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穿蒋介石：蒋介石的报应（孟绝子）—蒋介石之死（孟绝子）
蒋介石的报应（孟绝子）
——顾祝同大屠杀的结果
昨天，美国司法部发言人罗素说：“因替中共从事间谍活动而被认有罪的中央情报局已退休分析师金无忌，今天在监狱牢房中将塑胶袋套在头上，自杀身亡。”
这个月五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外国广播服务处中国部门主管布瑞格曼在审问金无忌的法庭上作证时表示，金无忌在工作中能接触到的机密文件均属“绝对机密级”的，一九七五年后，地位又升到“密码级”，可以看到只有少数官员才能看到的敏感度很高的文件。
去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金无忌被捕以后，美国有关人士表示，金无忌在三十多年期间不断地把美国大量具有战略价值、政治价值和经济价值的情报和文件转给中共，对美国的利益损害极大。
金无忌的律师史坦因则在法庭上辩称，金无忌由于工作上的特殊方便，在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有意寻求与中共改善关系之际，他就已经把有利于美国与中共解冻的美国方面情报转交给周恩来。史坦因律师又说，金无忌将出庭作证，表明他所提供给中共的情报协助实现了美国与中共之间的和解，这完全符合美国的利益。
金无忌的间谍工作对美国的利益造成了多大损害，姑且不谈。他协助完成了美国与中共之间的提早解冻，这倒是非常可能的事实。因为早在一九七〇年十月一日中共庆祝建国二十一周年的国庆大典上，毛泽东特地把举世闻名的美国记者兼历史家Edgar Snow请上天安门礼台，站在他身边。之后，《人民日报》刊出这张合影的相片时，旁边附有毛泽东的话：“全世界的人民，包括美国的人民在内，都是我们的朋友。”①这张照片和毛泽东这句话的真正用意，尼克松和基辛格当然完全明白。接着在一九七一年四月七日，藉着参加在日本所举行的世界乒乓球大赛的机会，中共的乒乓球队正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大陆。美国客人中，除了十五名队员外，还有四位新闻工作人员。
毛泽东如果没有从金无忌的情报中得知尼克松和基辛格等人有意寻求与中共和解，他是不会贸然在国庆那样的大典中把一个美国人Edgar Snow请上天安门站在他身边的，更不会允许《人民日报》在刊出合影照片的同时又附上他那句拉“美国人民朋友”交情的话，也不会准许乒乓球队邀请美国乒乓球队和新闻工作人员到大陆去参观访问。
全世界对美国与中共关系解冻这件事最恨之入骨的是台湾的蒋介石，全世界对美国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这个三位一体行动更恨之入骨的当然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造成蒋家这种恨事的美国关键人物不少。其中有一个就是金无忌。
是谁使金无忌在大学毕业后把宝贵的三十多年生命奉献给中国共产党？
今天，中国时报驻美国华盛顿特派员傅建中，在评述金无忌而写的专栏文章中有这样的一段：
一九二二年出生于北平的金无忌早年就读于燕京大学，主修新闻，副修经济。由于抗战关系，金某先后在北平及成都的燕大念了七年方才毕业。四〇年代金某在福州加入美军驻华联络团工作充任翻译，因受一位同事王医生（共产党员）的影响，逐渐反国民政府，倾向中共。后来金某加入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工作，经由王医生的介绍认识中共潜伏于上海市警察局的工作人员王某，此人吸收金某为中共工作，一九五〇年金某转往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服务，继续与此王姓共产党徒保持联系并接受其工作指导，一九五二年金某加入中情局FBIS时受到王某的鼓励。
在这段文字中，傅建中清楚地指出，影响金无忌逐渐反国民党而倾向共产党的关键因素乃是一个人。这个人是金无忌在福州美军驻华联络团工作时的一个同事“王医生”。傅建中又指出这位王医生是共产党员。说这个时候的王医生是共产党员，傅建中说错了。当时美国政府完全支持国民党，还派了大批特务到中国跟国民党的特务合作。在两道特务网严密的调查、防止和监视下，中国共产党员怎么能够进入美军驻华联络团工作呢？
我在去年十月三十一日出版的《万岁评论丛书》第二十四期的《心神的源流——昨天与今天》一文中写有下面一段：
一九四九年初，杭州一片兵荒马乱。近四月底，要逃的全逃了，杭州又恢复了平静。五月一号下午三点多，共产党的人到了杭州。到了七月，人们已经感觉不到战争的气味。到了八月，我才又开始考虑要不要走。八月中，我到上海去拜访上海市卫生局主任秘书王大夫。他是我的同乡和长辈，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问他的意见。他说：“如果你不走，你不久就得参加工作，工作很繁重。为了能多念点书，你还是走好。”
这位主任秘书王大夫就是傅建中所指的那位王医生。王医生在一九四一年一月中旬以前是共产党员，在一九四九年春天以后是共产党员，在中间这几年期间，特别是在他进入美军驻华联络团工作时期，他正式的身份不是共产党员，只不过是在极端隐秘的内心深处继续燃烧着信仰的火焰，那是因为他实在太难忘掉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开始在安徽南部发生的大屠杀。对这次大屠杀，国民党大加淡化，称之为“皖南事变”，又叫做“新四军事件”。
被共产党打败而逃到台湾来以后，为了蒋介石一个人虚假的神圣面子，国民党从来不承认自己的惨败是由于自己本身的贪污、腐化和无能，反而用赖皮的态度把自己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到别人身上去，一下子说大陆是美国人失掉的，一下子说是因为三军将士没有绝对听从蒋介石的英明指挥，一下子说是因为全国知识分子没有接受蒋介石“伟大人格”的精神感召，一下子又说是因为共产党在中日战争期间乘机扩大地盘。……关于第一点，美国国务院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所公布的中美关系《白皮书》已经说得非常清楚，大陆完全是国民党一手失掉的。关于第二点，自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开始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止，中国广大土地之所以会被日军占领三分之一，正是三军将士绝对听从蒋介石“庸冥指挥”的结果；自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在原子弹的震撼下投降，到一九四九年年底，国民党之所以会被赶出大陆，也正是三军将士绝对听蒋介石“庸冥指挥”的结果。关于第三点，由于蒋介石根本没有能够精神感召到全国的知识分子，还反而令他们有的因厌恶而唾弃他，有的因愤怒而抨击他。……至于扩大地盘，共产党的确是乘机扩大了地盘，不过不是在国民党的地区中扩大地盘，而是在日军的占领区中扩大地盘。根据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教授邹谠先生的叙述，国民党败给日军的整个沦陷区中有百分之六十七的地区被共产党游击队光复为自己的地盘②。
到一九四〇年年底，共产党新四军所占据的地盘是江苏、浙江和安徽三省中的战略黄金地区。影响金无忌逐渐反国民党而倾向共产党的那位王医生，这时候就是新四军里的医生。
在蒋介石看来：
如果不把新四军从这个区域弄走，万一将来中日战争结束后，上海、杭州、南京等地落入共产党的手里，这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和心理上，都是难以忍受的损失。因此他严重关切，并且认真而严重地跟共产党驻重庆代表团团长周恩来谈判交涉，要新四军全部搬家，先把在长江以南生根的搬到江北，然后再同原来在江北的一道搬到黄河以北③。
在这件事情上，共产党愿意让步。
事实上，在蒋介石跟周恩来谈判交涉期间，新四军驻扎在江南的部分已经在开始向江北迁移。到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下旬，江南的新四军人马只剩下了在安徽南部的一部分，人数约一万。这一万人的搬家路线，（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上将已经为之划好。如果照着这条顾祝同路线迁移，这一万人就会全部走进日军重兵重炮的虎口里去。因此新四军要求改变路线，驻在重庆的周恩来再度去跟蒋介石谈判，要求更改迁移和过江的路线，蒋答应了。双方皆大欢喜之际，十二月二十五日那天，蒋请周恩来共进圣诞大餐。在新的迁移路线上安徽南部泾县附近山谷地带，顾祝同埋伏了近十万大军。战斗在一个名叫茂林的村庄那里开始。官方（国民党）公布的日期是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不到两个星期，战争结束，一万人中，幸运逃脱的，约一千人，其余九千人，一半战死，一半被俘④。
被俘的人当中，有一个就是王医生。
这一万人，大半是军部人员、后勤人员、男女康乐行政人员、眷属、医生、护士、伤患和病患。被俘的人，女的遭到国民党官员轮奸，男的一部分被枪决，一部分被虐待死。王医生和其他许多被俘的人一道被绑到刑场上，其他的人一个一个都被枪毙了，王医生的命大，临时被留了下来，因为他是第一流的医生，他的医术当时在一些国民党大官眼中还有点价值。被俘的人当中活下来的，下级干部和士兵被编进顾祝同直属的“训练总队”接受训练，中级和高级干部被关进集中营。一九四二年底到一九四三年夏，我在福建省建阳县徐市镇念小学六年级时，这个“新四军集中营”也在徐市，它的大总管是国民党的一员大特务，名叫张超，官阶是少将。王医生就在这个集中营中。
无巧不成历史。碰巧张超的太太是一位“新女性”，每次张夫人在小镇街上出现，马上就成为大家注视的中心，因为她的化妆和衣服在全镇不但是空前未有的，而且已到了妖精的地步。此外，她还要学英文。刚好王医生是从美国人在北京办的“协和医学院”里毕业出来的高材生，医术高明、英文也漂亮。就这样地，集中营中的“叛乱犯兼战犯”王医生一下子成了国民党少将特派员张超夫人的家庭教师。缘于这一点，王医生开始享受到一些行动上的自由。他是辽宁省人，是我的同乡，因此在他的自由行动中，常常成为我家中的上宾，谈完乡情，总是为家中每个人看看有没有病，有病就治。
一九四四年秋，我家已搬到江西省上饶的乡下周田村住。有一天，王医生一个人飘然而到，全身美军战地制服，腰带上一边是一把卡宾枪刺刀，一边是一把四五手枪。原来他已经完全恢复了自由，这时在美军联络团里工作。他当了几天贵宾，为家中每个人看看健康状况，留下一些药，又飘然而去。从此失去连系。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夜，蒋介石开始用军队、特务和黑道流氓在上海等地大举屠杀一道共同进行北伐的共产党人。这是蒋介石所做的令共产党人终身难忘的第一件大屠杀。新四军事件是中日战争结束之前蒋介石所做令共产党人毕生难忘的最后一次大屠杀。蒋介石的几次大屠杀把共产党人的悲愤、志气、毅力激发到巅峰地步，使他们发挥出人类身心的最大潜力从事摧毁蒋介石的政权。新四军事件爆发之后，一月二十日，毛泽东马上派陈毅为代理新四军军长。一九四九年五月，陈毅率军把蒋介石的部队赶出上海后，他自己出任上海市长，并任命当时“新四军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王医生出任卫生局主任秘书。
当年下令顾祝同屠杀新四军的人时，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幸存下来一个王医生，更没有想到这个王医生后来又在美军驻华联络团工作期间用蒋介石几次大屠杀的故事感动了一个金无忌，使金无忌逐渐反国民党而倾向共产党，并进而进入美国中央情报局，暗中为共产党的前途利益奉献三十年，使美国提早与共产党和解，提早遗弃蒋介石政权。最后提早使蒋家政权处于因面临结束而挣扎的命运。
一九八六、二、二十三。
① 这句话的原文是“Peoples of the world, including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all our friends.”，一九七二年四月十日刊在美国《New Republic》杂志十八页，Digar Snow 所著《Aftermath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一文中。
② 见邹谠所著《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一书中三〇一页。邹谠是国民党元老邹鲁的儿子。
③ 见《万岁评论丛书》第十二期中的《老友与旧仇》。
④ 同前。
蒋介石不要中南半岛（汪子飏）
一九四三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仍然打得烽火连天，但同盟国已占优势，轴心国之失败已是迟早的问题。同盟国的转败为胜，美国的力量显然是主要原因，其将于战后扮演超强的角色，亦已可预见。罗斯福总统自是当“权”不让，于这一年已开始构想未来，布局战后的世界。他频频召开巨头会议，而他实在是巨头中的巨头，雄风与日俱增。事实上，他的许多决定与决策也确实于战后落实不误。
稍涉猎现代史的读者都知道，罗斯福在雅尔达会议对斯大林的承诺，直接影响到战后外蒙的独立，苏联在满州的特权与大连港的国际化等等。这也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雅尔达密约出卖中国之事。但稍涉猎现代史的读者一定不知道，在开罗会议时，罗斯福曾要把中南半岛给蒋介石，蒋介石居然不要。不信，请看一份原手资料。这份资料是罗斯福总统的第九百九十二次记者招待会，于离开雅尔达后，在昆塞军舰（U.S.S. Quicy）上举行的，时为一九四五年二月廿三日。当记者问道：“戴高乐已经宣布法属中南半岛即将解放，总统先生，将由谁来解放？”总统答道：
两整年来，我一直十分忧虑中南半岛。我曾在开罗与蒋介石谈过，又与斯大林在德黑兰谈过，他们都同意我的看法。法国人在那边已有好几百年。中南半岛的人与中国人不一样。
我问蒋介石的第一件事是：“你要不要中南半岛？”（Do you want Indo-China?）
他说：“此对我们没有帮助。我们不要（We don’t want it），他们不是中国人，他们不会与中国人同化。”
我问：“你的主张是什么？教导他们自治需要很长的时间。”
他说他们不应再重归法国，法国人在那边一百年不曾教导当地人自治，投资一元，赚回十元，那边的情况很像一八九八年的菲律宾。
中南半岛的人有独立的意愿，但他们的独立还未成熟。当时我向蒋氏建议，中南半岛可置于托管之下由一个法国人、一个或二个中南半岛人、一个中国人、一个俄国人因他们在沿海，或者一个菲律宾人和美国人组成──教导他们自治。我们在菲律宾已搞了五十年。
此一记者招待会纪录，后来收入罗生门（Samuel I. Rosenman）所编辑的“罗斯福公文与演说集”（The Public Papers and Addresses of Franklin D. Roosevelt）第十三册，一九五〇年纽约出版。上译一段问答，见于该集第五六二页，请读者覆案。
看见了吧，蒋介石居然不要中南半岛。他没有跟任何人商量就一口拒绝，他也从来没有提过此事，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似的。罗斯福居然亲口说出此一“秘密”，不应让它永远暗藏在文件堆里，应该让它曝曝光。
