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介绍《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李敖）—一〇四、紧急警报中遗骸归国土

介绍《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李敖）

汪政权就是抗战时期汪精卫在南京成立的政权。与在重庆的蒋介石蒋政权遥遥相对。它创建在1940年3月30日，结束在1945年8月10日，前后有五年四个月零十二天的寿命。在这政权创建前两年（1938年），汪精卫还是执政的国民党的副总裁、还是领导过抗战的行政首长、还是国防最高会议主席、还是最高民意机关——国民参政会的议长，在这些重要头衔以前，他还是国民党总理孙中山的左右手和遗嘱执笔人，且在革命时代，还是深入虎穴行刺摄政王被判无期徒刑的革命英雄……以这样显赫的身份与历史，“他竟毅然脱离了中枢，由重庆，而昆明，而河内，而上海，而南京。在东南的一片废墟上，在敌人枪刺下的占领地区，树起了与国民政府同一的旗帜、奉行同一的主义、采取了同一的政治制度，更叫着同一的名称；但建立起基本政策绝对相反的另一政权！”这真是一件大怪事！

汪政权随着抗战胜利而结束，这时候，蒋介石下令炸毁了汪精卫的坟，这个政权的一切，就好像“‘发’棺论定”了。政权中的要角们，自杀的自杀、枪毙的枪毙、逃亡的逃亡、坐牢的坐牢……就在他们岌岌不可终日的时候，有趣的是，胜利者蒋政权居然也风水轮流转，变成了失败者，逃离了中国大陆。在一阵子尘埃落定之后，汪政权中的一个有心人金雄白，居然在流浪飘零之中，以“朱子家”笔名，从1957年起，到1971年止，十五年间，陆陆续续完成了一部大书——《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把“积非早已成是”的历史，做了一番详尽的回忆。这部书因为写得很动人，颇能轰动中外，当然台湾是轰动不起来的，因为蒋政权不让它进口。金雄白在书一开始，就有这样的表白：

在成王败寇的原则下，一般人对之盖棺论定：“汪政权的创建，是丑恶的活剧，其性质是被敌人驱策的傀儡。”但是仍然也有人发生了疑问，像汪氏这样的人，真会为了利禄或者为了意气，甘心于出卖国家民族，以自毁其半生光荣的历史吗？这一群被指为国家的叛逆者们，当时做了些什么？与想了些什么？……

又说：

我自信应该有资格写这一段沉痛的回忆，因为在这一个政权中，在党，我是中委；在政，我的官阶是特任，而最重要的一点，我又参加了汪政权台柱周佛海的最机密部分。而在政权没落以后，我又能躬与其盛，被籍没了所有的财产，以汉奸罪判处了十年徒刑。唯一可以引为安慰与认为侥幸的，是法院庄严的判决书中，竟然确认我有“协助抗战，有利人民”的事实和证据，“法外施仁”，竟邀末减，以徒刑两年半的一纸判决书，代替了一枚胜利勋章。因此，让我能终始其役，目睹了这一幕不平凡悲剧中许多重要角色，当初怎样忍泪登台，最后又怎样从容赴死。从锣鼓登场，直至曲终人杳。

从这种表白里，我们可以看出金雄白写这部书，是别有一番幽愁暗恨的，他显然在所有汪政权“余孽”的沉默中，不服这口气，争是非、张公道、酬死友、吐平生，而要把话说个明白的。在这一精神上，这个作者，倒真不愧是一个收尸型的义士人物。这部书在人情冷暖上面，写得尤其鲜活，是它最成功的地方，读后可以警世醒世，值得特别介绍。

金雄白，江苏青浦人，1904年生，1985年死，享年82岁。

1987年11月25日

自序

对日抗战时期，由汪精卫所领导而在沦陷区建立的一个政权，当其存在的时侯，人们对它有过那样多的揣测；於其覆亡以后，仍然会有那样多的传说。历史上很少有一个政权，会像它那样给予世人以如此不确定的观念！到今天为止，这政权已经消逝了十四年，在事诸人，且已泰半物化，大体早因成败而盖棺论定，但留驻在人们心理的一项微妙感，似乎并不曾完全祛除。

当两年前姚励颇兄创刊春秋杂志时，认为汪政权不论其本质如何，目的如何，历史终将写下这一页。不管是让后人齿冷；或者是供后人叹息。而战后尚无人比较完整地写过这一段往事。他希望我以此中人写此中事，为读者打破这一个谜样的疑团。我却不过他的盛意，事前也来不及作一个写作的准备，糊里糊涂就写好了第一节交给了他。

直待春秋出版以后，才看到他代我安上了一个大题目“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而又为我安上了我这几年常用的笔名——“朱子家”。无可讳言，这题目在我来说是不够庄重的。而且以我当时见闻的狭陋，我也不至於狂妄地竟会用这个包罗太广的大题目。虽然我也曾受过有类於蚕室腐刑之痛，但我决不敢以太史公自居。用笔名写实事，也容易引起人家藏头露尾的误会。然而一切既然已经决定了，在过去两年中，我只有勉力做去，在我的笔下，尽力求其能做到“信”与“实”。

在连续写作期内，因为忙於笔债，事前既没有预先拟定一个大纲，更以记忆力的减退，参考资料的全付缺如，事实上连一个大纲也竟然无从立起。到每期春秋的最后截稿期，就随便抓上一节往事，完篇塞责，所以前后每多倒置，次序也见凌乱。又因为我力求想做到信实，仅就我亲见亲闻的事实为根据，每以孤陋，失之琐碎。假如有一天我还能重回故土，将以我的馀年，搜集资料，重为改写，这只有期之於渺茫的将来了。这一本书，只能说是我参加汪政权的个人回忆录，也是我流浪中的一份纪念，假如谬承读者以史料相视，将会愈增我的惭愧。

虽然和平以后，我有过太不幸的遭遇：籍没、羁囚、以及一顶脱不掉的帽子，但我全没有后悔，因为我明白本来这就是叫做政治！

公元一九五九年七月飘零第十周年金雄白自序於香港旅次

金雄白简介

金雄白（一九零四——一九八五）为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是个资深媒体人，一九三零年即任南京《中央日报》采访主任，亦当过律师。一九三九年投靠汪政权后，历任法制、财经方面多项职务，并曾任《中报》总编辑。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以罪名被捕入狱，一九四八年获释，翌年移居香港，此后卜居香港与日本，一九七三年曾创办《港九日报》，一九八五年一月五日病逝日本，除了《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另著有《记者生涯五十年》（上下册）、《黄浦江的浊浪》、《乱世文章》（五册）、《女特务川岛芳子》及《春江花月痕》等。

一、身历了一幕历史的悲剧

我曾经目击过一个政权的创建，以迄其没落；而且我身亲了这个政权的筹备、创建、发展，直到最后的消散。

这是一幕我自己的悲剧；朋友们的悲剧；也是中国历史的悲剧！

到现在，事情已经过了十多年，过去的一切，也如尘、如梦、如烟般地逝去了。而曾经使我激动、使我忧伤、使我痛苦的往事，却永远牢系在我心的深处。

从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是中国前所未有遭受外族侵略的一个大时代，而我刚刚生长在这一段不平凡的时间，而又身历了其间一幕不平凡的悲剧。

每个中国人一定会记得一九三八年，中国对日抗战，已由武汉撤守而退往四川，战局陷於极度困难与极度悲观的时候。突然，一个曾因革命而行刺前清的摄政王几罹大辟有着半生光荣历史的人物；一个曾经是中山先生的左右手；那时又是执政的国民党的副领袖；一个曾领导过抗战的行政首长；而且还是号称最高民意机关——国民参政会的议长，他就是汪精卫！而他竟毅然脱离了中枢，由重庆，而昆明，而河内，而上海，而南京。在东南的一片废墟上，在敌人枪刺下的占领地区，树起了与国民政府同一的旗帜，奉行同一的主义，采取了同一的政治制度，更叫着同一的名称，但建立起基本政策绝对相反的另一政权！

这一个政权，自一九四〇年三月的三十日创建，以迄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没落，其间经过了五年四个月又十二天的寿命，失败了、消散了。於是在成王败寇的原则下，一般人对之盖棺论定：“汪政权的创建，是丑恶的活剧，其性质是被敌人驱策的傀儡。”但是仍然也有人发生了疑问，像汪氏这样的人，真会为了利禄或者为了意气，甘心於出卖国家民族，以自毁其半生光荣的历史吗？这一群被指为国家的叛逆者们，当时做了些什么？与想了些什么？或许真如人们对他那样地想像，但毕竟经过了五年多的一段时期，以及占据有广大地区的一个空间，历史终将写下这一页。我不想为自己辩护，为朋友们洗刷，为失败的政权文饰。我愿意凭了我的良知，就记忆中所留存的一点一滴，尽量忠实地，写出身亲目击的真相，作为后人的殷鉴与叹息！

我自信应该有资格写这一段沉痛的回忆，因为在这一个政权中，在党，我是中委；在政，我的官阶是特任，而最重要的一点，我又参加了汪政权台柱周佛海的最机密部份。而在政权没落以后，我又能躬与其盛，被籍没了所有的财产，以汉奸罪判处了十年徒刑。唯一可以引为安慰与认为侥幸的，是法院庄严的判决书中，竟然确认我有“协助抗战，有利人民”的事实和证据，“法外施仁”，竟邀末减，以徒刑两年半的一纸判决书，代替了一枚胜利勋章。因此，让我能终始其役，目睹了这一幕不平凡悲剧中许多重要脚色，当初怎样忍泪登台，最后又怎样从容赴死。从锣鼓登场，直至曲终人渺。

在写出这一幕往事之前，我所认为值得遗憾的，当一九四九年，又一个大时代来临的时候，我深怕卷入了另一次漩涡，抛妻别子，仓皇南来，临行前把一切文件，包括书函、纪录、照相、密件、报刊、都把它焚弃了。现在只能纯凭藉记忆来追写。其中特别关於人民、时间等，相信一定会发生很多错误。同时，我也不否认人总是容易被感情所支配，有主观，也会有恩怨，虽然我将尽量不向壁虚构，不颠倒黑白，我仍然期待读者们的指教、纠正和原谅。

二、一个似曾相识者的出现

一九三八年的冬天，上海四周的炮声，早已趋于沉寂。而租界里却呈现着一片畸形的繁荣，市民们惊魂初定，转而耽于逸乐。也有人于怅惘咫尺之间的南市、闸北、浦东，敌人骑铁纵横，奸淫烧杀，汉奸们所组织的维持会更助纣为虐。同胞们的血泪洒遍了各处，但祖国离他们却一步一步地遥远。对抗战的最后胜利，每个人虽然仍抱着殷切的期望，但谁也不敢预料抗战将再经过多少的时候，与将在怎样状态下取得胜利。沦陷区民众的心理是复杂的，正在危疑震撼之中，而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使市民们感到惊愕。前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忽然从重庆出走，抵达了越南的河内，而且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发出了艳电，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麿“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之声明”，即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近卫三原则”。

这一个消息太突兀了！使上海所有的市民纷纷猜测。而接着，上海各报又接到了中央对汪的行动暂时不许攻击的通令。于是，在无法获得真相以前，上海的市民们相信蒋汪之间是在玩着一面抗战一面谈和的双簧。这传言是够厉害的，我竟也是被迷乱者之一。做久了记者的我，窥探秘密的好奇心，已养成习惯，但是当时在沦陷了的上海，却怎样也无法证实这一项传说的真伪。

几个月过去了，汪精卫已经由河内到达上海，中央且已通过了对汪开除党籍的决议，汪的言行也一天一天趋于明朗，汪派的中华日报，且已在沪复刊，而人们心理上的双簧阴影，却仍然无法消减。

直至一九三九年八月的一个中午，我正在上海南京路冠生园三楼午饭，当饭毕行经二楼时，新闻界的旧友叶如音也正在进食，他起来向我招呼，旁边还坐着一个白净面孔的人，我向他瞥了一眼，好似有点面熟，但我已完全记不起他是谁了，他也望着我，只微微的一笑，他没有开口，我就先走开了。

隔了一天，如音忽然同了那位似曾相识的人到我家里来，一开始就由他自我介绍说：“我是罗君强，恐怕你忘记了我。十年前，周佛海先生兼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长时，我是他的主任秘书，在周先生南京舒家花园的公馆，你和布雷、力子先生不是还和我打过好几次麻将？”我才记起了确实有一个他。接着他开门见山地对我说：“周先生已随汪先生来到了上海，现在暂时住在虹口江湾路，他说在汉口时曾经接到过你的去信，你说希望能转至后方为抗战效力，他本想在中央宣传部中，请你担任新闻处长一职，后来刚因战局不利，政府退往重庆而作罢。今天他要我来看你，希望你能约定一个日期，和他谈一次。”

我被出于意外的谈话所惊住，一时不知应当怎样答覆。不错，我与佛海之间，过去十年中存有相当的友谊。民十八，我正担任京报采访主任一职时，奉派随蒋先生北上赴平，在蒋先生的专车中，陈布雷、邵力子等，都是多年的同业；孔祥熙、赵戴文（那时的内政部长）、熊式辉等因采访关系，也早已认识。而当时随节诸人中，不认识的还是很多。

当专车开行以后，我们正聚在起居室中闲谈时，蒋先生从前一节车过来了，他问我同车的是不是都相熟。我指指周佛海，表示我与他并不相识，这样蒋先生为我们介绍了，友谊也就这样的开始。

在北平的一周中，我们每天共游宴，周氏有湖南人爽朗的脾气，也有书生的性格，因此谈得很投机。以后回到了南京，我们来往得很密，而且他为我在政治训练处挂了一个上校秘书的名义，按月由他所主办的新生命书店送给我一份干薪。自政府西撤以后，就仅仅通过几封信。睽隔多年，在情感上，我无可讳言希望能见他一次；而且我知道他与蒋先生间关系之深，而此次竟会随汪出走，这是政治上的一个谜，引起了我的好奇。我脱口而出的说：“当然，我也希望与他谈谈，但是我不愿意过桥（指外白渡桥）同敌军除帽鞠躬。有负他的盛意，恐只能期之于异日了。”君强说：“那容易办，假如他到租界来时，再约你见面何如？”我不能推却，事情也就这样的决定了。

三、大雨滂沱中重晤周佛海

四五天之后，民国二十八年的八月中旬，一个天低欲压而又大雨滂沱的下午，叶如音又匆匆而来，说汽车已等在外面，佛海特地由虹口来到沪西，在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专诚等我，希望能立刻去与他谈一谈。我什么准备也没有，就匆匆地随着他上车，不到二十分钟的行程，已经到达了那里。极司斐尔路本是外人的越界筑路，马路归公共租界工部局管理，而两侧的房屋，则是华界的主权，沪西一带那样许多越界建筑的道路，就是一个举世所无的特殊状态。

汽车到了门口，门外静悄悄地什么声息也没有，铁门紧紧的关闭着，我仰头一望，恍然于这原是前山东省政府主席陈雪暄（调元）的别墅。房屋建造得并不华丽精致，但所占据的地位却相当广大。就在抗战前两三年，陈雪暄曾在那里为他的母亲祝寿，那时宾客如云，连天的盛大堂会，为上海稀有的场面，我曾经为那里的贺客之一。不料几年之后，陈雪暄死了，他那清幽的别墅，竟然成为一幕历史悲剧的孕育之处。

汽车的喇叭声响了几下，铁门上的一个小洞拉开了，司机把我的名片递过去，并且说明了要见的是什么人，警卫室事前似已预先接到了通知，卫兵向车中注视了一下，大铁门就呀然而启。汽车缓缓前进，一个武装卫兵立上了车外的踏脚板，指挥汽车在一条平广的水泥路上，经过了第二道铁门，直向一所广厦驶去。

雨下得很大，四周的景色在雨点中显得模糊一片，但气氛令人感到紧张。两面的卫兵们五步一岗，十步一哨，一身给黑色的雨衣雨帽连头裹住，样子像照片上看见的美国三Ｋ党，手里更持有长短的枪械，像随时防备突然事变的发生。我情绪上有些不宁，已很有多此一行的后悔。如音看看我，我发觉他与我有同样的感觉，我轻轻的问他：“你来过吗？”他摇了一下头，像陷入于沉思，默默地一声不响。我们在对视中，车停止了，车边的卫兵跳下来告诉屋前的另一卫士，开了车门，导引我们进入一间陈设简陋的会客室。

两分钟以后，周佛海已微笑地出现在我的面前，蓬松的头发，微带苍黑的皮肤，穿一件蓝绸长衫，几年不见，比从前丰腴了一些，但脸上显出有疲劳的神态。他的外表不必恭维，他有读书人的风格，至多他像一个朴实的中小学教员。从他的面貌以至与人晋接的态度来看，他绝对不像是一个政客。谁会想到他以一个穷学生，民十（一九二一）还在日本西京帝国大学留学时期，已经是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十个代表之一，而且被选为党中央的副主席，某地位仅次于陈独秀。后来佐蒋先生的戎幕，前后二十年中，尽管职务有过许多变动，自黄埔军校的教官起，一直到他离渝前的代理中央宣传部长为止，除了宁汉分裂一段时期他留在汉口外，其馀的时间，他都朝夕不离的随侍在蒋先生的左右，有许多重要文告，都出自他的手笔。而且是CC的最高干部与黄埔系的指导阶层。阐扬孙文学说的所有著作中，也以他所写的“三民主义理论的体系”为最权威的著作。但在他的形态上，找不出一丝这种气息。我从民十八与他交游起，十年之中，只觉得他具有豪爽的性格，以及亲切的谈吐。现在立在我们面前的他，已成为一个传奇性的人物，却依然如十年前初见时完全一样。

四、德大使调停失败的秘闻

佛海与我们热烈握手，他似乎有些感谓地说：“我想不到你竟然到这里来看我，这是我到上海后第一个看到的故人了。”看样子他也还是第一次来到这里，目光向四周扫射了一下，发现后面墙壁上，还挂着当年他送给陈雪暄母亲的一副湘绣寿联，他停视了一下，又接着说：“短短几年中，连这里的情形也完全改变了！过去雪暄一切的陈设，已荡然无存，而独独留着这一副我所送的寿联，一饮一啄，岂不莫非前定？谁想到最后胜利的来临之前，我会间关万里的旧地重游，而又亲见了当年我自己的旧物！”

我不知应当如何答覆他言下的无穷感喟，我与如音都以微笑来代替言辞。

他从回忆中猛然地醒过来，单刀直入说：“我叫君强找你的原因，我是随了汪先生来创造一个局面，但随我来的除了我太太与两个孩子以外，只有君强与惺华（杨惺华是他的内弟）。汪先生已决定如全面和平绝望，为了拯救国家，将另行组府，还都南京。旧日的朋好，都在重庆，上海的一切情形你太熟悉，凭了我们十年的交谊，这次非请你帮忙不可。”

我梦想不到他竟会直截了当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觉得再不能含糊了，我也老实地说：“虽然在友谊上，我希望能与你见一面，此外，汪先生的行动，引起了外界的揣测，尤其你与汪先生向无渊源，何以会忽然合在一起？做惯了新闻记者的我，好奇心驱使我想解开这一个谜。过去，我没有搞过政治；现在，我更无此兴趣，况且我目前从事的一项自由职业律师职务，业务还不错，温饱有馀以外，还足够供我的挥霍，你们此来预备建立政府，这或许有你们的作用，但我以悠闲之身，无意于卷入为国人所不谅的政治漩涡之内。”

“我不会让你糊里糊涂的参加，希望你能静静地听了我告诉你前因后果之后，再作郑重考虑。今天，我并不勉强你立时有一个决定。”“说来真是话长了！”他又叹了一口气，“国事不是儿戏，也不应当纯凭一时的意气。当年日本的步步进逼，迟早会有这一天的；但抗战前夕的形势，显然还不宜轻于言战。自从北伐以后的几年中，国力都消耗于内战，当时空军未曾建立，军备也还不足与强大的日本为敌，但是纯洁的民众与别有用心的党派、政客，正在大唱抗日的高调，蒋先生是清楚知道这一点的，他既无法抑制当时激昂的民气，又不能宣泄国家实力的秘密。抗战固然无可避免，但不应当在准备未完成前，作冒险的尝试。你也许知道当时政府高级人员中，文的如汪先生，武的如何XX（应钦），也曾提出过审慎的意见。尤其我在南京西流湾的寓所中，许多比较知好的朋友，时常聚谈有关国家兴亡的当前局势。如胡适、陶希圣、梅思平等，曾就一般的实际问题，不时加以讨论，加以分析，我们曾经自称之为‘低调俱乐部’。而七七事变之后，以日本的得寸进尺，国内民情汹汹之势，终于无法挽救这一次空前浩劫！”

他停顿了一下，又继续着说：“在过去的一段战争过程中，日本显然已有过两次的错误。在开战以前，日本过于低估了我们的实力，他真以为三天可以占领松沪；三个月可以扫平全国。日军打到南京，国军在大溃退以后，显然一时已丧失了斗志，但日本以为我国政府一定会屈服，只顾肆行屠杀，按兵不动。假如当时他们乘胜追击，抗战的能否持续，还是一个绝大的疑问。而日本犯了两次重大的错误，旷日费时，他们有了前途茫茫之感；而我们也有其不可终日之势，但最后错过了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这一个机会以后，双方尽管都已筋疲力尽，事实上还必须僵持下去。”

“陶德曼大使为中日调停的一幕，是太足令人惋惜了！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十一月下旬，陶德曼送来了日本议和基本条件七项，大体是这样的：日本答应分期撤兵，与放弃赔偿。华北一带，恢复七七事变前何梅协定的原状，唯一的要求，是要承认‘满洲国’。我们接到了上项条件以后，就在那一年的十二月六日，在汉口中国银行，召集了一次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议，在会议中虽然有不同的意见，但终于正式通过了有条件的接受日本停战条件。当时蒋先生正在郑州部署军事，国防会议推孔庸之（祥熙）代表向蒋先生报告，以作最后决定。”

“会议以后，孔庸之就在电话中，就陶德曼转来日本条件的内容，国防最高会议中委员们个别的意见，以及最后的决议，向蒋先生详述了一遍，请其裁决。蒋先生当时的意思是：除了承认‘伪满’以外，日本的条件不能算太苛，他说：‘如此，日本又何必轻启衅端？可照国防会议的决定，依外交途径去进行。”通话本已告一段落，而蒋先生忽又说还是把全部文件送给他，让他再作一度的考虑。电话就这样结束。而双方却因匆匆通话，未注意到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日本所定最后答覆的期限，竟然没有报告蒋先生。那时日本内阁首相林铣十郎已因外交政策解组，复由近卫文麿组阁，广田任外相，日本所提议和基本条件七项，广田本限年终答覆，后经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之要求，始允延长至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一月十日。”

“汉口方面自孔庸之与蒋先生通话后，立刻专人把有关陶德曼调停的重要文件，送给蒋先生。专人到达郑州时，蒋先生已转赴洛阳，再追踪到洛阳，时间毕竟已有些耽误了。蒋先生最后的指示，仍然依照国防会议的决议，与他在电话中所决定的一样愿与日本谈和。政府立刻通知陶德曼大使正式表示中国政府的意见。陶德曼发觉中国政府的答覆，显已超过了日本所定的最后限期。但他仍然把答覆转达了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

“当陶德曼转到德国驻日大使馆时，德驻日大使狄克逊急忙赶去访问那时的日本首相近卫，希望对期限的延迟，有所解释，但当他到达外相官邸时，才知道近卫正在出席一项重要会议。狄克逊一直坐候他回来，才把中国政府的覆文当面提出，近卫皱着眉头说：日本政府因为得不到中国政府有关停战条件的答覆，在期限届满以后，立即举行了刚才我所出席的御前会议。鉴于中国政府没有谈和的诚意，已有了一个决议，这决议是在御前举行的，是无可挽救的决议。这就是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一月六日‘永不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象’的近卫内阁声明。陶德曼大使的调停，至此乃完全绝望。”

五、近卫三原则是怎样来的

周佛海一口气讲完了这一节故事，虽然我来此见他的目的，并不为了听听还是汉口时期的陶德曼调停经过。我呆呆地坐着，在猜想他何以要告诉我这些故事的原因。他好似看出了我的神情，继续又说：“希望今后不再提这些旧事了，但我既要你帮忙，我愿意趁今天大家都有闲空的一个下午，把‘和平运动’的前因后果，说个畅快。”我说：“上海离开后方太远了，我们只知道政府是拒绝了德国大使的调停，原来中间还有那么多的曲折。任何有关战局的事，都是我所关心，我所愿意知道的。”

佛海在微喟中，又道出一段当时的秘闻，他说：

“陶德曼大使的调停，既然阴错阳差的无疾而终，战争也只有延长下去了。那时日军发动的攻势，较前更加猛烈，冲破了武汉外围长江的马当和田家镇的封锁线以后，一向作为行都的汉口，无法再守，政府就一直撤守到重庆。国际形势，显然对我不利，许多人对最后胜利的信念，起了动摇。战局上，北起渤海湾，南至广州湾，完全被日军占领而封锁了。我们已再没有通达国际的海口，英美对我的帮助，却还不如以物资运往日本那样的多，靠自己的国力来支持抗战，所有补给军需，当然是不可想像的。给我国最大的一项打击是仅馀的一条国际通道缅滇公路也被英国宣布封锁了，这予士气与民心以最严重的影响。政府也为了当前的局势所困扰，汪先生等许多政府的重要人士，不得不把抗战前途重加考虑，在考虑中，自然而然会想到汉口时代陶德曼大使所提出的日本停战条件，假如日本仍然维持原来条件的话，国家还不至于灭亡。不如先保全一线生机，以期之于异日的发奋图强，湔雪前耻。况且最高国防会议既然曾经有过接受的决议，在危急中何妨作再度的试探。

“那时汪先生把试探日本关于战事意向的责任，付托于当时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的身上，高是著名的‘日本通’。他奉命后从重庆秘密飞往香港，再转赴日本，与日首相近卫晤见之后，就带回来对两国停战问题的三项原则，即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近卫三原则。宗武回到重庆，首先呈给汪先生，汪先生认为大体上可以同意，遂把宗武携回的近卫原则拿去见蒋先生，蒋先生素来对汪的态度是相当客气的，当时表示经过缜密考虑后，再给日本答覆。

“据说，中枢为此曾召集过若干重要文武大员，征询对日停战意见，并以近卫三原则为蓝本，而作进一步的研究。当时在座的人都仅在听取蒋先生的意见，持异议的只有陈XX、XX等数人，他们基本上有一个观念，以为假如终止抗日，是给予国内反政府份子以藉口，不论为共产党、桂系、冯系，都将振振有辞地以行动来反对政府，另一次的内战，势将不可避免，因此，他们认为一旦停止抗战，结果必然将御侮之战变为阋墙之争，中枢若抗战到底而成功，无疑领导抗战者将为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即便抗战失败，而领导抗战者为国侮御的精神，仍将永垂青史。在座诸人既未有再发表意见，便在这样的结论下，结束了这一次谈话。为蒋先生个人计，停了抗战，再打内战，这算盘无论如何是打不通的。自然，这消息也传到了汪先生的耳里，他正在将信将疑之间，蒋先生派人与汪先生约晤，率直地表示了拒绝近卫所提出的停战原则。

“那时国家的实力是这样，而希望得到国际间的援助，又是那样。汪先生对于抗战的看法是，除非产生奇迹，否则前途是黯淡的。何况汪先生又十分了解蒋先生的个性，既经决定了的事很难变更，但他仍然想如何说服蒋先生。对于日本，因此并未立刻予以答覆。在这中间，我（周自称）奉命与汪先生谈过几次，汪先生有很沉痛的意见，以为在国家的存亡关头，不应当以一二人的成败毁誉作为决定国家命运的标准。他目击中共借了抗战的机会，在扩充实力，志不在小，即使抗战能够获得胜利，但国军于抗战中是在消耗，而共军是在增强，战后的内乱，同样不可避免，肘腋之患，国家的未来命运，更在不可知之数。我与汪先生的观点，不期而有若干相同之处。

“然而，当时的舆论，似已为有作用的野心份子所左右，高调仍然是奉为最高原则，有人主张谈和的，就成为攻击的目标；就是汉奸！日本的意向，一般人固然不知道，而我国军事上劣势的机密，政府也不能宣之于国人。汪先生是决定抗战政策的最高首长之一，在国策未变更以前，他不能发表与国策相反的言论，而且周遭的形势，也不许可他那样做。他经过了几度的踌躇，终于决定了离开职位，离开重庆，以一个党员与一个国民的身份，为了国家前途，向政府提出建议，提出个人的主张。这是汪先生要脱离重庆的真正原因。”

六、汪精卫怎样脱离了重庆

佛海为我追述那一段经过时，情绪很激动，但我说不出他是兴奋还是伤感。过去我与他交往中，平日所谈，多关风月，很少牵涉到国家大事，他总是很风趣，也很轻松，因此，那一天特别显出了他态度的郑重。

他接着说：“汪先生对抗战前途另有看法，为表示他对于国是的意见，自愿以在野的国民身份，向中枢提出和平建议。他明白那样的建议，在重庆决没有接受的可能，而且不会有公开发表的机会，所以他决定相机出国，再把与日人交涉经过，诉之国人，以待民意的公决。他第一个目的地是越南，赴越也必须经过云南，他先派汪夫人单独秘密赴昆明，以期取得龙云的谅解。迨汪夫人去后返渝覆命，说龙云很同情汪氏为国家牺牲一己的精神，假如他决定取道滇境出国，他愿意负安全与便利的责任。

“恰巧那时蒋先生离渝出巡去了，汪先生打电话给交通部长彭学沛，要他预留几个最近飞往昆明的飞机客位，并且把飞机票直接送给汪先生。那时中枢要人离开重庆，若非因公，必先获得最高当局的批准。但是汪先生地位不同，而且彭学沛又是汪先生一系的人物，他除了唯唯听命以外，自然不敢问搭机者的姓名。同时，他也梦想不到搭机的就会是汪先生。在这一段时间中，没有人发觉汪先生的动态，机票也由彭学沛于班期的先一日送到。战时一切处于特殊状态之下，政府所预定的客位，乘客姓名照例不通知航空公司，航空公司即使知道，因为预防敌机袭击关系，也照例保持机密。汪先生的能够顺利离渝，就是得了这一个便利。

“那天，离飞机起飞前三分钟，汪先生、汪夫人、曾仲鸣等赶到了，仅携着简单的行李，一到机场立刻登机，派在机场负监视责任的保密人员，平常照例需要查验搭客离渝手续，但是他们对汪先生尽管感到突兀，不敢问，也不敢阻止，飞机飞航在即，连保密人员向上级请示的时间也没有。起飞时间到了，汪先生很从容地脱离了重庆。时为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十二月十八日，以后我也以视察党务为名，追踪前往。

“汪先生离渝前，留下了一封长信给蒋先生，大意是分析当前的国际环境，指出抗战前途的形势，要求蒋先生能谅解他的苦衷。最后有两句话，记得原文是‘今后兄为其易，而弟为其难。’汪先生的意思，彼此为了国家，原则上决无二致，但所定的策略与应取的途径，一时容有歧异。汪先生所说的难与易，就是指的抗战与和平。因为不论其为胜为败，凡献身于抗战阵营者，无疑都将成为民族英雄；但要保全国家元气，与敌言和，则头绪万千，事繁责重，尤其军事处于劣势状态之下，日本以战胜者之地位，未必肯真心让步，和谈条件，就很难餍国人之望，措置稍有不当，条款稍有出入，则以苦心为国始，而以千古罪人终。但汪先生认定前方的军事，与滇缅公路的封锁，抗战有难乎为继之势，及今谈和，国家尚可免于糜烂，而蒋先生抗战到底之意，既然一时无法动摇，则如其最后胜利，仍然属我，则国家一切，自有蒋先生。如不幸而抗战被迫作城下之盟，则汪先生与日本媾和在前，日人自难反汗，今后一切，有汪先生来担当周旋的大任。和战并进，为国家打算，不能不说是一条万全的计谋。或许外间所传蒋汪双簧之说，即渊源于此。我前后十馀年中受蒋先生推心置腹的知遇之隆，不论从任何方面讲，均不应背弃蒋先生，因此，我在离渝以前，也留了一封信给布雷，请他等蒋先生回渝后转呈，除声述离渝苦衷以外，我同蒋先生矢言得当以报的决心。

“迨我们先后到达昆明，龙云果然能克践前言，在我们留滇之时，一连几天，彼此谈得都很投契。以后我们离滇赴越，他还派了人沿途妥为保护。抵达越南的河内以后，汪先生就暂时卜居在高朗街二十七号，准备向中央提出和战意见。因为日本近卫内阁曾经有过今后不与国民政府为交涉对象的声明，因此汪先生要求近卫如要谈和，首先必须取消这一项声明。也因此，近卫复于一九三八年（民国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重新发表‘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之声明’，即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三原则，而自动取消前一声明。汪先生也于同月二十九日通电响应，此即艳电是矣。”

七、河内高朗街的枪声血痕

“艳电发表了，汪先生离渝的目的，可说已经完全达到。”佛海又继续告诉我过去的一切，他说：“中央的反应，起初是通过私人关系，劝他放弃和平主张，同渝共襄大计。经汪先生拒绝以后，重庆作了一连串的措施，党籍被开除了，与政府有关报纸的猛烈抨击也展开了，最后，由蒋先生自己正面发表了演讲。这一切，都在汪先生意料之中，他本已在作赴法的摒挡，正倚装待发。突然，河内的行刺案件发生了，曾仲鸣因误中而惨死，这是有关汪先生中途变计的一个重要关键。他以国民身份与党员身份，提出国是意见，是否采纳，权在中枢，暗杀手段，激使汪先生大怒，他决定改变出国的计划，考虑由他自己来担当收拾残局与实现和平的责任。”佛海一口气说到这里，顿了一下，又说：“我已告诉了你所有过去的内幕真相，现在，我再重申前意，希望你能帮忙，假如你还有疑问的话，我仍然愿意掬诚奉告。”

事实确是如此，河内的行刺案件，是促成汪政权直接的与主要的原因之一，虽然那天佛海没有告诉我当时的情形，而在以后数年中，我从林柏生等许多人口中知道了比较详细的经过。对此关系重要而又不幸的一幕，我先在这里对佛海的谈话，作一简略的补充。

汪氏由滇赴越，抵达河内以后，以高朗街二十七号朱培德公馆作为寓所，那里是一所两层的普通小花园洋房，没有甚么特别的警戒，当然，汪氏也从没有梦想过竟然会有人向他行刺。

当他把艳电发表以后，除了中枢要人不断有函电挽劝外，中央也两度派了谷正鼎到河内。第一次是那年二月中旬，希望汪先生打消原意，仍回渝供职。汪氏表示对抗战政策既已与当局发生了不相容的歧见，即不宜再厕身其间，徒然引起不必要的纠纷。他的离渝，只希望公开发表对于和平的主张，而能否采纳，则权操中央，他之不愿勉强中枢迁就他的意见，正如他希望中央不要勉强他今后的行止。如果中央坚持抗战到底，他决定偕同其夫人陈璧君与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五人赴法，等国家一旦需要他回来的时候，他依然愿意为国家效力。汪并托谷氏转致几句话，汪说：“我不离开重庆，艳电不能发出，离重庆已经很痛心的了，何况离国？我之所以愿意离国，是表明主张如得蒙采纳，个人都不成问题。”

他声明他之出此，只是对国是的意见，并不夹杂其他任何个人的意气之争，他并希望中央能给予他们以出国的护照，请求中央谅解，不必强其所难。谷正鼎即将汪氏的意见返渝覆命。迨第二次到河内见汪，是一个月以后的事，他携来了汪氏等所需要的出国护照。并且还带来了一笔政府所给汪氏等的旅费。本来汪的和平主张，至此已可以完全告一段落，不料谷氏于是年三月二十日再回重庆的翌日（即三月二十一日），行刺事件发生了，使汪氏的整个行动也随之而中变。

高朗街二十七号住的人很简单，除了汪氏夫妇、曾仲鸣方君璧夫妇以外，仅有朱执信的女公子，与汪氏的秘书陈国琦等数人（陈为陈璧君之侄）。那里的房屋，是两开间的二层楼，楼上向街一连两间，较小的一间，是汪氏夫妇的卧室，较大的一间，是曾仲鸣夫妇的卧室，白天就作为汪氏会客起居之所。而行刺他们的人，却处心积虑地早已有了周密的布置。在汪氏寓所的对面，于汪氏抵达河内以后，赁定了一所房屋，朝夕有人隔街向汪寓遥窥。他们见到汪氏每天在这较大的一室与周佛海等聚谈，而且里面还有床铺的设备，因此推定这必然是汪氏的卧室了。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的午夜，所有汪寓的人，早已熄灯就寝。有人就从花园后面逾垣而入，撬开楼下的门，蹑足登楼，直抵曾仲鸣卧室之外，卧室门是玻璃的，至卧榻的位置，行刺者也早已在隔街看得很清楚，所以行刺的人把卧室的玻璃门击破之后，即将手提机关枪伸入门内开火扫射。首当其冲的是曾仲鸣，他在开枪以前，已听到有人登楼的声息，刚好起床察看，而无数的枪弹，就直接命中在他的胸部，尤其腹部给打得弹洞密如蜂房，当场倒地。曾的夫人方君璧（女画家，曾在港日开画展，现侨寓法国。）也身中数枪，幸而躲在床下，虽受伤而所中尚非要害，得免于死。

最幸运的是朱执信的女公子，她闻到枪声，急起躲在门后，那里刚好是一个死角，乃得平安无事。刺客听到室内的倒地声、呼号声，以后除了呻吟声以外，一切又归沉寂，以为任务完成，汪氏定已命中，遂携枪下楼准备离去。而睡在楼下的陈国琦，已闻声上楼赴救，刺客在黑暗中看到人影，再度开枪轰击，陈国琦被击中腿部受伤倒地，刺客们乃得以从容逃逸。而汪氏夫妇，因为睡在隔室，虽受虚惊，未损毫发。

虽然这行刺的一幕，结果是误中了副车，但所给予汪氏精神上的影响很大，他认定这是重庆特务人员所为，而绝不是私人的仇杀。汪氏本患有严重的糖尿病，自从中央党部被刺中枪以后，一弹尚留体内，益发容易动肝阳。经此刺激，更引起了他很大的冲动。尤其曾仲鸣是他最亲信的部下，他的姊姊曾三姑——曾醒，是同盟会的老会员，与汪氏夫妇有深厚的感情，而曾夫人方君璧又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方声洞氏的胞妹。基于这两种渊源，汪之对曾，一向视同己子，仲鸣很早就留学法国，虽然就读于里昂大学，但中文则出之汪氏的亲授，随汪诸人临摹汪的字迹能维肖维妙的有林柏生、陈春圃等诸人，独曾仲鸣所写几可完全乱真。仲鸣自学成以后，始终随侍在汪之左右。

当汪氏于九一八事变后返国，出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兼行政院长时代，曾氏是中政会的副秘书长、铁道部次长，以及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事无大小，汪一以委之。曾在中弹后弥留时，尚说：“国事有汪先生，家事有我妻，我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仲鸣之终于不起，实给汪以无限的悲伤与刺激，所以行刺案件的发生是民国二十八年的三月二十一日，而汪在同月二十七日就发表了一篇题目叫“举一个例”的文件，虽然表面上在证明他的和平主张，曾经最高国防议会的正式通过，而最主要的目的，却是为了曾仲鸣之死，对中央起了绝大的反感，激使他有自组政府之意。

汪在河内时就说：“曾先生临死的时候，因为对于国事尚有主张相同的我在，引为放心。我一息尚存，为着安慰我临死的朋友，为着安慰我所念念不忘的他，我应该尽其最大的努力，以期主张的实现。”在这寥寥几句中，已充分表现了汪氏的内心。

行刺一幕的祸闯大了！本来已预备赴法的汪氏，因此而打销原意，曾仲鸣代汪而死，竟直接促成了汪政权的出现，这是人谋之不臧呢？还是造化小儿在暗中作弄？

八、香港成为最早的发祥地

当汪氏还留驻在河内的期内，香港成为汪系活动的最早发祥地。周佛海等也已先后由越来港，陈璧君则不时往返于港越之间。那时陈璧君是住在九龙汉口道二十六号三楼。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等则合住在九龙约道五号。汪系在港的原有机构，一是创刊于民国十八年由林柏生主持的南华日报（社址在香港荷李活道四十九号）；一是华人行六楼六号Ａ的蔚蓝书局，本是国民政府战时研究国际情势的机关，亦以林柏生为主任，梅思平、樊仲云、胡兰成等为干事，李圣五、朱仆等为研究员。其性质也就等于汉口时代由周佛海、陶希圣主持的艺文研究社，而且林柏生、梅思平两人当时还是驻港的中宣部特派员。所以汪的艳电发表，港方就由林梅两人具名负责分送，几乎所有的港报都一律全文照登。

汪既然决意从言论而改取行动，就由在港的梅思平与高宗武着手积极活动。影佐祯昭所主持的特务机关梅机关，立刻与梅高取得了联系。经初步谈判协议，梅机关方面派出犬养健亲赴河内与汪氏作进一步之商谈，（犬养健为日本前首相犬养毅之子，战后吉田茂内阁时代之司法大臣。）犬养健抵达河内以后，为避免国际注意，经常扮作越南的渔夫，在河畔垂钓，把文件放在不注意的地方，由汪方派人取送。经过了相当时期的秘密接触，汪决计由越直接赴沪筹备组织政权，日期定为一九三九年的五月七日。汪于上一日离开了高朗街寓所，避居在山上一所秘密的房屋中，那天搭了一艘一百多吨的小船，在东京湾行驶了一百多海哩，那里早由影佐与山下汽船会社商定派一艘货船“北光丸”迎候，遂直驶上海。

同时，汪方在宣传上，也以香港为根据地，展开活动，所有有关汪氏之主张，完全由南华日报为大本营，向国内外发表。南华日报林柏生为社长，颜加保为经理。在这一个短时期中，社论则由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轮流负责。因为一切对外是由林柏生出面，于是在汪河内被刺前后，林柏生在香港也遭到了袭击。一九三九年三月的某一日，刚好陈璧君邀请周、梅、陶、林等中午在其寓所午饭，而本港警察局的政治部，也约了林柏生于下午四时谈话。林于汪宅午饭后迳赴政治部，谈话完毕，因梅思平、陈春圃、颜加保等约在告罗士打饮茶，当他步行经过现在的历山大厦门前时，忽然有两个大汉以铁锤从后向林氏头部猛击，林受伤倒地，而暴徒仍继续向其额部面部痛打，林已奄奄一息，幸而有两个外国水手经过，当场将一名叫陈林的凶手擒获，另一名则被乘间逃逸。林经警察送往玛丽医院留医达一月有馀，始逐渐痊可。陈林则被判处了十五年徒刑。

在汪氏由越南去沪以后，留港的人，也先后于那年的初夏，纷纷搭轮追踪而往，汪政权之开场，至此几已完全成为定局。

九、我提出了一连串的疑问

那一天，我和周佛海在这一次冗长的谈话中，他虽然已告诉了许多使我惊诧的内幕，但谈话却并未就此终止。他既已决心帮助汪氏一面努力促成全面和平，一面准备全面和平失败后建立政权，而所有筹备与折冲的重担，又统统落在他的身上。做事就需要人，而且既以上海为根据地，更需要熟谙上海情形的人，而我是那里的土著，占了地利与人和之宜。因此，他期待我的应承，更表示愿意答覆我任何所提出的疑问。

我那时的心理很复杂、很微妙，我无法怀疑他告诉我的话不是事实，而我那时内心却仍然很坚决，并没有丝毫动摇。既然如此，谈话本该可以告一段落，即使我不愿意使他难堪，也尽可运用让我从长考虑等一类的外交辞令来推搪。而做惯了记者的我，由于好奇心的驱使，忍不住又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下面是当时我们之间的谈话内容：

“汪先生与日本之间，就建立政府一点上，所有基本问题，有无取得原则上的协议？”

“没有。”

“那是否你们的来沪，是表示不问将来结果如何，政权将一定建立？”

“我们的立场，刚刚与此相反，假如日本政府坚持不肯让步，而条件又足以妨害我国的独立自主，我们认为完全无补于国家民族时，我们随时会毅然离开这里。所以，我们初步的宣布，仅是展开全面和平运动，而不是筹备建立政府。”

“在日军的占领地区中建立政权，你相信会有不致于丧权辱国的奇迹发生吗？”

“我们从不加以过高的期望。初步，我们只要国家不亡，我们愿意忍辱负重去做，这也就是汪先生离渝时留信中所说‘为其难’的意思。”

“除了渺茫的国家前途以外，你以为在敌人的枪刺下可以做些什么事？”

“无可否认，日人在沦陷区是可以任意地掠夺与任情地残杀，现在他们要拿走一百分就是一百分。以后，尽了我们的能力，即使只能拖住一分，少拿走一分，就是为国家保存了一分元气！说得更明白一些，我们是要为了自己的国家，给他们以牵制与阻止，而不是协助他们得到更多的便利。”

“你以为有此把握？”

“应该说：我们有此决心。当然，一切还待我们的努力，以及集合许多实心为国，不问个人成败毁誉的朋友，一起来干。”

“从事政治活动，即需要经费，和平运动的经费，是不是由日人所供给？”

“你真以为我们会受日本的豢养吗？”

“如其可能的话，我想先知道这一个秘密。”

“如其你答应我不向外界泄露，我可以坦白告诉你。在香港时代的活动费用，一共只五万元，是周作民、钱新之、杜月笙三人以友谊关系所自动资助。来沪以后，我们用的是日人应该交还我们存在正金银行的关余。这完全是中国的关税收入，抗战以后给日本冻结了的，现经交涉后解冻，交还我们作为活动经费。”

“我相信你不会是为了利禄，必有如你所说的苦衷，但表面上与敌人合作的行动，将为国人所不谅，我不敢说自惜羽毛，我的律师职务足够维持生活而有余。我无力帮你，我也不想卷入这一个是非的漩涡。”

“假如在国家危急的时候，每个人只为自己的利害毁誉打算，国家的前途是可以想得到的。我很遗憾于你竟会这样斤斤于小我，当然，个人的问题，也应当在考虑之列，你或者知道法国的XX（我忘记了他当时所说的名字），当普法战争的时候，他单独提出了与一般相反的意见，这自然是有利于国家的意见，当时曾引起了民众的不满，诟骂他，甚至在他所住的四周，用石块投掷。然而百年之后，证明了他的心迹，称他为伟大的爱国者。我并不为了身后是非，才说这样的话，至少，在国家与同胞在目前的处境下，稍有良知的人，应该以但求无愧之心，各人尽一些各人的能力。”

“那你以为抗战前途，是完全绝望了？”

“目前的看法是如此，但抗战如有一天真能得到最后胜利，国家有救了，个人的成败毁誉，还值得顾虑计较吗？那时我愿意含笑接受法律的任何制裁。”

话讲到这里，已无可再讲，我向他告辞，他谆谆地嘱咐我经过考虑以后，于短时期内，给他一个确实的答覆。

一〇、形势迫得我作一个选择

告别佛海回来，我好像做了一场梦，心里极度纷乱。自从抗战发生，我一直热血沸腾，对于最后胜利，虽然因战事的后撤而感到渺茫，但从来没有认为绝望，听了佛海的话，使我精神上受了一个很大的打击。平时我很少在家，而在家时也总是有说有笑，那天回到家里，窗外的雨声还在淅淅沥沥地落个不停，我意兴阑珊地和衣睡在床上，妻显然看出了我怀有极大的心事，她温柔地坐向床边，问我是否身体上有什么不舒服，我微微地摇了一下头，她又问：今天下午叶先生（如音）约你到哪里去的？我不得不简单地告诉她这一个下午的经过。我说佛海的劝我帮他，也不能不说自有其相当理由。我们目击沦陷区的老百姓，在敌人铁蹄下水深火热，汪先生是有过光荣革命历史的人，佛海的为人我是可以相信的，但为自身计，我又不想搞，因此使我踌躇，我不能立刻下一个决定。

妻为突如其来的消息所惊愕，一反她平日安详的常态，急忙说：我一向不干涉你的任何行动，但这次我坚决反对你去做那样的事。想想你自己的前途，也为家庭和孩子们想想，没有人会谅解与敌人合作的任何动机！我知足，但求有一个平凡的丈夫，我不忍你给人骂汉奸，我也不稀罕你成为什么英雄，不要再胡思乱想，把今天的经过，尽量忘记。我无可奈何地点了一下头，她仍然凝视着我，深恐我是表面在敷衍她。

第二天起，我真的不再考虑这一个问题，我如常地忙着我的律师职务。大约在一个星期之后，我正在法租界薛华立路第二特区地方法院为了一起案子出庭。一个新闻界的同业，仓皇地奔来看我，在律师休息室一看到我，就一把拉我到外面，低声而焦虑地说：“你胆子真大！你真不要命？”我听了他的话，正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晓得他说得那样严重为了什么？我说：“到底是什么事，值得你如此为我张皇？”他说：“某一方面对你的助汪行为，很不谅解，我从可靠方面得来的消息，已经准备对你采取行动了。而你，仍然照常出入，毫无顾忌！”我以为我与周佛海见面的消息，已经为某方面所知道，我理直气壮地说：“不错，我们见过面，但考虑结果，我并不准备参加。”他说：“中华日报的复刊，你不是出过很大的力吗？”我说：“我仅是为了友谊，毫无其他政治作用。”他说：“够了！谁能够原谅你、相信你？现在已错过了辩白的机会。我特地来通知你，希望你有个防备，不要以自己的性命作儿戏。”说完，他望着我叹了一口气，又匆匆地走了。

朋友说的话是不错的，当民国二十一年汪氏从海外回国，我以记者职务关系，到意国邮船“康脱罗素”号访问的时侯，我又遇到了随汪氏回来的曾仲鸣。民十六汪氏住在上海善钟路七十七号，我与仲鸣相处得很好，几乎是朝夕相见的人，在那时，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自从他随汪去国，已几年不见，这一天在甲板上见到我，他为我介绍一位我所没有见过的人，那是林柏生。他说柏生奉汪先生之命，来沪创办中华日报，他是广东人，对上海情形不熟，希望我给以协助。此后，在中华日报创刊前后，柏生经常为了报务与我联络，我尽我所知道的告诉他，尽我所能做的帮忙他，我之如此，纯粹为了仲鸣的嘱托。我既没有参加汪系的政治组织，也没有受过中华日报的酬劳，事实上我仅是中华日报的一名技术顾问。

到了民国二十六年淞沪抗战，国军后撤，中华日报停刊了，柏生也回到香港。在他离沪的前夕，他到我家里来向我辞行：他说中华日报只有经理叶雪松等寥寥数人留守，他再三托我就近予以照顾。中华日报的经济一向不太好，到二十八年的春天，已经积欠了房租七八个月，业主起诉的结果，判令迁移，并将中华日报自置的德国高速度“伏美”牌轮转机拍卖抵偿。到那时，雪松才来找我。打官司既是我的职业，我就为他提起了执行异议之诉，以机器为蔚蓝书店所有为理由，反对以之拍卖抵偿中华日报的欠租。异议之诉终于获得了胜诉的判决，房屋与机器，也幸而得以保全。

直至民国二十八年的夏季，林柏生电叶雪松将中华日报复刊，以响应汪氏的和平主张。雪松又来找我，要我帮他做两件事：代请几位有经验的编辑，以及疏通望平街报贩发行复刊后的中华日报。一向没有政治头脑的我，自然没有考虑到政治上的问题，仅仅想到了应该为朋友解决困难，我就毫不迟疑地答应了，而且也如他所愿的替他办到了，料不到竟因此而可能召来杀身之祸。

那天听到朋友的警告，我自己悔恨天真与卤莽，没有人相信我除了友谊以外，的确毫无其他作用，同时也没有地方可以听取我的辩白。外面风声一天紧似一天，若干报纸上还隐约登出了我是中华日报的总编辑。在我住所的四周，也不时发现有形迹可疑的人在徘徊，而同业中如申报的钱华等，已被人暗杀身死。无可否认，我内心有些惶惧，我自己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做。我也得承认，佛海的谈话，给了我相当的影响力，正当我彷徨中，离开与佛海的那次谈话，已有一个月的时间，他等不及我的答覆，又来信约我见面。那时，他已从虹口搬到愚园路一一三六弄五十九号居住。我立刻回信约定日期，事实上，在与他见面以前，形势逼上梁山，我已决定参加这一幕历史性的时代悲剧。

一一、上海愚园路一一三六弄

第二次与佛海见面，因为他先听到我答应参加，谈话就显得轻松得多。我并不讳言我所以愿意参加的原因，我承认受到了他上次谈话的影响，而朋友所告诉我潜伏在我四周的生命危机，是促成我立刻作一个决定的主因。我向佛海声明了两点：我的参加，与其说是为了政治，不如说是为了友谊。以佛海豪爽坦白的性格，我相信他不可能绘影绘声地捏造出许多史实，他也不需要浪费许多时间来欺骗像我那样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所以我希望能多做一些为他分劳的事，尽量不给我担任实际的职务。叶如音与罗君强曾告诉我，正在筹备一张报纸，假如建立政权实现的话，就将在新政权登场的一天，在南京出版，以代替“维新政府”所办的“南京新报”。那天我说明我对报纸的厌倦，不愿再投身在最易招惹是非的场合。并且我强调对于与日人合作一点，毫无信心，自己的立场就有些暧昧，也决不可能办出一张符合他希望的报纸。

佛海完全接受了我的要求，在我谈话的时侯，不住的点头。等我一切都讲完了，佛海即表示，办报的事已有君强与如音在负责，不必再强我所难。但他很关心我的安全问题，他劝我立即停止律师职务，暂时离开家到别处去住几天，现在他住处的隔壁一所房屋，目前还空关着。罗君强由渝追踪来沪以后，仍寄寓在吕班路的吕班公寓中，也不是长久之计。他预备立刻饬人装修布置，一星期后可与君强一同迁入，作为我与他共同的住所。如此安全上可以得到保障，而与他之间的联络，也可得到便利。就这样，我后半生的悲剧命运就这样完全决定了。我也于一星期后，抛弃了原有温暖的家，放弃了固有平稳的职业，携了一肩行李，迁住到那边，开始为“和平运动”奔走。

有着两个租界的上海，本来已经是一个畸形的世界，而沪西愚园路、大西路，以至极司斐尔路一带，尤其是畸形世界中的畸形地区。在静安寺路以西，统称为越界筑路，道路的警权，属于公共租界，而路侧的房屋，则属于华界。汪精卫、周佛海等由僻远而且是日本军事地区的虹口搬到愚园路，目的就是得到畸形上的一切便利。他们形式上脱离了日人的控制，用自己的警卫力量来保护自己；向正金银行提取被冻结的关余，作为活动经费，分配职务，展开筹备工作。这是汪政权在上海所建立的最初雏型。

汪氏夫妇所居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口的一所大宅，原是前交通部长王伯群的私邸，当王氏出任上海大夏大学校长时，与该校的校花保志宁由师生恋爱而结婚，于是鸠工兴建此美轮美奂的大厦，作为藏娇的金屋。国军西撤以后，一直空关着，在汪氏迁入以前，更在花园四周装置了瞭望亭，墙垣上加筑了铁丝网，利用为在沪发纵指挥与安身立命之处。

一一三六弄是一条长长的里弄，只有一个面向愚园路的出口，很幽静，也很隐僻，弄内另有十余宅独立的小花园洋房，事前，把原有的居户全部迁走了。就由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陈春圃、罗君强等一批人分宅而居，有百来名武装警卫，严密地日夜保护着，没有所发的临时证件，或者预先通知的特定宾客，完全无法进入弄内。当时参加新政权筹备工作比较重要的人物，只有极少数不住在里面，除了岑德广、林柏生等以外，就是陶希圣与高宗武。

一切筹建政权的工作，也在那里开始展开了，除了汪自己主持“大计”而外，那时陈公博还没有到上海，财政与对日交涉的重责，都落到了佛海的肩上。大致上职务的分配是：褚民谊与陈春圃分任“中央党部”正副秘书长，梅思平、朱朴任组织；陶希圣、林柏生任宣传。除了上述诸人外，由香港去的有李圣五、陈君慧、樊仲云等，代表国社党的有诸青来、陆鼎揆等，代表青年党的有赵毓松等，军人有刘郁芬、鲍文樾、杨毓珣、叶蓬等，无党无派的有赵正平、傅式说等。而以原上海市党部的旧人参加的为最多，有蔡洪田、汪曼云、顾继武、凌宪文、黄香谷等。

一一三六弄里，不时有你所梦想不到的人物进出，他们是来讲价，来当面歌颂汪氏的“远见与毅力”，以及明白表示他们所希望将来在新政权中的地位。有的在汪政权成立以后跃居了高位；有的因为斟盘不成而未曾实现。几乎那时间废在上海各朝各代的过去文武大员，自北洋政府一直到国民政府的人，都直接间接有过接触。甚至遥远的重庆与香港，也有不断的鱼雁往来，我不想在这里指出谁曾想附为汪周等的知己，以及谁曾经对于汪政权表示同情与希冀。假使这真是一出历史上丑恶的活剧的话，那末那时的人心，是太值得慨叹了！

一二、七十六号中的丁李搭档

从正金银行提来整箱交通银行发行的十元新钞，是有它无比的力量，“和平运动”的潜势力，立时在上海社会上发生了巨大的作用。每一家报馆中，不问是商办的或官办的，都已有了汪方的地下份子潜伏着，报馆中的动态，重庆来的指示，每一个人的言论，每天都有详尽的报告。若干报纸在消极态度中逐渐转变，对汪方减轻了抨击的成份。甚至帮会方面也发生了关系，青帮如张啸林、季云卿、张德钦等；洪帮如徐朗西等，每个月都送去一笔可观的数目。公共租界与法租界政治部的主要人员，也先后有了默契，避免了无数工作上的困难。上海社会之间，有人竟然偷偷摸摸地钻寻门路，有人竟然洋洋得意地告诉别人将不日飞升。任何一个政权的创建，定然会有大批攀龙附凤的人。汪政权在未成立之前，已经有了一个在沦陷区中的有利环境，以及足够的经济力，这种现象，应该也同样不足为奇。

但是汪方最重要人物所聚居的一一三六弄，知道的人反而并不普遍，“七十六号”才是被认为汪方最重要的所在。一直到战后，还有人提起了“七十六号”而为之谈虎色变的，而且在若干书报上，还有要证明其为魔窟而作了完全不实的记载。

所谓“七十六号”，就是沪西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我已在前面说过，这原是前山东省政府主席陈调元的一所别墅，与一一三六弄同样处于畸形的越界筑路上。主持的人物是丁默邨与李士群，正式的名称为“中国国民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周佛海是特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而实际的权力则操诸丁李两人之手。“七十六号”虽然地方很大，但房屋却并不太多，于是像一一三六弄一样，把毗连的一条名叫“华村”的弄堂，划入了“七十六号”范围之内，把原有的住户迫走，让许多参加人员迁入居住。

这一个特务组织的形成，事实上还远在汪氏等抵沪以前。李士群是浙江人，本为一个留俄学生，而且是一个共产党员。在清党期内，曾经有过七次入狱的纪录，反正以后，隶属于“中统”担任一个中级干部。在一次因违反纪律而将遭到严重处分的时侯，竟然给他逃到了香港，并且很快与日本的特务头子土肥原发生了关系。随后由土肥原派他到上海做情报工作。就在国军撤退后梁鸿志等所组织的“维新政府”时代，他早已在沪西亿庭盘路诸安滨十号建立起特务机构，不时往返于港沪之间。他年轻有活力，那时还不过卅一二岁，而且受过苏俄的特务训练，他对工作表演得很好，颇得土肥原的信任，同时也引起了重庆的注意。

民国二十八年的春季，中统的第二处处长丁默邨奉命来港，目的要把李士群劝回去。丁在中统中是李的上司，两人间过去的感情还不坏，满拟以私人的情谊，阻止李士群为敌人所利用。当默邨抵港以后，士群却又已去了上海，默邨摸索不到士群在港的线索，而那时周佛海还留在香港，周是CC十个最高干部之一，这一点默邨是清楚的。他在无法覆命的尴尬局面之下，他想到去问一下周，而又不知周的地址，他到香港荷李活道四十九号南华日报去访林柏生，而刚巧柏生被狙击后正在疗养时期，于是由该报经理颜加保代见后，丁留了一封信给佛海。结果在两人会面几度晤谈以后，丁反而放弃了原来劝李回渝的任务，随周赴沪，而且负起汪方特工的大任。他将士群的原有组织改组，由他出任主任，而以士群为副，地点也从亿庭盘路诸安滨十号迁至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性质也从秘密一变而为公开。

“七十六号”是一个庞大的组织，丁李又是特工中的老手，他们搜尽了三山五岳的人物，弓上弦、刀出鞘，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六年中在上海制造出不少令人震栗的血腥事件，假如汪政权六年中的措施，最值得令人诟责的话，“七十六号”的所作所为，至少应该负起很大的责任。

“七十六号”除了丁李而外，有主任秘书黄敬斋，办公厅主任傅也文，其下的所谓行动大队，有投顺的军统大将林之江、王天木、陈恭澍、万里浪，中统的胡均鹤等；有原来公共租界的特别警察潘达、戴昌龄等；也有帮会中人的夏仲明、杨杰、吴四宝等。

特别是吴四宝，更为沪人所切齿、他原是一个黑社会中的流氓，一个汽车司机，识不了斗大几个字，但是有魁伟的身体，体重最少在一百五十磅以上。他是江苏南通人，却像是燕赵间的产物，他生成粗卤野蛮的性格，但知道怎样对上司恭顺，只要能博得他上司的欢心，他毫不考虑，毫不迟疑去执行，别的行动大队所不肯做或不敢做的事，他奋勇当先，做得澈底，做得干净。什么江苏农民银行职工宿舍的集体枪杀事件，中国银行的定时炸弹惨案，都是他的“杰作”。凡是给“七十六号”所拘捕的人，只要撞在他手里，没有问一句话，先给他一顿皮鞭打得血淋淋的下马威。他的妻子佘爱珍，倒是在启秀女校受过中等教育的人，但她也相夫“有道”，能够亲自审讯女犯人，也能够携了枪械出去行动，当时人们对“七十六号”的畏惧，并不下于日本的宪兵队。他的参加七十六号，因为他与李士群都是拜青帮季云卿为老头子的同参弟兄。

一三、在沪积极展开政治活动

汪氏在上海那一段时期，尽管对外标榜的是和平运动，但敏感的上海人，都明白将是在沦陷区建立政权的前奏。丁默邨与李士群所主持的“七十六号”，虽然是一个特工机构，但开始所吸收的各阶层人物，却并不限于从事特务工作的人员。“七十六号”除了担负特务工作以外，也成为对外最活动的公开机构。许多不甘寂寞而希冀得道飞升的人，都在辗转设法，钻头觅缝地寻觅门路。一向冷落的极司斐尔路，顿时显得热闹起来。平时高喊抗战到底的人，有时出乎你意料之外，会在“七十六号”的会客室中出现。租界以内的渝方报纸，逐渐展开了猛烈的抨击，但若干编辑与记者，却又于暗中取得了默契。汪方的中华日报，也已经恢复出版，由梅思平等轮流主持着社论。在特工战之前，当二十八年的秋季，首先展开的是与重庆方面的言论战。

汪氏除了较有份量的人物予以接见而外，那时他本人很少直接出面，一切对日本的交涉责任，都由周佛海负责。每周仅有一两次在汪氏的寓所中召集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林柏生、李圣五、陈春圃等举行干部会议。以后与日方正式接触之后，问题就显得渐趋复杂，“政府”的组织、名称、权限、国旗，以至对于“维新”与“临时”南北两政权的处置等等，与日本之间，都有着很大的距离。代表军部的犬养健，不断奔走于影佐与周佛海之间。而汪周等所希望的“全面和平”，同时也仍在暗中进行。

周佛海曾经派遣张彬人（即影星葛兰之父）赴日试探日政府的意见。留港与重庆有关系的人士，也不断有信使往还，传达消息。但这一切都成为徒劳之举。首先，重庆对汪予以永远开除党籍，及解除一切职务之处分。当是年（民国二十八年）六月，汪氏赴日与日首相平沼会见以后，中枢更对其明令通缉。之后，又通缉了陈璧君、周佛海、褚民谊三人。至八月间，又有梅思平、林柏生、丁默邨、罗君强、金雄白等二十三人被明令通缉，处处显出双方已无妥协余地。抗战期中不幸的内部分裂，至此到了无可弥缝的状态。

筹组政权工作与对日交涉对渝谈和同样地在积极进行，汪系的亲信人物，陆续由港粤行抵上海。周佛海已确定了将在新政权中担任仅次于汪的重要角色，他更亟亟于在沪搜罗人才，因此，设立了类似汉口时代他在宣传部长任内的艺文研究社组织，，暗中在威海卫路的太阳公寓内成立了机构，委派罗君强与我分任总干事与总秘书。直接投效或经人介绍的，经过填写一纸履历，即每月给以相当的津贴，留待政权成立时量才录用。短短数日之内，人数已超过五百以上，其间如陈之硕、易次乾等，以后都与汪政权相终始，也有填过履历，收过津贴而为了别的原因，中途变计的，如贾XX、潘XX等。过去在军政界有过地位的人，有的通过岑德广等的关系，而与周直接见面的。每当薄暮以后，常有知名的人物、偷偷摸摸地进入一一三六弄与周闭户倾谈。另外，傅式说在亚培尔路一号接待许多教授，学者与专家，刘星辰、阮毓麒、张素民、徐季敦等，数十人先后参加。上海立时成为双方作政治斗争最尖锐的地区。

是年八月下旬，我又突然收到了一封参加“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函。汪氏在创建政权以前，决先利用党的名义，作一次更广泛的宣传，也使新政权之建立，有所依据。这一次会议的召开，使人们知道这一幕历史性的戏剧，势将于不久揭开序幕。

当我收到这一纸通告之先，我觉得有一些惊异，因为，虽然从北伐抵达东南地区以后，我以职务上的关系，一直自动为国民党效力，但我始终并不是一个党员，这代表资格，来得未免有一些突兀，而在召开大会以前，我又忙着艺文社的事，也很少与佛海见面，故事前对此一无所知。直至收到通告以后，我去问他，他承认是由他保举我为江苏区代表，希望我能参加那一次的会议。

一四、登场第一声的六全大会

民国二十八年九月一日，汪氏所召集的“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五次大会系于二十七年四月，在武昌举行，即汪当选为副总裁之一次），在上海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举行。当我驱车到达那里的时候，公共租界携着长枪的巡捕以及印度籍的马巡，几乎立满了半条马路，形势显得十分紧张，“七十六号”的两扇大铁门，紧紧的关闭着，开着的只是一扇小门，让“代表”们进去。“七十六号”的武装人员，密密层层地布满着通道的两侧，虎视耽耽地注视每个人的行动。

一个招待员引导我到代表报到处，我发觉了以一个不是国民党员的我，而竟然具有两个地区的“代表身份”，因为林柏生也保举了我为广东区的代表。我内心虽然感到一丝尴尬，终于签了一个名，完成了报到手续。广场上已聚集了不少“代表”，一簇一簇地在分别谈话，每一个人的进来都会引起彼此间的惊诧。这样多与汪系素无渊源的人参加了！这样多在今天以前还在激昂地高呼抗日的人改变了！上海社会上形形式式的份子，都成为“和平运动”的拥护者。我感到政治可怕的魅力，我又为热中的人发出了微喟！我无可奈何地与他们握手，彼此之间，似多少怀有些沉重的心境，心不在焉地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

时间到了，乐队奏起庄严的国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歌声，似乎特别嘹亮，一面青天白日旗冉冉升起，这是上海沦陷以后在中国土地第一次重新见到的国旗。我看到许多人在流泪、在饮泣，大家木然地站在那里，直到升旗礼完成，才鱼贯进入会场。

汪氏无疑是主席，他经过了冗长的一段演讲，当他讲到国势的阽危，以及未来任务的艰钜，在声音渐渐地抽咽中结束。接着是主席团宣布了近百名的“中央委员”，现在我已不能凭记忆指出正确的数字与列举全部的名单，我只记得旧中央委员，只有汪氏夫妇、陈公博、褚民谊、周佛海、克兴额（？）、何世桢（后来何世桢又声明否认了）等寥寥数人。大会再宣读了一纸长达万言的宣言，就匆匆地结束了那一次会议。

我不想再在这里引用宣言全文，因为汪氏对于悲观的抗战论调，已给历史全部否定了，汪氏所希望于日本军阀的诚意谋和，也于六年中的体验证明是错误了。但汪氏在抗战期中所提出的“和平反共建国”的论调，在那一纸宣言中，今天读来，觉得犹有余痛。这一个历史上的文献，我觉得还有摘录的价值：

“在此次战争中，……日本深切认识中国民族意识之盛，与建国信念之坚固而不可拔，虽抗战以来，中国丧师失地，然全国人民牺牲决心，久而弥厉，将士效命，前仆后继，合于正义之和平，一日不达，则抗战一日不懈。……所可痛心者，去岁四五月间，共产党人所秘密传授‘中共的策略路线’一书，已被发觉。其所谓‘一切以抗日为前提，在抗日口号掩护之下，进行阶级斗争，土地革命’，已定为信条。其见之于行事者：假藉抗战，以削弱国民政府之力量，使之继续不断，丧师失地，以促成其崩溃之势；假藉抗战，以实行民穷财尽政策，所至焚杀，使所谓中小资产阶级归于扫荡，且使大多数人皆成为无业游民，供其使用；假藉抗战，以实行愚民政策，剥夺所谓知识阶级之一切自由，使全国陷于精神破产，不识不知随而盲动；假藉抗战，以扩大边区政府之势力，谋于相当时机取国民政府而代之，夷中华民国永为苏联之附庸；假藉抗战，使中日兵连祸结，使苏联得安坐而乘其敝。凡此种种，无不根据已定之策略，为有系统的进行。……其在国民政府所在地，则隐身于拥蒋抗日口号之下，使人民为之侧目，将士为之离心，同志为之解体。……盖和平所以顺利建国之进行，反共则所以扫除建国之障碍。……”云云。

汪政权虽对国际情势因估计错误而覆亡，但对国内未来的发展，宣言中无不洞若观火，至著者执笔时为止，为期适为廿年，而国共的进退成败，无不一如这次大会宣言所指出，汪氏等其能瞑目于九原耶？

这次会议，是汪政权开场的第一声，自此以后，政权的建立，已势成骑虎，与重庆之间，壁垒更为分明，而汪方在上海的活动，也更为积极。但周佛海所负起与日方的交涉，很少有进步妥协的迹象，原定双十节“还都”南京的日期，不得不推延至翌年元旦，更自元旦推延至不可知之岁月。汪政权的最重大错误，虽然有近卫声明为其根据，但日本军部与日政府之间，先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种种因素，而与汪方直接联系的却是军部的特务机关，影佐祯昭主持着这一件事，而又无权作决定性之主张。影佐所提出的条件，竟然以“满洲国”的一切为蓝本，而汪方则以自主独立为原则，要恢复九一八以前的一切现状，谈判时断时续，始终未能取得结论。

一五、陈公博决心一死酬知己

汪政权除汪氏外，以陈公博、周佛海两人为两支最重要的台柱，两人同为出席中共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为中共元勋，而又是最早脱离共籍者。他们虽省籍不同（陈是广东而周为湖南），又同具豪爽勇毅的性格。对于汪政权的建立，一样怀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但两人对于汪政权之做法与看法，却有很大的歧异。

在抗战发动之前，陈周都是政府中的重要人物，陈氏不但是中央民训部长、实业部长，而且与顾孟余为汪氏左右的辅弼。周为代理宣传部长，而又兼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的要职，两人处于不同的派系，而对于抗战则具有同一的观点，认为以当时日本军阀的得寸进尺，咄咄逼人，最后的一战将迟早无可避免。但如立即抗战，当时剿共的工作，非但将功亏一篑，而由于中共与附共份子对于抗战的叫嚣，意味着共党的目的，不仅在藉抗战以图存，而是要借抗战求发展。同时，与日本军备的比较，一旦战端既起，国力悬殊，很难乐观。所以最早他们同样认为蒋氏所主张安内攘外的政策，不失为明智的决策。但陈周两人，论其当时之地位与环境，都还没有足以左右当局的力量。佛海最多在其“低调俱乐部”中唱其低调，而公博则连此种兴趣也没有。

陈公博自汪氏在中央党部遇刺以后，更有一个新的感觉，他认为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纠纷，将削弱党的力量，与召致党的解体。所以他希望从他本身起，不再搞派系。对于“改组派”，更希望从无形的存在，进而为无形的结束。但一切并不能如他的心愿，因西安事变而对于抗战政策的急转直下，因抗战而党的暗潮愈烈，虽然他仍在中枢服务，态度上已经显得很为消极。

抗战初期的淞沪撤退，德国大使陶德曼的出面调停，已启和谈之端。至首都沦陷，武汉危急，战局证明了抗战前途的黯淡，最高国防会议接受调停的决议，如前文所述，更可窥见当局对和战问题的态度。一直至退处重庆，高宗武的所以亟亟奉命试探日政府意见，当时的危疑震撼，也不可言知。汪氏对于抗战，自始就抱着悲观的看法，政府迁渝以后，军事的节节失败，缅滇公路的突被封锁，英美态度的暧昧，共党势力的膨胀，当前的种种事实，无时不在加深他主和的主张。但是很早便附和汪氏和运的，不是关系极深的陈公博，反而是向乏渊源的周佛海。

周于代理宣传部长任内，在汉口时代，已有“艺文研究社”之设立，为对外宣传抗战争取国际同情的机构，他与陶希圣分任总干事与总秘书。陶是老改组派，向得汪氏宠信，与周同事以后，朝夕相见，私谊日深，周与汪的发生关系，陶应该是在中间拉拢的主要人物。汪有和平的主张，而当时尚无和平的行动，正式向日本的试探，也显然出之陶与高宗武的主动与促成，但是陈公博那时方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远处成都，事实上对此是一无所知。

汪氏离渝的日期，为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汪与蒋氏最后之一面，则为民国二十七年十二月九日，而汪在河内发表艳电，为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蒋氏于九日拒绝了汪氏的和谈建议，他才决心离渝，在离渝之前一星期始去电召陈氏由成都回重庆。当时在汪的私邸谈话，在场的也只有汪氏夫妇与公博三人，汪氏告诉他关于国际形势的看法（参阅附录——汪致中常会最高国防会议书），战局前途的估计，与当局争议的经过，以及日本谈和的条件。以当时国内外的情势而论，陈氏虽同意汪氏的看法，但认为在对外抗战的时候，内部不宜分裂。为了国家，应该以最大的忍耐来说服当局，迟以有待，俾归于一致。陈氏曾经以爽直坦白的态度，反覆陈辞，而终未得汪氏的首肯。陈璧君当时以公博不同意汪氏的办法，竟至这样说：“你反对，那你做你的蒋介石的官去。”那一次的谈话，非但没有获得任何结果，反使陈氏感到很大的痛苦。

在公博回到成都以后不久，就接到了汪氏离渝赴越的消息，那时曾使他陷于非常焦苦的境地，他一度拟摆脱所有的职务，上峨嵋山去韬光养晦，但他与汪氏多年共同致力革命的关系，以及私人间深厚的情谊，他都觉得无法置身事外。考虑再三，乃借赴昆明演讲为题目，也由滇入越，在河内与汪氏会面。在他临行之前，曾留书给张群，表示他之赴越，目的在拉住汪氏不再有进一步的发展，请张岳军也劝阻蒋氏勿有过份的措施，以免双方各走极端。陈氏到河内以后，请汪氏珍惜其过去的历史，尽管他是实心为国，但谈和的结果未可知，日人的用心不可测，未来局势的变化不可料，国内别有用心之辈，正希望蒋汪之间有裂痕，而不知虚实的民众，对于和谈也可能召致不谅的舆论。在民主国家中，提出国是主张，是光明磊落的事，无人可以疵议，但希望汪氏以从前和平运动为止，主张既已提出，只有静候国人的公决。汪氏也很以陈之意见为然，且表示已向中枢特派来越之谷正鼎要求政府发给护照，如主张不被接受，即随时准备出国。

