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回忆录：第六十一章——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北平行辕—再版后记

第六十一章——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北平行辕

һ

抗战胜利的消息一出，中央便任命我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该机构于三十五年九月一日改称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其组织与人事除增加一调查处，处长由中央直接委派之外，余均照旧。

按中央所颁组织章程，北平行营直辖两个战区（第十一、第十二），包括五省（河北、山东、察哈尔、绥远、热河）三市（北平、天津、青岛）。辖区内一切军、政、党的设施俱得听行营主任的命令行事，我的权力不可谓不大。按理应可大有作为，替国家人民服务，可是我接到命令之后却忧心忡忡。

在抗战胜利前两年我便唤醒中央注意，认为“战争在华南，问题在华北”。如今抗战胜利，华北的情形最复杂，是战后问题焦点所在，我担任华北军政最高长官，职责是何等重大。如果中央能按照规章，授我实权，以我数十年统兵和从政的经验，以及鞠躬尽瘁的决心，自信可以澄清华北，辅翼中央而复兴中国。

但是以我和蒋先生相处数十年的经验所得，我深知蒋先生绝不会信任我而授我以实权。他要把我捧得高高在上，负华北全局安危之责，而无丝毫调兵遣将、控驭下属之权。主官无权，政出多门，则治丝愈棼，华北前途必不堪设想。但我又未便向蒋先生诉苦，因为说穿了反而启其疑窦，于事无补。所以在奉命之日，心情上实感无限沉重。既辞谢不得，只有尽我所能。

北平行营是一个兼管军事、政治的机构，建制上设有秘书长一职，我汉中行营幕僚中尚无适当人选足充此任。最后我便报请西北大学教授萧一山君担任此职。我与萧君在汉中才初次相识。斯时萧君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西北大学（在汉中城固县）法学院院长，凡有重要集会，他都被邀参加。一次在汉中军分校毕业典礼上经人介绍相识，遂一见如故。嗣后他曾来行营和我长谈竟夕，颇为投契。因此当我需要遴选一位秘书长时便想到了萧君。且因他久负才名，与全国教育界人士极为熟悉，北平为我国文化荟萃的中心，如得萧君为佐，实最理想。起初，萧君对此颇为踌躇，因他与蒋先生也很熟，蒋先生且曾数度请他入中枢任职，皆因政治主张格格不入而婉谢。这位一向遁迹高蹈、薄中央之官而不为的学者，一旦与所谓“桂系”接近，岂不惹蒋先生的不快？经我一再解释，他才有屈就之意。再者，一山尚有住宅书籍在平，八年战火之余，亟待整理。抗战结束之初，交通困难万状，他要立刻飞平殊非易事，如就任北平行营秘书长，则可返北平于旦夕之间。经数度考虑，他终于接受了我的邀请。以后我们便成为终身的朋友。

筹备稍有眉目，九月初遂遣梁参谋处长率职员十余人自汉中飞平，九月二十日萧秘书长一山，王参谋长鸿韶也飞往布置北平行营成立事宜。时接收平、津的负责人为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省主席孙连仲。前已说过，孙的基本部队早为中央割裂，他现奉命指挥高树勋、马法五、胡博翰三军循平汉路北上，连仲本人则在新乡督师。不过他由参谋长吕文贞率领的前进指挥所则早已入驻北平。中央各部会以及戴笠的特务系统也已在北平成立机构，分头接收。

十月二十六日我本人率领副参谋长甘沛泽、主任秘书黄雪邨等专机飞平。北平市民听说我将于是日到达，竟全城轰动，从机场到城内夹道欢迎的数十万人，欢声震天，令人感动。因华北同胞为敌伪压迫八年之久，今一朝重获自由，对政府派来坐镇华北的最高军政长官的热烈欢迎，实是出于至诚。

行营办公地址设在中南海故宫居仁堂，屋宇华丽宽敞，非汉中所能比于万一。不过北平行营名义上虽为华北军政最高官署，委员长也曾电令中央在华北接收的各级机关要听行营主任的命令行事，事实上，这命令只是敷衍我面子的虚文。各机关仍是直接听命于他们中央主管官署的命令，与行营风马牛不相及，行营也根本管不着他们。尤其是负责在华北肃奸的特务人员，他们自称“见官大三级”，哪里会听我的命令。甚至空军人员在北平也成特权阶级，乱事接收，趾高气扬，不可一世。

当时在北平的所谓“接收”，确如民间报纸所讥讽的，实在是“劫收”。这批接收人员吃尽了抗战八年之苦，一旦飞入纸醉金迷的平津地区，直如饿虎扑羊，贪赃枉法的程度简直骇人听闻。他们金钱到手，便穷奢极欲，大事挥霍，把一个民风原极淳朴的故都，旦夕之间便变成罪恶的渊薮。中央对于接收职权的划分也无明确规定，各机关择肥而噬。有时一个部门有几个机关同时派员接收，以致分赃不均，大家拔刀相见。无法解决时，便来行营申诉，我这身为最高长官的行营主任竟成了排难解纷的和事佬。

最令当时平、津居民不能忍受的，便是这批接收官员为便于敲诈人民，故意制造恐怖气氛，随意加人以汉奸罪名而加以逮捕。一时汉奸帽子乱飞，自小商人以至大学教授随时有被戴上汉奸帽子坐牢的可能。因而凡是抗战期间没有退入后方的人，都人人自危。于是颇有一些年高德劭的学者和居民来向我泣诉，希望能稍加制止。

我不得已，乃召集党政军临时联席谈话会，尤其对特务机关负责人马汉三晓以大义，申斥一顿。我说：“你们对’汉奸‘一词的定义，应该依法有明确的规定，不可用来作为勒索人民的借口，须知在敌人侵入国土之时，我政府无力保国卫民而被迫撤退，我们对留下来任敌人宰割的人民已觉愧惭不堪。今敌人幸被逐出国土，我们应如何与民更始，重庆升平？你们不此之图，反欲浑水摸鱼，借口敲诈，成何体统？”我一再告诫马汉三说，嗣后凡非附敌有据的，概不得滥予逮捕。尔部下如有不听命令、明知故犯的，一经人民告发，查明属实，当唯尔是问。

经我痛斥之后，马汉三之徒劣迹稍敛，平、津市民始粗可安居。

这些案件中最令人不平的要算是协和医学院内几位知名教授的遭遇了。卢沟桥事变后，协和医院因受美国保护，其教授均未随国军西撤。迨太平洋战事爆发，协和医院为伪政权接收，这几位教授无法离平，只得仍留院内。因此被特务加上“伪教授”甚或“汉奸”的罪名，逐出医院，不许聘用。这几位先生衣食无着，乃托人向我申诉，我一时也想不出解决方法，后来我忽然想到他们既是第一流的医学师资，而广西医学院正闹师荒，何不请他们到广西屈就些时呢？他们闻言，都异口同声说，如蒙李主任替我们找到工作，使妻儿免于饥寒已感激不尽，至于地点，我们就顾不得许多了。我随即发一专电给广西省省主席黄旭初，旋接渠复电欢迎。我乃赠他们一些路费前去广西，才解决了这难题。至其他大中学的教授、教员处境的凄惨，就可想而知了。

二

胜利之初，北平的另一难题便是粮食与燃料问题。因为战事刚结束，交通还未恢复，北平四郊又不平静，避难进城的人日多，以致城内发生粮荒。时近严冬，煮食、取暖用的燃料也供不应求。北平本有居民二百万，复员而来的四个国立大学员生在万人以上，解除武装的日军也有数万人，众口嗷嗷，无以为炊。各大学负责人不时到行营来请求设法，华北日军指挥官根本博也不时来谒，请求发给俘虏粮食。我行营虽无实权，却是各方瞩望殷切的最高机关。眼看大学生和教授们无煤无米，我不能不负责任，俘虏缺粮与我国家颜面攸关，也不能置之不问。所以在北平的起初几个月，我行营主任便是替各方搜罗柴、米、油、盐的总管。在各方交涉之下，总算查到敌伪仓库尚有余粮，遂训令河北省省政府和北平市市政府，将这些仓库内的米、煤先期拨出，交各机关分摊。这样才解决了初期的粮荒和煤荒。各校员生以及日本俘虏无不额手称庆。

此外还有少数北方耆宿也时因个人生活发生困难，来行营请求救济的。如八十高龄的老画家齐白石先生即其一例。他老人家时以无法买到米、煤而来看我。我无善策可想，只得在行营人员配额中酌量拨出一些米、煤奉送给他。白石先生居然认为我能“礼贤下士”而万分钦佩，特地绘了一寿桃横幅，亲自送来，以为我夫妇寿。这幅杰作现在还悬在我客室之内。

我对当时北平其他学者、教授也不分轩轾，同样礼遇。并成立一座谈会，每两星期聚会一次，各大学名教授都在被邀之列。会上，我分请他们对政府设施尽量批评与建议，不必隐讳。有些个性褊急的教授如费孝通等，竟乘机对政府痛加指摘，措辞尖刻严峻，有时竟甚于共产党。他们不明政府内幕，误以为我掌有实权，因此对行营的批评也毫不放松。我在其位，本应谋其政，个人苦衷也未便向他们解释。同时我深知他们对政府的愤懑并不是没有理由的，所以我只有虚心地听他们的批评，而毫无不悦意的表示。古语说得好，“是非自有公论”，这些名教授中自不乏观察锐敏之人，毋待我解释，他们也看出北方问题的症结所在，对我处境的困难颇能曲谅。因此我在平三年，与北方教授们揖让往还，相处甚得，这也是我平生殊可引以自慰的事。

三

当我在北平将各种琐碎烦难的问题逐项解决之时，整个国家战后的军政处理却愈变愈复杂，终至无法解决。

战后政府的第一大难题便是接收东北。按照《中苏条约》，苏军应于日本投降后三个月内全部撤离中国，孰知斯大林却诡计多端，不许我政府利用大连等海港运兵入东北接收，加以国军还在滇缅路上，短时期内万难到达北方，苏联遂借口延宕我方接收日期。

斯大林此项阴谋的第一用意，在使苏联有充分时间拆运东北的工厂和物资，第二用意似乎是让中共有充分时间组织民众，并收编伪满军，训练成强大的野战军。不幸我方负实际责任的接收大员熊式辉又是个只会敷衍做官、不敢负责做事的官僚，东北局面的演变就愈严重了。

中共在东北根基日固，延安方面在国内和平谈判上的态度也就日益强硬起来。

先是，在抗战胜利时，由于美国的斡旋，毛泽东由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伴飞到重庆，政府和中共乃开始和平谈判。十二月底，美国前参谋总长马歇尔奉杜鲁门总统之命来华任特使，专事调停国共之间的冲突。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一月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国共双方发表会议纪要，停止军事冲突，当时颇显出化干戈为玉帛的祥和之气。无奈东北问题还是无法解决。共军因在东北得到补充，在长春、四平街一带竟然和国军作大规模的阵地战。

东北的战火很快便使原已日益减少的国共在关内的冲突重新扩大起来。三十五年春间，华北枪声遍地，内战又继续下去，我身为华北最高军政长官，盱衡全局，深觉前途未可乐观。当时在几处主要战役上，我方虽占有优势，但是旷日持久，情形势将逆转。

军事不可为的最大原因是将不专兵，士无斗志。当时在华北负实际指挥责任的是孙连仲，但连仲可以运用灵活、指挥如意的部队已不存在。三十四年冬他在新乡指挥北上的是高树勋、马法五、胡博翰三军。

高树勋的部队原从石友三的副军长处劫夺而来，中央不但未论功行赏，且处处伺机消灭他。树勋早已积愤在心。

马法五原是庞炳勋的旧部，炳勋年高退休时，马始代统其众。这一支“杂牌”部队又是中央处心积虑要消灭的。

胡博翰部是日本投降之前不久，在沦陷区收编零星武装成军的，毫无作战力量。

今番高、马、胡三部奉调北上打通平汉线，和中共火拼，在高树勋等看来，又是中央借刀杀人的毒计。因此，在十月底军次河北的邯郸时，一经共军围攻，高树勋立刻投降，马法五因士无斗志而被俘，胡博翰则仅以身免。

自此以后，孙连仲在华北所指挥的，名义上，全系由空运或由海道而来的“中央军”。然而这些部队长官俱是“天子门生”，所谓层层节制，逐级服从，早已荡然无存。这种部队不但孙连仲指挥不了，就是蒋先生的心腹股肱也无法指挥。真是积重难返，无法改造。

再者，这些部队长官早已骄纵成性，醉心利禄，贪生怕死。他们对所谓“杂牌军”以及老百姓虽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但对共产党则畏之如虎。白天深沟高垒，不敢出击，夜间尤不敢行动。因此除他们的宿营地周围十里之外可说都是共产党的活动范围。即以北平来说，除市区外，四郊常有共产党游击队出没。有时中央大员来平，想一游郊外的西山，我陪同出游也非带大批扈从卫士不可。

因此三十五年春孙连仲坐镇保定，企图率领大军打通平汉线，不过是望梅止渴而已。我深知华北战局的不可为是军队不堪作战。我想我如能有一两军真正可以作战的军队，如第七军、第三十一军等，任我调度，华北局面或可改观。为此，我曾商之于白崇禧，请他相机向蒋先生建议。白说，我的想法或许是对的，但是为事势所不许。

华北当时唯一可用之兵，便是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将军所部的两个军。傅作义不但是一员战将，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行政人才。至于他个人治事的勤勉，从政的廉洁，尤为可取。他在卢沟桥事变前即享有抗日令誉。抗战期间，拱卫绥远西部和北部大青山地区，敌人卒无法越雷池一步。而第十二战区内政治的修明、人民的安居乐业均有足多者。所以傅君的防地虽和中共的“陕甘宁边区”比邻，中共终无法渗透。抗战胜利后，中共为急于打通对俄交通，曾集中兵力猛攻十二战区，放出抗战后内战的第一枪，然终为傅部击溃。是以中共虽视傅作义为眼中钉，但对他却十分畏而敬之。

傅部虽堪一战，然抗战期中受中央歧视，得不到补充，全军装备窳劣，人数有限。最后大势已去，中央才用他来澄清华北，就难免有蚍蜉撼大树之感了。

三十五年春夏间，政府和中共谈谈打打，中共态度强硬，政府也不甘示弱，各地冲突日多。到是年秋季，内战的扩大已不可避免，中央乃决定先收复张家口，截断共军关内外的交通，再及其他。我深知傅作义的部队可用，遂训令傅作义向东移动，向张垣进攻。另以李文总司令指挥中央石觉、牟廷芳、侯镜如等部自北平北上，夹击贺龙的主力。经半月的战斗，傅作义部终于十月十一日占领张垣，是为内战初期政府军唯一的胜利。但因李文所部逡巡不前，未能按照预定作战计划迅速向左翼延伸，截断共军“西窜”的退路，致战果未达理想，美中不足。

张家口是个战略地区，我军克张家口，便将在东北与华北的共军腰斩为二。当时中央统帅部估计错误，认为张垣既克，关内共军得不到关外的补充，必可次第肃清；关内隐患一除，便可徐图关外，中共将不足为大患了。

以故国民政府于张垣收复的同日宣布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为召开制宪国大，蒋先生颇想再立一下军威，以醒国人耳目，因命陈诚携带亲笔手谕飞平，召集军事会议，企图打通平汉线。

陈诚在抗战后便继何应钦为军政部部长。三十五年六月一日军委会撤销，国防部成立时，陈诚和白崇禧分任参谋总长和国防部部长。就名分上说，国防部部长的职位高于参谋总长，但是论实权，则军政和军令权概操于参谋总长之手。所以陈诚实是当时策划指挥“剿共”军事的实际负责人。

三十五年十月九日陈诚以参谋总长身份在平召集一重要军事会议。出席者有：陆军总司令顾祝同，保定绥靖主任孙连仲，张家口绥靖主任傅作义，集团军总司令李文和军、师长多人，以及行营高级将领的全部。

会议中，首由参谋总长宣读蒋主席手令，略谓“国大”召集在即，为安定民心，鼓励士气，平汉路应于三个星期内打通云云。陈诚读毕手令，即训话式地叙述今后用兵的方略，然后询问与会将领的意见。奇怪的是尽管大家面面相觑，孙连仲和李文等都说应该执行主席命令，于三星期内打通平汉路。傅作义则以平汉路不在他的战区之内，未表示意见。

最后，陈诚始问我的意思如何。我说，论军人本分，原应服从命令，不过为事实着想，我们更不应欺骗最高统帅。若以现有兵力来打通平汉路，简直是不可能。因为平汉路如果打得通，则早已打通了，然而打了这么久还未打通。现在并未增加一兵一卒，忽然限于三个星期内打通平汉路，实是梦想。我们如果不知彼不知己，贸然用兵，不特平汉路打不通，恐怕还要损兵折将，为天下笑。

陈诚说：“德公，你认为绝对打不通吗？”

我说：“照我看，以现有兵力，无此可能。”

陈诚说：“若果如此，我如何能向主席复命呢？”

我说：“辞修兄（陈诚），那只有据实报告了。”

陈诚说：“德公，您是老前辈，能否用你的名义打一电报给主席，据实报告呢？”

我说：“你既不愿直接报告，当然可以用我的名字！”说完，我便要王鸿韶参谋长立刻起一电报稿，向蒋先生报告。略谓，奉手谕后，曾召集各将领讨论，深觉以目前兵力，断难完成任务。与其知其不可而为之，莫若养精蓄锐以待有利时机再行动云云。

这电报发出后，陈诚如释重负。他也深知于三个星期内打通平汉路为不可能，但又不敢拂逆蒋先生的意旨，如今有我出面负责，他也落得轻松一番。翌日，他便乘机返南京复命去了。不久即奉到蒋先生复电，大意说，接德邻兄来电，考虑允当，前令着即暂缓执行。在平将领闻知此电，都如释重负。李文且亲自来对我说，如没有德公负责打电报，这事就糟了，我们有谁敢说半个“不”字，真要听命发动攻击，岂不准吃败仗无疑。

平汉路虽未打通，但是“制宪国大”却于十一月十五日在南京准时开幕，制定宪法。我本人也当选为广西省国大代表，然因北方情势不稳，未赴南京出席会议。

国大开会期间，国军战事虽尚平稳，但是内战延长，通货膨胀，人民生活的痛苦日甚一日。感觉敏锐的青年学生遂集会游行，呼吁停止内战。学潮先自南京开始，逐渐蔓延各地，势如野火。北平为近代中国学生运动的圣地，五四运动后，所有学潮恒以北平为马首是瞻，此次学潮自亦不能例外。

国、共两党此时在北平各大学中都有职业学生从中活动。国民党的学生甚至身怀手枪，在宿舍和教室中耀武扬威，颇引起其他学生的反感。并且引致一般青年同情的，总是在野党的言论。以故学潮的扩大，事实上即系公开的反政府的集会。各地军警、特务竟认为学生甘心为共党利用，不惜用武力弹压，重庆、昆明、武汉、南京等地血案频生。军警压力愈大，群众反抗愈烈，学潮的蔓延也愈广。

在北平，我不仅竭力禁止军警和学生冲突，且令军警保护游行学生，等他们把忿气、热情发泄尽了，自会散队休息。在此政策之下，学潮圣地的北平居然平安无事。国民党的职业学生固然不敢过于越分，共产党的职业学生也失去了“煽起暴动”的口实。不过我的作风似非南京所能容忍。北平中央特务在中央授意之下，却另有打算。

某日凌晨，北平市市长何思源忽然面色仓皇，赶来看我。我忙问：“何事？”

何说：“各大、中学学生今天又要大规模游行示威。”

我说：“让他们游行好了。”

何说：“特务机关这次可忍不住了，他们已经准备有所行动！”

我说：“如何行动法？”

何说：“他们预备在各重要街口埋伏便衣特务，手枪、手提机关枪都有，今天他们要制造个大屠杀场面来显示他们的威风！”

我说：“他们真准备制造血案？”

何说：“他们已经在各街口埋伏了二百多条枪……李主任，你千万要制止他们，否则这一场屠杀是万难避免的了。”

何思源的口气不像是危言耸听，我乃立刻打电话给马汉三，叫他务必即来行营见我。马汉三来了，我便问他道：“听说你们今天要制造血案，是不是？”

马汉三道：“报告李主任，学潮愈闹愈不像话了。我看不牺牲几个人恐怕镇压不了。”

我说：“你的意思是要打死几个学生？我告诉你，这事千万做不得。你以为打死几个学生和教授就可把风潮压下去吗？”

马说：“他们是受共产党煽动的。”

我说：“你打死了学生，不是更替共产党制造反政府的借口吗？无论怎样，你务必速将派出去的便衣队撤回！你必须马上就办！”

马汉三闻言颇有难色。我声色俱厉地告诉他说：“你务必照办！上面的事有我李主任完全负责！”马汉三仍然默默无言。

我说：“你如不听我命令，我今天便扣押你，把特务便衣队全部缴械。以后特务如和学生有任何冲突，唯你马汉三是问！”

于是马说：“我听李主任命令就是。”说毕便唯唯而退。

当日午后2时，果然又是一次学生大游行。北平城门关了，城外学生爬城而入，情绪激昂，但终没出事。不久，游行也就散了。

事过之后，何思源又来看我，拍手称庆道：“要不是德公当面严令马汉三，那就糟了。打死了几十条人命谁能负责？”最奇怪的是马汉三也来向我报告说，幸好李主任吩咐，否则打死了学生，他也担当不了的。言下之意，他似奉有南京方面的密令，如没有我坚决阻止，他何敢擅自撤销呢？

这场血案虽幸避免了，但是北平的军统局特务后来仍然午夜爬墙进入师范大学宿舍捉人，秘密严刑审讯，间有杀死，投尸于城外沟渠中的事。各大学负责人遇有学生失踪，总是来向我请求营救。其实特务横行，既不是奉我的命令，他们也从不向我报告，不过出了乱子，则责任必然是我的。不仅特务系统如此，其他中央驻平的军事机关、宪兵团也莫不如此。他们皆独断独行，根本不向我报告，我也管不着他们。

最令人不解的是我下属的更调，北平市市政府与河北省省政府和行辕近在咫尺，而每次更换首长时，连通知也不给我一个。例如何思源被调职时，我适在南京开会，翌日飞回北平，有人示我以当日报纸说，何思源市长闻已被撤职。我说，根本是谣言，因为我昨日刚自南京回来，行前还见到蒋先生，他并未提及此事！

孰知不到三天，消息便经证实：何思源调职了。北平市可说是北平行辕的直属机关，北平市市长撤换（后来天津市亦复如此），我身为行辕主任，连事先知道的权利都没有，我的实权如何，也可想而知了。我这行辕主任对部下人员撤换的消息还不及一个CC系报纸的新闻记者灵通，蒋先生硬要我顶这个空名义，又何必呢？所以我说，我任北平行营（辕）主任三年，实在是吊在空中，上不沾天，下不着地呢！

第六十二章——竞选副总统的动机与筹备经过

һ

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国民大会开幕制定宪法。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元旦遂由国民政府公布施行。政府并声称从速召集“行宪国大”，选举正副总统，好让国民党还政于民。

直至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行宪国大”开幕之日这一段期间，国内战局表面上似乎政府军尚占优势，但是我则深知此局面的不可久。

就政治上说，最高当局的私心自用和各级行政部门的贪污腐化正与日俱增，毫无改善的可能。从军事上看，东北国军如陷入泥沼，不能自拔，正在各个据点为共军逐一消灭。一九四七年八月中熊式辉去职，由陈诚兼东北行辕主任，但是东北败征已见，全部沦陷只是时间问题，任何人不能起死回生，陈诚更不是能够挽狂澜于既倒之才。关内战局也日趋恶化。国军于三月间虽曾一度进占延安，但这是毛泽东有计划的撤退，国军知道中计旋即退出，故对整个战局并无决定性的影响。华北平原泰半已入中共之手，并无斗志的国军所占的仅系少数大城市。华北终将为东北之续已可预见。

经济的彻底崩溃更是致命伤。法币贬值，日泻千里，城市里的工商界、乡村的农民以及靠薪金度日的公教人员均无以为生。这一根本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军事当然就更无从谈起。三十六年七月下旬魏德迈将军衔杜鲁门总统之命以特使身份来华，八月初旬飞抵北平，曾与我长谈。魏氏问我关于挽回目前危局的意见和如何运用美援问题。我便坦率地告诉他说，目前问题的中心是经济问题。我希望美国政府能贷款助我政府稳定币制，安定人心，至于军火倒是次要的。魏氏颇以我言为然。

在这种环境中，我既无补时艰，便时时想洁身而退，但是蒋先生又偏不让我辞职。不特此也，当东北局面于三十六年夏秋之交已不可收拾，熊式辉在东北人士攻击之下，势在必撤的时候，蒋先生竟异想天开，要我兼任东北行辕主任。陈诚为此曾数度衔蒋先生之命来北平“促驾”。由于我竭力推辞，蒋先生才打消此意，改由陈诚出马。

我虽幸免于介入东北，但坐困北平也终非了局。因东北一旦失守，华北便首当其冲，共军必自四面向北平合围。我属下的将领泰半系“天子门生”，真是“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万一我为共军合围于孤城之内，我将何以自处？低头觍颜向共军投降吗？此事断非我李某人能做得出来的。临时逃走吗？我是守土有责的封疆大吏，弃职潜逃，将干国法。事急吞枪自裁吗？我实觉心有不甘。因为我虽为华北军政最高长官，但我事实上未能行使我应有的职权。如果华北情形的弄糟是由于我才有不济，则一死以报国，自觉无憾。今则适得其反，时局的不可收拾可能是由于我权力受无理限制，人不能尽其才之所致。如此而要我杀身殉职，当然于心不甘。

在这进退维谷的境地，经过了千思万虑，我自觉只有两途可循。第一，作积极的打算，不顾艰难，以天下为己任，挺身而出，加入中央政府，对彻底腐化了的国民党政权作起死回生的民主改革，以挽狂澜于既倒。因为抗战之后，由于我本人洁身自处，作风比较开明，所以尚薄负时誉，党内外开明人士都把我看成国民党内民主改革的象征。我如加入中央政府，领导民主改革，自信可以一呼百应，全国改观。第二，作消极的打算，不能兼善天下便独善其身，摆脱这种于国于己两无建树的政治生涯，离开故都，解甲归农。正当我为这两种矛盾心理所困扰不得解决之时，发生了副总统竞选的事。使我想到如果参加竞选，便一举而了结上述两项矛盾。幸而获选，我便可作积极的打算；不幸失败，则正可乘机表示消极，告老返乡，息影林泉。因此我就决定参加竞选了。

二

三十六年冬季，国共和谈已完全决裂。为统一华北军事指挥系统，中央于十二月初明令裁撤保定、张垣两绥署，成立华北剿匪总司令部，以傅作义为总司令。十二月六日作义在张垣就新职，不久即迁来北平办公。

傅作义是一位卓越的军事领袖，华北军事既由他统一指挥，行辕更可不必多管。此时各地国大代表已纷纷选出，中央也已明令规定于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召开第一届“行宪国大”，选举正、副总统。蒋先生并口头申明，本党同志可以自由竞选。经此鼓励，我原有的理想便进入实行的阶段了。

我既决定竞选，遂将私意告诉老友白崇禧、黄旭初和甘介侯三人。白君时任国防部部长，长住南京；黄任广西省省主席，常在桂林；介侯时在清华大学执教，在平无住宅，所以长住我寓，时时叙晤。

黄、白二人知道我这项企图后，竟一致反对。白崇禧且特地请黄绍竑、程思远、韦永成三人先后飞平来劝我打消此意。这批老朋友们竭力反对我竞选的心理是不难想像的。在他们预料中，我如参加竞选，蒋先生必定不会支持，我就必然要落选。我如果不顾蒋先生的意旨而硬要竞选，势将引起我与蒋之间的严重摩擦。我与蒋先生摩擦起来，则向来被目为“桂系”首脑的一白二黄，势必被卷入漩涡，而遭池鱼之殃。故与其听我知其不可而为之，以致牵累大家，不若早早断念于未萌之时，免惹多疑善忌的蒋先生不快。

再者，这批老朋友且预为我作了一项退路的安排。当三十六年秋广西选举监察委员时，他们替我竞选，我就当选为广西籍监察委员。他们认为，在必要时，我可以竞选那位尊而无所事事的监察院院长，以免与蒋先生发生抵触。他们这项安排也可谓煞费苦心。

因此黄绍竑到了北平便劝我说：“既吃不着羊肉，何必惹一身膻呢？”所以他劝我竞选监察院院长，因为于院长春秋已高，可能要退休了，我去竞选，一定是轻而易举的事。

我回答他说：“季宽，我的看法与你和健生的看法不大一致。你知道国民党政权在现在人民眼光中已反动透顶，但是一般人民又怕共产党。因此大家都希望我们党内有像我这样比较开明而敢作敢为的人出来辅佐蒋先生，换换空气。此次竞选，蒋先生和CC系不反对我便罢，他们愈反对，我自信我获选的可能性便愈大。

“至于监察院院长，我是不做的。因为我如做了监察院院长，我可不能像于右老那样只拍苍蝇不打老虎呀！我要行使起职权来，恐怕首先遭受弹劾的便是蒋先生。蒋先生如不服弹劾，那事情就闹大了，可能你们更要遭受无辜的牵累了。”

我虽然不好把我竞选的消极动机告诉他，但是黄绍竑辩来辩去还是无法说服我，更没有动摇我的决心。他见我主意已定，无法挽回，也就怏然回南京去了。

黄君去后，我立刻发出两通长电分别给白崇禧和吴忠信，表示我已决心竞选副总统，请他们便中转报蒋先生，希望蒋先生同情我的竞选。不久，得白、吴两君复电，俱说，曾将我兄之意转报介公，介公之意国民大会为实行民主的初步，我党同志均可公开竞选，介公对任何人皆毫无成见云云。我得此保证后，遂在北平组织竞选办事处，正式参加竞选了。

一月初，中外新闻界已在作将来副总统候选人的各项推测。一月八日在一外籍记者招待会中，一位美国的美联社记者向我问及此事。我回答说，我确有此意图，不过尚未征得蒋先生的同意。此消息一出，各报均列为重要新闻而哄传海内外。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各方的反响均极为友好。中外报纸竟有作专论提出的，一致认为我参加竞选可以促使民主政治在中国早日实现。

一月十一日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寄来一短笺说，他听到我愿作副总统候选人，甚为高兴。因为将来竞选，正如运动员赛跑一样，虽“只一人第一，要个个争先，胜固可喜，败亦欣然”。所以他写此短信，对我的决定“表示敬佩，并表示赞成”。我也立刻回他一信，希望他也本着“大家加入赛跑”之义，来参加大总统竞选。虽然大总统非蒋先生莫属，但我还是劝他竞选，以提倡民主风气。

嗣后，全国各报又登出程潜、于右任、莫德惠参加竞选副总统的消息。民社党也推出徐傅霖。因此副总统候选人已有五位。计国民党三人，民社党一人，莫德惠是东北耆宿，系以“社会贤达”的身份参加。

在国民党籍的候选人中，我想到程、于二人是不足以与我为敌的。于氏年迈，而程氏对党国的功勋似尚不足与我比拟。加以蒋先生虽反对我，也未必就支持程颂云。

他们二人之外，我还在推想党中其他可能以“黑马”姿态出现的有资望的同志。此时我便考虑到孙科。孙是总理的哲嗣。他如出马，可能得到蒋先生和CC系的支持，同时广东方面人士与孙科有极深渊源，他很可能分取我在这一方面的选票。

我既考虑到孙科是一位可能的劲敌，因此在我离平之前，便请白崇禧去访问孙科，问他有没有意思参加竞选。孙科的回答是，副总统在宪法上无权，他无意参加竞选，并祝我胜利。

在北平为竞选筹备得稍有眉目，并将行辕事务略事整理，时间已是三月下旬。国民大会开幕在即，国民党中央亦召开五中全会。三月二十二日我便率领竞选团全班人马专机南飞。同行的，余妻之外，计有行辕秘书长萧一山、机要室主任李扬、行辕参议刘仲华、新闻处处长黄雪邨等十余人。

飞机于下午三时在上海龙华机场降落。到机场欢迎的，有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各机关、团体代表及中外新闻记者不下数千人。大家蜂拥而前，人声嘈杂，镁光灯照眼欲盲。一场热闹的副总统竞选便正式揭幕了。

第六十三章——民主的高潮与逆流

——当选副总统始末

һ

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二日下午三时我们乘飞机到达上海龙华机场，下榻励志社。亲朋故旧来访的络绎不绝。翌日招待中外新闻记者，报告我决定竞选副总统的经过，以及将来辅翊中枢、促进民主政治的诚挚愿望。

这次招待会规模很大，与会者不下数百人。这原是我竞选团同人在北平时便已拟订的。他们认为上海是中国新闻业的中心，对国内外宣传的开山炮都应在上海发动。果然这计划十分成功，我的竞选一开始便声势浩大，不同凡响。会后，中外新闻界均有赞扬之词，足使国人耳目一新，对民主政治在中国实现的远景增加了信心。

在沪住宿一宵，次晚十一时便乘京沪快车驶南京。翌晨到达下关车站。各界欢迎极为热烈。国大代表们听说我到了南京，结队来我大方巷住宅访问，日夜不绝，真有户限为穿之势。当时东北籍代表对我的欢迎尤为热烈，因为东北局势至此已有不可收拾之势，他们眼见故乡陷共，无不悲愤万状。他们由于政府在东北处置失当而引起的不满心理，很快就化为对我这个欲挽颓局而力与愿违的人的同情心。他们都希望我能当选副总统，拿出气魄来辅佐中枢，挽狂澜于既倒。

其他方面的代表对我也寄予无限期望，对我的当选也均有最乐观的预测，使我深深感到，此次副总统的选举如真能恪守宪法，遵循民主方法，我将必然当选无疑。但我也深知蒋先生将因此而感不快。

三月二十五日，我请见蒋先生，当蒙于官邸接见。寒暄既毕，我便向他报告我已决心竞选，事先并曾请吴、白两位报告过，承蒙俯允，现在希望更有所指示。蒋先生说，选举正、副总统是民主政治的开端，党内外人士都可以自由竞选，他本人将一视同仁，没有成见。得到蒋先生这项保证，乃兴辞而出。

不久我在另外一个场合碰见了孙科。我说：“这次竞选副总统，哲生兄为何不参加，大家热闹热闹？”

孙科摇摇头说：“我绝无意思，绝无意思……”接着，他便向我解释他不参加的原因。他认为根据宪法，副总统是个“吃闲饭”的位置。他既是现任立法院院长，行宪后竞选立法院院长是轻而易举的事。立法院院长既比副总统有实权，又何必去竞选副总统呢？

三月二十九日国民大会如期开幕了。蒋先生当选总统当然是不必讨论的了。但是几位副总统候选人便展开了激烈的竞选宣传，真正呈现出民国史上前所未有的民主政治的气氛。虽然鹿死谁手尚未可必，但是一般预测都认为我当选的可能性最大。在此紧要的关头，蒋先生开始忧虑了。

其实按照宪法，副总统真如孙科所说，是“吃闲饭”的。我如当选于蒋先生究竟有何不便，蒋先生可能也说不出。但他就是这样褊狭的人，断不能看一位他不喜欢的人担任副总统。他尤其讨厌对党国立有功勋，或作风开明、在全国负有清望的人。记得以前当台儿庄捷报传出之时，举国若狂，爆竹震天，蒋先生在武昌官邸听到街上人民欢闹，便问何事。左右告诉他说，人民在庆祝台儿庄大捷。蒋先生闻报，面露不愉之色，说：“有什么可庆祝的？叫他们走远点，不要在这里胡闹。”蒋先生并不是不喜欢听捷报，他所不喜欢的只是这个胜仗是我打的罢了。战后我在北平，因为作风比较开明，颇为全国清议所重，又触蒋先生的大忌。他所喜欢的常是“国人皆曰可杀”的人。其人声名愈狼藉，愈得蒋先生的欢心，因为他愈不敢脱离蒋先生的左右，而蒋先生也愈可向其市私恩。例如抗战期间在河南征调民工、征发粮秣、视民命如草芥、搞得声名狼藉的汤恩伯，便是蒋先生的心腹爱将。后来汤在河南吃败仗，在重庆的豫籍参政员恨不得杀之而后快。闹得不得开交之时，蒋先生不惜亲自出马，到参政会解释说，汤是听他的命令行事，一切责任由他来负。参政员固然无可奈何，汤恩伯则感激涕零，愈要向他个人效忠了。所以此次副总统的选举，蒋先生在意气上非把我压下去不可。

在一批策士密议之下，他们便想以由党提名的方式，把我的名字自候选人中剔出，因而召开第六届中央执监委临时联席会议。表面上是为将来行宪交换意见，事实上是想使我接受“由党提名”这一主张。一日，正在开会休息的时候，洪兰友忽然走到我跟前细声地说请我到某休息室去，有事相商。我乃起立前往，内心猜测必有枝节发生。到了休息室门口，推门一望，见于右任、居正、吴稚晖、程潜、吴忠信、张群、陈果夫、孙科、丁维汾各人已在里面。他们见我进来便一齐起立，请我坐下。这谈话会的重心似乎就在我身上，此时已见端倪了。大家坐下后都默不作声，气氛非常沉重。有顷，张群站起来，说是奉总裁之嘱，特请诸位先生来此谈话的。他推吴稚晖说明其中原委，吴先生亦未谦辞，略谓，本党一向是以党治国，目前虽准备实行宪政，不过国民党本身需要意志统一，才能团结。这是本党内部的事，与实行宪政还政于民是两回事，不可混为一谈，故蒋先生认为本党同志参加正副总统的竞选应尊重本党意旨，由党提名。这办法确极公允，应该照办的。他又根据这原则，手舞足蹈，口沫横飞地说了一套似是而非的大道理。记得民国十九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时，吴稚晖原和冯玉祥颇有交情的，至此为维护蒋先生的独裁政权，不惜破口大骂冯氏为军阀。冯复吴一电曰：“革命六十年的老少年吴稚晖先生不言党了，又不言革命了，亦不言真理是非了。苍髯老贼，皓首匹夫，变节为一人之走狗，立志不问民众之痛苦，如此行为，死后何面目见先总理于地下乎？”颇能道出此老的作风。时谈话会中同人早已不耐烦听他胡说八道，张群乃起立将他的话头打断，而以非常亲切的口吻解释蒋先生的苦衷说，总裁深恐由于副总统竞选引起党内的摩擦，为防患于未然，总裁有意使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由党提名。如果大家同意，我即去另一间休息室报告总裁。于是，吴忠信即征询孙科的意见。孙说，他绝对服从总裁的意旨。吴氏乃问我的意见如何。我听了他们一大堆的话，心中极不以为然，乃申明不赞成这项办法。选举正副总统既是实施宪政的开端，则任何国民都可按法定程序参加竞选，如果仍由党来包办，则我们的党将何以向人民交代？我更强调说，以前在北平时，我便向总裁建议从缓行宪，先将国内政局稳定再说，总裁当时并没有考虑我的建议，只说，解决今日问题一定要行宪。现在既已行宪，本人主张一切应遵循宪法常规办理，任何其他办法，本人将反对到底。程潜也自动发言，表示与我的意见一致。

他们见我辞意坚决，立论又无懈可击，遂不再多言。最后居正站起来打圆场，说：“我看德邻先生既不赞成这项办法，那就请岳军兄去回复蒋先生吧。”这才结束这一尴尬场面而相率离去。

后来在大会中，尚有人轻描淡写，有意无意地提及党提名方式，但无人附议。我本想起立发言，后见大家未讨论此问题，也就算了。会后，白崇禧对我说：“你这次幸好未上台说话，此事既已不了了之，又何必再提呢？”

然而蒋先生并未因此罢休。不久他又单独召见我，还是希望我放弃竞选，以免党内分裂。我说：“委员长（我有时仍称呼他委员长），我以前曾请礼卿、健生两兄来向你请示过，你说是自由竞选。那时你如果不赞成我参加，我是可以不发动竞选的。可是现在就很难从命了。”

蒋先生说：“为什么呢？你说给我听。”

我说：“正像个唱戏的，在我上台面前要我不唱是很容易的。如今已经粉墨登场，打锣鼓的、拉弦子的都已丁丁东东打了起来，马上就要开口而唱，台下观众正准备喝彩。你叫我如何能在锣鼓热闹声中忽而掉头逃到后台去呢？我在华北、南京都已组织了竞选事务所，何能无故撤销呢？我看你还是让我竞选吧！”

蒋先生说：“你还是自动放弃的好，你必须放弃。”

我沉默片刻说道：“委员长，这事很难办呀。”

蒋说：“我是不支持你的。我不支持你，你还选得到？”

这话使我恼火了，便说：“这倒很难说！”

“你一定选不到。”蒋先生似乎也动气了。

“你看吧！”我又不客气地反驳他说：“我可能选得到！”

蒋先生满面不悦，半天未说话。我便解释给他听，我一定选得到的理由。我说：“我李某人在此，‘天时’、‘地利’都对我不太有利。但是我有一项长处，便是我是个诚实人，我又很易与人相处，所以我得一‘人和’。我数十年来走遍中国，各界人士对我都很好，所以纵使委员长不支持我，我还是有希望当选的。”

蒋先生原和我并坐在沙发上促膝而谈。他听完我这话，满面怒容，一下便站起来走开，口中连说：“你一定选不到，一定选不到！”

我也跟着站起来，说：“委员长，我一定选得到！”

我站在那儿只见他来回走个不停，气得嘴里直吐气。我们的谈话便在这不和谐的气氛中结束。

蒋先生是有名的威仪棣棣的大独裁者，一般部下和他说话，为其气势所慑，真可说是不敢仰视，哪里还敢和他吵嘴。但是我则不然，他有时说我几句，我如认为他没有道理，就顶还他几句。所以蒋先生误以为我对他不服从，因而对我时存戒心。

蒋先生逼我退出竞选之事当然不久就传出去了。许多支持我的国大代表颇为此愤愤不平。有一次，蒋先生往国民大会堂出席会议，只见会场内十分嘈杂，他有点不惯，招呼左右要代表们“肃静点，肃静点！”代表们不但未静下来，楼上代表席中竟有人大声反唇相讥，颇使蒋先生难堪。他气愤极了，认为这大概又是拥李的人干的。回官邸后不久，他就召集一个极机密的心腹股肱会议。出席的全是黄埔系和CC系的重要干部。在会中，蒋先生竟声称，我李某参加竞选副总统直如一把匕首插在他心中，各位如真能效忠领袖，就应该将领袖心中这把刀子拔去云云。

这故事是一位参预机密的“天子门生”刘诚之后来告诉我的。诚之是黄埔四期毕业生，由蒋先生资送日本入警官学校。抗战期间，被派为警官学校西安第四分校教育长。胜利之后，驻于北平。他在北平的附带任务便是侦察我和孙连仲的行动和言论，向蒋先生打小报告。所以他在行辕出入很勤，和我也很熟。日子久了，他发现我原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没有什么可报告的。相反地，他且为我的忠厚无欺所感动，不但同情我的处境，而且认为蒋先生那套作风不对，常在他的朋友面前为我抱不平说：“领袖对李先生那样忠厚长者都不能用，也实在不对。”所以他时时把他们黄埔系中许多机密说给我听。竞选期中，类如以上所说的许多秘密，刘君都毫无隐瞒地告诉了我。我当然只有一笑置之。

二

蒋先生既知勉强我自动退出的不可能，他就只有用支助他人竞选来击败我的一途了。因此他便发动CC系和黄埔系来支持孙科和我竞选。

孙科本无意竟选，现在何以忽然变成蒋先生的“黑马”呢？据孙科左右和蒋先生的亲信所传出的内幕消息，其中有一段煞费苦心的故事。

当蒋先生认定我决不自动撤退之时，他便想请孙科出马来击败我。在他想来，孙科是唯一可以击败我的人选：第一，孙科是总理的哲嗣，在党内国内的潜势力很大；再者，孙科是广东人，可以分取我在西南方面的选票。

蒋先生作此决定后，便派蒋夫人去劝请孙科参加竞选。孙科推托说，他宁愿做有实权的立法院长，不愿作空头的副总统。再者，竟选需要竞选费，他也筹不出这一笔费用。

蒋夫人一次无结果，乃衔蒋先生之命再访孙科。说，当选副总统之后仍可兼任立法院长，孙科如没有钱竞选，则全部费用由蒋先生拨付。但是孙科仍旧吞吞吐吐，不愿立刻允诺，并推托说，有人说按宪法副总统不能兼立法院长呀！

