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附录一：汪精卫晚年诗词—二〇六、汪氏遗书所引起的纷呶

附录一：汪精卫晚年诗词

汪氏晚年诗词，系录自“双照楼诗词稿”。其长公子孟晋，前数年曾在港刊印其全稿，分贻亲友。此篇所录，凡诗词共六十五题，内诗五十一题，词十四题。起自民国二十八年六月由越赴沪时“舟夜”之作，迄于其病剧辍笔，盖皆为汪政府时代所作也。其中诗，“六十生日口占”以下，词，“百字令”以下，均成于民国三十年后。言为心声，观此，或足以稍觇汪氏当年之心境乎？

舟夜 二十八年六月

卧听钟声报夜深，海天残梦渺难寻。

柁楼欹仄风仍恶，灯塔微茫月半阴。

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

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生平未尽心。

夜泊

雨底孤篷梦乍回，苹花香傍水田开。

浪声恬适知风定，云意空灵识月来。

嚣蛤吠人如有恃，饕蚊绕鬓若无猜。

寻思物我相忘理，演雅当年费尽才。

不寐

忧患滔滔到枕边，心光灯影照难眠。

梦回龙战玄黄地，坐晓鸡鸣风雨天。

不尽波澜思往事，如含瓦石愧前贤。

郊原仍作青春色，鸩毒山川亦可怜。

张孝达广雅堂集金陵杂咏有云：兵力无如刘宋强，励精图治是萧梁，缘何不享百年祚？鸩毒山川是建康。其然，岂其然乎？

久旱既而得雨

梦回凉意入灯檠，向晓千家曳履声。

云脚四垂天漠漠，独看新绿雨中明。

夏夕

万叶空灵受月光，隔林徐度水风长。

平铺一簟天阶上，消受人间片晌凉。

去腊微雪后至立春七日始得大雪适又为上元后一日也诗以纪之　辛巳初春

立春七日雪盈途，时过犹能泽万枯。

引领几疑天雨粟，惊心真已米如珠。

花前雁后思何限，月色灯光景未殊。

最是老梅能耐冷，朝来添得几分腴。

冰如手书阳明先生答聂文蔚书及余所作述怀诗合为长卷系之以辞因题其后，时为中华民国三十年四月二十四日，距同读传习录时已三十三年，距作述怀诗时已三十二年矣。

我生失学无所能，不望为釜望为薪。

曾将炊饭作浅譬，所恨未得饱斯民。

三十三年丛患难，余生还见沧桑换。

心似劳薪渐作灰，身如破釜仍教爨。

多君黽勉证同心，抚事伤时殆不任。

纵横忧患今方始，敢说操危虑亦深。

六月十四日为方君瑛姊忌辰，舟中独坐怆然于怀并念曾仲鸣弟

又向天涯剩此身，飞来明月果何因？

孤悬破碎山河影，苦照萧条羁旅人。

南去北来如梦梦，生离死别太频频。

年年此泪真无用，路远难回墓草春。

冰如以卢子枢所画长卷见赠因题其后

幼读渊明诗，每作山林想。北江幽绝处，一舸数来往。

他年任耕稼，于此得片壤。闲来取书读，便在羲皇上。

弱冠撄世变，此几不敢望。崎岖尘土中，举步即罗网。

偶逢佳山水，耳目始一放。磋跎将六十，人事益抢攘。

登临久已废，归梦余惝悦。蛰居不出户，自诡因鞅掌。

屋梁风雨夕，白首空自仰。孟光有深意，把卷邀共赏。

青山千万叠，茅屋著三两。苕苕俯洲渚，翳翳傍林莽。

依依见樵迹，隐隐听渔唱。苍茫烟水外，天地忽开朗。

川原相秀发，云日同澹荡。有如历三峡，山尽见夷旷。

扬帆溯曲江，晚翠接朝爽。谁欤香光笔，墨意清且畅。

唤起儿时事，高咏众山响。附手成哑然，画饼真可饷。

为榆生题吴湖帆画竹册

飒然英气出萧森，尺幅中存万里心。

供向斋头同宝剑，听他风雨作龙吟。

初秋偶成

玉楼银汉两无尘，一雨能令宇宙新。

草本渐含秋气息，川原初拓月精神。

放怀已忘今何世，顾影方知孑（一作剩）此身。

愈近天明人愈寂，鸡声迢递不嫌频。

豁盦出示易水送别图中有予旧日题字，并有榆生释戡两词家新作，把览之余万感交集，率题长句二首

酒市酣歌共慨慷，况兹挥手上河梁。

怀才盖聂身偏隐，授命于期目尚张。

落落死生原一瞬，悠悠成败亦何常！

渐离筑继荆卿剑，博浪椎兴人未亡。

少壮今成两鬓霜，画图重对益徬徨。

生惭郑国延韩命，死羡汪錡作鲁殇。

有限山河供堕甑，无多涕泪泣亡羊。

相期更聚神州铁，铸出金城万里长。

八月二日乘飞机至广州留七日别去飞机中作三绝句寄冰如

一鹤遥从万里归，劫余城郭倍依依。烟云休作空濛态，泪眼元知入望微。

才作孤鸿海上来，飞飞又去越王台。山川重秀非无策，共葆丹心不使灰。

年年地北与天南，忧患人间已熟谙。未敢相逢期一笑，且将共苦当同甘。

海上

风雨纵横欲四更，映空初见月华明。

重悬玉宇琼楼影，尽息金戈铁马声。

险阻艰难余白发，河清人寿望苍生。

愁怀起落还如海，却羡轻帆自在行。

秋夜即事

月轮冉冉御天风，万瓦新霜皎皎同。

树影满庭人不语，秋声只在碧空中。

辛巳除夕寄榆生

梅花如故人，间岁辄一来。来时披素心，雪月同皑皑。

水仙性狷洁，亦傍南枝开。忍寒故相待，岂意春风回。

菊

菊以隐逸称，殆未得其似。志洁而行芳，灵均差可拟。

生也不逢时，落叶满天地。枝弱不胜花，凛凛中有恃。

繁霜作锻炼，侵晓色逾美。忍寒向西风，略见平生志。

一花经九秋，未肯便憔悴。残英在枝头，抱香终不坠。

寒梅初破萼，已值坚冰至。相逢应一笑，异代有同契。

六十生日口占

六十年无一事成，不须悲慨不须惊。

尚存一息人间世，种种还如今日生。

看花绝句

冰霜禁受不相猜，笑向东风把臂来。

为使年年春似海，万花齐落复齐开。

癸未中秋作此示冰如

幼时嬉戏慈亲侧，最爱中秋庆佳节。遶庭拍手唱新词，大饼团团似明月。

今年两遂含饴愿，对月开樽翁六一。坐闻咿哑为忻然，却忆儿时泪横臆。月兮月兮！

我生与尔长相从，有影必共光必同。周旋朔漠千堆雪，流转南溟万里风。

悲欢离合无重数，喜尔清光总如故。屹然照此白发翁，铁骨冰心不相忤。

芙蓉花影今宵多，依然壁上蔓藤萝。不辞痛饮醉颜酡，却顾恐被孟光诃。

春暮登北极阁

近槛波光照我襟。栖霞牛首远中寻。湖山自郁英雄气，原隰终兴急难心。

风定落红依故砌，雨余高绿发新林。低徊未忍寒衣去，坐待冰蟾破夕阴。

白芍药花

薌泽丹铅总莫加，转于狷洁见风华。

嫌名若不嗔唐突，合上徽称绰约花。

题画　方君璧作任重致远图

负山于背重千钧，足趾沾泥衣著尘。

跋涉艰难君莫叹，独行踽踽又何人？

壬午中秋夜作

明月有大度，于物无不容。妍丑虽万殊，纳之清光中。

江山既辉媚，尘土亦清空。花木既明瑟，灌莽亦葱茏。

城郭千万家，关山千万重。缟洁扬其晖，緇磷汨其踪。

化瑕以为瑜，无异亦无同。玉宇在人间，悠哉此一逢。

孰云秋已半？春气何冲融。愿言生六翩，浩荡扬仁风。

题画　方君璧作黄山云海图

松籁萧骚响上头，下看人世晚悠悠。

千岩万壑如波浪，欲放乘风一叶舟。

偶成

新绿涵春雨，微寒一院生。

日光动啼鸟，清绝是初晴。

方君璧妹自北戴河海滨书来云海波荡月状如摇篮引申其语作为此诗

海波如摇篮，皓月如睡儿。篮摇睡更稳，偃仰随所之。

凝碧清且柔，湛若盘中饴。微风作吹息，漾漾生银漪。

畴昔喻素娥，有类母中慈。今也儿中孝，形影长不离。

青天静无言，周遭如幔帷。慇勤与将护，勿遣朝寒欺。

读史

窃油灯鼠贪无止，饱血帷蚊重不飞。

千古殉财如一辙，然脐还羡董公肥。

石头城晚眺

废堞荒壕落叶深，寒潮咽石响俱沉。

一声牧笛斜阳里，万壑千岩尽紫金。

为曼昭题江天笠屐图

笠屐修然似放翁，江天鱼鸟亦从容。

盘空黑羽频捎月，跃水赬鳞欲化虹。

别浦灯光深树里，归舟人语淡烟中。

画图但溯儿时乐，嗟尔披吟泪满胸。

重光大使属题三潭印月图卷

水色澹而空，月光皎以洁。水月忽相遇，天地共澄澈。

一月落千波，千波各一月。空灵极动荡，涵泳归静寂。

我心亦如水，印月了无迹。愿持澹泊姿，共励贞明节。

惺儿画牵驴图戏题其右

驴为哲学家，负重无不可。四足已蹩躄，一背仍磊砢。

怡然逢孺子，引手释所荷。牵曳就刍秣，目动两头朵。

长劳得少息，此乐吾亦颇。泉声如引睡，芳草随所卧。

书所见

网密蛛肥踞画檐，两獒争骨殿门前。

瓶花妥帖炉香静，始信禅房别有天。

腊梅

后山诗句古今传，我更拈花一惘然。

古色最宜邀冻石，孤标只合耦冰仙。

淡黄月色无风夜，凝碧池光欲雪天。

著此数枝更清绝，不辞耐冷立阶前。

（广东通志：蜡石一名冻石；群芳谱：水仙单瓣者，名冰仙。）

偶成

雨后春泥已下锄，一庭芳秽有乘除。

炉灰爆得花生米，便与儿童说子虚。

即景

月光水色化处无，月是冰心水玉壶。

化到竹林更清绝，竿竿都是碧琳腴。

三月二十六日别广州飞机中作此寄恂儿

秦淮绿柳未抽芽，南海红棉已著花。

四野春光融作水，千山朝气蔚成霞。

老牛含笑看新犊，雏鸟多情哺倦鸦。

乍喜相逢还惜别，却愁风雨阻行槎。

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在广州鸣崧纪念学校植树，树多木棉及桂。

仲鸣殁于三月二十一日，次高殁于八月二十二日，适当两树花时也。

两手把树枝，两泪滴树根。故人不可见，见树如见人。

木棉花殷红，桂花皎以洁。想见故人心，如火亦如雪。

花飞还复开，叶落还复生。有如故人心，万古常青青。

故人心何在？乃在人心里。相爱复相亲，故人良未死。

树人望成才，树木望成林。收拾旧山河，勿负故人心！

故人若归来，临风闻此曲。愿山益以青，愿水益以绿。

杂诗

文章有万变，导源惟一清。欲致云海奇，先求空水澄。

澼之不厌纯，淬之不厌精。未能去荒秽，安在储菁英。

星月有昭质，荡荡行空青。虚中乃翕受，冰雪发其莹。

非俭不能仁，非廉不能明。政事亦如此，感慨泪纵横。

即事

风咽瓶笙茗熟初，砚池花落惜香余。

青灯不碍明蟾影，双照楼中夜读书。

满江红

蓦地西风。吹起我乱愁千叠。空凝望。故人已矣。青燐碧血。

魂梦不堪关塞阔。疮痍渐觉乾坤窄。便劫灰冷尽万千年。情犹热。

烟敛处，钟山赤。雨过后。秦淮碧。似哀江南赋。泪痕重湿。

邦殄更无身可赎。时危未许心能白。但一成一旅起从头。无遗力。

读陶诗

愚观赠羊长史诗，知陶公于刘裕之收复关河，不能无拳拳之念。然终于废然意沮者，以裕之所为，不过自创其子孙帝王万世之业。充此一念，患得患失，必无所不至。陶公胸次有伯夷之清，孟子所谓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者，其攒眉而去，亦固其所。史但称自以曾祖晋室宰辅云云，似未足以尽陶公。而诸家评注，惟知著眼于此，可为一叹！裕之手翦燕秦，固快人意，然以汲汲于帝制自为之故，功业不终，致成南北朝扰攘之局。是则全谢山之推崇宋武，亦不免有所偏也。因作此诗。

寄奴人中龙，崛起自布衣。伯仲视刘季，功更在攘夷。

嗟哉大道隐，天下遂为私。坐令耿介士，弃之忽如遗。

钱溪始自励，彭泽终言归。岂为耻折腰？耻与素心违。

世无管夷吾，左衽诚可悲！若无鲁仲连，何以张国维？

夜坐竹林中作

露叶风枝密复疏，碧琳腴映玉蟾蜍。

含光弄影知何意，伴我林间夜读书。

飞行机中偶作

苍天近咫尺，风日清且旷。

白云如莲花，开满碧海上。

飞机中作 时为十二月二十日月将望故云然

重云覆海下茫茫，上是晴空色正苍。

中有控鸾人一笑，东西日月恰相望。

菊花绝句

一体兼众芳，极妍与尽态。惟有金石心，凛凛常不改。

梅花绝句

梅花有素心，雪月同一色。照彻长夜中，遂令天下白。

二十余年前，尝自江西建昌县驿，徒步往拓林村访四姊，侵晓行夜半始达，留一日以小舟归，沿途山水清峭，意殊乐之，欲作诗，久未就，癸未夏夕，苦热枕上忽得之录如左。

天明下艇辞田家，双棹纡折穿蒹葭。忽从小汊出江面，潋滟玉境开秋华。

建昌山水夙秀峭，盥沐风露逾柔嘉。波远白帆点初日，天空绿树明朝霞。

澄漪绝底作碧色，俯视可辨石与沙。云居缥缈在天半，倒影入水清而葩。

昨宵苦热体流汗，咽漱未毕寒齿牙。欣然腹馁思朝食，小舟相值多鱼虾。

十钱买得径尺鳜，和以豉汁参姜芽。青蔬白米久已备，尚有村酿名橙花。

回头烟树乍明灭，柘林村与人俱遐。卅年骨肉一相见，苦泪在眼犹蔴茶。

须臾酒香饭亦熟，鸥鹭探首声哑哑。

即事

日光猛烈水风凉，水畔山头百仞强。

度壑穿林无限好，万松香会万荷香。

朝中措

重九日登北极阁，读元遗山词，至“故国江山如画，醉来忘却兴亡”，悲不绝于心，亦作一首。

城楼百尺倚空苍。雁背正低翔。

满地萧萧落叶。黄花留住斜阳。

阑干拍遍。心头块垒。眼底风光。

为问青山绿水。能禁几度兴亡。

金缕曲

绿遍池塘草。（用梅影书屋词句）更连宵。凄其风雨。万红都渺。

寡妇孤儿无穷泪。算有青山知道。

早染出龙眠画藁。一片春波流日影。过长桥又把平堤绕。看新冢。添多少。

故人落落心相照。叹而今。生离死别。总寻常了。

马革裹尸仍未返。空向墓门凭吊。

只破碎山河难料。我亦疮痍今满体。忍须臾一见搀枪扫。逢地下。两含笑。

竹

修竹竿竿绿到根，下为流水上为云。

茅亭更在深深处，只有书声略可闻。

飞机中作

拂耳飞星若有声，俛看足底月华生。

山林城廓濛濛地，惟有长川一道明。

虞美人

空梁曾是营巢处。零落年时侣。

天南地北几经过。到眼残山剩水已无多。

夜深案牍明灯火。阁笔凄然我。

故人热血不空流。挽作天河一为洗神州。

迈陂塘

二十九年十一月一日，晚饭时，家人忽以杯酒相属，问之始知为五年前，余为贼所斫不死而设，也因赋此词。

叹等闲。春秋换了。灯前双鬓非故。艰难留得余生在。

才识余生更苦。休重溯。算刻骨伤痕。未是伤心处。酒阑尔汝。

问搔首长吁。支颐默坐。家国竟何补。鸿飞意。岂有金丸能惧。

翛翛犹剩毛羽。誓穷心力回天地。未觉道途修阻。君试数。

有多少故人。血作江流去。中庭踽踽。听残叶枝头。霜风独战。犹似唤邪许。

满江红 庚辰中秋

一点冰蟾。便做出十分秋色。光满处。家家愁幂。一时都揭。

世上难逢干净土。天心终见重轮月。叹桑田沧海亦何常。圆远缺。

雁阵杳。蛩声咽。天寥阔。人萧瑟。剩无边衰草。苦萦战骨。

挹取九霄风露冷。涤来万里关河洁。看分光流影入疏巢。乌头白。

虞美人

庚辰重阳前三日，方君璧妹在南京书肆中，得满城风雨，近重阳图盖，前岁旅居汉皋时，悬之斋壁者为题二词于其右。

周遭风雨城如斗。凄怆江潭柳。昔时曾此见依依。争遗如今憔悴不成丝。

等闲历了沧桑劫。枫叶明于血。却怜画笔太缠绵。妆点山容水色似当年。

秋来雕尽青山色，我亦添头白。独行踽踽已堪悲。况是天荆地棘欲何归。

闭门不作登高计。也揽茱萸涕。谁云壮士不生还。看取筑声椎影满人间。

木兰花慢 君有辍弦之戚赋某词见示依调慰之

人生何所似。似渴骥。涌奔泉。叹一曲清泓。无穷况味。甘苦咸酸。

几番。醉醒未了。早滔滔哀乐迫中年。侠骨英雄结纳。情场儿女缠绵。

萧然。落日照烽烟。夜枕绿沉眠。又孤梦初回。淋铃凄韵。和入惊弦。

灯前。尚留倩影。对丹心华发耿相怜。离合从来一瞬。至情无间人天。

忆旧游 落叶

叹护林心事。付与东流。一往凄清。无限留连意。奈惊飙不管。

催化青萍。已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经。有出水根寒。挐空枝老。同诉飘零。

天心正摇落。算菊芳兰秀。不是春荣。槭槭萧萧里。要沧桑换了。秋始无声。

伴得落红归去。流水有余馨。尽岁暮天寒。冰霜追逐千万程。

浣溪沙 广州家园中作

英石岧岧俛画阑。观音竹映小盆山。余生还得故园看。

橄榄青于饥者面。木棉红似战时瘢。尚存一息未应闲。

郊行即事

平原芳草绿初酣，马足踟蹰未忍探。

最是日明风又静。楟花如雪烛天南。

金缕曲

三十年六月二十三日，余晤宫崎夫人于日本东京，承以民报时代照片见贻，盖丙午之秋革命军在萍乡醴陵失败后，余将偕黄克强赴广州谋再举，行前一日在民报社庭园内所摄，克强倚树而坐，宫崎夫人之姊氏立于其左，余立于其后，在余之右者为林时爽，再右为鲁易，为章太炎，为何天炯，凡七人今存者余一人而已，把览之余万感交集，为题金缕曲一阕，护林残叶辞忍枝时爽，诗句断指谓克强也。

小聚秋声里。近黄昏篱花摇暝。庭柯雕翠。

残叶辞枝良未忍。耿耿护林心事。

正呜咽风萧易水。三十六年真电掣。

賸画图相对浑如寐。谁与揽。澄清辔。

故人各了平生志。早一坏黄花岳麓。

心魂相倚。为问当时存者几。落落一人而已。

又华发星星如此。賸水残山嗟满目。

便相逢勿下新亭泪，为投笔。歌断指。

水调歌头 辛巳中秋寄冰如

一片旧时月。流影入中庭。问天于世何意。岁岁眼常青。天上琼楼皎洁。

人世金瓯残缺。两两苦相形。拂衣舍之去。欹枕听长更。

饮孤光。似冰雪。夜冷冷。银河清浅。怎载得如许飘萍。鸿雁北来还去。

乌鹊南飞又止。无处不零丁。何辞千里远。共此一窗明。

百子令

连日热甚，夜不成寐，既望月出布簟，阶上卧观，久之遂得酣睡至于天明，赋此为谢。

闷沉沉地。忽飞来明月。万花齐醒。香气因风成百和。瑟瑟动摇清影。

历乱茅茨。寻常草树。也入空灵境。四围寂寂。浩歌宜在松顶。

堪笑玉洁垣娥。独清未办。与众生同病。赖有一丸灵药在。化作冷波千顷。

蜀犬收声。吴牛止喘。美睡从吾领。梦回蛙鼓。广寒仙乐同听。

附录二：周佛海狱中遗诗四十四首（附自序）

自序

余于十八九岁在中学时略学作诗，未入门径也。二十岁赴日本留学，以后三十年不弹此调矣。自看守所移居监狱后，长日无事，辄将感想所及，抒为吟咏，自鸣天籁耳，谓之为诗，不敢当也。民国三十五年五月廿一日生前廿七日记。

忆上海故居二首

满园春色竞芳菲，浅草如茵柳似丝，

燕子不知人事易。双双犹向旧巢飞。

小楼半角挂斜阳，绿柳红花映碧窗，

四壁图书消永昼。一回追忆一神伤。

春夜

哪堪伏枕听鹃声，寂莫春宵怨恨深，

好梦乍回魂欲断，半窗明月照孤衾。

感怀

敌骑纵横闪电飞，仓皇无计挽危机，

投身虎穴欲擒虎，成败安能定是非？

夜梦淑慧以寄

孤臣孽子心空费，救死扶倾事最辛，

我为苍生君为我，二人一样义忘身。

偶成

清议安能辩是非，宋明往事最堪悲!

荆公贬去袁熊死，运祚从知已暗移。

鹊噪

星晨寥落晓烟昏，彻耳窗前鹊语喧，

遮莫连朝传喜讯，慰情无奈只空言。

怀公博思平二首

水流花谢太匆匆，往事如烟梦亦空，

地下相逢应共笑，成仁毕竟是成功。

握别原知再见难，人间天上剧辛酸，

秦淮河柳台城月，阅尽兴亡忍独看。

在渝闻淑慧在沪被禁

异地同时作楚囚，云天望断恨悠悠。

痴心欲化嘉陵水，流到春申好聚头。

忆西流湾故居四首

暮霭苍茫夕照料：炊烟缕缕万人家。

四围山色红如血，独立高楼看晚霞。

青草池塘绿柳堤，淡烟漠漠草萋萋，

庭花也改人非旧，故向东风怨别离。

柳映池塘竹映窗，月华依旧白如霜。

深宵步月人何在？空负残花院角香。

月明人静柳丝垂，彻耳蛙声仍旧时。

底事连宵鸣不住，伤心欲唤主人归。

偕妻儿幽居渝郊嘉陵江畔

山草萋萋山鸟飞，乡居虽好意多违。

亲朋远隔音书断，妻子同羁事业非。

满目疮痍悲浩劫，连天烽火欲安归？

国忧家难浑无赖，愁对嘉陵送落晖。

羁渝感事

巫峡云垂雾气横，闭门独坐倍伤情。

惊心旧友成新鬼，彻耳呼声变怨声。

披发徒劳投火宅。拊膺幸未误苍生。

是非成败浑无据，付与巴山月夜评。

送内子自渝飞沪

前途风浪恶，骤别更魂消。

家室皆分散，天涯共寂寥。

凭栏温旧梦，对月立中宵。

明日惊相顾，关山万里遥。

与楚僧同羁一室作此以赠

风雨同舟忆昔年，艰危共济沪江边。

羁居今日逢重聚，明月满窗抵足眠。

狱中五十初度四首

惊心狱里逢初度，放眼江湖百事殊。已分今生成隔世，竟于绝路转通途。

嶙峋傲骨非新我，慷慨襟怀仍故吾。更喜铁肩犹健在，留将负重度崎岖。

人天俯仰都无愧，万里凌霄入网罗。众口纵能淆黑白，千秋终可辨真讹。

心存忠厚愆尤少，身历兴亡感慨多。莫道更生当庆幸，茫茫身世尽风波。

半百韶光梦里过，文章事业叹蹉跎。读书深愧专精少，报国宁辞险阻多。

两字恩仇劳辨别，一生肝胆漫消磨。丹心未死身长寄，岂屑书空唤奈何。

济困原知濒自困，一身忧患本寻常。关山战激悲烽火，野草愁多望曙光。

愧对妻儿生计苦，敢嫌朋旧世情凉。重生今又逢初度，漫话沧桑对夕阳。

六月十五寄内子

去年今日巴东别，岂料想逢老虎桥，

忍泪殷勤相慰问，夕阳无语树萧萧。

谢苏青女士新作二首

新书劳赠意殷勤，妙笔生花思绝群。

冷暖不因成败易，时宜未合独怜君。

凄凉身世似秋蓬，历尽艰辛感慨同。

乱世是非浑莫定，漫将毁誉付流东。

望月

斗室闲无赖，举头望远辉。

天如窥井小，月似逐云飞。

对影愁来日，伤时惜逝机。

年荒兼世乱，惆怅意多违。

内子由沪返京来见

小别兼旬亦苦思，堂前偶语复分飞。

怜君心血消磨尽，劫后残家独护持。

初夏

转眼槐风又楝风，韶光来去太匆匆。

无情晴雨农时失，隔夜炎凉世味同。

运甓何心期致用，问天有意但书空。

燕忙莺老浑闲事，深巷沉沉似禁中。

食枇杷思羁渝时情状

四月枇杷三月鲥，去年千里费相思。

系囚也是江南好，春水一篙翠满枝。

感怀并谢牙医洪范宇

半世都从劫里过，草间偷活意如何？

利生有意成功少，医国无方感慨多。

多得齿牙徒餔啜，忍教意志坐消磨。

临餐辄忆君情重，未至迎风废啸歌。

内子由沪携来旧鞋

容貌依稀似旧观，兴亡曾阅也辛酸。

艰难步履劳常共，可作微时故剑看。

生日口占

前年淞沪去年渝，今日都门一罪徒。

居地三迁人两世，乾坤俯仰旧头颅。

端阳杂感二首

去年客里逢佳节，触景生情旅思增。

底事龙舟迟不发，登山空自望嘉陵。

何处吹来艾酒香？斜风细雨度端阳。

湘累遗恨留千古，小劫宁须话短长。

刘果斋画梅为寿并附以诗因步原韵谢之

佳篇读罢几寻思，惭愧江头空折枝。

多谢刘郎珍重意，梅花欲种待明时。

狱中偶成

一片笳声破寂晨，荒庭满目尽烟尘。

青山无恙空生翠，芳草多情亦自春。

世上风云多澒洞，院中岁月递新陈。

忘机自在桃源洞，莫任烦忧扰此身。

箧中检出在渝所用蒲扇

千里相逢照石头，记曾巴蜀共淹留。

烦忧酷暑两难遣，赖有清风为解愁。

幼儿来京度节

劫后饥驱各一方，端阳小聚叙家常。

覆巢幸喜还全卵，话到沧桑莫断肠。

哭丁默邨二首

一腔热血竟成烟，疑梦疑真复愕然。

从此人天惭后死，哪堪风雨忆当年。

东南板荡凭同保，巴蜀幽羁感互怜。

赢得千秋无限恨，孤魂应是化啼鹃。

题刘果斋画竹石

风前潇洒声疑雨，月下依稀影化羊。

变幻无端君莫笑，不徒人世有沧桑。

接见三首

见时欲语事偏多，对面却忘可奈何！

相视无言情脉脉，一窗人似隔天河。

邦家殄瘁事堪哀，欲语还停恐怆怀。

乍别蓦思言未尽，返身遥语暂徘徊。

嘘寒问暖意温柔，话到伤心泪忍流。

狱吏无情催客去，可怜一步一回头。

附录三：汪精卫为什么要建立政权？

影佐祯昭遗作

本文作者影佐祯昭，为对汪政权建立最有重大关系之一人。自高宗武秘密渡日，接洽和平起，以迄汪政权之创建，胥为其奔走促成。汪府在沪酝酿时期，一切以影佐为军部代表而为交涉之对象。陶希圣高宗武携港发表之“中日基本条约日方草案”，亦为其所提出。战时任汪政权之最高军事顾问：实际则为日本在华最大特务机关“梅机关”之首长。太平洋战争后期离华任师团长，参加东南亚作战，一九四八年九月，病死东京。本文为其遗稿之一部份，由其壻谷垣专一，及其任最高军事顾问时期之秘书仓冈克行整理发表，洵为对汪政权建立经过之第一手资料，因就有关部份迻译附录于此，俾供参证。

第一次近卫声明

在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年）底和翌年年初之间，日政府曾经把阁议通过的十四项和平条件，托由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而斡旋。但是，日本政府认为中国国民政府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四日的答复缺乏诚意，近卫内阁乃决定于一月十六日发表了“不以蒋介石政权为交涉之对象”的所谓近卫第一次声明。

声明的内容说：到现在为止，日本政府一直以国民政府为中国的中央政府，作为寻求和平的对象。现在国民政府既然没有和平的诚意，就无法期待它作为解决事变的对手。不得不改与中国同忧共识之士相提携，来处理这个问题。如果国民政府有意改变政策，排斥极端抗日主义份子，和日本携手的话，当然日本还是希望和它共同建设新东亚。

既然声明了“不以蒋介石氏所领导的政府为交涉之对象”，那么怎样才能赶快收拾事变？这就需要去从长考虑了。而研究的结果，唯一的通路就只有希望中国出现一个有与日本寻求和平的热诚，同时又孚众望的新势力，来同日本的和平主义者，共同造成一个使两国人民和两国政府不可抗拒的和平力量。

昭和十三年（一九三八年）春，原任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和原任亚洲司科长董道宁来到东京，我以参谋本部“支那课长”的资格，同两人见了面。他们表示此来的目的是：“日本政府既然否认了国民政府，那么寻求和平就只有求诸蒋氏以外的人了；这个人就舍汪精卫莫属。汪氏因痛感中日问题有早日解决的必要，曾经主张和平，但国民政府内部不予接纳。因而只有从政府外部唤起人民展开和平运动来以求转变。希望日本政府能够理解此点。”我为他们专程而来的热诚所感动，相约和他们为此而协力，并且得到了参谋次长多田（中将）的同意。

日本政府虽然对高宗武的意见没有表示异议，但对汪氏应如何采取行动也毫无表示。高宗武回去之后，也没有了消息，我以为这事已经归于消灭了。这年秋天，因公到上海去的今井武夫（大佐）回来的时候，带来了高宗武和梅思平共同拟订的“中日和平条件草案”。陆军中央部把这个草案根据已往制定的“中日关系调整方针”加以修正。由我和今井于十一月十九日带到上海，交给高梅两人，他们又以中国方面的立场，也修正了几点。

这个和平条件草案和这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近卫声明，形式虽有不同，内容则无大异。高梅二人并提议：“如汪氏按照计划离开重庆之后，日本政府始可公布和平条件。”因为这是为了汪氏和平运动顺利进行的必要步骤。这些，都由陆军大臣报告了五相会议。

汪氏从河内到上海

汪氏同意了上海高梅与日方会谈的结果，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离开重庆，二十日到达河内。

近卫（首相）十二月二十二日发表了所谓“近卫三原则”的日支关系调整方针。汪氏为了响应这一声明，二十九日以艳电致国民党中央党部，蒋总裁暨中央执监委员会建议和平，力陈中日和平的必要……。

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中国国民党决议开除汪氏党籍，并褫夺其所有职务。随着重庆的特务也来到了河内，三月二十一日曾仲鸣被暗杀了。日本方面得到汪氏环境危险的消息，五相会议决定派我们到河内去协助汪氏转到安全地带。我和犬养健等乘山下汽船株式会社的北光丸，于四月十七日抵达河内，矢野（外务书记官）、伊藤芳男等则已经先期飞来了。

四月十八日，我在河内高朗街汪邸会见了汪氏。汪氏对中日事变的发生和发展表示了惋惜之后，说：“关于中日必须和平的信念，曾不止一次用书面或当面与蒋氏讨论过，而蒋氏一则怀疑日本的真意，一则为环境所支配，无法实行和平。”他又接着说：“正在考虑放弃在重庆内部促使蒋氏改变的企图，改由外部策动重庆转向的办法，恰恰从高梅两人那里知道了日本的和平方针，我想日本如果真能坚持这一方针，相信未始不能得到舆论的支持。”他又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近卫声明，是给和平运动发展的一个最大保证。”

汪氏认为：“留在河内，既危险，且无意义，应以上海为基地，发展和平运动”，他又顾虑到“由河内动身，需要得到越南当局的谅解”，并且“在研究到上海之后，如何开展比原计划更进一步的方法”。汪氏一再声言和平运动主旨，是在扩大和组织民众对和平的要求和力量，从而促使重庆政府转换抗日政策，并不是要另外成立政府。

汪氏在越南当局谅解和越南保安局员护卫之下，于四月二十五日从加特巴岛乘法国轮船出发，二十八日夕刻，在拜亚士湾东北方换乘了北光丸，经由台湾基隆，五月八日抵达上海虹口码头。

在这里，应该把汪氏那时的想法，叙述一下：

“原来的和平运动计划，是准备以国民党员为中心组织一个和平团体，用言论来指摘重庆抗日理论的错误。宣扬和平是救中国、救东亚的唯一方法。逐步地扩大和平阵营，企图使重庆转变方向。但是详细考虑之下，单凭言论来使重庆政府转向是极其困难的事。因为和平论固然是为了爱中国，抗日论更是由于爱国精神的激发。但是和平论与卖国论也最易混淆，很难得到一般人的谅解；反之抗日论容易获得人们的同情，这就只有靠日本公正无私的行动，才能证明和平论的正确。

“不错，近卫声明如果能够十足兑现，重庆政府的抗日理论会失去根据，甚至会顺从舆论，倾向和平。但是，问题在怎么实现近卫声明。是不是应该改变原来的和平计划，除以言论督促重庆觉悟之外，建立一个和平政府；从事实上证明中日合作的效果，来唤起民众舆论加速和平的实现呢？当然，这个和平政府的建立不是以打倒重庆政府为目的，只是为了中止抗战，促进和平，即使和平政府为必要而备有军队，也绝不是来与重庆为敌。如果一旦和平实现，不论是否双方政府合并，或者采取其他形式，我（汪氏）决不过问，断然引咎下野，以明心迹。”

总之，我确信汪氏的想法，是在建立一个和平政府，以为与日本和平的示范作用，用事实来证明和平论的正确，使一般民众和重庆政府由倾向和平而导致全面和平。尽管新政府成立后，表面上暂时是与重庆政府相对立的，中国形成了和平和抗战两个阵替，但是结果是会合并的，也只有两者合并才能实现全面和平。这是汪氏和平运动的指导原理。

昭和十五年（一九四〇年）一月十六日，汪氏的和平通电中说：“望蒋先生以国家民生为重……与日本停战言和，……兆铭与同志等必当与先生戮力同心，以促全国和平之实现……。”这可见汪氏的心境的一斑。

汪氏与板垣会谈

这一年六月初旬，汪氏偕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董道宁等人，由日方的矢野、清水两个外务省书记官，犬养健和我，陪同由上海飞到了东京。汪氏一到东京，即与平沼首相会见。平沼首先力言中日在道义上有合作的必要，然后对汪氏挺身努力解决事变的热情表示敬意。汪氏答称，为了中日两国长此相争的无意义，因而决心努力和平。汪氏认为日本方面对解决事变，不外下述三种方法：一、坚决采取以重庆政府为对象，进行和平的方针；二、或在国民党之外，找寻在野有志之士为对象，讲究和平方策；三、不然就是不问在朝在野，不论是否国民党，只要是为了两国的前途而赞成和平的人，大家一起来进行和平，解决事变。汪氏说：如果日本方面认为第三种方法是适当的话，他有决心作为建立和平政府的中心；竭力来达成和平的目的。平沼首相当表示现内阁坚持继承近卫声明的精神，赞成汪氏的意见，只要汪氏有这样的决心，日本方面当绝对的协助。

六月十五日，板垣陆相承平沼首相之命，申述日方的希望和汪氏交换了意见。板垣在会谈中为了避免干涉中国内政的印象，措辞上格外慎重。当时双方会谈的要点是：

一、板垣问：“过去一国一党主义的弊害，可否借这个机会来清算一下？”汪氏对这点表示赞成，并且说这次组织政府，当网罗国民党以外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派的人士来参加。

二、板垣提议：“临时和维新两个既成政府的人士，已经忍受了许多诽谤来努力中日和平，如果一旦全部取消，在日方觉得过意不去。可否把临时政府改为政务委员会，维新政府改为经济委员会，作为局部处理中日关系事项的机构。”汪氏说：“华北远隔南京，设立一个政务委员会，在某种程度的政务交其办理固无不可，但是华中没有设立这个机构的必要。不过对原来维新政府的人士，自当考虑予以安插。”

三、板垣说：“三民主义中的民族、民生主义，许多人解释以为这就是容共抗日主义。当然，这不是孙中山先生的意思。这次是否可以把这点加以修正，明确地表明中日共同反对共产主义的态度？”汪氏对这点完全表示同意。

四、板垣说：“许多日本人解释青天白日旗是抗日的标帜，同时日本军队在军事行动上，如果和平政府及其军队和抗日政府一样都用青天白日旗，难免发生意外的情事，作为一个实际问题，可否加以考虑？”汪氏绝对反对这一个说法，但是他答应考虑如何与重庆方面识别的方法。

附录四：陈公博狱中遗作——“八年来的回忆”

我这篇回忆是从二十七年离川写起，是一篇自白，也可以说是汪先生和平运动的简单实录。本来在今日大统一时候，我对于保存国家和地方人民元气的心事已尽，对于汪先生个人的心事已了，是非功罪，可以置而不述。但既然奉命要写一篇简述，那么，对于汪先生的心境，我是不能不说的，不说明汪先生的心境，和平运动就无法说明它的起源。对于我的主张也不能不说的，不说明我的主张，这几年的经过，便无从说起。对于这几年来我的工作和心情，也不能不说的，不说明，便不知道这几年来此间人们的苦闷和挣扎，类于矫饰，而不是坦白的自白。

我也知道，我参加和平运动的经过，由反对而卒之参加，重庆的同志们都很了然，就是不写，大家都很明白，因此，我决定不诿过，不矫饰，很简单的写一篇回忆。不过，我对于汪先生的心事是算了了，然而至今还抱极大的缺憾的，就是我自民国二十年底回到南京以后，总想这次外有日本的侵略，内有共产党的捣乱，国民党总不至于再有破裂了罢。若要不破裂，只有从我做起，所以由民国二十一年起，以至汪先生离重庆止，而且一直到现在，我对于党始终没有批评过，对于实际政治也没有批评过，然而还有汪先生离开重庆的一件事，更有组织南京政府的一件事，这是我梦想不到，而引为绝大遗憾的。以下分段说明这几年来的经过：

一、汪先生的心境

关于汪先生的和平理论，我不打算写了，汪先生的和平理论，这几年来有出版的言论集。我要写的是汪先生由民国二十一年以至民国二十四年，尤其是民国二十五年后的心境。明白了汪先生的心境，便可以知道汪先生主张和平的动机。

汪先生在民国二十一年上海一二八之役是主张抵抗的，在民国二十二年长城古北口之役是主张抵抗的。在二十一年曾因张学良不愿意抵抗、而通电邀张学良共同下野，因此出国。在长城古北口之役，又匆匆自海外归来，共赴国难，那时候，汪先生总以为中国只有抵抗才有办法，可是也因长城古北口之役最使汪先生所受的刺激太深。因为前方将领回来报告，都说官兵无法战争，官兵并非不愿战，实在不能战，因为我们的火力比敌人的火力距离太远了，我们官兵并看不见敌人，只是受到敌人炮火的威胁。汪先生听了这些报告，以后便慢慢有主和的倾向。

汪先生那时不但主持行政院，还且兼了外交部长，我当时大不以为然，在南京的同志也大不以为然。外间的批评都集中于汪先生一人，以为主和的只是汪先生，所以当日许多人都曾劝过汪先生说：上海的淞沪协定为“汪先生”所知的，而塘沽协定是事后才知道的，汪先生也应该分辩一下。汪先生说：“绝不分辩，谁叫我当行政院长？行政院长是要负一切责任的。”汪先生这一句话可以表明他当日的心境。同时他还对我说：“武官是有责任的，他们绝不说不能战，文官是没有打仗责任的，他们当然可以唱高调要战，今日除我说老实话，还有谁人。”我告诉他，外间的批评是很恶劣，我希望汪先生事事慎重。汪先生很愤懑的答复我：“我死且不惧，何畏乎骂。”我只得默然了。

到了民国二十三年，环境更是一天一天恶劣了，当日的国事，我知道是蒋先生和汪先生共同负责的，然而外间的观察，显然已画分为两个分野。我也知道汪先生不惜牺牲，愿意替国家负责，愿意替蒋先生负责。可是按我观察，国事至是，危险非常，第一，中国要战，应该举国一致，中国要和，也应该举国一致，如果把蒋先生和汪先生认为两种主张，那么国内不难明显的分为和战两派，在大难当前，而党内有两个不同的见解，可以促成党的分裂。第二，国内捣乱的份子很多，惟恐国民党团结，惟恐蒋汪真正合作。有此分野，更易予挑拨者以机会，国的分裂，党的分裂，是我决不愿再见的。那时国内的报纸，对于汪先生攻击已渐渐明朗化了。例如南京有一家报纸记载日本公使有吉明回国，说汪先生送他到车站，还哭了一场，报上还讥讽汪先生，登了两首诗，那两首诗的全文，我已忘记，只记得有两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我那时真苦闷极了，我不是不爱国，同时我也爱汪先生，极不愿汪先生就这样牺牲了。因此，我又劝汪先生辞职，等到和战大计决定之后，再负责任，也不为晚。

我正在劝汪先生辞职的时候，倏然听到一个消息，说汪先生的女儿也反对汪先生兼外交部长。有一晚汪先生夜膳，喝酒微醉，家人又反对他兼外交部，汪先生大哭，说：“现在聪明人谁肯当外交部部长。”我听了之后，非常难过。同时想起上海一二八之役，陈友仁离职之后，汪先生对我说，蒋先生意思要我做外交部长，我力辞不干。当时我不干有两个理由，第一因为英美报纸久已宣传我是一个极端左翼份子，那时外交正在紧迫，不能不靠英美帮忙，如果我干外交部，恐怕和英美隔膜，于中国无利。第二，我的性格最不喜欢应酬，而外交官第一个要件就在应酬，这样我干外交部，于公于私都没有好处。不过，我听见汪先生这一句聪明人不肯干外交部的话，立时想起替汪先生分谤，顾不到英美的隔膜和我自己的性格了。第二天我遂见汪先生，提出我愿意干外交部的意思。汪先生说：“现在我干外交部，就是人家不听我的话，还要考虑一下。如果你来干外交部，恐怕人家连考虑也不会考虑。”我说：“这样，请汪先生向蒋先生说，我自告奋勇去干驻日公使怎样？”汪先生说：“你要替我分谤的心事，我是明白的，可是外交部和驻日公使是一样的情形。”我听了之后，更无话可说。

至到民国二十三年下半年，我的确苦闷达于极点，除了一般人攻击汪先生和之外，还有些人见了汪先生面时主和，离开汪先生时便主战，还有些人力劝汪先生不要主和之外，还来见我，要苦劝汪先生不要主和的。其实当时情势混沌达于极点，战固然说得太早，但也无从说起。我劝汪先生以暂退为宜。末后我见汪先生坚持负责，我只好单独向汪先生提出辞职。可是我每一次辞职，汪先生总不答复，这样一直拖至民国二十四年夏天。

民国二十四年夏天，大概是六七月罢，汪先生肝病复发，到上海进医院了。后来依医生的劝告，又到青岛养病。在八月初旬，我在南京接到汪先生一个电报说：“黄季宽刚由重庆见过蒋先生回到上海，携带有对日方案，定于八月五日由沪来青一谈。”我于六月五日在南京飞机场等候黄季宽，当天飞至青岛，下午同黄季宽一同见汪先生。汪先生那时候病得很消瘦，看了那个方案以后，没有说什么话，回头只对我说：“公博，你是不是还要不干？”我说：“是的。”汪先生说：“这样也好。”我听说“汪先生”允许我不干，如释重负，和黄季宽一齐退出来，当夜便与青岛市长沈鸿烈痛饮一顿，第二天早夜我和我朋友喝酒，没有去见汪先生，至第三天中午还是喝酒，汪先生使人来找我了。

我酒还没有大醒，去到海边一个别墅见汪先生，这次我面红耳热说话的第一次。过去我虽然常和汪先生讨论，有时免不了辩论，然而那一天简直可以算吵起来。事后回想，真不胜悲凉之至，汪先生一见我，便很严肃的问我了：“公博，你说不干，是真的不干吗？”我说：“我不愿干，自去年已决其心，那还有假的。”汪先生说：“我病还没有好，或许今天的说话是病态的说话，我不独我要干下去，我劝你也要干下去。”我那时真是醉还未醒，我说：“汪先生能否容许我说几句话？”汪先生说：“当然可以。”我说：“汪先生你说病态的说话，我今日是醉态的说话。现在许多人都骂汪先生是秦桧，我今天就承认秦桧是好人罢，但秦桧是牺牲了，然而无补于南宋之亡。一般人都说汪先生卖国，但卖国还应有代价。像今日的情势，一日蹙国百里，其误不止卖国，简直是送国罢了。我想送国不必你汪精卫送罢。”

汪先生奋然说：“公博，你的话是为汪精卫说的，不是为中国国民说的。人家送国是没有限度的，我汪精卫送国是有限度的，公博，我已经五十多岁了，你也快到五十岁了。中国要复兴，起码要二十年，不要说我汪精卫看不见，连你陈公博也看不见。日前能够替国家保存一分元气以为将来复兴地步，多一分是一分，这是我和你的责任。因此不独我要干，我劝你也要干。”汪先生这番话，使得我无话可说。我只好说：“汪先生既然要跳水，难道我好站在旁边袖手吗？”我是在八月十日回南京，同时我知道蒋先生将于二十左右回京，可是在十八日我接到汪先生一个电报，说他决定辞职，我禁不得一喜一疑，喜的是汪先生肯辞，疑的是汪先生在青岛那时那样坚决要干，不到十天又决定辞职。可是我的心情，只求汪先生愿意不干，内中变化的理由，我也不去再问了。

那年十二月汪先生于中央党部被刺受伤了，更因受伤而出国疗治了。我对于汪先生受伤是极痛愤的。汪先生出国一直至西安事变后才匆匆归国，自西安事变发生后，汪先生更是倾向和平，以为中国对日应该寻出一条和平之路。如果中日两国战争，结果在国际恐怕只便宜了苏俄，在国内只替共产党造机会。总括汪先生的心境，他的主和，远因是受了长城古北口之役的影响，近因是受了西安事变的刺激，或者我个人的观察还是相信比较别人的观察为正确。关于汪先生的心境，我写得似乎太长了，但不详写汪先生的心境，便无从说明汪先生主和的症结。至于后来因主和而离开重庆，那是我始料所不及，并且我前后反对了二十余小时，还不能阻汪先生的离渝，那更是始料所不及了。

二、和平运动前后和我的主张

如果有人问我，汪先生的和平运动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实在没有方法答复，因为我至今还不知始于何时。在汪先生通知我的时候，我只知尽我的力量反对，无暇探问始于何时。到后来事机已经成熟，我仍是反对，也懒得去探问始于何时。大概是二十七年十一月初罢，时间我已记忆不清，我正在成都筹划如何训练党员，和公开在四川省党部召集在成都的中学生分期演讲“三民主义与科学”，我接到汪先生电报，说参政会开会在即，嘱我早一两天到重庆，本来我在党里是被指定为参政会内国民党党团的指导员，因此我即起程赴重庆，到达重庆，我还记得是早上去见汪先生的，当汪先生通知我，对日和平已有端绪。我真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一句话也不能说，只听汪先生自己讲述。我心想真是太奇怪了，这样大的事情，为什么汪先生事前一点也不关照我。常时在座的，我一时也记忆不清，仿佛蒋先生是不知道的，又仿佛说待时机成熟，汪先生还要离重庆的。

我听了之后，大不谓然，因为那是太反乎我的主张，我当时对汪先生陈述几个理由：第一是自从国民政府于十四年七月一日在广州成立，以至北伐成功，中间经过好几次党的分裂，好容易在民国二十年底宁粤合作，党复统一。方今国家多难，不容再破。第二是对外问题，首在全国一致，战固然要一致，和也要一致。固然在战争时候，和战见解，国内或有不同，但尽管别党别派不同，而在国民党内万不可有两种主张，否则易为别党所乘，党一失败，国亦不救。第三，日本情形，我绝不熟悉，但由过去几年交涉而论，日本绝无诚意。日本对中国的要求什么是他们的限度，我们是没有方法知道的。对于一个国家，我们不知道他的对我要求至何限度，而卒然言和，是一件绝对危险的事。其他还有许多理由，我现在也记忆不清，要而言之，我固然反对汪先生言和，更反对汪先生离开重庆。

这种辩论到十一时，汪夫人说，你们辩论时间太久了，食过中饭再来谈罢。我离开汪公馆，便一径到中南银行找周佛海，并顺便找陶希圣。佛海对我说：“你一定吓一跳罢？”我说：“怎么不是呢，这样大的事情，为什么到今天汪先生才通知我。”佛海说：“我也对汪先生说过，应该通知公博，可是汪夫人说，公博近来太懒，等到成功再通知他。若是我们都走，他是不能单独再留的。”佛海的说话这样，陶希圣也是一样。我听见这句话，默然无话可说，只得长叹一声：心想，哪里怕我懒，只怕我反对罢了。下午食了午饭，我再见汪先生，力陈不能和，不能走的理由，这样又辩论到黄昏，我才回旅馆。以后我每次见到汪先生都不赞成这个主张，后来汪先生说，这事虽有头绪，尚无结果，等到将来发展再谈罢。

说到此地，我可以说说自民国二十年底至到离开重庆，甚至乎至到今日我的主张了。我的主张说起来是很简单，就是个人无论如何牺牲，最要紧党万不可以再破裂。我还记得在扩大会议失败之后，我个人到欧洲住了半年，在二十年广州有非常会议召集，我即没有过问。到了九月，我想这样住下去也是不了，倒不如回国试试进行一种党的团结。归途刚抵锡兰的哥伦堡，即闻有沈阳九一八之变，我还记得当夜在船上做了一首诗：“海上凄清百感生，频年扰攘未休兵，独留肝胆对明月，老去方知厌党争。”自是决心进行党的团结，中心总以为党有办法，国事才有办法，否则党一失败，国亦随之而亡，纵然幸而不亡，亦必衰败。

但要党团结，先从哪里着手呢？我以为先须从本身着手，因此，我自二十年底回到南京以后，对于实际的政治从来不批评，对于党也从来不表示意见。老实说，我并不是没有批评和意见，但是再想想，多一种意见，便多一种纠纷，而且更自己反省，我的意见是不是绝对好的，就是好，是不是能行的。倘不是绝对的好，那更不必说，倘好而不能行也不必说，我为谋党的统一和团结，先不必期之别人，还是先求之自己。我心中所祈求的，党万不容再分裂，蒋先生和汪先生千万须合作到底，这是我在二十年底回南京后以至今日的一贯主张。

而且当日国家实在也太危险了，中日问题时刻都有立刻战争可能，军需工业，中国还谈不到，而且也不能一促而几。但中国每年缺乏食米一千六百万担怎么办？每年缺乏面粉二千万担怎么办？民国二十一年中国棉花产量只得七百万担怎么办？中国一有战事，衣食均缺，真可不战而屈。这都是我的实业部职权范围，我应该埋头于解决这些问题。党的问题，我为团结，我且让其他同志干去。

我对党务求团结，不但我在实业部四年如此，就是我离开实业部后也是如此。我还记得我离开实业部后，张岳军先生曾奉蒋先生之命征求我同意做义大利大使，我坚辞不就。固然我的母亲太老，我不愿离开她，同时我深怕离国太远，而汪先生又离国治疗，易为造谣者制造谣言的机会，党内的谣言一生，结果有时非意料所及。我离实业部以至八一三事变，始终未离南京一步，这是我为力求党内团结的苦衷，当时或者没有人会了解的。

在民国二十七年我们退到汉口时候，党的统一呼声又起。我记得有一次陈立夫和陈辞修两位先生来德明饭店看我，陈辞修先生说，过去党的纠纷，我们三个人都应该负责任。我笑说，在民国二十一年以前，可以说我应该负两分责任，在二十一年以后，我绝不负任何责任。立夫先生也说，这几年来公博先生实在没有责任。党的统一是我极端赞成的，不必等到二十七年，我在二十一年已经开始以静默的态度而等时机的来临了。其实在我历年的回忆，在每次纠纷当中，我都不是居于发动地位，而结果每一次都变成首要。例如十六年宁汉分立，我在南昌主张国府和总司令部迁汉，当时我知道共党并没有多大力量，总想以国府与总司令部同时迁汉，可以镇压下去，但后来毕竟引起宁汉的分立。在十八年自革命评论停版以后，到了欧洲，本想作久居之计，后来汪先生和汪夫人促我回国，遂有张桂军之役和扩大会议。至今回忆，自己也觉有些不可思议。我叙述这些经过，我并非诿过，更并非卸责，因叙述之便，不禁引起这么的感想。

至二十七年的十一月底罢，时间我已记忆不清了，我又接汪先生从重庆来一个电报，叫我立刻至重庆。我到重庆时，汪先生告诉我，中日和平已经成熟，近卫已表示了几个原则，一、承认满洲国，二、内蒙共同防共，三、华北经济合作，四、取消租界及领事裁判权，五、相互不赔款。中国如答应，则日本于两年内撤兵。

我对于第四第五两原则没有意见外，其余第一第二第三等原则都不赞同，尤其不赞成的是汪先生离开重庆。我的最大原则是“党不可分，国必统一”，党的分裂痛苦我已受够了。我们要救国才组织党，今党不断分裂，救国更从何谈起。汪先生说，中国的国力已不能再战了，非设法和平不可了。我在重庆主和，人家必误会以为是政府的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我若离开重庆，则是我个人的主张，如交涉有好的条件，然后政府才接受。而且，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我们难道袖手以待亡国吗？现在我们已无路再退，再退只有退西北，我们结果必为共产党的俘虏。常时我已辩无可辩，我说，我在二十六年底奉蒋先生之命至欧洲，当时原可以不必急急归国，当日很多人在欧美多借口办理外交或采购物资，逍遥海外，以待世变，我不忍各同志在国内挣扎苦斗，故愿同甘共苦，匆匆求归。我的志愿如此，我宁愿真到了这个时期，一同牺牲算了。汪先生说，我们革命党死何足惧，难道眼前看几千万的老百姓也跟着我们同死吗？汪夫人这时说，“好了，我们一定走的，你不走时，一个人留在此地好了。”我们辩论，到了此时，已无法可辩。我也无法可阻汪先生离渝。至于以后怎样，我不得不再考虑。

汪先生是决定于十二月二十左右离渝了，我回成都以后，苦闷达于极度，第一想到我不随汪先生走，不难人家看作我个人在内地作汪先生内应的工作，就是不这样看法，我也不忍眼看各人在我面前大骂汪先生。第二想到我若跟汪先生走罢，数年来我苦心孤诣，隐忍自重以求党的统一的苦衷都尽付流水。第三，我更想到倘然是和平成功，东北是丢了，内蒙共同防共也等于丢了，所谓华北经济合作也等于共有，于中国前途绝无好处。自回成都以后，每夜都不能合眼，我只有最后一个希望，即离川以后，以个人的努力，阻止汪先生组织政府，更希望党对汪先生的制裁能够缓和，减少汪先生的冲动，这样我可以从容努力。如果汪先生能够中途中止他的行动，这是旦夕所祈求的。时日已记不清楚，大概在十二月十三四日左右，汪先生派一个副官来成都通知我，叫我务于十八日到昆明，我因天气关系，延至二十日始由成都飞云南，但汪先生已前一日赴河内。到了河内，我写了一封信呈蒋先生，托张岳军和朱骝先两先生转呈，中间略述我的主张。并盼党能对汪先生宽大，使我得尽最后的努力。

在河内住了几天，近卫声明已发出，汪先生起草一个答覆，交周佛海，陶希圣，和我三个人带去香港发表，是即所谓艳电。我临行之时，力劝汪先生不要离河内，并且不要和日本人来往，以示无他。我回到香港以后，心想我的心愿已了，只求汪先生不要再有行动，或者可以得重庆各同志的谅解。

中央党部终于二十八年一月一日对汪先生下令处分了，末后更有曾仲鸣之死，我想我劝汪先生不要离开河内的主张怕又会中变了。我那时悲观达于极度，想请汪先生不要离开河内恐怕不能实现了。我那时真是感觉人微言轻。以我和汪先生二十年的关系，不能阻止他离渝，以六年来苦心孤诣以求党的团结统一而败于一旦，我尚有何话可说。恰值我的母亲病重，我遂闭门不出，更不表示意见。不久听见汪先生赴沪了，而且更听见汪先生要到日本了，我忍不住打一个电报给汪先生，那个电文我已不存，我只记得大意，说以先生的地位万不宜赴日，并且最后一句话说得很严重的，“先生如此，何以面国人。”汪先生覆我一电，说“弟为爱国爱人民而赴日，有何不可以面国人？而且在此国家败亡之时，更不计及个人地位。”我接到这个电报，又只有长叹而已。

大概是二十八年夏末罢，汪先生到了广州，叫我到广州一行，并且派人对我说，他和日本已定有一种君子协定，他不求我赞成，只希望一见以便讨论。我到了广州住了两三天，汪先生出示中日的君子协定，现在内容我也记不清，大致和近卫声明及后来的中日基本条约差不多，我终认为不满，以为非中国所能接受。

不久，上海召集干部会议，邀我和何炳贤出席，我决定不去，只是何炳贤赴沪，我嘱咐他最要紧是阻止“汪先生”组织政府，其余善后问题，我再设法挽救。其后何炳贤的确极力反对组织政府，并且和当日出席的人起了非常激烈的辩论。我当日有一种痴想，以为我什么都不参加，或者汪先生不至于组织政府。哪里知道以我个人之力，阻不了汪先生的决心，更不能排除当日的群议呢！

到了十二月，汪先生又要我到上海一行，说中日基本条约的草约已开始讨论，如果我不到上海，以后就是反对也来不及。我想这或者是一个关键罢，如果我逐一反对，那么组织政府可以延搁，以后就要和平也可以等到全国一致才举行，因此我又到上海住了半个月。哪里知道我到上海时候，所谓基本条约已讨论了一半，因此我知道汪先生是不必等我来才讨论了。我在上海住了半个月，只是和须贺辩论些海军问题，这都是无关宏旨的虚话，我再无心逗留，终于十二月底又回到香港。在将离开上海的几天，一夜汪先生请我吃饭，我碰见影佐祯昭。我说：“这哪里是基本条约，简直日本要控制中国罢了。”影佐答覆我说：“在目前不能说日本没有这个意思。”饭后，我把影佐的话报告汪先生，并希望汪先生慎重。汪先生忿然说：“我们偏不使日本控制中国。”

三、南京政府的组织和我决定的原则

我是二十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到香港的，当我在上海的时候，已经见有组织政府的消息。可是汪先生始终没有谈起，只是从旁听说某人预备做什么部，某人预备做什么部而已，我反正不愿与闻，就不愿与闻到底，我心想赶快离开上海再说。同时我希望重庆急急出一个办法，我不是因为汪先生要组织政府，要重庆不能不及早谋和，而是重庆最好有一种表示，使上海一般人们不至急于出以积极行动。可是回香港以后，我没有办法通知重庆，在香港谁人可以代表重庆，我是不知道的。

我在二十七年到欧洲时候，曾携张岳军先生一本“群密”，在八月时已知道不适用了。正在焦急之中，在二十九年一月的初三或初五罢，陶希圣和高宗武两位早上忽然来访我了，我吃了一惊，问他们为什么来香港。他们说我上船之后，他们也隔一两日便走了。他们两人当时并没有说什么，只说他们走后，汪先生便要找我了。我当时实在惊诧不已，找不到什么话可谈，等到第二天再找他们时，一个也找不着，我那时实在不知高陶二位的意见。在沪时候，他们对于佛海不满意，说佛海许多闲话，我是知道的，至于对基本条约不满意，我始终没有机会听到。直至后来他们公开发布基本条约初稿，我才恍然大悟。对基本条约不明白的，但为什么不对我说呢？不赞成汪先生组织政府，也为什么不早对我说呢？

汪先生毕竟赴青岛举行会谈了，在事前我是毫无所闻，不过至今回想，就是事前有所闻也毫无用处，那时似乎箭已离位，扣弓无益。我心想汪先生实在太危险了，在一般和运的份子，我所稍为谂熟的只有周佛海和陶希圣两人。佛海是我在民国十年认识，其后因职务的不同，不但谈话很少，就是见面也很少。至于希圣是比较熟稔的，现在已和高宗武脱离。在上海汪先生左右的，我实在找不出一个熟人。汪先生脾气易于冲动，我是知道的，如果径情直行，对于汪先生的前途，对于中国的前途，我真抱莫大的忧虑。

如是又延至三月初旬，汪夫人又来邀我到上海，我问汪夫人是不是要组织政府。汪夫人说你对于这点赞成或反对，请你到上海对汪先生说。我还记得在我临行之前数夕，曾和钱新之杜月笙两先生见一次面，他们问我是否要到上海，我率直答覆：“是的。”他们托我最好劝汪先生不要组织“政府”，我说当然要劝汪先生，同时我表示我实在对高陶两位不满，倘然他们早些对我明白表示，或者合三人之力，可以阻止汪先生。末后我仍希望他们两位转达蒋先生有无更好的办法，使我得以从中尽我最后的努力。

我是在三月十四日到上海的，比到上海时候，还都南京一切都准备好了，我简直无法开口，我知道劝也没有用的，不过劝虽无用，也不能不劝。汪先生说政府再不组织，只有宣布和平运动失败，人也全散了。我知道事已至此，挽救是无法了，今后只有从事补救的一法了。当时我向汪先生提出两点，第一点，战由蒋先生战，和亦当由蒋先生和，南京地位只好处在一个中间交涉的地位。换一句话说，南京极力向日本交涉，得到最优的条件，通知重庆，务必全国一致，然后乃和。第二点，南京对于日本在中国作战，应当极力阻止，尤其万勿命令所辖的军队参加作战，以免由外患而转变为内战的方式。这两点意见，汪先生极为赞成，并且说这些意见就是他的意见。

汪先生允许我的提议，并且要我干行政院，我坚辞不干，转而就立法院。我当时极愿以闲散之身，使得心胸稍稍宁静，徐谋补救，使国家和党复归于统一。至于我本身又该怎样呢，我自己也决定应该做的几件事：

第一是反对中日基本条约。在基本条约签定以前和在签定以后，我都一直反对。二十九年底算是正式签定了，在正式讨论的时候，汪先生叫我参加讨论，我坚辞不肯，因为我知道要修改只是文字上的事。如果我参加讨论，那么签定以后，我再不好反对，我要保留反对的地位，所以不肯参加。在签定后，阿部信行大将其时是驻南京的大使，他问我基本条约会不会发生影响。我说：“绝对不会发生影响，因为，第一，所谓基本条约，顾名思义，应该谋中日两国友好的百年大计，照这样条约的内容，连停战协定都够不上，更谈不上基本。第二，照近卫声明，口口声声说东亚新秩序，但基本条约内容无一条不是旧秩序，而且是旧秩序中最坏的恶例。不过这个条约固然发生了不好影响，也不会发生恶影响。”阿部问这是何解？我说，“一般现象已经坏极了，大家早已对日本不谅解，这个条约不过是对日不谅解中一个证明而已。”其后无论本多，重光来任大使，我都这样反对。三十一年和东条英机见面，也是一样反对，并且对任何各界人士，我都这样解释和宣传。直至三十二年底，才把所谓中日基本条约废止。

