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张学良秘闻：张学良幽居生活实录（高山流）—张学良在贵阳（袁化鹏）
张学良幽居生活实录（高山流）
在前几个月里，每次读到《春秋》上右军先生所撰：“西安事变从未公开过的珍史”，总要引起我的回忆和感慨！因为笔者早年于役东北时，与张汉卿先生既有一段渊源；及后又曾供职于西北行营，对于西安事变当时的来踪去迹，亦多有所闻。二十余年来，国家多故，岁月如流，张氏幽居迄今，亦已由壮而老；笔者半生戎马，尚幸偷息香江。往事萦怀，徒添惆怅而已！
月来海外报刊，频传汉卿先生在台度过花甲之庆后，将有恢复自由之说。虽然此讯尚待进一步之证实，而笔者固不禁为蒋先生颂，为张先生庆矣。尤不料适于此际，笔者竟于无意中邂逅多年不见之老友S君于海隅，而S君者，即为奉派与张汉卿先生十余年幽居岁月中，共晨夕、伴起居，最亲近之一人。
兹以汉卿先生将获释之传说甚盛，S君闻讯，自为之奋欣万千，并承应笔者之约，尤为畅述其十年来伴随张氏之一切经过详情。数日来，把茗相对，欢若平生，话匣既开，滔滔不绝，其中种种情节，皆为张氏幽居多年来外间所无从获知之珍秘。本文即为依据与S君累日长谈所得资料，丝毫不加修饰而写成，虽觉拉杂，但求存真，投刊《春秋》，俾广大读者先睹为快。
中华民国四十九年仲夏作者于香江
海隅重逢把茗话旧
记得我和S君当年共事的时候，他还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中等身材，瘦瘦的体格，戴着一副近视眼镜。他虽然是一个受过军事训练的人，但在气质方面，依然带点书卷气。
后来我知道他加入了军统，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们的来往就渐渐疏远了。在民国廿六年春，我又听见另外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他已经被戴笠先生派在溪口，担任保卫张学良将军的任务。不用说，在他神秘工作期中，我同他更是音讯断绝，不相往来了。事隔廿余年，不料河山已破碎，海隅得重逢，把握之余，真有“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之感！
这次我和S君相约作第一次长谈时，起初彼此有点不知从何说起，还是我单刀直入地劈头先问：“S兄！张先生被政府管教了二十四年，直到今天才传出有被释的消息，老兄和他相处了十几年，对这一个消息，有何感想？”
S君答：“我是在奋欣中又有着很多的感慨！第一、我和张先生共同生活了十几年，彼此之间，已有着很深厚的感情，当张先生由大陆移居台湾时，我决计要离开那个伴随张先生的岗位，奉上级批准后，临别之日，张先生和赵四小姐都热泪盈眶地依依不舍，这一幕惜别的情景，使我至今难忘；第二、我这些年来，常常在想，如果有机会，我很想替张先生说几句公道话；第三、我对于张先生的至今还不能恢复自由，深表遗憾！假如他真的获得释放，在我来说，似乎是完了我的一桩大心事。”
S君接着又说：“今天我虽然准备和老兄将张先生的幽居往事，作一番‘白头宫女’的闲话，但我得向你声明四点：
“第一、我讲述张先生幽居生活往事，完全是基于同情张先生的心理，丝毫没有旁的作用。
“第二、我希望你老兄若要记述这件事的时候，应该力持公道，不要对张汉卿先生有任何伤害的地方。
“第三、假使你有日将这些旧事写成文章公开发表时，我更郑重拜托，千万不要留给读者一个错误印象，以为我既同情张汉卿先生，可能站在反对蒋先生的立场，这一点务请老兄留意。
“第四、我所讲的一些生活故事，都是亲身目击的真人实事，绝不作丝毫夸张和渲染，希望老兄能彻底地了解。”
奉令保护汉卿先生
S君郑而重之的作出声明，我却认为他似乎过于紧张，其实我们之间的闲聊，借用京剧《四郎探母》中的一句道白：“阴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彼此把茗话旧，亦人生一乐。至于是否写成文章公开披露，起初我并未作这个打算。所以我对于S君的四点声明，自然是无条件地加以接受。
接着我便问他道：“记得张汉卿先生陪同蒋先生赴京请罪，经过军法审判，结果获得特赦，交由军委会管教十年，张先生即移居蒋先生故乡之溪口。那时便有人对我说，你已奉派担负保卫张学良先生安全的责任，你是从什么地方调去的呢？”
S君答：“我那时原在南京服务，奉到戴先生的命令后，立即赶到溪口中国旅行社去报到。我报到时，张先生身旁已先有一位刘秘书随侍，刘也是中央派来的。记得是在一天的中午，刘秘书介绍我和张汉卿先生以及赵四小姐见面（此时于凤至夫人已与赵四小姐换了班）。张先生和我一见面，便很亲切地问我：‘从哪里来？’我答：‘南京。’从那个时候起，我便参加了看管张先生的生活集团了。”
我问：“你们在溪口时，奉派负责保护张汉卿先生的武装人员，是什么部队？隶属于哪一个部门？人数一共有多少？”
S君想了一想答道：“名称是：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特务队——简称军统特务队——直接隶属于戴笠先生主管的部门；人数一共是宪兵一连，担任外卫的任务；另有便衣队员四十七名，则担任内卫任务。那些便衣队员，阶级都是中尉和上尉，一共分为好多班，每一班七个人到九个人不等，分班轮流地随同张先生行动，保卫张先生的安全。”
S君接着又说：“我当时负担的任务，是对内防止张汉卿先生的逃逸；对外，防范外面的人对张先生的加害。”
我又问：“你们那时对于张汉卿先生个人行动的自由，是否也要干涉？”
S君答道：“我并不负有干涉张汉卿先生个人行动自由的任务。但由另一位刘秘书陪伴着他。”
S君这样一表示，我已经明白他同刘秘书是分工合作，各有不同的任务的。
绝口不谈西安事变
我问：“在溪口幽居时，经常与张汉卿先生在一起的，有些什么人？”
S君答：“有张汉卿的夫人于凤至女士，后来是赵四小姐。此外，就只有老刘和我了。吃饭时也是我们这几个人在一个桌子上吃。”
我问：“你初担任这项任务，和张先生共同进餐时的气氛怎么样？”
S君答道：“张先生从来不和我们谈起西安事件，他反而时常讲一些有趣味的故事来调和沉闷的空气。”
我问：“你们这些负责看管张先生的人，平常对于张先生是怎样的称呼呢？”
S君答道：“刘秘书一直的称呼他为张先生，我有时称呼他张先生，有时候也称呼他副司令。至于队员们，全都称呼他副司令，没有人叫他张先生。”
S君接着说：“我刚接事的那几天，把大部分时间，都摆在与每个队员个别谈话方面，因为负责看管这么一位先生，可以说是责任重大，半点也不敢马虎，必须全队人员合作无间才行。稍后，时间稍有余裕，才注意到其他问题上去。先谈伙食一项吧！我们那时所用的厨师有两个人，都是从警官学校调来的老人。他两人都是受过严格训练，十分可靠的。大师傅老刘是四川人，中西餐的手艺全好；二师傅阿米是浙江人，和我是同乡。老刘不但菜做得好，而且还会做各式各样的中西式点心。阿米的手艺也不错，但他只能打打下手，给我们端端茶，送送咖啡而已。
我问：“你们那时每天的伙食如何？”
S君答道：“抗战前的生活程度，你是知道的，五元钱可以做一桌海参席，十元钱可以做一桌鱼翅席，我们每天的菜钱多少，是没有限制的，单是每一餐吃的水果，便要花五块钱，每隔一两天由上海先施公司或是永安公司派专人乘车送至溪口来。”
张先生是网球健将
S君又说道：“张先生有午睡的习惯，吃完中饭之后，必须小睡片刻，通常是半小时左右。等他睡醒之后，闷着无聊，便要找刘秘书和我，问我们今天作什么消遣？”
“随张先生的喜欢。刘秘书和我照例是这样的回答。”关于如何消遣的问题，S君讲述了如下几段故事。
“有一天，张先生表示想打网球，无奈溪口雪窦寺附近一带全是山地，周围没有平阳可做网球场之用。于是我们只好雇人开山，开出一个球场。张先生当然高兴万分。同时赵四小姐也有地方打羽毛球了。
“可是在那个时候，在中国内地还很少有人玩羽毛球这些时髦玩意，为了购买羽毛球，我们可费了很多事，找了好多地方，才购到一副。
“一切准备好了之后，网球比赛，经常举行，刘秘书也是个网球健将，只有我是门外汉，所以我当时曾向张先生表示：我不会打网球，只会游泳。张先生听我这么说，马上安慰我道：不要紧，我教你打网球，你教我游泳。我当时也不假思索，立刻应承道：就这么办。过后仔细地想了一下，才觉得有些不妥！万一张先生在游泳中出了什么差错，我怎能担得起这个责任！所以，对于教张先生游泳之事，我只能使用拖延战术，一拖再拖。有一天，张先生的兴趣实在太高，简直无法推托，终于和他下了水。还好！在游泳中张先生一学就会，居然没发生什么意外。”
S君谈了一大段，我歪在沙发上却听得津津有味，稍停一下，S君又说道：“张先生的网球打得太好了，我们这几个人中，除了刘秘书和李副官，还可以和他对打以外，杜副官和我，简直不是他的对手！”
“网球外面不是有毛保护着的吗？可是经过张先生几次发球之后，毛就被他削光了！他发球的时候，把身子稍稍一弯，一拍子抽了下去，球就像箭一般，落向对方。平常人发球，球落地的时候，一定会跳了起来，由你去接打；张先生发出的球，落地之后不向高处跳跃，多数是擦地而过，叫你没法子接得住！”
几位副官本领了得
讲到这里，S君又把话题转到几个副官身上。他说：
“那时随侍在张先生左右的，一共有三位副官，我只知道一位是杜副官，一位是李副官，一位是于副官。至于他们叫什么名字，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这三位副官是跟随张汉卿先生很久的老部下，他们都是‘白山黑水’的东北健儿。那位杜副官在张大元帅生前，服侍过老帅，老帅死了以后，才追随张汉卿先生左右。他的武术很好，得闲的时候，常表演给弟兄们看，人也很爽直，我和他很谈得来。那位于副官，好像是于凤至夫人的娘家子侄辈，他是随于凤至一起来的，后来，于凤至去了美国，他也跟于凤至走了，以后就没有回来过。其中杜副官的年龄最大，李副官的年龄最轻，他们两个人不但枪法好，而且都有一身武功，几十个人轻易近不了身。有一次我和刘秘书闲谈，刘秘书曾和我开玩笑地说：‘你留心没有？以杜副官和李副官两个人的本领来说，我们两个人和四十几名队员，真不是他们的敌手。他们要解决我们，非常的容易，你可要加倍小心哩！’
“你讲得不错，但有一点我倒看准了的，那就是：张先生是求仁得仁，他绝不会叫他们那样干。”
S君接着又谈到一件趣事，他说：“当我由南京到溪口接受任务之后，就规定队员们在每天的下午时间中，抽出一小时的功夫上上讲堂，或是举行小组讨论。队员们却要求除了上讲堂以外，他们打算练习打靶，我当时也同意了，不料几次之后，张先生知道了打靶，就要求我跟着一路去玩玩。我在当面不能不答应，但是好多次我却不敢让张先生同去。
“有一天，刘秘书和我研究到这个问题，刘秘书问我的意见，我说：‘我看让张先生去打靶，没有什么关系，张先生这个人非常想得开，他拿着枪既不会打我们，也不会自杀的，我们怕什么呢？’刘秘书想想也对，就同意了我的意见，准许张先生参加打靶。”
爱国思想极端强烈
S君越谈越高兴，我只有坐着静听，根本插不上嘴，这时他停了一停，端起一杯茶饮了几口，我便乘机问他道：
“S兄！请你不要讲客气话，你当初接到看管张汉卿先生命令的时候，内心里曾有什么感想？”
S君答道：“还不是同受到其他任务一样，一切按照命令行事。不过，当然啦！看管张先生，是与其他的人不同的，我当时对于这位谜样的人物，也想能借此机会，多所了解。”
“结果如何呢？有所了解了吗？”我又抓着这个题目，接着追问下去。
S君答道：“经我和张先生较长时间相处的结果，我觉得张先生这个人，有两点特别的地方值得一提：一个特点是爱国思想极端强烈；另一个特点是有知人之明，绝不像外面人批评他那样：小事聪明，大事糊涂。”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呢？”我又追问了一句。
S君说：“关于前者，我有两点小事，可以证明；关于后者，我也有两点事实讲给你听。”
“好极了！我替你燃一支香烟吧！”我兴奋地说。
S君说：“张先生每逢对我们谈到抗日问题时，他常说：‘委员长（指蒋先生）有委员长的看法；我也有我个人的看法。委员长的看法，是基于国仇；我则除了国仇之外还有家恨！委员长是要等准备好了再对日本作战；我则是要抗日就必须立即动手。’另一件事是跟随张夫人于凤至的女佣王妈说出来的。王妈是东北人，小时候不知道因了什么毛病，跷了一条腿！她曾告诉我说：‘副司令（这是东北同胞对张汉卿的尊称）因为恨日本人，多少年来，家里连日本人生产的任何东西，半点都不许用的。’”
对汪精卫印象不佳
S君一面讲，我一面点着头，又随口问道：“那么，关于后者的事实又是些什么呢？”
S君说：“关于这件事，我可以给你讲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在七七事变的前夕，当时的行政院长汪精卫，在庐山发表‘焦土抗战’的演说，各地无线电台，都转播这一重要演词。这天夜晚，在看管中的张汉卿先生那个小天地里，刘秘书早已睡了，只剩下张先生、于凤至夫人，以及那位跷脚王妈，我因为负有保护张先生的责任，当然是随伴在侧的。他们在无聊之际，就打开无线电听汪精卫的广播。汪精卫的演说，在国内是有名的，说起来自然头头是道，极为动听！但当汪精卫演说完毕之后，这时于凤至夫人，因为疲倦了，由王妈陪着进入里屋去睡觉。小厅里只剩下我和张先生两人，于是我便对汉卿先生说：‘汪先生的演说，太感动人了！副司令你觉得怎么样？’张先生听我这么说，却带着微笑，拍着我的肩膀道：‘你太年轻，你别以为老汪的演说动人，其实，汪这个人的言行，极不一致，我恐怕将来第一个不和蒋先生合作抗日的，就是汪精卫哩！’我当时听见张先生这种说法，虽然表示惊讶，但也不便加以追问或反驳。及至汪精卫后来真的树起了‘和平救国’的旗帜，与蒋先生各走各路，到了那时，我才佩服张先生确有知人之明。”
和张治中大谈女人
接着，S君又讲出另外一个故事，他说：“当我们一直由溪口陪着张先生移住于湖南省沅陵县对江凤凰山的时候，当时已经全面抗战，湖南省政府主席是张治中，但这时尚未发生长沙大火事件。有一天，张治中到凤凰山来看张先生。若按照我们的惯例，凡是有人来看张先生，必须向上级请示，我和刘秘书是无权作此决定的。但是，这次张治中来就有点不同了，一者我们都知道蒋先生和张治中的关系，谁也不敢得罪他；二者张治中是当时的地方上最高行政首长，他站在地主的立场，也有资格来照应张先生；三者那时湘西的治安情形，并不良好，可以说，遍地都是土匪，土匪攻城掠地的事，时有所闻！我们的警卫实力，只有宪兵一连，而且又都是短枪，力量实在是太薄弱了！恰好此时张治中上山来了，我们希望他来了之后，对于这件事，能够有所帮忙。于是，我同刘秘书一商量，便不待请示，就准许张治中和张汉卿先生见了面。张治中坐了一阵之后，张汉卿先生留他在山上吃午饭，那次一同吃饭的人，有张治中、张汉卿、于凤至、刘秘书和我五个人。”
“在吃饭时他们谈些什么？”我问。
S君说：“在吃饭的时候，两位张先生随便谈天，虽然战况紧迫，并不触及任何正事，以后谈到了女人问题，张汉卿先生还笑着请于凤至夫人进屋回避哩！”
“张治中也喜欢谈这一套吗？”我问。
S君说：“他越谈越起劲，似乎比张汉卿先生更在行，很轻松地吃完了饭，也没说什么，再坐一会，张治中就告辞走了。我同刘秘书把张治中送走，等刘秘书也离开之后，我就向张先生说：‘张治中这个人，油腔滑调的，我看着就不顺眼！’”
“为什么？”张先生笑着问。
“我说：‘我有一次跟随委员长和夫人在杭州楼外楼吃饭，陪着委员长的，只有张治中一个人，那时他的职务是中央军官学校教育长，为人师表，地位也不算低了，可是，当蒋夫人走出楼外楼的时候，恰巧有一小滩污水阻路。就在夫人举步不前的当儿，张治中赶快就把自己的手绢掏出来，铺在地下让夫人踏了过去。您看这算什么呢！’”
“这‘是小事哪！依我看，张治中这个人和汪精卫一样，都是靠不住的，委员长如果不对他加以防范，可能会吃他的大亏。’张先生略带感叹地说着。”
聪明绝顶涵养功深
据S君说，自从这次闲谈之后，他对张汉卿先生又多了一层认识。后来，他从事实中更证明了张先生对于张治中的看法，完全是正确的。所以他又重复地对我说：“外面人说张汉卿先生小事聪明，大事糊涂，是不公道的。”
我看S君讲张汉卿先生的故事，越讲越紧张，有心调和一下空气，便转移话题地问他道：“你同张先生相处那么久，我相信是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了，张先生对于他本身的遭遇，究竟抱有什么感想呢？”
S君说：“我已经告诉过你，对于西安事变，他是从来不谈半句的，他有什么感想，我实在难以奉告。不过我从旁人口中听来了一点消息，可以给你作一个参考，至于他们是怎样知道的，我就不敢妄加臆测了。”
“也好！”我一本正经地洗耳恭听。
S君道：“据旁人向我说：张先生对于他送蒋先生回到南京之后，结果中央却拿他当‘犯人’看待这一点，似乎表露过十分的不满。”
S君所指的旁人，自然也是他们那个“小天地”里的人。据S君的看法，张汉卿先生这个人，不但聪明绝顶和有知人之明，而且涵养功夫也非常人可及。
有一天，S君同张先生在闲谈中说到马君武所吟的“赵四风流朱五狂……”这首诗。张先生笑了一笑说：“你知道马君武写这首诗的作用吗？”
S君说：“我听张夫人说过，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后的那段时期内，副司令正在北平协和医院养病，马君武的造谣，是一件可耻的事，至于为了什么，我就不清楚了。”
一件小事惹大麻烦
“这件事与我得罪了汪精卫有关。”张先生很坦率地对我表示他的愤慨。
“这我就更不清楚了！”S君说。
“汪精卫的攻击我，是有计划的一种行动，马君武只是在他们攻击我的行动中，表示了文人无耻的卑鄙助阵的行为。”张先生说。
“我还是不大明白。”S君又问。
“他们的对我攻击，虽然把目标指在我的身上，实际还是攻击蒋先生的对日政策；他们表面上骂我是不抵抗将军，骨子里是反对中央不抗日的措施。”张先生激昂地说着。
“汪精卫一系列的人，与副司令有何仇何恨，而要这样对付您呢？”
“说起来这又是为了一件小事，给我招来的麻烦！你不知道，当我在北平负责那个阶段，我的健康状况，并没有现在这样好，遵照医生的嘱咐，每隔十五分钟必须注射一次，有一次汪精卫到北平来看我，我因为尊重他是革命元勋，强打精神陪着他谈话，勉强地支持了一个钟头以上，实在支持不下去了，才请汪先生坐一会，我同医官进到屋里去打针，打完了针，又赶快出来陪着他谈话。这时，我看见汪的面色已不大好看，但我以为我并没有什么地方得罪于他，所以也未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后来，我从旁人口中，才知道汪认为我那次是对他太不礼貌，是根本看不起他，从此对我怀恨得不得了。为了这点误会，竟结成了冤家！真是太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以汪当时的地位，而胸襟却这样的狭小，你叫我还有什么话好说！”
S君认为：张汉卿先生这个人胸襟豁达，非常想得开。张氏自己也常说：大丈夫要拿得起，放得下，若遇事都要去斤斤计较，那苦恼就多了。
S君还记得张汉卿先生和他讲过一段第一次直奉战争时的小故事，张氏对他说：“那时我还年轻，地位仅是一个旅长，当战况进行至最紧张之际，前方打电话来，请求立即派遣援兵。我那时实在已经无兵可派，干着急也没有用，于是把心一横，干脆不接电话，倒在床上蒙头就睡，及至一觉醒来，危险情况已成过去。嗣后，我更想开了，凡是遇到非能力所能解决的事，大不了不去解决它，所谓船到桥头自然直，也没有什么不得了的。”
优哉游哉大享清福
S君说完这段小故事，我把话题一转，又问到张先生幽居溪口时期的一些日常生活状况。
我问：“你们和张先生住在溪口中国旅行社时，除了打网球之外，还能到外面走走吗？”
S君答：“可以的，由溪口到天台山，我们活动的范围很大，有时候还开着汽车到市区去游一下哩！”
我问：“若要游车河，一共开几部车子出去？”
S君答：“通常是前面一辆车里坐着张先生、于凤至夫人（或赵四小姐）、刘秘书和我四个人，后面则紧跟着一辆队员们坐的车子。”
我问：“常常出去吗？”
S君答：“到市区去的次数很少，但整个雪窦山是到处可以去的，我们那时特别准备了四乘山轿，十名轿夫，因为轿夫都是上面派来的自己人，我们走到哪里，也把他们带到哪里。有时是坐着轿子爬山，有时把轿子停下来跑路。”
S君又说：“由宁波到溪口，有一条溪水，据说：蒋先生在童年的时候，为了好奇心所驱使，曾经沿着这条溪水步行，逆流而上，要看看它的水源究竟在什么地方，哪知走了一两天，没有消息，家里人还以为蒋先生失落了，后来才知道他干了那么一件傻事。
“张先生的玩法又不同了。我们好多次都是坐着轿子一直地向山上走，在山顶上先已派人预备好了竹筏子，等到我们一行抵达，就弃轿登筏，使其沿溪顺流而下，引以为乐。
“那道溪水有的地方很深，有的地方很浅；最宽的地方有两三丈，窄的地方不过四五尺而已。
“我们坐在竹筏子上，有时听其自然，叫它一直地向下流；有时张先生看见哪个地方风景不错，就停下来玩一玩。好在那道溪水，由于山路曲折的关系，水流并不太急，筏子后面只用一个持竹竿子的人，已可操纵自如，用不着担什么心事。”
我说：“如此优哉游哉，倒是满有趣的，你若不是伴随着张先生的话，恐怕很少机会能享这种清福啊！”
