌人攻势阻截，并向敌反攻。自晨至午，卒将敌军迫至长江南岸，包围缴械。孙传芳仓皇登上小汽艇逃命，仅以身免。到午后二时，不及渡江之敌，遂全部被俘。孙军此次倾巢南犯，血战七昼夜：至是终于全军覆没。

计此役孙军渡江的不下六、七万人，除窜逸和伤亡溺毙者外，为我军所俘的约四万余人，缴枪三万余枝，炮数十门；高级军官，师、旅长等被擒的亦数十员。俘虏自龙潭押返南京明孝陵时，分四路纵队前进，排头已抵南京城郊，而排尾犹在龙潭，人数之众，可以想见。惟战后我军官兵疲乏已极，尚须担任警戒，故每一千俘虏仅持枪兵数名押送。既无火车输送，又无给养，途中食宿均随遇而安，致乘机逃遁的极多。抗战期中，前孙军第四师孙旅长曾在我五战区任少将高级参谋。我们谈到当年龙潭之战的往事。孙高参说，他那时与其他孙军师长均在龙潭被俘，惟在解赴南京途中逃脱云。

此役我一、七、十九三军伤亡也达八千余人，敌人死亡当倍于我军，实我国内战史上罕有的剧战。

综观此役我军虽获全胜，其得之于微妙的契机的，实有甚于作战的努力。第一，我自九江东返，如不在兔耳矶遇敌军偷渡，我便不会将八团预备队调往乌龙山后方集结，则敌军二十五日夜偷渡后，必能攻占乌龙山而直趋南京，则大局不堪设想了。

第二，如白崇禧不因事去上海，则东线便无兵增援，更无人统一指挥。再者，如白崇禧返京的专车，不因金融界巨子的推宕观望而避开，则必陷入敌人便衣队的陷阱，白氏或因此而遭不测，则战局也不可收拾了。

第三，二十九日晨，如我不因情绪紧张，心血来潮，亲往何应钦总指挥部探视，则何氏可能迳自向杭州方面撤退去了。何氏一走，不特第一军无法收束，第七、第十九军的士气亦将大受影响，南京秩序必愈陷于混乱，则大势也去了。有此三点的巧合，卒能使我军转败为胜，孙军一败涂地，虽云人事，岂非天命哉！

第三十七章——宁汉复合的困难与特委会的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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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潭之敌既为我全部消灭，江南遂无敌踪。九月一日我军更渡江追击。此时孙军残部已如惊弓之鸟，闻风溃退。江北浦口、扬州等要隘，一时俱克。我军复向苏北猛追，残敌望风披靡，已绝无卷土重来之力，江南遂安如磐石。

惟此时西线忽告紧张，唐生智的“东征军”分江左、江右两路东下。江左军三十五军军长何健已于九月一日奉唐生智之命，出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并委派各厅长。江右军刘兴所部第三十六军的前锋且已抵达当涂，距南京仅六十里。九月六日刘兴本人也进驻芜湖，简直有一举而下南京之势。

唐生智本与孙传芳约定东西夹击我军，然后平分东南。惟唐氏暗怀鬼胎，拟俟我军败后，收编我残部，再消灭孙军。孰知孙传芳也是一代枭雄，深知唐氏意图，故仅借唐氏东下之势，牵制我军，不待唐军到达，便先期发动攻势。冀师“先入关者为王”的故事，独吞东南。我军如被消灭，则区区唐生智实不足道了。

孙、唐两氏既同床异梦，遂为我军各个击破。孙军败后，军委会乃严令唐生智自安徽克日撤兵。惟唐氏于九月十一日曾亲赴芜湖视察，仍拟伺机而动。然此时我军新克强敌，士气正旺。六朝金粉，虽使唐胡子垂涎不止，然终不敢妄动。我们闻报，曾由何应钦、白崇禧、李烈钧和我联衔，电请渠来南京一晤，唐氏也不愿东来。时我海军“决川”、“浚蜀”两舰，适在芜湖江面停泊，遂为唐氏胁迫强掳而去。

南京国府的威胁既除，京沪路也完全修复，党中重要领袖乃仆仆于京、沪、汉之间，谋求宁汉复合、继续北伐的大计。我们在南京，更急电汪兆铭和汉方诸领袖，克日来宁，主持大政。

当时我们在南京负责的军事首领，以及党中央无数忠实同志，都有一种相同的想法。我们认为宁、汉分立的症结所在便是共产党问题，今宁方既已“清党”，汉方也已“分共”，则宁、汉便应重归于好，合而为一。南京方面成立政府原是从权，今宁、汉合一，则应当仍以武汉的中央为正统。

根据这种赤胆忠心的想法，所以我们欢迎武汉的国民政府汪主席早日东下，来南京办公；蒋总司令也应早日复职，继续领导北伐。我们的意见颇获当时党内忠贞之士，乃至全国人民的同情。李济深自广州且专为此事发出通电，力劝蒋、汪化除前嫌，继续合作，领导中央。

我们这种想法，后来才逐渐发现太天真和幼稚了。当时党内的重要领袖，如汪、蒋、胡等，及其私人的党羽与小政客等的想法，却和我们忠实同志们完全两样。他们对党国前途根本置之脑后，一切考虑纯以个人和小团体的政治前途为出发点。

我党至此，非蒋、汪、胡三人赤诚合作，不足以谈复兴，但是他们三人相处有年，他们自己均深知他们三人绝无合作的可能，因此从未打算真正长期合作。偶尔合作，彼此都知是相互利用，得机则必然又来一个你死我活。

但是当时使我们忠实党员们所最感痛苦的，便是他们三人的度量德性均不足以表率全党，领袖群伦，而使党员大众一致归心。

汪兆铭的为人，堂堂一表，满腹诗书。言谈举止，风度翩翩，使人相对，如坐春风之中。初与接触，多为折服，故颇能号召一部分青年。然汪氏黔驴之技，亦止此而已。其真正的个性，则是热衷名利，领袖欲极强，遇事又躁急冲动。欲达目的，既不择手段，也不顾信义。每临大事，复举棋不稳，心志不定。此种心神，常在会议席上充分表现。汪氏每次主持重要会议时，神志多不安定，周身摆动，两手搓个不停，一反其平时雍容和穆的风度。再者，汪的处人，亦极虚伪。凡汪氏所不喜的人赴其寓所访问，汪氏亦均屈尊接见，娓娓倾谈，状至亲昵。然客甫出门，汪便立现不愉之色，顿足唾弃。转瞬之间，态度判若两人，凡此均足以表示汪的为人。

所以吴敬恒曾骂汪是“伪君子”和“花瓶”，足见许多老同志也认为他不能负实际责任。总理在世时，汪总是受命出使四方，从未负过党政专责。但是汪氏却是个心比天高、热衷权利的人，中山逝世后，汪氏一意左倾，与蒋中正互为表里，不择手段地揽权夺位。谁知他的合作者蒋氏，也是个热衷权力不择手段的人。他二人各取得党权、军权之后，竟又短兵相接，火并起来，经历多次，汪氏自知非蒋的敌手。故此次我们诚心诚意地请他留在南京主持党政，他总以为沪、宁一带是蒋的老巢，上山则见虎，下泽则见蛇，断非彼久恋之乡。他如要掌握党政，必须回广东另起炉灶。这便是汪氏的基本观念，也是嗣后宁、汉不能合流的基本原因。

蒋中正的为人，因其幼年混迹上海的黑社会，颇受其薰染。对同事，御部属，一以权诈为能事。在在均使贤者裹足，壮士离心，而攀龙附凤之徒则蚁附帷幕。因此，在蒋氏独断专行之下，终使一领导革命的政党，逐渐变为争权夺利的集团。此种转变，在清党后，已日益显著。惟当时我辈仍痴心妄想促成汪、蒋合作，完成国民革命，今日回思，实不胜其叹息耳。

至于胡汉民，则确为一守正不阿、有为有守的君子。然胡氏的器量亦极狭隘。恃才傲物，言语尖刻，绝无物与民胞的政治家风度。当时党内自元老以至普通党员，没有人对展堂先生不表示尊敬，然也没有人觉得展堂先生足以为全党一致归心的领袖。因胡氏的天赋，为治世的循吏则有余，为乱世旋乾转坤的领袖却不足。

在这种世局人事不调和的情况下，我们一心一意想把党务国政纳入正轨的同志，均左右失其依据，而有无能为力之感。偶有主张，均必然被卷入漩涡而无法自拔。甚至昔日并肩作战，出生入死的袍泽，如四、七两军，后来在广东亦竟至自相残杀，伤亡逾万，言之实深痛心。

二

汪兆铭在我们一再电促之下，终于九月五日偕徐谦、顾孟余、何香凝、陈公博、朱培德、程潜等自武汉抵达南京。我们赤诚地欢迎他从此长住南京，主持中枢大政。此时蒋总司令如即复职，则军政恢复统一，我们便可继续北伐，直捣北京。无奈汪氏心志不定，绝不愿在南京久住。

再者，此时宁、汉破镜重圆，诚心为党为国的领袖们本当相容相让，才可化除前嫌，孰知一部分不识大体、甚或别有怀抱的党务负责人，竟于汪氏抵京之日，遍贴反汪标语，辞句极尽尖酸刻薄的能事。但是这些标语并无正式机关署名，事实上，仅是一些无头招贴。不幸汪氏正是一位极易冲动的人物，忍愤东来，其心本虚，一见这些招贴，不禁又肝火大动。

在我们欢迎他的会议席上，汪氏便质问我说。“你们既然欢迎我到南京来，为什么又要贴标语骂我呢？”

“汪先生，”我说：“谁敢贴标语骂你呢？只是宁、汉刚恢复合作，局势尚未安定，一部分下级党员，不识大体，擅自贴出这些标语来——你看这些标语，不都是不署名的吗？”

但是汪仍旧气愤不已。

我又说：“汪先生，做个政治家，有人拥护，有人反对，总是难免的。你看美国选举总统时，不是也有人反对吗？我希望你能淡然处之，并长住中央，继续领导。”

汪氏不论我如何的苦口婆心的劝告，也是不听。在南京稍一勾留，便迳往上海。汪氏一去，在南京的中央执监委，遂亦联袂去沪。谭延闿、孙科等且坚决邀我一同于九月九日乘京沪车去上海。一时冠盖云集，中央执监委，乃至西山会议派诸领袖齐集上海。九月十日乃由谭、孙、汪等出面邀请在沪各同志，在戈登路伍朝枢寓所开谈话会，交换全党大团结的意见。到会者计有：汪兆铭、谭延闿、孙科、李烈钧、李宗仁、程潜、张人杰、蔡元培、吴敬恒、李煜瀛、于右任、朱培德、杨树庄、伍朝枢、褚民谊、叶楚伧、邹鲁、张继、谢持、覃振、许崇智、王伯群、傅汝霖、甘乃光、居正、刘积学、缪斌等二十余人。可说是集党中各派领袖之大成。惟胡汉民、蒋中正二人，因与汪不洽，拒不出席。

谈话会共开三天，各方均甚融洽，无大辩论。会中一致决议于三个月之内举行本党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解决一切党内纠纷。在三全大会开会前，以各处代表合组的“特别委员会”为党的最高执行机关。同时宁、汉两中央政府亦合并改组，由“特委会”另行选举国府委员，并委派军事委员会暨各部部长。中央政治会议，则暂时撤销。

九月十五日，互选结果，所有参预谈话会的各方代表均当选为特别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其因故未及参加的党中重要领袖，蒋中正、胡汉民、李济深、白崇禧、何应钦、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等，亦均当选。

九月十六日，复由特委会决议，改组宁、汉双方的国民政府，并于翌日通过国府委员四十六人，以谭延闿、胡汉民、蔡元培、李烈钧、汪兆铭、于右任等人为常务委员，轮流担任主席。军事委员会也改组，蒋中正、李烈钧、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何应钦、程潜、朱培德等高级将领均当选。

特委会的成立，就事论事，本是最适当的过渡时期的办法，暂时使各方有一团结的中心，以待三全大会的召集。所以我当时对“特别委员会”甚为拥护。

在构成特委会的分子中，值得特别一提的，便是所谓“西山会议派”的一群元老，如：张继、林森、邹鲁、谢持、邓泽如、肖佛成等。这些都是总理同盟会时代的老同志，辛亥革命的元勋，在民国初年便享盛名。如张继在民元、二年间便任国会议长，名满全国。这批元老因不满于容共政策，在中央颇受左倾分子的排挤。到总理逝世后，党权入于汪、蒋二人之手。彼二人藉国际共产之助，对这批元老排斥尤力。张继等乃在北京西山碧云寺总理灵前集议，自成组织，以与广州的汪、蒋相对抗。是为“西山会议派”的由来。他们与汪、蒋表面上所争执的，是共产党问题。西山派坚决反共，而蒋、汪则实行容共。

到宁汉分裂后，宁方亦已反共，惟蒋总司令对西山派公开诋毁攻讦，犹如往昔。有时在总理纪念周上，他简直把西山派骂得狗血喷头。

我个人对西山派毫无恩怨之可言。因自北伐开始时，我便以纯军事人员自矢，服从命令，指挥作战。对政治既无兴趣，对党争尤感厌恶，因此对任何方面的政客都抱着“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我对西山会议派也存着很大的戒心。当我们占领京、沪之初，即有人在我面前说刘峙是西山会议派。我说刘峙自北伐开始便一直在军中担任指挥，戎马倥偬，怎么会是西山会议派呢？那人说：“他的思想是西山会议派！”这一顶“莫须有”的思想帽子到处乱加，真使人有啼笑皆非之感。

此次在上海，我第一次与“西山派”人士晤面。我发现他们都是一批年高德劭的老同志，为人正派，名利之心比较淡泊，颇有令人尊敬之处。这批元老对我个人素昧平生，然站在客观的立场，对我这样一位战绩辉煌而仍极守本分的将领，亦殊表敬爱之意，处处对我表示好感，存心拉拢。但我为避免党中误会，加以生性不喜与政客接近，对他们只是虚与委蛇，没有深一层的往还。其时外界不明底蕴，曾有我与西山派接近的传说。事实上，若辈存心拉拢我则有之，而我却绝对无心与西山派采取任何联络的。

不过在特委会组织过程中，西山派分子大为活动也系事实。因特委会的组织，表面上是清党后的国民党各派大团结，西山派以其在党内的历史与资望，在此新的大团结形成之中，必然要取得重要位置。而汪、蒋二人原均是西山派的死敌，今西山派借清党机会卷土重来，则汪、蒋均不能坐视，自是必然的道理。

以故在特委会成立后，西山派声势大张。原来希望在蒋中正下野后便可重操党权的汪兆铭，在特委会成立后，仅获一国府委员的空衔，而其昔日政敌，今均扶摇直上，重据要津，汪氏未免大失所望。他原为特委会的发起人之一，到特委会成立后，汪氏却一变而反对特委会。汪派人士也纷纷离开京、沪，汪兆铭、顾孟余等西去汉口，陈公博则南下广州。

九月二十日，特委会所选的国府委员和军委会委员在京就职。而汪兆铭于九月二十一日抵达武汉，与唐生智组织武汉政治分会，竟宣布反对特委会。汪氏反对的呼声一出，原先便反对西山派的亲汪、亲蒋的各省党部，也纷纷声言反对特委会。特委会前途的荆棘，也就不言可知了。

三

在此党内纠纷无法解决之际，参加党争的人，大半只顾目的，不择手段。流风所及，国民道德，社会风气均蒙受极不良的影响，其中最显著的一个例子，便是上海流氓的社会地位的提高，终至与党国要人相颉颃。

上海原是一五洋杂处的国际都市，将近百年的帝国主义者殖民地的统治，使其畸形发展成为一世界流氓、盗匪、娼妓和投机、冒险家的乐园。我国旧式社会中淳朴忠厚的民风固已一扫无遗，而西方民主、自由、法治的政体，以及活泼、积极的民风毫无所染。因此上海的租界遂成为一个流氓横行的社会。中国流氓作帝国主义者不法商人和官吏的鹰犬，对中国商民极尽其鱼肉之能事。

民国二十年代，上海流氓分青、红两大帮，最有名的流氓头为杜月笙和黄金荣。他们在租界内倚靠洋人保护，包庇烟赌、盗匪、娼妓，无恶不作。以上海租界为巢穴，青、红两帮流氓的势力简直笼罩长江中、下游的所有码头。商民旅客畏之如蛇蝎。

但是在军阀时代，这批黑社会的流氓们尚有一种自卑感，不敢与正人君子和士大夫明目张胆地称兄道弟。旧时代社会上的正当绅士官、商也羞与为伍。那时纵系贪赃枉法的军阀，也向不与流氓往还，他们还多少有点旧式士大夫的头巾气。卢永祥于民国十一年任上海护军使时，他的儿子卢筱嘉和黄金荣曾有一段趣事。

相传卢筱嘉某次进租界看戏，见一女戏子色艺均佳，便大声喝采。筱嘉自以为是护军使的大少爷，向一个女戏子喝采，固为一极寻常的事。孰知他采声方息，身边便走来一矮胖的中年人，指着筱嘉厉声骂道：“你是什么人，敢在此放肆！”未等筱嘉回话，他劈劈拍拍便打了筱嘉几个耳光。筱嘉正待发作，招呼便衣卫士回打，他的随员连忙上前说：“大少爷，算了，算了。”筱嘉见势不妙，乃忍气吞声离开了。原来这个矮胖子便是大流氓头黄金荣，这女戏子就是他包起来的姘妇。慢说是护军使的少爷，就是护军使本人，也休想在租界内染指分毫。

卢筱嘉受辱之后，只好匆忙逃回闸北华界。事过不久，黄金荣因朋友请酒，到了闸北。事为卢筱嘉所悉，乃派持枪卫士十余人，将黄金荣押至护军使署。卢大公子自设法庭，验明正身，令健壮卫士将黄金荣按倒在地，棍杠交加，一顿毒打，把黄金荣打得皮开肉绽，伏地惨号乞怜。打过之后，卢筱嘉才叫卫兵把他放出去。此时黄金荣已不能行走，从护军署爬了出来，幸免于死。

黄金荣被打的消息一出，人心大快。因黄党流氓在上海一带作奸犯科，欺压善良，商民恨之入骨，而莫奈他何。今番遭此毒打，实罪有应得。此一消息，当时曾哄传国内。我们广西方面自上海回来的人，都津津乐道，引为快事。此事足征军阀时代，官方尚不屑与流氓往还，黄金荣还可随时被抓来打屁股！

后来蒋中正回到上海，流氓们的社会地位便上涨了。蒋氏于民初不遇时，曾列名黑社会，加入青帮。因其加入得迟，故“辈份”不高，上海甚多老流氓还是他的“长辈”。今番蒋氏衣锦荣归，贵为革命军总司令，他以前的“阿兄”、“阿弟”们，自然都难免有“鸡犬升天”之感。十六年夏初清党之时，蒋便利用他们以前的关系，由青、红帮流氓头代为组织工人，对付租界内的共产党。事实上，那时清党的主力还是军队，得力于流氓的究竟不多。不过他们自以为与蒋有旧，于清党更有微劳，遂居然以绅士姿态出现，周旋于党国要人之间。而我党中枢领袖，不自觉其在政府中地位的尊严，竟与这批流氓称兄道弟，不以为耻。官箴全失，斯文扫地，以视北洋军阀，犹等而下之，实堪浩叹！

我初到上海时，杜月笙、黄金荣竟然也来拜候。我一概回绝，未许入见。龙潭战后，我又因公去沪，杜、黄二人曾两度联衔请宴。我均置之不理，也未向其说明理由。我自思身为国府委员及革命军高级指挥官，忝统数十万将士，国家名器所关，何可与这批作奸犯科的黑社会中的流氓为伍。

一日，我因事去见当时的国府主席胡汉民。见胡氏办公桌上有杜、黄联衔的请柬一张，我不免诧异地问道：“展堂先生，杜月笙和黄金荣居然也来请你吃饭吗？”

胡氏说：“敷衍敷衍他们。”

我说：“你真去吗？”

“我去的。”胡沉默了半响。又说：“上海是他们的势力范围，不好得罪他们。”

胡氏这句话真使我冷了半截。我又问：“胡先生，难道你竟要我们的革命政府向黑社会的恶势力低头吗？”

胡说：“不过他们对我们的清党运动，多少也有点功劳！”

我对胡氏的态度真感觉失望之至。胡公此时身为国府主席，竟不顾国家元首之尊而迁就事实，可叹孰甚。

胡汉民见我态度迟疑，便劝我道：“他们最近几次请客，你都没有到。我看你也太认真。在上海这种环境里，我们应该敷衍敷衍他们，免得让他们给别人利用了。”

胡氏的解释真使我不寒而栗！我们革命政府的作风，竟军阀之不如！

其后，杜、黄又联名请客，胡氏在赴宴时，特地叫人打电话给我，说：“胡先生已去了，请你务必就去。”我不得已，也只好乘车前去。我车到之时，中门大开，杜、黄二人均在门外迎接，执礼甚恭。他们大概认为我居然肯来，是件很难得的事。我走进餐厅，见瘦削的胡汉民，戴着眼镜，坐在上首。我立刻想到胡先生是国民政府主席，而请客的主人却是一群大流氓，我心头真有说不出的感觉。

这是我和杜月笙、黄金荣第一次见面。杜氏瘦长，黄氏矮胖。表面看来，二人均是守本份的人，不象个流氓头。据说他们在他们自己的流氓社会里，很讲义气，爱打抱不平，是所谓“盗亦有道”。嗣后他们曾特地来拜看我两次。他们知识甚低，说不出什么来，一口上海土话，我也不大听得懂。二人稍坐即辞去，我们遂未再见面。

第三十八章——唐生智、张发奎之异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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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上海方面正在商讨组织特别委员会之时，武汉方面的唐生智仍在蠢蠢思动。因自南昌共产党八月一日暴动之后，张发奎以追击贺、叶为名，已将其第二方面军（原第四军扩充）悉数开往广东，两湖遂变成唐生智的势力范围。嗣后，唐又乘我与孙传芳交兵，取得安徽地盘。所以当特委会所选的国民政府于九月二十日在南京成立时，唐生智已坐拥两湖、安徽三省，声势显赫。国民政府一再电令其自安微撤兵，唐皆抗不从命。

到了九月二十一日汪兆铭返汉组织其“武汉政治分会”，唐生智更是如虎添翼；并假借“护党”之名，通电反对特别委员会，否认南京中央政府。其时唐生智入党尚不足一年有半，便以“护党”自诩，亦殊为滑稽。

南京国民政府在谭延闿领导之下，对唐均极愤慨，一致主张讨伐，其中尤以程潜、谭延闿、孙科等为激烈。那时唐派叶琪为代表来南京，声言渠绝不放弃安徽。叶琪为我辈老友，来京后住在夏威家中，和我们不断磋商。我告诉叶琪说，南京中央对唐生智的跋扈极为不满，唐生智如不让出安徽，兵争将所难免。叶说，唐总司令最多只答应让出芜湖，渠绝不放弃安庆，因为何键已出任安徽省主席，省政府在安庆办公已久，南京政府如坚持收复安徽，唐总司令将不惜以武力周旋云云。

事态发展至此，用兵已成必然的趋势，因唐生智的蛮横已引起公愤，中枢党政军领袖一致主张讨伐。十月中旬国民政府乃密令军委会组织“西征军”，讨伐唐生智。

溯自唐生智加入革命以来，国民政府待他不为不厚。孰知渠一旦羽毛丰满，竟得意忘形，不特不饮水思源，且图利用党中矛盾而逞其私欲。在渠私心妄想之中，如我等老辈不除，则渠必将久居人下，永无唯我独尊之望。先是，当我军于十五年底抵达武汉之时，唐生智即戏呼我们自两广来的革命军人为“老长毛”。因从前洪杨革命金田起义时的老辈太平军，也有这样的称呼；而两湖、三江一带的附义者，则为“新长毛”。唐氏显然以“新长毛”自居了。嗣后宁汉分裂，唐生智预备“东征”时，即时常以“打倒老长毛”来鼓励其部属。在他看来，“老长毛”一旦打倒，唐氏便可唯我独尊，而其部属也均将“鸡犬升天”。无奈生智野心虽大，而见识德望不足。在武汉时，自恃坐拥重兵，气焰咄咄逼人，武汉党政军重要领袖，对唐均侧目而视，口虽不言，心实非之。唐氏固亦深知武汉方面的“老长毛”对渠不满，竟一不做二不休，秘密和孙传芳勾结，倒行逆施，达于极点。孙军龙潭败后，我方所获敌军秘密文件中，都载有“友军唐生智部自上游夹击南京”字样。所以现在国民政府决定讨伐，实在是唐生智自召覆灭。

十月十九日国民政府正式决定讨伐唐氏，我遂受命为西征军总指挥，白崇禧为第三路军前敌总指挥，分三路向武汉进兵。三路军所辖番号暨进兵路线，略如下：

西征军总指挥：李宗仁

第三路总指挥：李宗仁（兼）

第七军军长：夏威

第十九军军长：胡宗铎

第三十七军军长：陈调元

第四路总指挥：程潜

第六军军长：程潜（兼）

第十三军军长：陈嘉佑

第四十四军军长：叶开鑫

第五路总指挥：朱培德

第三军军长：王均

第九军军长：金汉鼎

航空队司令官：张静愚、曹宝清（副）

第二舰队司令：陈绍宽

楚有舰、楚同舰、永健舰、永绩舰、江贞舰

除以上战斗序列之外，冯玉祥亦奉命派樊钟秀、方振武、吴新田向鄂北挺进，中央并密令驻宜昌的第二军军长鲁涤平，湘、黔边境的黔军师长李燊，两广的黄绍竑、范石生、方鼎英、李福林各军，及湖北省防军相机出动袭击。因战事迅速结束，故上述军队未及参预战斗。

此时唐生智部也很强大，所辖计有第八军（军长李品仙）、第三十五军（何键）、第三十六军（刘兴）、第十八军（叶琪）、第十九军（高桂滋）、第三十军（赵振国）、暂编第五军（庞炳勋），以及十个暂编师，总计有兵力十余万人，颇堪一战。所以军委会所订西征第一期作战方略，拟先肃清皖境之敌，陈调元的第三十七军占领皖西后，即停止西进，担任警戒皖北任务，然后协同上游各军，会攻武汉，肃清两湖。

我方计划既定，三路大军乃于十月中旬发动。第三路军奉令沿长江北岸西进，扫荡盘据西梁山、巢县、合肥、舒城一带之敌，进占安庆。第四路军则沿长江南岸，扫荡芜湖、湾址、大通、贵池一带之敌，进占东流、秋浦。第五路则以主力集结九江、湖口，阻绝汉、皖交通，相机截击西退之敌，并以一部沿萍株路威胁长沙。惟朱培德的第五路军因受汪兆铭的影响，态度暧昧，唐军乃得安全撤退，祗三、四两路大军向指定地点集中，此是后话。

时唐生智的代表叶琪仍住在第七军军长夏威家中，毫不知情。我对夏威说：“你可别把军事机密泄漏给叶琪呀！”夏威笑道：“这种军国大事如何能泄露呢？”所以夏威和叶琪仍终日游山玩水，若无其事。

最后，叶琪看出真相，知我军已发动西征，不觉勃然大怒，说不应该瞒着他。他并根据中国“两军交战，不斩来使”的传统，要求立刻回武汉。我们也不强留，遂送他到下关，搭外国轮船上驶，回部队指挥堵截我军。我也于同日乘轮西上，指挥部队出击。彼此握手言别，明知即将在战场上拔刀相见，所以江干送别，也颇富浪漫滑稽的意味。

我军三、四两路沿大江两岸齐头并进，海军则溯江而上，所向势如破竹。唐军士气沮丧，不堪一击。十月二十五日我军克安庆，敌军第三十五、三十六两军狼狈西窜，敌十九军则被我俘缴殆尽。我乃于十月二十六日乘舰到安庆，指挥追击。

这时据报，敌三十五、三十六两军已退据广济、武穴之线。武汉唐军也逐渐向东线增加，似有在鄂东地区与我军一决雌雄的模样。

我到安庆后，即拟定第二期进攻武汉计划。决以第三路的第十九、第七、第四十四等军，分途自太湖、潜山、安庆、舒城、望江等据点向西追击。第四路则自秋浦、东流一带乘轮往九江，自赣北向湘、赣边境截断武长路，再北上攻武昌。

第二期攻势于十一月初旬发动。我军攻击前进，敌军则节节后退。在广济附近，敌曾一度强烈抵抗，但旋即溃败。十一月八日我再破敌于蕲春，九日进抵兰溪附近时，敌军第三十六军曾作困兽之斗，抵抗极烈，与我军相持一昼夜，卒被击破。我军俘获敌军官兵数千人，枪三千余枝。我方第十九军也死伤八百余人，为西征中的第一恶战。这时，长江南岸我军也节节推进，未遭强烈抵抗。

蕲春、兰溪激战后，敌军向西逃窜，已溃不成军，再无抵抗能力。且冯玉祥也派所部方振武，樊钟秀、吴新田向鄂北挺进。唐生智见士无斗志，武汉已成四面楚歌之势，乃在汉口召集师长以上将领会议，商讨善后方针，渠表示决心下野，基本部队则退守湘境，徐图再举。遂于十一月十一日通电去职，并以巨金收买日本军舰，东驶出国；所部分水陆向岳州撤退。唐氏此一措置，不失为明智之举，地方幸免糜烂。我海军乃于十一月十四日进泊武汉。我第三路的第七、第十九两军也于十五日先后到达汉口；旋第四路的第四十四军则进克武昌，第六军也克咸宁，第十三军克通山、崇阳，均停止待命。

我军此次向鄂进兵之速，第十九军胡宗铎部实功不可没。胡部多鄂人，久戍思归，故作战格外勇猛。据说，唐生智在下野前，曾拟调其精锐第八军第一师张国威部死守汉口外围，以掩护大军撤退。惟张师长见大势已去，死守无益，故反劝唐氏迅速撤退为愈，唐颇为不怿。后竟将张氏在其私宅勒毙以泄愤。此举充分表现出唐生智性格的毒辣。嗣后，据目击此事的唐部军、师长李品仙、廖磊等告我，其故事的惨毒，实令人咋舌。

原来唐生智在决定下野时，曾数度召集各军、师长在其私宅会议。最后一次会毕，各将领正纷纷下楼，唐氏忽对张国威说：“张师长你留一下，我有话跟你说！”张氏遂遵命留下。到其他将领均已走出大门不远时，唐又告诉张说：“没什么事了，你走吧！”张遂一人单独走向楼梯，刚到楼梯口，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忽率士兵数人，拿了一根麻绳，自张氏身边出现。不由分说，便将绳子向张国威颈上一套。张氏知情不妙，乃大力挣扎，然终被按倒地上。张氏在地上大呼：“唐总司令饶命呀……。”这时，李品仙等离去不远，闻声急忙回头探视，只见张师长已被勒毙地上，惨不忍睹。李品仙等后来和我谈及此事，犹摇头叹息，似乎余悸尚存。

唐生智通电去职时，我正自安庆乘舰西上。在马当附近，见日舰两艘疾驶而下，初不知唐生智即在其中。我于十一月中旬抵达武汉。时唐氏旧部均已退入湖南，李品仙部第八军暨叶琪部第十八军布防汨罗河，守长沙。何健、刘兴的第三十五、三十六两军则守岳州，与我军相持。适此时京、沪方面，中央领袖人物汪兆铭、蒋中正、胡汉民等，均在上海集议召开四中全会预备会，解决党内纠纷。同时何应钦在津浦路上，与直鲁军鏖战亦烈，南京军委会亟需有人坐镇，主持各项要务。再者，广州方面于十一月十七日忽又发生张发奎的叛变，事态正逐日扩大，全国哗然。因此，我遂和程潜计议，委第十九军军长胡宗铎为“武汉卫戍司令”，监视湘境内唐军残部的行动，一面派员入湘，劝唐部归顺中央。西征军事至此遂暂告一段落。十一月下旬我和程潜、白崇禧乃联袂返京，听候中央计划解决张发奎的叛变。

二

民国十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张发奎部在广州的叛乱（嗣后又引起十二月十一日共产党在广州的暴动〕，可能系汪兆铭、张发奎二人经过长期缜密计划而后发动的。

当唐生智七月间发动“东征”时，张发奎实已面从心违，汪兆铭也深知唐生智终非囊中物，不可久恃。汪、张二人似已有秘密计划，转返广东革命根据地，然后再卷土重来。适贺龙、叶挺、朱德三人各率所部于八月一日在南昌叛变，张发奎遂在九江以追剿叛军为名，全军南撤。惟贺、叶等叛军于八月八日抵达赣南抚州，有窜入粤东模样时，张发奎便停止追击；并取道新淦、吉安、泰和、赣州、南安、南雄、始兴、韶关迳向广州前进。会贺、叶南下，潮、梅吃紧，广州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乃派前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迎张于途，嘱其向东江尾追贺、叶，与两广部队夹击叛军。张发奎坚不从命。李济深不得已，乃檄调驻广西的第十五军（原七军留守部队改编）兼程赶往粤东，与第八路军的陈济棠等会剿叛军。在李济深、黄绍竑二人亲自指挥之下，数度血战，卒将叛军消灭，贺、叶自汕头乘俄舰秘密出国。朱德则率残部回窜江西边地，为范石生所收编，粤东共患始平。

谁知正值李、黄会剿共军胜利时，张发奎、黄琪翔等部率其第二方面军数万人，乘间于九月下旬进入广州，加以盘据，并散发充满火药气味的回粤宣言，公开攻讦南京国民政府，并扬言打倒一切“篡窃党权”的分子。一时不满意南京中央的党人，如陈公博等，均纷纷南下入粤。汪兆铭也于十月二十九日自上海返抵广州。

先是，汪兆铭既已赞成组织特别委员会，其后又反悔食言，于九月二十一日自南京到汉口，策动唐生智反对特别委员会。汪到了汉口，见唐生智别有怀抱，而南京中央政府已决定讨唐，且张发奎也已进入广州，汪氏乃于十月二十四日自武汉抵沪。翌日便搭轮南下，于十月二十九日抵广州，与张发奎合流。汪氏抵穗之日，即在葵园官邸召集南下中央委员陈公博、何香凝等开会，谋在广州设立中央执监委员会，与南京的国民政府相对抗。

此时南京中央政府谭延闿、孙科等，屡电汪氏，恳其克日来京，召集四中全会，解决党内问题，均为汪氏所拒。因汪那时正在计划以武力统一两广，作为政治资本。然欲统一两广，则首先须铲除李济深、黄绍竑二人。惟李济深德望素著，张发奎、黄琪翔等中、上级干部，均其多年部曲，颇难遽下毒手，加以翦除。汪、张二人乃决定先用权术，将李济深骗离广州；并将黄绍竑骗来广州，加以逮捕、枪杀。李、黄二人一除，则以汪兆铭、张发奎的资望与历史相号召，两广可传檄而定。有两广作基础，前途便大有可为了。这个如意算盘，也可谓极阴险毒辣的能事了。

汪、张计划既定，适蒋中正于十一月十日自日本返国到沪，来电请汪北上，会商党事。（当特委会成立之初，汪氏自汉东下时，曾电蒋求一晤，为蒋所峻拒；今蒋氏自日返国，反而移樽就教。其前据后恭，曲折奥妙的手腕，实一言难尽。）会南京方面谭、孙等再度致电汪氏，主张在沪召开四中全会预备会，商讨召集四中全会及停止特委会各问题。

这两项邀请，对汪说来可谓适逢其会。汪氏乃于十一月初旬电邀黄绍竑自南宁来广州一晤，并商谈李济深一同赴沪，参加四中全会预备会。李、黄二人固不知汪氏笑里藏刀，其后别有文章在也。黄绍竑遂于十一月十五日中午自南宁应召抵穗。当即往葵园谒汪，适汪与李济深正整装待发，彼此匆匆略谈数语，汪、李便联袂乘轮去沪。

黄尚拟于翌日与张发奎聚晤，孰知夜十一时半，广东财政厅长黄的老友冯祝万匆匆亲来黄氏寓所告密，谓夜半将有兵变，嘱黄速避。绍竑得报，连夜化装潜出寓所。未几，全市即枪声大作，街头巷尾贴满“打倒黄绍竑，实现汪主席救党主张”的一类标语。李济深的公馆也于同时被缴械劫掠。叛军包围黄氏寓所及其他军政机关，搜捕黄绍竑甚急。黄氏乃潜上一粤港轮船，终于逃出广州。

张发奎在广州叛变的消息一出，全党大哗。李济深在上海至是始知受骗，乃呈请中央剿办张发奎、黄琪翔，并痛斥汪兆铭。而张、黄二人乃一不做二不休，竟将其第二方面军的精锐溯西江入桂，拟一举戡平广西，实现其统一两广的计划。黄绍竑此时已潜行返桂，指挥第十五军集中梧州，筹谋抵抗。双方虽尚未短兵相接，惟剑拔弩张，大战迫在眉睫。

孰知正当第四军悉数西调，广州空虚之时，前第四军将领共产党人叶挺偕著名共党首领张太雷、彭湃等潜返广州。利用原赤色工会作基础，勾结第四军参谋长共产党员叶剑英，利用苏俄领事馆的掩护与接济，煽动第四军的教导团和警卫团叛变（该两团干部多系共产党分子），改称“红军”，以叶挺为总司令，于十二月十一日实行全市大暴动。

共产党此次暴动，可说是毫无理性，烧杀之惨，实无前例。全市火光烛天，尸体狼藉。市民均被迫以红巾系颈，表示拥护红军，否则格杀勿论。张发奎匆忙潜往肇庆，急令黄琪翔回师平乱，黄氏乃率部返穗。张、黄二人以共党在后方捣乱，破坏其统一两广的大计，愤恨之余，遂也恣意杀戮。下令凡见颈系红巾的，即格杀勿论。人民分不出孰为红军，孰为第四军，只知有红巾亦死，无红巾亦死。一时广州全市鬼哭神嚎，无辜人民被杀的不计其数。大火数日不绝，精华悉被焚毁，实为民国成立以来鲜有的浩劫。

广州暴动后，全国舆论大哗，粤人身受切肤之痛，群起吁请讨伐；张发奎、黄琪翔固罪不容逭，而汪兆铭尤为众矢之的。李济深以被骗离粤，积愤尤多，乃急电在东江的陈济棠、徐景唐、钱大钧等，和在闽的第十一军蒋光鼐部，在桂的第十五军，分路向广州出击。张发奎、黄琪翔知众怒难犯，大势已去，均通电离职。由朱晖日继任第四军军长，率部离穗，向东北方面撤退，与粤、桂进剿各军大战于五华、岐岭等地。战斗的惨烈，为北伐诸役中所鲜有，双方共死伤万余人。第四军勇将许志锐战死，黄镇球受伤。昔为比肩作战，同生共死的袍泽，此次竟自相砍杀，一至于此，言之实堪痛心。

汪兆铭此时自知不能见谅于党内同志，乃于张、黄叛变时，竭力鼓吹，促使蒋中正复职。在汪氏看来，反对南京中央政府，蒋实与渠利害一致，休戚相关，如果汪、蒋合作的局面实现，必能左右大局，重握党权。到了广州暴动之后，汪氏受各方攻击益烈，乃一意拥蒋以自救。惟全党上下攻击汪氏，并不因此稍懈。汪氏自知无地容身，乃于十二月十五日宣言引退出国，旋即离沪赴法。汪氏一去，党争顿失一巨擘，大局乃急转直下，呈现一新局面。

第三十九章——重建中枢、绥靖两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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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兆铭的再度下野，虽为促成蒋中正复职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蒋氏这次访日归来，传闻携有日本政府秘密借款，资本雄厚。复职实系必然趋势，毋待汪的下野而后定的。

据说，蒋先生在日住于黑龙会首领头山满家中，利用头山氏在日本军、政两界中的潜势力，以游说日本朝野。嗣后复因头山满介绍，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陆军大臣向川义则、参谋总长金井范三，及参谋次长南次郎，都有秘密商谈。始终参与其事的日方要角，为田中义一的心腹——南次郎。商谈的内容，据日本少壮军人透露的秘密报导，约为：（一）蒋氏承认日本在满洲有特殊权益，履行中山先生早年对日本的诺言（据日本传说，中山在辛亥前，曾以“满洲特殊权利”作为日本援助中国革命的交换条件）。（二）蒋决反共到底。（三）日本支持蒋政权。（四）日本借予蒋氏四千万日元，以助蒋安定中国后，中、日两国进行经济合作等项。密约共两份，蒋、日双方各持一份，以为日后交涉的张本。签署既毕，蒋先生遂挟巨资返国，以图东山再起。

惟蒋氏的手腕也很灵活，渠出让“满洲”权益，系以“统一中国”为先决条件。嗣后直至“九一八”事变时止，中国迄未“统一”，故蒋氏有所藉口，不履行其个人诺言。而日本官方也因此密约系由少数个人所签订，未便予以公布。蒋氏既自食其言，日本政府也“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到“九一八”前夕，日本少壮军人积愤已深，蒋氏如再推宕，少数不更事的军人可能公布此蒋、日秘件。日内阁为检讨对华全盘政策，曾召集所谓“东方会议”以胁蒋。蒋不得已，乃允日人派代表来南京秘商，惟事先声言，渠所持的文件已在上海遗失，嘱日方将所签原件携来。

民国十八年十月，日本政府乃特派驻华公使佐分利贞男为专使，来华与蒋秘商有关满、蒙事项。佐分利贞男一行于十月四日抵达上海。蒋乃令上海市长竭力招待，网罗上海的交际名花，举行大规模酒会。日专使一行喝得酩酊大醉，然后搭坐挂车晋京。车行至中途，所有日人均烂醉如泥，南京特务，乃乘机将此秘件窃去。

翌晨，日使一行酒醉醒来，到日使馆整理行装，拟拜晤蒋氏时，才发现此密件已不翼而飞，未免大惊失色，然又不敢声张。与蒋晤谈数日，自然毫无结果。佐分利贞男于十一月二十九日返日，自觉无面目见人，未几，遂于箱根温泉旅邸吞枪自裁。日本政界曾为此起一小风波，因佐分利贞男无故自杀，群疑莫释，知其内幕的，口虽不能明言，然内心的愤懑实不能自抑，而见之于言辞。这一内幕才逐渐为外人所知。

这故事虽系传闻，而日本军人却言之凿凿，似确有其事。再者，蒋氏于民国十六年在日时，确曾与田中及南次郎等会谈。会谈内容如何，蒋先生讳莫如深，也是事实。再证之以北伐完成后，蒋氏不断制造内战，以及养痈贻患，任令赣南共产党坐大的情形。似均在制造“中国尚未统一”的藉口，以抵制日人的要挟。凡此种种迹象，对上述传闻俱不无蛛丝马迹可寻。

在“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民气沸腾，各地学校罢课，要求中央出师抗日，是时两广民气尤为激昂，广西省府并密令民众团体，组织纠察队彻查日货，雷厉风行。日政府希图缓和两广民情，曾派大批文武官员及民众代表来两广活动，藉资联络感情；并劝诱两广当局效法中央，阻止民众的过激排日行动。值此时期，我在广州私宅接见这批日籍访客，先后不下百余人之多。接谈之下，我力斥日木侵华政策的错误，希其改正。

那些日本访客听了我的分析，都很动容，唯土肥原贤二少将和台湾司令官松井石根中将的态度，极为倔强。他二人强辩说，沈阳事变时，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固处置失当，但是你们的委员长对我们日本人也太无信无义了。我们当即追问，我们的委员长究竟有什么地方对日本无信无义，以致激起你们对中国动武呢？我愿闻其详！然土肥原与松井二人坚不吐实，似颇有难言之隐。

嗣后，我便根据此一线索，嘱我方谍报人员及与日方接近的友人，多方自日本少壮军人集团中设法探听，才获得如上的情报。事虽迹近荒诞，然证之以蒋先生在“九一八”前，对内对外扑朔迷离的作风，实难断言此事的必无。

二

蒋先生自日返国后，遂一意与汪言归于好。蒋既有意负荆，汪更无心拒客，双方都已半推半就，共产党十二月十一日广州暴动后，汪曾腆然公开宣言，吁请蒋同志复职，领导中枢，渠本人则从旁消极协助云云。汪氏的话一出，蒋的复职几成定局，而攀龙附凤之徒，乃乘机推毂，上海四中全会的预备会遂正式通过请蒋氏复总司令职的议案。蒋氏本已有“别人不请我自来”的腹稿，一月九日乃在南京正式宣言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

在蒋总司令复职的酝酿中，外界传闻，白崇禧和我曾有反对的表示。此种谣言，可说是毫无根据的揣度之辞。在两广统一，出师北伐之初，我们以一股革命热忱，服从中枢，拥护胡、汪、蒋的领导，完成革命大业，可说是出于赤诚。到了共事日久，发现他们彼此之间，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置国家利益于脑后的作为，始则忧虑，继则惋惜，终则彷徨。试想历年以来，数万将士断头流血，肝脑涂地，所换得的，徒为若辈植党营私、揽权窃位的资本，宁不令人痛心。故对汪、蒋的作风，心至不悦则有之。至于蒋总司令复职与否，权在中央执监委员会，我等统兵将领惟当服从中枢决策。且蒋先生的复职也断不会因我等反对而中止，我们心纵不悦，也雅不愿作徒招反感而于事无补的笨事的。

不过蒋先生于十二月一日在沪与宋美龄女士结婚之前，特于报章发表声明，其内容大略是说，他与毛氏、姚氏、陈氏的结合，并无婚约，从今起断绝一切关系。并申述他以前的革命是假的，今与宋女士结婚后，才是真正开始革命工作云云。（此谈话的原来措辞可能较报纸所载为委婉。）蒋、宋结婚时，我已由武汉乘轮东下，正在赴沪途中。当时阅报及此，我心中有无限的感慨。自思我们革命军全体将士在蒋总司令领导之下，打了一年多的仗，死伤数万人，难道都为“假”革命而牺牲？我们此后再追随蒋总司令，冒锋镝矢石，去“真”革命，也岂视一女子为转移？内心悒悒不乐之下，我遂决定不送婚礼。殊不知党、政、军各政要均奉赠厚礼，即与蒋先生最为格格不入的程潜，也未能免俗。唯我一人，始终未送礼物。当时年轻，阅世未深，颇易任性，今日思之，也觉毋乃过分些吧。

蒋、宋婚礼的次日，我偕内子到达上海。蒋先生知道我们抵沪，当晚即送来请吃饭的帖子，三日下午七时，我和内子乘汽车去谒见蒋先生夫妇于其住宅，也照例说几句道喜吉利话。只见满客厅都是各界赠送的丰厚礼物，琳琅灿烂，光耀照人，睹此情景，我反觉此心坦然，毫不感到难为情。蒋先生夫妇也落落大方，殷勤招待，言谈甚欢。

蒋氏复职后，胡汉民、孙科、伍朝枢等，因不直蒋与汪合作，先后离京出国。宁、汉两个国民政府对峙之局，至是复定于一。党内政潮重归平静。中央政治会议也恢复办公于南京，并筹备召开四中全会。经过数星期的筹备，四中全会乃于十七年二月一日集会于南京。汪派人物，何香凝、顾孟余、陈树人等七、八人，也照常出席，惟汪兆铭则避居海外。大会决定改组国民政府，及恢复军事委员会，唯人选则大体如旧；国府仍采常务委员制。大会并通过整饬党务，完成北伐，十七年八月一日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在广州、武汉、开封、太原设政治分会各议案。

四中全会于二月七日圆满闭幕。宁汉分裂以来，不少省份有分崩离析现象，至是总算表面重归统一了。

三

当中央正在筹开四中全会时，唐生智的基本部队残部均退回湖南。当时我军所以未衔尾追击，乃为顾虑地方糜烂，故派西征军参谋长张华辅入湘，洽商收编。惟唐军残部不愿受编，反竭力招兵买马，与各方勾结，企图扩大叛乱。一月初旬，国民政府乃电令白崇禧（为第三路前敌总指挥）、程潜自武汉督师南下，继续讨伐。白、程奉命后，即分两路入湘。程潜率第六、第四十四等军，自武长路南下；白崇禧则指挥第七、第十九两军，由通城向平江会攻长沙。我军于一月十五日发动，十七日占领岳州，程潜即进驻岳州；白崇禧也亲往通城指挥。一月二十一日我军发动全线总攻，冀一举而下长沙。此时敌军也背城借一，拼死抵抗。双方在汨罗河两岸鏖战正酣时，我右翼第四十四军叶开鑫部忽然叛变，乘午夜由黄沙街向左翼第六军和十三军的侧背猛袭。两军猝不及防，损失很大，正面之敌复乘机出击。第四路的第六、第十三两军已溃不成军，形势极为危殆。此时我左翼白崇禧所指挥的第三路军，正向平江急进中，得报知右翼我军失利，遂不敢孤军深入，并急电南京，建议两策：（一）回师营救第四路军，巩固武汉；（二）不顾第四路军的失利，突破正面敌军，直捣长沙。此电报到达国民政府后，谭延闿、何应钦、李烈钧和我当即研究战况。他们一致主张檄调白氏所部回援，巩固武汉。但是我的判断，与他们三人却大异其趣，我主张一面令程总指挥收容第四路军，逐步抵抗，迟滞敌军北进；一面令白崇禧不顾一切，努力击破当面之敌，迅速向长沙推进。长沙如克，武长路上的敌军自然不战而溃，此即古人“围魏救赵”的战略。李烈钧等颇为踌躇，渠意若我军攻长失利，武长路上的敌军势必乘虚直取武汉，则魏赵俱失，前途不堪设想了。我说，敌军统帅唐生智早经宣告下野，所属屡败之余，军心涣散，如按我的计划执行，白崇禧必克长沙，湘局指日可定，不出旬日当有捷报。李、何、谭三位将信将疑，蒋总司令时因事赴上海，不及请示。最后，大家同意我的计划，令白前敌总指挥不顾一切，急攻长沙。白氏在前线奉到电令后，乃挥军出击，连战皆捷。我军伤亡虽重，然第七、第十九两军卒于一月二十七日攻入长沙。长沙既破，武长路上敌四十四军遂不敢恋战，越洞庭湖向湘西逃窜。敌将李品仙、叶琪、刘兴、何键等匆率残部，逃往湘南宝庆一带，我军衔尾追击，占领衡州。未几，全部敌军便接受改编。湘省战事不到半月，遂圆满告一段落。李品仙的第八军、叶琪的第十二军、廖磊的第三十六军被调到湖北整训。叛变的第四十四军军长叶开鑫已潜逃，由副军长邹鹏振率领归编，调至武昌，旋即解散。

当长沙克复，敌军全线溃败的捷报到达南京，李烈钧翘起大拇指对我说：“德公，还是你行，还是你行！”我们相对大笑。湘局粗定之后，二月二十八日我仍回武汉坐镇。两湖因军事行动的影响，若干边区地带土匪益炽，我乃计划派军队清乡，以安闾里，并积极准备北伐。

先是，当我西征军于十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攻克武汉时，唐生智所组的湖北省政府自然无形解体，新的省府急待组织，第十九军军长胡宗铎，以身为鄂人，每思毛遂自荐。一次，他竟笑着向我说：“德公，这一次我应该当仁不让了。”

我也笑着回答说：“你是一位现役军人，为什么要分心去搞省政呢？你知道我是一向主张军民分治的，我曾有机会一手掌握全省军民两政大权，而我还预先表示不干，竭力婉辞呢！你应该向我学习……”接着，我便举当年统一广西之初，我邀约黄、白二人均不作省长，及北伐军底定安徽时，我又力辞兼任安徽省主席的前例，希望他也能学习我们，不要以现役军官兼任省府首长。经我这一解释，胡君以我确是以身作则，也就不再多言了。

