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传：汪伪国民政府的成立—作者附言

汪伪国民政府的成立

一 南京三巨奸会议

汪记“六全大会”开过后，汪精卫认为在此基础上由他来组织“国民政府”，于法有据了。在日本梅机关机关长影佐祯昭的怂恿下，在日军的戒备下，汪精卫率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等，由上海到南京与梁鸿志、王克敏就组织“国民政府”问题进行磋商。1939年9月21日，汪精卫发表声明，对梁鸿志、王克敏着实夸奖了一番，他说：王叔鲁、梁众异①诸先生等挺身乱离之际，相继组织政权，以与日本为和平的周旋，使人民于流离颠沛之余，得所喘息，苦心孤诣，世多共见。接着汪精卫板着国民党正统的面孔说：最近中国国民党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指汪伪国民党六大）宣言，以“和平反共建国”昭示国人，并郑重声明，“本党愿以至诚联合全国有志之士，不分派别，共同担负收拾时局之责任”。本党为完成此重大使命计，对于既成政权，消除成见，更谋群策群力，共济艰难，实为事理所当然。而既成政权，如王叔鲁先生等，从前曾服官国民政府，投艰遗大，休戚相关；如梁众异先生等，从前虽处于超然在野地位，然以段芝泉②先生对于中华民国之勋劳，及对于国民政府之爱护，知必能继其遗志，使国家民族得以转危为安③。

虽然汪精卫对梁鸿志、王克敏极力拉拢，但王、梁等态度却十分冷漠。王克敏干脆对汪说：这件事（指组成统一伪政府）我们三个人商量没有用。这件事要他们协商好了，也就可以做了。梁鸿志说得稍为客气一点：这件事要让我们商量之后，才能答复④。原来王、梁所说的“他们”，即他们背后的日本主子，那就是汪精卫背后的影佐梅机关，梁鸿志背后的原田机关和王克敏背后的喜多机关。事后，陶希圣和周佛海、梅思平等闲谈时，说到一个比喻：好比四个人打麻将牌，每一人的背后有一参谋。打到两圈以后，四个参谋都伸出手来，直接地打了起来，那座位上的四个打牌者反而无事可做。这个比喻生动地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即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都同样是日本侵略者手中的傀儡。

在影佐、原田、喜多等人幕后协商后，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终于作出如下的决定事项：

（一）首先召开中央政治会议，负责筹备建立政府。

（二）建立政府后，设中央政治委员会负责议政。中央政治委员会以汪精卫准备的条例为草案，竭力使王克敏和梁鸿志在中央政治会议中同意原案通过。

（三）中央政治会议人员的分配，国民党占1/3，临时和维新政府占1/3，余下的1/3分配给蒙疆政府及其他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人士。

（四）中央政治会议的议决方法，重要的事项，须经全体或3/4以上委员决定。

（五）在中央政治会议中应讨论事项，是政府的名称、首都的位置、国旗等重要事项。因此，事前须充分协商，以便会议中全体一致通过⑤。

这次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会晤的唯一结果，是他们各自发表了一通声明，表面上赞成汪精卫成立所谓中央政府的工作。

于是，临时、维新政府联合委员会发表声明说：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根据本会成立之使命，此时愿以全力协助汪精卫先生成立中央政府⑥。

维新政府的声明则谓：“曩者汪精卫先生脱身渝府，一再发表和平救国之宣言，且愿与海内贤达，不分派别，共济艰危，披沥至诚，商榷国是，四方响应，翕然同风。……同人等本救国之初衷，声应气求，未敢稍后，努力协进，以完成中国复兴之大业，不特吾人年来披荆斩棘之苦心，得以稍慰，即维新政府揭橥和平之素志，亦如愿以偿矣。特此宣言，敬告有众。维新政府行政院长梁鸿志、立法院长温宗尧、外交部长夏奇峰、内政部长陈群、财政部长严家炽、绥靖部长任援道、司法行政部长胡祁泰、教育部长顾澄、实业部长廉隅、交通部长江洪杰。”⑦

临时政府的声明则说：“兹读汪精卫先生发表大文⑧，对本政府奖饰过多，惭惶无似，但于国事民生有所裨益，定当追随先生之后，以底于成。……同人等忧患余年，倘得重见和平，于愿已足，决无异议。用布心腹。临时政府委员王克敏、汤尔和、董康、王揖唐、齐燮元、朱深、余晋龢、江朝宗、高凌蔚、潘毓桂、王荫泰、汪时璟、马良、苏体仁、赵琪。”⑨

这两个伪政府的声明，虽都是官样文章，表面上都答应替汪精卫捧场，骨子里却在那里向汪精卫摆汉奸的老资格。维新政府把群奸的官衔都一一列上，临时政府也把全体委员名单摆出来，这个架势就是准备在将来组织伪中央政府时，向汪精卫讨价还价，多争得几个席位。

当然，汪精卫能否组成伪国民政府，主要还要取决于日本的态度，因此“日华密约”的谈判，就成为汪精卫汉奸集团面临的首要任务。

二 “日华关系”密约的谈判

1938年12月近卫第三次声明和1939年8月汪精卫赴日谈判，还仅是停留在一些原则性的声明上，日、汪双方都感到需要调整“国交”，特别是日方更有使其具体化的必要，从而为独占中国披上“合法”的外衣。为此，双方派出代表于1939年11月1日至11月12日举行了七次会议。汪方代表为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周隆庠，后加派林柏生；日方代表为影佐少将、须贺大佐、犬养健、谷荻大佐、矢野书记官、清水书记官。稍后，须贺与陈公博又单独就厦门及海南岛问题举行了六次会谈。

在日、汪双方会谈之前，日本兴亚院已为此定下基调，从内政、军事、经济等方面提出相当苛刻的条件。其口吻的严厉和态度的蛮横，使汪方代表只能俯首帖耳，连讨价还价的勇气也消失了。日本“兴亚院联络委员会”的决定直截了当地说：“日本希望日、满、中三国以在东亚建设新秩序，结成善邻友好、保持东亚和平为共同目标。”这就是说，日本要使汪精卫即将建立的伪政权，与伪满置于同等地位。

关于内政方面，日本强调从伪中央政府到地方基层政府设置政治顾问、技术顾问或日本职员，以便日本的监督控制。

“日本在政治方面需要和中央政府商议的事项，通过日本驻中华民国大使馆，根据本协议精神，考虑在中央政府设置政治顾问，同时也考虑在中央政府各院、部采用日本职员。”

“关于日中互相帮助，不仅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就在财政、经济方面，中央政府亦应聘请日本专家当顾问。同时中央政府直属机关可任用日本教授、教官、关税官吏及技术员等。”

“各省政府、特别市政府（直辖市）所属的各厅局以及各县也可考虑设置日本政治顾问。日中两国特别需要加强合作的地带或其他特别区域，需要两国密切合作和协商。在该区域所必要的机关内，也应任用日本顾问或职员。”

“为了与日本军队协商有关事项，中国方面在各当地政府内，应设置交涉专员。”

“县政府及普通市政府不采用日本职员，……但是在事变中特殊区域或遇特殊情况时，中国方面似乎也应考虑任用日本职员。”⑩

由此可见，日本侵略者的魔爪，不仅伸向伪中央政府、省政府，甚至连县政府和普通市政府这样的基层组织，也要以“特殊情况”为口实，毫不放松地加以控制。

关于军事方面：“为适应日中两国新关系的调整，商议有关两国军事合作事项，应设置日本军事顾问。关于中日军事合作，不得使第三国介入。”“为了日中军事合作，特别是在必要的地区，特殊的军队，有必要配备日本军事专家。”(11)

在汪精卫手中无一兵一卒的情况下，所谓军事合作和设置军事顾问，只是日本实行军事占领的又一说法而已。

关于经济方面，“为适应日中新关系调整的原则，主要应体现加强日中经济合作地区，尤其对该地区与国防有关事业，需要采取特别措施。”(12)

所谓“经济合作”“特别措施”云云，即都是日本独占的代名词。

汪精卫希望日本解决财政方面的有关问题，对此，日本兴亚院对于关税收入、统税、盐税等都作了回答。

这些回答表明，日本对关税、统税，盐税等收入，无不以“保管”或“战争中的特殊情况”为理由，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在汪伪政府成立前借款4000万元，日方还是以“最大的诚意”通融的。而关税的一部分，还得分给“蒙疆和华北”。

对于汪精卫要求“开放长江”的问题，日本以“按现在的情况，尚非其时”，干脆加以拒绝。

至于“发给京沪铁路通行证及首都（南京）车站检查等事项”，日本也以“鉴于实际情况，为整顿秩序，维护治安，应适合当地客观实际”为理由，以“协商处理”推脱了事。

如果说，兴亚院联络委员会的决定，还带有某些原则性条文的话；那么《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则是赤裸裸地暴露日本侵略者妄图永远奴役中国的狼子野心。

这份《要纲》及附件一、二，强烈地反映了日本侵略者妄图独占中国，使中国永远沦为殖民地，成为日本军事、政治、经济上的附庸的野心，从而陷中国于万劫不复的悲惨境地。

用陶希圣的话说：这一《要纲》，无异于一个大蓝图之内的小蓝图，……小蓝图是日本把中国的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和海南岛划分为五种“地带”，也可以说是五层。最深的一层是伪“满洲国”，第二层是伪“蒙疆自治政府”，第三层是华北，第四层是华中，第五层是华南。而海南岛是和台湾一样的日本的军事基地。(13)

实际上，这个《要纲》赋予日本以种种特权，如所谓既成事实，蒙疆的完全独立自治，就是不能变更的特殊事实，华北政务委员会，情况亦大致相同。

又如所谓驻兵，防共的部队是永不撤退的，所谓撤兵的条件是“随治安之确立，两年之内撤兵”。而判断治安的确立与否，日本可作随心所欲的解释。还有所谓治安驻兵，驻兵地域为华北及扬子江下游。此外还有扬子江舰队、东南沿海及特定岛屿的海军驻兵，事实上都已成为永久性的驻兵。

所谓“强度结合”或“紧密结合”地带，即陶希圣所谓的小蓝图，日本在这些地带内，拥有驻兵权、资源开发权、通信及成立特别行政机构等特权。

所谓“特殊便利”，就是让日本不受任何约束，使伪政权的一切“政策法令”，根据日本的意向，完全适合日本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的需要，日本不仅有优先权，而且凡是日方所需要的，汪伪就得协助完成。如此等等。

难怪当日、汪密约的谈判刚一结束，周佛海、陶希圣把《要纲》带给汪精卫，汪看过《要纲》后，流着泪对陈璧君说：日本如能征服中国，就来征服好了。他们征服中国不了，要我签一个字在他的计划上面，这种文件说不上什么卖国契。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吧。(14)

的确，中国是永远不会被侵略者征服的，中国也不是汪精卫之流所能出卖得了的；但是汪精卫等卖国贼的丑恶行径，在中国人民看来，对他们的憎恶度绝不下于憎恶日本侵略者。

让我们看看会谈过程中的一些情况，日、汪之间的主奴关系，就看得更清楚了。

在第一次会议纪要中，当梅思平提到“如能告知有关共同防卫项中的军队驻扎地，则不胜荣幸之至”。影佐轻蔑地回答：“事关机密，暂时保密，请耐心等待公布时间的到来。”当梅思平提出：今后讨论要以近卫第三次声明、重光堂会谈签订的《日华协议记录》和1939年6月在东京日、汪会谈的规定为基础，很难接受上述三个文件中所没有的东西时，影佐轻蔑地回答四个字“多蒙指教”。不屑置答的神情，溢于言表。当陶希圣提到：我们感谢日本方面援助中国，帮助成立新中央政府，但是希望能给新政府有充分活动余地，就是说，虽然承认小孩的生存，但依旧让他处于病状之中，这样是不会起任何作用的。影佐反唇相讥地说：陶先生仅仅把结束战争招致和平作为目的，但仅仅以此为目的，岂不是要恢复事变前的状态吗？影佐在这里自己揭开了“中日亲善”的面纱，毫不掩饰地说出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目的。陶希圣的近乎哀求和影佐的倨傲骄横神态，适成鲜明对照。

在11月4日第二次会议纪要中，周佛海谈道：对我们来说，最为难的是把驻军作广范围的解释。这是掌握民心上的一个妨碍。影佐直截了当地回答：在这里所记载的，一切均属极密，可以不让人民知道。这无异于说，这种鼠窃狗偷的事，本来是见不得人的。当梅思平提到“驻军如果涉及到内政，那就被认为是干涉内政”时，影佐训斥说：贵方以避免干涉内政为理由而要求我们马上撤军，从原则上看，我们究竟为什么而流血呢？当梅思平提出“中国（指汪伪）能依靠自己的军队维持治安”时，影佐嘲笑道：和平恢复后，汪先生手中能有多少军队，这是将来考虑的问题。影佐的意思非常清楚，就是汪精卫现在根本没有资格谈这个问题。

顾问问题是日、汪双方争执较多的问题。周佛海开门见山地说：顾问问题，坦率地说，一般人看见华北的喜多中将和华中的原田中将两人就感到头痛。周佛海还谈到他讨厌顾问的原因：在于临时、维新两政府中，顾问采取长官的态度，没有顾问签字，命令发不出去。……影佐针锋相对地说：日本方面也很重视顾问问题。这就是新中央政府用哪一国的顾问用到什么程度。……而绝不是贵方所担心的派遣顾问是有意胡闹。影佐还补充说：“捉住个别坏例子，破坏一般的感情，我认为是可以避免的。”影佐最后就顾问问题作出总结说：“总之，是既成事实，不应把它当作无理看待。这只是说初生婴儿不能脱离奶水。”这俨然是把汪伪当做儿子看待了。

当谈到把晋北十三县划归“蒙疆”问题时，周佛海向影佐诉苦说：如果把它划给蒙古，河北门户洞开，这样，就没有任何理由向中国民众解释。只有以长城线为汉人所有为理由，聊以保持体面，以示苦衷(15)。一语道破天机，原来汪方与日方谈判，讨价还价，无非是为了“保持体面”，以便于欺骗中国人民。大抵日、汪双方的谈判，从汪方的动机和企图达到的效果来说，都可作如是观。

日、汪双方经过七次会议，虽然还有些枝节问题尚待解决，作为汪方的首席代表周佛海即表示：“可以作为同志而签字，当然作为未定稿，仍然要经过会议后，再汇集于会谈记录中，写成主文、谅解事项等议事录，作为将来签订条约的资料。从而可以在此签字。”周佛海还带着急迫的心情央求说：我们是根据中央政治会议探讨今后的问题。所以，如果现在不能解决的各个问题，便无法召开中央政治会议。例如，联合银行的问题，华兴商业银行及军需的问题等，都必须一下子加以解决。看来，周佛海的着眼点放在急于召开伪中央政治会议，为了解决筹组伪中央政府的财政问题而急于表态。但影佐却不即不离地回答：“我们尽可能致力于问题的决定。但是，对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也无可奈何。如果认为由于急于建立政府，不确定细目，就无法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对政府建立将发生障碍，就会造成了为了使孩子活着，结果母亲死了。”(16)影佐对汪方的曲意讨好尚未完全满意。他说：“凡是确定的，双方可以签字，我们保留的提案尚有十七件。”(17)就这样，日、汪密约以汪方几乎全盘接受而告结束。

三 高、陶事件

日、汪密约经过1939年11月周佛海等与影佐祯昭的七次会谈后，汪精卫为了迎合侵略者的政治需要，大造投降舆论。就在11月12日第七次会谈结束的当天，汪精卫发表讲话，说什么日本没有亡中国之意，因此，中国应该随时准备收拾战争，恢复和平。妄图瓦解抗战阵营。同月19日，汪精卫又发表了《所望于产业界诸君》一文，鼓其如簧之舌，引诱上海资产阶级投敌。汪精卫声称：产业界应用具体行动实现与日本的经济合作，以奠定中日永久和平的基础，云云。

另一汉奸头目周佛海则于12月9日发表《关于组织中央政府》的文章说：组织中央政府是为担负和平的使命，中央政府的成立，不是时间的问题，乃是条件的问题。现在正在和日本谈判条件，只要条件全部谈判完成，就可立即组织起来。周佛海的文章反映了汪精卫汉奸集团急于组织伪中央政府的迫切心情。但是日本对汪精卫汉奸集团显然不想急于满足他们的要求。日本首相阿部信行于同月14日在日本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联盟干部与政府恳谈会上发表的讲话，等于给汪精卫当头泼了凉水。阿部说：关于处理中国事变，成立新政权问题，由于日、汪双方对具体内容尚未获得一致意见，成立时间需要推迟。这一方面表明日本对日、汪谈判稍感不快，其目的是要迫使汪精卫完全就范；另一方面日本对重庆国民政府的诱降工作从未停止，还想最后迫使重庆政府与日本谈判，从而可以从中国战场上拔出泥足。

汪精卫对此心领神会，于是在这年的12月18日至24日，由陈公博代表汪精卫与日本海军须贺少将进行了六次会谈，解决有关厦门及矿山资源利用等问题。陈公博完全满足了日方的要求。当第三次会谈进行到进午餐的时候，一个目击者说：看来陈（公博）对于日本海军真意的了解有了很大进展，他也敞开胸怀谈话，反复强调日本海军的合作。他反复说自己在日本方面没有知己，此次叩问海军真意，得到相互了解，非常满意，欣喜于获得了知己(18)。在会谈结束时，陈公博讨好日本海军说：“日本一向是陆海军分别担当国策的，请海军务必以其公正的意见，向陆军作出充分劝告。”(19)陈公博看到日本海、陆军在中国问题上为争夺权益而产生的矛盾，寄望于日本海军方面去作陆军的工作，真是“饥不择食”。其媚日丑态，较之汪精卫亦不逊色。

经过了上述公开的、秘密的紧张活动后，1939年12月30日，汪精卫和日本梅机关终于在上海秘密签订了《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及《秘密谅解事项》。《要纲》明确规定：（一）中国承认满洲国。（二）在新国交恢复以前，维新、临时两政府经办事项，由中央政府（汪伪）加以继承。（三）确保日本在中央政府外交、教育、宣传、文化以及军事等各方面的权力和合作关系。（四）承认日本在内蒙、华北、长江下游、厦门、海南岛及其附近岛屿的政治，经济以及对地下资源开发利用的权利；承认在以上地区的防共和治安的驻兵权，以及与驻兵地区有关的铁路、航空、通讯、港湾和水路在军事上的要求。（五）在中央政府及各级机构中聘请日本军事、财政、经济、技术顾问，以确保上述条款的执行。(20)

当时间跨入20世纪40年代的第一天（1940年1月1日），汪精卫兴冲冲地又是发表文章，又是广播讲话。在题为《共同前进》的文章中，汪精卫强调：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是中日的共同目标。因此，必须在外交上、在国防上，与日本争取同一方针；在经济上，实行有无相通，短长相补(21)。周佛海也于次日发表题为《和平运动的发展和途径》的广播讲话，叫嚷：其目前一切努力，就是要集中于中央政府的产生，组织、充实、健全中央政府，是今后努力的途径(22)。看来他们的傀儡戏就要出场了。

但是晴天一声霹雳，1940年1月3日，汪精卫汉奸集团的重要成员高宗武、陶希圣秘密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同月22日，香港《大公报》引人注目地刊登了高宗武、陶希圣《致大公报信》和《中日新关系调整要纲》及《附件》（即日汪密约），高、陶在信中揭露了汪、日谈判签订密约的经过，以及密约中的主要条款。

高宗武、陶希圣在信中说：去年之夏，武（高宗武）承汪（汪精卫）相约，同赴东京，即见彼国（指日本）意见庞杂，军阀恣横，罕能望其觉悟。由日返沪以后，仍忍痛与闻敌汪双方磋商之进行，以期从中补救于万一，凡有要件，随时记录。11月5日影佐祯昭在六三园(23)亲交周佛海、梅思平及陶希圣等以《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之件，当由汪提交其最高干部会议，武亦与焉。益知其中条件之苛酷，不但甚于民国四年之二十一条者，不止倍蓰；即与所谓近卫声明，亦复大不相同。直欲夷我国于附庸，制我国之死命，殊足令人痛心疾首，掩耳而却走。力争不得，遂密为摄影存储，以观其后。其间敌方武人，颐指气使，迫令承受，或花言巧语，涕泪纵横。汪迷途已深，竟亦迁就允诺，即于十二月三十日签字。武、圣认为国家安亡生死之所关，未可再与含糊，乃携各件，乘间赴港。……除将摄存及抄录各件，送呈国民政府外，兹送上《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暨附件之原文摄影（译文另附），又汪方提出“新政府成立前所急望于日本者”之去文，及同件日方复文各一份，敬请贵报即予披露，俾世人皆得周知，勿使真相长此淹没，以至于不可挽救。(24)

高宗武、陶希圣这封信，揭露了日、汪勾结和签订密约的经过，及日方的软硬兼施，以及汪精卫的俯首求降、听从日方摆布的丑态，等等。当然，高宗武、陶希圣在信中不可避免地有自我表白和辩解之处，但日、汪密约的的确确是汪精卫卖国的铁证，并从此真相大白于天下，这对于汪精卫汉奸集团来说，真是个致命的打击。

汪精卫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弄得手足无措，涕泗滂沱，他自怨自艾地说：“脱党（指高宗武、陶希圣脱离汪记伪国民党）的事件，还可以忍耐，不过，这卑劣的背叛行为是不可恕的。……这是我的不德，完全是不德所致的，以这样的不德来计议国是的将来，是不可能的。商谈建立东亚和平也不能自信了。惟一洁身的方法只有置政治于度外。”

“汪氏仰胸号叹，为这一背德的污辱而哭泣。这是汪氏和平运动史中，最悲痛的一页。也是汪氏最大危机的时候。”(25)

不过汪精卫并没有就此止步，洗手不干了。他恼羞成怒地对高宗武、陶希圣破口大骂，说他们“自丧人格，实属卑鄙，殊堪痛恨”。(26)

汪精卫虽然遭此沉重打击，他还在强打精神，因其时汪伪群奸及王克敏、梁鸿志等老牌汉奸正准备在青岛举行合流会议，筹组傀儡政权事宜。汪精卫于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1月24日），在青岛接见路透社特派员时，说了如下的一番话：

“陶希圣、高宗武两人，均系自始即参加和平运动者，然自去年3月21日曾仲鸣同志在河内被暗杀之后，二人即怀极度戒惧心理，……又陶希圣亦系一优柔寡断之人，毫无坚强决心，此与高氏如出一辙。然余因彼等两人，均系颇早即已加入和平运动者，故对彼等两人，亦竭力以尽量之宽大态度待遇之。迨至去年11月左右，因对于彼等二人之态度，发现可疑形迹，故此后遇有重要交涉，即不复使彼等二人参加，二人乃竟窃去年十二月五日(27)日本方面该地当局一部分人士之和案，居为奇货，向重庆方面告发。此种行为，不仅怯弱，且适足以表现其蒙受诱惑，自堕人格矣。卑劣至此，实堪浩叹。”

汪精卫还故作镇静地说：“抑不论何种运动，其内部发生此类腐败分子，盖为趋势所难免，而其结果，则此等分子归于自己淘汰，对于大局，则毫末损也。……然余深信中国自和平外，复别无解救之道，且深信和平运动，刻已逐日发展，离成功之期不远。际此国家续绝存亡非常之秋，若欲救国，则非抱有牺牲自己之决心不可。苟抗战血战而失败，则抗战者负其责，苟和平运动失败，则从事和平运动者负其责，如其首鼠两端，持骑墙主义，则断不可也。

余之同志莫不具有坚强决心，勇往直前，以新秩序建设为目标而迈进，故高、陶二人之退却，转足使吾人之团结益趋纯洁强固耳……故高、陶两人所发表者，完全出于向壁虚造，事实必有可证明之耳。”(28)

这番话就汪精卫来说，可算当面撒谎，煞费苦心。照汪精卫看来：似乎中国除了投降之外，别无出路，而且他搞的“和平运动”，眼看就要成功了。但这番谎言本质上却是反映汉奸群中的互相倾轧，钩心斗角；更多的则是高宗武、陶希圣揭露日汪密约后，汪精卫处境狼狈，如坐针毡，不得不编造谎言，来为自己的卖国丑行作徒劳的辩解，同时也为他的汉奸同伙打气。另一目的，则是通过高、陶事件，作为向日方讨价还价的理由，那意思是说，你日本的条件太苛刻，我汪精卫就更无法欺骗中国人民了。从而可以乞求日方多少缓和一点苛酷条件。

关于汉奸群中的矛盾倾轧情况，我们从周佛海的几则日记中，可以概见其大略：

“闻宗武、希圣失踪，大约系赴香港，因忆一号与宗武所谈，恍然大悟，余虽觉中国不能不统一，因之重庆不能不联络，但万不料其离沪如此之速也；其事前早有接洽可知，感触万端。”(29)

“晚赴汪先生处便饭，汪先生因宗武及陶希圣不告而别，颇为愤慨，当劝慰之。希圣为人阴险，较高尤甚，亦未可恕也。”(30)

“四时出席扩大干部会议，由汪先生报告高、陶离沪情形及善后问题，汪先生力为陶希圣开脱，余殊不愿，陶某阴险成性，实无可恕也。”(31)

由于陶希圣是老牌改组派，汪精卫极力为之开脱，周佛海则坚决不予谅解。

“接上海无线电，高、陶两败类，在港将全部条件发表，愤慨之至。影佐来，谓与大局无关，劝余并转陈汪先生安心，其意在劝余，而其内心亦焦灼万状也。……晚与思平谈高、陶之事，愤极之余，彻夜未睡。拟回沪发表长篇声明，说明内容及吾辈态度，以正国人视听，高、陶两动物，今后誓当杀之也。”(32)

周佛海作为汉奸集团的参谋长，杀机毕露，大有与高宗武，陶希圣不共戴天之势；而作为汪精卫后台的影佐祯昭，也感到棘手而焦灼万状。

“下午接香港拍来高、陶二败类致《大公报》缄，不禁发指，因赴海光亭，晤清水、犬养(33)等。谈及此事，余愤极之余，不禁泪下。”(34)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分子今井武夫也不得不承认，高、陶的出走，对汪精卫为首的汉奸集团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他们内心受到的冲击是难以掩盖的，无可争辩，这对和平运动的前途投下了阴影。……最伤心的是周佛海，他认为高、陶的逃走毫不值得追究，但愤慨地说暴露密约完全是背叛行为，他泪下如雨，也不擦掉，惟有长叹而已。”(35)

周佛海对高宗武、陶希圣暴露了日、汪密约如此痛心疾首，在他的日本主子面前泪下如雨，其奴颜媚骨和卑鄙无耻，与汪精卫如出一辙。

不过，在汉奸群中，也有对高、陶事件表示幸灾乐祸的，罗君强就是如此。罗承认：陶、高出奔对汉奸方面当然是一大冲击。汪精卫乃再在自宅召集一次干部会议，特务李士群还在会上建议派人到港，再去找他们回来。我和陶希圣积有私怨，……这次他走了，我想走了也好。我在会上说：陶希圣反复无常，人所共知，滚了也好，可免后祸，我代表青年同志反对再找陶希圣回来。汪精卫连搓两手，嘟着嘴说：“这也是我的不好。”(36)

这里反映出老CC派周佛海等与改组派陶希圣之间的矛盾，又反映出是维护汉奸集团利益还是让这个集团任其分崩离析的矛盾，弄得汪精卫只好自认晦气。

在汉奸集团面临风雨飘摇之际，汪精卫的老搭档陈公博却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于1940年3月11日由香港赶到上海，重入汉奸集团(37)，为汪精卫撑腰打气。周佛海对此，悲喜交集。他在日记中写道：本日公博到沪，相见之下，悲喜交集。渠谓高、陶实非人类，吾人因政策不同而离渝，从未对蒋先生（蒋介石）有一恶语相加，未宣布其秘密，高、陶如此，实人类所不能作之事也(38)。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陈公博昧于民族大义，甘心附逆，盲目追随汪精卫，最后落得个枪毙的下场，实属罪有应得。

高、陶事件是汉奸集团中的一次内讧，是争权夺利达到白热化的尖锐表现，是分赃不均的必然结果。

按照罗君强的说法：陶希圣这次为汪精卫运筹帷幄，自念功不在周佛海之下，自己仅得一席常委兼个党的宣传部长，听说周佛海又将掌握伪府财经大权，更是因羡生妒。自命一介书生，当个冷门的教育部长总是差强人意的，因此向汪精卫有所表示。哪知汪已将教育部长许给了当时所谓无党派人士赵正平，陶心怀抑郁，恰好重庆中统(39)特务又来勾引、吓他，他感到当汉奸也当不出一个名堂来，只好再动别的脑筋吧！高宗武在伪府成立前，一心想当外交部长。……汪精卫因高的年纪才三十挂零，年轻资浅，……拟自兼外长名义，以高为次长，让他代行部务。……高宗武觉得卖了这样大的气力，竟然仅能屈任次长，十分愤愤不平(40)。