蒋先生不得已，乃亲自出马劝驾。孙科便不再坚持了。他的左右且怂恿说，纵使按宪法副总统不能兼长立法院，但是如果蒋先生要你兼，谁还敢说不能兼。蒋先生此次亲访，当然就作下了此项保证，于是孙科便正式登场了。

孙科正式宣布参加竟选以后，果然声势浩大。CC系所控制的各级党部以及蒋先生所直接领导的黄埔系，利用党部、黄埔同学会以及其他党政军各机关为基础，向国大代表们威胁利诱一时俱来。派人直接或间接向各国大代表分头接洽，凡投孙科票的，要钱有钱，要官有官，其不愿合作的，对将来前途必有不利影响。

CC系报纸和新闻机构此时更对我个人造谣中伤，其中最无稽的，便是说某省当局为支持我竞选，曾接济我法币有数卡车之多云云。其他无稽毁谤更不胜枚举。所幸公道自在人心，我所遭受的影响并不如他们所希望的大。

四月十九日蒋先生正式当选总统。二十日国民大会公告副总统候选人六名。二十三日遂开始选举副总统的投票。这一次副总统选举是国民党当政以来第一次民主选举，何人当选，无人敢作决定性的预测。因此全国各界，乃至外国新闻人员对此都密切注视。南京、上海一带尤其议论纷纷。

第一次投票结果，我以七五四票领先；孙科以五五九票居第二位；第三为程潜，得五二二票；第四于右任，得四百余票；莫德惠第五，徐傅霖殿后，各得二百余票。

初选因无人达到法定票数，故24日再投票。我的票数增至一一六三票，孙科、程潜亦递增至九四五及六一六票。竞选至此已达最高潮，各地人民对之均感莫大的兴趣。电台不断广播投票消息，报纸则发行号外，俨然是胜利以后最热闹的一件大事。其中也有不少滑稽场面，例如《救国日报》被捣毁便是一例。

南京《救国日报》社社长兼主笔向有“大炮”之称的龚德柏，与我素昧平生，然自竞选开始就支持我。他攻击孙科的措辞有时也未免过火，因此激怒了支持孙科的粤籍代表。在一次激烈的讨论之后，他们乃决定捣毁《救国日报》。由张发奎、薛岳、香翰屏、李扬敬、余汉谋等几位上将亲自率领大批代表，涌向《救国日报》社，乒乒乓乓地把《救国日报》社捣毁。幸好该社编辑部在楼上，龚德柏拔出自卫手枪，在楼上守住楼梯口，声称如有人胆敢上楼，他必与一拼。张向华等不敢上楼，便和“龚大炮”隔梯对骂一阵，愤愤离去。这也是竞选期中一幕滑稽剧。但是不管怎样，孙科的助选团终究挽回不了孙科在竞选中的颓势。

孙科的幕后人至此已觉得不用非法手段抢救，孙科必落选无疑。因此凡可动员活动的机关，如党部、同学会、政府机关、宪兵、警察、中统、军统等一齐出动，威胁、利诱、劝告更变本加厉。甚至半夜三更还到各代表住处去敲门访问，申明总裁之意，从者有官有钱，违者则自毁前途。国大代表不堪其扰，怨声四起。

二十四日晚我的助选团也开会讨论此事。大家认为蒋先生和他的股肱们这种作风迹近下流，是可忍而孰不可忍。我自己却认为反正当选已无问题，就让他们去胡闹好了。黄绍竑说，事情恐不那么简单，我们如不加阻止，说不定要闹出血案来。我们讨论到深更半夜，黄绍竑最后乃提出一项他叫作“以退为进”的战略。由我本人声明所受幕后压力太大，选举殊难有民主结果，因此自愿退出竞选。

照黄的看法，我如退出，孙科和程潜为表示清白，亦必相继退出。我三人一齐退出，选举便流产了。蒋先生既不能坐视选举流产，只好减轻压力恢复竞选常规，则我就必然当选。

二十五日我便以选举不民主、幕后压力太大为辞，声明退出竞选。消息一出，果然全国舆论大哗，支持我的国大代表，尤其是东北代表们，无不气愤填膺，认为最高当局幕后操纵，破坏民主，孙科如当选亦无面目见人。孙科为表白计，亦于翌日退出竞选，程潜亦同时退出，国民大会乃宣告休会，延期再选。

蒋先生不得已，只好将白崇禧找去，要他劝我恢复竞选。蒋说：“你去劝劝德邻，我一定支持他。”

最高当局既已软化，底下的人也就不敢过分胡闹。四月二十八日国大恢复投票。我的票数仍然领先，孙科遥落我后，程潜票数太少，依法退出。原投程潜票的乃转投我的票。二十九日四度投票，我终以一四三八票压倒孙科的一二九五票，当选副总统。

当第四次投票达最高潮时，蒋先生在官邸内屏息静听电台广播选举情形，并随时以电话听取报告。当广播员报告我的票数已超过半数依法当选时，蒋先生盛怒之下，竟一脚把收音机踢翻，气喘如牛，拿起手杖和披风，立刻命令侍从备车。上车之后，侍卫忙问：“委员长，开到哪里去？”蒋仍一言不发，司机因蒋先生烦闷时总喜欢到陵园去，乃向中山陵开去。刚刚驶进陵园道上，蒋先生忽高叫：“掉转头，掉转头！”司机乃开回官邸。蒋先生才下车，立刻又上车，再度吩咐开车出去。随从侍卫见蒋先生如发疯一般，恐怕他自杀，乃加派车辆随行。蒋先生的座车刚进入陵园，他又吩咐掉转头。转回之后，又令司机开向汤山去。真惶惶如丧家之犬，不知何去何从，却苦了侍从人员。此消息后由总统府扈从卫士透漏出来，我亦为之怏怏不乐，早知蒋先生如此痛苦，我真就不干算了。

当选翌日，我偕内子德洁至蒋先生黄埔路官邸拜候，并谢他向白崇禧所说支持我的盛意。内子和我在客室中枯坐了三十分钟，蒋先生夫妇才姗姗而出。相见之下，彼此都感十分尴尬。我表示谢意之后，遂辞出。

按政府公布，总统与副总统就职日期是五月二十日。我照例遣随员请侍从室转向蒋先生请示关于就职典礼时的服装问题。蒋先生说应穿西装大礼服。我听了颇为怀疑，因为西式大礼服在我国民政府庆典中并不常用，蒋先生尤其是喜欢提倡民族精神的人，何以这次决定用西服呢？但他既已决定了，我也只有照办。乃夤夜找上海有名的西服店赶制一套高冠硬领的燕尾服。孰知就职前夕，侍从室又传出蒋先生的手谕说，用军常服。我当然只有遵照。

五月二十日是南京市一个隆重的节日，各机关、学校一律放假，各通衢大道上悬灯结彩，爆竹喧天。总统府内尤其金碧辉煌。参加典礼的文武官员数百人皆着礼服，鲜明整齐。各国使节及其眷属也均着最华贵庄严的大礼服，钗光鬓影与燕尾高冠相互辉映。这是国民政府成立后第一任正副总统的就职典礼，也确是全民欢庆，气象万千。在这种气氛中，我深感到穿军便服与环境有欠调和。

孰知当礼炮二十一响，赞礼官恭请正副总统就位时，我忽然发现蒋先生并未穿军常服，而是长袍马褂，旁若无人地站在台上。我穿一身军便服伫立其后，相形之下，颇欠庄严。我当时心头一怔，感觉到蒋先生是有意使我难堪。但再一思索，我立刻挺胸昂视，豁然若释。因为蒋先生以一国元首之尊，在这种小地方，他的度量都不能放宽，其为人如何也可想见了。观礼人员中，谁不清楚蒋先生的作风？大家既然明了，这尴尬的场面与其说使我难堪，毋宁说使他自己难堪罢了。将来史家秉笔直书，势将使蒋先生本人在历史上多其难堪的一笔而已。

三

我就任副总统后，即向蒋先生签辞北平行辕主任一职。这个有空衔无实权的中间机关原是为安插我而设的，我既辞职，蒋先生便索性把这机构裁撤了。从此我便长住南京。从北平行辕主任改任副总统，对我说来不过是由一个吃闲饭的位置换到另一个吃闲饭的位置罢了。不过从地理上说，却是从华北迁到了华东。

政府在行宪以后，中枢人事并无多大变动。孙科与陈立夫于五月中旬分别当选为正、副立法院院长；六月初于右任、刘哲分别当选正、副监察院院长；王宠惠、石志泉分掌司法院；张伯苓、贾景德分掌考试院。前行政院院长张群辞职，蒋先生改提翁文灏、顾孟余（后改张厉生）分任行政院正、副院长，也于五月二十四日经立法院同意就职。

我在副总统任内几个月，真是平生难得的清闲日子。有关军国大事的重要会议，蒋先生照例不要我参加。招待国际友人的重要宴会，蒋先生也向不邀请我陪客。只有几次总统招待国内元老的餐会，我偶尔被邀作陪罢了。我平生原不喜酬酢，蒋先生既不来邀我，我也落得清闲。

在京闲住日长无事，就在京、沪、杭一带游山玩水。农历中秋曾赴海宁观潮，备受蒋先生故乡各界的盛大欢迎。为结束北平行辕事务，我也曾飞北平小住。此时华北军政大事已由傅作义全权筹划。作义虽是不羁之才，可惜为时已晚，他和我一样，也只有坐困愁城，默待局势的恶化。傅君是个硬汉子，既不愿投降，又不愿逃亡，也不甘心自杀。处此艰难环境，终日深思苦虑，忧心忡忡，无以自解。他的左右告诉我说，总司令常常彻夜不睡，在阶前廊下徘徊不定。他们知道傅君的个性，深怕他觉得事不可为而自杀，要我得机劝劝他。我得闲便向他提及此事。傅君和我开诚相见，无话不谈，他此时心境的痛苦和思想的矛盾，与我在北平时如出一辙！他屡屡问我：“到那时，怎么办？”他显然预料到北平必有被合围的一日。傅将军是以守涿州而一举成名的，他可以拿出守涿州的精神来死守北平。无奈时移势异。第一，内战非其所愿；第二，守涿州是待援，守北平是待毙。傅君连连问我在此情况下何以自处，希望能以我一言为依归。但是我自己此时幸能摆脱此恶劣环境，傅君不幸为我之继，我一不能劝他逃亡，二不能劝他投降，三不能劝他自杀，则我又计将安出？最后我只好说：“宜生兄，万一局势发展到那地步，那只有听凭你自择了。你要想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不久，我便乘机南旋，傅作义送我至机场，彼此执手踟蹰，欷歔而别。想不到几个月后北平被围，他为使故都精华免于炮火，便向共产党投降了。

我返京不久，长兄德明忽然在桂林病殁。大哥以半商半农为业，胼手胝足，一生劳苦。我历年驰骋国事，对他亦未有太大的帮忙。骤闻殂谢，忆念手足之情，颇思返桂林吊丧。因赴蒋总统官邸，拟当面向他请一两个星期假，俾便返里。谁知蒋先生多疑，他深恐我乘机与两广人士又有联络，对他不利，竟不准我请假。我一再坚持，他仍是不准。最后才笑着说：“嫂夫人很能干，让嫂夫人去料理好了。”我不得已，只好打消此念，而由内子飞返桂林吊丧。自思我身为副总统，在中国真可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但是先兄去世，我连吊丧的自由都没有呀！

第六十四章——急转直下的内战

һ

当我于副总统任内，在南京闲住期间，内战却急转直下，终于不可收拾。

内战逆转的开端，正如众所周知，始于东北。国军在东北的失策，前已约略说过。至于东北军事受挫经过的详情，将来史家自可秉其春秋之笔加以论述，我本人既未参与战略的筹划，更未尝作直接或间接的指挥，故仅能就我个人观察所得，对国军在东北战败的原委略事分析。

抗战胜利前夕，蒋先生曾命张群、吴鼎昌、陈立夫、熊式辉、沈鸿烈诸人成立一小组委员会，研究制订一战后接收东北的方案。闻陈立夫以五人小组中无一东北籍人士，而其余四人又全为政学系要角，认为必有阴谋，不愿参加。然此小组委员会卒拟订一草案，将东三省分为九省，旋交立法院通过，由行政院公布。这一措施表面上是以山川的形势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为理由，而其真正目的，乃在将此边陲富庶之区割裂，以便控制而已。

东北原为战后共产党最难渗透的区域。因其土地肥沃，人口稀少，谋生容易；加以地接苏联，近百年来所受帝俄与赤俄之祸，仅次于日本的侵略，所以居民在情感上及利害上仇俄反共之心特别坚强。东北受日本人铁腕统治达十五年之久，土共难以立足，战后共产党自不易渗透。而国民党则不然，国民党在中国当政二十年，其贪污无能甚于北洋政府，并不为全国人民所拥戴，但国民政府究属正统，沦陷区人民，尤其是东北人民，处于敌伪治下，身受水火，久望王师。政府此时如处置得宜，实是收拾人心、安定边圉的最好机会。而东北情势终至不可收拾，实下述数种最大因素有以致之：

当时，根据雅尔塔会议的决议和中苏条约的规定，苏联在东北的占领军应于日本投降后三个月内全部撤退。胜利前后，我政府如对东北接收有通盘计划，则其时我为四强之一，国威正盛，英美友邦又竭力从旁支持，苏联断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阻碍我军进入东北。无奈我政府当局对东北接收事前毫无计划，临事又私心自用，不接受我“后浪推前浪”的建议，舍近求远，自滇缅边境抽调嫡系部队前往，致迟迟不能到达，反而两度要求苏军延期撤退，贻苏联以拒不撤退的口实，而予中共以从事发展的时机。

胜利后，中共深知东北人民不愿为其利用，赶紧在关内训练大批干部，分别自山东的烟台渡海，及察哈尔、热河两省由陆路进入东北，由中共高级干部林彪、高岗等督导，在佳木斯建立训练中心，并于各地建立地方政权，吸收伪军。

苏联此时尚不敢公开违背中苏条约，明目张胆地接济共军，只故意疏于所收缴的日本军械库的防守，一任中共军前往“偷窃”。此时我政府如态度严正，一面向苏联政府抗议，一面加紧进兵接收，则中共在东北的势力断不致酿成燎原之势。无奈我方接收大员又是一些胆小如鼠、敷衍塞责的官僚，所以东北的局面一开始便不可收拾了。

熊式辉于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十月二日以东北行营主任身份率随员百余人专机飞往长春。抵长之后，如入敌国，被苏军招待居住于一指定的大厦内，派苏军站岗保护。式辉以本国接收大员，因恐开罪苏联，竟服服帖帖地龟缩于住宅之内，甚至连本地人民派来的欢迎代表也不敢接见，真是可耻之极。

俄人原即欺善怕恶，今见我方大员如此，遂更肆无忌惮，处处留难我方接收人员和入驻东北的国军。旅顺、大连已租予苏联，我政府固无法使用，甚至营口也不让我军登陆。中共乃有充分时间在东北逐日壮大。

更有一荒唐绝顶的事，便是陈诚在胜利后所发一连串的遣散伪军的命令。东北伪军四十万均由日本配备训练，极有基础。他们久处日军铁蹄之下，含愤莫雪，一旦抗日胜利，无不摩拳擦掌，希为中央政府效命，一雪作伪军之耻。当时政府如善加绥抚，晓以大义，这四十万伪军只需一声号令，即可保东北于无虞。无奈陈诚仰承上峰意旨，竟下令遣散。熊式辉若是一个有眼光而勇于负责的干员，未尝不可把这道命令暂时搁置。殊不知熊式辉就是一位只知做官的人物，他竟把陈诚这道糊涂命令通令全体伪军。此举直如晴空霹雳，数十万伪军顿时解体，林彪乃乘机延揽，伪军的精华遂悉为中共所吸收。迨中央发现其错误，企图加以纠正时，已来不及了。

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春初，美式配备的嫡系中央军才自滇缅边境由海道开来，在秦皇岛登陆，循铁路向沈阳和长春前进。但是在林彪指挥下的共军经半年的准备已相当强大，乃开始在铁路沿线与国军作战。自此而后，国军始终无法离开铁路线寻找共军主力作战。相反，国军竟逐渐蛰伏于若干重要据点，广大的东北原野遂为共军所有。至三十六年夏季，共军显然已在东北占有优势，野心勃勃的中共指挥官林彪竟想对国军主力作歼灭战。

是年六月底，国共双方动员起在东北的主力，在四平街发生决战。白崇禧适于其时飞往沈阳视察，乃顺便协助指挥作战。前敌指挥官陈明仁且立下遗嘱，赶至四平街前线。这本是双方为争取东北的第一个主力会战，关系东北前途极大。

共军指挥官林彪这次显然是过分自信，竟倾巢而来，企图一鼓将国军主力歼灭。但是国军究系美式配备，火力炽烈，阵地战经验丰富，经数日夜血战之后，林彪主力终被彻底击败，向北撤退。这是共军在东北空前的败仗。

白崇禧本是四平街会战的主要划策人，林彪败退之后，白氏即主张乘势穷追，纵不能生擒林彪，也必将共军主力摧毁。当时负责东北军事指挥的杜聿明虽同意白氏的主张，但未敢专断，陈明仁则认为战事瞬息万变，时机稍纵即逝，应立刻挥军穷追，结果乃联衔电蒋请示。不意所得复电竟是“暂缓追击”，共军因此能从容北撤。前敌将领得此复电，无不顿足浩叹，白崇禧亦颓然而返。

其时纵是嫡系将领如陈明仁、杜聿明，甚至熊式辉，均不了解何以蒋先生不许乘胜追击，任林彪所部安然脱逃。我得此消息便心中有数而暗笑。我知道蒋先生不是不想歼灭共军，而是讨厌这主意出自白崇禧，纵可打一全胜的仗，他也宁可不要。

蒋先生就有这样嫉贤妒能、宁饶敌人、不饶朋友的怪性格。此事说出去，一般人是不会相信的，但是追随蒋先生有年的人一定会拍案叫绝，认为这是一针见血之谈。

是年九月，参谋总长陈诚兼掌东北行辕，这位立遗嘱血战四平街的陈明仁即被陈诚撤职查办，罪名是利用大豆作护墙工事，乘机贪污。其实在“嫡系”将领中，贪污的何止千百人，陈明仁何以独被撤职查办呢？这可能与他和白崇禧亲近有关。

东北战争中还有一荒唐而有助于共军的事件，便是中央当局对滇军的分割。胜利之后，随中央嫡系部队自越南海防海运东北的尚有卢汉部一个集团军，由集团军总司令孙渡率领，共计两个军——第二军军长张冲，第六十军军长安恩溥。

滇军抵东北后，杜聿明便将这两军拆散。张冲一军调往吉林，安恩溥一军则驻在长沈路沿线。两军既被拆开，则集团军总司令孙渡只落一个空衔。这位空头总司令常仆仆于长、沈、京、沪之间。他亦偶自北平经过，除第一次来行辕对我作礼貌上的拜会，谈了二十分钟外，便不敢再来看我，其小心翼翼可知。但由此亦可知滇军将领对中央的情绪为如何了。其后，张冲突于吉林危急时叛变投共，旦夕之间，吉林全省便变色了。

东北战事至三十七年暮春已发展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国军于三月九日自动放弃永吉，整个东北只剩下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据点和若干重要交通线。当时美军顾问团——最早连美国特使马歇尔都曾向蒋先生建议放弃东北，将数十万精锐之师全部调入关内，以解决长城以南的共军，再缓图规复东北。无奈蒋先生置若罔闻。长春此时与外间交通已断，守军全赖空运补给，自无法长期维持。

至三十七年九月，林彪发动大军二十余万围攻锦州，锦州危在旦夕，蒋先生乃飞往沈阳亲自指挥。此时负东北全局指挥责任的为东北区“剿匪”总司令代行辕主任卫立煌。

卫氏盱衡全局，认为国军在沈阳一带孤立为不妥，乃向蒋先生建议，将沈阳一带国军主力南移救援锦州，并打通北宁线，必要时则放弃沈阳，以北平为后方，与共军在辽南一带决战。蒋先生闻言，未置可否。卫立煌遂将国军主力十二个师沿北宁路南调，尚未到达锦州，而锦州守将范汉杰已兵败被俘。迨国军到达，共军已放弃锦州，扑了一个空。共军自锦州撤出，埋伏于北宁路西北侧山地，准备居高临下与国军战斗。蒋先生因判断错误，认为共军撤出锦州，志在转移目标，乘虚袭取沈阳。时共军不但扬言会师沈阳，且确有一小部分兵力向沈阳以西一个战略据点作佯攻，做出来势极猛的姿态。蒋以沈阳若不守则东北即非我有，乃电令卫立煌自锦州全师东返，救援沈阳。卫立煌则认为共军主力仍在锦州以东北宁路北侧一带山地，对沈阳只是佯攻以吸引国军的注意力，故不同意蒋的主张。蒋先生见卫立煌与己意相左，竟直接电令各军各师，限于接到命令后立刻星夜回援沈阳。各军长、师长得令，遂自锦州一带纷纷东撤。此时已有若干铁路、桥梁为共军所破坏，大军拥挤于铁路线上，争先恐后，混乱不堪。共军主力遂自西侧山地突出，一举将国军截成数段，首尾不能呼应，为共军分段截击，大军七万余人瞬息之间即为共军消灭。

十月十五日锦州失守，十九日长春守将郑洞国、廖耀湘等见突围无望，遂向共军投降。蒋先生见东北无救，乃离沈南飞。卫立煌因沈阳已无兵可守，也于十月三十日乘最后一班飞机离沈。国军在东北最后据点的沈阳遂为共军所占。

综计东北之战前后三年，国军精锐调往东北的不下三十余万人，到沈阳弃守时，除少数高级将领由飞机撤出外，其余官兵悉数被俘，可谓惨极。

事实上，东北在大势已去之后原不应死守，而蒋先生一意孤行，下令死守到底，实犯兵家大忌。最后锦州之战，如蒋先生从卫立煌以北平为后方之议，不胡乱越级指挥，则国军在关外精锐不致丧失净尽，华北亦不致随之覆没，则国民党政权在大陆或可再苟延若干时日。蒋先生不痛定思痛，深自反省，反将全部战败责任委诸卫立煌一人。立煌不但被拘禁，几遭枪决。直至蒋先生下野后，我才下令将卫立煌释放。卫氏感激涕零，特来向我拜谢。一夕长谈，我才明白东北最后战败的情况，原来如此！

二

东北陷共之后，林彪所部不下百万人马，迅即越过长城进入关内；对平、津作大包围。傅作义部寡不敌众，被迫退入平、津两市，被重重包围。天津终于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被攻破，守将林伟俦等被俘。傅作义见大势已去，为保存故都文物，不得已与共军言和，北平遂于一月二十二日为共军和平占领。

当东北战局紧张之际，山东战局亦急转直下。守兖州的前伪军吴化文部因被围，山东省省主席王耀武拒不援救，乃降共。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九月中旬共军陈毅部已逼近山东省会的济南。二十五日城破，王耀武被俘，山东除青岛外，遂全部沦陷。

苏北、鲁南一带的战事原由汤恩伯指挥。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秋，汤恩伯奉令率中央嫡系若干残部撤往江南整补，以刘峙、杜聿明分任徐州“剿匪”总司令、副司令。原属汤氏指挥的黄伯韬所部粤军和川军则尚留于苏北、鲁南一带，与共军周旋。后又征调中央嫡系美械部队，暨徐庭瑶、蒋纬国的装甲兵团集中徐州，准备与共军决一雌雄。旋因刘峙不孚众望，调京任战略顾问，遗缺由杜聿明、邱清泉升任。到了山东全部瓦解，共军陈毅、刘伯承两部主力南下，不时向徐州外围挑衅。内战重心乃自华北移向黄淮平原。

所以国共之战发展到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九、十月间，共军已奄有东北、华北的全部。政府方面仅有陇海路东段若干据点，终必陷落无疑。不过政府辖区，此时尚有淮河以南、豫南、豫西、长江流域的全部和西北各省。因此国共战争的前途将全视双方在黄淮平原一带的胜负了。

为指挥这一方面的战事，蒋先生曾于三十七年春初召开战略会议，决定以白崇禧兼任华中“剿匪”司令长官，驻节武汉，与徐州形成犄角之势。我闻此讯息后，即向蒋先生建议将黄淮平原划成一个战区，由白氏统一指挥。因为在战略上说，黄淮平原西至潼关、宜昌，东达滨海岸，本是一个地理单位；更有陇海、平汉、津浦三铁路纵横构成一交通网，调遣部队和指挥作战均极方便。无奈蒋先生不接受这一建议。他硬要把这个战略单位分裂为“华中”、“华东”两个“剿匪”总指挥部。此种分割已铸大错，而以刘峙担任更重要的华东“剿匪”总司令长官，尤非其选。

此时驻防徐州的为中央嫡系部队的精华，约三十余万人，全系美式配备的机械化部队，由兵团司令邱清泉指挥。黄伯韬兵团则驻于徐州东约五十余华里陇海东段的曹八集和碾庄一带，以为犄角。杜聿明和邱清泉在徐州的战略是采取严阵以待的方式。杜、邱二人皆是“天子门生”，志大言夸，骄纵不堪。东北、华北一连串的失败并未动摇他们无知的骄傲和可怕的自信。他们仍然认为共军不堪一击。眼见共军六十余万自四方向徐州合围，杜、邱二人却守株待兔，希望共军在徐州四郊平原猛烈围攻，好让中央的机械化部队充分发挥效能。

谁知共军指挥官陈毅和刘伯承也十分狡黠，他们避免和中央机械化部队作阵地战，只是遥遥实行围困。同时用以大吃小的“人海战术”，于十一月初旬将火力较差的黄伯韬兵团（四个军，七万余人）重重围困，猛烈进攻。

黄伯韬突围不成，乃向邱清泉乞援。清泉竟拒不赴援。参谋总长顾祝同见事急，遂亲自飞往徐州，责令邱清泉出兵。邱清泉把眼睛一瞪，说：“我出兵援黄，徐州方面出事，谁能负责！”

顾祝同拍胸说：“我是参谋总长，徐州失守，我参谋总长负责！”

邱说：“你说得好，你才负不了责呢！”

顾说：“难道你一定要违抗我参谋总长的命令？”

邱说：“什么总长不总长，我就是不出兵！”

顾墨三气得面孔发青，但他终无法使邱清泉援黄。此事在别的军事系统看来，简直是笑话，在他们黄埔系却是司空见惯的事。大家都有“通天本领”，谁能管得着谁呢？

顾祝同回报蒋先生。蒋先生居然“御驾亲征”，专机飞徐，在飞机上以电话命令邱清泉出兵援黄。邱仍然以徐州危险为辞，抗不从命，蒋亦无功而返。

至十一月二十二日，黄伯韬弹尽援绝，全军覆没，伯韬不愿被俘，乃拔枪自戕而死。

当此消息在南京传出时，我们几乎不能相信，因为邱清泉拒绝参谋总长之命犹可，何以蒋先生的命令亦不能生效。因此有很多人就怀疑邱清泉的抗命是蒋先生授意的；至少蒋先生的命令的语气是可以便宜行事的，清泉才敢如此。因为黄伯韬兵团原是“杂牌”，早在蒋先生蓄意消灭之列，为使邱清泉保存实力而牺牲黄伯韬，也并不是费解的事。

黄伯韬所辖的四个军，一军原为余汉谋的广东部队，一军原为杨森所部川军，其余两军亦属“杂牌”。抗战胜利后不久，蒋先生命宋子文主粤，特于衢州设一绥靖公署，调广东绥靖主任余汉谋为衢州绥署主任。这又是一项因人设事的空机关。余汉谋就职之后，他的两个军遂奉命北调至苏北、鲁南剿共，受汤恩伯指挥。

粤军北上后，中央又施展分割的故技，将一个军拨归黄伯韬指挥，调往鲁南；另一军则调往陕、甘，受胡宗南指挥。此令一出，余汉谋便认为不妥。因为这两军都是岭南子弟，相依为命已久，作战时互相配合尤为有效。如今分调两地，殊无此必要。加以两广人民对陕、甘的气候、语言、生活习惯均不能适应，尤不能发挥作战效能，徒作无谓牺牲。

余汉谋首先向白崇禧和我诉衷曲，请向中央说项，收回成命。白崇禧和我都觉得我二人如开口，不但无效，反而得更坏结果。余氏不得已，乃亲向参谋总长陈诚请求。陈诚竟把桌子一拍，说：“你要把两军人留在一起，预备造反啦！”此时抗战新胜，陈诚之势炙手可热，余汉谋何敢多辩，只得黯然而退。孰知三年之后，黄伯韬全军就这样平白无辜地给牺牲了。抗战期中及抗战以后，中央企图消灭异己，结果害人害己的事例，像这样的真是罄竹难书啊！

黄伯韬兵团覆灭之后，共军陈毅、陈赓、刘伯承等部加上新降受编的国军，不下百万，遂将徐州重重包围。他们的战略是围而不战以坐困国军。徐州至蚌埠铁路交通已全部被破坏，国军的补给全凭空运。军队和居民都煤粮两缺。时已隆冬，黄淮一带雨雪交加，大军数十万饥寒交迫，惨不忍睹。蒋先生乃电令华中“剿总”速遣大军往救。白崇禧乃于十一月底派黄维兵团（约十万人）自豫东循皖北一线向徐州增援。黄维师次皖北宿县以南的双堆集时，便为共军围困，战斗不及一周，卒于十二月中旬全军覆没，黄维被俘。

当黄维兵团被围时，徐州已完全孤立，蒋先生乃决定放弃徐州，下令各军突围南撤。但此次蒋先生亲自指挥撤兵又重演锦州的故剧。大军数十万并不按战术原则作有条理的撤退。因此一声“撤退”，便人马杂沓，夺路而逃。风雪满天，道路泥泞，各地大军挤成一团，进退两难。全军于十二月二日放弃徐州之后，勉强行抵徐州以南永城一带，又被共军重重围困。共军并发动民夫数十万，于一夜之间掘壕沟数道，使国军机械部队毫无移动的余地。国军便在风雪之中露宿兼旬，终于饿寒交迫中全军覆没，邱清泉死于乱军之中，杜聿明则被共军生擒。国军精锐，至此几全部消灭，剿共战事，遂不可收拾了。

第六十五章——从副总统到代总统

һ

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旬，徐蚌会战已接近尾声，中共全盘胜利势成定局，京沪震动，人心惶惶，阴沉气氛弥漫全国。至此，蒋先生固然感到大势已去，国内外许多民意机关，甚或统兵作战的高级将领，也都认为内战前途无望，希望政府在犹有可为之时，与中共恢复和平谈判。首作此项呼吁的为河南、湖北和湖南的省参议会。他们都有通电呈蒋总统，希望能作此项考虑。蒋先生为此也曾两度找我到官邸商谈。他说明想即时引退，希望我能顶起这局面来同共产党讲和。我闻言大惊，说：“这局面你都干不了，我如何顶得起！”蒋先生一再作出恳切的姿态劝我接受，我却竭力推辞。嗣后蒋先生又迭派吴忠信、张群、张治中等来我处，数度相劝，我均表示无论如何不愿承当。我推辞的原因，第一便是我确实也干不了；第二，我与蒋先生相处二十余年，深知其诡计多端，说话不算话，在此危急之时，他可能要我做替死鬼。

但是蒋先生既有此动机，消息很快就传遍海内外，对军心民心影响极大。十二月下旬徐蚌会战结束，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曾有密电给蒋先生和我，希望能与中共恢复谈判，这便是外界所传的“亥敬电”。其实他的电报只是向蒋先生作极温和的建议，采纳与否，自需蒋先生自己决定。京、沪、港有政治背景的新闻界不明底蕴，故意以猜测之词，写出许多耸人听闻的新闻，而白崇禧尤为谣言的重心。因在徐蚌会战后，国军在东南地区的精锐丧失殆尽，而白崇禧坐镇武汉，还掌握了三四十万能战之兵，为华中擎天一柱。

白氏且因为所谓“扣留军火”的事件，增加了外界对他的怀疑。这故事的实在情形，其实远不若外间所传之甚。先是，三十七年秋冬之交，白崇禧正在整编陈明仁的第一兵团。陈明仁系湖南人，黄埔军校出身，原为蒋先生最信任的部将。年前四平街一役，在东北打了一个空前的大胜仗。此次奉命在两湖成立新编部队，颇为白崇禧所倚重。无奈陈氏所部都是杂凑来的，武器奇缺，屡请中央拨给，均无下文。是时重庆兵工厂适有一批械弹东下，停泊汉口江岸码头。白崇禧得讯，乃挂一长途电话给参谋总长顾祝同，希望能以这批军火补给陈明仁。在电话里，顾祝同已经同意了，不过顾还有相当保留的地方，说等到向总统报告之后，才正式拨付。白崇禧便打电话请示蒋先生，蒋说可向顾总长商酌办理。白氏因急于取用，未待正式命令便径自将这批军火分给陈明仁。

当时还有一件事也是外界误传。说徐州危急时，白崇禧拒绝派兵援救。其实在宿县以南全军覆没的黄维兵团（共有十个师），便是白崇禧从华中调去的。

总之，白崇禧不幸因为他以往曾和蒋先生合不来，值此事急，外界不明真相，把一切责任都加到白氏头上去。CC系分子更仰承谕旨，推波助澜，推卸失败责任，嫁祸于人，于是什么“拒命”、“逼宫”一类的谰言都硬栽到白崇禧身上去，真是居心可诛。

当外界谣言极盛之时，傅斯年曾来看我，说：“外传白崇禧企图威胁蒋总统与共言和，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就把白氏给我的电报原文给他看。白氏把他给蒋先生的电报另拍一份副本给我，两电内容相同。傅氏看过电报后说：“白先生的话也很近情入理，真是谣言不可轻信！”

当京、沪一带和谣方盛之时，中共新华社突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发表一批“战犯”名单。第一批共四十三人，蒋先生居首，我名列第二，白崇禧第三。此外中央文武大员如孔祥熙、宋子文、孙科、陈立夫、陈诚等也皆“名列前茅”。

局势发展至此，蒋先生深觉战既无望，和亦不能，这才使他下了引退的决心，好让我上台与中共谈判和平。

为试探共产党甚或美国方面对他下野的反应，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元旦，蒋先生发出一纸皇皇文告。该文告首先叙述政府一向是具有求和的苦心，说：“三年以来，政治商谈之目的，固在于和平；即动员戡乱之目的，亦在于和平。但是今日时局为和为战，人民为祸为福，其关键不在于政府，亦非我同胞同政府的片面的希望所能达成。须知这个问题的决定完全在共产党。国家能否转危为安，人民能否转祸为福，乃在于共产党一转念之间。”

接着，蒋先生便说：“只要中共有和平诚意，能作确切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其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至于政府对和平的基础，蒋先生提出了五条空洞的原则，曰：“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由此而破坏；中华民国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最低生活水准。”如果中共能答应上述五点，蒋先生说他自己“更无复他求”。

他最后暗示他有意退休，说：“中正毕生革命，早置生死于度外，只望和平能早日实现，则个人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唯国民公意是从。”

一月四日蒋先生“御驾”亲来傅厚岗我的住宅拜访，这是一次破例的行动。蒋先生有事找我，总是“召见”，此次移樽就教，可能是故意把“引退”的事做得更表面化，对中共和友邦作一试探。

此次我们见面，蒋先生对引退的事说得非常具体，他首先问我说：“你看现在这局面怎么办？”

我说：“我以前就向总统建议过，武汉和徐州应划为一个单位，统一指挥。今日挫败的原因虽多，而最大的毛病是出在指挥不统一之上。”

蒋说：“过去的事不必再提了。徐蚌失败后，匪军立刻就要到江北，你看怎么办？”

我说：“我们现在样样都站在下风，但是也只有和共产党周旋到底，走一步算一步！”

蒋摇摇头说：“这样下去不是事！我看我退休，由你顶起这局面，和共产党讲和！”

我说：“你尚且不能讲和，那我更不行了！”

蒋说：“你担起这局面，马上就不同了。”

蒋先生说这话时，显然想到民国十六年他下野那回事。那次他一下野，武汉方面气就松了。但是现在的局面可不相同。共产党的对象并不是蒋先生一人，他是要整个拿过去的，不管谁出来都是一样。我心里这样想，嘴里当然未便明言，只是拒不接受蒋先生的委托。

蒋说：“我看你还是出来，你这姿态一出，共军的进攻可能和缓一下。”

我仍然说：“总统，这局面你如支持不了，我就更支持不了。无论如何，我是不能承当此事的。”

“我支持你。”蒋先生说：“你出来之后，共产党至少不会逼得我们这么紧！”

我还是坚决不答应，蒋先生便回去了。

次日，蒋先生派张群和吴忠信二人来找我，还是逼我出来继任总统，好让他“退休”。我便很露骨地表示，当今局势非十六年可比，蒋先生下野未必能解决问题。张、吴二人未得结果而去。不久，蒋先生又找我去谈话。我还是坚持。

蒋先生说：“我以前劝你不要竞选副总统，你一定要竞选。现在我不干了，按宪法程序，便是你继任。你既是副总统，你不干也得干！”

蒋先生既搬出宪法来压我，我便很难自圆其说。按宪法程序，他如果真不干了，我的确“不干也得干”。我说：“按宪法，我是无法推辞，但是现在的局面，你尚且干不了，我如何能顶得起？”

“共产党绝不同我讲和，”蒋先生说，“你出来，最低限度可以变一变。”

我说：“我出来，共产党一定要我无条件投降！”

蒋说：“你谈谈看，我做你后盾！我做你后盾！”

以后又聚会了几次，蒋先生一直说要我继任总统，并强调他五年之内不干预政治。

一月五日美大使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傅泾波来看我，说：“美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巴大维将军闻悉蒋总统有放弃大陆经营台湾的计划，巴大维为此事曾与司徒大使商议。司徒大使愿知道李将军的意思。”傅氏的话使我大为吃惊，因美大使馆的情报远比我灵通。傅氏言之凿凿，使我十分诧异。

一月八日蒋先生又派张群约黄绍竑自南京飞往武汉和长沙，与白崇禧、程潜商讨关于他引退的事。蒋先生显然是恐惧手握重兵的白崇禧和程潜会同中共接洽“局部和平”。张、黄之行的最大目的是为稳定两湖。

白崇禧得悉蒋先生决定引退，由我出来与中共谋和，遂包一专机，请黄绍竑飞港邀请李济深入京，作国共之间的调人。李任潮反蒋历史深长，而与我辈私交殊笃，亦为中共所敬畏。他如能来京助我，则第三方面人士将不会受中共利用。不过这全是白崇禧个人的看法，并未与我商议。外传黄绍竑飞汉去港是衔我之命，全非事实。再者，当时新闻界讹传，说我也急于要蒋先生下野，尤为荒谬的揣测之辞，因为当时我根本不想做蒋先生的继承人，还在竭力设法摆脱之中呢。

当这项消息已传遍国内外之时，中共终于在一月十四日对蒋先生的文告提出八条答复。这八条是：

一、惩办战争罪犯

二、废除伪宪法

三、废除伪法统

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

五、没收官僚资本

六、改革土地制度

七、废除卖国条约

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中共这种答复原是意料中事，任何人也不会感到惊奇。不过蒋先生还在观望，他在表示引退之前，曾派蒋夫人作私人代表赴美乞援，显然还在希望美国的态度会悬崖勒马，重订援华政策，作挽留他的措施。所以他在“引退”消息传出之后，仍一再观望，迟迟不作决定。但是他表面却故意显示出有人“逼宫”而他故意不去的姿态，其实他是别有所待。孰知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此事的反应极为冷淡。蒋夫人在美的活动也处处碰壁，使他绝望。再者，此时各地民意机关、立法委员和国大代表等都急于谋和，甚至有人公开表示希望他早日引退，庶几和谈能早日实现。

更有一重要因素，促使蒋先生下最后决心的便是共军的长驱直入。至三十八年一月中旬，共军已席卷江北。北岸我方只剩下乌衣、浦口和安庆三个据点，中共大军百余万饮马长江，南京已微闻炮声。局势发展至此，正如张治中所说，“即死硬如ＣＣ分子，亦深信蒋先生下野乃必然之趋势”。蒋先生觉得不能再等了，他要让我出面来缓和这一紧张的局面。

二

一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时许，蒋先生召集在京党政军高级人员百余人，在其官邸举行紧急会议。与会人员黯然无声，空气极为沉重。

蒋先生首先发言，将目前的局面作详细的分析。最后结论说，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皆濒于绝境，人民所受痛苦亦已达顶点。我有意息兵言和，无奈中共一意孤行到底。在目前情况下，我个人非引退不可，让德邻兄依法执行总统职权，与中共进行和谈。我于五年之内绝不干预政治，但愿从旁协助。希望各同志以后同心合力支持德邻兄，挽救党国危机。

蒋先生声音低沉，似有无限悲伤，与他平时训话时的激昂慷慨，截然不同。他说话时，众人中已有人黯然流泪。等他说毕，谷正纲、陈庆云、何浩若、洪兰友、张道藩等竟失声痛哭，全场空气万分哀痛。CC少壮分子、社会部部长谷正纲忽忍泪起立大声疾呼说：“总裁不应退休，应继续领导，和共产党作战到底！”

蒋先生以低沉的语调说：“事实已不可能，我已作此决定了。”随即自衣袋里掏出一纸拟好的文件，告诉我说：“我今天就离开南京，你立刻就职视事。这里是一项我替你拟好的文告，你就来签个字吧。”在那样哀伤的气氛之中，四周一片呜咽之声，不容许我来研究，甚或细读这一拟好的文稿。那气氛更使我不得不慷慨赴义似的，不假思索地在这文件上签了名字。蒋先生便收回去了。最后，大家又商讨一些今后和谈的原则问题，蒋先生便起立宣布散会了。

我问：“总统今天什么时候动身，我们到机场送行。”

蒋先生说：“我下午还有事要处理，起飞时间未定，你们不必送行！”

说着，他就走向门外。这时于右任忽然老态龙钟地追上去，口里喊着：“总统！总统！”蒋先生稍停问何事。于右任说：“为和谈方便起见，可否呈请总统在离京之前，下个手令把张学良、杨虎城放出来？”蒋先生只把手向后一撒说：“你找德邻办去！”说毕，便加快脚步走了。拖着一大把胡须的七十老人于右任，在众人注视之下，慢慢地走回，大家这才黯然地离开会场。

我们都知道蒋先生下午要在明故宫机场起飞离京，大家午餐之后，便陆陆续续地赶到机场。谁知蒋先生离开会场后，便径赴机场，乘美龄号专机飞到杭州去了。大家都空跑一趟而回。

蒋先生去后，我立刻感到国家兴亡的千钧重担已压在我的肩头。我继任总统的最大任务是与共产党讲和。但是我们的主力已被摧毁，在这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共产党愿意和我们停战讲和吗？试问在北伐期间，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屡败之余，要求我们停战讲和，组织联合政府，或划疆而治，我们肯不肯呢？再说，我们如与共产党易地而处，我们愿不愿意停战讲和呢？

和的可能性既已极其渺小，而根据民族传统，降又不可，则只有凭长江天险，拒敌渡江。然后希望友邦美国改变政策，助我安定金融，稳定民心军心。必先具有可战的力量，才有与共产党言和之望，但是长江天险是否可守，军队是否可靠，皆成问题。何况败兵之将不足以言勇，而中共锐气方盛，一江之隔，又安能阻其南犯？再退一步说，纵使长江可守，美国政府又是否会改变政策，大量援助呢？没有美援，则纵把长江守住亦属徒然。后顾前瞻，在在都感到这一残局无法收拾。然既已肩此重任，也只有拿死马当活马医，走一步算一步了。

