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局黑牢345天：《调查局黑牢345天》序（李敖）—第三章——卅年老国特变成卅年匪党份子

《调查局黑牢345天》序（李敖）

1988年10月，李敖出版社为李世杰先生印行了《调查局研究》一厚册，引起各界的重视。青年党且根据它，向国民党法务部长要求撤回潜伏在该党内的国民党特务分子；民社党也根据它，要罢免该党中的国特；而民进党也根据它，发现内有线民……李世杰垂老反扑、兴风作浪的本事，由此可见一斑。

《调查局研究》出版后十五个月，李敖出版社又要为李世杰出版他的另一巨作——《调查局黑牢345天》。他嘱我再写一序。回想李世杰这些作品，从写作到出书，我都是煽风点火资匪有据之人。李匪无我，无以至今日；我无李匪，无以乐余年，自然乐为之序。

世杰老兄是我牢中难友。我晚他坐牢、早他出狱，论起此道年资，迟到早退的我，实在不能跟他相比。他坐牢二十年，不但在“量”上多过我，并且在“质”上更是绝后空前。他先关在调查局黑牢三百四十五天，饱受折磨、凌虐与刑求。他回忆说：“二十年时间是漫长而惨苦的，其中尤以开头的三百四十五天更属惨绝人寰。若说往后的十九年是度日如年，则在调查局黑牢里的每‘一日’，实在比那十九年中的任何‘一年’，都是过的更漫长、更痛楚、更残酷、更加令人震怖战栗的地狱生活！”正因为这三百四十五天的开场白是如此之黑，所以，它的内情，更令我们欲知全貌。

我们读古人书，读到《汉书》路温舒传，看到他说的：“夫人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视之；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却，则锻炼而周内之。盖奏当之成，虽咎繇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何则？成练者众，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狱吏专为深刻，残贼而亡极，媮为一切，不顾国患，此世之大贼也。故俗语曰：‘画地为狱，议不入；刻木为吏，期不对。’此皆疾吏之风、悲痛之辞也。故天下之患，莫深于狱；败法乱正，离亲塞道，莫甚乎治狱之吏。”（按人之常情，过得好就喜欢活，痛苦不堪就要寻死。在刑求之下什么口供得不到呢？所以囚犯受不了痛苦，就编造假情节给办案的人看〔看办案人员的反应，以猜度是不是编对了方向，接近了原案〕，而办案人员就趁着这种假情节，教导他如何编成假口供；办案人员又怕往上呈报后被驳回，于是把案子罗织得非常结实、天衣无缝，使囚犯陷入法网。呈报上去以后，就是第一流的法官皋陶审查起来，也要认为死有余辜。为什么？因为编造出来的假情节太多，和法律丝丝入扣，罪状太明显了。办案人员专干这种残酷苛刻的勾当，残害人民而无止境，只顾苟且一时，不管对国家的后患，这是世上的大祸害。俗话说：“就便是在地上画个监狱，也别进去；就便是用木头刻个办案人员，也别和他面对。”这都是人民对办案人员痛心疾首而发出的哀呼。所以天下的祸害，没有比刑狱更可怕的了；败坏法纪、颠倒是非、离散亲属、堵塞正义，没有比办案人员更严重的了。）

上面这种两千年前的刑狱素描，是一种简明的骨架，虽然句句真实不虚，但是骨架以外，益之以血肉之作的，则唯有李世杰这部《调查局黑牢345天》，方补足了两千年的空缺。就凭这一重大的意义与实例，这部书，就足称得上“汉唐以来所未有也”了！

感同身受，提笔文存。特志其大，以告读者。

1990年1月1日

《调查局黑牢345天》自序（李世杰）

希特勒枪毙洛姆的前两天，还和他同桌吃饭。

斯大林处决卡夫塔拉底兹之前，多次请他吃饭，每次都亲自拿汤给他。在一次宴会上，斯大林向塞狄契敬酒，为两人间的“兄弟之情”干杯，过了几天，塞狄契被捕下狱。

毛泽东在逮捕刘少奇的前一天，温情慰语地敦劝他“保重身体”。

蒋经国在逮捕李世杰前九天，代表他父亲蒋介石邀宴有功人员，他与李世杰同席进餐，亲自拿了白切鸡、红烧鱼翅给李世杰，并向他频频敬酒。

李世杰接着惨罹二十年牢狱之灾！

因此而有了《调查局黑牢345天》这部书，以及另一本《军法看守所九年》。还有一本《火烧岛十载风霜》，正连载中。

如今，《调查局黑牢345天》要辑印专集了，我似乎应该写一篇序。

写这部书时，心情是悲苦的，现在要写这篇序，下笔时，心里依然倍感悲痛。

一九三九年，我误入歧途，入了国民党，又做了“中统局”的义务调工。一九五一年更误上贼船，进了调查局做情报分析的工作。我的“狱龄”是二十年，被捕时，国民党“党龄”二十七年。但当蒋经国批准让沈之岳将我系狱时，他钦定我那一年的共产党龄却是三十年。无论是拿我的“国龄”（遵照功令，应该说是“匪龄”）或“共龄”来加上狱龄，我的匪资之深都达半世纪之长，比起资深立法委、监察委、国大代诸员诸表，资深多了！

二十年时间是漫长而惨苦的，其中尤以开头的三百四十五天更属惨绝人寰。若说往后的十九年是度日如年，则在调查局黑牢里的每“一日”，实在比那十九年中的任何“一年”，都是过的更漫长、更痛楚、更残酷、更加令人震怖战栗的地狱生活！

斯大林的监狱所制造的，是“人民的敌人”。毛泽东的监狱所捏塑的，是“右派”、“反革命”。蒋经国的监狱所溶铸的，是“匪谍”、“叛乱犯”。

蒋介石把特务大权交给蒋经国，蒋经国把“国内”特务大权的大部分，授予沈之岳。一九六四年，沈之岳窜升调查局长，从而国民党“肃谍”的勋业大盛，“匪谍”产量，年以数百计。一九六六年，沈之岳在调查局的人事布置停妥了，立刻展开对国民党内的血腥大整肃，仅是“国特牌”的匪谍，就不下千人之众。而我，李世杰，本书作者，不幸则成为沈之岳对国特大整肃的第一人，他向我开第一刀！

我在调查局，枉然做了十五年拖袖案头的情报分析工作，却始终缺乏“侦防”意识，一点没有办案经验！直至在调查局黑狱中忍死熬活地度过了一年，才深刻体验到什么样手段叫做侦办匪谍。

一切莫须有罪名的滔天大谎，一切栽赃诽谤和荒谬绝伦的构陷，一切罗织捏塑拼凑的罪状，完全倚靠讯问者疯狂残忍的暴行与无耻诈骗的编造。进入那座黑狱的人，因为忍受不了凶恶野蛮的酷烈毒打，无不供承了调查员代拟的情节而披上匪名！从来没有人能以“非匪谍”身分活着出狱的。

当蒋经国批准逮捕一个人时，全台澎金马军民人等，都有义务要相信并且咒骂：“那家伙是匪谍！”为了证明这匪谍死有余辜，罪无可逭，以及所伪造证据的确凿性，沈之岳大疯狗所嗾使的那一小撮小疯狗，最擅长的就是用肉体惨刑剥夺被捕者的自尊心与判断力，以取得荒诞不经的假自白。而自白，在国民党军法暴吏看来，是被容许做为屠杀一个人之唯一证据的。当然，沈之岳也可以找个与被告从不认识的人来栽赃诬噬，以完成国民党“反共肃谍”的千秋盛业。

这本书，就是我在调查局黑牢中身受迫害惨况的纪实。

今年一月，崔小萍为她的“狱中记”举行发表会，我寄了几篇与她有关的剪报给她。在她回复我的一封信中，有一段话道：

只有狱中人，才真体味出其中冤苦。有书评人认为狱中人因想到日后会被他人看阅，在记载事实方面，皆有“自圆其说”的心情。又一漫画载：“入狱是政策，出狱记才会畅销。”——我们受难人，听闻这种言论，不会气死吗？但是，大难未死，只有一笑置之！最好请他们这班人去坐牢一试滋味也！

我没有看过那篇“书评”，也没有看到那幅漫画。我敢断定，作此评、作此画的人，如非智能麻木，孤陋寡闻，那就八成是国民党的文宣干部，或是特务化身。坐牢经验让我发现，办案特务和军法酷吏，唯一懂得的便是将白作黑、指鹿为马。这班没有灵魂的冷血动物，失势时可以认贼作父，得势时当然也可以认父作贼！崔小萍女士固然不必气“死”，但其实也不可一笑置之。她应该挺身出来，揭破这类书评家、漫画家的嘴脸！

这部书的出版，是不是也会被认为我一九六六年的入狱，是为求今天这部书畅销的“政策”？不管那个漫画作者是不是别有所指，由于他一竿子打翻一船人，逼得我不能不说几句话。

国民党兴趣最浓烈的有二：一是拿它所不喜欢的人当做叛乱犯侦办；二是凡经它变造出来的叛乱犯，最好是用二条一（唯一死刑）的法条惩治。今譬如那个漫画作者想写一本狱中记，并希冀它畅销，就拟订入狱政策，决心到监狱里去叛乱十几二十年。那当然是“高瞻远瞩”得很了。可是，万一他也跟许多命凶运恶的人一样，不幸尸横狴犴，血溅刑场，试问他怎有狱中之记，又何来畅销之书？沈嫄璋被谋杀于调查局侦讯室，蒋海溶暴毙于警备总部军法看守所，更多的人被押解到暗坑刑场去枪决，他们的入狱是政策吗？

用这种漫画去表达奴才效忠的心态，看来刻毒如蛇蝎，其实是愚蠢似猪猡。而这类奴才正是国民党所喜欢的。

常常有人问：既然不是共产党、匪谍、叛乱犯，为什么要承认呢？刑求，不会咬牙忍受吗？

苏联特务霍赫洛夫早就提供答案了，他说：

在被捕的人中，我认识一个苏铎卜华夫将军，他是一个出名的硬汉子，绝不会对任何人屈服的。我曾问过那个情报员：“你怎么能断定他一定会招供？”那个情报员答复说：“我们自有办法逼别人招供，硬汉子我们看过多了。”是年十一月，我听说他们都已被苦打成招，全部枪决了！（见国防部总政战部编印：赫鲁晓夫秘密演说全文）

但愿一切“自圆其说”论者和“入狱是政策”论者，读了这段话，无须亲自入狱去尝试，就会醒悟。我不忍看到连他们这样“忠贞爱国”之辈，也陷身于奇冤异惨的大祸中。愈是忠贞，愈有被整肃的危险，对同志，必须比对敌人更残酷！这是国民党的政治伦理，也是国民党内斗内行之铁的定律！

我并不以为国民党看了我的著作，会忧伤痛悔，彻悟改过。这个党所死抱住不放的死不认错主义，注定它终必灭亡，我对它早已不存任何希望。我只希望：今世学者，后世史家，能够从我（以及许多同样从冤狱里历经九死一生惨毒迫害的难友）的血泪记述中，对国民党灭绝人性、戕害人权的血腥罪行，做个公正的裁判。这部书，不过是为历史多留下一点点真实的见证而已。

这部书撰写时，蒋经国还在苟延残喘。辑印专集时，他虽已死亡，却是阴魂未散。他所宠纵以滥捕狂杀、镇压立威的刽子手沈之岳，依然是国民党总统李登辉的国策顾问。“国策”而竟“顾”于摧残人权的蟊贼而“问”之，政治迫害会绝迹吗？死不认错主义会消失吗？任何革新有希望吗？这样的党还有救吗？

四十年来，台湾真是“被刑之徒，比肩而立”。为何如此？“狱吏专为深刻，残贼而亡极，媮为一切，不顾国患，此世之大贼也！”（汉·路温舒语）

这部书，正是为声讨这班“世之大贼”而写的！

这也就是我这一篇序写得分外沉痛的原因。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日李世杰序于碧潭之畔

第一章——暴风雨前的酝酿

第一节——调查局长换了沈之岳了

在交通车上，徐公瑾的一句话，引起了一阵骚动。他手里拿着一张晚报，高声大叫：

“张局长换了，你们知道么？”

“啊！”

“换了沈之岳。你们看，新闻都登出来了，还有沈先生的照片呢！”

徐公瑾原是国防部保密局一个上尉，一九五五年四月，他们一批人被调到内政部调查局，他便先获提升为少校，再转任调查局第一处的文职科长。所以，他是“军统”的人。如今，“军统”的沈之岳，从保密局改名后的情报局副局长，被派到调查局来当局长，而调查局也已改隶司法行政部了。徐公瑾获知这项消息，知道新局长是“自己人”，自然禁不住喜形于色，溢于言表了。

当徐公瑾到调查局那一年，沈之岳也受派到调查局当督察。调查局有个督察室，设简、荐任督察各若干名；这是按组织条例的编制。但“得”指定简任督察一人为“督察室主任”；这主任却不是编制内的职衔，是黑官中的黑官。

国防会议副秘书长蒋经国，把沈之岳派到调查局做督察，官爵虽然不大，权势却可炙人；因为，谁都猜想，沈之岳是奉命来监视局长季源溥、副局长张庆恩，以及局里的所有老中统干部的；连季局长也“尊重”他三分。过去的督察室主任，都是住的大宿舍，和众职员杂处。而沈督察主任之岳，不但有独院洋房和专用电话，还有汽车。——本来，调查局是副局长以上才有专车的。

沈之岳做了大约两年督察室主任后，又奉蒋副秘书长经国之命，到陆军大学将校班受训一年，然后回到调查局当起副局长，那已经是张庆恩局长任内的事。当时调查局第一副局长是郭乾辉，即郭华伦，是老中统的人。沈在调查局，主管的是人事室、督察室、会计室等单位，真正情报业务（第一、二、三、四处），他并不熟悉。过了一两年，蒋经国又调他到情报局，在局长叶翔之手下当副局长。——如此蜿蜒曲折地盘旋几遭，如今青云直上，终于跃登调查局局长宝座，跟他的老长官（情报局局长叶翔之）分庭抗礼了。他并且带来了一大批“军统”老干部到调查局，先掌主计、人事、督察三室及第二处（主管中央及省县文职机关安全室）、第三处……。

徐公瑾的宣布引起各种不同的反应，老“军统”们无不手舞足蹈，额手称庆，口沫乱飞地大谈“沈先生”如何如何，“张庆恩”怎样怎样。老中统们则不然，有的沉默不语，表情木然。有的强装欢笑，静听旁人的议论。有的感慨地说道：“唉！蒋副秘书长要培养一个人，也真是不容易！你看，从督察、陆军大学受训、本局副局长、情报局副局长，然后才发表为调查局长。这过程也算是漫长而曲折的了！”

有的人在心中思量：“这下子‘军统’吃掉中统，算是吃定了。看样子这个调查局是待不下去了！蒋经国提出的‘两局人事交流’，原来如此！从没有听说中统系的人去当情报局局长、副局长的，相信以后也永远不会有。”

有的人却在屈指暗计：沈之岳由督察到局长，路途虽然蜿蜒曲折，时间可并不算漫长。他初到调查局是一九五五年五、六月间，而担任局长接篆视事是一九六四年六月二日，前后不过九年。而中统老干部中，有的早在重庆时代就当过比督察地位还要高的职阶，如简任秘书、处长、副处长……等等了哩！

事实上也确是如此。一九五五年以前，于宝崙便早就是督察主任、处长了，郭乾辉、王维理、朱凌云、李仁甫、杜衡、陈庆斋、吴慕风等也都是资深的处长。徐兆麟、万大鋐且当过主任秘书的，是最早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时代硕果仅存的几个人之一，是中统“开国元勋”级的人物。这些从年青时代就进入中统局工作的人，干了二、三十年，甚至四十年，都没有能登上局长宝座的。现在，沈之岳来了，这些老家伙，眼看一个个要准备卷铺盖了。真是：别有一般滋味在心头！

第二节——听说李副座跟沈局长是同学

沈之岳到调查局当局长，这消息在第一处也引发很多的议论。除了徐公瑾和当时跟他一起由情报局调过来的几个人，整天面露笑容以外，一些在台湾才投考进入调查局的年青小伙子，所谓新进干部，他们多数还是中下级职员，却已学会了在情报机关里应守的“分寸”。

他们不敢过于表露自己的真感情，譬如：惋惜张庆恩局长之去职，或是期望新局长如何如何等。不错，张局长对一般僚属生活的关怀，对部下或其家人之有伤病者的照顾，都令他们深怀去思；如今表示对沈之岳之来的过份欣喜，未免觉得对张庆恩不起；但不表示一点替沈之岳欢喜的庆贺之意，又怕有“后患”。谁都知道，沈之岳当年充督察主任时，就在各处会室中布置了一些身分极为秘密的“线民”，随时搜集每一个“同志”的言谈资料，供督察室参核的。如今这些“线民”，自然是得到了大好的表现身手之机会了。

不过，也不见得人人都如此心情凝重。有些人却这时候私下谈起别人的事来了。

“听说李副座跟沈局长是同学。”Y科员说：“这下子我们李副座恐怕很快就高升了？”

“你没说错吧？他们是在什么地方同学过的？”

“在阳明山。”Y科员显得他的消息很权威：“革命实践研究院。好久了，大约是民国四十年。”

“不错。”W科长接着说：“局长和李副座是革命实践研究院第十四期同学。我是第十五期，那一期，李副座因为成绩好，还由总统下条子调为留院研究员，是指导研究员开小组会议，批阅作业和打分数的。算是‘教职员’哩！”

听大家热烈地谈论，W科员也跑过来凑热闹。他问：

“为什么叫做留院研究员？”他的脸孔对着W科长。

“是这样。”W科长说：“在革命实践研究院受训的人，不叫学员，叫做研究员。每一期，院里面都要从成绩优异的研究员里面，挑选出十几名，送请总统核定，调充留院研究员，来补院里专任教职员人手之不足，而李副座却是总统亲自选定的。”

“为什么要由总统核定？”段科员不解地问。

“总统自兼革命实践研究院院长，所以应该说是送请院长核定才对。”W科长说：“还有，听说李副座被选为留院研究员，还是总统看到他的几篇研究报告后，亲自下条子的。”

“哦！原来如此！”段科员说：“那也难怪，李副座那一枝笔杆，在我们局子里，也真可算是数一数二的了。”

“嗨！你还不知道吗？上次有一件关于国际问题的调查研究报告，张局长请了四、五个处长级、委员级的先生起草，结果都不中意。后来硬是请李副座另起炉灶，重新执笔，才抄呈给总统和蒋副秘书长的。”滕科长说到这里，又笑着补充了一句：“所以，我们科里的人都说，李副座是‘调查局的莎士比亚’！”

“哈哈哈！真的，可以这样叫他。”

“你们还不知道呢！”U专员说：“李副座在福建时，本来是中央日报总编辑，笔下自然很行。他那年到本局研究委员会工作，据说是报纸上发表了一篇专论，探讨对共产党思想斗争的问题，这篇论文被总裁看到了，特别召见他，大大嘉许一番。中央社和各报都发表了这项消息。当时季局长正苦于找不到会写文章，会做情报研判分析的人才，看了这消息，就把李副座找来了。”

“这中间还有一段插曲，你们不知道的。”S专员在一旁听了好久，这时也插嘴了：“起初，李副座不肯来，季局长请了以前福建省调统室主任赖文清去劝驾，才答应的。后来，总裁又发表李副座到中央党部第四组，李副座想接受，季先生不放他走，备了公文到中四组硬是替李副座辞掉了，弄得李副座有一阵子很生气，整天闹情绪，居然不跟季局长说话。这样僵持了好几个星期，气才渐渐消的。”

“现在，李副座是我们第一处资深副处长，他跟沈先生又是同学，看样子，副座高升是不成问题的了。”段科员说。

“李副座如果高升了，那谁接他的副处长遗缺呢？W科长是科长中资格最老的，恐怕局长不会作第二人想了。”Y科员是W科长的部下，他有点近乎谄媚地这样推测。

“你可不要乱讲！我还差得多呢！”W科长急忙忙地否认，似乎责怪Y科员说话有点孟浪。

“你也不必太谦虚。到时候，我们要李副座和W科长一起请客好了！”滕科长说。

“对！”好几个人同声说：“现在，我们先找李副座去，要他请客！”

“我不去！你们现在说这些话，李副座不会承认的。”C科长知道，他们的副处长李世杰，书生气太重，不喜欢谈什么升官晋级的事，也很怕在第一处不知道谁是督察室所布置的“线民”。

“等待人事命令发表了，还怕李副座不请客吗？”Y科员很有把握地说。

旁边，那个徐公瑾科长，似笑非笑地在凝视着天花板，一言不发，若有所思……。

第三节——高层人事开始搬风

——把调查局变成“军统分局”

当沈之岳到调查局当局长的时候，局里七个处长，第一处是李仁甫，第二处是祁继先代理，第三处是孙云峯，第四处是吴慕风（吴若、剧作家），第五处是袁更，第六处是王进之（李仁甫、孙云峯、王进之都是国大代表），第七处是毛简。除了毛简是老“军统”，于一九五五年在蒋经国指示要“两局人事交流”之下，转到调查局的以外，其他六人，都是中统局留下来的二、三十年的老干部，这七位处长的资格，都比沈之岳老得多了。

调查局除这七个处以外，还有秘书室、机要室、人事室、会计室、督察室、训练委员会、纪律审查委员会，都是编制内的单位。另外如研究发展委员会、体育委员会，则不在编制之内。

张庆恩交卸局长那一天，在致词中说，他“在任六年两个月又一天。”又说：“我要感谢郭副局长（乾辉）六年多来的协助，以及他跟我共进退。”也就是说，郭乾辉过去在第一副局长任内，沈之岳是第二；现在沈当上局长了，在郭是非走不可；在沈则是敬谨送行，“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为臣”也。郭是走了，来接他遗缺的，是另一个“军统”出身的宋公言，一九四九年大陆风云变色时，曾任过短暂几个月的厦门市警察局长。接任副局长之前，他是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的一个副组长。而且，说起来真是冤家路狭的，他也是革命实践研究院第十四期受训的研究员。于是，那些“好事者”更有话题了：

“吓！李世杰这下子可红啦！局长、副局长都是他的同期同学！”

这时候，沈之岳正和他所带来的几个高级智囊，研究如何调整人事，好吃掉中统，把调查局变成“军统分局”。他先派了一个被名为“阴谋家”的杜均明，接充他沈之岳从前担任过的督察主任；赶走了原本也是“军统”出身，但被大家称为“好好先生”的王鸿骏。督察室单位虽小，却掌着督察全局员工“违纪违法”的大权，是特务机关里头的小特务机关，是锦衣卫衙门里头的袖珍锦衣卫，是东西厂内的“迷你厂”。它逮捕员工幽囚在“留质室”，可不必经过什么检察官或推事来下令、起诉或判刑。（留质室是黑狱的官式名称，到后来，好像改为“留置室”的）。

和“阴谋家”杜均明同时到调查局的，是沈自康，掌人事室。还有一个姓冯的，是机要室主任。就这样，沈之岳先掌握了全局人事升黜和奖罚的两个单位，以便替他的“人事政策”铺路。跟沈之岳同时来的，还有一个李建华，一个钟礼杰。

李建华是中统旧人，但资格并不算顶老。一九五四年，他还是调查局简任待遇秘书（就是，占荐任秘书的底缺，因年年考绩积分升至荐任一级后，无可再升，领简任待遇的年功俸，实际上，他依然只是一个荐任官）；后来调到蒋经国亲兼主任的“石牌训练班”当秘书，是仅次于副主任的职位。他是一个老学究型人物，唯唯诺诺，对任何事都没有主见的好好先生，总之，是一个永远不会“得罪人”的典型人物。他因此在石牌训练班非常地得人缘，他也在秘书的工作上深得蒋经国主任的赏识。这一次，蒋要沈之岳当调查局长，就用李建华当主任秘书（幕僚长）。这一步棋很高妙，既表示“重用”中统的旧人，又是对局长奉命惟谨的好幕僚长，这就沈之岳来说，确实是很“安全”而“稳定”的因素。

至于钟礼杰，却是沈之岳紧紧掌握主计室的好棋。还有，沈一到任，就先强迫在“军统”派系中比他老了好几辈的毛简退休，另派他人接长总务处长。这一着，既表示沈不偏护“军统”的人，而钟礼杰、杜均明不但都是“军统”出身，而且都是“石牌训练班”的组长，蒋经国的亲信。反正毛人凤已经死了，去掉毛简（毛人凤的堂叔），并不会有“后遗症”。何况，他又重用毛家一个小卒，早年专替戴笠提皮包、翻译密电码、绰号“小毛”的毛钟新（毛人凤的侄子），接任孙云峰的第三处长。如此一来，沈之岳对“军统”也就很有交待，很对得起了！至于在石牌训练班当专员的沈自康，则掌握人事室主任的大权，陟罚臧否，尽在其中矣！

在一次年度性的国家安全工作会议期中，蒋经国以国防会议副秘书长身分，分批召见各情治机关的出席人员，我亲自听见沈之岳和沈自康向蒋经国报告，说：“我们准备在一年内办理一百个人退休。”当时，调查局内外单位一共不过八百人，不像后来员额那么膨胀、庞大。记得蒋经国是这样回答的：“进用年青的同志，当然是好的；不过，老同志的经验，也很重要，也要加以重视。”他声音迟缓，似乎是说给我们一些中统老同志听的。所以，他的话并没有影响到沈之岳调查局人事调整（或说“人事整肃”）的进程。

继毛简之后，办理“及龄退休”和“提前退休”的人，一天天多起来了。还有好些因“违纪”而被督察室拘禁到留质室去的（在“留质室”，也有被“判”监禁好多年者的），这些人，情节严重的就撤职；情节轻微的，被监禁几个月后，就请求“外介”，由调查局介绍到其他机关去工作。调查局要“介绍”一个职员到别的机关，自然不费吹灰之力。还有一种情形，就是调查局所主管全国（中央、省、县市）文职机关的安全室，有人员出缺时，就由调查局第二处通知人事室，把沈之岳准备淘汰的“旧同志”（不是“老同志”，也不一定分“军统”或“中统”，）安插了进去。

这样，一年下来，季源溥、张庆恩任内留下的老中统，就“清除”了许多。

因为沈之岳的上台，调查局经费也大大增高了，在蒋经国支持下，沈之岳大举招考很多大专毕业生，施以训练后，安置在各处室会，布满了更为麻麻密密的眼线。

那时候，公务员的退休金还是少得可怜（毛简退休那天，他的退休金在办公室里就还债还得“清洁溜溜”，真的是怀着两袖清风地走出调查局的大门了。）沈之岳、沈自康就订了一个叫做“退休金互助办法”；凡是自愿退休的人，除按中央规定发给退休金以外，另由全局职工按薪资比例，强行扣付所谓退休互助金若干，凑成几万元。调查局也支付公帑几万元，“以资鼓励”。用职员的钱，达成他大量整肃旧人的目的。

总之，及龄的，强迫他立刻退休；未及龄（尤其是违纪受罚了）的，“鼓励”他提前退休。再带来大批“军统”的人，以及大量招考新进人员。这是沈之岳当调查局长初期表露得很明白的“人事政策”！

第四节——“主管轮调办法”出笼了

在一次局务会报上，沈自康提出了一个“主管轮调办法”的草案。草案里规定：各处会室主管每任两年，必要时得延长一任。所谓“轮调”，不是两个主管互相换只交椅，而必须是：由资深副主管升充。

局务会报每个礼拜举行一次，参加人员全是各处会室主管，有时候，副主管也代理正主管出席的。由于这是沈之岳所授意的“草案”，而且，表面看起来似乎也很合理。那些老同志们，没有一个人敢表示异议；虽然人人觉得“大数难逃”，也只好强装着笑脸通过了。——其实也不曾举手赞成，沈之岳从情报局带来的办法是：与会人员正反的意见发表完后，由他（主席）裁决。因此，当然通过。

李仁甫匆匆地由楼上走下来，回到第一处处长室，立刻笑吟吟地向我招手，从副处长室请了进去。

“世杰兄，有一件对你很好的消息告诉你。”

“什么消息？”我诧异地问。

“你要高陞了。”李仁甫是当过好几个处处长的人，他当然不在乎。

“高陞？”我笑了起来：“仁公不要跟我说笑话，我无论当什么职务，一向自认已经‘官居极品’，不可能再陞的。我又没有托人活动，从何陞起，陞到何处去？”

“不是说笑话，是真的。”于是，他把刚刚通过的“主管轮调办法”内容说了一遍，然后又说：

“再过半年，明年（一九六六）一月实施。很快就要到了。你想想：我们第一处，你是资深副处长，在第一处六年多了。而王志云刚来了一年，王大光也刚到差不久，又是额外副处长。到时候，这处长非你莫属。可不是吗？”稍停一下，他又说：

“我也真的想换个轻松的职务了！”

我笑笑地回答道：“不瞒仁公说，我不热中这码子事，我只想换个闲职，可以多写点自己要写的文章，消遣消遣！我的兴趣还是在写作；我又不懂法律，也不会办案。像第三科办的贪污舞弊、走私漏税等非法案件，我就一筹莫展了。”

“那有王志云呀！他是学法律的。像我自己，可不也是靠他的帮忙……。”李仁甫这样说。

在康乐室里，一羣无公可办的老中统们，一边喝咖啡，一边在窃窃私议。

“照这个轮调办法看来，李世杰这个处长是做定了。”这一个说。

“恐怕未必。”A专门委员说。

“为什么呢？”几个人同时发问，显得有些奇讶。

“你们不知道，”那个说“恐怕未必”的A专门委员，先向四周扫瞄一番，看看有无可疑的人在旁边偷听，然后放低声音说：

“这问题说起来很复杂，第一是，沈大官人此来，目的是要清除我们中统的旧人。李世杰虽然是到台湾以后才进入本局工作的，但是他早于对日抗战初期，就在福建加入了中统组织，而且是高级义工。所以，他也算是老中统呀！”

“但是，”H科长说：“听说李世杰跟局长、副局长都是阳明山同期同学，关系应该不同吧？”

“这正是对李世杰最不利的地方。”A专门委员说：“做了大官的人，最忌讳的就是有人跟他攀早期的关系。而且，李世杰最不该的，是他在革命实践研究院的受训成绩，比沈大官人和宋老二（指宋公言）都好，还得到总统亲自指定做留院研究员的。这就是我说‘恐怕未必’的第二个原因。”

“不是听说当初李世杰，就是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研究对共产党思想斗争的论文，被总裁看到了，召见了，并且由中央社发布了消息，才被季局长死拉活拉地请了来的么？有人说，他的官虽不大，走的却是老先生的路线，应该不会有问题的吧！”

“走什么路线也没用，他反正进不到老先生的权力核心群去，他还差得多呢！而且，老先生多年来已经把情治系统全部交给小先生了，沈大官人又正是小先生的心腹。这也是对李世杰看似有利，却是其害无穷的一项因素呢！”

“但是，李世杰那一支笔杆，在情报圈里也该算是有数的了。放着这么一个人才不用，不是很可惜吗？”

“这不成为理由！历史上，不论是皇帝贬抑大臣，或是大官黜降小官，哪一个是因为他才华不好的？恰正相反，才华越高，越招人嫉妒哩！你们没有听说过吗？张局长在任时，好几次，因为有很重要的研究专报，本来不属第一处的业务，因为经过五六个人起草了，众人开会讨论了，都不满意。后来，张局长只得劝请李世杰执笔。李世杰对张局长说，已写成的初稿，动小手术不成，动大手术也不成，一定要脱胎换骨，从头另写。张局长答应了，稿子成了，张局长非常满意，就召集一、二、三、四处正副处长和原来几位执笔人开会讨论，第二处副处长李甲孚，那个意见最多而自己却写不出一个字的家伙，居然提出了十大修改意见；及至李世杰推荐李甲孚‘负责修改’，他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听说那一次张局长对李甲孚也很不满，结果还是照李世杰写的那件，原文不动地送出去了。后来，在情报会议里，副秘书长听了张局长的报告，还连声赞好的呢！”

“这件事我也听说过。有人还说，那五六个原先执笔起草而不被采用的人，其中有一两人，还对李世杰很误会，很嫉妒哩！”

“这正是‘才高招得小人忌’的最好例子。”S科长这时也插嘴了，他说：“不过，话也得说回来，李世杰的确是一个人才，但是也有缺点，就是锋铓太露。而且，对那些既腹无点墨、却又偏爱耍嘴皮子的庸才，像李甲孚那一类型只会‘君子动口不动手’的人，常常爱露出鄙夷不屑的颜色。所以，佩服他的人很多，说他骄傲的人也不少。”

“王维理也是这样。”第一处的W科长说：“王维理在局里也是一位写作的能手，很多人也说他骄傲。不过，他倒是很瞧得起李世杰的。他当第一处处长时，背后常对人说：‘李世杰比我强得多了。’这倒是过份的谦虚。就王维理来说，也是对同事罕有的捧场。后来，李世杰听说王维理如此捧他，反而对王维理更加佩服。他们两人就变成非常的知己了。”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最初说“恐怕未必”的A专门委员，又继续他的议论了。他再用目光扫射了四周围一匝，然后，回复原初低沉缓慢的声调：

“沈大官人的智囊团，以那个阴谋家杜均明为首，听说曾向沈大官人提出警告，说是：现在局里面，福建人渐渐成为气候了，非要想想办法不可。”

“怎么说啊？”

“怎样渐渐成为气候了呢？”

“听我说来！”

第五节——福建人渐成气候了

对于“福建人在局里面渐渐成了气候”一语，所有听到的人，无不深感新奇而有兴趣。于是A专门委员賡续其词了：“你们不要急，听我慢慢道来。——

“现在局里面，表面上最受瞩目的福建人，是李世杰，这是因为主管轮调办法第一关就碰到他这个‘障碍’。在第一处，你看他一手提拔的余振邦，几年来，由被‘留局察看’的临时人员，一路晋升为委任调查员、荐任调查员、又升为调查专员。现在已是拿简任年功俸的调查专员。在第五科，张用寰科长出差也好，请假也好，都是余振邦代理科长。将来张用寰一有更动，第五长势科非给余振邦莫属。还有呢？像第三科的专员王庆云、邓錡昌，第四科的叶肇祥，都是福建人，其中，庆云、肇祥两人，李世杰对他们蛮好的。像一科的专员庄明道，虽然不是福建籍，而又是‘军统’的人，但是他的连襟，菲律宾侨领李峻峰，跟李世杰私交非常深厚，他上次升专员，听说李世杰也帮他说话的，所以，庄明道也算得半个福建人。此外，第一处还有林松林……，外县市站还有许多福建人，像吴庆云……都跟李世杰很接近。而第一科的人，对李副座这位‘老科长’，更是五体投地的佩服！第二、四、六科的人，也都很听李世杰的话。

“可是，更重要的是蒋秘书——蒋海溶，他做过第六处和第三处处长，是个法律专家。大家都知道，民国廿七年全国高等司法官考试，他是第一名，算是状元了。在台湾司法界老一辈人物中，他的人际关系很广濶，也很有点名气。喏！我们调查局的组织条例，就是蒋海溶的大手笔。他现在又兼部里面（司法行政部）的简任秘书，派在司法官训练所当教育组长。部里面关系也算很不错的。他在福建时，做过一任中央日报总编辑，跟李世杰是老同事。而第六处副处长陈政敏，是他蒋海溶的小同乡，也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六处台柱。还有第四处科长黄翔，也是他的福州同乡。第三处戴广武是他的同乡晚辈。福建处处长谢宗泉、马祖站主任汪惊涛，都是蒋海溶的得意部下。李世杰之前，第一处副处长已被冰冻了的陈乐桥，也是福建人，各县市站正副主任和秘书，由蒋海溶关系外放的也很多。另有不少在第六处和第三处的人，虽不是福建人，却多是由蒋海溶培植起来的，像徐旭高，做到港澳处处长，回到台湾后又是海员处处长，这一类的人，也都被归类于‘福建帮’的势力范围。更有你们想不到的，国家安全局顾问严灵峰，跟副秘书长是留俄同学，虽是‘军统’老前辈，却因为他是福州人，跟蒋海溶、李世杰、陈乐桥听说都很好。还有，现在国家安全局第四处副处长陈森文，是由本局调过去的。他是福建人，而且跟蒋海溶、李世杰二人，在福建就交情很好的。这也是新局长所放心不下的哩……。”

“照你这样说，”第一科的C科长终于也开口了：“李副座在第一处，主管一、二、四科情报，各科的人对他都很好，很佩服他，都说他对工作很认真，对部属很和气，关心同事的困难。他审阅文件，又快又精。他也帮助过好几位同志，陞迁、外放。像宜兰站那个副主任胡继盛，还有……那这些人不分籍贯，也都要归类在李副座的名下了？”

“那当然！至少在阴谋家们的眼中是这样的。”

“这，这，这不就太寃枉了吗？”

“不要说寃枉不寃枉。现在督察室在各单位人员中，秘密挑选了不知多少名的‘保密员’和‘防谍员’建立为‘眼线’。他居然认为局里面都可能潜藏着好多‘匪谍’！而这些被挑选上了的家伙，不是‘军统’的人，就是在台湾的新进干部，他们为了丑表功，黑官做得蛮过瘾的，小报告满天飞。只要张三跟李四下班后老是一起走，他们就打小报告说两人‘交往密切”，是在‘树立派系势力’！其实，像蒋海溶跟李世杰，哪有什么‘派系’什么‘势力’呢？不都是那些‘保密员’和‘防谍员’胡诌出来的吗？偏偏是，我们沈大官人和阴谋家等，就喜欢吃这一套，对这类小报告特别嗜好，特别有兴趣。那些狗腿子，根本不是在‘保密防谍’，简直是在制造分裂，破坏团结，打击士气，扰乱人心，颠倒是非，图谋私利！如果说蒋海溶、李世杰他们福建人如此被认定为‘渐渐成了气候’是冤枉；你能保证你自己就没有冤枉了吗？问题只在于你自己还不知道是不是被那些督察室的线民打了小报告了呢？”

“真是太混账了，那些不要脸的东西！”C科长气得骂了出来！

“你不必这么气愤！”正在大发议论的A专门委员笑着：“你科里就有一个不要脸的混账东西，你要注意！”

“谁？”C科长急着问。

“周益成！那个台湾省籍的新进调查员！”

“恐怕不见得吧！他……”C科长有点疑惑。

“不见得？你还蒙在鼓里哩！这是他周益成亲自对人家透露的，目的是在炫耀自己，让人家怕他。他常常当下班的时候，伪装勤奋工作而申请自动加班，是不是？你以为他是为工作，还是为的加班费吗？你错了，都不是的。他是‘防谍员’，他在秘密监视其他加班的人和值日的人哩！有人还发觉到，他在加班时偷拆别人的私信。所以，C科长啊！你这个科长可要特别注意呀！”

“噢！”

“不过，除了我们老中统里的福建人以前，我似乎还看出另外一项危机隐伏着！”A专门委员意犹未尽，他继续滔滔不绝地谈论，活像《红楼梦》里的“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什么危机？”大家争着问。

“是我们‘中统’整个的危机。我看当年果公、立公（指陈果夫和陈立夫）手创这个中统，恐怕就要被沈大官人这班‘军统’人马吞噬了！可悲的是，有些中统老同志，为了一己私利，竟不惜出卖人格，投靠到阴谋家的门下，助纣为虐，使沈大官人吞掉中统的计划，更早些顺利地实现。譬如……。”

“那也许不会的！譬如这一次，沈局长把第四处处长吴慕风，调到训委会当主委，而把范子文调升为第四处处长，吴慕风、范子文不都是中统老同志？”

“咳！你知道个屁！沈大官人因为第四处主管匪情研究，主管资料室，每月购买匪情资料的经费数目很大，写稿的人又有丰厚稿费收入，是一个肥单位。所以，不及等待明年主管轮调办法实行，就想插用新人。但在目前又没有理由把吴慕风调居闲职。兼以，吴慕风来台不久，就写了一个剧本，得到张道藩那个什么文艺创作协会的五千块钱文艺奖金，在文艺界有一点名气，可供利用。而且，训练委员会根本是一个没有实权的单位，代主委祁继先，也是老中统同志，用了吴慕风，去掉祁继先，一对一相等，却空出一个第四处处长来收支相抵，很划算的。所以就把老吴调到训练委员会了。至于范子文，他原是占第四处副处长的底缺，派在那个‘有棺材没有灵位’的研究发展委员会当副主委。因为范太太满素玉在训委会当委员，得了消息，知道四处要换处长了，于是，范子文就从上头去活动了。”

“沈大官人不提名他，他怎样活动得来呢？”

“沈大官人提了三个现在情报局的人，要国家安全局呈报蒋副秘书长圈定一名。不料范子文背景很硬，他透过顾祝同的关系，向蒋副秘书长一说，不就成了么？顾祝同是国防会议秘书长，虽然是挂名的，但他举荐一个范子文，易如反掌，蒋副秘书长就不好不接受。你知道，当年副秘书长在江西做专员的时候，顾祝同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对副秘书长照顾备至的呢！所以说，并不是沈大官人有意重用吴慕风和范子文，他反而是挨了范子文一记闷棍的，你们不要误会！”

“这样说来，范子文如此得来的处长，怕也不容易干得顺利吧！”C科长说。

“等着瞧！现在说这个，毋乃言之太早吧！哈！哈！哈！”

“哈！哈！哈！……”

旁边正巧来了几个“军统”的人，这边谈话的老中统们，就趁机一哄而散了！

第六节——怎样安排李世杰等？

那一天下午六点，大家都下班了，第一处办公室里头，除了第三科的陈竹在值班外，还有徐公瑾、汪永锡等两人在加班。陈竹、汪永锡都是随同徐公瑾到调查局来的老班底，于是，三个人也就谈天起来了。

首先开口的是陈竹：

“小汪！这一次局里调整人事，听说你要高升了！”

“哪里的话！我升到哪儿去？”

“小汪就是这么神秘，”徐公瑾笑笑地说：“人家都说你要接五科了，你会不知道？装什么蒜？”

“真的不知道。”小汪涨红了脸，好像遮不住他心里那份伪装似的。但心头却扑扑地跳着，暗自欢喜。

“真的，你不必隐瞒。我们都是跟徐科长从情报局调过来的。十年来，我还是被摆在科里面，你却早已调到处长室当助理了。以前，罗瑞兴由一科专员调到处长室，后来不就升任科长了么？这是一条有例可援的路呀！”陈竹如此这般地说。

“不错。”徐公瑾接着说：“循罗瑞兴的路子走，小汪你确实是大有希望的。何况，我已经耳有所闻了。”

“哪里？”汪永锡说：“五科张用寰当了十年多科长，余振邦也在五科待上十年了。现在，他是五科经常代理科长的人，在科里只有他一个人支简任年功俸；而我还是荐任五级，差得多哩！何况，余振邦还有李副座做后台，我却没有。”

“李副座做后台有什么用？”徐公瑾低声地说：“他现在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还能帮余振邦什么忙？如果是张庆恩还在当局长，那他说起话来，倒是蛮有份量的。可是，现在是沈先生当家，沈先生当然要替我们这一班人想一想的。所以，小汪，你还是呼声最高的五科科长候选人，要注意加紧活动。”

“在你徐科长还没有高升以前，叫我和你一样当科长，恐怕是不可能的。”汪永锡渐渐吐露心中事了。

“我么？”徐公瑾笑了起来：“我这个科长也干了十年了，现在处里面就是W科长，张科长和我三人，时间最久。我想我们不久恐怕都会调动的！”

“是不是你要接李副座的缺？”

“现在还不知道。”徐公瑾说：“我想，沈先生为了对外表示公平，我和W、C两位恐怕会先调个过渡性的职务罢，譬如是专门委员或其他简派的工作。”

“那李副座呢？”小汪细声问道：“李副座是不是按照主管编调办法的规定，当一处处长？”

“也许不会吧？”徐公瑾说：“听说沈先生为这事也很伤脑筋。因为他本来想从情报局调一个人来接第一处，不知道怎样把消息漏出去了，好像是宋副局长对李处长（仁甫）说的，李处长就表示很不满，他对宋副局长说，主管轮调原说是要当作一种制度的。如果对李副座一人不适用，那就不算是制度了。宋副局长就把这话对沈先生说了。沈先生找李处长去谈，处长还是这样说的。”

“究竟他们都是老中统，处长还护着李副座的。”陈竹说。

“你们不知道。”小汪说：“处长对李副座确实很欣赏、很信任。以前，凡是要呈报总统或副秘书长的情报，张局长原来授权李处长紧急时可以批‘先发补判’的，李处长就再授权李副座可以代批‘先发补判’。这在全局所有副主管里面，是仅有的一位。所以，李处长替李副座讲话，也不完全是老中统的关系。还有，你看，我们一处有六个科，以前谢副处长（松涛）和朱副处长（国鑫），现在的王副处长（志云），都只管第三科的事，王大光也只管五、六两科，而李副座一个人却要看一、二、四科的公事，而这三科主管的都是情报研判的业务，是第一处的重头戏。加上他李副座，还常常要被推定写很多不该由副处长写的研判专报，甚至一些不属于我们第一处主管的文件，也都由他执笔的。所以，第一处历任四个处长：王维理、朱凌云、于宝崙，以及现在的李仁甫，都很信任他的才干。尤其是于宝崙、李仁甫两人，有很多事情都由李副座代理裁决的。所以，李处长为李副座说话，也不完全是因为中统的老关系而已。”

“这话倒是对的。”徐公瑾说：“他写东西，又快又好。”

“李副座常常叹息、埋怨，说：‘从前当委员，兼科长，要写那么多东西。现在委员不当了，科长不兼了，专门当副处长，这些东西却不由新的委员、科长执笔，还要他写。而事实也确是如此！’”汪永锡说：“像这一次廖文毅回来，案子让三处办，而要廖文毅对记者发表的谈话稿，却强要李副座写。这事，连李处长都十分不高兴的。”

“其实，李副座这个人蛮不错的。”徐公瑾说：“做人、做事，他都很不错。单是我们处里面，就没人不佩服他的。”停顿了一下，又说：“可是，他的才学，加上他们老中统里面的福建人，在局里的势力已经渐渐膨胀起来，这可就让沈先生觉得很伤脑筋，很困扰了。”

“也不止他们老中统的福建人，”陈竹这时说得有点愤慨：“就像邓錡昌，他本是我们保密局的人，派到调查局来了，他却改走蒋海溶的路线。他这几年派到我们科里面，本来跟李副座并没有工作上的关系，却一直对李副座献殷勤。他跟我们保密局的老同志反而是生疏了！真是一个叛徒！”

徐公瑾摇摇头，示意陈竹不要说下去；然后低声地告诉陈、汪二人：

“这件事沈先生也知道的，早晚大约会有一个处置吧！现在，关于一处处长的职位，听说沈先生决定找一个原来是中统的人，却已经多年不在调查局，而是调到国家安全局工作的人了。眼前的难题是：怎样安排李副座而使他们老中统的人没话好说。”

“听说对李副座很不好安排，对蒋海溶、陈政敏两人，沈先生也很头痛。”小汪说。

“对了！蒋海溶，有人说他正在活动当副局长。”徐公瑾说：“论资格，他比沈先生老，又是法律专家，在部里，在台湾司法界，人际关系又都很好。若说本局，的确需要一个懂法律的人当副局长，像谢松涛、王志云在第一处当副处长，主管我们三科侦办非法案件一样。可是，蒋海溶如果当了副局长，他将来就算不进一步活动当局长，他的发言权提高了，福建人更得势，也很麻烦。而且，听说他在石牌训练班受训时，蒋主任对他印象很好，还曾额外多召见他个别谈话好几次的。还有，听说他跟国家安全局严灵峰是福州小同乡，私交也很深厚。而严先生可正是我们军统的老前辈呀！

“至于陈政敏，跟李副座情形差不多很相像。当年局里面没有第六处，只设一个技术室，他是第一个技术室主任，是蒋海溶引荐进来的。后来蒋海溶当第六处筹备主任和处长，陈政敏又是副主任和副处长，直到现在，也的确是资深的了。而且，六处只有一个副处长。如果王老进（王进之）走了，处长非陈政敏莫属。但他是福州人，也是蒋海溶、李世杰一伙的，调查局七个处，怎么可以有两个福建人当处长呢？这就是几个月来沈先生和杜主任，沈主任一直商量考虑而不能解决的问题，将来怎样演变，还不知道呢！”