上述情况表明，高、陶出走的原因是：高宗武想当外交部长不曾到手，陶希圣则希望就教育部长不能如愿，因此愤而出走，这当然是原因之一。

陈春圃的说法则是：高、陶相约一起走，除因陶后来也住在租界同样经受不起军统的威胁以外，主要还有一个内因，就是人事摩擦严重。记得在高、陶离开以后。在是年（1940年）1月，汪精卫和周佛海有一次在愚园路汪的寓所谈话时，周佛海提到：陶希圣对梅思平的猜忌成性，一再挑拨他和我的感情也伤透脑筋，几次三番当面或者书面诉苦，后来简直极度愤怒，虽经屡次解释，终未释嫌，这对于他之离开也是重要因素，云云。汪精卫对周佛海也说：陶希圣对林柏生也有问题，总认为柏生不买他的账，不把他这个中宣部长放在眼内。……这样一来，汪记集团这几个所谓“骨干”平素极不相容，互相攻讦到你死我活的程度，碰到旁人的怂恿威胁，自然容易走上公开拆伙之一途。(41)

实际上，围绕着高、陶事件，既呈现了CC派与改组派的矛盾，又表现出改组派与公馆派(42)的对立。

看来群奸争夺伪政权肥缺的分配，确实使汪精卫感到是个很头痛的问题。

平心而论，高、陶事件对于日本侵略者特别是汪精卫汉奸集团，确实是一次巨大的冲击，它使傀儡登场戏几乎开不了场；另外，就高宗武、陶希圣而论，不论他们的主观动机如何（如争当伪府部长不成），客观形势的变化如何（如军统的威胁和杜月笙等的策反等），他们毕竟从日寇占领下的上海，投奔到抗战时的陪都重庆来了（高宗武则直接避居美国）。高宗武、陶希圣追随汪精卫当了半截子汉奸，有其共同思想基础和叛国事实，这是应当受到批判的；说他们凛于民族大义，这是替他们涂脂抹粉，但他们确实感到汉奸这顶帽子的分量，充当千古的民族罪人这种滋味也是不好受的，因此“迷途知返”“反戈一击”，重新回到抗战阵营，就这点而论，还是应予以适当肯定。

另外，高宗武、陶希圣带回日汪密约，公之于世，使人们从这个反面教材中看到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永远奴役中国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狼子野心，使人擦亮眼睛，从而对汪精卫汉奸集团为虎作伥的罪恶行径产生极大的憎恶和仇恨，汉奸们再想抵赖和掩饰其卖国真面目，都是无济于事的。他们的卖国形象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再也无法改变了。这也是在评价高、陶事件时，应该注意到的事实。

紧接着高、陶事件后，蒋介石在1940年1月23日发表《为日汪密约告全国军民书》和《告友邦人士书》，蒋在上述声明中强调指出：日本军阀一面在中国努力制造傀儡政权，一面与尚在制造之傀儡政权签订协定，以组成所谓“日支满”三国经济集团，并以中国之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统由日本统治，俾其他各国之一切活动，均受日本国策之打击，且以此《中日新关系调整纲领》之日汪协定，而根本取消各国在东亚之地位矣！蒋介石在这里明显地暴露出依赖英、美、法等国干预中日战争的想法，但谈到的一些情况，则基本接近事实。

于是英、美，法等国家，对中日之战的态度，渐趋积极，他们纷纷发表声明：决心维护“九国公约”，否认汪伪政权。2月13日，美国国会通过对华贷款2000万美元。英、美、法等国甚至在欧战爆发前后，抽调兵力，增强远东地区的防务(43)。不能不看到，日、汪密约的揭露，对上述情况确实发生了直接间接的影响。

汪精卫虽然遭到沉重打击，但仍继续与王克敏、梁鸿志等举行青岛会议，作筹组伪中央政府的最后准备。

四 青岛会议

青岛会议按照汪精卫汉奸集团的说法是：“主要即在根据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容纳各党各派、无党无派志士的精神，联络各既存政权并各方和平势力，共商国府还都大计。”(44)说穿了，这是一次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等汉奸们之间的分赃会议。

早在青岛会议前，1940年1月7日，梅机关为会议定下了基调——《青岛会谈要领》。要领规定：（一）青岛会谈是中央政治会议的准备会议。（二）会期三天。（三）会议内容：通过及决定中央政府建立大纲、政府机构、名称、首都、国旗、中央政治会议组织纲要及条例、中央政治委员会组织条例、华北政务委员会组织条例等。（四）由汪精卫向王克敏、梁鸿志分别说明《调整要纲》的部分内容及中日关系情况，决定以后中日关系由汪精卫负责处理。换句话说，由日本策划的群奸合流组织起来的伪中央政府，得承认汪精卫的主导地位。

1月15日，汪精卫电邀王克敏、梁鸿志等赴青岛会谈，原电如下：

“去年九月在南京会晤之际，屡蒙指教，拜聆高见，感荷莫名。数月以来，各事折冲结果，渐见端倪。兹为组织中央政治会议，促进和平，实现宪政，作进一步检讨而期实行计，定于本月下旬，在青岛举行会谈，以便讨论国家大计，尚乞赏临为幸。”(45)表明汪精卫是这次会议的召集人。

出席会谈的除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外，代表汪记伪国民党的有：秘书长褚民谊，中央执委常委周佛海，组织部长梅思平，代宣传部长林柏生。代表临时政府的有：内政部长王揖唐，司法部长朱深，治安部长齐燮元。代表维新政府的有：立法院长温宗尧，内政部长陈群，绥靖部长任援道。

李守信作为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德王的代表也来到青岛，李与汪精卫的代表周佛海举行了会谈，达成如下协议：汪精卫方面承认蒙疆地区实行高度防共是必要的；交换的条件是，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方面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央政府给予协助。

青岛会议自1月24日至26日共会谈三次。第一次会谈于1月24日上午举行，汪精卫主持了这次会谈，他在会上侈谈什么“三民主义真谛”，胡诌什么“以民族解放言之，则为民族主义；以政治解放言之，则为民权主义；以经济解放言之，则为民生主义。三民主义为救国主义者如此。”然后话头一转说：三民主义“与东亚主义世界主义并不相违。盖其基本精神，以中国固有道德出发，以和平为信条，不以侵略为能事，故谓之王道，而非霸道。中国必得到自己之自由平等，乃能为东亚之一员，此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义也。”(46)

关于汪精卫的汉奸理论，将在以后的专章中加以剖析和批判；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他把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简直糟蹋得不成样子。他一会儿把三民主义和法西斯的东亚主义、世界主义相提并论，这明明是挂羊头卖狗肉，为日本的侵略政策寻找理论根据。一会儿说什么“以中国固有道德出发，以和平为信条”，然后又扯到“王道”“霸道”问题，又是什么“齐家修身治国平天下之义”等。汪精卫真是数典忘祖，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中国人民是酷爱和平的，但绝不能忍受黑暗的统治，绝不能忍受侵略者的压迫。

汪精卫在会上还大谈“法统”问题，说明他是主张继承旧法统的。理由是：“盖中国如欲树立全国统一之中央政府，其方法有二：其一废弃旧法统而另建新法统。……此次事变，由于过去国民政府政策之失当，并非由于政制之不良。……政制即有未尽善之处，亦只需适当改正而已足，因吾人并无根本推翻原来法统，徒使惹起混乱之必要也。其二即承袭旧法统而略事修正之。……去年中国国民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有鉴于斯（指国民党一党专政），对斯制度特议加以改善，在大会宣言中，已表明此旨。由是今后中央政治委员会，已非国民党一党独占，凡各合法政党及全国贤能之士，均能依法参加，协力商议政治，此即实现宪政之初步，同时矫正过去政制缺点者也。”(47)

汪精卫不赞成废除旧法统的同时，又开了一大堆政治药方，如在短期内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等。汪精卫是个大党棍，即使当了汉奸头目，他还要祭起“法统”这个法宝，以适合他推行汉奸政治的需要，用以自欺欺人，这是汪精卫和其他汉奸头目如王克敏、梁鸿志之流所不同的地方。不过，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虽然不得人心；而汪精卫以国民党副总裁身份卖国投敌，尤为国人痛恨。他利用“法统”的招牌招摇过市，理所当然地遭到人们唾弃，这大概是汪精卫始料所不及吧!

会上，汪精卫还大念和平经说：

其一，和平运动乃是从东亚大局着想，确有见于中日两国非和平不能共存共荣，并非以战败之故，避难苟安也。

其二，和平运动乃中日两国百年大计，应从共存共荣之见地，深植其基础，并非求一时之宁息也。

其三，和平运动乃是从一种主义、一种信仰出发，确有见于中日两国，战争则两败俱伤，和平则共存共荣，故不避艰难，不惜牺牲以赴之，并非出于权谋术数之观念也。(48)

在这里，汪精卫俨然成了日本侵略者的鼓吹手，和侵略者唱一个调子。什么“共存共荣”？侵略者与被侵略者之间的关系是生死斗争关系，被侵略者只有在斗争中奋起，绝不能向敌人屈辱求存。什么“和平运动，乃中日两国百年大计”，中日两国人民是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但这只能在打倒共同敌人——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法西斯狂人之后，而不是乞求侵略者发善心放下屠刀，更不是汪精卫之流的投降活动就能制止战争的，恰恰相反，投降活动只能更助长敌人的嚣张气焰和战争狂热。什么“战争则两败俱伤，和平则共存共荣”！中国人民反对战争，但是日本侵略者既然将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中国人民只有和敌人周旋到底，即使付出巨大的牺牲，最终胜利当然是属于正义的中国人民。

在青岛会议前，汪精卫还遵照日本主子的意旨，向蒋介石发出劝降电。电文说：

“一年以来，殚尽心力，谋扫除过去之纠纷，实现将来之光明。……以今日之国内情形、国际环境，抗战到底必无最后胜利之望，先生所知，无待赘言。全国人民倾向和平，亦先生所知，更无待赘言。惟和平之实现，必须全国一致，乃能迅速普遍。”汪精卫强调说：“兆铭绝不能以此有所顾虑，势必先以全力，从事于局部的和。惟先生苟能以国计民生为重，及今毅然决定大计，声明愿与日本停战言和，根据近卫声明之原则，以求其具体的实现，则兆铭与诸同志必能与先生同心戮力，使全国和平早日实现。质而言之，国家民族之存亡祸福，系于此举。现在先生在重庆，集大权于一身，和战大计，惟先生一言可决，所责于先生者重，故所望于先生者厚，不避冒渎，布此腹心，惟垂察之，幸甚。”(49)

在这封劝降电中，汪精卫承认一年来所进行的投降活动，困难重重。但他仍把日本的诱降条件说成即使这样也不算亡国条件。然后汪精卫向蒋介石软硬兼施地说，坚持抗战是没有希望胜利的，只要蒋介石主张停止抗战，他愿与蒋携起手来，重温汪蒋合作的旧梦。而且说蒋介石是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只要蒋表明态度，他们的合流很快就可以实现。实际上，汪精卫在这里喋喋不休地表述，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日本侵略者早就不停地策划宁、渝合流，以便日本从中国战场上拔出泥足。但蒋介石此时的抗战态度，不曾被日、汪的恐吓拉拢而有所改变，汪精卫劝降的伎俩又一次宣告破产。尽管如此，汪精卫还是下决心要在日本刺刀保护下充当傀儡角色。所谓“兆铭绝不能以此有所顾虑，势必以全力从事于局部的和”。就是这个意思。汪精卫明知当汉奸不一定有好下场，但还是决心要当儿皇帝。

当谈到青岛会议所要达到的目标时，汪精卫说：吾人拟成立一名副其实之中央政府，俾得负担足以答复近卫声明之责任。此次吾人之所以前往青岛者，非为讨论和平之条件等，而系欲使国内一致团结耳。(50)

所谓“国内一致团结”，就是汪精卫要把王克敏的临时政府和梁鸿志的维新政府拉在一起，按日本的意旨冶于一炉，为将来成立的伪中央政府点缀门面。

关于这一点，1月26日（即青岛会议的最后一天），临时、维新政府发表联名声明，算是对这个问题的交代。声明说：

“事变以来，临时、维新两政府先后成立，应时势之要望［求］，倡导和平，作战败之善后，图秩序之恢复，努力从焦土之间，拯救民众。……去年夏秋之顷，汪精卫先生贲临北京、南京，互商时局，其勇敢赴难精神，令人钦佩，不胜铭感。今经青岛会议，进而将见中央政治会议之召集。关于内外政策，汪先生谈话所发表者，悉为吾人所冀求望其实现者，全国贤达之士，亦必深谅其苦心，而冀助成此大业也。复兴在望，不胜翘望。”(51)王克敏、梁鸿志答应捧场，青岛会议的目的也就算达到了。

对于青岛会议的结果，日本侵略者的头头们是满意的。日本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说：青岛会议之结果，使中央政府之组成及调整中日关系之前途，更见有浓厚之希望，为东亚尤为中日两国，至堪欣慰。(52)

梅机关机关长影佐祯昭也说：大致可以预测，由于秘密条约的决定，使日本方面的意见完全一致。同时，临时、维新两政府的人们也表示这样的态度，逐渐理解汪的运动，并有诚意协助这个运动。因此可以预料到青岛会谈能够顺利发展，大概可以达到目的。……这次会谈的结果，决定在汪政府委任范围内具有处理局部问题的权限；维新政府取消，其人员原则上吸收到汪政府中来(53)。

影佐在这里强调了“由于秘密条约的决定，使日本方面的意见完全一致”，就是说秘密条约完全满足了日本方面侵略的要求，因此青岛会议才得以顺利召开。在这里表明青岛会议的操纵者明白无误地是日本侵略者，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之流，只是充当无足轻重的配角。

日本派遣军报道部长也为青岛会议捧场说：“青岛会议之结果，行将促进新中央政府之成立；对于中、日国交调整前途，亦投下一种光明；为中、日两国之将来计，殊足庆幸！”(54)

这次青岛会议，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实际上各怀鬼胎，各有打算，只是在日本主子的裁决下，汪精卫凭借其在国民党内的历史、声望、具有一定的欺骗性等条件，为日本特别垂青，跃居于汉奸班底的首位，使王克敏、梁鸿志屈居其下。

青岛会议历时三天，第一天（24日）在汪精卫大放厥词之后，汪与王克敏、梁鸿志就伪中央政府成立大纲及政府的名称、首都、国旗等问题举行会议，达成了一致的意见。第二天（25日），汪精卫与王克敏、梁鸿志进行第二轮会谈，他们就伪中央政府成立大纲及伪中央政府的内容进行了具体讨论。接着，汪精卫就1939年12月30日达成的所谓《新政府成立后的中日国交调整方针》及谈判情况作了说明。既然是日方的意旨，王克敏、梁鸿志自未便表示异议。于是汪精卫提议就下列问题进行讨论。这些问题是：（一）关于“中央政治会议组织文件”；（二）关于“中央政治委员会组织文件”；（三）关于“华北政务委员会组织文件”；（四）关于“国民政府之机构的各种问题”。对于上述问题，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达成了下述谅解：

（1）中央政治会议由重组的国民党，临时、维新两政府及其他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的30乃至40名人员组成。

（2）新政府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央政治委员会的组织权限等，大致继承以前国民政府的组织权限。

（3）随着新政府的成立，临时、维新两政府皆予以解散。同时组织华北政务委员会。

（4）关于国民政府的机构，依据第一次会议所决定的中央政府成立大纲。政府的政纲则根据原国民政府的旧法统。(55)

在取得王克敏、梁鸿志同意后，汪精卫又很快将这些方针转告临时、维新两伪政权以外的所谓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人士，并征得了他们的同意。“随后，正式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集中央政治会议，并将诸问题递交该会议审议。此外，还决定中央政府成立后立即设置有关实施宪政的委员会，以促进训政期向宪政期过渡。”(56)

在汪精卫看来，只有完成上述法定程序，他将要成立的“中央政府”，才算于法有据，才算名正言顺。至于“实施宪政”，“促进训政期向宪政期过渡”云云，汪精卫也清楚知道那不过是骗人的鬼话，“无关宏旨”。日本人既不予理会，王克敏、梁鸿志等也就乐得听汪精卫信口雌黄，胡说八道。

1月26日，即青岛会议的最后一天，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就中央政治会议的各种问题进行协商，并就具体细目取得了一致意见。他们着重讨论了由汪精卫提出的中央政治会议组织法，实际上就是他们将在新成立的伪中央政府中各占什么样的地位以及具体将分得多少席位的问题。“中央政治会议一反以往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情况，网罗了各党各派、无党无派，在全民的基础上向实施宪政迈进。对于汪精卫氏的这种方针，两代表皆甚表满意。”(57)

他们所说的“全民基础”是些什么人呢？就是北洋余孽，政客官僚、无耻文人、教育败类、失意军人等社会渣滓，一股脑儿由汪精卫网罗在汉奸政权这面黑旗下，因此这帮人也就皆大欢喜。

五 汪伪国民政府粉墨登场

青岛会议后，汪伪政府即择吉开张。不过伪政权登场前，首先碰到的是人事安排问题；以梁鸿志为头子的维新政府，是日本侵略者一手扶植起来的。汪精卫纵想排除他们，无奈他们后面“自有日人撑腰，形格势禁，于是把无足轻重的监察、司法两院位置‘维新’的巨头，划清界限，等于各立门户。”(58)

伪行政院各部长中，只有陈群任内政部长，任援道则因手中握有伪军实力，汪精卫不得不任他为军事参议院院长，稍后又调任为海军部长。其他次长中，内政部因陈群当部长，当然由他推荐。邓祖禹由于和周佛海、李士群关系密切，得任为警政部次长，孔宪铿原为维新政府的宣传局长，由于日本人的坚持而为宣传部次长。周佛海对此深为困扰：“预计维新政府结束，国民政府接收之前后，人事上事务上必繁剧异常。”(59)周佛海对陈群颇具戒心，因为此人工于心计，有手腕。周佛海在日记中写道：“晚访陈人鹤，谈中央政府组织三步骤及办法甚详。此人将来必须设法拉拢，否则阻碍必多。”(60)周佛海谈到维新政府的人事安排时甚至表示：“汪先生所交名单为最大限度。如再要求退让，即汪先生承认，余亦不干。”(61)可见两个汉奸集团因利害冲突，势成水火。

至于以王克敏为首的临时政府，实际上处于独立状态，对于汪伪中央政府大员的席位，大多不甚感兴趣，乐得唱高调故示“清高”，因为这批北洋余孽不愿离开华北老巢。但汪精卫为了华北名义上也在他的“中央政府”管辖下，仍极力表示拉拢。王克敏趁机高抬身价，他在致汪精卫的信中说：遵照阁下前于南京所谈，推荐内政部王揖唐总长为考试院长一事，早已奉告。上月杨毓珣君北上之际，携来书函，已分致各位。据杨君所言，王揖唐君已予允诺，而司法部之朱深君及实业部（或分为工商、农工两部）之王荫泰君，均以老母在堂不易远离，有不便之处。因此我方同人等重新协商，照阁下所示务必临时政府方面参加，决定推荐现任总检察长张孝移君为司法部长，前农商次长周家彦君为实业部长。……治安部齐燮元君，曾与我共事两年有余，现华北军事皆由其一手负责，似极不欲离开华北。如阁下认为中央需要此人，当然较在华北一隅更属重要，亦不能仅仅考虑自身之方便也。总之，希阁下斟酌之后予以决定。至于个人之问题，则行年六十有五，勉力支持已有两年，处于精力不继之状态，惟当中央政府新成立之际，如遽然提出辞职。恐将为局外人借此散布谣言，因此拟照以前所陈，于成立两个月后引退，一年半载以后再行效劳。真心实意，出自衷心，务请先物色可以替代之人选。”(62)

这封信写得很妙，实际情况是王揖唐、齐燮元和王克敏的关系不甚融洽。特别是王揖唐，当汪精卫按照王克敏的意图提出让王揖唐南下就任伪考试院长时，王克敏当然顺水推舟，满口答应。因此王克敏乐得把这两人排出华北政务委员会。朱深、王荫泰不愿离开华北，则另派两人挤进汪伪政府，而且指名要充任司法、实业部长，这当然是汪精卫所不能同意的，反而给汪出了难题。王克敏明知他在华北傀儡政权的地位是汪精卫所不能动摇的，进而向汪摆老资格。所谓“一年半载之后再行效劳”云云，是明知汪精卫派到华北的任何人，都代替不了他这个角色，而且日本侵略者也是绝不会同意换马的。

汪精卫汉奸集团的情况又是怎样呢？同样是矛盾重重，争权夺利，闹得不可开交。接着高宗武、陶希圣脱离汉奸阵营事件后，又发生了丁默邨、李士群的互相火并。丁默邨、李士群的结合，本来是互相利用，由于丁默邨是老牌CC特务，李士群开始把丁当老大哥和挡箭牌，以便得到日本的支持，拉起特工队伍；丁默邨则利用李士群为跳板，充当日本人的鹰犬。后来丁默邨又与汪精卫、周佛海搭上关系，李士群当了个副手，于心不甘。汪伪政权成立前夕，汪精卫本来内定丁默邨为警政部长，经李士群的反对，丁的警政部长落了空，周佛海趁机以特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身份而兼警政部长，丁因此闹起情绪，不愿担任没有什么实权的社会部长。

周佛海在其日记中谈到人事问题时，感到异常烦恼：“一周来为人事问题，尝尽人生未有之痛苦，前途茫茫，更不知如何收拾！”(63)周佛海还牢骚满腹地说：“前有高、陶之出走，后有丁、李之争执；面子丢尽，气亦受够矣！”(64)可见其狼狈情状。

褚民谊在这次争权中，大出洋相。因为他与汪精卫、陈璧君有裙带关系（褚民谊的老婆陈舜贞是陈璧君的堂妹），汪精卫本打算要安排他为海军部长，但此人“过去唱大花脸、打太极拳、拉马车、踢毽子、放风筝，以大官而有此行径，已显得滑稽，如再由他出任‘海军部长’，更将为世人所耻笑，陈（公博）、周（佛海）向汪（精卫）再三力争？始改任为‘外交部长’”(65)据说褚民谊为了要过海军部长的瘾，特地定做了一套大礼服，当得知做不成海军部长时，大呼晦气不止。周佛海为此事曾写道：“接汪先生缄，仍拟以民谊为海军部长，此事余与公博极反对，而汪先生必欲为之，殊使人难堪，椒房之害也。”(66)周佛海在日记中还说：“七时半起，偕公博谒汪先生，仍反对民谊为海军部长，结果为敷衍其面子计，暂以之为外交部长。此举当然不甚适宜，然较之海军部，则比较不甚滑稽也。”(67)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汪精卫在即将成立的伪政权中特设“边疆委员会”。连汉奸们也不讳言：“汪政权的边疆，即为南京的城门，盖讽其号令不出城外也。”在决定边疆委员长人选时，虽属特任官阶，但觊觎此职者不多，初拟以蔡洪田充任，蔡不屑就，再属意于汪曼云，汪回答得更妙：“边疆委员会的委员长是个‘特任官’，也就是前清的所谓‘一品大员’，那时的‘一品大员’大多是胡须雪白，长到肚脐眼，饱经阅历的大官僚。汪先生还都，大家都要睁着眼睛看看这批还都的大员是些什么人物。连我这样一个黄毛未退、乳臭未干的年轻小伙子，也挤于‘一品大员’之列，这岂不是让人说汪先生手下没有人。这是我不愿意干的理由之一。再说我只是做事，不想做官，还都后的政府，哪里会有边疆？当然无事可做，对我一个想做事的青年来说，这个‘官儿’无异是对我的一种虐待，要是我从这个‘官儿’下来以后，我还能做什么事？不做事，待在家里等死吧，我年纪既轻，离死还远，那你们简直要我的好看，所以这傻事我不干。”(68)汪曼云这一番连讽刺带挖苦的话，倒也从一个侧面描绘了一幅汪伪因人设事和滥竽充数的官场现形图。

汪曼云虽不愿干，罗君强却只要官大，投其所好，倒是乐意干了。罗后来见到汪曼云时还乐不可支地说：老弟，你不要的东西我拿来了(69)。罗君强为什么能当上汪伪这个特任官？据说还有这样一个过程：一次，在上海愚园路1136号汪邸开干部会议时，对于未来新政权的人事，也有所讨论。周佛海的心理，以其嫡系部下“十人组织”(70)初步一律分任为各部次长，表面上并不偏袒大用，而实际上能收到明了各部真实情形的效果。……那天的干部会议中，周佛海提出以罗君强任“军委会政治训练部次长”，俾驾轻就熟，当陈公博的副手。陈公博当场笑着说：罗君强那么坏的脾气，我不能要他，你为他另谋高就吧！(71)陈璧君也对罗君强的桀骜不驯久感不快，那天却站起来说：谁也不能与罗君强共事，“边疆委员会”人选未定，不如让罗君强去，“边疆委员会”与各部无关联，就让罗君强去关门做皇帝吧！就凭陈璧君这几句话，决定了罗君强以后的出处。人弃我取，罗君强听到这个消息，却沾沾自喜，以为虽无事可做，官阶到底是“特任”，以后他的得［能］为“司法行政部长”、为“安徽省长”，也无不由此而来(72)。罗君强算是拣来了一个“特任官”。

除了汪方诸汉奸为了争夺权位闹得乌烟瘴气外，如何安排所谓“国社党”“青年党”及“无党无派”人士也是个棘手的问题。赵正平、傅式说两人算是无党无派人士。所谓国社与青年两党，居然也大唱双簧。本来，国社党由诸青来、陆鼎揆两人为代表；青年党以张英华、赵毓崧为代表，他们都说得到各该党的承认而以党代表身份参加。……在汪政权建立之前，两党还均发宣言，表示拥护。周佛海本拟以司法行政部长一席与国社党的陆鼎揆，适逢陆病死，乃改以诸青来出任交通部长，交通部长一席原已答应给青年党的赵毓崧，转给诸青来后，征得赵的同意，以农矿部长一席相酬(73)。

就这样，汪伪政权的组成人员，包括了除汪记国民党外，还包括“维新”“临时”两个地方伪政权，以及所谓“国社党”“青年党”“无党无派人士”，真可谓“形形色色，百戏杂陈”，各种沉渣泛起，冶诸奸于一炉。这群丑类也都乐得“笑骂由人笑骂”，伪官他自为之，沐猴而冠，弹冠相庆。汪精卫的汉奸政权班底，总算拼凑起来了。

接着就是召开伪中央政治会议。此会是汪伪政权正式登场前的一次预备会议。虽然这次会议是在1940年3月22日才召开，其实早在1939年10月，日本就为这个会议定下了基调，从方针到要领都规定得清清楚楚。统观日本所规定的方针和要领，已不是汪精卫自己召开“中央政治会议”，而是日方命令他如何开这个会议，以及要达到什么目的，才能符合日本的意愿。不过有些要求只是日方的一厢情愿，无法实现。这不是由于汪精卫不听话，而是情况发生了变化：例如“瓦解重庆各派势力，使其归来，并以汪为核心，结成汪、吴联合政权”，就是如此。前者因日方诱降和汪精卫劝降均无结果；后者则因吴佩孚突然死亡（一说被日本人害死），所谓汪、吴联合政权，也就不了了之。

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方关于《中央政治会议指导要领》中还包含四个附件，通过这些附件有关条款，使即将成立的伪政权牢牢控制在日方手中，从而使汪精卫只能俯首帖耳听命于日方，不得稍有拂逆日方意旨。

附件一规定：“新中央政府由国民党、既成政府、其他党派及弃旧图新的重庆政府等各方面人员组成。”同时要求“新中央政府放弃重庆政府的抗日容共政策”。这两点在汪精卫看来，无疑是理所当然的，特别是推行反共政策，更是汪精卫求之不得的。此件还强调：“关于成立新中央政府，应首先调整日中新关系，进而调整两国邦交。为此，中国方面应组成代表团，就调整中日新关系的原则事项，在新中央政府成立前，与日本协议后决定。”(74)这就是说，汪精卫必须按日方的条件调整好日、汪双方的关系，否则休想成立中央政府。

第二个附件则是规定调整好汪伪中央政权和其他傀儡政权的关系：包括汪方同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汪方和华北临时政府、汪方和维新政府等相互关系。这些也必须按日方要求调整好。

关于附件三，日方特别注明，它是“关于处理问题的参照备考”，是“关于新中国地方政治体制的指导腹稿”。并强调这个“腹稿”是将来日、中两国在缔约时，作为日方的要求事项，也是中国方面作为内政问题应该自觉采取的措施，可谓是“定型的指导腹稿”。换句话说，汪精卫将来在与日本缔结卖国条约时，只有签字画押的义务，丝毫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根据附件三有关规定，华北政务委员会拥有公债发行权、官吏任免权和铁路管理权，所谓华北政务委员会归汪伪管辖，真是绝妙的讽刺。

附件三关于华中（指上海及长江下游区域）方面的规定：由于此时上海还有租界问题，因此日方采取驻屯日本军的措施，并要求汪方协助办理航空、海运、长江水运及通讯事项。在长江下游地带，“为实现日、中经济密切合作，设置中日经济协议机构”。在厦门，汪方应承认其为特别行政区域的事实。在海南岛，日本根据其特殊地位驻屯日本军队，并确保特殊资源。