当天下午张群打电话给我，说总裁有一个文告，要我过目后发表，希望能与我一晤。为客气起见，我特地乘车往张群住宅晤谈。张即将蒋先生所留交的“文告”给我看，其全文如下：

中正自元旦发表文告倡导和平以来，全国同声响应，一致拥护。乃时逾兼旬，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曷其有极？为冀感格共党，解救人民倒悬于万一，爰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于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务望全国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精诚，同心一德，翊赞李代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和平。中正毕生从事国民革命，服膺三民主义，自十五年自广州北伐，以至完成统一，无时不以保卫民族、实现民主、匡济民生为职志，同时即认定必须确保和平，而后一切政治、经济之改进，始有巩固之基础。故先后二十余年，只有对日之战坚持到底，此外对内虽有时不得已而用兵，均不惜个人牺牲一切，忍让为国，往事斑斑，世所共见。假定共党果能由此觉悟，罢战言和，拯救人民于水火，保持国家之元气，使领土主权克臻完整，历史文化与社会秩序不受摧残，人民生活与自由权利确有保障，在此原则之下，以致和平之功，此固中正馨香祝祷以求者也。

我坐下细看全文，觉其中颇有不妥之处。第一，我发现这文告中并无“引退”、“辞职”等字样，如是则一月二十一日以后的蒋先生究系何种身份？所以我坚持在“于本月二十一日起”一句之前，加“决身先引退”五字。第二，蒋先生在离职前一再要我“继任”，绝未提到“代行”二字。根据宪法第四十九条上半段，“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所谓“缺位”，当系指死亡和自动引退而言。而蒋先生所引则为该条下半段：“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所谓“因故不能视事”，当系指被暴力劫持而言。今蒋总统不是“因故不能视事”，他是“辞职不再视事”，则副总统便不是“代行”，而是如蒋先生亲口所说的“继任”。所以我主张将“于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一句，改为“于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总统继任执行总统职权”。

在这危急存亡之秋，我绝不是还斤斤于名位，只是我深知蒋先生的个性，他在文告中预留伏笔，好把我作为他的挡箭牌，而他在幕后事事操纵，必要时又东山再起。我顶起这局面，如名不正，言不顺，则无法执行总统职权，不论为和为战，皆无法贯彻主张。与其顶一块空招牌，倒不如蒋先生自己干的好。为此，我们又把吴忠信、张治中和王宠惠找来。王是我国法界老前辈，时任司法院院长。他对宪法程序的解释，应该是具有权威性的。王宠惠看过文告后也说：“蒋总统此一下野文告应该有‘身先引退’等字样，否则与宪法程序不合。”后来CC分子为使“代总统”的“代”字合法化，曾故意在外捏造王宠惠的谈话，说代总统是因为总统辞职，尚未经国民大会批准；副总统的继任，也未得国民大会追认，所以只好“代”云云。其实，宪法上根本未规定总统辞职要国民大会批准，副总统继任要国民大会追认。王宠惠也根本未说过这话。所以根据王院长对宪法程序的解释，我认为总统退职文告，如不经修正，不可发表。

张群见我意志坚决，乃和我商量打电话给蒋先生请示。是时蒋先生住在杭州笕桥航空学校内。电话接通之后，张群便把我的意思报告蒋先生。蒋先生竟在电话内满口承诺，说遵照李副总统的意思修改文告，直至李副总统满意为止。当晚我们就这样决定了，将文告依我的意思加以修正，然后交中央社发表。孰知次日早晨，各报所登蒋先生的文告和我自己的文告竟然还是修改前的旧稿。这时我从报上才看到蒋先生替我代拟文告的内容。全文如后：

总统蒋公轸念国家之艰危，顾恤人民之痛苦，促成和平之早日实现，决然引退。宗仁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代行总统职权，自揣庸愚，膺兹重任，曷胜惶恐。唯是宗仁追随总统革命二十余年，深知其处事持躬悉以国家人民为重，而对于个人之进退出处，严谨光明，心志既决，不可移易。宗仁仰承督责，不容辞谢，唯有黾勉将事，效忠国家，冀使中枢之政务不坠，而总统救国救民之志业有成。所望我全体军民抒诚合作，文武官吏各安职守，精诚团结，一德同心，本和平建国之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国家民族实利赖之。

细读此两项文告，以及蒋先生已允修改而中央社仍照原稿发表之各项安排，我觉得蒋先生之为人，至此危急存亡之关头仍不忘权诈，一意要把我作木偶任他玩弄。最令人气愤的是一月二十一日晚间，吴忠信竟以国民政府秘书长的名义，照上两项文告的原义，通令全国各级军、政和民意机关知照。此项通令盖有总统的大印，而我这位总统竟一无所知。

我看到该通令后，便立即把吴忠信叫来，气愤地说：“礼卿兄（吴忠信），这份通令发出去，我为什么事先毫无所闻？”

吴忠信说：“这是蒋先生的意思，要我发出后再通知你。”

我说：“蒋先生已经下野了，他还要指挥你发通令不让我知道？”

吴说：“你是知道蒋先生的，蒋先生要我这样办，我又怎能不办？！”

我说：“礼卿兄，你这样做未免太不够朋友了！”

事情发展至此，我才了解，一切都已由蒋先生安排好了。前晚的电话挂掉之后，他可能又另外打电话给张群和吴忠信，自食前言，从新安排，做到木已成舟再说。他知道我为人忠厚，不愿为此事闹伤大体。他对我显然是“欺以其方”，谅我必会为大局而让步的。

但是我当时认为他欺人太甚，遂声称，名不正，便不就职。吴忠信不得已，竟威胁我说：“德公，我们是老朋友，我愿以老朋友的资格劝劝你。你是知道蒋先生的为人的，你应知道你自己现在的处境。南京现在特务横行，你身边的卫士都是蒋先生的人，你还在争些什么呢？争得不好，你知道在这种局面下，任何事皆可发生，你自己的安全，可能都没有保障。”吴的话也是实情，不过我并未被他吓倒。我仍然坚持不就职的老态度。下午，我又把吴忠信、张治中、邱昌渭找来。我把这事的原委向张、邱二人重述一遍。他二人也认为蒋先生这样做太过分了。张治中本以为蒋先生下野，和局有望，至此也强调说，可惜“美中不足”，能否请礼卿兄设法稍为更正一下。邱昌渭亦竭力附和。不意吴忠信竟大发雷霆，把张、邱二人臭骂一顿，说国事至此，你们还幸灾乐祸，说什么“美中不足”。张文白也不甘示弱，闹得不可开交，我反而做起和事佬来，才把他们调处开了。

这件事很快地就传了出去。许多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都为我不平，他们纷纷到我住宅来请愿，要我“速正大位”，不要作“代理”总统。入夜，白崇禧也打长途电话来询问经过。我把详情告诉了他之后，白崇禧就说出刘邦告诉韩信的老话来：“要做就做真皇帝，切不要做假皇帝！”

当时民营各报尤为我不平，群情激昂，议论纷纷。张群、吴忠信等不得已，又打电话给蒋先生；蒋先生又满口承诺，“修改”，“更正”。但正在大家愈闹愈激烈之时，我本人反而泄气了。我想国家都没有了，还闹什么“代”不“代”呢？闹得太凶了，人民是不能谅解我们的。我如能聊补时艰，拯人民出水火于万一，私愿已足。吴忠信又乘机来苦劝。于是，我反而劝为我抱不平的国代、立委等顾全大局。大家见我如此，也只有叹息而退。

蒋先生退休之日是星期五，这一个周末，我虽尚未就职，而军国大事已纷纷压到我身上。我从一位闲散的副总统于一夕之间变成“日理万机”的国家元首。

一月二十四日星期一，国府举行总理纪念周。由居正担任监誓，我便在纪念周上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就任代总统。

第六十六章——收拾不了的烂摊子

һ

我当总统之初，有三种任务紧迫眉睫。其一、为着结束内战，我不得不诚心同共产党人举行谈判，以求和解。其二、我不得不阻止共产党人渡过长江，以求得体面的和平。同时，我还必须巩固内部的团结，实行民主改革，以便重得民众之支持。其三、我必得寻求美援，以制止通货膨胀，物价狂涨，因通货膨胀实在比共产党之威胁尤大。

自蒋氏离南京不久，我就致电孙中山夫人、李济深、民盟领袖如张澜、章伯钧、张东荪，还有其他一些人等，他们都代表一些小派，其中多数人过去都曾反共。但是战后，他们都变成反对国民党而赞成共产党，究其原因，固然是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之妙用，另一方面也实是蒋先生一派所迫成的。但是这些人对我还友好，似乎不怀恶感。我若得他们的支持，定能造成第三种力量，以制造反共之舆论。这样共产党就不得不放弃毫无意义的把内战打到底的目的。

然而事实证明，所有这些都只是我的如意算盘。因为共产党的胜利已成定局，民主人士就不愿意回到国民党冷冷清清的屋里来了。而正当此时，共产党“统战”人士尤其活跃，就如李济深，因受亲共同事之包围，业已离香港往北平出席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去了。

为着试探共产党对我的和平呼吁的反应，我组织了一批在上海公众组织和教育界中的知名人士，他们组成一个“人民代表团”并坐飞机往北平，华中剿匪总部参议刘仲华和立法委员被邀同往。此事经我同意，后来报界传这两人是我私人代表，并非事实。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我正式致电毛泽东，倡议和解。该电文如下：

润之先生勋鉴：

自政协破裂，继八年对外抗战之后，内战达三年有余。国家元气大伤，人民痛苦万状，弥战谋和已成为今日全国一致之呼声。故自弟主政之日起，即决心以最高之诚意，尽最大之努力，务期促成和平之实现。弟于二十二日所发出之声明，及所致任潮、衡山、伯钧、东荪诸先生之电，计均已早邀亮察。国家今日残破如此之甚，人民痛苦如此之深；田园城市之摧毁，无辜人民之死伤，不可胜计，而妻离子散，啼饥号寒者，复随处皆是。此悉由于战争所招致。以往国共两党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曾共同致力中国革命，不幸现因政见分歧，阋墙斗起，致使国家人民遭此惨祸，抚今追昔，能不痛心？吾人果认为革命之目的在于增进人民与国家之利益；革命之动机基于大多数人民之意旨。则无论国共两党所持之主张与政见如何不同，在今日之情势下，决无继续诉诸武力，互相砍杀，以加重人民与国家痛苦之理由。现除遵循全国民意，弭战谋和，从事政治解决之外，别无其他途径可循。否则吾人之罪诚将百身莫赎。先生以往曾一再宣示愿意寻求和平解决。现政府方面已从言论与行动上表明和平之诚意，所有以往全国各方人士所要求者，如释放政治犯、开放言论、保障人民自由等，均在逐步实施，事实俱在，何得谓虚伪？务望先生号召贵党同志，共同迅速促成和谈，即日派遣代表商定地点，开始谈判。战争能早一日停止，即保存万千之国民生命，减少万千之孤儿寡妇。果能共体时艰，开诚相见，一切当可获得解决。贵方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此作为基础，进行和谈，各项问题自均可在谈判中商讨决定。在双方商讨尚未开始之前，即要求对方必须先行执行某项条件，则不能谓之为和谈。以往恩怨是非倘如过分重视，则仇仇相报宁有已时？哀吾同胞，恐无噍类。先生与弟将同为民族千古之罪人矣！抑尤有进者，贵方广播屡谓政府此次倡导和平，为政府与某国勾结之阴谋，此种观点显系基于某种成见而来。弟自抗战迄今，对外政策夙主亲仁善邻，无所轩轾，凡有助于我国之和平建设，均应与之密切合作。今后亦唯有循此原则，以确保东亚和平与我国家之独立自主。先生明达，当引为然。总之，今日之事，非一党一人之荣辱，而为国家命脉，人民生死之所系。弟个人亦无丝毫成见与得失之心，如能迅消兵革，召致祥和，俾得早卸仔肩，还我初服，固所时刻馨香祷祝者，掬诚布捆，希卓裁见复为幸。

弟李宗仁 子感京秘印

其间，我派甘介侯博士作为我的私人代表前往上海与颜惠庆、章士钊、雷震、江庸等社会名流磋商，希望他们作为中间人士前往北平，帮助在政府和共产党人之间搭桥。其后，一月三十一日，我又和邵力子同往上海亲访他们。

我还邀请陈光甫加入这个前往北平的代表团，但遭拒绝。陈氏是有名的银行家，我多年老友，一九二八年蒋先生有意让他担任行政院的部长，但陈氏谢绝了。当我劝他接受时，陈氏笑道：将来，老兄当了一国之元首时，无论你叫我干什么，我一定接受。而今在上海，我重提往时的请求和他的诺言时，陈氏却说，大势已去，只好取消前言了。

我回南京后不久，那个人民代表团在北平和共产党首领磋商后回到了首都，刘仲华向我报告说，共产党权威人士表示只要我断绝同美国人的联系并协同消灭蒋介石残余势力，他们就愿意和我合作。显然，这是共产党要使蒋先生和我不和的诡计。至于我和美国人的联系，我尚未接到过任何美国援助，美国政府就是提供了经济帮助给予中国政府，那也是和原先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提供的贷款全然不同的。我们决不会以主权和美国金钱来做交易。基于这个理由，我起草了五点回答给共产党。叫刘把它带往上海，以便第二个人民代表团把它交给共产党首领。下面就是我提出的五个要点：

一、政府同意通过政治方法解决一切国家问题。

二、各方指派一正式代表团，立即恢复和谈。

三、和谈时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

四、今后国家重建工作按下列原则进行，即组成民主政府，平均分配财富，军队国有化。全体人民自由生活。

五、今后与外国的事务，按照民族平等，互相有利的原则进行。

第二个人民代表团于二月十四日飞往北平。在此期间，长江下游的战斗实际上已经停止，因为共产党人正在消化他们在以前的胜利中所吞下的东西。我们也有几十艘炮舰在长江上巡逻，看来足够阻止敌方渡江。这样宁沪地区的紧张也就趋于缓和。乐观的气氛看来重新在这两个市的街上出现。所有的人都期待着北平的好消息。但是就在这个时期，行政院在孙科率领下，突然从南京迁往广州。非常明显，此举旨在抵制我的和平努力。

二

在我取得总统职位之初，我曾试图改变蒋先生之专制做法，建立真正的宪法政府，使其行政权力归于行政院院长（内阁总理），而不给予总统。然而不幸，行政院长孙科博士正是我以前在副总统竞选运动中的敌手，他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接任了翁文灏博士的行政院长。

多年来，我和孙科博士的私人关系颇好，但在副总统竞选活动中，我的支持者，特别是黄绍竑做得过分，竟至揭露孙博士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阴私，黄氏用假名发表了几篇文章，重提旧日的桃色事件 ——《敝眷兰妮》。兰妮是一个颇有姿色的交际花，曾有个时期是孙博士的情妇。后来，她还叫两个女儿称孙氏为父亲。抗战时期，兰妮一直留住上海，并且得到了一笔相当可观的不明来历的财产。日本投降后，所有伪官员的财产都由政府没收，其中也包括兰妮小姐的。于是，当她以前的情人回到南京当了立法院院长时，她便拼命向他求救，试图取回被没收的财产。孙氏便给上海负责官员去了一封信。在信中，他把兰妮称作“敝眷”。那时兰妮小姐也颇有名声，照片也常出现在中外文报纸的头版新闻上。所以，孙氏此信便成了轰动一时的笑谈了。而“敝眷”二字更是好久都用大字体排印出来。

一九四八年四月，孙科作为蒋先生的“黑马”，参加副总统竞选活动。黄绍竑很有文学天才，便在这时改了一下前次的题目，发表了另一篇儿女风情记事的文章。这使得孙博士尴尬万分，并认为我手段恶劣。选举失败，他或许可以忘掉了，而黄氏重提兰妮之事，则恐怕是不能忘怀的。现在正是他进行报复的好机会了。

我还得对付CC系的其他反对者。CC系那班人都心胸狭隘，他们从不知道我之接任总统乃是克服政府危机的必要步骤。他们简单地认为，中央政府中权力变动为“桂系”争权的“最终胜利”，无论什么场合，他们都抵制我。所以，在蒋氏幕后指挥之下，孙科派和CC系就联合一致，共同来陷害我。其第一步就是把政府从南京迁往广州。

值此关键时刻，国民政府不能从南京迁走。类似任何轻率举动都定然会予共产党人以足够的借口来拒绝进行和平谈判。其次，政府方面的任何举动都会影响民众的心理和士气。我虽反对，然则，蒋先生自南京引退后不久，孙科就把行政院及其所属各部迁往广州。立法院的CC系分子步其后尘。南京城空了一半。幸好，立法院大部分委员却情愿和我留在南京。

因之立法院分裂，两派公开彼此弹劾，乱七八糟。我深感为难，以至不知所措。我在南京处理了大批政府事务之后，正等着共产党的答复。二月二十二日，我飞往华南，表面上是作华南视察，孙科和陈立夫两人都到飞机场见我。当晚我和孙科作了长谈。我镇静但坚定地要求他把行政院迁回南京。起初，他说：“在敌炮火轰鸣之下，我们怎能处理政务呢？”我说：“哲生兄啊，在八年抗战中，有哪一天不是在敌炮火轰鸣下过去的？”因为我竭诚力劝，孙氏最后乃同意返回南京。我经桂林、汉口于二月二十五日飞回南京。孙氏跟着于二月二十八日回抵南京。政府的所有人员都回到南京来了。这样总统和行政院之间的争执乃告结束。只有国民党的中央党部在CC系控制下，仍留在广州。

在和我不和时间，孙院长显然错了。他的不计后果的举动在立法院引起了普遍不满（他原是立法院院长）。立法委员们动议对他投不信任票，他狼狈之极，向我提出辞职书，但我私下又交还给他，叫他不要泄气而应和我协调一致，共同克服政府之危机。三月七日，孙氏复来见我，要求我解脱其职责。既然大多数立法委员都觉得在当时孙氏不是能肩负责任者，最后我只好接受他的辞呈。

选择他的继承人是个新难题，经过相当的考虑以后，我决定把他的职位让何应钦继任，何刚辞掉中国驻联合国军事代表团团长的职务从纽约回来。白崇禧和吴忠信到上海把我的亲笔信交给他，但是何断然拒绝了。三月九日我亲自拜访他，他仍然拒绝接受，但是我还是设法引他谈起了二十几年前的一些历史事实，就在蒋先生于一九二七年八月第一次辞职以后，我和何在南京合作。我诚恳地说：“敬之老弟，历史正在重演，蒋先生又辞职了，南京再度垂危，当你以前的同事孤独的时候你能无动于衷吗？”何将军看上去受了感动，表示愿意帮忙，但是他说没有蒋先生的赞许他不敢做任何事情。我立即叫吴忠信打电话到溪口，向退休的总统报告何将任新职的事情。蒋回答说：“让德邻弟自己安排一切，我是退休的人，能说什么呢？”何听到蒋这客气的回答不寒而栗，请求我允许他远离政界。

我接着派吴忠信到溪口请求蒋给何说几句话。蒋先生给何打电话，相当冷淡地说：“既然德邻想让你担任那个职务，接受下来吧。”何应钦到溪口从“退休老人”那里取得更详细的指示以后，最后接受了我的任命。

我和何应钦要克服无数困难才能组成新政府。我们不容易找到适当的人材来填补政府各部的空额，特别是财政部。前部长徐堪已辞职，不愿意再回来。我们打算把这个职位给陈光甫或者张公权，他们都是上海有名的银行家，但是他们两人都婉言谢绝了。我们让他们推荐一个，他们看中了中央银行的总裁刘攻芸，他是蒋先生完全信任的人。我没有见过他，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但是何很了解他，接着何便接受了这个人。

我一回到南京，又面临了一项辞职，这次是总统侍从室秘书吴忠信。我本来想让翁文灏博士填补这个空缺，但我犹豫不决，因为翁以前是行政院长。根据中国官场传统，总统府秘书长的地位对于前行政院长来说是太低下了。但是我决定无论如何要试一下，结果出我意料，翁立即接受了这项任务。他说：“我能为国为民做什么事情，我一定毫不犹豫地去做，国家濒临灭亡，我怎么可以把这个职位看作是对我个人的侮辱呢？”

刘和翁两人都得到我最大的尊敬，因为在那个时期没有人想卷入政界，完全是爱国心使他们为了国家的利益而不顾个人的利益。但是，翁一接受任命，蒋立即派了一个代表去秘密见他，翁遭到了一顿辱骂。那个代表让他记得他是靠委员长发家的，并责问他怎么会无耻到原先的主子一退休就向“桂系”投降的地步。翁给说得心烦意乱，后来他一从法国回来就投向共党，可能就是因为他对蒋心地狭窄的反感。

后来刘攻芸也受到了蒋先生同样的辱骂。一九五〇年初，刘在香港的时候，向台北外交部申请要一个护照。中国外交部很谨慎，不敢在没有得到蒋介石允许的情况下给他发这样一个重要的护照。他们把收到刘的申请的事向蒋先生报告的时候，蒋先生非常生气。我从消息可靠人士那里得知，蒋用手捶了一下桌子说：“刘攻芸是已经投降桂系的反动派。”这样，刘的申请被拒绝了。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二日，我把新政府的名单交给立法院批准，投票结果是二百零九票对三十票，这样就正式成立了新政府。政府成员名单，现记起的如下：

行政院长：何应钦

副院长：贾景德

政务委员：张群、莫德惠、张治中、朱家骅

秘书长：黄少谷

内政部长：李汉魂

外交部长：傅秉常（叶公超代理）

财政部长：刘攻芸

国防部长：何应钦（兼）

参谋总长：顾祝同

经济部长：孙越崎

交通部长：端木杰

教育部长：杭立武

司法行政部长：张知本

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白云梯

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戴愧生

主计处主计长：庞松舟

新政府面临两项紧急任务：第一、要指定一个正式代表团和共产党谈判。第二、必须取得内部团结，以便迅速进行政治改革。释放政治犯，制止通货膨胀，准备长江的防守工作。第二部分的问题下一章再谈。这一段主要谈谈与共产党的问题。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四日，由颜惠庆率领的第二批人民代表团到北平以后，共产党派林彪、董必武和叶剑英和他们谈判。共产党电台正式宣布说，他们愿意和政府和谈。二月二十五日，我一从广州回到南京就召集了所有在南京的领导人开会。会上我们采纳了以下三点，作为将来谈判的基本指导原则：

（一）和谈必须建筑在平等的基础上，我们绝对不能让共产党以胜利者自居，强迫我们接受不体面的条件。

（二）鉴于铁幕后面的附属国形势混乱，我们不能同意建立以共产党为统治党的联合政府。我们应该建议立即停火，在两党控制区之间划一条临时分界线。

（三）我们不能全部接受所谓八条，而只同意在两政府共存的条件下讨论八条。

我完全清楚，即使这个建议被接受，共产党也不会和我们谈成功的。我觉得如果我们能阻止他们过长江，他们就别无他法，只得接受我们的建议，我们是不是能守住长江还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组成新政府以后授权行政院院长组织一个正式代表团。根据以上三条原则和共产党谈判，何应钦通过电话和蒋先生商洽以后，指定张治中、黄绍竑、邵力子、章士钊和李蒸组成政府代表团，以张治中为团长。当行政院何院长把名单交给我批准的时候，我加上了刘斐将军的名字，接着张治中将军到溪口去取得蒋的批准，然后，我们就给共产党打电报，把名单通知他们。三月二十六日，北平共产党当局指定了一个包括周恩来、林祖涵、林彪、叶剑英、李维汉和聂荣臻的正式代表团，他们建议把四月一日作为在北平开始和谈的日子。

我们代表团启程的前夕，我把居正、阎锡山、白崇禧、张治中和别的一些领导人叫来开了个会，会上我建议组织一个指导委员会来监督即将到来的与共产党的谈判。接着，除我以外还有十人被选进了这个委员会，他们是：何应钦、于右任、居正、张群、吴铁城、孙科、吴忠信、朱家骅、徐永昌和董显光。实际上孙科已经离开南京，我们在他缺席的情况下选他做委员。四月六日，何应钦乘飞机到广州把这个委员会的名单交给国民党常务委员会正式批准，希望政府和执政党能进行更全面的合作。

三

当政府忙于作和平安排的时候，我加紧了我们的外交活动。我当总统以后，我就立即召见俄国大使罗申，我想看看我们是不是可能和俄国人作一些安排来停止中国的内战。我听说蒋先生已经早在一九四四年或者一九四五年就为同一目的和俄国人接触过。一九四五年底，委员长的大儿子蒋经国已经到过莫斯科，斯大林告诉他在俄国帮助中国政府以前，中国和苏联之间必须签订一项中立协定，在中国必须组织一个有中国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蒋先生拒绝了苏联的这项建议。

一九四六年，蒋先生告诉在南京的苏联大使，他准备考虑斯大林的建议，并表示希望访问俄国。斯大林随即派了一架专机到新疆省会乌鲁木齐，以便蒋去莫斯科访问①，他指示在南京的苏联大使馆和蒋作好去莫斯科的安排。罗申告诉我他就是负责这一个计划的。飞机到了以后，罗申想约见蒋先生，但蒋先生却拒绝接见他，罗申有些绝望了，便设法和蒋经国联系，在以前的许多安排中，他已经和蒋经国有过接触了，但蒋经国这次为了避免见他而到上海去了。罗申跟着到了上海，但却无法在那大城市里找到蒋经国。这样，这一切都没有能够成为现实，苏联在乌鲁木齐的飞机只好飞回去了。机上没有接到贵宾。

对于蒋的背信，斯大林非常生气，他命令所有苏联在中国的外交官和领事都采取与中国政府不合作的政策。东北给共产党占领以后，蒋先生又重新向苏联大使要求访问俄国，他埋怨儿子以前的安排没有成功。罗申打电报把这个消息告诉莫斯科的时候，他从斯大林元帅那里得到一个简单的答复，斯大林元帅说既然蒋介石是个不诚实的人，罗申可以不理睬蒋的请求。因此，当我召见罗申的时候，他说：“现在已经太晚了，我亲爱的总统先生，中国永远也不会断绝同美国的联系，苏联能为它做些什么呢？”由于他的话这样挖苦，我没有就这个问题继续谈下去，我们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我已经知道苏联在过去三年中真正想得到的是中国保证在一旦俄国卷入战争的时候保持中立，我指示甘介侯博士再度和苏联大使商谈这件事。但是苏联的价钱大大提高了，斯大林不再满足于一个中立协定，他坚持要中国和俄国建立真正合作的关系。俄国人建议，中国为了表示诚意，应尽量驱逐在中国的美国人。

甘博士向我请求进一步的指示的时候，我说不可能接受俄国的条件。我叫甘氏通知苏联人，我们和所有友好邻国诚恳相待，中国不想歧视任何国家。苏联大使粗率地回答说，他们的政府和我们政府之间进一步的谈判要以接受他的建议为条件。

正是在这个时候，我派了甘博士把目前的情况告诉美国大使，并且请他发表支持的声明。这本来可以增加我们的旨在取得俄国势力以迫使中国共产党与我求得和平解决的谈判本钱的，不幸的是，几个月之后，这件事被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作了错误的报道。白皮书是这样写的：

“一月二十三日（一九四九年），代总统的代表要求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转告美国公开发表表示支持的声明，这位代表说李将军已和苏使馆取得联系，并且拟好了一项中苏间试探性的三点协议草案。这项草案于数日前由苏联驻华大使带到莫斯科，这三点是：（1）在将来的任何国际冲突中，中国保持严格的中立；（2）尽可能地驱除美国在中国的影响；（3）建立中国和俄国之间真正合作的基础。李将军已经原则上同意这三点，并且觉得如果得到美国支持的声明的话他在就这三点进行的谈判中可以增加本钱。”（见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华关系》，一九四九年八月，第二九三页）

这错误的陈述可能是由于在中国的美国外交官员太敏感，也可能是由于有些中国人散布谣言想迫使美国人迅速改变对华政策。据我回忆，我和俄国人的所有接触仅仅限于和罗申的简短谈话。在一九四九年我们根本没有和俄国人进行过任何认真的谈判。

由于无法和俄国人和解，我们这段时期的外交活动集中在美国人身上。我们经常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博士接触，司徒雷登博士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一直相处很好。我在北平工作时，经常和他共餐，他也请我去燕京大学答谢我的盛意。我还认识了傅泾波先生，而此后，在我留在北平的时候，他成了我的行辕中的常客。

就是在早期，我就与司徒雷登讨论过了美援问题，但是这位未来的驻华大使总是批评中国政府的腐败。蒋氏引退后，我和他在南京又有接触，我正式请求他敦促美国政府借给中国十亿美元，或者至少五亿，以帮助制止通货膨胀。我强调地请他注意蒋引退后中国政局已完全改变的事实，并向他保证今后将有效地使用美援。如果美国现在拒绝帮助中国来阻止世界共产主义的扩张，今后他要在远东作同样的事就要多花一百亿美元，而且不会有什么效果，还使美国青年不得不流血。我提醒美国大使说，如美国不愿在现在采取行动，而愿在今后采取行动，他们只能希望得到帝国主义的头衔。但大使很顽固，拒绝了我们的请求。说由于蒋先生仍在幕后控制着政府，中国的局面没有改变，美国对远东外交政策已定，现在决不能改变。

我和美国外交家的接触在和谈进行时达到高潮。虽然我知道取得美援是不可能的，但我仍希望美国至少会给我们道义支持。在四月中和司徒雷登大使的一次长谈中，我建议他以大使名义为我举行茶会，邀请英、法大使出席。承蒙司徒雷登大使好意，按我建议的那样做了。在茶会上，我应大使的请求发表了讲话，英、法外交使节也在场。②

首先我说看到中国人民的苦难。中国政府一直诚心诚意地争取继续和共产党的和谈。我们希望共产党和政府达成协议，以便我们能一起为中国的民主重建而努力。我强调说十月革命后一开始，西方的民主国家力图阻止国际共产主义的扩张。但二次大战后，俄国布尔塞维克控制了整个东欧，开始了对西欧的“冷战”，当西方正在建造堤坝阻止赤祸在西方泛滥时，让它在东方自由泛滥是明智的吗？我说：如中国现政府倒台，我相信整个远东会随着崩溃。我请西方国家注意中国在世界未来的政治发展中占枢纽地位这样的事实。没有人应该低估中国内部灾难的严重性，也不应袖手旁观。

在结束时我诚恳地说，我的政府并不向美国、英国和法国请求物质帮助，但我希望在座的先生们会把我的意思转达给他们尊敬的本国政府，强调我们需要他们的道义支持。更具体地说，我敦促三位使节发表联合声明，对目前中国国民党、共产党之间的谈判表示深切的关怀，我请三国政府表示他们衷心的希望，希望谈判会导致和平解决。这样中国和全远东的和平能维持住，他们发表联合声明将会给与共产党谈判的政府代表团相当大的鼓励，也将充分警告国际共产主义分子不要插手中国。

当我讲完话回到座位时，我瞅了一眼美大使，希望他会附议，想不到，司徒雷登采用滑头政客的通常办法，他避免看我，而邀请英外交使节代表三人讲话。英国外交官员作了简短、措词谨慎的讲话，他的讲话把我的要求搁在一边，显然回避一切问题。这使我意识到西方已决意袖手旁观，眼看中国政府垮台。

同时我们试图和美国政府直接接触，我们驻华盛顿大使顾维钧博士是一个谨慎的政治家。他向蒋先生请示。白崇禧曾数次向何应钦和我建议要换掉他，但何应钦的神经太紧张，没有溪口方面的允许，他不敢采取这一行动，即令我们能够比较顺利地找到一位能干负责的驻美大使，也无济于事，因为蒋存心想看着我们完蛋。

此时美援是唯一能使气息奄奄的病人活过来的药物。南京政权从蒋转到我这一事实给有效用药创造了条件。竞选副总统时，我曾对人民许诺说将给中国带来民主改革。蒋先生走后，人民都望政府中的腐败也随着走了。我任总统头两月中，到处都有繁荣和欢乐的景象。如美国国会和白宫领导人目光远大，立即更改对华政策以适应中国之局势，并提供贷款给我以制止通货膨胀，整个局势恐已大变了。与此同时，由于有了公众对政府的重新支持，加之武装部队士气的重新高涨，我们也可能成功地保卫长江，并在政府中实行有效的民主改革，这样我们才能与共产党在谈判中最终求得和平解决，至少可使半个中国得以自由。

我从未料到华盛顿的最高决策人竟会是一群目光短浅的政治家。当共产党卷地毯似地征服大陆时，他们甚至连声都没有吭。就在这时，共党占领中国后，共党集团变得异常强大，而北朝鲜的共产党人又变得如此大胆，竟在第二年开始了朝鲜战争。

但在今天回顾那时的情况时，我不禁不寒而栗了。今天我感到庆幸的是：当年与我打交道的美国方面的领袖人物都是一些没有经验的人。这些人在现状不变的局势下指导世界事务是能干的，但处理起严重的国际危机时，则肯定是无能为力。如果他们要象约瑟夫·斯大林那样冷酷和精明，象他一样善于抓住时机，中国肯定是会完了。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中国，中国就会陷入象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得靠美国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除各树一帜，互相残杀外，二者都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又因中国是六亿人的大国，这样一来，她就会陷于比前面提到过的三个小国家更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创伤则恐怕几代也无法治好了。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祖国的未来的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

虽然共产党现政权是有点蛮干，驱使人民进行迅速的建设恢复工作，以实现共产主义；虽然人民也因之受到很大的苦难，但中华民族至少是有十多年没有内战了。此外，大陆之物质建设亦感人良深，迫使西方人重新对我们中国人进行评价。他们将我们看作是有智慧的民族，并预言中国将很快成为世界上的一等强国。我对共党的感情是敬仰之心和恐惧之心兼有。不论是谁作了这工作，国家资源是得到了很好地保护的。这样看来，我自己虽然失败，而且寄居异国，但我还是问心无愧的。

①上面的这个关于斯大林派飞机到乌鲁木齐的故事，是根据模糊的记忆写成的。这个故事是罗申亲自告诉我的，没有文件证据。因此，要查对中国和苏联的档案材料，才能进一步证实。

②由于大部分文件都已丢失，已记不清此次聚会的准确日期。但根据司徒雷登博士的回忆录，聚会是在四月十七日，英、澳、加大使应邀参加了。加拿大大使未能准时到，没有迹象表明法国大使也邀请了。参看司徒雷登著：《在中国的五十年》第二三一页（纽约雷腾出版公司，一九五四年版）。作者注。

第六十七章——不堪回首的江南战役

һ

我在南京出任代总统的三个月期间，本抱“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欲为不可收拾的残局尽最后的努力，期望息兵，达成和平局面，解人民于倒悬。古人说：“尽人事而听天命。”但是因环境特殊，蒋先生处处在背后牵制，使我对这匹“死马”实未能尽应有的努力。

使我不能有丝毫作为的第一项基本原因，便是蒋先生在决定引退之时，即已准备放弃大陆，退保台湾，以贯彻其改造党政军成为三位一体的心愿，维持一个清一色的小朝廷。他更深信大陆放弃之后，国际情势必益恶化，第三次大战亦必随之爆发，即可因人成事，回大陆重温接收政权的美梦。为布置这一退路，蒋先生于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突然命令孙科的行政院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

前已言之，陈诚于三十七年春初自东北铩羽归来之后，在京沪一带的东北籍人士群起鼓噪，恨不得杀陈诚而后快。蒋先生不得已，准陈诚辞职赴台，托辞养疴，实另有所布置。此次新职突然公布时，前主席魏道明事前竟毫无所知。陈诚得令后，立即自草山迁入台北。三十八年一月五日便在台北就职视事。行动的敏捷，为国民党执政以来所鲜见。由此可知蒋先生事前布置的周密。

陈诚上任后，蒋先生便密令将国库所存全部银元、黄金、美钞运台。因自民国三十七年八月“金圆券”发行之后，民间所藏的银元、黄金、美钞为政府一网打尽。据当时监察院财政委员会秘密会议报告，国库库存金钞共值三亿三千五百万美元。此数字还是依据中国公开市场的价格计算的；若照海外比值，尚不止此数。库存全部黄金为三百九十万盎司，外汇七千万美元和价值七千万美元的白银。各项总计约在美金五亿上下。

蒋先生在下野的同日，又手令提取中国银行所存的美金一千万，汇交当时在美国的空军购料委员会主任毛邦初。嘱毛将该款以及毛氏手上的余款悉数自纽约中国银行提出，改以毛氏私人名义存入美国银行。据毛氏事后对人说，蒋先生虑及与中共和谈成功，联合政府成立，该款必落入新政府之手，乃有此不法私相授受的措施。其后因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与毛邦初素有夙怨，向蒋互控贪污的罪名。周指毛购料舞弊，毛则控周将公款私自提存香港某银号，据为己有。政府即派员到美京空军购料办事处查账，结果并无账目不清的迹象；而对周将空军款项以私人名义存放香港银号一事，竟亦置之不问。毛氏认为不公，仍喋喋不休。而宋美龄以毛邦初系蒋先生元配毛氏的内侄故，心存忌妒，遂怂恿蒋先生将毛邦初撤职，并勒令将当初私相授受的巨款交出。毛以该款既属渠私人名义所有，并无公款佐证，拒不接受。此为后来国民政府控告毛邦初内幕的由来。

因此在我就任代总统之日，手头一文不名。为维持军饷、安定民心，曾命行政院饬财政部将运台的国库银元、金钞运回一部分备用。但是在台负保管责任的陈诚奉蒋暗示，竟作充耳不闻的无言抗命。政府救穷乏术，唯有大量印发原已一文不值的“金圆券”。大票成群出笼，致币价贬值，一日千里。金融市场完全崩溃，百业停顿，军心民气完全丧失，遂形成无法收拾的局面。

为抢救这危局，我曾数度就商于美大使司徒雷登，希望美国能贷中国一批白银，先行安定金融，再及其他。司徒总是说：“总统先生，你有其名无其实，政府实权完全未更动，不管美国运来多少金银，还不是和以前一样，完全浪费。”我不得已，电令驻美大使顾维钧就近向美国政府交涉。无奈顾大使仍以蒋先生的意旨为依归，对我虚与委蛇，来往电报完全漫无边际，不得要领。

金银之外，蒋先生又秘密将海军、空军实力逐渐南移，以台湾为中心。值此江防紧急之时，海军、空军为守江所必需，重心一旦南移，江防军斗志便大半丧失，纵有可为也不可为了。

蒋先生在下野前夕既已预备放弃大陆，他要我出来，显然是借刀杀人，好让他争取时间，抢运物资赴台。此种司马昭之心，连美军顾问团也看出了。

一月五日，时距蒋先生正式下野尚有十余天，司徒大使遣其私人顾问傅泾波来见我说，美驻华军事代表团长巴大维将军闻悉蒋氏有计划地放弃大陆，经营台湾，甚为诧异。因自平、津、济南沦陷，及徐州会战失利后，共军虽已增至二百万人以上，但国军亦立即调整补充，兵力仍号称三百五十万，虽装备奇缺，唯尚有半数可战之兵。且西北地区和长江以南省份依然完整，在此时期即做放弃大陆的准备，无乃太早。巴大维将军并认为台湾系美军从日本手中解放出来的，虽开罗会议时有归还中国的协议，但在对日和约尚未签订之前，其主权谁属，究未有法律的根据。今蒋总统即欲据为己有，作为撤退海军、空军的基地，似有僭越之嫌。巴大维将军拟请司徒大使向蒋总统提出口头的抗议，但是司徒大使尚未决定采取任何行动，故特遣傅君先来问问我的意见。

我只好对傅君说，我对蒋先生这项计划一无所知，未便作任何表示。傅君始怏怏而去。

事后种种迹象证明巴大维的消息是正确的。蒋先生确已作放弃大陆的决定。他要我出来，不过暂作他的挡箭牌，好让他从容布置。布置好了，他就要促使我早日垮台，再由他自己来和共产党唱对台戏。我如果真在南京励精图治，作防堵共军渡江的有效措施，即有违于蒋先生的腹案。他必然要用尽方法，破坏我的计划，使我不能以半壁河山与中共分庭抗礼。

蒋先生既有这项决定，则我不论为和为战是如何地努力，皆是徒然。因为军国大权仍完全操在他手，我在京形同俘虏，只有听任他的摆布。

为便于控制全国各地一切军政措施，蒋先生返溪口之后，便在其故里建立电台七座，随意指挥，参谋总长顾祝同对一兵一卒的调动完全听命于蒋先生。二月十六日，我在总统府宴请留京高级军政人员阎锡山、于右任、居正、顾祝同等。众人方入席，侍从人员便来报告说，溪口蒋先生有电话给顾参谋总长。顾祝同只得放下碗箸去接电话。蒋先生这电话原先打到国防部，部里人说：“代总统今日请客，参谋总长现在在总统府吃饭。”蒋先生便命令将电话接到总统府。是晚我们一席未终，顾祝同先后接了三次溪口的电话。由此可见蒋先生对各项军政大事控制的严密，实与退休之前无异。但是所有我对他的要求，如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和自台北提运金钞回京等事，蒋先生却又推托说，下野之人，不干预军国大事，把责任推到陈诚头上。但是我给陈诚的命令，蒋又授意陈诚置之不理。

蒋先生这种作风，当时不特党内元老于右任、居正等痛心疾首，就是蒋先生数十年的心腹何应钦、张治中、邵力子也看不顺眼。他们一致认为要挽狂澜于既倒，一定要蒋先生放手，让我可以大刀阔斧地兴革。他们认为要蒋放手，最好请蒋先生出国考察。但是谁都知道蒋先生的脾气，南京方面，虽大家都有此意，却谁也不敢向蒋先生当面提出。至于接近我的人，为避嫌疑，皆谨言慎行，尤其不敢乱作主张。当时CC系报纸以及少数不明内幕的新闻界，以讹传讹，甚或故意造谣，说我们“桂系”有意要逼蒋出国。这全非事实。所谓“桂系”领袖如黄绍竑、白崇禧等，那时皆常住武汉或上海，即使二三流的干部如李品仙、程思远、张任民、韦永成等，也都齐集白崇禧幕中，很少与我接触。我在南京日常过往的，皆是蒋先生夹袋中人。甚至我身边的卫士，正如吴忠信所说，都是蒋先生的人。我言行均十分谨慎。所以当时气愤填膺而形于颜色的，不是“桂系”领袖，却是张治中、何应钦、邵力子等人。

蒋先生幕后违法控制最明显的例子，便是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被撤职逮捕一事。三十八年二月底，京沪卫戍总司令汤恩伯忽亲赴杭州，将陈仪拘押撤职。遗缺由汤部第七十五军军长周碞接替。

此事的发生殊出人意外，我身为元首，对近在咫尺的浙江省省主席的撤换拘押，直等报纸刊出才知道。时任行政院院长的孙科亦不知此事。事后，蒋先生才打电话给孙科，要他在行政院政务会议提出追认。此事表面上虽为汤恩伯所执行，背后实全由蒋先生指使。汤的地位不过是京沪卫戍总司令，居然做出拘捕和撤换省政府主席的事来，实在太不成体统。我闻报之下，便十分愤怒，拟查明事实，严办汤恩伯。

京中高级文武官员见我生气，怕我要手令撤职查办汤恩伯，而汤分明是遵蒋先生的意旨办理的，这样一来，岂不对蒋的面子下不去，大家纷纷来劝。

后来孙科、何应钦也先后来相劝说：“蒋先生的作风一向如此，难道你还不知道吗？在现在这种风雨飘摇的局面之下，和蒋先生闹翻了，事情将更不好办。”这两位先后身肩内阁重任的行政院院长的态度尚且如此，我为顾全大局，不为已甚，只好不了了之。

陈仪被拘禁撤职的原因，据报纸所载，是因为他有意劝汤恩伯于长江下游让出一缺口，任由共军渡江。其实这是“欲加之罪”。真正的内幕却是蒋经国向他父亲告御状的结果。蒋先生每次下野，总归要杀人泄愤。此次陈仪被蒋经国告一状，适逢其时，所以便倒霉了。这件事的内幕是这样的：

三十七年八月政府发行“金圆券”以吸收民财之时，蒋经国奉命去沪监督兑换民间白银、黄金、美钞。蒋经国为此特在上海组织了一个“青年救国团”约数千人，分头逼迫人民兑换，并借故查究商人贩卖奢侈品。拘人、枪毙民命、查封商铺，日有所闻。不肖之徒，乘机勒索，尤不胜枚举。不到三个月，金圆券的币值已不能维持，人心惶惶，举国鼎沸，舆论尤啧有烦言。蒋先生见搜刮民财的目的已达，为平民愤起见，乃下令撤销蒋经国的兑换机构，并饬其率领“青年救国团”赴杭州候命。不久，蒋先生即引退下野。适此时美国有一批剩余物资（军火）运抵上海。一批黄埔系军官闻讯大喜，群起要求参谋总长顾祝同予以分配。顾向蒋先生请示，蒋坚拒批发。原来蒋经国意欲用这批美械来装备他的“青年救国团”。蒋先生自然不便一下就发给蒋经国，只叫顾祝同将该批军械运往浙江衢州，暂交经国保管。蒋经国遂令其副团长某负责执行。孰知这副团长是个潜伏的共产党，后来共军渡过长江向浙赣路急进，这批美械竟原封不动转到共军手中去了。