S君答：“可不是吗！我自从奉派到溪口之后，日常生活就只能随着张先生打转。张先生每天早起，上午读书，吃完中饭之后，稍微休息一下，下午两点钟多数是打网球。若遇到张先生高兴，中午也不休息，我们吃完了午饭，就开始游山玩水。说起来好笑，我们所谓的爬山，其实是坐轿的时候多，有时有目的地，有时随便轿夫们抬着走，抬到哪里，就到哪里。
青龙潭水深不见底
“也有时候我们一大早就出去，午饭就在外面吃野餐，这样，就必须把厨房的人员和用具也带出去，随行的人数一多，阵容更显得庞大了。
“我们常去的地方之一是‘青龙潭’，那里的水很清，潭在一个大山窟里面，有两千公尺的面积，因为在两山之间，阳光多被遮蔽，所以潭水是看不到底的。
“有一天，张先生叫人拿了一条五六丈长的绳子，绳端系一块大石头，一直沉向潭里，绳子放尽，还是未到底。有人说，这里从前出过蛟。也有人说，青龙潭的地心是通着大海的。
“有一次，张先生的四弟学诗到溪口来看他，学诗也同我们一起去逛青龙潭，到了那里之后，我们都围坐在青龙潭畔，注视着那深不见底的潭水。这时，忽然有几个年轻力壮的队员，竟扑通、扑通的跳到潭里去游泳。别看张学诗生得身材瘦小，泳术倒相当高明，紧接着他也脱下衣裳，跳下去了。但是，过了没多大工夫，他们都先后爬了上来，大家不断嚷着：‘好冷！好冷！’
“当地的百姓，由于迷信神话的关系，是从来都没有人敢跳下潭去游泳的。因为水太冷了，连鱼都没有。”
S君又说：“张学诗是毕业于中央军校第十期，为人沉默寡言，但对人却很和气。那个时候他好像是在于学忠部下服务。不料在抗战胜利前后，他忽然参加了共党阵营，其间还一度出任中共政权委派的‘辽宁省政府主席’，后来，听说又调为驻青岛中共海军学校副校长，此后即消息不明了。”
由千丈岩到雪窦寺
讲到这里，S君略停了一下。我又乘机发问道：“溪口是有名的风景区，我想你们在那段时间里，寻幽探胜，到处都留有足迹了。”
S君笑着说：“不要说到处留有足迹，甚至连那一带地方的一草一木，也都记得了。除了青龙潭以外，千丈岩、雪窦寺、和尚坟等地，都是我们常去的地方。现在先说千丈岩吧：在千丈岩的上面，有两三间茅屋，里面住着一个得道的高僧，法名‘寂光和尚’，这里距离雪窦寺不过两三里路，加上寂光和尚又是东北人，和张先生很谈得来，无事的时候，张先生就说：‘走哪！我们到千丈岩茅屋里去坐坐。’
“千丈岩底下的山谷，深不可测，由上面望下去，只是黑沉沉地一片。张先生一到那里，就请寂光和尚买一些鞭炮来，把它点着了丢下谷去，劈啪之声，山鸣谷应，的确别饶情趣。有时我们和张先生，轮流燃着鞭炮往下丢，看谁丢下去的鞭炮声音响、回音长，一玩就是好半天。所以我们每一次去，张先生就吩咐给寂光和尚一百块钱，叫他购买鞭炮。那个时候的一百块钱，是一个甚可观的数字，雪窦寺的和尚知道了这个消息，竟千方百计地来争生意，由于张先生不理会他们，也就始终拉不到这笔好生意。”
S君接着说：“另一个好玩的地方，就是雪窦寺了。该寺门口，有一个很大的储水池，和香港的水塘相仿佛，是准备在天雨的时候接水用的。水池下面有一个可以自由开关的水闸，关闭时，水就被截住流不出去；水闸一开，水就流了下来，有如万马奔腾般流向千丈岩，到了千丈岩顶，再直泻而下，形成一个大瀑布。
“我们到了千丈岩之后，除了燃鞭炮之外，就是通知寺里的和尚，把水闸开启，制造临时瀑布。这个临时瀑布确是既美丽而又雄伟的！在天气好的时候，那道瀑布所反映出来的颜色，七彩缤纷，好像一道彩虹似的，使人目眩神迷！张先生每每顾而乐之。
坟堆捉鬼树下引弓
“距离雪窦寺半里之遥的地方便是和尚坟。因为寺里历来死去的和尚，都埋葬在这里，每到夜间，那个坟丛之中，常有一两处光点，晃来晃去。有人说，可能有不法之徒在那里潜伏；也有人说，那里有鬼。张先生听到了以后，某次就对我说：‘你有没有胆量，我们今天夜里到和尚坟里去捉鬼？’我那时年轻胆壮，根本不怕鬼，立即赞成张先生的这个新鲜提议。
“我们一行人马，摸黑摸到和尚坟里，鬼倒没有捉到，可是发现了坟丛里，有着数不清的蝙蝠，在那里飞来飞去。
“又：在雪窦寺斜对面，中国旅行社正面的斜叉路口上，有一棵参天的大树，高达八九丈，枝叶茂盛，像一把大伞张在那里，树干的粗细，五六个人都合抱不拢。有一次，赵四小姐从上海来和于凤至夫人换班，她带来了好多弓箭。张先生一见，满怀高兴，就招呼刘秘书和我几个人，到那棵大树下去射箭为乐。我们因为从来没有搞过这个玩意，最初搭扣拉弓，谁都射不远，练了几天之后，就拿着那棵大树作目标，看谁射得高、射得准。结果还是张先生有本事，引弓如满月，一箭射上去，就射在五六丈高的树干之上，因为太高，没法把那枝箭取下来，以后就一直让它插在那里。如今事隔二十多年，这枝箭恐怕早就烂掉了。”
于凤至与赵四小姐
我对这些珍贵小故事，真是越听越有味，而S君也显然越谈越起劲。这时我又发问道：
“于凤至夫人和赵四小姐两人，多少时候换班一次？你老兄对她两人的印象如何？”
S君一面微点着头，一面答道：“于凤至夫人平常不太说话，‘端庄稳重、沉默寡言’八个字，足以当之。当年的赵四小姐则是娇小玲珑，仍然一派青春活泼。于凤至的个子较高，赵四小姐的身量较低。
“自从张汉卿先生被管束之后，蒋先生顾虑到他寂寞无聊，所以特下手令，允许于凤至和赵四小姐，交替地来陪伴张先生。在溪口幽居时期，是规定她们两人每月换班一次，于来赵去，赵去于来，习以为常。
“来的人当然是陪伴张先生一起生活，回去的人，就住在上海法租界‘高乃依路一号’。有一天，张先生和我谈到在上海的那幢房子问题，他告诉我：这所房子是租来的，他从来不在租界内买房子。
在溪口时，据杜副官告诉我，张于的结合，是由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张大元帅未得意的时候，于家曾在某一次危险中，救过老帅的性命，张老帅发达了，为了报恩，就和于家结成了‘儿女亲家’。于凤至夫人，既不太喜欢说话，头脑也不新不旧，和张先生的情感大致不差。她在无事的时候，就教副官们念念英文，或是和王妈一起结结毛线，打发一天的时光。
“赵四小姐又不同了，人既漂亮，且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她是北平燕京大学的高材生，待人接物，和蔼可亲。不过有一样小缺点是，她说起话来，略带粗重的男人嗓音，似是有点美中不足。
“以年龄而论，在张先生三十九岁那一年，于凤至是四十一岁，赵四小姐是二十八岁。所以在称呼方面，张先生和赵四小姐，都呼于凤至为‘大姐’。于凤至和张先生，都叫赵四小姐为‘小妹妹’。
“于凤至没有别的嗜好，闲常的时候，颇喜欢听流行歌曲，她最喜欢《何日君再来》这张唱片。刘秘书知道了以后，某次特地派人到上海去买。那回派去的人，到了上海之后，见到了赵四小姐，赵四小姐就顺便托他带两件礼品回溪口，送给张先生，那是一枝汽枪和一具装干电池的无线电收音机。
“这两件东西带回来之后，可就麻烦了。关于汽枪，那只算是玩具，转交给张先生倒无所谓。关于无线电收音机，刘秘书和我却都不敢作主立即转交，必须向上级请示后，才能定夺。
“原来，在张先生被管束之初，已规定了他不能和外面通消息，无线电收音机虽然是只能收音，并不能播送出去，但究竟可以使张先生知道了外面的消息，这是否在禁止之列，我们必须问问戴先生，否则，出了麻烦是担不起的。
“谁知一经请示，戴先生马上予以批准。由此可见，无论什么大小事，都是下面的人过度慎重，或是居中刁难，俗语所谓‘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就是这么一回事。”
S君说到此处，颇深感慨。他端起一杯茶，默然不语。我这时也不知问什么好。停了一会，还是S君开口道：“我们和张先生相处，根据我个人的主张，是应该尽量给张先生以方便。只要他喜欢的，凡是我们能力以内能做到的事，无不尽力做到，好在钱不成问题，有钱，事情就好办得多。”
用钱方面绝无问题
这时我忽然想起来一件事问S君道：“我听见外面有人传说，张先生在幽居中，用钱并不太方便，是否真的如此？”
S君答：“这是不正确的。我们有一位专门管钱的应副官，一切银钱出纳，都由他经手。张先生只要用钱，开口好了。我们又不受预算限制，怎会有缺钱用这回事呢！
“再说，于凤至和赵四小姐每次由上海到溪口来换班，都会带着钱来的，她们的出手很大方，每逢假期、节期，张先生总要赏厨房师傅、茶房们一些零钱用，拿出来的钱，有时竟是‘中央银行’的百元大钞。老实讲，在那个时候，市面上还很少看见这一种巨大票面额的钞票。不仅如此，就是对于队员们以及宪兵连，逢年过节时，张先生都给他们加菜。当然，这些都是用的他自己的钱，公家的钱，他不是不能用，而是在做人情上，他不好意思用。”
我又问：“张先生对于你和刘秘书，逢到年节时有无馈赠呢？”
“他当然不好意思送钱了，但每逢于、赵二位有一位从上海到来，总会给我们带一点小小的礼物，譬如钢笔、运动衣之类。”S君坦白地回答。
与蒋经国未招呼过
刚讲完送礼的事，S君又想起一件往事来了，他说：“当我们住在溪口的时候，蒋经国先生也刚刚从苏联回国不久，蒋先生也叫蒋经国住在溪口读古书，大概那时也有一些被管束的意味。蒋经国没去看过张先生，张先生也没去看过他，就是两人在路上遇到了，因为谁也不认识谁，始终没有打过招呼。
“本来，张先生居住附近的路上，我们是不许闲人通过的，但蒋经国却是例外。那时蒋经国一出来，通常是带四个卫士，据说也是由戴先生从‘特务队’中派出来的。”
S君谈了这么多的往事，谈到此处，似乎找不到话头了，我在此时却又向他发问起来：“S兄！刚才你所讲的在溪口时期的日常生活，似乎都是白天里的活动，难道你们一到天黑就蒙头就寝吗？否则，又作些如何的消遣呢？”
S君啜了一口茶，立即答道：“不是你提起，我倒想不起来了。我们每天一到夜晚，大家就出主意，思量作怎样的消遣之道，有时找到一项新鲜的玩意，大家一起嘻嘻哈哈，倒是顶热闹的。
“刘秘书和张先生，是研究‘阳明哲学’的同道，他们两个人坐在一起，就常为‘知行合一’发表意见，两个人为了见解不同，常常会‘抬杠’。于凤至夫人这时就会说：‘你们讲的这一套，没有人爱听，好了，还是大家一起来玩一玩吧！’
扶乩消遣引来冤鬼
“于凤至发明了一套玩‘扑克’的办法，名字叫做‘说假话’，玩起来彼此勾心斗角，疑假疑真，倒是非常有趣的。
“我们另一个消遣的办法是‘扶乩’，那一个时期，恰好是赵四小姐在溪口，‘扶乩’的办法是：用一块长条木板，在中间穿一个小孔，把一枝铅笔插了上去，由我同张先生两个人，用手轻轻地扶在那块木板上，底下铺一张纸，慢慢地那块木板就会动了起来。
“有时候碟仙来临坛，问答的话，都很有条理。有时候，碟仙还做一两首诗，奇怪的是，张先生和我，都是不通此道的。
“有一天，降坛的人，不是碟仙，而大书‘李进’两个字。
“‘你是什么时候的人？’张先生问。
“‘明朝末年。’坛上答。
“‘你在明末作什么官？’
“‘驿丞。’
“‘你是怎么死的？’
“‘真惨！’
“‘你住在什么地方？’
“‘千丈岩下。’
“我们一听李进说他只是一个‘驿丞’，官卑职小，也问不出一个什么道理来。这时，就由刘秘书发言说：‘已经夜间十一点了，我们要睡觉了，请你走吧！’
“这时乩笔振动，大书：‘你们与我开玩笑！不走。’
“站在一旁的赵四小姐到底是女人，有点害怕起来，对我们说：快弄点钱纸来给他烧化烧化吧！
“但在那个时候，向哪里去弄钱纸呢？我此时只好对张先生说：‘他不肯走怎么办？’张先生说：‘好办！他不走叫他跟你睡，再不然就跟我睡，我们反正是睡觉了。’张先生说完，把笔一丢，把乩纸一推，就走了出去。
“后来张先生这样一闹，也就算了，此后也没有其他的灵异。
“经张先生告诉我们，这千丈岩下，据说从古代以来，就有很多的冤鬼，现在也有厌世的人，投身在千丈岩下。据他推测，李进可能是明末‘冤鬼’，因为你们一闹，究竟是‘邪不胜正’，才那样的算了。
吴老举人应邀而来。
“寂光和尚又说：‘如果换上一个旁人，也许会招来很多麻烦！这种玩笑，你们以后还是少开为妙！’这一番话，真说得我有点毛悚悚的！”
S君讲完扶乩的往事，又想起了一件事情，他说：“大约在我到了溪口一个多月的时候，张先生有一天向刘秘书和我表示：‘北平有一位姓吴的老先生，是前清的老举人，今年已经六十多岁了，我想把他请来，给我们讲点古书，你们两位觉得怎么样？’
“‘请一位老先生来讲书，那太好了，我们可以马上派人去接他老先生来溪口。’刘秘书答。
“专人派出后，不多久，吴先生果然应邀而来，相见之下，张先生满怀高兴，立即吩咐布置讲学的厅房。吴老先生道貌岸然，恂恂儒雅，我记得头一天开讲的，就是《左传》上的‘郑伯克段于鄢’那一段。
“我听完这一段书的感想是：郑伯这个人太无手足之情了！对于自己的兄弟，怎可以使用阴谋手段呢？张先生于听完书后，看看我的表情，便对我说：‘我们研究历史，并不是要学历史上的人的阴谋手段，去想法子害人；但是，我们明白了，却可以防备别人对于我们的加害。’
“张先生接着又说：‘你别以为现在是民国时代，但那些阴谋家的使用手段，也同春秋战国时代差不了多少哩！’
“自从吴老先生来到溪口之后，张先生又与刘秘书和我商量着说：‘你们看，我们的队员，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小伙子，一个个年少好胜，火气十足，我们何不利用闲暇时间，叫他们也读一读书。我的意思是打算组织一个读书会，叫全体队员们都来参加，你们以为如何？’
“对于张先生这一提议，我和刘秘书自然都表示赞成，而且说做就做。‘读书会’组织成立后，并规定每天抽出两三个小时的工夫来读书，又规定每逢星期三、六这两天，由队员们轮流发表读书心得。
太虚法师要杀恶人
“吴老先生因年事已高，除了讲书以外，和我们这一班小伙子似乎没有什么可谈的，所以‘读书会’的星期三、六之会，吴老先生有时参加，有时不参加，因为这些年青人的什么讨论呀、报告呀，老先生有点搞不惯，我们也不去勉强他，一切听其自便。这位老先生和我们共同相处很久，一直到抗战爆发，我们由溪口辗转移居到湖南郴州之后，他才请假离开。”
S君接着又说：“我们住在溪口的时候，有一天，张先生听见有人说太虚法师来到了雪窦寺。他就和刘秘书商量，要请太虚法师来和我们讲一讲佛理。对于张先生的这些提议，刘秘书大概都是照办的。
“太虚法师应约而来，在张先生欢迎之下，讲了许多‘佛曰觉悟’、‘四大皆空’、‘无人相、无我相’的佛家大道理。但我们这些人多数都不太感兴趣！
“只有他说的一句话，却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太虚法师说：‘佛教虽主张禁杀，但却不反对杀人！如果杀一个人，可以救十个人，那么，这个人是非杀不可！’
“太虚法师告诉我们：‘杀恶人即是善念。’立即引起我们一班人的共鸣。
“本来，太虚法师就拥有‘政治和尚’的称号，这时我们又给他加上了一个‘怪和尚’的绰号。
“和向主张杀人，我从来没听说过，所以，我对于太虚法师的印象，至今难忘。”
S君刚向我讲完太虚法师主张杀恶人的故事后，他似乎记起一件事来了，突然问我道：“当我们陪张先生住在溪口的时候，你们在外面是否曾听到过张先生被蒋孝先太太刺死的谣言？”我想一想，答道：“确实有过这种谣传的，究竟内情如何，是怎么一回事呢？”
S君叹了一口气说道：“这个谣传，不是凭空而来的，可以说是事出有因，待我说给你听吧！”
发现一位漂亮女人
S君说：“我们住在溪口时，每逢外出的时候，无论是打网球或羽毛球，或是逛山玩水，通常都是派出去两层警卫：外面的一层警卫，是穿便衣的宪兵；里边的一层警卫，是由队员们担任。无论张先生到了什么地方，只要一停下来，都是如此布置。这虽称不上警卫森严，但也够得上是完密两个字了。
“有一天在山上，我没有参加打球，偶然在警卫线内外闲步，忽然发现雪窦寺门前，有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太太，在和寺里的和尚站着攀谈。我那时就觉得有点奇怪，佛门清净地，怎么突然会有漂亮女人？而且似乎是常来常往的熟客？我虽然有点怀疑，但这次并没有追问。
“以后我又有多次发现这位女太太，她和担任外卫的宪兵也似乎很熟，站在那里随便谈话。从此我对于她便开始注意起来。
“有一天，于凤至夫人和张先生在打网球，我正站在场边休息，这时那个女人不知怎的又闯进来了。她站在一旁看他们打球，口中却喃喃自语。我仔细一听，原来她是用不干不净的宁波话在咒骂张先生。
“张先生因为不懂宁波土话，当然不了解她说的是些什么，可是我懂哪！当时我认为情形不对，马上命令队员撵走这个女人。但这个女人好像是有所恃而无恐似的，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一直等到我自己走过去干涉时，她才怏怏而去。
“如此一来，我不敢马虎了，立即派人去查明这个女人的来历。据队员回报，她就是蒋孝先的太太，因为宪兵们多数都认识她，对于她的来去，所以未加禁止。我获知她的身份后，再想到蒋孝先在临潼华清池是被东北军枪杀的，这个女人天天往这里跑，可能是为寻仇而来。所以我当时曾向刘秘书说，这太危险了，我们为什么不禁止她再来呢？
“‘蒋太太是蒋先生的家人，我们怎好得罪她？’刘秘书无可奈何地向我解释。”
行刺谣传由此而起
笔者此时却插口问S君道：“刘秘书既然这样表示，老兄究竟怎么办呢？这件事张先生知不知道？”
S君答道：“这种事情我们怎么方便告知张先生呢！只有自己暗中提心吊胆而已！
“我后来一查，原来派在我们这里的那个宪兵连长也姓蒋，我怕他也是蒋先生的一家，那就更麻烦了。经过调查的结果，那位蒋连长虽籍隶浙江，却不是宁波人。
“有一天我有事下山，在路上，恰巧遇见了蒋孝先的太太和蒋连长坐在一辆车子里，有说有笑。我越想情形越不对，是否蒋孝先太太为了要报夫仇，竟不惜向溪口的警卫人员使用美人计呢？那样就太可怕了！结果我和刘秘书一商量，一面严禁蒋太太再到雪窦寺附近来；一面必须撤换那个宪兵连长。刘秘书是一位好好先生，什么事都抱着‘委曲求全’心理，我却不管这一套，立刻下令山口的岗亭，不准再让那个女人上山。这样才打断了蒋孝先太太的企图。同时，刘秘书也给南京打了一封电报，请求撤换那位宪兵连长。
“本来，在这件事未发生以前，蒋连长就和队员们合作得不十分愉快！他看到队员们待遇比宪兵好，就时刻发牢骚。后来索性地和刘秘书摊牌，要求伙食津贴。刘秘书同我一研究，认为这是件小事，立刻答应了他，但答应了他之后，他又不敢接受。恰好在这几天，又发现他和蒋孝先太太很亲近，就更加坚定了撤换他的决心。
“不久，南京回电也来了，准予把这连宪兵调走，又从宪兵第六团中，另派来一连宪兵。新来的连长名叫童鹤莲，是湖南人，很能干。但在新宪兵连长未到以前，我们对蒋连长既已发生了怀疑，任何事都不敢交给他去办，一切都是直接找排长和班长们处理。童连长来了以后，却和我们很合作，他对人对事，绝对没有任何成见，只要上面有指示，要他怎么做就怎么做。
“以后，刘秘书又把这件事当面报告给戴雨农先生听。戴先生说：‘为了公事，怕的什么得罪人，管他是否蒋家的人，你们只管不客气地“公事公办”好了。’
“就是这么件事，当时一传十、十传百，传到外面，大概就会变质为张先生被蒋孝先太太行刺的谣言了。”
七七变作一夕数惊
S君讲完这段经过，笔者替他点燃一支香烟，他深深吸了一口，在叹息中喷出一阵烟雾来，似乎不胜感慨。笔者这时又向他发问了。
我问：“你们和张先生在溪口住了几个月，马上就是‘七七’事变了。战争掀起后，你们的生活是否也随着起了变化呢？”
S君答道：“当七七事变发生以后，日本飞机即不断地飞到溪口上空来侦察，它们有时候在几百公尺的上空低飞，不但飞机上的日本国徽可以看得清楚，就是飞机上坐着的人，也眉目可辨！这时守卫的弟兄们，便主张射击，我觉得没用，而且还有暴露自己位置的危险，每每加以制止。随后，我把这种情况告诉了张先生，张先生也不主张开枪。但为了预防日机空袭时投弹和扫射，也曾动工修建了几处防空洞，但那种防空洞太笑话了，不但不能抵御破片，甚至连震动一下的威力恐怕也经不起。
“不久，‘八一三’事件接着发生，宁波的情况愈加混乱，溪口方面也是风声鹤唳，一夕数惊！”
笔者这时又插口问道：“七七事变之后，张先生对于抗战前途作何看法？他是否以为自己可能恢复自由了？向老兄表示过没有？”
S君答道：“自从中日双方打起来之后，山上的人，都惊惶得了不得，只有张先生镇静如常，而且显出极端兴奋的神情！他曾经对刘秘书和我说：‘中日战端一开，一定要拼个你死我活，依我看，这是我们同日本算总账的日子到了，这正如蒋先生说的那样，非打到最后不止！’
中秋之夕酒后牢骚
“至于张先生自己是否以为中日开战后，可能提前恢复自由这一点，他从来不向我们作任何表示的。记得上海打起来不久，在某一天的夜间，忽然在雪窦山的对面，发现了若干火把，在向前面移动着。宪兵报告给我，我赶快找到刘秘书商量，刘秘书主张向当地人打听打听再说，及至找来当地人一问，他们众口一词地说是‘土匪’。并力言以前曾经发生过这类事件。
“这样一来，大家在心情上立刻紧张起来，我当时认为，我们应该一面戒备，一面派人去查。此时是于凤至夫人轮班住在山上（赵四小姐住在上海），她听到这个消息后，害怕得不得了！等到去调查的人回来报告，才知道山上那些火把，原来是本地人的‘打猎队’，抬着他们猎取到的野猪，呼啸而过，使我们担了一夜虚惊。
“自七七事变发生之后，刘秘书和我，都在替张先生暗暗高兴，认为他的恢复自由将是旦夕间事！不料‘八一三’上海战事发生，张先生被释放之事，还是消息杳然。有一天，刘秘书和我谈到这件事，我说：‘蒋先生要放张先生，早就放了，到现在还不放，恐怕短时间不会放了啊！’刘秘书当时也有同感。
“不但我和刘秘书有此想法，张先生本人在外表上虽不作任何表示，这时又岂能无动于衷？有一天是阴历八月十五日，过中秋团圆节，张先生带了几分酒意不觉流露了一点真情，他慷慨激昂地对我说：‘如果讲到钱，有多少我自己也不知道；讲名，除了蒋先生就是我了……唉！今天还说什么呢！’说到这里张先生就言语模糊，没有下文。像这样的话，自然是酒后有感而发。”