如果说，前面三个附体，日方对汪方的要求多少还有点商量口吻的话，那么，附件四的条款，则简直是主子对奴才的呵斥了。日方直截了当地说：新中央政府的主要组成人员，要对日本方面提出保证。要保证些什么呢？

（一）保证承认满洲国。（二）确保外交、教育、宣传及文化等方面的合作。（三）保证军事以外的共同防共。（四）掌握包括蒙疆的实权。（五）掌握华北国防上及重要经济上的实权。（六）确保上海特别市及厦门特别市。（七）确保海南岛及附近诸岛屿的军事上的实权及资源开发权。（八）确保防共驻兵权。（九）确保治安驻兵权。（十）日本军驻屯区域及其与此有关区域的铁路、航空、通讯、主要港湾及水路等的要求，得保证供应。（十一）确保军事顾问及教官对中国军队内部的指导权。（十二）确保对航空的支配权。（十三）对国防上必要的特定资源，具有开发利用的企业权。（十四）确保关于参加中国沿海主要海运的权限。（十五）关于关税及通关手续，保证实行亲日政策。（十六）通过中央政府聘请日本人做财政经济技术顾问，确保日本政策的执行与完成。（十七）对于蒙疆的全部经济获得指导权及参与权。（十八）掌握华北铁道的实权；关于通讯，获得日中共同经营权（日本优先）；特殊资源，尤其国防上重要的地下资源确保开发利用权；关于国防上重要的特殊事业，确保参与合办权（日本优先）。（十九）对于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政治经济，确保有内部指导权。（二十）长江下游地带，设立日中经济协商会，对于贸易、金融、产业及交通等，确保日中有共同协商权。（二十一）关于在上海特别市建设新市区，得聘请日本技术顾问及技术员，以确保其指导权。(75)

从上述内容看来，日本要变中国为其殖民地，实行军事占领的狂妄野心和狰狞面目，确实暴露无遗。简言之，日本对于中国，就是要“并吞满蒙，独占华北，封锁华中，控制华南。换句话说，日本对中国全部的希望，就是北由黑龙江，南至海南岛，上达天空的气象，下抵地里的矿藏，中则由东南以至西北，由领海以至内河，无不占有，无不控制。由一方面看，日本要以内蒙控制华北，以华北控制华中，以华中控制华南；由他方面看，他要化华南为华中，化华中为华北，化华北为内蒙，化内蒙为满洲，化满洲为朝鲜。”(76)陶希圣的这一概括，虽不十分确切，倒也大致勾画了一个轮廓。

1940年2月12日，汪精卫在上海愚园路召开伪中央政治会议的筹备会议，参加者有“各合法政党领袖，及社会上负重望之人士”。会议确认了青岛会议时各方所同意的所谓“国民政府政纲、法统、机构、名称、国旗、首都、中央政治会议组织纲要及条例”。对于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组织条例等项，“亦得全体一致赞同”。至此，汪精卫声称伪中央政治会议的筹备工作宣告完成。

为了给汪精卫捧场，日本米内首相、陆军省板垣征四郎大臣先后发表谈话。米内声称：于今中国方面体会帝国真意，揭示反共和平方针，以汪精卫为中心的中央政府行将成立，帝国政府决定从速承认，并予以全力援助。(77)

板垣征四郎则大唱“大东亚圣战”的滥调，把侵略中国、扶植汪伪政权的事实，说成这是为了“建设东亚新秩序”的需要。他说：日本依旧尊重中国的独立主权，援助其兴隆发展，并希望其成为建设东亚新秩序强有力的一翼；故欣然将广大的占领区域，都交给行将诞生的新中央政权统辖。板垣深信新中央政府的成立，必能为中、日事变处理划一阶段。(78)

汪精卫对日本主子明确表示支持他建立傀儡政权沾沾自喜：他在3月12日发表的《和平宣言》中，回顾了1938年底近卫第三次声明发表及1939年初汪记国民党六次代表大会的历程后，煞有介事地宣布：自今以后，易抗战建国的口号为和平建国，并郑重宣布以反共为和平建国的必要工作。然后汪精卫着重强调“中央政治会议”的重要性，认为这是他组织伪中央政府的合法根据。汪精卫不无得意地说：“数月以来，与日本朝野披沥诚意，根据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之原则，使之为具体的实现，务期两方交受其益。复与国内各已成政权，各已成政党暨贤智之士，悉心讨论收拾时局之办法，以一致之决意，为共同之努力，由是有中央政治会议之组织，中央政府领导之下，对外调整邦交，对内实施宪政，扫除历年来之纠争与战祸，而实现和平与幸福之新天地矣。”(79)

汪精卫把组织伪中央政治会议这件事，吹得神乎其神，似乎经过他们这一伙汉奸的折腾，疮痍满目的沦陷区，一下子就变成“人间乐园”了。

汪精卫还神气活现地说：兹因中央政治会议组织询谋佥同，成立有期，爰以和平运动之真意及和平方案之要旨，昭告海内：自此以后，中央政府必以实心实力谋和平方案的实现，以底和平运动于成功，所望全国同胞，咸喻此旨，同心同德，荷此艰巨。(80)

在日方示意下，所谓“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于3月14日同时发表宣言，支持汪精卫组织伪中央政府的工作。

1940年3月20日，伪中央政治会议正式开场，至3月22日收场，历时三天。汪精卫在开幕词中说：这次会议是“基于和平建国之目的”，“在此会议中，对于实现和平、实现宪政两大方针，作种种讨论、种种决议，以期完全贯彻调整中日关系，确保东亚之安宁与秩序，实系于此。”(81)

其实，不论“和平建国之目的”也好，“实现和平、实现宪政两大方针”也好，汪精卫的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完全贯彻调整中日关系”。也就是按照侵略者的意愿，把关系“调整”到完全符合侵略者的胃口为止。当然为此目的，就要组成让日本侵略者满意的汉奸班底。这个班底是些什么人呢？照汪精卫的说法：“与会同人，或为中国国民党之同志，曾服务于国民政府，深感收拾时局之重大责任；或为事变以来尽瘁于国脉民命之维持，先后成立政府之诸当局；或为国内有悠久历史曾参加国民参政会之诸党员；或为海内贤达，有忧时先识。今兹相聚一堂，实具有共同之理想，共同之抱负，期于共同担负起和平建国之时代的使命。”(82)总而言之，这是一批国民党、国社党、青年党的少数败类，北洋余孽老牌汉奸王克敏、梁鸿志等人。如果说，这些人有什么共同理想，那就是媚日降日思想；有什么共同抱负，那就是争当日寇卵翼下的汉奸抱负。

关于所谓各党各派、无党无派，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陶希圣讲了一个故事，足资佐证：

“去年（1939年）六月下旬，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由东京归上海，他们一边和所谓‘既成政权’交涉，一边到处寻求‘各党各派无党无派’。

“九月下旬，王克敏问汪：‘你们找的各党各派无党无派，是哪些人’？汪答道：‘各党各派如陆鼎揆，无党无派如赵叔雍’。王笑道：‘这些孩子我也找得着，不过我不找他们’。汪闻言也大窘了一下。

“由此问题可见得所谓‘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也贫乏得很，然而寻找的运动，也活动过一番。周佛海是预定的‘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83)，他的寻找尤其努力，他常常着急说道：‘国社党有了如陆鼎揆、诸青来，无党无派也有了如赵厚生、赵叔雍，现在要找中国青年党。’

“声应气求的结果，北平有新民会指导部宣传科科长陶某者，自称是中国青年党，又有赵某者，自称中国青年党的代表，另有一位张英华，每日奔走吴子玉（吴佩孚）之门，吴将军一日逝世，他立刻自称中国青年党而遄返上海，与赵、陶同见汪（精卫）、周（佛海）。”(84)这个故事真实地反映了汪伪的所谓各党各派、无党无派是怎样乌七八糟的一伙人。

在会议的第一天，报告事项有三：即召集中央政治会议经过、中央政治会议组织纲要、中央政治会议组织条例。讨论和决议了如下事项：

1．中日新关系调整方针，应如何决定案。

（决议）：授权汪主席负责办理。

2．中央政府树立大纲案。

（决议）名称：国民政府。

首都：南京

国旗：青天白日满地红。

为宣传反共建国之意义起见，暂行另附标帜。

3．国民政府成立日期案。

（决议）国民政府定于三月三十日还都南京。(85)

从上述讨论和决议的情况看，汪精卫取得了和日本打交道的“合法资格”，从政府名称、首都、国旗等问题来看，似乎也得到相应的解决。汪精卫仍盗用国民政府的名义、旗帜，用以欺骗沦陷区的广大人民。而在“国旗”问题上，日，汪双方还煞有介事地讨价还价一番。日方要求在“国旗”上附加三角形黄布片，上写“和平反共建国”字样。3月13日，汪精卫与影佐、犬养健谈判，要求去掉这个三角形黄布片；18日，汪精卫会见西尾和板垣，再次提出这个要求，又遭到拒绝，汪亦无可奈何。尽管如此，汪精卫在事后举行记者招待会时，撇开“国旗”问题不谈，故作姿态地声称：“由于中央政治会议的召开，和平运动已确立稳固基础。”当天，西尾设宴招待出席“中央政治会议”人员，当西尾谈到，要求与会者“努力与日本睦邻，树立东亚和平”时，汪精卫即表示：“对日本和平的诚意，十分感动，并决心努力致力与日本合作。”(86)

同日，公布了伪《中央政治会议组织纲要》，其实这个纲要也就是一次群奸分赃的记录。

汪精卫理所当然地担任中央政治会议的主席，议员30人，其分配方案是：汪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共10人。临时政府代表5人。维新政府代表5人。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代表2人。在野各“合法”政党代表共4人。社会上负有“众望”人士4人。

就这个名单而论，当然有利于汪精卫，因为他的嫡系就占了1/3的名额，加上“社会上负有众望之人士由汪精卫延请”这一有利条件，汪系几乎占掉全部名额的一半，似乎伪中央政府的实权就可由汪精卫左右了。

3月21日，伪中央政治会议举行第二次会议，通过《国民政府政纲》《中央政治委员会组织条例》《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第十五条》及《国民政府组织系统表》，并决定废止临时政府及维新政府名称，设置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中央政治委员会（关于中央政治委员会后面还要谈到）等案。《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第十五条》，原条文为“宪法未颁布以前，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各院各自对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现修正为“宪法未颁布以前，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各院各自对中央政治委员会负责”(87)。这样一来，汪精卫一向标榜的“党统”，就由他自己一手破坏了。因为新成立的中央政治委员会，它不是清一色的汪记伪国民党员，而只是新、老汉奸合流的杂拌。

关于临时、维新政府取消后的善后办法规定：华北设置华北政务委员会，临时政府已办政务，由中央政府令饬华北政务委员会接收并遵照中央法令从速调整，维新政府已办政务，由中央政府直接接收，并从速调整。临时政府公务人员由华北政务委员会尽量任用，维新政府公务人员由中央政府尽量任用。(88)

事实上，华北的王克敏原封不动地继续搞他的华北特殊化；而在华中则由汪精卫取代了梁鸿志，这样，“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所谓中央政府，亦不过是维新政府的翻版而已。

作为“中央政府”的决策机构“中央政治委员会”，到底是什么货色？让我们看看它的组织条例，条例规定：

中央政治委员会为全国最高的指导机关，它可以决议下列事项：立法原则、施政方针、军事及外交大计、财政及经济计划。国民政府主席及委员、各院长、副院长及各政务官的人选。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认为应交会议的事项。

中央政治委员会设主席一人，在宪政准备时期内由中国国民党（汪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任命。设委员24人至30人。设常务委员6人至8人，由主席就委员中指定。

中央政治委员会不直接发布命令及处理政务，其决议交由国民政府执行。决议提交国民政府及各院暨军事最高机关讨论或执行时，由各该项长官负责办理。这个条例所规定的立法、施政、军事、外交等事项，如因事机紧迫，可由主席便宜处置，交由国民政府执行。

中央政治委员会设法制、内政、外交、军事、财政、经济、教育及其他专门委员会，各委员会设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各1人，委员9人至13人，其人选由主席指定。设秘书厅，秘书长1人，副秘书长1人至2人，秘书及办事人员若干人，由主席任命并指挥。

上述条款，几乎都与政治委员会的主席有密切关系，汪精卫当然是该会的主席，是不是说汪就可以大权独揽呢？其实不然。周佛海的几则日记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印象，即汉奸集团随着汪精卫转，而汪精卫又跟着周佛海转。周在日记中写道：

“八时起，赴汪先生处。九时，筹备半载之中央政治会议竟举行矣。余所预定廿日开会之计划亦实现矣。”(89)“七时半起。忽想及推定人选时，推定主席须特别有一提案，不能与各院部长同一名单。当即赴汪先生处陈述。旋开中政会（即伪中央政治会议），第二次会议通过政纲。政府组织：交通分为交通、铁路二部；实业分为工商、农矿两部。均照余意通过。”(90)“九时开第三次中政会，通过中央各院部会人选，余所预拟者，大体均照样通过。”人们说周佛海是汉奸集团的参谋长，这是有道理的。当然，不论是周佛海还是汪精卫，最后还得根据日本主子的意旨行事。

3月22日，伪中央政治会议的第三天，该讨论的讨论了，该决议的决议了，过场已经走完，汪精卫宣布闭幕。他在闭幕词中说：“会议同人在此三日中，对于实现和平、实施宪政有重大之决议，其关于实现和平者，则已决议根据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之基本原则，以调整中日关系，务使在国家主权上得到独立自由，在经济上得到互惠平等，庶几东亚之和平秩序得以确立。其关于实施宪政者，则已决议成立实施委员会，务于最短时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颁布施行，并已决议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俾此两大方针，得以统一进行，此诚和平建国运动之一大进步也。”(91)

汪精卫到这时还念念不忘近卫三原则，而近卫三原则的具体体现就是日、汪密约，这项密约对汪精卫来说，则是不折不扣的卖国条约；汪精卫侈谈什么根据近卫声明的三原则，“务使在国家主权上得到独立自由，在经济上得到互惠平等”。岂非痴人说梦，纯属自欺欺人之谈。其实早在同年1月末，高宗武、陶希圣在香港《大公报》上披露日、汪密约后，汪精卫的汉奸面目业已充分暴露，他再百般狡赖，也是无济于事的。

现在再让我们看看伪中央政治会议的成员是些什么人，更有助于看清汪伪政权的构成：

陈公博：广东南海人。曾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实业部部长。时任汪记国民党执行委员、常务委员。

周佛海，湖南沅陵人，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时任汪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褚民谊，字重行，浙江吴兴人。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时任汪记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秘书长，还都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林柏生，广东信宜人。曾任香港《南华日报》社长，上海《中华日报》社长，国民政府立法委员。时任汪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兼中央宣传部长。

梅思平，浙江永嘉人。历任中央大学教授，江宁实验县长。时任汪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

丁默邨，湖南人。曾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处长，时任汪记国民党中央社会部部长，苏浙皖肃委会副主任。

曾醒，福州人。曾长期任执信学校校长。时任汪记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

刘郁芬，字兰江，河北清苑人。曾任甘肃省政府主席，陕西省政府主席，陕、甘、青、宁四省剿“匪”总司令。

李圣五，山东人。曾任复旦、暨南大学教授。《东方杂志》主编。《中央日报》主笔。外交部司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等职。

叶蓬，字勃勃，湖北黄陂人。曾任武汉警备司令，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现任汪记中央军官训练团团长。

王克敏，字叔鲁，浙江杭县人。曾任中国实业银行行长，财政总长兼盐务署长，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

王揖唐，字逸塘，安徽合肥人。1919年曾任上海南北和议首席代表，北平政务委员、冀察政务委员。伪临时政府成立后，任行政委员。

齐燮元，字抚万，河北宁河人。曾任江苏军务督办、苏皖赣巡阅副使。1938年出任伪临时政府治安部厅长。

朱深，字博渊，河北永清人。民国成立后曾任京师高等检查厅厅长、大理院检察官。其后一度任财政总长。伪临时政府成立后，任法部总长。

殷同，江苏江阴人。曾任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顾问兼华北战区接收委员，北宁铁路管理局局长。伪临时政府成立后，任建设总署署长。

梁鸿志，字众异，福建长乐人。曾任参议院议员。执政府秘书长。1927年任安国军政治讨论会员。伪维新政府成立，任行政院院长。

温宗尧，字钦甫，广东台山人。74岁。历任外务部参议、驻藏大臣参赞、驻沪交涉使、广东肇庆总司令部外交使、西南军政府外交部长。伪维新政府成立，任立法院长，兼任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

陈群，字人鹤，福建闽侯人。曾任北伐军东路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上海军法处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33年任内务次长。维新政府内政部长。

任援道，江苏宜兴人。曾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伪维新政府绥靖部长。

高冠吾，江苏崇明人。曾任第十军副军长，江左军左翼指挥官，徐州警备司令。伪维新政府绥靖部次长、南京特别市长。

诸青来，上海人。曾任《时事新报》《银行周报》主笔。时任国家社会党政治委员。

李祖虞，字梦驺，江苏武进人。1933年福建民政厅厅长。时任国家社会党政务特别委员会委员。

赵毓松，贵州黎平人。曾任川康甘青边政设计委员会委员。时任中国青年党中央政治行动委员会委员长、检审委员会委员长。《新中国日报》总主笔。

张英华，河北衡县人。1922年任财政次长兼盐务署长，同年调任币制局总裁。1926年任全国烟酒督办，1927年任河南省省长。

赵正平，字厚生，江苏宝山人。曾任暨南大学校长。1928年后，曾任北京社会局局长及青岛教育局局长。又曾主编《复兴月刊》。

杨毓珣，安徽泗县人。曾任陆军次长、代理军事总长、善后会议议员。国民政府曾授予陆军中将。

岑德广，广西西林人。曾任广西梧州关监督、广西交涉员，滇桂联军总司令部总参议、善后会议代表。

赵尊岳，字叔雍，江苏武进人。曾任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参议、铁道部参事、国务会议议员。

卓特巴札布，察哈尔盟安旗人。1937年任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参议兼察哈盟长、蒙疆自治委员。1939年9月任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政务院长。

陈玉铭，辽宁沈阳人。1937年9月，任察南自治政府察南政务长官。

从这个汉奸班底看，有的是反共老手，如陈公博，周佛海、陈群、丁默邨等；有的是失意军人，如刘郁芬，叶蓬、任援道、高冠吾等；有的是北洋余孽，如王克敏、梁鸿志、王揖唐、齐燮元等；有的是打着国家社会党、青年党的招牌，如诸青来、李祖虞、赵毓松等；有的是所谓社会名流即教育界、新闻界败类，如赵正平、岑德广、赵尊岳等；有的则是民族败类，如卓特巴扎布等。汪精卫更是集“反共老手”“无聊政客”“民族败类”于一身的群奸之首。就是这样，在一段时间内，沦陷区内群魔乱舞，沉渣泛起，竞相投靠日本侵略者，博取侵略者的欢心。所谓中央政治会议的议员们，就是以汪精卫为首的一批七拼八凑的汉奸卖国贼。

汪记国民政府粉墨登场。在汉奸班底组成后，标志着汪伪国民政府即将粉墨登场了。汪精卫在《国民政府还都的重大使命》一文中强调说：从今天以后，和平运动已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了。因为以前和平运动是各地方做的，现在是统一起来，在国民政府领导之下做的，可以说是一个新的阶段。从今以后我们看见国里头，所有主张和平的人，都在一块了。剩下少数反对和平的人，这种反对和平的人，我们希望他〔们〕将来一样加入这个和平运动。(92)

汪精卫显然有些自我陶醉，以为他的伪国民政府一旦成立，就会登高一呼，群起响应，步着他的后尘，充当日寇鹰犬，从而瓦解抗日阵营。

但在3月30日汪伪政权成立的这一天，中国人民回答这个大汉奸、大卖国贼的，却是掀起声讨汉奸的巨大浪潮！沦陷区上海租界的中国学生罢课游行，举着“打倒汪精卫傀儡组织”的标语牌，散发了讨汪传单；敌后的重庆国民党政府公布了以汪精卫为首的一百多名汉奸名单。4月15日，八路军、新四军发出《讨汪救国通电》，通电痛斥汪精卫鼓吹的“和平”就是投降，叫嚷“反共”就是灭华。通电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的抗敌意志：“誓率全军为祖国流最后一滴血，驱逐敌伪，还我河山，虽赴汤蹈火在所不敢辞。”(93)

汪精卫利令智昏，他面对抗日阵营对这伙汉奸的口诛笔伐，徒劳地辩解说：他们的反对论调，说来说去，总是说我们如果在日本军队没撤去的地方来组织政府，是没有用的，是不会有力量的，这一句说话，好像是对的，实在是不对的。我们不能等到和平已经实现之后才来组织政府。因为和平能否实现，要看我们能不能努力于和平运动，能不能努力调整中日关系，能不能大家走上新的光明的大路(94)。透过汪精卫闪烁其辞的讲话，看出其逻辑竟是这样：和平运动（即汉奸活动）能否实现，在于汉奸们搞不搞“和平运动”和能不能调整好中日关系；而只有组织政府，才能实现“和平”。实际上，汪精卫及其组织伪政府的命运，是掌握在日本侵略者手里的。当然，汪精卫也知道其前途并不美妙，便发出这样的哀叹说：我们的前途，一定还有种种困难，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还有种种不能十分顺手的事情。但是这种困难，这种不能顺手，是哪一个给我们的呢？就是这些反对和平的人给我们的。如果他们能了解和平运动的意义，能接受国民政府的命令，而受其领导，则全面的和平，自然可以实现。(95)

为了实现全面投降，汪精卫要求抗日人民接受他的政府命令，服从他的领导；汪精卫深知民心不可侮，他的幻梦不可能实现，但还是准备一意孤行。汪精卫说：我们绝不能说全面的和平没有实现，我们就不去做和平运动。这句话是不通的，做了和平运动，全面的和平才可以实现。不是全面和平运动实现之后，再去做和平运动(96)。他喋喋不休地说：我们相信和平运动一定能够发展，并且一定能够普遍。没有什么人可以妨碍我们的。国民政府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老百姓心里头所盼望要做的，国民政府的心事，就是老百姓的心事，国民政府的使命，就是要把老百姓所盼望的事情，能够实现出来。(97)

汪精卫打着“为命请命”的幌子，强奸民意，干着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罪恶勾当。

汪精卫最后总结他的讲话为四点：“国民政府还都的使命，在实现和平实施宪政。”“盼望这和平赶快普遍于全国。”“说明组织机关的理由，要有这种机关，才能够担任这个使命。”最后，汪还要求“在机关服务的人应该拿廉洁勇敢任劳任怨与老百姓同甘共苦、同生共死的精神做下去，才能够担起国民政府还都的重大使命”。(98)

其实，汪精卫自己完全明白，这番话是骗不了任何人的；因为第一、第二点已鼓噪了不少时日，然而应者寥寥，说明只要是有点爱国心的中国人都不会上他的当。至于组织机关，那是因人设事，满足汉奸们当官的欲望，明眼人是一看便知的。至于要求汉奸们“廉洁勇敢任劳任怨”，和老百姓同甘共苦，那更是不可思议的事，因为汉奸们包括汪精卫在内如果真有一点点这样的品德，他们也不会“见利忘义”，落水当汉奸了。

伪中央政治会议虽然宣告闭幕，网罗汉奸的工作虽已大体就绪，但这些人在即将成立的伪中央政府中居何位置，并未明确规定，因为参加伪中央政治会议的这些人只是以“议员”的身份参加。为此，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应运而生。汪精卫对此曾有所说明：

“中央政治委员会组织条例，在中央政治会议决议通过后，中央政治委员会因以成立。”(99)

根据这个条例：伪国民政府主席，五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为当然委员，华北政务委员长亦为当然委员。五院副院长列席会议，为列席委员。政务人员经主席的许可得随时列席。“此次中央政治委员与前不同者，其最大之点，在延聘党外人士。以前中央政治委员会人选，无一国民党以外之人，今则为放弃一党专政之故，……其中有在中央政治会议，则为延聘之议员，而在中央政治委员会，则为指定之委员者；以前此为现成政权之关系，今则为议员之关系也。……今以临时、维新之名义，已经决定废止，……照实际上，则以其他名义延请加入；共谋国事。至于国民党人选，有久任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历届蝉联者，如陈璧君、陈公博、褚民谊、周佛海诸同志皆是。陈公博以立法院长之故，为当然委员，固无问题。褚民谊虽以行政院副院长之故，得列席会议，但仍指定为委员，职是故也。”(100)

这里引人注目的是：汪精卫对临时、维新政府解散后人士的曲意笼络，那就是以其他名义延请加入，而对于汪记国民党的骨干分子如陈公博、周佛海、陈璧君、褚民谊等，则以过去曾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之故，得以“蝉联”的名义为当然委员，使他们皆可充斥伪廷，可谓用心良苦。

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名单分配情况如下：当然委员6名，列席委员4名，指定委员由汪精卫指定19名汪记伪国民党中央执行、监察委员充任；11名延聘委员由汪精卫指定“合法选举人士”及“社会知名人士”充任。从这里，人们很自然地会联想到汪精卫曾反对蒋介石在国民党三全大会上指派代表包办大会的往事，他当时是何等振振有词，义形于色；不过，汪精卫现在演的是汉奸傀儡戏，他当然更可以不择手段，人们也就不屑于置理了。

当然委员：汪精卫、陈公博、温宗尧、梁鸿志、王揖唐、王克敏

列席委员：褚民谊、朱履龢、顾忠琛、江亢虎

指定委员：周佛海、褚民谊、陈璧君、梅思平、陈群、林柏生、刘郁芬、任援道、焦莹、陈君慧、陈耀祖、李圣五、叶蓬、丁默邨、傅式说、鲍文樾、萧叔萱、［杨揆一］

延聘委员：齐燮元、朱深、赵毓松、赵叔雍、诸青来、岑德广、赵正平、缪斌、卓特巴札布、［殷同］、［高冠吾］

为配备班子，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任命了正副秘书长及各专门委员会正副主任委员，并于3月26日宣布任命：

秘书长：周佛海 副秘书长：陈春圃、罗君强

法制专门委员会主任：梅思平 副主任：金雄白

内政专门委员会主任：陈群 副主任：刘云

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徐良 副主任：张显之

军事专门委员会主任：鲍文樾 副主任：凌霄

财政专门委员会主任：陈之硕 副主任：梅哲之

经济专门委员会主任：陈君慧 副主任：何炳贤

交通专门委员会主任：李祖虞 副主任：陈伯藩

教育专门委员会主任：焦莹 副主任：唐惠民

社会事业专门委员会主任：蔡洪田 副主任：凌宪文

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是根据汪记国民党六全大会的决议设立的，它是作为伪中央政府的最高领导机关，直至“实施宪政”为止。因此，上述的委员名单，事实上就成为汪伪政权最高领导机关的头面人物。

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群奸合流的完成，维新政府既已合并于伪中央政府，临时政府于是在3月29日作形式上的解散，接着于次日（即所谓国府还都的同一天），以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形式诞生，也就是换了一块招牌。该会的任务是“受（汪伪）国民政府之委托，处理河北、山东、山西三省及北京、天津、青岛三市所辖地区”(101)的政务。其特点是：注重把历来属于临时政府管辖下的黄河以北的河南省分离开来，委托中央管辖，而且简任官以上的人事由国民政府任命。由国民政府委托的事项中还包括管理所辖地区内的国有财产和处理地方性的涉外事项等。另外，为方便委员会工作，授予属中央法令范围内的有关防共，治安、资源的经济开发及调节对外物资的供求关系等问题的处理权。但是国民政府在必要时得对组织条例进行修改，为适应今后华北的新事态的现实保留余地，这反映了华北和华中之间在对外及政治关系方面的微妙性。(102)

这种微妙性就在于华北政务委员会有它自己的管辖区即冀、鲁、晋三省及京、津、青岛三市；在它的辖区内有处理国有财产和处理地方性的涉外事项；有处理防共、治安、资源的经济开发及调节对外资的供求关系等问题的权力。所有这些方面汪伪政府不得过问。汪伪所争得的只是一点象征性的权利：例如河南省从华北分离出来，还只是“委托中央管辖”；简任以上的官由国民政府任命；再就是伪国民政府在必要时可对组织条例进行修改，等等，如此而已。实质上华北这片地区，汪伪中央政府无权过问，华中与华北俨然仍是平行的两个伪政权。

对于伪中央政府的成立，汉奸们无不弹冠相庆。周佛海尤为神气活现，他非常乐观地估计：“中央政府成立之后，是有许多人民和军队来归的。表面上这似乎是拆重庆的台，但是这乃是人心思和和将士厌战的表现。这种根本的原因，会使军队和人民倾心于新中央政府的。”(103)但事实无情地戳穿了周佛海的谎言。中途和汪精卫汉奸集团拆伙的陶希圣，道出了汪精卫，周佛海们的秘密：“为了应付他们对于日本的报销，汪方也不得不造一些假账。例如，周佛海向日方说：‘我有十二师，都要别的军队动他们才动’。……原来有些军事掮客囗了几师几师，到处交换赌博的本钱，没有半句话是可以相信的。这种谎报，日方也有人知道底细。某人收买游击队，中饱了百万元；某人拿八万去江北收买游击队，全数进了腰包，如此之类，传闻处处。”(104)周佛海所说的“人心思和和军士厌战”，就是这么一回事。

