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张学良秘闻：《蒋介石张学良秘闻》出版说明（李敖）—岁月悠悠二十四年（姚立夫）

《蒋介石张学良秘闻》出版说明（李敖）

这本书收入了三本有关张学良的小册子和两篇文字：

一、《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右军）

二、《骊山迎蒋的欢呼与泪痕》（姚立夫）

三、《张学良幽居生活实录》（高山流）

四、《张学良将军被囚禁时的情况》（沈醉）

五、《张学良在贵阳》（袁化鹏）

这些文字，都是过去在海外或大陆出版的，换句话说，都是国民党查禁乏力的漏网之文，它们的作者，左右立场间或出入，但在为张学良张正义而存信史一点上，却有志一同。如今我把它们集合在一起，题为《蒋介石张学良秘闻》，以便读者，并对张学良先生九十岁生日，聊志书庆。

1990年6月1日

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右军）

两句口号和一曲流亡歌声

笔者年前由香港到日本，因为住的日子比较长，闲暇时便常去探访两位老朋友，想从他两位过去本身所经历的往事中，请教一些有关西安事变的真正内幕，写点杂文以飨春秋之广大读者。虽然春秋杂志在近几年中，已先后刊登过几篇有关西安事变及张学良将军的珍贵记述，但我仍觉得不够深入和详尽，既然有机会，所以我便不惮烦地再做点补充工作，结果是大有所获。

我所说的两位老友，一位是在日本讲学、有“疯子”之称的苗剑秋先生；另一位是国府行宪后首任内政部部长、现在东都隐居的彭昭贤先生。

一个说理一个骂人

苗氏当西安事变时，正担任着张学良将军的机要秘书，同应德田、高崇民、陈旭东、孙铭九等一班人，在那个时期都是张氏左右的亲信人物，苗氏不但是西安事变的策动者之一，而且还是张杨通电的起草人。

彭氏那个时期是陕西省的民政厅厅长，和当时的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皆为蒋先生派在西北负责任的人。

彭氏是莫斯科大学出身，为我国极少数的“苏俄通”。他早年在莫斯科留学时，就和彼时赴苏俄考察的蒋先生相识。在国府的当代政要中为不可多得的杰出人才之一。他自东渡扶桑后，一直在东京闭户读书，每日以种菜浇花为乐，除三五好友偶尔过访外，很少对外往还。

有关彭氏半生的政海生涯，其可歌可泣、可记可传之处至多，我准备另文加以详细介绍。惟对于我们这位有“疯子”之称的苗先生，他究竟“疯”到了什么程度？我觉得有首先加以说明的必要。

彭、苗两氏都是彻底反共和极端的爱国主义者。他们都坚决相信，共党政权必败，中华民族必兴。而到处以说教的精神宣布大陆的暴政，和鼓励青年们的爱国思想。其中唯一不同之点是：彭先生用的是说理方法；苗先生则出之以“骂”。

一言不合都是混蛋

譬如以策动张汉卿将军与陕北合作抗日这件事的经过来说，在那年双十二的若干日子以前，某日公余之暇张和苗一室相对的时候，苗氏忽然很郑重地对张说：“我对于当前的剿匪政策有一点意见，不知道副司令愿不愿意听？”

张是知道苗氏的个性的，马上对他说：“我很愿意听听你的意见。”

苗说：“在日本军阀侵略我国一天比一天加紧的今日，蒋先生还坚持什么安内攘外的主张，我实在不敢苟同。我觉得陕北的共党不过是癣疥之疾，日本军阀对我们的不断侵略才是百年大患呢！”

张点了点头，苗又接下去说：“依我的看法，副司令应该建议蒋先生放下枪杆，同陕北合作对外。”

这时的张学良，脑筋里尚无杂念，对于苗的说法很不满意，于是便很不客气地对苗说：“我的职务是剿匪副司令，你要我去和匪合作，这种想法太混蛋了！”

苗听张骂他混蛋，立刻站了起来把桌子一拍，大声地说：“你才混蛋呢！放着国难家仇不报，一天到晚的替人家做走狗打内战，你凭什么资格骂我混蛋？”

苗一发脾气，出乎意料之外的，张不但没有冒火，反而心平气和的笑了一笑对苗说：“你说得对，我们两个人都是混蛋！”

以上这一插话，虽属旧闻，但为千真万确者，特顺便的写了出来，以证苗氏之“疯”，确属名不虚传。至于苗氏在西安事变结束以后，曾经被监视了一段时间，到了抗战胜利后，他才以“日本通”的资格，随同军事代表团到了日本。

说一个骂人的故事

他来到日本以后，卜居于麻布附近一所很幽美的日本式小庭园里。日本的国会议员和当朝要人们，因仰慕他的大名，时常请他去演讲。可是这位苗“疯子”，不但狂态不改，而且每次演讲都是指着日本人的脸上“骂”！最奇怪的是，日本人专门喜欢听他的“骂”，而且他越骂名气越大，请他演讲和写文章的人也越多。苗氏早在军事代表团结束时辞去了公职，在日本就靠着“骂人”的本领吃饭。

彭昭贤先生有一天和我提起了苗先生，特别对我讲了一段有关苗氏在日本骂人的故事，听起来也非常有趣。

彭氏说：有一次是自由中国为了同日本敦睦邦交，特派张岳军先生为全权特使，到日本访问。我国驻日本的大使馆人员，为了表示对张先生的欢迎，特别在日本东京一家叫“椿山庄”的名园，举行了一次招待张特使的“欢迎大会”。

那次集会被邀请作陪的人，除了旅居日本的各界侨领以外，苗“疯子”也是被邀作陪人员之一。

当宴会开始以后，在宾主方面照例的是有人出来说几句话。但谁都知道，这些被请说话的人，向例都是运用“外交词令”，应酬一番，很少有人不识趣在这种场合对贵宾加以指责而大杀风景的！

然而，这位“疯子”却不管这一套，他是有话必讲的。当张岳军氏说完感谢主人的话刚刚就座，苗就站起来讲话了，他说：

“请张先生原谅我，我现在同你讲话是为公不是为私。我请问张先生，中国丢掉了一千一百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抛弃了大多数的同胞，使他们过着被共党奴役的生活，是谁的责任？以你和蒋先生的密切关系来说，谁也比不了，你为什么不对蒋先生说话？你只会作官，今天你有什么资格同侨胞们说话？”

苗氏这番“疯”话一发表，使会场上的情绪立刻骚动起来，尤其是主人方面觉得特别难堪！还亏张特使有经验、有涵养，善于应付场面，立即站起来答复苗说：“苗先生责备兄弟的话很对，我是诚恳的表示接受。”这样才算勉强的应付了这个局面。

我费了许多笔墨来介绍苗先生的用意，不外使读者诸君能了解苗是一位“心地光明、行为磊落”的汉子。足见他当年的怂恿张学良和共党合作抗日，以及今天他坚强地站在反共立场上，大声疾呼的阐扬反共理论，同样的，他的动机都是出于纯良的。

事实可以证明，在共党狐狸尾巴没有完全暴露以前，不但苗氏上了当，就是其他成千成万的聪明智慧者，又何尝不是中了共党宣传之毒！可惜的是，若干上当的人，到了今天还不能像苗先生这样追求真理和改变态度。

从紫罗镇之役说起

闲话表过，言归正传。自经过张、苗二氏那次不愉快的对骂“混蛋”之后，紧接着东北军在西北的剿匪工作，便在陕北的甘草店受到一次致命的打击，使张学良将军在心理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就是陕北有名的“紫罗镇之役”。

原来那时中共军队经过长期的逃窜和流亡后，集结在陕北一带的总兵力不过三万人左右，而且大部皆集中在瓦窑堡一带，对中央的围剿大军，采取着防守的姿态。

中央军这一方面呢，南由关中起，北至榆林止，东起自黄河两岸，西达平凉、固原，在这中间地区布置的兵力约计数十万之众。而此刻的东北军却担负了对中共军队作战的正面任务。

东北军的骑兵军军长何柱国，原是在西峰镇一带驻防，有一次他奉令指挥第一〇九师牛元峰部和第一一〇师何立中部，这两个师共计有二万四千余人，由甘草店方向向紫罗镇的共军出击，和中共军发生过大规模的遭遇战。

当时中共的军队，若打阵地战绝不是东北军的对手，但如果是打运动战，则东北军又不是共军的敌手了。在那次作战中，东北军这两师人竟被共军四面包围。奇怪的是，包围东北军的中共军，并不是用枪炮子弹向东北军进攻，而是用两句动人的口号，和一曲响遍原野的流亡歌声来感动东北军，这首歌词的第一句便是：“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读者诸君或许还记得的。结果中共的“苦肉计”大奏肤功，有若张子房在九里山“悲歌散楚”一般，使东北健儿闻歌悲泣，自动地放下了武器。

在这一役中，没有等待正式交锋，这两师东北军便因国仇家恨，齐上心头，无心恋战，而全军覆没了！师长牛元峰、何立中以及一一〇师参谋长裴焕彩等，都在陷入重围后拔枪自杀。

在八名团长中，有六名自杀，只有一名逃了回来，另一名叫高福元的却被共军俘虏过去了。

这次东北军的成仁尽节，可谓无愧于蒋先生的栽培。可是谈到抚恤呢，数目不但少到可怜的程度，而且发下来的日子又遥遥无期，以致东北军的眷属有许多人流落在甘肃平凉一带，景况凄凉！这些话传到张学良的耳中，未免要使他发生今昔不同的感想，而造成了他和蒋先生之间误会的开始。

利用民心大肆宣传

另外的一个因素是：日本军阀也恰在这个时期，对于长城口及百灵庙一带发动了一次规模空前庞大的侵略式进攻。那时扼守在长城口及百灵庙一带的我方守将宋哲元和傅作义等，都统率所部奋起抵抗，也给了东北军将士们一个心理上的刺激！而使他们认为：“他们的推行剿匪任务，是一项违背全国人心的举动。”因为此刻在全国同胞方面，为了响应傅作义军队的作战，除了高呼“救亡图存”、“北上抗日”的口号外，并在全国各地发起了一片支援前线的行动。在中央方面既有朱子桥将军（庆澜）发起组织的“中华民国全体国民抗敌后援会”；在华北方面又有由国民党中央委员朱霁青所组织的“敌后游击总指挥部”。全国人民对于抗日运动已进行得如火如荼，势难遏止了。

当时困处于陕北的中共军，无疑已濒临日暮途穷之境，但他们看到了人心可以利用，便马上宣布“停止内战、北上抗日”的主张；及向全国同胞表示他们愿意停战议和的意向，以图绝处逢生。

在其他部队方面，共党这种宣传政策也许不至于发生太大的影响；可是对于东北军就不同了，中共军只要喊出“打回老家去”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两句口号，再加上那一首流亡时代歌曲，便足以整个瓦解东北军军心。

我们不要看轻了共党当时对东北军所用的这两句口号和一首流亡歌曲，在那时每當有人引吭高歌这首流亡曲时，东北军一听到这种动人的词句，和那悲惨凄凉的腔调，大都是热泪直流，无法控制从内心裏发出来的悲愤情绪！如果说楚汉相争之际，因张良的箫声吹散了项羽的八千子弟兵而造成了项羽覆败的结局，那么，东北军紫罗镇之败，就不能说不是受了这两句口号、一首歌曲的影响！

高福元从陕北释回

前面提过的那名被中共俘去的东北军团长高福元，和另外一些被俘虏过去的官兵们，他们被押解到陕北以后，共党就派出大批人马，对他们全力进行统战工作。所用的说词，就是什么“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一类的话。据说，中共干部在对高福元谈话中，知道了高和张学良将军有师生之份，而且和军长王以哲的关系更比旁人不同，于是便紧抓着高福元，使出诸般手段，使高氏作了推行统战工作的最佳工具。

中共的政工人员告诉高福元，说他们愿意接受政府的改编，和东北军并肩作战，以抵抗日军的侵略。此外，他们并拿出许多假造的文电来，以证明蒋先生的“安内攘外”政策，其最终目的完全是为了“消灭杂牌”，而包括东北军第十七路军（杨虎城所部）在内。

另外，毛泽东、周恩来和在陕北有“活曹操”之称的傀儡边区主席林祖涵，以及那时在陕北办“红军大学”的林彪等，都分别和高福元见了面。这些人一口一声的称呼高为“高先生”或是“高同志”，而使高飘飘然的忘了身在何处和自己是一个怎样身份的人！

高福元在共区里住了一段时间，他们觉得他已经可以利用了，才把他放了回来，并和他约定了联络方法和通讯的暗号。

中共人员非常明白，像高福元这样的“东北白帽子”，如果在短时间内同他谈“马列主义”，他是不会有充分了解和能够接受的。于是便以瞒天过海的手段，专拿出一套“停战抗日”的大道理来使他上当。高福元回到西安之后，立刻去见王以哲军长，把他在陕北经历的一切事实向王氏提出详细的报告。他们两个人前前后后的一共密谈了许多次。

蒋鼎文巧遇周恩来

王以哲接受了高的意见——其实是共产党的统战政策——立刻又找机会对张学良将军作了几次详细的报告。张氏听王以哲讲了之后，并不像对苗氏那样骂王为“混蛋”，反而特别的召见了高福元好多次，并秘密委托他担负了和陕北联系的任务。

不久之后，陕北方面居然派来了两名高级联络人员向张学良切取联络。为了对外保持高度秘密，这两个人张氏都招待他们住在西安城内金家巷官邸里面。等到张杨发动了西安事变，周恩来和彭德怀先后都到了西安，也同样住在张的公馆里。

这件事本来外面没有人晓得，当事变后的第五日——十二月十七日——张氏为了请蒋鼎文（铭三）将军去洛阳对中枢有所解释，特别由西京招待所（中央大员的临时俘虏营）把蒋鼎文请到金家巷和他见面。当蒋辞别张氏走出来的时候，一走出小客厅，就劈面遇见了周恩来。他们两人那时的地位，一个是“座上客”，一个是“阶下囚”，主客形势已大不相同。此刻只见周有意无意地笑嘻嘻迎上前来，同蒋握了握手说：“铭三兄！好久不见了，你好吗？”随后就走进房去。后来蒋一打听，才知道周、彭两人和中共派来的两名联络员（名字已忘记了）都住在金家巷里面，那时已成了公开的秘密。这件事是后来蒋鼎文将军告诉彭昭贤，彭氏又告诉了笔者，当然有百分之百的正确性，并非一般人的“向壁虚构”可比。

自从张学良听了王以哲、高福元两人的游说后，张在思想上已经有了极大的转变，于是在对外措施方面也就格外的放宽尺度，诸如：公开的收容“人民阵线”和招纳“反动政客”，及放任所谓“救国会”，任凭他们对学校团体阐扬抗日理论。

此刻参预张氏机要的人，除了王以哲和高福元以外，还有苗剑秋、高崇民、应德田、陈旭东、孙铭九等人。东北军不稳的说法，就在这个时候被传了出来。

老毛三次投降与张杨化敌为友

张杨之间并不愉快

有一次笔者同彭昭贤先生谈到了蒋鼎文在金家巷巧遇周恩来这件事，彭氏却认为西安事变虽已过去了廿多年，但他觉得直到今天为止，还有一件横梗在心里的一个疑团，到现在依然无法打破！

我问彭氏道：“你是西安事变当时西安方面负责人之一，无论事前事后你必比旁人了解得更多。如果连你都认为无法理解的事，旁人豈不是更没法知道了嗎？”

彭很谦虚的笑着說：“这就叫作‘不识卢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呀！”

我又追问了一句：“到底是对于哪一件事你至今尚抱有疑问呢？”

彭氏道：“你是知道的，当年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根本是两支性质不同的军队，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人更是无法合作的，而他们两个人居然合作起来而掀起西安事变，什么原因是促成他俩合作的因素呢？我直到如今还大惑不解！”

彭氏讲完上面一段话后，又对我加以补充的说：“当年东北军开抵西北的初期，为了运用上的便利，张学良本人曾经打算把杨虎城的部队调开，另调于学忠的第五十一军到陕西来驻防，并请求中央派于氏兼任陕西省主席职务。后来因为杨虎城的反对（中央不同意也是一个因素），才把于学忠的五十一军调到了甘肃，和派于氏兼任了甘肃省主席。从这件事发生之后，张、杨两人的感情就并不怎样愉快！”

彭氏接着又说：“陕西省一共有一百个县和两个设治局，每一个县（局）都有一个保安大队的组织，视县份的大小，人数由五百人到一千人不等。大队长照例的是由县（局）长兼任，大队附则完全是由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派下去的人。在保安大队之上还有两个警备旅，旅长的人选也是杨虎城所指派的（杨当时为陕西绥靖主任）。在整个指挥系统方面，他们还另外成立了一个省保卫委员会，采取的是委员制度，其中有三个常务委员：一名由杨自兼，一名是邵力子（邵氏当时为陕西省主席），一名是我（笔者按：彭氏当时为陕西省民政厅厅长）。秘书长米暂沉也是杨氏的私人。据我那时所知道的情况，这些地方团队的组训，完全是为了对付东北军。”

彭又说：“蒋先生交代邵力子主席和我的任务，就是要我们尽量调解张、杨两个人的私人感情，不使他们发生冲突。由此可见张杨两人之间的矛盾，当时连蒋先生都十分注意。”

据彭氏的看法，杨虎城这个人对于地盘观念看得很严重。当时胡宗南的军队开到西北之后，有一次胡去看杨，表示愿意接受他的命令。杨不加丝毫考虑立即脱口而出地说：“我并不需要友军，如中央信任我，我可以继续的驻在这里，我相信你没有中央的命令，你也不会打我。反之，如中央命令你打我，我相信你也不会因为和我是朋友而违抗中央的命令。”

这一席话，说得胡宗南当场哭笑不得。

所以彭氏觉得像杨这样性格的人，对于东北军的开到陕西境来，他焉有不提高警觉的道理！何况张学良的地位还远在他之上呢？

毛泽东第一次愿降

据彭氏的观察，当时促成张、杨二氏化敌为友和进一步合作的因素，很可能是以下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在当时剿匪的情况中，张、杨两氏和他们左右亲信的人都坚信共产党势穷力蹙，已经完了；而误认蒋先生还要大张旗鼓地剿共，是别有作用，所谓“项庄舞剑，志在沛公”。

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指出当时人所共知的事实，共党在日暮途穷的时候，曾经三度向国民政府投降，都被蒋先生加以拒绝。因而他们就错觉的认为，国家的不能和平统一，是因为蒋先生的固执和自私，而并非是由于共党的不合作和倡乱。

假如以上这种说法，是中了共党“宣传谋略”毒素的话，则共党这一谋略的推行，我们应该承认他们是成功的。

共党第一次向国民政府投降，是覃振（理鸣）先生说出来的，覃氏说：“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不久，派一位同乡来托我把他们接受政府改编的意见转达给蒋先生。据来人转述毛泽东的希望：‘只要政府能给他一个监察院院长的名义和把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保证对日作战，则虽取消共产党的组织他们亦可接受’云云。”

覃氏说，他把毛的意见转达给蒋先生之后，蒋先生一言未发，随再追询，亦无答复。据覃氏推测，当时也许由于蒋先生认为毛既无生存的余力，故不愿接受他们的投降条件以养痈贻患。

这位西山会议派的元老（指覃振），到了这个时候，也只好很失望的覆了毛泽东一封信说：“承托之件，力不从心，愧难报命，诸乞鉴原”等语。

邵力子掏出一封信

共党第二次向国民政府投降，是在四川松潘国共两军对峙的时候。那是徐向前派人给胡宗南送了一封信，表示他们愿意接受政府的改编意向。信内的大意，同老毛上次提出来的内容差不多，不过这次取消了“保证抗日”那一條。

胡宗南认为这封信很重要，马上派专机送给了蒋先生。而所得到的答复是一连串的进攻命令，对于徐向前那封信只字未提。

蒋先生为什么这样处置呢？连胡宗南当时也不十分了解。现在人们才知道，同共党谈和是很愚蠢的事。但在当时，除了蒋先生外却没有人理解这种道理。

共党的第三次投降的表示，是在陕北时期托由邵力子转达给蒋先生的。彭昭贤先生和我讲述这项内幕经过的时候，说他当时也觉得蒋先生失掉这个机会很可惜！但到了今天就觉得蒋先生的主张是一种了不起的卓见。

彭氏说：“有一天，我同邵力子主席在西安城内新城大楼举行总理扩大纪念周，当仪式举行完毕之后，邵主席忽然对我说：君颐兄（彭字）！我们到野外散散步去好不好？”

彭答：“好哇！到什么地方去呢？”

邵说：“到灞桥去，我们两个人同乘一辆车子吧！”

彭问：“坐谁的车子去？”

邵答：“坐我的车子。”

彭说至此，稍停一下，又向我继续讲下去道：“我们两个人到灞桥之后，下了车，便相偕在柳荫下漫步。走了一段路，邵便坐在路旁一块大石上，拍手示意叫我也坐下。随即很郑重地从怀里掏出来一封信交给我看。

“我一看那个土制的信封，马上便是一愣！及至接过信来，又见那个信封上面写着：‘面陈邵力子先生，陕北毛缄’等字样。”

“我看完了这个信封，用不着看信里的内容，便抬起头来笑着对邵力子说：‘主席！这不是毛润之给你的信吗？’”

邵答：“是的，请你看下去。”

要转呈给蒋先生

“我把信纸抽出来一看，就看见老毛那笔‘解放字’跃然纸上，张牙舞爪的狂态毕露，充分的表现出来写这种字的人是一个不安分的傢伙！信的内容很简单，开首上面写着：”

“‘力子先生勋鉴：’下面接着说：”

“‘自從紫罗镇一战之后，已充分证明我全体红军将士英勇作战之精神，及蓬勃昂扬之士气。惟念在日寇犯我边境日亟之日，正我全国同胞团结对外之时，而吾人仍将国力牺牲在内战方面，弟等窃以为不可。兹经本黨同志一致议决，如蒋先生决心指导抗日，则本党甘愿放弃共党之组织，在三民主义信仰之下，军队接受政府之改编。倘蒋先生认为弟在国内有所不便时，则弟个人亦可考虑接受政府名义出国考察’等语。下面的署名是毛泽东拜启。”

“我看完了这封信之后，稍微沉思了一下，随即问邵道：‘主席对于这件事是怎样的看法呢？’”

“邵说：‘我觉得中国有一句古话是“杀人不过头点地”，老毛既然承认输了，我们也应当适可而止的算了！

“我说：‘既然主席同意接受老毛的建议，主席就把这封信转呈给蒋先生好了。’”

“邵说：‘不行！不行！近来西安市上流传着两种谣言：一种谣言是说东北军的思想庞杂，行动不稳；另一种谣言是说我和我的太太傅学文有左倾思想。在这种情况下老毛的信怎好由我去转呢？’”

“我问：‘那么，主席打算怎样办呢？’”

“邵说：‘这就是我今天请你出来谈谈的主要用意了。我的意思请你把这封信转呈给蒋先生，你看好不好？’”

误认蒋氏另有打算

“我想了一想对邵说：我觉得这封信由我转给蒋先生有两种不便：一种不便是老毛这封信是给主席的，并不是给我的，由我转达过去，你依然脱不了关系；另一种不便是主席做过蒋先生的秘书长，关系比我深，连主席都认为不便转达的信，我怎好越俎代庖呢？”

彭昭贤先生和我讲到这里，端起玻璃杯喝了幾口茶，而这件事的结果如何也就不问可知。据说，后来邵力子还对彭氏发牢骚地说：“人急造反，狗急跳牆，可惜当代的一些英雄们不懂得这种道理，非把人们逼上梁山不可！我真替蒋先生可惜，他又对陕北失却了一次见好就收的机会！”

俗语说：“纸裏包不住火。”过了一段时间，老毛请求改编红军和他希望出国的消息，也就传遍了西安市。

张、杨两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在心理方面都发生了一个相似的想法，他们认为：蒋先生的拒绝接受共党投降，显然的是另有打算，说穿了当然是以剿匪为名来对付他们了。

在“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情绪下，张、杨由于利害相同的关系，便很自然的拉近了一步。从此以后，两个人每逢碰到一起，对于中央和蒋先生也敢共同的发几句牢骚，而不需要彼此再有什么避讳了。

但是，在蒋先生这一方面，由于他个人的存心无他，并未顾虑到这些事方面，一直的在秘密准备着抗日大计。

当时蒋先生看到日本军阀们谋我日亟，为了准备万一起见，还用剿匪总司令的名义发表了五路大军的“战斗序列”，而作了应变的准备。那个战斗序列是：

第一路军总司令顾祝同。

第二路军总司令刘峙。

第三路军总司令蒋鼎文。

第四路军总司令朱绍良。

第五路军总司令陈继承。

为了避免刺激日方，蒋先生只好“假戏真做”到底，一切都做成是剿匪的形势。

整军之下待遇不公

这个命令到达西安之后，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都有些感到震动了！

张、杨两人见了面，杨就问张：

“陕北共军虽号称三万，但实际也不过万余人左右。就我们现在配备的兵力来说，已经是嫌多了。中央又加派了五路大军，副司令（杨对张的尊称）知道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张说：“对于这个问题，我也不十分了解，但绝不会有旁的意思吧！”

杨说：“那还要看看事实再说。”

张学良为之默然！

这次张、杨两个人虽未接着向下深谈，但他们心中似乎已取得了一个默契，那就是误认为蒋先生的加派军队是为了解决他们。

在蒋先生的《西安半月记》中记述此事时，亦坦白地承认西安事变的起因是由于他对部下的过分推心置腹……所致，那段记载的原文是：（十二月十四日）

“下午四时命虎城来见，余此时始知虎城对陕变确已预谋。余问杨何以收拾此变局？杨谓：‘余等始意不如此，后来做得太坏，实无以对委员长，现惟有以委员长之命是听，委员长谓如何则如何耳。’余又问：‘最初发动之情况究竟如何？’杨氏谓：‘初时实甚简单。’而不肯明言其他。余告以万想不到尔等受人煽惑，中人毒计如此，然余亦不能辞其咎！余平日推心置腹，防范太疏，致启反动者煽惑部下之祸心，以肇此变，即此应向中央及国民引咎。尔等应即收束此局，送余回京，并向中央请罪，庶变乱不致扩大以贻祸国家。当知救国大计已为尔等贻误多少矣！”

我们看到了蒋先生这段日记，相信他所述对部下“推心置腹和防范太疏”的话完全是事实。据我们推想，蒋先生如果不是对部下“推心置腹”，能在事前把他对日准备作战的计划，对张、杨略加说明，使他们免除了心理上的恐惧；或在他到了西安之后，对他们稍施抚慰，都不致有此误会。甚至西安事变可以避免也说不定。

除了这个因素以外，张、杨两个人那时在心理上还有另外一项共同对中央感觉不满的地方，那就是中央在调整军队的政策下，待遇颇不公平！

那时中央整军计划的内容是“黄埔建军”。凡是不属于黄埔系统的军队都在被逐渐的裁汰之列。在这个政策下，不但杨虎城相信他的部下在数难逃；就是张学良也深信他所统率的东北军亦绝无幸免的可能。

彼时在全国军队中有所谓“整编师”、“普通师”与“地方部队”的区别。

“整编师”是中央直属的队伍，也就是当时一般人所习称的“中央军”。这些军队不但武器装备比一般军队优良，而在薪饷待遇方面也比较普通军队多出了三、四倍以上。人所共知的事实是：胡宗南的第一师，兵力最多的时候有二十多个团，任何普通部队也比不了。在薪饷方面，一个普通师只有三万银元左右，一个整编师（指人数相等而言）则有十二万元之多。

安排剿匪军事会报

古人所说“不平则鸣”这句话一点也不错！尽管中央所推行的整军计划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但在一般军人自私心理中，就不免有“待遇不公”的反感！

张、杨都是人，人就得受感情的支配。他们的部下天天对他们发牢骚，抱怨中央的待遇不公，日子久了，他们自然会产生了同情部下的想法，也认为老头子的作风的确是不公平了。

据于孝侯将军（于学忠字）透露：在洛阳祝寿那个阶段，张学良将军的心情已极为沉重！

最初他打算邀上几位和他意见相同的将领分别地向蒋先生提出建议，劝告蒋先生放弃安内攘外政策以团结对外，后来因事未果。嗣后张又想到利用蒋先生西上视察的机会，单独地向他有所陈述。但每次又都由于蒋先生的“严父”态度，而不能畅所欲言。这已充分表示出张对蒋先生的政策已多误解之处。然而蒋先生对此似乎仍未察觉，一味以“服从领袖和拥护领袖”要求部下。那就难怪祸变之来，一发而不可收拾了！此外在大问题方面，对于“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张、杨两人的想法也完全是一致的。他们因为不清楚蒋先生的底牌，始终误会蒋先生的坚持“安内政策”是由于不了解下情。所以特别安排了一次由团长（中级官）以上人员出席的“剿匪军事会报”，地点在西安郊区的“王曲”，时间是某日上午八时。

在那次的会报程序排列中，有出席人员的报告——指定由参谋长和团长发言——最后是委员长训话。

张、杨两人作此安排的用意，为的是使蒋先生能当面了解一下他们所统率的部下情绪已相当激烈，而非蒋先生训示他们的道理所可说服。其次，他们利用中级军官发言的作用，是为了不致牵涉到人事上去，而被蒋先生误解这些人的发言是受了他们的“指示”。我们事后加以检讨，张、杨的这一安排显然的是错了。

会报席上发言激烈

在会报未举行以前，张学良还再三地嘱咐杨虎城，叫他特别注意十七路军与会者的个人社会关系，对于思想庞杂的人千万避免叫他们参加。张并表示，对于东北军的与会人员他也一定注意他们的行动，只准他们说心中想说的话，绝不准许他们对蒋先生失礼。其用心之苦，是可以想见的。

此外，张还再三地交代杨说：“在这次会报中如有任何差错，你我都将成为历史中的罪人，不能不特别地加以注意！”

那次的会报是按着预先安排的程序而进行。在会报席上，十七路军和东北军的将领们都未起立发言，只由那些中级军官们出来报告。

这些中级军官们报告的大意，不外乎是：“拥护领袖”、“团结抗日”、“停止内战”、“保存国力”那一套。

有的人发言比较激烈，也连带地提到了“待遇问题”和“抚恤问题”。

其中有一名团长在发言时声泪俱下地说：“我们热诚地恳请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即或牺牲了也在所不计！”

某师的一位参谋长，接着站起来说：“委员长训示给我们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政策，刻下已经到了不攘外亦无以安内的阶段了。日本军人不是傻瓜，他们能够坐以待毙地等着我们安好内然后再去对付他们吗？”

这次会报中的发言虽然相当激烈，但由于事前有了妥当安排的关系，幸而没有陨越的地方。但是，在蒋先生心理方面，总觉得这些人的发言和张学良平日的意见如出一辙，显然的是受了张的主使（蒋先生绝未疑惑到杨虎城身上，后文再详细报道），而在情绪方面，对张很感愤慨！

蒋先生在《西安半月记》十二月十一日中写着：“黎天才等忽来求见，事前未约定殊觉突兀！黎谈话时对剿匪方针表示怀疑，与汉卿昨日所言者如出一辙；知其受毒已深，痛切诫斥之……”就是一个最大的证明。在蒋先生那次的训话中，因为在心理上有了成见，所以讲出来的话也是火气十足。他首先训示他们：“领袖就是父母。”叫他们像孝顺父母一样服从领袖的道理。其次告诉他们“成功成仁”的意义。最后告诉他们“安内攘外”政策是救国唯一途径，希望他们不要受了共产党宣传的毒素，走上自取灭亡的道路。

张散会后大哭一场

蒋先生那天的肝火很旺，讲到最后把话题一转又说到东北军身上，他说：“我对于你们的副司令看待得如同子弟一般，对于你们我也看成是我的子弟兵。可是在我未来西北以前接到报告，说东北军内部有一部分人思想庞杂，言论纷歧，且有勾通匪部自由退却等类的情事。但我绝对的不信东北军内部有此种现象。我希望你们全体东北军将士注意保持你们参加革命的光荣历史。倘如真正地发现了害群之马，你们可以随时向我检举。为了维持国家纪纲，中央对于不遵守纪律的军人，一定会严格地加以制裁。……”

据当时与会人的回忆，蒋先生说完了这段话之后，似乎余怒未息地用眼光扫视了一下与会的人员，最后把目光停留在张学良将军和王以哲将军两个人身上有半分钟之久。

会报举行之后，张学良心里极感不安。散会后，他就找到了蒋鼎文（铭三）将军和顾祝同（墨三）将军，对着他们大哭了一场，他对蒋、顾二人说：“今天会场上的情形，是你们亲眼看到的。其实，我除了拥护领袖抗日以外，还有什么？”

顾祝同安慰张说：“委员长这几天肝火盛，随便发两句脾气，你还有什么不谅解的！”

把以上这些情节凑在一起，可见蒋先生在会报席上讲的一篇话，对于西安事变是具有诱发性的一个因素。

另据苗剑秋先生跟我透露，说当初他们的设计，只是打算用“意见上陈”的方式，促成蒋先生接纳他们的意见，停止内战领导他们抗日。以后却一直发生变化，双十二事件所采取的方式，同他们原来预定的步骤完全不符。追究原因，除了蒋先生大发雷霆的刺激以外，下面两种因素，是有其临时“触发”作用的。