公博也即转道来至香港，为暂居之计。到翌年（民国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河内突然发生了行刺汪寓事件。曾仲鸣因而殒命，不久，汪又离越赴沪，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等也由港追踪而去，陈公博知道事已决裂，汪政权之建立，亦将不可避免。二十八年的冬，公博赴沪力阻汪氏组府，至于声泪俱下，而未为所动，又黯然返港。翌年初，高陶携走了汪与日方交涉的日本所提条件草案，离沪来港发表。

公博是一向很重情感的人，深以高陶由和运之主动者忽变而为和运之破坏者，已使他感到愤怒，且此举将陷汪氏于狼狈之境，他深觉义难袖手，因立即买棹赴沪。抵沪之后，默察当时的形势，知已骑虎难下，口头的劝阻已对事实无补，他凄然对汪氏道：“九一八事变后，你以跳火坑的精神，回国供职，现在抗战到了艰险关头，你又以跳火坑精神想旋乾转坤。你既决定牺牲一己，我只有为你分忧分劳。”这样，公博就参加了汪政权，一直到他的死，他临难前向陈璧君诀别时有一句话：“我此去有面目见汪先生于地下了！”这是公博参加汪政权的全部心境。

一六、汪日对全面和平之幻想

汪方于民国二十八年九月所举行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不啻是建立政权的先声，也是政权最初的雏型。汪的旧日亲信人员，以形格势禁，大多数留渝不及同来，即左右的两大将，顾孟余既拒绝参加，陈公博虽一度到沪，又重去香港。其最亲信的曾仲鸣，复在河内刺汪一役中误中殒命。褚民谊虽与汪有姻娅之谊，则亲而不信。所以一切对日的交涉，对内筹备的责任，都由周佛海担当，而以陶希圣与梅思平两人为之辅。每周在汪之私邸，举行一次干部会议，以决定进行方针。

“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首先成立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因陋就简，办公地点，就在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内的各人寓所，组织亦不完备。仅有秘书厅，及组织、宣传、社会三部，加上财务、特务两委员会。就我记忆所及，人事支配，约如下述：

秘书长：褚民谊，副：陈春圃、罗君强。

组织部：梅思平，副：朱朴。

宣传部：陶希圣，副：林柏生。

社会部：丁默邨，副：汪曼云、顾继武。

周佛海则身兼财务、特务两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汪等于这一段时间内所以不汲汲于所谓“组府还都”，虽然为与日方正积极交涉，以期取得更有利之条件。而最大症结，还是为了贯澈离渝时的最初目的，期待全面和平。汪周等抱着一项决意，如果重庆愿与日本谈和，汪即放弃“组府”计划。

至对重庆的全面工作，系分三方面进行：

（一）、由华北的多田与王克敏，通过当时留平的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胜利后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于其赴渝时，请其晤蒋先生直接谈商。民国二十九年二月，司徒雷登曾由平到沪，周佛海亦曾与之晤见，据周之二月二十四日日记云：“晚晤司徒雷登，托其赴渝谒蒋先生时，表示政府即组织，但决不为东京重庆间讲和之障碍，并劝蒋先生勿因日本困难，过于轻敌；勿因个人恩怨，决定大计。并表示余只为和平，当牺牲一切”云云。

（二）、由周派段运凯数次赴港（按段运凯为段祺瑞之侄，人称为段老二，生前颇得段芝泉之宠爱，与渝方当局人物颇多熟识。段在汪政权中，始终未担任正式职务，仅三十四年中交两行复业，小四行改组，由周派段运凯、萧乃震（即童星萧芳芳之父）暨著者三人出任中国实业银行官方常务董事）与钱永铭、杜月笙接洽，转向重庆谈商。周所提出之意见，“汪之组‘府’，如和谈实现，立即停止，即使因不及等待而组织在先，但中国仍不能不谋统一。可由蒋先生停战，由汪先生议和，佛海负责要求日本打销蒋氏必须下野之议；短时期内，国府迁回南京，军委会仍在重庆”。必要时并请段赴渝传达此意。

（三）、由日本军部直接寻觅通向重庆的门路，谈商全面和平。负责此项谈判的，是今井武夫（后任日本驻华派遣军总部的第二科科长，即胜利后首先赴芷江接洽投降手续者）及参谋本部之第八课课长臼井大佐，在港与自称宋子良者会见。汪政权于二十九年三月三十日成立，而迟至三月十九日，日方还由犬养健正式通知周佛海，谓今井与臼井在港商谈，已有眉目，停战可于一周内实现。所以当时他曾主张汪政权有再延期成立的拟议。

关于上述的三项全面和平谈判，其实都是出于汪方与日方的片面幻想，尤其今井等在港与自称宋子良的接洽，更是一幕滑稽的插曲。记得一天于闲谈中佛海突然提起了日方进行的所谓和谈。周谓当今井等在港与自称宋子良的人密谈之际，日人在门外从钥匙眼中偷偷地摄到了一张照片，曾将相片携沪给他看，周一看照片中人，决非宋子良，而日人却坚信其决非冒充，周最后尚指日人之低能与幼稚，为之叹息。

以周的推测，认为系重庆特工人员向日方取得直接情报的一种手段。周并谓即使真是宋子良，要谈如此重大的问题，份量也嫌不够。但是不问是司徒雷登、段运凯，或今井，结果都成为一场梦想，而周所派的代表，也不仅段运凯一人，如王宏实，如陈警洲，甚至还有些人利用周之心理，设辞以骗取一笔旅费的。汪方虽用尽了种种力量，结果战争仍然进行，汪政权也终于出现，在对外战争中，国家终于分裂，这真是近代史中一件最不幸的大事！

一七、高宗武陶希圣何事叛汪

在汪政权建立以前，发生了轰动一时的高（宗武）陶（希圣）出走事件，给汪氏以一个沉重的打击。陶是改组派的老人，而且汪向予以腹心之寄。抵沪以后，汪因嫡系人物，都不在左右，对之更加倚畀。高则于汪兼外长任内，为亚洲司司长，向以日本通见称。近卫三原则，即由高自渝经港，再亲往日本取回。汪之决心谈和，以及决心离渝，高陶两人，事前均曾向汪极力怂恿，高陶可说是汪政权之原动力，而结果在汪骑虎难下之时竟叛汪而去，所以周佛海曾因此表示极大之愤慨，詈之为阴险，称之为人心难测。

陈公博周佛海两人，离渝以后，仅提出和战意见之不同，而对蒋氏个人，则从无一语之攻击。在周所公开发表的文件中，且始终称蒋先生而不名，即在私室谈话，亦满口蒋先生，对日人亦且毫不避忌。但高陶对蒋的态度，比陈、周反要激烈得多。那时高是帮助周作对日交涉。陶希圣担任“中宣部长”后，登场伊始，即积极对蒋先生攻击，据本港创恳社印行之“周佛海日记”中所发表陶手订之宣传大纲，一开头即这样写：“蒋以国殉共，以党殉人，挟持军民，诬主和者为汉奸，以暴力相摧残”云云。他两人对“和平运动”的热心，最初表演得却比其他任何人都更要精采万倍。｜

汪等于民国二十八年底以前，经不断与日方接触后，开始与日方正式谈判所谓“调整中日邦交条件”，地点就在上海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六十号，即我与罗君强的寓所所在。当时双方出席代表，日方为影佐、犬养健，其余似为晴气、谷荻。而汪方初为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及高宗武四人，高陶在当时所处地位之重要，于此可见（高陶出走后，改由林柏生与周隆庠代之），会谈一开始，先由日方以油印的具体条件，向汪方提出，等待汪方逐条研究后，再提对案，举行正式谈判。高陶携港后，在各报发表的，即为此项日方最初所提出的草案，虽然仅是草案，但以日本条件之苛刻，颇使全国震动，而予汪方以最严重之打击。

说到日方片面所提出的所谓“调整中日邦交基本条件”草案，事实上并不是一件什么奇货。因为会谈的会场，就是我住居地方的一间大会客室，一切会场布置等等，都由我指挥部署。当第一天开会之先，我还进去照了一张相，这是仅有的一张历史性的留影，一向什袭珍藏。这次离沪南下，深恐贻累家人，忍痛毁去。

当时会议一开始，影佐即以事前油印好的草案一大叠，在会场分发，非但正式参加者之高陶，自然应得一份，即散会以后，多余的仍留置在会谈桌上，并未携去。因为日方明知这不过是一张估价单，凭天索价，汪方势必着地还钱，内心上就对之并不重视。又因会场与后面的小会客室，仅有一重丝绒的门帘为隔，声浪可以清楚的传入，我在小会客室中静听，佛海首先大声表示日方条件如此苛刻，则一切将无从谈起。影佐的答覆则是汪方可以另提对案。中间又夹杂了犬养健调停的话，第一天的会谈，就匆匆散会。不料高陶竟挟之以为邀功之具，港渝亦且视为瑰宝，可哂也！

如前文所述，高陶抵沪以后，始终不肯住于保护周密之一一三六弄。那时上海暗杀案件，已层见叠出，汪周等很以他们的安全为虑，屡屡劝其迁入，高陶则一味托词延宕，重庆特工人员之得以达成目的，汪方于出走前的绝未发觉，此为最大之原因。因为高陶事前表演得既积极而又出色，又加上与汪之私人关系，所以从无人对之发生怀疑。但可以断言高陶之出走，绝非简单的所谓“深明大义，幡然变计”。以高陶的对于和运，均以劳苦功高之开国元勋自命，对权位志不在小，那时对日的谈判虽方在开始，但政权成立后之重要人事，已拟有一个大概的轮廓。汪所内定的，是政权成立以后，陶除“中宣部”外，兼任政府方面的“宣传部长”，而陶则不愿任空洞的“宣传部”，志在取得“实业部”。但实业部汪曾面许由梅思平担任，已无可变更。至高宗武汪认为其资历不够，只能任“外交部次长”，高则以为近卫三原则且由其一手取来，且以后汪政权之外交对象，也不过着重在日本，外长一席，自非其莫属。但两人心中虽不满意，而又不敢与汪面争。“壮志”难酬，渝方特工人员乃得乘其觖望之际，一经诱劝，自然很容易取得成功。

事前，周佛海对他们的不满情绪，也有些发觉，所以曾一再以温言相慰，但空言无补，终无法挽回叛离之决心。高陶之出走日期，大约为民国二十九年一月三日或四日，由沪秘密搭轮来港，而汪直至五日才知道这一个消息。当高陶行前之两三日，高尚与周佛海作一度密谈，周一月一日日记云：“宗武来谈，两人相约以国家为前提，个人成败，不应计及，中央政府（按指汪政权）必须成立，重庆必须设法打通，两人分工合作，异途同归，总以全国停战和平为目标，努力前进。两人发誓各自努力，各自谅解。”云云。高陶的手段，真无愧于为一翻云覆雨的能手！

可以断言高陶的决心离沪，已有相当时日，其所以迟迟不走，必以出走的条件未曾成熟，即可以作为反正之鸷礼尚不够郑重，故俟日方提出之条件一经取到，立即仓皇登程。

事前尚有一段小事，应加追述的，周佛海一到上海，立即筹备拟于汪政权成立之日，在南京创刊一张日报，当时系由罗君强与叶如音积极进行（即后来之“中报”），陶希圣为“中宣部长”后，一再与君强商酌，欲改为“中央日报”，置于“中宣部”管辖之下，君强坚拒，至起龃龉。在高陶临走前数日，君强且抵书陶希圣痛骂之。陶极气愤，曾以君强之原函哭诉于汪。故当高陶离沪后，于一月八日举行扩大干部会议时，汪犹对陶多方袒护，而陈璧君则明白说：陶之去，实为罗君强所迫成。罗为周之亲信，当场曾予周以很大的难堪。

陈公博于汪抵港之后，虽于二十八年底曾一度秘密到沪，但其目的是在阻汪悬崖勒马，停止组“府”，以免使国家陷于分裂。汪虽颇为所动，但已骑虎难下，公博留数日，又匆匆返港，自陶希圣之不告而别，周梅均非汪之嫡系，辅弼无人，颇感惶虑，陈璧君乃亲自去港，责陈以友朋之义。公博为性情中人，踌躇再四，卒恐汪之陷于孤立，毅然偕陈璧君赴沪，结果终以身殉。假如陶不走，陈亦决不参加。陶及今清夜扪心，对公博其亦有我不杀伯仁之感耶？

一八、公馆派与CC间的暗潮

天下的是是非非，正是难说！有时至盖棺而仍不能下一定论，千古亦安从得一完人？有人以一瑜而掩百瑕；也有人以小疵而没大醇。汪氏最初以对于国际情势以及抗战局势判断之错误，尤深惧中共之坐大，继之以重庆当局处置之不当，又加以日本特务机构之从中煽诱，遂使国家对外作战之时，陷于分崩离析之局，渐至政权对峙，同室操戈，暗杀盛行，多人殒命。汪政权之不为国人所谅，至抗战之终于获得最后胜利，成王败寇，已属百喙莫辞。汪政权首要诸人，无可否认其中不免杂有权位之欲与意气之争，但也不应完全抹煞其家国之痛与禾黍之思。而在政权建立之前，即不能以孤臣孽子之心，同心同德，覆巢之下，暗中居然已酝酿起派系纠纷。

罗君强有过这样一句话：“只要有三个中国人在一起，一定分成两派。”而汪政权中，也的确明争暗斗，各自为政，仍然是一个党外有党，党内有派的传统现象。

第一：重庆的宣传是成功的，到今天，有人一提到汉奸政权，大家明白就是指的“汪政府”。但是汪政权中人，对“维新政府”诸人，普遍还存在着羞与为伍的心理，以为我们是有所为而来，而你们是徒为一己之利禄，甘作日敌之鹰犬。所以，当汪氏在沪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前夕，许多国民党的老党员，声泪俱下的向周佛海提出了两个要求：（一）、“维新政府”中人，不许当选为“中央委员”；（二）、曾经参加过“维新政府”的国民党党员，即不得充任为“代表大会”的“代表”。

周佛海以形格势禁，谓维新政府既向在日人卵翼之下，我们今天表面上要与日人合作，如其连形式上也将维新中人摒弃于新政权之外，则今后一切，势将无从谈起。故力劝大家要隐忍，要退让，结果成为一场不愉快而无结果的争论。当时即有人凄然地说道：“与变相的‘维持会’同流合污，将何以自解于国人？岂非‘维新政府’是前汉，而我们竟成为后汉？”终“汪政府”之局，梁鸿志虽任“监察院长”，而诗酒自娱，甘于伴食。任“司法院长”的温宗尧，早已老朽昏庸，尸素其位。此外在“汪政府”中仍在活跃的人如任援道、陈群、邓祖禹之流，虽其后贵为“部长”、为“省长”，陈周诸人，或虚与委蛇，仍随时提防，目的求其不从中向日人作梗，而心理上则始终存有“非我族类”之感。

就是“汪政府”的从龙诸人中，所谓公馆派与CC之间，也复壁垒森严，暗潮迭起。汪氏离渝赴沪，其旧日干部，都未同来，参加“汪政府”的亦仅寥寥数人，所谓公馆派，是指林柏生、陈春圃、褚民谊、陈耀祖、周隆庠、陈君慧诸人而言。事实上的所谓公馆派，仅基于历史上的渊源，而是一种心理上的形成。其中大部份在行动上并无表露，比较突出的是林柏生，与周佛海之间，也不时发生一些小磨擦。

就以我为例，像本文前面所述，我与柏生有过一段相当密切的友谊，上海中华日报的创刊，我曾经尽过力，抗战期中国军撤退后休刊期间，因欠租涉讼，法院已命令拍卖执行，我又曾经保全适该报的房屋机器，迨汪氏之“和平运动”发轫，中华日报复刊，我又冒大不韪而助其实现。事实上柏生的对我也并不错，在“第六次代表大会”前，他并未徵求我的同意，由港来电，保举我为广东代表。自他抵沪以后，也有过好几次欢愉的晤谈，但以我允周在先，不便舍周而就林，因此，终以派系观念的作祟，其后数年之中，我与柏生始终弄得格格不入。

当佛海邀我参加之始，我就强调不再担任有关报纸方面的工作。但不幸得很，在港时即与佛海谈定，“汪政权”出现之日，同时在南京创刊一张新报纸问世的叶如音，当佛海到沪以后，如音也追踪而来，与罗君强共同负起筹备的责任，时法币犹未贬值，如音先后领到了约十万元的钜款，一事未办，却不辞而别。这事使佛海弄得万分狼狈，因为办报的经费，是公款而并非出于佛海的私囊，开头第一件事，就使他无法向汪氏交代，所以一时情感很冲动，意欲得如音而甘心，我力为缓颊，佛海就提出了由我续办为条件。事实上佛海的左右，的确也没有对报纸略有经验的人，在此情势之下，我只有违背我最初的本愿而勉为其难，这就是其后在南京发行的“中报”。

报纸真是一件最容易招惹是非的东西，中报还在筹备期中，即已发生了无数的麻烦，起初陶希圣要求罗君强把他改为“中央日报”，经君强坚拒之后，且贻书诟责，曾成为一轩然大波。陶希圣出走之后，林柏生继陶为“中宣部长”，又向我重申前议，希望改组之后，由我出任“中央日报”社长，我转商之于佛海，佛海倒并无一定成见，“三个人就成两派”的罗君强，却力持反对，以为我们辛苦经营，何苦让柏生坐享其成。当我向柏生婉言答覆的时候，他非但对佛海显出有了芥蒂，连对我也表示了从未有过的冷漠。

在汪政权“还都”的前夕，正在安排各“院”“部”的人事时，一天佛海忽然问我：“你希望担任什么职务？”我当时说：“我愿意以友谊帮忙，我过去一向从事于自由职业，闲散已惯，不希望因有职务而受到拘束。”佛海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没有名义，也就不能做事。我的意思，你最好担任宣传部次长，兼中央通讯社社长，再兼中报的副社长（社长由罗君强担任），较为合适。况且你与柏生为老友，他既希望过你帮他忙，更是一举两得，你先去与他商定了我再报告汪先生。”当我衔命去会晤柏生，道达来意之后，不料柏生竟尔率直拒绝，他说：“宣传部次长人选已决定，为了国际宣传，将由汤良礼（现在印尼侨居）任政次，‘维新政府’的‘新闻局局长’孔宪铿，由日人推荐为常次，无法拒绝，人事已定。政府一切都由周先生主持，难道他竟然能不安插像你这样的一个人？”我碰了一鼻子的灰回去，佛海听见了又是一度冲动。

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五日，佛海的日记中有一段云：“旋谒汪先生及夫人，谈一般问题，切陈不可有小组织，以召内部分裂。并坦白直陈林柏生组织小团体，排斥异己为不当。”云云，计其日期，大约即为此事而发。终汪政府之局，公馆派与CC之间，明争暗斗，相处从未融洽。

幸而汪氏对周，真能推心置腹，视同股肱，周也能任劳任怨，始终对汪无异志。公博既以与汪氏的私谊而来，对汪政权也一直采取消极态度，在名义上是陈高于周（汪政权建立以后，陈初任立法院长兼上海市长，周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在实权上，则周重于陈。外交、财政、金融，以至军事、特务，无不丛集于其一人之身。直至胜利为止，两人如水乳交融，相处无间。此则不能不说由于汪之优容，陈之气度，以及周之才能，始克相安于无事。

一九、周佛海左右之十人组织

佛海本为CC系最高干部之一，过去与汪系绝无渊源。在汪政权中，所谓公馆派者，对佛海也仍然以CC目之。周平时与梅思平、岑德广（字心叔，前清两广总督岑春煊之子）往返较密，过从几无虚日。当周来沪之始，同来者仅其旧部罗君强与其内弟杨惺华（两人迄今仍系沪提篮桥狱中，消息不明），一信而一亲。丁默邨与李士群两人，本为CC的中统旧人，亦被视为周系人物。但汪政权六年之中，梅思平一度曾拟离周而独树一帜，中间屡有不洽。丁李之间，丁之资历远过于李，而李与土肥原之关系，则较深于丁。当汪政权建立之前，丁李为争“警政部长”一席，势成水火，周初则袒丁，终以丁出任“社会部长”，由周自兼“警政部长”，争端始泯。以后周丁之间又不睦，而李忽有向周表示效忠之意，一度成为周左右红人，有驾君强而上之之概。迨周让以“警政部长”，又推荐为“江苏省长”，李渐有跋扈之状，甚且于李所主办之“国民新闻”上，对周公开攻击（周为该报董事长），使周难堪达于极点。以后李之为日人所毒毙，虽为罗君强与熊剑东合谋而成（经过详后），一切则靡不种因于此，而周李之间的感情，亦从此成凶终隙末之局。

周佛海对汪氏虽事之维谨，对于小团体亦屡以不得群众之利，反受群众之害为言。但过去于党同伐异中浸染已久，实亦未能超然于派系之外。尤其罗君强朝夕在旁絮聒，以为欲展其抱负，竟其事功，不能不有赤心辅佐者收指臂之效，一再进言，周卒为之意动。在民国二十八年九、十月间，君强曾就同左右较亲密者数十人，拟一名单，呈周核定十人，以拥周为目的，结为金兰之谊，俾成为周系之核心。拟于汪政权建立以后，分任为十部次长，俾周之耳目，得分布于各个部门。后来由周圈定易次乾（后任中央储备银行发行局长，旋病殁）、耿嘉基（三十三年以受日人迫害，愤而自杀）、罗君强、汪曼云（后任农矿部暨司法行政部等次长，现为中共拘押）、蔡洪田（后任江苏民政厅长，现在港）、章正范（后任浙江省政府委员，中共南下，被枪杀于杭州）、周乐山（后任安徽明光区专员，为罗君强所逼，在狱中仰毒自尽）、张仲寰（后任江苏教育厅长，现在海外）、戴策（后任中央党部副秘书长，现留大陆）、金雄白（后任中央委员、宪政实施委员会委员、中政会法制专门会副主任委员等职，现留港），其后，十人出任十部次长之计划终未实现。

佛海亦深以构成份子，份量不够，于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下旬，重加改组，其新组织之名单如下：李士群（后任警政部长、江苏省长等职，三十三年为日人毒死）、罗君强（后任司法行政部长、安徽省长、上海市政府秘书长等职，现系沪狱）、汪曼云、蔡洪田、戴英夫（后任教育部次长、上海市教育局长等职，现在沪）、金雄白、周学昌（后任南京市长）、沈尔乔（后任浙江民政厅长、代理省长等职，现在沪）、朱朴（后任交通部次长，现在港）、王敏中（后任教育部内政部次长、江苏财政厅长等职，现在港），而以梅思平为顾问。其中李士群、罗君强、汪曼云、蔡洪田、金雄白、周学昌、朱朴为与周之直接关系。王敏中、沈尔乔由梅思平所推荐。时周丁之间已失和，戴英夫被利用为刺探丁方之消息者。仪式系在七十六号举行，备极隆重，即周佛海日记中十二月二十三日记云：“晚，赴七十六号，约集士群、君强、曼云、洪田、英夫、雄白、学昌、尔乔、朴之、敏中十人作恳切之谈话，勉以顾全大体，以事业为重”云云。即指此结盟之一幕也。

二〇、郑苹如谋刺丁默邨颠末

在汪政权中，太多醇酒妇人之道，而“七十六号”的特工首领丁默邨，尤其是一个色中饿鬼，他虽然支离病骨，弱不禁风，肺病早已到了第三期，但壮阳药仍然是他为纵欲而不离身的法宝，他当年与女伶童芷苓的缱绻，早成公开秘密，而郑苹如的间谍案，更是遐迩喧传。海外书报中曾有不少记述此案的经过，可惜有些是语焉不详，而有些则与事实相去太远。

郑苹如是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首席检察官郑钺之女，生母是日本人，她在上海法国学校读书，家住法租界法国花园附近的吕班路万宜坊。万宜坊中有着上百家人家，其中活跃如邹韬奋，艳丽如郑苹如，都是最受人注意的人物。我也有一段时期住过那里，每天傍晚，郑苹如常常骑了一辆脚踏车由学校返家，必然经过我的门口，一个鹅蛋脸，配上一双水汪汪的媚眼，秋波含笑，桃腮生春，确有动人丰韵。不知她怎样竟加入了军统任间谍工作？又不知怎样竟然会与汪方的特工首领丁默邨发生了暧昧关系？

丁郑之间的往来，已经有了好几个月，丁默邨是个特工首领，处于那时的环境中，对事事物物，样样提防，而唯独对于郑二小姐却十分放心，数月之间，也从没有发现她任何可疑之点。一天，默邨在沪西一个朋友家里吃中饭，临时打电话邀郑苹如来参加。饭后，默邨要到虹口去，郑苹如也说要到南京路去，于是，同车而行。

从沪西至南京路或至虹口，静安寺路都是必经之道。当车经静安寺路西伯利亚皮货店门口时，郑苹如忽然要向西伯利亚买一件皮大衣，嬲着默邨同她一起下车帮她挑选。特工人员知道到一个没有预先约定的地点，而停留不逾半小时，认为决没有发生危险的可能。默邨以为她的邀他同去，目的不外是一种需索的手段而已，于是坦然随她下车。

汽车是停在西伯利亚马路对面的路侧，该店是两开间的门面，当他们两人穿过马路店门时，默邨看到有两个形迹可疑的彪形大汉，腋下各挟有大纸包一个，里面显然是藏的武器，知道情形不对。而默邨在此紧要关头，能持以镇静，毫不慌张。仍昂然直入店内，而一转身即毫不停留，撇开了郑苹如，由一扇门狂奔而出，穿过马路，跃上自己坐来的保险汽车。两大汉以为默邨进店，至少要有几分钟的停留，突然看到他已跑过马路上车，立刻拔枪轰击，但为时已晚，只车身上中了十几枪，弹痕斑斑，而默邨则毫发无损，汽车也疾驰而去。

他回到七十六号以后，已清楚必然是郑苹如出的毛病，既然她能布置得那样周密，那样从容，不露一毫破绽，知道必然是有组织的特务工作。默邨也不动声色，毫不采取行动，以松懈她的警觉。事隔数天，郑苹如也满以为事非预约，对方决无怀疑之理。第三天还亲自打电话给默邨慰问。默邨自然假意敷衍，依然柔情一片，还约了郑苹如下次的幽会日期。她为了表示坦白，居然遵约而至。一到，自然给默邨预先埋伏的警卫立刻把她扣留了。

在审讯中，郑苹如承认了为重庆工作，而且是奉军统之命行事。然默邨为追查有关线索，发交给原军统四大金刚之一的林之江看守盘问。拘留的地点，也就是林之江的沪西家里。郑苹如真有本事，她对林之江（林于前数年，在香港病死），眉挑目语，献尽殷勤，一再诱林相偕私逃。林事后告诉我，以郑苹如的烟视媚行，弄得他荡气回肠，曾经几度为之意动。而丁默邨最初也余情未断，颇有怜香惜玉之心，并不一定欲置之死地。

一天在佛海住宅中午饭，我也在座，许多汪系要人的太太们纷纷议论，事前都曾经到她羁押的地方看过，一致批评郑苹如生得满身妖气，谓此豸不杀，无异让她们的丈夫更敢在外放胆胡为。默邨的太太当然是醋海兴波，而其余的贵妇人们尤极尽挑拨之能事，当时我看到这样的形势，早知郑苹如之将必难幸免。

果然，几天之后，枪杀的命令下来了。由林之江押着她到中山路旁的旷地上执行，上车时告诉她是解往南京，不久即可开释。车抵中山路，要她下来时，她才知道这已是她的毕命之地。但是她依然态度从容，下了车，仰着头，向碧空痴痴地望着，叹一口气，对之江说：“这样好的天气，这样好的地方！白日青天，红颜薄命，竟这样的撒手西归！之江！我们到底有数日相聚之情，现在要同走，还来得及。要是你真是忍心，那么，开枪吧！但是！我请求你，不要毁坏了我自己一向所十分珍惜的容颜！”说完，一步又一步地走向林之江，面上还露出一丝微笑。

一向杀人不眨眼的林之江，对此一代红妆，而又表演戏剧化的一幕，竟至手颤心悸，下不了毒手。他背过脸，指挥他的卫兵上去，他急忙走远了几丈路，枪声起处，血溅荒郊，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就此为国殉身。到今天，还有谁想到她呢？似乎胜利以后，恤典中且并无郑苹如之名！乱世性命贱于狗，真不知曾糟蹋了几多有为的青年！

二一、如此这般的双方特工战

在我开始写本书时，我曾经指出，汪政权的一幕，是时代的悲剧。而重庆与汪方的特工战，非但是悲剧中之悲剧，却又是悲剧中的滑稽剧。双方的同室操戈，流血五步，不论基于何种目的，在文明社会中，以暗杀为制裁或为报复的方法，总是太不光明与值得诟病的事。尤其沦陷区的民心倾向于抗战，对于七十六号不择手段的做法，特工人员的横行闾阎，包庇赌窟，公然开设于南市与沪西区大规模的赌窟，有“好莱坞”等不下数十家，虽然背后有日本特务机关因筹措经费而为之撑腰，但直接使民众对汪政权怀着最大的反感。周佛海虽是特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而李士群等表面虽受命于周，同时也受命于土肥原的特务机关，且有晴气等的日本特务人员常驻七十六号发纵指挥，形成大权旁落之状态。

周佛海在日记中一再对特工人员的无所不为，表示痛心疾首，然而形格势禁，无法出以断然的手段。加上丁默邨与李士群之间的争权倾轧，周佛海只有用言语加以温慰，以爵禄与金钱以为羁縻。然而丁满足了，又引起了李的反感；李高兴了，又难免使丁失望。周时常调停于两人之间，他居主任之名，而不能对特务工作加以有效的控制。汪府平时固为此而困扰，而最后周丁之间，彼此既各怀不快，终汪府之局，始终处于貌合神离之境。而李士群既如上文所述，置于周之十人组织中，因曾融洽一时，卒以罗君强之专断傲慢，更成凶终隙末之局。今佛海南京永安公墓之墓木已拱，我不必再为他诿卸领导特工之责任。此段所述，系就事论事，仅欲指出当时的实际情形而已。

暗杀手段，在抗战之前，本早已蔚成风气。始作俑者，固无可宽恕，而其后的变本加厉，甚至累及无辜，不论其出之哪一方面，其罪均无可逭。战前如汪精卫之遇刺于中央党部，中委王乐平、外次唐有壬之被枪击于寓所，已开风气之先。迨国军西撤，维新政权袍笏登场，重庆的军统中统人员，愈趋活跃；日人也在七十六号之前，利用无知流氓常玉清组织“黄道会”从事暗杀。汪政权尚未建立以前，重庆与日方互以上海为展开厮杀的中心地区，如唐绍仪由军统派遣林之江（那时林尚未投身七十六号）冒充古董掮客而以利斧劈死。“维新政府”绥靖部长周凤歧，则乘其送客出外被枪杀于亚尔培路寓所门口（周死后，由“次长”任援道升任）。晶报三日刊主人余大雄（谷民）被斩毙于“维新政府”之上海大本营——虹口北四川路新亚酒店浴缸中。社会日报社长蔡钓徒（一个加入黑社会的文化流氓，现在中共宣布其为共党党员）被枭首后，将头颅悬挂在法租界的电竿木上。申报记者钱华，乘人力车行经跑马厅侧的龙门路时，遭三弹击毙。那时的上海早已阴风惨惨，人心皇皇，报纸上时常有大字标题的暗杀新闻。与政治有关的人物，不论是属于哪一方面的，都有人人自危之感！

而汪方特工与渝方的实行暗杀战，是悲剧，是滑稽剧，也是想不到的奇迹。因为，汪方特务工作的最高主持人周佛海，尽管他以汪氏对他信任之专，一直认为汪以国士待之，故有感恩图报之心，但对他的故主蒋先生，在在流露眷恋崇敬之意。以处于敌对的地位，非但未尝有所诋毁，且毫无避忌的在嘴下笔下，尊称蒋先生而不敢名。六年之中，初则千方百计于全面和平之促成，终且输诚效命，冒万险以贯澈中枢的任何指示。他日记中曾屡屡提到只要和平能实现，他愿意束身待罪。

有一次我问他，我说：“你以为抗战的国际形势，不利于我，日人发动了侵略战争，结果亦证明泥足愈陷愈深，为了救国家于危难，拯陷区人民于水火，因此从事于这一个和平运动，但假如这判断错误了，而抗战有日终于胜利了，你又将如何呢？”佛海当时毅然的道：“只要抗战真能胜利，国家前途有望，我们还有什么遗憾？我愿意含笑引颈就戮，又何必靳惜一身？”此数语不失为由衷之言。而且周助汪以后，他的岳父杨卓茂虽被关闭于息烽集中营，但予以充份优待。他的老太太被软禁于成都，而日常费用仍由军统供给，平时生活照片，也不时辗转送周以安其心。以后秘密电台建立，更随时以周老太太的近况报告。直至民国三十四年夏，周老太太病逝，当天即接到秘密电台的电告（当时沪渝间表面上电讯已中断），而翌日沪上各报，即已遍刊讣告。

佛海既与重庆有默契、有谅解，而重庆的特工系统，也不外为中央党部CC的中统，与军委会黄埔系的军统。而周在战前南京时代，既是CC的最高十干部之一，又是所谓蓝衣社七个最高干部之一（周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大，回国后，赴粤出任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以此与黄埔系有直接渊源），与重庆的两大特务组织有深切的关系，非迫不得已，即明知为渝方特务，亦决不予以捕杀。如其二十九年四月二十日日记中云：“晚约陈肖赐来谈，陈为重庆任情报，因系老友，故大胆来此。”又如五月二十日日记：“（陈）警洲报告，在沪晤戴笠由港来沪之代表张某。”又九月九日云：“士群引见陆大槐，甫由闽来之渝方特工要员也。”而丁默邨则为中统创办时的第二处处长（戴笠为第三处处长）。李士群留俄回国后，也一直担任着中统的中级干部，而士群先后投日靠汪以后，尽管一面与重庆方面，以枪还枪，大杀特杀，但与戴雨农氏之间，仍有电台联络，如周佛海日记九月二十日记云：“返寓后，接士群电称：戴笠来电，谓不敢将余致蒋电呈蒋云云（按：指周有关全面和平之建议）。”所以在民国二十八、九两年中，上海虽然表面上杀来杀去，而背地里则声气互通。汪方特工，既要祛除日人的疑心，又要获得重庆的谅解，被杀者并非一定是国贼，或是顽敌，而只是行动人员的工作表演而已，此其所以为悲剧、为滑稽剧、为奇迹也！

二二、追悼会竟然引开了杀戒

汪氏等抵沪以后，尽管特务工作，已有相当的实力，而且军统中统重要人物，如林之江、王天木、胡均鹤、陈恭澍（即当时出版蓝衣社内幕之作者）、万里浪、谢叔锐等纷纷来投，事实上对于重庆方面特工人员并没有出手还击。到了二十八年的秋季，上海参加汪方工作、或与汪方有默契的，已有季云卿（清帮通字辈人物，为李士群之老头子）等十二人遭暗杀了。七十六号的大礼堂中，开了一个大规模的“十二烈士追悼会”，周佛海、晴气等纷纷致辞，会场充满了一片悲哀的气氛。

大会匆匆散会，周佛海也已回到他的办公室，不料十二被害者的家属五六十人，跟着一涌而进，孤儿寡妇，麻衣如雪，全部跪在地上，嚎啕痛哭，大呼“报仇”！“报仇”！佛海最初还百端劝喻，而家属代表在情感极度冲动之下，高声嚷着说：“我们帮你做事，被人杀了，你们不还手，是不是我们的丈夫、我们的父亲该死？你是不是还希望别的人继续做工作？我们有力量，为什么不还手？”

那时情形显得有一些混乱，我站在周的旁边，看他舌敝唇焦尽力劝慰之后，家属并未停止喧嚷，佛海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呆呆的不发一语。

僵持了一小时左右，周的情绪也有些激动了，在稍一迟疑之下，终于提起笔来，批准在七十六号拘留所中的一个沪西恶霸，立即提出枪毙。不料由于这一个追悼会，从此引开了杀戒！当时我目击这一幕，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难过，但在那时情况之下，谁也无力制止，就这样糊里糊涂莫名其妙的开始了自相残杀！而且被杀的都是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如蒋伯诚、吴开先等，拘捕后不但营救释放，而且款为上宾。蒋还安闲地在沪照常指挥工作；吴则索性用专机送至边界，安然返渝。汪政权的微妙，在特务工作一点上，尤其显出了它的特色。

我不常到七十六号去，而且与特务工作毫无关系，仅偶尔从佛海口中听到一些消息，或者在他卧室的小写字桌上，有时看到若干七十六号呈报的公文。所以此后如中国银行的集体屠杀案、定时炸弹案等，虽曾轰动一时，现在记忆中已无法追述当时详细经过。下面所写的一鳞片爪，仅就我所知道的，写出当时的真相。

第一次使我最震动的，是二十八年耶诞夜的沪西赌场枪击钜案。我清楚记得，在那年耶诞之前，重庆国民政府最高检察署发表了第三次的通缉名单。像我渺不足道的人，居然也列名在梅思平丁默邨罗君强等二十余人之中。那时我看到了报上的消息，我说不出是惊愕还是奇异，我觉得有些茫然与恤然之感！在暗杀案件层出不穷的时代，被通缉的照例是格杀勿论，我真是一个叛国者吗？我居然被指为国人皆曰可杀的家伙吗？如我这样一个毫无作为的人，也值得政府的通缉吗？而我，有生以来，心里第一次有了“人生朝露”的阴影！

通缉令发表后的一两日，就是耶诞前夕，我忽发奇想地向国际饭店十四楼的摩天厅，预定了二十个座位，抱定了“今朝有酒今朝醉”，“人生得意须尽欢”的宗旨。但我不知那是得意还是失意？但我想在未死之前，于佳节中尽一日之欢。认为较要好的朋友，以及来往较密的腻侣都约定了。

我那时和罗君强住在一起，他看到我的忙乱，看到我像是兴奋又像是颠狂，而且电话中公然约人跳舞，他忍不住向我劝告了，他说：“不管你为了什么原因，又何必冒此生命危险？倘然为了久蛰思动，真是脚痒了，我介绍你去一个地方，兆丰公园对过惠尔康隔壁的兆丰总会，是赌窟，也附设有舞厅，地点在沪西，为我们警卫力量所及之处。而且，有许多我们的自己人决定到那里去玩，且已布置了二十名携枪的警卫，我坚决劝告你不去国际饭店，一定要散散心，不如到那里。”我终于为他说动了，立即向国际饭店退了定位。

就在那时，佛海夫人从隔壁过来了，听见我们在争论，她问明了什么事，她说：“与其出外去冒危险，不如坐在家里打麻雀。”就这样，周太太、君强、以及我与忘记了是谁的一个朋友，一起到周家去打牌。

牌局继续到凌晨四时，忽然电话铃声响了，传来了惊人的消息。就是置有警卫的兆丰总会，当许多汪方的人员翩跹起舞之际，枪声响了，拔枪的就是自己带去的警卫，目标是相当重要的“和平军”十三师师长何天风，当场中弹毙命（天风死后，由副师长丁锡山继任，丁于胜利前反正投渝，后又投共，在戡乱初期，浦东作战中阵亡，为国军枭首，在青浦等县城门示众）。警卫得手后，乘间逃逸，问题是起于十三师内部人员的争权，而又受到重庆方面人员的运动。这对汪政权是一个很重大的影响，使内部人人自危。而我初由君强的劝阻，几乎躬逢其盛，卒以周太太的怂恿打牌，临时变卦，否则即使不死，也要饱受虚惊了。从这一次起，我怀了戒心，非不得已，决不外出。在这六年中我能幸保残生，不无得益于这一次的教训。

二三、上海为腥风血雨所笼罩

双方展开暗杀最猛烈的时期，是民国二十八年与二十九年，也就是汪政权在沪酝酿与转往南京建立的那两年。虽然那时周佛海与重庆还未真正取得密切联系，但不能不说在特务工作上，双方早已有了默契，表面上是做得勇猛杀搏，而暗地里却是声应气求。倒霉的是双方没有保护的低级人员，有人为了抗战，有人为了和平，说穿了大多数人是为了衣食，他们为一方面工作，因为是小人物又不能不抛头露面，出外奔走，这样很容易为特工人员造成立功机会。

如前所述，首先取攻势的是重庆方面，军统与中统做得都很热闹，除了所谓“十二烈士”之外，如“维新政府”外长陈箓被杀于寓所，公共租界总探长陆连奎被杀于他所经营的中央旅馆门口，法租界政治部的X更生（他是双方都称为烈士的奇怪人物），大舞台老板浑名阿富郎的，“三大亨”中之张啸林，都因与日方有了关系，渝方采取了杀一儆百的手段。丁默邨接盘了上海四马路石路口的文汇报，先后委刘呐鸥与穆时英任社长，报纸还未出版，而两人又被人途次伺伏，乘机遭枪杀了。其他还有我已记不起名字的金融界二三人，都在街头被狙击殒命，全沪乃成为一片腥风血雨之场。

现在美国的所谓报复政策，倒是汪方特工发明在前，他们的还手办法，是一个抵一个，你杀我一个新闻界人物，我也还你一个新闻界人物。你杀我一个金融界的，我也还你一个金融界的。最惨酷一次，自然是江苏农民银行与中国银行的集体枪杀与集体绑架，血洗的结果，中国银行屈服了，七十六号派了李祖莱进去担任副理，为停止报复的交换条件。

同时，七十六号发表了一张通缉八十三人的离奇黑名单。大部份人是并不重要的新闻从业员。七十六号在申新各报中都潜伏着情报人员，成立了一个新闻小组，每周在七十六号开会汇报一次，租界内各报的动态，应该是清楚的。而这一张八十三人名单，非但连一个普通的外勤记者也列入于名单之内，甚至若干已经参加汪方的人，仍然是通缉的对象。举一个例来说：新闻报的编辑陈达哉，早已在我所主持的南京“中报”担任秘书职务，看到了黑名单中赫然有他的名字在内，非但他感到惊愕，连我也为之啼笑皆非。

双方新闻界的浩劫，一直持续到太平洋战争日军进入租界以后，才告停止。名单的所以会有此离奇现象，七十六号当局是情形隔膜，以耳代目，为七十六号工作的各报情报员，夹杂有私人恩怨在内，把平时不惬意的同事，不管人家的死活，随便开一个名字上去，既可以塞责，又可以泄愤。乱世性命贱于狗，于此益觉信然！

因为我是报坛旧人，对于同业也就特别关心，不幸新闻界的朋友们却死得特别多，我往往于见到报载后才爽然若失，自觉耳目较近，而竟至无能为力，看到同业们的先后殉职，不觉兴兔死狐悲之慨，内心也充满了歉咎之情。因此我时常与佛海力争，以为新闻界的大多数人士，除敬业乐业之外，并不含有任何政治作用；即使言论稍趋激烈，也是凭了他们的良知，以发表其心声。假如和运是为了救国，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抗战更是救国，对于手无寸铁的人，因逞一时意气，肆加杀戮，于心何忍？佛海也颇韪余说，深为我言所动，我也曾偷偷引若干地位较重要而与余关系较深的抗日记者与佛海见面，取得默契。佛海于接见之时，很直爽的说：“你们对日本人尽管骂，但我们有我们的苦衷，对政府，希望彼此精神上能获得谅解，不要出以过份的攻击。”那时留在上海的报馆重要人员，几无一不曾由我陪同与周见面的，这里我不想列举他们一向自以为忠贞者的姓名了。但我所能为力的，也仅如此而已。

经过了大难，会相信“生死有数”的迷信说法。譬如新闻报采访部副主任顾执中（现在北平，被中共指为九三学社中之右派份子，曾于开会围攻中撞柱求死），我与他是时报旧同事，他在白尔部路民治新闻学院门前被击未中，后逃渝得免，而我事前确是一无所知。又如大美晚报记者程振章在辣斐德路的被杀，他是一个新进，决不应该是狙击的对象，甚至我从未听到过他的名字，而竟然枉送一命。

又如前申报记者张寄涯，那时在主持一家采取抗日立场的通信社，又大中通信社的吴中一（前民国日报记者，后病逝内地），事前七十六号呈报佛海，要对他们下手，我偶然在佛海书桌上看到了，暗中及时分别通知，才告无事。大美晚报总编辑张志韩（现在台湾报界任职），汪方特工已在布置窥伺其行踪，在情报上说他时常改穿了短衣，行走于棋盘街一带，我直接用电话警告其防卫，而他反以为我在危言耸听，而结果也终于无事。新闻报编辑倪澜深以及严谔声太太遭拘捕后并没有人请托，都由我自动设法保释。

而其中有两位送死与讨死的人，当事发之时，曾经震动沪滨。一个送死的是想火中取栗的英文大美晚报的张似旭，据我所知道，他早与汪方接洽成熟，应允改变报纸立场，并且先后已收受过相当数额，而一再迁延，激起了七十六号的愤怒，张似旭也索性避不见面。结果趁他在南京路静安寺路口的凯司令西菜馆午餐的时候，在一阵乱枪下轰击毙命。

另一位是中文大美晚报的朱惺公，他是个神经质的人，可以说他是名士派，也可以说他是狂士，喝喝酒，抽抽大烟，酒后兴会淋漓，则写几篇愤世嫉俗的文章，以邀得读者们的喝采，他的目的也不过如此。特别对汪政府不断的谩骂，因为他知道上海大多数的市民是抗日的，而大美晚报的立场更是抗日的。起初，七十六号也目他为狂士，并不要置之于死地，曾经有人警告过他不必为过甚，而他在报上的公开答覆：“老子一定要骂，有本领就来打我。”他的态度，真是在讨死，迫得七十六号不能不杀之以立威，于是趁他行过每日必经之天后宫桥堍时，派几个打手，掩袭其后，就轻轻的断送了他一条生命。他狂得可惊可爱，但是太不智了，太岁头上动了土，又不知如何隐藏行踪，虽然人生自古谁无死，又何必定要如此毫无代价的白白送了一命？

二四、特工战中申报首当其冲

申报记者金华亭非但是我的老同业、老朋友，而且从民国十三年起，我们同时分任上海两家大报的政治新闻的采访任务，我们都是上海报坛上的第一批专任外勤的记者，又同是北伐时期的随军记者。虽然我们之间，性格上并不融洽，而行迹一向相当密切。他是我的朋友，也是佛海的朋友。当民国二十七年国军退往汉口后，佛海正代理宣传部长职务（部长为顾孟余，始终未莅任视事），那时华亭去了汉口，他去看佛海，佛海知道他还是要回到上海的，立即派他担任宣传部驻沪特派员。他回沪以后，还与我见面，带来了佛海的口信，希望我赴汉帮忙，去当宣传部的新闻处长，我正因律师职务忙迫，接手的案件无法摆脱，兼以交通困难，及至想摒挡启程，汉口又沦陷了，卒至因循未果。

不料二十八年秋，佛海随汪氏来沪了，华亭的特派员职务，与那时佛海所担任的角色，由隶属关系一变而处于敌对的地位。佛海深恐他处境困难，由章正范等的接线，约华亭见面，同样佛海坦率地告诉了他一些和运内幕，希望照常做他的特派员，但不要妨碍他个人部份的工作，并月馈五百元为津贴。当时谈话的经过很和谐，以后也逐月由正范将津贴送去，只要华亭能够稍善于应付，以他与佛海的私谊，决不至召杀身之祸。尤其该报主持笔政的潘XX，也与佛海为老友，佛海曾经拉拢过他出任教育部长，彼此见过面，虽以条件不合，未成事实，但对于上海销行最广的申报、新闻报，在佛海心里，则确无敌视摧残之意。

华亭为人非但吝啬成性，且好放言高论，一向人缘不佳，所有汪方所接情报，都对华亭不利。在二十九年，一次我去南京，往佛海公馆，佛海一见面就说：“都是你一向为申新两报说情，现在反而使我为难了。汪先生认为过去处置太宽，才弄成现在的状态。”我听了正在莫名其妙，佛海把汪氏的手谕拿出来给我看，那是一纸便条，我还清楚记得写着如下的寥寥几个字：“佛海兄：申报言论荒谬，请兄严厉制裁。兆铭。”

我呆呆的看了一遍，问他：“你预备怎样呢？”他说：“昨天申报潘XX所撰的社论，骂得我们太过份了，汪先生既有命令，我无法再为回护，已去电七十六号立刻行动。”我懂得行动的含义，绑架、暗杀，也可能有更甚于此的事。我说：“我是望平街出身的人，我不能不替一班老朋友说话，我仅凭良心，并无作用。是不是能让我再以私人资格去劝劝他们，在此期间，请你暂缓行动。”佛海说：“电报已经发出，一切已无从挽救，那只能看他们的命运了。”我垂头丧气地退了出来，为老友们无限担心。

回到了我所主持的“中报”以后，我突然有了一个决定。因为那时南京只有两家报纸，一是“维新政府”的，由老报人秦墨哂所主办的“南京新报”，一是我主持的“中报”，本来在沦陷区报纸上，外电只准用德国的“海通社”，与日本的“同盟社”，我却不管三七二十一，自己建立了一个无线电台，上海设立了一个办事处，把反轴心的“路透社”、“美联社”、“哈瓦斯社”（即现在的法新社前身）一古脑儿通过无线电台拍至南京照登，虽然用的是密电码，但简单得可怜，如以一字代三字，以四字代五字之类。我之所谓决定，即由自己电台上秘密通知申报加意戒备，电报由上海办事处转送给赵君豪（现任台湾新生报副社长）与严服周（和平后任申报副总编辑，现在沪）。

这一个电报居然发生了效力，七十六号原意要送一个定时炸弹进去大干一下的，因为防范严密，未能得逞。仅由万里浪在三马路外国坆山申报外面，投了一个手榴弹，轻伤了两名路人，作为交账。

但是事情还不能就此轻易了结，七十六号既不能深入申报内部，于是等在外面，把七八个排字工人拘捕了，又把副经理王尧钦（本在港，前数年曾佐史咏赓办小画报，近已病逝）、经理陆以铭（现任香港平和洋行买办）的五六个孩子与一位古稀高龄的姨母一并捉来，关在七十六号。申报总经理马荫良与唐世昌一再求我从中设法，我费了几多唇舌，总算把王尧钦与工友们保释了。独陆以铭的家属，始终拒绝释放，我当面向李士群说：“罪不及妻孥，又何苦把无辜的老太太与无知的孩子们糟塌。”士群的答覆很妙，他说：“如果真是罪不及妻孥，为什么重庆要把周老太太软禁起来？”我说：“我们为什么要学人家的坏样？”士群答得更乾脆：“我不管这一套。”我受人之托的营救，至此已到了推车撞壁的地步。不料陆以铭再托唐世昌来逼我，问我是否因为与他不相识而袖手旁观。其实，我与王尧钦及申报的其他工友，又何尝相识？我受不了世昌的催问，又鼓勇再以同样的理由向佛海说情，而佛海的答覆，还是如士群所说；我忍不住道：“重庆把你老太太软禁了，你作何感想？为什么连你也不能有推己及人的恕道？”他想了一想说：“你说得也对，那就由你出面去保吧！”说着写了一张手令，由我亲往七十六号保出后一直送回他们的家去。

不料，这事竟引起了七十六号的反感，傅也文、潘达、万里浪等，同去见佛海，说他们以性命博来的工作（因为那时还是租界时代，他们只能用绑票手段，尚不敢明目张胆），全由我得钱买放了。他们向佛海表示从此停止行动。佛海找我去问，也有朋友为我证明可无愧衾影，佛海相信我不至如此无耻，其实托我的人也不过是利用我的傻气而已。一场风波，总算不了而了。但是最后的目标，却不幸转注到了华亭身上。

二五、金华亭被杀是自取其咎

金华亭的宣传部特派员为周佛海所委任，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他很以此名义为荣，平时开口闭口：“我是中央特派员”，对报馆行政，也常以特派员身份盛气干涉，因此招致了许多同事的不满。但他与佛海的见面，以及收受津贴的事，是很少人知道，而华亭的心里则怀着唯恐人知的鬼胎，于是平时调子越唱越高，言论也越趋越激烈，他的真意，无非要表示特派员的忠贞之气，以祛除人家对他或有的怀疑。但他的一言一动，都经过潜伏在申报的情报员，加油加酱，报告了七十六号，每天所接到的，尽是他的反汪论调，汪方特工，乃决意下手翦除。

因为我与佛海贴邻而住，时常有事接触，有时他外出没有回来，我就坐在他卧室中的小写字桌上等候。他的公事，乱堆在桌上，我于无聊中随手翻阅，往往发现我所意想不到的事。民国二十九年的春天，我去时他方在批阅文件，一眼我看到了最上面的一件，附着华亭的照片，我知道这决不会是好事，我指着问他华亭有什么事，他把公事交给我看，原来是七十六号请求对华亭执行（暗杀）的签呈。上面胪举了华亭的“罪状”，详细叙述他出入的时间，以及寄往重庆信件的化名。

他那时住在华龙路，把他居住的位置画了一张详图，并黏着他一张照片。佛海已经在签呈批了“准予执行”四字。我一方面惊骇于特工调查的详尽，同时为这二十年的老友无限焦急。我向佛海说：“你与他也是老友了，他的环境有困难，情报也许出之夸张，一时以情感冲动而杀人，事过境迁，你会后悔的，我希望你能给他一个机会。”佛海当时还很愤激，他说：“我对华亭要说的话当面说尽了，人情也做尽了，我要他做特派员，他就以这个来反对我，他受了我的钱，又做妨碍我的工作，他无情，能怪我无义？”我继续为他争，我说：“以你与他十载交谊，又何忍不教而诛？如我不知这一件事，本来与我无关，但既然知道了，良心上我不能不为老友说话。让我以私谊向他再进一次劝告，无论如何，请你暂时不要动手。”佛海经不起我的再三央求，从我手中将公事取回，把原批的“准予执行”的“准予”两字立刻改为“暂缓”。我为华亭松了一口气。

回到我的住所，我急急打了一个电话给唐世昌（前申报夜班经理，为杜月笙门生，战前专为杜联络新闻界者）。我坦率地告诉他有关华亭的一切，我又加上了明哲保身一类的话。最后我说：请转告华亭，这是我对他所能尽的最大与最后一次的力量了。数天之后，世昌给了出乎我意外的答覆，我谅解华亭或许有他的立场与他的隐衷。当世昌把我的话转告他时，他起初有一些惊呆，想了一想后说：“他自己（指我）做了汉奸，居然还公然来恐吓我！我不受恐吓！”我听了虽然很难过，但不敢火上加油，把华亭的话去转告佛海。但汪方的对付华亭的事，也就此无形中搁置了下来。

一年以后，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开幕了，佛海认为他对申新两报已尽可能地加以维护，加以宽容。因此在分行开幕的时候，两报也应当破例为中储刊一张开幕广告。佛海特别找了我去，他说：你一直为申新两报说话，储备银行沪行开幕，请你去交涉刊登广告（那时日军尚未进入租界，各报一直拒登汪方广告），地位的大小可以不计。我分别以电话向两报负责人接洽，得到的答覆是商量后再给我回信。翌日马荫良用电话通知我，代表重庆在上海作地下活动的吴开先，已严令两报不得登载，请求我的谅解。一日之间，经过电话上的数度磋商，到傍晚我再去电话时，已无人接听，接线生推说负责人不在。这样，第二天开幕的中储分行，除了汪系报纸以外，其他终于只字未登。佛海为此感到愤怒，尤其对我以往一再为各报说情，表示不满。几天之后，他给我看一张情报，说申新两报决然拒登的主因，是由于金华亭的力持反对，他扬言谁主张接受的，他将呈报重庆当局严厉制裁。

几个月的时间又平安过去了，我几乎忘记了这一件事。那已经是二十九年的残冬，我正去了南京，这一天我准备搭下午四时车返沪。中午时候，我去西流湾佛海的公馆，向他辞行。他正在花园中背着手俯着头，在阳光下散步，一等我说出下午要返沪的话，他急急地说：“回上海去，你千万要当心！”我以为有什么不利于我的情报。因为那时丁默邨接盘的文汇报，以刘呐鸥与穆时英于筹备时的相继被杀，再无人敢在上海四马路的热闹地区去冒险，出版陷于停顿。默邨顺水推舟，就送给了佛海，因为我经办的“中报”销路已奠定基础，所以他又要我去开办“平报”。我衔命去沪，不到一月，报纸就出版了，但无日不在惊涛骇浪中渡日。

我问他是不是有什么消息，他说：“不，金华亭今日黎明时给打死了。”我一愕，问他在哪里出事的，他说：“在上海爱多亚路大华舞厅门口。”接着他叹了一声，又继续说：“他究竟是我的老友，我因此又觉得很难过。现在的暗杀政策，是一个对一个，你是新闻界最显著的目标，而且又具有最适宜的身份，我真为你耽忧，所以你要特别留神。”接着他又问我坐的是什么汽车，我告诉他是普通的“别克”车，他说：“那赶紧去买一辆保险车吧（装有避弹玻璃与钢板的）！需要钱，可以问我拿。”我闻到了华亭的噩耗，倒真有如他所说的难过，我惋惜地说：“华亭太糊涂了，这个时候，还去跳舞？”佛海答得声音特别轻，他说：“那是我们派人引他出来的。”我在他那里吃了午饭后，下午照常回到了上海。

到“平报”去时，已经在午夜，华亭的事，还盘旋在我脑际。我取了一份小报看，记得是卢一方写的华亭出事经过。原来上一天华美晚报的主人朱作同邀华亭到他家里吃年夜饭，饭后怂恿他去大华跳舞，到午夜之后，朱作同说有事先走。华亭兴致勃然，一直跳到四点打烊前才挟了舞女阿二头下楼。刚到门口，就被预伏的人，出枪连发两枪击毙。华亭原也带有自卫手枪，仓卒中竟来不及拔枪还击。

当我看完了这一段消息，脑海中我立刻浮起了一项怀疑。因为朱作同与七十六号早有往来，李士群给过他不少钱，要他投靠过来，作同一再推延。我去南京之前，已知道士群正在迫他表明态度，作同可能利令智昏，出卖了朋友，而且这可能性很大。第二天我特地去了七十六号，一见士群，我立刻说：“华亭的事，你做得不错，朱作同那里你花了多少钱？”他问我“谁对你说的？”我说是“周先生”，他摇着手要我千万不可告诉别人。这样我完全证实了我的怀疑，我认为朱作同太卑鄙可恶了！为了钱，竟然出卖朋友。我又打电话给唐世昌要他暗中通知与朱作同来往的朋友，加意防范，不要糊里糊涂再为华亭之续。这事传到了中统耳中，一个月以后，朱作同也被人击毙了，终算为金华亭报了仇。我所能无愧于老友者也止此而已！

二六、我逃过了五次危险关头

和平以后，中统方面的人告诉我，华亭死后，他们本来的确以我为报复的目标，后来因由我口中证实了是由朱作同地出卖，才改变而对他下手。无意中因此一言，却救了我自己的性命。

但是汪政权六年之中，杀机四伏，我也先后逢到过五次危险，而卒能安全无恙，未伤毫发。这是奇迹，也是侥幸！

汪政权是廿九年三月三十日在南京建立。南京军警林立，是认为最安全的所在，我代佛海办的“中报”，是在城南的朱雀路，虽然是自己盖的房子，但是毫无防暴设备。也就在汪政权建立后的第七日，突然从门口飞来一弹，总算手下留情，炸力不大，微损了营业部的墙壁，轻伤了一名车夫，这大约仅是示威示儆性质。

事发时，我刚到颐和路罗君强家，离开报社不久，到达那里的时候，就接到了报社来的电话，我与君强一同匆忙赶回去，已经军警云集，形势紧张，因为这是南京的第一件事，也是汪政府六年中南京唯一的事，我竟然既未受惊，更未遇险。第二天报上还写了一篇“迎弹辞”，吊儿郎当的写了“无情一弹，受惊若宠”一类的风凉话，而结果这一件案子也始终未曾破获。

我主办的上海“平报”，地处四马路石路口的繁盛地区（即和平后由吴绍澍接收而改为正言报），是一间普通市房，那里行人络绎，车辆辐凑，本是不容易戒备的所在，又有刘呐鸥、穆时英被杀在前，当我单身去接办的时候，朋友们都很为我的安全耽虑，我自己也怀有戒心，所以我一到那里，立马把面向马路的窗口，装上了铁丝网，墙里加砌了钢板，每一个门口，也添加铁栅，而且雇用三十六名武装保镳，作为警卫。馆内职工的出入，都需经过检查。当平报开办的第一年中，我以社长兼任了总编辑与总经理，几乎整整一年，寝于斯，食于斯，工作于斯，非有必要，决不轻出一步。要到别的地方去，也决不预约，且有保险车，与随行武装警卫人员。暗杀最厉害的时候，身上还穿了钢丝背心。也幸而有这样的戒备，虽然民国二十九年一年中，两次在门口被人投掷炸弹，仅伤了几个路人，略受虚惊，而全报人员未受丝毫损失。

那年的小除夕，我妻子因为我不能回家，带了所有的儿女，到报馆来吃年饭团聚一次。饭后，我催着她回去，她还有些不高兴，我说：此是险地，我是没有办法，你何必要使一家同归于尽？她才勉强的带了孩子们离开了。她们走后还不到十分钟，楼下机器房忽然起火，机器房就在楼梯边，木梯是全报唯一的通道，火一起，顿时浓烟密布，杂有令人晕眩呕吐的药味。我们都在三楼，已经无法冲下去夺门而出了，我与同人已准备一起化为灰烬。幸而机器房的工友们努力扑救，未成大患。

事后查出就是三十六名保镳中的一人，带进了装满化学品的玻璃瓶，里面杂有磷质等，塞在报纸堆中，一去瓶塞与空气接触后，立刻因氧化作用而爆炸发火。那时危机四伏，防不胜防，而且报馆同事中有两人有为重庆作特务嫌疑，我曾坦白地与他们讲过一些我的立场，一位采访记者原洗凡自动离职了，而另一位编辑芮信容则坚决否认，后来七十六号破获了一处特工机关，查出了他亲笔所写的情报，把我逐日的动态，详细报告，于是七十六号把他羁押检查，最后还是由我去保他出来。

最危险的一次是二十九年的中秋，因为我终年住在报馆，晚上搞编辑工作，一直到天色微明第一张报纸印出，经过我亲自过目后方才就寝，写字桌旁边的一只长沙发就是我的床铺。每日十时左右就得起身，继续处理营业部的业务，非必要时决不外出一步。但什么都可以在里面做，天热，里面没有卫生设备，要沐浴，就不能不到外面去，而家又回不得。恰巧一位来自泰州的旧日同学，迁沪避乱，孑然一身，在法租界巨籁达路赁了一宅幽静的小洋房，从家乡带来了一名男仆，他与政治绝无关系，而且因染有烟霞癖，终朝偃卧，与外界也无接触。他来看我的时候，知道了我的困难，邀我随时到他那里去，为沐浴之需。当时他交给了我门上的钥匙。我也认为地点与环境较为理想，以后每隔几天，等午夜宵禁以后，路绝行人之际，乘车到他那里，车停得远远的，连司机也不知我到哪一家去。我一下车，车就开走，自以为十分安全可靠。

二十九年的中秋前，他约我中秋晚上到他那里去联床共话，同渡良宵。我嘴上虽然说到时再说，而心里则的确已决定了去休息一晚。中秋的前一天，我去看罗君强，方才坐定，苏州的长途电话来了。周佛海十人组织中的蔡洪田与张仲寰，正分任江苏民政教育两厅的厅长，那时的“省长”是高冠吾，而“省府”所在地的拙政园，颇擅亭台花木之胜，为苏州名胜之一。“省府”预定盛开筵席，赏月飞觞。洪田要我与君强同去盘桓，尽一日之欢。君强说有事不能离沪，我也说他不去我也不去，电话收线了。我正将离去，不料接着又来了仲寰的电话，他说一切为我们准备好了，不去太使他们扫兴。君强劝我不如我一个人去一次，我反正无可无不可，电话中就这样决定了。

当天回到报社，料理了一些未了之事，第二天搭早车到了苏州。因此我对巨籁达路朋友家的约，自然再无法分身。苏州那晚的场面是够热闹的，名园赏月，裙屐翩跹，大家兴致很好。正在闹酒的时候，忽然上海有长途电话来找我，一接听是君强，他说：有一些要紧事，希望我明天早车回沪，车站上派人接我，直接先到他家里，千万不要到别的地方去。虽然我感到有些惊奇，但电话中不便详问，我就说：“好吧，我一定明天早车回来。”

第二天，我如约回沪，一下车，他派了副官率领了二三十名警卫把我围住了登车直驶愚园路，我觉得气氛有些不寻常，问问君强的副官，他也莫名其妙。抵君强家时，他已等候着我。一开口就问我，是不是常到巨籁达路一家姓王的家里去？我想不出他怎么会知道的，随身他取出一张草图，那正是我那个朋友的住所，四周的形势，房屋的方位，连我去睡的一间客房，都画得清清楚楚。他告诉我：“昨天士群四处找你找不到，问到我那里，才知道你去了苏州。他告诉我：他潜伏在重庆特务机构中的反间谍人员，前天突然奉到了命令，当晚要去巨籁达路打一个人。他与其他三人持枪出发，要等这人一下车，立刻袭击。守候了半夜，却始终没有发现。他当时不知目标是谁，第二天（中秋）又奉令继续再去，他拿到了地图与照片，才知道是你（指我），因为时间充份，所以到七十六号去报告，要通知你那夜万不能去。因此士群急得四处找你。”

我听了这一夕话，一时目定口呆，到今天我还敢说我这个旧同学决不会出卖我，他的男仆连我的姓名也不知道，其他也别无可疑之处。重庆方面的特工，何以竟会知道得那样详尽？幸而我去了苏州，才侥幸逃过了这一关。如不是朋友的一再以电话相邀，此日恐怕我的尸骨早寒了。

二七、日军阀徘徊于和战之间

从汪氏由河内抵沪，一度赴日与平沼内阁及前首相近卫，及当时的军部首脑板垣陆相晤谈之下，使他知道日本军部和兴亚院的真正意旨，在使汪氏建立一个与“满洲”相似的傀儡政权，假手以代行日本军阀的侵略政策。汪氏无可讳言在政治上有欲望，在私人间有恩怨，但到底还不是甘心于把国家断送的人。汪氏由日返沪以后，表面上盘马弯弓，为筹建政权而积极活动，然内心则已感到极度痛苦。那时国际形势还未改善，在抗战艰苦阶段中：国际通道连仅有的滇缅公路也被英国封锁，他清楚明了国军的实力，认为战既不可，和又不能，实已陷于进退维谷之境。中间又加上高陶的叛离，内部人事的磨擦，所以他那时肝火也就特别旺盛，时常对左右大声斥骂，尤其对褚民谊更不稍假辞色。而他希望能实现全面和平，以挽救国家于万一，此时显得更真诚殷切了。

汪氏左右的两大将，陈公博对政权的建立，自始即不感兴趣，他之从汪，基于两人之间的感情，以及以东方道义精神为基础。除干部会议中，有时发言外，一切实际责任，均落于周佛海一人之身。我目击佛海自民国二十八年夏以迄二十九年春“还都”前的一段时期中的辛劳忧伤，且不时抱病，内心也与汪氏同样痛苦。唯一可给周以安慰的，仅是汪氏对他的推心置腹，而周之对汪，也确有感恩知己之意。

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都放在面前，而且极错综复杂之至。首先是日本的态度，提出所谓“三原则”的近卫文麿，在汪氏由越赴沪以后，早已辞去了首相的职位，继任的平沼、米内等内阁，对汪政权之建立，态度上很淡漠。日本军部与外务当局的意见，也不一致。日本军阀们虽然仍然以“膺惩暴支”为口号，议会政党等也附和强硬政策，但又不能不承认侵略战争，虽然军事上节节胜利，而占领的地区愈广，防守愈困难，兵力愈感不敷；也不能不承认这一场战争，成为泥足之势。

日本政府的态度是混乱的，但希望和平，则是一致的。日本军阀一面从事战争，并且成立了职权庞大的兴亚院，以后民间的政党也合并成为“大政翼赞会”，推波助澜，为虎添翼，充分表现出侵略的狰狞面目。但是一方面外相松冈洋右且亲自到香港与重庆进行秘密和平谈判。侵华大本营的“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也派了今井武夫在香港与自称宋子良的谈得兴高采烈。与后来国共战争的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前后有异曲同工之处。

汪氏的心理更是矛盾的、复杂的，他亲自赴日接触的结果，已认识了日本内部的混乱，也体味出日本军人并无悔祸之心。而同时他仍在认为抗战的继续，军事实力上难操胜算，徒然给共党造成坐大的机会。他在二十八年七月九日，作了一次“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的广播中，曾经沉痛地暴露出他的心境。他说：

“（上略）十三年间，孙先生在广州手定国民政府建国大纲，那时候对于中日关系，是照着上述方针进行的（按指孙先生所主张之大亚洲主义而言）。十四年间，孙先生逝世，我继承遗志，主持国民政府，对于上述方针，不敢少变。十七年间，便不然了，济南事件为中日关系恶转的起头，中国此时只宜竭力忍耐，竭力解释，使中日关系由恶转而复归于好转。不幸当时国民政府计不出此，遂使中日关系由恶转而更恶转，由此一直至九一八事变发生。

“我说这话，并非有意责难当时主持国民政府的人，我是一个国民党员，是一个与国民政府有关系的人，对于这种错误，我当然应该分担责任。不过我在当时是一个亡命者，是一个被国民政府通缉而飘流海外的人。及至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我回到南京，担任行政院院长，其后又兼外交部部长。我提倡‘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来矫正当时‘反对直接交涉’的论调，……但是我必须反对一种论调。这种论调，就是当时所谓主战派，试问一个刚刚图谋强盛的中国，来与已经强盛的日本为敌，战的结果会怎样？这是不是以国家及民族为儿戏吗？

“我当初以为蒋介石先生与我同心的，我看了二十年十二月蒋辞国民政府主席职后一篇告诫国人的文字，认为蒋与我同心，所以诚心诚意来与蒋合作。然而四年之间，我已渐渐的觉得不对了。及至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我于大病之后，又受了伤，身体上支持不住。二十五年一年之内，我远适异国，直至西安事变发生，方才赶了回来，则情形更加大变了。我当时只能认定剿共事业决不可中止，因为共产党是只知有第三国际，不知有中国的。他受了第三国际的秘密命令，将阶级斗争的招牌收起，将抗日招牌挂起，利用中国几千年来的民族意识，挑动了中日战争，这种大当断断乎上不得的，我当时的言论方针，注意此点。自从芦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我对于中日战争，固然无法阻止，然而没有一刻不想着转圜，对于共产党的阴谋，也没有一刻不想着抵制他、揭破他。直至最后最后，方才于十二月十八日离开重庆，二十九日发表和平建议。”（下略）

这一篇广播辞，上面仅摘录其中的一小段，虽然汪氏旨在为他自己的主和辩解，但字里行间，泄露出他内心对于未来局面的看法。第一、他对抗战结果的看法是悲观的，他认定一个刚刚图谋强盛的中国，不能与已经强盛的日本为敌。虽然谁也无法逆料日本军阀以后竟然敢与英美为敌而掀起太平洋战争，自掘其坟墓；又谁也不会预知美国有惊人的原子弹发明，迫使日本军阀投降。但他对战局的看法，以后事实告诉我们，最后毕竟是错误了。最后的幸胜，这是天佑中国！

第二、汪氏的离渝东下，发动和平，还是继续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他希望重庆以军事抵抗，而由他来出面交涉，外间盛传的所谓蒋汪双簧，两人之间，事实上虽无默契，而一切表演，即真像循这一条途径而前进。周佛海时常很得意的说：中国于抗战中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抗战如其失败，有汪先生的和平政府在；和平如其失败，有蒋先生的抗战政府在。譬之赌大小，重庆押大，而南京押小，不管开出来的为大为小，总有一方面是押中的，而押中的也必然是中国。

第三、汪的主张和平，对于共产党的谋略倒是看得准极了。他是与共党打过数度交道的人，也因此他能洞察共产党的居心与手段，抗战的不论为胜为败，替共产党造机会也是必然的。而他终于不幸而言中，抗战真是给共党造成了机会。今天痛定思痛，也不能不认汪氏对共党确有其见解。所以汪政权揭橥的三大政纲为“和平、反共、建国。”他认为非和平即不能反共，非反共即无以建国。

汪氏一行于二十八年夏季抵达上海以后，历九个月的时间，一延再延，而不立即建立政权，虽然原因很多，所迟以有待、所努力不懈的最大的任务，还是期待着全面和平的实现。

二八、青岛会谈后三政权合流

汪政权迟迟不克建立的另一个原因，是如何处置沦陷区的两个既成的政权。

当汪等去沪之时，变相的地方维持会，北方有“临时政府”，南方有“维新政府”，早就建立。在汪氏等心目中，本打算新政权一旦实现，此等政权中人，自应悉予摒弃，而一般参加“和运”的人士，尤不甘于同流合污。但是南北两政权各有其有力的背景，有著名特务土肥原及华北日本军部等为之撑腰，非但无排除之望，而且强迫着汪政权与之合流。中间经汪周等的奔走交涉，终无法达成这一个起码愿望。沦陷区政权合并问题之解决，且为汪政权能否树立之先声。而汪等抵沪后居住的愚园路一带，且还在“维新政府”的势力范围以内。

当汪氏召开的所谓“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为应付当前环境，汪氏终于在民国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不得不对临时维新两政权及其首脑人物王克敏梁鸿志发表声明，为应付之谋。声明系由周佛海与梅思平主稿，最后经汪氏改定，文字上虽写得冠冕堂皇，而辞气之间，颇多微辞，明眼人不难一望而知。当时周梅等主稿之际，颇有踌躇难以下笔之苦，特将原文照录如下：

“自芦沟桥事变以来，国民政府因军事失败，失败后放弃北平南京等处，政纲解组，民无所依。王叔鲁（克敏）、梁众异（鸿志）诸先生等挺身乱离之际，相继组成政权，以与日本为和平之周旋，使人民于流离颠沛之余，得所喘息。苦心孤诣，世所共见。当时国民政府因主张继续抗战，对此举动，自不免认为抵触。惟待至今日，和平运动，已为刻不容缓之图。最近中国国民党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以‘和平反共建国’昭示国人，并郑重声明：‘本党愿以至诚联合全国有志之士，不分派别，共同担负收拾时局之责任。’本党为完成此重大使命计，对于既成政权，消除成见，更谋群策群力，共济艰难，实为事理所当然。而既成政权，如王叔鲁先生等，从前曾服官国民政府，投艰遗大，休戚相关。如梁众异先生等，从前虽处于超然在野地位，然以段芝泉先生对于中华民国之勋劳，及对于国民政府之爱护，如必能继其遗志，使国家民族得以转危为安。兆铭承大会授权‘延请国内贤智之士，参加中央政治委员会’，旬日以来，迭与王梁诸先生披沥诚意，对于收拾时局具体办法，已得切实之了解与热烈赞同，深信从此必能相与致力于和平之实现，宪政之实施，此所引为欣慰者也。（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这声明一发表，事实上三政权之合流，已成事实，所欠缺的仅是形式上的手续。

二十九年一月二十一日，汪氏率领了周佛海、梅思平、褚民谊、林柏生、岑德广、罗君强等由沪搭奉天丸赴青岛，与“临时”“维新”两政权举行会议。一月二十四日上午十时开第一次谈话会，汪方出席的除汪精卫本人外，有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林柏生、刘郁芬。“临时政府”方面有王克敏、齐燮元、王揖唐（朱深因事临时返北平）。“维新政府”方面有梁鸿志、温宗尧、陈群、任援道。日方有影佐祯昭、犬养健、谷荻大佐、清水董三等。蒙古方面虽不参加会议，但德王也派李守信赶来会晤。

翌日，第二次会谈，决定了“中央政治会议”、“中央政治委员会”、“中央政府机构”、“华北政务委员会条例”，及“中政会”开会地点及日期，预定二月中旬在上海开“中政会”。三月中旬建立新政权。一切本属形式，会议至是日中午即匆匆散会，“维新政府”虽决定归并于汪政府，而“临时政府”则仍然维持战前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形式，依旧是华北特殊化与独立化。殷汝耕的“冀东政府”以外，日本人的蓄心把中国弄成四分五裂，于此又得一明证。