第二是反对华北特殊化。在基本条约中，华北中日经济合作，只是那么一句话，但事实上何止合作，简直是独立。在二十九年三月底，我得到美联社一个消息，说北平兴亚院的森冈很怕南京政府还都，影响到北方，曾秘密电东京，主张华北应当采取永久半独立的状态。我在二十九年五月以答礼的名义赴东京，首先对米内内阁总理和有田内务大臣提出质问，而且更对近卫文麿质问。米内和有田极力否认，而近卫则因已下野，说是否有此事，他以不在其位，毫不知情。然而事实上，华北何止独立，简直是一个国家。举凡政治，军事，经济，金融，交通，无一而非独立，尤其特殊中之特殊的，是南京和北平的文书交涉和一切接洽，都要经日本的手。

我在三十一年又写了一篇文章登在日本杂志，题目是“告日本国民”，当中一段攻击华北特殊化，并说我们绝无南北之见，要中国南北分立的不是中国，只是日本罢了。因为那时，日本宣传说中国的南北见解不同，似乎华北的特殊化是出于中国北方的要求，而不是日本故意使其分立，所以我有这么一篇公开的言论。华北独立，一直至基本条约废止之后，及日本采取所谓对华新政策，才慢慢有统一的倾向，然而也只是到倾向为止，因为日本军人把持于上，商人把持于下，至日本投降时候，还保存一种特殊的状态。

第三是提倡民族主义。南京政府还都之后，三民主义重复在沦陷区内公开宣传了，我尤其极力提倡民族主义，我深怕人民习惯于日本统治，更怕军人习惯于日本支配，使得我国永远不能翻身。我对汪先生提议重复设立政治训练部，我的用意，因为在南京政府还都时候一个兵都没有，所有的仅有任援道的绥靖军，和日本利用完了的谋略部队。这些部队在廿六年底即归日本军队支配，到二十九年初已有两年多。日本所谓谋略部队，只求他们不对日本放枪，其他事情日本是不问的。因此思想庞杂，纪律废弛，我深怕他们贻害人民，尤其怕他们倾向日本，则国家将贻无穷之患。因此我把各部队军官抽调来京训练，灌输他们以民族思想，提倡不可靠人，更鼓励他们以国家自由独立的精神，勿为外人利用。我就用在成都时对中学生演讲的“三民主义与科学”作蓝本，另外写一本“政治工作须知”，最注重“负责任，求知识，守尊严”；我所谓守尊严，固然一个军人，一个国民不能骄傲，同时更不能卑屈。我当时实在看不惯有些人对日本那样卑屈的态度，我不独引以为国民之耻，更恐怕由此堕落而使民心不能自拔。

第四是提倡廉洁政治。我最引为耻辱的是民国二十三四年，听到日本批评中国无一公忠体国之人，同时我更反省到，中国之受外侮，常因政治不修而起。我感悟到四书有句话：“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因此我想，我不来则已，既来应当示日本人中国并不是没有公忠体国之人。以此首倡廉洁政治，而为人表率。而且我更标出四句格言：“复兴中国，从做人起，建树人格，从立志起。”我以为不会做人，也无从救国，国家虽然丧败，如果人人能够立志做人，不以和平为发财的门径，或者中国还有出头的一天。不过我承认失败了，我虽然这样标榜，而且在上海实际上干了四年，对僚属发生不了很大的影响，贪污还是层见叠出。社会也发生不了影响，奢侈淫靡还是茫无止境。人们都如食狂药，似世界末日将至，能够享乐一天算一天，什么是中国的危险，他们似乎不在乎，怎样才可以使中国复兴，他们更以为不干他们的事。这是使我非常之痛心的。

南京政府五年半中，可以说无日不与日本斗争。除了和日本力争和平条件之外，在政治上，争行政的自由和统一，在军事上，争军事上的独立和脱离日本的束缚，在经济上，争取物资的保存和国家人民的元气的保存。至于具体事实，我因为没有档案在手边，而且太长而琐碎，只好问各部门的负责者了。我还记得去年有人对我说，“和平运动是失败了”，我说，“南京这几年中对日本就没有和平过，无日不在那里斗争，和日本的总军部门争，和日本大使馆斗争，更和东京政府斗争。”既然没有和平过，那么更谈不上失败。至于全面和平更谈不上，这都是五年半的事实。

四、敌性的南京和危险的南京

我所谓敌性的南京，是日本人眼中的南京，我所谓危险的南京，是我眼中的南京。现在我分两段略述如下：

（甲）敌性的南京

日本人对于汪先生是相当尊敬的，同时也认为南京是含有敌性的。因为汪先生有汪先生的理想，而日本人有日本人的见解。汪先生的理想：以为我以诚待人，人总是有良心的，也会感格的，近卫既然声明日本并无灭亡中国之心，那么日本在华军民也是一样的，因此日本应当让南京统一南北，使南京得到行政上的自由；使南京得以建树强有力的军队以保持和平区的治安；使南京支配一切经济以保持国家人民的元气；使南京可以自由处置贪官污吏；使人民可以安居乐业，数年以来的战争痛苦可以稍得苏息；使南京自己可以保护人民，排除日本宪兵的非法逮捕以保存人民的生命。而日本的见解那就大不同了，许多军队和官吏曾受日本支持的，他们不得不继续支持，至于贪污与否与日本无关，有时或者因为贪污，他们才更容易利用。至于南北对立，更是他们夺取物资的机会。军队不必强有力，只须能够做到日本人的步哨为已足，南京政府军队有了力量，总有一天会联合重庆反攻日军。

日军是以战养战，物资在所必需。倘然由南京支配，南京一定不肯尽量供给日本的需要。南京是和重庆休戚相关的，对重庆份子，南京必然掩护，就足妨害日本的安全，凡此种种，都是汪先生的理想，和日本的见解完全对立。日本在二十九年乃至三十年，还企图南京能够进行全面和平，及后慢慢承认南京为有敌性的政府。几年以来，除对汪先生表示尊重之外，又发出一种批评，说“重庆是武装抗战，南京是和平抗战。”因为视南京为敌性政府，对于政治，以前采的一种半干涉的态度，不复再打算解除。对于军队的调动，故意拖延，使南京无集中军力的机会。对于经济，以办理统制应由民间办理为名，要求南京在上海成立各种统制委员会，而实际上由日本人把持处置。

除了各种束缚以外，更发出南京毫无力量的宣传，由于这种宣传，对于各地方政府以及物资处置，更采取一种脱离运动。照我的观察，假使日本的军事不失败得那样快，南京政府的存在也很成一个问题，倘若美军登陆，南京的部队无疑会先给日军缴械。

（乙）危险的南京

去年，即三十三年三四月间，是南京最危险的时期，也是中国全局最危险的时期。因为东条内阁末期，东京已有和共产党妥协的动议，我们且接到日本参谋本部有派人赴延安商议的情报。在中国方面，有许多当地的日本军已实际和共产党默契。例如苏北清乡计划，日军事前先期通知新四军和八路军。日军和新四军实行交换物资了。新四军首领陈毅负伤，由日本宪兵护送至上海疗治。共产党的代表在上海公然活动，且公然住在沧洲饭店。大使馆的书记官池田，以托罗斯基派名义为掩护，出而为共产党宣传。谷正之大使公然对我说：共产党并不坏，其政治且较重庆和南京为进步。

汪先生于三月二日赴日本治病，把军事委我负责，把行政院委佛海负责。我既然负军事上的责任，我不得不替中国的前途打算，不得不替地方治安打算，尤其不得不为中国统一后打算。因此我决心如果日本一定和共产党妥协，只有和日本破裂。同时我得到一个情报，说共产党决定以苏北的阜宁为第二根据地，这样，东南经日军破坏之后，更要经共产党一次蹂躏，我实在对不起国家，并且不能履行离重庆后呈蒋先生信内“国必统一，党不可分”的诺言，因此我一面决定一种军事计划，并一面召集各将领在南京会议。

日本的态度暧昧如此，而南京的军事情形又怎样呢？除了任援道的第一方面军分布于苏浙皖各不相联外，苏北的李长江旧部和原有的部队，自经项致庄改编以后成立两军，这些部队以分防的关系，没有方法训练和教育，而且械弹缺乏，配备不完。我打开地图一看，我们没有一个队伍不给共产党包围，而警卫第一、二、三三个师，除了第一师刘启雄留守南京以外，日本总以分防为词，不让我们集中。至于三个师的内容，配备，比其他各师较优，一三两师的军官多数是军校学生，虽然反共的意识坚强，但是待遇方面因为不是地方部队，无特别的津贴，也较各师为薄，以是逃兵很多，兵额不足。我经过很长的时间考虑，暂时北以陇海路为限，南以钱塘江为限，先作一个防共区域的准备。因此同时将苏北、江苏、浙江三省长官更迭，将江苏交任援道，将苏北交孙良诚，将浙江交项致庄，企图将这个地带保持住，使东南得一个安全地域，一旦有事，不致沦于匪手。

当日我召集各将领会议，我曾声明：为中国的前途，为未来的统一，我不能不做这个打算。重庆赞成联合剿共，我们也剿共，重庆不赞成剿共，我们也剿共。日本不和共产党妥协我们也剿共，就是日本和共产党妥协，我们也剿共，我是不惜因为剿共问题和日本反脸的。当时我曾提出（一）由河南调孙良诚的部队到苏北，增厚苏北的兵力。（二）将苏北三个师调浙江，因浙江除第一方面军程万军一师外，没有其他队伍。（三）集中第一方面军防守京沪线。（四）以上海交税警团和保安队。（五）将警卫三个师集中于南京，清剿茅山匪区，打破共产党三山一湖的计划，并防止共党渡江之路。

我这计划是在三十三年四月提出，而孙良诚的部队于十二月才完全到达苏北。因为孙良诚的部队是驻在河南，而调动河南队伍，必须和华北日军部商量，东一拖延，西一阻挠，竟费了八个月的光阴，才能完成一部分计划，中间犹幸东条内阁倒台，日本和共产党妥协的计划又告停顿，否则今日之南京及东南三角地带成何状况，我是无法去悬想的。可是因为日本的种种障碍，共军已得自由来往渡江，浙江各地的共军曾一时非常猖獗，攻陷天目，威胁于潜、玉山，莫不由此。如果当日没有日军那样障碍，或者可以早遏乱萌，也未可料的。

至于吴化文部队由山东调驻安徽，还是今年的事。起初我想将吴化文调陇海，而将张岚峰调安徽，末后也因日本的障碍，没有实行。除了军队布置以外，最缺乏是子弹问题，日本是从来限制我们部队的子弹的，南京修械所是没有办法了，无烟药是买不到了，我只好嘱咐各军自行设法购买和制造，最好不要让日军知道，以免又发生掣肘的事情。其次更密嘱各军于中央部队联合剿共时，设法密送械弹过来，使得增厚剿共的战斗力。其余我专候中央部队的反应，使东南各地于日本退兵时，不致沦入匪手，致对统一又多一重障碍。

以上所述的军事布置，都是事实，我今日不是以为还有功可言，更不是以共产党问题为投机的题目，政府可以询问各军，都可以知道我的布置和主张。

五、汪先生逝世以至日本投降

汪先生终于三十三年十一月十日不治逝世了！我一方面非常悲恸；一方面更想到我对汪先生的心事已了，但怎样可以结束这个局面以使国复归于统一呢？南京政府不是我一个人主张就可以解散的，立刻解散一定受到日本的胁害，同时也没有别的机关可以维持治安，如果东南一乱，我仍旧对不起国家，仍旧不能达到中国顺利统一的理想，因此我不肯就主席职务，只以代理名义维持，等待国家的统一。同时于十二月二十日我发布声明，宣言“南京国民政府自还都以来，自始即无与重庆为敌之心”，更强调声明“党不可分，国必统一”。我这个声明是表示我几年来的思想，并且回应我离四川后呈蒋先生的那封信。当时南京仍在日军挟持之下，我不惮率直地表明南京无与重庆为敌之心，而南京政府真是各党各派无党无派合作的，我也不惮明白表示党不可分的理论。我并不是今日要叙述我的勇气和决心，这只是八年以来的一贯主张，到了我可以发言的时期，应该披肝沥胆与人以共见。

布置是差不多了，主张也表示过了，所苦的，我不能和蒋先生通消息。原来我本有两个电台，一个是我自己设立的，在上海开纳路七十四号，那电台设于三十一年下半年，是供给蒋先生侍从室刘百川用的，那呼号是GWAZ, XZWW, IXY。我从来没有直接消息报告蒋先生，因为总感到关于日本普通情报自然有人报告，关于日本谋和事件，总以这些条件我自己都不满意，哪能告诉蒋先生。至于关于个人问题，只有等候蒋先生的命令，我无自己表示的必要。其次一个电台是戴雨农先生底下的陈中平的，那个电台有一次为上海日本宪兵破获，把人全部捕去了，我出面保释，并要求交回电台，叫陈中平继续设立，那电台呼号是QSF, AVL, EQB, JYO, GDT, JOH, VGQ。后来陈中平因为恐宪兵监视，或作或辍，多数电报都送往浦东。自我就任代理主席，刘百川早回内地，第一个电台已经日本宪兵干涉了几次，终于把电台封闭了。剩下陈中平的电台，据说没有和蒋先生通信的密码，那时我竟没有办法，只好企图蒋先生有人到京沪，可以使我表明我的心境，和在此地的布置。

我还记得我见过几个人。一位是何世桢先生，一位是顾宝安先生，一位是两路党部负责人（姓名我已忘记，可以问傅式说），一位是胡鄂公先生，一位是赵冰谷先生，我都托他们把我的心情和布置传达蒋先生。我告诉他们，我对汪先生心事已了，责任已完，现在此间，正候蒋先生指示办法，至于防共，我已尽我的力量，大致东南不致有什么问题，将来无论如何，我绝不会割据，我绝对服从蒋先生，我极盼望党能团结而国复归于统一。何世桢先生是驻上海的，其余各人或者回去内地，或者自己去内地的，我并且郑重告诉顾宝安先生，请他转告立夫先生，在可能时呈明蒋先生，派一位相当重要人来沪，这样可以直接联络，直接通电。可是直到我离京之时，我依旧没办法和蒋先生通消息。

不过军事方面已和顾墨三和何柱国两位取得联络，大概今年五六月间，有一位姓杨的湘人（名字我也忘记，可以问赵尊岳），奉陶广军长之命来见我商量，军事合作，共同剿共。我和佛海商议之后，派陆军部督练处处长张海帆和陶先生的代表到浙江，张海帆不但见了陶军长，并见过顾墨三先生，顾先生还派高级参谋柏良来沪商议具体问题。我立刻叫参谋次长祝晴川至沪，和柏先生商订军事共同行动几个纲领。后来我回京之后，听说柏先生又因道路不通，逗留杭州，到日本投降的时候，他已回达浙江没有，我不知道。除共同剿共问题，我曾和柏良谈起日本问题，我主张不必在日本本土登陆，只在台湾登陆，日本即会屈服。在台湾登陆牺牲较少，而成功则一，柏先生主张我派一代表往见蒋先生，可是我实在没有一个熟人可派，只请柏先生转告顾先生，请他代达我的意见。

何柱国的代表吴树滋也来南京见我了，并携有何先生一封信，说奉蒋先生之命来联络剿共的。那位吴先生是林柏生介绍的，我嘱军令部次长杨振和吴先生接洽，何先生并要求我派蚌埠绥靖公署参谋长郭尔珍和他接洽，可是郭尔珍患病未行。我后来到蚌埠，还催郭尔珍前往，并亲手写了一封信给何先生。我叫杨振在南京设立一个电台和何柱国先生通电，并曾嘱张岚峰和何柱国先生见一面，商议军事问题。

军事合作正在进行，日本投降了。以往的事，不过因叙述之便，简单说一个大略。以下还简说我的心情，然后说到南京政府解散后一段故事。我自到南京，除前述几个原则之外，我决定第一不批评抗战，更不愿诽谤蒋先生，我总觉抗战是应该的，和平是不得已的，我是赞成蒋先生的主张的。因为和平到了南京，目睹日本的种种行动，我更感觉有抗战的必要。我还记得，内地有人出来，传说南京的人们以为“抗战愈烈，和平愈有办法”，这种传言，并不是谣言，的确是事实，也是南京的见解和主张。第二，我手写文章不曾称过日本为友邦，因为我不认日本为朋友，大家覆按过去几年我写的文章，就可以知道我的心境。第三，不请重庆的同志和部队参加和运，我总以为我到此地是我和汪先生的私人关系，我是来补救的，是准备受苦的，我自己已是受苦，我更不愿拖其他同志受苦。至于部队，除了后来因联合剿共之外，我始终没有和一个内地的长官交通过，因为我不愿拆散抗战阵营，尤其不愿以一个师长或一个团长受日本一个尉官指挥监视，我不愿和留在重庆一个同志或部队通过信，或者希望他们出来，除非同志已经出来，那我只好给他找一件工作，这可以查考的。第四，凡是重庆同志有被日军逮捕的，除非我不知道，或者出乎我力量之外，否则必定设法保释。我不是藉此以见谅同志，而是援党不可分之义，实行我的主张。第五，凡是被俘的军官，我都赞助汪先生设法安置，我总觉得内地军官的民族意识和反共思想比其他杂凑的队伍强烈的多，中国不幸而败，可以作复兴中国之基，幸而战胜，则这部分军队终可为国之用。第六，在上海范围之内，尤其在去年十一月以后，我对于重庆的情报人员极力掩护，并同意于各地军政人员和中央人员交通。

至于传达日本和平条件，我只有两次，两次都托一位朱文熊先生往内地报告。第一次大概在前年底，时间记不清。比较具体的是去年小矶内阁登台以后，由柴山陆军次官携来五条，内容我已有些模糊了，大致是中日对等和平，日本立刻全面撤兵，中国在和平后可以中立。我以为这些都不相干，最要紧是可以谈东北问题，撤销满州国。柴山答复可以讨论，我认为比较具体，所以和佛海商量，又托朱先生往重庆一行。朱先生是商人，与政治无关。朱先生是在汪先生逝世前动身的，到今年夏天才回上海，问日本有无更进一步的表示，那时已过了旧金山会议了。我劝日本大使谷正之最好日本托重庆调停，谷正之不敢作主，要报告东京。后来我在今年八月底到日本，才于报上得到消息，日本拟派近卫赴俄，托俄国调停。我当时主张由中国出面调停，以为可以增强中国的地位，增加中国的发言权，并且将来收复东北不致有其他意外，不料日本倒信苏联而蔑视我的提议，大概日本还以为日苏有互不侵犯条约的关系，而且在德苏战事正猛烈时候，日本不动，总以为苏联可以帮她的忙罢。

六、南京政府解散和赴日归来的经过

日本于八月十五日公布投降消息，日皇和铃木内阁总理广播投降，南京政府也决于十六日宣布解散。南京最危险的时期是在十一日至十三日那几天，因为南部陆军大臣在十三日还发布继续作战命令，并勉励官兵努力作战，而在南京的日本总军部态度始终不明。我那几天分头和军部及大使馆接洽，以为中日感情如果要恢复，如果我们更为中日两国前途计，应该服从日政府命令投降，并且千万勿在此时更在中国留一恶劣印象，使中日感情万劫不复。我当时所最忧虑的有两件事，一件事是日军继续作战，如果日军不顾一切，那么中国一半地方必会糜烂不堪，人民伤亡更加惨重。一件事是日军和共产党联合，成为长期内战。因为日军部许久就散出谣言，万一无路可走，只有和延安携手。

一直至八月十四日，情形已比较安定，谷正之曾劝冈村，说投降已是不免，但日本能够协助中国复兴，使中国能为东亚领袖，则东亚尚有前途，而日本也可以依中国自存，这也是一种事实，这也是一个伟大的理想。到十四日谷正之正式来见，说明日本投降已没有问题，军部的今井少将，海军的少川少将也分别来见。报告日军决以最大诚意履行投降条件，并表示一切设备都不破坏，俾得换取中国的好感，以留将来中日合作之基，至此我才放心。

十六日早上，佛海也由上海来京，下午举行会议，宣布南京政府解散并发布宣言，勗各将领以统一为重，不得有轨外行为，更不得意图割据，宣言的全文已登在报纸，并即夜广播，请大家去查考，我手边也没有这种原稿了。同时因为办理各部门的结束是要有机关的，于是成立一个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维持各地治安也要机关的，于是将以前的军事委员会改为治安委员会。

我连夜草了一个电报报告蒋先生，说明南京政府业已解散，并报告蒋先生几件事，那个电文我已没有存稿，大致第一件是说明日军投降没有问题，不过集中是需要时间，由小队归中队，中队归大队，集中于杭州、上海、南京、徐州，听候缴械归国，希望中国勿迫之太急，免生意外。第二件是日军决定不再对共产军作战，因为冈村说共产党也是中国的部队，是与重庆军队无别的，也是战胜国的部队，除非共产军袭击，否则日本必定退让，我特别请中央注意。第三件报告宣城已为新四军占领，芜湖被围，六合告急，南京岌岌可危。大意如此，并乞指示机宜。这个电报是写了，可是没有密码，更以电台叫不通，十七日下午我才交何世桢先生转译电呈蒋先生的。

南京政府解散的那夜，京沪行动总队发动了，我在下午六时接有报告，说周镐拟于是夜行动占领各机关，我只知周镐是佛海推荐为军事委员会的科长，后又推荐为无锡行政专员。我打一个电话给佛海说，在此时治安是第一要紧，南京一乱，恐无法收拾，劝他劝周镐不要随时举动，等候蒋先生派人来接收各机关，以免南京混乱。佛海说已派人找周镐劝告了。不久警察总监李讴一又来报告说：周镐已张贴告示，着银行不能提款，其他还有几条，都可以摇动治安的，并揭一张告示来见。我叫讴一去见佛海，请示办法，因为我那时已解除一切职务，所以临时政务委员会，治安委员会，只是临时机关，就是指挥部署也只能指挥原有机关，对于行动总队，我是无法处理。我又电话问佛海，佛海说找不到周镐。

到了十一时，军官学校又来电话，说有人至军官学校演说，要接收学校。这样四方八面报告，使我无法处理。如果要镇压，必至立刻冲突，以致刚在日本投降以后，同室操戈。如果不镇压，眼看南京立刻成了混乱状态。我徘徊至天明，我想，支持南京残局是佛海和我共同负责的，佛海既无意见，想或者另有办法，我可以趁这个时候卸责了。拂晓时，军官学校又来电话，说是否让人接收。我立刻答覆，倘然于国家统一有好处，于地方治安有好处，就听候接收罢。到了十七日八九时，说萧叔宣受伤，赵尊岳、吴颂皋及其他许多人都已被捕。我只好回到西康路办公室听候事态的发展，我托人约周镐和祝晴川于十一时来一谈，我想接收机关没有什么大问题，但南京治安一切善后，我倒想知道他们的办法。等到十一时，两人都不来。我决定三件事，一再不打听消息，二不向日本人要求援助，三静坐办公室内等候逮捕。这样在办公室内吃坐，一直至十二时半才回家。

到了下午两点钟，军校全体员生都武装到西康路了。当时我还以为他们奉命来要我表示态度，或是来逮捕我的。我一问才知道他们不肯改编，而是来请示的。我集合了学生的代表，问他们有何要求，并且告诉他们在中国大统一的时候，应该服从蒋委员长。他们说他们绝对服从蒋委员长，但不愿受不知哪里来的人收编。我只好向他们安慰，答应去电蒋先生，请示办法。同时佛海派人送来一信，说已由日军部小笠原出面调停，周镐已停止行动，此事已告一段落。然而这次行动之后，南京真是一日数惊，新街口新四军散发传单了，四郊的新四军也蠢动了。南京秩序，我只好勉强维持。十七日下午五时后才会见佛海，我和他两个人打了一个电报报告蒋先生，请即派大员来京维持，以免纷乱，佛海终于十九日上午又匆匆的回上海去了。

任援道在十四日以前曾两次派人来京，说已就蒋先生委任的先遣军总司令，维持京沪路及南京治安。我极盼他早日来京，商量一个办法，不知任先生从哪里听来谣言，说我在南京集中兵力反抗，所以他原定十六日和佛海同来的，到时也不来，并且在苏州车站对佛海说：“公博要干，那我是不能去的。”我想想真是奇怪，我于去年十一月已发布声明，“党不可分，国必统一”，为什么援道还有这种怀疑。而且日本有一百多万的军队力量都投降了，我难道拥这些残破部队来反抗中央吗？我深深自叹，数年来的心情，而被人误会至此，真是无话可说。我在十六日见援道不至，和佛海连名去电促其来京，恰巧援道也派他的军长徐朴诚来探听消息，我把我的心情告诉徐朴诚，并嘱其转致援道立刻来京一行，共商维持治安办法。

任援道于十八日下午到京的，可是局面又僵了，

第一，冈村说没有蒋先生的正式通知，不承认有先遣军可以执行职务。

第二，警卫师刘启雄不愿受援道的改编。

第三，海军不愿编入先遣军，要等候蒋先生的命令。

我那时地位已处于万难之境，南京治安是要维持的，治安委员会的地位是不够指挥的，军校学生住在西康路不肯撤退，正等蒋先生的后命。江北叠次告急，无兵可调，眼见南京感受极大的威胁。行动总队还要行动的消息每日还有这种情报。我还能指挥的，仅有军校一千余学生，宪兵，和警察，倘然南京一旦有警，我是无法可对国家的，只有尽我个人之力维持罢。我又草了一个电报报告蒋先生，说明以上情形，那电报是借市党部许志远的密码打的，那个电稿我已不在手中，大概说明援道不便指挥刘启雄，盼示机宜。海军最好仍暂以凌霄主持，等候交代，军校请蒋先生自兼校长，候蒋先生到时再行解决。

最后想到我本身问题，国家能够统一，能够胜利，这是我数年来梦寐求之之事。蒋先生如果以我过去数年之事为有罪，我应该束身归罪。如果置数年之事于不问，而认我终是统一的障碍，也请蒋先生定罪。因此我决定留京待罪，听候蒋先生命令。但任援道先生到京以后，告诉我许多消息，说蒋先生是对我谅解的，因此我不宜留京，若滞留南京，反使蒋先生处置两难。任先生直接劝我两次，间接托人劝我两次，当时我无法能得蒋先生的真意，而能通电的据说只有任先生。任先生还说蒋先生要我离京是不会来电，而且不好来电的，但我还是等候蒋先生命令，而且我一离京，治安是否发生问题，殊不敢必，我非候至有人来京，我不好轻易离开。

到二十四日今井少将已由芷江见了何敬之先生回京，报告赴芷江经过，并说，冷欣副参谋长将于二十六日抵京，中央部队将于二十七日由飞机输送抵京，何总司令可于三十日抵京，这样负责有人，我可以暂时离京了。在国家大统一的千载一时之机，我怎么可以使蒋先生为难，而且二十四日任援道还带张海帆来见，海帆劝我急于放手，我想还有什么手可放，因此在二十四日下午五时，与日本使馆接洽，借中华航空公司的飞机于二十五日离京。当时预定或飞青岛，等候海船赴日，或飞日本京都，没有决定，因航空已发生种种障碍了。

临行之前，我曾呈蒋先生一函，说明我的心情，并谓“钧座一有命令，公博当出而自首”，那封信很长，并没有留稿，但回京之后，曾问萧毅肃参谋长，他说已经见过，那么蒋先生一定也见到了。我那封信是留交浅海和冈田两顾问转致何敬之先生和王东丞先生的，我把那封信交浅海和冈田，是我不知我离京之后，南京再有何人留京。日军是等候缴械，不致走的，所以我托了他们。此外留一函给任援道和胡毓坤，要他们维持治安，因为他们都是治安委员会的副委员长。我再留一函给冷副参谋长，有云：“望兄之来有如望岁”，请他召集原有军警机关，维持治安。我预料我二十五日离京，冷副参谋长二十六日抵京，南京治安便没问题，我也可以放心卸责了。

于此，我附带说明几件事：第一，我离南京是不是放弃责任？我记得何世桢先生在八月十六日到南京，携有顾墨三先生的一个电报，是给周佛海、丁默邨、罗君强、任援道和我五个人的。那电报据说是侍从室打给他转的，因日本投降，叫我们协同国军缴日军的械，可是那个电报并没有命令叫我维持南京治安之责。同时另外有一电报是命佛海维持上海，委任援道为先遣军总司令维持京沪线及南京治安。援道已受命维持南京不必说，警卫第一师刘启雄也已接援道的通知为先遣军第一路指挥，既负责有人，我再不能负责了。

我呈蒋先生两个电报，一个是报告南京政府解散及日军动态情形，一个是报告警卫第一师第二第三师，海军，及军校情形，中间免不了有所条陈，是亟盼指示的。除第一个电报何世桢先生代发，我恐怕辗转迟到，后来因重庆和南京电台已叫通，两个电报一起都借市党部许志远的密码再发，及后又以电告的密码再发（重庆电台和南京电台约好暂以总理遗嘱做密码），可是截至二十四日，我得不到蒋先生或侍从室的密电或指示。不过我因为任援道还未能执行先遣军的职务，依旧勉强维持。

这九日以来，真是筋疲力竭，寝食不安。幸而据今井报告，冷副参谋长可于二十六日到了，中央部队也可于二十七日到了，我在二十四日下午还召集宪兵和首脑，会议治安，这样我自问已尽了我个人应尽之力，而且我不但顾到南京治安，并且顾到各地治安。

我深怕各军还有疑虑到没有保障，我于二十前后打了一个通电给庞炳勋、孙良诚、张岚峰、吴化文、孙殿英、郝鹏举，勉励他们，并嘱咐他们接受中央命令，维持地方，同时我更广播，叫各军接到蒋先生委任的，应该立刻接受和服从，没有接到委任的，请他们直接电呈蒋先生请示，这个广播词也登在各报，都可以覆按。这样布置完毕，我才准备离京。

第二，我为什么赴日呢？因为当日京沪谣传我还要拥兵反抗，援道疑我固不必说，而且援道对我说已有人报告蒋先生，蒋先生并说“公博断不至此”，可见有人报告我拥兵自卫是真的了。我要离京，最近的不外扬州、蚌埠、徐州，那三个地方都有南京前辖的部队，岂不又要发生谣言，使我无从自明。我想青岛是没有南京部队的，日本是打败仗的国家，国军就要进驻的，这总可以免去拥兵反抗的嫌疑了。

第三，我要声明的，这次同行的有五六人之多，或者外间又会谣传有一种结党的行动。其原因为林柏生和陈君慧在那天（十四日）中午，两个人的狗同时被人毒死了，这事太过于离奇，令各人不由得不发生恐怖，他们都愿意受合法的裁判，而不愿受恐怖的威胁，所以一并暂离，而且我当时也曾声明，何时蒋先生有命，即何时回来，所以大家同去，大家也同返。

二十五日离京，飞机以天气关系，一直飞日本米子。事前毫无联络，到了米子才找旅馆，三日后，东京外务省才派吉川科长来见。我当日表明我到日本只是暂居，何时蒋先生有命，即行归国，并不要求日本任何保护。九月初旬离米子赴京都，住在金阁寺，大概是中旬的十八九日，外务省大野局长来见，说何总司令有一个备忘录给冈村，说我自杀是假的，要日本护送归国，日本政府已指示冈村答覆，说陈公博是爱国的，绝不反对政府，希望中国重行考虑。我当时答覆大野，我爱国不爱国，自有国人公评，日本无代为辩护之必要，可是我引为骇诧的，我已留呈蒋先生一函，为什么有我自杀的谣传；只要命令我即自首，更何必要备忘录。我问大野，我留呈蒋先生一函究竟浅海和冈田已交何总司令没有，他说不知道，我托他打电报问冈村，俟得消息然后归国。九月廿四日早大野又来，说我那封信到了十九日才由冈村交何总司令，至于何以延误，他不知道，并说了许多道歉话。他并说何总司令曾派钮处长见冈村，依旧希望我归国自首。我立时草了一个电报叫他回东京拍发，我又恐怕密码有错，自抄一份电文，和致何总司令一封信，交他寄南京，因他说最近将有交通机可以到京沪各地。我现在把函电文稿抄录于下：

南京何总司令敬之兄勋鉴，并请转呈蒋主席钧鉴。

公博于八月二十五日离京之前，曾留呈一函，想达钧览。数年郁郁之私，一旦得达，殊快所怀。公博原决留京待罪，只以当日传闻，有请公博宜早离京沪，庶免钧座处置困难，以故对于京中善后事宜，处理完毕，即匆遽离京。此行决非逃罪，故留呈函中，曾有钧座若有命令，即行出而自首之语。顷闻本月九日总司令部对于公博之事，有一备忘录送致冈村，二十日复派钮处长传达钧意，辗转传递，今始得悉。公博能回国自首，本为日夕祈祷以求。今既出钧意，归心更急。惟交通困阻，船机不通，伏望能派一中国飞机至日，俾得早日回国待罪。区区之忱，尚希明鉴。陈公博叩，有。

敬之总司令吾兄勋鉴：

八月二十五日于离京之前，曾呈蒋先生一函，托兄及东丞兄转呈，内容想已达览。弟之离京，决非逃罪，只以当日传闻，谓弟再留京沪，将使蒋先生处置困难，因是不得已匆遽离京，以待后命。顷闻总司令部对弟归国之事，曾有备忘录送致冈村，复派钮处长传达尊意，弟决本留呈蒋先生函中原意，归国自首，惟有一事请兄代弟转达者，当日来东，本非夙愿，惟无论暂居国内何地，皆有军队，深惧予人口实，造作蜚语。蒋先生之意既明，弟归心更急，最好能由国内派一中国飞机来日，俾得早日成行，此种请求，或为逾分，然区区之心，度亦为兄所深谅。再者：本月二十五日，弟为自首事，曾有一电致兄，并请转呈蒋先生，恐电报梗阻，文意或有不明，兹再抄录一份，尚乞转呈为祷。专此即请勋祺，弟陈公博谨启，九月二十五日。

托大野拍了这封电报，发了这封信以后，渺无消息，直至九月三十日夜间，外务省驻京都的办事人山本来说，已接外务省的长途电话，说中国飞机已到米子。因于十月一日夜间乘火车到米子，翌日下午拟于米子动身，因为风雨所阻，在福冈又住一晚，在十月三日回京。抵京以后，又听到两个离奇的消息，一个谣言说我自杀是收买新闻记者故意放出的，一个谣言是我曾和一个共产党叫做马隆的接洽过。第一个谣言实在太不知我的心情，我一生就没有收买过新闻记者，而且自杀是一种消极的反抗。

实在说，汪先生逝世后，我对于汪先生的心事是了了，而对蒋先生的心事还未了，我所谓未了，是怎样可以表示拥护统一和服从蒋先生。固然蒋先生用不着我拥护，但我终不愿有任何反抗的痕迹。自宁汉分裂以后，或者蒋先生对我有误解，我不免对蒋先生也有误解，但自二十九年到南京以后，身受公私的痛苦，深知以往党的纠纷，并非我想的那么单纯，非身受其痛者不能自知，所以我决定找一个机会向蒋先生有所表示和自见。在中国千载一时的大统一时候，我应该束身受罪，任何处置，我甘受无词。我是自命主张“党不可分，国必统一”的，而有反抗行为，那么共产党破坏统一，更使中央难于处置。至对于死生，我早已付之度外。当二十九年来京，赤手空拳在敌人的势力下要保护人民，要保护物资，随时随地可以死，不过以死而反抗蒋先生我是不为的。

我离京时曾留呈蒋先生一函，说若以过去数年为有罪，请蒋先生处置，就不以过去数年为罪，而认我是为将来统一的障碍，也请蒋先生处置，这是我一种对蒋先生心事未了的心情，这是我的一种见解。至于说我和马隆接洽，任援道先生更对人说他化了二百万才买到这个证据。我自十六年分共之后，即没有和共党来往，前年我曾草过一篇“我与共产党”一文，登在“古今”杂志，可以参考。马隆是怎样一个人，我不知道，共产党有无马隆其人，我更不知道。空穴来风，是丹非素，谣诼之来，我真不知什么原因和怎么一回事。

在日本一个月，所得的材料也不少，尤其在日军投降后的动态，更值得我们注意。我们于十月三日抵京，在五日曾做一个简单的报告，托何总司令转呈蒋先生，因我想将来受处分是一件事，而我是一个国民，有向蒋先生报告日本情况的义务又是一件事。现在把那报告抄在下面：

蒋先生钧鉴：

八月二十五日留呈一函，九月自首有电，谅达钧鉴。兹将居日一月以来亲察所得，择要报告，或于将来对日政策，可供采纳。

（一）美国在华盛顿公布交麦克阿瑟执行处理日本方针，中有只利用日皇及现政府，而不一定支持日皇及现政府之语，则美国政策，至为明显。惟公博观察，日本皇室有一千余年之历史，自明治维新以来，人民迷信已久。恐集体革命须期之第二代，而非目前可以一促即成。目前日本自降服之后，举国秩序尚大致安堵，军阀经已铲除，而社会尚无新生之力量可以继起，我国对日宜注意此点，不知钧意如何？

（二）日本降服之后，其政策绝对倾向美国，而感情则绝对倾向我国，以为日本已无力量，极盼我国成为实际之东亚领袖国家，不但可以使日本有靠，并可使东亚地位有一转机，其意正诚，可谓举国朝野一致，不但日本本土如此，即在华之投降将领，亦复如此。惟日本国力已微，举措均感不便，例如对英之外交，本有渊源，今亦犹疑不敢进行，因对某一联合国（按指中、英、美、苏等国，非现在之国际机构之联合国）表示亲善，深虑其他一国不满，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苟加上七千万之日人怀诚，于中国前途有更大裨益，至于如何运用，则钧座已有成竹在胸矣。

（三）联军初进驻日本之时，日本政府对于赤化非常恐怖，恐美国极端提倡民主主义，或足煽动共产气焰。最近联军总部曾秘密通知日政府，令其严防赤化，日本政府始告放心，此系近卫文麿亲对公博所言，谅为事实，亦殊可注意。（公博居日一月来，未尝与日政府要人往来。上月底近卫以母丧吊于京都，而公博亦决定十月一日离京都归国，于十月一日上午始允一见，合并陈明。）

（四）现在日本政府决履行波士坦宣言，朝野均具诚意，惟其中尚有若干距离，联合国所希望，要日本履行该宣言最大之限度，而日本以国力太微，希望实行该宣言之最小程度。因此距离，此后内阁将不断更迭。闻吉田已有组织过渡内阁之议，将来日本内阁不断更动，政府当然长在动荡之中，是否可以因此惹起向上之革命，抑因此而惹起反动，对中国孰为有利，深望钧座预为考虑。

（五）日本国情，自降服后有相当之转变。举国上下，绝不矫饰，皆自省自责。全国报纸即在美军统制之前，亦公然承认错误，谴责军阀，并登载日本在外之暴行。使全国妇孺皆知愧怍。其余，政府命令全国一致遵守，曾无异言。中间虽一度八月十五日警卫师事件，然迅即平伏。公博对此，觉殊出意表，故对今后之日本，亦似不宜轻视，亟应定一政策。

右所报告，皆是在日所得。至于内政，公博不敢妄有所陈，然亦不敢以待罪之身壅于上闻，谨此报告，万请钧安。

陈公博，十月五日

关于日本问题，我可以不再说，不过我实在不能已于言，呈蒋先生的信还是很简单，可是我们不可不加以注意，日本有两个极大的难关：一个是每年缺乏食米三千万担，一个是将来解除武装的军人回国都失了业，于政治社会都有极大的威胁。

除以上两大问题以外，日本的组织力和教育科学仍是不能漠视，麦克阿瑟元帅经发表谈话，说“不使日本国力伸张于本土外，日本已不能成一强国。但就以本土范围而论，无论你想也罢，不想也罢，日本终不失为东亚领袖。”我听他这句话，心中有无穷的感想，我们现在讲复兴，日本也在讲复兴，但结果谁的收效快，我是有些不寒而栗的。日本如果成功比我们快，我们至少精神上很受一种威胁，日本如果不成功，又增加了中国的负担，并且间接必受其累，这真是一个论理学上两难之论，我深盼蒋先生对日早定一个政策。

七、结论

平情而论，南京政府组织以后，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元气保存不少，这是事实。可是无论如何，我终不以为然，我不愿汪先生离开重庆，不愿眼看汪先生牺牲，更不愿汪先生受人批评，更不愿蒋先生与汪先生有裂痕致为别党所乘，这是我个人的心情。而汪先生认为我的理由是单为汪精卫而不是为中华民国的，但是为汪先生也罢，为中华民国也罢，我就是这样，不但民国二十七年如此，就是二十七年以至汪先生逝世也是如此。

汪先生现在逝世了。他的理想，我是不忍埋没的，他总以为中日两国是邻国，终不能永远打仗，应该找一个机会和平，他总以为中国力不能抵抗，只求日本无灭亡中国之意，不妨讲和平。他总以为中国共产党要煽动中日战争以收渔人之利，因此更应该求和平。他总以为日本总说中国没有诚意，我现在表示极大的诚意，这样可以成立中日间的真正和平。中日能够真正和平，我汪精卫是任何牺牲在所不惜的。中国能够多保存一分元气以为国家复兴之基，我汪精卫就是受人家唾骂也是甘受的。可是理想常与现实相反的，我不承认日本无灭亡中国之心，可是他无灭亡中国的力量，并且无灭亡中国的勇气。无灭亡中国的力量是大家所知道的，至于无灭亡中国的勇气，就因为日本的文化。大部分的日人除了以武力自骄之外，心中总有日本文化胎息于中国的思想，因此不由得起了对于中国有一种说不出的和潜伏的敬畏之心。不过不灭亡中国是一件事，而要控制中国又是一件事，有了控制中国的心，无论汪先生的理想如何远大，诚意如何真挚，总是格格不入。而且日本是还要战争的，在中日事变没有结束以前，仍然以军事为第一，因为军事第一，军需也第一，任凭你的理论如何远大，日本还是搜括物资，压迫民众。

南京和日本无日不在斗争之中，“中日协力”是一个斗争的代名词，日本所谓对南京协力就是干涉，而南京所谓对日本协力就是争取。其初南京以中日合作为号召，日日向日本争回中国物资，末后太平洋战争起后，更以参战名义，日日向日本争回中国的物资。收回租界，撤销治外法权，取消辛丑驻兵条约，都是南京向日本斗争中的一种表现。至于各部门的斗争，看各部的档案，可以知其大要。斗争一天天的尖锐化，末后日本已采孤立南京，转而为直接压迫民间的政策，所谓商统会，米粮统制委员会，棉纱布统制委员会等等，都是日本孤立南京一种奇妙方法。我认汪先生的理想失败了，以前我在廿八年十二月，也曾劝过汪先生在中国军阀的军队占据的地方，尚且不能实行我们的理想，何况外国军队占领的地方，而可以实行我们的理想。无如汪先生有他的理想，有他的勇气，总以为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以为日本总会觉悟，而且已慢慢的觉悟，他总有办法。

沦陷区的人民对日本痛恶极了，我此次在日本还看过日本报纸一篇社评，说日本失败的原因，和平区内的人民不信任日本比较抗战区更甚，这真是一针见血之论，不过觉悟太晚了。南京不止对日斗争失败，本身的行政也是失败。除了任免本身的官吏比较自由外，各省的长官任免是须当地日军同意的，各县的长官任免是须各省的联络部征求军队的同意，因此各地有些不肖官吏只知有联络部，不复知有政府，无论如何，贪官污吏骄兵悍将，一有日人支持，不要想惩办他们。而日本反日日宣传，说南京政府怎样没有力量，时时都在那里鼓吹改组。物资是在日本人手中，金融是在日本人手中，交通也在日本人手中。这样南京是失败了，然而还是斗争，一直至解散为止。自然如我文所述，自有南京，国家和人民的元气保存不少；但保存至何程度，我却不好妄为臆测。此外，军队被日军监视很严，特工更可由日本用一个某机关直接支配。二十九年和三十年我因为特工纲纪太过败坏，并且影响及于一般政治，报告汪先生应该注意。汪先生也曾太息过说：“你今天还以为特工是我们自己的吗？”汪先生这一句话，实在非常痛愤。

日本失败，在日本自己批评说没有大政治家。在我看来，自从二二六事变以后虽有善者，已无如何，因为权已下移，人各骄纵，日本的皇室不敢过问，而政府只好迁就军人，而所谓军人权皆不在将官，而在佐官阶级。这一般佐官，对于政治是不懂的，经验是没有的，理想是盲动的，意气是固执的，因为这般骄横的官佐，日本就这样失败，而中国就给这般骄横的官佐弄得个天翻地覆！

附录五：汪政权重要人事表

（左表录自战后国民政府所印行之年鉴，极多错漏，以别无旧籍可资核对，姑先附刊于此。）

●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监委员会

主席——汪兆铭。

秘书长——褚民谊。

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丁默邨、焦莹、何世桢。

（按何世桢被发表后拒绝参加）

执行委员——刘郁芬、杨揆一、陈耀祖、陈群、叶蓬、鲍文樾、傅式说、郑大章、樊仲云、金章、陈春圃、汪曼云、李士群、陈君慧、彭年、唐惠民、蔡洪田、罗君强、王敏中、缪斌、韩清健、李圣五、戴英夫、顾继武、袁殊、徐天深、周作人、徐苏中、刘仰山、金家凤、申听禅、胡兰成、陈伯藩、马典如、石星川、陈孚木、夏奇峰、孔宪铿。

候补执行委员——何炳贤、凌宪文、陈昌祖、林之江、李景武、李浩驹、林汝珩、邝启东、章正范、奚则文、汤澄波、胡泽吾、戴策、马啸天、杨惺华、冯节、翦建午、曹宗荫、金雄白、黄大中、张克昌、李凯臣。

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褚民谊、陈璧君、傅侗、张永福、顾忠琛。

监察委员——恩克巴图、克兴额、葛敬恩、萧叔宣、陈披荆、王天木、陈中孚、任援道、朱朴、周廷勋、刘云、陈维远、陈述修、黄香谷、艾鲁瞻、周学昌、卢英、汤良礼、梅哲之、李讴一。

候补监察委员——张宪之、陈允文、萧恩承、汪翰章、武仙卿、周隆庠、茅子明、王汉良、陈济成、苏成德、刘培绪、唐启元、耿嘉基、杨杰、廖家楠。

●国民党中央党部

组织部部长——陈春圃。

副部长——戴英夫。

宣传部部长——林柏生。

副部长——马典如、冯节。

社会部部长——陈济成。

副部长——顾继武、汪曼云。

●中央政治会议

主席——汪兆铭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林柏生、丁默邨、曾醒、李圣五、叶蓬、刘郁芬。

临时政府代表——王克敏、王揖唐、齐燮元、朱深、殷同。

维新政府代表——梁鸿志、温宗尧、陈群、任援道、高冠吾。

国家社会党代表——诸青来、李祖虞。

国家青年党代表——赵毓松、张英华。

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代表——卓特巴扎布、陈玉铭。

社会贤达——赵正平、杨毓恂、岑德广、赵尊岳。

额外参加者，武汉政权代表——何佩镕。

广东政权代表——彭东原。

●中央政治委员会

中政会主席——汪兆铭（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当然委员——汪兆铭（行政院长）、陈公博（立法院长）、温宗尧（司法院长）、梁鸿志（监察院长）、江亢虎（考试院长）、王揖唐（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指定委员——周佛海、褚民谊、陈璧君、梅思平、陈群、林柏生、刘郁芬、任援道、焦莹、陈君慧、陈耀祖、李圣五、叶蓬、丁默邨、傅式说、杨揆一、鲍文樾、萧叔宣、李士群。

延聘委员——齐燮元、朱深、卓特巴扎布、殷同、高冠吾、赵正平、缪斌、赵毓松、诸青来、赵叔雍、岑德广、王克敏。

当然列席委员——周佛海（行政院副院长）、诸青来（立法院副院长）、朱履龢（司法院副院长）、顾忠琛（监察院副院长）、缪斌（考试院副院长）。

秘书长——周佛海（兼）。

副秘书长——陈春圃、罗君强。

●中央政治委员会专门委员会

（一）法制专门委员会

主任委员——梅思平、副主任委员——金雄白。

（二）内政专门委员会

主任委员——陈群、副主任委员——苏成德。

（三）外交专门委员会

主任委员——吴颂皋、副主任委员——张显之。

（四）军事专门委员会

主任委员——鲍文樾、副主任委员——凌霄。

（五）财政专门委员会

主任委员——陈之硕、副主任委员——梅哲之。

（六）经济专门委员会

主任委员——陈君慧、副主任委员——何炳贤。

（七）交通专门委员会

主任委员——李祖虞、副主任委员——陈伯藩。

（八）教育专门委员会

主任委员——黎世衡、副主任委员——刘云。

（九）社会事业专门委员会

主任委员——金家凤、副主任委员——翦建午。

●国民政府

主席——汪兆铭。

委员——张永福、傅侗、董康、王克敏、张英华、赵正平、杨寿楣、倪道烺、廖恩寿。

文官处文官长——徐苏中。

参军处参军长——唐蟒。

●军事委员会

委员长——汪兆铭。

常务委员——陈公博、周佛海、刘郁芬、齐燮元、鲍文樾、杨揆一、任援道、叶蓬、萧叔宣、孙良诚。

委员——陈群、唐蟒、丁默邨、凌霄、门致中、胡毓坤、李讴一、陈维远、刘培绪、郑大章、申振刚、孙祥夫、金寿良、卢英、富双英、陈文钊。

总参谋长——刘郁芬、副参谋总长——黄自强、许建廷。

经理监督署总监——何炳贤。

陆军编练总监公署总监——叶蓬、参谋长——富双英。

参赞武官公署武官长——郝鹏举、副武官长——苏继森。

陆军部部长——鲍文樾、次长——郑大章。

海军部部长——任援道、次长——招桂章。

南京要港司令——尹祚乾

中央海军学校校长——姜西园。

水路测量局局长——叶可松。

威海卫基地部司令——鲍一民。

航空署长——姚锡九。

调查统计部部长——李士群、政务次长——杨杰、常务次长——夏仲明。

政治警卫总署署长——马啸天。

委员长苏北行营主任——臧卓、参谋长——郝鹏举。

广州绥靖公署主任——陈耀祖、参谋长——郑洸董。

政部训练部部长——钟福之。

开封绥靖主任公署主任——孙良诚。

苏豫边区绥靖总司令——胡坤毓、副司令——张岚峰、参谋长——潘伯豪。

闽粤边区绥靖总司令——黄大伟。

苏皖边区绥靖总司令——杨仲华。

●中央陆军

陆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任援道、陆军第一师师长——徐朴诚（杭州）、陆军第二师师长——何燮柱（常熟）、陆军第三师师长——黄其兴（苏州）、陆军第四师师长——熊育衡（南京）、陆军第五师师长——程万军（湖州）、陆军第六师师长——沈席儒（蚌埠）、陆军第七师师长——王占林（庐州）、陆军第二十师师长——方颐、陆军第二十三师师长——路朝元。

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李长江（泰州）、第二军军长——刘培绪。

警卫师师长——郑大章。

陆军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

●清乡委员会

委员长——汪兆铭、副委员长——陈公博、周佛海。

委员——陈群、梅思平、鲍文樾、任援道、杨揆一、赵正平、林柏生、李圣五、丁默邨、赵毓松、罗君强。

秘书长——李士群、副秘书长——汪曼云。

旁白

我几乎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写汪政权的这一幕往史。

为什么再要有这一册类乎蛇足的补篇呢？我有着太多的感想：首先，我想对自己的写作有所声明。当我一开始撰述本书时，开宗明义就曾坦白地说过：“现在纯凭记忆来追写，相信一定会发生很多的错误”。果然，就有人出了专书，批评我为“向壁虚构”，为“公然说谎”。我检讨了我所写的前文，十九被指为虚构为说谎的，我却都有所本。惟英国对滇缅公路的封锁，确是已在汪氏离渝之后，我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记忆上的错误。但我并不是在蓄意造谣，假如我要以此来为汪先生辩解的话，对如此一件大事，我又何至留下这样一个漏洞，以供别人的吹求？但是，虽然没有被别人指出，而我自己却发现了不少无心之失，这册的刊行，就是为了要自动更正前书中若干的疵谬。

其次，最初我自己不敢对此书能够有完篇的信心。在以煮字疗饥的处境下，文债山积，不暇周谘博访，故每出於仓卒成章。更加以我当年微不足道的地位，十分狭陋的见闻，而又以“知之为知之”的态度，大体上所写出的仅限于我个人亲见亲闻的一角。若干重要情节的遗漏，自属难免，我也以此引为莫大的遗憾。

在这年余中，我不断访问了现犹羁旅在香港而又确信其当年曾对某一件事曾身亲的旧侣，以穷其隐微曲折。无如朋好凋零，半已作古，即或犹健在人间的，亦以几经世变，百感萦怀，对此陈迹，形同隔世。更有以“往事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心情，不愿再有所赘述。这一册的续印，原是为了补漏，而一鳞片爪，仍然远难满足我所祈求的愿望。

战后十余年，在我之前，国人中似还不曾有人写过对这一幕往史较为完整的记述。不意拙著一经问世，抛砖引玉，竟尔风起云涌，似以写汪政权为一时的风尚。就我所能见到的，已不一而足，对我有批评的，更实繁有徒。当我一一诚心诚意地拜读之后，我有些惊诧，也有些慨叹。在我所见到的许多巨著之中，有些人并不在想供给史料，也并且不能供给史料。他们都对汪政权是全无关系的人，有些当年又并不曾处身在沦陷的地区，现在也不想发掘真实的资料。他们只是摭拾一些不经之谈，加上自己神奇的构想，以大造其空中的楼阁。而他们却有着一个共通的原则，是先挟了一个成见，立意要把这一幕时代的悲剧，尽量丑化，尽量歪曲。好像不骂汪政府，就不足以显出作者的忠贞；不多指出几个“汉奸”，也就不足以显出中华民族史上的“光荣”！

有些人写的不仅是小说，而且简直是神话，异于我所闻，异于我所见，自不足为怪。但竟有与我同姓同名的人，在书中出现。若说是我，那么他所描绘的情节，连我梦也不曾做过；若说不是我，何以对这同名同姓的人，我竟会无缘识“荆”！

也有人想以栽赃的手法，指主和者即为汉奸，而主和的也仅为汪氏。不料他所剽窃得来的资料，处处显得当年主和者却另有其人，弄巧成拙，我只有怜惜他处境的艰难。更有人指我前书中所写，可信者不足一百字，其人且自命为“史家”，而居然一笔抹煞，乃有此像是苛论的妙论，我鄙薄他这无知的武断。至于有人说：凡是参加过汪政权的人，都在可杀之列，我又代扼腕于他们的未能得居高位，得以诛尽异己！

真是够热闹的！引来了各式各样的“珠玉”，实非我始料之所及也！

我一直留心着有关这一幕的记载，有些他山之石，确足用为攻错。在日本出版的书籍，与报刊上有些国人的著作中，也常常发现我所不克知与不获知而认为可信的资料，不辞抄袭，标明出处，尽力搜罗，杂之本册，以补我书之不足。这一段近史，我前后虽已写了六十万言，定知遗缺者尚多，而错误也定不在少，自己于校阅中，感到因初稿于匆忙中陆续写成，太多辞意重复，层次凌乱之处，更安得以余年重加整理呢？甚愿读者诸君的不吝指正，所有一切善意的批评，我自将乐于承教。

西元一九六四年元旦 著者金雄白写于香港旅次

一七一、南京宁海路军统看守所

胜利之后，政府对于所谓“敌”“伪”人员，不知基于何种心理，何种原因？决定了分别处理的办法。这办法矛盾紕繆得令人可啼可笑，又谁能测其高深？对于敌人，经过八年进侵，蹂躏及于半个中国，杀害了千万军民，而且几至颠覆国祚，然而政府偏说“以德报怨”，耗费了多少国帑，动用了无数人员，经过了多少周折？把留在中国境内的数百万军民一一遣送回日。结果赢得了敌人的欢呼：“宽大的蒋委员长！伟大的蒋委员长！”

而对于“伪员”，其中不能说全无仇事、作为腼颜虎倀之辈，但毕竟有许多人密电输诚，虎穴效命，以敌对的形式，在敌后作呼应，虽蒙形迹之嫌，讵全无可原之处？然而政府瓜蔓株连，雷厉风行。“伪军”、“伪员”、“伪民”、“伪学生”，本是政府遗弃于沦陷区苟延的人，而政府认为无一不伪，亦无一不应受惩。而其间却又有不同之处。伪满成立在先，而政府下令：伪员不究，伪军不收。所谓不究，是有罪而不予追究呢？还是无罪而不便追究？伪军不收，适以资共，而林彪却人弃我取，照单全收，乃成为国民党所送一笔最大的礼物，而资为共产党一笔最大的资本。循理说法，汪政权中人即不说什么双簧；也不谈什么反正，若论“罪恶”，较之暴敌，究应罪减一等；若论时期，较之伪满，也落后多年。而结果独对汪政权人治罪者以万计，处死者以千计。此中与伪满又有不同处，如有实力的“伪军”是全收，而无实力的“伪员”则全办，弄得收复区内鸦飞雀乱，匕鬯难安，又是一番景象！在东南地区，大部份汪政权中人被羁禁的，都在京沪两地。在上海，则由军统之楚园与南市看守所而集中到提篮桥；在南京，则由宁海路而送至老虎桥。

南京城北住宅区的宁海路二十一号，战前本是冯玉祥的住宅。汪政权建立前，已由“七十六号”的特工总部用作南京的特工站，苏成德、马啸天等曾经先后在那里主持过。胜利以后，军统局接收之后，改为看守所，就像上海的楚园优待所与南市看守所。军统局是一个军中附属机构。名义上所管的是有关军事方面的“调查”与“统计”事项，它本身应否设立看守所，与能否成立一个看守所？以及他在法律上有没有逮捕人犯之权，尤其是逮捕非军人的人犯，本已成为疑问。即使命令可以改变法律，而赋予以逮捕人犯与查抄财产的职权，但政府明令公布“惩治汉奸条例”为民国卅四年的十二月六日，而军统开始拘禁那个未公布条例中的“汉奸”，是同年的九月底。事先没有可以依据的法律，事后羁押嫌疑人犯，绝大部份都在半年以上，也不依照约法、提审法等于拘捕后应在二十四小时内解交审判机关的硬性规定。但是到今天没有人曾经提出过疑问，自然更没有人曾表示过疵议。几个劫后余生的“伪员”何足惜！政府方食胜利之果，不旋踵而终见神州陆沉！

这一所由要人住宅而为犯人监房的宁海路二十一号，开始收容人犯是在民国三十四年的十一月初，而第一批的来客是由穗解京的陈璧君与褚民谊等人。那里分为前后两院，后院较小而前院较大，陈璧君等先被安顿于后院之内。首任所长是徐文祺，原是汪政权周隆庠任“行政院秘书长”时代的“庶务科科长”！他竟有孙悟空的通天法术，摇身一变，忽然由伪员而为真官，由昔日的僚属，变为此时的狱官。当陈璧君等解到时，徐所长还临场监视，一位与陈褚同被押解来的看见了徐文祺，以为是同难的难友，还用惋惜的口吻招呼着他：“老徐！什么你倒先来了？”徐所长听到了有些忸怩，尴尬地说：“我们不谈这些！”

我说陈璧君等是来客，并不过分，她们还应该称为贵客呢！初到时真是极尽其优待之能事，一日三餐，都是从外面酒肆中叫来的，下午且还供应茶点，室门并不下锁，在里面行动也极自由。而一两月之后，南京陆续拘捕的梅思平、岑德广、周学昌、李讴一等来了。又一月之后，由日本提回的陈公博、陈君慧、林柏生、何炳贤等一批又来了。北平方面的重要人物，如王荫泰、汪时璟、唐仰杜、周作人等一批也移解到了。最后则重庆土桥畔的特客周佛海、丁默邨、罗君强等也来汇合了。济济一堂，人数已增加到二百多人。待遇从此就逐渐降低，尤其伙食变得最为厉害，一度曾经用黑色的面粉制成面疙瘩作囚粮，犯人至称之为“原子弹”。室门也加锁了，而且终日并不开放，这时，来客与特客，才真正在渡牢狱生涯了。

到了翌年的四月，陈公博、陈璧君、褚民谊、缪斌等已经又改移到苏州狮子桥监狱，宁海路看守所的组织也变更了。汪政权中人全部改移到前院，后院则变为军统局内部人员的禁闭之所。法院也对羁禁多时的人，开始提讯了。

在此之前，在押的汪政权中人，还对自己未来的命运，抱着无穷幻想，他们陶醉于政府宽大的诺言，又相信戴局长政治解决的保证。因为，当戴笠在撞机身死之前，数度赴京，到京也必到宁海路探问。他于谈话中表示：很谅解汪政权中人的苦衷，况且一部份还与他曾经有过直接联系，这既然是一个政治问题，最后当然应以政治手段来解决。每次谈话，在押诸人都推陈公博为代表，两人也常常长谈至数小时之久。戴笠离去后，公博即与李圣五、梅思平、胡毓坤诸人交换意见。

有些人深信以戴氏所负当局付托之重，而诸人且已身入牢笼，自不必再以假言相给，因此十九都充满了乐观情绪。其中唯有一人却抱着不同的见解，那是褚民谊。他平时为人好似糊涂，而此刻对其本身命运，则看得反比别人为清楚。他说得很妙，他说：

“早有人处心积虑，想把一只臭马桶套在汪先生的头上了，这次是千载一时的机会，既经动手了，也决不会就此轻轻放过。汪先生虽然死了，还要让他于盖棺之后，再给他以一个定论。因此，追随汪先生的人，心理上应该先作出一个牺牲的准备。”褚民谊的这一番话，政府的最后决定，也许真因为戴笠横遭惨祸而有所改变，但终于让他不幸而言中了。以后他自己在法庭上的一再求死，也无非基于这样的一种心理所形成。

当局初期的所谓政治解决，也并不完全徒托空谈。有一次，戴笠到宁海路去，曾经提出过先就在押诸人中挑选一部份人，来组织一个对于中共问题的研究所。军统方面且已在南京阴阳营布置好了两所房屋，作为所址。

初步的人选有梅思平、林柏生、郭秀峰（曾任宣传部次长、中央电讯社社长等职）等多人。梅思平有冷静的头脑，文学上的修养，以及有些见解的理论。林柏生为留苏留法学生，且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决定容共政策时，曾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秘书多年。郭秀峰则为留日学生。戴氏的这一项建议，似认汪政权中真还有几个人才，而政府也确有爱惜借重之意。然而最后经诸人的共同商讨，认为对国家出些力是应该的，但本身的问题未曾解决，“汉奸”罪名未曾洗刷以前，一误不容再误，于是终于向戴氏婉辞谢绝了。以后戴氏撞机身死，此事也就无人再提。

这个宁海路的军统看守所，第一任所长徐文祺调离后，继任的为一姓张的人，他是首都警察厅长乐干的部下，大约还是中央警校毕业的，他年纪很轻，而却懂得怎样要钱。汪政权中人的家属，只希望能减少一些在押者的痛苦，自然千方百计地向他走门路。也许他钱拿得太多了，引起了别人的眼红，因此与看守所门前的法警发生了意见，更由于不同机构派来的人，更容易形成对立的现象。

按照所方的规定，人犯接见家属，既然有一定的时间，当然也一定是在白天的时间。接见的地点，家属则在门口的一间小室中，律师则在客厅里。而“南京市长”周学昌的太太，有一天到晚间才去宁海路，而竟然准与学昌接见，而且两人谈话的地点，就在所长的办公室。这种破例的与特殊的待遇，显得无私有弊。

此事自然逃不过门警的耳目，本有积怨，就向上级机关检举，张所长立时被扣，经解送法院审判结果，证实了他确有贪污的事实，而且不仅这一事为然，于是判处了两年半的徒刑以后，送进老虎桥的首都监狱执行。这一所监狱，本来是准备着“接待”汪政权中人的，而不料第一个入狱的，却反而是执行法律管理“汉奸”的堂堂所长。

那时本是怪状百出，罄竹难书，张所长则只是一个倒霉的苍蝇。胜利后的劫收审判，黑幕重重，所谓功罪是非，钱不失是万能的东西，就在神圣庄严的法界之中，对法官则可说通神，而对狱卒则只是使鬼，偏偏张所长囊橐未丰，即邀严惩，他可说是千万人中最不幸的一个了。