清廷丧失中南半岛在甲午战败前十年，中国能在开罗会议上收回甲午以后的失地，已是难能可贵，当然不冀望蒋介石在会议上作进一步的争取，但不必争取，罗斯福将中南半岛送上门来，蒋介石居然一口拒绝，却令中国人傻了眼。蒋说越南人不是中国人，所以他不要，但照罗斯福以及其他外国人看来，满州人、蒙古人、西藏人都不是中国人，你老蒋为什么要满蒙藏呢？
蒋介石不要中南半岛，一口拒绝，显然他只知道法国人在那一百年，而不知道是从中国抢去的，他对中国的历史知识太浅薄，是耳闻式的、是蜻蜓点水式的、是速食面式的。他如果读过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解”，就应知道这位有学问的革命家，曾对中华民国应有的疆界，大有考证，认为朝鲜与越南比西藏与蒙古，更加中国：
故以中华民国之经界言之，越南、朝鲜二郡必当恢复者也。
当然，章老夫子知道，“今者中华民国虑未能复先汉之旧疆”，“越南、朝鲜其恢复则不易”。不容易的事，居然容易得送上门来，而我们的“伟大领袖”居然如此轻易地拒绝，章老头若地下有知，岂不是要气得从棺材里跳出来吗？
老蒋心里到底怀什么鬼胎？照我们熟悉中国现代史的人看来，鬼胎之一，他在那时早已决定在战后肃清共产党，整肃所有的非共异己，所以他的眼光是对内的，而不是向外的。如果他要了中南半岛，他必须要派军队到那边，要把一部分精力放在那边，这样就不能专心打内战了。所以，他不要中南半岛，也反对罗斯福美、苏、中托管朝鲜的主张，更不愿驻兵日本。总之，他的精力绝不要“外用”。后来，为了打内战，连日本的赔款也不要了，连魔鬼也可做朋友了（王世杰签订了卖国的中苏友好条约）。我们“伟大的领袖”，对外之慷慨，真是伟大呢。
对内呢？且不说他一心一意要消灭共匪，对非共的异己也一并在剪除之列，请看龙云的例子。龙云写了一篇“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登在一九六一年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其中说到：
抗战胜利前，蒋介石对我的阴谋已逐渐暴露。记得有一次，一个美军的少校乘吉普车经过昆明小西门外的十字路口，被暗枪击中左臂。司机立即停车救护，在附近巡逻的宪警闻到枪声，也同时赶到，但凶手已无从查寻。即将受伤的美军官送往云南省立医院，他不愿入院，要回美军营房，只好把他送往美军医院。当日施行手术，取出弹头，详细检查，经美军检定结果，认为这种枪弹非云南军警所有，是特务使用的德国制造的枪弹。
很显然的，蒋介石想在美军与龙云之间制造矛盾，不惜出之于卑鄙的小动作，受伤的美军不愿进省立医院，已可见其疑。这种暗杀行动，若非出自老蒋的授意，谁能相信。抗战胜利后，龙云对戒心稍驰，毫不犹疑地答应派二军到越南受降，但是，等到云南军队大部调往越南之后，蒋介石就趁机指使杜聿明发动了昆明事变。
龙云在杜聿明的围逼下，等于被挟持飞往重庆。当龙云面责蒋介石时，蒋居然说：“我的指示不是这样的，这是杜聿明搞错了，要处罚！”好一个奸雄，既做了又不敢承当。但从此之后，龙云成了又一个张学良，幸而得到陈纳德的帮助，脱离虎掌，逃到香港，最后投共去也。
请大家想想，蒋介石如果能真心团结，不要阴谋手段，不作小动作，推诚相见，组织联合政府，中共固然无法专政，而中国更能一致对外，赢得国家民族的利益。像龙云的云南与中南半岛接邻，他的许多军官又曾在法国受过训，如果蒋介石要了中南半岛，且让龙云专任其事，必然大有可为。但老蒋有此胸怀吗？他情愿计擒龙云，而不愿让龙云有所进取，他宁给“外人”，绝不赠“家臣”！这就是这个独裁者的真面貌。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五日午后写
蒋介石如何吃掉龙云（钱履霜）
一 龙云成了失云龙
一九四五年十月四日的下午，昆明机场上出现了不平常的一幕。当时，机场上摆着早就从重庆派来的专机，这专机所等待的乘客，就是当时被人称为“云南王”的龙云。
从这时起，龙云的“王”冠，决定的是要被剥夺了。“龙”而失掉了“云”，再也不能成其为“龙”了。
这时候，与龙云一同到达机场的，还有他的太太顾映秋，与他的亲友和旧属，都是来与龙云黯然惜别的。与他同时到了机场的，还有当时国民党的行政院院长宋子文。而当时做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官的杜聿明，也到了机场上。
这真是一个滑稽而又尴尬的场面！就在前一天，杜聿明的军队还把龙云围困在五华山上，可是现在，杜聿明却对他笑脸相迎。
不用说，龙云满肚子都是愤恨，可是这满肚子的愤恨却发泄不出来。他想起了四天之前——就在九月三十日拂晓时分，他忽然被枪声从梦中惊醒，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的便衣警卫已前来报告，说是外边戒严，街上的警察都被缴械了。龙云问：“谁干的？”他的警卫答道：“第五军。”那时候云南人把蒋介石派到昆明的嫡系军队，都叫做“第五军”。
龙云一听大惊，真所谓如梦初醒，始知情势不妙，立刻吩咐他的“顾夫人”（龙云对顾映秋的称呼）端来一盆水，随便地抹一抹脸，穿上一件长衫，又戴上一顶呢帽，做了个老百姓的打扮，手上还带了一个小提包，在两个便衣警卫的陪伴下，立即从后门出走。
龙云的住宅就在五华山（省府所在地）南面，前门是威远街，后门是财盛巷。他出了财盛巷之后，不敢走大路，再转入柿花巷。穿过柿花巷，终于上了五华山。当他们经过柿花巷时，曾碰到过杜聿明的军队，对方在远处喝道：“什么人？戒严了还在街上走！”龙云不敢作声。大概对方以为他们只是普通的老百姓，再没有细加理会，幸而如此，龙云才终于上了山。当龙云看见杜聿明时，当夜的那些情景，还深深地印在脑海。心中的滋味如何，真是不言而可喻了。
在杜聿明的心中，不用说，又是另一种滋味，蒋介石交给他的一件重大任务——解决龙云，在几天之内便胜利地完成了。他立了一番大功，自然是十分高兴。只要龙云一登上飞机，向重庆飞去，他的任务便可告终。他久驻昆明，在私人间与龙云常有往来，有时也真到了“无所不谈”的程度，可是在神不知鬼不觉之中，却突然以兵戎相见，把这位“云南王”围困在五华山上，迫他放弃武力，交出政权。可是，这种翻云覆雨的事情，在那个争权夺利的社会中，又有什么出奇呢？在蒋介石的历史中，更不知玩弄过多少次。
前后不过四天工夫，或倨或恭，台面上的戏已经换了完全不同的两套了。前者枪口相向，铁弹横飞。而今天，在机场上，不但一片“和平”，而且，杜聿明还准备了仪仗队，供龙云在登机飞渝前亲行检阅。杜聿明还立正举手，向龙云恭行军礼，而且对龙云说：“对不起，院长！”
龙云听了道：“你是奉命行事，不怪你。从今以后，我把云南交给你了。你要对得起云南，对得起云南的老百姓！”这样的吩咐，杂着无可奈何、杂着辛酸、也杂着深藏的愤恨。
杜聿明却十分恭顺地答道：“是，院长。”尽管在心里觉得可笑。
这“院长”两字，在龙云的政治生命上，划出了一线鲜明的界线。在这以前，云南的政海人物，都管龙云叫“老主席”，而从现在起，这位“老主席”已经不再是主席了，云南再不是他的王国了。从今天起，无论他愿不愿意，也只得接受蒋介石加给他的头衔：“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老实说，一个空头的“院长”罢了。
检阅如仪之后，龙云怀着怅愤，上了专机。宋子文也上了专机。这四五天的时间，对龙云来说，真是一个惊天裂地的变化。这时候，他从飞机上下瞰昆明、下瞰五华山，对于蒋介石解决他的一切布置，还是茫茫然。
飞机上的龙云不知，地面上的杜聿明则了如指掌。
二 杜聿明的神秘飞行
在武力解决龙云的半年之前，亦即一九四五年四月初，有一天，杜聿明接到了昆明机场打来的一个电话，说“老头子”（指蒋介石）要他马上到重庆去，飞机已经准备好，叫他立即动身。于是杜聿明匆匆忙忙地赶到机场，匆匆忙忙地上了飞机，神不知鬼不觉地就到了陪都重庆。
下机不久，蒋介石即召见他，蒋的劈头第一句就问：“你来的时候，看到什么人没有？”
杜聿明说：“在昆明没有任何人知道。”
蒋介石又问：“到重庆见到什么人？”
杜聿明说：“谁也没有。”
蒋介石听了很高兴，连称“好，好！”
杜聿明心里正在嘀咕，不知道蒋介石这次突然叫他到重庆来为的是什么，上面这一番问话又更增加了此来的神秘性。这时候，却听蒋介石说：“目前我们准备对日反攻，必须先安定后方，统一云南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以保障抗战的最后胜利。现在想调龙云到中央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但恐怕他不服从命令，你要在军事上做彻底解决龙云的准备，先将昆明附近的国防工事全部控制，然后我再明令调遣龙云。在命令到达的同时，即以武力解除龙云的全部武装，并限龙云于三日内到重庆。”说完之后，并询杜聿明有什么意见。
杜聿明听了之后，当然只有同意。同时报告老蒋：“龙云目前在昆明的力量，只有两个步兵师，一个宪兵团（即三个宪兵大队）。另有几个交通大队及地方保安团，散布于云南境内。在军事上考虑，解决他绝不成问题。”
蒋介石听了很高兴。又说：“你要立刻飞回昆明，准备一切。并且要守绝对的秘密，要慎重！以免龙云及他左右的人知道了，发生怀疑。”
杜聿明接受了再三的叮嘱，在当天下午就由重庆飞返昆明。他到达昆明时，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当天晚上，龙云的参谋长刘耀扬有一个宴会。杜聿明为了掩蔽自己这一次神秘的飞行，以免露出马脚，立刻赶去参加。
岂料刘耀扬一见了杜聿明就问：“你到重庆去有什么要公？为什么急急忙忙地去，又急急忙忙地赶回来？”这一问，杜聿明倒不能不心里一惊：“这消息怎么走漏了？”但是他立刻定了定神，答道：“不是去重庆，是到曲靖去看部队。”由于杜聿明平日是常常到各处去看部队的，和刘耀扬等人又是经常赌饮玩乐的朋友，刘耀扬竟信以为真，没有发现杜聿明在骗他。
杜聿明接受了蒋介石的指示后，准备工作就开始了。一直到八月九日，杜聿明又应蒋介石的电召到了重庆。刚巧当天午后，传出了日本愿意无条件投降的消息。
这一个消息的到来，使蒋介石忙了一天，因此一直到了次日的清早，才把杜聿明找去。
蒋见了杜聿明就说：“你先回昆明去做好解决龙云的准备工作，等日本投降的事情处理后，再待命实行。除了军事上要积极准备之外，还要对云南的通讯、交通及各机场做周密的布置，以防龙云逃跑。”
杜聿明这次飞渝，解决龙云的计划又再迫近了一步。杜本人那时因为日本投降了，颇想到各处去受降，觉得这要比负责解决龙云更光荣些。但心中虽有此想，又哪里敢违抗蒋介石的意旨，只好一句话也不提，于第二天（八月十一日）就由重庆飞返昆明，开始准备一切。
岂知刚下飞机，就听了奇怪的消息。
就在这期间，不知如何，消息竟泄漏了！
三 蒋介石笑里藏刀
八月十一日，杜聿明刚由重庆飞回昆明，他的英文秘书袁仲珊，就悄悄地问他：“是不是要解决龙云了？”这一问，可把杜聿明吓了一跳。但杜聿明的表面是镇静的，只对袁仲珊说：“你胡说。”
不过袁仲珊传来的消息，却也事出有因。他对杜聿明说：“从九号起，美军就下了戒严令，官兵日夜武装，禁止外出。他们的兵营，将领住的地方，以及仓库、武器、弹药、油料等等，全都严密戒备，以防龙云部队的突然袭击。他们都说要解决龙云了。而且说，不解决龙云，中国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统一的自由民主的强国。”
究竟美军方面，为什么突然间有这种举动，连杜聿明也闹不清楚。他听了秘书这一番报告之后，只好假意地说：“日寇投降了，还谈这些事干什么！美国人以美国的眼光看中国问题，简直是发神经病！你不要听他们的说法。”
虽然从美军方面已经露出了这样明显的马脚，而奇怪的是，龙云及其左右的亲信，竟仍然蒙在鼓里，毫无所知。当年，龙云在云南，也有他自己的一套小组织：什么便衣哑、宪兵哑，为他防范异己，可是到了这种重要关头，却显然的不管用了。
不过，“海面无波，焉知海底里正奔腾着暗涌？”这正是杜聿明心里的一个结。他不能不进一步多方观察，以确定龙云本人及其左右实在有没有听到什么风声。于是，就在他回到昆明的第二天，便去拜访了他们。那天上午，他先去访了李培炎（别号西平，龙云的大舅子，是龙的智囊之一。在顾映秋之前，龙云曾有妻姓李）、李培天（别号子厚，龙云的二舅子，省民政厅长）、李希尧（龙的警务处长）、杨竹庵（龙的副官长）等人。当天午后，又去见了龙云，表面上是为抗日胜利向他们道喜。这一天的鉴貌辨色，使杜聿明安下了心来，因为从这种欢欢喜喜的接触中，都未发现龙云及其亲信对美军方面的动静，有任何怀疑的表示。他们居然不知道：在甜言和笑容的掩盖之下，解决他们的一切，已经在秘密开始了。
再过三天，是八月十五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了。蒋介石在美国人的指使之下，遵照着魏德迈的规定，一方面以美械装备部队，开往南京、上海、广州、汉口、北平、天津等地去劫收；另一方面，则加紧了解决龙云的阴谋活动。在这件事上面，充分表现了蒋介石谋人的一套，他已在暗中准备动手吃掉龙云，而在表面上，却对龙云推崇备至，以模糊对方的警惕。
当时，由卢汉率领的第一方面军，本来已有三个军：五十二军、六十军及九十三军。蒋介石要他们就近进入越南对日寇受降。本来若论兵力，这三个军已绰绰有余。可是，蒋介石怕引起龙云的怀疑，又要了另一个手段，他与美国佬都故做危言，说越南日寇有阴谋，如果接收兵力不足，恐怕会发生意外。并从各方面怂恿龙云再扩充一个军，加入第一方面军同赴越南。结果，龙云果然把他原来留在昆明“保驾”的龙家兵——由他的大儿子龙绳武率领的一个师扩充为一个军，随同卢汉入越。
自此之后，龙云多年来所训练的看家本钱，就只剩下了他二儿子龙绳祖的一个师以及宪兵团和警卫大队了。
再数数蒋介石其时留在昆明的队伍，则还有第五军、第二〇七师、云南机场守备司令部所属的四个团以及宪兵第十三团等等。以这些兵力与龙云的兵力相比，强弱之势是相差得远了。
蒋介石就是这样：表面推崇你，还劝你扩充势力，其信任不可谓不专，其情亦不可谓不厚了。龙云又岂知当他高兴的时候，蒋介石已在冷笑：“志舟啊志舟（龙云的号）！汝已坠吾计中矣！”
四 密地密使与密函
蒋介石阴计得售之后，紧张的时刻紧接着就到临了！
九月二十七日，蒋介石派他的心腹之一——王叔铭，秘密到了昆明，交给杜聿明一封亲笔信。
这封亲笔信写的是什么呢？
原来在信里，蒋介石告诉杜聿明：日内就要颁布免除龙云在云南军政本兼各职的命令，调任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他要杜聿明最好是一枪不发，并绝对保证龙云的生命安全。并说龙云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仍然是汝之长官，必须以长官之礼相待，照命令限期送龙云到重庆。”但是，蒋介石又说，他已命令昆明的飞机归杜聿明指挥，叫杜将飞机、大炮、坦克一齐准备好，万一龙云不接受命令而负嵎顽抗的话，就立刻集中火力，加以轰击！
杜聿明在事过境迁之后，曾对某人表示过，他接到蒋介石的密函后，曾经这样想：在政治上，自己同龙云是不能并立的了。可是在私人感情方面，一向与龙云相处得不错，因此，对龙云加以杀害的事，是不能做的。而且在蒋介石那封十分冗长的密函中，又说得前后矛盾，可能是想假手于他去杀掉龙云，以除后患。万一龙云死了，舆论哗然，蒋介石必定把这罪责加在他的身上，而蒋自己反倒可以装成一个菩萨似的好人。那怎么办呢？何况，杀鸡焉用牛刀，要解决龙云，又哪用得着如此集中、又如此猛烈的火力？
杜聿明焦思苦想之后，连夜覆了蒋介石一封信。他在信中表示：“对于解决龙云的军事，他已准备妥当。并告诉蒋，直到当天为止，龙云及其左右，对于这一切准备，仍然尚在梦中。只要蒋的命令发表，在两小时之内，便可以全部解除龙云的武装，控制五华山以外的整个地区，并恢复秩序。即使龙云踞着五华山，但弹丸之地，而且只有一个警卫营的兵力，绝不足以为患。到了此情此境，估计龙云见大势已去，将会自动离昆赴渝。万一龙云不听命令，顽抗到底，那是他自寻死路，与人无尤。到那时候，即用陆军解决龙云的警卫营的武装，再活捉龙云，相信也并非难事。若果用飞机大炮去轰击，不但龙云的性命难以确保，且舆论的反映堪虑。还有，五华山的建筑及附近居民的生命财产，也必然受到损失，甚至波及云南大学及西南联大师生的安全，那在政治上的反响，恐怕就更难以估计（因云大及联大均离五华山不远）。”