“话又说回来，小汪要是接了五科，怎么安顿余振邦，不也一样是个难题么？”陈竹说。

这时候，督察刘钊忽然到各办公室巡视，徐公瑾等人也就各自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去加班了。

第七节——沈之岳调查起李世杰来了

那是一九六五年初夏的一个早晨，也就是沈之岳登基调查局不到一年内的一个早晨。满天的雾气很浓，我心头的雾气也很浓。

前一天晚上，三哥悄悄对我说：“调查局派人在外头，向好几位福建同乡调查你在福建的经历和思想问题。被访问的人当中，有曾畊烟兄等人”云云。

我恍然有一些儿觉悟，一年来的传说，已经逐渐孵化成熟，现在是沈之岳调查局准备开刀的时候了，他开始动刀了。我也知道沈之岳派了哪几个人出去到处调查的。我的天！其中有一个，是一九四四年在福建漳州的一个“军统”小卒漳州（龙溪县）人魏钊，一个没有半爿商店的县商会理事长。那一年，我出任永安中央日报漳州办事处主任兼特派员，“军统”发动“地方各界人士”群起反对阻挠，魏钊是“代表商界”出面主要人物。一九五五年，“两局人事交流”之中，魏钊由保密局“流”到调查局，派在台北市调查站工作。现在，沈之岳算是真正善于调兵遣将，用“军统”的人调查中统的人，用魏钊调查当年的仇敌李世杰，用一个站里小调查员来调查一个副处长了！

尽管魏钊说他是“秘密调查”，纸又岂能包得住火？消息在福建人中已不胫而走了。原因是，当年在福建，李世杰也是略略有些儿名气的人；来到台湾，相识的同乡依然不少；他们大多晓得“李世杰写了一篇文章，得到蒋老先生召见”的事。因此，很有些为我而欣喜，以抱着期待我有更大成就的心态对我表示爱护之诚意的。

所以，当三哥告诉我后，我便走访曾畊烟兄，探问经过。畊烟兄有点儿胆怯怯的，极其谨慎、小心而低声地把魏钊“访问”他的经过说了一遍，然后说：“我告诉他，世杰兄是福建同乡中不可多得的人才。现在大家逃难到台湾，最好不要像从前在大陆那样搞‘党团斗争’了。（‘党团斗争’即‘中统’与‘军统’之斗争也。）我知道你是‘军统’的人，而世杰兄是‘中统’的关系。但是今天都跑到台湾来反共，希望有一天大家能够回去，最好不再分什么‘中统’、‘军统’了。你要想一想，把世杰兄斗倒了，对我们福建人并没有什么好处。何况，他是总裁召见过的作家，说他是共产党，天下人也不会相信的。”畊烟兄虽没有提到“魏钊”的名字，但从他的口气中听得出。及至后来我问李建华时，他也不敢否认。

我心中当然非常气愤，但是并不发作，我要静静地看沈之岳那些“军统”人物怎么演这场戏。我隐忍在心，装作没事，依然做我日常的工作。

但是，同乡友好来透露这样消息的人，一天天多了起来。而且都愤愤不平，说：“你们调查局怎么这样胡搞，根本不讲是非黑白！”局里面也传播着种种谣言。督察室布建在第一处的线民周益成（第一科小调查员，承办海外台独业务的台湾省籍新进干部）居然偷偷拆看我的私人信件。李仁甫处长虽然是个深通世故的人，平日处事也很稳重，这回却替我大抱不平。他跑去找沈之岳，问他：“为什么对一个现职高级人员，在局内局外到处等于公开地调查他的思想问题？”沈之岳支吾半晌，推说不知。李仁甫又找宋公言，宋公言更会装蒜，说：“奇怪！是谁这么乱搞的？”

于是我自己找宋公言去！

我说：“宋先生，你到局里来当副局长，沈先生当局长，我都很识趣，也很识相。在任何人面前，绝不提起从前认识你们两位的往事。我对工作自问也很努力，也很胜任！如今沈先生，宋先生你们两位来了，我走进局里，走到街上，到处是调查局派员在调查李世杰，从我的经历调查到我的‘思想’！我犯了什么滔天大罪，要局里面动员这么多人力来对付我？如果局里面的人事政策需要把我李世杰挤开，你们明白告诉我好了，我马上办理退休！我的同乡也都劝我：‘能干则干，不能干，则滚蛋！’我并不留恋这个职位，你们何必对我如此！”

宋公言显得有点措手不及，他似乎不曾料到我会这样单刀直入地质问他，而且是气冲冲地直指他跟沈之岳两人。他有点结结巴巴地说：

“世杰兄你不必这样生气，我已经对李处长说过了。不知道是谁在胡搞的。”

“你对李处长说过什么？”我满面怒容，声色俱厉地回答：“你跟沈先生都推得一干二净，完全推诿说不知！试问：没有局长副局长的批准，哪个单位敢下令动员大批调查员在局里局外、街头巷尾，到处调查一个现任副处长的‘思想问题’？你们太毒了！”

“你误会了！我们是同学，我怎么会对你……”

“宋先生！我不敢高攀！你来当你的副局长，开头几个月，我连你的办公室都没有进来过！这一点，你该记得的。我现在想要知道的，不是你打算对我如何如何，而是你们为什么要对我这样子！”

宋公言显得很窘。老实说，他这时只怕我跟他拍起桌子来，让他面子上很难看。他连忙站起身，递过来一支香烟，满脸陪笑，对我说：

“世杰兄，你千万不要生气！这一定是误会，一定是误会。你让我查一查，你让我查一查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再告诉你，我一定告诉你！”

“算了！我自己也知道，我是应该走路的人了！你现在不肯明白告诉我，我马上找沈局长去！我要告诉他，我决定办理退休，不干！真的！‘能干则干，不能干，则滚蛋！’我走了，大家干净，也省得你们费那么大劲儿，动员那么多的人马，操那么多的心机！”

“不要这样子！世杰兄，你不要这样子！冷静一下！冷静一下！你也不要找局长去，至少现在当气头上，不要找局长去！也不要谈退休的问题，你照常办你的事，不要去想那些枝枝节节的事！我……我……我……想，你……你……你……，好吧，喝杯茶吧！”他真的倒了一杯茶。

沈之岳调查局果然停止了派员到处访问福建人调查李世杰思想的活动，显然的，他们事实上也可以不需要调查了，可以专心从事“内部作业”，捏造一些事实，不就“证据确凿”了吗？——这是我入狱以后才领悟出来的“真理”。

这件事过了不久，沈之岳调查局发布了第一批人事命令，时间是一九六五年八月，距离主管轮调办法实施的日期，还有四个多月。其中，主要的人事更动是：——

人事室主任沈自康，调任第二处处长。第二处主管中央及省县市乡镇各级文职机关及民营大企业的安全室。是一个肥缺。

第四处处长吴慕风调任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训委会主管全局员工的“政治训练”、“思想教育”，负责编辑调查局对内刊物“奋斗月刊”和“政治通报”（也是月刊）；以及对外发行的“情报知识”月刊。

研究发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范子文，调任第四处处长；他原来占的就是第四处副处长的底缺。第四处主管大陆匪情研究专书的编撰，匪情资料的搜购与管理，图书的借阅等。

第一处第三科科长徐公瑾（主管贪污舞弊、走私、漏税等普通刑事案件的侦办），第四科科长王毓华（主管社会情报的搜集研判），第五科科长张用寰（主管义务工作人员、运用关系、线民之吸收、布建与管理），一律调升专门委员，仍留在第一处服务。

第一处第三科长派叶国冕（军统）接充，第四科长派于渤平（中统）接充，第五科长派汪永锡（军统）接充。

汪永锡，果然以荐任五级小官去做支领简任年功俸的余振邦的顶头上司。人事命令发表后，难免又是一阵纷纷的议论。最妙的是五科杨专员，他当着众人对张用寰说：

“科长，恭喜你高升了！你办移交以前，要记得先去买一只高椅子，就是餐馆里那种给小孩子坐的宝宝椅。”

“做什么？”

“给新科长坐呀！”于是大家都笑了起来！

原来，那个小汪，身高不满五尺，又瘦又小。

但是，人事命令里还有一个人，上面没有提到，就是：沈自康所遗人事室主任一职，派督察刘钊接充。

这一项人事安排，又引起多方的议论。“军统”的人说：“沈先生为什么把人事室交给这个人呢？”中统的人却说：“刘钊的门路钻对了，收效了，不但开花，而且结果了！”

为什么会有如此这般的议论呢？在此，须得说说刘钊这个人。

刘钊，原是老中统的人，书没有读过几本，话倒是很有几箩筐。尤其是他有“为抬杠而抬杠”的本领，很少人说得过他。调查局早就流传一句话，说：“刘钊那个人，全身都死掉了，只剩一张嘴巴还不曾死。”一九五〇年代初期，他原是调查局派在香港的人员，因为出了事，仓皇逃返台湾，就调在督察室当督察。

不久，沈之岳到调查局来了，是督察主任，成了刘钊的上司。刘钊虽说全身都死了，只剩一张嘴巴；但还有一样没“死掉”，就是钻营的本事。他把沈之岳伺候得服服贴贴的，加以那三寸不烂之舌，沈之岳果然认为他是一个“人才”，也是一个知己，一个心腹。（事实上，沈之岳的“学问”也跟刘钊不相上下。）等到沈之岳再回调查局当副局长的时候，刘钊拉得更紧，因为他知道“沈先生”是“副秘书长派来的”，跟着他，前途无量，灿烂光明也！

其后，沈之岳转到情报局当副局长，果然透过蒋经国副秘书长和国家安全局，把刘钊“借调”过去，仍旧派到香港从事情报活动。不料这一次又出事了，而且逃不掉，被香港警务处政治部破获了整个组织，他自己连同所领导的人都被逮捕净尽，还受了很惨重的肉体刑罚，然后由大陆救总出面交涉释回。回到台湾后，情报局长叶翔之认为刘钊有“出卖组织”的嫌疑，将他软禁在台北市泰顺街一个不公开的招待所里，听候调查。结果又是沈之岳把他救出来！

然而叶翔之不要他了，把他完璧归赵，原封退还给调查局，外甥提灯笼，照旧当督察。及至沈之岳当起调查局长来，刘钊苦守空闺，至此不再寂寞。他的等待，算没有白费。他协助阴谋家杜均明，在各处室会里，布建了不知确数的“保密员”和“防谍员”，专打中统旧人们的小报告，专整肃老中统的人。所以，老中统们都暗地里骂他是“中统叛徒”，是犹大。没有骨头，为了升官发财，出卖老同志……。

但他现在是人事室主任了，你能把他怎么样？

第八节——看第一处处长鹿死谁手

一九六五年年底渐渐逼近了，这一年的阳历除夕，在调查局，真是大日子，因为，那个“主管轮调办法”就要在过年的元旦实施了，人事命令势必须在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发布。

沈之岳已经布置了沈自康在第二处，毛钟新在第三处，范子文又自己活动登上第四处第一把交椅，第七处（总务）也换了一个新人。主任秘书李建华、督察室主任杜均明、机要室主任姓冯的，是随他上任的；人事室主任新派了刘钊、训练委员会主委是刚从四处搬了交椅过来的吴慕风、公共关系室主任更是早已用了老中统的夏亮。现在就只剩下第一、五、六等三个处长，而第一处处长鹿死谁手，却是大家想看的重头戏了。

第五处主管秘密电讯、交通，处长袁更从迁局来台后担任到这时候，已十七年；副处长黄福海也已十年以上。这是个技术人员的单位，不懂得电讯技术、收报、发报的人，不会到五处的。因此，袁更一走，黄福海接任，没有问题，沈之岳也不想在此际派人占据第五处。

第六处主管科学技术检验及密写。像：用化学药品写密函、照像、复印文件（那时候有一部影印机，就算是很进步的了），检验血型、指纹、笔迹；检验汽油是不是军油，……以至于验尸，都是它的职掌。但是，因为陈政敏是属于蒋海溶的福建帮（福州人），要剪除蒋海溶的羽翼，就不能够让陈政敏登上处长室座。可恨的是，难处在于：他偏偏是六处的手创者及唯一而又资深的副处长，怎么办呢？

不过最为众所瞩目的，还是在第一处。因为，严格说起来，作为一个情报机关，一个从事“知慧之战”的调查局，它的主要任务，乃是在于情报的搜集、分析、研判，然后分送有关单位作决策性的参考运用。情报的涵义，包括政治、经济、外交、社会、文化、交通运输及敌方情报（一般说来，军事情报是很重要的一项，但是，这事属于国防部情报参谋次长室，调查局不搜集军事情报）等。惟有这类情报，才有资格分送中央有关首长，或单件抄呈老先生或抄呈蒋经国，作决策上的参考。特别关于国际情报之分析、研判与运用，才真是情报机关的灵魂。举个例来说，大约是一九五三或五四年，调查局从大陆及国外搜集了很多中共种毒（种植鸦片）制毒贩毒的资料，经过分析、研判、整编以后，呈报老先生并分送行政院、外交部；外交部遂将比项情报交由驻联合国代表团，向联合国大会提出，最后终于获得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谴责中共毒化世界罪行”的决议案，获致一次外交上的重大胜利。这才是情报运用上的高度战略价值。（一九八五年，曾见到报纸上一项消息，说是调查局又有类似的情报，但没有送给外交部去运用，却是直接送给美国某杂志刊登出来，美国国务院遂据此发表一项谴责中共的声明云云。可悲的是，台湾已被逐出联合国，再没有当年由联大决议谴责的风光与声势了。）

而调查局真正从事这类知慧之战的，是第一处的一、二、四等科。在每月一次的“情报会谈”里，有资格在会谈中向总统提出报告的，也是这类的情报。至于第三处抓几个零星的“叛乱犯”，或“为匪宣传”，或“知匪不报”，以及第一处第三科办的经济犯罪（按：一九六五年以前还没有“经济犯罪”这个名词）案件，除非牵涉到高官大吏，或者像雷震、彭明敏那类的案件，其余都是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的。然而，大规模的“匪谍组织”案件之侦破，像一九五〇年的吴石案之类，许多年来早已没有了。所以，有人说，第一处是调查局的灵魂；对社会大众来说，这说法似乎不容易令人接受，因为为社会大众所知道而且害怕的，只是“抓”、只是“匪谍罪”。但是对高层决策当局来说，这话却是实在的。情报上的运用，决策上的参考，只有高层决策当局才觉得重要，觉得有需要。说得不好听一点，处理高级情报（而非抓人刑讯），才多有向最高当局“表功”的机会。

这也是沈之岳非要用他“自己的人”来当第一处处长不可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情报的分析研判，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错误的情报，极易导引高层决策的错误；如被上级情报机关如国防会议，国家安全局发觉了，更非挨受指责不可。这是非常浅显的道理。当一九六四年，第一处另一个副处长谢松涛离职以后，接任的是朱国鑫。第一处三个副处长是各有专司的，我负责审核第一、二、四科的情报分析研判；谢松涛是念法律的，负责审核第三科侦办普通刑事案件的公文；另一位王大光负责第五、六两科（第六科主管第一处档案，是个小型冷衙门）。张庆恩局长时代，我这个副处长，曾经获得一项授权；对一般情报，可代替处长判发；对某些重要情报，规定须由局长判发的，我也可用处长的官章批“先发补判”，待发出后，再送呈局长去补行判发的。沈之岳当局长后，我不再作“先发补判”的决定，却仍经常代李仁甫处长判发一般情报。有两次，都是在我休假期间，朱国鑫代理我的职务，就发生被国家安全局函复指为“情报不实”的事。幸而他是从国家安全局调回来的人，沈之岳不会处分他，反而把他外放台北市调查站主任，而由念法律的王志云取代了他。

如今沈之岳既要实施主管轮调办法，又怕福建人在局里，成了气候。为了堵塞悠悠之口，他必须：第一、找一个过渡性的，又为众人所不敢反对的人；第二、怎样处置李世杰，让众人“不敢说话”。

事实上，读者先生您不必替沈之岳操心。俗语说：“办法是人想出来的，理由是人找出来的。”或说是人“造”出来的。怎样处置李世杰，让众人不敢说话（不是没有话说），沈之岳调查局和杜均明督察室，早已有了腹案；更有宋公言、毛钟新、牛树坤、沈自康、刘钊这一班谋士策划献计哩！——前头已经说过，沈之岳、宋公言动员了很多调查员，四出查访福建在台人士，要找寻，或说造出李世杰的“思想问题”？这就是“办法”，也兼是“理由”。

可惜这是我入狱之后才领悟出来的。

沈之岳的难题在第一项。在这里，似乎应该“感谢”杜记督察室所布局的“保密员”、“防谍员”们。他们终究眼睛亮、耳朵尖，直接、间接听到了不少的议论，而且秘密反映到沈之岳那边去。据说也有一些老中统，写信给蒋经国副秘书长和国家安全局长夏季屏，抗议沈之岳以“军统”吞吃中统的做法，蒋经国跟夏季屏都向沈大官人查问过了。机要室有人传出这项秘密中之秘密，沈之岳不得不暂时按耐一下性子，暂时用一个“非军统”的人来接第一处！

第九节——人事大搬风，李世杰贬谪了！

那是一个天气相当阴沉的下午。调查局各处室会的人员，今天到得特别踊跃，连平日无公可办的人，也都来了。

与其说今天是一九六五年阳历的除夕，大家来拜个早年；不如说，他们是来看热闹，探听消息的。

因为，今天，沈之岳调查局要发布“主管轮调办法”实施的第一批正式人事命令。

虽然人们都在办公室里，却只有少数几个人在处理公文，多数人则是三五一堆，窃窃议论着什么。当然，有些人比较聪明，只是嘻嘻哈哈地聊些风花雪月，谈些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话题。

两三天来，王志云还一直跟我打赌：如果这一次我没有发表第一处处长，他情愿输给我五百元。我也笑着答应，如果真如他所料，我也甘心输给他五百。（我出狱后，听说王志云已经去世。要不，我真想找他要五百元，加上二十年的法利定息哩！）

李仁甫处长刚从楼上局长室下楼来，脸色有点凝重而不悦。他似乎在闪避我的目光，尽量不跟我打照面。

冬天的白昼是挺短的，下午五点钟，天空已是一片昏暗。工友们把办公室的电灯全都开了。

这时候，局长室的工役走进来：

“李副处长，局长请。”

我似乎觉得将要发生的事正在揭幕了。自从“沈之岳学长”来当局长，至今一年又七个月，除了他上任那一天，我跟众正副主管上楼去“礼貌一番”以外，他从来没有找过我谈话，我也从来没有到局长室“求见”过。我站起身来，缓步上楼。也不敲门，直接就走进局长室。

沈之岳令人意外地站了起来，用手指着他座位对面的一只交椅：

“世杰兄，你请坐！我有点事情跟你谈谈。”

我望了他一眼，默不做声地坐下。

“今天，局子里面人事命令发表了！”沈之岳说：“本来第一处处长应该是你……”

“不敢当！”他还没有说完，我就插嘴。

“不！按照主管轮调办法的规定，本来应该是你。”沈之岳这样说。

“不！我从来不寄望于那个办法，我并不相信那个办法对我有效。”我冷冷地回答。

“世杰兄！你不要误会。我们是同学，我说的是实话，那个办法本来对谁都有效的。只是，因为你有一点‘资料’，需要‘澄清’。要不然嘛，报到国家安全局，报到副秘书长那里，还是通不过，被退回来了，那对你就更不利。所以……”

“所以，我应该‘感谢’局长。可不是吗？”

“不！你听我说。所以我们五人小组决定，暂时请你委屈一下，调换一个职务，休息一段时间等待‘调查’，等到把你的问题洗刷得干干净净，那时候，我才有肩膀重用你，我就不怕上级说话，也不怕局里面同志说话了。”

“你不是已经派员在局里面，也在社会上公开地调查我的‘问题’，调查了一年多了么？没有关系！我自问一身清白，不论调查我什么问题，我都站得住。”我起初声音和缓，说到这里，声调语气都渐渐强硬起来：“我也不希望你重用我，我只希望过个清闲的日子，不要整天整夜当待罪的羔羊，让人家到处调查，还让人家到处造谣、诽谤，弄得我天天心神荡漾不安，情绪天天起伏不定……”

“世杰兄！你不必这样……”沈之岳赶紧拦着说：“我的话是真的，我订定这个主管轮调……”

“沈先生，你不要再提什么‘主管轮调办法’好不好？就是这个办法害了我。没有这个办法以前，我平静无事，谁要来当处长，就来，与我无干！我留不留在第一处，甚至说，我留不留在调查局，都无所谓！自从有了这个办法以后，我过的就是谣言满天飞，小报告满天飞的日子……”

“世杰兄……”他显然想打断我的话。但我不听，我硬是继续说下去：

“这又何苦来！今天局里情形是这么复杂，这么黑暗！我是一个书生，本就不懂得官场钻营的伎俩！我也不会树立派系，夺权斗争！当年如果不是季局长强拉，我做梦也不会到调查局来工作的！自从你来当局长以后，我很自爱，也很识趣，我从来不愿跑你的局长室，更不愿跑你的公馆！我是要做工作，不是想做家奴！我的工作表现，有目共睹……”

“好了，好了！”这下子沈之岳不得不强抢着说话了，他说：“你说你不跑公馆，别人也没有……”

“别人有没有跑公馆，我不知道！这不是我要谈的题目。”我又换了一副冷冷的脸孔，把满脸怒气收起来！

“我也没有否认你的工作表现。这次的确是不得已的。我刚才说过，等你把问题洗刷干净了，我一定重用你，我那时候才有肩膀重用你。”他用手指着自己的两边肩膀。

这时候，人事室主任，刘钊，那个“中统叛徒”的“新贵”走了进来，脸上没有表情，（在沈之岳面前，他什么话也不敢说。）就把一张“人事室通知”递给我，又很不自然地看了我一眼，猥猥崽崽地出去了。

我用眼角轻轻一瞄，吓！我被调为“福建省调查处副处长”。幸而刚才沈之岳说过：“暂时委屈一下休息一段时间”，也就是不必去到差、上班的意思。否则，我还得到金门前线战地去哩。

我故意用一种非常轻蔑的冷笑来回答这道“命令”。因为，调查局上上下下的人都知道，福建省调查处设在金门，地处前线，对岸中共的炮火，少者是所谓隔日轰击，多者像八二三炮战及美国艾森豪总统访台时的一天数十万发，都是被人视为畏途的地方。所以，调查局常常遭遇派到金门的人不肯前往的情事。为了避免事事以命令“强迫就道”的不愉快情况，自一九五〇年代中期，就有了一项不成文的规定：凡是愿意到金门、马祖前线的，一律越级派用。例如资深的科长或委员，就可派为福建处处长；一旦再调回台北，除非积功晋升，否则，仍恢复原来的职级。

现在，沈之岳将我这个局本部第一处资深副处长，调为福建处副处长。虽说可以不必去到差，也真是挖空心思、用尽心计，煞费心机地做好这项安排了！我报以轻蔑式的冷笑，徐徐地说：

“局长，你太抬举我了！何必发表我副处长呢，发表个什么委员的，也就很够了！”

“哪里！哪里！”沈之岳说：“这不过是暂时的！暂时的！嗯！不错，是暂时的！我们想了很久，很难决定你的新职务。这个福建处副处长，还是李建华想出来的主意哩！总之，这……这只是暂时的，等待……等待我们‘调查’清楚了，证明你‘没有问题’，我一定要重用你，一定要重用你的，一定的……”

“那倒不必了！”我忽然出声笑起来！我说：

“我的朋友说得对！‘能干则干，不能干，则滚蛋！’我现在只想办理退休。”

“你不要这样想。要退休，也得等待‘问题’弄清楚了再说。请你相信我，我用人是大公无私的。譬如，范子文，大家都说他坏，我就敢用他。（听到这一句，我心中不禁笑了，他简直是打肿脸孔充胖子。被强奸了，还说‘哥哥你真爱我哟’！）我倒要看看！如果他真的坏，我随时可以把他拉下来！”沈之岳如此这般地说。

我站起来想走了，我觉得已经没有谈下去的必要。（当时，我还没有预估到沈之岳集团心计之毒，以为他把我调为闲差，也就够了。绝对不会想到沈之岳会把我囚禁起来，假借‘共产党、匪谍、叛乱犯’的罪名，铸成我二十年深如渊海的冤狱横祸的！）

我还很“愚昧”地盘算着，以后可以清清闲闲地多读点书，多写些自己想写的文章了。

我也在悬想着，范子文当了处长，是不祥之兆！

第十节——“城固专案小组”早成立了

我走下楼，到第一处，看见全处正陷入一片骚动的气氛，议论的声音很嘈杂。及至大家看到我，立刻又归于寂静，而每个人都用不同的眼色斜睨我一下，有面带不平之色而低头不语的，有强抑住快意之情而沉默无声的，有看到我而找不出话语来寒暄的，有和我面对面而相视一眼、又面色凝重地低下头去的。昨天跟我打赌五百元的王志云，这时候在我面前，默无一语，也不敢瞥我一眼。显然地，这消息对他来说，也显得太过突兀、意外和尴尬。

只有第二科滕溯文，就是那位呼我为“调查局的莎士比亚”的滕科长，走了过来，在李仁甫和我面前说：

“李副座！我们几个人想找个时间，跟处座、副座小聚一下。你看什么时间好？”

我轻轻松松地笑着说：“小聚什么？不必客气了！我又不到金门去！我们随时都可见面的。”

“我也不到香港去呀！不必客气了。”原来李仁甫改任为港澳处处长，派在秘书室做简任秘书的工作。

说到这里，下班时间已到。我回到家里，把消息告诉我的爱妻秀燕。秀燕安慰我说：

“这样也好！自从我们结婚以后，这二十年来，你总是整天整夜忙着公家的事。现在清闲一下，在家里做做诗，写写文章，种种花，陪着孩子们玩玩，日子过得轻松一点，有什么不好？”

“我并不贪恋过去的工作。只是觉得，沈之岳这样对待我，太不公平！”

“管他公平不公平！我看世间事本就是这样的，哪里找到真正的公平？我倒是想，你常常跟苏太太说起，想联手找个偏僻地方，筹建一座小礼拜堂，由你负责讲道，苏太太去邀集女会友，你去邀集男会友。如果积极去进行，我想你就办理退休好了。我们从此可以专心传道，为主发光，引人归主，真正做到不管俗世的事，岂不是最好！”

“你说的，正是我的心意。但是沈之岳说，要把我的‘问题’给‘调查’清楚了，再谈退休的事。你说可恶不可恶？”

“他——他不让你当处长，也就算了。他还当真要‘调查’你？难道他真的认为你有什么问题？”秀燕说。

“理他呢？谁不知道我李世杰是在福建就是有名的老CC、老中统、老国特？总不能说我是共产党！”我很有自信地冷笑着，对秀燕说：“你知道，我虽然是公务员，一向不贪污，不舞弊；虽然是情报机关的职员，干的仍然是写作的事，——情报分析，跟做总编辑有什么不同？我既不会办案打人，也从不利用职务身分去招摇撞骗、敲诈勒索。我良心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国民党和政府，对得起上帝，我理他们干吗？”

“话是对的，但是人心险恶，不似你我，你该去问个清楚。你何不去问问李仁甫？”

我想一想，也对。我该去问李仁甫一下。

到了李仁甫家中，他对我这个稀客的突然来访，似乎有点意外。谈话一开始，我劈头就说：

“仁公！当你我都在第一处的时候，我从来不多谈关于我的事情。现在，你我都离开了，而且不在同一个单位了。我想，我可以问问你，局里面究竟在‘调查’我些什么？”

李仁甫露出苦笑的面容，长叹一声，然后很诚恳地对我说：

“现在是他们整肃中统的真正开始，几个月来，他们就成立一个专案小组，在调查你！这小组由杜均明、刘钊、毛钟新、沈自康组成，以李建华为召集人。”（世杰按：这个“专案小组”，就是后来报纸上都知道的“城固专案小组”，谁能猜到它早就成立了好几个月了呢？）

“用李建华？”我问。

“用李建华。”李仁甫说：“这是一着高妙奇诡的棋步。建华虽出身中统，为人忠厚老实，唯唯诺诺，只是一位好好先生，他绝不会为是非而争的。刘钊早已投降‘军统’，是众所周知的事。其他三个都是‘军统’的正牌人物。我看你得注意应付这场内讧才好。现在，毛钟新由第三处处长调为台北站主任，牛树坤接了第三处，这头牛更阴险，你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也不要对人家说我透露这些消息给你的。”

一听到有毛钟新或牛树坤参加，我已经知道了九分。他们真的在罗织“红帽子”要扣在我头上了。我怒气填膺地说：

“刘钊固然是无耻之尤！难道李建华就无能到如此地步？一任他们四人摆布，不敢说一句公道话？他当什么召集人？当年总裁召见我，其后，发表我到中央党部第四组去，季先生把我强留下来，去函萧自诚强行替我辞掉，那函稿就是李建华起草的。季先生还叫他来劝慰我一定要留下来，他应该不会忘记。”我说到这里，李仁甫接着说下去，道：

“有一件事很抱歉，我在第一处的时候，不方便对你说。原来专案小组也曾秘密送给我会签意见的，我看到毛钟新签拟一项办法，说：‘请先将李副处长调离现职，以利侦查。’这是六七月间的事了。他们专案小组其他的人，认为那时候把你调职，时机上不适当；局长也认为这样太突兀，反而引人注目。所以事情就拖下去，直到现在。”

“早一点把我调开，有什么不适当呢？”我冷笑一声，问李仁甫。他说：

“你知道，第一处在局里太重要；你又是相继好多年都考绩甲等，也得过特优，得过奖赏，因有功又得过总统几次特别召见的人。这几年来，副秘书长每年召宴有功人员，你都排在很高的名次之列。所以，在半年前如果无缘无故地把你调任闲职，事情不是太过突兀，太过引人议论吗？你难道不知道？这几个月来，他们在里里外外地一场胡搞，单单局里面就闹得风风雨雨，议论纷纷；很多私下的谈话，都由‘保密员’、‘防谍员’报告到督察室去了。听说，大多数人的反应都是对你有利的，都是替你抱不平的，所以，他们不得不慎重将事呀！”

我问李仁甫：“刘钊已经登堂入室，当了人事室主任了；他说过什么话没有？”

“他自然是站在‘专案小组’的立场，用对你不利的口吻说的。那个人，全身只剩一张嘴，他不说话才怪呢？我看你还是找李建华谈谈，问问他，究竟调查你一些什么！”

我到此才晓得，沈之岳为了整肃我李世杰，竟不惜那样呕心沥血，动员那么多的高级人员，还是那么有组织的。于是，我决心找李建华一谈。

第十一节——“专案小组”召集人如此说

我看到李建华，第一句话便说：

“建公，我今天来找你，不是来‘求情’，不是来求你‘开恩脱罪’的。你是‘专案小组’召集人，我不得不来问你：你们‘调查’我一些什么？我犯了什么‘罪’？我相信，我有权知道这件事。”

李建华显得很窘困，也很不自然，很无可奈何的样子。一面招呼我坐下，一面说：

“世公！请坐！请坐下来谈谈。”虽然在年龄和地位上，他不应该称呼我“世公”，但他平时却是和我如此互相称呼的：“这件事情，我也知道你很委屈。今天，我也是没有办法，名义上叫我做‘专案小组’召集人，而底下的细部作业，我却一点也管不着。他们四个人先把意见商量好了，开会的时候，你一句我一句，就众口同声地说这说那。我这个召集人，只是挂名的。有时说出一点自己的意见，都被他们每个人说几句话给推开掉了。”

“你就是这么一个‘召集人’？你至少应该看过那个所谓专案卷宗的吧！我要问的是：你们‘专案小组’究竟在‘调查’我什么‘罪名’？应该让我有答辩的机会，总不应该五个人闭门造车，一起来编织我的‘罪状’，而不让我知道这一点点影子的呀！我这个老中统、老CC、老国特，从福建参加中统的组织，到现在已经二十八年了；他们‘军统’的人要诬赖我什么，你至少该说句公道话才对。我重复一遍：我绝不是来向你求情，求恕罪，求开脱的！我如果真有罪，你也应该大公无私地舍弃私人交情来办我；我如果没有罪，你也应该大公无私地，站在‘专案小组召集人’和本局幕僚长的立场，说说真话，说说公道话才对！所以，我现在只要问：你们究竟准备‘办’我什么‘罪’？因为，有人说，你们想办我贪污罪；又有人说，你们想办我‘思想有问题’。究竟是哪一样罪名，还是两样都有？内容如何，应该让我知道、让我答辩呀！对不对呀？建公！”

李建华显得很局促不安，半晌答不出话来。我接着又说：

“沈之岳说我有些‘资料’，说我是‘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明明是要把红帽子强扣在我的头上。建公？你也是中统老同志，你相信我这个老CC、老中统、老国特，会是共产党么？如果说我‘是’，那不等于说全调查局的老中统都‘是’了吗？”

“他们是说你，是说你，是说有几个小头子……而，而，而，而你是他们的大头子……。又说，有一个……一个……姓康的……。唉！我今天不知道……不知道该对你怎么说才好；我的立场，说话也，也，也很困难。你安心好了，我，我，我会替你注意的。现在，我实在不能够对你说……说什么！”

我知道，李建华这些话的意思，是他也怕担戴“泄密”的罪责。我想，他反正是胆小而谨慎的人，再问也问不出什么结果来，我就告辞了。

回家时，我顺路到季源溥先生家去，正好他一个人在客厅里。我把这几个月来以及这一天的事说了。季先生消息真灵通，他早已经知道不少传说，也知道今天人事命令的内容了。他说：

“原先听说的，是说他们怀疑你生活很好，经济来源可疑。也有人到我这里谈起。我说：世杰那个人怎么会有不清白的经济来源呢？以前有一个人送他二万元，他还把钱拿来报告，要我派人退还的。我又说，你每个月所收东南亚华侨报刊的稿费，恐怕比调查局的薪水还要多。还有，你那些华侨中的亲戚朋友，大约也会在经济上帮忙你，支持你的。——这已经是很久就在传说了。可是，从没听到他们说你有思想问题。如果说你思想有问题，岂不是天大的笑话么！”

“但是，沈之岳、李建华都相当露骨地说了。”

“哦！——那，我倒可以找李建华问问看。”季先生说，稍稍停顿一下，他又现出鄙夷的面色说：

“现在用朱国鑫当第一处处长，也真令人叹息！这个人，一点工作能力都没有！以前在台调处当科员，我最清楚。他只是会钻营，会谄媚逢迎，哪里懂得什么情报工作？那一年，他借着到石牌训练班情报班受训的机会，搭上国家安全局的人，后来就由国家安全局把他调过去，在那边混了几年，混出一个科长，又回来当副处长，当台北市站主任。沈之岳用这个人，情报不出错才怪呢？”

“那是民国四十一年春天，”我说，“我和他都是石牌情报班第三期的。季先生说得不错，这个人很会做表面工夫，讨人欢喜。真正谈起工作来，我看他好像并不怎么样。不过，沈之岳用朱国鑫接第一处，据我看也是不得已的。因为他起先把斗我的事闹得太大了，现在要用一个纯‘军统’色彩很浓厚的人，似乎不太方便，也怕国家安全局有人说闲话。用朱国鑫呢，一来他是调查局的老科员，二来他在安全局待了十多年，是褪了色的中统旧人，又算是国家安全局的人。呈报上去，自然顺利通过。而且，这个人是很驯服、听话的，沈之岳用他来过渡一下，又有徐公瑾从旁监视，料想更不会不伏伏贴贴的了。”季先生听了我这些话，笑了起来，说：

“你分析得很对，‘过渡一下’。将来也许就由徐公瑾接他朱国鑫，也很难说。但是，徐公瑾只会办那些非法案件（就是非政治性的刑案），现在叫他接你的副处长，他的笔杆行么？他能写那些每个月呈报总统的国内外情报分析么？”季先生虽然交卸局长多年，显然对一些调查局人员的工作能力，还是记忆清晰得很的。

这时候，来了几个客人，都是调查局现任或退休的老职员和眷属。

“李先生！听说你调福建处副处长了，这不是‘衣锦还乡’么？”内政部李裕德秘书的太太开玩笑地说。

我笑着答道：“衣锦倒是衣锦了，只是不必还乡。”

“人家都说你们‘福建帮’在调查局势力一直扩大，究竟有没有这回事？有没有‘福建帮’呀？”那位李太太半认真地问起来了。

季先生听了，不禁发笑，说：“哪里有什么福建帮？恶意的人，这样编了；恶意的人，也这样传播了。好像从前谭永浩打小报告，说我是‘上海帮’，是‘海派’；张庆恩张副局长是‘华北派’，国家安全局居然相信了，蒋副秘书长还问我究竟有没有什么海派、华北派呢？我说，实在没有。又问他可否说说，是谁递的这项小报告。蒋副秘书长也很坦率，他说，当然可以，就是谭永浩。我不知道他相信不相信我的话。可是，没多久，谭永浩也跟朱国鑫一样，以科员身分调到国家安全局去了。”

老胡这时也插嘴了。他说：

“可是，前年，谭永浩因为钱银太滥，出了毛病，被国家安全局送到小琉球当流氓管训期满，又送回给调查局收留，因为国家安全局不要他了。听说，当国家安全局把谭永浩案子呈报蒋副秘书长的时候，蒋副秘书长很愤怒地拍桌子骂道：‘这个专靠打小报告起家的家伙！’可见谭永浩已经在蒋副秘书长和国家安全局面前报废了，所以原件退还给调查局。”

“那……，照这么说，”老林在一旁眯眯地笑着说：“专靠‘打小报告’，是真的可以在蒋副秘书长跟前‘起家’的啰！”

第十二节——众同事前来拜“洋年”

元旦早晨，我读完了旧约圣经“箴言”第一章。拿起笔记本在上面写了一行：

“恭喜新年！但，新年何其冷！”

箴言一章32、33节说：

愚昧人背道，必杀己身；愚顽人安逸，必害己命。惟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宁，不怕灾祸。

我把它写在日记里，就搁起来，等待今晚或明晨再续。

阳历元旦，我们闽南人称之为“番仔正”，意谓洋人（番仔）之正月也。照例是没有人互相拜年的。但今年（1966），从元旦到三号，很多调查局的同事来拜洋年，有第一处的同事，有其他处会室的人。有中统的老同志；有几位由情报局转到调查局来，而却没有那一股“军统味”，平日跟我相处很好，有深厚友谊的同事；还有几位是新进人员。

来拜洋年的人，当然主要是来相慰问，但似乎都不敢开口说什么。有的说：“多年来得到副座的指导、栽培，非常感谢！”有的说：“我自从得到副座天天修改我的稿子，每次叫我清稿后再呈，这几年来，觉得自己进步多了。如今副座不在第一处，我好像少了一位老师一样。”有两位原在第四科的A专员，C专员则说：“以后，副座有什么事情要办，请尽量吩咐。我们一定效劳。”

事实上，这些老同事，怀着一番关心、善意来相访，心中自然也有为我不平的意味。可是，他们的处境，却使他们不敢说出心底的话。譬如：要说安慰我的话，不知道该怎样措词，才不至于伤我的心。再说，沈之岳来了，人人自危，谁说了替我不平愤慨的话，万一传出去，连自己也保不住。所以，每位访客都是欲言又止，欲说还休；或是谈谈往事，“表示”一下，然后告辞。——如此而已。

在众多客人中，有一位是第一处第四科的女职员，李保陪。她的父亲李士珍先生，是重庆时代中央警官学校的教育长（校长是蒋委员长兼任）。士珍先生是我在台北李氏宗亲会聚会时认识的，他是长辈，和我很谈得来。他的女儿到调查局工作，据说还是托他在警界的老门生介绍给沈之岳的。很不巧，保陪就派在第一处工作。她是一位恬静娴淑型的女孩。在平日谈话中，她终于知道，我认识她的父亲，又与她的堂兄葆宏是友好，大约曾对她父亲提起过。有一次，在李氏宗亲会聚餐时，士珍先生还对我提起保陪在一处工作的事，语气很谦虚，要我对保陪“多多督促，多多教导。”这一次我被调职，她自然也听了许多人的议论。所以，她找个黄昏时，第一次悄悄地到我家来。

“李副处长，我今天是特别来看你的。”

“谢谢你！请坐。”我说。

她坐定了之后，慢慢地说：

“副处长调职，我们科里的人都很难过，我也很难过。我回家，把副处长的情形，对我爸爸说了。我爸爸告诉我，应该来看看副处长，所以，我今天趁这时候，客人比较少，特地来看副处长。……我爸爸还叫我替他问候副处长，请副处长把事情想开了，不要难过。”

我请她代向士珍先生致谢，也谢谢她的好意。我说：

“我没有什么好难过的。好久以前，就想能够休息一下，多读一点书。现在正是好机会。”

李保陪走了以后，王大光兄的电话到了。

大光兄是学生时代就加入中统局组织的，出校门后，就在中统局当专任人员。七七抗日战争发生后，他在上海，奉命潜伏敌后工作，以英法租界为掩护。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上海租界被日军侵入，大光兄才奉令经由香港撤退到重庆。他当时年纪轻轻的，就担任中统局交际科长。在重庆就红得发紫。当时各省大官巨吏到重庆，凡与中统局有关系的人，回程买飞机票或车票，本很困难，一经拜托到“王科长”，任何困难立刻迎刃而解。所以，大光兄结识了不少封疆大吏或厅处长级人物。大陆变色后，大光兄本来派在香港负责一个单位，其后回台，任航业海员调查处处长多年。一九六〇年代初期，他官运不佳，调到局里，以训练委员底缺派在第一处当额外副处长。论年龄、论经历（在中统局的历史）、论资格，他都比我老；所以，他到了第一处，我仍然异常尊敬他，时时尊称他老大哥。他擅长写作，也承他看得起我。而且，我们两人，又同受侨务委员会之聘，担任敌情研究室委员。相处非常融洽，友谊日深。他也早就体会到：沈之岳以“军统”后起之“臭”，君临调查局，要大力整肃中统，而很可能以我为开第一刀的对象。人事命令发表那天，他不在局里面，后来听人说：“李副座调福建处，不必去报到上班。”他还以为我是调“福建省调查处处长”，心里已是十分不平。在电话里，他说：

“世杰兄吗？我听到你的消息了，心里十分替你愤慨！调福建处！真太可恶了！我原来猜想，他们会把你调个港澳处这类单位，跟那几位老处长摆在一起的，那就勉强还说得过去。现在竟把你调派个福建处，简直是开玩笑，简直是存心糟蹋人！简直是……！”

“大光兄，谢谢你的关心！”我笑着说：“没有什么，我倒是想有个清静的日子，读书、写稿、养兰花，这不是很好吗？”

“但是，太不应该了！反正现在是中统走末路的时刻，小先生假藉‘军统’的手，消灭中统，事实是渐渐逼近了，刀已经拔出鞘了。有人说，范子文也危机重重，他早晚恐怕又是调个什么委员了事吧！——你知道范子文这一次登上四处的位子，是怎么来的么？”

我笑了起来：“知道的。但是，沈之岳亲自对我说，范子文是他提拔的。不过，他又说，如果范子文真的是坏蛋，他随时可以把他拉下来！”

“随时拉他下来，这句话倒是真的；但是，说范子文是他提升为处长的，这话未免有点在自己脸上贴金的味道吧！”大光兄说：“世杰兄你不知道，你这个人平时还算很少得罪人；可是范子文，平时得罪的人实在太多了，不但沈大官人想拉他下来，还有许多人想拉他下来呢！”

“我也得罪不少人呀，”我笑着说：“可不是？我也应该给拉下来了！”

“你只是不卖那些王八蛋的账，范子文却是到处主动开罪于人，情形有些不同呀！”

“是吗？”我大笑了起来，大光兄在电话那一边也笑了。又说：

“现在第一处用‘廖化’当处长，真是越来越不成材料了！”

第十三节——李世杰有功，蒋经国宴客

一九六六的新年假期一过，元月四日，我就递了一件报告给沈之岳，说，既然他说我“有些资料”需要澄清，请快点查明，不要拖延。我亲自送给他，还说了一场气愤话。我说：“官，做不做都没关系；但是，官有大小，人格是平等的！如今为了派系问题，便借口诬赖我有什么‘问题’，毋乃是太卑鄙了一点！”说着说着，我不期然而然地拍了一下桌子。

沈之岳突然涨红了脸，但是，依然用很和缓的声调回答。他说：

“世杰兄，你不要这样激动。你说的也是，人格是平等的，我也是这样想。不过，问题既然已经发生，我就不可以不调查清楚。这样，对你也是有好处的。你不要误会，不要误会。”他看了看我的报告：“我会叫‘他们’很快调查明白的，我还要在工作上请你大大帮忙的。”

我哑然笑了一声，正要辞出。沈之岳又说：

“对了！国民大会快要开会了，这一次，是临时会先开，接下去再开正式会议。现在局里面‘专案小组’已经成立，我已经交代‘他们’，请你参加‘专案小组’；你对这个问题比较熟悉，经验也多，希望你多多提供意见，多做些事。”

“不必了罢！沈先生。‘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必叫我参加了罢！”我冷冷地说。

“不要这么说，”沈之岳赶紧回答我：“你以前在第一处，这个专案小组也是由各单位抽调人员组成的，而且是由处长和你负责的，是不是？”

“但是，”我说：“我现在不适当。”

“不会的。”沈之岳又说：“上次那一件‘如何开好国民大会’研究专报，好多人都写不出来，后来还不是你写的么。我和李处长拿去向总统报告的时候，总统还一直说好哩。你还是勉为其难吧！”

“总统大约是认为你沈先生讲得很好吧！他不会知道我李世杰写得很好的。”

“快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那件专报的确写得很好，看法很深入，各方面问题照顾得很周延，提出的办法也很中肯。”

这一下我不回他话了，我说声“我走了”，就回家。我想：我原来还有这一点“剩余价值”，好供你沈之岳利用的呢！

过两天，果然接着一件开会通知，要我出席“专案小组”第一次会议。我像走进玩杂耍的旧式戏园里看了一场把戏一样，按时到会议室静坐了一两个钟头，然后，带着一本“极机密”的油印册子回家。这册子封面上注明：“严密保管，不得遗失。应于国民大会正式会闭幕之日缴还。”

我把这件极机密册子装在皮包里。从此不再看他一眼。

这个月在家里，轻轻松松地，看了一些书，也写了两篇稿子，一篇是给国家安全局的对内刊物“研究通讯”，另一篇是写给调查局对外公开发行的刊物“情报知识”的，都是评述国际问题的文章。

此外，也接了好几封旅居国外的国民大会代表的来信，像在瑞士的张红薇，在菲律宾的黄和德……等。

由于那是旧历年的前后，也收到了一些红白帖，有请结婚筵席的，有做生日的，有家里死了人寄来讣音的。其中有一张，是国防会议蒋副秘书长经国的请柬，内容是：

“谨订于民国五十五年元月三十一日下午六时，在台北市三军军官俱乐部，敬备菲酌，恭候光临。”（那一年元月三十一号是农历正月十一日。）

封套里还附着两张戏票，是招待到国光戏院看戏的。这是每年的例行公事，蒋经国必定以国防会议副秘书长身分，代表总统（国防会议主席），宴请一年来对情报治安工作有功的人员。被邀的客人，除了国家安全局、调查局、情报局、宪兵司令部、警备总部、台湾省警务处的有功人员以外，还有外交部情报司、中央党部第二、第六两组的人。中二组即后来的敌后工作会，中六组则是主管反统战的单位。

我接受此项邀请，已经连续三年；这一次算是第四回了。自一九六三年起，每年一二月间，蒋经国副秘书长必定邀宴过去一年的有功人员，地点都是在三军军官俱乐部。记得第二、第三两次，也就是一九六四、六五两年年初的宴会，主办人员“论功行赏”，还把我排在第一桌，与蒋经国副秘书长同席的。这四年，我也得过不少的奖赏，如陆海空军褒状等勋奖，还加上包括老总统的特别召见及赠与一张照片。——老总统在大陆时，他的照片赠送得太多、太滥，像中央训练团结业学员，人各一帧。自一九四九年来台后，除台籍人士到革命实践研究院受训者外，是不随便赠送人的。因此，当时得到他赠照片的人，都很欢喜，——包括我。