二九、吴佩孚汪精卫鱼雁不绝

七七事变以后，华中、华北，先后沦陷，“临时”“维新”两政权相继出现。自汪政权建立，“维新”取消，“临时”则沿战前华北特殊化的往例，成立了“华北政务委员会”，王克敏、王揖唐先后任首长。虽与汪政权分庭抗礼，直接受命于华北之日军，但在形式上不能不谓为汪政权治下之地方政权。本书既以追述汪政权之经过，关于华北部份，论理不应独付缺如。而我虽于三十年曾以他事道出北平，且曾与王揖唐一度晤谈，但对华北政权起迄的经过，道途遥远，几乎一无所知。在开始写作本书中，且曾不断访问留居此间当日曾参加华北政权的朋好，而劫后余生，胥已不能有系统地为我述其梗概。关于华北部份的材料，只有俟笔债稍暇，俟他日再为访述。

当华北华中沦陷之初，日军阀亟亟于扶掖地方政权。华北属意于吴佩孚，而华中则寄望于唐绍仪。风声稍露，唐即为渝方特工，用利斧毙之于寓所。吴佩孚寄居北平什景花园，土肥原等日军渠魁，朝夕出入于其门，一度曾盛传有立即登场之说。吴且曾由日军陪同公开招待记者，表示亲善，更使人相信其渐趋于成熟阶段。而吴之终未入彀，传者谓其倔强成性，与日军所商之条件不洽，至成僵局，其言是否可信，未敢悬揣。但吴于是时，与日方交往甚密，不问其为作虚与委蛇之误，或竟有久蛰思动之意，而吴之并未向日方断然拒绝，则为无可置疑之事实。

汪精卫于二十七年冬，离渝赴越，即电致吴氏，声述和平主张，即得覆电，表示赞同。旋汪去沪，一面继续求全面和平之实现，一面着手为建立政权之筹备。乃专派赵叔雍专程赴平，携其亲笔函交换意见。我在撰写本书时，与叔雍几朝夕相见，不时闲谈当年旧事，而从未及此一段经过。迨本港“联合评论”刊载耘农先生“汲古书屋谈荟”中发表汪吴于二十八年五月至十月中汪政权建立前往来函牍三通。始再询之叔雍，谓确有其事。叔雍告我，当年衔命赴平，谒吴于什景花园，室内仍有八大处之存在，威仪无减，室中且悬有吕纯阳降坛诗屏轴。吴出与叔雍寒喧并互道思念仰慕之忱后，概括吴之意见，和平固与汪氏不谋而合，合作亦有其可能，但宜由汪氏主党，而由其主军，殊不甘局促于一隅云云。叔雍面呈书函后，即南返覆命。在吴氏覆汪氏函中，亦表示对和战之局，谓史无久战之理，宜矜恤同胞，戛然而止。对汪氏个人，自谓彼此有针芥之合，鹤鸣九皋，我道不孤之语，盖未可全以客套视之也。三函诚为历史上珍贵之文献，特为转而补录于后，以实我书。

《汪精卫致吴佩孚书》

子玉先生勋鉴：

去岁冬间，曾致电左右，略陈悃幅，惟辞意未尽，而耿耿之诚，幸蒙鉴察。旋奉覆电，意味深长。循读之余，弥深向慕。中日两国为敌则两败俱伤，为友则共同发达，其理自明。不幸数十年纠纷胶结，郁结至于今日，遂败坏决裂一至于此。欲谋收拾，且引之入于正轨，其事诚难，然又不可以已，且舍此实无他道也。国民党人当此厄运，抚躬自责，不敢有一息之安，而旋乾转坤，则非海内仁人志士之心力以共谋之，不能有济。我公功在民国，蒿目颠危，诚知心恻然有动于中也。铭自去腊之末，发表艳电，栖迟河内，未尝别有谋划。盖以此身曾参与重庆政府，虽谏不从，言不听，而去国之际，深维孟子三宿而后出昼之义，不惮再三呼吁，以期重庆当局之最后觉悟。今此望已绝，不得不易地奔走，期与海内豪俊，共谋挽救。现在国难日深，而国际危难，又日趋紧迫，非恢复和平，无以内除共祸，外应世界大势；非组织统一有力自由独立之政府，无以奠定和平。公老成谋国，如有所示，极愿承教。铭一得之愚，亦当作蒭荛之献。但求有益于国，任何艰险，皆所不计。区区之怀，特托赵叔雍先生趋前面承，尚祈鉴察，是所厚幸！专此，敬请勋安！汪兆铭谨启。

再者抵此间后，始闻公于二月间曾有赐电，道途阻隔，至今未获拜诵，至深歉仄，谨此陈谢，并乞鉴原为荷！兆铭又及。

《吴佩孚覆汪精卫书》

精卫先生执事：

叔雍先生至，拜展手书，读竟怆感不置。中日辅车相依，为友为敌，利害本自昭然。两国当枋皆一时贤隽，智虑周远，讵谓见不及此？徒因乘隙抵衅，积渐已久。吾国自甲午熸师，庚子喋血，迄于九一八事变，隐忍依违，专以不滋生事端为无上自全之策，敷衍因循，正如痈疡附身，终归一溃。而又内外情势复杂，因风纵火，更有促使炽燃者。平情而论，国民党不过适逢其会，傥亦国运有以致之，不必尽在人也。公怵惕危亡于喧豗抗战之中，迳议寝兵，翰音登天，宙合皆晓，复眷眷于风雨同舟之谊，瘏口哓音，冀反众迷，终且险患亲尝，高振六翮，嘤求海内仁人志士，共计匡维。为国忠贞，至堪敬佩！并承谦衷见访，履綦远劳，翘企风猷，弥增感奋。窃谓中华民国四万万民众，实为主体。民意趋归，果以抗战为然，则任何牺牲，均可弗计。若民众厌战，相战之国复有感于穷兵黩武之非，即宜矜恤同胞，戛然而止。

有史以来，从无久战不和之理。以德皇威廉第二之睥睨一时，鉴于大势倾颓，至不惜敝屣尊荣，为民请命。诚知民为邦本，和与战同一为民，则应战应和，自不能不以民意之向背为准绳也。弟分属军人，昔亦误以武力为万能，经体察国情，默观世界大势，乃于太公所谓全胜不斗，大兵无创，微通鬼神者，一以政治之原理，权衡其际，益憬然经国之略，初不尽恃藉于疆场之决胜也。故自芦沟桥变起，兀坐故都，本所信念，日以启导和平为事；和平要领，则以保全国土恢复主权为唯一之主张。区区此志，窃幸与公尚有针芥之合，九皋鹤鸣，敢云吾道不孤矣！尊论谓非组织统一有力自由独立之政府，无以奠立和平，确为扼要之言，与鄙见亦正相符。盖不如是，不但无以奠立和平，且无以见谅国人，并无以改国际之观听，愿共本斯义，力图迈进。友邦诚能具充分理解，悉予赞同，中日真正之亲善，固可依次以举，而被所揭橥于世界之圣战意义，并可即为事实之证明。近德意于西班牙撤兵，复归其政权于弗朗哥，欧洲疑云，因之顿消，此诚友邦之极则，尤望公切为正告也。弟委质国家，誓与国家同其命运，苟能山河无恙，自计已足，幸叨不弃，更当进附贤者，竭毕衷忱。如能教益频施，资为针圭，更所欣盼而不容自已也。修牋奉答，未罄万一，统希惠炤，维为国珍重千万！敬颂勋祺！吴佩孚拜启。

《汪精卫再致吴佩孚书》

子玉先生勋鉴：

（陈）中孚兄来，获诵九月二日大教，敬承一切，并稔福履绥和为颂！窃念铭之与公，为国为民，心事相同，而立场不无稍异。数月以来，虽履通函札，而胸怀容有未敢尽吐者。顾国难日深，事势日急，茹而不言，将来必有失人之悔。素仰公忠鲠正直，能受尽言，故终以一吐为快。十五六年间，公尝与国民革命军为旗鼓之周旋，胜负兵家之常，而公对国民政府始终抗节，天下共见。今者一旦以参加国民政府之说造于公前，诚有冒昧之嫌，此铭前此格格不吐之所由也。继而念及国民政府统一中国，于今已十余年矣！芦沟桥事变以来，军事挫败，和平运动，随之以起，不惟国民党人力持恢复国民政府，以收拾时局；即国民党以外之人，平日不满于国民党，不满于国民政府，不满于青天白日旗者，至今日而拥护之热，不下于国民党人，其故何哉？盖对内为一事，对外又为一事。甲午战败，乙未议和，未闻易政府换龙旗也。庚子战败，辛丑议和，亦未闻易政府换龙旗也。上次欧战，德国战败议和，亦仅威廉二世退位而止，易帝制为共和，待德人民之自决，而国旗之换，则远在国社党得政之后。盖对外战败之结果，至于易政府、换国旗，则内政干涉，国将不国，不可不惧也。

为今之计，国民政府急需恢复，以当收拾时局之大任。林主席地位，在法律明文规定“不负实际责任”，故军事当局宜引咎辞职，行政机关宜改组，而主席地位不宜更易，以省纠纷，而利进行。至于国民政府之职权及名称，以及种种制度，如有更改之必要，于国民大会中议定之。如此则对内对外不相混淆，国权民意两得顾全矣！由是言之，今日国民党人主张恢复国民政府，其为国民政府谋，忠也；非国民党人亦主张恢复国民政府，其为国民政府谋，侠也；一忠一侠，其立场虽异，而为国为民之心事则同。铭窃愿公以一忠字对民国，以一侠字对国民政府，则公之风节必照映宇宙，而旋乾转坤之功业，亦必成于公手。铭之与公，并未谋面接杯酒之欢，而于公之人格，夙所倾仰，故敢以率直之辞，贡其诚悃，惟垂察之，幸甚幸甚！专此，敬请勋安，尚祈霁照不宣！汪兆铭谨启。

再启者：昨晤陶星余先生，畅谈一切，因托带此函，藉尘清听，尚祈亮詧为荷！兆铭又启。

三〇、为民族英雄乎为汉奸乎

假如汪精卫等一批人，真是仅仅为了一己的利禄，则汪政权之建立，尽可以随时袍笏登场，大可不必一延再延。其所以迟以有待者，除了上文所述期望全面和平，与解决沦陷区的既成政权以外，与日本之间的交涉，发生了重重困难，在若干基本问题上，双方的意见，竟至南辕北辙，有着很大的距离。

汪氏等由越南东下抵沪以前，初以为日本既陷于泥足，应该认识了中华民族的决不可以武力屈服，日本的军阀们也可能有了悔祸之心，在近卫三原则下，既声明撤兵与不要求赔偿，而双方对于反共的立场又复一致，大原则确立了，其他的枝节问题，不难迎刃而解。但一经实际上接触，谁知竟大谬不然。在这一个时期中，汪氏等心境是沉重的、沮丧的、与焦虑的。他们想到：假如抗战不能胜利，而和平又无成就，不但国家将陷于万劫不复，连自己也将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

在周佛海日记中，一再表示了这一点，如二十九年五月十三日，他在汉口的日本陆海外联合招宴中演说：“重庆各人自命为民族英雄，而目余等为汉奸，余等则亦自以为民族英雄。盖是否民族英雄，纯视能否救国为定。余等确信惟和平足以救国，故敢以民族英雄自命。但究竟以民族英雄而终，抑以汉奸而终，实系于能否救国。如余以民族英雄而终，则中日之永久和平可定；如以汉奸而终，则中日纠纷永不能解决。”又九月二日在北平日本华北最高司令官多田席上演说有云：“一部份中国人欲杀余，一部份日本人亦欲杀余，均有证据，此正余之立场。中国人欲杀余，证明余非抗日主义者；日本人欲杀余，证明余非汉奸。使两国能互信互尊互惠，乃为余之理想”云云。

汪周等一批人的心理，确是矛盾的、惶惑的，他们想不惜蒙一时之恶名，救国家于将堕，成为民族英雄；但环顾现状，瞻望将来，有以汉奸而卒之可能。我清楚记得民国二十九年的农历正月初八日，我去看佛海，刚巧那天什么宾客也没有，他独坐在书室中正在呆呆地出神，他见到我就说：“你来得正好，我们随便谈谈吧！”我说：“我正是专诚来和你谈一件事的，我决意不干了！”他一愕，接着说：“有什么不如意的事，使你消极？”我说：“几个月来，事实证明了日本人的蛮横狡狯，决无悔祸之心；几个月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许多和运同志利欲薰心，甘为虎伥，我不敢说自惜羽毛，但我不甘同归于尽。”

佛海是一个极富情感的人，而我又是一个情感极易冲动的人，他听到我提出了那样率直得近乎讥讽与谩骂的话，他拉住了我的手，眼中流下两行清泪，呜咽着说：“正因为如此，彼此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又那样少，死，也让我们死在一起。”我料不到他的答覆是那样地沉痛，那样地毫无讳饰，“士为知己者死”的一句成语袭上我的心头，我见他那样地悲苦与激动，我放弃了我去看他的本意，不忍再过份的刺伤他。我与他紧紧地握着手，我也觉得喉头有些哽咽，凄然地点了点头，于相对无言中结束了那次的谈话。

我在本书的第一节中，开宗明义就说：汪政权的建立，是我自己的悲剧，朋友们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而最后，这一幕悲剧，也终于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悲剧。但，这岂是汪周等之始愿；又岂是汪周等之始料所及？

汪氏想针对日本人军事上泥足的心理，在日本占领区的枪刺之下，建立政权，而存着近乎幻想的奢望。与日本之间，所谓调整两国邦交，本希望确立平等互惠原则。在政权方面，规复战前国民政府的旧制，即国民党、三民主义、国民政府、五权政制，以及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所以这政权的建立，不曰创建，而曰“还都”。但是他想得过于天真，日军于屡胜之余，充满骄满之气，一心将以关内占领之区，尽成“满洲帝国”之续，以实现其大陆一元梦。如日人真肯对中国平等互惠，将正如蒋先生因陶德曼调停而说的话一样，“如此，日本人为什么要打呢？”

前文已经说过，汪氏等抵沪以后，发表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的首相近卫已经下台。继任的平沼与米内内阁，对汪政权之建立，既并不热心，而军人一方面希望汪政权成为“满洲国”第二的傀儡政权，同时又深恐汪政权一旦建成，破坏了与重庆的和谈机会。所以在讨论调整两国邦交的实质问题时，坚不让步。甚至对于一手制造的政权形式上承认问题，也三反四覆，一变再变，汪方提出新政权既为原有法统的延续，日本不必再发表承认宣言，只须派大使呈递国书已足。而日方的加藤公使，即谓可派特派大使，不派全权大使，也不呈递国书。而周佛海以为若如此，则宁可不组织。既而汪方决定于政权创立之际，发表宣言，而影佐的意思，汪方发表宣言，日方不便阻止，但日本不发表宣言响应，既不表示同意，亦不否认。最后于二月十五日由影佐、清水、崛场，直接谒汪，决定汪日双方同时发表宣言，但不发表条件，惟保证条件不出近卫声明以外。

但至月底，日方忽又变卦，仍主张拟派大使而不递国书，直至汪政权建立前的半月，汪方让步，日本先派特派大使，以为事实上之承认，再派全权驻在大使，以为法理上之承认。总之日方认为汪方诸人，并不能一味俯首听命，对政权之建立，并不放心，因此处处表示无扶植其成立之诚意，枝节横生，花样百出。日本有自悔于一时卤莽中选错了对象之意，而汪方亦有贸然从事至进退维谷之心。原定最迟三月二十日“还都”的，先延至二十六日，又延至三十日，始克实现。而其间争执最烈的则为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这一个轩然大波。

三一、非驴非马的青天白日旗

从国军自京沪撤退，日方亟亟于傀儡政权之制造，形式上虽不同于“一二八”时期以汉奸胡立夫为首的所谓“闸北地方维持会”，而代之以莫名其妙的叫做什么上海市“大道市政府”。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辈，在南方想怂恿唐绍仪，在北方胁诱吴佩孚，但对吴佩孚既功败垂成，唐绍仪又被刺殒命，于是北方以王克敏为首成立了“临时政府”，南方以梁鸿志为首成立了“维新政府”，双方虽互不统属，但旗帜则是相同的，除了上海两租界以外，所有华北华中的沦陷地区，已被迫悬挂了北洋政府时代的五色旗。居民藏有青天白日旗的，日本即认为有抗日嫌疑，可以立召钜祸。

汪精卫之一生，尽管有许多可以批评之处，但他对于中山先生的崇敬，在任何环境下，不易其志。他以为青天白日旗是中山先生所手定的国旗，在他所领导下的政权，也一定必须以青天白日旗为国旗。所以当他于二十八年夏由越南的河内抵沪，不久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抗战后第一次在沦陷地区升起的国旗，就是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本港创垦社出版的“周佛海日记”附加的注解中，指为周佛海、梅思平曾经想以青天白日旗和五色旗混合起来，改为另一新的旗帜，诚不知其何所据而云然？

汪周等对于悬挂青天白日旗是坚决的，而日本方面反对新政权悬挂青天白日旗，也同样是坚决的。日本方面的意见，以为日本的对华作战，以打倒青天白日旗为目的，现在前方战事尚在继续，而自己的后方所悬挂的，正与前方攻击的目标相同。如此敌我不分，势将影响军心。汪方以既然是继承从前的法统，国旗决不能更易。在上海与影佐、佐籘等交涉，始终不获结果。

周佛海在青岛会谈之后，亲自赴日，与日本军部以去就争，始获得了非驴非马的折衷办法。据他由日返国后告诉我此事谈商的经过：周佛海虽是留日帝大经济系毕业生，能够讲一口流利的日语，但他与日本正式谈判，向来用国语，再由舌人译为日语，那一次赴日，他的翻译是彭盛木（曾任上海同文书院教授，且娶一日女为妻，与佛海素无渊源。佛海抵沪后，始由上海洪帮领袖徐朗西所介绍录用，后来知道他是军统派往汪方的潜伏份子，于国三十二年间病死。以后周即改以黄远为翻译），那次他与日本陆相会晤（我已不能真切记忆那时是东条英机还是荒木贞夫），主要谈的就是国旗问题，当两人争执得最激昂的时侯，佛海等不及舌人的翻译，迳以日语相辩驳，两人搞得面红耳赤，佛海甚至表示如国旗问题不获解决，则汪方即全部解散，将不问后果如何。更说明意大利方面态度，如国旗变更，意国将不予承认。

经过几度的交涉，日方提出了在原有青天白日旗上，加缝一条黄色的横布，佛海更以为国旗的形式，不容有丝毫改变，而日本军部则以为为了避免作战时的误认目标起见，必须在形式上有明显的分别，最后提出了暂时于青天白日旗之上，另加黄色三角形飘带，上书汪政权的政纲“和平、反共、建国”，也不与国旗缝在一起，等情势稍有改变，便于随时取消，再回复原来的形态。但佛海仍然要求汪政权政府前所悬挂的旗帜，三角飘带不在青天白日旗之上，而另以两小竹竿交叉此三角飘带，地位则置于青天白日旗之下，以示附加的飘带，并不是固定的形式，这问题才算获得一解决。

但至最后汪政权建立之日，这非驴非马的旗帜在街头出现，中国人固觉得痛心疾首，而日本军人则认为作战三年，死伤累累，而打来打去，青天白日旗，依然飘扬招展。当汪政权建立之日，京沪两地，日本军人险至发生暴动，如不是日驻军尽力弹压，可能酿成大祸。

汪政权的一延再延，已使汪政权的从龙群臣，发生疑虑，连周佛海也无法确指新政权的能否实现。周佛海所提出的一旦新政权建立，最低限度，日本的派遣军总部，即应迁出南京以外，而连这一个条件，也终为日方所拒。

民国二十九年三月十五日的晚上，我往佛海家中小坐，约十时左右，佛海醉醺醺地由外归来，神情方面显得有些激动，他劈头第一句话就说：“政府还都的日期确定了，是本月三十日，汪先生定十七日飞京，我也已定十八日启程，二十日举行中央政治会议，三十日政府成立。”说完了，莫名其妙地又摇摇头。我说：“那么与日方的交涉，一切已获得圆满解决？”佛海作了一个苦笑，他说：“我们与日本合作，好像男女在谈恋爱，我们东来一到他势力范围的上海，就好像女人已跟随男人进入了旅舍的卧室，男人正在其欲逐逐不能自制的时候……”他说到这里，伸出右手，把中指翘然一举，以表示所说“其欲逐逐”的含义。顿了一顿，他又继续说：“这时女人应该把握时机，提出爱情保证品的时候，而我们竟含羞带愧，半就半推地自动的宽衣解带了。罗襦既解，樊篱尽撤，这还有什么可说！”

在满室女客们吃吃笑声中，他黯然地踱进了自己的卧室，我也悄悄地离开了那里。

这一幕历史的悲剧，终于无可避免了！

三二、同舟胡越凄其一纸名单

从汪氏于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十二月十八日离开重庆，经过了一年三个月的时间，一面积极筹备建立政权，一面向日本作种种交涉，同时又期待于全面和平之实现，迟之又迟，终于在不利情势之下，在南京草草登场。日期是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的三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日，刚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为国捐躯的下一日；也是世人所熟知的万愚节的前两天，这意味着是一个历史上不幸事件的延续呢？还是受人愚弄的先声？是巧合？还是故意？总之，这一天，却决不像是一个黄道吉日！

在此之前，汪氏率领了陈公博周佛海等一行，于三月十九日往紫金山谒陵，先向中山先生祭告，作为政权建立的序幕。那天正好漫天风雨，景色凄苦。汪氏步入灵堂，举头向中山先生的石像一望，禁不住两行热泪，簌簌直流。等到领导恭读遗嘱时，全场变成一片呜咽之声，这前奏曲，竟是凄凉的哀乐，是不祥的预兆！汪氏即使真是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想对国家有所贡献，从此也终将莫挽其精卫填海之恨了！

谒灵的第二天，真正的“还都”前奏曲中央政治会议在南京中山路的国际联欢社举行了，出席的人员，汪方与“维新政府”大致与青岛会议持相同，又加上了所谓“社会上负有重望之人士”，北方的临时政府出席的有王揖唐、齐燮元、殷同等人。会议自三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三天毕事，这本来是一个形式，一切早于事前商定。因此议程中的政纲、政府组织、“还都”日期等，都顺利通过，而此会最主要的一项，则是各院部会的人选问题。兹就记忆所及，列表如下： 汪政权登场人物表

主席：林森 代理主席：汪兆铭 文官长：徐苏中 参军长：唐蟒 行政院院长：汪兆铭（兼） 副院长：褚民谊（后由周佛海继） 秘书长：陈春圃 参事厅厅长：陈君慧 法制局局长：陈允文 印铸局局长：李释戡 立法院院长：陈公博 考试院院长：王揖唐 副院长：江亢虎 监察院院长：梁鸿志 副院长：顾忠琛 审计部部长：夏奇峰 司法院院长：温宗尧 副院长：朱履龢 行政院内政部部长：陈群 次长：李文滨 次长：张秉辉 外交部部长：褚民谊（兼） 次长：徐良 次长：周隆庠 财政部部长：周佛海（兼） 次长：陈之硕 次长：严家炽 军政部部长：鲍文樾 次长：陈维远 次长：XXX 海军部部长：汪兆铭（兼） 次长：凌宵 次长：姜西园 教育部部长：赵正平 次长：樊仲云 次长：戴英夫 工商部部长：梅思平 次长：蔡培 次长：汤澄波 宣传部部长：林柏生 次长：汤良礼 次长：孔宪铿 铁道部部长：傅式说 次长：赵叔雍 次长：周化人 交通部部长：诸青来 次长：李祖虞 次长：朱朴 司法行政部部长：李圣五 次长：汪翰章 次长：薛典曾 社会部部长：丁默邨 次长：顾继武 次长：彭年 农矿部部长：赵毓崧 次长：汪曼云 次长：何庭流 警政部部长：周佛海（兼） 次长：李士群 次长：邓祖禹 水利委员会委员长：杨寿眉 服务委员会委员长：岑德广 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济成 边疆委员会委员长：罗君强 卫生署署长：陆润之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汪兆铭（兼） 副委员长：陈公博（兼） 副委员长：周佛海（兼） 委员兼办公厅主任：杨揆一 委员兼第一厅厅长：臧卓（原任陈钦若病故） 委员兼第二厅厅长：邹敬芳 委员兼第三厅厅长：何炳贤 军事参议院院长：任援道（兼） 参谋总长：杨揆一（兼） 军训部部长：萧叔宣 次长：臧卓（兼） 次长：郑大章 政治部部长：陈公博（兼） 航空署长：陈昌祖 开封绥靖主任：刘郁芬 武汉绥靖主任：叶蓬 上海警备司令：陈公博（兼）

以上所列的组织系统以及部次长人选，事隔二十年，记忆不真，颇有模糊仿佛之处，虽然我在初步列表以后，问过许多当年旧侣，其中获得了不少补充与更正，但我仍然相信还会有错误与遗漏的。尤其次长之为政务抑为常务，更属无从确记。

汪政权各院部长人选，事前的支配，煞费踌躇，理想中的人，有些不愿参加，有些是负气拒绝，而此攘彼争，你抢我夺者，则实繁有徒。汪氏倒不失为一个有风度的领袖，一切的安排，一以委之周佛海，等佛海把整个名单请他核定时，几乎全无更动。佛海曾以汪政权之由其一手组成，引为自豪自喜，而对汪氏也愈增其感恩知己之心。但在拟议的当时，使佛海常陷于几面不讨好的狼狈之境，他想使汪政权的名单，搜罗一些像样子、有肝胆而真能做事的人；但力争的与自荐的又决不是他所理想中的人物。汪氏离渝以后，他追踪而往，是孑然一身。以后跟着而来，与他私人关系较深的，也只有一个旧部罗君强，一个内弟杨惺华。罗君强桀骜不驯，常为周贾怨。他一开始即与陶希圣磨擦，即其一例。而杨惺华又年事太轻（那时还不到三十岁），不堪重用，只能为他做一些私人事务工作。梅思平虽然与他私谊甚好，但在沪九个月中，处处已显出有独树一帜的企图。陶希圣本与佛海私谊甚笃，中途叛离。那时使他很怀念到留渝的一班旧友，他常向我说：假如陈布雷、许孝炎、陈方等可以互寄心腹的朋友能来共同合作，则“和平运动”可能多一些成就，而汪政权或能真会有些表现，即在他私人方面，更可以得到许多助力。他于以后六年中，对此曾不断努力，而他的殷望之终于成为泡影，那只是胜利来得太快了！

三三、千回百转中的人事安排

对于上述的登场人物名单，这里不能不有所补充说明。首先，重庆的国民政府主席是林森，为什么汪政权也片面的迳以林氏为主席。中间有着两个原因：表面上汪政权的建立，号称还都，而不是另起炉灶，所以名称、政制、主义、国旗、首都，均要一仍其旧，为对外装点门面计，连主席也依然不加更动。而内在的苦衷，则汪政权建立以后，仍希望全面和平的能够实现，重庆与南京合并，则元首问题虚席以待，不至成为未来的障碍。汪氏本身，亦欲表示其并无欲为领袖的欲望。故主席问题确定以后，且曾由汪氏出面，去电重庆，向林氏促驾，结果当然如石沉大海，毫无反应。

其次的问题，就是“维新政府”的人事安排，汪政权中人的希望，即使不能完全把他们排除，也想减至最少数，但“维新政府”自有日人撑腰，形格势禁，于是把无足轻重的监察、司法两院位置“维新”的巨头，划清界限，等于各立门户。在行政院各部长中，只陈群一人任内政部长，陈老八（陈字人鹤，行八）外表似乎吊儿郎当的一副玩世不恭样子，其实工心计、有手腕，与佛海等也敷衍得很好，汪政权中人也深怕他向日人面前捣鬼，破例任为“内长”，正所以示羁縻也。任援道则以握有华中军队的实力，得为军事参议院长，以后又调任为海军部长，资历而外，善于应付，雅擅辞令，尤为其特长。其他次长中，除内政部由陈群推荐，自然为“维新”旧人外，其余邓祖禹以与周佛海李士群的人事关系而得任警政部次长；孔宪铿原为“维新”宣传局长，以日人坚持而为宣传部次长。但如此安排，已属煞费苦心。另一维新旧人而在“行政院下”为首长者，则为杨寿眉（即杨翰西）。

五“院”之中，记得“立法院”最初不设“副院长”，（其后缪斌南下归汪？曾任此职。）王揖唐为“临时政府”要角，给他一个“考试院院长”位置，表示华北政权，同样隶属于汪政权之下，但王揖唐始终并未到任，“副院长”江亢虎后由代理而至真除。

另一点值得一提的，行政院各部长中，除汪方人员外（包括汪之嫡系与所谓CC在内），赵正平傅式说两人为无党无派人士。而国社与青年两党，居然也大唱双簧，玩两面手法，初国社党由诸青来、陆鼎揆两人为代表；青年党以张英华、赵毓崧两人为代表，且谓均得各该党之承认而以党代表身份参加。青年党首领曾琦，且曾亲往南京，为汪氏私邸之上客。两党中伍宪子、毛以亨等人，均曾赴宁观看风色。在汪政权建立之前，两党且各发宣言，表示拥护。佛海初拟以司法行政部长一席与国社党之陆鼎揆，会陆病卒（曾一度拟请罗家衡出任，罗又不就），乃改以诸青来出任交通部长，交通部长一席原已答应给青年党之赵毓崧，转给诸青来后，得赵之同意，以农矿部长一席相酬，汪政权之建立，除国民党外，于是乃包括：“临时”、“维新”、“国社党”、“青年党”以及无党无派之人士，可谓形形式式，鱼龙混杂。

参加汪氏“和平运动”诸人，皆认汪政权中，以财政、实业两部为肥缺。汪等抵沪以后，即面允以“财政部长”属之周佛海，以佛海当时之权势，自无人敢与之争衡，因此亦无人敢加以觊觎。“实业部长”则为第二优缺，虽早已内定为梅思平，但陶希圣曾以薄“教育部长”而不为，明言欲为“实业部长”，汪又不许，乃成为其出走原因之一。又一人则为潘XX，亦以任“实业部长”为参加汪政权之条件。而汪氏既以梅思平为最先参加之一人，周又力为之支援，乃终得不为他人所抢走。但在政权建立的前夕，终以人事支配关系，将“实业部”分为“工商”、“农矿”两部，而交通部亦分成“交通”、“铁道”两部，以餍足一般人的飞升之愿。

又一趣闻是“海军部长”一席，汪氏本已决定为褚民谊。而陈公博周佛海两人，以褚过去唱大花面，打太极拳，拉马车，踢毽子，放风筝，以大官而有此行径，已显得滑稽，如再由他出任“海军部长”，更将为世人所腾笑，陈周向汪再三力争，始改任为“外交部长”。但那时外交对象，也仅日本一国，事实上一切对日交涉，均由周佛海负其实际责任，褚不过素餐划诺而已。

从“七十六号”开始，以迄汪政权的颠覆，丁默邨与李士群两人之间，久成水火，尤其在“还都”以前，互向佛海面前攻讦，对于警政部长一席，都志在必得，使佛海朝夕调处其间，难作左右袒，佛海本已内定以丁默邨为“警政部长”，而以士群为政务次长，士群坚拒。最后特设社会部予默邨，佛海则自兼“警政”，而由士群以“政次”揽其实权，其事始寝。佛海在“还都”前认为内部有两件事使他伤透脑筋，其日记有云：“前有高陶之出走；后有李丁之争执。面子丢尽，气亦受够！”曾致其无限愤慨之意，也可以说明当时丁李倾轧情形之激烈。

当时从龙诸人，在新政权中，都唯恐官阶不大，但有一个冷衙门是例外，就是“行政院”的“边疆委员会”。汪政权中人，就有过一句笑话，说汪政权的边疆，即为南京的城门，盖讽其号令不出城外也。虽然话是说得过份了一些，但是也大足以反映当时日军的专横情形。所以当“边疆委员会”委员长决定人选时，先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蔡洪田，而蔡不屑就；再属意于汪曼云，而汪又宁愿为其他一部的次长，而不当“特任”的“委员长”。正当悬缺未定之际，一次在上海愚园路一一三六号汪邸开干部会议时，对于未来新政权的人事，也有所讨论。

周佛海的心理，以其嫡系部下“十人组织”，初步一律分任为各部次长，表面上并不偏袒大用，而实际上能收到明了各部真实情形的效果。佛海在民十八出任民众训练部长与江苏教育厅长之前，久任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处长，而罗君强是他那时的主任秘书。那天的干部会议中，佛海提出以君强任“军委会政治部次长”，俾驾轻就熟，为公博之助。公博当场笑着说：“君强那么坏的脾气，我不能要他，你为他另谋高就吧！”高宗武与陶希圣虽中途离汪而去，但汪氏夫妇对高陶仍不尽有眷念与曲谅之意，尤其认为陶之所以出走，实由于君强一函所激成，汪夫人余怒未息，那天即站起来说：“谁也不能与君强共事，‘边疆委员会’人选未定，不如让君强去，‘边疆委员会’与各部无关联，就让君强去关门做皇帝吧！”

就凭陈璧君这几句话，决定了君强以后的出处。人弃我取，君强听到了这个消息，却沾沾自喜，以为虽无事可做，官阶到底是“特任”，以后他的得为“司法行政部长”、为“安徽省长”，也无不由此而来。宦海浮沉，冥冥中岂真有前定欤？

汪政权的“中央政府”院部人选虽然确定了，原“维新”旧人，几乎都处于伴食之列，而日政府对于占领区的地方官吏，则坚持必须逐步更动。所以当汪政权创立之时，除“广东省长”派出陈耀祖（陈后遇刺殒命，由陈春圃、褚民谊先后继任）以外，其他如“江苏省长”陈则民（以后继任的有高冠吾、李士群、陈群、任援道诸人），浙江省长汪瑞闿（以后继任的有梅思平、傅式说、项致庄、丁默邨诸人），“安徽省长”倪道烺（以后继任的有罗君强、林柏生诸人），“湖北省长”杨揆一（以后由叶蓬继任），“南京市长”高冠吾（以后由蔡培、周学昌等继任），“上海市长”傅筱庵（以后由陈公博、周佛海继任），“汉口市长”石星川，“广州市长”彭东原，全部都为“维新”旧人，甚至日人所宠信的“苏浙皖三省统税局长”邵式军，周佛海初虽欲全力去之，而终未成为事实，日本人仍然想统治中国，无处不暴露其不可理喻之野心。今天虽已时移势易，而对二十年前不可与为友的旧事，还是值得让每个中国人重温一下。

汪政权在此数年中，因不断与日人力争不屈，情势也逐渐改善，如江西派出了邓祖禹任“省长”（后由黄自强继任），以华北一部份土地划出而成立淮海省，由郝鹏任“省长”（后由郝鹏举继任）。苏北也设立了行营，统一指挥，由臧卓出任行营主任，以后改为苏北绥靖主任，由孙良诚继任，这都是后话。

三四、揭开了历史悲剧的序幕

民国二十九年三月三十日，倒是一个温暖晴朗的天气，酝酿了一年三个月的汪政权终于成立了。原来的国民政府在沦陷中给日军捣毁得像故国山河一样的支离破碎，汪氏的“国民政府”，迁到了战前考试院的旧址。那天的清晨，警察已督促南京的市民们重新挂起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只是上面加了一条三角黄布飘带，写着“和平、反共、建国”六个大字。市民们有一些欣喜，因为五色旗又匿迹了，中山先生所手定与革命先烈们以鲜血换来的国旗，又见飘扬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但市民们也有一些辛酸，这一条黄布飘带，是玷污了中华民国，玷污了中华民族！

所有汪政权的登场人物，衣冠趋跄，分乘着簇新的汽车，驰向新的“国民政府”！门前是一条横亘着的火车轨道，越过轨道，远远就望到大旗杆上一面青天白日旗在临风招展，上面并没有黄布飘带，是换了一个方式，改变用两根小竹竿交叉在国旗的下面。意思仅在告诉人，旗上的黄飘带不是固定的形式，将来随时会撕去的。礼堂里已挤得满满的，彼此相见也只是交换着点一下头，每个人全没有热烈高兴的神气，全场是一片冷静。汪氏出现了，许多居高位的武官是军装，文官是蓝袍黑褂，唯有汪氏穿着一套礼服，仍然如当年的丰采，但显得开始有些苍老，有些憔悴了。他，面上全没有一丝笑容，严肃地悄然走上主席台，眼光向四面扫射了一下，微微闻到叹息之声。在“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国歌高奏声中，他俯下了头，面上现出了勉强的一笑。汪氏的演说，一向是充满煽动性，生动而有力。记得我第一次听到他的演说，那是民十六他脱离了武汉政府来到上海，地点在善钟路七十七号，他的讲题是“分共以后”。

事前我为他想，他参加了左倾的武汉政府，又曾与陈独秀发表过联合宣言，这篇演说，他将怎样自圆其说？而他的演讲，一开始就说：“我为什么要容共呢？’那是遵奉总理的遗教；那末，我们为什么又要分共呢？这是尊重总理的精神！”寥寥几句话，先把自己的立场站稳了。他总是对的，并且说得无懈可击，我佩服他的辩才与机智。三十余年来，这几句话，永远留在我心里。而汪政权建立那一天他的演讲，似乎并没有使我留下特别的印象，他声音很低，讲话无力，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失败的一次。我只约略记得他的大意：（一）大亚洲主义是中山先生北上过日时所提出的最后主张；（二）历史上决无百年不和之战；（三）收拾山河，拯救苍生。典礼在他讲完以后，匆匆地结束了。在礼堂门口，全体合摄了一张照片，就完成了历史上悲剧的序幕。

这样一个重要的节日，连充任最重要配角的周佛海，在他的日记中，也只寥寥记了两行：“七时半起。旋赴国民政府举行还都典礼及各院部会长官就职典礼，在隆重严肃空气中完成。”而且“隆重严肃”字样，还是文人笔下的辞藻。一切外交上常例的各国使节的祝贺形式也没有，日本也并没有像周佛海所力争的派出了常驻大使。连日本驻华最高司令官西尾等也到了翌日上午，才往汪政府作形式上的周旋。石头城畔，是一片何等凄凉的景色！

为这一个节日作点缀的倒有两件事。

同日，重庆国民政府又发表了一百零几人的通缉名单，自汪精卫起，包括汪政权的院部会长副院长以及所有次长在内，一网无遗。最感奇怪的，我并不在汪政权中担任任何重要职务，自从林柏生拒绝了我任宣传部次长以后，我倒有失马塞翁的欣喜，佛海屡屡示意我表示我的愿望，而我一直声明愿意不拘名义，以友谊关系从旁帮忙。虽然他终于安插我为中政会法制专门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是梅思平），那是一个无足轻重而仅有名义的职位。汪政权六年之间，我真是从未去出席过一次。何以重庆把我的名字也列入其内？而且前后四次通缉令中，我居然已经是第二次获得了这个“不虞之誉”。反正是缉而不通，我也再度有了受惊若宠之感。

那天，南京城里，是够热闹的，虽然也照例有“维新”时代“大民会”策动的民众庆祝游行之类的玩意，每个政权的创建，也必然会有这一套，人民在被统治之下，也一定会乖乖儿的听从支配，高呼拥护，这一类戏在我过去半生中是习见了的。但那一天的游行行列，确真是并不热闹。热闹的倒是日本军人到处对青天白日旗当攻击目标，有些有殴打悬旗居户的暴行事件发生。在鼓楼与新街口等处，挤满了汹汹的日兵，更有酿成暴动之势。原因有两个：日本军人以为三年来作战伤亡累累，是要把青天白日旗打倒，现在相反地在侵华军事大本营的南京，满街满巷，一夕之间，又复公然出现。在日本兵士的心理，不甘于有青天白日旗，殊不知中国的人民更不甘于国旗上再多出一条不伦不类的黄布条。因此，在悬旗的时候，许多人自动把黄布条取消了。于是日本军人有了藉口，城里到处乱烘烘地可以随时发生大祸。汪政权的军警与日军部方面会同极力弹压，总算安然过去，满城小小的武剧，也成为这个节日中最热闹的点缀。

汪政权之建立，重庆是认为通敌叛国，而日本又以为非但是一个不受指挥的组织，反而是处处予以掣肘的一个累赘。虽然那时沦陷区的民众，寄以若干希望，减少一些被蹂躏的实惠，但是这政权的命运，在两面不讨好中，其未来的结果，是注定为先天性的。

三五、汪精卫两行酸泪立阶前

汪政权之建立，既以日本前首相近卫文麿之三原则为依据，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与经济提携，似乎表示得很明朗，而且日本更声明不要求赔偿，以及停战之后限期撤兵。但一旦汪方与日方真正到了折冲的时候，方才发觉满不是这么回事，日本希望拔出泥足而渴望和平是事实，但近卫三原则，不过是和平攻势中的香饵而已。但汪政权既经成立，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必须先与日本弄好关系。

汪氏等一行于二十八年夏秋间先后抵沪以后，即不断与日方接触，非正式交换意见，汪日双方以周佛海与影佐祯昭为交涉的对手。正式开始谈判，则已在二十八年的岁杪，地点是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六十号，也即是我与罗君强的共同住处。出席谈判的人员等，我已在前文叙过。起初还是谈的原则问题，到二十九年的新年，日方以油印的文稿，提出了整套的“调整中日间基本关系”草案，内容的苛恶，是可想而知的。

当与周佛海梅思平共同出席的高宗武与陶希圣取得了日方的提案后，汪氏正拟召集干部会议讨论对案时，于二十九年的一月四日派人召集高陶出席，才发觉了高陶已人去楼空，挟了日方提案高飞远走，而且不久日方提案全文，在香港各报公开发表，条件内容既与善邻友好相去甚远，于是举世大哗。但是高陶拿去的是日方的原稿，汪方连否认的余地也没有。周佛海日记中，认为受尽气的是丁（默邨）李（士群）之争，而丢尽脸的为高陶之走，也可见当时严重之一斑。

文件的发表，是揭开了日本并无悔祸之心的真面目。而周佛海即利用这一个机会，并且触到了日本的痛处，对影佐说：如其要让全世界相信高陶携走的文件是出诸虚构，日本与我方合作确具诚意，只有双方以未来的事实来证明。那末，条件方面，日本应该大大的让步。影佐听了虽很以为然，而日本政府与军部方面，对汪方却并不肯丝毫放松。

日本方面那时的情形怎样呢？据重光葵所著《昭和之动乱》一书中所记，可以反映出日军当时的真正动态。

事实有回溯之必要：对日抗战始于民国二十六年的七月七日，即芦沟桥事变是。至八月十三日松沪开战，于是一发不可收拾。其间仅四个月的时间，于同年十二月十三日首都南京陷落。翌年十二月二十日政府复由汉口迁往重庆。前后一年四个月，日军势如破竹，已将中国的华北华中心脏地区全部占领。日军固然感到伤亡惨重，后果堪虞，但同时军事上的胜利，也一时冲昏了日本军人们的头脑。那时华北由杉山继寺内任司令官，华中由畑俊六接松井之任，华南更由古庄攻略广州。

至民国二十七年底，日军北进至山西，中抵汉口，南下广州，全部海口，遭到封锁，这是汪氏基于战事上失利的悲观而脱离重庆的主因。日本朝野也志得意满，因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和平失败，中国政府坚持不屈，近卫内阁且公然于二十七年一月十六日发表了“不以蒋政权为交涉对象”的声明。而这一年中，也使近卫对战争发觉了有无限危机，为挽回过去的错误，于是发表了“三原则”，目的原是希望诱使重庆谈和，而意外地发展为汪氏脱出了重庆。从汪之离渝，以迄其政权之建立，日本内阁已四易其人，由近卫而枢府的平沼，再由平沼而有陆军的阿部，再由阿部而海军的米内，可知日本的如何陷于手忙脚乱的境地。汪之脱离重庆，由沪赴日，经板垣陆相介见当时的首相平沼，而平沼竟会感到不知为何而来的惊异，更可见军部控制了内阁，内阁成为军部的傀儡。

第二次近卫内阁的实现，已在汪政权建立之后。近卫基于在他第一次任内所爆发之中日战争，有及早予以结束的责任感。但是军部的“中国派”，还是一意孤行，积极进行“中国占领政策”，创设兴亚院，作统治中国的幻想，希望汪政权成为伪满之续。兴亚院在中国占领区成为最高的统治机构，并且在北平设有“北支开发会社”，在上海设有“中支振兴会社”，军事侵略与经济侵略双管齐下。

汪政权成立之后，日本派出了前首相阿部信行大将为特派大使至南京，进行“中日间基本关系”之交涉，汪政权要求以平等、自由为原则，更进而废除中日间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而日本则坚持完全相反的占领政策，要求承认日军广泛的权益，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在争执中，而在日军枪刺之下，让步的必然是汪政权。那时我看到过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的绝望、痛苦与愤怒的情形。而所谓“中日基本协定”也终于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四日在南京签署，日本正式承认汪政权，互派“大使”，声明“尊重”中国主权，而汪政权也发表了“中日满共同宣言”，并以影佐祯昭少将为最高军事顾问：以日本前财相青木一男为最高经济顾问。

到今天，我承认汪氏有意气，看错了局势，走错了路，但我仍然相信汪氏决不是一个甘心卖国的人，因为我目击了汪氏于签订“协定书”时令人酸鼻的悲痛情形。

协定书的签字地点即在汪政府的所在地，汪以“行政院长”的身份，代表政权在协定书上签字。那天，他穿了一套礼服，当日方大使阿部行将抵达以前，他站立在礼堂前的阶石上，面部本来已充满了凄惋之色，他呆呆地站着，远望缭绕在紫金山上面的白云，忍不住两行清泪，从目眶中沿着双颊一滴一滴地向下直流。突然，他以双手抓住了自己的头发，用力的拔，用力的拉，俯下头，鼻子里不断发出了“恨！恨！”之声，泪水渍满了面部，他的悲伤，是仅次于槌胸顿足。所有在四周的人员，也为汪氏的悲苦，激起了国家之痛，与身世之悲，许多人的眼眶都红了。那时，欢迎大使的军乐起奏了，阿部已经缓缓地进来，立在汪氏旁边任翻译的周隆庠，低声向汪氏说：“先生，阿部大使来了。”说着，一面从上衣袋中取出小梳，为汪氏整理着一头乱发，一面用手帕为汪氏抹干了面部的泪痕。汪氏像瞿然从梦中醒来，面上重新露出了一丝苦笑，迎接阿部，同入礼堂，完成了签署手续。这一幕动人的场面，十九年来，一直还在我梦境中出现。

三六、六年中的财政经济概貌

经济是政治的命脉，汪政权自然也不会例外。汪氏等一行脱离重庆到达河内之时，当时既未有作建立政权的打算，手头当然不会有充裕的经济。更以汪氏的地位，收受日本的馈赠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河内一段时期，汪氏发表艳电以后，如无行刺误中曾仲鸣事件发生，本已决计启程赴法。当中枢派谷正鼎赴越疏通之际，汪不但要求发给出国护照，而且希望补助旅费，汪氏斤斤于此笺笺之旅费，正所以说明其经济情形支绌之一斑。

在河内还只须顾及私人生活。而自陈璧君周佛海梅思平等一行先后来港以后，展开政治活动，经费来源，系由若干银行家或出于同情，或基于友谊，暗中资助。去沪以后，则仰给于关余。所谓关余，自清道光二十二年，以我关税收入，作为赔偿英国军费之担保后，嗣即陆续为外债暨赔款之保证。所有国家关税收入，由税务司存入汇丰银行，尽先偿还各国外债或赔款之本息，如有多余，始拨归政府收用。自抗战军兴，国军西撤，经日军之要求，关余改存于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民国二十六年以后的关余，政府即无法动用。汪等抵沪以后，所需经费，即以此为挹注。但是数额有限，且日军也时常出以延阻。

当汪政权建立之日，苏浙皖三省当兵燹残破之余，又兼日军的澈底搜括，已有民穷财尽之概。那时市面上所流通的是三种货币：（一）法币，事实上至二十八年，已贬值很多。（二）军用票，日军在沦陷区发行，虽与日元等价使用，但不能倒汇至日本国内，而且无限制发行，后来票上竟至不列号数。总数发出究有多少，除日本军部外，无人能统计其总额。（三）华兴券，维新政权建立后，创办了华兴银行，以维新首长梁鸿志为总裁，表面上称为商业银行，事实上等于“维新政权”的“国家银行”，日军且赋予发行钞票之权。

至于财政收入，汪政权成立以后，虽“维新”“临时”两“政府”已偃旗息鼓，“维新”重要人员为汪政权所吸收，“临时”则依战前何梅协定后华北特殊化的成例，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事实上以徐州为界，划疆而治，徒有隶属之名，不受汪政权之直接管辖。湖北方面，日本军人亦有割据之局，形成一片支离破碎。最初周佛海所编列的财政预算，收入部份为华北关税二百万元（仍以法币为标准），江海关与华南关税合计为六百五十万元，统税五百五十万元，盐税二百万元，华北盐税五十万元，武汉各项税收可解缴一百五十万元，合共一千八百万元。

而支出预算，以“维新政府”之支出为基础，则只八百万元，汪政权建立后，机构增多，追加一百五十万元，另事业费五百万元，军事费五百万元，国民党党费六十万元，预备费五十万元，合计为二千五百十万元。收支两抵，不敷约七百余万元。作为一个政府，这数目委实已小得可怜。

事实上，关税既因国军后撤，情形混乱，船舶之入口大为减少，收入亦因之随而剧降。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关税已等于零。盐务初为日本军人所把持，后日本成立兴亚院以后，设立“华中振兴会社”，下辖经济侵略的各种国营公司，盐务方面亦为华中盐公司所把持。我国盐产，以长芦为最多，而又在华北地区，解交之税款，年仅五十万元，馂余而已。华中方面，海州场归日人以华中盐公司直接经营，松江与淮南两场产盐不多，实际仅有一余姚场。统税则始终操于日本所委任所控制之邵式军之手。

汪政权成立，财政部下三大署：“盐务署”长阮毓祺（胜利后病死苏北）。“关务署”长张素民（现在港），均为周佛海所自行物色，惟邵式军则为日人直接关系，虽出任汪政权之“税务署”长，暗中仍受日人之指挥。终汪政权之局，周佛海处心积虑，以去之为快，终未能如愿。故其所收入之税款，半饱私囊，半供日本军用，交“财部”的不过是形式上的敷衍。又一大宗收入之鸦片税，日人又以前清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之侄盛文颐（字幼盦，沪人呼为盛老三而不名）创宏济善堂经营其事，而以日浪人李剑甫负实际之全部责任。汪政权对之几于不能问讯。直至太平洋战后，始收回自办，另立“禁烟总监部”，而由陈公博兼任总监。汪政权财政情形之复杂，就上面所述，已可知周佛海之如何难于措手足于其间了。

所以，汪政权一旦建立，在未曾开始收税以前，支出即一无着落。那时代表日方联络经济的是犬养健（即战前日本二二六事件中被少壮派军人所杀前首相犬养毅之子。战后吉田茂内阁中曾出任司法大臣），由于他的接洽，向正金银行借款四千万元，始得勉渡难关。汪政权之成立为三月三十日，而于开张前一日即三月二十九日，汪政权财部之印信，首先即用于与正金银行上海支店经理岸波签署之借款条约上。佛海谓为实非佳兆，事非出于迷信，盖诚有感而发也。

三七、法币与中储券两度折换

汪政权前后六年之中，预算既捉襟见肘，又当战时币制不断贬值，而始终能平稳渡过，其间向日本借款者似有两次，而不敷之数，则另以所得税、营业税、印花税以及田赋为之抵补。

我所知于汪政权之财经部份者，如此其少，而有三事则不能不就我直接所留之印象，于此作一概括的阐述。所谓三事，即“中储券”与法币之折算，金证券之发行，以及纱花之收购是也。兹先述“中储券”与法币之兑换与折算经过如次：

当周佛海担任“财长”以后，日本派遣前财相青木一男为汪政权的最高经济顾问（青木后回国出任大东亚相），以代表犬养健之任务。首先计划设立“中央储备银行”，作为汪政权之“国家银行”，佛海则以“财政部长”而兼任总裁，以钱大櫆为副总裁（钱为江苏太仓人，字书城，本为金城银行大连分行经理，虽出于日人之推荐，但佛海以其为周作民之代表，始予以大用。钱胜利后系上海提篮桥狱，初判死刑，上诉减处无期徒刑。共军南下，凡判处无期徒刑以上之汪政权人员，均未释出，一律转入于中共之手。前数年，钱为共党所枪毙）。

佛海在“中央储备银行”筹备期间，屡以日本军用票在沦陷区之无限制发出，无准备，亦无稽考，一旦战争结束，将贻民间无穷之害、更使国家蒙受无可计算之损失，深以为虑。故首先提出俟“中储”成立以后，新货币发行，日本应负责将军用票与华兴券扫数收回。这一项建议，对日军来说，无异是与虎谋皮，而佛海则出之以坚持，而且以此为“中储”是否成立之条件。前后经过约一年的交涉，日方终于让步，接受了佛海的条件，这是汪政权对日本经济作战的一项重大胜利。

佛海更认为纸币的发行，无论如何应该对人民负责，换一句话说，即不能不有相当之准备。所以当“中储”成立之后，首先依照市价，大量收买黄金与英美外汇。同时并以原国民政府发行之法币，亦为库存准备之一。因之，在“中储券”发行之初，市面上倒并未发生什么波动。

最主要的问题，是国民政府原在沦陷区所流通的法币，如何定出一个公允的兑换率。无可讳言，战事经过了三年的时间（“中央储备银行”的成立在二十九年的秋冬之间，而收兑法币更在翌年春夏之交），法币已经贬值，如兑换率定得太高，则汪政权无力负荷实际之差额；定得太低，又将使民间蒙受重大之损失。日方最初提出为五十作一，即五十元法币，兑换“中储券”一元，而周佛海所订出的兑换率原为平兑，后退而为两作一，即两元法币，兑“中储券”一元。其间经过了剧烈的争持，日方始于无可奈何中以两作一定案。但在正式实行的前夕，市面上已有了收兑的风闻，黑市曾到过十七元法币换一元中储券的价格，但这只是一两日的情形。

在“中央储备银行”前后五年中，曾经发行过大量的钞票。华北另有“联合准备银行”发行之“联准券”），行使于苏浙皖鄂粤区域，从中储券之发行，日军用票与华兴券也同时由“财部”与“中储”收兑，相信仍留存于民间者已为数很微。但是，“中储”既始终没有宣布过有没有准备，或者有多少准备，民间大部份也以为“中储券”与军票相同，心理上肯定“中储券”是并没有准备的。

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的八月十日，首次传出了日本投降，战事结束的消息。旬日之后，总司令何应钦所派遣的冷欣等定一批受降先遣人员，飞抵南京，也带来了若干关金与法币。南京商会由于胜利所给予的欣奋，定出了二百作一的比价，在市面流通。因为数量不多，市面固未受影响，接收人员随身带来的关金法币，也远远不敷应用。

八月十四日，军委会已正式电委周佛海为京沪行动总指挥，那时“中储”虽已停止营业，但中央仍责令负责维持市面，以及在青黄不接之际，仍以“中储券”供给中央所派遣的军政人员以一切需要，周佛海与钱大櫆也每日仍到“中储”办公。接收人员只凭一纸便条，“中储”即照数付款。在这一二月间，“中储券”增发的数字是可惊的。直至九月三十日周佛海由戴笠陪同乘机赴渝，钱大櫆将“中储”库存等移交后赴上海南市军统局看守所束身待罪，始正式告一结束。中央银行总裁陈行也已受命来沪，主持金融。并由他正式宣布中储券与法币之比值，即以南京的不成文规定，定为二百作一。无人知道这比额是怎样一个计算方法，当然也无人敢予问讯。谁对“中储券”出来说话，谁即被视为有“汉奸”、或袒护“汉奸”之嫌。

以后，在上海提篮桥的监房中，钱大櫆于初审被判处了死刑。我去慰问他。他神色显得有些沮丧，但态度还很镇定。他告诉我，在汪政权中他没有做过别的事，判处极刑的罪状，就是“中央储备银行”的“副总裁”，个人生死倒没有什么，但政府似乎夹涉了一些意气，遗憾的是健庵（陈行字）是金融界的旧人，对中储券的比值，不该作出这样不合理的决定，这是我不能瞑目的一点。

说着，他在身边掏出了“中储”移交的账目，他一行一行指给我看，中储券的发行总额是多少（包括胜利后接收人员取用的数额在内），库存黄金若干吨，白银若干吨，英美瑞士的外汇与美元英镑及瑞士法郎以及法币是多少。他说：把房产、股票以及其他货物等财产一切都不算，即依照宣布两百作一的当日重庆黄金白银及外汇的牌价，我详细地精确地计算过，中储券的发行准备与其发行额，应该是二十八对一。两百作一未免过份了，损失的是人民，而人民是无辜的。

当时，我曾经将数字完全抄录下来，而这次南来，我什么都没有携带，在现在写回忆录时，深恨不能列出这宝贵的资料。但许多曾经参加过“中储”接收工作的人，都还健在人间，他们应该相信我举出钱大櫆口中的这个比值是正确的、合理的。而二十八比一的数字，也深深的记在我心里。十余年后，一切早已事过境迁，我还在写这笔旧账，其实也已是多余的了。

三八、汪日经济斗争又一回合

汪政权的处境，正如重光葵于其出狱后所著的回忆录《昭和之动乱》中所说：日本的对华侵略战争，扩大为全面战争的时候，照甲午中日战争及甲辰日俄战争之例，在东京宫城设立了大本营，以陆军部和海军部为组成机构的中心。从此一般政治，都要依从统帅部的意旨，而军部也完全被侵华军阀势力所支配。汪政权的财经处境，自然一切更受其牵制。

军部当时，已准备好占领中国政策的具体方案，将中国全境使之“满洲化”。对华问题已脱离了外务省，在军部势力之下组织兴亚院，由兴亚院来支配中国问题。这方案在内阁会议中，曾发生激烈争辩，没有军部支持的宇垣外相，因反对而辞职，由有田八郎继任，兴亚院也终于成立。兴亚院一共分为两部：第一部管理政治；第二部处理经济。并在北平、青岛、上海、汉口、厦门、广州分设联络部。厦门青岛的联络部归属海军，北平、汉口及广州的联络部归属陆军，上海则属于陆海各半的势力。为了作澈底的经济侵略，在北平设有“北支开发会社”，上海有“中支振兴会社”，下面有形形式式的所谓中日合办的国策公司，对于主要物资的生产与运销，加以全部的掌握。

关于日本军部预算的配额，自二二六事件以来，内阁本已大量放宽，而自成立大本营之后，又变为战时体制，对军部预算，成为无限制供应。陆海两军互相竞争要索，大藏省既不敢拒绝，而又无力支付，只有以滥发纸币来弥补，遂使日本国内经济发生动摇，物资缺乏，物价暴涨。唯一挹注之方，只有在中国占领区里压榨。一切战略物资与原料，都是日军搜括的目的，除了日本财阀所经营的三井三菱等大公司负起这任务外，军部也索性直接征购，例如江苏境内的苏松一带产米区，就被全部划入军米区域，由军部直接收购，中国人的民食，只限于贫瘠的长江以北一隅。

汪政权对于这方面非但感到痛苦，而且感到棘手，反抗是无此力量，而依从又绝不甘心。表面上日本要尊重汪政权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政府”，汪政权也只有利用这一点予日方以掣肘。譬如说：在“中支振兴会社”下的各个国策公司，照例董事长由华人担任，尽管他并没有实权，但形式上必须经过他的划诺，所有“国策公司”的董事长，几乎都是周佛海梅思平等的亲信，因此可由周梅等指示如何采取消极的牵制行动。汪政权的六年之中，也无日不在与日方钩心斗角。

日本的国力，在战争中既有着惊人的消耗，到战争末期，早已呈现罗掘俱穷之象，至民国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以纺织驰名的日本，由于太平洋战争，美国那时已取得了制空权与制海权，几乎完全遮断了日本在南洋取得物资运输的航路，甚至纱布也感到了匮乏。兴亚院提出了在沦陷区全面收购纱布的要求，而且坚持这一个要求。本来，如纱布，如食米，如面粉等早已在上海成立了各种的统制会，隶属于“全国商业统制委员会”之下，主任委员原为上海三老之一的闻兰亭，那时已经辞职，由复业后之交通银行董事长唐寿民继任。唐氏于太平洋战争前是交通银行总经理（董事长为钱永铭），于太平洋战争香港沦陷后被俘，押解去沪，以出任汪政权职务为恢复自由的条件。唐又为周佛海之密友。当日本要求收购纱布，周唐计议对策，觉得断然反对，反而激成日本的老羞成怒，不如改以延阻为缓兵之计。于是由周唐分别交涉，提出了两点：

（一）、日本与汪政权不但为与国，而且为盟国（太平洋战争发生后，汪政权曾通电宣布参战，其作用与经过，容后再详），应该处于公平原则之下。日本在中国境内设有大规模的纱厂，如内外棉等（即胜利后接收合并而成的中纺），手里有多于华人几倍的纱布，为了表示中日之间的公平，也让中国人看到日商的拥护日本政府的政策，收购应该由日商入手，次及华商。如日商的纱布已经够用，则华商的应该留归中国平民的日常需要。

（二）、战时需要的是物资，日本既与英美等宣战，则黄金已等于废物，收购纱布，如以“中储券”支付，将更使通货膨胀，而使汪政权的财经趋于崩溃，因此，向华商收购纱布，必须以黄金为支付，而日本也必需于收购前将黄金由日本运来。

这两点对策是相当毒辣的，不敢说日本不明了汪政权的真意，事实上当时日本政局的处境之艰难也与经济处境相同。他感觉到无力长期支持全面战争，尤其与英美在太平洋节节败退中作殊死斗时，迫切需要拔出在华深陷泥淖中的双足。但是重庆坚决拒绝了百计探诱的全面和平，如再与他一手所支持的汪政权为此而闹翻，不但将成为国际上的大笑话，日政府也将无以对国内人民作交待。周佛海正针对着日本这一个弱点，因此敢于毅然决然地提出，毅然决然地坚持。经过数月剑拔弩张的交涉，日本也终于勉强就范，一切照着佛海的意见办理。

说到这里，使我现在想来，还觉得汪政权真是一个奇怪的组织。他一方面对重庆作抗战与和平的两个不同政策斗争；一方面又与日本作权力上经济上的斗争。同时汪政权既与日本携手，而其主要人物，如陈公博周佛海等又与重庆直接间接有默契、有联络，甚至奉行重庆的命令。而另一方面，又组织了清乡部队，与中共在军事上作斗争，这真是一幕戏剧，而我又要说：可惜结局是一幕悲剧！

三九、纱布收购后的三项去路

在纱布实行收购之前，由汪政权冠冕堂皇地发布了明令；在纱布实行收购之时，也真是先由日商方面入手。等日商办理完毕，所有华商所存储的才全部开始登记，登记终了以后，算出应该折合的黄金数量。又通知日本整批运送来华。日本真也乖乖地由飞机一批一批地运抵上海，送交“中央储备银行”存储。被收购的纱布车送至指定仓库的时候，商统会就发给厂商领取黄金凭条。满十两的直接向“中储”具领（上海一带，黄金以十两为一条，不似香港的以五两为一条，但上海的十两，只合香港八两三钱三分），其不成条之零数，则委托全沪银楼办理。

日本与汪政权在这一次经济斗争中，日本最后竟然是全军覆没。纱布收购集中仓库以后，汪方又提出了另一个要求，理由是既然纱布全部收购去了，今后人民穿的将是什么，处于“政府”的立场，应该给人民以最后购买的机会。理由很正当，日本想不出别的说辞反对，于是商统会公告，每人依收购价配给布料一丈三尺（即成人缝制一件长袍的尺度），于是从华商手中收购的纱布，一部份分散而仍然归入于中国人民之手。这聪明的做法，也是汪政权获得沦陷区人民谅解原因之一。

另一个有关纱布的插曲，也值得在这里一叙。当时公开在租界里做杜月笙代表的徐采丞（年前在港以神经衰弱自杀身死），等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开入租界，他非但没有遭到意外，而且立刻取得驻沪日军最高司令部“登部队”陆军部长川本的信任，委他做了嘱托（日语，即顾问之意），更通过了我的关系，与周佛海取得联系。日本人注重中国人的资历与既成势力，认为杜月笙在上海有潜势力，而采丞是他的代表，因此也对其重视，采丞的得以活动，大约就基于这个理由。

那时，重庆有一个专门争取沦陷区物资的庞大商业机关，叫做“通济隆”，由孔祥熙、顾祝同、戴笠、杜月笙等为董事。采丞在浦东设有一秘密电台与重庆通报，重庆交给了他一个使命，要他尽量把药品、橡胶、纱布等抗战区缺少的重要物资内运，以供战时急需。而采丞也竟然能说服了川本，由“登部队”付出四亿“中储券”作资本，成立了民华公司，与通济隆为交易之对手，目的以上述物资，换取抗战区的矿砂鸦片等物。民华公司表面是以日本军部为背景的大商业机构，占据了上海四马路建设大楼全层的房屋，以上海的名流们出任该公司的董事，就记忆所及的名单，其中有叶恭绰、闻兰亭、林康侯、袁履登、唐寿民、吴震修、叶扶霄、朱博泉、周作民、吴蕴斋、汪曼云、段宏纲等人。我则以周佛海的代表资格，任为该公司的常务董事。而且据采丞告诉我，全部名单经电告重庆军委会核准备案。

收购华商纱布，经过汪政权的阻延，实行时期已在民国三十四年，即和平那年的初春，民华公司有四亿元资本在手，果然也采办了药品橡胶等其他物资，陆续由京沪路转津浦路，从界首方面内运，纱布则竟然由日军部出面向“商统会”交涉，民华公司以现金及暂欠方式，取得了一部份运往抗战区。本来原则上民华与通济隆是物物交换，但是民华一批又一批地起运了，直至胜利为止，通济隆却并不曾有过任何物资运往沦陷区。这虽然完全是事实，但由我曾经参加过汪政权的人来说，我只能让读者作为“信不信由你”这一类的故事来看了。

除了上述配给与内运以外，其余留存在上海仓库中的纱布，直至胜利以后，全部由政府接收，供给军队与市民的需要。日本白送了一大批黄金，结果连一疋一缕都未曾运走。我不知这是日本人的愚蠢，还是被称为汉奸者们手腕的巧妙？

此外可以附带一谈的，就是前面所说的金证券问题。到民国三十四年的春天，“中储券”已有通货膨胀的现象。而且这现象在急剧恶化中，周佛海又以“大东亚战争”应先以稳定后方金融的老调，要求日本再运国库中的金块金条，作为收回一部份“中储券”之用。日本初时当然予以拒绝，但佛海以去就争，说除此以外他已无力维持，今后也不再负汪政权统治区域的任何财经后果的责任，并且一度表示消极，不去“财部”与“中储”办公，日本方面由驻华大使暨军部参谋长来与访谈，佛海竟一律挡驾。而最后，日本作了又一次的让步，让佛海得如愿以偿。

“中储”于取得日本运来之黄金后，立刻宣布发行金证券。办法是以当日挂牌价格，任由人民以“中储券”现金交给“中储”。两个月后，不问以币制贬值关系，黄金涨至任何高价，中储仍以购买日约定之黄金，交付金证券的持有人。这一个办法的宣布，“中储券”又回复了稳定，上跳的幅度减低，购买金证券者也相当踊跃。前后共发行了七八期，最后一期应该是三十四年十月底到期兑换，但以日本投降，和平实现，“中储”行且提前发给，了结了对民间的一项债务。

四〇、汪周间仅有一次的误会

汪政权中虽龙蛇混杂，派系纷歧，但汪氏对周佛海确能推心置腹，有股肱之寄；周对汪亦恭顺不贰，有国士之心，在周之日记中，且不时流露感恩知己之意。虽其间公馆派与CC时有不愉快之小磨擦，而裂痕始终未尝表面化，终汪之身，与周亦呈水乳交融之象，虽周佛海之左右，有十人小组，而誓言中首列以拥汪为目的。六年之中，我与佛海朝夕相见，间闻对汪夫人陈璧君有不满之辞，而对汪氏本人，则从无一语批评。汪之宽容，与周之守份，盖两得之也。

佛海与公博，昔虽处于绝不相同之两个系统，但论私谊则为旧交。当民十陈独秀发起中共时，陈周为出席在沪举行之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之代表，其经过曾分别著于公博之《寒风集》，与佛海之《往矣集》。当民二十八年夏秋之间，汪氏等一行，分道由越港抵沪，公博来沪劝阻汪氏组府不成，即离沪返港。此时改组派与CC间有门户之见，佛海时常说：“假如公博在此，以他的深明大体，多一个可以商量之人，多一可向汪先生进言之人，一切事情或不至棘手至此！”佛海的思念公博，想与公博携手，真是出于一片真心。以后高陶叛汪离沪，公博于民二十九年三月十一日毅然再度由港去沪。佛海在是日之日记中有云：“本日公博到沪，相见之下，悲喜交集。……”实在是出之心坎中的话。其后六年之中，汪政权遇有大事，公博、佛海、与梅思平、岑德广等，必事前交换意见，取得协议，然后报告于汪氏。公博的退让与佛海的爽直，是两人免去隔阂的主要原因。而直至胜利后，即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三日，忽以一时误会，在南京双方派兵布防，严阵以待，几至用武。幸而悬崖勒马，卒未酿成大祸，此事经过，容后再详。

佛海对汪的战战兢兢，见之于他二十九年一月九日之日记：“返寓后约思平、默邨来商我辈之态度，因外间谓我辈为新CC，把持一切，故决定一切慎重，以免外间有此谣传。对于君强之幼稚言行，加以制止。”寥寥数语，可见佛海对汪之一斑。

但汪氏以多病之躯（除严重之糖尿病外，在中央党部遇刺之枪弹，尚留体内，渐渐发觉已影响健康），加以建立政权后，百不如意，他本是易于冲动的人，一经左右的浸润，肝阳上升，即不能自制，汪周之间，因此曾经有过一段波折。

如前所记，当汪政权之建立，除容纳一部份“维新政府”人物外，其他各省市地方首长，日人希望保留一个短时期，暂勿更动。这自然是汪政权所绝不愿意的事，所以只经过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汪氏立即提出首先将江苏省政府改组，旧“省长”陈则民免职，而代之以原为“维新”的“南京市长”高冠吾。当时汪氏要佛海拟一张各厅长的人选名单，佛海没有好好的考虑，而以十人组织中的蔡洪田任“民政厅长”，张仲寰任“教育厅长”，更以顾祝同与陈果夫主苏期间的往日同僚董修甲任为“财政厅长”（民国十八年佛海以中央民训部长兼任江苏教育厅长，时董修甲为建设厅长）。名单送呈汪氏，虽于行政院会议中照案通过，但汪氏对周一经他人的挑拨，亦认为其揽权位置私人，于是心怀不快。

至三十年春，汪政权举办清乡，成立“清乡委员会”，以李士群出任秘书长，驻扎苏州，拟首先在苏省境内实行清乡计划。李士群虽为周佛海十人小组之一，但此次的获得兼任新职，非但经过与罗君强剧烈斗争，而且是出于汪氏的直接委任。二年中，周对他的一手扶植，李既以与丁默邨之间的磨擦，认为周不能对他完全偏袒而有所不满，再以与罗君强间意见日深，权力上的冲突日烈，以为周之对罗，好过周之对他。何况，所有汪政权的特工组织，时已完全掌握在士群的一人之手，不时要索钜大的经费，以为扩充他实力之需，周又往往难满其意。士群时常公开对别人说：“我对周先生没有什么不满意，只要钱给得痛快些就好了。”

士群是一个年轻而充满野心的人，那时已颇想离周而自成一系。在当时环境中，惟一的途径，必须与汪氏发生直接关系，同时也必先取得汪氏之信任。所以李自己也仿周之所为，暗中组织了一个十人团体，据我不完全的记忆，其中人物，为唐生明（唐生智之弟，年前由港返大陆投共）、汪曼云、黄敬斋、万里浪、胡均鹤、潘达、叶耀先、唐惠民、杨杰等人。以后周李之间的形成水火，李罗之间的势不两立，最后士群之被毒死，其间的曲折，殊非一言片语可尽。而事态的发展，起因都是为了罗李二人权力之争，这是中国任何政坛上成为必有之可悲现象！而为此苏省府人事的安插，竟引起了汪周之间的误会，而且是仅有一次的误会。

四一、周系十人组织暗潮初起

事有凑巧，士群斗胜了罗君强，奉了汪氏之命，欣然去就任清乡秘书长，一到苏州，急急于想在工作上对汪有所表现，而清乡委员会非仅机构庞大，职权方面也在在与“省府”冲突。士群为了取得工作上的便利，更因为“民政厅长”蔡洪田同是周系十人组织之一，因此约洪田兼任清乡委员会的江苏区“专员”，那时清乡委员会秘书长办公处，已成为事实上的“江苏省政府”，而“专员”则是变相的“民政厅长”，士群以为洪田必乐于兼任。不料士群一经劝驾，而洪田竟然毫不考虑的加以拒绝，弄得士群太下不了台了。

洪田是一个头脑比较冷静的人，从北伐成功一直到抗战为止，任上海市党部委员达十余年之久。国军撤退以后，市党部主要人物潘公展、吴开先、吴绍树等先后转往后方，洪田以代理书记长名义与汪曼云潜伏租界，从事地下工作，那时李士群还是土肥原特务机关下的一个小组织，士群有时还想与中央取得联系，曾经几度要与洪田、曼云晤面，洪田都退在幕后，而由曼云和李虚与委蛇。以后市党部因内部的人事磨擦，蔡洪田、汪曼云等留沪的市党部委员干事，全部附汪。而数年之间，士群腾踔一时，地位已远在洪田之上，但洪田是有一些高傲的人，他既不愿搞清乡，更不愿屈为李士群的部属。这一来，引起了士群的不怿，可能士群在汪氏面前对洪田先已有所媒孽。

平心而论，洪田倒还不是孳孳为利的人，他很想为桑梓之乡做出几件事，以减少铁蹄下人民的痛苦（洪田是江苏南汇人），事有凑巧，江都县长潘宏器，那时已逾花甲之年，胸前一部飘拂的白须，外貌很像是年高德劭的样子，而他之所以能出任江都县长，因为他儿子娶的是陈璧君的侍婢，完全倚仗的是这一重裙带关系。战后，沦陷区于疲蔽之余，建筑用的水木材料缺乏而昂贵，潘宏器以县太爷之尊，竟拆除扬州李鸿章之旧宅，目的是因为中间的楠木厅所值不赀。事闻于洪田，派专员赴江都摄成照片，已准备提请“省政府”会议，对潘宏器免职查办。消息传到了潘宏器耳里，他知道证据确凿，万难抵赖。适南京举办“县长训练班”，潘宏器已接到通知为本届受训学员。他起程赴京之前，先到了苏州谒见洪田，要求为他弥缝，洪田却不假以辞色，断然拒绝，他在洪田那里撞了一鼻子的灰。他知道“民政厅”的科长王春元是洪田的同乡而又是幼年同学，洪田对他言听计从。潘于是偷偷地约了王春元在酒楼中再度商量消弭之计。

王春元是一个见钱眼开的家伙，当时两人有没有金钱上的要约，虽不敢肯定，但王春元之答应帮忙，则完全是事实。事后王春元代潘向洪田说项，又被洪田拒绝。潘宏器在绝望中到了南京，他以汪公馆丫姑爷的家长的身份，晋谒汪氏，当汪氏问到江苏吏治情形，潘宏器说：“地方上倒还没有什么，就是‘民政厅长’要钱厉害，难于应付。”他反而把拆屋的事说成洪田勒索的藉口。这几句话，触动了汪氏对佛海擅权的不满，又受士群浸润的影响，立时大为震怒。于是不加考虑，打了一个电报给李士群，令将洪田扣押查办。