“青年救国团”在杭州无所事事。这批青年原来又是乌合之众，良莠不齐，在杭州一带横行霸道，居民不堪其扰，纷向浙江省省政府告状。陈仪收到的人民控诉书不下数百份，正不知如何处理。适蒋经国由上海到杭州来向陈仪讨给养，说：“请陈伯伯多多帮忙。”本来省政府的经费是有一定预算的，何况这“青年救国团”是私自成立的，并未向政府登记，这突如其来的数千人的给养，一时实不易筹措。据说，陈仪曾对蒋经国沉痛地说：“我们既救国乏术，也不应尽情蹂躏自己的桑梓，吾人实无面目见浙江的父老。”说了，从桌上拿起盈尺的控诉书递给经国说：“你看里面控告‘青年救国团’的罪状，较诸土匪有过之无不及。”经国接过来略为翻阅了一下，便放回桌上，一言不发，掉头而去。经国素以“太子”自居，目空一切，今番不独有求不遂，反而碰了一个大钉子，焉肯干休？乃气冲冲地到溪口去向乃父告御状，难免画蛇添足，说陈伯伯抨击“青年救国团”类似一群土匪，如此说来，经国是土匪的小头目，而爸爸就是土匪的大头目了。

蒋先生闻言，不加思索，即大发雷霆，立刻打个电话给陈仪，把陈仪骂得狗血淋头。未等陈仪答腔，便把电话挂了。次日，汤恩伯便奉召到溪口，汤旋即亲到杭州将陈仪撤职拘押，遗缺由汤氏暂派周碞代理。事有凑巧，那时有个闲散军官是陈仪和汤恩伯的小同乡，到省府求差事，陈因无法安插，就写了一张便条，介绍给汤恩伯酌予录用。汤即捏造事实，谓便条之外，陈仪并致意恩伯说，大势已去，不必糜烂地方，倒不如开一缺口让共军渡江。这闲散军官先被枪毙以灭口，这段骇人新闻曾刊载于沪上各大报。

这一类事，在蒋先生个人经历上本是罄竹难书。不过现在他已下野，国事至此，他的恶习气竟变本加厉。在南京的何应钦、顾祝同等，提到蒋先生这种作风，无不痛心疾首。但是何应钦心头口头虽然不满，而对蒋先生仍不敢有丝毫违抗。我有时难免因何应钦的矛盾言行而诧异。何才据实告诉我说，他在南京早有特务跟踪，他稍有不慎，即有杀身之祸！说来令人不寒而栗。

二

蒋先生最不可恕的干预，便是他破坏了政府的江防计划。蒋先生原非将才，东北及徐、蚌二役可说是他亲自指挥垮了的。当时我和白崇禧力争，徐蚌之战应本“守江必先守淮”的传统原则作战，而蒋不听，硬要在徐州四战之地与共军作战，卒至一败涂地。此次守江，虽已属下策，但是我们究有强大的空军和数十艘军舰为共军所无，若善加利用，共军亦未必可以飞渡长江。无奈蒋先生无意守江，却要守上海一所死城。执行他这错误战略的，便是他最宠信而实际上最脓包的汤恩伯。

一、二月之间，当共军已逐渐迫近长江北岸时，国防部召开江防紧急会议，事前并由该部作战厅厅长蔡文治中将拟就守江计划，开会时提出讨论。此次会议由参谋总长顾祝同主持，出席者有各级将领蔡文治、汤恩伯等人。我与何应钦也应邀列席。

首由蔡文治提出江防计划。大意是说，我江防军主力应自南京向上下游延伸。因为这一段长江江面较狭，北岸支流甚多，共军所征集预备渡江的民船多藏于这些河湾之内。至于江阴以下之长江江面极阔，江北又无支河，共军不易偷渡，可以不必用重兵防守。此一方案，何应钦、顾祝同和我都认为十分妥洽。

但是汤恩伯却大不以为然，声言这方案大违总裁意旨。他因而另提一套方案，大体是把我江防军主力集中于江阴以下，以上海为据点，集中防守。至于南京上下游，只留少数部队以为应付，简言之，便是守上海而不守长江。

蔡文治认为这是自杀政策，在战略及战术上均属下策。无奈汤恩伯是掌有实权的江防总司令，他的防地上自湖口，下至上海，大军四十余万人都在他一人节制之下。汤坚持他的守据点的计划，并说：“这是总裁的方案，我必须执行！”

蔡文治说：“就战略、战术来看，我想不论中外军事家都不会认为放弃长江而守上海是正确的。现在代总统、何院长、顾参谋总长都同意我们作战厅的方案，为什么你独持异议？”

汤说：“我不管别人，总裁吩咐怎么做便怎么做！”

蔡说：“总裁已经下野了，你还拿大帽子来压人，违抗参谋总长的作战计划，如果敌人过江，你能守得住上海吗？”

汤恩伯至此已血脉贲张，完全失去常态，顿然把桌子一拍，大声嘶吼道：“你蔡文治是什么东西？什么守江不守江，我枪毙你再说，我枪毙你再说……”说着，把文件一推便冲出会场，扬长而去。

蔡文治也气呼呼地把文件收起来，连说：“这还能干下去？这还能干下去？我辞职了！”

我望着何应钦、顾祝同二人说：“这局面如何收拾？”

何、顾二人也苦笑着说：“老总不答应，那又有什么办法，只有让他垮呵！”他们所谓“老总”就是指蒋先生。

我当时便想汤恩伯只知道蒋先生，把我们李、何、顾三人不放在眼内，简直不成体统。要阻止敌人渡江，首先要把汤恩伯撤职，但是汤氏手握重兵，何应钦、顾祝同又不敢哼一声，我当然也无法撤换他，只好眼睁睁看他胡来。

在这种情势下，我觉得蒋先生如继续在幕后牵制下去，就必然要同归于尽。我要挽回颓势，则必须请蒋先生放手。因于四月十日作一亲笔信请阎锡山、居正两人带往溪口与蒋先生面商。我在信内指出，如果蒋先生不采取适当步骤以挽救这种混乱局面，我本人唯有立刻引退，以免贻误国家大事。阎、居返京后，所谈不得要领，仅由张群传话，说蒋先生拟往杭州，约我赴杭面谈。但是此时正值紧要关头，我何能分身，遂作罢论。

以后长江防务，自然由汤恩伯按蒋先生之意，作最不堪想像的愚蠢的部署。汤氏把他的三十万精锐（第四、四十五、五十一、五十二、七十五等军）悉数调往上海一隅，征集民财，在四郊筑碉防守。南京、镇江、芜湖一线，则以战斗力极为薄弱的部队聊作应付。这种部署无异于“开门揖盗”，共产党自然就更不愿与吾人谈和了。

三、四月间，我得到情报说江阴要塞司令戴戎光已秘密与共军接洽，预备于共军渡江时叛变响应。我特为此事与参谋总长顾祝同计议。顾认为流言不可轻信。因戴为黄埔学生，为蒋先生所倚重，故畀以江阴要塞司令的要职；而且顾祝同自言与戴为亲戚，信其无他。

我说：“墨三兄，这年头父子尚且不能相顾，亲戚能靠得住吗？为谨慎从事，我看还是把他暂时调开。”

顾说：“这事我不能做主，需要请示总裁才行！”

我知道请示蒋先生是多余的，遂未多言。

孰知四月二十一日共军渡江时，戴戎光果然叛变，利用要塞巨炮反击我江防舰队，舰队或沉或逃，共军木船乃蔽江而过。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大好江南，顿时便赤焰熏天，无法挽回了。

戴戎光可能不纯然为着五百根金条而叛变的。他叛变的最大原因，第一固然是觉得大势已去，应该向共党“立功投效”；第二可能是由于蒋先生授意“保存实力”，让共军渡江。共军既渡，戴无处可退，就索性投降了。

上游敌军则自芜湖以西大通、青阳一带强渡。因为此地守军都是刘汝明所部，战斗力十分薄弱，一见敌人登陆，或降或逃，中共大军如入无人之境。南自江阴，北至芜湖，以钳形攻势向南京进迫。

四月二十一日我召集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等高级将领会商今后战略。与会诸人莫不慨叹。因众人皆清楚，蒋先生如不暗中掣肘，局势不会一糟至此。由多方事实参证，我知道蒋先生是故意促成我早日垮台，愈快愈好。他唯恐我能守住长江，与中共周旋。时日延长，美国政府可能改变对华态度而大量助我。如此，则我李某人坐拥半壁河山，中共固无法南侵，而蒋先生的独裁政权亦将永成历史名词了。

蒋先生生性便是极端狭隘的人，他断不能坐视我取他而代之。他之所以要把汤恩伯撤往上海，目的是要争取时间，抢运物资，然后把汤部精华撤往台湾，另建一个小朝廷。

我们留在南京的将领，一致认为南京无法再守。但是白崇禧对防守武汉及西南半壁河山尚坚具信心。他主张放弃京、沪两地，把汤恩伯的主力移至浙赣线和南浔线，与华中部队约四十万人成为犄角，以固守湘、赣，防止敌军攻入西南。

我极同意白崇禧的计划，何应钦、顾祝同也认为这是今后唯一的出路。但是蒋先生如果不同意这计划，则一切皆是空谈。大家乃决意于四月二十二日赴杭州一行，看蒋先生的意思如何。

行前，白崇禧便向我建议说：“今后局势，如蒋先生不愿放手，则断无挽回余地。你应乘此机会向蒋先生明白提出，蒋、李二人只能择一负责领导政府，以期统一事权，而免拖泥带水！蒋先生既已引退下野，应将人事权、指挥权和财政权全部交出。”我说：“这正是我的意思。”

四月二十二日晨，我们分乘专机三架飞往杭州，蒋先生已在笕桥航校等候。我们抵达之后，大家面色沉重，心情非常悲愤。我首先向蒋先生说：“你当初要我出来，为的是和谈。现在和谈已经决裂，南京马上就要失守，你看怎么办？”

蒋先生说：“你继续领导下去，我支持你到底，不必灰心！”嗣后，蒋先生总是尽量安慰我，要我务必继续领导下去，他当尽其所能支持我，后来他又撇开众人，领我到另外一间房里继续商谈。我说：“你如果要我继续领导下去，我是可以万死不辞的。但是现在这种政出多门、一国三公的情形，谁也不能做事，我如何能领导？”

蒋先生说：“不论你要怎样做，我总归支持你！”

蒋先生说话的态度，真是诚挚万分。我如对他提出任何要求，他都会一口答应。此时南京已危在旦夕，国之将亡，我们当国者的心境实有说不出的辛酸。在这种情况下，蒋先生既然一再说明，全盘由我负责，我如逐条列举要他答应交出，反嫌小气。我本人一向是个不为已甚的人，所以也只能轻描淡写地提出。这是我不能破除情面的弱点。

不过，当时我纵然破除情面，和他摊牌，他逐条答应了，还是无用，我和蒋先生相处数十年，深知其久染洋场恶习的个性。他说话照例是不算数的，嘴里说得再好听，做起来他还是不会放手的。

我们在杭州的聚谈就这样结束了。当时外界不明真相，都把这一次非正式的谈话叫作“杭州会议”。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开什么会议，大家坐在笕桥航校会客室的沙发上谈了一两个钟头便结束了，没有作任何具体的决定，因为蒋先生口口声声说，嗣后我们任何作战计划，他都完全支持。

谈话结束之后，白崇禧随即飞返汉口，何应钦坚决约我同去上海。我说我应该回南京去看看。我怕的是南京撤退时，我如不在场坐镇，或许要发生抢劫现象，那我们就更对不起人民了。

四月二十二日傍晚，我从杭州返抵南京时，四郊机枪之声不绝，首都已一片凄凉。平日最繁华的通衢大道，如中山路、太平路等地商民全部关门歇业，街上行人绝迹，只有少数部队在做撤退的准备。城防部队和市民听说代总统仍在城内，人心尚称安定，军队纪律亦佳，绝无败兵掳掠的事发生。

当晚京沪卫戍总司令汤恩伯奉召来谒。我问他战局现状如何，汤说敌军已迫近城郊，本晚或可无事，但务必请代总统至迟于明日清晨离京，以策安全。

在此同时，我派往北平的和谈代表章士钊、邵力子等人竟联衔来电劝我于共军入城时不必离京，如嫌南京不安全，不妨径飞北平，中共当遇以上宾之礼，竭诚欢迎。我知道我的和谈代表在城破国亡之时，决心向共党靠拢了。责他们临危变节亦属徒然，遂将电文掷去，未加理会。

入夜，南京四郊炮声隆隆，机枪声尤密，我知道共军正在加紧进攻城外据点，我军亦在掩护撤退。遂解衣而卧，一夜辗转反侧，未能入寐。4月23日清晨，汤恩伯又来电话，催促起飞。盥洗既毕，略进早餐，乃招呼总统府侍卫长李宇清备车往明故宫飞机场。总统府随员三十余人亦乘吉普车随行，渠等多通宵未睡，面色惺忪而紧张。

车抵机场时，汤恩伯和首都卫戍司令张耀明已在机前迎候，专机马达亦已发动。我与汤、张略谈，便进入座机。飞机旋即升空，在南京上空盘旋两周。斯时东方已白，长江如练，南京城郊，炮火方浓。驾驶员特入机舱请示飞航目标。我说，先飞桂林。飞机随即转翼向西南飞去。从此，南京就不堪回首了。

第六十八章——江南开门揖盗，广州望梅止渴

һ

当南京危急之时，除我和行政院院长、参谋总长及少数高级官员之外，政府本已全部迁往广州。南京失守后，我临时决定飞到桂林的原因，是看透了蒋先生如不肯放手让我做去，则不论政府迁往何处，局势绝无挽回余地。南京三个月的惨痛教训对我太深刻了。在蒋先生幕后控制之下，政治无法改革，军队无法调遣，人事无法整顿，军政费无从支付，经济完全崩溃，守江谋和的计划无法实施。结果，“开门揖盗”，天堑长江，一夕而失。凡此种种，均系蒋先生有意出此，让我早日垮台。

四月二十三日清晨离京之后，我默坐机上，只闻机声隆隆，震耳欲聋，除此之外，则又似万籁俱寂。瞻前顾后，不觉百感丛生，悲愤无已。思索抵桂之后，对大局将何以自处？深思熟虑之后，忽有所悟。自觉在今日的情况下，只有两途可循，一即决心引退下野，以谢国人。按照宪法的规定，总统、副总统均不能视事时，由行政院院长代行其职权，并由立法院院长召集国民大会临时会议，补选总统、副总统。然而我又顾及在此军事溃败之下，动辄失地千里，国民大会代表散处四方，欲凑足开会法定人数实属不易，故欲走此路，显有事实上的困难。另一可循途径，便是与蒋先生公开摊牌，要求他切实履行诺言，保证绝对不再干预政治、军事和人事，交出国库中的金银和外币，好让我尽心尽力挽狂澜于既倒。然而实际上蒋先生绝难做到，所以我也深知选择第二条路亦毫无把握。不过今日已到山穷水尽之时，在主观上只有作如是想法了。

专机抵达桂林时，各界闻讯前来欢迎的仍是人山人海。当时高级军政人员都知道局势严重，他们一致认为在目前局面下，蒋先生既不肯放手，我断然无力起死回生。蒋先生最后必要凭借他优势的海军、空军，退保台湾一隅，建立一个小朝廷。到那时，我们在大陆全部溃败，恐怕想进入台湾谋一枝之栖也不可能。现在我既然在内战中失败，倒不如拿出体育家的风度，干脆承认失败，把军政大权和平让予中共，以免内战继续，生灵涂炭。

接连数晚，广西省军政领袖皆聚于我在桂林文明路的私邸内开时局谈话会。最后且由广西省参议会议长李任仁领衔，由广西省教育厅厅长黄朴心主稿，写了一封很长的建议书给我。该建议书的内容约分四点：第一，就大局来说，国民党政权已至末日，积重难返，迟早必然崩溃，绝无挽回的可能。第二，广西省内尚和平安定，桂籍军队亦尚有二三十万人，据险而守，与中共作有条件的和谈，中共投鼠忌器，是可能接受的。第三，广西军政领袖们一向与中央不睦，但与民革主席李济深则友谊极深，现在亟宜运用李济深居间斡旋，与中共言和。第四，广西如想以实力与共军对抗，无异以卵击石，目前应不惜一切，委曲求全，与中共妥协。

在这份建议书上签名的文职人员，除省主席黄旭初之外，可说全部签署；武职人员，除正在前方统兵作战的将领之外，亦全部签名。领衔人李任仁尤其是物望所归。任仁为早期广西优级师范的毕业生，清末执教于会仙墟两等小学，曾为白崇禧的老师，为人淡泊明志，与世无争，极为各界人士所推重。他因为看不惯蒋先生的作风，愤而加入民革，被选为中央委员。此次他把这份建议书交给我时，便一再地说：“失败已经注定，我们为什么不能放下屠刀，却要把这害国害民的内战坚持到底呢？”任仁并强调说：“德公，蒋先生在大陆上垮台，尚有一台湾可以负隅，你如在大陆上失败，则一条退路都没有，又何苦坚持到底呢？”

他们这份建议书所持的意见，以及李任仁向我建议的各点，都可说理由充分，无懈可击。各建议人的态度尤其忠耿可亲，无奈我个人无法转变。西方人处此绝境，他们会顺应环境，罢兵投降；中国人除少数贪生怕死的懦夫，或全无主张的投机分子也会“阵前起义”、叛变投敌之外，正直有为之士，多半主张“不成功即成仁”，绝不觍颜事敌。我国的传统道德是讴歌“断头将军”，而鄙视“降将军”。我当时的心境也是头可断，血可流，而志不可辱。任凭他们的说辞是如何的顺理成章，我内心也知道，我们的失败已经注定，自觉我方无一项可站得住的。内政、外交、军事、财政，同处绝境，断无起死回生之望。但是我仍然强词夺理，驳斥他们的投降论。

不久，白崇禧、夏威、李品仙等亦皆赶回桂林，一致反对投降。白崇禧尤其声色俱厉，痛斥投降论者。黄旭初更因黄朴心意志颓丧，动摇人心，而将其撤职。一般主和人士见到这种“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情况，知道多言无益，大家只有重振精神，追随我们和共军作战到底。

今日回思，深觉我们当时明知事不可为，纯以意气用事，与共军火拼到底，致军民多受不必要的牺牲和痛苦，真是罪孽不浅啊！

二

我在桂林既不愿去穗，在穗高级人员何应钦、阎锡山等均函电飞驰，敦请我赴广州坐镇。五月二日广州中央并推居正、阎锡山、李文范三人随白崇禧飞桂林促驾。

白崇禧自在杭州晤蒋后，径返武汉，主持华中战事。我返抵桂林后，即电约白氏返桂一晤，商讨今后华中方面的防务。白崇禧于四月二十九日自汉飞桂，因天气关系，无法降落，改飞广州。五月二日遂偕居、阎、李三人来桂。

白崇禧来桂之后，见我意志消沉、痛苦万分，非常同情我的处境，一度与我密谈。谓蒋先生既不肯放手，处处掣肘，倒不如由我敦请他重新出山，主持大政，俾卸仔肩。我说：“此事万不可行。现在已是宪政时期，吾人必须维护宪法的尊严。今蒋氏已引退下野，即为一介平民，若不经国民大会的合法选举而私相授受，由我劝他复任总统，则我将为千古的罪人。”白氏见我态度异常坚定，遂不再言。此消息不久即不胫而走，传到外面去，对蒋先生可说是正中下怀。他闻讯之后，当然喜出望外。嗣后某次，蒋先生由台北飞广州，住在黄埔军校旧址，特电约白氏见面，很亲切地对白说：“只要我们两人合作，大局仍有可为。民国十六年我下野，旋复职与你合作，即能完成北伐大业。其后因政情复杂，又分道扬镳。及至民国二十六年恢复合作，而把日本打败，收复失土。此皆有力的例证，今后亦然。”到政府迁重庆，蒋先生复职已有呼之欲出之势，并有白氏出任行政院院长之谣传，甚至说我与白崇禧意见相左，其实都是蒋先生故弄玄虚的无聊伎俩，殊属可笑。

居、阎、李三人皆是党国元老，早年追随中山革命，也可说是民国缔造者之一，如今眼见大好河山陷共，心头抑郁，非言可喻。阎锡山于民国元年即任山西都督，治理山西垂四十年，如今被中共逐出山西。太原城内巷战时，尸填沟洫，阎锡山说来，情感激动，竟至老泪横流。他劝我以国家为重，速赴广州，领导反共。居、李二人亦以此相劝。他们三人对蒋先生历来的作风，均感不满，对我的处境万般同情。我便坦白地告诉他们，蒋先生幕后不放手，我绝无法亦无此能力领导，只有急流勇退之一途。三人都说，他们来桂之前已得到蒋先生的保证，说五年之内绝不干预政治，希望李代总统领导下去。

五月三日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与海南岛军政长官陈济棠亦衔蒋之命来桂相劝。陈、朱二人皆说，蒋先生已决心将军、政、财大权全部交出，他绝不再在幕后操纵。阎锡山并自告奋勇，愿亲赴上海一行。因蒋先生此时正在吴淞口一军舰上指挥汤恩伯防守上海。行前，复由他们五人磋商，拟出六条方案，由阎锡山面请蒋先生作确切的保证，为我飞穗重主中枢大政的先决条件。这六条方案的内容大致如后：

第一，关于指挥权者：力求扭转军事颓势，国防部应有完整之指挥权，蒋先生不得在幕后指挥；

第二，关于人事权者：全国官吏任免，由总统暨行政院院长依据宪法执行之，蒋先生不得从幕后干预；

第三，关于财政金融者：中央金融、企业等机构，概由行政院主管部会监督，任何人不得从中操纵，中央银行运台存储之银元、金钞，须一律交出，支付军政费用；

第四，关于行政范围者：各级政府须依据宪法规定，向总统及行政院院长分层负责，不得听受任何个人指导，在穗之政府机关，应率先奉行；

第五，关于党政者：国民党只能依普通政党规定，协助指导从政党员，不得干涉政务，控制政府；

第六，关于蒋先生今后出处：希望蒋先生暂时出国赴欧美访问，免碍军政改革。

关于第六点，原非我的意思。我只要蒋先生真能放手，让我以大刀阔斧的手段来加以兴革，我绝无心逼他出国。不过当时与会诸人，为要急于劝我去穗，仍主张把这条加入。

五月四日阎锡山便专机飞沪，在上海和蒋先生长谈三日。5月7日返桂，说我们所要求各条，蒋先生完全同意，一切权力交出，他五年之内，亦不复过问政治。但是蒋先生希望能居留台湾，因国家败亡至此，他觉无颜出国见友邦人士云。

局势发展至此，使我无话可说。我深知蒋先生往往自食其言，我为希望蒋先生交出大权而去广州，可能是望梅止渴，但是我说的话却不能不算数。蒋既有此诺言，我就应赴汤蹈火。遂于五月七日南飞广州，为防止中国“赤化”，做最后五分钟的努力。

三

我在桂林虽仅逗留两周，然此两周间，共军在江南的战事直如疾风扫落叶。我飞广州时，共军前锋已入福建境内。汤恩伯的江防计划是将主力配备于镇江以东。全线最弱的一点，为芜湖以西的大通、贵池一带。该处守军为战斗力极弱的刘汝明第六十八军和安徽保安队。

共军的渡江战略便是针对这个防线的弱点而部署的。四月二十一日，中共分两路自江阴和大通江面大举渡江。由于戴戎光叛变，陈毅部大军二十余万，一枪不发便占领了江阴要塞，切断了京沪路。汤恩伯部未作激烈抵抗，便将主力约三十万人悉数撤入上海。镇江、南京、芜湖间未及东撤的部队十余万人，则向浙江西部撤退，为共军追击，逐一包围消灭。

上游敌军则由大通、贵池一带强渡，刘汝明无力阻遏，全军向皖南及赣东撤退。共军人多势猛，乘胜穷追，六十八军大部被歼，刘汝明率少数残部遁入闽北，安徽保安队瞬被消灭，皖南、浙西遂成真空状态。共军一日夜强行军二百余里，5月初遂占领贵溪、弋阳，一举切断华南大动脉的浙赣路。

自五月五日至五月十日五天之内，共军连下上饶、玉山、江山、衢州、龙游、汤溪、金华、义乌等县。浙西国军后路被断，无法向江西撤退，援绝粮尽，乃纷纷向共军投降。据中共新华社于五月十七日所宣布的战果，国军在此区域被消灭的，计有第四、二十、二十八、四十四、五十一、六十六、六十八及一〇六各军的全部，九十六军的大部，八十八军的两个整师，四十六军的一七四师以及张雪中第九编练区所辖第十二、七十三、七十四及八十五四个军的全部，第十八、二十一、五十四、七十三及九十九各军的一部。六十六军军长罗贤达和安徽保安司令张义纯被俘。

这次江南的溃败，可以说是空前的。我军有时一日夜退二百里，共军追击的速度有时一日夜达二百华里以上，四处设伏，邀击包围我军。双方并无激烈战斗，我军便俯首投降。

从军事学观点来看，此次的大混乱实全由蒋、汤二人不知兵所造成。前已言之，我和白崇禧的战略，原是以南京为中心，以重兵向上下游延伸，阻敌渡江。万一守江失败，则放弃上海和南京，将大兵团沿浙赣路配备，与华中区大军成犄角，作有计划的西撤，退保西南五省以待变。

如果按照我们的计划执行，则我们可以逐渐形成抗战期间的敌我形势。刘伯承虽十分剽悍，亦断不能对我军直如摧枯拉朽一般。

无奈蒋先生坚持以主力守上海一隅，而皖南方面又故意使其成为真空状态。以故刘伯承一旦渡江，便如入无人之境，沿鄱阳湖东岸长驱直入，至5月中旬竟侵入闽北，致使白崇禧所指挥的华中防地形成劣势的突出状态。值此紧急时期，白崇禧仍图补救，曾急电蒋先生，请将株守上海的精锐部队速由海道撤往汕头，联合自青岛南撤的刘安琪第九兵团约五、六万精锐部队，自闽南、粤东北上，坚守大庾。而蒋先生不听。

当上海不堪再守时，蒋把部队先撤至舟山群岛，逐步撤往台湾，刘安琪兵团则撤往海南岛。坐视白崇禧的华中区战事日趋恶化而不闻不问。

还不止此。当浙西战事接近尾声，共军已有侵赣企图时，蒋先生突令原在吉安、赣州之间驻防的胡琏兵团撤往粤东避战，南昌一带顿受威胁。白崇禧为抢救此一裂罅，乃将原守鄂东的徐启明兵团迅速南调，鄂东遂拱手让予共军。而武汉三镇更形突出，白崇禧乃不得不作撤守武汉的打算。

武汉既不可守，湖南便受威胁。驻守湖南的两位湖南将军——程潜、陈明仁，为恐桑梓糜烂，遂暗中与共军勾结，整个西南的抗共部署便瓦解了。

共军之所以能席卷江南，奄有全国，并非他们有天大的本领，能使我军一败涂地，实因蒋先生自毁长城，“开门揖盗”之所致。蒋先生原是一位低能的战略家，由他亲自指挥而吃败仗，本不算稀奇。不过此次江南之败，似非由于他指挥低能之所致，细研全局，我深觉他是故意如此部署，以促使我早日垮台。

蒋先生引退时，我原坚持不就，他定要我出来支撑残局；及我勉为其难，他又在背后处心积虑地要我从速垮台。其居心何在，只有让后世史学家去细细探讨了。

第六十九章——自我毁灭的西南保卫战

һ

五月八日我自桂林飞抵广州，随即发表书面谈话，声明中共破坏和谈，一意孤行，政府只有作战到底。可是广州此时情况较南京尤为艰难，蒋先生所开的空头支票，一张也不兑现。通货膨胀尤无法阻遏。行政院曾派副院长朱家骅两度飞台谒蒋，希望能动用一点存台的银元、黄金与美钞，以安定金融，均无结果。

斯时唯一的希望，只有美援一途。美民主党政府如能于此最后五分钟改变对华政策，则西南川、滇、黔、湘、桂、粤、闽七省，或许不致土崩瓦解。但是我每次电询驻美顾大使，顾氏的复电均不着边际。为抢救危局，美援实刻不容缓，非加派专使赴美直接接洽不可。因电召甘介侯博士于五月十三日自港来穗，拟具计划，任代总统私人代表，以专使身份赴美一行，向杜鲁门总统及艾奇逊国务卿作最后的呼吁，甘君卒于五月十九日自香港东飞。

但是战局至此，政府方面已濒临绝境。白崇禧的华中战区为全盘战事的心脏，得失关乎整个大陆的存亡。而白崇禧此时外临强敌，内有反侧，也已岌岌不可终日了。再原来当白崇禧出任华中军政长官时，所辖地区为豫、鄂、湘三省，到徐蚌会战败绩，国防部乃根据战局演变的形势，重新厘定华中战区的作战地境，拟将江西划归白崇禧指挥。无奈蒋先生别有用心，强迫国防部另成立一个“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派陈诚为东南军政长官，驻于台北，而将江西划归其指挥。当五月初旬，共军渡江，自皖南真空地带竄入浙西、赣东一带，有南下切断浙赣路的企图时，白崇禧见局势剧变，遂商承国防部的同意，双方同时致电驻于上饶一带的胡琏兵团（共辖第十及第十八两军精锐部队约五万人），略谓：如上饶不守，可撤往赣江上游地区，协同华中区友军据险防守。国防部并通令胡琏兵团，着拨归白崇禧指挥。如此则可阻止敌人西入赣南、南下粤东的企图。不料胡琏竟直接奉蒋先生的密令，率所部速循民国十六年贺龙、叶挺在南昌“八一暴动”后南竄的旧路，取道抚州、汀州，直退潮、汕，以保存实力。赣南因此空虚。敌人如衔尾追来，即可切断赣浙路，直捣南昌，威胁长沙。

为弥补胡琏所造成的裂罅，白崇禧乃急调原自安庆撤往鄂东的夏威兵团（辖第七、第四十八两军精锐部队约五万人）的第四十八军，南下到赣江两岸防守，共军才不敢深入。但是鄂东既兵力单薄，第七军乃不得不撤至武汉，敌军遂威胁九江，会同平汉路正面的共军第四野战军的精锐部队，自三面向武汉合围。

我自桂林到穗，即会同何应钦、白崇禧拟针对目前危局，将全国军队自宁夏、甘、陕，以至鄂北、湘北、赣南、粤东、闽西，通盘重新调整部署，以便与共军作有计划的长期作战。

关于西北方面的新部署：我们原拟调察哈尔的孙兰峰两骑兵旅和绥远的董其武部共约三万人退守宁夏。董原为傅作义的部属。傅在北平投共时，原与中共签有和平协定，但共方入据北平之后，未能充分履行协定，以致傅部驻察、绥的孙兰峰和董其武两部官兵有所不满，而迟疑不愿接受改编。所以我们有意令其西撤，以便缩短战线，加强防守实力。

原驻宁夏、青海一带的回教将领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等部，我们原拟令其南撤至陕甘一带，而原驻陕甘的胡宗南部号称精锐部队六十万人，则调至鄂北、鄂西一带。原驻鄂西的川湘鄂绥靖主任宋希濂部两个兵团（钟彬、陈克非）约十余万人，则移防湖南西北部。另调胡琏兵团与新自青岛南撤的刘安琪兵团，以及江西省省主席方天所部，防守赣南、粤北一带。如上海不守，则取海道南撤的汤恩伯部，也调至汕头登陆，进驻闽西和粤东潮梅一带。广州城郊方面的防务，则由余汉谋所部和薛岳的省保安团担任，由陆军总司令张发奎统一指挥。

至于武汉至长沙一带的粤汉路正面，则由白崇禧华中战区的部队担任，盖华中战区此时尚有能战之兵二十余万人。张淦、鲁道源两兵团原守武汉，陈明仁和张轸兵团则布防于鄂南、湘北，黄杰和沈发藻兵团则驻于湘东及赣西南一带。

此项调整如果实现，则我方防线自宁夏、甘肃、西安，经鄂北、湘北、南昌，至粤北、闽南，一字长蛇，未始不可与共军作最后的周旋。如运用得宜，美援适时而至，则将来鹿死谁手，犹未可预卜。

无奈在背后操纵的蒋先生，无论如何不让此计划实现。前已言之，胡琏兵团一遁而不复返，刘安琪兵团擅自从青岛撤往海南岛，国防部连电北调，则均抗不从命。后来汤恩伯放弃上海，所部退入舟山、大陈，亦拒不入粤。致使我们原拟派陆军总司令张发奎统一指挥赣南、粤北一带的计划无从实现。

五月上旬，原自河南撤往湘北的张轸兵团忽有叛变迹象。白崇禧不得已，于五月十七日放弃武汉，回师解决张轸。张轸率残部北遁，加入共军第四野战军，回戈反击白崇禧。白崇禧乃迁华中长官公署于长沙。仍拟以张淦、陈明仁、黄杰等兵团守武长路正面，以徐启明兵团（徐原为第七军军长，续夏威为兵团司令）守赣西为右翼；另以宋希濂部自沙市南撤至常德、芷江一线为左翼。再以由长江退入洞庭湖的海军为辅佐，构成一坚固防线以阻共军第四野战军南下。

在何应钦、白崇禧二人想像中，均认为我军左翼可万无一失。盖宋希濂部十余万人，弹械充足，其防地又左依湘西的大山，右靠洞庭湖，共军短期内绝无法入侵。不料宋希濂竟不听命令，擅自将全军撤至鄂川边境的恩施，致使常德、芷江一线门户洞开。共军如乘隙南下，即可将白崇禧的主力包围。何应钦见情势急迫，乃以长途电话命令宋希濂，按计划迅速撤往湘西。

何应钦那时是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部长，负责指挥全国军事。孰知宋希濂态度傲慢，抗不从命。当何氏一再强迫其调兵南下时，宋说：“我撤到恩施去是老总的命令！”

他所谓“老总”，就是蒋先生。

何说：“恩施一带并无敌人，你到那里去实无必要！常德一带异常空虚，你如不来，湖南战事就不可收拾，你到恩施也是绝路。”

宋说：“我管不了许多，老总要我怎么办，就怎么办！”

何说：“我是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部长，负责指挥全国部队，你必须服从我的命令！”

宋气愤地说：“我就不知道什么行政院院长，国防部部长。”说毕就把电话挂了。

何应钦气得面孔发紫，立即赶来向我报告说：“这成什么体统，这成什么体统！我有生以来也未受过这种侮辱！”

何、白二人的保卫华南计划既一挫于胡琏的南撤，再挫于宋希濂的抗命，则华中战区的彻底瓦解，将为必然的后果。何应钦见势难挽回，再加以政治、经济诸多问题的无法解决，乃向我坚请辞职。最初我曾经诚挚地挽留，立委、监委闻讯亦群起吁请何氏打消辞意。何氏最后竟以最沉痛的语调对我说：“德公，如要我继续干下去，我只有两条路可走：一就是逃亡，二就是自杀。”

他求去的意志既如此坚决，我强留也无益，立委、监委也不再勉强，我乃于5月下旬批准他辞职。

何氏在黄埔系中的地位仅次于蒋先生。何氏去后，黄埔系的将领益发不听命令，战局就更不可收拾了。

二

值此紧要关头，湖南省省主席程潜和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的态度忽起变化。白崇禧知道他二人异动在即，便将张淦兵团撤出长沙，设防于长沙、衡阳之间，并迁华中军政长官部于衡阳。程潜、陈明仁和客串的唐生智等早与共军暗通款曲，准备“起义”已是公开的秘密。白崇禧为做最后五分钟的挽救，于六月下旬只身飞往长沙，希图说服程、陈两氏，不可临危变节。

程潜和陈明仁有一批部下急于向中共邀功，认为白崇禧今番自投罗网，正好将其劫持，献于共军，据说唐生智主张尤力。所幸程潜和陈明仁都还算是有为有守的正派人，陈明仁尤其因为在东北蒙冤莫雪时，白氏对他的扶植，曾使他感激涕零，故白氏留长沙数日，他们对白还尽量敷衍周旋。白氏心知环境险恶，但他还强作镇定，言笑自若。最后上飞机时，陈明仁还亲赴机场送行，才结束了这惊险的一幕。

白氏返衡阳后不久，程、陈、唐遂正式联名通电易帜。他们三人都曾参与白崇禧华中战略部署的机要，又都是湖南人，对本省地形和国军部署了如指掌。共军五万余人遂在我叛将指点之下，入侵湖南，威胁华中战区的左翼。白崇禧固早已预料及此，他在返抵衡阳之后，即将湘南防务重行调整。“入侵”共军竟堕入白氏预设的包围圈中，被国军包围于宝庆以北的青树坪。血战两日，共军终被击败，为徐蚌会战以来，国军所打的唯一胜仗。自此共军为整理部队，消化既得战果，对白部不敢轻犯，白崇禧因得在衡阳一带与共军相持达三月之久。

但是整个局势发展至此，已无法挽救。白崇禧固然是一位卓越的战将，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所部在衡阳粮弹两缺，孤立无援。

上海于五月二十七日弃守时，何应钦、白崇禧曾一再电请蒋先生将精锐部队由海道调至汕头，北上布防，以阻共军入粤，而蒋氏不听。待共军攻大庾时，胡琏兵团竟由汕头乘船退至厦门，最后渡海撤至金门、马祖等岛屿，使粤东完全空虚。行政院院长阎锡山为巩固广州防务计，屡请蒋先生把刘安琪兵团从海南岛调至广东增防；广州人民团体更函电纷驰，作此呼吁。蒋先生虽口头答应，刘兵团却迟迟不来，终至粤局无可收拾。

七月下旬共军在赣南发动攻势，守吉安的徐启明兵团及第四十八军孤立无援，白崇禧乃将徐启明兵团调入湘南，共军遂陷吉安，南下攻击赣县。原守赣县的沈发藻兵团不支，八月十六日赣县遂为共军所陷。

沈发藻兵团在名义上虽辖有第二十三和第七十两军，事实上这两军等于空番号。沈氏所部只是一些新成立的部队，弹械两缺，战斗力异常薄弱。自赣县南撤后，沈军遂退守粤赣交界的大庾岭，阻共军南下广东。此时原在粤东一带的胡琏兵团如接受国防部命令，协守大庾，刘安琪兵团再适时赶到，则共军于短期内绝无翻越大庾岭的可能。无奈蒋先生硬要破坏此一防守计划，致大庾天险，瞬亦拱手相让。9月中旬，共军第四野战军自赣南分两路南下侵粤。一部突破大庾防线，沿北江而下，直趋曲江；一部自大庾以东突入粤东真空地带，直趋广州。广东防线未经任何激烈战斗，便土崩瓦解了。

三

在此期间，西北防线在中共政治与军事双重攻势之下，亦土崩瓦解。傅作义原驻察哈尔的孙兰峰和驻防绥远的董其武两部军队共约四万人，既不肯接受中共改编，而且共军主力的四个野战军中，除彭德怀第一野战军滞留西北地区对付胡宗南和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等回教部队之外，其他刘伯承、陈毅、林彪的第二、第三、第四三个野战军早已渡长江，深入东南和西南地区作战。以故毛泽东深恐发号施令的北平受到威胁，乃特派傅作义率大批政工人员到察、绥向孙、董暨军民人等进行广泛的安抚说服工作，并许以若干优待条件。我政府闻此消息，立即采取对策，遴选要员中委徐永昌于5月中旬飞往包头，邀傅作义、孙兰峰、董其武等将领晤面，进行拉拢工作。因徐、傅二人均属山西籍，谊属同乡，民国十七年北伐完成后，又同为阎锡山将军的重要干部，私交甚笃。徐氏负此使命，应可胜任愉快。中央同人原希望由傅作义率孙、董两部军队撤往宁夏，至万不得已时，即退守甘、陕，甚至退入四川，作困兽犹斗的打算。不料形格势禁，在大局急转直下之际，所谓形势比人强。徐、傅诸人在包头虽曾一度于严肃暗淡的气氛中集会，首由徐永昌申明其前来的意义与目的，继由傅作义慷慨陈词，略谓：国军已至“兵败如山倒”的绝境，民心军心已去，败亡仅指顾间事。即使勉强将察、绥残余之众撤至宁夏或甘、陕，甚至四川，亦无补于大局的危亡，徒增军民的痛苦与牺牲。倒不如听天由命，替国脉民命保存一点元气之为愈。兼以傅作义秉性诚实，不愿二三其德，做朝秦暮楚的小人。就这样结束了这场小小的政治斗争。徐永昌既不能完成任务，中央同人的希望自是彻头彻尾地消失了。平心而论，傅君不无先见之明，故吾人亦谅解其处境与苦衷。嗣后韩战爆发，闻董其武曾率领所部参加韩战，战果颇佳，为中共政权所嘉许云。此是后话。

察绥局面演变至此，益陷西北的回教部队于孤危，蒋亦存心使其毁灭。盖马鸿逵、马步芳等与白崇禧同为回教徒，一向对白极为尊崇。如胡宗南部遵令南调，他二人亦愿死守陕、甘。是年夏初，国防部曾令二马派其骑兵劲旅南下渡泾河，肃清该处的共军，并严令胡宗南与马氏约定日期，出兵作呼应，且派空军助战，以巩固泾河两岸的防地。孰知马军渡过泾河后，胡宗南竟因蒋的密令，不肯出兵接应，驻扎西安的空军亦不见踪影，致马军为共军所乘，损失极大。二马以胡宗南不独公然违抗中央军令，且对友军背信忘义，愤恨达于极点。尤以马鸿逵为甚，一面电呈中央，力辞所兼军政各职，一面着其堂兄马鸿宾军长从权暂行代理其所辞各职。同时不惜重大代价，租赁陈纳德主办的“中国民航大队”飞机，将其积蓄的金银财宝运至香港，随即到美度其寓公生活。马鸿宾旋因大势已去，独力难支，乃通电拥护中共政权，被中共委为宁夏副主席。青海省省主席兼军长马步芳则不受中共的威胁利诱，彭德怀乃分兵进攻西宁。而马步芳性极倔强，即集中所部七八千人于西宁一带，企图死里求生，背城一战。殊不知此在战略上已属失着，因外无援兵而死守孤城，何异瓮中之鳖，且马步芳的才能亦非彭德怀的敌手（若马氏采用运动战术，则当可发挥牵制的作用）。以故激战数日，城被攻破，演成全军覆没的惨剧。马步芳狼狈逃至机场，乘机到香港，仅以身免，为西北地区“剿共”战役中的失败的最惨烈者。后来，他曾到广州向我请罪，旋赴回教圣地麦加过其逃亡生活。

于是，毛泽东派前议和首席代表张治中飞兰州，进行绥抚工作；同时命令彭德怀分数路向陕甘进兵。除陶峙岳所部远戍新疆的迪化，和原属西北系之×××将军①易帜为中共改编之外，其余甘肃省省主席郭寄峤和胡宗南所部主力不下四十余万人，概不敢恋战，闻风溃退四川。共军遂得陇而望蜀了。

综计此次西南保卫战，尤其是全局关键所在的华中战区的失败，实系蒋先生一手造成。蒋先生何以处心积虑要把白崇禧弄垮呢？其中最大可能是由于美国政府曾透露消息，将对中国反共有效的地方政权给以援助。蒋先生深恐白崇禧在华中站稳了，美国乘势改变政策对我大量援助，则他将永无重揽政权之望了。所以他要使我的政权早日垮台，好让他在台湾重起炉灶，运用美援，建立一个小朝廷，以终余年。居心可诛，一至于此。所以我在一九五四年反对他“连任”总统时，曾写一长信给他。信中说：“并在紧急关头，竟密令防守湘西之宋希濂兵团西撤鄂西，扼守赣南之胡琏军南撤汕头，置战区司令长官之命令于不顾。国防部原令撤退青岛之刘安琪军南下增援粤北，吾兄则密令开赴海南岛，结果等于开门揖盗，共军遂得乘虚而入，可为反攻基地之西南，因之瓦解，言之可痛！”便是指这一段惨痛的史实！