一项因素是：在那次会报以后，杨对张之被斥责，作出了同情和支持的具体表示；另一项因素是：停在西安车站上那列专车在十一日忽然升火待发，张误认蒋先生将于十二日离开西安，使他失掉了再度向蒋先生晋言的机会，遂仓促间有了这个决定。

“先下手为强”苦了张学良

在绥署召开秘密会

笔者在上节里已经说过，张学良与杨虎城两人由于当时的利害一致，已由敌对一变而为接近；嗣后更因接近的关系，彼此之间达到无话不说之境。

杨本人虽不是共产党，可是他左右亲信的人如南汉宸（前陕西省政府秘书长）、米暂沈等，原来都是共产党员，日子久了杨自然会受他们思想的影响。那时跼处陕北的共产党，为了挽救本身的灭亡，不得不暂时放弃阐扬共党理论的目标（这和斯大林时代的放弃第三国际为同一策略），而用全副精神宣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统战口号。张学良为了誓雪“国难家仇”，他心里所念念不忘的是要立即奋起对日作战，只要是倡导抗日的人，便很容易被他引为“同调”。杨虎城则是一个极端注重保持实力的人，他朝夕恐惧中央消灭了他的部队，因而也很自然地钻进了共党所设的圈套，和张学良成了志同道合的好友。

且说那天在西安郊区王曲地方开完会报回来，杨看出张学良那种彷徨郁闷的心情，便乘机向张建议说：“在目前的情势下，团结抗日是全国军民一致的呼声。蒋先生既然不肯接纳我们的意见，与其等着他派大军来消灭我们（张、杨当时确有这样的想法），倒不如先下手为强，促成他改变态度。假如到了那个时候，全国人民都支持我们而他还不觉悟时，我们就拥护副司令领导我们抗日。”

张沉思了很久，才徐徐地对杨说：“兹事体大，千万不能轻举妄动。我们不妨利用前方将领目下都在西安之便，先召集他们开次会，听听他们的意见如何再说吧！”

杨说：“好！我们就在今天（十二月十一日）下午二时在绥署召集他们开会，至于什么人应该参加，由你我自行决定后，即行分别通知他们。”

张说：“好吧！就那么办。”

杨离去后，张氏匆匆忙忙便吩咐苗剑秋去打电话，召集各将领开会。

那次参加会议的人，东北军方面计有于学忠、何柱国、王以哲、缪澂流、刘多荃以及张的机要秘书苗剑秋等；第十七路军方面计有孙蔚如、韩光琦、李志刚等。由张、杨两人共同担任会议中的主席，首由张氏发言，报告召开这项会议的严重意义。

结果，在会议中一致议决：为了贯彻抗日救国的主张，对蒋先生不惜使用“兵谏”的手段，以促其觉醒。

又决定：由东北军负责赴临潼华清池接请蒋先生；由第十七路军负责执行省政府及西京招待所的警戒任务。但皆以使用温和手段为主，不得使其发生流血事件。发动的时间定为十二日上午六时。

于学忠的最后劝告

会议开罢后，张学良除了命苗秘书给驻在甘肃平凉的唐君尧旅长发出一封“机到即来”的电报外，并命苗协同杨虎城的秘书长李志刚起草通电文稿，和向中央提出具体主张一共八条，其条文如下：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自由。

六、开放民间爱国运动。

七、确实遵奉孙总理遗教。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等到张学良由新城大楼绥靖公署回到金家巷私邸时，于学忠将军也跟踪而至，他是来对张作最后劝告的。

于学忠说：“现在副司令既然决定了对委员长进行兵谏，我们做部下的当然是听从你的命令。可是，最后我还想问副司令一句话：第二步的后果怎么样？副司令考虑到没有？”

张答：“你所指的第二步后果，自然是说怎样来收拾大局了！我的意思是，只要委员长接受我们的抗日意见，准许我们的部队开赴前线抗敌，使国家民族得救，无论有什么不良后果，我个人都愿意承担起来！”

张说到这里，禁不住两行热泪顺着面颊流了下来！此时的于学忠也只有哽咽的份儿，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张狠狠地拍了一下手掌心，对于氏又接下去说：“我知道我干这件事，一定有人认为是大逆不道！可是为了国家，我只好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管不了那许多了！”（笔者按：“别”字可作“系”字解，是北方俗语。）

“双十二”那一天，兵谏终于发生了，唐君尧将军在临潼华清池接请蒋先生一幕经过，春秋过去曾有过极详尽的纪述，兹不再赘，但那次被扣的人除了蒋先生外，计有蒋作宾、陈调元、蒋百里、蒋伯诚、蒋鼎文、朱绍良、卫立煌、陈诚、万耀煌及其夫人、陈继承及其夫人、钱大钧、龚理明等。变乱中被牺牲的有中委邵元冲，受枪伤后治愈的是钱大钧。

立刻出现解放日报

事变后的第二天，西安市上立刻出现了一张《解放日报》，是由一个姓张（山东掖县人）担任主编。该报一共出版两大张，满满地篇幅都登载一些由他们所假造的“拥张反蒋”的通电。通电署名的人，居然有四川的刘湘、山西的阎锡山、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等。最奇怪的是连胡宗南都有拥护“张、杨主张”的通电，使人们一看就知道是捏造出来的消息。

此外，该报对于当时剿匪总部政治部主任曾扩情同情张、杨主张的言论——曾氏一度被逼在广播电台广播——特别用大字标题加以渲染。加油加酱，描述得淋漓尽致。犹忆事变结束后，曾扩情回到南京晋谒蒋先生时，被蒋先生在“请见单”上批了“无耻”两个字，并把他关了很久。

另一个连带受到无妄之灾的是剿匪总部的参谋长晏道刚，因事后蒋先生认为：一个身任幕僚长的人，既不能在事变前消患于无形，又不能在事变发生之初向他提出报告，明明是“无能”。于是，也给他批了“无用”两个字，同曾扩情一样的被关了起来。

《解放日报》另一造谣生事的作风，是在报纸上倡导“三位一体”之说。所谓“三位一体”者，即：陕北的红军、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已经结成一体了。藉以提高陕北共产党的地位，并表示此次事变有陕北因素在内。

张不示弱蒋更强硬

另外还有一段插曲，是在事变后的隔日——十二月十三日——西安市的各校学生发动了大规模的结队游行。并公开喊出“把蒋介石交给人民公开审判”的口号。这分明显示西安事变有逐渐变质的迹象。

据彭昭贤先生指出，当事变发生之初，蒋先生的态度极为强硬，而张学良方面也似乎没有示弱的表示，那时确使他非常担心，不知会闹到哪步田地。蒋先生《西安半月记》里十二月十二日于记述此事时曾写着：“张来余斥之曰，尔今日究自认为部下乎？抑敌人乎？如为部下则应服从命令，送余回洛；如为敌人则立毙余可耳！二者任择其一行之，他不必言，即言余亦不能听也。张遂自述其此次行动之动机非叛变而为革命。余厉声叱止之曰：然则尔尚诿称今日之叛变为不知乎？尔以余为何人？余岂能屈服于叛逆与降服于敌人之劫持与威胁者？张气少馁，谓此间事非我一人所能作主，乃多数人共同之主张。我今发动此事，当交国民公断。倘国民赞同我等之主张，则可证明我等乃代表全国之公意，委员长即可明我等之主张为不谬，请委员长退休，由我来干；如舆论不赞成，则我应认错，请委员长再来收拾。余始终自信无负于委员长之教训，现在请委员长息怒，徐徐考虑之。……”

彭昭贤先生接着又对我说：“我相信蒋先生在日记中所写的经过，完全是根据事实。因为那次侍卫蒋先生的宋文梅营长，原是杨虎城所派的人。他每天晚上必定把蒋先生当日的行动——见什么人，讲什么话，喜怒怎样，精神怎样，吃什么东西，干什么事——写成一份详详细细的报告送给李志刚秘书长转交给杨，而我那时同李志刚是每天必见的好友，所以能够从李那里看到这份报告。”

阅蒋日记张大感动

彭氏又说：“在最初几天，张和蒋闹得很僵！蒋先生一见张的面就拍桌大骂，使张毫无申辩的余地。在那个阶段张虽对蒋先生执礼甚恭，但亦无丝毫悔祸表示。直到张把在华清池所检获蒋先生的日记看完后，才又改变了他的态度。”

原来蒋先生的日记最能使张理解的是，中央早已有了对日作战的准备，并非他们想象那样，剿匪是为了铲除异己。

蒋先生在日记中又曾指出，他所以遴选孔祥熙部长为庆贺英皇加冕大典的特使并赴西欧各国考察，便是为了要向德国克虏伯工厂秘密地洽购军火，以作为对日本作战的准备。文内并述：“幸而此项军火已有多批由香港转口运到了国内，对日战争一起，庶不致军火补充发生问题”云云。

在蒋先生的日记中又曾记着：“对日战争一起，预想日本军阀必分遣数路大军向我进犯，故我军亦应编成数个方面军以应付之，兹预想此种情况并拟定人选如附表所列。”

蒋先生在附表上所拟的七个方面军总司令人选是：

第一方面军总司令自兼。

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张学良。

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冯玉祥。

第四方面军总司令阎锡山。

第五方面军总司令李宗仁。

第六方面军总司令陈济棠。

第七方面军总司令程潜。

总参谋长何应钦，副总参谋长白崇禧。

蒋先生在日记中又说：“为了秘密进行对日准备，余已密令参谋总长程潜、训练总监唐生智与军政部长何应钦等妥拟对日抵抗计划呈核。”

张学良把蒋先生的日记看完了，才知道蒋先生在对日作战方面，不但早已有了决心，而且还作了全面的应变准备。显然他和杨虎城以前的怀疑，完全是错误的。至此，张才明白自己有及早回头的必要。

张学良有一项特别的长处，就是知道自己犯了错误，有立即承认错误的勇气。张氏当时对蒋的态度忽然好转，彭昭贤先生说这是主要原因之一。

关于张氏个人方面，蒋先生在日记上也有不少批评，蒋在日记上曾写着：

“汉卿小事聪明，大事糊涂，把握不坚，心志不定，良可悲也。”

又说：

“余始终认张为一爱国有为之军人，故不拘他人对张如何诋毁，余终不惜出全力为之庇护。余最担心者为张染有不良嗜好，故百般思欲为彼戒除。盖余认为必须健全体格之人，始可为国家担负重大的责任。……”

张看到了蒋的日记中写着这些话，大受感动！所以从那时起，无论蒋先生对他怎样斥责，他都含泪予以忍受。有一天蒋先生把他骂急了，他对蒋说：“我没有爸爸，你就是我的爸爸。这件事我做错了，你对我打也好、骂也好，我都无话可说。”

从上面所述种种事实中，我们敢断言西安事变得以化戾气为祥和，纯出于张学良的彻底悔悟，绝非如外间所传闻是因为蒋先生答应了西安方面的条件，双方交易而退。

外电所传搞错对象

在不久以前，我记得在某一刊物上曾见到一段消息，说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合众社华盛顿有一条电讯：指称美大使詹森当年根据旅行西北的加尔逊上校的报告，曾转报给国务院有关蒋先生被释放的条件，计有左列四项：

（一）停止对中共的军事行动。

（二）答应中共军在华北的行动不受干扰。

（三）政府予中共军队以经济援助。

（四）起用同情中共主张的官员。

在该刊物上尚有一项报道说，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三日詹森大使的报告中有一段说：“一九三六年被扣留在西安的蒋委员长，显然是允诺了一些条件才被释放的。”

前一条电讯最大的漏洞是搞错了对象，误认共产党是西安事变的主角，而忽视张、杨才是这次事件的主动者。所以在那条电讯中所列举的四项条件都是有关中共方面的。这不明明是共党自说自话的口吻吗？

后一条电讯更完全是推测之词，语意主要的是发源于西方人的心理想象。据西方人的推想：蒋先生既然被张、杨扣留起来，如果不是蒋先生答应了他们提出来的条件，是绝不会恢复自由的，因此才有了电讯上的一种说法。

依照西方人的头脑和见解，自然无法想象张学良那种“丈夫一言”的豪侠气概，和“拿得起、放得下”的魄力，以及“承认错误、勇于改过”的东方人精神。

不解东方人的观念

关于这件事，蒋夫人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写着：“张告委员长彼已决心随委员长赴京，委员长反对甚力，称无伴行之必要，彼应留在其军队所在地，并以长官资格命其留此。张对余解释：谓彼实有赴京之义务，盖彼已向各将领表示，愿担负此次事变之全部责任。同时，彼欲证明此次事变，无危害委员长之恶意及争夺个人权位之野心。余等深知此次事变确与历来不同，事变如此结束，在中国政治之发展史中，可谓空前未有，张之请求亦有其特殊之意义，足使此后拟以武力攫夺权利者知所戒惧而不敢轻易尝试。故余与子文赞成其意，允其同行。余更愿在此特别声明，负责叛变之军事长官，竟急求入京躬受国法之制裁，实为民国以来之创举。此中央政府之所以赦宥张学良，而为若干人所骇为不解之真实理由也。”

诚如蒋夫人回忆录中写的那样，蒋先生曾再三阻止张送他回来，并以长官资格命张留在西安。但张认为为了恢复领袖的威望，有伴送蒋先生去南京的义务。张的这种“牺牲小我以成全大我”的东方人观念，也是无法使西方人充分了解的。

不特此也，就是当时张氏左右的将领们，又何尝不认为张此行不啻身入虎穴，甚至有痛哭流涕地对张加以劝阻者。但张认为他的发动“兵谏”作用，只是为了促成蒋先生的奋起抗日。他现在既然明白蒋先生和他之间没有歧见，为了提高蒋先生抗战的信心，他认为只有亲送领袖回京躬受国法裁判的一途，才是他具体悔过的表示，他就真正的这样做了。

这些曲曲折折的内情，不但西方人无法理解，就是我们讲给他们听也不会相信，这就是东方文化——对人，与西方文化——对事，最大的分野。

张杨放屁共党喘气

西安事变演变的结果，不但在上海被扣的“七君子”沈钧儒等获得了释放，而且对于陕北的剿匪工作也无形中宣告结束。反对政府的人们便指称这种蒋先生在西安接纳条件的佐证，而且还有人指证地说：

“西安方面所提出的八项主张之第二项是停止一切内战，即放弃安内攘外政策之执行，我愿负责证明（原文作者自称），蒋先生对这项主张，不但在原则上表示完全迁就，还郑重地经过蒋夫人和宋子文先生代表他和西安方面约定，俟回京后，当即欢迎周恩来到南京详商细则。”

这段记载，据彭昭贤先生认定，完全是揣测之词。彭氏说：“西安事变发生以后，周恩来和彭德怀都到过西安，住在张学良的金家巷公馆里面，同蒋夫人和宋子文都见过面。但我所知道的情形是：那时周恩来除了主张释蒋抗日以外，并没提出任何要求。所以后来有人传说，自从这件事发生以后，蒋夫人对周恩来的深识大体很加称赞。”

另据彭氏分析：那时的陕北共产党，还不够资格同中央分庭抗礼。在西安事变中，他们充其量是一个配角的身份，更谈不到有什么决定性的作用（容在后文详述）。所以在那个时期，西安市上曾传唱着两句有趣的“民谣”：“张杨放了一个屁，共产党喘了一口气。”

我们以常理来推测当时的情况，以蒋先生坚毅的性格而言，他也绝不会接受张、杨提出来条件的。

蒋氏亦得迁就舆情

至于说当蒋先生回到南京以后，在政策方面因受西安事变的影响而有所改变，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人们可以理解得到的，经过这次巨变以后，蒋先生“痛定思痛”，对于全国人民要求“团结抗日”的呼声，以及日本军阀对我不断使用压力的客观环境，不能不有一个全面性的检讨，这是势所必至、理所必然的事。

固然，群众们冲动的舆情，并不足以作为政府的施政方针。但到了全国人心都有了共同趋向以后，除非是“独裁政权”，任何民主政府都不能不重视这一因素。

我们最公道的看法是：蒋先生当时既看到全国人心都走向“团结对外”最高潮之时，他以一个被全国人民一致拥戴的领袖地位，自不得不迁就一下当时的舆情——释放了爱国志士，停止了剿共工作，全面准备对外作战。——人们如果拿着这些事实，断定是蒋先生接受了西安方面提出的条件，那就不切实际了！

据彭昭贤先生表示，这件事隔了廿多年，不但局外人无法作深入的了解，就是身预其事的蒋夫人，除了她本身所亲历的那一面外，也不能了解全豹。譬如，在西安事变当中，曾经发生过两件极不寻常的事件，如果其中有一件得告实现，则中国近代的历史都须重写，这已非蒋夫人当时所知道的情况了。

孙蔚如的一番建议

一件事是李志刚秘书长告诉给彭昭贤的，李说：

“有一天我和杨主任正在屋子里讨论中央军向西安节节进逼之事，孙蔚如忽然跑进来了，他坐了一会，就很郑重地对杨说：‘主任！现在有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不知道你有无勇气干？’杨说：‘啥事？’孙说：‘中央军现在已开抵华阴附近，西安城里的东北军不到一团的兵力，如果主任有决心，我们可以把蒋先生放了，把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将领都扣留起来。我立刻把军队调到城里来，坚守城池，等待中央军的到达。主任不但无罪，而且还是大功一件。事完以后还怕蒋先生不把整个西北的事交给主任负责吗？’杨说：‘你的意见不错！可是，那样一来或将引起中国全面的内战，我们即使能够侥幸成功，又怎能对得住朋友呢！’孙听杨讲完这段话，态度方面表现得很不自然。杨看到孙面上有不愉之色，马上又对他作劝告式地说：‘咱们现在既然干了，就应当全始全终地和张汉卿合作，而促成蒋先生的觉悟来领导我们抗战。我之不能背叛汉卿，和你不能背叛我是同样的道理啊！’孙这个时候才点头表示同意。”

这话得说回来，如果杨虎城真那么干了（他确有这个力量），西安将变成一个什么局面？不问可知。这岂不是中国的历史要重写吗？

张杨差点大开杀戒

另一件事是十二月十八日那天晚间发生的。笔者在前文曾经交代过，说李志刚同彭昭贤先生是很要好的朋友，当西安事变发生后，彭氏虽也被扣押了（详情后文另述），但李和彭还是每天必见的。

时间是十八日下午九点左右，李志刚很沮丧地跑来晤彭，告诉他一个极不幸的消息。李说：

“今天（十八日）中央军前敌总指挥四十六军军长樊崧甫所指挥的教导总队——总队长桂永清，全部德式装备——已经攻到了华县、赤水附近。如果他们再向前推进，张、杨二公已经在会议中决定，要挟持委员长向西撤退，你有什么遗嘱没有？”

李不好意思把全部事实告诉彭，只用半开玩笑的口吻问他有无遗嘱，其实，张、杨在会议中的决定是当大军西撤的时候，为了避免行动上的累赘，准备于出发前，把被扣留的人员一律予以枪杀。

彭氏虽然不晓得情况这样严重，但也感觉形势不对，马上用试探性的口吻问李道：“你们决定了行动的时间没有？”

李答：“深夜二时。”

彭和李一向是开玩笑惯了的人，彭氏这时力持镇静，忽然想起京剧中的“秦琼卖马”戏词来了，便笑着对李说：“如果你二爷身遭不幸，你就发了财了。”

李说：“好家伙！我可不是开玩笑呀！”

彭接着说：“等你二爷死了之后，你要替你二爷大大地买上一口棺材。到了那个时候，你就不要这样打扮了，你要穿上孝衣、戴上孝帽、手拿哭丧棒、把你二爷的灵柩运到家中，然后你再大大地请上一个分子，岂不是发了财了？”

李知道彭死在眼前，他还这样的轻松幽默，不觉心中一酸，忍不住在苦笑中簌簌地流下泪来！彭看见李一哭，心里一难过，也哭起来了。和彭氏住在一起的那位姓耿的朋友心肠最软，他这时一手拉着彭，一手拉住李，早已哽咽哽咽的泣不成声。

在一片哭声中，还是彭比较达观，他对李、耿两人说：“人的生死有命，二兄也不必难过了！”

李志刚走后，彭为了应付可能临时发生的情况，连衣服都没脱，就睡倒床上。他心中默默地想着：“就是被拉出去枪毙，也不能叫人家看出太狼狈，穿着衣服总比较妥当些！”

彭氏为人有一样好处，他无论遭遇多大的事，只要把头一放在枕上，立刻就可以酣然入睡。及至第二天早晨，彭刚刚一睁眼，李却笑嘻嘻地跑了进来，对彭抱拳拱手地说：“恭喜！恭喜！情况有了转变，中央军昨晚已停止进攻，张副司令接到南京电报说蒋夫人和宋子文一两天内都到西安来，事情急转直下，真是国家之福！”

彭说：“这样一来你不是失去发财机会了吗？”

李说：“我们好好庆祝一场，别再开玩笑了！”

那天的早餐，李就在彭那里吃的，大家有说有笑，显得特别轻松愉快！（按：宋子文是于二十日到陕，蒋夫人是于二十二日到陕的。）

混战民政厅扣押彭昭贤一幕

事变前夕的大宴会

本节为记述陕西省民政厅长彭昭贤氏于西安事变之日被扣押经过，其中种种，皆系彭氏亲向笔者所口述。

按张、杨在西安事变前所预定进行的步骤，我在前节里已经交代过，是分作三方面同时发动：（一）由东北军负责把蒋先生从临潼华清池请到西安；（二）由第十七路军负责扣押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及民政厅厅长彭昭贤等；（三）住在西安市内西京招待所里的中央莅陕文武大员等，亦由杨虎城派人负责加以看管。

记得在事变发生的前夕（十二月十一日下午六时），原来张、杨两位已经联名发出过一张请帖，假座西京招待所楼下大厅，欢宴中央莅陕的文武大员多人，宴后，并请大家联袂前往“正风易俗社”欣赏“陕西梅兰芳”王天民演出的陕西剧（俗称秦腔）助兴。

那次柬邀的来宾计有：蒋百里、蒋作宾、蒋伯诚、陈调元、邵元冲、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钱大钧、陈继承夫妇、万耀煌夫妇以及蒋先生的随员（参谋本部厅长）龚理明，和另外一位陪同陈调元来陕的军事参议院吴老将军等（吴时年七十五岁）。

作陪的人计有：陕西省主席邵力子、秘书李志刚、民政厅长彭昭贤、省保卫委员会秘书长米暂沉、财政厅长窄省三、教育厅长周学昌、绥署参谋长韩光琦、第十七路军的军长孙蔚如、剿匪总部参谋长晏道刚、政治部主任曾扩情、东北军的军长王以哲、缪澂流、何柱国、周福成、甘肃省主席于学忠以及张学良的秘书长吴家象、机要秘书苗剑秋、高崇民、应德田等。

宴会刚要开始，张学良因接到蒋先生从华清池打来的电话，说要请他和杨虎城、于学忠三个人偕往行辕便餐，并商讨进剿大计。张氏当时以身为主人，未便撇下客人而去，乃把杨、于两人留在西京招待所，请代为招待嘉宾，他个人立即驱车赶往临潼。

时间不久，张又匆匆忙忙赶了回来，并同车带来四位客人：陈调元、陈诚、蒋鼎文、陈继承（他们四位是随后由临潼赶来赴会的）。张氏一进门，就向众宾客再三表示歉意地说：“方才失陪是老先生（指蒋委员长）找我有事，对不起！真对不起！”

九时宴罢，因为还有欣赏秦腔的余兴节目，大家都纷纷赶往“易俗社”去听戏。是夕秦腔名伶王天民演的是“王宝钏”故事，和京戏里全部《红鬃烈马》情节差不多，因为有嘉宾莅场，王天民那晚在台上特别大卖气力，内外行莫不击节称赏。散戏以后，时间已是深夜时半左右，邵力子和彭昭贤等做了整夕的陪客，都拖着疲乏的身子各自回到寓邸。

枪声大作电话中断

彭昭贤赋悼亡后，那时尚未续弦，光杆儿住在民政厅的官舍里。彭氏素有早起习惯，翌晨天将破晓，正待起身之时，突然听见远处传来有几响枪声，以后，还夹杂有机关枪的声音，若断若续，一直未停。

彭氏当时暗忖：“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遂赶紧起床，穿衣洗漱，并派人去招呼他的老太爷，叫老人家不必惊惶（那时彭氏的令尊大人和他同住）。

彭起床梳洗后，照例一面上厕所，一面看报。此时外面的枪声响得更密，而且越来越近，子弹飞过的嘘嘘之声，清晰可闻。

彭想：“恐怕情况不对了！若非十七路军和东北军发生了冲突，必是共产党策动的暴动。”他此时万万想不到别的事情上面去。这时官舍的人员，也都惊醒了，彭氏马上派人到外面去作实地的调查；一面又吩咐侍从人员对外叫电话查问究竟。先叫警察局的电话，铃声响了很久无人接听；又叫省政府的电话，也是不通。彭自己接过电话来叫接剿匪总部，接通之后，对方问：

“哪一位？”

彭说：“我是省政府的彭厅长。”

对方一言未发就“嗒”的一声把电话挂断了。彭再叫、再问、再挂，一连碰了三次钉子。

此刻天色已曙，民政厅里面的高级职员们都纷纷集中到“厅长办公室”里来，在枪声卜卜中，议论纷纭，慌成一团。

民政厅的所在地，位于西安城内钟鼓楼（在东大街与南大街之间），是市区的中心地带。从四面更加接近的枪声听来，似乎全城已经陷于混乱状态。彭看了看腕表已是凌晨六时左右，正在众人惶惶无计、不知所措之时，忽然民政厅的警卫队队长高士魁急呼呼地跑进来向彭报告道：“报告厅长！外面有变兵包围了，他们要闯进来，怎么办呢？”

出了大事非同小可

这位高队长乃陕西人氏，是彭氏到任后所选拔的干部，为人有些傻里傻气，但却非常忠实可靠。彭氏计算了一下，自己手中所掌握的武力，除了一队卫队有一百多人是武装齐全的外，另外还有一个“警察训练班”，人数也有四五百人，而且都配备有作训练用的武器，如果是对付小股变兵的话，尽可抵抗一阵。当下便对高队长下令道：“如有乱兵未经许可闯入民政厅，你们就开枪射击。”同时即令警察训练班作紧急集合，准备应变。

高答应了一声“是！”就退出去了。不到几分钟，便听到外面枪声大作，这说明了民政厅的卫队已和变兵发生了冲突。再隔了片刻，那个被派出去打探消息的人，也从后院绕了回来，手上拿着两张传单，一进门，就急急呈交到彭氏手上。

彭氏细看那张传单，始知是张、杨发动“兵谏”的通电，内容一共提出来八大主张（见前文），说他们已恭请蒋先生暂时留在西安，以便就近请示“抗日大计”等语。下面署名的人除了张、杨两人领衔外，其余附署的有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将领。最滑稽的是在电末竟把被扣在西安的中央要员们的大名也一古脑儿列了进去。

彭氏至此才知道出了大事，非同小可，立即命令高队长停止抵抗，并着人告诉外面的乱兵不必打了，有事可以派代表到里面来谈，但不准有越轨行为。

枪战终止后，隔了不多时间，民政厅外面就有军队闯进来了。这些兵的纪律很坏，一进来，就以搜查为名，在职员宿舍内乱抢东西，整个民政厅皆陷入了混乱状态。彭氏此刻对乱兵的行动既无力制止，便只好端坐在办公桌前的圈椅上静以待变。

室内鸣枪惊险万状

不久之后，有一名像班长模样的士兵走进房来，见了彭氏先敬一个礼，接着问道：“您是彭厅长吗？”

彭答：“是的！你找我有什么事？”

那个兵道：“没事。”

彭道：“没事就请你出去！”

那个兵也真听话，经彭氏这样一打官腔，居然乖乖地退了出去，以后也没再来。接着，又跑进来一个像军官模样的人，后面还跟着十几名持枪的士兵，他一踏进房门口，就对彭氏敬了一个礼道：“杨主任和邵主席请厅长过去一趟。”

彭问道：“他们在什么地方？”

军官答：“在考古委员会。”

彭一想：张、杨既然共同干了这么一件天大的事，现在正忙着，杨虎城怎会有工夫到“考古委员会”去？这个军官分明是在说谎。他立即沉着面孔答道：“有事请他们过来，我不能去。”

这名军官此时亦将面孔一板道：“我奉有命令，非请厅长过去不可！现在外面很乱，从正门过去不方便，最好请厅长跟我爬墙过去。”

彭答道：“我晓得你是奉命而来，但我和你並不相识，素来也无仇无恨，请你特别原谅，我身为一省民政长官，无论是什么人的命令，我都不会爬墙过去的。”

彭氏的话虽然说得十分委婉，但在词色之间，却表现得十分坚定。这时，在那名军官的身后有一个士兵，倏地端起枪来，对着彭氏轰然的放了一枪。大概是他的射击技术不佳，或者只是根本为了鸣枪示威，这颗子弹并未打中彭氏，只从他耳际擦了过去，射在对面墙上挂着的一张于右任写的条幅上。乱兵如此横蛮，可谓惊险万状！但此时彭氏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依然坐在圈椅上一动也不动。大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神气。

绥署部队胡乱互轰

那个军官见彭氏毫无接受威胁的表示，不觉从内心裏对彭深致敬佩，一时又怕事情闹僵了不好下台。于是，便转身对那个放枪的士兵大声斥责道：“不准胡来！我们有事可以慢慢对厅长说。”

就在这时，据报从外面又闯进一队士兵，而且也朝彭氏的办公室而来，在室内的那名军官冒冒失失，当他听见士兵们报告，也不问青红皂白，立即下令向室外开枪，外面的队伍一看里面要开火，也纷纷卧倒在地开枪回击。一时间，子弹乱飞，演出了一场混战，在内外互轰中，除了有少数人受伤外，幸未发生死亡情事。这时在室内的队伍才想起来用“喊话”的方式，朝着外面那一部分人大呼大叫地问：“喂！弟兄们！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外面答：“我们是绥署炮兵团，你们呢？”

里面说：“我们是警备旅，一家人不用打了。”

最荒唐的是，这伙队伍一问明白是自己人，也没有进来，又匆匆开到别处去了。彭氏看到这伙士兵们的幼稚行为，一方面觉得可气，另一方面也觉得好笑！

而那位逼着彭氏去见杨虎城的军官，在两方面开火的时候不见人了，一直也没再进来，这一阵枪战，在无形中倒给彭氏解了围！

彭氏这天从凌晨起，就坐在那张圈椅上一直未起身，他始终镇定如常，坐在那里静观变化。不大一会儿工夫，由外面又走进来一名军官，彭抬头一看，觉得这人的相貌很熟，遂随便的和他点了点头。而这名军官却很恭敬的对彭敬了一个礼道：“厅长不认识我了吧！我是警备旅的团长孔从周，现在是特意来保护厅长的。”

与孔从周一段往事

彭氏听他一报名，才想起他和孔从周之间曾有过一段往情：

原来，陕西省的两个警备旅，在指挥系统上都归“保卫委员会”所统率。“保委会”里三名常务委员中，杨虎城和邵力子都是挂名差使，实际是由彭氏一人负责。某次警备旅出了一名团长的缺，按照年资有两名营长够资格陞充，一为王宪民，另一位即孔从周。该会秘书长米暂沈把这件公文呈了上来，彭氏拿起笔批示了“俟查明战绩后，按绩陞补”几个字，交给主管人去办。查报的结果是孔比王的战功好，彭又批了“由孔从周陞充”六个字。米暂沈看到这件公事，一时颇费踌躇，曾委婉地告诉彭氏道：“主任（指杨虎城，以下同）属意王宪民，厅长可不可以改派王陞任团长？”

彭氏为人虽然很有修养，但对于公事是一向认真、丝毫不苟的，他当场告诉米氏道：“对于部下的奖黜，我主张一定要公平合理，王和孔都是主任的部属，如果依照成绩，我主张由孔陞补，若主任一定要提拔王宪民，我也没有意见。”

米再去请示杨，结果还是孔从周陞了团长。因为杨不好意思叫人看出他对部下有偏爱，以失人心。孔从周后来知道了这段原委，内心里对彭就有着一种“知遇之感”。这次发生了事变，恰好他这个团奉令担任扣押省政府人员的任务，他怕下级军官们对彭无礼，乃立即赶到民政厅来。但也因为来迟了一步，才发生了前面那一幕枪战的混乱局面。

彭既想起这段往事，更觉安心，马上对孔团长道：“请你先派人制止士兵的越轨行动，然后我们再慢慢谈吧！”

孔答：“是！”跟着便命他的副官叫队伍在民政厅外面集合，不准再在屋子里面逗留。

一天经过无奇不有

到了下午二时，绥署另外一位高级人员也来看彭。由于孔从周的协助，那位高级人员先把彭老太爷接走了。这也使彭放下了一桩心事。四时许，绥署参谋长韩光琦派来一名副官，把彭接到西仓财政厅长寧省三公馆去住。显然是他们准备好扣押彭的地方。