1940年3月30日，以汪精卫为首的伪国民政府宣布“还都南京”，并为此发表《还都宣言》。为什么叫“还都”？汪精卫也是搜索枯肠，颇费了一番心思。在他看来，国民政府首都本来就在南京，因抗战事起，武汉、重庆先后曾成为国民政府所在地，不过那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办公。现在“国民政府根据中央政治会议之决议，还都南京”，那就是把国民政府办公地方又搬回到首都，“名正言顺”。

在《还都宣言》中，除了重复“实现和平、实施宪政”的滥调外，还煞有介事地将伪国民政府主席一席虚位以待林森，还要求在重庆和各地的军政人员“回京报到”。并为此张贴布告说：凡属公务人员，自此布告以后，务必于最近期间，回京报到。对于此等报到人员，一经确实证明，概以原级原俸任用。其有怀抱忠诚，就其所处苦心斡运，有所贡献者，尤当优予任用。凡属一般将士，自此布告以后，务必一体遵守，即日停战，以待后命。其非正规军队，散在各地担任游击者，亦务必遵命停止活动，听候点验收编。

这个布告目的很明确，那就是对于公务人员诱以原级原俸；对于一般将士，则要求停战待命；但这仅是汪精卫们的痴心妄想，爱国军民是不会为汪精卫的口蜜腹剑而上当受骗的。

处于日寇刺刀监视下成立的伪国民政府，要干些什么勾当呢？在《国民政府政纲》中有这样的话：

“本善邻友好之方针，以和平外交求中国主权行政之独立完整，以分担东亚永久和平及新秩序建设之责任”。“联合各友邦共同防制共产国际之阴谋及一切扰乱和平之活动”。“对于拥护和平建国之军队及各地游击队分别安辑，并建设国防军”。“设立各级民意机关，以养成民主政治”。“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重建中央银行，统一币制”。“整理税则复兴农村”。“以反共和平建国为教育方针，并提高科学教育”(105)，等等。

上述方针，除了一些不兑现的许诺，如“中国主权行政之独立完整”“设立各级民意机构”，“召集国民大会”等漂亮辞藻外，反共媚日成了汪伪政权的基本政策。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日本豢养汪精卫这样的走狗，就是服从于其侵略政策的需要，反过来说，汪政权的存在本身，就是日本侵略政策的产物。

汪伪国民政府登场，汉奸们都分得一官半职，朝廷虽小，百官齐备。从政府主席到边疆委员长（有人讥笑南京城门就是汪伪的边疆），应有尽有。机构重叠，因人设事。伪廷各院、部、会主要头目名单如下：

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代

行政院院长：汪精卫

行政院副院长：褚民谊（后为周佛海）

内政部部长：陈群

外交部部长：褚民谊（兼）

财政部部长：周佛海

军政部部长：鲍文樾（代理）

海军部部长：汪精卫（兼）

教育部部长：赵正平

司法行政部部长：李圣五

工商部部长：梅思平

农矿部部长：赵毓松

铁道部部长：傅式说

交通部部长：诸青来

社会部部长：丁默邨

宣传部部长：林柏生

警政部部长：周佛海（兼）

边疆委员会委员长：陈济成（后为罗君强）

赈务委员会委员长：岑德广

水利委员会委员长：杨寿楣

立法院院长：陈公博

立法院副院长：未定

司法院院长：温宗尧

司法院副院长：朱履龢

最高法院院长：张韬

行政法院院长：林彪

考试院院长：王揖唐

考试院副院长：江亢虎

铨叙部部长：江亢虎（兼）

考选委员会委员长：焦莹

监察院院长：梁鸿志

监察院副院长：顾忠琛

审计部部长：夏奇峰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汪精卫（兼）

参谋本部部长：杨揆一（代理）

军事参议院院长：任援道（代理）

军事训练部部长：萧叔萱（代理）

政治训练部部长：陈公博（兼）

与此同时，伪临时、维新两政府亦发表解散、解消宣言，以示群奸合流的完成。

临时政府的解散宣言曰：“兹者幸值国民政府改组还都，宣布实现和平与实施宪政之二目标，均能吻合临时政府本来之目的，趣旨既合，两者自当归于统一。”(106)

维新政府则以“解消宣言”的形式出现。其宣言曰：“兹幸中央政府即日成立，并揭橥实现和平，实施宪政两大方针。同人等赞成于先，尤宜辅助于后，所有原设之维新政府，应即宣告解消。”(107)

在这里，“解散”与“解消”虽只有一字之差，内容是完全不同的。临时政府只是换了一块招牌而保持其对汪伪的独立性；维新政府则作鸟兽散，它的重要成员则由汪伪予以安插，所以他们发出“尤宜辅助于后”的哀鸣，实质上是哀求汪伪不要冷落他们。

汪精卫于同日对日本发表广播词，向侵略者信誓旦旦地说：敝国有志之士经过深切猛省后，痛下决心，将过去容共抗日的政策彻底放弃，重新确立和平反共建国的政策。国民党同人服务于国民政府者，先后退出重庆，联合事变以来全国各处先后成立的政权，以及在野各党派暨贤达之士，相与协力，成立中央政治会议。由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以统一全国以内和平反共的运动。在此运动进行期间，得到贵国朝野热烈的同情与援助，遂得到达于今日的新阶段，鄙人于此，敬为中国前途，向贵国朝野表示深切之谢意。(108)

汪精卫的这一番表白，当然是媚日的官样文章，但也反映了汪精卫和日本之间的主奴关系。因为如果没有日本的支持，汪精卫想统一（即使是形式上的统一）既成的各伪政权，建立汪伪的中央政府，是不可想象的。正因为如此，汪精卫对日本的感激是由衷的。

不过，汪精卫所谓的“国民党同人服务于国民政府者，先后退出重庆”，却不是事实。实际上和汪精卫同流合污的，依然只是周佛海、陈公博、陈璧君、褚民谊等少数国民党败类而已。关于这一点，周佛海说得较汪精卫直截了当一些。他说：“国民政府还都，青天白日满地红重飘扬于石头城畔，完全系余一人所发起。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人生有此一段，亦不虚此一世也。”(109)“此次政府事实上系余一手所造成，暗中颇引以自豪。”(110)话虽然说得过分一些，把自己的反动作用估计得过头一些，但反映了汪伪的统治基础是多么脆弱。

汪伪政权的成立，并没有给汪精卫带来多少欢乐的气氛，一个目击者记载说：

那天的清晨，警察已督促南京的市民们重新挂起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只是上面加了一条三角黄布飘带，写着“和平、反共、建国”六个大字。……但市民们也有一些辛酸；这一条黄布飘带，是玷污了中华民国，玷污了中华民族！

“礼堂里已挤得满满的，彼此相见也只是交换着点一下头，每个人全没有热烈高兴的神气，全场是一片冷静。汪氏出现了，许多居高位的武官是军装，文官是蓝袍黑褂，惟有汪氏穿着一套晨礼服，仍然如当年的丰采，但显得开始有些苍老、有些憔悴了。他（指汪精卫——下同）面上全没有一丝笑容，严肃地悄然地走上主席台，眼光向四面扫射了一下，微微闻到叹息之声。在‘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国歌高奏声中，他俯下了头，面上现出了勉强地一笑。汪氏的演说，一向是充满煽动性，生动而有力。……而汪政权建立那一天他的演讲，似乎并没有使我留下特别的印象。他声音很低，讲话无力，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失败的一次。我只约略记得他的大意：（一）大亚洲主义是中山先生北上过日〔本〕时所提出的最后主张；（二）历史上决无百年不和之战；（三）收拾山河，拯救苍生。典礼在他讲完以后，匆匆地结束了。在礼堂门口，全体合摄了一张照片，就完成了历史上悲剧的序幕。”(111)

这样一个重要的节日，连充任最重要配角的周佛海，在他的日记中，也只寥寥记了两行：“七时半起。旋赴国民政府举行还都典礼及各院部会长官就职典礼，在隆重严肃空气中完成。”而且“隆重严肃”字样，还是文人笔下的辞藻。

“一切外交上常例的各国使节的祝贺形式也没有，日本也并没有像周佛海所力争的派出了常驻大使。连日本驻华最高司令官西尾等也到了翌日上午，才到汪政府作形式上的周旋。石头城畔，是一片何等凄凉的景色!”(112)

这段描述，尽管作者对汪政权特别是对汪精卫充满了爱怜惋惜之情，但无法否认汪精卫黯淡凄凉不堪入目的汉奸丑态。

汪伪政权尽管惨淡经营了一年又三个月，可是日本主子并不给它赏脸，除了不派大使故示冷漠外，还发生了一件使汪精卫大为扫兴的事。据罗君强回忆说：

在汪政权成立这一天，南京城里到处挂的这种带有小黄旗的“国旗”，实在有点刺目。伪中央党部的人员，那一天在党部屋顶上挂了一面不带“附件”（即附有“和平反共建国”字样的黄色布片）的青天白日党旗，日本宪兵经过看见，驰入党部质问，一定要当场卸下这面党旗，党部职员打电话问我（指罗君强），我急派日语秘书李正兆前往中央党部和日本宪兵交涉，对他们说明，这是中国国民党的党旗，中日双方协定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才有黄色小旗，你们不要误会，你们可以回去问问上司再说。日本宪兵这才悻悻然而去，并威胁说：如果规定不是这样，我们将对这面旗子开枪射击的(113)。罗君强牢骚满腹地说：刚刚参加过成立典礼，碰到如此倒霉的交涉，真是气闷之至(114)。

汪精卫就在这种不景气而又晦气的气氛中，登上傀儡政权儿皇帝的“宝座”。

①王克敏字叔鲁，梁鸿志字众异。

②段祺瑞字芝泉。

③汪精卫：《声明》，汪伪宣传部编：《和平反共建国文献》第1辑，《中国之部》。

④陶希圣：《南京之行》，《潮流与点滴》，《乱流》，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社，1970年版。

⑤杨凡译：《日本外交档案UD51号》。

⑥汪伪宣传部编：《和平反共建国文献》第1辑，《中国之部》。

⑦《维新政府声明》，《中华日报》，1939年9月24日。

⑧指汪精卫9月21日声明。

⑨《临时政府声明》，《中华日报》，1939年9月24日。

⑩《日本方面回答要旨》，1939年10月30日，《日本外交档案S493号》。

(11)同上。

(12)同上。

(13)陶希圣：《潮流与点滴》，《乱流》，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社，1970年版。

(14)陶希圣：《未说出的一句话》，《潮流与点滴》，《乱流》，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社，1970年版。

(15)《关于日华国交调整原则的协议会》，《日本外交档案S493号》。

(16)同上。

(17)所谓日方保留的十七件，即：1．附录第四项第二、第三款及附本。2．蒙疆与华北的境界，使长城线划入华北之件。3．华北政务委员会的管区，大致包括长城以南的河北省、山东省、山西省之件。4．在华北政务委员会机构内设置军事处理机关之件。5．关于关税、盐税、统税的征收办法及华北和中央分配比例之件。6．关于航空、铁路、通讯、海（水）运港沪之件。7．防共驻兵地区之件。8．治安（保障）驻兵之件。9．撤兵之件。10．顾问及职员的聘请和派遣之件。11．关于新上海之件。12．华中经济协议之件。13．海南岛之件。14．联银卷、华兴卷军票之件。15．给予华北与蒙疆交涉之件。16．在高度结合地带以外的其他地区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之件。17．对军队、晋察供给武器之件。

(18)引自张荫桐译：《日中战争》5（《现代史资料》13），1964年版。

(19)同上。

(20)《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第35—36页。

(21)《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第37页。

(22)同上。

(23)即上海江湾六三花园，日、汪双方谈判所在地。

(24)香港《大公报》，1940年1月22日。

(25)《和运史话》，新中国报社1943年7月再版本（原载1940年12月7日东京《朝日新闻》）。

(26)汪精卫：《在青岛会谈各次谈话》，转引自雷鸣：《汪精卫先生传》，第398页。

(27)当系十一月五日之误。

(28)《南京新报》，1940年1月26日。

(29)《周佛海日记》（1940年1月4日）。

(30)《周佛海日记》（1940年1月5日）。

(31)《周佛海日记》（1940年1月8日）。

(32)《周佛海日记》（1940年1月22日）。

(33)即清水董三、犬养健。

(34)《周佛海日记》（1940年1月23日）。

(35)《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

(36)罗君强：《伪廷幽影录》。

(37)据罗君强说：“陈公博既不能深明大义，拒绝落水当汉奸，又感到自己对‘和运’无功，将来即使搞出一个局面，个人难免冷落，于是就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一味以老母病重希望在香港终养为推脱。”这次高、陶事件发生后，加上陈璧君到港催促他入伙，陈就顺水推舟地由港到沪。

(38)《周佛海日记》（1940年3月11日）。

(39)从高宗武、陶希圣出走的情况看，杜月笙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杜与戴笠关系密切，似主要应为军统活动所致。

(40)罗君强：《伪廷幽影录》。

(41)陈春圃：《高宗武、陶希圣出走香港》，《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635页。

(42)所谓公馆派，即围绕汪精卫、陈璧君身边的一伙汉奸，如褚民谊、林柏生、陈春圃等均是。

(43)章君榖：《杜月笙传》，第3册。

(44)雷鸣：《汪精卫先生传》，第396页。

(45)《南京新报》，1940年1月19日。

(46)汪精卫：《在青岛会议各次谈话》。

(47)汪精卫：《在青岛会议各次谈话》，汪伪宣传部编：《和平反共建国文献》第1辑，《中国之部》。

(48)同上。

(49)汪精卫：《铣电》，汪伪宣传部编：《和平反共建国文献》第1辑，《中国之部》。

(50)汪精卫：《答日记者问》，《中华日报》，1940年1月21日。

(51)《临时维新两当局联名声明》，汪伪宣传部编：《和平反共建国文献》第1辑，《中国之部》。

(52)《板垣总参谋长谈话》，汪伪宣传部编：《和平反共建国文献》第1辑，《日本之部》。

(53)［日］影佐祯昭：《青岛会谈》，《曾走路我记》，第二篇，第十三章。

(54)《论目下中日之根本问题》，汪伪宣传部编：《和平反共建国文献》第1辑，《日本之部》。

(55)钟恒、孙志民译自《国民政府要览》，第2章，新武汉社，1942年版。

(56)同上。

(57)钟恒、孙志民译自《国民政府要览》，第2章，新武汉社，1942年版。

(58)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1册，第104页。

(59)《周佛海日记》（1940年1月11日）。

(60)《周佛海日记》（1940年1月8日）。

(61)《周佛海日记》（1940年2月27日）。

(62)《王克敏致汪精卫之函件》，转引自《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

(63)《周佛海日记》（1940年2月19日、2月20日）。

(64)同上。

(65)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1册，第105页。

(66)《周佛海日记》（1940年3月21日，3月22日）。

(67)同上。

(68)马啸天、汪曼云：《76号两个特务头子的火并》，《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709页。

(69)同上。

(70)所谓“十人组织”，即周佛海结成的私党，其中重要分子如罗君强、蔡洪田、汪曼云等均是。

(71)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1册，第106页。

(72)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1册，第106—107页、第104—105页。

(73)同上。

(74)《日本外交档案S493号》。

(75)同上。

(76)陶希圣：《汪记舞台内幕》，第1页。战地图书出版社，1940年版。

(77)汪伪宣传部：《和平反共建国文献》第1辑，《日本之部》。

(78)同上。

(79)汪精卫：《和平宣言》，《中华日报》，1940年3月13日。

(80)同上。

(81)汪精卫：《中央政治会议开幕词》，《中华日报》，1940年3月21日。

(82)同上。

(83)伪“中央政治会议”开会时，秘书长为褚民谊。

(84)陶希圣：《汪记舞台内幕》，第31—32页，战地图书出版社，1940年版。

(85)《中华日报》，1940年3月21日。

(86)《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第51页。

(87)《中华日报》，1940年3月22日。

(88)同上。

(89)《周佛海日记》（1940年3月20日、21日、22日）。

(90)同上。

(91)汪精卫：《闭幕词》，《中华日报》，1940年3月23日。

(92)汪精卫：《国民政府还都的重大使命》，《中华日报》，1940年3月24日。

(93)《解放日报》，1940年4月15日。

(94)汪精卫：《国民政府还都的重大使命》，《中华日报》，1940年3月24日。

(95)同上。

(96)同上。

(97)同上。

(98)同上。

(99)汪精卫：《释中政会委员资格》，《中华日报》，1940年3月26日。

(100)同上。

(101)根据陈春圃回忆：“在伪国民政府之下设置华北政务委员会于北平，就近指挥监督河北、山东、察哈尔、热河、绥远五省和北平、天津两特别市的决议。”与此说法不同，可能陈春圃记忆有误。

(102)孙志民译自《国民政府要览》，新武汉社，1942年版，第37页。

(103)周佛海：《关于组织中央政府》，《时代文选》第1卷，第10期。

(104)陶希圣：《新政权延期的原因》，《大美晚报》，1940年3月11日。

(105)《国民政府政纲》，汪伪宣传部编：《和平反共建国文献》第1辑，《中国之部》。

(106)同上。

(107)同上。

(108)同上。

(109)《周佛海日记》（1940年3月31日、4月26日。）

(110)同上。

(111)朱子家：《揭开了历史悲剧的序幕》，《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1册，第108—109页。

(112)同上。

(113)罗君强：《伪廷幽影录》。

(114)同上。

汪精卫及其伪政权的倒行逆施

一 反共清乡

汪伪政权成立后，汪精卫为了配合日寇的“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侵略政策，在将近五年半的时间里，从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军事上推行一系列反动政策，充当日寇鹰犬，不惜与中国人民为敌，种种倒行逆施，令人发指。

其“清乡”工作，对于日本来说事关重要，它直接关系到日本能否巩固其在华中、华南的占领区，掠夺战略物资和经济资源，来支持其侵华战争，以及在太平洋地区进行更大的军事冒险等重大问题。因此在1940年11月，日本御前会议就作出了《处理中国事变纲要》的决定。提出了要在华中，华南和华北占领区“彻底整顿治安状况”，并进而在上述地区“彻底开发并获取国防资源。”①1941年1月，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制定了《昭和十六年以后长期战政治策略指导方针概要》，第一次提出了以长江下游地区为起点，逐次进行“清乡”的罪恶方案。汪伪政府军事顾问晴气庆胤，根据上述方针策划了“清乡”的具体计划。接着，晴气与汪伪政府警政部长、特工总部主任李士群正式提出了“清乡”建议，得到了汪伪政府最高军事顾问影佐祯昭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和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也就批准了这个计划。

其实，所谓经过汪精卫批准，也不过例行公事，只要是日本想干的，汪精卫无不照办。据罗君强回忆说：最初汪精卫与周佛海、陈公博商量，打算让罗君强任清乡督办，设署办公。汪精卫还找罗君强谈话，并将罗带到楼上一个房间，汪取出一份日文肃清方案及译件，对罗说：“这是一份极其机密的文件，请你马上阅看。”罗看完文件后，汪精卫把罗君强引到会客室对罗说：“清乡的事佛海兄向你说过了吗？”罗说：“让我回去考虑一下。”“过了几天，影佐少将向汪精卫提出‘肃清’改为‘清乡’（这是罗君强出的主意）很好，这是一件重大工作，必须设置一个较大的委员会，请汪（汪精卫）阁下兼任清乡委员会委员长，陈（陈公博）、周（周佛海）两阁下兼任副委员长，各有关部、会长官兼任委员，在苏州设立办事处，由一位秘书长代行会务，我们日本军将把第一期清乡的江苏数县包围起来，清乡委员会即在此范围内工作，需要政治与军事齐头并进，特工力量尤应全部利用。所以委员兼秘书长兼苏州办事处长一席，似以由李士群阁下担任为适宜。”②原来，李士群和梅机关的晴气中佐已经密商搞好了整个的一套方案，只是让影佐端出来给汪精卫，汪只能唯唯称是。陈公博、周佛海更是目瞪口呆。清乡委员会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成立起来。

日方对清乡工作既如此重视，汪精卫岂敢怠慢。同年3月24日，汪精卫召开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成立了与伪行政院、伪军事委员会平行的清乡委员会。汪精卫为该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分别由陈公博（伪立法院长、上海市长）、周佛海（伪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担任。秘书长由日方指定的李士群（特工总部主任、警政部长）担任。并由陈群（内政部长）、梅思平（工商部长）、杨揆一（参谋总长）、鲍文樾（军政部长）、任援道（海军部长、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林柏生（宣传部长）、丁默邨（社会部长）、李圣五（教育部长）、罗君强（边疆委员会委员长）等9人为委员。这个委员会虽然由汪精卫领衔挂名，但李士群由于有晴气庆胤作后台，因此李就成了实际负责人。

清乡的地区，包括江苏、浙江、安徽等省的全部，江西、湖北、河南等省的部分地区，而上海、南京、杭州、武汉、徐州、南昌等重要城市亦包括在内。这个地区对于日本来说，具有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的重要战略地位。它是日本侵略者掠夺我国人力、物力的主要地区，而在军事上则又是日本连接华北、华南的重要枢纽，同时又是日本推行南进侵略政策的重要基地。对于汪精卫来说，这个地区是他在日本刺刀庇护下赖以生存的庇护所。汪精卫曾供认不讳地说：在大东亚战争中，中国所处是后方的地位，必须确立治安，加强军事力量，……清乡工作便是注重于这些的。③

日、伪清乡的矛头首先指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新四军。自从抗日的烽火点燃以后，特别是1938年以来，新四军及其他抗日游击队的健儿们，在这些“清乡”地区异常活跃，不断壮大，有力地打击了敌伪的嚣张气焰，使他们风鹤频惊，寝食不安。

尽管从1938年至1941年，日寇对游击根据地进行多次的“扫荡”，但仍阻止不了抗日力量的发展壮大。于是敌人就想出了“清乡”这一招。其办法是：“从事清剿，继以政治，辅以党务，以矫正其观念，了解和运之真谛，整理之，建设之，以健全之行政机构恢复乡村秩序，则地方之治安庶可确定。”④

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以军事清乡开路，然后是政治清乡、思想清乡，在此基础上，建立以保甲制度为主要形式的基层组织，以此来控制清乡地区的人口和赋税，从而维持日伪统治下的社会治安。这当然是日、伪双方的如意算盘。

汪伪政府的汉奸头头们，为了给清乡的汉奸们打气，也为了向日本主子表示对清乡的重视，搞了几次视察清乡。汪精卫就曾亲自出马三次。当1941年苏州地区清乡还未结束，就匆匆宣布汪精卫要“出巡”了。李士群是清乡委员会的秘书长，为了阿谀逢迎，在汪精卫经过的地方，大量张贴“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标语，还有什么“确立治安”“安定民生”等口号。然而事实上汪精卫所过之处，都由日寇荷枪实弹，严密戒备，封锁交通，断绝行人，几处交通路口，还架上机关枪；对于那些被勒令停课停业编成欢迎的人群、用以点缀热闹的学生与居民，虽然叫他们列成了队伍，可是执行警戒的日寇，枪口却对着他们。⑤这种情况，与日伪宣扬的“确立治安”“安定民生”等骗人鬼话联系起来看，简直形成了莫大的讽刺。

汪精卫每到一个清乡地区的特别区公署，总要向伪署长提出两个问题。即：（一）在清乡前这个地区的人口有多少？现在又是多少？（二）清乡前后的赋税收入对比情况。汪精卫认为，人口与赋税是否增加，可以说明治安能否确立。而伪官吏们在从事清乡的罪恶活动时，为了讨得汪精卫的欢心，就虚报自己的成绩，常把人口随心所欲地增加，至于赋税收入，由于伪币剧烈贬值，其数字的增加，不仅无法说明这个地区的治安情况，而且本来就是一笔糊涂账。⑥

如果说，汪精卫的“出巡”，其目的主要是为了给从事清乡的伪官们打气的话，那么周佛海、陈璧君等的视察清乡，则纯粹是为了作乐寻欢，吃喝玩乐了。

周佛海是伪清乡委员会的副委员长，论地位，在汉奸群中仅次于汪精卫，他在视察清乡时，带着汪曼云等随员，也照例听取了伪清乡委员会驻苏办事处主任李士群和伪苏州地区督察专员张北生及吴县特别区公署蔡锐等所作的工作报告。第二天，周佛海由苏州出发到昆山、太仓。周佛海是个酒色之徒，李士群投其所好，在太仓临时另辟一秘密住所，派专人到上海找来一个交际花，给周佛海陪宿。此事一经披露，弄得周佛海狼狈不堪。

至于陈璧君的所谓视察清乡，更是一场闹剧。1943年清明节前后，经过汪精卫的精心安排，陈璧君带着她的随员们乘坐汪精卫的专用列车开往杭州。随员中有伪清乡事务局长汪曼云，内政部长陈群、陆军部长叶蓬、伪行政院秘书长陈春圃、中央监察委员曾醒，还有褚民谊、曾仲鸣、林柏生的老婆等人，加上汪精卫的侄儿侄女及其女婿何文杰，此外还有各人的副官保镖等。

汪曼云通知伪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李士群，要他电饬沪、杭沿线的江苏、浙江各县，欢迎标语不得用“汪夫人”名义，而要用“陈委员”字样。

陈璧君一向养尊处优，讲究吃喝玩乐。这次“视察清乡”也不例外。她在火车上就对汪曼云说：你是杭州人，这次我们到了杭州，你应该好好地介绍一些杭州风味给我们尝试。果然，第二天一早，陈璧君一伙乘汽车涌到了—家名叫“奎元馆”的小吃店，就在一顿早点中，陈璧君一人就吃光了一只红烧羊头，一碗半面，冷盘菜还不在内，可见其胃口之强了。

吃喝玩乐几天后，陈璧君杭州视察清乡之行算是告一段落，于是就逛大街买东西。

陈璧君一伙人从杭州回到上海时，伪四省⑦边区行营的汉奸们给陈璧君及其随员每人送了一篮子的杭州土产。伪浙江省长傅式听说到这一情况后，也如法炮制，临时照样给每人送了一套礼品。把一节专车塞得满满的，形成了物多于人的奇异现象，陈璧君等满载而归，名为视察，实为趁火打劫。

关于清乡的准备和发动，正规地说，早在1941年3月就开始了。这年的3月，日本在苏州成立了从事经济掠夺的特务机关，以金子俊治为机关长，同时成立执行宪兵工作的重藤机关，以重藤宪文为机关长。华中派遣军特务机关梅机关，由机关长影佐祯昭派遣晴气庆胤和小笠原也到了苏州，进行全面的“指导”联络工作。

在这年的4月到5月的一个月内，李士群主持召开了8次清乡委员会筹备谈话会。会议贯彻华中派遣军总部的意图，由日方特务晴气、小笠原、中岛、冈田等坐镇，确定清乡目标为“确立治安”“改善经济”。在讨论到清乡方针时，李士群提出要“军政并进，剿抚兼施，由城而乡，遍及全区”⑧的十六字方针。晴气则强调“清乡工作军政相辅而行，可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以政治为中心而以军事推动之，且特工又从旁协助。”⑨

这个会议还决定设置宣传、民众训练、特种教育、经济设计、党务指导、招抚整编等专门委员会，并成立清乡政治工作团，这个团的任务，就是专门从事反革命宣传。为了适应反共、反抗日的需要，会上决定汪伪特工总部在苏州设立江南肃清工作委员会办事处，统一指挥江南清乡区特务活动。同时梅机关亦向苏州派出分设机构，就近指挥清乡区特务和情报工作。

日伪双方在谈话会中还策划了清乡步骤：首先是军事清乡、即以军事开路，对清乡区的抗日军民进行血腥的清剿和扫荡。接着就是所谓政治清乡，即维持清乡区的治安。然后就是经济清乡，即所谓整理建设阶段。但由于兵力不够分配，清乡只能从局部地区开始。汪精卫为此提出：以京（南京）沪路沿线作一示范性的实验区，先把力量集中在这里试搞一下。因为这个地区最易看出成绩，日本人对这条线也很重视，特别是可以减少南京所遭受的威胁⑩。第二次谈话会据此确定：清乡地区先划定京沪铁路沿线以北十个县为肃清区，并以铁路为界，俟实施有效后再行扩展。

看来，汪精卫和日方也只能先顾眼前，先解决一下威胁京沪路特别是解除汪伪政府首都南京的威胁再谈其他。

汪精卫就曾一再说，清乡的目的是“确立治安”“改善经济”。但军事清乡是日、伪进行政治清乡、经济清乡的先决条件。军事清乡本身是日、伪对抗日军民进行残酷的军事镇压活动。日、伪首先划定清乡区，这是根据对抗日根据地、游击区及其外围地区情况确定的。然后在清乡区周围设置若干据点，以河流、公路、铁道、湖面等为依托，形成包围态势。“除原有碉堡之外，在交通要道及各市镇增筑堡垒，加设营棚。水陆要道口，扩张铁丝网、电网。除用堡垒及营棚驻兵困围之外，用兵车、兵船、快速部队，加紧铁路公路和水道的巡逻。”(11)在形成包围圈后，日、伪即调动部队进入清乡区对抗日武装特别是新四军实行扫荡，“以强大兵力寻找我主力决战，兜剿包抄，使我军无法转移，被迫作战，对反抗进军之村庄，实行大烧大杀，警一以戒百。”(12)妄图消灭我抗日武装力量。进行扫荡后，就用竹篱笆、铁丝网设置封锁线，在封锁线上成立大小检问所，实行军事法西斯的统治，规定：凡人民通过封锁线，“须领有各种证明书”；而运输物资，则“须申请发给搬出入证。”(13)这些花样翻新的证件，把沦陷区人民的人身自由剥夺无余。