①这位“将军”的姓名原稿是空着的。据查史料，此人可能是马步芳的嫡系马呈祥，当时他担任整编骑兵第一师师长。——编者注。

第七十章——在粤之最后努力，对蒋之沉痛教训

һ

在全国军事溃败声中，广州内部的政潮亦正有增无已。首先使我感到困难而疲于应付的，便是何内阁于六月间辞职以后，新内阁继任人选的问题。

首先我想到居正。居氏是党国元老，为人正派，敢作敢为。对蒋先生的态度一向不卑不亢，非阿谀奉承之辈所能及。撑持广州危局，居氏实是比较理想的人选。居氏如组阁，则蒋氏不易在幕后违法操纵。此外，蒋、居之间尚有一段不愉快的历史。据居告我，民国二年“二次革命”前，中山先生派他出任山东民军总司令，蒋先生曾活动想到居氏司令部任参谋长，为居所拒绝，不克如愿。嗣后，民国十八、十九两年全国反蒋运动进入高潮时，居亦尝有反蒋论调，深为蒋先生所忌，一度被软禁于上海。故当我提居正继何，蒋先生即授意CC系立委设法阻挠。同时居氏本人对组阁并无兴趣。他向我建议说：“现在既已行宪，何不找民、青两党的领袖来担任行政院院长？”他主张在张君劢、曾琦、李璜等人中遴选一人。我说曾、李等人资望似嫌不够，君劢虽具有资望，但他未必肯干。居说：“我去找他谈谈。”张君劢那时住于澳门，居遂秘密去澳访张。张君劢闻言大惊，力辞不就。居、张正商谈间，李璜适来访张，也说君劢干不了。居正知不可相强，便回来了。我又力劝居氏勉为其难，居正也答应了。但是对立法院的同意问题，他本人则未做丝毫活动。我认为立法院对居氏组阁当无异议，亦未加注意。孰知我于五月三十日向立法院提名居氏，竟以一票之差未获通过。此时，支持居正的桂籍立委韦永成、张岳灵二人正自香港启程来穗开会，他们以为投票时间在三十日下午，不意大会在上午投票。他二人如果早几个钟点抵穗，居正就可以一票超过半数而组阁了。

居氏落选后，陆军总司令张发奎等主张再提名，更有一部分立委主张电召白崇禧返粤，组织军人内阁。此二建议皆未被我采纳。第一，我不愿坚持己意而贬抑立法院，致损“法治”的尊严。第二，我认为白崇禧在前方指挥是最适当的人选，不宜内调。最后不得已，乃改提阎锡山。阎锡山于太原即将被围之时，只身入京，后随政府南迁。阎善于观风转舵，素以手腕圆滑著称。以他出掌行政院，自为蒋氏所喜。所以一经提名，立刻便得到立法院的绝大多数同意而正式组阁。

阎锡山组阁后第一项难题，便是如何解决经济问题。财政部部长刘攻芸因拟起用存台金银以安定金融，为蒋所呵斥，愤而辞职。阎锡山请前财长徐堪重主财政，徐氏竟欣然承诺。徐堪接事后第一项措施便是收回“金圆券”，改发“银元券”。按政府预算，每月须支出军费三千万银元，政费一千五百万银元，合计四千五百万银元。但国库的收入，每月仅一千万银元，不足之数，每月达三千五百万银元。政府的计划便是以台湾的库存作“银元券”的兑换准备金。如蒋先生能同意这个计划，则“银元券”未始不可维持一两年，不致重演恶性通货膨胀的悲剧，民心士气亦可赖以保持，则死里或可求生。

至于政治方面，粤籍将领都主张简化政治机构，使广东绥靖主任余汉谋和广东省省主席薛岳能掌握实权，实行军政配合。粤主席薛岳尤竭力怂恿内政部部长李汉魂将广州市府改制。因广州为一直辖市，市府与省府平行。今因军事的影响，致广东全省的税收不及广州一市，而省府、市府同城而居，机构叠床架屋，尤无此需要。故薛岳为便于掌握战时行政起见，主张将广州由直辖市改为省辖市。

至于防守广东的军事措施，国防部最初的计划拟充分利用胡琏、刘安琪两个兵团配合白崇禧的华中部队，坚守湘南、粤北，当时更有人主张必要时将白部调入广东，在广州设立总部，居中调度。凡此均由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部长阎锡山作缜密计划，直接处理。我因实行责任内阁制，除按例盖印之外，不加干预。

不过身居幕后的蒋先生却要作更进一步的积极控制。七月十四日他忽自台北率大批随员专机飞穗。自七月十五日至二十日，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在梅花村陈济棠旧寓召集一连串的会议。最后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名义通过议案，设立一项法外机构叫作“中央非常委员会”，由中常会选他做主席，我做副主席，张群、阎锡山、吴铁城、吴忠信、陈立夫等为委员。洪兰友、程思远分任正、副秘书长。这完全是蒋先生为加强他对党政军的直接控制，而特地设置的叠床架屋的机构。数月以来，他在幕后的非法操纵已加速了政治、军事、财政的崩溃，如今他再利用此一“非常委员会”加以控制，尤将使大局从速崩溃。我对蒋此举深觉痛心，然而顾全大局，未便与蒋先生公开龃龉，隐忍了事。但是副秘书长程思远却万分消极，他参加了一两次会议之后，便去香港居住了。根据宪法，行政院按既定计划推行政务，总统的职权只是在各种法令颁布之前盖印副署而已。今蒋先生妄自恢复一党专政，设置“非常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关，将宪法束诸高阁。政府一切措施必须先经“非常委员会”议决通过，方为有效。蒋先生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兼任“非常委员会”主席，无异恢复一人独裁的把戏。如此他屡次声言五年内不问政治，非自欺欺人而何？至是我更觉无事可办，所以在7月底决意出巡一趟，借以了解政府辖内军事、民政的实际情形和民间的疾苦。

二

七月二十六日我自广州飞往衡阳，在白崇禧指挥部里与白氏晤谈两小时。白崇禧此时方从长沙脱险归来。他认为战局危急万分，程潜和陈明仁既已叛变，中央军嫡系又不听调度，他只有把第七军用在衡阳正面作总预备队，以大卡车百余辆集中待命，何处吃紧，便向何处输送应急。因此那时湘南正面唯一可用的精锐部队——第七军，在卡车之上日夜奔波不息。我说：“这样调度，官兵不是太辛苦了吗？”白感慨地说：“现在能用的部队实在太少了，有什么办法呢？”

衡阳晤白之后，正午乃续飞福州。福建省省主席朱绍良率大批文武官员和各民众团体代表在机场欢迎。我与朱主席同车入城，全城各机关、学校、团体以及全城民众均伫立道左，欢迎情绪的热烈，前所未有。晚间，朱氏并在省府设宴为我洗尘，所致欢迎词，尤恭维备至，对我的招待亦极周到。我本人一向是轻车简从，所到之处向例不愿铺张，朱绍良对我的欢迎实出我意料之外。尤因朱是蒋先生的心腹，我深恐他热烈招待我而惹蒋不快。所以我领其盛情，而内心颇为他的处境不安。

福建为我国东南滨海的重要省份，海道交通便利，人民富于冒险性，故赴海外谋生者甚众。历代人才迭出，文物甚盛。福州古迹尤多，我向往已久，今日才得亲临其地。惜因政局逆转，心情撩乱，又为时间所限，故此无心游山玩水。

我在福州住了两夜，曾拜访海军宿将萨镇冰。此公已九十高龄，而精神矍铄，令人生敬。后闻为中共迎养于北平，尊为上宾。与朱绍良亦数度长谈，他深恐招蒋之忌，对军国大事多不涉及，不过对时局的悲观，则时时溢于言表。

七月二十八日我乘原机飞往台北。台湾省省主席陈诚率领文武官员和各团体代表暨仪仗队不下千人，在机场列队迎接。我下机后，只见金光闪耀，军乐齐鸣，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场面隆重肃穆，前所少见。我和趋至机前的陈主席及高级军政官员一一握手寒暄。检阅仪仗队后，陈说：“德公，可否先到机场休息室小憩？”

我说：“不必了吧！”

陈微笑说：“蒋先生在里面等你！”

这倒使我受宠若惊。我二人走入休息室，蒋先生起立相迎，我们握手寒暄片刻。旋互相道别，蒋自回草山寓所，我则与陈诚同车驶入市区，学生与市民列队欢迎，极一时之盛。当晚宿于台北第一宾馆。默思本日的欢迎场面，必出于蒋先生的授意，以取悦于我，其实我志不在此繁缛的礼节。翌日下午我赴草山作礼貌上的拜访，蒋先生留我晚餐，并邀我下榻于草山第二宾馆。外界谣传我台湾之行是为与蒋先生开谈判而来的，第一要蒋先生在军政大权上放手，第二要动用台湾所存的金钞。其实这些全系无稽之谈。我们根本未涉及这些问题，因为我知道谈亦无益。我们只是约略分析一下中共今后的动向，又说了些无关宏旨的应酬话而已。

在台时，我曾飞基隆视察海军基地，并曾茶会招待在台的立委、监委，报告军政设施。三十日遂原机返穗。

八月二、三两日，中央非常委员会连续举行例会，通过阎锡山内阁所提如本章前述的关于政治、财政、军事三项议案。适此时吴铁城由蒋先生授意由行政院派往日本访问麦克阿瑟将军，这三条议案便由他过台向蒋请示时，呈蒋先生核阅，以便付诸施行。

孰知不久蒋先生即拍来复电，对军事部署方面仍坚持重点作战的守势防御，主张集中兵力保卫广州等几个据点。事实上胡琏既一去不返，刘安琪兵团亦故意延宕不来，致使大庾等天险无兵可守，广东防御已门户洞开，静候中共深入了。

至于财政方面，蒋当然更不愿放松丝毫。不肯以存台金钞作“银元券”的兑换准备金，只允每月自台湾库存支取一千二百万银元。以故政府每月仍有赤字两千三百万银元，须以不兑现的“银元券”来弥补。故自“银元券”于七月四日开始发行之后，中央银行每日仅开一小门，允许市民兑现。市民挤兑的百不得一，因此，“银元券”很快地变成“金圆券”第二，通货膨胀一泻千里。各地农民拒收“银元券”，各路大军军粮无法补充，后方人心惶惶。通货膨胀便做了共军南下的开路先锋。

至于政治方面的情形尤其糟乱。广州市改为省辖市，尤使蒋先生气愤。因广州市市长欧阳驹为吴铁城的私人，一举一动完全听命于蒋；广州公安局长宣铁吾和广州警备司令李及兰又系黄埔学生，一切皆由蒋直接控制。广州改为省辖市，对蒋说来，无异与虎谋皮。内政部部长李汉魂受薛岳的怂恿作此建议，尤成蒋的眼中钉。居正为此特地警告李汉魂说：“你如不赶快辞职，将来你生命都要发生危险。”

蒋对地方政治的控制还不止此。八月中旬福建省省主席朱绍良突被蒋先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非法“撤职”。其事实经过尤为离奇滑稽。原来在我巡视台湾之后不久，汤恩伯忽衔蒋先生之命飞往福州，在机场上打电话给朱绍良，约其来机场相商要公。朱绍良即赴机场相见。汤恩伯遂取出蒋的手令，上称朱已撤职，遗缺由汤接替。朱接阅手令大惊，声称当同回省府赶办移交。汤说不必了，便促朱即时登机飞往台湾，简直和绑票一般。汤便在福州发号施令，做起福建省省主席来。此事的发生，行政院与总统府毫无所知，真是荒唐绝顶。嗣后福建省政府有一职员离职来穗，阎锡山和我才知此事的始末。不久，蒋先生派一秘书来穗，要阎锡山在行政院政务会议中追认此一既成事实，任命汤恩伯为福建省政府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向我报告此事，并问如何处理。

我说：“蒋先生今日在宪法之前只是一个平民，以一个平民随便撤换封疆大吏，成何体统？况且，蒋先生如要在幕后干预行政，尽可向行政院建议。今政府事前既毫无所知，事后却要追认此既成事实，实在太不成话。政府不应自毁法统，承认汤做主席。”

阎锡山苦笑说：“总统，你和蒋先生共事多年，难道还不知道蒋先生做事向来不顾法统？他如果看重法统，也不至有今天了。现在汤恩伯已做了福建省主席，我们反对也反对不了，说出去反而有损政府威信。你已经忍耐很多了，这件事我劝你还是忍耐算了。”

后来阎锡山便在行政院政务会议提名通过，做了一些追认的手续，把任命状送至国民政府文官处来盖印。秘书长邱昌渭向我请示，我说：“暂时把它搁下去。”所以这张任命状留在总统府中有六七天之久，阎院长又来疏通，才盖印发出去。这就算是我的无言的抗议。

蒋经国在他的《负重致远》一书中曾提到十月二日汤恩伯有电报致蒋，抱怨我反对他任闽省主席，“词极愤懑”，蒋先生“甚表同情”云云。经国却不曾写出汤恩伯是怎样地当了闽省主席，而我又为何反对。因为他如果把事实说出了，蒋先生也就见不得人了。

朱绍良原是蒋的心腹，此次何以受到如此难堪的处置呢？最大的可能便是朱在七月二十六日招待我太殷勤了。蒋先生是个多疑而睚眦必报的人，心胸极狭，朱绍良偶一不慎，便由心腹股肱转眼之间变成仇雠了。

蒋先生连续不断地自私违法而拖垮保卫西南及两粤局面的毒计，引起了志在保卫两粤反共到底的各界爱国人士，尤其是粤籍将领的普遍愤懑。曾在何内阁末期出任陆军总司令的张发奎便是最激烈的一个。南京失守后我留住桂林期间，张发奎特到桂林敦劝，促我早日去穗主持大政，保卫两广。那时他便看出蒋先生绝难坐视两广单独成一局面，继续反共。因为两粤将领在四、七两军早期革命的传统上，对蒋都曾有过不满。如今蒋政权瓦解，两粤如在我领导之下，支撑下去，自非蒋所能容忍。张发奎有见于此，便主张保卫两粤，必先清除蒋在背后的掣肘。他甚至向我建议说，把蒋介石请到广州，然后把他扣留起来。我当即反对这种鲁莽灭裂的举动。

到了白崇禧两翼为蒋所断、广东岌岌可危之时，粤籍将领已怒不可遏，张发奎再度向我建议“把蒋介石扣起来”。

我说：“向华（张发奎），这是徒招恶名，无补实际的莽事。”

张说：“德公，你胆子太小！德公，你胆子太小！”

我说：“你不在其位，可以幻想，你如在我这位置，你也不会干的。”

接着我便解释说，在现今局面下我们所需要的，第一是兵，第二是钱。蒋先生把兵调走，把钱存在台湾。我们纵然把蒋扣起来，第一不能把兵调回，第二不能把钱取出，则扣蒋又有何用？固然，蒋的一连串拖垮两粤局面的毒计是罪无可逭，把蒋扣起来宣其罪状于天下，可以泄一时之愤。但我觉得处理国家大事，应以国计民生为出发点，不可徒为泄一时之愤。现在失败的局面已定，我们既有“宁人负我，毋我负人”的雅量，就应任其全始全终。不必于败亡前夕，做无补于大局之事，为天下笑！

张发奎还是怪我姑息。但是我的姑息总是还替我们这批失败的国民党人，维持了一点失败的光荣。

蒋先生不知底蕴，还不时在穗、台之间飞来飞去，并用尽一切威胁利诱的方法来阻止粤籍将领和我接近。一次，为广州改省辖市问题，蒋先生在黄埔召见余汉谋、薛岳、李汉魂等粤籍将领，当面大发雷霆说：“你们以为你们可以反对我咯？谁反对我，我就叫谁死在我之前！”这种话可说充满了流氓气。这批将领回来之后，莫不冷笑。其实别人也未始不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种事蒋先生会做，别人也会做，不过不愿做罢了。

九月底，蒋先生单独召见白崇禧于黄埔，闭门密谈。略谓：民国十六年我们两人精诚团结，所以能完成北伐，统一全国。嗣后不幸为奸人挑拨离间，以致同室操戈。但后来卢沟桥事起，我两人又复衷心合作，终把倭寇打败，收复国土，建立不世之功。今共党虽极猖狂，国势虽极危险，只要我两人能一德一心，彻底合作，事尚有可为。白崇禧是个直爽而重感情的人，颇为蒋先生的甜言蜜语所感动。他回到广州来对我说：“蒋先生这次倒很诚恳。”我知道蒋先生又抓住白崇禧重感情这一弱点而大做其功夫。

白崇禧是内战局势逆转以后，态度最坚决、信心最坚强的将领。南京失守后，他坚信华中可守。到华中战局为蒋搞垮，他自信必要时退回两广，人熟地熟，仍然可守。健生（白崇禧）是一员战将，他处处以军事观点和局部形势为着眼点。殊不知如今时移势异，纯军事观点和局部安排都不能单独存在。此次得蒋先生一番慰勉，他便顿释前嫌，便是他感情用事和深信还有大西南和两广可守的信心所促成。

蒋先生最后一次来穗，住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有时中央非常会议开会，我们彼此都感觉无话可说。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为设法冲淡这一尴尬场面，曾向我建议，要我请蒋先生吃饭。

朱家骅在当时党人中尚算是比较识大体的一位。他有时还肯为大局着想，不囿于小圈子的单纯利益。为着维持“银元券”，他曾两度飞台，向蒋请示，拟运一批银元来穗。此举可说纯为大局着想，远非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所能及。然朱家骅可能因此而触蒋氏之忌，嗣后在台几度遭蒋的为难。此次他劝我请客，其用意不过想弥补我和蒋之间的隔阂，也是一番好意。

我说：“骝先兄（朱家骅），客我是可以请，蒋先生喜欢不喜欢我就不知道了。”

朱说：“蒋先生一定喜欢，一定会到的。”

他解释说，蒋先生生活太严肃了，平日只吃一些简单的宁波菜，此次到广州来，也应该尝一下“食在广州”的广州菜啊。

朱家骅替我约好了，我便在迎宾馆宴请蒋先生，并约党政军高级人员作陪。迎宾馆在广州城内靠西，蒋先生则住在城东的东山住宅区。到了那一天，沿途布满便衣队，蒋先生带着大批卫士，穿过广州闹市来迎宾馆吃饭。我的住宅向来只有两个卫兵，兼司传达。蒋来之后，他的卫士竟将迎宾馆重重包围，如临大敌，殊使我看不惯。窃思蒋先生时时自炫是人民的领袖，到处扈从如云，未免与“人民”相去太远了。

我所备的广东菜，依照蒋先生的习惯是中菜西吃。在蒋先生的许多随员中，我看到蒋经国在里面穿穿插插忙个不停。到入席时，却不见经国前来吃饭。我问蒋先生说：“经国为何不来吃饭？”蒋说：“不管他吧，我们吃我们的。”终席未见经国出来，我心里颇为诧异。

事后才听到我的副官说，蒋经国率了一大群随员一直守在厨房里，厨师做任何菜，用任何配料，都经他们检查过。出锅后，又须经他们尝过，始可捧出。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蒋经国在替我做监厨。他显然怀疑我要毒害蒋先生，这也未免太过虑了。

我第一次见蒋经国是抗战胜利后在北平行辕主任任内。经国那时为办理青年军常在北平视察，特来谒见。因我与他父亲曾有金兰之盟，所以他口口声声尊称我为“李叔叔”。他那时曾告诉我留苏十四年的经过。据他说，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肄业，后转入列宁大学深造。结业后，被派在苏俄一所工厂内当副厂长。我乃故意问他道：“据我所知，自‘九一八’沈阳事变之后，日本侵华日亟，中苏因而恢复了邦交，闻蒋委员长曾命驻苏大使向苏联外交部口头交涉，欲调你回国服务，你为何迟迟其行？”经国说：“李叔叔，你知道苏联的新闻是被政府统制的，不过日子久了，我也辗转听到这消息，乃决心尽一昼夜的时间驶车逃到中国大使馆。苏联秘密警察确实非常厉害，随即有便衣警察在大使馆周围监视，倘不慎外出，必被逮捕无疑。”

我问：“若被逮捕，结果如何？”

经国说：“那就惨了，一定押解到西伯利亚做苦工，不病死也要冻死。好在使馆是有治外法权的，警察不敢擅入搜查，故得幸免于难。”

我又问：“后来你用什么方法回到中国呢？”

他说：“化了装，混入大使馆的专机飞回的。”

其实他在苏联时早已加入共产党，为稍留心时事的人们所周知。但他回国之后，并未宣布脱离共产党，故特意对我撒谎，以掩蔽其共产党员的身份。以经国与蒋先生的关系，斯大林如不让他回国，而他居然能溜进中国大使馆，并化装潜上飞机，逃回中国，那么以效率出名的苏联秘密警察机关也可关门大吉了。忆民国二十九年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的女婿屈武少将参谋，奉命到鄂北第五战区视察苏联军事顾问工作成绩时，曾告诉我说，他与经国乘同一飞机回国，首途之前，经国曾蒙斯大林召见，并赠以手枪一枝。我说：“你何以不被召见呢？”屈君笑答道，他尚未有召见的资格。足证经国是在对我撒谎。

此次我请蒋先生吃饭，原是一番好意。无奈蒋生性多疑，更因惯于暗算他人，深恐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故授意经国严为防范，致造成类似“鸿门宴”的紧张场面，使我有啼笑皆非之感。

三

广东保卫战发展至十月中旬已不可收拾了。敌人自赣南分两路入粤：一路自南雄一带越大庾岭，大庾守军为沈发藻兵团，战斗力过于薄弱，不战而溃。十月七日敌军跟踪竄入粤北门户的曲江，沿北江及粤汉路南犯。另一路则自大庾岭东麓绕至东江。胡琏兵团早已远遁厦门、金门，东江已成真空地带，共军第四野战军乃得以旅次行军姿态，自东江向广州进逼。余汉谋部只是一支训练未成熟、械弹两缺的部队。共军一到，即不战而退。广州因而危在旦夕。至此，蒋先生始循人民团体之请，敷衍面子，自海南岛刘安琪第九兵团中调一师人北上援穗。该师刚在黄埔上岸，敌人已迫近广州郊外。上岸之兵旋又下船，原船开回海南岛。不久，竟索性全部调往台湾去了。

当广东全境失守已成定局之时，我检讨战局，实愤懑不堪。深觉蒋先生如稍具良心，局面不会弄到如此之糟，溃败不会如此之速。蒋氏见他破坏防守广东的计划已圆满成功，复施展诡谲伎俩，在黄埔召见白崇禧，故弄玄虚，说那番言不由衷的鬼话，想来尤令人发指。就于是时，他决定离粤回台北，我因而打算在国府再度搬迁之前，认真地教训他一顿，稍抒胸中积愤。

约在九月中旬，一天我特地打电话约他单独谈话。蒋乃约我到梅花村他的行馆（前陈济棠的公馆）晤面。该私宅是一座大洋房，四周有围墙环绕，另有数座小洋房在四周拱卫，为随员及卫士的住宅。抵达梅花村之后，蒋引我走上二楼一间大客厅内坐下，侍役奉上茶水即退下楼去。

我二人坐定后，我对蒋先生说的第一句话便是：“今天我是以国家元首的地位来对你谈话。”我之所以要郑重提出这一句，是因为蒋先生独裁专制数十年，平日所见所闻都是一片奉承之态，阿谀之言！只有他教训别人，断无人敢对他作任何箴规，更谈不到疾言厉色地教训他了。这次我自思或是与蒋最后一面，然当今之世，论公论私，我都是唯一可以以教训语气促其反省的人。所以我首先便搬出国家的最高名器来压抑他“舍我其谁”妄自尊大的心理，而服服帖帖地静听我对他的指斥。

在蒋先生默坐静听之下，我便把他过去的过失和罪恶一件件地数给他听。我说：“因为国事已至不可收拾地步，不得不畅所欲言。”接着我便说：“你过去每把事弄糟了，总是把责任和过失推到别人身上。例如东北‘剿共’的失败，徐蚌会战的全军覆没，你说是军队不听你指挥；又如发行‘金圆券’，引起全国经济恐慌，人民破产，自杀成群，你不躬自反省，反责备人民不拥护你的经济政策；再如你纵容特务，滥捕学生及爱国人士，引起舆论指摘，你不自疚，反说是本党同志不听你话所使然……几此种种，真不胜枚举！”

接着，我又检讨他在政治上造成的过失。说：“你主政二十年，贪赃枉法之风甚于北洋政府时代。舆论曾讥评我们为‘军事北伐，政治南伐’。其实，此种评语尚是恕辞，因北洋官僚政客对舆论抨击尚有所畏忌，而我国民政府则以革命旗帜为护符，凡讥评时政的，即诬为‘反动分子’，以致人人钳口，不敢因片言惹祸。你对此情形竟亦熟视无睹，明知故纵！”

“记得在南京时，魏德迈特使曾在国府饯行席上痛诋中国官员贪污无能。他以一外国官员公开侮辱我政府，实不成体统，时与会众人中，竟有当场掉泪者，不知你亦有所闻否？究作何感想？”

我亦提到他在我秉政之后幕后掣肘的情形，说：“你此番已是第三次引退，你当时曾对张治中、居正、阎锡山、吴忠信各人一再声明，五年之内绝不过问政治。此话无非暗示我可放手去做，改弦更张，不受你的牵制。但事实上你所作所为却完全相反。不仅在溪口架设七座无线电台，擅自指挥军队，且密令京沪卫戍司令汤恩伯亲至杭州逮捕浙江省省主席陈仪，并擅派周碞接替。嗣到台湾之后，复命汤恩伯到福建挟持福建省省主席朱绍良离闽，擅派汤氏代理福建省省主席兼绥靖主任。凡此皆属自毁诺言、目无政府的荒唐行为！”

我更进一步解释道，即使不谈国事，专从蒋氏的自私心而言，蒋氏的宠信汤恩伯亦属宠非其人。因汤氏曾受过我指挥，我知之甚详。论品论才，汤氏任一师长已嫌过分，何能指挥方面大军？汤的为人，性情暴戾，矫揉造作，上行下效，所部军纪荡然。抗战期间，河南民谚曾有“宁愿敌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的话。我并举例以说明汤的暴戾。抗战时，某次汤自河南叶县乘汽车往界首视察，因雨，乃自洛河改乘小轮船东驶。启碇时，船身碰及囤船，稍为震动，此亦常事。不意汤氏竟大发雷霆，饬该船公司经理前来责询，在大骂奸商之后，竟拔出手枪将该经理当场击毙。一时传遍遐迩，叹为怪事。斯时我驻防老河口，听人言及此事，犹以为汤纵暴戾，当不致任性若此。然言者谓，彼时汤的总参议沈克在旁目击，可为证明。后来我在北平行辕任上，某次沈克便道过访，我偶尔想起此事，以问沈氏。沈克叹息说，他那时以为汤总司令不过装模作样，持枪恐吓而已，谁知他竟认真开枪，轰然一声，对方已应声倒地。沈氏想抢前劝阻，已来不及了。沈克并说在抗战期间曾追随汤氏数年，类此任性杀人之事已是家常便饭，不足为奇，言下不胜慨叹之至。我就以这个小例子向蒋说：“像汤恩伯这样的人，你也倚为心腹，能不坏事！”

蒋先生默坐听我历数其过失时，面色极为紧张尴尬。当我有所责问时，他只是唔唔诺诺，讷讷不能出口。可是当我说完汤氏这段故事时，蒋氏面色反显和缓。原先我曾预料，以蒋氏的个性与历史，在我严厉教训之下，必定要反唇相讥，和我大闹一番。初不料他听完我的责备之后，面色转现轻松，并问沈克现在何处。此时我当然亦不知其下落。

最后蒋氏竟含笑向我道歉说：“德邻弟，关于撤换福建省省主席朱绍良一事，是我的错误，请你原谅。”于是我也只好说：“事情已经过去，不必再去记忆吧！”

这时我心里忖度，以蒋先生唯我独尊的一生，今天受到如此严厉的诘责，居然能容忍，不至咆哮和反唇置辩，可能是因为我开始便声明以国家元首身份对他说话之故。蒋先生专横一生，目无法纪，此次或能因我一言而悟及国家尚有名器，非他一人所得而私也。

我见其低首认错，遂不再多言，起身告辞，他亦跟随下楼，送我登车而别。

第七十一章——国府最后播迁，大陆全部沦陷

һ

10月10日国庆时，广州已微闻炮声。国民政府各机关早已决定迁往重庆，由民航机分批运送，笨重物件则循西江航运柳州，再车运重庆。10月12日共军已接近广州市郊，我本人才偕总统府随员乘机飞桂林，翌日续飞重庆。

广州撤退时情况极为凄凉，因为我本人坐镇至最后一刻，市内人心尚称安定，败退的国军亦无抢劫情事。唯广州警备司令李及兰最后撤出市郊时，竟命令工兵将海珠铁桥炸毁，实属不该。此事徒贻共军以宣传口实，于军事毫无裨益。

共军占广州后，旋即分两路向西进袭。一路循西江而上直捣苍梧，攻击白崇禧部的右侧背；一路循四邑、两阳直趋高、雷，进逼雷州半岛，以切断白部由广西撤往海南岛的退路，构成三面大包围的态势。

国防部与白崇禧原先对这一方面的战略计划是以海南岛为后方，必要时将主力撤至海南岛，再图反攻。此一计划卒未实现。第一，白崇禧自信广西可以固守；第二，因为共军迫近川东与黔北之时，蒋先生命令原拟自湖南退入广西的黄杰、鲁道源两兵团向黔东增援宋希濂部，以固守贵阳，以致白崇禧的精锐部队第七、第四十八两军西撤时主力伤亡过巨，无力南顾雷州半岛，全军遂逐渐陷入共军的包围圈中。

我于十月十三日抵渝，暂住歌乐山前林森故主席官邸，旋迁入城内。重庆城防以及川东防务，全系蒋先生的嫡系部队，我的命令不发生丝毫效力，而蒋先生却可为所欲为。我只身在渝，一举一动都在蒋氏心腹监视之下，言行稍一不慎，立刻可以失去自由。

原先在广州时，黄埔系将领及蒋先生夹袋中的政客已有请蒋先生复职的企图，然那时尚无人敢公开说出。抵渝之后，情势便迥然不同。他们认为广州既失，我已堕入蒋的瓮中，可以任其摆布。CC系和政学系控制下的报纸此时已不再以“总裁”称呼蒋氏，而径呼为“总统”。我深知蒋先生已呼之欲出，不久便要“复职”了。

果然，不久吴忠信、张群、朱家骅等便先后来找我，他们不敢明言要我劝蒋复职，只是含糊其辞地说，当前局势紧张，希望我拍一电报请蒋先生来渝坐镇。其实蒋先生一直飞来飞去，向来不需要我敦请，现在何以忽然要我拍电促驾呢？他们辞穷，便隐约说出希望我声明“引退”，并参加他们“劝进”。

当吴忠信仍向我叨叨不休时，我勃然大怒说：“礼卿兄（吴忠信），当初蒋先生引退要我出来，我誓死不愿，你一再劝我勉为其难；后来蒋先生处处在幕后掣肘，把局面弄垮了，你们又要我来‘劝进’。蒋先生如要复辟，就自行复辟好了。我没有这个脸来‘劝进’。”

我不愿劝进的原因，并非对名位有何恋栈。我只是觉得，第一，蒋先生欺人太甚。我原劝他不应灰心引退，我本人尤坚决表示不愿出任总统，他迫我为之。在我任内，他却又处处在幕后操纵，并将国库金银擅运台北。先纵敌渡江，后瓦解湘、赣、粤、桂的防御。如今政府重迁，国亡无日，他居然又企图“复辟”，置宪法于不顾，未免欺人太甚。再者，我觉得蒋政权的垮台，多半是由于蒋先生玩弄国家名器，目无法统，一味独裁孤行之所致。如今国已将亡，他仍至死不悟。宪法既予我以总统职权，我绝不能助纣为虐，违反宪法与一平民私相授受。我虽知道我反对亦无用，蒋必然要复出无疑，但是我维护国家名器的原则却不能让步。

吴忠信、张群、朱家骅等见我态度坚决，遂不敢勉强。在此同时，居正再度劝告内政部部长李汉魂辞职。居很严重地说：“你如不辞职，就赶快离开这里，蒋先生来了，你命也保不住！”李汉魂听到这话，难免着急。我也知道一旦蒋先生来渝，他必要强迫我签署劝进书，此实大违我的心愿。因此我决定以出巡为名，暂时离开重庆。

二

十一月三日我率随员数人，专机飞往昆明，卢汉率云南绥靖公署及省政府各级官员和各界民众团体在机场迎接，随即与卢汉同车赴五华山绥靖公署。一住数日，每晚与卢汉谈至深宵。卢氏对我近月来所受蒋先生的折磨十分了解，深表同情。他对蒋先生以往所加予他的种种阴谋迫害，说来尤咬牙切齿。抗战胜利后，蒋先生调虎离山，要他率滇军精锐两军在安南接收，以便杜聿明在昆明解决龙云。迨杜氏政变失败，卢汉始奉命回滇任云南省省主席。在他任内，中央驻大军于滇，中央官员嚣张万分，使他穷于应付。讲到愤激之处，卢汉说：“为应付他们，我卢某简直在做婊子！”“婊子”就是“妓女”，卢汉的意思是，他应付那些中央大员卑躬屈节的情形，简直如妓女一般。

后来卢汉又郑重地向我建议说：“总统，蒋介石是要复职了。可否由我二人发电报给他，建议把国民政府迁到昆明来。等他一到昆明，我便把他扣起来，一块一块割掉他，以泄心头之愤。”

我一听此言，不觉毛发悚然。心想战事尚远在湘黔边境，而卢汉已经不稳了。蒋先生如真来此，卢汉说不定把我二人一道捉起来献给中共邀功呢！但是我表面上却强作镇定，只是劝他明人不做暗事，这事千万做不得。此事我在白崇禧面前亦不敢提及，因白氏正统兵作战，如果听到卢汉不稳，将使他无心继续指挥作战了。

我在昆明小住数日，便飞返桂林。留昆时间虽短，却有数事值得附带一提。第一便是张群衔蒋之命来昆劝我回重庆，被我拒绝。他们的迎蒋复职运动已如箭在弦上。我一到重庆，蒋必立刻来渝，我必须变成“劝进表”上第一位签名人。我绝不能投入圈套。只是推辞道，我要对各地作短期巡视，重庆方面有责任内阁负责，总统在不在重庆无关大局。至于请蒋复职，以及蒋来渝等，我皆绝口不提。提了，他们将来一定要引为口实，说我负不了责任，自动请蒋复职的。张群不得要领，便径自回重庆去了。孰知后来在蒋经国所着的《负重致远》的小册子上，曾一再提到我向许多人表示希望蒋先生“复位”的事。该书关于民国三十八年十一月十三日的记载，曾捏造一通我致张群的所谓“戊文桂”电，其中说“请速电总裁促驾，不必候仁返渝”云云。这一连串的记载，不是蒋经国事后捏造，便是吴忠信、张群等人揣摩蒋先生意旨而矫诏行之，致蒋氏父子误认为确实出自我口。

另一件事便是李汉魂携带华侨周锦朝来见的趣事。周锦朝为旧金山一华侨，向无正业，只是喜欢以“侨领”身份自居，四处招摇撞骗。一九四八年美国大选时，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巴克莱至旧金山做竞选活动，周便以“侨领”资格见巴氏，并与巴氏合摄一影。此事在美国大选期间原极平常，绝不足以证明二人有极深的关系。抗战胜利后，李汉魂曾到美国旅行，周因得结识李氏，便以这种照片向李汉魂夸耀彼与民主党核心人物如何有交情。如今中国政府已无法循正常外交途径向美国民主党政府乞援，彼深信以他与民主党领袖间的深交，如采用国民外交方式，由他居间斡旋，必可事半功倍云云。

他这一席话居然把李汉魂打动了。后李回国出任内政部部长，在广州对我说，周锦朝不久回国，必大有助于国民外交，可否拨路费若干，促其启程，以示政府召见，无负于侨民。我依议批了两千美金，由李汉魂经手转汇。迨周锦朝抵港时，广州已失，彼便直飞重庆。适李汉魂因受居正警告，不敢留渝，已随我飞往昆明。闻周氏抵渝，而昆、渝间又无民航班机，李汉魂便向我要求用总统座机往渝接其来昆，我也答应了。周锦朝居然就大模大样，乘了总统专机来昆谒见。稍一接谈，我便从他的谈吐中看出他完全是一个毫无知识、信口开河的流氓。他如何能担任“国民外交”的重要使命呢？

周辞退之后，我心恚恚不乐，觉得李汉魂太老实，上了这华侨骗子的大当。到后来我乘专机来美时，李汉魂偕行，他又央求我让周锦朝搭专机返美。飞机中既然空位很多，我也勉强答应了。后来听说，周锦朝竟利用中国元首专机所享的治外法权，贩来违禁商品，获利极丰。此事虽无佐证，然今日思之，犹有余愤。

三

我从昆明经柳州飞返桂林，当地已风声鹤唳，市面萧条。共军正逼近湘桂边境的黄沙河。十一月十四日乃偕白崇禧飞往南宁，我察看当时情形，西南的弃守只是时间问题，孤悬海隅的海南岛，或可保留为最后立足之地。故于十一月十六日又专机飞往海南岛视察。当地仅有陈济棠的海南岛特别区公署部队四千人和余汉谋的残部，合计不足一万人。至刘安琪兵团则早已被蒋先生擅行调赴台湾。所以防务极为单薄。此时我心境的恶劣为生平所未有，加以连日奔波，辛劳过度，年近花甲，体力已不能支持。自海口返邕之后，胃病夙疾突发，便血不止，来势极猛，大有不起之势。

胃出血为我家庭中的夙疾，先母、先叔均以此疾逝世，今我又重罹斯疾，不觉心悸。窃思国事至此，我回天无力，我纵不顾个人的健康留于国内，亦属于事无补。一旦国亡身死，此种牺牲实轻于鸿毛，倒不如先行医治夙疾，如留得一命，则将来未始没有为国效死的机会。因此我便决定赴美就医。

计划既定，便召集留邕将领白崇禧、夏威、李品仙、黄旭初等，告以此意。他们也完全同意，认为救命第一，并劝我于病愈之后顺便察看美国情形，做争取美援的最后努力。我本人对美援固早已绝望，唯众人既以此相劝，我也只有答应，做着看吧。

我留邕期间，蒋先生已飞往重庆，连电促我返渝，阎锡山等亦函电交驰。但是事实上，四川防务已由蒋先生彻底掌握，我以重病之躯，赴渝究有何益？

十一月十九日我发电致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嘱其以责任内阁立场全权处理国政，我身染重病，需出国治疗，一朝痊愈便立刻返国，并请白崇禧明日飞重庆分晤政府领袖，面致此意。

十一月二十日上午我乃乘专机飞香港，当日下午便住入养和医院。我离邕之后，白崇禧即飞往重庆。黄绍竑则早于八月十三日通电投共。三十余年患难相从的朋友，至此便各奔东西了。

我在住院期间，重庆中常会曾两度派居正、朱家骅、洪兰友来劝请回渝。我既坚拒不去，他们也分明看到我身染沉疴，无法相强。十一月二十二日美国第七特种舰队司令贝克中将曾来谒见，稍谈即去，仅系礼貌上的拜会。二十八日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诺兰亦来探视，谈约半小时，辞去。

十二月五日，赴美手续及飞机包租均已办妥，遂自香港直飞美国。

在这段时期内，西南战局亦一泻千里。十一月底，宋希濂所部两个兵团十余万人在川东覆灭，宋氏未几即被俘。十一月三十日共军侵入重庆。

原驻陕西的胡宗南部此时尚有精兵四十余万人。抗战中期以后，胡部逐日扩充，其任务专为监视中共的行动。全军悉系最精良的美式配备。此次蒋先生调其入川保卫成都，全军可说一枪未发，便土崩瓦解。十二月二十日共军进占成都，胡宗南率残部退往西康雅安。该处未几亦为共军侵入，胡宗南只身逃出，川、康遂陷。

云南方面，卢汉于十二月九日正式“起义”。原驻云南的李弥兵团遂被迫西撤，残部数千人最后退入缅甸。广西方面，因海南岛通路已断，各军残部在广西境内为共军分别包围消灭。黄杰所部退入越南境内，被越南当局解除武装。大陆至此遂全部陷入中共之手了。

第七十二章——纽约就医和华府做客

һ

12月8日我由香港飞抵纽约。新闻记者和侨胞在机场欢迎的很多，美国国务院也派专员迎接。我驻美大使顾维钧和驻联合国首席代表蒋廷黻也在机场迎接，并由顾大使担任传译，我即向新闻界宣布此行全系就医性质，一俟身体复原，便当束装返国。随即乘车入纽约城，并专程到唐人街答谢留美华侨欢迎的盛意。

同时即住入哥伦比亚大学附设的长老会医院检查胃疾。该院系世界最佳医院之一，主治医师都系世界权威。检查结果，发现我十二指肠发炎，亟待割治，我便留院医治。时国务院忽派专人前来邀请我即赴华府一行。主治医师闻讯，认为就我病情而论，非先行开刀不可做任何活动。不久，院方即为我施手术割治十二指肠。该院设备既佳，主治医师又系名手，经过情形十分良好，精神恢复甚速。

此消息为美国国务院所知，国务卿艾奇逊君乃又着人送来一函，约我往华府一行，好和杜鲁门总统面商今后中美关系。该函原文如下：

总统先生阁下：

欣闻贵体于动手术之后日趋康复，迅速复原，早庆勿药，实所至祷。如贵恙痊可后，有意来华府一行，余深盼能有此荣幸，为贵我两国之相互利益，拜晤阁下一叙也。

艾奇逊

不过我在来美之前，对美国已经绝望，今大陆已全部失守，曲突徙薪，为时已晚，故对美国政府的邀请，早不感兴趣，加以我仍在病中，不宜远行。因请甘介侯君缮复一函，告以遵医嘱，俟身体完全复原后，再来华府拜候。

1950年1月间，我身体已大致复原，然接国内报告，大陆已全部沦陷，国府迁往台湾，蒋先生因我在美未表示意见，未便贸然复职，但他已是事实上的独裁者。

白崇禧所部数十万人在广西被中共全部消灭，兵团司令张淦、鲁道源等，悉数战败被俘。数十年来驰骋疆场、所向披靡的第七军及第四集团军旧部，至此可说已片甲不存。

白崇禧只身飞往海南岛，和退往海南岛的粤籍将领陈济棠、余汉谋、薛岳等会商防守海南岛的计划。此时海南岛的守军仅两万余人，然残余海军尚有不少舰只，空军亦仍完整，中共海、空军皆缺，一时想渡海攻占海南岛尚非易易。政府如坚守琼、台二岛，苦撑待变，则反攻大陆的机会远比台湾一岛为大。

无奈守海南岛非蒋先生的心愿。因为他的着重点仍在美援，美国国会最近通过了七千五百万援华款项。蒋先生务必造成一事实，使美国不援华则已，援华则“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而台湾又是蒋先生清一色的天下，他掌握了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所以他训令海南岛守军全部撤往台湾。中共未发一矢，便扬长渡海将海南岛占领。

在这种局面下，我如贸然回台，则无异自投罗网，任其摆布，蒋的第一着必然是迫我“劝进”，等他“复正大位”之后，我将来的命运如何，就很难逆料了。以蒋先生过去对我衔恨之深，我一旦失去自由，恐欲求为张汉卿（学良）第二也不可得了。个人牺牲不足惜，然对国脉民命究有何补？

但是我也深深知道，蒋先生在未能充分掌握美援之前，对我还存有投鼠忌器的戒心。因为当时美国舆论界以及美国民主党政府对蒋已感绝望。“蒋介石”三字，成为中国政府贪污、无能、独裁、专制的代名词。蒋介石政权早为中国人民所唾弃。而我本人自竞选副总统那时起，尚薄负时誉。中国人民痛恨蒋政权而又不愿受共产党统治的，多寄我以无穷的希望。我本人因而成为国民党政权中“民主改革”的象征。因此欧美友邦同情中国的人民，对我均极具同情与好感。我就任代总统后，美国朝野对我所受背后的挟制，亦殊感不平。