彭氏被接到西仓宁公馆不久，又看见有大批军队闯了进来，到处的进行搜查。彭问那名军官道：“你们要搜查的是我吗？”

军官答：“不是。”

彭问：“那么，是搜查宁厅长了？”

答：“也不是。”

彭问：“怪了！这里是宁厅长的公馆，我也是刚到这里来的临时客人。你们既不是搜查我，也不是搜查他，到这里来干什么呢？”

答：“绥署接到报告，说警察局长马志超藏在这里，所以我们来看看。”

彭道：“现在没人，你们应该走了。”

军官答：“对不起厅长，我们现在就走。”

马志超是中央军校的毕业生，那时身任陕西省会的警察局局长。因为他平日严厉的执行戒烟法令，和当地人相处得感情很坏，所以西安事变之日，外面都谣传马已被钉在西安城门上处了死刑。从这次搜查他的情形看，倘非他机警地早躲在一个朋友家里，如果真被搜捕到，被处死刑是大有可能的。

这批人走后，彭回想这一天的经过情景，真是“奇形怪状、无奇不有”。他正陷入沉思之际，从外面又走进来一位穿长袍马褂的人，此人一进门就嘻嘻哈哈的对彭嚷道：“主任怕你一个人闷得慌，叫我来陪你，你欢不欢迎我这个陪客？”

彭一看，走进来的原来是耿寿伯，也很开心的答道：“好哇！你来得正好，如果再凑上两位，咱们倒可以打几圈小麻将了。”

耿寿伯是什么人呢？此公在国民第二军胡景翼时代，做过胡的秘书长（按：国民第二军总司令是冯玉祥），胡死后，他便转到杨虎城的幕下，也担任过一段秘书长职务。刻下是杨氏门下的一名清客，发言立论很受杨的重视。彭有他陪伴，自然是欢迎之不暇。

彭昭贤被扣中拒任陕西省主席

捉我无法请我不去

据彭氏回忆，在他被扣留这段期间，过的日子最舒服，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每天由耿寿伯邀角打八圈小牌消遣。在伙食方面更是供应周到，早餐有牛奶、火腿、面包；还有大饼、油条、泡菜和小米稀饭等，中西兼备，营养至佳。午间和晚间因为有客人的关系，开上来都是整桌“海参席”，人少的时候，就只由他们几位牌友享受了。

彭在被扣留这段期间，曾经给自己规定了一个“三多主义”和“三不信条”。

三多主义是：多吃饭、多打牌、多睡觉。

三不信条是：不会客、不出门、不谈公事。

为了要向人公开，还特地写好了一张便条，压在写字台的玻璃板下面。

彭这样限制自己，一者是表示他“随遇而安”的消极心情；二者是为了避免外来的嚣扰。其实，他在那个时期也只能谢绝和他作私人往还的客人，如果是奉命而来的恶客，他虽不愿意会面，但却无权拒绝不见。所谓信条云云，不过自作解嘲而已！

果然，在那段期间，来会见彭的朋友，只有一位曾扩情被他谢绝了，其余来和他谈问题的人，都是用的“张飞闯帐”方式，不见也得见。

大概是彭迁入宁厅长寓邸的第二天早晨八时左右，曾有一个自称姓郭的北方人闯了进来，他一见彭的面就说道：“主任（指杨虎城）请厅长到新城大楼去开会，派我来接厅长，请您马上动身吧！”

彭问：“阁下来此，是请我去还是捉我去？”

郭答：“自然是来请厅长去。”

彭道：“捉我，我没办法；请我，我不去。”

郭问：“没有商量的余地吧？”

彭答：“除非是我被捉去，否则绝无考虑。”

郭等了一会，看看实在没有转圜的余地，也只有悻悻然地走了。

郭去后，耿寿伯好心地对彭说道：“不管你去不去，在言语词色间又何必开罪他呢！”

彭答：“这是我们山东哥们的脾气，很抱歉，改不了！”

拒绝出任陕西主席

到第三天，杨又派一位姓黄的南方人来见彭。也许这位姓黄的已从姓郭的那里知道了彭的个性，一见面并不急急的讲出来请他去见杨虎城，只闲闲的向彭说道：“张总司令和杨副总司令（按：这是事变后他们的新称呼）这次干的是划时代革命工作，张、杨二公非常希望彭先生能够同他们合作，共同担负起这个新的时代使命。”

彭问：“要叫我怎样干呢？”

黄答：“请彭先生出任陕西省政府主席。”

彭故作喜悦之色的道：“好哇！只要行政院有命令，我一定接受。”

黄说：“行政院的命令现在暂时还不能接受，请彭先生出山，是张、杨二公的意思。”

彭答：“抱歉得很！你们的命令我也不能接受。”

黄看了看彭，作出一个很惋惜的表情道：“彭先生是有学问的人，一定懂得明哲保身的道理，用不着我细说了吧？”

彭略为一怔，却反问了一句：“不明哲又怎样呢？”

黄答：“很严重！”

彭毫不示弱的追问下去：“请问严重到什么程度？”

黄把面孔一板道：“彭先生自己还不明白吗？在军事时期还有什么道理好讲的！”

彭说：“比死怎样？”

黄答：“那倒不致如此。”

彭说：“那就算了！”

黄等了一等，自己找了一个下台阶的藉口，对彭再提出劝告道：“彭先生，何必如此的固执呢？”言语之间，态度已趋缓和。

彭看黄的态度缓和了，也深深的叹了一口气道：“我觉得一个人到头来终归要死，只看他死得有无价值，如果一个人只要能逃避眼前的危险便可以永远不死，那我对于黄先生提出来的意见倒可以郑重加以考虑。”

黄听了彭的说话，似乎很受感动，坐在那里低头沉思，好久都没话说。彭一看有机可乘，又接下去说道：“我个人和蒋先生间只有公的结合，毫无私人关系。但是，站在国家民族立场，对于张、杨二公的作法，我还是不敢苟同。人各有志，请阁下替我婉达张、杨二公另简贤能，他们的好意我只好心领了！”

话说到如此地步，已经到了尽头，黄也只好像郭某那样，垂头丧气的告退而出。

李志刚来替彭解围

这天下午李志刚来看彭氏，提起了这件事，李也顺便对彭作了一个劝告。李的意思是，彭如果在这个时候出任省主席可以保全很多人，未尝不可以考虑一下。

彭和李是很好的朋友，知道李讲的话是一片好意，于是便很赤诚地对李表示道：“说老实话，我的合作与否，对张、杨二公不会有什么帮助，也没有什么妨碍；陕西朋友中的人才很多，又何必一定要我参加呢？你是杨主任的亲信，也是我的好友，我希望你把我的意思委婉转达给杨主任知道。”

李点了点头，彭又接下去说道：

“我非常诚恳地希望你能帮我这个忙，如果你有困难我也不会抱怨你，由你看着办吧！”

李想了一想说：“这个忙我一定帮你，可是我一人不成，必须再请李寿亭先生，叫他敲一敲边鼓才有把握。”

彭知道李寿亭做过杨虎城的参谋长，是杨左右拿鹅毛扇的人，有他出来说话是没有问题的，于是便欣然的接受了李的意见。

自从彭、李这度恳谈以后，果然再也没有人来找彭的麻烦。过了几天，西安方面便发表了王一山氏接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厅长”的命令，而使这件事告了一个段落。

王一山受命以后，对于省府人事一切照旧，一个人都没有更动。只是对于外县县长却一下子更换了十几个人。这些人都是第十七路军的干部，由杨主任交派下来的。

当王一山接管民政厅账目的时候，使他意外地发现了彭昭贤在厅长任内的一项清廉的事实，而对彭敬佩不已。后来他把这件事讲给杨听，杨虎城也连连地说：“难得！难得！”

节余公款一介不取

原来，那时国民政府的会计制度还未全盘建立，中央对于政府各部门都实行所谓“委任经济管理制度”，也就是俗称的所谓“包干办法”。

这个制度的特点是：由政府规定一种每个政府机构经费的数目，然后交由各机关的主管官们自由支配，有剩余也好，不足也好，上级是概不过问。

在相沿成风的习惯下，历年来的“节余款项”，大都公认为各主管官的私人财富，虽在政府方面没有明文规定，但在授受之下绝不违法。

彭一任厅长干了很久，节余下来的款项共有银圆三十万元之巨。彭不但不把这笔款项列入私人存款户头，而且还附了一个计划，准备使用这笔存款办理下列慈善事业：

一、办一个“养老院”，收养贫病无依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

二、办一个“妇女收容所”，收容无家可归的妇女，教导她们以种种求生的技术。

三、办一个“育婴堂”，收养一些没有父母和被弃的婴儿。

王一山首次接收陕民政厅，派人查账的结果，知道彭氏个人银行户头存款的数字只有大洋二百七十元。

又过了两天，王一山派人给彭送来一笔钱，指明是张、杨二公送给他零用的。来人见到彭后，从公事皮包里面拿出来一个布包，放在茶几上面。从布包的大小尺寸加以估计，如果是五元一张的钞票，数字可能是五万元，假如是十元一张的钞票，可能是十万元上下。

当来人说明来意之后，彭说：“谢谢张、杨二公的好意，我现在用的、住的、吃的都有人招呼，目下还没有用钱之处。请你全部带回去，并向王一山先生致意。”

当时依照耿寿伯的意思，是劝彭把这笔钱收下，并且还很诚恳地对彭说：“张、杨二公全是军人出身，跟文人的脾气不同，他们请你做主席你不肯干，给你送钱来你又不收。如果他们误会你是看不起他们，那不是糟透？”

彭说：“我很感谢你一番好意，但我相信张、杨二公会原谅我的。”

沪上名医古道热肠

几天以后，彭不肯接任陕西省主席和拒绝接受金钱的消息，便不胫而走地传遍了西安市上。这时候上海的一位名中医陆仲安先生，因在事变前被宁省三厅长用一千元大洋一天的代价请到了西安诊病，所以陆仲安也被困在西安不能返沪。

这位陆医生属于“古道热肠”一流人物。他在朋辈的闲谈中知道了宦海中居然有像彭这样的人，他心里想：我以一个行医的人，能够给他帮一个什么忙呢？想了片刻，忽然拍手说道：“有了！”

第二天他来和宁省三诊脉后，临告别时很随便地对宁氏说：“彭厅长住在府上吧！有朋友告诉我，说他现在有病，我想顺便给他看看。”

宁说：“好哇！我就陪你过去。”

陆仲安到了彭的住宅，声称是来替彭诊病，彭最初感到茫然，继而才恍然地说：“请先生给我诊断诊断。”

陆说：“我听见朋友说，厅长患严重心脏病，需要静养，请你不要以为平日身体好，不加注意呀！”

彭氏身体向来健壮，尤其心脏和血压一向正常。陆医生说的话，实在叫他不懂，不过，对于陆医生所说“需要静养”四个字，似乎听得入耳，立刻点头不迭地说：“请先生分神给我仔细看看。”

陆仲安也就装着全神贯注地给彭诊断了良久，并开了一个药方，又在医案上写着：

“查尊脉浮而不实，系患严重心脏病之征象，医药作用仅可治标而无法治本。草方请连服三剂再行复诊。目前治本之道须以静养为上，在三个月以内尤不宜处理公务。”

陆开的方子，原属于滋补养气一类的药物，吃了有益无损的，但为不负陆医生的苦心，还特地叫人购买了三剂煎服下去。

陆仲安给他开的医案，在西安事变那段期间，还真地对他起着“挡箭牌”的作用。连宁省三、耿寿伯、李志刚诸人也都信以为真，一再劝告他当心身体。

彭氏事后表示：自从他和陆仲安表演过那段“双簧”以后，一直没有机会和陆氏再见面。每当他静坐回忆时，想起陆医生给他诊脉时的滑稽表情，还历历如在目前。

在张学良严重的蒋百里先生

西京招待所的清晨

一枝笔难描两面事，当西安事变发生的清晨，陕西省府枪声卜卜，民政厅长彭昭贤被软禁的同时，在西安城内“西京招待所”里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形。

“西京招待所”位置在西安市东门里，距火车总站不远，占地面积甚广，一座假三层的楼房，矗立于花木青葱的庭院内，院的四周，围有短墙，短墙之上皆镶有极精致的铁栏杆，建筑闳伟，设备齐全，招待所每个房间中的“席梦思”床，既柔软、又富弹力，当时在西北地区尤称首屈一指。

一走进招待所，迎面就是一间富丽堂皇的大厅，足以容纳二三百人的大宴会。住客的房间并不太多，楼上楼下连单人房、双人房一共只能容纳四五十人。那次随蒋先生来陕的中央大员，全部都住在“西京招待所”里，另外加上各人带来的随员和侍卫等，已把招待所住得满坑满谷。

西安“双十二”事变那天的清晨，下榻于“西京招待所”二楼的中央大员们，以陈调元、蒋百里、邵元冲三位起床最早；陈调元一爬起身必先在椅子上打坐一会，邵元冲这时在浴室里漱洗，蒋百里则悠闲地坐在桌子前，准备将欧洲旅行的经过，给蒋先生写一份报告。就当蒋氏闭目沉思如何下笔的时候，忽听见由远而近的枪声响了起来。

百里先生慢慢的放下笔，走到窗前，揭起窗幔向外张望。在晓雾迷蒙中，发现有一团一团的人影向“西京招待所”方向移动。他心中暗想：“这一定是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故？”遂踱回床边，暂停写作，静静地坐在沙发椅上，等候外面情况的变化。后来略感寒意，才在身上又加穿了一件羊毛衫。

此时，除了远处传来的枪声而外，招待所附近反而沉寂得异常可怕。就在此际，突然间招待所大门外也有几响枪声，而且还夹杂着呼喝的声音，似乎是喊“不准动”三个字，不知为了什么？

过了不大一会儿工夫，天色大亮了，蒋百里先生房门外，忽然有人敲门。

蒋问：“哪一位？”随即开启着门闩。

“是我。”从外面走进来一名军官，对蒋立正致敬后说：“您是蒋百里先生吗？”

蒋答：“不敢，我是蒋方震。”

那名军官也是很客气地说：“我叫李海泉，是第十七路军司令部的副官，奉杨主任的命令，请蒋先生到楼下大厅里去。”

蒋答：“好的。”随即跟那名军官从二楼走了下来。进入大厅一看，只见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内政部长蒋作宾，以及蒋伯诚、朱绍良、蒋鼎文等，先已在座。

蒋百里除了和他们点点头以代替打招呼外，也只好自己找一把椅子，木然地坐在那里。

隔了没有多久，所有住在招待所里的贵宾们，都陆续被押着走进大厅来，有穿便衣的，有穿军装的，有只穿衬衫的，还有穿睡衣的；有男的也有女的。真所谓“少长咸集，群贤毕至”了。

邵元冲与某位将军

据当时目击者说：在这些被扣押的贵宾中，以陈调元、蒋作宾、蒋百里三位表现得最为从容不迫。蒋百里一直在说笑话，陈调元也是有说有笑，好像没有这么回事；最有趣的还推蒋作宾，当变兵进入他的房间时，他正在刮胡须，两名变兵不由分说，一人架着他的一只胳膊把他架了出来。他还是笑嘻嘻地一面刮脸一面问：“什么事哟？”左顾右盼的态度，显得非常滑稽，把架着他的变兵们也逗乐了。

表现得最慌张的，便是那位准备跳窗逃走被变兵枪杀的邵元冲先生；另一位是希图藏躲而结果仍被捉了回来的某位将军。

邵元冲之丧身，情形是这样的：在天未大亮以前，邵氏起来洗面，忽然看见招待所外面有变兵直闯入来，他在惊惶中竟从窗口翻出，向下一跳，准备逃避，变兵看见有人跳窗，也不问三七二十一，立刻向他鸣枪喝止，不幸的是在他发足狂奔时，终被流弹击中要害，成为西安事变中的一名冤魂。那天早上招待所外面突发的枪声和呼喝声，就是发生这件事。

至于某位将军希图藏躲事，那是在变兵未闯入他的房间以前，他乘机躲进招待所贮藏室的面缸里面，等到变兵“按图索骥”把他从面缸里找出来时，弄得他浑身上下都是白面粉，情形非常狼狈，那时正是十二月天气，他穿的又只是一袭薄薄的睡衣，坐在偌大客厅里，冻得他浑身不住打哆嗦。这情景被陈调元看见了，以为他是怕死，还不断地在旁给他打气说：“××兄，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怕什么？——只弄得他承认也不好，否认也不好。”

这天，整个上午的时间，便在混乱中过去了，所有住在招待所里面的人，除邵元冲氏死去外，其余全体到齐，大家惟有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偶尔互作苦笑，空气沉寂得呼吸可闻。

蒋百里高声诵诗句

蒋百里为了要打破沉闷，有意地向四外看看，然后再端详一下团坐在大厅里面的难友们：随即高声朗诵地念着：“昨为座上客，今为阶下囚！啊啊……”引起了全厅里面的人一片笑声！

沉闷空气一经打破，各人的情绪就显得轻松点了。此刻连在门边监视的变兵们，也附和着各人的笑声而笑了起来。

这时蒋百里看见某位将军仅穿睡衣，实在冷得厉害，马上对那位姓李的副官求情说：“天气太冷了，请你给这位将军拿点衣服来，可以不可以？”

李答：“可以，可以。”

度过这一关后，蒋百里又问李副官道：“朋友！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李叹了一口气答道：“年轻人的心理，老先生们不会晓得的，过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这个答复，等于没说。此时陈调元忽从他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两枝“雪茄烟”，他把烟向上一举，叫道：“名牌雪茄，大洋五元一枝，谁肯加价就是谁的？”陈的一副滑稽表情，再加上蒋作宾在旁马上应声：“我出十块大洋一枝。”如此一唱一和，又引起了一阵哄堂。

张学良来去何匆匆

坐在一隅的蒋鼎文看了看手表道：“怎么样，快两点了！大家饿不饿？我的肚皮早就向我宣战了。”

李海泉副官赶快笑着回答道：“对不起，耽误了各位长官和夫人用饭的时间，事情一完，马上就开饭了。”

李副官这番话刚讲完，从外面走进来了两个着便服像秘书一类的人物，手里拿着一张名单，对他们点了一次“名”。各人至此始知邵元冲已遇难，心里都不禁替他伤感！这时外面的秩序，好像已告恢复，人们都已听到了街上报童们叫卖“号外”的喊声。

李副官好像了解大家的心情，马上叫卫兵到外面去买了几份“号外”回来，交给大家阅读。大家争先恐后地看完了这份“号外”后，才知道出了大祸事，人人做声不得！

原来，在张、杨发表的通电上，他们这些人的贵姓大名都“忝陪末座”，也被列名在内。

直到午后三时左右，才看见张学良从外面走了进来，他除了脸色显得比以往苍白外，神情方面还是那么随便地对大家道：“真对不起！各位都饿了吧？马上叫他们给各位开饭。”

陈调元对张既像开玩笑，又像讽刺地问道：“我有带来的云南火腿和绍兴老酒，打算贡献出来替主人招待客人，请示主人允许不允许？”

张氏很不好意思地答道：“仓促之间，招待各位太简慢了！陈先生既然打算破费，我首先替诸位客人们表示欢迎。”

陈调元真的叫人去把火腿和绍兴酒搬了出来。张学良在匆忙中亲自张罗着开饭，并向陈调元及大家道：“太好了！可惜我要到外边去有事，不能奉陪各位，请各位努力加餐，我等一下再来向各位请教。”

张氏说着，随即匆匆离去。这时也许是大家饿急了，或者是火腿和老酒真够味道，这一顿饭，吃得人人都津津有味。

饭罢，招待所的主事人还特地给他们每人送来一杯咖啡。使他们觉得此刻除了不能随便走动以外，并没有什么不方便。

一切都是力量问题

到了下午五时，那位“点名”的便衣人员又拿了一张重新分配各人房间的名单，向他们当场宣布。同时又命令那些持枪的卫兵，每两人为一组，分别地照顾大家（实际是监视）归房。陈调元和万耀煌夫人带来的那名湖北老妈子被分配合住一房的笑话，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

在此后的若干日中，“西京招待所”便做了拘留中央莅陕大员的临时“俘虏营”。大家的日常生活，只是“吃饭”、“睡觉”、“看书”、“写字”，可说是难得偷闲的好机会。一直到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五时恢复自由时为止。

且说蒋百里先生是住在招待所二楼的二〇四号房间，当事变发生后的第一晚，他正躺在沙发椅上闭目养神，仔细思量这一天的经过情事，忽听见外面有轻轻的叩门声，他以为又是

李副官来了，随便应道：“请进来。”

房门开处，从外面走进来的竟是张学良，蒋氏也不觉为之一怔，立即起身招呼，张氏落座以后，先对蒋作了一个勉强的微笑，然后很郑重地说道：“我知道蒋先生是无党无派的，而且是一位有学问的人，我打算请教先生一个问题，希望先生能不吝指教。”

蒋答：“我是刚从国外旅行回来不久的人，恐怕所知不多，这要请你原谅！”

张道：“我们的通电先生是看到了的，请你批评一下。”

蒋说：“我看一切是力量问题。据我所知的情况是：在西安城内你们有力量，至于城外的力量怎么样，我就不得而知了！”

张答：“城外我们的力量是鞭长莫及。”

蒋道：“汉卿先生您是聪明人，您应该知道怎样来应付这个局面了。”

张答：“先生说得对，容我再仔细地考虑考虑，再来请教。”

说完这句话后，张并没再向下深问。只是问蒋饮食如何？睡眠怎样？又交代了一下侍卫人员特别给蒋准备烟酒，才对蒋道了一句“晚安”悄然离去。

请蒋移住杨虎城寓

十三日上午十时，蒋百里刚从大厅回到楼上房间里，张学良又来了。蒋见张氏的精神比昨天略好，而且在谈话中发觉，张今天所谈的问题，也比昨天较有头绪。

张先问蒋道：“先生昨天所说一切是力量问题，我仔细地想了一想，觉得先生说得很对。不过，据我们所得到的情报，在中央方面只有何应钦和黄埔系的将领们主战最力。先生以为何应钦同黄埔系将领能够一致吗？”

蒋答：“这件事，我想你应该知道得比我更清楚。”

张氏想了想，便又自言自语地道：“如果说真正的打吗，恐怕要等一段时间，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当然也可以一拼；倘若他们此刻便轰炸西安，我相信在委员长留在西安的现况中，双方面危险的程度也是完全相等的。”

蒋百里从张氏自言自语的谈话中，才获知蒋先生在事变中并未遇险，心里觉得宽慰了许多。而且他更看出张氏有挟持蒋先生阻止中央空军轰炸西安的意图，便很幽默地对张道：“我今天的身份，是你们的俘虏，您把这样的一件大事跟俘虏谈，这不是叫我受宠若惊吗？”

张答：“先生言重了！我们怎敢把先生看成俘虏！”

蒋乘机接着问道：“我不知道你们把委员长安顿在什么地方？和注意到外面的舆论对这件事的反应没有？”

张氏此时对这一询问，似乎避免作答，他只就蒋刚才所说的“俘虏”的话答蒋道：“我和虎城兄的意思，是想请先生到虎城兄那里去住，以便我们可以随时请教，不知道先生的意思怎样？”

蒋对张的询问，正在微笑不答之际，忽然听见西安上空有“隆！隆！”的飞机声。张氏立即转移话题，踧踖地问蒋道：“先生看中央飞机会轰炸西安吗？”

蒋答：“不会的。”

张又道：“在西安城内我们包围了委员长，但在西安城外是他们包围了我们。这大概就是先生所说的力量问题吧！”

蒋答：“是的。”

那次张、蒋二人的谈话，并没有结论，但在张氏临辞出时却告诉蒋百里“端纳（蒋委员长的外籍顾问）即将来到西安”的消息，这使蒋氏立刻感觉到事变已有了好转的迹象。

由张陪同见委员长

再过四天，张学良又来看蒋，并告诉蒋道：“委员长这几天肝火很旺，一看见我就骂，可否请先生去劝一劝他。并且告诉委员长我已决心送他回京，但此间事，非我一人作主，请他给我一段说服他们的时间。”

蒋答：“如果您觉得有这个必要，我可以照办。”

当天（十二月十六日）张又来了，并告诉蒋道：“委员长已同意请先生去和他谈谈。我的意思是先生于见过他后，再请先生到南京去一次，把此间的情形对南京解释一下。”

蒋答：“你的意思很好，若为大局着想，我觉得你应该派一位和中央关系更深，而且平素和你感情不太融洽的人去，似乎会更有成效。”

张问：“蒋铭三（鼎文）怎样？”

蒋答：“请您自己选择决定。”

张道：“好！我们现在就去看委员长吧！”

是日，蒋百里由张学良陪同着见到了委员长，在谈话中，蒋百里先生婉劝委员长道：“汉卿已决定送委员长回京，为了避免过度刺激西安方面，请委员长给敬之先生（何应钦）写封信派人送去。叫他命令前方军队暂时停止进攻七天，以等候这里情况的好转。”

蒋百里是无名英雄

关于这件事的经过，蒋先生在《西安半月记》中十二月十六日曾写着：

“是晚，张挽蒋百里先生来见余。百里先生于事变前适来陕，同被禁于西京招待所者。为余言：此间事已有转机，但中央军如急攻则又将促之中变。委员长固不辞为国牺牲，然西北民困乍苏，至可悯念，宜稍留回旋余地，为国家保持元气。再四婉请余致函中央军事当局，告在不久即可出陕，勿遽进攻，且先停止轰炸七日。余谓此殊不易做到。如确有一最短期限可送余回京，则余可自动去函，嘱暂停轰炸三天，然不能由张要求停战，则中央或能见信。如照彼等所言须停止七天，则明为缓兵之计，不特中央必不能见信，余亦绝不受其欺也。百里先生谓：当再商之，总须派一人去传述消息。”

又：在十七日的《西安半月记》中写着：

“午前，张又约百里先生来见，谓张意即请照委员长之意致函中央，令军事当局在三日内停止进攻，并请派蒋铭三携函飞往洛阳，余可之。旋铭三来见，余乃亲函敬之，嘱暂停轰炸三日至星期六日为限，付铭三携去。午后张又来见曰：此事甚多周折，现在不问如何，先派铭三飞赴洛阳通讯，余事再议，顷已送铭三上飞机飞洛矣。”

从以上这些记载里，我们可以窥知当年蒋委员长由被困西安之日起直至脱险为止，蒋百里先生在中间都起了“药裹甘草”的作用。而且张学良在百忙中还不断地跑到“西京招待所”去向他请教，所以人们在事后谈起这件事，多称赞百里先生是西安事变中的“幕后无名英雄”。

等到事变结束，张学良已陪委员长去了南京，由杨虎城个人出面在“西京招待所”给中央莅陕人员摆宴饯行时，百里先生“触景生情”，又在席间高吟：“昨为阶下囚，今为座上客”的名句，从谈笑中结束了那段不愉快的日子。

由彭昭贤、孙蔚如说到樊崧甫

愉快与兴奋中的热泪

据彭昭贤先生深刻的记忆，西安事变后的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五时五十分，正当他和耿寿伯两个人，静静地坐在宁德长公馆小客厅里面，推想今后西安方面可能发生的情况时，突然听到广播电台播出来一个惊人的报告：

“请全国同胞注意，蒋委员长和蒋夫人，已于本日下午五时二十分乘波音机安抵洛阳，同机前来者有宋子文先生、张学良将军、端纳先生等，中央广播电台XHOA。”

彭氏非常惊喜地问耿氏道：“可能吗？”

耿答：“不可能。”

彭问：“为什么？”

耿答：“这里的情况虽一天比一天有好转的可能，但今天上午志刚兄来此，还表示杨公刻下仍未同意放蒋先生回京。情况哪会这样快的急转直下呢？”

彭并未表示意见，但对于耿的说法，似乎也表同意。此刻听广播电台又作了一个第二次广播，内容同前一次的广播完全一样。

彭默默地想：莫非蒋先生“被害”了吗？心中极为忐忑不安！因为根据他的经验，同样的一件事，若广播电台连续播出两次，在以往习惯上颇不多见。他推想这可能是蒋先生“被害”后，中央即将开始某种行动的一种掩饰。

正当彭、耿两个人在心理上“患得患失”之际，广播电台第三次同样的广播声音又响了。

彭对耿说：“这不像是假的，等我问一问看。”

耿说：“对！你赶快打个电话吧！”

彭氏所住的那间客厅门口，原有一部电话机，但这些天来门外经常有一位配枪卫士驻守，彭明了自己是一位被优待的俘虏身份，没有资格同外面通话，所以从来没有自讨没趣地用过电话。现在，如果蒋先生真的已经脱险，他去使用电话卫兵一定不会阻止他，他跑过去，拿起电话筒，暗忖着“电话打给谁呢？”他首先想起了西安飞机场主任祝钦璈和他很熟，就叫接飞机场祝主任，电话接通后，祝问：“哪一位？”

“我是彭君颐。”彭答。

对方也没等彭再问，马上告诉他说：“委员长、蒋夫人、张副司令都飞往洛阳了，你还不知道吗？……”

彭把电话机一丢，顾不得收线，三步两步冲进客厅来，马上告诉耿：“委员长走了……”

耿听后，站起来，张开嘴巴，竟把彭脸上咬了一口，两个人紧紧抱在一起放声哭了起来。他俩的哭，并非是由于伤感，都是从内心的愉快兴奋中激发出来的热泪。

隔了一会，就听见西安全市的鞭炮大响，历一时之久并没间断，由此可见西安市民对于蒋先生脱险的欢欣鼓舞之情。

从这天晚上八时开始，杨虎城就偕同韩光琦和李志刚到处慰问。杨氏看见被扣留的人，就连连地道歉，一口一声地说：“对不起！对不起！请原谅我的荒唐！”

这些人也不好意思和他再说旁的，只有陈调元倚老卖老地说：“事变如此结束，总算国家之福，过去的事叫它过去吧！”

冯钦哉来迟了一步

杨等来看彭的时候，杨对彭也是口口声声道歉不已。彭氏也只好敷衍两句，作了个礼貌上的交代，算是结束了那一次尴尬的局面。

等到后来彭昭贤离陕赴京一行，再回到西安时，杨虎城此时已在作出國的准备了。彭便找了个机会，曾和杨氏作了一次恳切的谈话。

彭说：“事情是已经过去了，但我替主任（指杨虎城）想，总觉得主任牺牲得太不值得！中央方面谁不知道主任在革命阵营中的光荣历史，你这样的把它毁灭了岂不是太冤枉了吗？何况委员长在事前已把他要到西北来的消息先告诉了主任，这也等于把本身的安全寄托在主任身上（此一经过，后文再作详述），但主任却忽略了这个因素！”

杨说：“君颐兄的话对极了，总怪我一时糊涂作了这么一件荒唐事，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彭说：“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主任他日由外国回来时，我们追随你的机会还多着呢！”

他俩的对话，就此结束。

再谈到杨虎城部下的两个军长——冯钦哉和孙蔚如——冯氏因见机得早，在西安事变的当时就归附了中央，换得的代价是第二十七路军总指挥（按：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是孙连仲将军）。

但也有人说，冯钦哉当时的归附中央，并非出于本愿，大半是为势所迫。原来冯氏所统的部队是驻在陕西大荔县一带的，当张、杨决定发动西安事变后，杨就派他的一名姓张的参谋处长到冯部队里去秘密传达命令，着冯率领所部迅即占领潼关，以阻止中央大军的西上。

据说，冯接到这项密令后，立即开始行动，不料在冯部尚未进抵潼关以前，中央军的樊崧甫部第二十八师（师长董钊）已经先将潼关占领了。

冯氏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一时颇有走投无路之感，但为了个人今后的出处，也就顾不了老长官的栽培，立刻秘密派人和樊崧甫搭线，归附了中央。

黄旅长洛阳城告密

冯在归附中央的行动中，为了表示诚意，首先竟把那位姓张的参谋处长祭了旗，使这次事变中又多了一名冤鬼！冯的这一突然“反正行动”，在精神上给杨虎城的打击相当大。杨以后所以肯接受张学良的劝告，同意送蒋先生返京，皆与冯钦哉的叛变，有着很大关系。

同时，还有一件无独有偶的事，那是东北军炮兵旅长黄永安背叛张学良，在洛阳告密，也给予张氏一个很大的刺激。

原来张决定对蒋先生使用“兵谏”方式的一小时之前——十二月十二日早晨五点钟——张曾给驻在洛阳的黄永安旅长一封密电，命令他即刻占领洛阳机场，等待后命。黄接到这封密电后，起初是不知所措，结果他权衡了一下利害轻重，终于拿着电报到祝绍周那里去告密。（祝绍周那时的职务是洛阳军官学校分校主任兼洛阳警备司令。）黄这一行动的结果，除了荣升为陆军中将以外，并受到“传令嘉奖”。

另一位军长孙蔚如，却是西安事变中的一个幸运者。当事变结束后，蒋先生回京，陕西省政府改组时，经蒋先生提名，由他继邵力子之后出任陕西省主席。

孙氏凭什么资格能出任省主席呢？据彭昭贤先生指出，实由于三个因素：第一、孙是陕西人，得人地相宜之利；第二、孙是事变中主张释蒋扣张的人，所以中枢方面认为有对他论功行赏的必要；第三、在事变刚告结束的初期，人心惶惶，情绪未定，派孙出绾陕西省政，将可收稳定人心之效。