紧接着军事清乡之后，日、伪就搞起它的政治清乡来了。编组保甲，是政治清乡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强迫居民实行“连坐切结”的反动制度，规定每若干户为连坐连保，订立“连坐切结。”“如该保内藏有要匪及匪物，先未报告，后经军队、团体或（清乡区公署）署长查出者，同结者与匪同罪(14)。与匪暗通消息者，一经查实，即应处以极刑。”(15)日、伪妄图用编查保甲、贴列门牌、加强身份证明、建立户口制度等，来切断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并进而摧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切抗日组织。

强化伪政权，组建伪警察保安系统，是日伪政治清乡的有机组成部分。汪伪除原有清乡委员会直属清乡警察总队外，又在各地区增设警察大队，以江苏为例，仅在1943年3月，即增加伪警察3000名。汪伪还在清乡地区的省和专区，分设保安司令部和保安处。与此同时，还招收了大量土匪和地痞流氓；收编蒋介石派驻在苏南的“忠义救国军”，仅在苏南清乡的一年中，由招抚整编委员会收编的部队就有24支，达1.63多万人(16)。形成了以日本侵略军为主和以汉奸反动派及地方反动势力为仆从的军事网，使清乡地区抗日军民的斗争更加艰苦。

所谓经济清乡，汪精卫称之为“改善经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汪精卫认为清乡区人口增加和赋税增多，就是“治安确立”“民生改善”的标志。就是说，随着清乡区的扩大，被统治被剥削的对象愈多，赋税收入就会愈来愈增加，汪伪的经济也就得到更大的“改善”，实质上是对扩大清乡区人民的掠夺和剥削。如果说，在军事清乡阶段，日伪采取的是杀人越货、武力抢劫或公开没收与霸占的话；在政治清乡后，则主要采取征发赋税和统制物资的手段了。

经济清乡使用野蛮的经济掠夺手段，就是抢劫，搜刮和敲诈勒索。清乡部队（清乡警察与当地保安队）平时常借搜查“坏人”为名，下乡骚扰，翻箱倒柜，为所欲为，把老百姓的东西不问青红皂白，拿了就走(17)，检问所的勒索行径，也令人触目惊心。据一个曾任镇江清乡主任公署副主任的汉奸张修明供称：“汉奸头目在鬼门关（指检问所）上，得到大量赃款。……在镇江地区时，每月从三个县近四十个大小检问所上，得到的赃款就有四十多万元（合大米一千三百石），至于上了两百多个检问员、检问所主任腰包的财钱，更是无法统计了。”(18)

汪伪政府对增收赋税特别是田赋，看做“最大之税源”，列为“清乡财政”必须解决的重要任务。他们不顾连年战争、田园荒芜的实际情况，下令“督征旧欠”，限期交清。1942年，汪伪就在太仓县强迫收缴1938年至1940年三年的田赋。实行“租赋并征”，除田赋外，又将地租的全部或大部搜刮走了。一般情况下，地租、田赋各占田产量总值的30％左右，农民长年辛苦劳动所得，60％的劳动果实，被清乡机关轻易夺走了。

此外，汪伪还“改订赋章”。常熟县在抗战前每亩征税1元稍多，到1941年10月，赋税加并征税总计每亩合9元（以旧法币计）(19)。而到1942年，江苏清乡各县每亩高达20元。也就是说，经过改订后的田赋征收率，已达抗战前的10倍乃至20倍。在部分地区，汪伪还实行田赋征实办法，而实物折价率则不到1／2或1／3。汪伪通过增收赋税的各种办法，从老百姓身上进行了敲骨吸髓的盘剥。据不完全统计，吴县、昆山、太仓、常熟、无锡、江阴、武进七县，1941年1月至5月，清乡前共收田赋58万余元，而在1942年同期则共收232万元。清乡前后相较，收入增加了4倍(20)。就江苏全省而论，仅1942年的田赋收入，就“比去年（1941）度的收入增多十几倍”(21)。当然这其中有一个旧法币贬值的因素，即使如此，仍然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汪伪政权的横征暴敛，是不管沦陷区人民死活的。

关于营业税和其他各种捐税，汪伪也不放松勒索。仅清乡后一年中，江苏太仓等县征收的营业税额，即比清乡前一年增加10倍以上(22)。再从浙江清乡地区营业税情况看，1942年下半年为6.9万余元，到了次年的下半年迅速增加为47.4万余元，几乎上升到7倍(23)。

关于汪伪政权的苛捐杂税，1943年6月25日，江苏崇明施静庵等人曾有《请制止苛捐杂税的呈文》，揭露得淋漓尽致。《呈文》中说：“自上月开始举办清乡以后，四周封锁，有天然之环海，益以人工之竹篱，耗全县数千百万枝之竹竿，糜千万之币值，将以全民众之安居乐业。墙壁标语朱墨巍然，讵料安乐之境未得，剔括之税频出，多似过江之鲫，犹如雨后春笋。某税冠以财政部，某税冠以财政局，名称虽异，性质类同，纸张税与箔类税已相冲突，再加之以迷信捐，一纸之微，须完三种税捐，人民目眩，五色浸至，无所适从。不问乡村小店，里巷酒家，取一壶之酒，佐一簋之豆，须征筵席之捐；瞽者街头蹲躅，藉星卜以求饱，未能免迷信之税。他如保甲捐，则按户征收，牙税则肩挑贸易必交税领证，所得税外再有营业税，统税之外复有附加税，屈计捐税名称达十余种之多。近又开征住房捐，闻以十万元有奇之比额辗转承包，最后承包者已达五六十万元之包价。规程上租户照租值征30％，而办事者竟出之以自由估定，外加手续费两成，自己住宅概须纳20％房捐，税额之大，设想之周，无微不至。在主其事者未始非意料所不及，承包者当然于包额外尽量多收。以目前生活之高，月入数百元诚不足以养廉，巧立名目，予取予求，而小民苦矣。”(24)

日伪统治下的沦陷区，苛捐杂税多如牛毛。除上述所引外，再以苏北地区为例，除了6项专税外，另有大车税、民生税、县税、团税、枪杆税、复兴税、补助税、扬子税、附属行营军事补助税等，甚至公开征收鸦片特税。名目繁多，不胜枚举。

汪伪政权还通过滥发钞票等手段，进行无情的掠夺。1941年在南京设立“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了大量的准备金不足的伪钞，日寇利用刺刀维持着这些伪钞的流通；还强征物资。连日本战犯重光葵也不得不承认：日本对中国“完全是单方面的榨取。日本榨取的大多是军用物资，只供消耗，并没有再生产可能。战区愈广，需要这一类的物资更多，除了用占领区的军票支付，更无其他经济手段。因此，通货膨胀，民怨沸腾。”(25)

日伪还强迫城乡居民出资参加所谓合作社，并强制农民卖给合作社农副产品，价值多少，必须从合作社买回同等价值的物品，从而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而日、伪则从中大发横财。

1941年底日本侵略者偷袭了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战争以后，日伪的经济清乡更赋予了新的内容。汪精卫就说过：“清乡之目的，更进一步而为协力大东亚战争。”(26)因此，日伪就加紧搜刮粮食、棉花、油料作物等战略物资。于是物资统制政策和开发资源政策就加紧推行。特别是对清乡区的粮食、棉花和粮棉制品，日伪更加强了这方面的物资统制。1943年1月，日方答应让汪伪参战，口头上允许将物资统制权交给汪伪，实际上仍由日方控制。同年6月，汪伪全国经济委员会决定先由苏、浙、皖三省和沪、宁两市从粮、棉开始到其他物资，实行物资统制。9月，汪伪行政院宣布苏南、杭嘉湖、苏北、皖中等地区的米粮，全部由米粮统制委员会和当地日军联络机关实行统制，同时公布清乡区米粮封锁办法(27)。1944年米粮统制委员会计划在苏、浙、皖三省收购米粮共53.9万吨，其中一半是供应华中日伪军警，一半运到上海，南京作为户口米出售，从中牟取暴利。(28)

日寇在清乡地区实行资源开发政策，是要撇开汪伪直接控制工农业生产，为侵略战争直接服务而进行的公开掠夺。这种资源开发，首先指向苏南的纺织业和面粉业、杭嘉湖一带的蚕丝业、苏淮地区的棉花和小麦生产以及浙东的制盐业等部门。为此，日本兴亚院通过在这些地方的联络部有效控制下，建立生产机构，吸收游资，扩大生产，强化工人劳动强度，同时强制农民种植某些作物，以此增加产量，满足侵略战争的需要。但是，此时已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日本法西斯及其豢养的汪伪政权已是日薄西山，行将覆灭，所有在清乡地区的反动措施，不过是日伪的垂死挣扎罢了。

二 奴化教育

汪伪对沦陷区人民的奴化教育，是同它所谓思想清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汪精卫一再叫嚷“清乡必先清心”。周佛海也气焰嚣张地说：清乡工作之根本，不仅为军事上的扫荡，抑且为思想上的斗争，不仅在治安上的确立，抑且在心理上的建设(29)。为了从精神上瓦解人民的抗战意识，汪伪着重宣传了法西斯主义和卖国主义。为此，在清乡委员会下面，设置了宣传委员会，宣传队和政治工作团；同时，在各级伪政府中也设置了相应的宣传机构。强迫居民接受清乡宣传和参加集会，举行清乡演讲，印刷，散发清乡报刊，仅在苏州出版的报刊就有六种，诸如《清乡新报》《清乡日报》《清乡旬报》《清乡前线》《清乡画报》《清乡实验特刊》等。此外，还举办清乡展览、清乡征文，张贴清乡标语和刷制清乡口号，漫画，散发各种传单，放映清乡幻灯，上演清乡戏剧电影。总之，开动一切宣传工具，宣传反共、卖国，要人们对日本法西斯顶礼膜拜，不断鼓吹“大东亚精神”“中日共存共荣”“东亚新秩序”“东方共有道德文化”等等。

汪伪认为仅作上述宣传还不够，又强制实行“清乡特种教育”，其目标是：训练一般成人及儿童，使能彻底了解无底抗战的谬妄及共产党的罪恶，并深切了解国策及世界大势，以期确立和平反共建国的信念，努力于复兴中国复兴东亚的工作(30)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特种教育的教材，具有极强的媚日、反共、反民族的特色。编选这种教材的主要要求是：以国民政治常识为中心，对国家意义，国际地位及领袖（指汪精卫）言论，有基本的了解。以东方固有文化道德为中心，期使确立和平反共建国的信念，进而认识大亚洲主义(31)。教育教材以下列十二项为编纂中心：“三民主义、领袖言论、大亚洲主义、清乡要义、地方自治、生产技能、史地大要、卫生常识、反共材料、农村副业、自卫常识、乡土教材。”千方百计推销汪精卫的汉奸理论。(32)

为了毒化沦陷区儿童的心灵，驱使无知的青少年充当日本侵略者的炮灰，汪伪还刊行《儿童清乡周特刊》，鼓吹现代儿童的新使命是：参加大东亚战争，建设东亚新秩序；参加清乡运动，清乡运动是实现国策的原动力，目的是确立治安，改善民生，矫正思想；参加新国民运动，新国民运动是大东亚解放运动和清乡运动的基干。“清乡即是清心，清心就是新国民运动。”(33)等等。

一个汉奸更把所谓新国民运动与“汪精卫主义”联系起来，胡诌什么：第一，“汪精卫主义”是根据三民主义的；第二，“汪精卫主义”是根据于总理大亚洲主义的；第三，“汪精卫主义”是根据于和平方法的；第四，“汪精卫主义”是根据于实践的(34)。他硬把汪精卫的汉奸理论和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联系起来，是对三民主义的糟蹋。对于三民主义，根据孙中山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重新作的解释，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作过精辟论述：“新时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没有三大政策，或三大政策缺一，在新时期中，就都是伪三民主义。”(35)可见三民主义与汉奸理论二者有霄壤之别，鱼目岂能混珠。

鼓吹“新国民运动”，从1941年11月开始发起。1942年元旦，汪精卫颁发了《新国民运动纲目》；同年7月，在伪都南京成立新国民运动指导委员会。各行各业和各阶层还建立了新国民运动促进团。汪精卫对自己精心炮制的这一所谓运动，颇为自我欣赏，他得意地声称：清乡运动好比一个病人服药调理，新国民运动便是病治好之后，将他的元气培养，使之精神强健，身体结实(36)。对汪精卫说来，似乎这是一剂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汪精卫所要造成的“新国民”，是所谓“把爱中国爱东亚的心打成一片”，就是要中国人民认敌为友，把不共戴天的日本帝国主义者看成亲如手足的兄弟。所谓“团体要组织化，行动要纪律化”，就是要各团体除了接受汪伪的控制以外，还得听命于日本侵略者所规定的“纪律”。所谓“要以铢积寸累的精神，发达国家资本”，换句话说，就是中国人的一切财物都要一毫不剩地全部送给日本帝国主义及汪伪，从而使日本财阀的垄断资本和汪伪汉奸头目的买办官僚资本“发达”起来。所谓“个人对于国家贡献要多，享受要少”，实际上就是要沦陷区人民当牛当马，把创造的一切劳动果实都献给日本强盗及其汉奸走狗。所谓“节约消耗，增进生产”，其主要目的在于增产军用物资，满足日本法西斯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如此等等。不难看出，所谓“新国民运动”“汪精卫主义”，就是以汪精卫为头子的汉奸集团推行奴化中国人的运动。当然，这是汪精卫们的一厢情愿，广大沦陷区人民从汪精卫甘心为虎作伥，毒化中国人民心灵拙劣的表演中，更加看清了他的丑恶奴才面目。

三 法西斯党化教育

汪精卫汉奸集团还大力宣传“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反动思想。这件事以林柏生干得最卖力。1942年汪伪办起了一所“中央青年干部学校”，汪精卫兼校长，林柏生任教育长，时间为6个月。学员身穿青黄色露胸服装，头戴橄榄形歪帽，仿照德国法西斯青年挺进队装束，每天进行早操和军训。汪精卫则不时到校演讲。林柏生利用这个机会向汪精卫大献殷勤，在学员中大搞对汪精卫的偶像崇拜，每天早操都要学员高呼“汪主席万岁！”“新国民运动万岁！”等口号，并要求学员只要听到“汪精卫”三字就立刻“肃立”。实际上是向沦陷区青少年灌输法西斯反动思想。1943年夏天，汪伪又举办“南京公务人员集训营”和“上海公务人员集训营”，训练伪科级以上人员和荐任以上官员各数百人。汪伪企图利用这种办法，强化他们的汉奸法西斯统治。

为了灌输对汪精卫的个人迷信思想，汉奸们不遗余力地为汪精卫歌功颂德。他们说：国民党（汪伪）为领导中国政治的唯一中心势力，汪主席为继承国父遗志，完成国民革命的唯一领导者(37)。1943年1月，汪伪经日本同意正式向英、美宣战后，汪伪国民党召开六届三中全会，专门讨论如何加强“精神总动员”，要求：一方面阐明强化中心势力、服从领袖的绝对必要，加深国民对领袖的认识与崇敬；一方面督促国民党员重振革命党人的本来精神面目——作领导下层工作，作推动的工作，由党的强化作到国的强化(38)。这样，除对汪精卫评功摆好外，又蒙上了一层法西斯主义“党化”的神秘色彩，汪精卫自然也就是汉奸法西斯的党魁。

汪精卫除了卖力地推销他的奴化教育，宣扬对他的个人迷信外，还起劲地推行所谓“东亚联盟运动”。通过这个运动，汪精卫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汉奸理论。

四 东亚联盟运动

“东亚联盟运动”的发起，既是日本侵略者发动侵华战争、扶助汉奸政权、推行“以华制华”侵略政策的需要；也是汪精卫汉奸集团卖身投敌、兜售汉奸理论并使之趋于完备的过程。所谓“大亚洲主义”“东亚联盟”“东亚解放”“建设东亚新秩序”等口号，便是适应日本侵华各个不同阶段政策的需要而提出的，汪精卫则不遗余力地充当了这个运动的吹鼓手。

关于这个运动的发起，一个制造伪满洲国的日本侵略分子石原莞尔这样写道：“在满［洲］的汉族同志，对于满洲建国的独立衷心不安”，“因为自己虽得讴歌王道乐土，但是从本国分离出来终是不免要遭受‘汉奸’之讥的！这对于民族精神迅速勃兴的中国同志真是一个难堪的苦痛。于此，中、日两国所深思熟虑的事情，就是彻底整顿中日两国的关系了。其检讨的结果，……遂以结成东亚联盟为满洲建国的目标。”因此，“东亚联盟运动绝不是书桌上的空论，乃是以满洲建国为轴心的同志运动的实迹。”(39)很明显，“东亚联盟”思想的抛出，是日本侵略者对伪满汉奸们的安抚，更是为刚建立的伪满撑腰打气。

到了1933年，以日本关东军为后台的伪“满洲协和会”发表公开声明，首次打出了“东亚联盟”的黑旗。声明说：“满洲协和会使基于王道主义的建国精神广泛地彻底地普及于国民，且纠合持有确乎信念之国民，排击反国家思想乃至反国家运动，以期完成民族协和之理想乡。同时，最后之目标，使此民族协和运动及于混沌状态之中国本土，进而使之扩展于全东亚，团结成东亚联盟，确保东洋文化之再建与东洋永久之和平。”(40)上述声明表明，日本侵略者的胃口，决不仅限于在中国东北建立一个伪满，而且要把它的侵略魔爪进而伸进全中国，甚至整个东亚，从而建立由日本控制，和以中国乃至伪满洲国为附庸的政治经济集团，而这个集团则是日本侵略者梦寐以求实现“东亚联盟”的第一步。

随着时间的推移，1938年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了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声明，标志着“东亚联盟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心有灵犀一点通”，正当日本侵略者陷入侵略战争深渊的苦恼中时，1938年底作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迎合侵略者的意愿，从重庆叛逃出来，并酝酿建立伪政权。这对于日本来说，无异在茫茫侵略战争的海洋中抓住了一根稻草。于是“东亚联盟运动”通过汪精卫等，在中国沦陷区也逐渐发展起来。

1940年，在南京、北平、武汉、广州等地分别组成了类似或变相的东亚联盟协会的组织。在北平，缪斌于同年5月组建了“中国东亚联盟协会”，并出版了《东亚联盟》月刊，提出“根据大亚细亚主义，主张东亚联盟之结成，共谋亚细亚民族之发展，其条件为政治独立，经济提携，军事同盟”(41)。同年9月，汪精卫派林汝珩在广州成立“中华东亚联盟协会”；与此同时，原广东“治安维持会”头目彭东原，另起炉灶，挂起“大亚细亚主义中国协会”的牌子，并自称是汪记伪国民党的友党，“主张亚洲诸国以［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来提携，俾实现共存共荣之宏愿。”(42)伪湖北省长何佩熔在同年5月于武汉则亮出“中国共和党”的牌子，声称“吾国与友邦携手，以求东亚联盟之巩固。”(43)同年3月，汪伪政权成立后，企图凭借日方的“垂青”，进而建立沦陷区统一的“东亚联盟”组织。11月，汪伪建立了“东亚联盟中国同志会”，这个组织的理事有周学昌、周化人、刘仰山、戴英夫、汪曼云等人。在该会的《简章草案》中规定：“凡与本会目的相同之国内外团体，应实行与之联络及互助。”(44)不言而喻，汪伪的目标就是要力争执“东亚联盟”组织的牛耳。

在这年的11月，汪精卫与日方签署了《中日基本关系条约》及《中日满共同宣言》后，“东亚联盟运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由分散的、区域性的活动，变为统一的、以汪精卫为领袖、以汪伪国民党为中心的活动。为什么发生如此的变化？这和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关。当时，日本政府与汪精卫签订协定，目的在于配合希特勒法西斯德国的所谓世界战略，急于把中国变成它实行南进政策的大陆基地。尽管日本一手扶植成立汪伪政权，但迟迟不予正式承认，直到日本直接拉拢蒋介石的交涉失败，日方才决定承认汪伪政权，并签署了《中日基本关系条约》。

这个条约经过日、汪双方讨价还价，和原来的中日密约相比，表面上似乎给汪方多少一点自主权，改善一点汪伪的傀儡形象；但并无实质性的区别。

与此同时，汪伪还同日本及所谓“满洲国”发表共同宣言。宣言具体规定：（一）日本国、满洲国及中华民国互相尊重其主权和领土。（二）日本国、满洲国及中华民国为了实现三国间以互惠为基础的一般合作，尤其是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在各方面采取必要的一切手段。（三）日本国、满洲国及中华民国，根据本宣言的宗旨，迅速签订协定。宣言强调：希望三国互相尊重其原来的特质，在东亚建设以道义为基础的新秩序的共同理想下，互为善邻，紧密合作，以形成东亚永久和平之轴心，并以此为核心，对整个世界和平做出贡献。(45)

这篇宣言由日本精心炮制，把汪伪和伪满置于同等地位，还打着尊重主权领土的幌子，而且进一步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口号，美其名曰“形成东亚永久和平之轴心”，既肢解了中国的完整领土，又满足了日本的侵略需要，从日本方面说，可谓一举两得。

《日满华共同宣言》的出笼，标志着“东亚联盟运动”从设想到具体组织行动的阶段，而操纵这个运动的无疑还是日本侵略者。

根据侵华战争的需要，日本侵略者向汪精卫提出建立“东亚联盟中国总会”这一全国性组织的要求，汪精卫当然求之不得。他乘机提出解散“兴亚建国总部”“共和党”“大民会”等由日方支持的在野政党、团体，其交换条件则是让这些组织的头头们担任汪伪国民党中央委员，得到了日本侵略者的批准。(46)

汪伪国民党于1940年12月15日举行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统一的“东亚联盟”组织。并发表宣言说：建立这个组织，是为了“统一全国意志、集中全国力量之必要”，“以完成和平统一，促进东亚联盟，勖勉全党同志，策励全国民众。”(47)在这种情况下，“兴亚建国总部”“共和党”“大民会”在日方授意下，不得不宣布解散，并集体加入汪伪国民党。汪精卫兴奋地发表谈话，声称这种解散是什么“积极的发展”，是为了“集合全国才力，造成中心”，“克服一切困难，达到共同目的。”(48)汪伪六届三中全会增补缪斌、陈孚木、何佩瑢、石星川、孔宪铿等为中央委员。于是“东亚联盟运动”，就由各派汉奸的分散经营，转为汪精卫派独家主持的局面了。

“东亚联盟中国总会”于1941年2月1日正式成立，汪精卫自兼会长，周佛海任理事会秘书长，周学昌、周隆庠任副秘书长。常务理事有陈公博、温宗尧、陈群、陈璧君、徐良、诸青来、赵毓松等人。梅思平、林柏生、丁默邨分别任指导、宣传、社会福利三个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理事则由汪伪各部部长和各省省主席担任。就在该会成立的这一天，日本首相拍来贺电，表示：“贵国之东亚联盟运动完成全国性统一的发展，基于东亚解放之见地，诚不胜感激之至。”(49)汪精卫对此感激涕零地说：“远承电勖，弥用兴奋，谨当竭其心力，以达东亚永久和平之共同目的。”(50)

1941年5月，《东亚联盟月刊》作为总会的机关刊物问世了，接着这个刊物又同汪伪国民党宣传部的理论刊物合并，称之为《大亚洲主义东亚联盟月刊》，成为日、伪宣传的重要阵地。“东亚联盟中国总会”还在南京、上海、湖北、广州乃至苏淮特别区各地建立了分会，还在分会之下建立支会、小组和各种特殊的政治团体。日本侵略者通过汪精卫把这个组织变成了对沦陷区人民进行思想上统治的工具。

日本侵略者既然要利用“东亚联盟”这个工具，汪精卫也很乐意充当这个工具的工具，作为他叛国投敌的精神支柱和理论依据。关于这一点，汪精卫曾振振有词地说：我个人当事变发生时，在武汉，在重庆，都尝到了痛苦。在那个时候起，我注意言论了。日本的言论，自事变发生以来，是由东亚协同体进为东亚新秩序，更进而为东亚联盟的理论。日本是先进国，提出了各种理论，并使其发展，中国从而响应，而努力的使其诚意发展(51)。这说明了汪精卫的汉奸理论是和日本的侵略政策配合得多么默契。

五 汪精卫汉奸理论的形成

汪精卫的汉奸理论是和日本侵略者提出的“东亚联盟”思想密切配合的。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发表《艳电》，那时他还只是打着“和平救国”旗号，同抗战派进行的只是所谓“和战之争”。汪精卫的论点通过其代言人表述成这样：国际援助不可靠，愈战愈强是假的，阵线论(52)早经破产，抗战已经证明是不能救国的(53)。他们断言：抗战是共产党的阴谋，抗战下去只有亡国，只有对日“和平”才能“救国”。换个说法，就是只有对日投降才有出路。

1939年7月10日，汪精卫在《中华日报》复刊的这一天，就发表了《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一文。此文不仅全面阐明了汪精卫的“和平理论”；而且把这种“和平理论”与日方的“东亚联盟运动”联系起来。汪精卫对中日关系的根本观念是什么呢？他说：日本是东亚一个强国，经济军事文化着着前进，最近几十年，可以说无日本则无东亚。中国事事虽然落后，却是东亚一个地大人众历史深长的国家，如果要强盛起来，日本必然要知道中国的强盛对于日本会产生什么影响，于日本有利呢还是有害。如果有利，日本当然愿意中国强盛，愿意与中国为友；如果有害，日本必然要将中国强盛的动机打消了去，决定与中国为敌。……怎样才能于日本有利呢？中国与日本外交方针一致，军事方针一致，更进而根据平等互惠的原则，以谋经济合作，这样中国的强盛，便于日本有利而无害。

按照汪精卫的逻辑，中国只有在外交、军事、经济等方面成为日本的附庸，才能“强盛”起来，这是典型的奴才哲学。汪精卫由此出发，进而回顾数十年来的中日关系，他有意混淆了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颠倒侵略与被侵略的界线。大谈什么：中日关系所以不能改善，且日趋于恶劣，系误于一种循环论。例如日本说：中国排日，是九一八事变的起源；中国说：日本侵略，是排日的起源；日本说：中国要抛弃以夷制夷政策，才能使中日关系好转；中国说：日本要放弃对于中国的野心，才能使中日关系好转。诸如此类，都是互相期待，互相责备，以致愈弄愈糟。在这里，汪精卫简直是以第三者的身份指手画脚，不仅对侵略者的鬼话奉若神明，而且对近卫声明百般讨好地说：日本既然声明，对于中国没有野心，而且伸出手来，要求在共同目的之下亲密合作，中国为什么不也伸出手来，正如兄弟两个厮打了一场之后，抱头大哭，重归于好(54)。通观全文，虽未出现“东亚联盟”字样，但确是地地道道的“东亚联盟”思想。

汪精卫在兜售其汉奸理论时，盗用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词句，肆意阉割其反帝爱国主义的精神实质。孙中山的确在《大亚洲主义》的演说中，曾主张“中日两国就目前世界大势言，非根本提携不可；两国人民尤应亲善携手，共御他国侵掠政策。”(55)但孙中山同时提出了中日亲善的必要前提，这就是：日本援助中国，废除中国同外国所立之一切不平等条约(56)。不言而喻，其中也包括中日之间的不平等条约。对此，孙中山曾有所说明，他说：照我们的口头禅，中国同日本是同种同文的国家，是兄弟之邦，就几千年的历史和地位讲起来，中国是兄，日本是弟，现在讲到要兄弟聚会，一家和睦，便要你们做弟的人，知道你们的兄已经做了十几年的奴隶了，向来很痛苦，现在还是痛苦，这种痛苦的原动力，便是不平等条约，还要你们做弟的人替兄担忧，助兄奋斗，废除不平等条约，脱离奴隶的地位，然后中国同日本，才可以再来做兄弟(57)。当有人问到“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是否也要改良的问题时，孙中山断然地说：所有中国同外国所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都是要改良。二十一条要求也当然是在要改良之列。中国的古语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倘若美国对日本也有二十一条的要求，你们日本是不是情愿承受呢？当然是不情愿的，既是自己不情愿，拿出恕道的和公平的主张出来，当然不可以己所不愿意的要求来加之中国(58)。不过，孙中山要求当时侵略成性的日本讲求“恕道”与“公平”，这无异于与虎谋皮，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汪精卫正好利用了孙中山思想中的弱点，拉大旗作虎皮，嘴上大讲“大亚洲主义”，实际上为他的卖国投降行径作无耻的饶舌。