所以蒋先生对我这位民主象征，在未充分掌握美援之前，必不敢加以毁灭。再者，蒋先生现在虽掌握了实权，而我仍身肩国家的名器。如果国内人民、海外侨胞，以及友邦舆论界与友邦政府，能予我以有力的支持，我未始不可把台湾建成一民主政治的示范区，与大陆极权政治作对照，以争取大陆上既失的民心，为中国民主政体打一点基础，作收复大陆的准备。这便是我当时的心境，也可说是万分绝望中的一分希望，我要为这一分希望努力到底。因为国家、民族既以一国元首的名器托之于我，我一息尚存，即不能在其位而不谋其政，这就是我病愈以后，在美勾留所努力的方向！

叙述至此，我且将甘介侯博士于1949年夏初奉我之命来美从事外交活动的经过，作一简略的叙述，作为叙述我自己与美国杜鲁门总统及国务院往还的注脚。

我派甘介侯来美的最初动机，是由于驻美大使顾维钧的玩忽法统。顾大使当时对政府完全采敷衍态度，一切活动完全受命于蒋先生。政府如将其撤职，渠必抗不从命。如在国家将亡之际，还要在海外演一幕大使抗命的丑剧，未免太不成话了。所以政府为顾全大局，不加撤换，而另派甘介侯为总统的私人代表，与美国政府直接交涉。

介侯抵美后即分访杜鲁门总统、艾奇逊国务卿、巡回大使杰塞普、国防部部长约翰逊等人晤谈。杜鲁门总统对援华所存的疑虑，即南京失守后，中国政府是否能在华南立脚的问题。杰塞普个人对介侯极友善，曾两度约介侯到其乔治镇私寓用晚餐。但杰君显然对国民政府已绝望，而对与中共建交已有腹案。他竟坦白告诉甘君说：“今日吾人如继续援华，必将引起中国人民的敌视。”

证以美大使司徒雷登的言行，美国似已有承认中共政权的趋向。

不过当时国务院内几位实际负责人，如副国务卿罗斯克、助理国务卿向德华、中国司司长泼鲁斯、中国司副司长弗里曼等则对援华尚未完全绝望。他们只表示中国军民已无继续作战的意志，如要提高民心士气，中国政府一定要改弦更张，改弦更张的第一项步骤便是蒋先生必须在幕后撒手，蒋一日不撒手，则美援必如往日一般堕入蒋集团的私囊。蒋如一日不放手，则美援一日不应继续。

9月初旬，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康莱竟在参院公开宣称：“蒋介石已自其人民之前私逃至台湾，并席卷价值一亿三千八百万元原非其个人所有的黄金入其私囊。此项财产为中国政府所有，彼竟窃据之。若辈何不先用此一亿三千八百万元，然后再乞请吾人予以援手乎？”

然参院终于在康莱参议员主持之下，在9月中通过新援华法案七千五百万元，以济中国军民之急。此项援助由杜鲁门总统作全权支配，不以中国政府为唯一对象，凡中国地方武力抗共有效的，皆在援助之列。蒋先生侦知此事，所以非一心一意把我在两广撑持的局面拆垮不可。他首把胡琏调走，继要刘安琪迟迟不行，大庾岭天险不守，两广遂彻底为共军占领。到了大陆全部沦陷，蒋先生又放弃海南岛，使美援非送至台湾不可。

蒋先生统兵、治政的本领均极端低能，但其使权谋、用诈术则天下第一。三十八年以后，美国本想撇开蒋介石另行支援新兴的力量，而蒋先生却有本事玩美国政客于股掌之上，使美国讨厌他却仍不得不支持他那独裁反动的政权。在这方面，美国人的笨拙和蒋先生的厉害，恰成一尖锐的对比。

我因和蒋先生共事数十年，对蒋先生的手法领教太多，所以他一举一动的用意何在，我均洞若观火。蒋之所以能每策皆售，固然是他的本事，同时也是国民党内开明分子的力量太小。稍有改革举动，蒋先生渗透、离间、威胁、利诱各种毒计一时俱来，必将其连根拔除而后已。如有一种革新的运动真正有力量、有方案、坚持到底，蒋先生未必就能一意孤行于天下。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便是一个例子。

至于台湾，我知道美国今后必继续予以援助。蒋先生在台湾既已造成清一色的局面，他今后在台湾的横行霸道，独裁专制，将十倍于大陆之时。如此，大陆有中共的专制，台湾有蒋氏的独裁，则中山先生的遗教与民主政治的宏观，在中国将永无施行的一日。

吾人醉心于民主改革，非至绝无可为，不愿眼看国脉民命如斯而放弃奋斗。所以我在1950年2月间病愈之后，即拟应杜鲁门总统之约，赴华府听听美国人对我们的意见。然后以跳火坑的精神回台湾去，领导同胞，将台湾建成一个民主政治的示范区，使其不致变成如今日的贪官污吏、反动政客的逋逃薮。

杜鲁门总统如果真正是中国的友人，关心民主政治在中国今后的推行，他一定会拿出政治家的眼光来，在经济方面全力支持我，让我团结海内外中国民主人士，回台湾去着手改革，使蒋氏投鼠忌器，不敢过分阻扰。这便是我接受杜鲁门总统的邀请的主要动机。

2月下旬，甘介侯奉我之命去华府回拜艾奇逊，并接洽我和杜鲁门总统会见的安排。艾奇逊当即预备请帖，不过他认为既是两国元首晤面，在外交礼节上，似应通过大使馆。介侯乃往访顾大使，孰知顾维钧竟推托说，现值林肯及华盛顿诞辰，美国各机关都很忙，晤面时间应安排得晚一点才好。不数日，顾氏竟以度假为名，飞往迈阿密去了。

顾氏去后，艾奇逊遂直接和介侯接洽。由杜鲁门发出请柬，约我于3月2日至白宫用午餐。艾奇逊在电话内问介侯，请帖内是否应包括顾大使，介侯转以问我。我说，请他把顾维钧也包括在内。事情便这样决定了。

在此期间，顾维钧当然把全部经过报告了台北。3月1日，蒋先生便撕破面皮，正式“复职”了。当晚我便收到他的电报说，由于环境的需要，他已于3月1日复任总统，希望我以副总统的身份做他的专使，在友邦争取外援云云。

蒋先生的“复职”并未使我惊异，因为事实上他早已是台湾的独裁者了。不过站在国家法统的立场上，我不能不通电斥其荒谬。按宪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正副总统均缺位时由行政院院长代行职权，并由立法院院长于三个月内召集国民大会，补选总统。今蒋先生复任总统是根据哪一条宪法呢？本来，与蒋先生往还，还有什么法统可谈？不过我的职位既受之于宪法，并非与蒋介石私相授受而来，蒋氏的“复职”，在法统上说便是“篡僭”。我至少亦应作诛锄叛逆的表示，以为国家法统留一丝尊严。

我与杜鲁门的会面并未因蒋的“复职”而变化，杜氏给我的信函仍称“总统先生”。有好奇的新闻记者问杜鲁门对我如何称呼，杜说：“我以总统身份请他，我就应称呼他为总统。”记者又问他对蒋介石如何称呼，杜说：“我和蒋介石尚无往还！”

3月2日我自纽约乘车抵华府，随即赴杜氏宴客的白赖尔庄午餐。顾维钧闻讯，也临时飞回华府。在初次会面介绍礼节上，顾维钧承蒋意旨，企图以“副总统”一词作介，为国务院执事者所否定。顾氏始被迫改用“代总统”为介绍词。

杜鲁门请客用的是一张圆桌。我坐于杜鲁门与艾奇逊之间，甘介侯坐于杜之左，美国防部部长约翰逊与顾维钧则坐于对面。杜氏致欢迎词后，按外交礼节，应请顾大使翻译，然杜氏一反常例，却请介侯翻译，终席未与顾氏交一言。

我在席上，除对历年来美国援华表示感谢外，并对共产党胜利我方失败的因素作一番分析，兼论我们今后对极权政治反击的策略，以及我个人对促进中国政府民主化的方针。杜氏细心倾听，不时以手轻轻击桌说：“总统先生，你这分析深刻极了。”或是：“对极了！”他有时未听明白，还请介侯重译一遍，以表示他在留心地听。杜氏所说是出于他的真心，或仅是外交辞令，我不得而知。我只觉得我有说出来的义务，好让一位与我国荣辱相关的友邦元首知道我们政府当局的真正意见。

饭后，杜鲁门领我至餐室隔壁的客厅休息。这客厅之外尚有一小客厅。杜氏引着我边走边谈，竟穿过大客厅走向小客厅。这时，跟在我们后面的艾奇逊突然拉顾维钧在大客厅坐下，介侯原拟随之坐下，约翰逊连忙推介侯的背，要他随我与杜鲁门至小客厅，他自己则与艾、顾二人同在大客厅坐下了。

在小客厅内，杜鲁门和我倾谈很久。他说他是一切都了解，只是来日方长，劝我务必暂时忍耐，并与他保持接触。我知道杜鲁门已决定应付现实环境，别的也就不必谈了。

自杜鲁门处辞出后，我们一行暂赴大使馆休息。此时新闻记者数十人齐集于大使馆客室内采访消息。美国前驻法大使，后与中国官僚厮混极熟的美国政客蒲立德亦豁然出现。他在众记者之前，举手大骂甘介侯。无非是说，蒋总统已复职，甘介侯不应介绍李将军以总统身份与杜鲁门总统相见云云。

大使馆内有一小职员李干，与介侯是同学，是在中国购料委员会中当一名低级秘书，也居然当众指摘介侯荒唐，怒脉贲张，像煞有介事。

介侯亦不甘示弱，首问蒲立德：“两国元首会晤，干卿何事，要你到中国大使馆来大声疾呼？”再骂李干说：“足下位不过小秘书，你有何职责在大庭广众中提出抗议？”

我把介侯叫进来说：“算了，算了。他们既不是向我抗议，更不是骂你，他们是做给蒋介石的特务看的，好去报功！”

蒲立德此人，与所谓“中国说客团”秘密勾当极多。他这番表演从蒋介石的美金户头下分得多少，我不得而知。不过这位姓李的表演之后，官运就亨通起来了。他由一名无关紧要的小职员，旦夕之间便被提升为国际银行协会中国董事，年薪两万五千元，一直做了十年，到1960年才被免职。为着这个远景，也难为他怒脉贲张地表演一番了。

国家一日没亡尽，便一日仍有寡廉鲜耻的分子在继续钻营。这就是蒋介石统治中国三十年所养成的风气啊！

结论

我自一九四九年岁暮因胃病来纽约诊治，在纽约城郊乡居已十余年。因不谙英语，平时和当地居民极少往还。日常除阅读书报和偶有友好得暇来访之外，闲居无事，对我国三十余年来的变乱和个人所参预的军国大事，曾不时作冷静的深思及客观的分析。对个人说，固不无“退思补过”的功用；对国事说，以个人的经验与观察，对将来当国者也未始不可作刍荛的贡献。余妻郭德洁女士每每劝我撰写回忆录，以为后世国人留一部可信的史料。

一九五八年夏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克尔克博士、该校远东学院院长幸尔勃博士也分别来函，以此相劝，并云在幸尔勃、何淬廉两教授所主持下的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学部为保存当代史料，极愿襄赞其成。我本人既早有此心愿，复承世界第一流学府之约，因欣然承诺。该校旋派研究员唐德刚博士前来助理撰述，中、英文稿同时并举。我口述后，由唐笔录，整理成篇，然后再就有关史料，详加核订，再经我复核认可后，视为定稿。英文译稿则就中文原稿，略加删节。三年以还，已积稿盈笥。原稿凡七十余章，约五十余万言。虽仍觉言有未尽，然数十年来我个人所参预国事的要节，以及我个人生平事迹的大略，于斯篇已可见其梗概。兹于篇末，再缀数言，以为结论。

һ

回忆我少年时代，正值满清衰敝，国内仁人志士群起力图匡救之时。当时立宪维新和驱满革命两派人士，均朝气勃勃。人尽忘其小我，为挽救国族而奋斗。照常理推论，辛亥革命已告成功，民国应可立臻富强，孰知辛亥以后，朝气顿失。昔日慷慨悲歌、舍身为国的志士，往往于旦夕之间即变为暮气沉沉的政客，甚至为拥兵殃民的军阀。那时我本人正是少年，目击此种变易，失望之余，便深觉革命大业开创固属艰难，守成亦至不易。

辛亥以后，我国在军阀统治之下，凡十余年，即以广西而论，陆荣廷的十年统治，虽无赫赫之功，然亦无大过的可言。因其人出身草莽，尚具自知之明，不特对士大夫甚为尊重，对传统道德规律也颇知敬畏，不敢过分越轨。可惜所受教育有限，思想陈腐，无法与时代前进，至为时代所遗弃。然就我个人所目击之事，以陆荣廷的治绩与后来蒋先生标榜革命的省政相较，则陆氏实颇有足多者。今日回思，能不令人浩然叹息！

在陆氏及其他军阀被翦除后，广西各界在我和黄绍竑、白崇禧等共同领导之下，毅然加入国民党，促成两广合作，奠定国民政府的基础。当时革命势力的膨胀，固不能不归功于中山先生“联俄容共”与改组国民党的大计，然促成北伐军的早日问鼎中原，统一中国，我们领导桂籍同志，不计利害，拥护国民政府光明磊落的作风，实是重要因素之一。当时我们一腔热血，绝未想到最后竟演成“军事北伐、政治南伐”的惨痛局面。

此种不幸结果的形成，今日回思，实由两大因素所养成。因国民党改组后，一意“以俄为师”，实行一党专政，使人治重于法治。而中央领导分子则拳拳以扩张个人权力为目的，致酿成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三人明争暗斗之局，终使全党分裂，党权无法统一。另一原因则为国、共两党部分同志的左倾幼稚病所促起。当时在革命大后方，工会、农会领导的群众运动如火如荼，不法行为层出不穷，造成社会上的大恐慌，此实为促成国民党“清党”的主因。“清党”以后，党内派系原可捐弃成见，团结一致，为国民革命而奋斗，不幸手拥重兵又善用权术的蒋先生不此之图，反而乘机扩大党内派系的斗争，以便从中渔利，遂使国民党的声誉一落千丈，造成军事独裁、政治腐化的局面。

北伐完成后，蒋先生如气度恢宏，为政以德，以大公无私的精神领导建国事业，则堰武修文，并非难事。无奈蒋氏无此德量，一心一意以诛锄功臣、消灭异己为能事，致使同室操戈，兵连祸结，内战之惨甚于军阀时代。不论贤与不肖，俱被卷入漩涡，甚至欲达目的不择手段，以拒敌图存为职志，使政治道德江河日下，社会正义沉沦无遗。本为吊民伐罪的革命军，转瞬竟变成军阀争权夺利的工具。民国十九年蒋、冯、阎中原大战相持不下时，张学良受蒋的利诱率其奉军入关参战，终以东北防务空虚而引起“九·一八”事变。东北四省沦陷于旦夕之间。虽满族的颟顸，与北洋军阀的无知，其所招致的外侮也不若蒋氏主政中枢时之甚。

蒋先生经此惨痛的教训，如能洗心革面，痛改前非，督率治下各省，厉行如我辈在广西的兴革，号召全国军民抵抗外侮，则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无奈蒋氏不此之图，反而挟寇自重，对日寇坚持不抵抗主义，对共军则围而不剿，一任中共在其直接统治的省区内坐大。迨共产党武装已发展至不可侮，蒋先生又私心自用，以剿共灭赤之战，作消灭异己军队的安排，终使星星之火，成其燎原之势而不可收拾。

到芦沟桥事变起后，全国激于义愤，一致团结，拥护以蒋先生为首的中央，即陕北毛泽东领导的红军亦不例外，形成民国以来空前未有的大团结。中央当局如于此时乘势一变其以往褊私狭隘的作风，化人治为法治，纳中华民国政府于正轨，“抗战”、“建国”双管齐下，则日本一旦投降，我国便可以崭新局面出而为四强之一，作安定世界的柱石。无奈蒋氏及其小集团，把持中央，其褊狭贪污的作风竟变本加厉。政府仿独裁政体的恶例，而无独裁政体的效能。上下交征利，政风军纪败坏达于极点。抗战胜利变接收为“劫收”。腐化颓风弥漫全国。直至民怨沸腾而不知悔，终为中共所乘，数百万大军一败涂地。谁实为之，孰令致之，今日痛定思痛，能不感慨系之。

二

以上所述固为近数十年来中国变乱的主因，然国际因素自亦不容忽视。满清的覆亡和革命的兴起，原为东西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民国成立后十余年的纷乱，帝国主义者从中作祟亦为主要原因之一。由于英、日两国在中国横行无忌，中山先生始被迫而联俄容共。中国国民党改组的完成，与夫革命军北伐初期的胜利，主要的外在原因实为苏联的全力协助。无奈斯大林胸襟狭隘，违背列宁扶助弱小民族抵抗帝国主义的遗教，故其对华援助，以义始而以利终。北伐军尚在中途，第三国际即决议支持中国共产党取代国民党，结果引起国共的纠纷而使国民革命流产。嗣后数十年的纷争因之而起。中国人民固遭其殃，于苏联又有何益？

回看日本。两千年来日本虽未向中国正式称臣，然明治以前日本立国精神多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实无可置辩，何期日本一朝西化，即步西方帝国主义的后尘，对文化母国竟有吞象之心。结果战败乞降，蒙数千年未有的奇耻大辱。此固日本军阀咎由自取，然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实为对任何残余帝国主义者的教训。因人类生而平等，民族自觉尤为不可阻遏的历史潮流。不幸二次大战后，仍有少数反动集团昧于时势，继续做其种族优越、弱肉强食等旧帝国主义的残梦。如今日法国少数反动军人仍欲维持其奴役非洲的特权；又如南非联邦和澳洲政府仍迷恋其自杀的种族歧视政策，将来终必自取其祸。我本人痴生七十年，为中国革命运动重要的一员亦垂三十年。北伐之役，我们以数万之众，不旋踵便自镇南关打到山海关；抗日之役，我们以最落后的装备陷数百万现代化的日军于泥淖之中，终至无条件投降。此非我辈革命党人生有三头六臂，只因革命浪潮为不可阻遏的历史力量而已。嗣后中共的席卷大陆，其趋势亦复如此。我本人亲历此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凡数十年，深知其势不可遏。任何反动力量，试撄其锋，必遭摧毁，深愿今后国家的秉政者能三复斯言。

三

次说美国。二次大战后，美国实为影响中国国运最大的友邦。近百年殖民运动中，美国亦为对外劣迹最少而对内最为物阜民丰的西方大国。然美国在二次大战前却为一自了汉，渠有安定世界和平的力量，然未能负起对世界和平的义务。一九三一年沈阳事变时，如美国振臂一呼，以后来联合国对付北韩的方式对日，则“满洲国”断不致成立。日本侵华如因此受阻，则嗣后墨索里尼与希特勒亦必有所顾虑，则第二次大战或可避免。邱吉尔说，第二次大战为不必要的战争，观此岂不信然？

二次大战结束，美国以古道热肠的态度，遣马歇尔专使调解国共之争。然美国政府固不知中国问题症结所在，因而调解结果治丝益棼。到国共纠纷至无法和平解决时，美国竟一反常态，全盘撤手不问。白宫智囊以国民党中央少数当权派的腐化无能，竟误以为国民党内全无开明可为的势力，足以挽狂澜于既倒。艾奇逊见不及此，直至捉襟见肘不知何所措其手足之时，竟以“等尘埃落定”为遁词。

试即就美国利益立场来说，乘混水始可摸大鱼！如何能“等尘埃落定”？若就中美两国之间利害相关的立场来说，我们阖室大乱、尘土飞扬之时，也正是我们需要友人帮同澄清之时。试看今日中国，尘埃已经落定，室内红光耀目，焕然一新，请问艾奇逊先生，于美国究有何益？

今日东南亚乃至南美各国的局势正亦步亦趋走向二次大战后中国的局面，而美国的对策则仍因袭昔日的窠臼，举凡一切号称反共的国家，不论良窳，美国悉加援助。因而美国所支持的往往为各该国表面上似乎最反共，而本质上却为最反动、失民心的政权。此无异为共产党制造温床。至治丝益棼，此种政权无法支持时，则美国又不加检讨，率尔撒手作壁上观，徒呼奈何。长此以往，我们将坐视共产党势力的“解放”全人类了。

再就最近发生的西藏问题来说，美国朝野为憎恶中共，竟抹煞客观真理，认定西藏非中国的一部，并以中共对西藏的改革措施为侵略行为。须知远在隋、唐时代，中国政府即享有对西藏的宗主权。千余年来即西藏土著亦未尝否认。近百年来英国觊觎西藏，然亦未敢否认中国对西藏宗主权的事实。民国以后，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藏族为中华民族主要成员之一，西藏更为中国领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朝野为厌恶中共，便歪曲史实，硬欲将西藏划出中国版图，其幼稚无知，岂不可笑？

再者，中、印疆界不清，有史已然。尼赫鲁忽提出中国侵略之说，而又不愿与中共谈判划界，其用意似不在疆界之争，真正动机或有对内对外两重作用。因印度民族衰老，共产潜力尤大。此时提出中共侵略口号，对内足以打击印共，提高民族精神，转为建国图强的精神力量。对外则无非藉反共的幌子，以骗取美援。美国扶日反共已有先例，印度正可乘机效尤。聪明政客如尼赫鲁者，明知中共目前对内致力于建设，对外争取友邦，并无心亦无力侵略任何国家，故敢虚放警报，混淆视听。如中共真有侵略行为，则尼赫鲁可能反要作睦邻的活动了。美国朝野不明斯义，竟帮同摇旗呐喊，徒伤中国人的感情，对于反共实无益而有损，宜三思之。

四

最后拟对祖国国、共两党现阶段政权略作分析：

大陆上的中共政权，十年以来已渐趋稳定。惟中共急于工业化，及实现共产社会理想，不无躁进之嫌。然中共十余年来百废俱兴，建设规模之大与成就之速，皆史无前例。国势日振，真可说举世瞩目。我本人虽失败去国，而对北平诸领袖的日夜孜孜，终有今日，私心弥觉可喜。我国变乱百余年，民穷财尽，今日差得此和平建设的机会，我们断不应再使内战出现于中国。至愿红色政权好自为之，毋蹈吾人昔日的覆辙。我个人戎马半生，雅不愿再见铜驼于荆棘中也。

至于台湾，十余年来，蒋先生小朝廷内的一切作风似仍沿袭大陆时代的恶习而无甚改进。按常理说，蒋先生痛定思痛，应有一番新作风。辛亥革命时，中山先生曾有意划崇明岛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实验区”。蒋先生统治中国三十年，未能在大陆实行三民主义，今日在台湾已做到党政军清一色的局面，理应发挥理想，把台湾治成一“三民主义的实验区”，才可与中共在政治体制上唱对台戏。但是蒋先生十余年来的独裁作风，且有甚于大陆时代。如此而犹欺人自欺，动辄以“反攻大陆”作宣传，岂不可笑。一种政治宣传，如果连自己都欺骗不了，如何能欺骗世人呢？

但是台湾问题今日必须解决。因台湾问题已成世界问题中最重要的一环。直接影响世界裁军问题，乃至有导致中共与美国直接冲突的可能。是以台湾问题不解决，台湾便一日有变成世界火药库的危险。但是今日国共双方已不可能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蒋先生既无力反攻，况他用兵还要受中美协防条约的约束。中共虽高唱“武力解放台湾”，但内战停止已久，中共纵能越过美国第七舰队而进攻台湾，恐亦得不到中国人民的谅解。所以台湾问题的解决，只有政治解决一途。

政治解决台湾问题，则不外以下三种方式：

（一）联合国暂时托管；

（二）成立独立政府；

（三）按现状继续拖下去。

这三种方式中，第一、二两种国、共双方都不能接受。因据最近史家考证，远在殷商时代，台湾即为中国人所发现。隋、唐以后，中国即开始向台湾移民，晚而益盛。明末，荷兰人虽一度作短期的占领，但不久即为郑成功所驱逐。成功且踞台作反清复明的英勇斗争，虽以众寡不敌而失败，而台湾一岛却成为中国民族运动上的永远纪念碑。清末甲午战后，台湾割归日本凡五十年。然珍珠港变起，中国对日正式宣战，马关条约失效，按照国际公法，台湾遂复还于中国。一九四三年开罗会议，更经同盟国领袖正式承认。故台湾绝无独立的法律依据，任何中国人自皆不愿接受。因此前述第一、二两种方式均不会实现，则维持现状，势在不免。但台湾局势拖下去，可能引起世界严重问题，对中国固不利，于友邦亦无益。按情理言，美国尤其不愿拖。因中共视台湾问题的不解决，便等于中共政权的未完全统一。在其国力日盛之后，万一中共有原子弹出现，渠可能和美国赌国运，冒世界大战的危险，和美国摊牌。中共和美国之争，韩战即是先例。苏联以华制美，正可一石两鸟，全力支持中共对美作“局部的战争”。在此情况下，美国如不愿为保持台湾而赌其国运，则台湾问题便要急转直下了。

今后解决台湾问题之道，在我个人看来，可有甲、乙两案可循：

甲案：恢复国共和谈，中国人解决中国事，可能得一和平折衷方案。

乙案：美国承认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但目前暂划为自治区，双方宣布不设防，美国撤退第七舰队，使成为纯粹的中国内政问题，如此则战争危机可免。时日推移，大陆和台湾内部彼此敌视态度减轻，则真正解决便可实现了。我想蒋先生已逾七十高年，一生饱经忧患，至愿以苍生为念，毋使内战重起于中国，想蒋先生亦不致河汉斯言。

我退休海外，不问世事已十余年。以过去亲身的经验，观察今日的变局，自信颇为冷静而客观，个人恩怨，早已置之度外。惟愿中国日臻富强，世界永保和平，也就别无所求了。

五

总之，今日中国，乃至任何国家内的严重纠纷，都为世界问题的一部。而世界局势的变动对各该国国内问题亦有严重的影响。任何国家今后决不能再孤立于世界。人类文明今已进入太空时代，太空船环绕地球一周，费时不足两小时，世界已无形缩小。将来国界消灭，举世界书同文，而车同轨，当为不可避免的趋势。

不幸今日文明社会仍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制度所困扰而不能自拔，而第三种的民主社会主义依违两者之间又无法抬头。如因此而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双方各以原子武器相对抗，则人类数千年文明或将从此斩绝。不过，就近代历史的发展趋势看，资本主义及其与之俱来的殖民主义经数百年的演变，今已日趋没落。因资本主义制度对内每易发生无法解决的阶级问题，对外则难免趋向扩张主义。时至今日，由于此两项问题的无法解决，资本主义已至日暮途穷之境。

社会主义的兴起原由于资本主义的没落。其初时最动听的口号即为对内解决阶级问题，对外扶持弱小民族的独立以阻遏殖民主义。何期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社会主义国家均逐渐形成极权政治，剥削人民基本自由。因此太阿倒持，授人以柄，反为保有民主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引为反共的口实。两大相持，是非不分，致使中立小国茫然不知何所取舍。

然今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虽剑拔弩张，真正诉诸武力，目前似无此可能。战既不能，则和平共存，作政治、经济建设的竞赛，似为必然的趋势。试看近代世界各国建设史迹，凡以社会主义方式，以暴力从事社会主义与经济改革的，其牺牲至大，而收效极速；其以民主资本主义方式改革的则反是，而且往往远水不能救近火。中共与印度即为一最明显的对照。再者，在和平共存世局之中，落后国家因人民教育有限，生活水准极低，民主政治乃至民族资本主义均不易实现。勉强试行，若非流为武人专政，如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以及今日的阿拉伯、巴基斯坦、南韩各国，即为共产极权。以故第二次大战后，民主集团的失势即在此等落后国家之间。

不过近世科学昌明，工业化速度加快，人民生活水准与教育程度都在日渐提高之中。到人类生活水准普遍提高之后，其要求自由的呼声必随之高涨。极权主义的不能持久，民主政治的日益普遍，实为必然的趋势。而资本主义经济蜕变的趋向社会化，英、美近代历史中亦昭然若揭。以故今后极权政治的社会主义国家与民主政治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同时蜕变而殊途同归，亦为必然的结果。为调剂二者的优劣，我国孙中山先生首已阐明此义。二次大战后英国工党亦试行其制。两者功效虽均未大著，然就近年来世界政治制度演变的推测，民主社会主义终必大行于世界，盖可断言。我国先哲于两千余年前即有”大同“的理想。今后世界政体演变的终点，我亦将视其为国界消灭，种族平等的民主社会主义的世界联邦。后之读者，重读吾书于大同实现之时，亦将有感于斯文！

附录一——李宗仁声明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日于北京）

亲爱的同胞们：

在国内外一片大好形势中，我已经从海外回到人民祖国的怀抱里来了。此行受到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方照顾，感激良深。当飞抵北京机场之际，又受到热烈的欢迎，内心感动，尤难自已。谨借此先向党和国家领导人表示由衷恳切的谢意，并述个人愿望和感触以告国人。

首先我所欲言者，即十六年来，我以海外待罪之身，感于我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之下，高举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红旗，坚决奋斗，使国家蒸蒸日上，并且在最近已经连续成功地爆炸了两颗原子弹。这都是我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成果。凡是在海外的中国人，除少数顽固派外，都深深为此感到荣幸。我本人尤为兴奋，毅然从海外回到国内，期望追随我全国人民之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欲对一切有关爱国反帝事业有所贡献。今后自誓有生之日，即是报效祖国之年，耿耿此心，天日可表。

其次，我深愿以留美十多年所得的感受，寄语留台国民党同志。这些年来，美国表面上以“反共”为名，实际上乃进行着一系列反华、反世界人民的肮脏勾当，企图孤立中国，控制世界。狼子野心，路人皆知。特别自约翰逊主政以后，更变本加厉，扩大侵越战争，甚欲借此挑起一场跟中国人的战争。此举不仅引起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所同声谴责，也遭到了其国内各界知名正义人士不断反对和抨击。此种情况，为美国立国以来所仅见。

我尤欲寄语留在台湾的国民党同志者，多年以来，美国必欲据台湾为己有，阴谋诡计，无所不用其极。台湾省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绝不容许美国霸占。台湾与大陆的统一，纯属中国内政，绝不容许美国插手。吾党同志继承孙中山先生爱国反帝的革命遗教，与中国共产党有过两度合作的光荣历史。当此美帝国主义亟欲谋我之际，何忍引寇自重，为敌张目，甘为民族罪人，国家蟊贼。深冀我留台国民党军政同志凛于民族大义，也与我采取同一步伐，毅然回到祖国怀抱，团结抗美，一致对外，为完成国家最后统一作出有用的贡献。

最后，我深望海外侨胞和各方人士也应该坚决走爱国反帝的道路。一九四九年我未能接受和谈协议，至今犹感愧疚。此后一度在海外参加推动所谓“第三势力”运动，一误再误。经此教训，自念作为中国人，目前只有两条道路可循：一就是与中国广大人民站在一起，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一就是与反动派沆瀣一气，同为时代所背弃，另外没有别的出路。祖国早已宣布“爱国一家，不分先后”和“来去自由”的政策，此次我以待罪之身，也能获致宽大的待遇，就是一项具体证明。亟盼海外友好乘时奋起，拥护祖国，幡然归来，犹未为晚。

宗仁老矣，对个人政治出处无所萦怀。今后惟愿尽人民一分子的责任，对祖国革命建设事业有所贡献，并望能在祖国颐养天年，于愿已足，别无他求。谨布荩忱，敬祈垂察。

（原载1965年7月21日《人民日报》）

附录二——邵力子、章士钊一九四九年在香港致李宗仁的劝降书

德公代总统左右，窃自和议破裂，时仅兼旬，而江南泽骚，民众死所，上海六百万人，日在煎熬震骇之中。夫果谁为为之？孰令致之？力子等行能无算，失机辱命，抚心惭恶，难言可宣。而律以我公刻素谋和之初衷，当亦为忱叹不置。读公最近致穗声明，犹以和平之一贯作念为言，大局虽改，而息壤仍在，力子等无似请得为公剂和言之。

查和议之起，在去冬徐蚌战后。其时南京主和，表面固属相同，就中诚谲避就之度，相去乃不可以道里计。盖师徒桡败，再物维艰，良不待不藉和议以资喘息，徐图背城借一之举。于是阳主和而阴实主战者有之；即欲和已，而以内而封建鱼烂之习难改，外而英美连鸡之利可贪，又严惮中共之洪炉，毛发轻投，一燎且尽，于是主大江为界南北分治者有之。而公举非其伦也。忆公曾对众言：“吾宁向本国人屈膝，决不向外国人低头。”又云：“吾决不为破坏国家统一之罪人。”是公了然于和议之真实性，及其可能获得之最大极度。乃同人之所深信，而亦为中共领袖之所不疑，以故力子等与颜、江返自石家庄时所结口约不外，此物此志。

盖和者和也，既言和矣，势须限于以真言和者为对手。如上举两派人，一则本身原不愿和，一则其条件为全国人民所吐弃，设诚意谋和，而遽以此两派人或其意见搀杂其间，是在逻辑为自乱其例，在事迹为求前反却，和亦安有成理？于斯有须从公回忆者，国民政府对和议之声明，曾有两次。一为本年元日蒋总统引退之所为，一为中共毛主席宣布八项条件后，由公承诺作为基础谈判。此中关目，必先洞视明白，始不至误入歧趋。盖此两声明者，并非互相发挥，亦不能二者居一，质而言之，乃是后声明取消前声明。须知毛主席之八项条件，除第八条为独立主张外，自余七条，大抵针对蒋总统之元旦五项而发，理居绝对，事适相反，在法正负不得同时俱真，在势受其一必且拒其二。

由是公之谈判诺言，不啻粉碎蒋总统之五项意见，是使无立脚余地，灼灼甚明。力子等言此，绝非于两公所见，故为轩轾，特事实如是，必须了然明白，和使始能谨守限域，引绳切墨而为之。

力子等折冲以还，自信兢兢业业，矢慎矢忠，塙曾尽其最大力能，以期获得限度内之最前地步，未开会前，两方代表分别谈话，往复商榷，宏纤俱到，中共峻求，因而弛缓，故步因而移易者，数量均不为少。如战犯其最著也，泊正式开会，我方对协定草案所提修改意见，以书面写出，总计四十余处，被采纳者半数以上。平情论之，中共坚持其所应持，慨让其所可让，唐怀雅度，弥足钦迟。惟吾人有不宜忘者，此次和会，乃败者之所要求，又国民党执政二十年，智尽能索，甘于退让，向后吾国之政治领导权属于中共。只须了此二义，及和会构成之前后事实，以上则问题中之国内和平协定，在明眼人非惟无深闭固拒可能，反而以善善从长、其或得此已足之意念迎之，似为事势之所必然。

不谓我公宣言于和议破裂之顷，竟斤斤以蒋总统元旦五项为辞，一若致责于使者之忘所尽力，致恨于中共之无意曲从。至公本身昭示中外之堂堂诺言，所谓以中共八项条件为基础者，全然置之度外，若无其事。力子等不才，此诚闻命彷徨，百思不得其解者已。昔齐王好竽，有操瑟立齐门者，为识者所讥。蒋总统之五项意见，中共视之，犹齐瑟也。而公操之，以求见容于齐，几何不成为凿枘之势、矛盾之形乎？孟子又载，有求为齐言者，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终于无成。公处南京会议中，为主战派所劫持，无从申张己见，纯以齐傅之孤，面对楚咻之众，不得不瞻顾蒋总统之所揭橥，以为虚与委蛇之资。嘻！和战大事，岂寻常虚与委蛇小荣所得容颈而过身者？以公之明，岂不熟知。近顷以来，公屡以一贯谋和为言，以力子等之愚，不识一贯云者，横贯底于何地，纵贯起自何时。如公所谋之和，自始囊括蒋总统之强硬主张在内，窃疑不智；硁硁执持中共八条，认作础石，事后乃归咎于蒋总统之反面策略，未获重视，窃疑不忠。夫和议唱自国民党，而中共和之，使者数反，文电百出，界限分明，基石塙立。徒以公失于智与忠之运用合度，功败垂成，坐使党国诸公，群图以破坏和平之罪名，嫁于异己，窃疑不信。不宁，惟是，犹记力子等初次到平，中共领袖，以封建官僚集团独裁统治廿余年，应将革命进行到底为言，和意本不甚厚，且于公是否力能胜此，尤难释然。经力子等再三譬说，以为和平本身，有无穷民意为之后盾，即属一种不可侮之力量，加以中共在同一旗帜之下，相与提挈，双流会合，并于一向，总应足以克服可能发生之困难而有余。中共同意此说，和平之门以启。要而言之，中共此次主和，完全以公为对象。至主战分子，慑服也可，招致也可，愿得假公之力，充类至尽而图之，傥此著绝无可能，抑或效至微细，亦愿公笃守本位，划清界限，以纯粹言和之身，与中共提携到底，此中微妙，谅公洞无遗。

苟非如此，和局自始不立，遑待今日今事寔之所表现，公非惟不能坚执原议，砥柱中流，设致法孤立硬派，使之就己，而且放弃自身立场，投于叫嚣隳突之漩涡，伇顶踵俱随主战之洪流以没，旋以主战者之声口，抨击和议之不终。此不仅显示公之信念不笃，进退失据，抑又使持节往复、始终其事如力子等者，焉丧其信守，无以对中共降心僇力诸君子。力子等诚私心痛之。说者谓公本心固非尔尔，重围难脱，遂不得不随波逐流。力子等以当此谬悠之谈，殊不足为公辩解。盖和战大事，凡国家安危、生灵祸福，大抵定于俄顷，决于一言，岂容随人浮沉，漫以轻心掉之。况主战派之跋扈鸱张，由来已久，非仓卒之所形成。又其时散处台穗，并未尝偪处肘腋，而公名器在手，操纵有途，至何以必开南京会议，东呼西召，造成一被包围之大圈，使己沉浸其中而不得出。力子等诚惶惑无以共喻，姑退一步言，以为此出于事态之无可如何。惟协定之限期届满，过江之共军歘至，所谓硬派，不啻惊鸟骇鹿，觅路分奔，独公坐镇中枢，左右顾盼，擅为所欲为之势，握千载一时之机。力子等在平焦灼万状，急电陈辞，恳公无论如何莫离南京一步，万一别有危机，艰于株守，亦求公飞莅燕京，与力子等共图转圜突变之方。

虽不以力子等为不肖，巽辞见复，而当机立断之雄心，终不敌其苛责中共之幻想，旨意回环，终于模棱。此著一失，力子等敢谓尽六州之铁，不容铸此大错！然尔徒见公缺乏剑及履及之决心已耳，岂得悉诿为主战者之形格势禁也哉。迨南京之遁迹告终，桂林之劝驾以始，广州之使车麋集，溪口之甘言沓来，力子等亦曾至电奉告。此公悬崖勒马之第二机会。盖长江之局面虽变，西南之版图犹存，公在桂林开府，屹立不动，继续以和平大义相号召，仍不失为当年肇庆军务院之规模。乃公终不以鄙言为可采，并不胜主战分子之胁迫利诱，竟尔翩然莅穗，同流合污，阳冠僚寀，阴侪傀儡。不知公有何把握、作何打算，还岸然以国家存亡、民生祸福为张皇工具。伤哉！伤哉！力子等之愚，以谓天下公器，非可力取。中共今日之成功，由于本身依倚民众、组织坚强者半，由于国民党反乎民之好恶、馁败无能者半。三年之间，党府从全胜以至惨败，迄犹秋风卷箨，不至扫地以尽不止。此在中外历史，尚无前例，大势如此，人心可知。真爱国者处此，应须掬诚作最后计校。苟能为国多存一分元气，为民多救一人性命，试问尚有何顾忌而不肯为？或曰和平名耳，其实降也。念以此提振困兽犹斗之精神，拼作挺而走险之末计。嘻！此何时也？顾倒行逆施乃尔。夫同族之争，败固非辱，政权过久，交迭有时。语云：绳之绝也，必有绝处，绝处在此，降亦何妨？朝三暮四，名何须执。议者以和平协定过酷为言，此在力子等，亦颇谓中共可能并无妨再加让步。例如前言删去，或止于轻描淡写，可以减少若干刺激性而毫无碍于实际条件。又如第四条之军队处理，可竢至联合政府成立，以命令行之，无需亟亟整编。忆会议时，力子等曾就上述相类意旨不断陈说，并谓成功者赍予对方之幅度愈形宽大，收效所至，将与为比例差。然中共坚执历史之教训不可违，基本之策略不可变，彼自有其惩前毖后之理，力子等殊难为竭忠尽欢之谭。且天下事之以协定而成者多矣，酷不酷何常之有。即以国共史迹而论，重庆政协告终，中共不曾愿受五分之一之军队限制、三分之一重大事件否决权乎？公试回思，此对中共，可得名为酷否？然当时蒋总统犹靳此区区而不之畀，坐是决裂，人民涂炭至今。既主客之形不同，强弱之势易位，中共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论情无所谓不平，在法亦惟有顺受。天演家言，适者生存，鼎革成事，不取反咎。今国民党之不适，与中共之应取，岂不如十日并照之明？于此犹鳃鳃焉以国家为孤注，人民为刍狗，不忍于政权一日之得失，甘犯穷兵黩武之罪名，对人恕道全失，对己后祸莫测，岂非大愚不灵之甚者乎！至中共总揽政权，是否于国为福，此中共当好自为之，吾人无暇为借箸之筹。独国民党今当放弃一切，己既无能，应让能者，己既贪污，应让廉者。姑舍道德不论，而亦为苏张无从辩解之事实，与颇牧不克挽回之颓势，彰彰明甚。昔黄克强先生在民国初曾引董仲舒语告人云，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又云，事苟有济，成之者何必在我。煌煌巨训，凡国民党人所应三思。力子等或亲隶党籍，或效力革命，于此党之利害得失，岂不切切关怀。惟蝮蛇螫手，壮士断腕，君子爱人，以德不以姑息。国民党当此难局，惟有大胆割弃，始有新生命见存，惟有破除武力迷梦，始有新政治领土可得。时哉时哉，豪杰不待机，勇者不留决。

今日之事，和固和，不和亦和，和者天下之公言、民生之唯一出路。非国民党所能截断，亦非中共所得把持。中共虽于公失其信心，顾仍未至整然绝望。公虽不脱束缚驰骤之境，顾发愤仍未始不足有为。力子等留带北平，悚息待命。闻公与何院长敬之兄，屡以中共扣留代表，宣言于众，发布代表团公函，亦复故加删节，以致要语漏略，本意不明。试思力子等纵至不肖，而以立身向有本末，见事非无是非，将何至受人拘牵，惟所进退。中共大党，持政待人多有榘度，亦何至强抑使节，自隳令名。须知吾侪不应以不肖之心待人，尤不应以莫须有之事论政。况力子等在北，言和之人不加多，力子等在南，言战之人不加少，形骸土木，了无重轻，徒以年事略高，人缘非浅，平章国事，略有执持。因缘应合，责在攸在，不敢效悻悻小丈夫之所为，坐视公等之溺于稽天大浸而不为援手已尔。兹以刘为章兄南还之便，辄取此番经过之实在情形，及力子等之深切自信，为公慷慨陈之。知我罪我，无取妄计。抑有进者，近闻阎锡山间关两粤，以危辞怵公，公之赴穗，未免中其愚计。传有之：败军之将，亡国之大夫，不可与计事”。夫阎君不惜其乡人子弟，以万无可守之太原，已遁去，而责若辈死绥，以致城破之日，尸与沟平，屋无完瓦，晋人莫不恨之。

今彼欲以亡太原者亡广州，而公竟悍然不顾受其羁馽，斯诚咄咄怪事！又美帝国主义，为中共抵死反抗，公宁不知？前在宁时，公提出外交意见，欲力子等向中共折冲。力子等当以此点万无冀幸，非惟不应向中共说及，而且公之言论、行动，切宜谨慎将事，倘非斩钉截铁，打断美援意念，绝无与中共合作可能。如此等语，想公犹能记忆。今据报端所纪，公处处图为美援斡旋，且斤斤执持中共之媾苏表示为间执人口之计。嘻！过已！盖中共揭橥新民主主义，非至联合政府成立、经各党派公同讨论之后，不能有旗帜鲜明之外交政策。遽先以捕风捉影之谈，蔽罪于人，为己身已成事实文过饰非之地，既不能取信天下，亦何足昭明理之平。至中共是否一党垄断，尤国民党而效之，则有待将来政事为之证明，今漫以压迫恐怖阴谋暴力欺骗极权铁幕种种丑恶名辞骂倒之，骂诚骂矣，倒乃未必。人既不倒，己或先崩。且国民党之失政，国民已裁判而惩罚之。倘中共他日甘蹈南京之覆辙，民犹是也，国犹是也，夫何渠前后之不相若乎？