胡宗铎，湖北黄梅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三期，与白崇禧、黄绍竑均有同窗之雅。嗣后随我参加统一广西及北伐诸役，骁勇善战，我军军令虽严，而我们个人之间的私交则如兄如弟，彼此相处甚得，毫无官场习气。胡君落落大方，知兵善战，是一将才。惜一生一帆风顺，未受折磨。自击破孙传芳军，底定长江之后，各种恶习，一时俱来。并认为武力可以决定一切，天下事也不过如是而已。我虽屡诫以“骄兵必败”的古训，渠不甚体会。故其个性难免粗鲁而轻浮，容易冲动。我军北伐之初，尚无“师”的编制，我任军长，夏威、胡宗铎则分任第一、二两路指挥官兼旅长，肃清长江一带之敌后，我军为谋与友军编制渐趋划一，编制也略有变更。我本人事前已由江左军总指挥改为第三路总指挥。占领徐州后，夏威升任第七军副军长，我本人仍兼军长，胡宗铎升任第十五军副军长，（军长刘佐龙抱病武汉）。两路指挥官撤销，夏、胡并兼师长，旅制仍暂保留。栖霞之役，第七军实际上由副军长指挥。龙潭战后，我遂辞去七军军长，保荐夏威继任。同时因胡氏所部鄂籍居多，故将胡宗铎部队改编为第十九军，即以胡为军长。（时刘佐龙已病故于汉口。）

当十九军成立之初，胡宗铎曾要求将第七军精锐分出一部编入第十九军。我说，此事可以考虑，待与夏军长商量后再决定。宗铎认为我有意推宕，竟一怒而携眷去上海。最后还是白崇禧亲往上海，把他找回来，并将第七军中一部精锐，拨归第十九军，宗铎才无话。嗣第十九军经过整训以后，其战斗力实与第七军不相上下。举凡重要战役，我均令该两军当其要冲，而以其他作战能力较差的部队作为辅助，故颇能收相辅相成之效。

我军既克武汉，收编部队很多，乃另成立第十八军。军长人选，白崇禧和胡宗铎力保资历甚浅的旅长陶钧逾格超升，资望较深的师长，如钟祖培、李明瑞等，反而向隅。陶钧系湖北黄冈人，保定军校三期毕业，骁勇善战，也是一员猛将。惟陶君治军，失之于严，有时竟达残酷程度。作战行军时，遇有士兵落伍，陶氏有时竟枪杀以示儆，亦殊不近人情。其用兵布阵，乃至平时训练，均善独出心裁，标新立异，处处表现，皆似一匹不羁之马。当时第四军的作风便是如此，我七军中胡、陶二人的作风，则颇与四军相似。此种人才，最为白崇禧所赏识。以故十八军成立时，白氏竟力荐陶钧为军长。不按资历升迁，实违体制。我第七军自广西北上时，共有旅长四人。夏、胡之外，李明瑞、钟祖培，亦均战功赫赫。此番弃钟、李二人，而逾格擢升陶钧，不平之鸣自所难免，钟祖培因此挂冠求去。再者，湖北久处北洋军阀统治之下，“鄂人治鄂”的呼声已非朝夕，今一旦如愿以偿，则鄂人以乡土情谊，对具有实力的胡、陶二氏不免过分阿谀奉承，以图一官半职。而胡、陶于得意忘形之余，也不觉以鄂省主人翁自居，是亦人情之常。然第七军的地位，遂无形中成为客卿了。而野心政客又从旁激荡之，到民国十八年第四集团军不战而瓦解消灭，此实为主要原因之一，这是后话。

钟、李二人俱随我甚久。民国十年我军避入六万大山时，钟任营长，李任连长。嗣后统一广西及北伐，两人亦无役不与。平时因我军军纪严肃，所至秋毫无犯，各级将士均事劳俸薄，而每临剧战，又均亲冒矢石，首当其冲。所幸上下一心，甘苦与共，尚无怨言。钟君为人四平八稳，临阵勇敢，治事也从无陨越。此次求去，我未便强留，因军中服役的辛劳，转不若优游泉林的自若。钟君返籍后，曾自营一农场，度其真正解甲归田的生活。民国三十八年共军入桂时，闻钟君曾组织游击队，与之对抗。其后果如何，无从获悉。多年相从，今日缅念贤劳，犹不免若有所失之感。

陶钧升任第十八军军长后不久，率所部深入鄂西清乡。斯时宜昌有一禁烟督察局，每月税收平均逾百万元。陶军长即擅自委其军需处长为该局局长，前往接收。嗣后我查悉此事，深不以为然。盖我军自桂北伐，向不与闻地方政事，转战数千里，未尝委派或推荐地方官吏，深为党内外人士所称许。今陶军长接手不久，即擅委地方税收官吏，不特有违体制，而军人干政之风尤不可长。我遂拟请财政部另行委员接长该税局。陶钧闻风大惧，央请白崇禧向我说项。最初我坚持不可，嗣后白崇禧一再代为恳求，我恐白氏多心，遂未深究。然此一马虎将事，其后颇有恶果。因该项特税收入甚丰，而无规定比额，任由局长自行填报，解款多少，无法稽查，故大部收入，除以一部分为十八、十九两军公积金，并贴补两军将士服装及饷额外，其余概入陶钧私囊。斯时各军饷糈均虞不足，而新成立的十八和十九军的官兵生活，反优于他军，以致七军将士极感不平，军心颇受影响，此风的形成，不能不怪白崇禧，白氏虽精干，然缺乏冷静的考察，因此其丰富的感情遂易为不肖者所利用。

底定武汉时，我既以身作则，说服胡宗铎不兼湖北省主席，因此其人选颇费周章。我们既不愿乱荐私人，只有在湖北本省贤能之中，择人而荐。几费思量，才想到湖北籍第一届中委张知本君。张君虽以接近“西山派”，不为党中有成见的领袖所喜，然渠究系法学界中人，久享清誉，甚为当时湖北各界人士所推重。当我提出张氏时，鄂籍人士，及军人如胡宗铎、陶钧等，均甚折服。众望所归，我遂向国府保荐张君为湖北省政府主席。时人咸知我是张主席的保荐人，但鲜有知道我与张氏固素昧平生。

张氏奉派主鄂之后，我们更助其遴选省府各厅人选。民政厅长严重，建设厅长石瑛，财政厅长张难先等俱负一时之名。张知本到职后，励精图治。严、张两厅长并常微服出巡，探听民隐，侦察县吏。不期年而湖北省政积弊一扫而空，为全国所称誉。

民国十七年秋间，李四光、王世杰、彭学沛等鄂籍知名教授回到武汉，和我磋商，拨款兴建武汉大学于珞珈山，我亦深觉建国之道，首需人才，故在军费极其支绌之时，慨然先拨二十万元，以资提倡。省府不甘落后，也筹拨相同之数。后来该大学的校舍竟成为全国最壮丽的学府建筑。

湖南唐生智残部改编后，我们也将湘省政府改组，并荐程潜兼任主席。事前，我曾派员征询程氏对湖南省政府改组的意见，并请其推荐一位有才气、孚众望的人出任主席。他力陈湖南情形复杂，不比湖北的简单，非有权力者任主席不可。我明白他已决心当仁不让。为避免有伤感情，发生误会起见，我乃保荐程潜兼任湖南省主席。由湘、鄂两省政府改组的人选看，可知我当时对人处事的大公无私的态度。殊不知仍因此招忌，而惹出后来战祸，实非始料所及。因此后不久，我便奉命出任武汉政治分会主席（事详下章）。孰知在武汉政治分会治理之下，两湖省政首先发生问题的，便是程潜。

程氏无论在军中党中，均属老资格，自出任湖南主席之后，更倚老卖老，目无余子，根本忘记武汉政治分会还是他的上级机关。按当时的制度，省政府只征收地方税，至于烟、酒、盐等国家税收，应由政治分会财政处直接征收。然程氏主湘后，竟将所有税收完全归省库，致政治分会虚拥其名。湘省军队有限，税款支用不尽，而武汉政治分会所辖部队甚多，开支浩繁，各军索饷，均无法发放。我一再口头或派人向程潜疏通，他一概置之不理。因此武汉政治分会中诸委员乃一致主张对程潜采取行动。有时我将程氏横蛮态度向中央吐露，中央方面人物，如吴忠信等，竟怂恿我将程潜撤职。

在各种因素累积之下，程潜与武汉政治分会的关系，逐渐发展至非决裂不可的程度。武汉政治分会为此事数度开会密议，大家一致主张将程潜扣留撤职，并敦促我从速执行。一次，在程氏来汉开会时，武汉政治分会遂将程氏扣留，并呈请中央将其撤职，改派鲁涤平为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所部在湘驻防的第六军，闻主帅在汉被拘，乃自动向江西撤退。鲁涤平在中央明令发表后，也率其第二军入湘，接任主席。湘局既定，程氏即恢复自由，武汉政治分会乃拨巨额川资，送其东下，寓居上海。

此次拘押程潜，虽系程氏咎由自取。然事后，我对武汉政治分会此一孟浪行为深觉过分。颂老受一时之屈，事后对我未尝有片言的抱怨，其胸怀的豁达，实属可钦，而我本人则引为终身之疚，至今悔之。

第四十章——完成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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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既经重建，唐、张之变也已平息，所部均奉令整编，预备继续参加北伐。由于宁汉分裂而左右为难的川、云、贵各省，至是也表示绝对服从中央。全国除东三省、热河、察哈尔、河北等省尚为奉军所盘据外，余概在国民政府管辖之下了。为彻底统一全国，国民政府乃决定完成北伐。

国民政府职权，名义上虽由蔡元培、李烈钧、谭延闿、张人杰、丁维汾五位常务委员负责，但是中央实际权力则操于蒋先生一人之手。然蒋先生复职伊始，为避免国人骂他是军事独裁者起见，特于南京中央政治会议中提议于广州、武汉、开封、太原设立四个“政治分会”，由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分任政治分会主席。

中央政治会议又决定将冯、阎所部番号改为“国民革命军”。成立四个“集团军”，以资划一，并以蒋中正（兼任，何应钦代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任第一、二、三、四集团军总司令。其余不属于四个集团军战斗序列的部队，则由国民政府直接指挥。

此项新任命的发表，表面上虽为中央政治会议所通过，事实上则为蒋先生一人所策划。当时我适因公在京，但是我并非政治会议委员，不便参加讨论。因而在政治会议开会前，蒋先生特地约我到他官邸谈话，并告知我此项意图。这多少含有市恩之意，而四人之中，当然以我受惠最多。蒋先生事先以此告我，以为我一定受宠若惊，谁知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因为当蒋先生正在告诉我此项决策时，我一面静听，一面揣测其含义的本质。这新措施显然与蒋先生大权独揽的作风背道而驰。蒋先生何以忽然要将中央的权力分散到我们四人身上呢？他无非想利用冯、阎为北伐卖力，挥军北进击破奉军。至于我和李济深，不过是被用作陪衬而已。因冯、阎二人都是军界老前辈，资望在蒋先生之上。如番号统一，二人均将受蒋节制，颇使他自觉不安。所以蒋先生要把我超迁，与冯、阎并列，一则可以表示蒋总司令大公无私，不究资历，唯才是视；再则因为我原系他的部下，今日擢升与冯、阎平等，可对冯、阎起规范作用，使蒋总司令便于指挥。我同时想到我个人的名位，蒋先生今日与之，异日又取之，何必多此一举呢。所以我毅然表示不同意。

我对蒋先生陈述我不同意的理由，大意是说，设置政治分会的省份，概在交通便利，中央政令可以朝发夕至之区，并非中央鞭长莫及的边疆；而且政治分会的组织和权力，有甚于北洋政府的巡阅使制度，颇易形成尾大不掉之局，为国家长治久安计，似不宜有此一骈枝的机构，请慎重考虑，然后决定。

至于集团军的设置，也不必把我和冯、阎并列。在冯、阎附义之初，冯氏已自称“国民联军总司令”，阎氏也称“革命军北方总司令”。今不久即将会师燕京，数十万大军向同一战场前进，中央将各军番号划一，委冯、阎为第二、三两集团军总司令，不失为明智之举。惟我本人现任第三路军总指挥，统率战斗序列内的部队原可多可少；何况北伐已近尾声，一旦战事结束，则“总司令”、“总指挥”等战时名称，即应撤销，故不宜升我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以免改弦更张。对我个人来说，也正符合总理昭示革命党人“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的遗训，请勿建议我担任此项新职务。

蒋先生却说，处今日的情势下，非如此措施不可。并说：“他们北方既有两个‘总司令’，我们南方也应有两个‘总司令’，方为公允”云云。蒋先生身负全国军事的重任，而私心仍存南北畛域之见，我闻言不禁毛骨悚然。蒋先生复一再声言：“你可以担任武汉政治分会主席，一定升你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当仁不让，你不必谦辞。”可是我已决定坚持自己的意见。再三辩论，竟相持不下，颇觉难以为情。

彼此默然有顷，我只好说，倘你认为政治分会必须设立，则不如请谭延闿担任主席，因为他是湖南人，德望素著，出任斯职，可谓人地两宜。蒋先生说，谭先生在中央另有借重。最后，我只得表示，中央即使发表此项新任命，我也必坚辞不就，务请从长考虑，乃辞退回寓。

次日早晨，我的副官喜气洋洋地手执两张报纸，递给我看，说：“总指挥，恭喜你高升了总司令和政治分会主席。”我展开报纸一看，果然第一页头号大字标题登载我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和武汉政治分会主席。当日许多朋友登门道贺。我内心郁郁不乐，其中苦闷，实非可为外人道的。我并非故意沽名钓誉，表示清高，其中实有难言的苦衷。嗣后，我只好一再滞留南京，不往武汉就职，表示消极的抗议。我既一再谦辞，蒋先生乃迭派吴忠信来寓敦劝。最后一次，他说：“你如不就职，蒋先生说他就不能继续北伐了。”一听此言，使我恐慌万状。在吴氏苦劝之下，我说：“吴先生，蒋总司令既把事情说得如此严重，那我不敢再推辞，只有遵命首途去就职了。”以故在冯、阎就职后一个多月，我才在汉口宣誓就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职。

我自京返汉不久，正在整饬部队，预备北伐，蒋氏忽又派吴忠信来汉，劝我就武汉政治分会主席之职。我说：“吴先生，我是军人，对打仗尚粗有经验，对政治则既无经验，更无兴趣。并且我已转推谭组庵先生，以谭氏担任此职实最为理想。”

吴忠信说，蒋先生一定要你做，你如不做，蒋先生说，你就是不愿意和他合作了。依我看，你还是应该和蒋先生合作的。现在其他政治分会主席都早已就职，独你不就，也容易引起外界的误会，你就立刻就职吧。

我说，吴先生，你提到与蒋先生合作与不合作的问题，事情太严重了，那我只有遵命就职了。吴氏见我答应了，他也可不辱君命，当然大为高兴。

我又说：“吴先生，自古只有逼人丢官的，尚未闻有逼人做官的事，蒋总司令现在居然逼我做官，也为少有的奇闻。”我就职后，吴忠信遂欣然返京复命。

出任武汉政治分会主席，实非我所愿，何况政治分会的设立，原就是非驴非马的制度。政治分会的权力极大，有任命所辖区内地方官吏，及处理政、军、财、教、建各要政的全权。然政治分会并非中央政府以下的二级机关，管辖地区有限，凡不属于政治分会掌握的省份，却又直属于中央，与各政治分会错综而治，形成一极奇特的政治制度，实与素主中央集权的蒋先生的意旨大相迳庭。蒋先生复职后，忽然搞起这种制度来，或系一种权术的运用。因蒋氏下野之前，党内党外曾一致攻讦其为新独裁者。今番故意奠立此一分权制，或借以表白而已。

二

第四集团军的编制是直辖第七、第十八、第十九军等基本部队，以及唐部改编的各军。我既担任总司令，白崇禧也奉派为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四月中旬，整编就绪，乃由白崇禧率领李品仙第十二路军，沿京汉线北上，参加北伐。

那时，北伐战事已接近尾声。（北洋军阀中所余的唯一实力派张作霖，已无心恋战，华北传檄可定。）先是，当我军于十六年底发动西征时，孙传芳残部仍在津浦线蠢动，有乘视西征时向南京发动反攻模样。军事委员会为减少后顾之忧，乃决定同时命令何应钦率第一路军，循津浦线继续北上。十月中旬。何应钦部遂向徐、蚌及淮河两岸发动攻势；并电约冯玉祥自陇海路东进，会攻孙军。

孙军一经接触即向北溃退。十一月十六日我第一路军遂克复蚌埠。时直鲁军张宗昌部向孙传芳增援，自徐南下反攻。双方相持经月，我第一路军卒于十二月十六日克复徐州，俘获甚众。以故，当我西征军事结束时，何部正抵徐州待令，北伐战事也暂告一段落。直至十七年春初，蒋总司令复职，四个集团军重行部署之后，才继续发动攻势。

完成北伐的最后阶段的战略部署，大体上以第一集团军沿津浦路北上，循泰安、济南、沧州而直薄天津。第二集团军则任京汉路以东，津浦路以西地区的攻击任务，自新乡向彰德、大名、顺德一带北上，右与第一集团军，左与第四集团军联系，会攻京、津。第四集团军则循京汉路，经郑州、新乡，向正定、望都一带集中，直捣保定和北京。第三集团军则自太原循正太路，出娘子关，截断京汉线，北上与第四集团军会师北京。

此时敌军应战的策略，系以张宗昌的直鲁军与孙传芳残部据守津浦线，以阻截我第一集团军的北进。奉军主力则后撤，以缩短战线，并以保定为轴心，向西线集中，拟乘我第四集团军尚未到达正定时，一举将我突出的第三集团军包围歼灭，然后回师截击其他各路革命军，以达其各个击破的战略目的。

我军攻势系于十七年四月中旬发动，第一集团军贺耀祖、方振武两军于五月二日克复济南。孰知日本山东驻屯军福田师团，竟出兵阻扰，围攻济南。蒋总司令不欲与日军扩大冲突，乃派交涉员蔡公时及随员十余人到福田师团部交涉，希望和缓此一严重局面，不料蔡等竟为日军所枪杀。我军迫不得已，忍辱乘夜突围。日军旋在济南城恣意捕杀平民，遭难者数千人，酿成“五三”济南惨案。第一集团军贺、方两军自济南脱险后，协同一部分友军绕道鲁西，越黄河，北进占领沧州、德州，因之颇受稽延。时我三、四两集团军已克京、津，第一集团军遂未续进。

攻势发动后，第二集团军冯玉祥部防区并无强敌，本可兼程而进，惟冯氏却稽延不进，并撤回原驻博野、安国一带的部队，仅留置少数骑兵警戒前线地区，冯军既无意急进，我第四集团军尚远在豫南，奉军乃得乘隙实行对阎锡山第三集团军的包围。五月中旬，阎部几陷入三面被围中，阎锡山见形势危急，乃电请冯玉祥迅速北上解围。孰知冯玉祥不但不派兵赴援，反而通令所部，略谓“不遵命令擅自退却者，枪决！不遵命令擅自前进者，亦枪决！”他意在禁止其驻在京汉线上的部队，擅自北上，解阎部之危。冯氏此项通令，后来在北伐军中传为笑谈。因在向敌人发动总攻时，“擅自前进者，枪决！”实是骇人听闻。

冯玉祥见友军危难而不救，实在出于意气用事，欲报阎锡山的旧恨。原来当民国十四年冬，冯军在南口战败西撤时，阎锡山曾应吴佩孚、张作霖之请，陈兵晋北，企图腰击冯军。因而冯氏怀恨在心，得机乃一泄私愤。

冯玉祥既不赴援，阎锡山在危急中，无以为计，适白崇禧率叶琪第十二军乘车赶到定县、新乐一带增援。奉军由其飞机侦察，知我第四集团军已赶到，乃改变计划，向关外撤退。我军即乘势追击，于五月三十一日克复保定，并向北京挺进。

我第四集团军原定于四月底在武汉乘车北进，惟以车少轨坏，运输困难，乃由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率第十二（叶琪）、第三十（魏益三，河南收编）、第三十六（廖磊）各军，及第八独立师（刘春荣）先期北上。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运输，先头部队第十二军才抵正定附近。五月三十一日克复保定后，乃沿京汉路直捣北京。第三集团军也于六月一日占领宣化、花园，向怀来追击。第二集团军也向高阳、雄县、永清、固安、河间挺进。第一集团军同时占领沧州。概未发生激烈战斗。

各路大军齐头并进，孙传芳知大势已去，乃于六月三日通电下野。所部归郑俊彦统率，向革命军输诚。张作霖不敢恋栈，于孙氏下野的次日，偕吴俊陞等文武官员出关，车至皇姑屯，被日军河本大佐预埋的地雷炸死。所部奉军乃由“少帅”张学良统率，继续向关外撤退。六月八日我军遂进占北京。六月十一日阎锡山、白崇禧联袂进入北京。

唯此时张宗昌所部，除徐源泉率万人归顺中央外，尚有三万人稽留于冀东一带。本拟随奉军撤入东北，但是奉方因宗昌部队纪律废弛，恐其反为东北之累，故不让张部出山海关。宗昌所部乃麋集于滦东一带，要求我军收编，同时准备作困兽斗。此时蒋总司令与我已抵北平，知该部已无可改造，乃令白崇禧率第四集团军及第二集团军鹿钟麟部，第三集团军商震部进剿。不久即全部缴械肃清，驰名一时的大军阀张宗昌遂一蹶不复起了。

在此期间，东北张学良也派遣代表入关，接洽服从国民政府。于是，东北显无用兵必要。北伐至此，乃大功告成，军事上所余的，只是一些善后问题，有待处理了。

第四十一章——善后会议与东北易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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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历史上，凡是大兵之后，善后问题总是难处理的。北伐完成，自然也不能例外。

平津克复时，由于中央任命文武官员实际上均为蒋先生一人所操纵，有欠公允，致心怀怨恚。而表示沉默反抗的，便是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因直隶（旋改称河北省）、察哈尔两省及北京（旋改北平）、天津两市的光复，实系第二、三、四各集团军协力作战的战果。然战后中央政府对光复地区地方军政机关人事的安插，除第四集团军保持一贯作风不荐人外，几乎全是阎系人物；冯玉祥仅分得北平特别市市长和崇文门统税局一所。此税收机构原为北京政府历任总统私人占据的肥缺，每月收入约二十万元。这数目对拥兵十余万的冯玉祥说来，简直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面对坐拥河北、察哈尔两省暨平、津两市的阎锡山，难免感觉不平，因而发生怨言。

蒋先生这种措施，事实上也是一种权术。意在挑拨本已互相嫉忌的冯、阎二人，使其发生龃龉，以便控制。阎锡山对蒋先生的厚己固然感到心满意足，但是久历官场的冯玉祥，对蒋先生的用意岂有不知之理。因此他对阎氏尚无甚恶意，而对蒋先生的运用诡谲伎俩，却积愤很深。

因此蒋先生于六月中旬，电邀我和冯、阎到北京举行善后会议时，冯玉祥遂托病复电不来参加，并电令其驻汉口代表李鸣钟向我解释，希望对他原谅，顺便探测我对善后会议的态度和意见。冯氏此时坐拥重兵，虎踞西北陕、甘各省和中原河南四战之区。他的消极态度，不特对蒋先生面子上极为难堪，而中央政令在全国即将统一之时，遭受极大的阻力，尤损威信。

冯氏的消极抗命，就事论事，也情有可原。因冯军所驻西北各省均极贫瘠，地方收入不足以养重兵。今平、津光复，地方税收甚丰，冯军几一无所获，安得不怨？

事实上，军事新胜之后，诸将争功，本不易应付。而蒋先生不但不善加处理，反想扩大其矛盾，促成其恶化，以收渔利，实有失全国军事统帅的风度，居心也不可恕。我当时在武汉目击这种事态的演变，内心颇引为隐忧。因一面电中枢，主张裁兵，移军费作工农建设，以政治方式解决国内的纷争（此一裁兵电报曾传播各地，颇为舆论界所赞扬）；一面派曾在冯处任职的高级参谋黄建平偕李鸣钟前往河南新乡，慰问冯先生的病状，并代为恳切陈述我对善后会议的意见。略谓，民国成立以来，外有帝国主义的侵凌，内有军阀的割据，北征南讨，扰攘经年，民苦已久。今赖将士用命，人民输将，北伐既已完成，国家统一在望。倘善后会议遭受挫折，中央固有责难，人民也不会谅解，则吾人何以自处？深盼冯公顾全大局，忍辱负重，扶病北上，参加善后会议，则公私两利，实国家之幸。旋接冯氏复电，略谓，黄、李两君莅临，并出手示，情谊拳拳，铭感肺腑，至分析时局，洞若观火，尤为钦佩。我兄如北上参加善后会议，弟当扶病奉陪末座云云。我接此电后，极感快慰，随即拍电报告蒋先生。中央诸公获此清音，一天云雾顿时消散，欢忭可知。那时，蒋先生已派吴忠信来汉，拟请我居中调处。因我实是担任这项任务最适当的人选。论攻克平、津的战功，我第四集团军或在第二、三两集团军之上；但我军功成不居，禄亦弗及，我辈也从无怨言，殊足以为冯玉祥作规范。不意我已自动从旁疏解，并已获得了圆满的结果。

南京接电之后，蒋总司令乃决定约我同道往新乡，亲约冯玉祥往北平开会。这是蒋氏舍近求远，取道武汉，前往北平的原委。

民国十七年六月下旬，国民政府乃正式通过设立裁兵善后委员会，并决定于北平召开善后会议。六月二十八日蒋总司令率总参谋长李济深、中委蔡元培、吴敬恒、张人杰、戴传贤及随员张群、陈布雷等一行二十余人，自京抵汉。我既为武汉政治分会主席，少不得带了文武官员暨各民众团体到江畔欢迎。旗帜招展，锣鼓喧天，为蒋总司令复职以来难得的盛会。当晚设宴为诸公洗尘。谁知在此宴会上，竟发生一项不愉快的小事件，后来蒋先生的歧视第四集团军，可能便种因于此。

原来在宴会举行时，我第四集团军中的夏威、胡宗铎、陶钧三军长俱未出席奉陪。盘箸虚陈，情形颇为尴尬。我发觉之后，立即派人去催，他们竟都托故不来。此事使位居首座而气量褊狭的蒋总司令颇为难堪，心头自然不悦，可能更疑窦丛生。

其实，夏、胡、陶的缺席并无恶意。只是他们三人都是习于战场的生活，粗迈豪爽，不拘小节。性喜高谈阔论，大碗斟酒，大块吃肉，对于蒋总司令特意装模作样，严肃静穆的官场应酬，感觉乏味和不惯。我间或有款待上宾的正式宴会，他们三人也往往不参加，并说：“有总司令在招待难道还不够光辉，要我们去干什么呢？”我也不以为意，因一般宴会他们本可不必参加。

但是这次的情形便不同了。我们的主客是复职不久的最高统帅——蒋总司令。在这场合，他们三人一致不参加，就容易引起误会了。事后，我深悔没有事先关照他们三位粗枝大叶的莽汉，致造成不愉快的场面。

更坏的是，宴会的翌日，蒋总司令循例检阅第四集团军驻汉部队。我首先致简单欢迎词，然后恭请蒋总司令训话。训词当然冠冕堂皇。大意谓，革命军人应忠诚拥护中央政府，应尽阶级服从天职和确守军风纪，不惜为国家牺牲云云。蒋氏辞毕，不料身为阅兵总指挥官的胡宗铎，心血来潮想出风头，突然站出阅兵台前，对中央来宾诸公和官佐士兵，提高嗓子，大放厥词。略谓，革命北伐军在进展期中，中央政府政潮迭起，致影响军事，屡受波折。自今以后，深盼中枢开诚布公，赏罚分明，用人唯才，造成政府廉洁风气，俾武装同志为国牺牲才有代价，才有意义等语。这番话显然与蒋总司令的训词针锋相对，使我骤然陷于诚惶诚恐的境地。宗铎此种言论，发之于私人谈话之间，尚无不可，在这种场面下，公开演说，实在太为不雅。蒋先生当然大为不快。此事可能也是他后来决定消灭第四集团军的原因之一。

这两不幸事件发生后，我曾因夏、胡、陶三人不识大体，认真地训斥了他们一番，然究有何补？

夏、胡、陶三人都是革命军中第一流的战将。然因百战功高，本已有骄蹇之态，一旦战事平息，住入繁华的大都市，经不起声色犬马的诱惑，都取了年轻的新欢，宴安鸩毒，目无余子；及卷入政治漩涡，又因缺乏政治素养，难免误事。言念及此，益觉秉政当国，用人行事的不易。

二

六月三十日我们一行在蒋总司令率领之下，自汉口专车北上。原拟迳赴新乡访问冯玉祥，但冯氏来电约在郑州晤面。翌日早晨，我们车抵郑州时，冯氏已自新乡赶到，在车站迎接，握手相谈甚欢。

此时是七月上旬，中原天气已渐燠热。冯氏设午宴款待我们。我见冯身躯结实，满面红光，无丝毫病容。然他在宴会席上，仍频频咳嗽。望其人，听其声，分明是假咳嗽。我就用膝盖碰了碰坐在我身旁的李济深。散席后，我问李：“你看冯先生在害病吗？”李微笑道：“他在扮戏！”

与冯小聚后，我们仍搭原来专车北上，冯则另乘一车随后。翌日，当车抵北平郊外的长辛店站，阎锡山、白崇禧等都亲自来迎。这是我和阎锡山第一次晤面。阎是中等身材，皮肤黧黑，态度深沉，说的一口极重山西土音，寡言鲜笑，唇上留着八字胡须。四十许人，已显苍老，一望而知为工于心计的人物。渠为山西晋北人，生于清光绪九年（一八八三年）。早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据阎的同学程潜告我，渠在日本留学时成绩平常，土气十足，在朋辈之间，并不见得有任何过人之处。谁知其回国之后，瞬即头角峥嵘，驰名全国，为日本留学生回国后，在政坛上表现最为辉煌的人物。民国初年历任山西都督，山西督军等职，励精图治，革命军北伐至长江流域，渠即向国民政府输诚，成为中国政坛上的不倒翁。锡山为人，喜愠不形于色，与冯玉祥的粗放，恰成一对比。

我们一行抵平后，于七月六日齐赴北平香山碧云寺总理灵前，举行祭告典礼。由蒋先生主祭，我和冯玉祥、阎锡山任襄祭。祭告典礼开始时，蒋先生忽抚棺恸哭，热泪如丝。冯、阎二襄祭也频频抆泪，状至哀伤。我本人却在一旁肃立，虽对总理灵柩表示哀悼，但并未堕泪。窃思总理一生，事功赫赫，虽未享高寿，然亦尽其天年。如今北伐完成，中国统一于青天白日旗下，功成告庙，也足慰总理和诸先烈的英灵于地下。抚棺恸哭，擦泪相陪，都似出于矫情，我本人却无此表演本领。

我们到北平去，原以开北伐善后会议为标榜。当时参与会议的，计有：蒋总司令、冯总司令、阎总司令、李济深、蔡元培、张人杰、李煜瀛、吴敬恒、李烈钧、戴传贤和我，一共十一人。而事实上，并没有议事细则，更无预定提出讨论的大政方针，只是一个座谈会而已。说话最多的是吴敬恒，其次是戴传贤。东拉西扯，不着边际，开了四天的会，毫无结果可言。吴敬恒屡于席上诙谐地说：“好在国民党惯于会而不议，议而不决，这次的会议当然无伤大雅。”不过我由各种迹象推测，蒋总司令利用这场合来造成他的中央党政军领袖的地位，确实相当成功。最后，大家同意先成立编遣委员会，再续议裁兵。蒋总司令乃取出一份拟好的裁兵计划，阎、冯和我都一致副署，拟于五中全会时，作为议案提出。

蒋总司令驻节北平日子虽短促，但做了两件富戏剧性的事，令人玩味。第一件，他忽然以总司令名义通缉前曾历任国务总理和执政的段祺瑞。此公年迈，隐居天津，不问政治已有五年。门生满全国，革命军中将领均多呼段氏为“老师”。某次，我特对蒋先生说，段祺瑞不问政治已久，何必通缉他。蒋先生回答说，段为北洋军阀的巨头，不把他的威信打击一下，对我们国民革命很有妨碍。

第二件是关于蒋先生学历上的一段趣事。蒋先生原名志清，弱冠时曾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因不守堂规而被开除。后往日本进陆军振武学校，接受军士教育程度的训练。回国后，却说他是日本士官第六期毕业生。此次到了北京，乃派曾一度任其副官长的陈铭阁（河南人）到米市胡同南兵马司和士官学生同学总会负责人刘宗纪（士官第六期，曾充孙传芳的参谋长）接洽，并捐五万元，作为同学会经费。那时有些人，象四期的蒋作宾、雷寿荣，六期的杨文凯、卢香亭等，就向刘宗纪质问，哪里出来这个叱咤风云的大同学呢？刘说，捐巨款还不好吗，何必深究呢？本来“英雄不问出身”，蒋先生实在是多此一举。

在北平除开编遣会议之外，其余时间则消磨于联络情感的社交饮宴。一次，冯玉祥作东，在故宫宴请中央要人和四个集团军的高级袍泽，与宴的凡百余人。酒酣耳热时，忽有百余位大小职员和工友排队走进餐厅前的天井里。与宴者均不知这群人究为何事而来，不免相顾愕然。

他们站定后，做主人的冯玉祥乃起立发言说：我冯玉祥在民国十三年将清废帝溥仪赶出故宫时，外界谣传都说我冯某曾乘机偷窃故宫财宝。刚才进来的这一批人，都是在故宫内做事的人，知道溥仪出宫的情形最为详细。冯氏越说声音越洪亮，大声问道：“你们都是在故宫做事很久的人。你们直说，宣统出宫时，我冯玉祥偷过东西没有？”

冯氏问毕，站在天井中的百余人都大声回答说：“我们都知道冯总司令没有偷东西！”

冯又大声问：“你们说话诚实不诚实？”

众人又大声回答说：“我们说话是诚实的！”

冯氏乃转身向众宾客行一鞠躬礼，然后说：“诸位现在已知道我冯玉祥并未偷过故宫宝物吧！”

冯氏的话，引起哄堂大笑。那一大群“证人”遂又整队退出。一场喜剧才告收场。

一九五七年，纽约一位中国古董巨商曾到我家里闲谈。我把上述的故事告诉他，并问他，古董商场上有无冯先生出售古物的痕迹。他说，在若干年前，有一美国大古董商请他考证并估价一个长约一英尺、高约五吋的中国式花舫，是整块翡翠雕琢而成的。人物生动，花草逼真，确是精致绝伦。他用放大镜细看，证实系乾隆朝代的贡品。据说，这宝物原属冯玉祥所有，这洋人用二万金元购得的。这位中国商人对我说，该花舫诚稀世的宝物，至少值十万元以上，原售主以两万金割爱，殊为可惜云。

又抗日胜利后，我任北平行辕主任，时孙连仲任河北省主席兼绥靖主任。某次，我问孙说：“人们都传说，民国十三年冯先生携取故宫的宝物，据你推测，有无此事？”孙说，当时他任冯的卫队旅旅长，派部队保护故宫。后来听说，有一士兵误以为一只大铁箱里藏有金银，乃用斧头铁锤把它打开，发现其中贮藏的全系历代磁器，已震碎无余。至于冯先生曾否携带宝物出故宫一事，孙君并未作答。

不过，冯氏的为人也有殊足为人称颂的。据说，民国十三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冯氏和张作霖勾结，赶走直系首脑曹锟和吴佩孚后，奉张应玉祥约请，只身入北京相晤，磋商善后问题。然直系倒台后，张、冯二人的政治利害又直接冲突，无法协调，善后商谈，自然没有结果。因而在欢宴张作霖之夜，玉祥曾约其股肱胡景翼（国民军第二军军长）和孙岳（国民军第三军军长）密议，终无善策可循。胡、孙二人一致认为张作霖将为西北军的大患，不及早除去，将噬脐莫及，故力主将张作霖即刻逮捕为质，然后出师驱逐奉军出关。冯氏以合作未逾匝月便下此毒手，将召物议。无奈胡、孙坚持，以为时机稍纵即逝，不可畏首畏尾。辩论到最后，胡景翼竟代书手令，逼玉祥签字。冯氏拒不握笔。胡、孙二人，一执手令，一执毛笔，和冯玉祥在中南海居仁堂中往返追逐，作团团转，直如演戏一般。三人争辨彻夜，玉祥卒未下令，张作霖才能于翌日平安离京。孙连仲时任冯玉祥的卫队旅旅长，是晚因身负拱卫居仁堂之责，故能目击这一戏剧性的会议。抗战期间，我受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连仲为副。偶尔闲谈往事，孙氏对我说来绘影绘声，听了为之捧腹不止。

三

善后会议期中，关乎全局的最重要一项决策，厥为接受张学良的和平解决方案，对关外停止用兵。

当革命军进驻平、津，张作霖为日人谋杀之后，我即电陈中央，主张对东北停止用兵，以政治方式谋求统一。我的想法是，全国统一大势已定，张作霖已死，张学良断不敢作负隅顽抗之想，和平接受中央领导，将为必然的后果。再者，此次日人谋杀张作霖，其处心积虑侵略东北的计划已如箭在弦上，我们如出兵东北，日军加以阻挠，可以断言，济南惨案的血迹未干，出兵东北更应特别慎重。

当善后会议在北平开会时，张学良果派来代表三人——邢仕廉、王维宙、徐祖诒——接洽东北易帜，归顺中央诸问题。然冯、阎两方人士认为东北已失领导中心，士气涣散，故力主乘机进兵，一举削平奉系，以除后患。他们的主张盖基于两种心理：一、冯、阎二人和奉系都有夙怨，此时正可报复；二、戡平东北后，我一、四两集团军都是南方人，不耐严寒，则白山黑水之间，沃野千里，必系他二人的天下。

他二人态度既很坚决，蒋总司令也为之举棋不定。因此奉方代表在六国饭店住了十来天，尚未蒙总司令接见，心有不悦，乃决意遄返奉天复命，三代表之一的徐祖诒且已先行离平赴津。

我目击此事发展的危机已著，而蒋总司令腹案仍未定，乃单独去见蒋先生，分析对东北继续用兵的非计。蒋也深以我言为然，并叮咛说，本晚约冯、阎谈话时，你可将此意见提出。

就在同日，前广西国会议员王季文忽到我的住处来告我说，东北代表因久未蒙总司令接见，自觉和平无望，决意于明日离平返奉。季文并说，他们非常愤慨，因为他们曾收到恫吓信，并不时受到言辞间的侮辱，其情形直如亡国贱俘，颇觉难堪。

我听了，知此事关系重大，乃请王君去六国饭店代为致意，请各代表再住数日，敢保必有佳音相告。如各代表感觉安全堪虞，请即搬到北京饭店和我的朋友同住，我并当派便衣人员保护。并告诉他们，此次和平使命关乎国运至大，希望他们为国忍辱，以大局为重。至于就内战来说，实是胜不足武，败也不为辱，希望他们不必介意。

季文去了不久，便来回报说，邢、王二代表感激我的盛意，愿再住下，但搬往北京饭店及派便衣保护等事，俱不必要。

与季文谈后，我立即往见蒋总司令，告以所闻种种。蒋说：“你听谁说的？”言下颇为诧异。

我说：“王季文说的！”

王季文和蒋也很熟稔，前中山先生定桂时，季文曾受中山委任为桂林清乡督办，和蒋颇有往还。

蒋先生既知此讯确实，立刻便派员往六国饭店，约东北代表晤谈。东北易帜的大计由是遂定，其余细节留待以后再行磋商了。

第四十二章——编遣会议的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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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平方面的事务已粗告结束，蒋总司令便于七月二十五日启节南旋。冯玉祥与吴敬恒旋亦联袂离平。吴先生是冯玉祥约他到其军中小住的。冯氏素以刻苦耐劳、粗衣淡食出名，吴氏此次特地随冯前去，尝试其“苦生活”。

七月二十八日，阎锡山、李济深、戴传贤和我也结伴专车南下，自平汉路转陇海路到开封小游。开封为冯玉祥驻节之地，渠以地主之谊，亲来车站迎接，并导游名闻全国的开封博物馆。其后，我们又同车到徐州，转津浦路返京，预备出席正在筹备中的五中全会。

五中全会于八月八日在南京正式揭幕。会中，除一般党务议案外，最重要而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便是各地政治分会的存废问题。政治分会的设立原为蒋先生的意思，现在才施行数月，蒋又欲把它取消。冯、阎二人和一部分党中元老，如李煜瀛、张人杰等，则主张暂时保留。于是，由政治分会的存废而牵涉到党的理论问题来：三民主义的政治体制，究系中央集权抑系中央和地方均权？蒋派人士主中央集权；李煜瀛、张人杰等元老则说，总理遗教地方自治理论中明白规定中央地方均权。后者主张有步骤的削藩，逐渐削减政治分会的权力，然后加以裁撤。如生吞活剥地加以撤销，恐怕要出乱子。这一问题闹得满城风雨，结果还是无疾而终。

五中全会所通过最重要的决议，便是实行五院制，并推选蒋中正为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为行政院长；并成立编遣委员会，设法裁减全国兵额。

蒋先生同时并发表冯玉祥为军政部长，阎锡山为内政部长，我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并希望我们三人长期住京。我曾向蒋先生建议说，我长期住京，决无问题。因为武汉政治分会可由程潜、胡宗铎、张知本各委员负责处理大政。第四集团军也可由参谋长代拆代行。但是我深深感到冯、阎二人绝难长住京畿，因为他们二人的军中大小事务悉由他们亲自裁决，参谋长形同虚设。他们二人不在军中，则军中一切事务都要停顿。强留他们长住南京，反不若让他们常去常来比较好些。

至于裁兵问题，我向蒋先生说，裁兵不难，裁官难，裁高级军官尤难。

因士兵均系招募而来，军中逃亡风气很盛，任何部队如停顿一年不招兵，则士兵人数便可能降至半数，如着意裁兵，则下降速度自更快了。至于下级军官，退伍后转业也不难，如强迫他们退伍，尚不致引起严重抗拒行为。而师长以上将领就不同了。军人到少将以上，便成为一纯粹的职业军人，正如一只桐油桶，除盛油外，别无他用。如对他们任意裁撤，而不予适当安插，他们兵符在握，必然不肯就范，那就反使中央为难了。

为今之计，莫若由政府提出一笔巨额经费，将各军中的高级将领分批派遣出洋考察军事。一则可以增长他们的见闻；再则可以作一回旋的步骤。他们回国后，可令入高级研究机关深造。其可继续任用的，仍给以军职，其不堪造就或自愿退伍的，则由国家优给退休金，使能优游林泉，或转务他业。国家所费虽巨，然亦革命军人于革命成功后，所应得的报酬。再退一步想，万一因裁兵不慎而招致内乱，所耗军费将更不止此数了。

蒋氏闻言唯唯，未置可否。其实，他这时已另有腹案。他的第一集团军断难裁减；至于其他各军，他意对第二集团军首先开刀，然后再及其他，庶可各个击破。

二

编遣会议表面上系根据五中全会的决议案而成立。会中设常务委员九人至十一人。蒋总司令、各集团军总司令和前敌总指挥等都是常务委员。民国十八年一月一日，编遣会议举行成立典礼。嗣后连续开会达一月之久。

在这些会议中，蒋总司令便首先提出编遣第二集团军的计划。但据当时中央的统计，各集团军的人数却以第一集团军为最多，约二十个军、四个独立师，共五十余万人。第二集团军共十个军、八个独立师，合计四十二万余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因蒋氏未提到第一集团军的编遣计划，殊感不服，遂提出辩难。

冯氏首先提出裁兵的原则：（一）裁弱留强；（二）裁无功留有功。他因而指出，第一集团军内所收编的南北部队十余万人，应该首先是裁撤的对象。如今这些收编的部队留而不裁，反要裁北伐有功的正规部队，实有欠公平云云。

冯氏语毕，蒋先生便说，第一集团军也有编遣的计划。他要何应钦回答这一问题。何氏起立，说了些不着边际的话，未提到任何具体方案。冯氏颇有不愉之色。此后不久，冯氏便称病不到军政部办公。冯氏未称病前，阎总司令已象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急于回防，但又不便说出口。然此公工于心计，结果，蒋先生留他不住，勉强允许他回太原一趟，于是冯的内心更为着急，“病”也转剧。我们有时到冯的住处去“探病”，只见他卧房里炭火熊熊，冯氏则卧在床上，盖了两张棉被，满头是汗，呻吟不止，好象真有大病的样子。

蒋先生有时也亲往探望冯氏，并嘱他好好静养。孰知一日，冯氏竟秘密渡江往浦口，乘事先预备的铁甲车返回原防，并留书蒋主席道别。

冯氏一去，所谓编遣会议，自然就无疾而终。仅就原先通过的议案，成立南京、武汉、太原、开封、沈阳五个编遣区，缓图编遣，大会乃匆匆结束。

第四十三章——所谓“武汉事变”之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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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八年发生的所谓“武汉事变”，事实上仅是蒋先生挟天子以令诸侯，志在消灭异己的许多战争之一而已。

蒋先生企图用武力消灭异己，远在北伐刚完成时，似乎便已决定。十七年七月底，我自北平回到南京后不久，便在李济深家里听到一则惊人的消息。李济深当时住在南京鼓楼附近一座小洋房里，渠因曾兼黄埔军校副校长职，故家中常有黄埔学生出入。某次，有一位粤籍黄埔生去找他，并告诉了他一项特别消息。略谓：

蒋校长此次（十七年七月杪）自平返京道上，曾在蚌埠稍事逗留，并召集驻津浦沿线的第一集团军中黄埔军校出身上尉以上军官训话。训话时，发给每人一小方白纸，并询问大家，北伐完成后，军阀是否已经打倒？认为已经打倒的，在纸上写“打倒了”三字，若认为尚未打倒，则写“未打倒”三字。各军官不知校长的用意，为仰承其意旨起见，概按照事实，作正面的答复。蒋看后大不以为然，遂再度训话说，你们认为军阀已打倒了，其实不然。旧的军阀固然是打倒了，但是新的军阀却又产生了。我们要完成国民革命，非将新军阀一齐打倒不可。蒋氏最后更强调说，只有连新军阀一齐打倒，你们才有出路，你们现在当连长的人，将来至少要当团长云云。

我问李济深，你看蒋先生所说的“新军阀”是指哪些人呢？李答道，蒋先生向来说话是不算数的，不过随便说说而已。我说，恐怕没有这样简单吧？！我们分析之下，俱觉惊异。从这些小事上，可以看出蒋先生是如何计划以利禄引诱其部属，从事消灭异己的内战。

另一件事也可证明蒋先生的居心叵测。民国十七年秋季，共产党在江西已十分猖獗。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合伙，江西被他们闹得天翻地覆。江西省主席朱培德束手无策。京、沪的江西同乡会也常向国民政府请愿，乞加派军队进剿，但蒋先生置若罔闻。一天在南京朱来访我，说，屡请辞去江西省主席既不准，请抽调部队赴江西剿共又无下文，所以他拟向我“借”一军或两军人，前往助剿。我告诉他说，我当然乐于调拨部队，归你指挥，可是我二人不能私相授受，军队是国家的，必须蒋先生发一纸命令，方可调动。朱培德高兴异常，立刻邀我一同去见蒋先生，请他颁发命令。

见蒋时，朱培德即将我们私下商议的事委婉陈述。蒋先生闻言，似乎很觉奇怪，望了我一眼，说，用不着自两湖调兵去剿，江西的军队一定剿得了。朱培德还在诉苦说，江西共产党已有燎原之势，不可忽视。蒋先生说，那只是一些土匪，为害不会太大。蒋氏此言大出我意料之外，因此我在一旁坐着，终场未发一言。两人遂扫兴辞退。和朱培德同车回寓途中，我问朱说，蒋先生为什么不要我自两湖调兵呢？因按中国军界的恶例，拥兵将领为保存实力，多不愿轻易出兵助友军作战。今我一反常例，自动允许出兵，而蒋先生未加思索，即连声说“不需要”，实令人不解。朱培德说，那没有什么费解，只是蒋先生不乐意我二人要好罢了。

除朱氏所说的原因之外，我想蒋先生可能还另有顾虑。盖由两湖方面调部队到江西剿共，如果成功，则我难免有“震主”之功，实非其所愿。

到了九、十月间，江西东南地区共军攻城略地，恶耗频传。我迫不得已，再向蒋先生建议，请派遣其第一集团军驻南京的刘峙第二师，前往助剿，以遏乱源。因刘氏籍隶江西，且为蒋先生的亲信，况该师已扩充到五个团，实力雄厚，较朱培德的残破的第三军（共两师，仅六个团）的实力，有过之无不及。调刘去江西增援，可谓人地相宜，必能得到蒋的同意。不料蒋先生竟说，你们为什么这样恐惧与土匪无异的共产党？我说，我们决不可将具有武装的共产党部队与土匪等量齐观。因他们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铁的纪律，严密的组织，有第三国际做背景，有刻苦冒险耐劳的知识分子领导，岂能目为土匪或乌合之众？蒋先生听了我的话，忽然严肃地说，只要你相信我，服从我，一切都有办法，不必如此焦急。至此，我就很坦白地说，现在社会上有一种不胫而走的流言，说党军北伐，而政治南伐，党军可爱，党人可杀。我们如细推此语的涵义，实足发人深省。从前北京政府的官僚和军阀，虽作恶多端，然尚畏人言。今日全国统一了，我们标榜以党治国，凡人民对我中央政府设施有不满的，则办党的同志动辄以文字宣传作反击，不说他们是共产党同路人，官僚余孽，买办洋奴，奸商市侩，便说是土豪劣绅，地痞流氓。帽子满天飞，务使人民大众箝口结舌而后已。须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我中央政府如不正本清源，励精图治，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而专以压制人民为能事，则前途殊未可乐观。如此则不独我个人力量极其微薄，拥护总司令无济于事，即有一百个李宗仁拥护总司令也无能为力。蒋先生听后，默默不发一言，自然是忠言逆耳，不是他所乐闻的。这是我为共产党问题，第二次向蒋先生陈述意见，而引起的不愉快的情形。

此后不久，一个早晨，有位中外闻名的银行家朋友来访我，说，上星期宋子文部长到上海召集金融界首要，筹借巨款。但是各行业负责人都以政府底定东南到现在已一年有半，每向商家筹款，总是有借无还，现今各行业头寸短绌，实无法筹借。几经磋商，终无结果而散。不久，宋部长即以国府蒋主席名义，请各行业首要到南京，并由国民政府茶会招待。到会的共二十余人，蒋主席亲临训话，略谓，江西共匪猖獗的情形，料为各位所周知，现在政府急于调遣大军前往痛剿，但开拔费尚无着落，所以才派宋部长去上海，请诸位帮忙，而你们推说头寸短少，无钱可借。须知今日不仅江西有共匪蔓延，即在上海潜伏的共匪也不在少数。你们如不肯帮助政府解决困难，一旦上海共产党暴动，政府又何能帮助你们去镇压呢？说完便悻悻离去。

蒋氏去后，与会者相顾愕然，一时无所措其手足，又不敢自行散会。幸而其中有一位发言道，政府派兵剿共，连开拔费也无着落，同人等应体念政府困难，回去限期筹足政府所需的借款。会场中人一致附和，乃请宋部长用电话报告蒋主席，才得奉命散会。会后，大家因蒋先生以共产党暴动来吓人，用心险恶，莫不摇头叹息。

最初，我想蒋先生既以迹近敲诈的手段，以剿共为藉口，向商人筹得巨款，则调刘峙第二师去江西必可实现。孰知巨款到手以后，军队开拨仍渺无音信，实使我感到不妙。

又张静江先生此时已任浙江省主席，因关怀国事，常到南京去向蒋先生陈述意见。某次，他特地约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诸元老暨李济深和我，到其寓所喝茶聊天。静江忽然慨叹地说，从前介石未和宋美龄结婚时，我凡向他有所建议，他莫不静心倾听，且表示考虑采纳。今则态度完全两样了，大约已为宋美龄及其姐妹所包围。昨日和介石谈话，他忽然冲动，大发脾气，说要做这件事你也不赞成，要做那件事你也不同意，动辄得咎，倒不如让我辞职，让共产党来干好了。

张又说，介石每拿共产党来吓人，很是奇怪。希望各位也常对介石进言。尤其是两位李先生，手握兵权。介石是很讲现实的人，倒容易听你们的良言。

我听完张氏的话，便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虽然站在党的立场，也可进言，不过若太逾越身份的话，反易发生无谓的误会，而引起更不良的后果。

当时在座诸人中，发言最多的是吴稚晖。一口无锡土话，措辞滑稽，令人发噱。他口沫横飞，滔滔不绝地说，蒋先生个性倔强，自信力极大。劝大家不宜进言。他尤其叮嘱静江先生要压抑感情，不可常向蒋先生噜苏。与其明知无济于事而强为之，徒引起无谓反感，实属不智之举。