1941年11月，汪精卫在《东亚联盟中国同志会成立训词》中，把“大亚洲主义”与“东亚联盟”强拉在一起，并提出“东亚联盟运动”的四大纲领，那就是“政治独立”“经济合作”“军事同盟”“文化沟通”。他还继续发挥说：大亚洲主义为东亚联盟的根本原理，东亚联盟为大亚洲主义的具体实现(59)。这一番话标志着汪精卫的汉奸理论又向前跨进了一步。

汪精卫所标榜的“政治独立”，是在承认日本在“东亚联盟”内居于指导者地位的前提下，因此这个口号只不过是骗人的把戏。汪精卫说：日本是东亚的先进国，东亚而有联盟的设立，则日本以其先进国的资格，对于后进国居于指导者的地位，是毫无疑义的。汪精卫深知从抗日到亲日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是不容易通过的，因此提出了“政治独立”的口号，这个口号主要是用来欺骗中国人民的。对此，他说得很明白：和平运动要使全国民众由抗日一变而为亲日，这不是泛泛然便可以做到的。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明白认识全国民众为国家民族求独立自由的意识，善为诱导，使之用于亲日，而不用于抗日；……我们必须使大家知道，求国家民族独立自由的精神和东亚联盟的精神是一致的，这样才能够提起大家积极的精神，以一样的精神用之于求国家民族的独立自由，也用之于促进东亚联盟，舍此别无他道(60)。原来如此，“政治独立”只是幌子，欺骗中国民众才是他的真意。

为了解除日本担心“中国政治独立了，会不会改变方针，与欧美联合”的顾虑，汪精卫向日本拍胸担保说：这是绝对不会的，因为联盟纲领，明明白白有军事同盟的一条。军事外交相为表里，有了军事同盟，外交方针绝不会不一致，现在英、美只希望我们两个国家厮打下去，和平运动根本就和英、美路线不相容。

汪精卫深感作为汉奸头子没有实力作后盾的苦衷，在日本主子面前说话就没有分量，因此一再表白：还都以来，兄弟常常感觉自己力量微薄，自己所领导的政府，也是力量微薄，然而有一点，可以自慰并以告慰于友邦人士的，我们的信仰始终如一。信仰就是力量之所从出，只要本着我们对于中日关系的根本观念，继续不断的努力，我们一定能够创造力量，发展力量(61)。一副奴才讨好主子的乞怜相，和汪精卫标榜的“政治独立”对照，特别令人刺目。

1941年年底，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背景下，日本侵略者大肆鼓吹“大东亚共荣圈”和“黄色人种革命”，目标是要把英、美势力排挤出亚洲，从而把亚洲置于日本法西斯统治之下。于是日本又大力推行“东亚联盟运动”。汪精卫汉奸集团的理论，在上述形势下，又有了新的花样：

第一，随心所欲地解释“大亚洲主义”。他们认为它是“东亚联盟理论之渊源”，“东亚民族革命之指导原理，东亚民族对抗外来侵掠主义之自卫手段”(62)。他们还胡诌什么：大亚洲主义是东方的民族主义，是王道的，讲仁义道德的，而西洋的民族主义是霸道的，讲功利强权的。汉奸“理论家”周化人说：西洋思想的最大流毒为功利思想，功利思想的根源，则为西洋的大民族主义。周化人进一步从东方文化的角度进行论证说：我们东方的思想，是与天地万物共存的，万类各生其生，各长其长，各不妨碍。在对这种东西方民族主义进行比较后，他的结论就是要“排除西洋的功利思想的民族主义”(63)。由于这时日本已对英、美宣战，汪精卫兴高采烈地叫嚷：中国自从和平运动发起以来所遵守而申明的大亚洲主义，已经由理论时代而进入于实行时代。(64)

第二，宣扬在当前大力推行“东亚联盟运动”，就是为了要实现“东亚共荣圈”的目的。他们明确指出：“世界政治现势趋于集团国家之倾向，……东亚联盟之结成，实为必然之趋势，在此世变日亟之际，东亚民族非团结无以自卫，非互助无以共存。”(65)为了论证东亚联盟的必要，他们向沦陷区人民许愿说：“东亚联盟之目的在自卫而非为侵掠，换言之，在求东亚各国兼相利交相爱，以谋东亚民族之共存共荣，在使世界人类各本于其自然之特质发挥其特长，以推动世界之进步。”(66)话是说得娓娓动听的，但“东亚联盟”对东亚各国人民并没有带来什么“共存共荣”，而是屈辱与黑暗。

第三，卖力地鼓吹在现阶段搞“东亚联盟运动”，就是实现“黄色人种革命”。而在这方面汪精卫则特别卖力，把它吹得天花乱坠。汪精卫有板有眼地说：百年以来，英、美两国挟其军事侵略、经济侵略双方并进的国策，美洲的红种，非洲的黑种，澳洲的棕色人种，次第受其摧残，不但国土沦丧，连人种也几乎沦亡。亚洲的黄种，亦同样受其厄运。自从日本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及东亚共荣圈等口号，东亚诸民族认识一条光明正大的道路，向着共存共荣的将来，致其最大的努力。(67)

当然，近百年来英、美帝国主义推行的侵略政策，对上述地区人民带来了灾难，这固然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但是，汪精卫把日本侵略者推行的南进政策，即日本所炫耀的“大东亚圣战”，看做“黄色人种革命”的希望所在和其他人种解放的福音，则是荒谬绝伦的。

汪精卫对日本的南进侵略政策赞颂备至地说：菲律宾已脱离美国的羁绊了，马来已脱离英国的羁绊了，我想荷、印及缅甸等处的民族解放之期，也不在远。澳洲以及印度解放之期，也接踵而至。整个世界的地图，从此将洗去凄惨的颜色，显出光明灿烂的异彩(68)。汪精卫被日本侵略军暂时的气势汹汹的“战绩”，弄得晕头转向，简直高兴得有些忘乎所以，并把中国前途寄望于所谓“大东亚圣战”。他危言耸听地说：此次战争若不幸而为英、美所败，则整个东亚民族，将随印度民族及非洲的黑色人种、澳洲的棕色人种，同受奴隶的待遇，整个东亚将永久为英、美的次殖民地，没有翻身的希望。反之，如果战胜了英、美，则百年以来的侵略势力，一扫而空，东亚得到解放，中国得到自由平等(69)。为了把沦陷区的中国人民紧紧拴在日本法西斯的战车上，他们发起所谓“精神总动员”，要求担负“新使命”。要中国人民不惜一切为日本的战争扩张政策卖命效力。

汪精卫的汉奸理论，就是从“和平建国”到“东亚联盟”，到“东亚解放”，最后到实现“黄色人种革命”。他就是这样亦步亦趋地根据日本主子的侵略政策逐步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汪伪政权就是依靠这种汉奸理论，在日本侵略者刺刀的庇护下，勉强维持了五年多的反动统治。

但是这一切，丝毫挽救不了汪伪政权的彻底失败命运。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汉奸末日的丧钟也就很快敲响了。

①日本御前会议：《处理中国事变纲要》，引自《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2分册。

②罗君强：《伪廷幽影录》。

③汪精卫：《三期清乡的特点》，《政治月刊》第3卷，第5期。

④《清乡委员会第一次筹备谈话记录》，（晴气的讲话），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清乡委员会档案。

⑤汪曼云：《千里哀鸿话清乡》。

⑥同上。

⑦闽、浙、皖、赣四省。

⑧《清乡委员会第一次筹备谈话会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清乡委员会档案。

⑨同上。

⑩唐生明：《我奉蒋介石命参加汪伪政权的经过》，《全国文史资料》第40辑，第22-23页。

(11)张鼎丞：《为粉碎江南敌寇‘清乡’而斗争》，《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1日。

(12)陈毅：《苏南反清乡斗争的总结》，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

(13)清乡委员会封锁总办事处：《封锁解说》《清乡日报》，1941年7月31日。

(14)清乡委员会：《清乡地区整理保甲肃清零匪暂行办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清乡委员会档案。

(15)同上。

(16)唐生明：《清乡军事工作》《清乡日报》，1942年7月4日。

(17)汪曼云：《千里哀鸿说清乡》。

(18)张平（张修明）：《敌伪的清乡》，上海市藏汪伪案犯材料。

(19)申兰生：《清乡区实行租赋并征制度实况调查记》，《清乡实况》，第27—28页。

(20)余百鲁：《清乡一年来之财政》，《清乡新报》，1942年7月8日。

(21)李士群：《在江苏财政会议上的讲话》，《清乡新报》，1942年12月8日。

(22)余百鲁：《清乡一年来之财政》，《清乡新报》、1942年7月8日。

(23)刘星晨：《最近浙江省财政之整理》，《中国经济评论》，第6卷，第6期。

(24)《江苏崇明施静庵等请制止苛捐杂税的呈文》，《汪伪政府档案》。

(25)［日］重光葵：《昭和之动乱》，转引自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845页。

(26)汪精卫：《清乡与大东亚战争》，《政治月刊》第6卷，第2期。

(27)参见汪伪行政院：《扬子江下游清乡地区米粮封锁暂行办法》，1944年度《申报年鉴》。

(28)米统会：《关于一九四四年度苏浙皖米粮采购实施要纲草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政府档案。

(29)周佛海：《在行政院清乡会议上的讲话》，《中华日报》，1944年2月10日。

(30)清乡委员会特种教育委员会：《特种教育实施计划纲要》，《渭乡日报》，1941年7月27日。

(31)《特种教育实施计划纲要》，《清乡日报》，1941年7月27—28日。《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第369页。

(32)清乡委员会特种教育委员会：《特种教育实施计划纲要》，《清乡日报》，1941年7月27—28日。

(33)《儿童清乡周特刊》，《清乡新报》，1942年4月4日。

(34)凌恭：《汪精卫主义与新国民运动》，《清乡新报》，1942年4月9日。

(35)《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83页。

(36)汪伪新国民运动指导委员会：《清乡周年纪念宣言》，《清乡新报》，1942年7月8日。

(37)汪精卫国民政府行政院宣传部第02号宣传要点，《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藏上海档案馆。

(38)同上。

(39)石原莞尔：《东亚联盟运动小史》，《东亚联盟》（北京），第5卷，第2期。

(40)巩固：《东亚联盟运动的理论基础》，《东亚联盟》（北京），第5卷，第2期。

(41)同上。

(42)《组织大亚细亚主义中国协会之说明书》，《兴建月刊》第2卷，第5号。

(43)《共和党告同志书》，《中华日报》，1940年12月23日。

(44)巩固：《东亚联盟运动的理论基础》，《东亚联盟》，（北京）第5卷，第2期。

(45)《日满华共同宣言》，引自［日］原田熊雄：《西园寺公与政局》第8卷，第454页，1952年岩波书店版。

(46)郭秀峰：《关于汪伪东亚联盟总会的情况》（未刊）。

(47)汪精卫：《东亚联盟中国同志会成立训词》，《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集续集》，汪伪宣传部编，1942年版，第62页。

(48)《中华日报》，1940年12月17日。

(49)《贺电与谢电》，《大东亚主义》第1卷，第2期。

(50)同上。

(51)汪精卫：《东亚联盟的理想》，《政治月刊》第1卷，第3期。

(52)指世界人民反法西斯阵线。

(53)周化人：《和平理论之发展及其实现》，《大东亚主义》第3卷，第2期。

(54)汪精卫：《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中华日报》，1939年7月10日。

(55)孙中山：《会见日本记者的谈话》（1924年11月22日），《申报》，1924年11月24日。

(56)孙中山：《与门司新闻记者的谈话》，（1924年12月1日），《孙中山选集》，1981年版。

(57)孙中山：《对神户各团体欢迎会演讲》，《孙中山选集》，1981年版。

(58)孙中山：《与门司新闻记者的谈话》，（1924年12月1日），《孙中山选集》，1981年版。

(59)汪精卫：《东亚联盟中国同志会训词》，《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集续集》，汪伪宣传部编，1942年版，第62页。

(60)汪精卫：《对于东亚联盟的纲领的一点意见》，《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集续集》，第63—65页。

(61)同上。

(62)汪伪国民政府行政院宣传部第50号宣传要点：《关于东亚联盟运动》，藏上海档案馆。

(63)周化人：《肃清西洋思想的余毒》，《大亚洲主义月刊》第4卷，第4期。

(64)汪精卫：《大东亚解放战·勖中国之民众》，《政治月刊》第3卷，第1期。

(65)汪伪国民政府行政院宣传部第50号宣传要点：《关于东亚联盟运动》，藏上海档案馆。

(66)同上。

(67)汪精卫：《扫除英美的流毒》，《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集续集》第359-360页。

(68)同上。

(69)汪精卫：《大东亚解放战·勖中国民众》，《政治月刊》第3卷，第1期。

汉奸末日与汪精卫的死

一 汪精卫投敌前后二三事

平时给人留下温文尔雅、风度潇洒的汪精卫，投敌前，由于对抗战形势的悲观估计，投敌后由于日本主子的不易侍候，汉奸之间的互相倾轧，特别是国际形势有利于反法西斯战争的变化，使他深感厄运将临，不会有好下场，于是性格变得喜怒无常，越来越暴躁，失去耐心和控制，且富于戏剧性。

在汪精卫主持汉奸政权的过程中，经常发生这样反常的情况：每次汪精卫主持召开伪“中央政治会议”“国民政府会议”“行政院会议”时，他“往往发为盛怒，厉声呵斥，有一两次竟然把椅子都抛掷了。……当汪氏分析到国际局势，以及国家前途，与当前的处境时，他的声调由激昂而渐变低沉，再由低沉而变为颤抖，最后是哽咽了，热泪沿着他的双颊直流下来，他用衣袖揩拭他的泪水，一面于呜咽中匆匆结束，说了‘完了’两字，声音轻得几乎完全听不到，他每一次总是如此”。①

这里应当注意到汪精卫是在分析“国际形势”“国家前途”“当前处境”的情况下，发出上述的哀鸣，“完了”两个字，如实地反映了他的绝望心情。

还有一次，时间大约在1943年中条山战役后，汪精卫主持伪“中央全会”，会议开到第三天，全部议案审查完毕，并已完全照小组意见通过。最后开封绥靖主任胡毓坤提出“拟请将中条山被俘渝军成立俘虏营案”，大会军事小组召集人是叶蓬，审查意见是：“拟请照提案内容予以通过”。原来在中条山战役中，国民党军被日军俘虏达二三万人，日方交给汪政权处理。汪精卫看到这一提案，突然重重把桌子一拍，厉声地说：“为了国家拼死作战的军人，日本人当他［们］俘虏是必然的，他们抗战难道不是为了国家？我们也当他们为俘虏，这是何居心？胡毓坤荒谬，叶蓬糊涂！否决！否决！否决！”说完把提案重重一掷。②

汪精卫是在做戏，一方面在向蒋介石暗送秋波，表明对被俘的国民党军队，他没有当俘虏看待；另一方面也是向汉奸喽喽们表示：他汪精卫还是有“国家”观念的。抗战是为了国家，“曲线救国”也是为了国家，还在兜售他的“曲线救国”汉奸理论。

对于汪精卫投敌后心理上的变化，陶希圣有几则笔记可资佐证：

“其始也觉日人之易与，其继也觉日人之可亲，其终也始发现日人之可畏，而已晚矣；则亦惟有顺从之惟恐不及，极其所至，不用考虑，只以日人之结论，不复念其所以达此结论之理论与理由”③。这里所用的“易与”“可亲”“可畏”“顺从”等说法，是汪精卫及其他汉奸媚敌、降敌心理的恶性发展，也是畏敌心理被敌人征服的一般过程。

陶希圣还就汪精卫等对影佐祯昭的态度和王克敏、梁鸿志对于喜多诚一、原田熊吉的态度作一对照，认为他们都是难兄难弟，是一路货色。

“他们（指汪精卫等）往往笑王（克敏）、梁（鸿志）俯首听命于喜多、原田，殊不知他们自己也一样听影佐的话”。陶希圣描绘汪精卫们对影佐祯昭迷信到这种程度：

“影喜则喜，影忧则忧，影伪喜而彼则真喜，影伪忧则彼真戚然以忧矣，彼等今日惑于影之泪，他们［日］上台，则影脸一变，或被召回国而继之以为特务长者，必较喜多、原田对待王、梁有过之而无不及也。”④

这就说明，汪精卫的喜怒哀乐，已经与影佐祯昭融化为一体了。而且还以揣摩不透主子的心理而感到苦恼。

陶希圣还进一步介绍汪精卫等的这种变态心理，已完全丧失了一个中国人的正常思维：

“由于羞见中国人，乃寝假而恶见中国人，其终乃恨见中国人，久之，乃只信日方，只信日方所引见之中国人，以为非此无以为友也。以至于医师、术士、记者、妓女，惟日籍者始为可信可亲可爱，反之，其对于爱国之同胞，不肯或尚未臣奴于日人之下，尤其不肯同流而‘下水’者，则有一念曰‘杀’。”⑤

汪精卫等颠倒敌我关系，认敌为友，视人民如仇敌，对于不肯附和他们同流合污的中国人，则必欲杀之而后快。说怪也不怪，这就是汉奸卖国贼的逻辑。

关于汪精卫相信日本侵略者胜过任何中国人，其奴颜媚骨的丑态，这里可以再讲一件事。

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典礼完成之后，日本大本营陆军报导部长谷荻那华雄少将等少数日本人应汪精卫的邀请参加宴会。汪举起酒杯说：

“诸位先生，这酒是贵国外务省情报部长须磨弥吉郎先生为庆祝国府还都特地送来的。在我担任国府外交部长的时代⑥，须磨先生是日本驻南京的总领事，所以曾有过种种交涉。此次国府还都，须磨先生非常高兴，特地将自己故乡秋田县太平山地方的有名的铭酒选送了来。因此今天请大家为酬须磨先生的好意，一起来喝一杯，酒预先开好洒（？）了，请干一杯。”⑦

说完，汪精卫举起了酒杯，谷荻等也准备干杯。可是这已是变味的酒。不知是谁喊了一句“酒坏了”。还有人说这是毒酒。听到这些话的人脸色都变了，有的把酒吐出来，更有的把酒杯摔掉，一时乱成一团。由于此前在维新政府的头头梁鸿志、陈群、任援道、高冠吾等在某次宴会上，发生过因仆人在酒中下毒药，而使两名日本人丧命、一人住进医院的事故，所以当时赴宴人的惊慌是可以理解的。

在这个节骨眼上，汪精卫毫不迟疑地说：“总之，是须磨先生的好意……”他举起杯来一饮而尽。谷荻见汪精卫如此，马上端起酒杯来也喝干了。汪精卫带着十分感激的神态忙说：“呀！谷荻先生，你……”谷荻很理解汪此时的心情回答：“主席的心理，我是明白的。”

谷荻后来回忆这件事时夸奖汪精卫说：“要之，汪主席是认为只要是出于好意，哪怕就是毒酒，在礼仪上亦当饮之的。对于中、日国交，只要是出诸好意、真心与爱，则不论有多少困难，甚至牺牲己身，亦愿挺身为之，这就是主席的为人。”⑧

这件事充分说明，汪精卫只要是能讨日本人的欢心，哪怕是毒酒，他也敢喝下去。所谓“饮鸩止渴”“至死不悔”，真正是货真价实的汉奸头子下贱相。

在这里，还应当追述一下汪精卫在未逃出重庆前与国民党的元老吴稚晖一幕滑稽的戏剧性场面。1938年的某一天，汪精卫在重庆上清寺官邸大宴宾客，与宴者都是些国民党中枢的重要人士，当大家酒酣耳热之际，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走向汪精卫座前扑通一声跪下，他激动地对汪说；“救救中国吧！悬崖勒马能救中国的也只有你了。怎样去结束这不利的战争，你有对党国的责任，不应为了一己求自全自保之私，再这样袖手旁观下去！”⑨汪精卫被吴稚晖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不知所措。于是假戏真做，隔座对跪，彼此握手欷歔。事后，陈璧君责备汪说：“满座宾客，相对长跪，像是在做戏，还成个什么体统！”汪精卫长叹一声说：“这老头子倒是为国家，他既然那样做，难道叫我仍独自高坐堂皇，生受他的一拜吗？”⑩

这一幕汪、吴对跪的戏剧性场面，说明当时在重庆部分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对日恐惧心情，以及对抗日前途充满悲观阴影的气氛；另一方面，吴稚晖看中汪精卫是能结束这场战争的，是否认为日本侵略者能垂青于这位亲日派首领，后来事实表明，就这一点而论，吴稚晖并没有看错。不过汪精卫从根本上说是不能结束战争的，而只能作一段时间的日本走狗。

二 汉奸的末日

汪精卫从1938年底逃离重庆，落水当汉奸，至1940年3月建立伪政权，虽然当上了第一号汉奸头目，但日子并不好过。首先，是他以国民党副总裁身份叛国投敌，成了国人皆曰可杀的卖国贼；其次，日本侵略者虽然支持他建立伪政权，但为了还要对蒋介石进行拉拢，一再推迟成立伪政府日期；伪政权建立后，又迟迟不予承认，直到半年后才勉强签署《中日基本关系条约》。前面提到，这项条约与日、汪密约并无实质性的区别。因为在“日军枪刺之下，让步的必然是汪政权”(11)。在日本主子不赏脸的情况下，他无法向中国人民进行欺骗。内心不无苦闷。一位目击1940年11月4日在南京签署《中日基本关系协定》的人，描述了这一天汪精卫的狼狈相：

“协定书的签字地点即在汪政府的所在地，汪以‘行政院长’的身份，代表政权在协定书上签字。那天，他穿了一套礼服，当日方大使阿部行将抵达以前，他站立在礼堂前的阶石上，面部本来已充满了凄婉之色，他呆呆地站着，远望缭绕在紫金山上面的白云，忍不住两行清泪，从目眶中沿着双颊一滴一滴地向下直流。突然，他以双手抓住了自己的头发，用力地拔，用力地拉，俯下头，鼻子里不断发出了‘恨!恨!’之声，泪水渍满了面部，他的悲伤，是仅次于捶胸顿足。”(12)同上。汪精卫的这种表演，并不表明他对失足当汉奸的悔恨，主要是恨日本侵略者太不给他赏脸，使他进退失据，真是自作自受。

汪精卫当汉奸后的心情，通过他在这段时期所诌的诗词，亦可得到曲折的反映，尽管这些诗词隐晦曲折，但仍可从中窥见这个卑劣的灵魂。

忧患滔滔到枕边，心光灯影照难眠。

梦回龙战玄黄地，坐晓鸡鸣风雨天。

不尽波澜思往事，如含瓦石愧前贤。

郊原仍作青春色，酖毒山川亦可怜。

——《不寐》(13)

这首诗写于1939年的6月，当时汪精卫流落在上海，茫茫如丧家之犬，寝食难安，因而发出“心光灯影照难眠”的悲鸣，是可以想象的。他还写道：

蓦地西风，吹起我乱愁千叠。空凝望故人已矣。青燐碧血。魂梦不堪关塞阔，疮痍渐觉乾坤窄。便劫灰冷尽万千年，情犹热。烟佥欠处，钟山赤。雨过后，秦淮碧。似哀江南赋，泪痕重湿。邦殄更无身可赎，时危未许心能白。但一成一旅起从头，无遗力。

——《满江红·庚辰中秋》(14)

如果说，前一首诗汪精卫还有一点自怨自艾的话，那么这首词写于1940年，则表现了他已横下一条心干起汉奸勾当来了；同时又在贩卖他的“曲线救国”的汉奸理论。“但一成一旅起从头，无遗力”是表明他充当汉奸的决心，“邦殄更无身可赎，时危未许心能白”，则是汉奸苦闷心情的独白。他在另一诗中写道：

六十年无一事成，不须悲慨不须惊。

尚存一息人间世，种种还如今日生。(15)

1941年汪精卫已是快60岁了，回顾了3年来的汉奸生涯，他深感一事无成，于是诌了上面的这首诗。这首诗表明，只要他一息尚存，还是要一意孤行的。

汪精卫还在另一首词中这样写道：

城楼百尺倚空苍，雁背正低翔。满地萧萧落叶，黄花留住斜阳。阑干拍遍，心头块垒，眼底风光，为问青山绿水，能禁几度兴亡。(16)

在这首词的前面，汪精卫写了如下的一段话：“重九日登北极阁，读元遗山词，至‘故国江山如画，醉来忘却兴亡’。悲不绝于心，亦作一首。”所以词的内容，完全是醉生梦死式的亡国之音，出自大汉奸之口，毫不足怪。

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汪精卫汉奸集团乱成一团，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汉奸头目深惧朝不保夕，有灭顶之虞，这从《周佛海日记》、陈公博的《八年来的回忆》特别是汪精卫《最后的心情》等文中得到充分反映。周佛海说：

“一年之后，苟非奇迹，吾等不仅焦头滥（烂）额，且莽莽中原将置身无所。苟无珍珠港之役，必不至此。日人一误于对华之估价过低，但此犹有说；二误于对英、美之误算，此则百思不得其解者。”(17)

“陪公博宴意大利代办。意国处境完全与中国同，而莫索尼利（墨索里尼）政府复与我南京政府运命彼此。诚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慰断肠人也。”(18)周佛海是个政治赌徒，既恨日本主子估计错误，也是在自怨自艾。对于法西斯意大利的无可挽回的失败，更是“兔死狐悲，物伤其类”。

“报载维希政府(19)迁地。其所处之境与我同，法人不暇自哀而我哀之，我哀之而不鉴之，其结果之悲惨必甚于彼也。”(20)“当其（指法国维希政府）与德停战时，其目的要亦在救亡，居心无他，焉知有今日？其处境与我辈正同，对之当抱充分同情，将来对我同情者谁耶？”(21)周佛海算是说对了，等待他们的只能是更悲惨的下场。“报载美机动部队前日袭琉球，昨日袭台湾，所向无阻，如入无人之境，日已失太平洋制海及制空权，前途可想而知矣!”(22)主子受难，奴才悲戚，瞻念前途，不寒而栗。这就是周佛海此时的凄凉心情。

比较起来，陈公博在《八年来的回忆》这份临死前的供词中，却表现出是一个死硬的汉奸顽固派。他至死不忘为汪精卫的汉奸罪行开脱，继续贩卖曲线救国的汉奸理论。下面引述的是他追述和汪精卫当汉奸前一段话：

陈公博：“现在许多人都骂汪先生（汪精卫）是秦桧，我今天就承认秦桧是好人罢，但秦桧是牺牲了，然而无补于南宋之亡。一般人都说汪先生卖国，但卖国还应有代价。像今日的情势，一日蹙国百里，其误不止卖国，简直是送国罢了。我想送国不必你汪精卫送罢。”

汪精卫：“公博，你的话是为汪精卫说的，不是为中国国民说的。人家送国是没有限度的，我汪精卫送国是有限度的。公博，我已经50多岁了，你也快到50岁了。中国要复兴，起码要20年，不要说我汪精卫看不见，连你陈公博也看不见。目前能够为国家保存一分元气以为将来复兴地步，多一分是一分，这是我和你的责任。因此不独我要干，我劝你也要干。”陈公博说：“汪先生既然要跳水，难道我好站在旁边袖手吗。”(23)当然这番对话还只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对话，但从中可看出陈公博是怎样唯汪精卫之命是从了。不管汪精卫跳水还是跳火坑，他都奉陪到底，在所不惜。

陈公博在供状中也不得不承认：汉奸们大都是醉生梦死、纸醉金迷之辈。他说：在上海实际上干了4年，对僚属发生不了很大的影响，贪污还是层见叠出。社会也发生不了影响，奢侈淫靡还是茫无止境。人们都如食狂药，似世界末日将至，能够享乐一天算是一天，什么是中国的危险，他们似乎不在乎，怎样才可以使中国复兴，他们更以为不干他们的事(24)。这大概是汉奸们的普遍心理，追求新的刺激，来弥补空虚的丑恶灵魂。包括他陈公博自己也是一丘之貉。

为了迎合蒋介石反共的心理，陈公博死到临头还不惜以反共老手的姿态向蒋介石邀功，说什么：“重庆赞成联合‘剿共’，我们也‘剿共’，重庆不赞成‘剿共’，我们也‘剿共’；日本不和共产党妥协，我们也‘剿共’，就是日本和共产党妥协，我们也‘剿共’；我是不惜因为‘剿共’问题和日本翻脸的。”(25)反共卖国在陈公博身上表现得多么疯狂和刺目。

陈公博还以“党不可分，国必统一”自诩，骨子里还是希望蒋介石法外施恩，饶他一命。他说：“在中国千载一时大统一时候，我应该束身受罪，任何处置，我甘受无词。我是自命主张‘党不可分，国必统一’的，而有反抗行为，那么共产党破坏统一，更使中央难于处置。至对于死生，我早已置之度外。当二十九年（1940年）来京，赤手空拳在敌人的势力下要保护人民，要保护物资，随时随地可以死，不过以死而反抗蒋先生我是不为的。我离京时曾留呈蒋先生一函，说若以过去数年为有罪，请蒋先生处置，就不以过去数年为有罪，而认我是为将来统一的障碍，也请蒋先生处置，这是我一种对蒋先生心事未了的心情，这是我的一种见解。”(26)这种见解说穿了，也就是向蒋介石暗送秋波，希望蒋能留下他这个反共奴才，供其驱策。但蒋介石迫于舆论的压力，于1946年终将陈公博判处死刑，执行枪决。陈公博这种昧于民族大义死硬的反共汉奸，可说是汉奸头目中的又一类型。