杜聿明这一招，果然发生了作用，因为蒋介石最怕闹学潮；而且昆明还住有不少进步人士，他也不得不怕。因此过了一天，又给杜聿明覆了一封密信，同意不动用空军轰炸。但他认为龙云不会接受命令，因此对于解除龙云的武装，又做了进一步的指示。最妙的是，在信中他又特别叮嘱道：“金马、碧鸡，为历史上争夺昆明之要地，得之者成，失之者败，必须以重兵占领，万不可忽！”其实蒋介石这个“指示”，无异是纸上谈兵，用阿育王时代的神话来处理二十世纪的军事。他不了解，其时龙云在昆明的武装，都在昆明市城厢附近，金马则早在第五军军长邱清泉所部控制之下；至于碧鸡关呢，则离昆明数十里，已不是当时解决龙云的军事要点了。
在布置这个计划时，蒋介石作贼心虚，已经暗地离开重庆。其次，大概他怕消息一发出之后，他自己仍留在重庆，会受到政治上的影响，而打乱了他彻底解决龙云的计划。因此，王叔铭所乘的秘密专机，也不是从重庆起飞的，起飞地点，当时也是一个秘密。
五 正式动手了！
这里先插一段闲话，为蒋介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陈布雷，有一天，忽然接到了蒋介石叫人送来的一封电报，电文说的是：“此间气候宜人，似可到此一游，明日有便机可搭。盼来。”他才知道蒋介石已去了西昌。
再有一段插曲，在九月二十九和三十两天，亦即杜聿明正式动手的重要时刻，杜聿明一再拍电向蒋报告执行命令情形；老蒋却拍电来责备他办事疏忽，说他对于处理如此重大的事情，竟一天一夜不给他拍一份电报。
杜聿明一再拍电报告，而蒋介石却又拍电责备他，这不能不算是一件怪事吧？当时蒋的来电，是由空军第五路司令晏玉琮译转给杜的。杜拍给蒋的电，则另有一本专用的密电码。到了后来，“侍从室”的俞济时才告诉杜聿明，原来当时他们忘记把那本密电码带去，又不敢向蒋说明，所以根本无法将杜的电报译给蒋看。这种情形，看来似乎近于儿戏，但正好说明，不但陈布雷不知道蒋的行踪，就算跟在蒋身边的最亲信机要人员，也不知道蒋介石当时在西昌搞的是什么鬼把戏。如果知道是如此重大的事情，又哪敢匿而不报？蒋的城府如何，这些经过，可做深刻的说明。
蒋为什么选择了西昌，另一个原因，可能为的是观察和监视刘文辉的动静。那时蒋在西昌已设有行辕。蒋在九月十九日，即下达密函的八天前，便已到了那里了。
因此，王叔铭的飞机也是从西昌飞出的。与他一同飞到昆明的，还有准备出任云南民政厅厅长及代理云南省主席的李宗黄。上面所提到的所谓“便机”，就是把李宗黄载到西昌去的飞机。李到西昌接受了蒋介石的命令之后，就与王叔铭到昆明去。
蒋介石的命令共计有如下的三件：
一、免去龙云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云南行营主任、云南省政府主席本兼各职；云南行营撤销。行营所属人员由中央统一安排。
云南地方军队，交由昆明防守司令官杜聿明接收改编。
云南省政府交卢汉接收，在卢汉未到任以前（卢这时入越对日受降），由云南省民政厅厅长李宗黄代理。
二、任命龙云为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
三、任命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
杜聿明开始行动了！在九月二十九日晚上，他到了昆明市北的岗头村，原来他早已在那里准备了指挥所。
他召集团长以上的干部及李宗黄等人到那里开会，下达命令。命令的要旨包括下列各项：
一、摘录蒋介石命令要旨。
二、命第五军军长邱清泉指挥第九十六师、第四十九师，包围昆明市城厢的龙云武装部队及警察，解除他们的武装。
三、命第九十六师师长黄翔所部担任解除昆明市东郊暂编二十师之一部（约一个团）东城门楼宪兵大队与金碧路、正义路至华山路间昆明市警察武装的任务。
四、命第四十五师师长胡常青指挥所部担任解除北校场营房及北城门楼宪兵大队武装的任务。
五、命第二〇七师师长罗又伦指挥所部担任解除曲靖某团及县保安队武装的任务。
六、命云南机场守备司令郑廷笈指挥各机场守备团警备各机场，并严格检查各机场往来乘客，以防龙云逃走。
七、命宪兵第十三团担任昆明东西南北各公路、铁路要道的检查。
八、命昆明防守司令部通讯营控制昆明各电报、电话机关，凡属龙云对各方往来电报一律检扣，并将电话线截断。
九、命第二百师师长熊笑三率领所部由罗茨县沿滇缅公路、经碧鸡关开至昆明市西郊，做为预备队。
十、实施办法：各部队部署就绪后，将预先印好的蒋介石命令交给龙云所属军警宪兵各部队长，若有不服从命令交出武器者，即以武力解决。对于街市警岗，则用行军通过街市方式，前面大队通过，由后面队尾对每一岗警留下两个士兵，一人监视，一人拿出命令，劝其缴枪。
十一、将解决龙云命令送交美方一份。
十二、各部部队到达准备位置后，预定翌晨五时以电话联络，开始行动。同时将蒋的命令送交龙云。
杜聿明把各项命令下达后，时已午夜，离动手时间只有五个小时了。因此，各人均说时间来不及。
六 一声令下吃龙云
杜聿明手下各将领因时间太迫，言下都有难色。只有杜聿明本人却“指挥若定”，因为他早就做好了准备工作，只是未明白告诉各人罢了。当下他对各人说：“一切详细部署及解决龙云的具体办法，就是大家曾经演习过的‘沙盘演习’；你们官兵都参加过演习，不会来不及的。”各人听了，才恍然大悟，由沉重转为轻松，立刻分头出发去吃龙云去了。
究竟杜聿明的暗中准备，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那又得回溯到八月十一日。他从重庆见蒋返昆之后的事。那次他回到昆明后，在军事方面，就借着日本即将投降、要准备到沦陷区各大城市解除日寇武装为理由，对各部队排长以上干部，亲自教过“沙盘演习”。各部队并分别实施过排连战斗演习。对于如何投送蒋介石命令，解决龙云部队，杜聿明也做了准备。并且根据龙云所部排、连、营、团等兵力大小和驻地工事好坏程度，决定了不同的火力兵力部署，以及应取的战斗战术方法。同时，对云南各电报、电话、公路、铁路及各机场，也准备了一套严密的控制办法，以便在蒋介石的命令发表后，使龙云与各方隔绝，既不能逃走，也无法对外联系。只留给龙云一个五华山及一营卫队（又称警卫大队），让他看到大势已去，不得不俯首帖耳，服从蒋介石的命令。
杜聿明的这些准备工作，前后经过了一个月之久，才告完成。因为他伪装得很好，所以在昆明的人，包括他的部队干部在内，都未曾察觉到他是在为蒋介石吃掉龙云的阴谋做着工作。他虽然常在部队中间教这教那，但因为他平时也随处视察，给部队上课，他的那些暗中工作，也就未为人所注意。在另一方面，在这期间，杜聿明又借着庆祝抗日为名，广事交游，经常举行宴会、舞会，或者与云南的朋友玩到通宵达旦，总之，花天酒地，风流快活，以掩护自己，并模糊他人的感觉。一直到正式动手的时候，内幕才揭穿了。
且说九月三十日早晨五时到了。杜聿明所命令的各部队，均已到达准备位置，并给龙云所属部队送去蒋介石的命令，蒋介石给龙云本人的命令也同时送了出去。杜聿明则在指挥所内，等候着各处的报告。
消息传来，东北校场上的龙云部队及宪兵大队都表示愿意遵照命令；唯独东门的宪兵大队不接受命令，不准任何人接近城楼。据说，当时有一个居民，说他同宪兵大队的人相熟，自告奋勇，愿将信送上城去。那人得到宪兵大队的人的同意将信送上去之后，对方一看命令是要他们缴枪，于是就开火了！
东门开了火，枪声四起。北门和北校场接着也发出了枪声，各处就打起来！
这时候，杜聿明手下的部队，正可谓以大吃小，有恃无恐，立刻下令“放炮”！于是枪炮之声大作，把整个昆明城都惊醒了！震动了！
到此，龙云及其所部，才知道蒋介石要把他们吃掉，可惜发觉得太迟了。那时候，除了东门部队有队长之外，其余的团、营、连长甚至排长，多数都不在部队中，更不要说是师长了。在这样的情形下，一方面兵多势大，一方面人少势弱。一方面早有阴谋，早有布置；一方面毫无准备，群龙无首。龙云的一方，只有吃亏的份儿了。大概到早上六点多钟，杜聿明已接到往城厢视察的参谋回报说：已经把龙云军、警、宪的武装解决。
只有五华山地区，龙云和他的一个警卫营还来抵抗。在当时，他还不能够明了蒋介石阴谋的全部内容。
七 龙云拒绝下山
龙云的地方武力，除了在昆明的人马之外，在各县的保安团队，也有好几万人。事变发生后，龙云在五华山上，即向他们发出电报，命令各专员县长率队向昆明集中。他不知道，那时所有的电台和电报局，早就被蒋家军及其特务所监视，因此全部发不出去。龙云也不知道，蒋家军之所以不向五华山发动猛烈的攻势，乃是蒋介石的一种政治策略。
五华山被围后，蒋介石一再促催龙云赴渝。杜聿明的手下控制了广播电台之后，又一再在广播上播出欢迎龙院长赴渝的催请，并传令街市店铺悬旗欢送。他们围住了龙云之后，便连这种谑而又虐的戏弄也使出来了。
可是，龙云仍然坐镇在五华山，并无下山之意。
这时，李宗黄等人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或许是想早几天过过“代主席”的瘾，就找杜聿明说：龙云是个独眼龙，至死不会回头的，不如进一步以武力解决。杜聿明一方面怕万一伤害了龙云的性命，要替老蒋背黑锅；另一方面也认为龙云既然走不了，困守一隅，始终要屈服于蒋。因此不赞成李宗黄的建议。
九月三十日上午六点多钟，杜聿明认为“大事已定”，便下令解除戒严。美、蒋官兵和吉普车，即时在城内到处奔驰，横冲直撞，大叫“顶好！”以庆祝“胜利”。料不到就在这段时间，城内枪声再起，便衣队随处出现，向蒋家兵“报仇”。于是城内又重新陷入紧张中。有些被抓的便衣队供称，他们都是龙云的旧部，现在这样对付龙云，他们不服气，要同蒋家军拼命。有的又说，他们奉龙主任的命令，要把第五军驱逐出城。在这次骚乱中，双方都有了死伤，昆明全城，又重入戒严状态。
戒严之后，全市杀气腾腾，形同死城！除布满了武装蒋军之外，居民均关门闭户，不敢外出。蒋军随处搜查便衣队，居民深受骚扰，一直过了几个钟头，才算“基本肃清”。
本来，在九月三十日上午，杜聿明就贴出了“安民告示”，解除戒严，恢复正常秩序。这一来，才知道并不如此顺当，迫得改变计划，只将昆明金碧路以南及昆明城东西城墙以外地区恢复交通，但城内及西南联大毗连的地区，则仍然继续戒严。
为什么蒋军要在这个地区继续戒严呢？为的是怕龙云的反抗行动，与西南联大师生的民主运动结合起来，使蒋介石在政治上发生更大的困难。因为据特务报告，有些人有“龙云的武力就是民盟的武力”的说法，他们不能不紧张。
再度戒严之后，接连两三天，不但城内居民无法采购粮食蔬菜，特别是西南联大数千人的伙食，立刻也发生了问题。当时西南联大总务长查良钊非常着急，第五军兵站分监蒋瑞清知道了这个情况之后，深怕因而引起学潮，建议送些军粮去供应联大，杜聿明一听很对，立刻叫他向联大师生送米送面，大做“好人”。
在解决龙云的过程中，自始至终，杜聿明对于联大师生，暗中做着严密的戒严，以防止他们活动支持龙云。他耍了两面手法：一面假意地派人慰问西南联大师生，一面却将“联大”师生的对外交通和通讯联络完全截断。因之，在解决龙云之时，“联大”师生的对外联系是隔绝的，少数住得较远的师生也无法与校中取得联络。他们除了从昆明的“中央日报”及“和平日报”上看到公布的蒋介石命令及蒋军单方面的消息外，对于龙云方面的情况，可说完全隔阂。即使有人要采取同情龙云的行动，也没有这种可能。杜聿明不但筹之已久，抑且筹之甚密。
现在再说回头，在龙云武装被解除后，杜聿明曾几次派人劝龙云及早赴渝，但均遭拒绝。他想：“怎样办呢？”终于做了另一个决定。
八 何应钦碰了钉子
在解决龙云的过程中，杜聿明一直在岗头村指挥所内，并没有回到城中，现见屡劝龙云无效，于是下令开放市区的一部分电话，以便于和地方人士取得联系。
果然，到了十月一日午后，昆明的绅士及龙云的亲信李西平、李子厚、李希尧等人，给杜聿明方面取得联系，表示想到岗头村与杜商讨龙云赴渝的办法。杜当即表示同意。
他们见面之后，有的人如李子厚等，则替龙云抱不平，说蒋介石和杜聿明做得太过火了。要不然，龙云不会不接受命令。有的人如李西平等，则说龙云太固执。又说早就有人劝他辞职，他不肯，到了今天，只有接受“委员长”的命令，他还是不听。其实还有什么可闹呢？说来说去，到了最后，他们表示愿意去向龙云疏通，劝他早日赴渝，息事宁人，使大家都好。
他们又提出了：一、希望解除戒严，给予居民生活上的方便。二、对于龙云的旧部，能予以安排。
杜聿明对他们说：第一、希望他们回去劝“龙院长”遵照“蒋委员长”的命令，于十月四日飞重庆就职。第二、昆明城内，可自明日（十月二日）起，除五华山外，解除戒严。第三、龙云的旧部，转请“蒋委员长”全部安置。
于是这些人就回城劝驾去了。大概龙云也感到大势已去了，所以，一方面表示对蒋介石的命令是服从的，但另一方面又表示，他在云南十多年，一切手续要交代，要时间，绝不愿意在十月四日前往重庆。这时候，蒋介石所派的专机已经到了昆明，但龙云却坚不肯走。
于是，又形成了僵局了。
蒋介石可等得焦灼了！他深怕事件延拖过久，会发生其他问题。因此，急派当时已到了南京接受日寇投降的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于十月二日飞去昆明，蒋派此“大员”赴昆劝驾，也意在表示“客气”。
何应钦于十月二日下午到达昆明机场，一见到杜聿明就说：“叫你们不要胡闹，现在闹出事，弄得骑虎难下，又要我来做善后。”看何应钦的神态，当时好像满怀信心，自以为一定劝得动龙云。岂料不然，他还没离开机场，龙云就给了他一个硬钉子碰！
却原来，他下机之后，就到机场空军司令部给龙云打电话。但龙云连电话也不接，并拒绝他上五华山。
何应钦就此碰了一鼻子灰。打完电话之后，再见到杜聿明时，又十分尴尬地说：“龙云是这样一个不明大义的混蛋，幸亏你们用武力解除了他的武装，不然真要造反。蒋先生还是有先见之明。”这个满口“大义”的“大员”，一转眼间，自尊心受到打击，“老头子”的嘱咐不能交代，意见就大变了。
紧接着，第二个专差又到了。那是中国银行昆明分行的行长王振芳，也奉了蒋介石之命，由渝飞昆。他与龙云通电话之后，龙表示欢迎他去五华山会谈。不久之后，王振芳回到了机场，说龙云表示：必须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亲到昆明，并保证他的安全，他才肯到重庆去。
王振芳立即与重庆通长途电话，并立即飞回重庆。第二天，又有专使来到昆明。
九 蒋介石的权术
第二天，即十月三日，宋子文即由重庆飞到了昆明，他上五华山与龙云长谈之后，并向龙云表示：目前不去重庆是不行的，因“老头子”不会答应。必须先到了重庆，其他的事都好办。若这一步不先做了，他在老蒋面前便很难说话。到了最后，龙云才表示愿意在十月四日赴渝。因此第二天，龙云便登上蒋介石派出的囚车——专机，被迫离开了他的“领土”和家乡，向重庆飞去了。
悲剧的主角走了。可是蒋介石的把戏还没有完场，不过分为两台进行，一台仍在昆明，一台则移到重庆罢了。
龙云到了重庆以后，住在“李家花园”，这李家花园是云南人的别墅，在高高的浮图关上。他暗里骂蒋介石，明里只好骂杜聿明。说杜聿明动用武力之先，并未将蒋介石的命令送给他（这也是事实），如此乱搞，简直是一种蔑视国法、背叛长官的行为，因此要求蒋惩办杜。并说，否则即使他本人能原谅杜，云南老百姓也不能原谅杜，势必造成更加混乱的局面。龙在往访的人面前，也一再骂杜聿明，其实也是借此骂蒋。有一天关麟征去看他，龙又说一定要惩办杜，一定要将杜调开，并表示欢迎关麟征去云南。这些情形当然全部入到蒋介石的耳中，因此，蒋又在盘算着另一套阴计了。
现在且先说说，在昆明继续上演的戏又是怎样。龙云赴渝之后，蒋介石接着指示杜聿明，要将龙云的残余势力彻底肃清。杜聿明即将龙云的旧部集中起来，编为一个师及一个宪兵团，并令昆明市所有龙云过去的文武官员，将私人武器限期登记，不许私藏军火！蒋介石为了表示他的“大公无私”，并想借此在云南人面前造成另一种烟幕，以迷糊他们的视线，便硬要龙云的二儿子龙绳祖，去当那新编的一师的师长。从此之后，龙绳祖的一个师和那个宪兵团，实际上是在蒋军监视之下，成了“笼中之鸟”了。
