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二〇七、追怀白骨早枯的周佛海—附录三：汪政权大事编年表

二〇七、追怀白骨早枯的周佛海

汪精卫于抗战时期，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毅然在南京建立政权，不论后世将对它作怎样评论，无可讳言，这已成为历史上的一幕大悲剧！这政权，覆亡了已经二十余年，作为这个政权最重要台柱的周佛海，病死狱中，也已二十余年。对于这一个盖棺定论的人物，究竟是政治上的牺牲品；还是求荣卖国的汉奸？“身后是非谁管得”！人微言轻的我，自更不欲再有所论述了。因此，本文所要谈的，只限于他生前生活上的细节，以及我与他之间的若干琐事而又为前书中或有所未详者。

过去的事，一切都已成为陈迹了。回溯生平，数以千计的亲友，已先后成为异物，有些在我的记忆中，且不曾留下丝毫印象。唯独佛海，在羁旅困顿之中，在寒窗独坐之际，他的声容笑貌，依然不时萦回脑海，无限怀念，也无限悼惜。

佛海在外表上是一个十分平凡的人，而且含有浪漫的文人气息，谈话时一口浓重的湖南乡音，每当酒酣耳热，就口没遮拦，高谈阔论，谈女人与谈政治一样的起劲。有时在他的谈话中，不正经中却显出率真的性格，不脱一个书生的本色。他黑苍苍的脸，貌不惊人，加着蓬松的乱发，终年一袭长袍，显得不修边幅，却活像是三家村的一名小学教员。有谁会相信：他曾经是中共的创始人，在国民党内，竟又先后受到蒋介石、汪精卫两氏的特达之知。他写得既笨拙而又潦草的字体，连当年在汪政权发行储备票上 F.H. Chow 签名，也有似出于一个幼童之手，更有谁会相信他竟能下笔千言，写出动人的文字？

他以一个穷苦学生而成为风云人物，但换来的结果，却是狱室中病痛带来的凄厉呼叫；因政治而留下来的万世恶名！二十余年的时间，斯人云亡，早寒白骨，在我与他相交前后十七年中，我目击他的腾达飞黄，跻身显要；最后又凭棺一吊，眼看他埋骨荒郊。

一九四八年的初春，我还处身在上海提篮桥监狱中，再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即将刑满释放。那时我一直在暗中盘算，出狱以后将尽量往南京老虎桥去探视传说正在病中的他。不料就差这几十天的时间，竟然缘悭一面，就此永隔人天！

某一天的清晨，提篮桥狱室的门刚刚开锁，囚徒们在长廊中散步，狱警偷带进来的一份报纸，大家正在争着围看。这时一群读报者的惊呼声传来了，囚徒们的脑筋是特别敏锐的，知道一定在报纸上发现了什么大事，我上前去只一瞥，“大汉奸周佛海瘐毙狱中”的大字标题，映入眼帘，已清楚告诉我发生了些什么，这突如其来的噩耗，使我再也不忍读下去了。我默默地退回监房，心里很乱，自己也不知道是悲伤还是愤激。

这时长廊中引起了纷纭的议论，那些议论他的人，当年自然都是佛海的同僚或者是部属，而现在则以事过境迁，便表现出前后绝大不同的态度。大部份的人不免兔死狐悲，正有梁众异（鸿志）吊陈公博诗中“逝者如斯行自念”的那一份感伤。有些人当然也对佛海这样一个人而得到如此收场，有所悼惜。但其中却不乏高声詈骂他的，有人指佛海当大权独揽之时，使其屈居下僚，未加重用，今天却同样要受缧绁之灾；也有人认为当年的高官厚禄，都是佛海强其所难，以至加重了他现在的罪责。

抗战胜利以后，当局说是为了整饬纪纲，因而要严办“汉奸”。不过判刑的标准，却非常简单爽脆，并不需要什么卖国的行为或犯罪的证据，只依照官阶的大小，而为量刑的轻重。大官判重刑是当然的，而只要与汪政权沾上一些关系，而又有一些财产的话，最轻也就脱不了两年半的囚禁。因此在这一群骂声中，骂得最为激昂的自然又是些过去汪政权中的达官显宦，他们忘记了过去怎样奔走营求，而此时为了生死未卜而怀着无限惶恐，骂骂佛海，自不失为发泄一肚子牢骚的最佳方法。

反正佛海再也不会听到这种身后是非了，而在骂声中，却使我想起了与他之间的一段谈话。佛海在汪政权中权力之大，远超过一般人的想像之外，他不但总揽了财政、金融、特务、外交等大权，也控制了一部份的军队，他创办的税警团，武器最精良，人数约达三师之众。特别是整个政权人事的任免，几乎由他一手包办，一个部会首长的更调，或一个省政府的改组，都由他预拟名单，呈送汪氏，汪氏也总是照批“如拟”。如此得心应手，尽可挑选出一些适当的人才，但他还是很不满于汪政权内的一批大小人物，有时愤慨地对我说：“你看，这些家伙都是来浑水里摸鱼的，哪里有一些国家民族的思想？有那么多的败类，我们怎样也不会搞得好的。”但是有时他却又颇陶醉于他左右对他的忠诚。

一天，当他又提到这一个问题时，我笑了，我说：“想不到你也与别的政治上的巨头一样，总以自己为察察为明，左右尽是最可靠的人。其实，他们恭顺的态度，满嘴：部长！总裁！佛公的尊称，以及自己怎样夸张‘政声’与文饰劣迹，竟然也会把你蒙住了，你只看到了恭顺的一面，但你看不到他们横行无忌的另一面。”他瞪着眼说：“是谁？你告诉我，你告诉我！”我说：“假如我说某人如何，某人又如何时，岂不成为挟嫌攻讦？你就能偏听我的一面之辞吗？好吧！还是等有一天你不做部长，不做总裁的时候，再让你来当一个笑话听吧。假如你真要看看有些人的真面目，不妨等某一个你认为最恭顺、最卑谦、最忠实的人，当他鞠躬而退之后，你可以在窗口暗中窥察，他在招呼他的佣仆与司机时，你会看到他又是怎样的另一副神态？”

当然，我说的话，当时佛海是无法置信的，现在有那么多人正在诟责他、谩骂他，他自然更不会再听到了。我又在想：有些威福自恣的政治巨头，身后有谁能免于与佛海遭同一的结果？斯大林尚且要被赫鲁晓夫鞭尸，况乎他人！

事实上，佛海的死，也并不出我意料之外。数十年中营营役役的政治生涯，又被醇酒妇人淘空了的身体，在胜利的前一年，一次心脏病剧发的时候，医生就曾警告他：以后如仍然过分操劳，耽于酒色，或者精神上有重大刺激，旧病再复发，那就无药可医了。而在牢狱之中，他不但身体上受到种种的苦厄，尤其政治上、人情上所加给他的打击，相信即使是一个十分健康的人，也会无法再支持下去的。

在过去所写的内容中，有一个政治上的谜，却始终未曾打开。周之与蒋，随侍左右，朝夕不离，前后整整十年的时间，而且参密勿、司笔札，以一个黄埔教官，而两长中央民众训练部与中央宣传部，又是两个核心组织所谓“蓝衣社”与“CC”的最高领导人之一。但是他之与汪，过去却并无丝毫渊源，在其笔下且曾有不少讥评的文字。而他终于弃蒋就汪，这到底为了什么？虽然佛海是一个胸无城府的人，与我谈话，向不有所隐讳，独对这一段内幕，却从未讲过，我又不便问他，佛海已死，这永远将成为历史之谜了。

不过，他在汪政权时代，对于蒋氏，仍不改以往尊敬的态度，不论对日本人或者在私室中密谈，总是满嘴蒋先生而不名。在汪政权的前后几年中，由秘密电台传来的嘉勉之辞，他的欣喜，且远过于汪氏的对他的推心置腹。固然这是主持军统的戴笠工作上的成就，但佛海时常在无形中流露出对蒋氏的向往之情，无论如何，决不像形式上两个敌对政权应有的立场。相信在佛海的内心上，认为胜利以后，要收拾沦陷区的乱局，当局极有可能再度加以倚重，而且，他以在过去六年中，由秘密电台以蒋氏名义发来的电报，任何任务，总是奉命唯谨，不避艰险地一一完成，他也作了策应反攻充分的准备，供给了不少情报，营救了无数重庆方面在沦陷区被日军逮捕的重要人士。他深信胜利以后，有把握地会继续他的政治生命。但佛海的心境，却又是矛盾的，对于自己今后的命运，在心理上仍存有一个绝大的阴影，他曾几次谈到这一问题，以怀疑的口气对我说：“我将来会不会成为张学良的第二？”政治本是无情的，他最后的结局，正是他的过分天真所造成。

周佛海为什么去蒋就汪？对这个历史上的重大关键，使我一直怀着绝大疑团。也就是说，佛海的离渝，事前曾获得过谅解或默许，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这因为不但在汪政权时期，佛海对蒋氏的一片忠诚，常于无形间流露，尤其在这六年中，佛海唯一曾写给蒋氏的密函，是由我经手，而由蒋伯诚（当时蒋介石氏在上海的最高代表）交吴绍澍（上海市党部与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主任委员）专程带渝，这是千真万确的事。现侨寓香港的一位许先生，前几年曾亲口告诉我：当这封信带到重庆后，在呈送给蒋氏之前，因为吴绍澍不敢冒昧上达，曾就商于他，他指点他先与陈布雷接洽再作决定，当时他曾经细读过这一封佛海的亲笔信。他说：与我书中写出的原文确是相同的。而在这一封信里，一开始就说：“职离渝经过，唯布雷知之最详，”而问题也就出在这里。布雷的忠于蒋氏，是尽人皆知的，而布雷与佛海，不但很长时期，一直同事于军事委员会侍从室，而且两人之间，有着非常深厚的友谊，佛海离渝以后，他重庆的寓所，即由布雷迁入居住。那末，既然布雷“知之最详”，以布雷的忠于蒋氏而又是胆小谨慎的人，如此大事，自不敢不据实报告于蒋氏，则佛海又何能从容脱身之理？

疑问中也并非没有其他疑问，据我所知，在佛海参加汪政权的最初两年中，与重庆并无正式联络，建立秘密电台，最早也是一九四一年以后的事，正如佛海在南京高等法院的辩护状中所说：“我前半段是通谋敌国，图谋有利本国；后半段是通谋本国，图谋不利敌国。”（按：“惩治汉奸条例”中成立罪责的条款，就是“通谋敌国，图谋不利本国。”）如其佛海离渝时未获默许，又何以早期与蒋氏的关系会中断如此之久？我所以写这一段的疑问，意在探索一个历史问题的真相，决非对盖棺论定的周佛海，为他作无谓的辩白。

在佛海的心理上，的确一直无限徬徨：一方面有获得“宽大”的自信；而另一方面，也常存或有万一的戒惧。胜利以后，摆在眼前的事实，使佛海的幻想完全破灭了。从重庆土桥以至南京老虎桥监狱中的待遇，法院对他死刑的宣告，其夫人杨淑慧因追逼财产而曾吞金图谋自戕的经过，都使他从迷梦中觉醒。虽然最后国民政府还是在千千万万的“汉奸”中，他是独邀特赦之恩的，但特赦的结果，不是让他出狱，而是减为终身监禁，且不说以他多病之身，还能在狱中偷生几时？更其重要的，他明白了他的一生，也从此断送了！大错已成，生趣全绝，佛海自有其必死应死之道。

佛海一死，其离蒋投汪之谜，将从此无人索解。现在可以这样说：如其佛海真是服膺汪氏“和平救国”的主张而毅然相从，那是患了书生的幼稚病而自取其辱；如其当局事前曾加默许，而把他当为潜伏在汪氏左右的一着棋子，这将是政治上最成功、最巧妙的一幕，是佛海虽死，尚有何遗恨之可言？

佛海在牢狱中所受人情上的打击，也是够沉重的。汪政权时期中，他一直以罗君强为最可信任的人，而杨惺华则以妻舅关系而成为最亲密的助手。君强是佛海的湖南同乡，好似还有一些世交关系，罗的学历并不好，曾在上海大夏大学肄业，曾否毕业已不得而知，一出校门，就跟随着佛海做事。在汪政权一人得道的现象下，君强也就红极一时。六年之间，由边疆委员会委员长起，历任司法行政部部长、安徽省长以至上海市政府秘书长等职。他不能不说有一些聪明，也有一些才干，但是得意忘形，官僚气十足，又往往倚仗了佛海的势力，处处得罪别人，为佛海树敌。尤其那时所谓公馆派与CC之间，壁垒森严，引起明争暗斗，这一方面，君强更应负起绝大部份的责任。有时佛海也会加以申斥，而君强总是流着泪不发一言，显出一副委曲可怜相。特别因君强与李士群间的摩擦，佛海且曾贻书切责。但是在中国政坛上都有相同的现象，有挨骂资格的，定是最亲信的人物。佛海几次对我说过：“君强这家伙脾气不好，时常为我找麻烦。但他对我总是忠实的，操守上也还是廉洁的。”虽然君强的年龄，小不了佛海几岁，而不论在关系上，或佛海的心理上，早已视君强如家人子弟了。

至于杨惺华，是佛海夫人杨淑慧的胞弟，出身于上海交通大学的土木工程系，在重庆时期，仅任道路桥梁工程方面的职务，而在汪政权中却靠了姊夫的关系，职位虽不高，但是他所任的财政部总务司长与中央信托公司副总经理两职，都是有实权的，而且又是管理钱财的。尤其中央信托公司的总经理虽是许建屏，而佛海是董事长，佛海的印章就交在惺华手里，因此权力远在建屏之上。那时惺华还是三十岁刚过的人，少年得志，又经不起人家对他的捧拍，不免有些飘飘然了。但他在佛海面前，总是“开口哥哥，闭口哥哥”表演出天真的稚气，又因为佛海是看他长大的，对别人谈到他，也照例说：“惺华这个小孩子如何如何。”他又怎样会想到他早已人细鬼大了。

只要看看佛海到了生死成败的关头，才会发现谁是他最亲信的人物了。胜利以后，佛海被戴笠说服，决定前往重庆，等候不可知的命运来临。这一架由沪飞渝的专机中，除了戴笠与佛海之外，丁默邨因与戴氏同为早期中央调查统计局的处长，是由戴氏直接指定的。马骥良是中央储备银行的总务处副处长，他之同机赴渝，是为了随机照料佛海，侍候他的起居。事实上，佛海真想携带的，也就是君强与惺华。日军一投降，佛海表现得非常烦乱，有时垂头丧气，默默沉思，有时又像前途还有无限光明，寄以幻想。

在他赴渝前的半个月中，戴笠无一日不去和他闭门密谈，使他一时深信此去会是凶少吉多，否则以他拥有的实力，总还不至于俯首就缚。君强与惺华的同去，也满以为可在他的羽翼之下而脱然无事。谁知最后的发展，竟然大谬不然。迨由渝一起转解南京，佛海被判处死刑，君强与惺华也判处了无期徒刑，佛海自然也不再是他们的靠山，过去靠他得来荣华富贵，已转眼烟云，不免由怨生恨。他们的想法，如当年不给他们以高官厚禄，何至有今日；如当时不携同赴渝，也不会遭重刑。遂视佛海如仇，从恶言相加，终至不交一语。佛海面对着如此的环境，如此的现实，又安得不旧病剧发，而卒之抱恨以终。

我在一九四八年的四月一日出狱了，离佛海的死，已有二三个月的时间。回家不久，就得到了他下葬的消息，我立刻赴往南京。当然，此时王侯宅第皆新主，南京早已面目全非，连所谓佛海的家，已迁至成贤街附近的一所平房里，又破又旧的建筑，陈设着简陋的家具，与他火毁后又新建不到五年的西流湾住宅相较，份外显得满目凄凉。左侧一间厢房里，是佛海的灵台，中间悬着一帧遗像，记得还是当年挂在上海居尔典路的旧照。相识遍天下，而四壁却再也看不到什么朋好的哀挽之联了。

下葬的那天，萧条冷落的场面，更使人伤感。葬仪一共只有三辆车，包括两辆运货卡车，一辆租来在南京市内行走的公共汽车。这一辆上载着佛海的棺木，第二辆上站满了佛海生前京沪两处私宅中的副官与杂役。自佛海飞渝，他们全被遣散后，早已另投新主，各自安身立命去了。但在这一天，却不约而同地请了假从外地赶来参加旧主的葬仪，人数约有二三十人。

最后一辆公共汽车是载的家属和亲友，除了家属，只有我和石顺渊（中央储备银行的总务处副处长）、及汪政权财政部政务次长陈之硕的夫人，亲友就是这样寥寥三人。在汪政权时期，我并不曾担任过实际职务，更不曾在佛海主持的任何单位中工作。南京的“中报”与上海的“平报”，他虽是董事长，但我是董事长兼社长与副社长，谈不到隶属关系，不过一想到原来朋友之间，会因炎凉生死而易态，当年视若神明的部属，有些系身囹圄，有些远嫌避祸，再也不敢出头露面，为了一时的感触，我特地备了一个大花圈，放在他的棺木之前，上面写着：“佛海先生千古，旧属金雄白敬挽”字样。

三辆汽车沿着闹市进行，没有引起一个路人的注意，不要说汪政权时代显赫的声势，就是他在夫子庙开审时，也有过人山人海的热闹场面。而最后的饬终之典，竟然在如此凄凉沉寂中默默地进行。他的埋骨之所是在南京近郊的永安公墓，圹穴是预先就掘好了的，但坟前没有墓碑，四周也并未种树，葬礼既没有音乐，更没有牧师或僧道为他祷祝或超渡，寂静得更可怕而可哀外，全不像是一次葬礼。佛海地下有知，又何能瞑目？

棺木缓缓地从平地下降至墓穴，柩夫们迅速地把泥土一铲又一铲地把它掩埋，不到一小时，一切都完成了，所有送葬的人鞠了个躬又匆匆回到了车上。一路上，我呆呆地坐着，心里不知是悲伤还是惆怅，二十年前我与他相识的经过，他后半生的遭遇，以及我与他之间的交谊，他爽朗的谈吐、热情的对人以及从政的艰辛，这一切，又都袭上了心头。真也想不到像他那样的人，竟会有这样的结局。成王败寇，未来历史上的记载，已可以预料到的。

这已经是一九二八年五月间的事了。陈立夫氏在南京估衣廊创刊的“京报”，不论规模与销路，都足与国民党的唯一大报——“中央日报”相颉颃，更因为“京报”是半官性的报纸，内容与评论可获得较多的自由，创刊不久，且有凌驾中央日报而上之势。那时主持“中央日报”的是叶楚伧，两报因营业上的竞争，免不了会有磨擦，叶氏屡屡在蒋先生前，对“京报”啧有烦言，卒使光芒初露的“京报”无疾而终。就在京报一段很短的时间内，我却因一度滥竽而与周佛海开始相识。

“京报”原任采访主任是罗时实（佩秋，现在台湾），佩秋为CC系的核心人物之一，因陈果夫派他留学英国而将告离职，陈立夫氏就要我承乏其事。我于一九二八年春进入京报时，佩秋尚未赴英，采访部的工作，事实上仍由他负责督导，我则奉命先起草一个有关采访的整个计划，刚刚脱稿，已在三月间了。蒋先生为了慰勉东北易帜的张学良，更以冯玉祥方蛰居山西晋祠，又有蠢动之意，因此也约了阎锡山一起在北平会晤，请他转劝冯玉祥出洋。蒋氏北上之行既定，京报就派我为随节采访。

那次北上，蒋氏带了不少随员，有吴稚晖、孔祥熙、赵戴文（阎系人物，时任内政部长）、熊式辉、陈布雷、周佛海等人。记得以后任军统局长的戴笠也在，不过那时还是总司令部的一名侍从副官而已。长长的一列专车，蒋氏夫妇同住在前面的一辆花车中，衔接的一辆内，就是上述各人，我与另一位记者——中央日报的采访主任王公弢，也混在其内。后边还有几辆，则载了蒋氏的副官与卫队及其它随从人员。

因为我们的一辆是与蒋氏的一辆相衔接的，每逢早晚，蒋氏总过来在花车的客室中与各人闲谈。一九二七年蒋氏北伐到达上海的当晚，在记者群中，我是第一个获得接见的人，以后在采访上又不时见到，他自然认识我。当他在车上第一次过来，一落座就问我车内各人是否全都认识，我指指佛海，表示不熟，他就为我介绍了，我与佛海也只相互点头微笑，初不料因此介识，就决定了我后半生的全部命运。那时的佛海，其正式职务为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处长，而更重要的则他与布雷同为蒋氏幕中的文胆。

胜利以后，我在上海高等法院受鞫，法官对于每一个被告，总要问他如何认识汪、陈、周等的几个汪政权中的巨头，好似当年相识，不论是否远在汪政权成立之前，早已就心怀不轨了。审我的法官是邱焕瀛，是一个十分残刻周纳的家伙，厉声问我道：“周佛海是大汉奸，你怎么会认识他的？”我照事实答道：“是蒋委员长介绍的。”他凶悍地直斥我为“胡说”！不要看法官审案时高坐堂皇，威风八面，一副大老爷的神气，其实他们在政治上，只是一名官卑职小的可怜虫，他们又哪会懂得政治上的什么。

在火车上的一群政要中，我虽与陈布雷因过去为新闻界的同业关系而一向相熟，但经过几天中的朝夕相处，我发觉佛海爽朗的性格，杂以戏谑的笑语，一些没有做作，很率真，反而与他较为投契。一路上，布雷、佛海、公弢与我，也总是聚在一间车房中无话不谈，有时不免彼此之间也有些争论，公弢一直帮着布雷，而我则站在佛海的一面。一天天时已经入黑了，照例蒋氏这时已经赴寝而不会再来。我们又刚刚起了其实只是玩笑的争端，其时我还只有二十五岁的年纪，想到就做，什么也没有顾忌，我与公弢正在你推我拉地扭作一团，活像真在打架，布雷与佛海则在一旁抚掌助兴。正在热闹声中，他们两人忽尔肃然起立。回头一望，蒋氏正站在门口注视我们，我们讪讪地停了手，蒋氏还笑笑说：“辛苦了，还是早些休息吧。”蒋氏去后，我们又是一场哄堂的大笑。

古人云：“患难见交情。”而我与佛海，却因赌博而见交情。此行抵达北平以后，总司令部包了北京饭店的两层楼作为行辕，蒋氏夫妇住在三楼，我们住在二楼。蒋氏一到，要接见许多人，出席各种欢迎宴会，并与张、阎会议，十分忙碌，反而佛海等难得有这样的清闲。佛海一生的毛病，就在酒色两字，有时朋友们劝他不宜如此放纵，他却还很得意的说：“醇酒妇人，正是男儿本色。”故都风月，本来甲于全国，所谓八大胡同的旖旎温馨，也早为有男儿本色的人向往已久。到达北平第二天的傍晚，佛海就张筵于南妓清吟小班红弟的妆阁了，我们也自然免不了随着一轰而去。

说来奇怪，介绍佛海去的却是一位女性。过去北平有所谓四大名记者——林白水、邵飘萍、黄远生与徐凌霄，前三人都以触怒军阀而不得善终。飘萍死后，其未亡人又把飘萍一手创办的京报复刊，延潘公弼的介弟绍昂主持编务。飘萍夫人生得颇具风华，她虽是女流，却风流不让须眉。每晚她也流连于八大胡同之间，出手豪阔，人们去开盘子，照例给现大洋二元，而她是加倍，几于所有北平的清吟小班，几乎无人不知有邵×爷其人，她所眷的名妓绿珠，俏丽妩媚，更是人间的大绝色！

不论上海的长三堂子或者是北平的清吟小班，在开席之前，照例以打牌为序幕，佛海是一向不赌的，布雷、公弢、与时任津浦铁路局局长的孙鹤皋及我，凑成了一桌麻雀。这一场牌局，使我惨败，一共输了我五百〇四大元，倾囊而付，还赖了人家四元的账。我所以会记得那么清楚，因这次京报派我赴平，来往乘坐的既都是蒋氏的专车，食宿又一律由总司令部供应，报社给我的五百元是作为活动费用的。五百元在一九二八年时代，不算是一个很小的数字，而我于抵平的翌日，在三场麻雀上就输得一干二净。我是一向挥霍成性的人，输了倒也不觉得怎样，反而佛海却表露出一脸的歉意，主要因为新闻界中人可耻的待遇，大家都是知道的，于是佛海竟因此而感到不安。

回到北京饭店，佛海，布雷与我三个人一起在睡房中闲谈。佛海又提到了刚才的赌局，他问我：“你在报社中一个月有多少薪水？”我照实答复他说：“一个月一百八十元。”的确，那时一百八十元的待遇，已经算是很高很高的了。而佛海“呀”然一声说：“这样，岂非一场麻雀，就输掉了你三个月的薪金？报社中的工作既如此辛劳，何以待遇却如此菲薄？”布雷在旁，有感而说：“一百八十元还算少？前两年我任上海商报的总主笔，每月薪水只有一百元，而且还要六折支付。不得不在商业机构中担任兼职来维持生活。”到底佛海见我为他输了钱，又能坦然若无其事，留下了一个较好的印象，我们之间的交谊，也就此建立了起来。

佛海不失为一个重友道而颇有人情味的人，我们在北平停留了一个星期之后，又随节南下。我辞去了京报的职务，重回上海。有一天忽然接到了一个机关用的大信封，拆开一看，原来佛海委任我做他总政治训练处的上校秘书，里面还附着一封信，说既不需到差，自更不必办公，每月的薪饷，就近由上海新生命书店送来。那时佛海正与陈果夫氏等创办新生命书店，并编印颇具水准的“新生命月刊”，佛海所写曾经风行一时的《三民主义理论的体系》一书，也由新生命书店发行。佛海这样给我一个挂名职务，很显然是为了补偿我在北平时赌负之款，我觉得无功受禄，于心有愧，去函辞谢，而佛海坚决不许。到一九二九年我改任中央日报的采访主任时，刚值征伐阎冯的中原大战。我又奉派赴京汉线作随军记者，沿途兵荒马乱，如以平民身分远赴前线，会有无数麻烦，接受了佛海的劝告，居然军装一袭，以总司令部的上校身分抵达河南驻马店、漯河前线，得到了不少的便利。

说来也够奇怪的，在汪政权以前，佛海曾两度邀我投笔从政，都没有实现。而在汪政权筹备时期，与他一度长谈，即被他轻轻说服了。又在我担任记者时代，一次几乎锒铛入狱，幸而得他的解救而获免，但终因为他而参加汪政权，以至落得个身败名裂。这也许正如古人所说，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吧？

时期已记不真切是一九二八或二九年了，安徽省政府主席方振武（叔平），坚邀佛海出任该省的建设厅长，据叔平对佛海说，已先获得蒋氏的同意，将于下一次的中央政治会议中通过任命。佛海给我一个电报，要我赶速赴京，他告诉了我这一事实，约我担任安徽全省公路局局长。我又回到上海，因从没有担任过政治工作，不能不邀请几位有经验的朋友们帮忙，班底组成了，也一心以为鸿鹄之将至。但两次中政会都开过了，却并没有安徽省政府改组的消息。刚巧佛海来沪，他说：“这事已成过去，而且还碰了蒋先生的一个大钉子。”原来方振武准备有异动，早为蒋先生所觉察，他为了还想取信一时，因此自动要作为蒋氏心腹的周佛海赴皖，以示自请监视之意。故佛海向蒋氏请示时，蒋氏对他说：“你太糊涂了，你想去安徽送死？”不久之后，方振武也真被监禁在南京羊皮巷总司令部的禁闭室中了。

佛海除与陈布雷、邵力子、孙鹤皋等知好外，尚有不少的金兰兄弟，如熊式辉、陈调元（雪暄）等都是，其中以与陈调元的过从最密。两人都是大玩家，时常藉故连袂到上海，花天酒地，一味纵情声色。那时上海最好的旅馆是西藏路的“一品香”，他们一来，总卜居于此。我算得是上海的识途老马，只要他们一到，行装甫卸，就急急找我，每天共同流连于秦楼楚馆，他们也襄王大圆其高唐之梦。现在的所谓“小电影”，已到处皆是，那时还是当为稀世之珍，有一次佛海坚要看一看小银幕上的妖精打架，我曾付出了十担米的代价，才使他们认为大开眼界。

我也因佛海的关系而与陈雪暄相熟，正在此时，雪暄奉令由山东省政府主席调任安徽。在酒肉场中，最容易发生感情，雪暄以佛海的力荐，竟然要我一同赴皖，担任省政府的机要秘书兼安徽省会所在的芜湖县长。什么都说定了，陈立夫忽然来电邀我赴京，他告诉我，新任中央日报社长鲁荡平，原为阎老西的人而投靠中央的，立夫要我担任该报的采访主任，实际还兼带要我对鲁荡平暗中注意他的行动。我告诉他与陈雪暄已有约在先的事。而立夫却对我说：“你帮了这个忙，将来还怕没有官做？”因为从北伐军抵达上海与他相识起，陈氏一向待我不薄，在情不可却的情况下，我只好舍彼就此，又辜负了佛海的好意。

佛海帮我最大的忙，是一次脱了我的缧绁之灾。在一九三〇年（？）中央召开国民会议之时，蒋氏与胡汉民氏之间发生了剧烈的冲突，症结所在，不在约法的内容而在大总统问题。我那时又改任了上海英文大陆报、时事新报、大晚报与申时电讯社的驻京办事处主任，自以为在那个年龄，有朝气，有敬业乐业的精神，对于新闻的采访，有不顾一切与不避艰险的勇气。国民会议揭幕了，胡汉民氏也被软禁在南京汤山，这正是新闻记者大献身手的时候。有一天，在我所担任职务的报上，同时出现了三条触犯时忌的新闻。一条是我在汤山胡汉民囚禁的陶庐门前，拍了一张照片。门上贴有一张纸条，赫然为“奉命休养，概不见客。”“休养”岂可奉命乎？一经刊布，给予国际上的观感又如何？另一条花边新闻，虽仅寥寥数十字，我还清楚记得这样写的：“此次国民会议，除通过约法外，将讨论大总统问题。”字数虽少，却道出了国民会议的箇中真相。

报上另一幅最要不得的是两块电版，是胡氏在幽禁中牢骚讥讽的两首七律。为了胡氏被软禁在汤山，我们既无法见到他而又不甘放弃，只好百计另辟蹊径，想从任胡氏立法院秘书长的邵元冲口中能得到一些线索。我单枪匹马去拜访邵氏。一投刺，门房就请我在他的书房中坐候，我看到他书桌上留有两张诗稿，是胡汉民在汤山的口占，一张由邵氏笔录，而一张为胡氏的女公子木兰所写，诗里充满了愤愤不平之气。我如获至宝，不顾一切地竟然做了一次梁上君子，把两份诗稿急急的塞入了衣袋。邵氏进入书房，却并未发觉诗稿已不翼而飞，我也言不由衷地随便发问了几句，就匆匆地逃一样的离去了。这两份诗稿，一并制版在报上同时刊登了出来。

上海每天的报纸，照例于下午四时，运抵南京，蒋氏对舆论很注重，上海所有的大报，每天也总要亲自过目。当他发现了时事新报上竟然登出了太要不得的三则消息，不禁勃然大怒，就高呼隔室的侍从人员。那天当值的恰是佛海，他不知道蒋氏为什么无端盛怒，而蒋氏把这几段新闻指给佛海看，要他立即通知南京卫戍司令部拘捕时事新报的驻京记者。佛海知道我闯了大祸，不得不为我缓颊。他对蒋氏说：“我知道负责采访的是金××，他在北伐时期，曾尽过一些宣传之力，也从未有过越轨的言行，如在此时而拘捕一个新闻记者，也恐引起外面的揣测。是否可以让我来切实告诫他一次？”蒋氏沉吟了半晌，终于接纳了佛海的意思，也幸赖他的片言解纷，使我脱了一次大难。

此后佛海调任为江苏教育厅长，我又转到了潘公展创办的上海“晨报”担任采访主任。我的脱离中央日报，虽然是我自动坚辞的，但中间即夹杂了一些政治上的微妙因素。如上文所述，我的所以被邀加入中央日报，多少因中央对新任社长鲁荡平有所怀疑而要我暗中注意。但像我这样一个年轻时既暴躁而又口不择言的人，更不知所谓政治为何物，鲁荡平对我，焉有毫不觉察之理。而他对付我的手段却十分巧妙，削减了我事前谈定的薪金，目的就在迫我不安于位。我曾据实告诉陈立夫氏，他安慰我说：“不要斤斤于待遇问题，我自会补偿你的。”因此，我也只好恋栈下去。

而鲁荡平一计不成，却又生一计，这时正好发生阎冯大战，蒋氏亲上前线，指挥陇海路的进攻，而平汉线则由何成濬担任总指挥，鲁荡平却要我远赴河南担任这一线的随军记者。我把这一决定告诉了佛海，他认为我应该随蒋总司令任陇海一线的采访工作，因这样可与佛海他们在一起，既热闹，也可得到许多采访上的便利，他自告奋勇地打电话给鲁荡平提出这一意思。而鲁荡平答复得非常圆到，他在电话中说：“陇海线上由你帮忙，中央日报派谁去都是一样的，就因为金××能力强，所以特别要他去平汉线的。”佛海听到这样的说法，既然为了工作上的需要，就不便再说什么，而使我去作了一次死亡的行军。

在我出发赴豫鄂之前，鲁荡平加给我的任务，是每日拍发战讯电报、摄取前线照片、撰述长篇通讯，而又不给我译电等的助手，也且不给我应有的旅费。我问他：“不带钱去，如何能生活与活动？”他倒说得好：“我已打电报给何总指挥，你到了那里，他会指派一个助手或勤务给你。需要旅费，也由他先垫付而由中央划账。”我听他言之成理，糊里糊涂的欣然就道。抵达河南驻马店总指挥部的所在地时，何成濬刚已前进至漯河，那时我已身无分文，第二天就去看总指挥部的参谋长，告诉他此来的任务，并要他先借给我一些旅费。他听了我的话，发出了冷酷的笑声说：“新闻记者要津贴是见惯的，但从来没有像你那样一到就来伸手的。”我又羞又急，我说：“我不是来拿什么津贴，中央日报已先有电报给总指挥部，请垫付后再由中央划账。”他说：“我们从来没有收到这个电报，你不必再藉词行骗了。”碰了一鼻子的灰，即使饿死他乡我也不便再说什么了。

这里不但是炮火连天，因为那年刚值大旱，又且赤地千里，饿殍遍野，而我则早已囊空如洗，陷于进退维谷之境。人急智生，忽然想到只有去车站上等候火车经过，找寻熟人，告贷盘费。幸而天无绝人之路，当天下午一列军车靠站，上车就遇到了佛海政治训练处的第二宣传大队长蒋坚忍（第一宣传大队长似为康泽），借到了五十大元，才能狼狈回抵南京。采访的任务自未完成，连一条小命也几乎送掉。见到鲁荡平时，我自然不免与他大闹一场，结果且愤而辞职。这时陈立夫方卧病在鼓楼医院，临走我没有去看他，也不想辩白，即朴被归沪。我走后，鲁荡平即振振有词地在陈氏面前说了我许多坏话，陈氏来书中有责怪之意，我又覆书顶撞，从此与他有过年余的时间，不通音问。

我在晨报工作时，一天，公展由京返沪，对我说：“立夫先生请你立刻赴京，有事面谈。”我告诉公展过去的一段经过，表示不想再去见面。公展却笑我有孩子气而太不懂政治，力劝我不要固执，在他的敦促之下，我终于赴京与陈氏见面，却不料又受到了人生途中的又一场挫折。

陈立夫约我见面的原因，也许因为他一手创办的“京报”，有过辉煌的成就，以人事上的磨擦，而遭中途停刊，在惋惜之余，引起了对于新闻事业的雄心与兴趣。他计划另创一家规模宏大的“民族通信社”，从全国性开始而扩展至世界性，要在中央通信社之外，别树一帜，又承他想到我而来邀约我。