在宁海路的一段时期中，即自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起至一九四七年的五月止，其中被执行死刑的，较重要者，文的有梅思平与林柏生，武的有凌霄（海军部次长）、胡毓坤与李讴一（首都警察厅长、警卫师师长），其中以李讴一死得最惨，执行时被连击十余枪，打得脑壳破裂、面目模糊。胡毓坤因临死前沿途诟骂，也让政府多费了好多颗宝贵的枪弹。其他在陆军监狱中的齐燮元，于送往雨花台刑场时，骂得最凶，甚至说：死后做了厉鬼也要报仇。自然更要让他们多受些痛苦了。

一七二、丁默邨殷汝耕虎桥毕命

一九四七年五月，汪政权中人大部份已经都草草判决了，让政府完成了一件大事。人犯就陆续移送至老虎桥监狱执行，宁海路二十号的看守所，也告结束。

老虎桥才是一所正式的监狱，在沦陷时期，是日本宪兵队的牢房，一代新人换旧人，尤其政坛与牢狱，这情形尤为显著。那里规模宏大，植立着无数监房。最初汪政权中人判决确定之后，移送老虎桥，与普通刑事犯的窃盗等混合羁禁。以后才算腾空了一部份，将普通刑事犯迁往另外的几所建筑，让汪政权中人隔离集中羁禁。

周佛海口中的“虎牢探奸记”，这一部份共有着五所监房，称为“温”、“良”、“恭”、“俭”、“让”，像扇形那样地整齐排列着。每一所有着十余间囚室，各半对峙着，中间是一条长廊，以便禁卒的监视，室门是木质的，倒不像上海提篮桥监狱的真是铁窗，门上有一个大洞，监饭从那里送进，禁卒的眼光由那里窥察。每一所最头上的一间是黑房，没有透入光线的窗，于是室中更暗无天日，那是禁闭滋事的人犯之处。监房前面是狱方的办公室，再进有一处是犯人接见家属的铁笼，在监房的最后是晨起洗面的地方。东面有一处操场，作为收封时散步之用。靠北有一处礼堂兼饭厅，南边的一所监房是单人室。普通监房每一室囚三至六人，当然没有床榻的设备，所有从北平解来的一批，如王荫泰、汪时璟、周作人、潘毓桂、邹泉荪等都在“良”监中。刑场就在狱内东边旷场，执行时，狱中人还可以听到清晰的枪声。

狱内的生活规律，晨六时起身，洗脸后仍押解回室。一天两餐，是上午八时与下午四时，每餐一饭一汤，汤是菜叶加滚水。早饭后放封半小时，下午饭后再放半小时，至晚间八时即须就眠。由于狱内的伙食过分恶劣，有人发起要求自己出资包饭，终于获得了狱方的核准，出得起钱的，可以在饭厅中用膳，能吃得好一些，也多了两次开封的机会，以后有部分较为重要的人，如周佛海、王荫泰等都迁往单人室去。

看守对待犯人的态度是因人而异，并不全是如狼似虎。经常有好处给他们的，犯人可以颐指气使，看守则反而逆来顺受。有时“服务”得不周到，有些性情较暴躁的犯人，可以瞋着眼大声呼叱：“要钱，好好的说，用不到这样！”看守们却总是低声下气惧怯地摇着手说：“别大声，别大声！”狱卒地位低，就经不起风浪，他们真是怀着窃钩般的一副可怜心理。而狱中终因待遇的不善与不平，曾经引起一度鼓噪暴动，秀才造反且不成，更何况于监犯？有几个人而且因此受到了惩戒。

老虎桥监狱中最受人注意的人物，自然是周佛海，他由特赦而抱病，终且瘐死，二十八昼夜的惨叫，曾经激动了同难人的心肺。著名文学家周作人，他因担任了“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教育总署督办”而获罪，在平被捕，移解南来，虽为狱囚，仍然受人尊敬。他安详地度着狱中生活，以读书自遣，做过不少诗，别人在文学方面有向他请益的，也总是虚心指教。更难得的是在横遭缧绁之余，而口中却从未稍出怨言，风度自有不可及处。

在老虎桥监狱时代，被处死刑中较重要的人物，有丁默邨与殷汝耕。

丁默邨原为特工中的旧人，当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成立之初，他就与戴笠同任处长。且以CC关系当选为国民大会代表。汪氏等由渝出走，他衔命由重庆来港，任务是劝止若干人的行动，结果反而随周佛海赴沪参加，领导“七十六号”的特工总部。“七十六号”的前身，本是日本大特务土肥原所指挥的李士群的特工组织，地址在上海忆廷盘路诸安滨十号，为李士群的既成之局。李投汪以后，才迁到极司斐尔路，名义上改归“中央党部特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周佛海管辖，而实际上则由丁默邨与李士群分主其事。

在汪政权成立之前，丁李之间就以权力上的冲突，双方形成水火，互相在佛海前攻讦，使佛海大感头痛。汪政权创建时人事上的安排，也煞费踌躇。本来内定特务性质之“警政部”，由默邨任“部长”，士群任“政次”，而以士群不愿为默邨之辅，且以全力反对默邨的出任“警政部长”，迫得警政部由佛海兼任部长，另设社会部以位置默邨。此后，默邨过去虽与佛海的关系较亲，而士群反而后来居上，且以罗君强之拉拢，加入为佛海的十人组织之一。佛海与默邨之间，日趋于貌合神离之境。以后无形中丁且已脱离了汪政权的实际特工任务，“七十六号”由士群大权独揽。迨士群被人毒毙，始与佛海间的关系又稍为好转。因为默邨与戴笠之间，过去有着同僚共事之谊，当时亦早已暗通声气，所以在胜利前不久，竟得由“交通部长”而出任“浙江省长”，为佛海布置策应大反攻的一个前哨环节。

默邨患有肺病，身体荏弱，面容苍白，殊不类为一个特工首脑，而以如此身体，偏还性喜渔色。与郑蘋如的数度缱绻，几至送命于枪弹之下，以后又与女伶童芷苓打得火热，艳事频传。在汪政府六年之间，事实上丁默邨并不得意，声势且远在李士群之下。

而胜利来临，戴笠飞沪以后，丁与数度接洽，戴笠极尽其抚慰之能事，默邨以为有此奥援，或可苟全性命。故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三十日周佛海专机送渝时，默邨受戴之邀，欣然随机同往，也一起做着重庆的土桥特客。也许戴笠之死，对他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因此以后又解送南京，受首都高等法院审判，初审判处死刑，覆判仍加核准。本来那时的法官要表示出他们的大义凛然，以苛刻为能事，判刑之前，庭上的呼叱讥讽，司空见惯，而首都高院中，以推事金世鼎尤为凶辣，狱囚为其恭上徽号曰“金剥皮”。如默邨的曾为汪政权特工首领，又何能逃其必死的命运？

他在老虎桥狱中被判处死刑以后，一直就沮丧、焦虑，悬悬于朝夕的被拖出执行。在民国卅六年七月五日的正午，终于到了他毕命的日期，那天法警去提他时，他已知道了是执行的时候到了，面色立刻惨白得了一无一丝血色，两腿也瘫痪得已不能行走。由两个法警左右夹持着他的双臂，挟着他提出狱门，迨行至二门时已经神志模糊，知觉尽失。所以在法庭上无遗言，也无遗书，就匆匆送赴刑场枪决。

所有汪政权中人被执行枪决的，几无一不表示出从容镇静，陈公博、褚民谊等固无论矣，即我所目击的梁鸿志、傅式说、苏成德等，亦都有视死如归之概。最使我感动的是曾任“行政院秘书长”“广东省长”的陈春圃，他是完全一个文弱书生，当他初审判处死刑后刚回狱室，我去慰问他，看到他竟然神色自若。不料我尚未开口，他却先对我说：“你放心，我将来被枪毙时，不会让同志们丢脸的。”生死大事，竟能处之泰然。而唯独平时以杀人为业者，至一旦被人所杀时，反而惊惶失措，丑态百出。上海既有“黄道会”的常玉清，而南京又有特工领袖的丁默邨。

另一个在老虎桥监狱中被执行死刑的是殷汝耕。他以“冀东防共自治政治”首长的身分，被判极刑。我认识他很早，还是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他任上海市长吴铁城的参事，专办停战协定前后的对日交涉与收回失地诸事。“九一八”以后，他到了华北，竟然做了“冀东长官”，那时一般人总认为他甘为傀儡，是一个道地的汉奸。但胜利以后，与他同狱的人告诉我，他在狱时所表现态度之好，出人意外，终朝念佛，了无嗔意。及至被提出执行枪决时，还是从容自若。他临命前在法庭上，检察官问他有无遗言时，他说：“我很奇怪当初要我组织冀东政府的人，为什么竟是今天要枪毙我的同一人？”说到这里，检察官立即阻止他的说话了。

他写了一封给家属的遗书，另外写了一封给曾同囚室的潘毓桂与韦乃纶（宣传部司长），信上只寥寥两句：“我先去了，请多多保重！”就这样被送往刑场。我与他无深交，不知最后他在法庭上的两句遗言，到底是怎样一段微妙的内幕？

一七三、又一个未曾揭开之谜底

写到这里，全书事实上真应该结束了！如我在本书的第一章中说过：“我目睹了这一幕悲剧中许多重要脚色，当初怎样忍泪登台，最后又怎样从容赴死！”现在，连读者也已看到了。汪先生病逝扶桑，汪夫人瘐毙沪狱，陈公博在狮子桥既完成了殉葬的心愿，周佛海亦且在老虎桥抱遗恨于九原，真正已到了“曲终人渺”的时候，而其间在汪政权中地位仅次于陈公博周佛海的梅思平与林柏生，他们的死难经过，就我所知道的，也有为他们一写的必要。因为在整个汪政权中，除陈公博与周佛海为汪氏的两大柱石而外，论地位之重要，则梅思平应列为第三位。至林柏生则号称为那时“公馆派”之中坚，虽未握大权，但以关系之亲，对汪氏自有其相当的影响力。

梅思平为浙江温州的永嘉县人，北京大学政治学系毕业，战前曾历任江宁实验县长、江宁区行政督察专员等职，甚著政声，职位虽不甚高，但却是CC系重要干部之一，而且被认为学问、才具杰出的人物。论理，梅思平与汪氏向无渊源，何以竟在汪政权中始终居高位、握实权？其经过情形，也颇为奇特。

在追述梅思平随汪组府原因之前，不能不补叙最早促成“和平运动”而又最先与陶希圣叛离“和平运动”之高宗武。高留学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研习历史，于一九三四年返国，时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与日本间之关系，已趋于极度紧张。高回国后，即赴南京活动。以一个初返国门的留日学生，而且还充满着一身土气的人，自难有所发展。会李圣五方主中央日报笔政，高与他素不相识，而投刺请见，自陈愿撰文投稿，李姑令一试，投来一文，尚觉可用，略为润饰之后即予披露，这是他初露头角之始。以后他又在吴颂皋主编之外交评论上写稿，竟引起了汪氏的注意，事为陈立夫所知，立即先邀其担任参谋本部设计委员会委员，办理有关日本方面的事务。

汪氏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时，圣五已转任外交部总务司司长，再由他的汲引，高宗武遂得任外交部亚洲司科长，并加帮办衔。那时政府的外交，以对日为主，高宗武谙日语，熟悉日本情形，时势造英雄，一时在坛坫之上，顿见活跃。在这一段时期中，中日关系始终无法打开僵局，而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汪氏在中央党部遇刺，赴法治疗，对日政策从此尤趋混乱，甚至有过联俄抗日之议。张群时出任外交部长，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间愈搞愈坏，川越茂甚至公开声明，以后不与外交部直接谈商，遇有必需交涉之事，概与时已任亚洲司科长之高宗武接洽。由于日方对高宗武的重视，至政府方面也对他刮目相看。一次他往庐山晋谒蒋氏，蒋且备致优宠，亲为斟茶。然而高宗武的得志，却为时不久。抗战既起，最初虽未与日本宣战，但外交关系已告断绝，因为战前他与日本间的声势，且凌越部长之上，此时也就被摒之于部外了。

而蒋氏却认为战争虽起，高宗武对日尚有可用之处，于是每月给以八千元的经费，令其来港专办与日本联络事务。他在香港太子行五楼成立了一处日本问题研究所，对外则以“宗记洋行”出面。他与日本驻港的外交、特务人员，以及同盟社的松本等经常有密切联络。从日本人的口中，窥悉对于这次侵略战争陷于泥足的结果，乃有早谋结束之意。一九三八年的春季，他偕同原任外交部亚洲司科长董道宁潜行赴日，此行事先是否获得蒋氏的同意，我不敢臆测，但我敢于断言，此行却并非由于汪氏的授意。

他与董道宁由港抵达东京之后，立与参谋本部的“支那课长”影佐祯昭会面，表明寻求和平的意向，并且由影佐的居间，还得到了当时参谋次长多田中将的同意，对结束战争，原则上获得了初步的协议。

高宗武回抵香港以后，更积极从事于此项工作之进行。那时他住于香港铜锣湾现在湾景酒店的原址，李圣五则就住在相距密迩的摩顿台。这样重大的一件事，他希望能获得蒋汪双方的同意，但要向汪氏转陈此事，必须有一个向为汪氏所信赖者作桥梁，而李圣五不但为高宗武腾达的最早提携者，而且他更深信与汪氏有着深切的关系，认为是一个最适当的人选。

李氏是山东人，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民国九年加入国民党，初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主任，并主编当年风行一时的“东方杂志”，在文艺界驰名于国内。在抗战之前，他已先后参加了“国难会议”，与奠定蒋汪重新合作的洛阳会议。在会议中，圣五的言论意见，得见赏于汪氏，数加延揽，乃出任中央政治会议外交专门委员等职，抗战前夕，又膺选为国民参政员。自汪氏卸任外交部长，他也来港参加国际问题之研究，而与汪氏之间，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至一九三八年的秋季，高宗武向李圣五率直提出了与日进行交涉结束战争的意见，而进行方法，说是由他代表蒋氏，而由圣五代表汪氏，共同赴沪与日本驻华的军事首长谈商，必要时并同往东京，与日本参谋本部作进一步的接洽。当时圣五的意见，认为中国的抗战，既是应战，那末如能在公平合理条件下结束战争，自是求之不得。但是政府的真正态度不可知，此事虽有可为之道，而应出之以万分郑重。他们两人既然都是政府的官吏，如此行有其必要，应先取得政府的密令；否则擅自行动，结果牺牲无益。而以后高宗武并不能做到圣五所提出取得密令的先决条件，因此谢绝合作，于是高宗武乃改邀梅思平共同进行。

东南沦陷之后，政府播迁汉口，思平已告赋闲，仅由中央宣传部给他一个专员名义，来至香港，住于黄泥涌道，为蔚蓝书店主编国际丛书。恃每月二百五十元的微薄鹤俸，过着清苦的生活。因为他与高宗武是温州同乡，而且向日方草拟结束战争条件，以思平的学养，亦有丐其参加意见的必要。当思平久蛰思动之时，高与他一谈，即欣然同意。他们于数度研究之后，于是年秋，乃连袂赴沪。与他们谈判的人，就是以后代表冈村宁次赴芷江洽降的今井武夫，他们提出了共同拟订的“中日和平条件草案”，由今井带着飞回东京，由日本陆军中央部根据已往制定的“中日关系调整方针”加以修正，再由今井于十一月十九日带往上海，交给高梅两人。他们更以中国方面的立场，又修正了几点。这就是十二月二十二日近卫所发表三原则声明的蓝本。

高梅两人携带了日方修正的条件，回抵香港之后，不久又相偕搭机飞赴重庆了。他们把这所谓草案初步呈送汪氏，以窥意向。而汪氏最初认为两人对国家的和战大计，竟敢如此轻举妄动，当面指斥甚厉。于是高又挽出了陶希圣周佛海等人向汪反复进言，而且暗示事前获有指示，汪氏始为意动。以后汪蒋之间对此的如何交换意见，以及蒋氏何以卒加拒绝的原因，在本书开场时，已经写过，这里不再赘述。

我认为汪政权之成立，除了一般所传双簧以外，这里更有一个难以索解之谜。即使局中人的我，也且莫明究竟。因为汪氏所领导的“和平运动”，以及以后汪政权之出现，无可否认，高宗武与陶希圣是直接的促成者。因为“和平运动”之发动，是由于近卫三原则之声明，而三原则竟出于高宗武的向日方提出试探，获得日本军部同意之后，汪氏在渝最初还加拒绝，更由于陶希圣之力劝，才使汪氏改变意向。起先汪是一个被动者，但千秋万世之后，又将其谁信之？像这样一件甘冒天下大不韪的事，原来汪氏左右的两大将顾孟余与陈公博却都力持反对，一向为汪系干部的陈树人、彭学沛、谷正纲等也概不参加，这是为了什么？以后由怂恿而酝酿而组织，所有汪政权之重要台柱，竟无一而非蒋系人物，且最早之促成者高宗武与陶希圣，一等锣鼓喧天，汪氏骑虎难下之际，立即远走高飞，叛离而去，造台人一变而为拆台人，这又是为了什么？

汪政权之出现，与日方之进行接洽，既非出于汪氏之动意，参加汪政权的主流，亦非汪氏的嫡系，汪氏离渝时致蒋之函件中有云：“今后兄为其易，而弟为其难”，观于这一段的离奇经过，实在也应该说：蒋为其始，而汪为其继。至艳电既发，周佛海林柏生等已在港公开活动，最初三万元之经费，却又为与汪向乏渊源之钱新之杜月笙等所出，如此迷离扑朔的内幕，如非汪氏真有容人之量，即为政治上一种高明的策略。褚民谊所说有人要将一只臭马桶套到汪氏头上，岂褚真有感而发耶？现在，事隔数十年，汪氏牺牲了，汪政权也早已覆亡了！往事虽已成尘，而双簧之传说而外，此实在为又一尚未揭开之谜底。

一七四、梅思平从庐山得来凶讯

高宗武与梅思平在渝对结束战争的原则，获得了汪氏的同意，并作出初步决定之后，即重行返港。汪氏离渝赴河内，梅与林柏生代表在港发布艳电之后，梅又一度专程赴越往谒，以后即在港展开活动。梅与周佛海陶希圣等更为汪氏在港之机关报“南华日报”轮流撰写社论。直至二十八年的夏末，始与佛海等买棹赴沪，正式策动全面和平或进行组织政权。

在上海的酝酿时期，先之以“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继之以成立“中央党部”，其下先设三个部与两个委员会，“组织部长”梅思平，“宣传部长”陶希圣，“社会部长”丁默邨，“财务委员会”与“特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周佛海，一开头这四个汪氏的中坚人物，竟是清一色的蒋系CC人士，而梅思平却担任了最重要的“组织部长”，其地位且仅次于周佛海。而在汪政权还在筹备时期，梅已由汪氏内定为实业部长，如陶希圣等对此席虽觊觎者不止一人，而卒无法动摇汪氏之属意。

梅思平在汪政权中，风云际会，红极一时。最初在沪的对日谈判，高陶去后，汪方出席的即为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而他任“实业部长”前后达五年左右，其间又一度兼任“浙江省长”，直至和平之前一年，始调任“内政部长”，则以东南沦陷以后，华人在日军部卵翼之下，设立宏济善堂，公然贩卖鸦片，时汪政权决定厉行禁烟禁毒政策，此事归内政部管辖，梅之调任，主要就是为了主持禁政。其他，他以“部长”身分，自得出席“行政院”会议，而汪政权重要机构，也无不有他在内，其兼任之职务，如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全国经济委员会、清乡委员会委员等，名义之多，不胜枚举。汪政权六年之中，即其部下的司长，如顾宝衡者，亦且经其扶掖而早已任为粮食部长。

据我所知道的，梅思平在汪政权中之力量，尚不仅为名义上之所表见，汪氏虽有领袖欲，而确有为领袖之风度，有时虽不免冲动，但大体上能信赖部属，从善如流，并不集大权于一人一手，自加专断。汪政权的一切，汪氏仅作原则性之决定，而一切委之于周佛海。几乎每一天晚上，公余之后，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与岑德广四人辄相聚谈商，一切政策之制订，人事之更迭，都内定于此，竟不啻形成一小型阁议。梅思平之为人，也真为纶巾羽扇型的人物，他与佛海之间，表面上如水乳交融，一切推重佛海，如佛海左右有十人组织，思平表示愿意参加，而以佛海的谦逊，请其任为十人组织之顾问。当十人组织初次在“七十六号”集会宣誓时，思平亦曾列席参与。且有过一次，就在他的京寓举行。其实思平饶有野心，颇欲从佛海系统之外，另树一帜，其私人每有作为，也唯恐为佛海所知。六年之中，两人曾数度发生误会，而思平发觉佛海有不慊之后，常能于谈笑间使佛海释然于怀。终汪政权之局，周梅之间，得保持亲密之关系，在他人亦且认两人为一体，所以李士群系之“国民新闻”因内部的摩擦而出之著论攻击，对陈、周、梅三人且无分轩轾焉。

我个人对思平的印象，病其自视过于高岸，又佩其手腕极为灵活。他任中政会法制专门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我为副主任委员，为了我知道他的自命不凡，所以我先则从不出席，终且坚决辞职。我在上海主办的“平报”，他也是董事之一，有时他会在佛海处对我的报纸加以指摘，佛海把他的话转述给我后，我那时还年少气盛，立即把他有关的言论消息，在我报上一律封锁，而他知道了我对他的报复行动，反会设宴相处，虽终席不提此事，终使我不好意思再为己甚。

日本投降以后，思平似乎完全不作避祸之计，仍然安居京寓。在民国三十四年的十月初，他为军统所逮捕，即羁押于宁海路看守所。也许政府认为他在汪政权中的地位较为重要，所以一经首都高等法院检察处略事侦查，即被起诉。翌年的五月三日在刑庭公开审讯，此为汪政权中在南京受审的第一人。思平在庭上的供辞，除在其职务范围内有关实业、内政、禁烟方面多所辩白外，因为他是与高宗武最初与日本接洽结束战争的人，关于这方面他在庭上供得较为详尽，他承认奔走和平，系自动主张，至汪政权之成立，以为对非常的事变，不得不出以非常之手段。反正那时之法庭，被告人任何抗辩，都不足以挽回政府内定的处置，因此，同年五月九日，即对思平宣告了死刑的判决。

思平与他的家属对一点是极为清楚的，不管他之是否有罪，要救他一命，决非遵循法律途径所能生效，于是由他的胞弟仲协，专程赶往庐山，求援于李济深。李于听取了全部经过之后，立即满口承诺。允于晤蒋时乘机缓颊，并留仲协暂留几天，等候消息。当胜利之后，政府有团结内部以共同对付中共之意。因李济深对西南方面具有实力，所以经蒋氏邀往庐山，朝夕相晤，甚见倚重。当时对汪政权中人除政府蓄意排除外，其他方面尚认为其中不乏有才具之士，亟谋争取，李济深肯对思平帮助，也涉有此种因素在内。而仲协在庐山鹄候数日，李济深向他作了绝望的表示，仲协黯然离山返京，并于暗中通知了思平作最后准备。

思平从庐山得来了凶讯之后，已知决无生望，从此放弃了一切营救的企图。他虽然仍能持以镇静，也始终不出怨言，但他本不善饮，自此即托看守员暗中陆续带白干进来，每晚饮至半醺，使他白皙的皮肤，酒后变成遍体通红，乘着酒意，始颓然就枕。他不得不以酒精来麻醉自己，也足以反映出他内心的何等痛苦。

到了民国三十五年的九月初，思平尚在声请覆判期间，一天狱中于放封之后，收封时间未到，突然将各人驱回囚室，重行加锁。移时狱吏来传唤思平了，他以为如此严重的形势，定然已到了执行的时候，他与同室的李圣五、余晋龢、王谟诸人一一握手诀别，并将事前准备好的遗书一束，授给圣五，要求于他死后转给其家属。当时圣五却对他说：“你是懂得法律的人，今天绝不可能会是执行的，因为依照法律的程序而言，初审虽经判决，既已依法声请覆判，在终审判决书尚未送达之前，程序并未终结，即无遽尔执行之理。即使终审的判决书已经送达了，依法还可以提起非常上诉。况且案子一经确定，即需移送牢狱，法治国家，决无人犯犹羁押在看守所时，即执行死刑之理。”果然思平去后，不久又安然而返，只是检察官的传出问话而已。

事后大家猜测，为什么当局要故布疑阵，做成枪毙人犯那样严重的形势，思平是在京狱第一个被处决的人，而法院用的竟然是特工手段，要看看汪政权中人的反应，是否会有反抗的举动。不知政府既已把汪政权中人一网打尽，而且均已一一投诸牢狱，何以尚需怀此不必要的鬼胎？

圣五是一个书生，乃不免有了书生之见，他以为政府即使要用严刑峻法，也一定会遵守司法必要之程序，安知大谬不然。到了九月十四日的上午七时，照平时的规定，室门应该开封了，而那天竟毫无动静，思平向外一望，从木门的小洞中看到有两名法警驻在门口，这是以前所没有的现象。正在疑讶中，看守所长已来到了室外，高声说：“检察官请梅先生问话。”思平就起立向同室诸人说：“这回是真的了。”他亟亟穿齐了衣服，外面是一件纺绸大褂，脚登缎鞋，手里挟了一卷遗书，他又与同室诸人分别握手，口里不住说：“来生再见，保重保重！”就安然步出囚室。

他到了庭上，取出预先写就的函件，一封呈给蒋氏，对国是尚有所献替，一封写给过去的朋友——当时任司法行政部长的谢冠生，与次长洪陆东、谢瀛洲三人，一封给他的胞弟仲协、祖荫。一封给他夫人的遗书，是宣纸的横幅。另一给子女的字条，上书“努力读书，忠贞报国”八字。临时又在各函上补填了年月日。最后向法官要求行刑时勿多予痛苦，并请转告家属，遗体即就近葬于南京。手续完了，即由检察官陪同走向刑场。在行走时，执行的法警即在其脑后瞄准开放一枪，弹自后脑入，从右鼻穿出，立时毕命。

梅思平虽为在京被执行死刑之第一人，而汪政权中死难者，梅已为第四人——缪斌最先，死于民国卅五年五月廿二日，陈公博为六月三日，褚民谊为八月廿三日，梅思平则后于褚者又二十二日，又三周而林柏生亦死。

一七五、周作人吟诗哀悼林柏生

在汪政权中，正如一般政权会发生的情形一样，也不免有着派系纠纷，其间所谓CC与公馆派就不时有些摩擦。而公馆派中，陈公博明识大体（事实上公博与汪在师友之间，并不能算为公馆派），褚民谊优游自适，曾醒不问外事，陈耀祖远处百粤，陈春圃守己随和，陈君慧则依傍较迟，其他陈氏诸侄，又以地位较低，对外不甚有直接之接触，其间自以林柏生锋芒较露，与佛海之间，不时意见相左。但他以能获得汪氏夫妇之信任，隐然为公馆派中之中坚人物，在汪氏左右，代替了昔日曾仲鸣的地位。

他于汪政权在沪酝酿时期，佐陶希圣而负责“中央宣传部”，自陶叛汪，即升任“中宣部长”。汪政权成立，转任“行政院宣传部长”前后达五年之久，胜利前一年，以罗君强辞“安徽省长”而改任周佛海“上海市长”时代之沪市府“秘书长”，柏生乃调任“安徽省长”，仅八个月而日军投降。他随陈公博飞日，以后又同机回国，即被羁押于南京宁海路军统局之临时看守所。

我与柏生论理交非泛泛，我的所以参加汪政权，为了中华日报之故，引起重庆方面的误会，为许多原因之一。以后汪氏在沪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柏生更电保我为粤省代表。不幸以后因我为佛海筹备之南京“中报”，柏生欲改称“中央日报”直隶于中宣部，为罗君强所反对，而他以为是我从中作梗，遂生芥蒂。从他拒绝我担任“宣传部”次长以后，直至汪政权之颠覆，我为了避嫌，与他乃少往来。但我相信柏生尚具有一股朝气，为挽救颓风，对新国民运动、青年运动与禁毒运动，都能不恤引起日方之反感，努力进行，且私生活亦极为严肃。

我认识柏生，已在民国二十一年之后，其过去经历，不甚详尽。但知他是广东高州信宜人，民国三十五年死难时，年四十五岁。初毕业于岭南大学，又先后留俄留法，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容共政策之后，他回抵广州，任苏联顾问鲍罗廷之秘书，因此获识汪氏，渐被见重。一度曾担任执信女校的训育主任，不久又率领了一批中国学生赴苏留学，其间就有以后的中共闻人王明、张闻天等在内。

清党后的武汉分共时代，柏生仍留居苏联，而以汪氏电召，兼程回国。嗣汪氏赴法，他亦与曾仲鸣等随同前往。于留法期内，先办“留欧通信”刊物，后改称为“欧美通信”。至民国十七年底，国民党美洲总支部所属两大机关报，三藩市的美洲国民日报与纽约的民气日报，要求中央派人指导宣传，柏生即衔汪氏之命而往。直至民国十八年夏来港，先办南华通信社，至翌年的二月，为汪氏创刊南华日报，更有一“胡椒”三日刊的发行，至民国二十一年又往上海创刊中华日报，自二十二年起，并任立法院的立法委员。

“八一三”抗战事起，淞沪沦陷，中华日报休刊，柏生又由沪回抵香港，经营南华日报外，任中央宣传部的香港特派员，更办理蔚蓝书店。所谓蔚蓝书店，是为了避免香港政府注意作政治活动之故，乃出之以书店的形式，事实上就是军事委员会的国际问题研究所。柏生任主任，而以梅思平（CC）、樊仲云（CC）与张百高（政学系张群关系）为干事。另有研究员多人，为朱朴（汪系）、连士升（陶希圣关系）、李圣五（汪系）、高宗武（CC）、龙大均（汪系）、胡兰成（林柏生关系）。这个表面上为汪氏系统的机构，既然容纳了汪系以外的人士，内部意见就颇见庞杂。

艳电发表以后，汪系的龙大均即表示反对。尤其可怪的是，连士升受了陶希圣的影响，拒绝参加。在重庆时期，陶希圣对汪氏所发动的“和运”，怂恿最力。在香港时期，奔走宣传，尤异常热心。去沪以后，他出任了“中宣部长”，而他所手拟之宣传大纲，分为五点：曰“一、汪先生出国后仍期待重庆幡然改计，停战讲和，因此为结束战事之顺利方法。二、蒋以国殉共，以党殉人，挟持军民，诬主和者为汉奸，以暴力相摧毁。此种期待，已无可能。三、今后惟有在汪先生领导之下，以和平运动挽救国家，恢复主权行政之完整。此种运动，现已从理论进于具体实现之初步。四、在汪先生坚苦奋斗之下，凡和平反战剿共运动所到之处，即日方撤兵还政之地。五、现在战区半毁于焦土政策，而非战区尚为蒋氏所劫持，因之，此种运动，必须全国军民同心协力，从各地各区一点一滴做起。”（见香港创垦出版社印行《周佛海日记》一书中陶希圣电版手迹。）其指摘蒋氏，态度之凌厉，且远过于汪氏本人，又谁知数月之后，竟叛汪归蒋！

他于盗取“中日关系调整纲要草案”赴港公开发表时，其与高宗武联名致函大公报之原函如下：

记者足下：武，圣一介书生，行能无似，然自束发受书，略闻爱国大义，认为国民报国，当不辞牺牲一切以赴之。中日国交失调以还，奔走国事，一秉此旨。抗战既起，私念日方当不乏悔祸之有识者，战事应终有结束之途径，苟能贯彻抗战目的，克保我主权与领土行政之完整，则曲达直达，不妨殊途同归。爰不顾外间毁誉，愿奉微躯以期自效。去年之夏，武承汪先生相约，同赴东京，既见彼国意见庞杂，军阀恣横，罕能望其觉悟。由日返沪以后，仍忍痛与闻日汪双方磋商之进行，以期从中补救于万一，凡有要件，随时纪录。

十一月五日影佐祯昭在六三园亲交周佛海梅思平及圣等以“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之件，当由汪先生提交其最高干部会议，武亦予焉。益知其中条件之苛酷，不但甚于民国四年之二十一条者不止倍蓗，即与所谓近卫声明，亦复大不相同，直欲夷我国于附庸，制我国之死命，殊足令人痛心疾首，掩耳而却走。力争不得，遂密为摄影存储，以观其后。其间日方武人颐指气使，迫令承受，或花言巧语，涕泪纵横。汪先生迷途已深，竟亦迁就允诺。嗣于十二月三十一日签字。

武，圣认此为国家存亡生死之所关，未可再与含糊，乃携各件乘间走港。离沪时曾嘱人通知日方，告以此种和平方案，为中华民国国民任何人所不能接受。抵港后即函电汪先生及其他各位，请其悬崖勒马，勿再受日阀之欺骗与利用，以冀公私两全。除将摄影与抄录各件，送呈国民政府外，兹送上“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暨附件之原文摄影整份。（另附译文），又汪方提出“新政府成立前所急望于日本者”之去文，及同件日方覆文各一份，敬请贵报即予披露，俾世人皆知，勿使真相长此掩没，以至于不可挽救。更有须附陈者，“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附件二第二关于共同防卫原则之事项下共有七条，其第四第五两条日文原件内未列，此因当时该两条原文，汪方认应修改·后由板垣临时修正，嘱影佐口述与周隆庠君纪录，今照所纪录者在译文内补正，特并陈明。区区之意，并不欲借此以求政府及国民之谅解，不过略表我人主张和平之初衷耳。书不尽意，即颂 撰祺！

高宗武陶希圣谨启。

民国二十九年正月廿一日

看看高宗武陶希圣这封给大公报的公开信，忠义奋发，何等冠冕！试重读同出一人之手为汪政权所拟宣传大纲的原文，前后不过数月时间，而矛盾悖谬一至于此！究竟忽而骂蒋，忽而骂汪，读者能指出哪项才是他们的真意呢？这是文人的狡狯吗？不，恐为文人之无行耳！甚至蔚蓝书店研究员中陶希圣关系的连士升，以最先反对参加和运而留港，可能是陶希圣为日后叛汪留下的一着棋子。则陶自民国二十七年秋，以迄二十九年初春的一切表演，不能不令人怀疑是政治上一项有计划的阴谋。

在艳电发表前后，荷李活道四十九号之南华日报，为汪氏在港之主要宣传机构，其他华人行六楼之蔚蓝书店出版有国际丛书（梅思平主编）与国际周报两种（樊仲云主编）。汤良礼亦主编英文的民众论坛发行，各机构胥由林柏生负其总责。

柏生由日飞回羁押于宁海路后，不久即被提起公诉。首都高等法院于民国三十五年五月廿五日开庭审理，同月三十一日即对之作死刑之判决。论柏生在汪政府之所为，决无判处死刑之理，法院方面的处以重刑，或许仰承了政府决定“省长”判处死刑的原则。此外，因为柏生那时是汪氏的亲信，除了“宣传部长”与“安徽省长”两项实际职务以外，他更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之一，当时常务委员七人，为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丁默邨、焦莹、何世桢（始终并未参加），其间汪系人物，就仅公博与柏生两人。又“中央政治会议”中，他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资格出席。

“中央政治委员会”之当然委员除汪氏外，为陈公博（立法院长）、温宗尧（司法院长）、梁鸿志（监察院长）、江亢虎（考试院长）、王揖唐（华北政务委员会）。指定委员为周佛海、褚民谊、陈璧君、梅思平、陈群、林柏生、刘郁芬、任援道、焦莹、陈君慧、陈耀祖、李圣五、叶蓬、丁默邨、傅式说、杨揆一、鲍文樾、萧叔宣。延聘委员为齐燮元、朱深、卓特巴札布、殷同、高冠吾、赵正平、缪斌、赵毓松、诸青来、赵叔雍、岑德广、王克敏诸人，林柏生又是其中之一。以他在汪政权中之地位，以及与汪氏之关系，于是而政府必欲置之于死地。

他于五月卅一日判决后，与梅思平一样，正在声请覆判中，终审判决书既未送达，人也还押在临时看守所中，而民国三十五年的十月八日下午二时半左右，竟把他从囚室中提出执行。首都高等法院检察官陈立祖已率同书记官法警等在监狱布置了临时法庭，柏生那天穿了中式灰色短衣裤，戴眼镜，着灰色袜，黑便鞋。手持纪念册及英文书各一本。到庭后，检察官告诉他奉命执行，问他有无遗言，他说：“今天，我不想再有什么话说了，请庭上放心吧！这既然是为了国家的事，那对个人的生死，就不必抱什么遗憾了。”最后又要求写几个字，经准许后，即趋公案前，于所持西文书前面的扉页上写着：“余妻徐莹及诸儿留念：春来春去有定时，花落花开无尽期，人生代谢亦如此，杀身成仁何所辞！”下署柏生，十月八日下午二时五十分。

遗书中的四句诗，是摘录自双照楼集中“飞花”一咏之结语，足见他临命前犹念念不忘于汪氏。复于书籍封面里页书“革命救国，科学救国”八大字，签名毕，对检察官说：“我事先并没有接到确定的判决书，遽付执行，似乎法律手续太有些欠缺。现在我对家里没有话说，自己也并无财产，执行时希望不要用专制时代的捆绑，死后并望能及时通知家属。”说完，取下所戴的眼镜交给检察官，从容步向刑场。迨行至监狱空地，执行的法警在他身后开放一枪，弹由后脑入，前额穿出，柏生已应声倒地，复以两手支地，上身离空半起，怒目四顾。执行的法警又续发一枪，始偃卧血泊中气绝，时为下午三时零一分。

柏生与周作人同羁一处，当其死后之六日，曾作七绝一首以哀之云：

感逝诗　知堂老人

当世不闻原庚信，今朝又报杀陈琳。

后园恸哭悲凉甚，领取偷儿一片心。

诗后附以短跋云：“林石泉同室有外役余九信，闻石泉死耗，在园中大哭。余年十九岁，以窃盗判徒刑三月。十月十四日作。”石泉，是柏生发表文字时的别署。

柏生夫人徐莹女士，现留港，一子在美，一子在港侍母，一子及两女现均在大陆。

一七六、一个闲角也终被起诉了

胜利以后，我既已失去自由，对汪政权中诸旧侣的悲惨结局，除了沪狱诸人，曾经目击而外，其他都于事后得之于家属之泣诉，或为同囚者所转告，虽失之简略，但均为实况。

其实，我在汪政权中，仅是一名微末的闲角，虽然那时曾挂了数不清的名义，但从未担任过一项实际职务。汪政权人事上之安排，十九为佛海所决定，我以近水楼台之故，本可无求不得，即遇有空缺，佛海也不时问我是否愿意一试，而我则总予谢绝。当时朋友们都羡慕我的闲散，以为我办几张报纸，创一家银行，可叨汪政权之光，而不蒙汪政权之祸。在我自己，也满以为无官一身轻，若说我“通谋敌国”，未免太抬举了我，若说我“图谋反抗本国”，也觉近乎滑稽。至胜利以后，虽然查封接收，已经搞得我头昏脑胀，岌岌可危，而既激于佛海的未曾告语而飞渝，亦且自恃六年中尚无力为非作歹。更为“国无信不立”一语所陶醉，为“法无明文不罚”一语所迷乱，弃家自投，“以身试法”！本来像我这样的一个人，最后之遭遇如何，殊不值得书告读者，但我“试法”的结果，使我亲身体味出了政治与法律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因为别人怎样受鞫，如何被判，其中曲折，或不免有所隔膜，迨自己一经对簿公庭，才知道胜利之后如何“厉行法治”，以及如何“整饬纪纲”，于是深以区区一身之被毁，反觉不暇自惜了。

当我羁身于楚园之时，但知接收真同劫搜，连祖宗的庐墓，妻子之妆奩也一并籍没，半入国库，半饱私囊。而由“汉奸”一变而为军法官者的嘴脸，也觉实在难看。其后既信任主持者戴笠亲口告诉我们，当局将苦心为我们洗刷，最后也必出之以政治解决之保证。以后军统局本部秘书袁惕素又奉命特来押所通知我将获得自由的喜讯，盛情稠叠，高兴得我不住地念着：“帝德乾坤大，皇恩雨露深！”然而戴笠撞机身死，重担无人承挑，情势一变，全部在押诸人，乃如商店之出清存货，一概送至提篮桥监狱处理。我是做过律师的人，自然明白号称持衡维平的法官大老爷们，又是怎样的一副心肠。胜利勋章当然领不成了；而“汉奸”官司倒势且吃定了。

许多人都先被起诉了，大家庸人自扰，一番忙乱，延聘律师，撰状辩诉，孜孜于钻进了法律的牛角尖里，从各人的家信中，也不时透露了一些消息，因为对“汉奸罪”的处罚，高至死刑，低至五年徒刑，而另有规定：有早经自首者，可以免刑，有“协助抗战，有利人民”者，得减轻其刑，有于民国三十二年以前退出者，或情形可以悯恕者，又得减轻其刑。种种为法官预留地步，让其能上下其手，出入其刑。不问对谁，也不问如何判决，从死刑到徒刑一年三个月，法有明文，也总是不错的。而判得愈重，愈显得法官弊绝风清。家属们闻风丧胆，于是别出奇谋，上至司法院、司法行政部，下至法院院长、法庭法官，或靠人事上之关系，或以金条为武器，各显各的神通，各走各的门路，法律之外，济之以贿求，其间幕后交易，掂斤播两，讨价还价，五花八门，千变万化。而黄金的代价却又不是罪责之有无，而只是量刑之轻重。我冷眼旁观，会心微笑，忘自身之疾苦，但愿同难者真能通神。又以曾经执业为律师，难友们纷纷请我写状，我也落得与人方便，读读大学时代未曾读过的法律妙文，消遣着这牢狱中的无聊岁月。生意兴隆，不暇应接，是为律师时所未有之盛也。

在我正式入狱以后，大约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与梁鸿志一起解送狱内的侦查庭，检察官略略问了我在汪政权的官衔之后，倒是大方得很，并不苦苦追求，仍然押回狱室，听候发落。几天之后，检察处认为我有罪的起诉书终于送来了。起诉书也只短短几行，倒像是我在汪政权中的一纸履历而已，仅记得其大略如下：

查该被告曾任伪组织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法制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边疆委员会常务委员、上海市政府市政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并先后在南京上海创刊“中报”、“平报”，又开设南京兴业银行。迹其所为，实有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之罪嫌，合依惩治汉奸条例第二条第一项第一款之规定，提起公诉，请予依法判决。此致本院刑庭。

我收到了起诉书之后，真是回环雒诵，越读而越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之感。我不知道是检察官的办事草率呢，还是在故意为我开脱？依照法律规定，必须有如何通谋敌国之事实，以及如何图谋反抗本国之证据，始足为起诉的根据。现在对此一字不提，从好处说，是犯罪证据不足；从坏处想，是参加了汪政权即为“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简言之，是想当然，也就是“莫须有”也。

我懂得中国的法律，不同于其他民主国家。别的国家要指一个人犯罪，必须由检察官先行提出犯罪之证据以为证明，而后嫌疑人始有抗辩之义务，有提反证之义务。中国则不然，法院说你有罪，即无须有积极的与法定的证据，你说没有犯罪，就得提出不犯罪的证据来。因为我当律师的时候，不知看到多少刑事简易庭中，常常可以遇到三分钟判决一起案子的怪事。举一个最普通的例子来说，检察官起诉一名嫌疑人犯了窃盗罪，推事觉得案情太轻微了，就不必浪费精神。照例问了姓名年岁籍贯之后，就接着问：“你是不是于某月某日在某处偷了某家的某物？”嫌疑人答：“大老爷！这是冤枉的！”“哼！为什么不冤枉别人而单要冤枉你！判你有期徒刑三月。”推事一说完，如狼似虎的法警，已在后领一把抓住，押下法庭去了。是的，窃钩者而不诛，已经是法官的宅心仁厚了。我接到起诉书后，回想过去法庭上目击的怪状，心中一凛，自己就连叫不好。

身在牢笼，自然一筹莫展，于是通过狱吏，偷带家书，要妻子准备法律上的应办事项。过了几天，收到覆信，告诉我已请定了两个律师，一个是当年上海律师公会的同事陈霆锐，一个是大学时代的同学黄济元。家信中还问我有什么有利于我自己的证据，需要收集，我又覆信去一一告诉了她。几天之后，济元仓皇来接见我，他说：他已阅过全卷，对于起诉各点，倒并没有什么要紧，就是卷里夹着一封匿名信，说我是“大汉奸”，曾经国民政府先后三次明令通缉，要法院千万不要轻放了我。济元的意思，政府对我的三次通缉既然是事实，那就会影响法官的观感。法官们但求保持禄位，如被指为“大汉奸”的，就不敢轻判了。

同时，卷里还附着一张小报，上面有一段红笔钩出的记载，那是笔名“老凤”写的，说我是周佛海左右的红人，不知搜括了多少财产。他就曾经连到我银行中两天，亲眼看见我每天收进现金条三千条。济元问我小报上的记载，是否是事实？我对他说：“非但不是事实，而且显得那个人也太无常识。即使上海是一个大埠，全沪现金条的买卖，每天的总数，也无进出三千条之钜。”济元又问我，那为什么要对你捏造中伤呢？我有些啼笑不得，我告诉了他结怨的简单经过是这样的：

“老凤就是朱凤蔚，吴铁城任上海市长时代的科长。有一年农历年底，他来信向我告贷，因为我适巧没有去银行，及看到来信时，已经是新年了，急忙着人如数送去。不料老凤接到借款，就哼了一声说：‘好！他真是辣手，知道我不能过年，偏偏拖到了新年再送来，这是故意向穷人开玩笑！’不料墙倒众人推，他趁我家破人亡之际，还忍心投井下石。”

济元说：“现在事已至此，此将如何应付呢？”我告诉他：“如法官问到这件事，可以要求传他到庭对质。”济元亦以为然，但他总以为政府的通缉，显得我地位的重要；小报的记载，渲染出我财富的丰厚，案情本身以外，却在在与我不利。其实，他也不说，我也岂有不知之理？即使没有这种攻诘的书函与文字，一般的情势如此，家中已被接收一空，也再无余力满法官之意，前途的凶多吉少，自不待言了。

一七七、一纸起诉书忙坏了家属

如真是就法论法，那参加汪政府就并不能即认为有罪。舍“双簧”“反正”等一切五花八门的奥妙于不谈，就算汪政权真是一个叛逆的组织吧！惩治汉奸条例中规定得很清楚：“汉奸”也者，要具备“通谋敌国”与“图谋反抗本国”两个条件。所以尽管参加了汪政权，而其行为上如既不曾“通谋敌国”，也无意于“图谋反抗本国”，尚不足入人于罪。如其不问原因，不究事实，认为一经参加汪政权就是“汉奸”的话，那么，胜利后主持“肃奸”案中的军法官，如唐生明、程克祥、彭寿、李时雨、余祥琴，以至毛森等人，他们有些久事汪朝，有些为敌服役，那就无一而非“汉奸”了！也无一而不应受“汉奸条例”之惩治了。然而不然，政府也以为他们虽参加“敌伪”，因系奉令，就不算是“汉奸”，也不必要受惩。政府自己就否定了参加汪政权就是“汉奸”的原则。其他，除了“奉令”者外，如无犯罪之故意与犯罪之事实，或有所为而为的，岂真全是丧心病狂之徒？若说对外战争时，遍地都是“汉奸”，何必定欲造成中华民族史上永远洗不清的污点？政府好像“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自己可以因有所为而派人参加汪政权，人民因为所为而自动以参加为掩护，或以在沦陷区中为避免生命上的危险而参加汪政权的，就必需严惩吗？

其次，即算这个人真有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之事实，但法律上还要有证据才得起诉。要有证据才得判刑；如其有事实而提不出证据，叫作犯罪事实不能证明，政府虽明知其为巨奸大恶，只能眼睁睁的让他逍遥法外了。所以在法治国家中，入人于罪，要有可以依据的法例（事后添造的，当然不足为据），要有确实的证据，在法院没有提出犯罪的积极证据之前，嫌疑人绝无提出无罪反证的义务。这不是什么高深的法理，而只是普通的常识而已。

然而，我却不幸而为中国人，而且不幸而为现代的中国人！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检察处对我的起诉，虽绝无有罪的证据，但我不得不有证据以证明我的无罪。于是就苦了家属，到处求情，到处磕头，希望取得些证明，也只是为了稍尽人事。

妻收到我从狱中寄给她一封可以在庭上作为“丑表功”事实的书信以后，她开始奔走。又谁知政治行情一变，连友谊行情也全变了。中间果然有投桃报李的好人，但也有反面无情的忍人。我自己知道官司是吃定了，安坐牢中，静候怎样判决都好，而家人偏偏痴心妄想，还用全力在为我搜求不通敌不叛国的反证。

正在那时，领导八年抗战的统帅蒋委员长来到上海了，欢迎的盛况自然是空前的。犯人的家属虽然不配参加欢迎的行列，但在报纸上还是可以看到这空前的盛况。蒋氏首先接见上海一批当地的父老，面加抚慰，而代表父老发言的是颜惠庆。这一则新闻曾使上海五百万居民感到兴奋，因为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最高当局并不曾把所有遗留在沦陷区的人，视为“伪民”。但是我的家人却有着另外的一种感想。她们已看到了我的起诉书，罪状之一是曾经担任过“上海市政咨询委员会委员”的名义，而那位前北京政府时代的国务总理，现为上海市父老代表的颜老先生，在沦陷时期却是周佛海所聘任上海十九名市政咨询委员之一（颜老先生并没有出席过会议是事实；但也并未辞去这名义也是事实），在同一法律之下，为什么一个为阶下之囚，而一个成座上之客？

另一件新闻是：蒋先生更接见了抗战时期中派在上海的地下工作人员，面加奖励。地下钻出来大大小小的人员中，功勋列为第一的是蒋委员长的驻沪代表蒋伯诚，那天他以病废在床，由他的夫人杜丽云女士代表谒见。报纸上更把蒋代表的工作详细列举，什么营救、掩护工作人员，什么供给地下经费等等，勋绩彪炳，谁也得承认他实在无愧为功勋的第一！

上海的市民们当然不会想到蒋伯老多年来早已半身瘫痪，连饮食起居都需人扶持，从日宪那里保释以后，仍在被监视之中，他有什么无边法力，能够大显神通？千千万万市民中，惟有我妻是明白的，她在报上一条条读着所列举蒋伯诚的功勋，再与我在投案时自白书上所写的工作经过，核对之下，好像是我预先抄袭了他似的。她想：原来蒋代表竟是卧享其成？妻既然要为我搜集证据，自然应以蒋伯诚为第一个目标了。

她去到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代表公署”，仍蒙蒋太太另眼相看，殷勤招待，陪着她到了蒋伯诚的病榻之前。妻开口了：“伯老，我丈夫在沦陷时期，颇承赏识，得供驱策，他有时回来告诉我，你曾不断向他保证将来一定向当局证明他的心迹，几年来督促他为你冒险效力。胜利后自首之前，你当着我承认只要有一个陷身罗网中的人被保释了，你会把我丈夫保出的。今天，他被法院以汉奸罪起诉了，基于你一向对他的爱护，我恳求你由代表公署出具公函，证明他过去的事实。”

蒋伯诚沉吟了半晌，以低弱的声音说：“你丈夫在敌伪时期太红了，我无能为力。”妻一向反对我参加汪政权，她只希望我做一个安份的百姓，对国家事用不到我来瞎起劲的。而且她一向有神经衰弱症的，在我生死关头之际，向一个比较了解我的人请求，不但受到了峻拒，而且语气中还含着讥讽的口吻，她只说了一句：“伯老！那时你是唯恐他不红吧！”说完，她以精神上受不了刺激，就昏厥在沙发上了。

也许蒋伯老面对着这凄惨的情形，也不免为之感动了，等我的妻子苏醒的时候，居然承他于无可奈何中改变了态度，他说：“不要难过了，但我已经记不起他曾经为我做过些什么事？”妻从衣袋中取出了登载有蒋伯诚地下工作的报纸，她以哀求的目光看着他说：“这上面登载着你为国家效忠的功勋，这其间或许有几件是我丈夫为你代劳的，就请你随便挑几件写一纸证明书吧！”蒋伯诚忸怩地点了一下头，要她先自回去，等饬人写好后再送给她。几天以后，赶着在我开庭之前，就把代表公署的证明文件送来了，倒承他不是含糊笼统地写几句官样的文章，也许怕我家人再去骚扰，竟蒙列举了十几项事实：什么营救地下工作人员王维君、曹俊等五百余人；掩护毛子佩等转赴内地；保释他自己以及王先青、万墨林等多人；接济三民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党部经费两年；供给地下工作人员枪械若干。以他委员长代表身分，仗此一纸灵符，毕竟把我从有期徒刑十年，让法官好为我消灾而减为两年六月。

希望能获得更多的证明书，不能不求地位较高者，让法官容易采信。当年在上海工作的，除蒋伯诚以外，自然应推一度号称“上海党皇帝”的吴开先了。尽管我们是小同乡，而家人对他却并不相熟，新闻报的严谔声因我曾经营救过他的太太，自告奋勇，愿向吴局长（胜利后吴开先又回任上海市社会局长）请命。当他看过了吴开先回来以后，黯然作出了效劳不周的表示，他见过他，也求过他，而吴开先的回答，直截痛快，他说：“我不知他帮过我什么忙。”谔声自然无法再行强求，结果徒着痕迹，反使我增添了想冒“功”的一份惭愧。

我是望平街出身的人，在汪政权建立前后，双方对新闻从业员的彼此残杀，总觉得有些恻然于怀。他们都是我的同业，我的朋友，因此，凡是我见闻所及，棉力所及，实在不忍他们遭池鱼之殃，由于良心的驱策，暗中多少有些照顾。家人想到这一点，在上海四马路杏花楼邀请了一批我曾经帮过一些小忙的人，请他们为我证明。那天到的似乎有严谔声、赵君豪、何西亚、严服周、毛子佩、唐世昌、倪澜深、陆以铭、王尧钦等十多人。一经我家人提出请求，他们都坦然签名在证明书上，而其中何西亚与唐世昌两人，态度都有些与众不同，而且这两人过去与我的关系，要比其他诸人为亲密。

何西亚任上海时事新报总编辑，前后达二十余年，战后一度任香港的国民党党报“国民日报”的总编辑。太平洋战起，在港被日军所俘，被释后来沪，先在我所办的“平报”上写稿，我又陪他谒见周佛海与李士群，因为他们原系老友，颇受资助。他来沪后，又与第三战区搭上关系。第三战区高参章鸿春来沪与佛海见面，即系他与我先行联络。顾祝同要办一个“墨三图书馆”，我帮他在沪筹集经费，他有时暗中来往，事先我也为他掩护。甚至他在浙江开了两家店铺，还是我出的资本。在汪政权时代，他无日不在我处。胜利后，潘公展出任申报社长，他做了申报秘书。那天别人都坦然签了名，惟有他说要考虑后再作决定，使阖席的人为之惊讶不已。

至唐世昌一向是申报的夜班经理，他是杜月笙的得意门生，杜对上海报界用金钱有所贿托，总是由他经手。他衔杜月笙之命与佛海间联络，也一向由我转手。逢到“七十六号”要对付新闻界人士时，我托他秘密转告防范。至于这几年中他借故向我要钱，还是小事。而那天杏花楼席上，他是签了名。但在高检处为我作证时，十九他说过这样的话：“在汉奸群中，金××尚算有良心，有廉耻的人，所以我对他有往来。”他又告诉过蒋伯诚说：“他这几年唯一的污点，是用过汉奸金××的钱。”人与人之间就这样的可怕！我一向以为西亚有些书生的道义，而世昌有些帮会中的侠义，日久见人心，终于使我为了友道而难过；也为了友情而惋惜！

一七八、屈辱的生不如干脆的死

此外，吴绍澍为我证明“平报”改出“正言日报”时一切设备的完整，王维君、曹俊等为我证明被日宪判押在镇江监狱时经我营救出险，而在胜利以前，前北平市长袁良，自称奉有蒋氏手谕，从事敌后工作，我参加了他的组织，而且为他奔走，此时他嘱咐我家人不宜提出，杜月笙代表徐采丞在沪设立民华公司，以大批战略物资运送抗战区，我为常务董事，他曾经告诉我们曾去电向蒋委员长备案，而此时也说不必提出。真相如何，一切使我如坠五里雾中。我们真是可怜的一群，也是处处被人玩弄的一群！

即使这一些证明文件，已经使家中人于声泪俱下中，疲于奔命。在我想来，肯为我作证的，是对“汉奸”的一份同情，盛谊可感！不肯为我作证的，则是不欲对“汉奸”有所包庇，也觉大义足钦。不投井下石，已为叔世所难，对人一味苛求，将是我太糊涂的奢望了。

到了三十五年的冬季，江苏高等法院开庭的传票送达了。主任推事是邱焕瀛，他是江西人，战前仅任上海特区地方法院做一名民事简易庭的推事，上海沦陷后，他仍留沪未走，不知何以吃了几年“敌伪”配给的户口米，胜利后竟升任了高院的刑庭推事。家里知道了这消息，认为他是与南京的金世鼎一样的尖刻，如徒恃证据，将是无用的。初步不得不谋人事上的救济。据别人传言，他与罗家衡律师不但同乡，而且有着深厚的友谊，于是除了已聘定的陈霆锐、黄济元以外，更以法币五百万元的代价，加聘了罗家衡为我的辩护人。

开庭的正确日期我记不起了，我但记得是与周佛海的开审是同一天。所以当我被提出庭时，我还笑着对同难的人说：“明天报上应该这样做标题：京沪两大‘汉奸’，同日开审！”法庭就在提篮桥监狱以内，我到庭以后，邱焕瀛升座了，案下的庭丁，还是我做律师时的旧人，过去我办案出庭，他们叫惯我金大律师的，那天我非但已经不再是保障人权的大律师，而是不再享有人权的囚犯了，而当他们传唤我时，竟脱口而叫出了：“金大律……”一想不对，“师”字没有喊出就缩了回去，但又不好意思直呼我的姓名，用手指了一指我应站的地位，我缓缓的走向案桌之前，肃立待鞫。不料记者席上，坐着四位采访记者，他们一望到我，其中三位竟又起立向我鞠了一个躬。我一看，原来其中两人是我办“平报”时的记者，另一位则是当初曾经由我训练过的旧属。邱焕瀛见到我这犯人的“声势不凡”，脸上显出了一面孔不高兴的神气。

事实上我并不应该怪他的，他也是上命差遣，身不由己，起诉书上只有我在汪政权中的职位，既未开明事实，亦未提出证据，除了吹求以外，实在也无话可问。而邱焕瀛却不愧为老吏，他能别出心裁，也随时对被告表露出做法官的在判决以前不应有的成见。有若干的问答，亏他匪夷所思。事过境迁，不必再说什么痛定思痛的话，到今天还觉有些笑定思笑倒是真的。让我追写几句在下面，以作为我个人永远的纪念吧！

问：“你很早就参加伪组织，是不是想做开国元勋？”答：“那时国家到此地步，但求不做亡国大夫。”问：“既然你不想做亡国大夫，为什么不到后方去？”答：“假如沦陷区不需要人工做，那为什么后方还要派人来？”问：“周佛海是由留日学生而做大汉奸，你怎样夤缘与他相识的？”答：“十二年前，由蒋委员长好意所介绍。”法官沉着脸道：“胡说！”我肃然改容，恭声回答：“不敢，请打电报去问。”问：“我看到你呈案的证据里面，你曾经营救过五百多人，是吗？”答：“我已记不清确数了。”邱焕瀛脸一沉，他大声说：“可见你那时的势力真是不小！”我有些震悚了，凄然道：“今天我万分后悔，当时真不该去救那些人的。”问：“周佛海是大汉奸，你为什么帮他？”答：“我不知道他是大汉奸，我只帮他做重庆命令他做的事。”法官又说：“又是一派胡言！”我急了，我说：“假如我是胡说的话，难道我所目睹由秘密电台上传来用蒋委员长名义发来的千百通电报，竟是有人捏造的吗？”法官说：“你当时帮一些小忙，不过为后来想免罪留些地步罢了。”我说：“审判长！那时的成败恐还未可知呢！”“……”“……”

邱焕瀛看到我憨不畏法的态度，不想再与我徒作口舌之争，教我退坐一旁，传证人到庭询问。而为我作证的人，却少得可怜，一个是毛子佩，一个是蒋伯诚的儿子蒋宇钧。

毛子佩胜利前是押犯，是逃犯，在押是我保他的，逃走是我帮他的，而胜利以后为市党部委员，为三民主义青年团市委。我送给了他海报，他改名为铁报，仍留用着我办理时的班底，也保持着我办理时的销路。我让给了他福履理路我的一所洋房住，他住了后面的一宅，还把前面的一宅送给章士钊住，转眼之间，他已声势大异。法院传他到庭，承他侃侃作证，怎样他被宪兵队拘捕，由我去与蒋伯诚等一起保释，又怎样宪兵队要二次加以逮捕，我给了他一张“平报”职员证，始得脱险逃往内地。并将有我签名的职员证呈给法官看，法官要他附卷作证，他说这是他当年靠它救命的东西，要保留作终身的纪念。

关于毛子佩的那所洋房，确然是我的。有一天，曾经有检察官传我去询问，要证实这所房子是否是我的，我当然否认，因为一承认就成为“逆产”，即在充公之列。而检察官与法官却一样糊涂可笑，他说出了太没有常识的话，他说：“不是你的，你有什么证据？”我答：“假如检察官定要说连跑马厅也是我的，我怎样能提出不是我的证据呢？”检察官碰了我一鼻子的灰，总算又逃过了一关。

法院本来要传蒋伯诚到庭的，因他瘫痪在床，所以派他的儿子宇钧做了代表。庭上先发下他父亲的证明书，问他是否是真的，他当然说是真的。又问他证明函中列举的各项是否事实？他说：“虽然我并不知道全部详细情形，但我父亲是委员长的代表，不可能说假话的。”又问：“你既不知道你父亲的事，怎样又说是事实呢？”宇钧答：“在沦陷时期，我和我父亲等被敌军宪兵拘捕了，以后由金先生来保释的。那时我父亲早已半身不遂，不能行动。恢复自由后，仍奉中央命令在沪工作。每逢有事，我父亲就要我请金先生来，请他帮忙。因为我是晚辈，而他们谈的又是最机密的事，所以我陪了金先生到我父亲的病榻之前，我父亲就教我回避退出了。”宇钧庭上的证言，确是完全照事实讲的。他与毛子佩的作证，虽然对我并无多大帮助，但我在投案时“自白书”中所写的，最少证明了我并非全是“一派胡言”。

这一庭，也就草草了结，最后检察官论告，只背了我在汪政权中一连串的履历，并没提出罪证，承办推事也不着边际地又问了几句，完成了他们职务上的例行公事。

第二天，妻子偷送给我的家书，却显得万分严重，她无限地抱怨我，为什么要在口头上求一时之快？家里到处求人，到处磕头，就被我在庭上几句话完全断送了，即使不为我自己，也得可怜可怜家属呀！尤其为什么要一再提到蒋委员长呢？为了我说的“用蒋委员长名义发来的千百通电报，竟是有人捏造的吗？”这两句，家里人又向所有报馆里的朋友，要求登载时把这两句删除掉。她信中的结论说：“事到今天，要尽量隐忍，被指为‘汉奸’就‘汉奸’吧！先留着一条命再说。”她知道我太冲动的性格，祸从口出，所以向我提出了严重的警告。但江山好改，本性难移，那时在我的心理上，是与其屈辱的生，不如干脆的死！我只想在公开的法庭上，宣泄我的一腔冤气，其他，什么都不再是我所顾虑的了。

一七九、协助抗战有利人民者罚

当然，在宣告判决以前，尽管法官成竹在胸，总还得装点出一番形式，以进行所谓言辞辩论。明知我不管怎样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既然自投罗网，就不必妄想脱罪。因为如对我一经宣告无罪，最大的问题，难道把已经入官或私吞的财产，再重新吐出？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这原是最浅显的道理。况且我既不能像佛海太太那样还好拼凑出一百五十根金条为赎命之计，而又没有近侍之臣如陈布雷者，肯为上达天听。所以自知万无可以侥幸之理，能有“委座”代表肯屈尊证明，已算得来非份。而家人偏还不肯死心，因为知道该管的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院长郭云观，与上海市商会会长徐寄廎是温州的小同乡，凭着我与寄廎一些小小渊源，于是去向寄廎恳求，只要郭院长能够法外容情，我们更愿唯力自视。