1944年汪精卫垂死前写下题为《最后之心情》一文，据说此文“系汪氏逝世前一月，口授全文，最后由汪夫人陈璧君誊正者。”“文中历述他对抗战的态度——自信是为了拯救国家；所以离渝的原因——则是想保全蒋氏（蒋介石）；组府的苦衷——为欲与虎谋皮；对甘心附敌者的观感——称曰：‘鹰犬’；汪政权最后之立场——应不背‘党必统一，国不可分’之原则；生前的遗恨——为未能目睹东北四省之收复。”上述引用汪精卫此文的作者最后还加重语气说：“观此文，语重心长，沉痛已极，汪氏六年中在宁之全盘心境，悉备于此。”(27)

在此文前面汪精卫还有一个说明：

兆铭来日疗医，已逾八月，连日发热甚剧，六二之龄，或有不测。念铭一生随国父奔走革命，不遑宁处。晚年目睹巨变，自谓操危虑深。今国事演变不可知，东亚局势亦难逆睹，口授此文，并由冰如（陈璧君）誊正，交××妥为保存，于国事适当时间，或至铭殁后二十年发表。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月×日兆铭(28)

这些说明不论是汪精卫自己还是其他的什么人，其目的都是为汪精卫涂脂抹粉，为其开脱汉奸罪行。还是让我们看看汪精卫的原文吧！

“兆铭于民国二十七岁（年）离渝，迄今六载。当时国际情形，今已大变。我由孤立无援而与英美结为同一阵线，中国前途，忽有一线曙光，此兆铭数年来所切望而虑其不能实现者。回忆民国二十七年时，欧战局势，一蹶千里，远东成日本独霸之局，各国袖手，以陈旧飞机助我者唯一苏俄。推求其故，无非欲我苦撑糜烂到底，外以解其东方日本之威胁；阴以弱我国本。为苏计，实计之得！为中国计，讵能供人牺牲至此，而不自图保存保全之道？舍忍痛言和莫若！”

……

“对日交涉，铭尝称之为与虎谋皮，然仍以为不能不忍痛交涉者，厥有两方面可得而述：其一、国府目前所在之地区，为沦陷区，其所代表者，为沦陷区之人民，其所交涉之对象，为〔沦〕陷区中铁蹄蹂躏之敌人，铭交涉有得，无伤于渝方之规复；交涉无成，仍可延缓敌人之进攻。……其二，民国二十一年淞沪协定时，铭始与对日之役，其后两任行政院，深知日方对华，并无整个政策，而我之对日，仍有全国立场。……兆铭离渝与之言和，固已知其交涉之对象，为日政府无力控制之军人；为沦陷区当地之驻军；为仰军人鼻息之外交使节；为跋扈日张之校佐特务，而非其国内一二明大体识大势之重臣。然以兆铭在国府之关系，与乙巳以来追随国父四十年之地位，对方即欲探知政府真意，用以为谋我灭我之资，亦不得不以之为交涉对象，而尊重其地位，其情形或差胜于南北之旧官僚（著者按：自系指维新、临时两政府之人而言），兆铭即可于此时觇其国而窥其向。况彼虽政出多门，亦尚有一二老成持重之人，对彼元老重臣，铭固未尝不以东亚大局危机为忧，以国父‘无日本即无中国；无中国亦无日本’之言为戒。……是国府交涉之对象，非其谋国之臣，而为重利之酋，铭仍不至于一着全输而无以自立……

“盖中国为弱国，无蹙地千里而可以日形强大之理。蒋为军人，守土有责，无高唱议和之理……

“铭盖自毁其人格，置四十年来为国家奋斗之历史于不顾！亦以此为历史所未有之非常时期，计非出此险局危策，不足以延国脉于一线。幸而有一隙可乘，而国土重光，辑抚流亡，艰难余生，有识者亦必以兆铭之腐心为可哀，尚暇责铭自谋之不当乎？

“是以铭之主张，其基本之见解：为日本必不能亡中国。日本本身之矛盾重重，必不致放弃对国府（汪政权）之利用，及知其不能利用，我已得喘息之机……

“今于此亦可为渝方同志稍述一二俾互知其甘苦者：一为恢复党之组织与国父遗教之公开讲授；一为中央军校之校训，以及铭屡次在军校及中央干部学校之演讲；一为教科书决不奴化，课内岳武穆（岳飞）、文文山（文天祥）之文，照常诵读。凡铭之讲词以及口号文字，皆曾再三斟酌。如近年言‘复兴中华，保卫东亚’，乃清末同盟会‘驱除鞑虏，复兴中华’之余音。‘同生共死’为事变前某文中之成句。至于条约交涉各端，更可谓殚心竭虑，实已尽其检讨对华之能事。且战事结束，日军议和撤退，此项条约，终成废纸，固无碍于国家之复兴……”(29)

这一番半是挽歌、半是乞怜式的哀诉，说明了什么呢？其中有公开的赖账，如说抗日形势的好转，中国“由孤立无援而与英美结为同一阵线，中国前途忽有一线曙光，此兆铭数年来所切望而虑其不能实现者。”汪精卫健忘到这种程度，就在两年前他秉承日本意旨向英、美宣战时，他是何等趾高气扬，目空一切。

其中还有公开的造谣，如反苏反共的谰言；更多的则是汪精卫为自己叛国投敌的罪行作徒劳的辩解。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临近胜利的前夕，他深知中国人民将要彻底清算他们一伙的汉奸罪行，因此挖空心思编造了这一套奇谈怪论，其险恶用心在于继续贩卖他的汉奸理论，混淆抗战与降敌的界线，争取中国人民的同情，减少革命舆论对汉奸一伙的谴责。当然，中国人民是再也不会被他的花言巧语和羞愧的眼泪所欺骗。

如何看待抗战时期的苏联援华？汪精卫认为“以陈旧飞机助我者唯一苏俄。无非欲我苦撑糜烂到底，外以解其东方日本之威胁，阴以弱我国本”。这完全是歪曲事实的诽谤。抗战时期苏联援华的事实有目共睹，苏联志愿空军健儿为打击日寇空中强盗，血洒中国长空，中国人民不会忘记这种宝贵的援助。

汪精卫说，他之所以“脱离主和，与虎谋皮，……是为沦陷区中人民获得若干生存条件之保障。……亦当胜于日人直接卵翼之组织或维持会之伦”。应当指出，汪精卫以国民党副总裁身份叛国投敌，他的最大借口是为沦陷区人民着想，或叫做“保存国家元气”，并以此沾沾自喜，认为由他出面组织伪政府，较之王克敏、梁鸿志之流还是要高出一筹；事实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汪精卫过去在国民党内处的历史地位，在他投敌后对抗战的危害性与欺骗性较王克敏、梁鸿志之流更大。因为日本侵略者在攻陷南京后，仍无法动摇抗战军民的信心；汪精卫投敌后，日本就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认为手中有了这样一具偶像做工具，今后更便于他们推行“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政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汪精卫之充当傀儡，比王克敏、梁鸿志的反动作用和影响要大，对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也更大。

汪精卫还认为，他之所以离渝求和，似乎也是为蒋介石着想的：“蒋为军人，守土有责，无高唱议和之理，……非铭脱离渝方，不能无碍于渝局；非深入陷区，无以保存其因战争失陷之大部土地。”汪精卫还想利用抗战时期一度流行的蒋、汪双簧说来制造混乱。应当说，蒋介石在抗战中虽有动摇、消极的一面，但还是坚持抗战到底的。汪精卫这种搅浑水的拙劣手法，只能是心劳日拙，绝不能售其奸。

汪精卫还为其在沦陷区推行的奴化教育辩解说：“凡铭之讲词以及口号文字，皆曾再三斟酌。如近年言‘复兴中华，保存东亚’，乃清末同盟会‘驱除鞑虏，复兴中华’之余音。‘同生共死’为事变前某文中之成句。”汪精卫把日本侵略者搞所谓“东亚共荣圈”的口号和“中国同盟会”的革命纲领混为一谈，只能说是双重背叛，既背离了早期民族、民主的革命纲领，于今又彻底堕落成为背叛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汪精卫哀叹说：“铭盖自毁其人格，置四十年为国家奋斗之历史于不顾(30)！亦以此为历史所未有之非常时期，计非出此险局危策，不足以延国脉于一线。幸而有一隙可乘，而国土重光，辑抚流亡，艰难余生，有识者亦必以兆铭之腐心为可哀，尚暇责铭自谋之不当乎！”

这是汪精卫炮制此文的主要目的所在，即：一方面还在摆他“四十年革命”的老资格，同时说他“自毁人格”，为的是“延国脉于一线”，以此谎言掩盖其叛国投敌的罪行，博得人们的宽恕和同情，抵消对他的谴责。但是汪精卫打错了算盘，历史上凡是背叛民族、背叛人民的卖国贼，是永远要遭到人民唾弃的，汪精卫岂能例外。不管他过去资格多老，只要上了贼船，卖国贼的臭名，是永远洗刷不掉的。汪精卫“遗嘱”的出笼，标志着他的死期也就不远了。

三 汪精卫之死

促成汪精卫的死，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据《汪精卫先生传》的作者雷鸣说：“语云：忧能伤身，先生（指汪精卫）为救国族出于泥淖，从破碎中踏上复兴之路，在过去数年中，确可谓已至心力交瘁之境。加以先生因青年时代即奔走革命，患有宿疾（糖尿症），尤其自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十一月一日在国民党六中全会会场为仇者暗算，身受三枪创伤之后，因当时未能将子弹完全取出，所以近十年以来，外创内伤，时常并发，而影响于先生健康者至巨。……至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八月，因连续数月间往返京、沪，东渡日本参加会议演讲，并视察清乡，治军勤政，其积年宿病，竟至并发。”(31)

患糖尿病、枪伤、为汉奸勾当而劳碌奔波，都是汪精卫致命的原因。

金雄白的说法则是：汪精卫终于受不了旧创所导致的绝症，影响到身体上的痛苦，更受不住对于国家与民族前途的悲伤，使其精神上受到更大的痛苦。……汪精卫患此绝症的导因，完全是为了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十一月一日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遇刺后，子弹留在体内的关系。当时他被送往鼓楼医院，由沈鹏飞外科医生开刀，仅将左颞部之碎骨与弹片取出。颊部与背部的子弹，因流血过多，身体虚弱，未敢再动大手术。颞部开刀以后，眼旁红肿极烈。向为汪精卫好友而兼医学顾问的德籍诺尔医生于出事时，方去西安打猎，等到得讯赶回，已在一周之后，经其施行手术，先将颞部子弹重为开刀取出外，认为伤势仍极严重，力主移沪治疗，于是注射了破伤风预防针后，即匆匆地赴沪。

……

汪精卫于受伤前本患有糖尿病，自赴青岛疗养后，渐次恢复，已可吃少许巧克力糖。自经这次手术，发现时有脉搏间歇现象。……诺尔医生以奥国嘉士伯的矿泉水，对肝病等极有益处，并为汪精卫介绍一欧洲热带病专家，力劝其出国疗治，于是汪精卫乃率同陈璧君、曾仲鸣、次女汪文彬，及内弟陈耀祖离国赴德疗养。直至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未及彻底治疗，又“为国事以跳火坑”的精神兼程赶回。到1943年8月间，胸背以留存在体内子弹的影响，突然又感疼痛，于是在同年12月19日，在南京由日本陆军病院将子弹取出，一时经过良好。(32)

这两则记述，共同点有二：其一是说汪精卫当汉奸后心情苦闷，是致病的原因之一。所谓“忧能伤人”“心力交瘁”“受不住对于国家与民族前途的悲伤（这当然是对汪精卫的美化），使其精神上受到更大的痛苦”等，都是同一个意思。也就是说，汪精卫当了汉奸头目后，内外交困，日子并不好受。长期患糖尿病，也是致死原因之一。最主要的是1935年遇刺后，体内尚存有未取出的子弹，是致他死命的重要原因。“外创内伤，时常并发”，实际上是死于“旧创诱致多发性骨肿症”。

汪精卫垂死前的情况是这样的：1944年元旦，汪精卫在南京私宅忽觉身体不适，4日傍晚，其私人医生诺尔为他诊断，感到情况严重，诺尔观察汪的行动，认为有癌症现象。汪精卫的腰部以下渐感麻痹，并不时发高烧，病源不明，遂至卧床不起。同年2月，汪精卫病情渐趋恶化，适陈璧君以胃病延请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教授黑川利雄，赴南京为她治病，顺便为汪精卫诊断。诊断结果，黑川认为汪的病情已到危险阶段，非动大手术不可。经黑川与日本政府商洽结果，决定将汪精卫送往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治疗。

同年3月3日，汪精卫偕陈璧君及其子女汪文惺、汪文彬、汪文悌，女婿何文杰及周隆庠等人专机赴日。这时名古屋为日本工业基地，不时遭到盟军空袭，日本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在汪精卫到达前，命令名古屋师团司令部在预定汪的病室外南侧旷地上，建筑防空壕，并限于一夜之内完成。还动员了全日本外科、整形外科，内科、放射线科等第一流权威医生组成会诊团，为汪精卫作出治疗方案。当地的军警机关，还为此实施全面警戒。

汪精卫的病室，系在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病院四楼的最后一间特别室，相当宽敞，包括有卧室、日式起居室、厨房、浴室、日光室、厕所等。四楼全部房间，都供汪精卫家属及其随员居住。此外三楼有三个房间供陈璧君会客及日方有关人员之用。对汪精卫来日治病这件事，日方讳莫如深，严守秘密，就连汪精卫的病房都要以“梅号”为代称。这说明日本侵略者对精心培植的这个奴才，是尽了很大的努力和不惜工本抢救的。

经各医师会同诊视结果，一致认为汪精卫因过去所中子弹留存体内过久，诱发而成为多发性的骨髓肿症，胸骨自第四至第七节间，因肿胀而自背部向前胸发展，以致压迫脊髓神经，必须割除向前压迫的肿胀骨殖，以减轻压力。手术系于抵达之翌日，即3月4日的傍晚，由斋藤教授主持施行，用局部麻醉，由背部开刀深入到前胸，切除胸骨三四片，经过一小时左右，手术才完毕。汪精卫当时感觉腿部能有些微活动。其后三四日内情形良好，汪的家属方在庆幸中。但仅经过很短时间，病情又转恶化。

汪精卫在病危中，林柏生、陈春圃等曾先后赴日本探望。汪向林柏生表示：他的文章不要留存，他的反共思想亦曾先后发表，均为世人所熟知；可留的只有诗词稿。到同年8、9月间，病势更加沉重，而且极度贫血，先后由汪的两个儿子汪孟晋、汪文悌等人为汪精卫输血，终未见效。至11月9日，由于美机轰炸关系，将汪精卫移至室外防空壕，因为缺乏暖气设备而受寒，当晚回至病房后又发高烧，同时又并发了肺炎症，至夜间呼吸渐感困难，拖到10日下午4时20分停止了呼吸(33)。这个头号汉奸，终于结束了其叛国投敌的汉奸生涯。

汪精卫的死讯传到南京后，伪国民政府宣传部于11月12日发表如下公告：

“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下午六时：国民政府汪主席，痛于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十日申时，在日本名古屋帝大医院逝世，距生于民国纪元前二十九年五月四日巳时，享寿六十有二，谨于十一月十二日恭迎遗体回国成殓，择期举行国葬，饰终典礼，由国民政府会同中央党部组织哀典委员会敬谨办理。”(34)

同日，汪精卫的尸体，由陈璧君及其子女等乘汪精卫生前专用的“海鹣”号飞机由名古屋护送至南京，下午五时在南京机场降落。这是汪精卫最后一次享用日本赠送飞机的权利了。到南京时飞机还在上空盘旋一周，降落机场后，由伪代主席陈公博及伪中央委员和伪国府各院、部、会文武长官和所谓外交使节等护送至伪国民政府大礼堂，并由伪国府下令下半旗一月，停止娱乐宴会。伪国民政府明令国葬。不过，这时抗日战争已接近全面胜利前夕，“时值非常，为恪遵先生（指汪精卫）不劳民、不伤财之遗训起见，决定一切力避靡费，求其简肃，在全国统一未告成立之前，先行择定国父（孙中山）陵园之梅花山举行葬礼。”(35)这就是说，汪精卫这个汉奸头子，死后还要与孙中山先生套近乎。我们只能遗憾地说，汪精卫死得早了一点，如果他能多苟活几天，全国人民必将公开审判这个背叛中华民族的大汉奸，大卖国贼，予以明正典刑，岂非一大快事。

四 汪坟被毁

汪精卫葬在南京梅花山，大概是想和中山陵一样，也来个“永垂不朽”吧!但抗日战争胜利后不到半年，汪精卫的坟墓就被炸得粉碎。其经过是这样的。

1946年1月中旬的一个晚上(36)，在南京黄埔路陆军总部的会议厅内，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召开了一个会议，南京市政府、陆总工兵部队、南京宪兵司令部、七十四军等单位的负责人，均出席了会议。何应钦对他们说：委员长（指蒋介石）不久就要还都（回南京），汪精卫的坟墓居然葬在梅花山，和孙总理的陵墓并列一起，太不成样子！如不把它迁掉，委座（指蒋介石）还都看见了，一定会生气，同时也有碍各方面的视听。你们仔细研究一下，怎样迁法，必须妥慎处理(37)。他并一再叮嘱，此事要严守秘密，不得泄露出去。何应钦说完就走了。然后由何应钦的参谋长萧毅肃进一步引申何的意见，并提出要求说：总司令接到重庆的指示，这个问题关系到国内和国际的视听，限我们在10天之内，把它处置好(38)。接着，萧毅肃即指定由七十四军派工兵部队执行迁移任务。要求宪兵司令部在迁移期间，派兵担任内外警戒，断绝行人交通，不许任何人接近。并要求南京市政府市长马超俊也要派员协助。

在会上，工兵指挥官马崇六说：汪精卫墓的工程已侦察过，是钢筋混凝土的结构，坟墓不太大，但相当坚固。他问七十四军的邱维达，最好用什么方法搞开。邱说：工兵有的是炸药，还怕弄它不开？马崇六强调说：何应钦的意思，时间愈快愈好，因为还要整理和建筑别的东西。最好在一切充分准备的条件下，乘一个夜间，就把它处理好(39)。由于时间仓促，当即决定只能使用爆破，再使用其他声响来掩盖，使人不易发觉。

1月21日进行爆破工作。早在三天前，中山陵与明孝陵之间，断绝行人来往，禁止游览。关于爆破汪坟的任务，邱维达当面指定五十一师的工兵营李营长负责，估计要用150公斤TNT烈性炸药，才可以把它炸开。爆破时马崇六、马超俊和邱维达等均在现场监督。

据说有一位姓孔的工程师曾向邱维达等指出，汪坟的图案系仿照孙中山的陵墓设计的，造价约计5000万中储券。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惊人的数字。坟墓刚把核心工程初步完工，日寇就宣布投降，施工就此停顿下来。工兵爆破这个核心工程时分作两步，第一步炸开外层混凝土钢筋部分，第二步炸开盛棺的内窖。

内窖炸开后，就发现棺木，揭开棺盖，就见尸骸上面覆盖着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尸身着文官礼服——藏青色长袍与黑色马褂、头戴礼帽，腰佩大绶。面部略呈褐色而有些黑斑点。由于入棺时使用过防腐剂，所以整个尸体尚保持完整，没有腐烂。马超俊对棺内进行全面检查，发现在汪精卫马褂口袋内有一张长约3寸的白纸条，纸条上用毛笔写了“魂兮归来”四个字，据说这是陈璧君从日本接运汪精卫尸体回国时所写。

马崇六当即吩咐工兵营长将棺木装上陆军总司令部所备的卡车后，即于当晚将墓地平掉，务使不留下原来任何痕迹。卡车则由工兵营李营长随同马崇六运往清凉山的一个火葬场，马崇六即吩咐将汪精卫的尸体交付火葬。只费了半个小时，棺材连同尸体全部焚化，并没有遗留下什么。

以后，但见一座新筑小亭屹立于原来汪墓所在之处。梅花山的南北两面，还开辟了两条小路，添植各种花木，周围修饰一新，与中山陵的景色遥相映对，而汪坟已经无影无踪了。(40)

其实，蒋介石也是多此一举，留下汪坟，对孙中山的英名丝毫无损；正如在杭州西湖之畔岳飞坟前多了一个铁铸的秦桧像。人们凭吊岳坟时，只是多了一个遭人唾骂的对象而已；而对岳飞这位民族英雄来说，人们只会更加激发崇敬的心情。

汪坟虽然被毁了，汪精卫的尸骨早已化成一缕黑烟荡然无存；汪伪政权也早成了历史上的陈迹，留下了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但是，汪精卫这个丑恶名字——汉奸卖国贼，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①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1册，第160页。

②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1册，第160—161页。

③陶希圣：《汪记舞台内幕》，第11页、第12页。

④同上。

⑤陶希圣：《汪记舞台内幕》，第12页。

⑥指蒋介石、汪精卫合作时期。

⑦［日］谷荻那华雄：《语汪精卫氏》，载日本《富士》杂志19卷7号，转引自《汪精卫先生传》，第402页。

⑧同上。

⑨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5册，第24页。

⑩同上。

(11)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1册，第113页。

(12)同上。

(13)汪精卫：《双照楼诗词稿》，《扫叶集》，第136页。

(14)汪精卫：《双照楼诗词稿》，《扫叶集》，第150—151页，157页。

(15)汪精卫：《双照楼诗词稿》，《扫叶集》，第151页。

(16)汪精卫：《双照楼诗词稿》，《扫叶集》，第172页。

(17)《周佛海日记》，（1944年6月30日）。

(18)《周佛海日记》，（1944年7月20日）。

(19)指法国在德国法西斯卵翼下的傀儡政府。

(20)《周佛海日记》，（1944年8月21日）。

(21)《周佛海日记》，（1944年8月28日）。

(22)《周佛海日记》，（1944年10月13日）。

(23)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

(24)同上。

(25)同上。

(26)同上。

(27)朱子家：《汪政权开场与收场》第5册，第154页。

(28)朱子家：《汪政权开场与收场》第5册，第155页。

(29)汪精卫：《最后之心情》，转引自朱子家：《汪政权开场与收场》，第5册，第156—164页。关于汪精卫有无遗言，研究者多持怀疑态度；但从此文的内容看，仍不失为研究汪精卫的重要资料。

(30)这里汪精卫所说的四十年革命历史是要打折扣的，因为从1905年算起到1938年汪精卫发表《艳电》止，满打满算也只有三十三年。

(31)雷鸣：《汪精卫先生传》，第413页。

(32)朱子家；《汪政权开场与收场》第5册，第121—122页。

(33)朱子家；《汪政权开场与收场》第5册，第123—124页。

(34)转引自雷鸣：《汪精卫先生传》，第415页。

(35)同上。

(36)据邱维达回忆，具体时间为1月15日夜。

(37)朱子家：《汪政权开场与收场》第5册，第130页。

(38)同上。

(39)朱子家：《汪政权开场与收场》第5册，第130页。

(40)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5册，第131页。

附录：汪精卫年表

1883年5月4日（清光绪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一岁

汪精卫生于广东三水县署。其父汪省斋六十二岁，在三水县作幕僚。

1884年（清光绪十年）二岁

仍在三水县署。

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三岁

汪省斋在曲江县署作幕僚，汪精卫随往。

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四岁

汪省斋游幕于英德县署，汪精卫随往。

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五岁

仍随其父在英德县署，并开始就读于家塾。

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六岁

仍居英德县署。

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七岁

仍居英德县署。

3月4日，慈禧归政，光绪亲政。

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八岁

汪省斋游幕四会县署，汪精卫随往，喜读书得到其父的钟爱。所谓“幼好读，尤好新书及小说家言”。

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九岁

汪省斋又转至陆丰县充当幕僚。汪精卫随往。汪省斋亲自课读，对汪精卫的学习安排很紧。又跟其五姐夫袁尹白学书法，袁教汪悬腕作大字。“初习董香光，继参颜鲁公”。

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十岁

是年秋，汪精卫因其父“眼生蒙翳”“耳又重听”，不得不结束幕僚（师爷）生涯，于是只好随其父返回广州。但汪省斋还没有放松对汪精卫的教育。

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十一岁

仍在广州，从胡皎如（家驹）读书。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十二岁

仍在广州随胡皎如读书。

是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1月22日，日军侵占旅顺。

同年11月24日，孙中山组织兴中会于檀香山。

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十三岁

在广州从塾师习制举业，然最喜读王阳明《传习录》。汪母吴氏在广州豪贤街寓所病逝。

2月21日，孙中山、杨衢云等组建兴中会香港分会。

5月2日，康有为联合全国各省举人，上书清廷，内容为拒和（对日）、迁都、变法。

10月28日，由孙中山领导、未及爆发的广州起义失败，陆皓东、丘田、朱贵等四十余人被捕，于11月7日同时被杀害。

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十四岁

是年10月14日（九月初八日）汪省斋在广州豪贤街寓所病死。

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十五岁

汪精卫由于父母双亡，随其长兄汪兆镛客居粤北乐昌县。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十六岁

仍随其长兄汪兆镛居乐昌县署。致力文史。

6月11日，光绪帝应康有为等的请求，颁布“定国是诏”，决心变法维新。

9月21日，慈禧太后重新垂帘听政。囚禁光绪帝于瀛台。百日维新宣告失败。

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十七岁

仍在乐昌县署，致力于文史之学。从章梅轩（汪兆钧的外舅）习应制文字。时乐昌县训导云逢暐见汪精卫文，赞不绝口。“谓其文气磅礴纵横，许为旋乾转坤之伟器”。三兄病殁。

6月13日，康有为、梁启超组织保皇会于日本。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十八岁

仍居乐昌县署。

是年，爆发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

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十九岁

由乐昌返广州，就居于其二兄汪兆鋐处，并同应番禺县试。初试获第一，终试第三。府试知府龚心湛以第一录取。是年在广东水师提督李準家作塾师。与古应芬、朱执信、李文范、胡毅生等在广州组织群益学社，讲求实学，相互策励。是年其二兄病殁。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二十岁

仍居广州，除教私塾外，还应书院试。“和两寡嫂一孤侄，持此度日”（指汪教私塾每月可得二十元左右的收入）。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二十一岁

仍在广州。

6月29日，上海《苏报》刊登章炳麟所撰《驳康有为论革命书》。30日章炳麟等因苏报案被捕。

是年冬，黄兴等创立华兴会。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二十二岁

考取留日法政速成科官费生。汪精卫自称：“我在国内，研究史学的时候，对于辽金元之侵吞中国，免不了填胸愤慨。对于清，自然是一样的。只是被什么君臣之义束缚住了。及至留学法政，从宪法学得到了国家观念及主权在民观念，从前所谓君臣之义，撇至九霄云外，固有的民族思想，勃然而兴，与新得的民权思想会合起来，便决定了革命的趋向。”是年速成科毕业，再入法政专门学校。

冬×日，龚宝铨、蔡元培等成立光复会于上海。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二十三岁

7月下旬，偕朱执信进谒孙中山于东京神田锦辉馆。并加入同盟会。7月30日，同盟会于东京赤坂区桧町黑龙会会所召开筹备会，十七省代表参加，通过党名、誓词。汪精卫参加这一筹备会。

8月13日，留日学生于东京曲町区富士见楼开会欢迎孙中山。

8月20日，在东京赤坂区霞关阪本金弥子爵的宅邸召开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选举孙中山为总理。同盟会下设三个部，汪精卫主持评议部。

11月26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东京出版。汪精卫与朱执信、章炳麟、胡汉民、宋教仁等分别主持该报，并成为该报主要撰稿人之一。在《民报》创刊号上，发表了长达两万字《民族的国民》的文章。

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二十四岁

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同年随孙中山赴南洋，先后在吉隆坡、庇能等设同盟分会。在槟榔屿与陈璧君相识。

9月1日，清廷颁预备立宪诏，声言俟察看“民智”数年后，再定实行年限。

11月27日，东京锦辉馆召开《民报》创刊一周年纪念会，孙中山、章炳麟等均发表演说。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二十五岁

3月，日本政府应清廷之请，驱逐孙中山出境，汪随孙中山赴南洋新加坡。汪转赴安南，筹设分会于河内。并参与经营粤桂滇军事。8月南洋《中兴日报》出版，汪与胡汉民主持其事，与保皇党把持的南洋《总汇报》继续进行论战。

2月19日，同盟会指示许雪秋发动第二次攻打潮州府城之役，仍受挫。

5月22日，余继成、陈涌波发动潮州、黄冈之役，失败。

6月2日，邓子瑜等起义于惠州七女湖，事败。

7月6日，徐锡麟枪杀皖抚恩铭于安庆，殉难。

7月13日，秋瑾殉难于绍兴。

9月1日，王和顺等起义于钦州。17日起义失败。

10月×日，许雪秋等发动惠州汕尾之役，不成。

12月2日，黄明堂等攻取镇南关炮台，孙中山、黄兴亲临督战，13日败走。

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二十六岁

汪与吴应培筹设同盟分会于仰光，并设同盟会南洋支部于新加坡。

3月27日，黄兴率200余华侨，攻入钦州境，后又退出。

9月21日，清廷颁布宪法大纲及议院选举纲要。

11月14日，光绪帝死于囚所瀛台，溥仪入嗣皇帝，载沣摄政监国。次日，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死亡。