既然重作蒋副秘书长经国先生筵席上的“贵宾”，我当然准时到场；但这也是，最末一次做蒋经国副秘书长美筵上的座上客。由于饭后要到国光戏院看戏，秀燕就带着女儿，一同外出，她们在附近小馆子吃晚饭，等着我。

筵席开始前，主人蒋经国致词，大意说：“今天原本想请各位的太太一齐来。倒不是为了省钱，而是因为这个地方太小，容纳不了。”——这是往年所没有的客套话，其实也是多余的。因为往年他也一样，并没有邀请客人们的太太一同赴筵的。

吃了晚饭，抹了抹嘴巴，找爱妻和女儿去。不料女儿这时候忽然觉得身体不舒服，好像有点发烧。秀燕和我还以为是轻微感冒，也不在意，就让她独自乘坐巴士先回家。（没想到：这竟是象征那顿酒饭乃系“不祥”筵席的朕兆！）

女儿的发烧，到第二天——二月一日晚上，还不曾退。我的岳母知道了，就带她到至诚堂医院，请院长陈永福博士诊察。陈博士是我的莫逆之交，也是我女儿的义父，更无异是我的“家庭医生”。他检查后，诊断出是口腔里被一种滤过性的细菌所侵害，发烧到摄氏表三十九度半。于是，打针以后，又带了七日量的高贵内服药回来。

一听到女儿高烧，我怕深夜里没有人照顾她吃药，要是让岳母或爱妻照顾，实在忧虑她母女两人，整天为家务忙得不可开交，再让她们三更半夜起来照顾病人，未免过分劳累。因此，经秀燕爱妻的同意，她到女儿房间去，让女儿到我房里来，由我来照顾她。

不料，从这一晚——一九六六年二月一日晚——起，我就不再和秀燕爱妻共枕席了！

第十四节——“如何开好国民大会”？

国民大会临时会的会期——二月一日——渐渐近了，国大秘书处固然很紧张，调查局（和其他情报治安机关）也同样地紧张而忙碌。

六年一度的国民大会正式会议，都是如此。调查局必定成立专案小组，还要洽商国大秘书处，向调查局“借调”几位高级人员，参加大会秘书处的工作。调查局（和各情治机关）的任务真多，会前要尽量发动、鼓励侨居国外而有组织关系的代表出席，要搜集社会各阶层人士对国民大会的意见反映，要防范重大治安问题在会期前后发生，要了解国内外代表的会前动态，诸如谁在活动主席团的竞选，及其当选可能性之高低等等。而开会期间，更要预先搜集各代表的提案，以及在大会中将有何种举动，会不会影响到国民党中央既定政策之维系不坠，或是妨害大会议程的顺利进行。特别是这一次国大临时会，很多代表会前商议，坚决要在会中讨论国大代表待遇（与立监委拉平，实际上就是提高）的问题，要讨论国民大会立即行使创制、复决两权案，修改宪法案。但是行使两权及修宪为中央反对，很多国民党籍代表为了不听中央党部的“疏导”，被国家安全局称为“分歧份子”，而命令各情治机关特别注意他们的动态，搜集他们在各种集会或私人场合的言论、主张。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选举总统副总统时，老总统的选票是不成问题的；可是，对于首次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的严家淦，各代表反应如何，会不会投他的票，也是一项调查的大题目。

但是今年我乐得清闲，不管这码子事；虽然沈之岳指定我参加“专案小组”，并且再三告诉我要“多做一点”，我一概给他个上海人所说的“弗得知”！（福建永安的方言，叫做“安得知。”）

话虽如此说，其实，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以前，我已经为国大临时会及正式会的事，替国民党及其调查局做了不少事。前头说的，老总统要调查局研究一九六六年国民大会有关问题，提出一件专题研究报告。调查局最初叫一个一处一科的专员李士瑶起草，写了两个多礼拜，交卷了。一看，实在不成样子，只是一些死资料的拼凑，根本没有谈到“问题”。李仁甫处长大皱眉头，就叫第一科科长陈琳亲自执笔重写，又花了两个礼拜，稿子拿出来，经开会研究，还是不行。于是，由沈之岳指定两个专门委员，加上科长陈琳，成立“专案小组”，讨论、研究，由一个专门委员去执笔，再拿到会议桌上去讨论。结果，大家认为：问题是触及了浅浅的一层，但还是太凌乱，欠条理，不深入，而且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样，眼见日子已经耗去四、五十天，仍无结果，沈之岳大为着急起来。——因为这原是他准备在老总统跟前丑表功的一次大好机会；如果延误了时日，交了白卷，或是胡乱塞出一件去充数，则其不挨老总统之拍案怒骂者几稀？若然，则局长宝座亦休矣了！为了这个缘故，沈之岳要李仁甫自己动手，因为仁甫本身是国大代表，知道得多。可是，李仁甫本就不是耍笔杆的人，他不敢答应。商量了很久，他和沈之岳谈出了一个结论：“请世杰兄写！”

我告诉李仁甫，要我写，可以的，条件是：（一）资料，我可以叫一科提供。（二）已经写好的三部稿子，扫数甩掉不用（小手术不行，大手术也不够）！我全部另起炉灶。（三）稿成后，打印付诸讨论时，提出反对意见的人，要负责提出修正的具体文字。不能像上次李甲孚那样，只会放空炮，拿我写的东西来“清算斗争”似的，自己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也就是说，我写的东西，不是供人清算斗争、自炫高明用的，要认真地、负责地大家谦虚而不敷衍地，用研究问题的态度来讨论。（我并不反对人家修改我的东西。）

李仁甫巴不得我答应要写，对于我提出的条件，照单全收。于是，我花了三天时间（包括晚上），完成了一件长达六万言的研究专报，题目是《如何开好国民大会》。这件报告经打印十几份，由沈之岳召集十几位高级人员，其中几位是国大代表，大家开会研究，结果只字不动地通过了。再由沈之岳拿去先向蒋经国演练报告一番，然后，静待指定日期，由沈之岳带同李仁甫处长到“南部某地”，向蒋介石老总统提出报告。当然，蒋经国以副秘书长身份，必定在座的。其后，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大秘书处，可说就是完全根据这项研究报告而处理国民大会问题的。我可以夸口说：一九六六年国民大会临时会和正式会能够顺利而不出岔子地结束，我执笔的这一件“研究专报”，是全程的指标。

这只是最显著的一例。此外，我还写了许多“私人信”，劝请侨居国外的代表们一定要回国开会。其中，以侨居菲律宾国大代表黄和德兄为例，最值得说明一下。

黄和德兄，福建南安人，自一九四六年二月在厦门认识后，彼此遂成莫逆。一九五四、六〇年两次会议，他不但来台出席，而且凡有什么提案，莫不事先跟我商量。他最响亮的一炮，是一九五四年在国民大会提出请政府向菲律宾政府严重抗议实施各种排华的菲化案，并且猛烈抨击驻菲大使陈质平官僚无能，误侨误国。最后终于把旅菲华侨呼为“陈大便”的陈质平轰下去了。当时台北中央日报还用一版头条报道这项新闻的。

一九六五年十一、二两月间，和德兄一连来了几封信，告诉我，由于他个人事业忙碌，身体也不好，他打算向国大秘书处请假，不出席了。又提出好些与国民大会有关的问题。我当时回了他两封信，劝他来台与会。他还是不答应，并且寄来国大代表空白请假书交给我，要我替他决定并填送。

到了二月一日，国大临时会已经开幕，和德兄还没有到台北的意思。从马尼拉朋友及台北国民大会秘书处传来的消息：和德兄接到了国民大会秘书处所寄的总统召集令及一应公文，接到了国民大会秘书长谷正纲的私函，接到驻菲大使杭立武的私函，也经过杭立武和另一位大使馆参事亲自登门劝驾，电话敦促，请他回台开会，一应护照、签证、订机票的事，概由大使馆代为办理。但，都被他婉却了。

第十五节——李世杰电催黄和德出席国大

事情进展到中央党部需要在台北找到一个足够说服黄和德兄的人，足够说得动他的人。也亏得他们跟国大秘书处的人会“钻”，会找，不知道是谁告诉中央党部和国大秘书处：除非是已卸任的侨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黄天爵，或者是调查局第一处副处长李世杰，二人之中，得一可说动和德兄拨驾莅台。此外不必作第三人想。

黄天爵先生是福建海澄县选出的国大代表，抗日战争期中，由中央海外部处长转任福建省政府委员，兼省军食差价筹补处处长，日寇投降后，他以省府委员兼厦门市长身份，到厦门受降。一九四八年到南京，出任侨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直到一九六三年卸任，受聘为行政院顾问。十五年的副委员长，历经戴愧生、叶公超（兼）、郑彦棻、陈清文四任委员长，且常代理委员长职务。朋友常说笑，称他为“持任官”，因为没有真除特任官的委员长，却老是“代理”特任官职务，“特”字少了一撇，所以叫“持任”。他既已交卸侨务委员会职务，生性又怕麻烦，而且知道和德兄已请假，所以就不肯多管闲事，不肯“强劝”和德兄出席。于是，中央党部和国大秘书处，找到了李世杰。它们怎么找的呢？自然是：找沈之岳。

我敢说，沈之岳本人，他就是写了万言书上呈黄和德，也得不到和德兄颔首点头的。但是，他很懂得充分利用我李世杰的“剩余价值”，特特派了被王大光称为“廖化”的朱国鑫亲自趋庭拜访，千求万求，要我发一封电报给黄和德兄，敦促他来台出席国民大会。——那是二月四日，国大临时会已经举行四天了，黄昏时分，朱国鑫带着满面笑容到我家来，再三拱手恳托，务请我起草一封电报稿，催请和德兄于二月八日以前飞台报到。二月九日上午是临时会闭幕的时间，只要在闭幕前办妥报到手续，就可以照样领到临时会六千块钱出席费。而就国民大会的纪录上来说，也算多了一位“出席”代表，连正式会也沾光了。

我写了一张英文电稿，原文是：

Manila, 1839, Colorado, Mr. UyHoTek. Come before （8） February

Please. Lee Shih Chieh.

我吩咐朱国鑫拿到电信局发夜电，天明以前准定到达。

第二天——二月五日上午——，据和德兄抵台后说，他正在保险公司，忽接他第三女儿幼华的电话，说：“台北有电报到，是世杰叔拍来的，要你在八号以前到台北去。”

和德兄对我说：“我一听到是你的电报，就说，要去，就马上去，为什么要等到八号？我马上打电话到大使馆，找杭立武大使，说我今天下午就要到台北去，请他派员向航空公司交涉买机票。杭立武和大使馆其他职员，都说我这个人很古怪，原来说不出席，就不出席，连谷正纲、杭立武函电交驰和亲临劝驾，都不为所动。现在到底是遇到什么魔力，说要走，今天就要走，一天也不能耽搁。”累得大使馆的人跑到CAT拼命交涉，终于拿到了机票。——二月五日下午三点钟起飞。

在台北，国大秘书处到五点多钟才知道黄和德兄即将抵达，原先承办的人不在，其他接待人员忙得团团转。为的是大使馆电报只说“请通知黄天爵、李世杰二先生。”但是，李世杰何许人也，接待人员并不认识。问了好久，才分别通知侨务委员会和调查局。这一天沈之岳特别“客气”，叫事务科派了一部汽车来家里通知，并送我到松山机场。我赶到机场，黄和德兄已经走下飞机，入境手续和行李检查也已经由国大秘书处接待组人员替他办好。我们正在握手言欢，黄天爵先生也赶到了。

和德兄经大会安排，住在华园大饭店。我在他的房间里，留下几百元台币供他零用。他也将护照、签证、菲币等等交给我保管（他很害怕台北的扒手）。我又带他到外头馆子里吃了一顿晚饭，送他回饭店，然后分手。

再过一天——二月六日，礼拜天。上午，我照例全家到和平教会礼拜堂做礼拜。这一天也举行改选后长老、执事就职的礼仪，我是执事，自然要参加。而和德兄，则由接待人员事前约好，陪同他到国民大会秘书处办理报到手续。除六千块钱出席费以外，他也照例领到了一大叠的文件。他把六千台币跟大堆文件，也交给我保管，像往年一样。

六日下午，我到华园大饭店去看他，朱国鑫先已在座；他并不认识和德，是前来毛遂自荐的。一看见我到了，他只好起立告辞。我将这次局里人事调动情形说了，和德兄也大为叹气、不平，并说：“那以后调查局有什么事也不要找我了。我跟调查局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因为跟你世杰兄的交情，我才与季局长、张局长来往的！”

二月七日、八日，和德兄理所当然地去开会，我则在家照顾女儿的病。自二月一日起，昼夜吃药，她烧已经退了，病却还没有痊愈。

八日下午，国大临时会一切议程结束，和德兄到我家吃了晚饭，然后我送他回华园大饭店去。谈到深夜，还说，待明天闭幕典礼过后，我们可以痛痛快快地畅叙一番了！

九日清晨七时半许，我被捕。

被捕之时，正是国民大会临时会闭幕之前一小时也！距离蒋经国请我吃饭的日子，刚好八天半整。

附录：李世杰与旅菲国代表黄和德来往的三封信

以下第一、二两封信，是我于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七日、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给黄和德兄的复函。

我入狱后两年，和德兄检出这两封信，送给我的爱妻秀燕，意思是要将这两封信提交法庭，证明我的“忠党爱国爱领袖”，绝不可能是“共产党、匪谍、叛乱犯”。感谢上帝，这两封信至今犹幸存着。

第三封是和德兄复我大儿哲元的信。我这位多年好友，当时还很“天真”地以为台湾很“民主”，很“法治”，竟认为我可以请求“保释”或“保外候讯”，他跟吴宗穆兄还想为我作保哩！

一 李世杰复黄和德第一封信

和德吾兄代表勋鉴：

十一月九日奉上芜简，谅邀察阅。顷接十二月四日台札，诵悉一是。国大秘书处、联谊会及设研会通知易址之事，（按：指和德兄在菲更换地址。）即当于最迟三日内正式去函，统请免介。

来信所提国民大会诸问题，谨就弟所知者代为答复如下：

一、宪法规定国民大会每六年召集一次，选举总统、副总统为其最重要之任务。宪法中无“通讯选举”之规定。且此为国家最重要之大选，自不宜草率以通讯选举行之，必须依照宪法，召开大会，始为隆重。故迄今尚无人提及此种主张，且纵有人提出，中央格于宪法之规定，亦难接受。

二、兄于四十九年出席国民大会第一届第三次会议时，大会曾修正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其中规定“国民大会临时会由第三任总统于任期内适当时期召集之。”其任务为讨论“国民大会创制、复决两权之行使”及“有关修改宪法各案”。因临时条款与宪法同其效力，故必须在今总统任内召集临时会。

三、现闻中央已订于十二月廿日请总统颁布召集令，俾于明年二月一日举行临时会，亦系根据法律之规定。所以在技术上（理论上）说，临时会与第四次会议系分别举行，但依照宪法第廿九条规定：“国民大会于每届总统任满前九十日集会，由总统召集之。”第三任总统依法于五月二十日任满，所以国民大会第四次会议依法应于二月二十日（九十日前）集会。如此，则实际上的临时会是与第四次会议连接举行的，此亦中央不愿使各代表过份跋涉之劳也。

因此，此间友好与弟均亟望吾兄届时拨冗返国出席临时会及第四次会议。至于临时会中讨论两权是否行使，宪法是否修改等问题，目前各方意见甚多，弟意吾兄如接代表询问时，以暂不表示意见，俟回国后等候总裁之指示再行决定态度，是最省得困扰之途径。至于选举今总统蒋公连任事，乃为海内外同胞及大陆同胞一致之愿望。弟以为总统虽一向不以个人之事而萦怀，但在全国上下恳切吁求连任声中，当能俯察舆情，衡量国家民族之需要，继续领导吾人打回大陆。吾兄代表旅菲侨胞，回国后自可视总裁之决定而行事，不必在国外先有表示。盖兄去国又已六年，国内情况总属隔阂也。

又：前信商请吾兄暂勿对人承诺选举何人为主席团，留待回国后再行研商决定一节，尊意如何，并乞示复。

书不尽意，好在长晤匪遥，届时当可畅叙幽怀也。盼即早作归国准备，（预计兄于元月廿日左右便可来北矣。）弟当扫榻以迎。专此即颂

台绥

杰弟 拜启 十二、七。

注：和德兄当时来信，记得他提出的问题有三项：（一）蒋老总统年事已高，他有意建议国民党中央提名蒋经国国防部长为总统候选人。（二）侨居海外国大代表往返开会，既耗时间，又费公帑，他想提出改采“通讯选举”办法的议案。并询问：国民大会临时会及正式会主要议题是什么。（三）对临时会和正式会何不合并举行，提出疑问。我所以复他这封信。——从我这封复函，也可证明，当时（一九六五年），我还是充满了国民党狂热主义的心态。我这封信，哪一句话不是为国民党和他蒋家天下着想的？（谁能料到，我写这封信过后两个月又两天，忽然变成蒋经国先生批准逮捕下狱的“共产党、匪谍、叛乱犯。”了！）

二 李世杰复黄和德第二封信

德哥青鉴：

昨今连接元月廿八、卅日大札两通，拜悉一是。兹就所知及向大会秘书处查询情形，奉告如次：

一、依照规定，国大代表请假，无须等待批准，盖秘书处亦无批准之权，只能登记而已。代表地位高于秘书处，秘书处哪能批准或批不准呢？因此，该处除登记外，自然没有覆文之必要。至于吾兄以钢笔写请假信，一样有效，现在国内各机关公文简化，用钢笔者甚多，固不必用毛笔才算合法也。

二、临时会已于昨（一）日揭幕，总统致词已见报端，谅兄当能读及。现悉临时会会期已定为八天，二月九日闭幕，二月九日即开始办理第四次会议出席代表报到手续。弟意兄原定之二月六日至十二日出席之意，可以打消，仅出席第四次会议。第四次会议会期，自二月廿日起，至三月廿一、二日左右。选举总统副总统当在三月十七、八、九日之间。兄可于三月十日以后出席，至少赶赴投票选举。如能较早一点来台，自然更好。

三、兄贵体欠安，诚如柯君所言，换换水土，不无益处。如果早些回来，并由柯君介绍到荣民总医院检查治疗，则甚为理想，不但免费，且为远东有数的好医生好设备之一大医院。尊恙或有根本治愈之望，换个矫健的贵体回菲，实一大喜事也。

四、此次国民大会临时会，会期甚短，许多议案，因各代表均甚热烈，或许讨论不完，将留待第四次会议讨论。而第四次会议开幕之初数日，仍须开预备会议，选主席团等等，预计重要议案之提出，当在二月底三月初之后。兄如决计按会期于二月廿日出席，自然甚好，（可趁便多在医院接受详细之检查治疗。）否则望仍于稍后出席。一者换个水土，调养身体；二者趁这机会多多了解一下国内进步情况；三者与多年久别的友人重叙幽阔；四者亦兄所谓稍尽职责。一举数得，惟兄定之。

五、如果吾兄决定避免因某君拉你主席团一票之麻烦，则请假数日，自不妨事。现在兄所寄之空白请假书，弟暂不填送，望兄作速回信告知：“第四次大会何日来台出席。”然后弟当备妥此请假信，说明请假至哪一天，并亲自送至大会秘书处接洽。决不妨害大事也。

又：此间友好亦都主张兄应返台出席为佳。并此奉闻。即颂

春禧！

杰弟 拜启 二月二日

另据大会秘书处人员说：如于二月八日以前抵台，仍可向大会领得临时会出席费六千元。因此，兄何时来，请速决定并电知。至切至要。又及

三 李世杰入狱两年多之后，黄和德寄给李世杰长男哲元的同信

哲元世侄如晤：

上月底由大东广播社转到两函均悉。一因住址一再迁移；再因子女多已结婚，各往他处，即最末的威儿，现年廿岁，亦已赴美与其二兄在一起，攻读艺专第二年级，仅留我们两个老人在岷，住一公寓宿舍，来信仍请寄由大东转。

令尊被诬，深表同情。至嘱取其前投集力杂志之文章，及请该主办之杂品商会证明等事。经向该会及分会搜集，无奈总会前年因火患被焚，其他分会，亦因屡次迁址，各项文件，散失无存。

兹有敝宗亲兆元先生，及其长公子荣辉君回台考察各项商业，特托其对该案，予以查明协助。闻渠等将寄寓于汉口街东方饭店；如该店客满，可能暂住友处，请向该店附近华侨保险公司薛发猷先生查询，当能晤及，并请其帮忙一切。倘蒙准予保释，或保外候讯，德愿与吴宗穆先生负责连署。匆此并询

近祉！

令尊堂前希代致慰！

愚叔 黄和德 手泐五十七年四月七日

注：（一）黄兆元，菲律宾著名侨领，大东广播社董事长，当年华侨银行常董。一九六八年来台时，曾到六张犁军法看守所探监，与我相见，二人都泪流满面。兆元兄谈话中，高声大骂道：“台湾经济军事固然有进步，但是我看政治却一点也没有进步！”他又坚决地告诉我：“世杰兄，你放心，我一定写信给总统，给郑彦棻！”（郑彦棻当时是总统府副秘书长。）后来知道，兆元兄信是写去了，但，有什么效力呢？听说总统府都批交给国防部蒋经国部长了！

（二）吴宗穆，菲律宾华侨所经营、最具规模的广播事业机构，大东广播社社长。一九六二年冬，该社曾邀请李世杰赴菲，对侨胞做十次闽南语“匪情专题广播”。

（三）“集力”杂志为菲律宾华侨杂品商公会出版的季刊，由黄和德主编。是一份反共色彩极浓厚的刊物。该刊每期所载文字，李世杰所作至少总占半数以上。

第十六节——请我吃饭的人，批准抓我。

我被捕入狱以后，才猛然省悟：当蒋经国决定邀我去当他所办筵席的座上客之时，他的文书人员，一定是：一手缮写发给李世杰的请帖，一手缮写“准许”沈之岳调查局“逮捕”李世杰之命令的。

耶稣说：“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十八节）

这节圣经，不幸竟然也应验在我身上了。——请我吃饭的人，批准抓我。

在这里，需要向读者先生作个说明：国防会议就是现在国家安全会议的前身，蒋介石老总统是主席，下设秘书长和副秘书长。国防会议秘书长，不论是张群、周至柔、或是顾祝同都好，从来不负实际责任；除了一年一度的国家安全工作会议要留着一小时请秘书长做例行性的讲话之外，日常工作，都是“授权”副秘书长蒋经国代行的。副秘书长直接指挥国家安全局，而由国家安全局对各情报治安机关负着指挥监督之责。（但他也常常直接与调查局、情报局、警总等首长接触。）在人事管理方面，以调查局为例，局长任用委任级或荐任级而非主管的人员，只需呈由国家安全局核准后向国防会议报备就行。如果是任用荐任以上的正副主管，便须由国家安全局转报“国防会议蒋副秘书长”核准，而后再循正式行政系统，报请司法行政部发布“代理”命令，并经行政院层转总统正式任命。再说明白一点，像省县市级调查处站主任、副主任，驻国外单位负责人，局本部的科长、副处长、处长，“室”的主任，“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简任秘书等等，都得经过国防会议亦即蒋副秘书长经国亲自批准，始得任用。——这也就是说，沈之岳调查局要逮捕我李世杰，以至于后来的蒋海溶、范子文、陈政敏……等一大串的“匪嫌”，都必须经由国家安全局报奉蒋经国批准的。除此以外，国家安全局固无权批准这种大狱之兴起，沈之岳调查局更没有擅专之权！

还有一点，蒋经国每年要宴请“有功人员”吃酒饭，客人的名单，除外交部情报司的人我不清楚以外，其他各情报治安机关（包括国民党中央第二、六组），也都是自行根据各职员的工作表现，列举具体事实，呈由国家安全局转报国防会议蒋秘书长“论功行赏”的。此所以每当我想起，一九六六年一月卅一日吃那一顿“庆功宴”，竟然是坐冤牢的“前奏曲”时，心中便不禁悲痛交加，伤心泪潸潸而下，无法掩抑了！

二十几年后的今日，看看当时答应写什么“如何开好国民大会”的窝囊文章，以及写给黄和德的那两封信，回忆当时的那封电报，只觉得自己实在太蠢！太笨！太傻瓜！太愚拙了！他蒋家人做不做总统，于我李世杰何干？国民大会开得好不好，于我李世杰何干？黄和德兄出不出席国民大会，于我李世杰又何干？国民党和它的政府，“烹功狗”也未免“烹”得太现实了！直等到我把“千呼万唤不出来”的黄和德兄催请到台北，出席了国民大会临时会。我的“剩余价值”已经榨尽了；然后，选择了国大临时会闭幕的前一刻，把李世杰抓进冤狱！——这就是国民党和它的政府！这就是沈之岳调查局！

世间再没有如此具有讽刺性的对比的：——

沈之岳调查局一面呈报李世杰为“有功人员”，一面呈报要逮捕“共产党、匪谍、叛乱犯”嫌疑人李世杰！

国家安全局一面转呈国防会议蒋副秘书长，要宴请“有功人员”李世杰；一面转报蒋副秘书长要逮捕他所宴请的“匪嫌”李世杰！

蒋经国，“英明睿智”的蒋副秘书长，一面批准请李世杰坐上“有功人员”的筵席；（还报请蒋介石老总统赠送李世杰一张照片。）一面下了准许逮捕“匪嫌”李世杰的命令！

实实在在地说，我当时就是做一千万个梦，也绝对梦想不到沈之岳及其谋士们，居然对我（以及蒋海溶、范子文……等）会使出如此残忍毒辣的手段，下这种奸险丑恶的毒手，而展开他们腥风血雨、如疯如狂之大整肃的。更不曾想到蒋经国会如此“批准”的。尤其是，我非常“痴愚”地想：（一）我曾为写了一篇谈论对中共思想文化斗争问题的专文，获得蒋介石老总统的召见奖勉。蒋介石老总统在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心目中，早已是神圣不可侵犯，而且永远没有错误的偶像，说他所召见奖勉的竟是一个“匪谍”，不啻是认定他看走了眼，“召见”错了！——这原是包括蒋经国在内的任何国民党党员所最忌讳的。（二）我具备老CC、老中统、老国特的身份，已经将近三十年；写文章与共产党为“敌”，也已经三十年。他人或许不尽知道，调查局有档案可查，不能说不知道的！（三）我在革命实践研究院受训，蒋介石老总统兼院长亲自下令调我为留院研究员。我在“石牌训练班高级班”受训，蒋经国主任亲自圈定调我为“联训班”三期辅导员。尤其蒋经国应最感难堪的是：“高级班五期”那本“领袖思想体系”的大部份，以及那一期到马祖参观旅行的总报告，竟然是李世杰这个“匪谍”的手笔。（至于十五寒暑之间为调查局付出的心血，获得的奖赏，更不在话下。）沈之岳集团再如何汨没天理、泯灭人性，顶多也不过找个“可疑”的罪名把我排挤出调查局。不会鲁莽灭裂到真的将我逮捕，判我“死刑”，企图灭我的命，毁我的家的！

现在回忆起来，我当年的想法，是犯了何等严重而可笑的错误！我过分高估了一切“主张”及“批准”逮捕李世杰下狱之人的人格！

许多忠贞、但对斯大林不方便的党部工作人员，遭遇到了毁灭和斥逐的命运。（“赫鲁雪夫秘密演说全文”页一二，胡秋原译注，国民党政府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印行，中华民国六十三年十月卅一日出版。）

二十年海样深的黑狱里的沉思，我对国民党付出了三十载漫长岁月的愚不可及的“忠贞”，我对蒋介石老总统和蒋经国副秘书长，究竟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而要遭遇此“斥逐”甚至几乎“毁灭”的命运呢？真是：——

卅年一觉忠贞梦，赢得冤牢叛乱名！

第二章——逮捕·抄家·利诱·惨刑

第一节——我的“犯罪证据”

——老总统的邀请函，与蒋经国的合照。

一九六六年二月九日上午七时半许，我被捕了。距离国防会议副秘书长、国防部长蒋经国邀宴我这个“有功人员”，只相隔八个白昼，九个夜晚。套用中国古人一句客气话，蒋副秘书长经国筵席上的佳肴，在我的口中，应该说还是“齿颊犹芬”的。

朝为座上客，

暮为阶下囚。

有时候，也确实迷惑而不解：我这个小小的调查局副处长，竟然“重要”到须劳驾蒋副秘书长来设这个“鸿门宴”！像这样一手端酒杯敬客，一手拿镣铐抓人，委实也是在这“宪政、民主、法治”的地方大谈“革命情感道义”之讽刺吧！

不过，那一天早上，我并不像“被捕”，而可说是“被骗”。那是孩子们应该上学缴费注册的日子，我打发了四个男孩子，各自带钱上学去了。女儿的病尚未痊愈，有她的一群市立女中同学到家里来，拿了她的寒假作业和钱，替她到学校去缴纳。岳母和爱妻，照例在打扫屋子内外，像往常一样忙碌。

七点半，一位曾经在我指导之下，为调查局立了不少功劳的嘉义县籍人士——刘传能先生，依约前来，准备和我一起外出找友人办事。然而，门铃又响了。

进来的是调查局一个荐任督察，被同事们背后叫他“棺材脸”的刘秉如。这个人原本是台北县调查站副主任，因为打小报告控站主任邵伯寅“有功”，调为督察。

他虽是督察，我并未怀疑他的“来意”。他也像往常那样，毕恭毕敬地立正，鞠个十五度的躬：

“副处长，局长在招待所，请你去一趟，有重要事商量。”

在此以前，季源溥、张庆恩二位局长，遇有重要问题要找我研究商量，也常常派车来家里，接到招待所或其他地方商谈的，招待所址在和平东路二段头一条巷子里，恰好是以前雷震的“自由中国半月刊社”正对门。我自然不疑有他，先向刘传能先生道了歉，再告诉爱妻秀燕一声，又到房间里看一看女儿，便“欣然”出门去了。

招待所距离我住处，不到三分钟的车程，到了。棺材脸刘秉如按了门铃，却没有人来开门。他按了又按，约有二三分钟之久，门开了，走到里面，并没有看到沈之岳，却看到了阴谋家杜均明，和他的一个部下，就是那个被人称为“秃驴”的庄罕。我马上意识到：刚才开车接我的并不是司机，而是督察室底下的行动组长彭兆庆。

我这样不是被捕了么？——我心里暗想。

我们走进客厅时，阴谋家杜均明还跟秃驴庄罕在低声地嘁嘁嚓嚓交谈，一看见我，他就停止动口，一手挥走秃驴庄罕。然后，他露出极不自然的笑容，结结巴巴地对我说：

“李副处长，对不起，是这样子。因为卷宗里有一点点关于你的‘资料’，局长指示要澄清一下。所以今天请你来，由这位李同志跟你谈谈。请你把所知道的情形告诉他……”

那个“李同志”走近过来，我一看，不认识，是一个“三寸丁谷树皮”型的矮子，四十出头的人，一口被香烟薰得又黑又黄的牙齿，一望便令人生出“似非善类”的印象。他用手一摆，请我到旁边沙发上坐定，自己先跑去倒茶。

阴谋家杜均明倏地一溜，已经不见了。我指着那个“李同志”问棺材脸刘秉如：

“他是——？”

“李式联，形式的式，联合的联。他在三处。”

我更恍然大悟了，由第三处（专办政治犯侦讯）和督察室（专办调查局员工违纪犯法案件）的人来问我的话，证明一年来风风雨雨地传说要戴我红帽子的谣言，终成事实！

我虽然自一九五一年就进入调查局工作，但是在局子里，我不认识的人还是很多。尤其是第二、三、五、六等处。但是，面孔总是熟的。而这个三寸丁谷树皮型的李式联，我却是第一次看到他。这时候，我更明白，沈之岳特地由情报局挑选了这个生面孔的矮个子来对付我了。俗语说：“矮子矮，一肚子坏，它是一个老妖怪。”我如今真地遇上妖魔鬼怪了。

实在说，我事前连做梦也没有想到，沈之岳竟然下这样险狠毒辣的手段！虽然明知他们在到处“调查”我，总以为没有任何具体证据，他不敢胡乱抓人。而我来台以前，全部时间在福建工作，福建籍人士对我的经历及平素为人，都很清楚。沈之岳派出去调查我的人，所访问者，无论是我的仇敌或是我的朋友，都是福建人，也都知道我的过去，而且都说了实话，那不是越调查对我越有利么？

但是，我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阶下囚，一个九天前在蒋副秘书长经国先生眼中还是“有功人员”的“贵宾”，九天后竟成为“匪嫌”，我能怎么样呢？我只有忍气吞声，尽量冷静下来，答复、驳斥那个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和帮凶棺材脸刘秉如的“讯问”。

事后知道：——就在我们进了招待所，阴谋家杜均明用手一挥的那一刹那，秃驴庄罕，带着彭兆庆和一个行动组组员，一个十足流氓型的崔桐柱，还有一个不知姓名的东西，一共四条汉子，浩浩荡荡地开车到我家去。一进门，个个满脸横肉，气势凶恶地，大喊：

“李太太！你们李先生被捕了，他有问题。我们是奉命来搜查的！”

这可真是晴天霹雳！我的爱妻秀燕，显然大为错愕惊讶，她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迟疑地问：

“我先生被捕？他有‘问题’？是什么问题？”

“这个你不用问！”秃驴庄罕恶狠狠地大喝，一面指挥另外三条汉子：“搜查！”——他自己首先动手。

“你们有没有搜索票？”秀燕有点不服气：“你们逮捕我的先生，有没有拘票，还是……？”

秃驴庄罕凶恶野蛮地大声喝道：“不用！我们是奉局长的命令来的！”（这就是沈记调查局，局长的权威可以毫无忌惮地撕毁了法律的藩篱！）

于是，四条汉子一齐动手，从书柜、衣橱、桌面、抽屉、钢琴、弹钢琴的坐椅、沙发、电视机、电唱机、收音机，一直搜到厨房。翻箱倒篋，无所不至。

这对我真是一场浩劫，一场大灾难！

自一九三五年起，到一九六六年二月八日止，所有我收藏剪贴的自己写的文章（白话诗、散文、杂文、短篇小说、独幕剧，永安及厦门中央日报的社论、厦门时代晚报的社论、以及早年在福建、江西、浙江、广东各省及来台后在菲、泰、越、缅、星、马、印尼、模里西斯等地华文报刊上的著作）、自己所作而未发表过的旧诗词手稿、日记、札记十五年间为调查局写的各种情报研判报告；还有其他的剪报资料，准备将来写回忆录的笔记……等等，跟着所有我跟亲友来往的书信、合拍的照片，整整被装成三大笼，悉数“付之一劫”！

最有“意义”的是：一九五七年我在石牌训练班三期担任辅导员时，和班主任蒋经国的合照，也被当做“匪谍犯罪证据”搜刮以去。至于和季源溥、张庆恩二位局长，以及其后与沈之岳在调查局集会后的照片，同样是罪大恶极的“犯罪证据”，“匪谍证据”，同样被洗劫一空！其中，“恶性最重”的匪谍证据，应该说是一九五一年七月、蒋介石老总统邀请我“驾临总统府一叙”的那封信函！

我有一枝自卫手枪，领有一九六五年内政部新换发的自卫枪枝执照，也被“缴械”！我的爱妻秀燕对秃驴庄罕说：“你们拿走这么多东西，也该给张收据。”秃驴凶悍地大喝：“不用！打什么收据！”

我在“为爱妻、我要控诉！”一文中写道：

现在，有没有人敢替我问沈之岳一声：“当年你的调查局抢劫去李某人那么多东西，哪一件足以证明他是‘共产党或匪谍’了？”如有人敢去问，我愿称他为勇士！

如果沈之岳敢出面来答复，我愿称他有种！

第二节——以行动代替侦查

——没有证据，藉抓人找寻证据。

在招待所，由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和棺材脸刘秉如，轮番“讯问”我。李式联先装得很有“礼貌”，很“客气”的模样，副座长，副座短的；又称我是他的“长官”。然后，他开腔了：

“李副座，实在对不起，因为我们专案的卷宗里，有一些资料牵涉到你，而且是早年的老问题。所以请你来谈谈。我们希望副座跟我们‘合作’，把问题弄清楚。”

我冷笑一声，答道：“你们不是早已经派出许多人，在大街僻巷到处调查我了么？被你们查访过的人，都告诉我了，时间也差不多有年把了。我有什么‘问题’，你们也该已经调查得很清楚了才对！”

李式联说：“就是因为还不清楚，所以请你自己说一说。”

“说什么呀？”我冷冰冰地问。

“说出你的问题！”三寸丁谷树皮的声音，似乎有点不高兴。

“说出我的什么问题？”我也很不高兴地回答。

“什么问题都说出来，什么问题都说出来。”棺材脸刘秉如这样说，声音显得很和缓的样子，而且勉强带着半丝笑容。

这时候，我改用很郑重而严肃，也很坚决的声音说：

“我什么问题也没有！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什么？”他急促地问。

“只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说：“我这个人脾气太坏，太率直，容易得罪人，而且得罪了太多的人！我也不会钻营、谄媚、逢迎、装笑脸、拍马屁、做家奴，跑公馆、送礼物、打小报告……”说到这里，我声音越高，越大，情绪渐渐显得很激昂，很愤怒。

李式联使个轻轻的手势，打断了我的话。他把声音放得很低，好像怕别人听见一样。他说：

“李副处长，你不要冲动，不要冲动！我们冷冷静静地讨论问题，冷静一点，冷静一点。你得罪了谁，我不知道；你说的你不会什么什么，也与这件事无关！我们是就事论事，替你解决问题。你……”

我大声截断了他的话：“我根本没有什么问题，要你们替我解决！我刚才说的‘只有一个问题’，那种问题，你们也解决不了；谁也不可能‘替’我解决的！”

“你又激动起来了！”他装出非常轻松而无所谓的笑容，递过一支香烟，又拿起打火机打火让我吸着，然后说：

“抽支烟再说！抽支烟再说！”又问我“要不要来一杯咖啡？”我摇头表示不要。他倒过来一杯浓茶。

“李副处长，是这样子的。”棺材脸刘秉如说：“你说你没有问题，不是我们不相信你。而是现在卷宗里有些资料，说你有些问题，须得澄清一下。所以……”

“资料？什么资料？我告诉你！资料是人编出来的！有真的，也有假的；有正确的，也有歪曲事实，荒谬绝伦的！”我等于明白告诉他，他那些所谓情报资料，是假的，捏造的，不正确的，荒谬绝伦的！

“不过，”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说：“你现在并没有证据，不能说我们的情报资料不正确。”

“你现在也没有证据，不能说你的情报资料正确！”我反驳他：“要不，又何必再问我！”

“所以，我们现在要来澄清这个问题。”他说。

“你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应该先去搜集足够的积极证据，证明你们的情报资料没有错误，再来问我！”我这样回答他。

李式联深深地抽了一口烟，烟雾几乎遮住了他那副阴险的面孔。他又想了一想，然后对我说：“我们现在就是在搜集证据。”

“不对的！你不能以行动代替侦查，藉抓人找寻证据！”我指出他的错误：“你搜集证据，应该从其他方面着手，广泛去搜集，证人须要是公正无私，跟我没有恩怨的人；证词也要客观而符合事实，符合我李某过去三十年的生活历史！就是你们所搜集的证物，也要是直接的，真实的、积极的、符合事实和经验法则的，然后拿出来，让我答辩！你们不应该想从我身上找什么证据！——我请问你：我能拿什么证据给你？我本没有任何问题，又不知道你们说我有什么问题，我那会给你什么证据？”

“请你回忆一下……”棺材脸刘秉如说。

“回忆什么？”我说：“我现在又不写回忆录！”

“你刚才说的，‘生活历史’。”三寸丁谷树皮说：“回忆回忆你过去的生活历史，回忆你以前做过些什么事？”

“我到调查局工作的时候，写过了自传，那就是我过去的历史。当年中央党部办党员自清，我也写自传，也填表，那些自传和表格，也是我的历史纪录！更早一些，我到革命实践研究院和石牌训练班受训，也都写过自传，那些自传也都是我的历史。你们为什么不去调阅？难道又要我写一次自传？”我说着说着，又有些愤慨起来！

“不！”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怎么说呢？他说：“我们希望李副处长把自传里面没有提到的事情，也交代一下。”

“没有提到的事情？”我实在有点恼怒：“没有提到的事情，是什么事情？我没有提到的事情，多着哩！像每天的拉屎撒尿，我就从来没有向谁提到过！”

“我们不是指的这些……。”

说呀说的，已经正午十二点。也就是说，我已经和那个三寸丁谷树皮型的李式联，及棺材脸刘秉如，舌战了四个多钟头。

这时候，“军统”人物李振国、翁文维两个人走了进来。李振国满面奸笑，翁文维一脸阴沉，坐了下来。一转眼，李式联、刘秉如两个人静悄悄地溜走了。

李振国涨红着那张肥肉的脸，笑嘻嘻地问：“李公高升副座已经六年多了吧。”话里含有多少嫉妒意味。他原本是苗栗县调查站主任，调回第一处第四科当专员，是我管个正着的部下。因为在苗栗时，利用职权向县长勒索一笔巨款，钱未拿到，就被调职。被他的继任者陈德谟检举了，调查局纪律审查委员会判他禁闭四个月。事先，他一再恳托我向纪审会主委马绍伯说项求情，被我婉拒。刑满后，他仍回一处工作。及至“军统”系的沈之岳君临调查局，不久，就把他调升为第三处科长。翁文维是戴笠的高足，“特警班”四期，李振国是否是“特警班”，我不清楚。总之，两人都是老“军统”。翁文维原本是台北县调查站主任，也是在沈之岳手里提升为三处科长的。

我没有答复那个老部下李振国的问话，却反问他：“你们究竟说我犯了什么罪？”

“我们……我们……这个是……这个……唔！这个，我们也是局外人，我们不知道。”

李振国强装笑颜而结结巴巴地说话。

我这才想起，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和棺材脸刘秉如，一定是去向沈之岳报告一上午讯问的情形了。所以，调了李振国、翁文维来当临时看守。由李振国那句话，可以想得到，第三处的人，每饭不忘地，都在屈指暗算：李世杰当副处长当了多久了的。

不一会儿，牛树坤带同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和棺材脸刘秉如回来了，李振国、翁文维便起身告辞。牛树坤说：

“世杰兄，你的案子，我本来一点也不晓得。这一回接了三处，毛钟新把专卷移交给我，我才知道的。”

“你知道了，所以就……，”我说了半句。

“我今天是来陪你吃饭的。”牛树坤说：“局长叫我来陪你吃午饭。”

果然，吃过午饭，那个有着一具铁板面的牛树坤就走了。

第三节——首日疲劳轰炸二十小时

——空话一大担，废话一箩筐。

一个下午又在折腾中过去了。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跟棺材脸刘秉如，还是上午那几句话，盘来盘去。

“李副座！”刘秉如说：“请你相信我们，我们不是要害你的，我们是要帮你解决问题……。”

“我已经说过，我没有什么问题需要别人帮我解决！我的心地清白，行为清白，毫无问题需要解决，更没有需要你们帮助我解决！”我坚决地重复这几句话。

“那你为什么怕跟我们谈过去的事呢？”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说。

“我怕什么？我什么事也没有，有什么好怕？”我说。

“那……你过去……。”棺材脸刘秉如欲言又止。

“我不是说过了吗？我过去的事，尽在那些自传里，再没有好谈的了。”我说：“你们再问，我就不再答复！反正，从上午拖磨到现在，你们拿不出一点东西来问我！”

一听到我说不再谈下去，棺材脸刘秉如跟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迟疑地互相看了一眼。还是矮子李式联开口：

“李副处长，你不要生气！大家平心静气来谈谈！我们也是奉命行事。上面的意思，是要我们问你过去的一些事情，是要你拿点什么给我们，不是要我们拿什么东西给你李副处长。”

“正是这样子，的确是这样子！”棺材脸刘秉如附和着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的话，说：“副座，你也是一位个性爽直的人；现在，又有什么不可以说出来的呢？”他又强调了一句话：“李副座，请你相信我们，我们绝对没有害你的意思！尤其是我，过去在台北县站的时候，工作上常常得到副座的指导和支持，我是绝对不会伤害你的。”

“我也不会呀！”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像唱戏一般，紧接着说：“我对李副处长的文才，一向佩服得不得了，只恨没有机会在副处长领导下来学习，我怎么会想害你呢？”

“再说，”棺材脸刘秉如又唱和着：“局里面也没有人会害副座的！局长、副局长都是副座的同学，杜主任又在石牌训练班老早就跟副座认识的，都是老朋友，老同志，我们怎么会害你呢？你说是不是？”

我说：“别再扯这些了。我不需要攀什么人事关系！我需要的是秉公，是公道！”

“副座，你这就言重了！”棺材脸刘秉如，这时候的脸色更棺材了：“难道我们对你不公道？”

“不会的，你放心，李副处长！”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也说：“不会的，李副处长，这一点你可以绝对放心！我们绝对不会害你，你一定要相信这一句话。我们绝对不会对你不公道的。”

“既然这样，你们就应该明白告诉我，你们究竟要问我什么事。”我说：“你们说我有问题，究竟是什么问题，就应该把问题一件件说出来，把证据拿给我看。然后，让我一件件地辩解，一件件地提出我的反证来。那时候，再看看，是你们的所谓资料、所谓证据正确，还是我的辩解理由、我所列举的事实、我所提出的反证正确！你们从上午到现在，什么也不说，只是‘问题，问题’地，虚幻、空洞，毫无事实，这是问案的态度么？这是问案的正确方法么？”

“这个……，”棺材脸刘秉如说了两个字，就不说了。

“是这样子。”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说：“现在，我们还是希望副处长你自己说出来，不要问我们卷宗里有些什么资料。这才是……。”

“自己说出什么来呀？我上午已经说过了。”我说。

“说说你过去的历史，你的……。”棺材脸刘秉如说。

“是呀！”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说：“你过去的历史，你自己最清楚，何妨说说看。——除了自传里所说的以外，应该还有一些没有写出来的嘛！是不是，是不是？”

“是呀！”棺材脸刘秉如也帮腔了：“说出来大家听听看，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当做是闲聊也行。”

我心中相当的不耐，用厌恶的声调回答道：“我现在没心绪跟你们闲聊！”

“随便谈谈嘛！不必这样。”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显然认为这样磨得我满肚子烦躁，已经达到他们的初步目的。他露出一脸奸诈狡狯的笑容，说：“副处长很早就入党了，是不是？”

“入党？”我谨慎地问：“你是说我加入中国国民党？”

“唔！”他停顿了一下，然后答道：“是的，是的。当然是指本党。”

“那我告诉你，我——民国二十八年加入国民党，同时参加中统局福建省调统室的组织。二十九年受党和团指定，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三十年在福建省党部当干事，兼宣传股长。三十三年，省调统室考核，说我工作成绩优异，将我由通讯员升为调查员。……”我说。

“调查员？是专任的？”李式联问。

“不是，是义务职。除了省党部干事以外，都是义务职。不支薪，也不支津贴，完全是义务职！当时的调查员跟现在不同，是高级义工。”

“除了这些以外，你没有参加过别的……？”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问。

“你的意思是？你这话指的是什么？”我问。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三寸丁谷树皮说。

就这样，从午饭后一直噜噜苏苏地，不着边际地，又扯到晚上十点五十分，除了铁板面牛树坤又来陪吃一顿晚饭以外。到这时候，我已经被疲劳讯问了十四个钟头，他们所问的，还只是空话一大担，废话一箩筐！

我被送到吴兴街的留质室，已经是深夜十一点钟。但是，沈之岳调查局的爪牙们，并不让我休息。他们把我“请”到一间所谓会议室，又是如此不着边际地追问，要我“说出来”，要我“自己说出有什么问题”来！直到半夜过了，应该说是二月十日零时五十分了，才下令“收押”！从被骗到招待所算起，第一天，我就被讯问了整整十七个钟头。再加上送入囚房以前三个多小时的“检查”，头一天，我就被连续疲劳轰炸了二十小时整。