公亦何必过于早计乎！正封缄间，读公本月二十一日告全国同胞书全文，与力子等所了解于公者异趣。既他人捉刀，而以公之名义布之，则公所云排除阻力、革新政治经济与军事、使适应时代之需要，及人民之要求者，政由宁氏，祭由寡人，皆可作如是观。以力子等之颛蒙，夙昔诸承见爱，心所谓危，不敢不竭诚奉告。惟公实图利之。耑肃敬颂

勋祺

邵力子、章士钊 谨启

五月廿五日

附录三——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的沧桑（唐德刚）

一、李宗仁的历史地位

李宗仁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屈指可数的政治领袖和英雄人物。读历史的人，纵使以成败论英雄，对这样一位不平凡的历史制造者，也不能等闲视之。

从一个历史人物的任何角度来看，李宗仁的一生事迹原也不能归纳成“失败”二字。他的出身是满清末年，落后的广西农村里一个诚实忠厚的牧童。论家庭环境，他比后来和他同时显赫的国共两党中的领袖人物都要艰苦得多。他是个真正赤脚下田、肩挑手提、干过粗活的贫苦农民（其他做过同样自述的高层领袖人物，往往却是言过其实）。然而历史和命运，三凑六合，却渐次提携他在中国军政两界，逐年上升；终于在国民党政权在大陆上的最后一年中，成为国家元首——有历史和正统地位的国家元首。这在中国的传统史学上说，也可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位“末代帝王”罢。“末代帝王”——尤其是传统的宗法社会转向社会主义社会，这个“转移时代”的“末代帝王”，是任何读史者所不能忽视的。

从李氏个人在历史上的事功方面来看——让我引一句套语——他的一生也可说是“有足多者”。他在二十来岁初主“方面”之时，居然能摆脱旧军人的传统，跳出当时腐化的环境而以新姿态出现，这就是一件那时军人不容易做到的事。其后他加入国民党，侧身国民革命，论战功、论政略，他都是国民党旗帜下一位佼佼不群的领袖。在那些国民党执政时期诸多决定性的大事件之中——如“统一两广”、“北伐”、“清党”、“宁汉分裂”、“武汉事变”、“中原大战”、“国共第一次内战”（“五次围剿”与“反围剿”）、“闽变”、“六一事变”、“抗战”、“国共二次内战”、“行宪”、“蒋氏二次下野”、“国民党退守台湾”等等——李宗仁都是关键性人物之一；少了他，历史可能就不一样了。

就以最后这件（蒋氏二度下野、国民党退守台湾）事来说罢，李氏也是造成今日台海两岸对峙的重要人物之一。当年李宗仁曾对笔者力辩一九四九年“逼宫”之说为“诬赖”。据个人探索，我也认为“逼宫”之说有点过甚其辞。但是蒋氏当年既然退而不休，却为什么又要坚持“引退”呢？

原来“内战”与“外战”不同，在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观念支配之下，对外战争在情况险恶之时，卫国将士是应该“宁为玉碎”的。但是内战在同样情况之下，那便不妨“阵前起义”或谋“局部和平”，以求“瓦全”了。蒋氏下野而让李某“抛头露面”，其用意显然是在“稳定桂系”，免得它效法傅作义，在华中地区搞“局部和平”罢了。

在蒋氏那时的估计，桂系如不搞“局部和平”，他或许仍然可以“割据两广”以抗共军。这样蒋氏所直接控制的中央系也就可以确保台湾了。这也是“守江必先守淮”的次一步安排罢。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一旦国际局势转变，国民党卷土重来，还怕“桂系”不听指挥吗？

后来桂系在“两广”虽然“割据”未成，但是李、白二人没有和程潜、陈明仁一道去搞“局部和平”，倒给予中央系人物较充分的时间去准备退守台湾——如胡适在抗战期间所说的“苦撑待变”！而国民党在台湾居然能并未怎样“苦撑”，就“待”出一个韩战的“变”局来。那时李、白二人如果也搞起“局部和平”来，则情势可能早就改观了。没有个台湾，整个中美关系，乃至今日三强互制的整个世界局势，也就不一样了。话说从头，李宗仁一个人的意志，也是这个历史发展的关键！

一九六五年初夏，李宗仁有一次忽然十分伤感地向我说，他年纪大了，想“落叶归根”！他那片“落叶”，如果在一九四九年就“归根”了，今日中国和世界的局势还会是这样的吗？

匹夫一身系天下安危。我们读历史的人，岂能小视李宗仁这位“末代帝王”的个人故事！所以我们要治“民国史”，则对李宗仁其人其事就必须有一番正确的认识。但是要认识李宗仁，他本人的回忆录自然是最直接的原始资料。

二、本书正名

当然古今中外任何历史人物——尤其是政治圈内的人物——的自述，都有其片面性。它的论断是极度主观的。但是一位创造时势的英雄，对他如何创造他那个时势的自述，其史料价值究非其他任何间接史料所可比。至于如何在这些第一手史料中去甄别、取舍，那末见仁见智就要看治史者和读史者——不论他是个人、是团体或是阶级——个别判断能力之高低和成见框框之大小来决定了。

笔者不敏，由于“治史”原是我的终身职业；“读史”也是我生平最大的兴趣；加以上述理想的驱策，因而在美国大纽约地区接受哥伦比亚大学之聘，自一九五八年暮春至一九六五年初夏，断断续续地用了将近七年的时光，在李宗仁先生亲自和衷合作之下，写出了这部《李宗仁回忆录》的中、英二稿。属笔之初，李公与我本拟在《回忆录》之外，另加一书名叫《我与中国》——使它和当时风行美国的《艾森豪回忆录》另有个书名叫《远征欧洲的十字军》一样。至于作者的署名则更经过哥伦比亚大学的提议、李氏的同意，用：“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口述历史学部编纂发行”等字样。出版时列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丛书第×××号”。这种安排也可说是一种三边协议罢。

我们那时想取个“附带书名”的原意，只是为本书“英文版”着想的。因为当时欧美社会的时文读者们对“李宗仁”这个名字，并不太熟悉，加一个“我与中国”就比较清楚了。不幸英文版之付印由于李氏于一九六五年夏秘密离美而中止。如今二十年快过去了，李宗仁的故事在欧美已不成其为“时文”，而是一本不折不扣的“史料书”了。史料书再用这个附带书名不但失去原来意义而且会影响本书史料上的严肃性，所以笔者征得哥大校方同意，为保持本书的纯学术面貌，就决定不用了。

至于本书的“中文版”，它原无加一附带书名之必要；画蛇添足，就更犯不着了。这件事从头到尾是笔者个人向李建议的，取舍之间并未违反李氏之原意也。

三、中文稿出版的曲折

本书共有中、英文稿各一部。

中文稿共七十二章，约六十万言。此稿内容政治掌故太多，牵涉广泛，各方阻力不小。海外可销量有限，出版不易，以致积压甚久。因此在七十年代中期，当国际环境好转，海内外学术风气亦有显著改变之时，本稿原国际版权享有者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乃委托笔者将本书中文稿转交香港《明报月刊》，暂时以“连载”方式，按月分章发表，以飨读者。

哥大执事人并有正式公函告我，因为我是本书中、英二稿的唯一撰稿人，根据国际出版法我个人有权收取本书中文版的国际版税。至于本书英文版的版税问题，哥大历届当轴均一再言明，校方为本书“投资”太多，为收回成本计，大学拟以英文版版税“归垫”云云。

以上都是享有两稿版权的哥伦比亚大学向我这位“著作人”主动提出的。笔者一介书生，对资本主义学术界的生意经，既无研究，更无兴趣；只要他们能不动本书内容，能保持这本历史记录的真面目，我就很满意了。至于大学当局主动地向我言“利”言“权”，我多半是由他们作主而不置可否的。这可能也是我们海外中国知识分子，治学异邦，而仍然未能摆脱我故国乡土书生的头巾气，有以致之罢。

由于哥伦比亚大学的授权与供稿，香港《明报月刊》乃于一九七七年四月份（该刊总第一三六期）起，按月连载至两年之久。后因该刊前编辑以此稿过长，希望暂时停载若干期，以免读者乏味。同时亦因哥大所发之中文稿中，竟然缺了极其重要的有关当年“国共和谈”的一章——“第六十六章，《收拾不了的烂摊子》”——需由英文稿回译，而笔者事忙，一时未能动笔，这一“连载”便暂时中断了。

今年（一九八〇）年初，笔者承香港《明报》发行人查良镛先生函告，以《明报月刊》对《李宗仁回忆录》将恢复连载，并拟刊行全书。此时适本书英文版业已问世。笔者乃着手将此缺稿回译，并将十余年前所撰之《中文版序言》修改补充以适应当前需要。唯平时教学事忙，一时无法抽空，遂拖至学期结束。后正拟趁暑假赶工之时，忽自中文报刊上读到消息，始知《李宗仁回忆录》中文版，已为广西文献委员会在桂林出版——笔者执笔草此文时，对该“桂林版”尚未寓目。

这件突如其来的出版消息，倒使我这位“撰稿人”，颇觉意外。理由是：

第一，桂林出版的《李宗仁回忆录》据说是李幼邻（李宗仁的长子）带回去的那份残稿。全稿缺了上述那极重要的第六十六章，画龙失睛，岂不太可惜了吗？桂林的出版者事先为什么不问我一声呢？

第二，笔者是该书享有国际著作权的唯一“撰稿人”。全书虽是根据李宗仁大意下笔的，而李氏所提供的只是一些含混的“口述史料”（oral sources）——李宗仁旅美期间，身边无片纸史料——至于详尽明晰的“著述史料”（written sources）之搜集，写作计划之拟订，新式史学方法之运用与全部文稿之撰写等等，则全是我一手包办的。所以哥大口述历史学部原主持人，在本书英文版“导言”中，便郑重指出，本书是“一位历史制造者和一位历史学家的合著”（全文见英文版韦慕庭、何廉合撰的“导言”）。论对本书撰写过程中用力之多寡，和在史学著述上文责之轻重，在哥大发行的英文版上，我的名字尚且排在李宗仁名字之前呢。因此，按法律、按事实、按情理，这都是李宗仁和笔者二人的“合著书”；这也是李氏生前和哥伦比亚大学共同协议认可的。为什么这本桂林版的问世，我这位“合著人”事前竟毫无所知呢？！

第三，本书所用的体裁虽为“自传体”，但是它的撰著过程却是与“传记体”分不开的。只是一般传记的写作——如薛君度所著的《黄兴传》（英文原著作于哥伦比亚大学，中文译本最近在湖南长沙出版）——所用的资料多半以“著述史料”为主；作者的意见，也可随心所欲，任意发表。本书的写作，则是“著述史料”与“口述史料”并用；作者任何意见须经当事人认可而已。所以本稿实是“传记”、“自传”合二为一的一本现代史学著述。本书之行世，自传当事人和史学执笔人，对当前读者和后世史家，都应有个明白的交代。一本史学著作不是一个由天上掉下的陨石；它是有来龙去脉的。读史的人——尤其是将来的史学家——也是要寻根究底的。一位生前未尝执笔为文的李宗仁先生，死后忽然从天上掉下一本自传来，这也是对读者和历史的蒙混。所以自传的当事人和自传的真正执笔人，在书面联署，目的是向读者和历史负责，非徒世俗所谓附骥留名而已也。当年美国报人斯诺在陕北访问毛泽东所写的《毛泽东自述》，仍然是史著《西行漫记》（或译《红星照耀下的中国》）里的一章。斯诺对中国近代史并无深入研究，该篇并未引用其他“著述史料”；他所用的倒是百分之百的毛氏的“口述史料”。虽然如此，历史家并没有把此篇收入《毛泽东选集》，那一篇仍是斯诺的作品。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夫人所写的《朱德传》亦复如是。这些都是近代史学著述上有名的作品，尽人皆知。本书桂林版的发行人，为什么对这些前例熟视无睹，而单独把我这位“撰稿人”的名字在书上一笔划掉呢？！

第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哥伦比亚大学，为着捞回原先投资的成本，也只是取消我这位“作者”应有的“版权”；它并没有剥削我的“著作权”。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的广西文献委员会，理应对历史作家有更多的保障。它怎能比资本主义的哥伦比亚大学，更进一步，连我的“著作权”，也给不声不响的没收了呢？！

在百思不得其解之下，我的臆度便是：祖国的学术界和海外的学术界，不幸的隔绝太久了。因此著述界和出版商在海内外彼此抄袭、翻印、剽窃等陋习多少年来已相沿成风，视为当然。如今海禁大开，海内外著述界已由高度交流而日趋统一。但是原先的陋规恶习，还有其相沿的惰性，一时颇难祛除。近三十年来该有多少我国出版的名著，在海外被改写、换名、盗印了？这也都是尽人皆知的事。

再者李幼邻先生当年经商事忙。他对这一宗替他父亲写回忆录的学术事务，原未参预，隔阂殊甚。他对本书由协议、到撰写、到出版底一系列合约的安排，并不熟习。最近他只是以李宗仁长子的身份自黄旭初先生的遗属手中，取得了这份残稿（至于此稿如何落入黄家，下文当另有交代），他便把这份残稿捐献给广西政协了；而接受这份残稿的广西人民政协当局，当然更不知道本稿各种复杂的前因后果，因而就以当年旧社会中的官场惯例，未经调查，不问情由，便把全稿一股脑出版了。

这样一来，他们也就把一个现代史学作家，当成当年官场上的“文案”、“师爷”、“秘书”等一样的“幕僚”看待了。这些旧时代的“幕僚”底主要职务，便是遵“长官之命”，去为长官“拟稿”；拟好了“文稿”，再由他们“主任秘书”或“幕僚长”来“核稿”一番；然后再“呈阅”，由“长官划‘行’”，便是长官的“文告”了。

但是这种旧时代的“官场惯例”和现代学术界的“科学分工”，是水火不相容的。可是笔者这部现代史学的著述，显然是被当成旧社会的“长官文告”给处理了。在今日海内外学术界、著作界，由高度交流而日趋统一的现状下，竟然发生这样有欠正常的出版现象，我身为海外作家之一，不避冒昧地著文反映，在法、理、情三方面，请求有关当轴，加以澄清，也是我们帮助祖国出版界现代化、国际化的应有责任罢。

四、英文稿和中文稿的关系

本书的英文稿原是笔者对中文稿的节译、增补和改写而成——共五十三章，亦四十余万言。此宗英文稿于年前经笔者重加校订，由哥伦比亚大学授权英美两家书商，于一九七九年六月在美英两国同时出版。为节省纸张用小号字排印，亦有六百四十二页之多。书前有上述韦、何两氏的“导言”，我自己也写了一篇英文长序。

这中英二稿在分量上说，都不算小；甚至可以说在中国近代史传记项下，是一部鲜有其匹、全始全终的一部“当国者”的自述。用常理来说，这中英二稿自应以中文稿为主；英文稿不过是一部“节译”而已。谁知就撰写的程序来说，这中、英二稿却相辅相成，各有短长。其内容亦间有不同。此种情况之发生固亦有其常理所不测之处也。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便是这部书的写作原是一所美国大学所主持的。美国大学对出版中文书是毫无兴趣的，当然也就不愿提供非必需的经费，来支持中文写作了。

笔者当年受聘执笔，要随时向校方主持筹款的上级，报告“进度”；而学校当局对我这位“研究员”的“研究工作”之考核，亦全以英文稿为衡量标准。幸运的是李宗仁不懂英文，我非起个“中文草稿”，则李氏便无法认可。那时笔者如为着省事，但向哥大按时“交差”，则中文草稿原无加工之必要——哥大当时所主办的其他中国名人“口述自传”（如胡适、孔祥熙、陈立夫、顾维钧、张发奎、蒋廷黻、陈光甫、蒋彝、吴国桢、李汉魂、何廉等人），均无中文稿。该校在同时期所主办的一些东欧名人的“自述”，亦无东欧文底稿。笔者所撰这部中文版《李宗仁回忆录》，则是其中唯一的例外。

说实在话，这部书原是我个人循李宗仁之请，在正常英文撰述工作之外的一点“额外工作”——说是笔者个人“偷空的私撰”亦未始不可。

为着赶写英文稿，按时向校方“缴卷”，同时并保持中文稿最低限度的可读性，我那时精力虽旺，也还是日不暇给；工作时间，往往是通宵达旦的；而这点自讨苦吃的“额外工作”，也不知道给予我多少一言难尽的“额外”苦恼，有时因之气馁，有时因之心力交瘁，是难免的；但是笔者愚而好自用的个性，总算也有可用的一面，我是咬紧牙关，不计后果的坚持下去了——坚持着用掉数十打铅笔，多写了一百多万个中国字！

那份“铅笔稿”——多半是我在午夜前后一灯荧荧之下，埋头书写的——它底分量虽大，而哥大当局却一直不知其存在。一直到一九六五年深秋，李宗仁秘密离美后三个月，哥大的律师为向法院“备案”，细查全稿撰写程序，才被他们发现的。一旦发现，校方乃要我缴出归公，由哥大“封存”，从此就算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财产”了。该稿现在仍被锁在哥大图书馆总馆的“珍藏部·手稿室”。笔者前不久曾一度被特准取阅，全稿纸张，已苍黄不堪矣。

这部中文稿既是一部“额外工作”，而这额外工作又多至百余万言，因此落笔之时，我断然没有工夫去字斟句酌的。事实上那份草稿的撰写方式，简直与一般“限时发稿”的新闻记者的写法一样——真可说是“文不加点，一气呵成。”要推敲、要考订、要章节改组，就到英文稿上再去加工罢。

据笔者个人，乃至海外一般同文的经验，写英文在某些方面，远比写中文轻松。主要的原因便是中文须“手抄”，而英文可“打字”。打字是机器工业，快而省力——笔者本人便可于一分钟之内很轻松地“打”出四十五个以上的英文字——所以一稿可以数易。必要时且可请打字员代劳，甚或录音口述，不必挥动一指。写中文则是手工业；一字一句都得亲自手抄。一篇短稿，往往也要个把钟头，才能抄完。要把一份长逾百万言，“额外工作”的手抄稿，不断地改写改抄，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是这部《李宗仁回忆录》，却是经过六、七年的时间，不断地改动才完成底稿的，因为有时完稿之后，已经李氏认可了，忽然又发现了新史料，甚或新回忆，（“忽然间想起了！”）如此则部分手稿必须改写，而这项改写工作，我往往就舍中就英了；在英文稿上直接加工，然后要打字员重行打过就是了。

至于中文稿，手抄太困难，而海外又无中文“录事”或“钞胥”可以帮忙，所以中文稿需要改动，我只写了些“眉批”，或标上一两张签条便算了。“改写工作”就只好“留待异日”再做罢。

举一两条小例子：

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北伐途中，蒋、李二人“拜把子”之时，蒋总司令的盟帖上原有四句四言的“盟诗”。李先生忘记了。那盟帖也在一九二九年“武汉事变”中遗失了。所以在中文稿上我们就没有写下来。可是后来郭德洁夫人阅稿时，她还能记出原文。李氏乃要我“加上去”。我便把这四句译成英文，把原稿抽出“改写”，并重行“打”好，天衣无缝地补了进去（见英文版第一七五页）。

但是在中文稿上，我只加了一张签条，以便将来“整理”时，再行补写。孰知李氏一去，“补写”不成，而这张签条后来又在哥大复印全稿时被暂时“抽下”。一抽之后，不识中文的助理员便无法复原。因此蒋总司令的这四句“盟诗”，和陈洁如女士的芳名，在中文版上也就不能出现了。

还有，当李宗仁营长于民国八年（一九一九）率部驻防新会时，奉密令逮捕新会县长“古某”，并将其“当场崩掉”。县长是被他杀掉，但是名字却被他记错了。后来经辗转查明，那位枪死的县太爷的名字原来叫“何文山”，湖南人，而非“古某”。在英文稿上我是根据新史料改正了（见英文版第五十八页至六十页）。但是在中文稿上，我也只加个签条，这个签条后来也脱落了。所以该章其后在《明报月刊》（总第一四二期）印出时，那位冤死鬼还是那位“古某”。我相信在新出的“桂林版”，可能仍是将错就错的。

以上所说的虽然只是一些小出入，而如上节所述的中文稿第六十六章“收拾不了的烂摊子”，则全章都是笔者最近才从已出版的英文稿第四十七章，整个回译的。原来当我发现中文清稿中缺了该章之时，我曾专程去哥大各处搜寻，却遍觅无着。这章稿子究竟怎样遗失了呢？事隔二十余年，真是线索毫无！后来我在自己的日记和其他一些杂乱的残稿之中，才找到点影子。

事情的经过大概是这样的：在当初我把那一章中文底稿译成英文之后，哥大方面的美国同事阅后都嫌其太简略了——因为这是当时大家等着要看的“最重要的一章”——我自己反复读来也自觉有避重就轻之感，乃决定把全稿抽出，从头改写。改写再经李氏完全同意之后，未等着把中文底稿润色后抄成清稿，我就把底稿译成英文了，因此中文清稿一直没有叫昭文补抄。没有补抄的原因，是笔者对改写稿仍不满意，只以“来日方长”，以后与李宗仁商量，再来个三次改写罢。

原稿既然抽下来了，打杂的女秘书，可能就忘记放回去。后来哥大的中国口述历史档案室又先后三迁，而直接管理档案的女秘书又一死三换，先后不接头。笔者原不管庶务——按规章我也无权过问，也没时间过问——后来受调离职就更不能过问，残余的中文底稿第六十六章也就再也找不到了。

原先我个人对整个七十二章中文全稿的打算，是等到英文稿完工之后的遥远将来，在李宗仁继续合作之下，再“慢工出细活”地补充、润色，甚或彻底改写。因为在李氏与哥大合作之初，便同意在回忆录英文版面世之前，不得以中文发表任何回忆史料。这本是美国学术界的生意经，所以我对于中文稿，原也打算天长地久，以后再慢慢琢磨的。这本是我个人的心愿——这部中文稿太毛糙了，她是一块璞玉；玉不琢、不成器，我是预备把她好好地改写的。一部必然传之后世的中国史书，怎能让后世史学史家看出“英文版优于中文版”呢？这种心理也可说是我们寄居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对祖国文明，所发生的班超式的愚忠愚孝罢。

谁知英文稿甫告完工之日，李宗仁忽然自纽约“失踪”！哥大随即循法律程序，把与李氏有关的中英文一切文件，全部封存。哥大这一锁就锁了十二年之久。直至一九七六年初，“中美建交解冻”已成定局之时，哥大当局始决定把这项中文稿“解冻”发还。这时李宗仁夫妇墓木俱拱；海内外人事全非。笔者亦两鬓披霜，摩挲旧作，真是百感交侵！

笔者虽然是这部书从头到尾，唯一的执笔人，但是在体裁上它毕竟以“自传”方式出现。在治学的基本原则上说，我今日对这部稿子，除掉改正少数笔误之外，我是不应易其一字的。改写和润色，都为治学常规所不许。

但是这部书，原只是一束“草稿”——一位未施脂粉，乱头粗服的佳人。她原是学术在政治上的牺牲品。因此这中、英二稿，并不是一稿两文；而是一个著作程序中，两个不同阶段之下的两种不同的产品，相辅相成而各有短长。中文稿还没有脱离“草稿”阶段；英文稿在程序上却是“定稿”；而这一定稿大体说来却又是中文草稿的节译和补充。这点实在是我们华裔知识分子在海外以中英双语治中国史，无限辛酸的地方。这也是笔者要向《李宗仁回忆录》中文版读者抱歉，并请逾格体谅的地方。

五、初访李府

《李宗仁回忆录》的中、英二稿的“正本”虽被哥大积压了将近二十年，其“副本”则在海内外变相流传，易手多次。因而新书未出，旧稿已经弄出意想不到的许多古怪的“版本问题”来。笔者既是两稿唯一的“撰稿人”，我自觉对这部稿子撰写经过中，若干关键性的细节，亦有稍加叙述的必要；庶几读者能了解真象而不为鱼目混珠的版本问题所困惑。

这部书原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口述历史学部主持之下撰写的。这个“学部”（或译为“计划”）原于一九五七年试办成立；也算是该校总口述历史学部中的一个支部。这个支部的主持人是该校授中国近代史的白人教授韦慕庭（C. Martin Wilbur）。各项经费原是他向福特基金会、美国联邦政府，以及其他方面筹募的；一切内部政策也就由他一人决定。笔者在拙著《胡适杂忆》的最后一章里，也曾略有交代。

韦氏为与中国流亡政要洽谈方便起见，后来也邀请当时在哥大教授中国经济的华裔何廉（Franklin L. Ho）博士参加。但是何氏的职务只是陪陪客、吃吃饭，做点咨询工作而已，并不负丝毫实际责任。何氏是搞经济的，同时因为他早期在国民党中做官是属于“政学系”那个官僚集团，历史既非其所长，而他过去在中国政治圈中的恩怨，反增加了哥大对中国口述访问中的不必要的困难。即以宋子文为例罢，宋氏曾多次透过顾维钧先生向哥大表示愿意参加。宋是哥大的校友，又是所谓“四大家族”中的宋家的第一要员，在后期的国民党政权中，他是位核心人物，本身就是一部活历史。最重要的是他还拥有整箱整箱的私人文件。不幸当他在重庆作行政院长的时期，把他下属的“农本局长”何廉给关了起来。据说当时何氏如没有“政学系”的靠山，是可以丧命的。

如今大家都流亡海外，纵不记前嫌，但是把杯握手，也难免脸红——尤其当时华人知识分子圈圈内的传说，都以为这个口述历史是何廉主持的；何氏对外自然也当仁不让——所以宋子文就有点踌躇了。后来宋氏还是不顾既往，颇有参加的愿望，但是在“咨询”过程中，他的名字却被划掉了。

后来顾维钧先生向我说，宋子文先生希望你也能帮帮他的忙，他想写本“回忆录”。我斩钉截铁地告诉顾先生，我愿抽空，为宋先生义务帮忙。但是顾先生知道我是一位“穷忙”的流浪汉，哪里能抽出这个空；一人担三口，昼夜不停走，哪里又能负担起这个“义务”呢？所以也就作罢了。

后来宋氏在西岸吃鸡，不幸噎死的消息东传之后，我个人闻讯，真捶床叹息——我们治民国史的人，怎能把宋子文这样的“口述史料”，失之交臂呢？

哥大这个“中国口述历史学部”自始至终就只有两个全时研究员。夏连荫（Julie How）和我。夏女士最早访问的对象是孔祥熙和陈立夫；我最初访问的则是胡适和李宗仁。

李宗仁是在一九五八年春夏之交，适之先生决定出长台中中央研究院之后，才应邀参加的。参加的程序是先由哥大校长具函邀请；李氏答应合作了，东亚研究所乃派我前往，商讨有关合作的一切细节和工作方式。

记得我第一次受派往访之时，是一个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日子。当我开着汽车在李氏住宅附近寻找门牌号码之时，忽见迎面开来一部黑色的林肯轿车。开车的是一位相当清秀的中年东方妇女。她见了我便把车子与我车对面平行停下，微笑地问我：“你是来找我先生的吗？”我一看就知道她是大名鼎鼎的郭德洁了。我答应之后，她便说：“我先生正在等着你呢。”说着她便掉转车头，领我到他们的住宅。那是一幢只有一间车房，相当朴素的平房。据说原来是一位美国木匠的住宅，是李夫人以纽约市内房租太贵，由她坚持着买下来的。我二人下车之后，李先生已站在门前，含笑与我握手了。

李先生中等身材，穿一件绒布印红黑格子的运动衫，灰呢长裤。他那黄而发皱的老人面孔，看来就像祖国农村里的一位老农夫。他领我到客厅，延我“上座”。李夫人捧出咖啡、茶点之后，便又开车买菜去了——说是留我午餐。果不久，当李氏与我谈兴方浓之时，李夫人已经放好了一桌子的菜肴，来约我们吃饭了。这便是我在他们李家所吃的有纪录的一百六十八顿饭的第一顿。菜肴不算丰盛，但是十分精致可口。我顺便一看她的厨房，里面一清如水，杂物井井有条，杯盘银光闪闪。我不禁暗自赞叹：“郭德洁原来还是一位好主妇！”——那时他们是没有佣人的。

后来一位广西籍的岑女士（岑春煊之后裔）也告诉我，战前在桂林，她便常看到郭德洁骑着脚踏车，“上街买小菜”。郭是那时桂林的“第一夫人”，居然骑单车出街，也确是难能可贵的。

这时在李家我们三人且吃且谈，笑语悠然。郭夫人则时起时坐，替我们加菜添汤。看着座上的主人，我简直不相信，他二人便是“李宗仁、郭德洁”这一对民国史上的风云夫妇！他二人言谈举止，都极其平凡而自然，没有丝毫官僚气氛，或一般政客那种搔首弄姿的态度。

这是我对他们夫妇的“第一次印象”，也是我们其后七年交往的肯定的印象。我至今觉得李德邻先生是一位长者，一位忠诚厚道的前辈。他不是一个枉顾民命、自高自大的独夫，更不是一个油头滑脑的政客。我在他身上看出我国农村社会里，某些可爱可贵的传统。

至于郭德洁夫人，我觉得她基本上也是一位“鸳鸯”、“平儿”这一类型的好姑娘、贤主妇。不幸她命大，做了“代总统夫人”，无端地被人看成个女政客，实在是有点冤枉。人孰无过？人孰无短？李氏夫妇亦自有其过，自有其短。但他二人都不是在人格上有重大缺点的人；更不是什么坏人。他夫妇都是深厚的传统中国农业社会所蕴育出来的一对温柔敦厚的好人。至于这种好人，是否具备其应有的现代化的知识，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来治国用兵，那当然又是另一种问题了！但是把二十世纪的中国里，所有治国用兵的领袖们，都从阴曹地府里请出来，排排队，有几位又真的具备其应有的现代化知识呢？！

日子过久了，我和李府一家上下都处得很熟。李先生的长子幼邻那时与其生母（李氏乡间的“原配”）同住在纽约。幼邻经商很忙，不常来父亲家。我们偶尔一见，也很谈得来。李先生的幼子志圣，那时正在纽约读大学，长住家中；后来应征入伍，当了两年美国兵，又返纽复学。他是位极其诚实忠厚的青年，为人亦甚为爽快，我们相处甚得。李氏的侄儿李纶是位工程师，后来也是全美驰名的武术教师，在欧美两洲开办了好几所“功夫学校”，一度也住李家，我们都变成挚友，相处无间，至今仍时相过从。这三位青年虽也是当年达官贵人的子弟，但是他们都没有以前大陆上那些常见的公子哥儿辈的坏习气，也颇使我刮目相看。

李氏夫妇和我处熟了，他二人也告诉我，他们对我的“第一次印象”也不太坏。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那时代表哥伦比亚大学来访问的“博士”，可能是一位假洋鬼子；谁知却是一位“诚实本份”的“五战区老同事”——因为笔者在抗战时期曾在“五战区”做过小兵。可能就因为我们双方相互欣赏对方从祖国农村带出来的土气罢，我们七年中的工作和交往，真是全心全意的合作。我的老婆孩子也逐渐变成李家的常客。内子吴昭文与李夫人也处得感情甚好；我的儿子光仪，女儿光佩，也颇得“大桥公公”和“大桥婆婆”的喜爱——那时我们访问李家，一定要开车通过那雄伟的“华盛顿大桥”，所以孩子们便发明了这一称呼。

相处无间，我们就真的变成“忘年之交”和“通家之好”。这样也就增加了我们工作上的效能和乐趣。为此我也曾牺牲掉甚多所谓“华裔旅美学人”一般所认为最理想的转业良机，而安于这项没没无闻，薪金低微，福利全无，对本身职业前途，有害无益的苦差事。更不知道这项苦差做久了，在这个商业习气极大的社会里，由于为人作嫁，后来几陷我于衣食难周，噉饭无所的难堪绝境。

我个人那时不能入境从俗，而害了我国传统文人的“沉溺所好，不通时务”的旧癖——这样对一位寄人篱下的海外流浪汉的谋生养家，奉养老亲，抚助弟妹来说，可能是件一言难尽的绝大错误罢！但是回想当年，闭门撰稿，漏夜打字的著述乐趣，以及和李宗仁夫妇的忘年友谊，此心亦初不稍悔。是耶？！非耶？！今日回思，内心仍有其无限的矛盾与酸楚，时难自怿！

六、撰稿的工作程序

李宗仁一生显赫，他原是一位不甘寂寞的人物；生性又十分好客而健谈。不幸一旦失权失势、流落异邦，变成个左右为难、满身是非的政治难民，不数年便亲故交疏，门可罗雀。

政治圈子——尤其是中国式的政治圈子，原是最现实的名利市场。纵使是从这个名利市场破产倒闭下来的政治难民们，他们对现实性和警觉性，仍然有其深厚的遗传。像李宗仁那样两头不讨好的是非人物，那时的中国寓公们和左右两派的华侨，都是不愿接近的。

他们李家原出自广西的落后农村，本来也就门衰祚薄；至亲好友，原已无多；在这特殊的情况之下，社交的圈子当然就更小了。此时李氏年事已高，每天只要四小时的睡眠。他又没有像胡适之那样底“读书习惯”。平时看点一无可看的“侨报”之外，也没有读闲书的兴趣。加以不谙英语，又不能——不是不会——开车，邻居和电视，都不能助解寂寥。日长昼永，二老对坐，何以自遣？因而他们最理想的消磨时光的办法，就是能有闲散的客人来访，天南地北的陪他们聊天解闷了。

就在李府二老这种百无聊赖的真空状态之下，忽然来了我这位“清客”；而我所要谈的，又是他二老最有兴趣的题目。所以对二位老人来说，我的翩然而至，也真是空谷足音，备受欢迎。因此当我最初访问时，李先生便希望我能每周访问三次。

我是如约而往了，每次都是自上午十时直谈到深更半夜。吃了李家两餐饭之外，有时还要加一次“宵夜”。原先我是带录音机去的。如此谈来，录音又有何用？所以我就改用笔记了。但是每次十余小时的笔记，也未免太多，我又何从整理呢？

我这时与李氏工作，是紧接着我与胡适之先生工作之后。这两件虽是同样性质的工作，而我这两位“合作人”（英语叫 Collaborator ）却有胡越之异。

胡适是一辈子讲“无征不信”、“不疑处有疑”、“九分证据不讲十分话”的大学者、考据家。他自幼聪慧，不到十岁，便已经有个文诌诌的浑名叫“穈先生”了。其向学精神，老而弥笃。我和他一起工作，真是一字千钧，半句不苟！

李宗仁恰好是胡适的反面。李氏一辈子总共只进过三年多的“军事学校”。他幼年在家中也宁愿上山“打柴”，不愿在私塾“念书”。在军校时期，日常所好的也只是些器械、劈刺和骑术等“术科”，做个拳打脚踢的“李猛仔”。李猛仔自然对“文科”也就毫无兴趣了。他其后做了一辈子猛将，叱咤风云；上马固可杀贼，下马就不能草露布了。稍为正式一点的“笔墨”，就全靠“文案”、“师爷”或“秘书”来代笔。李先生告我，他当年和蒋总司令结金兰之好时，他迟迟未能把“盟帖”奉换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不好意思找秘书来代做那四句‘盟诗’”。

所以李先生对我辈书生所搞的什么考据、训诂、辞章、假设、求证……等等做“学问”的通则、规律和步骤，当然也就完全漠然了。正因为如此，他却有坚强的信心，认为他所讲的，无一而不可以写下，传之后世。这就是“隔行如隔山”的必然后果罢。我既是前“五战区”里的一个小兵，我虽明知照他老人家所说的原封写下来，是要闹笑话的，我也不好意思向我的“老长官”，发号施令，直接告诉他：“信口开河，不能入书！”

日子久了，人也更熟，我才慢慢地采用了当年“李宗仁少尉”在“广西将校讲习所”，对那些“将官级学员”教操的办法——用极大的耐性，心平气和，转弯抹角地，从“稍息”、“立正”，慢慢解释起。

最初我把他老人家十余小时的聊天纪录，沙里淘金地“滤”成几页有条理的笔记。然后再用可靠的史籍、档案和当时的报章杂志的记载——那时尚没有《民国大事日志》一类的可考的“工具书”——考据出确信不疑的历史背景；再用烘云托月的办法，把他“口述”的精彩而无误的部分烘托出来，写成一段信史。

就以他在“护国军”里“炒排骨”（当“排长”）那段经验为例来说吧，我们在大学里教过“中国近代史”的人，对当年反袁“护国军”背景的了解，总要比那时军中的一员少尉排长所知道的，要多得多了。所以我就劝他在这段自述里，少谈国家大事或政治哲学，而“炒排骨”的小事，则说得愈多愈好。

因此他所说的大事，凡是与史实不符的地方，我就全给他“箍”掉了。再就可靠的史料，改写而补充之。最初我箍的太多了，他老人家多少有点怏怏然。我为着慢慢地说服他，便带了些《护国军纪实》一类的史籍，和民国初年出版的一些报章杂志给他看。我甚至把《民国史演义》也借给他读。这部《演义》虽是小说，但是全书大纲节目，倒是按史实写的。李先生对这种书也颇感兴趣；也有意阅读。我为他再解释哪些是“信史”可用，哪些是“稗官”要删。俗语说，“教拳容易改拳难”，要帮助一位老将军写历史，实在也煞费苦心。

李先生每欢喜开玩笑地说他所说的是“有书为证”，而他的“书”，往往却是唐人街中国书铺里所买的“野史”。我告诉李将军说，写历史也如带兵打仗。打仗要靠正确的“军事情报”；情报不正确，是会打败仗的。写历史也要有正确的“学术情报”；情报不正确，写出的历史，就要惹行家讪笑了。

这一类军学参用的建议委婉地说多了，李先生也颇能听得进去，而觉得我“箍”的有理；对我也完全的信任——这大概也是因为“在野”的人，总要比“在朝”的人，更为虚心的缘故罢。这样我这位唐少尉，才渐渐大胆地向我“将官级的学员”，叫起“稍息”、“立正”来了。

大体说来，我那时起稿的程序，是这样的：第一、我把他一生光辉的经过，大致分为若干期。他同意之后，我又把各期之内，分成若干章。他又同意了，我乃把各章之内又分成若干节，和节内若干小段。其外我又按时兴的史学方法，提出若干专题，来加以“社会科学的处理”；希望在李氏的回忆录里，把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问题，搞出点新鲜的社会科学的答案来——这也是当时哥大同人比较感兴趣的部分。

可是经过若干次“试撰”之后——如中国传统史学上“治、乱”，“分、合”的观点和史实，在社会科学上的意义——我觉得这种专题的写法，是“离题”太远了。盖李氏所能提供的故事，只是一堆“原始史料”而已。他偶发议论，那也只是这位老将军个人的成熟或不成熟的个人意见。我这位执笔人，如脱缰而驰，根据他供给的“口述史料”，加上我个人研究所得，来大搞其社会科学，那又与“李宗仁”何干呢？这样不是驴头不对马嘴了吗？所以我就多少有负于校中同仁之嘱望，决定不去画蛇添足。还是使他的回忆录以原始史料出现罢。

在李先生觉得我底各项建议俱可接纳时，我就采取第二步——如何控制我的访问时间，和怎样按段按节，一章章地写下去了。

首先我便把访问次数减少。每次访问时，又只认定某章或某几节。我们先把客观的、冷冰冰地毋庸置疑的历史背景讲清楚——这是根据第一手史料来的，无纪录的个人“记忆”，往往是靠不住，甚至是相反的——然后再请李先生讲他自己在这段历史事实里所扮演的角色。约二、三小时讲完这段故事之后，我便收起皮包和笔记；正式访问，告一结束。

随后我就陪李氏夫妇，天南地北地聊天聊到深夜，这也算是我们底“无记录的谈话”罢。这个办法是我从访问胡适所得来的经验。因为这些不经意之谈，往往却沙里藏金，其史料价值，有时且远大于正式访问。

李先生很喜欢我这办法。因此有时在正式访问之后，我也约了一些哥大的中美同事和友人，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无记录的谈话”。哥大师范学院的华裔胡昌度教授，便是后期时常参加这个“谈话”的李府座上客。

但是就在这轻松的谈话之后的三两天内，我则独坐研究室，广集史料、参照笔记、搜索枯肠，一气写成两三万言的长篇故事来，送交李氏认可。他看后照例要改动一番。取回之后，我再据之增删，并稍事润色。

我写这长篇故事，归纳起来说，亦有三大原则：

（一）那必须是“李宗仁的故事”，虽然在他的口述史料之外，所有成筐成篓的著述史料，全是我一手搜集编纂的。

（二）尽可能保持他口述时桂林官话的原语气，和他对政敌、战友的基本态度。李先生说故事时虽亦手舞足蹈，有声有色，但本质上是心平气和的，极少谩骂和愤激之辞。他对她底老政敌蒋公的批评是淋漓尽致的，但是每提到蒋公他总用“蒋先生”或“委员长”而不直呼其名，或其它恶言恶语的称谓。提到其他人，他就直呼其名了——这大概也是多少年习惯成自然的道理。所以笔者撰稿时，亦绝对以他的语气为依归，断不乱用一字。

（三）他如有少许文字上的改写，我也尽量保留他那不文不白、古里古怪的朴素文体，以存其真。只是有时文章组织不清、文理欠通或字句讹错，非改不可之时，我才加以改写。例如李氏专喜用“几希”二字；但是他老人家一辈子也未把这个词用对过，那我就非改不可了。全稿改后再经他核阅认可。取回后，我再把这初稿交予小楷写的向称端正的内子吴昭文，用复写纸誊写全份（那时尚无廉价复印机），我留下正本，以副本交李氏保留备查，这就算是我们的清稿了。

这样地完成了两三章之后，我便停止访问若干时日。一人独坐，把这两三章中文清稿，用心以英文缩译，甚或改组重写，务使其在文章结构的起承转合上，和用字造句的锤炼上，进入全稿的“最后阶段”，以便向校方报告“进度”，并按时分章“缴卷”。所以笔者在本文前段便提过，本书在写作程序上，这中英二稿，并非一稿双语，而是一宗文稿在撰写程序上的两个阶段。中文稿实是“初稿”；而英文稿反是“定稿”也。

我打出英文稿之后，再交李先生转请甘介侯先生以中英两稿互校；由甘先生说明或修正，再经李氏认可之。我取回该稿之后，再请校方编者涉猎一遍，并对英语造句用辞，稍事润色，我再作最后校订之后，便打出五份，这便是全稿著作过程中的“定稿”了。照例也是哥大留原本，以一副本交李氏。其后哥大向外界申请资助时，提出作证的资料，便是这种英文原稿。

以上便是我和李宗仁先生的工作程序。经过长期合作，李先生总算对我完全信任。我们之间的工作关系，可说是顺利而愉快的。在这顺利而愉快的气氛之下，李宗仁先生最大的消遣，便是静坐沙发之上，微笑地欣赏他自己的回忆录：而我则日夜埋头赶稿，也真是绞断肝肠！

七、美国汉学的火候

在我和李宗仁先生一起工作的最初二年——一九五八年九月至一九六〇年秋季——对我发号施令的虽然不是我的中国“老同事”（李氏对我的自谦之辞），而我的背后却有一个时时不耻下问的洋上司——那个出钱出力的哥伦比亚大学。

不用说大学里的“口述历史学部”自有其清规戒律，主管首长要我们一致遵循。我们的正式上司之外，还有些在其他名大学执教，而在本大学担任顾问的有决定性影响力的智囊人物。他们和她们都坚持，我们口述历史访问人员向被访问者所吸收的应是“原始资料”。一般尽人皆知的历史事实，应通统删除。她们所说的“原始资料”，用句中文来说，便是什么“内幕”或“秘史”一类的故事。

这种写法，笔者个人是不十分赞成的。我也不知道这部《李宗仁回忆录》里，有哪些种故事，在美国汉学家看来，才算是秘史或内幕。老实说，我那时替胡适之先生所编写《胡适口述自传》里，便没有一丝一毫“原始资料”的。在中国读者看来，那只是一篇“老生常谈”。虽然他在美国学者读来，亦自有其新鲜之处。