我抵南京的当日，就在他螺丝转弯的私宅中相见，他留我一同晚饭，两人谈得很兴奋，也很和谐。他要我于一星期内把创办通讯社的整个计划草拟完成后送他参阅，并再三叮咛我要严守秘密。我回沪后如期写好，再度赴京，可是一见面，尚还没有看过计划草案，就表示已打销原意。隐约说出为了消息的泄漏而遭到了某种阻力，因此不得不胎死腹中。最奇怪的是，他把泄漏消息这一点，竟有归咎于我之意。其实在草拟计划的一周中，除公展外，我的确并未对任何人有过半点透露，他既然不想办，自属无可勉强，但在我，当时不免多少有些气愤，我愤然对他说：“好吧！你既不办，那末，就看我私人来办吧。”谈话也就在这不愉快的气氛中结束，直到今天，再也没有与他再见过面。

虽然当时我夸下海口，但事出突然，又何曾有过什么办通信社的打算。从陈宅退出来后，感到不胜踌躇彷徨。忽然想到时任铁道部次长的曾仲鸣，多年来与我具有一些友谊，何妨一试。我匆匆地去看了他，只表示出要创办一家通信社的意思，请他帮忙，当然我不会告诉他过去的经过。他倒十分的爽快，竟然一口应承。几天之后，就为我筹定了经常费用，先交给了我一笔为数不算太小的开办费。

我自问一生从事新闻事业，除薪水与稿费外，从不曾收过以任何名义得来的馈赠，而这一次却为了负气而乞援于人，到今还觉耿耿于怀。更不幸的是，就在留京等候的几天时间内，闲着无事，每天与同业们以打牌来排遣，不料几场麻雀，把刚到手的开办费又输得一干二净。最后还是再请佛海帮忙，才把“大白新闻社”开办发稿。在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情况下，不久也就关门大吉。我于心灰意懒之余，脱离了新闻界，在上海改操律师职务。由于上海情形熟悉，朋友众多，居然生意滔滔不绝。职务羁身，与佛海的交往也就日渐疏远。不久，抗战爆发了，国都也由汉口而迁往重庆，中间虽然佛海曾有来信，要我赴汉在他的中宣部内工作，由于交通不便，终于未能成行。

一九三九年的八月，汪精卫氏离渝赴越、发表艳电、主张和平，在河内遇刺之后，间关万里，转抵上海，佛海也与陶希圣、梅思平等来沪，帮同汪氏筹建政权。佛海命罗君强光临寒舍，约我见面，一次晤谈，就作出了参加的决定。当时我对佛海提出了三项要求：

一、不担任政权内的任何实际职务；

二、报纸不但为是非之地，我对新闻事业也早已厌倦，不愿再从事报社的工作；

三、过去半生，我一向为记者与律师的自由职业，放任惯了，受不了官场的拘束，这次的参加，也只能算是友谊上的帮忙，以后对我如有所不满，给一个暗示，可以随时退出，希望不要让我杂在堂下百诺的班子中，一任呼来唤去。佛海当时毫不迟疑地全部接受了。

以后，佛海因委托一个新闻界的朋友担任筹备工作，拟于政权建立之日，在南京发行一张报纸。不料那位朋友竟然卷了一笔巨款溜之大吉，遂使佛海有骑虎难下之势。在他的左右，也确实没有一个对办报有经验的人，最后在无可推却的情势下，不得不由我来负责。南京的“中报”与上海的“平报”，就都是我一手在千辛万苦中为他搞起来的。

佛海对我其他两个约定，却真能始终信守不渝。汪政权的人事大权操在佛海之手，因此每有更调，我以近水楼台之故，不时承他先来征询我的意见，尤其财政部所属的有些税务机关，人们认为都是些所谓肥缺，他几次想我去担任这方面的事，我不客气地对他说：“这样的肥缺，还是留给别人吧。因为负了刮地皮的名，入宝山空手而回，将是对不起我自己；但如其因勇于为‘财’，而落得个怨声四起，那是我对不起你了。”他当时倒能一笑而罢。

佛海的性格，有时失之冲动，亲如杨惺华，信如罗君强，也常遭厉声斥责，但对我幸能始终保持友谊的立场。有两件事曾使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他最钟爱的是他的女儿慧海，约在一九四四年的冬天，那时日军已败象毕呈，在日暮途穷之时，却在中国的占领地区大量搜括物资，汪政权既无力制止，也且是制止不了的。难处就在日方指这些物资是军用上必需，而汪政权对太平洋战争，又曾宣布参战，如反对供应物资，将何异为反对日人的所谓“圣战”了。佛海却给他想出了一个对付办法。日军收购物资，要以黄金来支付，以之作为中央储备银行的准备。他的理由是，如其不是这样做，势必引起通货膨胀，他将无法应付他所主持的财政与金融。日本人当然不会愚蠢得连佛海的真意也会昧然无知的，经几度交涉，依然不得要领。佛海以决绝的态度，采取了杯葛的手段。这几天不办公、也不会客，整天躲在家里连电话也一概不予接听。面对着日人的强硬，他内心上无疑是十分焦急，在这件事日人最后屈服之前，肝火自然很旺，一天不晓得为了一件什么小事，竟把这已经玉立亭亭的爱女，也痛痛地打了一顿。

另一件事，显得佛海的天真。那时几乎所有的税务机关，没有不是贪污横行。人们也总以为是出于佛海的授意，而由其部下来敛聚。到今天还有人对佛海的财产，作出了种种不是事实的传说。其实，佛海也真是有苦说不出，有人告诉他，某一税务机关的首长如何如何，他长长的叹一口气，而又不采取主动。有一天我问他：“你既然几次提到某人贪污，为什么不把他撤换了？”他说：“天下乌鸦一般黑，旧的固然不好，但他做了几年，已经捞饱了，有时还能适可而止；如换一个新的，正如一个饿瘪了的臭虫，哪会见了膏血不拼命吮吸之理？”这种妙论，也只是在无可如何中的一种自我譬解。

他往往也会为了从某一个角度来对贪污问题作另外的看法。在胜利前不久，浙江省长项致庄有更动的消息，有人托我为他说项。我向佛海一提到这事，他说已经决定了将由丁默邨继任。我说：“项致庄过去既是 CC 系的人物，又与你为陈果夫主政时的江苏省政府老同事，几年来，他在浙江，至少操守上是被称为廉洁的，是不是可以有挽回的余地？”

佛海却说道：“做官而只是不要钱，那不如请个泥菩萨去，岂非连饭也不必吃了？”

但在佛海的内心上，代人受过，对贪污也确是深恶痛绝。当时财政部直属的箔类税局局长杨天运，不但与佛海的夫人同姓，人家因他能由财政部的参事而得此肥缺，总以为他也是佛海的妻舅，有人问这位局长与佛海的关系，他却但笑不言。事实上则是杨某的妻子，十年前早与佛海有过不寻常的关系，就凭借了这一层内助，他在税局任上，敢于放胆胡为，佛海自然也听到了风声。一天，我正在他家里午饭，他吩咐副官打电话去要杨天运立刻就来。饭后他却进房睡午觉去了，我问佛海：“不是你要叫某人来吗？”他说：“我没有见过这样要钱的人，让我睡足了精神，再来痛痛地教训他一次。”我想到场面的尴尬，就先悄悄地溜走了。佛海有时的天真，类乎这种的事却例不胜举。

不过佛海在平时却显得很轻松，晚上八时以后，家里总是高朋满座，上天下地，谈笑风生，他兴致一高，就会口不择言，说出太不雅驯的话来，他讲咸湿话，也决不像广东人那样所谓“细声讲、大声笑”地遮遮掩掩，大声讲、大声笑，毫不做作。

一九三九年的冬季，正与日方谈判所谓“中日基本条约”，日方提出了以伪满为蓝图的条件，在我们的想像中，汪政权决无贸然成立之理，甚至会有打销的可能，佛海对此，一直表示得极为悲观。有一晚，我们都在他家里闲谈，他醉醺醺地由汪氏那里回来，一进门，就摇着头说：“组织政府，不久就要实现了，不会迟过明年四月。”

有人问他：“条件未成熟，为什么那样仓卒？”

他说：“正是这样，因为日本人在战争中感到已成泥足，因此需要由我们来促成和平。我们与日人的现状，正像男女间的苟合，当男人在迫不及待的时候，”说到这里，佛海伸出了手，把中指翘然直举，来表示所谓跃跃欲试之状；他再继续说道：“要谈条件，就在此时，而我们却先已自己褪下了亵裤，试问让他得了手，则生米已成熟饭，以后还会有什么可谈的？”他这样的又说又做，阖座在狂笑，而他却在叹息中悄然回房去了。

另一个笑话是关涉到汪政权中的另一位部长的艳史，这位先生，一向风流自赏，在汪政权中，他的权势也许仅次于佛海，每有重大事件，总喜欢大发宏论，俨然一个手持羽毛扇的人物。一次当他高谈阔论之后，先行离去了，大家正在研究他的意见，佛海说：“正经事不必多谈，健谈是他的积习，而他的一桩笑话，却不能不讲。在香港的时候，他不时召妓荐枕，连对不相知的妓女，也一样会喋喋不休。一次，正到了神魂飘荡的时候，无病呻吟，倒也罢了，他却不断喊出许多梦呓似的肉麻话。妓女的义务是作为一个被人泄欲的工具，她哪有兴趣来听你自作多情的废话，况且，他一口浙江土白，也实在令人难懂。当那妓女听到不耐烦时，用纯粹的粤语厉声对他说：‘你讲我唔知；我讲你唔识，丢×就丢×，讲乜！’正是落花在有意，流水无情！这在身当其境的，将如何大煞风景！而现在我以久居香港之故，总算懂得了粤语，回想这寥寥四句，犹觉如闻其声，如见其状，还不免令人绝倒。佛海在正事之余，往往会有着玩世不恭的态度。他平时很豁达，也很风趣，而结果还是经不起太沉重、太出乎意外的打击，卒以心脏病毕命狱中！”

佛海在事业上的成功之道，不仅在他的学识与文才，思想有条理，处事决断而敏捷，与人谈话，显得坦白而亲切，使人觉得易与接近。他一向自以为能“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之外，肯负责、能受言，也是他的不可及处。在汪政权的六年中，像我这样既有要不得脾气而又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能始终彼此相处无间，不能不说是出于他的优容，而使我迄今仍怀有知己之感。

就以办报来说，佛海要我筹办的南京“中报”，创刊于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日，即汪政权成立之日。南京有一处游乐场“大世界”，却也于那一天开张。搞这个游乐场的，是一个所谓生意白相人的潘三省。最初他是一个保险掮客，日军占领上海后，不知他怎样拉上了日本人的关系，开办了一家内河轮船公司，转眼之间就发了大财，他娶的一位太太，是上海颇有名的交际花王吉，夫唱妇随，在社会上就搞得风生水起。佛海等一批人由重庆到达上海之后，又给他交结上了。

他在沪西开纳路十号，布置了一处不俗的房屋，更有好厨子，每晚大吃大喝，宾至如归。舞女、妓女、交际花、女伶、电影艺员等，都应召到那里来陪酒陪睡，现在几个当年上海老牌影星，又有几人不曾在那里出入过的？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丁默邨等都是常客，每晚没有事，就踅到那里，潘三省因有此关系，与人方便，也自然自己方便。在戈登路上，又开了一家赌场，益发财源滚滚。他对人谈话，一开口非公博如何，就佛海如何，更使人刮目相看了。汪政权建立之前，他以振兴南京市面为名，倚仗了这几个靠山，筹设起这一家游乐场。

我一向以此人为可鄙，故在“中报”创刊的翌日，就令采访部对“大世界”写一篇特写，不必有什么顾忌，要尽量予以打击。在第三天的报上，就出现了严批厉评“大世界”的文字，指它藏垢纳污、影响治安。潘三省怎样也想不到周佛海办的报纸上会有不利于他的记载，也亏他还向佛海哭诉，使佛海也觉得很不好意思，他找我去说：“为什么中报要对大世界攻击？”我说：“是我特别要他们写的。”他说：“那又为了什么？这样不使三省太难堪吗？”我说：“正是要他难堪。为公，这还不是歌舞升平的时候；为私，他公开向人宣传你与他亲密的行迹，以及他为你牵缰拉马的劳绩，发表这一篇，就是为你澄清这一点。”他愕然了半晌，才点点头说：“今后还是适可而止吧。”

又一件事是佛海在无意中对我说起梅思平一直在他面前提到平报办得不好的事。我说：“平报的确办得不好，但此时此地，我已无能为力。”那时平报也是上海的大报之一，在沦陷时期，上海发行的大报，有申报、新闻报、中华日报、国民新闻、新中国报、平报与日军机关报——新申报。平报的销路还不错，开办六个月后，就能做到收支平衡，而梅思平既未提出具体意见，笼统地在佛海那里对我指摘，就使我心里有气，我又对佛海说：“我很奇怪，梅思平是中政会法制专门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我是副主任委员，论私人关系，他不是不认识我；更何况，平报他也是董事之一，有意见，他有权提出，也应该向我当面提出，你是平报的董事长，他偏偏要对你说，态度就显得太不光明。”

我从佛海那里出来回到报社，就通知编辑部，以后所有梅思平的消息，以及有关他的实业部、粮食部等的新闻，今后一概予以封锁。几天之后，刚刚思平发表了一篇实业方面的重要谈话，各报都以头条新闻刊出，而平报却一字不予登载。思平把这事告诉佛海，佛海又找我，问我不登他谈话的原因，我说：“思平不是对你说过平报办得不好吗？不好的报纸登载了他的伟论，岂非反而辱没了他？”佛海知道我还在负气，笑笑说：“好吧！你等着我如何来消释你的不满。”果然，几天之后，就收到了思平请我吃饭的请柬，那天人虽不多，却让我坐了首席，尽管席上并没有再提起这一件事，但思平表现得特别谦恭而亲切的态度，就是无形中在向我打招呼。现在想来，当年年少气盛，多少有些嚣张跋扈之状，换了别一个人，对我能如此容忍得了吗？

我对佛海的念念不忘，也不全是在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上面。在我前书中，曾经有过赴伪满大闹的经过。这事的结果，自然引起了日本关东军的极大不满。当我返抵南京后，日本宪兵司令部就奉令采取了行动，我上海的寓所被搜查，上海广播电台故意要我去广播赴满感想，却又给我谢绝了，一时面临了危险的处境，但这事没有继续发展下去，而终得安然无事，我一直不解日本何以忽然会停手的原因。直至前数年去东京时，今井武夫来看我，闲谈中提到了这一件事。

今井告诉我说：“你在满洲的时候，派遣军总司令部接到了关东军司令部的电报，指你反满抗日，要严厉查办。我那时正担任派遣军总司令部的第二课课长，奉令负责办理。我先去看周佛海先生，详细告诉他你在‘新京’（按即长春，时为伪满首都之名）的一切，要在对你采取行动之前获得他的谅解。不料周先生对我说：‘某人所做的，也就是我所要做的，假如日军对某人要有什么行动，无异就是直接对我。’因周先生有此强硬的表示，使我们投鼠忌器，而不得不停止追查。”佛海不失为一个有血性、肯负责的人，我对他的怀念，可见也决非仅仅出于私人的交谊而已。

附带再谈一件小事：当“中报”创办刚刚半年，一九四〇的秋季，他又要我去上海筹备发刊平报了。那时太平洋战争尚未发生，租界以内，抗日空气非常浓厚，要去办一张宣传和平的报纸，不会得到人民的同情，也不容易有良好的发展。我对佛海说：“当年我曾与你有过不办报的约定，现在又要我去担任这一任务，一之为甚！请派别人去吧。”他说：“有人，我就不会再勉强你去。”佛海左右，也确实无办报有经验的人，我也知事实上无可推辞，我说：“那末一定要我去，我就勉为其难，关于经济方面，请你派人管理，惟报纸内容，希望你绝不要加以干预。”佛海说：“内容我自然不会干涉，你尽管放手去办，有什么事，一律由我担当。至于报社的经济，别的机构我尚且会请你代我去管，何况由你主持的报纸。你这种话，不是我不相信你，却是你太不相信我了。”佛海这样说，可能是一种手段，居高位而不颐指气使，能推心置腹，在政治舞台上的人，又谁能免于得意而忘形？

以后平报发行了，佛海也的确遵守着他的诺言，我每个月把账目连同单据送给他，他就高高的堆在家里的写字台旁，从来不加拆阅。我忍不住问他：“即使忙，也尽可以把这些账册间或抽查一下。”他爽快地对我说：“送，是你的事；看，是我的事。我不干涉你，你也不干涉我。”

佛海与我，前后有十七年的交谊，我所知于他的事太多了，侈谈他在政治上的功罪是非，不为人信，也恐不为人谅。把我们之间的往事，在回忆中随便摭拾一二，加以记述，决不在炫耀我自己的微不足道的经历，只是要分析佛海的为人与他真正的性格。在淑世之季，朋友与朋友之间，就是这样的友谊，就已经太难得了，就以此文作为对一个朋友的悼念吧。

写这一段经过时，我又一直在想，像我这样一个平凡而渺小的人，仅因在风月场中与他谈得拢，尚且会如此推诚相与，他真会背叛国家、背叛他一向的景从者吗？如其真已竭尽其所能来完成他所接受的任务，那么既然鞠躬尽瘁，我不负人，即使含冤而死，还有什么不可以瞑目的？

二〇八、罗君强这个“青天”大人

岁暮天寒，异乡飘泊，处身在不平常的时代，自会有一份说不出的心情。回念生平，交游遍于海内，而转瞬数十年的短短时光，故人十九都已谢世。许多曾经是一时风云的人物，而最后竟至不克善终，读双照楼诗，至“良友渐随千劫尽”句，不期掩卷长叹，百感萦怀。

在过去若干朋好中，相别已二十余年的罗君强，我总不时怀念着他。回想到当年交往之时，就有著一份复杂的感情，连我自己也无法分辨出对他是喜是恶：有时他的不测之威，使我莫名其妙地为之震悚。我钦佩他干练的一面；而又讨厌他骄妄的另一面。在他出任上海市秘书长的时候，雷厉风行，甚至有人曾称过他为“罗青天”，而在胜利之后，周佛海自己无力保护他，与他有过联络的若干重庆大员，此时却又并不支持他，于是锒铛入狱，由渝而宁而沪，不免以楚囚终其身。这二十多年来，久已不闻其音讯，假如现仍健在的话，亦已过了古稀高年了。当握笔概叙其生平之前，先遥为这一位“畏友”祝福。

我与君强真正做朋友的时期并不太长，就在汪政权建立前至汪政权覆亡为止，但关系却不能算太浅，不但是两度共同参加了周系（佛海）的十人组织，有着金兰之谊，又共同创办了等于汪政权机关报的南京“中报”。而且有过七个月的时间，同住一屋早夕相对；更有六年的时间，时相过从。在许多工作上，别人看来我们是最密切的搭档，但我们之间，非但始终格格不入，而且一旦卷入了政治漩涡，也就免不了会明争暗斗。

当然，这一切，都早已成为陈迹了。现在的所以要先为他祝福，不但为了友谊，我相信像他这样一位雄心壮志的人，如何经受得起长期的囹圄生活？精神上的打击，就无可避免地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一九四九年的初秋，我离沪来港的前夕，去上海南阳路探望佛海夫人时，刚巧君强的最后一位夫人王小姐也在座。她来向佛海夫人告贷一些钱，说君强在狱中已患了肺病，想买一些药物送去给他治疗。虽然中年以后的肺病，不会立时恶化，但在狱囚绝对缺乏营养的情况下，又如何能支持二十年的时间？到今存亡莫卜，我不知他是否仍在人间？

我与君强的相识，还早在一九二八年。那时佛海正担任着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政治训练处处长，君强当他的主任秘书，他们同住在南京明故宫旁舒家花园的一所小洋房内，佛海是从不上赌桌的，而佛海夫人却嗜麻雀如命。每天公余之暇，几个长搭子如邵力子、陈布雷、孙鹤皋（原为奉化的富商，民国十年前后，上海交易所风起云涌的时候，曾与陈果夫同为虞洽卿主持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人，资助国民革命有功。时正由京沪、沪杭两路局长调任为津浦路局长）以及罗君强等，总要打到深夜为止。我刚好因任上海英文大陆报、时事新报、大晚报与申时电讯社的联合驻京办事处主任，有时也去到周宅，搭子不够的时候，我就凑上一脚，与君强相识，就从麻雀桌上为战友开始的。

君强早年的经历，我并不十分清楚。只知道他曾进过上海大夏大学，但不敢确定曾否毕了业，所以论他的学历，却毫不足道。但因他与佛海不但为湖南同乡，而且还有较深的世谊，所以一离开学校，从北伐前的广东时代起，一直获得佛海的提携爱护。两人的年龄虽相距不远，若论交谊，佛海视他如子如侄，而在关系上，也在半师半友之间，其情形彷佛如汪精卫氏之于曾仲鸣。

君强在参加汪政权之前，虽然已在政治舞台上混了不少时候，但并无了不起的地位。北伐时期，随佛海任军中的政治工作。国府定都南京，宁汉分裂，佛海是中共最早创办人之一，而且中共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还被选为副委员长的人物，而终于脱离中共由汉潜逃，远走京沪。佛海在南京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兼政治训练处长时，即以君强为主任秘书。政治训练处干得最有声有色的一段时期，即在征伐阎冯的中原大战这一役中有较好的表现。还记得那时所属赴前线工作的两个宣传大队，第一大队长为康泽，第二大队长为蒋坚忍。而那时君强却已离开了政治训练处，由佛海的推荐而出任为浙江省的海宁县长了。

君强一生的吃亏处，在锋芒太露，树敌太多，我也曾经婉劝过他，而他还以“不遭人忌是庸才”来自炫他的才华。其次是风流成性，因此不断受到挫折，他之所以脱离政训处，就是以家庭变故而不容于佛海。本来我并不知道这事的原委，大约在民国十八、九年间，安徽省政府主席方振武有不稳的消息，蒋氏也已有所觉察。为了佛海是蒋氏的心腹，方振武向蒋氏请求调佛海为安徽的建设厅厅长，意在自请派人监视。当时蒋氏却一口应承了，叔平即以之转告佛海，说已得到蒋氏的同意，请他准备摒挡赴任，当时佛海也颇为意动，即着手布置人事，我也且为他所邀约之一，他是这样对我说的：“新闻记者实可为而不可为，我想请你帮忙，一起到安徽去。”我说：“我一向从事于自由职业，对机关的事，素来一窍不通，会有什么工作可做？”佛海道：“你帮我去处理厅里的一些文字工作；但这一位置实太清苦，兼一个安徽全省公路局长来作为调剂如何？”我说：“要帮你办秘书的事，不是有驾轻就熟的罗君强吗？”他皱皱眉头说：“他已离开我数月之久了。”我骤闻此语，不禁为之愕然，因我亲眼看到过去他们两人间如家人父子的关系。我问他：“那为了什么？”于是佛海告诉我，君强除正室之外，又纳了一位如夫人，嫡庶之间的酸风醋雨本已闹得不得开交，而君强又处理不善，他的如夫人竟因一时气忿，悬梁自尽，在南京造成了轩然大波。佛海以舆论的攻击，亦以君强如此为人，非糊涂即属荒唐，为他安排好了出任海宁县的县长后，就把他遣走了。

君强的风流韵事，此后并不因此而有所改变。在海宁县长任内，又与他的族姑在县政府的大礼堂正式结婚。此后他调任为总司令部南昌行营秘书，再调为行政院简任秘书，都是凭借着佛海一人之力。当对日抗战发动后，不久京沪沦陷，政府也西迁武汉，君强却又风流自赏，纵情声色，又娶了一位交际场中颇为活跃的孔慧明女士，做了第四任太太。也许君强冶游的风声闹得太大，竟至上达天听，以风流罪过，竟获得了免职查办的处分。幸有陈布雷为之缓颊，始勾去了“免职”两字，才得免于不测之祸。君强不能不算有些才，而常为才累；君强也有些好色，几度又为色累。他与孔慧明女士的一段姻缘，也终于中道仳离。在安徽省长任内，续娶了一位为他抚领养女的女护士王小姐，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五任妻子，也是最后一任妻子了。

一九三九年的八月，君强突然到上海的寒舍过访。说来惭愧，阔别多年，见面已不相识，他自道姓名之后，才记起了这是十年前佛海家的牌友。他衔佛海之命，来邀我参加汪氏来沪领导的和平运动。这一经过，曾记述于前书中，兹不再赘。不过，当时我对佛海的再度引用君强，不免有些疑讶。因为从君强离开了政训处之后，佛海除侍从室的职务以外，还先后担任过江苏省教育厅长、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代理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而君强早已失去了追随的机会。为什么这时忽又成为佛海的亲信人物？

以后我才知道，君强在武汉，因荒纵而被惩戒，布雷的所以肯为他说情，还是推了佛海的屋乌之爱，佛海自不免对他又加深了一层反感，使两人之间，感情上益趋疏远，因此佛海由重庆随汪出走，并不曾携带君强同行。更有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一天，君强和他的夫人孔慧明及我在闲谈中，君强正在侈言佛海如何对他关系之深与信任之专时，而孔慧明突然说：“周先生对我们有什么好？他离开重庆，不是完全瞒着我们吗？”这样使君强于尴尬之余，大肆咆哮，险至挥拳相向。

在汪政权六年之中，整个的权力集中在佛海一人身上，而汪氏却能大度优容，而在佛海的左右，君强却又成为最倚畀的心腹。这是因为佛海随汪氏由河内抵达上海以后，所有他的友好部属，都留渝未来，而重庆的特务又遍布四周，非过去有过相当渊源的人，自难加以信任。最初与佛海同来的仅有妻舅杨惺华一人，那时惺华的年龄还不过三十左右，而且是上海交通大学学习土木工程的人，不要说没有政治经验，连社会经验也显得非常欠缺。蜀中无大将，遂使君强得以得道飞升。

当我两次与佛海晤见后，终于为他所说动而决定参加。并指定上海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六十号为我与君强共同办事与居住之所。我与君强的友谊建立在此，此后有人因不满君强，而对我也发生过不少的误会，却也是为此。

汪氏于一九三九年夏到达上海以后，先住在虹口的重光堂，不久即迁到沪西愚园路一一三六弄旁的一所大住宅中。这本来是前交通部长王伯群的沪寓，为了安全起见，令整条弄内的居民，全数他迁。弄内每一所都是独立的小洋房，就由汪氏左右较为重要人物用为居停之所。住在弄内的有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等。一一三六弄与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在汪政权建立前，曾一度成为和平运动两个最主要的机关。

佛海是住在弄内的五十九号，我与君强则同住在比邻的六十号，这是佛海为了便于联系而特意作这样安排的。君强到上海时，原住在法租界吕班路面对法国公园的吕班公寓，我则住在同路的万宜坊，相距咫尺。由于他初来人地不熟，也因为我有架老爷车还可供乘用，虽然我暗中已经参加了这一运动，但仍然在执行律师职务，除了出庭的时间以外，几乎与他终日形影不离。等到一一三六弄六十号的布置完成了，君强与他的太太孔慧明立即迁入。我最先还有些犹豫，尤其内人极力反对我蒙恶名、冒危险、而去做这傻事，阻止我离家他住。但后来我以形迹已露，上海的暗杀案件愈演愈烈，每隔几天，总有一个熟识的人陈尸街头，为了保全性命，就不得不住到有充分保护的地方，但内人始终不愿同去，因此只好由我独自移居。

六十号为中医殷姓的产业，一所二楼的洋房，后面也是一排二楼的小屋，下面为一间大会客室与一间餐厅。楼上有三间房，我与君强各占一室，望衡对宇而居，较大的一间，就作为我们的共同办公之所。说到下面那间大会客室，对汪政权而言，一度具有历史上的意义。在一九三九年的冬季，曾经作为与日方交涉调整中日邦交基本条件的会议室。出席过会议的，汪氏方面的代表，有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等人，都已作了古人，现还生存的在台湾的陶希圣，在美国的高宗武，与羁押在上海监狱的周隆庠。

六十号也有一个小小的庭园，但没有什么亭台花木之胜，事实上只是一片草地，因为佛海要我最先做的事，就是预定在汪政权成立日出版的南京“中报”，但那时在日军占领地区发行的报纸，只许采用以日本同盟社为主的电讯，其次为德国的海通社。而我却决定了要兼用英国的路透社与法国的哈瓦斯社的消息，于是在后园又添盖了一幢房屋，作为通报的电台，以路透社等稿件，从上海拍往南京，供“中报”的采用。

在汪政权的一段时间中，罗君强可称也是个不可一世的风云人物，尤其在他以后担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的全盛时期，曾被称为“罗青天”，而君强也且居之不疑，甚至以他与佛海，自比于曾左。但是我相信，对君强的认识，因为他对我是纯粹的朋友关系，不必做作，也不必有顾忌，一切赤裸裸地暴露在我面前，因此我应该较佛海认识更为真切。也就在六十号我们共同相处的那七个月中，我们谈得太多而且也谈得很深很远。每一天晚上，不是麻雀打到天光，就是长谈直至破晓，他把心里隐藏的一切，毫不讳饰地向我倾吐无余。那时他还不曾想到以后会有那样飞跃的进展，所以说话更毫不保留，遂使我如得见其肺腑，这可能就是以后不能和他和好相处之故；也始终成为我心理上的真正“畏友”的基本原因。

假如没有利害关系夹杂在内，君强倒并不是一位不可交的朋友。在我们初初迁入一一三六弄的时候，并无多大的事情可做；也尽管政治暗杀事件已经不断发生，但君强那时的地位，还不是一个主要的目标，而且在上海也很少人会认识他。因此，我们还有出外到处流连的雅兴。我不否认是上海风月场中的识途老马，这就无可避免地成为他的义务向导，几家所谓“贵族屠门”，就时常有我们的踪迹，有时在看“妖精打架”的真人表演时，君强总不肯后人，拉了一张椅子，坐到最靠近“火线”的边缘，屏息静气地观看两人的肉搏。

有一次，我同他和另外一位朋友到永安公司的大东舞厅去跳茶舞，那里我有不少相熟的舞女，舞罢，拉了她们一起去晚饭。这三位舞娘是胡弟弟、杜爱美和朱玉英，不料三杯落肚，她们竟然嚎啕痛哭，诉说她们做舞女的惨况。其实非但这三位还是红舞女，而且当时的舞客，都还要保持出一些绅士的风度，出手爽，举动也还不会失之粗卤，她们的哭，不过在吃一行怨一行中一时的感触而已。不料君强也居然陪着她们涕泗滂沱，伤心欲绝。我发觉他是一个属于神经质的人，也以为他在本质上还不失其富有同情心的人。

佛海给我们的第一件任务，就是招兵买马。既然“和平运动”的最后目的在建立政权，不得不在上海就地取材，作为未来的班底。一一三六弄无疑使人会望而却步的地方，于是在公共租界威海卫路租赁了一层公寓，为接洽的地点，那里挂了一个艺文研究社的招牌。那是佛海在汉口任中宣部长时代，与陶希圣曾合办的一个宣传抗战的学术机构，这时就假用了这一旧日的名称。佛海委君强为总秘书，我为总干事，开始向熟识的朋友拉拢。反正政治这东西不论是真是伪，也不问什么主义与政策，有利禄，就会有人钻营，不招自来的，或辗转托人介绍而来投效的，就颇不乏人。入社的手续十分简单，写一张履历片，再填一份志愿书，由我持请佛海加批，批准加入以后，每个月不必担任任何工作，即可坐享厚薪。现在想来，这是十分危险的事，由于我毫无政治工作经验，更不知道特务工作人员的无孔不入，并不经过调查，就来者不拒，概予录用。这其间自然鱼龙混杂，各有其不可告人之目的。以后发现的，就有红帮领袖徐朗西介绍而来的程克祥、彭寿、彭盛木三人，是道地的军统份子。当时能不出大乱子已算得十分侥天之幸了。

君强在这一时期，态度很好，他专心于包围周佛海，以图再获得周氏对他的信任。佛海发动筹备在南京出版的“中报”，虽然名义上他是社长，我是副社长，但他从不对我干预。因他正忙着江湾开办的中央军官训练学校政训处长的职务。直到林柏生向我提出希望把“中报”改名为“中央日报”时，由于他的从中破坏，使我与柏生之间，有了很大的芥蒂，但君强却因此种下了此后飞黄腾达之因。

依常情而论，既要建立政权，自应有一张政府的机关报纸。南京在沦陷以后的“维新政府”时期，就出版了由老报人秦墨哂主持的“南京新报”，这是南京当时唯一的报纸。汪政权在上海筹备时期的中央宣传部长是陶希圣，副部长为林柏生，如某南京有一张新报纸出版，名为“中央日报”而由中宣部管辖，自是顺理成章之事。林柏生所以会与我谈，因为“中报”是我在负责筹备，加之柏生在上海办“中华日报”时，我帮过他一些小忙，也产生了一些友谊。所以柏生认为这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只要一提出自无不予接受之理，所以就由柏生来与我商量。

当柏生与我谈过之后，我即以之转告佛海，他倒是毫无成见，认为怎样都可以。本来事情已告一段落，但我也不得不再征求君强的同意，把柏生与佛海的意思都告诉了他。不料君强却大表反对，理由很简单，以为我们辛苦筹备，从房屋、机器、铜模、铅字以及全部工作人员，都已万事齐备，而忽然要由中宣部来坐享其成，哪有这样便宜之事，于是坚决予以反对，并致书陶希圣大事诟责。这却使柏生对我发生了很大的误会。并且由于以后事态的不断演变，于是六年之间，一直有“公馆派”与“CC系”间的暗中磨擦，君强也成为在这一局中派系纠纷的始作俑者。

但是，为了这一件区区小事，却使君强因祸得福。因为“中报”的事，刚发生在陶希圣、高宗武出走之前不久，也正值紧锣密鼓在安排政权建立后的人事之时。一天，在汪邸召开会议，以决定各院部的人事支配。在会议席上，汪夫人陈璧君先提出了陶、高出走的事，颇多惋惜之辞，汪夫人且认为陶氏之所以去港，是完全为君强一函所逼走。

会议接着就商量到政权的人事问题。原定陈公博任立法院长外，还兼军事委员会的政治训练部部长，佛海以君强从事这项工作有年，推荐为公博之助，而公博摇摇头说：“君强的这份脾气，我不敢领教。”为了汪夫人正在盛怒之下，佛海就不敢为他有所解释。以后各院部的人选，均已决定，最后只留得边疆委员会委员长一缺。本来内定由汪曼云或蔡洪田担任，而两人都认为这是无事可为的冷衙门，婉辞不就，而一时又无适当人选。忽然汪夫人起立说：“反正边疆委员会与其他各部会都无关系，不如就让罗君强关门去做他的皇帝吧！”一言九鼎，就为君强铺平了一条坦途。因为边疆委员会虽确然无事可做，但论官阶，却是特任。君强求为简任的政治训练部次长不可得，不料人弃我取，从此竟然在汪政权中脱颖而出，为部长、为省长，得心应手，八面威风，实非其始料之所及也。

也不能不说君强是搞政治的能手，他能翻云覆雨，无中生有。他知道因过去的若干作为，已失去了佛海对他的充分信任，于是给他想出了一项两面手法，而且这手法显得十分巧妙。他向佛海进言，说他负的责任太重，方面又太多，需要与各单位的人做到手臂相连，才能指挥如意，尤其现在来参加的，过去与他都缺乏深厚的渊源，应当设法拉拢，集中人材。他建议选择十个人，以金兰的形式，作为佛海的核心组织，将来把十个人安排为十部的次长，使部部有耳目，人人肯出力。佛海觉得君强处处为他关心，而且佛海过去就是军统与CC的负责人之一，搞惯小团体，自然欣然应允。君强开定了二十多人的名单，送给佛海圈定了易次乾、耿嘉基、罗君强、汪曼云、蔡洪田、章正范、周乐山、张仲寰、戴策及我，成立了第一次的十人组织。不过君强一手组成这样的小团体，是有其讨好佛海以外的其他作用的，一方面拟挟周以自重，使组织中之十人归其支配；另一方面，以十人的团体来向佛海显示其重要。