我是一个早起惯了的人，每天早上五点半就起床的。自被蒋经国副秘书长宴请那一顿不祥的晚餐起，因为夜里要起来照顾病中的女儿吃药，喝开水，那九个夜晚，本来就没有好好睡过。如今再经过这一天的折磨，实在是疲累不堪了。

调查局的留质室，是一座为社会大众所不知道的、绝对秘密的黑狱。我虽然在调查局工作了十五年之久，却完全不晓得里面的情形。除了那个主任吴迎如，因为常常到局里走动而认识以外，任何职员也不曾瞧见过一个。

然而这时候认识了一个据说是姓任的小牢头（管理员）。如果说刘秉如是棺材脸，那他实在可以称为死人脸。他的脸色，的确像个僵尸脖子上的面孔，只差眼睛没有瞌上而已。

他命令我把外衣裤统统脱下来，抽掉皮带，摸了口袋，取走所有衣裤口袋里的东西，片纸不留。手表也剥去了，皮鞋也拿走了。我口袋里一张十二万元的支票，不用说，更是没凭没据地收去了。（直到现在，也没有还给我。）然后，他让我再把外衣裤穿上，拿了一双草制的拖鞋给我。因为皮鞋也被扣押了。

等到我被送进内监囚房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三点十几分了！

第四节——这算地狱第几层？

——囚房没水电·小痰盂当便溺桶

索忍尼辛在“地狱第一层”那本书里，描写那个二等参事、相当于陆军中校的渥罗亭被捕送进监狱的时候，因为被搜身，剃光头，强迫洗澡……等等而大叫“我是外交官！我是外交官！”我在狱中读到这一段，不禁失笑起来！我想：入狱之初，能够剃光头、洗澡、换衣服，还比调查局留质室黑狱对待囚犯“文明”得几十倍呢！当我想起，如果索忍尼辛老弟也来坐坐我们“反共基地”的调查局黑牢，不知道他还肯不肯到台湾来演讲教训人呢？

“我是外交官！”无非认为外交官还需要保持一点做人的尊严。其实，渥罗亭实在更应该知道，不管什么人，做人的尊严都是应该受保障的。但在极权独裁残暴统治的国度里，特别是它的监狱，自然是例外；甚至，它们那些没有入狱的人民，做人的尊严，也随时有被剥夺的危险！

如果说“我是外交官”、“我的阶级相当于陆军中校”，便是一项不可受辱的理由。那么，假使我当时也喊叫：“我是简任官！我是副处长！我的阶级相当于少将！我相当于少将阶级！”又如何呢？让我告诉索忍尼辛老弟吧！假如那个外交官被解送到台湾调查局留质室，他压根儿就不准出声呼叫，只准许“嗄，嗄，唦，唦”地用喉管里的气说话。

关进留质室，是一间约八呎长、四呎宽的囚房，入门靠右边放着一张单人木床，靠床头的墙壁角，放着一个小痰盂，当小便桶兼大便桶用，有一个马粪纸板子当马桶盖。此外，什么东西都没有，真可说是“四壁萧然”。房门是用直径约三、四公分粗的大铁杆做成的栏栅门，像鸟笼的小门一样。房门上有一个宽约两呎半，高约一呎的窗子，房间后面也有一个窗子，距离地面约八呎高。两个窗子，除了密密排着直径约一吋粗的铁条以外，还加上一层粗约三公厘的铁线，织成连一只小苍蝇也无法飞入，一颗小绿豆也无法筛掉那么密的铁丝网。因此，空气根本无法流通。铁门外的钢质门闩，直径足足四公分粗。闩上后，再加上一副钜型的洋锁。警卫们——也就是看守、狱卒、禁子，但是，在调查局，却叫做警卫——开门关门，无不故意把铁闩用力推拉，发出非常震响的金属碰撞声，使这座神秘监狱的阴森恐怖气氛，更加浓厚而骇人；特别是深更黯夜里，狱卒们“提”人出去受“侦讯”的时候。

虽然经过近二十小时的折磨，我却一点也睡不着，躺在那冷冰冰的木床上，盖着一床薄薄的棉被，听着窗外下起雨来了的声音，心中只有愤激、忿怒、焦急、不平而烦燥！又想念病体尚未全愈的女儿，想念家里的人这一天一夜不知为我怎样的担惊受怕，怎样的痛苦难过，怎样的悲痛忧伤，一时凄怆与仇恨之火，齐涌心头！

我心烦虑乱地，在那张三尺宽的木板床上，辗转翻覆，不能入寐。脑部又晕又痛，心搏突然加快；颈项的风湿病又发作了，真是在“过地狱”！

忽然，铁门的门闩“喀喇”地响了，狱卒开了房门，一个工役送进来一份早餐。

我摇摇头，又摇摇头，表示不吃。狱卒问我：“为什么？”我用平常中低的声音说：“人不舒服，吃不下……”

“小声一点，”那个狱卒提醒我：“说话不要出声，不要被别人听见！”然后，他问我怎样不舒服。

我说：“没有睡觉，没有洗脸刷牙，口里干燥苦涩，舌苔厚！而且，头痛得很！”

那个狱卒叫我把早点留下，他跑去告诉牢头吴迎如。于是，过一会儿，送来了一条又短又薄的毛巾、一块肥皂（不是香皂）、一支牙刷、一支小牙膏。这大概因为我还是现任副处长，才有如此这般之“优待”的吧！

可是，当我走进那间所谓盥洗室时，天呀！大约五六个铝质脸盆，是众囚犯公用的，每个盆里都沾着一重厚厚的油腻，还有五颜六色的污垢。我不敢使用那些脸盆，只用毛巾在水龙头下接些冷水，胡乱擦一擦脸部。至于刷牙用的口杯，每个房间都有一个五百CC容量的塑胶杯子，是早上用来漱口刷牙，早饭后用来装开水的，每半天只给一杯饮用水。杯子没有盖，地上不能放，就搁在门上铁窗的窗缘。要喝的时候，水面浮着一层细粉末一样的灰尘。

盥洗过后，我还是没有吃东西。因为头痛欲裂，回到囚房里，躺下想睡，却是睡不着。

然而狱卒又来开门了，是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挨着开的，叫人上厕所大便。我有生以来，第一遭看到了，大便是要按照“规定”之时间的。这个留质室的“规定”非常繁多，而最苛酷、最无人道、最野蛮的规定，是每天定一个时间命令你大便；如果这个时间你挤不出大便来，那就要使用囚房里那个小痰盂。房间是那么狭隘，空气又不流通，更没有水龙头或任何卫生设备。莫说大便后无处洗手，而且，天天用同一张纸板盖着那个小痰壶——装大小便的痰盂，一室薰蒸，那恶臭真是难以忍受的！在冬天或春初，天气寒冷，尚且令人薰得恶心。一到夏天，在摄三十七度左右气温底下，住在这样臭气薰蒸的狭窄囚房中，我不知道索忍尼辛老弟要说这是地狱第几层？

留质室囚房区成个冂字形，右边一排四间，据说有一间大房间可住好几个人。左边一排也是四间，最末端连接那个肮脏透顶的盥洗室。中间横排六间，都是像我所住的那种小囚房。从右边一排第一间，顺序算到左边跟盥洗室隔壁的最末一间，它们的编号是：一、二、三、四房（右边），到此转弯是：警卫室，五、六、七、八、九房（中间横排），然后再转个弯到左边：十、十一、十二、十三、盥洗室。

每一间囚房的铁栏栅门外，都深垂着一爿厚厚的深蓝色布帘。当狱卒们要提人出去“侦讯”，或是叫人出去洗脸、出去大便时，凡是他在狭窄走廊上所要经过的地方，狱卒们首先要把所有囚房的那爿厚布帘一律拉平，“重重帘幕密遮灯”地遮掩起来，以防任何两个以上囚徒彼此互打照面。这时候，房里便漆黑一片了！——电灯装在房外走廊上，房间里是没有照明设备的。

就这样，讲话时不准出声，走路时不准见面，就算你有个非常熟识的朋友，关在隔壁，那也是咫尺天涯，如同万里遥隔，彼此不会互相发觉、更不会知道的。

第五节——办“贪污罪”呢，还是“匪谍罪”？

——司法检察官拒发逮捕令、搜索票。

沈之岳调查局把我骗到招待所，再由招待所解到留质室幽囚以后，开头四天，即二月十、十一、十二、十三日，就完全不理会我，把我丢在牢房里，没有半个人来“侦讯”。后来，有一位调查局职员，用极其秘密而辗转的方式，偷偷告诉我的爱妻秀燕，我才知道那四天他们在干什么。

第一件是：调查局究竟找个什么罪名来“办”李世杰，比较“妥当”。因为局里局外，太多的意见反应，都认为李世杰这个已有二十八年历史的老CC、老中统、老国特，又写了几百万言的反共文字，散布在情报圈内及海外各华侨报刊，如果硬是照原来的“计划”，办他李世杰“思想”罪、“共产党”罪、“匪谍”罪、“叛乱”罪，实在是匪夷所思，实在是不可思议，实在是全天下都没有人相信的鬼话，实在是国民党自己用手捧大粪涂面孔，制造并不存在的家丑，再加以外扬。因此，那个“专案小组”就一连开了四天会，研究、讨论，甚至争辩得很激烈，要寻求一个最“适合”于李世杰的罪名。他们接受阴谋家杜均明的意见，认为最好是办李世杰“贪污罪”，因为这本是沈记调查局原初第一张底牌。如果办得成，到时可对法院施加压力，逼迫法院依照“戡乱时期贪污治罪条例”第四条的任何一款，判我死刑。“万一”不行，人已抓了，下不了台，又怎么办呢？当然是“既抓之，则办之。”只好办我“匪谍罪”了。据说，第三处处长牛树坤，很激烈地反对这个办案方略，他的表面理由是：贪污罪必须有很确凿的证据；要不，司法法庭是公开审判，被告是这样高职别的情报机关官员，他和新闻界又颇熟识，记者群又是众目睽睽的。推事们比较上不敢像军法那样胡乱判罪，尤其不敢胡乱判死刑。万一如此，画虎不成反类犬，到那时候，再回头来办李世杰“匪谍罪”，不但不好看，而且还会招致太多的反对与攻击。可是，调查局里的中统老同志们，私底下都非常清楚：牛树坤骨子里的意思，无非是：他必须在李世杰的“案子上”分一杯羹。如果办我“贪污罪”，则只是督察室的专责，与第三处无关。牛树坤便得滚开！至若办我“匪谍罪”，那就第三处是主体，督导室反而居于次要的地位。所以，铁板面牛树坤就找理由反对了。

不过，“专案小组”既已如此决定，于是，调查员们还是分头出发，到处秘密访问，搜集李世杰“贪污”的事实和证据。他们调查的对象，当然是跟调查局有关系的人士，例如：调查局一些高级义务工作人员，运用关系（大多为社会上较有地位的人）。还有，诸如一些经我由日本、香港、马来西亚策动返台来归的台独人士。这些人，逢年过节，我照例要替调查局送送礼物，或送送现金；或在平时邀请他们吃饭。（可并不是像蒋经国宴请李世杰那样，请客后就抓人！）督察室派出了大批“军统”出身的小调查员，按着单据上所注：这笔钱、这项礼物送给谁，这项宴会请的是谁，一个一个去查问：（但有很多依规定不注明接受邀请者的姓名，以防泄密，这种单据他们就无从“侦查”了。）“某年月日，李世杰有没有送这一笔钱（这项礼物）给你？”“这笔钱的收据是不是真的你自己签名盖章的？签名盖章以后，是不是真的拿到钱？”“是不是照这数目付给你？”……诸如此类。

被“访问”的人，有的惊讶，有的疑惑，有的赌咒发誓，“确实收到！”有一位不怕死的朋友，对小调查员反唇相稽，问他：“李先生是你们的副处长，你们尚且不相信他！我说收到这笔钱，你相信吗？”——像这样给调查局丢乖露丑、出洋相，真亏沈之岳等的厚脸皮，干得出来！

我真要感谢上帝！没有人因为惊惶恐惧而否认收到了我经手送的财物。否则，我就跳到太平洋，也洗不干净的了。——这且不去说它。现在说第二件。

第二件是：沈之岳调查局既然逮捕我，囚禁我，又抄掠了我的家，抢劫了我的东西，就企图“亡羊补牢”，把它的强盗行动“合法化”。共产党善于“以合法掩护非法”，沈大官人的调查局却想要“以合法补救违法”，真是名师出高徒！因此，当沈之岳得到阴谋家杜均明的报告：“李世杰已入彀中”时，就派了一名经常专跟法院办交涉的高级人员，先到台北地方法院检察处，要求首席检察官签发逮捕令、羁押令和搜索票。地检处要先看案卷。调查局的答复是：“极机密，不能泄漏。”检察官要求说说案情的大概，答复也是“极机密，恕难奉告。”地检处因此不肯签发。受派的人请示了沈之岳以后，又跑到了台湾高等法院检察处，作同样的要求。高检处检察官提出的要求，得到的答复，跟地检处几乎完全一样。因此，那位检察官说：

“实在对不起，这件事歉难照办！扣押一个那么高职位的人，又是贵局的人，竟然没有丝毫犯罪事实的资料，就签发押票和搜索票。万一将来出了问题，我们担当不起。不是我们不帮忙，我们至少也得知道一个案情的大略。请原谅！请原谅！”

透露这项秘密的这一位调查局职员，虽然用的是迂回曲折方式，但我可以推想得到，他当时的心态是何等的惶恐战兢，但也算是蛮大胆的。万一这事被沈之岳知道了，我这位好朋友势非也变成“匪谍”不可！因之，对于他的道义之深，友情之重，我是感激的。（现在为着顾虑他的安全，我不能泄漏他的姓名。）

在留质室的第一天，我几乎不曾吃多少东西。没有睡眠，又患头痛。没有医生，没有药品。问狱卒，他说：“医官每个礼拜一来一次，这几天还不能来。”我屈指一算，要到二月十四日才是礼拜一，还早呢！

就这样熬到二月十四日。大清早，天还不大亮，突然“喀喇”一声，囚房的铁栏栅门，响了，剧烈得震人心弦地开了。不是来叫洗脸，不是送早饭来，也不是来叫到厕所去大便。当然，更不是来叫看病的。只听得狱卒说：“谈话！”

谈话，就是侦讯！

我从床上翻起身来，穿了衣服、袜子——一双湿漉漉的袜子，套上留质室那双草拖鞋，也是湿漉漉的。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四天，阴雨下个不停，囚房外那个水泥地的“放封”场，满地是水。每天趁着不下雨的时候，每人散步十几分钟。结果，拖鞋袜子都被水湿透了。那几天，我曾要求叫家里送一双塑胶拖鞋，几双袜子，或由留质室代买。结果，因为“主办人”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没有来，谁也不敢答应。我又从来没有打赤足的习惯，只好穿着湿袜子、湿草拖鞋了。

写到这里，不禁想起：不知道索忍尼辛老弟在苏联的“古拉格群岛”，在苏联的“地狱第一层”，穿过这样的袜子鞋子没有呢？

第六节——棺材脸逼我承认贪污

——我说：“凭空诬人贪污，是禽兽！”

“侦讯”是由秃驴庄罕和棺材脸刘秉如来问的。这一点和前面所说，沈之岳先想办我“贪污罪”的说法，印证起来，恰正相符。因为，这两条恶煞、凶汉，都不是第三处牛树坤的人，而是阴谋家杜均明的部下——督察。

开始时，还是跟在招待所的情形一样，不过，这次他们的话说得稍为“明白”一点，那是棺材脸刘秉如说的：

“李先生！”他不称我“副座”了：“事情已经到了这地步，你还是自己说说吧！你究竟做过什么‘违法’的事？早早交代清楚，早早结案，不是对你较有利的么？”

“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违法的事，以前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我斩钉截铁地说。

“那很难说！”秃驴庄罕说：“也许你自己忘记了。你再想一想，就会记得的。”

“没有就是没有！什么记得记不得！”我说。

“不要这样子，我们是为你好，所以才……”棺材脸刘秉如说：“每一个人都会做些不法的事情而忘记的，这也没有什么。你说出来就没事了。”

“照你的说法，你们自己是真的做过不法的事情而忘记了？因为你说‘每一个人’！”我说。

“不要这样咬文嚼字。”秃驴庄罕奸狡地笑着：“把谈话集中在你身上。”

“我身上？”我愤然地说：“我现在一万句话‘集中’做一句对你们说：我什么不法或违法的事也没做过！你就再问我一千万遍，我也是这句话回答你！”

就这样又磨跎了一个上午。秃驴庄罕走了，留下棺材脸刘秉如。他吩咐狱卒，叫厨房把我的一份午饭，连同他自己的，一起开到侦讯室来。一边吃，一边侦讯：

“李先生！现在，趁他（指秃驴）不在，你可以实在告诉我了。”

“告诉你什么？”

“你虽然平日写了很多文章，有稿费收入；但是，当然不会很多嘛！那你的经济来源还有什么路子？”

“你怎么知道我稿费收入‘不会很多’？我还需要另外什么经济来源？”我说。

“你不住公家宿舍，你住的房子那么好，屋子里的陈设那么讲究，当然另外有经济来源！”棺材脸刘秉如说。

“那不干你事！我没有不法的经济来源就好！”我有点恼怒。

“那你把你的经济来源说说看！”棺材脸说。

“我为什么要说？”我反问他：“如果法律规定每个公务员要公布财产或经济来源，那就大伙儿一起来，人人公开出来，从局长到调查员，雇员！如果不，为什么单单问我一个人！譬如你住的虽是公家宿舍，谁知道你有多少黄金美钞隐藏起来没有呢！是不是？难道无缘无故的，要你说出你的经济来源！”

“但是，有人检举你贪污。”棺材脸刘秉如终于从棺材口里吐出了“贪污”两字了。

“说我贪污？”我哈哈大笑起来：“谁说的，他就应该负起举证的责任！叫他拿出证据来，再跟我对质！如果他提不出证据，不敢对质，凭空血口喷人，他就是畜生，猪狗不如的禽兽！你们应该办他诬告罪，不应该来问我！对不对？”

刘秉如知道我在指桑骂槐，那张棺材脸涨得像猪肝一样的颜色。

我不待他开口，继续告诉他说：“譬如有人毫无证据，就说你刘秉如贪污。那么，这种人就是没有是非，造谣诽谤，制造事端。没有是非，就不是人，是畜生，是禽兽！是不是？孟子说的：‘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如果有人凭空诬赖你刘秉如贪污，却又拿不出丝毫证据来，也不敢跟你面对面来辩论，那你会不会骂他是禽兽是畜生呢？你会不会骂他丧尽天良，骂他是无耻小人呢？我相信你会的，只要你真的不曾贪污过，你一定不甘受人谗谤，你一定会骂他是无耻畜生的！对不对？……。”

说到这里，秃驴庄罕进来了。他显然是出去填满了他的肚子，填饱了，一副脑满肠肥的体态，他接班地“讯问”我，让棺材脸刘秉如去休息。他来得巧，正好替棺材脸刘秉如解了围。

“怎么样？你跟刘督察讲了些什么？”秃驴庄罕问。

“你问他嘛！”我无精打采地回答。

“你对他承认了？”秃驴庄罕居然这样问。

“承认什么？”我怒瞪着眼，盯住他反问：“承认什么？有什么好承认的？告诉你——”我把“你”字拖得很长：“我根本没有什么事好承认！”

“你——！”秃驴庄罕勃然变色，几秒钟后，他又换了一副面孔：“其实不必这样子，你想通一点，你一直不承认，我们就无法结案。早一点结案，对你比较有利。你不要自以为没有事，害了自己。承认了吧！”

我已经很厌倦，我无法忍受这样毫无意义的、翻覆不停地唠唠叨叨，我闭目不说话。

天色渐渐灰黯，云霾笼罩着侦讯室外的天空。侦讯室外传来ㄔㄔ亍亍的塑胶拖鞋的脚音，夹杂着男人的低泣声，使整座留质室的气氛更加恐怖起来！

后来，我终于知道，棺材脸刘秉如，还率领了秃驴庄罕，到我家去，用恐吓威胁的口气，逼迫我的爱妻秀燕，要她“说出”我“是怎样贪污的？”还说，只要秀燕“说出来了”，我就“什么事也没有”，就可“早日结案”。如果“不说出来，对你们李先生是很不利的。”云云。但是，我的爱妻秀燕，怎肯在这种事关个人操守的问题上，加诬她所爱的夫婿呢？终于，她严词拒斥了棺材脸刘秉如和秃驴庄罕的妄言！

第七节——三杯浓茶·一杯咖啡

——疲劳讯问后，再让我失眠

我回到第五号囚房里，已经是夜晚十一点钟的事了。秃驴庄罕跟棺材脸刘秉如，这一天又整整折腾我十七个小时，还逼不出我“承认贪污”的假供词，心中颇为懊恼而怀恨。他们这下子真的原形毕露了，喊了狱卒来，用手戟指着我，吆喝着：

“把他送回房！”

秃驴庄罕咬着半边牙齿，歪着驴嘴，喷出了一声：

“你不要后悔！到时，你不要怪我！”

我意识到严重的苦难即将临头，这班禽兽，原先还隐藏起那付兽相和那份兽性的；但是，现在，兽相露形了，兽性发作了。——从此以后，已经不是让我讲理的时候了。

我默默无言地跟着狱卒走，在走进内监的大门后，狱卒叫我站在院子里，搜我的全身口袋，看看有没有挟带纸笔或什么东西进囚房。搜过了，进了房间，“喀喇”一声，铁栅栏门震响地门上了；再一声“喀喇！”上了锁。

我实在很困乏，脑子里又是昏昏，又是胀胀的。脱了外衣，立刻躺在床上。外边滂沱的大雨，滴滴急骤地击打着它所要击打的地方，也击打着我烦乱的心。

正在沉沉将要入睡的时候，猛地里又是“喀喇”一声，震响了整个囚房区，也震惊了每个睡梦中的囚犯——包括我。我眼睛几乎无法睁开，强抬起头，睡眼惺忪地望着那个狱卒、禁子。他用右手食指轻轻地一跷，低声说：“谈话。”

春天的雨夜特别寒冷，我爬出被窝外，穿好外衣，随着狱卒走出去。到了侦讯室，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已经坐在那里，一脸阴沉沉的，像个死人脸孔的颜色。他用手一挥，命令我坐下，然后开腔：

“李先生，一个人要识趣，要知机，还要看情势。‘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你已经失掉自由，跟社会隔绝了；想靠外头有人来救你，是妄想，是不切实际的。也不要想要倚靠自己的才智来放刁，我敢很坦白地告诉你，一点用处也没有！更不要想倚靠你过去的功劳，你的功劳再大，对现在的情势来说，根本发生不了关系！

“我还可以告诉你，你这样拖延下去，坚不承认，对你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你如果不相信我的话，吃亏的是你自己，不是我！你懂吗？你学问比我们好，智识比我们高，会说会写，我都知道！可是，我告诉你，现在这些本事一点也没有用了。你最好仔细想一想！”

我茫茫然，抬头看墙壁上的挂钟，是深夜一点四十五分。我想起睡眠还不到三小时，就觉得更倦怠无力。

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又说：“你只要向我们坦白，让我们有个交代，局长对上级也有个交代，我保证你一点事都没有。你没听说过么？‘政治问题，政治解决。’你有了政治问题，只有向我们坦白，一切都可以在局里面获得‘政治解决’，秘密地办个‘政治解决’的手续，外人都不知道，也不损害你的名誉。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早一点出去；将来，你还是我们的长官，我们还要接受你的指导的。如果你不听我的劝告，我老实告诉你，到时候，你一定会吃很大的苦头。我是一片‘好意’，帮助你解决问题；你是聪明人，一定听得懂我的意思。今天，就是你应该识时务的时候了！”

我已经体会到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的话语中，含有很不祥的威胁意味。我只默默地听着，不去跟他对嘴。他也没有要我马上回答他。（事后想起，那时，调查局“城固专案小组”中，“贪污派”显已失势，“匪谍派”抬头了。）

“如果说，你早年年青，犯了错误，”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继续他的独唱独白：“现在不好意思说出来，那是错误的想法。你现在应该扔掉‘思想上的包袱’，跟我们合作，向我们‘坦白’，‘交心’，才是救你自己的办法。你可不要自误！”

“但是，我从来没有犯过什么错误！我没有什么‘政治问题’，也没有什么‘思想上的包袱’！我……。”我实在疲倦得无法支持，一直想睡觉，有声无力地回答。

“怎么样？无精打采地！”三寸丁谷树皮露出得意的笑容，这样问。

“我睡得不够。”我说。

“来！喝杯浓茶！”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赶快站起来，倒了一大杯果然又浓又黑的茶，递过来。茶是半温的，又正在口渴的时候，我三两口就喝掉了。

“再来一杯。”

我一连喝了三大杯，大约一千CC的浓茶。

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这时候那阴险狡诈的脸上，突然露出笑容来。他继续唠唠叨叨地讲着：

“我可以原谅你现在的想法，我办过很多政治案件了。初到案的人，都是心理头存着一种恐惧感，不敢坦白。可是，你李副处长是本局的老同志，是本局的高级人员，你有什么好顾忌的呢？老实说，当个共产党员又有什么了不得，我们沈局长不是在延安待过很久的吗？蒋副秘书长在苏俄，不也是国际共产党的党员吗？说出来，有什么关系？”

壁上时钟已经指出，现在是早晨六点十分。这时候，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忽然站起身来，打开厨房刚刚送来的热水瓶，冲了一杯又浓又香又甜的咖啡，送到我的面前，笑嘻嘻地说：

“天气冷得很，喝杯热咖啡好了！提提神，好好地想一想，想想我刚才跟你说的话！”

说着说着，又递过一支香烟来。

抽完了一支香烟，又喝完了咖啡，身上的确暖和得多了。我起初很迷惑，不知道今天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为何如此“好意”。我以为他还要继续他的演讲，就坐着不动。不料，他竟站起来说：

“好吧，回房去休息！好好去想一下，想想我刚才说的那些话！”

我回到第五号囚房里，身子真的十分疲累不堪；一头躺下，却是一点儿也睡不着。

天呀！我上当了！三杯浓茶，一杯咖啡！——三寸丁谷树皮啊！李式联！李式联！你的心计真比蛇蝎还恶毒！

第八节——没有做共党·也要写自白

——寒流来时，脱掉衣服刑求

“两杯浓茶，一杯浓咖啡！两杯浓茶，一杯浓咖啡！……。”我心情烦躁地在小木床上翻来覆去，辗转反侧，不能成眠。翻呀翻的，又听见铁门闩“喀喇”地震响了，狱卒来叫：“谈话！”

我问他：“几点钟了？”那个狱卒把手表伸给我看，八点四十分。天哪！我躺了两个多钟头，一些儿也没睡着！

我拖着疲乏而颓丧的步伐，走进侦讯室。一看，是棺材脸刘秉如，和一个刚刚考进调查局不久的年青家伙，名叫许文雄的宜兰人；他长相很丑陋，很多人叫他“牛头”。六个月前，他在青潭调查局新进人员训练班受训时，我还去讲授“国际现势”和“当前国内情势与本局调查工作努力的方向”两项课程，是他的老师哩！

棺材脸刘秉如今天露出一副稀有的凶相，一看见我，就猛敲一下桌子，恶狠狠地提名道姓的对我喝道：

“李世杰！今天你抵赖不过了！我们对你的案子，不惜工本，（请读者先生注意这四个字！）已经从海外和大陆搜集了确实的情报，证实你是共产党了！你赶快自己承认出来，省得大家不好看！”

我当然知道他在扯着最无耻、也最愚蠢的谎言！因为，若说海外，则东南亚各国华侨中，跟调查局发生组织关系的，几乎百分之八十是经由我的手建立起来的，或跟我相识数十年的朋友。再则，我既然绝对不是共产党徒，在海外怎样调查，也查不出有足以诬枉我的谎言。至于说从大陆去搜集情报，更是最愚笨的蠢货也不至于如此撒谎的，因为，那无异是鬼话。一来，调查局自一九五五年就将对大陆的工作移交给情报局了，这是奉蒋经国的命令移交出去的，棺材脸刘秉如就算能够变成跳蚤，也跳不进毛泽东的裤裆里去！二来，一九五五年三月以前，我负责处理从大陆及海外转来的有关中共的情报分析研判工作，我深知一件指示要辗转送到大陆秘密工作人员手中，就十分的费时费日，哪有可能在一个礼拜左右，命令发出了，报告也就回到台湾来了的道理？（就是海外，也不可能这样快的。）三来，莫说我这个老CC、老中统、老国特！就算真有一个“匪谍”潜藏在台湾，说是可以从大陆中共档案里去搜到证据来“证实”，也不免太过“天方夜谭”，太过“聊斋志异”了！不是低能得近乎白痴的窝囊货，会造出这项谣言吗？

但是，看到棺材脸刘秉如今天那一副嘴脸，我知道情况跟前几天大不相同了，“情况”已经进入一个严重的转折点，起了变化了。他本来还算是人面兽心，现在可是兽面兽心，兽性兽行，不可理喻了。人和猪猡讲理，固然白费唇舌。如果羔羊跟豺狼讲理，又怎样呢？这时戳破他那幼稚得既可怜又可笑的卑鄙谎言，毫无益处，只有受更多的凌辱。因此，我沉默不语。

“你听见了没有？刘督察在跟你讲话呀！”我那个不肖学生、牛头小鬼许文雄，用力地在装扮棺材脸的帮凶角色！

我看了他一眼，我相信我的眼睛一定露出憎厌的颜色。

刘秉如显然认为，牛头许文雄不过是个小鬼，还没有资格在他棺材脸跟前插嘴说话。他用手摆了一摆，阻止他开口。然后，狞笑地对我说：

“如果你真的要跟我们搞监狱斗争，那也不要紧！我老实告诉你，我们办过匪谍案件多了，每个匪谍总是想跟我们作监狱斗争的；但是，我们总有办法对付他！时间，就是我们的本钱！我们要关你多久，就关你多久；我们想用什么办法对付你，就用什么办法对付你！你想跟我们斗？简直是想死！你难道想等待毛泽东来救你不成？”

棺材脸刘秉如的嘴里，像吐完了粪溺似地，呕吐出这些话以后，就命令我那个不肖学生，牛头小鬼许文雄：

“拿纸笔来，叫他写！”

说完，走了。

牛头小鬼许文雄送来一叠纸，一支原子笔，还有一副凶恶的横肉相，恶声恶气地吆喝着：

“快写！”

“写什么？”我问。

“写自白书呀！写你做共产党、做匪谍的经过！”这下子，棺材脸不在，轮到他牛头小鬼许文雄来作践我了！能够侮辱一个副处长，一个老师，在他许文雄这一辈子中，大约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是他唯一的耀武扬威的时候了。你看！他已经“判定”我李世杰“是共产党、是匪谍”了。

我说：“我不是共产党，我不是匪谍，没有什么可自白的！”

“没有也得写！”那个牛头小鬼许文雄居然这么说。

“没有也得写？”我质问他：“是你说的？”

“是我说的！怎么样？”

我从坐椅上跳起来！我心里头实在怒火中烧，不可遏抑，几乎想跟他拼了算了。但很快地，我吞下这一口气，作了一个深呼吸，然后慢慢地说：

“那你也写一篇！”

“我写什么？”牛头小鬼许文雄问。

“你也写一篇自白书呀！——是你说的，没有也得写呀！可不是！”

我已经不记得许文雄那个牛头小鬼还说了些什么混帐话，可是如此毫无意义地磨呀磨的，又磨了两个多小时。吃午饭的时间到了，——在留质室，中饭时间是上午十点半，晚饭是下午四点半。——我被送回第五号囚房。

沈之岳调查局对待囚犯的苛酷，单从吃饭一件事就可以看出。第一不准吃鱼，因为怕囚犯把骨头吞下喉咙里去自杀；第二不准用筷子，因为怕囚犯把筷子戳进喉咙里或吞到肚子里去；第三不准吃第二碗。我亲耳听见有一个别房的囚犯，问狱卒要多一碗米饭，那狱卒怒声喝道：“你还吃不够吗？国家的粮食，可以让你要吃多少就吃多少吗？”（不过，我自己并没遭遇过这情形，因为我吃量不多。）第四是晚饭时间那么早，当囚犯们被通宵疲劳讯问时，无不饥肠辘辘，饿火中烧。而办案的调查员们则踞坐在一边，大吃其宵夜，让旁边看着的囚犯，馋涎欲滴。我因为缺少睡眠，只胡乱喝几口好像洗碗水的“菜汤”，躺下来，想好好睡一觉。正在朦朦胧胧地入眠的当儿，又被一声剧烈的“喀喇”声惊醒了！天呀，又是“谈话”！

眼睛几乎睁不开来，用手搓揉了半晌。站起身来，只觉得天旋地转一般，头晕、头痛，胸部压缩，两脚酸软，四肢无力。那一天正值大寒流来袭，我勉强穿了衣服，在寒风冷雨中，扶着墙壁，步出回廊，哆嗦地走着。

到了侦讯室，一抬头看见，秃驴庄罕满面怒容地坐在那里，壁上时钟指的是二点还不到。

秃驴庄罕一看到我，就拍案大骂：“姓李的！你这个‘老共’！我问你：你是要活，还是要死？你……你贪污罪不认，也就算了；局里面宽大，不办你。而你连匪谍案也不认！混帐的东西！我们说的话，你都不听，你这可恶的匪谍，你是死定了，除非你现在赶快坦白！你不要说我们不敢揍你；我告诉你，你再不说，看我用水管装着水打你，打死了也没有伤痕的！老实说，打死你一百个李世杰，我也不必去赔命！……。”

我默默地坐着听他秃驴庄罕那长篇大论的禽兽话，一语不发。我开始想到他们要对我施加体刑了。

“来一个警卫！”秃驴庄罕朝门外大喊一声，一个狱卒跑了进来，对着秃驴庄罕，垂手而立。

“把他的大衣脱下来！把他的西装也脱下来！”秃驴庄罕像鬼一样嘶喊，一面用手戟指着我。

狱卒走过来，很客气地说：“李先生，你自己脱下来吧！”

脱掉了上衣，在摄氏六度左右的寒冷气温里，我渐渐打颤起来。秃驴庄罕仍旧在那边指手画脚，拍案顿足，破口大骂，他的什么肮脏话，连“他妈的屄”都从他的嘴巴里爬出来了。我已经听不清他在叫嚣些什么。我说：

“我太冷了，我要穿衣服。”

“穿什么衣服？就是要让你冷一冷，冷静一下想想我们的话！”这是秃驴庄罕的声口。

在穿着薄薄的内衫和一件汗衫，冷得发抖之中，我挣扎大约二个多钟头。秃驴庄罕也力竭声嘶地骂了两个多钟头。

然而，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施施然走进了。

第九节——李式联说：安全局要自设军法处

——秘密判处死刑，秘密枪决，没人知道。

“什么事？什么事？”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看到秃驴庄罕大吼大叫，连忙问。又回头看看我，“很关心地”问我：

“李先生，怎么回事？——咦，为什么不穿衣服？当心着凉呀！”

“别让他穿！让他冷一冷，头脑才会冷静下来！”秃驴庄罕悻悻地说。

“哎哟！别这样，别这样！庄督察，你走罢，（其实，他是要让秃驴去轮番休息的。）让我来跟李先生聊聊。”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把秃驴庄罕“劝”了出去，马上回头对我说：“把衣服穿上，把衣服穿上！”然后看看表，又笑着说：“哎哟，快开饭了。那——我叫厨房把你的饭也开到这里来，我们一起吃，边吃边谈，好不好？”

穿上衣服后，我一直打喷嚏，流鼻涕，也流眼水。心里想到秃驴庄罕，棺材脸刘秉如，跟那个牛头小鬼许文雄的野蛮凶横，想到我为国民党和它的政府，为他蒋家的天下，做了三十年的功狗，如今因为“军统”要吃掉中统，展开派系斗争，居然不惜“兔死而狗先烹”，拿我开刀。想到这里，又想念我的女儿，不知道她的病完全好了没有；我的妻、我那四个男孩、还有我的丈母娘……。

我不禁悲从中来，凄然泪下！

三寸丁谷树皮这时显得很“好心”，一再劝我不要难过，不要“冲动”。劝我要相信他们的话，跟他们“合作”，早早认了，写了（当然是写自白书），早早结案。“你出去以后，还是我们的长官，我以后还要多多向李先生讨教的呢！”诸如此类令人嫌厌的废话。

黄昏到了，看时钟，六点已过。我穿上外衣和大衣，已经一个多钟头了，为什么这时候反觉得背部一直发冷呢？渐渐地，浑身骨头都发冷、发酸、发痛。我说：

“我身体受不了，很难过，我想请你让我回房休息一会儿。”

“可以，可以。”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毫不迟疑地说：“休息一下也好，休息一会儿再谈！”

就这样，我回到了第五号囚房，只觉得天旋地转一般，头晕头痛，脸颊热烘烘的，鼻子里呼出的气，像火一般。

我脱掉大衣，穿着西装外衣躺下，盖上棉被，棉被上面再加叠那件大衣，还觉得冷。我闭目静卧，希望抛除一切烦忧伤痛，酣睡一场。可是，好几次，刚刚朦胧欲睡，忽然惊觉，仿佛棺材脸刘秉如跟秃驴庄罕的咆哮声，响于耳际。一连好几次，都在迷迷糊糊中突然惊醒，根本睡不着。渐渐地，我知道我发烧了。

我爬起来，端起铁栅栏门上那个塑胶口杯，望一望那层薄薄的灰尘，喝了几口灰尘荡漾的冷开水，再躺下来。不料门又开了，“喀喇”的声音，似乎比平时震响得更厉害。

我不等待狱卒叫“谈话”，自己披上大衣，跟他走。

那是晚上八点半，我走进了侦讯室。还是那个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

“休息一会儿了！好一点儿吗？”他说。

“我好像发烧了，全身都疼痛得很厉害。”我说。

他看看我的脸部。我知道这时候，我的脸部一定热得发红。但是，三寸丁谷树皮说：“没关系，没关系，喝点水就好！”

他倒来了一杯茶。我不敢再喝了，我怕失眠。我说：

“我想喝杯热开水。”

“没有呀，对不起，只有茶。”

“我病了。”

“没关系，下个礼拜一，医官来了，叫他替你开个药。现在，忍耐一下，忍耐一下！”这就是沈之岳调查局黑狱里对待病患囚徒的办法！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不过是奉行上命罢了。他又对我说：“抽支烟看看。抽烟，有味道，就是没病；如果发烧了，抽烟就觉得毫无味道。”

我摇头表示不要。

“李副处长，”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这时又称我为副处长了：“我坦诚地劝告你，我是一片好意，要救你，要替你解决问题。局长的意思，也是要救你，绝不是要害你。只要你认了，什么事都没有，我敢保证你很快就可以恢复上班。

“你别硬着心，不肯接受劝告。你现在人是孤立了，可不要‘孤立看问题’。不要以为你没有证据，局里面办你匪谍罪就办不成。我问你：哪个匪谍派到台湾，还带着共产党党证来的？所以，军法处判匪谍的罪，一向不要什么证据，只要照本局移送的资料判就行了。以前很多匪谍被我们抓了，都不承认，口供都是‘没有，没有’的，结果都枪毙了。像我们第三处的史与为，就是这样被枪毙掉的。这种情形，多得很……。

“因为，匪谍坦白了，就证明他已经觉悟，悔改，以后再不会为害国家。不坦白，就表示他还对党国怀着敌意，怀着仇恨，放了出去，将来还会替共产党做事的。

“你现在唯一的活路，就是要‘交心’，向政府‘坦白’，才有救。老是这样‘没有，没有’下去，不但我替你很担心，连局长也救不了你的！

“现在，安全局（情治圈内，对国家安全局都如此简称）正在筹备成立自己的军法处，专门审判情报治安机关人员的案件，不准被告家属旁听，也不准聘请律师辩护，一切秘密进行。现在已经内定一个叫做×××（这名字我听不清楚）的当处长，这个人最喜欢判人家死刑。到时，凡是由国家安全局军法处审判的犯人，都秘密判处死刑，秘密枪毙的，连社会上都没有人知道。

“所以，局长为你的案子，很替你着急，希望你赶快承认了，赶快办个秘密自新，赶快结案。免得一拖再拖，将来，国家安全局军法处成立了，来了公事要提人审判，那就连局长也没有办法救你了！

“我现在很坦白对你说，我跟你李副处长以前也不认识，无冤无仇的，我何必害你？何况，我们又是本家，我是福建寿宁人。可以说，你是我的老乡长，老宗长，你的学问也足以当我的老师，将来你出去了，我还希望能在你底下工作，多多跟你学习的。我绝对不骗你——我怎么会骗你呢？我怎么会存心害你呢？现在，你要救自己，只有听我的话。

“我还对你说句不该说的话。我是一个比较有耐性的人。你赶快听我的话，承认了，写了出来，好结案。庄罕、刘秉如他们两个人，性子比较暴躁一点，没有耐心。碰到他们跟你谈话，你就会觉得不一样，是不是？是不是？

“好吧！回房休息吧！我送你回去。回到房间里，好好想想我的话，不要自误了！走吧！”

如是云云地大发议论一通，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把我送到囚房区门外，交给狱卒，走了。时间是夜里十点。

我再一次被叫出去“谈话”，是凌晨二点半。跟我谈话的人，除了棺材脸刘秉如以外，还有一个也是新进人员，名叫胡廸寰的小伙子，平日众人都叫他为刁钻鬼的。小狱吏们说，他是王淦的外甥。王淦又名王中光，是调查局专门委员，主持调查局一个“文教小组”，受第一处指挥监督，专门跟文化教育机关打交道。我没有想到他会有这么一个不肖的外甥。

我抱着病坐听棺材脸刘秉如的辱骂、教训和咆哮，还加上许多讥刺，一直到黎明前五点钟左右，才拖病回到第五号囚房。

以上这两天，是一个典型，我往后过的日子，差不多都是如此。也就是说，我每天被“侦讯”的时间，以及在囚房间“休息”的时间，都是切成好几段的，根本没有连续三小时以上的休息、睡眠。同样的，天天都是在百般毁辱叫骂加上恶毒刑求之中度过的。

第十节——调查局老共医官萧道应

——一个骗子，对病患专门撒谎！

我从一九六六年二月九日早晨七时半许，被骗到调查局招待所，当夜十一点被解送到留质室那座黑狱算起，开头足足有六个礼拜，留质室奉命不准我洗澡，不准我换洗内衣裤，不给我理发，剃胡子。对于一个平日早晚都要入浴，每天早晨都要修面，两个礼拜就要上一次理发厅的人来说，实在已经是太下流的虐待方法了。（此所以我很“羡慕”渥罗亭，一入狱，便被强迫剃光头，强迫洗澡啊！）我浑身发痒，原来雪一样白的内衣裤，都变成灰黑色了。我问狱卒，问那个有着一具死人脸的小牢头——任管理员，也问大牢头吴迎如：“为什么不让我理发、修面、洗澡？为什么家里送来的内衣裤不给我？”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是‘上头’的意思。”

有一次，我被秃驴庄罕和棺材脸刘秉如剥光了上身的衣服，在侦讯室里坐了三四个钟头，又把窗户开起来，在寒风料峭中哆嗦打颤地熬着。秃驴庄罕还恐吓着说，他就要让我脱光了全身，坐冰块，背上紧贴着敞开的电气冷箱。从那天起，我患了气喘病！而且整天咳嗽，多痰，胸膛发疼。

我几乎天天闹胃肠病：胃痛，食欲不振，泻肚子。要不，就是便秘。

从一九六一年起，我肩部，就患了风湿病，肩部凝硬，连接着颈部，酸得很难忍受，天气冷变热、或热变冷的时候，更是难过，整天要不断地把颈部用力甩动，以减轻痛苦。其后，在台北市立医院（即今仁爱医院）打针及电疗数月，病情已经减轻，不料入狱后又发作了，躺在囚房里还不觉得怎样，一到侦讯室，就是从头到尾，把颈项下死劲地用力地扭折，以减轻痛苦。

心跳很快，在侦讯室，我偷偷看着时钟上的秒针，暗按脉搏，每分钟总在一五〇到一八〇次之间。

每个礼拜一，“医官”来了，就看病。“医官”是第六处一个科长，一个正牌的共产党徒萧道应。他不但在调查局当起“法医”，也在台北通化街私设一家“道应医院”。是真真正正的“老共”。但我以前不曾看过这个人，因为第六处设在司法大厦，跟调查局本部根本不在一起；而他的工作（像验伤、验尸、到留质室为囚犯看病等等），又跟我的职掌业务风马牛不相及。当然，他现在来到留质室，不会不知道我是何许人；而狱卒们也告诉我：他是萧道应。

萧道应为我看病时，总是用一张六十四开小的白报纸，不写患者名字，做个暗号，用铅笔处方。他量我的脉搏，总是说：“八十”或“九十”，然后用铅笔写下“80”或“90”。量血压，每天都是：“今天高一点，”或是“今天低一点。”每当他说：“今天高一点，”我就问：“多少？”他说：“一百七、九十。”但当他说“今天低一点”的时候，我问他“多少？”他也说：“一百七、九十。”——这就启了我的疑窦！

有一天，天气很冷，我脱了外衣量血压，量好了，萧道应照例说：“今天高一点。”

“多少？”我照例问。

“一百七、九十。”萧道应照例这样告诉我，并且用铅笔在那张小纸上，写了179/90，故意让我看见。

于是，我站立起来，一面慢慢穿着外衣，一面偷偷看他。正牌共产党医官萧道应，不会想到我在暗中窥伺着，就拿起铅笔，把179/90改为210/110。

我恍然大悟，这就是沈之岳调查局的“医官”！是货真价实、如假包换的“老共”医官！但我不敢戳破他那骗子的卑劣行为，不过，我从此再不相信他的任何一句话了！

最痛苦的，是当气喘病发作的时候。（我原本没有气喘病的，就因为几次被迫脱掉衣服，在寒流冷锋中挨冻受寒，才得此病。）药，是交由狱卒保管的，药袋上写着几小时服一粒，气喘没有发作，而吃药的时间到了，狱卒拿药来，就非吃下不可。但是，当气喘发作的时候，呼吸几乎都要停止的样子，上气接不着下气。这时候，想叫狱卒拿颗药丸来，得到的回答是：“时间还没到！”说罢，扬长而去！有好几次，半夜侦讯，谈话，而气喘突然大作；其中一次最严重，差不多要窒息倒地了。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赶紧打电话，问得那个正牌老共产党医官萧道应的许可：“不必按照固定时间，发作的时候立刻吃一颗。”这样，我好多次从“断气”的边缘里，活了过来！

最麻烦的是泻肚子，一天泻上三四次，那个小痰盂都盛满了便溺，简直是臭气熏满房间，无法忍受——特别是在囚房里开饭的时候，常常因此而不能进食。不但此也，心里还忧虑着：等一下再要大便，怎么办？幸而有一天，大牢头吴迎如来巡房了，我把这情形对他说，要求他准许，在闹腹泻的时候，让我每次上厕所出恭。他虽然“歉难照办”，却吩咐狱卒们，准我每次大便后，到厕所里去倒“马桶”！尽管狱卒们每次都现出厌恶的神色，但因为是牢头的命令，他们不敢不遵从。

谈到那些留质室的狱卒，有一种情形，不但很值得一写，也很值得心理学家们去研究。

调查局督察室之下，设有一个警卫组；警卫，有被派在局本部大门和二门站岗的，算是卫兵的性质；有被派在留质室当看守的，就是我所说的狱卒、禁子。当然，有时还有机动派遣的任务，例如逮捕局中员工是，这且不去说它。卫兵性质的警卫，跟狱卒性质的警卫，是经常轮番互调的。因此，我在留质室所看到的狱卒，也就是过去常常在上下班时看到的卫兵。