一个午夜，我在上海家中已经睡了，因为第二天洪田要到南京去出席粮食会议，我也需要料理我的银行业务，我们约好同车赴京，洪田就在苏州上车与我会合同行，因此那天睡得特别早。正在蒙胧的时侯，床头的电话铃声忽然大鸣，一听是佛海的声音，他说：“士群有电话给我，说汪先生有手令要他扣押洪田，不知为了何事，你今晚如来不及去看士群，明天早车士群要回苏州去，你去苏州与士群谈一谈，我以全权交托你斡旋此事。”听了电话以后，我想不出为什么形势严重得要由汪氏亲自下手令。这一晚，以我与洪田的私交，自然也就辗转不能成寐。

翌日上午七时，我赶往北站，士群已坐在一间包房中，我说明受佛海之托，希望不使事件扩大。士群说：“今晨又接到汪先生的训令，是为了关涉向扬州县长索贿的事。汪先生的命令我虽不敢违抗，但弟兄的情谊，我也一定回护，假如洪田也当我是弟兄的话，我决不使他为难。”我说洪田即将在苏州上车，我们三个人当面谈吧！

车抵苏州，我与士群下车，洪田过来招呼，就在月台上我先告诉了洪田此事的经过，士群接着说：“洪田兄，我希望你不要去南京了，留在苏州，在我势力范围之内，我可以保护你。”不料洪田的答覆，硬得出人意外，他说：“假如我有此事，在苏州也逃不了责任；假如我没有此事，到任何地方去我也不怕。”说着，就拉了我上车，这一来，更使士群过份难堪了，我还在埋怨他，他说：“士群想趁机使我屈服，我决不示弱。”于是，问题也就成为僵局。

抵达南京以后，傍晚耿绩之在天竺路的家里宴请许多朋友，我与洪田都去了。入坐方定，“首都警察厅长”苏成德、“南京特工区区长”马啸天相偕而来，起初我以为他们也是宾客，不料，他们向洪田作了耳语之后，三人就一起匆匆的走了。我知道是出了事，赶出去已不见影踪。我往四处追寻，以后在马啸天家里看到了洪田。马啸天说是依着士群苏州的来电办理，一切无能为力。第二天，洪田被押解赴苏，在士群家里软禁了达一月之久。幸汪氏不为已甚，士群也算已显过颜色，最后洪田丢了厅长的饭碗，得以恢复自由。他的科长王春元则羁押在南京地方法院，也以缺乏证据而无罪释放。汪政权六年之中，汪周之间的不愉快，这是仅有的一次；而周李之间，感情却从此永难恢复。

四二、三个人分成两派的习性

罗君强时常说：中国人的习性，有三个人在一起，就会分成两派，而他自己就犯准了这个毛病。在汪政权时代的周佛海左右，自以君强与他的关系为最深，而且也最得其宠信。他们是湖南同乡，还带着些世谊，君强在上海大夏大学未及毕业，就一直跟着佛海做事。佛海任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处长时，他就是主任秘书。以后他的得任浙江省海宁县县长、南昌行营秘书、行政院秘书等职务，直接间接，都由于佛海的提携与嘘拂。至汪政权时期，君强尤其锋芒毕露，由最早的“边疆委员会委员长”，而“司法行政部部长”，而“安徽省长”，以至最后的“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其他如“中央党部副秘书长”、“税警总团副团长”等，兼职更不计其数，可谓煊赫一时。他借佛海以自重，也想包办佛海的一切。任何人想与佛海见面，一定要通过他的联系，否则他就会中伤破坏。

当时佛海倒是真想搜罗一些人才，好好的做一些事。而以君强的狂妄、傲慢、偏狭，无形中不知替佛海得罪了多少人。佛海不是不知道他，无奈关系太深，过去信任又太专，虽有时对之厉声叱责，而卒之倚畀如故。他认为君强固然有许多缺点，但是能干、廉洁，与对他忠实。君强的办事却很能干，做一样像一样，而且交托他一件事，总能表面上做得有声有色。至廉洁与忠实，也只能说佛海尚不失为一君子，所以很容易可欺以其方了。在君强最得意的时候，不免有些忘形，且以佛海与他，自比于清室中兴的曾左。但胜利以后，同押于南京老虎桥监狱时，时移势易，却一反平时之恭顺，竟至对佛海口出恶声，而且终至相见不交一语，这真是世态炎凉中最可怕的一例。

最早佛海的确并无想搞十人小组之事，当二十八年秋君强由港抵沪以后，初寓吕班路吕班公寓。是年八月杪，佛海由虹口江湾路三号迁往愚园路一一三六弄五十九号，指定君强与我同住比邻之六十号。君强那时，即日日向佛海进言，组织十人小组，以增加佛海之力量，佛海卒为之意动。实则君强是利用团体的力量，在佛海前增高其发言的地位。故二十八年先有罗君强、易次乾、耿嘉基、汪曼云、蔡洪田、张仲寰、周乐山、戴策、章正范、金雄白等十人结为金兰之谊。

至翌年，君强认为原有组织份子的力量不够，又主张改组。他拟议的对象是梅思平、李士群与周学昌三人。但十人组织事实上为佛海之嫡系部属，佛海不欲使思平列入，改请他为顾问。而以其连襟王敏中参加。李士群则以手中握有特工机构，是一个实力派，君强初意可以利用联为臂助。至于学昌则在西安事变时，已任陕西教育厅长，资历较深。故将第一次之小团体放弃，又另行改组，其名单为罗君强、李士群、周学昌、朱朴、汪曼云、蔡洪田、戴英夫、沈尔乔、王敏中与金雄白。

君强虽是怂恿发起十人组织的人，也是第一个破坏十人组织的人，任何政坛的怪状，本来只有利害，而无道义，上述的十人组织，彼此之间，本绝对没有什么情感可言。而且其中士群素有野心，无日不想独树一帜。他经君强拉拢，而欣然答应，在羽毛未丰之时，不过欲借佛海之实力，以达到其发展之目的。汪曼云则与士群交谊较好，形迹较密。戴英夫原为丁默邨的一系。朱朴与梅思平的交情，与佛海正在伯仲之间。至王敏中与沈尔乔则完全是思平一派。以这样不同的目的，不同的性格，复杂的关系，与不相容的利害，其结果固然可想而知，不特不能为佛海之助，且成为佛海之累。

照原来的计划，第一个十人小组组成之后，在职务上分任十部的次长，以为佛海的耳目。在策略上，汪政权中有任何动态，由佛海召集十人组织征询意见，以定对策。而结果除了最初实行过几次外，以后也无形中冷淡了下来。终汪政府之局，士群以亲周始，而以反周终，且卒为罗君强熊剑东合谋毒死。汪曼云因为既担任了“清乡委员会”的“副秘书长”，为士群的副手，见周时也往往为士群代为解释，形成误会。蔡洪田则以个性的落落寡合，尤讨厌君强的飞扬拔扈，至受了一度软禁之后，尤其显得消极。戴英夫的加入十人组织，原意要在他口中知道丁默邨的动态，而更因他每有优缺空出，必向佛海絮聒要求，引起了佛海的反感。朱朴则后来郁郁不得志，卒离京赴平闲居。沈尔乔与王敏中，也始终不曾因十人组织而与佛海的感情能更进一步。仅沈尔乔自梅思平辞去浙江省长后，一度以“民政厅长”代理“省长”。敏中则由“教育部”“内政部”次长而得到“江苏财政厅长”的好缺。能始终参与佛海一部份机密的，仅有罗君强、周学昌与金雄白三人而已。以这样的缔盟，自然是同床异梦，貌合神离。又加着君强的专恣，因此非但未收团结之效，先启彼此倾轧之端。

再举一个例来说：当第一个十人组织成立时，既预定于汪政权建立之日，各得一“次长”职位。而有一次十人组织在我与君强的寓所中商量汪政权建立后人事支配问题时，某人可当某部次长，都先有了一个拟议，独独没有定出周乐山担任什么职务。乐山当时问了一声：“我做什么呢？”君强面色很难看，厉声说：你最多能当一个“教育部司长”。这样弄得乐山太下不了台，别的弟兄当次长，而他只能当司长。

几天以后，刚好由重庆在沪地下工作者的劝诱，乐山在报上发表反汪宣言，悄然搭轮来港。但一到香港，也就无人理睬。他写信给我又露了悔意，我向佛海一再解释，得到了佛海的同意，又让他回沪。他与君强是大夏大学的同班同学，又是十人结义弟兄，而最后君强当“安徽省长”时，乐山出任明光区专员，结果君强为要表示他的“公正廉洁”，竟活生生把乐山逼死。

四三、税警团成为内讧导火线

周佛海左右的十人组织，始终仅有形式，而且同床异梦，丝毫未曾发生过任何作用，以后甚至连聚商的形式也不再有了。在佛海的心理上，是未受其益，先受其累。其所以造成这样的结果，罗君强应该负其全责，他既想包办佛海的一切，他更想操纵这一个组织。其他的八个人都还无所谓，惟有李士群则与罗君强是同样抱有野心的人物，自不甘受君强的摆布。最初士群的加入，系由君强一手拉拢，那时士群还不过是特工总部的副主任（主任是丁默邨），而且还处处受制于默邨，双方磨擦得正不得开交。“警政部”他是“政务次长”，“部长”由佛海自兼，并不能让他为所欲为。士群正苦羽毛未丰，不能不找一个有力靠山。除了汪氏，佛海是最具实力的人物，君强一说，自然就水到渠成。

最初，君强几乎没一天晚上不到七十六号去，与士群有时密谈到深晚，有时以雀战来作消遣，双方之间，表面上融洽无间，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君强还拉着我同去。我所听到的谈话内容，不是各人炫耀过去的经历，就是商量如何为扩张势力、排除异己的策略，而想排挤的目标便是丁默邨。君强此时真是出了全力向士群表示好感，他先向十人组织个别疏通，在一次集会中，君强代表组织向佛海提出，要他培植干部，把“警政部长”的位置让给士群。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佛海怎么好意思说不让。不久，“行政院”会议中，佛海以无暇兼顾为辞，声请辞去“警政部长”兼职，并推荐士群继任。汪氏对佛海任何建议，一向言听计从，这一个提案也就照例被顺利通过。君强对士群的这一份人情是卖足了，士群也感到一时踌躇满志。罗李之间，也仅仅在这一段很短的时间中，双方都表现得十分亲热。

可是好景不常，不久情形就变，可能是士群为了见好佛海，向佛海献议，援宋子文长财部时创办税警的旧例，成立税警团。他对佛海的说辞，以为佛海在政治上有着无比的潜势力，但没有一个可以直接指挥的部队。假如玩政治而不能掌握武力，无异筑层楼于沙土之上。而且，上海是汪政权统治下的一个最重要地区，而又向无重兵驻防，要扼守这一个通向海口并控制南京的咽喉，需要有一支训练优良与武器精良的军队。论佛海当时的地位，他不可能自己拥有正式军队，正好宋子文替他开了一个先例，大可援用。佛海对此举，固然为之心动，委任士群来主持这一个计划。但关键所在，不在汪氏而在日人，要实行这一个计划，首先必须取得日军的谅解。

支持佛海的日本军人，有汪政权的军事最高顾问影佐祯昭，有驻沪日军最高司令部“登部队”的陆军部长川本，以及佛海的密友冈田酉次大佐。佛海向日军交涉要成立税警团的理由，固然为了盐政的缉私问题，那时太平洋战争还未爆发，上海仅有公共租界（实际权力完全操在英人之手）与法租界。英国在邓苟克港大撤退之后，正在戒惧德军越过英伦海峡对英伦本岛登陆作战。法国又已经全境沦亡，在德国卵翼下贝当元帅领导的维琪政府，正不遑自保。英法都无力东顾，日本人又久想进驻租界，以攫取储存在租界中的丰厚物资。佛海就针对了日本人这一个心理，他向日军提出的理由是，租界必须收回，而租界究为中国的领土，应该由汪政权出面交涉，交涉而英法不肯就范，则以武力进驻，成立税警团最大的作用，就是作为收回租界的武力。所以税警团有成立的必要，而驻地应该在上海。

日本人到底是容易欺骗的，更何况佛海更有人为之奥援，立刻得到了日军方面的同意，而且答应供给较其他“和平军”更新式更犀利的武器，人数也可以扩充到三万人以上，等于三个正规师的兵额。

士群的内心，则税警团表面上是佛海的武力，既然由他来主持，实际上就成为他自己的武力，于是派出了“第十师师长”谢文达负责筹备，地址也选定了上海市陆家滨原由教会所办的清心女中为团本部，在短短一月余的时间中，一切已将次就绪。正在士群再度踌躇满志的时侯，忽然遭到了一个无情的打击，打击他的人就是称兄道弟如胶似漆的罗君强。

君强看清了士群的心理，事实上，他也同样觊觎着这一支实力，于是向佛海进言，以为不宜以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关系不深了解不够的李士群，一旦太阿倒持，势将形成尾大不掉之局。佛海初意还不想使士群过于难堪，迟疑不决而经不起君强的一再喋喋，终于通知士群把税警团的筹备责任，移交给君强。士群尽管心中万分不愿，但那时的力量还远不能与佛海抗争，只有俯首听命。忙乱多时，结果成为一场春梦！画虎不成，士群是恨透了佛海，也恨透了君强。

佛海自己兼了税警团团长，君强担任了副团长职务。除了向各地陆续招募新兵外，日军更以中条山作战中俘虏而来的一批国军精锐，移交给佛海，作为基本队伍，并供给了最精良的配备。复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附近，成立了税警团干部训练班，营长以上，一律须先受训。我被拉去作了三个月的政治教官，讲授租界沿革、洋迳滨章程以及有关租界内各种必要知识。如此轰轰烈烈的干去，更使士群为之痛定思痛，而成为最后火拼的导火线。

那时佛海又突然加委了熊剑东为副团长（熊于胜利后经政府收编，后在江北与共军作战阵亡）。剑东原是国军江苏常熟一带的游击队首领，作战勇悍，又是一个日本通，后被俘向士群投诚，而士群又不能加以重用，两人之间，本已时多龃龉。于是君强乘机把他拉了过来，推荐给佛海，就委任他为税警团的副团长。这一下使士群更如火上添油，从此各走极端，士群也终于招来了杀身之祸。

周佛海对李士群数年之中的尽力培植，而且把“警政部长”的位置相让，却抵不过一次税警团筹备工作的予夺。两人之间，从此划出了一道很深的鸿沟，尤其士群对罗君强恨之入骨。不过那时士群头角初露，尚不敢对佛海公然反抗，仅在背后时常发泄他的满腹牢骚。

士群知道佛海左右，有君强在，论疏不间亲之理，他终将不能成为佛海下面的第一红人。一方面他仍与佛海在表面上敷衍，而暗中却直接在密谋博取汪氏的欢心，尤其对陈璧君曲尽其联络的能事。一次陈璧君赴粤，士群即选取一批最新式犀利的枪械，呈献她作为她的卫队佩带之用。士群的决心脱离周系而改入汪系，时机已渐趋成熟。但佛海为人比较率真，对于士群的暗中进行竟毫未觉察。

四四、关于清乡的一幕争夺战

记得那是民国三十一年初夏的一个晚上，我到南京颐和路一号罗君强家里去，会客室中正坐满了许多人，现在我只记得有周学昌在。一进门，就听到君强大声的谈笑，那天他显得兴致似乎特别好。他看见我进去，又放出了器小易盈的一副狂态，他对我说：“你来得正好，你是不是来向我道喜？”我却如丈二和尚，完全摸不着头脑，只呆呆地望着他。君强又说：“汪先生今天要我去谈话，决定成立‘清乡督办公署’，我就是第一任的清乡督办。今后，我既是罗委员长（指他的边疆委员会职务），又是罗督办了。哈哈……哈哈……”他的这一分得意，大有忘形之概！忽然，他又接着说：“我们正在起草督办公署的条例，你是法学家，来帮忙参加一些意见吧！”我一向讨厌他的迷于权位之思，唯唯地只随口敷衍了几句，就托辞引去。

日军占领东南地区以后，其力量只能勉强保持几个重点，至面与线，都是游击队活跃的地区。日军为了本身的安全，故向汪氏提出建议，实行清乡办法，汪氏也正想把沦陷区军队的行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尤其耽心苏北的共军已在坐大，此举正合他的意思，于是欣然予以接受。因为君强在办理税警，又是佛海的心腹，所以把这一项任命，内定落在君强身上。而君强又一向好大喜功，认为清乡可以表现他的能力，增高他的权势。无怪其如此地兴高采烈了！以后我回到了上海，并没有去问讯清乡的事。我只约略知道君强在全力进行，内部人事的安排，各方面兵力的布置，都经详细规划。在君强计划中的清乡机构，将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组织。

不久，我被派出席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的东亚新闻记者大会。我由沪搭机赴穗，住在爱群酒店，整天忙于开会、演讲与酬酢，对这一件不相干的事，已几乎完全忘记了。就在会期的最后二天，我突然接到君强的来电，电文很简单，仅有“要事待商，会毕即返”八个大字。我一时想不出有什么大事发生。本来预定大会闭幕后，还有赴翠亨村瞻仰中山先生故居等许多节目，我担任着代表团团长的职务，按理需要参加的，但为君强来电的关系，我一等大会闭幕，就匆匆地搭机返沪，而且覆电告诉了君强的归期。

事情也真不凑巧，飞机由广州降落台北，在机场午餐以后，再度起飞时，飞行还不到五分钟，发觉机件损坏，机身摇摇欲坠，幸而那时离机场还近，赶紧折回紧急降落，幸未出事。但是台北没有所需要的零件，要由东京运去，我们停留在台北两天之久。等我抵达上海时，君强已经去了南京。他留着信要我一到上海，当日搭车赴京，我也来不及稍息征尘，又冒着酷暑连夜赶去。

当君强见到我时，面色很沉重，把我在赴穗期内的一段发展详细告诉了我，最后要我表明态度，而且希望共筹对策。他的口吻并不像友谊的商酌，很有些咄咄逼人之势。我当时有些难过，也有些气愤，但我仍然压抑住我的冲动，还希望能够从中调解。

事情是这样的：当二十九年君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攘夺了李士群所发动所筹备的税警团以后，面子上既予士群以极大的难堪，实力上也给士群以无情的打击，士群是怎样也咽不下这口气的。君子报仇三年，虽然从此起与君强之间，早已形迹疏远，不相往返，但到底还没有发展到真正火拼的阶段。清乡的事，刚好给士群以一个反击最有利的机会。

那时士群已经赢得了汪氏夫妇的信任。从汪氏那里，他也知道了清乡这一回事，于是向汪氏进言，认为清乡是汪政权建立后首次的也是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地区遍及汪政权统治下之苏浙皖三省全境，军力将牵涉所有的“和平军”，兹事体大，不宜大权旁落，过份信任别人。他建议改“清乡督办公署”为“清乡委员会”，由汪氏亲自主持其事。士群的话也的确言之成理，汪氏果然为他所说动。而士群进言的初意，目的仅在破坏君强，尚不敢存取而代之之意。

不料汪氏对士群既已存有好感，又经陈璧君的暗中相助，汪氏竟通知了君强，停止“清乡督办公署”的筹备，明令成立“清乡委员会”，自兼委员长，以陈公博、周佛海分任副委员长，而以李士群担任秘书长，并且将秘书长办公处设在那时江苏省会的苏州，就近规划指挥封锁游击区以及进击游击区的军事行动。汪氏自然无暇兼顾，士群的实际权力，乃超过了“江苏省长”，而且又成为士群以后兼任“江苏省长”的资本。士群这一手的反击，与当年税警团的争夺，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下手就把君强打击得一败涂地。君强来电的所谓要事，原来仅仅是如此这般而已。

四五、我处身在内讧的夹缝中

士群那时还不过三十六七岁的年纪，年少气盛，于志得意满之余，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他如仅以罗君强为磨擦的对象，或者还不至于有以后的结局，他以为时机成熟，更进而对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等都展开正面攻击，树敌既多，而卒召来了杀身之祸！

原来那时上海的报纸，一共有七家，即：日军直接经营的“新申报”；由日海军管制的新闻报（社长李思浩）与申报（社长陈彬龢）；汪系的“中华日报”（社长林柏生兼）；周系的“平报”（社长金雄白）；兴亚建国系的“新中国报”（社长袁殊，事实上是共党地下份子潜伏的机构，如社长袁殊，经理翁永清，总编辑鲁风，以及后为“解放日报”社长的恽逸群等，无一非中共人员），以及李士群系的“国民新闻”等。国民新闻由士群兼社长，而以胡兰成（前为林系人物，曾任汪政权“宣传部次长”，后附李，现在日本）黄敬斋为副社长。胡兰成又兼主该报的笔政。而上述七家报纸中，周佛海却兼任了“平报”“新中国报”与“国民新闻”三报的董事长。

也竟然就在周佛海所担任董事长的“国民新闻”上，以社论毫不讳饰地猛烈攻击了周佛海与梅思平等如何生活腐化，如何措施不当。这无异掴了周佛海一记。在社论发表后的第二天，士群还用长途电话给在南京的周佛海，说他在苏州，文章是胡兰成写的，事前他未曾过目，要求佛海谅解（而胡兰成则告诉别人，社论是陶希圣所留下的学生鞠远清写的，不过经他看过而发排）。佛海当时在言语上并没有追究到责任问题，仅轻轻悄悄地说，既然在报章上发现了攻击我的文字，我当然无颜再担任董事长了。事态弄得很尴尬，但还并没有达到恶化的程度。而君强则认为士群已背叛了十人组织，背叛了佛海，他移花接木地把清乡的目标移到“国民新闻”的事件上去。希望十人组织中人对士群群起而攻。他要我提前回来的目的，就是要帮他一起干士群。

我听了君强的长篇经过以后，我也看到他的剑拔弩张之状，我相信两虎相斗，最后必有一伤。我不忍见自相残杀的事情出现。因此我没有正面答覆他要我表明态度的话，我叹了一口气说：“想不到这半月之中，还有这么多的不幸事件发生。士群的公开抨击周先生，使亲痛仇快，无论如何是错误的。但是我却发生了一个感想，觉得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政府成立不过二年，而一切现象，何以酷似南明与洪杨的两个时代？大人先生们动不动高张盛筵，穷奢极欲，又往往召名伶演剧，继续至数昼夜，这样的粉饰太平，醇酒妇人，与马士英、阮大铖辈在南京迎立福王之后，有什么不同？现在更索性发展到洪杨定鼎金陵以后，立刻展开了同室操戈的内讧，我不忍再见杨秀清与韦昌辉的事重演于今日！国难至此，我认为还是息事宁人，大家来调停和解吧！”我的这一席话，自然不能为君强所接受，而且还疑我是偏袒着士群。

我在南京留了三天，又搭车回沪。车次苏州，我正坐着看报，忽然有人向我肩上一拍，我回头一看，却是士群，他向我招招手，要我到他的包房中去。他与汪曼云正一起由苏州上车赴沪（汪曼云那时任“情报事务局”局长兼清乡委员会副秘书长，为士群之助）。我随着他进入包房。方才坐定，士群板起面孔说：“好！我接到情报，你从广州一回来，就连日在君强家里闭门密商，将合而谋我，莫怪我不念弟兄之情，我要不客气的先对付你了。”我耸了一下肩膀说：“假如有此事，做了也就无须隐瞒。但是我却可怜一个从事于特务工作的领袖，对近在咫尺的情报，尚且如此其误谬！”

士群又说：“假如你认为我的情报不确的话，那么，我倒愿意听听你对此事的态度与立场。”我说：“我先愿意问问你，当年我们的十人组织，为的是什么？我相信你不会否认：组织十弟兄的真意，在拥周原则之下，则我们是弟兄；不拥周，就回复到通常朋友的关系；假如有人反周，将是组织上的敌人了。你与君强斗，不应当以枪口移向周先生。没有他，你以一个重庆时代的中尉，何以能于数年之间，身登‘部长’宝座？如此的不分恩怨，至少已使朋友寒心！这是我的态度，但我既没有对付你的力量，也不想卷入箕豆相煎的漩涡，能劝则劝，不能劝就置身事外，这不是我向你示弱，这是我自己应有的立场。”

士群想不到我说的话会如此硬直，他反而放下了示威的态度，又拍了我一下肩膀说：“好！你没有被我吓倒，你倒不失为一个好汉。我并不想与周先生开火，只要他今后在金钱上放松些，我将仍如以前一样的拥护他。”我说：“但国民新闻的社论，无论如何是错误的。”士群说：“事前我真没有看到，事后又已向周先生解释，我不负这个责任。”我说：“我佩服你身为社长，倒推得一干二净。”

火车已经抵达了上海北站，我们也在彼此苦笑中结束了这一次的谈话。虽然这事并未影响到我的本身，但罗李双方之间，都以为我是左袒着对方，我很烦恼，烦恼处身于内讧的夹缝之中。

四六、李士群是怎样被毒死的

以后，我就懒得再过问罗李之间的争端。但我从间接方面知道，双方演变得已到了短兵相接的程度。罗君强以税警团做武力，李士群以七十六号的特工为工具，各有欲得而甘心之势。士群的左右，自然怂恿士群于斗争中获取胜利，脱离佛海的控制，君强的牵制，独树一帜。唐生明、黄敬斋等都曾发出最激烈的反周言论。君强则引熊剑东与袁殊为心腹、为谋士。这两人都是由士群那里改投到君强方面的。我每次到上海霞飞路口的牛奶棚对面君强家里去的时侯，看到墙内花园四周，放了步哨。我们在室内谈话时，门口就站着两名武装卫士。这严重的形势，从日本人进入租界，上海暗杀事件停止以后，是从来所未有的。我知道君强是在防备士群的突袭，恐惧士群会随时派人去暗杀他。

有一天，我到居尔典路佛海家里去，忽然佛海与我提到了士群与君强间的问题，我就见闻所及的情形说了一说，而我的结论则认为如此演变下去，徒然给外人好笑。佛海对士群倒并没有怎样的成见。我说：“即使你并不偏袒任何一方，但因为你与君强的关系较深，你不表明态度，已经可以使士群怀疑到你在暗中支持君强。我希望你能制止事态的恶化，让双方平心静气地先把理智恢复。”佛海恨恨的道：“君强一贯幼稚的行动，怎样说也改他不过来，你替我去骂他，叫他不要再胡闹下去。”我笑笑说：“君强现在的气焰，我还敢去骂他吗？”于是佛海取出了信纸，一口气写了八大张，要我送给君强，信里对君强责备得很严厉。当我送给君强时，我发觉他一面读，一面脸上一阵阵地泛出了青白。他没有和我讲什么话，我也不便说破，就告辞而去。

第二天我又到了佛海家里，佛海拉着我到他的卧室中去，他说：“君强什么都不好，但对我到底是忠实的。”说着拿出君强的回信给我看，佛海在信上已经用红笔划出了最主要的一段，我记得信上的大意是“……我受你一手提拔，终身愿供驱策。所做一切，也只是为你，假如你对我印象不好，我将全无生趣，假如有一天你不要我了，我愿意自杀！……”佛海似乎很为这几句话所感动。当然我也不便再表示意见，不过，我心里在暗笑。

事情经过了已经一年，风波终未平静。三十二年的夏天，我由沪赴京，行前的晚上，我与耿绩之一同到了士群家里，他正在打牌，看见我去停了下来，很轻松的与我谈了一阵。怎样也想不到这一次无异在与他诀别。我抵京的第三天，清早我还睡在银行的卧室中时，一位行里的同事来唤醒我，告诉我报纸上登出了李士群暴病身亡的消息。我与士群数年来相处还不坏，在情感上使我非常悲悼！但是我万想不到他竟然会是给毒死的。

以后黄敬斋告诉我的经过是这样的：士群在我离沪的第二天，虹口的一个日本宪兵队长冈村中佐请到他家晚饭。那时七十六号与日宪之间，也有着不少派系上的磨擦，日宪与士群之间，相处也并不好，如对警卫队长吴四宝的被逼下毒毙命，就是一例。虽然那个宪兵队长与熊剑东有着很深的关系，却并没有引起士群的怀疑，尤其因为彼此常有不愉快的事件发生，士群更不能不去敷衍。晚饭并没有别的宾客，也并没有谈到什么重要问题，表面上仅是联络感情的杯酒言欢，两人且不断在以啤酒举杯劝饮，又食着同一碟中的菜肴。宴会已将终了，厨房里送出了一碟牛肉饼，宪兵队长特别郑重介绍，这是他妻子亲自做的，希望士群能试试他妻子的烹饪手段。士群食尽了这一碟牛肉饼，才告辞回去。第二天又回到了苏州。

当晚士群还要出席一次宴会，把衣服都穿好以后，忽然感到头晕，用体温表一量，已发生了高热。等扶他到床上时，竟大量不停地流汗，遍体淋漓，病势显得很严重，赶紧请当地日本驻军师团的军医来诊治，说是中了一种细菌毒，摇着头表示出绝望的意思。士群的汗水就像雨水那样地从体内渗出，黄敬斋的太太金光楣与士群的太太叶吉卿，在旁服侍，转瞬买来的几打干毛巾，一条一条的为他揩拭得湿透。这时士群自己也知道了中毒，他说：“我是一个特工人员，竟然不能觉察到这一点，以后尚有何面目主持特务工作！”屡次要求家人给他一枝手枪让他自杀，家人除了劝慰也别无他法。后来又请了平时为他治病的储麟荪医生为他诊治，竟然不知患的是一种什么病症，无从下药，只有灌注盐水为治标之计。一天余时间的辗转床褥，直至体内的水份排泄尽了，才一瞑不视，整个躯体缩得又小又瘪，变成一个孩子模样了。

据事后的推测，这事是熊剑东与日本宪兵队长的合谋。进食的毒物，是下在最后的牛肉饼中，而所下的是一种细菌，服食后二十四小时以后毒菌进入血管，才会发作，一发作即无药可救，将体内水份大量排泄，直至死亡为止。因为实施的是日本宪兵队长，自然没有人敢追究此事。

胜利以后，罗君强在南京高等法院受审时，供认李士群是他主谋毒死的，他说：“剪除汪政权的特工首领，是他从事地下工作表现之一。”我很怀疑他的供辞，因为我深信佛海确没有置士群于死地之意。君强不经佛海的同意，是否敢贸然出此？是不是君强在法庭上的供辞，意在邀功，以求末减？

四七、隔室中传来的一阵哭声

八一三全面抗战以后，虽然国军节节由松沪先退南京，再退汉口，最后退至重庆。但对东南心脏地区的上海，并没有完全放弃。在太平洋战争以前，藉着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掩护，地下工作人员还在积极活动，有关政治、经济、金融、文化等一切，仍然在暗中指挥控制。虽然地方军政人员已全部随军后撤，党务方面，潘公展童行白等也先后转至后方。但重庆在上海有着一个统一委员会，详细的名单，不得而知，就所知道的有杜月笙、徐寄庼、蒋伯诚、吴开先等人在内。每当上海有一个问题发生时，就近集商处理。对外出面的是蒋伯诚与吴开先。

尤其吴开先虽然行踪极端秘密，但时常以电话向有关方面联络，还与若干较为接近的人预约见面，因此也引起了日军方面的极大注意，对蒋吴两人，乃布置了广大与严密的侦查网。结果，两人都先后为日宪所逮捕，而最后都经周佛海全力奔走营救，蒋伯诚因病在缠绵床褥之中，终得恢复自由；吴开先迭经凶险之后，竟能专机送往抗战区的边界，安返重庆。蒋吴为潜伏于沦陷区的最重要之人物，日人久欲得而甘心，百计侦察，始得成擒，卒又纵之而去，其捉放经过，曾引起沦陷区的街谈巷议，也使抗战区震惊疑愕。其曲折的内幕，局外人自不易明了其真相。事隔十余年，蒋伯诚既已病殁上海，吴开先迄犹闲居台湾。这两件钜案中，至少可以说明汪政权中人，还不是如世人所想像的那样惟知媚敌，而叫着“和平”的人，还不至于对抗战抱着真正的敌对态度。同时，我也感到日本人在战争时期，狂妄得意之中，处处显出其愚昧与无知。

吴开先是江苏省青浦县人，上海大学出身，那里是共党最早的温床，因此吴开先也很早就加入了GY。北伐以前，国民党的上海市党部还在陶尔斐斯路时代，当时的委员有吴稚晖、钮永建、叶楚伧、邵力子、柳亚子等人，吴开先仅是交通科的一名干事。国民革命军底定京沪之后，在实行清党以前，青浦籍的一名共党主要份子高尔柏出任了青浦的首任县长。吴开先也回到了家乡，佐之任县政府秘书，他曾经“轰轰烈烈”地以共党手法，率领了群众，用打倒土豪劣绅为名，把认为土劣的，上门打得落花流水，使地方秩序，一时陷于极度混乱。

清党开始，吴氏转变了，在上海民国日报上登载了一篇反共文章，又回到市党部，担任很长一段时期的组织部秘书。自民十六到二十六年抗战为止，十年之间，市党部内部纠纷迭起，重要人员，此起彼仆，冷欣、冷隽、陈德徵等先后离去，惟有吴开先自干事而秘书，而组织部长，步步高升。一面得到CC陈立夫的赏识，又曾经一度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一面又能拉拢上海的地方势力，与杜月笙有水乳交融之状。他先后兼任了上海市社会局长、教育局长等职务。上海先后发生的几起大工潮，如法租界水电工潮，如英美烟公司工潮等，他都能与杜月笙合作，有过左右全沪的出色表演，手法所及，能使资方知所感激，也使劳方帖然就范。声势之盛，沪人且称他为上海的党皇帝，这是何等的威风！

在东南沦陷之后，因为他熟悉情形，继续潜伏在上海租界内工作，各报社时常接到他打来的电话，指示登载新闻的应取态度，譬如“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开幕时，申报与新闻报，本已决定接受刊登此项广告，但吴去电话以严厉的口吻制止，始未实现。

那时他住在极为冷僻的法租界麦尼尼路的一所幽静的小洋房中，深居简出，非最有关系的人，不会知道他的居处，也不可能探索到他的行踪。但是由于他的百密一疏，终于俯首入甕。原来为他供差遣的一名男仆，原是市党部的多年工友，人家都叫他“癞痢头”的，熟识他的人多，又有一颗明显的癞头做特徵，日本宪兵就以此为线索，派人跟踪，于短时期内，就很容易证实了吴开先潜匿的处所，终于一举成擒了。吴被捕后，由日宪寄押在“七十六号”侦讯。那事大约发生在民国三十一年的春间，正确的日期，我已记不真切了。

吴开先被捕的消息，报纸上固然并未发表，连我耳目较近的人，竟也一无所知。那时周佛海还住在愚园路一一三六弄五十九号（以后在居尔典路自营新屋，和平前也一度迁住过毕勋路），一天，我去看周，一进屋，看到会客室的门紧闭着，门外立着万里浪，手里还握着一枝转轮手枪，情形显得有些异常。万里浪本是军统的重要份子，投降“七十六号”以后，在李士群手下担任行动队长之一，以骁勇凶恶著称，民国二十九与三十两年中，宁渝双方展开特工战时，汪方所做的暗杀事件，以吴四宝、林之江、夏仲明、潘达与万里浪五人表现得最为出色（万里浪于和平后，又转为军统工作，对拘捕汪政权中人异常卖力，兔死狗烹，不久，万亦为军统拘押枪毙）。

以一个行动大队长来握枪守卫，而且万里浪平时非召见，是不到佛海那里去的，他的突然出现，可知一定有着严重的问题。我问立在梯边的佛海的副官，他说：“部长在会客。”我问：“是谁？”他摇了一下头。我为好奇心所驱使，就走进隔室去坐候，邻室的门紧闭着，只隐约听到一阵轻微的对话声，完全分不出谈话的内容。突然，又传来了一阵哭声，起初还是呜咽，后来竟转为嚎啕，我只听出一个是佛海的声音。接着又唧唧侬侬了半天，邻室的门开了，看见吴开先在前，周佛海在后，从客室中出来，两个人的眼圈还是红红的，佛海一直送他到门口，用哽咽的声音说：“放心！我会尽我一切可能的力量。”佛海目送万里浪押着他上汽车疾驰而去。我不必再问佛海，目击的一切，已告诉我吴开先是被捕了。

四八、吴开先被捕与回渝内幕

吴开先羁押在“七十六号”，因为他是重庆派在上海最重要人物之一，又是日本宪兵直接拘捕的要犯，关防特别严密，除了审讯人员以外，一概不准接见。最早被派审讯吴开先的是陈恭树（陈本为军统派在上海的特工区区长，后向七十六号投诚，为立功计，曾著有“蓝衣社内幕”一书，揭穿军统内幕，和平后又为军统工作，逮捕汪政权人员结束后，陈亦锒铛入狱，羁押于上海提篮桥狱，后军统又责其戴罪立功，予以保释，共军南下前来港，现仍留此）。“七十六号”对于吴开先，与其说是审讯，毋宁说是说服，主要还是希望他为汪政权工作。

在那时的特工战中，除非行使暗杀，一枪打死。如被拘捕，只要一声投降，非但立时出狱，而且可以立致高官。如民国二十九年江苏省党部重要人员掌牧民、石顺渊、周孝伯、马元放等被张北生出卖，在上海跑马厅畔旅社中打牌时捕获，以后都受到优待，而且先后担任了相当重要的职务。马元放虽始终不屈，也由周佛海百计纵之归渝，受到重庆当局的重视，而且被选为中委。

吴开先于受鞫中的态度，最初还是相当强硬，当陈恭澍审问他时，他左一声陈区长，右一声陈区长，区长是陈恭澍在军统中的职位，吴开先这样叫他是意在讥讽，弄得陈恭澍啼笑不得。他被羁禁在“七十六号”二门内右侧拘留所的二楼，一次曾要吞金自杀，另一次当提讯下楼时，他想跳楼，监犯求死，当然并不容易，开先也真能表演。

投汪的旧日市党部同事，很多人都为他奔走营救，中间尤以原市党部委员汪曼云与蔡洪田两人出力尤多。曼云屡次要求李士群让他与吴开先谈一次，而格于日人的监视严，无法通融。最后，士群下了一个条子，表面上是派汪曼云去审问，才算得见了，彼此都有家国之痛，两人一见面又是一场抱头大哭。但是以曼云的力量，除一见以外，其他已无能为力。李士群也屡次亲自提他到办公室中谈过几次，且以最客气的态度相待。上有周佛海的关照，下有汪曼云、蔡洪田的请托，因此吴开先除失去自由而外，并没有受到其他不合理的待遇。

日本人对吴开先的态度，是非降即死，佛海为此，感到非常棘手。他屡屡向我谈到这一个问题，我说：“解铃系铃”，没有日军的谅懈，一切都是徒然，他为重庆工作，而你虽是主持“中央特务委员会”的人，但拘捕他的不是“特委会”下的“特工总部”（即七十六号的真名），而是日本宪兵，必须先有一个正大的理由去说动日宪，才能保全开先。佛海当然比我更明白关键所在，但一时想不出打动日宪的说辞，他无限彷徨，为了缓和严重的气氛，也为了远离日人的监视（七十六号内有日军顾问，而且有一部份日宪常驻），因以李士群大部份时间在苏州办公为理由，把吴开先移解到苏州特工站拘禁，说是为了便于随时提讯。从此吴开先得到了进一步的优待，事实上也渡过了最危险的时期。

饮食是每餐由汪曼云的太太烹制送去的，夏季的冷席与风扇也由曼云为他预备。吴开先的态度也比较缓和多了。他表示如邀开释，不拟担任汪政府的职务，但可以在党务方面尽一些力。经过了一段时期，终于佛海想到了营救他的藉口，他针对日本人希望全面和平的心理，而且经过司徒雷登等的向重庆当局进言的失败，又闹了在香港与假冒的宋子良谈判的笑话。于是佛海向那时汪政权的最高顾问也是最有力的人物影佐祯昭说：“既然日本想和平，就不宜与重庆在军事以外，过份敌对。吴开先是重庆派在上海比较重要的人物，杀之徒激重庆之怒，强其归降，亦并无适当位置可为‘政府’之助，不如释放他以示宽大。”

经佛海再四再三的说，几经波折，竟获得日方的同意，吴开先出乎意料的恢复自由了。

他住到了南京汪曼云的家里，每天受到旧时朋友们的热烈招待，他那时内心感到友情的温暖，朋友们礼貌上称他为吴先生时，他总是表示谦逊地说：“不要客气，叫我开先好了。”佛海更先向汪氏为他先容，说一时并无适当的职务可以位置他，不必强其出而任事。汪氏曾经召见过他，除了对国家当前的处境彼此慨叹而外，反而对吴开先加以无限温慰。

他最受窘的一次，不在被捕审讯的时候，反而是在恢复自由之后。一天，他在我那里午饭，饭后无聊，他与我以及其他两个朋友去逛中央市场，刚到门口下车，正好陈璧君从内出来，吴开先不能不上前恭恭敬敬地鞠了个躬，又叫一声汪夫人。不料陈璧君望了他一下，瞪着眼道：“吴开先——你好！你也会有这一天。我自有独立的人格，以后除在我家里外，应当称我做陈委员，记住了！”说着回身走了，我看到他面上红一阵白一阵，而又不敢回一句嘴，这味道也确属难受。

吴开先闲住在南京，除饮食征逐而外，也实在无事可做，他屡屡向佛海表达了返渝的希望。这一件事，太困难了，而只有佛海竟然又向影佐去说：“留吴开先在此，一无所用，欲求全面和平，与其走许多不正确的冤枉路，不如把他送回重庆，让他把目?的一切，向当局面陈，也可以把汪先生与日方的意思，代为转达，这是求取全面和平的一个捷径。”

周佛海当然明白，以吴开先的地位，无论如何不会发生那样的作用的，而影佐却以假作真，又立刻予以同意。当一切问题决定以后，影佐还约定了开先作最后一次的谈话。不料也许由于他的过份兴奋，先纵饮而后赴约。入坐方定，影佐刚开口，吴开先竟哇的一声，当面呕吐狼藉。影佐勃然大怒，以为他在故意侮辱，且竟欲杀之为快。这又苦了佛海，一再疏解，又得化险为夷。

三十二年的秋天，吴开先到了上海，我们几个朋友在新都酒楼为他盛大饯行。翌晨由日本专机送往粤省边界，进入抗战区，归抵重庆。从此，我们一直没有接到他的任何消息，和平以后，他又荣任上海市社会局长，我没有去见过他，直到共军南下，他也逃来香港。一次我往广东银行陪朋友开启保管箱时，看到他也在那里开箱。他正在聚精会神地检点他的财宝，我想到了佛海当时为他奔走的情形，有些惘然，我又恐他见到我发现了他的财产秘密时又一次受窘，我没有上去招呼他。

四九、日宪兵救了蒋伯诚一命

代表重庆隐伏在上海租界中工作的，论当时的位望，吴开先固远不如蒋伯诚。迨吴开先返渝以后，因系由日军公然派机遣送，形迹上就颇有嫌疑，故所受当局的重视，且还不如马元放（马返渝后，值国民党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马以在沦陷区捕放之经过，著书散发。竟膺选为中央委员。共军南下后，闻已被杀）。日人对吴开先寄以赴渝后为和平作伏线的幻想，亦始终没有发生过丝毫影响。重庆的一切，日本人的不清楚，固无怪其然，但如何瞒得过周佛海？佛海明知开先在国民党里的地位，不可能发生如此的作用。他的对蒋，即使蒙召见，连当面提出的勇气，事前也断定其不会有的。而佛海为了公谊私交，奔走数月，全力担承，为之疏通说项于汪氏及日军之间。没有佛海的营救，恐吴氏之尸骨早寒；没有佛海的回护，吴氏恐难免于落水。但当和平以后，佛海瘐死监房，其由渝复员之故人中，如陈布雷、陈力、许孝炎、雷啸岑、易君左等，或亲往狱中探问，或代为经纪其丧，不避怨谤，不以生死易交。独受恩深重之吴开先，竟吝于赴灵前一奠！想到佛海会客室中之阵阵哭声，不禁使我低徊无限！现吴氏偕其夫人吴漱芳女士养晦台湾，犹得享优裕之生活，其公子等也以他半生宦囊之所积，赴美深造。往者已矣！南京永安公墓蛮烟荒草间，佛海地下有灵，其亦将欣然于有造故人耶？

吴开先案一波方平，不料一波又起。民国三十三年的仲春，为蒋先生代表之蒋伯诚，忽于病亟之中，又为日宪所逮捕，且同案株连者有杜月笙之心腹万墨林（现居台湾）夫妇，有上海市党部委员王先青与毛子佩（王现在台，毛留大陆），有蒋伯诚之夫人杜丽云女士（前名女伶，现又在大陆登台演出），幼子宇钧（现在台）等多人。案情且更较吴开先为严重，而羁押、审问，又归诸沪南日本宪兵队（即贝当路宪兵队，地址在美国学堂）直接办理。案发，中枢密电佛海以营救之全责，在如此情形之下，佛海则殊有鞭长不及马腹之苦。吴开先一去既无消息，更将以何种说辞，代向日人缓颊？佛海那时的彷徨之情，真有非笔墨所能形容其万一者。

蒋伯诚，浙东人，在国民革命军北伐初定东南时，曾一度代理浙江省政府主席。韩复渠主鲁，又以蒋先生之私人代表资格，常驻济南，甚著劳绩。东南沦陷之后，密藏于万墨林法租界西蒲石路之新居，从事地下工作。那时蒋氏以高血压症，早已半身不遂，终年偃卧床榻，但以那时主持上海市党部暨三青团之吴绍澍常留皖境屯溪，在沪指挥之责，托之蒋氏（吴绍澍于和平后出任上海市副市长，大陆易手，任中共“交通部参事”，现已久不闻其消息）。

日宪对蒋伯诚之行踪，侦察已久，以后如何获得线索，自非我所能知。据事后蒋氏告诉我，当他为日宪破获之日，他以血压剧升，神智昏迷，已陷于弥留状态。正延请经常为他诊治的赵启华医生施救（一说蒋之所以被捕，系日宪跟踪赵医生而得）。赵医生主张非抽出血液一百CC以上，将不能挽救其生命。而蒋之家人，恐其失血过多，影响体力，坚执最多抽血五十CC。正在争持不下中，而日宪掩至，全室各人，均被一鼓成擒。日宪目睹蒋氏病状危急，立以电话召军医驰至，不问情由，为他一举而抽血两百CC，蒋氏竟得悠悠复苏。日宪又以其病重，即派兵在其住宅看守，复得免拘解至宪兵队受鞫之厄。以后蒋氏一再向我说：假如日军来迟一步。不抽出那样多的血液，可能脑部充血，血管破裂，可以立时送命，捕之乃适所以救之也！

我一生最厌恶特务工作，避忌唯恐不远，所以任何有关这类的机密事情，除非以耳目较近，偶然得之幕中人的转述，否则便会近在咫尺之间，而竟会懵然一无所知。吴开先之被捕如此，蒋伯诚之出事又如此。第一个告诉我这消息的，反而是平时与此毫无关系的张善琨（张那时担任中日合作的中华电影公司总经理）。

事情大约已经在蒋案发生一两月之后。一天佛海打电话邀我当晚到他的居尔典路寓所去晚饭，因为这样的事是常有的，我完全不以为意。我准时而往，除了平时与佛海较近的几个常客以外，并无外人。所不同的是那晚餐厅中竟尔星光灿烂，笑语喧阗。大约当时“华影”的红星，几乎全部到齐。似乎李丽华、陈云裳、周曼华、白光、王丹凤、周璇、欧阳莎菲、李香兰等都在。而佛海那天左顾右盼，情绪异常轻松。饭后在花园的草地上放影“华影”刚拍好而尚未公映的歌舞片“万紫千红”，片由李丽华与最近访沪的日本东宝歌舞团合演。

我在观影的时候，张善琨刚好在我身旁，我问他今天何以会有这样的盛会。善琨偷偷地告诉我说：“难道你不知道蒋伯老被捕的事？”我摇摇头。他继续说：“蒋伯老被日本宪兵拘捕了，因为我与他平时有来往，日宪在他寓中发现了我给伯老的函件，因此我也受嫌牵连，被拘押在贝当路宪兵队。幸经周部长保释，今天的宴会，并且请了公司中的明星作陪，就是为了表示对他的谢意。”我说：“那末现在蒋伯老呢？”他说：“他关在别的地方，我不知道。”我说：“在宪兵队与你一起的还有些什么人？”他说：“我认得的只有严谔声（即新闻报之小记者）与毛子佩。”这一席话，我才知道了蒋伯诚被捕的事。其实，那时我还完全与蒋氏并不相识。

五〇、保证人所负的两项责任

事有凑巧，当天晚上，我于饭后回到报社去，忽然唐大郎（即唐云旌，专为小报撰稿之洋场才子。中共进去上海后，在新民晚报工作）来电话，告诉我毛子佩被补的消息，希望我能为他出力营救，我告诉他我对此事刚刚才听到张善琨所说，让我从旁探明情形后，再为相机行事。

接连两个人的谈话，引起了我对此事的注意。翌日，我因他事去看佛海，顺便问他蒋案的情形。佛海说：“伯诚的案子很麻烦，各方面都希望我从速为他设法，即以他的病躯而论，就已觉得十分可虑。我与他为当年的嫖友，论公论私，都不容袖手，但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日宪兵已将全案呈报东京，非得军部的同意，当地的日军且无能为力。我只有尽我所能，一切看他将来的运气吧！”

我又提到了毛子佩（即和平后接收我所主办的“海报”而易为“铁报”的，那时任上海市党部委员，向随吴绍澍工作），他说：“必须与伯诚的案子一起解决，暂时也不可能先为保释。”佛海又想了一想说：“现在我的处境困难，等我在幕后活动后，将来如能达到目的，希望由你去出面办理具保手续。”我说：“只要你交涉好了，我乐于负担保的责任。”

事实上，那时佛海的环境也的确困难，与他交情较好的“梅机关”首领，又是汪政权的最高军事顾问影佐祯昭，已经调往南洋作战。继他后任的是前广东特务机关长矢畸堪十，与佛海之间相处得并不好。而且那时在“派遣军总司令部”冈村宁次手下握有实权的辻政信，是一个澈头澈尾的军国主义者（即现任日本议员，著有有关中日战事的书籍“潜行三千里”等著作多种，近仍常在报端发表高论，日人当时曾尊之为“战争之神”，他在汪政权时代势焰薰天，倡导所谓“东亚同盟”，并发起至奉化祭扫蒋太夫人坟墓，而对佛海则百计倾陷，一度且欲乘间鸩杀之）。蒋案的营救，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真使佛海陷于最大的困难。

总算几个月的努力，没有白费，佛海兜过了在华的日军势力，迳与东京方面日军最高当局接触，理由还是抄袭了吴开先一案的老调。不过因为那时日军在太平洋方面的战争，由偷袭珍珠港所获得的胜利，已因美国麦克阿瑟元帅所领导的跳岛作战，日海军已完全趋于颓势。佛海的说辞，就针对了现局，以为要使日军能全力应付英美在太平洋方面的反攻，必须先在中国拔出泥足，取得全面和平。而蒋伯诚为蒋先生之驻沪代表，为无可置疑之事实，不如将他释放之后，责其在沪居间谈和。像这样可笑的理由，佛海在无可如何中，一用再用，而日本病急乱投医，竟也居然一信再信。为此事帮助佛海奔走的日人，一是驻沪日军“登部队”的陆军部长川本；一是佛海的密友冈田酉次。他们两人几次为此事飞赴东京，千回百转，不知费了多少心计，东京大本营终于决定了由佛海方面负责将蒋伯诚以次全案人犯，准予一律保释。

我还记得在此事决定的前几天，刚刚军统局的局本部秘书长袁惕素潜返上海（袁现在台湾），因为我与他的兄弟是朋友，托我为他掩护。惕素与我一见面就问了我许多别的事情，我也告诉了他蒋伯诚恢复自由之事即将成熟，佛海且已通知我随时准备办理担保手续。袁惕素欣然秘密电告了军统局局本部，据说覆电上当局表示了很大的欣慰。因为袁惕素以后将牵涉到我本身的许多问题，故附带先在此一述我与他最初的一段渊源。

到正式办理担保手续的这一天（日期我已完全无法记忆了），下午二时，我与另一位保证人徐采丞会齐（徐为杜月笙在沪重要代表之一，当时颇得“登部队”之信任，任为嘱托，年前在港以神经衰弱，服毒自杀），先赴上海日本陆军部长川本在静安寺路的寓所，由他派出了一名联络参谋，一同驱车驰赴贝当路宪兵队，那时的队长似为杉原，一个肥矮而充满杀气的家伙。起初延我们入会客室就坐，还预备了茶点，礼貌很周到。

数语寒暄之后，杉原整一整军服，立起来厉声说：“蒋伯诚等一批人，今天已奉令准予保释，但你们知道不知道保证人应负的责任？”说着取出一张预先写就的保证书，上面是用日文写的，他指着说：蒋等保释以后，（一）、今后不得在占领区再作任何政治活动；（二）、如须离沪旅行、必先取得宪兵队之同意，否则一切惟保证人是问。我与采丞点了一下头，又相视作了一次苦笑，取出笔来，迅速在保证人下面签字盖章，办妥了例行手续。于是，由杉原与我们一起到了西蒲石路蒋的寓所，蒋伯诚还睡在中间的房里，但病况已有了很大的起色。其余杜丽云、蒋宇钧、毛子佩、王先青与万墨林夫妇等，杉原要他们排了队，讲了一次话，告诉他们今后应如何如何。最后要他们向我与采丞鞠躬致谢。杉原才命令所有驻守的便衣宪兵全部撤退，杉原与川本的联络参谋亦自行引去。这样，蒋伯诚等七人，才算脱出了日宪的直接控制，得以回复自由。

蒋又与我们闲谈了一阵，屡屡表示感谢之意。这是我第一次认识他，从此以后的两年中，我成为他与佛海之间的唯一联络人，我又为他的经济支持者，为他的工作奔走与掩护者，我成为他家的上宾。他给予我无限的鼓励，许下了无数的诺言，我又为他冒过许多危险，代他解除了若干困难。和平以后，使他以一个早已瘫痪了的人，竟能成为上海著有最大勋绩的第一名地下工作者！

五一、被汪亲自所否决的提案

在汪政权短短不到六年的时期中，我于身亲目击之余，体验到了一点，假如一个政权自己没有独立自主的实力，而想依附外力来图存，结果未有不受压迫，不被出卖的；也未有不将国家的主权与民族的利益断送的。如其当政的人是真心与一个力量远超过于自己的国家“友好”，这个人将是天真得到了愚昧的程度。如其你仅想一时加以利用，别人会比你更聪明，结果将是适得其反。汪政权的始末，正好给一切想依附外力，或借重外力而犹在自鸣得意者作一个殷鉴！

从汪精卫起以至他的几个主要助手，最少我个人确信他们还不至于卖国求荣。他们从抗战阵营中分裂，以至在敌人枪刺下建立政权，固然无可讳言每一个人除了想救国家于垂亡，也夹杂有一些私人恩怨，与若干意气在内。但是也无可否认，汪氏的这样做，还是抱着九一八事变后，他兼程回国时所说抱着跳火坑的决心。但是一着之错，满盘皆输！

他们错误的主要因素，一是对未来国际局势的发展，有了错误的判断，以为日本不会与英美开衅。而自九一八国际联盟李顿爵士调查团没有对日作正义的制裁，与缅滇公路被封锁以后，认定英美不能有助于我，抗战的最后胜利，前途感到一片渺茫。另一原因是那时抗战年余，军事上我们是败得惨，而日本则胜得苦。虽然日本朝野，都已以对华侵略战视为泥足，而近卫三原则在表面上还不是亡国条件，汪氏以为黩武的日军阀真会幡然改图，如抗战而最后失败，则亲日政权建立在先，日军或可不为已甚，甚至中山先生的大亚洲主义也可实现。当然，事后有先见之明者，对于他们此种想法，定会觉得荒唐。

而这一切想法的错误，其实也不必等到最后胜利才发觉，汪氏等行抵京沪，置身虎穴，一旦与日本直接交涉，受到了咄咄逼人的反应，以及目睹了各地日军的蛮横情形，而日方所提“中日基本条约”的苛刻，已使汪氏等恍然于从前的判断完全错误了。所以当汪氏与阿部信行签订条约的一天，汪氏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凄然下泪。而汪政权的渴望能实现全面和平，俾以政权还之中枢，也实在是完全出于真意。

汪氏等当时的处境是艰苦的，心境是沉重的，一失足成千古恨！尽管汪氏等没有忘记国家民族之大义，千秋万世，恐将终无恕辞！汪氏于离渝以后，提出了和平主张，如不因河内的一击，息影赴欧，尚可优游余年，恐也不至于悲痛悔恨之余，遽尔病死异国吧？

周佛海时常向我慨叹着说：“我们主张和平是为了救国；但抗战更是毫无疑义的为了救国。”他对日人的横蛮无理，常常表示愤懑，甚至在他的日记里写出“令人发指”的语句。他是负责大部份对日交涉的责任，他知道得最清楚，他又说：“看来，我们是错误了，我们将不会有多大的作为。尽了我们最大的心力，充其量日人想拿走一百分，我们予以掣肘，也只能拖住一分算是一分。”惩治汉奸条例第一条就明定汉奸罪的构成要件，为“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佛海于胜利后在首都高等法院受鞫时的抗辩，他说：“我的参加政权，前半段是通谋敌国，图谋有利本国；后半段是通谋本国，图谋反抗敌国。”不管别人对他的辩解如何看法，我则深信他的这几句是事实，也是真话。

我不常见到汪氏，但就我所看到与听到的，汪氏在他主持这个政权的时期中，他变成性情暴躁，完全失去了他平时温文圆融的丰度。每次如“中政会”、“国府会议”、“行政院会议”开会时，往往会发为盛怒，厉声呼斥，有一两次竟然把椅子都抛掷了。我前后参加过三四次“中央全会”，当汪氏分析到国际局势，以及国家前途，与当前的处境时，他的声调由激昂而渐变为低沉，再由低沉而变为颤抖，最后是哽咽了，热泪沿着他的双颊直流下来，他用衣袖揩拭他的泪水，一面于呜咽中匆匆结束，说出了“完了”两字，声音轻得几乎完全听不到。他每一次总是如此，现在留在此地的许多旧侣中，不少是当年汪政权的“中委”，他们与我一样地曾目击过这悲凉的一幕，可以证明我所说的决非出诸虚构。

类乎这样的情形太多了，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以作为对汪氏当时内心的说明。时期大概为民国三十二年，汪政权又一次“中央全会”的召开，方在中条山作战之后。许多“中委”们纷纷有照例的提案。依照会议惯例，也照例先交小组审查，许多都是官样文章，没有人注意到有任何特出的议案。

会议开到第三天，已到了全部议案由小组审查完竣，提付大会通过的阶段。汪氏是当然主席，那天他步向主席台时，显得面色很难看，依了次序，有若干议案，已完全照小组审查意见通过了。下一案是“开封绥靖主任”胡毓坤所提的“拟请将中条山被俘渝军成立俘虏营案”，大会军事小组召集人是叶蓬，审查意见是：“拟请照提案内容予以通过。”原来抗战时的中条山一役，国军被日军俘获的达二三万人，日军就交给了汪政权处理，胡毓坤是直接办理这接收事宜的人，因此会有这样的提案提出。

依当时汪政权表面的立场来讲，既与重庆形式上处于敌对的地位，被俘的士兵以之收容于俘虏营，好似并不足怪。而汪氏一取这提案到手，突然重重的把桌子一拍，厉声地说：“为了国家拼死作战的军人，日本人当他俘虏是必然的，他们抗战难道不是为了国家？我们也当他们为俘虏，这是何居心？胡毓坤荒谬！叶蓬胡涂！否决！否决！否决！”说完把提案重重一掷，珠泪又流满了双颊。全场竦然，心头有说不出的另一番滋味。那天汪氏激怒的行动，决不是他的常态，这可以反映出汪氏的内心是何等的悲痛！对国家与抗战是如何的看法。

五二、陈公博完成了一半心事

汪政权中，自以陈公博与周佛海两人为汪氏的左辅右弼。佛海负担了较多的实际责任，而公博提出了较多的客观意见。虽然在汪政权中，公博以“立法院长”兼“上海市长”，汪氏逝世以后，又代理“主席”职务，位置一向高于佛海，但是因为他始终不赞同汪氏的建立政权，又不满于日本仍然以侵略为目的的“和平”，他对汪政权的一切，绝不积极。他的所以参加，仅基于与汪氏的私谊，“士为知己者死”的一语，害苦了公博。他自光绪三十三年就参加同盟会，而结果竟以“叛国”伏法。知公博为人的，自不免为之悼惜。

在汪政权的六年之中，我与公博很少往还，他当时的心情，我不够深切了解，但在胜利以后，民国三十五年四月，他在苏州高等法院受讯期间，他不延聘律师，不推诿责任。被判死刑以后，不声请覆判（即上诉），但求一死，且求速死。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向苏州高院提出自撰的答辩书，他说明不是希望对之轻判，而仅要求予以公开，使他于临命之前，使世人稍明其心迹。他的话可信其尚无讳饰之处，现摘录其答辩书的点滴，以说明其当时的心境与态度：

“原起诉书中目我（公博自称，下同此）为‘甘心降敌，卖国求荣，在敌人铁蹄之下，组织傀儡政府，予取予求，唯命是听。’至比汪先生为张邦昌、刘豫。我虽不赞成汪先生组织政府，但如此比喻，殊为不伦！在从前汪先生受人痛骂，数年以来，我都没有替他辩护，因为汪先生说过为国家，为人民，死且不怕，何畏乎骂？而且战争时期，最要紧是宣传，非骂汪先生不足以固军心，我认为抗战是应该，而和平是不得已。汪先生既求仁得仁，我又何必替他辩护？但现在不是抗战时期，而是在胜利时期，汪先生也逝世了，我们已不需要宣传，我们应该抑制感情，平心静气去想想，当日汪先生来京之时，沦陷地方至十数省，对于人民，只有抢救，更无国可卖。在南京数年，为保存国家人民元气，无日不焦头烂额，忍辱挨骂，对于国人，只有熬苦，更何荣可求？我对汪先生的行动是反对的，而对汪先生的心情是同情的。到了今日，我们应该想念汪先生创立民国的功勋，想念他的历史和人格，更应想想他在事变之前，事变之中，如何替国家打算，如何替蒋先生负责？……

“不过我对于检察官是很谅解的，当日我在重庆，在香港，极力谋党的团结，国的统一，那情形太曲折而复杂了，并非今日检察官所能了解。迨至南京以后，为保存国家人民元气，和日本苦斗，如保存东南各省。使蒋先生能容易统一中国，那情形也太曲折而复杂了，并非今日检察官所能了解的。在今日众议沸腾，真相不明，尤其是政治是那样困难而波折，承办本案的检察官，即使他心里很明白，而又肯负责任，哪一个敢挑起千钧重担？说陈公博可以功罪相抵；哪一个敢说陈公博无罪呢？

“末了，我愿意声明的，我于自白书中曾几次说：‘我对于汪先生的心事是了了，而对于蒋先生的心事还未了。’所谓未了，因我想：如果中国今日还不能统一，恐怕更没有良机，除蒋先生以外恐怕更没有人统一中国。在日本投降以前，我的工作是铺好一条统一之路，等蒋先生容易统一，最低限度当使东南不致有意外发生。在日本投降以后，我的心情是不愿损害蒋先生的尊严，蒋先生要我离就离，要我回就回，要判罪就判罪，本身以为服法的范则，使蒋先生更容易统一。本案说复杂是太复杂了，说简单也太简单了。因此请法庭随便怎么判，我决定不再申辩，不再上诉了。

“我于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就任代理主席那天，曾发表声明，说国民政府（按指汪政权）还都以来，自始即无与重庆为敌之心。继又强调声明‘党不可分，国必统一。’我的声明，当然是指在蒋先生领导之下党不可分，国必统一，难道要在我陈公博领导之下来统一国民党和统一中国吗？”

公博的答辩，的确并非完全出之文过饰非，当时汪政权中人的心情真是复杂而矛盾，但是说是他们卖国求荣，完全忘记了国家民族，那未免太以成败论人。我对于公博，也只有一句话可说，对他的心情是同情的，而对他最后束身待罪的态度是钦佩的。但我今天不避嫌怨为他们写出当年的事实，又何补于彼等身后之是非呢？

五三、南进北进所引起的揣测

日本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沈阳北大营发动的事变中，一举而占有了我国东北四省。中国政府非但没有作积极的抵抗，而且其后于一九三二年五月三十一日签订了塘沽协定；一九三五年六月又签订了何梅协定（按何是何应钦，梅是日本在华北的驻军司令梅津）。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日本更悍然制造以殷汝耕为首的“冀东反共自治政府”，使华北形成特殊化，整个华北也置于日军的实力控制之下。九一八事变当时，也有所谓维持集体和平的国际组织，即日内瓦的国际联盟，但告朔饩羊，却与现在的联合国一样，徒以姑息抚绥为能事。对于九一八事变所特派的李顿爵士调查团，既绝未作出制裁方案，列强对此傀儡组织的“满洲国”，亦且默认为既成事实。

在华东，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在上海发生的“一二八”事变，结果在上海外滩英国总领事馆所签订的停战协定，又接受了在上海四周三十哩以内不驻扎正规部队的屈辱条件。中国的退让，却助长了日本军阀的气焰，以为灭亡中国，最多也只需三个月的时间，“大陆一元”梦，普遍地萦回在日本军人的脑海中。福兮祸所伏！日本军阀于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七的六年之中，在中国境内，随心所欲，予取予求，这是中国受外族侵略的空前灾难；却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回光返照。日本于志得意满之余，既一误于进行对华全面侵略；再误于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卒至自取覆亡，换来了日本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无条件投降。

太平洋战争是发动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距一九三七年的七月七日，刚好四年五个月的时间。日本在华军事上的胜利，实际上并不能取得任何实际利益，徒然使日政府成为军部之附庸，而陆海军之间，又时相龃龉，加以经济混乱，物资缺乏。当日军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占领了我国首都南京，溯自八月十三日，淞沪抗战起，至完成攻陷南京止，我国以最精锐部队置于第一线，能以血肉之躯与猛烈的炮火相厮拼，也只抵抗了仅仅四个月，京沪全线，即告崩溃。但日本于作战中明白了中华民族之不可屈。而且军事进展愈速，地区愈广，日军即维持占领区的点与线，也愈觉困难，乃恍然于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看法，完全是一个梦想。那时日本确已有了谋取全面和平之意，但政府在汉口时期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调停最后归于失败以后，日方一面以军事力量继续向我军压迫；一面通过了种种方式，以觅取和平之路。日本以战胜国而急急求和，在历史上是一个稀有的例子。日本于一九四〇年之所以促成汪政权，目的不在使国民党因分化而削弱抗战力量，其用意想利用汪氏在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资望与地位，希冀假以达到其求取全面和平之企图。

至太平洋战争前夕，对华的侵略战争，日本已感到旷日持久，泥足愈陷愈深。而所谓全面和平，走尽了无数的冤枉路，国民政府的答覆，是发出了抗战到底的口号，使日本的和平希望化为泡影。但日本任何国策的决定，决不会事先谋之于汪政权，但汪政权中人默察日人对战争的狂热，军阀的老羞成怒，美国又冻结了日本在美的资金，与限制了战略物资输出以后，处境日感困难，军阀们抱着一不做、二不休的心理，扩大中国地区以外之战争，形势所趋，已有其必然性。问题是今后的日本，究将南进还是北进？当时揣测纷纭，只有很少数的人以为日军如欲扩大战争，可能会出之南进之一途。而理由却又显得很薄弱，仅以日本陆海军间之积不相能，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海军看到陆军在中国境内的“赫赫战果”，不免眼红心热，大欲一显身手。在汪政权方面对于日本南进的看法，是认为可能的成份很低。

北进，乃成为大多数人所同意的看法。理由是：

（一）、日俄本为世仇，况抗战初期，苏俄援助中国以抵抗日本的远较英美为多。而抗战开始以后，一九三五年三月，既发生了在蒙古境内日俄冲突的诺门汗事件；一九三八年七月，又发生了满洲境内的张鼓峰事件。旧恨新仇，日本当以一泄为快。

（二）、日本的反共态度在那时是坚决的，近卫三原则中，就有一条是“共同防共”，冀东成立的傀儡组织，也以“反共”政府为标榜。而汪政权之建立，更揭橥了“和平、反共、建国”为政纲，意思就是和平才能反共，反共才能建国，而着重即在反共。日本既一切以反共为鹄的，安有不北进之理？

（三）、日本既与德国为同盟国家，日德共同防共协定，签订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日德义三国的轴心同盟，又签订于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七日。一切又均以防共为前提。而那时，德俄之间，正在作殊死战，希特勒一定要求日本分兵北进，直捣西伯利亚，而使苏俄腹背受敌。

（四）、日本视满洲国为其禁脔，欲确保其安全，也必须扫除卧榻之旁的大敌。诺门汗事件的发生，就由“满洲”与外蒙的疆界而起。

（五）、还有一个认为坚强的日军将作北进的理由，因为如其南进，势将与英美在远东以及东南亚地区之利益，直接发生冲突。英国虽在欧洲方面自邓扣克港大撤退以后，惴惴焉唯恐德国之进袭英伦本土，一时当然无力东顾。但是，日本与英国，既为第一次大战时代之盟邦，且美国的庞大海空力量，恐日本尚非其敌，日本即使于日俄战争以后，骄满得有些疯狂，或者还不至有孤注一掷之勇气。

上面这样对日本的揣测，虽理论上不无有其根据，而日本为自身打算，这种揣测，无疑成为隔靴搔痒。迨珍珠港偷袭的弹声一响，终于揭开了南进北进之谜。局外人对局势演变的判断，往往以常情来摸索别具肺俯的野心家，管窥蠡测，乃至毫厘千里，日本竟然选择了一条把自己毁灭之途。

太平洋战争，直接关系到日本的悲惨结局，也连带使汪政权同归于尽。珍珠港的隆隆炸弹爆裂之声，不啻是日本与汪政权的丧钟狂鸣。当时日本何以会有此决策？这里所提供的事实，系参考当时美国国务卿赫尔所著之回忆录，以及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东条英机内阁之外相及大东亚相重光葵在巢鸭监狱以甲级战犯服刑时所著《昭和之动乱》一书为据。以两人曾身亲其事，既是直接的第一手资料，其所述之内幕，应该是相当可信的。

五四、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内幕

其实，日本以蕞尔岛国，人口剧增，想以侵略达成其扩张领土之野心，并不在对华全面侵略战争始有此拟议。当“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内部发生了二二六叛乱，使军阀势力抬头，对外又宣布废弃了海军条约，陆军以防止我国反攻为理由，把军事预算无限制地剧增；海军又以加强国防为名，无限制地制造军舰。海军的目的，主要在与陆军取得势力的平衡。扩军也必然就是备战。陆军主张北进，以苏联为假想敌；而海军则主张南进，以荷印资源为目标。但海军反对陆军在东北与华北的作为，而陆军则认为南进为危险而又愚蠢。一九三六年，日本号称收拾“二二六”事件的广田内阁，于那年八月七日，举行包括首相、外务、陆军、海军及大藏的五相会议，竟然以陆军主张的北进，与海军主张的南进，同时决定为基本国策纲要。

而最后，日本卒放弃了北进政策，改而南进，其间错综复杂的原因，造成了天夺其魄的结果。首先，自对华侵略战争发动之后，日本成立了大本营，变成为战时体制，军费乃成为无限度的支出，随着战争的逐步扩大，不得不以滥发纸币来弥补战时的财政。又因物资缺乏，物价暴涨，于是施行了经济管制，而世界市场既被遮断，亚洲局部的贸易，使日本经济更形萎缩。

德国在欧洲方面初期压倒性的胜利，给予日本以最大的影响。在太平洋战争的前夕，日本相信希特勒已赢得了胜利，并将确保其胜利。德外长里宾特洛甫对日本驻德大岛大使公然表示，英国的崩溃，仅是时间问题，而且已为期不远。日本为所迷乱了，他们正在考虑，假如德国真的确保其胜利，那末，在东南亚地区的英法荷殖民地将怎样呢？如被德国占领在先，势将发生第一次大战日本为南洋委任统治地区从德国接受时候的麻烦。而德政府又不断向日本军部游说：“日本必须利用现阶段的情势，向东南亚推进而攻击新加坡，在大英帝国崩溃之前，获取英国在东南亚的权利，这是千载一时的机会。”

军部方面既跃跃欲试，而促成这项南进政策的重大关键，几系于那时近卫内阁的日外相松冈洋右一人之身，他签订了日德义三国同盟，实行轴心政策，使与英美法民主国家形成对立，并且划定了轴心国战胜后的势力范围，许日本为整个东亚的领导国家。那时日本的国策，由此已改为北守南进。松冈为了实现南进政策，于一九四一年三月出发访问德义，当他途经莫斯科时，曾向苏联提出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以为南进政策的后盾。当他返日的归程中，再度经过莫斯科，竟与苏联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据重光葵所知道：松冈在柏林的时候，已从德国政府获悉了攻苏的计划，日本提出的中立条约，本不为苏俄所欢迎，而松冈竟泄露给斯大林以这一个德国将攻苏的重大秘密。可能他的作用在使斯大林怕德日两面夹击，而予以就范。果然，苏俄卒让步而签订了这一项中立条约。

这一个传说是有几分可信的：那时的斯大林是何等声势，松冈以区区一外相，当其由莫斯科启程返日时，斯大林突然出现于车站送行，拥抱着松冈说：“我也是亚洲人。”这一套把戏，使松冈有受宠若惊之感，从此解除了对苏的敌意，以全力进行实现南进政策，松冈竟一手奠定了日本未来可悲的命运。日本对于苏俄既已无所顾忌，对于英国，更以为崩溃在即，是否南进的关键，仅系于与美国的交涉。

一九四一年一月，野村吉三郎海军大将，被发表为驻美大使，表面上是为了调整美日两国渐趋恶化的邦交，而松冈所给他的训令，要使美国对于日本的轴心政策，发生恐惧而防止其参加战争，坚嘱不许有丝毫要求妥协的表示。野村抵美后对松冈的警告置之不理，不断与美国朝野为改善关系而接触。至四月，美国国务卿赫尔交给野村一个“日美谅解方案”，内容包括下列数项：

（一）日美两国所抱的国际观念及国家观念；

（二）两国政府对欧战的态度；

（三）两国政府对中日战争的关系；

（四）在太平洋地区的海军兵力及空军兵力和海运关系；

（五）两国间的通商及金融合作问题；

（六）两国在西南太平洋地区的经济活动；

（七）有关太平洋地区的两国方针。

以上各项，如美日能正式达成谅解，罗斯福总统而且准备与近卫首相在夏威夷会见，再商讨签订具体协定。其实，双方的意见，无论如何是无法接近的，美国藉此拖延以备战，而日本则是在找寻开战的机会，尔虞我诈，各怀鬼胎。但是并不主张与美国开衅的近卫，接到此项报告后认为满意，立刻召开联络会议，席上统帅部与内阁的意见，完全一致，主张与美国开始谈判。正当此时，赫尔又向野村提出了称为“赫尔四原则”的，以作为谈判的前提，其内容为：

（一）尊重各国主权；

（二）不干涉他国内政；

（三）尊重机会均等的原则；

（四）维持太平洋方面的现状。

日政府对此四原则，正拟接受之际，恰值松冈再度访问德义后行抵东北，立电日政府要求俟其回日后，再作答覆。在这机会稍纵即逝之顷，遂使美日谈判丧失了一个最好的机会。原因松冈在访欧期内，已为希特勒、墨索里尼所说服，倒向轴心，立意与英美为敌，所以在他经过莫斯科时，曾对美国驻苏大使口头声明，警告美国不要乱动，如美国对德作战，日本也不会袖手。希望美国考虑三点：一、不参战；二、设法劝中国和平；三、不许有影响三国同盟的举动。此外，并且强调了德国必胜。

松冈回到东京后，又电赫尔，谓需要两星期时间考虑，才能对四原则有所答覆。而此时因美日间进行谈判，德国向日本提出了抗议。松冈迅速通知德外长里宾特洛甫，日本决以三国同盟为中心，绝对不中途变更，同时又将“日美谅解方案”秘密告知德义。旋松冈以为赫尔的备忘录是干涉了日本内政，又训令野村予以退回。日美谈判，至此乃益趋恶化。