S君接着又说：“张先生对蒋先生是非常尊敬的，在七七事变当时，有一天，在吃午饭的时候，张先生忽然对我们说：‘刘秘书有事走不开，S君你可以到上海一行，去找伊雅格先生——意大利人——你可问他，我叫他向美国订购的那架飞机怎么样了。这架飞机有武装设备，叫他赶快运回来，给委员长用。’我自然依命去了一次上海。
“就在‘八一三’战役发生的前夕，我到了上海，按址去找伊雅格先生，把张先生交代给他的话，一一转告。伊雅格答允立即照办，并托我面报张先生放心。后来，蒋先生由汉口到上海去，就是坐的这架飞机。”
中旅房舍悉毁于火
S君说到此处，蓦然又记起一件事来了。他皱着眉头说道：“就是在那几天里，也是合该有事，有一天，在我们吃午饭时，厨房里忽然起火；刹那间火势蔓延，就把中国旅行社全部烧光！
“原来，中旅的厨房建筑，是和前面的住房连在一起的。房子的构造，上面是瓦，下面是天花板（木质的），首先是由烟囱着火，立刻延烧到天花板，不上一刻工夫，全部房屋均已着火。在山上因取水不便，眼看着它燃烧，毫无办法。我和刘秘书，惟有督促着队员和宪兵们，抢救张先生的东西和枪械子弹。可惜的是，在慌乱中把张先生书房中挂着的那幅唐伯虎山水画的真迹忘了取下，竟付之一炬！
“中国旅行社烧光之后，张先生初时情绪似乎很乱，曾向刘秘书开玩笑说：‘怎么办！我们无家可归了啊！’结果，我们只好临时迁到雪窦寺去住。此时，上海已经沦陷，敌人有随时在宁波登陆的可能。”
笔者此时又问道：“住处既遭火灾，敌军又可能随时登陆，你们是否不久就离开了溪口呢？”
S君答道：“不走不行了，就在那几天里，由刘秘书向南京请示今后的行止，不久，南京来了电话，叫我们暂时移到安徽黄山去住。
“刘秘书又请示交通工具问题，南京说已经代为预备好了。随后，即由南京派来了七八辆小汽车，内中有一辆是宋子文先生送给张先生的保险车，十三四辆大卡车。另外，还有由浙江保安处派来的两辆大卡车，每辆卡车都安装有一挺对空高射机关枪。
“在出发以前，张先生首先对刘秘书和我表示：‘我们这次出发，必须在心理方面有一个转变，那就是不要以为我们是逃难，应该以极愉快的心情，认为我们是在游历，沿途该停的地方就停，该玩的地方就玩。’刘秘书和我对张先生的话，都表示同意。
“果然，在我们以后的行动中，绝不受旅程的限制，由张先生和我分别开着车子，一路上，张先生问我：‘怎样？这里风景很美，停下来好不好？’或是说：‘这里没有什么意思，我们还是走吧！’无拘无束的，十分自由！
离开溪口踏上征途
“我们那次移动的目标，是往安徽黄山，在那里住了没有多久，即转到江西萍乡，嗣后再由萍乡移到湖南郴州（距衡阳约四五十里），更由郴州移到沅陵。
“最后又由沅陵到了贵州修文，因为息烽的名头大，而且也距离修文不远，人们就说张先生住在息烽。因为这是一件小事，而且张先生被管束的行动，对外始终是保持秘密，所以只好由人们去猜测，从来没有人加以更正。”
“你们这么多的人和车辆，在行动中，一定很不方便吧？”我又抓住这个题目问S君。
S君答：“阵容固然相当庞大，但我们那时的行军序列，计有左列的各项车辆：
“由一辆满载宪兵的车子，作为开路的先锋，由它在前面行驶。并由应副官坐在那辆车子里指挥一切。
“后面跟着两辆卡车，上面架着对空高射机关枪两挺，以防日机的低空扫射。
“再后面是张先生和我乘坐的保险车，车上坐着两名队员，担任保护。
“别的车都有司机，惟有张先生自己坐的这部车子，没有司机，由张先生自己和我轮流着开车。
“后面一辆小包车，坐着刘秘书、于凤至夫人，和那位跷脚的王妈。
“这位王妈，人真好极了，我们都称呼她‘王奶奶’，是于凤至娘家陪嫁过来的人。一天到晚笑嘻嘻的，从来没看见过她发愁！
“于凤至夫人根本就离不开王妈，有关她个人的事，都要由王妈招呼着。
“我那个时候，睡觉时用的压发帽，以及身上穿的毛线衣，都是王奶奶和我结的。我有时候看她累了，就说：王奶奶！你休息休息吧！我又不等着穿，你老忙什么？她说：没关系，我闲着也是闲着，天气冷！你们年轻人早晚不穿衣服，受了寒怎么办？”
“我们在行驶途中，张先生有一次问我：‘你带几枝手枪？’我答：‘两枝。’张先生说：‘好！给我一枝。’我就随手递给了他一枝。
“以后刘秘书知道了此事，很不高兴，我说：‘没有关系，张先生拿一枝手枪，还会有什麼意外的行动吗？请你不要担心。’
“依照任务分配，刘秘书负有总责，我只专门负有保卫张先生的责任。所以，无论到了什么地方，我与张先生，总是‘寸步不离’！
“在行车时，我若开车，张先生便注意道路两旁的情形；如果换上了张先生开车，他一定交代我要‘注意旁边’。
“在刘秘书那辆车以后，跟着三四辆小包车，由队员们分别的乘坐。那些小包车之后，又有十二三辆大卡车，由宪兵们乘坐，以资保卫，堂堂行列，可称得上浩浩荡荡了。”
行抵屯溪设法借车
S君讲到这里，却对我笑了一笑说道：“古人所说的‘不经一事，不长一智’。确实不假。当我们一行移动之初，只知道向上级请求多派车辆，谁也没有想到车子在路上会坏，所以对于修理的问题，根本就未要求上面派遣技工随行，可是，一到了路上，这件麻烦事就来了！
“再加上，那时沿途的秩序并不很好，我们也不能因为一部车子坏了，就都停在那里等候修理。只好坏一部，丢一部。后来，车子坏得多了，车上的人都合并在几辆车子里，显得拥挤不堪！这件事伤透脑筋了，弄得我和刘秘书都束手无策！一直等到我们行抵安徽屯溪，那是一个很大的市镇。在市镇里，有安徽公路局的一个停车厂。我首先发现厂里停着有很多部新的汽车，不禁大喜过望！
“我建议刘秘书，不妨向公路局去借几部车用。刘秘书认为也是个办法，他和我到停车厂去办交涉，公路局负责人问刘秘书：‘你们是什么机关哪？’刘秘书答：‘军事委员会。’‘哪一个部门呢？’‘哦！哦！哦！’老刘张口结舌的答不出来！
“我当时在旁帮腔说：‘军事委员会的刘秘书。’那位公路局的职员，也摸不清‘秘书’的职位有多么大！只看到我们的气派不小，带着的：又是宪兵，又是便衣；大卡车之外，又有小汽车。而且四外警卫严密，也像是一个大人物的样子。心里虽然不愿意借，口中却不敢说不借。只是推搪着说：‘这些部车子所以摆在这里，是车子本身已不能动，并不是我们不愿借。请你们原谅。’
“公路局的职员这么一推搪，刘秘书却望着我，似乎要我拿主意，好在我是会开汽车的，当时我就说：‘假如汽车能动的话，贵局是不是可以借给我们？’公路局那位职员只好硬着头皮答道：‘当然！当然！’
“我在停车厂略一巡视，马上跳上一部汽车去看，原来没有锁匙，我因为借车心切，遂亲自下手，用电线把它接好，试了一试，这部车子一踏马达，立即就发动了。
“公路局职员先把话说僵，此刻没有办法再说不借，于是，由刘秘书出面，开了一张借条，一共向公路局借了八部大卡车，其中只有一部是柴油车，其余都是烧汽油的。借条上写着：‘今借到安徽省公路局大卡车八部。此据。军委会刘秘书××具。年月日。’等字样。
兵荒马乱触目伤怀
“这八部车子一借到手，在路上也没有出什么大毛病。等到我们以后到了贵州修文，公路局还为了这件事，告了刘秘书一状，说他强行借车不还。结果还是不了了之。为了张先生的安全，谁也不能说刘秘书的处置不对。这是后话。”
S君又说：“我们在那次行动中，因为抗战逐渐展开，中国人又是初经大变，一路上逃难的人，显得特别的慌乱！很多年轻的女人，只要你能带她上车，她就会无条件的嫁给你。哀鸿处处，触目伤怀，实在惨不忍睹！
“记得我们未抵达黄山以前，有一次，是由张先生亲自开车，正在行驶之际，忽然从公路转角处冲出来一个挑着箩筐的小孩子，张先生一时刹车不及，只听得‘擦！’的一声，就把这个小孩卷入车轮之下。
“张先生立刻说：‘糟糕！’我连忙问张先生‘停不停车？’张先生说：‘停下来看看！’想不到那个小孩子倒在车子底下，除了右脚碰伤一点，流血不止外，并不怎么严重。
“这时，公路上的老百姓，都围拢上来看热闹，其中有一个老太婆，自称是那个小孩的妈妈，哭哭闹闹的，要求赔偿。宪兵和队员们都高声叱说：‘也没有怎的伤，赔偿你什么？’张先生说：“应该给她几个钱，大家看看身上有多少钱，都凑出来给她罢。
“大家凑了一凑，一共凑足二百元，交给了那个老太婆，才算没事。可是为了这件事，张先生心里一直不舒服，老是怀念着那个小孩，不知道吓着他没有。”
S君至此，忽然提高声音向笔者道：“你别看张先生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他的心地确是十分良善的啊！”
沿途住处最伤脑筋
S君接着又说：“有一次是由我开车，在公路上竟碰倒了一头小牛，只听得它叫了一声，因为车行太快，没有停下来，所以这头小牛是不是撞坏了，始终并不知道。
“我们在路上吃饭的问题也很有趣。走到大一点的乡镇，就叫饭馆子烧菜做饭；到了偏僻的小地方，就由自己人埋锅造饭，好在厨房师傅也是跟着我们一齐走的。
“一路上最伤脑筋的事，便是每逢到了一个地方，替张先生布置卧室的问题。经常都是由我去找比较干净一点的房子，给张先生夫妇做卧室用。不过，在中国的乡村和小一点的市镇上，想要找一处干净一点的房屋，还真不容易！张先生过惯了军人生活，还没有什么，但于凤至夫人却有些受不了。
“本来，我们是带得有行军床的，可是，张先生是位重达一百八十磅的‘大胖子’，行军床负荷不了他的重量，有时房屋找得不好，就只好委屈他俩睡在乡间的木板床上了。
“于凤至夫人虽对乡间的生活不太习惯，但她从来不讲半句话，向来也没有不愉快的表情。不过，一路之上，奔奔波波，也够苦的。自从‘八·一三’沪战发生后，赵四小姐就由上海到了香港，以后就没去过溪口。在这次漫长行军途中，一直是由于凤至夫人陪伴着张先生。以后，辗转移到了贵州修文，赵四小姐也没来换班。大概于凤至夫人在修文住了半年之久，赵四小姐才姗姗而来。从此，于凤至夫人便离开贵州去了美国，再也没有回来过。她们
两位一个月换班一次的办法，在‘八·一三’以后，便在无形中取消了。”
当“八一三”沪战爆发后不久，张汉卿先生即离开溪口，先向安徽移动，在本文上节里已有叙述。据S君告诉笔者，他们那次行抵指定的目的地黄山之后，首先就选定段祺瑞在这里修建的一所别墅，作为张先生下榻之处。这所别墅里，房间很多很大，原来有人住着，因为张先生来了，只好通知那些人迁到别处去住。他们沿途都是这样做。凡有合用的房屋，如果没有人住固好，假如有人住着，也一定叫他们迁移。但有一宗好处，就是他们给的房屋租金，一定比旁人多好几倍。所以，虽然办法稍欠民主一点，但并没有人表示反感。
段祺瑞在黄山的这所别墅，是用石头建造的，半中半西，从外表看，尚属宏伟壮观。而且在警卫布置上，也较为便利，所以非叫别人迁让不可。
蒋委员长来了电话
S君接着说：“这里，原来是划定为‘空军区’的，给那些受伤的空军，住在这里疗养。可是张先生一到，这些空军就得迁让了。首先，黄山上的温泉，便归张先生所专用，禁止那些在疗养中的空军，再进入温泉区里来。现任的空军总司令陈嘉尚将军，就是当时在黄山受伤疗养的青年空军人员之一。
“那些空军人员，因为都是些年轻的小伙子，大都富有好奇心理。一听说来的人是张学良，大家就在窃窃私议，最初因为宪兵们禁止他们到温泉区，他们似对张先生表示不满；后来由于知道了张先生的特殊环境，他们反而逐渐的对张先生同情起来。
“由于他们同情张先生，所以他们便千方百计的设法想要接近他。然而，刘秘书和我，却不管那些空军人员怎样的要求，为了本身的责任关系，始终拒绝他们的请求，绝不让他们和张先生见面。
“张先生一到黄山，看到那里的风景好，又有很好的温泉，心里相当高兴，每天除了偕同于凤至夫人、刘秘书和我，到处游览而外，就跳到温泉里去沐浴，一天要洗好几回。
“没过几天工夫，我们把黄山的风景区都逛遍了。黄山的瀑布，似乎还及不上雪窦寺千丈岩那里的人工瀑布那么壮观。
“张先生每天都是东游西逛的，一点也没有闲暇，‘读书会’只好暂停。有一天，黄山当地的县政府，忽然派来专人通知刘秘书，说南京官邸来了长途电话，叫他赶快去接听。刘秘书接得通知，什么也管不得了，马上跟着来人直奔县政府而去。
“据刘秘书接过电话后回来告诉我：他一接电话，就知道是蒋先生亲自打来的。蒋先生问刘秘书：‘你们在路上走了好几天，为什么没有消息？’‘报告委员长！是因为没有通讯的地方。’‘汉卿在路上好吗？你们在黄山住的地方怎样？’‘很好！张先生的精神很愉快。请委员长放心。’‘你们以后的行动，要随时向我报告，免得我挂心。’‘是！是！’说到这里，电话才收线。”
黄山小住又迁萍乡
S君又说：“住在黄山的那几天时间内，南京方面同黄山的长途电话，一直通着。直到蒋先生要离开南京往汉口去，并派出了唐生智负保卫南京的责任以后，电话才不通了。”
笔者问S君道：“你们在黄山一共住了多少日子？”
S君答：“前后不到十天工夫，时间虽然短暂，玩得倒是十分痛快。记得在黄山脚下有一条小河，河里盛产鳗鱼，有一天张先生感到无聊，提议去捉鳗鱼，并且照着黄山当地人捉鱼的办法，大家忙了半夜，居然满载而归。那办法是：先用石头在河畔堆起来一个圆圈，特别预留一个缺口，在石圈中间撒下了许多用菜油浸过的白米，静候鱼儿入圈。我们在傍晚把石头堆好，撒下米去，张先生也亲身参加。等到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又赶到河畔，先忙着把缺口补好，然后再向石头圈里去摸鱼，果然已经圈住了十几条鳗鱼，而且还有很多黄鳝。
“我们原以为在黄山可以多住些时的，所以于住进段祺瑞的别墅之后，就把从溪口出发时借来的小汽车，和保安处派来的那两部安装高射机关枪的大卡车，以及几部不适用的车辆，一概都归还了原借的机构（这是南京派车来时说明的），连宋子文送来的那辆保险车也原物奉还了。所留下的，只有张先生自己的一辆篷车，和另外一部较漂亮的小汽车（这辆车也是宋子文派来的，还了保险车，便留着这辆车使用），另外，由屯汉公路局借来的八辆卡车，仍旧留用。
“大概因为军情紧急，我们突然接到戴雨农先生的一封电报，着我们立即离开黄山，移往江西萍乡暂住。刚刚安顿好了，马上又要踏上征途。这么一来，交通工具又发生了问题。这时南京业已失守，黄山附近的情况，也渐呈混乱，看来是非走不可了。刘秘书和我动脑筋，结果我们决定找当地的县长去商量。
萍乡城外觅到洋房
“老实说，那位县太爷看见我们神神秘秘地，也搞不清楚我们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只记得蒋委员长亲自同刘秘书通过长途电话，在他心目中，自然认为刘秘书的来头一定非小。
“刘秘书跑到县政府去打商量，县长对于这位神秘要人，哪敢怠慢，立即承应找车，不到两天，已把我们所需要的车辆征集好了。在这数天内，黄山附近的治安很坏，山下时常有抢案发生，山上由于警卫严密，倒没发生任何事故，不过晚间因为没有电灯设备，四山昏黑一片，无形增加了恐怖和不安气氛，车辆既已找妥，我们巴不得早日离开此地。张先生对于自己的行动，是不能作主的，上面有命令来，说走就要走。
“在那次行军途中，沿路平安，无事可记。到了萍乡，最困难的一件事，就是要替张先生物色一所合适的房屋。萍乡是一个不大的县份，实在找不到合用的处所，找来找去，毫无办法，结果发现城内有一间旅馆还比较可用，便通知当地县政府，要所有住客全部迁出，这样才算勉强的暂住下来。但是担任警卫的那一连宪兵，还是容纳不下，迫得要在附近民房里，另找住处。
“暂且住定以后，我又忙着派人四下里去找房子，找了三四天，居然被我找到了一处。那是在距萍乡城三四华里之处，有一栋石建的两层楼小洋房，闹中取静，环境非常幽雅，房子虽然小一点，倒也勉强合用。
“房主人是位北平清华大学的教授，只是老夫妇俩带着一个女儿住在那里。这位教授姓李，他的大名叫什么，我已经记不起来了。
“我先去同房主人一商量，这位老教授非常通情达理，马上说：我们正寂寞得很，欢迎你们来住。于是老夫妇俩和女儿便自动搬到楼下一间小房里去住，把全部房子都让了出来。
假装糊涂宾主至得
“我们搬进去后，张先生、于凤至夫人、刘秘书和我，都住在楼上，队员们住在楼下。宪兵们还是住不下，仍然要在附近另外找房子。
“这位李教授是萍乡当地人，能说一口流利的国语，他的那位千金，年纪不过十七八岁，青春活泼，和于凤至夫人很谈得来。慢慢地她成为我们这个小集团中仅有的来宾，时常参加我们的游戏，给我们增加了许多轻松气氛。因为我们知道她绝无什么政治背景，也极力欢迎她同我们来往。”
我这时又插口问S君道：“你们这么多的人，住进了别人的房屋，难道这位李教授就不打听一下你们的来历么？”
S君笑着答道：“我们一路上都是这么含含糊糊地过着日子，张先生是什么人？我们这一行人马又是怎么一回事？我想老教授父女们，心里当然清楚，但他们很知趣，从不提起此事，一直假装糊涂。我们自然更不能有丝毫的表示。”
S君又说：“于凤至夫人因为喜欢听流行歌曲，随身带着一架留声机，和许多唱片，时常放送唱片消遣。那位李小姐也能唱歌，对于唱片，备感兴趣，最初，她是给于凤至夫人写字条，要求她把某一张唱片多唱两次；后来，于凤至夫人在不唱的时候，索性就借给她去听。”
我又问道：“张先生迁到萍乡以后，情绪如何？”
S君答道：“在兵荒马乱的播迁中，情绪自然谈不上怎么好，不过张先生为人很豁达，又很随和，在黄山时，就整天以游山玩水作排遣；到了萍乡，因为是个小县份，根本无处可去，只好多看书，当然有些沉闷之感。记得在萍乡附近，有一处规模不小的煤矿，有一天张先生实在闷得慌，便提议去煤矿参观一下。刘秘书和我自然都表示赞成。于凤至夫人因为不感兴趣，自愿留在家里和李小姐谈天。
“我们一行多人，到了煤矿，先由场方负责人接待，并发给我们每人一套工作服，叫我们套在衣服外面，另外，每人发给一个小手电筒，俾进入矿内参观时作照明之用。再看那些矿工，每人头上都戴着一顶工作帽，在帽沿前面都安置有一个小电灯，真是别有趣味。张先生很高兴地率先套好了工作服，我们也忙着准备妥帖，就由管工人员领头，陪我们乘坐小火车进入了煤洞，那个洞很长，里面伸手不见五指，小火车行驶了十一二分钟，才到达矿工工作的地点。
“煤洞里面实在没有什么可看的，又加上洞里空气太坏，一股煤土气味，冲入鼻管，叫人受不了。张先生这时已经没有来的时候那股兴致了。据管工人员告诉张先生：在煤洞里面，很容易发生意外，他们是一面向里层开洞，一面用枕木支顶，矿工在工作期间，并不十分安全。这时，刘秘书看了看我说：‘我们早点出洞去吧。’张先生也觉得没有什么可供参观，大家便又登车出洞。
“我们进了一次煤矿，目的只是为了要见识见识。不过萍乡这个地方实在太小了，既无名胜，又无古迹，长日无聊，张先生闷在屋里，着实难遣。我在无法中，便向那位老教授打听，请教他附近有无什么好去处？
西门以外有个山洞
“老教授说：‘有一处地方，你们不妨去看一看！’我问：‘什么地方？’老教授说：‘此间西门外有一个山洞，相传这个洞可以一直通到湖南的安源县。但从未听说有人敢深入，据说山洞里藏有毒蛇猛兽，你们去时，千万不要随便往洞里跑，闹出意外可不是玩的。’
“我把这一去处，转告了张先生，张先生一听大感兴趣，马上嚷着明天就去，同时还叫我准备一切游洞应用的东西。
“我见张先生兴致勃勃，头一天就准备好了木柴、火把、手电筒、鞭炮等等。偕行的队员们除了随身的手枪外，还特别带去了两枝冲锋枪。一切预备停当，第二天吃罢午饭，便向山洞进发。于凤至夫人当然又是留在家里。
“我们到达了山洞，大家先齐集在洞口稍息，这个山洞的进口处竟有十几丈高，洞里有一道溪水，是由外向内流去的，水源从什么地方来，当地人也说不出来。张先生站在洞口端详一会，也不禁连呼：‘奇怪！奇怪！’
“我们因为来的人多，又携有武器，而且火把、电筒、鞭炮等物又一应俱全，于是，大家都嚷着进洞去看看。张先生也主张进去，我自然也表示不怕。决定进洞之后，先燃起了一大串鞭炮丢进洞里，‘劈劈拍拍’的一阵爆响，用意是要吓一吓隐藏在洞里的‘毒蛇猛兽’。放过鞭炮后，大家持着武器、火把等鱼贯而入，洞口虽然很大，但越向里走越小，走了约莫十余丈之遥，竟只能容一人行进。此时，大家的心情都有点紧张，由两名队员手持冲锋枪，在前面开路，张先生和我等则紧紧地跟在后面。
“洞里的进路，有时高上去，有时又低下来，就像波浪式的爬坡，上上下下，极不平坦。而且阴暗潮湿，步行甚滑。
“走到里面约有半里之遥，眼前又忽地豁然开朗，山洞也比前面宽大，从岩石隙里射进来的阳光，好似探照灯一般。不过，走着走着，忽然发现了地下有很多很大的脚印，大家仔细一看，这分明是野兽的蹄痕，而且有些是新印上去的，泥土显得还很松动。
“张先生这时也担心起来，他诚恐发生意外，便在洞里向大家说：‘我们不要再向里面走了，照脚印的大小来看，如果里面真有野兽的话，就是冲锋枪也没有用，还是出洞去吧。’
吴老夫子离群北返
“这次游山洞，又是毫无所得的败兴而返。我们在萍乡这个地方大约一共住了两三个月，幸亏在住所附近，修造了一处网球场，让张先生发闷时有个地方消遣。此时南京已经沦陷了，敌人的大部分兵力，都停止在京沪线上，并未对我军采取‘猛打穷追’的战术，只派出了一部分兵力，与我军在安徽、芜湖一带对峙着。由于抗战情势的逆转，政府机构纷纷西移，以后蒋先生到了重庆后，已不暇再和我们亲取联络，我们的一切行动，都是听戴雨农先生的命令了。
“此刻也不知为了什么，张先生在心情方面，好像很不安定。由于气候的不适宜，他的身体也不十分好。因为张先生的身体上缺少‘维生素B’，时常发生腿肿的毛病，这时连带两只脚都有些肿了起来。”
我又插口问S君道：“张先生两只脚都肿了，是否不能行动了呢？”
S君答道：“也并没有那么严重，张先生是不怕病的，他不但照旧行动，而且还要勉强打网球呢！
“这也难怪，当我们住在溪口和黄山时，不但气候好，而且风景又好；如今突然转变了环境，这里既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又接连的下着多少天的阴雨，闷在屋子里，叫人怎不生病！好在张先生每到一地，必首先派人到当地政府机构去要‘县志’来看，他没事的时候，就坐在屋子里看书。