在这里，有一个很微妙而不易解释的对照，那就是：当我入狱以前，每天进出调查局大门二门，那些规定要对我们（副处长以上的人员）立正，表示敬礼的警卫，凡是立正姿势越认真、越严肃，所表示的敬意越“高”、越“诚”的卫兵，如今调为狱卒、禁子，他们对待我的态度，也就越凶横，越蛮悍，越喜欢恣作威福，叱喝叫骂。至于平日站卫兵时，吊儿郎当地，遇着我或其他的副处长以上人员进出时，要理不理的，连摆个立正姿势都是不情不愿的卫兵，当他们到留质室当看守，当狱卒、禁子的时候，他们对我说话，反而都是轻声细说，和颜悦色，礼貌备至，而且常常用一声叹息，表示他们对我的同情。我后来常常在“侦讯”中，因刑求而皮肉受伤。以前那些毕恭毕敬的卫兵，都成了幸灾乐祸或漠不关心的禁子；而那些向我立正敬礼得不情不愿、态度傲慢的卫兵，如今当了狱卒，却往往在没有旁人看到的情况下，悄悄地用话安慰我，悄悄地拿他自己的万金油、白花油，供我擦抹伤痕！

第十一节——弄死“匪谍”的办法

——打死·毒死·枪毙·都可以的！

在我被捕系狱的最初一个多月里，每天总要被叫去“谈话”四五次，每次或一小时，二小时，三小时，甚至更长；也就是说，每天都没有一次连续三小时以上的休息，更谈不上好好睡觉了。我的精神和体力，都已经万分疲困，无力支持。而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秃驴庄罕、棺材脸刘秉如，以至于牛头小鬼许文雄，还有那个刁钻鬼胡廸寰，却由言词上的凶恶辱骂恐吓，“进步”到直接施使暴力，殴击人身了。

那是我入狱的第十三天——二月廿一日，早晨六点钟甫过，我刚刚回房不到三小时，又被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叫到侦讯室。这个武大郎型的小狱吏，今天完全是另一副横眉怒目、青面獠牙的狰狞相，不再伪装“好人”了。他一看见我，就指着我的脸，大声喝道：

“李世杰！我对你说了那么多的话，你还是不听，还是不肯把问题交待出来，你实在使我‘痛心’！唉呀，没想到你对党国的仇恨真的这么深？一定要等到把你送到军法处枪毙，丢调查局的脸，你才情愿！我今天明白告诉你，我对你的耐心已经用尽了，我们对你客气的时间也已经过去了！你不要自找死路！我们局里面规定：凡是匪谍案件，人犯到案两个礼拜里面交待清楚，才算‘坦白’。过了两个礼拜再说出来的，就是不坦白，就是还想替共匪工作，就是还想做危害党国、危害领袖的坏事！剩下这两天，你再不说出来，你可就是自掘坟墓了！”

大约吆喝毁骂了一个钟头，秃驴庄罕进来了，叫嚣道：

“别跟他多扯了，把他捆起来打！”

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又变成“好人”了。他做好做歹地“劝”住了秃驴庄罕，轻轻地半“推”半“劝”地，叫那匹秃驴出去，然后，厉声说道：

“李世杰，你看到了没有？不是我，你今天准定被打个半死！”

我明知他们在唱双簧，在演戏，但不能说什么。我默默祷告，祈求上帝赐我力量，支持、熬忍那料定必然要来的、肉体上更大的苦楚。

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还在喋喋不休地大发恫吓威胁的凶言。这时候，棺材脸刘秉如，带着牛头小鬼许文雄进来了。

“怎么样？认了没有？”棺材脸问。

牛头小鬼在一边，双手插腰站着，怒目注视着我，摆出一副想施展工夫的打人架势。

“还没有呢！”三寸丁谷树皮悻悻然地说。

“揍嘛！他妈的！”棺材脸刘秉如发狠了，牛头小鬼许文雄就向前走近我一步，准备动手。又是三寸丁谷树皮“做好人”，拦阻住棺材脸刘秉如：

“慢一点，刘督察，不要这样！说来说去，总是我们局里面‘自己人’。我已经给他两天宽限，要他想一想，在我们规定的两个礼拜以内坦白出来；这样子，对他有利，对本局面子上也好看。我想他会答应的，他会听我劝告的。你们出去吧——小许，去，跟刘督察出去吧，让我来‘开导’他。……”

“他妈的！”是棺材脸刘秉如的声口：“你再搞监狱斗争，看我对付你！”他用手朝我一指，装出一片恨声不绝的样子，带着牛头小鬼许文雄出去了！

“看到没有？李世杰！妈的，不是我，你今天准死无疑！我最后奉劝你，好好听我的话，你知道，我们局长是副秘书长的人，他做什么事都不怕，一切有副秘书长替他担当，替他向领袖负责。不要说把你关在这里三五年，局长不要负什么法律责任；就是把你弄死在这里面，也没有事的。你知道，只要副秘书长向领袖报告一声，局长就不会有责任了。你相信不相信？弄死一个匪谍，就领袖和副秘书长看起来，还不是应该的？用打死的，用毒药毒死的，或者送去军法审判枪毙的，还不是一样？”

说到这里，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凶蛮的脸，显得更凶蛮了，他大喝一声：

“好了！回房去好好想一想！”

一回到第五号囚房，午饭送来了，我知道又被磨跎了四个多钟头。我忧心惶惶，焦急、疑惧、悲伤，许多许多烦乱难理的心情，复杂地纠缠在一起。我真的一直在“想”着三寸丁谷树皮的话。

因为没有睡眠，眼睛有些疼痛，大约是发炎了。口腔里包括舌头，都破了，一股臭味冒出来。我无法吞咽，不想吃饭，倒头便睡，希望能够沉沉地睡一觉。但是，在被窝里，我一直流泪，不能入睡。哭泣抽搐的声音，被狱卒听见了；那是一个凶恶的家伙。他跑过来，用手指头的关节轻敲着铁栏栅门，用“嗄唦”的声音喝道：“小声一点！”

我把棉被蒙住头部，一面哭泣，一面在痴想着，如何迎接即将临头的大祸！

已经满了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所订的，“两个礼拜”的“期限”，我还没有“坦白、交心”，我想不出该坦什么白，交什么心，像李式联说的。（也就是中共在大陆大整风时对知识分子所用的术语：“交心”、“坦白”。）有时候，一天只喝早餐那一份稀粥，午晚饭只喝那一小碗没有内容的“汤”。碰到那一两个曾经私表同情的狱卒，也可以向他们多要一杯开水，增加体内一点水份。此外，每天仍然是“喀喇”一声，开门或锁门，谈话或回房，带回了更多的凌辱和恐吓到棉被里，等待着在朦胧欲睡时再被喊出去“谈话”。

自从被秃驴庄罕逼迫脱了外衣，在寒风凛冽中，罹患了气喘病以后，这个新得的病，不但带给我很大的苦楚，也带给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秃驴庄罕、棺材脸刘秉如等凶徒一项不必动手打人的最有效武器、最新的刑求手段！

在那间所谓会议室——其实，也就是侦讯室里，那一天，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秃驴庄罕、棺材脸刘秉如，一齐登场，还带着两个小喽啰——牛头小鬼许文雄，和刁钻鬼胡廸寰助阵。时间到了，机会来了，在第五号囚房里，我气喘发作，一阵阵严重起来；于是轻敲着铁栏栅门，要狱卒拿颗气喘药丸。狱卒听了，马上出去，不一会儿，进来开门。又是“喀喇”一声，似乎响得特别令人惊心动魄！

“谈话！”

“药丸？”我问。

“到外面，跟他们说。”狱卒答得很干脆！

是的，“到外面，跟他们说。”我拖着委实走不动的身子，摸着墙壁，走了进去。

“怎么样？姓李的！又在装死了？是吧！”秃驴庄罕问。

“我，我，我气喘……很难过……。”

“气喘？小事！我问你，什么时候参加共匪组织的？”棺材脸刘秉如冷沉沉地说：“赶快说出来，这才是大事！气喘，有什么关系！谁知道你是真的气喘，还是假装的气喘！”

“给，给，给我一颗药……，给我，一颗……。”

“别给他！”秃驴庄罕吆喝着！

“别急嘛！”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冷笑而缓慢地说：“说出来！什么时候参加共匪组织的！说出来，就是十颗药丸也给你，还怕没有药丸吃？就是送你到台大医院，开个特等病房，也可以的！”

棺材脸刘秉如，这时候拿着一只小玻璃瓶，摇呀晃呀地给我看，那副阴沉木棺材一般的面孔，露着奸诈狡猾的笑：

“姓李的，药在这里！你看！你还跟我们搞监狱斗争吗？……”

我仰靠着交椅的靠背发喘，心里一横：“好吧，我今天就死在这里了！”暗自想着，硬下心肠咬紧牙关，闭目不语……。

第十二节——出题目胁迫我诬攀

——我与余振邦、我与……。

做完了“两臂举高，两腿半分弯”，时间大约有半小时左右，我终于跌倒在地上。我不能再做了，双臂双腿都不听指挥了。我咬着牙说：

“你们打死我好了。”

“打死你？有这么便宜？赶快把你的匪谍组织交出来！”棺材脸刘秉如说。

“赶快交代出来！”小喽啰牛头小鬼许文雄也吆喝着。

“那么，扶他起来，叫他跪在总统玉照前面反省一下。”棺材脸命令牛头小鬼。

跪在水泥地上，经过了不知多少时间，膝盖又酸又痛，头部昏眩，茫茫然不知所以。熬着，熬着……。

其后，我承受更多花样的刑罚：两脚离墙壁一尺半，立正，把头顶在墙壁上，双手插腰。全身脱得只剩一条汗衫，一条内裤，站立在寒风习习的窗口发抖。揪着我的头发旋转。用四盏五百烛光的电灯强烈地对着面部照射，然后，五六条凶汉的嘴巴紧贴着我的耳朵，大喊大叫，又骂又笑。——这样，我脑子像要涨裂了一般。……有一次，他们拿了一大桶冷水，扬言要把我脱光衣服，用冷水淋成落汤鸡，再开电扇对着身子吹。我咬牙闭目，想起黄道周临刑前对他学生说的一句话：“忍一刻则千秋矣。”我什么话也不说。然而，他们并没有真的这样做，因为我的气喘病又发作了。

“不要以为我们没有辣椒水！不要以为我们没有老虎凳！不要以为我们没有大冰块和电气冰箱！——姓李的，你放明白一点！不要以为我们没有手铐和绳子！不要以为我们没有水管、皮鞭、棍子！……。”秃驴庄罕“如数家珍”，一样样细说他们的法宝，念念有词地恐吓着。

有一次，在一间小侦讯室里，牛头小鬼许文雄和我对坐着，我的面前放着纸笔，等待我写“自白书”。侦讯室的门窗开着——照平时的例子，谈话时都要紧闭门窗，以“保密防谍”的。——隔壁另一间侦讯室的声音，很清楚地传过来。

“这家伙太死硬，我看非得动大刑不可了！”是秃驴庄罕的声口。

“把他手脚捆了，吊在屋梁上，叫他有好受的！”是棺材脸刘秉如在说话。

“我去拿绳子，好不好？”刁钻鬼胡迪寰自告奋勇地说。

“不要啦！”这时，听得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说话，他的声音特别尖：“好歹他还是本局的副处长，现在还没有撤掉职务。而且，局长还想救他的，将来还想重用他的。我看，耐心一点，还是让我来说服他。”

“照我看，恐怕说服不了，——这个人实在是共产党的死硬派。……。”

我心里明白，那是故意说给我听的。这时，摆在面前的纸笔，还没有动过。我除了不诬服，不编假话自害以外，头脑里一片模糊，不知道怎样应付即将从天而降的惨刑。

然而，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走进来了。这下子，他已经不叫我写“自白书”，却开了几个“题目”，叫我写。

我一看那些“题目”，心里一楞。原来他第一次掀出了沈之岳调查局的部份“底牌”。

那几个题目是：

——我与余振邦，

我与路世坤，

我与姚勇来、沈嫄璋夫妇，

我与卢祖泽，

我与柯落叶，

我与林家楠，……

还有几个“我与（跟我素不相识的人的名字）……”。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答应写给他，但是，希望先让我好好睡一觉：“这几个礼拜来，我几乎没有睡觉过，实在太累了，没有精神。”

“不行！写好了再去睡觉！”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斩钉截铁地下了命令，又对牛头小鬼许文雄说：

“看着他写！他不写，马上告诉我！”说罢，扬长而去。

牛头小鬼许文雄，那副脸相比连环图画里阎罗王殿上的牛头马面还丑陋、还难看，他用手捶着桌子：

“赶快写！”

我拖命一般，写了头两个“题目”，（只要不编假话，这种题目，纵使再困乏，写起来也不难的。）把认识余振邦、路世坤的经过，全部据实写了。一边写，一边打盹。每“题”大概各写了一千多字。实在写不下去了。我对牛头小鬼许文雄说，每个“题目”我都可以写，但一定要让我先睡一个长觉。如果不肯，打死我我也不再写了。

我把原子笔搁在桌子上，靠着椅背，闭目休息。

牛头小鬼许文雄，终于走出去，请示过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然后回来传达命令：

“好吧，你回房去休息！”

好像逢到大赦一样，我回到第五号囚房，先对狱卒说，吃饭的时候不要叫醒我，我不吃了，我要睡一觉。我特别说明：“他们答应让我好好睡一觉的。”

这一觉，足足睡了四个小时，是近一个月来睡得最久、睡得最酣的一次。当我再度听得“喀喇”的铁门声而起床时，虽然睡意犹浓，却也感觉好得多了。

哪里知道，一出去，到了侦讯室，棺材脸刘秉如和秃驴庄罕一见面，就拍案大骂：

“混帐，王八蛋，你写的是什么东西？没有肉，没有骨头！你们的共匪组织关系，一点都不交代，扯这些废话干什么？你再不好好地写，看我揍你！”

“什么共匪组织关系？我没有。”我惶惑地说。

“你没有？你没有，路世坤、余振邦总有呀！”棺材脸刘秉如这样说。

“我，我，他们的事情，我不知道。”我说。

“你不知道？”秃驴庄罕说：“你会不知道！”

“这样好了。”棺材脸刘秉如说：“你自己的事情且放下，以后再说。现在，你把他们两人的匪谍资料写出来，这是你对局里的贡献，对你很有利的，可以将功赎罪的。”

“但是，”我说：“我不知道。”

“还说你不知道！”秃驴庄罕猛拍着桌子：“你想掩护匪谍吗？你不知道掩护匪谍，与共匪同罪吗？赶快交代出来，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这时候，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进来了。又是他把秃驴庄罕和棺材脸刘秉如支使了出去，然后笑嘻嘻地对我说：

“李先生！我告诉你：这是我们想出来的办法，为的是要替你解决问题。你把这些题目都清清楚楚地交代出来，把这几个人的历史赤裸裸地写出来，把他们的‘匪谍身分’都写明白了，你就没有责任了。你何必掩护他们，代人受过呢？好吧！回房去想一想，等一下再出来写。我再重复一遍，让你放心：——

“你写出来了，你就没有责任。”

第十三节——开列名单·强迫诬攀

——只要写出他们是共产党，就没责任了。

我已经记不清他们开了多少“题目”要我“做文章”——捏造假自白。只记得都是“我与……”，其中有蒋海溶、王大光、范子文、沈哲臣、徐旭高、戴广武、邓錡昌……。这些都是调查局高中低级职员，沈哲臣、徐旭高跟我毫无私人来往，徐曾在蒋海溶当第三处处长任内，被派到香港主持一个单位，后来回台任航业海员调查处处长。沈哲臣是（台湾）中部联络中心主任，都是老中统。邓錡昌原是“军统”的人，原在情报局前身的保密局工作，一九五五年“两局人事交流”，流到调查局来的，是属于叶翔之派。他原籍福州，与蒋海溶小同乡，在沈记调查局里，被“归类”为蒋海溶派。最后被警总枪毙了。这是后来的是，且不说它。现在要特别提起的是戴广武，因为对于一九七八年蒋海溶之死，他是一个关键人物。

戴广武，自称原籍福建永定，一九三二年生于福州，也长于福州，他会说一口流利的福州话，似乎也会说客家语。一九五五年四月，我任第一处第一科科长的时候，第二科（掌管经济调查研究）来了一个年青人，负责剪报工作，专门找寻各报有关财政经济金融的新闻资料，加以分类剪贴。这个人来了不久后，我知道他叫做戴广武。因为地位悬殊，工作又各不相关，我从来也没和他有交往。其后，调查局成立一个经济调查研究委员会，本都是由老一辈的人如文永询、周心万等简任级经济学专门人才兼委员。科长虽是荐任官，但因为我早具备简任存记的资格，季源溥局长以我对经济问题，粗知一二，也指定我为委员之一。戴广武就由第一处第二科科员，派兼经济调查研究委员会的助理，负责收发文、资料注记及提供，（提供给委员参考。）他有可能是蒋海溶介绍到调查局来的，但我不太清楚。后来，我改任专门委员，仍兼第一科科长，已经看不见戴广武，也不知他在何处，更不曾关心过他。大约是一九六〇年，我那时是第一处副处长，因公出差南部，在凤山发现，戴广武那时候是高雄县调查站的秘书。如此而已。

但是三寸丁谷树皮要我“写”戴广武是共产党，是匪谍。不过条件比较“宽大”，就是说：如果戴广武跟我“没有匪党组织关系”，那“不写出来也不要紧。只要写出他跟蒋海溶的匪党组织关系就行了。还有，蒋海溶跟姚勇来、沈嫄璋的匪党组织关系，也一起写出来，你就没有责任了。”——这便是我所说的“宽大”。

我对他说：“戴广武自己说他比民国小二十岁，那么，一九四四（民国三十三）年我离开福建战时省会永安到闽南的漳州时，他只有十三岁，无论他那时在不在永安，我根本无从知道这世界上有戴广武其人。更不可能知道他是或不是‘共产党、匪谍’。我确知的是，蒋海溶于一九四五年六七月间，以中统局永安区负责人身分，亲自指导侦查，策划布置，指挥行动，执行逮捕，破获了共产党福建省委的秘密组织，被捕的人，包括当时的福建省政府秘书长程星龄，省府顾问谌震、杨潮（笔名羊枣，即大公报女记者杨刚之兄），八闽为之震动。当时姚勇来、沈嫄璋也因涉嫌被蒋海溶下令逮捕，经中统局福建省调查室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代表会同初讯后，送到江西上饶，接受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军法审判，（沈嫄璋因为分娩在即，没有送去。）结果，认为姚、沈涉嫌证据不足，罪名不成立而释放。（沈嫄璋在永安，等待姚勇来的消息。）这样，怎么能够说蒋海溶是共产党，怎么能够说他跟姚勇来，沈嫄璋夫妇有‘匪党组织关系’？再说，日寇一投降，蒋海溶连故乡福州也来不及回去，就奉中统局命令，赶往华北，在平津工作，当时的中统局华北办事处处长，调查局前任局长张庆恩先生，便是他的领导人。计算起来，那时戴广武不过十四岁，那么小的年纪，怎么够当共产党员？何况我又不能确定他当时是否在永安，我怎么可以乱说蒋海溶跟戴广武有‘匪党组织关系’呢？”

但是，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也好，秃驴庄罕也好，棺材脸刘秉如也好，都怒斥我这些话是在“掩护”蒋、戴二人的“匪谍”身分。他们并不能指出，我所说的时间、地点、戴某年龄，其他事实，哪一项不对。他们的逻辑是：“你只要写出来了，你就没有责任，你就有了交代，你就算替局里破获了一名‘匪谍’，这就算你的贡献，对你有利！”

我不肯诬攀蒋海溶，并不完全是基于友情，不忍相害，当时，我可以说愚蠢到无以复加，我的心态是：我李世杰参加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加入所谓CC、中统，几近三十年。所写的文字中，至少有六、七百万言是有关反共的。如今我被诬为共产党，已经是国民党和它的政府之奇耻大辱了。我何忍再加诬一个当过调查局侦防处长的蒋海溶，一个曾经大破“匪谍案”的蒋海溶，再增加国民党和它的政府一个大羞辱、大污点呢？——换句话说，那时候的我，不但为蒋海溶着想，还痴愚笨拙地为国民党和它的政府着想、为蒋介石老先生父子着想的！我没有想到国民党和它的政府，比当时的我更愚蠢、更笨拙，居然连它自己的声名，也毫不吝惜地自己践踏在地下糟蹋，为的只是满足蒋经国的心腹爱将沈之岳一个人的私心自用，打击异己，树立个人派系势力的野心。

有一次，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跟秃驴庄罕二人，竟然对我说：“蒋海溶于民国十七年，在福州师范毕业班时，参加共产党。你不是跟他在一起参加的吗？你把这件事写出来，我们保证你绝对没事，而且记上你一笔功劳，将来将功抵罪。”

天呀，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我只有十一岁，连世界上有一个地方叫做“福州”，还不十分清楚的。他们却要我“承认”我那时是一个师范毕业生。这跟后来在法庭上，正牌共产党徒陈香谎证“李世杰于民国十八九年（一九二九、三〇）时，在厦门当教员，而且是出名的诗人，也跟我陈香一起参加共产党活动。”真有同曲同功之妙。蒋海溶跟蒋经国一样，生于一九一〇年（清宣统二年），一九二八年他十九岁，有可能读师范毕业。而今沈之岳调查局要我承认民国十七（一九二八）年师范毕业；军事法庭“认定”正牌共产党徒陈香所说我民国十八（一九二九）年是教员、名诗人。“其证言有坚强证据力。”两者真是衔接得很好，配合得天衣无缝。——不过，共产党徒陈香这些谎言，都是一九六九年警总军事法庭开庭审理时被我发现的。陈香、张剑华、许岱宗这三个无耻的贼徒，我写“调查局应该哀悼的共产党徒”时，已揭露了他们滔天的罪恶，这里且不多说。

在所出的“题目”中，最令人疑惑不解的，是卢祖泽一名。卢是福建平和人，一九三九年我在平和工作时，认识于他的故乡绾溪镇。他从年青时就走“军统”路线，跟军统局福建南站总负责人陈达元，关系最深。日寇投降后，他当过三民主义青年团平和分团干事长，国民党平和县党部书记长，平和县长，又当选了国大代表。一九四九年来台后，他做了好几任国民党县党部主委。一九六六年时，他在侨务委员会当主任秘书。是道地的“军统”派系人物。只因为平和县地方派系林立，他被同属“军统”的两个平和人密报到早年的保密局去，（这一件事的详情，下面还有交代的。）说他是“匪谍”，他卢祖泽又与沈之岳毫无渊源。而今沈之岳调查局要整肃老CC、老中统、老国特的李世杰，竟因为卢祖泽跟我私交很好，而不惜也想铲除他的“军统老同志”卢祖泽，想把他一起整肃掉了。但是，我与祖泽私交虽好，相处机会实在不多，我找不出故事足以诬攀他的。

我出狱后，闻知卢祖泽兄近年来抱病在家，虽未曾去探病，却为他二十年前免于落到监狱里当“匪谍”而庆幸！

林家楠情形，跟卢祖泽差不多，他当时是台北市议会主任秘书。福建连城人。早年在漳州，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职员，负责编辑青年团的一份周刊。抗战胜利后，他到厦门，在“军统”人士王兆畿办的“立人日报”当总编辑，是一位接近“军统”的文人，跟我私交非常好。因此，沈之岳调查局非常地“喜爱”他，一直想“拉”他到留质客当客人。

第十四节——三天三夜的疲劳讯问

——我在刑迫下屈认参加共青团

有一件事是我在警总军法看守所时，范子文在隔壁房间亲口对我说的：

——一九六六（民国五十五）年三月二十日或稍前一两天，沈之岳把范子文请了去，问他：“李世杰押起来了，你知道么？”范答：“听说了。”沈说：“问不出来！怎么办？我想，请你去问问看，如何？”范子文答道：“不要吧！过去大家同事，太熟了，不好意思。”

范子文又说：“我（范）入狱后，因为绝食，牛树坤出示一件国家安全局五十五年三月廿六日的公文，说：本局认为范子文案与‘城固专案’，宜送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军法处依法侦办，以免发生人事意见。”

范子文既是第四处长，在职掌上，他本无权责插手这桩案子；除非沈之岳大官人以局长的行政权力，强行指派。但，幸而沈之岳没曾强迫他。——所谓“幸而”，是为范子文着想，非为李世杰也。范子文于四月廿一日被捕，三月二十日已经决定了。他的“同案”，陈石奇，也早在二月十三日入狱了，正是范太太满素玉所说：“陈石奇被扣后，风风雨雨，范先生心中很烦。”的期间，这时候叫范子文来讯问李世杰，不是司马昭之心吗？如果他来讯问李世杰，“问出来”了，就让他和李世杰结下死冤仇，也好利用李世杰的仇恨心理，唆使李世杰反咬他一口。如果“问不出来”，则他不是多了一条“包庇匪谍李世杰”的大罪名了吗？高矣哉！沈之岳的老谋深算。高矣哉！范子文之拒绝前来“问问看”。

“问不出来，怎么办？”换句话说，沈记调查局对于任何被捕的人，是一定要“问出来”的！

于是，沈之岳和阴谋家杜均明，铁板面牛树坤等，挖空心思，深谋熟虑之后，终于打出一张原本避免打出的“王牌”，派了那个当初在招待所自谓“我们对这件事也是局外人”的货色，那个勒索前科犯，要我代为说项不遂的李振国来了。（详本章第二节）

现在，这个由勒索前科犯而当起第三处科长的李振国，已经不是“局外人”；沈之岳让他来“侦讯”他的老长官李世杰，也正可报当年李世杰拒绝为他说项脱罪的“一箭之仇”，他自然乐坏了。这正是他千载一时扬眉吐气，佩着沈之岳钦赐尚方宝剑的日子。三月二十日或稍前一两天，李振国到了留质室，在那间叫做会议室的侦讯室里，正襟危坐，两旁环侍着秃驴庄罕、棺材脸刘秉如、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牛头小鬼许文雄，刁钻鬼胡廸寰，还有两个我不曾见过的横肉脸人物，真是大张声势而来！清晨六点不到，我被带进了会议室，勒索前科犯李振国一看见我，立刻张目翻眼，横眉翘嘴，拍案怒喝：

“李世杰！你被押起来这么久了，还不认么？还不说出来么？你要拖到什么时候才说出来！你这个混帐的老匪谍！你可不要怪我对你不客气！我办起案来，一向是六亲不认的，你放明白点！”

他凶恶地站起来，对随侍在侧的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说：

“问他，是要说，还是要写！不要跟他客气！”又回头对我喝道：

“李世杰！我严重警告你！你不要用以前当副处长那种神气来对付我们！我不吃你这一套！”说罢，昂头挺肚地出去了。

从这时候起，我被连续不停地疲劳讯问了三天三夜，除大小便以外，一秒钟也不曾休息。他们八个人，分成八班，轮流地“陪”着我，每日三餐也在侦讯室里吃。对于一个连续熬炼了一个多月，没有一天睡眠足够的人，这三天三夜分秒不停的“讯问”，委实太难支持了，何况还得承受一连串的凌辱毁骂，恐吓、威迫、利诱、酷刑拷打、有病而不给药……。莫说精神已经崩溃，全身骨骼，也像一根根快要脱落了一样！身上每一个细胞，都在颤动、抖慄！

这期间，棺材脸刘秉如下了“命令”，要我列出一张自己的年表给他：从一岁到现在！天呀！一岁、两岁、三岁，我能记得些什么？四岁、五岁、六岁……我会做共产党么？——我四岁的时候，中国还没有共产党哩！（索忍尼辛老弟：苏联的格柏乌，有没有要你开列自一岁到被捕为止的“年表”呀？）两天两夜过去了，我拼命喝着他们给的浓茶，拼命吸着他们给的香烟，——只有在“侦讯”时，才准吸烟，香烟还是由专案经费里支付购买的，——以提振精神。但是，我已经困倦得近于半昏迷状态，烟茶的作用几等于零。

这是第三天早晨——

侦讯室窗外的天空，渐渐呈现灰白色，因此知道是早晨。在秃驴庄罕凶猛地将我坐的交椅用力拖开后，我整个人跌在地上，脊椎骨尾部猛烈地重重撞击在地上。这一阵剧痛似乎使我苏醒一点，我正翻过身子想爬起来，翻了好几下，勉强翻转过来了，背部腰椎却又挨了一脚，是用皮鞋踩下去的，不是用踢的。牛头小鬼跟刁钻鬼把我搀起来，按在椅子上坐着。秃驴还在吆喝叫嚣。然而，三寸丁谷树皮来接班了。

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看见我眼带泪痕，身上摇摇欲坠的样子，也不问什么话，从口袋里拿出两包长寿牌香烟，摊在桌上。又取出另一包已经开过的，拿了一支给我。

“抽支烟吧！”他说。

我疲倦欲死，拿起香烟，一支一支地接着，不知道抽了多少支。早饭送来了，是一个馒头，一碟肉松，一块豆腐乳，一碟萝卜干。可是，没有稀粥。我望了一眼，实在一点食欲都没有。早餐摆了一会儿，厨房又来收回去，因为我说不吃。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这一回也没有说非吃不可。（平时，不吃饭，无论是想绝食，还是因为吃不下，挨一顿臭骂是最“轻”的刑罚。）

天色大亮了，八点钟了，没有看见厨房送来茶水。我因为香烟抽多了，又没有吃早点，没有稀粥吃，渴得喉干口燥、唇破舌焦。我对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说：

“我想喝点水。”

“好，马上拿来。”说着，又递给我一支香烟。我摇手表示不要，他很好意似地劝我：“没关系！再抽一支！茶马上来了。”我显然已经丧失主宰自己意志的力量，接过香烟，拿在手里，却没有吸。口干得好像要燃烧起来，极力要咽一下口水。然而，一点口水也没有。可是，等了一个多钟头，茶还没有来。我再一次说要喝水，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连忙站起来说：“好！我去拿。”他这一去，又是好久好久，不见踪影。

我张望着侦讯室门前，我巴不得有一滴的冷水，一滴，只要一滴……

刁钻鬼胡廸寰这时说话了：“你还是说出来，或者是写出来，才会有茶水喝。你相信不相信？”

我颓然地把头靠在桌上，用双手枕着，想睡。然而，牛头小鬼许文雄跑过来，用力把我摇着。

“喂！起来！姓李的！这里不是你睡觉的地方！”他厉声咆哮着！

“现在也不是你睡觉的时候！——你知道么？”刁钻鬼胡廸寰悠闲地说着。

我仰头把身子靠在椅背上，闭起眼来。

“起来！站着！在这里面走走！——你想睡么？你想死！”牛头小鬼许文雄，跟刁钻鬼胡廸寰，一齐嘶喊！一边叫嚣，一边把我强拉起来，猛力地推我行走！

我颠颠倒倒地走了几步，还是坐了下来。我有气无力地说：“我走不动了！你再要我走，不如打死我！”

“打死你？你想这样死了就算了？”刁钻鬼胡廸寰冷笑地用鼻子说话：“哼，没有这样便宜！”

我不管他说什么，这时候，把心横下来，咬着牙，不诬认，不屈服！

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又进来了，又出去了。棺材脸刘秉如来接班了，又走了。两个不知名的横肉脸孔汉子都先后来过了，也都先后交班了。勒索前科犯李振国也来接班了，也交班走了。又是秃驴庄罕的班了。秃驴走了，三寸丁谷树皮又来了。一天一夜又过去了。

第四天早晨了，一夜里天气好冷，我已经二十几钟头不吃不喝了；也已经七十二小时以上没有睡觉了。这时候，我气喘发作得几乎要气绝。

“给我一颗气喘药！给我一口水。”

“药在这里呀！你看！说了，就给你！”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拿着一只小药瓶，摇晃招扬着。

“唉！”我心想：“假如现在立刻死掉，多好！”但是，口干，腹饥，气喘，浑身发颤，全身每一个细胞好像都个别地在跳动，头脑里是空空荡荡的，思想上是茫茫渺渺的，一点思维能力也没有，判断力更是完全丧失了。但觉得：眼前站着的这些人，好像是这世界上最恶毒的仇敌，又好像是这世界上唯一可靠的“人”。——因为我已经一个多月没有看到任何其他脸孔的人了，更听不到其他人的言语声音了。

喘，喘，喘！我快要断气了！唉！偏偏气又不断！

我终于屈服了。

“好吧！给我一颗气喘药！你们要我说什么，我就说。要我……要我写、写什……写什么，我，我，我，我就写。”

“好，你说，你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哪一年？”

“我，我，我记不起来了！”我回答秃驴庄罕。

秃驴庄罕大为得意地说：“没关系！没关系！你忘记了，我来‘帮助你记忆’——是不是民国二十六年？”

“就说是吧！”我说了，又觉得不对，就说：“是‘厦门青年抗日服务团’。”

“是共青团！你不要再翻供！”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厉声喝道。

我需要气喘药，我需要开水。我屈服了，我完全屈服了。因此，我得到一颗药丸，一杯温开水。

几分钟后，我痛苦地写了一纸短短的假“自白书”，然后回到第五号囚房，沉沉地睡到天黑。

经过了一个月又十四天的非刑迫供，我终于被屈打成招，诬服了第一项“罪名”了。

作为有罪的唯一证据，只是被告人自己的“坦白”。而照后来调查所证明，这些“坦白”都是对被告人施用肉体压力而获得的。（赫鲁雪夫秘密演说全文页一〇）

第三章——卅年老国特变成卅年匪党份子

第一节——信基督教是帝国主义走狗、是美共、是美国中情局间谍？

我应该补叙一下被迫诬认参加共青团的“前奏曲”。

事情需要回溯到一九三五至三七（民国廿四至廿六）年。那时候，我正热中于写白话诗，用一个笔名叫“浪浪”，是从屈原“离骚”中“沾予襟之浪浪”句取得的。我很喜欢刘半农、朱自清的诗，对戴望舒，谢冰心等一班“新月派”的诗，也很激赏，因为他们的诗很有韵味。尤其喜欢冰心女士的诗和散文。但对徐志摩、康白情的作品，不大有兴趣，也不欢喜郭沫若那种满篇叫嚷的所谓“诗”。（当时他还没有叫斯大林做“爷爷”的。）其后，买到了一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整天如疯如狂地朗诵，对朱湘的“猫诰”及闻一多“闻一多先生的书桌”，差不多会全背了。写诗的确进步很迅速。我自此更相信学做诗词，不分今古，背念得琅琅上口，滚瓜烂熟，实在比去读几本“诗词做法”之类的书籍更有益。

厦门是闽南二十几县的文化中心，我在厦门几家报纸投稿几年，写些散文、杂文、又写新诗，到一九三七年，自问在闽南一角，已经颇有些读者知道我。这一年五六月间，也就是芦沟桥战事爆发前一两个月，全国上下，抗日的声浪激昂高涨，响彻云霄。这时候，有一个在广东略有名气的诗人蒲风，到了厦门，提倡用诗歌作为对日抗战的文艺心战武器。他每星期在厦门基督教青年会举行一次“诗歌座谈会”，并在报端发布消息，欢迎爱好诗歌的任何人参加。我因此也去听了好几次，从而认识了一些写白话诗的人，如童晴岚、李青鸟、吴舒煌、连城等；还有几位作曲家。“诗歌座谈会”有时候也不谈新诗，而是谈音乐。例如有一次，就请了一位音乐界名流作专题演讲，介绍当时中国几位杰出的作曲家，他特别推重一位福建晋江人蔡继琨，因为蔡氏刚在日本，以一曲“浔江渔火”交响曲，赢得全日本作曲第一名的荣誉。（蔡继琨后来出任福建省立音乐专科学校校长。）

我当时还年青，不够资格发言，听听而已。也读了蒲风的几本诗集，觉得有点“粗线条”；但自然，还是写得比我所作深沉老练多了。

“抗日”，在当时，是全中国人民族意识的大觉醒。我不相信共产党当年呼吁叫嚷“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是别有怀抱，但绝不同意把一切主张“抗日”的人都看成是共产党或受共产党所影响、所“嗾使”。因为，当时连一些专讲旧章回小说的“说书人”，（闽南语称为“讲古仙”。）也抛下线装的小说，讲起报纸上的时事来了。国民党自大陆失败后，便把“七七”以前呼喊抗日的“罪”（或是“功”），全归于共产党，实在是不公平的。

事实上，在“诗歌座谈会”以前，我也写过歌颂抗日的小品及新诗的。因为“七七”以前，华北早已一片烽火，到处有战斗。像宋哲元第廿九军之抗日，便是一例。“七七”芦沟桥战争一爆发，自更没有写什么风花雪月的心绪与情怀。写了，报刊也不要的。

“七七”抗战爆发后没多久，蒲风就回广东去了。另一位略有名气的厦门人童晴岚，就邀约我和几个人，办了一个“诗歌创作”月刊；后来，又借了星系报纸的“星光日报”半版版面，出了一个“诗歌战线”周刊。这两个刊物，每期总有我写的诗二三首或更多，因此，在漳泉二州的新闻、文化界，及爱好新诗的读者中，就更有人知道“浪浪”这个名字。在厦门，一班写白话诗的朋友中，也多叫我“浪浪”了。

一九三八年（民国二十七）一二月，日寇飞机战舰对厦门的滥炸与炮轰，一天比一天猖獗。许多人都预见孤岛厦门，无法固守，纷纷向内陆撤退。我原本想到省会福州去，看看是不是能找到一个工作。于是离开了厦门。及至到了泉州，因为听说福建省党政军及中央在闽各机关正在内迁永安、沙县、连城各地，我便在泉州、南安一带，观望了几个月。

好了，暂时说到这里，现在且回头说说沈之岳调查局那批小狱吏，怎样逼迫我自诬参加共青团。

我入狱后才痛切感觉到：在台湾，如像沈之岳调查局那种“侦办匪谍”的恐怖风声里，被以“匪嫌”罪名抓去的人，不但父母兄弟妻子儿女，互相怀疑；连自己也不信任自己的。例如我被捕那天，沈记调查局派了秃驴庄罕等四条凶汉去抄我的家，就追究我的爱妻秀燕：“有一个柯落叶，是不是常常来找你们李先生？”秀燕当然据实回答他：“很少，好几年偶然来一趟。”事后，连我的爱妻秀燕，也像三闻“曾参杀人”动摇起来，跑去问柯落叶：“我们李先生早年跟你在一起的时候，究竟参加过什么共产党没有？”

弄得一家人都不敢互信，这就是国民党特务统治摧毁家庭伦理的最好见证。还好秀燕得到的答复，不只是“绝对没有！”还从柯落叶口中获知更多我早年跟国民党、跟CC、跟中统的关系。（平日夫妇相处，谁去谈这些呢？）要不，恐怕更要吓坏了的！

我并不怪爱妻秀燕，因为，在经过五六个礼拜的疲劳刑讯，凶暴殴辱以后，我几乎连自己也怀疑起自己来了。整天整夜，在拷掠箠楚底下，一直自问：“难道我所交的朋友，真有人是共产党？”“难道我参加过什么共党的外围组织而不自知？”

在日夜煎迫之中，日夜听了那千篇一律的盘问而嫌厌、烦腻，也更加下死劲地在脑海里翻寻自己的“罪”。虽然浑身是病、痛，困、弱，我还是拼命追忆：难道是，国民党？中统局？三民主义青年团？平和县抗敌后援会？——那是国民党平和县党部聘请我当委员的呀！总不是吧！再想，再想，没有，什么也没有。

忽然有一天，秃驴庄罕追问我：“为什么要信仰基督教？基督教是主张‘性恶论’的，跟中国的性善论是不相容的，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你李世杰信它，一定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定然跟‘美共’有关系？要不，一定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赶快交待出来！”我心里暗想：难道荀子也是主张性善论的吗？基督教说人类祖先犯了罪，人类就带有原罪，这就是性恶论吗？但我不敢反驳他，却只忍不住说出：

“我们总统（指蒋介石老总统）和夫人（宋美龄）不也是信仰基督教的吗？”

“劈！”地一声，立刻来了一记又重又痛的耳光。

几小时后，勒索前科犯李振国，换了口气，勒迫我要供认：“参加基督教，是要替共党在教会进行渗透工作，从事统战活动。”我是一个第三代基督徒，对于庄罕、李振国二贼污辱我所信的基督，污辱我宗教信仰所作的诬蔑，是宁死不屈的。我反而得到一点灵力与安慰：“假如今天为信仰而死，倒是死得其名，死得其所了。”我想。

经过又一阵的凶殴毒打之后，换来了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这个阴险奸诈而又刻毒狡狯的武大郎型人物，从调查局卷宗里，找出了我于一九五七—五九年，为要策动在日本的台独人士归来，曾使用基督教罗马字（即闽南语拼音字，教会通称为白话字），写信到日本去。那些信还是由调查局函报国家安全局备查的。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如获至宝，无知的窝囊货，竟认为那是共产党“国语拉丁化”的拉丁字，强迫我诬认。我力辩：那种教会用的白话字，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就有了，那时，莫说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毛泽东等还没出生，恐怕连他们的老子都还没有进母胎的，中国人更尚不知共产党为何物了。两者怎能混为一谈？

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不知从什么地方听到：早年厦门基督教青年会曾经出版过白话字的刊物，（事实上，厦门一家圣教书局，出的这类宗教书刊才更多哩！）就一再强迫我要屈招那是“共匪反动文件”，又说我也曾经为那“反动文件”写过稿子等等。我誓死不愿诬服涉及污辱基督教的假情节，尽管一切的嘲讽、讥刺、毁辱、詈骂、拳打、脚踢，以至于气喘病发作，我都坚忍不屈。

大约熬了两三天，看看没有结果，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终于翻了口供，不再追迫，只问：“那你基督教青年会参加过什么活动？”

我猛然想起了“诗歌座谈会”，那桩二三十年来早已淡忘了的往事。心里想：那原是一件并无不可对人言的公开事，不但开会前发表消息，开会时不分生张熟魏，谁高兴都可以进去旁听，也可以随意中途退席，座谈后的纪录且都在报端发表的，值不得什么大惊小怪。于是，我原原本本地说出了参加过几次“诗歌座谈会”的经过，并就记忆所及，把当时参加者人名写了几个，其中有童晴岚、连城、刘角夫等名字。

不料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秃驴庄罕，勒索前科犯李振国，就抓住这件事替我大做文章，硬说蒲风是共产党，要不，也是左倾诗人。童晴岚等等都是共产党，“诗歌座谈会”是“共匪的外围组织”，是“叫嚣抗日，附和共匪，要逼迫政府抗日”的。又说：我写的抗战诗歌“一定是讴歌‘人民’在抗日，攻击政府不抗日的。”

我万万想不到的是，当年参加“诗歌座谈会”的那个连城：（一）他也在台湾。（我一直以为他没有到台湾来。）（二）他于一九三八年一月由厦门到了永春，一九三九（民国廿八）年真的在永春加入共产党。（三）他不但在屏东当个农场的职员，竟然还是调查局第三处的老线民，而且曾“协助侦破”好几个“匪谍案件”，抓了好多人去判徒刑或枪毙的。

沈之岳调查局派人赶赴屏东，把连城逮到台北来。这个正货共产党员，作贼心虚，在火车上就“坦白交心”，说出“民国廿八年在永春加入共产党”的事了。到了留质室黑狱中，他首先“交出”了基隆市警察局一个警官李一曙、永春人，说他也是共产党。李一曙因之入狱，后来被警总判刑十二年。但是，我自一九三八年一月离开厦门以后，就没有和连城见过面。他于翌年在永春加入共产党，跟我扯不上关系。于是，连城以线民的身分，他遵奉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等的严谕，依照李式联指示的情节，写了“自白”，咬住李世杰不放。那内容，竟然和武大郎李式联对我所提示的，完全一模一样。

读者先生！说是一九三七年有人会讴歌“人民”在抗日什么的，根本是胡说！有一个署名“司马璐”的早年共产党员，在一本“斗争十八年”书中说得很明白。当一九四三（民国三十二）年，他已经跟中共脱离关系了，在重庆和蔡力行、丘斌存等组织“中国人民党”，他自夸道：“用‘人民’这个名词，我司马璐比共产党还早了好几年哩！”（大意）。司马璐自称抗战前就加入共青团，共产党，进入延安，打过游击，共党党龄很老，照他的说法，一九三七年，哪来讴歌“人民”抗日这种字样？

但是，沈之岳调查局的黑狱，岂是讲理的地方？

路温舒说：——

夫人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视；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

意思是说：人的性情，平安时就乐意活着，痛苦时便想死掉算了。在刑杖棍棒之下，有什么自白拿不到呢？所以囚犯不能忍受痛苦时，便捏编虚伪的自白以求免于拷打；侦讯的人认为人犯伪供对他们狱吏有利，就指明情节迫令囚犯自白来证明他有罪了。

在精神、肉体委实无法熬忍的悲惨刑求下，我已经决定：只要不污辱我所信仰的基督教，不诬陷自己的妻子亲人，我便屈服！——与其在永无休止的暴烈残酷淫威下不死不活受洋罪，不如暂且诬服算了，就算该被砍头，也比这悲惨刑虐的痛苦少得多了。

我终于依照了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所提示，共产党徒连城所捏编的，把“诗歌座谈会”染成了半红色（左倾）。然后，经过三昼夜的烧炼锻炀，我真地在李式联和秃驴庄罕指定下，自诬：

民国廿六（一九三七）年，在厦门鼓浪屿，由刘角夫介绍，以“李浪浪”之名，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对外称“厦门青年抗日服务团”！（事实上，我虽笔名浪浪，却从未在这笔名上冠姓的，以后还有详细说明。）

第二节——交出“潜台匪谍”来

——宁可多写几个，可不许漏掉一个！

因为我诬服“加入共青团”，对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等来说，算是一项大“突破”；我不但得以睡了一次六个多钟头的大觉，而且，也得以理一次发，洗一次澡，换换六个礼拜来破题儿第一遭的内衣裤。这一切，都是六个礼拜之中完全丧失了的权利。

洗澡水是由厨房烧的，用一只约可装五加仑之量的铁桶装着，由狱卒提到盥洗间。因为烧热水的大锅也就是三餐煮菜用的圆底铁釜，水面上浮着一层闪闪发光的油腻。连那个狱卒都不禁高声赞誉道：

“嗨！这洗澡水营养得很！难得，难得！又可以滋润皮肤！”

理发是叫一个理发匠来，把头发剪短了，胡子剃光了，其他不管！

这些，在一个已经四十几天没有理发、没有修脸、没有洗澡，没有换内衣裤的人说来，真是“德政”！真是“恩典”！真是“皇恩浩荡”！如果索忍尼辛笔下那个渥罗亭，先到沈之岳调查局留质室囚禁六星期，再回去坐苏联的牢，他将不会因为被迫剃光头、洗澡，换衣服而怨气冲天了。

先理发，再让我入浴。盥洗间的门要敞开，狱卒站在门外盯着一个脱得精光的人，防他自杀，也防他有别的“异动”！

家里送来替换的衣服，今天也“蒙准发给”。这时候，差一点没曾喊出“蒋副秘书长万岁！感谢蒋副秘书长的洪恩仁政！”

睡了半个白天的觉，又理发、洗澡、换衣服；晚餐也渐渐吃得下些了。我以为我已经“交代”清楚了，可以让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棺材脸刘秉如、勒索前科犯李振国、秃驴庄罕等满意了。后来才知道，我真是愚蠢、笨拙得可悲！

就在那一个晚上——亦即我睡了六个钟头的昼寝之后。由于那天中午，刚洗过那个富有“营养”而又“滋润皮肤”的热水浴，躺在床上，睡意犹浓，正想再酣睡一番，不料，铁栏栅门又开了，强烈地一声“喀喇”，照例接着两个字：“谈话！”

这一次是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带着刁钻鬼胡廸寰在侦讯室里坐着等待。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露出一口黄黑色的牙齿，妆着满面奸诈的笑容地开腔了：

“你现在终于‘觉悟’了，把加入‘共青团’的事说出来，局长非常高兴。不过，他要你写详细一点：廿六年哪一个月，在什么地方，谁介绍的，当时还有谁参加，参加的人有谁在台湾？这样交代清楚，就没有事了。”

除了“参加的人有谁在台湾”这句话，我不敢胡乱诬攀以前，我全部照他的意思捏编了，把三十年前所认识，而且确实知道其人不在台湾的，尽量搜索枯肠，追想几个，编了进去。主要是说，由刘角夫介绍，他一说，我马上就填表、就“入团”了，没有经过什么审查、考核、训练。——当时，并不是存心留下这些漏洞，实在是在惊惶昏乱中，不曾记起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之加入，正像他们加入共产党一样，要经过许多程序、许多手续。这些，凡在调查局从事过“匪情研究”的人，原都晓得的。