孙蔚如知恩不忘报

陕西省政府改组，孙氏履任后，曾到南京去谒蒋，那次和他一同晋见的人是王宗山先生。王的名字叫登云，宗山为其别号。他是英国留学生，英文程度甚佳，曩年孙总理派蒋先生访问莫斯科，蒋一共带了两名秘书，王氏就是其中之一。他和彭昭贤先生在苏俄见过很多次面，说起来算是一个很熟的朋友。

据彭氏告诉笔者，孙蔚如那次谒蒋时，蒋先生对孙很客气，召见后还留他和王宗山在官邸便餐，在谈话中蒋先生曾问孙：

“听说在西安事变的当时，蔚如兄曾建议虎城一项解决事变办法，详细的情形是怎样的？”

孙马上站起来诚惶诚恐地答：“报告委座！蔚如不才，始终是和杨主任站在同一立场的。”孙氏如此答话，他把自己曾向杨虎城建议释蒋扣张的事完全否认，使蒋先生无法再问下去。

从蒋先生官邸出来，王宗山就责备孙说：“你建议的那件事，已为人所共知，蒋先生既然亲口问你，你又何必否认呢？”

孙很感喟地说：“宗山兄！你的好意我诚恳地接受，并且坦白承认这是我做人迂阔的地方！可是，你要知道我只是一个测量学校出身的人，多年来承虎公破格栽培，才有今天；在西安事变当时，我明明知道是跳火坑，也只好跟着虎公往下跳。那次事变已经错了，我的建议又何补于大局，过去的事还提它作什么呢？”

大陆易手未得逃出

那时彭昭贤也在南京，有一天蒋先生请彭吃饭，并顺便问彭在陕西将领中哪一个人值得培植，彭脱口而出地答：“孙蔚如。”

蒋先生问：“为什么？”

彭答：“孙主席的长处很多，举其大者约有五点。”

蒋先生很诧异地问：“哪五点？”彭答：“第一、孙事母最孝，我觉得中国有一句古话‘忠臣出于孝子之门’，孙既能孝顺父母，也一定能忠于国家，忠于领袖。第二、孙读书很多，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人。他不但在对人对事方面有独到的见解，而且在气质方面也承受了儒家的传统。第三、孙有不念旧恶的长处，对于杨主任左右的人，有好多都是他所不喜欢的，但他无论到了什么时候，还是竭力地照拂他们。第四、孙热心公益，每逢遇见社会上公益事项，他都慷慨助成，绝不后人。第五、孙有谦谦君子的古风。西安事变的当时，他的的确确向杨主任提过建议；然而，他却于事后矢口否认，这种美德就不是一般人都能做得到的。”

蒋先生听罢，觉得彭的观察很正确，所以后来一直对于孙都很信任，孙交卸了陕西省政之后，立即又派他充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在抗战中更爬上了战区长官的地位。

孙氏全家于大陆变色前迁居于杭州，彭有一次到浙江去视察，还在孙家中吃过一回陕西式的“翡翠面”。

大陆情况吃紧时，孙一家又由杭州迁到了上海，而且还派人到台北去买了一栋房子，准备作最后播迁的打算。以后听说他在混乱时期，没法找到交通工具，终于被留在上海，未能走脱。

中共掌握大陆政权后，曾一度发表孙氏充任陕西省副省长（省长为赵寿山）。现在的情形如何，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彭昭贤先生和笔者谈起他来，都不免有些惆怅。

有意做个顺水人情

前文说过，孙蔚如的最大长处，是肯照应杨虎城的旧部。当他接任陕西省主席之后，比彭昭贤先回陕西，他对于王一山所临时委派的十几名县长，一律给他们加了一个委，使这些人由非法的接替变为了合法的地位。孙知道彭氏的性情耿直（彭仍回任陕西民政厅厅长），对于王一山临时委派的人也许不肯承认，但是他既做了省主席，对于第十七路军的老人觉得有照应他们的义务，便不等彭回陕，就抢先给他们加了委再说。那时他心里也有一种想法，认为彭氏即使再认真些，对于他已经加过委的人当不好意思再更动了，于是，便做了这么一个顺水人情。

不料彭氏回陕后，获知这个情形，仍然一批就换了十二名县长，其余凡属非法接任的人也都陆续撤换，并未因孙氏的提前加委而得到保障。

孙看到这种情形，心里十分难过，又不便去问彭，一连三天皆托病不到省府办公。

这时最明白孙抱病内情的，只有彭一个人。他觉得这件事有向孙当面解释的必要，就在某晚到孙公馆去和他见面，作了一次恳谈。彭先对孙说：“我知道主席是一位很重感情的人，我一下子调动了很多县长，而且又都是十七路军的老人，你心里一定很难过！我今天要向你特别说明的是，这件事非由我办不可，在你呢，既不好意思办，也不能办。请主席想一想，蒋先生既然把陕西省政交给了你，自然是希望你能做得比别人好。如果我们只是糊里糊涂混下去，那就什么都不谈了。否则，便非好好地整顿一番不可。我对于用人并没有成见，现在经我撤换的人，都是著名的‘鸦片烟鬼’，怎能叫他们谬膺县政，把陕西的政治搞得一塌糊涂呢？”

硬保县长歉难如命

经过彭氏的一番表白，孙也从善如流，彼此前嫌尽释。可是过了没有多久，另外一件麻烦事又来了，几乎影响到孙和彭之间的感情。以下的情节，皆是由彭昭贤先生口述，笔者据实记录的：

西安事变过后，中央军莅陕的部队中，樊崧甫是第四十六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除了当时的行营主任顾祝同外，就算他的官最大了。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樊给孙蔚如拍了一封电报，在电文上一共保举了十几名县长，凡是樊部军队驻防的地区，如大荔、华阴、临潼、平民、渭南、华县、潼关等县，樊氏一一都保举了人，而且还注明某人充任某县县长的字样。孙接到了樊的电报，立即复电照办。等到这件公事交到民政厅时，公事上还附有孙、樊二人来往的电报原稿，交给彭昭贤办理。

彭认为，这是由于孙蔚如和中央方面的历史不深，如此迁就军人，自然情非得已。于是，彭觉得应付这件事又非要由他来做“恶人”不可，他终于以民政厅长身份，直接复樊一电，文云：

“……奉主席交办台端保举各员，请即转饬检呈各项应备证件送厅，以便送交县长检定委员会审核，再将合格人员派交地方政务研究会研究若干时间后，另行重才委用。……”

不一日，樊的复电来了，文云：

“陕西省民政厅彭厅长君颐兄勋鉴：某电奉悉，弟所保荐东路各县县长人选，已承贵主席允准，请兄查案照委，所有应缴各件，祈予免送为荷。……”

彭即复一电：

“……县长委派系由本厅主办，虽奉主席批示，亦须依照法定手续办理，台端来电所请免缴证件一事，歉难如命。……”

跟着，樊崧甫再复一电，在行文和措辞方面，显得火气十足，并在电文中指出：“……值此军事时期，如军政不能作适当之配合，倘一旦发生意外事件，不悉应由何人负责，敬乞明示？……”

彭樊两人大拍桌子

彭氏也是一位硬到底的汉子，再复樊一电，文云：

“……如地方上发生秩序问题，自应由地方政府负责。倘如有匪徒滋扰情事，则应由驻防军队负责。权限明晰，何劳动问！……”

樊崧甫碰了这么一个硬钉子后，再也没有电报来往了。孙蔚如知道了这件事，心里又感到不大舒服，但也不便发作。

过了几天，彭氏正在省府办公，忽然间，看见樊崧甫喝得醉醺醺地，未经通传，便推门走了进来，一见彭的面，就说道：“我所保举的县长，无论如何要请你委派下去。”说话时，在态度方面，显得非常傲慢。

彭把眼睛翻了一翻，不客气地答道：“我想和你提一个交换的条件，在你所统率的军队中，我打算保举一个师长、三个团长，如果你照办了，你所保举的人我也照委。”

樊把桌子一拍说：“找主任去。”（按：指行营主任顾祝同。）

彭倏地站了起来，也用力地把桌子一拍，大声地说：“找委员长去。”

樊拿起帽子就走，彭连送都没送，就任令他气呼呼而去。

过了不大工夫，彭桌子上的电话铃响了，接过来一听，果然是顾祝同主任请他到行营去一趟。他也气呼呼地戴上帽子，即到南辕门行营里去见顾祝同。

彭一进屋子，没等顾氏开口，先就说：“主任找我是不是为了樊总指挥的事？这件事没有什么可说的。主任如果觉得我做得对，就照着我的意思办；倘若认为樊总指挥对，我马上就辞职，到南京找委员长去。”

顾祝同笑了笑说：“请你先坐下来，一切按照你的意思办好不好？”

彭听顾这样一说，气就消了一大半，于是便心平气和地向顾解释说：“国家的设官分职各有专责，现在陕西省有一百个县两个设治局，都有军队驻防。如果各县的县长都由驻军长官保举，还要省政府这个机构做什么？何况樊总指挥所保举的人又多不合于被任用为县长的资格，我如果顾虑人情，胡乱地答应了他，省里的行政还有上轨道的一天吗？并非我固执，这一点要请主任特别原谅。”

顾说：“好！我一定支持你的意见。”

这件案子，就这样算是办完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樊崧甫再来看彭的时候，态度方面反而相当友善，他并告诉彭说：“我想起来了，你同家兄是很好的朋友，前一次我吃醉了酒，言语冒犯，要请多多原谅！”

彭此刻也想起来了，樊的令兄樊光先生做过一任外交部次长，他在樊的公馆同樊崧甫曾经会过一次面，那时樊似是在赵冠韬部下充当旅长。两个人一追述往事，都觉得怪不好意思。过去的那场冲突，也就此烟消云散了。

杨虎城不免一死的内幕

从蒋氏五十大寿说起

我这次从彭昭贤、苗剑秋两位先生处得来的第一手资料，对于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起因，和陕西省府民政厅等中央机构以及西京招待所里所遭遇的经过情形，总算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纪述。但二十多年来，其中尚有一张始终未被人揭开过的底牌。到了现在似已无再保密的必要了，我也打算在这里作一个揭露。

我相信凡留心西安事变内幕的读者们，可能在心理上抱有一个很大的疑问，此即就西安事变的责任来说，毫无疑义的张学良是一个主要角色，而杨虎城只算是一个“从犯”。为什么张氏尚能长期幽居，以终余年，而杨氏终于不免？

为了要追述这件历史公案，请恕我在本节里要先从蒋先生在洛阳做五十大庆那段往事说起。

易经上有两句很富哲理的话，我时常把它拿来作为体验人生过程的两面镜子，上一句是“盛极必衰”；下一句则是“否极泰来”。把这两句话连贯起来讲，一是说得意之时不要忘形，一是说失意之时不要灰心。

西洋俗语说什么“一个自己甘心承认失败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的失败者”，又说什么“最后成功归于最后努力者”一类的话，说起来都是同一的道理。

就蒋先生一生的事业来说，也概略的可以拿上面所说的这八个字包括一切。专就西安事变而言，这固然是他毕生事业遭受最大挫折的一次，但在冥冥中却从这件事变里提高了他的威望，和奠定了他后来领导全民抗战的基础。这又何尝是他始料所及呢！

人们都知道，蒋先生平生最自许的两句话是“圣贤心肠，英雄肝胆”。但人们又觉得必须把这两句话分做两个时期来讲，才合乎事实，那就是：在西安事变前的蒋先生只具有“英雄肝胆”；到西安事变后才兼备了“圣贤心肠”。如果蒋先生早年已具有后来的修养，则西安事变或许根本就没有发生的可能。

也就是在发生西安事变的那一年，蒋先生恰好是五十整岁。据说是由蒋夫人替他在洛阳筹办了一次庆寿大典，在那次筹备庆典前的若干日子里，曾由全国同胞发起了“献机祝寿运动”，寓建设国防于庆祝之中，其意至善。然而，敏感的人们，由于蒋先生庆祝的是五十大寿，就未免联想到当年“虎踞洛阳”时代的吴玉帅（佩孚）的往事。按：吴佩孚做五十大寿前一年的冬天，曹锟刚在保定庆祝完了六十晋一的寿辰，翌年四月吴氏就在洛阳举行五十庆典。各方显要及两院议员多奔走恐后，为吴祝嘏。康南海先生曾题赠一副脍炙人口的寿联，其文曰：

“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半纪；

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

寿辰前半月曾游华山

至于那次为蒋先生筹备寿庆的参谋人员，是否对此有着连带的感想，我们无从推测。但他们为什么将蒋先生五十大寿庆典，也选定在洛阳举行，是否要符合“八方风雨会中州”之意，则不能使人无疑。

在那次的祝寿大典中，全国的党、政、军各界领袖以及银行家、工商巨头、名流学者、社会贤达们，几乎全部赶到了洛阳，向蒋先生夫妇“山呼”致贺。

此刻的蒋先生高坐在洛阳西宫（亦称西工，在洛阳西郊）虎皮椅上，接受着各方来宾的祝贺，“环顾宇内，雄视左右。”亦大可自慰为不负平生所学矣！如论其局面之大，显然比吴玉帅当年，有过之而无不及。

蒋先生与旧式军人最大不同之处，是他始终都是站在国家民族立场，他目视国人这样热烈地为他筹备祝寿，不免要从心坎深处发生一种欣慰之情。当寿典未举行之前，蒋先生曾到华山顶上静静地写了一篇《报国与思亲》的文章，准备于寿诞之辰分送全国各大报刊发表。他那次华山之游，时间是在寿辰举行前的半个月，奉邀作陪的人，只有第十七路军的军长冯钦哉、陇海铁路局长钱宗泽、陕西省民政厅长彭昭贤、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等少数几个人。随侍在蒋先生左右的亦仅侍从室主任钱大钧而已。那次蒋先生在华山之麓下榻的所在，也就是后来发生事变的地方——临潼华清池。

蒋先生那次在华山只住了三天，便回到洛阳，度过五十诞辰；返京后，再由南京赶到杭州，并在那里特别召见了杨虎城，而为他的未来行动预先作了一个安排，这就是本文所要揭露的内幕了。

电召杨虎城杭州密晤

凡是看过蒋先生《西安半月记》的读者，大多会有一个较深刻的记忆，此即蒋先生于十二月十二日的那篇日记上曾写着：

“孙铭九与唐君尧旅长既扶余登车，即夹坐余之左右。另一副官坐车前，即张汉卿亲信侍从之谭海也。车向西安城直驶，经东关遥见张汉卿之车，唐旅长谓副司令来矣！既近实非张，乃来传令送余至何处者。唐旅长询前坐之谭副官送委员长至何处？谭答新城大楼。新城大楼者即西安绥署杨虎城所居，余闻而大疑。以围攻叛变者为东北军，何乃送余至杨处？时车近东门，见守卫士兵均佩十七路臂章，余更为骇异。继思昨晚约宴各将领虎城未到，必以先赴张宴为张所绐，被其扣留。更念中央在西北安之高级将领，必为其一网打尽矣。顷所见佩十七路臂章之士兵，疑系张部将第十七路军留西安部队缴械后，褫其军衣而令东北军服之，以掩人之耳目者。盖虎城参加革命之历史甚久，亦为本党的老同志，信其不致附和叛变也。……”

又在《西安半月记》十二月十四日写着：

“下午四时虎城来见，余此时始知虎城对陕变确亦预谋。……”

蒋先生为什么对杨虎城有这样的自信，并想象他是“被张所绐加以扣留？”除了在他日记中所述相信“杨参加革命甚久，为本党老同志”一项因素而外，原来还有另外一项不为外人所知的特别内幕。

先是当蒋先生由洛阳返回南京以后，即曾接到了许多有关驻陕甘的东北军内部不稳的情报，诸如张学良部有人同情共党，以及王以哲、高福源等人的活动情形等，他相信这些都是事实，并且怀疑张学良或有“意志不坚、把握不定”的情事，但他却确信张学良绝不会对他背叛。至于张的部下是否会有对他不忠的行为，他则不敢十分加以确认。而且此事一时又不能和张学良本人商榷，便只好把杨虎城召来加以面询。

在蒋先生个人的想法，以为驻在陕甘的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彼此之间是不免有些矛盾的，东北军既然有了不稳的传说，他必须对第十七路军确实予以掌握，以收“互相牵制”之效，蒋的召见杨虎城，大抵是基于这一心理。

蒋先生从南京动身赴杭州以前，曾经给杨虎城去了一通密电，嘱杨见电立即飞杭和他会晤。蒋本人亦于发电后即往杭州，显见他对此事之特别重视。

蒋先生对杨推心置腹

蒋先生那次和杨见面的地点，是在西湖之滨的“蒋庄”，那是一所规模不大的小巧别墅。

时间大约是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中旬。蒋、杨晤见时，谈话内容有如下列：

蒋问杨：“西安方面情况怎样？”

杨答：“报告委员长，一切如常。”

蒋问：“我听说东北军内部有不稳情事，虎城兄以为如何？”

杨答：“这都是共产党散布的谣言，请委员长不必听信。”

蒋说：“很好！很好！我最近打算到西安去就地处理此事，请虎城兄暂时不必对外透露，先回西安替我布置一下。”

杨答：“是！请委员长放心。”

蒋说：“我什么时候动身还不一定，你最好能在我尚未动身以前赶回西安。”

杨答：“我立刻就赶回去好了。”

从蒋先生对杨这番交代中，至少可以看出他对杨氏是做到了“推心置腹”的地步，而杨对他则作了相当程度的保留。甚至把蒋先生吩咐他的话，于返西安后都告诉了张学良也说不定。

所以当后来蒋先生知道杨同张合作之后，内心方面非常苦痛！有一次邓宝珊到庐山去谒蒋时，在谈话中，老头子还对杨表示惋惜地说：“虎城是本党的老同志，我不明白他跟张汉卿合作有什么好处？”

据邓宝珊事后对外透露，说那天蒋先生的情绪很冲动。但他又哪里知道其中有杨虎城“出卖领袖”这一段隐情呢？

西安事变结束后，在蒋先生宽大处理的方针下，杨虎城得到的处分是“革职留任”。须知在我们中国式的公文上，如“革职留任”，如“戴罪图功”等字样，其实都留下了未来“开复”的活结。凡是老于公文的下层，向例是不把这种处分当做一回事的。可是，杨此次闯的乱子太大了，无论如何他心中总有“不安于位”的恐惧。过了一些日子，他就特别拜托宋子文，表示他有出国之意，请求转达委员长赐予批准。

宋对蒋先生一说，蒋先生并无丝毫对杨留难之意，立即对宋说：“虎城能到国外去考察考察也好，将来抗战军兴，请他为国效忠的机会多得很呢。”

杨虎城听到了这消息，自然非常高兴，将本身一切职务交代完毕，就赶往南京外交部办好了一切出国手续，随即携眷赴上海，下榻于国际饭店六楼，候船出国。

杨氏出国后常发牢骚

蒋先生此时正在庐山，看到杨虎城已到了上海的报告，马上覆他一电，约他来庐山一叙。

杨奉召后，立即飞往，蒋召见杨氏之时，杨满心惶恐，再三表示忏悔地说：“虎城做事荒唐，非常愧对委员长的栽培，午夜自思，一直深感不安！”

蒋先生那天的心情很好，对于杨氏愧悔的话，以乎表示接受，并问杨：“虎城兄到国外去，我希望你能留心考察及注意西方国家的政治和军事进步因素，多作借镜。不过，如果有人提到西安事件时，你打算怎样解释呢？”

杨答：“顶好不提这件事，如非提不可，我一定把委员长的伟大人格，和为国为民的苦心，向国际友人作充分的说明，借以证明领袖的崇高德性，也好弥补一下我个人的过失！”

蒋先生听后，连说：“好！好！”

经杨这番表示后，蒋先生认为满意，并且留杨在牯岭吃了一顿午餐，始告辞下山。

杨虎城这个人，原是一个大老粗，一向都偏于粗线条作风，当他高兴的时候什么都好，一旦有何不满，就口没遮拦的要“胡说八道”了。

当他到了国外，由于他出国考察用的是“官员护照”，所到之处，经常接受中国使馆人员及各地侨领的招待。他在谈话中，有时“得意忘形”时，竟然又大谈其“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那一套主张；并且又说蒋先生已经接受了他们的意见。除此之外，当然还有许多发牢骚及不堪入耳的议论，诸如说：蒋先生是“清一色主义”、“专门吃杂牌”、“一切的伟大都是做作出来的”等语。

蒋氏认为杨不知自爱

殊不知杨在外国的一言一行，都是有人报告的，杨说的这些话，不断地吹入蒋先生耳中，当然内心很感不痛快！有一天，蒋先生和侍从室第三组主任陈果夫谈起来，就对果老说：“我以为虎城是老同志，才对他推心置腹，什么话都和他讲。他不但不顾全大局，反而与反对我的人合作，实在叫我太失望了！他这次请求出国，我非常希望他能痛改前非，可是他一踏出国门，又信口开河地胡言乱语，这个人不是太不知自爱了吗！”陈果夫当时只好唯唯诺诺的，也不便表示什么意见。有一次陈果老同于右老闲谈起来，陈氏还叮嘱右老有机会应多对虎城加以劝告。因为于髯翁与杨为陕西老乡，进言较易也。

看了以上这一段记述，吾人已可窥知，因杨虎城参与西安事变，已招致蒋先生的极度不满，但在事变后和平处理的方针下，张学良既然一身承担起西安事变的全部责任，蒋对杨等次要角色遂只好采取宽大，以表示中枢的雅量。倘若杨是一个懂得自重自爱的人，从此洗心革面地重新做人，西安事变这重公案，未尝不可以成为过去，不留痕迹的。可惜杨这个人始终是一肚皮的委屈和牢骚，尤其是到了国外，不管是在哪个场合，都拼命地找寻发泄机会。这样做法，哪有不碰钉子的道理！

抗战军与杨虎城返国

等到七七事变发生，蒋先生认为中华民族已面临最后关头，遂号召全国军民共赴国难。于是那位在国外考察的杨将军，又认为机会来了，马上给蒋先生拍了一通电报，表示他欲立即返国参加抗日。最初蒋先生还打算对他加以劝阻，后来见其立意异常坚决，亦只好听其自便！

杨那次返国的理由，说起来极其冠冕堂皇，口口声声表示是为了对外，他说：“我们一切为了抗战，现在中国既然同日本打起来，一个主张对外的人，在民族良心上不允许我再留在海外。”

彼时也有人劝他“不要过度天真，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但看到杨那种坚决自信的表现，实不便对他作过度的深劝。否则，把这种话传到了蒋先生的耳中，反而不美。

杨虎城回国之行，首先抵达香港，暂住于九龙的半岛酒店。那时政府已播迁武汉，所有内地的各大城市如南京、上海、天津、北平、保定、济南等，都已先后沦入敌手。

杨氏征装甫卸，立即向武汉给蒋先生发了一封电报，报告他业已抵达香港的消息，并请示今后的行止。他心中想着：对外抗战为其一贯之主张，此次返国必可获得蒋先生的重用，在心情方面一直的是兴奋异常！

翌日蒋先生果然从武汉有覆电到来，告诉杨氏已派戴笠局长由香港陪同他飞往武汉会晤，希即等候戴笠到时同来等语。

此刻的杨虎城，一切都往好的方面设想。他忘记了戴笠是做什么的！更未考虑蒋先生为什么要戴笠陪他同去谒见？迨戴笠来港，他就冒冒失失地走进了天罗地网。

此后，杨氏就在戴陪同的名义下，先湖北、次湖南、后贵州、最后重庆，而不知所终了！

杨被扣之后，他的夫人谢葆贞女士曾援赵四小姐的前例请求伴监，亦获得了当局的允准，后来谢女士也终于与杨虎城遭到同一的命运！

彭昭贤反对省政府改组

蒋先生将杨扣留后，随即和当时在武汉参加“军事会议”的蒋鼎文将军会商改组陕西省政府事宜。改组的主要目标，当然是为了撤换和杨有关系的省府秘书长杜斌丞、财政厅长续式辅、省府委员韩光琦等（按：蒋鼎文那时已调任西安行营主任）。

蒋先生告知蒋鼎文说：“省府改组只是我的一个腹案，现在尚未到发表时期，你回到西安时可先和彭厅长商量一下，听听他的意见再说。”

蒋鼎文从蒋先生那里出来，立即给彭昭贤一电，告诉他将于某日搭机返陕，请他赶到机场一晤，表示有重要事项急欲和彭面商。彭接到蒋鼎文的电报后，准时赶到机场，但由于是日的气候特别良好，蒋搭乘的飞机提前到达了半小时。等彭昭贤赶到机场时，蒋已离开许久，及至彭氏再赶回寓邸时，蒋鼎文已在客厅里坐候多时了。

蒋首先告诉彭说：“杨虎城新从国外回来，蒋先生已经派人把他看管起来了。”

彭惊讶地问：“为什么？”

蒋答：“委员长对于他在国外滥发议论深致不满，打算叫他反省一下。”

彭说：“哦！哦！”

蒋于是又原原本本地把蒋先生准备改组陕西省政府的事，向彭作了一个陈述，并传达蒋先生的意见说：“委员长问你对于这件事的看法怎样？”

彭听蒋说完，立即不加思索地答：“我觉得不妥！”

蒋很诧异地问：“什么理由？”

彭说：“请铭公（蒋鼎文字铭三）想一想，杨之被扣，那是他咎由自取，我们不去说它。可是，杨的旧部刻下驻防在三原县一带的，就有七八万人之众，如果我们继扣杨之后，又把省政府改组，而且所撤换的人又恰是第十七路军的一些老人。何况在我们这方面，多他们三几个人，少他们三几个人，都无什么重大影响！然而，在杨的旧部方面，一定会引起一种不必要的骚动，那又何必呢！”

蒋氏召见杜续韩三人

蒋问：“你看会严重到什么程度？”

彭答：“这很难估计！但据我推想，杨的旧部若获知杨已被扣，接着又把杜秘书长等撤换了，他们可能误认这是中央惩罚他们的预定步骤而惴惴不安！如果有人再从旁一鼓动，这部分军队就可能发生问题。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不但削弱了自己的实力，而且还得加派一二十万的大军去剿灭他们，请您想想，这不是因小失大吗？”

蒋说：“依你的见解，我们应当怎么办呢？”

彭答：“请铭公今天夜间和委员长通一个长途电话，把我的意见报告给他。如果委员长同意我的意见，我准备到汉口去当面向他陈述。”

第二天早晨，汉口方面果然派来一架专机到西安，把彭昭贤接到武汉。彭见了蒋先生，又把他对蒋鼎文所讲的话向蒋先生重述一次。

蒋先生待彭氏报告完毕之后，又问了彭一些西北方面的情况，遂即答复彭说：“你的意见很对，陕西省政府改组的事现在不谈了，请你转达那一班和虎城有关系的人，叫他们好好安心供职。我把虎城暂时留在后方，用意是叫他稍微休息一下，决无别的意思。”

彭看见委员长的心情很好，当场又对他提出来一个更进一步的意见说：“委员长既然这样的爱护部下，何不借着这个机会把杜斌丞、续式辅、韩光琦三个人找来，当面安慰他们一下。”

蒋先生说：“好！就由你回去传达我的意思，并陪同他们来见我。”

彭奉命后，立即飞返西安，见了杜斌丞等把蒋先生请他们见面的话，一一传达，杜等闻悉，皆为之大感兴奋，立刻准备启程，到了第二天就偕彭昭贤飞去了武汉。

中国有一句老话是：“人有见面之情。”杜、续、韩三人于谒见蒋委员长后，双方都很表满意，从蒋先生官邸回来后，杜氏等异口同声地都说：“委员长伟大！”

野心难泯杜斌丞送命

在这三个人中，韩光琦仅是一个光杆省府委员，地位并不十分重要；续式辅原是跟随杨虎城多年的军需处长，职务也仅限于财经部门；惟有杜斌丞其人，过去在陕西办过很多年的教育，中共里面的许多高级干部，如已故清算的“东北王”高岗和刘志丹等，都是他的学生。杜当时又是陕西省政府的秘书长，在省府有辅佐主席综揽全局的责任。在私人情感方面，他和杨虎城的关系最深厚，所以当时在西北方面，杜斌丞算是一个值得使人注意的对象。

等到后来省主席孙蔚如所部奉令出陕参加抗战，陕西省主席便由蒋鼎文将军兼任。杜斌丞在这次改组中虽然丢了秘书长的位置，但仍保留了一个委员名义。一直到抗战后期，陕西省府再度改组，由熊斌充任主席时，才把杜的委员名义予以撤销。但蒋鼎文为了顾全大局，依然保举杜做了一名军事委员会的“挂名参议”。这个时候就怪杜自己不好了！当他丢掉了省府委员的纱帽后，一气之下，立即加入了“民盟”的组织。有人把这个消息报告了蒋先生，蒋自然很不高兴，某次曾特予召见，当面问杜：“为什么要参加民盟？”杜当场也说不出什么道理来！他和蒋先生的关系就这样的中断了！

此时胡宗南在蒋先生的大力培植下，已俨然成了“西北之王”。对于像杜斌丞这样的活动分子，自然在他注意之列。也不知道是什么人私下告诉杜斌丞，说胡宗南有逮捕他的意思。杜一吓之下就回乡下去躲避起来，一住几个月都不敢露面。

这段期间，彭昭贤因公去了重庆，所以对于杜斌丞的事并不清楚，及至彭氏由渝返陕，某日杜派人送来一封信，信内问彭，他可不可以回到西安过农历新年？彭阅信后始悉其中尚有这样的一段情。

隔不两天，胡宗南去看彭昭贤，彭在闲谈中问胡道：“听说你要派人逮捕杜斌丞，有这么一回事吗？”

胡答：“没有的事。”

彭氏就马上将此意转知杜斌丞，杜才有胆返回西安，但一直是深居简出，闭门养晦，幸而并没发生其他事故。

到了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抗战接近尾声时，彭昭贤因升任内政部次长，离开西安，去了重庆，同杜就失了联络。后来有人在重庆看到彭氏时问他道：“杜斌丞被祝绍周枪毙了，你知道不知道？”

彭问：“没听说，为了什么呢？”

答：“罪名是贩卖毒品。”

彭说：“杜斌丞连纸烟都不吸，而且这个人虽然思想左倾，但他却绝对不是共产党，平日的生活，也极端的朴素规律，从不做犯法之事，说他贩毒是不会有人相信的。”

彭昭贤所知的蒋张亲密关系

张学良呼蒋为老先生

在上一节里谈到杨虎城的旧部杜斌丞之死，在我和彭昭贤谈到这件事时，我曾问彭：“这是不是政治问题呢？”彭答：“当然是这个原因了。”讲完了这件事之后，彭氏又告诉我，在西安事变后，另有一个掩护得法而逃过难关的人，那便是共党主要分子南汉宸。南氏做过杨虎城的秘书长，因当时由于中央的一再反对，被迫去职后，即在西安闲住。在西安事变的当时，他完全站在幕后，所以没有人发现他的秘密。这真有所谓“幸与不幸”了！

记述至此，都是说的与杨虎城有关联或其部下方面发生的事。至于张学良呢？那时虽也有一些反对张氏的人，向蒋先生提出不利于张的意见。但蒋先生则始终以爱护张的心理，对他破格优待，甚至拿着培养一个团部队的经费，以维持他一人生活一直到二十五年之久。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据彭昭贤指出：这除了曾由蒋先生亲口说出的：“念其民国十七年归附中央之功”的一个主要因素外，在私人情感方面，蒋张的密切关系也是无人可及的。

彭氏说，记得在《三国演义》上有人说：“刘关张的关系是君臣而兼手足。”准此以论蒋张，至少那个时期他们是做到了“长官与部下”、“家长与子弟”兼而有之的地步。

在蒋先生洛阳祝寿的那个阶段，张学良亦步亦趋地随侍在蒋先生左右。当时的军政要员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曾和商震在私下的谈话中，就感觉张对蒋先生的恭顺，似乎有些过分，而有失部下对于长官应有的态度！但他们哪里知道，彼时的蒋张之间已亲如父子（蒋先生日记和蒋夫人《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均有此记述），早就超过了单纯的长官与部下关系了。

彭昭贤氏因在西北任职的日子较长，所以他了解的内情，也较旁人为正确。有许多内幕，非由他口中说出来，局外人是永远没法理解的。

彭氏以那次随蒋先生同游华山为例，因张学良、冯钦哉、钱大钧和他四个人都是大胖子，爬山的本领谁也赶不上蒋先生。在登山时，爬了没有多久，蒋先生已经远远地走在前面，而他们四个人都汗流浃背地落了伍！

张学良当时看见蒋先生走远了，他就一面爬山，一面和他们讲笑话。在他们四个人里面，张和彭的年龄比较轻些（彭那年是三十七岁，张是三十六岁），钱、冯两个人都是大胡子，张就专讲有关胡子的笑话，一路嘻嘻哈哈的妙语如珠，颇不寂寞。彭又指出：张在谈话中对蒋先生始终非常恭敬，既不称蒋先生为委员长，也不称蒋先生为校长。一口一声的“老先生”，使人听来觉得既亲切而又有一种情感的味道在内。