“这时我们‘读书会’的组合早在无形中取消了，我们从北平请来的那位吴老夫子，因为不便和我们到处奔波，由张先生征求他的同意，请他暂时北返，说是等我们住定了再请他来。
“吴老先生的待遇是每月五百元，那次回乡，张先生又加送了他二千元的旅费。”
这时我又问S君道：“照老兄这么说，你们住在萍乡的这一段时间内，确实是相当苦闷的。”
S君答道：“可不是吗，每逢到了雨过天晴，张先生和我们也间常到街上去闲逛，或者顺便到店铺里去看物问价，买点零碎什物带回来。”
我又问S君道：“你们若要出街，那样的堂堂阵营，走到大街上，不会惹得路人们注意吗？”
S君答道：“不，不，张先生每次出去，身边只带两名便衣队员，后面也只远远地跟着两名便衣宪兵班长，根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我们的全体队员，都是穿着便衣的，宪兵们除了在行军中，或是在特殊情形下，通常也不穿武装。
又由萍乡移往郴州
“我们住在萍乡时，因为没有特别的事，除了报告平安外，也不愿意多麻烦戴雨农先生，有一段时间，似乎与上级有联络中断之势。
“有一天，忽然戴先生来了一封电报，要我们由萍乡移往湖南郴州附近的地方去。
“张先生听说又要移动，也巴不得早日迁地为良。好在我们拥有现成的交通工具在手，动起来倒没有什么不便。自从我们到萍乡住下之后，那些借来的汽车的司机，都表示不愿意回去，情愿跟随我们一起行动，所以都还留在萍乡。
“那时跟着我们的，计有由溪口带来的十名轿夫，和十几名司机，都是随同队员们一起生活。
“在萍乡住了不久时，我还指定一个队员向那些司机和轿夫们施行训练，使他们慢慢的习惯军队中的生活。从此以后，他们更安心，根本没有走的打算了。
“我们那次告别萍乡，直奔湖南郴州，沿途经过较大城镇时，张先生夫妇就忙着收购网球、羽毛球以及打网球时穿的洋毛袜子等，记得有一次竟把某地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里的网球和羽毛球、乒乓球，都买光了。及至付款的时候，应副官拿出一百元中央银行的大钞来找钱，不料那样大的铺子，竟还没有见过如此大钞，而致无法找换。
“当我们走到离郴州不远的一个名叫‘凤栖渡’的地方时，因为郴州的住处尚未觅妥，所以暂停前进，恰好凤栖渡有一所很大很古老的房子，很合我们的用，就在那里暂时住了下来，并即派出‘设营队’赶到郴州附近去找房子。
“据设营人员返来报告：郴州城外约五里的地方，有一个大山，从山脚到山岭，一共有七华里之遥，山上有一所大庙，非常合用。刘秘书闻报，立即吩咐设营人员先去把庙里的和尚们一概赶走，只需留下一位当家的老和尚，住在那里看庙就行。
“我们因为打算在那里留住一个相当时期，把庙里和尚赶走以后，就找来许多工人，将山上的这所庙宇大加修葺一番。一直等修理好、布置好之后，我们才请张先生夫妇从凤栖渡搬上山去住。
修了一间土式浴室
“张先生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晚上非洗澡不可，即使没有澡盆，能在大木桶里泡泡也好，一路上不用说，是十分不便的。在萍乡时，也不大方便，只有到了郴州，因为山上有很好的泉水，这才解决了这项困难。
“我们在庙里先替张先生修造了一所土式洗澡房间，定做了一个很大的木盆。庙里厨房大灶多的是，就专门指定一个大灶，为张先生烧热水。这样，虽比不上西式磁盆，也还差强人意，张先生对于这项设备不住的赞好。
“我们大队人马，从凤栖渡搬到郴州城外的高山古庙之后，因为环境关系，似乎比在萍乡那么局促的生活要强得多，张先生的情绪也不同了。记得有一天，我参加打网球，不知怎的把网球拍竟挥到腿上，当时虽不觉得疼痛，但腿部却麻木得不能移动，蹲在场上，只打‘咳’声。
“张先生看见这种情形，就立刻对我说：‘不要动！我保险给你治好。’
“张先生随即叫人提了两个桶来，放在当地。又叫人烧了一锅热水，倾注在一个桶内，在另外一个桶里却装满了冷水。他先着我把伤腿放在热水桶内浸着，等到那条腿浸到发了红，才拿出来又放在冷水里浸。在冷水里浸了一阵了，又放回热水里去。如此交换的放出放进，不一会工夫，我的那条伤腿，居然被治好了。
“这个办法灵验了以后，凡是队员们身上、臂上、或是腿上有了小毛病，都是如法炮制，而且是每试每验，大家都不明白这是怎么一个道理？
“我曾当面问过张先生。张先生说：‘我也不知道，因为这个办法，并非是我的发明，我是从意大利墨索里尼那里学来的。’
老虎怕人小麂可口
“我们后来又听见庙里那位当家老和尚说，山上不但有狼而且有老虎，叫我们外出时要特别当心。这一消息，对于张先生和我，以及那些年轻的队员来说，听见后不但毫不恐惧，反而非常兴奋，希望能遇见一次老虎才好。
“说来也真正凑巧！有一天早晨，张先生和我带了十几名队员到山里去游逛。那处的山势，是一山连着一山，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跑出去了很远。当我们走到一个山坡的下面，忽然间一个队员大声的惊呼起来：‘看！老虎。’
“大家顺着他手指的地方一看，果然一只斑斓的大虫，大吼一声，从山坡斜径里跃了出来。
“那只老虎好像是看见我们的人多，并没敢向我们这面扑来，转过头去，一连两跃，便已踪迹不见，在这一瞬间，我们连枪都没来得及拔出来。
“至于碰见狼，我们在山上简直不算一回事，只要我们手里拿一根棍子，狼看见就害怕。
“有一天，我们陪着张先生去打猎，在行猎中，连一只野禽都没有遇到。可是，在归程中却打中了一头‘小麂’，这个东西长得和鹿差不多，就是头太小。张先生为此高兴非常，叫两个队员抬着它，一路欢呼而回。
“回到庙里后，当天晚上，就由大师傅老刘给我们生烤麂肉吃，真想不到麂肉居然好吃得很，香嫩二字，兼而有之。这晚，于凤至夫人吃得最开心，一面吃，一面不断的叫‘好！’
“我们吃上了麂，以后曾接连几次跑到山里去找‘小麂’，可是，怎么也找不到了，这时已是农历十二月份，天气已经非常寒冷；既然没有什么目的物，我们也就鼓不起兴致再去打猎，大部分的光阴，便都消磨在室内运动方面。
“室内运动之一是打乒乓球；室内运动之二是 在大殿上打羽毛球。
“到了农历十二月廿九日，我因为有事接洽，坐着轿子去拜会郴县县长。到了县政府以后，县长坚决的留我在那里晚饭。我想回去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就答应了。晚饭还未曾摆开，天已经快要黑了。这时，山上忽然来了电话，一定要我马上赶回去，说山上的全体人员，都等着我回去吃团年饭。
“我想了想也笑了，只好对县长说：‘真荒唐，我把今天晚上过年都忘了，对不起，我只好告辞。’
大年除夕上山遇鬼
“我告辞县长出来，从城里走到城外，大约有五里之遥，等到走近山脚下时，天已经全黑了。派在山下守卫的人，原来有两名便衣队员，和两名宪兵，我到了那里一看，只剩下了一名便衣队员和一名宪兵，另外的两个人，早已到山上参加聚餐去了。这一来，可糟了，因为我以为山脚下有四个人在守卫，虽然天黑了，可以叫一两个人陪我上山，所以县长要派人送，我都再三的不肯，只向县长借了一只手电筒在手。现在既只剩下两人，已无法抽派，只好硬着头皮单独摸黑的从山脚向山上爬行。
“在这条长达七里的山径中，为了便于游人憩息，每隔两里路，原建有一个亭子。我们迁来之前，在修葺庙宇时，连这些亭子也连带着都粉饰一新了。亭子外面和里面的墙壁，粉刷的白色，在夜间看来，尤其鲜明夺目。
“七里的山路，一个人孤单单的走着，心里总是觉得有点发毛！我拖着疲乏的步子，走到最后一个亭子的当儿，老远的就看见一个人以背靠墙，站在亭子外面。
“我大声问‘谁？’那个人并不答声。等我走到十几米的距离，用手电筒向这个人身上一照，只看见这个人穿的是红色大襟的衣服，腰间系着一条红色的带子，穿着红色扎脚的裤子，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我朝他注视了三四秒钟，确实看得清清楚楚，一点也不是眼花。我此时心里想，别是遇见了鬼吧！马上拔出枪来壮胆，再一看，那个站着的人，已经无踪无影，不知哪里去了！这时我心里才觉得害怕，两条腿软绵绵地，晃晃荡荡的走回庙里。
“我走进庙门，一直朝里奔，张先生就迎着我问：‘怎么了？你的气色不大对！’
“我看见了张先生，立即嚷着：‘我见鬼啦！我见鬼啦！’
“这时，站在旁边的那位老和尚，似乎是预有所见似的，他问我：‘你是不是在亭子那里遇见了一个穿红衣服、系红腰带、扎着裤脚管的人？’
“我说：‘是的！老师傅您怎么知道的呢？一点也不错啊！’
“老和尚说：‘在过去的日子里，这个鬼从来不害人，我们逢年过节，都在那个亭子里焚化一些纸钱。幸亏施主你的福命大、胆量壮，如果换上旁人，岂不早就吓得爬下了！好啦！明天买点纸钱烧烧吧！’
“张先生和我都不信这一套，第二天大家忙着过年，也没有人理这回事，可是，后来也没发生其他怪异，不过，我这一辈子清清楚楚的看见鬼，只有这一次！”
据S君说，他们陪着张汉卿先生所居住过的几个地方之中，以郴州的气候最坏。郴州不仅天气冷，而且气压特低，因而人们都很容易生病。张先生是习惯于早起的，每天起床后，做做运动，看看书，习以为常。有一天，已经日上三竿，还未见张先生起床，刘秘书和S君都有点不放心，跑去问杜副官，杜副官说：“副司令不舒服，有点发热呢！”
郴州这个地方既没有好的医生，又加上那几天山上伤风感冒的人特别多，刘秘书哪敢怠慢，立刻派出专人到长沙去请医生。到了晚间就从长沙请来了两位留德医学博士。经这两位医师细心诊治之下，服药打针，一连诊治了三四天，才告复元。奇怪的是，在张先生患病的那几天，于凤至夫人也感到身体不适，食难下咽；另外约有三分之二的队员病倒了。这大概是“流行性感冒”被人带上山来，弄得整个古庙里鸡犬不宁。
回忆当年两件小事
S君又说：“我们在平常日子里，除了和戴笠先生经常保持联系外，若无特殊重要事故，很少直接去麻烦蒋先生的。自从张先生患病，我们才打了封急电，向蒋先生报告。此时蒋先生尚驻节武汉，部署抗日军事，接到这个消息后，蒋先生在那三四天里，每天都有限‘即到立覆’的电报来，询问张先生的身体病况如何，并问是否要从汉口派医生来。从这些事实看，蒋对张确是非常关心的。”
笔者这时却问S君道：“张先生和蒋先生直接通过信没有？”
S君想了一想答道：“和我们住在溪口的时候，于凤至夫人曾和孔夫人、宋夫人通过信。戴笠先生有次到山上来时，张先生也曾托戴氏带给蒋先生一封信。至于信里写的是些什么话，因为没经过我们的检查，无法知道。至于蒋先生从武汉发来垂询张先生病况的电报，都是打给刘秘书的，所以也说不上是直接通信。”
S君答复了这个问题后，却又回忆起两件小事，他说：“我们住在郴州山上那段期间，最伤脑筋的事，是水果的来源特别困难，除了长沙的橘子外，其他的什么水果都运不到。至于外国水果，那儿更是无法购得，为了这件事，我们曾经特地派人到广州和香港去买整批的水果运回郴州来。因为张先生在每顿饭后，必须吃一点水果，否则他会感觉这顿饭好像吃得不舒服。
“我们和张先生有时也玩玩照相机，因为于凤至夫人带有一架最新式能拍彩色片的摄影机，那时候彩色片在国内还不怎样流行，我们住在山上，却能得风气之先。那架彩色照相机的长处是一切都是自动的，当它接受‘感光’的刹那间，对于‘距离’、‘光圈’、‘快慢’等，完全自动对好，只要照相的人，用手一按开关，立即把景物摄入。它的短处是胶卷在中国还没法冲洗，必须整卷寄到美国去。我们照过很多有趣的相片，其中人物先后计有：莫德惠、张学诗、戴笠、郑介民、伊雅格、张先生、于凤至、赵四小姐，以及刘秘书和我，甚至连那位家住萍乡的李小姐、讲古文的吴老先生也都包含在内。可惜寄到美国去冲洗的底片，从来未见有寄回来过的。究竟拍摄得怎么样，我们一直没法知道。”
闷居郴州感到绝望
此时我又问S君道：“张先生住在郴州山庙里时，是否和在溪口一样，还是每天逛山玩水呢？”
S君答道：“张先生的性情，原是好动不好静的。但他自从离开溪口以后，在情绪上似乎一直鼓不起劲来，所以迁到郴州后，除了刚搬上山那些天，游山打猎外，渐渐就不想外出了。我以为张先生的这一转变，似与他的迟迟不得恢复自由一事有关。当七七事变发生之后，我们一班人都认为张先生快要恢复自由而替他高兴，他自己虽然不作任何表示，但我们可以从他那种兴奋态度中，窥知一二。
“因为我们在未离开溪口以前，张先生的心理上多少还存有若干幻想，他想：‘也许蒋先生由于军情紧急，尚未想到解决我的问题，稍假时日，也许会在团结抗日的大目标下，出而为国效命。’
“等到我们从溪口作着迁移的行动时，张先生虽觉得有些失望，但还未至绝望的程度。一直等到由萍乡再移居郴州，张先生才开始感到绝望了。他这时知道，在抗日这个大号召下，他如果没有出去的机会，那他的恢复自由，将非一朝一夕的事了。
日子难遣且打麻将
“因为张先生的情绪欠佳，使得我们也有些无精打采了。在那段时间内，张先生越是不想外出，我和刘秘书怕他闷出病来，越是千方百计地要他出去散散心。有一天，我们向张先生提议大家一同到衡阳去逛逛，张先生总算勉强的答应了。那次我们一路之上，所遇到的多是伤兵，有时由于行车的不慎，或者掀汽车喇叭太响，冲撞了伤兵老爷，马上就会引起冲突。好在张先生一出去，最少是前头两部小汽车，后面又跟着两部大卡车，卡车上满载着武装卫兵，沿途虽和伤兵闹了几次，但总是占上风。不过张先生觉得，这样前呼后拥的游逛，精神上的负担实在太大，以后为了避免麻烦，他又不主张出去了。
“我和刘秘书看到张先生整天闷在屋子里，又不多说话，诚恐他会闷出病来，于是，我们又大动脑筋，要替张先生寻找混日子的办法，最初我们鼓励他每天打四圈或八圈卫生麻将消遣，张先生倒是无可无不可的，牌桌一摆开，除了张先生、或者是于凤至夫人或杜副官，我和刘秘书都得上场，否则便凑不够人脚。张先生打牌很有趣，每副牌一拿到手，无论‘筒、索、万’，只要有五六张同样的，便做清一色，或混一色，实在不行，就做十三么，有时竟也会被他做成功。但张先生每场必输，若是手风太坏，他坐在牌桌上会呵欠连天。日子一长，他对于打麻将已不再感兴趣了。我们只得又变换一种新花样，找他下象棋。
下棋以外又学京戏
“从下棋中，便可看出张先生好胜的心理来，他赢了还好，输了非拉着你再来不可。队员中不乏象棋好手，但张先生都不高兴同他们来。其中只有一名叫‘小钢炮’的队员，棋比张先生下得稍差，张先生便经常以他为对手，向他挑战。这位‘小钢炮’对于下棋也非常认真，和张先生的脾气差不多，如果输了，也是没有完的，在这种旗鼓相当的情形下，张先生显然越下越起劲，我们更是围在棋盘边助兴，有时一混就是大半天，这位‘小钢炮’在队员中人缘很好，可惜后来他参加‘忠义救国军’，某次在敌后作战中阵亡了。
“除了下象棋以外，我又发起下围棋。总之，是千方百计地为张先生谋消磨之道而已。对于围棋，张先生说从来不曾下过，我则自告奋勇的教张先生如何落子，如何布局，下了几次以后，张先生果然感到兴趣了。起初，我让张先生九个子，后来一直减到让两个子，还是胜负互见，我已没有必胜的把握了。张先生因为进步奇速，他在无形中常会露出洋洋自得的神气。
“下棋下得厌烦了，我又怂恿张先生学唱京戏，因为我对于胡琴一道，曾经下过好几年工夫，吊吊嗓子，尽可以对付得来。张先生虽未吊过嗓，却记得很多京戏戏词，经过一板三眼的研究后，居然可以唱了，可惜张先生是一条左嗓，只有高音，没有低音，尺寸固然拿不准，更缺乏抑扬顿挫的声韵。张先生先练习《四郎探母》中《杨延辉坐宫院》的一段西皮，练了两个多月，还是荒腔走板，不能上弦，于凤至夫人一听到张先生开口便笑不可抑。我看见张先生唱老生不适宜，又建议他改学黑头，张先生也同意，第一出学的是《牧虎关》，这出戏的剧情是高旺既调戏儿媳、又怕老婆，内容很风趣。
电影院里一幕哑剧
“因为我向张先生讲解剧情，张先生一时高兴却向我讲了两段故事：其一是说他当年和于凤至夫人看电影时发生的一件往事；另一件也就是怕老婆的笑话。
“张先生说：‘我当年率部再次入关时，是担任着三四方面军军团长的职务，军团部设在西安门里的“光明殿”，我本人则下榻于西城“顺承王府”。有一天，我穿着便服偕内人到西长安街的“平安电影院”去看电影。正当电影放映之际，觉得有人在座椅后排一下一下的踢我的屁股。我回头一看，是一位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他在有意无意间，高抬一条腿向前晃动着。我却一声不响的从腰带里掏出手枪来，把枪往座垫下一塞，那个外国人一踢却踢到了手枪上，马上不敢再踢了，稍停一会，我微转头一看，那位仁兄竟在黑暗中溜走了。人的个性就是欺软怕硬，稍微给他一点颜色看看，就已经知所戒惧，否则，还不知他将要踢到什么时候呢！’
“张先生讲到这里，于凤至夫人却插口说：‘这件事你为什么一直都不曾告诉我？’张先生笑笑说：‘告诉你有什么用呢？’
老帅开心秘书吃苦
“张先生对于怕老婆的见解是：高兴的时候应该怕，不高兴的时候要有打老婆的勇气。他不主张一面倒式的怕法。
“张先生又讲道：大元帅（指张作霖）在世的时候，他手下有一位李秘书是怕老婆出了名的。老帅知道了，有意和他开玩笑，某日在下班的时候，故意的不放他回去。因为老帅已经听人说过，这位李秘书下班后非按着钟点回家不可。不料在第一天留住他迟归数小时，居然没有出事。第二天下班后，老师又不放他走，特别找来杨宇霆和王永江，说是三缺一，要李秘书陪着打几圈牌。
“奇迹出现了！第二天也没有出事。第三天老帅又把李秘书留住竹战。可是，到了夜间，李秘书的小姐来了（那时约十四五岁），她一直的闯到牌桌子边，对着李秘书说：‘爸爸！妈妈叫我来告诉你，向大帅辞职不干。’
“张先生回忆起这件滑稽事儿，不觉拊掌大笑地说：那时李秘书的表情，真是狼狈万状，既怕老帅，又怕老婆，口中连说：‘我这就回去，不要胡闹！’结果还是老帅替他解围，叫他马上回家，把牌让给别人接下去。你别以为老帅为人很严肃，其实他老人家是很富幽默感的，对自己亲信的人，开开小玩笑，平常得很。”
请来一位女理发师
S君又说道：“我们因为住在郴州山上，理发简直的成了问题。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张先生每次理发，只好派车子到衡阳理发馆里去接理发师来。
“有一天，队员忽然接来了一位女理发师。我一看，这个女理发师只是一位十七八岁的女子，脸上微微有几颗浅白麻子，长得娇小玲珑，麻中透俏，而且能说会道，非常讨人欢喜！
“在最初，我们怕这个小姑娘手艺不高明。经过试验后，居然很不错，大家便争先恐后地抢着理发。奇怪得很，她和张先生也很谈得来，于是，大家对她便不由得不另眼看待。
“这位小姑娘是初中程度，在谈吐中颇能保持自己的身份。我知道张先生和她谈得来（不外乎是东拉西扯的谈家常），以后凡遇张先生不高兴的时候，我就提议理发，而且马上派人去把这个小姑娘接来。她一上山就是一整天，她理发向例是不论人数，有人理就理，没人理就闲着，所以她有时参加我们玩牌，有时也参观我们打球。当她临走的时候，我们都是加好几倍的付给她理发费用。她上山的次数多了，看见山下有宪兵站岗，外围又有步哨，庙里面又有便衣，每人身上又都带着手枪，实在搞不清楚我们是干什么的。
“从她怀疑的眼光中，我们很了解她的心理。但是，她这个人非常聪明，尽管心中怀疑，嘴里从来不多问半句话，否则就大杀风景了。”
S君接着说道：“这时武汉已经失守了，我们在山上也知道破坏武汉工作，是由戴笠先生亲自指挥的。当敌人进入市区之顷，戴氏才化装逃了出来。就在武汉要失守的前后，有两三天的工夫没得到戴笠先生的消息。张先生挂念得了不得，时时向刘秘书和我打听：‘怎样？雨农有信吗？’那时，军统局的总部，已移到长沙，三天之后，才得到了戴笠先生的消息。”
S君说：在张先生的身体上，似乎缺乏“维生素B”，若是隔两天不打针的话，他的两腿会无端端的浮肿起来。因此，我们特许张先生随身带了一名“男护士”。这位护士的姓名，我已经想不起了，但记得他是安徽人。依照规矩，张先生一行人马凡是新到一个地方，首先就是控制邮电，那时我们集团里主管检查邮电的人，姓黄名叫静谊，他是江西人，暨南大学出身。外貌温婉，有如处子。张先生爱开玩笑，曾替这位黄同志起了一个绰号，叫他“黄小姐”。
一封家信惹出麻烦
S君说：“当我们移住在郴州的时候，黄静谊有一次从邮局中查到了跟随张先生的那位李副官发出去的一封家信。信里并没有什么要紧的话，主要的只是报告平安。黄静谊以职责所在，哪敢怠慢，就把这封信带回来交给了刘秘书，刘秘书拿到这封信，开始研究，因为李副官没有出去过，这封信究竟是怎样的到了邮局里去呢？
“查来查去，终于知道是由那位看护替李副官带出去的。刘秘书认为这是一件很严重的问题，于是，就逼着那个护士向张先生请长假，张先生自然也约略知道了这回事，只好准那位护士离去。等到看护一走下山，我们马上就把他抓了起来，关在郴州禁闭室里，听说一坐牢就坐了四五年之久，也没放出来，后来连消息都没有了。但张先生还一直被蒙在鼓里，并不知道这件事。
“现在虽已事隔多年，对于这一点，我始终认为同志们做得太过，因为那个看护又不是我们团体里面的人，他怎能知道带一封普通信件付邮会有这么重大的关系？他有事出去，李副官叫他带一封信，可能连信的内容，他都看过，认为无关系，在人情上他自不便拒绝。警告他是可以的，把他一关就关四五年，那就太过分了！
“那个看护一走，便没人给张先生打针了。好在我还懂一点，于是又由我兼任了张先生的‘看护’。”
我听到这里，却向S君打趣着说：“老兄多才多艺，又干上一笔好差事。”
S君笑答道：“可惜的是兼职不兼薪啊！”
为了散心想尽办法