稚晖又说，若说句粗话，蒋先生是个流氓底子出身。今已黄袍加身，一跃而为国府主席，自然目空一切。和昔日流浪上海，为静江先生送信跑腿时，自不可同日而语。最好大家信任他，由他放手去干，不必对国事滥出主张。做得好，固然是他分内的事；做得不好，也是他的责任，免得推诿到别人身上。

我当时心里想，这位无政府主义的吴先生，他对蒋先生的批评，确有深入独到之处。不过对事对人毋乃太无责任感了。真是“逢君之好，长君之恶”，兼而有之。听了吴的话，张静江似有悒悒不乐之色，大家乃不欢而散。

综合那银行家和张静江等所说，蒋先生拿共产党问题来恐吓要挟党内外的人，甚至西方友邦的心迹，实不辩自明。中国古语所谓“养寇自重”，正是蒋先生的作风。我于是恍然大悟，蒋先生所以不愿派兵往江西剿共的真正原因所在，真所谓愚而好自用，玩火自焚。

二

蒋先生既然对真正的敌人共产党要养以自重，对党内的异己就要设法锄除了。他的第一个目标原是冯玉祥。

编遣会议无结果而罢，冯玉祥悄然离京后，蒋先生极为愤慨，一再向我表示要对付冯玉祥，并试探我的反应。后来并派吴忠信来向我疏通，以便对冯一致行动。我力持不可，认为党内干戈千万不可轻动，因共产党日益坐大，日本军阀虎视在侧，我党内如发生内战，将予若辈以可乘之机。因此，我再向蒋先生进言说，冯玉祥个性粗放，言语尖刻，是其短；而刻苦耐劳，善练兵，能与士卒共甘苦，爱国情热，是其长。倘中央开诚布公，推心置腹，未尝不可使其为国家建设而尽力。政府如更发动舆论界，提倡正义，明辨是非，引人为善，冯氏必能接受中央的领导，故对冯氏宜感之以德，千万不可躁急从事。

蒋说，冯玉祥自命老前辈，他会服从“我们”吗？蒋特别强调“我们”二字，以示我也有一份。

我说，冯玉祥一人易对付，但是冯氏统兵十余万，他下面的每一统兵将领都是一个冯玉祥。一个冯玉祥容易对付，无数个冯玉祥就难应付了。冯氏今日的作用，正如一串制钱上的“钱索子”。有这钱索子在，有事便拿着这索子，一提即起。一旦这索子断了，钱散遍地，捡起来可就麻烦了。

蒋氏见我言之有理，且辞意坚决，遂不再多言。孰知他心中已另订腹案，一变“近交远攻”的策略为“远交近攻”，对第二集团军暂时用怀柔敷衍政策，掉转枪头来先对付第四集团军了。

蒋先生的初步办法，便是利用湖南省主席鲁涤平及其第二军暗中准备，以便他对第四集团军用兵时，可收两面夹击之效。因鲁涤平的防地处于武汉和两广中间，一旦有事，鲁氏可切断两湖和两广间的交通。故在民国十八年二月初，蒋即秘密以大批弹械，取道江西，接济鲁涤平。这一秘密泄漏后，第四集团军在汉将领夏威、胡宗铎、陶钧都发生恐慌。因中央接济湖南弹械，尽可利用军舰溯长江，转湘水去长沙。值此承平时期，难道还有人敢拦路打劫不成？又何必偷偷摸摸，自江西陆路辗转运输呢？

再者，此时蒋先生曾密遣湖北人，以同乡之谊向第四集团军中鄂籍将领，如十八军军长陶钧、十九军军长胡宗铎等暗中游说，促其脱离所谓“桂系”。此种离间作风，颇为胡、陶等所不满。他二人早日在桂，与我们李、黄、白相从有年，由幕僚擢升为第七军中的指挥官，旋又晋升军长，可谓踌躇满志。然饮水思源，他们对我们三人公谊私交均无反目之理，何况他们对蒋先生的作风都深为鄙弃呢？因此，胡、陶曾一再将中央离间的诡计据实告我，并痛骂蒋先生此举为“无聊”。

中央偷运弹械接济鲁涤平的事既被发现，证之以其他军事布置，夏、胡、陶三人乃觉中央处心积虑消灭第四集团军的计划已到最后关头。而何键于此时亲赴武汉告密，说中央部署已定，对武汉用兵如箭在弦上，第四集团军似应采取自卫行动。夏、胡、陶三人得报，至为焦急，深觉“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乃未加深思，便对鲁涤平动起手来。殊不知蒋先生半年来的各种布置，其策略便是激人成变，使中央有“讨伐”的口实。夏、胡、陶三人的鲁莽干法，正中了蒋先生的圈套。

先是，北伐完成之后，我为免使蒋先生多疑，所以常在南京居住。十八年初，武汉和中央不协的谣言又炽。我为消除此谣，特自武汉挈眷至京以示无他。孰知二月二十一日早晨，军政部海军署长陈绍宽忽来成贤街寓所看我，并报告说，据海军电台的消息，武汉方面已对湖南采取军事行动，问我是否得到报告。我说，绝无此事，也毫无所闻。陈绍宽觉得很奇怪，稍谈便匆匆离去。陈氏去后，我即查询有无电报到来。当即发现有武汉急电一通，正在翻译。译出一看，才知夏、胡、陶三人已对湖南鲁涤平采取军事行动，要我得电后立刻离开南京。

此电报殊使我惊诧，他们三人为何未得我的命令便擅自行动呢？然我也深知蒋先生的作风，我如不离开南京，必被羁押。乃立刻化装，和第四集团军参议季雨农躲往下关一小旅邸中，于傍晚秘密搭京沪三等车去沪。

我离家后不久，陈果夫、何应钦果然先后来访。内子佯说我出去行街未归。一日之内，陈氏、何氏来了数次。最后，余妻才告以我或已因公去沪。

到了上海，我在法租界海格路的融圃暂住。武汉对湘战事已急转直下，叶琪军迫近长沙，鲁涤平率所部遁往萍乡。武汉分会乃呈请中央政治会议任命何键为湖南省主席。中央方面则厉兵秣马，准备讨伐武汉。

此时全国函电纷飞，中央系的报纸对武汉和“桂系”诋毁不遗余力。蒋先生并密派唐生智携巨款北上活动白崇禧所指挥的第四集团军将领李品仙、廖磊等背叛白氏。另外又派黄郛、邵力子等前往河南、山西，疏通冯、阎，共同对武汉用兵。冯、阎二人向来认为一、四两集团军是一家人，今日自相火并，他们也乐于坐山观虎斗，因而通电“服从”中央，以促成此一内战。蒋乃益发决意用兵。

当时，三全大会即将在南京开幕，各地代表正在赴京途中，李济深也自广州率一批代表，于三月十一日抵沪。有人因仰承蒋先生意旨，想请他出面调解。任潮遂来融圃看我。我乃向他解释所谓“武汉事变”的前因后果，以及我个人的态度。

我说，武汉事变是中央处心积虑要消灭第四集团军所激成的。但是，千不该万不该，是夏、胡、陶三人不应卤莽灭裂，掉入圈套，予中央以“讨伐”的口实。今事已至此，夏、胡、陶等违法乱纪，中央自当治以应得之罪。我本人虽不在军中，然我既为一军的主帅，部曲违法，我也责无旁贷，现在我束身待罪，只要不打仗，我任何条件都可接受。但是，照我看来，蒋先生意不在此。他要造成党政军清一色的大计已定，断难挽回。现在既然有这样冠冕堂皇的藉口，他必然要将第四集团军彻底消灭而后已。

因此，我劝任潮千万不可去南京，否则必被扣留无疑。因为他虽然未在广西做过事，却一向被目为“桂系”，和我李、白、黄三人有特殊友谊。而任潮又是在粤军中起家的，广东将领多为其旧部，他如在沪担任调人，以渠在两广的德望和实力，蒋氏投鼠忌器，必不敢贸然对武汉用兵。他如轻易去京而为蒋所拘押，则中央必以甘辞厚禄引诱粤籍将领陈铭枢、陈济棠等背叛李济深，如是则广西顿失粤援，武汉完全孤立，中央大军四面合围，则第四集团军必被全部缴械而后已。以故李济深如不去南京，战争或者可免。如去南京，则适足以促成内战，并危及其本身安全。李济深听我分析后，极以为然，当即对我说，他决不去南京。

不久，蒋先生派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四位元老来融圃看我，并约李济深同来融圃谈话。他们一致劝任潮入京作调人，任潮当然不敢答应。我遂将我原先向李济深说的一番道理重述给四位元老听。最后，我更强调说：如果任潮去南京，牺牲了个人而能消弭了内战，使十余万袍泽免受屠戮，则此项牺牲才有价值。如牺牲了个人而结果适得其反，则个人即不应作无谓的牺牲。

吴稚晖说。我们来沪之前，便曾和蒋先生谈到任潮入京后的安全问题。蒋先生表示，以人格担保，不致使任潮失去自由！但是任潮如不去南京，中央便一定要对武汉用兵！

我说：中央如有诚意和平解决，则在上海谈判和去南京谈判，究有何区别？必要时，蒋先生自己也未尝不可屈尊来沪。至于蒋先生以人格担保一层，象蒋先生这样的人，还有什么人格可言，你们又何必骗任潮去上当呢？

吴仍旧说，只有任潮去南京，才可消弭兵祸。最后，他甚至说，如蒋氏不顾人格，自食其言，他便当蒋的面，在墙上碰死。

我说：稚老，慢说你没有自杀的勇气，纵使你自杀了，战争还是免不了的。

最后，吴稚晖生气了，暴跳如雷，大肆咆哮，并大声地说：“我们不管了，我们不管了！你们有的是枪杆，你们去打好了！”

四位元老和我们足足谈了两天之久，第二天竟自上午十一时谈到夜半十二时，结果还是不欢而散。吴稚晖因我一再阻止李任潮去京，简直是气愤填膺。最后还是李济深软化了，他告诉我说，以国事为重，抱着跳火坑的精神，去京一行。

我说：“你去南京必被扣留，你一失自由，战祸就免不了！”但任潮是好人，他终于在四位元老的“蒋先生以人格担保”的诺言怂恿之下，于三月十三日自沪去京。

任潮和蒋先生接谈之后，才知中央已决意用兵，西征军事正在积极部署。他的一切行动已有大批密探在跟踪。同时南京放出空气，所有李济深的旧部，只要服从中央便官加一等。蒋氏并派粤籍党人古应芬、孙科等，四出疏通各粤籍将领背叛李氏。至于蒋先生以前的诺言，则早已丢到九霄云外去了。

李济深到此才知上当，乃企图逃出南京。事实上，已无此可能。李的左右想秘密和法国驻上海总领事接洽，派一法国军舰泊在下关江面，李氏才可乘人不备，驰车往江边，跃上汽船，登兵舰驶往上海。但是李济深认为此计不妥，因恐未抵江岸，已为蒋的密探用机枪射杀了，终将这计划放弃。三月二十一日，蒋乃公开将李济深幽禁于汤山。原来向李氏担保的四位元老，到此也箝口结舌，莫知所措。蔡元培一怒去沪，其他三人则常往汤山向李济深抚慰，然究有何用。

中央大军数十万已向上游移动，大战迫在眉睫。这时冯、阎驻沪代表都来看我。冯的代表是其前参谋长刘鞠春，阎的代表是赵丕廉。

我向刘、赵二人解释说，此次武汉事件本为夏、胡、陶三人的轻举妄动，自应治以应得之罪，我本人也束身待罪，一切处罚我都愿接受，只是希望不打仗。但是目前蒋先生显然是借题发挥，目的在消灭异己，摧残对革命有功的部队。战事一旦发动，则第四集团军必全部瓦解无疑。第四集团军的毁灭不足惜，然此例一开，蒋先生必将以同样方法消灭其他部队，第二、第三集团军势必遭受同样命运。蒋先生为政不以德，一切以权诈武力为能事，则内战必无已时。内战不已，则外为日本帝国主义者造机会，内为中国共产党造机会，国家前途实不堪设想。所以我希望冯、阎二总司令不可助纣为虐，应出来调停，讲句公道话，消弭内战的根源，为人为国也为己，请转报三思之。

陈仪此时也来看我，这是我和陈氏第一次的私人谈话。我也把这套理论说给陈仪听。陈很感动，未发一言而退。

我知道中央已决意消灭第四集团军，而武汉方面军中无主，断难和中央大军相周旋。我乃决定自粤转汉，亲自坐镇。如中央见制胜不易，事或另有转机。

我于三月二十五日乘轮抵粤。粤方将领陈济棠、徐景唐等，对我还算客气，并准备飞机，让我直飞汉口。谁知春雨连霄，飞机无法起飞。乃暂时回桂，再作打算。

就在此时，蒋对武汉的战事已急转直下。蒋命刘峙等率大军数十万，西上直捣武汉。蒋本人也于三月底赴九江坐镇。

武汉此时军中无主。胡、陶二人自成军以后，自认为湖北人，每视第七军为“客军”，颇引起七军中将领的不快，因此中央的反间计乃得乘隙而入。蒋氏原先即派俞作柏秘密活动第一师师长李明瑞输诚中央，反对胡、陶。

俞作柏为人，贪污性成，野心勃勃。渠于一九二六年在广州时，曾对鲍罗廷自称为“广西的蒋介石”，并指斥我李、黄、白三人为“不革命”。因此，渠殊不为广西上下所喜。嗣后，我乃和黄绍竑商量，褫其兵柄，让他担任中央军校南宁第一分校的校长。十六年夏，清党事起，俞氏自己心虚胆怯，潜逃香港，使人劝其归而乃不归，绍竑乃解除其校长职务。俞乃受蒋收买，为其活动李明瑞反对武汉。

蒋同时又派郑介民秘密赴汉活动杨腾辉倒戈。杨腾辉原为林俊廷部下，嗣经我军收编，委为团长，以战功累升至师长。渠和胡、陶有隙，而和郑介民有旧，故接受郑氏建议，私下向蒋氏输诚。

四月初，中央大军西进。夏、胡、陶也以夏威为总指挥，拟在武汉外围抵御。真是无巧不成书，夏威在出发赴黄陂的前夕，忽患白喉，乃临时将前线指挥交李明瑞负责。李于黄陂召集前线指挥官开军事会议。当各师、旅长齐集后，李便即席宣布他主张服从中央，反对胡、陶。同时将与会各指挥官拘留，并立刻回师武汉。

李明瑞既倒戈，夏、胡、陶三人一阵惊惶，竟决意放弃武汉，向荆州、沙市、宜昌一带退却。刘峙等军遂兵不血刃进占武汉，蒋氏也亲到武汉坐镇，追击夏、胡、陶等。夏、胡、陶等见大势已去，几经和蒋电议，乃于四月二十一日联合通电下野。所余部队，（除李明瑞、杨腾辉两师外）竟被蒋军悉数包围缴械。这一支对革命有特殊功勋的部队，终以不能见容于蒋氏而横被摧残，言之可叹。

当汉口战事急转直下之时，我自粤赴梧晤黄绍竑，筹商善后之策。白崇禧此时刚自华北化装潜返广西。因白氏在华北所指挥的全系唐生智的旧部，未予丝毫更改。十八年初，蒋即密派唐生智携巨款前往活动其旧部叛白。白崇禧被迫离津，秘乘一日轮南下。然中央对白崇禧志在必得，乃密令上海卫戍司令熊式辉，待该日轮抵沪时，将白氏逮捕。如该日轮拒绝搜查，则令海军炮舰将其击沉。国际交涉，以后再办。熊式辉原为赖世璜旧部，经白氏一手提拔至于高位，然式辉此时只好执行命令。这一消息幸为上海市长张定璠所悉。张君江西人，曾在白氏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任事，和健生有旧，乃将此消息泄漏予余妻郭德洁。德洁遂商诸第四集团军驻沪办事处同人，同往日本轮船公司交涉。由王季文搭乘另一南下日轮，在吴淞口外以信号使白氏的船停航，健生乃得换上此一日轮，迳驶香港。王君则乘白氏的轮回沪。后来新闻界盛传白氏藏于衣橱内脱险，并非事实。

白氏抵粤后，适粤方将领陈济棠、陈铭枢已背叛李任潮而分别就任南京所派广东绥靖主任及广东省主席之职，有图桂的打算。白崇禧乃又化装潜回广西梧州。我们李、黄、白三人遂在梧州重行聚首，都百感交集。不久，我们又相偕同往黄绍竑故乡的容县小憩，一面由黄绍竑出面，通电向中央交涉。

中央此时如器度宽宏，自觉不为已甚，乘此休兵，则和平原可立致。无奈蒋先生决心彻底消灭桂系，各路大兵已纷向广西合围，同时发表陈济棠为广西编遣区主任，迫令黄绍竑将我和白崇禧“解送”中央。前方部队人员转返广西原籍的，一概不许黄绍竑收容。广西现有的第十五军只准缩编为一师一旅，多余武器一概缴归中央点收。在上列三项命令彻底执行后，黄绍竑可就任广西编遣区副主任。

此项条件，可说欺人太甚。第十五军当时尚有十三、四团兵力，人数虽少，然全军激于中央蓄意消灭异己的公愤，士气很旺，足堪一拚。我们乃决定先下广东，翦除牵制，再和蒋氏周旋。部队旋即由黄、白二人亲自指挥兼程东下，我本人则自梧州遄返香港暂住。

第四十四章——护党救国军之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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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香港的住宅是罗便臣道九十二号，位于半山之中，是一座陈旧而宽敞的三层楼洋房。这所房子原是陈炯明在广东失败后，在港避难时的住宅。我在武汉失败后，用月租银九十元赁居于此。到了“九一八”沈阳事变，李济深被释来港，也住在此处。他后来用两万元港币把这座房子买下，直至韩战发生，中共“抗美援朝”达最高潮时，才卖去捐充中共军费。

我在香港住下后，便有各种访客专程来访。最有趣的是张宗昌、孙传芳等也托人来表示说，他们二人的军队可说是我一手击败的，英雄识英雄，不打不相识，他二人很希望南下和我一晤。我恐南京方面借题发挥，说我勾结军阀，所以对他们的善意都婉辞谢绝了。嗣后陈炯明、沈鸿英也用同样方法求见，我也以同样理由婉拒了。

当时最为我抱不平的一位政治访客，却是青年党的领袖曾琦。但是民国十三年国民党改组后，在“以党治国”的政策之下，政府严禁其他党派的活动，所以我对青年党的实际情况很是陌生，而和曾先生也属初次见面，不知其究为何而来。曾氏和我寒喧后，首先就把青年党的党纲和政策方针从公事包里取出，递给我看，同时批评孙中山先生“联俄容共”的非计。并谓，北伐的完成，多半靠我冒险犯难，杀敌致胜所收的果实，今蒋介石过河拆桥，实有违患难安乐与共之旨。这时我心境不佳，得曾氏温语慰勉，殊感欣快，所以第一次的谈话甚为融洽。孰知他第二次来见我时，情形就大大的不同了。原来他来的目的是想拉拢我加入青年党。他开门见山地说，我现在和国民党中央已闹翻，而青年党却正缺少军事人才，我何妨另起炉灶，加入青年党呢？

我说，我只是同蒋先生个人为政策上的歧异而闹翻，我并没有退出国民党。今日国民党中央和我为难，不过是受蒋氏个人把持罢了，与党的本身无关。再者，我在国民党中位至中委，政治上也位跻国府委员，集团军总司令，已是最高层了。我如舍此历史不要而加入青年党，那是又要从小兵做起了，人们岂不要笑我一失意就“朝秦暮楚”吗？青年党也何需乎此类党员？曾连说绝无此事，绝无此事，你如加入青年党，必然是占党中最高位置的。况飞鸟尚知择木而栖，何得谓之“朝秦暮楚”呢？

曾氏到罗便臣道来访我足有四、五次之多，纠缠不稍放松。最后见我态度仍极坚决，才放弃其要求。其目的虽未达到，我们却成为知心的朋友。

在港闲居期间，最使我感到苦楚的是两袖清风，除赡养家眷和随行官佐一共二十余人之外，尚不时有在武汉或南京被遣散的军官，来向我请求帮助的。我心有余而力不足，极为尴尬。事为黄绍竑主席所悉，汇我小洋十万元（折合港币七万元），才得稍解金钱上的困难。

在港小住未几，国内政潮又起了重大的变化。先是五月中旬，南京蒋政权乘我第四集团军新败之余，决定派大军分水陆夹击广西。黄、白二人为先发制人计，即率师入粤，企图一举攻下广州。作战初期虽然顺利，无奈劳师远征，众寡不敌，终于败退回桂。同时南京方面更发表俞作柏为广西省主席，李明瑞为广西区编遣主任，杨腾辉为副主任，率原来第七军的一部，自海道南下，并已溯江西上，抵达桂平，而何键所部也深入桂境，直薄柳州。黄、白二人为免使旧日袍泽自相火并计，乃由白崇禧指挥一部劲旅，驱逐何键部回湘，然后将省内部队悉交师长吕焕炎指挥，嘱其与俞、李、杨等合作。黄、白二人即自南宁出走越南，不久也来香港暂住。广西全省，表面上遂为南京政府所统一。

当此之时，南京方面认为我辈已被解决，气焰甚高，乃掉转枪头，指向第二集团军。并以离间、收买第四集团军的同样方式，离间冯的部属。五月下旬，冯部石友三、韩复榘，果为蒋氏所诱惑，通电服从中央。蒋氏把持下的国民党政府随即下令讨伐冯玉祥。冯军也破坏陇海、平汉两铁路以自卫。蒋、冯大战迫在眉睫，南京方面深恐我在香港和冯氏暗通款曲，策动粤、桂起义，为冯声援，乃向香港总督交涉，逼迫我出境。

最初代表港督来访的，是香港绅士罗旭和与周寿臣两君。他们娓婉陈辞，请我离开香港三、四个月，以后再回港居住。在港督一再麻烦之下，我只得答应暂时离港，赴海外游历。乃暗中改名易姓，与叶琪、韦云淞、甘介侯等四人领得赴法游历签证，搭一法国轮船赴欧。但是我们真正的目的地却是法属安南的西贡，因西贡去国未远，仍可以随时注意国内的变化。

行前并由前护国军时代的旧长官林虎拍专电去西贡，介绍一碾米巨商辛沂臣来码头相候，以免受法国移民局官吏的留难。

我们一行在十月初自香港上船，驶过海南岛时，风浪极大，阖船旅客都晕呕吐，餐厅中人数日减，船上最后只剩下叶琪和我及三数其他旅客仍在餐厅进膳。舟行数日，抵达西贡泊岸。法籍移民官员登舟，如狼似虎地清查下船乘客。我等四人站在甲板上，极目远望，找寻辛君。移民局官员即用法语向我们盘问，幸有一中国旅客代为翻译，说我们四人拟登岸浏览市区，惟须稍候接船的朋友而已。孰知该法人竟不由分说，立即强迫我们登岸。岸上警察十余人用长绳一根，将所有登陆的中国乘客围绕起来。哨笛声声，竹鞭劈拍，便把一群人领向清查移民的“黑房”中。

此次上岸旅客，十之八九为当地华侨的家属，拖儿带女，老幼咸集，狼狈不堪。按法国属地极不人道的苛例，这些入境的侨胞，首先须关进“黑房”住宿，然后由法籍移民官员按名点验取保放行。所谓“黑房”是一座大厂房，只有前后二门，别无窗户。地下铺着霉烂的稻草，各人随地而卧，其中既无厕所，也没茶水、灯火等设备，臭气熏天。两门关闭后，伸手不见五指，故曰“黑房”。

当我们四人被领着走向“黑房”时，仍然四处张望，寻觅前来接我们的辛君。张望了许久，才发现有一商人模样的中年人，正向我们招手，大概他见我们四人穿着较整齐的西装，和其他旅客有点不同的缘故。我们也向他招手。那人即走近来问我们是否是林虎先生所介绍的某某四位先生。他说的果然是我们的化名。辛君乃向警察竭力疏通，可能还用了些钱。最后法国警官才答应让我们自黑房的大门走进，立刻便从后门走出，免除了我们住帝国主义殖民地牢狱的灾难。

出来之后，辛君即以他的自备汽车送我们往一小旅馆中休息。辛君是西贡有名的富商，法国官员对他颇为尊敬。此次他亲自来接船，我们本可毫无留难地上岸，不幸船早到了三十分钟，才发生这件不愉快的小插曲。

辛君问我们来西贡有何贵干，我们说不过普通游历而已，所以他为我们介绍一所极便宜的小旅馆。斯时天气炎热，住得颇不舒服。不久，我们便迁入另一大旅馆去。看样子，我们又不象是普通的游客，辛君这才开始有点怀疑，但是他也不便多所诘问。

在西贡住下，最恼人的一件事，便是要向移民局请求居留证这一关。这移民局是一所十足的帝国主义者的官僚衙门，办事毫无效率。我们为办居留证，清早就去，等到九、十点钟，它还不开门，去迟了，则门前熙熙攘攘，拥挤不堪。我们为着签证，只得天天去，煞是恼人。

一天早晨，我在移民局前发现一位中国青年，对我注视很久，才行离去。我虽觉得有点奇突，但也未以为意。孰知事隔不久，法国安南总督忽派专员到我旅馆里来访问“李将军”。我问他何以知道我在此。这法国官员说，南京已得我来此的报告，因训令中国驻巴黎公使馆向法国外交部交涉，说我勾结共产党，以西贡为根据地捣乱中国，要求驱逐我出境。但是法国政府知道我和共产党无关，相反的，他们怕南京方面派人来暗害我，所以特派大批便衣侦探前来保护。

身份既经暴露，行动至感不便。无论我们去何处，后面总有大批暗探相随，实在令人感到不安。加以西贡去国仍然太远，往来信件迟缓。所以我们住了二十多天，便折返越北的海防了。

二

我们到了海防，广西局面又发生了变化。原来俞作柏带了张云逸等共产党干部回广西后，又和南京闹僵。俞、李二人忽然喊出共产党口号，想另成一新局面。这样一来，不但全广西军民一致反对，即是和李明瑞同时南返的杨腾辉、周祖晃、梁重熙、黄权等重要将领也一变而反俞、李了。

南京方面得报，乃将俞、李免职，改委吕焕炎为广西省主席。惟焕炎声望不符，不敢遽尔就职。广西各军以及各民众团体乃纷纷派代表来海防，请我和黄、白回桂主持军政大计。我乃于民国十八年秋冬之交，取道广州湾遄返南宁。黄绍竑、白崇禧则先我潜回省内活动。于是齐集南宁，共商善后，广西又变成我们三人联合领导的旧局面了。俞作柏因势孤力单，且为军民所不容，潜逃省外。李明瑞、张云逸和俞作柏胞弟作豫，分成两股，各率残部千余人，退据百色和龙州，组织苏维埃政权，号召赤色革命。

此时北方冯、阎为反对蒋的消灭异己，已在积极备战。国民党中，汪兆铭等也因蒋氏包办国民党三全大会而联合反蒋。原来为追击胡、陶而驻于荆、沙一带的第四军也高举义旗反蒋，并派人来联络，拟南下广西，共同出兵入粤，重奠中央。为配合此一全国性的军事行动，我们乃在南宁成立“护党救国军”。我任总司令，黄绍竑任副总司令兼广西省主席，白崇禧任前敌总指挥。总司令之下直辖第三、第八两路军。战斗序列如下：

护党救国军总司令：李宗仁（兼命令传达所所长）

副总司令：黄绍竑

前敌总指挥：白崇禧

第三路军总司令：张发奎

副司令：薛岳

第十旅：邓龙光

第十二旅：吴奇伟

教导旅：黄镇球

第八路军总司令：李宗仁（兼）

第一纵队指挥官：吕焕炎

第一师师长：梁朝玑

第二师师长：蒙志

第三师师长：杨义

第一独立旅旅长：封克鲁

第二纵队指挥官：杨腾辉

第一师师长：黄权

第二师师长：许宗武

第三师师长：梁重熙

十二月上旬，张发奎率所部万余人自鄂西经湘西，辗转入桂。第三、八两路军乃分道东下袭取广州。张发奎的第三路军由四会、清远入花县、从化，担任左翼。第八路军除吕焕炎所部留守广西自玉林、贵县至南宁之线外、余均东下入粤，循西江经肇庆，攻击粤汉路正面的军田，并分兵一部进攻佛山。

张军在左翼作战，起初甚为顺利，迫近广州时，粤方得到宁方的大军增援，突以主力反攻，来势极猛，张军败退。我第八路左翼受此挫折，遂随同后撤。本拟固守梧州，但粤方海军行动很快，已先期将梧州占领。我军主力乃在平乐、荔浦一带集中整理。粤方追兵一时也未敢深入桂境。时我军给养艰难，隆冬已届，士兵仍多衣不蔽体。值此困苦之际，第一纵队指挥官吕焕炎忽然在玉林率部叛变，并派人间道来平、荔一带煽动将士叛变。黄权、蒙志两师长传闻已和吕焕炎有所接洽，此两师如一旦叛离，则大势危了。

黄、白二人与我为此事在平乐城里商量。我说，在此紧要关头，只有用非常手段，将黄、蒙两师长扣留，以弭乱源。黄、白深恐此举会引起两师官兵的哗变。我保证不会有此事，并立刻叫人去把黄、蒙二师长找来开会。他二人一到，我便下令将其随从卫兵十余人缴械，然后带二人到我室内。我告诉他们说，现在吕焕炎叛变迹象甚为明显，外边谣言很多，都说你二人和他有勾结。此事影响军心很大，现在我为大局计，只好请你两位受点委屈，暂时解除职务，去桂林休息。黄、蒙辩说，吕焕炎虽派人来接洽，但是他二人根本没有接受。我说，吕焕炎既派人来，你们就该据实报告我。你们既不报告，足证外间谣言不虚。外面汽车已预备好了，就请你二人各指定一名随从，即刻乘车赴桂林休息。说毕，便令卫士带出，立刻启行。我随即晋升该两师的副师长为师长，并令其立即将部队集合平乐郊外，听候训话。

这一天，阴霾四布，寒风袭人。部队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到平乐郊外集合。两师官兵因师长被拘押，天气又冷，冻馁交迫，嘈杂之声达于山谷。我令该两师人围成方阵，然后站在一张四方桌上训话。我一上桌子，全体官兵立刻便肃静无哗。我告诉他们，将两位师长看管起来，为的是革命前途，和我们团体的荣辱。我们绝不容许有少数人临危变节，自损革命军人的人格。训话约历数十分钟始毕，我遂命两位新师长将部队带回营地休息。一场风波便立时平静下来。

黄绍竑、张发奎二人旋率第八路的一部和第三路全部渡江袭击玉林吕焕炎。吕以部属不听乱命，只身逃往广州，大河上下复归我有。唯是时粤军蒋光鼐等已沿西江西犯，向玉林前进，与黄、张两部战于北流。我军复败绩，因此，大河下游和玉林五属一带，复为粤军所据。是时幸白崇禧指挥有方，将深入平乐的朱绍良指挥的谭道源、刘和鼎等部击破，逐出桂境，民心才稍定。于是形成粤我两军隔江对峙之局。直至民国十九年春，扩大会议在北京开幕，阎锡山也加入反蒋阵营，联合冯玉祥对蒋作战，我军乃再度入湘北伐，参加倒蒋的战役。

第四十五章——扩大会议与北上护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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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九年春初，蒋先生和阎，冯的关系已濒于决裂，双方都在积极备战。

自我第四集团军在武汉解体后，蒋先生及其所控制的“中央”气焰很盛，拟乘势一举消灭阎、冯，以实现其党政军“清一色”的理想。事态发展至十九年二、三月间，冯、阎二人不得已，乃采取联合反蒋的军事部署。三月初，阎锡山在太原电邀各主要人物赴并（即太原）共议国是。我们派了叶琪、胡宗铎、麦焕章等代表前往参加。

汪系中央委员陈公博等，及西山派元老邹鲁、谢持等也亲往太原晤阎。他们都是蒋氏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所排斥的人。事实上，出席三全大会的代表泰半由蒋氏所控制的中央党部所指定，决不能代表全党。该次大会中，汪兆铭竟被开除党籍，其他同志更不消说。所以在太原会议中，众人遂拟乘机重整国民党，以免党权被蒋先生等少数人所把持。

最初，当张发奎自荆沙南下时，蛰居法国的汪兆铭便有电报给我，希望捐弃前嫌，共为改革本党而奋斗，并着张发奎军改易番号，归我节制。太原会议后，我们电报往返更多，我也劝他早日北上，领导党务活动。

三月中旬，各派反蒋人士遂在北平酝酿发起“扩大会议”，并组织新的党中央与政府，军事上也实行改组。三月十五日，鹿钟麟等五十七位将领通电全国，一致推举阎锡山为全国海陆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司令。经数度电报往返之后，冯玉祥和我遂于四月一日分别于所在地联衔通电就职。于是原在广西的第三、第八两路军也改编为“中华民国陆军第一方面军”。其编制略如下表：

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李宗仁

副总司令：黄绍竑

总参谋长：白崇禧

参谋长：陈翰誉

第一路指挥官：张发奎

第四军

第四十三师

第二路指挥官：白崇禧（兼）

第七军

第四十五师

第三路指挥官：黄绍竑（兼）

第八军

教导第一、第二师

迟至五月中旬，北平“扩大会议”尚未开幕，而蒋、冯、阎的大战已全面爆发，津浦、陇海两线皆有激战。而广西境内的战事至此却成胶着状态。粤军虽莫奈我何，然以我区区数万之众，想把入侵的粤军逐出省外，亦复不易。在此情况之下，白、张二人和我乃筹商打破僵局的办法。我们三人一致同意放弃广西根据地，挥军入湘，北上攻占武汉，与冯、阎友军会师中原。黄绍竑时在右江剿匪，我们将会议决定电告他，他也不反对。计划既定，我们乃于五月中电告华北友军，同时将全军秘密北移。五月二十二日我梁瀚嵩师先放弃浔州，许宗武师接着放弃贵县、横县。全军集中桂东，分三路入湘。第一路取道柳州、桂林，出全州，直向永州、衡阳前进。第二路出平乐，经永明、道州，亦向永州、衡阳集中。第三路则布置于迁江一带，掩护各军集中，俟各军入湘，才随后跟进。广西后方则酌留保安团队，维持治安。

二

大军北进，所至如入无人之境，湘军何键等部都望风披靡。五月二十七日湘军唐生明（唐生智之弟）率部向我输诚。我军旋即占领衡阳，继续北进，于六月三日占领长沙。敌军朱绍良、夏斗寅、钱大钧等部仓卒退入湖北。何键部则遁入湘西。六月八日，我第一、二两路军乃占领岳州，前锋已入湖北境内。我本人也进驻岳州，指挥北进军事。黄绍竑的后续部队和辎重等则正向衡阳跟进。预计十五日可以攻占武汉，与友军冯、阎等部会师。

孰知六月十日我后方交通重心的衡阳突为粤军蒋光鼐所占，我军顿被腰斩，首尾不能相顾。因我军五月底放弃广西根据地全师北进时，粤军陈济棠、陈铭枢等误以为我军绕道北江入粤，乃仓率全师自西江流域东撤，向北江增防。会我军北上向长沙推进，陈铭枢部乃随我军之后，乘虚占领衡阳。

我军既被中分为两，当前的决策只有二途可循。一、不顾一切，以破釜沉舟的决心直取武汉。二、回师会攻衡阳，克复衡阳后再继续北进。最后，我们决定采取第二项，回师攻衡阳。因我军辎重给养都滞留于湘、桂边界，无给养则我军便势难久持。

六月十八日，我军全线自长沙南撤，围攻蒋光鼐于衡阳。不意是年湖南大旱，赤地数百里，购粮无处。我军给养中断，军心涣散，加以缺乏重武器，屯兵于坚壁之下，无能为力。衡阳久攻不下，而敌人援军云集。六月底，敌我复在湘南展开激战。我方官兵至此已疲惫不堪，我虽亲赴前线督战，终以全军缺粮，无法维持。不得已，再向广西撤退，情形狼狈不堪。官兵对战事都十分消极，情况的艰窘，实我军作战以来所未曾遇过的。值此极端困窘之时，适阎锡山接济我四十万元，才得渡过难关。

阎氏送我四十万元也是一段有趣的故事。当民国十九年八月上旬扩大会议正在北平进行时，余妻郭德洁适闲住于香港。她的一位好友——舒之锐女士忽自北平来信，约她往故都一游。德洁以我在军中，一人住在香港也感觉无聊，遂答应舒女士之请，往北平观光。此行原是私人游历性质，事前我且不知其事。孰知此时正当北平冠盖云集，扩大会议最高潮时期，内子忽然北来，汪、阎诸公不知其详，都误以为我专派内子为私人特别代表前来与会。因此，当她在天津登岸时，军政各界代表到码头欢迎的不下数百人。抵北平时，欢迎的场面更为热烈，党中元老如邹鲁、谢持、张知本，及陈璧君、陈公博等，纷来拜访恳谈。内子因事先无此心理上的准备，最初颇觉尴尬，幸而她尚有应变捷才，乃索性假戏真做，与各方代表酬酢一番。

后来因张学良袒蒋，率兵入关，北平局面紧张，扩大会议决定移往太原，内子遂也乘机往太原拜访阎氏。此时冯、阎的败征已见，岌岌不可终日，扩大会议事实上已经解体。阎氏感我率军入湘遥为呼应的往事，乃自库存中拨款四十万给我。阎的本意，以大势已去，失败已成定局，故特地分给我个人一笔巨款，以为日后生活费用。孰知此款转到之日，正是我军粮饷两缺之时，骤得巨款，颇足稍纾燃眉之急。

此次我们二、三、四三个集团军联合倒蒋失败的重大关键，在于张学良被利诱入关。先是，当蒋、冯、阎三军在中原剑拔弩张之时，三方面都派人向张学良游说。阎、冯方面仅给予张氏以“全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的虚衔，劝其袖手旁观，而蒋先生方面据说，除了“海陆空军副总司令”的头衔外，还有河北、山西等省地盘，及现金六百万元的实际利益。张接受了，遂率兵入关勤王。

蒋和阎、冯本来势均力敌，张学良入关，自然举足轻重。东北军既占领平、津，阎、冯两军斗志顿失，遂一败涂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蒋先生所以能独霸天下，张学良实居首功。孰知因此便伏下“九·一八”沈阳事变的祸根。

第四十六章——苦撑桂局与西南开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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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九年夏，北方阎、冯势力瓦解，扩大会议无疾而终，蒋先生的声势至此可说是如日中天，因而他要以武力彻底解决本军的心也愈坚。

自我军退回桂林后，湘、粤之敌在蒋先生命令之下，不断侵入桂境，企图消灭我军。云南方面的龙云也受中央唆使，令卢汉率三师之众，将南宁包围。共产党也于此时利用李明瑞、张云逸等，屡陷百色、恩隆等地，组织苏维埃政府。广西全省弄得疮痍满目，残破不堪。我军处此危殆的境地，实在疲惫已极，军心难免涣散。纵是高级人员如张发奎、黄绍竑等，也心灰意冷，表示极端的消极。

张发奎军自荆沙南下时原有万余人，士气尚旺。无奈首受挫于广东的从化，再败于广西的北流，三败于湖南的衡阳，三战三北，张氏愤慨已极。自湖南撤入广西时，全军仅剩千余人。

张氏回到桂林后，曾向我说，该军人数所以没落至此，并非由于向敌人投降或被敌缴械，乃是由于薛岳在忿怒冲动之下，在撤退途中向部属官兵公开宣布，他本人和张军长决不再干了，各官兵所携武器听凭自由处置。卖枪得款，返乡务农也好，聚众持械，入山落草也好。总之，张某、薛某是不过问了。因此全军解体。他们的部队退抵桂林时，所剩不过五、六百枝枪，比之极盛时代的第四军，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了。张氏甚至屡请撤销该军番号，俾息仔肩。为慰勉张氏，我总以乐观的态度说，胜负为兵家常事，劝他不必消极。张说，他现在毫无凭藉，难以重整旗鼓。我为维持第四军于不坠，遂将本军许宗武、梁重熙两师番号取消，将该两师的装备，和少校级以下官兵约六千人，拨交张发奎补充第四军，以恢复其战斗力量。我们苦心孤诣维护第四军，可说是仁至而义尽了。

孰知张氏对拨补的部队，只收了士兵和枪械，将各级官佐陆续送回我的总司令部，另行安置，而易以他的第四军原有的心腹股肱。被解除职务的官佐，不免啧有烦言。我则竭力疏解安慰，以维持全军上下的和睦。值此万分艰难之时，我为维持正义，支撑残局，用心之苦，实难尽述。嗣后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汪、蒋再度合作，汪兆铭出长行政院。张发奎以广西地处边陲，发展不易，乃自柳州防地以急行军方式入湘，向南京开拔。张氏北上依附蒋、汪，本可减轻广西的负担，我们是不会留难的。

当上年张氏图粤失败，入桂避难期间，我们为表示欢迎及开诚合作，曾委张军中的陈劲节为第一方面军的军需处处长。到两广化敌为友，开府广州时，又改派为我军驻香港办事处处长。后来，本军因弹械缺乏，曾由陈氏经手，向德国购买七九步枪三千枝。该批弹械到港后，陈氏竟秘不报告，反拟转运上海，交第四军应用，事为我方所侦悉，其谋乃败。

张发奎之外，另一表示绝对消极的，便是黄绍竑了。我军自湘败退后，绍竑便认为局面极端严重，无法应付而时有去志，经我和白崇禧苦劝无效，终于八月通电息兵下野，南宁收复后，即取道安南赴港。黄氏此去纯系他个人消极所致，并非与我李、白有何不洽。黄氏的通电措辞极为委婉，殷殷以和平为职志。然则我李、白二人坚持内战吗？此种内战的不断发生，纯然是由于蒋先生的独裁乱纪，以不正当的手段图谋消灭异己所引起。蒋氏这种作风，已引起全国的公愤，广西军民对蒋氏，无不痛心疾首。我们纵想解甲归田，也不愿在蒋氏的淫威之下俯首帖耳。其所以陈兵抗拒，实是逼上梁山。故黄绍竑的通电在广西袍泽中未发生丝毫反应。此非八桂袍泽独厚于我李、白二人而薄于黄氏，实因黄氏的主张有违军民大众心理所致。

二

为应付广西当前危局，我乃以柳州为发号施令的中心，重新整顿所部，决定择要固守，并先派黄旭初军长驰赴南宁指挥韦云淞师固守，拒止滇军与贵县余汉谋粤军的合流，（旭初在邕垣竟被围困达两个月之久。）然后次第将客军逐出境外，全省或可以复苏。

军队改编后的新序列，略如下表：

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李宗仁

副总司令：黄绍竑

总参谋长：白崇禧

前敌总指挥：张发奎

第四军军长：张发奎

第十师师长：吴奇伟

第十二师师长：薛岳

第七军军长：杨腾辉

第十九师师长：莫树杰

第二十一师师长：廖磊

第十五军军长：黄旭初

第四十三师师长：梁朝玑

第四十五师师长：韦云淞

独立第一师师长：韩彩凤

这一期我们肃清广西的战略是对湘、粤两方敌人取守势，而以全力先将滇军逐出省外，以解南宁之围。讨滇的战事自九月底发动，由白崇禧指挥，经两周的激战，已迫近南宁。南宁守军在黄军长旭初指挥之下出城夹击滇军。至十月中旬，入侵滇军才悉数被逐出境，西线遂无战事。

卢汉既去，我军乃乘势进剿盘据右江一带的共军李明瑞部。李部不支，退据东兰，其后又向桂北溃窜，终于二十年春初越境逃入湖南，东窜江西，与正在滋长中的朱、毛部队合夥。

三

西线戡平之后，我军本拟回师进击侵入桂境的粤军，然而此时广东与南京之间又酝酿新变化，粤军已与我军通款言和。我军乃兵不血刃，将梧州以西和平收复。

此次宁粤的龃龉实缘于粤籍元老胡汉民的被囚，而胡的被囚，则又起源于所谓“约法”之争。原来当蒋、冯、阎中原大战结束之初，蒋氏以战胜余威，竟不经中央党政机构会议，擅自通电声言制定“约法”，开国民会议。中央要人如吴稚晖、杨永泰、张群之流，都附和蒋氏，唯胡汉民独持异议。汉民坚持党统，主张训政，反对约法。加以当时盛传，蒋先生将利用约法，出任总统，尤为胡氏所反对。二人相持不下。至民国二十年二月二十八日，蒋先生突然将胡汉民幽禁于汤山，并于中常会中宣布胡氏请辞本兼各职。

胡氏在党中允为元老，地位高于蒋氏，在政府中，胡氏也位居立法院院长。蒋先生竟因一言不合，即加以幽禁，则蒋氏对付他人的手段为如何，更可想见了。这些都可见蒋先生的独裁，目无纲纪，实为招致党内外一致强烈反对的原因。

胡汉民被幽禁后，举国哗然，粤籍中委纷纷南下，集议于广州，反对蒋先生。国民党自有史以来，粤籍要员最具畛域之见，其原因或者是由于方言的关系。他们彼此之间，平时虽互相猜忌，然一有事变，则又尽释前嫌，作坚固的团结。如陈铭枢、陈济棠争夺广东地盘即是一好例。当李济深被拘押后，蒋先生以利禄分化李的部属，以陈铭枢为广东省主席，陈济棠为绥靖主任。我军出湘时，陈铭枢部下的蒋光鼐、蔡廷锴等，竟自告奋勇，为虎作伥，开赴衡阳作战。其后，陈部被调往津浦线，参加对冯、阎的战争。陈铭枢在粤顿失羽翼，陈济棠乃排挤陈铭枢离粤。铭枢诉诸中央，蒋先生故意纵容陈济棠的所为，意在使两陈相斗，从中渔利。陈铭枢含恨在心，从此乃暗中积极反蒋。到了胡汉民被囚事件发生，所有粤籍中委又团结一致，铭枢、济棠也尽释旧怨，在广州开会反蒋援胡。

这时广州方面的实力派为陈济棠，因而粤籍要人如孙科、古应芬、邓泽如，萧佛成、林云陔、刘纪文等，群起赴穗依附陈氏，策划反蒋，甚至连汪精卫的改组派也被邀参加。

粤籍要人并师民国七年中山先生护法故事，在广州举行非常会议，开府西南，以与南京对抗。粤方反蒋计划既定，乃决定自广西撤兵，并派林翼中为代表，到南宁和我们商议合作，请我方派兵维持粤军撤退地区的治安。因此峰回路转，两广化干戈为玉帛，又由敌对之局转而为合作了。

第四十七章——沈阳事变后广西之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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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是在五月下旬在广州召集的。凡属国民党第一、二、三届中委而不愿与南京合作的，都纷纷到广州参加。同时由非常会议议决成立国民政府。推选唐绍仪、汪兆铭、萧佛成、林森、古应芬、孙科、李宗仁、蒋尊簋、陈济棠、邹鲁、许崇智、邓泽如、唐生智、李烈钧、陈友仁等为委员，汪兆铭为国府主席。通电要求蒋先生下野。

五月二十八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我也于是日自广西应约前来参加。粤、桂两军二月前尚在西江对垒，今又释嫌修好，共议北伐大计了。我到广州时，中枢要人齐集天字码头欢迎，握手相见甚欢，前次血战，似已遗忘干净。

新的国民政府治下的第一要务便是整军，拟北上讨蒋。粤、桂两军改编为第一、四两集团军。我受任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秣马厉兵，准备入湘北伐。南京方面也调兵遣将，预备在湘、赣一带堵截我军。

民国二十年夏季，双方电战不绝，继之以动武。唐生智在湘收编的部队，已和宁方军队发生接触。忽然日军侵占沈阳的警报自天而降，将内战风云立时吹散。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学良蒙不抵抗便将东北拱手让敌的罪名，全国人心大愤。（据说张氏原拟回师与日军作战，为蒋先生密令阻止。）各界纷电宁、粤两方息争对外。蔡元培、张继等奔走和平，不久，胡汉民、李济深在宁先后恢复自由，和平空气顿形浓厚。广东非常会议乃推出汪兆铭、孙科、邓泽如、古应芬、李文范等赴沪，会商宁、粤息争问题。广东中央提出，如蒋中正息兵下野，粤方当自动撤销政府，双方合作，一致对外。

十二月十五日蒋氏终于被迫通电下野。广东方面遂撤销国民政府，另成立中国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为暂时党政最高机构。表面上，全国党政复归于统一。

蒋氏下野前，特手令将在沪被捕的邓演达枪毙以泄愤。于此也可见蒋氏残忍的本性，蒋氏每次下野总要杀一、二要员以泄其胸中的积愤。民国十六年八月，遭难者为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和第十四军军长赖世璜，这次却为邓演达。民国三十八年下野时，遭殃的则为陈仪。三事的发生，前后如出一辙，实为怪事。

值此期间的另一怪事，为南京、上海、广州几于同时举行所谓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南京为蒋派所主持，广东方面为孙科等粤籍委员所主持，上海则为汪兆铭系的改组派。三方各选出中央执监委员数十人，实在不成体统。

蒋氏下野后，三方人士乃齐集南京，共赴国难，我辈均应约前往。十二月二十二日，四届一中全会在京举行，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并改组国民政府。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二十一年一月中旬，汪、蒋会晤于杭州，商议合作，并宣布同返南京负责国事。一月二十五日孙科辞行政院长，由汪接替，中枢遂又恢复汪、蒋合作的局面。一月二十八日晚，淞沪战事爆发，战火扩大，国难日深，国府部分机关自南京迁往洛阳。全国一片抗日之声，国民党党内的内战总算暂时停止，各地维持现状。我也暂回西南，一面长住广州，和陈济棠协议维持西南治安；一面和白崇禧合力整顿桂局，作抗日的准备。

二

“九·一八”及“一·二八”事变相继发生之后，国难日深，我们以为抗日报国之道，实应登高自卑，从头做起。因此自民国二十年秋起，我和白崇禧、黄旭初等乃决心从根本上整理广西省政。历年内战之后，原在外省做事的桂籍军政干材，如叶琪、李品仙、廖磊等也多倦游归来，有志参与省政，共图复兴。这一阶段内的广西，可说人才济济，大可振作一番。

在群贤协力之下，我们首先精简省内军民两政。由我担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白崇禧为副总司令。叶琪为总参谋长，廖磊为第七军军长，夏威为第十五军军长。

广西省政府则由黄旭初担任省主席，所有任职人员俱是一时之选。

二十三年本省召集“扩大党政军联席会议”，会中通过“广西建设纲领”，具体地确定了广西省内建设的方针。这一纲领当时便成为广西的“根本大法”。大致说来，这一纲领系根据“三民主义”的原则而拟定的。

例如：第三条规定“以现行民团制度，组织民众，训练民众，养成人民自卫、自治、自给能力，以树立真正民主政治之基础。”这一“三自政策”便是与“民权主义”中所提示的“地方自治”的原则是一致的。

又如：第九条“施行社会政策，依法保障农工利益，消弭阶级斗争。”第十二条“运用金融政策，扶植中、小工商业。”第十三条“适应民生需要，公营重要工商企业。”等等，都是依据“民生主义”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原则所拟订的。

第二十一条“提高民族意识，消弭阶级斗争，创造前进的民族文化。”则分明是发扬“民族主义”。

所以我们当时的口号便是“建设广西，复兴中国。”希望将广西建立成一个三民主义的模范省，为全国作一榜样，以逐渐达到复兴中国的最后目标。

在上下一致根据广西建设纲领励精图治之下，为时不久，全省政治便面目一新。原来在黄绍竑治下的广西，行政效率已为全国各省之冠。然有计划的现代化建设，则实自“九·一八”以后开始。

我认为廉洁的政府，在广西已经确立，然当时唯一当务之急，则为维持治安，清除匪患。广西向以多匪出名，所谓“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广西之所以多匪，有数种重要因素。第一，广西人民的构成分子极为复杂，风俗不同，语言各异。大致说来，西江流域居民的言语多属广东语系，桂江、柳江流域的居民则说普通官话。此外还有客家，以及少数民族如壮、苗、瑶、夷、傣等。彼此习俗不同，极易发生争斗。相沿既久，遂养成广西人好勇斗狠的习性。这种习性固可练成好兵，也易养出惯匪。第二，广西地方偏僻，人民教育程度很低，也是养成盗窃的主因。第三便是贫穷，语云“饥寒起盗心”。冻馁不堪忍受的人，则往往挺而走险。