迨近卫第三次内阁成立，始将松冈逐出，并任命丰田海军大将为外相，负责美日间的谈判，但一切为时已太晚了。军部的南进政策，始终在积极进行，日军且已占领了越南北部。美英为阻止日本的军事行动，决定禁止战略物资输日，冻结日本在美商人的资金，又公布了废弃通商条约，更对日进行Ａ（美）Ｂ（英）Ｃ（华）Ｄ（荷）的政治经济包围政策。在太平洋战争的前五个月，日本举行了一次御前会议，有一项重要决定，即：“进攻越南南部，不惜与英美一战。”但日皇曾经问永野军令部长与美作战的前途？永野的答覆是：“对美战争实力不能维持到一年半以上，胜利无把握。”

丰田登台后，继续训令野村与美谈判，近卫且曾建议与罗斯福总统直接会谈，美国也已同意此点，并指定阿拉斯加为会谈地点。但对主要问题如三国同盟、中国撤兵、南方撤兵、恢复通商等谈商，均无结果。美国对此，遂表示冷淡。其间美国也曾作种种让步，如承认“满洲国”问题，透露可由中日两国间以友谊方式谈判解决。汪政权问题，美国可劝告重庆政府于和平实现后合流等（见日人依据其政府档案所著“旋风二十年”一书之记载）。日本于是年九月间又召开了一次御前会议，决定十月上旬，美日谈判如仍无结果，即行开战。而症结所在的自中国全部撤兵问题，日本无法接受。

十月中旬，因与美谈判无结果，而迫使第三次近卫内阁垮台。日本陆海军的焦躁，又已达于极点。认为非南进获得石油等与其他资源为补给扩充，日本将坐以待毙。而日皇召集重臣会议的结果，以认为对军部有统制力的东条出而组阁。东条是主战的，由他登台，不论表面上与实质上，扩大战争至此已无可挽救。新任之东乡外相，更用原任驻德大使来栖协助野村继续对美交涉，日本一面提出新方案；而一面又以电报训令野村来栖，不可过于妥协。但是美国国务院已将日本密码译了出来，完全窥破了日本的诡计。

于是迫得赫尔召集了中英法荷等九国条约有关国家，讨论答覆日本最后提案。十一月二十六日，美国将正式答覆递交日大使，内容为：“一切恢复九一八事变以前状态，不但需由中国大陆撤兵，而且也要由东北撤兵。”美国这是摊牌的行为，因为明知日本绝对不能接受。而美国的答覆，乃促使日本犹豫与反对的人士，也变为赞成开战，军部乃下令舰队集中千岛备战。十一月二十九日，又开重臣会议，对于南进政策，竟无一人表示反对。太平洋战争也从此作出了最后决定。

美国赫尔国务卿本来已约定野村、来栖两大使于十二月八日下午一时进行重要会谈。依据哈古条约规定，战争必须事前通告，而日海军希望通告与战争的时间，尽可能缩短，以便于突袭中收获更大效果。军令部强硬主张谈判结束的通告，须缩短至开始进攻前三十分钟以内。美国驻日的格鲁大使，尚于开战前夕，以罗斯福致日皇要求和平的电报，访东乡外相商洽办法，但一切已经太晚了！东乡半夜入宫面呈日皇，珍珠港的偷袭，已经开始，格鲁大使收到东乡故意延迟积压的开战通告时，广播电台早已播出了日本对英美开战的消息与日皇的诏书。珍珠港、香港、上海等处的隆隆炮声，已震动了整个世界。欢迎日美开战的英国邱吉尔首相听到日本开衅的消息，欣奋得大声呼喊：“这样，我们可确定将获得完全的胜利！”但是，汪政权中人，当时又怎样呢？

五五、断定了日本失败的命运

正如胜利后陈璧君在苏州高等法院法庭上讲的话：假使“一二八”日本投向珍珠港的炸弹改投到西伯利亚去的话，不但二次大战的历史要完全改写，而汪政权的最后下场，谁也无法断定其将为失败或是成功。

一九四一年，即民国三十年的十二月八日，那天我在上海，气候已经显得十分寒冷。从国军撤退四郊的炮声沉寂以后，租界中歌舞升平，另是一番畸形繁荣的景象。虽然有人预感到日本会在中国战场以外扩大战争，但当太平洋战争发生的前夕，谁也没有嗅到过这一股即将爆发的战争气息。

那晚，我回家比平时为早，午夜以后，早已拥着重衾，酣然入梦。朦胧中忽然为接连的巨大爆炸声所惊醒，揉一下倦眼，侧耳细听，声音却愈来愈大，而且相距甚近。我急急地披衣起床，在万籁俱寂的时候，我已可清楚地分别出那是爆炸与步枪的声音。我想：或许租界中发生了什么局部的变故；也或许浦东方面的游击队开来袭击。我拿起床头的电话分机，打到我所主办的“平报”去询问，报馆的总编辑告诉我，是日军开进了租界，意向不明，现在情形很混乱。报社已经派出外勤记者去采访，俟获得结果之后，会以电话再向我报告。我感觉到不安，最后决定还是亲自往报社去，希望知道日军开入租界的真相。

当我驱车经过寂静的法租界马路时，全市已经宣告戒严，军警的布岗情形，足以显出事态的严重，幸而我车上悬着显著的特别通行证，一路并无阻碍。当汽车由爱多亚路转入公共租界时，我已看到了有日军驻岗。日军的黄色制服，与一顶尖角向前面突出的军帽，很容易辨认，我完全证实了日军的确已进入租界采取行动。基于过去一直以为日本决不敢与英美为敌的心理，我又在想：大约是日军帮助汪政权收回租界罢了。谁会料到日军在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口号下，竟然掀起了他们所称的“大东亚圣战”！

等我到达报馆后，采访人员已经回来，初步证实了三点：（一）这不是上海租界一隅的事件；（二）租界的军警，几于完全无抵抗而让日军长驱直入；（三）把我从睡梦中惊醒的爆炸声，是租界当局自己炸沉停在黄浦江中的巨型船舶，以免供敌利用。其中最大的一艘，是当时最豪华而行驶于欧洲远东间的意大利邮船“康脱罗梭”号。在黄浦江畔遥望，可看到船身倾侧，在渐渐向江心下沉。

关于报上新闻的处理，尤其感到为难，我们将采取怎样的态度？时在深夜，又逢变乱，已经无法与有关方面联络，幸而最后那时日本的国家通讯社“同盟社”已有稿件送来，才知珍珠港、香港等地日军同时进行袭击。在英美猝不及防的情形之下，日军且已取得了初步胜利。此时上海租界以内的枪声与爆炸声渐次停止，可见日军已完成占领上海的租界心脏地区。

在这样一个巨变中，而佛海刚又留在南京，许多事情，我与他都有接洽的必要。因此，我与报馆的全体职工，一直守候到天明，安排好了翌日的报纸以后，我就匆匆搭乘京沪早车赶往南京。

当午间抵达佛海西流湾的京寓时，他的家人告诉我，佛海一早就到颐和路汪公馆开会，现在还没有回来。我一直等待着，我希望他能带回一些消息给我。约莫又经过了一小时余，佛海才很颓丧地回家，他看到我，仅勉强点了一下头，神态不似平时那样安闲。我感觉到情形有些不好，但又不便紧紧的立刻追问，也就彼此无言相对。

我们一起午饭以后，他精神才稍稍回复了一些。他问我赶来是不是为了战事的缘故，我还没有答复，佛海已接着问，上海的情形怎样？我说：到我搭车的时候为止，居民除了受些虚惊以外，表面上还平静。报馆中所得到的消息，地方上也没有什么破坏，大约日军已经顺利完成进驻了。我问他今天汪公馆开会的结果怎样？今后我们将采取怎样的态度？他发出了一声微喟之后，详细地为我解释，他说：“今晨汪先生接到了日本总军司令部与日本大使馆的正式通知以后，临时召集了一次高级干部会议。汪先生很震怒，以如此重大的问题，而日本于作出此决定之前，我们竟然一无所知！汪先生以为日本在反英美口号下发动新战争，如此蛮干，自己将注定其失败的命运，而日本竟然会如此的愚昧与鲁莽，也完全出于他的意料之外。汪先生今天似乎异常激动，在他发言的时候，完全失去了平时一般的态度。”

佛海又说：“我与公博等的心绪，也是同样的复杂，我们有一些矛盾的感想：到今天为止，日本已自己一手造成了不可挽救的悲局，四年抗战，到现在才露出了一丝曙光，瞻望整个国家民族的前途，觉得无限兴奋。但也不能不承认，三年前我们对局势的估计是错误的，一切的作为，虽惟天可表，但我们应该对国家负起错误的责任。同时，对自己未来的遭遇，也觉得黯淡而渺茫。至于今后问题，处身在人家军事占领地区的枪刺之下，我不敢说会有什么成就，预料如日本在太平洋方面的战事能够顺利，军人的气焰，势必更加嚣张；否则，他们在我国的沦陷地区，搜括物资，也自必加紧，态度也必然更凶恶。总之，我们的处境将更加艰苦，应付也将更加棘手，现在谈不到什么态度与办法，我们只坚持一个原则，随机应付，尽心力来保全国家的元气，保护人民的被迫害，做一分是一分，谁还敢说会有什么把握？”

我所知道太平洋战事发生时，汪政权的真实情形是如此。前几年有人写过太平洋战争的发生，是出于汪氏的建议与怂恿，未免与事实相距太远了，我敢断言其是完全出于臆测。

五六、武装抗日外的和平抗日

太平洋战争的发生是民国三十年十二月八日（一九四一），而汪政权终于在三十二年一月九日（一九四三）宣言参战。明知日本最后的必将失败，而仍然作出此项一时令人难以索解的决定，汪政权是否真的想与日本“同生共死”？要说明汪政权所以参战的原因，应该从日本与汪政权在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四日签订的“中日基本条约”说起。

民国十三年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之前所签立的遗嘱，谁都知道是由汪氏执笔起草的。在这短短数十字的遗嘱中，反复说：“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汪氏所手签的“中日基本条约”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不平等条约！汪氏自己又岂有不知之理？更安有不痛心疾首之理？该项“条约”自一九三九年底在上海与日本开始交涉起，至一九四〇年冬签字为止，中间也经过了年余的时间。所以迟迟不签的原因，是汪政权还在尽力挣扎，还在希望能从努力中获得改善。汪氏自己不断与日方交涉，而直接负折冲之责的周佛海，也已力竭声嘶。

当一九四〇年初，日方把草案在上海提交汪方，还没有开始讨论前，陶希圣高宗武因奉命参加之便，持有原稿，即挟之赴港，全文并且在报纸公布，曾引起全世界舆论的一致指摘，连日方也为之手足无措，佛海当时告诉日方的首席代表影佐说：日本要求得世人的谅解，只有以事实来证明所宣布草案的内容为不确。佛海的激将法却并不曾生效，日方始终并不曾作多大让步，虽有若干点曾经略为改善，但综观全部的内容，依然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

对于“中日基本条约”，反对得最厉害的是陈公博。公博本反对汪氏组“府”，更反对这一个条约的内容。当汪政权与日本交涉时，汪氏本欲叫公博参加，而公博坚持不肯，他说：“草案的交涉，最多只是文字上的修改，实质上日本是不会让步的，我参加了不会有好处，反而使我以后不能再表示反对。”

迨“条约”签订以后，一次，那时日本驻在南京的大使阿部信行（也就是代表日本签字的特使），问公博这个“基本条约”会不会发生影响？公博答复得很妙、很干脆，他说：“绝对不会发生影响。因为第一、所谓基本条约，顾名思义，应该谋两国的根本大计。照这个条约内容，连停战协定都够不上，更谈不上基本。第二、照‘近卫声明’，口口声声说东亚新秩序，而基本条约的内容，无一条不是旧秩序，而且是旧秩序中最坏的恶例。不过这个条约固然发生不了好影响，也再不会发生恶影响。”

阿部又问公博这是什么意思。他又说：“一般印象已经坏极了，大家都已对日本不谅解，这个条约不过是对日本不谅解中的一个证明而已。”（谈话系引用陈公博于三十五年四月五日在苏州高等法院的当庭答辩辞。）其他汪政权的重要人物对“条约”的观感，大致也与公博相同，他们也无日不在处心积虑地希望废止。因为参战以后，势必另订一个同盟条约，所以参战就是为了废止“基本条约”的一个手段。

果然汪政权于参战之后，于三十二年底与日换订了一个“同盟条约”，内容虽仍然不会达到理想的境域，但终于取消了“基本条约”时代的一切密约附件，更取消了所谓东北驻兵与经济合作，而且更将内蒙归还中国，所剩下的只有一个东北问题。

因参战而废除了“基本条约”，确然对汪政权有利，但参战以后，也给汪政权带来了更大的麻烦。当时的日本人时常以半真半假的态度，向汪政权中人说：“重庆是武装抗日；而你们则是和平抗日。”日人当时似乎有个感觉，有了一个汪政权，非但不足为助，而且给予以更多的掣肘。关于汪政权参战以后，与日方的斗争，这里举出两件较大的例子：

一、日本在中国广大的战场上，拖住了日军三四百万人，太平洋战争发生以后，日本尤感到兵力不敷分配，曾经屡次逼迫汪政权，欲以朝鲜人台湾人视中国人，抽壮丁以为日本作战。关于日人希望把“和平军”的抽调，汪氏以确保地方治安为辞，予以拒绝；要征集壮丁，训练参战，汪氏又以去就力争，不予置理。这几乎成为当时沦陷区尽人皆知的事实。汪政权名义上是参战，事实上始终未派过一兵一卒实际去参加战争。这是所谓同盟国间的一个奇谈，也是一个奇迹！

二、日本的目的是以战养战，以中国资源的丰富，日本原欲竭泽而渔，而汪政权则以阻挠迟延为手段。于是日人索性对米粮、面粉、纱布等成立统制会，由日人把持，以削减汪政府的权力。上海日军管理物资运输的一个小小“第七出张所”，其权力且高过于汪政权的“实业部”。日人主要的物资对象是三项：（甲）米粮。日本因为不能予取予求，于是自己划定了“军米区”，向农民直接强迫收买。而汪政权则以必须先配给民间足够的粮食为抵抗，甚至枪毙了舞弊的江苏与南京粮食管理局长后大椿与胡政。（乙）纱布。汪政权坚持先从日本厂商开始，对华商方面的收购，买价不以“中储券”而以现金条交付。全部金条均由日机载运而来。且直至胜利，纱布堆存在上海仓库，未曾被日方运走一匹。（丙）征集废铜废铁。汪政权暗示各地军警，不予合作，除若干大厦中之暖汽管外，民间家宅的铁门铁窗全未拆除。当时处身于沦陷区的人，可以证明我的说法，我决无意于为一个失败了的政权，于事后再为无聊的文饰。在如此情形之下，试问汪政权是否成为一个和平抗日的组织？

五七、世外桃源立成人间地狱

香港，虽然一世纪以来早已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但因为这里的居民，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中国人，所以从清末以迄现在，国内任何政治上的变乱，都与香港息息相关，不是为酝酿一项政治运动的温床；就是当一项政治运动失败后的政客逋逃薮。

我已在上文写过，香港也是汪政权的最早发祥地。当汪氏脱离重庆，行抵河内以后，他所主张和平的“艳电”，向世界公开发表是在香港。从河内高朗街暗杀事件发生以后，他左右的重要人物如：陈璧君、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陶希圣、高宗武等，也都集中到香港，以南华日报与蔚蓝书店为据点，展开宣传攻势。与日本方面的接触，以从事建立政权，虽然时期很短，仅为民国二十八年自春徂夏的三四个月，但一切原则上的商榷，都是在香港作出了一个初步决定。

从汪氏等分批去沪以后，香港冷落了，但是许多与重庆有密切关系的人员，仍然留在香港，汪氏与日本方面想与重庆谈商的全面和平，也还以香港为桥梁。自称代表国民政府谈和的宋子良，在港与日本密谈时，曾给予日本以最大的兴趣，与无限的希望，甚且因之而阻延了汪政权建立的时日。一直到太平洋战争发生，香港与珍珠港等同样受到了突袭，蒙受了一次开埠以来未有的浩劫，三年八个月的黑暗时代，迄今余痛犹在。这百年来的世外桃源，一霎那化成人间地狱！

虽然那时我并不在香港，但香港既与汪政权有过如此重大的关系，而且太平洋战争以后，一批在香港被日军俘虏的重要人物，以后都押解到了上海，其中部份人士，更曾影响到汪政权在财经方面的决策。这一段史实，自然应该也有一叙的必要。

时间至一九四一年的冬季，日本既然早已加入了与英国为敌的德义轴心，而其所派驻美的野村大使与来栖特使，在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赫尔的谈判，一天一天走向决裂边缘。一向号称为世外桃源的香港，因此渐渐地感到了紧张，而驻军虽在不断演习，也不过是作万一的准备。说来真够可怜！那时英美诸国自以为对情报十分灵通，而日本真正的企图，则事实上却一无所知。

“一二八”的前一天是十二月七日，那天是星期日，谁也料不到大祸即将临头。原来快活谷还有一场球赛，许多人都还往那里去想消磨一个假日的下午。报纸突然发行了号外，报导日本海军驱逐舰两艘，急遽开往马尼拉的消息，这消息意味着日军将于中国战场以外，更有事于远东。时局显得更进一步的紧急，球赛临时宣布停止了。球迷们还在怨恨当局的大惊小怪，扫兴而回。那晚，虽然有人已怀着一颗忐忑的心，但暴风雨的前夕，照例会份外宁静。

八日的清晨六时，居民为连续的爆炸声所惊醒，大部份的人，还相信这是英国驻军的演习，但是心里总怀着鬼胎，想以电话探询真相，而电话却已为香港政府所管制，当局认为不需要的，已经局部切断了线路，消息虽还没有证实，人们知道这情势是非常的、险恶的。也有人午夜早于收音机中听到了珍珠港遭日本偷袭的消息，但是对香港仍作万一之望，以为日本或许不会这样孤注一掷，向太平洋沿岸各地同时并进。等一阵爆炸声停止以后，更有人到启德机场去探视了一下，机场四周不但凄凉一片，而且一架飞行旧金山——火奴鲁鲁——香港间的水上飞机“夏威夷号”，已在机场旁边海面上给炸得机腹朝天。日军的进攻香港，至此已完全证实。那天来往港九间的天星渡海轮，虽然仍如常开行，但政府已派人在码头检查，认为无渡海必要的，已被阻止来往。整个港九的市面，整天在慌乱与死寂中渡过，仅有晚上日军断断续续的炮声，划破长空，添给居民以精神上的无限恐怖。

重庆当局对于香港危城中的重要人物，不能不抢救，而唯一可以利用的交通工具，已只剩空运一项。那时政府所掌握的航空公司，也只有与美国合作经营的中国航空公司，以及与德国合作的欧亚航空公司。八日的晚上，趁日空军在黑夜中不能轰炸的时候，派来了一架飞机，载走了一批留港的重要人物如贝祖诒、陈光甫等人。因为机师要求尽量把他们的家属运走，否则就罢飞之故，以至很少人能搭上这架专机。专机原来决定由香港直飞重庆的，为了争取时间，后来也改变为飞往韶关。

九日晚上又派来了一架，在那个紧急逃命之夜，能够搭上这架飞机的，若非特殊又特殊的人物，休想上得去。宋庆龄、宋霭龄姊妹等被载走了，以及传说中的若干卫生用具，有人还带了一条得道的狗，同时飞升了。有些被留下的比狗总要重要得多的人物，只好眼睁睁地望着那最后一架飞机而叹息。以后，因日军炮火的加紧，飞机再也无法降落启德机场，他们从此像被遗弃的孤儿，一任流落在异乡，让日军俘虏、被强迫下水。从此决定了他们后半生的命运！

在太平洋战争以前，日军早在大亚湾登陆，占据了广东广大地区。港九弹丸之地，上有空军轰炸，又被日海军封锁了海上交通，英国的驻军力量又那样地单薄，日军从广九路展开的正面攻势，已属很难抵御。而日军在占领以前，已视香港为其囊中之物，香港丰富的物资等等，日人都想保全攫取。所以陆军的轰击并不激烈，长程炮也往往只命中主要目标，不破坏周遭的建筑。在立体包围的情势之下，九龙绝对无法坚守，终于仅仅经过三天的时间，九龙首先陷落了！

那天，港九的交通本已中断，日本陆军分三路而来：一路翻过狮子山抵达九龙塘一带；一路由税关道、清水湾道占领启德机场；一路由青山道直至九龙中心市区。日军在司令官酒井隆盛率领之下，长驱直入（酒井曾任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参谋长等职，胜利后经香港以战犯罪判处死刑），即成立司令部于尖沙咀半岛酒店。

九龙陷落以后，香港本岛更无扼守可能。日本以轰炸全市居民资为水源的水塘，以及截断食米来源为威胁，迫使香港英军放弃抵抗。香港政府开始与日军接洽谈和，第一次为十二月十三日，即九龙陷落后之三日。第二次为十八日，终以条件不合，未成事实。日军于谈判中仍然加紧从九龙隔海炮轰，且扬言将以陆海空联合大举进攻，使港岛归于毁灭。至二十五日的圣诞夜，当时的港督杨慕琦，终于接受了日方条件，香港遂无条件投降。日军于二十六日耀武扬威，举行入城式。同时对香港开始搜捕奸杀，莠民又乘机抢掠，秩序大乱。又因粮食极度缺乏，难得一饱，使全岛数十万居民，陷于香港历史上从来未有之悲惨命运中。

五八、一群遭遗弃的被俘人物

日军占领香港以后，日政府发表了矶谷廉介为总督，而以广东的特务机关长矢崎堪十为香港政治部长（矢崎于一手制造汪政权之梅机关主脑影佐祯昭调往南洋作战后，在汪政权末期，继任为最高军事顾问），更以冈田芳政中佐为首，成立了“兴亚机关”，以军事与特务双管齐下，统治香港。这是日军在中国境内的三大特务组织——梅机关、松机关、竹机关以外的又一特务组织。事实上，在香港主持着特务活动的还是梅机关，“兴亚机关”不过是它的支店而已。

要统治一个地方，除了以军事力量控制这地区以外，更必需依靠当地居民的合作，为占领势力顺利推行政令。于是有人向现实势力低头献媚；有人因在枪刺下而无法反抗；也有人希望为地方减轻一些损失，因此出现了两个组织。由日军任命下，有香港华人代表四人——罗旭龢、李子芬、陈廉伯与刘铁诚。前两人是香港耳熟能详的绅士，刘铁诚为交通银行港行经理，陈廉伯一度是广州商会主席，也是当年广州商团事件的主脑，矶谷廉介早在日本驻广州领事馆做武官时代，已经和他相熟，因此渊源，特加识拔。

华人代表以外，更有“政治协议会”，以二十二名华人为委员，周寿臣爵士担任主席职务，其他各人，都是香港的绅士名流，现犹健在的还是很多，这里我想不必再列举其姓名。何况胜利以后，战时英国的港督杨慕琦氏，又奉令回到香港，在大道中的娱乐戏院，正式宣布英廷意旨：在沦陷时期被迫与日人合作的，除了有直接危害居民的罪行者以外，概不深究。这许多人既与汪政权无丝毫牵连关系，自不必重为赘述，徒成蛇足。

港督杨慕琦氏向日军谈判完毕以后，先被拘禁于半岛酒店的六楼。五楼为日军总司令部，四楼以下仍留给旅客居停。当然，平常的人谁还敢再住在那里？杨慕琦氏后来被解往台湾，再转解辽宁集中营，直至胜利后释放，重回香港。港政府较重要的人物被日军残杀的，有警务处副处长司各脱氏，他的夫人是前任港督葛量洪夫人的妹妹，而他的“罪状”是在他家里搜出了秘密无线电台。其余英籍重要人士，如汇丰银行的大班等，则于占领初期，分别拘禁于新华酒店等处。

事实上，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前，梅机关就在香港积极活动，对于香港的一切动态，就已有一个详细的调查，尤其比较重要的中国人的居址背景等，已弄得一清二楚。等日军于初步占领九龙后，即由冈田派人分投赴各中国重要人物的私寓中，以保护为名，指定搬往半岛酒店集中居住，这当然就是变相的俘虏了。以后香港本岛沦陷，港九轮渡恢复，又一起送到香港大酒店软禁。中间住在九龙而唯一没有被送进半岛酒店的仅是叶恭绰，他家住河内道，九龙陷落的时候，他身拥重衾，装作卧病在床，因此就被特许留住在家里。

最后被日军集中在香港大酒店中较为重要的人物，有陈友仁（前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叶恭绰（前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周作民（金城银行董事长）、颜惠庆（前北洋政府内阁总理）、郑洪年（前北洋政府交通部次长及暨南大学校长）、唐寿民（交通银行总经理）、李思浩（前北京政府财政总长）、林康侯（前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上海银行公会秘书长）、贺德邻（前北洋政府财政总长、东陆银行创办人）、曾云霈（前北洋政府交通总长）以及胡文虎（香港星岛日报董事长）、许崇智（北伐前任粤军总司令）等人。

当部份人士被禁在半岛酒店的时期中，除了不准越半岛雷池一步以外，在酒店内彼此可以往来交谈，甚至还可以打几圈麻将，家人也准许到来探望，小作盘桓。而其中一人是例外，被隔离独处斗室，日军对他特别严加监视，他是唐寿民。唐是镇江人，从钱业起家，初佐陈光甫创上海银行，北伐时期革命军收复武汉，方任汉口银行公会会长，会党军饷糟不继，他把汉口银行界可以移动的款项，悉数借给革命军为继续北伐的经费，因此见赏于蒋宋。以后他出任中央银行常务理事兼业务局局长，在江浙籍的金融界中，是颇露锋芒的人物。抗战以后，他正任交通银行总经理，常驻香港。本来在太平洋战争以前，蒋先生召集在港重要人士谈话，交通银行是被指定的单位之一，唐寿民已预定机票，拟赴渝参加。那时任交通银行董事长的是胡笔江，他们虽然是镇江同乡，而彼此意见参商。胡笔江深恐唐之赴渝，可能在蒋先生前有不利于他的谈话，临时告诉寿民由他代表交行赴渝。不料那次飞机在港起飞不久，即被日机击落，胡笔江等十余人因而殒命，这事曾轰动国际，造成抗战时期的一次著名的大惨剧。

唐寿民逃过了这一次性命，却不料竟尔葬送了他的前途。他从此一直留在香港主持交通银行，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进攻香港的时候，他督同员工把交行未发行的大量新钞，截角焚毁，以免为敌人利用。自日军完全占领港九，他化装成了一个药材商，预备逃入内地，为日军查获时，他还否认是唐寿民。于是日军认为他有抗拒潜逃嫌疑，因此加紧监视，完全以俘虏身分相待。

管理这一批高级俘虏的是井崎喜代太中尉，他的军阶虽不高，但他有实权，而且被目为参谋本部少壮派军人中的优秀份子（此人现任“大陆问题研究所”主任）。这许多人生活上是受到优待，但是管理方面在井崎指挥之下却很严格，且一度禁止同囚者的往来交谈。气焰之盛，使每个人对他有些凛惧。他要每人写一篇自传，详细写出其过去的历史，及与国民党的关系。虽然每个人都能坚持着不失为中国人的立场，但据“兴亚机关”负责人的透露，其中以陈友仁所写的自传最为强硬。他公然说出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最后必将归于失败。日本人问他，如其给他恢复自由，他愿意往哪里去？他却反问日人，如其是释放他，他当然可以去他要去的地方；如其是教他去，那末不问什么地方他都去。

日本人的所以对这批人优待，是基于他们过去的声望，想有所利用，其目的有两种：一是为对重庆谈和的桥梁；一是将以对付日人认为不肯听命的汪政权。梅机关掌握了这许多有地位的人在手里，真想要来作为政治上的一笔资本。这样前后软禁了一百零四天之久，其间汪政权方面曾派遣李浩驹、陈君慧等先后来港进行营救。而梅机关对这许多人尤其不肯放松，先后派了有关的与雇用的中国人如：顾南群（留日医生）、余中南（余祥琴之兄。余祥琴在上海执行律师职务，又为军统局的工作人员，在军统中化名林基，既为上海三老之一闻兰亭的义儿，又拜在七十六号打手吴四宝门下为干儿子，赖闻兰亭的掩护，与重庆秘密通报。此人现留台湾）以及杜月笙的留沪代表徐采丞，都络绎来港，争取把他们运送赴沪。至一九四二年四月，其中许崇智既为日总督矶谷的老友，又是粤人，乃与胡文虎同时恢复自由。曾云霈则获得日人之谅解，先行释放。其余诸人，以专机直接飞沪。惟颜惠庆以年老不惯坐机，另行搭轮而往。

飞机抵达上海以后，日人把他们送到金神父路一处大宅中安顿，消息严密封锁，谁也不知道他们的被遣来沪。被羁诸人，至此忍无可忍，乃向日军严重交涉，非任其自由回家，即请再送回港。日人既想羁縻笼络，乃曲徇众意，越宿之后，又准许各自自由回去。

在这送沪的一批人中，以后的出处，其中惟有陈友仁真做到了闭门养晦，不染一尘的地步，而且写过一本小册子，批评日人的政策，这小册内，我只能约略记得其大意，他说：日军在太平洋方面的战争，现在战果越大，将来失败越惨，非至把明治维新以来积累的成就，前功尽弃不可。对于他个人问题，他说：东南虽然沦陷了，但依国际公法，仍然是中国的土地，所以他愿意从香港回到上海。

这本小册子，而且曾经半公开的发行过，见到的人恐怕不在少数。叶恭绰则只担任了为日军登部队出资而与抗战区作物资交换的民华公司的董事，但与梅兰芳曾举行了几次书画合作展览。周作民出任由汪政权复业后的中国银行董事，且为周佛海之密友，财经方面多所贡献意见。颜惠庆则于周佛海继陈公博为上海市长以后，聘任为上海市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他没有函辞，但没有出席也是事实。郑洪年后为华中铁道公司（即京沪、沪杭两路）总裁。唐寿民则为复业后之交通银行董事长，又为全国商业统制委员会之理事长。李思浩为上海市政府咨询委员会主席及上海新闻报董事长。林康侯为商业统制委员会秘书长，上海市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

当然，留港的要人中，自不止上述诸人，被俘的是最不幸的一批，而其余如陈策、陈孝威诸人，拼生死、冒万难，化装潜逃，幸而脱险，能抵达内地者也不在少数，其中人名及经过，颇多已见之报载，事与汪政权不涉，亦不再赘。其中以后曾经附汪而又叛汪的陶希圣，那时也在香港，住在九龙的柯士甸道。他办有一个国际通信社，社址就在他的居处，日军进攻香港，他先避匿在一个朋友家里，九龙沦陷，又迁住到一个上海裁缝家里，他相貌近乎猥琐，不像是一个翻云覆雨的政客，得以瞒过日人耳目。日军第一批疏散居民时，他混入进至曲江，又转往重庆。

太平洋战争初起时的香港情形，就我所知道的仅限于此。不过有一段小插曲，不妨作为本节的结束。日军进驻香港以后，日方的特务人员，一时成为天之骄子，威风最足的，自然是广东特务机关长兼香港政治部长的矢崎，他搞特务是狰狞凶恶，而他的私生活则是风流放诞。他与舞后北平李丽的一段经过，曾喧腾众口，也因为他的影响，伶王梅兰芳受到优待，以后被送到广州，再往上海。更得汪政权中人的怜香惜玉，浪博虚名，留得蓄髭拒演的一段佳话。至影后蝴蝶，日军上级人员特别下令保护，以后偕其夫潘有声潜返内地。我曾经收藏过一张矢崎与舞后李丽、伶王梅兰芳与影后蝴蝶四人合摄的照片，矢崎中坐，众香环绕，隐然有左顾右盼之乐。惜乎不及携之俱来，制版付刊，使读者得一睹画里真真，诚不胜其遗憾了。

五九、集国内各系军人于一堂

汪政权六年之中，军政自然也是一个重要部门，而我与军事方面平时接触不多，因此所知独少。在撰写本书之前，本希望对每一部门都能述其梗概。而且我写这一段沉痛的往事，虽自觉失之于琐屑，凌乱与挂漏，也不免有些记忆上的错误，但我对自己的良心要负责，对读者要有交代，总想做到无一语故意颠倒黑白，无一事出之向壁虚造。故于本节动笔之前，曾访问羁旅于此当年负责军事之若干旧侣，以期稍求详备。然而，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二十年的时间并不太长，但以百劫余生，都有对前事已觉茫然之感。大部份的资料，是一位朋友穷数月冥想之苦，始能约略追忆其姓氏与番号。

汪政权虽然在形式上，具备了海陆空三军。但无可讳言，所谓海军，仅有日本所移交于战争初起时国军未及撤走之长江小型舰只。汪政权之机构中，且亦有海军部，当成立之初，汪本拟以部长一席，畀之褚民谊，而陈公博周佛海觉以此人而长此席，不免滑稽太甚，卒由汪氏以“行政院长”而兼长海部，以后复由任援道继任。至于空军，虽数目不详，但其形同虚设，亦可断言。而两任航空署长之陈昌祖与姚锡九，则确系学习航空之专门人材。至于陆军，北自鲁皖，西及豫鄂，南至百粤，虽有日军驻守，而维持地方，肃清匪氛，均赖所谓“和平军”者任之，其总数约在六十万人以上，华北部份尚不与焉。

有一事足以说明汪政权诸人之心迹者，即汪府有如此庞大之军力，与重庆形式上又处于对立之地位，而终六年之局，未尝与国军有一次之交锋。反而共同抗战之国共双方，不时乃以武力冲突，如此离奇微妙之情况，后之读史者，将其谁信之乎？

汪周等离渝之后，自河内辗转来沪，于民国二十八年秋，在沪筹建政权，军事即已为注意之部门。先设军事筹备委员会于上海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口之汪宅（前国府交通部长王伯群之沪寓），由汪氏自任主席，委员有周佛海、刘郁芬、鲍文樾、杨揆一、叶蓬、萧叔宣、臧卓、杨毓珣、郑大章诸人，集国内各系之军人于一堂，共相筹议。时陈公博来沪阻汪组立政权未果，又重返香港，故未列名在内。刘骥先已允诺参加，旋又因故中变。除汪宅外，更设招待所于上海哥伦比亚路，以杨毓珣经理其事。杨为东北军旧人，又为袁世凯之快婿，北京政府时代，久历宦海，而与汪氏更为旅游巴黎中之旧识，所以在汪等抵沪之初，以杨最为活跃，且杨颇欲于汪政权建立以后，出任“上海市长”，而卒未如愿。和平之前，得任“山东省长”，后自投受鞫，遭受极刑。

汪所设立之军事筹备委员会，其表面目的虽为建军，而实际的作用，则先于沦陷区求其善后，对于离散军队之收编，由参加诸人分别负责。其职务之分配，大体如下：

西北军：由刘郁芬、郑大章接洽；东北军：由鲍文樾、杨毓珣接洽；

湖北方面：由叶蓬接洽；苏北方面：由臧卓接洽。

除此以外，对国民党直系部队，基于过去私人之关系，由汪氏及周佛海等与渝方军人有所联系。就我所知，当时国军重要将领中，或与汪方信使往来，或则彼此鱼雁不绝。有的是观看风色，迟而有待；有的是格于环境，无法引军远投。其间暗通声气，早有默契者，实不乏其人。就我个人所接触到的中间拉拢的人物，以及在佛海案头看到的亲笔来书，假如我现在指名发表，不特其本人会断然否认，就是读者亦恐以为我是在故意出之中伤。其实政治就是那么一回事耳！有时觉得其可痛，有时觉得其可悲，如把西洋镜完全拆穿了，更会觉得其可笑！事过境迁，我诚不欲再事徒伤忠厚了。而事实上，汪氏之军事筹委会，于在沪的一段时期中，也并不曾产生什么重大的作用。

在民国二十八年的冬季，汪先在沪成立了一个警卫旅，以为“还都”后拱卫之用，以张诚为旅长。并在上海江湾设立了一个“中央陆军军官训练团”，由叶蓬主持其事。我曾经冒着严寒，参加开学典礼。在沦陷区中，我第一次见了团员军帽上的青天白日帽徽，第二次我听到了奏着“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庄严国歌声中，并没有附加黄飘带的青天白日旗也冉冉升起。许多人在禾黍离离之中，闪出了晶莹的泪水（第一次在陷区奏国歌、悬国旗的，是汪氏在“七十六号”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那天参加的重要人物，除汪氏以外，有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褚民谊、鲍文樾、高宗武、罗君强等诸人，以及日本海陆军佐级以上的军官。我只记得汪氏当时曾经作了一次沉痛的演讲，但说的什么，现在已不能重述一字。在这开学典礼以后，陈公博又重返香港。而最值得注意的，这是陶希圣与高宗武在沪于公开场合中最后一次的露面，至二十九年的一月三日，离沪赴港，又叛汪而发表宣言了。因此我对这一次开学典礼，留有特别深刻的印象。而这一个军官训练团，大约经过半年学科与术科的严格训练，至翌年三月汪政权建立之前，始行结业。其受训学员，以后也分散在汪政权各军事机构中担任中下级的干部。

六〇、建军事机构与收编部队

汪政权建立之后，既以国民政府“还都”为名，因此一切章制，悉仍沦陷前之旧贯，军事机关之组织，也一本战前编制。由军事委员会集中事权，而汪则自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每周举行会议一次，汪尤必亲自出席。汪氏对于军事上之措施，似较“行政院”尤为注意。军委会设有办公厅与第一、二、三，三个厅，一厅司军务；二厅司人事；三厅司经理。后更将第三厅扩充为经理总监部，由何炳贤以原三厅厅长出任总监。其他人事之支配，六年之中，多所更迭，其嬗递之迹，约如下述：

参谋本部：杨揆一——刘郁芬——胡毓坤。

军政部：鲍文樾——叶蓬——萧叔宣。

军训部：萧叔宣。

政治部：陈公博兼。

航空署：陈昌祖——姚锡九。

军事参议院：任援道兼。

武官署：黄自强——郑大章。

至于汪政权的军事教育，有中央军校，汪自兼校长，招收新生仅约一期，结业后为警卫军之下级干部。有中央训练团，汪自兼团长，召集已收编之师旅团长受训。有海军学校，以姜西园为校长，训练严格，胜利后学员多为国府所任用。

汪政权之辖区，其实就是日军的占领区，除华北冀晋鲁各省，虽然汪政权成立之后，已取销“临时政府”之名义，改称为“华北政务委员会”，但实际仍直接受日人之指挥，而为汪政权之权力所不及，自不在本文叙述之列。汪政权所统辖的有苏、浙、皖、鄂、赣、粤及京沪两市，其军事机构的部署，为：开封绥靖公署：刘郁芬。武汉绥靖公署（后改设行营）：先后由叶蓬、杨揆一出任。苏北行营（后改设绥靖公署）：由臧卓、孙良诚先后出任。上海保安司令：由“市长”陈公博、周佛海先后兼任。南京警备司令：李讴一。潮汕总司令：黄大伟。广州绥靖公署：先后由“省长”陈耀祖、陈春圃、褚民谊兼任。

当汪政权成立之初，除前述的一个警卫旅以外，以接收“维新政府”的军队为基础。自国军西撤，游兵散勇遍布东南，对之如何处理，即汪政权内部最初亦多争议，而以后卒决定广事收编，以免为害地方，并由“军委会”设立“点编委员会”专主其事（后经裁撤改由第一厅办理），凡已经核准收编之部队，分遣“点编组”点验其人枪，再行给予番号，指定防地。当时所以决定收编的主要动机：认为（一）有人管胜于无人管；汪政权管胜于日本人管。（二）国军撤退后，散兵游勇到处骚扰，其中或已由日人收编，或为地方势力，及军人中强悍狡黠之徒，从中利用武力，贻害闾阎，故应予点编整训。其未经收编者，尤不欲任其流窜，以靖地方。（三）部份乌合之众，并无统属，主事者但求人多，每多裹胁游民，如不予点编，既不能使人枪集合，亦不能使人民安居乐业。（四）所有国军之正规军或杂牌部队，有于战时仓皇后撤，与原来部队失去联络的，有与其长官或友军滋生嫌隙的，既已脱离其原有之序列，不能任令走入歧途。投日投共，均非国人所愿闻。（五）战事最后不论如何结束，先事收编，总觉易于收拾善后。平心而论，汪氏当时并无扩张实力之居心，其一切所为，最大的目的，不过是整理一个破烂的包袱而已。

所以汪政权的部队来源，除接收“维新政府”所已编者外，大致为：（一）原有国军部队，遗散在陷区自请收编者。（二）接收日军所已经收编者。（三）不及撤退之散兵游勇或小单位之携有枪械而无所统属者。（四）上项游兵散勇，已有人利用之而编成较大单位者。（五）巧立名目，无正式系统委任者。（六）由日军移交之国军俘虏。（七）极小部份，系分向各地招募者。那时沦陷区的情形极端复杂，多半利用国军、日军、共军之三面间隙，或占据真空地带，自由行动。循至兵匪不分，横行无忌，汪政权最后只有出之收编之一途，逐步加以点验、整训与淘汰。以政治之立场言，其间亦不无有其可原之处。

汪政权所有的军队，其武器装备，除新建的警卫军三个师，及周佛海所组织的税警团，系向日方购枪三万枝、弹三百万发而外，其他的几十万人，均为收集国军部队原有遗留在沦陷区之枪枝。

故就军事一项而言，汪政权也实在是一个奇怪的组织，它和重庆的国民政府在同一主义、同一章制、同一旗帜之下，而有着敌对的形式。它拥有六十万的军队而与国军犬牙相错，又从不曾正式打过一次仗。太平洋战争起后，汪政权宣言参战，日本于节节败退之余，始终不曾能调走汪政权的一兵一卒。胜利以后，全部队伍又重回政府怀抱，更无一师一旅愿意拥兵负隅，这一切，彰彰在人耳目，事实总是事实，讵容我个人为之砌辞文饰？

六一、六十万军队的分布情形

汪政权的武装部队，我所约计的六十万人的数字，当然并不包括警察以及保安部队等在内。这一股力量，事实上也真不容轻视。虽然汪政权一切以汪氏为主，而实际权力，则操诸周佛海。至汪氏病逝日本名古屋医院时，日本在太平洋的战争，已节节败退，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之局，也已经只是时间问题。周佛海不但与重庆早已有了默契，而与负起规复东南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更有着密切联系。

汪氏死后，虽由陈公博代理“主席”，但公博一向只是消极地维持现状。佛海在军事方面，因为他负有渝方所加给他敌后策应的责任，更其积极从事布置。中间曾经有人劝他不应轻信政治上的诺言，宜预作万全之计，和平以后，如其风色不对，还可拥兵自重。我也曾经问过他重庆将来会对他怎样，他更曾清楚说出张学良的结果，就是他的前车。但是他坚决认为只要战争胜利，国家有了办法，个人的生死荣辱，都可不必计较。

他于二十八年离渝到沪，我与他第一次见面时，他曾经这样对我说过，而几年之后，他仍然没有变更他最初的立场。当然共产党也想拉拢过他的，尤其是在胜利之后。而他以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十个出席代表之一，又被推为副主席（主席是陈独秀），而终于在清党以后由武汉间关万里，投奔国府。更加上抗战期内，他担任宣传部代理部长时，他之所以离渝随汪，据他向我无意中所透露的，受中共压迫攻击，也是原因之一。

他于胜利前后，一直准备着束身待罪，并没有作任何侥幸之想。所以在胜利前的一两年中，他与汪政权下的各方军人，尽力拉拢。即以我一个毫不懂军事的人，有时也会与我一再谈到一旦策应全面反攻，如何可以使军事上的布置，与重庆能完全配合的话。他于三十三年初写给蒋先生的信里，所谓“迟恐准备不及；急则泄漏堪虞”之语，也大半指军事而言。汪政权六十万大军的布置，除了维持地方治安以外，决没有与重庆敌对之意。

汪政权六年之中，军队调动频繁，其经过已不暇详述，而大体上最后的布防情形，约如下表：

（一）南京：

宪兵两团；警卫旅一旅（旅长张诚）。

警卫军三个师（第一师师长刘启雄，第二师师长秦汉青，第三师师长钟健魂）。

（二）京沪线及皖境：

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任援道。

第一师师长：徐朴诚（原为杭州地区司令，后升任军长，前年死于东京）。第二师师长：徐耀卿（原常熟地区司令）。第三师师长：龚国梁（原苏州常州地区司令）。第四师师长：熊育衡（原镇江地区司令，后一部驻扬州。兼苏北行营扬州办事处处长）。第五师师长：程万钧（原湖州地区司令）。第六师师长：沈钧儒（原皖北地区司令）。第七师师长：王占林（原蚌埠地区司令）。第八师师长：刘毅夫（原安庆地区司令）。第九师师长：任祖萱（原教导旅旅长，为任援道之长子）。

（三）苏北行营所属部队：

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李长江。

第一师师长：颜秀五（后升军长）。第二师师长：丁聚堂。第三师师长：秦庆霖。第四师师长：何霖春。第五师师长：陈才福。以上五师，驻泰州、泰兴、靖江、如皋一带。

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杨仲华。

第一师师长：杨仲华（兼）。第二师师长：徐绍南。第三师师长：田铁夫。第四师师长：孙建炎。以上四师，驻南通、海州、盐城、阜宁一带。民国三十三年，项致庄为“浙江省长”时，以田铁夫师调浙。独立第十九师师长：蔡鑫元；驻泰兴、靖江。独立第二十师师长：刘相图；驻兴化一带。独立第××师师长：潘干臣；驻运河堤、高邮、宝应一带，后调淮阴。独立第××师师长：陈桐；原驻苏北，后调浙江。海州警备司令：李实甫（一旅，驻海州）。

（四）孙良诚两个军，番号已不忆，原为西北军，于民国三十二年投汪后，由河南移驻苏北。

（五）上海浦东部队：

第十三师师长：丁锡山。第十师师长：谢文达（先驻沪，后调宁波）。

（六）第二军军长：刘培绪；驻苏州、昆山一带。

（七）淮海部队——郝鹏举；共三个师，参谋长刘伯扬，师长为张奇、曾庆瑞、乜庭宾。

（八）吴化文部队：驻津浦南段蚌埠一带，番号人数不详。

（九）张岚峰部队：共一军三个师，原为西北军部队，投汪后驻开封、兰封一带。

（十）武汉绥靖部队：收编三个师，计第十一师李宝琏，第十二师张启黄，第廿九师周屏藩。

（十一）广东方面：绥靖主任由省长兼任，参谋长为王克明，全部兵力为一军三师，二十师师长朱存，三十师师长郑洸薰（后由郭卫民、王克明继），四十师师长彭济华。广州另有特务团。海军方面有广州基地司令，招桂章、萨福畴先后出任（萨于出巡时，其巡舰为游击队在顺德附近被袭，萨被俘转解后方）。

（十二）财政部税警团总团：约三万人，由周佛海自兼团长，副团长为罗君强、熊剑东，大部驻守上海，一部驻海州盐场。罗君强出任“安徽省长”时，又抽调一部份随往。

至华北方面，由“治安总署督办兼总司令”齐燮元统率，后由门致中继任，共约数十团，番号等不详。实际上自成系统，与汪政权仅有名义上的隶属。全部分布于华北陷区，颇具实力。胜利后几全部为共军所收编。

以上为汪政权军队的实力与布局情形，但事隔十余年，手头又绝无参考资料，其中缺漏者已多，而番号人名亦恐多误记，甚愿读者之来函补充纠正，俾于再版时得加以增订也。

六二、从警卫旅到财部税警团

汪政权的武装部队，在政权建立之初，除在沪先成立警卫旅一个旅，由张诚统率，以为拱卫南京之用以外。最先收编的是上节第五项的“浦东部队”。那时汪周等还在上海筹备期间，部署未定，收编军队工作，竟由特务机构的“七十六号”主持其事。首先来归的就是以后改称为第十三师的何天风部队，何部原为国军西撤未及随大军撤退的队伍，由何天风乘机收编后，在浦东一带打游击，人数几及三万人之谱。民二十八秋投汪。

是年冬，即耶酥圣诞之前夕，何约同友人赴上海愚园路底之兆丰总会跳舞（兆丰总会一面为赌窟；一面为舞场）。那时上海暗杀之风方盛，何带有武装卫士十人，以为可万无一失，不料舞兴方浓，变生肘腋，其所带的卫士中，有人拔枪轰击，何当场中弹殒命，一阵纷乱中，凶手被乘机逸去。有人说是重庆买通了何之卫士，另一说是由“七十六号”的行动队长王天木以利害冲突，自相残杀。何死以后，由其副手丁锡山坐领其众。

丁是一个汽车司机出身，他代何天风之后，竟在沪横行不法，包庇烟赌，犹其余事，许多的绑票案，都出诸他之所为，司令部就是窝藏肉票的所在。沦陷区的人民，对汪政权最感不满的，是丁锡山与吴四宝的无恶不作。以后吴四宝为日人授意李士群毒毙。而丁锡山的桀骜不驯，也渐渐为汪氏所知，因于二十九年抽出其一部份军队，另编为第二军，任刘培绪为军长，以分其势。至三十年，又将丁逮捕，拘禁于镇江监狱，不料丁竟与其旧部勾通，越狱潜逃，率领一部份队部，由杭州转赴内地，又向国军归顺。胜利以后，又复投共，在浦东等处滋扰，于国军围剿中被击毙，并枭首示众于江苏青浦县城门。

至第十师师长谢文达（副师长为特工首领林之江，前数年病死于香港）自谓系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其部队来源，与何天风约略相同，初附李士群，拟以其部队改组为“财政部税警总团”，计划失败，调驻宁波。胜利后辗转来港，于一九四九年赴日，易名经商。

至于税警团之成立，其间更有一段秘事。周佛海既与重庆通声气，正想能有一直系部队，以供运用。刚巧佛海有一“十人组织”，而李士群亦与其列。士群一面想见好于佛海，一面更想增厚其自己实力，于是向佛海献计，仿战前财政部先例，组织税警团。佛海欣然同意，向汪氏及日人说辞，谓除了缉私暨增强上海防卫实力以外，那时太平洋战争未起，而汪政府已有收回租界之决心，所以拟将税警团包围租界，以为武装收回租界之主力。经汪氏与日人同意后，即委李士群与谢文达在上海南市陆家浜清心女中，积极筹备其事，并拟以谢部为税警之基本部队。不料与士群有同样野心的罗君强，向佛海媾煽，谓实权不宜旁落，佛海意动，乃自主其事，而一切实际工作，则完全由君强取士群而代之。以后佛海与士群间的失和，士群与君强间的火拼，无不肇因于此。

佛海于税警团倒真也郑重其事，他准备国军总反攻时，作为保卫大上海之用，故自兼团长，而以罗君强与熊剑东为副团长（熊剑东，本名熊俊，浙江新昌人，民初在绍兴驻军中当一等兵。抗战时在江苏常熟一带打游击，因至上海开会，被日本宪兵所捕，投降后索性当起日人的黄卫军来了，后又托庇于李士群，而与李又不睦，与日本宪兵人员有极密切之关系。旋经罗君强拉拢而又离李附周。周兼“上海市长”后，熊更任上海保安司令部参谋长。胜利后再由国军收编，调赴江北剿共，一战阵亡）。税警团之兵员，初向各地招募，后由日军将中条山大战中的国军俘虏全数移交，实力更为增厚。枪械则由汪政权向日本购买三万支，部份交警卫师外，其余均交给税警团。在该团正式成立之前，并于南京丁家桥成立“税警干部训练班”，作政治训练，我就曾经被聘教授有关租界法律之“洋泾滨章程”三个月。在汪政权中，税警不失为有优良训练与新式武器的一支劲旅。

关于税警团有一节小故事值得一记，当民国三十四年的夏季，离开日本的覆亡已经不远。重庆虽与英美为盟邦，但美国对于原子弹制造的成功，除了在雅尔达会议中，由罗斯福透露给丘吉尔、斯大林之外，中国事实上恐还是一无所知。中国战场配合着太平洋的跳岛作战，还准备向沦陷区中美陆空联合大反攻，重庆当局对周佛海的敌后策应，寄以很大的希望。尤以负责反攻东南各省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与佛海之间，电讯与信使，来往尤为密切。佛海则以税警团为其基本武力，在策应反攻中将被用为主力部队，故对之特别重视。

就在那年夏季的一个假日，税警团的士兵们成群结队，往市区游览。法租界大世界游戏场旁边由张善琨经营的共舞台，正在开演专讲布景的大本新戏，税警团的士兵数十人蜂拥去看白戏，与戏院中的职员发生了争执。警察前往干涉，士兵不服，于是双方演成武力冲突，一时在市区最热闹的所在，枪声卜卜，流弹横飞，行人走避，秩序大乱。

我在报社中听到了这个消息，吃了一惊，因为佛海既是税警团的团长，又是“上海市长”兼“警察局局长”，冲突双方，他都是直辖长官。我个人的想法，税警团的士兵如此纪律废弛，扰乱地方治安，佛海一定会赫然震怒。我匆匆赶往佛海家里，他却正在与熊剑东通电话，不但态度悠闲，而且面有喜色。在电话中，虽听不到剑东讲的什么，而佛海却有嘉勉之辞，这样弄得我一片糊涂。

等他电话打完了，我告诉他外间对税警团的批评不好，不知他将怎样惩处肇事的士兵。而佛海却轻松地说：“我辛苦经营税警团四五年之久，随时准备用着它，这次纪律方面当然有些小问题，但毕竟作出了一个考验，他们有作战能力，而且充分发挥出能各自为战的精神，这几年的训练是成功的，我放心了。哈！哈！哈……”问题自然也就因此不了而了。有时执政当局莫名其妙的措置，使民间惊诧骇愕，但谁能料到他们却另有一副奇妙复杂的心理。税警团的肇事，又添给我更多的一项知识。

六三、江浙皖三省之主力部队

汪政权最初成立的武装力量，说来可怜，除在沪建立警卫旅一旅之外，几无一兵一卒。所谓军队，仅就“维新政府”之已成事实，将其“绥靖军”更易番号，一旦五色帽徽变为青天白日，即成为汪政权之主力部队。而所驻地点，则又为近畿及江浙皖三省之重要地区。查二十六年冬，国军自淞沪节节西撤，日本于我沦陷地区，蓄心久占，故一变“一二八”时代临时性之“地方维持会”组织旧规，沿袭伪满蓝图，公然制造傀儡政权，除首先在沪成立地方性之“大道市政府”，以苏锡文为伪市长以外，北方初拟利用吴佩孚，旋以条件不洽，乃易以王克敏，称为“临时政府”。华中本属意唐绍仪，唐又为重庆特工人员用利斧劈死于寓所，于是抬出梁鸿志，称为“维新政府”。

当“维新政府”在沪酝酿组织期内，以北四川路桥堍之新亚酒店为机关，日人更利用地痞常玉清（常于胜利后在上海提篮桥监狱伏法）为爪牙，组织“皇道会”，横行沪滨，对抗战人员肆意残杀，南市、闸北及虹口一带，除日军铁骑蹂躏之外，皇道会的腥风血雨，险恶阴森，弥漫着一片恐怖气氛。新亚酒店且亦为杀人之巢窟，如晶报社长余大雄，社会晚报老板蔡钧徒等，均先后死于其内。但“维新政府”犹未正式成立，而其“外交部长”陈箓（前驻法大使）既被刺于寓所，“绥靖部长”周凤岐（前国军第二十六军军长）亦于二十七年春在上海亚尔培路巨籁达口之寓所门外，被枪击身死。于是“维新绥靖部长”一职，由“次长”任援道坐升，并收集陷区散兵游勇，组为“绥靖军”，竟扩展至八个地区司令及一个教导旅，分布于江浙皖三省之重要城池。汪政权成立，又改编为“第一方面军”，共辖九个师，番号驻地，已如上节所述。

“维新”人员归并汪政权后，以四人最为显赫。但梁鸿志、温宗尧分任“监察”、“司法”两院，六年中从未调任。两院本形同虚设，梁温亦无殊伴食。陈群有佯狂玩世之态，其实则有城府、具手腕，且颇得日人信任。因周佛海忌他防他而又拉拢他，故初任“内政部长”，后竟外调为“江苏省长”。然而这三人于和平之后，均不获善终。梁众异被执行死刑于上海提篮桥监狱，温钦甫初押上海福履理路“军统”看守所之“楚园”，旋移解南京老虎桥狱，因病送鼓楼医院，卒不治身死。陈人鹤于国军未东开接收以前，自份不能幸免，从容仰氰化钾毒剂自戕。独任援道由“第一方面军总司令”而“海军部长”，并兼“军事参议院长”，而“江苏省长”，风云际会，其得意且更出梁温之上。任与陈公博、周佛海既周旋无间，旧“维新”巨头，亦仍引为心腹，而日军则以其于占领东南之后，率先参加“维新政府”，故绝不加以疑忌。汪政权近畿之拱卫，亦藉任部为主力，实可称为异数。

民国二十九年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长叶挺，为第三战区顾祝同所俘，副军长陈毅率残部渡江南窜，势将为患，任援道率部邀截于茅山，一举破之，陈毅仅留千余众复狼狈北遁，遂使共军不遑喘息，而江南亦得幸免糜烂于一时。

以任援道在沦陷区手握重兵，因此亦得重庆方面之垂青，任与“军统”之间，既早已暗通声气，与周佛海也往来更密。当胜利之初，佛海方以病缠绵床褥，所有陷区善后事宜，佛海须与上海日本驻军“登部队”联络开会，均派任援道代表出席。不久重庆军委会发表明令，以佛海为京沪行动总指挥，而以援道为先遣军总司令，名义之高，似反出佛海之上。而奉命接收京沪地区之汤恩伯，又与任极有私谊，故佛海于移交完成后，解渝待鞠，而援道终能得保无事。

尤其在胜利后青黄不接的一段时间内，任曾经发挥很大的作用，举两个例来说：陈公博于胜利后，曾飞往日本暂避，事后重庆当局指他为畏罪潜逃，苏高院起诉书中，且列为罪状之一。其实公博既决心为汪氏牺牲，以后的事实，不请律师辩护，判处死刑后，不声请覆判，一切都证明公博从不曾想逃避其任何应负之责任。他之所以赴日，因为那时南京情形已陷于极度混乱，国军犹未抵达，而号称地下工作人员之周镐等，已起而自由行动，“南京市长”周学昌被囚，“军政部长”萧叔宣被杀，汪政权中人，已人人自危，任援道奉重庆命令，两次直接劝告，两次托人转达，力促公博赴日暂避，以候重庆最后之处置。故公博当离京飞日之前，尚留函呈蒋先生，送先遣人员冷欣，请交何应钦转呈最高当局，函内有“钧座一有命令，公博当即出而自首”等语，此则见之公博受讯时向苏州高等法院呈递之辩诉状中。公博除已负其应负之责任外，尚含有此一段不白之冤。

另一件任援道的表现，是协助重庆的“肃奸”工作。“维新”首长梁鸿志，于胜利后偕其姬人与一才及周岁之幼女，避匿苏垣，潜伏不出，苏州为任援道之防地，梁任之间，私谊甚笃，而“维新”时期，且有僚属关系，梁之所以选择这个地点，不知当初是否有些托庇之意。而结果不知是梁的不幸，还是任的不幸？当梁之姬人由苏赴沪料理私事，竟为人所发现，最后乃得梁匿迹之处，卒遭逮捕，由任亲自解沪羁囚，终处极刑。任于汤恩伯部接收完后，亦避地海外，来港侨寓，以迄于今。

六四、李明扬通共投汪的经过

隶属于苏北行营的部队，又为汪政权的另一主要武力。民国二十九年，号称皖南事变之新四军事件，叶挺被俘，陈毅率残部渡江南窜，行抵茅山，又为任援道所击破，于是狼狈再窜苏北。时陈毅所部已不足二千人，幸赖叶飞、程玉笙所拉走之江苏保安第一旅的策应，复得渡江而北，潜伏于泰县东南及如皋一带，刚好又与第四游击队总指挥李明扬部驻地相接壤。

李明扬字师广，江苏萧县人，曾充李烈钧之卫队长，北伐后，且一度任江苏保安处长。抗战事起，国军西撤，李收集散兵游勇暨地方团队，杂凑成军，以第四游击队总指挥名义，在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苏省代主席韩德勤的指挥之下，由徐州进驻苏北之泰州、泰兴、靖江等县境内。那时江苏省政府，因江南全部沦陷，转辗播迁于东台兴化两县之间，令出自韩，而兵权在李，以权利之冲突，韩德勤与李明扬乃时相龃龉，而李更有取韩代之之心。

陈毅部既与李明扬之防地相逼处，李时恐陈毅之突加袭击，不免惴惴于心，而陈毅亦深惧李明扬之进攻，以其时喘息未定，旨在先事整编再图扩展也。适有江西人罗家衡从中拉拢，遂使陈李之间暗订互不侵犯协定（罗家衡为第一届国会委员，汪于二十八年抵沪后，筹备建立政权之时，曾一度延其出任司法行政部长，以条件不妥未就。胜利后又在沪执行律师职务，因其同乡邱焕瀛为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推事，主审“汉奸案件”。罗相与朋比，收入不赀。中共进入上海，因与陈毅有旧，曾出任“华东区军政委员”）。协定一签，陈毅乃有恃无恐，竟敢秘密进入李明扬的防地泰州城，逗留多日。共产党在求人的时候，自有他们的一套，故与李相处甚得。李知识浅陋，迷信于圆光及乩坛，陈毅虽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颇喜吟风弄月，他更收罗了不少苏北文人，时相唱和。陈毅针对着李的迷信心理，于是投其所好，暗中嘱左右，伪托吕纯阳降坛，赐李七绝四首，其中有两首云：

白日西驰瞬复东，将军草上枉英雄。

汉家左袒千秋业，大地横飞草上风。

折尽南枝尚北枝，一江春水再来时，

难封李广扬名处，马耳东风说与知。

第一首说日本将败，李宜靠左。第二首一二句说新四军江南挫败，渡江北来。第三句明说重庆不会给李做省主席，而以李广影射李明扬，尤其妙的是，李的别号刚好叫师广。第四句，更以耳东两字点出陈毅之姓，要李事事请教于他。李明扬真以为是吕祖的法谕，五体投地，对陈毅更深信不疑，于是演成黄桥之变。

民国二十九年秋，苏省府主席韩德勤密令李明扬及税警总团陈泰运两部，配合八十九军三十三师孙启人部，独立第六旅翁达部，暨省保安队等不下二三万人，拟一举歼灭新四军残部。讵以李明扬与陈毅间既早有默契，奉命后按兵不动。陈泰运又袖手旁观，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对友军态度，竟毫无觉察，节节推进至泰兴所属黄桥镇，彼处素称水乡，港汊纷歧，河道纵横，对大部队运动，至为不利。陈毅部则化整为零，战斗单位缩至一班，到处施行突击，激战至第三日拂晓，李守维下令突围，旅长翁达力谏其非，举枪自戕。时军部附近，有一炮弹走火，部队疑为敌人逼近，一哄而散，李守维于混乱之中，下落不明，事后据传系坠河而死。新四军竟藉此得以重振，循至为中共“三野”之基础，是又岂陈毅始料之所及？李明扬于中共席卷大陆后，得陈毅之奥援，得为“政协委员”，亦所以酬其黄桥一役坐视救死之功也。

新四军的捷报到达泰州，李明扬闻讯，满以为韩德勤之失败，将受中央处分，省主席一职，势且非其莫属，得意忘形，乃以敌方之将领，竟至与新四军的驻泰代表举杯互相祝捷。不料黄桥之役不久，日军乘国共自相残杀之际，由南部谦吉挥兵直进，占领泰州。李明扬内既结怨于韩德勤，外又受制于日军，岌岌难于自保，于是再由缪斌之拉拢，投向汪政权。

六五、苏北区另一主力的形成

缪斌于北伐期内，曾任何应钦之东路军政治部主任。民十八左右又出任江苏民政厅长，以出卖县长警察局长缺，贿赂公行，至舆论沸腾，因而落职。华北沦陷后，缪不甘寂寞，又出任日人驱策民众之所谓“大民会”副会长，无权无位，本难自满，乃日惟迷恋平剧女伶新艳秋以自遣。一夕赴戏园观剧，方入座，为重庆特务份子所轰击，几不免。与“临时政府”诸人，更相处不睦。缪为江苏无锡人，以是早有南下投汪之意。缪任江苏民政厅长时，李明扬方任省保安处长，本有同僚之谊，故当李明扬势穷力蹙之日，缪乃出而向汪拉拢。意在实现之后，出任“苏北清乡总司令”，抚领李明扬之众，而培养其私人之实力。

他向汪开出了两项条件：

（一）李明扬表示归汪之后，愿接受缪斌之直接领导。

（二）李长江提出须汪政权给予枪弹若干，经费若干。

当缪斌向汪氏陈述时，汪一一加以记录，缪斌离去之后，汪立即派“军事委员会第一厅长”臧卓赴泰，亲与李长江接洽，汪所加给臧卓的最重要使命，就是要询明李明扬何以不愿受汪氏之直接领导，而反愿受缪斌指挥之真意。臧乃衔命赴苏北，那时地方未靖，自扬州至泰州一段，偏地萑苻，交通中梗，臧轻舟而往，夹岸由军队步行卫护。

行抵泰州，臧乘缪斌夜间卧寝，潜往城中小泰山李长江母之居处，得与李秘密相晤。臧即询以何以既愿投汪，而又不愿受汪之直接指挥领导。李闻言愕然，谓绝无其事。臧回京覆命，汪已知缪斌挟以自重之心。迨李长江赴京面汪，汪又取出当时缪斌提出之枪械经费之巨额数字相询，李长江又否认其事。故缪斌虽拉拢李部归汪，而苏北清乡总司令之志愿，终未得达，汪仅畀以毫无实权之“立法院副院长”一席以羁縻之。而李明扬于归汪之后，即以其所部李长江为汪政权之“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共辖五个师。李长江本为南京脚夫出身，李明扬任江苏保安处长时，李长江随之任第四团团长。抗战初期，军医署长刘瑞恒用为担架队长，在徐州服务。迨国军后撤，收集散兵，自组成军，拥李明扬统率其众，并由重庆委为第四游击队总指挥。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小插曲，可以见李明扬之为人。当日军进占泰州以后，李长江率部投汪，惟有李明扬的踪迹不明，或说已投入新四军，或说被日军俘获扣留。我那时对于军事毫不注意，而且与李明扬又素不相识，真相如何，从未探问，但据说李先则匿居乡间，后又挽人托臧卓求见陈公博，旋自动赴京，并写一意见书，文字甚长，公博一笑置之。

一天晚上，我到上海霞飞路底“可的牛奶棚”对过的罗君强家里去，闲谈一阵之后，楼上忽然走下一个人来，身穿布袍，颔下飘着一部长须，年龄约在五十开外，一副乡间学究的样子。君强那里我是常去的，我却从未见过有那样的人。他看见君强有客，又拟退回楼上，君强已起身为我介绍：“这是李师广先生，方从苏北来，赴京见过汪先生以后，来沪暂时休养几天，是周先生（佛海）嘱咐我招待他的。”我唯唯不好说什么，敷衍了一阵，我起身告辞。君强又说：“李先生本来住在我这里，因起居不便，现改寓到国际饭店，请坐你的车顺道送他回旅馆吧。”当然我不好拒绝，上车之后，他开口问我了：“先生你是上海人吧？”我说：“是。”“那你对上海的一切，一定很熟悉。”“嗯！”“我想请你陪我去找个姑娘玩呀！”我听了他的话，一面感到他的过分冒失，第一次见面的生人，如何可提出这样的请求？同时我也感到有些气愤，他不知看成我是怎样的一个人。那时我还年少气盛，我就不客气的说：“李先生，不错，我熟悉上海的一切，而且我天天玩，但是我只知道为自己作乐，却从不知道帮忙别人寻欢。”他碰了我这个钉子之后，一直就没有出声，我送他到国际饭店之后，我也没下车，以后就从未见过他。

我举此一例，意在说明李明扬是怎样糊涂得近乎可笑的人。

我所以要写李明扬的详细经过，因为汪政权除任援道以外，苏北行营所属部队，又为汪之另一主力，而李长江所部，更为苏北主力之主力，同时因李明扬之坐视八十九军失败，使新四军由濒于歼灭的边缘而复苏、而壮大，卒成为中共主力之一的三野。在近代史上，其经过情形，不失为重要之一页。

汪政权之苏北部队，除李长江外，为杨仲华之第二集团军四个师。杨曾任韩德勤部省保安队第十旅旅长，抗战后收集洪湖两岸及盐城、阜宁、东海一带散兵而成，投汪后，以旅长一跃而为集团军司令。其他更有刘相图等四个独立师。全部人数，即在十余万人以上。

汪氏对苏北也特别重视，不但特设行营，更划分苏北为独立区，所有民财等各项行政，皆直接由行营处理，与江苏省府分立。因汪氏尝有缩小省区之主张，如苏南省、苏北省等，盖有欲效宋代江南东路、江南西路之旧制以便于治理也。其后之所以成立淮海省，亦即此意。汪并特任臧卓为行营主任。

臧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江苏盐城人，不特人地相宜，且娴习军旅，久长师干，饱览古籍，雅擅文辞，向有苏北才子之誉。抗战前曾历任唐生智之参谋长、汉口警备司令、军事参议院、训练总监部厅长等要职。自其莅任以后，日驻军初欲以利诱，月馈巨资，而臧坚拒不纳，资望操守，颇使日军敬畏。臧敬恭桑梓，实心任事，凡有措施，日人遂不敢横加干预。苏北于战后残破之余，乃使居民得以安居乐业。臧严于治军，又复一新庶政。当其到任之初，适新四军于黄桥之役之后，死而复整，行营乃先事修筑公路，俾畅通各县镇，于是对共实施清剿，迫使新四军退入鲁境南部。仅存南通县属吕四场之粟裕师，旋亦被行营清乡部队所逐，至不能立足，淮泗以南，几于全部肃清。以后吴化文屹立于蚌埠，淮海省郝鹏举又增建部队，使新四军更无法活动，这是新四军由再盛而再衰至打住的又一时期。臧卓于民国三十三年辞职后，以西北军孙良诚率部投汪，乃委孙继臧之任，但以行营改制为绥靖公署，以迄胜利。苏北军队除一部份于胜利后为共军所袭击，刘相图、蔡鑫元、潘干臣三师长力战身死而外，余均归顺重庆。

六六、国军陆续来归原因何在

如前所述，汪政权武力的来源，一部分是就“维新政府”在沦陷区所改编散兵游勇的既成事实，重新给予番号而成；另一部份则是容纳重庆方面前来归附的国军，如上节所写的李明扬是。

问题是汪政权既被称为“傀儡组织”，则一经参加，也就将被目为“汉奸”，重庆国军，有番号、有给养、有防地，照理不应仅仅为了利禄而甘心附“逆”，但是事实总是事实，如李明扬，如孙良诚，如吴化文，如张岚峰等，都先后向汪输诚，其他在接洽而未达成熟阶段者，尤属更仆难数，如其汪政权的寿命再延长数年，或许更会有许多离奇的演变。原因为了什么？虽然各个部队的情况不同，而归纳起来，总不外是：（一）与友军间有磨擦，一时意气用事；（二）受到中共与日军的夹击，势迫图存；（三）非所谓中央嫡系部队，受到待遇上的歧视，愤而改图。而另一主要原因，则是武装部队在战场上与日军周旋，以武器优劣之悬殊，渐对抗战前途失去其信心。

孙良诚原为西北军冯玉祥部，其投汪酝酿了很久，原由刘郁芬从中拉拢，最后至谈判接近，孙即派其军需处长随刘郁芬至南京谒汪。就在颐和路廿三号汪氏私邸的会客厅，商谈归附手续，那时孙良诚所提出的条件，要汪先给以三个军长的委令，而后始率部开拔至陷区。汪氏则必须俟其开到点验以后，再给名义。在汪的意思，如先公开发表，而最后孙部并不来归，或中途为渝方所堵截，徒着痕迹。而在孙良诚的代表一再坚持之下，引起了汪氏的盛怒，除当场厉声斥责而外，竟至拂袖登楼，不顾而去，使刘郁芬与孙良诚的代表陷于狼狈，刘郁芬且急得几至泪下，事情也就弄成僵局。刘郁芬虽请托军委会第一厅厅长臧卓为之得间转圜，而一时又苦无机会。

一天，在总理纪念周后，汪氏偶与臧卓谈到此事，汪氏那时犹余怒未息。而臧卓很从容的对汪氏说：“创立非常之局面，必须出以非常之手段，当年国父开府广州，对北洋暨桂滇军人，可于一夕之间，发出大批委令，其中如有百一来归，即足为盛业之助。主席事国父最久，必曾身亲目击。孙良诚之要求虽属不当，但能示以宽大，亦庶可使其益发倾心。”这寥寥数语，果使汪氏为之颜霁，立予照办。孙良诚既满足其要求，于是投汪之局乃定。但后来归之部队，仅得两军，一驻扬州，一驻苏北盐城，以迄胜利后之再归国府。

吴化文亦为西北军，而且为西北军的精锐部队，附汪以后，驻扎于津浦路南段蚌埠一带，军纪很好。吴的父亲是一个秀才，常私访民间，凡知有措施不当或兵士滋扰情事，归后即对吴化文严厉督责，因此驻蚌时期，与民众感情甚洽。胜利以后，共军乘机来侵，吴化文尚亲自率部力攻于蚌埠以南之小南山，获一全胜，蚌埠之得以保全，尤为居民所感戴。迨李品仙部东来接收皖境，吴化文已再归顺重庆，奉命北调，蚌埠商民初拟作盛大之欢送，终以格于情势而罢，至黯然离去。迨进抵鲁境，再于兖州大破共军，此则为举世所共知。而吴以反正以后，对共作战，则任为前驱；但既经收编，仍视同叛逆，乃以反共者竟尔迫而投共。至共军渡河而南，鲁境全陷，中共且以吴化文为主力，围攻济南，至生擒王耀武。

吴化文之所为，如责以大义，可说其反复无常，但中枢不能善为掌握胜利之果实，徒逞意气，处置诸有不当，亦属无可讳言。吴化文之事实，适成为收编伪满部队以外的又一痛史，本为反共者乃反为共军所利用，亦终召神州易手之大祸。

张岚峰原亦为西北军，所部共三个师，张任军长，驻豫境开封、兰封一带。他之投汪经过，以及番号实力等，因驻地较远，我与之又素无往还，几属一无所知。但周佛海与他似有深交，不但常在他口中向我提到，且一度曾拟有寄子之事。民国卅四年春，日军在太平洋受麦克阿瑟跳岛作战之结果，节节溃退，胜负之局，已属无待蓍龟。佛海虽已效命渝方，此时忽作战后万一之备，遣其子幼海，投奔张岚峰，或暂留其军中，或转渝待机赴美，一切托张岚峰为其考虑决定。不料幼海那时染有纨绔习气，在沪时已与一交际花王三妹打得火热（王三妹原为上海西医丁惠康之外室，后又与赌棍潘三省姘居），幼海竟偕之同行，行抵济南，公然结婚，且由那时的山东“省长”杨毓珣为之证婚，留恋不复赴豫。事后为佛海的太太所知，曾要我赴济南以父执身分，劝幼海放弃王三妹而照原定计划赴豫。我以在沪不能分身，因循至夏，不久胜利之消息传来，大家也就无暇及此。虽然佛海寄子未曾成事实，而两人之交谊，以及张岚峰与宁渝两方微妙之关系，于此已可想像得之。

汪政权淮海部队之郝鹏举，初为苏北行营主任臧卓之参谋长，后调充“中央训练团教育长”。民国卅二年，汪氏划徐州海州两区，另立为“淮海省”，以郝鹏举继郝鹏为“省长”，并成立三个师。胜利后既受中央之委任而为第六路总司令，而仍传有对之澈查附汪往事之说，因内不自安，至为中共所诱，投共为“民主联军”。迨一经共党收编，又欲将其部队分散，正在自危之际，适国军派人劝说，于是再度反正，复发表为四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后率部于赣榆县境内，为中共军所层层包围，至全军覆没。郝本人亦为共军俘获后所杀。