张氏有资格穿房入户

彭说：张当时曾告诉我们，他和老先生一起吃饭，每次都吃不饱。希望我们开饭稍晚一点，等他陪完了老先生再来和我们一起吃。

据彭从旁的观察，张学良天性笃厚，他对于蒋先生每每以晚辈自居。即在人前亦不讳言他把蒋先生看成自己的父亲一样，而坦然地执行子侄的礼节。

那次登临华山后，在安排住室方面，彭氏还记得张学良同蒋先生住在紧邻的房间。他和钱（宗泽）、钱（大钧）、冯（钦哉）四个人则住在一起，这都是侍从人员替他们安排的。据侍从人员表示，蒋先生卧室，除了夫人可以自由出入之外，张学良那时也是具有“穿房入户”的资格之一人。张在平时，只要提到蒋先生，都是感激涕零地说老先生对他如何好，自己承认父亲对于儿子也不过如此。彭氏相信，就是蒋先生本人也相信张学良对他所说的话是由衷之言，并不对他有任何怀疑之处。

蒋夫人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曾写着：“张诚挚言曰：夫人，余已觉悟此举之不当，绝不愿托词掩饰，惟自信动机确系纯洁。倘此次夫人能一如往昔偕委员长同来者，余敢断言，绝不致发生此不幸之事变。今余屡欲向委员长有所申述，彼辄禁我启齿，厉声呵斥，奈何！余曰：汝仍未了解委员长也。彼所斥责者每为其寄有厚望之人；倘对汝鄙为弃材，则绝不再费如许精神对汝斥责矣。汝每称事委员长如父，彼信汝此言之诚，故不假词色。”

为了证实这件事，彭氏还同我讲述了张学良亲口讲给他听的三则小故事，以说明张氏小心翼翼服膺蒋先生的亲切情事。

张亲口讲的三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张告诉他说：“老先生虽是日理万机，把全副精神都摆在公务方面，但却养成了早睡早起的良好习惯。我是一个年轻人的脾气，有时候和你们谈心得高兴了，常常到深夜还没有睡意；到了早晨有时候因睡得太迟，也不能准时而起。我若回去晚了，又怕有脚步声音惊动了老先生，每次都是蹑手蹑足的——张一面讲，一面还表演给他们看，样子颇为滑稽——唯恐弄出声响。到了第二天早晨老先生起床了，隔了一会，我就听见他发出读书的声音，高声朗诵——张说时，也学给他们听，像乡村老夫子念书一样，有腔有韵——我一直想笑又不敢笑。因为老先生一读书，就使我想起当年老帅给我请的那位‘绍兴老夫子’来了。”

第二个故事——张说：“当我回到屋里睡觉时，最怕咳嗽声音惊动了老先生，本来我没有咳嗽的毛病，但当我想起来要防止咳嗽的时候，偏偏会觉得喉咙发痒，咳！咳！咳！打干腔，这个滋味很是难受！”彭氏认为张讲的这段故事，非过来人无法道出。

第三个故事——张说：“有时你们有事要办，我却无处找人谈天，若去打扰老先生，我心里又有点不安，只好一个人坐在屋子里寻找消遣之道。我这个时候唯一的消遣法，是拿一盒火柴，把它用手轻轻地一弹，将满盒火柴散布一地，然后我再悄悄地站起来一根一根地把它拾了回来。等了一会瞄准了方向再弹出去，再拾回来。一直到疲劳上床睡觉为止。”

以上三则故事，是张学良在华山顶上讲的，内容也就是讲的在华山那几天的情景。

重温一遍蒋先生训词

这三个小故事，说明了一些什么呢？彭氏认为这已充分地证明了蒋张两位不比寻常的关系。那么，张在西安既做了一件错事，并且事后也有了痛加悔改的诚意，以一个以父辈和领袖自居的人，除了自责以外，又何忍过事苛求。

关于此事，蒋先生在离陕时对张杨训词中即曾作过恳挚之表示：蒋先生曾说：“今日尔等既以国家大局为重，决心送余回京，亦不再强勉我有任何签字与下令之非分举动，且并无任何特殊之要求，此不仅为中华民族转危为安之良机，实我中华民族人格与文化高尚之表现。中国自来以过必改为君子，此次事变得此结果，实由于尔等勇于改过，足为我民族前途增进无限之光明。以尔等之人格与精神，能受余此次精神之感召，尚不愧为我之部下。”

说到责任问题，蒋先生又说：“以言此次事变之责任，当然尔等二人应负其责，但论究其原因，余自己亦应当负责。”

说到纪纲问题，蒋先生又说：“须知国家不能没有法律与纪纲，尔等二人是直接带兵之将官，当然应负责任；应听中央之裁处；但余已明了尔等实系中反对派之宣传，误以余之诚意为恶意，而作此非常之变乱。尔等事变之始，既已自认为鲁莽，深表忏悔，而愿送余回京。余平日教诲部下，常谓部下不好，即系上官不好，要罚部下，应先罚上官。余身为统帅，教育不良，使部下有此蔑法坏纪之事，余当然应先负责，向中央引咎请罪。并以尔等此次事变受反动派煽惑之经过及悔悟之意呈于中央。尔等觉悟尚早，事变得免延长扩大，中央当能逾格宽大也。余平日教人以：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四语，上官对部下教率无方，即应负责。故此次事变，余愿以上官资格负责，尔等应听中央之裁处，而尔等之部下，则不必恐慌也。”

关于不作过分追究一事，蒋先生也说：

“余生平作事，惟以国家之存亡与革命之成败为前提，绝不计及个人之恩怨，更无任何生死利害得失之心。且余亲受总理宽大仁恕之教训，全以亲爱精诚为处世之道，绝不为过分之追求。”

在蒋先生的对张杨训词中，他虽一再表示部下犯法应由上官负责。但我们更不要忽略蒋先生所指出之：“中国自来以改过为君子。”

事已过去再谈已多余

据笔者所知道的内幕情况：西安事变的两位主角——张学良和杨虎城——张是百分之百的于看到蒋先生日记后，有了彻底的悔悟。这从他尽力调护蒋先生安全，及陪送蒋先生返京而躬受国法裁判，和在被看管过程中矢口不谈往事，专心一志地研讨明史，以及在台北恢复自由之后，避免会见昔日故交等等事迹中，皆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蒋先生对于他，也始终本着爱护的心情，而予以宽容，和充分地履行了“余愿以上官资格负责”之诺言。

至于杨虎城，他却始终在内心里抱着一种“愤慨不平”的情绪！他不但在国外大放厥词，就是在被看押之后，也是终日牢骚，毫不认错，一丝一毫没有悔过的表示。蒋先生即或再“仁恕宽大”，对于一个不可救药之部下，又何从救起？这真是：“祸福无门，惟人自召”了！

我们站在极客观的立场来看这件事，杨虎城固是自取其祸，死不足惜！但是张学良不管当初他做的这件事怎样的犯了错误，但有了事后的“勇于悔过和勇于负责”的精神，确是值得令人同情和敬佩的。

从国家法律方面言，张干了这么一件大事，被判刑十年和褫夺公权十年，量刑不得谓重。然而，他却于被获得特赦之后，再由于一纸“交军事委员会管束命令”而失了自由二十五年。人们论断这件事时，就觉得既由国家立法而又不加遵守的行为，似乎有些说不过去！人们的想法是：当张被判刑之初，中枢站在法律观点，倘若认为张“罪有应得”，判处了张的死刑，或是二十五年乃至若干年的徒刑，国人都不会有什么话说。但像中枢后来那样的处置，拖泥带水，就不能不令人有所不平了。

人们怀疑的是：蒋先生既然以宽大为怀给杨以“革职留任”处分，又何尝不可以在七七抗战时期叫张“戴罪图功”？由此可见，人们对张的关怀，已超出了一个通常法律的范围，发言立论都是站在“天理、国法、人情”上面的。

总而言之，此事早成过去，到今天我们如果仍旧斤斤地去讨论这项问题，那不但于事无补，而且也是多余的。

对于蒋先生是这样，对于张学良将军也没有例外！所以我们认为有很多人把共产党的坐大，和一九四九年大陆变色的这篇糊涂账，一概都算在张学良的身上，那也是不大公道的。

在西安城中的张学良（姚立夫）

——骊山迎蒋的欢呼与泪痕（一）

坐镇西安的张副司令

当一九三六年秋，在陕北的红军，因被国军不断围剿，红军粮弹两缺，地盘日蹙，显已濒临日暮途穷的境地！

那时隶属于西北剿匪副司令——总司令由蒋先生自兼——张学良将军麾下的东北军，一共有如下五个军的番号：

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兼任甘肃省主席，该军驻防于甘肃省境。

第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驻防于喜峰口附近。

第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驻防在华北一带。该军的一百廿九师，师长是周福成，奉调到西北归六十七军指挥，参加对陕北的剿共工作。

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在西北担任剿共的主要任务，驻防在甘肃平凉附近。

骑兵军军长何柱国，军部驻在固原。

以当时的实力来说，局促于陕北一隅的中共武力，人数约三万余众（陕北尚有刘志丹、高岗土共武力约数千）。在一九三六年秋，西北剿共部队，曾在蒋先生的严厉命令之下，对陕北发动了一次巨大的攻势，由六十七军和一〇五师（师长刘多荃）——东北军的精锐——做为主力。在该战役中，一〇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奉命担任追剿任务，一直的追到延安以北约一百余里的蟠龙镇附近，才奉命停止前进。随后，唐君尧又奉到一个命令，调他率部到甘肃固原方面参加作战。

这一役，唐特别出力，直收复了固原以北六十华里的七营，并先后在七营以北约三十里的马旗堡，将被围困的马鸿宾所属的一个骑兵团也解救了出来，仍在七营附近，与共军对峙，候命行动。

日军压迫下官兵厌战

这时，蒋先生已经到了西安，曾有命令着在西北前方剿共将领，克日齐赶赴临潼华清池集中训话。在这项命令的同时，另由总部下了一道命令是：“在陕甘毗连地区各将领离陕期间，前方剿共军事，着由唐君尧负责。……”并派一架飞机，把唐由固原接往平凉坐镇，以便就近指挥。

但当时在西北参加剿共工作的所有官兵，由于国军的连年进行剿共，更由于日军在华北方面之节节进逼，在心理方面已发生厌战情绪。尤其是那些怀有“国难家仇、背井离乡”心情的东北军，心里发生的反感特大。张学良本人当时对于部队的这种情绪，亦无法加以抑制。

于是“团结抗日、披甲还乡”的口号，便时常挂在这些人的口头上，有些老成持重一点的军人，甚至同这些人在意见上发生了正面的冲突，但却不能阻止这一形势的自然发展！

二十多年前，张学良是一个有血性的青年人，他口中虽然不便公然的反对蒋先生的“安内攘外”政策，但他遇有机会，还是不断的向蒋先生提供意见，建议蒋先生“放弃剿共计划，团结抗日”。于是“东北军不稳”的报告，便时时会送到蒋先生那里。

蒋先生当时为了平息这项谣言，和对共军进行最后打击，才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到了西安，驻节在临潼华清池招待所里——杨贵妃温泉入浴的地方——召集各将领训话。

突奉急电便跨上专机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下午三时，东北军一〇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那时已经奉令由固原回平凉，指挥军事，他正在平凉师部批阅“匪情报告”之际，突然听到办公室外面有人报告。唐说：“进来！”“是！”门外有人答应了这么一句后，就走了进来。

唐这时抬头一看，只见进来的这个人是一〇五师译电室主任，一脸孔惊惶之色，用手捧着一封译好的电报，当面呈交在他的手上。

那封电报的电文很简单：“限即刻到，平凉一〇五师唐旅长君尧〇密：机到即来，张学良陕机印。”就是这么几个字。

唐君尧刚刚看完电报，就听到空中有飞机的“轰！轰！”声音。

紧接着，机场上警卫人员，已经来了电话说：“张副司令派他自己的专机——波音机——来接唐旅长到西安去，已经到了机场。”并请他赶快启程。

唐也不知张找他为了什么紧要事，只得匆匆的对参谋长交代了几句，立即登车驰往平凉东郊机场而去。

他到了机场一看，那架弹痕累累的张学良专机，已经停在机场跑道上，除了一位来迎接他的副官在机门附近等候他登机以外，那位意大利机师伊雅格，只摆一摆手向他打了一个招呼，至于飞机的螺旋桨，却是一直的没有停止下来。

唐登机之后，飞机立即起飞，向西安方面飞去。平凉距西安是七百余华里，唐在机上看了看手表，只飞了五十五分钟，便已到了西安上空。

等到飞机在西安机场降落的时候，冬日苦短，业已万家灯火，机场上尤其呈现着一片寂静。飞机刚刚才降落，在机场上担任警戒任务的高射炮队队长张伟斌，已在机场等候着迎接他（张队长是刘多荃将军的连襟）。

由机场到金家巷大楼

这时，另由机场一角，驰来了一辆小汽车，车门一开，由车里跳下来一个人，唐一看，原来是一〇五师师长刘多荃将军。

他赶快对刘行礼，并立即问：“师长！什么事？”刘多荃说：“我也不知道，副司令自己会告诉你的。”

唐登车以后，汽车飞驰进城，刘和他在车行途中，都无话可说，更加上那天的天气特别阴沉，正象征着西安即将有重大事故发生的样子。

那时张学良的办公地点，是在西安东门里金家巷大楼。这里原是陕军将领高桂滋的公馆，是一所占地甚广的现代化建筑物。

楼下是会客的大厅，二楼是张学良的书房和小客厅，三楼是卧室。

刘多荃领着唐君尧通过楼下的大客厅之后，一直走上二楼小客厅里去。这时，刘并对唐说：“请你在这里坐一下，副司令出去了，马上就回来的。”

唐君尧是一位直性汉子，像这样神神秘秘地，用专机把他由平凉接到西安来，又不知道有什么任务，他实在感到万分气闷。于是，又找了一个机会对刘说：“师长！我军新近收复固原以北的七营，现在两军正在对峙之中。我接到的情报，是共军随时准备反攻，前方的将领，却又都已奉命调回了西安听训，一个负责任的人都没有，如果战事再起怎么办？”

刘多荃对唐笑了笑，突然说：“镜宇（君尧字）！我太太对你特别好，是怎么回事？”刘的这句话，答得不伦不类，非但答非所问，而且玩笑未免开得太大，刘是师长，唐是他部下的旅长，唐对刘的这个莫名其妙的反问，一时简直弄得手足无措，唯有瞪着两眼向师长呆看着。停了好一会，刘多荃忽又打了一个哈哈，拍了一下唐的肩膀说：“我太太常对我说：‘以后你做事，只要不离开镜宇，我就放心了！’所以我说她对你特别好。哈，哈，哈！”在焦闷中的唐君尧，对于刘多荃的这种玩笑话，颇有啼笑皆非之感。不料刘说完这句话，似乎另有他事，很匆忙的站了起来，对唐说：“镜宇！你再坐一下，我还有其他的事，顺便去看看副司令回来没有？”说完，刘就走了。

这时只剩唐一人耽在小客厅里，等了很久的时间，也未再见刘多荃回来。良久，才有一位副官走进来对唐说：“副司令到临潼去了，委员长今天在华清池请客，副司令临走曾吩咐，旅长来了请你等一下。”

闷在小客厅里几小时

这个小客厅不大，屋内陈设也很简单，除了几张沙发以外，别无长物。墙上也只挂了一幅郑板桥画的竹子，上面题着：“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在空洞洞一个厅堂里，只有他一个人，除了壁炉台上摆着的那个小钟“滴答，滴答”的作响以外，屋内连半点声音都没有。在沉闷气氛中，唐君尧越发感到内心不安！在厅里走来走去。他自信自献身军伍以来，的确做到了“武官不怕死”的地步，从来没有违背过长官所交给他的任务。他想对自己不会有什么事。更以张学良对他的知遇来说，他又联想起在武汉时期，张学良某次在写给他的一位老同学张炳南的信里曾经提到唐，张那时加给他的考语是：“唐君尧是血性男儿，有胆有识。”他知道张副司令一向对他信任，这次突然的召他到西安来，也一定不会对自己的事有什么不利。

那么，在各将领云集西京之际，张副司令为什么单单的又要调我来此呢？唐君尧想来想去，实在想不通是什么道理。

时间过得很快，唐君尧五点多钟到了张的公馆，等到他想起来看看时间的时候，那只小座钟已经指到九点了，而这时外间似乎还是一点动静也没有。

说来说去还是闷葫芦

直到九点半过后，他才听到楼下开门的声音，汽车驶进来的声音，开车门的声音，以及杂沓的脚步声。

这时，听到张学良很急促的声音问：“唐旅长来了没有？”“来了！”副官回答。接着张即匆匆登楼走入小客厅，唐立即起身向他敬礼，张走前一步，用一只手挽住唐君尧的手，一只手按着他的肩膀请他坐下，笑着对他说：“请你等一等，我换一换衣服就来。”

唐君尧记得，张是“辛丑年、癸巳月（四月）、壬子日（十七日）、庚子时”的八字，那时他的年龄也不过三十几岁，这时他改穿上一件长袍，再配合他修长魁梧的躯干，高鼻梁、大眼睛，分明是一位浊世佳公子，如果不认识他的人，一定不会相信他就是身膺边疆重寄的张副司令。

唐看见张走进来，又起立向他敬礼。张仍是很轻松的说：“坐下！坐下！我有话同你讲。”

唐君尧是一个急性子的人，闷了好多个钟头，这时见了张的面，再也忍不住了，不等张开口他就问：“报告副司令！前方军情这样的紧急，你要我来西安，究竟是什么事哪？”

张对他的问话，并未马上做正面的答复，只是对唐笑一笑，然后把面容一整，对唐说：“我告诉你，我不但对你信任，而且认为你有勇气、有办法，你一定能够完成我交给你的任务。”

唐见张这么说，唯有感激地答应了一个“是”字。

张又接下去说：“你看见过田中义一的奏折，一定记得日本的政策，是要灭亡整个中国。我觉得今天不但东北军因为要回东北才主张抗日，凡是中国人，只要不甘心做亡国奴的人，也一定要站起来，和日本作战！”

唐一面听着张的倾诉，一面口中不停的“是！是！”的答应着。

要对蒋先生实行兵谏

张学良说到这里，把话题一转就说到蒋先生的身上了。他告诉唐君尧说：“我今年——一九三六年——十月，在洛阳向委员长拜寿的时候，曾当面请求他派东北军到百灵庙去，参加傅作义的对日作战。我曾告诉委员长，东北军对剿共已经失了兴趣。

“委员长当时对我说：‘你太天真了！就是我叫你去，经过山西时，阎百川也不会叫你去啊。’

“这次谈话，可以说毫无结果，反而引起委员长的极大误会。

“后来，委员长看见我一再的请求，才给阎百川先生去了一封电报。阎氏的回电说：‘晋绥军对于绥北的敌人，足以应付。’这等于变相的拒绝了东北军的请求。至于内幕情形究竟是怎样一回事，我也不敢问，这件事就这样搁了下来。

“等到后来，绥北的情况突告吃紧，不但百灵庙沦陷于日军之手，而且敌人还有趁胜南下之势，阎这时也有电来对东北军表示欢迎。我又曾请求委员长可不可以派东北军到绥远去参战？

“委员长没容我说第二句话，就拍桌子对我斥责着说：‘我领导的是革命政府，对国家整个对内对外的大计，我有一定的安排，你反对国家整个的政策，就是反革命！’”

张学良说到这里，顿了一顿，面容上有无限委屈的表情，显得十分难过。唐这时坐着静听，哪里还敢插半句嘴，接着，张又对唐激愤地说：“为了抗日，我上过万言书，我对委员长痛哭流涕的陈过词，我甚至给他下跪，但是，除了遭到他的斥责以外，他是一点活动的口气也没有！”

张这时眼睛红红的，更显得激动了，声调愈亦沉重，他握着拳对唐说：“现在逼得我们实在无路可走，我想，国人都和我心理一样，谁也不愿意再打内战了，以致弄得国破家亡，两败俱伤！为了抗日，为了停止内战，经我考虑的结果，对于这位倔强的老人，只有实行兵谏！”

派唐君尧去接蒋先生

张学良把这句话一说出口，对唐来说，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直把他震惊得不知所措！唐当时心里立刻想到：自从民国二十年到二十五年这段期间，可以说是中国最上轨道时期，这完全是蒋先生领导之功。张副司令这样做法，不是太危险了吗？但张却紧接着说：“前方将领虽然都在西安，但我觉得只有你才可以担当这件重要的任务，所以我特地把你调到这里，要你去到华清池把蒋先生接回西安来。”

唐这时已知道出了大事，诚惶诚恐地对张说：“如果发生误伤怎么办？还有其他的严重后果，副司令考虑到没有？”

张说：“如何把蒋先生平安的接回西安，这是我交给你去做的重大任务，你必须达成。至于其他后果，一切由我负责好了，你不用管。”

唐在此时，忽发奇想，竟对张说：“请副司令答应我，由我自己明天去把蒋先生接了来，免得副司令负兵谏责任好不好？”

张摇头说：“你的想法太乐观、太天真了！你想，你一个人怎能达成任务？恐怕你没把蒋先生接来，你早已没命了。好好的替我执行任务吧！不要再存傻头傻脑的想法。”

唐君尧奉到这项重大命令后，因为太突然、太严重了，一时不知是真是梦，但他仍不放弃进言的最后机会，于是又对张逼问了一句：“副司令！你既然决心这样做，我当然服从你的命令，但请你允许我问你最后一句话，你冒这么大的危险，究竟是为了什么啊？”

张很干脆地答说：“拥蒋抗日。”

“到底为了什么？”唐又这样追问了一句。

“拥蒋抗日。”张再这样的回答唐君尧。

唐君尧此时已经知道了张学良决心实行兵谏，他本人绝无力量说服张中止这项行动。他凭着张对他的亲切和信任，又居然噜嗦地问张：“副司令这种做法，于主席（学忠）、何军长（柱国）知道不知道？”

“我还没告诉他们。”张答。

唐说：“这样大的一件事，如果将来情况发生变化，我们内部的意见还不一致，这不是太危险吗？”

小客厅中的机密会议

张学良想了一想，也觉得唐君尧说得很对，立即对唐说：“怪不得一般人说你粗中有细！”说完这句话，立即吩咐侍卫人员赶快去请于主席和骑兵军的何军长来。

接着又派人去请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骑兵第四师师长白凤翔、团长刘贵五和特务团团长孙铭九等，召集他们一起来开会。

于孝侯（学忠）这个时候正在兵站总监米春霖公馆里打牌，所以去的人，一找就把他找到了。

于孝侯第一位先到，他穿的是一件蓝袍，外面罩着一件马褂，外表上看去，好像是一位银行的老板。

张学良一见他的面就说：“孝侯请坐，我告诉你一件事，蒋先生逼得我没有办法了，我打算派唐旅长带人到华清池把蒋先生请进城来，建议他停止内战，团结抗日。”

于学忠听到这个讯息，自然一惊非小，随而沉思了一下，反问了张学良两句：“您第一步这样做，第二步怎么办？”

张说：“我第一步是拥蒋抗日；第二步还是拥蒋抗日。”张说到这里，又很激动的接下去说：“我认为中国人再也不能打内战了，我不但无意做领袖，而且我也不配做领袖，我再重复的告诉你一句，我始终是拥蒋抗日。”

这时，特务团长孙铭九走了进来，张学良立即告诉他：“我交给唐旅长办一件重要的事，你听他的指挥，回头你们好好的计划一下，看看应当怎么做？”

不到一会工夫，缪、刘、白等人，都先后的走了进来，只有何柱国将军因为家里人不知道他到什么地方去了，没有把他找到。

当张学良宣布这一事件的时候，唐君尧当时曾留意了一下各人的面色，只觉得刘贵五一个人，当堂把脸的颜色都吓青了，身上好像有点颤抖的样子，其余的人，大家都算镇静。

不过，这个时候没有一个人敢发言，大家都闷坐不语。与其说这是一次秘密会议，毋宁说这是张副司令一个人在下达命令。

当夜拟定了迎蒋步骤

张学良宣布了这一惊天动地的事件之后，一时似乎情绪显得很乱，他向缪澂流将军说：“请你今夜就在金家巷大楼留守，其余的人分别去执行任务。我还要到新城大楼去见杨虎城，城内的事，是由他派人负责的。”

张交代一番之后，随即转身下楼，走了两步还特别回过头来向唐君尧说：“你先休息一下吧，要准备明天凌晨开始行动！”

张坐着汽车匆匆赶到新城去了，大家接着也由金家巷大楼走了出来，都怀着一颗忐忑的心。

在沉默中各自分手。唐君尧和张的特务团长孙铭九两人，因为负有重要任务在身，还留在楼下大客厅里密商了一阵，决定在特务团第二营里面，挑选出一连人来执行这项艰巨的命令，并且又拟定了一套执行这项重要任务的步骤，这时已经是十二月十二日的上午二时三十分了。

唐君尧的家，是不久前才由北京搬到西安来的，因为他在前线指挥剿共军事，和家人已经很久不见面了，在深夜里，他还回家去了一趟，他的家就住在金家巷南面的丰埠里四号，和刘多荃师长对门而居。那夜，他突然归来，家人也都有点感到意外。他跑到上房唤醒了他的老太太，说了几句话。并且告诉他的太太说：“我今天下午由平凉回来，办完公事后，刘多荃师长一定要请我吃饭，饭后又拖着到他公馆里打牌，不巧刘太太一人大输特输，还要拉着打下去。刚才在吃消夜时，我特地抽身跑回来一趟，看情形非打到天亮不可。我现在马上还要赶过去上场，你睡觉吧，明天叫铁郎（唐的儿子）不要上学，我想看看他的功课哩。”

唐为了要保守秘密，不惜破例向自己的太太编造出一大堆谎话。他在家里约略耽了一下，就赶着离开家门，和刘多荃、孙铭九会合，去干着一件震惊全国——甚至震动全世界的大事了！

在临潼城楼上的心情

依照预定的行动步骤是：十二月十二日上午六时正，那一连部队便要准时分乘卡车到达临潼华清池门前，并且不准放一枪一弹，要立即迅速地冲入华清池招待所，径到蒋委员长的住室内，把他接了出来。

唐和刘多荃两人，于五时正便共乘了一部小汽车先向临潼进发。部队于五时十分亦分乘几辆大卡车，由孙铭九和刘贵五两人率领着出发。唐、刘的车子于五时三十分左右先抵临潼，因为天尚未明，四面一片漆黑，他两人怀着极度紧张的心情，悄悄地摸上临潼县城的南门城楼上，四只眼睛都注视着那黑黝黝的通向西安的公路，看后面跟着而来的部队的卡车驶来了没有。

华清池就在临潼县城斜对面的骊山之麓，因为有温泉之胜，所以当时的中国旅行社在那里设有招待所，蒋先生抵西安后，就下榻于此。华清池从大门口起，因为蒋先生驻跸，已有宪兵和侍卫人员严密守卫着。

在行动部队尚未抵达的那一刹那，唐君尧在城楼上，不仅心脉偾张，而且百感交集，他想着：临潼自古以来是多事之地，在当年曾有所谓“临潼救驾”的一幕，想不到我今天又来串演一齣“临潼劫驾”！不知后世写历史的人，对于这一件大事，将做出怎样的记载？

就在此时（约莫五时四十分），远远已可看见西安公路上汽车灯光耀眼，行动部队来了。唐这时反而很沉着，他认为：张副司令既把安全接走蒋委员长的重要任务交给他，这项责任实在太大，他一定要沉着谨慎地从事，万一有了差错，那简直不堪设想。

部队所乘的几辆卡车，驶离临潼不远，已全部将车头灯熄灭。一辆接着一辆，直驶到华清池大门口的空地上。这时，在门口守卫的宪兵，已经开始喊问：“谁！谁！停下来！”

不准开枪冒死往里冲

行动部队早已奉有命令，汽车一停，大家忙着跳下车来，也不理守卫的喊问，准备一拥而上，齐向华清池大门冲进去。唐君尧在临潼城楼上见部队抵达，诚恐冲入时发生意外，也飞步下城，急跑上前，准备亲自指挥。

就在这一瞬间，华清池的守卫人员已发觉来势不妙，当卡车上的行动部队正在纷纷下车，还未冲前之际，守卫立即开枪，朝向汽车射击过来。

由于距离太近，在枪弹密集之下，执行任务的部队，马上便伤亡了好多个。大家正要准备还击。在此千钧一髮之顷，唐君尧已跑到门前，立刻下令孙铭九、刘贵五，绝对制止弟兄们开枪还击，只命令他们持着枪冒死向里面冲进去。

弟兄们接到命令，大家便不顾死伤的直朝华清池门里猛冲，守在大门口的几名卫士和少数宪兵，虽然拼命抗拒，不停射击，终因众寡悬殊，还是无法阻止得住。

行动部队冲进华清池了！这是十二月十二日上午六时的刹那间发生的大事，幸亏在冲门时，未曾酿成巨大的流血事件，但行动部队也牺牲了十多名之多！

枪声一停，唐君尧立即进入华清池招待所。当他走到华清池东侧的一条曲径时，在昏暗中看见一位穿中山服的人坐在径旁，低头不语。唐问：

“你是哪一位？”

“钱大钧。”

“主任受惊了！”

“我只受了一点轻伤，不要紧。”

“好吧！我马上派人送主任到西安去。”

送走了钱大钧，唐三步两步走向蒋先生的住室，推门一看，原来人去房空，蒋委员长已经失去了踪迹！

骊山迎蒋的欢呼与泪痕（姚立夫）

——骊山迎蒋的欢呼与泪痕（二）

凌乱的文件撒满住室

上节说到唐君尧在华清池招待所里急急忙忙走进了委员长的住室，已不见委员长的踪影，再定睛一看，却见刘贵五团长竟站在室内床沿边上，鬼鬼祟祟地正在弯着腰包扎东西，似乎很忙。

原来刘贵五已先闯进房来，他看见委员长已经不在，竟在室内搬东西，他就利用床上的那一条大白被单做包袱，已经拣出了一大堆什物衣服等，甚至连委员长平日常御的那件黑呢大氅也在内，堆得高高的，方在床沿上用力捆扎。唐君尧突然走进房来，使他显得相当尴尬。

在这样紧张气氛下，唐一瞥见刘贵五居然还有闲情包东西，不由得勃然大怒，走到床前，戟指着刘斥骂道：“真岂有此理！这是什么地方，又是什么时候！你在这里当土匪？”

刘这时只好停下来，又不敢出声，只朝着唐君尧立正着微笑。唐因寻不着委员长，心情格外紧张，也管不了这些小事，接着又不住地向刘挥手说：“去！去！赶快出去和孙铭九尽速设法搜寻委员长的下落。”刘唯唯连声，往外便跑。唐又喝止说：“你记住！若不能安全地寻着委员长，你不要再来看我了。”刘匆匆向唐一俯身，嘴里哼着“是”，人已跑出室外了。

刘贵五出去后，唐一人闷站在室内，四下一打量，看见桌上和地下，凌凌乱乱的撒满了都是文件，不知是委员长于仓皇离去时遗下来的？还是刘贵五翻东西时搞得这么散乱？横陈在室内那张铁梨木大床，还是委员长未抵达前，特地向西安中央银行借来的。唐趁这时便俯身在地下拣起了好多文件，匆匆忙忙地还整理了一下，其中，经唐看过的，计有委员长的日记、两封电报、一份计划和一份“会谈纪录”。

两封电报和抗日计划

那两封电报：一是当时的外交部部长张群拍来的；另一是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拍来的。

张群的来电大意是：“欧洲多事，英美无暇东顾……”等语句，在电文之外，并附夹着一份张群和当时日本驻华公使川樾茂的八次会谈纪录。

何应钦的来电大意是：“自从宋（哲元）土（肥原）协定签订，内幕仍不详，不知二十九军真正态度如何？（按：二十九军即指宋哲元所统率的部队）……”

至于那一份计划书，是假想未来对日抗战的“战斗序列”和“军队区分”，唐氏至今尚记得那个计划书上曾写着：

抗日作战最高统帅蒋中正。

第一方面军——蒋中正兼。

第二方面军——张学良。

第三方面军——冯玉祥。

第四方面军——阎锡山。

第五方面军——何应钦。

第六方面军——李宗仁。

第七方面军——白崇禧。

至于计划书中的“军队区分”部分，唐氏在匆促一瞥中，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他的师长刘多荃是要编成一个军，下辖一〇五师和一一一师。

委员长的日记，唐也顺手揭过了几页，使他印象最深刻的，要算是委员长在日记中对张学良的评语，那评语是：“汉卿小事聪明，大事糊涂！”

不要开火决不是兵变

时间实不许可唐在室内仔细翻阅这些文件，因为从凌晨六时开始，东北军那一连行动部队冲进了华清池招待所后，当时守卫在华清池内的宪兵和委员长的近卫人员，仍在拼力抵抗，在花木扶疏、小桥流水的华清池里，各角落枪声砰砰，情势相当混乱，尤其在“贵妃池”西侧的那一排浴室房屋内，抵抗力量最激烈，除了紧密地向外开枪，甚至还向外面扔出手榴弹来。唐在未进入委员长的住室前，为了先要制止双方开火，在亲身指挥中，不断高喊着：“不要开枪，没有事，不是兵变呀！”相持了一段短时间，好不容易才把那些负隅抵抗的宪兵说服，同时又叫躲在屋内抵抗的宪兵们各自把武器抛出来，保管无事。这样，枪声才渐渐停止，结束了对峙的局面。唐氏这时遂急匆匆地跑进了委员长的住室。