12月2日，宣统即位，定明年为宣统元年。

1909年（清宣统元年）二十七岁

受孙中山委托，汪偕邓子瑜赴荷属文岛等处筹款。由于起义多次失败，在南洋的革命党人对同盟会领导人多有不满；加之章炳麟、陶成章等的分裂活动，汪经受不住这种刺激，于是秘赴香港，谋刺杀清廷重臣，以此表示革命党人的决心。孙中山、黄兴电汪阻止，汪仍自行其是，乃赴日本与黄复生、喻培伦、曾醒、方君瑛、陈璧君等，组织暗杀团体。往返香港、日本多次，历时一年余。12月偕黎仲实、喻培伦、陈璧君赴北京，设守真照相馆以作掩护，策划进行暗杀清廷首要。

3月6日，清廷宣称“预备立宪、维新图治”宗旨。

1910年（清宣统二年）二十八岁

汪谋炸清摄政王载沣。3月31日夜，黄复生、喻培伦埋炸弹于银锭桥（载沣上朝必经之地）。汪担心事被泄露，与黄、喻等集议，推喻培伦去东京重购炸药，黎仲实、陈璧君往南洋筹款，汪、黄则留京图谋再举。4月2日事泄。

4月16日，汪精卫、黄复生、罗世勋被捕，解送内城巡警总厅。在审讯中，汪精卫写了长达千字的供词，痛斥清政府侈谈立宪，指出“其宗旨在于巩固君权”；指出革命党人“欲达民主之目的，舍与政府死战之外，实无他法”。5月1日，移入监狱。写出“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等脍炙人口的诗句。清廷原拟判处汪精卫死刑，后改判终身监禁。

10月3日，资政院通过奏请速开国会案。

12月21日，顺直咨议局议长等呈请于明年即开国会，清廷不准。

1911年（清宣统三年）二十九岁

2月23日，谭人凤到汉口就起义事与湖北革命党人计议。

4月27日，革命党人举行广州起义，72烈士壮烈死难。

5月11日，就武装起义事，文学社与共进会召开代表会议共商大计。

7月31日，宋教仁、陈其美、谭人凤等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于上海。

8月13日，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为革命党人林冠慈、陈敬岳炸伤。林冠慈死难，陈敬岳则被捕牺牲。

9月16日，文学社、共进会开联席会议，成立起义统一机构，蒋翊武为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决派人赴沪邀请黄兴等来鄂指导起事。

10月9日，蒋翊武决定起义。同日，文学社机关遭破坏，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被捕。次日，彭、刘、杨三志士遇害。当日晚，武昌新军起义，总督瑞澂、提督张彪逃走。

10月11日，起义军占领武昌，攻克汉阳。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成立。迫新军协统黎元洪为鄂督。文学社胡玉珍等率新军起义。占领了汉阳，主持军政。

10月12日，汉口光复。湖北军政府通电全国，宣告武汉三镇光复。电促黄兴、宋教仁来鄂，并请转电孙中山尽速回国主持大计。

10月28日，黄兴自香港经上海到武昌。

11月1日，海琛、海容、海圻三舰，反正投向民军。同日，袁世凯以内阁总理大臣身份由彰德南下视师。

11月3日，黄兴在武昌出任战时总司令，前往汉阳督师。

11月6日，汪精卫、黄复生、罗世勋被清廷开释。

11月15日，在袁世凯授意下，在革命党领导人默许下，汪精卫、杨度在天津宣告“国事共济会”成立。在该会宣言中，要求双方停战，并声称：如不停战则“以内部离立之原因，成外部瓜分之结果，则亡国之责，两党不能不分担之也”。该会仅成立20天，便宣告解散。

11月20日，各省代表一致承认武昌军政府为中央军政府。

11月27日，清军攻陷汉阳。同日，黄兴辞去民军总司令职，并于次日离武昌去上海。

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占南京。南北双方在武汉首次达成停战协议，武汉战事自此停止。

12月4日，各省代表在武昌议决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驻沪各省代表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

12月8日，袁世凯以唐绍仪为全权代表，与民军议和；9日，军政府任伍廷芳为代表，与清方议和。

12月17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复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

12月18日，伍廷芳、唐绍仪在上海举行首次会议，此时汪精卫已由北方到上海，以伍廷芳的参赞身份参加和议。

12月25日，孙中山自美国经欧洲回国，是日抵沪。同月29日，17省代表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同时议决采用公元纪年。

1912年（民国元年）三十岁

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于南京，宣告成立中华民国。并颁令改用阳历。同日，冯国璋、段祺瑞等48名北洋将领，通电誓死拥护君主立宪，反对共和政体，以此要挟南京临时政府。

1月3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

1月14日，陶成章在上海被刺。良弼组织宗社党。

2月3日，袁世凯与民军商讨清室退位条件。

2月12日，宣统下退位诏，授权袁世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

2月13日，袁世凯发出赞成共和的通电。孙中山则向参议院辞去总统职，并举荐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15日，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2月18日，临时参议院派蔡元培、汪精卫、宋教仁、魏宸组等六专使离上海赴北京迎袁世凯至南京就总统职。

3月2日，蔡元培、汪精卫等迎袁专使致电南京，说明袁世凯不能南下就职原因，请对袁迁就。1—4日，天津、保定、通县等地发生“兵变”。

3月10日，经南京参议院同意，袁世凯宣誓就总统职于北京。辛亥革命成果转入袁手。

3月11日，孙中山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于南京。

3月13日，袁世凯命唐绍仪任国务总理。25日，唐到南京提出阁员名单。30日唐内阁组成。

3月31日，黄兴被袁世凯任命为南京留守。

4月2日，经参议院议定，临时政府迁移北京。4日议决参议院迁北京。

5月1日，参议院经改选，吴景濂、汤化龙被选为正副议长。

6月14日，撤销南京留守，黄兴被解职。

8月16日，袁世凯利用黎元洪密电下令枪杀革命党人张振武、方维于北京。

8月24日，孙中山由上海至北京，此行系应袁世凯之邀请。

8月25日，中国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等党，在北京召开国民党成立大会。举孙中山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王宠惠为理事。

9月11日，黄兴、陈其美亦应袁邀请到北京。

11月16日，袁世凯通令全国，凡倡导“二次革命”者“即行按法严惩”。

11月28日，袁世凯任黄兴督办川粤汉铁路。

是年，汪精卫与陈璧君结婚，并偕往广州，省视其兄嫂。8月赴法国。

1913年（民国二年）三十一岁

漫游欧美，考察政治经济。因“二次革命”爆发回国一次，旋即悄然出国。

2月4日，北京参、众两院举行复选，国民党获392席位，共和、统一、民主三党仅获223席位，国民党获得多数优势。

3月20日，宋教仁在北上途中，于上海车站遭袁世凯特务暗杀，22日不治而死。袁世凯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宋案”。

3月21日，袁世凯故作姿态，令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缉拿刺宋凶犯，“穷追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

3月23日，上海英、法租界巡捕房拿获宋案同谋犯应夔丞，还在应宅查获应犯与国务院的往来密电，内容为袁世凯允以“毁宋酬勋”，于是宋案真相大白。

4月25日，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公布宋案确证44件，舆论哗然。

4月26日，孙中山、黄兴联名通电，要求就宋案事“严究主名，同伸公愤”。袁世凯政府不经国会同意，擅借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善后借款”2500万英镑，作备战经费。

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成立江西讨袁军总司令部，“二次革命”爆发。

7月15日，黄兴在宁组织讨袁军，自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并挟苏督程德全宣布独立。

7月16日，黄兴、柏文蔚等在宁举行军事会议，举岑春煊为讨袁军大元帅。

7月17日，举柏文蔚为安徽讨袁军总司令。安徽独立。

7月18日，陈其美在上海宣布独立。同日，陈炯明宣布广东独立，自任广东讨袁军总司令。

7月19日，许崇智迫福建都督孙道仁宣布独立，许为福建讨袁军总司令。

7月中旬，汪精卫、张謇主张法律解决宋案问题。对宋案主犯赵秉钧不予追究，将来罪名“至洪（述祖）应（桂馨）而止”。还以国民党选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袁则不撤换赣、皖、湘、粤四省都督为交换条件。此种妥协方案，袁不予置理。

7月22日，孙中山在上海发表讨袁通电和宣言，号召国民党奋起讨袁，决心“以武力济法律之穷”。

7月23日，袁世凯宣布讨伐国民党令。

9月1日，南京为张勋攻陷，“二次革命”完全失败。

8-9月，孙中山、黄兴、胡汉民、陈其美、李烈钧、柏文蔚相继逃亡日本。

10月6日，袁世凯指使军警包围国会，强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总统。

11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还取消具有国民党籍的国会议员。

1914年（民国三年）三十二岁

继续漫游欧美，考察政治经济。

7月8日，孙中山在日本召开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

1915年（民国四年）三十三岁

仍在欧美考察政治经济。

1月18日，日本大使日置益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无理要求二十一条。

5月9日，外交部承认日政府提出的最后通牒。

12月31日，袁世凯改翌年为洪宪元年。

1916年（民国五年）三十四岁

继续在欧美考察政治经济。

1月1日，云南成立都督府，推唐继尧任都督，并组成护国军总司令部，蔡锷、李烈钧分任第一、第二军总司令。

3月23日，废止洪宪年号。

5月9日，孙中山第二次讨袁宣言发表。

6月6日，袁世凯羞愤毙命。次日，黎元洪以副总统代理大总统。陕西取消独立。8日、9日四川、广东相继取消独立。

1917年（民国六年）三十五岁

汪自法国至英国，复经挪威、芬兰至苏联。奉孙中山命，取道西伯利亚回国。

7月1日，清宣统帝在张勋、康有为等策划下，在北京宣告复辟。

7月20日，孙中山由沪抵穗。次日，海军总司令程璧光、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通电不承认北京政府，翌日，率舰队赴粤。

8月30日，非常国会通过军政府组织大纲。

9月10日，孙中山宣告军政府成立，就任军政府大元帅。

1918年（民国七年）三十六岁

与胡汉民组织粤军。

5月4日，孙中山向广东非常国会辞军政府大元帅职。

5月20日，非常国会选举唐绍仪、孙中山、唐继尧等7人为军政府国务总裁。同日，孙中山离穗前往上海。

12月30日，孙中山于上海完成《孙文学说》一书。

1919年（民国八年）三十七岁

孙中山偕汪精卫、廖仲恺、朱执信、戴季陶等赴沪。

1月28日，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就山东问题提出说帖。

2月20日，南北和议代表唐绍仪、朱启钤等开会于上海。

4月1日中国参加巴黎和会代表抗议三国会议解决山东问题办法。

5月4日，北京3000余学生在天安门举行爱国示威游行，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废止二十一条”“誓死争回青岛”“抵制日货”等口号，要求惩办卖国贼。后至东城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痛殴章宗祥。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

6月4日，上海学生讲演。次日，上海六七万工人罢工，商人亦罢市。南京、杭州、九江、天津、武汉、厦门、山东、安徽等地相继响应。

6月10日，北京政府迫于群众的压力，下令免去曹、章、陆职。

6月20日，山东各团体要求：①山东问题中国代表必须拒绝签字；②必须废除高徐顺济铁路草约；③严惩卖国贼。

6月29日，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在广大群众的压力下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

7月25日，苏联外长加拉罕代表苏联政府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声明放弃在华一切政治特权。

10月10日，孙中山宣布改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旨在区别于民元以来的“国民党”。

1920年（民国九年）三十八岁

随孙中山回广州。

11月29日，孙中山回广东重整军政府，以陈炯明为陆军部长。

1921年（民国十年）三十九岁

在广州致力党务。

2月7日，在广州的旧国会议员召开国会，议决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孙中山被选为非常大总统。

5月5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职。

7月23日，中国共产党于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8月10日，孙中山拟由桂林取道湖南北伐，并命汪精卫、胡汉民与陈炯明协商，希望陈接济北伐军饷械，两广则由陈炯明主持。

1922年（民国十一年）四十岁

因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蒙难，汪随孙赴上海。

2月27日，广东北伐军誓师，准备由湖南进攻直军。张作霖派代表赴粤，联合孙中山反直。

3月×日，孙中山派汪精卫、伍朝枢赴奉商讨联合反直问题。段祺瑞派徐树铮促成双方联合，于是孙、段、张反直三角同盟结成。

3月26日，孙中山鉴于陈炯明已成为北伐障碍，在桂林召开会议，下令北伐各军返粤，陈炯明只好电请辞职。

6月19日，孙中山下令入赣北伐军回粤平乱。

9月4日，孙中山在上海召集改进国民党的会议。

1923年（民国十二年）四十一岁

与廖仲恺、胡汉民等共商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月15日，陈炯明下野。次日，孙中山在沪命许崇智为粤军总司令，胡汉民为广东省长。

1月26日，孙文越飞宣言在沪发表。宣言概述中苏关系及苏联援助革命事。

3月2日，孙中山宣告大元帅大本营成立于广东。

11月25日，孙中山在穗召开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组织临时中央执委会，决聘鲍罗廷充顾问，发表改组宣言和国民党党纲草案，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还决定明年1月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4年（民国十三年）四十二岁

参加国民党一大的宣言起草工作，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宣传部长。

1月20日，国民党召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改组国民党，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同时通过新政纲、新党章及改组国民党的具体办法。在大会宣言中，以革命精神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由于在大会上冯自由反对联共政策，孙中山断然开除冯的党籍。

8月4日，广州政府以商团团长陈廉伯偷运枪支，与陈炯明勾结，遂扣留其枪械，商团以罢市相威胁。

10月11日，冯玉祥率胡景翼、孙岳回京，包围总统府，囚曹锟于团城，发出请孙中山北上的通电。

11月4日，孙中山决定北上。10日，孙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及召集国民会议。

12月8日，段祺瑞发表“外崇国信”宣言，尊重不平等条约。

12月14日，段祺瑞派许世英赴天津欢迎孙中山，孙气愤地说：“我在外面要废除不平等条约，执政府偏要尊重不平等条约，你们要升官发财，怕外国人，又何必来欢迎我。”

1925年（民国十四年）四十三岁

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汪精卫作为孙中山遗嘱的起草和记录人。

7月1日，广东政府改组，宣告国民政府成立，汪精卫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军队统一为国民革命军。

8月20日，廖仲恺被刺，胡汉民因嫌疑出走，许崇智所部被缴械，蒋介石一跃成为国民党内实力派。

10月14日，广东革命军东征攻破惠州，陈炯明老巢被捣毁。

1926年（民国十五年）四十四岁

1月4日，国民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汪被举为主席。大会接受一大宣言、孙中山遗嘱及联苏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大会还作出制裁西山会议派的决议。

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借口海军“异动”，调动军队，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驱逐和逮捕第一军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全部共产党员。“中山舰事件”后，汪被蒋介石排挤出国。

5月15日，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中央全会，通过“整理党务案”，蒋并自封为中常会主席、组织部长。

6月6日，广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蒋介石为北伐军总司令。蒋还兼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军人部长。

9月15日，冯玉祥在五原誓师，率全军加入国民党。

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

11月8日，北伐军再攻南昌。

11月26日，国民党举行政治会议，议决迁都武昌。

11月—12月，国民党中央内部发生迁都之争，左派主张国都应设在武汉；蒋介石则力主政府设于南昌，蒋还扣留到赣中委。

1927年（民国十六年）四十五岁

由法国返回上海，与蒋介石、吴稚晖、张静江密谈，以意见不合，旋离沪赴汉。1月1日、3日、5日，武汉人民连续举行庆祝国民政府北迁和北伐胜利大会。武汉政府收回英租界。

2月19日，英国正式承认将汉口、九江英租界交还中国。

2月—3月，上海工人先后举行三次武装起义。

3月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开幕。在宣言中重申国民革命的方针是：要扶助农工运动，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着重指出要提高党权，防止投机腐化和个人独裁军事专政的倾向。免蒋介石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组织部长职。

4月3日，汪精卫与陈独秀在上海发表联合宣言，强调国共两党合作的必要，4月5日，吴稚晖大骂汪精卫：叫嚷“治理中国的只有国民党，没有联合共产党来共治的可能”。

4月9日，汪精卫抵汉。

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的四一二政变。工人纠察队死伤300余人。次日，又发生血洗宝山路案，工人牺牲百人以上。又一说，搬运尸体的汽车，达七八辆之多。

4月17日，武汉国民政府与国民党开除蒋介石党籍并免去其本兼各职。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宣告成立又一个“国民政府”。

4月28日，著名共产党人李大钊等为奉系军阀绞杀。

5月17日，夏斗寅联合刘佐龙、杨森部进攻武汉。

5月18日，汪精卫，孙科等武汉国民党头面人物，对各级党部发出训令，诬称长江流域工农运动“幼稚”，还议决“制定劳工仲裁条例”，以维护厂主、商人利益。

5月21日，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

6月5日，武汉政治会议议决，解除鲍罗廷顾问合同。

6月10日，冯玉祥发起郑州会议，声称调解宁、汉矛盾。汪精卫、孙科、唐生智等参加，议决：①唐生智部由河南回武汉；②河南军事由西北军主持。

6月14日，唐生智回师武汉。

6月16日，蒋介石由宁抵徐州，与李宗仁，白崇禧等开徐州会议。19日，冯玉祥由河南到徐州，冯、蒋、李、白召开徐州会议，决定分共、北伐、宁汉合作等事。

6月29日，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发出反共训令，拘捕惨杀共产党员。

7月1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发表对时局宣言。强调将继续和军阀、帝国主义作斗争。

7月15日，武汉政府举行“分共会议”，国共合作完全破裂。武汉政府封闭工农组织，逮捕残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16—17日，何键占领汉阳、汉口。

7月27日，鲍罗廷离汉返国，邓演达偕行。

8月1日，叶挺、贺龙率部2万余人，发动南昌起义，成立以宋庆龄、周恩来、李立三、贺龙、朱德等25人的革命委员会。

8月7日，中国共产党于九江召集紧急会议，清算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

9月15日，国民党宁、汉、沪（西山会议派）三派开联席会议于南京，成立“中国国民党特别委员会”。

9月28日，蒋介石由沪赴日。

11月10日，蒋介石由日抵沪。

11月16日，汪精卫、李宗仁由粤抵沪，与蒋介石商讨取消特别委员会和开国民党四中全会等事。

12月10日，南京国民政府又任蒋介石为总司令。

12月11日，张太雷领导广州工人举行武装起义，组织苏维埃政府，遭到李福林等部的残酷镇压。这是历史上著名的“十二月广州起义”。

1928年（民国十七年）四十六岁

避居法国。

5月3日，日军制造济南惨案。

12月29日，东三省易帜，表示服从南京国民政府。

1929年（民国十八年）四十七岁

3月，蒋介石于南京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汪精卫等斥为非法，9月汪离法归国。

4月5日，南京国民党军占领武汉。

1930年（民国十九年）四十八岁

阎锡山等筹开国民党“扩大会议”，迎汪北上。

5月1日，蒋介石誓师讨伐阎、冯，11日下总攻击令。中原大战爆发。

9月9日，“国民政府”成立于北平，阎锡山、汪精卫、谢持等参加。11日冯玉祥就北平“国民政府”委员职于郑州。

10月6日，蒋军占领郑州，冯军大败。9日，张学良就陆海空军副司令职，中原大战结束。

1931年（民国二十年）四十九岁

反蒋各派齐集广州，汪精卫参加“非常会议”。

3月1日，蒋介石因约法问题与胡汉民发生冲突，囚胡于汤山。

3月30日，邓泽如等四监委抗议蒋介石软禁胡汉民，列举蒋罪状六条。

5月28日，广东“国民政府”成立。

9月18日，日关东军袭取沈阳，炮轰北大营，制造九一八事件。

12月19日，宋庆龄发表对时局宣言称：“国民党早丧失其革命集团之地位。”

12月21日，蒋介石被迫辞去南京政府主席及兼职，并以林森任政府主席。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五十岁

1月12日，孙科在上海发表谈话说：“南京政府财政困难，债台高筑。”

1月28日，日海军陆战队突然向上海北站、江湾、吴淞攻击，十九路军奋起抗战。同日，汪精卫任行政院长。

2月15日，汪精卫在徐州宣扬“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外交方针。

3月9日，伪“满洲国”宣告成立。

4月7日，国民党政府在洛阳召开“国难会议”，议决“对日交涉”“全力剿共”方针。

5月5日，“淞沪停战协定”签字。

10月5日，汪精卫就国联调查书发表感想说：“依赖国联并不错误”，“调查团报告书明白公允”云云。

11月30日，国民党政府与美国政府成立1300万棉麦贷款。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五十一岁

仍任行政院长。

3月5日，日军进迫冷口、古北口、喜峰口等长城各口。9日，二十九军冯治安部、王以哲部与日军激战。蒋介石下令：“侈言抗日者杀无赦”。

3月26日，蒋介石、汪精卫在南京决定“全力剿共”。

5月1日，汪精卫在南京中央党部大讲“抗日与剿共”，强调“抗日必先剿共”。

5月26日，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成立“抗日同盟军”于张垣。

5月28日，汪精卫、蒋介石电责冯玉祥“妨碍中央统一政令”。

5月31日，黄郛据汪、蒋指示与日本签订《塘沽停战协定》。

9月12日，汪精卫、孙科、孔祥熙、宋子文相继赴庐山，与蒋介石商讨五次“围剿”的政治、财政问题。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五十二岁

仍任行政院长。

3月1日，黄郛，汪精卫赴赣，在南昌与蒋介石晤谈。17日，日本有吉与黄郛密商于上海，有吉又与汪精卫晤谈。20日，有吉对记者说：“华北通车、通邮、设关之问题，中国已大体接受。”

6月7日，日使有吉赴南京面见汪精卫，洽谈“中日提携”。

11月23日，南京政府派高宗武与日本仪我、柴山会商于北平，决定于1935年1月起关内外实行通邮。

12月15日，蒋介石授意陈布雷化名徐道邻撰《敌乎？友乎》一文；汪精卫亦命林柏生在《中华日报》上发表《对日两条路线》一文，以试探“调整”中日关系。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五十三岁

仍任行政院长。

2月20日，汪精卫在中央政治会议报告外交方针，说：“读了这次广田外相的演说，认为和我们素来的精神是大致吻合的……我们愿以满腔的诚意，以和平的方法和正当的步调，来解决中日间的一切纠纷，务使……互相排挤互相妨害之言论行动，一天天消除。”

5月17日，南京、东京同时发表中日公使晋升大使，南京表示：“此为诚意改善中日国交”之“一种划时期的事业”。

11月25日，殷汝耕据冀东二十二县在通州成立所谓“防共自治政府”。

11月1日汪精卫遇刺。

11月12日，国民党五全大会开幕，蒋介石在谈到“对外关系”时，声称：“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

11月26日，南京政府下令撤北平军分会，又令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宋哲元、王揖唐、王克敏等任委员。

12月9日，在中共直接组织领导下，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北平各大中学校学生要求停止内战，抗议“冀东汉奸政府”成立。反对所谓“防共自治”。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五十四岁

出国就医。

1月21日，日外相广田在众院演说对华三原则：（1）中国取缔一切排日运动。（2）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3）中日满共同防共。

2月19日，汪精卫出国赴欧。

3月22日，日寇唆使德王以察北蒙旗为根据地，成立伪蒙古自治军政府。

5月5日，南京政府公布宪法草案（即“五·五”宪章）。

11月初，日伪军犯绥远，傅作义部抗战。24日，傅部克百灵庙。

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实行军谏。13日，发出通电，提出八项主张。

12月22日，汪精卫自意大利热那亚启程回国。

12月24日，蒋接受抗日条件。25日蒋被释。26日蒋即将张学良扣留。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五十五岁

1月回国。

1月18日，德王自称伪蒙政府主席。

2月15日，国民党三中全会开幕。21日，该会通过“根绝赤祸案”。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

8月13日，日寇进攻上海遭到抵抗。

8月14日，国民党政府宣言自卫，中日间全面战争爆发。

10月29日，伪内蒙自治政府成立。

12月13日，南京失陷，日军进行血腥的大屠杀。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五十六岁

6月16日，国民党中常会决定7月1日召开国民参政会，汪精卫、张伯苓为正副议长。

6月18日，伪华北临时政府与伪南京维新政府，发出劝蒋投降通电。

7月22日，汪精卫公开在中外各报发表谈话，表示中国愿意接受和平调停。

12月18日，汪精卫离渝经昆明外逃。随汪外逃的有陈公博、周佛海、陈璧君、褚民谊、陶希圣、曾仲鸣等国民党要员。19日抵越南河内。陈公博随后赶到。

12月22日，近卫发表招降声明，提出调整中日关系三原则。

12月29日，汪精卫在河内草拟响应近卫三原则之《艳电》，之后刊登在香港《南华日报》。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五十七岁

在上海召集汪记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筹组伪国民政府。3月21日在河内遇刺，因误中曾仲鸣而逃脱。

4月1日，汪精卫撰《举一个例》一文，发表于香港《南华日报》，公布了国民党政府国防最高会议第三十四次常务委员会议记录。汪并说：“中央心里想和，而口里不敢言和，余则心口如一，乃为国家民族着想。”

5月，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副总指挥何行健在苏南率部5万人投敌，声言专事对付新四军。

8月9日，汪精卫在广州发表劝降广播，略谓：在前线后方行政当局，以及带着军队的人，能有赞成和平的表示，反共的表示，则日本军队必不会进攻。

8月31日，汪记国民党发表“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再次扬言：“以反共为和平建国之必要工作，望海内外同胞共喻此旨”。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五十八岁

在南京召开伪中央政治会议，3月30日，伪国民政府成立，任代主席兼行政院长。11月30日与日本正式签订卖国条约，即《中日国交调整条约》。

1月22日，高宗武、陶希圣披露日、汪密约于香港《大公报》。

3月12日，汪精卫发表《和平宣言》，说：“望重庆政府抛弃成见，立即停止，共谋和平方案之实现。”

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号称“国府还都”。

4月17日，汪精卫在武汉广播劝降。

11月26日，汪精卫电蒋介石劝降说：“余深信足下坚决的宣布中日议和的主张，使全国人民努力协助政府实现‘和平’及恢复治安之工作。”

11月29日，汪清卫宣誓就任伪国府主席。

11月30日，日本政府承认汪伪政府，汪精卫，阿部信行分别在《中日国交调整条约》上签字。接着，汪精卫阿部信行与伪满代表臧式毅，在《中日满共同宣言》上签字。

1941年（民国三十年）五十九岁

赴日商讨和平方案。举办清乡。太平洋战争爆发，主张与日本“同甘共苦”。

12月9日，重庆国民党政府对日、德宣战。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六十岁

提倡新国民运动。

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六十一岁

1月9日，汪伪对英、美宣战。10月30日，汪伪与日本签订中日同盟条约。11月初汪精卫赴日参加大东亚会议。

10月30日，苏、美、英、中在莫斯科签订关于世界普遍安全的四强联合宣言。

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六十二岁

3月3日，因压迫性脊髓症赴日本名古屋帝大医院治疗。11月病危。11月10日死亡。

后记

本书是在师友们的鞭策鼓励下，在写《民国人物传·汪精卫》的基础上，进一步收集资料和构思，历时三年，终于和读者见面了。

承丁守和同志为本书写了序言，孙思白同志为本书题签，李新、张振鹍、吕一燃、陈铁健等同志审阅了部分书稿，提出了许多改进意见。上述同志都是在繁重的科研任务中挤出时间看稿的，对此，笔者表示深切的谢意和敬意。

本书不足之处和论述欠妥之处，切盼得到专家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闻少华

作者附言

本书在经历了20年后，又和读者见面了。现在重新审视这本书时，不论从材料上、观点上，甚堪告慰的是尚未发现原则性的错误；因此在重印此书时，为保持历史原貌，不拟也不必要作较大改动，只作了部分查对原材料和改正错字的工作。

回忆80年代中期撰写此书时，民国史资深专家李新教授审读过部分书稿，孙思白教授题写过书名，二位先生对作者慰勉有加，使笔者深受鼓舞。今二位先生已先后作古，令作者对他们的音容、笑貌、风采，倍加怀念。

本书的初稿、修改稿都是手工操作，20世纪80年代，电脑还是个奢侈品，我当时尚未退休，只好争分夺秒不分昼夜地赶写，从初稿到修改稿的大量抄写工作，都落到我爱人吕德锦的身上。她还要承担全部家务（正好她办了退休手续）。没有她的辛勤劳动，完成本书必然会增加很多困难。顺便说一句，在本书付梓不久，她又找到发挥余热的适当工作。我女儿闻心欣，当时还是个高中生，也挤时间帮我抄写书稿。在这里，我衷心感谢她们两位的辛勤劳动。

此次本书重印，团结出版社张阳女士作了精心策划，增加不少相应的图片，做了大量工作，在此一并深致谢意。

最后，笔者仍期盼得到专家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闻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