寄廎倒很坦白，他表示他深知郭云观的为人，为了要博一个清正之名，以保持他上海的优缺，乃以严厉苛刻，显出他为廉吏为能吏。刚与首席检察官杜保祺的为人大异其趣。如由他去求情，空口说白话，当然不会生效，若输金纳贿，则投鼠忌器，更为不妙。寄廎一说，家人也只好知难而退。

辩论庭的开审，刚在我入狱将近一年半的时候。审判长是刘毓桂，我因以前执业为律师之故，与他本属相识，连他的女婿主审冈村宁次等日本战犯的军法官石美瑜，他的千金刘玉琴为律师，也都在沦陷时期颇有往来。彼此虽具两代交谊，而一旦局面一变，过去的关系，自然就全不可恃了。

开庭那天，刘毓桂略略问了几句之后，就命我作最后陈述。我概括地提出了如下的几点。我说：什么叫汉奸？汉奸是出卖国家民族的败类。那末，如其是汉奸，就毫无可以悯恕之理，如其是汉奸，而只须轻判几年徒刑，那太便宜了出卖国家民族的败类了。但是，如果既没有反抗本国的行为，也无通谋敌国的证据，汉奸这罪责不是好玩的，汉奸这恶名更不是好受的，法院持衡维平，就有为民昭雪的责任。

其次，若说我真是触犯惩治汉奸条例，那末，我参加汪政权时还没有这个条例，依照刑法总则第一条就有明文规定：“行为之处罚，以行为时之法律有明文规定者为限。”再退一步言，怎样才应负刑事责任呢？依照刑法原则，必须犯罪的意思与犯罪的行为合致而成。就算我参加了汪政权，名义就算是罪行，那末怎样证明我有犯意呢？检察官对此并未提出证明，而我却有无数的反证。这样多的证人证明我营救、掩护还不够吗？他们是抗敌的，他们与我们表面是敌对的，我为什么要营救他们、掩护他们？我的如此做，就足以证明我的并无反抗本国之意思。犯意与犯行不一致，依法就不能判我有罪。我还要反问一句：政府为什么还要特派人员冒险到沦陷区做工作？他们自然是有功的，但有人在沦陷区自动地尽匹夫之责冒险为国家工作，政府也且曾经密电奖勉，鸟尽之后，难道就变为有罪吗？假如我不能取得汪政权的名义，我如何能营救地下人员？难道政府一面派人工作，一面公然敢向日本宪兵直接交涉吗？政府如徒逞一时之快，以后再逢对外战争时，试问有谁再敢挺身效命？

我说完了这一段废话，我的三个辩护律师也依次辩论过了，就宣告终结，定期宣判。

家人在这一段时期中，还是为我在作最后努力，凭藉了我与刘庭长过去的两代交谊，家人居然能够不时去到刘家，陪刘庭长的太太打个八圈卫生麻将，逢到他家有生日等事，也准许犯人的家属参加庆祝。为了我，家人的敷衍巴结，无所不为。总之，是想尽了方法以博取他们的欢心。

此外，对我生杀有一半权力的主任推事邱焕瀛，更通过了两重关系向他疏通，一个是他朝夕相见的朋友，也与他有着同事关系的某人，一个是我的辩护律师罗家衡，与他有乡谊而又有交谊。但邱焕瀛对我的量刑问题，总是唯唯诺诺，永不表示出一丝明确的态度，使人无法揣度他的真意所在。

到辩论终结以后，已经到了我的生死关头。家人积极向某一法官求情，希望以他们于胜利前也处身在沦陷区内耳闻目击的所得，给我一丝同情的斟酌，家人而且说过，如其能宣告我无罪，只要把这一顶“汉奸”帽子摘掉，愿意把所有查封的财产奉献给国家，为接收人员“劫收”去的东西，概不追究。

某法官似乎很同情我，也表示愿意帮忙，他说：他可以尽义务，但合议庭是三个法官组成的，其他两位，总得点缀一下，使他更便于说话，代价是黄金五十两，在那时确实是一项最公道的交易，已多承推情放盘，在“肃奸”案件中，这自然是罕有的低价。不过，黄金也并非万能，宣告无罪是做不到的。他说我尽管没有罪行，但那时我在上海太活动，名声太响，人家总以为我有着不少的钱，一经宣告无罪，他们所担的责任太大，最大的帮忙，按照条例中五年的最低刑，再打对折，判个两年半徒刑吧。

家人又苦求他判个一年半，那末，一宣判我已坐满了刑期，就可出狱。而法官终于为了避嫌之故，还是说，反正一年的时间过得很快，委屈些，将就多坐一年吧！幕后交易的结果，确定了我“汉奸”的罪责，也决定了我两年半的刑期。

在宣判前两日，家人已经秘密通知了我，我回想到当年秘密电台上传来的嘉勉之辞，我痛恨自己的既蠢又愚！谁教我那样天真？那样糊涂？死完了沦陷区所有的“顺民”，死完了从事地下工作的“民族英雄”，又关我什么屁事？太不自量力了！短短两年半的薄惩，对一个不懂政治玄妙的糊涂蛋而言，真是千该万该！

宣判的那天，刘毓桂起立宣读主文：“金雄白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褫夺公权两年。全部财产，除家属必需生活费外，没收。”我毫无感想，只觉得暗盘与明盘是相符的。读完主文以后，刘毓桂简单宣示判决理由，他说：“你在‘伪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显见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构成惩治汉奸条例第二条第一项第一款之罪。本来要判处你有期徒刑十年。但经本院斟酌委员长代表公署的公文书，以及其他证人到庭的证言，确认你有‘协助抗战，有利人民’的行为，依照处理汉奸案件条例第三条第一项的规定，特别为你减了两减，从轻判处你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如不服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后十日内声请覆判。”我抗声说：“我不服！”

我重回监狱，许多难友为我庆幸。因为能判处两年半，以全案一般的情形而论，那是算得最轻的了。固然也有判两年与一年三个月的，上海一千余人中，也仅得一二人而已。有些难友还说我到底是律师出身，才能获得这样的结果，但我怎样可以告诉别人，谈法律有什么用？我还是靠了“五子登科”中的两子，是“条子”与“面子”。

我更感谢上海新闻界的许多旧友，他们除为我作证外，第二天“申报”的本埠新闻中，登载了我判决的消息，标题这样写的：

金雄白协助抗战有利人民

高院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半

我看到了这张报纸，使我惭愧，也使我感奋。朋友是为我不平，也在对当局讥刺。因为标题是根据刘毓桂当庭的宣示要旨而来，但粗看则成为我的被判处徒刑，是为了“协助抗战，有利人民”。在患难之中，这是很难得的公道了，最少让我在不尽低徊之际，为之开颜一笑。

收到判决书以后，我自己写好了理由书声请覆判，而且已经依限呈递了。但刘毓桂却对我万分关切，暗嘱我家人说，我被判两年半，已是法外容情，上诉决无希望，又何必多此一番手脚。经他一提醒，我也想到陈璧君的话，尽管不服，尽管我自认有理由，但上诉相信还是无望的。考虑了几天几夜之后，我终于忍痛自动声请撤回。案子从此确定，让我在牢狱中前后渡过了九百十二天的悠长岁月，也终身戴定了一顶汉奸的帽子。

我在汪政权中没有担任过任何的实际公职，事实上本是一个闲角。而周佛海是汪政权的最重要台柱，他所担任的地下策反工作，以他表面的立场来说，本是在多管闲事，而我却为他在这方面稍供奔走，更是名副其实的帮闲了，不料却以此换来了九百十二天的缧绁之灾，正如我在序文中说：“无意得之，岂不快哉！”到今天为止，我对汪先生的抱负与处境，是钦佩的，同情的！周佛海对我的推诚共事是欣慰的。他们都先后为国事牺牲了，我能够也为他们分担一些责任，我再有什么遗憾呢？

一八〇、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我终于写完了汪政权的一代史实，以一人之力，而且在几于全无参考资料的羁旅之中，要写出一个政权的往事，非但不能求其完整，自也不免于有太多疵谬。除了本书已写者以外，值得一书的当然还有许多，有些是写本书时所遗漏的，也有些是见到此书以后，由当事者的向我剖述，只有等待他年有机会时再为追补罢。

我写这本书，最大的目的，仅在想为历史作证，自信尚无捏造之处，亦并无攻击别人的存心。汪政权的功罪，其实曾身历其境的沦陷区人民，都可以为之作证，又何必我来哓哓多说！身后是非谁管得？功也罢，罪也罢，忠也罢，奸也罢，当读者们看完了全书之后，应该对这个被目为“伪组织”的政权，自会有一个公正的判断。

我更愿在本书结束之前，纯以客观的立场，平心静气地对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抒写出我一些自己的感想：

汪氏的所以创建这一个政权，不应完全否认他个人的具有领袖欲，以及与蒋氏之间的杂有若干意气。但也不应完全抹煞了他以跳火坑的精神，为沦陷区收拾善后，为国家担当大任的苦心。他的离渝，因为他是中枢仅次于蒋氏的领袖，对内，他比别人更明白国家的实力与战争的形势；对外，希特勒在东西欧正有席卷之势，而英美与日本也方在眼去眉来，英政府的封锁国际唯一通道的缅滇公路，给了他一个最大的刺激。他认为国家的存亡，已间不容发，是否应该仅仅为了个人之利益而出之以孤注之一掷？正于此时，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等加以煽惑，他以为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的一次机会错过了，使政府已由汉口再迁至重庆，如这一次再错过的话，政府势必远迁到西康，而胜利的希望也愈趋渺茫。及至在河内准备赴法时之高朗街的行刺案件发生了，无可否认某方面在手段上是无异迫其走向极端，而汪政权之出现，直接原因多少是为着意气所激成。

那末，汪氏的赴日军占领区创建政权，有什么把握呢？汪氏离渝时给蒋氏的私函中就说“弟为其难”，他早已知道了前途的艰险，至他临终赴日疗病前，又对他公子所说：“一定要有准备家破人亡的勇气，国家才能有救。”可见他始终没有作过“成功”的打算。他于民国二十八年八月九日在广州广播“怎样实现和平”中，有一段话说得最为明白，他说：“有人说我一到沦陷区的地方，就会失去自由。我既然下了决心，走到这地方来，难道连‘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道理也不懂得？我只会死，绝不会失却自由。不但此也，我时时刻刻准备着以我的生命，以我的自由，换取同胞的自由。”在日军占领地区他能发表这样的言论，他真是甘心媚敌吗？

汪先生于抗战中途主和的看法对不对呢？当然没有全对，却也并不全错，他是对了一半，而又错了一半。他对抗战的局面太悲观了，如原谅他的话，可以说是救亡之心的过于沉重。他于民国二十八年九月十七日致重庆诸同志筱电有云：“以抗战胜利之希望，寄托于国际援助，弟等久已痛言其非。欧战既起，情势愈显，论者犹谓英法虽无暇东顾，苏联仍可恃；今则德苏夹攻波兰又告急矣。强国之风云变幻，其不测既如彼；弱国之远交近攻，其受祸又如此，瞻念前途，能不憬然！”汪氏对当前国际形势的论断，不能不说言之成理，但汪氏既知“强国之风云变幻，其不测如彼”，而短短数年之后，德苏由缔约互不侵犯而至生死搏斗，希特勒在狱中所著《我的奋斗》一书中，曾力言第一次大战德国之所以失败，完全犯了两面作战的兵家大忌，而希特勒一经当政，居然再蹈覆辙，德苏而不战，二次大战之鹿死谁手，正不可知。

以中国的命运而论，太平洋战争发生前之美日谈判，已有接近协议之可能，而以日外相松冈洋右由欧返国，途经莫斯科时，以斯大林的赶往车站送行，且与松冈拥抱时说：“我也是亚洲人呀！”而松冈乃为其所迷惑，破坏了日美协议垂成之局，正如陈璧君于苏州高等法院就鞫时在法庭上所云：“假如‘一二八’日本之炸弹，不投于珍珠港而投于西伯利亚，试问今日又将是何等的局面？”战后日本出版过一本行销达百万册的二次大战秘史，作者为日本“每日新闻”报的社会部长森正藏，系根据日本政府战时的秘密档案所写，其中有一段有关美日谅解方案的内幕，原文云：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八日，美国外交当局提出了一些和平条件，一共是七项，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罗斯福总统就中日战争部份承认下列条件，如日本政府愿意接纳，则美国政府将进而对中国政府（指重庆政府）进行和平。这一项包括了六个条款，即：一、中华民国独立。二、中日间成立协定，日军应自中国领土撤退。三、不赔款。四、恢复门户开放政策。五、重庆政府与南京政府（指汪政府）合流。六、承认满洲国。”

假如希特勒不向苏联进攻，二次大战史势将完全改写，如松冈洋右不破坏美日谈判，则上述罗斯福所承认的美日谅解方案中“重庆政府与南京政府合流”一款，势将如雅尔达会议中的秘密条款，非压迫重庆接受不可。如此，则汪政权的命运，也将完全改变，又何来顺逆与真伪？而强国不可测之风云变幻，汪氏明知之而躬蹈之，抗战终且幸得惨胜，汪氏之误，其在此乎？

汪氏主和一面为了国际形势与战局的不利，而另一面则为抗战持续，必使中共坐大。他所主持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已说得很透澈。他于民国二十八年七月九日广播“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概念及前进目标”中说：“抗战以来，军队和人民都已充分的表现了民族意识，这是不可磨灭的；然而同时我们又必须知道，这种民族意识，如今已被共产党完全利用了。利用民族意识，在民族意识的掩护之下，来做摧残民众断送国家的工作。在共产党是以为当然的，他们只知道接受了第三国际的命令，要把中国来牺牲，牺牲的地方越大越好，牺牲的时间越长越好，牺牲的人数越多越好。中国固然牺牲个精光，日本也必受创，这在第三国际看来，真个是一举两得。何况天从人愿，抓着了蒋来做幌子，以尽情发泄十六年以来‘剿共’的仇恨，等到尽情发泄之后，他们自然会回到第三国际老家去，用不着一些留恋。因为这样，所以三番几次得着了恢复和平的机会，偏要说抗战到底。这就是说：中国永远得不着和平的，非替第三国际牺牲到底不可。”

汪氏这番沉痛的言论，不料十一年后，无一不如他的所料，虽然他看错了国际上的风云变幻，但对国内的未来情势，是看得千真万确。抗战胜利了，只是为共产党造了机会。到今天，毛泽东可以昂然地说：“最后胜利，乃属于我！”

况且，汪氏等的离渝，其原意本在和平而不在组府，自赴沪以后，周佛海等仍在奔走和平，所谓和平，自希望由蒋氏领导的和平，而非汪氏所领导的和平，以是汪政权之建立，且以等待和平而一再延展。那末，蒋氏究竟有没有和平的意思呢？汪氏除举出了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至二十七年一月，德国驻华陶德曼大使调停经过之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议纪录外，他于上述广播词中，更透露出一项外交秘密：“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固然在近卫声明中方才轮廓明白，但是数年以前，日本已经有此提议了。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日本有吉大使与蒋会见，曾提出以三原则为改善中日关系之基础，蒋表示赞同，并表示无对案。其后忽然反复：一则曰：那时他是军事委员长，不是行政院长，所说的话，不能算数；二则曰：那时是以私人资格谈话，不是以公式谈话；三则曰：所谓赞成者，乃是赞成对于三原则之讨论，不是赞成三原则；四则曰：所谓无对案者，乃对于三原则之实施而言，绝非无条件的赞同。这是二十五年整整一年中日交涉反复停顿之原因，也是二十六年中日冲突终于爆发之原因。”汪氏对由蒋领导之全面和平的期待，终于落空，卒使汪政权之出现，成为时代之悲剧。

汪氏以次诸人，自以陈公博与周佛海为两大柱石，陈公博不信日本对和平有诚意，更反对政权之建立。他的参加，只是以身殉友，为知己者死耳。至于周佛海，虽然我与他关系较密，而迄犹无法确定其真正之立场，他的事汪而通蒋，有国民政府之皇皇赦令，其为事实，已不待于作进一步的说明。所留下的疑问是佛海的追踪汪氏，是否系奉命之行动？按说，佛海的离渝，既如其于民国卅四年春呈蒋函中所谓“职离渝经过，惟（陈）布雷知之最详。”布雷知，蒋未有不知之理。另一项旁证，是周佛海经首都高等法院判处死刑后，周太太杨淑慧去看周恩来，周恩来除切嘱她万不可透露曾与其见面的消息而外，又曾经对周太太说：“佛海手里有没有蒋先生的凭据？如其有，立刻秘密缴还，或可尚有一线生机。”

事后周太太对周恩来之言，越想越觉有理，据说她手里确实握有蒋氏给佛海的一纸亲笔手谕，名字当然不是写的周佛海，而改为“蒋信”。“蒋信”两字却用得很妙，也很有深意。淑慧就偷偷地把它送给陈布雷，布雷也一声不响地放在蒋氏的办公桌上。及至蒋氏看到了这一个秘密文件，他心里当然有数。就对布雷说：“你看佛海在抗战中对国家是否多少有过一些贡献？”布雷与佛海为至交，当然为他说了许多好话，蒋氏说：“那末你就拟一个特赦令的稿给我斟酌一下吧！”布雷拟就后，送给蒋氏，又经蒋氏加减了一些，其间有些显得与事实有些矛盾之处的，即为蒋氏亲笔所改，而为布雷所不敢再改的。如这事经过是真实的话（告诉我的，是出于有关系者的言之凿凿），那末，周佛海根本就谈不到是什么汉奸，自更不应受什么汉奸罪的惩治了。

汪政权既然结果覆败了，那就不必再谈什么功罪是非。但国民政府为什么要对汪政权的人严行处治，而且瓜蔓株连？说是为了整饬国家纪纲，那末接收与审判人员的弄得烟雾瘴气，接收则“五子登科”，审判为“有条有理”，民怨沸腾，又几曾像有过一丝国家纪纲？而政府且熟视而无睹，岂为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而纪纲犹在其次耶？

在沦陷地区，为国家权力所勿及，而且人民亦不再能获得国家之保护，其与敌人合作，依世界文明国家的法例，应不为罪。即中国的刑法上也规定“因避免自己生命、身体、自由、财产之紧急危险而出于上述不得已之行为”，亦且在不罚之列（刑法第二十四条第一项）。沦陷区人民而与敌人合作的，可说很多都是出于上述不得已之行为。甚至若干文明国家，到撤退的时候，会命令前线的军队投降，使官吏或平民能保全他们的生命、财产、或自由而准许其附敌。以亚洲各国而论，菲律宾最受崇敬的刘礼博士以及连任十余年的泰国前任总理銮披汶，不是都曾于战时与日人密切合作过的吗？战时因赴日开会而中途以飞机出事殒命的印度鲍斯，迄今印人且称之为民族英雄。同样是民主国家，这不是一反中国当时的措施吗？

这本书我是在香港写的，那就以英国与香港为例吧！战时向日军投降的香港总督杨慕琦，不但战后英廷令其迅即回香港原任，向市民宣慰。而一九四六年元旦，英政府且认其劳苦功高，特授予G. C. M. G勋章。又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一日，英政府公布：凡在东南亚被指有助敌之罪者，倘无残暴行为，即不能对其提起刑事之诉。

香港人迄今耳熟能详的大爵绅罗旭龢，现在香港半山还有一条纪念他的“旭龢路”呢，而他于香港沦陷后，且是与日军密切合作的香港华人四代表之一。假如香港仍然是中国领土的话，他的遭遇将是怎样？而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伦敦新闻处发布消息称：“英国上议院昨曾有一问题提出，香港获得解放后，何以罗旭龢爵士曾被督辕招待，及罗氏是否将因曾与日人合作受审？窝克顿勋爵代表政府答称：罗爵士之与日人合作，乃由港政府高级官员所示意，而为中国居民谋福利者。总司令认罗爵士虽然或有欠缺审断之处，但渠之忠诚，为无可非议者。”

上述数例，投降之总督犹称为劳苦功高，附敌之爵绅，且指为忠诚无间。而国民政府与众不同，凡涉有形迹之嫌，即处以汉奸之罪。然陈公博等之从容赴死，反使民间寄予同情，周佛海、陈璧君等当庭供述，竟使听者报以满堂掌声，纪纲未整，威信全隳！仅及四年，而风云又变。我写这汪政权的一幕，或有人认为是满纸荒唐之言，而我对于自己的悲剧，朋友们的悲剧，实际却是国家的悲剧，迄今于痛定思痛之余，是弹出的一把辛酸之泪耳！汪氏双照楼诗有云：“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又云：“忽忽余生恨；茫茫后死忧。”拊膺一恸，我尚何言！

一八一、没有打早就有人谈和了

汪政权经千回百转而终于创建，众口铄金，一般人都深信当时的政府要人中，惟汪精卫与何应钦为始终主和的人物。因有此先入的成见，更以与日本穿针引线者为高宗武，汪氏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时，高为外交部的亚洲司司长，自更易附会于高之与日方暗通款曲，必系出于汪氏之授意。究诸事实，其然，又岂其然耶？

假如真是众“醒”独“醉”，主和者确惟汪氏一人的话，则南京犹未陷落，而却有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之出任调停。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六日在汉口举行之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议，一闻蒋氏有接纳条件之意，衮衮诸公，随声附和，何以全场竟无一人表示反对？如主和即为卖国，则满朝且尽成醉汉。固然有以“大炮”闻名，且不久前以言行无状，曾被台湾当局管训多年之龚某其人，写了一本《汪兆铭降敌卖国密史》，骂汪骂周，兼又骂我，而所依据的却又并不是他耳闻目击的资料，仅剽窃了日本人出版的三本书中的记载。他认日人所说的为绝对可信，而指我所写的则为向壁虚构，这一份奉日人的言论为金科玉律的态度，煞是可惊！我写了五六十万言，而他在标题上却大书“金雄白向壁虚构者”有三，五六十万字中如其所称虚构者仅有三点，那他不是在骂我，实在是在捧我了。而这三点中记佛海之家世及清党时在沪被捕经过，我则录自其生前所著《往矣集》中之“苦学记”及“盛衰阅尽话沧桑”两文（香港冯平山图书馆中有收藏），实有所本，我并不是向壁。至于上述的最高国防会议记录，他说是我写书时捏造的，他眼中只有日本人，连汪氏在河内亲自起草曾经在港沪报纸发表的“举一个例”也不知道，还治些什么史？那么，政府方面偷偷地想与日本谈和，究竟是谁发动？如何谈法？这千丝万缕的经过，前书未尽其详，有先加以补充的必要了。

在抗战开始之前，中央的决策是十分明显的，庐山会议的文告，曾有传诵的警句，说得最为明白，即“和平非至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非至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是也。那时日人虽步步进逼，而当局鉴于国力未充，“安内攘外”是当时一再坚持的国策，文告中还把抗战说成是一种牺牲，而不是“必属于我”的胜利。这抗战史上最重要的文献，到今天仍深印于国人的脑中，是谁主和？自决非一二人可以凭宣传方法来抹煞事实，改写历史的。

正因为当局内心之决不轻言牺牲，故当中日两国关系处于极度紧张之际，就有人出而暗中奔走和平。那时与日本谈和的既不是文的汪精卫，也不是武的何应钦，而是蒋氏的最高智囊黄郛的日本同学吴震修。吴震修那时是中国银行的南京分行经理。当时，我与他尚未相识，以后沦陷区的中国与交通两行由汪政权命令复业了，改制以董事长为实际的负责人，交通银行由原任该行的总经理唐寿民出任董事长，中国银行周佛海本属意于周作民，他因有不能出任的苦衷，而改推北京时代中国银行的总裁冯耿光，冯又坚辞，只肯担任董事名义，于是卒由吴震修承乏。

这位人称吴二爷的留日前辈，因为我以后也备位于中国银行的董事之列，与他有过两年的同事关系。我个人对他的印象：是机智、沉着而又明识大体，确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他不但与黄郛有着同学的关系，与宋子文更有著密切的渊源，他的终于出任中国银行董事长，也许并不是真正与汪政权合作，而是为了保护中国银行在沦陷区的资产，为宋子文看家而已。所以胜利以后，上海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的检察处，居然不查背景，冒昧行事，首席检察官杜葆祺以为他只是有钱的银行家吧，对他发了传票，要以“汉奸罪”侦查起诉。他于接到传票后向法警说：“传我，我是不去的，一定要我到庭就鞫，那么就来拘我罢。”那时宋子文方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他有时飞穗去作贵宾，回沪以后，仍安居原处，法院也就法外施仁，秋毫无犯，这是所谓“肃奸”案中唯一不敢肃的特例。所以不嫌求详地叙述我所知于他的事实，因为他是奔走中日和平的第一人，也是与当局极有关系的一个人。

早在抗战发生的前两年，日人西义显奉南满铁路总裁松冈洋右之命（按松冈最后出任日本外相，美日谈判之破裂，日军南进政策之促成，均负有极大的责任。故胜利后，盟军远东军事法庭将其列入甲级战犯二十八名之内，在审判中病死东京巢鸭监狱），担任南京办事处主任。那时东北早已沦陷，南满铁路在南京有什么设立办事处的必要？而且政府又何以竟然准其设立？足见西义显的衔命南来，也必附带有更重要的使命。

可以相信吴震修倒决非是一个亲日媚敌的人，为人淡泊自甘，一生绝不奔竞于名利，但以与当局为近水楼台之故，必然明白此时的国力还不能与日本作战；而此时最高当局的意志，也尚还不愿与日本立时破裂。他与西义显为同住在南京江苏路的近邻，因之过往极密，对于挽救中日间当前危险的局势，在半公半私下就不时作深切的密谈。微风起于苹末，谁也不会料到这两人像是私人间的行动，以后会演变而拉扯到当时毫无关系的汪精卫身上，最后竟至挺身号召和平，终且出现了汪政权的一幕。

真正的发动和谈，则是在芦沟桥事变发生之后。时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高宗武，一向以日本通自命，出入于ＣＣ及汪派之间，为一时最露锋芒的人物。他与吴震修的相识，也许由于当时外次唐有壬的介绍。吴高均认为局势已到了最严重的阶段，如一旦演变而成为全面战争，中日有同归于尽之势。经高宗武与吴震修不断交换意见之后，决定由高向当局建议，由他担负起说服日相近卫的任务，早日恢复和平，以避免战事的扩大。高宗武的自效，竟获得最高当局的默许，乃即着手进行既定的步骤，即由吴高邀请西义显在吴宅会面，促其遄返大连，通过松冈洋右而向近卫进言。西义显返抵大连，并将南京实际情况详为分析之后，松冈终为西义显所说动，既济以巨款为此后的活动费用，且又写了一封恳切的介绍信著其回日面向近卫陈说。不幸当西义显返抵东京，上海的战事也已爆发，局势一发而不可收拾，军人又气焰方张，连近卫也乏旋转乾坤之力了。

当“八一三”淞沪发动全面抗战后不久，英国驻日大使与德国驻华大使，都曾先后出任调停，英国方面的调停，曾由驻华大使与蒋氏夫妇当面谈判，在原则上蒋氏表示可以接受，问题仅在日外相广田所提出的条件中的非武装区问题，此事卒以日本军人的反对而终止。其后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调停，中国虽表示接受，而又以耽误了日方的最后限期，再归泡影。

局势演变至此，秘密谈和似可告一段落了，而高宗武以受当局付托之重，仍不甘于半途而废。一九三八年的一月，政府已西迁汉口。而奇峰突起，西义显方寄寓于上海南京路口外滩的惠中饭店，外交部亚洲司的第一科科长董道宁，突然去叩门访问，此举使西义显大吃一惊。他认为以一个政府的外交官员，而潜身至沦陷地区与敌国人员接触，当必有所为。他立刻想到这时正在德国陶德曼大使的调停期间，很可能就是为了想使日本所提出的条件能有所让步。

一经见面，董道宁也坦率承认了系奉高宗武之命确是为此而来。西义显是对和谈有兴趣的人，就怂恿他亲自赴东京一行，俾与日政府当局直接磋商。董道宁也欣然同意，经过一切必要准备后，于同月的十四日抵达日本。而两日以后，日政府因汉口延误了德使调停的限期，宣布了“不以蒋介石政权为交涉对手”的声明。高宗武方衔命在秘密进行和谈，而日本竟出之以不与蒋氏谈判的声明，虽原因不在高宗武本身，但在工作上则无疑证明了高宗武的彻底失败。其后高改而拉拢陶希圣、梅思平相与沆瀣一气，转向汪氏劝诱，除了无法证明的别有其他政治上的谋略而外，至少因他无法向蒋氏交代，乃为个人的功利而另谋出路，这是一个最关重大的转捩点。

这里可以附带谈一谈董道宁这个人，我看到他已经很晚了，已在我参加和运之后，且已搬入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六十号与罗君强同住在一起。他那时已随同汪氏去过日本回来，而且不再做什么外交部的科长，表面上系在上海的金城银行做事。他几乎每天必到我们那里来，分别与汪周谈话。他操着一口宁波的土话，胖胖的身材，饶有商人的气息，决不像是一个搞政治或外交的人物。自高宗武对汪氏叛离以后，他的踪迹，也就此在愚园路上消失了。

董道宁的赴日，也并不是全无收获，他由西义显的介绍，得以晤见时任参谋本部专办对华问题的第八课课长影佐祯昭，董对之大谈其中日全面和平问题。以董道宁当时的地位而论，自不会产生积极的效果，但以敌国的外交官吏，而秘密间关赴日，实予日方以极佳的展望。故当董道宁由日于三月初启程赴大连，再经港折回当时政府所在地之汉口时，影佐即写了一封亲笔信托其带交张群与何应钦两氏。函中备述董道宁来日所传达中国谋和之诚意，更望继起有人云云。影佐的致函张何，当然其目的在蒋，故董道宁回抵汉口，即以之交于蒋氏侍从室的周佛海，而由周直接呈交于蒋氏。

蒋氏当时对此如何表示，当年我虽与佛海朝夕相见，深悔未及一询其究竟。但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高宗武公然敢遣其部属，于战争当时赴敌国通谋，如未奉有命令，自不至胆大妄为，一至于此。但假如这是出于汪氏的授意，则影佐之函即应径致汪氏，又何至托董道宁呈给毫不相干的蒋氏之腹心？所以不论在抗战以前，及至南京沦陷的一段时间为止，所有吴震修、高宗武、董道宁的活动谋和，均与汪氏无丝毫关系。英德两大使之调停，亦均直接与蒋氏谈商。当时政府的态度，也仅有条件上的磋商，绝未对原则上有所拒绝。是则主和谋和者，不论为下令者或奉行者，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又岂能一律目之为通敌叛国乎？

一八二、高宗武坦承奉蒋命谋和

因为董道宁的赴沪转口，又折往大连，稽延了过久的时日，使奉命办理对日谈和的高宗武，有了迫不及待之情。他于一九三八年春，由汉口启程取道香港直达上海，又与战时日本官方通讯社同盟社上海支局长松本重治密谈和平条件。松本不仅为日本首相近卫的私人驻华代表，亦且与孔祥熙之间有联络。不久高宗武又回香港，而松本即将高宗武的接洽情形转呈给近卫后，在三月二十七日那一天，高宗武、董道宁、西义显、松本重治与伊藤芳男五人，相约在香港浅水湾酒店进一步谈商和平问题。所谈论的已经从和平的原则谈到了条件的细则。五人会商后，日方即派伊藤携带高宗武送来之意见，直赴东京，高宗武与董道宁则又回汉口向当局报告。

至四月十六日，高董又回到了香港，高约西义显单独见面，他郑重声明：“系奉蒋委员长之命，向日方传达中国方面的意见。并谓影佐致张群、何应钦的密函，经蒋委员长阅读后，对影佐表示钦敬与感激。对于中日的和平条件，蒋委员长认为：东北与内蒙问题，可留待他日再谈，惟河北省应即交还中国，长城以南中国的领土与主权之完整，日方应予尊重。上项条件，如获日方之谅解，则先行停战，再行谈商细则，请西义显立即转告影佐。”

西义显于四月二十七日返抵东京，在参谋本部次长室将蒋氏之和平条件提出。此时徐州会战，正达决定阶段，战事的胜利，更增加了日人的狂妄，恰好又不是谈和的有利时机。日首相近卫且在地方长官会议席上，公开有彻底膺惩蒋政权使之溃灭的强硬表示，卒使高宗武又遭到了第二次的失败。所应引为惋惜的，这谋取和平的动议却都出之于我方的政府官员，而换来的只是日方蛮横无礼的峻拒，而且近卫内阁竟两次表示了不与蒋氏妥协的决意，遂使奉命谈和的高宗武陷于最狼狈的境地。

高宗武似乎是对中日和平特别感到兴趣的一个人，他虽被日方的一再拒绝，却并不曾使他灰心，如此锲而不舍，是为了他个人的功利或者竟是出于政治的因素，我不敢武断。不过他这时正奉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在香港太子行以宗记洋行名义表面办理商务，实际则代蒋氏负担对日联络与搜取情报的工作。经与日方一再接触，深知要日方直接与蒋氏谈判已经绝望，于是眼光就转注到地位权力仅次于蒋氏的汪氏身上。他先与汪氏有深切渊源的李圣五在港商量合作，他自称代表蒋氏，而请圣五代表汪氏，既为圣五所谢绝，于是乃转商于他的温州同乡梅思平。思平此时正在港担任蔚蓝书店的编辑，渡着清苦的生活，静极思动，因此而一拍即合。

一九三八年的七月五日，高宗武忽由港乘日本皇后号船抵达神户，与日方再谋接触。即由影佐引见板垣陆相与近卫首相，高竟提请以汪氏为交涉和平的对象，并要求近卫写一亲笔信给汪氏，申述日本之诚意，希望汪能出面主持和运，最后此函是由板垣代写。高宗武这一着是高明的，他要挟日方负责当局的书函为证，用以说服汪氏。但也可证这次高宗武的赴日，仍非出于汪氏的授意。即龚某虽大骂汪氏，而在他书中引述张群对他的谈话，也一再说：“汪在开会时从未发表反对战争主张和平的言论，且举出一重要证明说：‘二十六年十二月中旬，南京已经失陷，蒋委员长由南京经庐山到汉口，决定发出继续抗战决不讲和的宣言。在发表之前，由我亲自持往汪之寓所请汪阅看，以征求汪之同意。汪当时毫不犹豫，就在宣言稿上签字。’”所以说汪自始主和，这是不公道也且不符事实的话。

在影佐的遗稿中，也有如下的一段记载：“高宗武来到东京，我以参谋本部支那课长的资格见了面，他表示此来的目的是既然日本政府否认了国民政府，那么寻求和平的就只有求诸蒋氏以外的人了：这个人就舍汪精卫莫属。”这可见当时还是高宗武一厢情愿的私人意见，不过捧人上台以求攀龙附凤的一种政客行径而已。

但高以此行竟获得了板垣陆相的私函，于是在愉悦性情中返港，即与梅思平积极商量，但因高宗武奉有蒋氏的命令在港工作，不便随时赴汉，于是由梅思平担负起怎样疏通蒋氏与打通汪氏的任务，就不时往来于香港汉口之间。本来以高宗武的地位，尚不够资格可以随时谒见蒋氏，如有请示报告之处，已往都经周佛海之手转呈。关于高宗武此次赴日的问题，据周佛海在沪时与樊仲云无意中谈到了这一点，周说：当高宗武赴日后，他曾向蒋氏报告，只说到高宗武去了日本，还来不及说别的话，蒋氏连声说：“荒唐！荒唐！”蒋氏口中的“荒唐”，不知是否系指近卫既有两度声明而高宗武依然进行，因此而表示出极大的不满？

因为与蒋谈和之路既已为日方所阻断，故梅思平的按照与高宗武商定的计划，在渝转向汪氏进攻。梅思平与汪氏过去也是缺乏渊源的人，但因他与陶希圣有私人间良好的交谊，因将日方意向托陶怂恿汪氏出而主持。陶希圣为改组派旧人，又是周佛海寓中所称“低调俱乐部”里的常客，他与汪有说私话的资格，乃力劝汪氏出而负此大任，浸润既久，汪氏竟为所动。至周佛海之参与此项活动，相信初因职务上的关系，过去屡为高宗武代呈蒋氏，因得备悉与日秘密谋和的内幕，以后又受了高陶鼓励之影响。至此，周佛海、梅思平与陶希圣三人，遂成为事实上主和的核心份子。佛海在沪时也曾亲口告诉别人，因汪氏从陶希圣那里获悉了高宗武谈和的经过，曾召他与梅思平同往谒见，当时他们二人尚心怀疑惧，以为或是汪氏的故意试探。而最后由周梅二人的反复陈说，汪氏始决意出面。但汪氏以高宗武年纪太轻（那时不过卅三四岁）且学养不足，竟委派梅思平为正式代表，以与日方进行谈和。

高宗武最后一着是成功了，梅思平再回香港后，即积极草拟和平方案！适近卫亦于十一月三日发表了“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三原则。梅思平乃与高宗武于一九三八年的十一月同赴上海，与日方的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今井武夫及伊藤芳男两人开始谈判，中国方面即以梅思平为首席代表，高宗武为副，周隆庠任翻译。初步谈判后，今井以之报告于参谋本部，由日方作成了对案，名为“中日关系调整方针”，十一月十九日，影佐偕犬养健飞上海，又与梅高继续磋商，就双方同意各点，先行签字。以后汪氏所领导的和平运动，就在张冠李戴的情况下出现了。

本节的资料，除我所直接知道者以外，其他系参考犬养健与西义显所出版书籍中的记载。

一八三、秘密谈和者有些什么人

和与战，本来只是一时的策略，可战则战，应和则和。论理，和战的决策，只应为了国家的存亡利害着想；假如因被迫而甘受利用，至不得不出于一战；或者藉战事而用为固权位，息内争的方法，这又岂是忠诚谋国者所应尔？而我国自宋以来，以国势衰弱，外侮侵凌，民愤难平，乃不问能战与否，视乾坤为孤注，求一掷以逞快一时。此风至清代而尤甚，李鸿章的忍辱负重，迄犹不为世人所谅，循至酿成了一种个人英雄主义的心理，以为主战即为爱国，而谈和就是汉奸。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军人气焰嚣张，对我国步步进逼，既有鲸吞蚕食之心，田中奏折的内容，证明了侵略者的阴谋；北大营事变的幸成，更增炽了侵略者的野心，中日之间的必将出于一战，终将无可避免，问题仅在如何选择一最适当最有利的时间耳。当时叫嚣战争的，有些确是激于爱国热情；而有些则不能不说另有其为了国家以外的政治作用。但是国力的虚实，事关国防机密，知之者惟当政之人。未战时，牺牲是否已至最后关头；既战后，胜利是否能必属于我，蒋知道，汪也应该知道，不论为和为战，相信都出于谋国之心。而有人以事后有先见之明，以国际形势的变化，因而获致的惨胜，于是以成败论人，定欲以谈和者为“汉奸”，而且强以谈和者惟汪精卫一人的主张，别有用心，盖亦可怜甚矣！

龚某就是认为汪氏主和而专门写了一本《汪兆铭降敌卖国密史》，先刊载于台湾的“时与潮”杂志，以其不祥之身，竟不俟完篇，即祸延该杂志奉令停刊。又自费刊印单行本，摭拾了日人早已出版、行销已历多年尽人皆知的书籍，密于何有？而犹自诩为“密史”，已觉令人失笑。他本意是要加罪于汪氏的谈和为“降敌卖国”，而书中他所认为信而有徵的事实，却弄巧成拙，反而处处证明了战前谈和的并不是汪，战时政府已一退至汉口，再退至重庆，而仍有人谈和的还不是汪。因为这书是在台湾出版的，他所写当时谈和的人，又是现在台湾最有权势的人，龚某自由方复，覆辙堪虞，我倒相信他不敢再信口雌黄、“向壁虚构”了，姑先照抄他笔下所指出的几段政府当局怎样与日本谈和的秘密，再说我所知道的事实吧。

龚某原书第六一至六三页登载：“这时（按指一九三八年）近卫内阁之外相宇垣一成，以组阁未成之总理大臣，降任外相。中国的政界要人张群，虽在交战中，亦曾致电宇垣道贺，他们有心谋和，自不待言。……宇垣之谋和，发源于张群致宇垣出任外相之一贺电。其后经宇垣提议：由孔祥熙经手，较为便利。宇垣要孔经手，一是孔当时方任行政院长，在名义上较为正当；而孔在中日战争爆发后，由英美回国，曾发表中日不应作战之言论，为宇垣所注意。故宇垣指名要孔出面交涉。孔乃派其秘书乔辅三为代表，日本则派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为代表，于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六月二十六日夜，在香港中村官舍开始谈判。日本不坚持‘不以蒋介石为交涉对手’之宣言，所有重要条件，都有相当谅解。本已决定由孔亲赴长崎，与宇垣作最后的谈判。宇垣乃向阁议报告，要求政府予以全权，而海相米内亦愿派巡洋舰一艘接孔赴长崎。不料此宇垣孔祥熙将在长崎谈判之消息，由阁员泄漏出去，遭军阀之极力反对，而近卫为其所动，不再支持宇垣，故宇垣只有提出辞职了。”

又该书第二四至二五页载：“据原田文书（按指原田熊雄所著《西园寺公与政局》一书）所载：九月间（按指一九三七年）上海战争正在如火如荼之际，英国驻日大使即向日外相广田询问讲和条件。广田以私人之意见答称：第一、在北平、天津稍南划一线，作为非武装地带，中日双方均不驻兵。第二、排日侮日之停止。第三、防共。第四、华北对外机会均等。

“但英国不愿触及思想问题，对防共问题感觉困难，主张此点须中日间另结条约以解决之。十月初，英驻日大使告广田：英国驻华大使曾将日本条件告知蒋委员长，由蒋夫人宋美龄任翻译，对于其他条件，均不反对，惟对于非武装地带之设定，非常反对，而蒋夫人尤其反对。英大使提议：非武装地带附以期限如何？

“到十一月初，英驻日大使又向广田探询，广田以日本原拟打到保定为止之条件告之（其具体条件未知）。但英驻日大使以密电拍到中国的英国驻华大使馆，被日军阀偷听到，认为广田以‘打到保定为止’之条件告知英方，未合战局进展讲和条件应随时增严之原则，对广田非常不满，竟有主张打死广田者。……而外务省从此不敢再向英国请其调停了。”

又龚书第七四页载称：“有些文人，亦内心深抱反战思想，很希望与日妥协，以求苟安一时。他们以武汉太平洋学会派为首，与西南联大若干教授，在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八月即武汉失陷前，参政会第一次开会时，已发传单，主张放弃东北，与日本讲和。幸经张彭春、孔庚等在参政会怒吼，始不敢再有所活动。”

这是龚某从日文中录来的所谓“密史”，却证明了与日秘密讲和，有直接谈判的，也有出于第三国调停的，上至主帅，下迄行政院长，似均以谈和为当务之急。谁主其事？事实昭然，应该决不是汪精卫。那末，我要问：为什么别人谈和，像是忠诚谋国，而汪精卫谈和，就是降敌卖国？我又要问：在上海没有失陷以前，蒋先生夫妇原则上且已同意谈和，那末京沪沦陷之后，德使陶德曼的出而调停，国防最高会议且予以通过，足证是政府一致的意思，而龚某能笃信日本人之记载，却一定要否认汪氏所发表的国防会议之纪录：龚之言曰：“中国对于日本所提的条件，根本没有与之开始交涉之意。但金雄白在其书中则诬称国防最高会议与日本开始谈判，更诬称蒋委员长亦有谈判之意，更捏造出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纪录”“我（按龚某自称）为更进一步证实此事，特访当时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张群，张氏斩钉截铁地对我说：绝对没有该项纪录，除居觉生（正）一人外，也绝对没有人主张与日本讲和，即汪精卫亦不作此主张。汪在逃出重庆之前，从未主张与日本妥协。”（以上见龚书第三一页）

龚某一定要指和谈者为汉奸，而且一定要说谈和是“只此一家，并无分出”的唯汪氏一人，而他书中却绝大部分是写的汪以外的人怎样在与日本偷偷摸摸地谈，每一次的失败，又都不是重庆的不愿和，而是日本的不愿谈。在他书里第十二章中所译西义显书中另一上通于天的和平运动，更是朝野风从，精彩百出，原文太长，姑节录其经过如下：

一九三九年的十一月中旬，曾任张公权铁道部长时代的财务司司长张竞立（按：即影星葛兰之父），突到香港找寻西义显，想与日本谈和，未能相遇。以后经盛沛东与沈恒的寻访而终于在翌年一月在香港会面了。西义显告张竞立，他的意思要找张公权，而张竞立心中的对象，则为钱新之（按：即钱永铭，为号称江浙财阀之一，颇得蒋氏信任，时任国家银行之一的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最初以为对和谈之可能性很少把握，姑请王正廷赴渝试探，王赴渝后仅与孔祥熙晤谈，未及见蒋氏而回港。钱新之又继之而赴重庆，住了相当久的一个时期，始于七月间返抵香港。因为西义显已去了东京，所以命张竞立派盛沛东去日促西义显回港。在西义显启程前，更曾与松冈洋右详谈，而且做了松冈的非正式代表，这情形亦为钱永铭所了解。因此西义显在港与钱会面四次，又经过了三日之考虑，钱新之提出了三项和平条件：

一、重庆南京两政府合并为一，成为真正统一政府。

二、日本政府以新中国统一政府为对手，从前派来中国之军队，由中国完全撤退。撤兵实施之具体的技术条件，留俟将来缔结停战协定时决定之。

三、日本政府与新中国政府订结防守同盟条约。

西义显与张竞立即携带了这项条件同赴东京。他们先到上海，西义显并赴南京向汪精卫说明这次主动和谈的经过，立即获得汪氏的同意。西再访周佛海，希望获得表示赞同的书面证明，也由佛海代汪出立了。他们办完这手续后赶抵东京，已是七月十七日，这时米内内阁已倒，近卫再起，松冈也出任了外相，而德国所派特使斯妥玛已先到东京，正在开始日德意的三国同盟谈判。

当晚西义显即会见松冈，报告与钱新之的交涉经过，并呈出由周佛海代笔的汪氏同意书。松冈并托西义显代拟一奏折，以便面呈日皇。张竞立与松冈经两度会谈后，松冈在钱新之所提出之条件上签字，并对张竞立与西义显说：“我无条件信任钱永铭。希望此项交涉，于两星期内办妥。”并加派时任驻香港总领事之田尻爱义及前任驻上海总领事的船津辰一郎会同负责办理。日本参谋本部并特派运输机把他们专送上海。

因为钱新之坚主邀周作民合作之故，故张竞立转沪请周作民一同赴港，周张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始抵香港。钱新之当时因患风湿病不能过往重庆，乃缮一亲笔信，将其决心从事和平运动，及交涉之经过，并附曾经松冈外相签字的他提出的谈和先决条件的文件，直函蒋委员长。另由周作民致函于张群、吴鼎昌请其从旁协赞。钱之专差于十一月二日飞渝，至十二日返港，携回由张群代笔之中枢覆函，据钱新之告西义显，内容如左：

“在此次战争中，外间虽盛传日本与重庆间有谋取意见上之疏通，但真能直达蒋委员长之手者，此为第一次，尤其日本外务当局之意见而能到达蒋氏之手者，更属创举，我对松冈外相之毅然有此一举，表示满腔之敬意。”

钱新之接到重庆初步表示后，又再函中枢恳词劝告，重庆乃派大公报主笔张季鸾赴港，传达重庆作成之两个条件，同意以下两点：

一、在中国的日本军全部撤兵之原则。

二、撤销承认汪氏在南京建立政权。

此两项条件于十一月十七日晚十一时始送交西义显，由西义显立即转给田尻爱义，当晚由香港日总领事署以密码拍发东京。鹄候一星期，仍无音讯，二十三日钱新之问船津对此的看法，船津认为松冈要变更御前会议所决定的政府既定政策，恐有困难。张季鸾以为无望，遂于二十四日飞返重庆。其实，日政府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在首相官邸召开了五相会议，决定承认重庆所提出之条件，但附以“重庆政府须迅速任命正式代表，日本政府始可延期承认南京政府”之建议。此电拍至香港时，正张季鸾由启德机场起飞时也。

钱新之于接到日本承认重庆条件之消息后，为慎重起见，派张竞立向日本总领事馆索阅原电，经证明无误，乃由钱新之写一详函，托杜月笙赴重庆传达。二十五日杜赴机场，香港政府正严查旅客行囊，杜以身上带有不足为外人道的密件，即行折回。二十六日无班机，至二十七日始得成行，故要二十八日前答覆日本，事实上已不可能。

此时离日本承认汪政权已只有三日，日军阀知松冈欲延缓承认，故陆军省军务局长武藤章，企划总裁铃木贞一，代表驻南京特使阿部信行回东京催促承认南京政权之影佐祯昭，向松冈示威，武藤章竟要拔刀相向。二十八日午後，在首相官邸又开阁议，松冈询问，是否再行等待重庆之覆电，各阁员无一人发言。因此十一月三十日承认南京政府之既定国策，自无可改变了。重庆政府任命许世英为首席代表，张竞立为正式代表之电，于二十九日始抵香港，然日本阁议既已决定如期承认南京政权，中日间遂再无进行交涉之余地。

这是重庆继德国大使调停坐误时机之又一例。龚某于章末发为感叹说：“数小时之差，竟造成了中日两国两败俱伤之命运！”原来龚某的内心里亦是主和的，他书上说：“金雄白书中也有真话。”于此，我也不得不承认龚某笔下，倒也有几句真话的。

好了！好了！这位龚大炮前言不对后语，倒成为无的放炮，既称“中国对于日本所提的条件，根本没有与之开始交涉之意”，而自己却引用了上面日人所透露的几段事实自证。开始交涉的就有蒋氏夫妇、有张群、有孔祥熙、有王正廷、有钱新之、有张季鸾、有杜月笙、有吴鼎昌，主和的还有居正。子矛子盾，难怪汪氏在“举一个例”中说：“谈和之事，何止千百”！汪氏所不忍泄漏者，而龚某公然暴露之，身在台湾，犹且方弛管训，自己没有资料，摭拾他人之陈言，居然写出政府当局之密史，其人于可哂中似亦有其可爱处也！

一八四、从一面抵抗到一面交涉

因汪精卫的离开重庆而后有汪政权的建立，虽然促成汪政权的直接原因，是由于河内的一击，但如汪氏留身陪都，则不管抗战的演变为和为战，总不会有汪政权的出现。前书中我曾写过汪氏离渝之经过，但仅得之于周佛海邀我参加时的寥寥数语，不免失之于简略。对此最重要之一节，我更向与汪氏朝夕同处之亲属，穷究始末，得悉详情，特为追补于此。

关于汪氏之离渝，有两点是颇关重要的，即汪氏为什么要离渝？与汪氏是怎样离渝的？

关于前一点，答案应该是十分简单的，就是汪氏因主和而离渝。但若说汪氏一味主和，却又并不尽然。首先要问：汪氏对日的态度是否自始是主和的？事实告诉我们，答案也应该是否定的。因为当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东北发生了北大营的“九一八”事变；二十一年汪氏曾因张学良放弃武力抵抗，至其不抵抗的原因，不问为奉中枢之命或出于张之自动，既身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全国副帅，而又是东北数省直接负责的军事长官，对暴敌进侵，罔知抗御，失地之责，自是百喙难辞。汪氏时任行政院长，曾于八月六日从上海致电张学良加以严责，原电中有云：“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里土地，陷于敌手。致敌益骄，延及淞沪。……今又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云云。汪以身为全国行政首长之行政院长，电末声明自愿引咎辞职，并望张学良亦辞职以谢四万万国人。

汪氏对日抵抗的态度是那样地坚决，终于在发电后即不至行政院办公，到十月下旬，更实践他的诺言，辞职出洋。这样固然迫使张学良也不得不辞职，但当局却另予新职，竟然像是鼓励似的反而发表他为代理华北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名义。这是通国皆知的事实，这一事实，证明了汪氏非但不是自始主和之人，而且显得他曾是以行动来反对不抵抗最烈的一人。

迨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之前，形势已十分紧张。蒋先生召开之庐山会议宣言中，曾明白宣示国人，其中有最重要之一语曰：“牺牲非至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可见中央在国力未充实以前，既以抗战为一种牺牲，非至最后关头，决不起而应战，虽局势已至不得不战之时，而当局谋和的意思，还是多于求战。但汪氏于此阶段之意见，却主张“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他认为不抵抗，无以戢敌人之凶焰；不交涉，无以免国家于浩劫。甚至最后叛汪归蒋的陶希圣也于其所写“乱流”中“国际调停的三幕”中指出和战大计，蒋汪一向和衷协商，文中说：“二十七年春夏之交，义大利驻华大使亦到武汉来提出调停之议。他这次特别向汪精卫致意，认为他是主张和议最适当之一人。汪表示谢绝，义使未得要领而去。”“在武汉的这一时期，汪精卫没有违背蒋委员长而另主和议的意向。首次在日本与汪之间奔走的人是唐绍仪的大小姐诸太太。她从香港到汉口来专诚见汪，说明日本政府不以蒋委员长为对手，却希望汪出面讲和。汪的答覆是他离开抗战而独自言和，是不可能的事。他告诉唐大小姐说，这件事要立刻报告蒋委员长，并劝她立刻回香港去。”“高宗武在港，与重本（重治）遥相联络。日本参谋本部的‘中国课’影佐祯昭在上海设立机关，派一个叫伊藤（芳男）的少尉到香港与高宗武往来。高秘密往东京一行，探悉近卫内阁与参谋本部的意向，回到香港，即派周隆庠携带报告到汉口，将报告交给周佛海，周将报告送给汪。汪看了这报告，特别是其中说到日本参谋本部希望汪出面言和的一段，大为吃惊，他立即将原件转达蒋委员长。汪对我说：‘我单独对日言和，是不可能的事，我决不瞒过蒋先生。’”

其次，汪氏当时主和是为了什么？最低限度决不会为了他个人的富贵尊荣。姑不要说他是民国十四年在粤时期国民政府的第一任主席。任何朝中巨宦，谁不是其旧属？此时虽刚卸任行政院长职务，但他仍然是中国国民党的副总裁，中央政治会议的主席，国防最高委员会的主席与国民参政会议的议长。不论在党、在政、在指定的民意机关中，领袖群伦，其地位仅次于蒋先生一人，可说是一人之下，而万人之上。且政府供给他以舒适的住宅，丰厚的官俸与机密费用，有汽车代步，有佣仆侍应，居官，有安全的防空设备；有事，他必获首先迁避，虽兵危战凶，而汪氏固不虞有锋镝之厄，对他个人打算，似无冒天下大不韪之必要。

那他又为了什么主和呢？他不会不明白历史上当外敌侵入，国家危急之秋，不论国力之能否继续作战，主和者都将不谅于国人，那他又为什么要自毁其半生光荣之历史呢？全面抗战于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八月十三日爆发，倾全国之精锐相抗，而仅仅四个月的时间，首都南京于十二月十三日陷落了，政府一迁至汉口，同月二十日更索性宣布以重庆为战时首都。汪氏系于抗战爆发后的一年又四月离渝，那时的战场形势又怎样呢？华北由杉山大将指挥，从河北经过济南、徐州，而北进至山西。华中则以畑俊六大将为主将，占领了苏、浙、皖、赣诸省而直指汉口。华南则由古庄司令官率领，登陆拜亚士湾，攻略广州。在广泛的中国地区，北占平绥线，中占平汉、津浦、陇海、京沪、沪杭各线。年余的时间，证明庐山会议宣言中所言抗战将是牺牲的一语的准确性。

假如这只是战争一时的失利，或者，许多全国精华所在心脏地区的沦陷，真如政府所宣示的为战略上的转移阵地，那倒也罢了。汪氏曾秉政中央，而且为最高决策机构中央政治会议的主席，他明了国家的实力，知道战场的形势，以及能听到从前线归来的将士们的报告，那时抗战的形势，显然不利于我。于是他想到上一年英德驻华大使调停时所提出之条件，蒋氏及最高国防会议既认为可以作为和平谈判之基础，何以由当时之七条件而此时已变为近卫之三原则，反而不可以为谈判之基础呢？

其次，德大使调停时，南京尚未陷落，而和平谈判中央已可接受，此时形势日非，反而连进行试探也不可呢？汪氏对和战的意见，在他所写“举一个例”中是这样说的：“有人说道：‘既已主战，则不应又主和。’这话不通！国家之目的，在于生存独立，和战不过达此目的之手段。到不得不战时则战；到可以和时则和。和之可不可，视其条件而定，条件而妨及国家之生存独立，则不可和；条件而不妨及国家之生存独立，则可以和。”这一段，就是汪氏主和的理由。

那末，主和是否汪氏一人为然呢？在“举一个例”中所发表的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议纪录，透露德大使的调停和平，蒋先生是赞成的，不过第一、对日本不敢相信，要德国始终为调停者；第二、要先停战，而后谈和；第三、日本不得先作宣传，以免引起国内的反响。当蒋先生在京征询中枢重要人士意见时，在座诸人唐生智、白崇禧、徐永昌、顾祝同等均认为可以答应，可谓众谋佥同。在国防最高会议开会时，于右任、居正、孔祥熙、何应钦、陈果夫、陈布雷、徐堪、徐谟、翁文灏、邵力子、陈立夫、董显光、张群等，又无一人表示异议。至于国际方面，德国的希特勒且出而斡旋其事，据日本战时外相重光葵所著《昭和之动乱》一书中揭载：“当时驻日的英美两大使，也曾向广田外相表示愿意调停中日纠纷。”此外，国府当局从战争爆发，也一直未关闭和平之门，九国公约在比利时首都开会时，提议调停，国府曾予接受。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九月，国际联盟开会，中央更训令出席代表，要求适用盟约第十七条，仍欲以和平方法解决纷争。所以说主和的就是汪氏一人，这是违背了历史的事实。

如上所述，是汪氏的出走，仅是为了和战意见的不同，汪氏之所以要离开他的职位，用以表示不为一己的利害打算，离开重庆，也只是为了可以以国民身分自由发表国是的主张；他之离渝，也仍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之原意。但除上述表面的原因以外，尚多隐微曲折之处，兹再根据身亲目击者之所见所闻，录之以留待后人之参证。

一八五、充满着惶恐戒惧的重庆

谁都知道汪氏左右有两个最重要人物，是陈公博与顾孟余。两人对于抗战前途，也早已同抱悲观。尚在汉口时期，顾孟余即数数为汪氏言之，他认为两国军力悬殊，仅仅一年的时间，华北、东南与沿海地区已悉数沦陷；再战，将陷国家于万劫不复。他乃以消极的态度，虽中央发表他为中央宣传部部长，而他始终并未莅任视事，一直由副部长周佛海代理部务。他飘然远引，寄居香港，置认为不可为之国事于不顾。

当时汪氏还批评顾孟余谋国态度的不当，以为他们到底还是个书生，政治家应该不管成败，不问毁誉，鞠躬尽瘁，以挽救国家的危亡。但是汉口沦陷，政府迁渝，当时日军的长驱直入，有破竹之势，人们对局势的悬虑也随战事之不利而愈甚，朝野惴惴焉，有抗战究竟还能持续到什么时候的疑问！虽然在公开场合中，无人不高呼抗战到底，而私室聚议，则惶惶然充满着一片悲观的气氛。我想在这里再举一个或者为读者所难于置信的事实，以说明战时首都的重庆，当时的惶恐戒惧，是到了何等的程度。

有一天，汪氏在重庆上清寺的官邸宴客，与宴者都是中枢的重要人士。酒至半酣，大家不免谈论到当前的局势，人人为了累卵之危，情绪不免有了些冲动。突然，座中被人视为政坛上泰山北斗的党国元老吴稚晖，趋向汪氏的座前跪下了，无限悲戚，无限激动地对汪氏说：“救救中国吧！悬崖勒马，能救中国的也只有你了。怎样去结束这不利的战事，你有你对党国的责任，不应为了一己求自全自保之私，再这样袖手旁观下去！”汪氏为吴氏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错愕不知所措，于是也只好离座对跪，彼此握手唏嘘。阖座看到这情形，没有一个不为这悲凉的场面所感动，有人甚至于随着泣下沾襟。

当时唯一看到这戏剧化的场面而感到高兴的，是汪氏尚在稚龄的幼女公子季筠，她不曾看到过她父亲下跪，她还真以为是席中酒后的余兴呢！事后汪夫人陈璧君还责备汪氏说：“满堂宾客，相对长跪，像是在做戏，还成个什么体统！”汪氏长叹了一声说：“这老头子倒是为国家，他既然那样的做，难道教我仍独自高坐堂皇，生受他的一拜吗？”这一幕，可以说明重庆当时对抗战前途的实际气氛。

人人都知吴稚晖与汪精卫于民国十六年以后早成政敌，彼此且以文字公开对骂。现在吴稚老墓木早拱，我对此党国元老与学术界的先进，又何至为左袒汪氏而昧良去厚诬贤者？此举不特有汪季筠女士在场目击，而事后汪文惺女士也且亲闻汪夫人为此对汪氏的一幕谈话。而且别的人尽管心里有想法，为了矜持之故，是决不会如他那样去做，惟以吴氏一生不修边幅，不拘细节的性格，也相信可能会这样做的。

吴氏是一个革命家、一个学者，而在政治上却常常扮演为一个丑角，举动的突梯滑稽，也许他正以东方朔、淳于髡自命。所以他写文章，指人举债结婚，公然写出传诵一时的“×宽债紧”，他与政敌笔战，也可以用别人所不敢用的秽语相嘲骂。北伐以后，蒋氏对他推心置腹，而他对蒋氏也确是鞠躬尽瘁。但是他与汪氏的渊源，事实上却还远深于蒋氏。

当民国元年，袁世凯窃政以后，汪氏与吴氏都流亡在巴黎，吴氏还在搞他的无政府主义，那时两人有着最亲密的交谊，时常在一起，也且无话不谈。曾经有一次，吴氏手里捧着一顶军帽，很严肃地献给汪氏，他说：“你戴上吧！今后要革命，要救国，要实现主张，要贯彻主义，一定要依靠武力，我希望你成为一个军事家，来领导同志。你如能挺身以当大任，我第一个就愿意向你磕头。”当时汪氏表示他对军事没有兴趣，以他的学养，也不可能成为军事专家。汪氏的一席话竟使吴氏曾感到了无限的失望。而此后吴氏半生依附于蒋氏之门，恐怕还基于民元时崇拜军人的一念所造成吧！

由这一件小事来看，汪吴之间的交情本已不薄，而陈璧君之对于吴氏，尤具好感。直奉战争前夕，吴氏在北京创办了一所“海外预备学校”，汪夫人认为以吴氏的学识，以及两家的交谊，毅然遣其男女公子，孟晋、文惺、及族侄陈国强、国新，与以后坦腹东床的何文杰远离膝下，专程北上立雪程门。同去的尚有向来由汪氏夫妇照拂的至戚朱执信两女公子朱始与朱媺。当时两家的情谊，于此可见。至以后的转友为敌，不过是政治所造成常见的悲剧而已。是日吴氏的席前下跪，也许是酒后真情复露，而且目击时艰，以吴氏对汪氏的素向推重，乃不期而有此戏剧化之表演。

战事一天一天地在恶化，共党以抗战为坐大的目的，也渐次显露。正在此时，奉蒋氏命令在香港以“宗记洋行”为名成立“日本问题研究所”的高宗武，他先后偕董道宁、梅思平数度赴东京上海，与日本方面的影佐祯昭、今井武夫、松本重治等积极进行谈和工作，最后携回了作为和平谈判的近卫三原则初稿。当高宗武于一九三八年的秋季赴日前，自称代表蒋先生，曾约留港之李圣五代表汪氏同去。圣五以并未经汪氏委派，而予以拒绝。高宗武于是年的十一月中，在上海收到了日本陆军中央部所拟订的“中日关系调整方针”后，径回香港，又立即飞往重庆。以后重庆上清寺的汪氏官邸中，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等，时常清晨就到，一直到午间同饭后才去，相信谈的当然就是这中日间的和平问题了。