但这一个十人组织的组成分子，既显得分量不够，而其间除君强及易次乾与佛海有不太深的直接关系而外，张仲寰与周乐山为君强的大夏大学的同学，耿嘉基系我所拉拢，汪曼云与蔡洪田则为原上海市党部委员，章正范从佛海到沪后，任与上海新闻界联络工作，都与佛海过去并无关系，戴策则属于褚民谊系。这样杂凑而成，本不为佛海所满意，以后周乐山因不堪君强与丁默邨的压迫，愤而离沪，且临走发表宣言，丑诋汪氏，于是这第一次的十人组织，不久即无形停顿。

君强又再接再厉，至一九四〇年的年杪，重加改组，除君强与蔡洪田、汪曼云及我四人外，由李士群、周学昌、戴英夫、沈尔乔、朱朴、王敏中六人代替旧有份子。其中李士群以土肥原关系而参加“和运”，周学昌在抗战前任陕西省教育厅长时已与佛海相识，戴英夫本为丁默邨系，沈尔乔为傅式说系，朱朴原为公馆派，王敏中则与梅思平为襟兄弟。这样，原以为吸收了各个实力派的份子的加入，可以声气相通了。无如意见纷歧，本是知识份子的通病，何况君强自己就说过：“中国人的习性，有了三个人，就会分成两派。”这个第二次的周系十人组织，非但始终不曾发生过任何作用，而以君强与士群之间却因权力上的冲突，凶终隙末，出以生死斗争，士群虽因此而曾飞黄腾达，也因此而终于断送了生命。

这个第二次十人组织，君强内中有其很妙的安排。固然因为佛海与丁默邨之间常常发生意见，而君强的对默邨攻击尤烈，他拉进戴英夫，就是为了探听默邨方面的消息。至于默邨与士群之间，更有水火不相容之势。因为上海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的这个特工总部，本是在汪氏到沪前由士群一手所建立，但论过去的历史，默邨曾任中统的第二处长，且与以后军统的实际负责人戴笠有同等资格。而士群在重庆时，不过是中统的一位中尉级的人物。因此默邨一到上海，就成为七十六号的主任，士群反而屈居为副手。一山岂能容两虎？两人之间早有不两立之势。君强处心积虑要拉士群加入十人组织，固然因为他拥有特工的实力，也用以打击默邨。

最初，君强对士群真是竭力交欢。几乎每一天晚上，都拉着我去七十六号，非聊天、即打牌，谈笑风生，一时有水乳交融之状。以士群来说，那时羽毛未丰，也希望有个坚强的靠山，因此双方一拍即合，连第二次十人组织等于歃血为盟的仪式，也就在七十六号内举行。而且依照原定计划，这个组织中的十个人，每一人要再吸收十位，作为次一级的嫡系份子，但以后除了士群曾经在七十六号与他的亲信干部有过同样组织外，其他各人，全未实行原定计划。甚至佛海也因为有了这个组织，反而增添了不少麻烦，未见其利，先见其害，渐渐失去了兴趣，此后口头上的绝不再提，可知其心理上也早把这一个组织摒弃了。

到一九四〇年的二月杪，我带领了“中报”全体人员前往南京。因为汪政权已决定于三月三十日以还都名义宣告成立，“中报”预定于同一日出版，要于事前试版，俾作好充分的准备。创刊一张大报，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在那时我在新闻界已混了将近二十年，一些浅薄的知识与经验，最多也仅限于编辑部方面，一旦要统筹全局，就感到才力不胜，自己毫无信心。君强对报纸更是一个十足的门外汉，廖化作先锋，也只好由我来独任其难了。尤其“中报”是患上了先天不足的重症。因为佛海一到上海，曾拨出过一笔为数不菲的开办费，却给一位自告奋勇而最早负责筹备的朋友卷走了。我在后继无人的情况下，又却不过佛海的情面而勉为其难。当我接手以后，所能筹划的经费很不充裕，有限的钱而既要在南京朱雀路自建社屋，又要购买印刷机、铸字机、铅字、铜模、制版机、白报纸等，一切就非出以精打细算不可。因此在先天的不足之外，又形成了后天失调。

最困难的还是在延揽熟手的各部份工作人员方面。报馆工作辛劳而待遇低微，尤其在那时的非常状态下，除了要背“汉奸”之名，还要冒生命之险，试问又有谁愿来吃这碗苦饭？也尽管上海执新闻界的朋友，我与他们十九都相识，而我又雅不欲强人所难。还幸而淞沪沦陷以后，如时报、时事新报、中华日报、民国日报、大公报、文汇报等许多大报，都停刊已久，长时期的失业，为了生活，不少朋友就不顾一切地应邀参加了，这样，一个班子，也总算能在不用一个外行的情况下而凑成了。

那时，我非但年少气盛，又且过于好胜，不免失之操切。为“中报”担任总编辑的是褚保衡兄，他有数十年的经验，有熟练的编辑技术，先后主持过时事新报、国际日报等编务，在新闻界是一个知名人士。编副刊的是以后写《秋海棠》得名的秦瘦鸥，都是当时报界中的佼佼者。可是就在试办期内，保衡正迷恋着秦淮歌女王玉琴，第一第二两晚，迟至午夜还不见总编辑驾到，派人追寻，才没精打采而来。据传来的消息，他又已应承林柏生而将担任宣传部的新闻司司长。我知已无可再留，遂毅然把他解职了。瘦鸥的文笔，应该是不坏的，可是第一天他所写副刊“中流”的开场白，竟然写得不知所云，我竟然当晚就请他离职了。其余如创造社三杰之一的张资平，为“中报”写长篇小说，我又认为内容不能满意而予以腰斩了。这一切，都出于我一人的独断独行。君强居社长之名而无社长之实，也就难怪他会对我心怀不满。况且他还定出了许多衙门式的清规戒律，如他来社时，要全体职工起立之类，我又认为这决不宜行之于文化机关；也且不应施之于文化人而予以拒绝。因此君强对我，渐有去之为快之意。

有人告诉我，君强拉拢了他的左右三十余人，组织了一个小团体名叫“力行社”，目的就是为了要对付我。最初我不相信像我这样一个毫不足道的人，何必杀鸡而用牛刀，要这样大动干戈，但后来却从别的方面证实了确有其事。我一时又沉不住气，也出以十分幼稚的举动，在“中报”上写了一篇短评，揭露其事，虽并不明言为某人某事，而一开始就写着“有些人想借团体之‘力’、‘行’其鬼蜮。”把“力行”两字嵌入了文内，事实上已说得很明显。这对君强而言，无疑使他非常难堪，他于是向佛海投诉，指我过分跋扈。而结果却适得其反，佛海查明了事实，乃召集“力行社”的全体人员，作了一次训话，勒令解散，并告诫不得再对我有其他行动。这样的结果，君强自心有不甘，而又不敢与佛海抗争，终于不久之后，另起炉灶，委于肇诒另外创刊了一张名叫“京报”的小型日报，这足以反映出他内心已加深了对我的恶感。

当然，君强对我的敌视，也不仅为了“中报”一端。他要在佛海左右包办一切，任何人得受他的支配，而我偏是一个不受羁勒的人，有事自然都直接去与佛海商办。其实，我从无野心，更从不曾要在这样一个局面中有过任何打算，但君强则以为我是他的劲敌，处心积虑要给我以打击。

其次，说来惭愧，当我们同住在上海愚园路一一三六弄的时候，还发生过有类于水浒传上杨雄与石秀的故事。君强夫妇之间，我一开始就发觉他们并不和睦。他的那位太太，说话有些口没遮拦，举动上有时也显得充满神经质，我们在背后索性就称她为“十三点”。有过几次，君强把她压在床上，挥拳痛打，第一次惨厉的呼救声惊动了住在对房的我，不能不进去劝解，而君强却铁青着脸对我说：“这是我的家事，你不要来管。”话说到这样，我也只好逡巡退出。但我从不知道他们究竟为了何事，抑且以后见怪不怪，也总是袖手作旁观了。

有一天，君强外出了，他那位太太静坐在房里，默默地似乎正陷入沉思之中，听到我的脚步声走过，才瞿然惊觉，向我招招手，要我进去，竟流着泪对我说：“金先生，好不好请你帮一个忙？罗先生买给我的一点首饰，我私下与人合做生意因亏本而押光了。假如有一天给他发觉的话，我耽心真会给他打死的，可否请你借一些钱给我，去取回那一批饰物，更千万不要告诉罗先生。”经我一追问，所需要的数目却又不少。虽然她并没有说出是和谁合作做生意，但我可以确定这必然是朱二少爷的花样。

一一三六弄原是一个禁卫森严之地，外面的人是绝对不许随便出入的。但在我与君强同住的六十号中，有一个人是例外，他以一个局外人而可以任意来往，那人就是所谓朱二少爷了。他是杨惺华交通大学的同学，他的祖父曾是上海洋场中尽人皆知的钜商，与以后的虞洽卿后先辉映。因惺华的关系而介识了罗君强，君强认为他是名门之后，居然另眼相看。但这一位风度翩翩，而又能舌粲莲花知道趋奉的人，行为却很不妥当，特别在女人方面，就有过很多传言。他的成为六十号的常客，不论从任何方面说，都不太妥当，不过我一直隐忍而无从劝告。忽然有一次，我与惺华同车从上海到南京，车中无聊闲谈，就提到了这位朱二少爷。惺华告诉我说：“我后悔把他带进了一一三六弄来，虽然他是我的同学，又是朱××的孙子，但他的行为却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有一天，他与我坐车去看一个朋友，我因先要回家去拿一样东西，就留他在我车内，仅几分钟的时间我就回来了，谁会想到我留在车中公事包内的现钞，竟全部被窃了，不是他还会有谁？”

听到了惺华的话，我愈觉得这个人问题太大了，以我与君强的交谊，实在不忍再不告诉他，问题仅在如何不至伤害到他们夫妇的感情。刚巧事隔几日，君强将随佛海等去参加与临时、维新两组织举行的临时会议，几个朋友就在他启程的当晚，在六十号为他饯行。在终席之前，我拉了他一把说，我有点事想单独与你一谈。我们就避开了别人上楼去，我就把惺华告诉我有关朱二少爷的事转述了一遍，我说：“这里是一个政治机关的所在地，而让一个不相干的人随意进进出出，这责任似乎太大了。你有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君强是一个十分机伶的人，一听到我的话，面上就变得铁青，气吼吼地直冲下楼，大声吩咐副官们说：“以后不许朱二少爷再来，谁再放他进来，我就会杀谁的头！”说完又转过头向他的太太说：“金先生明天要去南京，你和他同去，在我离沪期间，不许你留在上海。”我看到他太太也立时变色了，向我恶狠狠地瞪了一眼，她一定以为我已把首饰的事告诉了君强，或者说的还不止饰物的这一件事。

第二天，我上车去南京之前，打了个电话给君强太太，她拒绝与我同去南京，而且语气之间，显得怒气未消。等君强由青岛回来后不久，对我态度也大变，据别人告诉我，君强说我看不起他的太太，也就是为了看不起他之故，因此不可能再继续做朋友。虽然在形式上并未绝交，此后却永留芥蒂，我们之间终是落落寡合。直至事隔五年他们离婚之后，在重提当年的旧事时，我才将详细经过向他说明，难得他还向我表示了歉意，但事过境迁，毕竟太迟了，五年中的种种纠纷，竟然泰半由此而起。

罗君强手段毒辣，视杀人如无物，他自己说，这是他充当南昌行营秘书时公事批惯了，在无形中所养成的。他对待我在形迹方面，以别人看来也许会觉得异常亲热，活像是两个一鼻孔出气的搭档，特别在大庭广众之间，他常常表演出与我有一份十分深厚感情的样子，不要说周系以外的人因此对我有所误解，连李士群身前死后，都曾使我为了君强而受窘。

当罗君强与李士群开始交恶的时候，刚好我到广州以代表团团长身分出席“东亚新闻记者大会”，事前我并不知道罗李之间，已演变到生死斗争的阶段。当我正在参加会议的时候，突然接到了君强的来电，电文很简单，寥寥“要事待商，会毕速返”八个字，我接电后莫名其妙，不知出了什么岔子。本来大会闭幕后，还有去翠亨村、瞻仰中山先生故居等一连串节目，为此，我只好提前回沪，当天即赶往南京。君强一见我就提出了许多士群的不是处，表面上指他非但不再接受佛海的命令，而且有反抗的意思，他激昂的态度像真是为了佛海；不过说来说去，归根结柢，还是两人间权力上的冲突而已。君强要我参加他的反李阵营，共同对付，而我却断然拒绝了，我反而劝告他，千万不要再蹈洪杨内讧的覆辙，有问题，应该开诚布公地商量，不宜意气用事。而君强却认我有坦李之嫌，弄得不欢而散。

第二天我又匆匆搭车赶回上海，正在车厢中静坐阅报，有人向我肩头一拍，回头一看，原来是士群与汪曼云。他邀我到他的包房中去，一坐定，士群就板起了面孔向我说：“你好！从广州赶回来就与君强闭门密谈，竟想合谋对付我！而我也只好对你不客气了。”我哈哈一笑道：“你太看不起你自己了，既是警政部长，又是江苏省长，还兼着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有特工、又有军队，大权在握，试问像我这样一个无权无勇的人，你竟还怕我会对付你吗？”士群道：“不要赖了，昨天你与君强鬼鬼祟祟地谈了一天，还说不是为了对付我？”我道：“我又代你惭愧，作为一个特工领袖，情报却如此不灵，亏你对待一个朋友竟然不问情由，摆出那样大的威风来。”士群道：“那你对我与君强的事，是取怎样一个态度？”我说：“我不问谁的是非曲直，但我有两个原则：第一、你还记得歃血为盟的一幕吗？这为了什么？因此，我要说：如其你还是拥周的话，那么我们是弟兄；你如不拥周了，我们只留得朋友的关系，但如你反周了，那就是政治上的敌人。其次，我反对自相残杀，我也不参加任何一方从事自相残杀的行动。”

假如我这几句话是对君强说的，相信他会老羞成怒了，而士群却又在我肩头一拍说：“好！你有种！我们还是弟兄，不过请你转告周先生，就是希望痛快一些给钱，我并无反他的意思。”经过了这一场戏剧化的场面，以后我与士群之间，反而彼此增深了一层认识，但他的左右、连他的太太在内，仍然认为我是参加君强方面的一切活动的。

士群最后终于惨遭毒死了，他在初丧时期，我并没有去吊，但其他所谓十弟兄中的八位，除汪曼云外，也一个也并没有去。曼云做人，看来好似十分圆到，但在罗李斗争中，却处在夹缝中落得个两面不讨好，连佛海也受了君强的影响，认为他已与士群沆瀣一气，而士群则又疑心他暗中在为佛海侦察动静。到了五七的时候，我觉得大家不去吊唁，情义上太讲不过去，但如我一去，相信又会引致君强的不满。但我还是为了要无愧于对一个已死的朋友，不顾一切，从南京特地赶往苏州。

那时，士群的棺木仍然停放在苏州家中的大厅上，大批僧众正在做佛事。事前我还恐引起误会，弄成尴尬局面，特地约了与士群关系较深的汪曼云与黄敬斋两人陪着我去。因为曼云正做清乡委员会副秘书长兼清乡事务局长，敬斋则是士群主政的江苏省政府的秘书长。我进入李宅，在灵前行礼之后，方才落座，士群夫人叶吉卿女士，一身缟素，挂着两行泪痕，就怒冲冲地走到我面前，手指直指着我，一面哭，一面骂道：“你们这批狼心狗肺的家伙！害死了我丈夫，还不够开心？再特地要来看看我们孤儿寡妇的惨状。请你告诉罗君强与周佛海，难道你们是不死的？我看你们将来将会怎样一个死法！”这样唠唠叨叨地骂了一个多钟头，对着一个伤心欲绝的朋友遗孀，我不好辩，又不好走，她一定以为我真在学柴桑口吊孝的一幕。好不容易给曼云与敬斋把她劝停了，我才能狼狈离开，这是我一生中从未有过的尴尬场面。

而且，士群夫人以后非但不曾对我谅解，反而误会越弄越深。我在上海发刊过一张小型日报的“海报”，其实是专谈风月不问政治的刊物，而写稿人中间，有几位是笔下毫不留情的，如唐大郎，不知骂过我几多朋友，害得我一直向人打躬作揖到处陪罪。又如平襟亚，骂人的尖酸刻薄，有笔如刀。一次他写了一篇“海上两富孀”，就是指士群夫人与吴四宝太太佘爱珍的，看了题目，内容就可想而知。其实从“平报”与“海报”的创刊，我整整有一年的时间，一直住在报社里，足迹不出大门一步，以后基础立定了，我又忙于其他的俗务，就不常去，稿件刊出前，十九都未曾经我寓目，甚至襟亚还写过一篇“云楼两豪客”，那是指的我与陈彬龢两人。云楼是那时上海最大的国际饭店十八楼的一间西餐厅，布置最豪华，价格也最昂贵，我与彬龢确是那里的常客。问题在于我与彬龢都是当时“上海市民节约会的副会长”（会长是上海号称“三老”之一的闻兰亭），节约会副会长而如此奢华浪费，当然是极大的讽刺，但我抚心自问，文中所写，确然并不曾冤枉我，尽管这一篇稿刊载在我一手创办的“海报”上，而我还可一笑置之。但士群夫人她们如何能有所谅解？到今天，这两位一提起我，仍然会切齿痛骂。

人们是这样看我对君强的关系；而君强的对我，却不断在步步进逼，他显然并不蓄意要如对付士群那样的对付我，其真正的目的，似在用压迫的手段来要我向他降服而为他所用。而我正在朝不保暮的危险时刻，君强又准备给我以致命的打击。

丁默邨于抗战以前，曾在上海为中统工作时，还办过一张小型报，这时又有了办报的雅兴，他收买了业已停刊的“文汇报”，预备改名出版，不料为他负责筹备的穆时英与刘吶鸥，先后为重庆的特务暗杀身死，因之接收了一年多时间，一直无法出版，他做了一个顺水人情，无条件地送给了周佛海。佛海因为“中报”创刊半年，居然销路蒸蒸日上，已迫使“南京新报”停刊，因此并未征求我的意见，而欣然加以接受。等他约我去谈话时，不但已成定局，而又委我负起实际责任来筹备发刊。佛海左右，也实在并无一个曾从事新闻事业的人，因此使我无可推诿。南京“中报”本来想取名中央日报的，因我认为官气太重而用了其中的一个字。中之为义，有不偏不倚之意，也还说得过去。上海的那家报纸，他提议称为“和平日报”，而我又以为“和平”是一时的政策，而且政治色彩太浓，取“持平”之意，而又把它缩成为“平报”。

事情决定之后，第一要布置人事问题，而我一向主张，从事一项专业，决不可任用一个外行。回到“中报”，就立即召开了一次社务会议，在会议中，我宣布了将来再接再厉，去上海开办“平报”，询问有无人愿意与我同去的。不料全社的职工，一听到要去上海办报，等于是去送死，就面面相觑，全室鸦雀无声，连工人在内，竟没有一个敢于自告奋勇的。

当然，我自不便勉强他们去冒生命的危险，因为“平报”的社址，位于上海最繁盛而环境又最复杂的福州路（四马路），是租赁了一所三层楼的市房，穆时英与刘吶鸥轻易被人取了性命，虽发生的地点不在社内，但负责人的成为目标，自毫无疑义。我为了朋友而不得不去，因此单枪匹马，决与死神作一次搏斗。

我接手的“平报”，使我吃惊，地方是那样地湫隘，设备是那样地简陋，而且除几个留守的事务人员外，没有一个懂得编写的人。那架报社生命线的印刷机，又是向一家日文报纸买下来三十年前的旧货，而且还是一架平版机，没有一副铜模，没有一架铸字机，残缺不全的铅字，使我一见而啼笑皆非。

“平报”的社长一职，佛海还是委了罗君强，而我则仍居副社长的名义，由于人手缺乏，我还兼任了总编辑与总经理；也许那是一个太危险的地点，所以身为社长的罗君强，连一次也未曾来过。晚上九时，我要处理编辑部工作，直至破晓前五时，等第一张报纸印成经我覆核后，始能就寝。但上午九时，又得起身处理经理部发行、广告等各项业务。在一九四一年的整整一年中，报社受过两次掷炸弹与一次纵火的事件，那时我几于终年不出大门一步，食于此、宿于此、工作于此、办公桌旁边的一张藏满臭虫的破沙发，就是我的卧床。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精力的充沛，也值得自慰而自豪。

正在我随时可以毕命的时候，君强不同情我，反而在布置着对我作进一步的打击。因为我不在南京，他以为有机可乘，于是召集了“中报”全体高级职员到他颐和路一号的南京寓处，关上了门，不许自由离去。他正颜厉色的告诉他们，他已掌握了我在“中报”的舞弊资料，要“中报”的同事自己坦白出与我串谋的详情。不错，“中报”一切都是我从头做起的，从建造社屋以及采购机器纸张，曾经用了不少钱，如其我稍不自爱的话，也的确大有油水可捞，这就无怪君强要认我一定已经捞饱了的。君强甚至用了威胁利诱的手段，说揭发我舞弊情事的，将会给以优缺，但如坚持为我隐饰，则将送往法院究办。这一天，从下午四时一直逼到晚上十一时，因各人必须回报社工作，才于无结果中而散。

“中报”的事情方了，“平报”的事却又发生了。一天佛海找我去，笑着说：“君强这家伙总不能与人好好相处，为什么他常要在我的面前说你的坏话？昨天他又来对我说：‘雄白经办“平报”，表面上不支薪，不受车马费与交际费，事实上暗中的收入却不少，买白报纸，洋行照例送回佣，余下来出卖的“白破”（指不能用在卷筒机上有些残破的白报纸，还可以切小了出售），每月的数目也可观。’他对你无的放矢，岂非可笑？”我对佛海说：“我很佩服君强的消息十分灵通，他说的却全是事实。不过，我想让你知道这两年的数目究有多少，我去取账簿来给你过一下目。”说完，就匆匆赶回“平报”，携着我一本私人的小账簿，交给佛海，他一面看，一面不住了的皱着眉摇头叹息了。

原来，买大批白报纸，洋行于事后必然以回佣送给经手人，白破每个月也总有不少出售。这两项收入，都没有归入报社的公账。我之所以如此，鉴于报社的待遇过分清苦，尤其在“平报”服务，还要冒生命危险，职工中遇有疾病婚丧等事，或逢年节，应当有调剂的方法。但如一入了公账，一定要一视同人。我把这笔钱暗中要作为津贴特别出力的部份职工。因此在那本小账簿上，既写明了回佣与白破的收入，而在支出项下，也由职工领款后，分别签名于数字之下。因此，我可以不必用言辞解释，而使佛海得了然于胸。

政治舞台上的彼此攻击磨擦，实在是一件大丑太丑的事，正有同于婢妾争宠，无端诟谇。我同君强关系的划分，却得力于李士群、朱朴之两兄的为我代抱不平。从一九四〇年二月起，我虽已离开了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六十号，于经办“中报”与“平报”期间，不再住在那里，但那间卧室一直还是如常地保留着。君强却事前并未通知我，就把我的行李搬至后楼的一间小室，那里本来是副官佣仆居住之所。在我，既早已决心不再去住，倒是毫无所谓，而李朱两兄去对佛海说：“君强这样做法，是逼着他住在‘平报’，如此危险之地，他是否意欲送他的性命？”佛海听了非常愤怒，约我去要我住到隔邻他的家里，当时我声明为了工作上的便利，非住在报社不可，这事与君强毫不相干。而佛海还是决定了要君强退出“平报”，专主“中报”，而由我担任“平报”社长，这样使我与君强之间，从此划清了界限，也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磨擦。

君强为人，有时显得器小易盈，流于浅薄。他的帮助佛海，却又常常为佛海树敌，而添给他以不少麻烦。而君强的对待部下，约束得非常严厉，要求得也非常苛刻，除了他的堂弟罗光煦外，蔡羹舜、唐建侯、葛伟昶、彭望轼等都成为他的死党。他本来生得面白无须，有一些不如意的时候，格外显得脸上又青又白，煞是可畏。梁众异氏在狱中临命前说：“世界上最肮脏而又为男人最喜欢的两件事，就是政治与女人的生殖器。”君强不愧为一个男人，所以对这两件事也最感兴趣，其他友谊等等，都不在他考虑之列。我与他两人私室对谈的时候最多，常常风花雪月，谈得兴致淋漓，但一涉到正事，尤其在他权力范围以内的事，如有一些人情上的请托，君强就立刻会收敛起笑容，突然面罩重霜，一口拒绝，假如再加多讲几句，他就会说：“本来对这事还可以马虎办，既然有人帮忙，那我不客气，就不得不重办了。”君强这种令人畏惧的性格，可以用下列两件事实为例：

当他任司法行政部部长时代，上海发生过一件藉法律来敲诈的案件。上海有一位很有名的喉科中医朱紫云，以行医致富，有一个小孩因喉病请他去诊治，朱紫云为他在喉部划了一刀，几天以后，这小孩不幸死了。病者的家长，一经别人的撺掇，因为朱紫云有钱，就想用控告他业务上的过失杀人罪来达到敲诈的目的。我当时正恢复执行律师职务，最初有个申报记者姓梅的朋友来看我，要我承办此案。我问他：“究竟这个孩子是否朱紫云医死的呢？”他说：“当然不是。”我说：“既然不是他医死的，那又为什么要告他？”他说：“有钱人最怕事，更何况由你来出面代理，我相信只要你去一封信，朱紫云就会乖乖儿拿钱出来了事。”我听了很生气。我说：“那是你想我帮你敲诈，也当我是背着老虎皮的吴四宝。”当然我拒绝接受。但以后他们终于又请了别的律师进行诉讼。

代表朱紫云辩护的是袁仰安律师，他要我向君强解释一下关于这一案的事实真相。我真去看了君强，并连姓梅的委托我承办的经过，也向他和盘托出。而且我还陪着仰安去看过君强，再度加以说明。不料案子一开审，承办推事却奉了君强的命令，立即把朱紫云当庭收押了。朱紫云是染有很深烟癖的人，年事又高，如长期羁押下去，可能会有性命之忧。我受仰安之托，又去问君强说：“你明知朱紫云是无辜的，为什么还要收押他？”君强大笑说：“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这就是他的理由，我为之悚然无语。

还有两件事是发生在君强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时期。过去的上海，原为全国的第一大都市，是金融、工商、文化的中心，有时且成为政治的中心。尽管所有心脏地带，是英国与法国的租界，但政治舞台上的人物，无不觊觎上海市长的宝座。当年吴铁城因拉拢张学良，实现东北易帜，完成统一有功，他所要求的酬庸，就是薄江苏省政府主席不为而出任上海市长。在他以前，任上海市长的有黄郛、张群等人，又都是蒋先生最亲近的股肱；过去一百年中，也往往因这一隅而会影响及于全国。

记得一九三九年君强初到上海的时候，我与他在马路上闲逛，途经四马路公共租界工部局（事实上就是英人在公共租界中的最高统治机关，却用了这个不伦不类的名称），这所建筑，虽非高楼，却无愧为大厦，全部以整块的大石筑成，显得雄伟壮丽，无限威风。君强于徘徊瞻望之余，忽然对我说：“有一天，如能置身其中，也就无负此生了。”仿佛有项羽“大丈夫不当如是耶”之概。

一九四四年汪氏逝世以后，陈公博因代理汪政权的主席，势不能再兼任上海市市长，而在汪政权中，除周佛海外，也无人能当此重任，又以重庆方面，深望保全这全国精华所在之地，通过了蒋先生驻沪代表蒋伯诚的秘密电台，务必要佛海继任其职。而佛海当时最踌躇的问题以本身职务太多，且又常驻南京，事实上无暇亲自处理上海的事务，因此，最为难的就是秘书长的人选问题。最先，他属意于我，我自知材轻任重，力辞不就，十人组织中的周学昌也曾自告奋勇，而佛海又以学昌南京市市长的地位也很重要，不欲放弃，最后终于要君强由安徽调任此职。表面上好似君强由封疆之寄而屈居为僚属，但可以相信正为君强求之不得的事。因为名义上虽为幕僚地位的秘书长，事实上却掌握了市长的实权，所以佛海就职后，第一次招待全沪绅耆时，君强在席上的演讲，摆出一副要为佛海卖命的面孔，演讲中竟然自比于一头噬人的恶犬。我得知他的意思，自称为“犬”，是为了取悦于佛海，而“噬人”也者，则是向市民立威。我看到当时君强说话的神态，真也有些大丈夫不当如是耶之概了。

佛海任上海市市长时期，还兼了警察局长，他之所以要兼理警政，主要还是为了那时升斗小民，盛行以走单帮为活，以上海的日用品来换取乡间的米粮，公路之上，男女老幼，络绎于途，警察乘机公开勒索，竟至毫不避人耳目，贪污盛行，形成处处关卡，警察风纪之坏，实为前所未有。佛海就任后，多半出于君强的意思，在跑马厅首先枪毙了两名警察，乱世用重典，此风才得稍戢。

君强一到上海，也真想做一头恶狗！这是为了要表演他干练的人材，也是为了要显示出他的“廉明公正”，但又不免失之于专打苍蝇的苛细。他到任后的第一炮，就把跑马厅对面高乐歌场的经理胡佩之以偷税罪嫌，拘押在新成区警察分局，说要送到专为惩治贪污而设的特种刑庭重办。这确有被处死的可能。我本来并不知有此事，因胡佩之过去曾办过小报，虽为同业，但与他向无来往。一天我正在银行办公，我所主持的海报长期作者唐大郎忽然闯入，还偕同一名妇人同来，一进门未及开言，那人已涕泪交流，就直挺挺地跪在我面前，使我一头雾水，不知所措，以后经唐大郎说明原委，原来同来的妇人，正是佩之的太太，她定要我为她的丈夫设法营救。

在尴尬的场面下，使我了无拒绝的余地。他们去后，我立刻写了一封信给君强，辞意写得十分委婉，信里说，不是我来阻挠他对市政的整顿，由于胡佩之是新闻界的同业，为了生活，不得不经营这种职业，其行虽有可议，其情亦觉可哀！如真有偷税情事，亦请从轻发落云云。不料去信以后，如石沉大海，毫无音讯，大郎不断来催问，如说我与君强的关系，而连回信也没有，朋友又如何能信？

佛海出任上海市市长后，网罗了一批地方上有声望的人士，组成了一个市政咨询委员会，性质有类于一个市参议会，其中有颜惠庆、李思浩、冯炳南、闻兰亭、林康侯、周作民、唐寿民、郭顺等人，都属一时之选，我则因与佛海的私人关系，也滥竽其间。咨询会每月开会一两次，因佛海在南京时为多，常由君强代表主持。就在我写信给他之后不久，又值开会之期，我故意与他离得很远，不去睬他，他倒不时远远的望着我微笑，我背过身装作木然不觉。

会议终了后，我匆匆地起身离座，他向我招招手，我还是一直跑出室外，他派了一名副官追了上来说：“秘书长有请。”我说：“我有事。”君强也真会做戏，自己上前来拉住了我，进了他的办公室，满脸笑容地说：“动气了？”我说：“言重了，对秘书长，哪里敢？”他又说：“老兄，何必管此闲事？”我说：“事关一个朋友的性命，岂能说是闲事！”他问我：“你要怎样？”我反问他：“你要怎样？”他倒笑起来了，说道：“既然你一定这样，现在我不能说定要怎样了。”经他那样一说，我倒反而有些不好意思起来，我说：“胡佩之即使真有偷税的事实，也不过是为了钱，何必定要人家的命？不过要张罗钱，就必须让他出去亲自料理，要保，不论怎样的铺保都找给你，这样，总不怕他会跑掉了吧！”君强说：“好！既然你要管，我就要你保。”说毕，把桌上的纸笔授给我，我毫不考虑写好了一张保证书交给了他，他拿起电话，打给新成分局的局长，立刻由我把胡佩之领了出来。这是第一次我与他在不愉快的气氛中，办好了一件愉快的闲事。

心软，却不过情面而多管闲事，确是我一生的大弱点。一九四四年的秋冬之季，日军在太平洋作战，节节败退，上海不时举行防空的灯火管制，一切娱乐事业，本已受了很大的打击，而作为上海繁荣象征的大小舞厅，市政府又下令营业时间改为晚间九时半止。舞厅全靠夜市。这样就弄得门可罗雀。生意人的钻营门路，也不能不使我佩服。我有一个相识的舞女名叫唐湘英，有位朋友本与她有着特殊关系，因朋友远离而托我照顾。她早年曾经红极一时，与舞国总统王小妹隶于同一舞厅而且有同样声势，一度嫁给浙江省长杨善德的儿子，不久又脱辐下堂，重披舞衫。我认识她时，红颜不驻，已是垂老徐娘，可是舞跳得身轻如燕，也没有一般舞女的习气，因此到夜总会去，常邀她作舞伴。就在那一年的农历年关之前，她忽然以电话相抵，说因我不曾去过她的家，因此想亲自下厨，烧几味可口的菜请我一试。我以为也许她年关需要钱，借此名目，使我不能不稍解悭囊。在风月场中，既要买笑，手头就不能不松，出手也不能不阔，她既然来邀，在理也就不应推却。

本来她约我先在霞飞路“提提斯”咖啡室见面，再一同到她的家里去的。我准时前往，她说；“居处湫隘，不便迎迓贵客，改借到一处小姊妹家中，共谋一日之欢。”地点就在离“提提斯”不远的华龙路，一所小洋房，布置得还很整洁。一进去，她为我介绍屋主是当时舞业公会的副主席孙洪元（现在台湾），还有舞业公会的主席郑炜显也在座，其他六位，都是上海第一流的红舞女，除了我与两个事实上的主人为男人之外，其他尽是群雌粥粥。

那天，有丰盛的菜肴，殷勤的招待，使我置身在珠围翠绕之中。酒过三巡，话入正题，郑孙两人说：“因素未谋面，不得不请湘英冒昧代邀，想有一事恳求。现因市政府限令舞场营业时间至晚上九时半为止，已弄得舞客萧条，上万职工生计将绝，可否代求罗秘书长把营业时间放宽一小时，至十时半为止。”不料一餐晚饭，找来了如此麻烦，在席上的几个舞女中，有些本属相识，在她们你一言我一语连恳带逼之下，也就不容我不点头答应。

几天后，我向君强谈到了这事，不料他板起了面孔说：“雄白，以你的身分，怎样竟然会为出卖色笑的场合说情？”当然我有些不高兴，但他说的也不是全无道理，使我不能再说什么。而舞业公会方面却以为我真有一言九鼎之力，为了配合我的暗中疏通，还送了一个呈文给市府，而君强批示下来，是照原来规定的时间再缩半小时，结果弄成求加得减。

刚巧佛海听说亚尔培路二号我的宴客之所，地方还宽敞，布置也还不俗，而所雇的厨子，烹调得亦尚堪下箸，更主要的是他知道我“人不风流枉少年”的那副脾气。在抗战以前，他有空就溜来上海，目的就是为了玩，与他同来的，常是又一位好色成性的陈调元。我既是上海的半个土著，而且新闻记者的职业，需要深入到各个阶层，风月场所，处处熟识，因此，他们每次来上海，也总少不了有我一份。但当他一九三九年邀我参加“和平运动”时，我曾经说明不再参加他正事以外的其他活动。因为彼一时，此一时，地位与关系既有所改变，雅不愿以此受人批评，所以尽管他仍不免于怡情声色，在过去几年间，确实没有再来找我。这一次他要我请他吃饭，提出另外一个要求，则是希望约几个洋场尤物。