六七、六十万人顿时烟消火灭

我所知汪政权的军队情形，寥寥仅止于此。汪政权有军队六十万人以上，到底是一个不可侮的力量！在胜利的前两年，周佛海受重庆付托之重，尚复雄心万丈，颇注意与各方部队，不时密切联系，佛海既长“财部”，又掌握有陷区经济金融命脉之“中央储备银行”，对于军队饷糈，总是优于补给，他满以为一旦重庆中美联合大反攻时，可以敌后策应，一显身手，所以对于各省疆吏的布置，亦煞费苦心。故特别以任援道任“江苏省长”，项致庄、丁默邨先后任“浙江省长”，罗君强任“安徽省长”。他有时还向我欣然提到豫境有张岚峰，皖境有吴化文，苏浙有任援道，徐淮有郝鹏举，苏北有孙良诚，而上海有税警团。如此布置，他满以为最少可以牵制日军，配合反攻。

民国卅四年夏，也是胜利的前半年，佛海于大病之后，元气未复，可是也正是他最忙碌、最紧张的时期。有关军事宣传上的部署，我还清楚记得有两件事：一是据佛海告诉我，陈立夫氏来电，希望他在沪成立一个秘密的印刷所，以便大反攻时作为敌后宣传之备，佛海并且要我主持其事。当时我对他说：与其大费周章，反足引起日人的怀疑，不如把我在上海经办的“平报”停版，重加整理，可以事半功倍，佛海当时颇韪我言，因此，“平报”于卅四年六月，突以节约纸张为辞，停止出版，我在报上自己写了一篇社论，称为休刊，而不称停刊，我有几句最露骨的表示，大意是说：“一旦国家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仍将起而为国效命。”

胜利后，我在法庭受鞠，还把这一篇社论提出作为证据，但是不配懂政治而又怀有成见的法院“大老爷”们，如何能使他们相信而又要他们采信呢？平报停刊的结果，果然引起了日人的怀疑，由陈彬龢陪了我分向日本有关机关解释，大费唇舌，始得未生枝节。平报停版以后，全部职工百余人，一人并未遣散，因为我主办的另一张并无政治臭味的“海报”，销行甚好，即以海报的收入来作为维持平报人员的经费。一面又防大反攻时电力中断，添装植物油发动机。更把日人所配给的白报纸，隐砌在夹墙之内。胜利以后，平报由吴绍澍、庄鹤礽等接收，改为“正言报”，绍澍现虽在北平，而鹤礽迄留香港，或者可以指出我所说当时佛海的苦心孤诣，并不是事后的凭空捏造。

另一件事我从前已经约略写过，那是主持反攻东南区的第三战区，曾以反攻时机已迫，由顾祝同遣派高级参谋章鸿春化装来沪，与佛海面洽，如何作军事上相互配合之布置，一度曾拟派我常驻第三战区司令部负联络之责，而卒因一切经手未了之事无法摆脱，致不果行。但章鸿春与佛海的两度见面，各事谈得已颇有头绪。谁知佛海的经营，结果白费了精力。两枚原子弹的爆发，就结束了一场世界第二次大战。假如当时真以地面部队实行反攻的话，佛海固然会有一些事实上的表现，而他与其他汪政权中人的最后命运，恐怕也不至于如此其惨！

其实，说得更透澈一些，汪政权的一幕，是历史上的悲剧，也是活生生的滑稽剧，所有汪政权的军队，目击日军在陷区的所作所为，愈切敌忾同仇之心，所以在汪政权成立后的半年，最多不到二年之内，大部份汪政权之军队，十之八九，早于暗中收了重庆的委任，其方式是：（一）由周佛海接洽通知；（二）由军统局直接间接送委，都代以白绫一方盖印为凭：（三）由第三战区顾祝同委任；（四）由策反委员会所派地下人员亲赴部队接洽。而且重庆的地下工作人员，不论是真是假，只要说一声我是重庆的地下工作人员，也无不受到汪系军队的掩护与优待。所以汪系部队，终汪政权之局，从未与表面上敌对的重庆军队打过一次，连日军也深深有此感觉，日人曾经有过这样的话：“当前最大的敌人应该是和平军而不是重庆军。”所以胜利之后，仍复紧守岗位，听候处置，既从无发生与国军冲突之事，而且在国军开抵陷区接收以前，犹不断与共党作战。

汪政权六年中辛苦培养的六十万大军，可说于一夜之间，烟消火灭。可怜重庆政府却是第一个中了中共的“阳谋”。当胜利之初，中共在重庆的政治协商会议中所提出的第一项，就是“严惩汉奸”，好唱高调的傅斯年辈，但知整饬纪纲，无异为共张目，惩奸正雷厉风行，山河已不断变色！中共要别人肃奸，而其自己则尽量容纳，东北的林彪部队，几乎就全是所收容的百万伪满部队。汪政权的“江苏省长”高冠吾、“统税局长”邵式军、“江苏教育厅长”袁殊等著名人物，兼收并蓄，来者不拒。李明扬到今天还在做他们的什么政协代表。汪系军队，一经宣布胜利，周佛海的税警，成为“京沪行动总指挥”部，任援道的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成为先遣军总司令，其他也无一不俯首贴耳，全部归顺。加着共党在接近沦陷地区，不断向汪系军队喊话：“国民党要杀你们了！抄你们的家了！快将队伍带过来吧！”于是从伪满至华北华中，共军唾手而得百数十万的部队，北有林彪，中有陈毅，南有叶剑英，声势既大，新四军一变而为“三野”，汪系师长刘相图、蔡鑫元、潘干臣，以及税警的熊剑东等，与共党作战之中，先后白白战死。前门拒虎，后门进狼，以后局势之一变再变，是注定的命运乎？抑又是人谋之不臧乎？

六八、我被派去参加伪满庆典

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日军阀发动的九一八北大营事变，由于日内瓦的国际联盟，无意而且亦无力对一个侵略国家加以制裁，日政府于是索性在“既成事实”的状态下，堂而皇之地制造了“满洲帝国”。更把逊清废帝溥仪，由天津绑架至东北，出任“满洲国”的“皇帝”。东北问题，日军阀本来认为是一件意外的得意杰作，殊不知福兮祸伏，“满洲国”也几乎颠覆了号称万世一系的日本。“满洲国”的成立，不但是中日间永不能解开的仇恨，汪政权与日本之间，也以此事常引起不愉快的龃龉。最后在太平洋战争前夕，美日交涉的破裂，美国要日本退出东北，又成为一个主要的症结。

但是日军阀于侵占东北之后，全力控制，全力经营，并且拟以统治满洲的手段为蓝本，把中国本部的占领地区，也完成“满洲化”。在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政府除了“大东亚新秩序”以外，更喊出“日满支协同体”的口号。日本要以中国为“满洲”之续，其用心更昭然若揭。

到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我记不起算是“满洲康德”的几年（康德为溥仪在伪满时的年号），已经是日本侵夺东北的第十周年，日本预备大大铺张一下，举行所谓“满洲建国十周年纪念”。这消息只见之于报载，我并没有加以注意。一天，佛海忽然约我去谈话，一见面他就说：“‘满洲建国’十周年纪念，政府派出了各种代表团去参加‘庆典’，同时举行各式会议，有一个叫做‘东亚操觚者大会’的，事实上就是新闻记者大会，你既然代表我主持着两家大报，我已经为你安排好一切出席的手续，希望你准备一下，届时与其他参加人员一同出发。”

我听了他突如其来的决定，而且事前并未征求我的同意，使我为之一愕。无可讳言，这使我有些不快。我说：“什么地方我都可以去，惟有在‘满洲国’名义下，我绝不愿意去。尽管政府有其不得已的苦衷，须与伪满交往，而我不能做违背我自己良心的事来。如必须有人去参加的话，请你改派别人去。”佛海说：“我考虑了几天，才作出这一个决定。那里，汪先生去过了，我也去过了，但是我们是在被排定的秩序下受招待，什么自由行动也没有，因此，什么东西也就没有看到。你去，和我不同，你可以以一个新闻记者的身分，观察一下亡国以后民间的反应，与在异族压迫下民众生活的惨状。现在不是唱高调的时候，假如东北是地狱，是火坑，也必须去走一遭。今后，我耽心日本将以统治东北的手段来统治我们，让我们先去那里获取一个印象，来作为我们准备的参考。”

我又说：“去看了又有什么用？即使有听到的、看到的，但回来以后，还是一字都不能发表。”佛海说：“你过分天真了！如其可以自由发表，或者等可以发表的时候，‘满洲’将不是现在的状态，你也将什么都看不到了。”我还是坚持请他改派别人。佛海凄然道：“我自然不能勉强你做你不愿意的事，我拉你加入了和平运动，可能已把你的前途毁了，但是今天，应该是每个有良心的人毁身为国的时候，还有什么可以自惜羽毛的余地？这次你名义上是去参加‘庆典’，可能不为人谅，但是我认为日人统治下的东北是值得去一看与有必要去一看的。我想不出别的可以替代你的人，不知你能否勉为其难？”佛海平时常以商量的态度对我，我又是一个最吃情面的人，话既说到如此，我也只有点头同意了。

同我一起出发的，我记得有“宣传部次长”郭秀峰，上海“中华日报”代理社长的赵慕儒，上海“国民新闻”副社长黄敬斋等人。“满洲国”驻宁大使馆还派了一名叫敖占春的高级职员，作为我们的翻译和向导。敖占春一向在北平的大学受教育，看面相有些獐头鼠目，我们都耽心他是派来监视我们的人，而且我们之中，过去没有一个人与他熟识。在津浦车上，我们尽量避免与他谈话，他显得很无聊。

在火车驶过鲁境黄河大铁桥时，当国军撤退的时候，曾经予以破坏，事越三年，日人还没有把它完全修复，而且谣传铁路两侧，时常有游击队袭击，因此，火车行驶得特别慢。我独自立在车厢前面上落的地方，倚着玻璃窗，对着一片黄土，正在呆呆地出神，连背后有人过来我都没有觉得。直到他呼叫我时，我才瞿然如梦初醒。我回头一看，竟是我还不曾和他谈过话的敖占春，他面上露出一丝牵强的微笑，而接着是率直的问话，更使我吃惊，他睁着眼问我：“你为什么要去庆祝满洲建国十年？”口气像质问，也像是叱责。

我为他太不礼貌的态度所激怒，来不及研究他质问的真意，我随口冲出了两句话：“因为知道那里是活地狱，所以趁现在要去看看人间地狱的真相！”我话声未绝，他面上已挂下了两行泪水，紧握着我的手，凝视了半晌，又凄然一声不响走去。因此我认为他是良心还没有埋没的人，以后一路上我们什么都毫无顾忌的交谈，入境问俗的结果，他帮助我初步了解东北那时候的状态。

车抵北平以后，我们停留了四五天，与华北的一批“代表”会合前往。这一批人中间，现在我只记得有华北的“宣传局长”兼“实报”的老板管翼贤，以及天津“庸报”的总编辑童漪珊等数人。在会期前的三天，我们又转搭北宁铁路客车直抵长春（那时是伪满的“首都”，唤作新京）。住宿的地方，是一家在繁盛地区新建筑的“第一旅馆”。我满街听到的是日本话，所看见的是日本兵。我终于抵达了“满洲国”，而且我还是贺客之一。十年之间，这一块干净的土地，已不再像是我国的国土，眼望着咫尺间的白山黑水，当时我自己也辨不出是怀着怎样一个心情。

六九、日本统治下的东北惨状

当我到达“新京”之后，因为报上发表了名单，就有当地几个过去的熟人，偷偷地来看我。他们善意地劝告我，这几天风声很紧，一切言语行动须要特别谨慎。原因在我到达之前，汪精卫曾经早几天来此与溥仪会晤。当他行抵新京的第一天，就作了一次对全“满”的广播演讲：他开头的几句话，虽然很含蓄、很冠冕，但使久处日人铁蹄下有血气的青年，了然于他的妙语双关，掀起了一片故国之思，因而使情绪很激动。

汪氏的演辞，表面上平淡无奇；他一开口就说：“亲爱的满洲同胞们呀！过去你们是我们的同胞！现在仍然是我们的同胞，将来，更一定是我们的同胞……”每一个人都能体味到汪氏演辞的含意是什么。许多东北的青年们，由于这几句话的影响，曾经做出了一些反满反日的举动。日本宪兵而且已经拘捕过数百个青年，虽然我这一次是以贵宾身分莅临。他们不会对我过分怎么样，但满洲宪兵与中国沦陷地区的宪兵是一起的，等我回去以后，可能会惹出麻烦，这是朋友事前给我的警告。在“建国”十周年的时候，日满军警防范得本来就特别的严密。我对此一番善意，只有表示感谢，而心头上则平添无限的愤怒。

我真料不到汪氏这轻轻的几句话，竟会引起这样大的波动！汪氏是革命先进中反满最烈的一人，他曾经在清末行刺过摄政王，摄政王就是溥仪的生父，虽不幸事前泄露，但实际上他对溥仪有杀父之意。今天，汪氏居然躬访伪满，不能不算是一个奇迹，其去时的心境，更可想而知。曾经有刻薄文人做过一个灯谜，谜面是“汪精卫访溥仪”，射影片名一，谜底则是“木偶奇遇记”，两人都在日人枪刺之下，分任两个政权的首领，詈之者都目为傀儡、为木偶，而汪氏有过一段行刺溥仪生父的往事，及今时移势易，忽然握手言欢，其会晤也不能不算是离奇，这谜语就谜论谜，不能不谓有巧思，但对汪氏，则纯以形迹衡人，不免讥刺过甚了。

当我行装甫卸，即往街头看一看伪满情景，虽然胡骑纵横，长春却已被建筑成一个现代都市，巨厦林立，广场宏伟。我们坐的一辆车头上，高插上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引得无数行人驻足，指指点点，唧唧哝哝地表示出兴奋与亲切的表情。我们所住的旅馆，东北同胞的侍役们，常常乘没有人注意的时候，溜进来吞吞吐吐地表面上是谈的不相干的事情，而我可以清楚地窥察出他们内心的真意，想探问出国军是不是会光复东北河山。重庆离得那么遥远，甚至他们寄希望在汪政权的身上。他们也似乎并不相信汪氏真会和日本合作，他们也如东南沦陷区的民众一样，相信蒋汪之间是在唱双簧。我不便和他们深谈，只有用隐约的言辞，对热望复国的可怜同胞，加以鼓励。逢到我们差遣他们的时候，他们特别显得高兴地为我们服务，甚至托他们买几件小东西的时候，往往还退还了我们的钱，说是送给我们的小礼物。从这小小的事实上，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出东北的人心未死。我们与他们，可以用得到一句成语，是流泪眼对流泪眼，而他们竟然视我们这一群同样在敌人压迫下的生客，当为传达祖国温暖的特使，这是何等的使人惭愧与惶恐！

那时民间的主要物资在东北已实行配给，我们是“贵宾”，什么都给我们预备得好好的，包括“统制”的火柴与香烟在内。吃的是大米饭，和丰盛的菜肴。但是在街头我们所看到的东北同胞，尽是些有愁容的面孔，与褴褛的服装。我们这一群“贵宾”们穿着得过分整齐，夹在这个环境中，就显得很不调和。尤其东北同胞凄苦的神情，可以知道日军在东北的威风不小。虽然我并没有真正深入民间，而自南而北，一路从空气中已可以嗅出一些气息，日本统治中国，对华北比华中为严厉（那时称长江以南为华中地区），对东北比华北更严。也可以说，假如整个抗战失败了，今日的“满洲”，也就是将来华中的影子。我初步感到佛海硬要我走一次，实在不为无见。

举个例来说，汪政权所派出的代表团，行前还决不需要与日人商酌，同行中也决无日本人在内，而华北的代表团，居然有名唤佐佐木的日本顾问，全团须事事向他请示，这日本人也公然颐指气使。华北的管翼贤（胜利后被逮，旋即执行枪决），在华北代表中，他是居于领导地位，而对于日人的恭顺卑劣，可使旁观者为之眥裂。这样一个曾在新闻界露过锋芒的人物，具有高等的知识，而其无耻竟会一至于此！我曾经用语言来讥刺他，他赧赧然有惭色，也有愠色，以后就与我避得很远。

至于东北，每个日本人都具有双重国籍，日人一到东北，即自然取得满洲国籍，而又不必放弃原有的日本国籍。并公然出任“满洲”有实权的高级官吏，现在的日本首相岸信介，就是当时伪满某一部的次官。而关东军更是“满洲政府”的太上皇。每一个东北同胞与日本人相处，很自然就有着主奴之分。溥仪是“满洲”的所谓“皇帝”，其权力实在也仅限于划诺为止。日本人担任的宫内大臣之类，朝夕寸步不离左右。

我见过溥仪一次，那时他还是三十九岁，穿着一套晨礼服，戴了一副阔边眼镜，头发梳得很整齐，仪表还不俗，虽不一定有帝王之相，却还不失为一绅士的模样，与最近在共报上所看到抚顺集中营中的溥仪，竟已判若两人。他谈话时露出一副牵强的笑容，话题也仅限于寒喧，在他旁边直立着的就是一个日本人。据汪政权“驻满大使馆”的参事竺缦卿告诉我，一次汪政权派在那里的“大使”廉隅，进宫拜会他，他趁日人离开一下的当儿，即轻轻告诉廉隅，希望能以“大使馆”的名义，运一箱大炮台香烟送给他。其处境之可怜，这就是一个真实的事实。

“满洲”不挂旗则已，一挂旗必须日本旗与满洲旗同时挂出。假如只有一根旗杆的话；老老实实上面是日本旗，下面是满洲旗。民间免得麻烦，也索性将两面旗上下缝在一起。粮食统制很严格，大米只有日本人与“满洲”特任官以上的人可吃，尽管日本人到了“满洲”已成为“满洲人”，但吃大米一点上，他依然保持日人的特权。据说即贵至“国务大臣”的张景惠，虽与他妻子同桌而食，而张景惠吃的是大米，他的妻子儿女只能吃“文化米”。所谓“文化米”也就是高粱米，红色而杂有霉气，很难下咽。我曾经特地到菜馆中去尝过一次，我才体味到东北同胞的痛苦。我们在会前的数天中，很平安地过去了。不料到开会的那天，我一时制不住情感的冲动，闹出了一件不大不小的风波。如没有佛海的回护，后果将是不堪设想。

七〇、一个荒谬绝顶的日提案

所谓“满洲建国十周年庆典”，不料竟是“满洲”的最后饰终之典。四年以后就烟消云散，“满洲国”三字，永成为历史上一个最丑恶的名辞。但在当时，日本人偏要铺张粉饰，在日本军阀们看来，东北既已为其囊中之物，也将为日本帝国万世一系的子孙万世之基。所以，那时除了正式的“庆典”以外，还有什么“东亚运动大会”、“东亚操觚者大会”等同时举行，以炫耀其侵略所得来的成果。

“东亚操觚者大会”预定会期是三天，地点在“新京”的民众大会堂。事前，会议的议程是什么，我们竟然一无所知。而我此来既志不在此，也就并不曾加以注意。虽然这一次会议号称东亚诸国，而实际参加的也只有日本、汪政权与伪满三者而已。

开会那天的清晨，几辆汽车把我们载往会场。民众大会堂是新建的，规模不算小，前面一片广场，左右矗立着两支大旗杆，一边悬着日本旗，一边是满洲旗。我四面环视一周，看不到青天白日旗，我一惊，也一气。我想：号称国际会议的会场前，怎么竟然没有参加“国”的国旗？我默然随众入内。代表们的休息室各自分开，我们被导入中华民国的一间。坐定以后，议程由会场的职员们分发了。翻开来第一案赫然是“皇军感谢法案”！我虽看不懂日本文法的真正含义，但大意是可以明白的，况且后面还附着华文的译文。我细细读了一遍，提案原文是这样的：

“自‘满洲事变’、‘支那事变’，以迄‘大东亚圣战’以来，我帝国英勇皇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造成赫赫战果。对此为‘建设大东亚新秩序’而牺牲之皇军死难英灵，大会代表，允宜致其衷诚之崇敬。应以大会名义，电日本帝国政府，表示深切感谢之意。”

下面具名的提案人是日本、“中国”、“满洲”三国代表团。当我把提案读完以后，实在觉得心里面有说不出的难过，但环顾一下同去的代表们，都木然毫无表情。上一年，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也曾经举行过同样性质的会议，是叫做“东亚新闻记者大会”的，我也是代表汪政权出席的，而且我还担任着“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职务，可能由于我抱有太高的国家尊严与民族尊严感，那次我的表演，或许太不称职。因此这一届“宣传部”派出了“次长”郭秀峰为团长，而以赵慕儒与管翼贤分别代表“华中”与“华北”为副团长，我不过是区区的一个普通团员，论理我是无权置喙的。

那时郭秀峰以团长身分到了主席室去，不与我们在一起。我走过去把提案指给赵慕儒看，他是一个过分老实的人，他只对我摇头苦笑了一下。我再到管翼贤那里，我问他对这个提案有没有意见，事先曾否征求我们的同意？他瞪着眼看我，好像在怪我多事。对此问题，副团长既没有反应，而其他的与我同去的团员们又全无表示，我认为忍耐已超过了限度，我该不问后果，做出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来。

开会的铃声响了，我们这一间里的代表们已纷纷离座起立，而会场职员也进来招呼我们鱼贯入场。我想，这已是抗议的最后机会。我抢前一步，挡住了通向会场的门口，我开口了，我说：

“各位代表，在两个问题未获得解决之前，请先慢一些入场。第一、当我们离开国境以后，国旗是我们唯一的标识，诸位看到了没有？会场前面，飘扬的是日本与满洲旗，而没有中国旗。所以，在青天白日旗未曾升起之前，我们不应该贸然出席。第二、议程中的第一个提案，是什么‘皇军感谢法案’，我们与日本是友邦，因此，我们只称为日军，而不知道叫做什么‘皇军’。我们已经退让到承认‘八一三’称为‘东北事变’或‘北大营事变’，但决不能称为‘满洲事变’，‘七七’也可以说是‘中日事变’，但是含有极端侮辱性，如其所称的‘支那事变’，我们断不能容忍。再次，假如我们要向战死的日军表示感谢，那岂不是说：我们为国殉难的千万军民，都是该死的？我们将何以对此千万军民于九泉之下？在上述两项问题未能获得满意解决之前，我们就不应该出席。如其有人因畏惧而屈服，我虽然无拳无勇，但假如能再给我回去的话，我要昭告国人，让国人来起而制裁。”

我这一席过于坦白的话，引起了代表们的惊惧，沉重的面色，可以反映出他们内心的震栗。全室寂然，没有人反对我，也没有人附和我，但也决没有人再移动脚步，想走向会场。一个人在情绪冲动的时候，什么也不顾了，我又充分发挥出我性格中潜在的一股傻劲。

场面显得有些尴尬，大家你望着我，我望着你的僵持着。终于，大会的一个职员陪着笑上来向我解释。他说：“开会的时间已到，贵代表有什么意见，尽可在开会时提出。现在，日本关东军总司令、‘满洲国总理’，以及其他高级官员，都已在主席台上鹄候。请先开会，有什么话，留待慢慢再商量，如其有什么不周到之处，决不是大会的过失，这只是我们办事人员的疏忽。”说完，他想拉着我走，我摔脱了他，只摇头表示我无言的拒绝。

七一、在伪满首都胡闹又怎样

五分钟在死一般的沉寂中过去了。比较更高级的一位职员走来向我劝导，但辞气已变得严厉了一些，他说：“贵代表所认为不满意的问题是两个：没有悬挂中华民国的国旗，确是我们的疏忽，筹备工作那样繁重，忙中有错，我们忘记了制备，事已至此，现在已无法补救，只有请你原谅。”我抢着说：“没有参加国的国旗，这决不是原谅不原谅的事。”他不管我的答覆，又接着说：“至于提案的赞同或反对，应该到会场上去发言，并且最后取决于大多数的同意。这里，只是代表们的休息室，而不是讨论议案的所在。贵代表有意见，留着开会以后再发言表示。”

我听他表面上温和而骨子里凶硬的话，益发触动了我的怒气，我抗声说：“我不在讨论提案的内容，我代表中国的代表团否认曾同意提出这一个提案，不是我们提出的提案，而硬指是我们共同提出的，我们不能随便受别人的支配。”他忽然发出了轻蔑的笑声，他说：“那你们的团长为什么不说呢？”我哼了一声，我说：“我有权利表示我们的意见，我也有资格与我们的人交换一下我们的意见，不畏惧别人的干涉；而且也不容许别人的干涉！”那位职员似乎有些老羞成怒了，他厉声说：“那你究竟准备做到怎样呢？”我说：“事情很简单，同样升起了我们的国旗，并且撤销不是我们所参加提出的提案，我们去开会；否则，我个人愿意负起任何一切的后果。”

我的强硬，使他有些不知所措。的确，主席台上的关东军司令以及当时的“总理大臣”张景惠等人，等待得已经有些焦灼，频频催促，而办事人员又不敢说出原委。于是大批日“满”军警进来了，把我团团围住，中间一个中国话说得很流利的日本宪兵指着我说：“你要明白！这是‘满洲国’的‘首都’，不容任何人在此胡闹！”我自认一向很倔强，当我傻劲一发的时候，什么都不再是我所畏惧的事情。我反问他：

“你竟用这样的态度，来对付你们所请来的宾客？满洲本来是中国的领土，今天，我们已反主为宾，而且做着贺客，我欢迎你做出你想做的事，让全世界的人知道，‘满洲国’在怎样处理一个国际性的会议，怎样蛮横地对付来参加会议的代表，以及‘满洲国’境内是怎样的一个不讲道理的地方。我不怕才来的，如仅凭你的恐吓，你将不会得到结果。”

没有人帮着我讲话，只投我以同情的眼光。许多东北的同胞拥挤在门口，好似在为我耽心。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轰轰烈烈的死，到底比委委屈屈的生好得多，能表现民族尊严而死，可谓死得其所，一生中能遇到这种机会并不多。因此，每个人都得看出我绝没有让步的意思，而会议已经不能再等待。而且，在所谓庆典中，他们也并不想发生一件太不愉快的事。形势忽然急转直下，另一位好似大会秘书长那样身分的人，很有礼貌的上来向我说：“我们能不能商量一下补救的办法呢？贵代表的条件是……？”“升起我们的国旗，与撤销事前未得我们同意的提案！”他说：“立刻要制一面旗，事实上已无法办到，把日本旗与满洲旗也卸下来，你以为怎样呢？”我的答复是：“我不作此要求，但也不反对你们自己的决定。”他又说：“对于感谢法案，改为日本代表单独提出，而由日本代表单独电日本政府表示，你以为怎样呢？”我说：“我不拟干涉别人的单独行动。”他说：“那你同意了，我们就这样做。”我点了一下头，问题才算获得解决，但超过开会时间已半小时。我们眼看着大会堂前两面日本与“满洲”旗在日落以前降落了，我们才列队进入会场。其他的议案，都是文化交流等一类的官样文章，三天中终于平静地结束了这一次会议，并没有再发生其他的波澜。

上面的这一段叙述，可能有人说我是在故意夸张，目的只是为自己炫耀。其实所有参加汪政权的人，不管怎样去为自己辩白，但也尽有人会臆造了一些故事，以求谅于国人，然而是非系于成败，在任何情况之下，没有人能再脱下单单重压在头上的这一顶“汉奸”帽子。我写本书的目的，只是凭了良知，提供过去的事实，以作世人的殷鉴。在伪满的这一段经过，与我同去的许多旧侣，现在活着住在香港、台湾、大陆的人还不少，但读者不妨以看“天方夜谭”一类文字的态度，就当我在说着梦呓吧！

本来会议完毕以后，还要分批出发参观佳木斯、抚顺、大连等许多地方。而当我闹事的当晚，有一位当地的同业，偷偷地来看了我，第一句话他就说：“虽然今天你做得太痛快，但是，你将连累太多的满洲同胞！”我不解他的真意所在，我说：“一身做事一身当，为什么会连累到别人？”他告诉我说：“从前也有过像你这样的人，在‘满洲国的首都’‘胡闹’，但翌日在路上就遭人暗杀。治安当局办理得异常认真，居然立刻逮捕了数十名嫌疑犯，而且迅速地一体执行枪决，这样就堵塞了别人怀疑的口实。但据我们知道，被枪决的都是反满反日的热血青年，而并不是真凶。当局派人实施暗杀了‘胡闹’的人，又假手诛戮了抗日青年，这是恶毒的一石二鸟手法。这几天，你行动要特别留心。”说着，他又悄悄地溜走了。

我受了他的警告，既不愿南返示弱，也已无心出发参观，索性与黄敬斋、敖占春三人，游了一次充满俄国情调的哈尔滨，静静地观察了一下民间的惨状，也疏散一下紧张的情绪。一直等我离开东北，总算并未遭遇到如朋友告诉我那样的厄运。

等我南返与佛海会面，才知道闹事的翌日，关东军司令部已致电“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指我是抗日份子，日本宪兵总部并且已一度在我的沪寓中搜查。本来等我回来，打算要加以逮捕，幸而主持其事的日本总司令部第二科科长今井武夫（即胜利后赴芷江代表冈村宁次投递降书者）与佛海有交谊，暗暗的通知了佛海。佛海又极力为我回护保证，那时日本不欲与佛海公开破裂，因投鼠忌器，才得无形消灭。然而从此我益加警惕，不但把所有比较机密的文件完全烧毁，在一九四五年的春季，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特派高级参谋章鸿春来沪，与佛海商量反攻时由佛海内应的军事政治布置，原定是派我代表长驻三战区的，也因日军对我的注意而作罢。

七二、日人卵翼下的两不倒翁

在汪政权的各级机构中，有两个比较重要的职位，一向为日人视作禁脔的，一个是“统税局局长”；另一个是“上海市市长”。

东南地区经抗战之后，虽战火已远，而地方糜烂、田亩荒芜，日人又实行以战养战政策，囤储军米，四出搜括，苏浙一带的业主，固已变成无租可收。同时乡间不靖，游击队出没无常，更使业主们望而却步。所以即使东南为中国的半个米仓，而富有的业主，既都避匿至上海租界，秋收以后，日军与游击队又直接向佃农征粮，各地田赋的收入大打折扣，汪政权的国库，也只能依恃关税盐税与统税三项。

在民国二十九年汪政权建立之前，周佛海预计全年收入，只有一千八百万元，其中关税为八百五十万元（华北事实上是各立门户，而名义上则仍隶属于汪政府，故协议每年解缴二百万元。广东则仅得五十万元。直属华中之江海关，约计可收六百万元）。而自太平洋战争发生以后，除日舰尚有军输物资运沪外，其他海运全停，黄浦江凄清一片，关税几乎涓滴全无。其次为盐税，我国产盐，以长芦为最著，而又在华北地区，不属汪政权直接管辖，“华北政务委员会”也只承认解缴每年五十万元。南方以海洲场产量为多，而又为日本的所谓“中支振兴会社”下的日本国策公司华中盐业公司直接经营其事。在汪政权建立以前，海洲等处盐产，更由华中盐业公司向盐民收购后，交给由特务机关支持筹取特务经费之通源盐公司，销售于江浙皖三省，并远至武汉。通源盐公司当时的主持人为丁剑桥、周吉甫两人（现均在港）。中国数千年的盐政，既为之破坏无余，汪政权对之亦且束手无策（通源盐公司停闭后，又有盛幼盦主持之裕华盐公司代之）。其他有大宗产盐之余姚场，抗战最初数年中，一度废置。所赖以征税的，只产量无多之泰州与松江两场而已。故佛海编列二十九年度之盐税收入，共只两百五十万元（华中二百万，华北五十万）。

惟有统税，应该在汪政权掌握之中，因关盐两项税收之收入戋戋，更关系到汪政权的财政命脉，而依二十九年的预算数字，亦只有五百五十万元。但是“统税局长”一职，在“维新政府”时期，就由日人委派邵式军担任。邵式军为浙江余姚人，为文艺界邵洵美之族弟，那时他的年龄还不到三十，已染有嗜好甚深，相貌还算清秀，可是满面烟容，全无一点血色，又加着一个歪斜的鼻梁，连他的笑也有些阴险而不大自然。

我与他虽也熟识，但不详细他以何渊源，竟得日人如此宠信。在“维新政府”一段时期内，统税本来黑幕重重，他因利乘便，大事中饱，积资已经不少。将东南财富之区最庞大的统税，半入私囊。南阳路家里的奢豪气派，社会上人士的趋附奔竞，这样一个乳臭方干的小伙子，俨然一下子就已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当汪氏等抵沪筹建政权之初，统税局即为周佛海所极端注意的一个部门，迨与日人一再交涉，而日本军部方面坚持由邵式军蝉联。迨汪政权成立，非但他的统税局长未能更调，反而又兼任了“财政部”的“税务署署长”（其他财部两署：一为关务署，署长张素民，现在港；一为盐务署，署长阮毓祺，胜利后避往江北，为中共所杀）。直至汪政权的覆灭，邵式军恃日人的卵翼，终始其职，屹然不动。迨至日本宣布投降，国军还未东运的一段时期中，他最感彷徨，他知道与日人合作最先，而又搜括的财富最多，“人怕出名猪怕壮”，接收人员决不会放过他的。每晚他到居尔典路佛海家里，呆呆的坐着，探听消息。

有时他问我怎么办，我哪知重庆当局预备怎样做，自然不会给他满意的答复。后来天上虽还没有飞下来，而地下钻出来的地下工作人员，已经在沪开始活动，他是一个目标，乃益有不可终日之势。有一晚，他告诉佛海他的处境已经危险，要求佛海给他保护。佛海想了一想说，我把你交给熊剑东，你到我的税警总团的团本部避一避吧。于是邵式军就躲到那里，他还带了厨子，财宝，以及囤积的钢条等物资，做他的避难寓公。可是时移势易，熊剑东也对他不客气了，警告他在军队里还要吃西菜，讲享受，如引起士兵的不满，他不能负责。邵式军察言观色，知道那里也不是什么安乐窝，东山老虎吃人，西山老虎也一样会吃人的。

中共于胜利之后，虽高叫“严办汉奸”，但实行的是人弃我取的政策，伪满军队的全部收编是一个最显著例子。邵式军有偌大家私，岂有对他不加觊觎之理，新四军派人偷偷地与他接洽，正在慌不择路之时，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处，邵式军乘机溜往了苏北新四军区域，上海人从此不再知他的消息。直至中共南下以后，他又一度出现于上海，据说他在中共杭州的一家银行中做一名中级职员。

汪政权中另一个重要的职位，是上海市市长。上海为全国工商业所聚之区，百年的租界，自洪杨以来，在不断的烽烟遍地中，独保安全，更成为全国财富的中心。虽然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在太平洋战争以前，尚未收回，华界的繁荣较逊，但仍不失其为富甲全国的都市。当国军淞沪抗战于二十六年冬西撤以后，日军即在浦东制造出一个变相的“地方维持会”，成立了名称就是非驴非马的叫做什么“大道市政府”，以台湾籍的苏锡文为第一任傀儡市长，以后又以傅筱庵继任，改称“上海特别市市政府”。

论傅的资历，自远胜于苏锡文。他是宁波人，曾任招商局总办、上海通商银行总经理等职，并创办宁绍轮船公司。在国民革命军北伐以前，他继聂云台而任上海总商会会长，依附当时的五省联军统帅孙传芳，反对国民党甚烈，迨国民革命军底定京沪，明令对之通缉，傅避匿大连多年，后经虞洽卿等为之缓颊，始于抗战前返沪。国军撤退，傅蛰居无聊，本有静极思动之意，日人亦正欲觅一稍有资望者以代苏锡文，傅在逋逃大连期间，与日人固有接触，而当时趋附傅之左右者，又有周文瑞等人（周为台湾银行买办，娶前清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之孙女，后又娶沪上花国大总统富春楼老六为妾。周现在日本经商，仍不时来往于港日间）。

周文瑞藉其先人之荫庇，子继父职，任台湾银行买办前后二十年，为日人道地之家奴。周一面怂恿傅筱庵活动，一面又向日人撮合，乃竟得继苏锡文而为“上海市长”。此事实现，傅并以“财政局长”一职酬周拥戴之功。其后汪政府在南京成立，而日人极力主张各省市地方首长暂不更动，以保持日人的颜面。虽“上海市长”一职，汪政权一再交涉易人，终未得日人之首肯，故傅能仍得安于其位，设非突然被人谋毙，恐也将如邵式军之成为亲日傀儡中之又一不倒翁了。

七三、六年中的上海三任市长

民国二十九年十月十日的晚上，我往沪西七十六号访李士群闲谈。那天士群也正感到无聊，于是约了另外两位朋友，就在他的办公室内，拉开桌子，打麻雀消遣，牌局一直打至将近黎明，忽然士群桌上的电话铃声大振。士群连说不好，这时有电话，一定是出了什么乱子。他拿起电话一听，打来的是“警察局长”卢英，电话中说得很简单，仅谓“傅市长”被人谋杀，请他去履勘。士群负责特务工作，职责所在，这自然是一件大事，不能不亲自前去，我们的牌局，也就此中断。

第二天我从士群方面得来的出事经过，原来傅筱庵的住宅，僻处虹口，已相近市中心区。那天晚上傅熄灯入睡以后，以室内外防范甚严，不虞有他，连寝室的门也未曾加链。不料一个跟随他十余年的心腹仆人，午夜携厨刀掩入，乘其熟睡，挥刀力斩，傅在睡梦中不及呼救，立时毙命。迨家人发觉，床上已成血泊，尸体模糊一片，仅余皮肉牵连，身首几至异处。凶手于得手之后，乘了预先在门外安放好的一辆脚踏车，于人不知鬼不觉中，溜之大吉，传说他搭乘火车，即转赴内地。这案也终究未曾破获，此中真相，虽疑莫能明，大抵为政治性的暗杀，则可以断言。但是傅筱庵的被人谋毙，汪政权对争执已久上海的“市长”问题，得以毫不费力，迎刃而解。

汪氏于接获傅筱庵被谋杀之报告后，即于翌日召开“中政会”，汪氏提出以褚民谊为继，而周佛海则认为上海地方重要。应以陈公博出任。汪氏初以公博已任立法院长，不宜再兼地方官吏，而佛海则以已有王揖唐之先例可援（汪政府成立时，最初发表王揖唐为考试院院长，江亢虎为副，旋王揖唐又继王克敏而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仍遥领考试院长职务，数年后始辞职，由江亢虎继任）。且京沪密迩，往返甚便，两处要公，不致耽误，经佛海一再陈辞，汪始首肯。而公博初尚谦逊，推梅思平出任，而李士群又力主佛海自兼，卒以佛海顾全大体，持之甚力，最后终得公博同意，上海市长问题，经一周之磋商，始告决定。

公博虽然以与汪氏私谊之笃，当高陶叛离以后，日本所称亲善之真面目亦已揭露，不忍弃汪氏于危难之际。但他对汪政权一切的不感热心，前文中我已一再言之，他的兼任“上海市长”，因之也并不亟亟于兴革，日常公事，一以委之于秘书长办理。查公博“沪市长”任内，前后出任秘书长者，计得四人，一为胡泽吾（系日本留学生，为罗君强之妹夫，但与公博渊源较深）；一为彭恂（曦民）曾任北京国会议员，战前并与章士钊合作，在上海执行律师职务；一为赵叔雍，任职较久，后以调任中政会副秘书长（秘书长为周佛海）而以吴颂皋继任。

在公博莅任之后，战火渐远，地方秩序亦渐复常轨。他自民国二十九年十月担任起，以迄三十三年汪氏在中央党部遇刺之旧创复发，受医生劝告，赴日疗养，他代理汪政府之主席为止，前后亘三年有余，其中历太平洋战争，收回法租界等大问题，公博均能应付裕如。民国三十二年的双十国庆，中国军队开入原公共租界跑马厅举行阅兵典礼，为上海百年以来的一大盛事。租界收回以后，法租界改为第八区，以区长一职，逐鹿者多，穷于应付，遂更由公博自兼区长，而以赵叔雍兼第八区之秘书长。当时上海人以公博由院长而竟兼至区长，曾撰一联以嘲之云：

陈公博兼选特简荐委，五官俱备；

汪精卫有苏浙皖鄂粤，一省不全。

联语虽属欠工，说的却很切事实。所谓选特简荐委，是国府所定的官阶，汪政权仍继续沿用。公博的“立法院长”是选任，“军委会政治部长”为特任，“上海市长”为简任，而区长则在荐委之间。当时日军虽占有上述各省，也成为汪氏所管辖的地区，而日军只能保持沦陷区的重要据点，部份地区，既仍在国军手中，而部份地区，又为游击队所盘踞，所谓“一省不全”亦确为纪实之言。而这一个联语，无疑多少含有若干讥讽的成份在内。

其后公博既以汪氏赴日，代理“主席”，自不能再兼“上海市长”。在汪政权中，才力可以胜任的，当然只有周佛海了，所以一开始公博就推佛海继任，而佛海则踌躇考虑，谦让再三，佛海的所以如此，当时正有其不得已的隐衷，而非出之于假惺惺的作态。

在汪政权中，佛海是握有最大实际权力的唯一人物，财政经济固无论矣，比较重大的对日交涉任务，也总落在佛海身上。而军人方面，复多以佛海之马首是瞻，如孙良诚、李长江、吴化文、孙岚峰等都是。他如握有兵柄的任援道、项致庄（有浙江保安司令部一部份兵力）等，都与佛海相处甚好，而佛海自己复有器械最犀利，训练比较严格的税警团，他更与公博分任“军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汪政权的一切政务，即汪氏在世之日，对佛海也必咨而后行。特务工作，自丁默邨脱离，李士群毒死以后，也由他直接指挥。而汪政权中，所谓公馆派与CC，一直时有暗潮，佛海的权力已高，如再兼任人人注目的“上海市长”，在他，更恐加深磨擦。那时，日军在太平洋又节节战败，覆亡之祸，已迫眉睫，也不想再加重他的责任。佛海的不愿就此，这是原因之一。

另一主要原因，则是佛海参加汪政权以后，早向重庆输诚，一切行止，亦唯重庆之命是听。当汪氏逝世以后，佛海即以汪政权今后的进止，通过密设的电台，不断电向中枢，故当公博力推佛海继任后，佛海即电渝请求指示，在重庆未有覆电之前，自不欲擅作主张，故除了先作谦让外，也实无他途可循。

七四、周佛海何为若是其彷徨

周佛海于汪氏病逝日本之后，责任愈感重大，心境也愈见沉重。他与重庆联系的两个秘密电台，一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与戴笠直接通报。佛海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毕业回国后，即赴粤参加革命，曾一度担任黄埔军官学校政治教官，与戴笠本有师生之谊，而且佛海以过去曾任教官之关系，又为世所熟知黄埔系之“蓝衣社”十个最高负责人之一，基此渊源，在胜利以前，双方每日通报不绝。另一秘密电台，则通向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俾对军事上之部署，与顾祝同就近联系。

当顾氏任江苏省政府主席期内，佛海为教育厅长，两人间相处极好。故当年如美国无原子弹投向长崎广岛，迫令日本投降，负隅之局，最后将不得不于中国战区，由中美陆空联合反攻，以与麦克阿瑟元帅在太平洋之跳岛作战相配合，而第三战区则被指定负规复东南之责。其时顾祝同之岳家许氏，全家寄居上海，一切均由佛海就近照拂，无微不至，公谊私交，两均契洽。佛海身负汪政权举足轻重之责，亦分担重庆反攻时敌后策应之大任，如此微妙复杂之处境，实为历史上所罕见。

时日本军之败兆日露，太平洋作战已节节溃退，而外间传言，日军如以一旦大势全去，必需撤出中国，将不惜毁灭大上海以为泄愤之举。而佛海与重庆之暗通款曲，日人中如上海“登部队”陆军部长川本，如佛海之密友冈田酉次及伊藤等均深知其事。所以当上海市长问题落到佛海的肩上时，深恐引起日本更严的防范，反而妨碍其地下工作之进行，以此之故，遂使佛海踌躇彷徨而不知何以自处。

再次，虽然佛海与重庆的通报中，覆电常慰勉备至，且电文都以委员长之名义行之，究竟是否出于蒋先生之直接指示，或仅系戴雨农特务工作技术上之运用，佛海也颇难得到证明。所以有时奉到军委会密令，而觉得有值得怀疑之处时，又往往另电顾祝同，托其转电中枢探问，以窥最高当局的真正意向所在。

欲明了那时佛海的心境，可与我两次的密室谈话中以窥一斑：大约在民国三十二年间，佛海还住在上海愚园路一一三六弄五十九号。一天我到他的家里午饭，刚巧周太太等都已外出，室内除我与他外，并无别人。闲谈时他颇多感喟，我忽然问他：“蒋先生对你究竟如何？”他耸一耸肩说：“现在不是很好吗？”但说话时面上却毫无欣喜之色。我又说：“我问的是将来？”他摇了一下头，声音很低沉：“你看张汉卿现在如何？”我猜度他的意思，大约他认为凡是公开反过蒋先生的，最后将不会获得宽恕，张学良就是他最好的榜样。我看到他的表情很凄惋，不便再说什么，谈话也至此而止，我明白他对于自己前途的瞻望太黯淡了，以他的对我推心置腹，使我对他也发生了无限同情。我一直记着他这几句话，所以当汪氏病逝以后，使我更能体味出他的处境之苦。

又一天，我忍不住向他提出了一个建议，我说：我看到你最近一篇在“古今”杂志上发表的“大病以后”的近作，最后几句你否定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旧说；你甚至哀伤地说出来不知死所的话，可以显出你内心的阴影。我还记得上次你与我谈到过关于张汉卿的话，我愿意贡献你一个自己掌握命运的办法：我以为日本既无悔祸之心，而且也无为友的诚意，如日本战而胜，目的是要灭亡中国，那时你无回天之力，徒成民族罪人；如抗战而获得最后胜利，依你上次的看法，也不免为张汉卿之续，那末与其偷偷摸摸的做妾身未分明的地下工作，将来的祸福难知，不如现在明目张胆的公开反日，大干一下。把这几年你与日人交涉的经过，以及日本压迫的事实，原原本本昭告世人。同时你宣告辞职，表示抗议，由你来这样做，将给予日本以最沉重的打击，虽然目前祸在不测，但不特洗刷了你自己“汉奸”的恶名，也让追随你的许多人保全了清白。人生自古谁无死？在我想：这是你应选择的一个最好死所。如其你有此决心，我愿意将这文告在我主持下的“平报”发表，你死，我也陪同你死。

这一番话，太出于他意料之外，他沉吟有顷，才说道：“事情哪会有这样简单，你不免失之于书生之见，我尽我心，且尽人事以待天命吧！”我看他已黯然欲泪，从此也没有再提到这一个问题。但是佛海做事，却愈来愈小心翼翼，一切总先向重庆请命而后行。上海的市长问题，尤其如此，除他直电请示外，又要我去与蒋伯诚商量，并请他转电中央取决。蒋伯诚倒很爽快，他就表示上海的地位那样重要，佛海当仁不让，而且他手下有直接指挥的税警团数万人，更加上市府的警察与保安部队由他来坐镇，远较别人为宜。他答应通过他设在浦东的秘密电台，报告重庆，俟有覆电，再作决定。但他要我坚嘱佛海在目前，千万不要先行坚决谢绝，以免弄得无可挽回。

七五、罗君强自称噬人的恶狗

一周以后，蒋伯诚收到了重庆的覆电，内容自然是希望佛海兼任上海市长。那时佛海已由沪去宁，当伯诚把电文交给我以后，我也夤夜赶去。不料他正在发着高热，呻吟床褥。当我进入他卧室之际，看到他面部烧得通红，精神也极为疲惫，我说明了去意，并交给了他转来的电报。我说：“重庆也认识到上海的重要性，国军反攻在即，敌后工作将更形繁重，既非你担当不可，那你也只有勉为其难了。”他想了一想说：“要做，就非把上海大大的整顿一下不可，心余力绌，我想不到好的帮手也是徒然。”我说：“现在市府的一批旧人，不是都很好吗？”他只是哼了一声，又陷入于沉思之中。以后又一个人喃喃地说：“秘书长、警察、经济……都非更换不可。”

我在旁听得有些奇怪，插口说：“现在上海市政府的秘书长吴颂皋，不是你的儿女亲家吗？正好驾轻就熟，何必再多纷更？”佛海好似又有些难言之隐，他说：“吴颂皋吗？只是你知道得不多罢了。”讲到这里，他又忽然说：“我想不到别人，上海情形你比较熟悉，还是由你来继颂皋之缺吧。”我觉得太突兀，不加思索地说：“我是决不能担任这样一个重要职位的。”不料佛海竟然有些生气了，他有些冲动地：“你们都希望我做、劝我做，而你们又不肯来帮我做。”我说：“这不是肯不肯帮忙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帮忙的问题。我自问才具短浅，性情又易于冲动。第一，我一向从事于自由职业，公事不熟，做幕僚长已不相宜，其次，你要把上海好好的整顿一下，而上海却遍地是我的亲故，凡有请托，接受则对不起你，拒绝则对不起亲友，公私之间，殊难为处。再次，日本人骄横如此，我没有委曲求全的耐性，你又不常在上海，我担当不了这样的大任。”

说到这里，“南京市长”周学昌也来了，佛海简单地告诉他此事的经过，学昌说：“我愿意辞去‘南京市长’，到上海去担任‘秘书长’。”佛海摇摇头说：“南京地位也一样重要，放弃可惜。”我说：“君强与你相处久，人也能干，不如让他辞了‘安徽省长’来帮你吧！”而佛海仍然表示希望我再加考虑。但“上海市长”一席的由佛海继任，终于因重庆的一纸来电而完全确定了。

上海好似是一个太重要太使人向往的地方，从孙传芳时代的松沪商埠督办丁文江起，北伐以后的市长黄郛、张群，都是有分量而且与中枢有密切关系的人物，唯一的例外是张廷璠，却属于桂系，例外的原因，则为了那时白崇禧方以北伐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平定淞沪，兼任警备司令，而张廷璠又以白之参谋长而兼任市长，这是异数。再以后的吴铁城，以劝说张学良东北易帜有功，当论功行赏之际，吴曾薄中央的警察总监而不为，独以一任地方性的上海市长为快。在汪政权时期，陈公博既因代理“主席”，势难再兼，中间也曾引起不自量力者的觊觎。例如原任公博的秘书长吴颂皋，就曾经托日本驻宁大使谷正之，向公博进言，而公博则以其位望未孚而加以拒绝。最后，还是发表了由周佛海继任的任命。

佛海于莅任以前，对上海颇想力事整顿，以为策反的基地。所以对人事上的更迭，确是踌躇再四，他希望能以廉洁而有能者来分任各局局长，但在乱糟糟的时代，万事岂能尽如人意？结果除了他自兼“警察局长”，罗君强任“秘书长”以外，其他人选，以最初悬格太高，终只也不过杂凑成局。

在佛海到任以前，上海一般的现状，并不能使人满意。尤其警察的贪污，竟至不避耳目。那时没有固定职业的老百姓，纷纷走单帮以逐什一之利，舟车拥塞，莫非此辈。就是上海四郊，也以脚踏车为交通工具。米粮、洋货等大包小裹，此往彼来，络绎于道。警察即以单帮为索贿的对象，沿途拦截，公然勒索。佛海的兼任“警察局长”，希望把沪市警察力量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以外，兼有整饬警察贪污颓风之意。

记得当佛海兼任上海市长之日，曾假第八区（按即旧法租界）迈尔西爱路之十三层楼，招待各界茶会，佛海的演辞，倒还和易亲切，仅表示他对于沪市的关切与整顿的决心。接着罗君强以“秘书长”资格起立致词。他一开口就说：我辞掉“安徽省长”不干，而来担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目的是为了来做一条恶狗。以后只要得到周市长之指示，我将如恶狗一样地随时猛噬恶人。君强真会做官，这几句话不惜以恶狗自比，固然使佛海受听，而先声夺人，也使社会上有所戒惧。但在座者皱眉摇头，颇觉有出言失态之感。

以后君强真的把两名贪污的警察枪决，许多人曾认为情罪不当，做得未免太过分了一些，但从此警察再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欺压良民，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佛海忙于其原有的许多职务，“沪市府”的一切，均交给君强办理，佛海仅居其名，而事实上之“市长”，则为君强。以后又成立了特种刑庭，专惩贪污，虽去弊绝风清之境尚远，但情形确已有了若干改善。君强不能不说他有一些才干，但民间竟有人呼之为“罗青天”，则未免失之于溢美了。

佛海的求治心切，确为事实，他以上海情形复杂，耳目难周，特别设立了一个有类于市参议会的机构，名为“市政咨询委员会”，委员名额只有十九人，除了少数几人因与佛海私谊外，其他都为地方上卓著声望的人士，所有比较重要的行政事务，于决策之前，必先付“咨询委员会”听取意见，以为兴革之张本。就我记忆所及，委员的名单如下：

李思浩、颜惠庆、冯炳南、闻兰亭、林康侯、袁履登、周作民、唐寿民、吴蕴斋、沈嗣良、项康原、陈彬龢、许建屏、姚庆三、金雄白、赵晋卿、郭顺、颜福庆、裴复恒。

七六、佛海手下的三名小人物

读者中或有人认为我对周佛海作了过多的讳饰。在本文开始的第一节中，我并不曾否认人总该有感情的，因此下笔之时，即不能不杂有恩怨。我个人对于佛海，论公：我认定他始终并不曾背弃国家民族，而他的才华能力，许多地方也值得我钦佩；论私：他交给我的若干任务，能够深信不疑，使我有知遇之感；而且他饫闻于他左右的浸润之谮，没有动摇他对我的信心，更不能无知己之感。我所写有关于他的一切，都得之于身亲目击，没有一件是出之于凭空捏造。佛海如无国家民族思想，何以在日人严密监视之下，冒险与重庆暗通声气？佛海之与重庆有默契、有来往，不但为通国皆知之事实，而且胜利以后，即民国卅四年八月十四日，重庆对沦陷区的第一道命令，就以军事委员会名义，委任周佛海为“京沪行动总指挥”，着其于国军抵达接收以前，负责地方治安。民国卅六年，当佛海在南京高等法院被判死刑以后，国民政府又明令特赦，减处无期徒刑，命令中明白宣布佛海输诚效命的经过，所有南北参加伪政权而邀此殊恩的，陈公博、王揖唐、梁鸿志等都不曾得，有之，也惟佛海一人而已。由此可以证明我在本书中的叙述，决非因私谊而出于回护。

佛海与重庆之间，建立起秘密电台，以发生更密切的联系，其时间大约是在民国三十年，管理电台的，在当时是两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彭寿与程克祥——但胜利以后，曾经在沪气焰薰天，反而成为“劫收”人员中最狠恶的份子；与另一名吴四宝的干儿子余祥琴（改名林基），鼎足而三，所以在写到胜利以后的情形以前，有把彭寿与程克祥等的来历，先在这里一叙的必要。

当佛海于民国二十八年秋来沪之后，至十月，住所既由虹口迁到沪西愚园路，一切的活动，也趋于积极。汪政权之建立，虽还在与日本积极交涉之中，但事实上已如箭在弦，除非重庆愿意实行全面和平，否则其实现已只是时间问题。佛海为了预先为汪政权找定班底，一面组织了一个学艺研究社，为招兵买马的机构，地点设在公共租界威海卫路“中社”对面的太阳公寓，由罗君强与我分负其责。有人愿参加汪政权的，经过熟人的介绍，填写一纸表格，视其资历，在汪政权建立以前，不需要做一件事，就可以坐领干薪。而佛海一面又对过去在上海任何有声望、有势力的人物，也一律加以敷衍。

在学艺研究社成立后不久，佛海就要我与君强特别去看红帮领袖徐朗西，月馈五百元，以示羁縻。帮会中人最爱面子，徐朗西对佛海的甘辞厚币，自然有些受宠若惊。所以数天之后，他给了一封信给佛海，道谢而外，更矢言对未来政权的拥护，同时介绍了三个人，希望能加以安插。我们覆信要这三个人办理加入学艺研究社的一般手续。最后持着徐朗西的介绍函而来的是彭盛木、彭寿与程克祥三人。一看他们所填表格上的履历，彭盛木原籍台湾，又是上海同文书院的教授（同文书院设于上海徐家汇，为日人训练学习中国语文的学校，过去日本驻华使领馆的人员以及特务工作人员，大半出身于该校）。彭寿是什么江西“皇协军”的“嘱托”，而程克祥仅是“维新政府宣传局”的一名科员，兼维新机关报“南京新报”的记者，又都说曾经在伪满任职。看到他们的履历，当时使我与君强不住皱眉，而且立刻起了疑心，认为这三个人情形复杂。但我们怀疑的则认为可能是日本派来潜伏在未来政权中从事侦察的份子，而我们却糊涂得绝不曾想到是军统的工作人员。

我曾经向佛海说明过我们的怀疑之点，佛海则以不欲开罪徐朗西而结果仍然许其加入，但核定所应发给的津薪，是列入于中下的一级，将来的位置，也预定予以投闲置散。但我们仍然对他们怀有绝大戒心，也并不曾交给他们做什么事。而他们却时常借机会来谈谈，彭盛木娶有一个日本老婆，虽然他态度比较沉默，而他的日本话，不意竟为佛海所赏识。彭寿自称为彭玉麟的后裔，而程克祥则说郑孝胥是他的外祖父，平时喜欢自己吹几句，同时又向君强献一些小殷勤，因此，渐渐地相处得比较熟稔了一些。到汪政权成立，彭寿发表为侨务委员会委员，程克祥仅是边疆委员会的一名藏事处处长。而彭盛木竟得任为财政部参事，实际上做了佛海的日文翻译。所有佛海赴日时或在京沪就地与日人交涉，统由彭盛木担任翻译，就这一点而言，可见佛海的坦率而太少城府。

在民国三十年的冬季，彭寿、程克祥两人忽然给日本宪兵队发觉为军统局的潜伏份子而加以逮捕，寄押在“七十六号”。那时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向七十六号投诚，献出了军统的秘密，所有上海的军统份子，几乎给汪日的特务机构一网打尽。彭寿与程克祥本为任职于公共租界捕房一名包探浑号钱麻皮部下的爪牙，钱麻皮原来也是军统的人物，而与七十六号又暗通声气，乃为军统潜伏在上海的行动人员击毙于静安寺路仙乐斯舞厅门口。在这一起案子中，就查出了彭盛木、彭寿、程克祥与军统的关系。

程克祥的妻子原是东北的一名舞女，她的父亲是上海浦东的一个木匠，生得并不漂亮，但颇有妖媚之气，程克祥在参加伪满时欢场遇见，竟订终身。彭寿在名义上是独身，而与程克祥夫妇同居在霞飞路，两人倒真有通家之好，霞飞路小小的房子，虽是租来的，对外却合两人的名字，而称为什么“寿祥庐”，连程妻有时向人自称为程太太，有时忽改称为彭太太，其中是否出于工作关系，或者另有别情，自非局外人所能知悉了。而结果三人被捕后，她向佛海的内弟杨惺华一再哀求，终由惺华向七十六号担保释出了。但彭盛木不久即暴毙，有人以为是被日人暗中毒死的。

七七、秘密电台怎样建起来的

彭寿、程克祥保出以后不久，程即秘密潜赴重庆，论他在军统当时的地位，他没有资格去直接谒见军统局长戴笠的，而戴氏方以军统在沪基础，因陈恭澍的投诚七十六号而破坏无余，正在极端苦闷之际，忽然见到有一名基层份子间关万里而来，为了要明白上海的现状，竟破例予以接见，程克祥借此机会，自称如何混入了汪政权，而且又如何已获得了周佛海的信任，其实，那时他对佛海，连见面的机会也还不曾有过。而他的舌灿莲花，也居然使戴氏深信不疑。

程克祥此行的结果，在军统获得了不次的升擢以外，同时戴氏又交给了他一本密电码，俾与佛海经常秘密通报。程克祥返沪以后，用尽了种种手段，自最初跟随罗君强起，又投入了杨惺华之门，惺华少不更事，稍一得志，即纵情声色，程克祥与彭寿二人，几无时不随侍于惺华的左右，献尽殷勤，迨博得欢心，乃又出示密电码作为证据，说是戴氏委他负通报的全责，更由惺华介谒佛海。从那时起，佛海与军事委员会间的秘密电台，就在莫名其妙中建立了起来。

以日本人在沦陷区侦察电波的严密，虽以佛海当时的声势，要建立一个秘密电台，并无绝对的安全方法，可以确保永远不会泄露。佛海就利用日本人之间的矛盾，以及日本海陆军间的不协调，更运用其与日人间的私人交谊，借了谋取全面和平的大题目，说不能不有一个可以与重庆直接商洽的电台，以避免如香港假冒宋子良谈和那样事件的重演。日人中间，也不乏忧虑在华作战的泥足，确也有人希望实现全面和平，佛海就针对日人这一项弱点，提出了建立电台的建议，据我所知道的，日本人中知道这一个秘密的，就有上海驻军陆军部长川本，上海市政府顾问冈田，以及“满洲驻华大使馆”参事伊藤等人。前一人在日本军人中是比较开明的，而后两人则与佛海为西京帝大时的同学，且具有较深的友谊。但是日本在沪的机构既那样复杂，陆军、海军、大使馆，以及其属下的特务机关、宪兵队等，也决非三数人所能一手掩尽天下耳目。因此，电台虽然建立了，还是常常有一夕数惊，一月数迁的情形。佛海委任了彭寿、程克祥两人管理其事，电台的地址，有时浦东，有时上海，除了佛海自己家里而外，君强、惺华、税警团，以及近郊的民房中都曾设立过。每天不断有军事委员会的来电，佛海也几于事无大小，均于事先请示，而来电中除了若干指示事件而外，对佛海等也不断加以鼓励嘉奖。宁渝之间，乃成为有敌对的形式，而作密切的联系。在重庆方面说，这应该是特务工作上一次最大的成功，是军统的一次最出色的表现，也注定了汪政权与佛海的最后命运。

当然，在那时，很少人知道有这个秘密电台的存在，但在民国三十四年的初夏，佛海就曾经做过一件无异自己揭露秘密的妙事。原来佛海离渝参加汪政权以后，他留渝的老太太就被软禁起来了，他的岳父杨卓茂，也被关闭在贵州息烽的集中营中（就是战时一度囚禁张学良的所在），他老太太是由军统方面负责照料，佛海早孤，对太夫人自不免有无限孺慕。军统为了安佛海之心，还不时有她老人家于软禁中的近照辗转寄来。

到三十四年的初夏，周老太太忽以病逝，秘密电台上即传来了这个消息。当晚，佛海拟好了报丧广告，打电话给我去要把讣告翌日遍登各报，我当时一愕，对他说：“沪渝之间，除了秘密电台以外，早已不能通报，太夫人昨方仙逝，今发讣告，这消息何自而来？不将启别人的疑窦？”那时佛海方在情感极度冲动的时候，他高声说：“我管不了那么许多，难道为了自己，母死就秘不发丧？”终于这广告于第二日在各报刊出了，但是连日本人在内，也并不曾听到有人怀疑或追查这噩耗的来源。

我前面所说胜利后的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重庆对沦陷区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委任佛海为“京沪行动总指挥”，当然这命令的传达，也同样是通过这一个秘密电台。记得佛海于八月十日听到日本广播的投降消息以后，第二天即匆匆赶往南京，出席汪政权的结束会议，至十四日下午赶回上海，适电台上穿来了这一道新命，使佛海一时陷于极度兴奋。以后佛海的束身待罪，飞渝受鞫，卒至庾死狱中，虽然原因很多，而当局的手段高明，竟使佛海束手待毙而不悟。

上节中的三个小人物，在汪政权当时虽微不足道，而最后对佛海却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彭盛木早死了。胜利以后，程克祥、彭寿即曾分任周佛海的京沪行动总指挥部正副秘书长，后来又做了军统局调查参加汪政权人员财产的调查员，主持“劫收”盛典，气焰之高，连对佛海的家人，也居然颐指气使。程克祥现犹寄居台湾，任职省府，彭寿则于前数年中传因涉嫌通共，已被当局于逮捕后秘密执行枪决。

七八、蒋伯诚所加给我的负担

重庆派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两个比较重要的人物————吴开先与蒋伯诚，先后被日人拘捕以及营救释放的经过，已如前述。吴开先则获得例外的幸运，因周佛海为之全力奔走，竟公然由日人以飞机遣送返渝，帮助了他于胜利后能光荣地重回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宝座的机运。蒋伯诚虽然最后得以恢复自由，但是高血压症已使他半身瘫痪，终年偃卧床褥；同时日本宪兵队依然对他在密切监视之中。他的名义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驻沪代表，而实际的工作，则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兼上海市三民主义青年团主委吴绍澍的远留皖境屯溪，鞭长莫及，所有潜伏在上海的上述两机构的工作人员，事事均向蒋氏就近请示。而蒋氏以病废之躯，兼以形格势禁，任何工作都无法进行。他于胜利后终能得到政府认为上海区地下工作人员第一名有功人员的殊荣，无疑完全倚仗了周佛海的力量。

他被日宪逮捕之时，是住在上海法租界西蒲石路万墨林的寓所，以后蒋万之间，相处得并不融洽。蒋与他的妻子前名女伶杜丽云，以及其前妻所生的儿子宇钧，又举家迁移到愚园路口与百乐门舞厅毗连的百乐门公寓居住。他因一度被捕，居处公开，不必再如前之躲匿，反而获得了工作上更多的方便。由我出面担保释放的时候，日本宪兵队虽然限制不许离沪与不许再作政治活动，而蒋氏以有周佛海的回护，有恃无恐。而我则成为蒋伯诚与周佛海之间的桥梁，负起奔走接洽等一切的责任。因此，百乐门公寓不时有我的踪迹，当他发生一件任何棘手的问题时，不是给我以一个电话，就是差他的儿子宇钧来找我，我就去到他那里，再转告佛海，尽心竭力，使事事得满意的解决。

要干这类秘密任务，沦陷区里日人耳目四布，随时随地都是危机，蒋氏既然照旧工作，于是一直至胜利为止，他就曾屡屡添给我超过我能力的麻烦。举几件例来说：譬如民国三十三年的夏季，上海市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奚培文，携同全体名册，向七十六号李士群投诚，于是按图索骥，一夜之间，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在沪重要份子被捕者达二十余人，其家属纷纷向蒋伯诚投诉。老实说：他又何能为力？唯一的办法只有找我请佛海帮忙。

等我去时，他已焦急地等待着，他向我提出了许多要求，设法保释所有的被捕人员，每一家先送二十万元，作为安家费，以后每月还要经常支付家属的生活费。我表示了两点，钱不生问题，但是营救被捕人员，非立时可以实现，只有慢慢的尽力想法。虽然说我那时的经济能力，对二十几家的安家费还无所谓，不过因为时机急迫，必须于傍晚前将全部款项送去，以便其家属作紧急迁移之需，而他通知我时已在午饭之后，那时“中央储备券”因通货膨胀，在日本定印的流通券，又以战事迟延印运，形成了市面上现钞奇缺的现象。我回去向我所创立的南京兴业银行一查，除去必须留作应付客户的需要以外，当天已无法张罗如此巨款现钞（当现钞奇缺时，中央储备银行规定全沪各行庄，视其上日存交于银行联合准备库之总数，准予以本票换领存款十分之一的现钞，如向市面购买，票据与现钞，约以九折计算），我因事机急迫，横了一条心，索性命银行中开具了本票二十余纸，交给伯诚分头送去，才算应付了这一个难关。

当时我因事已办妥，也就忘了告诉佛海。不料数天之后，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家属，又有被日宪拘捕的，也发觉了我所出立给予每家二十万元的本票，日宪乃持以向佛海交涉，指我有通渝抗日嫌疑。佛海要我去面询究竟，我当然也据实相告，佛海当时态度很严重，责备我说：“你为什么做得那样鲁莽，伯诚要你作经济上的帮助，我并不反对，但为自身的安全计，如现钞不够，你可以与我商量；否则你也应当给他们以别家行庄的本票，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得授人以柄？”

我当时还误以为佛海胆怯，怕麻烦牵惹到他的身上，因此会有我从未听到过的对我谴责之辞，我也就不客气地说：“凡我可以解决的小事情，我就不想惊动你。给别人家行庄的本票，若要追根究底，我还是逃不了责任，大丈夫一身做事一身当，又何苦牵累别人？如必须要我负责时，我一定挺身而出。假如我熬不了毒刑，我泄露了任何我与你之间的关系，我就不是黄帝的子孙！这样，你应该可以放心了吧！”

我的答话，也未免说得使佛海过于难堪，而他又也是与我一样感情极端容易冲动的人，我看到他眼眶里已蕴着两包热泪，他说：“今天，日本人还不敢对我怎样，但是我与重庆之间的事，他们不会全不知道的，我一直在耽心着他们会对我比较接近的朋友采取行动，给我以打击，而我最关心的就是你，你太误解我的意思了！”

而事情毕竟已竟做了，但终于因为佛海的负起全责，向日本方面否认了我资助三民主义青年团家属的事实，推说仅是银行业务上的普通往来，而受款人的对象为谁，我是不知道的。日人当然也明知是托辞，但那时还不愿与佛海翻脸，结果幸而又能不了了之。惟日本宪兵队中，在他们的黑名单上，无疑又再度留下了我的姓名。

沦陷数年之中，为重庆从事地下工作而为日宪所陆续拘捕，寄押在镇江监狱里的，这时前后也已达五百余人之谱，其中有较为重要的，有王维君等人在内（王现在台湾）。蒋伯诚每次与我相见，总以营救他们出狱相托，但人数既然那样多，而又是日军以军法直接判决的，实际上汪政府且无权顾问，又何况于我。而我仍不时转请于佛海，他也觉得对此感到棘手，迟之又迟，终于借了“大赦”为名，卒将这一般人释出了牢狱。现在看来似乎事情很简单，但当时的踌躇焦虑，以及与日人的饰辞交涉，其间艰苦的经过，自更非局外人事后所能了解。

七九、又一次意外获得了幸免

麻烦的问题还多着呢！而大半都为了“三青团”。我与“三青团”又无丝毫渊源，其所以奔走营救，完全基于蒋伯诚的请托。在我出面保释蒋伯诚的那一次中，一起羁禁的还有毛子佩与万墨林等人。毛子佩是吴绍澍的亲信，他以一个上海小报的广告员而竟然做到了上海市党部委员，是则派系之功也。万墨林是杜月笙的心腹，出身卑微，而杜崛身于草莽之间以后，万也鸡犬同升。战前活跃于上海，经营米业，而又搞什么农会之类的团体。战时他们仍然留在上海，仍然分秉着吴绍澍与杜月笙的命令，从事地下活动。

毛子佩经我保释以后，还不时来看我，也不讳言其在照常活动，且不时向我作经济上的商请。记得有一天是星期日，他仓皇地又到我的寓所来。他说日本宪兵队发觉了他的行动，本来伺隙要把他重行逮捕，不幸上海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庄鹤礽又被贝当路日本宪兵队所拘获，他对外界本来用的是化名，被捕后，他又坚不承认就是庄鹤礽，因此，日宪于上一晚责成子佩于二日内把庄交出来，否则就要对他不客气了。

子佩又说，假如这次他再到宪兵队，既不能指认庄鹤礽就是他本人，而又无法再交出第二个庄鹤礽。结果，此次将一定送命。上海既已无法立足，他要求我设法为他向汪政府机构中弄一张职官证（在汪政府中服务的，视其官阶的大小，各发给职官证一份，以为身份之证明，以及沿途免于检查盘诘的麻烦），搭车赴杭，转返内地。

但我并不曾主持什么汪政府的任何机构，除了我自己的以外，我手里又拿不出别的空白职官证。我考虑之后，要子佩等我一下，反正佛海的家离我仅十步之遥，我去与佛海商量，我向他说明了此事的经过，佛海皱着眉说：“今天是星期天，停止办公，我不能做得太表面化，假日召一个职员来专办一张假职官证，要有，除非能等到明天。”我回去告诉了子佩，他焦急得本已坐立不宁，他说：“这是我的生死关头，一过今晚，可能明天清晨日本宪兵就会动手，不如请你所主持的‘平报’，发给我一张化名的记者职员证。”当时我不能不有所顾虑，因为我是他在宪兵队时保他出外的保人，我决不能否认不知道他的真姓名。假如这一张化名的职员证又出了毛病，职员证上又必须有我的签名，我将百喙难辞其责。

他看出了我的态度，而表示出一脸哀求的神情，我为同情心所驱迫，终于答应了他，而且立刻去报社把他交给我的照片黏在职员证上，加上了报社的硬印，签上了我的名字，留出了他的姓名、年岁与籍贯的空白，让他自己去填上，他表示千恩万谢，才欣然而去。

当天午夜，我早已睡熟了，忽然为床畔的电话铃声所惊醒，朦胧中一听是唐大郎的声音（唐大郎专为上海小型报写稿，与毛子佩为知交，而同时又为我创办的“海报”写稿），他的语音已有些震颤，他告诉我子佩与他的三个同伴上车以后，果然日本宪兵队有了防备，上车搜索，他的同伴因为拿的是真的市民证，所以结果又被拘捕了。毛子佩靠了“平报”的记者证，一时给蒙混了过去，计算时间，此时应已由杭州小径进入内地，可以安然脱险了。但是送他上车的人，于下车时又被日宪逮捕了，据他知道，在这个人身上搜出了子佩给他妻子的字条，字条上除了家务以外，有一点是说今后不论遇到任何困难，都可找你帮忙。有此证据，可能日本宪兵随时会来对你不利，希望你事先有个准备。

我不料事情居然会生出那么多的枝节，但事已如此，要逃也无从逃起，我索性起床，向妻子嘱咐了一些如我出事后必要的事情，枯坐待旦，以等候日本宪兵的随时光临。我以为这一次或许将不能幸免，而直至天曙，竟毫无动静。

第二天的清晨，我急急去看佛海，希望他能为我能于事前把此事消弭，而佛海果然也为我惶虑，但为了免露痕迹，他的意思，只有等待事情的发展，再定应付的方法。但两天过去了，依旧安然无事，而我则一直在提心吊胆中等候恶运的随时降临。

三天之后，蒋伯诚约我去一谈，他看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恭喜！他说：“为了子佩的事，这两天我也一直在为你耽心，现在事情竟意外地已获得了解决，你幸而已可确定不曾被牵连在内。”他又说：“送子佩上车的人于车行后在月台上为日本宪兵所拘捕，在他身上搜出了子佩的字条，第一点是他妻子交给子佩作为旅费的一枚金镯，他又交给了送他的人要他带回给他的妻子，留作家用，以后如遇经济上的匮乏，或发生别的意外事故，都要她与你商量。字条上清楚地写着你的名字，照例你将无法避免你的责任，哪里知道这个日本宪兵为了吞没这一枚金镯，竟然将这一纸条也连带烧毁了。被捕的人既因没有证据而释放，你也恭喜获得了这一次意外的幸免。”这时，我才真正放下了一颗沉重的心。

然而庄鹤礽仍终于被证实而判了刑，送往提篮桥监狱执行，蒋伯诚又要我设法予以优待，当时的“司法行政部次长”是吴颂皋（不久前已病死上海提篮桥狱），与佛海为儿女亲家，由于我的疏通，由佛海颂皋的太太与我同召提篮桥狱的典狱长沈关泉当面嘱咐，要对庄鹤礽等以次的重庆地下工作人员予以充分优待。沈关泉当然唯唯听命，庄鹤礽的狱中生活，从此自由得令人难以置信。他以狱囚的身分，可以在典狱长办公室进食西餐，隔几天可以在沈关泉的陪同下坐汽车出狱游览，但是这一切，身受者几视为当然。

以汪政权的人而肯全力掩护表面上敌对的重庆地下工作人员，自然也不仅佛海与我。这心理的造成，不能不说有一些微妙，因为汪政权中人肯这样做，本身又处于日本的占领区中，不能不说必需冒着相当的危险，但我仍然可以肯定地这样说：那时既不是为了邀功，以便胜利后或可将功折罪。因为说句老实话，谁也不敢在国际形势未定战争的胜负未分之前，武断抗战的最后结果，到底会是怎样。同时，也决不是如真正特工人员的所谓“工作表现”，除了佛海本身在军委会备案以外，其他的人，都是或以友谊，或则激于义愤而自然出此。沦陷地区的人，无人否认抗战为不得已的救国措施，也无人否认日军的暴戾恣睢，为人神共愤。这样做去，仅是受良心上的驱策而已。