当唐氏在委员长住室内翻阅文件时，已经是七点多了，这时行动部队在孙刘两团长指挥下，早已在骊山上展开搜索行动。唐挟着一大叠文件，走出委员长住室，仰首看了一下搜山的士兵，便匆匆直奔至华清池大门口侧边的电话室来见刘多荃师长。原来刘多荃于行动部队冲进华清池后，他便走下临潼南门城楼进入华清池，一直坐在这间电话室里，和西安城中的张学良保持联络，不断报告这里的情况。

唐一跑进电话室，便向刘多荃说：“委员长的去向仍然不明，现在还在搜山。这一包东西是我在委员长住室里捡得的一批文件，都交给师长保管吧！”

张学良在电话里顿足

刘多荃也无暇查看文件，却皱着眉向唐说：“副司令听说委员长不知去向，在电话中急得直顿脚，连声音都变了，一再严令仔细搜寻。倘若不能安全地把委员长接到西安，你我恐怕都要死在华清池了！”刘说完话，吁了一口长气，和唐默然相对了好半天。

在行动部队第一次搜山的长时间内，刘和唐两人的焦急之情，实非楮墨所能形容。在这中间，曾找来几名放弃抵抗的中央宪兵和卫士，经过刘唐两人亲加严诘之下，他们对于委员长的行踪，又各有各的说法：有的说委员长于昨夜不知接到什么电话，已于凌晨乘车向东去了；有的说委员长仍躲在华清池附近；有的又说委员长恐怕已经越过骊山，循小路走远了。另有一种报告更觉离奇，说是委员长已乘汽车过了渭南。

以上种种报告，实在叫人越听越乱，当时唐君尧曾请刘多荃立即以电话向渭南驻军联络，询问有无其事。据渭南方面答称：“有的，在凌晨五时前驶过去了一辆小汽车和两辆大卡车。”刘多荃听了这样的回复，摔下电话筒，气急败坏地不住地叫着：“糟了！糟了！怎么办？”

兵谏的后果无法想象

幸好唐君尧心里有数，他认为驶过渭南的三辆车，一定不是委员长的车。因为他知道当他奉令准备执行这次重要任务时，张学良恐怕中央军对东北军发生误会，曾连夜派工兵团长杜维纲先去炸毁华阴大桥，阻止中央军的万一西进。所以，唐知道那三辆车载的是杜团长和工兵人员的，绝不是委员长的座驾车。

因为委员长走脱与否，尚不可知，这一场“兵谏”的后果如何，也就无法想象，这时唐的忧惧恐慌，却超过了任何一个人，因为他是奉命而来，千斤重担都落在他的肩上，他认为眼前的情况，实在太乱，若不沉着镇静以赴，会闹出滔天大祸，除了严令行动部队在极端审慎下，继续进行搜索外，同时，又催促刘多荃赶快电话西安绥署杨虎城，请杨即令蓝田、渭南、临潼各县的联保主任，分别严密查看有无发现可疑的便衣人等的踪迹。他曾黯然地向刘多荃说：“师长！倘若这次委员长真的走脱，回到南京后，对副司令是绝对不能谅解的，今后的演变，那就真的不可知了！”

命令孙铭九二次搜山

唐在电话室中的时候，张学良的电话，更是不断地摇来。刘多荃一面听电话，一面却低声向唐说：“现在不知副司令在西安城急成了什么样子啊！”唐听了只有摇头叹气。随即走出电话室，又向招待所里面匆匆走去，站在骊山脚下，仰看行动部队搜山。这时孙铭九忽急步跑到唐的面前，立正报告说：“报告旅长，搜寻了许久，委员长还是没有下落！”唐在惶急中，肝火特旺，听到这样的报告，却指着孙铭九怒斥道：“无用的东西！在这很短的时间里，委员长能走到哪里去？我告诉你，若不能在这里寻到委员长，把他安全地接回西安，我们就无从向副司令覆命。寻不到委员长，你也不要下骊山了！”孙铭九挨了一顿臭骂，又立即督率弟兄们再次搜山。

时间过得很快，这时已差不多是上午八点多了。

唐仍徘徊在山脚下监督搜山。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简直五内如焚，心里却想着：自委员长下榻华清池招待所之初，副司令为了保护委员长的安全，事先曾由高射炮队里派出了一连部队，在骊山顶上担任外围警戒，那个高炮连的连长又一再报告说，在昨夜一直到今晨的这一段时间内，确未发现委员长走出警戒线。可是在山上搜了这么久，为什么踪迹全无呢？唐一人思来想去，越想越怕，他盘算着：第一、万一不能安全地找到委员长，将怎样去见副司令？第二、若蒋先生走脱了，那么，国内将不知要演成如何混乱的局面，还谈什么“拥蒋抗日”！

枪声两响蒋孝先毕命

正在这时，唐忽闻华清池东北角围墙处“砰砰”连响，有人放了两枪，唐一听枪声，为之惊惶万状，因为他怕这是对委员长不利，马上厉声喝问道：“谁放枪？谁放枪？”

话未完，却见刘贵五从那边急步走了过来，挺直地站在唐的面前说：“报告旅长，是我在放枪，我把蒋孝先枪毙了！”

唐听了，瞪着两眼不住地跺脚，先朝着刘贵五“唉”了两声，又低沉着声音说道：“你真是土匪（按：刘贵五原是土匪收编过来的）！这个时候委员长还无下落，谁叫你毙人？”

“报告旅长！蒋孝先过去在宪兵第三团驻防北平时，不知冤枉害了多少大学生，我是替他们报复啊！”刘贵五说。

“你来华清池的任务是什么？现在是你报复的时候吗？好！你去胡干吧！找不着委员长，你毙人，我毙你！”唐愤愤地说着。

刘贵五见唐动了真气，也害怕起来，口里连忙答着：“是！是！是！”立即转到山麓指挥士兵搜索去了。

王副官带来一个宪兵

第二次的搜山行动，又进行了好半天，这时已差不多到了上午九点，微弱的阳光，照耀着华清池的一角，骊山上的行动部队仍散开着在山顶和山腰各处苦苦搜寻。唐君尧站在山麓，仰望着青气逼人、山径陡峭的骊山，不觉呆住了。就在此时，忽见第一旅旅部的王副官匆匆由招待所前面跑来，身后还带着一个上身穿著绒卫生衣、下身着军裤的人，两个一路走到唐的面前，王副官先报告说：“报告旅长！这位是中央的宪兵，有人说只有他知道委员长的去向，所以我特地把他带来见旅长，请旅长亲自问话。”

唐听完王副官的报告，精神为之一振，先向那个宪兵打量了一下，立刻以很亲切诚恳的语气问：

“同志！委员长是从哪个方向走的？请你告诉我，我可以以人格担保，我们这次行动，绝不是背叛领袖，是因为张副司令派我来请委座到西安去主持抗日问题，同志是中央的宪兵，一定受过很好的教育，你也一定知道日本的大陆政策是要灭亡整个中国啊！九一八开始，日本占去了我们的东北，现在日军又沿着长城各线向关内进犯，事到今天，我们是应该抗日的。同志！你既然知道今晨委员长是从哪个方向走的，为了委员长的安全，请你放心告诉我吧！不然的话，你不是对我不起，你是对领袖不忠实啊！”

“报告旅长！那是别人瞎扯，我实在不知道呀！”宪兵答。

以枪指吓又送两千元

唐见宪兵依然坚不吐实，大感苦恼，又不能就此把他放过，在迫不得已的情形下，乃从站在身旁的王副官的腰间顺手拔过手枪，立即对准了那个宪兵的脑袋，以沉重的声调说：“同志！我只是希望我今后一枪一弹，都是射在日本军人的头上，我真不曾想到今天要射在同志你的头上的。”唐一面说着，一面却做着要扳动枪机状，直把那个宪兵吓得面无人色。

在这一瞬间的紧张镜头下，唐不等宪兵求饶，便自动的把拿枪的那只右手放下来，同时又用左手在军服口袋里掏出了两千元法币（按：这两千元法币，是张学良在金家巷大楼官邸二楼开完了会之后，特地亲自交给唐君尧带到华清池，以备临时之需，都是十元面额的新钞），唐竟将那两大叠钞票，都塞在那个宪兵手上，又压低了声音，轻轻地向他说：

“同志！这是两千块钱，我要送给你随身带着做旅费，聊表我的诚意。你若告诉我委员长的去向，只有好，没有坏，因为我是奉令来保护委员长的安全的。只要寻到委员长，再过一两天，你就会知道我今天所说的话都是真的。你拿这两千块钱，回家去做生意也好，仍旧在宪兵中服务也好，听你自便，反正我绝不骗你同志的。”

“报告旅长！钱我不要，请旅长收回，我当然极其关心我们领袖的安全，我更不愿做亡国奴，我情愿把我所看见的情形，报告旅长。”宪兵很感动地答着。

“钱你一定要收的，这算是副司令给你的犒赏，绝不算犯法。同志！你赶快说吧！”唐急急地催促着说。

宪兵说出昏暗中所见

“今天早晨我值班守卫的时候，天还未亮，我守卫的地点是在委员长住室后面墙外的山神庙，不久，忽听得大门外有了枪声，不知出了什么乱子，在夜色沉沉下，我只能紧握住木壳枪，却不敢擅离岗位。枪声响了一阵，我便看见有人影从招待所的后墙跳了出来，因为墙有丈多高，忽听一人轻轻‘哎哟’了一声，当时又听到有人悄悄地问：‘委员长受了伤吗？’又有人答：‘不要紧，我只摔了一下。’宪兵说到此处，唐忍不住抢着追问：“委员长以后朝哪里走呢？”

“这时在昏暗中，我看见似乎是由一个人背着另一个人，朝着东南山坡的方向，走上山去了。至于走到了何处？藏身在何处？以后的情形怎样？报告旅长！我实在不知道，旅长若不相信，要枪毙我，那我也只有一死啊！”宪兵很不安地向唐这么诉说着。

唐知道那个宪兵确实只知道这么多，所以也不再为难他，立刻吩咐王副官好好招待那个宪兵，领他到前面去歇一下。

唐君尧想演临潼救驾

宪兵随着王副官走后，唐因为获得这个珍贵的线索，他那时的兴奋，简直无从形容。他认为委员长既然安全无事，张副司令的这次“兵谏”，就不会酿成大祸。而他自己也好向副司令交差了。在这一刹那间，唐在心里深处忽又涌起一股幻想，他暗念着：直到现在为止，知道委员长从东南山坡方向走去的，只有我唐君尧一人，委员长领导中国是一定成功的，倘若为了个人未来功名利禄，这时我可以命令行动部队停止搜索，等部队撤走后，我再悄悄地设法去营救委员长，并设法伴着他化装逃过渭南，让自己真的来演一次“临潼救驾”，岂不美哉！不过，他马上又想到：倘若这样做，将置副司令于何地呢？到了那时，中央一定要讨伐西北，而在西北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杨虎城所部），为势所迫，却真的要和共产党的武力合流了。这么一来，不但叫副司令成为千古罪人，而全国将不知陷于一个怎样的混乱局面啊！唐想到这些，立即又深深的责骂着自己：唐君尧呀唐君尧！你真卑鄙！你真无耻！你为了个人的功名富贵，居然转起这么污浊的念头来了！

代表张学良赏两万元

唐一个人如醉如痴地，胡思乱想了好一会，这时又蓦地抬头向山坡四处张望着，却看见了第七连的张连长（张就是从西安派来的那一连行动部队的连长）从山径向下走来，唐这时如梦初觉，不禁提高嗓门，一面挥手，一面呼叫着：“张连长！张连长！快点下来一趟。”张闻声，迅即奔下，唐兴奋地趋前拉着张的手说：“张连长！我已知道委员长并未走远，仍在山上，你们赶快再搜。”说时，唐又用手遥指着山腰东南方那一块大石一带地方，并命令张连长说：“委员长可能就在那里，你快点赶去，千万要小心委员长的安全，只要平平安安地发现了委员长，我代表副司令犒赏给你们全连弟兄两万元，由我负责给你们，你先向弟兄们传话罢。”

张连长听唐这么说，一时既紧张、又兴奋，连跑带转身的匆匆向唐敬了一个礼，便飞奔上山去了。张刚刚跑上山坡十几步，孙铭九这时也由山坡下来，唐不等孙停定，便高声向他说：“委员长还在山上，你快快去指挥，张连长已经知道了，千万要谨慎小心行事，快上去，快上去吧！”

孙铭九只听到第一句“快上去”三个字，掉头便飞步而去，唐本人也跟在孙铭九之后，走上山来。

大石附近发现委员长

唐一边上山，一边向大石一带遥遥察看，约莫经过一两分钟光景，突见搜索至那块大石附近的弟兄们，都双手举起枪来，齐声高喊着：“委员长在这里！委员长在这里！”紧接着大家又高呼着：“拥护革命领袖蒋委员长！”一时声撼山谷，欢声雷动。唐这时便忙着派人到大门口电话室去报告刘多荃。

这时，搜山的部队渐渐的集拢了，唐君尧听说“委员长在这里”，一时更是惊喜欲狂，在陡峭的山坡上，加紧步伐往上冲。当他跑到距离那块大石约一百米处，已看见有两位穿便衣的人从大石后面站了起来。那两人，一穿长袍，一穿中山服。唐越走越近，越看越真，原来穿长袍的，便是蒋委员长。他并未带帽，仅御一件玄色长袍，腿间露出了白色衬裤，足下穿的是青呢（短靴）皂鞋。因为这时已入冬季，西北的气候，已经相当寒冷。何况这时晨风如割，阳光微弱，天空又布着一层薄薄的云雾，在蔓草荒烟的半山之腰，益发显得寒气侵人。蒋氏从早晨六时起，即避上山来，直到九时过后，已经是三小时以上了，衣衫单薄，殊难抵受，所以，这时他的面容于威严中已显得有点苍白！

呜咽着向委员长报告

唐君尧既是负责来迎驾的人，在大石之畔，面对此情此景，不觉感到一阵痛心，急行至距蒋先生约十米处便停步下来，极端诚恳恭敬地向蒋先生立正敬礼，唐因感动得过度，这时尚未开口，又不知不觉已泪流满面，呜咽着向蒋先生报告说：

“报告委员长！千万不要难过，这次东北军不是闹兵变，也不是暴动或赤化，主要是张副司令要请委座到西安去主持抗日大计啊！”

蒋先生站在大石旁，惊魂甫定，忽然看见唐君尧对他如此亲切恭敬的神情，不由得向唐凝视了半晌，接着便轻声问了一句：

“你是谁？”

“我是——一〇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唐始终立正，恭谨地答着。

蒋氏听罢，频频点首，面色深沉，眼神所及，令人肃然不敢逼视。唐这时却看见在蒋先生身旁的那个亲卫人员，挺身直立，在此生死存亡之际，竟不离开领袖半步，唐的内心对之也起了无限的敬意。当唐向蒋先生报告时，此人紧紧立在唐的身边，目光炯炯，一言不发，沉静地看着唐君尧的一言一动。唐后来才知道，背委员长下山坡的这个人，名叫蒋孝镇。

蒋先生满怀惊愕进西安（姚立夫）

——骊山迎蒋的欢呼与泪痕（三）

蒋孝先易服潜逃之谜

且说唐君尧当时在骊山大石之畔，面对着蒋先生报告过自己的军职与姓名之后，蒋先生虽对他频频点首，但面色深沉，并无其他表示。唐为审慎起见，也不敢立即便紧紧地催促蒋先生下山。随又见蒋孝镇挺立在蒋氏身旁，忠心卫护，寸步不离，不但引起唐的一片敬意，而在这一瞬间，他竟联想到刚才蒋孝先被刘贵五枪杀的那件事上。原来蒋孝先的被杀经过，其中尚有一段插曲，兹补述如下：

当唐率领着行动部队进入华清池招待所之际，同时也派有士兵在华清池至临潼火车站（陇海铁路）一带警戒，天色未大明时，哨兵突然发现一个身穿西装，手上并挟着一件呢大衣的人，从华清池招待所外的那条路上急奔，看那闪闪缩缩的样子，似乎是想绕过临潼县城，奔往火车站去。那时蒋先生驻节华清池，在临潼车站上，原停放有一列专车，专供蒋先生之用，士兵看见有人向车站潜行，当即追上前去，将之截获，并押送至华清池招待所。结果，这个人却被刘贵五认出，他就是蒋孝先。刘冒冒失失地竟把他枪杀了。

唐当时心里想着：蒋孝先若能在生死存亡之顷，能像蒋孝镇一样，始终护卫着委员长，而不那么贪生怕死的独自潜逃，或不致死于非命！不过，蒋孝先之易服奔往车站，若非肚子逃命，而是奉蒋先生之命令，冒险前往布置专车的话，那么蒋孝先之被枪杀，诚不无令人遗憾！

究竟蒋孝先那时的行动，是独自潜逃？抑是冒死去执行蒋先生的命令呢？这件事的真相，除了蒋先生自己知道外，将永远是一个谜！

从华清池围墙外绕行

唐在蒋先生面前，呆立了约半分钟刹那的幻想过后，又恭谨地走前一步，轻轻地向蒋先生报告说：“委员长在山上已经好几个钟头了，请委员长下去吧！”

蒋先生听唐这么说，又向唐望了一眼，接着慢慢地点了一下头，声音很微弱地说出了一个“好”字。

蒋先生的这个“好”字一出口，这时站立在大石附近的东北官兵，似乎都觉得放下了一颗心，严肃的气氛，也顿告和缓，立在唐身后的一个班长，即时自告奋勇地竟走到蒋先生面前，俯下身去，想背负蒋先生下山。蒋先生略微迟疑一下，随又挥手说：“不用，我自己走下去！”

唐在旁见此情状，立即斥退那个班长，同时又向蒋先生说：“山坡太陡峭了，我搀扶委员长走下去。”唐一面说，一面却看着蒋先生的脸色，见蒋并没有拒绝的表示，随即伸起右手，小心翼翼地搀着蒋氏的左臂，又低声地说了一句：“请委员长慢慢地下。”

蒋先生被搀着慢慢起步了，在场的官兵都跟随在后面，大家沉默地，护卫着蒋氏步下骊山。

由骊山山腰那块大石至山脚，距离虽只有三百米左右，但山路崎岖，有些坡度已超过五十度，确实陡狭难行，所以蒋先生也只能缓缓地寻路而下。唐则贴身搀扶着，一步一步下着山坡。这时唐又突然想到：华清池招待所里，因行动部队与宪兵卫士的双方开火，稍有死伤，这时还未料理善后，若被蒋先生看见了这种景象，一定震怒，万一又起波折，岂不误了大事？唐想到这里，已经下了山坡一半，当即不要蒋先生再由山麓侧门进入招待所，特地引着蒋从另一条山径的小路而下，到了山脚，顺着华清池北面围墙外边绕道而行，一直沿着围墙外的荒径，绕到华清池招待所的大门口。

大骂呆头呆脑的警察

因为这一道围墙的弯度很大，加上围墙以外，根本没有路，只是乱石载道，野草没胫。在这一段乱石野草上，足足走了二十多分钟，才绕到华清池的大门，唐则始终搀扶着蒋先生，觅路而行，一路全神贯注，并未说一句话，他低着头却时时用左手拭泪。跟在后面的只有蒋孝镇和孙铭九两人。其他的行动部队都从山脚下径自通过华清池招待所，在大门外集合，由刘多荃师长下令，着他们即乘原来卡车立即驶返西安原防营所，刘多荃亦和刘贵五共乘一小汽车先行离开。

唐搀着蒋走到大门口，门外已经静悄悄的，只有一名警察在门外边守卫着。这个土著警士，呆头呆脑，也不知出了什么大事，看见唐搀着一个穿长袍的人走到门前时，依然伸着脖子呆呆地盯着。唐这时正有一肚子的难过说不出，因为蒋张两人都是他所敬爱的长官，如今叫他来主演这一出重头戏，心里真是酸甜苦辣，不知是什么味儿。一眼瞥见这个警察呆望着不敬礼，立即伸出扶着蒋先生的那只右手，戟指着警察怒叱道：“混蛋！见了领袖为什么不敬礼？”说时声如洪钟，两眼圆睁，直把那个警察吓得浑身发抖，连忙立正向蒋先生敬礼不迭。蒋这时站在门口，面对这一镜头，不觉又向唐凝视了一眼，还点了点头，却始终不曾作声，径自移步前行，看样子要走入华清池招待所的大门去。

在大门口的侧边，原停有一辆小轿车在那里候命，唐见蒋先生径行向华清池大门走去，便急忙的三脚两步，抢到蒋先生的前头，先拧开了路侧那辆小轿车的车门，随又掉转身来，面迎着蒋先生伸出左手做拦阻状，仍然十分恭敬地向蒋说：“天气这么冷，委员长不要进去了，副司令在西安等到现在，一定着急万分，请委员长马上上车到西安去吧！”

此时孙铭九和蒋孝镇亦已走近了蒋先生的身后，蒋见唐态度恭谨，虽然请他不要进招待所，已知道并非恶意，在这种环境下，蒋对于进去与否，也不坚持，唐一面让，蒋先生一面跟着移动步子，很自然的就走向汽车，蒋先生在将要跨入车厢前，还顺口向唐说了一个“好”字。

在车上安慰着蒋先生

蒋先生登车后，唐即请蒋孝镇另乘一车随后入城，并着孙铭九坐在蒋先生这辆车的前面，与司机一排，唐自己则陪侍着蒋先生坐在车的后座右边。

汽车开行后，蒋先生一直闷坐着不发一言，唐则为了要安慰他，却搜肠刮肚地想找话题，结果终于被他找到了，他坐在车上，挺直着腰，这时却略微侧着面，向蒋先生说道：“报告委员长！我在民国二十三年曾赴庐山受训，是庐山暑期军官训练团第二期第一连的学生。自从那次听训以后，已经有两年多没见委员长了，想不到委员长为了国事，两鬓已苍白了！”

唐说完了这段话，蒋只望着唐“哦”了一声，又沉默着了。唐却接着又说道：“委员长这次到西北来，一定看到了西北建设的突飞猛晋，这固然是副司令的成绩，主要还是出于委员长的领导，国家实在需要委员长，望委员长要多多为国珍重！”

唐说完第二段，却偷觑了一下蒋的面色，蒋先生这时却是两眼向前平视，很自然地一连点了几下头。唐见蒋在严肃面容中仍含有很多温和的成分（编者按：吾人今日推情酌理，亦可以想象到，蒋先生那时坐在车上，自然也想顺便听听唐的倾诉，俾可多了解一点兵谏的线索），对自己的话确实在很细心地倾听，于是，唐更进一步地说到这次西安的事情，唐说：“等一会委员长见了副司令，就可证明我向委员长报告的话，一切都是真情，并且也会了解到副司令拥戴委员长的诚意的。”

蒋先生听到这里，眼望着车窗外，不做任何表示。

华清池招待所距离西安城不过五十华里，唐在车上向蒋先生慢慢地说着，车子转了一个弯，已可见高耸入云的西安东门城楼，此时车行速度甚高，转瞬之间，蒋先生已经安全地进入了西安了，汽车驶进东门，坐在前排的孙铭九先下车。车仍沿着东大街继续向西疾驰，一直驶入“新城大楼”的东院才停下来。

张学良诚惶诚恐迎蒋

“新城大楼”是在西安城里的一个小皇城，四面围有土筑的一道城墙，皇城内有一个大广场，广场北面有很多建筑物，树木森森，别有境界，当时西安绥靖公署和杨虎城的公馆都在新城里面。

汽车停定后，唐在未开车门之前，即俯身向蒋先生说：“请委员长稍等一下，我去请副司令亲自来迎接委员长。”蒋先生既已入城，祸福未知，此时只好坐在车上，点头示可。

唐跳下车，匆忙地跑到东院的上房，他突然地进入，张学良似乎还不知道，正在绕室彷徨，状至焦灼。唐低声喊着“报告！”先向张行了军礼，张一转身过来，唐见张两只眼睛通红的，尚噙着两包泪水，看张面容的疲倦，显然是通宵未眠。

张一见唐便急着问道：“委员长进城了吗？”唐也急促地回答说：“委员长到了，现在外面汽车上，请副司令快去迎接。”张一听说，立即整理了一下衣领，戴上军帽，往外便走。唐紧跟在身后，且行且向张说道：“报告副司令，我一见到委员长，不知流了多少泪，觉得心里怪难过！”张说：“我正因为有你这种血性，才叫你担当这项重要任务，你知道，我自获悉委员长失踪的消息后，也不知淌了多少眼泪啊！”他们这样匆匆地一问一答，已经走到了院子里，张一行近汽车，从车窗里看到了蒋先生，马上向汽车立正敬礼，随即上前俯身拉开车门，躬着身，诚惶诚恐地向蒋先生说：“天气这么冷，一大早叫委员长太受委屈，我感觉太难过了，请委员长下车，进去歇息！”

蒋先生这时仍旧保持沉默，面上毫无表情，缓缓地下了汽车，张学良即亲自搀扶着蒋从院子里步上正厅。唐站在车旁护卫，这一切都看得真切，蒋先生下车后，似乎表露了些惊愕的神色，张学良则始终惶惶然，不知说什么才好。当时这一情景，在蒋先生亲撰的《西安半月记》中所写的“学良见余，执礼甚恭”这一句，可谓千真万确。

在华清池里胡思乱想

张一面搀扶着蒋先生，一面回头向唐说：“这里没有你的事了，你再回到临潼去料理一下吧！”唐刚应了一个“是”字，蒋张两人已经双双跨入厅房，唐即乘着原汽车又驶回华清池招待所去。

唐这时坐上汽车，虽如释重负，但思潮起伏，又有如万马奔腾，他想到：副司令见到了委员长时，将不知向委员长怎样倾诉他的衷曲？他又想到：委员长彻底了解了副司令“拥蒋抗日”的赤诚后，对于这次兵谏行动，或另有一番谅解。

唐返抵华清池招待所后，招待所内的一切善后事宜，已同时由剿总交际处派员前来料理清楚，不一会即恢复旧观。唐独自兀立在招待所凉台上，仰望骊山的烽火台旧迹（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之处），回想早晨搜山那一幕紧张场面，好似做了一场噩梦。

是夜，唐就住在蒋先生原来下榻的那间住室内，他不敢睡上那张铁梨大木床，却在桌侧打地铺胡乱歇了一晚，他在辗转反侧中，仍不免要想到蒋张会面后的情景，他感到当前中国整个的国策，出现了两条不同的路线：蒋委员长要先安内、后攘外，走的是曲线；张副司令却主张停止内战，马上全面抗日，走的是直线。虽然都是为抗战，但因为曲直的不同，竟演出了“临潼劫驾、骊山迎蒋”的一幕，唐既替蒋先生难过，更替张先生难过。这一夜，就这么胡思乱想地，不知东方之既白。

张学良召集将领训话

翌日（十三日）八时，刘多荃师长来了电话，说副司令定于上午十一时召集师长以上各将领训话，着唐即回西安。唐挂上电话，便又乘车进城，十一时前，他和东北军的多位将领已群集金家巷大楼，听候副司令训话。

在金家巷大楼的二楼小客厅里，张学良面现匆忙之色，但精神却委顿不堪，因为前来听训的东北军各将领，又都是张多年以来的老部下，他也用不着多打官话，所以只寥寥数语地向各将领说道：“我为了抗日，这次不得已把委员长请到西安，相信会得到圆满的结论的，现在西安没有你们的事了，你们克日各自回防去罢！”说完这几句话，转身便要步上三楼去。这时唐却跟在张的身后，向张报告着说：“副司令应当把这次兵谏事件的经过，趁这时当面告诉大家一下，使大家都能彻底了解。”同时，本军今后的剿共任务，副司令也应当做一番指示。”

张听唐这么说，立即答以“好吧！”又掉转身来，再次进入二楼小客厅。唐却先跑进来通知各将领说：“各位长官慢点走，副司令还有讲话哩！”张又站回原位，接着便向各将领说道：“我这次发动兵谏，完全是为了要拥蒋抗日，别无他意，你们一定认清这一点，各人回到防地后，对于红军要照样保持警戒。唐旅长暂留在西安，另有任务。”

张此时略停一下，又加重语气说：“各部队主管须严密防范红军对所属施行勾结和煽动，如红军来犯，即予猛击。”张交代既毕，便上三楼休息去了，各将领于聆训后，即纷纷各返原防。

写到此处，吾人即可明了：当年张学良之发动兵谏，事前实与红军毫无谅解之可言。同时还有两事，更可作为张学良与红军毫无谅解之铁证：

（一）在西安事变前两日，东北军骑兵第十团团长董道全被红军俘虏后，释放归来，他曾向张学良当面报告被俘经过，在语气中有替红军说项的情事，张聆听之余，愤怒异常，即下令在金家巷南边墙根下，将董道全就地枪决。

（二）第六十七军王以哲所部的一个团长高福源，因犯类似情形，亦被枪决。

由是以观，多年来外界所谣传当年张学良“勾结红军”之说，可以不攻自破矣。

唐君尧渭南演空城计

且说各将领去后，唐君尧仍留在金家巷大楼候命，此时刘多荃师长即秘密告诉他说：“今晨接获情报，杨虎城部之冯钦哉师（冯师原驻陕西大荔、郃阳一带）于昨夜奉杨命率部调驻潼关，以防中央军向西压迫。不料冯部进驻潼关后，即通电叛杨，表示拥护中央。经此突变，使得潼关以西之华阴、华县、渭南、临潼全成真空地带，门户大开！”

唐闻此讯，即问刘多荃道：“眼前又无兵可调，我们事前又未由前方调回一兵一卒，这将怎样应付呢？”

刘多荃说：“今天凌晨，我已向副司令请示过了，因为在陇海路沿线各县，只有东北军的仓库和一些后方留守人员，仅在华县驻有本师（一〇五师）第一旅第三团的一个营（第一营，营长姓孟），简直谈不上兵力。今晨又据报，中央军樊崧甫所部已西出潼关，节节向西压迫，樊本人进驻华阴，先头部队已向华县采取包围态势，孟营长那一营人，已经情势危殆！今晨副司令已面谕，着你即刻赶赴渭南坐镇，同时，并命令驻防西安近郊的本师第三团（团长林大木）其余两营（第二、三两营），立即用火车输送至渭南由你指挥，你马上动身吧！看来你要好好的去演出这一出空城计了，看你有否本领吓退司马懿？”

唐奉令后，于匆匆赶赴渭南之前，并与刘多荃师长约定，第一团的二、三两营弟兄，在当日午后即循陇海路输送赴渭南，所用运兵车辆，为了争取时间，就利用停在临潼车站的蒋先生的那一列专车，所需弹药另派军用卡车限定时刻另由公路运抵目的地。

因为中央军节节进迫，情势紧急，唐与刘多荃分手后，便马不停蹄地赶到渭南，在中途，唐一路筹思，只凭此寥寥的两营兵力，要在华山渭河之间阻止中央大军西进，究将如何布防呢？

蒋百里先生躬逢其盛

关于唐君尧到了渭南后如何布防？如何搬演空城计？在下节里自有交代，笔者现欲掉转笔锋，先补述一下同日同时在西安城内所发生的同一事件。

在西安和平门内的中国旅行社西京招待所，是一个设备现代化的高尚旅邸，大门短墙里有一宽阔的院落，四周又遍植花草树木，环境清幽，正中间是一所假三层楼房，在二楼上二十多个房间，楼下正中央，是一间大饭厅兼舞厅，气派豪华，侍应周到，原是陕西军政当局，用以接待莅陕贵宾的所在。

那次蒋先生到西北去，曾预定多留一些时间，所以中央方面的军政大员，多奉召前往，如蒋鼎文、朱绍良、陈诚、陈调元、邵元冲、蒋作宾、卫立煌、陈继承、万耀煌等人，都云集西安。其中陈继承和万耀煌两人还带着太太一路去，这些大员，当然都是下榻于西京招待所。

另外还有一位赶来凑热闹的人物，那就是刚从欧洲考察返国，我国的著名军学家蒋百里先生，他不早不晚刚刚于十二月十一日（西安事变前夕）飞抵西安城，恰巧碰到了这件大事。以下的一段记载，是蒋百里先生于事后向笔者谈叙的。

十一日晚间，张学良与杨虎城还联名公宴这一批来陕嘉宾，百里先生自然也是座上客之一。在宴会席上，张杨两人还是谈笑甚欢，一切如常，未露出半点心事，所以与会的人谁也料不到此夕之会竟是暴风雨即将来临的前奏。

当百里先生和好多位大员从新城大楼宴罢归来，大家还在楼下大厅里闲聊了好半天，都围着百里先生要他讲些“欧洲见闻”。尤其陈、万两位夫人听得最觉津津有味。

邵元冲莫名其妙送命

到了翌日（十二）凌晨，天色还未大亮，西安招待所外忽传来砰砰枪声，邵元冲起身最早，他在惊讶中打开楼窗一看，却见昏黯的院落里有一团团黑影向西京招待所大门冲入，邵一时心慌，竟打算从侧面的窗口跳下，这时招待所早已被杨虎城派部队包围，那些无知士兵，一见楼上有人要跳窗，立即朝着窗口开枪射击，邵元冲就这么莫名其妙地送了性命。