以前官府剿匪政策的失败，实由于未能掌握广西产匪的基本原因。所以兵来匪去，兵去匪来，终无根治办法。至于传统的地方民团制度，更是无用。所谓团练多数为地方土豪劣绅所包办，鱼肉乡民则有余，维持治安则不足。

我们既掌握了广西匪患的基本原因，故能治标治本，双管齐下。治标的方法，则严申军令，明辨善恶，实行剿灭政策。治本的办法则实行保甲制度，严密基层组织，并以受过严格训练的乡村青年干部代替原有的腐败的团局。

第一步，先由省政府创设“广西全省民团干部学校”，招考知识青年受训。最初为期半年，后来增至八个月。训练的主要科目为灌输现代的知识，培养专门的技能。例如：地方自治，户口调查，农田水利，筑路造林，国民教育，畜牧兽医的常识等，此外更着重组织乡村壮丁，加以军事训练。一言以蔽之，即是训练出大批足以推行“三自政策”的青年干部。

这些青年于受训期满后，便分发到各县任村、乡长和街、镇长。由他们负责调查户口，将各区人民的人口、财产、教育情况，生死及流动的情形完全调查明白，向上级机关按期呈报。所有民枪均集中于乡、村公所之内，由乡、村长于农暇时，集中壮丁，加以军事训练。村长兼民团训练的中队长，乡长兼大队长。每县的壮丁则编为一或两个以上联队，以县长任总队长。军训教官则由无职军官中遴选充任。

这种制度在推行初期，颇受地方土豪劣绅的反对，但因政府政策坚定，阻力瞬即消失。一两年后，全省匪患几乎绝迹，风声所播，全国各界来桂参观的络绎于途，对广西的治绩，颇致称道。

同时，我们的教育和经济建设也齐头并进。新政策下的广西，基层的国民教育是义务性的。每村设一国民基础学校，由村长兼校长。每乡则设立一设备较优的“中心学校”，由乡长兼校长。所有学龄儿童都强迫免费入学，并利用夜校教育成年失学男女。不数年间，全省文盲大减。

二十二年，我更在全省党政军联席会议中，提议公共积谷的办法。因中国农村，贫农每因食用不足，向富农或地主高利借贷。消灭这一高利贷，便是我们“积谷”的最大原因。其办法是每村设一公共谷仓，由每年有余粮的农户以累进的方式摊派，征集收入公共谷仓，为各该村的公产，由村民公选的委员会任保管。每村更抽出若干成，积存于乡公所，借以挹注贫村。这种积谷，凶年可以防饥，平时则可出借予贫农以扫除高利贷。贫农可无利贷谷，唯秋收归还时，每百斤多还若干斤，以填补新谷折耗。

这种公产且可挹注乡村其他公营事业，如补助教育，兴办水利，开荒，养鱼，畜牧，植林等。民有之，民享之，类似西方的合作事业。积谷累年而有盈余时，则由乡、村公所购买田地，以为公产，且可藉此防止土地集中。至于城市街镇，无谷可积，则以公积金方式行之。这样行了数年，有些乡村可说是仓禀充实，人民乐岁终身饱，凶年得免于死亡。全省一片新兴气象，为广西农村有史以来所未尝有。

在整饬广西省府时，我们最感棘手的一项，便是税收机关。因税收机关中饱，相沿成习，不以为异，故最难杜绝。广西当时内地关卡不下五、六十处，专事征收商贾货物过境税。这种关卡积弊最深，商贾受其扰害也最大。例如某地江边设有一税局，过往货船须往报税。验查数量的多少自不消说，即是验税和清查的时间先后，也有极大的弊端。有些税员故意稽延不查，使货物不能按时转运销售。因此税员最易收受贿路，政府虽三令五申，肃清贪污，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革新实非易易。

民国二十三年，一日我问省财承厅厅长黄钟岳说，这些扰民的税局可否全部裁撤，只保留通省外的边境税局。黄说，那如何使得，偌大的税收一旦裁去，省经费将如何弥补？

我问他，这笔税收每年共有多少呢？他估计一下说，总在七、八百万元之间。我说，开支要多少呢？黄说，约三百万左右。我说，那末，净收入不是只有四百多万吗？黄说，四百多万不是个小数目，裁去将如何弥补？我说，那只有节流，我们可以裁兵。当时我们便这样决定了，由省府下令，除通省外的税局外，其余一律裁撤。这消息一出，全省商民无不额手称庆，颂为德政。同时为减少省经费的开支，我即着手裁兵。孰知年终结算，税局裁撤后，税收不特未减少，且较前多出八百多万元。黄厅长起初极感惊奇，其后仔细想想，道理也甚简单。因自内地各处税局裁撤后，商旅称便，货畅其流，省内的生产和消费，以及对外省的出入口贸易，都大为增加，市场繁荣，税收也就增加了。这一点证明了，福国利民，实在是事在人为。

关于裁兵，民国二十一年以后，广西裁得相当彻底。由原来四十个团，一气裁至十四个团。其中两个团且用作兵工，调至贺县的八步开采锡矿。

但是，我们也估计到抗日战争有随时爆发的可能，所以我们的裁军，事实上，只是寓兵于民的政策。一旦有事，政府一道命令，旦夕之间，便可成立军旅，调赴前方。芦沟桥事变后，我们在两个月内便装备了四个军（第七、三十一、四十八、八十四军），共四十八个团，配备齐全，开上前线。动员的迅速，是全国所无的。

广西动员所以能这样迅速，一则由于平时有准备，有健全的行政基层组织，有全省皆兵的民团训练，再则归功于兵工政策配合的适当，有武器、弹药、被服储存，随时可以取用。民国二十年以后，我们在广西节衣缩食，一面向外国购买枪械，一面设厂以谋自给。我们的兵工厂计有：轻机枪厂、重机枪厂、步枪厂、迫击炮厂、迫击炮弹厂、手榴弹厂、七九口径子弹厂、硝酸硫酸厂、无烟火药厂。以及飞机修理厂。上述各厂的机器，大都构自捷克，为最新式的设备。抗战爆发后，我们便将大小兵工厂悉数交予中央统筹管理。据接办的人员说，我们的兵工厂中，有两个其规划的精密，设备的新颖，实凌驾中央各厂之上。

同时，我们还积极建设空军，设有航空军事学校。最初，我们聘粤人林伟成为校长，兼空军大队长。林君曾在美国学习民用航空，对军事航空是门外汉。广西的空军最初自然是模仿广东的空军。不过广东空军中，骄傲轻浮、奢华的习气很深。因这些创办空军的人物，概属美国华侨子弟，只学会了一些民航驾驶技术，回国之后，社会上即恭维他们为“飞将军”，因此习气极深，和我们艰苦卓绝的精神颇不调和。为救此弊端，我们乃派航校学生十余人往日本空军学校深造。起初，我们以为日本既是我们的假想敌人，恐不会认真为我们训练空军人材。谁知这批人员回国之后，其学术与纪律和原有空军人员完全两样，使我们对日本另眼相看。

抗战前夕，广西空军共有各式飞机五、六十架，英、美、日式样俱备。我们另设规模宏大的飞机配制厂。据专家说，这个厂的规模较中央所有的又新又大。当时英、美、日的经纪商人出售飞机，照商场惯例，都有很大的回扣，意在酬庸买方经手人员。但是我们和厂商订合同时，首先就问明，除掉回扣，实价多少？所以我们购买飞机、枪炮和兵工厂机器，绝无任何中间人中饱。飞机厂商也不敢瞒混欺骗。但是当时中央就不同了，层层侵蚀，官官相卫，上下舞弊，已成为公开的秘密。

民国二十五年，陈济棠连络广西发动请缨北上抗日，孰料蒋氏反而用金钱收买陈济棠的部曲，终致黄光锐率广东空军投奔中央。嗣后蒋又以同样方式策动广西陆、空军叛变，然仅林伟成一人接受煽动，驾一架练习机潜逃广州。林去之后，白崇禧乃自兼航校校长和空军大队长。抗战起后，广西空军悉数移交中央。八年血战，当年广西空军将士泰半都已壮烈殉国，真是可泣可歌。

三

民国二十四年冬季，中共号称二十万红军，忽自江西突围西窜，并自湖南经茶陵、桂东等处，直迫桂北的恭城、灌阳、全县三个县边境。中央当局拟借刀杀人，故任由共军进入广西，并未跟踪追击，一面反捏造电讯，诬蔑我们私通共军，居心险恶，令人发指。

共产党系在民国十七年春初，发动湘南一部分农会暴动，何键第三十五军中的团长彭德怀也树起红旗响应。为我西征军所派部队协同三十五军分途兜剿，地方治安旋即恢复。彭氏无处容身，乃率部和毛泽东等向赣南地区流窜。不久又有驻防广东南雄的范石生师所收编的朱德一团叛变，这是中国共产党据有武装部队的开始。但那时中共的武器、兵员究竟不多，故蒋先生一向忽视共军的发展，认为他们是“土匪”，不足为虑。加以私心自用，意图挟寇自重，内则胁制江、浙一带的财阀和中央元老们，为其出钱出力，外则向英、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鼓吹其反共的决心，以自抬身价。蒋氏既故意养痈，剿共军队更不堪作战，时为共军所败，例如第二军副军长张辉瓒的阵亡，陈诚第十八军的溃败，孙连仲所部数万人的投降，使中共日益壮大。到了蒋、冯、阎中原大战后，江西的红军已增至数十万人，盘据数十县。不过中央如能倾全力围剿仍不难消灭。无奈蒋先生别有怀抱，意欲利用共党为其消灭异己，局势遂益发不可收拾了。

民国二十二、三年间，江西剿共战事正炽烈之时，我们也派一师军队假道广东入赣助剿。不久，江西共军在中央第五次围剿之下，有突围他窜模样，我军乃撤返广西，增加省防。

共军此次西窜是由于中央第五次围剿战略的结果。这一战略原是采取德籍顾问的建议，一面用碉堡政策，一面建筑公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封锁共军，并断绝其食盐的供给，使其坐困。就战略的原则来说，中央应自四方筑碉，重重围困，庶几使共军逃窜无路，整个就地消灭。如不得已要网开一面，也应将缺口开向闽、粤两省，把共军驱至沿海一带，加以消灭，如民国十六年贺、叶南窜，终于在潮、汕一带为李济深、黄绍竑所击败，便是一绝好的例证。但此次中央的战略部署却将缺口开向西南，压迫共军西窜。

共军入湘之后，按当时情势，中央军本可利用粤汉铁路和湘江，水陆两路南下，截击共军，使其首尾不能相顾。而蒋先生却屯兵湘北，任共军西行，然后中央军缓缓南下，迫使共军入桂。同时，中央宣传机构在海内外大事宣传，捏造截获我们予共军电报，说广西李、白勾结赤匪，期待我和共军互斗两败俱伤之后，中央军可有借口入占广西，居心极为阴险。民国二十三年九、十月间，共军先遣部队万余人在萧克率领之下，窜至湘、桂边境，全军十余万人随后跟进，有入桂模样。为应付这一紧急局面，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乃下令地方政府，将桂东北各县坚壁清野，以防共军入侵。同时将本省常备军十四个团悉数调往湘、桂边境，由白崇禧指挥，堵截共军入境，全省民团也奉令动员，以为增援的准备。不久，共、我两军遂在湘、桂北边境的全州、灌阳、资源等处发生接触。共军来势极猛，所幸该地山岭重叠，地形险要，易守难攻。我军以寡敌众，共军无法逞其志。经旬余的战斗，共军攻势已有再衰三竭之势，我军乃全面出击，共军狼狈溃窜，伏尸遍野，死伤万余人，被俘七千余人①，造成抗战前剿共战役中罕有的大捷。

当共我两军正打得血肉模糊之时，中央追兵却在湘中一带作壁上观。京沪一带CC系的报纸，更鼓其如簧之舌，极尽颠倒黑白之能事，说共军已和我军妥协合作云云。因此，在共军被我击溃之后，我即发一急电给上海市长吴铁城。略谓，此次共军西窜，我军加以堵截，在湘、桂边境发生激战，共军为我击伤击毙的凡万余人，生俘七千余人。俘虏之中，湘、粤籍的约三千余人，已就地设法遣送还乡。其余四千余人，都是共军在苏、浙、皖、赣一带，裹胁来的，就地遣散不易，弟拟租用专轮，将该批俘虏，分批运往上海，敬烦吾兄就便遣散回籍，庶使被胁良民返乡务农，并慰其父母妻子喁喁之望，实为德便云云。

吴铁城得电后，立即回电说，请将俘虏就地遣散，千万不必运来上海云云，在我和吴市长数度电报往返后，全国非CC系的报纸俱有报导。因而CC系报纸造谣中伤的阴谋，适自暴其丑，从此不敢再度造谣了。这也是剿共战役中一段有趣的小插曲。

共军既不能得志于广西，乃西窜入黔。我得报后即分电中央和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建议将湘、黔边境道路彻底破坏，凭险防堵。因湘、黔边境多羊肠小道，一经破坏，共军即运动困难。中央军和我军再从后夹击，则湘黔边区便为远东共党的坟场了。孰知中央置若罔闻，其原因固然是中央别有企图，同时也可能是中央军实在不经打，与其见屈于共军，倒不如保存实力，慢慢跟进，以占领共军离去后的地盘。

二十三年底，共军入黔，贵阳吃紧。为免贵阳沦陷，我遂派廖磊率我军精锐的第七军，星夜赴援。共军乃舍贵阳，北窜遵义。嗣后不久，蒋先生即偕顾祝同飞贵阳视察。事毕，蒋先生即原机返京，贵州省主席王家烈亲赴机场送行。当飞机正发动时，蒋先生忽命王主席上机，告诉他说：“你随我到南京去！”王家烈闻言大惊，连忙道，我还有事务待亲自处理，且随身也无行李。蒋说，你可招呼随从人员回去收拾，交随行飞机带京。王氏无奈，只得到机舱口吩咐了善后事宜，随蒋先生往南京。不久，中央便发表吴忠信为贵州省主席。所以共军西窜，未替蒋先生打下广西，却打下了一个贵州。

共军绕过贵阳之后，一部分取道滇、黔通路窜往云南，顾祝同也遥领大军尾随其后。云南省主席龙云得讯大恐，乃倾全力堵截，和共军血战于滇边，共军不支而北窜，与朱、毛在遵义合夥，往川边骚扰。四川省主席刘湘又为之惊惶失措，乃调重兵至大渡河一带严防，并急电龙云，请派兵乘势夹击。龙云复电，请刘湘转向中央请示，质问顾祝同，其大军不追击共军，却屯于黔、滇边境，用意何在？刘湘乃商请张群转呈蒋委员长办理。中央不得已，乃将顾祝同所部主力北调，然共军此时已越过大渡河入川了。大渡河夙称天险，太平天国时，翼王石达开便铩羽于是，终至身殉军灭。今朱，毛却能飞渡天堑，长驱北进，非朱、毛的才略远过翼王，只因蒋委员长培养来等候他们往成都为其效死力而已。蒋先生玩火自焚，朱、毛终至壮大，席卷神州，岂非天意！

①据当时参与拍摄《七千俘虏》电影的周游同志称：“一九三四年农历九月，共产党中央及红军长征的主力部队，由湖南边界进入广西，经过灌阳、恭城、全州、兴安、资源、龙胜、三江等县的边界而进入贵州，用了约十天时间。

“桂系的最高指挥官白崇禧亲自在桂林指挥，他命令廖磊所率的第七军紧跟着红军之后，彼此相距四十华里。一路相送，一直把红军送入贵州省。双方并无战斗。

“当时我是广西桂系‘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宣传科少校处员’，处长是潘宜之，科长是李文钊。我们率领一个电影队到兴安。队长是黄学礼，那时红军已经过了兴安华江，越过老山界。进入资源的浔源乡（今两水公社），向龙胜三江去了。

“在兴安县城外收客了由各处送来的一些跟随红军长征的掉了队的男女老幼。其中还有背孩子的妇女。总共约有一百二三十人。这些人，都由电影队作为红军俘虏摄了影，上了镜头。

“另外，华江千家寺烧了十多间房子，这是桂系尾随红军部队的第七军因不慎失火烧的。我带着电影队长黄学礼去把残余的烟火及颓墙断瓦等尽量上了镜头，后来这些都做了制造《七千俘虏》电影的镜头材料。随后，李文钊就率领电影队回南宁拍摄《七千俘虏》电影纪录片。其中俘虏的镜头是由民团扮演的，战利品的镜头，也全是假的。时至今日，除我之外，现在在南宁的，还有当时电影队员蒙惠坤〔现在南宁冶矿厂〕、李露莎、雷卡零、方衣零等可以证明。”一一编者注

第四十八章——福州人民政府与广州“六一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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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以后，全国都在抗日气氛笼罩之中，人心悲愤。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以前内战中的重要领袖们，现在多少都有“先国难而后私雠”的概念，认为内战实在不应再继续了。孰知就在这一段时间，发生了两件可笑的小政变。一为民国二十二年，抗日成名的十九路军诸将领所导演的福州“人民政府”；另一则为二十五年夏，陈济棠在广州所号召的“反蒋抗日运动”。两件都富有高度的戏剧性。

先是，“一·二八”淞沪之役，十九路军一举成名。蒋光鼐、蔡廷锴一干人物顿时变成民族英雄，为全国人士所一致钦仰。但是中央此时却抱退让的态度。淞沪战时，蒋先生曾令张治中率第五军俞济时等部参加作战，表面上是协同抗日，事实上则用来监视十九路军，防其扩大战争范围。这事使蒋、蔡等将领极感气愤。

淞沪战后，中央为防止十九路军再度抗日滋事，有碍和局，乃将蒋、蔡等部队调防福建，并发表蒋光鼐为福建省主席。其实，中央如真为防止十九路军闹事，则大可将蒋、蔡等调往河南、安徽等无日本通商口岸的省份，岂不更为保险？蒋先生不此之图，而调之入闽，实系一阴谋。

因十九路军原为北伐时第四军的一部。将领官兵多为粤人。其指挥官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更自视为广东的主人翁。十九路军于民国十九年蒋、阎、冯中原大战时，奉调自粤北上，使时为广东省主席的陈铭枢顿失羽翼。不久，陈铭枢便为陈济棠排挤而去，其衷心对陈济棠和蒋先生的怨恨，无时或释。一有机缘，渠等便想对广东卷土重来。蒋先生把握济棠、铭枢之间的矛盾，故意将陈铭枢的第十九路军调往福建，使其垂涎广东，互相火并，以达一石击两鸟的目的。十九路军到了福建，广东方面的陈济棠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顿时感到极度的不安，而蒋先生则高踞南京，玩其分化统治的手法。

不过此时陈济棠虽感恐慌，十九路军的陈铭枢、蒋光鼐和蔡廷楷各人，对蒋先生这一手法却洞若观火，不愿轻易上当。故陈铭枢竭力设法和陈济棠取得谅解，希望福建和两广合作，在广州组织国民政府，号召抗日，和南京的汪、蒋相对抗。但这一计划却不能为陈济棠所接受。因陈济棠盘据广东，俨然是岭南之主。如在广州组织政府，则党中元老以及陈、蒋等人将接踵而至，这样则抗日反蒋未成，而济棠先已失其在广东唯我独尊的局面，所以陈铭枢、蒋光鼐等人虽舌敝唇焦，陈济棠仍不为所动。

陈铭枢、蒋光鼐等无可如何，乃积极向我们游说，希望广西和福建合作，逼迫陈济棠同意开府广州，使南京国民政府不能不负起抗日的责任。而白崇禧和我则期期以为不可，因此项措置将愈陷国家于分裂。当前问题的中心是中央对日本的侵略一再退让，等到忍无可忍，则必然被迫抗战。一旦抗日战事爆发，则我们必须团结一致对外，若再开府西南，实非国家之福。

孰知陈铭枢、蒋光鼐等，昧于大势，不听我言，决定单独行动，树立中枢于闽垣，用资号召。仍向我们游说，希望福建举起抗日大旗之后，两广即通电附和，以壮声势。我和陈济棠竭力劝阻，也难遏止他们的行动。此外他们更竭力和急进派民主人士徐谦、谭平山、陈友红、章伯钧、沈钧儒、黄琪翔等，合作包围李济深。济深斯时刚自南京汤山恢复自由不久，避居香港，孑然一身，久静思动，而内心对蒋氏又极端怨怼。当他被陈铭枢等包围时，我曾向他献议，略谓，在目前情势之下，只以十九路军为后盾来组织中枢，号召抗日，似嫌势孤力单，反予蒋氏以借口。请诰诫陈铭枢等慎重考虑，不要轻举妄动，自贻伊戚。李济深也颇以为然，主张慎重，不可孟浪从事。我乃自香港转广州回南宁。无奈陈、蒋、蔡和第三党领袖们对开府闽侯一事，仍积极筹划，势在必行，即使两广反对，他们也要硬干到底。民国二十二年秋，陈、蒋、蔡等和第三党分子，急进派民主人士接触频繁，并陆续齐集福州，另外更与江西瑞金的中共取得谅解，因而他们在福州组织“人民政府”的空气已甚嚣尘上。个中情节，蒋已深悉，然渠却故作不知，只是暗中从事军事准备。

到十月下旬，福州已密锣紧鼓准备成立政府。陈、蒋，黄、章、沈等人，要求李济深立刻前往主持。济深以为不可。然陈铭枢却诳他说，福州方面各级军官已准备发动，陈等无法控制，希望李济深亲往解说。李为忠厚长者，信以为真，且经不起左右亲信张文、李民欣等的怂恿，遂决定往福州一行。

当香港方面包围李济深已至成熟之时，我在南宁和白崇禧恐他们会弄假成真。但我们也深知，只要李济深不参加，陈铭枢辈就无法另组政府。为消弭这场无谓的纷争，我和白崇禧乃决定采用“调虎离山”的办法，把李济深从他们的包围中接出来。于是，我们立即包了一架民航机，由白崇禧亲飞香港，接李济深来南宁小住。谁知在白氏飞抵香港之前数小时，李济深已被骗往福州。

我在南宁得此消息，立刻便感到事无可为了。我判断李济深一到福州，他们必然拥李为首，组织政府，与持不抵抗主义的南京相抗衡。但以区区十九路军肩此重任，必然失败无疑。

果然不出所料，李济深一到福建，第三党人士即召集所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人民政府”，推选李济深为主席。同时宣言打倒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废除青天白日旗，另行制定上红下蓝中间一颗黄色五角星的新国旗。消息传出，全国大哗。因一般国民和国民党党员虽不满意于蒋先生，但对国民党和青天白日旗仍有无限的依恋。

胡汉民闻报，即首先通电痛斥闽方，措辞极为严峻。陈济棠和西南政务委员会继之。我原拟不作任何表示，因断定闽方必败，实毋需多此一举。但因外界盛传闽、桂合作，胡汉民、陈济棠等乃劝我也发表通电，以表明心迹。我和白崇禧遂联名通电，劝闽方人士“幡然改图，共赴国难！”

十二月中旬，中央军约十余万人由蒋鼎文统率，兼程自浙、赣两省分路南下入闽。闽方因和江西共党有谅解，以为共党可与之夹击中央军。孰知共军竟自赣东让开，中央大军数万乃一举而侵入闽北。闽方总司令为蔡廷锴，蔡氏负抗日英名，号称能战，原拟背城借一，与宁方一战。孰知蔡氏幕中早伏有宁方间谍。其参谋长邓世增虽极忠诚，但是黄埔一期毕业的参谋处长范汉杰家中则装有秘密电台，以故闽方的军事动态，中央了如指掌。加以名不正，言不顺，军心涣散，军长毛维寿等都暗中向南京输诚，蔡军因此不战自溃。到二十三年一月中旬，福州、漳州、泉州都为宁方所攻克。福州军政大员纷逃香港。十九路军残部退入广东，为陈济棠所收编，旋即缴械。抗日有功的十九路军到此竟全军解体，良堪惋惜。追溯闽变自二十二年十月中旬发动以来，到二十三年一月底十九路军缴械止，前后尚不足三个月，其经过情形亦殊堪浩叹。

二

继“闽变”后的另一政变，便是陈济棠在民国二十五年夏季所导演的“六一运动”了。

在闽变期间，陈济棠曾力斥闽方的行动为幼稚。何以在“闽变”失败之后，又来导演这幕悲剧呢？其内幕也甚为错综复杂，政治的斗争之外，还参杂了一些荒唐和迷信的故事，说来难以令人置信。

原来在“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成立后，胡汉民先生俨然是西南的物望。关于西南方面的党务和政事的处理，我们都以胡氏马首是瞻。因胡先生为党国元老，德望素著，推他做西南领袖，原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当时握广东实权的陈济棠却另有怀抱。在他看来，假使胡汉民掌握了西南的党政实权，则他独霸广东地盘的迷梦，必被打破无疑。因此，在胡先生去世前，西南方面每以胡先生为号召而有所作为时，济棠皆若即若离，不甚热心。民国二十五年五月，胡汉民忽患脑溢血逝世。原在广东有号召力的领袖，如李济深、陈铭枢等又以闽变之故，无法抬头，济棠在广东的地位乃大增。西南有所行动，陈济棠少不了都是最高的决策人。他个人的政治野心自然也随之增涨。

另一个促使济棠发动政变的重要原因，便是济棠获得情报，认为中央处心积虑，要彻底解决西南。济棠忧心如焚，乃先行发动。原来在胡汉民逝世后，济棠为刺探中央对西南的新政策，派乃兄陈维周入京晋谒蒋委员长。蒋先生为羁縻陈氏，曾设宴欢迎，优礼有加，并与维周详谈。据说，维周在南京时，探悉了中央彻底解决西南的三大原则：

一、彻底解决广西的李、白，由中央协助广东出兵。

二、驱逐萧佛成等反蒋的元老离粤。

三、广东仍维持原来局面。

这一决策可能是蒋先生亲自告诉陈维周的，希望因此挑起粤、桂之间的磨擦。维周回粤后，即将详情密告乃弟。济棠得讯大恐，他深知两粤团结的重要和蒋先生分化离间手法的毒辣，中央既可授意广东解决广西，又何尝不可反其道而行之？反复思维，为之惴惴不安，深觉今后两广的局面，决难长久维持，与其坐待中央部署妥当，各个击破，何妨抢先一步，采取主动呢？而当时唯一可以借口，向中枢作兵谏的，便是掮起抗日大纛，要求中央领导抗日了。这一考虑可能是陈济棠导演“六一运动”的最主要的动机！

此外促使济棠妄动的迷信也是因素之一。原来济棠兄弟行中，他最敬佩的便是大哥陈维周，济棠对他可说是言听计从。维周粗通翰墨人亦精敏，惟笃信阴阳命相堪舆卜算之术。据说，维周某次特往广东花县洪秀全的故乡，察看洪氏的祖茔，发现秀全的祖坟正葬在“活龙口”上。据维周及其堪舆朋友们推断，秀全的祖茔可惜葬高了一些，如下移数十尺，便正在“穴”上，秀全就是真龙天子，不会只拥半壁河山，及身而败了。维周认定此一墓地的可贵，便要洪姓子孙卖与他。洪姓起初不允，但经不起维周的威胁利诱，就将墓地割爱了。陈氏兄弟遂将生母遗骸迁往该处安葬，深信陈府不久便要出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了。但环顾陈家上下，余子碌碌，除掉济棠还有谁呢？因而陈济棠就野心勃勃，予志自雄。

此后不久，维周便衔乃弟之命，去京与蒋委员长作促膝长谈。这又给维周一个最好的机会替蒋先生“看相”。据维周回粤语人，从相上看，蒋先生断难过二十五年这一关。说也奇怪，蒋先生的相倒是给维周看中了。当年发生的“西安事变”几乎使蒋先生丧命。不过其事的发生，是应在张学良身上，而不是陈济棠罢了。

又据说，在济棠发动请缨北上抗日之前，维周曾约了翁半玄等术士替他卜卦。卦中有“机不可失”字样，也使陈氏兄弟相信要“应”在蒋先生身上。孰知事变发动之后，陈济棠的空军——飞机数十架，在黄光锐率领之下，北飞投奔中央去了。原来“机”者“飞机”也。济棠既“失机”便只有亡命了。也可说，他被卦仙开了一场大玩笑吧！

济棠既预备发动，乃于五月间拍电至南宁给我，谓我们应在民众抗日高潮之下，要求中央立刻抗日，不可畏首畏尾。不久，陈济棠又派林翼中和陈维周等先后来邕，催促我和白崇禧去穗共商大计。我说，伯南（陈济棠）何以一时心血来潮，急于要发动抗日呢？如此鲁莽从事，万一与中央部队发生冲突，岂不未抗日而先内战了吗？他们都是异口同声地说陈总司令也无意内战，不过据他判断，只要西南作出抗日的姿态，登高一呼，全国必定响应，蒋先生如不顺从民意，则必然垮台无疑。他们并一再强调，即使广西不参加，陈总司令还是要发动的。

在陈济棠一再要求之下，我便商请白崇禧赴穗一行，劝伯南不可妄动。白氏飞穗后，不数日便回，说陈济棠意志坚决，势在必行，无法挽回。然两广原属一体，广东一旦发动，广西方面不论愿与不愿，也必被拖下水，广西如果毅然参加，或许对陈济棠的行动尚能有所纠正，使其不致过份鲁莽灭裂。此实我们不得已的苦衷。

我既知无法挽回，乃于五月底飞往广州。济棠给我一个盛大的欢迎，并详述他此次发动抗日运动的原委。济棠且强调说，山东韩复榘、河北宋哲元均派有代表在此，声明唯西南马首是瞻，劝我纵不愿积极参加，至少也应向他的部下打打气才对。因此，在若干重要军事会议中，济棠便约我向其部将讲话。我当然讲了一些非抗日不足以图存，中央既不愿抗日，我们领导抗日实责无旁贷的大道理。说了，只见陈氏部将面面相觑，无丝毫热烈的反应。看这情况，我便觉得这一运动的前途，凶多吉少。

在广州，我也见到元老萧佛成先生。萧佛成先生时为西南元老中的硕果仅存者。西南政务委员会中，自邓泽如、胡展堂（汉民）相继谢世，邹海滨（邹鲁）借故离粤之后，已有故老凋零之态。“九·一八”前后，西南冠盖云集，我也常住广州，尔后不常来穗，即以此故。此次，我问萧佛成，何以他也赞成这一运动呢？萧微笑道：“抬轿子、抬轿子。”他的意思是说替陈济棠捧场。陈以前不愿替胡汉民“抬轿子”，现在却发动这些元老来替他自己抬轿子。

佛成又告诉我一些关于陈济棠的笑话。这故事是当邓泽如在时，某日时近午夜，济棠忽亲自访邓氏，约其同赴燕塘军校。邓问何事。陈说，他的将领今晚在军校“宣誓”，他希望邓先生前往“监誓”。邓氏到了燕塘军校礼堂，只见礼堂上方安置一个皮制假人，上书“蒋介石”三字。宣誓时，由济棠唱名，各军官逐一起立，宣读“余决心效忠党国，抗日反蒋，拥护陈总司令，以后如违誓言，必遭天谴”一类的“誓言”。读毕，即趋至假人之前，举起一把木剑，向“蒋介石”身上痛劈三剑，以表示仇恨与决心。萧佛成说，陈伯南的荒唐落伍，愚不安愚，一至于此，如何能成大事。

香翰屏也告诉我一件故事。翰屏与济棠可说是亲如手足，陈氏任连长时，香即为该连排长，嗣后随陈升迁，最后充第二军军长。翰屏为人很通达，思想也很新。他实在看不惯济棠的开倒车作风，但是劝又无用，只好表示消极，请辞军长职，济棠不允，历时很久，香才摆脱军职。翰屏告我说，济棠对其亲信的部属都心存疑虑，防范他们有背叛的行为，但是他防范的方式却又愚蠢万状。

例如：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原是陈的心腹股肱，济棠却疑其有贰心，密派特务暗中监视。余氏在广州东山建有一住宅，陈便命其特务在余宅对面也筑一宅。余氏每自防地返穗，陈的特务便在对面屋顶鬼头鬼脑，日夜窃伺余宅的访客，和其室内的行动。日久，此事为余汉谋所悉，乃渐生怨怼之心。

翰屏又告我一事说，广州市内的警察都奉有陈氏密令，随时报告各高级军官的行踪。有时三数高级军官将领暇时赴某地寻欢取乐，其地外人原不知道。孰知当他们玩兴正浓，陈总司令忽然轻车简从翩然莅止。陈来此并无恶意，只是笑对众人说：“你们到哪里我都知道呀！”换句话，便是说你们要小心啊，你们有什么不法举动，我陈总司令都一概知道啊！诸如此类的事，广东将领都可以数出一些来。于此可见陈氏是如何不得部曲之心。

济棠做的另外一件荒唐的事，便是在五月底突然发表陈维周为广州卫戍司令。维周是个文人，从未涉足军旅，何能平地风波，一跃而为卫戍司令呢？因而，命令发表之后，广东各界都人言啧啧，尤其是各将领，一致认为济棠此举是有意侮辱其将校的人格。济棠这一失着，也是引起其部曲离心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分析各种因素之后，我们便深知陈济棠所领导的这一运动必然要失败。但是西南政务委员会中既已有此决议，蒋光鼐、蔡廷锴、翁照垣等主张反蒋抗日人士都已联袂来粤，势成骑虎，欲罢不能。唯一补救之道，只有在运动发动后，加以纠正，使其不趋向于越轨，而免宁、粤双方同室操戈的一途了。

三

六月一日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正式集会，决议呈请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并通电全国，吁请国民政府领导抗日。呈文的内容要义如下：

“连日报载，日人侵我愈亟，一面作大规模之走私，一面增兵平津，经济侵略，武力侵略，同时迈进。瞻念前途，殷忧曷极。属部属会等，以为今日已届生死关头，惟抵抗足以图存，除全国一致奋起与敌作殊死战外，则民族别无出路。在昔我中央尝依赖国联，而国联之助我如何？尝屈辱图存，而屈辱之效果如何？今敌人又加紧侵略矣，中央忍辱负重之苦心，国民非不谅解，惟和必有方，忍必有期。长此因循，则敌人无餍之求，日甚一日，得陇望蜀，岂有穷期。呜呼，‘九·一八’之创痕未复，‘一·二八’之腥血犹存。辽吉黑热四省之同胞，陷于敌人铁蹄之下，已逾五载，今平津又将继之矣。昔人有言，以地事人，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国家之土地，先民所遗留，亦民族所托命，举以资敌，宁异自杀。属部属会，以为黄河以北，寸土不容予人。切冀中枢毅然决然，从事抗战，用以至诚，吁请钧府钧部，领导全国，矢抵抗之决心，争最后之一着。国家不亡，公理不诬。则奋起景从者，必不仅属部属会也。时不我待，惟实利图之。迫切陈词，伫候明教。”

六月二日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乃根据这呈文的内容，通电全国，是为“冬电”。两日后，西南将领数十人，由陈济棠和我领衔，再度发出“支电”表示拥护，并誓率所部“为国家雪频年屈辱之耻，为民族争一线生存之机”！“冬”、“支”两电一出，全国震动，是为有名的“六一运动”！

在当时不明内幕的人看来，以为两广又假抗日之名，对中央用兵。其实，一看“冬”、“支”两电的内容，就知道我们所要求的，只是由中央出面，正式领导抗日，西南当局无对中央作兵谏的行动，也无用兵的意图，大家只是发一个抗日通电，做个样子而已。当时中央如置若罔闻，或与西南电战一番，此事也便消灭于无形，而我们也算慎重地应付了陈济棠这次的妄动。

不料中央谋粤已久，反间工作做得十分有效。“六一运动”的发动，正予蒋氏以打击陈济棠的机会。先是，自非常会议之后，蒋先生即派蒋伯诚为代表，常住广州，伯诚是个老官僚，善于应酬，与济棠的部属过从极密，乘机大施反间之计，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空军司令黄光锐都和蒋伯诚有勾结。“六一”之后，蒋伯诚在反间上所用款项多至数百万元。果然“银弹”效力甚大，七月四日空军司令黄光锐突率飞行员四十余人，分驾飞机数十架，飞投中央。七月中旬第一军军长余汉谋通电拥护中央，师长李汉魂亦称病离职，赴港休养。七月十三日南京军委会乃明令免除陈济棠本兼各职，遗缺由余汉谋升任。余在粤北防地立即通电就职，并声明率部回广州。陈济棠见大势已去，乃于十七日晚间十一时约我到其官邸一晤。见面之后，济棠便说如今大势已去，他决定一去了之，并劝我回广西缓图善后。

陈氏并当面书一便条，送我大洋二十万元。是晚即由广西驻粤办事处主任王逊志赴广东财政厅如数提出，交轮运往梧州。陈氏临别赠金，其情形正与民国十九年阎锡山解囊相赠相似。因两广团结数年，共同维持西南的局面，陈氏一走，便要散伙了，陈氏所赠二十万元，大概就算是“散伙费”罢。

四

陈济棠于七月十八日拂晓前，悄然离穗去香港，我也于同日中午包用一可乘四人的民航机迳飞南宁。登机之后，我才感觉到此事殊欠考虑。此时广东局面已解体，中央特务在港、穗一带活跃异常，万一他们事先买通该民航机师，将飞机飞往江西，我岂不立刻成为俘虏了吗？想到这里，顿觉悚然。乃默察飞机的航线，如渠真图谋劫持，我便立刻取出手枪迫其改航，嗣见渠循西江而上，才放下了心。

回到南宁，满以为“六一运动”从此结束，陈济棠愚不安愚，咎由自取也就罢了。因为当中央于七月十三日将陈氏明令免职时，曾附发一电令，声明广西维持现状，仍以我李、白二人分任广西正副绥靖主任，我等也已专电中央表示就职。

孰知我返桂后不久，中央突然变更原意，电令白崇禧立刻出洋考察，李宗仁调往中枢军委会任职。这突然的转变，据说是由于时任湖北省主席、政学系巨擘杨永泰的建议。蒋氏于七月十八日自南京飞往庐山，曾接见杨永泰作长谈，杨氏乃有“彻底解决广西李、白，此正千载一时的机会”的建议。蒋先生深然其说，遂顿食前言。

我们接到电令，深感诧异。因而复电，认为中央“墨沈未干，自毁信誉”，我们“殊难遵令”。不久，又接复电，改任白崇禧为浙江省主席，我本人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桂局善后则由黄绍竑出任广西绥靖主任，负责处理。白崇禧和我接电后，均觉难以从命，乃开党政军联席会议，征求大家的意见。

地方官吏调职，原无抗命的必要。白崇禧和我也断无割据称雄的军阀心理。我们所不服的，只为中央政府的无能。蒋先生大权独揽，遇事不以国脉民命为重，只为一己私利，纵横捭阖，予取予求。因此在中央直接管治下的省份如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河南等，都是治绩最糟的几省。中央拿省政来应付人事，在上的贪婪渎职，在下的则民不堪命。但是广西近数年来，在我们苦心孤诣建设之下，各项政绩俱有可观，全国誉为模范省。中央无片言只字的褒奖，一分一厘的援助，反而要用武力胁迫我辈离境，好让他们来糟蹋。此事不仅我李、白等人心有不服，广西千余万人民也深知苛政猛于虎，断难让蒋家势力再入广西。

我们和蒋先生数度电战之后，广西全省人民也激昂无比，誓死为我李、白二人的后盾。蒋先生乃一不做二不休，调集各路大军，来围困广西。顾祝同所指挥的汤恩伯、薛岳等军，自贵州向桂北窥伺，陈诚的第十八军则循西江而上，余汉谋军则自高州一带进逼桂南，何键则取道湘南向桂林一带压迫。一时大军云集，自四面而来的不下四、五十万人，剑拔弩张，遥遥向广西逼近。

广西军民也愤激异常，不数日，省防军已由十四个团扩编为四十四个团。弓上弦，刀出鞘，预备与中央军一决雌雄。中央方面策士知广西不可轻取，乃一面派遣高级人员如居正、朱培德、程潜等，入桂游说，一面发表黄绍竑为“广西绥靖主任”及“广西省政府主席”。更派无数特务人员，在港、穗一带活动，冀以高位厚禄，分化收买我军干部。谁知我军意志坚定，万众一心，中央策反工作完全失败，即使排长也未有被收买去的。黄绍竑也不直蒋氏所为，渠虽与我和健生（白崇禧）有旧，但迄未作片纸只字向我辈招降，更未认真在我军干部之间实施离间工作。以故我军士气迄未动摇，都愿与敌人一拚。

事态发展至此，蒋先生也深知战争一发便不可收拾，遂渐有放弃武力解决，并收回成命的打算。适冯玉祥自南京上庐山，乃乘机向蒋先生进言，劝毋斵丧国家元气。在冯氏缓颊之下，蒋乃决定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

九月初旬，局势逐渐和缓，中央声明收回成命，各路大军也同时撤围。白崇禧和我也觉不为己甚，战争不可轻启，都同意和平解决，战争才算是避免了。

但是广西此时已全省动员，大军十余万义愤填膺，皆勒缰以待号令。全省民众，尤其是热血青年，都激昂万分，大家认为中央向日寇妥协投降，丧地辱国，我广西军民请缨抗日，反招致“围剿”的后果，中央方面怯于御侮而勇于内战，是可忍，孰不可忍！大家非和蒋氏中央军一拚不可。

当时来广西响应抗日的李济深、蔡廷锴、蒋光鼐、翁照垣等，更是唯恐天下无事，坚决要求以兵力威胁中央发动抗战。先是，蔡、蒋、翁等来桂后，我曾拨出一师部队，委派曾任前十九路军师长的翁照垣为师长，仍用抗日有名的第十九路军的番号以为号召，进驻粤南的北海一带。至是，我训令翁师长将部队撤回广西，照垣竞抗不从命。九月初，并无故将一日商杀害，企图引起国际争端。李济深、蔡廷锴等也随之鼓噪，全省军民随声附和。白崇禧和我用尽九牛二虎之力，舌敝唇焦，才将此一风潮平息下去。

九月中旬，蒋先生飞抵广州，电召白崇禧飞穗一晤。原先，白崇禧曾与某中央访桂大员提及，如蒋先生认为有此必要，彼可前往谒见。至是，蒋既来电，白氏似有践约的必要。孰知白夫人闻讯，深恐乃夫一去不返，力阻白氏赴穗，并向我哭诉。但我认为，丈夫一诺，重于千金，白氏既不能去，至少我应代其一行，虽然我本人并未作此诺言。

九月十七日，我乃只身飞广州，谒见蒋先生。大家寒暄一番，未及其他。自此大家言归于好，共赴国难。不久，西安事变发生，接着抗战也就爆发了。国家的命运与个人的经历，遂又进入另一阶段。

第四十九章——暴风雨的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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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夜十一时“卢沟桥事件”的爆发，实为日本帝国主义要沦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最后一击。我全国军民至此已忍无可忍，而奋起抵抗，企图死里求生，或与日偕亡。

日本侵华系明治维新以来的一贯政策。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五日，日首相田中义一上日皇的奏折说：“如欲征服中国，必须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便是这一狂妄政策的中心要义。然自甲午以来，中国因苟延于列强均势之下，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日本军阀侵华的行动，尚畏惧列强干涉而有所顾忌。直至“九一八”之后，日本才明目张胆侵略中国。“九一八”事变本是若干少不更事的日本少壮派军人冒险的尝试，尚非日本政府的有计划行动。无奈我国政府应付失策，抱不抵抗主义，而国际联盟又作壁上观，不积极制止日本暴行，遂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于是，“一·二八”淞沪之战与伪满的成立，相继发生。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日军更西侵热河，窥伺关内，迫我签订《塘沽协定》。由是意大利墨索里尼也起而效尤，派兵进攻埃塞俄比亚了。

至希特勒于一九三三年登台以后，竟公然废除《凡尔赛条约》，这也是国联的姑息政策所诱致。欧洲多事，列强无暇东顾，日本侵华乃益发积极。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日竟使汉奸殷汝耕在冀东组织“自治政府”，割裂河北省政权，使其成日本的附庸。而日本军阀犹嫌其政府侵华不够积极，竟于一九三六年发动“二二六”政变，树立军阀政权，退出国联，不顾西方抗议，一意侵略中国。内阁总理广田更向我政府提出制止抗日运动，承认伪满、经济合作与共同防共的所谓“三原则”，迫我接受。我政府如接受此“三原则”，即无异亡国，如果拒绝，则日本大举武力侵华将为必然的结果。在此局面之下，南京中央政府乃一味拖延，日本军阀则步步进逼。组织冀东伪政府之后，继之以进兵察、绥，组织内蒙伪政权，并企图使华北五省“特殊化”。日韩浪人更乘机在中国贩毒走私，无所不为，日本侵华方式的下流，实史无前例。局势发展至此，已无可收拾，全面抗战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值此时期，我们在西南，便觉全面抗战的暴风雨即将临头，蒋先生和中央虽一再拖延规避，最后还是无路可走，非挺身而出领导抗战不可。所以我们在广西建设的中心目标便是准备全面抗战，但是以一个老大落后的中国，一旦全面抗战爆发，我们怎样才可以作有效的抵抗，以制暴日于死地呢？经过长时期的反复考虑和研究，我于民国二十二年草拟了一篇讨论抗日战略计划的论文，名之曰《焦土抗战论》。“焦土抗战”四字后来在抗战期间曾被广泛引用，成为一项最悲壮的抗战口号。我这篇论文便是这一口号的来源所自。

在这篇论文里，我特地指出，与其听任敌人蚕食而亡国，毋宁奋起而全面抗战以图存。我们虽是一个落后国家，工业建设和交通设备尚未现代化，从战略方面说，若日本侵略者实行堂堂正正的阵地战，则彼强我弱，胜负之数，不待蓍龟。故敌人利在速战速决，以迫我作城下之盟。但吾人必须避我之所短，而发挥我之所长，利用我广土众民、山川险阻等优越条件来困扰敌人，作有计划的、节节抵抗的长期消耗战。到敌人被诱深入我国广大无边原野时，我即实行坚壁清野，使敌人无法利用我们的人力和物资，并发动敌后区域游击战，破坏敌人后方交通，使敌人疲于奔命、顾此失彼，陷入泥沼之中，积年累月，则暴日必败无疑。这便是我《焦土抗战论》一文的精义所在。“焦土抗战”一词的涵义，并非真个自行对所有物资烧毁一空，而是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心理，以激励全民与敌人火併。

文成之后，我即送给胡汉民先生，希望用他的名义发表。因胡氏是党国元勋，望重中外，以他的名义发表，更可引起国内外的重视。胡先生看过该文之后，承认我的看法完全正确，不过，他说，他是个文人，以文人谈兵，反令人有凿枘不投之感，而我既是一员握重兵的将领，倒不如由我自己发表。在胡氏敦促之下，该文乃由我自己署名，送交报馆和通讯社发表。全国各报竞相转载，成为当时舆论研讨最热烈的题目之一。

二

“九一八”、“一·二八”以后，我国民间的抗日运动极为澎湃，当时借抗日口号而别有所图的，虽然大有人在，但是绝大多数人民，都是激于义愤，情难自抑。无奈中央有意敷衍日本，竟通令压制各地的抗日运动。两广因一向与中央的政治主张相径庭，故两广的抗日运动独能不受干扰。我们两广，尤其广西，抵制日货的彻底，可说史无前例，真是尺布寸纱也不能偷关一步。

日方有见于此，乃多方派人来粤做拉拢的工夫。因此，“九一八”以后的两三年内，日本军、政、商、学各界要员访粤，并来我私邸访问的，多至百余人。军人中，如土肥原贤二少将、松井石根中将、冈村宁次少将、梅津美治郎少将、板垣征四郎少将、铃木美通中将、和知鹰二中佐、血田宽三、服部、中井、吉野、佐方等，都是后来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的要角。

文人、政客、学者来访的，如现任日本国有铁道总裁的十河信二，便是当年与我长谈过的访客之一。年前十河氏来美，我们于纽约畅谈往事甚欢。

对于这些日籍访客，我总是开门见山毫不留情地痛斥日本强占我东北的狂妄行动。以同文同种之国，中日两民族亟应相亲相重，以维持远东和平。而日本不此之图，却一意步西方帝国主义的后尘，变本加厉侵略中国，可耻孰甚？我一再强调说，日本咄咄进逼，最后必然要引起中国的全面抗战。试问以日本蕞尔小国，是否可将中国一举吞没？如不可能，则战事必然旷日持久，使日本陷入泥淖而无法自拔，最后必惹起世界大战，日本玩火自焚，终要招致灭亡而后已。

一般日本人，在我责以大义以后，都有赧然无辞以对的表示，唯独土肥原和松井二人却态度倔强，向我反驳，此事已详见第三十九章。其他日人则有一共同遁词，说中国国势不振，赤祸弥漫，苏联最后必将以中国为踏脚石而侵入太平洋，赤化东南亚。中国的东北位居苏联东进的要冲，而中国无力防守，为免沦入苏联之手，日本实不得不越俎代庖云云。

针对这一点，我竭力反驳说，诸君此项遁词实是自欺欺人。为着反共，必须侵略中国，这种理论不值一驳。如真有一二糊涂君子，以为侵略中国可以反苏，则他们将来所招致的结果将适得其反。中日火併，适使苏联坐收渔翁之利。日本也将为渊驱鱼，把中国广大的抗日群众驱向苏联怀抱，同时予中国共产党以坐大之机，将来赤化中国，祸延远东。

日本访客中，除少数顽固分子外，大都对我这项分析，口虽不服，而心然其说。在和他们广大人群接谈之后，我深深觉察到，日本人之间对侵华、反苏两项抉择实持有不同意见。纵使是少壮军人之间，意见也相去甚远。南进、北进两派颇为格格不入，陆军和海军也时相水火。

当时访粤的日本少壮军人中，和知鹰二中佐便是不赞成侵华而力主反苏的重要分子。他在和我接谈时，对我的分析几乎完全同意。他认为日本侵华是最大的错误，苏联才是日本的真正敌人。日本应联华反苏，不应把中国赶入苏联的怀抱。因为观点相同，和知在粤和我相处甚得，可说无话不谈。后来沪战爆发，和知任少将旅团长，在大场和我军血战。嗣以发表反战言论，为军部褫去兵柄，转任运输司令。太平洋战争爆发，又奉调为日本驻菲律宾占领军参谋长。战后，曾以战犯身份被捕入狱，嗣因渠一向反对“南进”，且在菲期间，对美国战俘多所庇护，故获无罪释放，此是后话。

在广州时，我便看到“南进”派极为得势，咄咄逼人。我乃竭力拉拢“北进”派，企图扩大两派间的摩擦，并乘此刺探日本侵华的秘密。因此，我与和知的交情日笃，和知也引我为中国知己，不时有意或无意地将侵华机密泄漏给我方情报人员。担任此项重要任务的人，便是何益之君。

何君是辽宁大连人。日本帝大法政科毕业，能操流利日语。“九一八”事变时，自大连逃出，企图到关内投效。但因关内无亲无友，不特请缨无路，甚至无计糊口。不得已，又潜返东北，终因其学历过人，日语流利，为日本军方所罗致，派充日本驻华南各机关华语译员。他遂乘机与土肥原、板垣、冈村、和知等厮混极熟，以故所有我的日本访客都请何君为通译。

我和何君见面多次之后，觉得他为人正派，年轻热情，何以竟甘心事敌呢？一次，我便秘密着人约其来私邸一谈。

见面之后，我便很诚恳地问他说：“何先生，我看你是位有德有才的青年，现在我们的祖国如此残破，你的故乡也被敌人占据，祖国命运已到生死存亡的边缘，你能甘心为敌人服务而无动于衷吗？”

何君经我一问，顿时泪下。他因而告诉我，他于“九一八”事变后入关投效失业的一段往事，以及后来为日本军部罗致，充当传译的经过。

我说：“何先生，我看全面抗日战争很快就要爆发了，你希望不希望替祖国尽点力呢？”

何说：“如有机会替祖国报效，万死不辞！”