接着S君又说：“张先生为人不但很达观，而且富有好奇心，对着我们总是有说有笑的。自从看护走后，加上郴州山上也实在住得闷坏人，有几天，张先生忽然改变了轻松幽默的态度，老是独自坐在一隅，不声不响，似乎不高兴得很。
“我因为和杜副官比较接近，特地把他拉在一旁，偷偷的问：‘老杜，你看副司令这么闷闷不乐，不要郁出病来，可不是好玩的。你是多年跟随他的人，有什么法子能让他散散心呢？’
“杜副官想了一下说：‘我告诉你一个法子，看副司令能不能开心，你不妨试试看。’
我说：‘你快说吧，别卖关子了。’
“杜副官说：‘你可以叫一个勤务兵，托一大堆盘子，从外面走进厅里来，进门时要作失足跌倒状，摔在地下，跌得东倒西歪，杯盘满地，你看一看副司令的反应如何？’
“我听杜副官如此说，还有点将信将疑，但他 是摸清楚了张先生的脾气的，不妨如法炮制一下，且看效果如何，乃悄悄的跑到后面厨房里，把二师傅阿米叫在一旁，叫他用手托着一堆大大小小的盘子，到前面去如此这般的表演一下。
“张先生这时正坐在沙发上，面对着门口发楞！一看见阿米托着一大堆盘子，摇摇摆摆的走了进来，他已经看了一眼；随后，又看见阿米一个不小心，脚碰在门限上，嘭的一声，连人带盘子整个的摔在地下，爬也爬不起来，于是张先生不由得大笑起来。
“就在张先生笑声不绝当中，所有以前不高兴的心情，就此一扫而空。站在旁边的杜副官当时对我做了一个会心的微笑，把我拉在一边，悄悄的问我：‘你看灵不灵？’我说：‘灵倒是灵了，可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孩提时代特别淘气
“杜副官说：‘你不知道啊！副司令从小的性格，就非常的 好奇，只要有新奇的玩艺，他不管怎么不高兴，看见后都会开心的。’
“自从有了这次经验以后，我就时常找寻机会，请张先生谈谈他以往的故事。
“据张先生告诉我，他小的时候非常淘气，不但小朋友们怕他，就是大人也对他深怀戒心！
“张先生说：‘我那个时候看见有人穿着新衣服，大摇大摆地走着，我就会偷偷的藏在水塘旁边，等到那个人从水塘边行过的时候，我立刻掷下一块大石头到水塘里去，把水打了起来，溅了人家一身，新衣服上自然是一片淋漓了，我便在旁边鼓掌大笑。经过那里的人，一看是我，也不好意思说什么。有的人还说：少帅没吓着吧！’
“张先生又说：‘等到以后我年龄大了，还时常喜欢同人家开一个小玩笑！我记得，在二次直奉大战以后，我同张效坤（张宗昌字）、褚玉璞、韩麟春一班朋友，在天津国民饭店里赌牌九，张效坤叫来了许多姑娘（指妓女），到了夜深，我们叫她们走，她们却死缠着我们，一个也不肯走，以后，我急了！就作出当众脱裤子状，她们才吓得哗然而散。’
“张先生告诉我，他最不满意当年张效坤（宗昌）到处找女人的那种作风。他说：‘有一次在前方作战之际，我同效坤住在一个房间里，房子中间有一张布帘隔着。张效坤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三个女人，还一直的问我：汉卿，来一个好不好？我那时假装睡着了，根本不去理他。’依照张先生的意思，交女朋友未尝不可以，像张效坤那些人的作风，就太下流了！
谈到鬼神大讲故事
“有一次我同张先生谈到鬼神问题，我虽然于除夕之夜在郴州山上似乎亲眼看到过鬼，但我仍然不相信有鬼之说。张先生则赶快纠正我的说法，他说世界上确实是有鬼的。张先生并且特地向我讲了两个有鬼的故事：
“一个故事是说老帅那次出关在皇姑屯被炸前刻的事。那时，张先生还留在北平，有一次他同几位东北小朋友吴泰勋（吴俊升之子）等人扶乩，吴泰勋忽然说：‘问问大帅的消息？’乩语上批出来是四个大字：‘大帅归矣！’
“扶完乩之后，张先生还对吴泰勋开玩笑的说：‘幼权（吴泰勋字），你扶的乩最灵了！谁不知道，大帅已经回去了。’谁知等了没有多久，辽宁急电拍来，才知道张老帅和吴俊升，在皇姑屯车站同时被炸。从此张先生更相信鬼神之说。”
“那次，张先生在哀痛之余，因国际情势恶劣，又不便公开地返回东北，便决计化装成为一个普通士兵，夹杂在北上运兵火车中，秘密的返回辽宁奔丧。在居丧期中，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故，和于凤至夫人发生了很大的冲突。两个人大吵之下，谁也不肯对谁让步，到了最后，张先生拔出手枪来要打人，就在此时，只看见他们卧床两旁的‘床头柜’，也没有人动它，竟会自动的吱！吱！吱！的移动起来。张先生看在眼里，大吃一惊，便对于凤至夫人说：‘别吵了好不好？爸爸已经不愿意，向我们提出警告了！’
“说来也许叫人无法相信，当张氏夫妇停止争吵之时，那两个‘床头柜’也同时停止了移动。”
下大决心戒除嗜好
以上这些有趣的故事，都是张先生在闲谈中向S君亲口讲述的。这时S君不觉越讲越高兴，他似乎已浸沉于回忆的深渊之中，忽然他又向我提到张先生当年戒除嗜好的一些经过情形。
S君说：“关于这件事，也是张先生和我闲谈时所讲述的。张先生说：‘我那次决心要戒除嗜好，在大的方面说，固然是由于蒋先生、宋先生对我的劝告。但外间甚至有人说，是宋子文逼着我戒的，其实如果不是我自己下了大决心，纵使有十个宋子文也没法逼着我戒。’
“张先生接着说：‘我的决心戒除嗜好，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受了汪精卫那次误会事件而起。我到了上海以后，就住在法租界“高乃衣路”一号，既决心要戒除嗜好，便请上海疗养院的主任Dr. Calvert担任主治医师。在未进行戒治以前，我把家里所有的人都找来，当着他们的面，把实弹手枪放在枕头底下，警告他们说：你们记住，从我戒治之日起，以后无论任何人，若看见我怎样的难过，也不许理我，如果有人拿毒品给我的话，我马上拿着这枝手枪打死他。’
“张先生说他那次经过种种不堪言状的痛苦，最厉害的那几天，甚至将手足都绑在床架之上，免得毒瘾发作时乱跳乱蹦，发生意外。像这样硬干，终于被他把那多年的嗜好戒绝了。张先生曾向我说：‘我戒绝了嗜好后，好像全身的血液都换过了新的一样，但四肢无力，身体还虚耗得很。’”
S君讲到这里，不觉叹了口气说：“只凭这一点，张先生这个人的毅力与决心如何，也就用不着多说了！但我和他相处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位胖胖的人。记得住在黄山时，有一次张先生一时高兴，把自己的两脚张开，叫我把右手放在他的腿缝之间，张先生用力一夹，我怎样使劲也拔不出手来。张先生似乎很得意的笑着对我说：‘现在我换了一个人了，从前我未戒除嗜好时，两条腿瘦得像麻杆似的，恐怕你一使劲，我就会歪下去了哩。’”
旅行德国深受影响
S君又说：“张先生平日虽然有说有笑，话匣一打开，也常会滔滔不绝，讲得眉飞色舞，惟独对于西安事变的经过，始终避免作正面的任何表示，但我与他实在相处得太久了，在日常无意的谈话暗示中，张先生还是透露出那次西安之变与他到欧洲旅行不无关联。
“据我从侧面所了解，张先生那次到了欧洲之后，正赶上德国在希特勒领导之下，逐步走向复兴之路，德国境内到处表现着蓬蓬勃勃的朝气！张先生为了要进一步的了解德国复兴的原因，特意的去拜会德国朝野知名人士，希望从他们的口中，多得到一点德国复兴的内幕。
“张先生当时曾询问德国各界人士，对他们的元首希特勒感想如何？而那些德国人几乎众口一词的表示不满！但当谈到德国复兴政策的时候，他们又几乎众口一词的表示拥护。张先生对于德国人这种矛盾的心情，颇感困惑。为了这件事，他又特地的向当时的德国一位名学者去请教。那位学者，看了一看张先生，做出了一个无可奈何的表情说：‘请恕我直言无隐，你们贵国人的短处，就是否认现实。在台上的人，看不起在野的人；在野的人，也绝对不甘拥护在台上的人。我们敝国的国民性与贵国的国民性恰好相反。希特勒是我们德国的国家元首，我们喜欢不喜欢他是另一回事，可是为了德意志民族的前途，我们必须拥护他。因为支持他，也就等于支持了国家。’
“据我从旁观察，那位德国学者的一席话，似乎给了张先生一个极深刻的印象，所以当他回国之后，就首先唱出来一种‘拥护领袖’的口号，并下令他所统率的部队，一听提到蒋委员长或领袖时，必须立正，表示敬意。以后张先生在幽居中还曾向我说过：‘要使国家强盛，我们必须拥护蒋先生为全国最高领袖，和服从他的命令。’”
看不顺眼便得罪人
“张先生既怀着这般的心理，所以他当年看看那些追随委员长左右的若干位党政军负责同志，实在觉得不够标准。张先生也曾对我发牢骚说过：‘你不要以为这些党国要人们，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其实，有些人连基本做人的条件都不够。’我当时听见张先生这样说，一时不知如何答复，只是呆笑地盯着他。
“张先生见我表情尴尬，接着又说：‘你不信吗？我讲几段往事给你听听：头一件讲开会吧！我最初认为用会议来解决问题的方法，非常合理，所以对于参加中央方面的重大会议很感兴趣，也特别重视。不料参加了若干次会议之后，才知道那些参与会议的要员们，其中有些人并不把开会当做一回事，立刻使我大起反感。那些人一离开委员长，或是坐在离开委员长较远的席位，就放言无忌的，讲些吃喝玩乐的琐事，你看这还成什么话！’
“张先生接着说：‘你要知道，我那时刚从国外回来，对于领袖和国家民族都抱有极高热望！一看到委员长左右的人居然这样不争气，实在叫人泄气，所以每次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总是牢骚满腹，打算替委员长说几句教训他们的话。日子长了，自然会得罪人，但我又不便对委员长说是为了什么，真是痛苦极了！后来委员长怕我随便说话得罪人，在每次开会的时候，他都禁止我发言。’”
刺汪一幕冒险擒凶
“讲完第一个故事，张先生又接着讲述第二个故事，张先生说：‘第二件事是有关刘峙和张治中的。非常奇怪，刘峙和张治中这两位先生，一见面就谈女人，真教我听不入耳。尤其张治中更不像话，我在西北的时候，西北有一个名叫“满床飞”的名女人，也不知怎样结识了张治中，而张治中又是以怕老婆出名的。于是，就用了一个移花接木的办法，叫那个名女人在名义上嫁给当时的陇海路局的×局长作为掩护，暗中却是张治中的外室，这么乱七八糟，真是荒唐之至！’
“张先生说至此，特别的向我谆谆告诫道：‘你千万要记住，凡是对你拍马屁的人，一定是别有作用，绝不是好人，你无论是用人或交朋友，一定要重视对你提相反意见的人。比方张治中吧！他的长处就是会拍马。’
“张先生那天特别兴奋，谈了一大堆的话，似乎还意有未尽，又自动的问我道：‘你是跟随戴先生很久的人，那年在中央党部开会刺汪的一幕，你在场吗？’
“我答说：‘我那时也在南京服务，不过我很疑惑，汪精卫先生对您不是有很深的误会吗？而那次在中央党部冒险擒凶，舍命救汪的人，偏偏却是您张先生！’
“张先生笑着说：‘你要知道，一个人必须是非分明，公私不能混为一谈。汪对我好不好，是他和我私人间的事，做人做事绝不能因私废公。我的帮助他捉拿凶手，那完全是基于公谊，假如一个人因小愤而忘大义，那还算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吗？’
“张先生这一番话，说得义正辞严，不由得我不对他肃然起敬。”
马叙伦的一段笑话
“张先生讲着讲着，却又无端的笑了起来，似乎忆起一件什么有趣事似的，果然他又问我道：‘马叙伦这个人你认识吗？’我答道：‘从前在南京时见过一两面，那时他好像担任着中央党部某一部的主管。’
“张先生说：‘因为谈到刺汪案，我却想起了马叙伦。记得当时行刺的枪声一响，中央党部立即秩序大乱。那些要人们的狼狈情状，已经是一言难尽；而马叙伦这个人最特别，他在慌乱中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迨凶手就擒，秩序恢复之后，宪兵们在中央党部各处搜查，恐怕尚有什么不法之徒藏匿在内。一查就查到了厕所那里，宪兵把厕所门一拉，看见有一位穿长袍马褂的人，惊惶失措的坐在里面。宪兵大声的问：“你在这里做什么？”那个人答：“解手。”“解手为什么不脱裤子？”宪兵又钉着他问。“哦！哦！哦！”这个人一句话也答不出来。宪兵问：“你叫什么名字？”那个人答：“马叙伦。”“证章呢？”这时马叙伦才站了起来，用手一指马桶说：“哦！在这里面！”’
“张先生绘声绘影地讲到这里，直把我笑得喘不过气来。”
据S君向笔者表示，他自从和张汉卿先生相处久了，对张先生的为人，自然越发了解。张氏虽发动了西安事变，但他绝未存有丝毫伤害蒋先生的心理。蒋先生那时错就错在把张学良看成是子侄辈，虽然很爱护他，但不允许他有陈述意见的机会，张学良一开口，蒋先生就会说：“汉卿！你还不觉悟！”把张的话拦了回去。在西安事变以前，张向蒋不知提过多少次的抗日问题，但蒋先生一听见就发脾气，不容他随便发言。
又由郴州迁到沅陵
S君一口气讲了这么多的往事，笔者除了洗耳恭听，觉得津津有味之外，根本插不了嘴。这时笔者却乘机发问道：“你们在郴州山上一共住了多久？什么时候才迁移到贵州去的呢？”
S君答道：“并不是一下子就迁到贵州去的，我们离开郴州后，又迁移到沅陵住了一个时期。我们自从由江西萍乡迁到郴州，一直住到民廿八年（一九三九）的二三月间，这时已经进入了抗战的第二个年头，才又奉到上级的命令，要我们向沅陵移动。在这次迁移之前，我和刘秘书因鉴于过去几次迁动中的房子问题既难解决，又都不符合理想，特地先行请示上级，可否事先派人把住处给我们找好后，再行移动，免得临时乱抓，反而误事。
“不料上级的答复是：‘什么样的房子才适合你们的用途，我们完全不清楚，无从代你们作决定，还是你们自己先去物色吧！’
“张先生听说又要搬动，他对郴州也没有什么留恋的，换换环境也好，但对于找房子的问题，张先生主张我亲自出马，刘秘书想了想，也表示同意。我便只好先走一遭了。
“我那次由郴州出发赴沅陵，带了三名队员和一班宪兵，一共是十个人。因为我们早就听说湘西是遍地土匪，沅陵尤其是出了名的‘土匪窝’。那时，湖南省政府湘西行署主任陈渠珍，此公就是土匪出身。我带着几个队员和宪兵登程，一路上倒很平安地到了沅陵，一抵目的地，首先就去找沅陵当地的警备司令（已忘其姓名），述明了我的重要任务，问他沅陵这地方有无合用的房子？他答说：‘沅陵城里实在没有好的房子，你不妨到凤凰山上去看看。’
凤凰山上的凤凰寺
“原来沅陵城外，有一道沅江，凤凰山与沅陵县城，隔江对峙着。我接受了这位警备司令的建议，略事休息，便带着队员和宪兵们渡江上山。这座山的高度，大约有一千公尺，沅江如带，树木青葱，风景至佳，在山顶上却有一座名叫凤凰寺的庙宇，而这座庙宇，比郴州的那座庙也好得多，不但建筑得庄严闳敞，而且地方大、房屋宽、环境好，又便于警戒，不失为一个理想的所在。
“我在凤凰寺的周围，作了一番详细的勘察，便吩咐队员和宪兵都留在山上，独自一人跑回县城，通知警备司令，说决定借用凤凰寺。
“那位警备司令当然满口答应，并表示要全力从旁协助一切，请我放心，不过他说完这些话后，竟很郑重地告诉我说：‘我们已得到了确实报告，土匪今天晚上要来攻城，你老兄最好今晚就住在城里，不要再回凤凰山了。’
“我当时一想，土匪攻城，怎会预先通知治安机关呢，只不过得到这么一个情况而已。何况我带来的队员和宪兵们，都还留在凤凰山上，怎可不回去。于是，我便回复那位警备司令说：‘谢谢你的好意，我在山上还留下了好几个同伴，非回去不可。’
“警备司令见我这么说，也不便强留，只是再三地嘱咐，夜晚一定要小心，否则会吃土匪的亏。
土匪攻城有如儿戏
“我告辞后，也不敢多耽搁，立即渡江上山，队员中的刘组长和宪兵们已经在庙里张罗下榻的住处。我返庙后，便将警备司令所说土匪今晚要攻城的话，告知了他们。刘组长和宪兵班长等也宁信其有地赶着在天未黑下来以前，在庙外面找好了掩蔽部，准备在天黑以后，进入里边去防守。有几个年轻的队员和宪兵，他们听说今晚有土匪来，不但不害怕，反而觉得好玩起来！
“就在天色黑下来不久，我们在庙里果然听见四外枪声大起。我心里想：糟了！土匪真的来了。我们赶快跑到庙外去察看，远远地看到山脚下有很多的火把在渡江，霎时间，四面八方都是火把，人声吆喝着，向沅陵城围攻。有一股土匪，还打从凤凰山上经过，他们想不到庙里有人，只是在门前呼啸而过，并未进入庙内。
“后来我才知道，这次攻城的土匪，竟有千余人以上，声势相当浩大。他们一夜攻城的结果，虽未攻了进去，可是城外保安队的枪，都被他们缴去了！
“这些土匪要攻城的原因，据说是要显点颜色给陈渠珍看。他们原来也是属于陈渠珍底下的一股，自陈渠珍投诚政府以后，由于对他们的安排不善，使他们感到不满，所以才激起了这一次示威报复的行动。
“我在第二天，觉得沅陵这地方秩序太紊乱了，想一想有点害怕，实在不敢让张先生在这里居住下去，于是便先打了一个电报回郴州给刘秘书，同日我就离开沅陵，赶到长沙军统总部去当面请示。
“那时的湖南主席便是张治中，警备司令是酆悌，军统总部也驻在那里，执行秘书是毛人凤。
“我抵达长沙请示的结果，总部和省府方面高级人员都告诉我说：‘没有关系，这种情形，是过去常见的事，再过几天马上就会平静的。’
“我听他们这样一说，好像吃了一颗定心丸，立刻又返回沅陵，展开督修凤凰山上房屋的工作了。”
S君由长沙返回沅陵后，即着手修葺凤凰山上的庙宇，因为当地连裱糊墙壁的纸都买不到，S君为了要使张先生能在这里住得舒适点，竟在沅陵城内买回了几匹白缎子，将张先生的住室裱糊得四壁雪亮，一尘不染，认为相当满意。
S君这次和张先生夫妇安排的房子，是凤凰寺中的一座小楼，卧室和书房都在楼上，楼下空着。小楼的前面，却有一大片空地，只须略事整理，便是一个理想的网球场。这里的环境比溪口还要好，整个修缮工作，一共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布置上大致就绪后，S君就亲回郴州，接张先生等登程。
朝发郴州夕抵沅陵
S君说：“由郴州到沅陵，普通是两天的路程，但我们那次只走了一天就抵达了。因为一路之上，小座车开八九十咪的速度，大卡车也开到七十咪左右，那简直称得上是风驰电掣。我以为湖南和江西的公路，在全国公路中，可算是较好的，路面普通都有七八丈阔，十几里路望下去，往往是一条直线，我们那次一路飞速前进，只有到了沅陵附近，才有一段弯路。那段弯曲的地方，一共有七十多个弯子，汽车必须放慢行驶。
“在那次迁移中，我们经过桃源县的时候，在公路旁边发现了一个‘桃源洞’。据当地老百姓说：这个桃源洞，就是《桃花源记》中的古迹。张先生一听，为之大感兴趣，便向我说：‘把车停下来，我们去凭吊一下吧！’停车后，我和刘秘书陪着张先生去寻桃花源，谁知不看犹可，一看却大大失望起来！我们走了不远，就看到山坡上有一座小庙，庙后面就是一个小洞，小得连狗都钻不进去，别要说是人了，这便是古迹。张先生面对这个桃源洞，不觉苦笑起来，连忙说：‘咱们下去吧！赶路要紧。’
“记得我们那天启程离开郴州时，天刚发亮，车子不停地开，到了傍晚，就抵达了沅陵汽车站（属湖南公路局所管），大小车辆都停在那里等候加油。因为一整天工夫赶到了沅陵，大家都认为是到了目的地，精神上未免松懈起来，司机们也纷纷下车休息。谁知，就在一时不小心中，出了乱子！”
此时笔者插口问S君道：“出了什么乱子？难道沿途的伤兵敢来向你们找麻烦？”
沅陵车站付之一炬
S君说：“不是别人来找麻烦，而是我们自己不小心。我们有一辆车正在汽车站加油，那时流在地面的汽油，也不知怎么那样凑巧，正碰到一个燃着的香烟头上（不知是谁丢的）。立即起火燃烧，在抗战后方，物质艰难，那时沅陵车站还是用土法加油，并没有新式加油设备。地面的汽油一经燃着，全汽车站顿成燎原之势，在很快的时间内，便把汽车站、厂房和停放着的一些车辆，全部烧光了。
“我们的车子，因为抢救得快，也被烧掉了三分之一。火势扑灭后，汽车站也完了，这时张先生却向刘秘书和我说：‘我们在沅陵不会住得太久的。’我们忙问：‘为什么？’张先生说：‘你们想哪！在溪口中国旅行社不是因为一场大火很快我们就搬到黄山吗？这次意外的失火，可能是我们住不了多久的预兆啊！’刘秘书和我，对于张先生的说法，只好含笑着点头。
“这个时候，大概是一九三九年的春季。张先生一到沅陵，认为凤凰寺环境甚佳，心情也宽畅得多，把在郴州时的不愉快情绪，立即一扫而空，又打起精神来计划每天怎样去游山玩水了。”
S君又说：“我们到了沅陵之后，为了实际需要，还特别架设了一个无线电台。在抗战期间，因为通讯器材异常缺乏，我们住在溪口时，山下就有电报局，自己不架设电台，也没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在未到沅陵以前，沿途奔波，住处不定，仍是抱着‘得省则省’的原则，利用各当地通讯机构，与上级保持着联络；到了沅陵，由于当地的治安情形实在欠佳，才向上级请准了自行架设电台。否则，常常会与上级失去联络的。记得张先生住在溪口时，因为交通方便，蒋先生有时还亲自来查看一切。但他到了我们那里，并不召见张先生，只把刘秘书和我找去垂询一下：‘张先生的生活怎样？情绪如何？’刘秘书和我通常是回答：‘很好！’”
刘秘书是位老好人
S君答：“刘是军校四期毕业生，比戴雨农先生的资格还要老。后来，由于他伴随着张先生服务太熟悉了，戴先生也就不再调动他。戴先生作古以后，旁人更不好意思调动他。看起来，他这一辈子也就在陪伴张先生幽居中断送了！虽有个中将头衔，那又当什么用呢！”
S君又说：“刘秘书是一个十足的‘老好人’，没事时，就埋头研究‘阳明学说’。他为人似乎好静不好动，所以他才能伴随着张先生二十余年，寸步不离。这种差使，说平凡，是再平凡不过了，若说是伟大，也可称得上是够伟大的！在过去，刘秘书的作法，与我完全两样，刘的作风是谨谨慎慎，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我的想法就不同了，我认为张先生是对国家统一有过贡献的人，现在他过的虽是被管束中的生活，只要我们能力以内能够办得到的事，我们便应该尽量给张先生以便利，更应绝对地避免使他再受刺激。