八〇、性命岂是金钱买得来的

毛子佩侥幸借一纸记者证平安到达了内地，而万墨林却因保释后继续活动，再度被七十六号所拘捕。被捕的经过我不知道；被捕的原因我也不清楚，被捕以后的传说，是案情严重，可能有性命之虞。虽然在日本宪兵队保他的是我，但我与他过去既乏渊源，而且绝不相识，除了保他时见过一面以外，以后也就从不曾相遇，因此，我没有过问这一件事。

同时，我不能不忍痛指出：当时重庆派在沦陷区的地下工作人物，泰半多是浮躁浅薄之流。能够冒险在敌人势力范围之内从事地下工作，诚然是一项光荣的任务，但别人应该如此的看他，而他们自己却没有理由要以此向人炫耀。那时的地下工作人员，好似惟恐别人不知道他是在担任着秘密工作，一有机会就自动暴露出自己的身分，而且更夸大其地位的如何崇高，目的是不是仅仅为了要沦陷区的老百姓对之肃然起敬，或者还包含有其他的副作用？我不欲加以武断。所以那时上海有多少国民政府派来潜伏着的工作人员，几乎已成为公开的秘密。

万墨林出身寒微，而又知识程度很差，他当然一样以地下工作而自高其身价；更以他是杜月笙的门下，所以开口闭口不离杜先生。杜月笙在上海，自民十六清党以后，地方上有著其不可侮的帮会势力，同时因为他与戴笠有私人交谊，因此也参加了一部份的军统工作。东南沦陷之后，杜月笙本人虽已由港转赴内地，但其亲友门生留在上海的还不少，即参加汪政权中的人物，也指不胜屈。甚至他的妻子姚玉兰与那时还是密友的孟小冬，也还仍然在沪安居。但是代表他工作的，比较重要的事，一切委之徐采丞，实际上万墨林则仅仅为杜供奔走联络之役而已。采丞为人不但很深沉，而且善于运用手腕，当太平洋战争之后，日军开入了租界，许多人知道采丞的秘密的，很为他耽忧，而不料采丞事前却早与日军驻沪“登部队”的陆军部长川本早有了联系，而且登部队还委任他为嘱托（日语顾问），直至胜利，始终安然无事。而万墨林则以锋芒过露，一直在日军注意之中。

记得我担保他释出以后，我曾告诉杜月笙的另一得意门生唐世昌，希望转告万墨林，言语行动要特别谨慎。我并不代表汪政权对他提出什么警告，这仅是我私人对于一个地下工作人员的关切。唐世昌是一直服务于申报，杜月笙对于上海新闻界有什么事情接洽，都是由唐出面，而唐万之间，又是所谓“自家兄弟”，不料以后由唐转来万墨林的说话，很出于我之意外，据唐世昌告诉我，他说：“墨林要我对你说，你钱太多了，不如现在识相一些（识相为沪谚，为见机或识趣之意）拿些出来分给他用用，预先留一个交情。”唐世昌既把这个话照说了，又要我不必为此动气，我倒真的对此毫不介意，我反而可怜万墨林的既不懂得说话，更不知道如何做人！但是，从此我就不敢再关心到万墨林的事。

万被捕以后，经过不知多少人的营救，毫无办法，消息也传到了留港的杜月笙与钱新之那里。万墨林的地位虽不重要，但与杜月笙不但关系深，且还有些葭莩之谊，于是专诚派了一位与周佛海有私交的李北涛来沪，向佛海说情。本来佛海与杜月笙、钱新之过去的交情都还不错，尤其佛海所致力的全面和平，一直寄希望于钱新之为渝宁之间的桥梁。而李北涛抵沪以后，一再向佛海恳商，万墨林非但没有释放，而且传出有不日执行枪决的恶耗，而作此最后决定的，竟然就是佛海本人。

一天，“司法行政部次长”汪曼云仓皇地来看我，一见面就问我：“你知道不知道万墨林的事？”我没有作声。曼云又说，假如墨林有不幸，以他与杜月笙的师生关系，而他自己又是汪政府的人，将来与杜见面，将如何解释？他要我全力向佛海说话，于最后一刻中挽救墨林的生命。我问事情何以会突然变得那样恶化？据曼云说：李北涛抵沪以后，先与周作民晤商，作民示意要他送一些礼物给佛海，李北涛就以相当贵重的钻石与翡翠戒指各一枚，送给了佛海的夫人杨淑慧，周太太虽当场拒绝了，但仍把事实经过告诉了佛海，佛海又在一时冲动之下，作出了这样一个决定。我当时答覆曼云的话，我说：“我可以去试一试，但事情发展到如此，我自认没有一丝的把握。”

当天晚上我去了佛海家里，我有意无意地问佛海道：“外面有一个奇怪的传说，万墨林将被执行枪决，而且是出于你的意思。我不解你又何苦为了这样一个人去开罪杜月笙？”不料一提到这件事，佛海似乎怒气未息，他高声向我说：“新之与月笙太岂有此理了！他们有事托我，只要我能力所及，未有不帮忙的，但是他们竟然要人以贵重的饰物送给我太太。他们是在有意侮辱我，他们真以为我做汉奸吗？我受不了这样的侮辱，我非杀了他不可。”我说：“我倒替你惋惜，想不到以你这样的一个人，竟然会以人家的性命来表示你的廉洁！一旦等你的气平息了，人死即不能复生，或者你会后悔的。”他不料我会说出这样的话来，有些不大高兴地问我：“依你说，怎么办？”我说：“既然已拒收了礼物，索性再释放了万墨林，既表示出你的清白；也顾全了你与他们之间的私谊。”佛海沉吟了一下，接着又点了一下头。数天之后，万墨林终于出狱了。

我写出这一段无关紧要的往事，目的在说明佛海能不胶持成见与从善如流的性格。十余年后的今日，一念及这一抔黄土中的故人，音容如在，乃深觉不胜有黄垆腹痛之情！

八一、一封专送重庆的秘密信

佛海与重庆之间的关系，抗战区与沦陷区同样有着种种的传说。在沦陷区中传得最盛的，说是佛海曾经有过一封私信给蒋先生，蒋氏在信后批了“无耻之尤”四个字。但我清楚知道这是谣言，除了秘密电台与军委会通报以外，最初佛海委实没有直接写过信给蒋先生。

民国卅四年农历元旦的下午，我从佛海家里出来，转往蒋伯诚那里去贺岁，闲谈中忽然谈到了佛海的前途问题，以及蒋先生对佛海的真正态度。我问伯诚以他与蒋先生的关系，以及对蒋先生的认识，他以为将来重庆对佛海会有怎样的后果。伯诚说：“委员长的态度，我完全不敢臆测。但是我终为佛海耽心。他现在虽然与中央秘密通报，而且联络得很好，但是与他直接接触的是军统局，特务工作人员的是否会别有用意，或仅属一时的利用，任何人都无法悬揣。这几年以来，佛海曾帮了我不少忙，我也愿意为佛海尽一次力，你回去要佛海写一封信给委员长，我叫专人送到重庆，试探一下委员长的反应如何。”

我当时听了伯诚的话，很为兴奋，立刻又回到佛海那里，告诉他以伯诚的意见，佛海也很以为然。当晚就写好了交给我，原信一共只三四百字，当时我曾经偷偷地将原信照了相，以便留下来做一个历史上的文件。后来因为日本宪兵对我的加强注意，恐留着可能连累了佛海，终于又把它焚毁了。事隔十余年，原文我已无从追忆，但我清楚记得信内的话，有如下的几句：

“职离渝经过，布雷知之最详，一切想已面呈钧座。……五年以来，职临深履薄，无日不惄焉如捣，凡奉钧谕，辄竭驽骀。……日寇已处穷途，反攻转瞬开始，职处身虎穴，一切策应反攻之工作，万绪千头，迟恐准备不及，急则泄露堪虞。……职以待罪之身，誓必效命前驱，俟最后胜利之来临，甘愿受钧座之严惩，斧钺所加，死且瞑目”云云。

第二天我持了佛海的信去见蒋伯诚，伯诚看了一遍，认为写得很恳切也很适当，他立刻派人去找了上海市党部委员戴时熙来，把门关上了，连他的太太也嘱咐退了出去，伯诚告诉戴时熙说：“这是一封很关重要的信，除了现在我们三人与佛海以外，并无第五个人知道。希望你把这封信缝在丝棉袍里，即日动身由杭州转往屯溪去见绍澍，你对绍澍说，这是我的意思，要他立刻往重庆，将这封信面呈委员长。并将委员长的反应告诉我们。”戴时熙当时依伯诚的话照办了。但是，戴时熙一去，从此就不曾有过任何消息。

以后的发展，虽然是胜利后的事，但为了在本节中求事实的完整，而且因这一封信的缘故，更坚决了佛海为蒋先生效命的至诚，也注定了佛海未来的命运，虽然当时是出于我之善意，但因为我的多事，使佛海于二年之后，竟瘐死于南京的老虎桥监狱！我虽不杀伯仁，而伯仁可说由我而死。所以在这里我提前叙述这一封函件的最后反应，作为胜利后佛海何以毅然赴渝，束身待罪的楔子。

当胜利后，吴绍澍以上海副市长的身分，首先抵达上海。当他抵沪的当晚，我去了佛海家里，不久佛海醉醺醺地由外面回来了，他告诉我：“严小胡髭（即严惠宇，曾为汉口水电厂之总经理，与佛海为旧交）今晚欢宴吴绍澍，邀我作陪，我与绍澍已见了面，而且谈得很好。”佛海家里那时还有许多别的人在，他周旋一阵之后，轻轻地邀我到他的卧室里对我说：“你还记得年初我有一封信由伯诚送给蒋先生吗？据绍澍告诉我，当绍澍持函赴渝，谒呈蒋先生，蒋先生看到最后几句，竟然流泪了，据说蒋先生当时就要提笔给我写回信，还是绍澍建议说，还是派人用口头答覆，较为妥当。我不敢相信绍澍的说法，或者他是在故意安慰我。他一到上海就去看了伯诚，他与伯诚的关系与我不同，可能有些真话，明天你替我去看伯诚试探一下，以证实绍澍的话的是否可靠。”

第二天，我去到了伯诚那里，那时他已由愚园路迁往大西路，而且奉中央命令，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沪代表公署”。我与他谈到了佛海的信的问题，不料他告诉我绍澍见蒋先生的经过，与绍澍告诉佛海的话，竟是完全一样，说着，蒋伯诚还从他的枕头下面取出了一封由绍澍带来的蒋先生给伯诚的一封亲笔信，信是写在一张长方形有红格的普通便条纸上，全信共只寥寥数十字，因为信短，又因我的特别注意，所以印象比较深刻，现我还可以一字不误地照录在下面：

“伯诚吾兄：贵恙近况如何？甚以为念！某函已悉。一切托绍澍兄面详。中正手启。”

伯诚更告诉我：“蒋先生信中的所谓‘某函’，就是指佛海的去信而言，佛海这几年输诚中央，而委员长也能大度包容，我很为佛海庆幸。”我追问了一句：“那么委员长对佛海有没有其他的表示呢？”伯诚说：“绍澍没有提到别的话。”当时我有些怀疑，所谓面详是什么呢？但我不便再追问下去。回到佛海那里，我又据实的照说了，佛海听了连声说：“奇怪！奇怪！不应当会有那样的结果。”但佛海面上的表情，已可以看到他内心的无限兴奋。由于这一席话，乃完全决定了佛海的最后态度。

八二、双方都想杀他的周佛海

周佛海在其日记中一再写过类似的句子：“一部份中国人欲杀余；一部份日本人亦欲杀余，均有证据。余妻甚以为忧，余谓此正余之立场”云云。一部份中国人要杀佛海是当然的，在民国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之间，双方特工人员在上海展开暗杀战时，佛海当然是一个仅次于汪氏的重要目标。一部份日本人真也要杀佛海吗？还是如佛海日记中所说：“日本人要杀余，证明余并非汉奸。”佛海写此一段，是不是不过为文饰自己的一种诡辞呢？他在民国二十九年的日记上，已说“有证据”，虽然我那时与佛海来往甚密，但有关他的事，我并不能纤悉靡遗的无所不知，所谓“证据”，究何所指？我无法加以悬揣。不过佛海写日记的当时，并不会想到身后会有日公开披露，他所写的我相信是真话，也确实是他当时的实际处境。

我知道日本人要杀佛海，非仅有此动机，而且也不止一次。佛海于胜利后在南京高等法院开审时，又曾说过，他的离渝随汪，前半段时间，为“通谋敌国，图谋有利本国”，后半段时间为“通谋本国，图谋不利敌国”。既然通谋敌国，那当然不问其是否有益本国，又以其远在陷区，既不能执法以绳，只有出之于暗杀之一途了。惟以佛海那时防卫的严密，使重庆无法下手。以后情形一变，用之不遑，杀之未免太笨了。

至一部份日本人要杀他，也是情理中应有之事。汪氏与陈公博周佛海诸人，总还不至丧心病狂到一味媚敌，日本人觉得有了汪政权反多了一层掣肘，决不像伪满那样的唯唯听命，已经颇不高兴。况佛海的“通谋本国”，日人岂真一无所知？而且日本海陆外之间，派系分歧，互相倾轧，敷衍了这一面，就开罪那一方。李士群之被细菌鸩杀，即是一例。而佛海的未遭毒手，仅就我所经手的两件事而论，则实在是出之侥幸。

民国三十三年起，佛海一步步更开始走向逆境。南京西流湾的家，在抗战中曾化为瓦砾。至其随汪回到南京以后，重加修葺，迁入居住。讵那年忽然又以泄电起火，全部焚毁，一家搬住到原来铁道部的迎宾馆。接着佛海以酒色戕身，加着汪政权这几年之中，诸事萃于一人，也确实够他的劳累，正在遭火后不久，又突然发了严重的心脏病，有危在旦夕之势。自太平洋战争发生以后，海运中断，尤其药品极端缺乏，佛海需要用以治疗的一种特效针剂，在国内早已绝迹，以至群医束手。经日本驻华军部致电日政府搜求，在东京始觅到最后的一枚。那时的日首相东条英机派了一名心脏病专家的军医，携带药品，搭机赶往南京，始得挽救于垂危。但佛海虽一时已无生命之虞，仍然缠绵床榻。医生告诉他，要避免任何刺激；半年中更要摆脱一切杂务，充分休养，否则一旦复发，再无药救，而佛海病起之后，也没有让他能好好休息，以后佛海在南京老虎桥监狱中，一受重大刺激，也且终致因旧疾致命。正当佛海在病势凶险之时，我在沪忽然又得到了日本人拟加害佛海的恶耗。

消息的来源是盛幼盦私下告诉我的，以他与日本人的关系，应该相信其必有所据。说起盛幼盦，非但在沦陷时期的上海，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与佛海之间，也有过一段从磨擦到言好的插曲。盛幼盦名文颐，行三，为逊清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之侄，沪人呼为盛老三而不名。在北洋政府时期，曾出任过津浦铁路局长等职；国民政府成立以后的二十年中，从未起用，侘傺无聊，几至贫难自活，而且染有很深的烟癖。抗战时东南沦陷之后，日军一面以鸦片毒化中国，一面恃烟土来搜刮特务经费。盛在津浦铁路局长任内，即与日本陆军及外交方面的驻华人员有来往，以此渊源，日本以在沦陷区贩卖烟土的事，就委托他办理。

“宏济善堂”就是沦陷区的公开贩土机关，各县都有分堂。那时云南四川的烟土，早已不能东来，日人在古北口与皖境亳县一带，大量栽种，南运资为利薮。几年之间，盛幼盦固然靠此发了大财，其盈余所得，除了作为日军在华的特务机关与宪兵队一部份的机密费用以外，据他亲口告诉我，若干东京的海陆军官员，以及支持军部作战的政党要人与两院议员，经常每月均有固定的津贴。

那时兴亚院院长铃木，又与幼盦为知好，东京方面有人做他后台，而宏济善堂的实权，则操之日本在沪大浪人里见甫之手（日音为萨多米），他与驻华各部份日军均有密切联系，因此也样样取得了便利，以后又把沦陷区苏浙皖三省销售食盐的“通源盐公司”的专营权取来，改为“裕华盐公司”，从此黑白两物，全归其掌握，当时声势的烜赫，以及日人对他的信任，恐远在汪政权诸人之上。他上海金神父路的一所大住宅，占地十余亩，宏伟美观，又雅有亭台花木之胜（胜利接收后，即为上海三民主义青年团本部所在），有日本宪兵两名，在门房中为他守卫，呼风唤雨，炙手可热，他以直接获得日人的信任，对汪政权也全不在他眼里。但是盐务表面上还是由汪政权管辖，裕华盐公司的事，不能不经“财政部”核准，也不能不听周佛海的指挥，因了权力上的冲突，在最初的几年中，两人之间，有过很多的争执。盛幼盦恃日本人为靠山，为所欲为，周佛海则运用财部的权力予以阻止，数年之间，各不相下，经过多人从中调停，终难释嫌。而且渐渐的更加尖锐化，竟有短兵相接之势。

八三、明枪与暗箭难躲亦难防

裕华盐公司是销商，沦陷区各地的子盐店所出售的食盐，全由裕华独家批销，这又是一件大利所在的生意。但关于运输的管理，零售价的核准，以及课征税款等，都属于财政部的职权。往往盛幼盦向财部有所呈请，又因为这是帮助日军聚敛的机构，其声请也往往破坏了我国旧时的盐政成规，甚至要求过多的特权，或过分的利润。佛海照例予以批驳，虽有时也难免夹杂一些意气。但批驳的结果，日本总军部又再行文给财部，要求照原呈予以照准，这已成为习见之事，不但使佛海陷于狼狈，也使“财部”的威信扫地，佛海能运用的最大武器，一是把公事拖，二是命“盐务署”管。财政部毕竟是一个主管机构，也使盛幼盦样样不能如意，感到头痛。这样明争暗斗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期，佛海希望我设法与盛幼盦接近，但要不露痕迹，以彼此中国人的立场，劝他有事直接商谈，不应一味依仗外力。但我与他既无渊源，且不相识，正在踌躇之际，事有凑巧，不知谁告诉了他我与佛海之间的关系，他要裕华公司一名与我相熟的高级职员，主动地来拉拢我，这样我正好顺水推舟，解决了我的困难。经过几度与盛幼盦谈商，最后取得了两项协议：

（一）以后“裕华”向财部有事呈请，由盛幼盦和我会同“盐务署长”阮毓祺先行交换意见，确定办法，征得佛海的同意后，再上呈文，财部也迅速予以批准。譬如说：主要是售价问题，裕华希望每斤上涨一元，而财部只同意三角，折衷是五角，“裕华”仍以增价一元呈请，财部则依然批准为五角，事前既有了默契，彼此就减少了许多无谓的磨擦。

（二）在我国盐政上，场商、运商与销商，划分得很严格。“裕华”是销商，佛海同意在华中地区，除淮北已由日本成立“国策机构”的“华中盐业公司”专营外，其他淮南、松江、余姚三场，由盛幼盦另设公司独家收购销运。而由盛幼盦与我则各半出资。我部份的资金，则在我所创办的南京兴业银行中拨款参加。从此，汪政权所统治的地区，经营盐业，几乎由盛幼盦一人所包办。

佛海所以要我投资的原因，固然因为他与盛幼盦之间系由我联络，投资也表示和好合作，同时也因我有一家银行可以运用存款。而所得利润，则由我负责全部交给佛海，以充他地下工作的经费。

佛海奉重庆军委会之命，从事地下工作，已为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重庆并不曾供给过他一文的经费，而在他职务范围内的任何部门，都不可能公然支付表面上敌对的为重庆工作的费用。有人以佛海担任了六年汪政权的财政部长，一定搜括了不少，在近人著作中，也时常可以看到周佛海的家里有金痰盂大金印等穷奢极欲的可笑记载，这实在是一个想当然的说法。佛海到底是读过一些书的人，又何至像暴发户那样的庸俗无聊，虽然沦陷区有的贪污情形，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佛海以部长的地位，既不好意思与部属坐地分赃，佛海的性格，也近乎名士一派，据我所知，还不至如此其贪墨无耻。但地下工作的经费，并不是一个太小的数目，佛海不能不谋有所挹注，以盐务的余利，作他的机密费用，也还是出之于我的献策。

从盛幼盦与佛海化敌为友以后，佛海虽始终对他认为非我族类，而盛幼盦倒渐渐的对佛海有了关切。正当佛海在京心脏病剧发之时，大约那是三十三年的夏季。一天傍晚，老态龙钟的盛幼盦由他的儿子与长随扶着突来看我。他既有很深的烟癖，而且衰老消瘦，已到了弱不禁风的程度，平时很难得出门，他来看我，一定有着很重要的问题。

一进门他就问我：“佛海先生的病势如何？”我说：“虽已脱离险境，但仍然十分严重，热度也并未减退。”他踌躇了一下说：“这样倒使我为难了。”说着并不透露他的来意，我一时摸不着头脑，我说：“假如有关于周先生的任何问题，希望能直言相告，我会斟酌情形，再定是否转告给他。”他才接着说：“你知道佛海先生与辻大佐之间的情形吗？”我点了一下头，他继续说：“我获得了最可靠的情报，辻大佐已准备趁佛海先生大病之际，要下毒手，至于怎样下手，是明枪还是暗箭，我还无法探明，但消息是千真万确的，佛海先生却不能不防。因为辻大佐心狠手辣，一发动也必然是一记杀手锏，我知而不告，友谊上讲不过去，但告诉了他，又恐忧急之下，增加他的病势，于事反而无益有损，所以我踌躇者在此。”

我知道辻大佐与佛海最近有着很深的裂痕，我虽不认得他，但传闻中，辻大佐确实是一个可怕的人物。盛幼盦与日本各方面关系的密切，对于这样的事，他断不敢无端造谣，况且佛海与重庆之间的联络，几乎已成为半公开的秘密，两个秘密电台也一夕数惊，迁徙靡定，暗箭固然难防，如明枪交战，以辻大佐那时在日本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声势，也何求不得。我听完了他的谈话，我只有代表佛海向他道谢，等送走之后，我立刻赶搭火车，赴京想亟亟告诉佛海。

翌日清晨，我抵达了佛海铁道部迎宾馆的住所，一上楼，就觉得气氛很黯淡。屋内寂然无声，周太太与佛海在日本人最密切的朋友冈田酉次大佐，于靠窗的一张方桌上默默相对。他们看到我清晨匆匆赶去，已露出了疑讶之色。我一问佛海的病情，周太太说：“热度未退，饮食不进，神志有时糊涂，并不曾见有什么起色。”这样使我说既不是，不说也不好，但是我惶虑的神气，更引起了他们的注意。经周太太与冈田一再的追问我，我终于将盛幼盦透露给我的消息和盘托出。不过我要求周太太作是否应该告诉佛海的最后决定。

八四、军国主义者的日军课长

盛幼盦告诉我的话，起先我避开了冈田，只对周太太说了，而她对于佛海与日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却并无所知。因为冈田酉次是日本人，而且又是现役军人，他与佛海既具有深厚的友谊，他更明了日本人的一切内幕。因此，这事应不应该告诉佛海，她主张应先研究是不是真会有发生的可能，初步不妨取决于冈田。于是我向冈田又重新复述了一遍消息的来源，他听完我的话，踌躇了半晌，他说：以周部长与辻大佐间最近的状态，盛老先生的话是有其可能性的。如其辻大佐发动在前，再谋应付，一步之缓，后果堪虑。所以，他认为还不如由我告诉佛海，让他自己考虑个对策。在冈田的口气中，弦外之音，可以听出问题并不简单，但是他并没有透露两人之间如何磨擦的任何其他秘密。

辻大佐又是怎样一个人呢？当年的辻大佐，也就是现在日本数度膺选为议员的辻政信，他在议会里有“大炮”之名，而在战时，则被称为“战争之神”。他以战略家自命，好标新立异，喜好高骛远，其实是一个典型神经质的人。那时他虽然仅是日本驻华总司令部的一个课长，但读者要知道，日军的组织，实权就操诸佐级，而以大佐的权力为登峰造极，一旦升为将官，反而但有高位之名，减低了实际的权力。辻大佐在南京课长时代，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军国主义者，趾高气扬，目空一切，他曾发起“东亚联盟”，揭橥四大纲领，什么军事同盟、经济提携、文化交流之类，还有一项我已记不起是什么了。经一个小小日军课长的发动，而在汪政权中曾经有过一个异常庞大的半官性组织，汪任会长，以周学昌为秘书长，各院部部长都为常务理事或理事，几乎所有汪政权中人无一不参加在内。我还被推为理事兼文化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是缪斌），最初我还莫名其妙，一次佛海告诉我，这是辻政信搞的鬼，是进一步的侵略组织。因此，除成立那天参加开会外，文化委员会虽有常设机构，我就没有去过一次。而佛海与他之间的情形，在他告诉我的这几句话中，已可以清楚一切了。

辻政信另外更发起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举动，此事曾为抗战区或沦陷区所周知的事实，日军总部忽然特派“宁波专员”陶孝洁往奉化致祭蒋太夫人之墓。而且事前在报上加以普遍宣传。谁都知道，七年以来，日军正在与蒋先生所领导的政府作战，乃日军忽然以敌军的地位，而致祭对方统帅的先茔，这事使沦陷区的民众，也且为之惊疑错愕，谁也不知道这突然的举动的作用何在，目的何在？当胜利之前不久，辻政信被调往南洋作战，胜利后避匿泰国僧寺，辗转至渝，曾受过军委会的招待，并向蒋先生上过万言书。以后又遣送返日，写过《潜行三千里》等著作问世，述其战后辗转赴渝的经过，现虽一变而又出任民主制度的民意代表，但其言行照报上所载，仍好为高论，不脱过去战时的作风。惟其辻政信是一个不可以常理测度的人，因此盛幼盦所得不利于佛海的情报，也可推定会确有其可能。

既然决定把此事告之佛海，周太太就陪同我进入他的卧室。我看到他精神委顿，于思满颊，几天不见，已充满了一副病容。那时一个日本看护正在服侍他服药。周太太示意要她退出，我就将来意宛转地说了，佛海想了一想，问我说：“盛老三有没有讲他将怎样动手？”我告诉他：“盛幼盦只说情报是千真万确，但他无法进一步探知究竟将怎样动手。你又在病中，所以希望你对此特别郑重预作防备。”佛海听完了我的话，忽然变为歇斯底里式的冲动，右手用力拍了一下床口，迸出了“他敢！”两个字，面部通红，加着又气喘不止。

我看他情绪过分激动，又深悔孟浪，我说：“我想日本人公然对你采取行动，很少可能，而且你也会有力量对付，所以明枪倒是不必怕的。但假如等他发动之后，再谋消弭，事态就显得严重而棘手了。在日军中你也有着不少可谈的朋友，是不是需要由他们来奔走调停缓和一下？假如你认为事情有此可能的话，我认为可虑的还是暗箭，譬如说：现在由日本军医为你主治，有日本护士担任看护，随时下手，倒是防不胜防。”他点了一下头，要周太太招呼冈田入内，他们用日语谈话，我一句也未曾听懂。这样我又说了几句安慰他的话，就告辞出去。

我留在南京三天，每天总去看他一次，他绝口不曾再与我谈到这个问题。但是原来雇用的日本看护已不见了，可见佛海也的确已怀了戒心，作了必要的防备。直至我返沪前再去看他，他才说：“你来讲的事并不假，但现在已经成为过去。”我同样没有追问他消弭的经过，我说：“日本人什么都做得出来，你这几年来的事，也难保有些证据会落在他们的手中，一切还要特别当心。”

我回到上海以后，又去看了盛幼盦，一方面代表佛海向他道谢，同时希望他以后如还有什么消息，随时与我联络。不料盛幼盦笑着说：“佛海先生确是有几手，病榻之上，居然能把大事化为无事，你放心吧！暂时不会再有问题了。”到今天为止，我终究不曾知道辻政信如何要对他下毒手，以及佛海是怎样去消弭的？但是当年日本人所想要杀的，汪政权中，又岂仅佛海一人？在胜利前夕，日军在太平洋节节溃退，覆亡之祸，已迫眉睫，汪政权中人与重庆暗通款曲的，又岂能一手掩盖天下耳目？日人迁怒而欲于自中国战场撤退前，在京沪大肆焚杀以泄愤，上海不时盛传着这样的谣言。如非美国的原子弹在长崎广岛爆炸，正恐周佛海辈不待胜利后羁身囹圄，或饮弹刑场，早已丧生于异族之手了。

八五、邵式军有与日同谋嫌疑

一波方平，一波又起！民国卅四年的夏季，那时已离和平不远，胜负之局，已经判明，而沪渝间通过秘密无线电台的电讯，往来也益发频繁，周佛海一面在积极布置着如何策应国军的总反攻，一面又须防备日军的随时翻脸。终日战战兢兢，倒真有如他写给蒋先生信中所说的有临深履薄之概。

一天中午，我正在上海宁波路的银行里办公，忽然有一位叫张兆彭的熟人来看我（张前数年在港，现已回至大陆），刚巧我那天事忙，同时我与他又并无深交，仅在一个朋友那里一同打过几次麻雀，我知道他在霞飞路开设有一家服装公司，虽然是一个普通商人，但他与日本人以及中国人中的九流三教，都有来往。那天的突来看我，我还以为或许为了银行上有什么借款的事需要接洽，我就派了一个副理代见，但他却说有紧要事必须面谈。

我请他进来以后，他直截了当地对我说：“有人要谋害周市长（那时佛海任上海市长），既然我与你是朋友，不能不赶来告诉你。”我表面上装得很镇定，我还笑着说：“不会吧！或许这是外面的谣言。”他说：“不，我有证据。”说着从身边掏出一张大华银行的支票（大华银行为邵式军所设，地址在上海二马路，即成舍我、严谔声所办“立报”的原址），我一看票面所开的数额不算太小，而下面的印鉴是中国人的姓名。他指着告诉我：“这是‘统税局’日本顾问××××（姓名已遗忘）自己的账户，而支票也是他亲笔所开立，中国的姓名本是伪托的，这张支票就是用以暗杀周市长的奖金。”

接着他又告诉我取得这张支票的经过，他说：“昨晚我在妓院里应酬，来的一批人，平时都是不大安分的所谓白相人（沪谚、流氓之意）之流，中间有一个人，大家知道他近来手头很窘，所以上牌桌的时候，谁也不愿与他同赌，他闷了一肚子的气。等坐席以后，几杯落肚，已有几分醉意，他借酒骂别人的狗眼看人低，他说他已发了财竟然没人知道。说着就取出了那张支票，同席的人还讥笑他是以空头支票来炫耀骗人，逼得他急了，他说这是统税局日本顾问的支票，要他打死周佛海，这不过是赏金的一部分，等事成之后，还有几倍于这个数额的酬报，别人听了都并不曾追究下去。我因为与你的关系，宁可信其有，所以装着慷慨，当场把自己带来钱庄的本票，把他换了下来交给你，作为证据。”

我听完了他的一席话，其实心里充满了怀疑，我以为他倒是可能以空头支票来托辞向我调现。但这事既然关系重大，我不敢放过一丝的机会，因此一面我向他表示谢意，而一面取现款来调换了这张支票。等他走后，我立刻去看佛海，把事实经过详细告诉了他，佛海当时的态度，同我一样，认为不甚可信。因为假如有人真要暗杀佛海，事实上很难下手，他的家以及“中央储备银行”等处，都是警卫森严，出外又坐着枪弹不入的保险汽车，随身又带有大批卫士，他最近身持枪的一名副官，且曾为许孝炎执役多年可靠的人。周许为至好，离渝前周带同东来，平时既足不出户，也不会与外界有什么勾结，但是百密一疏，谁也不敢肯定说万无一失。所以周接到这支票之后，也很慎重表示将先加以周密的调查。

一天以后，佛海告诉我初步已获得证实，这支票确是“统税局”日本顾问化名的户头，事情也的确有些蹊跷，佛海说：“不问其事实之有无，现在只有召邵式军来当面责问他了，并且要他负起完全的责任。”我接着问了一句：“会不会邵式军与这个日本人同谋的？”佛海说：“这也难说得很。”

邵式军是日本人最宠信的一人，但以直接隶属于佛海，晚上也不时到周宅走动，表面上对周颇献殷勤，但周既不满于其媚日把持汪政权财政命脉所系之统税，有时不很假以辞色，其间貌合神离，为势所必然。邵与日人通同谋害，在乱糟糟的世界中，以权力上的冲突不惜行使卑鄙手段，也未必定无其事。

以后我只知道周佛海曾经几度与邵式军谈话，邵当然绝口否认其事，但他不得不承认支票确是他的顾问所开立，而又不能说明支票的用途，与何以落入白相人手中的原因。其中的暧昧，也就可想而知。但事情既然揭破，即使原来定有计划，自也无法进行。这一件事，终于在无意中发现，而于无结果中消灭。

事后，邵式军竟然还派了一位苏课长来问我：“你为什么要将此事告诉周部长？”我对他的答复很爽快，我说：“要问‘邵局长’有没有这一件事情；不应该来问我为什么要告诉周先生这一件事情！”邵式军的是否与日人同谋，最后派人向我的质问，不但成为蛇足，也足以说明邵式军的当时必非置身事外。佛海于汪政权的六年中，其类此的遭遇，当然必不止此，而我之所知，则仅此两事而已。

八六、若数风流人物还看汪朝

汪政权中人遭逢着一个非常的时期；而又处身于一个畸形的组织，重重荆棘，茫茫前途，若干人因苦闷的心理，影响到私生活的糜烂，古往今来，醇酒妇人者，又岂独此数人为然？是则我又何必为讳？

汪精卫的功罪是非，尽管盖棺论定，且已尸骨成灰，但是他私生活的严肃，不但在近代政权领袖中，很少像他这样的人；即号称为革命导师者，怡情声色，亦恐未必能如汪氏之终身不为物欲所蔽。他不嫖、不赌，甚至不吸烟。糖尿病一直困扰着他，中央党部遇刺后的一颗子弹，仍然留在体内。在汪政权时代，他已届六十高龄，尽管健康很成问题，而他还是那样俊朗，那样潇洒，除了阅读文件时架上一副老花眼镜，微微显出一丝暮境以外，翩翩丰度，何尝稍减当年？现离汪氏之逝世，已倏忽十余年，最近看到胡兰成所著的一本《今世今生》书中，写着在日与那时的日本大使馆一等书记官清水董三谈话（清水精华语，那时的日本重要人物与汪氏会见，都由他担任翻译。胡兰成曾任汪政权宣传部次长、中华日报总主笔等职）。清水说：“我对汪先生几次与日方的重要会见，我均在场，我在旁看看，这边是战胜国，坐着我们的大臣、大将与司令官，对方是战败国，坐着汪先生。但是比起来，只是汪先生是大人物，我们的大臣大将司令官都显得渺小了。惟有近卫公与汪先生坐在一起还相配。汪先生的丰度气概，如河山不惊，当时我嘴里不说，心里实在佩服。”

但汪氏以一个极端容易冲动的人，当他还留在重庆时期，他以国民党副总裁暨前任行政院长的地位，他深知国军的实力，以及整个战场的形势。又加英首相邱吉尔又表演了一项杰作——封锁国际唯一通道缅滇公路，使抗战陷于最黯淡的低潮，刚刚高宗武带回来的近卫三原则给了他一个美梦。本来在重庆尊而不亲的地位也使他感到一切总不如意，于是使他例外地不再采纳一向倚若左右手的顾孟余与陈公博的话，而为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的撺掇所惑，离渝赴越，发表和平主张。初拟启程赴法，自甘投闲置散，而又以河内行刺案件，误中曾仲鸣而至于惨死，经不起又一次冲动，竟铸大错！起了组织政权自当大任之念。

迨其由越赴沪赴日，一旦与日军阀周旋折冲，方知暴日绝无悔祸之心，且依照伪满蓝图，欲将中国广大沦陷区变为“满洲国”第二，他外痛于日军之横蛮，内怵于疮痍之满目，举目河山，噬脐奚及？而抵沪未及半年，撺掇其离渝之主要人物陶希圣高宗武又叛之而去。那时他的心境，是可想而知，而他的处境，其绝望恐尤甚于民国纪元前两年在刑部狱中时也。我几次目击他在会议中由慷慨激昂，渐至泪流被面，掩袖悲泣，至于语不成声。我时常听到佛海等告诉我，汪氏怎样又在会议中拍桌掷椅，及环顾全场，乃无一可做他出气的对象，不得已只把他有姻娅之谊的褚民谊申申而詈。那时的汪氏，完全不再有他过去温文的态度。“身後是非谁管得？”即汪氏在这六年之中，生前所受精神上的刺激，已有难言之痛，终于使他在凄苦中病逝异国，赍恨千秋。

汪氏夫妇之间，患难相从，自不同于寻常的伉俪，以他的温文，虽偶陈璧君的躁急，而两人之间，终其生能鸿案相庄，绝少诟谇。汪氏的一生不二色，也几为一般人所公认的事实，当时有一段微细的事实，大足以反映出汪氏当时的内心。

在汪政权时期，汪在南京的寓邸，为颐和路二十三号，本是战前褚民谊的私宅。汪政权成立，由日人交还，稍加修葺，移入居住，一切还是因陋就简。汪氏平日小规模的宴客，就在寓邸举行，而率以简单的西餐为主。至日常用膳，通常午饭分两桌，汪氏夫妇与儿女儿媳及褚民谊、陈春圃、林柏生夫妇、陈国强、陈国祺兄弟为一桌，汪氏上座，右手是汪夫人，长媳则傍着汪夫人坐。另一桌则是侍从高级人员。菜是六肴一汤，十分简单。开好饭，才请汪氏下来，他一到，别人倒不是畏惧，但态度自然会端肃。汪氏胃口极好，且食且谈，总是风生满座。夜饭比较热闹，有时曾醒方君璧或褚民谊太太也来，就改为大圆桌。曾褚方三家都是亲戚，曾醒是黄花岗殉国烈士方声洞的夫人，曾仲鸣之姊，大家都尊称她曾三姑。连中山先生在世时，对她也很敬重。

汪氏的私邸里并没有什么陈设，正如寻常百姓家一样，但简洁明净，另有一种气象。汪氏会客在楼下，楼上一间小室，是他的书房，夜间批阅公事，常到深更不倦，写字做诗也在那里。简单得像是一个寒士之家，竟没有一丝富贵气息。一次汪夫人因为汪氏常以西餐飨客，向上海惠罗公司购买了一套其实并不名贵的西餐碗碟，携返京寓，出示汪氏，方在相互观赏，汪氏忽而问起价格，一听到为值不菲，突然盛怒而起，一堆桌把全部碗碟打个粉碎。口中犹是喃喃地说：“我们还忍心在这时竟如此的浪费！”迨看到陈璧君呆立一旁，又不禁无言凄然相对。

以后太平洋战事既起，汪氏更清楚地认识到对于国事前途判断的错误，也知道本身未来的命运如何，曾经有一次，他向他的长公子孟晋说：“若中国还能有救，只有希望我是身败名裂，而我们的家是家破人亡。你必须有这样的准备，也必须有迎接这未来命运的勇气。”孟晋自然不知汪氏的真意所在，呆呆地望着他，他又继续说：“如其我不幸成功了，试问抗战失败后的国家将成何等情形？”由此数语，足见汪氏的到沦陷区来，意气之中，真有跳火坑的抱负。但他并没有像别人那样地醇酒妇人，而最多只以诗酒自遣。我曾经几度应邀在他私邸中同饭，汪夫人虽常避席，而汪氏劝饮频频，三杯落肚，又复谈笑娓娓，汪氏尚未尽兴，而陈璧君已姗姗而来，瞪着眼高唤一声“四哥！”汪氏已知其意，吐一下舌头，踌躇停杯。来客想到他的健康，满座亦同有黯然之概。

汪氏酒怀难畅，只有寄情吟咏，一生所著《双照楼诗词稿》、《小休集》上下两卷，又《扫叶集》一卷，单行本有民国十九年曾仲鸣在香港刊印的仿宋排印本，编至民十八为止。《小休集》《扫叶集》合刊本，有（一）民国二十九年日人北平印本，前有日译本，汪氏手书序文及照相。（二）民国二十年中央日报社排印本。（三）民国卅一年木刻本。（四）最近香港出版之仿宋排印本，亦惟此为足本。全集得题三百〇五，所为诗词四百余首。《小休集》起自刑部狱中，《扫叶集》凡诗词一百五十四题，开首颐和园等八题，为民十九扩大会议在北平及赴太原过雁门之作。“题秋庭晨课图”为民廿一任行政院长时代所作。“重九集扫叶楼分韵得有字”为二十二年作，南京诗人曾刻有癸酉九日《扫叶楼诗集》一册，汪氏此诗在焉。“七月八日晚泊木洞明日可抵巴县矣”一题，为抗战入川时作。由十九年至入川为止，凡诗八十四题。“舟夜”以后诗五十题，为由河内赴上海及在南京政权时代所作。忆旧游“落叶”一题为在河内时所作，“金缕曲”至“朝中措”十二题，为汪政权时作。集中成于此时者，凡六十三题。其自序《扫叶集》云：“小休集后，续有所作，稍加编次，复成一帙，中有重九登扫叶楼一首，颇道出数年来况味，因以扫叶名此集云”云云。言为心声，汪氏自以扫叶为喻，而道出频年况味，摘录二首，以见一斑。念其“国殇为鬼无新旧，世运因人有转旋”句，今日读之，仍不无令人有辛酸之感也。

重九集扫叶楼分韵得有字

惊风飘落叶，散作沙石走。拥篲非不勤，积地倏已厚。仰观高林杪，柯条渐坚瘦。危巢失所蔽，岌岌不可久。宿鸟暮归来，栖托已非旧。踟蹰集空枝，婉孌终相守。此时登楼者，叹息各搔首。西风日凄厉，殆欲摧万有。何以谢岁寒？临难义不苟。蒲柳奋登先，松柏耻凋后。敢辞晚节苦，直恐初心负。高人缅半千，佳节遘重九。还当扫落叶，共煮一尊酒。

方君璧妹以画羊直幅见贻题句其上

兀兀高冈，茫茫旷野，青草半枯，红日将下。陟砠而瘏，哀吟和寡，临崖却顾，是何为者？君不见风萧萧兮木叶横飞，家家砧杵兮念无衣！羊之有毛兮亦如蚕之有丝。翦之伐之，其何所辞！恐皮骨之所余，曾不足以疗一朝之饥也噫！

以汪氏的绝世风流，清才如许，不为诗人、为词客，既身不逢辰，又浮沉政海，未能“不负少年头”，而终至“残躯付劫灰”，半生革命，赍恨以终，汪氏不暇自哀，后死者不能不深惜之也。

八七、六年中的一篇风流总账

除了汪氏以外，汪政权中其他诸人，十九纵情声色。他们一经由港分批来沪，虽那时重庆的特工人员倚租界为掩护，正在积极展开活动，暗杀之事，日有所闻，而他们仍然偷偷摸摸，以突击姿态，往来花街柳巷，谋取片刻欢娱。上层诸人，有暴发的潘三省在沪西开纳路十号，布置着两幢华美房屋，精治饮食，麻雀、鸦片，固无一不备，而交际花、影星、女伶、舞女，以及长三堂子中的名妓，都杂沓其间，只以能不吝缠头，随时就可在那里作为云雨巫山之所。中下层的人，则宁波路镛寿里，新闸路祥康里，马立斯新村，福煦路邻圣坊等处的高等屠门，无一不有他们的踪迹。

初时，全部较重要的人物，分住在两处，一为愚园路一一三六弄王伯群宅，以及在弄内又占据了整条的弄堂。另一处为极司斐尔七十六号，即陈调元在沪的别墅，并将接连的华村房屋，将原有房客逐出，供汪政权中人分宅聚居，集中保护。和平运动方在开始，汪政权且尚未建立，只先成立了中央党部秘书厅，组织部、社会部、宣传部，如此简单的组织，内部就已经先后闹出了无数的风流勾当。

梅思平本来就是一个风流自赏的人物，一开始他担任着组织部长，以朝夕相见之故，忽然与部内的日文女秘书杨小姐（以后嫁给周隆庠）有了暧昧，不过春风几度，杨小姐竟以诱奸为辞，告起御状来了。一封信写给汪氏，谓如其不获适当解决，将公开向社会申诉。汪氏接信以后，甚为震怒，交给周佛海办理，结果佛海在公款中给了杨小姐四万元，始寝其事。那时币制尚未贬值，四万元为数不能算小。那时上海有一家专营出差汽车的祥生公司，电话号码为四〇〇〇〇，于是汪政权中人，竟呼思平为祥生公司而不名。

同时某部的某一副部长，也向某一女职员追求，女职员不堪其扰，写信给他的太太，某太太又去向佛海诉苦，事情一闹穿，才止了某副部长的继续下手，画虎不成反类犬，韵事又闹得满城风雨。至于佛海本身，去沪未久，已与一长三堂子中人名叫大媛的私营金屋，事为周太太所闻，追踪而往，把金屋捣个稀烂，在金屋查出了佛海的信，发现牵缰的是潘三省，而帮闲接线的是某副部长，周太太把他们叫来痛骂之后，竟以茶具迎头相掷，经两人保证负责解决，始狼狈而去。

以后公博又与影星李××，佛海与影星周××的事，成为公开之秘密。其他如丁默邨之与郑苹如，且险至因而送命（事详前记）。教育部长赵正平被传有新台之咏，考试院长江亢虎，则与院内女职员有颇多相当秽亵的传说。褚民谊虽前以在行政院秘书长任内，为女游泳员杨秀琼亲驾马车，为人诟病，但生平似尚少其他艳迹。而在胜利之前，忽与某政要的“敝眷”也有其一手。余如陈群之姬妾成群，李××的妻子与西医储麟荪，钱大魁的妻子与西医苏记之，以及吴××的妻子与李××的好事频传，无非一团烟雾瘴气。

罗君强原任行政院秘书，国府撤退至汉口，与交际花孔慧明热恋，事为当局所闻，以行为不检，生活浪漫，下令撤职查办，经陈布雷的缓颊，始得免于追究。他追随周佛海最久，周随汪来沪，君强也挟孔慧明俱至，置其原为族姑的第三任妻子于不顾，但是仅仅三五年的时间，以两人间性生活的不调和，从勃谿而殴打，终至脱辐。在他“安徽省长”任内，又与为他打荷尔蒙针的王小姐结婚了。

上面的种种，我只能说是道听途说。除了君强夫妇间反目时，我常被邀去作调人外，其他各人，既然事出暧昧，也只好说姑妄言之。但是当年石头城畔，笙歌盈耳，秦淮风月，又复盛极一时，许多人都怀着醉生梦死的心理，以求眼前一时的欢乐，则是无可讳言的事实。汪政权短短六年，一切都像南明时代的气象，歌舞升平，风流名士，其中不少像阮大铖、马士英一流的人物，而结果也与南明的君臣，同其悲惨的命运。

那时闹得最凶，而又为我身亲其事的一幕，则为周佛海与女伶筱玲红间的一段经过。在追叙这一段孽缘之前，对于佛海，想先介绍出他一个简单的轮廓。佛海不事修饰，外表仅像一个中小学教员，但是曾见有人写汪政权的往事而说他面有麻瘢，则是一大笑话。他字写得极劣，但文思敏捷，下笔千言，所著《三民主义理论的体系》，国民党中迄无人能写出比他更完备更有系统更有发明的党义著作。他为蒋先生司笔札，自民十六清党以后起，至民二十八年离渝时止，前后十二年。最后他在渝任宣传部长时，还兼着侍从室的重要职务。

为蒋先生起草重要文稿的，先后有叶楚伧、邵力子、陈布雷、罗家伦、以至现在的陶希圣等多人，而有关理论的文字，还应推佛海最为出色。十二年中蒋氏能对他倚畀如是之深，不为无故。但佛海一生，以穷书生而跻身青云，不赌、不吸香烟，本人亦不专事聚敛，是其难得处。

在汪政权时代，诸事集于一身，而小至友朋间的私人函件，亦从不假手于记室，尽管他私生活荒唐，而早眠早起，很有规律，已成习惯。曹聚仁以史学家自居，而为《周佛海日记》所作引言，特别指出关于他的就寝的时间是不可靠的说法，他的推断力真是惊人！他虽然是这样写的：“有人说：这本日记，关于他自己就寝的时间是不可靠的，因为周佛海的私生活十分糜烂，他不会让他的妻子找到漏洞的。”什么事都瞒得了妻子，就寝时间也瞒得了吗？我很钦佩于“史学家”下笔时一种主观的武断态度。但佛海一生的最大毛病，是酒色，纵酒使他成为致命的心脏病的根源，而嗜色以前既为蒋先生所不喜，已经颇影响了他的政治生命。

我与佛海交往，前后二十余年。首次见面，在民国十八年蒋先生北上赴平与张学良东北易帜后面加慰勉的蒋氏津浦路专车上。当时他任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处长，我还不认识他，蒋氏为我与他介绍以后，一路就很谈得来。一到北平，我们同住在北京饭店，总部把饭店的三楼全包了，除了蒋先生夫妇而外，其余为随从人员居住。蒋氏那一次到北平，比较忙碌，除对张学良慰勉他东北易帜而外，还需要商量东北的善后问题。同时蒋氏与冯玉祥虽有金兰之义，那时双方却已积不相容，为了冯的出洋问题，所以阎锡山也特地由晋赴平，斡旋其事。蒋氏那次的随员中有吴稚晖、孔祥熙、赵戴文、熊式辉、邵力子、陈布雷与周佛海等人。随节的记者两人，则为王公弢与我（公弢时为中央日报采访主任；后办朝报，前数年死于昆明），我是时任京报采访主任（京报实际为蒋氏所办，以陈立夫为社长，吴醒亚、赖琏先后任总主笔，地址在南京估衣廊，后以与中央日报发生磨擦，蒋氏以难作左右袒，下令停办）。

蒋氏在平前后停留十日，而每天分别与张汉卿、阎百川商谈，大部份的时间除孔祥熙而外，不需别人参加。于是佛海、布雷、力子、公弢与我，再加上一个孙鹤皋（时任津浦路局长，与蒋氏为奉化小同乡，北伐前在证券物品交易所与陈果夫同任经纪人，与蒋氏且有极深的渊源），无日不由佛海发起，大逛胡同，每天在红弟的妆阁中牌酒连宵。

记得蒋氏突然决定启程南返之夕，而我们这一群，却还在“清吟小班”中豪兴方浓，佛海的勤务兵进来报告说路上戒严了，布雷有他的一份机智，说：“不要老总动身了吧？”忙用电话向北京饭店一问，果然蒋氏已赴车站，我们仓皇赶到饭店中，抢了行装，急急到前门外总站时，蒋氏方与阎锡山、张学良在月台上殷勤话别。蒋氏看见我们赶到，瞪了一眼，也没有说什么话。但是专车一到徐州，我们又乘蒋氏往九里山阅兵，在宝兴面粉厂里，打电话给当地的警察局长，在全市戒严中，送来了一批娼妓，胡天胡帝以娱贵宾了。人之好色，谁不如我？在任何政治舞台的幕后，都不免夹杂着许多桃色事件。如汪氏之能不以环境而更易，举世能有几人？

佛海的好色，我与他见面之初，已深知之，积习难改，而又处身于荆天棘地之中，以求一时之麻醉，其实并不足怪。所可怪者，以他的到处留情，而独对筱玲红的缠绵恩爱，百折不回，当时则醋海兴波，结果为生离死别。这一段孽缘，虽无关政治，似还有一记之价值。

八八、从中共元勋到汪朝股肱

周佛海的一生，就充满着传奇性的故事，他的政治生活，以中共的元勋始，而以汪政权的股肱终。以我与他私交之深，在写他与筱玲红的一段孽缘之前，愿先概序其生平，聊示黄垆之痛。他生于民国纪元前十五年，死于民国三十六年，即二次大战和平后之两年，死时为五十一岁。

他是湖南沅陵人，家还在离城二十余里沅水南岸的乡间，父亲在洪杨时曾佐幕湘军，由军功出身，不幸早世。遗有佛海及弟妹各一。家只薄田百余亩，赖其母鞠育至于成长。佛海初在乡村中一家私塾里读书，民国元年，进入县立高等小学，因国文好，以第一名录取。但入学的第二年，因与同学打架，自动退学，又改入兑泽中学，后又转学到县立中学。那时他只想中学毕业以后，以限于家境，唯一的希望是进长沙的省立高等师范；否则能谋到一个县政府书记，或者当一名小学职员，终其一生，也就心满意足了。在县中读书的时候，且曾经想辍读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去做一名学徒；但虽曾辗转托人，且终未能如愿。

民国六年，是他一生的转折点。那年初夏，佛海得到县中校长吕鹤立的器重，更由同学好友邬诗斋等的发起，一共凑了一百三十四元，资送他赴日本留学。那时他还不过一个二十岁的青年，离乡远行之日，曾口占了一首“朝发芦林潭”的别母诗云：

溟濛江雾暗，寥落曙星稀。世乱民多散，年荒鬼亦饥。

心伤慈母线，泪染旧征衣。回首风尘里，中原血正飞。

从此，他与两个同学，由长沙坐船到上海，经长崎、门司而到东京，开始学习日语与补习其他功课。一度因反对段祺瑞与日本签订军事协定，返国至奉天安东的厘金局一个同乡那里，想去做事。无如那里范围狭小，无从安插，他在进退维谷之中，几次曾想跳海自尽。仅仅停留了两个星期，向那位同乡借得了二十元又重到东京。天无绝人之路，居然给他考取了有官费而且最难考的第一高等学校。与他同时考取的，有做过邮政总局局长的郭心崧，以及任过中央日报社长交通部次长，后来在一九四九年由沪至港，因飞机失事而殒命也是汪系人物的彭学沛。佛海在第一高等学校毕业以后，又升学到西京帝国大学经济系，直至学成回国。

当佛海在西京帝大时，受了当时左倾的名教授河上肇博士的影响，加入了共产党，且成为中共海外日本支部的负责人。民十，回到上海，出席中共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的一共只十个人，初在法租界渔阳里开会，以法捕房闻讯掩捕，十人越窗而逃，改赴嘉兴的南湖，在船上继续秘密举行，陈独秀被举为委员长，而以佛海为副。所以佛海是中共最早的十个元勋之一。

他于民国十三年归国，那时正值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国共开始合作，中山先生方任大本营大元帅，佛海由日本京都径往广州，担任广东大学的教授与黄埔军校教官。当民十五年七月，国民党出师北伐，佛海随节远征。同年双十节进入武昌，他奉命为行营秘书，襄助行营主任邓演达。民十六秋，他又做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校长是蒋先生，邓演达代理校长，张治中为教育长。那时国共的磨擦已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佛海于民十三冬虽已在广州脱离共籍，中共对他当然是对立，而国民党右派，依然认他是共党分子，左支右绌，使他的处境十分狼狈。

清党前夕，中共在武汉已积极扩张势力，邓演达派了恽代英做总政治教官，实际上就是执行政治部主任的职务。武汉的形势日非，张治中已被迫辞去学兵团长及政治分校教育长，佛海与张治中密商决定离汉南下。至民十六四月，蒋先生领导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四月下旬，他本来约好陶希圣一起走的，陶起初推说没有便服，佛海设法借给了他一套，而结果陶却留而未去，而且更做了由学生军改编而成的独立师的军法处长，颇有杀戮。以后陶又随着这个队伍去至南昌，直等贺龙、叶挺在南昌暴动以后，陶希圣才算真正的离开了共党。佛海则靠了他的岳父杨卓茂与太古洋行黄浦轮的买办熟识，化装于清晨上船，住在买办房中，得脱虎口。

船抵上海，不料已被南京当局所知，总政治训练部副主任陈铭枢（主任是吴稚晖，他向不管事），径电上海清党委员会的陈群，等佛海一上岸，由公共租界的杨树浦捕房把他拘捕了。关在杨树浦捕房中四天，由佛海的夫人杨淑慧找到了那时做上海特派交涉员的郭泰祺及王世杰诸人，用电话告诉了吴稚晖，由他通知了特务处处长杨虎，才由捕房送往第一特区法院过堂后引渡至丰林桥的特务处。这样又关了两个星期，再押解到南京户部街的总政治部，由陈铭枢交给戴季陶，这样才算正式开释了。

在这段时期，上海正在大开杀戒，一两个人的生死，真算不了什么，更何况佛海当年在中共中的地位，那时他的生命，真是悬于一呼吸间耳。

蒋先生在佛海押解到南京时，赴徐州督战去了，回京以后，就派他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总教官，《三民主义理论的体系》一书，就是那时作为教材时所著。

至十六年八月，蒋先生下野，戴季陶出任广州中山大学校长，佛海也被邀去当教授，他看到南昌暴动以后广州的形势不对，又回到了上海。蒋先生指定了戴季陶、邵力子、陈果夫、陈布雷等办“新生命月刊”，而由佛海负其全责。蒋先生由日返国，于十七年一月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他又被派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并为蒋先生代拟重要文稿。至民国十八年，又做了训练总监部政治训练处处长兼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

民国二十年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全部旧中委连任，佛海于增加中委名额中以得票最多，当选为第一名中央执行委员，当时朋友们曾戏呼之为“状元中委”。二十年蒋先生二次下野，事前发表了几个省政府主席，顾祝同出主江苏。顾以军人而主省政，要求蒋先生准佛海去帮他的忙，因此发表了他为江苏教育厅厅长，以后又兼任了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直至抗战军兴，国军后撤，至民国二十七年政府西迁汉口后，训练部长一职，佛海让给了陈公博，他做了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部长为顾孟余，始终并未莅任），以迄政府迁渝，至二十七年底随汪离渝参加汪政权为止。

佛海从民十六起，十年之间，在蒋氏左右，可谓红极一时，除了上述职务以外，世所熟称的CC（原为中央俱乐部Central Club之缩写，以后又误为陈果夫、立夫昆仲英文姓氏第一字之缩写），他是十个最高干部之一。所谓蓝衣社的黄埔军校组织，因为他曾任黄埔教官，他又为最高干部之一。此外他并兼任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的组长，追随蒋氏，跬步不离。蒋氏遇有重要函电文告，也无不一以委之佛海。

佛海与汪氏，本来一无渊源，两人的发生关系，是当汪氏闻到了西安事变，宣称跳火坑而由法国兼程回国。于廿六年一月返抵香港时，佛海与邵力子奉蒋氏之命，赴香港欢迎，一见相谈甚得。以后佛海的随汪出走，除经过情形，已详本书前记外，无不种因于此奉命赴港之一行。

佛海自认为一个率直而缺乏修养的人，以我的感觉，他于率直中寓有诚挚，充分表露出湖南人的性格。与他谈话，使人有亲切之感，因为他有天才，所以读书不肯用死功夫，戴季陶曾经写过一副对联给他，联语是：“困学乃足成仁；率直未必尽善。”倒是针对他的毛病而言。他又自认为有将将之才，用人不猜疑、不牵制，这两点他真能做到。我于汪政权时随他六年，凡是他所交给我的事，从不怀疑，从不问讯。我做错了，对外他还为我负责。他与熊式辉有金兰之谊，一天与他谈到用人问题，佛海说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而熊天翼则主张“用人必疑，疑人必用”。熊说：否则一定会弄到太阿倒持，尾大不掉。而佛海以为要用人不疑，先决条件必须是“知人善任”，而佛海对善任一点确有他的特长。有一天，我也与他谈到这个问题，我说：你主张“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你真是做到了，但你对好人固然不疑，恐怕对少数坏人也复如此吧！他虽笑着点头，而大有未必尽然之意。

佛海的长处是不用手腕，头脑清楚，办事有魄力、肯负责。而他的短处是容易冲动，而又太重情面，搅政治而仍不脱书生率真的本色。在汪政权六年中，我与他见面的时候很多，我比较了解他内心的彷徨与痛苦，这里我可以引用他在那时所写“盛衰阅尽话沧桑”一文中的结论，以说明他当时的心境，原文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正是周公恐惧流言，王莽谦恭下士的时候，是非未定，功罪难分。如果半途而废，虽存周公之心，终成王莽之果，上何以对祖先？下何以对子孙！后世的批评，我们可以不去管，流芳百世也好；遗臭万年也好，无声无臭，与草木同朽更好。‘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唱蔡中郎。’但是个人的是非固然不必计较，国家的利害，却不能不加考虑。自古孤臣孽子的用心，不在求谅于当时及后世，乃在使个人的苦心、努力和牺牲，实际有益于君父。所以现在距我们企求的目的，虽然道路崎岖，关山险阻，但是救倾扶危的目的一日不达到，就是我们的责任一日未解除。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哪里因为人事沧桑之感，而改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呢？”

这一段话说得很沉痛、很泄气，粗看不过像在为自己掩饰，甚至说出了流芳遗臭之言，但假如知道当时周佛海背了个“汉奸”之名，暗中冒万难万险为重庆效力，眼前是重重障碍，未来是祸福难知。他自称为孤臣孽子，已显明地透露出他的输诚中枢。其中最突出的一句，佛海不说：“个人的苦心努力和牺牲，求实际有益于国族”，在民国时代，而他偏偏采用了“君父”字样，这两个字相信自然是指蒋先生而言，所以下面更有“关山险阻”、“鞠躬尽瘁”之语。和平以后，政府励行“肃奸”，主要人物，北自王揖唐、殷汝耕；南至陈公博、梁鸿志，都难逃一死，而独于周佛海经法院判处死刑以后，仍以国民政府主席明令特赦，减处无期徒刑，此或即以其“君父”之思，蒋氏始曲为垂谅之乎？

八九、那五百年前的风流孽债

写过了佛海一段沉闷的履历，再来谈谈他一生荒唐的艳迹吧！当佛海犹在沅陵中学读书的时代，他的太夫人以望孙心切，已急急为之完婚。在他赴日留学以前，已先后生有一子一女（抗战时但知其长子在国军中任职，与佛海间音讯久已隔断。长女亦已出阁，本留在湖南原籍，和平之前，佛海设法接之来沪居住，至其发妻的生死，我与他前后相交二十年中，在佛海口中从未有一字提及）。

民国十年，佛海由日赴沪，出席中共的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而就在他留沪短短的时期中，与他现在的妻子杨淑慧遇见了。她与佛海是湖南同乡，那时还是启明女校的学生，她父亲杨卓茂是留美前辈，而且家境很好。佛海既是靠公费求学的一个穷学生，而且原籍还有着妻室。他们两人之间的恋爱，不久给她的家长所发觉，就防范着他们不许来往。不料那位杨淑慧女士，却一往情深，决心嫁给佛海，逼得杨老先生只好把他的掌上明珠锁闭楼上。而她也真有勇气，乘家人不备，跳楼与佛海双双东渡，荆钗裙布，井臼亲操，在日本时期，过着极度清苦的生活。从此直至胜利为止，两人就再也没有分开过。所生的长女慧海，于和平后嫁给汪政权的末任“司法行政部长”吴颂皋的儿子。不久仳离，再嫁一广东人营保险业的陈姓。子幼海，曾于沦陷期间赴日留学，不久又回沪。和平前夕，佛海遣其赴河南张岚峰处，以便转渝赴美留学，不料行抵济南，竟与交际花王三妹结婚。旋日军投降，返沪后因军统调查财产关系，一度亦被扣留。至佛海被处死刑后，以一时之愤，赴苏北共区，加入为共党，中共南下之前，在沪工作。东南变色，幼海在沪市公安局任组长职务，隶杨帆部下。一九五一年三反五反之后，即不再闻其消息。

佛海夫妇之间，以贫贱相从，感情素洽，但佛海好色成性，积习难除。抗战以前，他任职总司令部时，每隔数月，一定到沪一次，他与前鲁皖主席陈调元是嫖友，所以同去的时候为多。那时上海国际华懋等大饭店犹未开设，一品香与大东旅社两处，就作为他们来沪时的居停之处。每晚飞笺召妓，见有合意的，立刻去作牌局，一掷千金，妓院中因为知道他们是当代的达官贵人，又复手头豪阔，往往不敢自高身价，一夕之间，减烛留髡，立成为入幕之宾。

记得民十九那年，有一次佛海雪喧（陈调元字）等一批人，同往会乐里“真素心”家，刚于佛海酒酣耳热之际，妓院里嬲着他写一副对联，他居然磨墨伸纸，一挥而就，联句中嵌了“真素心”三字，仿佛记得是：

“妹妹真如味之素，哥哥就是你的心”

佛海的字写得奇劣，虽属游戏笔墨，其辞也究不雅驯，悬之妓院妆阁，实在不成体统，后来虽通知她们除下，但上海知道此事者已经很多了。

尽管佛海到处留情，也只是逢场作戏，他太太明知其有时背着她偷偷摸摸，但还能故作痴聋。那年好似是民国卅年前后，“七十六号”的吴四宝在愚园路买了所新屋，迁居的那一晚，竟邀名伶堂会演戏，中间有一出是筱玲红的打花鼓。筱玲红是梨园世家，她的姊姊筱香红也是旦角，另一个姊姊筱月红是须生，曾经在法租界共和台演出。那时筱玲红还不过十七八岁的年纪，雏凤新声，论演技自然算不得什么，但扮相很甜很艳。

那晚佛海与李士群、邵式军，坐在第一排正中，我与几个朋友，刚坐在第二排的佛海之后。

筱玲红的打花鼓上场，道白用扬州音说到“我是刮刮叫的清水货呐！”时，摹仿少女羞人答答的情状，冶媚入骨，我看见佛海停眸张口，神情欲醉。我轻轻拉了一下我旁的朋友道：“看来，佛海又要偿付一笔五百年前的风流孽债了。”谁知竟不幸而言中，后来醋海兴波，焚琴煮鹤，终且成为汪政权时代有声有色的一幕无上好戏，而我则居然也串演了这一幕戏中的配角。

打花鼓下场，筱玲红也已卸了妆。莫要以为吴四宝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倒亏他能看出了佛海的心意，他往后台伴着筱玲红过来介绍给佛海，就坐在佛海的旁边。两人且笑且谈，十分相得。下面的戏记得有周信芳、谭富英、程砚秋的，而佛海一向是欢喜看戏的人，这晚竟不待终场，与筱玲红就匆匆离座而去。

几个月过去了，一天午前，赵叔雍由京搭机来沪，他一下机就到处找我，说有要紧事商量，我赶去看他，他拿出了佛海的一张便条，上面只写了寥寥两句：“××兄：有家事奉恳，一切托叔雍兄面详。弟佛海。”一问，才知道佛海把筱玲红密室藏娇，竟尔东窗事发，佛海夫妇间已闹得不可开交，虽经陈公博、梅思平、岑德广、罗君强等尽力劝解，双方竟已濒于决裂。周太太一怒而搭车来沪，说要聘律师与佛海离婚，他与蒋保厘律师的太太是同学，所以来沪要聘保厘经办此事，佛海认为事既不宜外扬，而且还希望能由我从中设法，俾事态不至恶化。因为那时我又重新执行了律师职务，所以佛海希望我于下午四时，赴北站去接周太太，兜揽这一起案子。如此事能由我办理，则结果不论离合，至少不至于将内幕传扬出去。

我与佛海的关系，自然义不容辞。等京来车抵站，我准时赶去。周太太一下车，看到我在那里，因为我平时不惯迎送，她很认为奇怪，问我是来接谁的，我故意东张西望了一阵，随便说了一个人，又说我要接的朋友没有来，她也毫不起疑，就与我一路坐车回去。在车上，她问我知道不知道与佛海为了他外遇的事闹翻了。我推说一无所闻，她说：“我这次来沪，就是要聘请律师与他离婚。”说到这里，她忽然呀了一声，说：“我真是气昏了，怎么竟然忘记了你是律师，还想去请教别人。”我当然顺水推舟，认为彼此既是朋友，自当效劳。一切果如佛海所料，周太太见到我，一定会托我，而其实她也并不真心要离婚，不过是作出一种姿态，以逼迫佛海的就范而已。我答应了承办以后，她认真的签了委托书，并详细告诉了我一切的经过，首先要我当晚赴京与佛海谈判，谈判不成即向法院起诉。我什么也不去和她争辩，也真的当晚到了南京，想先问明佛海的意思，再定调解的办法。男人自有对付妻子的一套办法，佛海对我所说的话，倒是面面俱圆，那是鱼与熊掌，兼而有之的妙计呀！

九〇、密商中决定了兼有之计

佛海为了筱玲红的事，以至引起家庭间的严重纠纷，等我被正式邀请为这一幕的配角时，已经闹了很长一段时间。其一切发展经过，事后才得之于佛海夫妇与别人所透露给我的。

佛海本已神醉于筱玲红台上的表演；又经不起吴四宝的从中牵引，大概经过不久，两人就有了不寻常的关系。那时，佛海既是一个太为人所注目的人物；上海又是双方展开政治暗杀的战场。他们之间的幽期密约，既不能谋之于普通的逆邸，又不便在进出的人太杂的筱玲红家里。他们经常作巫山之会的所在，是法租界莫里哀路上海市复兴银行总经理孙曜东的第三妾潘玲九的金屋中。

潘玲九原为上海的长三堂子（高等妓院）出身，花名叫玲华老九。后来又转入“百乐门”舞厅当舞女，又改名叫潘玲九，长得并不漂亮，但娇小如法国影星碧姬芭铎，而风情也正如碧姬芭铎。因为她做过妓女与舞女，所以懂得怎样侍侯一个贵人；也正为她出身于妓院，因此也不在乎以她的家供作别人的阳台。那里是一所精致的小洋房，离中山先生在沪的故居不远。一生到处留情的佛海，一遇筱玲红，倾心相爱，竟然为之颠倒得到了疯狂的程度。

佛海平时一半的时间在南京，处理“财政部”的事务；一半的时间则在上海，处理“中央储备银行”的事务，只要他不得不去南京时，虽为日无多，在佛海看来，真已“小别亦销魂”了。虽然在家里，他不能不避他太太的耳目，但每天早上一到他的办公处所，第一件事就是急急地接通长途电话，与在上海的筱玲红喁喁通话。事实上，一直借别人家里幽会，究有许多不便，数月之后，佛海也早已将藏娇的金屋，迁至霞飞路底的林肯公寓去了。

丈夫一有外遇，十九形迹难瞒，终究不免要为妻子所发觉。周太太着实有她的一手，她早已觉察到佛海的行动可疑，买通了佛海左右的人，连他们通电话，她也会取到纪录；藏娇的地点，很快也就为她所知道。一次，正当佛海在那里卿卿我我之时，周太太率领了一批娘子军，直捣香闺。因为佛海的挺身相护，筱玲红仅以身免。秘密终于这样地完全暴露了，虽然佛海又把她迁移到霞飞路可的牛奶棚对面一条幽深的小巷中去，一有机会，仍然雀桥暗渡，而家庭之中，从此闹得也再无片刻的宁静。

周太太一定要佛海与筱玲红断绝，而佛海则坚持不肯抛弃。每天总为了这个问题彼此争吵，佛海曾经向她软求，他曾自己告诉我，为了当年是患难夫妻，他甚至不惜向她下跪，又亲笔写给了她一封长信，用尽了最卑屈的字句，以求取她的谅解。而软的方法做尽了，却并不曾打动周太太的心。一次在争吵中，两人几至动武，周太太有一个幼时的同学吴小姐，一直住在周家陪伴着周太太，她上前去劝解时，佛海用力把她推开，一推就推得她俯跌到地上，把她的一口门牙也跌落了。佛海是轻怜蜜爱闹得发疯，而周太太则是醋海兴波，气得发疯。她把佛海写给她不足为外人道的信，取出给每个人看，口中喃喃地说：“我跟他时，他是一个穷学生，我吃尽了苦才有今天，我绝不许别一个人分占他。”说着更从手袋中取出一枝四寸象牙金镶的小手枪，一面做着放射的样子，一面说：“我要打死他们，然后自杀。”陈公博、梅思平、岑德广、罗君强等什么要好的朋友都全力调停过，但没有一些功效。

周太太也自己去找过筱玲红，领她到银行保管箱中去看她珍贵的饰物，又求着筱玲红不如痛快嫁给佛海，如其这样，愿意把一半的首饰分给她。但是要依她的四个条件：一、必须与她住在一起；二、要她对佛海与她和她的子女，称呼老爷、太太、少爷、小姐，完全承认是一个侍姬的地位；三、与佛海同宿或外出，须先获得她的同意：四、不许生男育女。

头三条已不好接受，最后一条，连筱玲红自己也不敢保证，事实上，那时她而且已经怀有身孕。周太太一下子是像要成全他们，但一下子又要“七十六号”的行动队长林之江，拿了手枪去威逼她和佛海离开，她内心矛盾得厉害，行动也乖张得异常。佛海的态度，则坚持不与筱玲红离开，要合，也决不与周太太同住在一处。问题终于决裂了，周太太一怒离京，于是到上海要请律师办理离婚手续，我因佛海的授意，兜揽了这一笔生意，也惹尽了无数麻烦。

等我表面上受了周太太的委托，赶往南京与佛海商量时，他很坦白的说：“我与淑慧，贫贱相合，情同糟糠，现在儿女都已长成，我在道义上、情感上，都没有和她分离的可能。我不讳言一生好玩，也遇到过不少各式各样的女人，但我从来没有像对筱玲红那样的衷心喜爱过，你是了解我目前的处境与心境的，更想到我茫茫的前途，已经没有一件事可以让我图一个眼前的欢乐。而当我无论怎样烦闷的时候，只要有她在我面前，我什么痛苦，都立时抛诸脑后了。况且我已届中年，垂垂将老，花月情怀，这可能是我此生的最后一次了。所以我要叔雍找你，固然免使事情外扬，还得为我想一个两全之道。况且，她已经有了喜，良心上我更不能抛弃她。”

我问佛海：“你太太知不知道她有喜？”他说：“正因为她已经知道了，才愈吵愈严重。”说到这里，佛海勉强笑了一笑，他继续说：“有孩子又怎样呢？不要说我原籍的发妻，早已有了子女。这几年我几次去日本，朋友为我介绍了一个日本女人，只说我是出征的日本军人，她也完全相信，现在已经生了个男孩子，而且面貌生得和我一模一样，我太太哪里知道？她又哪里管得到那么多呢？”

说句老实话，男人一定同情男人；朋友也一定帮忙朋友的。我听了他的自我供状，答应了为他尽力奔走，以解决这一件难题。我们开始商量善后，我提出了一个方案，表面上要佛海与筱玲红离开，并且要忍受几个月的痛苦，绝迹不与她见面。等他太太完全相信了，以后再陈仓暗渡，也要加倍小心。否则僵持下去，女人一任性，会弄到不堪收拾的地步。佛海同意了我的建议，要我全权去办理，他先于暗中通知筱玲红，要完全听从我的意见，并且还要我先去看她一次，告诉她我所扮演的是怎样的一个角色，免得她惊疑不敢合作。

我当天匆匆地又回到上海，告诉周太太已把佛海说服，他愿意放弃她。周太太自然出乎意外的高兴，她真以为我如生公说法，能使顽石点头。我接着说：“不过周先生为了减轻良心上的负担，要多给她一些费用。”周太太兴奋地说：“钱无所谓，不论多寡，你随便代我作主。但是我绝不能承认她肚子里的孩子，是佛海的骨血。”初步，就这样的决定了。

九一、醋海兴波请尝木樨滋味

我依照佛海所告诉我的秘密地址，去看筱玲红。她那时似乎还不到二十岁的年纪，稚嫩、白皙、丰腴，但很娇媚，不算怎样漂亮，但绝无一般女伶的妖气。她招待我坐下，由她的母亲陪伴着。虽然我道达了去意，也告诉了她佛海对她坚决不会抛弃的态度，以及暂时不能会面的苦衷。也许我表面上还是周太太的代理律师，她对我仍然怀有戒心。我看到她谈话时还在簌簌发抖，也使我对她发生了无限同情。我说：“反正这是一出假戏，但要做得像真戏一样。”我要她提出作为脱离条件的抚养费，她们数目不妨开得大一些，否则反会使周太太怀疑。她与她的母亲商量了一阵之后，结果还是说不知道应当怎样开价。于是索性由我代定了一个不太小的数目，她们也无可无不可的同意了。