那晚，我集女伶、明星、交际花、舞女、长三堂子的姑娘于一堂，四五十位宾客，倒有一半以上是女人，形成了阴盛阳衰之局，醇酒妇人，本是人生的一乐，佛海左顾右盼，更显得十分高兴。散席以后，他坐在一张长沙发上还流连忘返，左右是两个红舞女周丽娟与许爱娣，他越谈越起劲，忽然问到近来舞场的生意情形，周丽娟装着娇嗔说：“都是你不好，晚上营业时间那么短、那么早，连鬼也已不来上门了。”我正坐在他们的对面，想起了别人的请托，乘机对佛海说：“跳舞与和平运动和大东亚战事有什么关系？何不把时间就放长一些？”佛海毫不迟疑地立刻要他的随从打电话给警察局副局长卢英来，吩咐他道：“你去与日本方面联络一下，说是我的意思，要将全上海舞厅的营业时间，延至半夜十二时。”果然，一星期之后，就容易地获得了实现。佛海的为人，就是那样干脆、爽直，既不拖泥带水，也不矫揉造作。

但是这一个小小宴会，却曾经给君强带来了一项小小的麻烦。那晚，佛海去后，君强仍留着未走，有了几分醉意，不免流露出轻狂的本性。他取出了一张名片，双手送给在座影星白光说：“我就是市政府的罗秘书长，不要以为我只是秘书长，事实上我就是市长，有事，尽管来找我。”这一份酒后狂言，以后竟使君强一度陷于狼狈。原来君强这时正在严行禁赌，雷厉风行。一个名叫王茂亭的，他虽是一个留法学生，却在马立师路设有一家规模很大的赌窟，君强命令警察局予以包围查抄，并把王茂亭拘押了。而白光那时与王茂亭的儿子杰美正在热恋时期，国际饭店中时常见到她们的双双俪影。事情一出，白光想到了君强，就去霞飞路他的寓所求见，君强当然知道来意，一再予以挡驾。好一个白光，竟效秦庭之哭，天天立在君强门前，等他出来，想拦车叫屈，君强有好几天竟至不得不避道而行，改由后门出入。

君强有些官僚气，也不免仗势擅权，他开罪于人，人们也总以为是佛海所授意。佛海对君强的作风，不是全不知道，有时把君强叫去痛骂一场，君强也总是拭泪无言。尤其他开始与士群交恶时，佛海颇不以为然，面斥之不足，更贻书切戒。而事实上佛海还是事事委之。在怒斥之后，又生悔意，一次他叹口气对我说：“君强这家伙，脾气那样坏，为我得罪了不少人，我所以总加以原谅，正因为他操守尚称廉洁，而对我也还忠心。”佛海确是有着他“疑人不用”的那份天真。

君强之所以对佛海百般恭顺，正因视佛海为赵孟所贵之人。记得他从边疆委员会委员长调任为司法行政部部长之翌日，我去向他道贺，他在得意中有些忘了形，对我说：“过去我唯周先生之命是从，今后，汪先生要我如何我就如何了。”但是君强错了，把他调任为司法行政部部长，固然由汪氏所提出，但汪先生亦只是对佛海作屋乌之爱耳。两个职位虽同为特任级，不过边疆委员会实在是无事可为的冷衙门。我们就常常笑着说，所谓汪政权的边疆，就在南京的城门口而已。最初，君强虽以能获得此特任缺而引为自傲，久而久之，自然也渐觉乏味，一旦得此可以大显威风的法曹首长，又安有不踌躇满志之理，而无心之言，不期流露出对佛海的真实感情。

君强的不要钱，倒真是遐迩驰名，在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时，人们称之为“罗青天”，即胜利以后，在首都高等法院受审时，依照当时内定量刑的标准，部长为无期徒刑，省长则为死刑，因此，梅思平、林柏生、傅式说、丁默邨、项子庄等，无一不处极刑，君强之终得末减而判处无期徒刑，在判决书中就记明因其廉洁而加以末减的。

君强的是否真是一钱不要，我无从为其作证。但当其盛时，蚌埠、南京、上海三处公馆，仆从如云，开支浩大，我诚不知其将何以能谋其挹注。但若有人公然向其行贿，则不论至亲好友，君强真会大义灭亲，立时送往有关机关严办，这是千真万确的，周乐山的事，即其一例。但他的堂弟光煦，与他的心腹如蔡羹舜、唐建侯、葛伟昶之流，却又一一为他们谋到了税务上的优缺。

抗战时期，上海曾经发生过三件刑事巨案，一件是我在前书中所写的华美药房胞弟弑兄案；另有一件是詹周氏支解亲夫案；尚有一件为集体谋杀继母疑案。其在除詹周氏一案与本书无涉，这里不拟追述外，第一、第三两案最后所以产生相反的结果，都为了君强与我的关系。华美药房胞弟杀兄案，第一审所以轻判徒刑十年，相信法院方面可能有些不干不净之处。初审判决后，法捕房当庭不服判决，声明上诉（上海两租界均称警察局为巡捕房，并代行检察官职权）。上诉在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事实上为上海法租界内之高等法院，而以公共租界内之高等法院称为第二分院）审理时，君强正任司法行政部长，暗中已谕令经办人员严办，被告家属闻讯，曾挽知友不惜重金，要我进行辩护，他们认为可向君强疏解者，律师中仅我一人，而我则坚予拒却。因为该案既为我所主办的平报于无意之中所揭发，而最后反而由我来担任辩护律师，即使别人不说我故意制造案件，为敛财之计，自觉亦问心有愧。也有朋友问我是否因打不通君强这一关而未敢接手，我则但笑不言。知君强者无如我，要改变他的主意，非不能为，而我不欲为之也。

第三案发生后，是由我经办的，而我之再度执行律师业务（本为律师不得担任公职），为避在这政治的是非圈中牵惹无谓的麻烦，原意并不想接办任何案件，但对谋杀继母疑案终于接办之故，就是为好奇心所驱使。

案件发生的经过是这样的：上海丝业巨商朱静庵，除缫丝厂外，又在河南路开设朵云轩裱画店，家财巨富，娶一继室后，不久身故，继室无所出，而原配生有子女三四人，长次早已结婚成家。而那位继室，正值盛年，难安孤寂。与一无锡籍的律师名张桐的，有着不寻常的关系，且在家公然留宿，不避儿媳耳目。继室又向诸子诸多需索，稍不遂意，因为张桐是留日学生，与日本颇有勾结，几次向日本宪兵队诬告长子仲平等私通游击队，被拘后惨受榜掠。

仲平等缺乏法律常识，怨忿之余，竟出以卤莽幼稚的举动。诸子合谋，将其继母的卧室之门，在外加以反锁，目的只在阻其与张桐往来。而这位继室也大有神通，在香烟空盒上写了求救的字句，从楼窗抛向街上，说儿媳把她禁闭，将遭杀害，请路人拾到这空盒的代报捕房，迅即营救。固然有人为她报案，法捕房认为是一件杀人巨案，派出警车抵现场，事实证明她确遭禁闭，从而推定也确会有被杀的可能。于是把儿媳一起带往捕房，以杀人未遂罪嫌向法租界的第二特区地方法庭提起公诉。

这案刚发生在华美药房弑兄案不久，因之特别受人注意，因前一案曾经轰动上海，于是各报也把这一案当作最大的新闻，连篇累牍地还作了过分的渲染。又有朋友把这案介绍给我承办，说罗部长也受到宣传的影响，又已谕令法院郑重处理，因此非我就无人可以解救。既有司法部长要严办的授意，则不待审讯判决，其儿媳自己难逃无可避免的厄运；但正因为有君强的干预，引起了我的好奇心而接受办理。我想到主要关键既在君强身上，解铃系铃，首先应当向这方面进行，也是要对君强的一种考验。

当天晚上，我就去看了他，幸而并无其他访客在座，可以从容长谈。我们天南地北东拉西扯地不断闲聊，我总是作洗耳恭听状，到他夸耀政绩，侈言廉洁的时候，我就乘机说：“廉洁当然是美德，也没有人应该劝你改变这一美德，但在政治舞台上总有一天会下台的，我一直在为你耽心，以你的排场与手面，真到那一天时，看你将如何过活，难道你还能仰面求人？”他说：“我对钱财既看得轻，而且也向没有求财的本领。”我说：“你做你的官，我经我的商，做官确应有为有守，经商则不得不操奇计赢，我们总算有过两度金兰之谊，最近我投了一笔资金，预计会颇有收获，日内就可结账，我会分赠一部份给你，以留作他日下台后的活命之需。”君强当时却并无推却之意，也或者他以为我不过是说说而已。

我向当事人要求了一笔惊人数字的公费，于是进一步约见了法院院长陈秉钧，我与他过去毫无往来，而见面后一谈到这一案时，他却十分客气地说：“既是你承办的案件，一切我无不唯命是从，为了事实上的困难，希望你能做到三件事：第一、得到罗部长的谅解；第二、初审判决以后，捕房不再提上诉；第三、即日起各报停止刊载这一案的消息。”这样就作好了初步的安排。

那时，上海各报编者，都与我有一些友谊关系，经分别去了一个电话，就把这一切消息完全封锁，首先祛除了陈秉钧对宣传上的恐惧心理。大约一星期之后，我又去看了君强，还带了一批为数不菲的金条。我告诉他：“前几天说的一笔投资，已经结束，幸而赚了些钱，我带来给你，你可以安心做事，但为了免得你随手送人，所以换成了金条，交给你太太代你保藏。”说完就将一条条灿烂的黄金双手奉上，君强于惊愕之余，终于欣然接受了。

他对我说：“看不出你倒有偌大的本领，竟会赚到那么多的钱。”我说：“上海十里洋场，遍地黄金，可说俯拾即是，区区之数，哪里谈得上什么本领？赚钱的机会多的是，但是我有了你这个朋友，却反而阻碍了我许多的机会。”他愕然说：“怎样我会阻碍到你的事业？什么事我影响了你？”我说：“现在我又执行律师职务了，老实说，上海发生较大的案件时，也一定先来找我，但是有了你这一位部长大人的朋友，就使我不敢贸然接办。譬如最近一件谋杀继母疑案，愿出很大的公费，为了不愿办的案件都是败诉，因此也只好放弃了。”他问我这是怎样的案情，我就据实告诉他了，我又说：“这明明是一件妨害自由的案件，而捕房的起诉为杀人未遂，听说你又已谕令法院要重办，我是为被告辩护的，既有你的谕令，我又何能为力？”他说：“既然事实如此，你又何必有那么多的顾忌。”我说：“既然有你的同意，那我就去接洽承接如何？但至少我们不是冤家，希望你不要让我为难。”谈话也在他的笑声中结束。

我再度与法院院长陈秉钧相见，告诉他本案已得罗部长的谅解，他迟疑了一阵说：“不是我不相信你的话，但对这案要重办是罗部长当面吩咐的。”我说：“好吧，那你就去再见罗部长，约定了时间之后，请先通知我，我会当面给你证实。”

果然，几天之后，陈秉钧借了别的因由去见君强，到时我也去了，他们正在客室中谈话，我就闯了进去，一见面，我就对他说：“陈院长，我最近接受了一起谋杀继母案，为被告辩护，案属贵院管辖，请依法秉公处理。”陈秉钧听我说话，却不敢答复，回过头去望着君强，期期艾艾地只说出了：“部长……”两个字，我就接着说：“部长万无干涉审判之理。”君强笑着点点头，陈秉钧看见君强的表情，当然明白是怎样一回事了，才敢向我说：“我一定尊重金先生的意见。”到此就算内定了一个结局。当然，我另外也以一笔巨款疏通了法捕房的刑事处长范郎当与首席律师费席珍，同意了不论法院如何判决，捕房方面将当庭声明放弃上诉。

案子开了三庭就终结了，在宣判的前夕，陈秉钧又来看我，提出了无罪或缓刑两点，请我选择。这样的判决，作为一个辩护律师的话，实在求之不得了，但我也不能不为陈秉钧着想，而且华美药房一案，就为了初审处刑太轻，才会造成严重后果，因此我说：“尽管这案所谓杀人未遂是毫无佐证的，但妨害自由，则是毫无疑问，也是无可抵赖的。一般人对继母而言，虽非法律上的直系尊亲属，人情上总重于一个普通的人，无罪是说不过去的，缓刑却嫌拖了一个尾巴，不如判处徒刑，准予易科罚金吧，你以为如何？”结果当然照我的意思办了，而君强事后也并未有何发言。我又送了一笔钱给陈秉钧，他却毅然坚拒，怎样也不肯接受，这样让我心理上欠下了一笔很大的人情。

事有凑巧，大约一年之后，几乎成为君强心腹之一的陈秉钧，忽以贪污渎职罪嫌，为君强下令逮捕，并立即送往南京特种刑庭惩办。他的太太来找我帮忙，为了前一起案子，我觉得义不容辞，就一口应承为他设法营救。我明知道直接就去对君强说情，不特毫无用处，也许会得到相反的结果。特地为此事由上海赶往南京，去见司法行政部次长兼特种刑庭庭长的乔万选，等我一提到陈秉钧三字，他立刻就知道了来意，摇头说：“这是罗部长交办的案件，请原谅我无能为力。”我说：“我知道，也不想让你为难，只要请你帮我一个忙，就是在定谳宣判的先一日，无论如何能先通知我。”万选对此不费之惠，自然满口答应。几星期之后，我在上海接到万选从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告诉我陈案将于后天判决。我就匆匆于翌日又赶赴南京。一见面，万选就对我说：“陈秉钧一案已经审结，从轻只判处了有期徒刑九年。明晚七时，已约定罗部长将判决书先呈他审核。”我称谢而退。

第二晚的七时许，我也去了君强的京寓，乔万选正在楼下客室中谈话，我就上楼在他的书房中等候，不久君强上来了，手里拿着一个卷宗，我明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却故意问道：“是谁来看你？手里是什么重要的公事？”他漫不经心地说：“是陈秉钧案的判决书正本。”我问他：“陈秉钧犯了什么案，将判他什么刑？”君强当然不会察觉到我的意思，就说：“贪污罪，判九年。”我道：“陈秉钧为人还不错，过去你也曾对他另眼相看过，我为他求个情，可不可以略予减轻？”君强又是面孔一板，厉声说：“想不到你竟然来干涉到我的公事！”我说：“部长大人，不要生气，司法行政部长既然可以违法干涉审判，你总不在乎一个朋友来为人求情吧！”他说：“陈秉钧贪污证据确凿，你如再说，我还要加重。”

他既然毫不讲理，我也就不客气了，大声道：“你说他贪污，我却知道他比别人还要廉洁。你还记得上海那起谋杀继母案吗？他帮了个大忙，我送去五十根十两的大金条，他还曾全部退回。为了这一事实，我相信他决不贪污，为了顾全你的面子，我希望最多也只能判他两年。”说到这里，我在书桌上抽起一枝笔，沾好了墨，送到他手上，又接着说：“你如坚持不肯减轻，我自不敢勉强，但我既干涉了你的职权，我会将前后经过，去报告周先生（佛海），自请处分的。”君强沉思了一下，也许他想到过去的经过了，终于拗不过我，居然把九字改成为二字。我那时年少气盛，做得有些太过分了，现在想来，君强会恨我，这恨也是应该的。

事隔二三十年，我还是不明白当年君强的对我究竟是好是恶。有时他做得反面无情，而有时又把我竭力拉拢。喜怒无常是他的性格，而在政治圈里，就免不了尔虞我诈，此排彼挤，君强又沾染了很深的官僚习气。我也不得不承认有时失之冲动，过去在言辞上我是从不肯让人的。两个倔强的人，非但常常闹出不愉快的事件，有几次竟至当场发生冲突。

在那个时期，我创办了一家南京兴业银行，除了部份南京商人投资外，其余都由我认股，并且在南京中华路盖了一所大厦，在当时，规模确然不能算小。我对银行本来是百分之百的外行，所以敢于尝试，无可讳言，为了有任财政部长的周佛海的奥援。我送了君强与杨惺华乾股各三万元，并推君强为第一任董事长，惺华与我及其它两名南京商人为常务董事，这样做，为了友谊，也希望把这一份事业能够做好。

南京兴业银行开幕时，连中央储备银行也尚未成立，又因建起了战后在南京仅见的巍峨大厦，获得市民的信心，因此第一日就收到比之资本要多数十倍的存款，君强对这个不劳而获的董事长，自然踌躇满志了。可是他仅仅做了三个月，因政府下令公务员不得兼营商业，不能不辞去银行这一方面的名义，于是由我自己来继任。可是君强还是无法忘情于此，此后还常常很关心地盘问到业务情形，以后因在上海又开设了分行，规模与业务都不断飞跃进展。终于有一天他忍不住向我要求，希望我仅保留董事长名义，而以总经理兼职，让给他的湖南同乡唐建侯。唐是君强的心腹之一，过去已有过坐享其成的事实，当创刊“中报”时，我辛苦地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印刷所，本来一个报社的大部份资产，都在印刷部份，君强忽然把印刷所与报社分开，而成立了“新中印刷所”，即以唐建侯任经理，这次重施故技，我自然一口加以拒绝，因此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舌战。

君强因为我拒绝了他的要求，不免老羞成怒，大声对我说：“与你情商，不肯喝这一杯敬酒，你应当知道湖南人的脾气？”我说：“但你又何以不知道江苏人的骨头？”我懂得他所谓“湖南人的脾气”，意思是（硬），我回答他“江苏人的脾气”，也是硬，就是说：坚持而不受威胁。我们怒目相视了一会，也终于不了而了。

但是我不了解为什么一有机会，他又总想拉我与他一起共事，也许是出于他的善意，不过也不会绝无其他的作用吧。在他出任司法行政部长时，显得最为志得意满，他一就职就约我担任他的政务次长，我表示不想担任行政工作而向他婉谢。有一次，我去司法部看他，他打开了次长室的门指着我说：“虚位以待久矣！”我还是但笑不言。

他等待了几个月而我迄无改变初衷之意，竟向我下了最后通牒，他说：“你是学法律的，你与我的关系又是人所共知的，我担任司法部长而你不肯屈就次长，对我的面子太不好看了。今天我对你下最后忠告，就是非做不可。”而我的答复，虽然是由衷的实话，但不免失之于过分的率直。我说：“请原谅我向你说老实话，我知道你的性格，如我帮你而做不好，将受不了你的气；如我幸而能有些表演，你当然不会容我。因此，我如不做这个位置，我们还是弟兄，一旦做了，连朋友也就完了。我早有一份决意：你做部长，我不做你的次长；如果我做了部长，也决不要你这样一个次长。”

这次伤害他太厉害了，也使我们之间，更加深了一道裂痕。但是，我越来越糊涂，他调任安徽省长后，却又一次要我与蔡洪田去分任省府的秘书长与民政厅长。真的，我对政治，在当时已经十分厌恶，而且自己也清楚知道，心不狠而手不辣，决不是搞政治的料，因此终汪政权之局，我始终做了一个闲角。

胜利以后，君强的心境，也许陷于十分矛盾复杂的苦闷中，他不能不惴惴于未来不可知的命运，但他仍然陶醉于无限的幻想中。他曾亲口告诉我，他与顾祝同、戴笠、蒋经国之间，都有联络，他确信不会有问题。日本人一投降，他第一个向我追逼私产，军统在上海开始逮捕汪政权的大小人物时，他要他的亲信如蔡羹舜等人，去自投罗网。但是他最亲信的人罗光煦与唐建侯，却让他们及时远避，传说中，所有君强的私财，也一并被这两人挟之而去。最后在牢狱中的医药费用，还需要由他的太太来告贷张罗，几年的荣华富贵，也真不过是黄粱一梦！

在君强随同佛海飞渝之前，也显出他的方寸已乱。他与熊剑东及袁殊两人，突然往来得十分亲密。熊剑东是与他共同鸩死李士群的人，而且佛海一手所建立有着最精良武器的税警团，以及上海市的保安部队，剑东尽管只担任副团长与参谋长的名义，而实际权力，则完全由他掌握，君强与他联络，有渊源，也因为有枪杆子，尚不足异。而与袁殊间的密切关系，不免使人疑讶。

我与袁殊相识甚久，知道他的底细也较深。他是湖北人，曾留学日本，说得一口流利日语。他肥矮的身裁，毫不显得风流潇洒，但偏有许多女人自会对她投怀送抱。抗战前他刚到上海时，不过在严谔声主办的新声通信社当一名练习记者，事实上他以记者的名义，来便利他从事特务工作。搞情报，我还没有见过比他更出色的人。那时日本早已蓄心侵略我国，间谍遍布，以刺探我国的军政秘密。当时上海的日本总领事是重光葵，而副领事岩井英一则负责情报部份，袁殊就是岩井下面的一个谍报员。他同时又是军统与中统的份子，相信他也早已是一个共产党员，他以任何其他三个方面的情报，供给另一方面，以此挹彼，又以彼注此，因为他都是幕中人，因此他的情报既快速而又正确，竟获得了四个方面的赏识。

我因朋友的介绍而与他相识。有一段时期内，不时在一起游宴。他与红影星王莹似正有秘密同居关系，因王莹与蓝苹为好友，常常相偕同来，因此，我与他们三人也屡共谈笑。那时蓝苹在电影界还不过是二三流的角色，而且还不曾与唐纳在杭州六和塔下结婚。假如今天她不是已成为一人之“下”的人物，也许我早已把她忘得一干二净了。在今天还能对她留有一些回忆的话，只是她与王次龙主演的那部“王老五”电影所引起。现在称未婚或失婚的男人叫作王老五，也就是由那部电影而来。

“王老五”的影片，在上海中央大戏院首映，我即因他们的邀请而往观。剧情已记不清楚，大抵说一个工人最初因贫穷而失婚，并有所谓“衣裘破了没人补”的惨状；而结婚以后，又以家累之故，骈手胝足，尚难谋全家的一饱。有一幕在三十年前，已算是色情的表演，影片中映出蓝苹饰演的妻子，正横躺在陋室中的床上，而饰演丈夫的王次龙方工毕回家。看到妻子如海棠春睡，不禁意兴大动，正拟谋片刻之欢，而妻子却唠唠叨叨地不断数说柴米，饥饿的孩子们又在旁牵衣索饼。

面对着这样的场面，自然雅兴全消，一变为垂头丧气。那时床前的破桌上，本有一支翘然直挺的蜡炬，忽尔也随着主人的意志消沉，倏地弯曲下垂。这一烘托，全场不禁作出了会心的大笑。中共在文化大革命中，全面清算三十年代的文艺毒草，独有“王老五”榜上无名，也许就是为了是蓝苹主演之故吧。

袁殊在汪政权时代，不愧为搞风搞雨的能手，先与日人岩井英一搞“兴亚建国运动”，但因“军统”关系而为“七十六号”一度拘捕后，又与李士群搭上关系，在胜利之前，忽又成为罗君强家的常客。沦陷时期，他在上海创刊了一家“新中国报”，出版的第一天，封面正中印了日皇裕仁的照片，下面赫然是“天皇陛下”四字，谁都相信这是一张十足的亲日报纸，有谁知道这竟然是中共的地下机关。同时也永不改他的风流行径，电影明星英茵因受骗而为他自杀，交际花X妮一度与他试婚，因鼾声太高，扰侬清梦而告吹。君强的忽然与他契合，必有政治上的原因，但不知是为了要由他来勾通军统呢；还是与中共之间有何作用？听说袁殊现在还在中共外交部日本问题研究室工作中。

但是，君强认为有办法的几个靠山，却并不曾产生任何有利的影响，也且终不免于智者之一失，在日军未投降前，与这些当代权要即使有过任何默契，也不过因为当时势力的不及而暂时作为利用的工具，佛海且不免于瘐死，更何况于他！日军投降以后，他一度在重庆任命周佛海为京沪行动总指挥部担任秘书长名义，似乎已不感兴趣而并未正式办公。不久，又结束自己的家，迁往湖南路周宅的一间客室中，还是谋托庇于佛海。其后，随同佛海飞渝，在重庆的土桥监狱羁押半年之后，解往南京老虎桥监狱受审，被判处无期徒刑，共军渡江之前，所有狱中一切无期徒刑以下的人犯，全部释放，而君强以终身监禁之故，又被移送上海提篮桥监狱继续监禁。一九五〇年我留在上海时，其家属还可定期探视，就证实了已患有严重的肺病，以后就被完全隔绝，消息杳然，再也无人知道他的生死存亡了。

我与他的最后一面，是在一九四八年的秋季，他刚由南京解抵上海之后。本来依照提篮桥监狱的规定，探视人犯，只限家属于指定日期每月可以接见一次，还要隔着铁丝网才能谈话，而君强独邀例外，不论何人，不论何时，随时可见。我去了，一经通报，即刻在一间会客室中相晤，他穿了一袭蓝色的绸质长袍，当时完全看不出有一些病容。他问了我许多朋友的近况，还谈到他将来出狱后的计划，并不曾因为已经禁押了三年而消失他的坚强意旨。当他谈笑风生之时，我感觉到一阵心酸，他还在做他的清秋大梦，此时不放，是当局正把他们等待共党来接收，结果哪会有好的收场？况且他早年还加入过CY的组织，岂有不把他作为“叛徒、内奸”之理？我不忍再与他长谈下去，就匆匆握别。不论他现在还在挣扎地活着，或因受不了长期磨折而早已撒手尘寰，总之，当时的一面，竟成诀别，生死殊途，此生也再无见面之期了。

我对君强这位六年中朝夕相见而又共富贵同患难的朋友，我怀念他，也感激他，尽管因为我太渺小了，因杀鸡不必用牛刀，虽有过不知多少次的龃龉冲突，他总没有以对付李士群的手段来对付我。过去的恩恩怨怨，经过了二十多年的两度世变，早已一笔勾消，一切现在也已只供回忆了。我认为他有时对人的任性忍心，也不过是政治害了他，应该是非其罪也。但是最后他所表现出对佛海的态度，无论如何，是无可宥恕的，也不是友道所应有的。他同押在南京监狱时，佛海先被判处死刑，以后虽特赦为无期徒刑，而心脏病复发，惨呼号叫，亘数昼夜，即使是路人，也应为之恻然心动，君强受恩深重，昔日且以曾左自况，而佛海当临命之际，非但不加慰问，反以讥刺之语加诸佛海，一若过去佛海所给他的荣华富贵，都是为了今天让他受缧绁之灾的预谋，使佛海受到人情上的刺激，更对人生增添了一层绝望，以至于加速其死。

君强有一子一女，子伯伟，系元配所生，战时与周佛海、岑德广、梅思平之子一同遣送日本留学，今不知其所在。一女则君强于一九三九年到沪时，为其第四任太太孔慧明从难民营所抱养，因尚在襁褓，特雇一护士王小姐者加以抚领，兼为君强注射补剂，因近水楼台之故，两人似已早有情愫，迨与孔慧明仳离，即与王小姐结婚。孔慧明于共军南下前辗转来港，再嫁与人，夫妇间偶以细故诟谇，竟一怒仰药自尽，距今亦已多年。那位王小姐的近况，则久已不闻其消息。

罗君强并不是怎样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虽在沦陷时期，一度是上海尽人皆知的人物，而在我笔下，却写的尽是我与他私人之间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过要了解一个人，正要观人于微。在细小处才能显出其真性情、真面目。君强不能不算是一个干才，能说能写，可屈可伸，做文像文，做武像武，而且有灵敏的脑筋，坚强的意旨，面白无须，仪表也是不弱，神态有时显得不怒而威，性情更难捉摸，正在谈笑风生之际，忽焉面罩重霜，凛然若不可犯，御下严，其部属无不趋承唯谨，常恐违忤。他与周佛海相较，显得两人截然不同，佛海的外型宛然一书生，对人诚恳，坦白而温厚，虽有时失之冲动，迨怒气稍平，即尽忘前事。佛海常自诩为“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则笑他对好人固然不疑，但对坏人也复深信，佛海的长处，肯负责，肯代人受过。但佛海也因相信君强，而有时过分听信了君强的话，至与“公馆派”间有摩擦，君强诚难辞其咎。

君强由于野心太大，自信太深，在政治圈中打滚了数十年，沾染了坏习气，有官迷，更有官僚气。对人总是板起了面孔，大打官腔，而且很会装腔作态，以显示他的无比尊严。常常我与他在书室中闲谈，谈的不过是不及于义的风花雪月，有人投刺请见，经他同意后延入客室，而他还是与我纵谈如故，我有时不禁天真地问他，不是某人已等待了很久吗？先去见了他再谈吧。我还以为他谈得忘记了这一件事，不料他意外地说：“谁教他来看我，我就是要他多等一些时间。”

以君强之才，假如他从事别项职业，也不愁不出人头地，可惜他一出学校，就投身到政治漩涡中去，至耳濡目染而不自觉。有人说，政治像舞台，我以为政治是粪坑，一群粪蛆在臭坑内你挤我拥，人家正掩鼻而过，如粪蛆者，却正乐此不疲。汪政权如此，其他政权中又何独不然？于右任说得对：“江山代有才人出，各苦民生数十年！”所谓政治，也不过是如此一回事耳。

记得君强与士群闹得最厉害的时候，士群手中掌握的实力，无疑超过君强，而君强对士群曾经说：“搞政治是看寿命的，谁活得长，谁将取得最后胜利。”士群虽在盛年被毒死，也尽管君强的寿命要长得多，但二十多年的囹圄生活，即使到今天他还偷息人间，长寿换来的却只是尝尝政治的最后苦果而已。写本文时，回忆君强的声容笑貌，我念斯人，为斯人惜！

二〇九、梁鸿志狱中遗书与遗诗

关于梁众异（鸿志）系狱事，曾略述于前书中，挂漏太多，不足尽其万一。尤其感到遗憾的，则是像他那样的一代诗宗，除于其生前刊有《爰居阁诗集》而外，曾先后在上海“军统”优待所的“楚园”与移解至提篮桥监狱后的就鞠时期，续成两卷，命名为《入狱集》与《待死集》。我与他共戴南冠，隔室相处者一年有余，目击他在长廊中徘徊吟哦之状，也看到他趺坐在狱室的水泥地上，凭一小木箱为几，以洋铁桶盖为砚，俯首悬腕，以其所成诗，工楷誊录于白纸上，一一编其次第。每有惬意之作，则辗然微笑，若顿忘其身在何处，命在何时矣。

梁鸿志字众异，以爰居阁名其诗集，福建省长乐人，生于光绪八年（一八八二年），为梁居实之子。梁氏名门之后，曾祖梁章钜，为嘉庆进士，道光间，累擢广西巡抚，调江苏，有政声。众异家学渊源，且又天资颖悟，弱冠成秀才，光绪二十九年，又中举人，时方二十一岁。入京会试，座师龚心钊激赏其文，荐而未中，感恩知己，毕生师事之。翌年科举废止，入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前身），毕业后历任山东登莱高胶道尹公署科长，奉天优级师范学堂教员等职。旋受知于段祺瑞，罗致幕下，任法制局参事兼京畿卫戍司令部秘书处长，肃政使等职。民国七年，任参议院议员兼该院秘书长，成为安福系要人之一。民国九年八月，安福系失败，指为祸首之一而被下令通缉，逃匿北京东交民巷日本公使馆得免。民国十三年段祺瑞任临时执政，又为执政府秘书长。民国十五年，随段下台，此后十年之间，隐迹天津、上海、大连等处，以吟咏自遣。

民国二十六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日人在南北制造政权，华北为王克敏领导的临时政府，华中则为梁鸿志领导的维新政府。维新政府于民国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成立，众异任行政院长兼交通部长。直至民国二十九年三月三十日汪政府成立，维新解体而改任新政权的监察院长。汪氏在日逝世后，原任立法院长的陈公博为代理主席，又由众异继任立法院长，直至日军投降为止。

梁氏的诗，与其同乡郑孝胥、陈散原并称，为清末以来当代三诗伯，自光绪三十四年至民国二十六年的三十年间，先后刊有《爰居阁诗集》十卷，录存诗九五六首。民国三十四年十月二日被捕入狱，至翌年十一月九日毕命止，又成诗三百余首，分为《入狱》、《待死》两集。

提篮桥狱室，长不过八尺，阔才五尺，三面是坚厚的围墙，前为铁栅，室西向而不通风，夏日苦热，众异体又肥硕，常挥汗如雨。室内又无灯，仅长廊中疏落高悬若干盏，作为禁卒窥视狱囚动作之用，光线黯弱，阴森可怖，众异常移几近铁窗前，偷一线之光，伏身握管作书。系狱已是人生的大不幸，况乎党锢？因此，到了深夜万籁俱寂时，狱囚们众声杂作，叹息声、梦魇声、呼叫声、啼哭声、狂笑声、咒骂声，此起彼落，声声相应，我总清楚听到众异犹未入睡，在这斗室中或绕室彷徨，或咿哦吟咏。有时，他以指叩壁作暗号，我们就贴面于铁栅之上，仅透一鼻与两唇，低声细语，各诉衷曲，但闻其声，一邻之隔，竟至各不能相睹。

众异在任段合肥执政府秘书长时期，我生也晚，还在就读中学时期，自属无缘识荆，迨至抗战军兴，国军西撤，“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出任了等于首长的行政院长，我与他仍乏一面之缘。及汪政府成立，他贵为监察院长，而我则仅为摇旗呐喊的闲角，除在公开场合相见一颔首外，连一次谈话的机会也不曾有过，直到“楚园”时期，同羁一楼，我与唐寿民、闻兰亭、李闳菲、张连舫五人在二楼合住一室，而众异则在楼头独居一小室，像是优待，实际上当局早已把他另眼相看，敏锐的我早知道这情形绝对与他不利。

楚园司炊事者即为梁宅的旧厨，煮闽菜极为出色，我们于前一晚书就菜单，自行出资，交其代办，因此虽为楚囚，饮食尚极丰腆。众异之新太太意真夫人，又许其每日来探一次，照料其起居，逗留室内，行动自由，不受任何干预。与盛老三（文颐）的特准吸食鸦片，为楚园的两大特客。似乎众异尚未觉察到当局对他的所以特加优待，未来的命运早已有所决定。而众异此时，心气和平，既绝口不谈政治；也且绝口不谈狱事。与我们相处，有时只研讨学问，或述民初故都风光。我不信他也会与我一样天真，安有不知政治上的只论成败而不问是非功罪，早成千古定律。在他以后就鞠中，当时渝府行政院长孔祥熙，且特派薛大可到庭为其作证，这说明了他之所以建立“维新政府”，曾得孔院长之同意，或竟为其所授意，然而这奥援又真可恃耶？

直至主持所谓“肃奸”工作的军统局长戴笠撞山身死，于是上海被拘在楚园及南市看守所的汪政权中人，不问职位大小，也不问罪嫌轻重，一律移送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处理，从此再也无一人得以幸免于罪。众异在与我同乘十轮大卡车押解之时，始露不安之态，方抵狱门，即紧握我手，惶急而问曰：“此何地？”我方吐“提篮桥”三字，众异即仰天而吁。提篮桥监狱本为公共租界时代囚禁罪犯之所，一般人称之为西牢，我以过去曾执业律师之故，此处曾是常客，所不同的就是以往以辩护人的身分来探囚，今日竟一变而自为狱囚耳！

古人往往以“帝德乾坤大，皇恩雨露深”来作春联，我于当局对我们这批“卖国叛徒”在狱中的优遇，无限感激之忱，亦只能以此十字报之。拘留在楚园时代，当我们从愚园路的吴四宝宅迁入时，堂堂拘留所长，竟亲自迎迓，指挥安排，还连声说“招待不周，多多原谅”的话。室内窗明几净，有床有桌，戴笠来视察的时候，也说：“这里只是一处供你们疗养之所。”在外表看来，也真绝不似什么囚室，这已使我们有受宠若惊之感。迨移解到提篮桥监狱，这是上海有名虐待犯人之地，管理的严厉，狱卒的凶恶，积弊重重，使人谈虎色变，而独对我们这一群，却又例外地放宽待遇，入狱时不必剃发，不必以冷水和臭药水沐浴，也不必换穿囚衣，狱室可在同一建筑内由我们自己选择，可以选择谈得来的朋友住在左邻右舍，而我们住的一所，却是“忠监”，不知这是对我们的讽刺，还是代替我们表白心境。