“即以那次我在沅陵凤凰寺用白缎子为张先生裱糊房屋一事而论，记得刘秘书初抵沅陵，他看到张先生的住室裱糊得那么雪亮生光，事后，他曾悄悄地向我说：‘S君！像这样布置，好则好了，只是你如此暴殄天物，不是太作孽了吗？’
“我当时一想，也觉得刘秘书所说的很对。不过我还是另有我的一套想法。我以为我们既和张先生共处在这个小天地里，已经够苦闷了，在日常生活中，最好不要令他感到难过，我们才无愧于上级的付托之重，除非他要‘月亮’没法替他摘下来以外，凡是用人力或是用钱能够做得到的事，我都主张设法替张先生做到才好。”
沅陵景色胜过溪口
我这时又问S君道：“你和刘秘书共事这么久，你觉得刘秘书这个人怎么样？”
我听见S君的一番议论，也不自禁地点头不已。相对默然了一阵，我又问S君道：“你刚才说张先生一到沅陵，心情便转好了，又说沅陵凤凰山比溪口妙高台的风景更好，我想你们住在沅陵的那段时期，生活上一定是多姿多彩的吧？”
S君笑着答道：“那段生活确实过得还不错，那座凤凰山兀立在沅陵城对岸，比平地高出一千公尺以上，树木森森，苍翠一片，我们住的凤凰寺，位置又恰在凤凰山顶，山脚下便是蜿蜒如带的一条沅江，山色如黛，江水奔流，如此景色，若比起郴州来，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沅江的水虽然很浑浊，但在转弯抹角之处，则比较清澈，是游泳的好所在，张先生的泳术，以前并不高明，到了沅陵，因为常常学习，才算毕了业。”
接着S君又向我讲了一段在沅江钓鱼的有趣故事，令我无限的向往！S君说：“我们为了要钓鱼，在以前曾经特地派人到香港买了好多‘日本式鱼竿’，可是，到了沅陵之后，这些鱼竿都不适用了。
“原来在沅江钓鱼的传统工具，是用一个竹筒，在竹筒上面缠着很长的粗线，上面再拴着一个很大的钓鱼钩子。在一个大钩子上，又分出来三个小钩。
“因为张先生对于这种钓鱼方式很感兴趣，我们也很起劲。记得我们初次钓鱼，在出发以前，先派人去租用了四五条木船，那种船比香港的渡轮小，但却比普通的木船要大些，我们乘船放乎中流，就把船停在江心里，开始用竹筒垂钓。
鱼味鲜美大快朵颐
“先把鱼钩上装妥肉类或虾蚯一类的鱼饵，再卷动竹筒把线放到江心里去，等候鱼儿上钩，一看见水面涌起波纹，便将粗线往回拉。有时凑巧，一放出去就碰上鱼来，很少落空的，我们钓到的鱼，通常都是六七斤重，较大的竟有一二十斤，一个人简直拉不动。有一天，张先生钓到了一条特大的鱼，合几人之力都拉不上來，结果只好叫船夫跳到江里，跟着那条鱼去游荡，等到那条大鱼挣扎到筋疲力竭的时候，才把它拉上船来。这一次，直把张先生乐得嘴都合不拢了。
“我们以前多是吃过午饭去钓鱼，后来，因为兴趣越来越浓，天一亮张先生就嚷着要出发。午饭问题，只好吩咐厨房做好了送到船上去。沅江的鱼，虽然大的多，一二十斤重的很平常，但吃起来鱼肉仍鲜嫩可口。我们每次满载而归后，当天晚间就叫大师傅老刘表演他的烹调技能，清蒸、油煎、红烧、白煮等，上下人等，大快朵颐，皆大欢喜。
“只有于凤至夫人喜静不喜动，很少参加我们的户外活动。有时张先生和她说：‘老在庙里闷着干什么呢？走吧，出去玩玩。’她为了不愿扫张先生的兴，也跟我们去了几次，但她对这项玩意，丝毫不感兴趣，独自留在船上，依然结她的毛线，在吃完午饭以后，我们就派人把她先送回山。
艺术专校近接芳邻
“我们到沅陵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张治中曾经来看过张先生一次，在本文第一节里所记述的那段插曲，就是张治中那次到山上来的时候所说的话。
“过了没有多久，从上海撤退而来的‘艺术专门学校’，也搬到了沅陵。该校选定的校址也是在沅陵城对面的凤凰山，与我们住的地方，同在一条线上。那些学艺术的男女学生，都是性情浪漫，年轻活泼的，因为张先生每天上山下山，都打从艺专校门口经过，日子长了，就引起那些女学生们的注意。
“这也难怪！张先生和我们这一班人，一个个都是年纪轻轻的，而张先生每次出来，又都是前呼后拥，威风十足，更要引起那些女孩子们的好奇心。
“所以，以后凡是我们经过艺专的门前，那些女孩子们，居然成群结队地跑到学校门口来看热闹。那时的湘西民风，还不十分开通，一般女性，还不懂得穿三角裤，但这些从上海来的女孩子，得风气之先，已经很普遍地穿起短裤衬衫，旁若无人。湘西的老百姓，几曾见过这一套，他（她）们眼看那些女孩子们，裸露着一双玉腿，就谣传艺专的女学生是不穿裤子的。一传十、十传百，居然成为当时沅陵城的大新闻。
土匪定期二次攻城
“大概是乐极生悲吧！正当张先生和我们兴高采烈，每日安排娱乐节目的当儿，沅陵城里忽又传来土匪已定期二次攻城的噩耗！张先生对于这个消息，起先是将信将疑，但我却受到过第一次土匪攻城的教训，这件事是不能必信，也不能不信。结果，我和张先生与刘秘书商量之下，还是由我到城里去打听打听，再作计较。
“我跑到城里先去见那位警备司令打听消息，据他告诉我，他们所得到的情报是千真万确的，促我回到山上要速作准备。我想到他上次通知我的土匪攻城消息，后来事实证明，是百分之百的兑现了。这次，有了张先生在山上，还是真正大意不得。我不敢在城内多耽搁，告辞了警备司令，匆匆赶回山上，把听到的情况，向刘秘书和张先生作了一个报告。刘秘书倒没有什么表示，张先生却笑着说：‘以我们现有的武力来说，土匪如果是来侵犯我们，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们事先也不能不作点准备。’
“我和刘秘书当然都同意张先生的说法，立刻把队员中的各组组长以及宪兵连、排长召集来，说明情况，叫他们马上开始构筑工事。经过我和宪兵连长的策画，我们的第一项目标，是构筑掩蔽部，马上派人进入防守；第二项目标，是封闭山下通往山上的道路。
新奇玩意滚木礌石
“大家忙了大半天，准备得差不多了，便请张先生出来巡视一番。他在巡视后，却向刘秘书和我说：‘我们看小说，不是有什么滚木擂石之说吗？今晚土匪若来骚扰，我们何妨试试？’
“张先生的这个主意很新鲜，不但我觉得应该试试，尤其宪兵和队员们也个个争先恐后地要去准备材料。似乎今天晚上比过大年夜还要兴奋。张先生这时又查看了一下地形，若我们据守庙宇外围，正好是踞高临下，觉得这个办法，确实可行，于是便动员全部人马，分成两队，一队搬运石块，把它堆积在工事的前面，准备临时大量的使用；另一队就去砍伐树木，把木头截成一段一段的，作为滚木之用。至于砍下来的枝干，就做为‘鹿砦’，用它来堵阻通往山上的道路。
“一切布置就绪，入晚以后，大家各守岗位，准备予土匪以迎头痛击。张先生也无心上床安歇，一直和我与刘秘书谈天说地。于凤至夫人胆小，听说土匪就要来了，这天夜晚也不敢离开张先生，她默坐一旁，一句话也不说，有时却叹出一口闷气，痴望着张先生。
“不料这一夜，我们一等再等，始终不见土匪光降，一直等到天色已经发白，何尝有半个土匪的影儿？张先生一面打着呵欠，一面向我说：‘这位警备司令真会开玩笑！’我此时只好向张先生报以苦笑。但我心里想：宁愿警备司令的情报不灵，土匪不来总比来了好啊！
谈起当年南口之战
“到了第二天，紧张气氛已经过去，张先生还是不能忘怀那些已经准备好的滚木擂石，他跑到庙外的工事里，要我们试一试，看这些玩意究竟合不合用？
“队员和宪兵们都是年轻人，多半好奇，他们在旁边听见张先生这样一说，马上有两名队员，把一块大石头推了下去。这块大石头顺着山坡翻滚而下，等到滚落大半个山腰，和石壁一碰，立刻弹了出去，一连几跃，就跃到了江心，把江水搞的水花四溅，蔚为奇观！
“这次虽然土匪未曾如约而来，使我们空忙了一阵，但却在无形中发现了另一种新奇的玩法——滚石头。
“由于这次土匪攻城的谣传，张先生却和我谈到当年的南口战役，他说：‘冯玉祥的军队，那次在南口构筑的工事，确实非常坚固，但经不住东北炮兵的集中轰击，一连几日炮战的结果，把南口的地皮都打得翻了过来，到了最后，冯军还是非退不可。因为再顽强支持下去，将把人和武器都要消耗在炮战之中，甚至连敌人都没看见，这个仗还有什么打头哩？所以在现代武器作战的情况下，长江大河，已不成为障碍；深沟高垒，更不足当敌人之一击！我们这次对日抗战，非要彻底改变我们过去“摆死阵、挨死打”的古老战法不可。’
“张先生又说：‘至于我们对付眼前的土匪，那就又当别论了。因为土匪没有现代武器，我们尽可搬出滚木擂石这一套古老的方法来炮制他们。’
“我这时却笑着向张先生道：‘咱们如今高踞凤凰山上，既筑有外围工事，又拥有滚木擂石；既似梁山泊，又像连环套，除了不打家劫舍而外，倒很像落草当了山大王哩！’我刚说完，却引得张先生呵呵大笑。
好心好报发了小财
“自从经过那一场虚惊后，不知何故，天气陡变，一连落了三四天大雨，辰州上游，山洪突然暴发，在一天的早晨，只听见山下有如万马奔腾，还夹杂着男喊女叫的惨不忍闻之声。我们走出庙门来一看，只见沅江的水位已经暴涨，把两岸的房子都冲毁了，同时江面从上流冲下来的牲畜人众，以及家具用品，随波逐流，不计其数！水急如吼，气势惊人！
“张先生一见这幕惨景，立即对刘秘书说：‘我们站着看热闹不成哪，赶快下山去救人吧！’张先生说罢，立即吩咐集中队员与宪兵，下山抢救，我们到了山麓，看见上流冲下来的人，有的抱着一张凳子，有的人抱着一根木头，还有人抱着一块小木板，顺流而下，疾如奔马，在洪流里死命挣扎。
“张先生站在山坡上打量了一会，觉得在这种情形之下，要救人也实在无从下手，望着江心只有叹息。由这些地方，便可以看出张先生这个人确实是好心肠的人。古人说‘好心必得好报’这句话，一点也不假。我们那次全体总动员到山下去救人，人虽没有救成，但却成全了我们自己，发了一笔意外的小财！
大桶汽油逐波而来
“原来在沅江上游山洪暴发的时候，也不知道把什么地方的汽油库冲垮了，五十加仑装的大油桶，满江的顺流而下。由于地势的关系，凤凰山下恰好有一个湾，那些汽油桶，流到这里，都随着水势冲向岸边。当地老百姓是没有胆量敢捞取这些东西的，但我们却得其所哉地抢救了这些汽油，而且谁也不敢跟我们争夺。这次抢救的结果，一共捞取了一百余桶五十加仑装的汽油。
“在以前，我们对于汽油的消耗，多是向局本部请领补充。总部管汽油的人，对于我们请领汽油，既不能不发，发了又感到补给上的困难！所以，我们每请领一次汽油，局本部就伤一次脑筋！
“自从我们发了这笔意外小财之后，在几个月当中尽够使用，再也不用向局本部请领汽油了。
“等到水灾过去了，我特地跑到山下灾区里去看看情形，而那些老百姓们却仍旧在原来地址，修建他们的房屋，好像把山洪暴发的事，完全忘了一样。我当然觉得有点奇怪，遂问那些老百姓道：‘沅江几乎是每年都要暴发山洪一次的，你们的房子，又是首当其冲，为什么不另选一处较高的地方造屋，以避免这个危险呢？’
“那些老百姓答复我的话才怪呢！他们说：‘我们的想法是故土难离，这个地方怎样不好，也是我们自己的土地，要另找地方就更难了啊！’我听他们这么说，也不便再说什么了。我只是在想，就是由于这种保守心理作祟，也不知在黄河和长江流域，每年冤枉死掉了多少人！这种不合逻辑的心理病态，如果同外国朋友讲起来，说什么他们也不会相信。”
龙舟竞渡倒数第一
S君刚说完，接着又另讲一个故事，他说：“沅江大水过后，没有多久，就要过端阳了，湘西风俗和香港差不多，每年都有竞赛龙舟之举。
“张先生对于扒龙船的兴趣很高，他叫我准备一条船，先行练习，以便届期参加竞渡。
“只要是张先生喜欢的事，我们这些好动的年轻小伙子，还有什么不同意的，于是，我们便挑选队员，立即开始筹备起来。筹备工作第一步是找船；第二步是操练。不过，天下事都是说来容易，做来困难！数十个划船的人，不但动作要完全一致，而且还要有精湛的技术，才能使龙船飞快的前进。
“我们筹备妥当后，训练了几天工夫，就到了端阳。过节的那天，刚一天亮，就要开始举行龙舟竞渡了！那些民间参加竞渡的船，一面打着锣鼓，一面用力划行。百桨齐飞，船如箭发。因为参加的船多，一条条的彩龙，翻腾江海，令人目不暇接，比香港的龙船更好看得多。
“竞渡将开始之前，我们那条龙船也参与了行列，队员和宪兵们雄心勃勃，满想和湘西当地人在水上一较高下。张先生夫妇、刘秘书和我，也都齐集江滨，替自己的人加油打气。不料江面上一声号令，竞渡开始，刹那间，船桨如飞，锣鼓喧天，角逐之下，立刻就显出高低来了。我们那条龙船的划手，虽然个个年轻力壮，富有蛮劲，无奈技不如人，一瞬间便被丢在后面很远。张先生虽好胜，此时他站在岸边，也只有干着急，急得他反而哈哈大笑起来。论成绩，那次我们的船却得了个倒数第一。划船的队员们见大势已去，索性不再在后面穷追了，慢吞吞地在江心划来划去，团团打转，这种尴尬情形，引得两岸看热闹的观众，也扬起一片欢笑之声。
湘西最多游水专家
“由此，我们更知道那些生长在水上的人们，对于水上功夫，远非外人所可比拟。湘西人不但划船的技术好，对于游水，更是家常便饭，不特人人都会，而且大多数的人都有资格称得起是‘游水专家’。
“湘西人游水，不管水有多深，他们都可以使水不浸过胸部以上，把身子直立在水中，用脚踏水前进。”
S君又说：“我们在沅陵住了几个月以后，军事机关搬迁到这里的越来越多，因而使地方上的治安，也一天比一天的好了起来。
“在以前，地方上非常猖獗的土匪，有的被收编，有的被消灭掉了！已不足为害地方。但是在相反的方面，战局却一天比一天的恶化起来。”
S君说：我们陪伴着张先生在沅陵住了几个月，虽然先后有过两次土匪明目张胆地要来进攻县城（一次来攻，一次未来），按说这个地方应该是混乱不堪的了；然而事实上又并非如此。在平日里，地方上的秩序，却相当良好。因为湘西一带，民风强悍，谁也不敢欺负谁，要干的话，就干脆拖着枪去当土匪，绝不作偷鸡摸狗的零星勾当。
土匪杀头另有插曲
S君说：“当时湘西的刑法很特别，抓住了土匪不是枪毙，而照例是要杀头的。有一天，我因事进城去，看见城里老百姓成群结队地都向江滨广场那边跑。我问他们干什么去？答复是：去看热闹，看土匪杀头。
“我这时为了要见识见识，也就不知不觉地跟着人群向城外奔去。到达江滨广场时，就看见在警卫森严中，有十几个人一字排开地跪在那里。不一会，人们越聚越多，团团围成了一个大圈。在圈子内跪着的土匪，有的垂头丧气一言不发；有的却翻瞪着眼高喊：‘你老子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一句接一句地喊个不停，士兵们也不去理睬他。
“再过一会，行刑令下，先响起一阵凄厉的号音，这号音听得人有些毛骨悚然。接着刽子手便行刑了。要砍头的土匪大概一共有十五六个，由两个刽子手，持着大刀，从左右两端的各一个土匪同时开始，刷！刷！刷地砍了下去，砍一个，倒一个，有的砍了一半，刽子手还要俯下身去，按着土匪的脑袋再加上一两刀，才算完事，似乎刀子并不怎么锋利似的，这情景，简直看得人直打寒噤！又打恶心！
“行刑既毕，老百姓还不散，等那些执刑人走了以后，人们却一窝蜂地围了上去；我也被人群推拥着朝死尸那面挤，这时，却看见一个乡下人，手里拿着一根竹竿，大胆地去拨弄一名土匪的尸体。
“按说，这本是乡下人的一种无聊举动，中国有一句俗话是：朝死人身上打枪，硬充好汉。不知怎么一来，正当那个乡下人用竹竿向尸首一拨弄时，不料那个死人呼的一声翻了一个身，顺手一抓，就抓住了那根竹竿不放，这一下，可把那个乡下人吓坏了！妈呀！一声还不曾叫出来，立刻倒在地上吓僵了！至此，我才随着大家哄然而散。”
S君又说：“过了几天，我再度进城去时，又遇见一件奇事！那天在大街上我看见了许多穿便衣带枪的人。我们平常带枪，一定把枪插在便衣里面，免得别人看见了碍眼，但这些人可特别了，一个个都把枪挂在外面，一晃一摆，招摇过市。我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是湘西行署主任陈渠珍受了上次土匪攻城的打击，希望跟他们妥协，特别召集那些土匪头子来城里开会。原来这些家伙，都是土匪！”
戴笠上山小住两日
S君接着说：“记得是长沙大火的第三天吧！戴雨农先生却忽然轻车简从的跑上凤凰山来看视张先生了，偕来的只有戴先生的随从副官王鲁翘一人（王氏现任台北市警察局长）。
“那次戴先生在山上一共住了两天，除了和张先生大谈其张治中火烧长沙的种种经过以外，在第二天，还召集队员们作个别谈话，连大厨司老刘、二师傅阿米，以及宪兵连长、排长等都分别召见过。至于那次戴先生和张先生单独谈了些什么话，我们根本无法知道，也不敢问。不过张先生在那两天看来似乎很高兴，当戴先生在凤凰寺与队员们举行个别谈话时，张先生却要我陪他出去游山玩水。留下刘秘书在寺里伴着戴先生。
“戴先生走后，时局似乎一天比一天紧张，有时我们和张先生闲谈，大家都觉得在沅陵大概不会住得太久了，为未雨绸缪计，我们曾经一度计划迁到芷江去，以后发觉芷江地方实在太小，根本找不到合用的房屋，才打消此议。可是我们这一个小团体的人，上自张先生，下至宪兵，似乎都有点舍不得离开凤凰山。
“据我所观察，张先生自被管束以来，已搬了好几处地方，只有住在溪口和沅陵这两处时，情绪较好，一来是这两处的风景都不错，环境也好；二来是住在这里，一天到晚都有活动的余地，从来不觉闷得慌。
突来电报要迁贵阳
“我们在沅陵一直住到一九三九年的秋天（已经记不清是几月了），有一天终于接到了戴先生的电报，要我们立即离开沅陵，向贵阳移动，至于居住的地点。俟我们到达贵阳后，再另以电报通知。
“张先生听说又要迁居，也并不觉得奇怪，不过这次我们移动时所需的交通工具，因鉴于上次迁移时发生的车辆缺乏问题，以及在沅陵汽车站车辆又被焚毁了一部分，于是便立即呈请局本部予以补充，以便动程。好在那时局本部已移驻贵阳，对于调动车辆，比较方便，我们呈请了不多久，车辆便已来到，而且派来的车辆，都是崭新的出品。
“我们这次由沅陵迁贵阳所经的路线，并未走桂林那条路，而是循着沅陵─辰谿─芷江─黄平─而到贵阳的这条公路行进。但沿途的情景，却非常混乱，当我们的车队行抵芷江车站时，站上的人就告诉我们，在四个钟头以前，军政部有三辆军用卡车，于过江之后，便被土匪抢劫了，这三辆车上面，都是满载着弹药和军用器材，每一辆车上，还有四名持有武器的押运士兵。据说那股土匪大约有四五十名之多，先埋伏于公路两侧，等到这些车辆经过时，他们把第一、二两辆车放了过去，等到第三辆车开到眼前的时候，即行猛烈的开火。那些坐在车上的押运兵，有的正在打瞌睡，在猝不及防的情形下，只有束手待毙，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结果都被乱枪击伤，物资被抢一空。据说，这些土匪居然携有重机关枪，实力非常雄厚。
张氏主张继续前进
“这一骇人听闻的消息传到芷江车站后，那些打从芷江经过的车辆，无不心怀戒惧，不敢贸然前进。
“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刘秘书立即与张先生和我商讨我们的行止问题。依刘秘书的看法：‘土匪既是这样的猖獗，居然公开抢掠，械劫军用车辆，可见他们的无法无天。为慎重计，我们还是在这里看看风头，再作计较为是。’
“张先生听老刘这样表示，他也发表意见说：‘依我看，没有什么了不起；土匪的目的，既然是为了抢夺东西，只要把东西抢到手，他们一定要赶快设法搬走，哪会停在那里不动，等我们派人去围剿呢？我看不妨事，我们还是往前走吧。’
“刘秘书和我考虑了一下子，觉得张先生说的也有理。我于是把手一拍说：‘走！不管那些个。’
“结果，我们是冒险登程了。当我们的车队经过那处军车被洗劫的地方时，看见那部坏车子，还停在那里，不过车上的东西，已被搬取得一无所有，车厢上还留下累累的弹痕，这却证明了张先生的判断十分正确！
黄平地方两大出产
“我们自从由奉化溪口出发，直到贵阳，一路上虽然是兵荒马乱，但还没有一次遇到过土匪，这次路过芷江所听到的，还是头一次的耸动事件！
“我们的车队，由芷江驶抵黄平时，计算路程，当天已经赶不到贵阳了，便决定在这个小地方度宿一宵；这里只有小客栈，门首都贴着‘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的红字楹联，俗气不堪。在途次，张先生倒无所谓，惟于凤至夫人在这次迁移中，不但吃尽了苦头，沿途还要担心害怕，恐怕碰着土匪要开火。
“黄平这个地方虽小，却有着两项特产：特产之一是‘洞箫’，张先生很欣赏，买了两枝（是一对雌雄箫）；队员们几乎每人都买了一枝。特产之二是‘地瓜’，这里所出产的地瓜，形状和洋山芋差不多，不过要壮大一些。张先生先尝了一个，相当的甜，连呼不错，就请大家也都尝一尝。更妙的是，黄平的地瓜不须用刀子削皮，只要用手一扒，外皮就脱掉了，里面又白又嫩，而且水份特多，不但解渴，而且香甜可口。
“大家吃得很合味，于是，便在黄平大量的收购地瓜，反正物美价廉，尽量向卡车上装，留着慢慢的吃，乡人却无端的做了一笔大交易。
暮色苍茫抵达贵阳
“我们这次的移动，因为接到命令非常仓促，而且下一步的居住地点，也不能在预先获得指示，所以，就无从派出前站人员，预先去安排‘设营工作’。
“记得我们抵达贵阳的那天，已经是下午了，加上那日天色阴沉，没有太阳，停下车来，已经是暮色苍茫。又不能让张先生久耽在车上，结果，只好先去找妥一家旅店，让张先生夫妇进去歇息。我和刘秘书则立即分途去向局本部设法取得联络。原来军统总部已经有了留交的电报给我们，着我们于抵贵阳后，可移住修文附近。据说那个地方，就是昔年王阳明先生被贬的龙场驿，因为以后人口增加，才改名修文，并设县治。
“修文这个地方，位置在由贵阳通往重庆的公路沿线上的一条支路里，要进入支路七十多里才是修文，平常的交通车辆，除非是特别要到修文去，否则不会打从那里经过的。