我见他出语诚挚，乃私下和他议定，要他做我方情报员，刺探日方机密。何君一口允诺，并谢绝任何报酬。民国二十三、四两年间，他果将日本派大批人员到印度支那半岛和东南亚国家活动情形向我报告。根据这一情报，我即断定日本向中国全面进攻为期当在不远了。“七七”事变后不久，上海、南京相继沦陷，益之得和知鹰二等朋友的掩护，在沦陷区行动自由，常搜集日方重要军事行动情报，交设于法租界的地下电台拍发至第五战区。故日军每一军事动向我方都事先得报，历验不爽。甚至军委会所得情报，尚不及五战区所得的为可靠。所以军令部曾迭电嘉奖五战区的情报组，此实何君之功。

日本侵华与抗日运动发展至一九三六年，已至相当严重阶段。是年十二月十二日，剿匪军副总司令张学良暨陕西绥靖主任杨虎城突然发动“西安事变”，劫持蒋委员长，要求全面抗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剿匪军事停止，全国抗日运动乃急转直下。到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日本向华北压迫，有增无已，抗战遂成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为应付即将爆发的抗战，我们深觉广西省会的南宁距离海口太近，极易受敌人威胁。二十五年秋，“六一抗日运动”事件结束后，我乃于广西全省党政军联席会议中陈述，为应付将来抗战军事上的需要，省会应自南宁迁返桂林。一则可避敌人自海上登陆的威胁，再则可与中央取得更密切的联系。加以桂林多山洞，是最好的天然防空设备。一省省会的迁移，往往引起人民不绝的争执，且兹事体大，最难作出决定。但此次经我解释后，大家一致通过，殊出人意料之外。广西省会迁治后，果然不到半年，抗战便爆发了。

第五十章——“七·七”事变与上海、南京保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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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卢沟桥事变，实为日本帝国主义有计划的挑衅行为所发动，消息一出，全国民气沸腾，一致主张全面抗战，不再让步。此时蒋委员长正在庐山举行谈话会，邀请著名教授和社会名流聚论国是。与会人士也多数认为只有发动抗战，才可挽救国家的灭亡，于是中、日全面大战遂成定局。

卢沟桥事变后约四、五日，蒋先生即自庐山拍电来桂林，声言中央已决心抗战，约白崇禧和我速赴庐山，共商大计。我们接电后，不假深思，便复蒋先生一电说，中央既已决心抗战，我辈誓当拥护到底，崇禧当即遵命首途，听候驱遣，我本人则暂留桂林，筹划全省动员事宜，一俟稍有头绪，亦即兼程北上，共效驱驰。

当我们同中央电报往返之时，四川省主席刘湘、云南省主席龙云均有所闻，两人乃相继来电劝阻。大意说，传闻中央预备对日抗战，不过是否出于诚意，尚在未知之数，兄等殊未可轻易入京，万一抗日不成，反而失去自由，则国家将因此愈益多事，务盼兄等深思熟虑云云。

刘、龙二人当时对国是意见颇尊重我们的主张，故对我们北上特别关切。他们认为蒋先生的为人，最尚权诈，万一借抗日之名，将我李、白二人骗往中央，加以羁縻，则广西省政必为蒋系所控制。唇亡则齿寒，川、滇两省也将岌岌可危了。所以他们来电劝阻。

我得电后，当即复电劝慰刘、龙二主席。大意是说，我们的判断与他二人大有出入。因日本侵略者现正着着逼我，不只是蚕食而已，而是实行其一举征服中国的政策。相信中枢已无忍让的余地。今日的局势只有两条路可循，不是抗战图存，便是投降亡国。中央和蒋先生纵有意拖延，日本侵略者也未必容许，此其一。如中央此次仍无心抗战，而欲采取投降一途，则不特全国军民不能同意，恐怕蒋先生的嫡系部队也将自动实行抗战，此其二。根据以上两点判断，我认为中央和蒋先生除抗战外，实无他路可走。今蒋先生既有发动抗战的决心，广西自当响应号召，实行全省动员，参加抗日。希望刘、龙二公也秉“先国难而后私仇”的大义，动员全省人力物力，拥护中央，参加抗战，切勿迟疑不决，致贻蒋先生以吾人不愿共赴国难的口实，而向侵略者低头。

电报发后，白崇禧便乘广西省府所购的法国制六座小飞机，直飞南京。我本人则暂留桂林，主持动员计划。

广西平时仅有常备军十四个团，其中两团还被用作兵工，在贺县开采锡矿。幸而我们平时寓兵于农的政策十分成功，广西于1933年起实行征兵，新兵训练一年后退伍。所以“七七事变”前，我们已有四届经训练的士兵退伍在乡，各级干部也储备齐全。现在抗战爆发，我们拟立刻编成四十个团，开赴前线。一经号召，各县农民蜂拥前往县政府报到入伍，终因报到人数太多，政府还须以抽签方式决定取舍。不满一月，便编成四个军，共四十个团，嗣后改编为三个集团军。开中国近代史上，军事动员前所未有的先例。战斗序列如下：

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

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夏威

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

各军指定集中地点为桂林、衡阳、岳州、武昌，以便听候中央统帅部调遣。各军成立时，重武器虽不多，然轻重机枪和步枪均系自己新制或购自欧洲的。士兵一律戴捷克制钢盔，士气旺，纪律佳，军容亦盛。

各军编成后，廖磊、李品仙两集团军即依次北上入湘，开赴前线。我在离桂前，特地电白崇禧，决定将广西数年来惨淡经营而颇具规模的兵工厂，悉数移交中央统筹办理，并请白氏就近通知中央派人接收。其实当时各厂原有的管理及技术人员均已驾轻就熟，中央接收时，仅须将管理系统改由中央直辖便可，本无须作人事上的更动。孰知中央竟将内部行政人员一律撤换，殊属不近情理。我们为促成全国团结，一致抗日起见，力诫部属不得吐露微词。

十月十日晨，我参加桂林各界庆祝双十国庆节后，乃专机北飞，参加抗战。专机起飞时，我察看手表，正指着十时十分，可谓巧合。

二

自桂林动身之前，我原定直飞南京，不意在长沙遇到大雨，飞机着陆后无法起飞。天气短期内也无转晴迹象，不得已，乃改乘火车到武昌。本拟即时换乘客轮下驶，但是一时无定期班轮开行，所幸湖北省省主席黄绍竑、建设厅厅长伍廷飏都是我的老朋友，我便问伍厅长有无办法。最后，伍厅长替我找到一艘可乘百人的破旧小火轮。当天中午，我便率随员数人，搭该轮下驶。不料行至中途，西北风大作，长江之上，白浪滔天，这艘轮船既旧又小，风摧浪卷，危险不堪。尤其因西北风从船尾吹来，时常将船头压向浪中。船尾螺旋桨脱离水面，舵手便无法操纵，只得随风逐浪漂流，船员和同行官兵都面呈忧惧之色。然此时轮船已不易靠岸，只有冒险前进。一路历经险恶，翌日船过芜湖，风浪稍减，人心始定。据船上领江的告诉我说，他在长江上下游操舟数十年，尚未遭遇过这种危险。

船抵南京下关，已是十月十二日晚间，我便暂时在中山陵园一座洋房内和白崇禧同住。这座洋房据说是张学良被囚前的私人住宅。翌日，白崇禧乃陪我去拜访蒋委员长。此时敌我双方已在上海战场血战两阅月，国军死伤甚巨，南京也时受敌机空袭，市面萧条。但是委员长精神饱满，且不时作豪语，一再向我说：“要把敌人赶下黄浦江去！”当时我心中殊不以此言为然，为最高统帅的，断不可意气用事。我想，我们如果能把敌人赶下黄浦江去，敌人也不敢来侵略我们了。但是值此鏖战正烈、民气沸腾之时，最高统帅有此豪情，我们也不便浇他冷水。一日，我见有机可乘，便对他陈述意见，略谓：淞沪不设防三角地带，不宜死守；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我军在沪作战应适可而止。我并建议将廖磊第二十一集团军和其他增援前线的部队调至苏嘉路国防线上的既设阵地，凭险据守，然后将沪上久战之师抽调回南京整补，再相机向国防线增援。如此更番抵抗，才能持久消耗敌人的力量。至不得已时，我军便自动放弃南京，将大军向长江两岸撤退，诱敌深入，节节抵抗，实行长期的消耗战。

无奈蒋先生个性倔强，不听我的建议。那时的作战计划，全以他一人的意志为依归，旁人简直没有置喙的余地。他坚持死守淞沪三角地带，并告诉我说，他已命令廖磊的第二十一集团军赶赴上海参战，要我去电催促他一下。这既是最高统帅的命令，我的建议未蒙采纳，自然只有绝对服从。不久，廖磊所部六旅之众赶到上海，奉命参加大场的决战。

三

淞沪会战，历时三月，是我国抗战八年牺牲最大、战斗最惨的一役。

敌方上海派遣军总司令官为松井石根大将，所部有第三、六、九、一一、一〇一、一〇五、一〇六、一一〇、一一四、一一六等师团和海军陆战队，总共不下三十万人；有大炮三百余门，战车二百辆，飞机二百架，兵舰数十艘。战斗力之强，火力之旺，一时无两。

我方投入这一河道港湾交错、地形复杂的三角地带的部队，也是国军的精华。初期作战（自八月十三日至九月十七日）司令官为冯玉祥，嗣后由委员长自兼。全军分三路，战斗序列，略如下：

司令长官：蒋中正（兼）

副司令长官：顾祝同

右翼军总司令：张发奎

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兼）

第十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

中央军总司令：朱绍良

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朱绍良（兼）

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

左翼军总司令：陈诚

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薛岳

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

另直辖部队九个师

以上我军参战的约五十余师，战斗兵员总数在七十万左右。淞沪战场离苏嘉路第一道国防线尚有百余华里。战场上人数既多，又无险可守。敌海陆空三军的火力可以尽量发挥，我军等于陷入一座大熔铁炉，任其焦炼。敌方炮火之猛，猛到我炮兵白日无法发炮而夜间又无法寻找目标，只能盲目轰击。所以淞沪之战，简直是以我们的血肉之躯来填入敌人的火海。每小时的死伤辄以千计，牺牲的壮烈，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上，鲜有前例。

沪战进行中，除前敌指挥官外，副总参谋长白崇禧也经常亲冒炮火，在前线督战。委员长以及我们高级将领也不时亲赴前线鼓励士气。某夜，委员长和我们若干高级将领专车抵苏州，适敌机数十架前来空袭，一时照明弹满天照耀如同白昼。我们均在车站月台附近暂避，幸而敌机狂炸苏州城内，未炸车站，故我们一行未有死伤。

此时前线我军虽抱必死的决心，然血肉之躯究不敌炮火的摧残。十月中旬，我军已不能支持，自上海华界市中心撤至郊外大场一带。幸廖磊及时赶到，协力扼守大场，阵地赖以暂时稳定，但敌人倾全力来扑，我军也只能固守一星期。二十一集团军原有旅长六人，数日之内，三死两伤，战斗的激烈，可以想见，大场遂为敌所陷。

淞沪会战至此，我军已成强弩之末，亟应后撤。然委员长意气用事，严申命令，有敢擅自撤退的，军法从事。前线指挥官都知道委座脾气，谁也不敢以真情实况报告，偶承以电话垂询，多诳报士气旺盛，倘直陈实际情形，即遭申斥。

白崇禧因常在前线视察，深知敌我战斗力的悬殊，乃于十一月初建议委员长下令后撤，蒋先生坚持不允，前线官兵又苦撑两三日，实在疲惫不堪，白崇禧再度献言撤退，蒋仍不允。全线又勉强支持一二日，时我军阵容已乱，白氏知事急，乃向委员长报告说，前线指挥官已无法掌握部队，委员长不叫撤退也不行了，因为事实上前线已“溃了”！统帅部下令撤退，面子上似好看点罢了。委员长才于十一月九日下令分两路，一向杭州，一向南京，全线撤退。然前方此时已溃不成军，各军仓皇后撤，加以敌机日夜轰炸，人马践踏，秩序大乱。大军数十万竟越过钢筋水泥所建的苏嘉国防线阵地而不能停足。阵地上虽有坚固的堡垒，退兵因一时找不到钥匙，不得其门而入，竟一一放弃，溃退之惨，一言难尽。敌人跟踪追击，不出数周，便自东、西两面进迫京畿，将南京合围。

四

上海会战失败后，委员长乃约在京高级将领和德国顾问商讨南京应否固守的问题。应召到会的，计有白崇禧、李宗仁、唐生智、何应钦、徐永昌等多人。

委员长首先便问我说：“敌人很快就要进攻南京了，德邻兄，对南京守城有什么意见？”

我回答说，我不主张守南京。我的理由是：在战术上说，南京是个绝地，敌人可以三面合围，而北面又阻于长江，无路可退。以新受挫折的部队来坐困孤城，实难望久守。历史没有攻不破的堡垒，何况我军新败之余，士气颇受打击，又无生力军增援；而敌人则夺标在望，士气正盛，南京必被攻破。与其如此，倒不如我们自己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以免敌人借口烧杀平民。而我们可将大军撤往长江两岸，一面可阻止敌人向津浦线北进，同时可拒止敌人的西上，让他徒得南京，对战争大局无关宏旨。

委员长再问白崇禧，白说，他极同意我的主张——放弃南京。蒋先生说，在他看来，南京为国府和国父陵寝所在地，断不能不战而退，他个人是主张死守的。

接着，他便问总参谋长何应钦和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二人皆异口同声说，他们没有意见，一切以委员长的意旨为意旨。询及德国首席顾问，他也竭力主张放弃南京，不作无谓的牺牲。

最后，委员长问到唐生智，唐忽然起立，大声疾呼道：“现在敌人已迫近首都，首都是国父陵寝所在地。值此大敌当前，在南京如不牺牲一二员大将，我们不特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更对不起我们的最高统帅。本人主张死守南京，和敌人拼到底！”唐氏说时，声色俱厉，大义凛然，大有张睢阳嚼齿流血之概。

委员长闻言大喜，说孟潇兄既有这样的义愤，我看我们应死守南京，就请孟潇兄筹划防务，担任城防总司令。唐生智慨然允诺，誓以血肉之躯，与南京城共存亡。死守南京便这样决定了。

当唐生智在会上发此豪语时，我就揣测他是静极思动，想乘此机会掌握一部兵权，所谓与城共存亡的话，不过是空头支票罢了。会后，我便向唐生智翘起大拇指道：“孟潇，你了不起啊！”

唐说：“德公，战事演变至此，我们还不肯干一下，也太对不起国家了！”生智此时意态鹰扬，满腹豪气跃然脸上。我们遂互道珍重而别。

会议的翌日（十一月十二日）我便搭车赴徐州，执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任务。此时国民政府名义上虽然早已迁往重庆，但中央各部会仍多在武汉办公。唐生智于城防司令职务发表后，公开宣称与南京城共存亡，并督率军民赶筑防御工事，准备和敌人厮杀。到十二月上旬，敌军前锋已逼近南京城郊，发生零星的战斗。

此时，驻在蚌埠，职司保卫津浦路南段的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忽有长途电话给我，说：“唐孟公要我在浦口车站替他预备一列车，这是什么意思呢？恐怕南京沦陷就在旦夕了！”

我说：“孟潇大概预备逃走了吧？”

果然不久，噩耗传来，南京失守了，大军十余万人，激战不到三四天工夫便全军溃败。据说，撤退时毫无计划，任由官兵乱窜，各自逃生。少数勇敢部队不知究竟，误认友军畏缩，擅自撤退，竟在城楼上架起机枪，扫射溃窜出城的友军，卒至自相残杀，死伤枕藉，惨烈之至。敌人于十二月十三日入城后，更大肆奸掳焚杀。我军被俘和无辜平民被屠杀的，计数十万人。充分表现日本军人的兽性，为人类文明史永远留下了污点。

我军在南京损失部队十余万，器械弹药无算。当南京城郊尚在激战时，李品仙又来电话说，唐孟公已乘车经蚌埠北上，将过徐州转陇海路去武汉。我闻讯乃亲到徐州车站迎接。见面之下，真使我大吃一惊，唐氏神情沮丧，面色苍白，狼狈之状，和在南京开会时判若两人。我们在徐州列车上倾谈二十分钟，握手欷歔。

孟潇说：“德公，这次南京沦陷之速，出乎意外，实在对不起人。”言罢叹息不已。

我说：“孟公不必介意，胜败乃是兵家常事，我们抗战是长期的，一城一地的得失，无关宏旨。”

我们谈了片刻，唐生智便垂头丧气，转陇海路驶向武汉而去。

五

上海、南京相继失守之后，我国陆、海、空军的精华丧失殆尽。举国惶惶，凄惨景况难以言状。于是汪兆铭等主和派沾沾自喜，以为有先见之明，一时妥协空气甚嚣尘上，若非全国军民抗战意志坚强，实已不堪再战。

检讨京沪会战的得失，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的最高统帅犯了战略上的严重错误。我们极不应以全国兵力的精华在淞沪三角地带作孤注的一掷。

蒋先生当初作此次决定的动机，第一可能是意气用事，不惜和日本军阀一拼，以争一日的短长。第二可能是他对国际局势判断的错误。在蒋先生想来，上海是一个国际都市，欧美人士在此投下大量资金，如在上海和敌人用全力火拼一番，不特可以转变西人一向轻华之心，且可能引起欧美国家居间调停，甚或武装干涉。谁知此点完全错误。第三便是由于蒋先生不知兵，以匹夫之勇来从事国际大规模战争。

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敢说，蒋先生固不知彼，连自己也茫然不知。乘危用险，破釜沉舟，只可在少数场合偶一用之。长期战争，断不可竭泽而渔，自丧元气。

淞沪之战，不过表示我国抗战的决心而已，自应适可而止。当我方败征已现时，蒋先生应即采纳白副总参谋长的建议，作有计划的撤退，实行节节抵抗。则我虽退不败，敌虽胜不武，以空间换取时间，达成消耗战的目的。

无奈蒋先生不此之图，意气用事，甚至溃败之兆已显，他还要一守、再守，终于溃不成军。试问在长期抗战的原则下，多守一两日和少守一两日，究有多少区别？但是在用兵上说，有计划的撤退和无计划的溃败，则相去远甚。可惜蒋公不明此道，而好逞匹夫之勇，怎能不糟？溯自北伐以来，凡蒋先生亲自指挥各战役，如武昌之围、南昌之围、徐州之溃退，以及后来“剿共”战争中，东北与淮海的全军覆没，均如出一辙，实堪浩叹！

所以蒋先生在中国战场纵横数十年，他所凭藉的武器，不外金钱收买和分化离间的伎俩。若从纯军事观点立论，则蒋先生实在是既不能将将，也不能将兵，若以他一己的意志来统兵作战，安有不败之理？只以军事一端作简单的论列，中共今日的囊括大陆，实非偶然。

第五十一章——第五战区初期防御战

һ

当我于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二日抵达南京时，中央统帅部对全面抗战的通盘战略已经拟好，任命我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节徐州。职务是指挥保卫津浦路的防御战。北至济南黄河南岸，南达浦口长江北岸，东自长江吴淞口向北延伸至黄河口的海岸线。直辖地区计有：山东全省和长江以北江苏、安徽两省的大部，辖区辽阔，责任綦重。而最高统帅部为集中力量起见，特规定长官部的职权，可直接指挥辖区内的党政机构。

我奉命后，即选拔徐祖贻君任本战区参谋长，嘱其立刻束装赴徐，组织司令长官部，我本人则奉委员长面谕暂留南京。因此时淞沪战事正急，中央统帅部也需要我随时建议和协助战事的筹划。

徐君为江苏无锡人，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日本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为人十分干练，军事学识也极丰富。北伐前在奉军服务，十七年曾任张学良代表，来北平和我方接洽东北易帜之事，但是那时因徐君先期离平，我们未能晤面。“九一八”以后，徐君奉调至中央，出任军令部第一厅厅长，筹划作战事宜，颇有能名。我受任五战区司令长官时，想由军委会中选一干员为参谋长，以便和中央联络，因而想到徐君。我们虽未尝谋面，然一经把晤，即一见如故。

当沪上溃败，南京告急之时，我徐州司令长官部已组织就绪，只待我亲往坐镇。不过此时我五战区所直辖的部队却少得可怜。部队番号和驻地大略如下：

第三十一军，军长刘士毅，辖一三一（师长覃连芳）、一三五（苏祖馨）、一三八（莫德宏）三师。本军虽为我在广西所亲自征调成立，班长以上的各级干部多系北伐前后的旧班底，颇有作战经验，不过士兵多系新近入伍的乡农，受训期间很短，也无作战经验。幸本军究系我所直接领导的，指挥起来可以得心应手。三十一军奉调北上到苏北海州驻防，以防敌人在该地登陆。

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所辖两军为第十二军（孙桐萱）和第五十五军（曹福林）。韩部驻在山东境内，训练和装备都还差强人意，不过是否服从命令拼死作战，却大成问题。因此时我已得到情报，韩复榘曾派遣代表赴天津活动，有和敌军妥协的企图。

第五十七军缪澂流，下辖一一一（常恩多）和一一二（霍守义）两师，驻在苏北。缪部原为东北军，装备尚可，但战斗力素称薄弱。

第八十九军韩德勤，辖三三（韩德勤兼）和一一七（李守维）两师。韩部为江苏省保安队改编，原非正规军，故战斗力很差。

第五十一军于学忠，辖一一三（周光熊）和一一四（牟中珩）两师，驻在青岛。于部原为东北军，尚可作战，然算不得是劲旅。

第三军团庞炳勋，辖五个团，驻防砀山。庞部原为西北军，因其年资甚高，故位至军团长。然该军团的实力，只有五个步兵团而已，作战能力自甚有限。

所以当时第五战区内可用的兵力尚不足七个军。而且这些部队均久被中央列为“杂牌部队”，蓄意加以淘汰之不暇，更谈不到粮饷和械弹的补充了。因此，这些军队的兵额都不足，训练和士气也非上乘。和当时在上海作战的部队相比拟，这些部队实在是三四等的货色。唯在抗日战争以前，因内战频繁，各级干部的战阵经验极为丰富，若在上者能推心置腹，一视同仁，并晓以国家民族的大义和军人应尽的天职，必能激发良知，服从命令，效命疆场。不过我们的最高统帅蒋先生的一贯作风，却是假全国一致团结、共赴国难的美名，阴图将这些非他嫡系的杂牌军悉数消灭。所以这些被视为杂牌军的将领，一面激于民族争生存的义愤，都想和日军一拼；一面却顾虑部队作战损失之后，不仅得不到中央器械兵员的补充，恐还要被申斥作战不力，甚或撤职查办，并将其部队番号撤销，成为光杆一根，即无以谋生，因此都怀着沉重惶惑的心情。我在日常言谈之中得知他们的隐衷甚详，也引以为忧。

在战略上说，京沪战事一旦结束，津浦线必然是敌人攻击的次一目标。当时若干新闻记者和一知半解的政论家，都有一错误的论断。他们认为敌人在京沪一带将我军主力击破之后，如能长驱直入，一举而下武汉，则我们抗战的局面可能就彻底溃败而不堪收拾了。其实，这说法是缺乏军事学识的、纸上谈兵的谬论。因敌人在京沪线得手之后，必定要打通津浦线以清除右侧面的威胁，然后才可西进，这是军事学上最起码的基本认识，不必多赘。所以我在离京之日，便和委员长谈起将来津浦线防御战的兵力问题。我说，津浦线处于南北两面夹攻之中，敌人且可随时自海州、青岛登陆，目前的七个军的兵力，断难应付。委员长说，将来京沪线上撤往江北的部队，都可归你节制。我心才稍安。

我离京赴徐时，深知南京危在旦夕，唐生智断不能久守。南京一失，敌人必以排山倒海之势，来犯津浦线。我军在宁沪线上有百万貔貅，尚且一败涂地，今敌人挟新胜之威，自南北两路倾巢而来，我胆敢以七八万疲惫之师，与之周旋，也未免有螳臂当车之感了。

此时我虽深知情势危迫，然自思抗战至此，已是千钧一发的关头，我如能在津浦线上将敌人拖住数月，使武汉后方有充分时间重行部署，则我们抗战还可继续与敌人作长期的纠缠，以待国际局势的转变。如我军在津浦线上的抵抗迅速瓦解，则敌人一举可下武汉，囊括中原，使我方无喘息机会，则抗战前途便不堪设想。思维及此，我深觉责任重大，然统计所部兵力，则又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感觉。所以我赴任之日，虽未作唐生智所发的豪语，然哀愤之情，与拖住敌人的决心，则远非唐氏所能比拟。

徐州是四战之区，无险可守。平、津沦陷之后，太原、淞沪也相继失守。徐州居民知道徐州的危险性，迁徙一空，市面萧条，形同死城。我到徐之后，即发动民众抗战运动，召集民众代表大会，策励寸土必争，组织第五战区抗战青年团。南北流亡学生闻风而至，市上行人渐多。我为安定人心起见，每日清晨或午后，骑马到主要街道巡视一番。此时心情虽极沉重，而态度故作悠闲。一般市民见司令长官尚有此闲情逸致，出来试马，相信战局必可稳定，乃相率回市开店复业。不旋踵，徐州市上又摩肩接踵，熙熙攘攘起来。人心安定，物质充裕，市面恢复繁荣。

然此时南京已失，敌军屠杀我军民数十万，主将松井石根竟在我国民政府前，举行规模极大的所谓“入城式”。全军杀气腾腾，一个个如狼如虎，以为支那军主力已为其消灭，今后北上津浦线，不过是旅次行军，徐州、蚌埠可以传檄而定。

我也料到敌人此时是骄狂无比，我要掌握住他们这“骄兵必败”的弱点，以我所可能运用的数万哀兵与之周旋。然此时津浦路南段直至浦口，完全空虚，无兵防守。我即将原驻海州的三十一军调至津浦路南段滁州、明光一带，作纵深配备，据险防守。由明光以南，为湖沼和小山交错的地区，易于防守，而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则不易发挥威力。

三十一军虽是新成立的部队，但是全军上下义愤填膺，足堪一战。加以此时适有在上海战场被俘后逃出的一位广西籍排长前来报告。他在淞沪被俘时，伪称炊事兵，敌军遂迫令挑运伙食担。他沿途竟亲自看见敌兵将比较肥胖的农人砍死，然后割取肘上的肉，放入饭盒，到宿营时，取出烤食，吃得津津有味。据说，这部分敌军是虾夷族，以烤食人肉为癖嗜。这位排长亲眼所见，言之凿凿。三十一军全军上下抗日情绪本已十分激昂，一闻敌军兽行，尤为发指，誓与野蛮的敌人一拼到底。

津浦路南段的敌军指挥官为畑俊六。十二月中旬，敌军约有八师之众，先后自镇江、南京、芜湖三地渡江北进。在津浦路正面的敌军即有三师，总兵额当为我三十一军的数倍。敌军原意，显然是以旅次行军方式，直趋蚌埠。孰料行抵明光以南，即为我军所堵截。血战逾月，双方打成平手，敌军竟不能越雷池一步，大出敌军指挥官意料之外，遂自南京调集援军及坦克车、野炮等重武器，倾巢来犯。我深知我军不论就人数，还是就武器来说，均难于与敌相对抗，到了我军将敌军主力吸入明光一带时，我便命令坐镇蚌埠的第十一集团军李品仙总司令，将三十一军全军于二十七年一月十八日自明光迅速西撤，将津浦路正面让开。在此之前，我已将原守青岛的于学忠第五十一军南调，布防于淮河北岸，凭险拒敌越河北进。

敌人以狮子搏兔之力猛扑明光，结果扑了个空，没有捉住我军主力。嗣后虽连下定远、怀远、蚌埠，然为我军阻于淮河南岸，一无所获。此时西撤的三十一军忽自敌军左侧背出现，向东出击，一举将津浦路截成数段，四处围歼孤立之敌。

淮河前线之敌，因后路忽被切断，乃迅速将主力南撤，沿津浦路与我三十一军展开拉锯战。敌人用尽九牛二虎之力，将我军自津浦线向西加强压力，唯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人始终无法消除我军对津浦线的威胁。而参加淞沪会战的第二十一集团军，时已北调到合肥，我方力量更加雄厚，使敌人增加后顾之忧，不敢贸然北进。因此，津浦南段战事乃形成敌我双方胶着、隔淮对峙之局。

这一战役的关键，是第三十一军执行命令的彻底。敌退我进，始终钉住津浦线，使敌军不能北进。因第三十一军为我亲手训练出来，调动起来，如臂使指。若是其他部队，恐怕在被敌向西加大压力之后，便不敢再乘虚东进，袭击敌人的后路了。如是，则日军早已越过淮河，与南下之敌会师徐州了。

以上是津浦南段，初期保卫战的大略。

二

津浦线北段的保卫战，原由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所指挥。

韩氏与中央素有隔阂，抗战开始后，对最后胜利也无信心，所以自始至终想保存实力。敌军占领平、津，沿津浦线南下时，即传韩复榘秘密派遣代表，与敌军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小矶国昭和津浦北段指挥官西尾寿造秘密接洽，希图妥协。无奈双方条件相去太远。敌人要韩复榘宣布山东独立，正式充当汉奸。而韩氏之意，只希望日军不犯鲁境，以达其保存实力的目的，双方条件相距太远，当然无法谈得拢。但是敌人总还是希望韩氏当汉奸，而不愿逼其抗战，故津浦北段的日军迟迟未渡黄河，以期待韩氏的叛变。这样反给我们以充分的时间来从容部署。

我初到徐州时，即顾虑到韩氏抗战意志不坚定，乃亲赴济南一行。在韩氏的总司令部中住宿一宵，和他作竟夕之谈。这是我和韩复榘第一次见面。韩氏虽识字不多，言谈也很粗俗，但是却生得眉清目秀，皮肤白皙。骤看之下，俨然是一位白面书生。

韩氏一见我，便问：“长官，你看我们抗战有把握吗？”

我说：“抗战有把握，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们！”

嗣后我和他骤谈终宵，我反复解释“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们”的道理。我说，我们的抗战是不得已的。日本人逼得我们无路可走，只有“抗战”与“亡国”两条路。我们选择了“抗战”！须知日本侵略中国，不是单纯的中日两国的事，它是有国际性意义的。日本入侵我东北，国联无力制裁，鼓励了日本，同时也鼓励了西方德、意两国的侵略集团。西方今日法西斯侵略势力的增长，吸引了英、美、法的注意力，也增加了日本侵华的勇气，才有今日的战事。所以东、西两方的侵略势力是相互为用、相互影响的。今日日本侵华得手，世界各国莫奈伊何。你看德、意两国一定要步其后尘，如法炮制。以今日形势来看，欧战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欧战爆发了，英、法、荷等国自顾不暇，他们在远东的殖民地便成了俎上之肉，听任别人宰割了。到那时，日本这头贪狼岂能坐视肥脔在侧而无动于衷？

接着，我就分析日本必然南进的道理。我认为日本的南进不仅是国际间的利害问题，同时也是日本国内问题发展的必然后果。日本军阀之间，陆、海二军原即相互嫉忌，水火难容，如今日本陆军在中国大陆横行无忌，扬威一时，大小军阀皆鸡犬升天。但是，以英美为假想敌的海军则原封未动，值此时机，能不跃跃欲试？根据我在华南所得日本在南洋活动的情报，日本将来必然南进无疑。日本南进，英、法、荷等国无力东顾，则美国必定挺身而出，与日本作战了。到那时，欧亚反侵略战争合而为一，便是我们抗战转机的时候了。

根据我的分析，我们抗战的战略重点便是以空间换取时间，以待世界局势的转变。我们能拖得愈久愈好，千万不能泄气。我们如果泄气了，投降了，侵略者势力东西相呼应，则可能西方被侵略国家也不敢蹈我们的覆辙，作不量力的抵抗。如果欧战因之不能爆发，或爆发后，不旋踵即为德、意侵略势力所扑灭，则二次世界大战不能实现，我们就永远做日本的奴隶了。

韩复榘听了我这番分析之后，如大梦初醒，也认为我们的抗战是有前途的，前途建立在欧战和世界大战之上。所以他一再追问我：“长官，你看欧战什么时候可以爆发呢？”

我说：“迟早总归要爆发的，至于确定的日期，则谁也不敢说了。”

我们在济南分手时，韩复榘对时局的看法，便完全以我这番话为依归。他也认为抗战是长期的，是有前途的，汉奸是当不得的。但是，他的愚而好自用的简单头脑终于误了他。他认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那两军部队，断不可在长期抗战的局面下，而在短期之内被消耗了。他不能与日军死拼，保存实力是第一要务。

二十六年十二月中旬，日方既攻下南京，乃强迫韩复榘摊牌，韩氏不肯。敌军遂于十二月二十三日由青城、济阳间渡河。二十七日侵入济南。韩复榘不战而退。三十一日敌陷泰安。二十七年一月二日韩部放弃大汶口。敌军乃于一月五日攻入济宁，沿津浦路长驱直入。我于徐州得报后，即严令韩复榘循津浦线后撤，设险防守。无奈韩氏不听命令，竟率所部两军，舍弃津浦路，向鲁西撤退，且不向我报告，以致我方津浦路正面，大门洞开，大批敌军乘虚而下，若非沿路少数部队拼力死守，则大局不堪收拾了。

一月中旬，统帅部忽传出命令，要一、五两战区，师长以上的军官可以暂离阵地的，齐集归德，举行由委员长亲自主持的军事会议。我心知这一会议系专为惩治韩复榘而召集的。韩氏本人果然也疑虑丛生，特派专人来徐州长官部请示，问他应否亲自出席这一军事会议。我告诉他的使者说：“应该去。”韩乃如命前往。

归德军事会议系在二十七年一月十一日举行。委员长偕白副总参谋长已先一日到归德。事实上，此一会议是会而不议。共到师长以上军官八十余人。首先由委员长训话，鼓励大家奋勇作战。随即面嘱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和我分别报告战况。报告毕，委员长遂宣布散会。

当与会众人纷纷离去之时，刘峙忽然起立大呼道：“韩总司令请慢点走，委员长有话要同你讲！”韩复榘闻言留下。离会众人遂议论纷纷，齐说：“韩复榘糟了，韩复榘糟了！”

当散会时，我走在最后，只见会场内留有委员长的便衣卫士四五人。刘峙便指着卫士对韩复榘说：“韩总司令，你可以跟他们去。”韩氏脸上顿时发青，低着头，蹒跚地随卫士去了。

同日下午，委员长在其归德行辕召集一小规模的谈话会。出席者仅委员长、程潜、白崇禧和我，共四人而已。大家方坐定，蒋先生便声色俱厉地说：“韩复榘这次不听命令，擅自行动，我要严办他！”

程潜应声说：“韩复榘应该严办！这种将领不办，我们的仗还能打下去吗？”

白崇禧和我在一旁默坐，未发一言。我回徐州后不久，即闻韩复榘已被枪决于武昌。虽未经过军法审判，然此事确使抗战阵营中精神为之一振。这是后话。

此次谈话的另一问题，便是实施军政合一。委员长认为抗战以来，地方行政机构未能切实配合军事上的要求，影响作战甚大，故提议以战区司令长官兼辖区内的省政府主席。并随即提议程潜兼河南省省主席，我兼安徽省省主席。程潜当即附议，认为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我则认为无此必要，因为司令长官应该集中精神筹划军事，哪里还有时间兼管全省的政务？如果只是担任一个名义，那又何必多此一举呢？再者，军事与省政之所以未能密切配合，双方均有责任，如果只责一方，实欠公允。双方如均能设身处地，互相谅解，则闲言诽语自可消弭于无形。故对“军政合一”，我请委员长缜密考虑，然后决定。但是委员长仍说：“我看还是兼着好！”白崇禧也以为然。谈话至此乃告结束，并未作具体决定。

不意我回徐州后不久，中央便明令宣布程潜兼河南省政府主席，我兼安徽省政府主席。程潜当即就职，我则去电恳辞。无奈电报数度往返，中央仍坚持不准。最后白崇禧从汉口打电话来，劝我先到六安就职再说吧。同时皖省前主席蒋作宾，已于接到调职令后，离职去汉，致省政成了无政府状态。各厅长均频频来电相催。我不得已，乃勉强抽空往六安住一星期，接篆视事。

第五十二章——台儿庄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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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六安就省政府主席后回到徐州时，已是2月初旬，鲁南保卫战至此已进入紧急阶段。敌军板垣、矶谷两师团正以台儿庄为会师目标，策应津浦路南段敌军的攻势，企图合攻徐州。

先是，当韩复榘态度游移之时，津浦路敌军可以随时南下，青岛在战略上已成孤立之点，无死守价值。我乃命令青岛守军于学忠部南下，沿淮河北岸据险防守，以堵截敌军北进。对青岛防务只采取消极态度，由市长沈鸿烈率海军陆战队五百人和一部分警察，协同维持治安，并监视海面敌人。二十七年一月十二日，敌军板垣第五师团在青岛的崂山湾、福岛两处强行登陆，沈市长即率所部南撤。敌军占领青岛后，乃沿胶济路西进，至潍县转南，经高密，循诸城、莒县一线，进迫临沂，与津浦线上的矶谷师团取得呼应，齐头猛进。

板垣、矶谷两师团同为敌军中最顽强的部队。其中军官士卒受侵略主义的毒素最深。发动“二二六”政变的日本少壮派，几乎全在这两个师团之内。今番竟协力并进，与自南京北犯的敌军相呼应。大有豕突狼奔、一举围歼本战区野战军的气概。

二月上旬，临沂告急，该地为鲁南军事上所必争的重镇，得失关系全局。处此紧急关头，既无总预备部队可资调遣，只有就近抽调原守海州的庞炳勋军团，驰往临沂，固守县城，堵截敌人前进（庞部防地则由驻苏北的缪澂流军接替）。

庞军团长的职位虽比军长要高，但所指挥的军队则只有五个步兵团，实力尚不及一个军。庞君年逾花甲，久历戎行，经验丰富。于抗日以前的内战时期，以善于避重就轻，保存实力著称。人极圆滑，为一典型的“不倒翁”人物。凡为庞氏的指挥官和并肩作战的友军，莫不对渠存有戒心。

但是庞氏有其特长，能与士卒共甘苦，廉洁爱民，为时人所称道。所以他实力虽小，所部却是一支子弟兵，有生死与共的风尚，将士在战火中被冲散，被敌所俘，或被友军收编的，一有机会，他们都潜返归队。以故庞部拖曳经年，又久为中央所歧视，仍能维持于不坠。

当庞部奉命编入第五战区序列之初，庞氏即来徐州谒见，执礼甚恭。我因久闻其名，且因其年长资深，遂也破格优礼以待。我虽久闻此公不易驾驭，但百闻不如一见，于谈吐中察言观色，觉他尚不失为一爱国诚实的军人。在初次见面时，我便推心置腹，诚恳地告诉他说，庞将军久历戎行，论年资，你是老大哥，我是小弟，本不应该指挥你。不过这次抗战，在战斗序列上，我被编列为司令长官，担任一项比较重要的职务而已。所以在公事言，我是司令长官，在私交言，我们实是如兄如弟的战友，不应分什么上下。

接着，我又说，我们在内战中搅了二十多年，虽然时势逼人，我们都是被迫在这漩涡中打转，但是仔细回想那种生活，太没有意义了。黑白不明，是非不分，败虽不足耻，胜亦不足武。今日天如人愿，让我们这一辈子有一个抗日报国的机会，今后如能为国家民族而战死沙场，才真正死得其所。你我都是五十岁以上的人，死也值得了，这样才不愧作一军人，以终其生。

庞听了很为感动，说：“长官德威两重，我们当部属的，能在长官之下为国效力，天日在上，万死不辞，长官请放心，我这次绝不再保存实力，一定同敌人拼到底。”

我又问他道：“你的部队有没有什么困难，需要我替你解决呢？”庞叹息说：“我原有五个团，现在中央有命令，要我把一个特务团归并，共编为四个团。长官，我的部队兵额都是足额的，我把这个团归并到哪里去呢？不能归并，就只有遣散。现在正是用兵之时，各部队都在扩充，唯独要我的部队遣散，似乎也不是统帅部的本意吧！”

我说：“可能上级不知道你部队的实况！”

庞说：“报告长官，我如不遵令归并，中央就要停发整个部队的粮饷！”

我说：“中央这样处理是不公平的，我当为你力争此事。”我又问他道：“你的部队还缺少些什么呢？”庞说：“子弹甚缺，枪支也都陈旧，不堪作战。”我也答应在我权力所能及尽量予以补充。在庞部去海州之前，我便认真地向中央交涉，请求收回成命。旋奉军政部复电说：“奉委员长谕，庞部暂时维持现状。”我将此消息告诉庞，全军大喜过望，庞氏自更感激涕零，认为本战区主帅十分体恤部曲，非往昔所可比拟。我更命令本战区兵站总监石化龙尽量补充第三军团的弹药和装备，然后调其赴海州接防。全军东行之日，我亲临训话，只见士卒欢腾，军容殊盛，俨然是一支劲旅。

此次临沂吃紧，我无军队可资派遣，只有调出这一支中央久已蓄意遣散的“杂牌部队”，来对抗数目上且占优势的号称“大日本皇军中最优秀的板垣师团”。

二月下旬，敌我两军遂在临沂县城发生攻防激烈的战斗。敌军以一师团优势的兵力，并附属山炮一团、骑兵一旅，向我庞部猛扑。我庞军团长遂率其五团子弟兵据城死守。敌军穷数日夜的反复冲杀，伤亡枕藉，竟不能越雷池一步。

当时随军在徐州一带观战的中外记者与友邦武官不下数十人，大家都想不到以一支最优秀的“皇军”，竟受挫于一不见经传的支那“杂牌部队”，一时中外哄传，彩声四起。板垣征四郎显然因颜面有关，督战尤急。我临沂守军渐感不支，连电告急。

所幸此时我方援军张自忠五十九军，及时自豫东奉调赶至津浦线增援。张部按原命令系南向开往淮河北岸，增援于学忠部，适淮南敌军主力为我李品仙第二十一集团军的第三十一军和廖磊第十一集团军的第七军、第四十八军所纠缠而南撤，我遂临时急调张自忠全军北上临沂，援助庞部作战。

张部以急行军出发，于三月十二日黄昏后赶到临沂郊外。翌晨，当敌军攻城正急之时，五十九军先与守城部队取得联系，乃约定时间向敌人展开全面反攻。临沂守军见援军已到，士气大振，开城出击。两军内外夹攻，如疾风暴雨。板垣师团不支，仓皇撤退。庞、张两部合力穷追一昼夜，敌军无法立足，一退九十余里，缩入莒县城内，据城死守。沿途敌军遗尸甚多，器械弹药损失尤大。造成台儿庄大战前之一出辉煌的序幕战。

敌军退入莒县后，我军围攻数日，终因缺乏重武器，未能奏效。

临沂一役最大的收获，是将板垣、矶谷两师团拟在台儿庄会师的计划彻底粉碎。造成尔后台儿庄血战时，矶谷师团孤军深入，为我围歼的契机。

此次临沂之捷，张自忠的第五十九军奋勇赴战之功，实不可没。张自忠部也在“杂牌”之列，他之所以能造出这样赫赫的战功，其中也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张自忠原为宋哲元第二十九军中的师长，嗣由宋氏保荐中央，委为北平市市长。“七七事变”前，敌人一意使华北特殊化，张以北平市市长身份，奉宋氏密令，与敌周旋，忍辱负重，外界不明真相，均误以张氏为卖国求荣的汉奸。“七七事变”后，张氏仍在北平城内与敌交涉，因此舆论界对其攻击尤力，大有“国人皆曰可杀”之概。迨华北战事爆发，我军失利，一部分国军北撤南口、张垣，张部则随大军向南撤退。时自忠被困北平城内，缒城脱逃，来南京请罪。唯宁、沪舆论界指责张自忠擅离职守，不事抵抗，吁请中央严予惩办，以儆效尤。南京街上，竟有张贴标语骂他为汉奸的。群情汹汹，张氏百喙莫辩。军委会中，也有主张组织军法会审的。更有不逞之徒，想乘机收编张的部队，而在中央推波助澜。那时我刚抵南京，闻及此事，乃就西北军自忠的旧同事中调查张氏的为人。他们，尤其是张的旧同事黄建平，便力为辩护说，自忠为人侠义，治军严明，指挥作战尤不愧为西北军中一员勇将，断不会当汉奸。我听到这些报告，私衷颇为张氏惋惜。一次，我特地令黄君去请他前来一叙，孰知张君为人老实，竟不敢来，只回答说，待罪之人，有何面目见李长官。后经我诚恳邀请，他才来见我。当张氏抵达之时，简直不敢抬头。平剧中，常见犯人上堂见官，总是低着头说：“犯人有罪，不敢抬头。”对方则说：“恕你无罪，抬起头来。”我以为这不过是扮戏而已，殊不知抗战时期，北方军人中尚有此遗风。

我说：“荩忱兄，我知道你是受委屈了。但是我想中央是明白的，你自己也是明白的，我们更是谅解你。现在舆论界责备你，我希望你原谅他们。群众是没有理智的，他们不知底蕴才骂你，你应该原谅他们，毕竟他们的动机是纯洁的……”

张在一旁默坐，只说：“个人冒险来南京，戴罪投案，等候中央治罪。”

我说：“我希望你不要灰心，将来将功折罪。我预备向委员长晋言，让你回去，继续带你的部队！”

张说：“如蒙李长官缓颊，中央能恕我罪过，让我戴罪图功，我当以我的生命报答国家。”

自忠陈述时，他那种燕赵慷慨悲歌之士的忠荩之忱，溢于言表。张去后，我便访何部长一谈此事。何应钦似有意成全。我乃进一步去见委员长，为自忠剖白。我说：“张自忠是一员忠诚的战将，绝不是想当汉奸的人。现在他的部队尚全师在豫，中央应该让他回去带他的部队。听说有人想瓜分他的部队，如中央留张不放，他的部队又不接受瓜分，结果受激成变，真去当汉奸，那就糟了。我的意思，倒不如放他回去，戴罪图功。”

委员长沉思片刻，遂说：“好吧，让他回去！”说毕，立刻拿起笔来，批了一个条子，要张自忠即刻回至其本军中，并编入第一战区战斗序列。

自忠在离南京返任前，特来我处辞行，并谢我帮忙，说：“要不是李长官一言九鼎，我张某纵不被枪毙，也当长陷缧绁之中，为民族罪人。今蒙长官成全，恩同再造，我张某有生之日，当以热血生命以报国家，以报知遇。”言出至诚，说来至为激动而凄婉。我们互道珍重而别。

至二十七年二月，淮河前线吃紧，于学忠兵力不敷，军令部乃将第五十九军调来五战区增援。张军长大喜过望，因为我和他有那一段渊源，他颇想到第五战区出点力。不过，在五战区他也有所顾虑，因为他和庞炳勋有一段私仇。原来在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时，庞、张都是冯系健将，彼此如兄如弟。不意庞氏受蒋的暗中收买而倒戈反冯，且出其不意袭击张自忠师部，张氏几遭不测。所以自忠一直认为炳勋不仁不义，此仇不报，誓不甘休。自忠此次奉调来徐时，便私下向徐参谋长陈述此一苦衷，表示在任何战场皆可拼一死，唯独不愿与庞炳勋在同一战场。因庞较张资望为高，如在同战场，张必然要受庞的指挥，故张不愿。好在原定计划中，已调他去淮河战场。

天下事真是无巧不成书，淮南敌军主力适于此时被迫南撤，淮河北岸军情已经缓和。独于此时，庞炳勋在临沂被围请援，而我方除五十九军之外，又无兵可调。徐参谋长颇感为难。我闻讯，乃将张自忠请来，和他诚恳地说：“你和庞炳勋有宿怨，我甚为了解，颇不欲强人之所难。不过以前的内战，不论谁是谁非，皆为不名誉的私怨私仇。庞炳勋现在前方浴血抗战，乃属雪国耻，报国仇。我希望你以国家为重，受点委屈，捐弃个人前嫌。我今命令你即率所部，在临沂作战。你务要绝对服从庞军团长的指挥。切勿迟疑，致误戎机！”

自忠闻言，不假思索，便回答说：“绝对服从命令，请长官放心！”

我即命张氏集合全军，向官兵训话鼓励一番，自忠乃率所部星夜向临沂增援，竟打了一个惊天动地的胜仗！若非张氏大义凛然，捐弃前嫌，及时赴援，则庞氏所部已成瓮中之鳖，必至全军覆没。其感激张氏，自不待言。从此庞、张二人竟成莫逆，为抗战过程中一段佳话。

二

临沂一战，津浦北段敌军“左臂”遂为我军砍断，敌两路会攻台儿庄的计划遂为我所破，唯敌军沿津浦线而下的正面矶谷师团，则因韩复榘不抵抗的影响，日益向南推进。值此紧要关头，我方另一部援军，第二十二集团军川军邓锡侯部（辖第四十一及第四十五两军）适自郑州赶来增援。我遂急调第四十一军（军长孙震，辖一二二及一二四两师）前往鲁南的邹县堵截，四十五军跟进为预备队。军次滕县，知邹县已失，第四十一军乃以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守滕县城，一二四师在城外策应。敌军以快速部队南侵，将滕县包围，并以重炮及坦克猛攻县城。王师长亲自督战死守，血战三昼夜，终因力有不逮，为敌攻破。王师长以下，全师殉城，至为惨烈。然卒将敌军南侵日期延缓，使我增援部队汤恩伯、孙连仲等部能及时赶到参战。

邓锡侯部川军来五战区作战，也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邓部原驻于川西成都，因其防区通向外界之水路为川军刘湘所部封锁，无法购买弹械补充，故士兵所用的枪械半为土造，极其窳劣。此次激于大义，请缨出川参加抗战，奉统帅部令，编为第二十二集团军，以邓锡侯为总司令，孙震为副司令，由二人亲自率领，往第二战区参加山西保卫战。然仓促出师，远道跋涉，沿途又无补给兵站的组织，势须就地购买粮草，对军纪不无影响。

川军方抵山西而太原已告失守。敌人用机动性快速部队向溃军左冲右突，川军立足未稳，便被冲散，随大军狼狈后退，沿途遇有晋军的军械库，便破门而入，擅自补给。败兵之际，士兵强买强卖皆所难免。事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所悉，大为震怒，认为川军是“抗日不足，扰民有余”的“土匪军”，乃电请统帅部将川军他调。统帅部接此难题，乃在每日汇报中提出。委员长闻报也很为生气，说：“第二战区不肯要，把他们调到第一战区去，问程长官要不要。”

军委会乃打电话去郑州给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告知此一命令，并老实说出其原委。孰知程潜对川军作风早有所闻，在电话里竟一口回绝，说：“阎老西都不要，你们要送给我？我不要这种烂部队！”据说，当军令部次长林蔚将此消息报告委员长，并请示办法时，委员长正因南京初失，心绪不好，闻报勃然大怒，说：“把他们调回去，让他们回到四川去称王称帝吧！”

白崇禧在一旁听着，便劝解道：“让我打电话到徐州去，问问五战区李长官要不要？”白氏随即自武汉用长途电话问我，并娓娓陈述此一事件的经过。此时正值韩复榘不战而退，我无援兵可调之时。我便立刻告诉白崇禧：“好得很啊！好得很啊！我现在正需要兵，请赶快把他们调到徐州来！”

白说：“他们的作战能力当然要差一点。”

我说：“诸葛亮扎草人做疑兵，他们总比草人好些吧？请你快调来！”

白崇禧闻言一笑。川军就这样调到徐州来了。

邓锡侯、孙震两君，我和他们虽曾通过信，这次在徐州却是第一次见面。邓、孙两君对我个人的历史知道得很清楚，如今加入我的战斗序列，也颇觉心悦诚服。他们之所以被调到五战区的原委，他们本人也完全知道。

邓、孙二人见到我便苦笑着说：“一、二两战区都不要我们，天下之大，无处容身。李长官肯要我们到五战区来，真是恩高德厚！长官有什么吩咐，我们绝对服从命令！”

我说，过去的事不必提了。诸位和我都在中国内战中打了二十余年，回想起来，也太无意义。现在总算时机到了，让我们各省军人，停止内战，大家共同杀敌报国。我们都是内战炮火余生，幸而未死，今后如能死在救国的战争里，也是难得的机会。希望大家都把以往种种譬如昨日死，从今以后，大家一致和敌人拼命。