隔了一会工夫，天色已明，百里先生这时还披着一件丝棉袄靠在床上静候变化。果然房外已经有人来敲门了，百里先生下床开了门，却走进来一位青年军官。

这军官操着一口陕西土话，先向百里先生招呼着说：“蒋先生！你受惊了！”接着便很礼貌地请百里先生到楼上大厅里去。这位青年军官便是杨虎城特务营的马营长。

百里先生跟着他下楼，进入大厅，原来大厅里已经聚集着不少的人，都是中央的军政大员，百里先生似是最后下楼的一个。在这些人当中，只有三个女性：一是陈继承夫人，一是万耀煌夫人，另一是陈继承夫人带来的一个年轻俊俏的女佣。

大厅里的人，彼此都是莫名其妙地面面相觑，不知出了什么祸事，谁也不愿多说话，只有沉静观变。过了一会，只见钱大钧也被送进大厅来了，身上还有血迹，至此，大家才了然华清池里也发生了事故。

陈调元居然飞来艳福

再过一会，才经过一番点名手续，并由一位陕西军官把大员们和副官眷属等分成了两边，无形划出了一道界限，这么一来，西京招待所变成了“临时拘留所”。

大家闷在大厅里，从大清早起，一直枯候到下午三点多，事情还是没有头绪，肚子也都有点饿了。这时门外的守卫，却送进来了一张“号外”，大家争着看，才知道“张杨兵谏”以及提出“八项主张”的这回事。

一直闹到下午三点多，大家还是祸福未知，悬心万状。谈起来也够可怜的，这一大批封疆大吏、三军之帅，一旦失了凭借，似乎都平凡得比普通人更平凡，他们之中，不但都已饥肠辘辘，尤其是抽惯了香烟的人，从清早到午后，半支烟都未抽过，更感到喉咙发痒，痛苦非常。这时，陈调元在他的军服裤袋里，无意中摸出来了一罐茄力克烟，他知道有很多位长官已经渴瘾久矣，为了凑趣，转换一下沉闷的空气，于是，右手高举，不住地摇着烟罐，当场卖起香烟来。

他轻轻地叫喊着说：“各位！茄力克香烟，清香可口，现钱交易，五块钱一支，此时此地，不算贵吧？”

陈调元这么一叫喊，大家也觉得轻松了许多，都附和着苦笑了一阵，接着是：分派香烟，人人如获至宝，一时烟雾缭绕，皆大欢喜。

四点钟过后，张学良单人独骑跑了进来，他一进大厅便先向大家抱拳打躬地说：“各位受惊了！各位受惊了！”当时各人也无心情还礼，也不敢作声。张一问情形，知道大家饿了一天不曾用饭，马上吩咐赶快开饭来，还特别预备了一些好酒，各人虽然很饿，但吃得下咽的人确实没有几个。张学良忙着招呼一阵，即告辞而去。

饭后，又重新分配房间，夫妻两人的就合住一间。据说在分配房间时，那个主持分配的人员竟把陈调元和陈继承夫人带来的那个俏女佣分配在一间房里，使得其他的单身汉都大叹陈调元的艳福不浅！

渭南前线的“空城记”（姚立夫）

——骊山迎蒋的欢呼与泪痕（四）

潼关至西安门户洞开

且说蒋先生于被接进西安城的第二天（十二月十三日），虽然张杨兵谏的大新闻已经震动中外，可是那时的东北军因分驻甘陕两省的边区，担任着剿共的任务，事前并无任何准备与布置，驻在西安近郊的只有一〇五师的第一旅第三团的一团人，其中有一个营，驻在陇海铁路上的华县。至于西安城内的警卫事宜，都是由杨虎城负责。因此，张杨的兵谏虽已发动，而陇海铁路沿线，东由潼关起，至华阴、华县、渭南、临潼，以迄西安，除了在华县有东北军一营之外，其余各地均未部署有一兵一卒。十一日深夜杨虎城曾命令所部冯钦哉师，连夜由陕西大荔渡过渭河移驻潼关，原欲冯钦哉扼守潼关的大门，阻止中央军西进，不料冯钦哉率部一到潼关，便宣布拥护中央，倒戈相向。这么一来，由潼关直至西安，简直门户洞开，中央军如西进，大可长驱直入。

在这种情势下，张学良于十三日午前在金家巷官邸召集东北军师长以上将领训话后，遂命唐君尧立即由西安驰赴渭南坐镇，因为一时无兵可调，只得将驻西安近郊仅有的两营东北军迅即运送渭南，拨由唐君尧就地指挥布防。这项艰巨任务，的确不是好玩的，因为那时中央第四十六军的樊崧甫所部，已经西出潼关进驻华阴，先头部队且向驻在华县的一营东北军采取包围态势，岌岌危殆。唐君尧于十三日午后二时左右抵达渭南，单枪匹马的正不知如何措手足。

运兵列车渭南遭轰炸

唐下火车后，就假渭南县西关的打包厂作为临时指挥所，到了午后三点半，车站来电话通知，说由西安开来的兵车即将到站。唐挂上电话，便往火车站去接车，不料这时天空却传来一阵轧轧飞机声，转瞬间，声音由远而近，飞机已经临头，加上是日天气阴黯，云层甚低，三架飞机俯冲而下，清晰可见。恰巧这时兵车到站了，列车刚一停定，士兵们正纷纷准备下车，突然听得接连不断的爆炸声，一时尘土飞扬，秩序大乱，原来是中央的空军开始轰炸，十余枚炸弹齐落在那一列兵车的前后左右，士兵们猝不及防，争先恐后地跳车逃避，利用地形地物做掩蔽，幸好炸弹皆未直接命中，并无伤亡。

这时由西安运送弹药来渭南的五、六辆军用卡车，亦已循公路驶抵渭南，停在火车站南边，弹药犹未卸下，正好碰上飞机轰炸，有十三、四个押运兵在惊惶中竟躲入一辆弹药车的车底下，不料有一枚炸弹，正命中卡车，“轰隆”一声巨响，炸弹与卡车上的弹药四面横飞，好似燃了一串大爆竹，躲在车底的十几个押运兵被炸得血肉模糊，全部丧命。

赤水华山间临时布防

中央的飞机投弹后，立即向东逸去，唐君尧面对此情此景，焦急可知，他在混乱中奔上火车站台，见那一列兵车的车厢多被炸得粉碎，他诚恐车厢内还有士兵伤亡，特地走上列车察看，因为这列运兵车是利用停在临潼车站的蒋先生的那列专车，所以设备相当好，车厢之内除了餐具等被震落遍地以外，另外幸无伤亡情事。

一阵混乱过后，唐即偕着率队而来的团长林大木以及参谋、副官等，赴渭南以东地区去察看地形，急急准备布防，这真是在搬演“空城计”，因为区区两营人，无论如何也抵挡不住西进的中央大军的。

经过一番巡视后，择定从“赤水车站”以北的渭河南岸起（赤水站距渭河大约二三百米），绕过车站，再经过车站南边的坡上平原一直延伸到华山鞍部，构筑一道防御工事。从赤水站到华山，约计有五六华里之遥，这一道防御工事，是这样构筑的：一、沿渭河边挖战壕，利用铁路的路基掘下去，工事全部隐藏在铁路下面；二、绕过赤水车站以后（这里是突出部），即在坡上平原的棱角处掘壕，一直伸上华山；三、在防御工事以外，另掘一道深的外壕，外壕之外，并架设铁丝网及障碍物等。

灯笼火把夤夜布疑兵

从十三日晚间起，即开始赶筑工事，并征用大量民伕，日夜不停地进行。至十三日深夜，唐据报在华县的一营人，已被中央的第四十六军樊崧甫所部解决了。关于樊部的先头部队围攻华县时，尚有如下的一段插曲：原来驻守华县县城的仅有东北军一个营，樊军攻城时，孟营长率部拼力死守，正在这时，中央的飞机又飞来轰炸，樊部见有空军来助攻，以华县不过蕞尔小城，诚恐轰炸时误被波及，攻城部队乃纷纷后撤，不料空军误会这是东北军突围，跟着一阵轰炸和扫射，竟误丧了不少自己人。守城部队，反而平安无事。事后，据说这个领航的空军军官，曾受严厉处分。至于华县城呢？终以守力太过于单薄，仍被樊部攻破，孟营长亦被俘。

华县既破，中央军大有直薄渭南之势。唐君尧在危急中欲使中央军知道渭南这边已有准备，迫得冒险使用疑兵之计，他下令渭南县长纠集大批农民，一到晚上便成群结队，灯笼火把地分左右中三路，做向前增援的模样，农民们到了防线之后，又悄悄地绕路撤了回来，如此周而复始地虚张声势，一连闹了两晚，使得在华县的中央军先头部队亦莫明虚实。

溜过防线王老虎投诚

十四那天，一〇五师师长刘多荃一早便来到渭南前线巡视，虽然华县方面的中央军并未向这边攻过来，但东北军仅以两营兵力布防，实太儿戏，刘唐等悬心万状，惟有坐待暴风雨的来临。当天（十四）午后刘多荃返回西安，不久却来电话，通知唐说：“因为渭南兵力太单薄，杨主任（虎城）已派出一旅人前来增援，请你速做准备”云云。唐接罢电话，精神为之一振。是日薄暮，那一旅之众已由旅长王劲哉率领抵达渭南。”提起这位王旅长，他的诨号叫王老虎，原是土匪收编过来的。王抵达时，即与唐见面，商议增防计划。谈话时，王向唐表示着极端的愤慨，王老虎说：“副司令与杨主任不过是为了要抗日，又不是造反，中央居然毫不留情，派空军来轰炸，实在迫人太甚，事到如今，我们只好拼个明白。”唐见王老虎满面发红，情绪激动，特当面慰解一番，并劝他审慎从事。同时并决定王旅从渭南阵地右翼的华山沿线延伸增防。是晚王老虎亲自率领部队进入防线，从事布防，良久竟无电话与唐联络，唐摇电话过去询问，亦不得要领，不觉有点讶异，随即亲自赶往右翼防地察看，只见防御工事内外，竟变成真空地带，王老虎的一旅之众，不知开到哪里去了。旋据原驻右翼的官兵报告说：王旅长率着大队人马通过右翼步哨时，扬言全旅向东挺进，要去突袭华县方面的中央军等语。唐一听报告，将信将疑，还深恐王老虎酿出大祸，以后才看出情形不对，方始恍然大悟，原来王老虎带着一旅人并非增援，只是过路，竟从华山山麓的小径，一直悄悄地开到了华县，向中央军投诚去了。王刚才向唐所表示的愤激之言，都是掩人耳目的假做作。这一下，可把唐君尧急坏了，连忙以电话向西安报告，张杨闻讯，亦为之大感震动。

张杨虽合作目的不同

关于渭南前线的对峙状况，暂且按下不表，且说蒋先生自被接进西安新城大楼之后，蒋张两人见面时的谈话详情，虽不为外人所知，但西安事变那几日中，最可信的经过与事实，计有下列几点，此项资料，是笔者在抗战中于役西安时，由一位曾参与十七路军密务的某陕籍人士所口述，兹记述如下：

一、张杨两人发动兵谏，动机与目的显然不同，其中有着如下的隐情：

张学良当时为了无法再控制得住陕甘剿共的东北军“国难家仇、背井离乡”的普遍苦闷情绪，除了团结抗日以外，东北军根本不想打仗；他们那时把陕北中共的那一点武力，也根本不看在眼里，加上日军在长城内外的不断压迫，犹如火上加油，军心日益愤激。张学良本人被迫到最后，已无法再执行蒋先生的“安内攘外”的国策，终迫得向蒋先生来一次“霸王硬上弓”。

杨虎城呢？团结抗日与否，尚在其次，因他自向中央输诚以来，十七路军似乎还是被视作杂牌军，有形无形地要受着歧视。杨是土匪出身，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何况他对张学良又确比对蒋先生的印象要好，张既要兵谏，杨抱着行险侥幸、火中取栗的心情，自然乐于合作，共图进取。若问杨真正的目的何在？恐怕他自己也答不出来。最糟糕的是，那时杨部下的高级将领，都对杨的前途已失去信心，各人拥着本钱，都想自寻出路“飞上高枝作凤凰”。诸如冯钦哉的潼关起义，王劲哉的渭南投诚，便是最显著的例子。

因此，张杨两人合作搞出来的兵谏，拆穿来说，张是为了要抗日，是有目的的；杨则不知为了什么，也可以说他是不甘永远做着杂牌军。

宋文梅向蒋诤谏之谜

二、张学良在兵谏的那些天，始终是以恭谨而又十分坚决的态度，要求蒋先生接纳他的八项主张，语气有软有硬，不达目的不休，任凭蒋先生如何光火，仍是求之不已。今日不行，明天再来。总之，非团结抗日不可。

反观杨虎城则完全不是这回事，根本说不出所以然。

三、蒋先生在西安新城大楼住了三天（由十二月十二日至十四日），担任警卫和监视之责的，是杨虎城的特务营长宋文梅。宋是黄埔军校第八期被开除的学生，当时宋对蒋先生的态度甚佳，蒋先生在《西安半月记》中曾有如下的一段记载：“……宋侍余甚周到，奉衣奉食，婉劝数次，并劝余：此时对张徒责无益，不如容纳其一二主张，俾此事能从速解决，否则于国家、于委员长均极不利。如此诤谏，前后凡数次。……”

宋文梅的这种态度，在当时看来，似很寻常，但据另一位西北籍友人于一九五一年春在港告笔者，彼于一九五〇年未离开西安时，曾与宋文梅相遇，宋那时已贵为中共党的西北五省联合办事处处长。由此可以推测，宋文梅在西安事变当时，是否已参加共党，实大有可疑；宋对蒋先生奉衣奉食，诤谏数次，这就绝非寻常了。所谓“不如容纳其一二主张”，不外企望蒋先生答应“容纳各党各派、停止一切内战”，使陕北共军获得喘息的余地而已。足见杨虎城当时的处境是怎样的恶劣，高级干部既纷纷向中央投诚，中下级干部又被中共分子所渗入，而杨本人还始终蒙在鼓里，以为可以拥兵自重！本来是一场轰轰烈烈的西安兵谏，因为有了这样一位副主角，在配搭之间，不惟不能收牡丹绿叶之效，而这一出戏的叫座力也将无形为之减低不少！

张请蒋移居另有苦衷

四、张学良于十三日深夜，便请求蒋先生由新城大楼移居玄风桥金家巷路北的高桂滋公馆，当时蒋先生执意不从，蒋在《西安半月记》中亦曾写有如下的一段：“……当时细思张如此一再坚请余移居，终不明其故，或彼以余住新城，乃在杨之势力范围内，时久恐余与杨接近，则彼无从作主欤？……”

其实，张学良当时一再坚请蒋先生移居，是有其不得已的苦衷的。自从冯钦哉在潼关反正，杨虎城的实力去了一半，已经饱受刺激，到了十三日傍晚，杨部旅长王劲哉又在渭南向中央军投诚，消息传来，更使杨虎城心惊肉跳，魂不守舍。蒋先生住在新城大楼，警卫一切皆是由杨部负责的，在此种情势下，万一发生意料以外的变化，如何担当得起？张学良为确保蒋先生的安全，认为移居问题，刻不容缓，所以于十三日深夜，命西北剿总的特务团长孙铭九赶赴新城，请求蒋先生立即移居，结果被蒋严词拒绝，这一夜张学良提心吊胆，无法安眠。到了次日（十四），张又当面请求蒋先生务允移居，蒋既不知杨部接连反正的消息，而张又不便说出个中真相，幸好此时澳大利亚人端纳已飞来西安，居间苦劝，蒋先生始于十四日下午答应离开新城，迁往高桂滋公馆，此中曲折，恐蒋先生本人也未悉其详。

桂唐两虎将狭路相逢

蒋先生移居后，警卫事宜，由西北剿总手枪营负责，张学良心里，这才放下一块大石头。西安城内的情况，虽无巨大变化，不料渭南前线在这几日，中央军与东北军却正式开了一次火。经过情形是这样的：

进驻华县的中央军，从十三日起至十七日止，虽未向渭南这边进攻，但至十八日午间，南京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的总队长桂永清，为了营救领袖，自告奋勇地率着全总队人马，浩浩荡荡地已由南京开出了潼关，桂氏特驰赴华县前线，察看渭南方面东北军布防的虚实，并询渭南东北军的守将为谁？有人告诉他：“是唐君尧。”桂闻悉后，不觉愤然说道：“这真是狭路相逢，我们等于遇着土匪了！”写到此处，笔者对于桂唐两人的一段有趣往事，应该顺笔做一交代：

庐山军训团一段往事

原来在民国二十三年八月，桂唐两人均在庐山暑期军官训练团受训（团长蒋先生自兼，副团长是陈诚）。桂当时是第一连连长，唐是班长。在受训期中，桂永清平常向第一连的同学做精神讲话时，有好几次毫不经意地说道：“各位同学！假如如今再不团结，我希望你们问问我们那些东北籍的同学，他们哪一位的太太和姊妹没有被日本人强奸过？”桂像这么说，固然主要在于提高大家的同仇敌忾之心，不过这种语气，叫东北籍的同学听来，很觉有点刺耳。唐君尧等已经隐忍了好几次了。

有一天夜晚上自修课时，桂永清又旧话重提，依然站在讲台上大发议论，说及“东北同学的太太姊妹被强奸事”，唐坐在第一排，见桂又这么说着，自觉不能再忍了，立即站了起来，双眼圆睁地指着台上的桂连长高声喝问道：

“连长！你刚才说什么？我没有听清楚，请你再说一遍。”

桂永清看见唐的神气不对，马上便改口说：“没有什么，我讲述东北沦陷后的惨状，希望激起同学们的抗日决心！”

唐仍挺立着，却厉声向桂说：“你已不知有多少次说到东北籍同学们的太太姊妹被日本人强奸的事了，现在且不问你的动机如何，我要请问你，假如你所说的是真，难道这耻辱是我们东北人的？不是全国同胞的耻辱吗？”唐的喉咙越说越响，声震屋瓦。

桂这时僵在台上，瞠目无法回答，不料课室后排忽有一个同学操着湖南口音，站起来指着唐高叫着说：“你要不同意桂连长所说的，就请你打回东北老家去好了！”

自修课室险变演武场

这一句话不打紧，却使全班同学为之哗然，唐更愤火高烧地指着这个同学大骂道：“到了今天还分地域，因为从前我们各自为谋，国家才搅到今天的地步！团长这次召集我们来受训的目的，是什么？大礼堂上的标语不是写得明明白白吗？你！你真是不长进的自私分子，是我们同学中的害群之马！你也配上庐山来受训？”

这堂自修课，经此大嚷大骂，差一点要大打出手，很多同学都指责那位发言的同学话说得太不成体统，桂永清则仍旧僵着，一动也不动，不能下台；这时外面正下着雨，下课的号音已经吹过，因为吵闹着没有注意，还是由听见号音的同学出来排解，劝大家先回寝室休息，有话明天再说。桂永清趁此机会，才很不自然地溜出了自修课堂。

唐回到寝室，坐了一会，正要上床，忽见连部的传令兵匆匆跑进来，走到唐的面前轻轻说：

“连长请唐班长马上到办公室去谈谈。”唐正倚在床边懊恼未已，既然连长有请，不去又不行，只得跟着便去见桂永清。

不料桂一见唐走进来，却满脸堆着笑，很客气地握着唐的手说道：“唐同学！你千万不要误会，现在我自己也深觉措辞不当，我绝不是故意的，千万请你原谅。”

唐见桂这么勇于认错，一肚子的怨气也就散了，并向桂说：“连长！像刚才那样的话，你已经说过好几次了，同学中早就有人不满，我知道连长是想借此来鼓励大家抗日，但连长说话的技巧实在太欠考虑，叫人听不下去，我明天一定向大家解释无事就是了。”

桂见唐这么说着，自然高兴万分地大拍膊头，这一场风波，才算平息下去。

渭南前线开了一次火

殊不料事隔两年多，在渭南前线，桂唐两人又冤家路窄地碰个正着，桂永清说“等于碰上土匪”，便是指的这段往事。

桂在华县察看一番之后，大概知道渭南兵力单薄，他于十九日拂晓前，竟指挥着教导总队的一个大队，沿公路线向渭南防线猛攻过来。他只注意到公路正面的阵地，未料到赤水车站那边突出的侧方工事和隐蔽的阵地，因为进攻时尚在昏夜，渭南方面的守军，丝毫不动声色，等到桂军迫近外壕时，始以步枪与手榴弹还击，双方开始正面接触。同时在防御工事前的东北军们还向桂军高喊着：“你们不要进攻了，何必自相残杀、对消我们抗日的力量啊！”这时因为进攻的桂军，已进入赤水侧面工事的侧射射程以内，唐为阻止对方进攻，便指挥着两连人在赤水南的侧面阵地，集中火力向桂军密集侧射，虽在昏夜中目标不大清楚，但来攻的桂军在外壕一带已经死伤枕藉。桂永清见势不妙，始命令队伍撤回华县，是役教导总队约共死伤百数十人。这也是西安事变中，中央军与东北军双方仅有的一次攻防战。

群龙无首的西安城（姚立夫）

——骊山迎蒋的欢呼与泪痕（五）

张杨的要求有了距离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廿日，西安事变已发展至第九天。渭南前线依然两军对垒，严阵以待；西安城内，蒋和张杨根本无法谈得下去，眼看逼得往下拖。这天上午，宋子文飞往西安晤见蒋先生了。宋与张学良的私交甚笃，是人所共知的，因宋的飞来，无形给予西安方面的人们一个打破兵谏僵局的希望。

宋为营救蒋先生心切，在那一天中，曾与张杨等做连串恳谈，谈话内容虽极秘密，但不外对张杨等所提出之八项主张，做出口头上的斟酌。而最重要的还是宋与张两人的私人谈话。宋劝张对此次兵谏应早做一个面面俱到的善后处置，雖说是替蒋解围，也算是替张筹策；原则是：希望不落痕迹，不公开附带任何条件，能让蒋先生安然离陕返京，立即停止内战，大家一致对外。此事经宋一日一夜的努力说项，张学良已表示无问题，惟杨虎城方面尚有若干枝节未能获得解决。

什么枝节呢？因为：自张杨发动兵谏后，所提出的八项主张，内容不仅在要求全面抗日，更强调全面团结，有所谓容纳各党各派，释放一切政治犯等口号，如此一来，事情更趋复杂了。这些主张虽是由张杨两人共同提出的，但事变发展到今天，张杨两人对于蒋先生的要求，显然有了很大的距离。

张学良的最大目的，只是“拥蒋抗日”，其他都属次要，甚至只要蒋先生口头允诺停止内战、全面抗日的话，便可以送蒋返南京。

杨虎城就不同了，他之与张联名发动兵谏，以他当时的处境而言，其动机与目的都不似张这么单纯，当时在西安曾有什么“西北委员会”、“西北参谋团”等组合出现，分子复杂，意见特多，杨对于这些组合的兴趣，要比张浓厚得多，对于这些组合的意见，也比张重视得多。所以杨的意思是：起码要蒋先生对八项主张做出若干公开的表示与承诺，才肯让蒋离开西安；否则，兵谏一场，所为何来？

决于廿五日送蒋回京

二十一日宋子文由陕返京，二十二日宋又匆匆陪同蒋夫人飞抵西安。在此数日间（廿二—廿三），上述的枝节问题，谈来谈去，仍不得解决，且有夜长梦多之势；但张学良此时已决心不理一切，要独行其是的送蒋回京。在这种复杂环境中，更可以看出张的敢作敢为，有始有终的特性。

到了廿五日，是圣诞节了，蒋先生夫妇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这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张认为若在廿五日这一天送蒋回京，将另具有一番意义，这亦是张的可爱处。事先，张与宋子文已有了默契，蒋先生方面由宋与蒋夫人做着动程的安排与准备。张本人于是日午后二时回到金家巷大楼官邸，立即将副官长谭海叫了来。

张问谭海：“西安城里的警卫部队都是杨主任（指杨虎城）的，你看由玄风桥经过市内到西门外飞机场去，沿途的安全有无问题？”

谭海听张这么突然一问，一时颇有些摸不着头脑，睁着眼睛望着，不知怎样回复。张接着又轻轻说了一句：“我今天午后就要送委员长回去哪！”

当时在整个西安城内，第一个听到要送蒋先生回南京的便是谭海。谭这时的情绪也不觉有些紧张起来，他仰着头思索了一下，便向张回复道：“报告副司令！只要事先不走漏风声，开车赴机场时，请委员长坐在后座，并放下车帘（按：以前的汽车，多有窗帘的），若由副司令亲自驾车，出其不意，我以为绝不致出问题。”

张听罢，点了点头，随又吩咐谭海马上请刘多荃师长来，谭立即走向茶几边，向刘摇电话，张却斜倚在靠椅上闷声不响，似做深思。谭打完电话，也站在旁边呆着，不敢出声。小客厅里，只有张谭两人的鼻息声，呼吸可闻。

张亲自驾车冲出西门

不一会，刘多荃上楼来了，张站起身来走到刘的面前说道：“今天午后，要送委员长飞回去了，此事并未通知杨主任，机场的警戒部队是你一〇五师的高射炮队，你即刻先到机场去好好布置一下，随时和我通电话。”刘奉令后，认为兹事体大，连应了几声是，也不敢多问，便匆匆赶到机场去了。

等到一切准备就绪后，已是午后四时，张驾着一辆小轿车直开进高桂滋公馆的小院子里，高公馆就在张的官邸斜对面，平常是不开大门的，只有今天是例外。这些天在高公馆负责守卫的都是西北剿总特务团的士兵，蒋先生入住后，门禁森严，连高公馆附近都不许闲人逗留。张在院内下了车，三步两步，跨入上房，面请蒋先生立即登车赴机场。当蒋先生由室内步出院子上车时，站在旁边的只有张的副官长谭海一人，这真是富有历史价值的一幕。大家上车后，放下车后窗帘，由张学良亲自驾车，转弯抹角的驶出金家巷，从玄风桥转出东大街，风驰电掣的直穿过西大街，汽车出了西门，已经脱离了杨的警卫范围，张把汽车直驶至飞机场旁边才停下来。

蒋先生既抵机场，飞机已在那裏试行发动，张先跳下汽车，临时在机场用电话匆匆通知杨虎城，说马上便要送蒋飞离西安，并请杨立即赶来机场送行。这时飞机的引擎已经转动了，“轰隆、轰隆”的声响，似乎在告诉机场上的每一个人：一场惊天动地的西安兵谏，已经演至最后一幕了！

陪蒋飞京一去不复返

殊不料在这最后一幕里，还要涌起一个出人意料的高潮！这是：当杨虎城还未赶到机场的那一刹那间，站在飞机尾端的张学良，却和刘多荃师长做出一段惊人的对话。

“我已决定陪着委员长一路飞到南京去。”张突然告诉刘。

“副司令马上就要走？”刘紧接着万分惊诧地问。

“嗯……”张眼睛望着停在飞机旁的那辆汽车，嗯了一声后，无言的只是点头。

“我以为副司令应该再考虑一下。”刘呼吸急促地说：“委员长回南京后，今后的西北大局，还不知怎样演变，副司令一走，岂不变成一盘散沙？”

“别人不知道，你应该知道！咱们这次留下委员长在西安，原是为的要团结抗日，委员长既已答应了，还有什么好说的？这次的事，以我们革命军人的立场来说，对领袖是大不敬的，我要负全责，我必须去一趟，去领受应得的处分，才能问心无愧，否则，还谈什么团结抗日呢？”张沉声地说着。

说到这里，只见杨虎城已乘车飞驰向机场而来，飞机的引擎声响得更厉害了，张立即迎上前去，等杨一下车，先在杨的耳畔，和杨说了几句话，刘多荃因为站得较远，只看见杨不住的点着头，也不知张说的是些什么？

此时飞机一切准备停当，只待起飞，张陪著杨虎城一路走向机旁，恭送蒋先生等登机启行。蒋先生于临上机前，还站在扶梯边，和张杨谈了几分钟的话。

西安冬天的气候，风高烟冷，沙尘飞扬，何况这时已差不多午后五时了，更显得黄埃漫漫，一片荒凉！蒋先生在寒风中正要挥手示意登上飞机扶梯时，张这时才走进一步，突向蒋先生表示，要陪同一路飞往南京。蒋当时对于张的这一决定，确实再三阻止，站在梯次劝阻了好半天，张却坚决要同行，杨虎城则默然无话说。争持了一会，张终于随在蒋的身后，步入了机舱，与杨虎城、刘多荃等扬手惜别，一瞬间铁鸟凌空，蒋先生既安全离去，而张学良却从此与部属告别，斯人一去永不复返！这是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五点钟以前的事。

一张手谕军事听杨于

二十五日这天，天色阴沉，云层甚低，在渭南前线的东北军，听见了天空的飞机声，谁也料不到飞机里坐的是些什么人，当飞机掠过渭南防地一带，突然低飞下来，士兵们翘首张望，正在惊疑中，忽见飞机上投下了一个通讯袋，在空际随风而下，直坠在防线左近的土堆上，士兵们争着跑前拾取，原来是一只帆布的长方型的小袋，大家都知道里面一定有重要的东西，谁也不敢乱开，赶紧由传令兵持着送到西关指挥所，呈给唐君尧旅长拆阅。唐接过袋去拆开一看，原来里面有一张张副司令的手谕，上面写着：“军事听杨于”五个字，下署“张学良”三字，分明是张的亲笔。唐看了半天，仍有点莫名其妙，心里暗忖着：“这是怎么回事呢？是委员长走了吗？难道副司令也一路走了？”

唐纳闷了半晌，便摇电话至西安，向刘多荃师长报告前线拾得一张手谕的经过。刘在电话里才告诉唐说：“副司令真的走了。我相信前线很平静，你马上将手谕带到西安来吧！”

唐挂上电话，一时也不知做何感想，立即乘车至西安，见到刘多荃后，先将通讯袋和手谕交刘核阅。随即问刘：“副司令怎么会跟去的呢？什么时候回来？师长事前知不知道？”

“唉！副司令的个性，你还不知道吗？”刘多荃深深叹息着说：“他到了飞机场才向我说他要陪委员长一路走，什么时候回来，根本没有提起！”

“师长当时没有劝劝副司令吗？”唐问。

“我何尝没有劝！副司令说就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也一定要去，这有什么办法呢？”刘说到这里，摊开两只手，不住的摇头，表示他那时确实毫无办法。

“我们渭南前线，是否仍旧守着，还是将部队撤回西安？”唐又问。

“委员长既已回去了，我想桂永清等不会再来跟你开玩笑的，当然暂守渭南原防，听杨于的命令好了，副司令不是已交代得很清楚吗？”（按：“军事听杨于”，是叫东北军听从杨虎城和于学忠的命令。事实上，于为主体，杨是陪衬。那时曾经有人说，张学良独行其是的瞒着杨虎城送走了蒋先生，似乎对不起杨，因为这等于出卖了朋友。同时也有人说，张单独送蒋先生回南京是势迫如此，是无可奈何的做法，绝无半点出卖杨虎城的意思。）

唐和刘多荃谈了一阵，于当夜便又赶返渭南前线去了。

杨虎城向东北军讲话

蒋先生安全回到南京十几天以后，张学良竟无任何消息传到西安，这些天来，东北军的官兵，都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静候他们的副司令归来。渭南前线一直仍保持对峙状态，并无射击情事。

到了一九三七年一月上旬的某一天，杨虎城突然由西安跑到渭南前线，假借渭南东南向的孟寨，召集在渭河南北两岸的东北军团长以上官长开会讲话。

参加那次会议的，有东北军的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一一一师师长常恩多、一〇五师师长刘多荃、第二旅旅长唐君尧，以及各师的团长等。会议场是借用孟寨一户大户人家的客厅。

是日午后三点多钟，杨虎城乘着一辆小轿车，尾随一辆载着卫士的卡车，抵达孟寨。杨御军装，外貌很魁伟，说话时的声音既低且稳，甚有条理；看他斯文一派，颇有儒将风度，真叫人想不到当年他曾是一位绿林中的好汉。

大家随杨进入了会议室，当中放有一张长条桌，杨坐在东端，其余的人则分两旁排开而坐，右首第一人为缪澂流，左为刘多荃。会议开始，杨虎城先站起来向大家讲话，他很从容地说：

“各位在前方都很辛苦，而且大家都能本着张副司令的意旨，静候中央命令，这种责任心和军纪，首先值得我敬佩。

“我们这次兵谏的意义，各位当然都知道了！委员长既然接受了我们团结抗日的主张，我们总算没有白费心机。不过张副司令陪送委员长赴南京，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回来的消息，我恐怕各位不能安心，所以特地到这里来和各位见见面，希望各位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沉着才好。

“委员长对于这次兵谏行动，既已全盘了解，他是全国的领袖，说话一定算数的，各位请放心，我想绝不会有什么意外的变化。希望各位固守原防，我和于主席（指于学忠）随时会告诉你们的情况的。”