等杜聿明的工作告一段落之后，蒋介石的把戏又耍到他的身上去了。他为了安抚云南的“舆情”，又另做了布置。
到了十月十四日，杜聿明就接到蒋介石的命令，要他赶快到重庆。杜在十五日飞渝，蒋即召见了他。先则优礼有加，并“垂询”了解决龙云的经过。杜聿明一面报告，他一面微笑道“好”。到后来话意一转，便说：“你解决了龙云，对国家是立了大功。可是却得罪了龙云，也应该为国家（实则是为蒋）背过。我决定表面上先公布命令，将你撤职查办，然后调升你去东北当保安司令长官，你看怎样？”
杜聿明本是个因能为蒋背过而爬上去的人，很了解蒋的心理，因而慷慨地答道：“只要于国家有利，个人不计较任何名利地位。”蒋介石会演戏，做为“高徒”的杜聿明，台词也编得不坏。
蒋介石听了很高兴，立刻笑容满面地说：“你这样识大礼，明大义，很好很好！就照我的命令办吧。不过因为龙云的关系，处分你的命令要先发表。你明天先回昆明去办交代，十八号再到重庆来，我再发表你去当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便“敬礼”而退。杜聿明不禁想起：好在没有用空军炸龙云，否则万一出了岔子，这黑锅更不知怎样背才行。
到了十月十六日，蒋介石就发表命令：杜聿明在云南处置失当，着即撤职查办。并调关麟征为云南警备总司令。蒋介石还特别交代这个命令要在重庆“中央日报”上用头号标题发表，藉息龙云的余怒。
但是，说到蒋介石要吃掉龙云，却是他谋之已久的事，若要回溯起来，至少得推回十年以前。在下面不妨说一个梗概。
十 借抗战加紧图滇
早在一九三五年前，蒋介石借着“剿匪”为名，一方面把自己的势力深入川、黔等省，一方面也进行着分化、消灭这些地方的地方势力的工作。一九三五年（民国二十四年）四月，他由汉口乘飞机赴重庆，搞了一个段落，又由四川飞往贵州。那时薛岳的军队已经隐踞了贵州，蒋就下令改组贵州省政府，任吴忠信为省主席。到此，他不但掌握了“军”，同时又控制了“政”。他所以选用吴忠信，乃因贵州与广西接壤，广西是李、白的天下，而吴忠信与李、白有私谊。蒋为了减少李、白的疑虑，所以便放下了这一只棋子。
等到川、黔局面大致已归掌握之后，蒋介石就飞往昆明，观察龙云的动静。他到达昆明之后，住在东陆大学（即后来之云南大学）的前院。蒋这次的昆明之行，表面上极力笼络龙云，实际上已开始了图滇谋龙的准备工作，所以对于龙氏左右，已在“调查统计”之中。在陈布雷死后才公开的“回忆录”中，便可寻绎到此中消息。陈曾记述当时的情形说：
“残匪在会理、西昌间窜伏甚多，蒋公某日约龙主席同乘飞机巡察匪势，为之指点进剿方略。龙主席自谓乘飞机尚为第一次，观蒋公在城中指点山川，剖视方略，益叹服总戎之伟大，为余等言之者再。蒋公对龙主席亦备极称许，谓其坦易而明大义，到滇以后，与之讨论如何振兴文化、产业，以建设西南国防根据，其他政事，虽龙君屡请指导，蒋公均仅示大概，嘱其全权负责，不愿责以速效焉。余等居滇，亦多与文化、建设方面之人物往还……各厅厅长过从较密者：为建厅张林（邦翰）、教厅龚自知及省委（前实业厅长）兼富滇银行行长缪子台诸人，而缪君言论识见，尤有过人者。民厅长丁兆冠思想稍旧，财厅长陆子安则极深沉而不多言。然省府诸人之意志一致，则非四川之可比云。”
从这段记述中不难窥出，蒋介石当时表面对龙云十分笼络，暗里已在做着收买分化的研究工作。他对龙云之不得不保留客气，不能不说与云南“省府诸人之意志一致”有关，所以在做法上，与对付四川的又别是一套。可是，前后不过十年时间，当日对龙云“备极称许”，大夸其“坦易而明大义”的蒋老介，就用极不“坦易”的手段，使“明大义”的杜聿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强横武力，去把“明大义”的龙云干掉了。
抗战时期，武汉撤退之后，重庆成为陪都，云南也成为大后方的后方。蒋介石“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因而谋滇更亟。这时候，有了抗战为理由，题目更大，做起来更可以放手了。在这里，我想提一提宋希濂的一番话。据宋说，当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他被派为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的时候，蒋介石就曾对他“面示”过：“你到了昆明之后，首先要了解云南的情形，搞清楚昆明附近的地形，对各重要据点，要确实控制，随时提高警觉，并与王叔铭密切联系。”王叔铭是蒋介石的心腹之一，当时，当的是驻昆明空军司令兼空军学校教育长。
宋希濂还提到过一九四二年二月，蒋介石与宋美龄到昆明的一段经过，这段经过，使人觉得可笑。不过从另一面去看，也可以窥见他对于“坦易而明大义”的龙云，究竟怀着如何的戒心。
一一 调出来和开进去
据宋希濂说：蒋介石那次到昆明，当晚是住在黑龙潭的一栋公馆里。第二天一大早，即赶紧移住到距昆明四十多公里的安宁温泉。到了那里之后，又觉得安宁温泉，到还是不“安宁”，即命宋希濂立刻派一营亲兵前往担任警卫。到温泉的第二天，蒋夫妇约宋夫妇在温泉吃午饭，宋希濂到达的时候，蒋正在外散步，宋美龄对宋希濂说：“你们校长来到昆明的那天晚上，一夜没有睡。那栋房子黑黝黝的，乌鸦乱啼，警卫部队又不是中央的。你们校长自西安事变后，警觉甚高，所以那天夜里很焦急。来到温泉后，因为你派了部队担任警卫，他很高兴。昨天下午我和你们校长出去散步，有一个哨兵向他敬礼，他问那个哨兵来干什么，那哨兵回答说是来保护委员长的，他高兴极了。”可是即使到了那时候，蒋还是随处防备着龙云，竟至于闻鸦啼而难安。你龙云对他“坦易”，他对你可并不“坦易”啊！
不久，蒋介石访问印度回来，又在昆明住了几天。有一天，他集合驻云南各部队团长以上军官训话，时间是上午九时，地点在西门外农业专门学校。在早上七点多钟，他便把宋希濂和七十一军军长钟彬找去，当面吩咐钟彬和各师副师长都不要参加集会，且要叫各团的副团长守住团部，并使部队处于戒备状态，但不要泄露消息。宋、钟两人当时心里嘀咕，还不明白老蒋要搞些什么。后来才明白，他如此的紧张，不过是为防备龙云罢了。当天下午，蒋又找宋希濂和关麟征去谈话，要他们把云南情况、龙云及其左右重要人物的平日态度，向他详细报告。最后还指示他们：要设法多和龙云左右的人接近，拉拢关系，并随时注意他们言动，报告给蒋。但不要做得着急，以免被对方察觉。
当晚九点钟，蒋介石又再把宋希濂找去，叫他过几天到西昌去，了解刘文辉在那里究竟驻有多少队伍，以及西康和云南之间的联络情形，事毕后即向他报告。所以，第二天上午蒋介石飞回重庆，宋希濂随亦飞去西昌，做特务活动去了。宋希濂把“工作”做完后，即将刘文辉武力分布等情，写成了书面报告，亲自带往重庆，交由蒋的侍从秘书萧自诚转给蒋。蒋亦召见了他，“嘉许”一番。并叫他早日飞回昆明后，注意防范龙云与刘文辉的“异动”，并实行控制昆明附近各重要据点。
由上述的事实，可以见在一九四二年时，蒋介石便已有解决龙云及刘文辉的准备。
除了暗中的准备工作外，在军事上，蒋的做法又分做两方面：一方面是把龙云的武力调离云南，一方面是借着抗战，因利趁便，在云南境内扩充“中央军”的势力。这种做法开始得很早，在抗战初期，即一九三八年，蒋已以抗战统帅的权力，将龙云经过多年训练，并用法国武器装备起来的精锐主力抽调出境，他命卢汉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带了两个军到湖南第九战区参战。以当时的装备水平而论，蒋的“中央军”的军容与这支云南军队相比，还有逊色。
到了第二年（一九三九）的冬天，日寇侵入桂南并接着侵入越南以后，蒋又命卢汉率领第六十军，并命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率领第五十二军，由湖南经广西百色开入迤南（云南通称滇南为迤南），沿滇越边境布防。这是蒋介石的军力第一次进入云南，也是蒋介石为吃掉龙云而下的第一著棋。
继后发展的国际情势，又使蒋介石有了进一步在云南扩大其势力的条件。
一二 美蒋的一致
一九四一年，中英军事同盟成立，双方准备协力保全滇缅公路及仰光的国际交通线。因此到那年秋冬间，第五军又开入云南。蒋又在云南成立了军事委员会驻滇参谋团，由林蔚任团长，并成立防守司令部，以杜聿明兼司令。跟着，第六军和六十六军又在黔滇边境集中，准备出国与英缅、英马军协同作战，同年十二月珍珠港事变，及后马来亚与缅甸的局势迅速变化，远征的事也一再发生阻碍，因这与本文无关，暂且不说。但由于此种发展，到了一九四二年，开入云南的蒋系“中央军”已有第二、第五、第六、第八、第五十二、第五十三、第五十四、第六十六、第七十一等九个军了。
这时候，真可谓大军云集！而美国空军及陆军，入滇的也越来越多。自此之后，交通、运输、补给等等，都极为繁忙。尤其是美军方面，因建筑机场、营房等等，所有关于占用土地、征购材料等事，均与云南的政治经济发生关系。就在这种情况下，蒋、龙及美、龙之间的矛盾亦日益增加，且日益尖锐。美方且向蒋提出过，非解决云南“政治问题”不可。美、蒋本来是一伙的，因此美、蒋与龙之间的关系，亦可想而知。蒋又利用美、龙之间的矛盾，进一步为自己“统一”云南的宿愿做着布置。随着势力的扩大和深入，如滇缅公路局、滇缅运输处及昆明防守司令部等机关、部队中，均有“军统”的“调查室”。“中统”又打入了别的机关。总之，对龙云的罗网一日密过一日。
美方对于解决龙云，为什么采取了如此“积极”的态度呢？这似乎令人颇觉索解。其实，只要从下面几方去看，便不会觉得出奇：
第一、只要谁去翻一翻《美国白皮书》，就会明白美国自始至终，都想利用蒋介石达成它间接控制中国的目的，对于蒋介石，它是很有兴趣。因此，帮助蒋介石达成他的“统一大业”，也正是帮助它自己。
第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初期，法国早就倒了下去，英国的力量也在大大削弱。所以一边与轴心国家作战，另一边，各帝国主义之间，也做着战后中国地盘的争夺战。美国抓住了蒋介石，又经过了“援华”的一套，已经认为胜算稳操。龙云这一类的地方势力不消灭，对蒋不利，同时也即是对美不利，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一致，又有什么索解？
第三、蒋介石梦想要“统一”，就得更能集中力量，去做新的决战，就得及早“安定”云南这个西南重地。日寇一宣布投降，解决龙云之举就不能不推上紧急的日程。所以吃龙云的事，就要在这个时间动手。
再从：一、在日本投降前，美方已要求“解决云南政治问题”；二、当杜聿明由渝受命回昆明时，美军即传出要解决龙云的消息；三、杜聿明正式动手时，要对解决龙云的命令，正式送交美方一份。单拿这三件事来想一想，其中关系，亦已不难瞭然。
当时的龙云，对整个局势的估计，是缺乏远见的，对蒋介石也估计不足。他一向怀疑蒋会用暗杀手段对付他，可不提防蒋会突然以兵刃相迫。且那时正当抗日胜利之后，蒋介石颇得“人望”，也料他不会做出什么“过分”的事，影响自己的“声威”。哪晓得蒋介石根本上不会管你这一套。及至事出仓卒，已经悔之莫及了。
蒋介石如此吃掉了龙云，也使其他的地方军政人员，得到了一点教训。比方刘文辉、邓锡侯等人，就是受到了这一事件的教训的，这对于他们后来的趋向，不能说没有影响。
附录
龙云事件补略（容斋）
“蒋介石如何吃掉龙云”一文，纪述当时情形甚详，且其内中情形，多为世人及今仍未获闻者。但其材料来源，乃得自当时蒋方的当权人物，所记故偏重于蒋方的活动。而对于龙云方面的情况，本文资料则来自云南人士方面闻听所及，再做订补。本文所记之事，还包括龙云赴渝后，原来属于龙云的部队的改编，“龙二”龙绳祖之要求解甲归田，以及他后来在南京被捕扣押等情形，以至于龙云从南京逃出为止。凡此种种，或发生于一九四五年“事件”之前，或发生于“事件”之后，均与蒋吃龙云有关。且非将其前后贯串，不足以观此事前因后果，故亦不避其辞费焉。
上文所记事发时龙云离家情形，龙云方面人士说，与事实略有出入。龙氏由其家走出后，实未遇蒋军之喝问。盖当时枪声之起，首在东门。其时在东门城楼上的宪兵，只有十多人，而蒋军则多在城厢之外。杜聿明“动手”的命令发下之后，城外执行命令的军队，即拟进城，而东门城门已关，城上的宪兵亦立加抵抗，故蒋兵不能进入。龙氏住宅本离五华山不远，枪声发出后，龙即出奔。那时龙绳祖住在翠湖旁边。他手下的一团人，由外县来昆后，即驻于北校场。当东门宪兵发枪之时，北校场上的龙家兵，亦已遭到蒋军的突袭，乃用电话向龙绳祖报告。龙当时对一切仍在梦中，以为不过是兵与兵间之冲突。岂料往外一看，已有蒋军包围，又复听说蒋兵坦克亦已出动，始知局面严重，乃下令北校场的部队实行自卫。一面又急速打电话到五华山去，问他的老太爷到了没有，回报说“没有”，他即叫在山上的警卫营立刻派一连人前往“接驾”，到了半途，即与龙云相遇，乃护送他上山。
一 无备之兵有备之袭
钱君之文，说当杜聿明下令“吃龙”的时候，龙云手下的军事干部，多不在部队之中，乃属事实，但原因则未道及。据我所知，龙云手下的部队，均属云南子弟，每年多有“假期”，任兵士回乡探亲。此一做法，发生了另一“妙用”，即因而逃兵甚少。当“事件”发生之时，正当抗战胜利不久，在兴奋心情之下，可说是“时当胜利好还乡”，故请假者不在少数。龙绳祖当时为独立旅长，手下有三团人，本来都驻外县，这时因抗战胜利，他即率领了一团人到了昆明，准备接受美式装备（此事以后再说），亦趁便省亲，故可以说毫无戒备。以毫无戒备之兵，当早有预谋之袭，其狼狈可想而知。
当龙绳祖意识到大局顿变之时，城中已全入戒严状态。他的住宅离五华山有一段路程，于是，“怎样上五华山？”立即成了一件紧急待决的事。正当此时，却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他在外面的一个妹妹，突然回到了他的家。他问她怎样回得了家？他妹妹告诉他，是乘卫立煌的汽车回来的。原来那时的卫立煌，当的是远征军司令，抗战胜利后，正从印度返昆，就住在龙绳祖的附近，卫的汽车，因有特别通行证，是故得以畅行。
龙绳祖灵机一动，经过设法，弄得了卫立煌的汽车，和妹妹坐了上去，即叫那汽车司机向外开，但到了半路，即被杜聿明手下的军队拦住。
检查的兵士查问车上何人？此车何往？龙绳祖只嘱司机把臂上的特别通行证相示，其余一概不答。兵士仍欲再问，龙则嘱司机开车，因他估计：司机既有通行证，而兵士又不知车中的人究是何方神圣，汽车开驶后，料亦不敢开枪。且此时事机紧急，一纵即逝，即有万一的危险，也只好置之度外。此关一过，龙即指示司机驶向五华山下，就此登山。至此父子均在山上，乃靠着警卫营的武力，实行抵抗。
钱先生之文，谓当时云南有保安团队数万人，与事实略有距离。不错，照当时省级编制，省有保安司令，各专区及县例有保安团队之设，但云南在“事件”发生的时候，保安团并未组成，只有几个独立营散驻于沿边各地，归省政府直接指挥。“事件”发生之时，龙云即欲调动，亦觉鞭长莫及。故事起之后，除五华山地区情形特殊外，抵抗最激烈、时间最持久者，只有北校场上的一团人。至于首先抵抗的东门城楼上的宪兵，不过只有十多人，经过枪战后，几乎全被蒋军打死。
龙绳祖既上了五华山，即打电话找杜聿明，他不知道这时候杜聿明早已不在防守司令部，自然无法联络得上。到了城内与城外的部分电话复通后，他才接到杜聿明的电话，叫他下令北校场的部下停止抵抗，避免牺牲。商量结果，双方各派参谋二人，于指定地点碰头后，最后决定停火。当时北校场上的龙云部队，每天给养靠外边供应，自被包围之后，粮食断绝，且弹药储备本来不多，亦已濒于有枪无弹之境，即欲持久抵抗，其势亦不可能了。
当何应钦碰钉之后，王振芳之飞昆，乃做为宋子文之代表，盖将其时正以武力相迫，只好由宋去另做周旋。宋、龙平日私交不错。王振芳到达五华山后，即向龙道达宋子文之意，谓如龙氏同意，宋愿来昆陪他赴渝，并负责保证他的安全。宋子文到达机场之后，先由军方与山上之龙绳祖商询沿途警戒情形，再由龙绳祖到山下接宋。龙云与宋见面后，乃决定随宋赴渝，“事件”乃告一段落。
二 先施怀柔后予消灭