“我们一行抵达贵阳之日，这里还未遭敌机轰炸，市面上的秩序，尚属良好。这一晚，就马马虎虎地在贵阳歇宿一宵。看来我们还得在这里略事停憩，因为当前的急务，莫过于到修文去找寻适合的房屋了。”
S君说：我们和张先生一行，抵贵阳后，因为已有命令着我们移住修文，所以不敢多停，即继向修文县进发。到了上级指定的目的地后，居然很快就在修文县城外约里许之处，觅得了一个甚合理想的住所，那是一座大祠堂，是该县为纪念明朝的王阳明先生而建造的。祠堂的房舍相当整齐，而且宽敞，院落也很大。祠为依山建筑，在祠堂下面尚有个山洞，这个洞既大又高，光线也不弱，尤其十分干爽，便于我们住用。张先生对于这所祠堂，也认为相当满意。
迁入了王阳明祠堂
S君接着说：“我们既然很快觅到了住所，马上便在祠堂内外开始了修葺和扫除的工作，好在这里的房屋用不着怎样大兴土木，除了张先生夫妇的住房需要修理裱糊一番之外，其余的房舍，只要略事打扫，便可入住。刘秘书和我安排了一下：张先生夫妇、刘秘书以及我和全体队员们都住在祠堂里面。至于那一连宪兵则全数住在祠堂下面的山洞里。由此可见这个山洞之大，竟能容纳一连人之众。
“张先生和我们初抵贵阳时，即觉得此地的气候不大好，尤其是吸食鸦片的人特别多。记得我们在抵达贵阳的第二天，我先去拜望一位当地的朋友，在那位友人处，我发现了一个年约十七八岁的青年，他不但瘦骨支离，而且面容惨白。我很冒失地问那位友人：‘这位是老兄的什么人？’友人答：‘舍侄。’我又问：‘他患病吗？’友人答：‘不！他是烟瘾发作了哪！’我听他一说，不觉吓了一大跳！怎么这样年纪轻轻的人，就会染上了鸦片瘾！
“据这位友人告诉我：他的这位侄儿虽还不满十八岁，可是已具有五年吸烟的资格。因为贵州地方多瘴气，据说吸烟可以避瘴，所以当年贵州的大户人家，多将大量的鸦片烟土秘密封藏在山洞里，以备随时取用，以贮藏的数量言，有些足夠几代人享用，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之势，这也是闻所未闻的了。
“我访友回来，将这情形告诉了张先生，他听了不住地摇头叹息。张先生当时表示：‘对于吸毒的人只有两个办法：一是治标，抓住了吸毒者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律枪毙；一是治本，须从保甲制度入手；只要基层组织办得好，无人再敢种烟，那就不禁自禁了。’
“我们这次在玉屏、黄平到贵阳途中，就曾看到沿途的庙宇或祠堂内，多数都有人公开地躺在地下对着一盏烟灯吞云吐雾，抽得痛快淋漓。这种情形，在东南各地是无法看得到的。至于贵州这个省份，实在是地瘠民贫，所谓‘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这些形容词，虽然有点夸大，但也不算太过分。
到贵阳去参观集市
“张先生住在沅陵的那几个月，情绪原本相当好的，自从移居贵州之后，因为这里气候欠佳，张先生的情绪，又开始转入了低潮，居常抑郁寡欢地，很少看见他有说有笑。由修文到贵阳，也没有什么风景区可资游览，我们刚迁入祠堂的那几天，趁着网球场还未修建好，把整个修文县的郊区都跑遍了！穷山恶水，一无是处，只有我们住的这所祠堂，还算像样一点。游了几天，张先生也再无兴趣外出了。我和刘秘书对于张先生的生活情绪最关心，要是他闷出病来，谁也担当不起，惟有想尽方法，来提高张先生的兴致，于是，由我提议，请张先生夫妇到贵阳去参观集市。”
S君接着说：“那时的贵州，还保持着古老而守旧的风气，因为贵州的苗族甚多，为了便于他们交易，所以贵阳每五日是一个小集，每十日是一个大集。那些赶集（粤语谓为‘趁墟’）的苗人，绝大多数都懂得汉话，只是服装方面，穿得花花绿绿、奇奇怪怪地，和今日台湾的‘山胞’似乎大同小异。集市上，除了汉苗人等熙熙攘攘而外，其余便是一堆一堆的土式产品和京广洋杂，看来我们一样也用不着。我们伴着张先生夫妇在集市里绕来绕去，除了苗人的服饰比较引人注目之外，也没有什么可看的。我们一行从数十里外的修文乘汽车跑来赶集，第一次还觉得有点新鲜，到了第二次，张先生又觉得兴味索然了。
打发日子乱动脑筋
“贵阳这个地方虽然穷，但媒的蕴藏量却非常丰富，随便在一个山洞里拾来的媒，都可以烧用，这种‘弃利于地’的最大原因，是对外交通不便，开采的媒没法运出去，在当地又俯拾即是，所以一钱不值；其次是当地的男子一般都游手好闲，我经常看见在郊原拾媒的什九都是女人，尚无人在这项天然资源上有计划的动脑筋。”
S君讲至此，我却插口问道：“你们伴着张先生搬来搬去，搬到了修文，以环境而言，显然是最苦闷的处所了？”
S君答：“可不是吗！张先生最初住在溪口，有时候还有人到雪窦寺来看看他；以后移住沅陵时，也有过张治中和戴雨农先生上凤凰山去和他谈谈。自从迁抵修文之后，便与外间隔绝，从无外宾到访。何况那时抗战的形势日趋恶劣，张先生恢复自由的问题，也由失望而近乎绝望。试问：像张先生这样一个满身活力而又好动的人，叫他遥遥无期地闷处在这个荒僻小县，与世隔离，无论他怎样看得开，情绪方面也无法好得起来的。
“刘秘书和我，面对着这一沉闷的气氛，只好乱动脑筋来打发日子了。我们既无处可去，便惟有就地设法，首先我发起了球类比赛，接着又来了一个象棋比赛。在球类比赛中，张先生玩得相当高兴，结果是：网球张先生无人可敌；羽毛球是于凤至夫人的天下；我却赢得了乒乓球赛的冠军。
敌机轰炸贵阳遭劫
“我们迁到修文约莫一个月之后，便发生了‘贵阳大轰炸’事件。本来由于气候的关系，贵阳是一个多雾的城市，敌机欲寻找这里的目标非常困难；但经那次大轰炸的结果，从击落的一架敌机中，发现是由一名意大利籍机师领航，才找到这里来。刚巧贵阳市那几天正在举行防空演习，警报频传，当敌机来袭之日，防空当局发出了真正的紧急警报，人们还以为是例行演习，根本未曾走避；等到十二架敌机一字儿排开，飞临贵阳市上空时，立即展开猛烈轰炸，由城东到城西，再转而从城南到城北，弹下如雨，刹那间把一座贵阳城炸得粉碎。因为绝大多数市民皆留在城中，生命的损失，尤其惨重！
“在那次大轰炸中，贵阳市中心的房屋无一幸免。我们和张先生在贵阳住过的那家旅馆，亦被炸得片瓦无存。贵阳的地层，与重庆大不相同，只要掘地三四尺，便有水冒上来，很不适宜于挖防空洞，要逃警报，惟有疏散到郊外去。好在我们是住在修文，可以保险敌机不会来光顾。在从前，国人多只知道张先生被幽居在贵州的息烽，并不知道修文，这也可能是当局故意这么说的，其实息烽距修文，还有很远一段路程，虽然那时的张先生并不是日军要轰炸的目标，但让敌人知道了总有些不方便，所以我们住在修文时，要躲警报，只利用祠堂下面的那个山洞就够安全了。
撤换不合作的县长
“经过贵阳大轰炸后，我们对外的行动范围益发缩小了。张先生有一天在闲聊中，着我派人到县府去要一部修文县志来看，他说准备专心一意在县志里去搜寻当年王阳明先生被贬龙场驿的一些事迹。说起来，张先生的研究明史，就是在这段时期开始的。殊不料为了向修文县去要县志，却和那位县太爷闹了一场不愉快，结果，县太爷也因此丢了他的乌纱帽。
“原来修文地处僻荒，县长的孤陋寡闻，也是情理中事，自从张先生和我们一行迁来后，县长并不知道祠堂里住的便是鼎鼎大名的张学良。在平时，我们向县政府要这要那，都祇是由刘秘书具名下一个条子著县府照办，而那位县太爷却认为：‘凭你军事委员会一个秘书就这么大模大样，颐指气使吗？’所以对我们这些人，心里早就不大高兴，渐渐地居然采取不合作态度，而修文地方既小，又无军事机关，我们又无法不以县府做为交涉的对象，但我们并未奉到命令可以向县府表明身份，所以弄来弄去，越弄越僵，甚至我们去要一部县志，也派人跑了几次，还在推三阻四，拿不到手。
“在这种情形下，刘秘书和我一商量，只好据实向局本部报告，要求撤换修文县长。那时的贵州省主席是政学系的大将吴忠信先生，当他辗转接到要撤换县长的公文，自然是照办无误，因为吴忠信是明白的，在保护张先生安全的名义下，谁也负不了这个‘不合作’的责任。结果，却换来了一位自己人（军统系统的人）。”
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S君说到这里，却又记起了另一件事，原来他们和张先生在修文住了不久，西安事变中的另一主角杨虎城也被押解到息烽囚禁。张杨两人不但那时都在贵州一隅幽居，而所居住的地方也相距并不太远，但他们之间却是咫尺天涯，此生休想再见。
据S君说：“从他们两人的待遇上而言，张先生显然要比杨虎城高出十倍。杨的生活情况，只是较普通囚犯稍微好一点而已，行动是绝对没有自由的。至于张先生的生活，我已经讲得太多了，用不着再来举例，反正我们得到上面的指示是：只要张先生高兴，要用多少钱，就用多少钱，仅每月到了月终，向上面呈报一下就算了。在规定的范围之内，张先生的行动也可说自由，比方：住在沅陵时可以去逛长沙，住在修文时可以去逛贵阳。再想走远一点，便不可能了。总而言之，无论张先生的生活过得怎样不错，但要勉强一个人长期地度着‘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生活，仍是人生痛苦事；更何况，他无论走到何处，必定有人亦步亦趋的陪伴着，是保护又是监视，那就更痛苦了。
“幸亏张先生遇事都想得开，所以他竟能挨过悠长的岁月。我们移居修文之后，虽然他时常闹情绪，但在闲谈中，记得他还对我说过：‘男子汉大丈夫，主要是能够拿得起放得下，你想，过去的我和今天的我，环境的变化有多么大？在精神方面应该感受到极大的痛苦了！但是你看，我不是照样吃得睡得吗？’
张学良是人不是神
“张先生又曾向我说：‘一个人最怕不肯承认错误，我所以一定要由西安陪送蒋先生回南京，就因为我知道做错了，假如我再坚持下去，不但我个人得不到今天这样的结果，国家民族就更不得了！一个人不能没有意见，但不可有成见，更不应于做错事时，依然固执己见的一直错到底！’
“张先生虽然看得开，常常会自宽自解，但他究竟是人不是神，在人的情感上，难免不闹情绪，幸他具有一项为一般人所难做到的长处，凡遇有不痛快的事，懊恼一阵，过了一会就忘了，绝不把它长远的挂在心上。
“在我们那个小天地里，不但刘秘书和我都与张先生有了很深厚的友情，就是我属下的队员们，他们在心理上也早已不存在防备张先生逃走的打算，只是一心一意地保护张先生的安全，老实说，这些人对张先生的忠心，并不亚于他自己训练出来的卫士。”
此时我又插口问道：“在这些队员中，是否有很多人一直跟着张先生二十多年的呢？果其如此，他们这一辈子岂不是伴着张先生陪完了吗？”
由队员说到刘秘书
S君答：“这些队员们在派遣之初，大概都经过戴雨农先生特别挑选而来，那时他们多数是一二十岁的小伙子，自从跟随张先生之后，一直很少调动，现在他们起码也都是四五十岁的老队员了。据我所知，队员中只有极少数的人已经结婚，大多数都是‘王老五’，他们过惯了光杆生活，所以也毫无牵挂。事到今天，我想他们只有一个希望，希望有一天张先生恢复了自由，他们都跟着张先生一起出去。”
我又问道：“老兄曾经向我说过，刘秘书是一位老好人，他如今仍跟张先生在一起吗？”
S君答：“据我所知，刘秘书自始至终从未离开过张先生，他却是个有家室的人，叫他这样长期地招呼着张先生，可真够惨了！我记得刘秘书大概是与张先生同庚，今年已经是六十岁的老人了，人到花甲，还有什么可求的。所以我不但替张先生祝福，希望他早日恢复自由；我也替刘秘书祝福，希望他早日结束眼前的这个职务。”
S君说到刘秘书，不觉坠入了沉思中，默然良久，不作一语。我只好笑着向他说道：“S兄！我们还是继续谈下去吧！我想问你，赵四小姐和于凤至夫人是什么时候换班的？”
因为我在上一节里，问起于凤至夫人与赵四小姐换班的问题。S君略想一下，便回答道：“记得是一九四〇年日军尚未侵入香港之前，赵四小姐便由港飞赴重庆，并即赶来修文，王阳明祠堂与张先生共患难。赵四小姐抵达后不久，于凤至夫人就带着于副官和王妈等离开贵州，旋即飞往美国去了。”
S君此时不觉十分感喟地说：“真想不到，从这时候起于凤至夫人就此一去不返；赵四小姐此来却永伴张先生直至如今；而我本人今天在香港还能自由自在，闲话这些‘开元天宝’遗事。唉！岁月催人，世事多变，这些年来，除了张先生的管教生活没有什么大的变动外，其他的一切变化又未免太大了！”
溪口别后一瞬数年
我此时抓住话题，紧接着问S君道：“于、赵两位换班的事，你和刘秘书在事前已经知道了吗？”
S君说：“赵四小姐自从‘八一三’沪战掀起后，便听说由上海移居香港，张先生和我们不久也就一路西迁，由浙江、而安徽、而江西、而湖南、而贵州，始终不得安定。这次她又能够赶来修文换班，以及于凤至夫人之能飞去美国，这些手续，当然都是事先经由戴雨农先生所安排，而且必然得到蒋先生的同意，甚至宋子文先生也曾预闻其事，否则不会这么容易的。同时在那两年里，张先生一路在西迁途中，所住的地方，都是暂时性的，这回搬到贵州修文，显然上面是指定张先生要住在这里‘长期抗战’，于、赵两位之恢复换班，这自然也是原因之一。赵四小姐在未抵修文之前几天，我们已经奉到通知，张先生在获悉赵四小姐快要来修文的消息后，一方面是盼望，一方面又不免怅惘。因为另一陪伴的人既然特地从万里之外，仆仆赶来和他重聚，可以推想他本人恢复自由之期是愈益渺茫了。当时不但张先生自己会这么想，连我们也都有相似的感觉。可是话说回来，不管如何，赵四小姐之来，那时在王阳明祠堂里的人，总要认为是一佳讯，所以在赵四小姐刚抵修文之时，王阳明祠堂内添了一位女主人，无形中热闹了许多，张先生的心情自然也不同于往日。
穷研明史红袖添香
“赵四小姐来后，于凤至夫人在未启程飞美之前，仍在修文住了一个短时期。我在上节里曾经谈到过张先生迁居修文不久，曾向当地县府要来一部修文县志，准备专心搜寻当年王阳明被贬龙场驿的一些事迹，从此，张先生真的对‘阳明学说’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由研究‘阳明学说’，更进而埋头研究明史。可是在我们那个小圈子里，能和张先生研讨一下‘阳明学说’的，祇有刘秘书一人够资格。每当他们两位一谈起学术问题来，经常滔滔不绝，乐而忘倦。无奈于凤至夫人对于这一套枯燥乏味的论题，一直毫无兴味，可是她又无法不耐着性子坐在旁边听，有时实在听得腻了，只好老实不客气地打断他们的话头，请他们留点精神谈些别的有趣味的事儿。这种尴尬情景，常使张先生为之啼笑皆非。
“自从赵四小姐来后，张先生对于‘阳明学说’和明史的研究仍未间断，而且越来越上劲，原因是：研究一项历史，必须要做‘札记’，于是，这项勤笔的工作，便落在赵四小姐的身上，并且她还胜任愉快。这对于张先生来说，真是一件高兴不过的事。
“赵四小姐不但英语流利，中文的程度也相当不错，她有时能够一天到晚陪着张先生，替张先生做‘札记’而乐此不疲。修文小县固然荒僻得日子难过，但张先生自从有了‘红袖添香、佳人伴读’的新环境，真不知要减少几许幽居生活中的苦闷！”
张有两子学习航空
我这时又问S君道：“张先生有几位子女？他开始了管教生活之后，子女们的状况如何？”
S君答：“我所知道的是：于凤至夫人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赵四小姐也生育了一个男孩子。当我们住在溪口时，于凤至夫人所生的两个男孩都已在英国某地就读。赵四小姐的那个男孩，听说是交托给宋子文先生抚育。有一次（在溪口时）我们收到张先生在英国念书的两个男孩来信，说他们都准备去投考航空，特事先征求父母的同意。对于这件事，张先生倒无所谓，认为学什么都好，完全由他们个人的志趣。于凤至夫人则不然，她反对两个儿子都学航空，大概她认为航空事业太危险了。当时张先生夫妇对这个问题，并未获得结论。自我们离开溪口之后，便没再见到他们少爷的来信了，据说他们后来还是都加入了航空界。”
我又插口问道：“你曾经说过，张先生幽居中是绝对不允许和外面通消息的，怎么又能和海外通讯呢？”
S君答：“绝对的通讯自由当然没有，可是和家人们函札往返，只叙家事，不涉其他，除了信件都要经过我们检查外，并不扣留。”
我再问：“有无其他的人和张先生通过信？”
S君答：“除非是有特殊关系如宋子文先生等绝少数几个人，另外的人，谁也不愿意和张先生通讯，而自找麻烦。”
对宋子文似乎不满
提到了宋子文，我又立即掉转话题的发问道：“在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宋子文和张先生之间似有着不寻常的关系，张先生在日常谈吐中，对于宋子文先生有无提到过？”
S君答：“据我所知，张先生对宋子文先生是从来一字不提的，只有一次是例外，记得那是在抗战初期，因了戴雨农先生指挥系统下的‘行动委员会’奉令要组织‘行动队’，需要驳壳手枪四百枝。为了这件事，戴先生特地跑来看张先生，戴氏的意思是要请张先生写封信给何柱国将军，叫何氏设法拨四百枝枪给‘行动队’使用。
“按照惯例，任何人奉准去看张先生，在谈话时一定要由刘秘书或是我在旁陪伴着的，可是戴先生来了，当然用不着监视，我们只在外间房里等候着。那次他们两人在里屋款款深谈，也听不清楚谈的是什么，到了最后，我忽然听见张先生的嗓音提高了，大声问戴氏：‘子文怎么样呢？子文怎么样呢？’这两句是我亲耳听到的，其余的话又听不清了。不过，从张先生那种近乎激昂的声调来加以体味，显然张先生是出于一种不满意的质问。
“若从张先生那般的质问语气加以推测，可能在西安事变时，张先生亲送蒋先生回南京这件事上，当时或是有点什么附带条件的，但这一真实的内容如何，只有蒋先生、蒋夫人、张先生、宋子文和戴先生几个人知道。除了他们几位之外，那就只好像猜谜般的让人瞎猜了。”
攘外不易安内更难
我此时接着说道：“照老兄这么讲，这个谜可能会永远留在历史上让后人去猜吧！不过我还想问你，你曾向我说过，张先生绝不是个‘小事聪明、大事糊涂’的人，你跟着他那么久，可不可以再举出一两个例子来，也好让我多知道一点呢？”
S君笑着说：“我再讲几句张先生和戴先生的对话给你听听，你就会更了解张先生这个人对大事看法如何了。
“我们住在湖南的时候，有一次戴先生上山来看张先生（已经记不清是在郴州还是在沅陵），他们于共进午餐后，谈到了抗日与剿共的问题：
“戴问：‘张先生对于当前抗日的行动，有没有什么意见？’
“张答：‘我认为今天委员长的决策是正确的，过去我和他也并无意见，只是对攘外与安内的先后次序各持不同的看法罢了。’
“戴又问：‘我们现在举国一致，全力对外，不是已经符合了张先生的理想了吗？但张先生对于攘外安内的整个国家前途现在作何看法呢？’
“张答：‘我以为抗日战争虽是长期性的、艰苦的，但只要我们能苦撑下去，日本人是会受不了的，最要紧的是，在任何情势下，我们绝不能动摇抗战必胜的信心，总有结束的一天。可是，我们和共产党之间的斗争，就难说了，看来今后非拼个你死我活不可，否则，永远没有完的日子！’
“在这一小段谈话中，我们在当时听到，并不觉得怎么高明，可是从抗战结束后的种种事实证明，才觉得张先生对国家大事确有其过人的见解！
张学良的长处甚多
“在我和张先生相处的那几年里，尤其是在患难中，彼此之间常常会流露着真情，所以我自己以为对于张先生这个人已有着很深刻的了解：第一、他有承认错误的勇气，并不文过饰非，固执己见；第二、他对人有丰富的感情，坦诚可亲；第三、他的胸襟非常豁达，什么事都想得开，绝不钻牛角尖而自寻苦恼；第四、他对于部属很宽，如果犯了过错，只要你能够悔改，他能原谅人们的小疵小非，更乐于给你自新的机会；第五、他非常富于幽默感，是一个十足的乐观派；第六、他很懂得把握现实，把精神寄托于某一件事上，绝不憧憬过去，追求幻想；第七、他对蒋先生自始至终非常谅解，在悠悠岁月中，绝无半句怨言。”
S君说到这里，略停一下，又叹息着说：“我当年是蒋先生派去保护张先生的，如果没有事实根据，实无理由替张先生说好听的话。何况如今张先生仍未宣告恢复自由，纵使在不久之后恢复了自由，而在现情势下，张先生既被隔离了二十余年，一切荒疏，也不可能出任什么要职，因此，我更没有替他做宣传的必要。不过，我总不能忘记张先生是一个好人，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无论是在抗战期间、剿共期间，甚至今日反共抗俄期间，蒋先生平白地失掉像张先生这样一位帮手，都是蒋先生的损失！
三个机会皆未获释
“张先生在管教生活中，我是曾经亲与其役的人，蒋先生对于张先生的衣、食、住、行等方面，除了‘行’一项受到限制外，其他都可以说是遇之甚厚，而且还十分关心。所以我们对于蒋先生的爱护张先生，是丝毫不加怀疑的；可是，在此种爱护情形下，又岂是普通人所能受得了的？
“蒋先生若释放张先生，原来有过几个好机会：第一是在七七事变后的全面抗战当时；第二是抗战胜利以后；第三是国民政府播迁台湾高唱团结之际。
“在第一个机会中，最好的理由是一致奋起全面对外；在第二个机会中，最堂皇的借口是抗战已经胜利结束，过去的恩怨是非，从此一笔勾销；在第三个机会中，最响亮的口号是内外团结、反攻复国。可是，这几个机会，在蒋先生未加考虑下，都已轻轻地过去了！”
临别赠言至今不忘
S君于慨叹之余，又接着说：“记得我当年离开修文奉调赴重庆时，一旦要和张先生分手了，彼此都有着依依不舍之情。临行时，张先生还送了我一本《孙子兵法》，而且亲自签名于上，同时还殷切地向我叮嘱一些话，他说：‘我们相处这么久了，我现在向你提出三点忠告，希望你不要忘记：第一、你的年纪还轻，应该有机会就多看一点书，古人说开卷有益，这句话是不错的；第二、要扩大胸襟，尤其对人要宽恕；第三、做人不要怕吃亏，须知今日的吃亏，就是明日的便宜。’
“我对于张先生的临别赠言，始终牢记，尤其在近几年来的实际生活体验中，更觉得张先生当日所说‘今日吃亏便是明日的便宜’的这句话确是金玉良言。