所以我认为像李宗仁、胡适之、陈立夫、宋子文……这些人物，都是民国史上，极重要的历史制造者。历史家应乘此千载难逢的时机，找出这类人物在中国历史演进过程中，成长的经过；把他们与整个“民国史”作平行的研究。这样相辅相成，我们虽不求“秘史”和“内幕”，而秘史、内幕自在其中；我们不急于企求作“社会科学的处理”，而社会科学的处理，也自然探囊可得。

一次我问精研佛理的老友沈家桢先生说：“你们修持佛法的人，搞不搞‘五通’呀？”“五通”也者，俗所谓“千里眼”、“顺风耳”、“他心通”等等“广大”之“神通”也。

沈君说，“不搞！不搞！”

“为什么不搞呢？”我又问。

沈君微笑说，“火候到了，自然‘五通’俱来……我们不能为修‘五通’而学佛……”

“火候到了！”真是禅门的一句偈。

“火候”不到，如何能谈“通”呢？

那时笔者亦已放洋十载，在美洲也曾参加过洋科举。但是笔者毕竟是中国农村里长大的。带着中国土气息、泥滋味的山僧，又怎能和美国的科第中人，参禅说偈呢？！

李宗仁那时是坚决地支持我写作计划的当事人，坚决到几乎要拂袖而去的程度。这反使我十分为难——因为我自己并不那样坚持我的一得之愚。林冲说得好：住在矮屋下，哪得不低头呢？事实上，李先生全力支持我的原因，也倒不是赞成我免修“五通”。他主旨是想乘机写一部控诉书，或鸣冤白谤书——这一点却正是哥大的清规戒律所绝对禁止的——历史不历史，对他倒是次要的。但他至少是不愿做个专门提供“内幕”和“秘史”的学术“情报员”。虽然他这条“资格”，最后可能导致他死于非命；他所能提供的“内幕”也实在是很有限的。老实说，这部书上所有的重要关节，很少我是不能在“著述史料”中提出注脚的。

在这两个壁垒之间，我这个撰稿人何择何从？！当时也真是一言难尽，煞费心裁！

八、李传以外的杂务

笔者与李宗仁先生合作，前前后后虽然拖了六、七年之久，但是我为这中英两稿的“全时工作”，实不出三整年——虽然这两本一中一英的回忆录，都是部头相当大的书。它们也是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唯一完工付梓的两部书。

在全书尚未杀青之时，我又被调去访问已故黄郛将军的遗孀，黄沈亦云夫人。黄夫人是位能诗能文的才女，那时正在纽约撰写她底《亦云回忆》。她并带来数箱黄郛将军——那位“摄阁”国务总理，“塘沽协定”的主持人，“蒋介石的把兄弟”——经手的绝密文件。

我的任务是帮助她清理并考订这几箱无头无尾的“密电”和“私档”，并襄赞她老人家改写其回忆录；同时把她自撰的“中文初稿”，增加史料，改头换面，译成英文。

那时寓居纽约一带，昔年的中国政要，有意来哥大加入“口述历史”行列者，可以说是成筐成篓的。大学人手有限，应接不暇；所以我上项助理黄夫人的工作，乃被硬性规定——限六个月完工。我便以这迫切的时限，把冗长的《亦云回忆》的中文稿，以英文改编“从初稿伸缩写成英文稿二十五章”（见一九六八年台北传记文学社出版《亦云回忆》中文版上册、作者自序二），凡八百余页，亦三十万言。

那几箱“黄郭私档”，是笔者在海外所见真正的“内幕”和“秘史”——关于“闽变”的秘史。我在“民国史”上，很多心头上的不解之结，一读之后，均豁然而释。我对这些“密电”所发生的“考据癖”，大致与胡适之对《红楼梦》的兴趣，不相上下罢。

黄夫人对她丈夫这几箱遗物的内容是不太了解的。我细读之后，向她解说，黄夫人就想改写她的《亦云回忆》了。她改是改了，并另写一篇“自序”——“自序二”。但迫于时限，所改无多。我在她译稿上由她批准的“改写”，也“改”的有限，实在是件很可惜的事。

黄稿甫竣，校方又改派我接替对顾维钧先生的访问。我接替的工作阶段，正是顾氏“学成归国”，兼任外交部和大总统府的“双重秘书”，亲手译泄“二十一条”；其后经过“巴黎和会”、“华府裁军”，又继任外长，递升内阁总理，代曹大总统“捧爵祭天”；北伐后隐居东北、襄赞“少帅”；“九一八事变”后，参预国府外交、招待“李顿调查团”，以至率团出席“国联”并首任中国“驻法大使”的那一大段——也就是顾氏毕生经历上，那最多彩多姿的一段。

其外顾氏还藏有外交私档三十七大箱，他有意捐存哥大。这对我这位学历史的来说，也真是一座宝山。经顾氏面托、校方授权，我又负责把这三十七箱文件和顾氏四十年的英文日记，接收过来，并负责整理、编目和摘由。为此哥大当轴又调我以助教授身份，兼该校中文图书馆主任，并要我订出中国文史资料的整理和扩充计划。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这项工作是万般繁重的。

这个中文图书馆，不提也罢。我接手时，它哪里是个图书馆？简直是个伟大的字纸篓。几乎半数以上线装书的书套，都可摇得叮咚作响。那些二、三十年代出版的报纸本书报，由于长期高热烘烤，无不触手成粉。抚摩之下，真令人心酸泪落和愤恨。

对这二十余万本珍贵图书的抢救，我自觉责无旁贷。中文部的华裔同事们如鲁光桓、王鸿益、汤迺文、刘家璧、汪鲁希、吴健生诸先生与我早有同感。因而在我于一九六二年秋初，卷袖下海之时，大家同心一德，通力合作。他们也被我这个“主任”推得团团转。这是我祖国文明的珍贵纪录。我们只想把这宗世界闻名的汉籍收藏，抢救下来，如此而已。

但是谁又知道我们这几位隐姓埋名的“天朝弃民”，日以继夜的为大学做了这桩无名无利的苦工——我们的薪金都属于当时哥大最低层的一级——却惹出校中有关部门意想不到的嫉忌和打击。而最令人啼笑皆非的却是我们的问题出在我们众口交赞、远近闻名的工作成绩——这成绩，纵迟至今日，该校上下还是继续认可的。为什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呢？这才使我逐渐感觉到我个人已被卷入，美国学府内所司空见惯的，最丑恶的“校园政治”。我们这个芝麻绿豆大的“中文部”，要生存下去，它这个“主任”，就得应付人事、援引党与，甚或谄笑逢迎，踢它个校园内的“政治皮球”！

笔者一介书生，偷生异域，要如此降志辱身？！为着是保持这份嗟来之食呢？还是为着对这宗汉籍收藏的“责任感”呢？“责任感”与“自尊心”原是一个铜元的两面，二者是分不开的。一个善于逢迎的人，他的灵魂里是不会有太多“责任”的。但是相反的，如果只是为着“责任感”，来“拔剑而起，挺身而斗”，别人根本不知道你责任何在，那你也只是个市井暴徒而已；市井暴徒能完成什么“责任”呢？你牺牲个不明不白，“烈士”、“义士”云乎哉？

最坏的却是我那时的顶头上司。他是我所碰到的美国同事之中，在美国联邦政府中，官做得最大的，但是也是个最无耻、无能，全无责任心的人。他最大的本事便是观风使舵，逢迎吹拍。日久技穷，终于在政海灭顶，最后沦落在哥大混饭吃。

他对我们的专业，甚至对一般图书管理的普通业务，是一团漆黑。他也从不关心业务。但是他对校园政治，则观察入微，头圆手滑。这种无耻的失业政客，都是当时的校长，误以为是人材而延揽入校的。结果他自己亦深受其累，终至学潮迭起而罢职丢官。

加以当时哥大校内的“中国学”名宿，老实说，也不知道大学的汉籍收藏，究有几本书。他们各有一个专钻的“牛角尖”；只要在这“尖”内，他们所需要的“资料”，能一索即得，也就心满意足了。尖子以外的万卷典籍，干掉、霉掉、烂掉、偷掉，管他鸟事？！我这位“主任”，目不暇给地在忙些啥子，他们除掉那一索之需之外，也全不知情；也从不关心。再者，这些尖子与尖子之间，往往亦各是其是，极不相能——。在彼此龃龉之下，有时还难免拿无辜的第三者出气。所以要他们并肩而坐，为我这堆烘烂了的中国图书，说点公道话，那简直是缘木求鱼！

后来我的继任人，他在详阅我遗留下来的一些文件之后，对我在那种环境下，毫未懈气的干了七年，而感觉惊异。他是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啊！

九、对《回忆录》的最后赶工

就在上述这段极其糟乱的发展过程之中，李宗仁先生仍不时找我去吃饭聊天，讨论修改和出版他英文版回忆录的琐事。他老人家是位中国前辈，对洋人习俗，初无所知。在洋人看来，我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只是“受雇执笔”。一旦调职，我这执笔人和哥大这宗“财产”的关系，便要看当初“聘约”了。合约不清，则凭大学随意决定。它如要我为它的“财产”继续工作，按法它是要对我按工计值的。大学既不愿出此“值”，它也就不好意思，无酬地，要我续“工”了。

无奈那时李先生已存心离美。他总希望在动身之前，把这份稿子作一结束；所以他仍然不时电催，促我加油。我既是中英二稿唯一的执笔人，又怎能因“受调离职”，便拂袖不管呢？加以李先生是我的前辈，我二人都是中国传统孕育下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关于“无酬之工”，我连“暗示”也不敢微露了。所以在李氏不断催促之下，我还是在大学公余之暇，漏夜为英文稿赶工，以期不负所望。所幸那时精力犹盛，有时整夜打字，直至红日当窗，我才假寐片刻，便要往哥大上班了。

这部英文稿我终于杀青了。李公一切认可之后，我又为他与哥大出版部拟订合约，一切顺利，不幸此时哥大出版部主持人因为婚姻问题请假，一时无法回任来签署合约。李宗仁先生夫妇，等不及，便悄然离美了。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夫复何言。事隔十五年，最后始由笔者专负文责，独挑大梁来出书，其命也夫？

十、李宗仁给黄旭初的信

我和李宗仁先生七年合作的工作情况，当然只有我二人知道的最清楚。但是他那时和在香港居住的“老部下”，前广西省主席黄旭初通信，亦偶有报道。李氏逝世之后，黄氏曾将他二人的有关撰写回忆录的通信，在香港出版的《春秋》杂志上，择要发表，下面几段，是谈到我们当年工作的情况，黄氏写道：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二日李〔宗仁〕又来函说，回忆录已写至围攻武昌，只唐德刚〔安徽人〕一人工作，整理文字、抄写文字、译成英文，全部是他，故进展缓慢。完成后或有百万字等语……

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日李又来函云：“去春已竣事之回忆录，中文有六十万字。依工作惯例，应由唐德刚继续整理，因哥大另有时间性之工作须唐担任〔刚按：此一“时间性之工作”，系指为黄沈亦云夫人译改回忆录，并整理“黄郛私档”事。因黄夫人那时拟返回台湾定居也。〕对此不拟出版之回忆录，待后整理。”〔刚按：“不拟出版”云云，系指中文稿；因李氏与哥大有先英后中的出版承诺也。〕

李氏一九六五年六月离开美国到瑞士，我〔黄旭初氏自称〕得他七月八日由苏黎世来函云：“哥大当局集中精力整理英文回忆录工作，正拟与我商洽今年秋间订立合同出版事宜，而我事前已启程来此，只好停顿，唐德刚以副教授兼哥大图书馆中国馆长，一身数职，赶理英文稿，常至深夜尚未回家，所以中文稿之整理充实，不便向其催促。”（以上三段引自一九七〇年八月一日，香港出版的《春秋》杂志，第三一四期，黄旭初著《李、白、黄怎样撰写回忆录？》第十五页。）

李宗仁在上引诸函中所说的我们工作情况，均系事实。只是在他离美之前，我把英文全稿已“赶理”完工；哥大出版部所拟的合约，亦已拟就打好，而终以阴错阳差，李氏未及签字，便秘密离去，这也是命中注定该如此结束的罢？！

十一、李宗仁返国始末

李宗仁夫妇于一九六五年六月，秘密离开纽约赴苏黎世：然后再由苏黎世专机返大陆，在当时是一件国际上的大新闻。这新闻原是我首先向哥伦比亚大学当局打电话；其后再由哥大校长寇克氏向新闻界宣布的。

李氏返国定居，是他早有此意；但是其发展的过程，却是透过不同底路线的。

我个人所得最早的线索似乎是在一九六三年的春天。他那时有意无意地告我，他“要去巴黎看戴高乐！”

李宗仁和戴高乐有什么亲戚关系呢？

原来戴高乐于一九六二年冬，在法国大选中，大获全胜之后，威震西欧。憧憬当年拿破仑之余威，他要在西欧政治中压倒英国，在世界政局中摆脱美国，而自组其以法国为首，立于美苏两大集团之间的“第三世界”（le tiers monde）——“第三世界”这个名词，是戴高乐最初发明的，其意义与今日所使用的显有不同——但是环顾全球，能与法国携手，共奠“第三世界”之基础，与美苏两大集团争霸者，那就只有刚刚脱离苏联集团，同时仍与美国对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了。

所以在六十年代初期，戴高乐主义形成后的第一着棋，便是与北京建交！

至于巴黎、北京之间的秘密建交谈判的“内幕”，历史家虽尚无所闻，而戴高乐想讨好北京，帮同人民政府解决“台湾问题”，则是意料中事。

加以戴高乐在法国政坛登台之时，正值“金门炮战”，华府、北京的紧张关系，已达使用原子弹的边缘；这时北京深感莫斯科之不可恃，亦显然有另觅友邦的意图。法国乃乘虚而入；戴高乐因此想——也可能是循北京之请——来居间调解国共之争，以为中法关系正常化的献礼；而国共之间的牵线人，当然最好是一位由左右为难，转而为左右逢源的中国政客。这样，戴高乐可能就想到在美国当寓公的李老总；而李老总也就要到巴黎去看戴高乐了。

可是李氏巴黎之行，始终没有下文。这后果，老实说也是在我当时的逆料之中。因为戴老头没有读过中国近代史，他不知道这位在政治上已一败涂地的李寓公，在蒋、毛之间，绝无做政治掮客的可能。国共之间的政治掮客是有其人；但绝不是李宗仁——这是当时笔者个人的观察，李宗仁之所以去不成巴黎的道理。

可是一九六五年夏，李宗仁却偕夫人悄然而去。他之所以决定离美返国的道理，据我个人的观察：第一、他原是一位不甘寂寞的人——国共两党中的领袖们有几位是甘寂寞的呢？在美国退休的寓公生活，对他是太孤寂了点。他有时搓点“小麻将”来打发日子。找不到“搭子”之时，有时就两对夫妇对搓也是好的。

有位年轻的主妇告我说，“陪李德公夫妻打麻将，‘如坐针毡’。”原因是他打那“广东麻将”，“花色又少”，“输赢又小”，“出牌慢的不得了”，“说话又非常吃力”！

李先生的最大的嗜好还是聊天、谈国事。我和他工作的最初三年，有时就带了一批谈客去和他“谈国事”；李公真是一见如故，谈笑终宵。后来我不常去了，李先生遇有重要新闻，还是要打电话来和我“谈谈”；有时我不在家，李氏和昭文也要为“国事”谈了半天。他那一 口“桂林官话”和我的“上海老婆”谈起来，据昭文告我也是“吃力的不得了”。

和这些青年的家庭主妇“谈国事”，李代总统也未免太委屈了。想起北京的人民政协之内，胜友如云，吹起牛来，多过瘾！只要北京不念旧恶；铺起红毡，以上宾相待，那自然一招手，他老人家就“落叶归根”了。

第二、他回国，也是受他的华侨爱国心所驱使。纽约地区十六年的寓公生活，已把李氏蜕变成一位不折不扣的“老华侨”。有时我陪他老人家在“华埠”街上走走，喝喝咖啡。我就不觉得这位老华侨和街上其他的老华侨，有什么不同之处；而街上的华侨，多半也不知道这老头是老几；知道的，也不觉得他和别人有何不同。

只要良心不为私利所蔽，华侨都是爱国的。他们所爱的不是国民党的中国或共产党的中国。他们所爱的是一个国富兵强、人民康乐的伟大的中国——是他们谈起来、想起来，感觉到骄傲的中国！

那“十年浩劫”之前的中国，在很多华侨心目中正是如此；她也使老华侨李宗仁感到骄傲。想到祖国在他自己统治下的糜烂和孱弱，再看看中共今日的声势，李宗仁“服输”了。在一九四九年的桂林，他没有服输，因为他是个政治欲极盛的“李代总统”；一九六五年他服输了，因为他是个炉火纯青的“老华侨”。

国民党骂他的返国为“变节”。他如不“变”，又向谁去“尽节”呢？他们对他的“桂系”是深恶痛绝的；他的“桂系”，对他们也痛绝深恶。拆伙了，“党”也就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了。

李宗仁也是能言善辩的。这样一想“落叶归根”，也就是无限的光明正大了。

但是促使李宗仁先生立刻卷铺盖，还有个第三种原因——郭德洁夫人发现了癌症！

在李夫人发现这种恶疾之前，他二老的生活虽嫌孤寂，然白首相偕，也还融融乐乐。丈夫以不断翻阅自己的回忆录为消遣，亦颇有其自得之乐。夫人则随国画家汪亚尘习花鸟虫鱼，生活亦颇有情趣。

郭德洁殊有积蓄，亦雅善经营。在五十年代中，美国经济因朝鲜战争而复苏，股票市场甚旺。李夫人以小额投资，亦颇有斩获。据她告我，她在股票市场中，有时还“买margin”呢！

笔者生财无道，到现在为止，我还不知“买margin”的真正步骤；只知道那是有相当风险的“买空卖空”的股票交易之一种罢了。不过“艺高人胆大”，她在六十年代初的小额投资亦颇有亏损。不过那都不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

可是李夫人一旦发现了癌症，这就是个晴空霹雳了。

一九六四年李夫人在医生数度检查之后，终于遵嘱住院。在病院中，她时时想起“老头子”一人在家，如何生活？越想越不自安，一次在午夜之后，乘护士小姐不备之际，她披衣而起，溜出医院；叫了部计程车，径自返家。这位失踪的女病人，曾引起病院中一阵骚乱；但是她既开溜之后，决定再也不回去了。

郭德洁原是一位美人；衣着一向整齐清洁。她虽不浓妆艳抹，但是淡淡梳妆薄薄衣；虽是半老徐娘，犹自仪态翩翩。纵在身罹绝症之时，仍然轻颦浅笑，不见愁容。英雄儿女，硬是不愧为顶刮刮的“第一夫人”——晚年的郭德洁比晚年的江青，漂亮得太多了！

她在真正的“年方二八”——十五虽有余，十六尚不足的豆蔻年华，便被那战功赫赫的青年将领、李旅长，在桂平县的城门楼上，居高临下的看中了。他原是和一位“拍马屁的营长”，躲在城门楼之上，好奇地偷看美人的。可是“一看之下，便再也忍不住了！”（这句话是李公乘夫人去香港探母之时，和我一起烧“火锅”时，亲口含笑告我的。）因此将心一横，停妻再娶，郭美人便是李旅长的“平头”夫人了。

她原是位木匠的女儿，出嫁之前还在小学读书——那时革命风气弥漫，小学生是时常“出队”游行的。在这游行队伍之前掌旗的便是她。虽是一位小家碧玉，然天生丽质，心性聪明，年未满二十，便着长靴、骑骏马，率领“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广西妇女工作队”，随军北伐了。北伐期中的第七军，真是所向披靡、战功彪炳。那穿插于枪林弹雨之中的南国佳人、芙蓉小队，尤使三军平添颜色。

李夫人告我，北伐途中，一般同志都把她比作甘露寺里的孙夫人，和黄天荡中的梁红玉。所到之处，万人空巷，军民争睹丰采，也真出尽风头。她军次我们安徽芜湖时，曾往“孙夫人庙”祭奠求签。签中寄语，这位不系明珠系宝刀的刘先主娘娘，竟要与我们将来的代总统夫人结为姐妹呢！

郭德洁也确是一位聪明人。她虽连广西落后的国民小学也未毕业，但是从“旅长娘子”做到“第一夫人”，言谈接应，均能不失大体。在纽约期间，我看她与洋人酬酢，英语亦清晰可用。笑谈之间，不洋不土。

我知道她很敏感，因此每次有洋客来访时，我如是翻译，我总介绍她为“麦丹姆”，而避免用“蜜赛斯”。每当我介绍“麦丹姆”之后，我总见她有一点满意的微笑。

我们的麦丹姆，平时也是很有精力的。烹调洗浆之外，开着部老林肯，东驰西突，随心所欲；她那土老儿的丈夫，只好坐在一旁，听候指挥……可恨造物不仁，这样一位活生生的中年夫人，顿罹痼疾；和平安乐的李府，不出数月，便景物全非！

一九六五年初夏的一个深夜，我独自开车送李宗仁先生回寓。时风雨大作，驶过华盛顿大桥之上，我的逾龄老车，颠簸殊甚。这时李公忽然转过身来告我说，据医师密告，他夫人只有六个月的生命了。言下殊为凄凉。

我凄然反问：“德公，您今后作何打算呢？！”他说他太太已不能烧饭了。为着吃饭方便计，他们恐怕只能搬到他开餐馆的“舅爷”家附近去住，好就近在餐馆寄食。我知道李夫人有位兄弟在瑞士开餐馆，我想他们不久将要搬往瑞士去住了。殊不知那次竟是我和李宗仁先生最后一次的晤面，今日思之，仍觉十分凄恻也。

那时——一九六五年——正是我在哥大最忙乱的年份。图书馆内杂事如毛。我周日工作繁忙，是断然没有工夫回家午餐的。可是就在我送李先生深夜返寓的几天之内，一次不知何故忽然返家午餐，餐后正拟闲坐休息片刻，突然门铃大响，有客来访。开门竟是郭德洁夫人，含笑而来。她虽然有点清癯，然衣履整洁，态度谦和，固与往日无异。

李夫人没有事前打电话，便翩然来访，这是前所未有的事；也使我夫妇二人受宠若惊。我们问她何以突然光临，她说是她儿子志圣开车送她去看医生，路过我处，所以顺便来看看我们。志圣则因无处停车，只好在车中坐候，由她一人单独上楼来访。

她看来不像重病在身；和我们亦如往昔地有说有笑，谈了个把钟头，才依依不舍而别。这是我夫妇和她的最后一晤。两个星期以后，我们才恍然大悟——李夫人此次来访，是特地来向我们道别；也是永诀了！

天下就有这等巧事吗？我至今一直在想。我这个绝少回家午餐的人，就回来这么一次，却正好碰着她前来辞行！真是不可想象的事！

她一去，我们就从此永别了！

十二、归国后的余波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六日，星期五，我于下午工毕返寓时，在信箱里发现了一封自苏黎世的来信。一看便知是李宗仁的笔迹。信是给我的，里面却写着“德刚、昌度两兄”。他说近年来身体日颓，加以妻子病重；午夜扪思，总觉树高千丈、落叶归根，所以就离开“我的第二故乡美国”了。

信中又说年来致力国民外交，希望中美早日和好——李氏在返国前数年，曾与战前中国驻波兰公使张歆海数度联名致书《纽约时报》，倡导台海罢兵，中美和好——谁知却隔阂日深。自觉无能为力之下，所以就决定“重返新中国”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们的友谊将不因人处两地，而稍有区别云云。

此时胡昌度不在纽约，我接信后未经他过目，便直接交到哥大去了。因为李公一去，我们将如何处理这宗百万言的回忆录呢？

正当哥大上下会商对策之时，纽约各报与电视，已同时以头条新闻报出了七月二十日李氏专机飞抵北京的消息；接着便是毛、周等欢宴的场面。举世哄传，这位过气的“李代总统”，旦夕之间，又变成了国际新闻人物。在新闻记者搜寻之下，我们这部百万言的《回忆录》，居然也成了当时的重要新闻。

这时在纽约与李宗仁一向很接近的人，最感紧张的莫过于甘介侯先生了。因为美国“联邦调查局”要追查李氏与北京之间的“搭线人”（middleman）。各报并盛传在李家经常出入的还有几位“共产党员”。此时正是美国害恐共病最严重的时期。为追寻共党，麦加锡参议员所搞的白色恐怖，在知识分子之间，余悸犹存，而甘介侯与当年执政的共和党又有前隙，因此恐惶尤甚。

原来当国民政府在大陆上溃退时期，蒋、李两派人物在美国争取“美援”的活动，都有其“一边倒”的政策——蒋派专交共和党；李派则专交民主党。甘介侯那时身任“李代总统驻美特派员”，便是搞民主党活动的中坚人物。

在中国大陆政权易手之后，共和党人为打击政敌，便要追查民主党执政时期“失去中国”的责任，庶几以“通共卖国”的罪名来对付民主党中的官僚、政客与职业外交人员。如此则甘介侯自然是最好的见证了。他们要使甘介侯对民主党官员，反咬一口，乃不惜用尽一切利诱威胁的手段，来套甘某入彀，以便使其去国会挺身作证，这样他们底政敌，就要锒铛入狱了。幸好甘氏亦老于斯道，未入圈套。但是身在虎穴，又已冒犯虎威，欲摆脱干净，谈何容易！

甘氏告我：某一位贵妇在游泳池内，对他以重利相诱，甘氏婉却其请。她恼羞成怒，两眼一瞪说：“甘博士！再不听话，将见尔于六尺地下！”

甘介侯一个穷光蛋，慢说六尺，三尺他也就够受的了。惶恐之余，最后还是李宗仁出资以一百元一小时的重价，雇请律师，以“外交特权”为护身符，而幸免于难。

而甘氏开罪于共和党更严重的一次，则是对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有辱君命。

据李宗仁告我，某次艾森豪威尔的幕后大员，纽约州长杜威，约其密谈，谓有要事相商。李以不谙英语，乃遣甘介侯为全权代表。原来艾帅为防台湾落入中共之手，而又嫌台湾的“独裁”，因有意“送李代总统回台，重握政权”云云。杜威言外之意，艾总统有意在台湾策动一武装政变，然后乘机送李宗仁返台“从事民主改革”。杜威因以此不存纪录的密谈，劝李宗仁合作，共成大事。

当李氏事后把这一惊心动魄的密议告我之时，我问他当时的反应如何。李说他既在美国作难民，自不便与美国当局公开闹翻，所以他就委婉而坚定的拒绝了。

李并感慨地告我：美国人所批评蒋先生的那几点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他和蒋氏针锋相对的斗了几十年，也是事实，“但是要我借美国人来把蒋先生搞掉，这一点我不能做……”

李宗仁当然也知道，做美国人的傀儡，并不比做日本人的傀儡更好受！

后来李氏回大陆，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也曾暗喻此事，但未提杜威之名。那时的退休总统艾森豪威尔闻讯大怒，因亦隔洋与李氏对骂。他说李宗仁在扯个“黑色大谎”！但据笔者所知，“谎”则有之，不过说这“谎”的是李宗仁或是艾森豪威尔，那就只有上帝知道了。

李宗仁既然不愿做艾森豪威尔的傀儡，那个和艾帅手下的二杜——杜勒斯、杜威——打交道的便是甘介侯了。在甘氏看来，共和党的政客们对他的要求既无一得遂，李宗仁在美时他还可躲在李氏背后，虚与委蛇。如今李氏一去，托庇无由，一旦共和党旧账新算，藉口把甘介侯这小子捉将官里去，那真比捉只小鸡还容易呢！因此甘先生便大为着慌起来。

一日清晨我刚进哥大办公房，便发现甘氏在等我，神情沮丧。一见面他就抱怨“德公太糊涂”！“德刚，”甘公告我：“我来找你是告诉你，以后我二人说话要‘绝对一致’啊！”

“怎样绝对一致法呢？”我说。

“你知道他们在找 middleman（中间人），你我皆有重大嫌疑！”

甘氏口中的“他们”，自然指的“联邦调查局”的密探了。后来这些“他们”，把“我们”这批与李宗仁很接近的人，都调查得一清二楚。据说其中只有一个涉嫌重大的“中国人”，他们尚未找到。这个人的名字叫“韦慕庭”。“我们”得报，真喷饭大笑。

这时我看甘氏实在狼狈不堪。我便笑问他道：“甘先生，您是不是 middleman 呢？”

“共产党怎会要我做 middleman 呢？”甘说。

“那你怕什么呢？”

“德刚，你初生之犊不畏虎！”甘说：“你不知道美国政治的黑暗！可怕！”

最后我和甘先生总算达成一项君子协定——这在英文成语里便叫做“诚实是最好的政策！”我二人既均非“中间人”，他们如果要对“我们”来个“隔离审讯”，我二人是不可能说出一个“绝对一致”的故事来的。对“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各自“据实告之”！

十五年过去了，甘先生当时慌张的情况，我今日想来仍如在目前。我一直没有把这事看成什么大灾难；但是甘某却是个“惊弓之鸟”！记得我在《李宗仁回忆录》中，原拟有最后一章，叫做“退休也不容易”（Uneasy Retirement），想谈谈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对华政治”（不只是“对华政策”）。那也是甘介侯建议，不要烧纸惹鬼、少谈为妙而搁笔的。缺了这一章，我始终心有未甘，大概就因为我是个“初生之犊”的缘故罢。

十三、李宗仁之死

李宗仁先生回国不久就碰上了“文化大革命”。但是在“文革”爆发之前和初期，他还与我一直有书信往还。有时他还寄一些书报杂志给我；而最令我感动的则是他返抵北京后的第一封信。在那信中，他说他曾极力为我打听我母亲的下落。他写道：“近据中央某部转告，令堂今与令妹在芜湖同住，情况甚好，千万放心……”读之令我垂泪。

其外他还在信中和我大谈国事。他回国时大概正值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自动下放农村“蹲点”之后。光美以“第一夫人”之尊而隐名下放作农妇，这在李氏看来，新中国委实太“新”了。他在信中对王氏称赞不置。

王光美这位有名的美人，据说在马歇尔调停国共之争时，曾出入于李宗仁的“北平行营”之门。李氏的幼子志圣告我，那时他是十分幼小，但是却记得那位曾经领他去看电影的漂亮的“王阿姨”。

“贱日岂殊荣，贵来方悟稀。”谁知这位王阿姨如此“命大”，后来居然做了国家元首的夫人！可是谁又知道，“文革”一起，李宗仁被迫交出“名单”，这位“第一夫人”，又因此被断为潜伏的“国特”，而一度被判“死刑”呢——这是笔者最近才听到的“口述史料”。

更又谁知道，李宗仁因有交出“潜伏国特”名单的资格与可能性，而为与此事有关人员所疑忌。据传闻，李氏就是被他们用慢性毒药毒死的。这一疑案，如是事实，真是千古奇冤。

笔者访问李宗仁先生先后达七年之久。承他老人家肝胆相照，真是说尽他底一切隐私。有时我就想从他底记忆里发掘一点外界最有兴趣也是最不易取得的有关国民党特务机关——“中统”和“军统”的史料。孰知他竟一无所知。就连“军统”在南京所开设的“珠江大饭店”这个常识，他也是从《金陵春梦》上看来的。

他对国民党的特务活动，既一无所知，谁知却因可知而不知之知，而以“国特”之名横死故国！李先生那样一位厚道的长者，晚年落叶归根，竟然和刘少奇、贺龙、彭德怀、陶铸……以及千千万万的无辜百姓，同罹此“浩劫”，能不令读者叹息垂泪？！

十四、《回忆录》的版权问题

至于李先生对他的《回忆录》的出版问题，在回国之前，他是迫不及待的，一直在催着出版。可是回国之后，他就从北京来说“不要出版”了。

上文已提过，这份由昭文所抄的《李宗仁回忆录》的中文清稿，一共只有两份。哥大存了正本；李氏存了副本。但是在六十年代的初期，他为征询他老部下黄旭初先生对本稿的意见，乃把这副本寄给了黄氏。后来他匆匆束装取道瑞士返国时——因黄氏侨居香港——乃未及索回。因此此一副本乃落入黄旭初之手。

此时恰好黄氏也正在撰写他自己的《黄旭初回忆录》，并分章在香港的《春秋》杂志上连载。李氏返国之后，不久便卷入“文革”漩涡而消息全无。黄氏乃将李宗仁的回忆录，大加采用；改头换面地写入了他自己的回忆录里去。因此笔者在李稿中的许多笔误和未及改正的小错误，也被黄旭初先生误用了。

黄氏在港逝世之后，才又由黄氏遗属将此一“副本”转交给李氏的长子李幼邻。幼邻于七十年代末期侍母（李宗仁原配）返桂林定居时，乃将此稿送交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协文献委员会。该会显然不知此稿的来龙去脉——因为幼邻本人亦不知道——他们并未征询我这位“著作人”的意见，便径自出版了。

万里飘篷，几经抄袭，昭文所手抄的这个复写纸副本，也可说是阅尽兴亡了。

在一九六五年李宗仁返国时，此一副本既在黄旭初之手，李氏自己身边就有个英文稿副本了。据说当年毛泽东主席接见李氏时，曾询及此稿，有意批阅。可惜毛氏不谙英语，而李氏又无中文稿；毛主席乃面嘱将此英文稿发交“北京外国语学院”，译回中文。

这宗“奉谕回译”稿是否全译了，笔者在海外，当然无由得知。至于这个回译稿现存何处，笔者当然更无法打听。不过我确知其存在，因为李先生在一九六五年底写信给我，嘱我转告哥大当局，停止出版英文稿的理由，便是他“重读”这份“译稿”，觉其与“原中文底稿，颇有出入”的缘故。（注）

李氏之言，分明是借口，因为这份英文稿之完成是经过他逐章、逐节详细核准的；在离美之前，他不断地催着要出版呢！回国之后，主意改变，这在当时不正常的中美关系影响之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此我这位受影响最大的“撰稿人”，对他这一“出尔反尔”，倒颇能处之泰然；但是哥大当局那些憨直的洋学者们，则认为李氏此函有欠“诚实”！他们因而把这批文化公案，移送法院，让美国法律加以公断。

我当然是这一项法律程序中，跑不掉的第一位“见证”。在律师盘诘之下，我也是一切“据实以告”！至于这件“案子”，其后如何由法院公断，我这位“见证”是无权过问的；只知道其结果是按美国出版法以及国际版权协议，这宗文献，全部被判成“哥大财产”。因为在本稿撰著过程中，李宗仁先生只是本稿“口述史料”的提供者，他并不是“撰稿人”；而本稿的真正撰稿人，却又是哥大的“雇员”，所以哥大对它自己的“财产”，有任意处理之“全权”。

哥大显然是根据此项法律程序，便把全稿封存了。

在研究室被搬得一空之后，我拍拍身上从五十年代上积下来的尘埃，洗清双手，对镜自笑：十年辛苦，积稿盈笥，而日夕之间，竟至片纸无存！这对一个以研究工作为职业的流浪知识分子来说，履历上偌大一个空白，对他底影响是太大了。但是头巾气太重，沉溺所好，不能自拔；入其境而不知其俗，咎由自取，又怨得谁呢？！

十五、千呼万唤的英文版

那时的哥伦比亚大学，虽循法律手续“封存”了它那份“财产”，但是学术毕竟是天下之公器。这份中文稿既经黄旭初借用出版了一部分。哥大的英文稿屡经访问学人的阅读与传抄，亦颇有变相的流传。

这份英文稿，因为写当其时，在五、六十年代，也曾是有地位的出版商争取的对象。当哥大的出版部以其篇幅浩繁而感经费支绌之时，柏克莱的加州大学则向哥大协商转移。该校政治系主任、名教授查穆斯·约翰生（Chalmers Johnson）博士，并曾为本稿写了一封他认为是中国的“民国政治史上不二之作”，逾格推崇的介绍信。这一来这一部稿子，乃又自哥大出版部于六十年代后期，转移到加大出版部去。

那时中国大陆上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李宗仁先生亦消息全无，生死莫卜。加大当局有鉴于这部文稿历史复杂，出版部负责人乃专程来纽约找我加以澄清，并问我对英文稿能否负担全部文责。这本是我义不容辞之事。我遂正式以口头并书面，向加大负责人表示，不论本书在法律上版权谁属，我个人均愿独负文责。他闻言欣然同意。这便是在后来的英文版上，我的名字被列于李氏之前的最初动议。其后相沿未改者，无他，只是一位治史者对他所写的一部传世的历史著作，署名负其全部文责而已耳。

加大既已决定出版本书，他们乃廉价雇用一位据说粗通中文的美国退休外交官，来担任美国出版过程中例行的核校工作（copy editing），他由于个人关系，且向哥大要了一份复印的中文清稿，来帮助核校（这时已有廉价复印机）。谁知这位年高德劭的“中国通”自己却在这时卷入了另一桩文化漩涡，无暇及此——同时他的中文根基，似乎做两稿互校的工作亦难以胜任——但他却抓住了本稿，死不放手。他前后一共“工作”了七、八年之久，却只“核校”了十五章。如此一年两章的“校”下去，那么七十二章就要化掉他老人家三十六年的退休时光了。

加大当局为此事而甚为着急。一再要我去催他，并转请哥大负责人去催他。可怜我这位“著作人”却身无“版权”。我催多了，人家总是说：“干卿底事！”多次自讨没趣之后，我也只好索性不管了，听其自生自灭罢。我所怕的是旁人在稿子上乱动手脚，那就不可收拾了。

最后这位校稿人终于倦勤停笔，把稿子退回加大，而加大出版部，也由于他拖延太久，时效全失——美国是个时效决定一切的社会——为顾虑出版后亏本的问题，也就废约不印了。这时美国由于越战的关系，银根已紧，这一失去时效的“巨著”，便再也没有出版商愿意去碰它了！

一九七五年年底，这批文稿终于辗转又退回到哥大了。这样哥大负责人，才把这已失时效的一只大鸡肋，发还给我，要我觅商付梓。大学当局并以正式公函告我，两书出版时，我可以收取中文版的版税。

这样一来，中文稿始由香港《明报月刊》分期连载，前文已有交代。可惜这时李宗仁先生已早成历史上人物。年轻一辈的知识分子，许多人已经不知道李宗仁究竟是什么人物了。该刊连载过久，编辑先生感到乏味——这也是新闻界的常情——所以连载未及半部也就中断了。

我们重觅英文稿出版人，也是历尽艰辛的。一本“巨著”（超过六百页）如新闻价值已失，在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度里，是没有生意人愿意出版的——要不然，便是：（一）作者先垫巨款，出版后如有钱可赚，再慢慢归垫，否则拉倒；（二）本书杀青工作上一切杂务——如核校、制图、索引等工作，按例都是由出版商负责的——这时都由作者自己负担，将来销路好，再由版税中，逐渐扣除归垫。

我这位两袖清风的作者，哪里能拿出印刷费呢？我纵有心张罗筹借，我将来既无版税可抽，我又何以偿欠呢？！

如此，就只好眼看这部拖延二十余年，我个人，乃至我的小家庭，都被它拖得心力交瘁的历史著作，便要永远“藏之名山”了。在万无一望的情况之下，我把死马权当活马医，乃转向我自己服务的“纽约市立大学”研究部申请资助。

纽约市大此时正在全校宣布“破产”之后，一连串的减薪、裁员。直至目前为止，它老人家还欠我们教职员半月薪金未发呢？

我的挚友，最忠实无欺的君子李佩钊教授，他在市大服务已二十一年，领有“终身职”聘书，这时竟惨被裁撤。他一时想不开，可能也感到苦海无边，生趣全无，竟于一夕之间悬梁自尽，遗下弱妻幼子，惨不忍睹。

市大在这种经济绝境之下，我递去“出版补助”的申请书，原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聊以尽心焉”而已。谁知天下事往往就出于意外。我的申请书竟获市大各阶层一连串的同情，最后竟在极艰难的情况之下，总校允于少额研究费项下，拨款支援。

市大既已解囊，哥大亦不甘示弱。一班新当权的年轻执事，遂亦自该校研究费中，酌拨若干，以为资助。市大、哥大这两项合资，原不能算小，但以今日的美金比诸今日的工资，这数目也不算大。“不足之数”，我这位“作者”就只有“归而谋诸妇”了。

我们是有两个孩子进大学的小家庭。夫妇二人日出而作、日入未息的收入，也只是从手到口，所余有限。但是这部书已经把我们拖得够惨了。我壮年执笔；历时七载，为它牺牲一切，通宵不寐的情况，记忆犹新。如今杀青在望，我个人亦已两鬓披霜……无论怎样，它是应该和读者见面的了。我二人乃决定，咬紧牙关，不顾一切地，把不足之款，和剩余工作承担下来。

去年六月，这部《李宗仁回忆录》的英文版，总算以最原始的印刷方式面世了。虽然他底孪生兄弟——那本广西人民出版社所印的“中文版”我至今还无缘一晤呢！新书既出，我回想二十多年的曲折遭遇，真不禁捧书泣下！

十六、出版后的感想

如今这部比《史记》部头还要大的《李宗仁回忆录》，互有短长的中文、英文两个版本，总算都与读者见面了。在英文版的“序言”里，我对李宗仁先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曾有评析。暇时当另译之，以就教于中文版的读者，此处不再赘述。但在英文版序言中，笔者对此书的撰述经过，以及古怪的版本问题，则语焉未详——因为这些都是将来“中国史学史”或“目录学史”上的琐碎而专门的问题，西文读者是不会感觉兴趣，甚至嫌其啰嗦的——可是对中文版的读者们，尤其对那些专攻中国近代史的专家们，笔者就应该有个比较详细的交代了；否则他们一定会奇怪，这中、英两版为什么“不尽相同”？更糟的便是将来严肃的考据学者，在中、英二稿中，可能都会闹出个“双包案”来。言念及此，我觉得这个问题，现在非交代清楚不可，因为在目前知道本稿撰述经过详细情形的，只有哥大已退休的教授韦慕庭和笔者个人等三、二人而已。所以笔者才不惮烦地冒美东百度以上的溽暑天气，裸背为本书制四万言长文以阐明之。尚乞中、英两版的贤明读者，批阅后不吝指教！

最后，笔者更不揣冒昧，以撰写本书时亲身体验的辛酸，来略志数语，以奉劝今后中国知识界和我有同样短处的书呆子：你如有圣贤发愤之作，你就闭门著书，自作自受。能出版，就出版之；不能出版，就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你有自信，莫愁它没有传人。

不得已而与人合作，也要是一是、二是二，搞个干净利落。千万不可把你呕心沥血之作，婆婆妈妈地弄成个妾身未分明的状态。因为一个作者著书，正如一个艺术家，创造一件艺术品；一个花匠，培护一园名花；一个养马师，养育一匹千里名马……你对你心血结晶品的感情，绝不是主权属谁的问题。问题是你能看她有个美满的结果和如意的归宿。美女嫁情郎，宝剑赠英雄——主权岂必在我？！但是你如眼睁睁地看着美人入匈奴，宝剑当菜刀，名驹入肉铺，而你在一旁，无能为力，其心境之痛苦，实非笔墨所能泄于万一。

笔者为这两本拙作，披肝沥胆，前后凡二十有二年。回顾它在过去二十二年中历经的沧桑，而我这位原作者，却始终在“隔岸观火”，心情之沉重，怎敢讳言？！

古人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在本书今后千千万万的读者之中，笔者自信，知我者当不乏其人也。

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八日于北美洲北林寓庐

（注）据广西政协委员黄启汉先生于前些年访美时，面告我说，此一“奉谕”之译稿，当年广西政协确拟用为底稿，出版全书。所以终未采用者，是因译稿中之无数“人名”，无法复原，故弃而未用。此一译稿今日想必仍存于广西政协文献库中也。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九日德刚补志于纽约

再版后记

李宗仁先生口述、唐德刚博士撰写的《李宗仁回忆录》中文版初版面世后，以其翔实的资料、流畅的文笔，而为香港和海外读者所瞩目，乃意料中事。然数千册之巨数，竟在不到半年的短时间内一销而空，却是出乎我们预料的。由此亦足见本书的历史价值和可读程度。

是次再版，除徇应各方人士持续不断之需求外，又蒙唐氏提供四万言长文《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的沧桑》，道尽其为此巨著呕心沥血所经历的曲折遭遇，并披露了李氏夫妇一九六五年返国前后的一些秘闻，令本书内容锦上添花，谅必受到读者的更大欢迎。

南粤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八六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