龙云赴渝后，蒋升龙绳祖为师长，固然是意在怀柔，以图略泄云南人的气愤，实则是要龙绳祖替他改编原属云南的零散武力，以收“聚而羁縻之”之效。龙家在受创之余，对于蒋介石之居心，岂有不知？故龙绳祖对于如此之升官，甚不愿就。乃表示：目下云南的一切，均已交与中央。而云南部队均属地方子弟，经过八年抗战，服役期亦早已逾限，今抗战既已胜利，应让他们还乡。彼个人亦已意冷心灰，请求从此解甲归田。此种表示，等于消极抵抗，蒋介石自然明白。他何尝怕龙绳祖一人强不就范，他怕的是龙云的武力，散到各处，造成种种不利，故非得抓住龙绳祖做个工具不可。因此又耍了两面手段，一方面不批准龙绳祖的所请，一面又电召他去重庆，“慰勉有加”。蒋介石在重庆时，曾拍着龙绳祖的肩头说：“公子哥儿肯吃苦的不多呀，像你这样的很少很少，你回去要好好的干。”这是蒋介石惯用的手法，一面吃你，一面还喂你以甜言。同时，蒋的左右又对龙绳祖说：“你是全国最受委员长重视的师长呀！”“你是第一师长呀！”等等，总之，希望用这些迷汤，把龙绳祖灌醉。
龙绳祖返昆明后，只好当那个师长去了。当时他的三个团，原有八千多人，又收编了其他的地方武力，扩充到一万多人。等到他收拾完成，集中了起来，蒋家兵对他们的监视也就更为省事了。
“事件”发生之次年，蒋介石已决定发动全面内战，蒋也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乃对龙家兵施进一步的压力！
龙绳祖那几团人，本来有一定的实力，在日寇投降之前，经美方检阅，亦认为有接受美式装备的条件。抗战胜利后，他把一团人带到昆明，即与此事有关。此时又经过收编工作，人数扩充，由旅改师，力量亦因而长大。蒋介石既要进行全面内战，乃将后方兵力纷纷调往前线，自然不会放过龙绳祖那个师。不过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在于：（一）其时在滇的第五军等部队已决定调往前线，他们一走，若留着龙绳祖那个师，蒋介石不放心。（二）把龙的那个师调离云南，则龙系的武力即完全离开了云南，有斩草除根之用。蒋的另一个措施，是不但要调龙离滇替他打内战，还要把他们拨归第五军指挥，第五军与云南部队是死对头，更易收监视之效。可是，蒋只顾到以势迫人，以石压卵，却没有考虑到受之者的反感因而愈深。
龙绳祖及其部下，一接到这个命令，心里都极不痛快。他们认为，第五军刚吃过他们，且把龙云也吃掉了，而今蒋介石又要把他们交到死对头的手里去，显然是与他们为难。其次依开拔次序，前头有伞兵大队，后头有第五军，显然有意把他们押在中间，必定不怀好意。而且也知道开出去打内战，结果不会好。且无论结果如何，也只是替蒋介石打天下，打死了固然冤枉，若是打伤打散了，不免要流落他乡，前途亦惨。因此都不愿奉调。其中有些人也想过，开到了前线之后，有机会可以逃到对方那边去；有些人又想到，与其被调到外面去被消灭，不如就在云南与蒋家军干一场。但后来顾虑到：恐怕被蒋介石弄到前线后，来一个分散使用，把你拆开，那时人微力薄，就是想做反，也再没有可能。如果就地干他一场，可以是可以，但难免地方受累，吃亏的仍然是云南人，亦不上算。最初，龙绳祖向当时的昆明警备司令霍揆彰表示，既将他的师拨归第五军指挥，又要他们夹在伞兵大队及第五军的中间出发，时间又正当“事件”之后不久，怕人人都会说：“‘老滇票’给中央军押着走了。这样子非出乱子不可。”因此霍揆彰亦曾电告南京，说是“人事不宜”。蒋介石知道后，又对龙绳祖慰勉一番，并说已令贵州省主席杨森，在他们奉调经黔时“妥为招待”，叫他“安心”。
三 光棍师长妙计开拔
如此一来一往，拖延了一阵，龙绳祖等人观察形势，要想不被调出省外，绝无可能，因此就想到让士兵逃亡。后来又想，如果让他们携械逃亡，万一被“中央军”发觉，不免会被格杀，且罪名也大。因此龙绳祖又去找霍揆彰商量，说如果一定要开拔，最好是徒手开拔，这样就不会出事。而且目前缺的又不是军火，开到前线再重新装备，也并无困难。霍揆彰一想，觉他也言之成理，终于表示同意。龙绳祖本来已预备好“报告”，便拿出来请霍揆彰在上面亲批。
龙绳祖得到霍揆彰的批准后，一方面电报南京奉准徒手开拔，先备了一个案；另一方面即在部队中收集武器，用卡车向警备司令部缴交。每连人只留步枪两枝，子弹四发，做为守卫之用。“缴械”之后，官兵随即开始暗放明逃，一天逃几千，三天之内，差不多已经逃光。逃一批，龙绳祖就将数目造报警备司令部一次，待到霍揆彰下令“格杀勿论”时，已经所剩无多。后来霍揆彰把龙绳祖找去，说是捉到了逃兵，据逃兵说，是师长叫他们逃的，龙绳祖辩道：“逃兵怎会自认他自己要逃？他们这样说，不过是想减轻自己的罪罢了。”霍揆彰又说：“他们还说你给他们路费。”龙绳祖又辩道：“哪里是什么路费。其实是他们的公积金，因为抗战已经结束，所以发还给他们。”霍揆彰很气愤，但也拿他没有办法。到得开拔之日，士兵已全数逃光，只剩下龙绳祖和几个高级人员，带了一杆旗子去报到。这一来，霍揆彰知道上当，大为光火。问龙绳祖“怎么办？”龙说兹事体大，霍负不了这个责任，不如让他自己赴京请罪。于是在第二天，就乘飞机飞去南京。他到了南京之后，又引出了紧张的一幕。
四 下榻宪兵部
龙绳祖到南京以后，便住在他父亲的地方。龙云当时住的地方，是日寇侵占时期冈村宁次所住的房子，很大也很讲究。龙绳祖一连几天都没有外出，却不知道蒋介石已向宪兵司令部下了手令，要捉拿他。有一天，他带了手下的几个人，到下关去，突然间，宪兵把他包围起来了，说要请他到宪兵司令部去。跟龙绳祖一起去的人，咽不下这口气，都要拔枪抵抗，弄得很紧张。对方迫得拿出手令来，说明是奉命而行，龙绳祖一看，才知道是蒋介石要拿他，罪名乃“擅离职守”。手令最后还加了个附注，说明逮捕他的地方，必得在龙云公馆以外。是故在前几天都没有出事。
龙绳祖看了手令，只好叫手下的人回家，他则随着宪兵而去，他手下的人回到龙云公馆，适遇南京“新民报”的女记者浦熙修刚在那里，浦便将消息带回报馆，后来在“新民报”上便有了龙绳祖的新闻。记得那天的标题颇妙，写的是“龙师长下榻宪兵司令部”。新闻一刊出来，社会上才知道龙绳祖被扣押了。
龙绳祖在宪兵司令部被扣了许多天，然后由陈诚和白崇禧做保人，保了出来。
龙绳祖被保出以后，蒋介石又怕他会到别处去闹事，于是要他进陆军大学。当初他表示，他早就在法国读过陆军，还读什么陆军大学！所以不肯。后来迫到没有办法，只好入了“将官班”。
龙绳祖在“将官班”读了两年，算是结业。俞济时便来试探他的意向，问他愿意到“参谋军处”去，还是愿意回云南去练兵？其实老蒋哪会放心他回云南去练兵，俞济时如此的一问，不过意在试探，龙绳祖也不是笨伯，焉有不明之理？他也就顺水行舟，说愿意到“参军处”去。他心想：做参军很省事，只有当外国大使呈递国书时，在旁边站一站，平日简直没有什么事情好干。因此便被发表为中将参军。又因此，他在陆军大学的同学都传为美谈，说是读书也可以升官，因为龙绳祖当师长时的军阶只是少将。这位中将参军就这样做下去，直到李宗仁逃到广州，他也随这位“代统”到了广州，然后从广州到香港来。
五 龙云妙计逃出南京
且说龙云被迫由昆明飞到重庆之后，逢人便骂蒋没有领袖风度，一直到迁往南京，仍然时时骂蒋。蒋介石这人本有他一套，他反正解决了你，知道你空口骂他，实际上伤不了他的脾胃，是以在表面上也就充作不闻。暗中则指使宋美龄、宋子文、戴传贤、陈诚等人，三天两头去过访龙云一次，体察他的意向。一面又用了特务，监视他的行动。到了南京以后，在龙云的住所外面，就住着特务，对于他的一出一归，以及有什么人到龙家去，都登记得清清楚楚。所以到了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上旬，龙氏由南京逃抵香港后，关于他如何逃出的传说，就带着很大的神秘性。
实则龙云当时既没有像有些传说所渲染的化装为老太婆，亦非单身出走。他那时坐的是陈纳德民航大队的飞机，随行者还有多人。他离开南京住所时，坐的也是陈纳德他们的汽车，就这样一直到了机场，上了飞机。监视他的特务，平时虽然留意着龙云汽车的进出，可没料到他坐的是陈纳德的汽车，机场上的检查人员，见了美国人就怕，同样也没有注意到。当时他们由南京起飞的专机，先飞上海，再转飞广州，然后由广州转乘早已备好的船来港。
龙氏于十二月十日早上安抵香港，然后打电报给在南京的龙绳祖，叫他将预留的信，分送给蒋介石、何应钦等人，说是“宿疾未痊，易地疗养”。到这时候，蒋介石才知道蛰龙已经赴海，大发雷霆。因龙宅内所有警卫人员，均由龙云亲信所担任，故登车之际，蒋的特务无从知道也。
龙云到港后，即居于浅水湾的私邸，直到次年（一九四九）四月，那时蒋介石表面退休，而由李宗仁代“总统”，何应钦做“行政院长”。他们还幻想利用龙云回云南去，替他们准备一个后方，于是函电交驰，想诱龙云回南京去。同时，由蒋介石派去代替龙云的“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也派了代表杨文清来促驾。其时，龙云的立场已经明朗，哪会再去上李宗仁等的当？
蒋介石“引退”溪口始末（王舜祁）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从南京国民政府总统任上“引退”下野，第二天就回到浙江省奉化县的溪口镇，直至四月二十五日离开该镇。这是他得势以后的第三次下野，也是他最后一次逗留家乡。第一次下野是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三日至一九二八年一月四日，其间九月二十八日至十一月十日去日本四十余天，十二月与宋美龄在上海举行婚礼，共度蜜月，在家乡仅住十余天。第二次下野是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回溪口，在家乡停留时间也不长。这次下野，情况与前两次不同，一是在乡时间最长；二是虽离总统宝座，但仍是国民党总裁，名为引退，实则遥控；三是下野后离乡出走，杳无归期，行前遍访当地祖坟宗族，足迹遍及宁波奉化许多地方。现将他在这段时间的有关情况，记述于下：
缓兵之计
一九四八年底，淮海战役已近尾声，国民党全盘失败已成定局。由于军事上的失利，各种矛盾全面激化，南京政府面临全面危机，蒋介石成为“众矢之的”。在这种内外交困、无可奈何的情势下，蒋介石不得不让位李宗仁，让李来代理总统，应付残局，自己则退居幕后，以图争取时间，东山再起。这个意图在他亲临李府，与李宗仁面谈中表露得十分清楚。他说：“我看还是你出来。你这姿态一出，共军的进攻可能和缓一下。”“你出来之后，共产党至少不会逼得我们这么紧。”（引自《李宗仁回忆录》）
一月二十一日上午，蒋介石召集在京党政军高级人员百余人，在其黄埔路官邸举行紧急会议。他首先发言，在分析了当时局势以后，最后结论说：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皆濒于绝境，在目前情况下，个人非引退不可。他说话时声音低沉，似有无限悲伤。会后，发布文告，宣布自一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
黯然还乡
一月二十一日下午，蒋介石由陈诚、陈仪、汤恩伯、蒋经国、俞济时等陪同，从南京明故宫机场起飞，抵达杭州。当晚，浙江省主席陈仪在西湖楼外楼菜馆设宴招待，夜宿笕桥航空学校天健北楼。第二天，仍由陈诚等原班人马护送，回到故里溪口。往昔，蒋介石每次回乡，溪口的乡绅和蒋介石自兼校长的武岭学校师生，都敲锣打鼓、列队欢迎。可是这次却冷冷清清，没有组织欢迎仪式，甚至连消息都未传播，只有少数几个亲信，忙忙碌碌地为他的到来布置一切。蒋介石的车子穿过三里长街，直驶离镇三华里的蒋母墓道，当晚即宿于墓庐“慈庵”。客人们则分别住进了武岭学校礼堂楼上或学校斜对面剡溪之滨的“小洋房”。
据一位当时伺候蒋介石的人员描述蒋介石那天的心情说：“先生这次回来，火气特别大，处处不顺眼，好像是勾践回越国的样子。”他一进卧室，脱下外套，看到床边没有衣架，就大声训斥：“衣架到哪里去了？”侍从人员只好慌慌忙忙跑到武岭学校取来。吃饭时，看到送上来的是机器加工的大白米饭，把脸一沉，下令退回，重做乡间石磨加工的碾子米饭，伺候的人只好到山下的白岩村换米重做。武岭学校校务长施季言，特地买了两只甲鱼，给蒋介石下饭。不料甲鱼端到餐桌时，又使蒋介石触景生情，申斥施季言：“现在什么时候，你还买这么贵的东西给我吃！你知道甲鱼多少钱一斤？”弄得施季言进退两难。下面的人偷偷议论：“先生这次回来，脾气大大变了，颇有点‘卧薪尝胆’的味道。”
幕后指挥
蒋介石下野之前，就在各方面做了周密准备，便于他一旦下野，仍能控制军政大权，并安排了退往台湾的后路。
首先，部署了人事。一月一日，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一月十八日，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派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派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任命宋子文为广东省主席，派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台湾省主席陈诚兼任台湾警备总司令，彭孟缉为副总司令。离京飞杭那天，又公布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当时尚在国民党控制下的东南、西南半壁江山，尽为其亲信所掌握。
第二、控制了经济。一月十日，派蒋经国到上海，将国库所存全部银元、黄金、美钞运往台湾。自一九四八年八月“金圆券”发行之后，民间所藏的银元、黄金、美钞均一网打进国库，据当时监察院财政委员会秘密会议报告，按当时中国市场价格计算，国库库存金砂共值三亿三千五百万美元，其中黄金三百九十万盎司，外汇七千万美元，白银价值七千万美元。若按海外比值，各项总计约为美金五亿上下。一月二十一日，又手令提取中国银行所存美金一千万元，汇交当时在美国的空军购料委员会主任毛邦初，嘱毛将该款及手头购料余款全部自纽约中国银行提出，改以毛私人名义存入美国银行，以备日后不虞之需。李宗仁上台后，由于国库空虚，财政困难，曾命行政院财政部将运台资金运回一部分备用，后又两次派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赴台交涉此事，均遭陈诚顶回。此项巨款，以后对台湾的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调动了军队。秘密将海空军实力逐渐南移，形成以台湾为中心的布局，以备一旦大陆弃守，即退踞该地。
第四、为了便于控制各地军政动向，于一月十二日，派蒋经国率领总统府第三局局长俞济时、警卫组主任石祖德等秘密到溪口，部署警卫通讯网，架设七部电台，预做指挥准备。
蒋介石一到溪口，溪口就取代南京，成为国民党政治中心，军政要员纷至沓来。仅据蒋经国发表的日记记载，就有：
一月二十八日，“全家在报本堂团聚度岁，饮屠苏酒，吃辞年饭，在座的有张群、陈立夫、郑彦棻等。”
一月二十九日，“接见黄少谷，决将中央党部先行迁粤，就现况加以整顿，再图根本改革。”
一月三十一日，“国防部次长林蔚文先生自南京来溪口。”
二月七日，“李弥将军来寓，父亲约彼聚餐。李报告陈官庄突围经过及其沿途情形。”
二月七日，“阎百川（锡山）到溪口，张道藩、谷正纲同时到达。”
三月三日，“张治中访溪口。”
三月十九日，“汤恩伯到溪口，约见万耀煌商讨中央训练机构的地点和办法。”
三月二十四日，“陈诚自台湾到溪口。”
四月十日，“周至柔总司令、胡宗南长官到奉化。”
四月十二日，“居觉生（正）、陈启天访溪口。”
蒋介石的幕后指挥，举其荦荦大者，如：
军事指挥。一月底，国防部召开江防紧急会议。会议由参谋总长顾祝同主持，出席者有李宗仁、何应钦、汤恩伯、蔡文治等高级将领。会上，首先由国防部作战厅长蔡文治中将提出长江防务计划，大意是江防军主力应自南京向上下游延伸，李、何、顾都认为十分妥当，但汤恩伯反对。他提出的方案是江防军主力集中在江阴以下，以上海为据点，集中防守。蔡文治认为这是自杀政策，进行反驳。汤最后亮出后台说：“这是总裁的方案，必须执行。”由于汤是掌有实权的江防总司令，上自湖口，下至上海，四十余万大军都在他节制之下。他坚决执行蒋介石的指示，谁也对他没有办法。据《李宗仁回忆录》所载，当时担任参谋总长的顾祝同，一兵一卒调动，都要听命于蒋。二月十六日，李在总统府宴请留守高级人员阎锡山、于右任、居正、顾祝同等。一席未终，蒋三次直接从溪口打电话给顾祝同，过问军事情况。