但后来，棺材脸刘秉如，却因为我捏编加入“共青团”的虚构“自白”，没有交代出一个在台湾的人，怒气冲冲地，用拳头痛击我的面部，罚我跪在蒋介石老总统照像前“反省忏悔”！又说：“你不要以为隐瞒了在台湾的‘匪党组织关系’，可以交帐了事！别想搞监狱斗争！我告诉你，没有这么便宜！”

从此，我又恢复了每天“谈话”五六次，“回房休息”也五六次的间歇性疲劳轰炸的讯问。也恢复了默默接受凶喝、怒斥、咒骂、秽语、讥刺、毁辱、恐吓威胁、凌迫折磨、暴力加身的惨痛生活。勒索前科犯李振国每次总是那副河马一般的面孔，拍案咆哮，发号施令，施使刑求取供的手段。

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是在别人逞凶的时候，专扮“好人”的法利赛人。他已经迫取了我自诬“共青团”的假“自白”，并且表示“满意”。却是刚过不到一天，就又变卦了。他说：

“现在，最关心你李先生的，就是我。你已经说出了‘共青团’这一段事，单凭这一点，就可以判你死刑了！你知道吗？”

“但是，”我惶骇地说：“不，我所说是假的，不是真的。我只是相信你的话，你告诉我，说出来就没有事了。所以，我，我，我才乱扯乱编的。”

“你不要想翻供！匪谍案，翻供是绝对要判死刑的！因为一翻供，就表示不坦白，表示他对党国还有仇恨，还没有真正的‘交心’！还想另有企图的！……。”三寸丁谷树皮自己先翻了口供了：“至于你的自白，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当然要加以研判。俺，是的，我们会加以研判；你放心！”

三寸丁谷树皮说到这里，秃驴庄罕、棺材脸刘秉如、勒索前科犯李振国都涌进来了。他们像几只恶兽，七口八舌，争相“教训”我。牛头小鬼许文雄，刁钻鬼胡廸寰，则紧靠着李振国，随侍在侧，两腿分立，双手插腰，横眉怒目，一副准备施暴殴人的打手架势，绝像勒索前科犯李振国的奚奴、义犬。恶兽们说：

“现在，你唯一可以自救的，就是把加入‘共青团’以后的发展，坦坦诚诚地向局里‘交心’，把跟你有组织关系的人统统交代出来。”

“把组织关系交出来，这样，你有贡献，就免了死罪。”

“不但免了死罪，活罪也可以免的！”

“而且，有了功劳，可以复职，也可以升官。像台共头子蔡孝乾，现在已经是情报局的少将了。”

“你不要推说以后再没有‘为匪活动’！共产党是顶厉害顶厉害的，它的组织也是绝对严密的。你是共青团团员，它绝对不会准许你游离于组织以外，它控制党员团员的手段，是顶严密而可怕的，没有人可以脱离它的掌心的。”

“是呀！你既然参加‘共青团’，共产党怎么准许你脱离组织？何况你又‘潜伏’在本党(指国民党)里面工作这么多年，如果你不是继续秘密在共匪组织里活动，早就被它暗杀了。”

“我劝你，要用大脑去思想，不要用小脑去思想！”秃驴庄罕最得意的用语之一，就是骂人“不用大脑，而用小脑思想。”这是他驴脑里最“斯文”的骂人的话。

“不要耍小聪明，别以为只承认一点点，就可没事了！”

“你如果真的记不起，我们可以‘帮助你记忆记忆’。加入‘共青团’当团员，不过是准备加入‘匪党’的第一步。你难道敢说不是？”

“是呀！你这样去回忆，一定会记起很多事情的，一定会交代得更为清楚明白、详尽，更对你有利的！”

“最重要的是要有‘贡献’，——交出组织、交出人来！潜伏在台湾的‘匪谍’，统统要交出来，知道多少，就交出多少！宁可多写几个，可绝对不许漏掉一个！”

“你去好好回忆一下，跟你有‘匪党组织关系’的也好，跟你没有组织关系，而你知道他是‘共匪份子’的也好！你交出来，都同样是你的贡献，都同样有功劳；都可以让你免死。如果你交代出重要的匪谍组织来，局长还想亲自来听听你的报告呢！”

“好！生死就在这一点上，你自己决定吧！要记得，你已经自己承认参加过‘共青团’了，怎么赖也赖不掉了。现在，怎样解掉这项死罪，就只看你自己了。”

“好吧！不要再讲了，让他回房去想想再说罢！”

第三节——保安处抓了个国代

——害得调查局没功劳、没面子！

国民大会第四次会议选出了总统、副总统，于一九六六年三月廿五日下午闭幕。(这是依往例推算出来的，我那时已经入狱四十五天，不准看报纸杂志，更没有广播或电视，自然没有任何消息让我知道。)

三月廿六日晚上，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秃驴庄罕、棺材脸刘秉如、勒索前科犯李振国，一齐向我大发雷霆，拍案喧嚣，戟指怒骂，疯狂喝责：

“你该死了，你的一个‘组织关系’，国大代表，你不供出来，一直隐瞒着。今天早晨，这个人被保安处逮起来了！你让保安处去建立功劳，却害得本局一点面子也没有，局长对你非常不满！你这混账东西，简直是自寻死路！这一下，你该死了！你赶快交代出来！”

我茫茫然，不知道他们所指的国大代表是谁。我在福建新闻界工作多年，来台后，在调查局研究委员会及一处工作，也已十五年。其间认识的国大代表，加上未到调查局工作以前所认识的，少说也在五百位以上。我自己既非真正的共产党，哪来什么“组织关系”，更哪来国大代表中的“组织关系”？我百思不得其解，不晓得他们所指何人；心中有点疑惑恐惧：“会不会是黄和德兄？”但他没有理由被保安处逮捕呀。我把所认识的国大代表名字列出来，却只能记起一百多人。我说：

“这些代表都是我所认识的，你们所指的是哪一个，请告诉我。”

四只恶兽一齐骂道：“混账！你别装蒜了！你把真的‘匪谍’掩藏起来，却写这些毫无关系的人名来搪塞，有什么用？”

“要不，你们拿一本国民大会代表名册来，我把所有认识的都勾出来给你们看。”我无奈地说。

“不行，你自己心里明白，你自己‘坦白’出来！”

我高声抗议：“我实在不知道你们说的是谁！我实在没有什么国大代表中的‘匪谍组织关系’！要不，你们把那个人的姓名告诉我，我可以写出跟他认识经过和交往情形，你们拿到保安处去问那个人，核对一下，看看我说的是不是真话。”

“怎么？把名字告诉你？你想刺探我们的情报？刺探国家的机密？”秃驴庄罕哼了一声，恶声恶气地回答。

“真是十足‘匪谍’的手法，刺探国家机密。‘匪性’不改！”是棺材脸刘秉如的声口。

就这样，我被整整磨跎了两个礼拜，一定要我“说出”那个国大代表的“匪谍”来！翻来覆去的恫吓用语，千篇一律，说了又说，听得脑子都要涨裂了。再加上那一老套疲劳讯问、凌辱折磨、恐吓威胁、拳打脚踢！——读者先生，那时候，我实在不难随便诬攀一位国大代表(譬如他们所指定要“坦白、交心”出来的卢祖泽)；可是，他们现在所指定的，是“保安处所抓去的那位国大代表”，我无法知道他是谁，我诬攀了别人，不但增加自己的罪过；而且，姓名不符，准得又挨一番毒打，被诬攀的人“成案”了，可以跟我一样下狱了；然而，“保安处所抓的那个人”，我却仍旧交不出来！因此，我真像一堆沙，他们想榨出一滴的油，却榨不出来。连气喘发作时，他们拿了药瓶向我招扬侮弄：“说出来吧，马上给你一颗！”也不济事。

那是一个中午，我已经疲倦得昏昏欲睡，以勒索前科犯李振国为首的五六只恶兽，又复重施故伎，把五六张兽嘴靠近我耳朵两旁，大声嘶喊叫嚷。他们究竟说些什么，我完全没法听清楚，只觉耳鼓膜直要爆炸破裂了，脑部震动非常剧烈，几乎要迸发粉碎了！我用双手捂着耳朵，却被另两只手把我的双手猛烈拉下来。

“妈的！跟你讲话，你不听！你这样就可以没事了么？”秃驴庄罕凶横地咆哮着。

就在那个当儿，厨房送来了“午饭”，是一盘炒饭。除此以外，什么也没有。我已经口渴了一上午没喝茶——我已经觉悟，凡没有茶水在手头，他们叫我吸烟，我都不要，——看到一份干巴巴的炒饭，又没有菜汤，就说：“我吃不下。”然而，不行！勒索前科犯李振国先猛拍桌子：

“吃不下，也得吃！”

棺材脸刘秉如大吼着：“妈的！混账！你想用绝食来进行监狱斗争么？吃下去！赶快吃下去！”

我无奈地吃了一口。天呀！那一盘干饭，放的盐至少比米要多三五倍，咸得口里又苦、又涩、又臭，根本不能下咽，不能过喉，更无法下肚。我把口里咸得要死的饭粒，吐到痰盂里去，心里知道他们不会放过我的，就顺势假装呕吐，结果，竟真的把胃里剩余的食物统统呕吐出来了，跟着气喘也发作了！

“还是叫他吃下去！”秃驴庄罕咆哮着。

我紧闭双目，咬紧牙关，心里一横，决意求死！我气喘吁吁地说：“你们杀掉我吧！你们打死我吧！”

“打死你？你想这么便宜？早着呢！有你瞧的！”秃驴庄罕吼叫着：“你究竟说不说出来？”他用左手扭着我前胸的衣服，拉着我站起来，然后，一记重重的巴掌，掴在我的面颊上。我只觉得脸上热辣辣的，左耳嗡嗡作响，头部晕眩，身子摇摇欲坠。(直到出狱后我左耳的听力仍旧比右耳差得多。)但我立刻又紧闭双目，咬紧牙关，不肯做声。

又是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做“好人”的机会了，他“劝住”了秃驴庄罕，再向他的上司勒索前科犯李振国自告奋勇：

“让他休息一会儿吧，等一下，由我来跟他谈谈。”等到其他的人都出去了，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照旧是那么一套“关心你，为你好，为了救你……”的滔天大谎。

我摇摇头，用手指着张开的口。他马上倒了半杯茶过来，又是“除了我，谁肯对你这样关心？”“他们性子都很急，脾气都很暴躁。只有我才有这副耐性对待你，你还是跟我说了，省得自讨苦吃……”那些陈腔滥调。

我得了半杯茶润润喉，勉强可以说几句话了。我就把心里想的话，告诉他：“我不难随便诬攀一个国民代表抵数，但可一定不会是保安处所抓的那个人，结果这问题还是不能解决。你如果希望我说真话，我这便是真话。如果你们希望我随便咬一个国大代表，好让调查局有面子，跟保安处比比功劳，那就请你明白说了，要攀谁，我一定照攀不误。反正我不诬攀人，不乱咬人，也是死了。现在，你们又不让我死！”

我原以为他会再提出“卢祖泽”的名字，但是，没有。大约因为我明白说是“诬攀”、“咬”。这话不大好听，他自然不好意思正面答应我、“允许我”：随便“咬”一个国代了事。

如此这般地熬了足足两个礼拜，肉体的苦已经不堪，精神上的困扰，心理上的威胁，却比身体所受凶殴、摧残、荼毒、击打，更苦万倍。等到两个礼拜过去了，他们也不再提起“被保安处抓去的那位国大代表”的事了。而这个疑团，直到一年后，我被移送警总军法看守所，才在无意中发现了谜底。——保安处抓的那位国大代表是谁？沈记调查局为什么把那个人硬要跟我扯在一起？

我将在后面交代这个问题。

第四节——盛世才式的侦讯技术

——谢东闵等的“匪党关系”？

假使我当时果真“随便诬攀一个国大代表”来抵帐，而又不碰巧地正是“保安处所抓去那个国大代表”的名字，那可就让它沈之岳调查局振振有词了。“呶！你们看，好庞大一个匪谍组织！”他们不但可以更“有力”地证明我是“匪谍”，还有可能利用我的假供词，透过国家安全局的准许，向保安处“借提”那位国大代表来“并案侦讯”，抢夺了保安处的头功哩！一箭双雕，的是“妙算”。

然而，为什么勒索前科犯李振国等，不直截了当地提示那个国代的姓名，让我捏编呢？他们不是出了许多“我与……”的题目要我做文章么？我后来终于悟出其中的“道理”来：万一，到那时，警总保安处要派人参加侦讯，一来泄漏了“侦办”李世杰这个老CC、老中统、老国特的许多“机密”；二来怕我在保安处人员之前，说出“那个名字是受勒索前科犯李振国等提示的”，则如此抢夺了保安处的“功劳”，泄漏了沈之岳调查局的底牌，保安处岂能没有话说？

我想起了一件往事。季源溥先生任调查局长时，常常邀宴一些外交界、新闻界或文化学术界人士，泛谈一些问题。这种宴会，他常常要我参加，目的似乎是在于增广我的见闻，俾有助于从事情报分析的工作。有一次，同席有一位丁慰慈先生。季局长特别介绍：丁先生是位老外交家，抗日战争末期，由外部派在新疆“外交特派员公署”工作。盛世才背叛国民党中央时，逮捕了所有由重庆派到新疆的官员，一律加戴“共产党”的帽子，他对每一个“人犯”，逮捕之前，都已经编好一份很完整的“情报”，像某人为苏联做什么事，接受苏联多少卢布……等等。丁慰慈也在被捕之列，而且由盛世才亲自“审讯”。盛世才问丁慰慈：“接受苏联多少卢布？”丁答：“没有。”以下是丁慰慈终于“供认”，而且所供数目，跟盛世才所“得”的“情报”完全“相符”的经过：

盛：究竟拿了多少卢布？

丁：实在没有。

盛：没有？——左右，给我打！

丁：（熬不过毒打）有！有！

盛：多少？

丁：（想一想）五万。

盛：这么少？还不“吐实”。——给我再打！

丁：（熬不过毒打）十万。

盛：还是不“吐实”！哪有这么少？——再打！

丁：（熬不过毒打，心想：说多一些罢，省得多挨打。）一百万。

盛：有这么多？你明明不肯说实话！重重地打！

于是，丁慰慈由二十万、三十万，一路往上升；又由九十万、八十万、七十万、六十万一路往下降。直到被毒打得体无完肤时，——

丁：五十万。

盛：（笑了）丁慰慈！你早说实话，不就少吃那么多的苦头了么？

丁：（心中自想：苦呀！我怎么知道你盛世才的“腹案”是五十万！）

当季局长跟丁先生谈到这段往事的时候，丁慰慈说，他来到台湾，还不时在总统府遇见盛世才，心底里还是非常害怕他的。当时大家闲谈、议论，多认为盛世才不向丁慰慈提示数。

最滑稽而令人啼笑皆是的，是他们举出两个人，指定我要“自白”跟他们“有匪党组织关系”。这两个人是：——

谢东闵

刘启光

情报圈内的人，大都传说，刘启光早年是台共，曾赴大陆。在重庆时，跟中统局和军统局都有了关系。（他竞选省议员时，名片上印着“中央调查统计局经济调查研究委员会委员”的经历，证明他在重庆确与中统有关系。）来台后，他向国家安全局长郑介民上将办理秘密自首，并由郑介民转介绍给季源溥局长，愿意为策动在日本的台独人士返台而尽力。我以此经季局长介绍而认识他。沈之岳调查局抄掠搜劫我家时，抢去了很多华南银行赠送的月历（刘是华南董事长），带队抢掠我家的秃驴庄罕，因此“断定”我与刘启光“有匪党组织关系”。他似乎知道上述关于刘启光为“台共”的传说，却不知道我认识刘启光，是经由郑介民、季源溥二位而来的，而且是为调查局策动在日本的台独人士回国而认识的。

谢东闵，我已忘记是在怎样的言语中提到他的名字，谁知，勒索前科犯李振国，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棺材脸刘秉如、秃驴庄罕等，一听了“谢东闵”三字，无不个个大惊失色，紧张万分，声急气促地放大喉咙，粗声粗气地问：

“谢东闵？你怎么会认识他？他怎么会认识他？你……”于是，要我“写出跟谢东闵的匪党组织关系”来！

当时，谢东闵是台湾省议会议长。我很奇怪地反问：“谢东闵当台湾省教育厅副厅长的时候，蒋经国主任特别任用他兼救国团副主任。后来，他当新生报发行人、省副议长、省府秘书长、省议长，都是救国团蒋经国主任一手提拔的。你们说他思想有问题，是共产党，怎么说得通？”

尽管我认为说不通，秃驴庄罕和棺材脸刘秉如，还是要我把它编成“说得通”的。他们迫着要我“交代”跟谢东闵的“关系”，在“自白书”上，我据实写了，内容要点如下：

——民国三十二年冬，我在福建永安中央日报，担任资料室主任，兼评论委员。由于工作上的需要，和永安美国新闻处处长蓝德（Christopher Rand）常有往来，因此认识美新处一位台湾籍的日语翻译员谢东闵。谢东闵闻知我是惠安人，就自我介绍，说他和惠安人李述中从前同学过，他自己也曾到惠安，拜李述中之父李慕韩（荆瞻）老先生为义父。我就说：“巧得很，李述中我虽未见过面，却知其名。因为他父亲荆瞻伯，是先父的堂兄，还很亲的。”因此，谢东闵当时对我颇表亲热。他从事台湾人反日革命，他们台湾革命同盟会的人士，我也认识过一些。民国卅三（一九四四）年六月，我调任中央日报漳州办事处主任兼特派员，与谢氏遂无机会往还。卅八（一九四九）年八月来台，听说谢东闵当时是教育厅副厅长，特往拜访，不料谢东闵一看见我，立刻惊讶地站起来说：“呀！你也来了？不得了，台湾会沉下去！台湾会沉下去！”我猜想：他大概以为我是来想讨个差事当，或想借点钱过活的，心里很不高兴，口里衔着的一支香烟也不取下来，就微笑着说：“东闵兄，咱李世杰份量真的这么重，就够把你们台湾压沉下去么？”他似乎也自觉失言，连忙转口说：“不是的，我是说，来的人太多了！来的人太多了！”我与谢东闵，其后只有开会（革命实践研究院结业同学聚会）的接触或偶然的邂逅，我避免跟他有私人来往，我不愿意让他害怕我会向他借钱或乞求一份职业！

我到现今还不明白，当年沈之岳调查局的档案里，谢东闵的账户上，究竟记下些什么“劣迹”。及至我被判死刑再改为无期徒刑后，谢东闵兄已由省主席跃登副总统的宝座了，我很庆幸当年没有屈服于刑求而诬攀他。否则，当时只要咬他一口，恐怕他主席、副总统都做不成，还要恨杀我哩！

但是，谢前副总统东闵兄也好，刘故董事长启光兄（地下有知）也好，你们可曾做过梦，梦见我为了不肯诬攀你们两位，我都替你们每人承担了两个礼拜以上的悲惨毒刑的痛楚呢？

像这样子，为着想逼迫我诬攀某一个人，便下死命折磨我一两个礼拜的情事，堪说多得我已无法一一记忆。揣测他们的心态，可能是：明知所逼供的是假情节，只要磨跎得久了，加上暴力伤害，弄得被迫的人既不耐烦、又不忍苦，随便诬服了，他们就多了一个“匪谍”好抓了。最令我切齿痛恨的，是棺材脸刘秉如跟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竟然强迫我诬攀在大陆的老母，以及在台湾的老岳母，还有我的爱妻秀燕“都是共产党”。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秃驴庄罕，也如此相逼迫。他们如此折磨我两个礼拜以上，直到我又一次发高烧、昏迷不醒了，才罢手。又如勒索前科犯李振国，强迫我诬认“信基督教是替共产党渗透教会里工作”；秃驴庄罕强迫我屈招：基督徒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我一定是“兼做”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员，要不，就是“美共”。为了不肯屈招这两项罪名，我所承受的苦楚，并不比为刘启光、谢东闵所承受的轻省一些！

如今谢东闵兄贵为总统府资政，沈之岳也跻身蒋经国的国策顾问之林，未知顾问亦曾请总统逮捕资政办以“匪嫌”之罪否邪？

第五节——当年更动一工作地点，今日多编一荒唐自白

以勒索前科犯李振国为首的一群恶兽般的暴徒，既榨不出我“与刘启光、谢东闵有匪党组织关系”的虚构“自白”，过了几天，负责整肃我们的这个“专案小组”，就增加了两个陌生面孔，一个叫做黄则之，满脸阴骘、黧黑而奸险的颜色，据说是嘉义县调查站的秘书，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当我面前，特别介绍他是所谓“闽南匪情专家”，意谓专来对付我的。另一个是十足流氓型的赵健吾，据说是屏东县调查站的秘书。这两人自然是来充实“专案小组”之战力的了。我意识到我们的“案子”，将有增加人犯的趋势；否则，便是多几个来轮番实施疲劳轰炸的人力。说好听一点，是来“陪”我捏造假自白，好让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等凶徒多一点时间休息，以便运筹帷幄，以便构想出更多光怪陆离，荒诞无稽的情节，来逼迫我诬认的。他们凶狠残忍有如苏联特务及盛世才，可惜杜撰假情报的手法却输了一大截！

黄则之，面孔就像黑檀木的雕像，充分显出他阴险难测的奸恶性格，不多说话；但他说起话来，句句含着机关，而脸上却毫无表情。赵健吾则不然，他首先对我作个自我介绍，说是，他早年在南京军校读书，就参加军统局的组织。又说，在军校时，有一个教官很“坏蛋，大家都恨他”。刚巧碰到一个黑漆漆的寒夜里，那个教官正在空荡荡的大操场一角踽踽独行的时候，他赵健吾早已蒙着脸孔、藏在黑暗中，一个箭步窜出来，从背后把那个教官扳倒在地，一手掩着教官的嘴巴，一手捏紧拳头用死力猛打，打得昏迷过去了。第二天，他看见那个教官眼青嘴肿鼻子歪的涂满了一脸药水，包扎着绷带，就假意关心地问：“哎哟！教官，怎么回事？”教官没有颜面说实话，只得强装笑容，说是跌伤的云云。——流氓型的赵健吾说这一番话的意思，很显然的，是对我的一种示威与恐吓，炫耀他行凶殴人手段是很狠辣的。

有一天晚上，铁板面牛树坤来了，“劝”我赶快把“共青团”以后的“问题”交代清楚，否则，一定是死罪，一定是死罪。他说了几分钟，就召集勒索前科犯李振国，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棺材脸刘秉如、秃驴庄罕、黑檀木雕像黄则之、流氓赵健吾等，在一间小侦讯室对面的会议室里，关紧门窗，开秘密会议。刁钻鬼胡迪寰和牛头小鬼许文雄，则留在小侦讯室监视着我。刁钻鬼胡迪寰很得意地狞笑着：

“李世杰啊！识相一点吧！我劝你早些统统坦白出来。要不啊！后头还有苦头吃的！哈！哈哈！”

“以后，连我们两个也不会对你客气的，除非你赶快一件件交待出来！”牛头小鬼许文雄威吓着说。其实，莫说“以后”，就是以前，他们也从来不曾对我“客气”过的。

铁板面牛树坤走了以后，勒索前科犯李振国，大约得到他面授机宜，因此，我的景况更加恶劣了。这一回，他们除了“我与……”那几个题目，强迫我非写出跟每个人的“匪党组织关系”不可以外，又按照我开列给他们的“年表”，一路要我编下去。从一九三七年“在厦门参加‘共青团’”那段假话起，要我“供出”什么时候由‘共青团’团员升格为共产党员，然后，顺着每更换一个工作地点，就编一段“为匪活动”的荒唐自白，直捏编到人已来台湾，还得一直继续下去。

赫鲁晓夫在他的秘密演说里，有一段记载说：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罗生勃鲁姆（Rozenblum）“于一九三七年被捕后，受到了可怕的酷刑，在刑讯中间，他奉命要承认关于他自己和别人的虚伪消息，他被带到查科夫斯基（Zakovsky，一特务头子）的办公室，查科夫斯基答应给他自由，但条件是要他在法庭上……作一次违心的供认，……‘你，你自己’，查科夫斯基说；‘用不着捏造什么东西，NKVD会给你准备好一份这个组织的每一分支机构的大纲；你只要用心研究这份大纲，记好一切法庭可能会问到的问题和答词便好了。……你要自己准备，不致连累到侦查工作和你自己……如果你努力忍受，这样，你便可以保全你的脑袋，我们会拿政府的钱养你，直养到你老死为止。’当时实行的卑鄙龌龊事情，便是如此！”（见“赫鲁晓夫秘密演说全文”页三十一、三十二。）

沈之岳调查局对我的“侦讯策略”，如今改变得真像是“苏联版”了，不过，他们比苏联的特务似乎低能得多，没有本领像查科夫斯基那样精密地准备了一份完整的“大纲”，而是按照他们勒令列出的“年表”，自一九三七年起，每迁移一个地方，就逼迫我虚构一段假话。譬如：要我先写出在每一个工作地点所认识的朋友或同事，跟哪些人交情最好，当时当地发生过什么大事，然后用刑迫手段，勒令诬供那些交情最好的朋友都是共产党，当然，最好是那些在台湾的亲友故旧，可供他们抓的，最有价值，他们就逼迫我要捏编这些人和我“有匪党组织关系”；假使某地并无这样的“特定人物”，则限令我要自己“选择几个人”来编“剧本”，不过，他们特别严厉叮咛：一定要找出几个台湾的“匪谍”，才算“没有隐瞒，没有掩藏匪谍”，才算“对党国有贡献”；否则，就是“包藏祸心”，不“坦白”，不“交心”给党国，就一定是“对领袖怀着很重的仇恨心理”，不但要枪毙，而且，枪毙以前，一定要先给很多很多痛苦让他尝尝！

我到台湾来，一九三七年以前在厦门认识的人，几乎没碰过一个。只记得有一个许岱宗，当年在厦门也常常发表些短文，笔名“印滴”。我每月拿图章到报社领稿费碰到他而认识的。来台后远房堂兄李启明说：“我同住人许岱宗，是‘红的’，（共产党也。）一九四七年被捕自新过，现在保安处还常常有人来找他。”如此而已。我当然不愿意把一个正牌共产党员跟自己扯在一起编假自白，否则，跳进太平洋也洗不清了。

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和棺材脸刘秉如等，既然对我不断使用酷毒野蛮的暴行，饥饿、干渴的刑罚，气喘不给药的残忍苛虐，当实在无力支持的时候，我只好再屈服了。我顺从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提示的情节，捏编假自白道：

一九三八（民国廿七年）年一月，经由童晴岚一个人介绍，用“李浪浪”之名加入共产党，立刻填表、立刻宣誓、立刻由童一人监誓而变成共产党员。宣誓时没有第三人在场。事后刘角夫表示赞成云云。（好像共产党就是刘角夫、童晴岚的私产一样!）——我之所以如此写，是因为刘角夫，童晴岚不在台湾，不至于株连无辜。

及至李式联对我说出：连城在台湾，在屏东；连城是调查局第三处运用多年的线民，曾检举过好多“匪谍”判罪了，有的而且枪毙了！又说：连城于一九三九年在永春参加共产党，是受许岱宗洗脑而加入的，因为许岱宗曾是连城的老师。我实在感到无限的惊讶！

原来，因为我写了“诗歌座谈会”有连城其人，流氓赵健吾奉命专程下屏东，单枪匹马，活捉连城。李式联说：连城在火车上，就悄悄向赵健吾交心说：“你找我，是不是我（连城）在永春参加共产党的事被你查出来了？”于是，一五一十，和盘托出了他当共产党徒的经过，而且供出了一个永春人，基隆市警察局警官李一曙，也是共产党云云。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就一再当着我的面，夸赞共产党徒连城，而且告诉我：“你要学连城的榜样。”我口里不敢反驳，心中实在暗自骂道：“呸！你把共产党徒当作祖宗来奉承，还要老子学他！没出息的奴才思想，简直像是共产党的种养出来的！”

我在“由胡虚一先生一篇大作联想起一些问题”一文中（载万岁评论丛书卅六期。）曾说过：“大凡是货真货实，童叟无欺的共产党徒，往往是不需要经过多少刑求，便就承认了的。因为在他们肚子里有现成的材料，不必绞尽脑汁，虚构情节，就可以很迅速地‘坦白、交心’。”文中也举出连城，在完成诬攀李世杰的伟大任务后不久，沈之岳调查局就报奉国家安全局让他以“自首”名义无罪释放了。

后来，连城所供出的李一曙（据说又名李荣华）被警总判了十二年徒刑。那是一九六七年我到军法看守所才听说的。当时李一曙已经在充当外役，负责纪录难友接见家属的谈话。他很“忠贞”、“忠实”，把我告诉爱妻去找监察委员陶百川先生的话“据实详记”了，以致我被停止接见一个月。此是后话，先此一提。

连城之“揪”出李一曙，最惨的是我李世杰。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等，日夜严厉地逼迫我：

“有一个高级警官，是你们福建人，是共匪，你为什么不交待出来？你为什么要掩护他？”

我不认识李一曙。头脑里也像稍早在找寻一个“被保安处抓去的国民大会代表”一样，搜索枯肠，却不知那警官是谁。——如此，又拖磨了两星期。

第六节——国民党不知羞耻事

——六位高级党官，不如三名小共产

沈之岳调查局是最擅“废物利用”的。据“惠安案”亦即“军统案”一位出狱难友说，沈之岳调查局展开对惠安人及“军统”人的血腥整肃之前，先秘密逮捕了一个早年经保安处拘囚了很久，后来终获办理自新手续释放的惠安人施咏桂，逼他充当“活字典”，提供了许许多多的“匪嫌线索资料”；这些资料，再经骆神助、骆君实、汪锦麟、郑腾飞等的“协助整理”，所谓“惠安案”亦即“军统案”于焉形成、开展！同样的，沈之岳君临调查局，对中统人士展开血腥大整肃，一面逮捕了一九四七年已经在保安处办理自新的许岱宗，一面又将据说早年在调查局办理自新过的正货共产党徒陈香、张剑华二贼，秘密囚禁起来，充当咬噬老国民党，老CC、老中统、老国特李世杰及其他难友的无字天书。（李式联说：“张剑华是一九三八年共党‘泉州中心县委’。是负责泉州五县党务的领导人。”）

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秃驴庄罕、勒索前科犯李振国、棺材脸刘秉如等，在我的“年表”中找到：一九三八年一二月间，我到过泉州（晋江）、南安两地。于是请出他们的祖师爷陈香、张剑华、许岱宗，当他们的“无字天书”，编了两段假话咬住李世杰不放。

（一）李世杰在南安，是共产党一个“高山小组”的领导人。（吓！读者先生，你看，我“窜升”得真快!一月加入“匪党”，马上“转移党籍”，二月就“升”为小组长了！）

（二）一九三八年夏秋间，李世杰在南安参加一次“共匪民族解放先锋队扩大会议”。

沈之岳调查局的这三个祖师爷，如何在调查局黑狱中诬攀我；我在同样一座黑狱里，一点也不知道。因为，那是沈之岳调查局的“国家机密”，小狱吏们不“泄漏”给我，只让我瞎猜；“自白”，像盛世才鞫讯丁慰慈那样。就是一年后到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军法处，那个娶了中坜酒家女邓阿娇做老婆的军事检察官李继唐，在足足四个月“侦查”中，也从不敢提示那三个共产党徒的虚伪供词让我辩解的。这且暂不说它。

总之，首先，秃驴庄罕说：

“我们已经查出了，你在南安，负责领导共匪一个‘高山小组’，你赶快交待出来！”

就这样，在“棰楚之下”，我经过十几天的苦思、焦虑、构想，终于编了又一段神话：民国廿七（一九三八）年二月，由童晴岚将我的“党籍”移转到南安，并充当一个“高山小组小组长”。受共党南安县委曾克里领导。（三年多后，据张剑华在军事法庭说：共产党没有设什么小组长。）

我被逼迫屈认了“匪党高山小组”小组长以后，接踵而至的难题是：

——李世杰！你在南安还参加过一个什么会议？

棺材脸刘秉如和秃驴庄罕等，用了整整两个礼拜以上的时间，残暴刑迫、酷烈拷打、凌辱毁骂、疲劳轰炸、“限”我自动“交心、坦白”，说出当年在南安参加过什么“会议”！完全是盛世才鞫讯丁慰慈的模式。一连几天，我在悲痛，惊惶、流泪中，每天杜撰了五六十个莫名其妙的“会议名称”，但完全不符合那些禽兽的意思。（读者可知捏造那些会议名称之苦痛否？）幸而，最后，在黑檀木雕像黄则之的提示下，终于知道了那个“会议”名称的底牌。黄则之坐在我对面，用一张小纸条写了“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几个字，我恍然大悟，如获至宝，于是编下了如此这般的假自白：

民国廿七（一九三八）年四五月间某日下午，在南安金淘小学内，参加过一次“民族解放先锋队会议”。（黄则之没有写出“扩大会议”四字。）

接着，捏造了一些在厦门认识，但是没有到过南安，也没有来到台湾的人，把他们当作“参加人”及“主持人”，写了进去。（金淘小学，是我从泉州搭车到永安途中看见公路边的校名而获知的。事实上，我的脚迹从来没有印上金淘乡一步。）

但我不知道要写张剑华、许岱宗、陈香的名字；因为我当时不晓得是这三只狗咬我的。秃驴、棺材脸、武大郎们也不计较，就心满意足地把我的“自白书”拿去报功了。

一年后，（一九六七）二月十六日，沈之岳调查局特派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棺材脸刘秉如、秃驴庄罕、和行动组长阴沉脸彭兆庆，一共四员大将，恭谨卫护张剑华、许岱宗、陈香三个共产党徒的圣驾，到警总军法处“作证”，向那个讨了中坜酒家女邓阿娇做老婆的军事检察官李继唐秘密供述。他们的供词，后来经发现：居然和他们在沈记调查局的伪供，南辕北辙，驴头马嘴，自相矛盾，互相抵触。三年多后，这三只禽兽，在沈之岳调查局附设警备总部军事法庭中，当着那个被难友们丑谥为“聂败国”的审判长聂开国；和那个被丑谥为“张污芳”的受命审判官张玉芳，以及三个陪席审判官方彭年、王云涛、孟廷杰面前，怎样诬供我，诬供的内容，跟他们在调查局，在军事检察官侦查庭上的伪供，又怎样的前后矛盾，自打嘴巴；而且三人又互打嘴巴！以及在对质时，被我和我的爱妻秀燕，我的两位辩护律师驳斥得哑口无言的狼狈相。还有，那个聂败国审判长怎样公然站在共产党一边回护张、陈、许诸贼的丑行，……等等，我曾在“调查局应该哀悼的共产党徒”一文（已收入“调查局研究”书中）说得很详细了。为着避免重复，在此暂且从略。只有一点沈之岳调查局最卑鄙下流的做法，要再提出一下。那就是：陈香、张剑华二贼，因为根本不认识我，李式联等就告诉他：“李世杰有一种特征，就是整天摇着头部”。目的当然在避免他们跟我对质时，认错了人，闹出了笑话。这两个贼子，在法庭上，就自动说：他们于民国十八九及廿七年认识我，还“记得”我的头一直乱动。结果，不但被我和秀燕当场指驳，还有四个证人，在法庭上证称：李世杰摇动头部之病，是民国五十年以后才有的。沈之岳调查局和他的共产党同志勾结串供的罪证，昭彰确凿，所以他今天才有资格做蒋经国总统的国策顾问！

另外，在这里，还有三件事不得不提一下：

（一）民国十七（一九二八）年加入共产党的许岱宗，——他的“匪龄”该比沈之岳大官人为资深吧！——供说他于一九三二年“红军陷漳”（共产党攻入漳州）一役，躬与其“盛”，负责事前的策应及破坏电厂等工作，“红军”入城后找人修复电厂的辛苦，以及“红军”撤退前受邓小平颁发奖金和授枪的经过。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居然勒迫我要供承在“红军陷漳”时，我“也参加的”。无耻极了！无耻极了！——一九三二年，我还只是十五岁的小孩呢！（后来方知道，许岱宗并没有诬攀我这项罪名，是李式联的谎言！）

（二）许岱宗另外诬供我的一项罪名，是：一九三七年，李世杰在厦门，参加一个叫做“芗潮剧社”的，公演“共产党的话剧”。——芗潮剧社设在漳洲，曾到厦门演过话剧。后来听说该社确有共产党徒混迹其中，被政府逮捕后解散了。许岱宗这只禽兽这样咬我，李式联、庄罕那些禽兽便逼迫我“坦白”在厦门参加过什么剧团，演过什么话剧？在几天几夜惨刑不绝之下，我自诬：“一九三七年夏，在厦门演过几次‘共匪的话剧’，但是，剧团名称，剧本名称，所演角色，都忘记了。”这条罪名，起诉书和第一次判决书，并不曾提及。到了一九七二年第二次“审理庭”，聂败国才提出“芗潮剧社”的问题。我至是恍然大悟，当庭要求传唤张克雄，一个当年“芗潮剧社”的总务人员作证，才澈底粉碎了沈之岳和他的同志许岱宗的无耻谎言！——张克雄说：“我自民廿五至廿七年参加‘芗潮剧社’，该社根本没有李世杰其人。”（秃驴庄罕怎样逼供这一段话，详见第七节。）

（三）在我们这个“城固专案”里，许多位出庭为我及蒋海溶作证的证人中，有：前国民党中统局福建省调统室主任，福建省党部的书记长赖文清（国大代表）；国民党党报永安中央日报社长，两度担任福建省党部书记长的林炳康（立法委员）；前国民党三位福建省党部主任委员：陈肇英（监察委员），李雄（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陈联芬（国大代表）。这五位，总算是国民党省级的最高及次高层人物了。陈肇英、李雄二先生是专为蒋海溶作证，陈联芬先生是专为李世杰作证，赖文清、林炳康二先生则是兼为李世杰和蒋海溶作证的。另一位专为李世杰作证的，是中统局福建省调统室高级关系，前福建省政府顾问骆萍踪先生。

在这里，我要指出国民党一项极大的不知羞耻事：

这六位证人，有五位是国民党省级最高层及次高层人物，另外一位在党政中地位也不算低了。不料，国民党豢养的台湾警备总部军法官聂开（败）国、张玉（污）芳等，竟把他们对李世杰、蒋海溶的有利证言，看得一文不值，在“判决书”里，不是用蛮不讲理的歪话，把它们“指驳”，就是完全不采纳，甚至也不记载不采纳的理由。至于对陈香、张剑华、许岱宗三名小共干瑕疵满纸的漫天谎言，却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奉之如明君严父之谕旨，居然说：这三个共产党徒，“虽渠等供述时地，微（请读者注意这个“微”字）有出入，对于被告摇动头部特征，及早年在厦门活动时间，亦有不符。惟按事隔卅余载，追溯当时情况，印象难免模糊。”但是，因“渠等均系早年参加匪党者，其证言具有坚强证据力。”（？）云云。

国民党啊，看了如此“贬国扬共”的判语，你的五位省党部主委，书记长，其可信度竟然不及三个小共产党徒。你，你，你，你国民党用这种军法官，岂非不知人间羞耻事吗？

第七节——庄罕秃头上毛掉了，我要负责？

现在应该再回头再来说我在留质室的悲惨事，这段悲惨事还长得很呢！

我原以为诬服了共青团、共产党、民先队，他们——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棺材脸刘秉如、秃驴庄罕、勒索前科犯李振国等，就会满意，“结案”了。不料，不但大出我的意外，而且越逼迫越凶狠。因为，我既已被罗织成罪，他们的恐怖恫吓，就更有“根据”，更有“理由”使用残暴的刑讯殴辱，以及其他残忍的虐待为手段来迫供了。

首先是秃驴庄罕，在一个半夜里把我叫到侦讯室，一见面，秽语连篇，而且，又是让他“妈的屄”衔接在他庄罕的嘴巴上。他一手猛烈地拍着桌子，一手戟指着我的前额，大声喝道：

“你太混帐！太可恶！在李式联面前，你供认了参加共青团和匪党；对黄则之，你又承认了参加民先队！妈的，对我，你就什么都不招认！你这东西！你把‘功劳’都让他们两个得了，就不肯给我一点机会！”这只秃驴简直变成一对雌雄疯狗交媾养出来的第二代疯狗般地，他居然还说：“妈的！你害得我太没有面子，我如果被局长处罚了，你看我抽不抽你的筋，剥不剥你的皮！混帐东西，这两天，我头发又掉了好几根，你要负责！”

全调查局上上下下的人，无不目睹得清清楚楚，知道庄罕的头是濯濯童山，不毛之地，光秃得像五百烛光的电灯泡。所以人人背后叫他秃驴。他哪里还有“好几根”什么毛好从那光头上掉落下来？纵使他真有几根屌毛好掉落，我又为什么要“负责”！怎样负责？难道要我拔几根猪狗的毛去移植在他的秃头上吗？

但是秃驴庄罕这时理性已经丧尽，他拍着桌子大声喝道：“我问你！民国二十六年，你在厦门演过什么话剧？”

我愣住了，我在厦门从来不曾演过什么话剧；拼命回忆，没有就是没有。因此，我说：

“没有。”

“没有？”秃驴庄罕吼叫得像鬼哭马嘶：“明明有人检举过，你在厦门演过共匪的话剧！”

“谁检举的，我敢跟他对质！”我坚定地说：“他说我演什么共匪的话剧，在厦门什么地方演出的？”

“混帐的老匪谍！你又想刺探我们的情报机密，是吗！”秃驴庄罕骂道。

我虽然困倦疲乏，这时候也愤怒难抑，振起精神，厉声说：“我明明不曾在厦门演过话剧，你一定要说有，说有人检举。既然有人检举，牵涉到我，我自然有权利要求对质，才能够提出反证！这怎么可以说是刺探情报机密？”

“劈”地一声，秃驴庄罕掌掴我一记耳光，接着，几下拳头落在我的头上，打得头都起了暴栗！他叫嚷着：

“什么对质！什么反证！你只有承认的份儿！”

“我没有做这事，你也要我承认？既然要我承认，你也应该告诉我，所演话剧的名称，演出的地点，哪个学校或是哪个戏剧团体演出的。我才可以照你所说的承认！你叫我瞎猜，像上次说一个国大代表被保安处抓去了，我挖空心思，猜了十几天，到现在还猜不出是谁，你要我认，可以！你要我死，也可以！我今天落到这步田地，也不想活了！你干脆痛快一点，摊开来说，不要叫我胡猜乱想。我就是胡乱捏编一阵，跟你所构想的也不会相符，那又何苦呢？”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心搏剧烈地猛跳，气喘又发了。

“我要止气喘的药，我要止心跳的药。”我说。

“别装死！你以为我怕你死？老实告诉你，我不让你死，我也不怕你死！你不知道关在留质室的匪谍，死一百个，也不过五十双，有什么要紧！你要吃药，先认了这一点，否则，休想！”秃驴庄罕说了，站起来，命令牛头小鬼许文雄，跟刁钻鬼胡廸寰，把窗门全部打开，又脱掉了我的大衣和西装上衣，然后把我推到窗口，喝道：

“站在这里！不许动！”

“我实在站……站不住，我……太冷……太冷了！”我说，牙齿不住地打颤，气管里“嘶嘶咻咻”地鸣叫着。

“站不住，也得站！好！准你双手扳着窗缘站！”秃驴庄罕说：“没有脱掉你的衬衫和汗衫，已经太客气了，还说冷！现在，限你三十分钟里面说出来，我马上给你衣服穿，给你药吃！否则，连衬衫汗衫一起剥掉，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他说罢，大摇大摆地出去了。牛头小鬼许文雄扮着像刘秉如那样的棺材脸，说：

“我劝你，还是赶快说出来好！别等他再回来，你就惨啦！”

我全身僵硬冰冷，头部剧烈发痛，心跳减缓，气喘却更加急促。两脚一软，倒在地上。

“给我，纸笔，我写！”我说。牛头小鬼许文雄把我扶起来，让我坐下，真的给了纸笔。我手上颤颤抖抖地写道：“民国廿六年，我曾在厦门参加演过一次共匪的话剧，但是，地点忘记了，剧名也忘记了，所演角色忘记了，什么剧团演出的也忘记了。”大约是这样几个字，末后，签名，押了年月日。牛头小鬼许文雄出去，把秃驴庄罕叫了回来，将那张“自白书”给他看。秃驴庄罕看了几遍，露出一脸狞笑：

“好！特别优待！先给你穿衣服，吃药！等一下，我们帮助你，把忘记的部份回忆过来！”他转过头叫牛头小鬼许文雄：

“给他一杯热开水！——你帮助他回忆回忆！”

我必须指出，莫说任何人都无法“帮助”谁“记忆”三十年前的往事；那个许文雄，在民国廿六（一九三七）年，他还不曾变成为精虫的，由他来“帮助”四五十岁的人“记忆”三十年前演什么共匪的话剧，宁非荒谬绝伦的鬼话！——但是，我胆寒、战栗、恐惧、惊怯，集于一身，心里虽然这样想，却半句也不敢辩驳。真是要“感谢”蒋副秘书长经国先生英明伟大睿智卓越的领导，他的爱将沈之岳手下众喽啰们，当此时际，竟准许我在摄氏七度左右的寒天里，穿上毛衣，穿上西装上衣和大衣，还“赐”给我热开水、气喘药、心跳药，我真要“感激涕零”，三呼“副秘书长万岁”了。何况又有专人“帮助”我“记忆”，简直使我“临纸涕泣，不知所云”矣！

牛头小鬼许文雄还不曾开始诵念他的“情报机密”，然而，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进来了。

“怎么样啊？”还是那一副满嘴黄牙、满面烟容的怪样相，带着一副阴险狡猾的嘴脸：

“李先生，怎么样啦？”

“你看，他写这样的自白，简直莫名其妙！”牛头小鬼许文雄，把我那件“自白书”拿给他看。

这位武大郎的李式联，淡淡地瞄了一眼，露出满脸奸诈的笑容：“不要紧！不要紧！这件事交给我办，你出去吧！你出去吧！”

牛头小鬼许文雄滚出去了。

“李先生。”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又称呼我“先生”起来了：“这些小问题，我不同你计较。——我不像‘他们’。现在，趁‘他们’不在的时候，我们谈一谈，你参加民先队扩大会议以后，到什么地方。（他查看一下我的年表。）哦！到晋江应考，到南平受训。说一说，你离开南安，到了晋江，接受谁的领导？”我显得非常骇异，我诬认了如此重的莫须有罪名，还不够吗？还接受谁领导呢？

我告诉李式联：——

民国二十七（一九三八）年七月，福建省政府设在南平（即延平）的“福建省战时民众教育人员训练所”，在全省七个行政区招考“教导员班”学员。该所第一、二期是“指导员班”，结业后分发各县担任“民教指导员”。学员是由省府各厅处及各省立中学校长教员中调训的。教导员班是第三期，结业后分发各县筹设“战时民众学校师资训练班”，担任教导主任或事务主任，（均兼讲师。）班主任由县长兼任。我到泉州（晋江县城）第四行政区报名应考，“民教所”规定：报名时先缴一篇“我的过去”，经审阅通过了，才准参加笔试。那一次招考、录取标准异常严格，像漳州第五考区数百人报名、应试，结果连一名也不录取。泉州区缴交证件、自传的人数，据当时报纸刊载，是六一六人，而准许参加笔试的，只有一六一人。考试结果，录取者仅十三人；之后到南平报到，口试中又淘汰掉四人。也就是说：六一六人报名，最后仅录取九人。

我告诉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你说你很关心我，帮忙我，我也很感谢你。可是，请你替我想想，在泉州，时间很短，准备考试还来不及，还有什么闲暇接受谁领导什么的？除非你现在写一段叫我照抄，我实在编不出什么来。”

我又说：“就像他们逼我要承认在厦门演共匪的话剧，我虽然没有做这事，也认了。人，到了这步田地，还有什么办法！许文雄说他要帮助我记忆。民国廿六年，他的父亲恐怕都还没有出生的，他凭什么可以帮助我记忆！