因为本文与众异的遗书和遗诗有关，有两件狱中生活，值得先为说明的。第一，狱中虽禁与外间通信，甚至不许阅读书报，但是我们与家人鱼雁往返，几乎无日中断。交通的方法：我们分别与一狱卒约定，每日由家中取得来信，藏在他们的绑腿布或制帽的夹层中偷偷地交给我们。下班时，再付以覆信，即可当晚送达。如此日以为常，而我们也每月给以固定的报酬，因此乐于效力。本文的两封遗书，就是依靠这一办法而传递的。

第二，狱中准许家属每周于星期二、五两天，携送食物，这对我们是一种恩赐，而对家属来说，则是一件惨事。在半夜时分，家人就得起身煮菜，还在晨光曦微的时候，各人的妻女已经在狱门外排队，等候检查交付，迨送到我们手里，饭和菜都还是热腾腾的，许多难友们睹物思人，想到她们的辛劳和受辱，呆呆地望着面前的大锅小壶，哽咽至不能下咽。因为每周只送食物两次，但要维持七天之久，到了夏季，家人固然对选择不易变坏的菜肴，煞费苦心，我们也必须精打细算，以免食尽中断，以我来说：在狱中前后九百一十二天，始终未食过一次囚粮，但狱中对这二十余人的伙食，当然如常报销，监狱当局对我们的放纵，也许多少有些知恩报德之意。

沸水也是一项珍贵的物品，每天在晨间第一次开封（开封是开启狱室的铁门，让犯人们可以出室在长廊中散步半小时），服役的普通刑事囚犯扛来了一大铅皮桶的沸水，吆喝着让我们持杯汲取。尽管名为沸水，但因停沸已久，早已变成微温，要用以泡茶，这只是对茶叶的一种浪费。众异向有卢仝癖，其间曾二十日未得茶饮，因此家人送来了一热水瓶的沸水时，竟为之欣喜若狂，更且付之吟咏。

我与众异在楚园时期，见到他的博闻强记，在我服务文化界数十年中，所遇的文人名士，不一而足，而渊博如他的，曾无一人可与颉颃，在衷心钦佩之余，就不时向他作学问上的请益，因此短短数月，如我那样的末学肤受，竟得备蒙青睞。他也一直鼓励我向其学诗，虽偶有新作，以自惭形秽，不敢向其请益，至坐失大好良机，迄今仍觉犹有余恨。

众异在狱中的诗境，随着他心境的变幻而日趋于消沉，初在提篮桥时，他似尚寄以一线之生望，所以入狱之翌日，犹强颜欢笑，以宫体诗七律描绘狱中景象，与赵叔雍（名尊岳，以珍重阁名其诗集，为况蕙风之入室弟子，尤工于词。在汪政权时代曾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宣传部长等职。出狱后来港，转赴星洲曾执教于马来亚大学，前数年已病逝客中）唱和，叠韵至二十首以上。自被判处死刑后，作诗更勤，用以寄意，亦所以忘忧也。其《入狱》《待死》两集，共成诗三百余首。全部诗稿及留给其幼女公子的遗书、暨身与其事而又饶于历史价值，《直皖战争始末记》一文，在他临命之前，一并交我保藏。而我则以两经世变，生命之苟全且无计，仓皇避地，远走天涯，竟不克携以与俱。古人云：“言为心声”，又云：“诗以言志”，以众异在诗学上之戛戛独造，狱中诗两集，凄怆愤慨之情，跃然纸上，实为传世之作。当拙著在“春秋”杂志连载时，不少读者曾纷纷来函要求发表，而我既不克为其妥为保存，自更不能为其刊行，深觉愧对故人于地下。

最近，于众异之女公子朱省斋夫人梁文若女士处，得读其遗书两函暨遗诗十六首，获其同意，亟为发表，所以稍赎我之愆尤也。众异遗诗，十九写于粗劣之纸上，若干且为拭秽用之厕纸，足见在狱中之惨状，除两函为制版以存其真外，兹并为添入注释，藉明真相，分别录之如下：

遗书一 （）为笔者按 〔〕为原注

有儿（笔者按，即文若女士）阅：去秋狱事将起，我避地吴阊（按为苏州）城外，惟慧（其第二姬人慧真）、意（第三姬人意真）两太太知之。吾家枭獍（按指其侄女星若，为黄秋岳之弟竹生之妇），误听人言，以为我不出头，则累其夫婿。于是勾结我旧部（按指任援道），意图破我秘居。适我令意来沪，晋（即星若）遂圈置其家，强迫同行，并有某人（按为任援道）及其副官偕往。吾秘居既已不密，只得归案。先在楚园〔军统羁人之所〕五阅月，移交法院者又已三阅月，至十五日前〔即六月二十一日〕已处死刑矣。〔顷已上诉，入狱后得诗甚多。〕先在楚园时得家报，如报载左笔（按指其令婿朱省斋）在平被拘。前一个月，珊侄（按即李珊尘，为其内侄）报知其诬。并谓得汝消息，心中稍慰。吾身将死，决不恐怖悲哀，惟三十余年父女之情，吾又特别喜汝聪敏，故狱中作此以诀汝也。〔狱中无几案，用小木几代桌子，洋铁桶盖作砚，其苦可知。〕

汝生甫十月，革命事起，汝母奉祖母避津，汝随乳母寄居二姑家。乳母因乱辞雇，二姑又不肯管，我抱汝由京赴津，历五小时始到。汝沿途哭闹不已，吾抱汝未尝释手，此景如在目前。今汝幸得所归，家室雍睦，而老父含冤待尽，异时坟头麦饭，纵汝不忘祭扫，所谓一滴何曾到九泉也。人世空华，于兹益信。

左笔诸友，在沪同羁者，为英（指戴英夫）、雄（指笔者）、曼（指汪曼云）三人。雄因本来认得，又因同居楚园之故，感情尤亲。雄与左笔为异性弟昆，辄欲以长者相待，我则以四海兄弟晓之，近日则吾与雄为亲家，此一段事实，不得不详细告汝也。先是，去年九月，枭獍既破吾秘居，余则决心就吏，当时已预料有今日之事。慧意二太誓言与我同死〔非必同日，俟我身后事了，相从地下也。〕吾谓意尚有稚女（即毛妹），似无死理，而意执意不回。故狱急时，商量毛妹将来保护教育问题，不可无人负责，遂令其拜雄夫人（指内人）为母。因雄夫人中西学问皆好，善于持家也。吾于狱中又珍重托雄，且将与毛遗书〔非遗嘱，皆言其年庚、家世、名字〕，交雄保管。而毛妹两母，遂于上月廿八，携毛亲往金家拜母矣。

又数月以来，亲朋交绝，独龚怀老（按即龚心钊，为众异会试房师）全家，待我至厚，我在楚园时生日，尚在其家为我置酒，其他可知。安英（按为龚怀老之女公子）世姑，侍父不嫁，汝所认识，故春间已决定将毛与彼作义女，亦于上月底正式寄名。将来教之养之，有金龚两家，其父母可九泉含笑矣。毛妹性质如何，因不可知，而颖悟则超常儿数倍。余老得此女，不无爱怜少子之讥，然汝今见之，亦必深喜也。雄与左笔交亲，自是异姓兄弟〔此左笔事，与汝无涉〕。汝如念老父冤死，弱妹无依，恃雄夫人以教以养，又是一门患难亲眷，则推汝爱毛妹之意，必以长者事雄夫人，如一切平等观，则非吾之所望也。

左笔社友陶柳（按指陶亢德与柳雨生）二人，亦同缧绁，渠对我亦相当亲切，吾之观察，柳之前途甚有希望也。二人风流罪过，已定东山零雨之期，至迟明春必可出狱。雄始受讯，看来亦无大问题。曼、英或以地位问题，较雄略重耳。〔今日新闻杨淑慧（按即周佛海夫人）及其婿（按为吴颂皋之子，名已忘）、女（按名慧海），皆拘于吾所居之楚园，不知何故来沪？〔来沪已一星期矣，真属不识环境〕。

吾之薄产，损耗已尽，然慧意生活，渠如将首饰变卖，亦尚可生，所以不乐生者，正不关生计也。字画尚有数件，将来拟择两件以畀左笔〔我于诸婿中最爱左笔，汝当默喻〕。三年翁婿之情，常苦未能深谈。我之为人，自爱太过，及不合时宜二事，实为我之病根，〔此次狱事，则政治问题，与此无涉。〕即左笔亦恐知我不尽。

去年初夏，周宅晤安英之姊〔即胖子〕（按即张燕卿夫人，盖龚安英女士之叔伯姊妹也），说汝有身，娩在何时？是男是女？至今未详，望来信告我，速来信或尚可亲见也。左笔沈室（按为省斋兄之前夫人，早逝），只有一男，汝必须视如己生，彼自能忘其失母。此事似难实易。万一存世人尔我之见，使人笑汝，兼及老翁矣。汝对左笔必力守礼让二字，设时时欲以口舌胜之，则所胜少而所失多矣。

去年因飞机炸弹，将肇火灾，遂葬汝母于静安寺公墓。五圹之穴，与祖母伯父共占三圹，当时知汝有身，故未告汝，知不能来也。嗣后则时局骤变，亦不遑告汝矣。将来到沪，汝可一往祭奠。

书尽三纸，吾力已惫，不多述。书由珊转。此或为汝父最后之函，已嘱其慎寄勿失。珊为去年乱后亲友中最有肝胆之人，不可轻视，将来将以遗嘱托之。

丙戌（按为一九四六年）七月七日，父书。

遗书二 杂诗之一 丙戌五月廿一日狱具论死旬月间得杂诗十章此其一也

昨日诣讼庭，庭外见娇女，牙牙初学语，见爷呼不止，径前抚其颊，父女缘尽此，

狱成人聚观，所恨不见尔，佛言别离苦，此苦缘爱始（内典爱别离苦为人生八苦之一），

徒今断诸爱，心或先身死，期汝为缇萦、嗟汝未毁齿！

那知汝爷冤，此冤真井底，他年汝长成，字与谁氏子？

慎勿学汝爷，读书识道理！

有儿阅：得书深慰，居然老眼得见覆笺，亦一快也。书上说到孝女缇萦，因忆及狱具之日，家人抱毛妹来，已九个月未见面，呼我不已，感怆作前诗，并说到缇萦事，汝读之，必坠泪也。暑尽凉来，尚羁缧绁，在沪儿女，无以一肴一饼相饷者，身后之坟头麦饭，何待言耶！佛经疏中有言：“痴是爱因，恼为爱果”，这八个字真真透澈。我平日视民如伤，舍身救世，何尝不是爱字驱使；何尝不是爱字种因？结果得今日之绝大烦恼，小之如妻子儿女之爱，又何尝不是痴耶？左笔宜息交绝游，过今年再说。文字之友，更不宜往来。至于汝之来札，随付丙丁，不必交珊火之，更多周折也，小纸两条，阅之当知为（按此处疑漏一“谁”字）氏之笔，因彼我近已相隔一楼，故以书代面。东原后人（按指戴英夫）刑期阑干之数，圣叹裔（按指笔者）尚无朕兆也。宝孙（按指省斋次子明）像肥硕可念，郑良斌（亦为提篮桥难友，现在港）谓与其两兄小时面貌相同。

八月廿八迂叟字，写成半月始发

这两封遗书，骨肉之情，真有因爱成痴之概，及今雒诵，虽外人亦觉荡气回肠。函中若干事，局外人不易明其真相，不嫌辞费，再为叙述其梗概：

首先是众异被逮经过，在前书中所述，这是众异生前亲口为我言之，但遗书中“枭獍”云云，当时痛心之余，或不愿自泄于外人，故于我所记述的，于事实不免有所缺漏。

当日本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时为农历乙酉年七月初八日）无条件投降之后，相隔一月，至九月中，重庆特工人员已先在南京上海各地开始行动，占住房屋，追查财物，与汪政权稍有牵缠的大小人物，不问情节，悉加拘禁，人心惶惶，秩序大乱。众异在苏垣赁屋一楹，携意真夫人与毛妹俱，秘居以求苟全。他所以会选择苏州来作为避地之谋，我相信是为了他“维新政府”时代的旧部，时任汪政权的江苏省长，胜利后又奉重庆政府委任为京沪线行动指挥的任援道，手握大权，以为住在他的辖区，总会念到过去的一段渊源，即有什么风吹草动，或能阴为之庇。不料事实刚好适得其反，任援道为了要邀功，对众异这样一个地位的人物，自无怪其不肯轻轻放过也。

正因为过去有过深切的关系，任援道自然容易获得线索。众异的侄女星若之夫黄竹生曾任苏州某一机关的处长，胜利以后，凡是与汪政权有过关系的人，虽然政府一再说宽大处理，但总不免怀有徬徨的心理。任援道认为黄竹生既与众异有姻娅之谊，自是最理想的工具，他以这样的理由来打动黄竹生，他说：“只要梁院长肯挺身自首，我敢保证他生命的安全。至于你，只要能供给情报，能使梁院长归案，自然更是一项最大的功勋。”黄竹生竟然相信了任援道的话而甘为鹰犬，而星若也以为是出于任援道对她丈夫的另眼相看，如其找不到众异，则办事不力，后果堪虞，于是便百计寻访众异的踪迹。刚巧众异令意真夫人赴上海，途次与星若相遇，即被邀往其家，不许离去，并立即密报任援道，强迫意真夫人同返苏，这样秘居既已败露，使众异再无法隐藏而不得不挺身投案，终且难逃于一死（众异殉难日为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九日）。

这位任援道先生，我是十分钦佩他的手段灵活，变幻无端，在政坛上手挥目送，确是一个玩弄政治的能手。他一生为政府立了不少奇功，但在“维新政府”以前，却似乎并不得志，虽对邓演达等几件大案，他都曾表演过他的一手，而始终不获重用。抗战胜利以后，政府虽颁有“惩治汉奸条例”，而事实上则是不问功罪，但问职位，即或枉或纵，亦爱憎随心，以任援道在沦陷时期之职位，似无脱身事外之理。而有汤恩伯为他庇护，又以拘捕梁众异立了大功，终于逍遥法外，安然先后为香港为加拿大的寓公，盖有由也。

当任援道在国军复员接收前的一段时间内，左右逢源，确曾一度气焰高张，当年同事六载的汪政权中人，都不免要看他的颜色，但他住在香港一再向人表示，众异的系狱，完全不是他处心积虑的结果，他所以有此表示，盖以彼一时，此一时也。但依我的判断，众异遗书中所言，绝非出诸虚构。任援道想一网成擒的人物，也且不仅是梁众异一人。前上海“申报”社长陈彬龢，在港时曾欣然屡屡对我说：“日本投降以后，任援道曾一再坚邀我赴苏州暂避，自谓有力为我回护，而我鉴于任援道过去的作为，不能不疑其别有用心，因而婉言加以辞谢，始得保此残生。”是的，论政治上的地位，彬龢自还不如众异，当在沦陷时，因他与日人关系的密切，“申报”上对重庆方面攻击的猛烈，确为当局欲得而甘心者。我也不能不疑心到任援道的邀他，是有其友谊以外的其他目的的。

陈公博在苏州高等法院囚禁时所写的自白书，名曰“八年来之回忆”，其中有一段是表白他所以赴日暂避的经过说：“国家能够统一，能够胜利，这是我数年来梦寐以求之事。蒋先生如果以我过去数年之罪为有罪，我应该束身归案；如果置数年之事于不问，而认为我终是统一的障碍，也请蒋先生定罪。因此我决定留京待罪，听候蒋先生命令。但任援道先生到京以后，告诉我许多消息，说：蒋先生是对我谅解的，因此我不宜留京。若滞留南京，反使蒋先生处置两难。任先生直接劝我两次，间接托人劝我两次。当时我无法能得蒋先生的真意，而能通电的，据说也只有任先生。任先生还说蒋先生要我离京是不会来电，而且不好来电的。”当时公博既鉴于南京秩序的极度混乱，又以任援道的一再劝告，终于在临行赴日之前，先呈蒋先生一函，函中有“钧座一有命令，公博当出而自首”之语。公博总不会无端端卸责于任援道吧！而任援道在香港时却又竭力否认其事。但是当去年我赴日本时，遇见旧时任部师长刘毅夫时，闲谈及于这一经过，毅夫说：“任老总的确力劝陈主席离京暂避的事，其中有一次，还是任老总要我面见陈主席代达的。”我不知任援道先生何以要事事隐饰？或亦有其难言之隐耶？

众异遗书中的第二件事，是有关其幼女公子毛妹过寄给愚夫妇为义女的事。众异共有男女公子八人，其中长女公子现留大陆，存亡不知外，二女公子以腰病早逝，存年仅得十八。六女公子在战时以伤寒症转为肠出血不治而死，七女公子又早自戕。省斋夫人文若女士行三，现在港。公子两人，长渊芳，战前赴法，即不知所终，次公子秋若，又因肺病穷困而死，现所存者省斋夫人外，仅为羁身大陆之毛妹耳。

爱怜少子，本是天下一般做父母者的常情，况毛妹出生未久，众异即陷身缧绁，想到她未来的教养，骨肉之情，自不能恝然置之。既自知决无生还之望，而要以愚夫妇为其义父母，无他，在入狱以前，我与众异可说毫无交情，但入狱以后，那时我还血气未衰，对狱中不合理的待遇，好抗争，也好为难友抱不平而出头干预，众异却颇赞许我的这一副傻劲。至于内人，众异却从未谋面，而在其遗书中溢美的盛赞，则以难友之间，已到了彼此间全无秘密的境地，通常即以秘密递入的万金家书交换阅读，他以内人尚能持家，遂要以毛妹相托。当时我曾力辞以为不可，最大的原因，即因我与其爱婿省斋，既有金兰之谊，行辈不称，再则，自问破产之后，更恐无力加以照料，而众异却正颜对我说：“这是在狱室中于临命前的托孤，任何藉词，即为推托。”这样才使我不得不惶恐从命。但是当我出狱后不久，即襥被南来，对毛妹也未曾负过一天的责任，及今思之，犹觉内愧于心也。

遗书中提及陶亢德、柳雨生二人，实则他们与汪政权绝无关系，仅因他们在沪颇有文名，又均以家累不克舍之而远走内地，在沪共同主持太平书店时，笔下也绝无媚日言论。但以日人在东京召开大东亚作家大会，迫人参加，在日人枪刺之下，抗拒即杀身，于是一经出席，遂成罪证，终于同系提篮桥狱，又各被判处徒刑三年。亢德恢复自由后，家居闭门养晦，共军南下后，又被送往远地劳动改造。柳雨生在众异遗书中谓：“吾之观察，柳之前途，甚有希望。”今雨生以苦学成名，浸成为国际著名学者，可见众异之目光如炬，确有其知人之明。

众异在狱中于绝望之余，俯仰兴悲，惟以吟诗来遣愁明志。同囚者虽泰半为知书之士，但真正能诗而堪与众异唱和者，又仅得叔雍一人，故其遗诗中，甚多为两人间次韵之作。众异在狱，又常为难友所窘，人人知其为诗学中当代的泰山北斗，乃纷纷向他请益，有些人文字且未达清通之境，居然也大胆写作，诗成，且丐众异为之润色。记得有一天，我正与他在狱室长廊中小谈，他忽然匆匆走避，我以为有事发生，他却附耳向我低言说：“检察官来了，我怕了他！”举目遥望，来者只是油粮商人陈子彝。我说：“这是子彝。”众异也不禁莞尔说：“是的，他又来与我谈诗，我怕他的与吾谈诗，或尤胜于检察官的问案。”自他判处死刑以后，人人都知道他命在旦夕，于是不论为难友，为狱卒，或为难友外间之亲友，向他索诗索书者应接不暇。众异又常为他们在黯淡的灯光下彻夜为之，狱居而又不能得一日之清闲，其可怜可悲又为何如耶！

兹于省斋嫂处获得诵其尊人遗诗十六首，片羽吉光，弥足珍贵，亟为誊正录刊，以作为本文之殿：

梁鸿志狱中诗

狱述

賸有宜州数卷书（箧中惟山谷集），铁棂疏处任咿唔，

窥天未肯呼苍昊，席地浑疑返古初。

妇饁泪凝方寸肉，家书形似脍残鱼，

平生饮水今知味，便与卢同碗盏疏（久不茗饮）。

次和狱居春暮

不见朝曦见夕晖（狱室西向），人间春不到圜扉，

诛求更比追逋急，罗织从知漏网稀。

岂有茶汤供晚食，断无风浴厌春衣，

无差别定吾能入，穷子何须更念归。

落晖 次叔雍韵

又见遥灯送落晖，旋凭高枕对窗扉，

渐空尘障冤亲尽，回念朋尊故旧稀。

洗面细君惟有泪，忍寒声叟不求衣，

一房久作无家客，已信春归客未归（室人书来言以泪洗面与李后主语暗合）。

狱中送春索叔雍同作

春在江南何处春，晓钟才动便无痕，

乱红作态连玄圃，新绿骄人点白门。

一客坠鞭瞻马首，千家啼血怨鹃魂，

危困何与南冠事，烟柳斜阳懒更论。

入狱日叔雍有诗奉和

壶觞难赏不赀春，缧绁犹留未死身，

孤负清明连上巳，本来无著是天亲，

无灯暗坐星窥客，引被酣眠梦趁人，

却笑南冠珍重阁，强持宫体遣芳辰（叔雍同日入狱有移居宫体之作）。

狱圃闲步

眼底芳春似晚秋，意行聊用散幽忧，

雁行何限范兴话，鸢站今忍马少游。

垂老英雄宜种菜，已衰筋力怯登楼，

妻孥莫问眠和食，自有丹心照白头。

无题

早是元龙豪气尽，云表空谈百尺楼，

砌阴初长三年放，新词忍谱扫花游。

旧梦渐散随水逝，底事行吟集百忧，

不关春恨不悲秋，漫劳恩怨在心头。

四月一日雨中午睡叠前韵

细雨斑斑入远村，高楼惘惘惜春痕，

尊前岸帻知无地，花底支节别有门。

余沈尚堪书牍背，小眠聊与慰诗魂，

风波屡试身犹健，一霎阴晴不待论。

狱中骤热三次前韵

骄阳未夏已晖晖，便想藤床倚竹扉，

我自弃材天亦妒，世皆疑狱古应稀。

招凉正待髠霜髩，作健犹堪试赭衣，

初闻生还等闲死，算来无往亦无归。

晨起四次前韵

蜂房处处见晨晖，诇卒迟迟为启扉，

沃盥持匜成惯习，旗枪试茗久疏稀。

朝饥自瀹前宵饭，老懒谁更卧内衣，

昔为众生今入狱，此心禅定算知归。

雨中五叠韵

弥天阴翳失朝晖，云气垂檐雨打扉，

不为鹏来伤运蹇，转因麟获悟知稀。

然多囊篋供群盗，有限缁尘点素衣，

依旧年时闵农意，课晴占雨憺忘归。

狱述寄内六叠韵

了无夕月与晨晖，以地为床铁作扉，

杂报传观公论少，故交弥望尺书稀。

势如潮涌囚争饭，静待风生客浣衣，

举室饥寒莫关白，无家我已不思归。

闺人饷沸水一瓶始得茗饮盖二十日未尝此味矣九叠前韵

自挈军持犯晓晖，相携来叩讼庭扉，

煎成定觉羊肠绕，瀹后稍怜蟹眼稀。

与子同心指瓶水，不须门茗溅春衣，

兼旬磊块浇难尽，累汝衔愁缓缓归。

楼居十叠前韵

楼居无地赏林晖，狱户何人更款扉，

补睡光阴春梦浅，食贫风味晚餐稀。

讼冤自奋哀时笔，忍辱先裁盖瘿衣，

世议万端身一笑，余生焉用苦思归。

赠陶柳二生意有未尽再赠一绝句

东坡二友共南迁（东坡渡岭上携陶靖节柳子厚二集谓之南迁二友），

与古为徒意凛然，

伴我幽囚得陶柳，

故应一笑傲前贤。

二一〇、在上海主持地下工作的蒋伯诚

现在居留在海外的侨胞们，也许已很少人知道蒋伯诚这个名字了，但是距今二十六年以前，在对日抗战后的中国第一大都市——上海，他曾经无愧为一时的风云人物，尽管他以一个病废之身，也并不曾真正建树过什么丰功伟绩，但因为他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驻沪代表，就凭着这一个头衔，自然而然的就引起了人们对他的重视。

上海是特工战最激烈的地方，抗战初期，两个对立的政权，都在全力活动。自一九三九年以至一九四一年期间，每隔几天，就有一桩暗杀事件发生，大街小巷，到处有枪声，到处有伏尸，上至军事委员会政治人物，下至新闻、经济界的人士，稍涉嫌疑，不问是为了抗战或者是为了和平，都不能免。汪政权因得地理之便，在特工战中渐占优势，重庆政府派在上海的各种组织，军统、中统、三青团等，投降的投降，破获的破获了。过去有一个时期曾经潜伏在上海的，如吴开先被捕后，以半投降形式换取了遣回重庆的特殊待遇，主管三青团的吴绍澍，主管教育的蒋建白等等，都以无法立足而纷纷远离了。唯有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驻沪代表蒋伯诚，却能一直留驻在上海，这就算得是一个奇迹了。

本来，我与蒋伯诚绝不相识，而且在与他第一次见面之前，连他过去的经历也所知甚少。在我的印象中，仅知他一度曾代理过浙江省主席，在韩复榘主鲁时代，他代表国民政府在济南负起联络与监视的任务。抗战以后，又奉命到上海主持地下活动。

像他这样一个人物，而又留在沦陷区内，是不会不受日本宪兵的注意的，迟早也总将逃不过被捕的厄运，而这事也终于发生了。事发以后经过了相当的日子，我才于无意中获得这个消息。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一九四一年的初春，一次周佛海上海居尔典路（后改称湖南路）的住宅中，举行一个电影晚会，放映一部刚拍好而尚未正式公映的歌舞片——中日合作的“华影”公司出品，而由李丽华主演的“万紫千红”。那天的晚会，是为了张善琨在不久以前，因为私通重庆嫌疑而被日本宪兵所拘捕，得周佛海的营救而获得保释，他为表示谢意，以这一部影片送至周宅献映。

善琨是太懂得一切世故人情的人，他知道佛海不一定欢喜看电影，但一定高兴欣赏影星们的丰姿与演技。那天的场面，因所有“华影”的影星，几乎空群而往，倒真称得上“万紫千红”。周宅的大厅上设了四席酒，影片的放映地点，是在大厅前绿茵一片的草地上，善琨悠闲地立在草地一角，因为我与他也是朋友，为了他的脱险，不免上前去向他道喜。说来惭愧，我对善琨的“捉放”，事前也是一无所知。由于我当时在南京与上海办有两张报纸，就不免要向他探问在宪兵队中的遭遇，他偷偷地告诉了我两项秘密消息，一件是新闻报以“小记者”为笔名的严谔声与他同囚在一处，这意外的消息使我感到非常惊愕。

严谔声与我是新闻界的老朋友，但由于个性相距得很多，他是稳重而又严谨的人，刚与我的放荡冲动相反，因此尽管是同业，而且多年来又同是上海记者公会的执行理事，但以性格上的格格不入，很少有友谊上的来往。他不但主编新闻报的副刊“茶话”，而且还兼任了上海市总商会与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的秘书。国军从上海撤退以后，主持该两会的负责人，如王晓籁、杜月笙等都相继离沪，而私章却都交在谔声之手。因此日本宪兵队就处心积虑地要把他拘捕。

早在一九四〇年汪政权建立不久，严谔声的太太就被汪政权的上海特务机关“七十六号”所拘押过了。关于这事，倒有一段有趣的插曲。谔声太太被捕之日，我正在南京。第二天的傍晚，我在夫子庙的太平洋菜馆与朋友们共进晚餐，谔声的一位表弟由上海赶来看我，说是受谔声之托，要我对他的太太加以营救。谔声夫人是一位笃信基督教的纯粹家庭主妇，患有很深的胃病，身体十分孱弱；决不能抵受长期羁禁。而她之所以被捕，是因为“七十六号”捉不到谔声，遂以他的夫人来作为人质。

当年我的基本态度，还不懂什么是“忠贞”、“爱国”等一类自装门面的高调，我对特工的行径，心理上一向深痛疾恶，我以为不问中国历史上的东厂或西厂，外国的盖世太保或格别乌，他们的残忍卑劣，都是一丘之貉。尤其当对外战争时，尽可以不同的见解，各行其是，又何必箕豆相煎，自相残杀，这是因政治而埋没了人性。因此，我对谔声的请托，就一口应承。

因为李士群也是周佛海左右十人组织之一，我与他也算有着金兰之谊，于是毫不考虑地就在菜馆中打了个电话给士群，我在电话中刚说了一句“七十六号为什么要把严谔声夫人拘押”，士群就抢着说：“雄白！你真是糊涂，这种事岂可在电话中商量的？有什么问题，可立刻来我处面谈。”我一想不错，于是放下话筒，就立刻赶去。到得那里，士群京寓的起坐室中，除士群外，正坐着苏成德（首都警察厅长）与唐生明（唐生智之四弟）两人，见我赶到，同时发出了笑声。士群说：“我明早将搭七点钟的京沪快车回上海，在火车上正好休息，今晚就不拟睡觉了，想打一晚通宵麻将来消磨时光，正苦三缺一，而你却来了电话，恰好自投罗网。现在赌意正浓，无心听你讲别家人的闲事，什么话等打完了牌再说。”他也不等我的同意，拉开牌桌，这样就一起打到了清晨六时，我败了，而且败得很惨。

在士群起身搭车之前，笑着对我说：“看在你陪我打了一场通宵麻将的份上，又输给了我们那么多钱，不是你来要为严谔声太太说情吗？那么，你可以打电话到上海去，要他们来‘七十六号’把她领回好了！”想不到这事就轻轻松松的如此解决了。士群虽然是一个特务工作人员，外表瘦削斯文，对人也很有一些人情味，决不像外面对他那样的种种传说。既然张善琨说谔声是与他同囚在一处，事实当然完全可信。

善琨告诉我第二个消息，是蒋伯诚也被日本宪兵所拘捕了。蒋伯诚怎样被捕与关在何处，他都不知道，但事情是千真万确的，而且他之被捕，就是受到蒋伯诚的牵累。原来蒋伯诚的太太，是名坤伶杜丽云，凡是老夫少妻，家庭中总不免有些难言之隐，杜丽云一度曾弃家出走，最后仗善琨之力，才把她追寻回来，始得重圆破镜。因此，他与蒋伯诚之间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而蒋伯诚被捕后，在他家里却搜出了善琨的去信，于是也一并株连。

事有凑巧，两三天后，为“海报”长期撰稿的唐大郎也来看我，告诉我他的好友毛子佩与蒋伯诚一同被日本宪兵拘禁了，他要我设法营救。毛子佩在战前曾办过一张小报，但我与他并不相识。子佩不知以何渊源，抗战后攀附上了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吴绍澍，而竟然也荣任为委员，留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说来可怜，虽然我参加了汪政权，但除公开场合以外，向不与任何一个日本人来往，一无门路，试问我有什么力量帮忙。但由于大郎的苦求不已，而且他还告诉了一个秘密，就是毛子佩等虽然失去了自由，但在押所还可以看报，因此大郎就在他“海报”所写的稿件中，与他暗通消息。大郎说：“你自己不留意，我在‘海报’上已通知他将由你设法营救，份属同业，只有请你勉为其难了。”

我是绝无办法的，唯一可以进言之处，只有转求周佛海。我去见他，一述来意之后，佛海就说：“毛子佩虽情节较轻，但因他与蒋伯诚同案，不便单独为他说项。关于伯诚的问题，我与他是老友，论公论私，都应为他出一些力。我已奔走了多时，请川本（当时日军驻沪“登部队”的陆军部长）与冈田酉次两人向东京军部疏通，已经有了眉目；现在只候日军部的最后决定。一旦如能实现，我还想请你出面，完成保释手续。”这一席话，颇出乎我意料之外，不但不费吹灰之力，使我可以对朋友有个交代，而且像堂堂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代表如蒋伯诚这样的一个人物，要由我来担保，这自然是出于佛海对我的好意了。

大约至一九四一年的仲春，佛海通知我蒋伯诚等于翌日觅保释放，但日期已经记不起了。那天的下午二时左右，约会了另一保人徐采丞（徐是杜月笙在上海的代表，但他有办法同时获得日军的信任，不但与川本好，而且与日军特务机关“松机关”的阪田也有密切关系。在抗战中，后方物资缺乏，由孔祥熙、杜月笙、戴笠、顾祝同等办了一个通济隆公司，专向沦陷区搜购物资济急。采丞竟然说动了阪田，拨出巨资，也成立一个民华公司作为联系，曾将大批纱布、橡胶、药物等源源由沦陷区运往抗战区）会齐，先往上海静安寺路原前清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私宅的川本公馆，由他派出了一名联络参谋，同赴贝当路宪兵队会见杉原队长。杉原取出了一纸保状，要我们签字盖章，而担保人的责任，又是异常吃重：一、今后被保人不再作任何政治活动；二、如需离开上海，应先取得日本宪兵的同意。对皇军是没有讨价还价的，我们只有硬着头皮把名字照签在保状之上。

写好保状，才一起驱车赴西蒲石路本为万墨林住宅的软禁之处。那时蒋伯诚还偃卧在床上，其余几人，是他的太太杜丽云，他的儿子宇钧，上海市党部委员王先清、毛子佩以及杜月笙的亲信万墨林夫妇。杉原要他们在室内整整地一字排列好，肃立听他的训话，然后再要他们向我和采丞深深一鞠躬致谢，才命令监视他们的便衣宪兵全部撤退，完成了保释手续。

全部七个人看到保释他们的竟然是一个绝不相识的我，那时脸上所露出感激与欣喜的表情，以及蒋伯诚的连声称谢，现在回想起来，此情此景，还如在目前。但是政治就是政治，所有参加汪政权的人，都天真得可笑，往往把友情放在政治之上，就以这事而论，在营救方面，我虽未出力，担保却要负起很大的责任，而以后他们对我的报酬，将使我永难忘却。

在一九四九年时，抗战胜利所获得的成果，短短于四年之间，又全部断送了。他们也与我一样，仓皇辞庙，远走海外。一次，我与朋友去九龙五芳斋进餐，旁桌上坐着王委员，见到我竟然若不相识，朋友是知道过去这一段经过的而又与他相熟的，就上前去轻轻问他：“雄白不是曾经救过你，怎样你连招呼也不打一个？”他回答得很干脆：“没有这回事”，朋友回座告诉了我王委员的话，我感到一阵莫大的追悔。

其中的万墨林与杜月笙为上海浦东同乡，两人的关系，介乎主仆、师生之间。杜月笙离沪以后，他仍然留在上海供奔走之役。他的两次被捕，都是我营救脱险的。除了我受他夫妇一鞠躬之外，此后即不曾再见过面。他前年在台湾的某刊物上写过一篇两次被捕的经过，笔下大义凛然，我是心知内情的人，读后就不免为之哑然失笑了。

毛子佩的钻营本领，我十分钦佩。他在保释以后，当然仍照常工作，也承他不避嫌疑，常来看我，多半是为了经济上的通融。一次日宪又要把他拘捕时，他乘夜来我寓所，要求为他掩护，我临时给他一张我所主持的“平报”职员证，填上假姓名，才得避过日军耳目，登上火车，从容自杭州逃往内地，非但我没有履行担保的责任，反而协助了他的逃亡。

日本投降以后，毛子佩就急急赶回上海，一到就来看我，提出了两项要求，第一：今后要展开工作，身分不同，应有一所像样的房子居住；第二，想接收“平报”，改名继续出版。我很清楚自己已不再有利用价值，生命且难保，况乎身外之物的财产？当场就痛快地答应为他安排。