人事任免。三月八日，国民党孙科内阁总辞职，李宗仁经过相当考虑，决定请何应钦出来组阁。何应钦说：“没有蒋先生赞许，我不敢任任何职务。”李宗仁没法，即叫秘书长吴忠信打电话到溪口，向蒋报告何将任新职之事，蒋回答说：“让德邻（李宗仁）自己安排一切，我是退休的人，能说什么呢？”“何听到蒋这一答复，不寒而栗，请求李宗仁允许他永远离开政界。李没有办法，只好派吴忠信亲到溪口请求蒋介石给何应钦说几句话。蒋介石这才给何应钦打了个电话：“既然德邻想让你担任那个职务，就接受下来吧。”何应钦还是不放心，又亲到溪口，从蒋介石那里取得亲口许诺以后，才接受了行政院长的任命。
处置要员。蒋介石对国民党要员的处置，都是直接下令，越过一切。二月中旬，蒋介石直接下令免掉了陈仪的浙江省主席职务，派亲信周岩接替。接着，又于三月中旬电令保密局长毛人凤会同汤恩伯在上海扣押了陈仪，将其解往衢州秘密监禁。对一个省级封疆大吏的任免，事先作为代总统的李宗仁和行政院长孙科都一无所知，直到事后，蒋介石才打电话给孙科，要他在行政院政务会议提出追认此事。李、孙对此都很感气愤。
破坏和谈。蒋介石退居溪口的第五天，即一月二十六日，就从奉化致函国民党军事、政治、党务、特务首领，命令他们必须作战到底。二十九日，参谋总长顾祝同发布了誓与人民作战到底的密令。二月二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向各党部各党报发布“特别宣传指示”，进行战争准备。
四月二十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发表声明，拒绝接受国共代表会谈后所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和平谈判宣告破裂。二十二日，蒋介石即由溪口到杭州，召集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张群、汤恩伯、朱家骅、徐永昌、吴忠信、童冠贤、王宠惠、黄少谷等商讨“最后一战的全面作战计划”。这时，蒋介石已经开始从幕后站到幕前来了。
在乡行踪
农历正月初一到十五元宵，溪口镇上凡能演戏的地方，都有上海、宁波著名剧团轮流上演节目，以粉饰太平、安定人心。初一晚上，蒋介石还亲到武岭学校礼堂看戏。那天晚上，演的是京剧《苏三起解》，他和宋美龄并排坐在舞台对面楼上的走廊中间，但只看了几分钟，即提前索然离去。
农历正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带了蒋经国和孙子孙女专程到葛竹外婆家扫墓探亲，在其表弟王震南的“洋房”里住宿一夜，给村内每户人家分了一双宁波大有南货店定做的“对开”馒头。他这次到葛竹，与其舅父一家相叙时，似有无限依恋之情，多次嘱咐他的表弟，葛竹武岭分校副校长（校长由蒋自兼）王良穆说：“良穆，你到溪口来，我在家里等你。”直到临别上轿，还要重复一遍。事后王良穆说：“表哥这次来，特别客气，从来没有这样叫我到他那里去。当时我没有领会他的意思，直到他离开溪口，才知道原来他是想叫我同行啊。”
去葛竹后不久，蒋经国也到岩头外婆家扫墓辞亲。他在村外拜祭外公外婆之后，进村探望了大舅母张定根，在她家吃了中饭。张定根送给外甥一只大公鸡、一包长寿面、若干鸡蛋，说：“经国，过几天就是你的四十生日，这些东西表示舅母一点心意。”蒋经国恭敬地接过舅母送的生日礼品，交给挑祭品同来的长工苗劳茂，然后对张定根说：“大舅母，我们就要走了，你是否同我们一起去？”张定根问：“到哪里去啊？”蒋经国回答：“我们到哪里，舅母也到哪里。”张定根由于放不下自己的家，终于没有同去，直到一九八四年病死岩头。
清明节那天，蒋介石带了蒋经国夫妇和孙儿孙女，到白岩山鱼鳞岙祭扫母墓，他在墓前躬身下拜，喃喃祈祷，涕泪横流。拜毕，连声嘱咐儿孙“多磕几个头”。可是蒋经国的俄籍妻子方良却只在墓前鞠了一躬，蒋介石大为生气，怒目而视，斥责“俄国人不懂礼节”。接着，又命堂弟蒋周峰和绰号“朱癞头”的族人挑了祭品，扛了供桌，到桃坑山祭扫了父兄之墓。
清明过后，蒋介石自知在家乡余日无多，特地带了蒋经国等到附近祭祖联宗，足迹遍及宁波的柳亭庵、弥陀寺、天童寺、金峨寺、奉化的楼隘村、山岭村、沙栋头村、葛岙村等地。
在宁波南郊的柳亭巷，祭扫了柳亭庵边的蒋姓祖坟，给柳亭庵当家五百元钱，委托管好坟墓。之后，去宁波东乡的小盘山，祭扫了弥陀寺旁的溪口蒋氏始祖蒋宗霸（即所谓摩诃太公），给弥陀寺当家果如和尚白米五石，托其经常供奉香火。当晚住于附近的天童寺。第二天，回宁波下汽船至鄞县横溪，换轿至金峨寺，住一夜，次日乘轿至奉化后琅乡的楼隘村。据楼隘村村民回忆，那天许多人正在掘笋，削洋芋艿，弄秧田，上午九时左右，三顶轿子、一队卫士进村，乡绅和族长端香烛欢迎，先到蒋家庙，后进蒋家祠堂。有一蒋姓老头不顾卫士拦阻，大声喊叫“要看看蒋介石”，蒋迎上去说：“蒋介石就是我。”蒋介石在祠堂叩拜祖宗神位后即上轿启程。据目睹者辨认，这次与蒋介石同行的有张群、蒋经国、俞济时等人。
奉化山岭，离县城不到十里，与溪口蒋姓血统最近，据《溪口蒋氏宗谱》记载，元代的蒋仕杰，从山岭迁居武岭，才繁衍了溪口蒋姓。因此，蒋介石对山岭感情更深，到的次数也最多。清明后几天，派人前来通知，第二天上午约八时许，带了宋美龄、蒋经国夫妇、孙子孙女全家到达该村，拜了祖宗墓，在墓前拍了全家照，进祠堂又拜了神位，还到摩诃庵小坐喝茶。对族长颇有礼貌，因为族长大蒋一辈，口称“阿叔”，族长直呼其小名“瑞元”，也不见怪。对村民也显得亲密无间，当卫士拦阻围上来的蒋姓族人时，蒋介石连连摇手“不要拦，不要拦，都是自家人”。族长提出：“摩诃庵已破旧，是否可修修好？”蒋介石满口答应。但最后终因离乡出走而未成事实。
沙栋头在城南三十五华里处，附近有奉化三大名刹之一青莲寺。蒋介石一行于上午到达该村，先到青莲寺朝拜了如来佛，在寺内吃了中饭，饭后进村，到蒋氏宗祠拜了同姓祖宗，和族长、房长、管帐三人一起合影留念。蒋介石一一问了名字，当其中一人回答叫“蒋兴宝”时，蒋介石接口说：“你的名字掉个头，叫蒋包兴就好了。”
沙栋头下行五里，到了葛岙村。蒋介石进村即下轿步行。路边有一老人，蒋上前问他姓什么？答曰：“姓王。”蒋听后感到吉利，十分高兴，脱帽点头。到蒋家祠堂，一姓谢乡绅想挨近陪同。蒋介石问他：“你姓什么？”答曰：“我姓谢。”蒋介石一听感到不吉利，板着脸孔申斥了他：“姓谢的走开！”蒋介石进蒋家祠堂，同样脱帽行礼，并找族内长辈叙了话。这次到沙栋头、葛岙，共五顶轿子，同行的有蒋经国、俞济时，和其长孙孝文、孙女孝章。
奉化县城虽无蒋姓聚居，但是蒋介石小时常来之处，并曾就读于城内的龙津、凤麓学堂，而且他与宋美龄还挂着奉化孤儿院正副董事长的头衔，因此也曾于二月二日专程往访。奉化孤儿院负责人的当天日记写下了蒋介石此行的详细经过：“傍晚公共体育场已人满，五时公暨随从人员等自月岭来，进北门至县府，余于县前遇见频点首，旋即向中山公园行……出公园即向孤儿院，由西屏兄（即刘祖汉）引导，余等于议会路欢迎入院，周围巡视，询问房屋被拆情形、念劬堂何人建造、经费现状，余一一作答。出后门，经体育场环城路而至中学。参观毕，驱车返溪口，已昏黑矣。”
离乡出走
四月二十一日，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二十三日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解放。二十四日中午，蒋介石下令：“把船只准备好，明天离开溪口。”
据原在武岭学校工作的一位教师回忆，四月二十一日晚上，蒋介石、蒋经国等在学校礼堂观看京剧，突然有人来报，南京有长途电话，蒋经国即离座外出，接电话回来，同蒋介石耳语几句，蒋等即匆匆退席。顿时会场秩序混乱，锣鼓一停，中途散场。
有人目睹，临走之前，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两人，乘坐剡溪渡船，到达溪南，在溪南新砌的石勘上缓缓步行，遥望对岸祖居，似有无限依恋之情。行毕即从武岭门坐车启程。
蒋经国四月二十五日的日记，写下了临行前的离别情绪：“上午，随父亲辞别先祖母墓，再走上飞凤山顶，极目四望，溪山无语，虽未流泪，但悲痛之情，难以言宣。本想再到丰镐房探视一次，而心又有所不忍；又想向乡间父老辞行，心更有所不忍，盖看了他们，又无法携其同走，徒增依依之恋耳。终于不告而别。天气阴沉，益增伤痛。……且溪口为祖宗墓庐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
据笔者到宁海县西店乡团堧村调查所得，蒋介石于那天下午二时光景，到达该村，下海出走，从此永远离别了家乡。
团堧，位于宁海东北角，和奉化的吉奇村相邻，南濒象山港。堧，是小土山的意思，其地东西北三面环山，因而得名。该地离奉化县城二十余公里，离溪口镇四十余公里。一九四九年即有公路通西店，团堧离西店仅五里，当时无公路，从溪口出发，坐车到换轿，不过一个多小时的行程。
蒋介石要从团堧下海出走，早有打算。据村民戴永昌说：“蒋介石坐的兵舰，船头号有‘太康’二字。这艘兵舰早在一九四九年农历过年之前，就到我们村前海面来过。不久，我去宁波，又见它停在江北岸，一看就认得，所以对它印象特别深。以后，蒋介石走前一星期，这只兵舰又停到了我们村前海面上，舰上士兵经常到村里来买菜。起初不知道这只兵舰开来开去干什么，后来才明白是为蒋介石在这里出海探路、准备。”戴永昌今年六十五岁，当时任国民党的甲长。他又说：蒋介石走前一天，保长戴森庚通知我：“上头告诉，明天有一大官到这里，所有甲长都要到海塘等候，撑排送他下海。”当时团堧有四个保，一保十甲，共四十名甲长，第二天都到了。反正这里的壮年都会撑排，所以在村的一个不漏。
蒋介石走前，村里学校也接到了通知。据当时任团堧小学教师的戴章琏说：蒋介石下海前，他曾接到宁海县教育局的通知，内容还清楚地记得：“最近三日，有一大员过境，学校准备迎送。”戴章琏又说：当时我们有怕麻烦思想，正好原来已安排了春游，那天借此机会带着学生外出了。快到西店，侍卫来了，我们连忙避开，从岔路走了。回来后，保长森庚埋怨我：“蒋总统来了，你们故意走掉，我说话听不懂，麻烦死了。”蒋介石进过学校，因无人接待，一进去就退出来了。戴章琏今年七十一岁，任过团堧学校校长和西店国民党区分部书记。
据几位村民回忆，蒋介石出走的日子，从潮水判断，只能是农历三月十二或廿七。这个时间潮比较大，竹排可从村前岸边直放。撑蒋介石乘坐那张竹排的戴扬土说：这个日子我记得很牢，是农历三月二十七日（注：这个日子比蒋经国日记上说的早一天）。蒋介石走时的情景，戴扬土说：我与戴愈茂二人撑蒋介石坐的那张排，愈茂在头里，我在排尾，排上放了门板，板上再放座椅，排上坐了五个人。蒋介石就坐在排尾，他的椅子是从汽艇上搬过来的。其他四个人，一个是蒋经国，矮矮胖胖，身体结实，脸上还有几颗浅浅的麻子。一个是俞济时。还有两个可能是卫士，他们都穿着黑色呢制服。蒋介石登上竹排坐定后，即摊开地图，不时查问地名。他指着东北方向的栖凤村问：“这是长河头吗？”我回答：不是长河头，是栖凤。他说：是桐照栖凤的那个栖凤吗？我说是的。蒋介石又指着一个地方问：“这是什么地方？”我回答：这是加爵科，土名喜鹊窝。蒋介石高兴地点点头。
竹排约行半公里，即靠近事先准备好的汽艇。排上的人弃筏登艇，再由汽艇驳到太康号兵舰。汽艇与兵舰相隔约一公里半。戴扬土说：我的排还未撑到岸边，顺风传来了太康号兵舰上士兵欢迎的口号声。
蒋介石赏给每个撑排的甲长一元银元，但大部分都落到了保长的腰包。有的根本未发到，有的拿到了手，不敢要，退给了保长。
我们察看了蒋介石下海的实地，就是团堧村前的头江口，头江口外是铁江，又名清江，太康号兵舰就停在铁江，向外出狮子口就是大海了。
蒋介石盗取黄金银元及外币的经过（詹特芳）
一九四九年元旦，辽沈战役以蒋军全军覆灭而告终，淮海战役接近尾声，兵团司令也难生还，平津傅作义又在搞单独和谈，蒋介石的赌本几乎拼光了，台湾虽还有些兵力，但多系新兵，胡宗南剩下的残兵败将，也无补于大局，如果仅靠江南一带的杂牌队伍，根本无法支持，为了赢得一点喘息机会，蒋介石一方面委派一些编练司令到各省再搜刮一批炮灰，准备卷土重来，同时派陈诚主持台湾，作为最后基地。另一方面，则将计就计把打着和谈招牌的李宗仁推到前台，蒋于一月二十一日宣布下野，由李代理总统。
蒋的这步将计就计的险棋，李宗仁也知道得清清楚楚。但是李并没有退却，而是接受了蒋的挑战，走马上任。所以蒋、李之间的斗争是：要么李趁蒋危难之际，逐步地将蒋挤下台去，要么蒋利用李作挡箭牌，搞点假和谈，争取一段喘息机会，俟元气恢复后，再将李一脚踢开。这种控制与反控制、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即兵权与财权，兵权方面我知道的不多，现在只谈财权方面。
这时候，金圆券已经没有人要了，如我们领工资拿到金圆券后，马上就换成银元、美钞或黄金，如果稍有延迟，即要蒙受贬值损失，有时一个办公室十来个人，管生活的人领取工资后，先不发给本人，而是先跑到市场换成银元、港币或美钞，再来按人分发。由此可见，当时金圆券贬值之速，已经不是早晚市价不同，而是按钟点计算了。所以蒋只要将中央银行总库黄金、银元及外币提光，那就是等于把李宗仁的财权，全部夺走。
我们撤退到上海后，有一天蒋将吴嵩庆叫去，亲笔下了—个条子，叫他到中央银行总库将全部黄金、银元及外币提走。
吴嵩庆是浙江镇海县人，法国巴黎大学毕业，由于懂外语，抗战时曾在航空委员会搞过秘书、财务处长等职务，这样就与侍从室及宋美龄等拉上了一点关系，以后在中训团高级党政班受训，参加了陈立夫所办的“国父实业计划研究会”。所以，他与CC也有渊源，王东原到湖北当省主席时，吴又当上了湖北财政厅长。一九四六年冬他想搜罗一批忠实于他个人的基层干部，采取了挂名考试的办法，招收一批甲级税务人员，分发到各县担任税务局长，培植个人势力。一九四七年一月，他将我派到浠水县任税务局长，解放军到达浠水时，吴又将我调回财政厅任视察员。由于吴是我的顶头上司，关系颇为密切。
一九四七年冬，国民党在军队后勤部门要搞什么会审人员超然制度，联勤总部的财务署长，应由国民政府主计处委派，于是吴又经主计长徐堪向蒋介石推荐担任联勤总部的中将财务署长。
总之，吴是一个内线人物，对外没有什么太大的名气，地位也并不算高，但是他却可以通过侍从室的关系与蒋本人搭上钩，当然也决不会为桂系所拉去。蒋规定：所有这些硬通货，全部由蒋本人亲自掌握，吴对蒋个人负责，有关开支调运及分配等事项的报告，直接送蒋本人亲批，不由任何人转，发款一定要见到蒋本人亲笔批条，才能办理。
这时我已当上了吴的中校机要秘书，因为我是他从湖北带去的亲信，自然对他忠心耿耿，唯命是从，由于我在中央方面，交往不多，保密方面，他也比较放心。署长办公室共有秘书六人，只有我同吴在一个办公室内。具体任务是：（1）守电话，整天不离开办公室，不参加任何会议；（2）代拆吴亲启函件，拟复他个人的私函；（3）保管吴个人的机要文件。自吴接管这批黄金、银元后，我便理所当然地成了他的忠实助手，至于具体任务，主要是缮写（不是拟稿，稿由吴亲拟）对蒋的报告。对蒋的报告，跟一般报告不同，必须是正楷大字，不能简写横写，更不能使用1 2 3等阿拉伯字；财经方面的报告，必须是提纲式的，否则他就不看。除此以外，那就是经管吴与蒋侍从室的一本专用密电码本了。来往电报，不经译电室由我直接翻译。由于这些工作关系，使我逐步了解一点蒋介石核心层的内幕及黄金、银元的盗用情况，分述如下：
一、外币：约合八千万美元（这个数字，我是听吴嵩庆口头谈的，具体情况，我不清楚，因外币提出后，马上就交给台湾银行了）。
蒋介石和他周围的人都非常清楚，淮海战役后，虽然也作了些固守江南，确保上海，成立南昌行营以及经营西南等花招，用以自欺欺人，而实际谁都明白，大陆已经站不住脚了。因此，设法将台币与金圆券脱离关系，台币直接与美钞挂上钩，有外汇牌价，金圆券在台湾不能流通，这样大陆与台湾就形成两个国家银行了，蒋政权就可以在大陆上毫无顾忌地发行金圆券。每撤退一地，人民政府手中的金圆券，只是废纸一张，不会影响台湾的金融。台币的准备金从何而来？主要是这次提取的外币。