这忽然成为汪宅常客的四人，原来都是清一色CC系的人物。周佛海是汪氏由欧返国时，奉命赴香港迎接才与汪氏发生渊源，陶希圣则任武昌县政训练班主任时汪去演讲因而相识，高宗武则在汪兼任外交部长时曾任亚洲司长，有过僚属关系，梅思平是与高一同去沪与影佐及今井接洽后又相偕赴渝，应该是由陶希圣介谒的。无论如何，至少这四人与汪氏的关系都不深，何以忽然那样接近？而谈的又是有关于国运的和战大计。而汪系人物，如彭学沛、谷正鼎、谷正纲等，在渝的尚不在少数，却反而并无一人参加？

陈公博那时虽以担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之故，留在成都，相距不远，而汪氏且未向其征询意见，这又是为了什么？以后在汪氏离渝前，一切已经决定了，始由陈璧君以姊弟的口气，隐约其辞地写信给陈公博。

到了汪氏离渝前的四五天，才派了一名副官赴成都通知，要他于十二月十八日到昆明，那已不是磋商，而真是通知了。而公博终因天气关系，飞机不能起飞，至二十日飞抵云南时，汪氏已于先一日去了河内，连最后劝阻的机会也且失掉了。

据陶希圣为台湾“传记文学”所写“乱流”一文中说：“上清寺汪公馆连日举行会商，参加者为周佛海，梅思平与汪夫妇。他们最初主张不邀我参加，但汪极力主张我参加，并电邀陈公博由成都到重庆共同商议。陈公博此时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驻在成都，他来到重庆参加会商，一时摸不到头脑，比及知有此种条款，不禁惊惶失措。”

大约高宗武抵渝后不久，汪氏即已决定了如蒋氏不能接纳和平的话，将离开重庆以发表其个人对和战的意见。在这前后大约一个月的时期中，汪蒋两人间，曾有过数度的会晤，为了蒋氏的事情太忙，有时还用函牍来磋商，最后一次的晤谈，则为十二月九日，那次两人争执得很激烈。

蒋氏是全国的统帅，他安有不知胜败之数，原则上他并不反对和平，惟他所顾虑的有两点：第一、日本无诚意，任何既订的条约且可以撕毁，谈和更怕毫无保障，坠入陷阱。所以谈和要以停战撤兵为先决条件。而日本方面则必需和谈成功而后，两年内始行分期撤退。

这对外问题，其实尚非关键的所在，而蒋氏所最顾虑者，一旦与日谈和，则中共自将振振有词，抗战虽告终结，而内战势必继之以起。同一战也，则抗战既能赢得民众之同情，亦且为个人争声誉，与其打内仗，自不如打外仗。而汪氏则认为中共欲藉抗战以成长，现在对外军事既处于劣势，对内则中共之叛迹已日著，遂与蒋氏反复辩论。河内案件发生之后，汪氏于其手书之两项文件内，始将双方辩论之要点予以透露，兹引用其原文以为说明：

河内凶案发生后的六日，即民国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汪氏于其所写的“举一个例”中有云：

“有人说道：‘中国因抗战而得到统一，如果主和，则统一之局，又归于分裂。’这话我绝对反对，从古到今，对国家负责任的人，只应该为攘外而安内，绝不应该为安内而攘外。对外战争是何等事？却以之为对内统一之手段！中国是求国家之生存独立而抗战；不是求对内统一而抗战。以抗战为对内统一的手段，我绝对反对。何况今日之事，主和不妨害统一，而不主和也不会不分裂。有人说：‘如果主和，共产党立刻捣乱。’我以为共产党是以捣乱为天性的。主战也捣乱，主和也捣乱。如果于主和时表面化，比之现时操纵、把持、挑拨、离间的局面，只有较好，没有较坏。”

汪氏又于同年四月六日所写“曾仲鸣先生行状”一文中有云：

“夫和战大计，为国家生死安危所关，不得不战则战，可和则和，此为谋国之常规。况中国自抗战以来，全国被兵，失地延及九省，将士死伤百余万，人民肝脑涂地，其数不止倍蓰。如和平条件无害于国家生存独立，则结束战事，以图补救，尤忠于谋国者所宜出。惟共产党人心目中无祖国，其始欲藉淞沪战事牵制国军，俾得以盘踞江西。及频年被剿，由东南窜西北，穷蹙垂尽，则又藉西安事变，托名抗战，转移视听。抗战既起，乘举国存亡呼吸之际，益扩张其政治组织及军队，以终遂其颠覆中华民国之谋。知和议若成，必不利于所图，乃悉力破坏之、转辗勾引，所以挑拨离间煽动中伤者无不至。兆铭既痛国是之被挠动，又怵于国家大计为宵人所挟持，将不免于覆亡。数数言于国防最高会议，十二月九日，军事委员长蒋中正至重庆，复激切言之，卒不纳，遂于十八日去重庆，十九日至河内。……”

汪蒋两氏在重庆时期所争论者，大抵如此，换句话说：抗战的必须持续，原因是为了博取共党的谅解，是则江西剿共时期政府所标榜的“安内而攘外”，西安事变以后，则又一变而为“攘外为安内”了。观于汪氏文中所言，似汪蒋之间，对此再变之政策，已趋于决裂，双簧之说，又倒像是无稽的揣测之谈了。

一八六、离渝计划先得龙云默契

但是汪氏一面与蒋氏商谈，也许他默忖到蒋氏的终难接受，同时已预作离渝的准备。在数月之前，陈璧君以出席演讲并视察锡矿，曾一度赴河内，路经昆明时，并曾与龙云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与龙之参谋长卢汉亦有深谈，以后汪之经昆明赴河内，能得到龙云之协助，则以事前因先经汪夫人之联络，早有默契故也。朱培德夫人侨居河内，陈璧君去时，因当地没有良好的学校，托其将朱公子维亮携渝入学，回渝后，陈璧君就将之送入重庆的南渝中学，俾与她的次公子幼刚、幼女公子季筠同窗就读。

一天的傍晚，陈璧君托其妹陈淑君女士（谭仲揆夫人）特赴南渝中学，要他们三人当晚回家，抵家后告以决定辍学，送他们去香港，当时且并未说明所以要辍学的原因。在家中留宿了一宵之后，翌晨即搭机转赴昆明。时陈璧君之介弟陈昌祖（现在侨居马来亚，为朱执信之长婿）方任昆明航空学校校长，本拟托其就近办理赴越手续，而忽于事前得讯，不知何故突为当地的警备司令所拘押。朱培德夫人又留住河内，昆明举目无亲，因此嘱咐他们抵滇后可径访龙云请予照顾。

当三人赴滇省府见到了龙云，龙立即应允为他们代办一切手续，但以日机正在不时空袭为言，将朱维亮及汪幼刚季筠姊弟藏于省府客厅的大桌下，桌上并覆以厚被，表面似为避免空袭的危险，实则为防止他人的窥见。把三个未成年的孩子，莫名其妙地整整闷在桌下一天，直至下一日始令匆匆搭乘货船赴越，而且事前还为季筠女士化装成为一成年女子模样。龙云对汪氏家属之态度，神秘竟一至于此，盖即深恐为渝方所发觉也。

汪氏本人离渝时所需之机票，早于两周前令其内侄陈国琦赴交通部托次长彭学沛预定。彭学沛向为汪系人物，汪氏需要机票，除奉命照办外，自不敢有所询问。蒋氏则本有赴西安之议，汪氏原拟俟其他往，再乘机离渝。而蒋氏的行期一再展缓，遂使汪氏亦一再改期。而事实上汪氏之行将离渝，不仅参与密议之蒋氏心腹周佛海等均知其事，汪氏亦且并不故为讳隐，汪宅上上下下的人，都知道汪氏因主和而有离渝的计划。他不时告诉他的部属与家属，认为抗战再继续下去，国家将无前途，现在战局已到了危险边缘，假使敌人再攻重庆，已无路可退，再退也只有往西北，结果将必为共党之俘虏。至各人去留，一听自便。大家听到汪氏的话，都表示愿意始终追随，其中惟汪屺一人，曾对汪氏极力谏阻。汪屺说：“为了国家前途，固不得不然，我对叔父的行止，自无话可说。但为叔父个人设想，此举将会蒙受不利影响，我不赞成你一人为国家而作如此的牺牲。”而汪氏的答复，则谓与其一路哭，就不如一家哭了。

一直等到十二月中旬，汪氏知道蒋氏将于十八日向全体中央委员训话，他就决定趁机于那天启程。清晨汪氏还为家中的佣人老宋、阿王等讲了一次话，最后再说明他的态度，并征求各人去留的意见，所有全宅的下人连潘凌、阿六等，都表示仍愿跟随为汪氏继续服务，于是其秘书佣仆等匆匆携带了行李，分乘了四辆汽车，循公路出发，先汪而径赴河内。

上午九时许，陈璧君、曾仲鸣、何文杰、陈常焘等四人，先赴重庆珊瑚坝机场。约定汪氏至起飞前数分钟再行赶到，陈璧君等到机场时，刚巧空军司令周至柔也正拟搭机飞滇。陈璧君即示意曾仲鸣上前与他周旋，仅含糊地说汪夫人有事赴滇，当然周至柔丝毫并不曾怀疑其他。离预定起飞的时间将届，而汪氏仍踪迹杳然，何文杰等心里都非常焦急，陈璧君嘱咐曾仲鸣，如汪氏迟到，可向机场说明有汪氏乘搭，令飞机延缓起飞。直至开行前数分钟，曾仲鸣等一直注视着外面，终于从机场远远仰望到珊瑚坝上，一辆汽车正疾驰而来。不久，汪氏偕其卫士桂连轩缓缓拾级而下，及时抵达机场。周至柔等看到汪氏，照例上前谒见，陈璧君到此时才告诉周至柔说：汪先生是去昆明演讲。飞机预定的开行时间到了，而为加油之故，迟迟仍不起飞，汪氏还从容地在机场上散步，环绕了两匝之后，始登机起飞。

在航行中，却发生了一支插曲。周至柔因为机内有汪氏在，为要在副总裁面前显一下他的飞行本领，还走入了操纵室亲自去驾驶飞机，经过了长长一段时间，而周至柔兴犹未尽，别的乘客自然不觉得什么，汪氏本人也仍安详地神色如常，唯有陈璧君对之发生了很大的疑虑，她想：是不是当局故意让汪氏上了飞机，再命周至柔亲自将飞机驶回重庆？她偷偷地问曾仲鸣将怎样办，曾仲鸣只有暗中告诉汪氏的卫士桂连轩戒备。汪氏家属正在忐忑不宁之际，周至柔却已过足了驾驶的瘾，从操纵室出来，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当他掠过汪氏的座位时，还向他致敬，只可惜那天汪氏竟连赞美他一声的兴趣也失去了。

飞机于当天的下午一时抵达昆明机场，因为事前陈璧君已遣陈春圃先至昆明，故于启程前发电通知，春圃接电后即转告龙云，因此机场上龙云率同僚属及乐队等作了盛大之欢迎，场面就显得非常热闹。出机场后，汽车直驶龙宅。汪氏与龙云两人上楼在室内娓娓长谈，从下午就一直谈到了深晚，谁也不知道他们二人所谈的到底是什么。

当时汪氏的又一内侄陈国强正在昆明任航空学校机械部份的教官，由他向欧亚航空公司总经理李景樅商洽包定了一架专机，乃于翌日下午，从昆明起飞，于傍晚时飞抵河内，汪氏在昆明整整停留了二十四小时。他于离昆明前，还打了一个电报给蒋先生，寥寥数语，仅谓因“飞行过高，身体不适，且脉搏时有间歇现象，决多留一日，再行返渝”云云。

汪氏就是这样离开重庆的！照我所知道的经过情形而论，在渝时汪蒋之间，对战力的看法是一致的。和，当前的形势上也有其必要，两人的分歧点完全是在中共问题上。汪认为惟对日和平之后，而后可以有力量对付中共；蒋则认为惟有继续抗战，始可以堵塞共党的借口。至少，要在和谈进行中，不让中共知道。因此分歧，两人之间的意见，直至汪之离渝，并不能获致调和。然而疑点也就很多，汪的出走，事前既并不秘密，定机票且还在两周之前，交通部中除彭学沛而外，岂无他人知之？他人知之，如汪氏这样一个重要人物，又安有不向当局报告之理？机场上军警密布，汪的出现，众目共睹，如当局格其成行，则只需一个电报，三小时的飞行中，仍可以令原机折回。在昆明的二十四小时中，且可以令龙云扣留。蒋氏还留在重庆，自瞒不过他的耳目，也尽可以阻止汪氏的离开，为什么在那样充裕的时间中，竟会一无动作呢？汪氏在昆明给蒋氏的电报中说，决多留一日。那末是否蒋氏事前是知道汪氏之赴滇的，而行前也有留滇一日的约定呢？

只要为了有利于国家，任何手段都可以做的，也都是应该做的，一切都显得是出于谋国的苦心。当年盛传的蒋汪双簧，是应该有其可能的，连日本人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他们曾公然对我说过：“你们中国人是够聪明的，像是在赌台上赌大小，重庆押大，而南京押小，殊途同归，开出来总有一面是会被押中的，而押中的，也一定是你们中国人之一面。”因为如果汪氏的出走，事前不得重庆方面的默许，他不能离开重庆，自更不能离开国境一步。

此外另有一个旁证，汪氏在离渝前曾对陈公博说过：“我在重庆主和，人家必误会以为是政府的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我若离开重庆，则是我个人的主张，如交涉有好的条件，然后政府才接受。”（见陈公博《八年中的回忆》一文中）据此而观，最后两语，意义太明显了。是由汪氏出面去与日本交涉，条件不好，由汪氏独任其咎；有好条件，政府才出面接受，这不是也可能真是一出双簧吗？

但褚民谊在苏狱中说过几句话：“早有人处心积虑，想把一只臭马桶套在汪先生头上。这次是千载一时的机会，既经动了手，就决不会轻易放过了。”那岂不是说，本来约定是做假戏，但一出场，而就变成做真戏了。这说法的真实性究竟如何呢？又安得再起汪氏于地下而问之！

汪氏能泰然赴滇，并由昆明顺利离国飞往河内，与龙云的早有默契，自为必然之事。据传闻所得，龙云当时不但赞同汪氏的主张，而且有于汪氏离国后采取行动之说。兹见台湾出版的“传记文学”中刘健群所写“我与龙云”一文，获得了进一步的证明。至龙云以后的中途变卦，则是受了说客的影响，转而为他自己的利害作打算。特为节录其原文如下：

“有一天，乡下（按当时刘健群在离昆明不远之大姚养疴）忽然来了一部军用吉普车，上面跳下两个人，一位是郑道一，一位是宣介溪。久别见了面，大家很高兴。详细谈询之余，才知道他们的来意。第一、日寇向滇西进侵，我留在大姚，诸多不便，想先接我到昆明，再商量安全移居之计。第二、他们有一更重要的目的。就是昆明城防司令黄维（是黄埔第一期学生，也是同志。郑道一任城防司令部的粮秣处长，与黄过从甚密。）获悉在这时局紧张当中，龙云与南京伪政权的汪精卫，信使往还不绝。当时中央军驻在昆明的力量甚微，对于此事，过问也不好，不问亦不可，十分陷于困难。虽然屡次秘密向中央报告，但中央也实在难得有效的处置。因此他们商量，不如接我去昆明，大家研究，看有没有救济挽回的对策。所以黄维亲派一部吉普车，由郑、宣二人来乡下接我。当时日军已快到保山附近，大理大姚接壤，距离不远。所以我毫不迟疑，便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回到了昆明。

“到昆明后，先多方研究行情，才知道：

（一）龙上次去南京归来，即盛赞汪为国家之人才，以后一直往还甚为亲密，确是事实。

（二）内容不得而知，但龙与重庆中央政府间存着不大不小的隔阂，也不是虚话。

（三）时局到了目前的紧张阶段，龙虽无表示，但其左右理财的亲信大员（龙之威权极重，其军事干部，虽如卢汉、卢濬泉之类，亦只是服从龙之命令，不会表示主张。）可以略有主张的多半是文人与亲信。这些人大都主张龙应保全实力，退保昭通（龙的故乡）。而且有几个人，已经在迁移财产了。

“大家商讨的结果，一致认为龙若听其部下意见去做，滇中虚实，必为日寇所知。龙虽不公开反对中央，但重庆抗战政府的处境，必十分艰危可虑。因此主张：要我不管结果如何，与龙见面一谈。事关国运，义不可辞。于是便由李一平去向龙建议。由龙约我去他的家中，早上吃早点，单独与我一人细谈。

“就我记忆所及，我和龙见面，先谈世界大势，我用各种证据，说明德、义、日轴心必败，同盟国必胜。再说无论局势坏到任何程度，日寇决不能征服中国，更绝对谈不上统治中国。龙为人很细心，不能仅以口号一类的方式去说服他，他边说边问之后，对我的意见，似乎没有反对。我看时机渐渐成熟。便很直截的问，我说：‘龙主席，听人说你很佩服汪精卫，是不是？’他说：‘是的。’我说：‘你认为汪是人才，并没有错。凡是追随国父开国的人物，几乎在南北各省都是不折不扣的头等人物。但个人的才情为一事，国家大事又为一事。论汪的才情，不单你佩服、我也佩服。即如演说一件小事，我听过汪几次极平常无意义的讲话，不单词句精炼，而且声容动作，无一不如初写黄庭，恰到妙处。至于他的文章诗词，更非我等所能望其项背。说他是个人才，谁也不会否认。但民族大义，千古是非，绝不可以相提并论，事既至此，我们对汪的同情，只好为之惋惜了。’

“话说到这种程度，我看龙尚无怫然不悦之色。我乃鼓起勇气，直接说到问题的核心。我说：‘时局到了今天，国家的处境，是艰危万状。你龙先生处境亦系千难万难。我到昆明后，滇西方面的情况，一天比一天紧张。听说你有一些部下，觉得你左右为难。不如集中实力，退保昭通，以观世变。假如有人是这样的主张，我想他不单是对不起国家，更是对不起你。现在外寇入侵，若果你反而移兵回乡，让出正面。天下将以你为何如人！况且纯就利害来说，日寇若入侵不胜，你便是千古的罪人；即使日寇胜利，政府更陷于苦境。以东北的经验而论，日寇对于云南，起码分割为四五省。别人做主席，还可以说是求荣。龙先生！到那时你做哪一省的主席恰当呢？日本人能容你存在吗？这种人的办法，可以说一开始便害你到底，而且害得惨！’

“他笑一笑向我问道：‘健群兄，那末你还有什么好办法呢？’我说：‘龙先生，承你看得起我，我只是书生之见。我以为你此时此地，先集中你军力的大半，表示配合中央，与敌人一战。幸而胜，你是民族的英雄。不幸而败，你收拾残余，再退保昭通。以滇黔的地利，和敌人打三年五年的游击，还有问题吗？不管胜败如何，云南省流亡主席和地下游击总司令都非你莫属。我这个办法，可算胜亦胜，败亦胜。你觉得如何？’他始终没有说明他的意见，但看出，他有时唯唯颔首，并无倦意。

“从早晨七点谈到十一时许，吃早点又吃午饭，最后我想我该要告辞了。我说：‘龙先生，你晓得我是一个隐姓埋名，与现实政治生涯无关的人。我今天在你面前，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说了。我想请你在一两天内，作一番缜密的考虑。如果你同意我的见解，我很快地愿意去重庆跑一趟。我的一切，你都晓得，关于向中央及蒋委员长面前去说明，你相信我是能够胜利的。万一你是否定了我的意见，也希望你叫人暗示于我，我几天之内，必定离开昆明。’

“我知道龙不会立刻有所决定，他必需晚间在灯盘子上（吸大烟时）仔细用心思，也许还要约人谈谈。所以我不勉强求得结果而退。第二天一早，龙派车来接我一同进早餐。他取出一封亲笔写给蒋委员长的信。他说：‘我一切决定了，完全照你的意思。你确是为国家，也很爱护我，请你为我去重庆一行。我和你是朋友，请你以后不要客气，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可以随时告诉我。’

“事情便是这样决定的，我次日即飞重庆，记得天气尚热，到南岸黄山见委员长，看得出来委员长也是充满了内心的喜悦，纵然不是附带有云南的事件，也还是一样。”

一八七、一排枪一滩血一个政权

汪精卫氏是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十二月十八日离开重庆的。那天，刚好蒋先生对全体中央委员训话，汪氏是副总裁，可以豁免随班听训，乃得利用这一个机会离渝，翌日匆匆又乘专机自昆明飞往越南之河内。

汪氏离渝以后，尽管重庆方面知道此事的仅限于少数的负责当局，但已引起了内部极大的混乱。最初也许还想弥缝，所以曾下令各报严密封锁消息。直至同月二十六日，以汪氏为全国注意之人物，自无法继续隐瞒，蒋氏始于那天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席上公开宣布，但诿称汪氏因病告假四月，赴河内疗养。

有关汪氏之离渝，曾发生过一个迄今难以索解之谜。汪氏回宁建立政权，当抗战期间，民间曾盛传有汪蒋双簧之说，说者且言之成理，以为那时抗战之形势，正陷于极度黯淡，是年十月，江浙沿海各省，早经陷落，日军进攻华南之军事部署又告完成。徐州会战失利，次一步的武汉会战迫于眉睫，而以军事实力而论，武汉会战的前途，仍然毫无胜算之把握。且当前形势，还不是作战的胜负问题，而措置已陷于乖张，如长沙不待日军之侵入，竟先纵火自焚，日抗战而实畏战。所有通往国外的海口，又全部为日军所占。政府既已再迁至重庆，竟又有人更主张三迁至西康的拟议。至于国际形势，英美不仅与对我作战的敌国交往极密，供应日本的战略物资，远较供应于我者为多，此时抗战的有着难乎为继之势，实属无可讳言。于是论者以为汪蒋密议的结果，为了救亡图存，乃于不得已中采取双管齐下的两面手法。如此，若最后胜利之竟属于我，则牺牲汪氏一人，而国事有蒋先生在；如最后胜利之不属于我，则蒋先生仍为失败之民族英雄，而国事有汪先生在。此种应变之道，有其理由，应亦有其可能。

我所以重提这不经之传说，意并不在为汪氏作辩护，空穴来风。欲求正于当世耳。因为当汪氏离渝时，蒋氏既总绾军政大权，而所有特务工作人员，又都归其发纵指挥，汪氏之预定机票，且早在两周之前，机场为当局密切注意防范之地，如不得蒋氏事前之默许，汪氏又何能堂皇举家离去？如其为一时之失察，则事后彭学沛与驻守机场之军警与特务人员，何以又未闻有一人之被惩？此其一。

其次，龙云与汪氏过去向乏渊源，渝滇又近在密迩，他何敢事前与汪氏密谋，而临事又公然庇护，结果中枢亦未闻以一辞相谴责。其间自有其疑莫能明之处。生者不肯言，死者不能说，千载悠悠，自将永成为历史上的一桩疑案。

汪氏于十二月十九日由昆明飞抵河内，初寓朱培德夫人宅，以人多不便，由曾仲鸣赁妥铁路饭店为暂时居停之所，而陈璧君又病其嚣杂。当地三桃山（一称丹岛）有避暑旅馆，此时天未酷热，阒焉无人，汪氏亦曾于此留宿数日。最后租定了高朗街二十七号，乃集中居住。他十九日发出艳电，分致重庆中央常务委员会及最高国防会议，呼吁和平。并于三十日交由驻港负责宣传责任之林柏生、梅思平、陶希圣等在港报公开发表。

汪氏之所以必要于离渝后始公开其主和之意见，第一、在重庆决无发表之机会。第二、舍高位以谋国是，则以平民之身分，宜有言论之自由，所以示不为一人之利害，亦不欲启内部之纷争也。故汪氏于发表艳电以后，认为既已对和战意见，得一吐为快，离渝之目的已达，实不曾有采取任何进一步之行动以与现当局对立的计划。

重庆方面，最初似对汪氏亦并不欲采取严厉之手段，故既密令全国各报社不准发表攻击汪氏之言论，而且两度派谷正鼎衔命专赴河内，与汪氏有所商洽。当时汪氏所提出的要求很简单，如中枢无意采纳其主张，自不宜再回渝担任公职，他希望政府能给他以赴欧的外交官员护照，并资助他出国的旅费，以便其成行。

谷正鼎第一次赴河内为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的二月，第二次携同汪氏等的出国护照与旅费再赴河内时，已是翌年的三月。他一直留至三月二十日即凶案发生的上一日，始返渝覆命。汪氏亦准备与陈璧君、曾仲鸣、以及其女公子等赴法休养。他还欣然拍着他长女公子文惺女士的肩头说：“我上次赴欧，是带着你三妹去的，这次，我将携你同去了。”在理，汪氏实不必对自己的子女说什么假话，可见当时确有飘然远引的决意。

谷正鼎的两度赴越斡旋，送护照、资重金，不知是重庆的故意敷衍，以疏汪氏防范之心呢？还是态度的忽然中变？当汪氏正在摒挡一切，拟作远游之际，据事后从各方面调查所得，有人已在积极布置暗杀的阴谋。曾仲鸣奉汪氏之命，在河内的都城旅馆负对外联络之责，事实上既早已为特务份子所监视。而汪氏所赁高朗街二十五号及二十七号相连的寓所，四周就常有些形迹可疑之人，不断徘徊窥探。他们还租赁了汪氏旁边的一所洋房，每天在楼窗中遥望汪宅中的动静。直至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的二月中旬，准备实施暗杀的人，已分自昆明、广西、香港各地来到河内，二月底至三月初，一个特工首领戴笠，且曾亲自到河内布置。而汪氏却万想不到中央党部的行刺事件会再度重演，仍照常与其长女公子同乘三轮车外出，有时在河畔散步，有时还上咖啡室中小憩。

凶案发生上一日的上午，汪氏还到了三桃山去，刚到那里，当地警察就赶来报告，说外面风声紧急，嘱汪氏左右劝阻汪氏以后勿随意外出。汪氏于返寓途中，经红河铁桥，下车休息，而警察仍追随保护。以后车过东方汇理银行时，忽有怪车一辆，从后疾驰而过，车中人显得神情有些诡异，而汪氏仍坦然不以为意。

高朗街二十七号，地居河内僻静之一角。屋凡三层，底层：前面左右两大间均为汽车房，相连的后半两间为仆役室，楼梯则处于全屋的中央部份。中层：向北两大间，与楼梯两侧各有小室两间，均为汪氏随从人员之卧室。向南的两间，前一间为客厅，后一间为饭厅。顶层：梯头左为两浴室，右为两厕所。向北两室，右为朱执信次女公子朱媺女士等的卧室，左为曾仲鸣、方君璧夫妇之卧室。向南两室，右为何文杰、汪文惺夫妇卧室，盖与其左汪氏夫妇之一室相毗连，而曾仲鸣之卧室，又刚与汪氏之卧室相对，相距且仅数尺之遥（参见下页房屋各层位置图）。

三月二十一日的深晚二时许，夜深人静，全宅的人都已入睡。忽有人从后园逾垣而进，循屋后的小门入室，当行经底层仆役室时，一个随从戴芸生与厨子何就，闻足声启户查看，凶徒见之，即发枪射击，戴芸生手臂中一弹，何就腿臂各中一弹，另一随从陈国星，闻枪声逃匿车房汽车下，暴徒又发一枪，地上水泥碎片伤其胸部，乃循梯拾级而登。中层梯头的一室，为汪氏内侄陈国琦所卧，亦闻声而出，凶徒迎头相遇，再发一枪，又弹中其腿部，迫令折入邻室，行凶者于是再登顶楼。朱女公子首先听到间歇之枪声数响，出室至楼头查察，通其邻室的曾仲鸣亦同时出现，闻楼梯有杂沓的脚步声，亟拉之一同退入曾之卧室，急阖其户，而凶徒已追踪而至。他们用利斧把木制的室门劈开一洞，将驳壳枪伸入室内，凶器是可以连发的快慢机，幸朱女公子入室后，正躲在门右的贴墙处，刚好是一个为枪弹射程所勿及的死角，得幸免于难。而曾仲鸣夫妇，则立于卧榻之前，直对着暴徒的枪口，他们一按枪钮，子弹如连珠发射，仲鸣腰部中弹累累，密如蜂房。其夫人方君璧亦中三弹，一在臂，一在腿，一在右胸，两人同时倒卧于血泊之中。

此时何文杰夫妇也早被连续凄厉的枪声所惊醒了！起先在楼下的数响，睡梦中尚疑为炮竹声，但以后向曾氏房中发射的排枪近在咫尺，又值夜深人静，才觉得巨变已生肘腋。他与文惺女士披衣而起，方步出室门，汪氏亦已闻声而出。低声问文杰：“什么事？”文杰含糊地说：“没有什么。”就急急把汪氏推回室内。于是汪氏夫妇与文惺就于黑暗中坐在门旁靠壁的地上。迨汪氏闻到对室仲鸣夫妇所发出沉重的呻吟声，几次想冲门而出，都为文惺女士力持不放。如汪氏出室，当然也必遭毒手，又如凶徒们知道汪氏所居即在对房，则只须一回身，汪氏夫妇也势必为仲鸣夫妇之续。而仲鸣夫妇受伤的倒地声，凶徒们却以为已把汪氏一击而中，就仓皇下楼而去。

何文杰是最幸运的一个，当他把汪氏推回卧室时，他还不知受伤的是曾仲鸣夫妇，所以，假如他从汪氏室内出来，对着仲鸣的房间走去，又刚好与得手后的凶徒们遇个正着。而他无意中竟先折而向右，经过自己的卧室，再走到梯头向下俯视，看到中层有人伸手正在扭熄电灯，他发觉情形不对，急急退回。仍沿原路回至汪氏室中。前后经过了约三十分钟的时间，枪声停止，凶徒也料已远飏，文杰才敢去至仲鸣的卧室，推门而入，朱女公子在门后颤栗，而仲鸣夫妇都已倒在地上，伸手一摸，湿漉漉滑腻腻的鲜血竟流满了一地。在床头灯发出微弱的光线中，他看到自己的半个指头已经被鲜血所染红了。朱女公子下半身的裙裤，也溅满了血渍，放在前面的竟是那样一片惨怖的景象！

没有人确实知道进入室内的凶徒究有多少？在行凶的时候，因为汪宅以内，全部都是赤手空拳，连一枝自卫的枪也没有，所以他们乃如入无人之境，可以为所欲为。在中下层各个寝室的门口、楼梯口、窗口，以至屋外的四周，且都有人驻守监视，直掩护至他们全部离去，汪氏的秘书汪屺，才在二楼窗口向街外狂呼：“救命！救命！”因为朱女公子谙法语，由何文杰陪着下楼用电话报警。事后知道，那时凶徒们还公然留在后园以侦察室内的动静，直听到朱女士在电话中呼援的声音，他们相信目的已达，始从容再逾垣而逸。

受伤的五人中，陈国琦伤在腿部，自己已把手帕裹好了伤处。随从戴芸生、陈国星、厨子何就都伤势不重，初步加以包扎以免流出过多的血液，就留宅疗养。救护车开到汪宅，只把伤势最重的曾仲鸣夫妇送往军部医院救治。高朗街的汪宅，到此时河内当局才派警来保护，而来的又是几名当地的土著警察，抵达以后，方由法籍警官临时教授他们怎样装子弹与怎样开放的技术。连武器也不会使用的武装人员，则所谓保护，也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

一八八、曾仲鸣在河内医院不治

曾仲鸣夫妇在医院检查的结果，仲鸣腹部中弹累累，真成了百孔千疮。医生为他剖腹施行手术，竟割去了尺余长的一段肠子。又因失血过多，需要输血。在南京时因日机不断轰炸关系，为防万一，全家都曾验血，何文杰与曾仲鸣血型相同，因此就由文杰输血。此时医生即表示伤势过重，已经绝望。至仲鸣夫人方君璧女士，臀部与腿部两弹，尚无大碍。胸部一枪，中弹处在右肺尖，可说间不容发，如再略向下移，就可能会当场毕命。又幸而她体气素健，以后经多时的治疗，不至与曾仲鸣成为同命鸳鸯，总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因为河内的军医院，不但设备简陋，医生的医术也太欠高明，且缺乏疗治枪伤的经验。当医生为曾仲鸣输血时，由于器具的不良，文杰的血液，不能直接输入仲鸣的体内，竟滴滴流在地上，仲鸣看到那样情形，还皱着眉头对文杰说：“浪费了你那样多的宝贵血液，真是太可惜了！”曾夫人方君璧女子，经动过手术，送回病房，汪文惺女士忽然发现她背上还露出一个大创口，血水仍在不断外流，原来竟然是医生遗漏了不曾为她包裹。

当天的下午二时，汪氏听到曾仲鸣伤势绝望的报告，他坚决要亲往医院探视。但是河内对他，仍然危机四伏，凶徒们显得有着有力的背景，在街上还可以随时袭击。故当汽车由高朗街驶往医院时，何文杰汪文惺夫妇与陈国琦三人坐在车厢中，而汪氏则潜身蜷伏在他们前面的足畔，上面并用衣服覆盖，希望人们不疑有汪氏在内。汪氏抵达医院时，离仲鸣的死，也已不足两小时的时间。

汪氏探望的一幕，辛酸得引人泪下。仲鸣自己当然知道已回生无望，而神志偏偏又仍极清醒。汪氏面对着这个垂危之人，他从幼年起一直追随在他的左右，是革命志士的遗族，也已视同是他自己的骨肉，是他最忠实的同志，更是他多年来的左右手。今天，为他牺牲了，眼看命在呼吸，而两人为了不顾伤对方的心，彼此还装着笑容在相互慰藉。事实上两人什么话也没有说，汪氏噙着满眶的热泪，无限悲伤地望了几眼之后，终不得不离之而去。

仲鸣平时经不起一些伤痛，而受此致命的巨创，反而显得异常的镇静与坚强。他忽然想到汪氏的经济向来由他经管，存入银行的现金，支票也向来由他签字，他如一旦身死，可以使汪氏立即陷于窘境，他坚决要求让他签好一张空白支票，以防万一。人们也只好把他从病榻上扶了起来，他以颤抖的手，用尽了最后的力气，终于在支票上签完了字。第一张签得却完全走了样，他咬了一下牙关，创痛使他不能忍受，额角上已沁满了汗珠，总算把第二张支票又以最后的力气签好了，他又颓然地倒了下去，不住地喘息。

汪氏离开医院后不久，仲鸣的病况逐渐恶化，医生断定已危在旦夕。本来仲鸣夫妇同处在一室，深恐在临命之前，给两人以太大之刺激，故医院方面决定将方君璧移至隔室。在曾夫人迁离的刹那，两人心里明知道已是诀别的一刻，为了都不愿引起对方的悲恸，还在用微笑与温语互相安慰。仲鸣至弥留的时候，他以微弱而断续的声音，说出最后几句话：“国事有汪先生，家事有我妻，我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了。”延至下午四时，终于一瞑不视。因仲鸣之死，乃激成汪政权之出现！反过来也可以说，曾仲鸣之死，实为汪政权牺牲的第一人。

这一幕河内的刺汪事件，也可以说是离奇的、微妙的、令人难以索解的。为什么凶徒会直抵曾仲鸣夫妇的卧室？一般人认为那是由于这一间在全宅中布置得最为整齐之故。汪氏抵河内以后，其长女公子文惺女士方与何文杰在河内成婚，汪夫人特别为洞房购置了一套新家具，而何文杰夫妇却以之让给了仲鸣。汪氏夫妇的一间，却反而简陋得有如下人的卧室。暴徒们在对窗一直在侦察，自然误以为最整齐的一间，定是汪氏的卧室了。

其次，仲鸣卧室的窗外是一片园地，隔园对面一所房屋，相信是早为暴徒们所租赁。因为这卧室内有一张圆桌，汪氏于日间就经常与周佛海、高宗武、陶希圣等在那里谈话，暴徒们用望远镜窥视，目击到一切，于是更可能相信这是汪氏所居。当汪氏等迁入后不久，有一天忽有一个自称是装修工人，要求往各室覆查，经何文杰拒绝后，仅许其进入他自己的卧室。事后想到这人一定也是暴徒们的同伙，在下手前来作最后实地的侦察。照这样说：行刺时的误入曾室，应该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中间就有着太多的疑点，所有当时进入屋内行刺的暴徒，手上带有手套，足上穿上软底橡胶鞋，腰间束上无数的子弹（一般相信这是通过重庆方面驻河内的领事馆而取得，当时的领事是一个姓许的人，台湾方面传出的消息，实际指挥行刺的则是郑介民率领了王鲁翘做的），从他们这种情形来看，显得这一项行动有预谋、有计划、而且有有力的背景，如此从容准备，又何至那样不经调查清楚，就冒冒失失地行事之理？

据事后被捕凶手的透露，他们本来准备要把室内的人全数击毙，因为误以同伴所放的枪声，是汪宅侍卫人员的回击，所以未及完成全部任务，就仓皇退走了。假如这是真实的话，那政治为什么竟残忍到那样的地步！而疑点也就在这里，暴徒们进入时在底层放了几枪，打伤三个随从。到中层时又放一枪，打中了陈国琦，到顶层一排枪打到了曾仲鸣夫妇，枪都是按步就班地为他们自己放的，又何至会出于误听？又何至于为此而惊逃？已经逃出了，为什么还在后园中逗留着窃听电话？他们真要赶尽杀绝的话，他们尽可从容下手。因此有人说：这事所以会以曾仲鸣为目标，就有三个可能：最宽厚的说法，随便杀一个人，意在向汪氏警告。第二个说法，是明知汪氏的性格易于冲动，而又明知汪氏对曾仲鸣的感情，杀之，所以激起汪氏之愤怒，迫之从言论而采取行动。第三个说法就有点不经了，那是说，某方面片面地要把双簧表演得更逼真，使各方面相信汪蒋真是对立的；也或者说，起初是约定唱双簧的，而最后却变成了骗局。尽管现在计划者、行凶者尚多健在，又谁肯出而自承？这事，也只有成为千古的疑案了！

刺汪案发生后，河内当局立即缉凶，虽然主要份子于“行动”以后，立即远飏，终于有袁伯勋、孙亚东、杨卫河三人落网。河内法庭对侦查工作，迟至六个月之久，始告完毕。于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九月二十五日提起公诉。凶手在庭上经法官的严诘之下，俯首无言，承认了一切。原告律师瑟恩当庭指出“凶手行凶的动机，并不在政治思想之不同，而实在系被金钱所收买。三凶手虽自认是做小生意的人，但从他们的行动和行凶的手段来看，足证他们的所谓生意，实在是特务的生意，他们被人所收买，得到枪械供给，假借爱国名义，实行刺杀毫无抵抗的人”云云。最后由高等检察官陈述意见，大致说：“一个领袖的政见，是非不在一时，谁敢说将来历史上将作如何的判定。你们真能了解汪氏的主张吗？你们更有何权力可以任意胡为？此种手段残酷之行为，应予判处死刑或永远监禁。”而结果陪审员虽认定罪证属实，法官则竟以误杀罪判三凶手各入苦工监七年。如此巨案，就这样的轻轻了结了。

汪氏对曾仲鸣之卒于因伤不起，以身代殉，无限悲愤，无限哀伤，曾亲为其撰行状云：

曾仲鸣先生行状 汪兆铭

呜呼！余诚不意今日乃执笔为仲鸣作行状也！当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余在南京中央党部为凶徒所狙击，坐血泊中，君来视余，戚甚，余以语慰之，此状今犹在目前，乃今则君卧血泊中，而以语慰我也。余当日虽濒于死，而卒不死，乃今则君竟一瞑弗视也。国事至此，死者已矣，生者当以死继之，其有济于国与否，未可知也！即幸而济，茫茫后死之感，何时已乎！

君以中华民国纪元前十六年岁次丙申二月二十八日，生于福建之闽县。幼孤，母氏至贤。君于诸兄弟姊妹中，年最少。姊氏醒，适方氏，少孤，携孤子贤俶与夫之女弟君瑛，及夫弟声涛声洞同留学于日本，先后加入中国同盟会，从孙先生致力革命。庚戌之岁，尝与君瑛暨黎仲实、俞云纪、黄复生、陈璧君及兆铭谋刺清摄政王，事败，复生兆铭被执，复与君瑛等，参加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役，云纪声洞战死。元年，与君瑛璧君等得官费留学于法国，各携其弟妹偕行，节三四人之所得，以资六七人之用。

君于此时，年十五。君瑛之妹君璧，则少于君二岁，自幼时，备闻姊氏之教，知以身许国之义。既入蒙达尔智中学，锐意力学，孜孜矻矻，又自以年幼，去国远，每学校休假，则移游息之晷，以补习国学，兼程并进，学识日懋，而习于勤俭，志节坚定，他日为国服务，廉节之操，亦于此养成焉。

元年以来，国事靡定，兆铭仆仆奔走，留学之愿，有志未逮。君则沉潜专一，中学毕业，更入大学，初治化学，兼治文学，先后在法国波铎大学获化学士，在里昂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名实斐然。复在里昂中法大学任秘书长之职，于华法教育，多所尽力，且留心国内政闻，其政治主张，亦确定于此时也。君与君璧幼同学，志趣相得，既成夫妇，伉俪尤笃。君璧致力绘事，有声于中外。十四年相将归国，皆任教授于广州中山大学。迨七月一日国民政府成立，君被任为秘书，是为君尽瘁国事之始。自是以后，数年之间，中国之进步与纷乱，更迭起伏，君与兆铭，相从患难，识定而气闲，然备尝险阻，习知情伪，其恢弘之度，遂与日俱进。

二十年十二月，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君被举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任行政院秘书长，旋调铁道部次长。其时东北已丧，淞沪又被兵，举国岌岌，以救亡图存为务，而共产党则乘机益猖獗于江西，谋颠覆中华民国。中央于是决策，对内务根据三民主义，以完成中华民国之建设。其尤要者，充实民力，发展国力，以裕民生，以固国防，凡有障碍，悉扫除之。对外则务以和平正义，求得国际之同情与援助，且期待日本之最后觉悟。凡此决策，盖深维本末之义，而确定救亡图存之方针与步骤。大计既定，颁之全国，一致进行。军事委员长蒋中正，督师南昌，当剿匪之任，其他行政诸机构，亦皆同心协力，谋国是之实现。

君在铁道部，佐部长顾孟余改进路政，虽库帑奇絀，债务积累，而运筹作策，不遗余力。先后举办京浦轮渡，延长陇海铁道，复完成粤汉铁道，此为前清末造以来，举国所跂望而迄未能竣事者，至是始得由广州直达武汉，与平汉铁路相衔接，于国防民生，贡献甚巨。二十四年十一月，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复被举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旋辞铁道部次长职。于翌年二月，偕兆铭出国，及十二月闻西安事变，遂归。

二十六年二月，就任中央政治委员会副秘书长。八月，中央政治委员会以抗战军兴，特设国防最高会议，以君为秘书主任。其时中央决策，悉全国之力从事抗战，而于和平斡旋，仍并行不悖。当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既发，中央仍宣言愿采取一切国际调停和解诸手段，以息战争。当八月十三日以后，战事蔓延淞沪，而九国公约国开会议于比京，提议调停，中央仍予接受。及十二月初，南京垂陷，德国大使奉其国政府之命，传达日本和平条件，中央承诺以为和平谈判之基础。二十七年九月，国联开会，中央复训令代表，要求适用盟约第十七条，亦为以和平方法解决纠纷。凡此事实，皆中外所昭见，而隐微曲折，君以参与机要，知之尤深且切。

夫和战大计，为国家生死安危所关，不得不战则战，可和则和，此为谋国之常规。况中国自抗战以来，全国被兵，失地延及九省，将士死伤百余万，人民肝脑涂地，其数不止倍蓰。如和平条件无害于国家生存独立，则结束战事，以图补救，尤忠于谋国者所宜出。惟共产党人心目中无祖国，其始欲藉淞沪战事，牵制国军，俾得以盘踞江西。及频年被剿，由东南窜西北，穷蹙垂尽，则又藉西安事变，托名抗战，转移视听。抗战既起，乘举国存亡呼吸之际，益扩张其政治组织及军队，以终遂其颠覆中华民国之谋。知和议若成，必不利于所图，乃悉力破坏之，辗转勾引，所以挑拨离间煽动中伤者无不至。兆铭既痛国是之被挠动，又怵于国家大计为宵人所挟持，将不免于覆亡，数数言于国防最高会议。十二月九日，军事委员长蒋中正至重庆，复激切言之，卒不纳，遂于十八日去重庆，十九日至河内，君偕行，二十九日以建议书公布于世。

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晨丑时，天未明，凶徒数人，持械突入寓所，发弹数十，伤五人，君伤最重，是日申时卒。夫人君璧以奋身救君，亦中三弹，余三人伤，轻重不等，凶手被捕者三人。越日，法文各报皆以大字标明蓝衣社所为，且据凶手供称，谋杀目的实在兆铭云云。

君生平文学著述甚多，而于政治则重实行，少言论，且以处机要之地，益以慎密为务，然亦正由于其处机要之地，于中央决策之经过及其蹉跎变幻之所以然，了然于中。忧国之心既深，及其未亡，而思有以救之，积诚已久，一旦决然行其心之所安，凡悠悠之毁誉，及其一身之死生祸福，固所不计也。呜呼！是可谓仁且勇矣！

君自受伤至逝世，神志清明，语亲友曰：“国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无不放心者”！夫人君璧，身受三伤，目睹君之临命，茹痛言曰：“在此时代，抗战可死，致力和平亦可死，吾人要当以一己之死，换取国家民族之生存。”君卒时，三子均幼。方曾两家，自前清末造，参加革命，至于今日，或身死国事，或尽瘁未已。兆铭往还既密，以公义兼私交，于君之死，为国家痛，为两家痛。仓猝记述，未足以尽君之生平，仅举其志事之大者，告之同志，俾知所继述云尔。（二十八年四月六日）

一八九、汪氏亲撰“举一个例”全文

河内谋刺汪精卫一幕，无论如何这是一件政治性的暗杀事件，应该毫无疑义。事后汪系的香港“南华日报”，当时曾把这案的蛛丝马迹，还提出了六点线索：“……据我们所知道的：一、重庆方面为着要刺死汪先生，特别开一条由昆明到河内的航空线。一方面便利运来行凶的人与凶器；一方面便利行事之后，人和物都从飞机上运走。二、他们利用外交官为掩护，拿出红色派司，凶器就可以自由运入河内。三、凶手中有一部份由香港蓝衣社机关派出，这个机关是西南运输公司的一科。四、当日河内警察所获枪械，并非法国出品，安南境内一向没有这种枪械。五、事件发生的前几天，凶徒们以高价向一外国人转租在汪宅对面的洋房一所，为便利行凶之用。六、凶案发生之后，河内法文日报大字登载，指为系由蓝衣社所为。……”上面的这些指证，“南华日报”以立场关系，还可说未必全有其事，但这样大规模的行动，所说也不至会全无根据。

刺汪案发生之日，因为汪氏已准备赴欧，所有他左右较为重要的人士，都已先后来港。迨凶案的消息传到香港后，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何炳贤等都聚集在九龙太子道的周佛海住宅，集议此事。这一批人，除了在文字上的抗议以外，还会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当时他们认为不论主战或者主和，都是为了国家的存亡，应该不是为了私人的利害。汪氏提供意见，是希望由政府谈和，而不是由汪氏自己去主和，即使政府不以为然，对一个陈述国是主张的人，中央既已有了严厉的处分，何至更出此卑劣的手段？在座最表愤慨者却为陶希圣，他自告奋勇地愿意动笔起草抗议，当人们还在纷纷议论之际，他就坐在沙发椅上，俯身矮几，振笔疾书，为“南华日报”写就了一篇社论，题为“为河内暴乱事件质疑重庆之执政者”。

我手里尚存有此当年的全文，但因为写时陶希圣正为一时之意气所激荡，字里行间显得颇为率直。文中一面为汪氏作辩护，而汪氏的庐墓早毁，尸骨成灰，盖棺几成定论，是非谁能管得？因此我不想再提了；而另一面对当局不无诋毁，而陶氏今日亦且变为台湾党国之柱石，我更不欲再提至有妨他的前程了。兹仅节录其中的一节，可概见当时陶氏是怎样对汪氏的忠勇悲愤：

“夫中华民国为生存独立，不得不战，战争归于挫折，则战争终于和议。故为政者在此时期，不可不支持战争，亦不可不准备和议。从表面言之，战和固不相容；而里面言之，不得不战而战，战，乃所以为国家；不能再战而和，和，乃有裨于民族。故在无可再战之今日，主和无罪！纵令认定汪先生与现政府为国民党之两派，两派之政见不同，可决民意；两派之方略不同，可决于枢府，何必诉之于暴力？以摧毁此无机心无防备之在野领袖？汪先生出国以后，只发表其素日一贯之主张。且发表艳电以后，更无相继而起之言行。……”

从这一节中，还可以证明汪氏的出国，初意亦仅以发表主张为止，并没有艳电以后“相继而起之言行”。事实上则经此巨变，使汪氏于愤怒与哀悼中已在筹维他今后的行止了。高朗街二十七号的住宅，河内警务当局作贼出关门之计，把后园原来高人及胸的短垣与竹篱都砌高了，室内的窗户，均加装了铁栅。汪氏以危机四伏，只好整日蛰居室内，不再能往河畔小步，也不再能去茶室遣愁，绕室彷徨，寝食均废，终于在凶案发生后的六日，即三月二十七日，一面遣送他的爱婿何文杰赴港，为了曾仲鸣的惨死，向其胞姊曾醒慰唁，并改变原意，作出了赴沪自任折冲与敌周旋的决定。所以要何文杰由港随同曾三姑赴沪，先为住所作安全上的布置。

汪氏除了艳电上已说者外，更进一步亲自从文重申他的主张，与阐述他的意见，他写了一篇“举一个例”。当他在高朗街住宅起草此文时，还俯瞰到路上的电杆木旁仍然有人在徘徊，还不断仰起头向楼中窥察，他为万一之备，招了他的女公子文惺亲把写字台移往墙边，始得安心写作。

这一篇四千余字的“举一个例”，虽然冗长了一些，文中虽也仅是他个人主观的意见，但可以反映出他那时的心境与抗战前后的环境。以后汪政府的成立，也无不基此一念而兴。为了保存这一份有关汪政权最重要的文献，故将全文重为刊出。原稿中发现有若干笔误之处，以汪氏的学养，更显出他草拟时心境的烦乱。汪氏原稿，本由曾仲鸣夫人方君璧女士保存，兹承由美寄阅，附此志谢。

举一个例

曾仲鸣先生弥留的时候，有郑重而简单的两句话：“国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我没有什么不放心的”。曾先生对于国事的主张，与我相同，因为主张相同，所以此次不免于死。曾先生之死，为国而死，为对于国事的主张而死。他临死的时候，因为对于国事尚有主张相同的我在，引为放心。我一息尚存，为着安慰我临死的朋友；为着安慰我所念念不忘他、他所念念不忘我的朋友，我已经应该更尽其最大的努力，以期主张的实现，何况这主张的实现，是国家民族生存所系。

我因发表艳电被目为主和，主和是我对于国事的主张了。这是我一人的主张吗？不是？是最高机关经过讨论而共同决定的主张。这话有证据没有呢？证据何止千百，今且举一个例吧！

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议

时间：二十六年十二月六日上午九时

地址：汉口中央银行

出席：于右任、居正、孔祥熙、何应钦

列席：陈果夫、陈布雷、徐堪、徐谟、翁文灏、邵力子、陈立夫、董显光

主席：汪副主席

秘书长：张群

秘书主任：曾仲鸣

徐次长（谟）报告：“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于上月二十八号，接得德国政府训令，来见孔院长（祥熙），二十九号上午又见王部长（宠惠），据称：‘彼奉政府训令云：德国驻日大使在东京曾与日本陆军外务两大臣谈话，探询日本是否想结束现在局势，并问日本政府欲结束现在局势，是在何种条件之下，方能结束。日本政府遂提出条件数项，嘱德国转达中国当局。其条件为：

（一）内蒙自治；

（二）华北不驻兵区域须扩大，但华北行政权仍全部属于中央，惟希望将来勿派仇日之人物为华北最高首领。现在能结束便如此做法，若将来华北有新政权之成立，应任其存在，但截至今日止，日方尚无在华北设立政权之意。至于目前正在谈判中之矿产开发，仍继续办理；

（三）上海停战区域须扩大，至于如何扩大，日本未提及，但上海行政权仍旧；

（四）对于排日问题，此问题希望照去年张群部长与川樾所表示之态度做去。详细办法，系技术问题；

（五）防共问题，日方希望对此问题有相当办法；

（六）关税改善问题；

（七）中国要尊重外人在中国之权利’云云。

“陶大使见孔院长王部长后，表示希望可以往见蒋委员长，遂即去电请示，蒋委员长立即请陶大使前往一谈。本人乃于三十日陪陶大使同往南京，在船中与陶大使私人谈话，陶大使谓：‘中国抵抗日本至今，已表示出抗战精神，如今已到结束的时机。欧战时，德国有好几次的机会可以讲和，但终自信自己力量，不肯讲和。直至凡尔赛条约签订的时候，任人提出条件，德国不能不接受。’陶大使又引希特勒意见，希望中国考虑。并谓：在彼看，日本之条件并不苛刻。十二月二日抵京，本人先见蒋委员长。蒋委员长对本人所述，加以考虑后，谓要与在京各级将领一商。下午四时又去，在座者已有顾墨三（祝同），白健生（崇禧），唐孟潇（生智），徐次辰（永昌）。蒋委员长叫本人报告德大使来京之任务，本人报告后，各人就问有否旁的条件，有否限制我国的军备。本人答称：据德大使所说，只是现在所提出的条件，并无其他别的附件，如能答应，便可停战。蒋委员长先问孟潇的意见，唐未即答。又问健生有何意见，白谓只是如此条件，那么为何打仗。本人答：陶大使所提者，只是此数项条件。蒋委员长又问：次辰有何意见？徐答：只是如此条件，可以答应。又问墨三，顾答可以答应。再问孟潇，唐亦称赞同各人意见。蒋委员长遂表示：‘（一）德之调停，不应拒绝’。并谓：‘如此尚不算是亡国条件。（二）华北政权要保存’。

下午五时，德大使见蒋委员长，本人在旁担任翻译。德大使对蒋委员长所说，与在汉口对孔院长王部长所说的相同。但加一句，谓现在不答应，战事再进行下去，将来之条件恐非如此。蒋委员长表示：（一）对日不敢相信，日本对条件、说话可以不算数，但对德是好友，德如此出力调停，因为相信德国及感谢德国调停之好意，可以将各项条件作为谈判之基础及范围。但尚有两点，须请陶大使报告德国政府：

（一）关于我国与日谈判中，德国要始终为调停者。就是说：德国须任调人到底。

（二）华北行政主权须维持到底。在此范围内，可以将条件作为谈判之基础，惟日本不可自视为战胜国，以为此条件乃是哀的美敦书。

德大使乃问可否加一句。蒋委员长说可以。德大使说：‘在谈判中，中国政府宜采取忍让态度。’蒋委员长谓：‘两方是一样的。’蒋委员长又谓：‘在战事如此紧急中，无法调停，进行谈判。希望德国向日本表示先行停战。’陶大使称：‘蒋委员长所提两点，可以代为转达。如德国愿居中调停，而日本亦愿意者，可由希特勒元首提出中日两方先行停战。’蒋委员长说：‘如日本自视为战胜国，并先作宣传，以为中国已承认各项条件，则不能再谈判下去。’在归途中，陶大使表示，为以此次之谈话，有希望。返京时，陶大使并对蒋委员长说：‘此项条件，并非哀的美敦书。’陶大使在船中，即去电东京及柏林，但至今尚未有回覆。此后发展如何，尚不可知。’”

此外还有证据没有呢？何止千百！但其性质尚未过去，为国家利害计，有严守秘密之必要。而德大使调停之事，则已成过去，故不妨举出来作一个例。于此，便会发生以下三个疑问：

第一、德大使当时所说，与近卫内阁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声明相比较，德大使所说可以为和平谈判之基础，何以近卫声明不可以为谈判之基础？

第二、当德大使奔走调停时，南京尚未陷落，已经认为和平谈判可以进行。何以当近卫声明时，南京、济南、徐州、开封、安庆、九江、广州、武汉，均已相继陷落，长沙则尚未陷落，而自己先已烧个精光，和平谈判，反不可以进行？

第三、当德大使奔走调停时，国防最高会议诸人，无论在南京或在武汉，主张均已相同。何以当近卫声明时，又会主张不同？甚至必将主张不同的人，加以诬蔑，诬蔑之不足，还要夺其生命，使之不能为国家效力。

对于以上三个疑问，我不欲答复。但对于和战大计，却不能不再为国民一言。

有人说道：“既已主战；则不应又主和”。此话不通！国家之目的，在于生存独立，和战不过是达此目的之手段。到不得不战时则战；到可以和时，则对和之可不可视其条件而定。条件而妨国家之生存独立，则不可和；条件而不妨及国家之生存独立，则可以和。“如此尚不算亡国条件”，言犹在耳，试问主和有何不可？有人说道：“中国因抗战而得到统一，如果主和，则统一之局，又归于分裂”，这话我绝对反对。从古到今，对国家负责任的人，只应该为攘外而安内；绝不应该为安内而攘外。对外战争是何等事？却以之为对内统一之手段？中国是求国家生存独立，而抗战不是求对内统一而抗战。以抗战为对内统一之手段，我绝对反对！何况今日之事，主和不妨害统一，而不主和也不会不分裂。

有人说：“如果主和，共产党立刻捣乱。”我以为共产党是以捣乱为天性的，主战也捣乱；主和也捣乱。共产党的捣乱，如果于主和时表面化，比现时操纵把持，挑拨离间的局面，只有较好，没有较坏。

有人说道：“国际并不盼望我们和。”我以为和与战是国家民族生存所系，应该由我们自己决定，立于主动的地位，运用外交以求国际形势有利于我，决不应该俛仰随人。何况现时除第三国际外，并没有其他国家反对我们和。

如上所述，已经明了。还有郑重声明的，甲午战败之后，有屈辱的讲和，庚子战败之后，有屈辱的讲和，这是说起来就难过的，我不愿这一次的讲和是如此。普法战争之后，法国有屈辱的讲和，直到大战，然后吐气。大战之后，德国有屈辱的讲和，直至今日而后吐气，这是说起来就得意的，我也不愿意这一次的讲和是如此。因为这样的循环报复，无有已时，决非长治久安之道。我所诚心诚意以求的，是东亚百年大计。我看透了，并且断定了中日两国明明白白战争则两伤；和平则共存。两国对于和平，只要相与努力，必能奠定东亚长治久安之局。不然，只有两败俱伤，同归于尽。这种看法，两国人都有怀疑的；然而也都有确信的，尤其二十个月的苦战，日本的消耗，不为不大；中国的牺牲，不为不重。两败俱伤，同归于尽的一条路；与共同生存共同发达的又一条路，明明白白摆在面前。两国有志之士，难道怵于一时之祸福毁誉而徘徊瞻顾，不敢毅然有所取舍吗？我希望大家本着独立不屈不挠的精神干去！和平建国之第一做牺牲者——曾仲鸣先生，已将自己的血，照耀着我们这共同生存共同发达之大路而前进！

末了，我还有几句话：当二月中旬，重庆曾派中央委员某君，来给我护照，俾我出国。我托他转致几句话。其一，我不离重庆，艳电不能发出，然当此危难之时，离重庆已经很痛心的了，何况离国！我所以愿意离国，只是表明要主张得蒙采纳，个人不成问题。其二，闻得国民政府正在努力促成国际调停，这是可以的。然而至少国际调停与直接交涉同时并行。如此，则我以在野之身，从旁协助，亦不为无补。其三，如果国民政府始终不下决心，任这局面僵下去，我虽离国，也会回来。以上几句话，定然是构成三月二十一日事变之原因。所可惜者，曾仲鸣先生比我年青，即赍志以殉，先我而死。

我这篇文字发表之后，国人能留心看看我这篇文字，明了我的主张，是中国生存独立之要道。同时，也是世界与东亚长治久安之要道。我的主张虽暂时不能为重庆方面所采纳，总有一日为全国人民乃至中日两国人民所采纳，则我可以无憾。（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一九〇、汪为曾仲鸣之死激动了

在抗战期间，汪精卫之所以离渝赴越，发表艳电，主张和平，不能说全没有一些私人意气在内，而对大局的看法，他是怀着三种心理：国际形势与战事形势不利而外，更认为中共将藉抗战而坐大。他之毅然出走，在消极方面，欲以个人身分发表和战主张，不使人怀疑出于政府之授意；而在积极方面，以政府亦正在暗中努力促成国际调停，希望以在野之身，得从旁协助。他留在河内时期，已经取到了出国的护照与旅费，而最后的突然变卦，卒于赴沪筹组政权。是当年曾经与汪氏接触过的人，谁都会肯定其最直接的主因，是由于河内高朗街的一击所促成。他既痛心曾仲鸣之以身代殉，且茫茫天涯，今后无时无地，也无不有被杀之危。

本来，以一个堂堂政府而出之以暗杀的手段，总是号称法治国家的一个污点。汪氏，在中央党部遇刺之旧创未痊，而异国客寓中的枪声又起，所以他于惊魂初定，即愤慨地说：“必将主张不同的人，加以诬蔑，诬蔑之不足，还要夺其生命！”由于这一时的冲动，于是决心而自建政权。他在河内亲自起草的那篇“举一个例”的文字中立即宣布了这一项决意。里面有两句最明显的话：“我希望大家本着独立不屈不挠的精神干去！和平建国第一牺牲者曾仲鸣先生……”“和平建国”，汪政权的基本政策，乃首次出现于汪氏的笔下。

因曾仲鸣之死而使汪氏无限痛心、无限悲愤，终于不惜自建政权。有人怀疑这仅是汪氏“附敌”的一种借口，甚至有人加以穿凿附会，坊间且有“汪精卫恋爱史”的出版。是一个人而有男女间的爱恋，正是人类的常情。中外古今所谓大人物之流，远之如项羽之有虞姬，拿破仑之有约瑟芬夫人，近代则不管是混世魔王的希特勒，或者称为“革命导师”的史大林，在我国如中山先生之有宋庆龄，蒋介石之有宋美龄，毛泽东之有蓝苹，人孰无情，谁能遣此？而风流行径，也许正是志士情怀。故汪氏而如有恋爱史，正不必为讳，更不必为辩。然而汪氏一生，若说有恋爱史的话，则与陈璧君自同志，而恋人，而夫妇，白首相偕，此情不渝。若摭拾汪氏“双照楼诗稿”中之一二语，遽推断为别有隐情，则汪氏对胡汉民诗且有“却怜二人血，不作一时流”之句，别有用心者，岂非更可任意作曲解耶？

我以这一段过去的革命历史事实，作为我所写《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的补遗之一，不仅在正社会视听之误，亦以见汪氏对生死同志方曾两家间历年深厚之交谊，与汪氏何以对曾仲鸣之死，如此其激动之故。至此篇资料，系得自曾仲鸣夫人方君璧女士之由美来鸿，正是历数家珍，自应不同于一般的道听途说之谈。

在清末革命时期中，汪氏与朱执信为亲戚而兼同志而外，与曾醒（就是以后人们称她为曾三姑的）、方君瑛、黎仲实、陈璧君这几个人意气相投，相约共同献身革命。人称方七姑的方君瑛，也就是有人所写《汪精卫恋爱史》中被指为女主角的，于光绪十年（一八八四）生于福州，当她十几岁的时候，她的伯父出仕浙江，于是举家迁往。方家不但开风气之先，而且颇有家国之思，以仕宦之家，独不使子弟从科举中求“进取”，竟先后遣赴日本留学。君瑛的堂姊君笄及她的两个胞弟声涛（行六）、声洞（行七）此时都已先后东渡。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君瑛二十一岁，也得到了家长的允准，赴日留学。