在旧法租界的福履理路，我有两所连在一起的花园洋房，同一大门出入，中间仅隔着一个花园，买来以后，重加改造装修后，即不曾有人居住过，我就贡献出来作为新的毛公馆，他自然欣然迁入，与他两位夫人一同居住。不幸妻妾之间，偶因诟谇，他的如夫人竟跳楼自戕身死于此。他住的是前面一所，后一所他代我送给了章士钊居住。记得一九五〇年时，这位章行老为了某家析产的事来港出任调停，当他住在香港利群道时，我因受某家长兄之托，也参加为鲁仲连，与他相见。虽然我与他是当年的上海律师同业，而且曾经办过几起对手案子，不知他是身价自高呢，还是年老健忘？通名报姓以后，他竟表示从不相识。在谈话中却忽然若有所悟，问我道：“现在我上海所住的房子，是否就是你的？”不错，房子本是我的，但既由毛子佩慷我之慨，更何况成王败寇，敝产早成“逆产”，教我怎样好意思还以房东自居？我只有惶恐答道“招待不周！招待不周”！

关于第二问题，我劝毛子佩，“平报”是一张大报，不易经营，不如接收我另一张小型报的“海报”，因在东南地区有着良好的基础，倒不失为生财之道，他虚怀若谷，当场决定，就将“海报”改称为“铁报”而继续发行。在中共南下以前，四年之间，仍行销如旧。对毛子佩而言，这是他一生际遇上的回光返照。至于“平报”，由他送给了吴绍澍，改名“正言报”，应了我那句话，始终没有经营好。

言归正传，蒋伯诚经我保释以后，自由虽然恢复，而身体仍未复原，一直到他逝世为止，长年睡在床上。但因为除他本身工作以外，他与吴绍澍公私上均有联系，上海风声紧，吴绍澍远避在安徽的屯溪，所有吴绍澍所主持的上海市党部与上海市三民主义青年团，事实上均由蒋伯诚就近直接指挥，但他以瘫痪之身，试问尚有何事可为？这一时期我不但成为他家的常客，而且是他家的特客。也不但是他与佛海之间的联络人，也且是他工作上的助手。

他在保释以后，即迁住到静安寺路愚园路口的百乐门公寓，名义上虽然已恢复自由，而在他寓所的四周，仍有日本宪兵队的密探在暗中监视，因此真正的抗战工作分子，反而明哲保身，裹足不前了。我因系保证人之故，且负有他们不得擅离上海的责任，故由佛海通知日军，为了需要经常前往探察，反而可以公然出入。每当我去时，总先由杜丽云殷勤招待，再陪同进入伯诚的卧室，立时摒退左右，就坐在他床前与他倾耳密谈。直至抗战胜利为止，他们对我的优礼，始终不衰。凡是他对我提出的任何要求，我也总是奉命唯谨，如上海市党部与三青团的经费，从此都由我一人负担，被日宪拘禁在镇江监狱的重庆工作分子，数达一二百人，由我奔走释放。当我每完成一件任务，他总恳切的对我说：你如此为国家出力，我已代你向军委会呈报备案，将来有关你的问题，也将由我完全负责。我也照例对他以微笑来代替道谢。

周佛海对蒋伯诚可说关顾备至，日常生活费用都交我送去，有事商量，总使他如愿以偿，而伯诚对佛海说，确然也有过一些真心，如一九四四年佛海兼任上海市长时，还是由他去电重庆请示的。一九四五年的初春，因不放心佛海与戴笠之间的关系，要佛海写好亲笔信后由他辗转带渝呈给极峰，以窥探真意。日本投降之后，他又托我转言佛海，力阻他随戴笠飞渝。以上各种经过，已详前书中，兹不再赘。

蒋伯诚尽管以病废之身，做不了什么事，但他的处境无疑是危险的，无日不可以被日宪逮捕，也无时不可以送命。一次他在闲谈中向我叹息着说：“人家是发的国难财，而我在沪为国家辛苦了几年，却换来了一身的病，连上海一所住宅，也忍痛卖掉了。你是知道的，这里四周都为敌人所监视，如其有一天需要逃难的时候，将连一个藏身之处也没有。”那时我自问只是对一个为国家出力的人同情，三天之后，就在旧法租界一处隐僻的所在，用了一个化名，为他买进了一所不算太小的洋房，还立即重加装修，并加添各种安全设备。等一切布置就绪之后，我把产权凭证与印鉴一并送给了他，他不但欣然接受，而且还命杜丽云亲往察看，表示出十分满意。

其实汪政权中的人冒险帮忙，只是一时利用的工具而已，不要说我，连地位与关系如蒋伯诚者，最后也逃不过鸟尽弓藏的命运。日本宣布投降后的第二三晚，我又去看他。杜丽云告诉我，他受了一些刺激，血压剧升，情势危殆，我走到他床前，看到他满面通红，正呻吟不已，一问原因，原来是听到广播中重庆任命了钱大钧为上海市市长之故。他一直以为在上海冒险工作，如一旦胜利，上海市长一席，自然无人可以与之争衡，势将非他莫属了。这一消息，使他失望，也使他冲动。我与他谈话时，在他低微断续的谈吐中，充满了愤激牢骚之语。

以后虽然曾在大西路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沪代表公署”，一时臣门如市，当年的蒋委员长又曾亲笔写给他一封全文二十九字的慰问信，可称慰情聊胜，但依照常理而论，这一公署应该是上海的最高指挥机关，而他无疑是最高的负责人，但等到天上飞下来的，地下钻出来的卷土重来之后，他却反而处处受制于人。某一天，他的儿子宇钧，因帮人交涉误被查封接收的房屋时，军统认为干涉了他们的行使权力，到门向他指责，他在气愤之下，一记耳光就把他的儿子宇钧一边的耳朵震聋了好几天。

不知怎样，连我送给他的那一所房子，也给军统查出来了，派人去向他询问。这一来，却急坏了杜丽云，连夜把内人找去，将房契与印鉴强行退回。我那时已置身缧绁，本来不知有此事，而追查财产的检察官忽然将我提审，专门审问我那所房屋的事，我当时竭力否认，检察官却妙想天开，厉声说：“你说不是你的，有什么证明？”我战战兢兢的作供说：“大老爷明鉴，如其你以为连跑马厅也是我的，试问我又怎样能提得出证明？”一次审问就在尴尬场面中不了而了。

胜利以后，我被安上了一顶帽子，抄了家，也入了狱，在法庭宣告判决以前，连生死都不知道。我自己反因既然插翅难飞，就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倒是把家人急坏了。照理最应该帮我忙的是这位蒋伯老了，但今非昔比，情形既已大变，一切交谊，早成过去，今天我仍然不能怪他的食言而肥，因为我知道他胜利后的环境，也许比之秘密工作时更坏，于是心境影响了情绪，环境也影响了他的出力。在审判中，内子曾去求他证明，他说：“你丈夫之所以有今天，就是你丈夫当年太红之故！”内子向来有遗传性的神经衰弱症，怎样也料不到他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勉强说了一句“伯老！当年是不是你都曾经唯恐我丈夫不够红的？”说完，就昏倒在他床前的沙发椅上。

大约由于内子的这一举动，激发了他对我的同情心，终于由“委员长驻沪代表公署”以正式公文送交了法院，按事列举，证明我当年曾经做过些狗捉老鼠的闲事，并派他的儿子宇钧为我到庭作证。我感激他的成全，也因为他的证明，帽子减小了，一再末减结果，渡过了九百十二天的牢狱生涯，使我今天还得优游海外。

一九四八年，当我出狱以后，我去向他道谢，那时他又搬到了王家沙的一处小公寓中，早已门庭冷落，不再有一些风云人物的迹象，只有杜丽云还陪伴着他，他也仍然斜卧在病榻上，病况毫无起色。我表达了几句谢意之后，彼此就默默的相对着。因为我正在想：过去的事，像是一场大梦！相信他也是在想吧！过去的事，真像是一场大梦！这是我与他最后的一次见面了。因为我来港以后不久，就由大陆来人，传来了蒋伯诚逝世的噩耗。此后数年，又有人说：连杜丽云都也因病而追随她丈夫于地下了！

二一一、“黑白大王”盛老三

在不寻常的时代中，往往会出现些不寻常的人物，所谓时势造“英雄”也。一般乱世英雄，固不必定有什么济世匡时的能耐；吹得了牛，狠得起心，依靠一些凭藉，拼着一条穷命，不难际会风云，出人头地，特别在战乱之际，这情形就更为显著。历史上本来就不乏其例：如一个微不足道的泗上亭长，一个皇觉寺里的酒肉和尚，也且能称王称帝，则章士钊所谓“居然吾郡成丰沛”，适见其少见多怪。所以，等而下之，不论哪一次易代，许多鸡犬同升的新贵们，也尽多是些名不见经传的屠沽之辈而已。

即以本刊所写汪政权一代而论，其中人物，除了极少数有些学识，有些抱负，尚不失为有志想创造时势者以外，其他都不过是依违其间，夤缘谋食，尽管有些人侥幸得志，而好梦易醒，竟是黄粱未熟！我一生所目击的芸芸众生之中，都逃不出“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的命运。其中，使我想到了盛老三这个人。

在抗战时期沦陷后的上海，几乎人人都知道有一个手握鸦片与食盐两大利薮，被称为“黑白大王”的盛老三，很少人知道他本来的名号。而别人却并不如此，如同一时期，同样受日人卵翼而红极一时的“苏浙皖统税局”局长邵式军，人们且绝不知他的排行为第几。

盛老三名文颐，字幼盦，是前清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的胞侄。盛宣怀的几个儿子，藉了先人的余荫，又当宋子文初自美国返抵上海，曾一度进入盛家事业圈的汉冶萍煤矿公司任事，因此渊源，在抗战以前，盛氏诸子，有些得在国民政府财政部所属的税收机关中出任肥缺。而以排行被人所称，又似是盛家的特征。如盛老四、盛老五、盛老七等人，都曾经是上海“上流社会”中的一时知名人物。可是好景不常，战后情形大变，老七于一九五一年去了日本，不久逝世，身后萧条，他的一位由如夫人扶正的妻子，还是在香港时期补行了一次简单的婚礼，而由我证婚的，听说现在在东京竟屈为一家中国菜馆的女仆。老五前数年还住在香港英皇道，已是贫病交迫，连医药费也至无法张罗。我与他本不相熟，因他自知将不久人世，由朋友约我去为他写一张遗嘱。有一天，方告落坐，刚好他家里叫来了几斤白米，一罐火油，总计不过十余元港币，而戔戔之数，竟讪讪要向我告贷。老五死了以后，他的那一位遗孀，情形之惨，更甚于老七的那一位，她最近的遭遇，就不忍言了。

现在比较得意的是老四的儿子毓度，十余年前他在香港时，同样一筹莫展，结果迁地为良，去了日本。因他祖父的关系，得到了日本人的帮助，在东京开设了一家规模不小的“留园”中国菜馆，名宦之后，卒以吃上海人所谓“油炒饭”为生。每次我去东京，有时也往那里进食，看到他对主顾们卑躬迎送。口中还不断喃喃地多谢连声，见此情景，心中自有说不出的一种滋味。“留园”原是盛宣怀生前在苏州所置的一所颇有亭台花木之胜的花园，而其令孙却移作为食肆的招牌，而且在大门口处还悬上了一幅他令祖巨大的遗影，朝服辉煌，仪容肃穆，尽管这地位有些像是司阍模样，但总是出于这位贤孙的光辉门庭，孝思不匮之意。

我并不知道盛老三过去的经历，在交往以后，才在他口中告诉我曾经在民初出任过京汉（？）路局的局长，因此，熟识了不少华北方面的日人。数十年的时间很快过去，他相识的日本人，到了抗战时期，都已跻身高位。盛老三正值穷愁潦倒的时候，日人想到了他，而要他办的却又是一件专卖鸦片的发财事业，这对他当时的处境而言，自是求之不得之事。

战时，日本人在军事占领地区，不但搜括物资，以战养战，而且大开赌禁，贩卖鸦片，以毒害中国人民来筹措特务经费。被人称为“歹土”的上海沪西区外人越界筑路地带，以及南市的华界，日人发动许多“白相人”开设赌馆，规模宏大，无数市民为之倾家荡产。至于鸦片，则委由盛老三组织了一个机构，而名字怪得很，销售害人的毒品，反而叫作“宏济善堂”。那时因为交通中断，云土、川土来源不继，日军负责自古北口及安徽亳州出产的烟土，源源南运，向华中各地倾销。街头巷尾，吸食鸦片的所谓“谈话所”，到处都是。

“宏济善堂”是沦陷区中早期唯一专营鸦片的机构，除总堂设在上海之外，各省各县，下至各乡各镇，无不有分支机构来经营其事。鸦片这一项生意，向来就是一大财源，尽管中山先生在他的遗教中指出：要靠鸦片来筹一文钱的，就是卖国贼！但“特货”一向成为国家除正当税收以外的一项最大收入。过去数十年中，秘密经费以至内战费用，无可讳言，都仰此挹注。各省的武人们更视此为生财大道，甚至战前上海几个所谓“大亨”也者，也以此起家发迹，居然由草莽而成为庙堂中的人物。盛老三一旦获得专营，财源滚滚，利润之高，自可想而知。

盛老三对鸦片原是一个外行，但在上海租界内鸦片公开时代，经营此业者以潮州帮为最具实力，郑家木桥一带，鳞次栉比，挂满了金字招牌的鸦片字号，都掌握在潮州帮手里。盛老三在经营鸦片方面，也以潮州帮中的蓝芑蓀为他手下的第一大将。但日本人总想利用中国人来为他们的傀儡的，对盛老三也并不例外。一个名叫萨多米，而有着“李剑父”中国姓名的日本浪人，才是真正的“宏济善堂”的主持人，盛老三完全受他的指挥监督。

“宏济善堂”固然以筹措日军在华的特务经费为主要目的，但因收入过于庞大，于是由李剑父经手，在华的军部以外，连日本国内的大臣及国会议员，都按月获得分润。太平洋战争以后，日本又成立了一个“兴亚院”，事实上等于过去英国的殖民部，而院长铃木，又是盛老三在华北时代相识的朋友，有此奥援，声势更是不凡。

他家住在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是一处占地二三十亩的大花园洋房，论气派之大，是那时中国人中的第一，连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的住宅，也还不足与比拟。房屋四周一带高崇的围墙，两扇乌黑的大铁门又常年紧闭，防范严密，有人往访，汽车开到门前，喇叭一响，大门上一个小洞开启了，因为门后的右侧，就是传达处，不但有司阍，而且有四名日本宪兵经常驻守。来客取出名刺，日本宪兵记下了汽车号码，用目光向来客仔细端详，认为并无可疑之处，才以电话通报。准许进见的，大铁门开启，汽车缓缓驶入，两个日本宪兵紧握手枪，立时分左右跳上汽车两旁的脚踏板上，像押解犯人似的，通过长长的花园通道，在花木扶疏中，直送至大厅阶前，那时早有屋内的佣仆接应，送入楼下的大会客厅，恭坐等待。

盛老三预约的普通宾客或宏济善堂的职员们，往往许多人约在同一时间接见，他居中上坐，放言高谈，来客们屏息而听，连声喏喏。有特殊身分的人，才被延至楼上他的烟榻畔相见，他一面抽烟，一面谈话，房中也只有一个姓罗的心腹长随随侍在侧。前见近人在报上所写的记述中，说看到周佛海的大厅上，竟然放的是金质痰盂，这才是天大的笑话。姑不论周佛海的政治立场如何，他到底还是个读书种子，又何至庸俗一至于此？况且，即使是一个金质痰盂，试问又所值几何？如要以金痰盂来炫耀他的财富，不但显得庸俗，亦见得十分愚蠢。倒是盛老三的鸦片盘中，确然放着一个金痰盂，也不过高两三寸的小小一具而已。

我认识盛老三时，他已经六十七八岁的年纪，大约由于染有太深的烟瘾，清癯瘦削，体重不会超过一百磅，望之俨然一头猴子模样。但当他过足烟瘾之后，发音清朗，精神健旺，谈数小时而娓娓不倦。他家中只有一位如夫人，本出身于长三堂子，一个弱冠的儿子，又是螟蛉而来的。如此简单的家庭，不但房屋宽敞，而且陈设豪华。一九四四年前后，上海因煤斤缺乏，实行节电，而盛家却自置发电机发电，整日灯光灿烂，全上海不知有多少巨绅富贾，能够有如此排场的，也恐只此一家而已。

我与盛老三从相识而合作的经过，说来话长。原来当周佛海随汪精卫氏由渝辗转来沪，发动“和平运动”，进而组织政权的准备时，他邀我参加。他告诉我，他的职位，虽是财政部长，但他将协助汪氏展开全面的政治工作。意思很明显，他所负的责任与所处的地位，是仅次于汪氏。我忽然心血来潮，以为搞政治，第一就是要钱，没有钱，则一切无从谈起，基于他将出任财政部长这一点上，我作出了两个计划：第一、创办一家银行，让他可以有所运用而放手干去。以后我所主持的南京兴业银行，不但开办还远在“中央储备银行”之前，而且领到了财政部的第一号银行执照。第二、我想到食盐非但一向为大利所在，而且在沦陷地区中，中国的盐政与盐业，早已被日军所攫夺，他们不但控制了产盐最多的华北长芦盐场，也占有了淮北盐场。过去经营盐业的场商、运商与销商，分得很严格，不得兼营，而这时早已紊乱不清。在东南地区，由日军直接卵翼下，成立了一个通源盐公司，主其事的为丁剑桥（伯雄）与周吉甫两人，为华中地区的唯一销商。

佛海这个人，确是有些气度的，他也决不斤斤于细节，只要你能言之成理，无不坦然采纳。我的两项建议，一经得他的同意，在汪政权建立之前，即已着手准备。此后，银行业务依赖他的支持，办得很有成绩，南京总行，在中华路自建了一所战后最具规模的大厦（胜利后被接收而成为中央信托局局址），以后在上海又开设了分行。迨佛海兼任上海市长后，事实上成为上海的市库。佛海为重庆工作，从未领过一分经费，这银行多少给了佛海一些政治上运用的便利。

对银行我已经是门外汉了，而对盐业，更是一窍不通。我先收买了一些还是前清遗留下来的运盐凭证的引票，就开始筹备。佛海同意将来淮南、松江、余姚三个产盐区域的食盐，因日人尚未染指，交给我一家收买。这应该是一个最优惠的条件，无如我本身已是外行，而延聘来的专职人员，又了无经验，如此，岂非是盲人又骑瞎马？因此，一直等到汪政权的建立，虽然分在三个盐产区成立了三个公司，而业务仍然无法开展。名义上我是个三个公司的董事长，但事实上却又一直无暇过问。

事有凑巧，不知怎样，周吉甫走通了佛海的门路，又时常出入于佛海的私宅，而佛海对他，也有着不坏的印象。有一天，佛海突然问我盐公司的情形，我只有据实答覆。佛海迟疑了一阵对我说：“通源公司几年来已办得有些成绩，周吉甫为人尚还干练，他也想摆脱日人的羁绊，重新改组，我以为你不如和他合作，较之另起炉灶要有利得多。”既然佛海的意思很坚决，于是事情就决定了下来。

我开始与周吉甫商谈进行合作的事，在我这一方面，参加谈判的还有担任常务董事的杨惺华。惺华的参加，因为我想到如盐公司办得好，将会有庞大的利润，佛海虽信任我，但我觉得总也应该有所交代，因此拉了他的妻舅杨惺华担任常务董事，以示清白。更因为惺华与周吉甫为上海交通大学的同学，在谈判时也许可以格外方便。吉甫表面上是一个十分圆滑的人，而实际却见风使舵，无孔不入。初次的商谈，就在吉甫跑马厅畔的卡尔登公寓他的私寓中。他认为惺华与佛海的关系，远较我为亲，拉得住惺华，就可以抓得住一切。因此入座未久，他就拉了惺华进他的卧室中闭门密谈，反而把我这个名义上的董事长冷清清地搁在客室中，尽管我感到他的做法过分浅显，还是不露声色，独自枯坐了达一小时有余。吉甫给我第一个印象，就引起了我对他的警惕。

以后，合作虽然还是勉强谈成了，并签了合约，由双方各半出资。我这一部份的资本，全由南京兴业银行拨付。改组后的业务尚未开始，而吉甫忽然向佛海献策，他说：湖北方面盐价很高，那里虽也在汪政权的管辖之下，但对于盐政，向由当地的日本军人包办而政府无权过问。吉甫向佛海担保，已疏通好日本军人，今后的运销，可以改由通源公司承办，只要经过再度形式上的接洽，即可实现，这是他对新公司的一项献礼。

佛海是性格极端冲动的人，对吉甫的话，也就深信不疑，他立刻找我去，欣然对我说：“吉甫确有办法，我正为湖北方面的盐政而头痛，他居然能轻轻易易地办好，这机会就不容错过。他要求双方各派一个代表同往武汉，向日军作最后接洽，你就物色一个人与他派出的代表一同启程。”佛海的话，不无使我有怀疑之处，因为通源公司虽然完全以日军为后台，而力量也仅在苏浙皖地区，我不以为吉甫真会有此办法，或许有钱好使鬼推磨，他向日本人答应了一笔很大的代价，来换取这项权利，若真是如此，就不能不考虑到条件的内容。

吉甫的代表是芜湖分公司的经理，姓名已记不起了。我则派了一位向无人知的李正兆同去。正兆是一个日本留学生，外表看来十分拘谨而老实。我给他的指示，要他装成完全不懂日语，任何与日人交涉，他只要静坐倾听而不必参加任何意见。但要把每天的工作情形与谈话内容，详细纪录。半月以后，他们从武汉回到了上海，正式向我报告，在与当地的日本驻军与特务机关谈话中，证明了吉甫事前与日军方面并无任何接触，他向佛海说的话，不但是一种买空卖空的手段，而且完全是投机取巧。他派去的代表向日本方面的说辞，明言通源公司最近改组了，由周部长参加了一半资本，因此希望日本方面看在佛海的面上，让出经营食盐的权利。而这次接洽的结果，事实上也并未获得任何进展。

我不清楚吉甫是怎样向佛海搪塞的，因为他们由武汉回来以后不久，佛海又找了我去，我知道定然是为了湖北销盐的事，就携带了李正兆的一份武汉之行的谈话纪录。佛海似乎还并不曾知道此事已经失败，自然更不知道与日人谈话的内容，他表示出吉甫的报告，仅为尚未获得预期的结果。我笑笑说，这一件事，在我表示意见之前，我想先请你看一份在武汉与日军部等谈话的纪录。他取来看了几页，脸上就表露出非常愤怒的神色，把这份纪录一掷说：“周吉甫这家伙真是岂有此理，不但把我来招摇，又岂能向日本人说我一个财政部长而可以参加投资经营食盐之理？”佛海说完，立刻呼唤他的副官厉声说：“今后不准周吉甫到我家来。”经此一幕，我不必再有所说明，与通源公司的合作，自然就此完结。

以后，通源公司也终于结束了，照理，通源在东南地区的统营食盐，还在汪政权建立之前，不论从历史上及日人的关系上说，都已根深蒂固，这是否受了佛海的影响，我不得而知。但继起经营盐业的，就是盛老三，这却给予佛海以更多更大的麻烦。

由盛老三主办的、叫作裕华盐公司，也许由于他办理宏济善堂，为日军开辟了一大财源，因此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正因为他有这样的靠山，于是就不把汪政府看在眼里。形式上，盐政应由汪政权的财政部管理，一切业务，都要经由财政部批准。但裕华常有不合理不合法的事向财政部呈请，佛海就予以批驳，而批驳之后，日军驻华司令部却又以种种军事上的理由，行文财部，为盛老三支援。这样，常使佛海陷于非常狼狈之境。这种磨擦，而且在逐渐加深，竟形成了一个私营公司与一个政权对立的状态。盛老三又常于得意之余，公开对佛海加以口头上的攻击。尽管如此，在他的内心上，为了财政部到底是他的一个主管部门，他不能事事向日军声诉，也不能事事仰仗日军出头，军部更未必能使佛海件件屈服。这情形的延续，使双方都感到了无比的困扰。

佛海曾经派人向盛老三那里暗中斡旋，但数易其人，而迄未能有何改善。一天，佛海向我赤裸裸地谈到了这一件事，而且希望我能打入盛老三的圈子，使他能够就范，我也觉得不容推辞。

在有意无意间，我终于结识了裕华公司的两位大将周旭初与恽艺超。他们当然知道我与佛海的私人关系，而他们在平时，总也听到盛老三谈起财政部所加给裕华公司的掣肘，因此，相识未久，就深入地谈到了这种种问题，终于有一天他们为我介见了盛老三。盛老三平时架子很大，平常人轻易莫想见他，这次主动约我，我已知道对这一任务有了几成希望。初次在金神父路与他见面时，在我面前，他还故意恭维了佛海一阵，但又明显地表示出他与日人间密切的关系。但既然他约我是有目的的，也就不能不透露出办理盐务上的困难，而希望我能向佛海有所解释。

到了这关键所在时，我就老实不客气地单刀直入说：我知道你和周部长之间，过去不免有些误会，这只是由于双方隔膜之故，我以为只要有人能从中解释，那什么事不可解决？但中国的内政，如盐务那样由你经办的事，而要事事由日本人来出面代向当局进言，即使成功了，也将使日人怀疑到你的力量，我以为这与你的面子，多少有些不太好看。他听了我的话，倒并未老羞成怒，反而表示出一副诚恳的态度说：“那末，你肯不肯作为今后我与周部长之间的桥梁呢？”我自然答应将尽力而为。

果然，此后盛老三与佛海之间，由我从中奔走之后，居然在表面上化敌为友了，这发展而且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快。因为盛老三知道我也在淮南、松江与浙东地区办有三家盐公司，他也明知道这与佛海有些关系。因此他建议三公司与裕华合作，统一办理，以收事半功倍之效。我转告佛海，取得他的同意之后，就实现了这一计划，我在裕华公司又投下了该公司百分之五十的资本。

裕华不仅资本额大，而且每当盐泛，就得向盐民大量收购，流动资金的需要尤多。投资裕华是由银行筹付的，但我这家银行也并非力量雄厚得可以经受得起任何风浪的。因此我与佛海有个约定，投资由我负责，如有盈余，全部移作为佛海政治工作上的运用，特别因为他所负起重庆政府的工作，总不能开支到南京政府的账上。但如一旦我银行因投资而出现现金不敷时，不能不请他全力支持。因而他曾经写给我一张给中央储备银行各局处长的手谕，要无限制供应我这家银行的头寸。这事无疑会使中央储备银行的人感到惊诧，但谁也不知道他的动机与真正的内幕。

佛海的作风也确是可爱！他绝不拖泥带水。自从我与盛老三在盐业方面合作之后，他告诉了财政部的盐务署长阮毓祺，任何盐政要先与我商酌，各地的盐务管理局长，也几乎全由我保荐，这样使我取得了无限便利。裕华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食盐的加价，过去争执得最厉害的，也是为此。自从由我居中联络，每一次要加价，均由裕华先于事前提出一个数字，经我与阮毓祺商酌后，依实际情形加以核减，再报告佛海而定案，裕华等候我的通知，才正式备文向财部呈请。说来可笑，佛海大刀阔斧，不避嫌疑的作风，又往往使我受到了若干不虞之“毁”。因为裕华的正式呈文，是先由我迳交佛海，由他核批后，再送财政部收发室，等主办人员看到，部长却早已在上面批示决定了。为此，财政部方面，又对我作出了种种的猜测。

事情已过了将近三十年，到今天已再无将内情掩饰的必要了。在裕华每一次加价中，是暗中约定了每担提出若干数额交予佛海的。因为我是经手人，不能不在手续上搞得清清楚楚。办法是这样的：裕华在我银行中开了一个化名的户口，解款簿在裕华，支票簿交佛海。每月再由裕华交给我一张销售清单，盐务署也凭各地管理局的报告，制成销实数的表格，用以作为两者的核对，我再将银行的月结单一并送交佛海，这样做，数额不会错，经手人自也无从中饱了。

胜利以后，各方对佛海不断有聚敛的传说，这因为他主管了汪政权的财政、金融两大部门，就不免有想当然的成份在内。即以我所清楚知道的在我银行中的这一户而论，却时常会出现赤字。我行里的职员不知道是谁的户口，记得签字是写的一个“飞”字，竟有过因存款不足而退票的笑话。佛海并非是一个圣人，白骨早枯，我也不必定要为他掩饰，但到底他还有一些书生的气息，又自恃与蒋先生的关系，又正在为重庆冒险工作，他一直对未来存有天真的幻想，又何必于此时搜括以自毁其前途？

说来惭愧，合作以后的裕华盐公司，无可讳言，曾经赚过不少钱，但对我来说，结果却遭到了巨大的损失。参加的资本当然不能半途收回，而收盐时的流动资金，又需要各半筹垫。一九四五年胜利的那一年，余姚场食盐增产，裕华一口气就收了上千万担，以战时交通关系，都搁在当地盐场。而两颗原子弹迫使日本投降了，这许多收来的食盐，也自不及抢运。使我代佛海投入的资金，以及临时垫付的款项，全部血本无归。

盛老三这个“黑白大王”，在当年的上海，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记得胜利上一年的冬季，他刚逢七十生辰，就在他金神父路的寓所大张寿筵，邀来了南北名伶，日以继夜地整整唱了三日三夜的堂会，满院笙歌，人头簇拥，好一派的荣华景象也！但这只是他一生中回光返照的一刹那。

胜利以后，他的住宅不久即为中统所接收，那年的十月中旬，也被拘捕后羁押在上海军统拘留所的楚园，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军统对他也另眼相看，知道他烟瘾深，特许他在内公然吸食，依然一榻烟霞，横陈笑傲。但数月之后，又与杨揆一、罗洪义、沈长赓等四人，解往南京，最后判处了无期徒刑，终至瘐死狱中。

一九四八年当我出狱以后，一天收到他托人转来的一页纸条，上面仅写了六个字：“雄兄，请来救命！”我特地去了南京，往老虎桥监狱探望。见到他更老、更瘦、更憔悴了，以当时的健康情形而论，即使恢复自由，也将活不了多久？他要我为他向当局疏通，早谋出狱。试问我这劫后余生，还会有什么力量？说了几句空言慰藉之后，就匆匆告别，这是我与他的最后一面了。

二一二、倚病榻，悼亡友

飘泊在天南的海角，不知不觉已渡过了二十多个年头。在过去的岁月里，每天晨起读报，不时会看到有相熟的人或至好朋友们的讣告，出现在眼前。他们为了苟全偷生而来，但终于受尽了煎熬之后，长辞人世去了。在悼惜之余，我总为自己庆幸，尽管旅中生活，偃蹇了无善状；也尽管势易时移，受尽人间白眼，而我却能浑浑噩噩地忘记过去，不计将来，只求得存一息。因能忘我，于是能在过去二十多年中从未病倒过一天，常常还以自己六十八岁的高年，仍能有四十八岁的健康，而且还保持着一颗二十八岁年青的心，也一直以此自慰而自豪。

可是这种聊以自娱的仅有心情，在一九七〇年两场大病以后，就完全幻灭了。还记得去年七月二十三日，“大人”杂志编者沈苇窗兄约我在大人饭店晚餐，那晚菜肴既丰盛而又精致，不禁频频下箸，已觉食得有些过量，不料最后又端来了一个大“一品锅”，这本是家乡卒岁时的珍肴，不尝此味者亦已二十年，乃有如遇故人之感，于是又恣情大嚼，饭后虽微觉饱胀，而越宿就已无事。到第三天的七月二十五日，方在办公室洽事，苇窗兄来电话说有事见访，我还说一定等他相见。讵放下听筒后不久，忽觉胸口作呕，周身发冷，一按额角，竟已火烫，于是不及等他的光降，就匆匆返家。

当晚寒热高至摄氏三十九度，不时呕吐，因为第二天是星期，不克就医诊治，以后接连四日，经针药兼施之后，体温虽已回复正常，而精神却日趋萎顿。三十一日晨起如厕，发觉大便乌黑而有光彩，宛如印刷用之油墨，急持赴医生处查验，断为胃出血，一量血压，最高已仅得八十度，自觉已陷于半昏迷状态。医生以失血过多，要我立即入医院输血，那时身体渐觉不支，连说话亦已无力，回到家去，就倒卧在床上，懨懨待毙。刚有朋友来探我，他认识一位可以输血的医生，立刻扶我起身，赶去诊治，原意本为输血，而一经测量血压，竟又剧降至最高仅得五十度，一探肛门，全是黑色的瘀血，他认为输血已无补于事。因已濒于休克状态，如再迟两小时，因失血过多，势将不治，除非立即一面输血，一面施行手术，尚有万一之望。我那时已完全丧失了思考能力，只是呆呆地望着医生，朋友代我决定了，立刻送往九龙圣德肋撒医院，先作一切必要的准备。到当晚八时二十五分施行手术，至九时十五分毕事，把胃部割除了五分之三，发觉上面已穿了四个小孔，还幸而将割下的患部送去检验后，证实仅是溃疡，尚非癌症。

在施行手术时，因全身麻醉、一任摆布，虽有切肤之痛，却能了无感觉，但苏醒以后，臂上因输送血液、盐水以及葡萄糖水，吊着一条橡皮管，数十小时中不能移动，鼻孔中又插入了另一根橡皮管直通胃部，不时抽出黑色的瘀血。创伤部份，稍有转侧，即痛楚难当，真有如被凌迟处死之状。人也迷迷糊糊地时醒时睡，面部表情又忽笑忽啼。一只可以移动的手，食指更不停地在被单上钩划，作爬格子状。护士们注意着我莫名其妙的动作，她们哪里知道，这个垂死的病人，这十余年来，正以衰残之岁，日夜以此作为疗饥的职业，不意习惯竟成自然，病中犹且不忘其本职，是诚大可哀矣！

留医了十天，先后输血达五磅、刀口也缝合了，总算又把残喘苟延了下去。但是体重减了二十磅，偃卧起床时，就会一阵昏眩，摇摇欲坠，形销骨立，变得真有“扶上雕鞍马不知”那一份弱不禁风之概。不料祸不单行，十一月十三日起又患了另一场大病，忽然小便作黄褐色，大便作蓝色，肤色泛黄，高热又作，一验血，才知是又患了传染性肝炎症。医生说：肝炎症虽无大碍，但如不节劳，一旦变成肝硬化，就成绝症。他要我终日睡在床上，不起身，不操作，严禁油质，而要食大量的糖份。无如我在上一年四月赴日本时，刚应允再为他们写一本新书，约定字数达二十五万字，迁延已久，乃不得不力疾舍命赶写，因此复原较迟，缠绵又达三月。对我来说，一九七〇年真是太不幸的一年。

活了这一把年纪，可以算得已是百劫余生，一生所遭遇的坎坷，不一而足。一九四五年，在一场政治运动中失败了，蚕室腐刑而外，更有破家之痛；一九五一年投笔从贾，全军尽墨，又不意会尝到饥寒之苦！一九七〇年这两度大病，在进入手术室的时候，自维衰弱至此，也许将不复回生，真觉生死只是一间耳！因一生历尽了艰苦，也就洞澈了人生，在飘泊的二十年中，意志本已极度消沉，自经疾患，益觉万念皆空，所不能恝然忘怀者，则以过去多得朋友的奖掖扶持，始能混迹于社会，因此在病榻上，无时不在追念故人。尤以一九七〇年中，在香港的寥寥朋好中，胡叙五、陈彬龢、朱省斋三兄先后淹化，回念半生交游之往迹，自不能稍已于悲怆。

上海是一个奇特的地方，五方杂处，伏虎藏龙，其间最特出的人物，无疑是杜月笙。我既是记者，又为律师，但与杜氏却无丝毫渊源，自更不会认识在杜左右有胡叙五这样一枝健笔了。

这还是十余年前的事，我方为天文台报及春秋杂志写稿，有人介绍叙五以“拾遗”笔名写的那部“杜月笙外传”投刊春秋，编者姚立夫兄以原稿见示，想取决于我。读了开始的几行，就觉得意外的好，我一向认为为杜月笙这样的一个人，自然不失为极佳题材，但任何人有他的长处，也会有他的缺点，更何况于他。所以为杜氏立传，褒贬之处，下笔颇难得当，而叙五以与他多年宾主之情，知道得多而翔实，评论得生动而中肯，文字的优美，反成余事。在春秋连续刊载中，他不时亲自送稿，而此时彼此仅目逆而未交一语。