“张先生在大陆时代的幽居生活，以住在修文的时间为最久，以后因为戡乱战事逆转，曾由贵州一度迁居四川成都，不久就奉命迁到台湾了。先是住在新竹，据说现在已移至台北某地。而现在负责伴随着张先生的，仍旧是那位刘秘书。不过他们两位共同生活了二十四年，都已由壮年变成了白发老翁，精神上的苦闷，是不问可知的。
“我们闲谈张先生过去的幽居生活状况，已经不少了，谈到此处，应该暂告结束；可惜的是，事隔多年，有很多旧事，我已记忆不清，那只好等有机会再慢慢补充吧！
“最后，我们希望张先生正式恢复自由的佳讯，能有一天由台北传播出来。”
张学良将军被囚禁时的情况（沈醉）
“西安事变”以后，蒋介石被释放回到南京，立即背信弃义，对在西安所作的一切诺言，马上不认账。他对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恨之入骨，每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但在全国人民面前又不便立即动手，只好暂时忍恨心头。他除了迫使杨虎城将军出国，暂去此眼中钉外，对张学良将军则以“劫持统帅”罪名，公开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交由军统特务头子戴笠负责看管。
张学良被囚禁后，最初一段情况我了解得不详，只知道抗日战争发生以前，张将军被囚禁在蒋介石家乡奉化县的雪窦寺。当时由戴笠派军统特务队长刘乙光、副队长许建业率领特务三十余名，担任内部看守工作，另外蒋介石还派了一连兵，负责担任外围警戒，相互配合，并相互牵制，以防发生意外。
抗日战争发生前夕，张将军才离开奉化，先后在南昌及湖南益阳桃花坪和湖南沅陵凤凰山等处囚禁了一个时期，到一九三九年才迁到贵州修文县阳明洞。这个地方与杨虎城将军被囚禁的息烽玄天洞相隔不远，是邻接的县份。戴笠为了便于警卫，还特别推荐军统大特务李毓祯去当修文县县长。戴自己每年总要抽时间去看看，并亲自指示部署内外层警卫工作。他规定：白天负责内部警戒的特务，站在离张将军住房十丈左右的周围，晚间则移到寝室窗外和门口；外围宪兵白天岗哨较远，夜间则移到特务们白天站的地方。在通往阳明洞的附近道路上，他还另外派有岗哨，不许来往行人接近这个地方。
当时戴笠对张将军比对杨将军在生活照顾上要好得多。因为一方面念在“西安事变”时，他和宋子文等去西安时，张没有为难他，并把他和蒋介石一同释放出来；另一方面由于张和宋子文私交甚深，很多地方看在宋的关系上，所以张在生活方面比较受到优待。
约在一九四二年前后，国民党兵工署在贵州桐梓县一个天然大山洞内修建了一所兵工厂。这个厂占地很广，后面有一个近百亩大的蓄水池，是兵工厂发电用的。兵工厂仿照西湖式样在池中布置了三潭印月，池边桃柳相间。洞的附近，天然风景很好，特别是警戒方面很森严，交通也比修文阳明洞方便，汽车可以开进里面，不像修文阳明洞那样下汽车还得走很长一段山路。戴笠认为这个地方囚禁张将军最为适宜，得到蒋介石批准后，便向兵工署署长俞大维要了蓄水池的一部分地区，修建了一排七间的一座平房，作为张将军和特务队长的住房。这所房子，左边三间是张将军住的地方，从中间进去三间相连，靠南端的一间是寝室，中间是书房，外边一间是客室；右边三间是特务队长刘乙光的办公室和家眷住处，中间的房子作为吃饭的地方。另外在这所房子的左右及后面均修建有便衣警卫与宪兵住的房屋和一些岗哨亭。
张将军迁到这里后，一直住到一九四六年下半年才离开。在这几年中，我因在军统局担任总务处处长的关系，戴笠经常派我送东西给张将军，所以对这一时期的情况了解较多。当时陪伴张将军的是他的夫人于凤至和赵一荻（即赵四小姐），多年来所有的人都叫她四小姐，两人每年轮流一次，到期换班去美国休息。于凤至于一九四三年去美国以后没再回来，赵四小姐便一直陪伴下去。
原先还有一个专门陪伴张将军的副官，姓名已忘记。这人随张多年，自张被囚禁后，他的行动也同时失去自由。有次他坚持要走，张答应了他。他便提着行李真打算离开，刚走出不远，特务队长刘乙光便带着特务赶上去把他扣押起来，立即打电话向戴笠请示，结果被送到军统息烽监狱囚禁起来，因怕他走漏消息，一直不释放。以后息烽监狱结束，他和一些政治犯一同被送到重庆白公馆继续囚禁。重庆解放前，毛人凤在重庆主持的震惊世界的“一一·二七”中美所大屠杀案中，这人也一同被杀害。
另外有一个张将军的女佣人，一直跟随着张不舍得离开。这位老奶奶经常和我们谈起，她是受到老帅的嘱托，叫她好好照应少帅的，随便张去什么地方，她都要跟着去。还有一个照料张将军生活几十年的老家人，他经常爱和老年女佣人一同对我们谈张将军少年时的故事。有一次，张悄悄地站在背后，听了哈哈大笑起来，这个老家人立即肃然敬立，不敢再谈下去。张这时往往和我们挤在一条凳子上坐下来，要他继续再讲，并说：“你们爱听，我也喜欢听，说下去吧！”
看守张将军的特务队长刘乙光，也始终没有更换过。他是湖南人，黄埔军校六期毕业。他看守张十多年，从少校队长一直升到了少将队长。副队长许建业是江西人，在抗战开始不久调走，以后没有再设副队长。这个特务队除队长外，设有一个事务员，一个会计和一个同济医学院未毕业的学生充当张的医生。队里配备有一部小型无线电台，一个报务员兼做译电工作；还有一部小汽车，一名司机。特务队员虽常有调动，数目总保持在三十名左右，系尉官级待遇，其中只有三个校官级的小队长。看守工作分三班制，每班八小时，日夜轮流调换。
张将军被囚禁期间，戴笠每年总要去看他一两次，去时总得带一些日用品和食物送他。另外蒋介石还叫东北籍参政员莫德惠去看过张两三次。莫德惠去时，总是由蒋介石通知戴笠，戴派军统人事处长李肖白（以后李调军委会办公厅特检处处长）陪同一道前往，每去住两三天便回来。
张将军平日对看守的特务绝口不谈“西安事变”的情况，别人也不便问他。他也从不在特务们面前发牢骚和说不满蒋介石的话，因为他很聪明机警，懂得看守他的特务们都负有双层使命，一面看守他，一面要了解他的思想活动情况。他知道向这些人说话不当心，只有更引起蒋介石对他的仇恨，更不会释放他。可是每当蒋介石叫莫德惠去看他时，他才把一些藏在心里的话倾诉出来，往往谈到半夜不停，总希望能在抗日战争期间让他能为祖国尽一点力量。但莫德惠每去总只能安慰他一下，因蒋介石一直没有准备释放他的表示。在这一段时间中，他心情烦躁时，经常发脾气，刘乙光总是马上打电报向戴笠报告。戴笠知道后有时自己抽时间去看看，有时便写封亲笔信派我或其他的人送点东西给他。我去看他时，他也从不谈政治方面的问题。他是一个常识丰富而又健谈的人，一开起口就滔滔不绝，没有别人说话的余地。他懂得的事很多，开汽车、驾飞机等样样内行，但他常常感到不足的是只会开汽车而不会修理汽车。
我们当时都了解他的心情，从不去问他过去在东北和西北时的情况，其他的事则可毫无顾忌地随便和他扯谈，他总是有问有答，我过去多年一直认为张和胡蝶有过一段关系。我为了满足自己这一好奇心，曾分别当面问过胡蝶，也问过张。我记得有次戴笠派我送东西给张之前，先找我去杨家山公馆吃午饭，在座只有戴笠和胡蝶。我在饭后趁戴笠去接电话时，问胡蝶有没有信和东西一起带给张。胡似想说又不想说，只把头摇了两下。我便说：“过去外面很多人传说你和张很要好，为什么不带点东西去？”她便追问我是什么人说的？我说：“有诗为证。”她听了只抿着嘴笑。这时戴笠正走进来，胡便把这事告诉他。戴笠听了很不高兴地对我说：‘你就喜欢相信这些东西。’但我却并不因此而不相信，我到桐梓见了张将军后，又找了一个机会问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张将军对此矢口否认他与胡有过什么关系。他说那时实在很忙，只在一次舞会上见过胡蝶，而绝对没有与胡往来，更谈不上什么关系。他一再说外面谣言不可轻信，并且要我问赵四小姐，证实这一问题。我相信张将军的话是真的，也没有再去问赵四小姐。而胡蝶对此既不否认也不承认，恐怕是为了抬高自己身份而故意让人去猜疑。”
张将军在被囚禁期间花费时间最多的事，是专心研究明史。他在这方面不但搜集了不少资料，同时也颇有心得，做了不少笔记，赵四小姐便为他整理和抄整这些东西。当时他需要有关材料，戴笠总是尽可能满足他。张将军于一九四五年对我说，他搜集到的野史和民间传说手抄本之类的东西相当多。他认为他可以成为一个研究明史的专家。他希望找几位对明史有研究的历史学家经常和他去谈谈。刘乙光得到戴笠的暗示，推说不易办到，他便没有正式提出请求，而只向我说过，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和这方面的专家们多多接触。
张将军在被囚禁期间身体长得很胖，行走起来都不大方便，并且有高血压的毛病。他可以自由活动的区域只二、三百公尺，还只限于白天，黄昏以后便不能走出来。军统特务的警戒范围之外，便是宪兵连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彼此均可相望的包围着。他不经特务队长亲自陪同是不能越过这个范围的。他当时的唯一乐趣是每天到他住房对面的蓄水池去钓鱼。只要天不下雨，他总是一早起身，邀同刘乙光一道，坐着一只四方形的小木舟，撑到水池中央一个凸起的沙洲上，这里四面环水，平日没有人能上去。这个沙洲上面有两个用包谷秆搭成的人字形小棚，他和刘两人各据一个，临流把钓，有时整天，有时半天，总是乐此不倦。他使用的钓鱼竿有宋子文送给他的一根美国制的车钓，可以钓起几斤重的大鱼，有由他自己用竹子做成钓鲫鱼的和钓水面游鱼的小钓竿。在他住的房子后面经常可以看到他把一根根生长得不很直的老竹子，用大石块拴住一端，另一端挂在房檐下，让它慢慢地垂直起来。他虽爱钓鱼，但对吃鱼却没有多大兴趣。
当时他很希望有客人去看他，一听到汽车声音驶进他住的区域，总急着想出去欢迎。他和赵四小姐都爱吃斑鸠。我因喜爱打猎，每去必带些野味和斑鸠送他。如在秋冬间，我去时还和刘乙光一同邀他到附近去打猎。他跟我们出去时非常高兴，总是自己背一个水壶，拿一支手杖，跟着一道跑一阵。他很知趣，从来不要求自己打枪，而只抢着拿打到的野物，很高兴地提着回来。
张学良将军当时所吃所用的东西都不缺少，因有他夫人从美国带回大批东西，宋子文、戴笠又经常送他东西。他自己有钱，一些不能报销的费用，他总是自己支付。给他做饭的厨师，不但中菜做得好，也能做几道西菜西点和面包。每餐饭后，经常可以吃些水果、咖啡。在这方面，他比杨虎城将军好得多。杨将军常为了吃不到白面馍而生气，他却有吃不完的东西。他在这方面也从来没有过不满意的表示。晚上张将军的消遣办法是和看守的特务们打小牌。他很懂得特务们的心理，输多了怕引起误会，以为是变相收买他们，因此输赢每次总是只有两三块银元上下的钱。
抗战胜利以后，张将军心情表现得有些烦躁不安起来。当时外间又流传：他在关满了十年的时候，曾把他在瑞士所买的一只阿米茄表厂制造的百年纪念表送给蒋介石，暗示时间已经到了，希望蒋介石能守信用，十年期满应当释放他，但蒋介石没有理会，还是把他继续囚禁下去。
一九四六年夏天我最后一次去桐梓看他时，他却对我有点发牢骚了。我当时是顺便去看他，并告诉了他戴笠死时的情况。他听了以后，说大家都要回去了，连兵工厂也结束关门了，他却继续留在这个夜郎国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离开？他还说，八年抗战中他是一个军人，却没有为抗日出一点力，很感惭愧，现在已被人遗忘了。这一类话，他平日是不大肯说的，不知什么原因他那次却谈了许多。我知道蒋介石并没有忘记他，更不会因他已被囚满十年而准备释放他。恰恰相反，还正在为他准备继续囚禁的地方。后来据当时任过江西省主席的王陵基告诉我，蒋介石曾叫他在江西兴国县阳明洞修建了一些房屋，原来说是为蒋介石自己准备的。这处房屋修成以后，有次蒋介石带着王陵基亲自去看过一次，才知道是为囚禁张学良用的。所以抗战胜利后张还住在桐梓，是因为江西的房子还未修好。蒋介石看中兴国县阳明洞这个地方，不但是因为地方偏僻便于警戒，主要的是希望张学良能够在荒凉的小城中安心居留下来，学学王阳明，专心治学，不问朝廷大事，所以在贵州给他住修文的阳明洞，胜利后又叫他住兴国的阳明洞，便是这个原因。
以后蒋介石到台湾，看到台北草山温泉区比兴国更理想，所以在一九四六年秋叫毛人凤把张将军从桐梓接到重庆，先住在磁器口中美所内，戴笠在抗战时期借口为蒋介石避空袭所修建的松林坡公馆内，约住了半月左右。当时在重庆任中央训练团分团主任的李觉和军统结束办事处主任张严佛、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等都常去看他，并陪他打湖南纸牌消遣。我当时奉毛人凤命令从南京赶到重庆照料张，并为他交涉飞往台湾的专机。我们当初还瞒着张将军，没有告诉他要去台湾，只说先到重庆等候消息。他很高兴，以为这次不成问题会释放他，不但十年期满，而且抗战已取得胜利，决不会再有问题。
我记得他到松林坡公馆第一次进餐时，刘乙光全家都和我们一起陪他吃饭。刘乙光的两个小孩把吃剩的骨头向地下吐，他看了连忙笑着说：“这样不行。这不比过去我们住在乡下，以后要留心些，将来我们住的地方都会有这样漂亮的地毯，可不能再随便向地下吐东西了！”可见他当时的估计是非常乐观，没有想到当一切准备妥当之后，才突然宣布要送他去台湾而不是去南京。他当时听了不但很生气地把手用力向桌上拍一下，也表现出很难过的心情，把牙齿咬得紧紧的。
我们过去一向称呼张将军为“副座”，因他当过蒋介石的副委员长和鄂豫皖三省剿总副总司令等职。他过去对这一称呼从不拒绝，但那次当刘乙光在答复他的询问时说了一句“报告副座”，他马上说：“还有什么副座不副座，干脆把我看成犯人好了！”当时他虽然气愤极了，但他知道与看守人员争吵和发脾气，是没有什么用处，也不能解决问题的。他说完这话便像发痴一样睁大眼睛呆坐了一会儿，极力压制住冲动的感情。随后，他表示同意去台湾，要刘乙光回电南京毛人凤。他走回自己房间向赵一荻谈起这事时，声音还有点气得发抖。当我们送他上飞机时，他和赵一荻强装笑脸和我们握别之后，便满怀悲愤默默地走上了飞机。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台湾人民因不堪国民党政府的横征暴敛发动武装起义时，台湾情况混乱。蒋介石立即指示毛人凤，如果有人企图劫走张学良的时候，便要刘乙光一面竭力抵抗不使劫走，一面先将张学良击毙，务必不使张被劫或趁混乱时逃走。过去配属在看守张将军特务队的电台，一向是每周通报一两次，而在台湾事变发生时，毛人凤便规定每天除向南京报告三次情况外，紧急时随时可以叫通。南京总台指定专机日夜不停地收听台湾的呼叫，随时可以取得联络，毛人凤也经常向蒋介石报告。据以后我所了解，当时蒋介石巴不得有人去草山温泉放几枪，好藉这一机会把张学良打死，自己可以不负责任。但附近的高山族人，当时还没有来得及向这个地区进攻，张将军的性命才得以保留下来。
一九四九年十月间，毛人凤在重庆奉蒋介石命令杀了杨虎城将军以后到了昆明时，我还问过他关于张将军的情况。毛人凤告诉我，张仍住在草山。自那以后，我就再没有听到过有关张将军的消息了。
张学良在贵阳（袁化鹏）
一九四二年二月，张学良被囚禁在贵阳刘育乡。在贵阳我曾见过张将军数面，往事已历四十多年而记忆犹新。当时我在贵阳初中读书，与看管张学良的特务队长刘乙光家比邻而居。由于刘乙光有两个儿子，长子刘伯涵、次子刘仲璞要在贵阳中学读书，便租了贵阳城内北街赵辉山的住宅居住，刘因此经常往返于贵阳、刘育之间。一天，我正和刘伯涵兄弟一起玩耍，忽然见到一大群人抬了一只刚打死不久的大虎，去赵辉山家，直进院内放下。大门口早已警卫森严，不准闲人往来。不一会儿，刘乙光、李毓祯、县政府官员和特务队的副官们都来了，黑压压满院子人。刘伯涵悄悄对我说：那穿黄麂皮夹克、戴藏青鸭舌帽的，就是张学良，身边那个穿长旗袍的是他二夫人赵四小姐。张将军的个子比刘乙光高，英风毕露，丰神刚毅。他兴致勃勃，语调亲切，向捕虎人问长问短，备极关怀。一会儿，特务队一位副官，从小刘家母亲手中接过一叠钞票，送给捕虎人，说是张先生的犒赏，老乡们喜出望外，笑嘻嘻地抬着老虎走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张学良。
张学良住在贵阳刘育乡的“行营”也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贵阳曾经驻过“十六补训处”、“孔祥熙的‘税警团’”，社会秩序还算好。兼之“炮兵学校”也从南京迁来这里，所以对张的防范不及他处严密。人们都知道领导“西安事变”的将领张学良囚禁在贵阳刘育乡。
有一次，张将军来开中参观。时序正属深秋，我在黑神庙前的古树下，聚精会神地读《正气歌》，突见县府所饲警犬“米内”出现，预知有人要上山来。果然，一会儿“行营”副官们出现了，其中有我小学高班同学王尧，县政府秘书蒲嘉智、雷毓刚等。少顷，张将军、赵四小姐、刘乙光等都上来了。张学良看见我独个在此，吟诵不绝。他们好奇地向我走来，我鞠躬致敬，因为我常和刘伯涵玩，叫刘乙光伯伯。张将军从我手中拿过国文手抄本翻看，看见扉页上的名字问我：“你这名字出于何典？”我回答：“《庄子·逍遥游》。”他点点头。张将军要我背诵文天祥的《正气歌》，我朗朗地背诵了。但我最怕点背《费宫人刺虎》，那才教几天，有点夹生，心头突突地开始发跳。谁想赵四小姐又接过国文翻看着，她说：“小袁，背诵《费宫人刺虎》给我们听。”我真像轰走了三魂七魄，把心一定，背道：“费宫人，年十六，德容庄丽，怀宗命侍公主，主绝爱怜之。……”这时，校长范静安闻讯走来，国文教师毛主让也来了（他是县政府的田赋处长兼军法官，在贵中上一年级的国文）。张将军见我背诵国文表示满意，鼓励了我几句。赵四小姐说：“这孩子的字体满清秀的。”临去，张将军要我代问候刘震寰先生。
刘是我们班的国文教师，家住刘育，他随时给张将军修改诗。震寰先生常对我说：“张先生很有才华，这些年的软禁，使他的诗词方面有了较深的素养。但诗言志，他却不敢言‘志’，所作多系咏物写景，虽系抒情，而不敢有明心见性之句，他的苦闷心情，不言而喻了！”
一九四二年四月上浣，贵中要举行一次旅行，目的地是刘育乡的白安营。贵中这次旅行，不到一百人。到达后，校长一声令下，同学们便各自攀登竞赛，采集标本，捕捉昆虫，如飞而去。我和刘伯涵等五人，因为有位女生脚痛，相伴缓步徐行。可巧在亭畔，又遇见了张学良一行。少帅见我们这群天真无邪的少年，十分高兴。赵四小姐向最小的一位女生蒋文惠说：“小朋友，你娇滴滴的也来登山呀？”拉着她问长问短。小刘说：“阿姨，你别看她小，她是二年级的女秀才，学习成绩好，歌也唱得好，考音乐课时，她唱《秋水伊人》，许嘉谟老师给了她一百分。”赵阿姨要小蒋唱一支歌，张、刘都附和，我们也拍掌，鼓舞她唱。她本就大方，毫不迟疑地唱道：“泣别了白山黑水，走遍了黄河长江，流浪，逃亡，逃亡，流浪，流浪到哪年？逃亡到何方？我们的祖国已整个在动荡，我们已无处流浪已无处逃亡！”
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她没有唱《秋水伊人》，而是唱了《流亡三部曲》中的第二部，是刘雪庵的作品，又名《松花江上》，抗日战争时期，这支歌是很流行的。小惠唱得很悲壮婉转，在这深山野谷，群山回响，扣人心弦。张将军要我也唱一曲，不甘示弱的我，接唱了《松花江上》第三部：“走！朋友，我们要为爹娘复仇！走！朋友！我们要为民族战斗！我们是黄帝的子孙，你也是中华的裔胄。锦绣的河山，怎能让敌人攫走？祖先的遗产，怎能在我们的手里葬送！……”我们五个少年，索性把《松花江上》第一部也唱了。当时，我们童稚无知，心灵单纯，没有带任何一点色彩，天真烂漫，冲口而出，也不忌讳张将军内心的隐痛。但他那天是十分兴奋的，赵阿姨分给了我们很多水果和糖。最后，她仍要求小惠唱电影《古塔奇案》中的插曲《秋水伊人》作为压轴。
我们去白安营旅行，取道刘衙，这是囚禁张学良的地方。此地原有土司衙门，故名刘衙，后改为刘育乡。早在一九四〇年左右，国民党当局便派人来这里大兴土木，建造了别墅式洋楼十来幢，美其名曰：“行营”。
刘育是贵阳县著名米粮之乡。西有双流镇扼断咽喉，有保营兵一队常驻；东有贵阳城钳制交通要道，李毓祯坐镇贵阳，并有炮兵学校重兵驻守。蒋介石选择此地囚禁张将军，是作了周密策划的。不仅地形如此，还派军统黔站站长李毓祯为贵阳县长，派王尧、廖文钦为乡长。廖以行政力量，严密了“行营”四周村落的保甲组织，加强联保连坐切结（即一家出事十家连坐）。而当地豪绅刘华清（人称刘三阎王）则主族长权威，以宗法控制乡人，严密监视张学良。真是山山有卡，路路设防，层层叠叠，卫戍森严，“行营”便在武装包围之中。
刘育乡的居民，虽然环绕着“行营”，却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有刘洪春老人和刘震寰先生偶尔去陪张学良将军坐坐。因为刘洪春老人给张将军找到失落的小黄猫，乃张将军心爱之物，特务们认为他老实，便允许他去坐坐。刘震寰先生年事已高，淡泊宁静，与世无争，常去和将军谈论古典文学，不过总有军警监视。
张学良将军在刘育，虽然也能外出打猎、钓鱼，但每有行动，人未出门，早已军警密布，如临大敌。刘育每逢赶场，将军也来场上看看，但却缄口不言。今天，刘育乡已成为名胜地区。张将军“行营”故居，白安营，蓊荫河垂钓处，都应该树立标志，以供后人凭吊而纪念“西安事变”的一代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