随即，我便问他们有什么需要，有没有困难要我代为解决的。邓、孙异口同声说：“枪械太坏，子弹太少。”我乃立刻电呈军委会，旋蒙拨给新枪五百枝，每军各得二百五十枝。我又于五战区库存中，拨出大批子弹及迫击炮，交两军补充。两军官兵欢天喜地。适矶谷师团另附骑兵旅、野炮团、重炮营和战车数十辆，自济南循铁路南进，我遂调两军前往防堵。大军出发前，我并亲临训话，举出诸葛武侯统率川军北抗司马懿的英勇故事，希望大家效法先贤，杀敌报国。大军上下无不欢跃。滕县一战，川军以寡敌众，不惜重大牺牲，阻敌南下，达成作战任务，写出川军史上最光荣的一页。

以上所述临沂、滕县两役，都是台儿庄大捷前，最光辉的序幕战。但是这两项艰苦的血战，却都是由一向被中央歧视的“杂牌部队”打出来的。这些“杂牌部队”在其他场合，往往畏缩不前，但是到了五战区，却一个个都成了生龙活虎，一时传为美谈。

三

在临沂和滕县于三月中旬同时告急时，蒋委员长也认为在战略上有加强第五战区防御兵力的必要，乃仓促檄调第一战区驻河南补充训练尚未完成的汤恩伯军团和孙连仲军团，星夜增援。首先抵达徐州的为汤恩伯第二十军团，辖两个军（第五十二军关麟征和第八十一军王仲廉）共计五个师（第二师郑洞国、第二十五师张耀明、第四师陈大庆、第八十九师张雪中和第一一〇师张轸）。该军团装备齐全，并配属十五生的德制重炮一营，为国军中的精华。

汤部第八十一军先抵徐州，即乘火车北上支援第二十二集团军作战，不幸滕县城已先一日陷敌，迨汤军团全部到达，已不及挽回颓势，只消极地掩护友军退却和迟滞敌人的南进而已。

随汤部之后到徐州的为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孙集团军名义上虽辖两军（第三十军田镇南、第四十二军冯安邦），唯该部因曾参加山西娘子关之保卫战，损失颇大。四十二军所剩只一空番号而已，孙连仲虽曾屡次请求补充，均未获准。其后不久，四十二军番号且为中央新成立的部队取而代之。故该集团军实际可参加战斗的部队只有三师（第二十七师黄樵松、第三十师张金照、第三十一师池峰城）。孙总司令到徐州来见我时，匆匆一晤，我就叫他快去台儿庄部署防务、建筑工事。因孙部原为冯玉祥的西北军，最善于防守。我当时的作战腹案，是相机着汤军团让开津浦路正面，诱敌深入。我判断以敌军之骄狂，矶谷师团长一定不待蚌埠方面援军北进呼应，便直扑台儿庄，以期一举而下徐州，夺取打通津浦路的首功，我正要利用敌将此种心理，设成圈套，请君入瓮。待我方守军在台儿庄发挥防御战至最高效能之时，即命汤军团潜行南下，拊敌之背，包围而歼灭之。

部署既定，敌人果自滕县大举南下。汤军团在津浦线上与敌作间断而微弱的抵抗后，即奉命陆续让开正面，退入抱犊岗东南的山区。重炮营则调回台儿庄运河南岸，归长官部指挥。敌军果不出我所料，舍汤军团而不顾，尽其所有，循津浦路临枣支线而下，直扑台儿庄。敌军总数约有四万，拥有大小坦克车七八十辆，山野炮和重炮共百余尊，轻重机枪不计其数，更有大批飞机助威。徐州城和铁路沿线桥梁车站，被敌机炸得一片糜烂。

三月二十三日，敌军冲到台儿庄北泥沟车站，徐州城内已闻炮声。二十四日敌人开始猛烈炮轰我防御工事，战斗激烈期间，我第二集团军阵地每日落炮弹至六七千发之多。炮轰之后，敌军乃以坦克车为前导，向我猛冲。将我台儿庄外围阵地工事摧毁后，敌步兵乃跃入据守，步步向前推进。台儿庄一带，耕地之下盛产石块，居民多叠石为墙；以故每一住宅皆系一堡垒。此种石墙被敌人冲入占据之后，我军因无平射炮，又无坦克车，即无法反攻。然我军以血肉之躯与敌方炮火与坦克相搏斗，至死不退。敌人猛攻三昼夜，才冲入台儿庄城内，与我军发生激烈巷战。第二集团军至此已伤亡过半，渐有不支之势。我严令孙总司令死守待援。自27日始，敌我遂在台儿庄寨内作拉锯战，情况非常惨烈。

在此同时，我也严令汤恩伯军团迅速南下，夹击敌军。三令五申之后，汤军团仍在姑婆山区逡巡不进。最后，我训诫汤军团长说，如再不听军令，致误戎机，当照韩复榘的前例严办。汤军团才全师南下。然此时台儿庄的守军已伤亡殆尽。到四月三日，全庄三分之二已为敌有。我军仍据守南关一隅，死拼不退。敌方更调集重炮、坦克猛冲，志在必克。其电台且宣称已将台儿庄全部占领。我方守庄指挥官第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深觉如此死守下去，必至全军覆没而后已。乃向孙总司令请示，可否转移阵地，暂时退至运河南岸。孙连仲乃与长官部参谋长徐祖贻和参谋处长黎行恕通电话请示。

参谋处来报告，我因汤部援军快到，严令死守，绝不许后撤。最后，孙总司令要求与我直接通话。连仲说：“报告长官，第二集团军已伤亡十分之七，敌人火力太强，攻势过猛，但是我们把敌人也消耗得差不多了。可否请长官答应暂时撤退到运河南岸，好让第二集团军留点种子，也是长官的大恩大德！”

孙总司令说得如此哀婉，但我预算汤恩伯军团，明日中午可进至台儿庄北部。第二集团军如于此时放弃台儿庄，岂不功亏一篑。我因此对孙连仲说：“敌我在台儿庄已血战一周，胜负之数决定于最后五分钟。援军明日中午可到，我本人也将于明晨亲来台儿庄督战。你务必守至明天拂晓。这是我的命令，如违抗命令，当军法从事。”

孙连仲和我，仅在他奉调来五战区增援时，在徐州有一面之缘。此时我向他下这样严厉的命令，内心很觉难过。但是我深知不这样，便不能转败为胜。

连仲知我态度坚决，便说：“好吧，长官，我绝对服从命令，整个集团军打完为止！”

在电话中，我还指示他说，你不但要守到明天拂晓之后，今夜你还须向敌夜袭，以打破敌军明晨拂晓攻击的计划，则汤军团于明日中午到达后，我们便可对敌人实行内外夹击！孙连仲说，他的预备队已全部用完，夜袭甚为不易。我说：“我现在悬赏十万元，你将后方凡可拿枪的士兵、担架兵、炊事兵与前线士兵一齐集合起来，组织一敢死队，实行夜袭。这十万块钱将来按人平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你好自为之。胜负之数，在此一举！”

连仲说：“服从长官命令，绝对照办！”

我之所以要他组织敢死队的原因，便是根据我的判断，第二集团军的伤亡虽已逾全军十分之七，但是从火线上因抬运负伤官兵而退下的士兵一定不少，他们因为战火太猛没有回到火线上去。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现在我们要利用这一点最后的力量，作孤注的一掷。

孙总司令和我通话之后，在台儿庄内亲自督战。死守最后一点的池峰城师长，又来电向他请求准予撤退。连仲命令他说：“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上前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有谁敢退过运河者，杀无赦！”

池师长奉命后，知军令不可违，乃以必死决心，逐屋抵抗，任凭敌人如何冲杀，也死守不退。所幸战到黄昏，敌人即停止进攻。及至午夜，我军先锋敢死队数百人，分组向敌逆袭，冲进敌阵。人自为战，奋勇异常，部分官兵手持大刀，向敌斫杀，敌军血战经旬，已筋疲力竭，初不意战至此最后五分钟，我军尚能乘夜出击。敌军仓皇应战，乱作一团，血战数日为敌所占领的台儿庄市街，竟为我一举夺回四分之三，毙敌无算，敌军退守北门，与我军激战通宵。

长官部夜半得报，我汤军团已向台儿庄以北迫近，天明可到。午夜以后，我乃率随员若干人，搭车到台儿庄郊外，亲自指挥对矶谷师团的歼灭战。黎明之后，台儿庄北面炮声渐密，汤军团已在敌后出现，敌军撤退不及，遂陷入重围。我亲自指挥台儿庄一带守军全线出击，杀声震天。敌军血战经旬，已成强弩之末，弹药汽油用完，机动车辆多被击毁，其余也因缺乏汽油而陷于瘫痪。全军胆落，狼狈突围逃窜，溃不成军。我军骤获全胜，士气极旺，全军向敌猛追，如疾风之扫落叶，锐不可当。敌军遗尸遍野，被击毁的各种车辆、弹药、马匹遍地皆是。矶谷师团长率残敌万余人突围窜往峄县，闭城死守，已无丝毫反攻能力了。台儿庄之战至此乃完成我军全胜之局。

战后检点战场，掩埋敌尸达数千具之多。敌军总死伤当在两万人以上。坦克车被毁三十余辆，掳获大炮、机枪等战利品不计其数。矶谷师团的主力已被彻底歼灭。台儿庄一役，不特是我国抗战以来一个空前的胜利，可能也是日本新式陆军建立以来的第一次惨败。足使日本侵略者对我军另眼相看。

台儿庄捷报传出之后，举国若狂。京、沪沦陷后，笼罩全国的悲观空气，至此一扫而空，抗战前途露出一线新曙光。全国各界，海外华侨，乃至世界各国同情我国抗战的人士，拍致我军的贺电如雪片飞来。前来参观战绩的中外记者和慰劳团也大批涌到。台儿庄区区之地，经此一战之后，几成民族复兴的新象征。我军得此鼓励，无不精神百倍，各处断壁颓垣之上，都现出一片欢乐之情，为抗战发动以来的第一快事。

四

我军在台儿庄的胜利，在敌人以及国内外的观察家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之事。因我军以区区十余万疲惫之师，在津浦路上两面受敌。敌人来犯的，南北两路都是敌军的精锐，乘南北两战场扫荡我军主力百余万人的余威，以猛虎扑羊之势，向徐州夹攻。孰知竟一阻于明光，再挫于临沂，三阻于滕县，最后至台儿庄决战，竟一败涂地，宁非怪事？

不过仔细分析我军作战的情形，便知制胜之道并非侥幸，主要原因有以下数端：

第一，我三十一军在津浦南段运用的得宜。南京弃守之后，我军利用地形，据守明光至四十余日之久，使我在鲁南战场有从容部署的机会。到了敌我双方在明光消耗至相当程度时，我便命令三十一军对敌的抵抗适可而止，全师西撤，让开津浦路正面，但仍保有随时出击的能力。孰知敌人竟误认我三十一军已溃败，乃将主力北调，一举而陷我明光、定远、蚌埠，拟渡过淮河，直捣徐州。而我自青岛南调的于学忠的第五十一军，适于此时赶到，予以迎头痛击。敌方主力正预备渡河与我死拼之时，我又命令三十一军配合新自江南战场北调的第七军，自敌后出击，一举将津浦路截成数段，使敌首尾不能相顾。敌不得已又将主力南撤，与我军胶着于津浦沿线，减少我军在淮河一线的威胁，使我可以抽调原来南下赴援于学忠的张自忠部，转头北上，向临沂增援，充分发挥内线作战的优越条件。

第二，当板垣、矶谷两师团齐头南下时，我守临沂的庞炳勋部，适时赶到。以最善于保存实力的旧式军队，竟能与其私仇最深的张自忠部协力将板垣师团击溃，阻其南下与矶谷师团在台儿庄会师。临沂之捷，实为台儿庄胜利的先决条件。而庞、张二人先国难而后私仇的胸怀，尤有足多者。台儿庄战后，蒋先生曾惊讶地向我说：“你居然能指挥杂牌部队！”似乎真使他莫测高深。其实作主帅的人只要大公无私，量才器使，则天下实无不可用之兵。

第三，此点也可能是最重要的条件，便是我违背统帅部的意旨，毅然拒绝将长官部迁离徐州。

先是二十七年初，当韩复榘不战而退，津浦路正面无兵可守，徐州顿形危急之时，中央统帅部即深恐第五战区长官部临时撤退不及，为敌所俘。

二月初，蒋委员长就在每日会报中提出此问题，交军令部研究。后即指定河南的归德和安徽的亳县，让我任择其一，俾长官部迁往该地办公。但是我却大不以为然。因此时敌人南北两战场的重心，正集中对付第五战区，且敌我的态势也已为我军形成了天造地设的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为争取空间和时间起见，徐州的保卫战必须不惜任何牺牲，以期粉碎敌人速战速决的野心。然后才可达成掩护武汉，使其有充分时间部署保卫战的重大任务。

再者，徐州铁路四达，尤为电话、电报网的中心。长官部一旦迁往亳县或归德，一切命令与情报全须凭借无线电。而无线电每日拍发电报有一定时间，如此司令长官真等于耳目失聪，如何能指挥作战，更谈不到赴前方督战，鼓舞军心了。况司令长官部的迁移，必然影响民心与士气。重心一失，全盘松动，将不可收拾了。

但是军令部既有此建议，徐州各中央机关都人心思迁，即长官部若干职员也作同样的主张，我也未便公开反对，自想唯有拖延的一法。乃令成立“设营小组”，前往察看归德与亳县的形势，以及长官部和各机关驻地如何分配等情，嘱其详细具报。如是，往返费时半月，台儿庄的局面已紧张万分，值此背城借一之时，长官部自然更不能迁移了。这一点实在是台儿庄之战的最大关键。当时我如遵从中央命令将长官部迁出徐州，则此后战局便面目全非了。

第四，便是敌人本身战略的错误。日军在南北两战场将我百余万抗战主力扫荡之后，骄狂无比。我五战区内区区十余万残兵败将，根本不在敌军指挥官的眼里。南北两路主将都以为攻打徐州也不过是旅次行军。到了南北两路同时受挫，敌人仍不觉悟，满以为它只要认真作战，仍可一举攻下徐州。南北诸将，彼此贪功，不待各路配合便冒险前进，以“先入关者为王”的心情向徐州单独进攻，这样便坠入我所预设的陷阱，被各个击破。

总之，敌人此来，是以“利人土地财宝”的贪兵来向我进攻，犯下了“骄兵必败”的大忌。我军人数虽少，装备虽差，但是我们是保国卫民与侵略者作殊死战的哀兵，我们在士气上已享有“兵哀者胜”的心理条件。加以我们在指挥上对本军量力而用，上下一心，对敌情判断正确，击其所短，可说是知己知彼，发挥了内线作战的最高效能，故有台儿庄的辉煌战果。综观台儿庄一役的战史，固知制胜之道，初未可幸致也。

第五十三章——徐州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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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在进攻台儿庄受挫后，原攻临沂败退费县附近的板垣师团，获知其友军矶谷师团残部被困于峄县、枣庄、临城一带，也舍去临沂战场而将主力向西移动，与矶谷残部合流，死守待援。同时敌方统帅部也深知徐州不可轻取，非调集重兵自四面合围，断难打通津浦线。四月间，敌方遂自平、津、晋、绥、苏、皖一带增调十三个师团，共三十余万人，分六路向徐州进行大包围，企图歼灭我五战区的野战军。

敌军这次所抽调的，均为其中国派遣军中最精锐的部队，配备有各种重武器。全军按计划构成数个包围圈，逐渐向徐州轴心缩小包围圈，以期将我徐州野战军一网打尽。

在敌方这种有计划的大规模歼灭战的部署之下，雄师数十万，复辅以飞机数百架，装备窳劣的我军断难与之抗衡。无奈台儿庄之捷鼓起了我方统帅部的勇气，居然也调到大批援军，想在徐州附近和敌人一决雌雄。

我方首先抵达徐州的援军为周碞的七十五军和李仙洲的九十二军。我命令周、李两军自台儿庄向东延伸。因此时矶谷残部尚死守峄县待援，敌板垣师团已舍弃临沂战场而向西挺进，与矶谷合伙，企图对台儿庄卷土重来。我周、李两军向东延伸，正拊其背。

四月二十日，樊崧甫的四十六军和卢汉的六〇军也奉调到徐。我乃调该两军到运河两岸，加强这方面的防御兵力。不久，李延年的第二军和晋军商震部的一师也到徐，乃加入东线。谭道源的二十二军也尾随而至，加入徐州西北微山湖一带的防线。接着石友三的六十九军抵达鲁西，冯治安的七十七军、刘汝明的六十八军也先后到徐，我即令开拔南下，增强淮河北岸的防御力量。

因此，不到一个月，我援军抵徐的，几达二十万人，与本战区原有军队合计不下六十万，大半麇集于徐州附近地区，真有人满之患。而白崇禧从汉口军令部打电话来，还高兴地对我说，委员长还在续调大军向我增援。

我说：“委员长调了这么多部队干什么呢？”

白说：“委员长想要你扩大台儿庄的战果！”

我说：“现在已经太迟了！”

此时我已判断到敌军向我合围的新战略，我方集大军数十余万人于徐州一带平原地区之内，正是敌方机械化部队和空军的最好对象。以我军的装备，只可相机利用地形的有利条件，与敌人作运动战，若不自量力而与敌人作大规模的阵地消耗战，必蹈宁沪战场的覆辙。当徐州保卫战时，我军元气已有限，类似上海的会战，断不可重演。因此当大军云集之时，我深感责任的重大和内线作战无能为力之苦。

统帅部也深知此役关系重大，不久，白副总参谋长即率统帅部参谋团的刘斐、林蔚等到徐州筹划防御战。

敌军自攻占宿县与蒙城两个重要战略据点后，除以少数部队固守宿县外，竟放弃津浦路正面，而循西侧的地区，与蒙城之敌相联系，分途向北推进。

四月中旬，津浦路北段之敌在土肥原等指挥之下，开始自濮阳、寿张分两路强渡黄河，进入鲁西，分别陷我郓城、菏泽、金乡、鱼台，自西北方面向徐州推进；东北方面之敌，则由海道自连云港登陆，占海州、郯城，与进占台儿庄和峄县之敌相呼应，自东北方向徐州进迫。

五月上旬，津浦路南面敌人为排除其侧翼常被我军突击的危险，乃以其主力配合大量装甲部队和飞机，向西部闪电挺进，攻占合肥，压迫李品仙十一集团的三十一军西撤，退守大别山外围的六安县，然后转向我据守淮河中流一带的廖磊二十一集团第七、第四十八两军防线猛烈攻击。我防守淮河两岸和田家镇、凤台县、寿县、正阳关等重要据点的部队，为避免被敌包围集体歼灭计，乃稍事抵抗即自动放弃，实行化整为零的游击战术，与敌人纠缠，使其疲于奔命。不幸敌人不入我军的圈套，而以其第三、第九、第十三等师团和井关机械化部队，配属大群飞机，作战斗开路先锋，然后循涡河地区向蒙城迈进。同时，蚌埠南岸附近的敌军也已抢渡淮河，向北急进。至此，于学忠之五十一军和冯治安的七十七军忽遭受敌军优势力量的压迫，乃星夜东向皖苏边境撤退。刘汝明的六十八军原奉命南下增援，师行到夹沟，而战局面貌已非，我遂令该军迅速西向涡阳，突出重围。是时，廖磊总司令见徐州以南津浦路防线已完全洞开，乃调二十一集团军总预备队，师长杨俊昌与周副师长各率步兵两团，驰赴扼守南宿县和蒙城两个据点。不料周副师长赶到作仓促布防之际，敌人也已跟踪而至，将蒙城团团围困得水泄不通。敌机械化部队和机群整日冲击、轰炸。城中房屋火光烛天，变成一片焦土，五月九日蒙城遂陷。后来据少数突围士兵的报告，当敌军猛烈进攻时，周副师长曾数度奋勇反攻，期望冲破重围，无奈敌人火网严密，未能成功。除二十一名士兵乘黑夜蛇行逃出，幸免于难外，其余官兵、夫役、马匹等，则一概为国牺牲。至杨俊昌师长，率所部扼守南宿县，因城垣被敌炮摧毁，被迫撤至郊外，损失虽重，尚未全部牺牲。

北上之敌随即切断我陇海路于徐州以西的黄口车站。蚌埠之敌约三个师团，于攻破宿县后也自津浦路的西侧平原向徐州迫近，形成对徐州四面合围之势。

我军为避免与优势之敌作消耗战，也于5月初旬作有计划的撤退。敌军此次来势甚猛，构成数重包围圈，志在将我军一举歼灭。我军为打破敌方此一企图，只有迅速作有计划的突围，脱离敌人的包围圈。然大军数十万仓促撤退，谈何容易！

二

五月初旬，当鲁西与淮河战事同时吃紧之时我即严令该方面的孙桐萱与廖磊两集团军，自南、北两方尽最大的努力阻止敌人会师于陇海线；并乘敌人尚未合围之时，督率徐州东北方面的孙连仲、孙震、张自忠、庞炳勋、缪澂流诸军，凭运河天险及运河以东地区择要固守，以掩护徐州四郊大军向西、南两方面撤退，脱离敌军的包围圈。一待任务完成，即向南撤入苏北湖沼地区，然后再相机西撤。因敌军的注意力概集中于徐州陇海路西部，因此，我军能安全向苏北撤退。

五月中旬，我军其他各部乃陆续开始撤退。为避免敌机轰炸，多数部队都昼息夜行。敌军旋即南北会师，唯阵容不无混乱，且因地形不熟，不敢夜间外出堵截，故我军未脱离包围圈的部队也能自敌人的间隙中安全通过。五月十七日晚，汤恩伯军团及其机械化部队因西线敌人已重重合围，乃改向南撤。其他掩护部队也奉命逐渐向东南撤退。敌军遂自北面迫近徐州，其野炮且已可射入城内，长官部数次中弹起火，幸皆迅速扑灭。我乃迁长官部到郊外城南陈家大屋暂住，然该地仍在敌炮射程之内。一次，我命一传令兵向附近传达命令，渠刚离开，忽然一颗炮弹落在司令部内爆炸，此传令兵即应声倒地，我连忙前去将他扶起，只见其血肉模糊，臀部已被炸去一大块。当时情况的险恶，可以想见。

到五月十八日，各路大军泰半已撤退就绪，我乃决定于十八日午夜放弃徐州。是晚十一时，我率长官部职员、特务营、中央留徐各机关人员和若干新闻记者，共约千余人，合乘火车一列南开。本拟于车抵宿县后，折向西方撤退。孰料车行方一百华里左右，忽闻前路有猛烈爆炸声，停车一问，才知系我方工兵炸毁铁路桥梁。因工兵误以为长官部列车已过，所以将桥梁炸毁。火车既不能前进，全军千余人只得舍车步行。翌晨抵宿县城北十余里处，汤恩伯军团适亦停止在此。据难民报告，宿县已为敌军所得，不能通行。

汤军团长乃和我作简短会议。他问我要否将宿县克复，再继续西进。因汤军团此时尚有数师之众，并有十五生的大炮数门随行，克复宿县，可无问题。不过我认为无此必要，我军今日当务之急，是脱离敌人的包围圈。一小城镇的得失实无关宏旨。

汤恩伯并问我要否和他的部队一起向西突围，因为他的军团实力雄厚，不虞敌人包围，我则认为汤军团是我军的精华，此时脱离战场要紧，我长官部和他同行，恐为该军团之累。所以我命令汤军团长即刻率部西行，我本人则偕长官部一行东向绕过宿县。此地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我们这一千余人的小部队，在本国的土地上，可以四处行动，敌人断难捕捉我们。同时，我更电令第七军自皖派部队到宿县以南三十里附近接应。

自与汤军团在宿县以北分手之后，我即亲率长官部一行千余人向东南前进。沿途皆有敌机跟踪轰炸，然在大平原之上，部队分散前进，敌机杀伤力甚小。越过津浦路以西地区后，某次吾人正在一大村落造饭休息，忽为敌侦察机发现。该机兜了个圈子，即行离去。我知其情不妙，匆匆饭毕，即令全体人马离开该村。我们走了不及二、三里地，突有敌轰炸机二十余架比翼飞来。一阵狂炸，将该村落顿时夷为平地，而我辈竟无一人死伤，亦云幸矣。又一次，我们在途中被数架敌轰炸机发现，我们遂作紧急疏散，匍匐于附近麦田中，敌机群在我们上空低飞一转，并未投弹便匆匆飞去了。此时敌机如集中狂炸一阵，则吾辈千余人将无噍类了。又一次在宿县东南，几与敌骑数百人相遇，敌我相去极近，而却“交臂相失”，否则其情况也就不堪设想了。

我们自东边绕过南宿州，足足走了一整天，抵达涡河北岸，与第七军来接的部队共一团人相遇。涡河桥梁、渡船皆毁，人、物渡河已感困难，随行汽车数十辆自然更无法携带，乃悉数在河边焚毁。渡过涡河，进入第二十一集团军防地，才完全脱离了敌人的包围。

三

此次徐州会战，我方参战的不下六十万人，敌军总数也在四十万左右，敌方参谋部显欲将我野战军主力吸引到徐州附近，自四面重重包围，渐次将包围圈缩小，然后一举将我数十万大军悉数歼灭。

敌人再也没有想到，他以狮子搏兔之力于五月十九日窜入徐州时，我军连影子也不见了。数十万大军在人不知鬼不觉之中，全部溜出了他们的包围圈。敌人四处搜寻，仅捉到了我方几个落伍的病兵。其中之一是二十二军军长谭道源的勤务兵。敌人自他衣袋中搜出了一张谭军长的名片，便误以为生俘了谭道源，竟据此大事宣传，闹出个大笑话。

在徐州会战的最后阶段，敌军捕捉我主力的计划是何等周密，其来势是何等凶猛，但是鏖战月余，敌方不特没有击溃我军的主力，甚至连我方一个上尉也没有捉到。这种情形，在双方百万大军的会战史上也可说是个奇迹，彻底毁灭了敌人捕捉我军主力、速战速决的侵略迷梦。

溯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失守时起，到二十七年五月十九日我军自动放弃徐州时止，我军与南北两路双管齐下的敌军精锐竟周旋了五个月零六天。使其无法打通津浦路，充分地发挥了以空间争取时间的战略计划。使我大后方有充分时间来部署次一阶段的武汉大会战。到了津浦路保卫战最高潮时，我在台儿庄还打了一个举世闻名的胜仗，把宁沪战后敌军的一团骄气打得烟消火灭，同时也冲淡了我方在南京失守后的悲观气氛。使长期抗战重露一线曙光，也延迟了汪兆铭之流的“低调俱乐部”里汉奸们的卖国行动。

四

徐州五个月的保卫战，今日回思虽颇有兵凶战危之感，然在当时环境下，我不但不觉其紧张，且觉生活颇有乐趣，其中数端，也不妨略述于此。

徐州此时是第二期抗战重心的所在，观战的西方各国武官和军事人员，以及国内外慰劳团体的来徐者，川流不息。长住徐州的中外记者、访员、作家也不下百数十人。长官部内终日熙熙攘攘，热闹之至。台儿庄告急之时，敌机更日夜狂炸。我空军既少，防空设备尤差，长官部内仅有一小型防空洞，可容二十人。每逢敌机来袭，洞内总为各种访客和本部少数胆小官员所占用。我身为司令长官，未便和他们去挤作一团，所以每逢敌机临空，我只是走到办公室外，在草地上看敌机投弹，或与二三访客谈战局。有时弹落长官部附近，震耳欲聋，客人每每恐惧至面无人色，而我则能处之泰然，若无其事。军民和一般访客对我的大胆和镇定都佩服得五体投地。正因为我个人的镇静和谈笑自若，使本城的紧张与恐慌的气氛大为减低。

台儿庄战前一次委员长来徐视察，他就感觉徐州情形危急，一再问我说：“你看徐州可以守吗？”我说：“请委员长放心，徐州短期内没有问题。如果我能得充足的补充，我可能还要打一个不大不小的胜仗！”委员长虽未多言，但是在神情上，我可看出他是将信将疑的。

此外我在平时纪念周上也一再强调徐州没有危险，我们说不定要打一小胜仗来转换转换空气。由于我个人的信心坚定，我的部队上下均充满信心，在徐观战人员及人民均甚沉着。作战五阅月，步骤未乱丝毫。凡此均足见兵凶战危之时，主将个人的言行关乎全局甚大。古人用兵所谓“指挥若定”，其重要意义盖亦在此。

在此紧张的局面中，和我数次谈论的一位来自美国的不平凡的访客，便是当时美国大使馆的上校武官，后来成为大名鼎鼎的史迪威将军。史君能操华语，和我谈话不用通译，人均称其为“中国通”，渠也颇引以为荣。史氏为人极豪爽，谈笑风生，颇有战将的气概。一见其人，便知道他可以做一位叱咤风云、出入枪林弹雨的猛将，而不是一位“借箸为君一筹”的参谋人才。言谈之间，他对我国抗战的前途很是悲观。因当时一般西方人士讥笑中国拿筷子去和日本军队打仗，史迪威身受高度物质文明和唯武器论的教育的熏陶，自更不能例外。我请其一述他对中、日两国军队作战的观感。他即坦白表示，他是外交官员身份，不便发表意见。我提到中国军民抵抗日本侵略的英勇事迹时，他就申明他站在个人的立场，是相当同情的。我并说，这场战争是长期的消耗战，影响所及，希特勒很快就要发动欧洲大战，英、法既无力兼顾东亚殖民地的利益，日本必然南进取而代之。日本军阀更可能对美国不宣而战，企图将美国在太平洋的势力驱回到西海岸去。届时，美国必被迫与中国站在同一战线上并肩作战，最后胜利当属于我们的。我希望他向美国政府建议，乘珠江和印度支那半岛的海口尚未被日军封锁之时，赶快贷款给我国，购买大量作战物资，运入西南大后方，增加中国军队的作战力量，以防制日本南进。中国有句“借刀杀人”的成语，实为美国对付日本最高明的策略。美国如果犹豫不决，则他日必定后悔莫及。不意史迪威听了，大摇其头，严肃地反驳我说，法国已建了马其诺防线，德国有何力量来发动欧战？至于日本，其志在征服中国，所以它自信尚有把握，若言南进，与强大的英、美海军为敌，何异痴人说梦？我乃将国际局势的发展，反复申述，说，历史上的战争多是偶然爆发的，并不能以常理去判断。中、日之战实由国联的姑息政策所引起，而后乃有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与德国废除《凡尔赛和约》的举动。如今侵略集团正得寸进尺，不幸英国张伯伦仍存姑息，法国则恃有马其诺防线，犹自醉生梦死。英、法显然毫无备战的意向，而德国则利用其优越的工业基础，如火如荼地扩张军备。你轻视德国无力发动欧战，难道英、法同床异梦，各行其是，反有力量抵抗希特勒的扩张主义？美国虽拥有雄厚的实力，然因地处西半球，且素抱门罗主义，对于国际纠纷，每不愿介入，凡此荦荦大端，皆为养痈遗患。根据此种逻辑来展望国际间的变化，则欧战的爆发与日本的南进，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至此，史君亦无置辩的余地。我乃对中、日战局作扼要的分析说，日本虽强，中国虽弱，但中国拥有广土众民的优越条件。敌人志在速战速决，而中国则志在困敌于泥沼之中，至其崩溃而后已。美国朝野睿智之士须知今日表面上虽为中、日的战争，而实质上实为侵略集团与反侵略阵线的战争，中国不过是首当其冲而已。所以美国提早贷款援华，确是为美国将来在远东战场上减少子弟牺牲的不二法门。

史君倾听良久，才慨然说，假使他是罗斯福总统或国会议员，一定同意我的主张，只可惜人微言轻，莫可奈何云。

后来不久，欧战果然爆发了。我因公到重庆，史迪威请我吃饭，一见面，他就翘起大拇指说：“你说对了，你说对了！”原来他还记得我在徐州的一番谈话。这也是台儿庄会战时一段有趣而难忘的小插曲。

另有一事值得顺便一提的，便是二十一集团军师长杨俊昌失宿县受军法审判一事。

当长官部最后自徐州撤退时，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曾严令师长杨俊昌死守宿县，俟长官部退过宿县，始可放弃。无奈敌军企图断我后路，以优势兵力猛攻宿县。我守军至势穷力竭时，杨师长便向廖总司令请示，电话尚未说完，敌军已攻进城内，俊昌便放下听筒，且战且走，放弃了宿县。廖磊大怒，呈请严办杨俊昌。杨遂被押往汉口，交军法会审，判处监禁十年，其实杨师守宿县，已用尽最后力量，力竭始退。抗战期中，各部队所犯错误比此严重的，不知凡几，甚少受到处罚。纵使受到处罚，也很轻微。尤其是中央军，军官都是黄埔出身，同学之间互相照应，许多严重罪犯，都给马虎过去。所以如杨师长的十年监禁，多少有点冤枉。嗣后他在湘西芷江监狱，不时写信给我，请求缓颊。我因未便徇私，总是复书叫他耐性等待。俊昌足足坐了十年牢，胜利后才恢复自由。这也可说是徐州会战时，一点小小的美中不足。

第五十四章——武汉保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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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长官部一行，脱离了敌人包围圈，随行的中央机关人员和新闻记者无不喜气洋洋，向我申谢保护之劳，随即分头赶路，向武汉而去。长官部则经阜阳、三河尖，入河南的固始，至潢川暂驻。潢川遂暂时成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自徐州先行撤退的“第五战区徐州青年干训团”也暂在潢川驻屯，继续训练。这便是抗战初期有名的“潢川青年干部训练团”。

关于该团的历史，此地且略为补叙一下。原来在抗战开始之后，平、津、京、沪学校泰半停办。青年人请缨心切，纷纷投入军旅报效。我于二十六年十一月抵徐时，平、津方面退下的大、中学男女学生、教授、教员不下数千人。无不热情兴奋，希望有杀敌报国的机会。为收容这批知识青年，我便命令长官部在徐州成立“第五战区徐州抗战青年干部训练团”，共有学员四五千人。但是当时中央没有这笔经费，我便商请广西绥靖公署汇款前来维持。经过短期训练后，毕业学员都分发至地方行政机构或各部队担任组训民众和宣传等政治工作，以提高军民抗敌情绪，颇著成效。徐州撤退时，在该团受训学员尚有两三千人，遂迁至潢川继续训练。各地青年来归的，仍络绎于途，朝气蓬勃，俱有志为抗战效死力。无奈为时不久，委员长忽有命令将该团停办。而陈诚所主持的“战干团”，那时却正开班招生，何以独独将潢川训练团停办，殊令人不解。然为免中央多心，只有遵命办理。一个朝气蓬勃的青年训练机构，便无端夭折了。这批青年学生后来投效延安方面的为数甚多。

当长官部停留潢川期间，我原先撤往苏北的孙连仲、冯治安、张自忠、孙震、于学忠、李仙洲、庞炳勋等部，均已陆续越过津浦路，通过安徽，至豫东布防。敌军既陷徐州，即乘势大举西侵，因此也无暇顾及我撤往苏北的部队。因敌人的战略计划在于速战速决，企图西向席卷皖、豫产粮地区，同时掌握津浦、平汉两交通线，进而扫荡西南，逼我国作城下之盟。因此，敌人于六月五日陷开封后，便继续前进。六月九日因黄河花园口的河堤被炸，黄河东南汛区顿成一片泽国，敌方辎重弹药损失甚大，敌军沿陇海线两侧西进的计划遂被我统帅部完全粉碎。于是，敌军改变进攻方向，将其主力南调，配合海军，溯长江西进。六月下旬占我安庆，再陷潜山、太湖。敌人利用强大海军，旋又突破我马当要塞。再攻占我湖口、九江两据点后，乃兵分两路，一循南浔铁路攻马回岭；一在北岸小池口登陆，与太湖西进宿松之敌会合，陷黄梅，进攻广济。但鄂东地势南滨长江，北连大别山，无数河道由北向南，汇入长江。兼以其间遍地皆为稻田，地形又起伏纵横，形成天然的障碍防线，易守难攻。又兼廖磊的二十一集团军以大别山为根据地，时向皖西和鄂东猛烈出击，截断敌军交通线，威胁敌军后方，逼使敌人屡进屡退，一筹莫展。敌我双方遂成胶着的状态。敌军为排除其战术上的困难，以达成其迅速占领武汉的目的，乃改变战略，另出奇兵两路，由大别山的北麓平原西进。一路自正阳关向河南的固始、潢川、罗山、信阳攻击，企图于截断平汉铁路后，再南下攻击武胜关及平静关；另一路则由合肥攻入六安，然后直捣商城，再南向威胁麻城，与鄂东之敌相呼应，对武汉构成大包围的态势。在敌军发动新攻势前，我已向中央建议：自大别山北麓乘敌人防务空虚之时主动出击，威胁南路敌人的后方。无奈中央置若罔闻，致有后来之失，下章当再详叙。

二

正当敌军溯长江西上陷落安庆之时，我右颊上于讨龙济光战役所受的枪伤突然发作。这一创伤自民国五年以来，并未完全治愈。时有轻性发炎，旋又消肿，并无大碍。而此次发作则为最厉害的一次，右脸红肿，右目失明。不得已乃请假赴武汉就医，并将指挥职责交请白崇禧暂代。我由友人介绍，住于武昌有名的东湖疗养院内。此医院的资产，大半为张学良所捐赠，规模宏大，设备新颖。院长兼外科主任为一美国人，医道甚好。我即由他施手术，自口腔上腭内取出一撮黑色碎骨，肿痛遂霍然而愈。

东湖为武昌风景区之一。我出去散步时，常在路上碰到周恩来和郭沫若，大家握手寒暄而已，听说他们的住宅就在附近。此疗养院环境清静，风景宜人。时值夏季，湖中荷花盛开，清香扑鼻。武汉三镇，热气蒸人，东湖疗养院实为唯一避暑胜地。因此李济深、黄绍竑、方振武也来院居住。这三人都和我有莫逆的友谊，现在朝夕聚首，或谈论国事，或下围棋，或雇扁舟遨游于荷花之中，戏水钓鱼，真有世外桃源之乐。而亲朋故旧前来慰问的更不绝于途，以致引起中统和军统特务的注意，派了一王姓女士来暗中监视。某次，陈诚来院访问，见我等数人正围坐聊天，彼半开玩笑地说：“诸公是否开秘密会议，可得与闻否？”大家相顾愕然，苦笑了之。由此可见中央当局庸人自扰的一斑。

我在东湖住了二十多天，鄂东、豫东战事已至最紧张阶段。第五战区长官部早已自潢川迁往蕲水，此时再由蕲水迁至宋埠。宋埠为黄陂县属一小镇，长官部即设于镇外一小庙中。我回到宋埠不及一旬，委员长曾亲来视察，为表示与前线将士共甘苦，并在小庙中住宿一宵。我只好将床铺让出，自己在庙中正厅办公桌上放一门板而卧。入夜蚊子太多，不能入睡，蒋先生睡在我的床上，虽有蚊帐，但也为蚊虫所扰，不能入睡，时时呼唤侍从人员入室将帐里的蚊子赶掉。可是越赶越多，整整一夜我们二人都未好好睡觉。

武汉外围保卫战发展至十月初旬，北线敌军已迫近信阳，另一部敌军已占领麻城，威胁宋埠。江北敌军正进逼黄陂，江南敌军也已迫近湘鄂边境。我五战区长官部乃自宋埠北迁至黄安属的夏店。

十月十二日信阳失守。我原先已电令胡宗南自信阳南撤，据守桐柏山平静关，以掩护鄂东大军向西撤退。然胡氏不听命令，竟将其全军七个师向西移动，退保南阳，以致平汉路正面门户洞开。胡宗南部为蒋先生的嫡系部队，在此战局紧要关头，竟敢不遵命令，实在不成体统。先是胡宗南部在上海作战后，自江北撤往蚌埠。蒋先生曾亲自告我说，将来拨胡宗南部归五战区指挥。但是这批“嫡系”中央军至蚌埠后，也不向我报告。同时他们彼此之间为争取溃退的士兵，竟至互相动武，闹得乌烟瘴气。徐州失守后，长官部驻扎鄂东，军令部更有明令拨胡宗南部隶属于我，但胡氏从不向我报告敌我两方情况。信阳危急时，竟又擅自撤往南阳。此事如系其他任何非“嫡系”将官所为，必被重惩无疑。但是此次我据情报告军委会，要求严办胡宗南，军委会竟不了了之。

平汉路正面既让开，武胜关瞬亦弃守。战局至此，我预料平汉路以东的正规战已告结束。中央旋即明令，除大别山据点保留为游击基地外，所有五战区部队应悉数向鄂北撤退。为商讨据守大别山问题，我乃在夏店召集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和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开紧急军事会议。我告诉廖、李二人说：“中央有令要保留大别山为游击基地，你们二位中谁愿意留在敌后打游击呢？”李品仙默不作声，似乎不大愿意。我本人也觉得廖磊为人笃实持重，比较适宜于这项艰苦工作。我便问廖磊说：“燕农，你有没有兴趣留在大别山内打游击呢？”

廖磊说：“好得很呀！我愿意在大别山打游击！”

我遂派廖磊率第二十一集团军在大别山内打游击。最初在我们想像中，在敌后打游击是件极艰苦的事。孰知事实证明大谬不然。大别山根据地后来竟变成敌后的世外桃源，比大后方还要安定繁荣。不久，中央又发表廖磊兼安徽省政府主席。当我任皖主席时，早已罗致了抗战前所谓“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任财政厅厅长，整顿税务，颇见成效。廖磊在大别山苦心孤诣经营的结果，竟形成令人羡慕的小康之局。可惜廖磊原有心脏病，一度且曾患轻微的脑溢血，医生嘱咐须安心静养。但是值此抗战最紧张的阶段，军书旁午，戎马倥偬，一位责任心极强、勇于任事、能征善战的将官，哪有机会静养呢？廖君终于积劳成疾，旧病复发，于民国二十八年十月不治而逝。廖君死时，大别山根据地内的军政设施已粗具规模。我乃呈请中央调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继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并兼安徽省省主席，驻节立煌。至于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遗缺，则呈请调黄琪翔充任。

十月中旬，我长官部复自夏店西撤至平汉线上花园站以西约十里的陈村。当我尚在夏店时，平汉路正面之胡宗南已不知去向，乃檄调西进至应城附近的覃连芳八十四军和刘汝明六十八军赶赴武胜关、平静关一带择要固守。不料我甫抵陈村，长官部的无线电台与刘汝明已失去联络。八十四军也被敌压迫，退守应城。该军与刘部虽相去不远，然亦不知其确切所在地。我绕室彷徨，焦灼万状，辗转反侧，至午夜犹不能入睡。忽然心血来潮，惊觉战况不好，在陈村可能有危险，遂披衣而起，将随从叫醒，命通知长官部同人速即整装，向西移动。这时徐参谋长祖贻等都在梦中，忽被叫醒，都感到很突兀。祖贻问我道：“长官一向都很镇静，今晚何以忽然心神不安了？”

我说：“陈村可能不安全，我觉得应该从速离开！”

众人也未多问，遂整队西撤。黎明后，行抵安陆县境，众人就地休息，忽发现陈村附近居民竟尾随我长官部之后，如潮涌而至。问明原委，始知在我们离开陈村后约两小时，敌骑兵千余人便窜入陈村。这批敌军的快速部队是否因为得到情报，知我长官部驻在陈村，特来抄袭，不得而知。但是当晚我如果不是因为心血来潮，临时决定离开陈村，则后果不堪设想了。当时我长官部同人得到陈村难民的报告后，无不鼓掌大叫。徐参谋长也把手一拍说：“昨晚要不是长官心血来潮，就糟了！”

这件小事使我想到中国史书上常常记载有某一重要事件，由于当事人一时“心血来潮”或“耳鸣眼跳”等所引起的奇迹，似乎也非完全捏造。

我们退到安陆后，武汉三镇也于十月二十六日为敌人窜入。武汉既失，抗战形势又进入另一阶段了。

第五十五章——武汉弃守后之新形势与随枣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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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撤退后，我方主力部队都退往西南山区，抗战乃进入最艰难的阶段。不过，敌人因深入我内地，战区扩大，补给线延长，兵力不敷分配，也有陷入泥淖之势。故无力对我作全面进攻，只有对各战区不时作间歇性的战斗，但每次作战时期亦不能超过一月以上，真所谓势穷力竭、捉襟见肘了。

民国二十七年十一月间，我偕五战区长官部退至枣阳时，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已先抵该处，与我会商防务。李部所辖的第八十四军在应城一带突破敌人包围圈，到达随县。刘汝明的六十八军也自左翼退下，同时到达。我便命令两军在随县布防，以待敌军来袭。我长官部则暂设于樊城。因按军令部于武汉失守后的新规划，本战区现辖防地，计包括自沙市至巴东一段长江的江防。北面包括豫西的舞阳、方城、南阳、镇平、内乡数县。东向则敌后的大别山和皖北、皖西、鄂东各县也在本战区防地之内。故樊城实为指挥本战区内战事的最适中地点。

长官部到樊城后，我遂将在武汉保卫战中打残了的部队约十余万，加以整顿，重行部署，准备向武汉反攻。这一时期，我五战区的战略是死守桐柏山、大洪山两据点，以便随时向武汉外围出击，同时与平汉路东大别山区内的廖磊集团军相呼应，威胁平汉路的交通，使敌人疲于奔命，发挥机动战与游击战的最高效能。

敌人固亦深知我方战略的重心所在，故视我桐柏山、大洪山两据点为眼中钉。无奈武汉四周我军的游击队实力强大，日军四面受敌，暂时无足够兵力来扫荡我五战区，我们因而有充分时间来重行部署。而二十七年岁暮，我们在樊城也能从容过年，未受敌军骚扰。

孰知正当敌人陷入泥淖，攻势日弱之时，我方阵营的悲观论者却出人意料地背叛抗战，开始做投降的活动。十二月十八日国民党副总裁、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主席汪兆铭突然秘密离渝飞滇，前往越南的河内，并发表反对抗战、诬蔑抗战将士的文告。

汪兆铭的叛国虽出我意外，但是他的反对抗战，我实早已亲自领教过。我在上年十月抵京的翌日，便专诚去拜望汪先生，见汪氏态度很是消极。他一再问我：“你看这个仗，能够打下去吗？”说时摇头叹息。

我说：“汪先生，不打又怎么办呢？不是我们自动地要打呀！是日本人逼我们抗战呀！我们不打，难道等着亡国吗？”汪氏遂未多言。也许他已认定我是好战分子，不可以理喻吧。那时汪派反抗战人士已组织一个“低调俱乐部”，当前方抗战最紧张、后方民气最沸腾时，这批悲观分子却打着“低调”旗号，在后方泄气，实是可恨。直至武汉失守，全国精华地区全部沦陷，他们悲观到了绝望的程度，乃索性不顾一切，掉头投敌，当起汉奸来了。

但是我们也应该说一句公道话，便是汪兆铭当了汉奸，却没有做积极破坏抗战的勾当。例如汪氏投敌后，以前与汪氏渊源最深的国军将领，如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和第五战区内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黄琪翔，都是抗战阵营中的柱石。然终汪之世，未尝作片纸只字向张、黄等招降。足见大义所在，纵是卖国贼也颇觉不为已甚，而自我抑制。

汪氏投敌后，五战区中袍泽虽亦纷纷议论，然究以敌忾同仇之心甚切，士气未受丝毫影响。

民国二十八年初，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十军军长徐源泉忽率所部三师，自平汉路东大别山区潜至路西。原来在武汉保卫战初期，在安徽太湖、潜山一带作战的，为徐部和川军杨森部的第二十七集团军以及川军王缵绪部的第二十九集团军。武汉吃紧时，杨、王两部奉命撤入江南。徐部则奉命入大别山，协同廖磊部在该山区作游击战。

前在《完成北伐》一章中曾提及，徐源泉原为张宗昌的旧部，后经何成濬的居间，在天津一带向革命军投降的。嗣后何氏即引徐部为自己人，徐也仗何在中央为渠周旋。此次徐源泉不奉命令擅自自大别山潜来路西，实犯军法，无奈何成濬在中央为其缓颊，遂不了了之。

再者，此次武胜关失守，亦由于第一军军长胡宗南不听调遣所致。我抵樊城后，便呈报中央，要求严惩胡宗南。孰知此电报竟如石沉大海，永无反响。于是，武胜关一带失守的责任问题，亦不了了之。

于此均可见中央政府的治军、治政，全以人为依归。凡中央“嫡系”部队，或与中央可以发生“通天”关系的，因不听将令、不受指挥而失城失地的，都可不了了之，实在不成个章法。如此上行下效起来，对敌抗战的效能也就大大地减低了。

二

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四月，敌人经缜密计划与充分补给之后，乃思扫荡我五战区的主力，以巩固其武汉外围。四月下旬，敌方乃集结其中国派遣军的精锐：第三、第十三、第十五、第十六等师团和第四骑兵旅，约十余万人，挟轻、重炮二百余门，战车百辆，循襄花（襄阳至花园）及京钟（京山至钟祥）两公路西犯。其初步战略，想扫荡我大洪山、桐柏山两据点内的部队，以占领随县、枣阳。其第二步目标，似在占领我襄阳、樊城与南阳。敌方如能完成此两项战果，则武汉可以安如磐石，而我军对平汉路的威胁，也可解除了。为针对敌方此项战略部署，我亦决定死守桐柏山、大洪山两据点，以与敌长期周旋。

我判断敌军此次西犯，其主力必沿襄花公路西进，作中央突破，直捣襄、樊。所以我方的部署，即以主力的八十四军和六十八军守正面随、枣一线。以张自忠的第三十三集团军担任大洪山的南麓、京钟公路和襄河两岸的防务；而以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和孙震的第二十二集团军守桐柏山北麓南阳、唐河至桐柏一线。长江沿岸和襄河以西防务，则由江防司令郭忏所部两个军担任。

部署既定，樊城长官部内的情报科收到我方谍报人员何益之自上海拍来密电，详述敌军此次扫荡五战区的战略及兵力分配，一切果不出我所料。

前已言之，何益之君（化名夏文运）原为日方的译员，嗣经我亲自接洽而担任我方在敌后的情报员。抗战爆发后，何君即以为敌工作作掩护，并以其个人多年来培植的友谊，与反对侵华的日本少壮军人领袖和知鹰二等相结纳，由和知君等供给最重要的军事机密。何君并在日籍友人私寓内设一秘密电台，与我五战区的情报科通讯。其情报的迅速正确，抗战初期可说是独一无二。所以关于敌军进攻徐州，突入皖西、豫南，以及围攻武汉的战略及兵力分布，我方无不了若指掌。其后应验也若合符契。每当我五战区将此项情报转呈中央时，中央情报人员尚一无所知。所以军令部曾迭次来电嘉奖五战区情报科，殊不知此种情报实全由何益之自和知将军处获得而供给的。嗣后和知君因反对侵华而调职，乃另介一人与益之合作，继续供给情报。直至太平洋战事发生，日军进入租界，何君因间谍嫌疑，为日方搜捕而逃离上海，我方情报始断。此地我须特别提出一叙的，即是何君冒生命危险，为我方搜集情报，全系出乎爱国的热忱。渠始终其事，未受政府任何名义，也未受政府分毫的接济。如何君这样爱国志士，甘做无名英雄，其对抗战之功，实不可没。

我既获何君的情报，乃一面转报中央，一面在敌军主力所在的襄花公路上布一陷阱，预备来一个诱敌深入的歼灭战。

当随、枣吃紧时，中央军令部曾调第三十一集团军汤恩伯部的五个师前来增援。汤部自徐州撤退后，即调往江南，嗣因江南兵力太多，乃又北调，自沙市渡江来五战区。汤军甫抵沙市，恩伯即乘轮赴渝，向委员长有所请示。所部陆续于4月中到达襄、樊一带，听候调遣。我便命令汤部五个师迅速开往桐柏山的南麓，以桐柏山为倚托，在侧面监视敌人。待我军正面将敌人主力吸入随枣地区后，汤军团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自桐柏山冲出，一举截断襄花公路，会同正面我军，将敌人包围而歼灭之。

我判断敌人此来，是以骑兵与机械化部队为主，意在速战速决。且因不知我方在侧面桐柏山上匿有重兵，必然以主力沿公路西进，而坠入我袋形部署之内，自招覆灭无疑。

孰知我部署方妥，前线敌我已有接触，汤恩伯适自重庆返抵前方，到樊城来看我。我便将我所得的情报及计划歼灭敌人的部署，说给他听。未待我解释完毕，恩伯便大发脾气，说：“不行，不行，你不能胡乱拿我的部队来牺牲！”