那时在日本的中国女留学生，可说绝无仅有，方君瑛是第一个进入日本东京女子师范学校的人。她在离国前，本已由父母之命与王简堂订了婚，而这丈人峰对此未来的东床快婿，既寄以厚望，也许他也发觉到膝前弱息，并不怎样满意于这项婚约，所以一并遣之赴日，原意或可使两人有较多接触的机会，以增进双方的感情。一九〇六年方声涛回到福州娶亲，以后又带了妻子偕同赴日。方声涛是在日本士官学校学陆军的，那时在日本留学的青年，都痛心于清廷腐败，绝大部分都抱有以身许国的宏愿，方君瑛、声涛姊弟，尤其慷慨有大志，先后都已参加了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同盟会。

曾仲鸣的胞姊曾醒，一般误以为是方声洞的夫人，其实他是方声濂（行四）的妻子。她生于一八八二年，十八岁时嫁给声濂，生了一个儿子，讵新婚方及三年，声濂在上海读书时，遽尔患病身故。曾醒在福州守节抚孤，渡着悲苦凄凉的日子。但她与方君瑛虽份属姑嫂，而情同姊妹。君瑛头脑开通，她以为夫亡女人总不应当那样地白白牺牲了一辈子。出来做一些事，既有利于国家，也可藉此稍杀其身世之痛，因此君瑛向堂上尽力进言，让这位年青寡嫂，也同赴日本留学，君瑛并愿将自己的官费，分一半给曾醒，不使家庭加重负担。终于在一九〇七年曾醒也带了儿子贤俶赴日，不久她也毅然参加了当时唯一革命团体的同盟会。

以后成为黄花岗烈士的方声洞，在方家这一群骨肉中是幼弟，而他又是学医的，君瑛以为她们都已将生命奉献于革命大业，既抱必死之志，照从前的礼法，对堂上不能无晨昏定省之人，对祖先更不能无一脉相延续，幼弟可不必冒万险以同归于尽，俟其将来学成归国，鲤庭侍奉，代尽子职。所以诸兄姊都劝他不要参加同盟会。而他于一九〇八年夏回国与王氏夫人结缡后（方夫人迄今仍留在大陆，这烈士遗孀，最近消息不明），再至日本，竟瞒着家人，也偷偷地毅然加入了。

汪精卫与陈璧君两人的一段结合经过，除已详前述而外，兹据曾夫人方君璧女士函中透露，有些为外间所未知者。原来陈璧君从星洲追随汪氏赴日，其时在前清光绪三十四年戊申，中山先生以其年青有志，毁家纾难，对之另眼相看，故特嘱方君瑛与曾醒予以照顾。君瑛其时加入同盟会已久，并且担任了党内的重要职务“暗杀部部长”。她为人正直热诚，而又刚毅沉着，因此中山先生以及胡汉民、朱执信诸氏，靡不深加器重。陈璧君因初抵日本，年龄又比君瑛小七岁，对君瑛极为敬佩。曾醒则赋性忠厚，平时沉默寡言，璧君对之也异常亲爱。

最初君瑛、曾醒姑嫂与璧君住在一起，以后为彼此商量党事便利之故，另赁了一栋较大的房屋，汪精卫、黎仲实也迁住到那里。当汪氏决心潜赴北京行刺摄政王载沣，以为振奋天下人心之举时，这五人实同预其谋，运送的炸药，也是五人合力为之。当时系将行刺用的炸药实于一件棉背心中，且由曾醒亲加缝制，而由黎仲实穿之以赴北京。据黎仲实事后告人，那件背心异常沉重，炸药压着心口，一路上感到十分难受。

当汪氏于宣统元年十一月启程之时，本抱着有去无回之志，讵陈璧君坚决要求同去，以为共死之计。汪氏本已由家中为他与刘氏女订定了婚约，后因汪氏参加革命，在专制时代，谋叛为大逆不道，可以株连全家，他的长兄兆镛（字伯序，又号憬吾，光绪己丑举人，曾官湖南知县），深恐贻累家人，故宣布将汪氏出族，并向刘宅通知退婚，而刘女士却坚持反对，不予同意（汪氏与陈璧君婚后，刘女士矢志不嫁，现仍在香港一尼庵中茹素礼佛）。婚约虽退，而汪氏对此却认为良心上应当负责，始终备感不安。

事实上，陈璧君蚤岁也与梁宇皋氏（梁氏于马来亚独立后出任司法行政部长，方于一九六三年春老病逝世）有婚约，与汪氏邂逅后，得梁氏同意而告解除，故自两人自相识而成为同志，虽情爱日笃，各以礼自持，始终未敢存白头之愿。直至此时相偕同赴燕京，只要行刺事件一旦实行，势将同归于尽。汪氏认为对此深情厚爱而又同生共死之人，不能不于临死之前有所表示，而陈璧君亦望早定名分，胥可以告慰老母，因此于宣统二年庚戌二月既望，即预定行刺载沣之前两日，毅然定情，先为名义上的结婚（以前我所写陈璧君以终身相托，是在汪氏入狱之后，自出传闻之误）。

而汪氏行刺之谋，事前先被发觉，汪氏与黄复生先后被逮，而陈璧君则以不住于用为掩护的“肖真”照相馆，得邀幸免。翌年九月初六日汪氏被赦出狱，有情人乃得终成眷属。他们的正式宣布结婚，则已在民国元年的三月底，许多革命志士都赴广州公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汪陈也于此时大宴宾朋，而由胡汉民担任主婚人。那天的婚筵自是十分热闹，而婚礼则十分简单，且未举行什么仪式。

关于国民革命史上最壮烈的广州起义一幕，七十二烈士同日成仁，据方君璧女士所知道的经过是这样的：宣统二年，方家都住在汉口，暗中推动革命，陈璧君在营救汪氏时，也曾去过那里，并且在方家还住过一个时期。到第二年的辛亥三月，他们陆续都去了香港，密谋在广州举义。直到此时，君瑛才知道方声洞烈士也参加了同盟会，且已担任过像运送军火等一类的危险工作。君瑛还是劝他归侍老父，以尽人子的责任，而方声洞烈士却慷慨地说：“你们都踊跃愿为国赴死，我又何忍独生？鞑虏未除，更何以家为！”君瑛见其志不可移，也就不再坚阻。广州义举，本定在四月初一日，几乎所有留日的青年，尤其是同盟会的会员，全数参加。那时方声洞烈士的胞兄声涛也已学成归国，潜伏在满清军队中准备随时响应，他那时正率队驻在广西。

在广州起义的志士们，是先到香港，再分批赴粤的，由黄兴任领队。曾醒、方君瑛、陈璧君、李佩书等几个女同志，因为要等待掩护胡汉民等若干重要同志，决定到最后一天再进广州。一时有那么多神情举止与当地土著完全不同的外国留学青年齐集广州，他们大部分又是外省籍的人士，而又早已剪去了垂于脑后的长辫，尽管有人装了假辫，仍然很容易被人觉察，风声多少也有些泄漏了。满清的官吏觉得情势急迫，关起了城门，已在大举搜捕“乱党”，而各路响应的军队，因为约定的日期未到，尚未抵达。领导的黄克强有些焦虑了，与大家一商量，认为与其束手待毙，不如冒险一试，于是就在三月二十九日那一天，提前起义，围攻总督衙门，结果卒写成革命史上轰轰烈烈的一页，也成为革命史上最壮烈的一幕。

方声洞烈士当时非但没有接受乃姊君瑛的劝告，而且还急急的先行赶赴广州，在临行之前，他与方君瑛、曾醒三人在香港还一同照了张照相，各人还写了一封长信给家人，作为最后的绝笔。他终于为了国家民族而成仁了！等到君瑛与曾醒到预定的日期赶去，广州的城门已经关闭，无法进入。虽邀幸免，但是眼睁睁的看着骨肉牺牲，行迟一步，以至未能同殉，使她们觉得遗憾终身。方声洞烈士殉国后，还有一妻两子，等他的夫人在日本闻耗回抵汉口，那年六月间又生了一个遗腹女公子。从此君瑛对守寡的弟媳与三个孤儿，负起了绝大的责任，也埋下了她以后自杀的根源。

一九一、汪与方曾两家渊源深厚

汪精卫、陈璧君、黎仲实、方君瑛与曾醒这五个誓同生死的革命同志，终于因汪、陈、黎三人于宣统元年离日赴燕都谋刺摄政王载沣而如劳燕之分飞。当启程之前，彼此认为此生将无重见之望，相对郑重叮咛，形同诀别。不意汪氏等之误刺未成，被逮入狱，而清廷又以笼络人心，于宣统三年九月竟邀赦释。出狱之后，旋即赶赴上海，方君瑛、曾醒亦偕同方君璧由汉口赴沪相晤，此五人于死别之后，又复生聚，非但出诸意料之外，且有形同隔世之思，其欢慰自应不同于寻常，他们还共同摄了一张照相，留一难得之纪念。

那时方君璧犹在童年，也还是初次见到汪黎两氏，在她幼稚的心灵中，所留下的印象是：黎氏短小精悍，谦逊而随和，什么人都对他有亲切之感。汪氏则温文儒雅，寓和蔼于严谨，平时衣冠整洁，一言一动，拘守礼节，即有时讲笑话，也决无逾份之处，但他自有一股慑人的威严，在他面前，谁也无形中觉得会有一些拘束。方君璧叫黎仲实为二哥，称汪精卫为四哥。但汪黎二人，对方君瑛与曾醒却都极敬重，遇有较为重要的事，也一定提出来共同就商。他们在上海盘桓了一两个月：除上述诸人外，陈璧君的母亲卫月朗也来了住在一起。这时期汪氏等还是十分忙碌，每天去谈话，去开会的人来来往往，户限为穿。民国元年的初春，汪氏等转赴广州公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并与陈璧君宣布结婚。方君瑛带了她的妹妹君璧，曾醒也带了她的幼弟仲鸣一起从福州赶往广州，作了一次欢聚。

由家长作主与方君瑛订婚的那位王简堂，有婚约前两人固未尝觌面，即在他东渡以后，彼此的相见，也仅于偶然机会中的不期而遇。过去未婚夫妇，不论思想怎样开通，男方自会有着一份矜持，而女方也总有着一份腼腆，为了避嫌，虽同处一地，而两人形迹仍然是十分疏远。王简堂读书倒是不错，但满脑子都是“学而优则仕”那一套的陈腐思想。他对革命无认识，因此对方家的热心奔走，自更深致其不满，他曾经在方声涛声洞昆仲前予以指责，声涛等不免就把王简堂的话转告君瑛。她认为未来夫婿如此迂腐顽固，一旦结为夫妇，思想上既有着太大的距离，则婚后生活，预料也决难美满。那时在她的内心中早有了解约的决意，且存了以丫角终身之心。不过因为其时她既即将从东京女子师范学校毕业，而且又担任着革命的秘密任务，不愿因私事的张扬，而引起别人的注意，因此尚隐忍未发。

民国成立以后，她桑梓所在的福建省政府邀君瑛去出任教育厅长。她以为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做官，欲为同志作表率，因此力辞不就，只允担任福州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的职务，并请曾醒为监学（当时的监学，相等于现在的教务主任）。王简堂最初听到未婚妻的获任高官，自不期刮目相看，而对她的敝屣尊荣，却又深致惋惜，在对她有了新的认识与新的估价下，更急急提出了结婚的请求，而君瑛非但予以拒绝，且屡禀高堂，要求解约，她的尊翁也觉得匹妇的不可夺志，卒俯顺其意，乃正式提请退婚，但王简堂却有他一份旧时读书人可喜而又可憎的执拗，他坚不承认退婚，且以后亦且终身未娶。

汪氏与曾仲鸣的一段渊源，也由方家而来。仲鸣是曾醒的幼弟，当曾醒与方声濂结婚的时候，方君璧还不过一岁多的年纪。仲鸣大她两岁，也尚未满四岁，虽然那时就曾经见过，但彼此都在童年，过后早就淡忘。民国元年，仲鸣随曾醒等赴广州公祭七十二烈士，他已经十五之年，与方君璧两小重逢，而与汪氏却还是初次见面。陈璧君有一个妹妹叫纬君，比仲鸣小一岁，而比君璧大一岁，君瑛、君璧等都很欢喜她，见面时，方君瑛、陈璧君、曾醒等拉着她们的手说：“我们三个人相处多年，一向有着亲姊妹那样的情分，希望你们三人也同我们一样能永久相亲相爱。”这很平淡的一席话，却留给了她们以很深的印象。

君瑛、曾醒等重回福州之后，不久汪氏夫妇又同去探望，就一起住在曾家，前后十余天中，谈往事、游鼓山，备见欢洽。而陈璧君对方君璧却特别喜爱，君璧原来的名字叫君玉，而君瑛嫌“玉”字显得有些俗气。君字是曾家的排行，另一个字又必须从玉旁，请汪氏代为更易一字。汪氏当时笑着说：“七妹（他叫陈璧君做七妹，叫曾醒做三姊，而叫君瑛为七姊。君瑛本比汪氏小一岁，但汪氏为了表示敬意，就叫她做七姊）名璧君，那么巧，两家都是用‘君’字排行的，陈家的‘君’字排在下面，而你们方家的君字排在上面，她既然那么喜爱十一妹（君璧行十一），不如改叫君璧，不知七姊的意下如何？”当时方君瑛就欣然地同意了，方君玉从此也改名为方君璧了。此虽小事，可见汪方两家渊源之深，与情谊之笃。

在福州的时候，他们认为鞑虏既除，民国肇建，革命之目的已达，仔肩克卸，遂有离国赴法留学的动意。汪氏夫妇离开福州后，就到了马来亚庇能的岳家，以后与方君瑛等书函往还，泰半为了商量赴法之议。民国元年六月底，终于商定了赴法之行。君瑛、曾醒辞去了学校的职务，开始补习法文。到八月，一切摒挡就绪，先往庇能与汪氏夫妇会齐，他们一起住在汪氏岳家的一处海滨别墅中，前后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始买棹启程赴法。

这次同行一共是八位，汪氏夫妇而外，曾醒带了幼弟仲鸣，公子贤俶，君瑛带了君璧，璧君则带了她的幼弟陈昌祖。船抵法国的马赛，李石曾、张静江、褚民谊等往迎，在巴黎稍作观光之后，由于李石曾夫妇的建议，决定一起住到李氏卜居的一个小地方蒙达尔城。那里离巴黎不到三小时的火车行程，李石曾为他们另觅了一所房屋，同住在一起。那里有男女中学各一所，仲鸣、昌祖、贤俶在男中学寄宿，君璧在女中学寄宿，君瑛等四个人则在家请教师补习法文，不久也都去了学校上课。每星期的周末回家，由汪氏亲自教授国文，每次也总讲解几首诗词。他们几人的国学根柢，都得力于此时。汪氏左右学汪氏字迹的，有曾仲鸣、林柏生、陈春圃等多人，而以仲鸣写得最为神似。当仲鸣在河内被击殒命后，林柏生在沪曾为出一纪念专册，册中还影印了那时不少的国文课卷，汪氏每一篇都为批改详明，足见当年的督教，确曾用过一番苦心。仲鸣学的是化学，而以后多年中，喜与文士交游，生平著作，亦以中法两国的文学为多，这自然全出于汪氏诱导启迪之功了。故以汪氏与仲鸣的关系而论，渊源肇自革命同志，往来居处，几同家人骨肉，而芸窗课读，更有着师生之谊。

一九一三年的四月，汪氏的长公子孟晋在那里出生了，因为一切全出于君瑛的看护，汪氏乃为命名文婴，“婴”字的取义，就是为了与君瑛的“瑛”字同音。孟晋出生未及匝月，汪氏奉中山先生之召回国，不久，陈璧君、曾醒、李石曾夫人也相继东归，所有在法的孩子们，都由君瑛独力照管。到翌年的夏季，汪氏等又再到法国，连汪氏的岳母也同来了。而是年八月，战云突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们都废学避地到了法国西北部阆乡城的乡下。汪氏又继续为她们讲授中文与中国历史，连君瑛也跟着向汪氏学习诗词，君瑛的诗稿已散佚，只记得她有首念父之作的一句云：“苍天如海月如舟。”却大有汪氏笔下的神韵。

在阆乡两越月，为了孩子们的学业不容久辍，又南走至法国的一个大城都鲁司，很多学生都避难在那里，蔡元培全家也在。而汪夫人陈璧君此时又正身怀六甲，为了避难之故，仓皇奔逃，惊动胎气，孩子未及七个月就早产了，生下来时只重三磅，医生都以为生存的机会很少，而卒赖方君瑛、曾醒两人的负责照顾，竟得免于夭折，这就是汪氏的长女公子文惺，汪氏命名为惺之故，也与长公子同一意义，“惺”“醒”同音，用以志曾醒辛劳抚育之德也。

一九一五年的三四月左右，袁世凯有了篡国的帝制之谋，叛迹日露，汪氏等都兼程回国，那时文婴还不过两岁，而文惺也只三个多月，一切家务料理，却不得不落在仲鸣与君璧两个大孩子的身上，蔡元培夫人仍不时前去照顾，而蔡氏则又为两人教授中文。

孰料君瑛回国尚在途中，她的尊翁忽在上海病逝。迨回抵国门，接着她的庶母又去世了，临终把她的一个七岁大的小女儿君琦托孤给了君瑛。君瑛准备也把这幼妹带到法国，两家里人都反对她那样做，以孩子太小，在旅中将徒然成为累赘，而君瑛向重然诺，觉得既经应承于前，就不应有负死者于后。他们又于一九一五年的十二月再至法国，君瑛带了君琦，陈璧君带了她的两个妹妹纬君与顺贞，仲鸣的哥哥伯良也同去了。

本来他们几人中，方曾两家，以有功革命，故方君瑛、曾醒、曾仲鸣与方君璧，政府均给以官费留学，以四人所得的官费，紧缩一些，本可勉敷七人之用。那时她们已迁到了法国的波尔都，分赁两屋，汪陈两家住在一起，方曾两家另住在一处。一九一六年的六月，汪氏又以国事取道西伯利亚回国。到翌年夏，陈璧君携同弟妹子女至法国南部的比那莲山游玩，九月因汪氏决定留在国内，于是陈璧君也举家东归。临行时，她的妹妹纬君与谭仲逵结了婚，曾仲鸣与方君璧也订定了婚约。直至第一次大战告终，一九一九年的六月，汪氏又由上海经美国而至法国，出席凡尔赛和约会议，多年通家之好，小别之后又得晤聚。

一九二、方君瑛仰毒自戕的真因

在方曾两家留法的几年中，最后他们都进了波尔都大学，君瑛学数学，曾醒学哲学，仲鸣学化学。其实仲鸣的天性是接近文学的，无如他是福建省的官费留学生，那时官费生都规定必须学习自然科学，仲鸣乃不得不选了化学一门。民初政府财政困难，官费时常中断，而闽省尤为支绌，此时官费忽然宣告停止。一九二〇年秋，仲鸣因经济影响，一面赴巴黎学生会任职，一面仍继续攻读，君璧也由波尔都美术学校升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而方声洞夫人王颖女士把这位烈士的遗孤贤旭，又送到了法国，交君瑛教养。费少人多，更见捉襟见肘。为了省钱，一切家务，均由君瑛亲自操作，晚间仍赴校上课，弦诵常至夜午。一九二一年秋，她终于考得了数学硕士学位，这是中国女学生在法国获得如此荣衔的第一人。

那年，李石曾等在里昂创办了里昂中法大学，以吴稚晖任校长，褚民谊为副校长，而曾仲鸣则担任了秘书长的职务。一九二二年，方君璧由巴黎赴波尔都探视君瑛，已看到她心力交疲，形容憔悴。不久，又不幸为汽车撞伤头部，虽经医愈，但医生就认为将来或会影响神经。在一九二〇年左右，方声涛夫人郑萌女士，曾汇寄一笔款子存在君瑛处，准备她的公子贤卓将来留学之需。当时有两个在波尔都读书的青年学生林秋生与黄国治，他们都是福州人，因一时学费没有寄到，商请君瑛暂济缓急，说只要国内汇款一到，就立刻全数归还，君瑛慷爽有丈夫气，立允其请，谁知从此竟一去不归。君瑛以钱为寡嫂所寄存，责有攸归，徬徨不知所措。刚在这时候，汪氏驰书要她回国担任执信纪念学校校长，并请曾醒为监学，因她们在临行前希望其弟妹能早日成婚，故仲鸣与璧君遂于一九二二年夏，在安纳西湖之畔，赁小室一楹，完成了婚礼。君瑛曾醒姑嫂又同赴德国游览后，于是年十二月，带了君琦回国去了。

君瑛在法前后十年，既过着简单的学生生活，专心读书，很少注意到国内的情形。及至安抵国门，看到朝政的腐败如故，民间的疾苦如故，已为之愤怒忧伤，而当年的一般所谓革命志士，一旦革命成功，高官猎得，腐败贪污，且胜畴昔，想到国家前途了无希望，志士头颅全成虚掷，使她多年来的理想，一时归于幻灭。国事已如此，而家事也使她触处兴悲。方声洞烈士慷慨成仁后，其寡嫂日惟以泪洗面，自其尊人弃养，弟妹又均未成立，抚养教育，深觉来日大难。她所受聘的执信学校，尚未正式开学，而人事上的复杂，已使她穷于应付。她自从头部给汽车撞伤后，脑力不复如前，深觉不能负此重责。从前曾经订婚的王简堂闻她回国之讯，事隔十余年，忽又坚请履行婚约，函电交驰，更觉不胜其烦。此时厦门集美学校请她担任教授职务，君瑛因声涛夫人的存款为林秋生等所借用，很想应聘后以束修所得，陆续归偿，但汪氏以集美聘约，条件过苛，校方有解聘之权，而教授不能自动辞职，十年聘约，自由全失，故力劝其勿贸然应聘。正当她进退维谷之时，陈璧君因急于为执信学校筹款，赴美劝募基金，曾醒亦归省老母，遄返福州，亲朋远去，举目凄凉，竟忽顿萌厌世之念，而左右又无劝解之人，卒于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仰毒自戕其生。其轻生经过，可从汪氏致方君璧女士等的书信中，得其梗概：

一 汪氏致曾仲鸣等第一函

九弟、十弟、十一妹（按九弟为曾仲鸣之胞兄伯良，十弟为仲鸣，十一妹为方君璧）同鉴：六月八日由上海赴广州，在法邮船中曾作一书寄十弟，想已收到。十二日早，抵广州，各路战事正剧，北京怪变又作，正忙迫间，十四日午，忽得上海来电如下：

瑛姊于十二晚十时陡觉痛苦，五姑（按为陈璧君之母卫月朗）询之，她云服了药散，后请牛医生（牛惠霖，为宋子文姊妹姨母之子）到，据云服了毒药，遂送往医院，恐不能救，似觉出于自杀，可否电知璧姊（陈璧君）？请尊裁。（十三日未时发）

我得此电，魂魄飞越，急发一电如下：

瑛姊生死如何？速覆！

及十六日早，得上海覆电如下：

瑛姊医无效，今午三时已逝，遗书已检出，系自杀。（十四日申时发）

呜呼已矣！七姊何以出此？未见遗书，无从推测。我此时方寸甚乱，至欲回沪一行，又适以要事，须即赴港，故于今日搭船赴港，明日由港搭船赴沪，此书即作于省港船中也。

七姊（君瑛）何以出此？未见遗书，不知其故，痛苦之余，妄事推测如左数条：

一、七姊回国后，王氏子（王简堂）在福州，曾来函电，纠缠数次，七姊厌之，曾覆以电云：“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但七姊何至因此以一死绝其望。

二、七姊因债务萦念（其详我未知之），形于辞色，我屡劝之。此时公私交困，诚无力筹措，但总可慢慢想法。然而无论如何，七姊何至因数千元之故。（其数我亦未详知）而轻其生。

三、最近广州执信学校有电来，催促三七姊去，三姊（曾醒）在福州，我已汇去盘费，请三姊赴沪，与七姊同赴粤。七姊曾为我言：“自去岁在法国被车撞伤后，脑力大不如前，恐担任不来。”我答：“此时六月矣，七月中即放暑假，七姊到广州后，不必接事，可在筹备会中，与诸筹备员筹商一切。暑假后，度力所能任，即任校长，力如不能，则先任教员，随后再任校长，亦无不可。”但无论如何，七姊断无因执信学校责任太重而自轻其生之理。

四、一月以来，三姊在福州，四月以来，璧姊又往美国，我则忽南忽北，奔波无定。七姊在沪，往来于我家及六嫂（方声涛夫人）寓所，我家有五姑，七姊与之同房，复有小儿女辈共相团聚。六嫂家亦七姊所乐往。惟数月以来，每闻五姑言，七姊似带有神经病，眠坐起止，往往不甚自然，我劝七姊往医，七姊以为不必。我因在沪之日无多，且见七姊无大异状，而三姊又将至，故满以待三姊到，以为陪伴，且可随时体察，七姊初非绝对拒医，初四五日七姊患眼红，五姑与我劝之往牛医生处诊察，七姊诺而往，持眼药而归，以此我更不疑七姊之有他也。据此，则又无因精神病而轻生之理。

以上种种，皆妄事推测，迟数日抵上海，即可了然知其所以然矣。临书怆痛！并候大安。俶侄均此。季新手启，六月十八日。

二 汪氏寄曾仲鸣等第二函

九弟、十弟、十一妹同鉴：兄于二十二日之夜行抵上海，晤五姑、三姊、六嫂及顺贞妹，询悉七姊系服吗啡自杀，吗啡系从六嫂医生处购得，乘人不见，潜服之。分量太多，故不获救。遗书另纸录呈，其真笔迹存六嫂处，系用洋墨水笔所书也。依此遗书，则七姊之自杀：

（一）由于不忍见社会之腐败。

（二）由于在世甚觉无聊，而债务亦为一大原因。

七姊甚惴惴于仲弟（曾仲鸣）之不能保存七万二千，又其惴惴于一万三千（法郎）之无着。遗书所言，占此一大部份。此外据六嫂所述，七姊不忍却集美学校之聘（聘书所订，谓十年以内，校主可自由辞去教员，而教员不能自由辞职，太無理！兄等皆反对之）；及对执信学校之难办，此亦为劳身焦思之一端。然此种理由，决不足以促成七姊自杀，以七姊平日之明决，遇此等事不难立断，何至为此自戕？故以七姊去岁被汽车撞伤及近来精神异状推测之：七姊自杀之原因，当为神经衰弱所致，此医生及蔡孑民（元培）张溥泉（继）诸先生所推定以为必然者也。

呜呼！自民国元年以来，我等结合成一家庭，感情浓挚，有逾骨肉。今幸诸弟妹日以成立，每思之犹有余甘，不图今日乃有此恶果！兄去岁不招三七姊回国，七姊可以不死。七姊回国后，在兄寓多时，兄苟善于调护，七姊亦可以不死。今则七姊竟死矣！兄非惟无以对七姊，且无以对诸弟妹，神明痛苦，莫可言喻。诸弟妹以此责兄，兄固无辞，即以此绝兄，兄亦无怨。

七姊绝命前数日，与五姑闲话，谓“渠等哭数日便没事了”，当时五姑以为闲话，不知七姊已潜蓄此心。但七姊所言甚误，七姊此举，无异在我等身上，留一伤痕，将终身难愈。我等不能同七姊自杀，不能终日哭，我等仍有事要做，然而我等之伤痕，却除七姊复生，无人能治也。七姊十二日之夜服药，其在十二日，忽然给婴儿（汪氏长公子孟晋）字格三个，阿好姊（女）银一元，人皆莫明所以。我昨归室，见案头置一十一妹磁片影相，此片乃七姊常置之于自己书案上。询之阿好，则云：“七姑于十二午亲置我书案上。”并云：“我于八日离家搭船赴粤时，七姑亲送至门，伫立久之，别人亦见之，以为伤别耳，不知乃永诀也。”噫！如此，则七姊未忘十一妹，并未忘我，不知何以自戕？何以忽加此创痕于我等身上也！此请均安。俶甥均此，铭泐。六月二十五日。

三 方君瑛遗书全文

“君瑛之死，乃出于自愿，非他人所迫也。盖因见社会之腐败不可救药，且自己无能，不能改良之，惟有一死耳！在世甚觉无聊，我对不住所有爱我者。我已去矣，所有之恩惠，来世再报罢。六嫂之款七万二千，存在法银行，乃仲鸣弟经手，问之可也。伯母之款，亦存仲鸣弟处。六嫂尚有一万三千佛郎，被张国治及林秋生借去，请醒姊代追之，谅不至全数无着。瑛诚对不住六嫂，请恕我。瑛。绝命书。字据在第二小皮包内，请六嫂取之。”

此遗书在七姊日常手携小皮包内检出，所谓第二小皮包者，检得沪币百元，佛郎二千，封面上书“还六嫂，对不住”六字而已。

这一代才女，这巾帼丈夫，这革命志士，就这样以她自己的手毁灭了自己的生命，看了她的遗书，死因极为明显，而有人还故作谰言，曲加附会，这真是何苦来哉！

我把这一段故事写出，似乎与我所写的汪政权并无直接关联，而我在书中指出汪氏之赴河内，本已决意远赴欧洲，乃以河内之一击，误伤曾仲鸣，使汪氏于极度冲动之下，以为对发表国是意见之人，惩处之不足，派员携械，追踪国外，而必欲戕害其生命，此后汪氏即远赴西欧，天涯海角，仍无时不可遭毒手，乃起了组织政权之意。观于他为了君瑛之死，在函中所谓“自民国元年以来，我等结合成一家庭，感情浓挚，有逾骨肉”等语，方君瑛自杀于前，曾仲鸣又代死于后，终使汪氏为之一怒而赴沪。这一切经过，足征仲鸣之死，系为酿成汪政权直接原因之说明，故不嫌辞费，特为絮述其经过，补叙于此。

一九三、日政府遣影佐助汪离越

汪精卫遇刺以后仍然留居河内的一段时期内，其心境应该是危疑的、悲伤的与愤慨的！既伤曾仲鸣的代之而死，对重庆当局的施用暗杀手段，自更不免于愤慨。留既危机四伏，去则茫茫天涯，求一能苟全之地而不可得。谷正鼎虽代表重庆济以川资，赉予护照，但这只是普通平民的出国护照，而非外交官吏的护照，当局固可随时予以吊销，各地使领人员，也到处可给以留难，对其今后行止，乃大感彷徨。不获已而思其次，他选择了广州、香港与上海的三个去处。但这三处也各有其弊，广州此时已完全在日军控制之下，香港虽为英国属地，但林柏生既曾遇袭受伤，环境之险恶，亦复无逊于河内。此外上海虽亦为日军所占领，惟租界依然存在。而汪氏虽有迁地之心，但在草“举一个例”这文件的当时，只反复重申其谋和的主张，虽有动念，而尚无组织政权的决意。最后日本政府遣影佐祯昭助其离越，终且促成汪政权之实现，是则不能不归之于命也、数也了！

汪氏如何离开河内的经过，当年亲与其事者，汪氏夫妇已谢世多年，影佐亦于战后不久病死东京，周隆庠犹羁身沪狱，陈昌祖则远在星洲，已莫得其详。当时为影佐主要助手之犬养健（已于一九六〇年九月病逝），身前曾为日本“文艺春秋”杂志，用“不尽长江滚滚流”（译意）为篇名，对此所述甚详，因采其概要，兼参己意，以补我前文之缺漏。

汪氏于一九三九年的三月二十一日被行刺遇险，二十二日日本政府即接获其驻河内总领事的详细报告，认为汪氏以主张和平而脱离重庆，以响应近卫三原则而发表“艳电”，以至身陷险境，手无寸铁，难于自保，乃即日召开五相会议，筹商对策。在会议中决定派遣参谋本部中国课长影佐祯昭赴河内负责护送汪氏至其他安全地点。影佐奉命后，又向日阁推荐犬养健偕行为助（犬养健为日本前首相犬养毅之子，战后曾出任吉田内阁之司法大臣），其他随员为大铃军医中佐、丸山宪兵准尉、松尾军曹等七人。并向山下汽船株式会社租定五千五百吨之“北光丸”货船，专轮前往越南。经过了半个月的准备，一切保守着严格之秘密。至四月六日晚，一行出发至九洲下牟田港，即“北光丸”之寄泊处上船，旋于翌日启碇。直至远离海港一小时之后，始由影佐向船长宣布，此行之目的地为越南之海防。因“北光丸”行驶速度甚低，至四月十六日黄昏，始向越南之红河缓缓驶入。

因一小时后，海关人员却须上船作例行检查，而轮上所载的人数较之船员名册上所列者却多出了一人，影佐乃饬松尾军曹藏匿于轮上的救生艇内，以免暴露形迹。这时影佐已脱除军服，改易西装，满怀心事，在甲板上不断往来徘徊。他告诉犬养健，以此行系负担秘密任务，故必须掩藏原来的身分。影佐所用的名义，为日本糖业联合会的庶务课长，犬养则为该会的书记。身分证明书均由糖业联合会会长藤山爱一郎所签署（按藤山为日本财阀之一，战后曾出任外相），连两人的姓名也早被更易了。犬养以事前未先告知，深感遗憾。影佐则表示为了保守机密而不得不然，显示歉意。

犬养以既不懂糖业情形，又不知糖业联合会所在东京的何处，一遭海关人员盘诘，势必破绽百出，因之颇表踌躇。影佐说：请藤山签名时，系径往他的私宅办理，糖业会所，连他也不敢确定在东京的“银座”或“丸之内”区域。不期日人办理如此重大的秘密任务竟草率疏忽，一至于此！

“北光丸”靠岸后不久，关吏上船检查，船员名簿等点查完毕后，对影佐与犬养两人的相片，查看得特别仔细。关吏又向船员询问有无携带武器，海员不得不承认手枪外且有来福枪两支。越南法当局，自海南岛被日军占领后，对日籍人员之来往越境，防范已转严密。此时关吏认为货船无携带武器的必要，虽有日政府的携带执照，而越南自不予承认，因令在停泊海防期内，将武器全部交由海关保管，此点使影佐大感惴惴。因为从海防至河内，相距尚有一百公里之遥，路上治安虽尚平静，但公路中之红河铁桥正在修理，此段暂时为单程交通路线，每隔二十分钟，始得通行一次，如临时有人追踪，于半途拦截阻扰的话，势将受到意外的危险。

影佐等一直在船上焦急地等待海防方面联络人员的抵达，直至天黑，日本在越南的驻在武官门松少佐始匆匆赶到。他向影佐的报告，大要如下：

（一）影佐等一行离日至目前的一段时间内，并无什么特别事故发生。

（二）预定当晚住宿于海防的石山旅馆，河内方面则已商定假台湾拓植株式会社河内支店长坂本的住宅为居停。

（三）此次“北光丸”开抵越南，系托辞为台湾装运矿石。

（四）与汪氏方面的联络任务，亦由同盟通信社上海支局长松本重治指示该社的越南特派员大屋久寿雄负此责任。大屋能操流利的法语，与高朗街的汪宅已经有了接触。

此时，日本外务省的矢野征记书记官却已先于四月十一日由香港搭乘飞机来到河内，满铁的顾问伊藤芳男也在影佐的先一日到达，都住在驻河内的日领事馆内。影佐等在海防留宿一宵，翌日即匆匆赶往河内。由日领事馆为他们准备的台湾拓植株式会社河内支店长的住宅，虽是一所中上等的建筑，但它的特点是与日领事馆前后相连，两宅间往来，不必经行屋外。二楼又各有一个小窗，遥遥相对，在此时期，犬养与矢野就常在那里用暗号互通消息。

矢野与伊藤知道了影佐的到达，急从日领事馆的后门赶来拜会。矢野身材高大，讲话风趣而流于夸大，但办事则细密而能把握中心，故外务省特派他担负起进行与中国间的和平工作。他告诉影佐：大屋与汪宅间的联络，常常于晚间利用舞场等公共场所，故意操着下流的法国话，以暗语与汪宅通电话。汪宅方面接听的人，总是汪氏的外甥。又据大屋说，最近重庆方面来到河内的人，份子异常复杂，上一天他与铃木总领事在公园中同饮啤酒，就曾看到前十九路军的参谋长黄强也出现在那里。虽然黄强不会与暗杀汪氏有关，但忽然有各式各样的人一时麇集，对汪氏的安全，就格外值得忧虑。所以大屋一经知道影佐的到达，已于先一晚与汪宅取得联络，商定翌日下午一时半，请影佐等赴汪公馆晤见。

为了避免外人的注意，约定日方各人先至郊外跑马厅佯作购买门票，届时汪宅将派一熟谙日语之青年前来接应。因为越南是法国的属地，一般都操法语，所以汪宅派来的人，一见面将特别用英语“您好”How are you作为暗号，上前招呼，彼此要像老友忽然邂逅似地再互相热烈握手。遇到有此暗号的人，即可随之登车。

矢野又说：有件不太愉快的事已经发生。当影佐等所乘的“北光丸”方由日本启碇，重庆的大公报却刊布了有关汪氏宣导的和平运动的消息。日政府本派有一名一田中佐者在香港担任秘密工作，一田表面上是以出售蚊烟香的商人身分来作为掩护，与高宗武之间不时有联系，矢野看到大公报的记载后，却赶往高宗武处提出责问。一田问高宗武：“大公报的消息是哪里得来的？”高说：“这应该是日本方面泄露的。”一田闻言大怒道：“但新闻内有一点，就是我与你知道，如你我不说，别人是不会知道的，对此你有何解释？”高宗武忸怩而未有所答。

矢野又说：“高宗武听我要去河内，力劝我不要来，我问他为了什么？”他说：“以我的冷眼旁观，汪氏的做法，已不以蒋氏为和平运动的中心。”我又问他：“蒋氏认为什么事最要紧？”高宗武又说：“第一是反共。”我又说：“既然如此，重庆政府就应下令对共讨伐，如蒋氏肯下讨伐令，我可以负责由日本政府发表全面和平宣言。”高宗武又说：“这事留着再谈，但你总以不去河内为是。”

犬养也说：“高宗武托伊籘从香港带来了一封信，系由日领事馆转来的。”影佐问：“来信是否阻止你和汪先生会谈？”犬养说：“是的，全信只写此一行，且未附理由。”犬养答覆影佐的问话以后，继续着又说：“这事我也有责任的，我曾经屡次对高宗武说过，将来全面和平如能实现，中日国交恢复，签立和约时，要由蒋氏为负责签名者，汪氏仅为副署。”影佐听到了矢野等的谈话，也说：“因为我也屡次向高宗武说过，希望汪氏的和平运动，不会变成为反蒋运动。现在内部秘密既已泄漏，则对当前的行动，就有重加检讨之必要了。”

上述犬养健笔下所透露日本方面的秘密谈话，可以证明两点：

（一）、矢野指出高宗武坚决主张全面和平应以蒋氏为中心，而反对由汪氏为领导，则可以知道高宗武于抗战期间的一再与日政府秘密接洽，决非出之于汪氏的授意。

（二）、由犬养与影佐的谈话来看，到此时为止，只有发动和平之拟议，倘无另组政权之计划，故说订立和约，应由蒋氏签署，而和平运动，也不使成为分裂的反蒋运动。故终汪政权之覆亡，汪氏等似亦始终秉此信念。此后以情势之演变，汪政权虽经创建，而对渝方也只有和战之争论，实未尝有过正式敌对的军事上之冲突。

一九四、由越赴沪一段艰险航程

第二天气候晴朗，影佐偕同矢野、犬养三人，依照约定，驱车径往跑马厅。因恐有人追踪，故车行极速。迨抵达目的地，影佐等刚下汽车，身旁另一汽车也戛然而止，从车内出来的为周隆庠（按周通日语，在重庆时即在外交部亚洲司任职。汪政权期内，始终为汪氏之日语翻译，最后任行政院秘书长。现犹被羁于上海提篮桥监狱，迄今生死未卜）。彼此照约定以英语互说“您好”之后，又逐一握手，影佐等即坐入周之车内。车以最高速度驶行，几行遍了河内之大街小巷，最后向一铁门内冲入，此即为河内高朗街二十五号汪氏之寓所。

影佐等三人被延入楼上之一客室中坐候，不久，室门呀然而辟，一穿白色西服而丰神俊朗的人物，已出现于眼前。影佐等虽尚初次晤见，但从照片上早已熟识其即为汪氏。由周隆庠向影佐介绍后，仅略事寒暄，影佐深恐耽延过久，行迹暴露，势将发生第二次不幸事件。故立即转入本题，告汪氏谓：“我奉敝国政府命令，来协助先生迁往安全地区，故今天特意前来奉谒。”说完，并为犬养与矢野两人介见。

时周隆庠坐于汪氏的右后，担任翻译。汪氏出语甚慢，国语中既杂有粤音，且兼有法语的声调。他说：“承三位远道过访，至为感谢。我也觉得在河内不但有危险，亦且无意义，我正在准备如何避离此地。适承贵国政府派各位来此，很感谢对我的关切。”影佐说：“听先生的话，重庆方面是否又有对先生新的暗杀计划？”汪氏答：“是的，已发觉有此迹象。二三日之前，忽然有人将邻屋的三楼租下。其他有形迹可疑的人，也已包围在此屋的四周。越南当局对我个人虽有善意，不过对政治活动，系采取封锁政策，他们深恐发生政治纠纷，故有此项顾虑。如我仍再留在河内，将无法与香港及上海的同志取得联络。”

影佐问：“先生的意思，将去哪里？”汪氏说：“我几经考虑，认为以上海最为适当。此外，则是香港或广州。但香港、英国官吏监视极严，陈公博、林柏生等在那里不能活动。广州虽为中山先生和我关系最深之地，不过已为日本军队所占领，如我去广州，中国国民将以为我所从事的和平运动系在日军保护之下进行的。至于上海，虽为世界有名的暗杀之地，但那里到底还是我的国土。我愿意冒此危险，以说出我心中的主张，使全国国民能谅解我爱国运动的诚意。当然，上海也同样在日军占领之下，不过，上海是一个很大的地区，中间还有着未经日军占领的公共租界等，仍由外国人管理市政。从中国人行动可较为自由这一点上看，去上海比去广州为较有意义。周佛海、梅思平等已先去那里，预作准备。”

影佐又问：“先生要离开越南，准备怎样与越南当局谈判？”汪氏答道：“总以不给予越南当局任何刺激为主，现正在研究如何谈判的方式。在我想，越南对于我的留在此地，必然感到烦虑，如一旦我要离此他往，他们断无不予赞同之理。”影佐又问：“那先生将怎样离开此地？敝国政府已准备了一条五千五百吨的货船，驶来海防，以供先生的应用。”汪氏说：“谢谢对我的好意，但我已经租妥了一艘法国的小船。”影佐问：“这艘小船是多少吨位的？重庆对先生已下令通缉，在中国沿海岸航行时，需要非常小心。”汪氏回过头去问了周隆庠，周笑笑说：“这条法国船是七百六十吨的。”影佐、犬养、矢野等一听到竟是那样的一条小船，不禁彼此愕然相望。汪氏接着说：“谢谢各位对我的关心，这一条小船，虽然可能会发生危险，但战后我第一次去上海，如就坐了贵国的船只，对于和平运动，或会使人发生很大的误解。我准备在海防上船后，一路航行中，请你们的船跟在后面，如万一有意外，彼此还可用无线电联络。”

谈话至此，对汪氏离越的原则，已经确定。矢野遂对周隆庠说：“请汪先生去休息吧！现在要谈的，已只剩了事务上的细节，可否请办理总务的再来共同商量一下。”汪氏即把陈昌祖叫来后退出。这样又详谈了两小时，影佐等三人始行告辞，汪氏又特来相送。当行经走廊时，汪氏特地把一间房门打开，里面却阒无一人，仅一张空床上置有以黑丝带裹扎的一束鲜花，影佐等明白这定是曾仲鸣的殉难之处，于是影佐等均上前行了礼。汪氏又问影佐，对曾仲鸣遇难前后的情形，是否清楚知悉，影佐表示已完全知道。这样他们才离开了汪宅。仍用汽车将他们送至公园附近，再自行回抵寓所。

影佐等发现寓所门口，既有多辆人力车停放在那里，又有卖花的女人，不断在徘徊往返。问屋主人坂本以往是否也有如此情形，坂本说，过去决没有那样多，目前的情形，确是显得有些形迹可疑，乃嘱各人要特别当心。这时伊藤也从外面回来，据说：当他坐汽车出外时，领事馆的旁边有三辆赛车用的自行车一路跟踪，他觉得有些不妥，至法国药房买了一些东西后，即急急回来，而此数人却依然跟踪在后。

汪氏所说汪宅邻屋的三楼有可疑的人租去的话，据同盟社的大屋经调查结果，知道租屋的人是用的欧亚航空公司名义，欧亚航空公司为宋子文所办，当然属于重庆系的公司。况且汪氏所居公寓的下水道正在修理，如其有人乘机在此埋藏炸弹，或者索性由隔邻的三楼以一枚炸弹掷向汪氏的二楼，在在可以遭到不测之祸。依大屋的观察：越南当局对汪氏的行止，有不知如何是好之感。大屋说：下次他遇到越南总督的秘书时，将给他一些刺激的话。因为越南对汪私人虽有好感，但日军占领海南岛后，越南与英国为了保护其公司利益，两国关系日趋接近，对日本也已作了戒备。而影佐认为应该对越南总督的秘书这样说的：日本政府对汪先生的安全异常关心，已训令日本驻越总领事尽一切可能予以护卫。

至四月二十日的中午左右，大屋又与犬养通电话，说事情已趋明朗化，越当局昨日一整天已在等待巴黎外交部的训令，也许最迟今晚会有确定的指示，影佐等全部人员也都在等候汪宅的正式通知。矢野与门松并在商量汪氏离越时，万一有不得已的事故发生，将准备在汪氏乘车的前后，以机关枪强行突破。

幸而到了当晚十时，获悉一切问题都已解决。越南当局已奉命同意汪氏离境，并负责将全部警察动员，自汪宅至码头，沿途加以严密保护。汪氏等已定翌日（即二十一）离河内赴鸿基港（这是从日文译音而来，是否即此二字，未敢确定。）汪氏所租的法国船，船名为“芳福林哈芬”，载重七百六十吨，也已获得离越许可。惟为万全计，需先解散原有船上的全部中国水手，改雇安南籍的船员，以及添装食水，购备粮食等，的需三四日的时间始能竣事。希望能于二十五日中午，在离海防港五海里的一个名叫“拔苛朗平”的无人岛海上，与“北光丸”会合前进。

至四月二十五日的正午，“北光丸”在那个无人岛的四周驶行巡逻，终未遇到汪氏所乘的船只。至夕照衔山，天已垂暮，海中浓雾渐重，视线模糊，事实上彼此已无法会合。但“北光丸”仍不断发出约定之密码电报探索。不久船上接到海防军司令部发来的警告，谓如再继续拍发意义不明的密码电报时，将派驱逐舰采取行动。“北光丸”不得已乃向海南岛方面开行。如此经过了三天，对汪氏的乘船仍一无消息，影佐心理上且已陷入绝望之境。

犬养向船长探问意见，船长认为尚有一线希望。以“北光丸”所用的无线电报机过于陈旧，距离稍远即无法通达，如至明日而仍未能获得联络，则大事已完。因为“北光丸”明日将走完海南岛的一段航线，“北光丸”走的是海南岛南向的外海一面，可能汪氏的船因避大洋中的风浪，在介于海南岛北向与大陆中间的海峡中通过，因有海南岛上的山岭阻隔，遂至电讯不能通达。

四月二十九日是日本的天长节，船上照例举行庆祝，犬养至影佐的舱房中闲谈，以今日为佳节，且以船长的话相告，聊作空言的慰藉。旋犬养又与船长至无线电室，据电报员说，一过中午，“北光丸”将驶过中间没有山岭阻挡的海域，他准备在此最后关头，二十四小时不停的以密码联络。至下午三时左右，电报员忽然笑颜逐开，谓在耳机中已听到“我们安全，我们安全……”的微小之声，以后无线电报的电波也逐渐愈来愈清晰。始知果如船长所料，那艘法国船以船身太小，不能冒风浪在外海行使，故取道内线海峡，以致电报不能相通。犬养等即在无线电室取出地图查阅，决定两船在汕头附近之碣石湾会合，经汪氏覆电同意。“北光丸”先到，在碣石湾口又停候了一宵之久。

到了第二天的中午，见一小船在湾口海面一颠一簸中出现，不久一艘舢板从小船驶来，靠拢“北光丸”后，周隆庠与陈昌祖相继登船。据谓：鸿基港湾以码头工人不够，食水系用桶载，再用旧舢板驳运上船，离预定开行时间，已经迟了三小时之多。租船时原说该船速率每小时可行驶八海里，而实际上最高速度仅得七海里，兼值雾大，小船不耐风浪，故只能在海南岛内线行使。周隆庠表示，这艘法国小船危险太大，不能再继续乘坐，于是汪氏等十人全部移登于“北光丸”上。汪氏的“双照楼诗词稿”中二十八年有“舟夜”诗云：

卧听钟声报夜深，海天残梦渺难寻。

柁楼欹仄风仍恶，灯塔微茫月半阴。

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

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生平未尽心。

上诗疑即汪氏在“芳福林哈芬”小船时之作，语含哀愁，且不可为而为之意，更跃然于字里行间。

“北光丸”以载人加多，米与食水均感不敷，乃于五月二日改变航线，驶往台湾之基隆港，加以补充。停留一宵，再向上海直驶，经三日之航程，于五月六日溯扬子江口西上而至黄浦江，停泊于吴淞炮台湾附近海面。因当日上午，塚本少佐曾来电要求变更汪氏登陆地点，此时塚本上船，影佐询以突然来电要求改变之故，塚本谓，汪氏来沪，外间知者已多，“朝日新闻”上海支局人员，且已全体出动在虹口码头伫候，此消息大约为东京的内阁大臣们所泄露。现在为汪氏的安全计，在一切防范准备未完成前，再不能向外界宣泄。塚本并向汪氏道达歉意，请其再在船上停留一宿，俟其将“朝日新闻”记者设法打发后，再行上岸。而其时汪夫人陈璧君却坚持立即登陆，当晚非回至法租界的寓所不可，影佐尚认为恐有危险，而陈璧君说：如再阻止，即跃海游水以去。日方深恐再加劝阻，易生误会，即任由汪夫人独自离船，而汪氏则于翌日始行登岸。

汪氏由离渝以求发表和平主张，进而拟赴法协助政府作外交上之折冲，再变而为在民间发动“和平运动”，追至身入虎穴，以环境与事态之不断演变，卒至自组政权。其间综错复杂之原因，既非事前所能逆料，亦决非如若干局外人之想像汪氏为求荣而附敌。犬养健对于这一段的记载，仅详叙其经过，似尚无故为隐饰装点之处。

一九五、周佛海路线终于登场了

汪氏主和的心境，在那篇“举一个例”中已流露无余。和战既是审择国家利害的政策，那末主战的未必是民族英雄；而主和的也未必即是通敌叛国，而且最早谈和的既不是汪氏，高宗武既直承为蒋氏之代表，周佛海一向又为蒋氏之腹心，以成败论汪可；以和战罪汪，似乎有失公道。其次，主和是一件事；而组织政权则为另一事。

汪氏在“举一个例”中说：“我不离重庆，艳电不能发出。”西义显也在书中说：“汪氏所以脱离重庆，系为保障最低限度的言论自由，以力促成和平。”所以汪之离渝，在求得能发表国是之主张，当时尚全无组织政权之心。影佐护送汪氏由河内抵达上海后，即向汪氏表示他的任务，只奉令将其移送至安全地带为止。所以，在汪政权成立之前，与日本谈和，蒋汪所取的是同样的态度，而最后变成分道扬镳，各行其是，汪的主和是公开的，而其他的人主和则是秘密的，事实上或仅为手法的不同而已。

汪氏抵达上海以后，也许其心境较之在河内时，更为彷徨，问题就在如何进行他的和平运动，汪氏自己最初却并未作出任何决定。但那时在他周围的人，显然分成两派，周佛海与梅思平等，极力主张组织政权，以为如此，使从事和平运动者能获得安全之保障，同时也可与日本积极办理交涉，以窥察日本提出的整个条件。论佛海与蒋氏的关系，按理不应有此态度。而周的所以会插身到和平运动中去，据犬养健向高宗武探询蒋氏侍从室方面的主要人事时，高宗武以为陈布雷过于持重，很少发言，而周佛海则遇事较为积极。因此高宗武的奔走与日谈和，也总是通过周佛海转呈蒋氏，高宗武曾承认以直接得周的指示为多。

周佛海亦对西义显曾明白表示系由其对蒋委员长负责而使高宗武赴日。论当时情势，蒋氏身为事实上之极峰，决不敢有人假传“圣旨”，等于以后在汪政权时期周佛海与蒋氏不断秘密通报，也均通过军统戴笠的转呈，我看到过无数的重庆来电，开头总是这样写的：“奉委座谕……云云。”至于是否真出于蒋氏之意，连周佛海随侍蒋氏多年，也且深信戴雨农之不敢出于捏造。故以常情来测度，最初周佛海确是代表蒋氏督饬高宗武试探和平，其后以英德两大使调停不成，孔祥熙之代表又谈判失败，始一怒而绝和平之意。

周佛海本为“低调俱乐部”的首脑人物，认为和谈之中辍可惜，于是转而说汪。但情形亦颇有可疑之处，佛海与汪氏向乏渊源，而与蒋氏关系之深，尤尽人皆知，如此国家大事，如不获当局之授意，佛海又安敢轻举妄动？其次，汪氏犹滞留河内，此后之行踪且未决定，而佛海偕梅思平却已先兼程赴沪，与日方谈判组织政权之事。及汪氏抵达上海。坚主另组政权者，亦以佛海为争持最力之人。佛海之所为，似欲造成既成事实，使汪陷于欲罢不能之境。其间有无政治上之谋略，是否真如褚民谊所说：“早有人处心积虑，想把一只臭马桶套在汪先生的头上。”我不敢加以悬揣。当年我与佛海几于朝夕相见，以佛海为人的爽直，如我向其探询真相，想其定肯吐露衷曲，而当时我既以不便探人秘密，而且也从未梦想过在十余年之后，会写此一幕的悲剧，对此重大的关节，虽觉疑窦重重，而谜团终于不及在其生前打破，现在说来，这是我的一大遗憾。及至胜利之后，权不及佛海之重，位无如佛海之高者，而数十百人均处极刑，邀赦减者又唯佛海一人，此中自应不至如特赦令中所谓奖其于胜利后反正之功的如此其单纯也。

西义显书中也肯定地认为：“周佛海由香港出发时，不暇与汪联络，即赴上海。且这时汪之意见，尚不明了。”因此，西义显在汪氏抵沪前，亦于一九三九年的四月上旬，由东京至上海与周佛海会面，当西义显提出所谓“高宗武路线”已被日方拒绝，今后将有如何之对策时，周佛海即率直提出“在南京建立中央政府，以政府的力量推行和平工作”之建议，佛海并且明白说明“采取言论之和平运动，为汪先生之原案，但我以为只有言论，尚感不够。”“若日政府能忠实履行近卫声明，我们亦可成立强有力之政府。惟近卫这声明的分量还嫌不够，对最重要之撤兵问题，竟避而不谈，其价值已大为降低，若能恢复我们所提的原案，并忠诚付之实行，则庶几中日事变可以解决。现汪先生既已出面主持，应飞往东京，直接征询日本最高当局之意见。若认为条件不能接受，仍可返于民间的和平运动。如日军能保证并尊重我们政治独立，即应毅然赴南京组织政府，我将以此意向汪先生进言。”云云。

佛海的这一席话，日人称之为“周佛海路线”的登场，也说明了汪氏的组织政权，全出于佛海的主动所促成。故当汪氏于一九三九年的五月六日抵达上海后，险地方离，又投虎穴，最初寄身在日军势力区内的体育会路，那时向他进言的也只有过去为蒋系的周佛海与梅思平，而他们两人又是一致主张组织政权来为推行和平运动的，汪氏对此颇感踌躇。其后李圣五、陶希圣、高宗武、林柏生等也陆续由港去沪。上海方面，除原本在沪的褚民谊外，更由佛海等的拉拢，有四个较为重要的人士参加了这一项运动：一为赵正平，是民初陈其美任沪军都督时的旧人，与蒋氏及黄郛、张群等为当时的同僚；一为岑德广，是前清两广总督与广州大本营七总裁之一岑春煊的公子；一为傅式说，是上海大夏大学的创办人，又是日本通，与东南一带的学者教授们向有联络；另一为云南富滇银行的袁砚公，则是李根源、龙云的在沪代表（他参加后不久，即为重庆特工所暗杀身死）。那么多的人围绕在汪氏的左右，而对于是否应组织政权一事，却仍难作出最后的决定。

那年五六月间，汪氏想召集一次全体干部会议，对此广征意见。他第一个想到的是犹留在香港的陈公博。汪氏去电要他赴沪参加，而公博覆电坚决谢绝。汪氏二次去电，情辞愈加恳挚，电中并说如他真正不愿赴沪，亦望派遣一代表出席，而公博所认为可以代表他的何炳贤，又坚拒成行。最后公博以为当此重要关头，而他又是与汪氏多年相共，不忍不作最后阻止其组府的努力，卒坚请何炳贤赴沪。那次的干部会议，所有重要人士全部参加，人数达五六十人之多。汪氏在会议中简单陈述了为挽救危亡，不得已而挺身和平运动的苦衷后，要求大家对应否组府发表意见。周佛海发言力主组织政权，他的理由是：一、只要问心真是为了国家，就应不避嫌怨，不择手段，出而担当大任；二、如能与日本交涉，取得有利条件，可使渝方疑虑尽释，更易促成全面和平的实现；三、没有政权，则安全无保障。而公博的代表何炳贤，以公博一贯主张的“国不可分，党必统一”的原则，侃侃力争，以为在对外战争时，国内既不应有分裂的现象，有光荣革命历史之汪氏，发表国是主张已足，更不应进一步从事于可为别人所误解的工作。

在这次会议中，只有他们两人针锋相对地反复辩论，而余人都噤若寒蝉。最奇怪的是当初奔走最久的高宗武，在渝怂恿最力的陶希圣，以后且以反对汪氏组府为理由而联同叛汪而去，而在那次的干部会议中，却如置身事外，不发一言，会议也终于无结果而散。

但最后周佛海的主张终于被采纳了，汪氏也由虹口而迁住到沪西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口、前交通部长王伯群的沪宅，着手与日本交涉，而且作出组织政权的种种准备与活动了。

一九六、司徒雷登任宁渝间桥梁

汪精卫为什么最后终于决定另建政权？在他左右唯一采取反对态度的陈公博既远在香港，连在上海召集的干部会议时曾引起激烈辩论的何炳贤也已离沪回港。而周佛海、梅思平以至高宗武、陶希圣等，却每天在他旁边提出种种应该组府的理由，汪氏几于在众谋佥同的环境下而卒为所动。汪氏甘冒天下之不韪，而挺身谋和，蒋汪之间是否真会有着默契，如当时所盛传的合唱“双簧”？迄今还是一个无法解答之谜，使人怀疑的是：主张组府最力的周佛海，是离渝前蒋氏最亲密的近臣，而在渝怂恿组府，等决定以后忽叛汪而去、又立即成为蒋氏最亲密近臣的陶希圣，为什么这两人都不是汪氏的嫡系呢？汪陈周等都已“人之云亡”了，仅有一点可供玩味的资料，是陈公博在京狱中所手写“八年来的回忆”那一篇自白书的第二节“和平运动前后和我的主张”中，有过这样一段的描写：

“大概是二十七年十一月初罢，我正在成都，接到汪先生的电报，说参政会开会在即，嘱我早一两天到重庆。……到达重庆，我还记得是早上去见汪先生的。当时汪先生通知我，对日和平已有端绪，我真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一句话也不能说，只听汪先生自己讲述。……当时在座的，我一时也记忆不清，仿佛蒋先生是不知道的，又仿佛说待时机成熟，汪先生还要离重庆的。”

这不能不令人感到奇怪了！公博对什么细节都记鍀一清二楚，而对此最重要的两大关键，却连来了两个“仿佛”，这“仿佛”得真太令人值得玩味了！蒋先生不知道是仿佛吗？是不是一个羁押中的囚徒，下笔时就不能不有所顾忌呢？

除了这无法证明的一点而外，汪氏认为“中国的国力，已不能再战了。”因此而主张和平，又以“在重庆主和，人家必误会以为是政府的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所以到了河内，才发布“艳电”，但抵沪以后，又进而作组织政权的准备，他对陈公博所说的理由：“政府再不组织，只有和平运动失败，人也全散了。”仅此寥寥数语，又是否真是那样的简单呢？

在一九三九年的八月，当佛海邀我参加时，组织政权的事早成定局，以后我曾经与他闲谈到这个问题，他曾说出过一大篇的理由，一半是他自己的主张，而一半则是汪氏的意见。综括他谈话的主要内容，以为：

（一）这次的战争，我国不但是应战，而且是被迫而抗战，经过了二年的时间，日军长驱直入，已深达我国的腹地，国力的未可与敌军长期相抗，情势与庚子的八国联军之役极为相似。当年两江的刘坤一、两广的张之洞，就曾不惜违忤清廷，毅然倡东南自保运动，为国家保元气，为将来留地步，似分裂，也似抗命，而权宜之谋，后世且认为不失为明智之计，这次的所以另组政府，也具有与庚子同样的意义。

（二）民国二十一年汪先生由海外回京担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时，即提倡“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现在的组府，还是继续这一个主张，而变更了表面上的方式，即是由蒋先生抵抗，而由汪先生交涉。也就是汪先生离渝时给蒋先生的留书中所说的“兄为其易；弟为其难。”尽管行动上是分道扬镳，为国家计，则无疑是殊途同归。但只是呼吁和平，那是民间的一种运动，有什么立场可与日本交涉？公博向汪先生所建议的：“战由蒋先生战，和亦当由蒋先生和，南京地位正好处于一个中间媒介的地位。换一句话说：南京极力向日本交涉，如能得到最优的条件，通知重庆务必全国一致。”汪先生非但完全赞同公博阻止组府不成后的意见，即在他的广播与演辞中，更曾一再表示，如蒋先生采纳和平，出而主持，愿即飘然远引。所以我们呼吁的是“全面和平”，而我们所从事的是“一面交涉”。自信个人并无权位之私意。试问在这疮痍满目的沦陷区，在日军占领的枪刺之下的环境，亦尚复有何权位之可言？

（三）日本既已一再声明“不以蒋政权为交涉的对象”，事成僵局，重庆有谋和之心，却断了谋和之道，除由汪先生出而担当这艰巨的任务之外，讵再有他途之可循？

这应该不会是佛海的饰辞，到一九四〇年的二月中旬，离汪政权的出现，已仅仅一个月的时间，汪政权的所有主要人物，却仍然并没有放弃由蒋先生主和的原意。我在书中曾经提到过美国司徒雷登到沪斡旋和平的一事，只是写得过于简略了，当现在我又补写形形式式的和谈与偷偷摸摸的和谈时，又勾起了我对此事的回忆。

查周佛海那年二月十二日的日记中云：

“司徒雷登晤王克敏，谓将赴渝，望王出任汪蒋及重庆东京间之调人。多田（作者按：多田骏时为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提议托司徒赴渝，转达两点：一、如蒋有诚意，根本变更容共抗日政策，肃清重庆政府共产份子，而与汪先生合作，汪先生或可接受。二、蒋对于收拾时局若有意见，最好与汪径谈；否则王（克敏）可从中传达，并盼渝派密使来谈。询我方是否同意，余答可照办。并谈商其他问题。旋报告汪先生，亦同意。”又其二月二十四日日记云：“晚晤司徒雷登，托其赴渝谒蒋先生时，表示中央政府（作者按：指汪政权而言）势必组织，但决不为东京、重庆间讲和障碍。并劝蒋先生勿因日本困难，过于轻敌；勿因个人恩怨，决定大计，并表示余只为和平，当牺牲个人一切。”又同月二十五日日记云：“谒汪先生，商谈司徒雷登赴渝事。”又司徒雷登的私人笔记中，也有过这样的一段：“日本的主和派曾多次派人和我与傅泾波商量怎样跟蒋介石讲和。……我把这消息告诉蒋，蒋也以他的条件非正式授权给我。”

司徒雷登战前是北平燕京大学的校长，战后出任美国驻华大使。沦陷时期，为保护校产，仍留在北平。他与蒋氏一家都极接近，每年不辞跋涉，总远道赴重庆一次，目的即在调停中日的战事。而王克敏则据一般传说，与宋子文有密切联系。故司徒雷登有蒋汪之间的商谈，可由他从中传达之语。他由北平赴渝，须先经上海，那年汪氏等正在积极筹组政权，于是他主动地希望与周佛海一见，以便抵渝后得与蒋氏有所接洽。