“现在，你如果要我承认在泉州那一两个月，有什么为匪活动的事，请你写出来，我绝对一字不改地照抄。但是，请你不要逼迫我自己想、自己编，我，我实在编造不出来！”

“好了！好了！”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说：“好了，我们现在不谈这个！你回房去，想一想，在南平做些什么事！”

第八节——李式联公然煽动柯落叶

——尽管咬李世杰，有我们呢！

沈之岳调查局只要我屈招了参加“民先队扩大会议”，（“扩大”两字，是后来黄则之帮助我记忆而加添上去的。）并不问我何时何地经由何人介绍，办了什么手续，才加入“民先队”的。好像那时候，在国民党政府辖区内的“共匪民先队”会议，也跟现在台北新公园音乐台演出什么玩艺一样，人人可以自由去看热闹似的。其后的军事法庭，也是如此窝囊。反正，有三只赤色走狗咬紧了我的小腿，罪名已成立，单项之目的已达到，接下去是忙着铸造新罪名了。

经过一个多礼拜的凶横逼迫，秃驴庄罕、棺材脸刘秉如等，驯伏在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发纵指使下，强迫我要“坦白”：在南平战时民众教育人员训练所受训期间，“由共产党什么人领导，做些什么活动！”

读者先生！那个“民教所”，可确确实实是国民党的福建省政府所办的民教所，可绝对不是沈之岳就读的共产党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附属的民教所！在国民党政府的训练机关里，说是可以容许受训期间只一个月的人来到那里面领导、或接受领导，从事什么“为匪活动”而平安无事，实在无异承认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是那么无能，那么窝囊！是把他们的灵和肉都出卖给共产党了！

不幸的是：在抗战八年中，我工作地点，变动很多。而沈之岳调查局的反共、恐共哲学是：共产党是至圣的、至尊的、万能的，是顶厉害顶厉害的，组织是极其严密而绝对无懈可击的，控制党员是绝对不会让任何人脱离组织的，国民党怎样“保密防谍”都是保不住、防不了的。共产党员脱离组织，不是被找到强迫归队，就是被制裁（暗杀）的！

在如此这般的“理论基础”上，强迫李世杰自诬，每更换一个工作地点，便要转移一次“匪党党籍”，乃是沈记匪谍制造厂最有雄辩力的哲学根据。

南平“民教所”的“共匪领导人”编不出来，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起初似乎也有点认为逼迫得过份牵强，于是，查看“年表”，他的计谋又来了：

“民国廿七年十月，民教所结业后，你到……到……哦！到安溪。好了，你在安溪，接受什么人的领导？”

这时候，他又提出了我还没有“缴卷”的那些老题目：“我与……。”特别指定两个人，都是民教所三期同学，非咬不可。这两个题目是：

我与柯落叶

我与商希韫

于是至少要诬供一个在安溪的“共匪领导人”，还要诬攀柯落叶，商希韫两位。

柯落叶，早年在福建，也是耍笔杆的人。凡是我服务过的报社，都有他的文章出现。日本投降后，我担任厦门中央日报总编辑时，他曾在那里当过一两个月的外勤记者，因为个性不适合做采访工作，就到台湾来了。一九四九年我抵台时，他在省立台中图书馆当研究辅导部主任，民国三十九（一九五〇）年秋，因为图书馆出现反动标语，落叶遭受池鱼之殃，被刑警总队逮捕移送保安处侦查，被囚四个月，终以证据不足，无罪释放，但是，图书馆饭碗也砸了。他就到台北当什么油业公会、蛋业公会的书记，兼做点小生意。民国四十二（一九五三）年，我为着替调查局多搜集一些商情资料（趸售及零售行情），就介绍落叶当调查局的义务工作员。

商希韫于民教所三期结训后，好像是分发到闽东或闽北工作，一直到一九四四（民国三十三）年，我出任中央日报漳州办事处主任兼特派员时，她和夫婿及两个男孩途经漳州（忘记了她们目的地是何处），晤面一次，以后就没有见过了。虽是如此，在一阵又一阵比强盗更凶狠，比禽兽更不讲理的毒刑之下，我能在既不能死，又不能免于拷打的情况下坚不诬攀他们吗？

用肉体压迫，用酷刑把他打到不省人事，剥夺他的判断力，夺掉他的人类自尊心，这样，自白书便得到了。（赫鲁晓夫秘密演说全文页三六）

沈之岳调查局在蒋副秘书长经国伟大英明睿智卓越领导下，得自斯大林的心传，是很成功的。终于，我“自白”了：——

民国廿七（一九三八）年十月，我到了安溪，县府民教指导员卢慈云告诉我：他（卢）是匪党安溪县委，接到南安县委曾克里的通知，将我转移到给他（卢）负责领导。（卢是民教所二期学员）

又说：

听卢慈云说：柯落叶、商希韫都是共产党员。

就这样，柯落叶、商希韫都被沈之岳调查局逮捕了。卢慈云万幸没有到这个“厉行宪政、民主法治、保障人权”的台湾来，沈之岳调查局又没本事到大陆去抓他，他该可说是“逍遥法外”了罢！

柯落叶之被我所累，我在留质室黑狱里，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等已经告诉我，而且利用柯之被捕，企图制造落叶和我之间的互相仇恨。这详情下面再说。

商希韫因为我之“耳闻”，被株连下狱，我并不知道。一九七七、七八那几年，我在火烧岛政治犯感训监狱，看到土城“仁教所”的“仁爱报”，知道她在狱中。心里的悲伤、痛苦、歉疚、自责、与罪恶感，实在比肉身遭受刑求还凄楚万倍。我出狱后，听难友说，她被判刑十年，因减刑，实坐冤牢六年八个月。她的罪名是：民国二十二、二十三年在泉州南华女中参加什么匪党组织。在“仁教所”，她逢人便说：“冤枉极了！”我想起，警总军法侦查庭及审判庭，在我的“城固专案”中，从没有半句话提及商希韫的名字，足证她并没有反咬我。想到这里，不知道如有一天遇到她，该如何表示我无限的歉意与罪疚呢？

国民党台湾警备总部假如真是依法、公平的，则商希韫固然应该获判无罪，柯落叶更不应该被沈记调查局再抓回去煅炼成“南靖师范案”的案头而被判十四年徒刑！因为：不但我假自白所说的“耳闻”，根本不得采为有罪判决的证据，而且：——

我在法庭上已经举证，推翻了“卢慈云是匪党安溪县委”这句虚谎的自白。证据就在卷宗内，赖不得的！

我很感谢柯落叶，这位至今和我认识已经五十年的老朋友，他是目前在台友人中相识最久的了，记得一九七五、七六年在火烧岛时，他常常从第四区暗中托人传递字条到第一区给我，其中有一次写道：“我不恨你，我知道你不是存心害我的。”

“人之相知，贵相知心。”落叶之深知我，自是因为他也深知沈之岳调查局之共党残暴作风的缘故！

我出狱后一年多，柯落叶到处寻觅我的住处，终于找到了。半世纪知交的老友，相见欷歔涕泣！落叶对我说：

“我是民国五十五（一九六六）年三月卅一日被沈之岳调查局逮捕的。一到留质室，那个矮子李式联就对我说：‘柯落叶啊，你知道吗？你今天到这里来，是李世杰咬你的。因为他咬你，我们就不得不抓你。现在，我明白告诉你：李世杰咬你，你为什么不敢反咬他一口？你尽管放心咬他，有我们哩！你不必负什么责任！’我听了，心里很愤怒，我觉得，这正是共产党挑拨离间、制造仇恨、制造矛盾的卑鄙恶劣伎俩。所以，我虽然受了无限痛苦的刑求，却更坚决地抱定：万一被迫不得不诬供别人，也绝对不反咬你，免得上他矮子的当！”

从落叶这段话，可以证明沈之岳调查局之“侦办匪谍”办法是：（一）明知李世杰供攀柯落叶、商希韫或他人，是荒谬的，是诬罔的，照样要抓。（二）抓了被“咬”的人，再明白告诉他，点燃他仇恨之火，“反咬”过去。特别对我李世杰是如此！

我想起了柯落叶被捕后几天，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又回头清算我在南平民教所受那个共匪份子领导的老问题。他从落叶口中知道民教所训导主任朱少希，其后出任泉州日报主笔，并办一份“福建导报”月刊，同学们都很佩服他。李式联就任命这位并未来台的朱少希，充当我，在南平的匪党领导人。有一天，他拿着一张写满了字的十行纸，不给我看，却故意“念”给我听：——

在南平民教所受训期间，我（柯）和李世杰、商希韫等，都是在朱少希领导下的一个共产党组织。这位朱少希，对我们照顾备至，真不愧为共产党的上级领导人物。

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微露笑容，摇头幌脑地念着。他以为这是他的得意之作，我却毫不迟疑地从心底里拆穿他卑劣低能的骗局。因为，从十行纸背面透视过去，虽然看不清纸上写些什么东西，但我一眼就辨别出，那根本不是柯落叶的笔迹。不但此也，我至少还有一点最浅显的常识来判断：假如是一个正货的共产党徒，被抓到像沈之岳调查局那样恐怖气氛浓厚得无以复加的黑狱里去，叫他“坦白、交心”，表示悔悟，固然非无可能；但说他居然敢于写出某人“不愧为共产党的上级领导人物”，未免过于幼稚、愚蠢、饭桶、无知！可是，沈记调查局偏就是以幼稚、愚蠢、饭桶、无知为威权中心的。我看透了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行骗技术的拙劣，低能，但也畏惧、震慑于他们的棍棒拳头，我只有用沉默来答复。

柯落叶不但在火烧岛时表示不恨我，（如果他恨我，我也不应该怪他的。）而且，在沈记调查局黑狱里，于饱受疲劳讯问，刑迫毒打之中，也从不肯依照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的下流主意：“反咬他李世杰一口！”当他听到我复述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假冒他柯落叶的口吻，称赞“朱少希不愧为……”时，落叶只是大骂那矮子：“他妈的，无耻极了！无耻极了！”

写到这里，我耳际仿佛还缭绕着一阵狗吠声：

“柯落叶、李世杰敢咬你，你为什么不敢反咬他一口呀？”

第九节——沈之岳把共党看成如来佛

——国民党不过是猴子孙悟空

沈之岳调查局妄图从柯落叶身上多找一点李世杰的罪名，那种毒计并未终止。

在这里，需要说一说跟柯落叶有关的几件往事。

南平“民教所”办了第三期，就结束了。训导主任朱少希，出任泉州日报主笔，兼办一份“福建导报”月刊。

受训结业后，我分发到安溪，担任“同溪（同安，安溪两县）兼设战时民众学校师资训练班”事务主任兼讲师，落叶分发到惠安，职务与我相同。

各县“战时民众学校师资训练班”办了两期，第二期还没结束，落叶就出了事。因为，他写给“福建导报”一篇“惠城漫谈”，对惠安县政，用讽刺的笔法，很攻击了一番。有一天，惠安县长高峰，（兼训练班主任）把落叶请了去，先是冷笑地问了一声：

“你文章写得很好呀！”

柯落叶刚刚回答一句“岂敢！”高峰就勃然拍案大怒，骂了起来，并把他送下监狱去。当时很多县份未设法院，县长是兼县司法处检察官的，有权抓人。但是，泉州各报刊登出消息来了。朱少希也在泉州日报发表社论，弹评其事。跟着是，高峰致函泉州日报，为自己辩护。晋江县民教指导员蔡源法（民教所二期）发动了十县民教指导员，通电声援柯落叶；继而李世杰也发动十四县民教教导员，继起“声讨”，而且都电请省方，要求严令高峰释放柯落叶。朱少希续在泉州日报撰文，指出柯落叶的文章，出自“火气”，高峰写给报馆的信，也出自“火气”。并援引“抗战建国纲领”，申述抗战期间人民享有言论自由的尺度，呼吁高峰释放柯落叶。我也写了一篇“漫谈‘惠城漫谈’”声援他。

当时各县战时民众学校师资训练班，隶属福建省军管区国民军事训练处。各县民教指导员教导员，函电交至，国民军训处处长杨华，就电令高峰释放柯落叶，令其自行到沙县向国民军训处报到，“等候处分”。柯落叶坐了一十九天的冤牢，到了沙县，杨华并没有“处分”他，只是劝告他：“攻击别人，也要反省自己。你说他县政办得不好，难道你办训练班就无懈可击吗？”

柯落叶后来写了一篇“狱中记”，我还记得里头有一段说，狱中那些乡下人难友问他“什么事进来的？”落叶回答道：“写文章骂县长。”众乡下人初听不懂，经解释后，懂了，都称赞道：“哦，卖县长的报纸。应该卖，应该卖！”落叶因此很得那些不识字难友的“拥护”。（闽南乡下人，对于在报纸上刊登新闻启事攻击某人，就说是“卖某人的报纸”。他们是很害怕被人家“卖报纸”的。）

上面这件事，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等似乎不知道，所以没有追究我“声援同党”的罪。

一九四二（民国卅一）年下半年，落叶在南平福建省立师专读书期中，被福建省保安处捉将官里去，经过三个多月的侦查，终于证明他不是共产党，无罪释放。那时，我在国民党福建省党部驻永安办事处负责文宣工作，虽想帮他的忙，但没有帮上。事后落叶说：他在福建保安处，没受到刑求。

一九四五年一月，我是中央日报驻漳州办事处主任兼特派员。落叶由省立德化师范调到南靖师范继续当他的文史教师，带着太太和小孩途经漳州，下榻在我家中大约一个礼拜。（就在那一个礼拜当中，商希韫和她的夫婿、儿子也途经漳州，我们到旅馆和她夫妇叙旧一番。从此就没有再看到她了。）我写信介绍落叶去拜访国民党南靖县党部书记长庄达衡，和另一位党的人士简会元等。

落叶被我诬攀后，因为我在军事法庭举证推翻了“卢慈云是匪党安溪县委”的假自白，本来就应该无罪释放的。但是，沈之岳调查局急忙把他再提回去煅炼、烧制、雕塑、铸造，后来变成株连二十多人的“南靖师范”案案头。那十四年冤牢，竟然是他执教南靖师范不到一年的后遗症！正像后来“惠安案”的陈光熹，跟骆神助同事一年，换来十二年冤狱！

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落叶写信到厦门，希望换个工作环境。那时我是国民党厦门中央日报总编辑，就回信请他前来担任外勤记者。大约是十二月，学期尚未结束，落叶就到了。但是，他个性不适于做采访工作，不到两个月，他就“利用职权”，从市教育局采访到一项消息，偷偷报考“台湾省训团国语文讲师”，录取了。辞掉中央日报记者职务，到台湾来。那是一九四六年一二月间的事。

就是以上这两件事：我写信介绍落叶与庄达衡、简会元相识，我邀落叶到厦门中央日报充当外勤记者。沈之岳调查局的小狱吏、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秃驴庄罕、棺材脸刘秉如、勒索前科犯李振国等，用严刑毒打，疲劳讯问，及种种凌辱折磨的残酷手段，逼迫我要诬认：——

庄达衡、简会元是“匪党份子”，介绍柯落叶去认识他们，是介绍“匪党份子”互相联络活动。（大陆沦陷后，庄达衡逃到印尼去。简会元回到从前侨居地缅甸，继续担任国民党驻缅总支部委员，面对面跟华侨中的共党份子斗争。沈之岳，你有种这样做吗？你说他们（庄、简）是匪党，是不是说“国民党是匪党”呢？沈之岳答得出来吗？——我又诬认：）

柯落叶进入厦门中央日报，是李世杰“藉机介绍柯落叶渗入充任记者的”。

连同前面说的，一九五三（民国四十二）年，我介绍柯落叶为调查局义工，协助搜集商情资料一事，是：

掩护柯落叶“匪党身分”。

单是牵涉到柯落叶，我，李世杰，就一共有了这三大罪状。

小狱吏们硬说庄达衡，简会元是“匪党份子”，我可好办，我举出几位福建在台的党政知名之士，要小狱吏们去调查，要不，就向陈肇英、李雄二位国民党福建省党部主委查询：“究竟庄、简二人是国民党，还是匪党？”——因此我终于不必诬服这条罪名。但是，“藉机介绍柯落叶渗入”中央日报充任记者，“掩护柯落叶匪党身分”，两条罪名，却在沈记调查局强横“制定”下，“成立”了。

它并不从事正确的情报搜集，只是以滥捕、拘禁、刑迫取了伪供，来代替侦查的。在许多事情上，都是一样。

……这两条罪，后来都是在审理庭上推翻了“卢慈云是匪党安溪县委”之说，才一起被我推翻掉的。

回头再说到当时的各县“战时民众学校师资训练班”，民教班办了两期，就结束了。所有教导员（教导及事务主任，均兼讲师。）都在任所等候省方命令。据说，那时候省教育厅和军管区国民军训处发生争议，认为战时民众教育，应归属教育厅管辖。因此直到一九三九年二月底，我们才奉调到沙县，在“福建省保训合一干部训练所”的“战时民教师资班”，重新受洗礼一个月。这一次，我被分发到平和县保训合一干部训练班当教导主任（保训班已经改隶于省教育厅。）落叶派到云霄县去。他这一回很值得，结织了他的终身伴侣陈雁如女士，他们就在那时结了婚。

我不知道沈之岳调查局小狱吏们如何逼迫柯落叶一层层地诬服下去，对我来说，沙县一个月的受训，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和秃驴庄罕，棺材脸刘秉如等，又是跟我在南平那一个月一样，非要我“交心”说出那一个月是受“匪党”什么人领导的不可。

读者先生！我虽不会横眉怒目，张牙舞爪地办案、侦讯人犯、刑求迫供，也不懂得什么侦讯技术，像范子文那样，（范在调查局工作时，还写过一本专门讨论“侦讯技术”的专书的。）但自早年在福建，从中央日报资料室里，以及后来进入调查局的研究委员会做“匪情研究”当中，凭我的判断，我绝对不相信共产党真的像沈之岳调查局所认定的那么“厉害”、那么令人无法抵挡的。说它共产党对党员的箝制，严厉到连在某地一个月或两星期，也必须“纳入组织”，不容片刻脱节：那不啻是视共产党为万能的如来佛的巴掌，而像国民党只不过是孙猴子，齐天大圣孙悟空而已。这种心态，究竟是出于恐共病，还是出于崇共病，抑是故意找题目来困扰我这个老国民党、老CC、老中统、老国特的呢？总之，南平民教所一个月都用酷毒的严刑，逼迫我要“坦白”交出那一个月参加什么“匪党组织”，受谁领导。

编造虚伪自白的被迫害者，在无法忍受惨毒体刑而愿意诬服时，最苦的难题是：捏编假话，唯恐不真；自诬情节，唯恐不被相信，那到头来稳是一场更惨烈的毒打。（及至移送“法办”了，又恨编得太像，难于举出反证。）因此，对于这种只有一个月便要移转组织两次（一进一出）的自白，我想除了像沈之岳之流在毛泽东的“抗日军政大学”卵翼下学有专长，或者可以应付裕如之外，任何人都是穷于编造的。这种痛苦，没有遭受刑求迫供经验的人，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出来。

因此，民教所、保训所、师范教员班三次的短期训练期间，参加什么“匪党组织”，从事何种“为匪活动”，我都得付出两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加上两个礼拜的迫辱、刑讯、疲劳轰炸、病发无药的痛苦，作为代价。犹如他们迫我要屈认和“一个被保安处抓去的国大代表”，和“一个基隆高级警官”都有“匪党组织关系”一样，——每一个问题，都要磨跎半个月或更长。反正办案经费有的是，时间也有的是。

好了，沙县保训所民教师资班那一个月的罪状不追究了，却接下去逼迫我交代：“你到平和县保训合一干部训练班当教导主任后，参加什么‘匪党组织’，都做些什么样的‘为匪活动’，领导人是谁？”

平和地处闽西南，其北、西两面，跟永定县及广东饶平紧邻，县城就在靠近广东那一边。人民有讲闽南话，也有讲客家话的。部份乡村地区，有土匪，也有土共。地方派系非常复杂，（请读者记得这一点，因为这和下面一段有关系，和整个“城固专案”也有关系。）县保训班调训的对象，是中心小学（完全小学）教员，国民学校（初级小学，办到四年级）及私立学校校长及教员，保长（相当于台湾的村里长）、保队附等。

平和县民教指导员是南平民教所二期学员刘宝华，比我迟一个月左右才由别处调来的。

平和县城在行政区上，属于第一区，叫城厢镇。

县警察局长黄丽川，是位虔诚基督教徒，因而，我们私交很好。（以上，都不是废话，和以后故事的发展有关。）

我在平和工作大约五六个月，各县保训班办理结束，就调到漳州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所在地，担任省保训所第五分所教导员（即讲师）。受训学员，先是各县小学校长教员，后来又调训应届高中男女毕业生。

为了捏编我在平和一段“自白”，我受的刑罚异常惨苦。——原因，到事过七年后，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二日，我才恍然大悟是为什么。这一点，请留待以后再说罢。

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秃驴庄罕、棺材脸刘秉如、黑檀木雕像黄则之，流氓赵健吾，勒索前科犯李振国，率领小喽啰牛头小鬼许文雄、刁钻鬼胡迪寰，一齐出巢，任何肉体上的毁伤，心理上的恫吓，精神上的摧残，人格上的侮辱，都被无耻地派上用场了。

我经过几近二十天的煎熬，炸炼，终于编写：——

到平和后不久，由匪党安溪县委卢慈云，通知平和县委刘宝华，将我的匪党党籍转移到平和，隶属一个“城厢小组”，由小组长刘广厚领导……。（还列出十几个“匪党党员”名字，现在已忘记了。）

事实上，那一年，一九三九，我在平和县不但正式加入国民党，并且参加中统局福建省调统室的义务工作。假日又常常跟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马钦杰，率领宣传队下乡宣传，不但宣传抗日，也宣传共产党过去在平和乡下杀人放火的事，叫民众不要盲从的。马钦杰因此还聘请我为县抗敌后援会委员。——但，这一切，说出来，只换来一顿猪蹄与熊掌！

刘宝华因我确知他不在台湾。曾广厚则并无其人，因为记得当时保训班有位学员叫曾厚安，不知是否在台，不敢再蹈连城覆辙，所以改编为曾广厚的。

为了编得像“真的”，还杜撰了好几次“匪党小组会议讨论事项”的详细“纪录”，记得文字还写得蛮长的。假自白好不容易捏造出来了，那个所谓“闽南匪情专家”，黑檀木雕像黄则之坐在一旁阅读，欣赏，居然说：

“你这些资料，我们都先有情报的，不过没有这般详细。”——真是无耻之尤！亏他狗嘴说得出来！我心中暗想，但是不敢驳斥他。

第十节——黄泉源撤职，到龙岩骗钱

从此以后，每一段假自白，总要挨上一星期、十天、半个月或更长的悲惨毒刑。不是我自己虚构编造，就是依照小吏们根据我的“年表”指示而编缀的。编缀后还得等待他们修改了才算数。

我大约于九月初调到漳州保训第五分所，十二月初到三元参加师范教员讲习班的讲习一个月。这两段时间，我捏编不出什么情节来，只好让时间与痛苦把它拖掉了。反正还有狱吏们要迫供的其他大罪名，这样中断假自白，并不影响沈之岳调查局“肃清匪谍”的伟大勋业，真的压榨不出来，还是“勉可通融”的。

可是，等到要虚构一九四〇年二月到翌年一月在龙岩师范执教这一年的“为匪活动事实”，可就难了。

从三元分发到各县省立师范的人，我现在能记得的是；柯落叶到闽中的德化。柯幼岩、王汉驼、王台琴、黄泉源到漳州属的南靖师范，南靖在龙岩之南，两县紧邻。两个县城相去二百多里。

龙岩和闽西的长汀、永定、上杭、连城等县，是中共江西时代盘据、骚扰过的地区，从龙岩经上池、朋口到连城，沿公路两旁，可以看到许多全村尽成灰烬的残迹，当地人说，都是中共焚烧的。还有一个当地人称之为“万人冢”的，据说埋在那儿的人实在不止万人。我到龙岩时，听说离开县城十多里到几十里的白沙等地方，还有中共零星的武装。龙岩人都说，龙岩共党头子有魏金水，谢育才两名。在县城，偶尔也发现共党由乡下邮寄到各机关学校，或由人秘密到县城暗中张贴散发的传单及地下报纸，果然有魏金水，谢育才的名字。

我初到时，龙岩县长是有浙江才子之称的石有纪氏，他是弘一法师和文章作法家夏丏尊的高足，名画家丰子恺的同学，旧诗做得满好的。一九三八年我在安溪时，他是安溪县长兼民校师资班主任，算是我的老长官。有几次，看到共党传单，攻击石有纪为“亲日派”，我心中暗笑，一个县长，也有资格归入亲日派或反日派的吗？我在安溪、龙岩两地学做五七言律绝，略有些儿心得，石有纪的指点很有关系，因为他对我也颇多谬许之处。

龙岩师范为避免日寇飞机滥炸，校本部迁到离城十几里的谢洋，城区部学生只有四班，由校长指定我负责训导，另两位教员林国梁、郑云汉负责教务及总务。开学后不久，学校成立国民党区党部，学生中党员不少（很多学生年龄比老师还大），我当选为委员，因为我是简甲班的级任导师，那一班学生党员特别多的缘故。

这时候，三民主义青年团在龙岩成立分团，书记是永定人练平，有一位龙岩籍指导员翁清发派到学校，负责展开学校团务，呼召引导学生入团。练平特别函请校长赖德渊，要他请校本部训导主任（名已忘）及城区部负责训导工作的李世杰入团，以便协助团务推行。

龙岩还有一家属于国民党县党部的报纸“闽西日报”，社长陈天祥，总编辑李廼天。（廼天亦来台。）我在“闽西日报”，每天不是发表些白话诗，就是写些短文。偶尔附庸风雅，和县长石有纪及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王笑峰，也在报上互相唱和。那时年青、胆大、心粗、趾高、气扬，真的不知天高地厚。因此，在全校师生心目中，自信人缘堪称很不错，学生多是从未认识过在报刊上写文章的人，看见报上刊登我的诗文，就争说我是“作家”，很“崇拜”我，弄得我真有点飘飘然的！

因为乡下共产党还不时有活动，学校，以及国民党党政军宪警、学校党部、三民主义青年团等，对于防制共党的渗透，非常重视。——当时，师范学校规定要讲授三民主义一科，我是文史教员，也兼讲授三民主义的课。

当年实际的情形是如此，如今事隔二十七年，在台湾这块实行“宪政、民主、法治”，而且是“保障人权”的反共基地上，在沈之岳调查局黑狱里，小调查员们要我捏造一段“为匪活动”的“自白”，“自”固谈不上矣，却是从何“白”起。

秃驴庄罕“帮助”我“记忆”的，一是由平和“匪党城厢小组”转移到龙岩什么组织，同党有哪些人？二是在龙岩师范搞“学运”，闹学潮。三是在校中及“渗透”三民主义青年团，做些什么匪党活动。四是，是什么呢？是我跟乡下那些真正共党的“关系”，也得“详细交代出来”！

对于第二点，说是一九四〇年在大陆各地也有什么学潮，就算是最愚蠢无知的猪猡，也不至于有如此窝囊之想法的。沈之岳在延安受毛泽东、江青等的教育惯了，大概认为当年大陆是无时无刻、有学必潮的。因之，他的牙爪们，就以此来逼迫我供认了。可是，我坚决不屈认，并力言当时绝对没有什么“学运”、“学潮”。对于第四点，我死也不肯诬服和真正共产党有“关系”；——我若诬认这件事，一辈子也洗不清了。何况魏金水、谢育才两个共产党，我只闻其名，连他们略历都一无所闻的。

不过，在沈之岳调查局“共党万能主义”淫威下，我已知道每一段经历不承认一点罪，就不能免去残暴野蛮之酷刑。因而，倚靠着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和秃驴庄罕的“帮助记忆”，我诬服：

一、到龙岩不久，有县府民教指导员罗树星者找我，说是：接到平和刘宝华来信通知，把我的“匪党党籍”移转给他（罗），他是“匪党龙岩县委”，他把我编在一个“青年小组”云云。（这个“青年小组”，还是我从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联想而改编蜕化出来的哩！）

二、做些什么“为匪活动”的事情呢？唉！捏编起来真苦！编得重呢，怕罪更重。编得轻呢，怕再挨揍。不重不轻呢，如何下笔。在有人“帮助记忆”之下，我写道：

在校中教学生唱共匪歌曲。

在学校壁报上写文章宣传共产主义。

三寸丁谷树皮和秃驴等，似乎很满意于我这样自诬，他们并不追问唱什么共匪歌曲，写文章宣传些什么内容。事实上，他们既然经“帮助”我“记忆”，自然也知道自白是虚谎伪托的，只要可以多定我几条罪，就心满意足了，他们又何必多问。

一九四〇年七月初，暑假开始后，黄泉源自南靖来，说是：他黄泉源，和柯幼岩、王汉驼、王台琴四人，因为跟南靖师范分校主任郑开泰大闹别扭，被报到省教育厅，全都免职了（南靖师范校本部已内迁到永定县。在南靖的校舍变成分校）。不数日，黄泉源又来找我，说是想要到永安去，盘缠不够，向我借了十五元当旅费，（当时师范教员月薪是六十元。）自此一去，杳如黄鹤，音信全无。十五元也不翼而飞！

从黄泉源口中，知道他们四人被解职卷铺盖的事，也知道黄泉源经济情况非常窘困。我立刻驰函柯幼岩，因为四人中，他和我交情最好。我慰问他，顺便说起泉源似乎很穷，向我借了十五元做路费去了。没几天，幼岩寄来回信，我至今还记得信中第一句是这样写的：

世杰兄：

泉源兄这一次实在是太对不起我了。……

接着是说，他（柯）想到闽清去，旅费无着，特托黄泉源告诉我要准备一点钱给他。不料黄泉源竟然掩藏了这句话不说，却抢先把我的钱借走了。那，他，幼岩到龙岩时，我哪里还有余钱借给他呢？（当时待遇不高，大家的的确确经常闹穷。）

我急忙回信给幼岩，说：没关系，了不起，到时我向朋友挪移一点，或向学校借支薪俸给他。

但是，幼岩似乎已从别的同学处挪到钱，到了龙岩，并没有向我借盘费。我们相聚了几天，就分手了。

闽西的龙岩，犹如闽中的德化，分别是漳泉两州到战时省会永安和出省境到浙赣的交通孔道，民教所，保训所，师范教员班同学分发到这两个地方工作的人，最吃不消的是：同学路过，少不得都要请他小吃一顿，略尽地主之谊。而这对于一个“瘦教员”来说，（瘦教员，闽南语即穷教员之意。）实在是很重的负担。即以南靖来说，除了王台琴径回南安原籍以外，其余三人，都先后经过龙岩，我这个小东道主总是跑不掉的。

读者先生，请不要嫌我唠唠叨叨，写下这一段无关紧要的废话。这一段，并不是废话；它对于二十七年后“城固专案”大狱之形成与发展，有着极其出人意表的关系，而且也暴露出人类中忘恩、背义、卑鄙、无耻、奸险、毒辣的一面。此所以我不惜在此先伏下一笔也。

第十一节——诬我一家皆匪，福建高官都是匪

——灭门毒计未遂，沈之岳该号啕痛哭

一九四一年一月，我离开龙岩，回到漳浦官浔镇家中，(抗战爆发后，我的家就由厦门搬到官浔去了。)过了旧历年，二月初，便赶往泉州。那一次，本是应友人之邀，想去一家省营的中南旅运社当副经理的，不料抵达时，中南旅运社突奉令裁减员额，准备办理结束。副经理做不成了，却是正巧，一家“正报”三日刊的社长孙铁魂，力邀我负责该报编辑主任。孙铁魂是惠安乡亲，在龙岩当过石有纪县长的秘书，也是一位老CC，喜欢“平平仄仄”打油的人，年龄比我大了近二十岁。他同时主持一家“闽侨通讯社”，也要我负责编务。这“正报”和“闽侨通讯社”，是由陈泗孙、汪波等中统人物支持的。

我在“正报”只干两个月，忽接噩耗，惊知我的次妹浯碧去世！浯碧在平和南胜中心小学执教，于三月十六日星期天，她携带一个七八岁的女学生上礼拜堂去，回家时，经过一条木板桥，适逢雨后溪流暴涨，女学生不慎失足，坠入溪中。浯碧妹救人心切，奋不顾身，跃水拯溺。结果，女学生倒被大水冲上岸边了，浯碧妹却不幸为波臣所噬。母亲接信，已由官浔赶往南胜处理浯碧妹后事。我接到这项凶信，悲恸欲绝。立即星夜赶回漳浦，劝慰老母，安顿家务，再返泉州。不幸又遇日寇飞机疯狂滥炸，泉州城内无辜良民，死亡枕藉；时局也趋于紧张。“正报”及“闽侨通讯社”都宣告停刊。当时我的处境，真所谓“东风恶，心情薄。”就到距晋江县城一百里的海滨围头、塘东等渔村，在一些朋友家盘桓，散散心绪。到九月间，漳州“福建新闻”社长康庄（殷才），一再函促，请我出任该报编辑主任，我才离开泉州，到漳州去。康庄是军统局漳州邮电检查所所长，“福建新闻”却素以“敢言”著称。

因为在“正报”工作时间很短，到围头等地，又不是去工作，在沈之岳调查局黑狱里，棺材脸刘秉如等勒迫我列出“从一岁到现在”的年表时，我就没有写出来。不料秃驴庄罕带队抄掠我家时，在抢劫去的众多文件中，发现了“正报”送给我的聘书，又看到我“年表”里没有这一段经历，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居然露出原形，现出本相，不再伪装“好人”了。他对我拍案怒骂，咆哮，叫嚷，叱喝，硬说：“孙铁魂是共产党，是老匪干。”他凶恶地厉声问道：

“李世杰！是谁把你‘交’给孙铁魂的？（‘交’字叫得特别响亮。）混账，王八蛋！你为什么隐瞒了这一段？孙铁魂在共匪里面担任什么职务，赶快交代出来！再不说，休怪我也揍你一顿！”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我已经慑于禽兽们疯狂的淫威，知道跟猪猡讲理，不过是多取其辱。心中只是一直回想往事。

我想起一九五〇（民国三十九）年农历除夕前两三天，国民党“香港时报”刊登了一则骇人听闻而令人悲痛的消息，说是中共就在那年关前的某一天，在惠安一口气枪毙了一百多名国民党人，其中有由厦门解回原籍的孙铁魂、陈醒民等等，(孙铁魂战后出任国民党厦门市党部党报“厦门民报”总编辑，陈醒民则为厦门市党部干事。)其余，除在惠安本地逮捕的以外，还有许多是从外县市解回原籍一起公审后处决的。听了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那种空凭臆测当做证据的混账话，我不禁心中悲痛地暗自思忖：“孙铁魂啊！你明明是老国民党，老CC，为国民党而被共产党所杀害的！今天，共产党抗日军政大学高材生沈之岳主宰了调查局，却要我诬枉你是‘共匪’，是‘老匪干’！我如果真的如此供认了，你在九泉之下怎能瞑目啊！”

果不出我所料，当我说出：孙铁魂跟国民党的关系，以及他被共产党所杀，证明他自己绝不是共产党时，我还指出：“你们不信，可去问赖文清先生，他是当年中统局福建省调统室主任！”读者先生，你道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秃驴庄罕两个畜牲怎么说？

李式联道：“共产党本来就是讲内部斗争的，被共产党所杀，岂不是正可以证明他是匪党份子吗？”（国民党也是讲斗争的，它杀了很多人囚了很多人，也确实证明其中大部份是国民党份子了哩！）

秃驴庄罕更失去人性，他咆哮地大叫：“什么？你说什么赖文清？他的思想怎么样？他是不是匪党份子？”（一九六九年二月廿七日，监察委员陶百川、刘永济二先生莅临军法看守所，调查我被刑求情形。当我说到这一段时，陶先生不认识赖先生，没有觉得奇怪。刘先生是福建人，认识赖先生，就一直要笑出来，又忍住了。只是一直问我：“他们叫你诬攀他吗？”）

赖文清先生是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今政治大学前身）第一届毕业生，在校中就加入陈果夫、陈立夫所创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局前身），是国民党情报界前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占领香港时，赖氏是中统局驻港地下组织负责人。他陷身于日寇势力圈内，日寇到处要抓他参加“治安维持会”工作，情势危殆，他立即透过秘密电台向重庆请示：“万一逃不出香港，而被日寇发觉，是否可伪装投降，再伺机而动。”中统局给他的覆电，是要他：“能逃出，则逃出。不能逃出，希望他成仁，以保持民族志节！”因为他在情报界地位很崇高，很重要；一旦投降了，日寇必定利用他大肆宣传一番，这在国际上，是很有损于国家颜面的。赖文清先生就在此生死存亡呼吸之际，化妆为乡下人，挑着菜篮，间关逃难，到了广东韶关，才和重庆取得联络。回到重庆不久，便调为福建省调统室主任。其后升任福建省党部书记长，又出任福建省政府统计长。一九四七年在故乡永定，当选为国民大会代表。——这样一位在国民党特务圈内历史渊源如此深厚的人，秃驴庄罕居然跟禽兽一样，血口喷人，想藉刑求我而诬蔑赖文清先生“思想怎么样，是不是匪党份子？”我誓死不肯作此逆天悖义的诬枉乱供。〔一九八六年二月，我出狱后，赖文清先生已患脑中风卧病多年，我始终不敢把秃驴庄罕这一番悖逆污蔑的话告诉他，恐怕激怒了他，影响他病况恶化。今年（一九八七）三月十二日，赖先生以八七高龄蒙上帝恩召安息，我现在才敢写出来。〕

用“疯狂的野兽”、“疯狗”来形容那班满心奸诈恶毒的狱吏，实在嫌其还不够真切。就在那个时候，他们还要要我诬攀当年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委员螘硕（螘式瓒先生，他来台后任监察院秘书长）“也是共产党”。还有好几位抗日战争时期在福建的省级官员（都是福建人），竟也列于沈之岳调查局黑名单内，逼迫我要“咬”他们进来。这几位早年福建省党政高级官员，如今都还健在，而且都是中央级民意代表；其中有一位，他的公子还是国民党及其政府倚仗着在美国替它们“仗义执言”的著名法学家。我不愿写出他的名氏，使他们受到污辱。

今天，台湾如果能出现一位敢于找沈之岳讲理的人，我想托他代问一句：

毛泽东抗日大学同志沈之岳先生呀！你现在是蒋经国总统的“国策顾问”！你当年嗾使喽啰们严刑逼迫李世杰，要他诬攀那么多位福建籍中央民意代表为“匪党份子”，没有成功。现在，为什么不建议蒋经国总统采纳你所献的“国策”，把那些福建籍中央级民意代表统统抓下黑狱中去呢？

写到这里，我恨火中烧，无法抑制。当我冒着再被毒打的危险，甚至是冒着被毒打至死的危险，极力抗辩：“我所已经认了的，原就全是虚假的，是为着满足你们的需求。事实上，我是国民党二十七八年党龄的老党员，我生平绝对没有一个共产党朋友！”我所得到的反响是什么呢？

是真的又一顿惨绝人寰的熊掌猪蹄！

只是又一顿的毒打吗？

不是的！是更卑鄙、无耻、灭绝人性的侮蔑！

首先，是棺材脸刘秉如，逞着那一脸骷髅形状的凶相，猛烈敲着桌子，要我诬认留在大陆没有来得及逃出来的老母亲“也是共产党”！〔我于一九四九（民国三十八年）年八月廿四日抵台，即为老母申请入境证。同年十月十五日，入境证领到之日，亦即厦门沦陷之时。国民党政府无能，把大陆大好河山，拱手让共产党抢去了，不责怪自己窝囊，却认为有家属逃不出大陆的，都是共产党。我请问：且不说别人，浙江奉化蒋家，广东文昌宋家，是不是人人都逃到台湾来了呢？是不是逃不出来的便都是“匪党份子”呢？是不是他们来台的家属便也是“匪党份子”呢？即使沈之岳的故乡，浙江仙居沈家，是不是全族都逃到台湾来了呢？逃不出来的人，他们，以及他们在台的亲人，是不是便都成为“匪党份子”了呢？质之留学俄国的蒋经国总统，以及他的心腹爱将，“匪党”抗日军政大学高材生沈之岳，果何说乎？〕

不但如此，三寸丁谷树皮，又强迫我要诬攀我的爱妻秀燕“也是共产党”。秃驴庄罕则凶悍地，迫我攀供我那位最仁慈和善、与世无争而一个大字也不认识的老岳母，（连同棺材脸刘秉如勒迫我要供认在厦门的老母亲也是共产党，他们简直在我住宅悬挂一块“共匪之家”的匾额似的！）

这三个比“共匪”更匪类的匪类，一炁化三清，那蛇蝎一般的恶毒居心，真是昭然若揭的。他们奸邪充满了心，脂油蒙了心，目的不过是要毁我李世杰的家，灭我李世杰的门！因为，我入狱那一年（一九六六），大儿子还在念高中、幼儿则尚是小学生。如今，既系李世杰于狱中，再以毒刑逼迫李世杰诬攀自己的岳母和爱妻。只要李世杰随便屈供一句，孩子们不但没有爸爸好倚靠，连妈妈、外婆都没有了！到那时，沈之岳，那个毛泽东的亲密同志沈之岳，那个蒋副秘书长经国先生的心腹亲信，不就可以为所欲为，置我五个儿女于绝境了吗？

他满口是咒骂、诡诈、欺压。舌底是毒害、奸恶。

——诗篇第十篇第七节

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

——诗篇第一篇第六节

感谢上帝！我的岳母后来虽不幸为我之被判死刑而惊吓病逝，却已经是一九七三年十一月的事，而我的爱妻秀燕为奔走营救我而捐生，则是一九八四年十二月。虽然，蒋经国副秘书长，批准其心腹爱将沈之岳，害得我家破人亡，全家陷于二十年悲惨噩运中，可是，万幸地，当岳母、爱妻撒手归去之时，儿女们都已渐次长成，而且都很长进，很有出息，很懂得守道，很懂得洁身自爱。沈之岳有知，应该抱着毛泽东的灵位号啕大哭道：

毛主席呀！我想灭掉那“国特”李某家门，却落了空！是你当年没有把我教育好呀！

第十二节——“路世坤是匪谍，局长包庇他？”

──牛树坤说：那黑函与李世杰笔迹“相似”。

一九六六年四月初，有一天，从清晨六点，疲劳轰炸，直到晚上九点半，在历时十五个钟头的污辱咒骂声中熬过去了。熬不出后续的假情节，三寸丁谷树皮怒喝一声：

“回房去！有一件油印黑函，回去想一想，明天交代出来！”就这样，我满头雾水地踉跄走回囚房，才发现房间已经搬到第七房了。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柯落叶已经被沈之岳调查局抓来了，就囚禁在第四房，和五号囚房只拐一个弯，所以把我搬得距离远一点，以“维护国家安全”！

我辗转反侧，不能成眠，一心只是想：“有一件油印黑函，要我‘交代’出来？唉，又栽什么赃了！”直到下半夜，才朦朦胧胧地睡了一阵子。然而，“喀喇！”一声，牢房的铁门又震天价响了。

当然又是：“谈话！”

棺材脸刘秉如和秃驴庄罕在侦讯室里等着，刘秉如一付阴沉面，冷冷地问道：

“昨晚睡得还好吗？”

“睡得不好。”我缓缓地说。

“混账！”秃驴庄罕勃然大怒地拍起桌子喝道：“你心里有鬼，在打什么鬼主意！要不，为什么睡不好！”

这匹秃驴，好像他一个钟头不辱骂人，他驴厩里就会全家遭遇兽瘟而死一样。像他骂我信基督教，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而且“必定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要不，便是跟“美共”有勾结。（亲爱的读者先生：美共也信基督的吗？）又如有一次，家里送来日用品中，有一块Camay的香皂，一支Colgate的牙膏，秃驴就骂：“哼！用的都是美国货！你这个布尔乔亚！用的都是资本主义的东西！”

说我是布尔乔亚，我是十二分的贴服。只是我不解，布尔乔亚是共产党吗？

对付“睡不好就是心里有鬼”的辱骂，我用闭目凝神、喃喃默祷作回答。然而一记沉重凶猛的巴掌，已经掴到脸上来。脸颊上热辣辣的不算，一抬头，只觉满眼火星乱冒。我这时只有咬紧牙齿，闭紧双眼，准备忍受更多的更惨毒的暴力凶殴。

然而，铁板面牛树坤进来了。勒索前科犯李振国“随侍在侧”。这头牛把那匹驴支使了出去，就坐在我对面：

“世杰兄！”他又称起我为“兄”了：“是这样，有一件油印黑函，寄到国家安全局和各情治单位，说：路世坤是匪谍，局长包庇他。大家都说是妳写的，所以，局长要你说出来。”

“是我写的？拿出来核对笔迹好了！”

“第六处鉴定过了，说是跟你的笔迹‘相似’。”铁板面牛树坤回答得不像一头牛，倒像一只猪。

我愤怒地挺直起身子说：“什么‘相似’不‘相似’！我这许多年来，替调查局写的各种稿子，至少也在一千五百万字以上！并不是字数很少，笔划很少，鉴定困难。‘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没有什么相似不相似的！第六处如果鉴定不出来，你送到刑警总队去鉴定好了！今天，我已屈认了一大叠莫须有的罪名；不该还要用什么黑函来含血喷人诬陷我！”

“但是”，勒索前科犯李振国帮腔了：“大家都说是妳写的，你得罪局长，是一定会死的了。我们叫你交代出和路世坤的组织关系，你又隐瞒不写出来；局长对你更加不满。你如果写出路世坤跟你的匪党组织关系来，那就证明这黑函不是你搞的，你就没有得罪局长。因为：（请听这‘因为’的下文！）你承认了与路世坤有匪党组织关系，就可证明你不会寄发黑函说‘路世坤是匪谍’了！”其后，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也使用这样的罗织学理论，逼迫我诬认。

这件“黑函”的问题磨跎了几天之后，三寸丁谷树皮等不再坚持了。却另出了几个题目，要我做文章：——

我与黄泉源

我与柯幼岩

我与王汉驼

我与王台琴

天啊！还有好多的“我与……”，尙未交卷哩，怎么又冒出这些“烤题”来？

我把当年黄泉源等四人怎样跟郑开泰闹翻了，被郑报请福建省教育厅统统免职；黄泉源怎样背着柯幼岩到龙岩向我骗借盘费而一去不还。以及柯幼岩、王汉驼经过龙岩，幼岩并没有向我借钱；而王台琴回南安去，未再见面的经过，统统写了出来。所得的反应是：

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说：“写这些东西做什么？”又说：黄泉源等四人被免职事，明明是共产党案件发作的！你为什么不说出来！”

（我记起了入狱前，黄泉源曾两度告诉乡亲王时中说：“政府想要抓我，但是找不到。”王时中是调查局义务工作员，他自云已向第三处报告有案。）

秃驴庄罕说：“写什么混账东西，没有肉！没有骨头！”

棺材脸刘秉如说：“哼！你还在搞监狱斗争！”

勒索前科犯李振国说：“这家伙打得还不够！”

黑檀木雕像黄则之（趁众人不在时）说：“你就写出这四个人是匪党份子，不就得了。你就是不写，也救不了他们。我劝你，还是写了罢，别再找苦头吃。他们……。”五六天后，我真的打得“够”了，在疲劳、倦怠，头脑空空荡荡，神志半昏半醒状态下，我又增加了一段“自白”。

民国廿九（一九四〇）年夏，黄泉源途经龙岩，对我说，他和柯幼岩、王汉驼、王台琴因为在南靖师范开匪党小组会议，被分校主任郑开泰发觉，呈报教育厅，四个人都撤职了！

我脑际里盘旋着一句话：“你就是不写，也救不了他们。”

秃驴庄罕等并不追究黄泉源为什么会对我说这种自泄秘密的风险话，我也虚构不出别的情节来“充实”这剧情。不过，只要肯承认曾“耳闻”某人是共产党，好让沈之岳调查局大量大量的抓，一捆一捆地捉，则：