台湾由陈诚在那里主管，李宗仁根本无法染指。
二、黄金：中央银行原报告有九十万两，经过这次彻底核对，实存九十二万两，多出二万两，绝大部分是金块，每块十余斤至二十余斤不等，块面刻有成色及重量字样。
另外还有黄金四千二百余两，据说这是蒋介石私人存的，为了便于记载，我们将它立为专户，称为特种黄金存款，而黄金实物仍混在一起。这本来是个掩耳盗铃的事。蒋介石自取得国民党的统治权后，早已化家为国进而化国为家了。如这次他一下台，马上就将中央银行的全部黄金、银元及外币提走，这是根据银行规定的哪一条？历来蒋批发的不少私人赠款，还不都是在国库的金银中支出的吗（四千二百余两，一直未动）？
三、银元：约计三千万元。
以上这些人民血汗，经由吴嵩庆以军费名义全部提走后，其中黄金及银元用了一艘海军兵舰，由上海运到厦门，在厦门存放了一个短时期，又移至台湾。当时具体负责这件工作的人，有财务署收支司副司长董德成、总务科长李光烈等，但他们都是临时抽调的，有的人可能还不知道其中内幕。
提出以后，蒋介石一方面大发金圆券，一方面对于一些较为可靠的部队或认为必须应付的单位或个人，适当给予一点黄金或银元，如广州、重庆、成都、兰州、天水、汉中等地，都分有一点，甚至连长沙、昆明也准备分配一少部分（后来因程潜、卢汉等态度不明，未运）。
具体怎样给，给与谁，当时连吴嵩庆也不太知道，都是蒋介石（或侍从室即以后的总裁办公室）与那些受款人谈妥后通知吴嵩庆照办。我们当时就是将黄金、银元运至接收处（有时运至机场），对方马上有人来领。至于一般军费，还是照财务署原来规定办理，反正有的是纸币。
可是战局发展太快了，一个计划还未实施，又作第二个，第二个刚刚开始，情况又不对了。有的地方，仅仅运去一半，中途又停止。加上蒋介石那时背时倒灶，手长衣袖短，老底子就这么一点点，用一个，少一个。美国自南京撤还顾问后，整天价叫着要直接援助到地方兵团，所以蒋也慌了神，一件事三反四复，没有一个定准。本来吴对蒋的报告底稿，大部分是由我保管的，后来因变化太多太快，有的还是吴、蒋口头决定的，我只好一切按吴嵩庆手中的记事本来办。有一次他大发脾气，骂我是饭桶，他说：“你是秘书咧！不是缮写员咧！”我只好忍气吞声，幸有董德成说了句公道话，他说：“这些过程，除署长一人外，谁也搞不清楚，老头子（指蒋）说的话，谁也不在场。”
一九四九年八九月间，为调金银事，吴嵩庆带我乘飞机到台湾去了一趟，在台湾整整住了一个月。那时吴的家属已搬到台湾去了，我住在台湾后勤司令部内，也就是金银存放的库房内。当时金库总负责人是王逸芬（台湾收支办事处主任），另有两个保管人，姓名我忘了，他们三人都是蒋介石侍从室的亲信。
截至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重庆解放前夕，我将账据报告底稿交吴为止，台湾尚存黄金二十二万两。吴手中存有黄金七块，约二千多两，这七个金块，是吴逃离重庆时，我同他亲自搬到他小卧车上的。至于台湾所存银元，已经全部交给海军了。
吴嵩庆总算是蒋的亲信，蒋介石才会将这样机密而又重要的财经任务，交给他办。可是吴私下里却常常抱怨。有一次我听到吴对一位朋友讲：“老头子不知怎么搞的，书面报告他不看，要我念给他听，当时他已经口头指示了，以后又说不知道。有的报告，他已经亲批了，他自己忘了不但不认账，反而大发脾气，我又不敢顶，只有认倒霉。”当我听到吴这样说时，心中不禁暗想：你老吴又何尝不是这样，有他这样的主子，必有你们这样的奴才，更有我们这些奴才的奴才。现在我才知道，在独裁统治下，这是必然产物。
撤退到广州后，有一次蒋批给马鸿逵二万块银元，条子已经亲笔批了，可是就在马手下人来领钱之前，蒋经国由黄埔来了一个电话，叫不要发。这真是一副难吃的苦口药，蒋亲自批发的条子，怎能不给钱呢？又不敢明言，吴只好一个劲地说好话，准备挨骂，要知道这些人都是开口就骂动手就打的反动军人，而吴嵩庆又是个文人，真有些对付不过来。又有一次，财政部长徐堪到蒋处说，广东的金圆券实在对付不下去了，必须抛五万两黄金压一压涨风，蒋同意并亲笔批发五万两黄金。可是也跟上次情况一样，在财政部领钱人还未来时，黄埔俞济时（蒋的侍从长）的电话已经来了，一句话，不要发。这一次更难对付了，徐堪是吴的恩人，吴之所以能当上财务署长，是当初徐作主计长时向蒋推荐的，怎么办呢？只好硬着头皮顶。记得那天徐因未领到黄金在电话内骂吴时，吴急得满头大汗，真不知如何是好，只好一个劲地喊“可公可公”（徐堪又名徐可亭，旧社会下属对顶头上司最尊敬的称呼是公，故喊可公），要求可公原谅，然又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更不敢说明得了蒋介石不发的电话。一直等到徐在电话内骂够了，才将电话一甩，见蒋去了。不久报上登载一条消息：财政部长徐堪因病辞职，遗缺由关吉玉递补。
吴当时确实难过了一阵子，但因他那时已找到了蒋这样更大的靠山，有恃无恐，一会儿又笑逐颜开了。
蒋介石耍弄了不少人，但他也有被比他更狡猾的流氓耍弄过的经历。有一次一个曾当过地方杂牌军师长、湘粤桂一带的地头蛇，据他本人讲，掌握有相当数量的地下武装，袍哥弟兄们不少，将来共产党打来后，他可以在当地拉起几万人的地方武装打游击，只是缺乏武器及给养。当时输昏了头的蒋介石，以为曾国藩转世了，大为欣赏，准给武器并即时批发银元一万元，暂作活动费。来领钱的人，也是威威赫赫的军需官，可是后来据人揭露，他是光杆司令，即使加上几个亲信，也不过十来人，以后听说（吴嵩庆语）骗子领钱后，已赴香港吃西餐去了。那时广州已近解放，蒋已无暇追查，只好哑巴吃黄连皱皱眉头而已！
伪国大开会时，就有人说：“美国害了蒋介石，蒋介石害了自己。”这句俏皮话，看来不无道理。蒋要争取美援，处处迎合美国心意，搞什么扩大政府基础的把戏，反而使指挥棒越来越失灵。到广州后孙科到处胡说八道，李宗仁和谈不成，忽然又搞出了个阎锡山来当行政院长，当时本想让居正先来充任的，但是包括民青两党在内的立法院又没有通过，蒋介石不得不又抽出时间来做立法委员的工作，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用钱收买，我记的账目之中，还有几笔是送给立法委员的（姓名及款数均忘了）。
吴嵩庆由于搞这事有功，蒋也赏了他一万银元。
以上就是蒋介石在下野时盗取黄金、银元和外币的经过。
追随蒋介石逃台的点滴回忆（赵秉钰）
一、钟山风雨别金陵
一九四九年初春，我怀着极其沉重的心情，告别了即将获得解放的金陵石头城。当时，我是国民党总统府侍卫室特别警卫组的中校警卫区长，是法西斯最高统治者的仆从。
记得在一九四八年蒋帮危在旦夕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蒋介石为了垂死挣扎，曾派宋美龄去华盛顿乞求“美援”而一无所获，哭丧着脸绝望而归。这年冬天，蒋帮崩溃在即，解放大军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国人民强烈要求蒋记政府同中共进行和谈。
十二月二十四日，我们听见内部消息，说蒋介石预定在一九四九年元旦宣布下野，伪总统一职交由副总统李宗仁接替。就在这同时，蒋介石却突然接到白崇禧从武汉发来的“亥敬”电，催促蒋介石立即下台。这一电文，促成了李宗仁“主演”一出“逼宫”闹剧。然而这位秉性如牛的蒋介石，却因此而故作姿态，表示不受李、白的威胁，不屈服桂系的压力，改变了原定意图，仍然顽固地一意孤行，坚持反共政策，乃至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在南京中山陵，虚张声势地检阅陆海空三军和宪兵、警察等残余部队，并发表了一通不伦不类的“元旦声明”，也扬言求和，但没有明确表示下野。
距离蒋介石发表“元旦声明”仅仅二十天——一月二十日下午，蒋介石在绝望中突然又宣布“引退”。这是我们这些侍卫人员都没有预料到的事。
蒋介石“引退”的消息刚一传出，南京各报迅即发出“特大号外”，广大群众为此而燃放鞭炮，欢呼人民革命伟大胜利的即将到来！
风风雨雨的钟山下，李宗仁登上了“代总统”的“宝座”。蒋介石也就不得不滚出南京了。当蒋介石从“龙庭”上倒下来的时刻，我们这些“总统府”的侍卫人员，也就“树倒猢狲散”。蒋介石下令将侍卫室一、二组和特别警卫组近二百名侍卫人员，从二十五岁以下到三十五岁以上的，一律裁汰，资遣回籍。其中如老侍卫官赵懿英、傅仲裁、马壬、于晖璋、黎国璋、樊志坚、陈策、王兴诗等人均被裁（以后这些人中如王兴诗等逃台后又被录用）。所有被裁人员拖着家眷，到处流落，有如丧家之犬。这些人对共产党的政策当然是疑虑重重，害怕回家后会杀头，只得在沪杭等地摆地摊，贩卖银元，苟延残喘。他们对蒋介石在这生死关头无情地一脚踢开，深感痛恨。
当时，我是被继续留任的“幸运者”。我们已经知道，大陆将是难以立足的。有消息透露将撤往台湾去重新积聚力量反攻大陆。早在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南京政府已向台湾疏散。在此时刻，我觉得我们这班人也会撤往台湾去的。
一月二十一日，即蒋介石宣布“引退”的第二天，我们跟随着蒋介石匆匆地离开了南京。我心中无限惆怅，但又无可奈何地随之而去。金陵啊！恐怕今生今世再也无法重来了！
二、从溪口到台湾
告别金陵，当天抵达上海。次日，经杭州到了蒋介石的老家——浙江奉化溪口镇。我们这些侍卫人员在蒋氏祠堂的周围进行严密的戒备，因为蒋就住在这里。
到达溪口后，我被派为侍卫室的中校联络官。在这一段时间，蒋介石表面上“引退”，实质上是在幕后遥控，上海、南京、广州方面的国民党大员纷纷前来向他请示、策划反共的种种阴谋。侍卫室交给我的任务就是每天早晚率领四—五辆小轿车，往返于宁波机场和码头之间，迎送这些军政大员。我清楚地察觉到，那些大员们一个个面带忧容，愁眉苦脸，哀叹着自己末日的来临。
解放大军节节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龟缩在溪口的蒋介石惶惶不可终日。四月二十三日，南京解放的消息传到溪口，蒋介石吓破了胆，命令加强警戒。同时，上海危在旦夕，侍卫室惊慌万状，因为奉化离上海不远。所有侍卫人员日夜佩枪实弹，双岗双哨、巡逻警戒。此刻，蒋介石魂飞天外，坐卧不宁，动不动就开口骂人。他为了保住老命，迫不及待地于四月二十四日，在侍卫室的严密护卫下，从溪口逃跑，飞往台湾。
我们在万分紧张的情况下，跟着这个独夫飞越台湾海峡，在高雄降落（当时，张学良正被禁于此）。五月三日，又从高雄到达台北草山。
草山位于台北附近，约二十公里。是台北的风景区之一。蒋介石到了草山，心神稍定。一听说这个地名叫“草山”，便大发脾气，他说：“什么草山、草山，我岂不是落草为寇了吗？”他冥思苦想之后，下令将“草山”改称为“阳明山”。蒋介石住在草山的第一宾馆内，同样是戒备森严，任何人员无特别通行证不得进入该地。我被派为侍卫室特别警卫组草山警卫区中校区长。
这个时期的台湾，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逃窜到台湾的国民党官员，忧心忡忡，惟恐解放大军渡海。特别是当福州、厦门、广州等地相继解放之后，台湾更是恐慌。但是，台湾人民是盼望解放的。台湾人民饱受日本帝国主义残酷统治五十年之苦。在国民党“劫收”台湾之后，又遭到了一次浩劫，尤其令人难以忘记的是：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抗暴运动中的血海深仇，蒋记政府对台湾人民进行血腥屠杀，数万台胞在蒋家屠刀下丧失了生命。台湾人民痛恨蒋家王朝。这一次，从大陆溃窜到台湾的反动残余部队，同样是无法无天，增添了台湾人民的旧恨新怨。
据我们所知，蒋介石逃到台湾后，忧虑重重，感到残局难保。十月间，他曾潜往菲律宾，专程向当时的菲律宾总统季里诺求援，协商结果是：一旦台湾处于危急状态时，菲律宾政府允许蒋介石在碧瑶设立国民党的流亡政府。
在当时，我们这些侍卫人员，也是心思茫茫、胡思乱想。在窃窃私议中幻想着美军来保命。又听说，蒋介石已经策划，在美军未到台湾之前，决定雇用由前日本侵华大战犯之一的土肥原，招募日本在乡军人，筹组十五万人的所谓“志愿兵”，前来“保卫”台湾的“安全”。这充分说明蒋介石的反动透顶。
蒋介石在草山，为了便于对残留在大陆西南的胡宗南、汤恩伯、顾祝同等嫡系部队的指挥和调遣，以国民党总裁的名义，重新组成“中国国民党总裁办公室”。原来的“总统府侍卫室”，也改称为“总裁办公室总务处警卫组”，由原总统府第三局局长俞济时任办公室总务处处长；由原侍卫室侍卫长施觉民任办公室总务处警卫组组长，负责侍卫蒋介石的安全保卫工作。
三、末日的哀鸣与挣扎
一九四九年七至九月间，台湾局势极度紧张，此时，长沙已和平解放，福州、兰州以及绥远、新疆均相继和平解放。台湾反动当局面临朝不保夕的局面。
这时，侍卫室采取了所谓“非常时期紧急应变措施”，并在台北、桃园连续举行了多次“紧急应变实地化装演习”，声称“防止突然事变”。
在演习期间，“总裁办公室总务处”处长俞济时，对我们这些侍卫人员“输血打气”，他在一次紧急会议上对我们说：“同学们！我们是‘先生’（侍卫室对蒋的称呼）的学生，又是‘先生’的侍卫人员，假如我们当中有谁落在共产党手里，肯定是不会给我们好死的。我们唯一选择的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忠于党国，忠于我们的领袖——‘先生’。”他又说：“我们手里的武器是干什么用的？首先当然是用来消灭‘敌人’和保全自己的。但在必要时，还要用它来解决自己。在情况处于万分危急的时刻，每个人必须留下五发子弹作为解决自己之用，第一发不响扣第二发，第二发不响扣第三发，五发子弹总有一发会打响。”
在另一次会上，“特别警卫组”长兼副侍卫长梁绍洲也说：“我们现在处境很不好，大家要知道，我们现在是在‘油锅里洗澡，刀尖上跳舞’的危急时刻。”
从他们的哀鸣中，可以看出蒋帮的脆弱与可悲。当时我心里想：悔不该同他们到台湾来，死在台湾还不如死在家里的好！
也正在此时，留在大陆的代总统李宗仁，指挥失灵，蒋家嫡系的胡宗南、汤恩伯等都不听他的调遣。眼见这个烂摊子无法维持，李便于十月初飞到台北，与蒋会谈。我们侍卫室的人都忙于戒备，任何人非经侍卫长同意，不得入内。蒋、李二人整整密谈了三天，有时连吃饭时间都被推迟了。还自欺欺人，煞有介事地商定仍由蒋介石回大陆“收拾”残局。并提出一个所谓最后反攻大陆的叫嚣呢。真是厚颜无耻不知到了什么程度！
四、我的新生
蒋介石梦想苟延危局，决定返回大陆作垂死挣扎，侍卫组为此又作出新的部署，指派张尧亮和我分别充当重庆和昆明分遣组组长。于是，我又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九日在蒋介石从台北窜到重庆时，我也回到了重庆，五天之后转到昆明，直到这年底昆明解放。
一九七五年我获得特赦宽释，恢复政治权利，得到了第二次政治生命。欢欣鼓舞之际，又得到可以申请去台湾的消息，思想久久不能平静。
原来我的胞弟赵秉铨，是一九四九年去台湾的。我能否去台探亲呢？写申请能否获得批准呢？我衡量自己的历史，恐怕是不可能的。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递上了申请书，但是，当我的申请书送上去以后，不到半个月，便批准了！
一九七六年元月，我乘飞机前往北京。飞抵北京机场后，中央统战部派干部接我们乘车到民族饭店，在饭店接待我们的有中央统战部中央公安部的同志，他们询问了我的家庭住址和亲人，第三天领导上便从陕西勉县把我阔别了二十多年的女儿和外孙等四人接来了，久别重逢，分外亲切，政府让她带着小孩子们同我们在北京到处参观。随后到达广州。
我到达广州的第二天，政府又将我的儿子特地从江西送来为我送行。与此同时，还参观了广州的名胜。
在广州办好去港手续后，由中国旅行社香港分社接往香港。住在九龙佐敦道渡船角文汇街中兴旅游社。这是我们去台湾的中途站。到达香港之后，我们一方面按照手续，向台湾当局提出了入台申请，一方面在香港拜访了一些友人。
事情完全出乎意外，台湾当局竟然对我这个当年被他们派回大陆，为他们拼死卖命的“旧部”，拒于千里之外，拒绝我们回台探亲访友的要求。这充分暴露了台湾当局的卑鄙虚弱和残忍。