司徒雷登于二月初由平抵沪，即急急托人请周佛海秘密会见。最初佛海对此邀约迟不敢应，因为过去与他既绝无交谊，显然想谈的又必然是与日本间的和平以及与重庆间的沟通问题有关。可是政权的创建已如箭在弦，此时与司徒雷登会面，而谈的势必是由南京居间而由重庆主持的谈和，与创建政权表面上就有了抵触；且此时汪先生的意向如何，也很值得考虑，佛海因此迟疑而不敢有所决定。

据当时我听到较为详细的情形：佛海首先把这事和岑德广商量，岑略一考虑后就说：“司徒雷登以第三国人的超然地位，对重庆当局更相信有其相当的影响力，他既然自愿挺身而出，这机会倒不容错过。我们既为国家的利害而谋和，那只要有利于国家，即不必有其他的顾虑。”周说：“另一个问题是，他来看我与我去看他都有不便，这样消息就容易泄露出去，深恐画虎不成反类犬。”岑说：“这事更容易解决了，你与中间人约定了一个日期与时间，到时派我的坐车去接他，在我家中秘密一谈，自可完全不露痕迹。”周欣然说：“那就这样决定罢。”岑忽然又想了一下，向周道：“我看应该邀公博一同参加，这样对司徒雷登来说，表示我们祈求和平的愿望是一致的，将来报告汪先生时，有公博在场，也较易获得汪先生的谅解。”周说：“本来我们并没有为私人作任何打算，如此自然更好了。”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下来，他们与司徒雷登的见面，前后一共两次，即一九四〇年的二月十二日和二月二十四日的晚间。按照约定的办法，由岑派车去接，司徒雷登就偕傅泾波同往，与陈公博、周佛海、岑德广一共五个人，在上海愚园路岐山村岑宅的客室中开诚谈商。经过一番寒暄之后，司徒雷登的谈锋立即转入本题，他说：

“我侨寓在中国数十年，与中国已有了深厚的感情，中国却不幸于此时与日本发生了战争，在作战中已证明了中国的军事力量，尚不足与日本相敌，若能于此时求得合理的和平，则生聚教训，以蒋委员长的励精图治，相信数年之后，仍可再起而周旋。所以对汪先生的倡导和平，我极表赞同；惟传闻汪先生将另组政权，如所传属实，在对外战争时，内部和战的步骤不能一致，且表现了分裂状态，似非中国之福。我此次赴渝，自将谒见蒋委员长，极愿将汪先生方面的真意转告于蒋先生，以谋共济之道。所以特地约各位一谈，以便听取汪先生方面的意见。”

公博首先表示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他说：“中国内部的分歧，尤其国民党内部的分裂，不论本意是否为了拯救国家于危急，仍然是个不幸的现象。我们所以主张和平，也只是本着个人的立场，发表国是的意见。至与日本进行交涉，本就竭诚希望由蒋先生出来担当。至于目前的筹建政府，原为不得已的举措，目的想以政府的地位，希望日方能真切悔悟。俟商得有利的条件后，拟仍请蒋先生出而主持。”

佛海也说：“以蒋先生目前的处境，已无法与日本交涉和平，我们所以拟进行组织政府，诚如公博所说，是为了取得一个立场，以便利于进行交涉。同时以我们赴日本的亲见亲闻，有两点可以供蒋先生的参考。若干日本人士，如近卫、平沼等确有和平之诚意，但如和平绝望，日本国内虽亦有其困难，而其军事实力，仍未可轻视，如我国单独与日本作战，胜利却不会有一定的把握。其次，汪先生发布艳电，倡导和平，是愿意牺牲一己，以便于蒋先生的进行，迄今仍未改变他的原意。所以请司徒先生把我方的态度，婉为向蒋先生转达，为了国是，希望捐弃成见，消除意气。如我们政府在创建前而重庆与东京间的和谈已在进行，则政府的成立自可从缓；如重庆的和谈而能获致协议，则政府虽已建立，仍可随时解消，我们的目的纯在求取和平以拯救国家。”

司徒雷登听到了陈周的坦诚相告，也为之肃然动容。但他仍然提出了一点，他说：“照两位的说法，汪先生是否能同意这样呢？”陈周同时说：“我们可以完全代表汪先生，我们将保证履行我们刚才所说的一切。”这时岑也说道：“兹事关系重大，如和谈实现，更希望由贵国居间保证。”司徒雷登也连说：“当然，当然。”这一幕经过了两次谈话，遂于双方满意中结束。

事实上，二月十二日初次会见司徒雷登后，翌日陈周即将谈话经过向汪氏报告，汪氏表示得很恳切，他说：“只要蒋先生肯于此时谈和，则我主张和平的目的已达，尚复何求？”因汪氏的无条件同意，故复有二十四日的二次见面。

但是，司徒雷登由沪赴渝以后，从此即杳无消息。汪政权以既无答覆，也终于在三月三十日在南京以“还都”名义实现。司徒雷登曾否与蒋氏交换意见，直至胜利复员，才于司徒口中在无意间透露了一些。我于出狱以后，不时与几位律师同业谈到了所谓“肃奸”案件中的无数微妙荒唐的秘闻，岑之代理律师也告诉了我一桩内幕。原来和平以后，岑德广以曾经担任过赈务委员会委员长名义，被首都高等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其家人为他进行声请复判，除了提出其他的理由与证据而外，并拟申叙与那时已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沪谈和的经过。当时岑却坚持不愿牵涉到外交关系，更不愿以外力来压迫政府。而他有一位亲戚方自美返国，热心奔走，竟不顾岑本人的反对，径以函件与电话同司徒雷登要求见面，司徒雷登在电话中立时约定了时间，岑的亲戚就在南京美国大使馆中与司徒相见，并率直提出为岑具函证明的要求。

司徒雷登听到了岑德广被判无期徒刑的消息，表示出惊讶与惋惜的态度，他立时从大使馆的档案中检出一份纪录，指着它说：“当年确然有此事实，纪录还保留在这里，我到达重庆后，也曾向蒋委员长详细报告，当时蒋氏只说：‘好！很好！容我考虑后再答覆。’而从此即未再作进一步的联络。但此事虽未实现，而经过却不容抹煞，岑先生等以我直接会面所得的印象，确无叛国之心，但我以大使的地位，不便私人具函向法院证明，可由岑先生的经办律师详细撰写一份经过，我可以在文件后面签字承认有此事实。”

岑的家属照他的办法做了，司徒雷登也真在上面为之签字证明。案卷送呈最高法院后，判决书中虽未提到司徒大使的证明一节，而卒为改判了较轻的刑期。

岑德广还是幸运的！缪斌以奉命谈和，遂成为“肃奸”案中的第一个被杀者。岑是自动谈和，又有司徒的证明，他是美国人，而且是美国的大使，到底发挥了力量，赖此得邀末减。现在岑正流寓香港，我以本节的经过向他证实，他摇摇头说：虽有此事，但往者已矣，又何必重提以徒乱人意耶。

一九七、汪氏赴日谈判组府条件

为了组府，更为了试探日方的和平条件，汪氏于一九三九年的六月四日，曾率领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董道宁、周隆庠与日方的影佐祯昭、犬养健、清水董三、矢野征记等由上海大场飞机场搭乘日本陆军专机飞日，在横须贺机场降落，换乘汽车驶往东京。日方以古河男爵的郊外别墅，作为汪氏等一行的居停之所。那时发表三原则的近卫已辞去首相职务，而由平沼继任。

汪氏在日期间，曾先后与首相平沼、陆相板垣、前首相近卫会见，并访问松冈洋右及中山先生的老友头山满等。当时平沼的态度尚还和缓近情，而板垣则一肚子充满了侵略的意味。据影佐祯昭遗著中的记载，汪氏与平沼会见时，汪氏主张解决中日事变，应坚决采取以重庆政府为对象，进行和平的方针。而平沼则表示现内阁坚持继承近卫声明的精神，仍将不以蒋介石领导的政府作为交涉的对手，希望汪氏能决心担当大任。而六月十五日与板垣的谈话，板垣竟对一党专政、三民主义、青天白日旗等多所指摘，汪氏与他反复辩论，最后提出的组府条件，据西义显的书中（所）记，约有下列各条：

（一）由汪氏领导另组中央政府，继承原国民政府之法统，采取还都南京之形式。

（二）以三民主义为建国的基本方针，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

（三）已得日方承诺之撤退日本驻华军队，应有更具体的答复。

（四）在中国之日军占领区内，所有一切公私铁路，工厂、矿山、商店与房屋应迅速交还。

上述条款如不能取得协议时，汪氏即放弃组府计划，将以民间立场推动和运。而日方的答案，却意外地无理取闹。几于完全推翻了汪氏所提出的条件，日政府是着重在下列三点：

（一）三民主义为排日之根源，理论上需有所修正。

（二）重庆现仍似青天白日旗与日本作战，如新政府采用同样图案，将使前线军队之攻击目标陷于错误，故必需予以更换。

（三）在日军占领区内的民房、工厂、商店可以交还，但铁路因与军事有关，须于全面和平实现之后实行。

由于双方的条件相距过远，当时曾引起最激烈之争执。汪氏所持的理由，以为日本既承认新政府为继承原来之法统，还都南京，则三民主义为原来的建国纲领，青天白日旗为原来之国旗，否则与继承旧法统之原则不符。且三民主义为中国建国的基本方针，指为排日根源，更属毫无根据。中山先生最后北上时，船泊神户，曾经提出“大亚洲主义”的口号，力谋唇齿相依的中日两大民族间的亲善，可证明三民主义的确并非排日主义。且本人为中山先生之信徒，对中山先生所手定之三民主义与青天白日旗，绝不容其有所改变。如日政府干涉中国之内政，三民主义妄加修正，青天白日旗一经改换，适足以使举世知道日本无和平之诚意，而对新政府竟施行压迫之手段。如此，则本人只有放弃组府的主张，更自认和平运动的归于失败。

影佐从河内护送汪氏抵沪赴日，因不断的接触，对汪氏有较多的理解，在他的遗著中，有这样一段纪录汪氏对他的谈话，汪氏说：

“原来的和平运动计划，是准备以国民党员为中心，组织一个和平团体，用言论来批评继续抗战的错误，逐步扩大和平阵营，使重庆转变。但单凭言论，也有困难，因为和平固然为了救中国，而抗日更是由于爱国情绪所激发。而且和平论与卖国论也最易混淆，很难得到一般人的谅解；反之，抗日论却容易获得人们的同情，这要靠日本无私的行动，才能证明和平论的正确。近卫的声明如能十足兑现，则重庆的抗日理论将失去根据。问题就在怎样实现近卫声明，是不是应该改变原来的和平计划？除以言论督促重庆觉悟之外，建立一个和平政府，从事实上证明中日合作的效果。这个和平政府当然不以打倒重庆政府为目的，只是为了中止抗战，促进和平，即使为必要而建立军队，也决不以之与重庆为敌。如果一旦全面和平实现，不论双方政府是否合并，或者采取其他形式，我决不过问，断然引咎下野，以明心迹。”

汪氏初意想建立政权，与日本交涉取得有利条件，以证明近卫声明日方确具履行诚意，而板垣的对案恰得其反，却反证了日方的毫无悔意与抗战政策的正确。汪氏在日前后二十日，于舌敝唇焦、心灰意懒中黯然返沪，只留周佛海在东京继续交涉。结果以汪氏态度的坚决，日本方面终于完全放弃了修改三民主义的要求，对此外两项问题，也采取了折衷方案，即铁路在全面和平未实现前，暂由中日双方会同办理，而由汪政权成立铁道部监督之。国旗则仍用原来的青天白日旗，在作战期内，为避免前线日军之误认，上面另加一黄色三角布条，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六字以为区别，但与原来的国旗并不相连，也非固定的形式，所以在南京汪政府的门前，所悬的为没有黄布条的青天白日旗，仅在有相当距离的国旗的下端，用两小竹竿交叉两面黄三角的布条。

汪政权决定于三月三十日创建，汪氏则于十七日先期飞往南京，在临行的前晚，一切都已部署完毕，随行人员也都已决定。唯有代表陈公博曾出席干部会议的何炳贤，虽然已内定他出任军事委员会的经理处长，而他却坚决重回香港，船票且已预先购定了。那晚他正在愚园路汪氏的寓邸中收拾行装，陈璧君看到这情形，上前厉声责问说：“你不随汪先生赴京帮忙，是什么居心？”何说：“我不忍见汪先生为国家牺牲到如此地步，在干部会议中我曾经激烈反对，虽然是代表公博的意见，我已尽了我之所能。现在一切既已决定了，我只有离去以随我自己的心愿。”

双方谈话的声浪很高，为汪氏所听到，令副官召他与汪夫人同到汪氏的私室中去，时汪氏正与陈公博默默的对坐着。当他们进入时，汪氏很久不发一言。他以为汪氏一定会勉强他同去的，孰知竟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汪氏回过头去对陈璧君说：“士各有志，不要勉强别人去做不愿意做的事。这次我只有跳火坑的勇气，做一分是一分，而成败则操在别人的是否能澈底悔悟者的手上。在这情势之下，还是让我一个人去牺牲，多保留几个年青一代的同志吧！”说着又对何炳贤道：“那末，等我明天飞京后，你仍照原定的计划去港，我对你非但是谅解的，而且也是同情的。”说完话，汪氏已清泪满眶。

作为追随他多年的人，面对着如此情况，也只有放下他的行装，随同去等待不可知的命运的支配了。我写此一段闲文，是要以事实来说明汪氏那时的感想，决不是一般人想像中汪氏因自创政权的得以实现，而欣然去抱笏登场的那一份态度。但千秋万世之后，有谁会了解汪政权中人当时是怎样的一种心境呢！

一九八、高宗武为甚么出之一走

汪政权是注定要失败的！即使日本不发动太平洋战争，以与英美为敌，其失败也只是时间问题。因为汪精卫到底是一个书生，而且还有着他革命者的热情与诗人的气息，偏偏就缺少了搞政治那一套应有的枭雄行径。而渝方的对他，自始至终倒用的全是特工手段。重庆方面当时拥有两大特工机构——“中统”与“军统”，虽对日对共，都曾一败涂地：西安事变的发生，事前既一无所知，至陷统帅于险境；对日战争时期赖以获取日方情报的“国际问题研究所”，主持者的王芃生，现在已查实竟是共产党员。那时中共唯恐抗战之不能持续，难求喘息，所以他所供给的情报，尽是不利于日敌的，而当局茫然不知也。但渝方以特务手段来对付汪政权，则得心应手，精彩纷呈。人们但知上海租界以内有声有色、以血还血的枪战，为特务工作的拿手杰作，谁知这仅是整出戏里穿插的一段微不足道的打斗武场而已。汪精卫的离渝主和，是不是先有“兄为其易；而弟为其难”的密约？以后的开除党籍，明令通缉，是不是既已入彀，中途变计？若真如此，这是无上的特工手段也！奈此千古疑案，除当事者外，无人能加以证实，亦且无人能予以否定。

姑且把公开的事实来说吧！汪氏一经离渝，方抵河内，先有谷正鼎之奉命驰往疏通，疏通之不成，乃赉予护照，济以川资，形式上一切都为便其出国，以安汪氏之心，而结果则军统大员亲往指挥，高朗街众枪齐发，而汪氏却奇迹似的死里逃生。这一幕做得却并不高明，因为既太着痕迹，也且又并不能如理想中的赶尽杀绝也。

较为高妙的一着，则是汪政权中最重要的台柱，暗中可能是重庆所布置的，实际则无疑是受重庆所运用的。周佛海、梅思平、丁默邨、李士群等过去无一而非蒋系之人物，当时又且无一不与重庆藕断丝连。连陈公博因反对组府而终于参加，自甘伴食，却又抱着“党不可分”之素愿，而仍与重庆暗中建立关系，妄图自效（见其“八年来之回忆”一文）。日本投降之后，却由任援道奉命再三劝之离宁，最后又像煞有介事地明令逮捕归案，此仍然是特工手段也。至和平后之所谓“肃奸”，索性完全以特工面目出现。堂堂“整饬法纪”之行为，而竟委之“军统”主办其事，“诱捕”“劫收”，腾笑中外。而渝方特务工作中最成功之一着，则应推“高陶事件”为一记最佳之杀手锏。这事曾经震动世界，也曾经给予汪氏方面很沉重的打击，前书已略记其事，兹再汇合各方资料，补述其经过。

我与高宗武、陶希圣二人均无私人间之丝毫恩怨，当他们在沪随汪与我“同流合污”之时，甚且从不曾相交一语。前书所写，不过就我所知，略述梗概。到今天为止，我认为对高宗武尚情有可原，因既有其不得不走之苦衷，且二十余年来，也从无一语相辩饰，他由沪一经抵港，稍作勾留，即亟亟挟重赏赴美。从此隐姓埋名，以昨死的精神，连与他有相当交谊的犬养健笔下，也且改称他为“康绍武”了。他的态度，说他是功成身退可，说他为闭门思过，也无不可。而陶希圣却以此一役，在蒋氏左右几取陈布雷、周佛海当年之地位而代之，著书立说，俨然一派忠贞之气！这两人虽一度志同道合，而最后则平淡绚烂，却又大异其趣。

高宗武是最早也是最热心谈和的人，从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即全面抗战爆发的前二年起，即与吴震修对日人西义显有所联络。至抗战发生以后，他是奉蒋氏之命在港专门担任对日的情报与联络工作。他曾经亲往日本与上海，以全力来谋致和平之实现。不幸日本两度拒绝了他经手的与重庆谈和，以至功败垂成。乃转而通过梅思平而拉拢陶希圣，由陶希圣而撺掇汪精卫。汪氏既已脱离重庆而至上海，组织政权也已决定。论理，高宗武大功告成，开国元勋大可伫候封赏，而他终于到了这最重要的关头，自弃前功，潜行逃叛，别的人还可说因不满于日方所提出的条件而迷途知返，但对高宗武来说，决无此理。他最知道日本人，而且从战前到战时，一直由他与日方谈判，停战的初步条件，还是由他与梅思平所共同草拟而提交给影佐的。他明白日本的态度与日本的底牌，已非一日，又何至于临时变计？从曾经身与其事的日本人所著的书籍中，写出了他所以叛逃之故，才使我恍然大悟。

总括一句话，高宗武搞和谈，对公，是向蒋氏效忠；对私，则要由他包办。他最后的改换目标而抬出汪先生来，则以日本两度关闭了对蒋先生和谈之门，也或许是他在失败中想死里求生；也或许他暗中奉到了别一项的使命。不幸他的形迹，却为日本方面所察觉，日方不仅对他起疑，而且除有人当面严词质问以外，并监视了他的行动，尽量使他与汪氏隔离，甚至有对他采取不利行动的传说，乃迫使他不能不一走以求自保。有几件事实是这样的：

第一件事是高宗武公然泄露了日本与汪方间接洽的秘密，也就是前文所说，当日政府派遣影佐祯昭租赁“北光丸”出发河内营救汪氏时，“北光丸”方启碇离日，而重庆大公报即发表了汪氏主持和谈的消息。日外务省书记官矢野征记认为此举必出于高宗武所为。因为日方派有一名一田中佐者在香港活动，一向与高有密切联系，而一田在表面上则以出售蚊香为掩护，而大公报所发表的消息中，部份即为高宗武与一田间的秘密。矢野于是偕同一田向高宗武责问大公报消息的来源，高还诿称是日本方面所泄露，一田听到了他的话就大为发怒，厉声问他：消息中有一点，是只有你我知道，别人是不知道的，对此你又将作何解释？高宗武当场虽窘得无言可对，但他竟然反而还劝矢野不要去河内，他以为汪氏的做法，似已不再以蒋氏为和平运动的中心了。就因此明显的态度，乃开始引起了日方对他的怀疑。

日方也从此对高宗武采取了戒备的态度，当汪氏乘“北光丸”于一九三九年五月五日抵达上海后，汪之行踪因已被日本朝日新闻的驻沪记者所知，因此那晚汪氏仍宿于轮上。而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则在虹口的重光堂等候，直至晚饭以后，汪氏已决定当晚不再登陆，高宗武即兴辞向周梅等表示要单独回家。影佐问他到哪里去？高说：“我要回到我兄长的家里去。”影佐说：“只有这寥寥几位同志，暂时应该住在一起。”高又说：“我兄长的家里防范得很好。”影佐又以带有命令的口吻说：“今晚就请住在这里！”高也以坚决的口气说：“我要回家。”影佐有些生气了，对高说：“周先生和梅先生都住在这里，你单独离开，是不是想破坏同志之间的团结？”双方抬杠，演成僵局，幸而这时周佛海出面排解，不理影佐的话，对高宗武说：“宗武！你还是回家去吧。”影佐始不再坚持，就由犬养健与周佛海送他到门口，高还是十分气愤的说：“影佐有什么权力，可以对中国人随便发脾气？我为和运拼着性命，绝不能接受影佐的命令！”这一举确使高宗武过分难堪，他当然更知道日本方面已不仅在对他怀疑了。影佐的态度，很明显地认为他会泄漏汪氏的行踪，有发生意外危险的可能而出此。

日本方面的对付他，还不止此。一月之后，汪氏等一行赴日试探组府条件，汪氏与周佛海、梅思平、周隆庠、董道宁等被招待在东京北郊泷野川的古河男爵别墅居住，而对高宗武以其有肺病为辞，却被指定另住在隅田川西岸桥场町大谷米太郎的家里，使与汪氏等远隔。犬养健而且听到有将高宗武毒死的消息，连高宗武也知道了这个风闻，自此乃觉形迹已露，处境危殆，乃不得不急急谋脱身之计了。

日人将对高宗武采取行动的消息，尚为一九三九年六月间事，那末高宗武何以迟至是年十月始决然离去？以我旁观者的看法，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他对日人失望之后，对汪氏更为失望。他原意如和平政府成立，他自恃有开国之殊勋，定可平地飞升，得居高位。不料他费尽周章，说动了汪氏，而当他由港赴沪与影佐等磋商和平条件时，汪竟派梅思平为代表，他已屈居为副席，形同梅思平之随员。迨汪赴日与平沼谈判后回抵上海，亟亟作组府之谋，而一切对日外交重责，再一变而索性由周佛海大权独揽，高宗武的地位已每况愈下，而他仍然等待着能一过外交部长官瘾的迷梦。

照例汪政权成立之后，除对日而外，亦诚无其他外交可言，高宗武的出任此职，论劳绩，论才力，均应有可能，而汪以他年事太轻，又且为日方所疑忌，只允给予外交部次长之位置。至此，他一切希望全归于泡影，乃觉再也无可留恋，于是去志遂决。到了汪政权成立之前，与日本之间正在全力交涉，在会议中，高宗武是参加的，而日方对之已严加防范，任何文件均由梅思平与矢荻负责收藏，不许携带出外，高宗武当然明白一切是在对付着他。至会场以外的对日交涉，有时他甚至要偷偷地向别人查询，才能略悉端倪。从此，他对汪氏怀有怨望，而对周佛海则更为妒恨。

高宗武于什么时候才起意叛汪与如何离沪走港的呢？据当年在上海被称为“大亨”而以后又为戴笠助手的杜月笙之私人秘书胡叙五，以“拾遗”笔名在香港春秋杂志所写“杜月笙外传”中，有“助反正高陶离沪”一段，揭露此事真相。依我所知，胡叙五于杜月笙生前，朝夕随侍，不离左右，其所记应可信为事实，兹特摘录他所写的经过如次：

“高宗武因密约问题作第三度东京之行（按即上文随汪赴日的那一次），处处受日人疑忌，于满怀忧惧之余，蓦地念及其同乡父执黄溯初，侨居长崎之晓滨村，相距非远，何不登门就教。于是驱车就道，一夕深谈，反正之念遂决。黄溯初为留日老前辈，历任国会议员，隶研究系。宗武自游学日本，以至服官从政，黄溯初之提携诱掖，致力甚殷。相晤后彼此约定，宗武先归，黄溯初随后亦回上海。黄到沪后，由于他与徐寄廎以同乡而兼至好（按徐寄廎时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又为重庆在上海活动的秘密机构“统一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所以遇事商酌，寄廎率直地提出杜月笙来，于是决将这桩买卖奉送与月笙承办。其时已是十月，徐采丞（按为杜月笙之在沪代表）适从香港返沪，甫抵家门，寄廎踵至，将大致情形撮要告知。随手掏出一张条子，上面仅书‘高决反正，请向渝速洽’九个字。即挽采丞原船返港，速与月笙接洽。

“在一个阴沉的下午，采丞拎着手提箱，突在香港告罗士打酒店七〇五号杜之办事处出现，月笙看过字条，认为事不宜迟，即于翌晚飞往重庆，一面嘱采丞留港稍候。其时蒋委员长适有桂林之行，原拟小驻，闻此密报，一宿返渝，召见月笙，即嘱从速返港，秘密进行。月笙返港后，又着采丞从速返沪，付以两项任务：一为速挽黄溯初来港面洽；一为协助高等及其眷属安全离沪。才逾十天，溯初莅港；当将宗武去日经过，逐一和月笙细说，并制成笔录。于是月笙在同一月内又作第二次重庆之行，向蒋报告既毕，蒋委员长亲笔作书，露封交由月笙转致宗武，许为‘浙中健者’，欣慰之情，流露行间。迄至民国三十年一月五日，高陶两人同乘美国总统轮安然到港，两家眷属，不久亦先后南来。宗武终且领得了官吏护照，并将其名改为‘其昌’，夫妇乃横渡大西洋向美国而去。”

一九九、陶希圣怎样为自己表白

至于陶希圣为什么竟与高宗武偕逃呢？他当时原是对和平运动最热心的一个人，在重庆时，又为怂恿汪氏最尽力的一个人，在上海时，更是攻击蒋氏最猛烈的一个人，他为什么也要叛汪而去？应该也不单是如其表面所说的是为了反对和平条件吧。我们同情陶氏今天在台湾的处境是困难的，他在党内与文化界中，有着那样不平常的地位，而且他又必需发表对国事的意见，但谁都知道他有过与汪氏那一段往事，当年何事反复？不说，也许会被人认为他内愧于心，终于在一九六二年春，他在台湾的中央日报，以“揭发日汪密约的幕后”为题，发表了一篇数千字的长文，为自己作辩解，姑先照抄一段如下：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沦陷后的上海公共租界愚园路，日汪之间，所谓‘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谈判完毕，定于三十一日签字。我是参加谈判之一人，眼见那日本军阀分割中国的狂妄野心企图，白纸上写黑字，要借中国人之手去签字，这件事是断不可为的。当晚，我回到法租界环龙路私宅，即称病不出，与内子冰如计议如何脱险走港。

“二十九年元旦，为避免汪周诸人怀疑，我抱病到愚园路拜年，当我从周佛海住宅告辞出门的时候，佛海送到门口，他说：‘你的面色不好，要休息才好。’我答道：‘我亦不知命在何时。’他说：‘何必这样说。’几天以前，有陈某秘密告知我，说七十六号有计划要刺杀我。我说这话，就是暗示这件事。

“元旦赴汪宅拜年之后，陈璧君主张我补签密约，汪说道：‘他面色不好，改日再补签。’这是一个生死关头，倘使我被邀补签而不肯下笔，那就是我的生命断送的时候。这天自愚园路回法租界，仍然卧病在床。高宗武兄来拜年并问病，我对他说：‘他们有阴谋不利于你，你怎样？’宗武说：‘走了吧！’我们决定趁四日开航往港的胡佛总统轮。

“四日上午，我乘车到南京路国泰饭店（作者按：上海无国泰饭店，大约是中文名华懋饭店之误吧）前门，下车之后，进入大厦，从后门叫街车到黄浦滩码头，直上轮船。中午，船开了，航行到公海之后，我才从船上打电报给冰如（按此冰如为陶之夫人，竟与陈璧君不约而同名）报平安。至五日清晨，冰如才把我写好留在家中的几封信，叫人送到愚园路。愚园路诸人得知我离沪往港，大为惊骇。我的住宅门口，一时之间，有亲友来问讯，亦有便衣人员侦查与监视。……”

下面是写他的妻子儿女怎样获得汪氏允许而离沪的经过，与本文无涉，故从略。

中央日报上的一段，多少还说了些不是事实的事实。这几年他又为台湾的“传记文学”杂志写他的自传，于“乱流”一节中，写他从武汉到重庆，再由成都转河内，最后去广州到上海，这正是他随汪时的重要关节。那时关于他自己的言论与动态，几于一字不敢提，却又何也？就上述中央日报所登的一段陶希圣所亲笔写的经过来看，就我所知，非但有些重要关节，与事实颇多出入，而且前后亦多难以自圆其说之处。

我很同情他写作时心境之乱，在台湾众目睽睽之下，更应有不知如何下笔之苦。因为首先他说出走的原因是为了反对分割中国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但他又自承为“我是参加谈判之一人”，那末在谈判时他为什么不据理力争呢？以陶的自命忠义愤发，当不至看到了日本人就会噤若寒蝉。固如所说，当场不敢反对，事后畏势潜逃，又何其怯也！这项托辞，另有一项旁证，当他与高宗武抵港以后，晚间赴九龙塘去访何炳贤，何开出门来一看，竟是这两位“和运健者”，倒真是既惊又诧。延入客室之后，何炳贤问他们何以突然来港？陶说是为了反对汪先生组织政府。何又问他：“那么上年汪先生召集干部会议时，我一个人在席上声嘶力竭，反对汪先生另建政权，你何以又让我单独作战，而默不作声？”陶氏讪讪地说：“如我也反对，恐怕佛海他们将有不利于我的举动。”何炳贤又说：“你这就不对了，即使你不便公开发表意见，难道你没有资格在私室中与汪先生谈话？”至此，陶氏为之语塞。本来还要约陈公博与他们见面的，而第二天去寻他，却已搬到不知哪里去了。

其次，陶氏在那篇长文中还说，因为怕迫他签字，所以于二十九日“称病不出”，但到元旦那一天，却说是“抱病到愚园路拜年。”又说元旦陈璧君主张他补签密约，汪因他面色不好，所以让他改日再补签。他说：“这是一个生死关头，倘使被邀而不肯下笔，就是生命断送的时候。”我很奇怪何以有“文胆”之称的陶希圣，竟于短短数行中就矛盾百出？既说“称病”，又说“抱病”，究竟是称病、抱病、卧病还是心病呢？

再则，假如说这是密约，应该由汪氏来签字，他还无签字的资格。假如当时因陶氏是和运柱石，又是谈判的出席代表而必需由他签字，那只是“面色不好”而已，能拜年，岂又不能举笔？且因病而不能举笔，又何至断送生命？汪先生到底还是个文人，几曾听到过他在政坛数十年中，对他一有违忤，即有随便杀人之例？陶希圣未免太危言耸听了。陶希圣说谎的另一人证，是现在留港的樊仲云。他告诉我：“那次赴汪宅贺岁，是陶希圣、朱朴之和我同去的。我们三人一直在一起，我绝没有听到过汪先生夫妇要他签字于密约的话。而且那天宾客满堂，贺岁时的气氛，也不是谈正事的时候，而且也没有谈正事的可能。”汪氏虽逝，朋侪尽在，他又岂能以一手掩尽天下的耳目？

陶氏叛汪出走的另一理由，说是“七十六号”有计划要谋杀他，我敢说绝无其事。因当陶离沪前，为了我在负责筹备之“中报”，陶与林柏生要把它改为“中央日报”，罗君强写了一封给陶太不客气的信，周佛海还重重的责备了罗君强一顿。但周陶之间心中有芥蒂则是事实，周佛海时常不满于陶经手的宣传部经费，时常指为滥用公款，账目不清，而陶对和运也以首功自命，而佛海此时大权独揽，后来居上，心中的不无愤愤，亦属情理之常。他本希望汪政权建立后，出任宣传部长（前书误为实业部长，附此更正），而汪已内定由林柏生担任，只为他安排了一个教育部长。但芥蒂是一件事，刺杀是又一件事，佛海对他即有不慊，以高陶当时为和运健者，而汪氏对他们又宠眷未衰，况当政权未立，周佛海羽毛未丰，亦何敢同室操戈，轻举妄动？自更无论于丁默邨李士群之流了。证之高陶出走以后，汪氏夫妇仍无一语相谴责，陈璧君且大骂为罗君强所逼走，而周佛海在一月八日的日记中，亦记有“汪先生为陶希圣解脱”之语。若“七十六号”果有“阴谋”，恐就不易让他如此扬长而去，又何至当他已经离去之后，始亡羊补牢，“派便衣人员侦查与监视”之理？

陶希圣高宗武出走的决定，在他那篇长文中，仅仅“走了吧”一语，事实真是如此简单吗？真是到了出走前六日方始决定的吗？他把高宗武长时期的准备略去了，他把杜月笙的积极帮忙抹煞了，更其把重庆对他优惠的条件隐藏了。拾遗撰《杜月笙外传》，其中又曾写出了陶由沪到港后的如下一段秘闻：

“在这一段光阴里，陶希圣过的倒是闲适生活，经由月笙之手，政府按月拨给港币三千元，办着一份月出两期的‘国际通讯’。薄薄的小册子，完全赠阅，不须发行。出版后包扎一大捆，交由月笙托人带往重庆分送，香港市面却看不到一份。……无如好景不常，太平洋战争陡然爆发，那时月笙已去重庆，抱病颇重，当局嘱他开列旅港重要人物名单，以便派遣飞机前来抢救，他开出的第一名便是陶希圣，一面急电希圣紧急准备。无奈飞机只能在深夜到达，着陆时间极短，车辆已被香港政府征用，希圣根本无法跑到机场，回渝之念，只得放弃。迨至九龙失陷，希圣吓得不敢回家，终日在街头盘旋，东住一宵，西宿一晚，最后挈带家眷，匿居弥敦道黄医生家的后楼。好在日军不久疏散人口，希圣参加由杜宅一班人组织的难民回乡队，始于民国三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脱险离港。……夫妇临行，彼此互约，一踏上中国地，第一件事就是给杜月笙打电报。因为随身带着极少的钱，没有月笙，没法得到充分的接济。后来他夫妇俩和孩子们都平安地到达重庆，月笙始告放心。希圣旋由陈布雷先生汲引，分担了文学侍从的工作。官俸无多，缓急时有，月笙便成为他的外府。尽管月笙经济情形，当时并不甚佳，但于他的需求，总是有求必应。胜利以后，希圣地位日高，踪迹日远。在月笙公子维屏涉及破坏金融案件时，偶然也想到他，可是月笙沪寓的十八楼头，座客常满，却不易见到陶希圣的纡尊降贵了。”

这一段完全可以相信是该文作者亲见亲闻的事实，离沪前陶希圣对高宗武说：“他们有阴谋不利于你”。并没有说有不利于他自己，那为什么也要走呢？原来一登龙门，就是身价三千！也许这懋赏还只是表面的呢？看了陶希圣对于杜月笙的前后大易其态，那对汪氏的有始无终，也就无怪其然了。但如一念及当年汪氏的推心置腹，于其出走后尚且力为回护，及今回思，正不知其作何感想？他始终附骥于高宗武，而得现在的安享尊荣，其成就也且远胜于高，真不愧为识时务的俊杰！悬想其定有欣然于“不悔当初”之感吧！而我对他的观感，则是：他在重庆时最拥护汪先生，最后是最伤害汪先生，他在上海时最攻击蒋先生，而现在又最效忠蒋先生了。

二〇〇、旧创诱致多发性骨肿症

汪政权六年中一共有三桩最重大的事件：即政权的创建与覆亡，及汪氏的逝世是也。假如二次大战期中日本不采取南进政策，则世界历史，自将完全重写；假如汪氏不于和平的前一年身死，则中国的历史，相信也将完全重写。日本投降时，周佛海与重庆既早通款曲，陈公博又一向持“党不可分，国必统一”的原则，因此胜利以后，俯首贴耳，任凭“劫收”。政治是无情的，而汪氏却是一生搞政治的人，安有不懂得失败之后将会无情到如何程度。以他的性格，是决不会甘心于束手待毙，他不死，则局面将有如何的变化，正未可知。但他终于受不了旧创所导致的绝症，影响到身体上的痛苦，更受不住对于国家与民族前途的悲伤，使其精神上受到更大的痛苦，在和平的前一年，先其手创的政权而撒手以去。

到今天，民间对于他的死因，仍然还有不经的传说，一般竟认为是给日人所毒毙的，为什么会有此无稽之言？可以证明汪氏在南京的一段时期，连民间也知道他与日军是在抗争而不是在俯首听命。虽然我在前书中，已详叙了他的病中与逝世的经过，为了要求详确，又与汪氏在港的遗属们作了几度的长谈。我于一九六一年初冬赴日时，并特别亲往名古屋分访了曾经为他治疗过的帝大附属医院的医生与护士，可以说已经问遍了可以知道当时情况的人。因此，本节所述，自信与事实不会有太多的出入。

汪氏患此绝症的导因，完全是为了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遇刺后，子弹留在体内的关系。当时他被送往鼓楼医院，由沈鹏飞外科医生开刀，仅将左颞部之碎骨与弹片取出。颊部与背部的子弹，因流血过多，身体虚弱，未敢再动大手术。颞部开刀以后，眼旁红肿极烈。向为汪氏好友而兼医学顾问的德籍诺尔医师Dr.Knoll于出事时，方去西安打猎，迨得讯赶回，已在一周之后，经其施行手术，先将颞部子弹重为开刀取出外，认为伤势仍极严重，力主移沪治疗，于是注射了破伤风预防针后，即匆匆易地赴沪。

上海的骨科医生，那时以与宋子文为姨表弟兄的牛惠霖牛惠生兄弟为最著，在沪西枫林桥设有上海骨科医院。汪氏泰然延请为他再度施行手术，以期取出留存于体内的子弹，而施行手术的地点，竟就在安和寺路汪氏的岳家沪寓。那天牛惠霖医生于施行手术之前，却先饮了一大杯拔兰地酒，即令汪氏俯伏在沙发椅上，作为手术台，且用的又仅为局部麻醉，牛医生于酒意醺醺中动手施术，手术粗重，徒使汪氏受了更大的痛苦，而子弹亦且终未取出。

汪氏于受伤前本患有糖尿病，自赴青岛疗养后，渐次康复，已可吃少许巧克力糖而无碍。自经这次手术，发现时有脉搏间隙现象。回想牛医生开刀情形，何以如此草率从事，阖家乃大为惶虑。诺尔医生以奥国嘉士伯的矿泉水，对肝病等极有益处，并为汪氏介绍一欧洲热带病专家，力劝其出国疗治，于是汪氏乃率同夫人、曾仲鸣、次女公子文彬，及内弟陈耀祖离国赴德疗养。直至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发生，未及彻底治疗，又为国事以跳火坑的精神兼程赶回。至三十二年八月间，胸背以留存在体内子弹的影响，突然又感疼痛，乃于是年十二月十九日在南京日本陆军病院将子弹取出，一时经过良好。

民国三十三年（一九四四）的元旦，汪氏自南京的北极阁回归私邸，忽觉身体不适，四日傍晚，诺尔医生来为他诊断，诺尔请汪氏试作小步，方行数步，而诺尔睹状，以两人平时感情素笃，竟为之失声痛哭。诺尔以为病虽初发，势甚严重，观其行动，且有癌症现象。那时家人犹未之全信，不幸此后腰部以下，渐感麻痹，且不时发高热，病源不明，终且缠绵床褥。延至那年的二月，病况逐渐恶化，适陈璧君以胃病延请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教授黑川利雄，赴南京为她医治，顺便为汪氏诊察，诊断结果，认为已达危险阶段，非立即施行手术不可，经黑川与日政府商洽结果，决送往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治疗。

三月三日，汪氏率同夫人陈璧君、男女公子文惺、文彬、文悌、婿何文杰，暨周隆庠、杨绍芬、韦东年、程岛远、侍从医生中央医院长黎福。侍从官凌启荣、梁汝芳、司机潘宁、佣人周有、阿文，专机飞日。因名古屋为日本工业重地，盟军空机不时空袭，日政府于事前令名古屋师团司令部在预定汪氏之病室外南侧旷地上，建筑防空壕，限于一夜之间完成。并动用了全日本外科、整形外科、内科、放射线科等第一流权威医师组成医团，为汪氏疗治，当地的军警机关也实施全面戒备。

汪氏的病室，系在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病院四楼的最后一间的特别室，地位相当宽敞，包括有卧室、日式起居室、厨房、浴室、日光室、厕所等。除四楼全部，专供汪氏家属随员居住外，三楼亦有三室供汪夫人会客及日方关系人员之用。因防谍关系，对汪氏来日，严守秘密，其病室，且特以“梅号”为代表。

经各医师会同诊视结果，一致认为汪氏因过去所中子弹留存体内过久，诱发而成为多发性的骨髓肿症，胸骨自第四至第七节间，因肿胀而自背部向前胸发展，以至压迫及于脊髓神经，必须割除向前压迫之肿胀骨殖，以减轻压力。手术系于抵达之翌日，即三月四日的傍晚，由斋藤教授主持施行，用局部麻醉，由背部开刀深入及于前胸，切除胸骨三四片，经过一小时许而毕，汪氏当时感觉腿部能有些微活动。其后三四日间，情形良好，家属方在庆幸中，而仅经过这短短时间，又立即转而恶化。

病中，林柏生、陈春圃等曾先后赴日探望，他向林柏生表示，他的文章无可留，对共思想亦曾先后发表，均为世人所熟知，可留者惟诗词稿。至八九月间，病势更见沉重，且极度贫血，先后由两公子孟晋、文悌、及程西远、程岛远、韦东年、凌启荣等，各为输血五百CC，终未见效。至十一月九日，以美机轰炸关系，将汪氏移至室外防空壕，因无暖气设备而受寒，当晚回至病室后又发高热，同时又并发了肺炎症，至夜间呼吸渐感困难，延至十日下午四时二十分而逝世。关于汪氏的病况以及丧仪与葬礼，已详前文者，兹不再赘。

二〇一、在名古屋医院中的汪氏

我于一九六一年十一月赴日，于上一年东渡时即有意赴名古屋汪氏逝世之所，一为凭吊，卒以牵于尘俗，因循未果。这次终得陈伯藩、张履两兄的导引，得偿所愿。名古屋大学的病院尚为汪氏养病时的旧时建筑物，入门才数步，在大礼堂前，砌石为范，铺草成茵，中间竖一汪氏纪念木碑，上书其入院及逝世年月。碑旁植梅两株，系汪氏逝世那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由陈璧君饬汪氏生前之侍从官韦东年所赠。原为三株，我去时已枯萎其一。日本方面松井太久郎、今井武夫、松方三郎、高信六郎、矢野征记、清水董三等一百余人，本拟于翌年五月的汪氏八十诞辰时，换立石碑，以垂久远，且已获得医院当局之同意，石碑亦已着手动工，中书“汪兆铭氏纪念碑”，旁为其生卒年月，碑背以汪氏生前爱梅成癖，既预嘱其夫人于死后卜葬于广州白云山时，墓前植梅数株。而其以后之墓地，又为南京之梅花山，为体其遗意，故拟刻其生前所手写之咏梅绝句云：“梅花有素心，雪月同一色。照彻长夜中，遂令天下白。”而结果以台湾方面的阻梗，碑已刻成，终于未克实现。

我去访问时，曾为汪氏医治而仍在继续供职的，已只有事务部长山元昌之一人。承他亲切款待，谈到汪氏留院经过，不禁相与欷歔。又承他召来曾侍汪氏疾的护士森岛喜津与长屋静江二人，在纪念碑前共留一影。因为所有当时为汪氏治病的医生，有些早已物故，有些则已离开了名古屋，也只太田元次医生一人，正任当地的掖济会病院院长，他为我们约定了时间，于当天的傍晚，与他作了一次谈话。

太田元次在汪氏入院前，本已决定派遣至塞班岛“玉碎部队”服务，玉碎部队正如空军驾驶自杀飞机的“神风特别攻击队”，名称玉碎，可知去者即无生还之望。正当他行将出发之时，适汪氏来院，因其挽留而得照常供职，竟得保全性命，以后且即以汪氏所患的“多发性骨髓肿症”提出论文，而获得了博士荣衔。我们和他会见的地点，系在名古屋的医师公会。他谈话的要点，大致如下：

“汪氏的病源，确为弹伤所诱发，渐渐成为多发性的骨髓肿症。这病为世界上稀有之病，不仅骨髓与肌肉到处发肿，而且作极烈之疼痛，为任何人所不能忍受。而汪氏在病中，却从不发出呻吟之声，忍耐力的坚强，在病人中也属稀有。他在施行‘椎弓切除术’前，腹部以下，本已麻木，开刀后渐能活动，在那年的六七月前，腿部渐有知觉，而七月以后，又复恶化。我们全体医疗人员，以比天皇更视为重要的努力来为他治疗，终以极度贫血与极度衰弱之故，卒于不起。他是一个模范病人，能充分与医生合作，对他任何处理，他都表示感谢，且有康复的信心。我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而绝不如所被指的‘汉奸’。日本政府对他尽力照料，而他也只表示对医生的感谢，而决不对日本政府有一句感激的话。他说：他的想治好，是想再为中国努力奋斗。所以如果他不死，而于和平后受到战犯审判的话，我愿毅然为他挺身作证。”

太田元次在医院的年刊上，并写有一篇以“汪兆铭氏入院琐谈”为题的纪念文，详述了汪氏病中的经过，特为译述如下：

“昭和十九年（一九四四）的二月，已故的斋藤教授，突然飞往南京，为当时的中国政府主席汪先生看病。汪先生曾经受过凶徒的枪击，子弹留在第五胸脊髓骨突起的左近，上年虽在南京陆军医院中动用手术，已将子弹取出。而到了那年的一月初，下肢开始发生麻痹现象。到一月末，两腿已不能行动，且时常发生原因不明的高热，膀胱与直肠部份更发觉有明显的障碍。当时汪夫人也在患胃病，正受东北帝国大学的黑川利雄教授检查，乃同时为汪先生诊察。在南京商洽的结果，黑川教授推荐日本神经系外科泰斗斋藤教授为汪氏治疗。后经斋藤教授的诊断，认为汪氏脊髓神经发生严重故障，有立即施行手术的必要，并决定在名古屋帝国大学的附属医院施行。

“汪主席乘坐专机带了大批随员，于三月三日飞抵名古屋，住于四楼的特别室，并改称为梅号室，所有医院的三四两层，划归中日双方关系者的住用。医院方面完全出乎意外地迎接到了这样一位贵宾，人手立感不敷。于是负责者田村医学部长、胜沼院长、山元事务长，他们当时所尽的努力，决非寥寥数语，所能尽其万一。

“战时各种物资困难，连斋藤外科教授施行手术时所需用的橡胶手套，也竟难于买到，结果在名古屋所有公私立医院中尽力搜求，始将应用器物勉强备齐。

“汪氏抵达之翌日，即三月四日，由斋藤教授下令，决定将医务局各重要人员分配职务，尤其为了防谍关系，用严肃态度传达军部命令，不许泄漏任何消息。但当时因汪夫人穿着中国服装，并携来了许多随员，她下楼要先往检查手术室，她的出现，使医院中的病人与家属们都看到了，不仅引人注目，而且都感到了惊奇。特别是为汪氏施行手术的三月四日当天，名古屋大学内外，尤其手术室的附近，有便衣宪兵与特派的特高（政治）警察严重警戒。医院中负责人的忙碌与紧张，使斋藤教授动辄为了小故而大发雷霆，三泽医务局长、森岛看护长等都默然顺受，连胜沼教授也且逡巡不敢入内。

“所施行之手术，系将汪氏第四至第七胸骨以椎弓切除术切除，为斋藤教授之助手者，则为已故之户田教授、三泽讲师与田代助教。笔者（按为太田元次医生之自称）则负责随时注意手术进行中之状况，以报告于汪氏之家属及军部派来之高级临场人员。

“在手术进行中，汪先生之足部即恢复有温暖与抚摸之感觉。迨手术完成，汪先生一面致谢，一面说，如能幸而康复，今后将更为东亚和平而努力。院方将汪氏体内切除之骨片与其血液加以检查，确定病名为‘多发性骨髓肿症’。

“那次为汪氏主治的医生，除斋藤真（名古屋帝国大学教授）、黑川利雄（东北帝国大学教授）外，有高木宪次（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名仓重雄（名古屋帝国大学教授）的整形外科、胜沼精藏（名古屋帝国大学教授兼附属医院院长）的内科。

“以后又加入田村春吉（名古屋帝国大学教授兼医学部长）、三矢辰雄（名古屋帝国大学教授）的放射线科。助手团为户田博（名古屋帝国大学助教）、上田文男（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学专门部教授）、中泽由也（陆军军医少佐）及笔者（时为陆军军医大尉）。黑川教授会同汪氏的侍从医生黎福对他的糖尿病仍不断检验其尿液。这样一个诊疗团，系集合了全日本医学界的最高权威所构成。每日轮流为汪氏诊察三回，晚间一律住宿在附近的观光旅馆，随时待命，助手团则留在医院轮值夜班。

“汪先生身高将近二米，有清朗的目光，温俊的容貌，庄重的态度，以他的外形来看，决不像挺身革命、力挽狂澜的伟人，凡与他接近的人，一定发生尊敬与亲爱的情感。因汪氏每夜必大量盗汗，派有中国护士与日本护士各两名，为他拭汗更衣，汪氏也总对她们合掌为礼，表示谢意。

“汪氏于手术施行后之最初三四天，健康顺利恢复，笔者也常与他的青年侍从们闲步街头，遇有空袭警报，警察们驱逐公园附近的小流氓们，有时从小流氓手中还取得了春画，我们轮流争着观看，足见那时心情的轻松。不料再过三四天以后，汪氏病体又忽然恶化，院方只能依照一般常态为他悉心治理。当我进入他的病房，而又无他人在旁时，他问我还能够再活几天。他说：你不必瞒我，因为在我未死之前，还有很多的事需待料理。

“每当他这样问我时，常使我难于答覆，我也总避免以真实病况相告。汪氏的痛苦情状，迄今仍盘旋脑中而无法忘却。

“不幸至同年的十一月十日，这一位风云人物，终于不治而长眠。关于主持医生当时对汪先生所尽之努力，以及汪氏逝世后汪氏阖家对我们所表示之隆重谢意，亦将为我所毕生难忘。本来我已奉命决定参加塞班岛的玉碎部队，而以汪先生的要求参加梅号勤务，才使我能活到今天。汪先生生前曾赠我三针的黑面手表，现在当我每次用到它时，当年情景，就宛然历历如在眼前，更使我发生了深深的感慨。”

二〇二、汪墓原来是这样被毁的

这里还应附带一谈的：胜利以后，汪氏在南京梅花山的坟墓，终于被毁了，而且搞得尸骨无存。那时，不仅所有汪政权的人员以及汪氏的家属，几已全部身入囹圄，即毁墓当时，亦在极度秘密之下所进行，我以前所写的，曾说明系得诸耳食，因为非此中人自无从备悉箇中事也。偶阅一九六二年四月九日的香港大公报，以“十六年前的大秘密首次揭露，蒋炸汪坟纪实”为题之记载，对汪墓被炸经过，写得历历如绘，悬想写此文者，非中共口中所谓“蒋帮”的旧人，至少亦为与“蒋帮”有深切渊源之人。其所写时间、人物、谈话，极似确曾身历其境者，因将原文节录如下，以补我前书之缺漏：

“一九四六年一月中的一个晚上，在南京黄埔路陆军总部的会议厅内，何应钦召开了一个会议。南京市政府、陆总工兵部队、南京宪兵司令部、七十四军等单位的负责人均出席。何对他们说：‘委员长不久就要还都，汪精卫的坟墓居然葬在梅花山，和孙总理的陵墓并列一起，太不成样子！如不把它迁掉，委座还都看见了，一定会生气，同时也有碍各方面的视听。你们仔细研究一下，怎样迁法，必须妥慎处理。’他并再三叮嘱此事要严守秘密，不得泄漏出去。何应钦说完，即行退席。以后他的参谋长萧毅肃引伸何的意见：‘总司令接到重庆的指示，这个问题关系到国内和国际的视听，限我们在十天之内，把它处置好。’当即指定由七十四军派工兵部队执行迁移；宪兵司令部在迁移期间，派兵担任内外警戒，断绝行人交通，不许任何人接近；在迁移时，南京市政府（按当时市长为旧太子系的马超俊）要派员协助。

“工兵指挥官马崇六说：汪墓的工程已侦察过，是钢筋混凝土的结构，坟墓不太大，但相当坚固。他问七十四军的邱维达，最好用什么方法搞开。邱说：工兵有的是炸药，还怕弄它不开？马还说：‘总座的意思，时间愈快愈好，因为还要整理和建筑别的东西。最好在一切充分准备的条件下，乘一个夜间，就把它处理好。’由于时间的短促，当时就决定只能使用爆破，再使用其他声响来掩盖。

“爆破的工作在一月二十一日执行。三天前，中山陵与明孝陵之间，断绝行人来往，禁止游览。关于爆破坟墓的任务，邱当面指定五十一师的工兵营姓李的营长负责，估计用一百五十公斤TNT烈性炸药，才可以把它炸开。爆破时，马崇六、马超俊和邱维达等均在现场监督。

“据一位姓孔的工程师曾向邱维达等指出，汪坟的图案是仿孙中山的陵墓设计的，造价约计五千万中储券。坟墓刚把核心工程初步完工，日寇宣布投降，施工就此停顿下来。工兵爆破这个核心工程，第一步炸开外层混凝土钢筋部份，第二部炸开盛棺的内窖。

“内窖炸开后，发现棺木，揭开棺盖，见尸骸上面覆盖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尸身着文官礼服，系藏青色长袍与黑色马褂，头戴礼帽，腰佩大绶，面部略呈褐色而有些黑斑点。由于入棺时使用过防腐剂，所以整个尸体尚保持完整，没有腐烂。揭开棺盖后，马崇六指挥不必要的人员暂时退离墓地，由马超俊进行全部棺内检查，主要是寻找有什么殉葬物。而检查结果，除在马褂口袋内发现一张长约三寸的白纸条外，别无其他遗物。这张纸条上用毛笔写‘魂兮归来’四个字，下款署名陈璧君。据说这张纸是陈璧君从日本接运尸体回国时所写。

“马崇六当即吩咐工兵营长，把棺木装上陆总所备的卡车，并即晚将墓地平掉，务使不留原来痕迹。据邱事后对人说：他当时见马指挥开棺，觉得事甚突兀，因为开会时何应钦明白指示将汪墓迁移，并没有说要开棺查验。现在把棺木搬走，又没有提出迁移到哪里去的打算，不知他们在搞什么名堂。为了弄清楚这个谜，他想叫姓李的营长去看个究竟，以目示意，故意对他说：‘为了负责到底，请你随同汽车护送一趟，以防中途发生意外。这里的任务交给你的副营长就行。’同时向马力言李营长为人诚实可靠，一切问题都可放心。马乃同意让李同行。

“这个李营长上车后，还不知道目的地何在。汽车停下来时，才知道到了清凉山。那里有一个火葬场，马崇六吩咐把汪的尸体交付火葬。只费了半个小时，棺材连同尸体全部焚化，并没有遗留什么。汪精卫自己所作的诗词中，曾有‘劫后残灰，战余弃骨。’‘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等句，至此都成了谶语。

以后，“但见一座新筑小亭屹立于原来汪墓所在之处。山之南北两面，还开辟了两小径，添植各种花木，周围修饰一新，与中山陵的景色遥相映对，而汪坟已经无影无踪了。”

若一切经过，果如上文所述，不禁使我发生了两项感想：第一、胜利以后，为什么要兴大狱，株连者至数万人？若说是为了整饬国家纪纲，所以诱捕、拘押、杀戮、甚至毁尸，逞一时之快，为所欲为。我不知所谓纪纲也者，是否包括法律在内而言？若参加汪政权的即为违法乱纪，则于胜利后始修订一个违反刑事大原则，溯及既往的条例，是制订的什么法？拘捕以后，长期羁押，公然不于二十四小时内移送法院，是依据的什么法？刑法第四百二十七条规定：“损坏、遗弃、污辱或盗取尸体者，处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又无“毁损犯有汉奸罪嫌者之尸体不罚”的规定，那末毁坟之举，为什么对教唆者、实施者、帮助者不依法检举？这是整饬的什么纪纲？第二、当局之所以要毁去汪墓，若果系为了和孙中山陵墓并列在一起，是玷污了河山，且也有碍各方的视听，我现在倒要为之失笑了。有些人却真想于身后和中山墓并列在一起，自以为可为河山生色的，其如风波再起，神州陆沉，今日欲归正首丘且不可得，又岂他们始料之所及耶？吁！亦可哀矣！

二〇三、黯然无语中开结束会议

我再要说：汪政权是先天上就注定了要失败的！当汪氏离渝之前，梅思平、高宗武等与日本军部方面有过多次之接触，当时日方表演得似尚有谋和之诚意，连贵族出身的文士近卫文麿所发表的和平三原则，也且较之德使陶德曼调停时颇有让步。汪氏以为两国经过了一年多的苦战，日本以为三个月可以征服中国的梦想破灭了，数百万的派遣军在中国本土所能占领的，也仅是点与线，这一场侵略的战争，显然已经成为泥足。日本向我们领教过了，即至愚至狠至恶者，也应该已到了悔悟的时候。亚洲两个主要国家的共存共荣与两败俱伤，也应该会有所选择了。孰知等汪氏脱身至沪，且亲往日本折冲之后，竟发现日军阀之野心非惟未戢，而且还要以伪满的蓝图，施之于中国本土的沦陷地区。故不论太平洋战争最后的结局如何？所谓中日合作，迟早也必归于破裂。汪政权中人悲惨的命运，终将无可避免，非被杀于异己，亦不免见戮于异族耳。

其次，汪氏身体上既为被刺的旧创而日渐削弱其健康；精神上又为当前的环境而满怀着忧愤，身心交困，终于不支而病死异国。迨其一旦撒手尘寰，群龙无首，内都诸重要人物，也且各自为谋。其间，日本军事上的败绩，影响到各人的心理，重庆特工手段之巧妙，玩弄各人于股掌，陈公博周佛海以至梁鸿志、任援道、丁默邨等人，无不与重庆暗通款曲，人人对此政权早已缺乏信心。我相信如汪氏不死，他有着一股革命者顽强的勇气，他也有从政治经验中得来的机智，必不甘于俯首贴耳而生杀由人。如汪氏在，则汪政权最后之结局如何，恐正未易言也。

至日本宣布投降以后，汪政权诸人可说为国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忘却了政治上有成败而无功罪，有权力而无是非的通例，忘却了自身的危害，也不信政府会食言，一夕之间，雀乱鸡飞，山崩瓦解，使重庆得以顺利接收，使当局得以尽情惩治。也许，汪政权中人最后服法的表现，虽足以表明为国家的心迹，但这又何裨于死难的诸人？

汪政权自创建以迄覆亡，为时未及六载，国民政府自接收以至撤退，不足四年，攘外了，又并不能安内，中原逐鹿，祸结兵连，世事靡常，沧桑又变，虽快意于一时，固同属一场春梦耳！

汪政权之终将归于解体，也许局中人较之局外人有更早的预见。当汪氏于敌人枪刺下创建政权之始，一呼而至者数以万计，不能不说有些人确是信赖他的谋国之心。故当一九四四年三月三日，汪氏以病亟赴日医疗，人心即大感惶虑，不幸施行手术后，仅经过极短时期内有过好转现象，以后缠绵床褥，又日趋沉重。自是年十月起，以迄十一月十日逝世止，中间曾先后三次急电南京，报告病况危急情形。汪政权在十月初第一次接到是项来电时，陈公博以次都有着大厦将倾之感。以为如汪氏一有不幸，日军人之态度如何，重庆方面之行动如何，在在可虑，领导无人，政权有随时崩溃之可能。

汪氏于离京赴日前，本留有亲笔手谕，将职务交由陈公博周佛海两人代理。自接汪氏病危的电报后，陈周曾立即召集过一次党政军联席会议。这一次的会议，可以说是最早的一次结束会议，也可以说是事实上的一次结束会议。举行的地点系在南京颐和路汪氏官邸的大客厅中，所有汪政权中较为重要的人，大都出席，使厅中U形的会议桌上，座无隙地。陈公博以代理主席身分主持会议，他首先报告了汪氏在日病况危急情形，以及日军在太平洋战争的现势。他认为如日本溃败，而汪先生也有不讳，总不能束手以待局势的发展，他与周佛海共同提出了一项建议：拟集中精锐部队十万人于苏鲁交界的沂蒙山脉区域，备为万一的根据地，以保持实力为求得将来合理解决的准备。

接着周佛海起立补充理由，他说：“在座中认识蒋先生的，应以陈代主席为最早，但我自民国十六年起至此次离渝为止，侍从蒋先生前后十余年，自信认识蒋先生的，应以我为最深。蒋先生的为人，只知利害，只重实力，因此不能不先有自保之谋。此项建议，虽为不得已之举措，但为必要之举措。”当时在场的，曾有多人先后发言，大致都附和原议。

此建议固不能不说自有其先见之明，但我怀疑那时周佛海早与戴笠有着密切的联系，汪氏逝世后，我也对他有过同样的说法，他还批评过我为书生之见，这次会议，我并未参加，不知当时何以有此建议，发此言论，是否其别有作用？不过胜利以后，有空名而无实力的军人，则以叛国而悉被先后处死，手握重兵的如任援道、吴化文、郝鹏举、孙良诚、熊剑东等数不清的实力派，则一律以卫国而仍加重用。所谓国家纪纲也者，原来只是如此而已！

但当时李圣五却力持反对，他说：“我们随汪先生不惜牺牲一切以谋求的，即在全面和平之实现，以免于国土的糜烂与民生的涂炭。如到了全面和平可以实现的时候，反拥兵相抗，使国家重陷于分崩离析之境，这岂是我们组织政府的初意？五年来同人与日本周旋交涉，在沦陷区内抚死救伤，已属筋疲力尽，有日如能克卸仔肩，还我初服，论理正是求之不得的事。否则，国人将以我等为何如人乎？”李圣五发言后，当场附议他的意见的就有陆润之、陈君慧等人。公博与佛海却也并未坚持，经过许多人发言之后，公博就说：“今天我们不必急急作出任何结论，兹事体大，留待他日再谈吧！”会议就这样于无结果中宣告散会。在以后汪政权存在的经年时间中，此事就无疾而终，也从不曾再有所讨论。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广播了投降消息，至八月十五日，日皇又正式下诏。汪政权自陈公博以次，虽已有了决定的方针，却还有着很大的踌躇，表现得非常镇静，而内心里则怀有极度的紧张。在八月十六日之前，陈公博曾先召开过一次非正式的会议，十六日又举行了一次正式的解散会议，“国民政府”与“行政院”也分别举行了会议，会议中各人所表现的，尽是以待罪的心情，静候重庆派员接收。各次会议的出席者，现在已无法清楚记忆，每次会议的参加者也并不一律，留京的重要人物，都有过一次或多次出席，会议席上，当金陵王气黯然收的时候，大多数人，因国家的胜利与个人的命运交萦于中，遂致默然相对。那时出席过的人，有陈公博、周佛海、梁鸿志、温宗尧、梅思平、李圣五、何炳贤、陈君慧、岑德广、陈群、傅式说、赵尊岳、任援道、鲍文樾、胡毓坤、夏奇峰、凌霄、周隆庠、王家骏等。

陈公博总是以主席身分首先发言，声述一些当前的局势，并以他一向主张的“党不可分，国必统一”的原则，决定把政权解散。在重庆派员接收之前，仍然负责辖境以内的治安，促各机关单位赶办结束，静待移交。对这一个大原则，全场没有一人反对，连后来以自杀来表示抗议的陈群，也默不作声。