唐君尧答词语中带刺

杨讲完了话以后，缪澂流、刘多荃等都没有发言，大家只默默的点着头，表示同意。因为这时已风传，杨对东北军可能有点企图，今天杨又俨然以长官的身分，来到渭南做训话式的开会，大家心里有数，似乎又没有什么可说。

可是，在座的唐君尧，他是渭河南岸防地的负责人，既然杨虎城特地跑来开会讲话，他似乎要尽一点地主之谊；结果，唐却站起来做了简单的答词，唐说：

“今天杨主任在很忙的时间里，特地由西安赶来和我们讲话，尤其是对副司令的这么关心，令我们每一个在座的人都十分感动！

“我相信主任今天当可以想象到东北军的地位，自从副司令走后，我们都像是无娘的孤儿，在我们的心情上，真有说不尽的彷徨。只要主任不见外，能做我们的一个仁慈的保母，主任放心吧！我相信大家一定乐于接受主任的指挥的。”

唐这几句话，说得语中带刺，似软似硬，杨是个聪明人，当然懂得。在座的东北军各将领也都心照不宣。杨在这种气氛下，却表现出了十分亲切的样子，又站起向大家说：“我一定遵从张副司令的意旨，和各位共勉，来完成这次兵谏救国的主张。”

这个会，就这样告结束了，杨即乘车径返西安。与会的东北军各将领，俟杨走后，都抢着和唐君尧握手，大家都认为唐的话说得很得体，应该向杨虎城要有这么一个表示。

西安城内出现黑名单

由一月一直到二月，张学良依然一去杳无消息，东北军群情惶惶，日甚一日，尤其是少数激进的少壮派军人，激愤的程度，已到不可遏止的地步。结果，在西安城内终于掀起了“二二事变”！这是大事变之后的一个小事变。

提起“二二事变”，也是一幕惨剧。那是：在二月二日前的一周左右，西安市面上突然发现了一张黑名单，列名在黑名单上的东北军将领竟达二三十位之多，计何柱国、于学忠、缪澂流、王以哲、刘多荃等高级将领，以及徐方（剿总参谋处长）、蒋斌（剿总交通处长）、宋学礼（王以哲军的副官长）等人都赫然列名其上，这些人的罪名是：副司令此次离陕赴京，他们既不拦阻于前，又不营救于后，都有出卖长官之嫌，应杀无赦！

自从这张黑名单出现之后，西安市上，一夕数惊，人人自危。原来这是东北军的少壮派激进分子所搞的一个恐怖组织，主持人员是剿总特务团团长孙铭九，和张的秘书应德田等人。

二二事变王以哲惨死

到了二月二日，惨剧发生了，首先是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他那时在西安正卧病在床，是日午间，王寓突然闯进来一个壮年上尉军官，此人原是王的学生，他闯进王家后，向王以哲病房里直冲，王卧在床上，见他右手持着短枪，面带杀气，走了进来，已知大事不妙；因为病骨支离，逃又逃不了，却急得赶快用棉被蒙着头，这位上尉军官一跨进房，还先向王以哲一鞠躬，接着说道：“老师！我对不起你，我是奉令行事。”这时王以哲已经蒙在棉被里等死，这位仁兄那柄短枪内原有九发子弹，竟朝着王以哲那一堆棉被“轰！轰！轰！”的接连射击了八发，王当场流血如注，抽筋抽成一堆，死状极惨。这个刺客，于得手后，却扬长而去。

同日被害的尚有剿总交通处长蒋斌。他的罪名是：当张杨发动兵谏，提出八项主张通电全国时，据说蒋斌曾将那个通电压了三四天之后才发出去，有通中央的罪嫌。此外，还有剿总参谋处长徐方以及宋学礼等都被乱枪打死。

两面挨打气煞唐君尧

当“二二事变”发生之日，渭南前线已经得到风声，唐君尧闻讯后，自以为可以说服孙铭九，他于是午后一时，特悄悄地由渭南乘着一辆小汽车直驶西安。不料汽车驶抵西安东门附近时，远远已看见城门紧闭，在城壕一带，有杨部士兵与剿总特务团士兵，联合据守着，断绝了交通。车开至距城门三百余米处，守城的士兵竟居然不客气地朝着汽车开枪射击过来，子弹横飞，幸未命中，唐见势不佳，赶忙掉转车头，折回渭南；又不料驶抵渭南城郊时，忽见渭南前线守军亦朝着西安这一方向，架起了轻机关枪，如临大敌。原来渭南方面这时已经知道西安城内出了大乱子，唐的汽车向渭南西关疾驶时，守军根本不知道车内坐的便是唐君尧，一阵轻机关枪，竟朝着唐的车子扫射过来，眼看唐的这条命，马上就要送在自己部队的手上。幸亏唐万分机警，当他一看见轻机枪手刚一卧倒欲射时，他早已伸开右手，车门推开了，正好这段公路又有一个小弯曲，他迅即将身一跃，跳入了田野，一排轻机枪子弹除擦伤了他左臂上几处表皮以外，幸无大碍。那辆汽车却被射成了蜂窝一般。似此两面不明不白的挨打，实在叫他哭笑不得。

唐只好撇下汽车，徒步返回渭南西关师部，向刘多荃报告刚才所遭遇的危险经过，刘亦为之苦笑不已。至于对西安方面之乱事，刘和唐计议之下，决定先由缪澂流与刘多荃两人联名以代电致杨虎城，询问对于西安城内之秩序，能否维持得来？并询及对于住在西安城内的很多东北籍元老如马占山、鲍文樾、刘伟等的安全，能否负责？如有困难，我们马上可以派部队回西安协助等语。

于学忠幸得安处危城

此时，于学忠亦在西安，而且是和杨虎城一处办公，于在黑名单上也是榜上有名。唐君尧又催着刘多荃立即由渭南摇电话至西安新城大楼，和于氏通话，除了关心于氏的安全以外，并想从于的方面得到一点西安城内的消息。电话接通后，对白如下：

“听说王以哲军长今午已遇害，主席（称于学忠）有无安全顾虑？假如有必要，我们可以马上派部队入驻西安。”刘问。

“我很安全，不需要派队伍来。”于答。

此时唐君尧在电话机旁边，却插口向刘说：“师长！你问一下于主席此时说话自由吗？”

刘连连点头，便在电话中问道：

“我想问主席，此时讲电话，是否有什么不方便？”

“很方便，很方便，你们放心！”于答。

“西安城内的秩序恢复了没有？”刘又问。

“现在已经没有事了，你们好好在前线掌握住部队吧！”于答。

电话说至此，便收了线。

“二二事变”过后，孙铭九等人已不敢再在西安立足，都跑到咸阳以北的长寿一带藏匿起来，那里正是杨虎城部队的防区。

与张学良最后一面（姚立夫）

——骊山迎蒋的欢呼与泪痕（六）

东北军调驻高陵待命

自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张学良陪同蒋先生赴南京后，时间过得很快，一瞬就到了一九三七年的二月下旬。张赴京受审后的下文如何，西安方面未获半点消息，始终群情惶惶。这时，曾由杨虎城、于学忠联署下了一道命令，着驻防于渭河南北两岸的东北军，克日集中渭北高陵县一带待命（高陵在于右任院长故乡的三原县以东）。此时在渭河两岸的东北军，只有缪澂流所部之第五十七军的一个军与一〇五师的一个团，其他如何柱国、王以哲、于学忠等部，在西安事变前后，始终未有调动，仍分驻于陕甘两省的边区（注：东北军的第五十三军万福麟部仍驻扎北平、保定一带）。自经过此一调动，东北军与中央军在渭河两岸对峙的部署即告解除，但对于陕北红军仍保持着暗中警戒。渭南阵地则由中央军桂永清率领的教导总队接防，中央先头部队亦已进驻临潼，可以遥望长安了。

桂永清率部进抵渭南防地后，因他曾在这里吃过一次亏，所以桂氏立即下令所部就东北军所构筑的那一条由华山直至渭河沿的原阵地，举行一次为期三日的大演习，教导总队的健儿全体参加，演习逼真，场面甚大；演习完毕后，由桂氏讲评，他曾说了如下的一段话：“你们看！东北军在这里布防时，对于阵地线的选择，对于防御工事的构筑，一切都足为我们观摩与借镜，凭他们这一手，就难怪人家要标榜抗日啊！”由此可见，桂永清毕竟还是一个很虚心的人，他虽自视甚高，但并不骄矜自满，以后他能步步向上爬，直做到最高军职的参谋总长，良非偶然。

选派代表赴溪口谒张

因为张学良赴南京后久无讯息，归期渺茫，兵谏所引起的后果究竟如何？仍为举国上下所最关心的事件。那时南京和西安双方，都是谣言满天飞：南京方面谣传着东北军不稳的消息，西安方面却谣传着张学良可能已不在人间的噩耗。因此，中央既对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深怀戒心；而东北军的军心更其显得忐忑不安。这是蒋先生脱险后的另一股暗流。在一方猜忌一方愤激的情势下，若不好好疏导，确很可能会演成又一次的轩然大波。

当时中央方面已经虑及谣言必须迅予澄清，蒋先生也认为对于东北军的军心有加以安抚的必要，尤其是张学良赴京后的生活实况，更须让东北军的官兵有一个普遍的了解；所以在二月二十七日的那天，杨虎城与于学忠忽奉中央来电，着在陕甘一带驻防的东北各军，每军遴派代表一人赴奉化溪口（蒋先生的故乡）谒晤张学良，使明真相，并希电覆行期，由中央派专机来陕迎接等语。

杨于接电后，哪敢怠慢，随即与东北军各单位商洽，迅即由六个军里派出代表共六人前往谒张，并即电覆中央，机到即可启程。该六位代表的姓名职级如下：

一、第四十九军一〇五师旅长唐君尧。

二、第五十一军一一三师师长李振唐。

三、第五十三军一二九师师长周福成（该师临时拨由六十七军指挥）。

四、第五十七军一〇九师师长霍守义。

五、第六十七军军长吴克仁（其原任该军一一七师师长，自军长王以哲被害后，由吴升任军长）。

六、骑兵军骑二师参谋长张守经。

霸王机接去了六代表

中央方面接得西安已派妥代表的覆电，立即派出霸王机（一九号）一架飞西安迎接。代表一行六人于三月一日晨先联袂赴西安新城大楼向杨于辞行，至上午十一时便由西安机场登机启程，是日不仅天色阴沉，而六位代表更是各怀着一份沉重心情上路，大家都不知道见着张副司令后，会听到些什么？自己又将说些什么？当时在机场送行的只有于学忠，杨虎城并未露面。

霸王机起飞后，向东航行，第一站抵洛阳机场降落，停了几分钟，据说是要检查机件，大家耽在机内，并未下来；不久又继续东飞，到郑州时又降落了，也只停了两分钟，这时已经在下雨，气压低得怕人。

据代表之一的唐君尧将军说，那次的飞行，因为云层既低且厚，雨又越下越大，飞机冲霄而上，直穿透云层之上飞航，坐在机舱里向下俯视，但见一片汪洋云海，浮沉眼底，上空则青天白日，一碧如洗，可是云海的下面正在降着豪雨啊！

飞过徐州时，云层始渐渐稀薄，到了蚌埠已经可以俯瞰大地，但见田野间青新一派，令人精神为之一振，直到午后五时，才抵达南京明故宫机场。降陆后，飞机要加油，约停了十五分钟。这时中央派来的联络员已在机场和代表们晤见，并转达蒋先生的意旨，着他们先飞上海转溪口谒见张副司令后，返程过京时再行召见。

因为赶着路程，飞机加了油，又直飞上海，抵达龙华机场时，已经是夜幕高张，万家灯火了。代表们下机后，机场已有接待人员在迎候着，并陪同他们乘特备的专车驶向上海市内静安寺路沧州饭店下榻，吃过晚餐后，六位代表因为整日飞行，旅途劳顿，很早就各自安歇，准备次日清晨再启程前往溪口。

溪口武岭小学的一夜

翌日（三月二日），晨八时略进早餐，即由接待人员陪同他们赴上海北站搭乘沪杭路火车赴杭州，午餐就在火车上解决了；正午十二时左右抵沪，在杭州火车站上，早已有由浙江省府预先派来的两辆小轿车停在那里，代表们下了火车，又马不停蹄地跨上汽车，循着公路直奔溪口。这一整天，也是天色阴晦，细雨蒙蒙，汽车一直在阴雨中疾进。

是日傍晚六时，抵达溪口。甫至溪口镇边，汽车的速度也慢了下来，只见这里公路整齐，电炬通明，似乎别有境界，当时第六十七军军长吴克仁却不禁低声念着：“这真是，天上神仙府，人间帝王家啊！”他念完这两句，又向同车的同僚们说：“若是咱们国内的每一县市，都能有这样的建设的话，早已天下太平了！”言次，喟叹不已。这时却另有一位代表大发议论，他说：“不能这么讲，你要知道这里是一国元首的故乡，为国际观瞻所系，这是代表国家的体面啊！”大家对于这一番议论，亦皆点头称是，无心争辩。

是日晚，他们被招待在溪口武岭小学住宿。这是一所建筑得相当整齐的两层楼房，设备也十分完善。他们这一行六人，都是东北与华北籍的赳赳武夫，何况又是刚从风沙蔽天满眼黄土的西安飞来，一旦置身江南，又值仲春之候，旅途中一路所见，都是山明水秀，景色万千，大家面对着这杏花春雨江南，却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加上这夜新雨初停，月挂柳梢，他们度宿武岭小学，而且也了解到大家所要见的副司令就在眼前，辗转反侧之余，自更有说不出的一种咫尺天涯、情人遥夜之感。

吴克仁军长首被召见

三日清晨，他们在溪口接待人员照拂下，进过早餐，便乘坐昨日开来的两辆原车赴雪窦寺去谒见张副司令。汽车循着雪窦山北麓迤逦前进，直驶至雪窦寺的大门口才停下来，距雪窦寺东北面约二百码处，便是中国旅行社招待所，这即是张学良在溪口的幽居之处，招待所门前并无武装警卫，但便衣人员当然是少不了的。大家怀着异样紧张的心情步下汽车，进入中国旅行社招待所大客厅里，坐下休息，静候着张副司令的传见。在进行召见的那一段时间里，除了一两个招待人员来往传达消息外，并无任何监视人员在场，一切尚能自由自便，这使得六位代表都感到十分满意。

稍坐一会，听的南端传话出来了，每一个人都血脉奋张地听着，原来第一个是传见新任第六十七军军长吴克仁。吴首先站起身，整了整军装皮带，挺胸踏步地跟着接待人员跨上厅外的走道，直向张学良的住室而去。留在客厅里的五位代表，彼此沉默地围坐着，各怀满腔心事，一时静寂无声。

吴克仁进去约二十分钟光景，就见他垂头丧气、一步一拖地走了出来，两手不住地搓着，两眼有点发红。当他走回客厅座位时，大家都争着诘问情形，吴却摇头轻叹着说：“何必问呢？你们一会见到副司令就知道了。”

唐君尧走进张的住宅

一个又一个地召见着，到了第五位时，里面一声传话，是召唤唐君尧了。唐是这次兵谏中奉命率队赴骊山迎蒋的执行人，他一想到当时的情景，如在目前，不料结局却是万里迢迢地跑到溪口来，所以唐对于这次召见，在六个人中最感难过。他跟着接待人员走到张的住室门口，门是虚掩着，他在心脏剧烈跳跃下，轻轻地推开房门，蓦然一看，眼前站着的人，不就是副司令吗？

张学良这时站在房间的中央，面向着门，似乎在等候他的亲近的人走进来，身上穿的还是那件在金家巷官邸所穿的绸棉袍。唐一跨进门，便脱帽向张鞠躬敬礼，张点头示意，第一句话就是：“请进来，请进来！先坐下吧。”张说着自己也坐下了。

唐坐下后，举目四顾，看见房里窗口下，摆着一张办公桌，桌的两面有几张木椅，靠墙壁还有茶几和两张单人沙发。这个四方形的房间除了张学良以外，并无第二人。唐这时坐着凝望着张学良，似乎太久不相见了，虽有千言万语，也不知从何说起。还是张先开口说：“你们这么忙，委员长还特地要你们这么远道的来看我，我觉得相当愉快，但是也很感动，你们沿途很辛苦吧？”

唐此时情绪如麻，听见张这么说，他竟答非所问，抑制着情感，很迫切地问张：“报告副司令！你离开西安已经两个多月了，在西北的部队都十分关心着副司令的近状，都在盼望你早点回去，不知副司令什么时候才回西北呢？”

用不着以我个人为念

张见唐如此急呼呼地追问，只“嗯”了一声，坐着以手支颐，并抬眼看着壁间的字画，默然无语。唐却目不转睛地望着张，半晌张才接下去说：“咱们只求国家能早一天走上团结抗日的道路，至于我什么时候回去，都无所谓。你回去时可告诉刘师长（指刘多荃）转告官兵，实在用不着以我个人为念。”

唐看见张这时的神气，似乎有些伤感，所以也紧接着说：“报告副司令！咱们这次为了团结抗日而发动兵谏，当初在行动上，或不无引起人们的误解，但经过两个多月的时间，不仅一般舆论对于副司令的主张多表同情，我想事情演变到了今天，委员长也会体谅副司令的苦衷的，因为这些天来，我一直在注意着事情的发展，尤其是副司令这次毅然决然陪同委员长到南京来，这不但叫咱们做部属的万分感动，就是全国人民对于副司令的肝胆和忠诚，也都会存有无限敬意的！”

张微微点头说：“我原是只求问心无愧，个人如何，是用不着计较的。你要知道，凡是一个现代国家，军队都是国家的，东北军也绝不是我张某一人的，你可能还记得我于民国二十二年由上海出国的时候，曾经给团长以上军官每个人一封信，那封信是怎样向你们说的？你这次回去必须告诉刘师长，将来东北军就是一连甚至一排的被分别调到任何地方去作战，都要接受上级的指挥，这样才配做一个现代的军人。”

临行一鞠躬别矣少帅

唐一面应着是！是！一面却向张说：“报告副司令！我国起而抗战，已经是不能避免的事了，一旦抗战爆发，副司令自然亲身率领着我们打到东北去，即使副司令真的不参加，但是团结抗日的口号，实首先发自副司令，这也是值得安慰的。为了减少副司令的麻烦和难过，我们一定谨遵副司令的训示，只是希望副司令好好保重身体要紧。”

张说：“好的！好的！你们这次来跟我见了面，大家可以放心了。也可以见到中央对我个人的优遇与宽大，回去好好训练部队吧！最重要的是要遵守纪律、爱护百姓。我更希望你们能以关怀我的精神，放在训练部队身上来捍卫国家，能这样的话，我们一定有收复东北失地的一天。”

唐听张这么说，情绪激昂得难以形容，不知不觉泪盈于睫，再也答不上话来。张这时的面容，在严肃中也显得十分悲痛，两下里都默不作声。最后还是唐又问：“副司令还有什么指示没有？”

张略迟疑了一下说：“没有什么了，我相信你们都是我多年的患难袍泽，一定能本着我吩咐的话去做，那么，我什么时候都是安慰的，你走吧！”

唐只好站起身来告辞，临行立正向张一鞠躬，张这时却扭转身去，背向着唐。唐挂着两行清泪，不忍遽离，张背着身挥手相促，唐一步一回头地挨到门口，做最后的一顾。只见张兀立室中，面向窗户，分明也在抹眼泪啊！

岁月悠悠二十四年（姚立夫）

——骊山迎蒋的欢呼与泪痕（七）

有点生离死别的况味

且说吴克仁军长、唐君尧旅长等六人，在溪口中国旅行社招待所分别谒见张学良既毕，每人都不免垂头丧气地默默无言，大家在客厅里略坐了一会，气氛显得相当沉闷。这时却有一位招待人员满脸堆笑地走来向他们说：“各位都是远道而来，趁现在时间还早，我陪着各位去游览一下这里的风景区吧！”

吴军长看见招待人员如此殷勤，便向他微笑颔首，并问他道：“这里有些什么名胜古迹？倘若路程太远，恐怕要耽误我们今天赶回杭州的时间吧？”招待员答说：“现在不过十一时左右，我们就在这附近的雪窦寺、妙高台、千丈岩等处逛一回，要不了多少时间的。”

经过这么一问一答，大家也都感觉既已见罢副司令，不能老待在中国旅行社里，出去逛逛也好。不过，当六位代表站起身来离开大客厅时，再要想和他们的副司令见面告辞，那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或许张学良此时还独自坐在那间房里在流泪哩！大家步出客厅，不约而同地都向南端走道那边频频回顾，虽然相距不远，却是两个天地，如此匆匆一面，即告分开，每人皆有说不出的一种感慨和悲凉！

走出中国旅行社招待所后，因为大家都怀着无限依依之情，既不愿马上离开此地，而招待员的盛意又不可却，乃在雪窦寺一带漫步逛荡着，与其说是欣赏风景，毋宁说他们每个人都觉得不如多看一眼中国旅行社招待所为好，因为在幽禁中的张学良，究竟何日才能获得自由，杳不可知，或者这次晤见，真的就是最后一面了，此情此景，不无生离死别的况味！

千丈岩下一串鞭炮声

他们几个人逛到千丈岩时，那里附近一带，山峦起伏，松柏森森，确是别具一番境界，并有雪窦寺的和尚与当地小贩向他们兜售鞭炮，点燃后，将鞭炮投入岩下，砉然巨响，山鸣谷应，一般游客至此，都乐而为之，认为有趣之极。但他们几位因为心情不好，眼看着在中国旅行社里的副司令，却已是咫尺天涯，等同囚徒。这时唐君尧却掏出一元纸币，向小贩买了一大串鞭炮，擦火点燃后，使着劲儿猛向岩下投去，一时轰轰隆隆，声震空谷，有山崩地塌之势。吴克仁军长便遥指着中国旅行社房屋那边说：“这一串鞭炮声，副司令一定听得到，还知道我们未离开此地啊！”唐君尧也说：“当真如此，岂不是更令副司令难过吗？”吴克仁不觉接着愤然说：“副司令落到今天的地步，究竟是为了什么？为自己吗？”说到这里，六位代表彼此凄然相向，有的甚至痴望着中国旅行社洒下泪来。

闲逛了约莫一个多钟头，已经是正午十二时了，招待员伴着他们仍乘原车驶回武岭小学；谁也不愿再多留，各人携取随身行囊，便又匆匆登车赶返杭州。是日天色仍阴沉，汽车风驰电掣地驱程前进，抵杭州时，天尚未黑。因为六位代表中，有两位从未逛过西湖，大家都赞成乘车沿堤环游西湖一周，过岳王坟时，还特地下车展拜一番。他们六个人大概敬爱自己的长官心切，凭吊岳武穆墓时，却连带想起了张学良，站在那里低徊了好一会才离去。车驶至楼外楼酒家，由招待员陪着他们吃了一顿杭州味的晚饭，当夜便搭乘火车赴上海。抵沪后，仍下榻于静安寺路的沧州饭店。

返抵上海访候宋子文

翌日（三月四日），六位代表分别去探访自己在上海的亲友或赴四大公司购物，各人自由活动了大半天，到了傍晚，又全体出发访候宋子文于上海私邸。抵宋寓时，宋氏亲自接待，情绪至为热烈，并询问各人在溪口与张学良会面的情形。当时他们却公推吴克仁代表与宋谈话（按：吴克仁军长系在初期之淞沪战役中殉职），对白如下：

宋问：“各位这次代表着东北军各单位，由西安赶到这里，沿途太辛苦。昨天在溪口都见到张副司令了，谈得很好吧？”

吴答：“承宋先生的关心，我们六个人都被分别召见过了。副司令精神还好，对于我们也训示了很多，我们很感动，而且又觉得有些难过！”

宋说：“我想各位一定知道，不但委员长对张副司令很好，我个人和张副司令的交情更厚，尤其我最了解张副司令的苦衷；兵谏的事已经过去了，此事既已获得圆满的解决，不会再有什么的。”

吴说：“宋先生所告诉我们的話，我们自然是绝对相信的，不过副司令住在溪口，行动似乎并不自由，也就因为我们知道宋先生是对副司令最关心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很冒昧地特意要来拜候宋先生，希望能多知道一些关于今后副司令的行止，让我们回到西北时，也好向大家有个交代。”

何应钦将军招待早餐

宋氏此时迟疑了一下，并燃着了一支香烟，终于回答说：“各位请放心吧！张副司令是公忠体国的人，国家绝不会有负于他的。”

在座的六个人，听宋的语气，似乎很空泛，都不觉有些失望，吴克仁遂又向宋说：“我们已得到招待人员的通知，今天的夜车就要赶赴南京，因为委员长要召见。关于副司令的事，不但我们做部属的不能安心，宋先生一定更关切，只有宋先生当时是到过西安参与其事的人，而且又是和副司令一路飞到南京的，我们只有请求宋先生无论为公为私，必须竭力向中央说项，让副司令早日返回西北，使大家安心才好。”

宋一面频频点首，口里却不住地答着：“好的！好的！”

话谈到这里，也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大家便一齐起立，向宋氏致谢，因为火车开行的时间差不多要到了，跟着便向宋告辞出来，返回沧州饭店。当夜便又搭乘京沪路快车由上海赴南京，五日凌晨抵京，在招待人员照料下，陪往中央饭店略事休息。

不一会，招待人员前来通知，说军政部长何应钦已在励志社预备了早餐，请各代表前往赴会，随便谈谈。他们抵励志社时，先会见了何部长，同席者尚有陈诚、桂永清诸人。

这一顿早餐，大家边吃边谈，气氛很是和洽，尤其是桂永清与唐君尧两人，不久之前尚在渭南前线各据一方的对垒，今天又同席进餐，真是忽敌忽友，太有趣了。当时桂永清还特地坐在唐的邻席，拉着唐说东说西，劝饮频频，两人简直亲密得不得了。

蒋先生召见垂询殷殷

到了上午十一时，蒋先生在中央军校办公室召见六位代表。他们于十时三刻便由招待人员陪同抵达，先在小客厅里等候。蒋先生这次召见和张学良在溪口一样，也是一个个地分别轮流传见，每人大约谈话五分钟光景。当传唤唐君尧进见时，唐突然回想起在骊山“接驾”的一幕，不觉有点心跳，他镇静着走入办公室，见蒋先生正站在沙发椅旁，目光炯炯地看着他走进来。唐忙向蒋先生很恭敬地一鞠躬，蒋很谦逊和蔼地点首答礼，并轻轻地向唐说：“坐下，坐下吧！”

蒋先生这间小办公室，陈设很简单，除了一张公事桌以外，室内的茶几和沙发椅都是很低矮的。唐君尧小心翼翼地坐下之后，蒋先生一面坐下，一面却问唐：“你见过张副司令了吧！他好吗？”

“报告委员长！已经见到了，副司令精神很好。”唐答。

“好！好！”蒋先生微点着头，接着又说：“唐旅长！你去年在那种环境里，对于我的忠诚，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你以后更要好好的做事做人。”

“是的，我一定紧记着委员长的训示。”唐答。

“现在你家里老人都在吗？”蒋先生又问。

“父母都在堂，他们住在天津，常有信给我，两位老人都很健康，谢谢委员长。”唐答。

“你回去可告诉刘师长（按：指刘多荃），就说是我说的，他的父亲和叔父都是同盟会的革命老同志，他更当继先人的遗志，好好地报效党国。”蒋先生说至此，略顿了一顿，接着又向唐叮嘱说：“你回到西北后，好好地训练部队吧！”

唐君尧连连应着：“是！是！”蒋先生也连着说：“好！好！”唐这时即站起身来，向蒋先生敬礼告退，走出办公室。

三月上旬东北军调防

六位代表召见既毕，各人都松了那一颗紧张的心，仍返中央饭店休息，当夜便由南京渡江至浦口，搭乘津浦路火车至徐州，又转陇海路车，经开封、郑州、洛阳、潼关径返西安防地。他们一行六人，于三月一日由西安启程，于三月八日返回西安，往返共计八天。

代表们返来后，即分别向各部队转达在溪口谒见副司令以及委员长在南京召见的各情，东北军的军心，总算渐渐安定下来，谣言亦告平息。到了三月下旬，驻防陕甘的东北各军奉令开出西北，分别调往江苏、安徽、河南各地，开始进行整编。当时东北军官兵的心理，总以为部队既已东调，副司令不久之后当可见面了，而事实上却并不如此简单。那次调防的详情如下：

第四十九军（即一〇五师扩编而成，刘多荃升任军长，唐君尧亦被委为该军一〇九师师长）调驻河南省南阳、方城、新野一带整训。

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调驻两淮（淮阴、淮安）、蚌埠一带整训。

第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仍驻防北平、保定一带整训。

第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调驻河南省周家口、淮阳、西华一带整训。

第六十七军（军长吴克仁）调驻豫鄂边区正阳、罗山、武胜关一带整训。

骑兵军（军长何柱国）调驻河南省上蔡、汝南一带整训。

从这时起，东北军驻陕甘两省边区之部队已扫数东调。到了是年七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展开，张学良虽仍然未获自由（辗转西移，幽居于贵州息烽），但东北军健儿，却皆投入了抗战的序列。

宋子文先生何以自解

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写到此处，可以告一结束了，不过笔者对于幽居已二十四年的张学良，至今仍然幽居如故，却不能无感与无疑。

第一、蒋先生对于张学良的处置，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地想不开呢？

第二、宋子文先生在西安事变以后的那些岁月中，是否真的竭力营救过张学良呢？

据笔者所得到的内幕消息是：蒋先生对于张学良的管束，在当初确乎出于一种保护心理，据说后来是因为受了左右的影响，才演成目前的结果。这一传说，是否属实，至少有下列事实，可为明证。

当蒋先生于民国三十八年宣布隐退，由李宗仁代总统时，蒋先生有一段时间到了上海，那时国人正酝酿“释放张学良”运动；有一天，宋子文先生去看蒋先生，曾谈到张的问题，蒋先生很有意思把张氏予以释放，当他问及宋子文的意见时，不料宋氏的答复却是“等等看”三个字。宋子文在张杨兵谏时，冒险飞赴西安，展开谈判，显然是西安事变中张学良个人的保证人，他在事变结束以后，也曾对人表示：“一个人如果说话不符时，那怎么行？”又说：“这不是生命问题，是人格问题，我怎可失信呢？”这些话，都是针对张学良能否恢复自由问题而说的啊！

可是，当西安事变隔了若干年，并且是事过境迁之后，于蒋先生有意释放张学良时，他又说出“等等看”三字，这真使人大惑不解了，不知宋氏当时的心理，究是做如何的想法：

一、是为了讨好蒋先生吗？似乎又没有这个必要。

二、是怕张学良获释之后，被中共利用吗？而那时的张学良，只是一个赤手空拳的人，我们实在看不出他对国家和对蒋先生会有什么不利！

三、张学良所犯的罪行，是十年管束。那次蒋先生问宋的意见时，已是一九四九年了，难道还不足以抵偿吗？无可否认的，当年宋子文陪同张学良在南京特别军事法庭受审的时候，张于被判刑后能获得特赦，虽是出于中央的一番折衷苦心，但宋氏当初实为最具影响力之一人，何以事隔若干年，宋氏反而没有过去那样的魄力和肩膀呢？

两句铁板数姑妄听之

政治上的是是非非，原是永远一笔算不清的账！我们如果承认这种看法正确，那么当政府量刑之初，何不干脆判决张学良的死刑或无期徒刑？也叫人无话可说，亦不至于要拖泥带水地拖了二十多年，叫人们谈起就摇头叹息。这对于政府又何尝有利？

笔者曾闻某要人说过：每凡有关释放张学良的呼声传出时，蒋先生都喜欢问一下左右亲信人们的意见；而他们对于这件事的主张，不是不加可否，就是主张仍旧继续管束。张学良的不得恢复自由，这亦是其中的因素之一。

所以时人呼吁释放张学良，每每把重点摆在蒋先生个人身上，我们不能说不对，但至少这只对了一半。这个责任不能让蒋先生一人负起的啊！

总而言之，张学良当年因激于抗日的义愤，在情势逼迫下而发动兵谏，确实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有其应得之罪。但直到今天，他不但一直在管束中过了二十四年，而且他当年高呼拥蒋抗日，动机已可以十足证明是纯洁的，他当年毅然陪着蒋先生赴京领罪，行为也不愧是光明磊落的，说句公道话，国家对于他的惩罚已经够了。如果蒋先生左右的人，能建议或不反对释张的话，以蒋先生的伟大襟怀，和一贯对张的爱护，我相信他老人家是会同意这一措施的。

最后，我想向读者诸君叙述一个较轻松的事儿，以结本文：

据说香港有一位精于铁板数的先生，今年曾替张学良的命运推算了一下。张是辛丑年出世的，明年（民国四十九年，即一九六〇年）恰是花甲之年，而铁板数上所显示的张学良明年的运程却有如下的两句话：

“多人齐说理，囹圄之叹释。”

关于命数之说，虽然是虚无缥缈的，而上面这两句，念起来也有点似通非通，但看字面，似乎张氏在明年大有恢复自由之望，特写在这里，以观后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