直至他那册单行本问世，因印刷与发行上的种种问题，使他煞费踌躇，我忍不住将我经验上所知道的告诉了他。而一经交谈，此后的十余年中，就时相过从。叙五状貌如三家村学究，木讷又如一谦谦君子，对同文中稍有一得的人，即服膺勿替，说话带有浓重的安徽土音，虽讷讷不出于口，但嫉恶如仇，极富正义感。他因曾为杜月笙佐笔政，过去时与侠林中人交游，最难得的就是他能不沾此中习气。叙五下笔轻灵，辞意茂博，如以貌取人，会不信是出于其手。

在最近数年间，他孑身客寄，仅持笔耕为活，人情冷暖，时遭拂逆，尤以眷属困居大陆，备受摧残，由于处境的不佳，流露出性情的急躁，每以小故，辄发盛怒，又常因稿件上的问题，大起纷争，而颇承不弃，总由我出面片言解纷，这种反常的现象，我早为他的健康耽忧。还记得去年春，有一天与他同饭，匝月不见，叙五显得憔悴而萎顿，他本豪于饮，那天竟涓滴不入口，而咳呛频频，咳声亦有异于寻常，我更确信他的病况已到了严重的阶段。

至去年四月初，我因受邀赴日演讲，正摒挡准备启程的前数天，忽得“春秋”杂志伍爰嫂的电话，谓叙五已因病亟送入玛丽医院。翌日，我们就约了省斋、憨珠、陈孝威夫人、爰嫂与韦窗兄等同往探视。他偃卧在三等病房的一张病榻上，上面高悬着的一瓶血浆正在为他输血，他发音虽较微弱，但神志仍极清明，完全看不出是已危在旦夕的人！我还以为稍加疗养，他年事不算太高，总还能霍然全愈。我们略加慰问，却即珍重道别，不料这竟然是与他最后的一面了。

第二天，知道他病况已有转机，正为他庆幸间，不意到第三天的清晨，他自行起身漱洗，因无人扶持，稍一倾跌，就此一瞑不视。他在客中，没有一个家属，也没有一个亲戚，寥寥十余朋友，为他在殡仪馆草草办妥了饰终之典，就送往火葬场火化安葬。从此，宿儒又弱一个，在客中，谈得来的朋友又少一个！

在赴日的飞机上，叙五的声容笑貌，还时萦脑中，念到朝露人生之句，不禁无限低徊。又哪里想到，抵达东京之后，又与一个数十年老友的陈彬龢再演出了诀别的一幕。

人们对于彬龢有着种种不同的看法，也因此有着种种不同的评论，我自以为在数十年的交往中，知道得他很多，但知道得越多，却越是觉得了解他得越少。他是尘海中的妙人，尤其是文化界中的奇人。且不要看他肥胖秃发，貌不惊人，一口苏州官话也且语不惊人，而行动十分飘忽，说话每流于高调，但先后却能受知于陈济棠，在港创办“港报”，以黄炎培的汲引，于战前史量才革新“申报”时，人材济济中，竟延其参加笔政，太平洋战争突发，他由港抵沪，在日人接收上海两大报“申报”与“新闻报”时，逐鹿者不知有多少人，而“申报”社长一席，却为他轻易取得。

他并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甚至我不知道他的学历，但他在教育界先后担任过上海启秀女校，有名哈同花园附设的仓圣明智大学的教席，又做过澄衷中学的校长。我没有读到过他亲笔撰写的洋洋大文，而他批评别人的写作，不能不说有他的一种见地。甚至他写给朋友的信札中，文言与白话杂出，决不类是此中高手，但，他在战前，商务、中华两大书局中，就出版过不少他有关文艺等的著作。在他为“申报”写社论时，家中就延聘了不少有名的文士，由他口授大意，而由别人为他执笔，胡风就是其中的一人。在港时，他说为日本与美国写稿，而从未看到过报刊上发表他的文章。他不事生产而举止豪阔，在他过去的早期半生中，总有人为他作经济上的后盾。

在他一九六七年赴日定居之前数年，忽然又于极度潦倒中否极泰来，酬酢宴客，几无虚夕，一方面他确是好交游；也不能不说有些不脱苏州人爱好空场面的积习，所有朋友都惊讶他不必要的挥霍，但所有朋友，谁也不知道他经济的来源。在宗教信仰方面也是如此，在上海，他是佛教会的副会长，在胜利后的逃亡时期，他以天主教徒的身份获得掩护，来港以后，又成为一个基督徒，改名为“陈约翰”而长时期出版基督教刊物。十余年前，他于战后第一次去日本，而且还以代表身份参加基督教的一次大集会。

在私生活上也是如此。还记得战前上海有过“上海市民节约会”，由上海“三老”之一闻兰亭任会长，我与他分别担任副会长，我自问是一个浪费无度的人，内愧于心，从不敢出席一次，他却十分热心提倡，在“申报”的社论上也常常发表劝勉市民节约的鸿文，他以身作则，家中且以杂粮作主食为市民之表率。不过说来可笑，那时上海最豪华最昂贵的西菜，首推跑马厅畔国际饭店十八、十九两楼的“云楼”，我与他几乎每天携艳侣，恣笑谑，以此处为最多饮宴之处。我创刊的“海报”上，唐大郎写了一篇“云楼两豪客”，备加讥刺，所谓“两豪客”，指的就是我与彬龢。

尽管我与彬龢是上海新闻界的同业，但在战前，相见仅一颔首而不交一语。太平洋战争以后，他已由香港来到上海，有时在公开场合相遇，因为他总是与日本人一起，说来也许读者认为难以置信，我与许多朋友们虽然参加了似是“亲日”的政权，但见到真与日人沆瀣一气的人，却总是侧目相看，因此，与他还是保持着相当距离。与他的订交，是在他担任“申报”社长之后，那时我在上海也创刊了一张“平报”，业务上就未可避免地常有接洽。上海那时不时举行市民大会，绝大多数由我和彬龢轮流担任主席，因此，见面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多。从周佛海兼任上海市长以后，网罗了当地所有的名流如李思浩、颜惠庆、冯耿光、周作民、唐寿民、朱博泉、吴蕴斋以及三老的闻兰亭、林康侯、袁履登等，组织了一个性质等于市参议会的上海市政咨询委员会，虽由李思浩担任主席，而事实上一切对内的接洽，对外的活动，都以彬龢和我为中心。太平洋战争后期，日本的失败已成定局，佛海正奉了重庆的密令，着手准备一切策应反攻的敌后工作，对十分活跃而与日人有较深关系的陈彬龢就特别加以注意。

从彬龢一切的表现来看，他不但亲日，而且是媚日，“申报”上对日军的作战，有过分夸张的渲染，他不但对重庆政府，而且以有日人为靠山之故，对汪政权中人，也同样指名攻击。彬龢的性格，有时十分冲动，在报上，集会上发表的言论，但求一时之快，不问后果，时时提出激烈的主张。又因他与日人之间，海军、陆军，外交方面，似乎都有一些关系，而外人又莫能测其底蕴，那时所有东南地区的人，也都以他为一名道地的亲日汉奸（前数年，他在“春秋”杂志发表过一篇“一个汉奸的自述”一文，他既不自讳，因此我也只好如此写了）。佛海深恐有这样一个中国人，会使他的工作受到阻扰，因此给了我一项严密监视他的任务。从此，是他参加的团体，我也一定参加，是他活动的目标，我更份外注意。每天报上，总见到他与我一搭一档地把名字相连在一起，因此也有人误会我与他是一狼一狈。

但是彬龢在这方面却成功了，他对朋友，不能不说是有着一份热情的，那时我住在法租界的福开森路，他住在赵主教路，相距咫尺，每天清晨七时前后，他由家里出门，第一个就来看我，同我商量当天的工作，以及征询我的意见，而且他也总屈从我的主张。我为他的诚挚所感动，原来奉命监视他的，反而在佛海前为他解释而渐渐获得了佛海的谅解，如其不是原子弹促使日本投降，汪政权曾经有过使他出任粮食部长的拟议。现在想来，彬龢之所以发出似乎不避嫌怨的议论，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当局的注意而自显其地位，这是高明而又冒险的一着，他一生行径，大抵类此，也不断有过若干收获。

彬龢常常自承为“汉奸”，我曾与他有过好多次的争论。我说：“如果是‘汉奸’，即是出卖了国家民族的败类，一旦自己觉悟了，就应当自杀以谢国人。但如认为当时的所以如此，还有真正为了国家或民族的其他原因，乃不惜自毁其声名而从事一项不为人所谅解的任务，则别人加给他的一顶帽子，即万无自承的理由。”而他则以我为迂腐，处于危险边缘而不自知，贻祸人民而不自觉。我对他政治上的作为，外表的行动与内心的反映，大异其趣，因此同样也难以了解。因为在大战结束的前夕，有一次他曾经对我这样说：“你们不要太自作聪明，以亲日为幌子，而与重庆暗通款曲。你们以为日本人真是傻瓜而对你们的秘密毫无所知吗？果然这次战争，日本已是败定了的！但他们还有几百万军队在这里，随时收拾你们是太容易了，你们的牺牲将是无可避免的，但如日军迁怒而在投降前大肆杀掠，这是你们害了地方，也害了百姓。那时，也只有我陈彬龢可以挺身而出，日本人相信中国人中尚有如我那样真正是日本朋友的人，我的说话，就有了分量，到了这最后的关头，也只有我可以发生一些阻止他们的作用了。”彬龢的话不能不说自有其相当理由，于是对他一直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彬龢性格上的冲动，特别表现在用钱方面，这十年来，他过着十分优裕的生活，开支的庞大，谁也不知道如何挹注，而使朋友们都为他耽心。他可以把艰难告贷而来的钱，于一日之间，浪费净尽。有时邀人饮宴，已到了酒楼，而身边仍不名一文，他会临时以电话请朋友送来应付。到了一九六七年，香港正在大骚动时期，他经济上已到了山穷水尽之境，不幸又患上了老人常有的摄护腺症，一度进入医院施行手术，出院以后，就悄然买棹前往日本。迁地为良，他原想改换一个环境，以图重振旗鼓，哪里知道从此与世长辞，终至葬身异国。

我每年为了卖文之故，照例去日本两次，在彬龢抵日的最初一年多的时间内，他依然酬酢频繁，举止豪阔。前年十月，我到东京的第二天，他就来逆旅看我。已患了风湿症，眼疾，且有血管硬化现象，他告诉我他的经济来源已告中断，正在另谋出路。由于健康的衰退、经济的艰窘，流露出无限伤感，最后且潸然下泪了。

一九七〇年四月，我又去了日本，因朋友告诉了我他的情况，我急急的约他见面。本来由他的住所到我所住的旅馆，汽车的行程，仅需十五分钟，而我等待他一小时有余，始见他蹣跚而来，形容的消瘦，又使我几乎不认识他了。在卧室中落座以后，我首先发觉他手部颤抖，竟至无力端起一个茶杯。语音含糊，发言无条理而不相连续，神志已在若明若昧之间，记忆力也濒于丧失。

在短短的半小时谈话中，他提到了日本一个知好朋友对他的势利刻薄的情形，大哭了一次；再提到一个日本小姐当他有钱时曾呵护备至，一旦艰窘，就反面若不相识，且有逐客之意，再大哭一次。最后又说到留在大陆他所最钟爱的幼女即将结婚，但男方提出的条件，必须与他断绝关系，到伤心处，再大哭了一次。他一向是极端乐观的人，在最困难的时候，总说“天无绝人之路”，那天的情形，已显出他有了绝望的感想。他一面说，一面又从他带来的一个大纸包中，取出了侨日的身分证，向各医院诊病的门诊证，还有张季直的年谱，说要把它重印，最后还送给了我一帧他的近影。我与他相交数十年，过去从未送过我照相，这一切，都显示出不祥之兆，而终于这次的晤谈，成为诀别，也是香港他的无数友好中成为最后见到他的人。

竟然从那天起，他完全陷于精神错误状态中，那天与我握别以后，即未曾回到寓所，流浪在街头，有时竟闯入不相识者的家内。在我留日期的不到一个月中，曾三次进入警局而由朋友们代他保出，最后就把他送入了医院，缠绵四个月，终于在一九七〇年八月卅日午后五时五分，逝世于日本茨城县水海道市的厚生病院。古人说：盖棺论定，但我与彬龢，当他盖棺之后，对他仍然无法作一定论。

一九七〇年的十二月九日，朱省斋兄又突然逝世了，在报上看到他的讣告以后，使我十分震动！那时我正在患肝炎症，卧病不起，竟不克赴灵前一吊，尤其感到了无限的歉憾。

省斋兄在留学英伦时，很早就在巴黎遇见了汪精卫氏，从此就注定了他前半生的命运，他一直被目为国民党改组派的少壮人物。我的与他相识，还在东北事变发生后，汪氏由法赶回共赴国难之时，他为汪氏主持宣传工作，我因服务在上海的新闻界，就不时与他接触。到了抗战，他由港到沪，一起参加了汪氏领导的和平运动。他不但与我同为复业后中国银行的董事，又同为周佛海左右十人组织的一员，因此，我们更有着金兰之谊。那时他虽先后担任过组织部副副长、交通部次长等职，但他志不在此，也从不在此中热衷奔竞。他为人诙谐风趣，是典型的名士作风，因此他最大的兴趣，还在一手创刊的“古今”杂志。他网罗了当代所有的文豪，为“古今”撰稿，一时成为东南地区最畅销也最有分量的定期刊物，而“古今”的社址就设在我上海亚尔培路二号的一处地方。因此不但五年之间，我们朝夕相见，有空时非去饮宴，即同雀战，可是他正在春风得意之时，忽然骤萌退志，远离这政治漩涡，在一九四四年，悄悄地举家远去北平，闭门谢客，以读书看画为乐。

在香港二十余年中，他已成为中国古代文物的赏鉴专家。以他的天赋聪明，兼得他丈人峰长乐梁众异氏之指点，又因先后与吴湖帆、张大千交游，耳濡目染之余，又寝馈于此，乃卓然有成。近来他的著作中，也十九属于谈论古今的书画人物，远至美国，每遇珍品，辄先央其作最后的鉴定，以为取舍之标准。

最近两三年来，因为他与我都是到下午才去上班的，几乎每天就会在轮渡上相遇，相遇也必然先同往附近咖啡室中小坐，从此习以为常。前数年，他曾经患过严重的心脏病，有时在途次看到他憔悴瘦弱，行动迟缓的情状，一直为他耽忧，但他以乐观的心情，又以书画陶冶，身体竟然逐渐转好，面部的痛容也已消失，又恢复了青壮年时代谈笑风生的常态，我为他庆幸而他自己也以此为慰。一次他与我谈到了往时的朋好，他说：“当年我们义结金兰的十人，现在犹偷生人世的，也只有我与你了。”我看得出他谈话时的表情，有着复杂的感想，为朋友的逝世而悼惜，又为自己的健康而欣慰。我真以为他吉人天相，期颐有望。

去年四月，也在他吊过叙五的丧后，与我在同一时期去了日本，我是为了一些俗务，而他是去欣赏一些流传在那里的中国古代名画。闲来无事，每天总相约在帝国饭店的咖啡室中见面，由于此行他有些超过预期的收获，因此精神就显得特别愉快。大家事务办完了，又相约同机返港。在飞机上，我首先发现了他的宿恙并未全愈。飞机遇到云层，不免有些震动，他搭机不是第一次，应该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影响，而他竟然惊惶失措，连面色也有些变了，与他并坐的我，觉察到他心脏仍有病态而深为之感到不安。

说来似乎是迷信，当“大人”杂志创刊之前，苇窗兄拉他写稿，第一篇他写的是以往半生中的若干赏心乐事，而安上的题目竟然是“人生几何”，发表时偏为他改易了，他还为此而有些不怿，且一再为我言之。他对“人生几何”这一句成语，不知何以偏好得会有些流于固执，终于他为另一杂志写了另一篇“人生几何”，出版以后，又欣然指给我看。言为心声，现在想来，也许省斋那时的心理上，早有此不祥之感了。

当我胃部施行手术时，因为不愿惊动亲友，事实上在入院以前，早已陷于半昏迷状态，也已无力通知亲友了，但在我病中，他多方探问，表示出异常的关切。大约是一九七〇年的十一月十一日，是我与他最后的一面了，我们又在常去的咖啡室中会面，他看见我病骨支离的样子，殷殷嘱咐我还要加以调养。我想到他已是六十有九岁，我说：“明年是你的七十大庆了，以你早几年的病况而能霍然全愈，更值得祝贺了。”他竟然说：“真是人生几何！明岁的贱降，拟约少数的亲友，欢聚一天。”又哪里料到，这一天就永远不会来到了。

他逝世那一天，晨起还偕同夫人同出早餐，回家以后，坐在客室中的沙发椅上，忽然觉得胸口有异常的痛闷，神色又转而大异，他夫人知道情况严重，立即延医诊治，迨医生来到，早已返魂无术。那时我又患着肝炎症，在病榻上看到了报上的噩耗，使我无限震悼，相别还不及一月，而从此人天永隔，使我也更有了“人生几何”之慨！

二一三、“海报”的创刊与停刊

提起“海报”，它是汪政权时期在上海地区风行的一张小型报纸，其事距今，已将近三十年之久，过去种种，早成陈迹，但是这张小报，不辞自我标榜之嫌，尚有其不同凡响之处。它在东南地区的行销，曾创过新纪录，内容的活泼生动，在在能引人入胜。记得创刊两周年纪念之日。我在上海金门饭店广宴同文，一堂济济，朱凤蔚在签到簿的封面上题上了“宾主尽东南之美”七个字，除了我这个主人庸碌无能，愧不敢当之外，而为“海报”撰稿的同文，妙笔生花，的确都是一时之选。其实“海报所能引以为荣的，也正止此而已。”

报纸是历史的纪录，关涉到某一时代的政治、社会与文物，尤其“海报”创刊在历史上一个不寻常的时代，而行销的区域，又是在胡骑纵横下的沦陷地区，尽管“海报”极力避免谈论政治，也总脱离不了受政治的影响，今天来追述过去的艰危，依然足以反映出当时的情景。在香港及东南亚各地现在还有着不少曾为“海报”长期撰稿的朋友；更有着无数爱看“海报”的读者，拉杂写来，好一起去追寻旧时的梦境。

“海报”这一名词，本来是专指戏院在街头张贴开演剧码的招贴而言。我与梨园行向无渊源，“海报”又非专谈戏剧的刊物，所以抄袭这一名词，说来可笑，因“海报”不仅是在上海创刊的报纸，当年上海的许多朋友，往往说成我是一个充满海派作风的人物，我无从否认，而且也不想否认。事实上，我想创办的一张小型报纸，内容也希望十足表现优良一面的海派作风，那末，叫它做“海报”，不是十分贴切吗？

我之所以创刊这一张“海报”，虽然只凭一时的心血来潮，但也有其复杂的内幕。当我于一九二四年投身报坛之时，上海尽管有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与商报六张大型日报，而最受读者欢迎的却是三日一出版的小型“晶报”。“晶报”原为“神州日报”的副刊，“神州日报”停刊了，而“副刊”却单独发行，由余大雄主办，而为该报撰写的有张丹斧、袁寒云、毕倚虹、钱芥尘等人。“晶报”臧否人物，指桑骂槐，内容多姿多采，文字的尖酸刻薄，为板起面孔专发高论的大报纸所万万不及，我对此早有效颦之意。

大约在一九三四年前后，由于友人张恂子的怂恿，就曾办过一张“今报”，体例虽大致与“晶报”相仿，但问心却并无影射之意。但“今报”的“今”字依上海的读音，确与“晶”字相近，当定名的时候，只顾字义而疏忽了字音，“晶”报却指为鱼目混珠，张丹斧在“晶报”上撰文大肆讥评，当然我也不甘示弱，立予反唇相讥，因为丹斧的笔名是丹翁，因此在我反击的文字中说：有人骂赤佬（赤佬是上海通常骂人之语，意谓鬼），丹翁是否就以为骂的是他？但是“今报”办了十期就停刊了，那时我因执行律师职务，无暇兼顾，内容也确然不如理想，而我对这一次的失败，数年之后，还是耿耿于心。

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我放浪不羁的性格，更其因为做久了新闻记者，洞悉政治的黑暗与齷齪，一直对于所谓政治，十分厌恶，却偏偏为了友情关系，无意中卷入了那次的政治漩涡，一九三九年起先后在南京与上海，创办了两张半官性的大报——“中报”与“平报”，半官性的报纸，就不能不打些官话，每天愁眉蹙额地要看要写那些言不由衷的官腔，内心上的反感，早已与日俱增。忽然想到有着“平报”现在的基础，一切人力物力都不必外求，办一张只谈风月的小型报，大可用以自娱娱人，于是“海报”就在我这样的心理状态下问世了。

“海报”也并非顺利产生，因为办报，就得向当局申请登记，也尽管我与当时的主管人员有些交谊，但在战时，白报纸早已实行配给制度，为了核准登记，就得配给纸张，这一关就很难打破。我特地去南京访问了宣传部部长林柏生，等我陈述了来意之后，他说：“你手上已掌握了两张报纸，何苦另起炉灶，再办第三张？”我说：“性质完全不同，南京的‘中报’与上海的‘平报’谈的是国家大事，而未来的‘海报’则是专谈风花雪月的。”柏生说：“在这个非常时期，是否需要那种软性的刊物？”我幸而执行过几年律师职务，习于诡辩，装成理直气壮的样子对柏生说：“报刊称为精神食粮，那末，大报有如米饭或面包，有了米饭或面包，是否还应当有些副食，因之，连大报在言论与报导之外，也还有副刊。我理想中的那张‘海报’，即使连称为副食也不配；那末，就算它是副食以外的香烟吧，战时既给米粮，供应副食，也并不禁止香烟的制造，如此是否还可援例批准呢？”说到这里，我见他有些迟疑，索性针对他的苦衷，单刀直入地对他说：“我知道现在纸张供应较难，‘海报’如能邀准出版，将永不要求白报纸的配给。”谈话至此，柏生也只好点头应允，而“海报”也终于得以问世了。

尽管“海报”在形式上是附属与“平报”，但除了利用设备上的房屋与排字，业务上的庶务与发行而外，其他还是完全另行建立。由于没有配给的报纸，市面上那时又无法买到卷筒纸，先后就添购了四架对开平版机；也为了“平报”编访人员各有专职无法兼顾，就得另外物色编辑人员专司其事。于是延聘了汤修梅主持辑务，吴崇文编电影版，请名书家马公愚写了“海报”的报眉。为“海报”长期撰稿的，可谓人才鼎盛，几乎网罗了上海所有的健笔，计有王小逸、平襟亚、唐大郎、陈定山、徐卓呆、郑过宜、蔡夷白、吴绮缘、范烟桥、谢啼红、朱凤蔚、陈蝶衣、卢一方、冯蘅、柳絮、沈苇窗诸兄，连以后贵为中共华东地区宣传部部长兼“解放日报”社长的恽逸群，也在因风阁上于烟霞笑傲之余，为中共作地下工作以外，兼为“海报”撰稿。女作家则有周鍊霞、陈小翠、潘柳黛等。

汤修梅这个人，到今天我还在怀念他。他显得有些迂谨、固执，而且蓬首垢面，不修边幅，又染有很深的烟癖，但不能否认他是编辑小型报的能手，版面编得既活泼而又美观，一扫过去呆滞的编排方法，“海报”能有那么多作家，他们不以一张小型报而有所鄙弃，也应该完全归功于他的拉拢之力。但他也不是没有弱点的，因为有嗜好，经济方面就常常陷于左支右绌之境，而不时来向我有所要索，虽然我已尽量设法使他满足，但无厌之求，当然有时也会使他失望，也许烟瘾发作时会变得歇斯底里，他会用不逊的语言来与我争吵，但一吵完，又回上他的桌子，像完全忘记了刚才不愉快的争论，伏案埋头，一字一句地如常继续工作。我相信他的爱护“海报”，还远在我之上，前后五年之间，我们之间，始终精诚合作，从未有过真正的芥蒂。

为“海报”撰稿的同文，每一位都有他的才华，有他特出的笔调，使“海报”的内容，愈来愈精彩生动，从上海起，沿京沪、沪杭两路的各大城市，销路飞跃进展，因为那时非但限用电力，销路超过了四架印刷机所能负荷的能力，“平报”地位局促，已无余地安装新机，对各地的需要，只有以限制份数来作为应付。在许多同文中，有几位的作品，特别受到欢迎。如王小逸，他的外表，俨然是一位三家村的学究，而上笔之轻灵，尤其写男女之私，生香活色，而且他的才华又是多方面的，有一次我点题请他写四个中篇小说，每一篇要分别仿效中国著名小说“三国”、“红楼”、“水浒”及“西厢”的笔法，竟然写得相当神似，这就不能不令人折服了。

假如一份刊物的内容，因要表示风格而过分严肃，即会流于枯燥，变成懨懨无生气，尤其在小品文字中，要力求俏皮、轻松或尖刻，毫无顾忌地言所欲言，才会吸引读者。在过去的国内，关于言论的法网，远较任何地区为宽，对某一人肆意评谴，或报导某事，即偶有失实，一经涉讼，充其量也不过罚款为止。这给予报社以较少的约束。在海报的作者中，骂人最厉害的是平襟亚唐大郎与蔡夷白三人。

襟亚在“海报”上以秋翁为笔名，他在上海，原本开设有一家中央书店，专门翻印旧书，以廉价出售。因他本身是律师，当然就是一枝刀笔，过去他以“网蛛生”的笔名，写过不少长篇小说，如《人心大变》、《人海潮》等，把上海的“洋场人物”尽情挖苦。他与以“百花同日生”为笔名的张秋虫，同负盛名。襟亚笔下，骂尽了上海所有的人，包括我也在内。他讥讽我挥霍浪费，也调侃我若干荒唐行径，他都不假情面，秉笔直书，而修梅则全稿照发，朋友们常常惊讶于在我自己的报章上竟会出现骂我的文章，而我则以为这许多风流罪过，说说何妨？总也一笑置之，而“海报”也的确一直保持着不避嫌怨的这一份风格。

唐大郎骂人是另一种形式，他会直指姓名；可以写出“我×你的祖宗”那样的粗言秽语，但我欢喜与他做朋友，因为他正是写小报的第一长才，且自称为“江南第一枝笔”，一段很平凡的细节经他一写，就变得趣味盎然。他无疑是个玩世不恭的“真小人”，譬如说，他没有唱戏的喉咙，也没有演戏的训练，而居然常常上台票戏，情不自禁时会搂着合演的女伶不放，穷形怪相，引得全场大笑，他会站到台口，用上海话向观众大声说“×伊拉起来，有啥好笑？”尤其他的打油诗真是一绝，捧女人更为擅长，他会借了钱去舞场捧舞女，第二天做出“穷极书生奢亦极，与人挥手斗黄金！”的诗句来。前几年他以刘郎笔名为香港某报写“唱江南”，为政治所束缚，江郎才尽，早已面目全非，不再有丝毫当年唐大郎的韵味了。

他明明知道某人是我知好的朋友，而又故意在“海报”上对他大骂。我还没有去找他，而他却先找我来了。一进门就说：“某人是你的朋友，我在你的报上骂了他，你知道为什么？我需要钱，他有，我穷，我又知道你一定会帮穷朋友的，所以请你告诉他，要我不再骂，就得请他高抬贵手。”我一面要向朋友打躬赔礼，一面只得自解悭囊，以满足大郎的愿望，虽然我吃了两面耳光，仍旧以为他的真小人行径，觉得可爱。

不要看大郎一副真小人面孔，但他有他的办法。在沦陷时期，他为上海市复兴银行的孙曜东赏识，而要他办了一张小型“光化日报”，胜利以后，又与一班军统人员搞在一起，迨中共南下，又以夏衍的关系而再办“亦报”，以后一直在“新民晚报”任职，文化革命以后，久不闻其消息，我为故人忧！

蔡夷白也是一个奇人，他是一个富家子，有豪华的宅第，而偏肯为“海报”长期写稿，他正如别的同文一样，是为了兴趣，也为了“海报”有较多读者，而决不是为了稿费。他的文字深入而有含蓄，且富于幽默感，但他的题材是讽世而不是骂人，不满于当时的现实，但以游戏的笔墨来表达他心中的愤怒，他骂户口米，骂防空演习等若干作品，曾传诵一时。

在沦陷时期，上海产生过不少女作家，其中以自称“有贵族血液”的张爱玲，人称“宁波娘姨”的苏青，“航空母舰”的潘柳黛，与“练师娘”的周鍊霞为最知名。张爱玲和苏青与“海报”无关系，潘柳黛在嫁给她的第一任丈夫“热带蛇”之前，是“平报”的记者，她在香港出版的《退职夫人自传》中的白社长，指的就是我。练师娘不能不说有些才气，书画诗词都有相当造诣，姿容也在女作家中最为艳丽。她在一首词中写出过“但使两心相照，无灯无月何妨”的名句，与苏青把论语中“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改了一个标点，变成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同样为人激赏，蕙质兰心，真所谓妙手偶得之了。

电影界中，总不免有些不足为外人道的丑事，若干明星，在私生活中，也总会有些男女不正当的关系，“海报”在这方面却与“平报”一样，作了无情的揭发。因之当时的电影界中人，提起这两张报都恨得牙痒痒地。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趣事：忘记了是哪一年，汪政权在南京举行一个庆祝还都几周年纪念的盛典，所有上海著名的电影明星，包括编导人员在内，都踊跃参加、空群而往。就我的记忆中，不论现在有些已是“前进”的，有些是“忠贞”的，而在那时对汪政权的效忠，也一样不肯后人，宣传部借了我在南京设立的一家银行，宴请众星，我自然被介绍为这家银行的主持人。

说来惭愧，那时我还不到四十的年纪，银行的大厦，又是新盖的宫殿式的建筑，金钱是最具吸引力的，那天我在明星们的心理上，至少会当我是与香港看外埠片商同等的人物，因此多蒙她们与我特别笑语相亲。而我却做了一件大煞风景的事，我向她们自我介绍说：“除了这里以外，我还担任着一件最不讨你们欢喜的职务，就是‘平报’与‘海报’的社长。”话未说完，全场竟是一片“呀！呀”声。有些还向我说：“你太缺德了！‘平报’、‘海报’上登载的消息，不知让我们哭了多少次。”今天，我还以当年的焚琴煮鹤为荣，因为我居然曾经赢得过不少美人的情泪！

有些人以明星们为崇拜的偶像；也有些人以明星们为取乐的玩具，越是大红大紫，越能颠倒众生，而值得报纸上记载的，更当然是大红大紫的明星。在那时有两位丽质天生，曼妙芳华的美人儿，虽然她们都已明花有主，但依然游戏人间。“海报”就乐于常常登载她们的风流韵事。“海报”是我独力创办的，但因我私人与周佛海有较深的友谊关系，朝夕相见，一天清晨，他来电话要我立刻去看他，意甚急迫，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一见面他就说：“为什么‘海报’今天又登了×××与×××的事”，实际上我早已知道他为什么对这两位明星如此关心，而且我又深知他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但我还想他亲口说出个中的秘密，因此，明知故问道：“为什么你这样回护她们？”他哈哈一笑道：“×××与公博有关系，×××则与我有关系，一大早，她已经来电话向我诉苦了，你又何必使我为难。”但是佛海却并未说出另一个秘密，与公博有关系的×××，同时还与佛海的儿子幼海有过嫁娶之约呢。

另一位粤籍大明星，却用另一种方法来对付“海报”。她刚刚获得了很好的归宿，与一位有专门技术的名家结了婚。“海报”登了一段消息，说她婚后已怀孕了。本来，结了婚就得行周公之礼，行了周公之礼就得怀孕，更何况她的丈夫是一位专家，这样一段消息，论理并不影响她的名誉，但因为她曾经拜了当时的“第一夫人”陈璧君为义母，以为有势可仗，于是小题大做，在上海各报刊登广告，要“海报”登报道歉，我自然置之不理。不料，她竟然挽出了上海市警察局长苏成德来向我施加压力，说如我不登报道歉，将采取法律行动。

我与老苏本是朋友，很奇怪他何至为了一个女人而对我作出伤害友情的事来？我相信在他的背后，一定还有别人支持。当时轻描淡写地答覆老苏说，容我考虑三天后再作答覆。事实上在这三天中，我请朋友另外写了七八篇有关那位影星的稿，当然揭露的事实，比怀孕要严重得多。我取了全部的稿件约老苏见面，我说：“我在新闻界混了数十年，还不曾有过向人道歉的事，局长大人的吩咐，恕难遵命。而且我也总算做过几年律师，懂得一切法律，依照法律规定：基于一个意思的连续犯，仅从一重取断，既然对方如此嚣张强硬，我也只好一不做，二不休，另外写了有关于她的几篇稿件，预备再行连续发表。诽谤罪最多是罚款，官司即使打输了，不论要罚多少，你也相信我是负担得起的。现在我等待你三天内给我答覆。”老苏怎样也想不到我会有这样的态度，幸而三天后没有得到回音，这事终于不了而了。

当年的电影界，所有几间大公司如明星、天一、艺华之类，都先后合并消灭了，唯一存在的是“华影”，而由张善琨主其事。我与善琨时有往来，也觉得他很够朋友，论我与他的交谊，在“海报”上万无骂他之理，而且我还数度嘱咐过编者，避免对善琨有不利的记载。不料有一次我去了南京，半夜接到内人的长途电话，说善琨与他太太童月娟女士去看她，指出“海报”发表了一篇长篇小说，小说中的男主角就是影射善琨的，我仔细一读，果然如此，虽然我立刻以长途电话通知修梅把稿件腰斩了，但相信当时在善琨心中，仍多少会存有嫌怨。这类的事太多了，对朋友而言，为了“海报”，真称得上我是罪孽深重。

当年我对影星做过唯有一件好事，是作了一次护花使者。日军驻上海“登部队”的陆军部长川木，那时正势焰熏天，有一天，我在上海静安寺路一幢大洋房中宴请所谓海上名流，我忝居末座，团团四桌，每一桌上还请了两名影星作陪，说老实话，影星们的对我，见了面，因为我手上有一张“海报”，不得不做出敬鬼神而“亲”之的那份演技。偶一相遇，也总是刻意周旋。譬如白光那时与李香兰是窜得最红的明星，她在国际饭店摩天楼一度献唱，而如有我在座，她手中的一撮鲜花，总是送来我桌上的。

日本军人的性格，在平时装腔作势，显出无限威风，但三杯落肚，就兽性暴露。那天的宴会，开始时很正经，很严肃，我不理他们说些什么，尽与同桌的女星们闲谈。不料酒过数巡，在座的日本军人先则得意高歌，继之狂呼乱叫，一个陆军报道部长站在四桌中间表演歌唱，一手持着一双筷，一手擒着一面盆，一面击，一面唱，越唱越疯狂，就像舞娘们表演脱衣舞那样，把身上的衣服逐件卸除，终至一丝不挂。须眉毕现，羞得在座的影星们个个抬不起头来，急得要哭。哪里知道“皇军”自有他们无限的威严，八个兵士上来，一人一个把四个桌上影星们的头扶起，硬要她们注视这一头剥皮的野兽。到此时，我真认为这对中国女性侮辱太甚，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我霍然起身，拉了座旁的两位影星，离座退席。一走到门口，两个日军却上前来伸手阻止，我出手一推，昂然而去。才算把她们救离了尴尬的局面。也许我这一个当年的“海报”主人，做了唯一讨影星们欢喜的事。