发言最多的，是此时已由重庆明令委任为南京先遣军总司令的任援道。主要在报告他与重庆取得联络的经过，以及今后的立场。据他说：在半年以前，他正在苏州的江苏省长任内，有一天，正在午睡中，忽然有一个不相识而且是不知名的人到来访谒，说是有机密要事必须当面谈话，经他接见之下，来客就立即表明身分，却是重庆军统所遣派的，希望任援道能为渝方效力以自赎。从此任即与重庆搭上了线，开始于暗中工作。以后重庆曾不断派来军事人员，都由他介绍至汪政权的各个军队中潜伏。因有此渊源，此时已正式由重庆军事委员会明令付给他以维持南京治安的责任。虽然他奉令担当这一项任务，但有人说他为了讨好重庆，出卖朋友，他矢言决不会那样做，尤其对梁院长（鸿志）将尽力保护。他迟疑一下之后，又说：对陈主席（公博）也将同样负责。任援道于发言时，有时竟至失声痛哭。接着陈公博也表示与重庆有着联系。

最后一次会议，则是八月十六日下午三时，在南京颐和路新主席的官邸举行。会议的时间很短，数分钟即已毕事，陈公博取出了预先拟就的解散宣言朗诵一遍之后，梁鸿志对字句上提出有所修正，即匆匆宣告散会。汪政权于千回百转中建成，就这样于一夕之间全盘解消了。

二〇四、又见那一片降幡出石头

日本宣布投降以后的重庆政府，于胜利来临之后，虽然是踌躇满志了，但胜利来得不仅出诸意外，而且来得也委实太迅速了，一切接收的手续，且尚未有所准备。幸而当局却有指挥若定的本事，一面命令等待投降的敌军，为我们捍卫国土，以防止共军的乘机蠢动；一面又利用汪政权固有的武力，以维持地方的治安。并以行动总指挥的名义给予周佛海，以先遣军总司令的名义给予任援道。而且还兼用特工的手法，重庆电台不断广播：“宽大！宽大！宽大！”并且说：汪政权中人，如能各守岗位，保护财产的，还将论功行赏。这是过去在秘密电台上对周佛海等不断嘉勉的一贯手法，许多人也真是天真地中了“国无信不立”的书毒，确实相信即使蒋汪之间不是唱的甚么双簧，政府总也不至自食诺言，公然说谎。从日军宣布投降起，以迄重庆派人接收止，大体上确是于宁静中渡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两位荣膺新命的周佛海与任援道，却表现得完全有着不同的态度。我所看到的周佛海，当他于八月十九日的下午，刚从南京回到上海，才从秘密电台中接到了这一道委令，最初，他似乎松了一口气，有些欢欣，也有些感激。继而，也许他真是知道得蒋氏太深了，乃不免觉得有些受宠而惊。在他飞渝以前，戴笠常到他上海湖南路的家中，作长时间的深谈，这时还需要他，应该曾听到过不少的甜言蜜语，而我发觉他的神情已有些失常，做事也消失了他固有的魄力，整日背着手，或静坐凝思，或徬徨绕室。那时他所忙碌的，最多只注意到中央储备银行怎样办理结束，以及如何保存好多年行里苦心积累下来的金条、银块、外汇、外币、瑞士法郎以及法币。荣膺新命的行动总指挥部的一切事务，又全让给军统的两个爪牙程克祥与彭寿，一任他们飞扬跋扈，胡为乱作。甚至如我要辞去宣传处副处长职务那样一件小事，他也且投鼠忌器，竟至不敢作主。

大约此时他已知道了未来的命运，终将不免于兔死狗烹了。难怪以后他在南京老虎桥狱中时，虽然已经全国一人，由死刑特赦而为无期徒刑，而积悔之余，旧病复作，呻吟狱室，几度拒绝服药，将死之前，他还对人说：“我不再受骗了，我太对不起许多的人，此时已噬脐莫及，但愿我能早一些死去，以终止我内心的苦痛。”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时连他自己的生命，也已觉得无足留恋了。

而任援道的情形则完全不同，他自维新政府起，虽先后担任过部长、省长以及总司令等的职务，若论地位，在汪氏以下的诸人中，尚非顶儿尖儿的人物，此时，就显得气象万千了。他有着环绕在京沪四周的部队，而且有胜利者所给他的权力。陈公博在他那篇“八年来的回忆”一文中，笔下就有很多隐约的含意。惟此时人人但求自保，乃人情之常，自不当苛于责人。但我所认为怀疑的，则仅是他在汪政权解散会议上所报告与重庆沟通时间的问题。他出身于保定军校，民初即参加革命，北伐以前，与政府当局早有渊源，秘密效力，也已不止一次，在港时，我曾与他的介弟西平闲谈中，他坦然承认，于沦陷时期由渝东归，是获得当局的默契。则任援道既有手足之亲的线索，又何至与一冒昧求见之生客，贸然担负起这秘密的任务（西平在任援道任江苏省长时，为江苏地方银行总经理。前数年因在港作政治活动，已被递送台湾）？其实这一点并不重要，他于重庆接收完毕后，独能安然无事，来港寓居，能获得政府真正之宽大，足见关系之太不寻常。

但是，从“一片降幡出石头”之后，石头城内，在风鹤频惊之情况下，有人狐假虎威，横行无忌，箕豆相煎，戈操同室，至弄得一片混乱，既使陈公博与周佛海之间数十年良好之友谊，造成了无可解释之误会，捣乱份子，杀人拘禁，剑拔弩张，几至因武装冲突而使地方陷于糜烂，最后迫使陈公博等避乱扶桑，为汪政权之解散，更添一不必要之插曲。其事我在前书中已略述其事，兹就所知者的点滴，再为略加补叙。

即在汪政权宣告解散的当晚，自称行动总队的周镐，谓奉有重庆之命，抢先实行接收。过去周镐是周佛海关系的人，自汪氏死后，公博与佛海之间，以主席问题，彼此不免存有若干芥蒂，那时汪政权虽已宣告解散，而公博仍责有攸归，因此认为周镐的捣乱，可能出于佛海的授意。但周镐擅自拘捕的周学昌，为佛海十人组织中之一人，吴颂皋又为其儿女姻亲，萧叔宣之被枪杀，又在西流湾周宅之门前，第一个接收之中央储备银行，且始终为周佛海所主持之机构。若谓出于佛海的授意，照以上的行动来看，是说不过去的。我相信那时佛海自觉前途茫茫，吉凶难测，彼此即有不洽，也已无此闲情，大势既去，很易形成尾大不掉，且看在上海的程克祥与彭寿气焰之嚣张，在南京的周镐行为之暴戾，连他向来视同家人的姓杨的财政部卫队长，也敢于对周太太厉声诟辱，均足为佛海穷途末路一筹莫展之证明。而最招致公博等之不谅的，则是周镐接收中央军校之一幕。

局势突变之后，所有汪政权的武装部队中，其主管长官或中级军官早为重庆方面所渗透，南京城内所认为可以信赖的，卫士大队以外，是中央军校之千余学员。他们年青而有血气，只知服从校长，尚不知政治为何物。汪氏逝世以后，公博继任为校长，佛海曾要求参加为副校长，而公博未予同意，因之周镐之图谋接收军校，佛海更蒙有重大之嫌疑。事情系发生于八月十六日之晚，周镐派人到校演说，要求接收，被坚决拒绝之后，卒将总队长鲍文沛捕去。至翌日中午，由第三大队长桂春廷用电话向公博请示应付办法，公博以不明周镐底蕴，未有明确之裁断。至二时许，公博与何炳贤（兼任军校秘书长）等正在午饭，突然全体军校学员在桂春廷率领之下，全副武装，驰抵西康路。大队赶到，以来意不明，一时形势极度紧张。经公博先派人出外询问原委，桂春廷说明因有不明身分者擅来接收，电话联络未得要领，故要求校长当众训示应付方针。学员的代表们也表示只知服从校长命令，否则将以死自卫。此来的另一目的，将以全体的生命来保护校长的安全。

当时公博对于军校学员们的表现，感到异常激动。遂即向学员们训话说：“我绝没有反抗中央、破坏统一的意思，但我还有维持地方治安的责任，我要以一个完整的沦陷区交还中央，不许有人假借名义，胡作非为。今后我与你们将生死与共，活在一起，死也死在一起。”公博的训话，给予全体以莫大的鼓舞，旷地上响起了一片“校长万岁”的呼声。学员从此也不再回校，就在清凉山官邸四周实行露营，严加戒备。

但学员们的给养，既全无着落，而总队长鲍文沛尚被羁押在中储行中周镐之手，更不足以平学员之愤。复经陈公博下谕向中储银行提取现款，充学员们的饷糈，并派员率领少数队伍，营救鲍文沛出险。队伍驰抵新街口中央储备银行时，大门紧闭，门口则悬有行动总队五十二中队的番号。军校方面先声明要求与鲍文沛谈话，里面静悄悄地不予理会，于是绕道屋后缘墙而入，周镐部竟意外地未曾抵抗，卒于提到了款项，也救出了鲍文沛，始整队而回。

经此一场虚惊，周镐的气焰稍戢，南京城中表面上虽未发生重大事故，但人心惶惶，不逞之徒，活动加剧。至八月二十四日，代表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赴芷江洽降的今井武夫回抵南京，谒见陈公博，报告此行经过。据今井透露，中国战场总司令何应钦的正副参谋长萧毅肃与冷欣表示：对日本军民，如得盟军之谅解，愿以德报怨，将出以最宽大的处理。今井曾追问对汪政权中人的处置，冷欣默不作答，可见前途未可乐观。那时，共军既已开始在苏皖袭击，南京城内又复份子复杂，更随时有发生变乱的可能。经陈公博与左右详商的结果，何炳贤、陈君慧、周隆庠、林柏生等认为对国事的功罪是非，愿受国家法律的审判，但不甘于混乱时不明不白地死于乱兵之手，于是乃作出赴日暂避之议。

当时在京诸人曾被征询意见而婉谢偕往的，则有梅思平与岑德广诸人。在他们专机赴日的上一日，汪公子孟晋始获得了消息，却独持异议，他对陈公博说：“一个形式上与日人合作而失败的政府，最后还像欲托庇于日人，将何以自解于国人？父亲生前一再训示我们：‘说老实话，负责任。’对国家事，应有负责到底的精神。如必须离开南京，则赴日不如赴渝。由我母亲（按指汪夫人陈璧君）、你，以及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林柏生六位应负最大责任的先生同去，我愿意充一名随员跟同前往，包一架专机赴渝，一切听由政府的处置，不管生死荣辱，倒显得正大光明。”

林柏生夫人徐莹女士也对柏生说：“六年来，为国家我们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一个政治运动失败了，要死，你是一直追随着汪先生的人，能在汪先生的灵前自尽，了此一生，这应该是你最好的死所了。”

不幸汪孟晋与林夫人的忠言，终不能阻止他们已定的行程。八月二十五日陈公博等一行秘密赴日之后，南京方面的治安，陈公博留下的函件，交由胡毓坤、任援道、李讴一维持。当任援道看到了公博的留函，曾不住摇头叹息，说公博他们去得未免太可惜了。以当时任援道的表示来说，那末公博的自白书中所说任援道劝他赴日的话，又从何而来呢？陈公博等一去，烟消云散，汪政权从此也就成为历史上的名词了。

南京真是一个不祥的首都！朱元璋定鼎于此，不久而有燕王之变。南明播迁，终于覆灭。洪杨据守，城破而亡。汪政权解体后之四年，大陆又告易手，不料号称龙蟠虎踞之地，三百余年来，竟然不时所见到的只是一片降幡而已！

二〇五、汪精卫国事遗书发现经过

一九六四年二月八日那一天，春秋杂志社转给我发自本港的一封挂号信，信封是用英文打字机打的，而且用了“朱子家”的笔名而非我金雄白的本名，发信人却又无姓名。所列的地址，是本港德辅道中广东银行大厦六楼的一间保险公司。我起初以为仅是平常的读者来信，当时并未急急拆阅。迨晚间回抵寓所，启视之下，有一叠四张半纸蝇头小楷复写的汪精卫氏的国事遗书，又一张荣宝斋信纸上汪氏亲笔写的“最后之心情，兆铭”七字。另一黄色纸条，写了汪氏长公子孟晋的九龙地址，并有孟晋夫人“汪谭文素”的闺名，下面用原子笔写着：“请烦转交”字样。遍查封内，并无发信人附给我的函件，我已深以为异。迨细阅信封上的邮戳，发信日期为一九六三年的十二月卅一日，而我之所以迟至一月有余始行收到，则以我久不去春秋杂志社，该社也认为只不过是平常的函件，而未即为我转来之故。

最初，我为笺纸上汪先生的字迹所吸引，再四审视，虽确信为汪氏之亲笔，但仍抱有一个先入的成见，认为汪先生当时并没有立下遗书。所以会有此成见，可以分两方面来说：当汪先生的遗体从名古屋奉移到南京时，许多人都急急向汪夫人陈璧君探问：“汪先生有没有立过遗嘱？”她当时回答得很干脆：“没有。”而在这留港的几年中，我不时与汪先生的家属有所接触，当汪先生在日卧病时，他们都是朝夕随侍的人，而他们又几乎一致说：“先生在病中，没有看到写过什么遗嘱遗书一类的文件。”所以，这次我收到那一份“最后之心情”时，我最初以姑妄看之的心情来从头阅读。迨读毕全文，以我当时曾始终参与这一幕“变局”的人，而且在当年的中央全会中，有过多少次听到汪先生哽咽中所作的言论，与看到汪先生在拭泪中所表现的神情，使我坚信这一份确是汪先生自己所作对国事的遗书。

不仅仅这“最后之心情”几字，无可怀疑是他的真迹，虽然他秀逸的字体，这里显得较为苍瘦，但以年龄与久病之故，固应有此现象。其次，曾经看惯了汪先生文笔的人，一眼立能辨其真伪，五千字的长文，有谁能仿冒？寄件人既不是他的亲属，而且不愿透露他的姓名，更有何仿冒之必要？况且汪先生深藏的心境，别人是无法体味的；过去的许多事实，也是别人所无法知道的。纸张的陈旧，显然已有了一二十年的时间，连上面的一枚回纹针，也已锈迹深印在纸上了。我前后读了三四遍之后，在又高兴又悲伤的心情中，终宵辗侧，未能阖眼。

我投身报坛前后四十余寒暑，生平最痛恨的是稿件的抄袭或捏造。所以当我写《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一书时，尽管有些记忆上的错误而造成无心之失，但我对事实的经过，以及谈话的对白，每一事都在下笔前穷思瞑想，力求真实。在这一本著作中，我认为最大的遗憾，就是汪先生对这一件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不应没有一些遗言。因此，当我再四细读之后，不再是怀疑真伪的问题，而是想查明在两度世变中，怎样把它保存下来，以及是由何人保藏寄发的问题。第二天，就依照了来信上所开列的地址，去到香港德辅道中广东银行大厦六〇六室，那里确然是一家上海人经营的保险公司，我取了那件来函，问遍了整个公司内的每一个人，连他们的经理在内，但无人承认曾经寄出过这一信件。结果只好在不得要领下废然而返。

不得已而求其次，我约晤了汪先生的长婿何孟恒兄，告诉他收到汪先生对国事遗书的经过，并依照寄件人的意思，请他将原件转交给汪孟晋兄伉俪保存。约晤的另一主要目的，自在想共同研究这遗书是何时写的，由何人保藏，以及最可能是由何人寄来的问题。最初，他表示在日本侍疾期内，以他所目击的经过，不曾知道有过遗书，而且事实上以那时汪先生的病状，也不可能写此长文。但当他读毕全文之后，对字迹，对笔调，对文中所说的一切，却并不能指出任何可以认为有伪造的疑点。而且就那份复写的遗书原件字迹，与黄纸条上所写地址的笔迹，显然出于一人之手，笔迹很熟，因为他来港后还经常与他通信之故，可以相信是出于汪先生生前的诗友龙榆生之手。

像这样一件最重要的历史文献，既然信以为真，自不应让它在书中遗漏，即将这一文件作为附录而予以补入。

经我与朋友们的共同研究，可以推想到这文件的来源，大概汪先生于病中定稿誊正以后，当初是由汪夫人保管的，因为依照汪先生的遗意，要在他逝世二十年后始予发表，她因此就一直讳莫如深地深藏不露。也可以推想到这一份遗书是一向藏在汪夫人身畔的，迨她自知出狱无望，始暗中交给了认为可以信赖的龙榆生。汪先生是逝世于一九四四年的十一月十日，保藏这份重要文件者，也一直等到汪先生逝世第二十周年的除夕，始以之付邮给我。里面所附的那一张黄纸条上，却很正确地写着香港汪寓的地址，悬想他的所以不辞周折而寄给我，意思很显然是希望我能把它发表。虽然我把它发表时离汪先生的忌日还有八个多月的时间，但我认为这并不重要，因为遗书的前面所指定的发表时期着重在“于国事适当时期”。所谓“或至铭殁后二十年忌日发表”一语，也不过是最迟发表的日期而已。

当遗书在春秋杂志刊出时，正值农历的岁尾年头，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份忙碌，我不暇去与汪氏的亲属作进一步的探讨，而终于由何孟恒兄转告了汪孟晋兄之后，约我去作了一次长谈。当时我只静静地听取了他的意见。他认为“最后之心情”几个字，尽管比平时写的要苍瘦一些，却看不出会是别人所模仿的。当他在阅读全文之前，对遗书的真伪问题，与我所取的态度也有不同，他先假定这是真的，而后逐句加以咀嚼。虽然经他详细阅读之后，并不能否定这是别人所伪造的，但他认为仍然存有若干的疑点。

总括他的意见：汪氏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在南京施行手术，取出体内留存的子弹后，未及一月，旧恙复作，有不明原因的高热，下半身渐感麻痹。以后知道是由于背部肋骨的肿胀，压迫到脊髓神经，遂使大小便也失去了控制。一九四四年三月三日飞往日本名古屋，进入帝大附属医院，翌日开刀。经过手术后，当时两足在病榻上一度可以自动抬起约六七寸，但仅经短短三日的时间，病情又立即转而恶化，贫血、盗汗、周身肌肉有难忍的剧痛，只要有人进入病室，足步有一些轻微的震动，影响到病榻，便会立刻使汪氏疼痛难禁。尽管他并没有发出过一声呻吟，但医生相信为患这一个病症者必有的现象。

因此，当病情再度恶化以后，孟晋不断地催促汪夫人进言汪氏，预立一张遗嘱，但汪夫人还想汪先生一定会康复的，更不忍于病中因此而刺激病人的精神。如此一直迁延了七月之久，病情已到了使医生束手无策之境，除了用雷锭放射治疗以延缓病情的发展外，已无其他方法。孟晋就于那年的十一月初飞往上海，拟向雷锭医院商洽如何将器材运往日本急救，而就于那时，汪氏就撒手尘寰，对这破碎山河，从此一瞑不视了。汪氏在病中，除医生与护士及汪夫人外，只孟晋一人。每隔两三小时，必往探视一次，他可以确定没有看过口授这遗书的事。如其这一份真是汪氏所亲撰的话，唯一的可能，那是一九四三年底动用手术取出子弹后，汪氏在南京北极阁宋子文的私宅中休养的一段时期内所预拟，至病笃时而又略加修正的。

他也认为关于遗书的整个内容而言，也有着几个疑点：第一、汪夫人以巾帼而有须眉气概，不屑从事于那种誊写工作，如有重要文件必须抄录的，向由何孟恒为之。第二、汪先生一生致力于革命，正如他所说“为革命而生；为革命而死。”强烈反对社会上一切无意义的习俗，所以他的长公子长女公子婚嫁时，都用了最简单的仪式，并宴请最少数的亲朋。每逢他的生辰，如私邸中为他稍有形式上的庆聚，反会遭致他的责怪，那末遗书中更何来“忌日”云云？以上的看法，当然只有做子女的人，才能体味到父亲的一切。但我以为这仍然不能影响到遗书的真伪问题上去。以我的推想，在临命前撰写一个有关他晚节问题的重要遗言，而且需要暂时秘密保存，因此破例地请夫人誊正，不是不可能的事。“忌日”两字，也多半是笔录者依照他口授的原意，而致用了这样的字眼而已。

孟晋又指出全文的大意，有些不太符合于他父亲的性格之处。遗书主要在解释他离渝组府的心迹，他说：“我父亲的确一生对国事无时不在操危虑深中，他只要认为良心所安，责任所在，即毅然起而行之，不求人们的谅解，也永不为自己辩白。他如欲立遗书以昭告后人，也应指出今后的途径，不必斤斤于自己的行迹与个人的成败。况当他逝世之前，病体已影响到他的情绪，何以在那份文件中，又说得如此的温和委婉？”

我对此有些主观的看法：那时汪先生认为日本的失败，已成定局，而渝府既与英美结盟，以整个国家来说，前途已有一线曙光。他既舍身谋国，因形势的演变而国土有重光之一日，逆睹国家将终于不会覆亡，欣喜之不暇，以汪氏之抱负，更安有个人恩怨与成败之足计？其次，汪氏奔走革命四十年，一生行迹，应无可訾议，所不为人谅者，仅为汪政权之一幕，如千秋竟成定论，九泉又岂能瞑目？吐露其最后之心境，实为人类之常情。遗书的文意，又岂他人所能模造？朱朴之兄前后追随汪先生二十年，他说：我看惯了汪先生的文章，这是别人所万难模拟的。又陈君慧先生对我说：他曾赴日本视汪先生疾，曾经委婉地问他对将来有什么交代，汪氏的回答说：“一切已详在我的著作中。”不知是否即指所留下来的这份遗书而言？汪氏之长女公子也说：假如这份遗书是出于某些人的伪造的话，不论文笔与内容，也都到了无瑕可击的地步。

其次，汪氏之所以离渝，是认为当时之战局已不可为，有此看法的自不止汪氏一人。而战局之不可为，还不在日军实力之强大。对外则英美无助我之心，而苏俄则另有其狡计，故遗书中首段即谓“回亿民国二十七之时，欧战局势，一蹶千里，远东成日本独霸之局，各国袖手。以陈旧飞机助我者惟一苏联，无非欲我苦撑糜烂到底，外以解其东方日本之威胁，阴以弱我国本。为苏计，实计之得。”汪氏这一段的意思，就是对中共的藉抗战而坐大，引为深忧。我现在抄一段战前国民政府的驻德大使程天放氏在其所写《使德回忆》文中的一段云：

“三月中旬（按指一九三六年，即汪氏在中央党部被刺后之第二年），汪精卫到达巴黎，过了几天，就转到德国的劳海温泉去养病，由诺尔医生为他治疗。我奉外交部的命令去慰问他。所以在四月六日坐飞机到佛兰克府，转坐飞机到劳海，在汪所寓的卡尔登疗养旅馆住了两晚。汪被刺后我和他第一次见面，他身体已复原，只是枪弹没有取出，心脏有衰弱现象，因为劳海温泉能够医心脏病，所以到此地来洗温泉浴，同时接受诺尔的电疗。陪伴他的是曾仲鸣和陈耀祖，陈璧君留在国内没有同来。那次我和汪有好几次长时间谈话，他对苏联阴谋，看得很清楚，认为日本压迫中国太过，中国非抵抗不可，结果则将两败俱伤，而苏联中共坐收渔人之利。抗战以后局势的演变，证明这种看法是对的。”

程天放现留台湾，非出于本心，必不敢盛誉汪氏之先见。在这一段中，更证明汪氏的所以主张和平，一半的原因，他深爱国民党，不忍见因长期抗战，而使国民党与中华民国之摧毁。但不幸今日之现状，又一如其所预言。

汪先生这五千字的遗书，充分写出了他谋国的苦心、他对世局锐利的观察，又岂仅徒为阐明他自己的心迹而已。

二〇六、汪氏遗书所引起的纷呶

当汪精卫氏逝世二十周年，我把其生前对国事遗书——“最后之心情”的发表，曾引起中日双方广大人士的注意。日本方面经“每日新闻”与英文“日本时报”先后转载，举国轰动。香港“新闻天地”杂志也于发表了半年之后，看到了日本方面的反应，始觉“其流传影响所届，已不能无视”，因而将遗书全文一字不易地照录之外，前面还附加了一段隔靴搔痒式的妄断，大放厥辞，自称为“汪兆铭遗书真伪之辨”，真不能不令人为之失笑了。

反而在日本方面，当日人读了之后，洞悉了当年汪氏的真正心情，于嗒然若失之余，愧慕交并。但竟有一个中国的妄人，腼颜无耻地说出了忘记自己尚是一个中国人的谬论，以歪曲汪氏遗书的真意（这一鼻孔出气的妄人，刚好又是该杂志的日本通讯员）。两者虽有不同的立场，而以之作为向日本或向台湾献媚，其出发点无疑是相同的。

这半年中，各方面对于汪氏遗书所引起的纷呶，总结来说，不出真伪问题与作用问题的两点。我写《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一书，因书中人全部是真姓真名，且大都犹复健在人间，又因我力求信实，罔知忌讳，因此多年以来，曾遭到不少内外的困扰。原意对这一幕时代悲剧的往事从此搁笔。但汪先生的遗书既由我发表，面对着各方的攻击与揣测，为一种责任感所驱迫，乃又觉有不能已于言者在。

汪氏遗书的发表是突然的，不但汪政府当年的旧侣们感到突然，其实第一感到太突然的还是我自己。当收到了这份文件之后，正因为一向我也深信汪氏生前并未立下任何遗嘱，因此面对着汪氏亲笔所写的“最后之心情——兆铭”七字，惊奇与疑虑，满腹交萦，曾反复审察，想于笔迹中辨其真伪，而对遗书全文，更回环雒诵，拟在字里行间中寻其瑕疵，以免误被他人所利用。但彻夜研思的结果，终觉汪先生之字迹，文笔与心情，他人无可摹拟，即欲摹拟，亦安敢作五千字之长文。其间并将数十年来对国事的心情，对局势的盱衡，还夹杂了许多不为外间人所能知道的琐事，曲曲写出，如为伪托，岂非将自贻于弄巧成拙之讥。

但是，在把它发表之前，我还是万分郑重的。我写汪政权这一幕，曾尽了我微薄的力量，就当年的所见所闻，并尽量搜求有关资料，前后写了六七十万言，总想凭我良知，写得不有背乎事实真相，故当收到这份遗书的时候，拙著已在印刷中，忽然又意外得来了这样一份文件，确曾使我踌躇万状，陷于取舍两难之境。我不愿最后收进一个伪造的文件，使全书全被否定；但我也不愿仅凭一己之主观，使汪先生将死之言，从此湮没不彰。关于发表遗书的前后经过，已备见于前文，其间尚有略而未详者，为了祛除读者之疑，不嫌辞费，愿再补述于此。

当我收到了这一个文件之后，除了于翌日亟亟访问寄给我的那个信封上所开香港德辅道中广东银行大厦六〇六室，先求证而终于使我失望外，我更希望从遗书中所提到的若干小事之有無，以求反证。因此我先与汪先生的长婿何文杰兄约晤，问他遗书中所说：“民十九扩大会议之后，曾通过宪法，当时张季鸾先生曾草文论之，言政局失败而宪法成功。余尝告冰如（按为汪夫人陈璧君字），此为雪中送炭”云云。汪先生生前，究竟曾否有此表示？而何文杰兄说，“汪先生生前确曾为我等屡屡言之。”又遗书中又有“忆南华日报在香港创立时，欲对民权主义多作鼓吹，而苦无注册之保证金，赖当时英国阁揆麦唐弩氏远电当局云：‘汪先生夙倡民主，可免其报缴费。’心常感之”之语。我又询之于留港南华日报的少数老人之一的颜加保兄，亦谓确有其事。这两项旁证，使我对遗书更增加了一份信心。

但也有人责备我，何以于发表之前，不先征求汪先生子女的意见，自不能免于轻率之咎。汪先生遗属在港者，虽有两男公子与两女公子，但这一文件是汪先生国事的遗书，而不是家事的遗嘱，理论上就无需先得其家属之同意，况我是收件人，寄件人的意思，也很明显地希望我能公之于世。我自不能等待汪氏家属会议的通过，再定取舍。我当时的想法，何文杰兄虽为汪先生的半子，而追随汪先生者前后十余年，几于朝夕不离左右，形迹之亲，心腹之寄，或且有逾于子女。况当汪先生卧病名古屋医院时，更一日未尝远离，他应该是最清楚汪先生之一人，故于发表的前夕，我专诚征询他的意见。当我未曾取出这一份遗书以前，他固力言据他所知并未见有汪先生写过什么遗书，但当这份遗书经他细心读毕之后，我现在所得而言者，他是表示惊讶，而并不曾反对我或阻止我加以发表。因此，我自问已经在事前曾出以最郑重的态度。

不意把全文发表之后，最初的反应，几乎全是汪政府当年的旧侣们，各凭个人的主观，纷纷议论。固然有人当面对我说、也有人远道贻书给我，认为遗书全文，不论从文笔与内容来看，都是真之又真。但也有若干汪朝“老臣”，却断言是出之于有人的伪造。而他们又提不出任何可以作为否定的反证，只是相信汪夫人生前所言，而挟此成见。复以此件来路不明，尤其因为我既不是什么“公馆派”，而当年在汪政权中，又仅是一个清客型的人物，与汪先生接触的机会不多，认为不够有辨别汪氏手笔的能力；甚至即使真是出于汪先生的亲笔，似乎也不应当由我一个清客身分的人来发表。有几位朋友，甚至对我十分武断地说，我不必读内容，已可确定其决不是汪先生的亲笔。我对于这一切的批评，多时以来，也总是唯唯否否，除了写出我所知道的事实以外，雅不愿在口头上作无谓之争辩。

论事实，在名古屋一段时间内，如此长文，不论为亲撰或为口授，以汪先生当时的病况，确属无此可能。但是我曾经与汪氏最有关系的几位一再讨论过，假定这篇遗书是不假的话，何时何地，汪先生最有从容执笔的可能？熟悉汪先生情形的人（这人当然也是汪氏的亲属之一），以为应该是一九四四年，即汪氏逝世一年的正月间，在南京北极阁宋子文私邸休养的那一段时间内所为。

汪氏于上一年的十二月十九日，在南京经日本军医将体内留存之子弹取出，至翌年元旦，又感不适。一月四日，汪氏私人的德籍医生诺尔为他诊察，请其起立试步，不数步而诺尔医生竟为之失声痛哭，认为有了癌症的现象，遂迁居于北极阁宋邸静养。以诺尔与汪氏私交之笃，断无危言耸听之理。亦以癌症的决无生望，其生命亦只是时间问题，汪氏既然知道了自己身患痼疾，而于此时预立遗书，有此时间，有此精力，自亦有此可能，至于在名古屋时代所口授的，相信只是前面数十字的一段有关发表时间的短言而已。

以我来想，有谁愿意越俎代谋，需要为汪氏伪造一份遗书呢？又有谁瞭解得那么清楚，而文笔又能那样地神似呢？伪造之作用又何在？从正的方面来说，最可能伪造的是我，有人曾经骂我为汪氏之“忠臣孝子”，但我已写了六七十万言，正不必多此蛇足，虽愚也万不至此。其次，是汪氏的遗属或汪氏的部属，欲为汪氏代明心迹。而到今为此，所有汪氏的遗属，对此还始终抱著怀疑的态度，至汪氏的主要部属，更纷纷向外否定这遗书为真迹，对我更备肆讥诮。

从反面来说：台湾是不愿做的，安有如此雅度来无端为汪氏洗刷？日本是不能做的，何必自居于“敌”而又自曝其丑；共党是更不肯做的，否定了抗战的正确性，反而自承藉抗战以“弱我国本”而为坐大之谋了。

我认为遗书的决非出于伪造，有无其他的证据呢？首先对“最后之心情”这几个字，亲如其哲嗣汪孟晋兄，且以为看不出是出之伪造。试问汪氏生前除本文而外，亦曾有其他“最后之心情”的著作乎？其次，最令人怀疑的是我收到的原文，既不是汪夫人的字迹，又何以确信其为汪氏之真意？现在为了取信于当代，不能不对此进一步透露出一部分的事实了。首先，我要辨正的，日本“每日新闻”于全文发表之日，把寄件之事实弄错了。每日新闻说：原件系寄交春秋杂志托为转交给孟晋夫人汪谭文素女士，再由汪宅送交给我予以调查的。本港某杂志也以讹传讹，据此而谬下论断。事实上，这个文件是直接寄交给我，而非寄交给春秋杂志的编者。惟在函内附有一页，书明请我转交给汪谭文素女士。

为什么要我转手？意思很明显，因为我在写这一幕的史料，希望遵照汪先生的遗意而于正当逝世后的二十年，及时发表。为什么不寄给汪孟晋而寄给汪谭文素女士？遗书全文的笔迹，既然认为系龙榆生所写，而龙氏与她曾有师生之谊，可以辨认其字迹，不至怀疑为他人所伪造。龙榆生与汪先生夫妇之关系，当汪氏生前，双方为文字之交，和平以后，与汪夫人又为同羁之友。而汪谭文素女士则曾为从学之人。

对于汪政权昔日的一般朋友们，今天，我不能不惋惜地说：他们当年既太多是浮沉其间而未尝有所作为。迨至事后，明知汪氏之冤，事过境迁且已历二十多年，他们当年职位尊于我，关系亲于我，见闻胜于我，掌握的资料多于我，学识又高于我，而一任他人之呼“奸”为“奸”，指“伪”为“伪”，含垢忍辱、噤若寒蝉，从未敢挺身而出，为历史作证，为同志鸣冤，为自身洗刷。这种吐面自干而又惜墨如金的懦夫行为，我感到痛心！及至我不甘默尔而息，忘其菲薄，笔之成书，则一味吹求，诸多挑剔。中国人往往坐而谈，决不起而行，勇于对内，而又怯于对外，置身事外而又明于责人昧于责己的态度，我更感到万分的遗憾。

关于日本方面何以会如此重视？朝野各方的意见如何？其经过情形，也颇值得一谈。一九六四年四月，我受邀赴日本各地演讲有关中国问题。已定四月十日搭机首途，讵于启程的上一日，日本三大报之一的“每日新闻”香港支局长江头数马很紧张地约我相见，一谈之下，原来东京来电，知道春秋杂志发表了汪氏对国事的遗书，需要取得有关的全部资料，在日发表。当时即就我所知，为江头氏详道之。他当晚写成了一篇报道，翌日，赶至机场，托我必须于抵达东京的当晚，送交每日新闻社，他并电告总社，说我已经来日，如对此遗书再有所疑问，可与我当面详谈。

我抵达东京时，已在深晚，立将原件托人送交每日新闻社，因为翌日我即出发赴大阪、京都一带演讲，迟至四月二十七始再返抵东京。四月二十八日的中午，乃与每日新闻的评论委员会委员长橘善守氏同饭于赤阪的三王饭店。他详细询问我遗书得来的经过，遗书抄本字迹的究系出于何人之手，以及汪氏遗属对于遗书真伪的意见，我一一据实告诉了他。当晚，他为了郑重起见，又派人往访汪政权时代曾任经济顾问，而在汪氏卧病名古屋大学病院的时期中，且曾数度往探的冈部长二氏，征询他对于遗书的意见。时冈部亦正卧病医院，由其家人接见后，将汪氏遗书全文请其鉴定，冈部亦认为决非伪造（汪氏遗书在每日新闻发表后之二日，冈部氏亦即病逝），“每日新闻”遂于四月二十九、三十日两日，以最大篇幅，将全文予以译载。在译文前面所加的引言中，认为“汪氏以爱中国、爱日本，并为东亚前途设想的精神，写此遗书。而二十年后之今日，对于这一份遗书，在中国可与中山先生的遗嘱同其重要，而且为日本昭和史上之重大资料，更极有一读之价值”云云。

“每日新闻”在日本日销五百余万份，影响所及，遂使日本全国轰动，我的寓所因关心于中日史事而来访者络绎，尤其日本外务省里的朋友对此更为注意，曾两度约我详询前后经过。而“美联社”且据此向全球各地发布电讯，认为是中日事变的一项新的发现。本港若干报纸，竟以两个半月前之旧闻，又重新加以刊载，这不能不说是新闻界的一件奇闻了。

至五月七日，东京英文“日本时报”对汪氏遗书也发表了一篇专论（据“新闻天地”日本通讯员的介绍：日本时报畅销于日本及亚洲各地，该报与华盛顿邮报及洛杉矶时报且订有交换新闻及特约稿件之契约，对特殊资料互相采用）。并将我发表于春秋杂志之汪氏遗书原文，依照同样大小，影印随报附送，这也许是日本新闻界过去所罕有的现象。

在“日本时报”的专论中，有若干意见，可以反映出日人的态度。社论的题目，就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副题是“汪兆铭的遗书，再揭开历史的新页”。专论中的要旨说：

“对于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根据当时这一个人的行动与所能看到的当时一切的资料：今天被认为坏人的，也许明天会变成英雄；某一时代的卑怯者，在历史的另一阶段中，也许会变成真正的勇士。所以，历史常常要重写。至于洗刷一个被诬失足的人，实有赖于有识见与肯努力的历史家。对于汪氏的情形而言，到现在为止，在历史上一向被认为系日本统治下的南京一个傀儡政权的领袖，他却用自己的遗言，为他的过去重作表白。”

“即使在汪政权存在的时候，有些日本人也曾怀疑过汪氏与日本合作的真正动机何在，现在汪氏死后二十年，对这些疑问，始有了解答。如果汪氏的遗书真正反映了他二十年前的抱负与心情，那么，我们可以说：那时一些日本人之选择这样一位中国领袖，可称是‘慧眼识英雄’了。汪氏所采取的方法，是极高明的政治谋略，以假的合作使敌人放下武器，不用一兵一卒而战胜敌人，可惜其终于功败垂成，则仅因其未能得到他国内的政敌的支持而已。”

日本对于研究历史的精神是可佩的，因为遗书发表以后，外务省方面部份人士的意见，以为这可能因中共正在与日本力谋交好的时候，出于伪造，以证明国民党的谋略，而与中共作进一步的亲善，这设想是离奇的，也是不合逻辑的，他们所深信的汪氏，尚且其真正的企图只在拯救自己的国家，又遑论于早已指日本为假想敌的中共了。至于日本民间的态度，则是懊丧的，他们恍然于汪氏当年的有所为而来，决不是日本人想像中的傀儡、与中国人口中的“汉奸”。因有此强烈的反应，“每日新闻”乃更不惜咨诹博访，广泛地征询各方面的意见。

汪精卫氏的国事遗书，无论如何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文献，也正因其为重要文献，对于真伪问题，自有汇集各方意见，予以郑重研究的价值。但在要下一个断语之前，不应是凭空想像的武断；更不应挟了某种立场而故意作出一种偏见。凡一切歪曲的、揣测的与意气的论断，都不是研究历史者应有的态度。

那末，我又为什么在没有获得确切证明以前就贸然予以发表了呢？首先，我认为这一篇遗书是无可摹拟、也且不必伪造的；其次，在发表以前，我曾多方奔走，与汪先生生前最有关系者多人共同探讨，先从怀疑的态度，甚至是否定的态度，而向各方求证的结果，虽然认为尚有若干小节上的疑点，但这遗书是汪先生的文笔，也是汪先生当年的真正心情，小的疑点，自不能推翻整个的真实性。

曾参加汪政权的有些朋友们，反而把这篇遗书否定得近乎武断。他们以为汪先生生前如确曾留有遗书，何以汪夫人陈璧君当年以十分肯定的态度，说过汪氏并无任何遗书之签立。我以为在遗书正文之前，不是谆嘱要于其逝世后二十年或适当时间才予以发表吗？既然尚远离发表的时间，则为尊重汪先生的遗意，自不得不以否认来掩饰了。

倒是日本方面的想法，无人怀疑乃出之于有人的伪造。而对于这一份遗书，却充满了怀疑、懊丧、羞愧与惊讶的复杂情绪，他们看到了这一份遗书之后，方才开始在想：汪氏的组府还都，真是一种政治的谋略吗？汪氏对日本的痛加指斥，真为是敌非友吗？他们有被愚弄的羞愧，有上了大当后的懊丧，最后在无可奈何中于惊讶之余，怀疑到这是否汪氏的真正心情与汪氏的何以会有此心情。

日本一般的看法，认定这是中日两国在历史上有重大价值的文献。并进而探求汪氏何以产生此种心情之故。日本报纸竞争剧烈，因此颇有以失去了这一件重大资料而引为遗憾的。据我所知，日本另一大报××新闻，在“每日新闻”全文译载之后，曾对驻在香港的特派员发电严厉诘责。也就是为了已被“每日新闻”抢先登载了，所以除了英文的“日本时报”之外，其他日文报纸只有忍痛割爱了。

但“每日新闻”于发表之后，仍出以极端郑重的态度。于译载遗书后之第三日，即五月二日，专员访问了战时在华与汪政权有密切关系之文武两人，一为“支那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他于汪政权建立前与影佐祯昭为共同策划者，亦为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后代表冈村宁次赴芷江洽降者。另一为日本驻华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他因能操流利的华语，而且前后数十年驻在中国，汪政权时代的历次中日重要会议，均曾由其出席担任翻译。这两人，一可代表军部，一可代表大使馆，他们深悉日本方面当时的真正意向，也能直接体味出汪氏的反应。因此，他们的意见，实在不容漠视。

今井武夫那篇对汪氏国事遗书的读后感，倒是很坦率地以“日本背信之遗憾”为题。全文的大意说：

“每日新闻所发表的汪精卫氏的国事遗书，是历史上的一项重大发现，以我私人的判断，这份遗书，确然为汪氏的真正心情。遗书一开始所叙民国二十七年（昭和十二年，西历一九三八年）的局势，那时欧洲方面，盟国的军队正在不断败退，远东的中国境内又为日本军所压制，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又复缔结，而各国对华，则一味采取旁观态度，日本于中日事变后，且急剧酝酿着发动太平洋战争。

“汪氏曾经对我当面表示：如对英美发动战争，日本将冒最大的危险，自应尽量避免。汪氏遗书中所说：当时日本政界的混乱，军人的跋扈，陆海军之间的齮龁，以及军阀无止境的野心，他也引为非常忧虑。当时他虽声言与日本抱着‘同生共死’的精神，但一直对日本怀有戒心，日本当年所采取的立场，使他于失望之余，而有遗书中所表露的心情，实在是可以想像的事。

“举一个例来说：昭和十三年，我与影佐祯昭大佐（按当时影佐尚为大佐阶级，战争末期，他已晋升为少将）与汪氏左右谈判对华新政策，并拟由汪氏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以促进和平工作。但是商定的和平条件是要尊重中国主权；归还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因此才得汪氏左右的同意而作成纪录（按今井似指一九三八年秋，在上海与梅思平高宗武把日方的‘中日关系调整方案’修正而共同拟订的‘中日和平条件草案’）。这样才使汪氏脱离重庆而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但是以后签订的‘中日基本条约’，以日本军部态度的突然改变，违反了最初的纪录，成为一个侵略性的条约。当时我毫不能有可以出力之处，也一直引为莫大之遗憾。日本对双方最早协议的终于背信，至使汪氏对日本于失望之余，而怀有如遗书所表露的心情，此不但可以想像得之，而我以为也是应有的结果。

“汪氏脱离重庆时的心境，如遗书所谓‘非脱离重庆，建立南京政府，深入日军占领地区，不足以保全沦陷之广大地区。待战事终了，将负责将敌人占领地区，交还于国民政府（重庆）。’我以为以汪氏的性格而论，当时似不会有此心境。他脱离重庆时，纯粹依照中国国父孙文的遗训（按似指中山先生最后北上时所提出的‘大亚洲主义’而言）以求中日两国的共同努力。而最后卒以日本方面的破坏诺言，竟出之以背信的行为，至使汪氏遗书中以日本为敌人，事实上是日本迫使汪氏产生了这一种心情，日本应引为遗憾的事。”

清水董三的谈话，则以“这才是真正的遗书”为题。他说：

“我在汪精卫氏脱离重庆以前，就早在南京的日本大使馆任职，以后又为影佐祯昭主持之梅机关服务。南京国民政府之建立，对日和平运动之发动，我一身都参与其间，对汪氏始终的行动，他的思想与他之政治信念，我都深切知道。由于我对他长期的体验，因此对汪氏的国事遗书，一经拜读之下，就直觉地感到这才是真实的遗书。

“当汪氏在日军占领地区内，由于日本的协力而成立国民政府，以与重庆的蒋介石政府分庭抗礼，当时日本的若干批评家认为汪氏的所以脱离重庆，是出于一种‘权位欲’而是私利的追求者，我以为这是世间的俗论，而大大的误解了汪氏的为人。

“汪精卫是一个非常的爱国者；而且是一个具有理想的爱国者；他是国父孙文所信赖的信徒，而且他始终又是一个革命家。他绝不会有出卖其祖国的行为，连最初‘梅机关’的关系者对他也有坚定的信念。读了他的遗书以后，他以全部的身心来防止日军的侵略，他是为了和平救国而牺牲了。

“战争结束后，我应传至东京审判战犯法庭作证，曾力言汪政权决非日本卵翼下的傀儡政权。假如这篇遗书早一些发现的话，我更会引用汪氏的心迹来加以辩明。”

日本人的见解是如此，而有些中国人的态度却是可悲的。当我那部拙著《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的日文译本（日译本改名为《同生共死之实体—汪兆铭之悲剧》—时事通信社出版）在日发行之后，一位战时在华的日本朋友以似讥刺又似责问的口吻问我：“原来你们真是和平抗日者；原来你们是私通重庆者！”我坦然地答覆他说：“是的，假如一个能甘心出卖自己国家的人，那么，国家都可以出卖，试问还能做朋友吗？”然而，世间真有不知国家民族的尊严，为了取媚“朋友”，竟愿出卖自己人格的人！

“每日新闻”于听取了日本方面人士的意见以后，也想听听中国人的意见。不幸得很！“每日新闻”于五月十五日刊出一篇以“汪精卫氏的国事遗书——思想混乱之反映”一文。作者为一个变了质的中国人，他的名字是胡兰成。在那篇文字中，一开头他就自我介绍出他的辉煌履历，是汪政权的“阁僚”，并兼任为汪氏的机要秘书。而据我所知，他并不曾兼任过汪氏的机要秘书，他在汪政权的最高官阶是宣传部次长，次长也能算得是阁僚吗？他实在原是林柏生的部下，以后又依附了李士群，一度为汪氏所拘押，最后直接为日人在汉口创刊了“大楚报”。现在久居日本，自称为汪氏嫡系的“公馆派”，而以在日写稿为生。在那篇文字中，他主要表达了三点意思：

第一、他公然对我以造谣为攻击。他说我那本《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写成汪先生的和平运动为对日抗战的从属手段。他说：他因此曾经当面责问过我，有把汪先生写得小人物化之语。在我那本六十万言的著作中，我从不曾说过和平运动是对日抗战的从属手段，为了拯救自己的国家，抗战与和平，是分道扬镳，各行其是，我连当年盛传的“双簧”之说，也从不曾有过任何肯定的语气。我写这本书，仅就我之所见所闻，尽其可能，忠实地写出，不敢随便加以按语。照胡兰成的意思，汪先生在日本的“中日亲善”幌子下，要抛弃了个人与国家的立场，无考虑的也无条件的与之“亲善”，这样，才能算得是大人物化吗？

他在报纸上公然造谣，说曾当面责问过我。也许他是鲁迅的同乡，因此也有着那份阿Q式的精神。当一九六〇年我去日本时，我那本日文译本正将发行，为我翻译的池田笃纪来看我，池田也约了他同来，我们在一家饭店中进膳。当时他倒的确问过我关于他自己的两点：为什么在我书里“同舟胡越凄其一纸名单”的一节中的“汪政权登场人物表”，没有把他宣传部次长的荣衔列入？又何以不写他为“公馆派”而置之于李士群系之内？可是他却绝不曾提到我所写汪先生的任何批评。

当时为了中国人不必有的礼貌关系，我委婉地告诉他说，这一份名单，是汪政权建立那天发表的人事，可惜那时他还不曾弹冠相庆呢。又因为他曾经担任过李士群所办的“国民新闻”的副社长，所以在我们老朋友的心目中，他只是由接近林柏生而接近李士群的人物。当天也就没有再谈下去。不料四年之后，他会发出如此梦呓似的谰言，我十分钦佩他造谣的勇气！

第二、他倒不认为汪氏的遗书是伪造的，但以他的意见，汪先生怎样才算得是大人物化呢？他说：对日和平运动，是中山先生一贯的理想。汪先生是一个政治家，必不轻率地预言太平洋战争日本的必败，而且汪先生是热望于日本的能取得胜利。近卫文麿死后所发表的遗书中，指汪先生的南京政府为“傀儡政权”，曾经使人觉得伤感。现在，汪先生的遗书又称日本为敌，同样使日人感到痛心。遗书的有此论调，反映出汪氏于临终前思想的混乱。

第三、所有当年从事和平运动的同志，除了周佛海一人私通重庆之外，其他同志，无不充满着建国的信念。

虽然胡兰成发出如此的言论，既不像是曾经追随过汪先生多年的人，尤其失去了作为一个中国人应有的立场。尽管我很同情他现正亡命在日本，而且一向自称为“公馆派”，汪氏遗书中明指日本为敌人，自会使他的处境很尴尬，因此，觉得痛心的应该是他而不是日本人吧；也许他为了想求得日人的谅解，不得不违背他的良知而发出此种谬论了。他的意思是很明显地说：“汪先生始终是你们的朋友；我当然也是你们的朋友了”！但这是有关整个民族的问题，我不能因同情他而就此默尔而息。因此，我写了一篇驳斥的文字，也刊载在“每日新闻”六月二十四日的报上，以正各方的视听。

汪氏的遗书中，自谓为“行险侥幸”，为“与虎谋皮”，为“谋一己牺牲之拙策”，而称日人与日本军阀则曰“铁蹄蹂躏之敌人”，曰“重利之酋”，曰“军阀野心无已境”。东京英文“日本时报”，却并未因汪氏称之为敌为酋而觉得痛心，专论的题目且尊汪氏为“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今井武夫则以当年对汪氏之背信食言，日军部也确实具有侵略性，至使汪氏之理想未能实现，在二十年之后，仍觉有无限歉咎之意。清水董三更断言汪氏绝不出卖其祖国，而称之为具有理想的革命家，其牺牲一己，用和平救国之策略，乃在防止日军无止境的侵略，所以断言遗书为真正的遗书，也就是说：最后之心情，为其应有之心情。讵胡兰成因汪先生称日人为敌而竟觉痛心，一片痴情，其偏袒日本，且有甚于日本人者，其忠爱日本，亦有更甚于日本人者。如此立论，假如日本人认为可以代表汪政权中一部份人的想法，我相信稍具国家民族思想者，决然无人会与之苟同。所以我于同年六月廿四日刊载在“每日新闻”的那篇文字，主要就在驳斥他的两点意思，即：一、汪氏最后的心情，是否为临终前思想之混乱？二、周佛海之通国卖番，是否应该引起不是日本人的胡兰成的愤怒？

汪氏在从事和平运动的六年之间，虽然先后曾发表过无数言论，而最主要的文件，则仅有两个：即最早有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从河内致重庆中央党部的“艳电”，以及最后的一九四四年十月间逝世前所定稿的对国事之遗书——“最后之心情”。从这两个文件中，完全可以看到汪氏对国事的真正心情，究竟前后是一贯的意思呢；还是如胡兰成所说遗书所表露的是“思想之混乱”？

“艳电”中的要旨，曰：“自塘沽协定以来，我人所以忍辱负重与日本周旋，无非欲停止军事行动，采用和平方法，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再进而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在经济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自去岁七月芦沟桥事变突发，中国认为此种希望不能实现，始迫而出于抗战。顷读日本政府本月二十二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的阐明：第一点，为善邻友好，并郑重声明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日本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我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的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则吾人遵照宣言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中日两国壤地相接，善邻友好有其自然与必要，……今后中国固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日本尤应令其国民放弃其侵华之传统思想，而在教育上确立亲华之方针，以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

在一开始的“艳电”中，汪氏对今后中日两国间的关系，与其所处的立场，说得很清楚：就是如其日本政府能遵照其郑重声明之方针对我，使中国的主权与行政能确保完整，则不惜捐弃前嫌，政府与政府之间，再成为与国，而私人与私人之间，也自将化敌为友。不料汪氏离渝以后，徒以日军阀之野心不戢，置举世共闻共见之声明于不顾，欲以“满洲国”之蓝图，统治其广大的军事占领地区。据胡兰成文中所引述，则连发表上述三原则之前日首相近卫文麿，于其遗书中也且公然目汪政权为“傀儡组织”，日人之背信弃义，今井武夫、清水董三诸氏尚且感到歉憾，所以我在“每日新闻”指出胡兰成以中国人而有此谬论，是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与不折不扣的汉奸心理。

汪先生生前，胡兰成总也看到过他沉痛的言辞、伤心的落泪，以及对日本军部的蛮横，一再表示其最大的愤怒，他最后的遗书中称日本为敌酋，正如日人所说是意想中应有之心情。而以自称为“公馆派”、为“机要秘书”者，反以“思想之混乱”来重侮汪氏。他这种以顺为正的态度，算是把汪先生写得“大人物”化了吗？更遗憾的是，在胡兰成的笔下，在他那本《今生今世》的皇皇巨著中，举世称得为大人物的，依他的看法，也只有目不识丁的“七十六号”大队长吴四宝一人而已。

汪氏之所以离渝赴宁，还是抗战前如艳电中所说，要“忍辱负重与日本周旋”的一贯态度，他也自知此行将为辱更甚而责愈重，故离渝时留书于蒋先生，函中有曰：“兄为其易；而弟为其难。”汪先生的所以主和，也仍然是他“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主张，交涉不成，出以抵抗，抵抗不利，再谋交涉。也许他真是中山先生的信徒，中山先生弥留前病榻上的“和平！奋斗！救中国！”之呼声，给予他太深的印象，故其致孔祥熙函中有曰：“对党对国，良心上、责任上，皆不能安。”而终且出之于“行险侥幸”，“谋一己牺牲之拙策”。

曾一手促成汪政权的前“梅机关”首长影佐祯昭的遗稿中，有一段专写汪氏由河内抵沪，在政权建立前的心境中说：“在这里，应该把汪氏那时的想法叙述一下：原来的和平运动计画，是准备以国民党员为中心，组织一个和平团体，用言论来指出重庆抗日理论的错误。逐步地扩大和平阵营，希望使重庆转变方向。但经详细考虑之下，单凭言论来使重庆政府转向，是极其困难的事。因为和平论固然是为了爱中国，抗日论更是由于爱国精神的激发。但是和平论与卖国论也最易混淆，很难得一般谅解；反之，抗日论却容易获得人们的同情。这就只有靠日本公正无私的行动，才能证明和平论的正确不错。

近卫声明如果能够十足兑现，重庆的抗日理论自将失去根据，甚至会顺从舆论，倾向和平。但是，问题就在怎样实现近卫声明：是不是应该改变原来的和平计画，除以言论督促重庆觉悟之外，建立一个和平政府，从事实证明中日合作的效果，来唤起民众舆论，加速和平的实现。当然，这个和平政府的建立，不是以打倒重庆政府为目的的，只是为了中止抗战，促进和平。即使和平政府为必要而备有军队，也决不是来与重庆为敌。如果一旦和平实现，不论是否双方政府合并，或者采取其他形式，汪氏郑重表示决不过问，断然引咎下野，以明心迹。”

从“艳电”与影佐祯昭的遗稿来看，汪氏的建立政府，只是一种救亡的策略，既不以打倒重庆为目的，而且一旦和平实现，还将毅然引退。遗书中还谆谆告诫其同志：“当知国不可分，不可逞私煽动分裂。其在军人天职，抗战为生存，求和尤应有国家观念，不得拥兵自重，骑墙观变。”他对和平运动，是以“保持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以为“交涉有得，无伤于渝方之规复；交涉无成，乃可延缓敌人之进攻。”所以他对日方的交涉，是希望能化敌为友，以免于两败俱伤之局。但怎样才算交涉有得呢？则如影佐所说：“要靠日本公正无私的行动，与近卫声明的十足兑现”，否则“军阀野心之无已境”，对中国仍“采取侵略性之态度”，既不能化敌为友，则敌人仍然是敌人耳！故当民国廿八年冬在沪酝酿组府时期，开始与日方商讨“调整中日邦交基本条件”时，即发觉日本仍无悔祸之心，故汪氏对陈公博说：“我们偏不使日本控制中国。”总观汪氏最早与最后之态度，各种文献俱在，可证为实出于一贯之意思，何有于‘混乱’之可言！

其次，胡兰成指暗通重庆者仅周佛海一人。原则上不能不先有所说明。当年重庆南京两政府，目的同一为了救亡图存耳，所不同的则仅为所取政策上之歧异，重庆虽视汪氏为敌，而汪政府中人则未尝一日以重庆为敌也。故汪氏告影佐祯昭曰：“不以打倒重庆政府为目的。”其遗书中，说得更为清楚：“蒋为军人，守土有责，无高唱议和之理。其他利抗战之局而坐大，观成败者，亦必于蒋言和之后，造为谣诼，以促使政府之解组混乱。非铭脱离渝方，不能无碍于渝局。”是则蒋汪之间，虽分而实未尝分也。

周佛海日记中也说：“我人因政策不同而离渝，从未对蒋先生有一恶语相加。”陈公博向江苏高等法院递呈之自白书“八年来的回忆”中说：“我总觉得抗战是应该的，和平是不得已的。”周佛海等离开重庆时，希望日本之能憬然悔悟。而一旦着手交涉，就发现日军阀狡狯成性，知与虎之终于不可以谋皮，乃再与重庆暗通声气，正如其在南京高等法院之庭供中所谓：“我在汪政权六年之中，前半段是通谋敌国，图谋有利本国，后半段是通谋本国，图谋不利敌国。”（按当年所谓“汉奸”成立之要件，为“通谋敌国，图谋不利本国”，故佛海乃作此言。）

革命本可不择手段，胥视对国家之有利与否，而有态度上或手段上之变易，佛海所为，最少尚不失为有迷途知返的勇气。而胡兰成竟以此对佛海在日本报纸上肆其攻击，试问是何立场？况且与重庆暗中联络者，是否如其所言仅周佛海一人乎？汪氏左右过去以陈公博顾孟余为两大股肱，左辅右弼，正如中山先生当年之有汪精卫与胡汉民，而公博在法院中坦白自承“有两个秘密电台，一个我自己设立的，供给蒋先生侍从室刘百川用的；一个是戴雨农底下的陈中平的”，且他与渝方之间，信使来往不绝。难道胡兰成因身居异域，连公博的自白书也没有看到过而就贸然下笔，以至抹煞一切吗？他的那篇登在“每日新闻”上的文字，真是名符其实的是一派“胡言”而已。

更离奇的事还多着呢！我把汪氏遗书发表后之整整六个月，香港“新闻天地”杂志于那年八月十五日即该刊总号第八六一期，忽然以六页的篇幅，刊登了一篇什么“汪兆铭遗书真伪之辨”的旧闻，主要虽在一字不易地照录汪氏遗书的全文，而前面却加上了一段冗长的冒头，总括作者的意思，指遗书为“谬说”；为“伪造”。

在对此有所辩正以前，首先我倒是应该向该杂志竭诚道谢的，所以要道谢的理由有二：一、我把汪先生遗书之所以要发表，目的就是希望让国人能够明瞭汪先生所以创建政权的原因与他真正的心情。某杂志销行最多的区域，也正是春秋杂志与拙作不能行销的区域，该杂志这样慷慨地不惜以“谬说”来全文照录，藉此得以广为流传，不期而有深得我心之感。第二、该杂志既认这遗书是伪造的，那为什么对一篇伪造的文件，还要郑重其事的于半年以后全文转载呢？伪造的东西也值得照录吗？假如说这一个文件是“谬说”，那为什么还要把有“毒素”的“谬说”介绍到海外地区去流传呢？不再以为“宣传的效力，真是可怕”吗？不怕“影响所届，不能无视”吗？这岂非自陷于矛盾而有“推波助澜”之嫌吗？但以我来说，总应当说是盛情可感的。

该杂志“大义凛然”，大有代圣立言、替天行道的那一份忠贞之气。他们的态度，恨不得上效秦始皇，焚尽一切不是代圣立言、替天行道的书。但是历史不能仅凭一二个人或一二十年的时间可以完全抹煞的，而且该文作者的断然伪造，其实他对此事却是一无所知。冗长的言论，一切仅出之于想当然耳。是不是“汉奸”，或许他们也知道太难说了，譬如有些自命为“汉忠”之人，而且当年却是好端端的生活在抗战区内，是“八年抗战，流血流汗”之人，而也或者会因莫须有之“汉奸”罪嫌而被捕受鞫，假如那时竟然冤沉海底，则墓木且早拱了。当年留在沦陷区的，本来人人都有“奸”嫌，所以叫顺民，称伪学生，今天我还能为历史作证，为朋友呼冤，已经算是异数了。忠奸顺逆，在这乱世的黑暗时期，也正有其难言者，天下亦安有真是非耶？

陈公博在苏州法庭上说得好：“有比汪先生为张邦昌、刘豫的。如此比喻，殊为不伦！在从前，汪先生受人痛骂，数年以来，我都没有替他辩护。因为汪先生曾说过：‘为国家，为人民，死且不怕，何畏乎骂？’而且在战争时期，非骂汪先生不足以固军心，汪先生既求仁得仁，我又何必替他辩护？但现在已是胜利时期，汪先生也逝世了，我们已不再需要宣传，应该抑制感情，平心静气去想想。”我于此也有同感，当年的不得不加以痛骂，是为了情势而不得不然；现在真是应该平心静气的探求历史真相了。虽然历史并不可全信，身后是非，也任谁都管不了，但以汪先生的这样一个有光荣历史的人才，而且是国民参政会的议长，而最后如真是甘心为“汉奸”的话，这岂非是中华民族史上的大耻？以一个革命元勋，国父生前的左右手，而且是党副总裁，如竟甘心为汉奸的话，这更将是国民党的大耻了。二十年后，又何苦于逆我者既亡之后，尚必要加给他以万世不能洗刷的恶名，而加深民族与党的耻辱呢？历史又岂几个人造得了的？耳目也岂是几只手掩得了的？

我对该杂志也寄以无限惋惜，作者在全无资料的情况下，轻轻对汪氏遗书下一断语曰：“明明属于伪造文件。”这已经不是研究者的态度了。正如我前文所说只是主观的武断与立场上的偏见而已。该杂志虽列举了很多理由，但却是真正的如他自己所说“其中并无新事”，一部份是依据日本报纸错误的记载；一部份则断章取义，摘录了我所发表的经过。其中如遗书的如何发现，却是“每日新闻”弄错了的，因此该杂志所载像是头头是道，振振有词，其实是道听途说，吠影吠声罢了。而且他武断的程度，也委实惊人！甚至硬指汪氏亲笔所书的“最后之心情”数字，也或者全自其他文献中拼凑剪辑而来。果如他所说，那中山先生的遗嘱，当年还是汪先生起草，还是汪先生撰写的，该杂志何不索性也武断一番，说这是汪先生的意思，而不是孙先生的意思呢？这一笔抹煞的本领，我不知该文作者为何如人，而玩其语气，觉大有官气存焉！也许官做久了，连写作中也不免露出了官话来也。

最令我失笑的事，则是说我于一九六四年二月间将遗书发表的时期，“正在中日关系因周鸿庆案闹成了外交僵局，几濒于绝裂之时，亦即法国承认中共（一月廿七日）我政府对法绝交（二月十日），中华民国国际环境最坏之时，不能不令人怀疑何以如此巧合？究竟此种用心何在？……无非打击中华民国政府‘最适当的时期’而已。……此伪造文档发表之目的，乃冀使日人相信还是他们的汪先生好。”哈哈！我发表一个历史上的文档，竟然可以发生打击中华民国政府的作用，他可以如此说，我可不能同意堂堂的中华民国政府会如此其脆弱，而我更不敢承认我竟会有此力量也。该文作者的捧我，颇使我太受宠若惊了。

我钦佩该文作者别有会心的那一份“聪明才智”，因过去凡与日本交好者，不问是否为了有利国家，一律目为“汉奸”！“正在中日关系几濒于绝裂之时”，台湾朝野，总有些惶惶不可终日之情，假如遗书的发表算是“巧合”，那倒是并非打击中华民国政府，而是提醒中华民国政府。如汪先生当年“不望为釜望为薪”而与日本谈和，其至诚尚且不曾感动了日本，则今日再欲“与虎谋皮”，形势且已不逮当年，则敦睦修好，讵可得乎？语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读读汪先生的遗书，是否也会有一些爽然若失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