我再耐心地向他解释说：“你以桐柏山为后方，有什么危险？……”不待我说完，恩伯便牛性大发，竟不听命令，拂袖而去。在任何战争中，当前线危急之时，部将不听主官约束而擅自行动，都是犯法的。可是抗战期中，所谓“嫡系”的“中央军”如胡宗南、汤恩伯等，皆习以为常。当时作战区司令长官的困难，也就可以想见了。

四月三十日，沿襄花公路西犯之敌与我军开始接触，随枣会战之幕遂启。襄花公路沿线俱系平原，敌人因而可以尽量发挥其机械化部队的威力。敌坦克在阵地上横冲直撞。我方部队久经战斗，无充分补充，本已残破，又缺乏平射炮等武器，对冲来的坦克简直无法抵御。所幸士气尚盛，士兵据壕死守，即以血肉之躯与敌人的坦克相搏斗，官兵的勇者，竟攀登敌人的坦克之上，以手榴弹向车内投掷。作战的勇敢与牺牲的壮烈，笔难尽述。然血肉之躯终究难敌坦克、大炮。以致敌人坦克过处，我军的战壕每被压平，守壕士兵非被辗毙，即被活埋于壕内。坦克过后，敌方步兵随之蜂拥而来，轻重机枪密集扫射，弹如雨下，锐不可当。

但是纵在这种劣势下作战，敌我在随县大洪山一带激战经旬，大小二十余战，我方正面始终未被突破。此时汤恩伯军团如接受我的命令，自桐柏山侧面出击，必可将敌人包围，获致与台儿庄相埒的战果。无奈汤恩伯一意保存实力，不愿配合友军作歼灭战。故当敌军向襄花公路正面突击时，其掩护右侧面的少数部队曾与汤部接触，而汤部竟全军迅速北撤，退往豫西舞阳一带。

正面我军因无友军自侧面接应，无法与敌长期消耗，遂失随县。五月八日以后，敌人又加强对我军两翼的攻击。南路以精锐骑兵自钟祥沿襄河北窜，攻入枣阳；北路则自信阳西进，陷桐柏、唐河，拟与南路会师枣阳，对桐柏、大洪两山区内的我军作大包围。我乃严令汤恩伯会同孙连仲自豫西南下，向唐河一带出击。十四日克复新野、唐河，与包围圈内的友军相呼应。我乃令我军于十五日起作总反攻。激战三日三夜，至十八日，敌卒开始总退却。我军克复枣阳，乘势追击，敌军死守随县。我军因无重武器，无法攻坚，乃与敌胶着于随、枣之间，入于休战状态。

综计此次随枣会战，敌军以十万以上的精锐部队，猛烈的机械化配备，三个月以上的调度布置，对我桐柏山、大洪山两游击基地及襄、樊、南阳发动攻势，志在必得。孰知经三十余日的苦战，卒至遗尸五千余具，马匹器械无算，狼狈而返。我方如不是汤恩伯不遵军令，敌方机械化部队，在襄花公路上，说不定就永无东归之日呢！

三

第一次随枣会战，几以汤恩伯的自由行动而偾大事，对汤恩伯的作风及其部队的战斗力量，似有略作评述的必要。

汤恩伯为抗战期间所谓“中央军”中的战将。他事实上并不善战。每次临阵，恩伯的指挥所均无固定地点，他只带少数随从和电话机四处流动。因为每逢作战，敌机总很活跃，他深恐目标为敌机发现而招致危险，所以不愿停留于某一地点。以致他司令部内的人员都不知道总司令在何处。汤的畏葸行动影响指挥效率甚巨。武官怕死，便缺乏了打胜仗的基本条件。

再者，汤恩伯专喜欢打飘忽无常的机动战。看到形势绝对有利时，便迅速来个突击，否则便竭力避战。所以随枣会战时，他对我所布置的大规模歼灭战，便望而生畏。

汤恩伯的最大缺点，还是他的治军无法度，军纪废弛。汤军借口防谍，凡所驻扎的村落，除老弱妇孺外，所有成年男子一概迫令离村往别处寄宿。村中细软、粮食、牲口也不许外运。壮年人既去，则妇女、财产便一任驻军支配了。以故汤军过处，民怨沸腾。后来河南人民有句反汤的口号说：“宁愿敌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据我所知，这并不是对汤军过分诬蔑之辞。

随枣战后，汤军五个师仍奉命驻于桐柏山一带，所占村落之多可以想见，以故驻地被搅得鸡犬不宁。当地居民乃央请该地区专员石毓灵来请求我下一道命令，整肃军纪，以禁汤部扰民。在石专员诉苦之后，我便坦白地对他说，关于整肃军纪的命令，我已不知下过多少道。不过对汤恩伯的军队，我再下千百道命令也无益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军队的纪律，断非几道命令可以改好的。何况汤恩伯是委员长的心腹，纵使我向委员长报告，他也不会追究，徒然引起无谓的摩擦。

后来石专员又告诉我一个他目击的故事：某次汤恩伯要石专员一起去视察防地，当地有一位老举人，年约八十多岁，长髯拂胸，扶了一枝拐杖，求见汤总司令。汤传见后，这老丈便对恩伯说：汤将军，我久仰大名，你在南口英勇杀敌时，全国对你真是敬若神明。但是我们老百姓实在没想到你部队的纪律是如此之坏。我痴生八十余年，熟读古书，逊清时代也还有个功名，从未听说一支部队军纪废弛到如此地步，而还可以杀敌致果的。言谈之间，分明对恩伯以前抗日的英名表示怀疑。这老者年纪既已八十多岁，又是一位举人，汤恩伯奈何他不得，只好说：“请批评！请批评！”这老人便毫无隐讳地将汤军如何占领村落，驱逐人民的事实和盘托出，语调甚为激动，说完也不管汤恩伯的反应如何，便拂袖而去。

汤恩伯听了一番教训之后，颇觉难为情，连说：“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并立刻约石专员一同去各村巡视。所见实情，较诸该老者所言有过之无不及。恩伯便把驻军的三位连长叫来，问他们当地老百姓哪里去了。三位连长回说：“因为防谍，都按照本军惯例，不许老百姓住在村内。”

恩伯闻言大怒，便吩咐将这三位连长绑起来，立刻推出村外，竟把这三个连长枪毙了。这种一怒杀人的干法，简直是发疯。他受了那老举人的气，便杀几个部下来出气。事实上，他全军皆是如此做法，相沿已久，今杀此三人，对军纪并无改进，这就是汤恩伯的作风。

关于汤恩伯这种不遵军令、部队不守纪律的情形，我知道报到中央去，不但于事无补，反而把事弄糟。我们的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的一贯作风，便是鼓励他部下将帅不和，以便分化控制。汤恩伯、胡宗南等不服从我的命令，是蒋先生所最高兴的。他们也知道，如果他们认真执行我的命令，就要失去“天眷”了。所以他们动辄直接向委员长报告。战区司令官哪在他们眼里呢？

我如不明此理，据实报上去，蒋先生非但不办汤、胡，反会将我的报告交给他们看，说你看你的长官在告你呢！这样一来，汤、胡等人感知遇之恩，会对委员长更加服从。而我们战区之内，军纪没有整肃好，部将与司令官间的摩擦却随之发生了。

汤、胡等人深知蒋先生的作风，知道别人告他们，委员长也不会听，何况还有黄埔同学互相掩饰呢！因此他们就大胆蒙蔽领袖，国家军政大事也就不堪设想了。

汤恩伯在五战区不服从我，犹有可说，因为我曾经倒过蒋，是蒋先生所提防的人物。他后来被调到第一战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同是委员长的心腹，他们又是浙江同乡，应该相处无间了。谁知在委员长怂恿之下，蒋、汤二人竟闹到不能见面的程度。蒋司令长官召集会议，汤恩伯竟不去参加。甚至蒋鼎文打电话来，汤也不接。而出人意外地，汤恩伯却始终对我保持着表面上极度恭顺的态度。我也就想利用这一点点友谊，来替他调处调处，免得闹大了，影响战局。

民国三十一年，汤恩伯在叶县防次办了一所“大学”。开学时，承他邀我前去“训话”。公务既毕，我找了一个机会和他闲谈。我开门见山地问他说：“我听说你和蒋长官的关系闹到不能见面的程度，究竟是怎么回事？”

恩伯说：“蒋长官昏聩糊涂，受左右宵小包围，对我歧视。”我说：“恩伯兄，论军界资历，蒋长官是你老前辈；论私谊，他与你又都是委员长的同乡。如你们二人尚不能合作，你又能和谁合作呢？你和蒋长官之间的摩擦，你纵无过，也是不对，何况你还不一定无过呢！在这大敌当前的局面，你们帅将不和是多么危险的事呀！本来，你们第一战区如闹糟了，我第五战区还可乘机表现一番。不过就大局说，我希望你们不要闹意见。”最后，我一再强调说：“恩伯兄，我比你痴长十来岁，我这番话实在是为你好，希望你能接受！”

恩伯听后很为感动，说：“那我就到洛阳去看蒋长官去！”

嗣后不久，我因事与蒋鼎文碰面。我遂问及此事。蒋鼎文说：“你指挥过汤恩伯，他的脾气你还不知道？他眼睛长在头顶上，哪瞧得起我们司令长官？他常常去告‘御状’，委员长不知底细，还常常打电话来申斥我呢！我一切都忍下了，为的顾全大局。这个位子，我早就不想干了。汤恩伯想当长官，让他去当好了。但是我辞职，委员长又不准……”

接着，他就叙述他辞职不准的道理。鼎文说：“我也有我的长处呀！杂牌部队不怕我，我还可以指挥他们。可是他们怕汤恩伯，汤恩伯如当了长官，他们恐怕都要跑了。所以这一位子，汤恩伯想干也干不了，我辞也辞不了。”

我当然也把汤恩伯在叶县所说的一番话告诉蒋氏，并说汤恩伯有意到洛阳来看他，希望他不要拒人于千里之外。“铭三兄，”我说，“为着大局，我希望你也能相忍为国！”蒋鼎文也很感激我这一番善意的调解。

从这些小事，很可看出汤恩伯是怎样一个飞扬跋扈、不守法度的人。他在河南时，除办“大学”之外，还圈定民地数千亩，创办什么“伤残将士农场”。将士既已伤残，当然不能务农，他就雇用农民去耕种。此外，他又不恤民时，征用民工，大兴土木，修建其“大学”，建筑材料则就地征集，人民住宅、祠庙，甚至祖茔上的砖石，都被挖掉，弄得民怨四起。恩伯又随时召集当地县长、专员等地方官开会。凡征调民工，或按户摊派钱粮等事，他从不通知省政府，而是直接命令各县长去执行。他生性又是个能说会讲，而讲过又不算的莽汉子。不仅他的部下对他怕得要死，地方官吏、人民都畏之如虎。再加有“最高当局”的纵容，恩伯就益发不知天高地厚了。终至中原鼎沸，一败涂地而后已。

第五十六章——欧战爆发后之宜、枣及豫南、鄂北诸战役

һ

敌人自在随、枣地区受创之后，短期内无力再犯，我方亦得一喘息机会，军事委员会乃将五、六两战区作战地境略作调整。

第五战区在当时辖地最广。不特在敌后的大别山地区仍归我直接指挥，即鲁南、苏北名义上亦属五战区战斗序列之内。但是自武汉失守，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因素为蒋先生所宠信而身兼数要职。然事实上未能常川坐镇前方，指挥作战。军委会乃将其辖区分割，另成立第九战区，任命薛岳为司令长官。另将宜昌以下的江防，由五战区划出，改归陈诚指挥。五战区重心既已北移，则襄樊已不是中心所在。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秋，我乃将五战区司令长官部迁往光化县的老河口。

老河口为鄂北襄河东岸的商业市镇，亦为中国古代著名的战场。由老河口向北，有公路贯通豫西平原，直达洛阳。另有公路通汉中，北走西安，西去成都皆甚方便。况因该市在襄河东岸，故也兼有水路运输之便。虽云山高水陡，道路崎岖，然抗战八年，军事物质的运输实利赖之，以故就形势说，长官部设于老河口，实较适中。

迁老河口以后，使我最感诧异的，是人民生活极苦，教育水准极低，唯天主教势力却极为雄厚。教堂建筑巍峨，拥有大量的耕地，据说从未纳粮完税，官吏也莫奈伊何。佃农多为天主教徒。狡黠之徒恃有教会包庇为非作歹，而官厅则唯恐引起外交纠纷，只得隐忍不问。以故意大利的神父俨然一方的土皇帝。不过当地基督教会的作风则比较开明。

我迁老河口后的第一项设施，便是在市外约五里地的杨林铺成立第五战区干部训练班，由我担任主任，调本战区校官以上各级军官前来受训。旨在提高战斗精神，检讨作战经验，增进战斗技术，并联络感情，收效极宏。另于襄河西岸距老河口约九十里地的草店成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八分校。校址设于武当山下诸宫殿式建筑的驿站中。相传这些驿站建于明代，那时武当山寺庙香火鼎盛，各方士大夫多来朝山，每年且有朝中大臣奉敕前来进香，这些驿站即于是时奉圣旨所修建。规模宏大，虽经数百年犹未改旧观。加以山林幽静，古柏参天，真是最理想的军校校址。该校除招收知识青年外，并调各军下级干部前来受训，故有学生队与学员队之分。因抗战已过三年，全国军队久经战斗，下级军官伤亡甚巨，亟待补充之故。

第八分校校长名义上为蒋委员长兼任，实际上，设一教育长负其全责。第一期，我呈请中央调桂林绥靖公署中将参谋长张任民为教育长。第二期，调五战区参谋长徐祖贻中将担任。徐的遗缺则由副参谋长王鸿韶接替。徐、王二人都是我国军界难得的人才，各有所长。然二人在长官部工作，意见时时相左，此亦中外所恒有的人事问题，足使身为主管长官的，有难为左右袒之苦，适祖贻有意担任斯职，我乃特为举荐，以作一事两全的安排。

此时在敌我对峙的休战状态中，我乃用全副精神主持干部训练班事宜。本战区所辖部队，大半都是中央所认为的“杂牌军”。各军历史不同，习性各异，装备参差，作战能力也不免有强弱之分。对于这些部队的驾驭指挥，必须一视同仁，恩威并用，因势利导，掩其所短而用其所长。例如川军和旧西北军的将领，积习甚深，断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又如在抗战前，川军将领因争夺地盘，各霸一方，视同敌国。今一旦并肩作战，自难期其泯除前嫌，融和无间。对付这些将领，我只有以身作则，并导之以为国家、为人民的大义。人非木石，经过长期潜移默化之后，行为习俗都能逐渐改善。如王缵绪集团军守大洪山数载，民国三十年正值鄂北、豫西一带发生大饥荒，赤地千里，人民真至易子而食的地步。而一向讲求高度生活享受的王总司令，那时竟能与士卒共甘苦，食树皮草根而无怨。后来王部调至后方整训，官兵见襄樊市上尚有白米出售，王部向以不守纪律闻名，那时虽垂涎欲滴，也绝未闻有抢劫米店的事发生。且抗战数年，出生入死，王缵绪所部之功亦不让友军。可见人心向善，领导者苟能以身作则，大公无私，天下实无不可用之兵。

其次，如张自忠的第三十三集团军积习亦深，军中烟赌，习以为常。甚至张总司令本人及其部下师长刘振三等均有烟癖。他们沾染于旧社会的传统恶习，受毒已深，戒除不易，我也雅不愿当面训斥，使其难堪。一次，我亲赴襄河西岸荆门张部防地检阅，集合部队训话。略谓：我们军人在此国难期间，为国家、民族图生存，个人的生命均随时准备牺牲，难道我们还没有勇气与决心来维持军纪吗？但是烟赌两项，实是军中的大忌。这两项如不能戒绝，我们还说什么杀敌报国呢？训话检阅之后，我便离开张军他去，只望其闻言内疚，逐渐改正。

孰知张自忠是个血性汉子，他听了我谆谆开导，自觉惭愧万分。我离去的翌日，自忠便集合他的部队训话，以革除恶习，誓死报国的大义勖全军将士。最后，自忠大声问：“昨天李司令长官对我们的训话，你们听到了没有？”

全军将士大声回答：“听到了！”

自忠又问：“戒除烟赌嗜好，你们做得到，做不到？”

将士又大声回答：“我们做得到！”

自忠说：“我们要做，应先自我总司令和军长、师长做起。”便命副官将他的烟具拿出来，当众捣毁。并宣布，此后军中官兵有烟癖的，若不自动戒除，即依军法惩治。因而第三十三集团军中原已发展至无可救药的烟赌两项恶习，数日之内，竟根绝无遗。而戒烟后的张自忠，未几竟身先士卒，战死沙场。凡此均可见中国军人坦率、忠诚的可敬可爱，以及“师克在和”一语意义的重大。

二

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九月初，希特勒忽出兵侵略波兰，英、法因与波兰缔有军事同盟条约，遂被迫对德宣战，欧战爆发了。为应付这个突如其来的新局面，蒋委员长特地在重庆召集军事会议，加以商讨。我便应召赴渝。其实在会上所讨论的仍然只是一些国内战事的问题罢了。

此次赴渝，最使我高兴的便是我又见到美国大使馆武官史迪威上校。他听说我到了重庆，特地专柬请我吃饭。一见面，史迪威便翘起大拇指向我说：“李将军，给你说对了，欧战真的打起来了！哈哈！”

我说：“上校，事不只此啊！万一不幸，英法联军为德国所败，以我预测，它的侵略箭头大有指向苏联的可能呢！”

史迪威大笑说：“将军，你又要作新推测了。德、苏已签了十年互不侵犯协定，你知道吗？况且英法联军有马其诺防线为屏障，德军要突破此一坚固无比的要塞地带，谈何容易，所以欧战一定成为持久消耗战之局。谁胜谁负，将军言之未免过早。”

我说：“史上校，你知道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上，不是以消灭共产主义为己任吗？难道你相信希特勒和你一样诚实，真的在十年之内不侵犯苏联吗？照我看来，希特勒的话不算话！至于马其诺防线，虽然坚固，也须有战斗意志坚强的部队防守，与激昂的民气作后盾，才可予希特勒以严重的打击。英法当局以往一味以姑息政策对付侵略者，自无从提高军心与民气。今日仓促应战，试一分析双方运用政略和战略的优劣，英法初期军事的挫败恐难避免。再者，今英法既有事于欧洲，自无力保护其在东亚的殖民地，所以近来日本特别强调‘大东亚共荣圈’的口号，其欲称霸太平洋，已甚明显。说不定将有不利于贵国的行动呢！”至此，史上校似仍半信半疑，但也不再置辩，只说这种变化太大了，只有上帝才晓得。乃相与大笑。

过了两天，苏联大使也请我喝茶，在座只有首席顾问朱可夫中将和一中国译员。苏大使约我晤面的动机，可能是由于塔斯社远东副社长罗可夫曾在徐州战地听我分析未来国际形势，事隔一年又半，一部分竟已不幸而言中，故朱可夫等也想亲自听听我的言论。

苏大使中等身材，文质彬彬，有东方人面孔。朱可夫则身材魁梧，面孔巨大而眼睛细小，不愧为北极熊的典型。两君性情沉默，很少言笑，一见而知为深思沉毅的人物。与史迪威上校的豪放活泼、谈笑风生恰成一对照。稍事寒暄，苏大使即开始问我，对欧战今后发展的观察如何。我乃用极客观的态度作分析，略谓：英法因与波兰订有军事同盟条约，此次被迫对德宣战，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在战略上已居下风。闻英法军民战斗意志并不旺盛，唯马其诺防线是赖，须知在战争史上，未有攻不破的要塞。若英法联军不幸失败，巴黎沦陷，法国屈服，则希特勒动员了数百万劲旅，一旦失去攻击的目标便很可能乘战胜的余威，东向进攻苏联，实现其《我的奋斗》一书上的预言，故苏联应早为之计。说至此，朱可夫忽然离座，在客厅中踯躅思索，似颇有同感。

我继续说，届时日本的动向甚可注意，因日本素有南进派与北进派之分，此后南进乎，抑北进乎？颇可寻味。日本虽负有德、日、意三国轴心反共同盟的义务，似应向西伯利亚进军，夹击苏联。可是它的侵略大陆政策已陷在中国泥沼之中，自不愿再向西伯利亚酷寒荒漠地区进军，以免一误再误，不能自拔。今日英法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已成真空地带，日本只要一举手之劳，此资源丰富的地区即为其所有。此举抑且不负希特勒以日本分散西方国家力量的期望。从这点看，一俟时机成熟，日本实行南进政策，为形势所必然。世界大战范围愈益扩大，亦为必然的结果。只要受轴心侵略的国家能同心协力，奋斗到底，必获最后的胜利。谈话至此，遂告一结束。他们并未多加评论，乃尽欢而散。

在重庆会毕，我乘机向蒋委员长告假半月，回桂林省亲。因家母年高多病，很想看看我。军事委员会乃特地为我预备一架小飞机，直飞桂林。这是“七七事变”后我第一次返乡。桂林各界欢迎的热烈，与母子相见的欢愉，自不待言。

桂林是抗战中期西南的文化中心。由于地方当局比较开明，大批自由主义者及左翼文化人，都以桂林为乐土，群聚于这一座以“山水甲天下”闻名的省城。我到了桂林，这批文化界人士在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领导之下，为我举行了一个大规模的欢迎会和时事座谈会。会中，大家对欧战爆发后的国际新形势，作了极为热烈的讨论。

一般左派人士对苏联在欧战前夕签订《德苏协议》的批评，都认为斯大林有眼光，有手段。在他们看来，目前的欧战是资本主义的内战，社会主义的苏联可以坐收其利。

另一派人士则对英法的胜利表示有信心。他们认为英法是欧洲最强盛的国家，潜力雄厚，旷日持久，德国必然失败。德国的失败无疑造成对中国极有利的形势，但中国是否有力量支持到那个时候，则不无疑问。因此油然而生惴惴不安的心理。

我听了他们的意见，便针对这两点发言。首先，我预料英法在欧洲大陆上的战争可能一败涂地。因为我在重庆时，适孙科一行刚自欧洲考察归来，对英法两国的观察甚为透彻，认为英法毫无准备，仓促应战，殊可忧虑。当我引证孙科的话时，会中右派人士不以为然。

我又继续分析德、苏形势，说英、法若不幸战败，德国既已动员了几百万军队，必然回师东征，以贯彻其《我的奋斗》上的反苏主张。所以欧战之火必愈烧愈大，绝难一时熄灭。我作此预料时，在场左翼文化人个个摇头，大不以为然。

我说：“诸君，欧洲战局的发展是不会随我们的好恶而改变的。不管我们高兴不高兴，欧战是朝这方向发展的，请大家用恬静的心等着瞧吧！”

我的一席话，泼了左右两派文人满头冷水。他们既不愿英法战败，也不希望苏联挨打。无奈希特勒扫他们的兴，其后果不出我所料。

会后，胡愈之来同我握手说：“德公，你以前是说对了，以后怎样就不敢说了。”因为当武汉保卫战时，胡愈之率领了“文化慰劳团”到鄂东前线劳军，在宋埠曾与我作竟夕之谈。那时，我便预料欧战要爆发，而胡君不信，还和我辩论。到现在他才承认我说对了。

“胡先生，”我说，“我现在预测的许多变化以后也是要实现的。”大家哈哈一笑。

翌日，马君武请我到广西大学演讲，他特地引证我和胡愈之辩论的这段故事。马先生说：“希望李将军现在的预言，将来再度实现！”

在讲演中，我仍然强调我的看法不会错。谁知一年多之后，希特勒所做的和我所逆料的竟然若合符契。真是天下事亦未始不可以常理推测。

三

我自桂林回到老河口不久，便接获可靠情报，敌人受德国闪电战胜利的刺激，也预备和我们来一个闪电战。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九月，敌方成立所谓“对华派遣军总司令部”，以西尾寿造为总司令，坂垣征四郎为总参谋长。二十九年四月中旬，集中了六七个师团的兵力，要再到随、枣地区来扫荡我五战区。

我方的部署，大致是：（一）以精锐的黄琪翔第十一集团军八十四军守襄花路正面。（二）以川军第二十九集团军王缵绪（许绍宗代总司令）部守襄河以东地区。（三）张自忠的第三十三集团军守襄河西岸。（四）以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守北线桐柏山以北地区。

战事于五月一日开始。敌军仍分三路西进，大致如前次随、枣会战时的姿态。不过，此次敌方对我正面只是佯攻，以吸引我主力。另以重兵配以坦克百余辆和飞机七八十架，自襄河东岸北进，猛攻我许绍宗部。许部不支，退入大洪山核心。敌遂长驱直入，直捣双满，拟与北路会师，对我方主力进行大包围的歼灭战。我即令黄琪翔迅速北撤，以免被围。敌于五月八日冲入枣阳，与我掩护撤退的第一七三师发生激战。我方以众寡不敌，且战且走，节节抵抗。第一七三师自师长钟毅以下，大半于新野县境殉国。而我方主力却赖以撤出敌人包围圈。敌人既扑一个空，我军乃自外线实行反包围，由两翼将敌军向中央压缩，加以歼灭。双方战斗至为激烈。至十一日，敌卒不支，向东南撤退。十六日，我军且一度克复枣阳。

此时我方防守襄河西岸的第三十三集团军尚有一部未参战，我乃电令张自忠总司令“派有力部队，迅速渡河，向敌后出击”，以便将襄河东岸之敌拦腰斩断。自忠乃亲率其总司令部直属的特务营和七十四师的两个团，遵令渡河，于南瓜店附近一举将敌军截为两段。敌军被斩，乃密集重兵，自南北两路向张部夹攻。大兵万余人，如潮涌而来。自忠所部仅两团一营，断不能抵御，随行参谋人员暨俄顾问都劝自忠迅速脱离战场。孰知自忠已下必死决心，欲将敌军拖住，以便友军反攻，坚持直至所部将士伤亡殆尽，自忠亦受重伤倒地，才对身旁卫士说：“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平安，大家要杀敌报仇！”遂壮烈殉国。为抗战八年中，集团军总司令督战殉国唯一的一人。

自忠在奉命渡河时，曾有亲笔信致该集团军副总司令冯治安，略谓：“因战区全面战争关系，及本身的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如不能与各师取得联络，本着最后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切求良心得此安慰，以后公私，请弟负责。由现在起，或暂别，或永别，不得而知。”足见自忠在渡河前已抱必死的决心。

回忆抗战开始时，自忠自北平南下，在南京几被人诬为汉奸而遭受审判。我当时只觉得不应冤枉好人，故设法加以解脱，绝未稍存望报之心。孰知张自忠竟是这样一位血性汉子，一旦沉冤获雪，便决心以死报国。在他暝目前的一刹那，“国家”“民族”之外，对我这位“司令长官”犹念念不忘。我国古代的仁人志士都以“杀身报国”，以及以“死”字来报答“知己”为最高德性。张自忠将军实兼而有之了。

张自忠死后，我方虽损一员能将，然敌在随、枣一带，终不能得逞。各路敌军与我军均陷入胶着状态。

敌人在五战区既无法越雷池一步，乃在六月初再度增援，舍开五战区正面，在襄河下游强渡，向六战区采取攻势，与陈诚将军展开宜昌争夺战。六月一日，敌人一度侵入襄阳、樊城。经我们自外线反击，敌人不敢死守，乃将襄、樊焚毁一空，于六月二日向南窜撤。我军乃于六月三日连克襄、樊与枣阳。唯六战区方面之敌，于六月十四日侵入宜昌，据城死守，我军屡攻不克，宜昌遂为敌所有。

自此我五战区通往重庆后方的水路被阻。以后只有自老河口翻越崇山峻岭，改走巴东一线了。

敌人虽占有宜昌，然襄、樊和大洪山一带，我军对其威胁始终无法解除。二十九年九月我军为策应长沙会战，曾对宜昌之敌发动反攻，以牵制其兵力。故敌人对随、枣一带我军根据地，终视为眼中钉，必去之而后快。是年十一月，汪兆铭在南京组织的伪政府正式获得敌方承认。敌人以军事配合政治，又以几师团兵力再向随、枣地区进攻。自十一月二十四日至三十日，经七昼夜的苦战，襄花路上敌遗尸数千具，仍一无所获而返。

敌军在随、枣一带三度受挫，心仍不甘。三十年（一九四一年）一月中旬，合豫、鄂、皖各地敌军共约七个半师团，重炮一联队，战车三百辆，飞机百余架，在豫南集结，企图沿平汉路北犯，打通平汉路。一月二十五日，敌军自信阳、确山、驻马店等地，分六路向西进犯，与我军展开大规模的战斗，是为“豫南鄂北会战”。

敌军所用的战略，仍是以大兵团向我主力迂回包围的老套子。我对敌我战斗力估计甚为明白，断不与敌争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中其圈套。凡敌包围尚未合围时，我便主动地转移，使敌扑空；然后自外围向敌反包围，敌军也唯有迅速躲避。

就这样，敌我双方数十万众，便在豫南平原大捉其迷藏，使敌疲于奔命。敌军徒有最优良的配备与训练，终莫奈我何，士气沮丧之极。我军得机即行反攻，足使敌军落胆。二月四日我军一度撤离南阳，敌军窜入之后，亦不敢守，六日即自南阳遁去。鄂北敌骑兵一度曾窜至离老河口仅三十里的地区。老河口虽只有一个特务营驻守，我谅他不敢前来。无奈参谋长王鸿韶为人谨慎，力主将长官部迁往襄河西岸暂避。我也认为此时没有与敌军玩“空城计”的必要，遂率长官部渡河。旋即迁回。是时敌军因已陷入我军包围圈，不敢恋战，南北两路一时俱退。豫南、鄂北之战，遂告胜利结束。

第五十七章——珍珠港事变后之五战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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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三十年（一九四一年）二月豫南、鄂北会战结束之后，直至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秋季我离开五战区，调升汉中行营主任止，前后约两年多的时间，敌人均未敢再犯五战区，使我能彻底整顿本战区的部队，预备反攻。

三十年十二月八日，由于日机偷袭珍珠港而引起了太平洋战事，美国和英法同时对日宣战，欧亚两洲战火终于烧成一片。我军抗战四年，至此骤得强大盟国加入对日作战，抗战必胜信心于焉确立，军心民心的振奋，实前所未有。

三十一年春初，蒋委员长为应付国际新局势与调整各战区的部署，又召集各战区司令长官赴陪都开会。这次会议，仍与欧战爆发后的会议相同，各将领许久未见，大家乘机在重庆互相对国内战局作一番检讨罢了。

会毕，我又向委员长请假十天，返桂林原籍省亲。此次返桂林，各界欢迎热烈如前，唯老母年高体弱，已十分衰迈。我在两江墟故宅住了一星期，不得已又回桂林，预备飞渝返防。孰知重庆派来的专机，或系因天气关系，迟迟未到。我因自思与其在桂林闲住候机，不若再返“木田木”头村承欢数日。不意刚回至村中，桂林便来电话报告，飞机已到。然此时我忽发觉老母病况突然转剧，遂不敢离开，终夕在榻前伴侍。是日夜半十一时，慈母遂瞑目而逝，享年七十有六岁。子欲养而亲不在，悲痛曷极。乃急电中央续假十天，在家守灵开吊，遵旧制成服，亲视含殓。中央自林主席、蒋委员长以下均有唁电，地方各界均派专人前来祭奠，备极哀荣。

家母丧事之后，即赴桂林，乘中央特派的单人飞机径飞重庆。当飞机飞至湖南芷江机场，预备着陆加油时，自天空俯瞰，机场上不见一人，四周一片死静。我下机后，始知敌侦察机三架曾来芷江机场上空侦察，许久始去。我机着陆离敌机飞去时，相去尚不足三分钟。真是“失之交臂”！否则我们一定被打得机毁人亡了。实是侥幸之至。

回到老河口，立刻便又恢复到日常的紧张生活。前章已略说过，五战区自迁到老河口，我为加强部队的战斗力，并使各种不同系统的部队官长有机会互相观摩和认识起见，曾向中央建议在老河口郊外一小镇曰杨林铺，创设“第五战区干部训练班”。我自兼班主任，副主任一席则由集团军总司令或副总司令轮流担任，队长、副队长则由各军军长或副军长充任。调各军中校官以上官佐前来受训。我们训练的科目都是部队中所急切需要的，不像重庆的“中央训练团”只着重繁文缛节。白天由专才教官讲授关于对日作战的战略战术，晚间则举行小组会议，由各级部队官佐互相检讨战地经验，以及切身需要改善的各项问题，并提出改革方案，供长官部参考施行。至于我，白天上课讲解做人之道和将兵、将将方法以及指挥作战经验，每晚我并亲往各小组旁听。与会学员均能尽所欲言，使我于察言观色之中，充分了解各将校的品性，而对各军的情形也有进一步的认识。受训学员因我能虚心而诚恳地和他们接近，所以对我也能竭诚拥护，足使本战区之内上下关系直如水乳交融，毫无隔阂。然我身为司令长官的，却因此日无暇晷，黎明即起，深夜始睡，忙迫不堪。不过眼见各方进步，成绩斐然，亦殊不以为苦。如此紧张生活一直继续到三十二年秋冬之交，我奉命调升汉中行营主任时，才告一段落。

二

我自从抗战初起时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起，至三十二年解职时止，凡六年之久。前后直接指挥过的部队不下百余万人。这些部队中，除第十一和第二十一两集团军约十万人是我亲手训练的部队，指挥起来比较方便之外，其他部队的系统极为复杂，指挥殊属不易。其中尤以所谓“嫡系”“中央军”如胡宗南、汤恩伯、郭忏等部为甚。他们只听从委员长个人的命令，甚至作战时对直接指挥他们的战区司令长官所发的命令亦多方躲避，不愿接受，也不向司令长官报告情况。骄蹇之情，难以尽述。其实所谓“中央军”的作战能力，均极薄弱，军纪尤坏。各级军官均自恃是“天子门生”，有直接“通天”的本领，大家效忠于一人，不愿受阶级服从、层层节制的约束，所以彼此之间摩擦特多。但是大家又共同蒙混委员长，使最高统帅对部队的实际情形毫无所知。这种部队能不能作战，也就不言而喻了。

本战区中，除我直接训练的广西部队和所谓“中央军”之外，半数以上都是一向被中央当局歧视的所谓“杂牌”部队，包括旧西北军、奉军、直鲁军、川军等部，不下数十万人。如张自忠、庞炳勋、孙连仲、刘汝明、孙桐萱等部原属西北军系统，为冯玉祥所一手训练，底子并不差。不过自民国十九年中原大战后，西北军系统瓦解，部队零星流散。虽经中央收编，然因蒋先生一心一意要借对内对外的战争，把这些“杂牌”部队消灭，所以平时扣发军饷，战时不予补充，待该部在战争中消灭殆尽时，中央便借口将其番号取消。但是中央这种作风，各部队长官皆洞若观火，所以他们绝对不打硬仗，处处企图保存实力，免被消灭。如此，自然无法表现其战斗力，同时军纪亦易废弛。于是，中央愈加蓄意加以消灭。演变的结果，中央当局便视“杂牌”部队为痈疽，而“杂牌”部队亦视最高统帅为仇雠，而形成一种互为因果的死结。

我早已看出症结的所在，认为各部队指挥官中，不乏血性汉子，都有与敌寇一拼的决心。如用之得当，都是生龙活虎的劲旅，所以自始至终，我对“杂牌”部队都推心置腹。我同情他们的困难，也了解他们的战斗力量。作战起来，量才器使，断不责其所不能。平时待遇和补充，各部队完全平等。同是保国卫民的将士，在本战区内断无轩轾之分。因此这些久经忧患和歧视的部队，一旦入我指挥系统之下，都感到无限的温暖与安全。人非木石，坏人究属少数，投之以桃李，报之以琼玖，所以我指挥下的“杂牌”部队，人人皆有效死之心。然后我再视其作战能力的强弱而善用之。故而这数十万残破不堪，训练、装备、纪律均无足言的杂牌部队，在我指挥之下，均能如臂使指，各尽所长，与最优势的敌人在黄河以南，大江之北，纠缠数年，且迭获胜利，自信殊非偶然。忆徐州战后，委员长检讨战绩，曾惊讶地向我说：“你还能指挥杂牌部队？！”这一点在蒋先生看来，实在是不可思议之奇迹，他本人是断然做不到的。

“杂牌”部队中，除西北军旧部之外，尚有“川军”邓锡侯、王缵绪、杨森等集团军约十余万人。川军习气较坏，官长均视物质享受为当然，不能与士卒共甘苦。各将领间，因为省内长期互战的结果，彼此均积不相能。我身为司令长官，处处设法弥缝，并以大义相责，要他们先国难而后私仇。所以抗战八年，川军的牺牲相当大，抗日卫国之功，殊不可没。

此外如旧东北军于学忠、缪澂流两军，及旧直鲁军徐源泉部，前章皆曾加以叙述，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俱将永垂史册。

这些部队中，有几件小事，值得特别一提：第一便是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韩复榘被处决之后，他的卫队旅旅长吴化文忽率部投敌。吴旅为韩部配备最佳的一旅，后受北平伪组织收编为伪军。抗战胜利后，吴部向中央投降，为山东省省主席王耀武所收容，驻于兖州。后吴部为共军所围，苦守数月，迭向王耀武乞援，无奈王氏又实行中央借刀杀人的故技，不予援助，吴化文愤而投共。嗣后，吴化文竟为共军的先遣部队，进入南京。

另一事便是抗战中期，六十九军军长石友三率部驻于豫东黄汛区，因久受中央歧视，并对抗战前途悲观，乃暗中派员与日军联系。事为中央侦知，乃密令副军长高树勋诱友三而杀之，并升高为军长。树勋恐军心动摇致为敌所乘，乃自黄汛区西撤，进驻汤恩伯防地。恩伯竟秘密设一陷阱，拟将高部包围缴械。孰知高树勋十分机警，仓皇逃至五战区。然中央仍蓄意消灭他，故意扣发军饷，树勋极为愤懑。抗战胜利后，中央调高军沿平汉路北上，归孙连仲指挥，与共军作战。高部乃不战投共，我方也就永远无法打通平汉路了。

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三十一、六十八两个军），在抗战末期也发生了一点小麻烦。孙部原驻防豫西南阳。民国三十二年夏，中央忽令孙氏率领三十一军移防第六战区，在长江南岸驻防。然而孙部将士都是北方人，其主食品是面食，对江南的气候亦不甚能适应。且鄂西多山，原驻军足够御敌，三十一军殊无增防该区的必要。再者，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是“杂牌”部队久仰大名的、主张消灭杂牌军的人。故此令一出，第二集团军上下哗然。他们都知道中央此举不是为战局着想，而是别有用心。

连仲是个老实人，奉命之后，心虽不愿，还是预备率部前去。可是三十一军将士都不愿移动，纷纷来我处请愿。我当然深知中央用心，更未便代为申请收回成命，只好劝孙部将士服从命令。好在胜利在望，不久大家皆可解甲还乡。三十一军不得已，只有遵命开往鄂西。

但是中央对孙部仍未尽放心。抗战胜利后，中央发表孙连仲为河北省省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但却要连仲将所部第三十一军交胡宗南指挥，连仲本人则奉命带高树勋一军沿平汉路北上接收。不料高部突然“叛变”投共，孙连仲只身脱险，到了北平，一筹莫展，只得坐看华北陷入共军手中。

凡此均可看出当时中央当局的一群人器量是何等的狭隘，防范自家袍泽直如防贼。终至山河变色，误己误人，也可说是劫数吧。

三

五战区各种部队中，尚有一部颇值得一提者，便是豫西别廷芳部的民团。抗战期中，亦建有奇勋。

据说自民元鼎革以来，豫西的内乡、镇平等七县即以多匪著称。官兵不时来剿，亦属无效。民国十年前后，西北军张之江部有秘书长某，系豫西人。因感于故乡糜烂，盗匪如毛，乃愤然辞职，还镇平县故乡，办理民团防匪。此人为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生，原系一文人，但是他当了七县民团总指挥之后，却一本“治乱国，用重典”之义，大开杀戒。凡查出一家有匪，则阖户皆诛，因此杀人如麻，而地方匪患赖以肃清。此人头脑新颖，对地方革新建设颇为注意。如开水利、兴教育、放缠足等，百废俱兴。所以他杀人虽多而豫西人士对他却称颂备至。不幸他结怨太多，终为仇人刺死。此人死后，代之而起者便是别廷芳。

别廷芳为河南内乡人，原在民团内当班长，目不识丁。因其为人忠实能干，逐步升迁，其上司死后遂为地方商民推戴为总指挥。嗣后势力日盛，别氏随时可征调数万人上阵作战，俨然是该地区的土皇帝。

廷芳虽一字不识，但是为人廉洁正直，凡事以身作则，对地方建设极为努力。办学校、筑水坝、修电厂、护道路，俱有成效。所辖七县之内真是道不拾遗，夜不闭户。不特盗匪绝迹，即不法官兵亦不敢骚扰。据说，某次有河南驻军樊钟秀所部一团在豫西扰民，被民团包围缴械。所缴械则悉数送还樊氏司令部。自此以后，再没有官兵敢在该区胡为。

别廷芳既有此种势力与胸襟，因而他留下来的故事也特别多。据说，在他治区之内向无盗窃情事。过路客商如有被窃的，廷芳必查出原物归还。一次，有一过路布商被偷掉一匹布。此商人贪小利，向别氏报告说有布二匹被窃。别乃下令严查，最后只查出一匹，再严诘此布商，卒发现他多报一匹图骗。别氏乃将布商与窃贼一并枪毙示儆，嗣后再无人敢作谎报。

豫西盛产西瓜，往年因偷瓜者多，瓜农损失甚大，廷芳乃布告四方“偷瓜者死”。一日，他的女婿途中口渴，就在附近瓜田内取一西瓜吃了。事为别廷芳所知，竟即刻吩咐卫兵，推出枪毙。其独生女儿在旁见状大恐，抱住父亲，嚎啕大哭，为乃夫求情，并诉说，如果丈夫被杀，女儿终身靠谁呢？廷芳把女儿推开说：“枪毙了他，有我养你一辈子。”卒将女婿枪决。

还有，在豫西烟、赌、香烟皆在严禁之列。当时在河南各县，鸦片几公开买卖。但是廷芳规定，他的区域内鸦片与香烟过境则可，买卖则不可。抗战之初，物价波动甚巨。某次廷芳忽发现他的儿子囤积了一批鸦片，便立刻责令烧毁。他儿子辩说：“政府还许可公开买卖呢！你不许在境内买卖，也该让我运出境去！”

廷芳说：“政府许可，咱家不许可！”

他儿子不敢再辩，便当众把鸦片全部烧毁了。

不过廷芳对政府合理的政令却遵奉唯谨。凡省、县两级政府征兵纳粮等事，廷芳皆率先奉行，从不稍违。他对境内的公路保护尤无微不至，并通令路旁乡民“下雨后补路，下雪后扫雪”，故豫西公路的保养为全省之冠。

像别廷芳这样私定法律，随意杀人，在一个正常的现代化国家的人看来，或嫌过分。殊不知在举世扰攘、政治不上轨道的中国，人民也是被迫而自卫自治，实情不得已。像别廷芳这样的人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无奈抗战前河南省省主席刘峙对别氏便蓄意诛锄，屡召廷芳往开封，廷芳皆不敢去。徐州会战后，我方主要战略是发动全盘游击战，像别廷芳这种人正是政府所应当鼓励的。蒋先生在汉曾电召别氏一晤。廷芳因知许多中央大员不满意他，不敢贸然前往。因为按战斗序列，他的游击队属五战区指挥，所以他特地到宋埠来看我。我劝他速去武汉晋谒蒋先生，并担保其无事，别氏才欣然就道。

后来豫南会战时，我到南阳，别氏再度来谒。我命令他率精锐民团配合国军作战。廷芳竟动员民兵七千余人与国军并肩作战，颇有战果。我亦曾明令奖勖。

此后不久，别廷芳忽得脑充血症而死，年不过五十七、八岁。廷芳一生廉洁，幼时家中仅有三亩地，死后遗产仍是三亩地，也可说很难得的了。

我在老河口前后住了五年，虽然戎马倥偬，军事指挥之外无暇兼及他事，然所见所闻，对我国的贫弱又多了一番了解。老河口和随、枣一带为鄂北最贫瘠之区。据说民国以来，省级官吏中尚无厅长级的官吏曾到此地区视察过。

民国三十年宜枣会战后，民间已一片糜烂。不幸大兵之后又继之以凶年。我生于贫瘠的广西，然生平尚未见过此种情况，真是骇人听闻，真所谓饿殍载道，人民连树皮草根都吃尽，甚至易子而食，言之悚然。

三十一年夏季，老河口酷热难当，白昼树叶被晒得卷了起来，夜间也不能入睡。当地居民便建议说，离老河口约六十里地的海山为避暑胜地，战前外国教士在此建有洋房十数幢，专为避暑之用，劝我前往避暑数周。我本人初无此意，因为半生劳碌，尚不知什么叫作“避暑”。此次在众人力劝之下，老河口实在太热，战局也比较稳定，因此忙里偷闲，前往海山小住。我们一行数人自老河口乘车出发，至海山山脚乘滑竿上山。行才半途已觉清风徐来，暑气全消。山上果有洋房十数幢，主人都避战回国，我们遂权充游客，择屋住下。山上林阴片片，泉水潺潺，真是别有一番天地，我这才尝到所谓避暑的乐趣。

老河口附近除海山外，还有武当山一名胜。据说明朝皇帝曾封武当为五岳之王。为便利权贵来朝拜，朝廷曾耗了七省钱粮，以十三年的时间，自均县至武当山沿途造了一系列的宫殿。这些宫殿画栋雕梁，外饰以琉璃瓦，美轮美奂。四五百年来历经沧桑，诸多损毁，然大体上都还完整。当时凡自重庆来五战区视察的大员都要前往游览。我本人如有空总陪他们同去，所以五年之内曾数游武当山。见那层峦叠翠之中，宫阙如云，确实很壮观美丽。这也可算是炮火丛中的一点雅兴。

第五十八章——汉中行营期中对战后局势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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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九月，委员长忽然将我自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调升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汉中行营主任。汉中行营是一所新成立的介于中央与各战区之间的军事机关。表面上的职权是负责指挥第一、五两个战区，后来中央把大别山游击根据地划成第十战区，所以汉中行营也就直辖三个战区了。

汉中行营事实上是一个虚设机构，无实际的职权。各战区作战一向由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汉中行营设立之后，此指挥系统并无变更，只是各战区对中央的报告亦送一副本给汉中行营罢了。所以这一机构似乎是蒋先生专为我一人而成立的。目的是把我明升暗降，调离有实权的第五战区。

前已言之，蒋先生生性多疑而忌才。他见我在第五战区与部队的感情十分融洽，深受部属的拥戴，至恐形成尾大不掉之局。但是抗战六年，我第五战区可说是战绩辉煌，蒋先生实无适当借口把我调职。所以他唯一的抉择便是成立一个位尊而无实权的新机构，把我明升暗降，与部队脱离实际关系。

蒋先生此举用心所在，我当然洞若观火，然亦深合我意。因为六年来戎马倥偬，案牍鞅掌，个人也很想得机休息；加以功高震主，无端招忌，倒不如暂时减轻一些责任为愈。因此，中央明令发表之后，我反觉浑身轻松，即赶忙准备交卸，并派参谋长王鸿韶前往汉中筹备行营成立事宜。我本人则俟继任人到职后，再行离去。不久，新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率随员数人，自重庆乘一小飞机到老河口来接事。

刘峙原是我多年老友。回忆我于民国十五年夏赴广州策动北伐时，刘氏正任第二师师长，曾以“四校同学”关系设宴为我洗尘。席间，刘氏起立致欢迎辞，并请我演讲。这是当时广东的风气，无论大小宴会，宾主双方都要起立演讲。但这在我还是第一次，所以印象很深。

北伐期间，刘峙第二师尚有战功，他本人给我的印象也不错。但是在抗战期间，刘氏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时，每每不战而溃，颇受时论指摘。其原因有两点：第一，刘氏之才最大不过一位师长，过此即非其所能胜任。第二，便是因为官做大了，习于享受，再不愿冒矢石之危了。语云“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当时在中央做大官的人，生活都趋于腐化，精神难以振作，统兵治政的效率自然就差了。

从第一战区卸职后，刘氏受任为重庆卫戍总司令。官尊事少，益发耽于宴乐。他在重庆并纳一新欢，藏之金屋。但是他的夫人却是一性悍善妒的女子，而刘氏又偏偏是个闻狮吼而变色的将军，以致闺房之内，斗争无已时。刘夫人曾为此向蒋夫人哭诉，请求主持正义。此事在陪都尽人皆知，传为趣谈。此次刘君被任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亲临前线，正可远避雌威，忙里偷闲了。

刘氏来接篆时，见司令长官部设在老河口市区之内，便有惴惴不安之感。他首先便问我，老河口的防空情形如何。我说，我的长官部虽在城市之内，究竟位置偏僻，屋子很小，而且四周都是菜圃。敌机纵使找到目标，也不易命中。所以敌机来得多了，我就到菜圃里面走走，以防房屋被震倒。敌机如来得不多，我就不管它，谅它也炸不着我。

这位好好先生的刘峙闻言大惊，说：“那怎么靠得住？我听到空袭警报，脚都软了。”他又问我，你看长官部有没有别处可迁。我说，离此地五里路有一小镇杨林铺，是五战区前干训班所在地，可以作长官部，不过交通系统重行建立起来就麻烦了。刘立刻说：“你能否派人马上带我去看看。”我便亲自陪他到杨林铺。该地原有一小学，地方尚宽敞，空袭时的目标也不大。刘氏虽觉此地比市区好些，然仍嫌目标太大。且此地亦在襄河东岸，面对敌人，显然是背水为阵，有欠安全。我说，那你就自己斟酌吧。再不然，你可迁往襄河西岸，距老河口六十里地的草店，便再安全没有了。我离开老河口之后，刘峙立刻便把长官部移到杨林铺。不久，果然又移到草店去了。

刘峙身为大将而胆小如鼠，真令人惊异。其人也，生得肥肥胖胖；其为人也，老老实实。真是“庸人多厚福”的典型代表。

在老河口时，我将五战区的情形对刘峙详细解释，交代清楚后，便率原长官部全班人马，首途赴汉中。不久，刘峙的特务营及其长官部官佐夫役也已到齐，我所留下的少数炊事兵、传达兵和卫兵也就离开老河口，来汉中归队了。据这些最后离开的卫兵、杂役人等说，这位新长官胆子实在小得不得了。有的竟笑着说：“刘司令长官夜里起来解小便，还要两三个卫兵陪着呢！”

据说自我离开之后，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的派头便不一样了。我的生活一向是极其简单朴素的，随从人员亦极度平民化，官兵与驻地商人、农民相处极为融洽。外来人每不知我的住处便是司令长官部所在地。刘峙则不同。他本人极讲究场面，侍从人员烜赫，衙门气息极重。长官部四周的农民莫不大遭其殃，花、果、菜蔬时为官兵强取而去，例不给值。农人有来诉苦的，长官部里的人却说：“我们一向是这样的。军人为国抗战，难道吃点水果、菜蔬，还要花钱买？哼！”

由这些方面观察，我才知道所谓中央嫡系部队军纪的废弛实在是相沿成习，所来有自，非一朝一夕所致。这种部队，如何能打仗呢？

据说当刘峙接掌五战区时，敌方广播便奚落他说：“欢迎常败将军来老河口驻扎！”果然，我离开五战区不出数月，敌人便发动攻势，一举攻占老河口与襄、樊。刘峙指挥无方，无力反攻，该战略据点遂为敌人所占领，直至抗战胜利才重归我有。

二

汉中一带是一片沃野，秦岭在其北，嵩山山脉在其东，汉水横贯其中，地形险要，物产丰盛。我国自秦汉以降，历朝都以汉中为屯兵之地。所以其地古迹特多。

自老河口沿汉水西上入陕，沿途民俗淳朴，多存古风。凡我途经的市镇，绅民都排班迎于道左。有的甚至摆起香案，由穿长袍马褂的年高绅士，双手高举一茶盅，前来双膝跪下献茶。我也只有停车下来答谢，并双手接过茶盅，一饮而尽，然后再登车前进。这是专制时代绅商欢迎钦差大臣和封疆大吏的礼节，不图尚见之于今日，风气的闭塞，由此可见。