有抓皆共，

无捕不匪。

那位英明伟大睿智卓越的蒋副秘书长经国先生，自然会记上沈之岳又一件大功劳的。我也因此暂时免于一两天疲劳侦讯和毒打侮辱之惨苦。

但“自白”是要继续捏造虚构的。反正捏编不出来，构想不出来，自有俄共头子赫鲁雪夫说的办法：

用肉体压迫，用酷刑把他打到不省人事，剥掉他的判断力，夺掉他的人类自尊心。这样，自白书便得到了。（赫鲁雪夫秘密演说全文，页三六。）

不仅此也，还有，还有一项皇恩浩荡的德政，就是：有人“帮助你记忆”！

就这样，当勒索前科犯李振国“帮助”我“记忆”说：“你怎么了？每一段自白，都是什么小组小组的，难道就没有什么高一点层次么？我是说，难道没有参加此小组高一级匪党组织么？”

我不知道做共产党党员，是不是也像在国民党里做官一样，每年考绩甲等，就可加叙一级，考绩考个特优，就可记大功，铨叙加级之外，有时还可以调个好差事：升官。或如做几年部长就升副院长。做副院长就升院长一样。不过，既然在严刑拷打威胁下，我就在满纸荒唐语的自白中，掬着一把辛酸泪来自封“升级”，不敢再编什么“小组”了。

接着龙岩什么“青年小组”那一段，我续编道：

民国三十（一九四一）年九十月间，我出任漳州“福建新闻”编辑主任，有一天，总编辑陈如鹏告诉我：他得到“上级”通知，将我由龙岩的匪党青年小组转移到他陈如鹏所领导的“匪党龙溪文化工作委员会”，参加的人有：陈如鹏、陈柏敏、黄和玉、陈大雨等。（陈柏敏、黄和玉都是“福建新闻”编辑，陈大雨是一位话剧作者兼演员。）

棺材脸刘秉如首先指着这段假自白叫嚣：“怎么？没有一个在台湾的！没有一点‘贡献’，算什么自白！”

贡献者，要咬出几个在台湾的人，以便抓来当“匪谍”办之意也！我已经被迫诬攀柯落叶、商希韞、柯幼岩、黄泉源等人了，心中常被自责的“刺”所刺痛，实在是力求在自诬之中，不再攀引他人。可是，“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熬了几天，实在受不了那些惨毒酷刑了，于是，补写了一段：

当时，“福建新闻”记者兼校对颜湘，跟总编辑陈如鹏，关系很密切，好像有点异样，是否共党份子，我不清楚。

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并不嫌这一段话似实而虚，他很满意地收了。〔闽南谚语云：“瞎子鸡，啄着虫！”三年多后，一九六九年，在军事法庭，我看到颜湘的供词。他自称：民国廿三（一九三四）年在原籍德化加入共产党，在漳州曾向陈如鹏谈及，陈自称也是共产党，但吩咐颜湘不要对别人说。因为“福建新闻”社长康庄，是“军统局”漳州邮电检查所所长，是特务。——这是后来才知道的。〕

可是，当假自白交出去了，黑檀木雕像黄则之，那个自命为“闽南匪情专家”的小狱吏，忽然对我说：“你为什么漏了几个在台湾的人呢？”我不知道他指的是哪些人，我再不能乱攀乱咬了。及至经过秃驴庄罕，棺材脸刘秉如一连串凶横殴辱，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好几次做“好人”后，黄则之重施故技，在一张小纸上写了五六个名字，亮给我看，立刻又搓掉了。我趁着没别人在场，就央求他说：

“你是说这些人吗？这些人，我实在只认得两个……。”

“两个也行，两个也行。”黑檀木雕像黄则之大喜过望，忙不迭地回答：“哪两个？是……。”他把已经搓了的小纸条摊开来，手指着那六个名字，逐个地问：“是这个？是这个？是第三个？是第四个？……哦，都不是。那么，是这两个：杨渭溪、张庆彰？很好，就是这两个了。把他们写下来，写在龙溪文化工作委员会去。”

他处理这种事，手法显得是如此之熟练，令人吃惊。

“可是，他们没有……。”我还把原先编的假话，当作真的，而说这两人没有参加。（其实，谁也没有参加的！）

“你不要管那么多，你写了，就没事。要不，我也帮不了忙，白吃亏，又何苦？我已经告诉你了，你岂不知道，这样一来，最后还得写进去。”

于是，所谓“匪党龙溪文化工作委员会”组织扩大了，多了“杨渭溪、张庆彰”两个“生力军”。“自白”重写一遍，三寸丁的李式联还责怪我把“张庆璋”误写为“张庆彰”的。——唉！其实，我不过照录黄则之提示的纸条，错不错根本都与我无涉呀！

第十三节——人在永安做党官，粪泼漳州中央报

杨渭溪，当年在三民主义青年团龙溪分团，负责一个剧社，公演过好多次话剧。青年团负责人，“军统”南站总站长陈达元等，很器重他，他怎么会是“匪党份子”呢？

张庆璋，在漳州时，名字叫做牛光祖，台湾省人，是当年李友邦领导的“台湾革命同盟会”的人，负责率领一个“台湾义勇队”及该队的“少年团”，在福建各地巡回演出。那个“会”和“队”，直属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管辖（政治部部长是陈诚），政治部还派有几个指导员当少年团教师的。在福建，我实在只知道“牛光祖”而不知其另有真名。一九四五年，我到台湾，到教育厅访晤副厅长谢东闵那一次，才听他说“牛光祖”原名是“张庆璋”，在合作金库当总务主任。（谢东闵当时好像兼合作金库理事主席。）我因此和“牛光祖”重逢了。每次见面，我还是称他“老牛”的。大约是一九五一或五二年，张庆璋被保安处逮捕，据说判了“知匪不报”的罪，记得坐牢没多久，就出狱了。后来搬到中部原籍，听说很落拓，潦倒。从那时起，就未再见面；所以黄则之写他为张庆“彰”，我也遵示照抄不动，没想到反被武大郎责骂了一顿。

四年多以后，我们“城固专案”初次横遭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军法处违法判决时，这一段“龙溪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假自白，不料竟是仰仗那位无意中被我咬个正着的真共产党徒颜湘，和这位无辜者张庆璋而推翻的。这段戏剧性的发展，后文自有交代。

如今我是倚靠勒索前科犯李振国老部下的“提携”，由“匪党小组”窜升为“委员会委员”了。这个“委员会上级不知是什么单位，底下又管辖着哪些单位或匪党员呢？唉，一个也没有。就像庄罕的头，上面光秃秃的，下面根本没有东西的“委员会”。自此成了一个新模式。要编造自白，须是“委员级”而不准再是“小组级”了。

杨恢二郎神词曰：“最苦是，蝴蝶盈盈弄晚，一帘风静。”（绝妙好词笺。）我呢？

最苦是，行迹年年更迭，难编自白。

一九四二（民国卅一）年，我到战时省会永安去。这一回是应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委员陈联芬之邀，去当党官。陈联芬是二陈（果夫、立夫）派在福建的CC大将。当年陈仪出主闽政，刚愎骄横、飞扬跋扈，跟国民党省党部关系异常恶劣。抗战军兴，省府内迁永安，省党部主委陈肇英（亦为监察院闽浙监察使），故意把省党部迁到闽西的连城县，和省府相去二百里，以示“眼不见为净”。一九四一年，陈仪滚蛋，湘人刘建绪继其任。刘建绪力谋改善党政关系，一再邀请省党部迁至永安，办公厅廨及职员宿舍，悉由省府负责。未迁之前，先设“福建省党部驻永安办事处”，由省党部委员陈联芬兼主任。办事处衙门虽小，却是在战时省会代表国民党的最高单位，需要一个负责文宣工作的人，因此，我遂被任用为国民党省党部干事而派在驻永安办事处主持文宣工作。当时各县党部书记长大多数是老党员，内调省党部时也不过干事而已。我这个入党不满三年的小伙子，竟能爬上这么个小党官的位子，跟许多比我年长一二十岁的人称兄道弟，如果是不长进一点的人，不知将是如何的意气高昂、炫耀自己哩！

但我实在不习惯于做官，常常白天不按时上班，及至晚间，则埋头工作到深夜。陈联芬也不计较。到了民国三十一（一九四二）年十一月，恰逢陈联芬调到重庆中训团高级班受训，为期十个月，预计要一年后才回闽。接他遗缺的，是朱家骅派的螘硕。螘先生是位温文儒雅的翩翩君子，可惜我当时尚不认识他，深怕相处不易，深怕他要严格规定我上下班时间，就辞职，转到中央日报重作冯妇去了。——在省党部时，我遇见战前厦门星光日报记者赵家欣，他在省府秘书处编译室当编译。还认识了不少新闻界朋友，如：大公报记者楼产文，东南日报特派员蔡力行，省党部机关报“民主报”总编辑颜学回，中央社主任袁振宇，编辑姜碧梧，记者盛澄世。——也认识了中央日报副刊编辑，后来成为“城固专案”要角的姚勇来，和他的太太，名女记者沈嫄璋……等等，等等。到了中央日报，又认识了前后两任总编辑：——陈裕清和蒋海溶。

好了，现在要编造在永安“参加什么匪党组织”，“做些什么为匪活动”的鬼话了。“组织”的架构已有“委员会”的模式，不用再费心研究。但成员何在，到哪里去“招兵买马”呢？我还没有缴卷的那些“我与姚勇来”，“我与沈嫄璋”老题目，又重新摊到桌面上来。更惨的是，多了一个令我震惊的“烤”题：

我与蒋海溶！

细数我每捏编一段假自白之前所受刑求的景况，这一段在永安“参加那一个匪党组织”的过程，编写得实在分外吃力，分外艰难，分外苦楚，所受荼毒也分外酷烈而悲惨！因为：小狱吏们不但指定姚勇来，沈嫄璋两人，一定要我写出他们是跟我在一起的“共匪份子”，还要我咬住当年由中央日报总编辑转任中统局省调统室永安地区负责人的蒋海溶，一个来台后当过调查局第六处和第三处处长的老国特，是我的“匪党上级”。不但此也，连那个在我离开永安一年后才进入中央日报的路世坤，也非咬不可！拳打、脚踢、跪原子笔、指缝夹着三支原子笔，再用手紧紧拶捏，日夜分秒不停的疲劳讯问、辱骂、气喘不给药。……

我何忍再让这许多无辜的朋友陷入冤狱呢？

我还是捏编一些没有到台湾的人：——

“到永安后，赵家欣告诉我：他（赵）接到‘上级’通知，将我的‘党籍’，由漳州转移到他所领导的‘匪党永安文化工作委员会’，参加的人有颜学回、楼产文、蔡力行……（很多名字现在都已经忘光了。）”

又编说：

“有一次，有个‘匪党福建省委王独峰’到永安来，‘指导开会。’云云。（因为当年认识一位福建省研究院研究员刘独峯，故改为姓王编进去充数。）”

现在想起来真后悔，当时为什么不自白“我在匪党福建省党部驻永安办事处负责文宣工作”呢？

因为不肯株连蒋海溶、姚勇来、沈嫄璋，以至于当时尚不认识的路世坤，我受的刑罚，惨极了！什么两臂举高、两腿半弯。面对墙壁相距二尺远处站立、头部顶在墙上，双手插腰，跪地板，跪原子笔，拶指头。没有茶水，没有汤，吃着盐巴比米多了三四倍的干饭。被拳头猛击头部、胸部、腹部。猛掀坐椅，让臀部及腰椎重击着地，待翻身时，再加兽蹄一践、一踩，以及一连串秽语恶言的詈骂。（我出狱前六年，腰椎伤势复发，第五节腰椎严重脱位，压缩了坐骨神经。从此行走不上十分钟，右腿便麻痹不能移动。病因拖到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及翌年元月，才在三军总医院检查出来的。出狱后寻医觅药，到如今一年多了，依旧是寸步难移。而从黑牢中罹患来的气喘等十项疾病，犹然缠身。每想起那班丧心病狂的魔鬼，实在迫切盼望世人以后永远不再有这样悲惨事发生的！）

虽然挨了那么多惨绝人寰的暴行交加，我仍未诬供蒋海溶、姚勇来、沈嫄璋、路世坤等人。

一九四四年六月间，我奉调为福建中央日报漳州办事处主任兼特派员，主要任务，是要筹备漳州中央日报的出版，以便日寇投降后迁到厦门去，也就是后来的厦门中央日报。

漳州的“党团斗争”，（实为“中统”与“军统”的斗争。各省通称为“党团斗争”。因为“中统”掌握多数党部、军统则全部掌握青年团。）其激烈程度，冠于全国。漳属十县，只有“军统”系的“闽南新报”一家。各县中统系人士早就建议国民党中宣部及永安中央日报，在漳州增设一家；由于高度的热心与期望所驱使，他们一面表示愿意出钱出力，以助其成；一面，在口头及私人函电接洽定着，尚未正式批准时，便首先自己出资捐助，并公开向“中统”人士募捐。“闽南新报”遂借此攻击那些具名募款的人（骆萍踪、叶英、周耕民。）为“骗子”，并发动地方上各“社团”，通电省党政当局，大叫“严惩”骗子。（前面所说，沈之岳用来向外调查李世杰“思想问题”的魏钊，就是当年拿着“县商会”旗帜反对中央日报的主将，他并不是商人。）而真正的商人却都笑说骆萍踪等人是“拿钱买贼做”。）事态闹到非常严重，“军统”从各县调来不知数目的便衣武装人员，满街满巷穿梭来去，通衢大道，尽是港衫后裾下露出半寸枪尖的特务。“中统”不甘示弱，也向各县调兵遣将。一时漳州城内，恐怖气氛，紧张得如日寇大军压境。驻军师长黄华国，不得不分别邀见双方负责人，严厉警告：“如果闹出流血事件，我不惜动用全师力量，解决这件事。”

我，李世杰，就是在这样情况下，由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国民党省党部主委李雄，省调统室主任赖文清，和中央日报社长林炳康商议后，一面呈报中央宣传部，一面命令我星夜驰往漳州履任的。就我来说，那一次真是临危受命，走入是非之门。我抵达漳州后，赖文清、林炳康二先生也随后赶到。赖先生表面上是以省党部委员身分，指示、劝止事实上由“军统”所控制之龙溪县党部，不要扩大事态；骨子里则是安抚中统人士，并协调林炳康先生来解决问题的。林先生则是形式上向各“民众团体”了解他们“控告三骗子”的详情，实则协调驻军师长和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王笑峰）来防止事态扩大的。

当时“闽南新报”总编辑是赵天问，主笔是覃子豪。二人都是我在永安认识的。覃子豪是位白话诗作者，他知道我也写过白话诗的，两人颇谈得来。不料他们到了漳州，为了饭碗，竟也跟“军统”的人一道起哄闹事。（他两人原本并不是“军统”的人，赵天问且追随过福建CC头子陈联芬的。）在一次“龙溪县新闻记者公会公宴中央日报林社长炳康，李主任世杰”的会前座谈中，“军统”份子借题大闹，语多污辱，根本没有“敬客”之诚意。覃子豪、赵天问也在会中大叫：“如果林社长不严惩那些‘骗子’，漳州城一定会闹出流血事件！”（我因此对覃子豪、赵天问等很瞧不起，来台后遇见覃子豪，他自称在台省物资局工作，我也从不跟他来往。）结果，饭也吃不成了，还是驻军师长派员警告“军统”方面负责人：“不得伤害林社长、李主任！”我们才“脱险”回到九龙饭店的。——时中华民国三十三（一九四四）年七月三十一日也！

当晚，龙溪县警察局长、四川人刘长泗，下令“戒严”。“军统”龙溪站长毛简，得其“协助、配合”，下令部属，全城遍贴标语，“打倒林炳康、李世杰！”中央日报办事处锌板招牌被拆了，搬到九龙饭店大门前，直竖起来，挡在大门口，用大粪泼得臭气冲天！

过了几天，林炳康先生与军事委员会军风纪巡察团第一团主任委员张贞（干之）上将，同回永安。李世杰留在漳州，独撑危局。

这是一九四四年六月到七月的事。（我来台湾后，每逢定居南部的叶英、周耕民二兄，大家还常常说笑道：“当年的屎味还没有褪呢！”）

如今，要我捏造一段当年在漳州（龙溪）参加什么“匪党的组织和活动”，我将怎样着笔来架构这一座海市蜃楼呢？有谁适合于来做我剧本中的演员呢？

第十四节——仇人编成上级，同志朋友捏成匪党

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不但逼迫我继续捏编在漳州“为匪活动”的“事实”，还要我承认，当年那场“党团斗争”，是我李世杰为了“替共匪统战”而挑起来的事端。（毛简尚在调查局当第七处处长时，有一次谈笑间曾对蒋海溶和我“坦白”说：“那一次泼屎及张贴标语，实在是我搞出来的。”我大笑说：“原来我们还是冤家哩！”蒋海溶则笑起来，道：“好家伙！当年省方有意推荐我到漳州当社长，我没有去。要不，我们两人岂不要干起来了！”——请问沈之岳：贵老长官毛人凤的堂叔毛简，是共产党吗？）

我依样在刑迫侮辱下费了好几天的构思，要编造一段“民国三十三（一九四四）年七月以后在漳州为匪活动”的自白。但是，当年漳属各县，中统人士在台者多矣，我死也不忍诬攀、株连他们。“军统”人士在台者亦多矣，虽有昔年之夙怨，我同样不愿“咬”他们一口。除此以外，当时几乎没有别的朋友好供我编为剧中角色的了。（这就是假共产党虚构假自白的苦处！）也不知道经过多少天。总之，我万分不情愿地把当时与我为敌而没有到台湾来的人编了进去，并且“接受”了他的“领导”。自白大意略曰：

民国卅三（一九四四）年六月底，到了漳州。不久就得到赵匪天问通知，说是他奉“上级”通知，叫我“恢复”两年前“龙溪文化工作委员会”的组织和活动，他赵天问是“书记”。——又把很多当时“闽南新报”编辑、记者的名字塞了七八个装嵌进去充数。（覃子豪人在台湾，我就不忍咬他一口。）

为什么不照旧把原来编的“陈如鹏、陈柏敏、黄和玉、陈大雨、杨渭溪、牛光祖（张庆璋）”写进去，比较省事呢？因为这些人已经都不在漳州。其中，黄和玉在永安福建省党部宣传处当干事，他也是“中统”组织关系同志。杨渭溪在永安省立音专执教，其余数人不知往何处去。

然而，“我与林家楠……”这个题目又出现了，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和秃驴庄罕，对林家楠，很像有杀父母之仇一般，“必欲得之而甘心”，他们声色俱厉地咆哮怒喝道：

“我们已知林家楠是匪党份子，为什么不写出来！”

“但是，我不知道。”我怯怯地说道：“你们既然知道，为什么不传他到案，为什么还要问我？”

林家楠，福建连城人，早年一直在漳州三民主义青年团工作，也一度兼任“福建新闻”主编。来台后，初在国民党台湾省党部及台北市党部当科长、组长，又经由党的提名，出任台北市议会主任秘书。他太太邱铿，也在台北市党部和国民党党营的中国广播公司做过事。好像是民国四十九（一九六〇）年，她想竞选台北市议员，活动中途，奉党的命令退出竞选，抑郁之余，由一班中广同事设筵为她解闷，席中她饮酒过多，竟导致心脏麻痹而去世。这样一对始终跟着国民党走的夫妇，沈之岳调查局却硬要说他林家楠是匪党份子，内情不悉，却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家楠不是“军统”人士，但在漳州，工作上一向和“军统”的关系很深。却不肯像覃子豪那样“热心”去搞“党团斗争”。他常常嗤笑那种斗争，毫无意义。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日，我以国民党厦门中央日报总编辑兼主笔身分，在新闻记者联谊会上，提议全市各报社，同日发表联合社论“厦门市各报社对时局联合宣言”，以谴责中共。稿子已先由我写好。覃子豪、赵天问横加阻挠，林家楠则竭力支持，终得如愿于第二天（十二月十一日）发表出来。当年大陆各省共有十六家中央日报，没有一家的总编辑这样做的。或即因此，林家楠“助杰为虐”，被认为是“匪党份子”罢！（一九七三年，“惠安案”即“军统案”难友王伟珍在军法看守所跟我同囚一室时，亲自语我：“调查局因为我（王伟珍）和邱铿在革命实践研究院分院同期受训过，也一直逼迫我要咬林家楠是匪党份子的。”）

有了“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假自白样板，编起来好像“容易”一些；其实不然，最苦的还是“把谁编进去”，而且须是“不在台湾的人”。因为我坚信，沈之岳纵使神通广大，力能冲天，他绝没有到大陆去抓“共匪”的本领，我这样编假话，撒谎言，可免株连无辜。——但是，多受一些苦刑毒打是必然的。

如今是要写抗日战争胜利后的“自白”了，日寇投降后，李世杰随着中央日报搬到初光复的厦门去。沈记调查局那套“共产党是很厉害的，钳制党员是很严格的，一分钟也不容许脱离组织的。”之理论，需要再一次用我的假自白来实验，来证明其正确性了。尽管，一九四五到四九那几年，李世杰是国民党厦门中央日报总编辑兼主笔，也是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直属厦门国民通讯社发行人，又是福建省党部文化运动委员会专门委员，是一个被香港“文汇报”指名攻击为“国民党文化特务，文化流氓”的货色！（一九四九年五月间中共“文汇报”一篇厦门通讯如是云云。）但一九六六年沈之岳攻击李世杰，却比“匪文汇报”更剧烈，更凶猛而无情！

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和流氓赵健吾说：“文汇报攻击你，不过是在‘派遣’你来台湾之前，先放一个烟幕罢了！”——吓，好像他们就是负责下令放烟幕的家伙！

李式联还对我写了一段自以为很得意的谎言，道是：“我们最近抓了一个匪谍，他自白说，在香港，匪干要派他来台，问他能做些什么。他说：‘我可以打进调查局去。’匪干说：‘不，我们打进调查局的人已经很够了，用不着了。’所以，那个匪谍后来就渗透到别的机关去了。”

这才真的是“为匪宣传”哩！假如国民党确认共产党有这样的能耐，那还反什么共！为何不干脆效法孟昶：“君王城上竖降旗！”算了，何必枉费气力去反它？

李式联不自觉这段谎话编得太低能，太愚蠢。国民党的沈之岳调查局用这样的蠢才，真的比那种“启聪学校”所收容的小孩更低能，这真是国民党的大悲哀啊！

虽然在心底里鄙视他，我在战后厦门这一段假自白却不能不捏造。——不过，这段“自白”，不但由拷打榨出来，也经过众小狱吏（特别是三寸谷树李式联、秃驴庄罕、棺材脸刘秉如）提示，修改，增删而抄录的。换句话说，是一段“集体创作”！大意是说：

民国卅五（一九四六）年二月，在厦门，参加童晴岚领导的“匪闽南文化工作委员会”，由我负责一个“报人小组”。任务是：从事影响舆论，强调政治协商会议之重要，提倡组织“联合政府”，夸大政府接收人员贪污，国军戡乱战争之失利，支持匪职业学生“反饥饿”、“反迫害”游行示威，攻讦政府经济失策……。（其实，赵天问也到厦门了。为何不仍旧编他为“领导人”？因为我又由县级“窜升”到“闽南”二十余县的“委员会”了。）

我把国民党厦门市党部一个干事周永权，和“军统”人士王兆畿所办“立人日报”记者黄风等一些好朋友，以及很多我已忘记了的人，都编入“报人小组”去，以“壮大声势”。但是，“立人日报”总编辑林家楠，和一家小型晚报“宇宙报”的余振邦，虽在百般迫辱下，我还是不肯攀连他们，因为他们人在台湾。

“我与林家楠”，“我与余振邦”，“我与卢祖泽”……，很多题目一直没法交卷，刑求毒打永远不得离身。那滋味，是何等的悲惨而难忍啊！

“自白”是一定要捏编的，时局也是一定要变化的。

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和它的政府，在大陆彻底地垮了，兵败如山倒，连福州、泉州、漳州都岌岌可危了。厦门一片混乱，许多国民党人都纷纷从厦门撤退到台湾了。“此时不走，更待何时！”中央日报和国民通讯社都相继关了门。

我的来台，是一九四九年五月，托由姚勇来，沈嫄璋代办入境的。那时候，姚是新生报编辑，沈是记者。我抵达台北，是八月廿四日下午，九月，林家楠偕同“自由世纪”半月刊的执行编辑宋文明来相认识，要我写点有关福建战局的文章。十月一日，我首先以“风云看厦门”一文与台湾读者相见，自此每期一篇，直到一九五〇年冬“自由世纪”停刊为止。“自由世纪”是由国民党中六组支援经费，而以“自由主义”面貌出现的，发行人“叶知秋”，据说就是后来情报局长叶翔之的化名，但我不认识他。总编辑是黄绍祖，后来曾在国民党中六组及总统府任职。

沈之岳调查局预先替我“设计”的，是：“在台湾有几个小头子”，而我李某是“大头子”。又说，有一个姓康的……。我不知指的是谁。（李建华语，见第一章第十节。）因此，我“立志”，像阿Q“立志”画圈圈要画得很圆很圆的一样：假使必须捏编在台湾为匪活动假情节，绝不自封为什么“小组长”、“负责人”、“领导人”之类。又：如果他们指出姓康的，无论是谁，死也不可诬服，以免沈之岳大为得意地说：“你看，我们的情报多么正确！”——那不过是盛世才式的情报而已！

这许多案件……是毫无根据和出于捏造的。……各种各式的诽谤者和追求升官发财者，却活跃起来了。（赫鲁晓夫秘密演说全文，页三四。）

因有无限的权力，他便大恣威福，随意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去勒杀一个人。如是造成了一个人不能表示自己的意志和情况。（同上，页三六。）

诬服“在台湾”这段假自白，心理上、精神上、肉体上，都是最惨烈、最悲苦的过程：第一，所“供”的必须是在台湾的人，甚至必须是沈之岳调查局预先拟定的名单。在心理负担上，良心谴责上，是一项悲痛而无可奈何的驮载。第二，经过几个月下来的疲劳讯问，平均每昼夜睡眠不到三小时，顶残酷的则三天三夜、四天四夜……片刻不停的轰击，精神状态已到了强弩之末，濒临分裂边缘。——一位警卫偷偷借给我一本“世界史”，当我看到十九世纪三〇年代英国自由党与保守党相对抗的记载时，不禁蓦然从床上坐起，惊惶地想：“如果等下子要我招认参加这些党，怎么办？”过了一两分钟，才捶着自己的脑袋说：“咳！这是一百多年前的事了，怎么会呢？”当时精神状态几乎濒于崩溃、分裂的边缘，实情便是如此！至于肉体上则：旧伤未消退，新伤又叠来！最黑暗的地狱之悲惨情状，亦不过此矣！

第十五节——沈之岳利诱李世杰

——咬了蒋海溶有好处

我虽然没有招认参加一八三〇年代英国自由党或保守党的“叛乱组织”，但对于“在台湾”的假自白，仍不得不诬认以求解脱痛苦于一时。这段“自白”之生产过程，是最艰难、最悲惨痛苦的，集数月来酷烈残忍的毒刑之大成的产物。我攀连了几位无辜的旧友和两个不大相识的友人。我编的荒谬故事说：

一九四九年八月到台湾，大约十月间，姚勇来告诉我，他接到唐晴岚的通知，将我转移到他（姚）所领导的“新闻工作委员会”，这个“会”，属于匪党福建省统战工作部（请记住这名称。）姚是“书记”，参加的人有沈嫄璋、路世坤。

——就为这一毒刑迫出来的假自白，导致后来沈嫄璋不明不白地死在沈之岳调查局留质室黑狱里。“我虽不杀伯仁，伯仁为我而死！”如今事隔二十多年，对这位当年替我办理入台证的新闻界名女记者，我有“恩将仇报”一般的罪恶感，内心的歉疚是永远不能磨灭的。

这段假话并不能使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等一班小酷吏满足。先是李式联看了，冷笑说：“你为什么要隐瞒？还有一个姓黄的呢？”

还有一个姓黄的，是谁呀！我心里恐慌极了，生怕刚告暂停的体刑，又要来临。我翻尽每一个脑细胞，瞪着白眼，皱着眉头，极力搜索枯肠，要挖出在姚勇来家中看见过的随便一位“姓黄的”来抵数。想了好久，啊！有了！

“你是不是说黄丽飞？”——我想起曾在姚家，看到一位常客：“台新通讯社”社长黄丽飞先生，就惘然地问了。

“你把他写出来就是了！”秃驴庄罕喝道：“还问什么是不是！”

于是，我“写出来”了。满心以为已经“功德圆满”，可以脱离肉体刑罚的苦楚了。不料，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又说：“还有一个姓黄的，为什么隐瞒不说？你想‘掩藏匪谍’吗？你不怕……！”

我用脑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极限，无法再想了。那时候，假使有人向我提起黄少谷、黄季陆、黄国书等要人的名字，相信我也会照写而不敢违拗的。我痛哭流涕地苦思了两三天，终于不得不重演一次：趁没有别人在场的机会，哀求那个“闽南匪情专家”——黑檀木雕像黄则之：

“你就干脆告诉我好了！我实在想不起来，我‘忘了’。你就算再帮我一次忙。”

“我能帮你什么忙！”黄则之冷冷地问。

“你帮助我记忆一下嘛！再写不出来，我怕，我怕我身体受，受，受不了。”我悲伤地哭出声了。

黄则之不讲话。他把手里一个卷宗朝桌面上一掷，立刻又收回去。感谢上帝！我已如“拨云雾而见青天”，看清楚那是：“黄毅辛涉嫌专案”。一时大喜过望，我问：

“是不是……是不是黄、黄、黄毅辛？”

“你就写你的嘛，问什么！我管你是不是！”

于是，我在沈之岳调查局设计、绘图、庀材，（不必鸠工，工人就是我一人。）之下，构筑了规模已经“扩大”到六个成员的“新闻工作委员会”。〔后来，沈之岳调查局逮捕了黄丽飞，一问，我的天！黄丽飞，他，他是民国三十九（一九五〇）年五月才由舟山群岛到台湾的，一九四九年，他还不知道台湾是个什么样子，更不知姚勇来何许人也，他怎会到姚勇来家去参加什么“委员会”呢？〕

沈之岳调查局还逼迫我，要把“中华日报”的副总编辑或编辑主任钱塘江和另一位女记者，“收”在“姚勇来旗下”。但我是一九五六年才知道有钱塘江其人的，实在捏造不出来。（十多年后，我在火烧岛，阅报惊悉钱塘江在南美某国被共党暗杀身亡，悲悼之余，也庆幸他当年未被沈之岳逮去，否则，连“烈士”也做不成了！）

最惨的是，沈之岳调查局非要我把蒋海溶、余振邦都咬进去不可。我为了不愿攀陷蒋海溶，所受惨苦酷毒的刑辱，令人悲痛不忍回忆。当时，不但为蒋海溶着想，实实在在的，我还极其痴笨愚骇地，为国民党及它的政府着想，总以为：我李世杰以调查局现任副处长，不能忍受刑求之苦，被迫自诬为匪，一旦消息传扬出去，实在已经是“党和政府”最大的羞耻了。现在，要把调查局组织条例的起草人，曾任侦防处长的蒋海溶，也攀成“共匪”，那国民党和政府的颜面，又朝哪里放呢！闽南俗语说的“捧屎涂面”，岂不可悲！

早在我刚刚编织“在永安参加赵家欣领导的……”那段鬼话之后几天，四月廿一晚，沈之岳突然到留质室找我谈话，（那是我最后一次看沈之岳的音容宛在。）沈某特别向我提示三项：（一）永安的部份要再说清楚，说出来对你有好处。（我已经“交代”了那“赵家欣领导……”的鬼话了，沈之岳这话，不是要我诬攀蒋海溶是什么？）（二）有不便说的话，可写信密封，交我（沈）亲启。（三）你如听话，你家庭生活，我们会照顾的。（翌日知道：前一晚，是沈之岳为了逮捕范子文夫妇，特地赶到留质室一探虚实，顺道来利诱我诬攀蒋海溶的。）

我明知他所说的第（一）项，是暗示我要诬攀蒋海溶。但并不因为这样诬攀对我“有好处”就听从他。——终三百四十五天的严酷刑迫，我“自白书”始终未攀及蒋海溶一字一句，所付精神的、肉体的、人格的损伤之代价，实在过于奇酷而惨重。这也许是后来沈之岳调查局勒令台湾警备总部非要置我于死地不可之一大原因吧！

余振邦呢？沈之岳的智囊团们，既认为余振邦是李世杰一手提拔起来的“余孽”，其必欲去之而甘心的态度自然也是十分坚决的。从捏编一九四二年在永安那一段时间的假自白，我就被以种种毒刑胁迫、加上利诱，要我攀引余振邦入狱，拖到现在要罗织“在台湾的罪状”了，而余振邦犹未“落网”，就沈之岳、杜均明等来说，也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吧！任何人遭遇这种野兽般的啮噬，纵使像南宋高斯得那样的“硬汉”，也不容不屈服的！宋史，高斯得传：

宦者言于理宗曰：“斯得以缗钱百万进，愿易近地一节。”理宗曰：“斯得硬汉，安得有是。”

理宗若不是明君，而是国防会议副秘书长，高斯得“硬汉”亦必变成泥浆菩萨矣！

因为余振邦曾于一九五〇（民国卅九）年春入大陆打游击，失败逃归。我捏造他的假罪状便顺着这段往事写道：

余振邦返台后，到我家来，传周永权的口信，叫我继续“为匪工作”。我回答他：“现在有家有室，谁还搞这种事！”

读者先生，我捏编前面各段假自白所记的“时间”，不也是“有家有室”的李世杰吗？若非沈记调查局和它的警备分局军法处的狼狈为奸，这种空洞的一句话，谁能据以判处余振邦“死刑”、“无期徒刑”，而最后以“十五年徒刑”定谳呢！——我在狱中及出狱后，知道余振邦恨我极深，到处攻讦我。我都不责怪他。关于他和我两人间的事，我将另有几节来记叙之，此处暂不赘述。

可是，有一条尾巴差点儿斩不断，那是：一九五一年蒋介石老总统为一篇文章而召见奖勉李世杰的事，在沈之岳调查局黑狱里也变成“共匪活动”的一项罪状了。

读者先生不要惊奇，听在下慢慢道来：

事情是这样子的：——

一九五一（民国四十）年二月，我在台北“全民日报”发表一篇星期专论，题为“略论三民主义文化运动诸问题”，痛切检讨国民党及其政府在大陆文化政策的失败，和以后应走的路线。（“全民日报”是现在国民党中常委王惕吾的“联合报”前身之一，〔起初是由“军统”人士林顶立的“全民日报”、范鹤言的“经济时报”及王惕吾的“民族报”三家出联合版，久之，才改为“联合报”的。〕）“全民”等三报当时原不是有地位的报纸，只因全民的总主笔林志烈是永安中央日报老同事，他来拉稿，不得不应付的。不料蒋介石老总统看了我这篇急就章，竟然中他心意，要召见我。及至召见了，中央社发布新闻，台湾各地及海外亲国民党的中文报纸，都刊登了此项消息。这一来，内政部调查局局长季源溥先生，竟派人挽请我到该局研究委员会从事“匪情研究”的工作。我到调查局一个多月，又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通知，参加革命实践研究院第十四期受训，（这是老总统召见时征询我“愿不愿意”后决定的。）及至一九五二年春，蒋老总统以国民党总裁身分，发表我到中央四组（今文工会）工作，季源溥局长却不让我走，我这个专业的国特，终于做定了。真是陶渊明先生说的：“云无心以出岫”。

第十六节——老总统召见李世杰，是“匪党组织活动”！

一九四九年我来台不久，知道老友吴春熙兄，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四组（今文工会）任编审，（其后累升为专门委员，总干事。）春熙兄晋江县人，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今政治大学前身）毕业，抗日战争期中，他在内迁到长汀（汀州）的国立厦门大学当会计主任。一九四五年日寇未投降前，转任漳州中央日报主笔。那时，新任厦门市长黄天爵氏已由省会永安南下，在漳州设府办公，（大家说笑，都说爵老是“开府仪同三司”。）不久，春熙兄便转任厦门市政府主任秘书，他所遗的主笔职务，由厦大教授王梦鸥接任。王梦鸥是写小说剧本的，撰写社论对他实非所长，几个月后，便回到已经迁返原址的厦门大学教书去了。于是，我以总编兼任主笔。因为有此一段经过，我和吴春熙兄自然很熟识，（战后厦门市政府、市党部，我几乎无人不熟识的。）来台后，老友重逢，自然也难免时有过从。

沈之岳调查局从我身上抢劫去一本小日记簿，凡是里面亲友的姓名，扫数以“匪嫌”目之，一个个追问其职业、“思想”。——对一个已被认定是“匪党份子”的人，被问及“某人思想如何”，实在最难回答。譬如，你说：“某人思想很正常。”是指符合国民党标准的“正常”呢，抑是符合你所冒充的共产党标准的“正常”呢？两者都可解释，却是相去万里！

三寸丁谷树皮武大郎，——噢，对不起，不是武大郎，是李式联，那个奸险恶毒的矮子，一获知：吴春熙是李世杰的朋友，吴春熙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四组工作。吴春熙是福建人。嗨！这个闽奸李式联，他“抓匪谍”的灵感又在脑际闪现了。（李式联也是福建人，原籍寿宁。他的“哲学”是：福建和台湾历史及地缘关系特别深厚，所以福建人受匪利用当匪谍也特别多。我乃称之为闽奸也。）在一个天气炎热的半夜里，他勃然对我拍案大怒，骂道：

“李世杰！你对领袖、对党国的仇恨，就真的这么深吗？你到现在还拼命想隐藏你们的‘匪谍伙伴’吗？混账的东西，妈的！这件事关系太重大了，今天，你不交代清楚，你等着瞧瞧！”

我像七月天中午炎阳下看见了幢幢的鬼影，不知道他何所指，只有默默听他阵阵野兽似地嘶叫。等到他骂得累了，停下来了，我才回答他说：

“你究竟指的是什么，我实在是一点也不知道。我已经照你们的意思，认了那么多了。我李世杰为党为国，三十年鞠躬尽瘁，所说的实话，没一句是你们相信的；一定要我招认那些我从来没有犯过的罪。不幸今天落在你们手里，到此地步，我也认了，说了，写了！人生至此，还有什么要隐藏的？我什么都听你们的，也就是了，我还有什么话好说！你现在要我再认什么‘关系太重大了’的罪名，你明白说出来好了，不要尽叫我猜，猜不出你们的心意，又得挨揍！我知道照现在所已经认了那么多的罪，也够你们处我死刑了。你们如果决定要杀我，就请不用再添加我肉体上的苦刑；要不，你告诉我什么，我就写什么，或者，你写给我照抄，也可以的，只不要再逼迫我瞎猜！”我说到伤心处，不禁痛哭流涕，呜咽出声，悲哽不能自已。

李式联还是那颗禽兽的心肠，那副狰狞的面孔，双眼突出，嘴唇高翘，露出一排黄牙，声色俱厉地喝道：

“那我问你，当年总统召见你，是谁跟你搞的共匪阴谋，欺骗领袖的！”

吓！他不说蒋介石老总统是共产党，是匪谍，却硬指老总统召见李世杰是被匪谍用“阴谋”所“欺骗”的了。我问他是谁跟我搞什么“共匪阴谋”？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又表现出他编写“聊斋志异”、“天方夜谭”的文学创作天才了。请看，他是怎样编制盛世才模式之情报的！

他明白告诉我，叫我“记下来”。他说：“我们已经得到确实的情报”：——

吴春熙，是渗透、潜伏在中央党部的“匪谍”，和李世杰有“匪党组织关系”。他“利用在中四组的职权”，先叫李世杰写什么讨论三民主义的文章，发表了。李世杰会写三民主义的文章，是受共产党训练的。在“全民日报”发表论文后，吴春熙就替李世杰签报总统（国民党总裁）召见，借此掩护李世杰之“匪谍”身分，巩固李世杰在政府里的地位。（召见之时，我尚未入调查局工作，何来“在政府里的地位”需加“巩固”？）

编织得倒也天衣无缝，只是把蒋介石老总统描写得太窝囊，太容易受“欺骗”的了。蒋老总统原是国民党极力塑造，俾在全体党员及民众心目中成为永远没有错误，而且神圣不可侵犯之偶像的。不料在沈之岳小狱吏们的笔下，他竟变成如此容易欺骗的笨货！蒋经国先生听了，其不伤心一哭乎？悲夫！

我自然坚决不肯诬服这种最丑恶的谎言。我怎能把在国民党内一项“光荣纪录”丑化至此以作践自己？我还愚蠢地认为：万一被解送“军法从事”了，（当时仍抱某种程度相信沈之岳调查局“政治问题，政治解决，免送法办。”这些话有几分可信性的。）这项“总统召见”的事实，也许可以当做我的一张“铁券”的。我怎可以连这事也给歪曲掉呢！

我现在要写出当年蒋介石老总统召见李世杰的经过始末，堵塞沈之岳及其徒子徒孙们的狗嘴巴。在沈记黑狱中，我口述这段经过，使小狱吏李式联终于哑口无言，不敢相逼。今天追溯这段往事，我要为历史的真实留下见证，也要请当年签报老总统召见李世杰的那位先生，挺身出来做个勇敢的见证人，让沈之岳调查局的胡作乱来，胆大妄为的暴行，更加突显出来！

大约是民国四十（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六七日，一个深夜，“全民日报”总主笔林志烈，派遣专人，送来一封用红色毛笔沾濡墨汁写得很潦草的信，大意是说，我二月四日在该报发表的“略论三民主义文化运动诸问题”一文，蒋总统看见了，想召见我。中央党部副秘书长周宏涛，屡次派人到报社查问我的住址，因为在白天，经理部没人认识李世杰为何许人者。直到“今晚”才找到他林志烈。信中要我“明天下午”到中央党部找副秘书长周宏涛一谈。——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周宏涛的名字。

第二天，我并没有到中央党部去。我想，既然他要请我去晤谈，（可不是“约谈”，读者不要误会。）就该正式函邀；岂有听了林志烈的话，便如此热中地前去的道理？

五月十九日，我收到周宏涛一封信，请我于“下星期三下午五至六时”到中央党部一晤。我记得五月十九日是星期二，“下星期三”是五月廿七日。周的来信是用总统府的信封，因此，我就跑去问吴春熙兄，才知道周宏涛是总统府机要室主任，兼中央党部副秘书长。凡是老总统亲自主持的中常会，必须由周宏涛亲自纪录，不许他人代庖的。

五月廿七日中午，我不经意地喝醉了酒，没有应约。廿八日下午去了，周宏涛氏客气寒暄一番，就说明老总统要召见的事，问我近日是否可以不离开台北。然后，介绍我跟秘书长张其昀（晓峯）先生相见。七月初，总统府第六局正式来函，略谓：“谨启者，奉总统谕，请先生于民国四十年七月十三日上午十时驾临总统府一叙等因，谨录谕敬请查照。”函末是“谨致李世杰先生”。（这件公函，后来被沈之岳调查局督察秃驴庄罕等当作“犯罪证据”抢劫去了。但是，总统府档案一定还可以找到的。）

经过情形便是如此！当时（一九六六），沈之岳放纵、嗾使李式联那班无知无耻之辈，硬说蒋介石老总统召见李世杰，乃是“吴春熙和李世杰一项为匪阴谋活动”。今天，周宏涛是行政院政务委员，沈之岳是蒋经国总统的国策顾问，我倒希望周宏涛先生敢于挺身而出，证实此事与吴春熙无关。或请他去质问沈之岳一声：为什么要纵属为恶，诬良为匪，至于此极！要不，假使沈之岳有种，敢去问周宏涛：“当年老总统召见李世杰，究竟是不是‘吴匪春熙’替‘李匪世杰’签报，以‘掩护’李世杰之‘匪谍’身分的？”——沈之岳如果挺起身来拍胸膛说“敢！”我愿承认他有种，他是娘养的，是一个人！

假使沈之岳承认他在共产党“抗日军政大学”曾受过训练“写三民主义的论文”，请他当面写一篇给我看。

尽管我的假“自白”，自一九三七年一路捏造编织下来，已经编到一九六六年被捕前几天，但是，沈之岳调查局留质室的黑狱恶运，还继续在打击我。

最主要的，当然是那些题目：“我与……”，好多好多没有交卷，或是“写得没有肉，没有骨头。”（没有诬攀被写的人是“共匪份子”，而让沈之岳调查局大量逮捕之意也。）最重要的当然是“我与蒋海溶”，那个我为国民党及其政府着想而最不忍下笔的难题。其次便是“我与卢祖泽”，“我与林家楠”。林家楠部份，我前头已说过了。卢祖泽呢？这位在大陆走“军统”路线，当过三民主义青年团分团干事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县长，来台后又当过宜兰等好几县的国民党县党部主任委员的人，他跟我虽政治路线不同，但却是好朋友，不过，从来不曾在一起工作过。在福建时，两人甚至没有在同一个县市居住过。而沈之岳跟这位国民大会代表，如同有“破人买卖”一般的深仇大恨，嗾使他的三寸丁谷树皮李式联、秃驴庄罕一班疯狗，一再严刑逼迫我要“说出他是共产党”。从我刚刚被捕，一直到快送“军法从事”前不久，三百多天里面，总在不停地横施其强暴胁迫；当然也掺杂运用利诱诈欺的手法：“你写出来了，就没有责任，而且可以将功赎罪，免送法办，恢复上班……。”这样的无聊话，听了将近一年，腻不腻呢？烦不烦呢？——三年多后，在军事法庭上，我才明白，所谓“卢祖泽是匪党份子”，竟然跟“李世杰、柯幼岩、王漠驼、王台琴等均为‘闽西南匪要’”的恶毒谗谤，同出一源，是一项由至少四个“军统”败类共同制造的大阴谋！也和前面所说：黄泉源到龙岩，向李世杰借盘费十五块钱而一去不返的事有关连。这件公案，待我叙述坐军法黑牢时，自当以完全自由意志的供述，向读者先生“交心”，“坦白”得清清楚楚的。这也是国民党情报机关纪律败坏的最好见证！

令我万分悲痛的是：

那位我所不忍攀诬、株连的蒋海溶，最后竟亦不免于：以老国民党、老CC、老中统、老国特，以曾任国民党调查局侦防处长的身分，坐沈之岳的“共产党牢、匪谍牢、叛乱牢！”

我被唯沈之岳调查局圣谕是从的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军法处援用二条一起诉后，曾在法庭上沉痛地指出：——

沈之岳调查局用尽各种暴行毒刑，逼迫我诬攀蒋海溶下狱。我不忍、不肯、不愿于自诬之外，也诬攀他。我为了不肯株连蒋海溶，不知受了多少世间鲜见的苦楚。我虽然不愿意咬蒋海溶，但是，沈之岳调查局自有它的办法，逼迫别人把蒋海溶咬进来！蒋海溶和我，终于；——

卅年老国特，都诬枉为卅年共匪份子了！

我深自悔恨，当年不能忍受刑求至死；我深恨沈之岳，这个身受毛泽东和江青教育成长的调查局长，他嗾使手下众喽啰，只给我苦刑，却不让我死！——他终于“战胜”了我这个受蒋介石老总统和蒋经国副秘书长教育的老国特！蒋不如毛，于此可证！

我诬攀了姚勇来、沈嫄璋、路世坤、黄毅辛。沈嫄璋死在沈之岳监狱中了，黄毅辛根本不知蒋海溶为何人。然而，姚勇来、路世坤却在二百四十天刑求迫供下，将蒋海溶咬进牢里了！——我变成了王导，而蒋海溶，沈嫄璋都是周顗。

昔者曹劌见鲁庄公，问何以战齐师。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遂逐齐师。这段话是说：鲁庄公宣称：“我对大大小小的狱讼，虽不敢说一一详察，但必定要求其实真实情况之发见。”曹劌就说：“这是忠于百姓的态度，可以一战。”结果，果然打败齐兵。

今日，台湾不如鲁，中共大于齐！要“反攻大陆”，“光复大陆”，“统一中国”，请问蒋经国总统：

比之鲁庄公，先生自以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