“海报”获得东南地区广大读者的欢迎，给了我精神上无限的鼓励，但因同文的笔下无情，又不知开罪了多少朋友，也给我添了无数麻烦。朋友还容易取得谅解，但一旦关涉到政治上的牵缠，就不免要焦头烂额。“海报”在创刊之初，就决定了绝不刊载有关政治的文章，纵谈风花雪月，宁顾其卑之无甚高论，意在让沦陷区的同胞们，于水深火热之中，苦中作乐，破涕为笑。

但是一切的统治者，在他们的治下，希望事事都成利用的工具，尤其“海报”销路大，内容又常有讥刺的文章出现，于是引起了日军的注意。“海报”的第一版，原来专载较有趣味性的社会新闻，内幕新闻与特写，而日军当局一再通知我要改登为政治服务的宣传文章。正因为沦陷区的读者与我一样鄙弃政治，才创刊了“海报”，如一有政治性的文章，岂非完全违反了创刊的本旨？但在政治势力下，更其在生死由人的环境中，一再的迁延，已招致了日军的愈来愈大的压力。更不幸的刚于此时在“海报”第四版的一篇“清宫藏宝记”中，登出了“伪满傀儡溥仪”字样，在那时，这自然成为天大的罪状。我知道日本宪兵队将采取行动，如其没有大力斡旋，将有不测之祸。我把这一件事告诉了周佛海，佛海虽然是政治上的人物，不过他还处处不脱书生的本色，对“海报”也向来有所偏爱。他听到了我的话，皱皱眉，沉思了一下说：事不宜迟，今晚你到我家来吃饭，我设法替你疏解。

当晚来客虽不多，除我与主人外，尽是日本军人，有宪兵队长与报道部长等人物。席间，佛海在表面上像是一味闲谈，他于有意无意谈到了他与我的关系，也谈到了“海报”的特殊风格，尽管没有一句请托的话，日本人当然明白了这一次宴客的真意所在。碍于佛海的面子轻易地化险为夷，安然渡过。

“海报”仅有一次出了事，连主编的汤修梅也被日宪所拘捕了，那次却出尽了我的全力，才不至影响全局。论理，问题却远不如前一事的那么严重，而日军则居然遽施毒手。太平洋战争以后，日军因搜括物资，在沦陷区内收购纱布，有一个纱布商人从跑马厅边的国际饭店跳楼毙命，“海报”就据实登载。而日军却认为这是破坏收购政策，扰乱民心。日宪直接到跑马厅路修梅家里把他拘捕了。这样不但危及修梅的生命，尤其重要的是他弱不禁风而又有烟癖，将抵受不住长期的羁禁。

我运用了一切办法，通过佛海，命上海市保安副司令熊剑东向日本宪兵队疏解，剑东是日本留学生而又与宪兵有着密切关系，形势才告缓和而终于获释，在释放之前，又请托盛老三把鸦片烟泡公然送给修梅抵瘾。

“海报”前后发行了四五年，人们但看到毫无顾忌的笑骂由我，而且销路惊人，哪里知道所遭逢外来的打击，有时使我坐卧不安，也不是在这短短的篇幅中所能尽述。一九四五年日军投降之后，我知道“海报”万难保存。就把它送给了毛子佩，他借尸还魂改名为“铁报”，仍以“海报”原来的作家与原有的发行网继续出版，依然又一纸风行了三年之久，直至国民党退出大陆为止，才算真正的寿终正寝。

余言

经过四年时间，前后写了五十多万字。我感谢读者对我的同情，鼓励和原谅；而更难得的是承蒙读者能相信我笔下所写的都还不离乎事实。当年汪政权时代的许多旧侣，他们对于那一幕历史的悲剧，同样曾身亲目击，虽然每个人所站的角度不同，毕竟对本书也由怀疑而趋于谅解了。

有人说：我这本书只是要为汪先生翻案，也是为了发泄我个人的私念，结果徒然成为讨好了死人而得罪了活人。我不承认这点；我也不管这些。人微言轻的我，没有力量，而且也不敢妄想对几乎盖棺已成定论的汪先生等诸人翻案；甚至在他们生前，恐就不曾有过求谅于后世的意思吧。

当然，本书中有些太率直的内容，或许会使有些人不高兴的，而我却相信他们也终于会对我谅解的。已经抄了家，吃了官司，又戴定了一顶汉奸帽子的人，在劫后余生的十多年后，再渡着飘零的余年，才诉出了满腔哀怨中的一点一滴，书中只提供了事实，而且更尽量地为贤者讳，为活着的人讳，更为位尊者讳，这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可能。尽管人们仍会指斥我是满纸荒唐言的，而在我，则无疑是一把辛酸泪也。有些人也应该回想当年，前尘历历，我不是在向壁虚构吧！既曾经逞过一时之快，今天，事过境迁，虽不喜也总应有些哀矜之意吧！

至于在国家存亡绝续之交，牺牲几个小我，这已是微不足道的事。我认为只要牺牲得值得，也且乐于坦然承受。往事早已成烟，白骨何能复肉？更有何私忿之可言？

那末，我为什么要写这一本书呢？既然我生长在这一个时代；而又躬历了这一幕变局，我应该为历史作证，我应该向时代交代。无论我的见闻怎样狭陋；我的文笔怎样拙劣，既留此未死之身，让它在挂一漏万鸡零狗碎中把这一段往事留传下去，供后人的惋惜也罢！供后人的唾骂也罢！

我写本书的另一目的，我要告诉所有炎黄的子孙，让他们知道这一群被指为“汉奸”者们，并不如宣传中想像中那样地丑恶。陈公博说：“抗战是对的，和平是不得已。”周佛海也说：“抗战是为了救国；和平也是为了救国。”所以，我全书中绝没有非议过抗战，而且我也不至于为了小我，而昧着良心以左袒“汉奸”。我要以事实来告诉所有炎黄的子孙，假如一国而真有那么多卖国“汉奸”的话，自将成为中华民族史上永远洗不清的耻辱；尽管你不曾做过“汉奸”，而民族中会出现数十百万“汉奸”的话，也就是整个民族的耻辱，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有例外。现在，读者们于读完本书之后，是不是对汪政权中人会感到有些惊奇呢？所有汪政权重要诸人，在生之日，何以敢与敌抗争？临命之前，又为什么会那样地从容赴死呢？

同时，我更要让当年与我们作战的日本人知道，汪政权的这一幕，应该足够给他们一个很大的教训了。稍有良心的中国人，不会在威胁利诱下被收买，被压服的；民族大义，也不会在中国人的心理上轻易消除的。日本有日本的霸道；而中国人自有中国人的权变。他们尝到过坚韧不屈武装抗战的味道，也该尝够了曲线的和平抗战的味道了吧？到今天，日本人是不是已憬然于有五千年文化的中华民族，并不太容易能加以欺凌收买吧？

此外，我迄今还有一个无法解开的疑点：究竟在对外战争时，如不幸有部份国土沦陷了，应该只是为了所谓“纪纲”也者而让人民被残杀，元气被蹂躏呢？还是应该有几个不知死活的人，在人民生死不得之际出来担当一下？汪政权这一幕过去了，这疑问，还是让当年处身在沦陷区的人来解答吧！

一九六一年三月 著者金雄白序于香港旅次

附录一：陈璧君狱中诗词残稿

怀四儿

映雪囊萤愿已赊，

书生本色漫堪夸。

情深太傅过秦论，

志切留侯博浪沙。

动静久乖禅定味，

推敲难得隔年花。

相逢何事悲摇落，

如此良宵浣月华。（末句一作万里长空浣物华）

戊子十一月二十三灯下一时半。

戊子孟冬和品伯先生出狱留别病后四十余日初次试笔

推窗零露正瀼瀼，久病支离断客肠，

放鹤岂期闻碧落，风波未雪又离觞。

人情轻薄秋云厚，世态崎岖蜀道康。

寄语行人好珍重，躬耕随处是南阳。

中秋

玉宇无垠限太虚，无端风雨打阶除。

窥窗偏有团圆月，旋照愁人夜读书。

满耳笙歌听未真，思君此夜倍相亲。

嫦娥底事多娇懒，才拨重帷又隐身。

高阳台 中秋却寄诸儿

玉宇昏昏，银河郁郁，夜阑微语高墙。

砌影蛩声，隔帘人自相望。

姮娥不恨听风雨，恨哀鸿遍野痍伤。

最难禁，山软梅花，泉冷蒲梁。

吴宫历历经行处，痛雁行摧折，

血满江乡。一瓣心香，伶俜聊拜空王。

清吟不绝中秋谱，晕星眸，襟袖淋琅。

愿儿曹，恻隐冲和，蕴抱深长。

附录二：汪精卫逝世前对国事遗书——“最后之心情”

《作者对于汪精卫过世的说明》

这一篇是汪政权一代的最重要文献，系汪氏逝世前一月，口授全文，最后由汪夫人陈璧君誊正者。题为“最后之心情”，尚为汪氏在病榻上亲笔所写。汪氏自知病将不起，此文为其对国事最后之遗嘱。

文中历述他对抗战的态度——自信是为了拯救国家；所以离渝的原因——则是想保全蒋氏；组府的苦衷——为欲与虎谋皮；对甘心附敌者的观感——称曰：鹰犬；汪政权最后之立场——应不背“党必统一，国不可分”之原则；生前的遗恨，为未能目睹东北四省之收复。

汪氏以保全国家命脉抢救陷区人民而不惜自毁其四十年之光荣革命历史，大仁大勇！固仍为其蚤岁行刺前清摄政王一贯的只知牺牲一己的爱国热忱之表现也。观此文，语重心长，沉痛已极，汪氏六年中在宁之全盘心境，悉备于此。

因遵汪氏应于其逝世二十年之岁始可将此文发表之遗意，故为汪氏保存此文者什袭珍藏，从未以此示人。今汪先生逝世二十年矣！多承见贻，爰为刊布，以供后世为国者之参览。

著者附志

最后之心情 兆铭

兆铭来日疗医，已逾八月。连日发热甚剧，六二之龄，或有不测。念铭一生随国父奔走革命，不遑宁处。晚年目睹巨变，自谓操危虑深。今国事演变不可知；东亚局势亦难逆睹，口授此文，并由冰如（谨按：为汪夫人陈璧君字）誊正，交××妥为保存，于国事适当时间，或至铭殁后二十年发表。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月×日 兆铭

兆铭于民国二十七年离渝，迄今六载。当时国际情形，今已大变。我由孤立无援而与英美结为同一阵线，中国前途，忽有一线曙光，此兆铭数年来所切望而虑其不能实现者。回忆民国二十七年时，欧战局势，一蹶千里，远东成日本独霸之局，各国袖手，以陈旧飞机助我者唯一苏俄。推求其故，无非欲我苦撑糜烂到底，外以解其东方日本之威胁；阴以弱我国本。为苏计，实计之得！为中国计，讵能供人牺牲至此，而不自图保存保全之道？舍忍痛言和莫若！

然自西安事变以还，日本侵逼，有加无已，一般舆论，对日已成一片战声。渝府焦心积虑，亦惟以不变应万变，以谋国府基础之安全。兆铭之脱渝主和，与虎谋皮，必须截然与渝相反，始能获得日人之稍加考虑。又必须本党之中，各方面皆有一二代表人物，而后日人始信吾人有谋和可能，而为沦陷区中人民获得若干生存条件之保障。即将来战事敉平，兆铭等负责将陷区交还政府，亦当胜于日人直接卵翼之组织或维持会之伦。兆铭行险侥幸，或不为一时一地之国人所谅，然当时之念国际演变，已至千钧一发局面，此时不自谋，将来必有更艰险更不忍见内外夹攻之局势发生，驯至虽欲自为之谋而不可得。兆铭既负国事责任，不在妄冀其不可能而轻弃或有可能之途径。年来昭告国人者曰：“说老实话，负责任。”说老实话：则今日中国，由于寇入愈深，经济濒破产，仍为国父所云次殖民地位。而战事蔓延，生民煎熬痛苦，亦濒于无可忍受之一境。侈言自大自强，徒可励民气于一时，不能救战事扩大未来惨痛之遭遇。如尽早能作结束，我或能苟全于世界变局之外。多树与国，暂谋小康，只要国人认识现状，风气改变，凡事实求是，切忌虚骄，日本亦不能便亡中国，三五十年，吾国仍有翻身之一日也。负责任：则兆铭自民国二十一年就任行政院长，十余年来，固未尝不以跳火坑自矢。个人与同志，屡遭诬蔑，有壬（唐）、仲鸣（曾）、次高（沈）被戕者数数。今春东来就医，即因民廿四之一弹，个人生死，早已置之度外。瞻望前途，今日中国之情形，固犹胜于戊戌瓜分之局，亦仍胜于袁氏二十一条之厄。清末不亡，袁氏时亦不亡，今日亦必不亡。兆铭即死，亦何所憾！

国父于民国六年欧战之际，著中国存亡问题。以为中国未来，当于中日美三国之联盟求出路。盖以日人偏狭而重意气，然国父革命，实有赖于当年日本之若干志士。苟其秉国钧者能有远大眼光，知两国辅车相依之利，对我国之建设加以谅解，东亚前途，尚有可为。美国对中国夙无领土野心，七十年来，中国人民对之向无积愤，可引以为经济开发振兴实业之大助。今日兆铭遥瞻局势，东亚战争，日本必败，其败亦即败于美之海空两权。日本如能早日觉悟及此，以中国为日美谋和之桥梁，归还中国东北四省之领土主权，则中国当能为之勉筹化干戈为玉帛之良图，国父之远大主张，便能一旦实现。

今兆铭六年以来，仅能与日人谈国父之大亚洲主义，尚不能谈民初国父之主张，即因日本军人气焰高张，而不知亡国断种之可于俄顷者也。

兆铭窃有虑者，中国目前因中美之联合，固可站稳，然战至最后，日军人横决之思想，必使我国土糜烂，庐舍尽墟，我仍陷甲辰乙巳日俄战争之局面，丝毫无补实际。日本则败降之辱，势不能忍，则其极右势力与极左势力势必相激荡而倾于反美之一念，则三十年后远东局势，仍有大可虑者也。

兆铭于民主政治，夙具热忱。民十九扩大会议之后，曾通过宪法，当时张季鸾先生曾草文论之，言政局失败而宪法成功。余曾告冰如，此为雪中送炭。又忆南华日报在香港创立时，欲对民权主义多作鼓吹，而苦无注册之保证金，赖当时英国阁揆麦唐拏氏远电当局云：“汪先生夙倡民主，可免其报缴费”，心常感之。四年前国府还都（按指汪政权之创建），不过苦撑局面，为对日交涉计万不得已而为之，故仍遥戴林主席。兆铭尸其位而遍邀南北一时地望与民国以来时局之推移有关系者，参与其事，民主之基，庶几有豸。然年来以对日主张，不无遭英美不明实情者之猜忌。东亚战争爆发后两年，日本已遭不利，陷区更痛苦弥深，而国府（按指汪政权而言）突对外宣战，岂不贻笑外邦？不知强弱悬殊之国，万无同盟可能；有之，则强以我为饵。而悍然行者！实政府在沦陷区内，假以与日本争主权争物资之一种权宜手段，对英美实无一兵一矢之加。惟对解除不平等条约与收回租界等事宜，得以因势利导者，率得行之，此实铭引为快慰之事。上海租界自太平军与曾李相持时，已为藏垢纳污之区，八十年来，以条约束缚，政府苦难措手，今日不惟日本，即英法亦宣言交还，大战之后，租界终入国府范围，固不当因日本之成败而变易也。

对日交涉，铭尝称之为与虎谋皮，然仍以为不能不忍痛交涉者，厥有两方面可得而述：其一、国府目前所在之地区，为沦陷区，其所代表者，为沦陷区之人民，其所交涉之对象，为陷区中铁蹄蹂躏之敌人，铭交涉有得，无伤于渝方之规复；交涉无成，仍可延缓敌人之进攻。故三十年有句云：“不望为釜望为薪”者，实为此意，所以不惜艰危欲乘其一罅者。其二、民国二十一年淞沪协定时，铭始与对日之役，其后两任行政院，深知日方对华，并无整个政策，而我之对日，仍有全国立场。日本自维新以后，号称民主，而天皇制度之下，军人有帷幄上奏之权。自清末两次得利，固已睥睨于一时。民初对我国大肆横迫，至华府会议，始解其厄，固已碍于英美之集体压迫，早欲乘衅而动矣。

九一八初起当时，粤方派陈友仁渡日与币原外相磋商，稍有成果，而宁方同志，寄望于国联，斥为卖国。及淞沪长城诸役衄败后，累次交涉，见日本政出多门，而军人势力膨胀，海陆之倾轧，议会制度之破产，军阀野心之无已境，其前途为失缰野马，彼国之有识者，早引为隐忧。兆铭离渝与之言和，因已知其交涉之对象，为日政府无力控制之军人；为沦陷区当地之驻军；为仰军人鼻息之外交使节；为跋扈日张之校佐特务，而非其国内一二明大体识大势之重臣。然以兆铭在国府之关系，与乙巳以来追随国父四十年之地位，对方即欲探知政府真意，用以为谋我灭我之资，亦不得不以之为交涉对象，而尊重其地位，其情形或差胜于南北之旧官僚（著者按：自系指维新临时两政府之人而言），兆铭即可于此觇其国而窥其向。况彼虽政出多门，亦尚有一二老成持重之人，对彼元老重臣，铭固未尝不以东亚大局危机为忧，以国父“无日本即无中国；无中国亦无日本”之言为戒。即彼跋扈自大无可理喻者，亦必就我各级机关于尽情交涉中，使得稍戢其凶焰，以待其敝。

又日军阀气焰虽盛，进退时见逡巡，海陆军之交诽，时或露其真相于我。然其表现上之尊重天皇与服从命令，仍数十年来并无二致，是见无东京而仍有东京；目无中国而仍不能将中国人之地位完全抹煞。彼枢府既以和平及新政策标榜，驻屯军亦不能故违，只能拖延图利。是国府交涉之对象，非其谋国之臣，而为重利之酋，铭仍不至于一着全输而无以自立。即我或无法延拖改变其初衷，在沦陷区范围，彼既承认我政府为盟邦，为复兴东亚之伙伴，即不能全不顾我民生需要与政府体制，仍可为民生留一线之机，此实国难严重非常时期不得已之手段，此兆铭为国之切谋一己牺牲之拙策，屡为二三同志言之者。

盖中国为弱国，无蹙地千里而可以日形强大之理。蒋为军人，守土有责，无高唱议和之理，其他利抗战之局而坐大观成败者，亦必于蒋言和之后，造为谣诼，以促使国府之解组混乱，国将不国。非铭脱离渝方，不能无碍于渝局；非深入陷区，无以保存其因战争失陷之大部土地；既入陷区，则必外与日人交涉，而内与旧军阀政客及敌人羽翼下之各政权交涉。即国府过去所打倒者如吴××（佩孚），所斥如安福余孽×××辈（似指梁鸿志等），以及日人特殊之鹰犬，东北亡国十余年之叛将，亦必尽量假以词色，以期对日交涉之无梗。铭盖自毁其人格，置四十年来为国事奋斗之历史于不顾！亦以此为历史所未有之非常时期，计非出此险局危策，不足以延国脉于一线。幸而有一隙可乘，而国土重光，辑抚流亡，艰难余生，有识者亦必以兆铭之腐心为可哀，尚暇责铭自谋之不当乎？

是以铭之主张，其基本之见解：为日本必不能亡中国。日本本身之矛盾重重，必不致放弃对国府（汪政权）之利用，及知其不能利用，我已得喘息之机。而中国局面之收拾，则诚为不易，战后大难，更有甚战争之破坏，必有待于日军之和平撤退而后，政府陆续规复，始得保存元气，民国二十六年庐山会议时，铭已怀此隐忧，时至今日，而此种迹象，盖益显著。苟国人能稍抑其虚骄自满之心，实事求是，日本能憬然于侵略之无所得，战局之逆转，化戾气为祥和，亦为一念，端在其局势之最后如何发展耳。

民国三十一年，日本改造社长山本实秀入京，事后语人云：“汪先生无情报”，盖其时日方之败局未显，而战事已见胶着。山本尝周行南洋缅甸各占领区，故作此危语也。然山本此语，余实得闻之。铭离渝六载，在东亚战事爆发以前，期直接交涉之顺利，除公开电报外，未尝与渝方通讯。于日本以外其他国家，虽有互派使节者，未尝以之为交涉对象。盖以日本军人气量狭隘，又多疑忌，国府所居地位为变局，其目的为专办对日本一国之交涉，乃至日驻军之下一地方之交涉，实不必多事捭阖，启彼机心。然铭等之真心主张，及交涉之曲折，殊未隐瞒，各国使领亦有进言于我者。铭虽赤手空拳，在此东南诸省范围内，凡能为国家自主留一线气脉者，亦无不毅然不顾一切之阻碍主张之，竟行之！盖以此为我内政范围，外人不应干涉。

今于此亦可为渝方同志稍述一二俾互知其甘苦者：一为恢复党之组织与国父遗教之公开讲授；一为中央军校之校训，以及铭屡次在军校中及中央干部学校之演讲；一为教科书决不奴化，课内岳武穆文天祥之文，照常诵读，凡铭之讲词以及口号文字，皆曾再三斟酌。如近年言“复兴中华，保卫东亚”，乃清末同盟会“驱除鞑虏，复兴中华”之余音。“同生共死”，为事变前某文中之成句。至于条约交涉各端，更可谓殚心竭虑，实已尽其检讨对策之能事。且战事结束，日军议和撤退，此项条约终成废纸，固无碍于国家之复兴。

目前所疚心者，东北与内蒙之问题，迄未得合理之解决方策耳。然关于东北内蒙，本月与小矶言，同意有改变之余地。如铭不幸病殁抱憾以终者，未能生见九一八事件之起因东北之收复耳。然在九一八以前，东北地方政府与日本悬案，积有百余件，悬而未决，地方中央，互相诿责，大祸终启。今铭在宁六年，明知日方将败，而仍继续以之为对象磋商者，则以国事虽有转机，尚在逆水行舟。而日本在此时，为事变十三年来唯一有憬悟与诚意收拾时局之一时期。中国如谋振奋自强而又一切求之主动者，理当争取此千载一时之机会，俾其从容退兵，收其实利，一隙之乘，肇端于此。回忆三年前山本之言，盖亦谓烛见机先，不可以为敌方之新闻界人士而忽视其意也。

华北五省局面，殊形复杂，一年来稍有变动，尚未受中央（指汪政权）之直接控制。然日既已放松，我当努力准备，俾将来国土完整，无意外变化发生。铭于十三年奉国父命先入北京，其后扩大会议偕公博入晋，前年赴东北，颇知北方形势，应得一与政府及党关系密切之人主持之。政府（汪政权）应推公博以代主席名义常驻华北。而以京沪地区交佛海负责。在一年内实现重点驻军计划，俾渝方将来作接防准备，此意当由冰如商公博以铭名义向中政会提出。

中国自乙未革命失败，迄今五十年，抗战军兴，亦已七载，不论国家前途演变如何，我同志当知党必统一国不可分之主张，不可逞私煽动分裂。其在军人天职，抗战为生存，求和尤应有国家观念，不得拥兵自重，骑墙观变。对于日本，将来亦当使其明了中国抵抗，出于被侵略自卫，并无征服者之心。对于渝方，当使其了解和运发生，演化至今，亦仍不失其自信与自重。将来战后两国能否自动提携，互利互赖，仍有赖于日本民族之彻底觉悟，及我政府对日之宽大政策。兆铭最后之主张及最后之心情，期与吾党各同志及全国同胞为共同之认识与共勉者也。

附录三：汪政权大事编年表

一九三七年

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发生。 七月廿七日：北京失陷。 八月一日：国军退出天津。 八月十三日：上海开辟第二战场，全面抗战开始，日军进犯上海、吴淞、江湾等地区。 八月廿一日：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九月廿二日：日机开始轰炸南京。 十月廿六日：蒋氏下令撤退上海地区作战军队。 十月廿七日：国军退出上海市的闸北、江湾。 十月廿八日：国军再退出大场、真如。 十月三十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访外交陈介，调停中日战事。 十一月三日：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访日外相广田调停战事，广田提出停战五条件。 十一月五日：陶德曼将日方停战条件，面呈蒋氏。 十一月五日：日军在江苏境的金山卫登陆。 十一月六日：德义日签订反共公约。 十一月九日：蒋氏下全军撤退命令。 十一月十二日：大上海全市陷敌。 十一月廿八日：陶德曼在上海建议，努力进行中日和平。 十一月三十日：谢晋元部国军一团，退守上海公共租界内光复路四行仓库，即有名之“四行孤军”。 十二月二日：外次徐谟陪送陶德曼由沪至京，谒见蒋氏，续谈中日和平。蒋氏提出三点： （一）以日本的建议，作为和谈的基础； （二）保持华北领土主权的完整； （三）和谈中不得涉及中国与第三国的已成协定。 十二月五日：蒋氏离京飞往汉口。 十二月五日：苏锡文在上海市浦东区成立傀儡组织“大道市政府”。 十二月六日：蒋氏在汉召开最高国防会议，讨论德使调停经过与日方所提停战条件。会议内容，即汪氏所发表的“举一个例”。 十二月七日：南京攻防战开始。 十二月十二日：南京守军突围西撤，首都陷落。 十二月十三日：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三十万人殉难。 十二月十四日：北京成立以王克敏为首的“临时政府”。 十二月十四日：日首相近卫发表中日和平三原则： 一、中国承认伪满； 二、中日共同防共； 三、中日经济提携。 十二月廿六日：陶德曼再谒蒋氏，蒋派宋美龄、孔祥熙代见，调停失败。 十二月三十日：附日的上海“市民协会”主要份子南市水电公司经理陆伯鸿被暗杀。 十二月卅一日：上海“市民协会”又一主要份子米业领袖顾馨一寓所被投掷手榴弹。

一九三八年

一月十六日：日近卫内阁发表宣言，永不以国民政府为中日和谈的对象。 二月六日：上海社会日报主笔蔡钓徒之首级，发现高悬在法租界薛华立路之电竿木上。 二月二十日：上海商会会长虞洽卿接到附有子弹的恐吓信。 三月十八日：南京成立以梁鸿志为首的“维新政府”。 五月一日：上海南京路有人投掷炸弹，伤十人。 五月二十日：日军攻占徐州。 五月廿六日：日外相宇垣发表声明，希望早日结束中日战争。 六月廿一日：李鸿章之孙李国杰被杀殒命。 九月十九日：“维新政府”外交部长陈箓在沪寓被杀。 十月廿一日：日军攻占广州。 十月廿五日：日军又攻占武汉。 十一月三日：日近卫内阁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提出建立“东亚新秩序”口号。 十一月十三日：长沙实行焦土政策。 十二月六日：国民政府代理宣传部长周佛海离渝飞往昆明。 十二月十八日：汪氏由重庆飞往昆明。 十二月十九日：汪氏由昆明飞往河内。 十二月廿二日：日首相近卫第三次发表“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之声明”，提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 十二月廿六日：蒋氏在纪念周上宣布说：“汪先生请假四个月，出国养病，希望早日回来，共商大计。” 十二月廿九日：汪氏在河内发表“艳电”，响应近卫声明。 同年(日期待考)：前内阁总理唐绍仪、“维新政府”绥靖部长周凤岐、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先后被暗杀。

一九三九年

一月一日：重庆中央党部宣布开除汪氏党籍。 一月八日：汪氏发表以“举一个例”为题的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议纪录。会议中显示当局对和战之真意所在。 一月廿六日：吴佩孚发表“和平救国通电”。 二月十一日：吴佩孚在开封成立绥靖委员会，自任委员长。 二月廿一日：高宗武抵日，在长崎登陆，与日接洽和平条件。 三月十八日：香港日本总领事田尻将日方停战条件交高宗武。 三月廿一日：军统特务在河内高朗街二十七号向汪氏行刺，曾仲鸣遇难，其夫人方君璧重伤。 四月廿五日：汪氏由河南转赴海防，乘日轮“北光丸”由越赴沪。 五月六日：汪氏抵沪，暂住虹口重光堂。 六月二日：汪氏飞赴日与日首相平沼会谈。渝府下令通缉汪精卫氏。 六月廿四日：汪氏赴天津分别与王克敏、吴佩孚会见。 八月九日：汪氏由上海飞广州，陈公博由港往见，力劝汪氏以发表国是主张为止，勿另组政府，贻人口实。 八月廿八日：汪氏在上海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改组国民党，选举中央委员，并以“和平、反共、建国”为政治纲领。 九月一日：欧战正式爆发。 九月十九日：汪氏飞南京，与梁鸿志、王克敏会见。 九月廿一日：“维新”、“临时”两组织发表联合宣言，愿在汪氏领导下，成立新中央政府。 十月一日：日本在华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发表宣言，赞成汪氏领导之和平运动。 十一月廿三日：上海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庭长郁达夫之兄郁华被刺殒命。 十二月四日：吴佩孚病逝。

一九四〇年

一月廿二日：汪氏等一行赴青岛，与“临时”、“维新”两组织及蒙古代表，举行联席会议，会期五天。 三月十三日：陈公博由港抵沪。 三月二十日：南京召开中央政治会议，通过青岛会议议案。 三月三十日：汪政权以国民政府还都名义正式成立，“临时”、“维新”两组织宣告结束，日政府发表“回应国民政府还都”声明。 七月十八日：英首相邱吉尔声明封锁抗战区唯一国际通道的滇缅公路。 八月一日：上海英国驻军开始撤退，租界防务交美军接管。 八月十四日：上海“三大亨”之一的张啸林，被其私人保镖开枪击毙。 十月十一日：“上海市长”傅筱庵被其家仆以菜刀杀死。 十一月廿六日：日政府发表宣言，承认汪政权。 十一月三十日：汪政权与日签订“中日调整国交条约”。

一九四一年

二月廿二日：军统特务人员向上海“中央储备银行”投掷炸弹，有一人被炸死。 三月廿二日：汪政权特务组织“七十六号”为实施报复，将极司斐尔路中行别业之中国银行住宿职员一百廿八人全部拘走，后其中三人被处死。同时赴白赛仲路中国农民银行宿舍，将行员十二人全数枪杀。 三月二十五日：“七十六号”又分别在逸园跑狗场及爱文义路之中央银行办事处与中国农民银行内，放置定时炸弹，中央银行死伤多人。 四月十三日：苏日缔结中立条约。 四月廿四日：羁留在上海胶州路的“四行孤军”营，团长谢晋元被部下士兵刺死。 六月十四日：汪氏率周佛海飞东京，与日首相近卫会谈，并发表联合公报。 七月一日：德意两国宣布承认汪政权。 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

一九四二年

二月二日：汪政权接收上海租界内法院。 二月四日：日军在大亚湾登陆。 二月四日：“七十六号”行动队者之一的吴四宝被毒毙。 三月一日：伪满庆祝成立十周年纪念。 四月一日：汪氏派陈公博为访日特使。 五月二日：汪氏飞长春与溥仪作历史性会见。 五月七日：日派军用机送吴开先至广州湾，日小林少将送行。 五月廿七日：汪政权宣布法币对“中储券”之兑换率为二对一。 九月一日：中国、交通两国家银行，在沪复业。 十月十日：英美宣布废止在华治外法权。 十一月廿五日：日驻华派遣军总司令部作战课长辻政信，赴奉化祭蒋母墓。 十二月十九日：汪氏飞东京与日商参战问题。汪氏提出 （一）收回各地租界； （二）统一华北政权； （三）恢复国旗原状的三项条件。

一九四三年

一月五日：汪政权发布声明，不限制人民向银行提取存款。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广播，决不抽取壮丁。 一月九日：南京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参战案。 一月十八日：意大利声明放弃在华租界。 二月五日：汪政权宣布取消附于国旗上的黄色三角标记。 二月八日：统一华北政权，改组华北政务委员会，并任命朱深继王揖唐为该会委员长。 二月九日：华北地区废五色旗重悬青天白日旗。 二月九日：汪政权宣布参战。 二月十三日：法国声明放弃在华租界。 二月十三日：日首相东条来华，抵达南京，作亲善访问。 三月十四日：汪政权与日本签订“日本交还专管租界条款”，定期将苏州、杭州、天津、汉口、沙市、福州、厦门、重庆之日租界交还中国。 三月三十日：日本交还在华租界，苏州、杭州、北平等地举行盛大庆祝。 四月一日：日本宣布停止使用军用票。 四月十三日：苏日签订中立友好条约。 七月十日：同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 七月廿五日：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下台。 七月三十日：法国交还上海租界。 八月一日：林森逝世。 八月一日：收回上海公共租界。 八月九日：汪政权宣布以黄金强制收买纱布。 九月八日：意大利投降。 九月九日：李士群被毒杀。 十月廿二日：汪氏飞东京。 十月三十日：汪政权与日政府发表联合宣言，废弃以前所订的“中日基本条约”，改订“中日同盟条约”，声明全面和平实现之日，日本分期撤兵，并愿放弃北京条约中的在华驻兵权。 十一月五日：日本召开“大东亚会议”，参加的除汪氏外，有缅、泰、菲、印，各国首长。 十一月廿七日：林柏生主持之青少年运动，在上海等地发动“烟、赌、舞”之除三害运动。 十二月十九日：汪氏在南京日本陆军病院将留存在体内之子弹取出。

一九四四年

二月七日：耿嘉基以不愿受日人凌辱、吞枪自杀。 三月三日：汪氏飞名古屋帝大附属病院就医，职务交陈公博、周佛海代理。 三月十五日：因米粮贪污案的江苏粮食管理局长后大椿、粮食部水产局长胡政因贪污罪被枪决。 四月二十日：日军占领郑州，继占新郑、汜水、荥阳各地。 五月一日：许昌失守。 五月廿五日：洛阳陷落。 六月六日：盟军在诺曼第登陆。 六月十日：长沙又失守。 七月十八日：东条内阁倒台，小矶国昭组阁。 八月八日：衡阳被陷，第十军军长方先觉被俘。 十一月十日：汪氏于下午四时二十分逝世。 十一月十二日：汪氏遗体由“海鹣号”专机运回南京。 十一月廿二日：蒋介石、罗斯福、邱吉尔在开罗举行会议。 十一月廿七日：开罗会议发表公告，声明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 十二月二日：日军进至贵州独山。 十二月廿七日：陈公博继任汪政权代理主席，周佛海兼任上海市长。

一九四五年

二月八日：王荫泰继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三月九日：日军解除上海法军及警察武装。 四月一日：美军在冲绳登陆。 四月五日：苏联宣布中止“苏日中立条约”。同日小矶内阁倒台，由铃木贯太郎继任。 四月十二日：美总统罗斯福逝世。 五月八日：德国无条件投降，经五年八个月零六天的欧战，乃结束。 七月廿七日：中、英、美三国发表波茨坦宣言。 八月六日：美机向日本广岛投掷第一枚原子弹。 八月八日：苏联向日本宣战。 八月九日：美机向日本长崎投掷第二枚原子弹。 八月十日：日广播接受波茨坦宣言。 八月十五日：日皇下诏，无条件投降。 八月十六日：陈公博下令正式解散政权，并电蒋氏，日军决在南京、上海、杭州、徐州四地集中，待命缴械。 八月十七日：萧叔宣被特工周镐部枪杀，陈群仰毒自尽。陈公博、周佛海间发生误会，一度有武装对峙局面。 八月廿一日：日派遣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飞芷江洽降。 八月廿五日：陈公博留函呈蒋氏，在混乱局面下，暂时赴日待命。偕林柏生、陈君慧等一行八人，飞往日本京都。 八月廿八日：首批美军降落东京近郊厚木机场，实行占领。 九月二日：日政府在横滨附近海面美舰“密苏里号”上签立投降书。 九月九日：日本在南京签立投降书。 十月三日：陈公博被递解回京。

一九四六年

四月十五日：陈璧君在苏州高等法院就鞫。 六月三日：陈公博在苏州殉义。 六月廿一日：梁鸿志被判死刑。 八月廿三日：褚民谊在苏州监狱执行枪决。 九月廿八日：重庆公布以中储券二百作一，兑换法币。 十一月九日：梁鸿志在沪狱殉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