在汉中时，我名义上虽然负责指挥三个战区，但事实上则日常待决的事务极少，与老河口的忙碌生活，恰成一对比。日长无事，简直有髀肉复生之感。可是正因如此，我才有工夫对今后中外大局的演变，作一番冷静的思考。

民国三十三年五月上旬，委员长因为主持第九军分校毕业典礼，亲自飞来汉中，我遂乘此时机和蒋先生详谈今后战局发展的问题，以及我们应有的应付方案。可惜蒋先生竟以余言为河汉，未加采纳。此建议当于第七篇中再详叙。

我到汉中就行营主任后不久，又因开会而至重庆。此时盟军已有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的趋势，我国报纸讨论亦至为热烈。当时自称为中国第一流战略家的杨杰氏，便在《大公报》上发表一论文，略谓在现代化的战争中，敌前登陆实不可能。杨氏认为，同盟国很难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最大的可能还是将美英联军由北穿过苏联腹地，与苏军并肩作战云云。朋友们即持此理来问我。

我读了杨氏之文，便大不以为然，初不料号称战略家的杨杰竟亦肤浅至此。我说，在现代化战争中，敌前登陆固难，而防止敌人登陆亦同样不易。即就纯军事立场来看，论大军团的指挥、运输和补给，同盟国在英法海峡登陆实是最方便而有效的行动，这样才能使德国两面受敌。即就政治立场来说，苏联亦断不许英美联军在苏境作战。第一次大战后，西方列强围困苏联的余创犹存，斯大林何能坐视英美军队驻在其国境之内？此事简直出乎一般人政治常识之外，所谓战略家的杨杰，居然能想得出，亦亏他会动此脑筋。

我虽然料定盟国必自西欧登陆，但是我私下却希望第二战场开辟得愈迟愈好。我在重庆时，曾两度与英国大使和丘吉尔驻华军事代表魏亚特将军详论此事。

我说，希特勒已陷于东西两面作战的苦境，同盟国胜利只是时间问题。现在既已距胜利不远，同盟国当局便应想到战后的复杂问题。你们西方国家与苏联，由于政治制度的不同，在战前已成水火，战时因为对同一敌人作战才暂时携手。一旦大敌消灭，西方国家必定又与苏联针锋相对。为减少战后的困难，务须稍为忍耐战争的痛苦，第二战场千万不宜过早开辟。然而，你们应当尽量以各种物资援助苏联，让德苏两国拼死纠缠。等到两雄声嘶力竭，然后选择地点登陆，德国自将俯首成擒，而苏联元气亦用尽，则第二次大战后的世界便要单纯多了。

至此，两君忽然向我质疑说，照你说的这样做，万一苏联为德国所败，或者斯大林等候开辟第二战场不耐烦了，转而与希特勒单独讲和，则大局不是不堪设想吗？

我说，这两点倒是不必顾虑，你们未免忽视了苏联潜在的强大力量。它具备了地广、民众、物产丰富的优厚条件，要想彻底击溃苏联，谈何容易！以中国抗日战争为例，中国无一事不较日本落后，尚且抵抗六年之久，使日军陷于泥淖之中。日本何尝不屡屡试探谈和，中国皆不屑一顾，何况苏联？

无奈我言之谆谆，这两位英国代表皆大不以为然。尤其是魏亚特将军，和我辩论尤多。他认为头痛应医头，脚痛应医脚，此时不能想得太远。英国目前亟须解除痛苦，不管战后局势如何，希特勒愈早打倒愈好。英国大使也一再强调说，倘第二战场迟迟不开辟，恐怕苏联会愤而与德国妥协，那便糟了。我说，国际政治原像下棋和赌博一般，看谁气魄大，手段高。据我判断，德、苏绝无中途妥协之理，历史上亦从无此事例，西方当局尽可放心。但是他们却坚持己见，不稍退让。当然也不会把我的意见转到伦敦去。

孰知第二次大战后，西方盟国果然和苏联为着东欧诸国问题，为着柏林问题，闹得剑拔弩张。我在北平任行营主任时，魏亚特到中南海居仁堂来拜会我。翌日，我也到六国饭店回拜他。我说：“魏亚特将军，冷战现在已打得火热了，你该想起我在重庆对你所说的是真理吧？”但是这位约翰牛却仍旧执拗地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不可相提并论。”大家一笑而罢。

三

民国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六月，同盟国在诺曼底登陆成功，德军节节败退，欧战已有迅速结束的趋势。同年七月，日军在太平洋屡败之余，使极端反动的东条英机内阁倒台。同盟国海军已逼近菲律宾群岛，日本的命运，也已到了决定性的阶段。

是年九月，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奉调回国，由赫尔利将军继任驻华大使。赫氏使华，除负有外交上的使命外，还负有调解我国国共纠纷的责任。因二次大战已接近尾声，罗斯福总统目击我国国共关系的恶化，深恐影响战后世界和平，所以特派赫尔利前来，企图促成国共合作，组织联合政府。故赫尔利来华时取道莫斯科，并与斯大林详谈中共问题。

我此时适因公在重庆，赫尔利大使特地征询我对共产党的意见。他认为我既非蒋先生的嫡系将领，说话必然比较公道。我乃反问他，站在外交官的立场，他作何看法。

赫尔利说，他为此特地经过莫斯科，问过斯大林元帅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意见。斯大林说：“中国哪里有共产党，不过是些土地改革者罢了。”我说：“这些话，你认为如何？”赫尔利说，他认为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分析是真实的，不会骗人的。我说：“斯大林对你所说的不过是一种外交辞令，不应过分相信。中国共产党是信仰马列主义的，是百分之百的第三国际共产党，你千万别上了斯大林的当。难道斯大林比我们中国人知道的还多，他的话比我们中国人的话还可靠？”

赫尔利诚恳地说：“斯大林是政治家，我相信他的话！”

这样，我们当然无法再说下去，辩论也就不了了之。

赫尔利大使到职不久，新任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将军也接踵而至。中国战区前任参谋长为史迪威将军，因与委员长不合，奉召返国，由魏氏继任。

前已言之，史迪威原为美国驻华武官，珍珠港事变后，调升中国战区参谋长。不过史氏是一阳分人，可为赫赫的战将，却不宜做运筹帷幄的参谋工作。这种人尤其不能与自私的蒋先生合作。因为蒋先生事事以其个人利益为出发点，大权独揽，事必躬亲。做他的参谋长，必须要事事请示而后行，断不可自作主张。史君是美国人，当了参谋长，便真的要行使参谋长职权了，和蒋先生当然无法相处。

关于蒋、史之间的别扭，据说，史迪威曾公开批评蒋先生专将美国运来的装备补充他的嫡系部队。史氏认为，美式装备的分配，应以军队的能否作战为标准，“包括共产党的第八路军在内”。致引起蒋先生的愤怒，认为史氏干涉中国内政，必去之而后快。

魏德迈抵重庆时，我们亦曾详谈今后世界局势。无奈当时美国将领都有个相同的看法，即急于要求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以免战争旷日持久。至于战后的问题，他们似乎丝毫没有考虑到。但是在我看来，战后的困难将甚于战时百倍。如不未雨绸缪，届时必将捉襟见肘。论力量，论声望，美国实掌握了左右今后世界安危的枢纽，美国当局一着之差，便足以影响整个世界的和平。思维及此，我认为有尽我所见，向友邦当局贡献一点意见的必要。

因此在赫尔利和魏德迈莅华之后，雅尔塔会议开幕之前，我曾两度修致备忘录给赫、魏两君，希望他们能转致罗斯福总统和马歇尔元帅。

我的第一备忘录是在赫、魏两氏抵华后不久便送出的。修缮之前，我曾向蒋委员长提及此事。蒋先生说：“可以，可以，你就送去吧。”在这文件内，我特别提醒美国当局说，德国一旦投降，日本不久必然也跟着投降。但是，当时在渝的美国人都认为日本民族性强悍，笃信武士道精神，非战至最后，绝不轻言投降。美国军队若要攻占日本三岛，至少牺牲二三十万生命。其实这估计是大错而特错的。日本民族性恰如日本运动员的长途赛跑。当他看到失败已成定局，便不再跑下去，不像西方运动员，明知失败了，还要跑到终点。如今欧战已急转直下，同盟国应该计划如何应付日本的突然放下武器！我更强调说，从历史上看，战胜并不难，难的是处理战后问题。此次远东方面战后问题的焦点在我国东北。同盟国当局事先便应想到将来的东北问题，所以千万不必要求苏联参战。因为苏联眼见日本战败在即，不论吾人要求与否，它必然要来分一杯羹。故而中美两国应及早计划与苏联向东北这共同目标作进军竞赛，千万不可让苏联独占东北。

此备忘录发出不久，果然欧战急转直下，盟军正逐渐向柏林缩小包围圈，德国投降已是指顾间事。考虑到我国的东北问题，我便向赫、魏两君送出第二份备忘录，重新提醒华府当局千万不可与苏联在东北划分战区，我们应与苏联向同一目标竞赛。为准备此项竞赛工作，我提议，魏德迈与蒋先生商议在菲律宾设一中美合作训练机构。将我方准备接收东北的军政人员在菲律宾开班训练，与美国陆、海军密切配合。一旦日本支持不住而放下武器时，我方维持治安的部队和政治接收人员即可由美国海、空军迅速运往东北。我们至少须掌握南满地区，则苏军纵能进驻北满，亦无法与中共军队接触，中共如得不到苏联的物质援助，中共问题将不致引起中苏纠纷，而事态也就简单化了。我深愿美国统帅部郑重考虑此一问题。

这两件备忘录均由我口述大意，由秘书拟就中文稿，再由行营顾问石超庸和军委会少将参议余兆麒协同译成英文，分送赫尔利大使和魏德迈参谋长。孰知此两项文件发出之后，便石沉大海，毫无反响。约莫一年之后，德、日相继投降，苏联部队不费一弹占领东北，一切均如我所逆料。而美国当局的措施，则与我所建议的完全相反。差之毫厘，失之千里，铸成大错，不胜扼腕之至。我自思前两项备忘录，所言是何等详尽，而盟国当局竟丝毫不加考虑，令人不无懊丧。事后，我私自臆测，虽赫尔利大使曾当面恭维我，不只是个军事家，而且是政略家，但华府当局或认为我不过是一战区指挥官，妄言世界大势，根本不值一顾。

战后，我国内战危机日深，魏德迈奉调回国，顺道到北平来看我。当他辞别时，我亲自从居仁堂送他出大门，边走边谈。魏氏忽然提到我的两项备忘录，说：“李将军，现在满洲情势的发展，你当初给我的那两项备忘录，皆不幸言中了！”

他这么一说，我才知道，原来他曾详细看过我的两项备忘录。但是他们为什么明知故犯，硬把东北造成那种不可收拾的局面呢？

第五十九章——八年抗战敌我优劣之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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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下午，各报忽然发出号外，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顿时鼎沸，八年抗战至此已胜利结束，全国人民的喜悦，史无前例。汉中城乡此时也欢声震天，爆竹震耳欲聋。全城军民举行联合大游行，各机关、团体纷纷派代表前来行营道贺。各人心目中无不充满胜利还乡、前程似锦的美梦。但是我本人此时反觉落落寡欢，颇使踵门道贺的人感觉诧异。

其实此种心情一般人亦不难体会。因为像我这样身负国家重任、前后统兵逾百万人的高级将领，在胜利的爆竹声中，回顾前瞻，难免百感猬集。古人说：“一将功成万骨枯。”抗战八年，全国死难军民何止数千万，即在五战区内，牺牲亦不下数百万人。我们试一念及因抗战而招致家破人亡的同胞，以及为国族生存而在战场上慷慨捐躯的袍泽，他们所遗留的寡妇孤儿，如今皆嗷嗷待哺。与念及此，能不凄恻。

况且，抗战虽告胜利，前途荆棘正多，而中央当国者又私心自用，宵小横行。眼见内政、外交危机接踵而至，我人身当其冲，又将何以自处？凡斯种种思想皆与胜利一时俱来，构成极复杂的心境。

然今日回思，当时心情的悒郁，实非一时神经过敏，嗣后国事的发展，均在当时逆料之中。固知天下事的形成，皆非偶然。日人处心积虑要侵略中国，经营数十年，卒至一败涂地，蒙千年来未有的奇耻大辱，实罪有应得，自贻伊戚。

至于我国革命数十年，最后竟招致强邻入侵。抗战八年，幸获胜利，然不数年，大陆鼎沸，政权易手。此种事势的形成，初非一朝一夕的错误有以致之，实在也是积弊太久、病入膏肓的必然现象。所以本章拟对八年抗战中敌我的得失，作一公平的检讨。

今先从敌人说起：

日本侵华战争的基本错误便是“企图征服中国”，这本身便是一个不可补救的错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侵华一直是它的基本国策。此种国策的奠定，可能有两种因素：（一）是受西方帝国主义的影响。日本目击西方列强由于侵略弱小民族而致富强，所以它要踵起效尤。（二）是日本对中国的错觉。日本人一向把中国看成一个无可救药的古老国家，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是重文轻武，是教育落后，统治者用愚民政策，以愚黔首，以致长期贫弱，不可与西化了的日本抗衡；再者，中国被国内的少数民族征服已不止一次，往者有蒙古，近者有满洲。满、蒙二族尚且能统治中国，况日本乎？殊不知日本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时至20世纪中叶，全球所有被压迫民族独立图存的风气已如火如荼。西方帝国主义且已日益式微，继起的日本焉能后来居上？所以日本开明之士说，日本侵略中国，无异吞下一颗定时炸弹。再者，日本认为中国是古老文化，不堪一击，殊不知日本的文化正是从中国传去的，最近才受西风东渐的影响而从事维新。中国也正以同样方式接受西方文化，民族意识逐日提高。不过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改革起来没有日本那样迅速有效罢了。恶可视为无反抗能力，而必定被人征服？

日本既以侵华为国策，田中义一并认为征服中国为征服世界的阶梯。但是日本究系岛国，民族眼光短视，胸襟狭隘，政治、军事领袖皆有志大才疏之弊，徒有成吉思汗的野心，而无成吉思汗的才能和魄力。因而他们侵华的方式，是蚕食而不是鲸吞。既已作了侵略者，又没勇气承认对华战事为“侵略”，却硬说是“事变”，而且这些“事变”的制造，又是毫无计划的盲目行动。例如沈阳“事变”是土肥原、板垣等少数中下级军官搞起来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事前竟不知其事。事后关东军司令部和日本政府只有追随少壮派军人之后，为其越轨行为作辩护。此实非文明国家应有的现象，然日人行之，不以为怪。

侵华战事既已发动，而日本人又没有气魄来大举称兵。等到中国民愤达到最高潮，以致“卢沟桥事变”无法收场，大规模用兵势在不免之时，日本又不愿倾全国之师来犯。只是在华北、华东用少数兵力与中国作战，到兵力不敷时，才逐次增兵，深入作战。这种“逐次增兵法”便犯了兵家大忌。中国地广人密，日军一个师团一个师团地开入中国，正如把酱油滴入水中，直至把一瓶酱油滴完，为水吸收于无形而后已。日本人便是这样一滴滴地，滴进了六七十个师团在中国大陆，但是还是泥腿深陷，坐以待毙。

所以日本既处心积虑要征服中国，就应乘欧洲多事之秋，一举把中国吞下。日本平时国防军有二十个师团，稍一动员便可递增至四五十个师团。如果卢沟桥战事发动前夕，日本便动员全国，首批派遣三十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用闪电战方式，主力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并与沿陇海铁路西进的部队相呼应，夹攻陕西，占领西安，得陇望蜀，威胁成都。同时利用海道运输的便利，向长江、珠江两流域西进攻击，与其南下的主力军相呼应，使西南各省军队不能调至长江流域作战，则占领淞沪、南京、武汉、长沙等战略要地，即无异探囊取物。然后右路越秦岭占成都；中路上宜昌，穿三峡，入夔门，占重庆；左路经广西，向都匀，入贵阳。一举而占领中国各重要都市，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肢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陷全国于瘫痪状态，并非难事。到那时，我政府只有俯首听命。等到大势已去，纵使我们的极端主战派也只好钳口结舌。则以蒋、汪为首的反战派和三月亡国论者自将振振有词，率全国人民屈服于暴力之下了。然后，一俟德、意向外侵略，欧战发展到顶点时，日本即可挟中国的人力物力，向亚洲防卫力量薄弱的地区，进行狂风掳掠性的战争，则南进北进，均可游刃有余。如此，二次大战结束的面貌，恐将完全两样了。

日本的基本政略既已铸成大错，而其小规模局部战略运用的错误亦复如出一辙。卢沟桥事变后彼方乘我政府的不备，不宣而战，瞬息即击破我华北的驻军。如果乘胜跟踪穷追，使我政府无喘息的余暇，占领东西交通动脉的陇海路，进迫武汉、南京，截断长江运输，则京、沪不攻自破。日军有此天与的良机而不取，竟将其主力军投入四面崇山峻岭的山西，以致旷日持久，作茧自缚。虽用尽九牛二虎之力，前锋勉强一度进至黄河北岸，然而南望风陵渡，面对汹汹巨浪，何能飞渡？其后虽把主力军抽出，南下围攻徐州，西进攻占开封，企图席卷豫、皖产粮区域，却又被黄河决堤泛滥所阻。逼不得已，乃转循长江西侵。因两岸地形复杂，进展甚缓。到占领武汉，已成强弩之末，形成僵持的局面。中国历史上元、清两代入关，系由北方南下，以居高临下之势，自可事半而功倍。日本恃有海军的支援，违背传统战略的有利条件，改由海道溯江西上作仰攻。兵力又不敷分配，其失败固可预卜。

日本之所以在战争初期不这样做的道理，一则或许由于无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以及气魄雄伟的战略家，他们相信我们不会长期抵抗，南京、武汉失守之后便要投降了。再则是他们本国之内可能亦有掣肘之处，军阀未能随心所欲。关于此点，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们当可提出极详尽的答案。但是，日本既然不能放手来侵略，则又何必搞此无结果的侵略呢？以上便是注定日本必败的两项重要因素。

至于日本军队的长处，那也确是说不尽的。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上至将官，下至士卒，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令敌人不易有隙可乘。日本高级将领之中虽乏出色战略家，但是在基本原则上，绝少发生重大错误。日本将官，一般都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其做事皆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令人生敬生畏。这些都是日本军人的长处。不过如果一个国家的大政方针的出发点已错，则小瑜不足以掩大瑕。何况“兵凶战危”，古有明训，不得已始一用之。日本凭了一点武士道精神，动辄以穷兵黩武相向，终于玩火自焚，岂不是理所当然吗？

二

我方部队亦有若干优点足以一述。第一，我们是以哀兵作战，为着保家卫国，与入侵强寇火拼。所以抗战初期，士气的悲壮实亘古所未有。语云：“一个拼命，万人难当。”何况我们全国奋起和敌人拼命？再者，在本土之内与深入的外族作战，实具备天时、地利、人和各种条件。同仇敌忾，到处得到人民帮助，随处可以补给，敌人的情形适得其反。故我军装备虽差，但是在交通不便的乡村，反可利用游击战来困扰敌人，不像敌人的机械化配备，一离开交通线便运用不灵。我军还有一最大优点便是吃苦耐劳，在任何恶劣条件下，都可继续作战。

但是我方除上述少数优点之外，其缺点亦复不少。例如官兵未受严格训练，军纪废弛，战斗力薄弱。因军队伤亡奇重，中央兵役司到处派员抓兵，阖闾骚然。新兵未经训练，即仓促开赴前线应战，无异驱羊以喂虎口。粮饷待遇既微，致士兵恒苦营养不良，骨瘦如柴。医生、药品均极缺乏，受伤患病官兵境遇之惨，有不忍言者。所以中日战前，日人视中国军队如无物，亦不为无因。

至于中央政府政治、军事措施的乖谬，更是数之不尽。若说“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则吾人首先便要自中央政府说起。

老实说，抗战前乃至抗战期中，我们的中央政府实在没有具备任何足以与外族作战的条件。

自北伐完成后，中央政府中，事实上是蒋先生一人当国。由于他蓄意排除异己，造成由他一人控制的党政军系统，因此引致内战频仍，兵连祸结。中央当局为政既不以德，则中国真正统一便永远不能完成，为应付这一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蒋先生在中央各部门，及其权力能到达的省份中，全是因人设事。不是用人唯才，励精图治，而是以政府名器作酬庸，来拉拢亲蒋人士。因而在中央能彻底控制的省份中，其行政效率与各项建设，反不若中央政令不能贯彻的各省。

桂、粤、晋、川、滇等省曾与中央有过对立或隔阂，姑且不论，即以与中央比较接近的鲁、湘二省为例，亦可见一斑。

山东省省主席韩复榘，系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行伍出身，仅略识之无，政治观念的落后更不必言。所以韩氏为一省之长，可说是条件不够。再看湖南省省主席何键，原为唐生智所部第三十五军军长。为人圆滑，而不能任事，只因湘省介于粤、桂、黔之间，可作缓冲，故得久任主席。此人思想既旧，对政治尤属外行。然韩、何二人皆非中央系统中人，对中央仅作有限度的服从，平时与反抗中央的西南各省，信使往返甚密，凡国内有纷争，他二人的态度均甚模棱。因而中央对湘、鲁两省的省政甚少干涉，以致韩、何二人在抗战前一直做了八年的省主席。韩、何虽非理想的行政人才，但是因省政安定，人事无甚更动，党政军之间颇少摩擦，因而湘、鲁两省的治安亦差强人意，共产党无法生根。省内政治、经济设施，八年以降多有可观。因中国积弱太久，当政者不论贤与不肖，只要给以机会，他们总会为国家、人民做点建设事业。所谓“积跬步可以致千里”，只要有意前进，速度虽慢，犹胜于一曝十寒。

反看对中央政令贯彻最力的豫、鄂、皖、赣等省便不然了。湖北自民国十八年到抗战开始，七年之间竟五易主席（计有夏斗寅、何成濬、杨永泰、张群、黄绍竑）。湖北可说是我国各省中先天条件最好的省份之一，交通辐辏，物产丰饶。这五位省主席中，除夏斗寅外，都可说是当时政坛上第一流的人物，为蒋先生所倚重。但是七年之内，湖北省内可说是贪污成风，建设毫无，军队云集，而红军仍肆意流窜，成为国内最糟省份之一。抗战以前，鄂东、鄂北是武汉两道门户，甚至连一条公路都没有，其他建设也就可想而知了。

至于治安，则更不必说了。鄂东的豫鄂皖边区早成为共产党张国焘和徐向前的天下，鄂西则为贺龙、肖克所盘踞。滋长茁大，卒成心腹大患，而中央与鄂省当局均束手无策，莫可奈何。

鄂省地方行政的糟乱与贪污的盛行，战前实鲜有其匹。但是这并不是偶然的现象。主要的原因是由于省政的不安定。我国政治迄未走上法治的正轨，因而形成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局面。省政首长一更动，则厅长、处长、行政专员、县长全盘更动，甚至事务人员也都彻头彻尾换掉。故一省首长如频频调换，则全省上下公务人员，人人皆存五日京兆之心。一有机会，便大捞一笔，愈速愈妙，以免错过。从政人员志在贪污，则省政便不可复问了。

湖北如此，安徽、江西、河南等省亦莫不如此。抗战前七年之内，安徽六易省主席，政治情况之糟亦与湖北相埒。蒋先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最大的原因是他不把国事当事做，而把政府职位作酬庸，以市私恩。这样，国家政治岂有不糟之理呢？此外，如张群、何成濬等人，都是蒋先生朝夕咨询的智囊，他们虽当了省主席，却经常不在省府办公，“主席”只是挂名而已。省政由人代拆代行，为代理人的，当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所以蒋先生统治下的“中央集权制”，事实上是“包而不办制”。如果他肯放手让地方当局去从事兴革，国家反而容易搞好了。

再者，蒋先生对地方政府的驾驭，一向是采用“分化统治”的方式。故意使一省内的党、政、军互相对立，不时倾轧，以免一省首长的权力太大，不易控制。所以湖北七年内的五个省主席中，虽然有四个是职业军人，但是他们对驻军却无丝毫监督和调动之权。加以中央的“剿共”政策原来是借共军力量来消灭“杂牌军”，所谓“中央军”的主要任务为监视“杂牌军”，是对付自己人的，不是防御敌人的。因而一旦与共军作战，各军皆避实就虚，保存实力。共产党就乘机茁壮了。

我们试一翻阅地图，便知共产党当年的根据地多在赣、鄂、豫、皖四省，而该四省正是中央权力彻底到达之区。号称共产党老家的湘、粤两省，中共反无法立足，甚至在省当局统治能力最薄弱的山东、四川、贵州、云南等省，中共也无法渗透。孰为为之，孰令致之，我们稍一思考，便不难获得答案。

加以蒋先生为巩固其独裁政权，竟不择手段豢养特务，鱼肉人民。知识分子偶有批评蒋先生的，辄遭迫害。其属下文武官员也每因私怨而被借端枪毙，或因受疑忌而惨遭毒手。其他暴政，罄竹难书。例如暗杀学者杨杏佛、《申报》主笔史量才、湖北省省主席杨永泰、前直鲁督办张宗昌、前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前抗日救国军军长吉鸿昌、外交界元老唐绍仪、“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及前陆军大学副校长杨杰；捕杀第三党领袖邓演达、第十三军军长赖世璜、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又如用绑匪手段劫持民社党领袖张君劢，拘禁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及广东省省主席李济深。逮捕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爱国“七君子”，及重庆大学教授马寅初等。至于被屠杀的农工群众与青年学生，尤不知凡几。更勾结江浙买办阶级，滥发公债以营利，操纵金融以自肥。结纳帮会和各种黑社会头目，公然贩卖烟土，制造毒品，贻害中外。因之，金融市场悉为官僚资本所垄断，皇亲国戚，权倾中外。上行下效，贪污之风弥漫全国。

中央政府既然如此，则我们对外抗战时政治上的艰难也就可想像了。

三

我国军事上的糟乱也不在政治之下。抗战开始时，全国军队不下数百万人，但是五花八门，杂乱不堪。就历史系统来说，有所谓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山西军、粤军、桂军、川军、滇军及其他各省地方军。就训练方面来说，各军训练方法极不一致。就装备来说，中国军队可说是全世界各种武器的陈列所，德、日、俄、意、英、美、法、捷克等一应俱全，国内的汉阳、金陵、巩县、沈阳、太原等兵工厂出品也各不同，故军队的配备，因军而异。就地域来说，有北方军人，有南方军人，其生活习惯和作战的适应性也各各不同。就征募方式来说，广西是征兵，中央及其他各省是募兵，也有征募并行的。就思想来说，“三民主义”之外，还有一支信仰马列主义的第八路军。这些军队的性能可说完全不同，战斗力的强弱也极悬殊。

不过在抗战初期，由于民族意识浓厚和对敌人的极端憎恨，所以数百万人敌忾同仇之心却完全是一致的。大家一致服从中央，全力抗战。中央当局此时如能去其一贯的褊狭心理，大公无私，一视同仁，视各部队的作战能力善予运用，则经过八年的抗战，这数百万人确可熔于一炉，变成一德一心的国家军队，无奈中央当局始终不能开诚相见，无法达成理想。

第一件令人不服的事，便是硬把全国军队分成“中央系”和所谓“杂牌”。在武器、弹药、被服、粮饷各方面，中央军得到无限制的补充，杂牌军则被克扣。前章已说过，如中央对付庞炳勋，当各军都在扩充之时，庞军独奉命裁去一团。又如川军开到徐州，我竭力请求补充，中央破例补充了每军步枪二百五十枝。这真是“杯水车薪”，何济于事？因而在大敌当前之时，并肩作战的友军，有的食丰履厚，武器精良，气焰凌人，有的却面有饥色，器械窳劣。要他们同样出死力而无怨尤，又岂可得呢？

由这种歧视所产生的恶果，则更是历数不尽。就以“中央军”而言，上上下下都是具有“通天”本领的“天子门生”。大家唯领袖之命是从，将帅不和，上下倾轧，作战能力自然无法提高。但是犯起法来，大家都是黄埔同学，又官官相卫，蒙蔽最高当局。兹举一实例：民国三十年，五战区第十补充兵训练处第二团团长何中明（黄埔四期毕业），其团部驻老河口南三十里的仙人渡，曾将病兵三十余人衣服剥光活埋致死。何的同事见此事太残酷，乃据情报告长官部。我便派军法官及有关人员前往查办，并掘坟检视，情形确实，惨不忍睹。因将何中明扣留，交军法处审讯属实，判处死刑。本拟就地枪决，以申国法。不意中央当局闻讯，电令押解重庆军法总监部，旋即释放。因军法总监部内高级人员多系黄埔毕业生，狼狈为奸，尽管何中明罪无可逭，也可逍遥法外。

可是蒋先生却最喜欢人家恭维黄埔毕业生是如何如何地好，杂牌部队是如何如何地不好。而他的左右又都是善于阿谀的人，于是蒋先生朝夕所听到的批评和看到的特务密告，都正如他所想像的。因而成见愈深，欲消灭“杂牌”部队之心也愈切。

此种情形发展到抗战末期尤糟不可言。有些“杂牌”部队因久无补充，部队长官不得已向蒋委员长面诉衷曲，委员长表面上故作矜恤，温语有加，亲下手令，嘱兵站补充；然后视部队的系统，亲自电话或令侍从室主任吩咐，照手令上的数目拨给，或者打个折扣。若无电话预先交代，军政部的兵站就以库存已尽来搪塞。于是，有些部队长官探知个中内幕情形，为保存部队实力，免被淘汰失业计，乃勾结侍从室和兵站官员，实行贿赂，则武器弹药又可源源而来。军队为国捐躯，武器损失，弹药消耗在所难免，尚需向上级机关官员行贿才可得到补充，实为千古未有的怪现象。

当我在老河口的最后两年，有一新编师奉调受五战区节制。师长王认曲为黄埔第一期毕业生，深通此道。那时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得了委员长亲批手令，仍得不到补充，而王师长后来才得到手令，却领到了。王鸿韶参谋长便问王师长理由何在。王微笑告王鸿韶说：“其中有窍门！”王鸿韶追问其“窍门”何在。王说，他奉批得新枪一千枝，他决定卖掉二百枝，就以这笔款项向经管仓库人员行贿，如此他尚可实得八百枝，比王缵绪一枝也得不到强多了。

后来，傅作义也告诉我一件故事。某次傅奉委员长亲批弹械一批，可是傅在西安的办事处主任却无法领到。西安仓库主任老实不客气地告诉傅的办事处主任说，要领武器，一定要出钱。该办事处主任便发电向傅请示。傅说，钱当然付，不过可否请该仓库主任给一收据。那仓库主任利令智昏，竟真的给傅的办事处写了一张收据。傅有证据在握，乃立刻告到委员长那里。果然，委员长一怒之下，把这位仓库主任撤职了。可是不久之后，他却又当了另一仓库的主任。这种贿赂公行的局面，便是我们抗战末期军事行政的特色。

至于杂牌军部队本身呢，在这种无法无天的局面之下，也就竭力自救。他们都知道中央当局欲利用对日抗战来消灭他们，平时克扣粮饷，战时不予补充，等他们消耗得差不多了，便将他们遣散或改编归并其他部队，空出的番号，便可以“嫡系”补充了。

所谓杂牌部队，其中是分等级的。例如我们广西部队，虽然自北伐以来，我们实在是国民革命军的正统，但是在蒋先生的心目中，我们也是“杂牌”。不过由于抗战初期五战区的辉煌战果，使中央不得不另眼相看。再者，我国谚语说“朝中有人好做官”，我们在朝中有白崇禧任副总参谋长，嗣兼军训部部长，在外有我本人任战区司令长官，所以广西部队总算是承蒙中央优礼有加了。

至于其他部队，如福建绥靖主任陈仪的部队，虽然也是“杂牌”，但是陈仪毕竟是浙江人，蒋先生的同乡，所以也多少受到些优待。最惨的，要算是那毫无背景的孤魂野鬼，例如庞炳勋、高树勋、孙殿英一干人了，其次则为冯玉祥统驭过的西北军、张学良统驭过的东北军、陈济棠统驭过的粤军、唐生智统驭过的湘军，以及川、滇、黔、陕、甘等省的军队。中央是蓄意要消灭他们的。粮饷既缺，中央还派了大批黄埔生去作他们的高级参谋和副军长。这些人事实上都是蒋先生的耳目，对部队的一言一行，有时甚至无中生有，都报告到蒋先生那里去。平时在部队中作威作福，目无余子。

须知我国将领都是除掉带兵打仗之外，一无所长的职业军人，军队便是他们的家。我国既没有良好的退休制度，他们一旦脱离部队便无法生存。中央既用种种方法去消灭他们，他们也就用种种方法自救图存。平时在前线，一怕敌人攻击，二怕被共产党吃掉，最怕的还是被友军的中央军缴械。在这种情况之下，图存之不暇，哪里有心思去抗战呢？狡猾一点的，便用重金到中央去拉关系。例如徐源泉便一意投靠何成濬，再利用何成濬去疏通侍从室。侍从室路线打通了，以后凡有不利于徐源泉的报告都一概被扣压下来，留中不报。徐军因此便可得到补充，然后利用此补充款项的一部去作活动经费，因而形成了一个贪污和行贿的大循环。

关于我国政治、军事上的各项缺点，我在南京、武汉、重庆曾不断地向蒋先生坦白进言，请求改正。我说：“这些事，别人不敢对你说，只有我敢向你说，希望你采纳。”无奈我言之谆谆，他听之藐藐，哼了几声便算了。这也可说我们的国运是活该走下坡路吧！

四

我国抗战的战略错误亦多。从基本原则上说，我们对一个优势敌国侵略的战争，应该是长期的消耗战，直到把敌人拖垮为止，绝不与敌人争一城一地的得失，自丧元气，消耗主力。所以抗战一开始，我们断不可把全国军队的精华集中在京、沪、杭三角地带，任敌方海、陆、空军尽量发挥其优越性能。蒋先生当时作这决定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第一是由于他不知兵法，而好意气用事。因蒋的本性是绝对亲日的，但目睹失地千里，日本仍不满足，使他面子上无以自处，实在气愤不过，所以不顾一切，和它一拼再说。这是个绝大的错误。因为做统帅的人，甚至独当一面的指挥官，一定要冷静，千万不可使气。一时冲动，往往正落入敌人奸计之中。第二，可能是他的策略。蒋先生本不愿全面抗战，他认为能把上海牢守几个月，西方列强可能出来斡旋，战事亦可乘此收场，如“一·二八”淞沪之战一般。这一想法显然也是错误的。敌人来势汹汹，不打到武汉不会轻易言和。要和，也必然是城下之盟，我们除亡国之外别无他途可循。再者，西方列强此时已弱点毕露，欧洲局势岌岌可危，英法自顾不暇，哪有余力东顾？当“九一八”之时，希特勒还未上台，国联尚且无力制裁日本，何况此时呢？

死守南京，又铸下第二大错。沪上兵败之后，我后方尚有数师精锐部队未参与战斗。此时如索性把大兵向大江南北一撤，将南京正面让开，敌人深入之后，再相机自南北两方夹击，京、沪敌人亦难安枕。我元气未丧尽，则敌人此后北上徐州，西窥武汉，顾虑皆多。当时白崇禧和我以及德国顾问都反对守南京。无奈委员长认为南京系国府及国父陵寝所在，不守在面子上过不去，更兼唐生智别有用心，随声附和，乃决定死守南京这战略上的死地。孰知我军新败之余，士气已沮。敌军迫近我首都，争夺首功，士气正盛，相形之下，优劣悬殊。不数日，南京便为敌军所夺。我大军十余万简直被无故糟蹋掉了，岂不可惜。

南京失守后，敌人次一目标必然是津浦线。但是此时津浦线简直无兵可调，优势敌人本可一举打通津浦线。若非敌军太骄妄粗心和我五战区将士沉着应战，则战事早已不堪设想。所幸我们能运用内线作战的便利，在津浦路上和敌人纠缠了半年，使它无法西窥武汉，抗战局势才转危为安。

二十七年武汉保卫战时，我方战略再度发生错误。当我从徐州退到豫南、鄂东时，敌人正由南京沿江西上。我那时在战略会议上，便主张以一部分兵力在鄂东阻止敌人西进，而以主力自豫南出皖西，循六安、舒城、怀宁一线，配合大别山内的廖磊集团军，主动出击，以攻为守，夹击侵入鄂东的敌人。我的建议未被蒋先生接受，他主张陈重兵于鄂东，于豫南一带作纵深配备，构筑工事，以逸待劳。这“挨打战略”实是一项错误。因为鄂东地形复杂，敌我大兵团均不易展开作战，陈重兵于此，实无用武之地。而自六安以西直达信阳，一坦平原，无险可守，此路有失，则鄂东之兵将不战自退。其后敌人果由六安西进，各个击破我重叠配备防线，侵占信阳。至此，鄂东和武汉守军不能不仓促撤退，一切如我所料。以上是我所亲自参与，虽然一再进言而不为蒋先生所采纳的三项战略错误。至于其他的错误，这里也就不必多赘了。

到抗战末期，中央以配合美国在印度的基地为名，抽调四五十个师集中滇、缅边境，声言打通滇缅路，夺取仰光海口，以便接运美国作战物资。这也是一项极大的错误。当时我曾建议，舍近求远，天时地利人和于我都极不利，故与其劳师出国远征，不如集重兵于南宁、贵县一带（广西当时已无敌军）向广州湾进攻，开辟一个出海口，与太平洋上的盟军相呼应。我的理由很简单，敌人的兵力自三岛本土向外延伸，直到缅甸，正如一条长蛇，蜿蜒在亚洲大陆边缘。我们打蛇应该采取腰斩的方式，不应专门打头或打尾。吾人如在缅甸与敌人火拼，敌势不支则慢慢向东收缩，愈缩则兵力愈集中，抵抗力愈强，而我方困难也愈多。当时如果我们以入缅的兵力向广州湾出击，必可打通广州湾出海口，如此则可与循菲律宾一线北上的美国海、空军相呼应。日本在支那半岛以及南洋一带和其本土的交通顿受威胁，则缅甸日军将不战自溃。我提出此一战略主张的另一用意，便是看到日本有突然投降的可能。日本投降时，我国如有个出海口，则四五十万大军便可利用日本投降的船舶迅速开往东北与华北，则战后问题便简单多了。

但是我的战略主张也未被重视。我们足足有四五十万最精锐的部队被困于滇西、缅北的崇山峻岭地带。日本突然投降后，这些部队才慢慢开回昆明，等到开到北方，已是三四个月之后，华北、东北已局势全非。我们不特未能抢先一步，等到共产党已打下基础，我们再去逐步打通交通线，则为时已晚了。殊不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不久，中央即密令杜聿明围攻昆明五华山，龙云被迫应战，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蒋先生之所谓打通滇缅路，其用意实在此不在彼。

整个战略之外，抗战时我方指挥系统的毛病亦多。最重大的一个缺点便是蒋先生越级亲自指挥。前已一再提及，蒋先生既不长于将兵，亦不长于将将。但是他却喜欢坐在统帅部里，直接以电话指挥前方作战。抗战时，他常常直接指挥最前线的师长，抗战后对共军作战，他竟然连团长也指挥起来。他指挥的方法是直接挂电话，或直接打电报，故战区司令长官甚至集团军总司令和军长都不知其事。有时一军一师忽然离开防地，而前线最高指挥官还不知其事。但是蒋先生的判断既不正确，主张又不坚定。往往军队调到一半，他忽然又改变了主意，益发使前线紊乱。蒋先生之所以要这样做，实在是因为他未作过中下级军官，无战场上的实际经验，只是坐在高级指挥部里，全凭一时心血来潮，揣测行事，指挥系统就乱了。

凡是中央系的将领都知道蒋先生这项毛病。他们知道奉行蒋先生的命令，往往要吃败仗，但是如不听他的命令，出了乱子，便更不得了。所以大家索性自己不出主意，让委员长直接指挥，吃了败仗由最高统帅自己负责，大家落得没有责任。将领如果是这样的庸才，当然不能打胜仗，而蒋先生却偏偏喜欢这样的人。

抗战初期，战场上表现最坏的要算是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峙。刘氏在河北溃败时，曾受到撤职查办的处分。但是不久，蒋先生又重用刘峙。据说，某次蒋夫人曾向委员长进言说：“外边闲话很多，刘峙恐怕不能再指挥作战吧？”

蒋先生说：“刘峙指挥作战是不行，但是哪个人有刘峙那样绝对服从？”结果还是用了。蒋先生所喜欢的便是像刘峙那样“绝对服从”、自己毫无主张的庸才，因此，国军战绩也就不易表现了。

长沙三次会战时，薛岳本打得很好，不料在作战正紧张时，蒋先生一个电话把军队调乱，薛岳一时无法补救，被打得踉跄大败，失了长沙。薛伯陵一气，不听统帅部撤往湘西的命令，竟把部队撤到江西去了。后来薛岳几乎为此受处罚呢！有人问薛岳为何要到江西去，薛说：“跑远一点，他（指委员长）电话便打不通了！”这是抗战期间，高级将领尽人皆知的趣事。

不过话又说回来，终我六年之任，委员长从未直接指挥过我五战区的部队。我原知道蒋先生有这项脾气，所以当二十六年十月蒋先生任我为五战区司令长官时，我便笑着向他说：“委员长，我很感激你这样看重我，使我负这样重要的职务。不过古代战略家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希望你不要打电话直接指挥五战区的部队啊！”

蒋先生也笑笑说：“五战区我不打电话，对你我放心得过，放心得过。”他果然能守此诺言，始终未打过电话。我在徐州时，蒋先生曾为别的事和我通过两次电话。他那口宁波腔，当面谈话还可勉强懂得，在长途电话里，我就有一大半不懂了。我听得很吃力，蒋先生也觉得很苦，以后他连这类电话也少打了。老实说，我在五战区能打几次小胜仗，未受委员长直接指挥亦不无关系。

第六十章——胜利接收铸成大错

我国抗战八年，人民死伤数千万，全国精华地区沦陷殆尽，然终将敌人驱出国土，失地全收，实开中华五千年历史上未有的奇局。孰意胜利不及四年，我国民政府竟被共产党逐出大陆，数百万军队一败涂地，实在也是亘古以来鲜有的怪事。

然今日推原究本，固知中共之所以能席卷大陆，并非一朝一夕之所致。其中因素，一言难尽。不过就最重要的近因来说，抗战胜利后，政府对收复地区，有关军事、政治、经济接收中所铸成的大错，实是促成中共胜利的主因。今且就军事来说：

犹忆三十三年春天，蒋先生因事到汉中视察，我便乘机向其建议说，抗战胜利只是时间问题，我们现在便要考虑到战后的接收问题。我认为胜利后，苏俄和中国共产党将变成我们最头痛的难题。对付俄国，我的建议正如我给魏德迈和赫尔利的备忘录上所说的，应准备与苏联向东北作进军竞赛，并隔离中共和苏联的陆地交通和直接接触。

至于与对付中共有密切关系的对日军“受降”问题，我更向蒋先生提出具体的主张。我认为敌人一旦宣布投降，我统帅部应立即命令各地日、伪军就地待命，维持当地治安和交通，以待我接收部队的到达。第二，关于我军向收复区的开拔，我主张用“后浪推前浪”方式，以求快捷。在胜利已露端倪时，政府应尽量将驻于江南的大军，向江北推进。因为长江以南经八年抗战，大军云集，地方安堵如恒，中共渗透力量也微。但在黄河流域则完全相反，因北方沦陷的时间较久，日军后方的兵力单薄，只能维持主要交通线，至于广大平原和山岳地区，大都为中共所占领并建立根据地。我政府对此问题亟应早为筹划，作适当的军事部署。等到胜利的爆竹一响，我大军便一浪继一浪向北方推进。如原驻河南、安徽和苏北的国军，即向山东、河北前进，原驻山西、宁夏、绥远的，则向察哈尔前进。各该军所遗防地，则由后方部队递补。如此不出一月，华北所有重镇及津浦、平汉交通线皆为我大军所有，然后再令日军集结，就地解除武装。

至于各地区的受降和接收，应责成专人负责，有条有理地进行。我尤其指出东北为最重要地区，负责接收的人，尤应慎重遴选。

蒋先生问我说：“你看接收东北谁最适当呢？”

我稍一思索，便说：“我看黄绍竑还可以。”

我之所以推荐黄季宽，实出于数种考虑。第一，我认为战后东北问题最为棘手，主持其事者，必须有眼光，有魄力，勇于负责，必要时敢于便宜行事。而蒋先生夹袋中人物之可以外调的，如陈诚、顾祝同、蒋鼎文、刘峙、张治中、张群等人，在蒋先生极权之下，磨炼已久，事事听候蒋先生手令，丝毫不敢独断独行，已完全失去主动的、勇于负责的精神，断难应付战后东北错综复杂的局面。第二，我考虑到蒋先生的疑忌。我如提名白崇禧，则多疑的蒋先生必以为我徇私。加以战后的白崇禧，恐也不能离开中央，而黄绍竑则不然。他在民国十九年已和我疏远，而投入蒋氏幕中，颇为蒋先生所倚重。同时，季宽也确有此应变之才，可以处理东北的复杂问题。至于东北耆老莫德惠、抗日英雄马占山，以及尚在监禁中的张学良等，中央若能逾格录用，在号召力方面而言，自可事半而功倍。可是我深知蒋先生对东北人特别忌恨，故未敢提供参考，以免触其忿怒。谁知蒋先生听了我的话，不置可否，“哼”了一声，便结束了我们关于这一方面的谈话。

我当时的建议，实完全是为战后大局着想，绝无个人私意存乎其间。孰知蒋氏多疑，他在抗战胜利之后，对于我的建议，一句未予采纳，甚或反其道而行。

战事刚结束，我统帅部立即命令日本驻华司令官冈村宁次，将日军向数点集中，听候缴械。例如长江以北敌人便奉命于短期内集中于郑州、洛阳、开封、徐州、蚌埠、石家庄、济南、北平等重镇。而日军集中后所遗留的若干战略据点和各交通线的防务，我军却未能即时一一接防。因而原在敌后活动的共产党游击队，遂毫无顾忌，乘机大肆发展，组织人民，加以掌握。以故原来通行无阻的津浦、平汉等线，胜利后顿时交通断绝，无法恢复，直至大陆易手而后已。

当中央作此决定时，我便一再向何应钦警告，要他千万不可操之过急，草率从事。但是何说，奉蒋委员长面谕，如今抗战胜利，如不将敌人迅速集中缴械，将有损国家威信。谁知后患即由此造成。

至于向收复地区进军，中央也没采纳我“后浪推前浪”的办法。主要的原因是，全副美式配备的嫡系中央军共四五十个师，此时尚集中于滇西、缅北一带。如以后浪推前浪方式向华北前进，则原在安徽、河南一带的非嫡系部队将先入华北，甚或东北，这在私心自用的蒋先生看来，显然是对他不利的。所以他只要原驻鄂北、豫西的刘峙部队和原驻皖西大别山的李品仙部队，分头开进陇海线上的郑州和徐州受降接收，接收后即不得再向北方推进。至于华北、东北的接收，却要等留在滇、缅一带的部队调去办理。但是四五十个师的大军要自西南山区开往华北，谈何容易。大军尚仆仆在途，东北、华北的版图大半已再度变色了。

政府在军事接收上的另一重大错误，便是毫无程序，纯以私心为出发点的军队整编。前已一再叙及，蒋先生自北伐以来，便一心一意要造成清一色黄埔系部队。他利用内战、外战一切机会来消灭非嫡系部队。这种作风在对日抗战时，更变本加厉。

据说，胜利将届的前夕，蒋先生向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索阅全国军队番号清册。见非黄埔系的番号尚有百数十师之多，蒋先生顿感不悦，说：“打了八年，还有这许多番号？”他的意思当然是怪何应钦太姑息了，为什么不借对日抗战，把这些杂牌部队消灭呢？蒋先生这一怒，却给了善于揣摩人主意旨的陈诚一个机会。陈氏便向蒋先生攻击何应钦，并自炫其能，认为如果陈某在其位，谋其政，杂牌部队早就消灭完了。因而抗战刚胜利，蒋先生便将何应钦调离军政部，专任陆军总司令，而以陈诚继掌军政部。

陈诚就任军政部部长后的第一项重要命令，便是将收复区的伪军及抗战有功的游击队一律解散。解散的方式，也像日军缴械一般，由中央指定各部队集中地点，然后向前来接收的中央军接洽，听候处置。而伪军和游击队的原有防地，却无军队接防，于是，共军又“趁虚而入”了。这些部队开到指定地点，而他们所奉命要接洽的中央军有些还远在滇、缅一带。这些部队长官久候无着落，又奉严令，不准就地筹借给养。因而，老实的将领便将部队解散归农，凄怆情形，难以言状，狡黠的便另打主意，投向中共效力了。在这种不近人情、鲁莽灭裂的办法下，失业军官动以千计，以致后来在南京闹出失业军官“哭陵”的活剧。而向共军投奔的，更不计其数。我当时目击陈诚这样无理蛮干，便引为绝大的隐忧。我得机总劝告陈诚说：“辞修兄，你这种干法是替共产党凑本钱啊！”

陈诚却自负地说：“他们要到共产党那里去，我求之不得，正可一锅煮掉！”

记得战后，我在南京、北平不知向他讲过多少次，他总是如此回答。我说：“我们战前剿共剿了那么多年，还没剿掉，现在怎能一锅煮掉呢？”

陈诚说：“那时是因为我们空军无力量！”

陈诚此时实在太自信了，绝不把共产党看成一个威胁。因而他的主要目标，不是在应付日益壮大的共产党，而是处心积虑地消灭内部异己。这种企图又使他想出一个新花样，就是所谓“混编”的计划。

前已说过，我国军队历来都有其特殊的系统，将专其兵。这种传统的坏处是容易造成门户之见，好处是将官知人善用，指挥起来可以如臂使指。当然，这传统未始不可打破，但是要国家承平，中央当局大公无私，汰弱留强，才可逐渐消灭门户之见。可是陈诚的“混编”，目的在排除异己，培植私人势力。所谓“混编”，便是将各集团军中的军、师、团等单位对调，其用意即在将“杂牌军”化整为零，以便吞并消灭的一种阴险手段。这样一“混”，原先本甚单纯的军事系统，反而弄得庞杂了，指挥不易，士气消沉，战斗力也因此丧失。似此鲁莽灭裂的干法，当时纵是“嫡系”部队，也被搅得上下骚然。

陈氏更利用不同方法，褫人兵柄，制造混乱。例如抗战胜利后，中央要找一北方人去接收河北省，因而委孙连仲为河北省政府主席，嘱其由鄂西的恩施往北平受降，但是却不许他带已指挥十余年的子弟兵——第三十一军——前往接收，而将该军调给胡宗南指挥，再由胡部调胡博翰军随孙北上，连仲指挥起来，自然就不容易了。

陈诚借整编、混编为名，又处处培植他的私人势力。例如抗战胜利后，陈诚把各战区的通讯兵团次第整编撤销。白崇禧于战后赴洛阳、郑州视察，发现通讯兵团的电台被撤销，无法与各地联络。值此复员紧张之际，如何能没有通讯机关呢？白氏不禁大发雷霆。事实上，陈氏并不是取消通讯系统，而是暂时撤销，借以遣散一部分人员。到重建时，便可安插新人，而这一批新人，难免就是陈诚的十八军老干部了。

诸如此类的故事，在胜利后真是罄竹难书。这些尚是就纯军事观点立论，至于政治和经济上接收的糟乱，尤不胜枚举。例如对伪币币值规定太低，即其一例。刚胜利时，沦陷区中伪币的实值与自由区中的法币，相差原不太大，而政府规定伪币与法币的兑换率为二百比一。以致一纸命令之下，收复区许多人民顿成赤贫了，而携来大批法币的接收人员则立成暴富。政府在收复地区的失尽人心，莫此为甚。

国家在大兵之后，疮痍满目，哀鸿遍野，而当国者却如此以国事逞私欲，国民党政权如不瓦解，真是无天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