我在香港逗留了半年之久，一切生活均得到中国旅行社香港分社无微不至的照顾。本来，我可以在香港居住一年。但由于台湾当局的多方阻挠，无法入台。于是，请新华社香港分社代我向北京报告，要求返回大陆。不久，得到批复，同意我回大陆，并就北京、广州、南昌三处，要我选择一处定居。我选择了南昌。在离开香港时，中旅社和新华社的香港负责人还为我饯行。并专程送我到广州，八月，我回到了阔别三十多年的南昌市。
蒋氏王朝算哪“汉”？（劫余）
国民党蒋氏政权习惯于说空话、大话、假话、“半截话”。“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空话也。“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大话也。至于假话，更多得不胜枚举，最显著的如“中美协防条约”签订后，国民党方面已公开承诺“反攻大陆不使用武力”，亦即默认割据台湾于愿已足，但对内仍大喊“反攻大陆去”。又如明明是被逐出联合国，却偏说是自动退出等等，就假得不能再假。谈到“半截话”那就更妙了。所谓“半截话”也者，就是话只讲一半。像蒋氏政权的官员及宣传机构开口闭口喜欢讲“民生主义”如何如何，然孙中山讲过：“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从来没人敢提。其实信奉社会主义的政党，全世界到处都有。在野的实力雄厚，执政的成绩斐然。讲社会主义并没什么好忌讳的。但因国民党的后台老板美国不喜欢社会主义，国民党体察上意便不敢提了。另外有半句话国民党很爱讲，那就是“汉贼不两立”。大家全知道“汉贼不两立”的下面还有半句，那便是“王业不偏安”。可是国民党当局讲的时候硬是把下半句给删了。当然，国民党蒋氏政权在美国第七舰队保护下“偏安”了近四十年，若厚着脸皮讲“不偏安”，未免太那个了。
讲到“汉贼不两立”，当然自比为“汉”，指别人是“贼”。国民党蒋氏政权口中的“贼”，并非单指共党而言，其中还包括不少“总理的信徒”，像跟蒋介石共同北伐打天下的四个集团中的三个总司令——第二集团军的冯玉祥，第三集团的阎锡山，第四集团的李宗仁暨张发奎、唐生智、陈铭枢、蔡廷锴、李济深等将领，均一度被斥为“贼”。总之，凡和“周公的后裔”、“伟大英明睿智的领袖”、“世界人类的救星”、“国民革命军之父”……蒋介石意见不一致或妨碍蒋介石“自我为尊”的人，一律以“贼”视之，并进而讨之伐之。至于“汉”，蒋家自比的是哪一“汉”呢？中国历史上“汉代”很多，有刘邦的“西汉”，刘秀的“东汉”，刘备的“蜀汉”，刘渊的“匈奴汉”，李雄的“成汉”，刘知远的“后汉”，刘旻的“北汉”等。将今比古，蒋家自己并未明言他比的是哪家哪朝哪代的“汉”，笔者认为蒋氏政权和后汉、北汉相比，倒有几分神似。现在不妨略举其神似之处于后：
（一）建立北汉王朝的是刘知远。他是一位汉人血统多于沙陀血统的沙陀人，也是位手握重兵的武夫。公元947年，契丹皇帝南下入汴，掳去晋出帝石重贵。石重贵的祖父便是割让燕云十六州、自称“儿皇帝”的石敬瑭。“枪杆子出政权”，而握有枪杆子的将军们几乎都有“窃尊号以自娱”的浓厚兴趣。因此，当石重贵被掳，中原混乱时，坐镇太原的刘知远便建号称尊做起皇帝来了。本来契丹人也很“重视”刘知远，入汴后，派人赐他“拐杖”；据说契丹的拐杖相当于汉人的“九锡”。又称他为“儿”，亦即承认他的地位和石敬瑭相等。但刘知远一旦自立为帝，契丹就不大乐意。不过契丹人收拾不了汴梁的烂摊子，想讨伐他又力有未逮，不久即撤兵北去。契丹一走，刘知远便从太原赶到汴梁“接收”，恢复“正统”“中央”。虽然，其时他所能控制亦即政令所及的地盘不大，自称“正统”“中央”未免名实不称，但不仅当时割据的诸侯们先后承认其“中央”的地位，编年史上也大书梁、唐、晋、汉、周，同样没否定他的“法统”。这和蒋介石二十年代在南京的情况颇为接近。
（二）刘知远称帝后三年，便一命呜呼。他一死，后汉为后周所代，连头带尾后汉王朝仅四年的寿命（公元947—951），是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朝代。这和蒋氏王朝建都南京两次仓皇辞庙的寿命也相差不多。
（三）在汴梁的后汉虽然结束，但刘知远的儿子刘旻在太原又另立“复兴基地”，坚持“法统”，继续奋斗。同时一方面向大辽（契丹改国号为辽）称臣纳贡，寻求保护，一方面跟周和继承周的宋不断的作战，也就是对内“绝不妥协”，对外“忍辱负重”。辽国基于现实利益，对刘旻也很够意思，派大军入河东“协防”以庇护“儿皇帝”“北汉”小朝廷（历史上称刘旻的朝廷为北汉）。“汉”贼不两立下，“光复国土”，不妨等待时机，割据一隅，对方应奈何我不得。看，当年的太原和今天的台北，是不是一个模式？
（四）自公元755年安史之乱起，大唐帝国业已崩溃，内则藩镇混战，外则游牧民族入侵，直到公元979年北汉灭亡为止。两百年间，黎民百姓饱受战火蹂躏，田园荒芜，庐舍为墟，颠沛流离之苦。五代末叶（950—960）举国上下已厌弃战争，渴望和平，厌弃分裂，渴望“统一”。职是之故，赵匡胤建立大宋后不久，便不甚费力地削平了南方割据的群雄。但公元968、969年两次征讨北汉却无功而返，原因无他，北汉有强大的后台也。然大势所趋，潮流所向，终非少数迷恋权势的武夫、官僚所能挽回。到公元979年，宋太宗赵光义再度大举北征，北汉政权终于毁灭，前后割据了二十九年。足证单靠外力，实不能扭转历史的方向。平剧《三堂会审》中的王三公子一再讲“将今比古，比得的”。那么将目前台湾蒋家政权的处境和一千年前的太原北汉刘家政权比一比，固然十分有趣，其结局亦可思过半矣。
台湾蒋家政治派系的“分科”（范龙言）
我国旧时官场，政客奔竞走门路之风甚炽。蒋介石于一九四九年后，败退台湾，但官场恶习一仍旧贯，故好事之徒，用医学上的名称为当时台北官场作了一些有趣的政治分科，兹录如后，以飨读者。
蒋介石路线的“内科”
一、“内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我国医学界，仍延袭中医的分“科”余线，将：内、外、妇、儿列为四大科。而内科的领域包涵之广，与今日的概念，是有著太大太大的差距；大凡五脏六腑、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循环系统、分泌系统等等疾病，无不属之。因之内科在当时医界中，无疑的是首席科别。因此将政治路线医科谑称的人，也众议佥同地将“内科路线”指为走蒋介石路线的人。
走外国路线的“外科”
二、“外科”——指走外国路线之人物而言。外国人的势力足以影响中国的政治，垂有百年以上历史；满清庚子以后，英、美、俄、日、德、法在中国互争雄长，势力的此消彼长，尚有彼此牵制作用；而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台湾，外人势力定于一尊，出现了一个“超强美国”；我国，在第七舰队巡弋台湾海峡、中美协防台湾条约签订之后，更有托强依大、唯美国的马首是瞻之概！此时我国的政客们，只要受美国驻华大使蓝钦、美军顾问团团长蔡斯、协防司令史奈德等美国人喊声“哈啰”、在公开场合握手，马上就会被人刮目相看，称之为“外科路线人物”。而这一时期，在政治上走“外科路线”的政客，几乎无往而不利。
宋美龄门下的“妇科”
三、“妇科”——指蒋夫人宋美龄女士的门下客而言。蒋宋美龄，以孔祥熙、孙中山的小姨子身份，民国十六年十二月一日成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夫人，而行政院蒋院长夫人，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夫人，而国民政府蒋主席兼行政院长夫人，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夫人。宋美龄对中国半个世纪政治上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有一则流传甚广的故事：张治中在民国三十年前后亦曾权倾一时。有一次他随侍蒋介石和夫人视察某地，当蒋夫人要走的一条石板路上，前面一步的路面有一滩碗大的污水，张治中眼明手快先看到了，连忙由口袋中掏出一条雪白手帕，弯下腰去把那路上一小滩污水拭擦干净，然后弓腰说：“报告夫人，可以走了！”这一故事，在上阶层当做茶余饭后之谈资，由于传述，并非自己的目睹，乃只好姑妄听之。但由传述者的身份地位看这一段“张治中的故事”，则被张治中逢迎的对象——蒋夫人，所具的份量，亦可观出端倪了。
到了台湾之后，我曾亲耳听到一位做过省主席一级上将的亲随很得意地对我说：“我们主席比别人可懂得政治奥妙了！像他每次到官邸都不会忘记先打电话给侍卫长，请侍卫长安排他在见过老先生之后，给夫人请安的机会，到了夫人的会客室也都顺便给蔡妈请安。于是连蔡妈在官邸里也说我们主席的好话！”（按：蔡妈为夫人的贴身女佣，侍候夫人达三四十年，夫人到哪里，蔡妈就跟到哪里，却很少人看到她的面目。大约是民国卅一年，蒋夫人带吴忠信、朱绍良入新疆去招抚盛世才，在迪化机场上专机前摄有一影，这一照片，已为许多书籍用为插图，但照片说明上都只介绍机前的蒋夫人、吴忠信、朱绍良、盛世才等人，而谁也没有注意到背景的飞机舱门里伸出一个女人的头，就是蔡妈。这可能是蔡妈这一个人物，公开于世唯一的一张照片了。这一照片我手上有一本香港亚洲出版社出版的“四十动乱新疆”就有此一照片插图，由于这一本书是民国四十五年出版的，插页所用纸张亦为白报纸，而且照片制版印刷均至粗劣，所以也不易翻照的。）由此可见，连侍候夫人的老妈子在政治上都具有如许作用，何况蔡妈所侍候的主子——蒋夫人了。
蒋经国路线的“儿科”
四、“小儿科”——即为蒋经国的路线。初到台湾时，由于蒋经国经常陪侍蒋介石去广州、福州、厦门，去重庆、成都、昆明……而且经常代表蒋介石去和某些人洽谈事项，或带蒋介石的亲笔函宣慰某些军政要员。有人谒见蒋介石之时，如有报告、条陈之类，老蒋也常有：“这件事你和经国研究，他来替你解决。”随侍的“会客纪录人员”，也会即时把蒋介石口头指示，以书面通知中山北路四条通蒋公馆，写明：“×月×日人谒见老先生，欲条陈×件事，承指示：×人将于×月×日前来与经国先生研究……”为蒋经国成为政治路线“四大科”之一的“小儿科”之始。
起先跑门路的人，也称四条通蒋公馆为“太子道”或“太子系”，但以时距撤离大陆未久，在大陆时政治人物是习称孙科系为“太子道”，为“太子系”，正恐名称混淆之际，而实践研究院的学员们，在研究革命之余暇，竟研究出政治的分“科”，由“内科”、“外科”、“妇科”而联想到“小儿科”，发现“小儿科”正可有别于孙科的“太子道”、“太子系”，是“正名”的伟大发明。
“小儿科时代”的蒋经国，中山北路四条通蒋公馆，固也门庭若市，政客盈门，夤缘奔竞求进之人来往不绝，而蒋经国此时的身份，也有：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主任、农业电影公司（中影前身）董事长等三四个头衔。这几个头衔，要做的事不少，但做事时要人没人、要钱没钱；甚至受了不少闲气，在实质上，他的处境也很接近“小儿科”的格局。与今日自己身为“内科”大夫独当一面的局面不可同日而语了。
蒋介石之死（孟绝子）
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夜里，蒋介石死了。第二天，中央日报刊出王师揆、熊丸和陈耀翰三位医师签字的医疗报告。这三位医师是为蒋介石治病的主治医师。他们的医疗报告全文是：
总统蒋公春间肺炎复发，经加诊治，原已有进展；于今日上下午尚一再垂询蒋院长今日工作情形，不幸于今日下午十时二十分发生突发性心脏病，经急救至午夜十一时五十分无效，遂告崩殂。
这份报告写得相当八股，相当无聊，满是政治气味。报告中的“蒋公”和“崩殂”一类的语词，完全是官奴或太监所惯用的用语，不应该出自现代化医师之手。“于今日上下午尚一再垂询蒋院长今日工作情形”这句表示“勤政”的宣传谎话，也不应该出现在医疗报告中。站在主治医师的纯正医学立场，这篇医疗报告应该改为：
蒋总统于今日下午十时二十分发生突发性心脏病，经急救至午夜十一时五十分无效，遂告死亡。
即使这样，死亡的时刻，也有问题。佛门才子张曼涛有一天晚上跟我喝酒聊天，酒意渐浓时谈到蒋家，他说他从国民党党政军特务等各路朋友那里得到的消息是，在四月五日那天夜里十点二十分之前，蒋介石就已经死了。我问死因是不是突发性心脏病，他说可能是，也可能不是。那天晚上蒋休息时，太监侍卫关门把一只狗关在门外了。那只狗凶猛异常，是蒋非常心爱的宠物兼保镖。狗怕雨水。夜里开始下雨后，那只狗开始叫着抓门扑门。蒋听到了，就叫太监侍卫为狗开门。风声大，雨声大，太监侍卫听不到蒋的叫声。蒋爱狗如子，就自己扶着拐杖起身开门，门刚开了一点，风猛吹，门大开，蒋倒地。张曼涛说，风力把蒋推翻倒地后那一刻，蒋可能就因脑震荡死了，也可能因突发性心脏病发作而死了。曼涛又说，那天夜里十点二十分之前就刮风下雨了，而且风狂雨大，因此，在十点二十分之前，蒋就已经死了。
讲完蒋的死亡时刻，喝了两杯酒，张才子又谈起蒋的心脏病。他说，即使蒋原来没有心脏病，那段日子也会生出心脏病来，因为在那几个月里，南越贪污腐化无能政府的军队正节节败退，土崩瓦解，情况同一九四九年蒋的军队在大陆上土崩瓦解时非常相似。
蒋介石原来非常盼望韩战扩大，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他可以乘机反攻大陆。美国与中共打成平手而签订停火协定后，蒋的梦想成空。越战转剧后，蒋又开始做梦。他梦想越战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他可以乘机反攻大陆。美国与北越谈和签约后，蒋的美梦再度破灭。时间进入一九七五年一月一日，北越军队攻下了南越首都西贡北面七十五哩处的福平城。到了三月三十日，北越军队攻下了南越的重镇岘港；四月二日，又攻下了金兰湾。到这时为止，南越四分之三的领土已经全到了北越军队的手里。蒋介石看到南越军队土崩瓦解的境况，很自然地就会触景生情，想起他自己的八百万大军当年在大陆上土崩瓦解的惨状。南越的局势使他反攻大陆的最后美梦也顿成泡影。光是这一点就足够使他生心脏病了。何况南越的局势撕开了他已经掩盖了二十五年的伤口，让他重新经历一次当年痛心吐血的惨败旧恨。因此，到了四月五日，他的心脏病是跟着南越的局势而同步加重。到了夜里，他的那只狗在狂风暴雨中不能庄敬自强和处变不惊，结果使他死在风雨之手。
蒋介石死后第三天，中央日报新闻中说到他的死亡时有这样的一段文字：
……于民国六十四年四月五日夏令时间深夜十一时五十分，因突发性心脏病不幸崩殂，是时风雨大作，雷电交鸣，天地为之哀泣。
说“天地为之哀泣”，这完全是骗人的胡说八道。
四月六日中央日报的头版头条标题“全民哀痛、举世同悲”，也是骗人的胡说八道。就算是蒋介石的死亡时刻提早到四月五日夜间的八点钟，到报纸截稿的最后时刻凌晨四点，八个小时之内，全世界人人会知道吗？就算是人人都知道了，人人会同悲吗？共产党当政国家内的人民会为蒋介石同悲吗？中国大陆上无数被蒋介石杀害的人的子孙会同悲吗？
四月七日中央日报三版头条标题是“国民无不哀痛悲泣”，这又是骗人的胡说八道。七日的新闻说的是六日的事。六日那天早晨，我从台北坐八点的火车南下台中，在车上我只看到乘客们有说有笑地在谈天，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在“哀痛悲泣”。在台中下车后，我从车站步行到林森路我岳父家，一路上只看到人们在逛街和买东西，在享受星期日的晴天生活，没有看到有任何人在“哀痛悲泣”。午饭后，我骑脚踏车到中兴大学教职员宿舍区去看朋友，看到中兴大学一个军训教官与一个职员勾肩搭背地边走边说边笑，一点也没有“哀痛悲泣”。
真正“哀痛悲泣”只有蒋介石的寡妇宋美龄。蒋介石不死，她仗着丈夫的一点眷顾，还多少能分享到一点权力。蒋介石一死，蒋经国利用特务和军队的力量“巩固领导中心”，把权力完全巩固到自己手上，让宋美龄成了“权力寡妇”。这教她怎么能够不“哀痛悲泣”？
一九八六、四、五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