我又去到了周太太那里，告诉她与筱玲红接洽的经过，以及由我代定的抚养费数目，她不加考虑地答应了。她催着我赶快办理手续，而她又定出了多项原则：一、脱离据由筱玲红单独签字；二、承认目前所怀身孕，与佛海无关；三、证人除我以律师身份签字外，必须有他的胞弟杨惺华与孙曜东。她说：“皮条是孙曜东拉的。我要他签字后负责佛海与筱玲红于脱离后不再来往。”最后我也征得了佛海的同意，一出假戏，总算很顺利地排练完成。

在约定签字的上一日，周太太把整备好了的抚养费用的票据全数交给了我，并且要我把拟好的脱离据给她看，我还约略记得原据是这样的：

立脱离据人×××（艺名筱玲红），立据人前与周佛海先生发生同居关系，破坏他人家庭，深知不合。兹自愿永远与周佛海先生脱离关系，已承一次给予抚养费中储券××元正，经当场一次收足，以后不再以任何理由有任何要求，至立据人现虽怀有身孕，但与周佛海先生完全无涉，合并声明。特立此脱离据存证。

中华民国卅三年六月×日 立据人×××

周太太看了认为满意，又问了我签字的地点与时间，我也告诉了她就在霞飞路筱玲红的寓所，时间为下午三点。她说：杨惺华由她去通知届时到场，孙曜东则由我通知。当时我还深恐她临时再发生其他枝节，所以我要她明天决不要再到场，由我来负责为她办妥一切，她也完全答应了我。

我与孙曜东既无往来，也不熟悉，但我终于相信了周太太的话，打了电话给曜东，告诉他佛海与筱玲红立据脱离，周太太指定要他以证人地位签字。起初他惊异地问我：为什么要他签字？我不便说周太太认定是他拉的皮条，而又苦于不便明说。我告诉他：他如不到场，事情既不能了，更恐另有麻烦。他再问我周太太是否也去，我说我已经阻止了她，因此曜东才答应了届时一定到场。

第二天下午，我约齐了惺华、曜东到了筱玲红家里。她与她的母亲一起出来，我取出了写好的脱离据，交付了所谓抚养费用，她看也不看，在她名字下打了个手印（打手印也是周太太事前所坚持的）。惺华、曜东与我也先后在笔据上签了字，三分钟就完成了手续。我们正待离开，周太太突然走了进来，后面跟着有十多名的彪形大汉，都是面生的人，连我也从前所一个没有见过的。更回首向门外一望，那样一条又深又长的弄，每隔三五步就有一人，好像竟是布岗模样，我已觉得情形有些不对。周太太问我手续有没有办好，我点了一下头，她把脱离据取来看了一下，就折好藏向她的手袋中去。她怒气冲冲再走到曜东的前面，手指着他，只说了五个字：“孙曜东，你好！”就一掌向他的面颊打去，站在前面的一个彪形大汉，一看到周太太动手，也抢前一步，跟着用力打向曜东的头部，把他所戴的眼镜打落了，鲜血从鼻子里直流。接着，又当胸把他穿的一件蓝色印度绸长衫一撕，嘶的一声就分成了两片，更用脚向他的腹部乱踢。

曜东本来有两名带枪的保镳跟着的，起初留在外面，此时给周太太带来的人拦着不能进来，曜东只有高声呼喊着救命。惺华看不过想上前劝解，被另一名大汉一推，就踉踉跄跄的又退了回去，筱玲红挺起了一个挺大的肚子，面色变成惨白，周身抖个不住，我立在她前面，为她遮挡着。我怕这样打会闹出人命，而曜东又是我去约来的，心里又焦急，又有些气愤，但以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只有眼睁睁坐视那一幕戏中戏串演下去。

这时，周太太又开口了：“孙曜东！你要讨好上司，应当以工作来表现，怎样以拉皮条来献媚？我问你：你是吃饭的还是吃屎的？”十余名大汉轰雷般的应着说：“他是吃屎的！”语声未绝，中间一个手里拿着一只香烟罐的，把盖一揭，直向曜东的头面浇去。原来罐里储满着稀薄的粪汁，浇得他满头满身都是。整间屋里弄成臭味不可向迩，连周太太也掩着鼻存身不住了。她点头向大汉们一示意，簇拥着她返身而去，我也只好乘机溜走了。

出来，我到佛海那里告诉了他这一幕的经过，并率直地指出他太太做得太不成话。结果他们夫妇之间，又大闹了一场，佛海写信给曜东表示了歉意，在那时自然曜东也只好不了了之。但以后佛海对曜东暗中倒着实帮了不少的忙，以补偿他那次吃的大亏。

以后筱玲红在医院中生了一个女孩，因为外面传说有人要不利于这个婴儿，因此在手术室中一生下来，就立刻从后门急急抱走。筱玲红等举家装着哭泣，做得很逼真，侥幸保存了一条小命。屈指算来，这个堕地即险遭毒手的无父孤儿，如今已经是盈盈十五之年了。

佛海与筱玲红之间，形式上虽然脱离了，几个月以后，家庭之内，也已风平浪静了。经此波折，两人感情却反而更增一层。佛海把她改藏到法租界雷上达路的冈田家里。冈田是佛海的好友，他兼任上海市长时，冈田又是市政府的顾问，周太太怎样也疑不到由他在掩护。平时，佛海要去看筱玲红，就说到冈田家去开会，周太太还是防着佛海到别处去。也常用电话去探询，结果证明确然是冈田的家，而佛海也真在那里，周太太从不曾再怀疑过顾问的公馆，就是丈夫的金屋。其实雷上达路与佛海的沪寓居尔典路，既只隔着几条马路，冈田家里仅多装了一具电话分机，通向筱玲红的卧室，周太太有电话去，佛海大可以在枕上从容接听。直至大战告终，再不曾东窗事发。

从那次签据之后，我也从未再看到过筱玲红。不过据别人告诉我，自佛海陷身缧绁，筱玲红洗净铅华，屏绝酬酢，与佛海之间，情意绵绵，仍书函不断。至佛海死后，她向人表示，愿意为佛海抚孤守节。至中共进入上海，据说筱玲红微薄得仅能恃以生活之资，因被人举发，给中共没收了。前数年，我在共报上看到消息，筱玲红已被迫重复登台出演，但不再是在上海等处的大都市，而分配到了穷乡僻壤，近况也就可想而知。

当一九五一年我去日本时，我又当面问过冈田以佛海日本的外室与其所生男孩的情形，据他说生活还可勉强过去，我原意想去存问一次，而冈田以为不必使她因见到佛海的朋友再添给她的伤感而罢。回港后，一次我在轮渡上遇到慧海，我告诉她的父亲在日本还生有个弟弟，同气连枝，照理应有个联系，她却并不追问原委，只是淡然一笑，我不便再说下去。现在又事隔多年，故人的后裔，成长之后，自将永沦异国，且恐不再知其生父之为谁了。

九二、大发其国难财的银行界

东南的财富，聚集在上海；而两租界则是储藏财富的库房。从抗战发生以后，各地富户都收拾了细软，趁战火尚未烧到以前，早已涌向租界居住。这已经有了一百年历史的外国租借地，一时呈现着空前的畸形繁荣，大多数的人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除了民国二十八、九年，不时闻到暗杀的间歇枪声以外，界内是一片歌舞升平。但是矮矮的铁丝网以外，南市、闸北，甚至同属于租界的虹口区域，在日军的枪刺下过着惊恐悲惨的日子。日军把租界团团包围，住在那里的人，自称是“孤岛天堂”，其情形与现在的香港差相彷佛。这样一直维持到太平洋战争发生，日军于一夜之间，在无抵抗情况下，就接收了全部的租界。

所有租界内的各式人等，自日军开入，全部都乖乖儿地成为顺民。饭是要吃的，命是要活的，同时，生意也还是要做的。各业几乎完全照常营业，尽管许多大老板们在抗战阵营内有他显赫的地位；在抗战区以内也有着同样的商业机构，而沦陷区中，尤其为工商枢纽的上海，还是像平时一样地照常进行着他们的业务。

那时一般人的生活并不难过，即使一个平民，每个月走几次单帮，就可以藉此养家活口。发国难财的，不问是在抗战区或是沦陷区，都所在而有。当时社会间流行着两句民谣：“做官要做清乡，生意要做五洋。”清乡人员，贪污盛行，日军横行乡僻，鱼肉良民，甚至民间不称清乡，而叫做“清箱”，其情形可想而知。太平洋战争之后，海运中断，欧美的洋货，存底日枯，价格飞涨，更利用币制贬值的关系，利市何止三倍？这一官一商的两项，确是当时发财的捷径。

其实，利息最厚的生意，还应推操纵金融的银行。以五洋业与银行业的利润相较，将如小巫之视大巫。战前的许多存款，在中储券收兑法币的时候，银行消息灵通，存入储备银行的法币存款，仍以一元法币换取一元中储券，而对存户方面，则老实不客气的在账上打了个对折。况且经过了几年的战争，可以买一所花园洋房的存额，太平洋战争以后，其真正的币值，已只够买一只大饼了。“中储”对一般银行的放款，不论为存放、为抵押、为透支，利息通常在五厘以下，而那时商场上的利息，已经高至两角半。一转手之间，其获利已是惊人的。更何况任何一家银行，除了留存一些应付存户的现金而外，都在做银行正常业务以外的生意。

一般的情况，赚得最多的有三项：一、银行买卖生金银，那时为汪政府财政部所许可。从战后黄金每两一百元起，逐步飞涨至和平前夕，最高峰达每两一千六百万元。六年中就这一项所获得的赢利，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平时在投机市场上买卖，由于币值的不断下降，只要做多头，也未有不赚钱的。有时大涨小回，不是改收现货，就只要能顶住几天，三两月的时间，已经会有几倍的利息。二、另一项好生意是囤货，战时物资缺乏，日用品以及工业用品，往往一日之间，数易其价，那时的中储券，虽远不如以后金圆券的急剧惨跌，但物价的高涨是无可避免。银行照例不能囤货，但聪明的银行家们，是会有一套偷天换日的手段，另立一个公司的名目，事实上由银行直接管理，而表面上则是与银行无关的机构，银行无限制透支给他，无限制地选择可居的奇货囤积。三、是地产，因为那时道契或土地证只要有银行准备库的估价单，随时可以向银行作抵押的担保品，因此上海的地产价格，直线上涨，这是最稳定而又不妨碍头寸的生意，银行界当然又把它为收购的对象了。所以，以银行那时的利润而言，两相一比，五洋业的暴利，变成为微不足道了。

从东南沦陷之后，在租界内的银行，官办的国家金融机构，所谓大四行的“中中交农”（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与农民银行），除中央银行与农民银行停闭而外，中、交两行仍如常营业；半官性的小四行，通商、四明、中国实业、国货四家，也只有国货一家收歇。此外江浙财阀主持的所谓南三北四（南三是上海银行、浙江兴业与浙江实业。北四是盐业、金城、大陆、中南），从北洋政府起一直左右着全国的金融。北伐后国府成立，声势乃更盛于前。这几家的大老板们，都成为政府的红客，多数兼任了中央银行的理监事。虽然东南沦陷了，以后日军又进入了租界，而这几家的业务，反而更加兴盛。所有这几家的主持人，大多远在重庆，但过去都与周佛海有相当交谊，沪行的人员，一面与重庆呼吸相通，一面与佛海往来极密。大银行有任何困难，佛海都以中储的力量，尽力支持。

中储那时已取中央银行的地位而代之，成为“银行之银行”。日军的军用票收回了，独家在沦陷区发行纸币。犹记得当中储上海分行开幕的时侯，中储即以钜额现款，分存给上述几家，以及如新华等的许多大银行，事实上等于是中储白送它们一笔固定的存款。如平时缺少头寸时，中储还无限制帮忙。工厂需要款项向中储请求抵借，更规定了转抵押的办法，工厂必须向商业银行抵押，再由商业银行转给中储，依照原合同取回放出的头寸，中间稳赚一笔优厚的利息，而不必担负任何危险。佛海的目的，就是对他们的一种调剂。

和平以后，所有在战前已经成立的银行，经过了六年的一段时间，又得佛海的暗中维护，资财方面，无不有钜额的增加。虽然等到胜利以后，留在沦陷区的银行家们，又在大骂其敌伪如何如何的加以压迫，但在当时，我目睹过他们见到了佛海，如何肃然起敬地高呼“部长”，有声望的银行家，不是担任汪政权的“全国经济委员会”的“委员”，就是成为“全国商业统制委员会”的委员，最少也是“上海工商联谊会”的委员。我不想拖人落水，不再在此列举出他们的名字。那时银行界的蓬勃气象，正与上海的畸形繁荣，成为正比例。

九三、浙江兴业银行内部纠纷

汪政权的“国家银行”是“中央储备银行”，其人事组织，大体如下：总裁周佛海、副总裁钱大櫆（原金城银行大连分行经理）、业务局长柳汝祥（现在日本）、发行局长邵鸿铸（现在港）、国库局长俞绍瀛（现在大陆）、外汇局长夏宗德（前数年在港，现踪迹不明）、总务处长吴继云（现在港）、调查处长许建屏（现在南非）。总行在南京新街口，即原交通银行的行址，沪行在外滩，为中国银行的新厦。

日军进入租界以后，原来的中央信托局也停止了，汪政权另成立了一个中央信托公司，事实上是“中储”的贸易机构，佛海兼任了董事长，许建屏兼任总经理，佛海的内弟杨惺华兼任副总经理（惺华的本职为财政部总务司司长），但董事长的图章是握在惺华手里的，建屏仅居形式，毫无实权。以后索性由惺华坐升了总经理。

日军进入租界之初，中交两行一度停业。以后又奉汪政权之命复业了。小四行亦由佛海派出官股董事而加以改组。关于人事安排，交通银行比较简单，因为唐寿民曾任交通银行总经理前后二十年（董事长先为胡笔江，胡于由港飞渝途中被日机邀截击落毙命后，由钱永铭继），即由寿民（现在沪）担任董事长（复业后之中交两行，改为董事长制，以董事长行使总经理职权）。而中国银行初请冯耿光担任董事长（冯久任中国银行总裁，为日本士官学校第一期毕业生）。冯不就，又请周作民担任，周又谦辞，于是由吴震修出任（吴现在北平）。冯耿光、周作民两人退为董事，其他董事有王仰先、朱朴、赵叔雍与我。董事会秘书程慕灏（现在港），沪行经理潘久芬。

小四行的改组，除国货银行未曾复业外，四明银行的董事长为孙鹤皋（前沪宁暨津浦铁路局长），中国实业银行的董事长为朱博泉。通商银行是谁，我已记不起了。其他战前原有的商业银行，营业状况，一般都空前美茂。而新设的银行钱庄，尤如雨后春笋，与日人直接有关系，或者与汪政权中人有渊源，也有原为银行中的中级职员，看到银行惊人的利润，自己也出来另行创立了。到民国三十二年间，迫得佛海通令停止发给银行执照，但无形中对已经成立的，减少了竞争的同业，不啻更予以一重的保障。

正因为银行是大利之所在，于是大银行中，也多争权攘利之事，中间闹得最凶的一家是“南三”行中的浙江兴业银行。

徐寄庼从战前起，就一直是浙江兴业银行的董事长（战后任上海市商会会长，前数年已在沪病逝）。他战后之所以留在上海，一半固然为着银行本身的业务，一半为重庆方面潜伏在上海的“统一委员会”委员之一，负责金融方面的事务。因为浙兴是国内有数的大银行，那时的业务又蒸蒸日上，而寄庼对银行的一切，大权独揽，这样就引起了股东间的觊觎。

纠纷发生的详细经过，以及其争攘的内幕情形，我因为与浙江兴业太隔膜了，全不知道。只在报上看到大股东竹淼生与徐寄庼之间公庭涉讼，两审都是寄庼方面败诉，案子上诉到最高法院，已经到了最后的一关，徐寄庼则一直处于下风。竹淼生是一个老银行家，也是浙兴的大股东，那时在各方面都很活跃，总之他有意于去徐而自代。支持他最力的是唐寿民，而寿民与佛海又有着深厚的交谊。徐寄庼则只管浙江兴业内部的业务，与汪政权中人，几于绝无来往。重庆方面虽然有他的力量，但到底鞭长莫及，寄庼的形势，已处于倒台的边缘。

大约是三十三年的秋天，一天的清晨，徐采丞忽然陪了寄庼到我的寓所来看我，我与寄庼过去并无一面之缘，此来颇觉其突兀。采丞代表杜月笙在上海工作，一面与驻沪的日军“登部队”有良好关系，但他与佛海之间，数年中虽然一直由我在中间联系，可能许多人在佛海面前说了他的坏话，两人一向总有些格格不入。

入坐后，采丞先代寄庼道达来意，他说：“有关浙江兴业银行的内部纠纷，报上登得很多，想你已略有所知。截至现在为止，诉讼方面寄老是失败了，但他能控制绝大多数的股东，为了最后挽救这一个危机，银行早已依照公司章程，发出通告，召开股东会。大会的日期，就在明天，而上海市政府经济局突然正式通知禁止开会，这样使寄老所筹划、所布置的将功亏一篑。唯一补救的办法，只有得到周市长（指佛海，那时他担任上海市长）的帮忙，但这几天他正病得厉害，曾经托过许多人疏通，无奈他概不见客。现在时机已经非常迫促，所以寄老要我陪来看你，希望你在最后关头代他斡旋一下。”我问：“寄老的意思，是否要我代向佛海先生请求准许浙江兴业银行股东会明天能如期举行？”寄庼接着又说了些客气话，我说：“那么，周公馆近在咫尺，请两位宽坐一下，既然时机如此急迫，我去一趟回来就给寄老答覆。”

那天佛海的病势确很沉重，正发着高烧，我闯到他卧室中去，一开口就问他知道不知道浙江兴业银行的事，他摇摇手表示不甚清楚。我说：“采丞陪着寄庼在我家里，经济局阻止他们明天举行股东大会，我以为寄庼只是重庆统一委员会的委员，我们又何苦为了不相干的事，得罪他们。”佛海道：“问题是经济局禁止开会的是否合法。”我说：“论法，银行依照章程举行股东会，政府无权干涉，如其议案有违反法令或章程之处，事后政府倒有权纠正的。”佛海说：“那么你替我接许江的电话吧。”（许是当时的经济局长，前数年病死香港。）通话以后，佛海告诉他：“明天浙江兴业银行的股东大会，政府有什么权力去禁止开会？你不要随便胡闹。”许江当然是唯唯听命，佛海倒也痛快，他说：“要帮忙索性帮个澈底，寄庼如有其他要求，凡在我财政部与市政府权力所及之内，教他们分别来两个呈文，我亲自来批，让他们可以一劳永逸。”

我回到家里，把佛海的话，告诉了寄庼，自然使他喜出望外。我说：“明天的股东会可以如期举行，时间上市政府已不及另补公文。浙兴如有其他请求，希望尽下午把送给财部与市政府的呈文交给我，让佛海先生亲自批过后，我再代你转给财部与市府。”

果然，下午寄庼又把公事送来，我又去佛海那里让他批好了“照准”字样，等寄庼看到了佛海的手批，始再三称谢而去。我也分别把两份公事一份交给了上海市政府秘书长罗君强，一份交给了财政部次长陈之硕。这样浙江兴业银行内部的一场纠纷，就此轻而易举地风平浪静。

浙兴与我毫无关系，那时我是为了采丞的友谊而好事。而从这一件小事中，可以看出佛海豪爽的性格，遇事决不拖泥带水，说做就做。我帮了他六年，他对我真是做到了“用人不疑”的程度，人生难逢的是知己，我又安得再遇如佛海其人哉？

九四、抗战前后上海报业概况

上海因为有租界的关系，较少受到国内政治的影响，经过了一世纪的时期，租界内的报纸，已成为全国的舆论中心，言论反而能影响全国的民意。在北伐成功以前，上海所有的报纸，不但都汇聚在公共租界的望平街一带，而且都挂着洋商的招牌，以托庇于外人。但他们的行销，并不局限于租界以内，有些遍及全国各地，而主要的区域，则为沿京沪、沪杭两路较大的城市。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以后，一方面由于报社表示对政府的拥护，同时，许多望平街出身的报人，都担任了政府的要职，他们是内行，比满清官吏与北洋军阀自然聪明得多，他们懂得怎样对付报纸“越轨”的言论。政府的利器，是扣报，可以一纸命令，使邮局不寄递经制裁的报纸行销至租界以外，这样，无异于剥夺了上海报纸的生命线，洋商招牌，不再是护符，扣报一定使报馆屈服，于是政府很容易地掌握了上海的舆论。

当民十六年国民革命军抵达淞沪以后，政府首先注意的是实行了新闻检查制度，虽然租界以内，论主权是政府势力所弗及，但各报无一愿意抗命。起初是由上海市党部、上海市政府与淞沪警备司令部以党政军联合执行，以后改由上海市政府单独负责。而且被删检的新闻，更不得以时间不及为理由，留着空白（沪人俗称为开天窗），以免暴露新闻检查的痕迹。但尽管如此，报业大王史量才主持的申报，战前曾突然一度左倾，而且发出了反蒋、反政府的论调。人事也大为更动，黄炎培主持了总管理处，游俄回来的戈公振编辑画报，李公朴经办补习学校、流通图书馆等社会活动，鲁迅经常为副刊执笔，陈彬龢参加撰述社论，胡风化名混入了编译部。有党派臭味的文汇报也在沪创刊发行。在七七事变之前，上海报纸上论调，一致是激昂的抗日，其中大部份是基于纯洁的爱国思想，而无可讳言，一部份却怀有政治上的其他作用。

在抗战前夕，上海报纸盛极一时，除原来比较有长时期历史的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与民国日报而外，有大公报、文汇报、中美日报、正言报、中华日报、立报。晚报也有大晚报、大美晚报、华美晚报、社会晚报四家，其他小型报更多得无从统计，命名的离奇怪诞，如“叽哩咕噜”、“牵丝扳籘”之类，到了荒谬的程度。

“八一三”淞沪战起，国军西撤，时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大公报、文汇报、中华日报、立报等几家，立即停刊。其他各报，虽然行销已不及租界以外，但仍保持着激烈的抗日立场。日军则在虹口区创刊了华文的新申报，其言论则完全宣传日军阀的侵略思想，日本浪人且在沦陷地区强迫居民订阅。

所有未停刊的报纸，继续秉承国民政府的命令，拥护抗战政策，国军退得愈远，论调变得愈趋激昂，政府派驻租界内的地下工作人员，与各报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汪精卫离开重庆，行抵河内，最初中央命令各报，不许对此有所评论，因此引起了蒋汪唱双簧的传言。直至河内行刺案发生，误中曾仲鸣后，汪派人物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林柏生等更在香港正式展开活动，各报才一致起来予以猛烈抨击。迨汪等一行抵沪，分别在愚园路与极司斐尔路公开成立了机构，汪系的中华日报也于民国二十八年夏秋之交再行复刊，上海舆论，壁垒分明，双方处于敌对的状态。笔战以外，更杂以枪战，暗杀案件，除了少数军政人员，以及银行界的人士而外，而新闻从业员的牺牲尤多，在汪政权建立以前，为日人所杀的已有社会日报的蔡钓徒（被骗往虹口残杀后，以首级悬诸法租界电竿木上）；晶报的余大雄（被杀死于维新政权上海办事处新亚酒店卧室之浴缸内）。为国民政府所枪击毙命的有申报记者钱华，时报的经理王季鲁则中弹未死。其后以汪政权关系的报界人士，当丁默邨接盘文汇报后，穆时英、刘呐鸥奉丁之命，筹备出版期内，先后遭重庆方面暗杀身死。“七十六号”还击的结果，申报的金华亭，大美晚报的张似旭、朱惺公、程振章等人，均难逃劫数。新闻报的顾执中则幸得死里逃生。“七十六号”公布通缉的八十三人黑名单，也大半为抗战报的从业员，而华美晚报的朱作同，以出卖金华亭而为中统击毙，腥风血雨，举市骚然。

汪方于六年之中，也在上海创刊了几家报纸，除直接于汪氏的“中华日报”而外（社长林柏生、副社长许力求、颜加保）；有周佛海系的“平报”（社长金雄白）；李士群系的“国民新闻”（社长李士群、副社长胡兰成、黄敬斋）；兴亚建国系的“新中国日报”（社长袁殊。兴亚建国运动，表面上为日人岩井英一所领导的亲日集团，主要人物有袁殊、陈孚木等人，而事实上则为中共潜伏之地下组织）。

但是太平洋战事发生以后，日军进入上海租界，形势一变，所有与重庆方面有关之报纸，除申报、新闻报以外，全部停刊，主要人员也纷纷走避。当时申新两报仍照常出版，旧日人员，几于原班不动，但一夜之间，好像忽然变成为无恃的孤儿，尤其日人的态度不可知，惴惴焉唯恐大祸之临头。而汪政权中人，则以两报的销路不恶，觊觎染指者也不乏其人。惟汪政权虽曾向日军提出过若干人选，继续主持两报业务，而日人均置之不理。

在这一段时期中，申新两报旧人因过去不断有抗日言论，其焦虑为势所必然。当时两报当局，要求我转求周佛海为之庇护，得到佛海的首肯，曾由我分批陪同谒见，记得去见周的新闻报有汪伯奇（现在港）、李浩然（已死）等四五人；申报有马荫良、唐世昌（两人均在大陆）等四人。当他们表达其暗中保护的愿望以后，佛海慨然应允，谓如其日方有不利于他们时，可随时与我联络，他无不尽全力以保护他们的安全。卒之两报中人，并无一人遇到不测。以后新闻报除严谔声脱离，申报赵君豪与严服周做了一个时期之后转赴内地而外，两报则一百八十度转变为亲日，仍日常出版，而全部旧人也仍照常供职。

九五、一个亲日报人的另一面

新申两报因为地处靠近上海外滩之汉口路（即三马路），属于日本海军的防区，大约在日军进入租界以后约一个月，日海军宣布了接收管理，委出新闻报的社长为李思浩（前段祺瑞执政府时代之财政总长，太平洋战争突发，李氏留港被俘，后押送上海，迫其出任职务），仍由吴蕴斋以股东代表负实际责任。申报则委任了陈彬龢担任社长。

在抗战期中，几于无人不知陈彬龢为亲日最力的一人。战前，他担任申报一度左倾后的社评工作，言论偏激，颇为当道所忌，而又参与了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的“保障民权大同盟”。从史量才在沪杭公路上被刺殒命以后，申报又转为原来的态度，比较激烈的份子，纷纷退出，彬龢那时也南避来港，替那时的南天王陈济棠办起“港报”来了。香港于太平洋战争初起时就为日军所占领，而彬龢又立刻与日人方面搭上了线，不久，重回上海，竟出任了申报“社长”。

我与彬龢认识了多年，但向无来往，自他由港回沪出任申报“社长”之前，时常见到他与日本人一起在公共场所出现，我甚至没有与他作礼貌上的招呼。当时汪政权中的部份人士，有着一个奇妙的心理，对过份亲日的人，不但怀有戒心，而且鄙视而内心潜存着敌意，对于他，我们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

在他负责申报的时期，他的表现，有着极端的态度：一、他亲日：一切言论固然极度亲日，而太平洋战争初起日军获得暂时的胜利时，申报屡屡破例以大字红标题为日军宣传“××战大捷”，其立场有时竟超过了日人所直接主办的“新申报”！二、他反蒋：彬龢曾经写过一篇“蒋介石论”把蒋先生二十年来前后不同的言论，引用原文，作了一个对照。在沦陷区内，对蒋先生私人作如此的攻击，可说是稀有的例子。三、他讽汪：申报对汪政权的若干措施，也加以率直的攻击与讥刺。当陈群出任“江苏省长”时，因为任用了上海帮会人物谢葆生（即仙乐斯舞厅主人）等为警务高级人员，申报且詈之为流氓政治。这样引起了汪政权的很大反感。但是“申报”那时处于日本“军管理”状态之下，它代表日军的发言，连汪政权也奈何他不得。而且，他在社会上显得非常活跃，在公开的言论中，也时常对别的亲日人士，加以无情的指摘。

其中对彬龢最感头痛的是周佛海，因彬龢不属于汪政权的管辖，而且他又与日本陆海外三方面都有交往，甚至摸不清他的真正背景。佛海又正在做着等待中美联合大反攻时、在敌后策应的好梦，他认为彬龢过于亲日的态度，会影响甚至妨碍到他未来的工作。于是他加给了我一项任务，要我与彬龢建立密切的关系，凡是他所参加的社团，我也必须参加在内，有反对汪政权或妨害佛海的行动，事前阻止他，弄清他的底细，查明他对每一件事的作用。总之，佛海的真意，是要我严密监视他。从此，我与他形迹上显得突然亲密，每天报纸上我与他的名字，一直联在一起。甚至蒋伯诚也一再向我提出警告，假如我仍与彬龢来往，重庆将不会对我谅解，而我则是有苦难言。

我不否认我以后与彬龢之间，也发生了一些真实的友谊，因为有三件事他使我受到感动。本于“是者是之，非者非之”之义，我愿意在这里顺便追叙一下当时的事实。

一次，日本人发起捐献飞机运动，上海的许多“名流”受到了邀请，许多资本家被内定为捐献的对象。那天在虹口公园开民众大会。清晨，彬龢匆匆赶来看我，他悄悄地对我说：“请你暗中分别通知别的朋友，不要去参加今天的大会，也不要捐献飞机。我单独去，以申报名义捐献两架。有事，我来担当。”说完他匆匆走了，我望着他的背影，心里开始有说不出的一种惊异的感想。

又一次，上海民食发生了恐慌，配给将告中断。而米粮又掌握在日军的手里，他们把沦陷区最好的产米区，如苏、锡、松、青一带，划为日本军米区，所有出产，都归日军收购为军粮。那时上海市长为周佛海，沪市府的市政谘询委员会开会筹谋对策，当场推定我与彬龢负责这一个问题。海运既告中断，唯一的办法只有与虎谋皮，向日人手中去索取。

在苏沪一带日军中具有势力的人，是苏州的特务机关长金子，他刚来沪住在江西路的都城饭店。我与彬龢去看他，说明来意之后，希望于日本军米中拨出若干吨为民食配给之需。金子考虑了一阵，他说：“米倒有的是，但必须有交换条件：一、米价须以现款交易（那时中储券现钞极度缺乏）；二、负责疏散上海部份工厂，迁往内地；三、供给民夫两万人为日军建筑防御工事。”还有其他两个苛刻的条件，现在已记不起了。

我正预备与他辩论，而彬龢并不曾征求我的同意，竟爽快地答应了。金子用白纸潦草地写了一个备忘录，要我与彬龢签字，负责履行他所提出的条件。彬龢又迅速地签了字，签完，把笔送到了我手里。对外办交涉，又不能显出内部的分裂，我于十分勉强中也只有照签。接着把交款与交米的日期也都商定了，我们告辞出来。一上电梯，我来不及等待，就埋怨彬龢说：“如此条件，我们如何可以答应？我们没有理由强迫工厂迁往不适宜于生产的地点，我们没有力量征集那么多民夫，去帮助日人建筑工事！”彬龢只是笑，拍拍我的肩头说：“难道我们真会这样做吗？一还价最少时期要拖长了，民食的供应，已到了迫不及待的阶段，让老百姓吃饱了再说，只要米能骗到手，一切责任由我与你共同负担，你怕被日人杀头？……”

我听了他的解释，觉得他和日本人打交道，也自有他的一套！我当时也不好再说什么了。以后除由佛海供给全部米价现钞，彬龢向游民习艺所调用了一百余名游民，借给日本作为敷衍以外，米运到了，而且也向全市配给了，而什么条件也没有履行，虽然日人曾几次来纠缠，我们总是饰辞推却，如此一直至和平为止。

在胜利前夕，即使在沦陷区的人，也都明白了大势所趋，正如古人所言：“胜负之数，无待蓍龟”。又一天，彬龢约我对未来局势好好的谈一次。我平时一直听到他的言论是“英美一定覆灭，而‘大东亚战争’一定胜利。”那天，密室中并无别人，他也一反以往的常态，承认太平洋战争日本的失败，已迫于眉睫。他提出了许多意见，要我向佛海进言，总之一切作最坏的打算，与必要的准备。他的意见，倒不失为朋友的善意。我忍不住问他：“既然你知道日本已处于必败之地，何以看见你反而做得格外的积极了？”他说：“你们以为聪明，表面与日本周旋，暗中却替重庆工作，日本人也并不笨，间谍密布，耳目甚周，你们的一切，知道得一清二楚。假如有一天日军真要被迫撤退的时候，一定焚杀以泄愤，你们非但起不了丝毫阻止的作用，而且你们将被首先开刀。而那时，就用得到我了，我可以向他们说：中国人并非都是抗日的，如我，中国人都在背后骂我，因为我是你们真正的朋友。因此你们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的乱烧乱杀。我不敢说我的话会发生多大作用，至少，日本人是愿意听我的，而决不愿意听你们的，也可能我的话会有些影响。在这最后关头，我要做得更积极，更使日本人相信我。”

这一席话，使我对他有了不同的看法。所以如其说抗战时期与日本人合作的人，都已忘记了国家民族，沦陷区的老百姓都是顺民，连学生也都是伪学生的话，这是太不公允的。

这一次谈话以后的不久，日本就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而投降，那天是八月十六日，他又到亚尔培路二号来看我（那里是我会客宴客的地方，不幸胜利被接收后，成为中统的上海站，许多人都被拘禁在那里。从此，亚培尔路二号，也像七十六号一样，成为一个可怖的特务机关的代名辞了），他告诉我，一旦重庆政府回来后，一定不会放过他，他是最后来向我辞行，从此他将有一个时期的隐藏。而他来看我的最大目的，是劝告我与他一起走，他有最安全的地方，可以完全放心。可怜的我，竟天真地说出我做过一些地下工作，秘密电台中且曾对我们以不断嘉奖，而且蒋伯诚等一再表示可以为我保证。他叹了一口气说：“政治只有成败与利害，你竟谈起功过是非来了，你会后悔的！”我谢谢他对我的关切，但我仍坚持着我的初志。我想堂堂政府，安有会欺骗一个百姓之理？他握住了我的手，眼泪从面颊流了下来。我送他出门，看他已放弃了原有的汽车，坐上三轮车，向北而去。以后我一直没有得到他的一些消息，直至在香港的重逢。但处身在另一个时代中，尽管是数十年的老友，因为思想上有了距离，连形迹也变得非常疏远了。

九六、一处太有血腥味的地方

在《春秋》杂志上陆续发表这一部往史时，事前既没有立出一个大纲，手头又缺乏参考资料，每在到必须交稿的那天，才临时构想一节往事，本已见闻寡陋，益觉挂漏贻讥。如曾经在上海横行一时的吴四宝的暴毙经过，也竟然把它遗漏了。

在沦陷时期，上海“七十六号”是一个妇孺皆知的所在；也是令人谈虎色变的地方。而它的成立，事实上是早于汪氏所倡导的和平运动。当汪氏等犹未抵达上海之前，李士群早已受了土肥原之命，在沪西忆庭盘路诸安滨十号成立了专为日人工作的特务机构。以后汪氏的中央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成立，又加以改组，表面上由原任中央调查统计局的第二处处长丁默邨任主任，以李士群为副，而迁往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

在民国二十八至二十九年间，双方正在展开暗杀战时，那时的“七十六号”，就是一个使人闻而丧胆的名字。特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虽然是周佛海，但他并不能真正控制这个机构，而且因丁、李的争权，互相齮龁，反使他左右为难。丁、李之下，那时搜罗了许多五湖四海三头六臂的人物，军统、中统、帮会中的亡命之徒，租界上的特别警察，形形色色，应有尽有。丁、李而外，有苏成德、马啸天、林之江、王天木、陈恭澍、杨杰、万里浪、胡均鹤、夏仲鸣、潘达、戴昌龄等等，或司情报，或任行动。其他，丁左右的参谋人员，有顾继武、黄香谷、凌宪文、茅子明、奚则文、李子云、翦建午、彭年、孙育才等。李旁边的亲信人物，有傅也文、黄敬斋、唐生明、唐惠民、叶耀先、孙时霖等。但谁也不及吴四宝的能够名震一时，威震一方！上海人尽管可以不知道陈公博、周佛海以及丁默邨、李士群的，但吴四宝这三字大名，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若论吴四宝当时的职位，真是低得微不足道，“特工总部”下除了林之江、潘达、万里浪、夏仲明、杨杰等各领一个行动大队以外，另有两个警卫大队，吴四宝警卫七十六号，而张鲁则警卫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即汪、周等所居之地）。吴四宝与张鲁虽是同等职位，而后者由于比较安分，上海人就很少知道他的名字了。

对于汪政府下的两个特工首领，若论私人的观感，我不大欢喜丁默邨，他瘦削得完全是病夫模样，实际上，他那时也真已患了严重的肺病。性情有些阴阳怪气，连笑也好像总是勉强得阴沉沉的。我与他除见面时点一下头而外，很少与他交谈。士群则因为是佛海手下十弟兄之一，就往来较多。他是留俄学生，大约在苏联还受过“格别乌”训练，回国后还是为共党工作，曾经七次被捕，以后又投效了中统。抗战时期，因违犯纪律，将受惩处，开小差逃到了香港，竟然为土肥原工作。但以他的外表来看，他决不像是一个特工人物，身裁不高，面貌还清秀，举止则有些轻浮，说话带着很重的浙东口音，他像是一个纨绔子弟，但脾气还爽快，更多少含有一些江湖气息。在我与他打过几次的交道中，留着一个相当好的印象。

除了前文所述他与罗君强斗争中，我当面指出他的错误而没有使他老羞成怒以外，一次，“七十六号”要拘捕上海《新闻报》的严谔声，因为他兼任着上海市总商会与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的秘书职务，卷宗以及王晓籁、杜月笙等的私章，都保存在他那里，他听到了风声事前避开了，于是把他患病的妻子拘押了起来。出事时我刚去了南京，谔声派了他一个亲戚赶来要我为他的太太营救，时间已经是晚上，我正在夫子庙太平洋菜馆有应酬。来人告诉我经过后，我打了个电话给士群，我说明有一些事想与他商量，他问我重要不重要，我当然说重要。他笑着说：“你好糊涂，岂有重要的事而可以在电话中商量之理，有话来当面谈吧。”我来不及终席，就赶到他家里，一进门他更哈哈大笑；他说：“我明天七点钟的早车要回上海去，今晚不睡了，预备麻雀打到天光，这里只有老四（唐生明）与老苏（苏成德）两人，正苦三缺一，你自投罗网，刚好凑搭子，什么事都要等打完了牌再说。”他也不问我的来意，也不由我推却，吩咐下人，拉开桌子，哗啦哗啦的就打起来了。

牌打完，我却输了不少。我们一起用稀饭的时候，我提出了谔声太太被捕的事，希望不要累及无辜的家属。他说：“不必说大道理了，凭着你我弟兄一场，况且昨晚陪了我打了通宵麻雀！又让你输了这许多钱！这个交情也就不由我不卖。你告诉他的家属，我一回到上海，立即把她释放。”当天士群回沪后，真也如他所说的那样做了。我觉得他没有像别人那样扭扭捏捏地一当权，就欢喜打官话的一套讨厌习气。

再有一次，有一个海员工会的负责人（姓名我已经忘记了），他侵吞了在外籍轮船上服务的中国海员战时在海上殉难的抚恤金，数目不小，“七十六号”把他拘捕了，目的是想敲他竹杠，要他吐出吞没的恤金。数目而且已经讲妥二十万美金。我办理的《平报》的一个职员，要我向士群说情，可是他并没有告诉我此事真相，也并没说出斟盘经过，只说是冤枉的。我受托之后，一直没有机会和士群去说，事情也已隔了很久。一天周系的十人组织在南京梅思平家里集会，刚好我与士群先到，连思平因在别处开会也还没有回来。我们对坐着无事可谈，忽然想起了那件事，我就随便开口请他帮忙，士群笑笑说：“怎么你也会管起这样的事来？”我说：“不过是受人之托罢了。”他道：“也好，我就帮你这一次吧！”三言两语，就解决了这一个问题。以后人也释放了，朋友还送了我一桌餐具。

直到那年底，我去“七十六号”看士群，他也想起了这件旧事，问我事后得到了多少酬报，我老实告诉他只送给我一套不值钱的餐具。他说：“我当时为的是让你赚一笔钱，少说点，你也至少要拿他个十万八万美金，现在我又不想与你分赃，又何苦瞒我？”他又说：“那个家伙真是侵吞了孤儿寡妇们的恤金，你为什么让他白占便宜，他自己就愿意交出二十万美金的。”我如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看到士群面上还露出怀疑的神情，我深悔太多管闲事了。但是，我感到士群真还有一股侠林中的豪气，虽然浑水中我并没有摸到鱼，而我仍然感激他对我的一份好意。

最后一次我与他见面，是在他被日宪兵毒死的前三天。那晚我与耿绩之（前上海市政府法文秘书；历黄郛、张群、吴铁城、俞鸿钧等多任市长而从未更动，在上海社会中颇有些名气）到他家里，他正在打牌，看到我去，他停下牌起身与我闲谈。那时，我又重新执行了律师职务，他说：“老兄，你真聪明！办几张报纸，开一家银行，更做着律师，与当道又有交情，可进可退，悠然自得。我一天不干现在的事，哪会有你那样的舒服，只有回到上海做白相人了。”哪料到这一次的谈话，竟是最后的诀别了。

士群还不失为性情中人，可是他选择了一个错误的职业，竟然做了杀人的特务工作人员。“七十六号”在沦陷时期的不理众口，士群无论如何既在其位，就难辞其咎。况且他一朝得志，排挤了丁默邨，把“七十六号”的大权独揽，又做了“江苏省长”、“警政部长”、“清乡委员会秘书长”，不免有些忘形，树怨既多，终至不得善终，但在私谊上，我总为他可惜。

“七十六号”其实也实在不成体统，羁禁与审问重庆地下人员的所在，就在二门内的一排平房中。有一天白昼我去看他，有人正在那里问案用刑，我走过二门时，但听到鞭笞声与惨厉的呼叫声杂成一片，我上楼时忍不住向士群说：“何必如此残忍呢？白昼施刑，神嚎鬼哭，竟连来客的耳目也不避？”他说：“你是书生，因此不免有妇人之仁。”“七十六号”的用毒刑则完全是事实，皮鞭而外，老虎凳等一切，应有尽有。但胜利后有些报章，说在“七十六号”地下还掘出了累累的白骨，则不免是出于虚构。

“七十六号”在特工战时，都是在街头袭击，虽然也有给捕来枪毙的，前后为数恐不足十人，如平祖仁、郑蘋如、张小通等，而执行地点，则不在中山路荒郊，就送往南京，而决不在“七十六号”。士群本人有时还有理可喻，而比较横暴凶残的，则推吴四宝了。难怪汪夫人陈璧君有一次愤然对人说：“七十六号是一处太有血腥味的地方”！

九七、吴四宝恶贯满盈遭毒毙

吴四宝是江苏南通人，本是一个世界书局经理沈志方的汽车司机。体重总在二百磅左右，紫黑色的皮肤，一脸横肉，外表就是狠巴巴可怕的彪形大汉。在北伐以后，上海帮会势力抬头，下流社会照例拜一个老头子为靠山，吴四宝是清帮通字辈季云卿的徒弟。刚好李士群还是共产党员的时代，为了要取得帮会上的掩护，也拜在季云卿门下，事实上他们是所谓同参弟兄。当“七十六号”成立之初，急于招兵买马，季云卿的老婆，也是一个女大亨，似乎叫什么“金宝师娘”的，在上海社会上同样赫赫有名。那时的吴四宝已经不做司机了，在赌场里抱台脚（保镖或打手之意）。金宝师娘就把他介绍给了士群，担任“七十六号”的警卫大队长，统率着百来名卫士。除此以外，最初也做着士群的副官事务，有宾客来时，开头还站在餐桌旁为人添饭，有时奉命坐在车上保护着客人回去，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会霎时变成势焰薰天的人物。

沪西一带，于汪氏等抵沪以前，在日军卵翼之下，早已赌场林立，“好莱坞”、“兆丰总会”、“秋园”等大赌窟规模宏大，电炬辉煌，每晚进去的人络绎于道，报纸早已对越界筑路的沪西一带，称为“歹土区域”。吴四宝就倚仗了“七十六号”的势力，手下又有武装的虾兵蟹将，利用畸形的地区，特殊的环境，向每家赌场收取巨额的保护费。是赌场中的主持人，没有一个不是与他换帖称弟兄，就是执赘做徒儿。渐渐的连富商巨贾也趋炎附势，与他发生关系了。吴大队长家里，臣门如市，一时声势之盛，有驾当年杜月笙而上之之概。四宝这个名字，一看就是出身微贱的下等人，不知是谁替他另取了一个堂皇的官名，报上居然也时常看到“吴云甫启事”的告白了。

尤其在民国二十八至三十年间，上海绑票案件频频发生，汽车停在路边也会被偷窃得无影无踪，虽然没有证据证明是谁做的，但道路传闻，都指出一个是“十三师师长”丁锡山，一个是“七十六号”的警卫大队长吴四宝所为。尽管有人指证凿凿，但谁也奈何他们不得。吴四宝有这样多的收入，应该可以满足了，但他还做着投机交易，纱布与黄金由他指挥操纵，大进大出。一次他买进了大量纱布，忽然市价暴跌，他一急，就自己跑往交易所，取出手枪，强逼拍板的人挂高牌价，他说多少就是多少，于是非但造成了市场上的大混乱，许多人还给他搞得倾家荡产。大约上海开埠百年以来，这是商场上从来所未有的一次大丑剧了。而当时几起巨案，如江苏农民银行宿舍集体枪杀案、中国银行宿舍集体绑架案，别人所不忍为的，吴四宝都以邀功之故而毅然为之。

吴四宝是一个不识字的粗胚，而他的妻子佘爱珍却是启秀女中的毕业生，一切运筹帷幄，他都秉承阃命办理。她能够双手开枪，女犯人的拘捕审讯以至用刑，都由她与一个通日语的沈小姐亲自出马。一次还在太平洋战争以前，上海的租界还是存在着，她挟了武器，往租界“办案”，归途经静安寺路愚园路口交界处，即百乐门舞厅的前面，租界警察照例对车辆施行检查，而她出其不意对警察开枪轰击，汽车也于枪声中疾驰而去，捕房终且奈何她不得。试想连一个区区队长的妻子，当年又是何等的威势！

就这样不到一年的时间，吴大队长的大名，在上海社会上既已全市皆知，即汪政权的圈内人对这位过去称他为“吴大块头”的，也就不能不刮目相看了。他在愚园路立时经营起一所华屋，穷极奢侈，里面且有舞厅、剧场、网球场等设备。进屋的时候，还唱了三天的盛大堂会。周佛海与筱玲红的一段孽缘，就是在那次堂会中促成的。以后他的妻子佘爱珍四十生辰，又演戏摆酒三日，什么平剧的荀慧生、周信芳，沪剧的筱月珍，绍兴戏的傅瑞香之类，全皆到齐。是那时上海的有名人物，吴四宝的结义弟兄、学生、干儿子、佘爱珍的小姐妹，纷纷趋贺，酒席开至上百桌。除了杜祠落成，上海很少有这样的场面。而这六年之中，我所看到的汪氏，却从无一日有自奉自逸的事情，连他夫妇两人的生辰，不但绝没有任何举动，而且我们都绝不知道是哪一日。

其次是陈公博，他的老太太是前清的一位军门夫人，又早岁即参加革命，在汪政府时期，她老人家已八十高龄，却不幸病废在床。到她寿诞的前几天，公博夫人李励庄也想演剧助庆，家里已在搭盖凉棚。不料给她老人家知道了，召公博去训斥说：国家残破到如此地步；民生憔悴到这般程度，为了我的生日而铺张演戏，老百姓会将粪溺隔墙丢进来的。公博肃然，就下令停止。人的贤不肖，真是相去远矣！

因为吴四宝等部份人的胡作非为，也引起了社会上对汪政府有了不良观感。有一天，我忍不住向佛海道：“我们何至于把流氓地痞也一律招收，忍其横行闾阎，弄成声名狼藉？”佛海倒笑着道：“任何历史上一个政权草创之际，鸡鸣狗盗，应该无所不容。以近事来说，譬如北伐定鼎南京之初，三大亨也曾因此脱颖而出。至其得道之后，要看他自身的如何向上了。”周太太刚在旁边，她说：“你们是不是谈的吴四宝？我看他身裁魁梧，而且很懂规矩，这样的人倒是难得的。”我知道吴四宝见着上司时的一套卑恭的巴结功夫，竟然已获得了佛海夫妇的信任。

到吴四宝的全盛时代，与李士群、唐生明且结为拜把弟兄。甚至他手下的一个学生张国震，本来是沪郊的“忠义救国铁血军”，说句不客气的话，就是土匪。经吴四宝招收以后，狐假虎威，到处敲诈，是吴四宝做的坏事，大半由张国震一手包办。一提到张国震的名字，就会让一个安分良民变色。我与吴大块头平时绝不来往，只有一次，是《申报》广告部经理陆以铭的全家老少被“七十六号”拘捕了，我到“七十六号”去保释，这案子是归吴四宝主办。办好手续，我在他的审讯室里等候提人，四宝出来招呼我。他看见我目注着他台上的一条皮鞭，血迹已渍透得成为黑色，他很得意的拿给我看：“谁落在我手里，不待审问，先用这根皮鞭打得他皮开肉绽，给他一个下马威。”我闻言不禁悚然为之毛戴。

吴四宝这样的锋芒毕露，而又聚敛太多，李士群果感到尾大不掉，连汪氏也毕竟听到了风声，觉得大憝不除，将使民无宁日，下令免除了他大队长的职务以外，且通缉查办。而他的无恶不作，即日本人也觉得他实在太不成话。大约在民国三十年的夏季，一天，吴四宝正避在家里，忽然外面来了大队的日本宪兵，把吴宅团团围住，他知道事情不好，却仍然给他乘机溜走了。但是风声一天紧似一天，吴四宝也知道终于躲不过去。终于由曾经做过“宣传部次长”的胡兰成，陪了佘爱珍向李士群与唐生明求情，李士群说：“四宝哥不去自首，案子不能了结。他去，我愿以身家性命保他出来。”这样，就由佘爱珍带了四宝去见士群，再由士群送交日本宪兵队，前后扣留了两个多月，也受到了许多毒刑，日宪以擅长摔跤的人，把这二百多磅重的吴四宝，从背上翻过来直摔到地下，让他直挺挺的躺着摔个半死，还作为笑谑的资料。日宪还追究助虐的高徒张国震，逼得他自己去投案后，交给“七十六号”立即执行枪决。约在民国三十年九十月间，士群倒真把四宝从宪兵队领了回来，但说要移到苏州去由士群负责看管。那天四宝回到家里，沐浴理发更衣，拜祭了祖先，回身过了，又转向士群磕下头去，像这样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此时居然也流下了眼泪。

四宝随着士群到了苏州之后，就住在士群的苏寓“鹤园”，到苏的第二天中午，端出了一碗面给他吃，不料要不多时，腹痛如绞，七窍流血，立时一命呜呼。这显然是中毒毙命，但我无法断言是出于士群的主张，还是由日本宪兵的授意。四宝横行一时，前后短短也不过两三年，就这样的恶贯满盈了。

四宝死后，而吴妻佘爱珍还把她丈夫的丧仪大闹排场，翌日向京沪路包了一节火车，预先通知了上海与四宝生前有关的人；赶赴北站迎柩执绋，南京路上，沿途都是路祭，一直到胶州路的万国殡仪馆为止。从前清宫保盛宣怀民十一次大出丧以后，吴四宝的殡仪，算是最出锋头的一次了。

汪政权中人甘心为虎作伥，横行不法者，又岂仅吴四宝一人？沦陷区中人对汪氏等以次的主要人物，有去思、有怨辞。胜利方始，且已有人心思“汉”之声，而“七十六号”的不理众口，实为这政权的一大污点，是则吴四宝辈，又岂是一死足以蔽其辜哉！

九八、大悲剧中的无数小悲剧

到今天，应该无人再会否认汪政权的全部事实，不是一个时代的大悲剧，或者说是历史的大悲剧了。以汪氏本人而论，当其离渝之前，以身居中枢要职，熟知内幕，眼里所看到的国际形势，与战场形势，诚有如其艳电中所谓“抗战年余，创钜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争，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所以在国家岌岌可危之际，以国民身份，党员身份，发表和战主张，在民主政制之下，只需动机纯洁，固不得视为越轨；而谋国之心，亦应为国人所共谅。以后汪氏虽受河内行刺案件所刺激，因而改变其放洋赴法的初旨，身入陷区，但在敌人枪刺之下，要争回已失去的土地与主权，以汪氏这样的人，更安有不知其为与虎谋皮之理？所以他离渝前留书给蒋氏中有句云：“兄为其易，而弟为其难。”

迨由越抵沪，他更立即发觉了日本军人的心里，并没有什么近卫三原则。所以当二十八年还在与日本进行交涉，而政权也还在酝酿之时，汪氏上海的机关报——中华日报，即有一篇社论出现，题目叫做“战难；和亦不易！”在这五年之中，汪氏对日人则紧守着一个最后限度，对同志则常以热泪来表示他内心的痛苦。人们对于汪氏一直有一个误解，以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主和份子。但为了他太清楚国家当时的实力，起初与蒋氏所抱观念，实际上完全一致，即抗战前夕庐山宣言中所谓“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而一到“九一八”事变发生，战祸已不可避免的时候，他又立即主张抵抗。人们也许还记得他曾经致电给张学良，责以不抵抗而约他同时出洋的事实吧！自“七七”事变起，他是主张“一面交涉，一面抵抗”，而不是不抵抗。迨淞沪之变接踵而来，他知道这已是牺牲的最后关头，要抵抗就得彻底的抵抗。于是他提出了“焦土抗战”的主张。由此很可以看出汪氏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决定应付的策略，决不是一个像世人所想象的是一味主和的人。

当汪氏由越抵沪，发起和平运动，已形成分裂敌对之局。而我有时为他想：他让蒋先生主持继续抗战，而由他来担当和平谈判，俨然是一气生两仪之象。他自己已来奔走和平，而“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仍有“合于正义之和平，一日不达，则抗战一日不懈”之语，也居然仍然是他最先主张的“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之变局，难怪社会上要宣传蒋汪唱双簧了。

但是他抵沪后与日人接触的结果，知道了日人无悔祸之心，自日人对珍珠港偷袭，他更清楚了他最初对国际形势所作的判断有了剧变，失败的命运已经注定。他向他的长公子孟晋所说：“要国家有救，就得让他身败名裂，家破人亡。”而最后他真是这样了，但国家却并不曾有救。国府赢得了抗战的胜利，但失败于对共的战争。他所揭櫫的非和平不能反共，非反共不能建国，到现在，人们应该会怀想到他的先见。假如日人不掀起太平洋战争，二次大战的战史也将完全改写；再如汪氏不病死于胜利先一年，则最后东南之局面，恐怕也不会如那时这般的情形吧！身后是非谁管得？在汪氏生前，他自己就早已知道将是历史悲剧中的一个主角了。

悲剧中的第一个硬里子是陈公博，当他还在重庆的时候，他就剧烈反对汪氏的和平运动，等汪氏抵沪以后，他还专程由港去沪，阻止政权之实现。他之所以继汪氏而离渝，正如他当时给张群的信里所言：为了阻汪氏有发言言论以外的行动，留渝也恐别人疑心他为汪氏在抗战区作内线，引起别人的不安；而他最后之所以参加，还是因高陶叛离，顾念汪氏左右无人，又经不起陈璧君的来港劝驾，以他对汪氏的知己之感，明知其不可为不能为而终于为之。六年之中，他的看法一向是悲观的，他的态度是一向消极的，而最后由日飞回，束身受罪，在回国的飞机上，他还口占了一绝，其最后两句云：“东南天幸山河在，一笑飞回作楚囚！”国家胜利了，个人的生死荣辱悉置度外，“一笑飞回作楚囚”句，无穷慷慨，无限悲凉！在苏州高院受鞠时，不请律师辩护，不上诉以求侥幸，他甘心情愿为汪氏陪葬，惟一的希望，仅是能发表他数万言的自白书——《八年来的回忆》（参阅本书中册），以表白他的心迹而已。

假如公博不离开重庆的话，不愁没有高官厚禄，当局也一定会对他尽量羁縻。今天，如其我一定说他如何义薄云天，以身殉友的话，或者会有人以为我阿誉过当。但是不由我不想起了历史上的一段故事：三国时代，尽管曹操是权臣，而汉朝毕竟是正统。孙吴、蜀刘，以史家的眼光来看，不过是割据之局。当年关羽曾经身在曹营，孟德对他不能不说优渥尽礼，而关羽徒以与刘备有共生死祸福的深情，不惜封金挂印，过关斩将，归为皇叔之佐。或许我拟于不伦，而陈公博终能含笑饮弹，身后十余年，成败之势已定，公博终且难逃汉奸之名。

实际上，在汪政权中，周佛海是掌握着最大的实权。有人笑我把汪政权写成了周政权，固然由于我与佛海形迹较亲，所知于他的事情较多，而对于汪陈方面，情形就相当隔膜，尽管我把汪政权往事写得鸡零狗碎，但是我决不敢强不知以为知，任意臆造。在那时，周佛海尽管连“行政院长”也没有当过，而汪政权的一切，的确是全由他于事前决策，于事后执行，然而他的彷徨矛盾，也无殊于汪陈两人。他与汪陈一样，也未尝否认抗战是救国，而“和平”不过是一种对外的手段。他深感汪氏对于他的推心置腹，而又难忘蒋氏对他的优容识拔。他是汪政府的重心，同时又为重庆效力，往往一件事到不能两全的时候，满怀忧急之情，废寝忘食。

胜利前，他本自知难逃为张学良之第二，更以原子弹的爆炸，迫使日军投降，连他所布置的策应工作，也无从表现。迨胜利来临，因悲喜交集，步骤更乱，南京因所谓地下工作人员之周镐辈接收中央军校而引起的误会，几与陈公博兵戎相见。而最后与其一亲一信的罗君强杨惺华，随戴笠飞赴重庆，置其追随六年之朋友与旧属于不顾，引起了汪政权中人的最大不满。卒之审理结果，判处死刑，虽邀明令特赦，仍然瘐死监房。汪政权三巨头，于两年之间，先后谢世，完成了历史上悲剧的一幕，也永留了不为人谅的一页。

而在大悲剧中，除了这三个巨头，在胜利以前，已经是沉浸在悲剧的气氛中，其他还有无数的小悲剧不断发生。譬如：“和平运动”的一开始，上海展开的特工战中，宁渝双方，你打我杀。同一在汪氏领导之下，公馆派与ＣＣ间壁垒森严，明争暗斗。即在周佛海小系统之下，罗君强熊剑东勾结日人，鴆杀李士群，而李士群又受命于日人，毒死吴四宝。其他贪图荣利，但知搜括，或则忘怀国族，助虐事仇，滔滔皆是！除了上述诸事而外，其间有两件小悲剧，或仍足为读者茶余酒后的谈助。一件是耿嘉基的吞枪自杀；一件是周乐山的仰毒戕生！

九九、耿嘉基吞枪周乐山仰毒

耿嘉基这个名字，或者不为海外人士所熟悉，但在北伐以后的十余年中，上海社会上提起耿秘书这个人，知道的就不少。他是江苏松江人，字绩之，父亲是前清出使比利时的钦差大臣。七岁就随父至法比留学。回国以后，一度在外交部供职，从张群出任上海市长以后，他被聘为沪市府的法文秘书。那时沪市府的英文秘书是俞鸿钧，日文秘书王长春、殷汝耕，中文秘书王绍斋、黄剑棻等，人材极一时之盛。他似乎与张岳军有些世谊关系，以后历吴铁城俞鸿钧等多任而从未更动。他主办的是法文事务，华界又与法租界毗连，而绩之对于法公董局以及法捕房上上下下的法国人，几于没有一个不熟。尤其在禁烟时代，从长江上游运至上海的官土，以法租界为营业集中之区。虽由杜月笙等经销，也在在与法捕房有关涉，所以绩之还奉命兼管有关官土在上海的运销事务。

有土斯有财！他原籍本有几千亩附郭之田，更以鹤俸与烟土方面的分红，有着可观的收入。不过由于他生性慷慨，而又出身富家，挥霍得也很厉害。他自己已经有一妻两妾而外，还不时进出于舞榭与妓院，千金一掷，举止的豪阔，有时连杜月笙也恐望尘莫及。欢场女子，甚至以能与耿秘书有特殊关系，欣然向侪辈夸耀。在福煦路金门大戏院的隔壁，市政府同人组织了一个俱乐部，他几乎很少回去，常时就睡在那里。而即使在他一生的黄金时代，经济上已早有了入不敷出的现象。

以后抗战事起，上海沦陷了，他也曾经一度远来香港，而吴铁城、俞鸿钧等昔日的长官，不能为他安顿；鸦片官卖时有密切关系的杜月笙，也对他毫无帮助，请缨无路，不得已又重回上海。他依然维持着过去豪阔的场面，手下又用了不少供奔走的人，而收入毫无，更呈捉襟见肘之像。周佛海抵沪，延揽人才，我因他深谙法文，与法租界方面以及上海各阶层都熟悉，就去邀他参加，不料他已经由其同乡孙时霖的介绍，与李士群发生了关系。但是我认为他既不是过去帮会中的所谓大亨之流，以他的家世、学识、性格，更不宜与特工有联系。当佛海左右有十人组织时，我就拉他在内，可是他既不能与佛海作进一步的接近，而士群的部属，因过去的地位都远不如他，深恐他会后来居上，暗中阻止他与士群的接近。他虽与汪方发生了关系，在鸡犬皆仙的环境中，竟是斯人独憔悴。

绩之似乎太好客了！在民国三十年前后这一段时期中，上海暗杀事件几于无日蔑有，汪方的人都蛰居不敢外出。那时还是租界时代，因他与法捕房有多年的渊源，可以派警获得充分的保护，他在劳尔东路一号布置了一所精美的房子，让朋友们可以有消遣的地方，那里有十余名侍役供差遣，常备着精美的烟酒、点心、饭食，谁去就随便要，不必付钱。晚上人头挤挤，四五桌麻雀，以黄金的价值来说，八圈的输赢，可以从最小的黄金二十两到六百两。名妓、交际花、舞女、女伶、影星，以及钜室妇女，都会在那里出现。赌钱终局了，账房上来记账，赢的人明天向他取现，输的人如从此不理，他既不追索，也不问讯。这一派豪侠的气概，充满海派的作风，使别人瞠目结舌；但是使绩之的债台，却越筑越高了。

以后汪政权收回租界，法租界改为上海市第八区，论他的资望以及与法租界的渊源，他应该出任第八区区长的。但因为有人中伤他，说他开赌抽头，目的就是为活动出任区长之用。结果由“上海市长”陈公博自兼了区长，而他只担任了里面的一个处长职务。屈居下位，使他更郁郁不得志。经济情况也一天一天走向下坡，迫他不能不有所营谋。刚好米粮统制，日本人又划定了军米区，汪政府招商承办日本军米区以外的采购事务。绩之去包了松江青浦几县。他自己不大管事，就派了他手下的几个人负责去做，这批人的弄得不干不净，也是事实，但我相信绩之全不知道这类情形。

在卅三年的年底，绩之一度显得很兴奋，因为佛海召他去谈话，告诉了他部份的秘密，为了策应反攻，要他联络表面上是法国贝当政府份子而实际是反轴心的法国人，以及浦东部份的军队。吴铁城与俞鸿钧，也托人有信给他，说总反攻在即，要他好好的相机报国，他忙碌着从事一切准备的工作。

到三十四年旧历刚过完元宵的时候，苏州的日本宪兵队忽然派人通知绩之，说他破坏了日军的米粮统制政策，限他翌日早车赴苏投案。他鉴于京苏两个粮食局长胡政、后大椿因粮食问题已遭枪决，知道情形严重，但他仍能不动声色。当晚因褚民谊赴粤任“省长”，他还在劳尔东路为他饯行；又因他辞去了第八区处长的职务，同僚们在福煦路为他宴别。他照常酬酢，一样谈笑，谁也不知道大祸临头，他将以自己的手来结束他自己的生命。

等宾客散尽了，他回到卧室闭上了门，写了两厚本的遗嘱，他要把自杀的那枝手枪，于身后送给陈公博，生平无数女人送给他的照片与写给他的情书，在火炉中一起焚毁。欠他钱的人也不少，他把借据等分别封好，无条件退还别人。有几个他的腻侣，他答应她送东西去而未送的，也一一预备好，要人于第二天送去。遗嘱上写好指定我为他的遗嘱执行人，料理他的身后之事。最后留了一封信给警察局，声明是自杀，不要连累他人。

那时已经天明了，他还要下人给他一杯牛奶。临出门时，告诉他一个姓顾的账房，说他去了近在咫尺的自己有时留宿的西爱咸斯路的公寓，要他隔二十分钟去看他，临走还望着所有的下人笑了一下，谁也不知他这一笑是在向他们诀别。

二十分钟以后，账房遵嘱去看他了，房门虚掩着，门外就闻到沉重的喘息声。推门一看，绩之已倒卧在床前地毡上的血泊中，嘴里含的一支香烟，余烟袅袅，还未熄灭。手枪落在身旁，弹自右太阳穴射入，左边穿出，等打电话报警，救伤车来送往广慈医院，终于不治身死。

在绩之生前，他曾经有一次和我谈起，他说：“我只帮汪先生搞和平运动，我不与日本人合作。如其有一天日本人要对我加以侮辱时，每一间房内，我都放着一枝手枪，我会毫不迟疑地用枪自杀。”我以为这是一时愤激之谈，随便说说罢了。以后我为他料理身后事，检查遗物时，真的发现每间屋内的抽屉中，都有一枝实弹手枪。可见他不受日人凌辱的心，确是非常坚决。

绩之是一个外圆内方的人，外表上是生活浪漫，而又事事随便，其实内心里面则有其一定的分寸。这次的事，他即使投案了，情节既并不严重，我们也一定全力营救，决不至有生命危险。而他毅然以不受日人的凌辱而吞枪自杀，而又死得那样从容、那样悲壮。我以有他这样一个刚毅的朋友而引为光荣，感到痛悼。

另一个被迫自杀而也是周系十人组织之一的是周乐山。他本是上海教育界的人士，因与罗君强是大夏大学的同学而参加了“和平运动”，汪政府还没有建立，罗君强丁默邨就不断在佛海面前说他的坏话，预定在汪政权中的职位，为教育部的司长，而不像别的弟兄的预定为次长，这使他面子上很难堪，正在侘傺无聊之际，以受重庆特工的诱劝，而想改图，竟与原已参加“七十六号”工作，以前是潘公展的旧部的汤增敭、徐则驤两人，于二十九年的春季，离沪搭轮赴港，并在报上继高陶而发表反汪宣言。而一到香港，就因失去了利用价值，再也无人理睬。他屡屡写信给我表示后悔，我与佛海说通了不再追问往事，又让他回沪。迨回抵上海，一直闲废无事。君强出任“安徽省长”，他又要求君强为他安插。等他告诉我将任安徽明光区专员时，事情已经决定了。我力劝他不要去，我认为君强一向对他不好，而君强又是一个反面无情的人，他欢喜杀自己人来表示他的公正廉洁，结果一定不会好，而乐山不听我的劝告，终于走马上任去了。

也就在耿绩之自杀后的两三个月，一天，正在上海我的银行里办公，有一封从安徽专差来的信送给我，拆开一看，上面写着：

〇〇兄：

弟悔不听我兄之言，已为人成功牺牲品。弟上有老母，下有妻孥，身后一切，请兄照应些。弟乐山绝笔。

我叫专差进来一问，他说：“周专员因公到南京去时，罗省长指明光专署的一个科长与一个秘书，有移用公款购买物资嫌疑，把他们拘解到蚌埠省府去。周专员闻讯由南京赶往蚌埠，当晚见罗省长，罗省长还说没有什么问题。不料第二天清晨，对派了一排兵把周专员像江洋大盗一样的拘捕起来了，与太太一起关在省政府招待所。前两天，罗省长亲自提秘书科长审问，教周专员立在一旁。因为罗省长是兼绥靖主任的，所以用军法从事，把秘书科长用军棍当堂打得皮开肉绽。以后每天派人向周专员逼取口供，说要送到南京特种刑庭去重办。周专员觉得罗省长将不会放过他，已经预备一死。”

我闻言大惊，一面打电报给君强，一面找佛海要他去电制止，下午就接君强覆电，乐山已经自尽身死了。

事后我知道乐山因不堪逼供，决以一死了事。他虽失去了自由，但伴着他的太太还可以随便进出，他要她去买来了鸦片吞服，同归于尽。乐山是和着高粱一起吃了下去，当场身死。他太太吃得分量少了一些，又没有和酒，结果经救治后挽回了一条命。君强毒死士群以外，又逼死了乐山。周系的两次十人组织中，李士群、耿嘉基与周乐山，不待胜利，已有三人不获善终。但是，几条人命还不过是大悲剧中的小悲剧而已。

一〇〇、一搞政治就淹没了人性

如上面的种种事实，不问为朋友或为同志，一旦参加了政治，磨擦、倾轧，甚至斗争，什么最卑鄙最毒辣的手段都会做出来了。李士群、吴四宝、周乐山等的死，不问其平时的行为如何，而出之于自己人的排布，总觉太残忍了一些。在汪政权几年之中，佛海是想拉拢各方面的，也肯虚心接受人家的意见的，而与公馆派之间，既不断有不愉快的小事发生，即周系十人组织，也搞得烟雾瘴气。

为佛海招怨树敌，罗君强不能不负其相当的责任。我很奇怪于为什么人们一搞政治，都就会像把人性淹没了似的？即君强与我，也始终并不曾真正融洽过。但是，当年许多人都认为我与君强是一搭一档的伙伴，所以造成这样错误的观念，因为一开始我与君强同住一屋，以后凡是佛海所经营的有关机构，也必然同时有我与君强。譬如佛海到沪以后首先组职的“学艺研究社”，就以君强为总秘书，以我为总干事，南京的“中报”，上海的“平报”，君强为社长，我为副社长。我所一手创办的南京兴业银行，最先以君强为董事长，而我则自退为常务董事。君强任“边疆委员会委员长”，我又做了常务委员。而且出则同车，宴则同席，难怪别人会有那样的看法。其实君强最初对我并不坏，他希望我帮他的忙，而不是直接帮佛海的忙。换句话说，他是要我成为罗系的人。偏我不识抬举，于是引起了他的不满，以后的发展，也不能不说意气之外，杂有一些权利之争。

在前面说过，当佛海抵沪要我参加“和平运动”的时候，我所提出条件之一是不办报，讵当“中报”筹备刚开始，主办的叶如音携了佛海所交给他的近十万元报款，不别而去。佛海左右，又并无第二人有办报经验。这责任结果就落在我身上，而使我无可推辞。在我看，这是一种义务，也是对友谊的牺牲。虽然君强对办报并无经验，我还是为了满足他而让他当社长。但是“申报”受了叶如音的影响，经费并不充裕，购买机器、铅字、设备，以及在南京朱雀路盖造房屋，且在待遇菲薄下延聘内行人才，都由我在捉襟见肘中独力做去。而跟着在筹备期间，林柏生希望改为“中央日报”，佛海则无可无不可，而君强则坚决拒绝，报纸未出版，就先引起了我与柏生之间的误会。

在刚创刊时，我又兼了总编辑的职务，辛劳忙碌，在我认为是一件苦事。我只知怎样先把报纸办好，忽略了足以让君强认为我有心把持的嫌疑。以后丁默邨在上海购下了文汇报，他所委任的两个负责筹备的人，刘呐鸥与穆时英，又先后为重庆的特工所击毙，没有人再敢于去接手，默邨顺手推舟的送给了佛海。佛海事前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贸然接受了下来，决定开办“平报”。结果当然要我去主持出版，而且时间只限定了二十天。那时上海正在暗杀盛行时代，我偏偏有一颗好胜之心，我同意了，去了，而且如期出版了。更意外的是，在租界中抗日气氛很浓厚中，销路居然也不坏。而社长一职，我又让给了君强，我自己则以副社长兼任了总经理与总编辑。君强鞭长莫及，更因为“平报”有过两次被人投弹，一次放火，地址又在上海繁盛的福州路，他秉着不立岩墙之义，不履报社一步，但在他的心里，我独断独行，又是一件使他极不痛快的事。

然而这还仅是权之争，尚不是利之攘。当我与佛海在民二十八年见面以后，我已知道他将确定出任“财政部长”，同时我也知道他对于重庆的态度，以及对于蒋先生的怀念。搞政治，必需有经济为后盾。我建议由我来创设一家商业银行，利用他的职权，给我全力支持，我也向他保证，如其有盈余，供他作政治上的运用。我们之间有了这个默契，因此当财政部成立的第一天，我就送进了创立银行的声请书，我取得了第一号的银行执照。股本五十万元法币，绝大部份真是南京商界的股款。

而我是一个荒唐鬼，以这区区五十万元的股本，却以四十八万元在南京中华路建筑了一所南京战后最堂皇的大厦（胜利后被接收为中央信托局），那时“中央储备银行”还未成立，南京仅有陈公博有关的农商银行一家，“财政部”的公款，很多就存在我的那家“南京兴业银行”里，那时在股款之下，我送了一些给罗君强与杨惺华。于是该行组织，以君强为董事长，惺华与我，暨南京商界中的其他两人为常务董事。任何人一看这名单，就意味着这是周佛海银行。大家认为只要汪政权不倒，存款就不必耽心落空，因此银行的业务，一开张就生涯鼎盛。谁知开办不久，汪政权一声令下，公务员不得兼营商业，君强不能不辞职，董事长当然由我继任，而我还兼任着总经理的职务，君强曾经向我开口，要由他推荐一个他亲信的人来做总经理，我又婉拒了。

积累了许多因素，也许君强已认为忍无可忍。在民国二十九年的秋天，他去了一次日本回来，忽然暗中召集了与他接近的三十几个人，其中有杨惺华、孙济武、葛伟昶、蔡羹舜等在内，组织了一个“力行社”，目的就是为了对付我。有人告诉了我这个消息，我也不好，凭一时的冲动，就在“中报”上写了一篇冷嘲热讽的文章，以为报复。中间有两句这样的话：“有人想借团体之‘力’，‘行’其鬼蜮”，特别把“力行”两字排了较大的一号字体。君强看到了，明白是我向他反击，事态也自然恶化了。

这样双方暗中的磨擦，经了几月之久。以后李士群与朱朴之把这事告诉了佛海，由他出任调停，一面要君强把“力行社”解散，一面要我退出“中报”。要君强退出“平报”，由我接任“社长”。两人分了家，表面上才算平静了。但经此一来，我们心中各自有了一个疙瘩，彼此见面，也只是一味假意敷衍。君强后来当了“司法行政部长”，要我当“政务次长”，他调任“安徽省长”，又要我当“民政厅长”，我对做官既无兴趣，对君强也怕与合作，大家既再无权利上的冲突，总算能于表面上保持和平。当时我并不觉得与君强闹，会有什么后果，直至李士群周乐山死后，乃有些不寒而栗了。

一〇一、从头溯说当年一段渊源

我个人对于汪先生，虽然可以说除了汪政权一段时期而外，过去绝无渊源。即使在那一段时期中，因为我并没有担任什么实际职务，加之我仅是直接对佛海帮忙，因之就很少有机会与他单独谈话。但是，即此寥寥几面、他的仪态、他的谈吐，他的怀抱，已足够使我留着钦敬的与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象。

从民国廿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汪氏以“跳火坑”而由海外归来赴京出任行政院长时，我因往意国邮船“康脱罗素”号去接曾仲鸣，曾再见过他一次。此后因执行律师业务，新闻记者职业，已成为我的副业，我就一直没有再看到过他。民国二十八年，他离渝后由越南来沪了，我以佛海之约而参加了“和平运动”，并迁住到愚园路，于是很容易会不时遇到。那时他事实上已经五十七岁的高龄，而温文俊朗，其神采还是值得别人看煞。

汪氏也确有其天生吸引别人的本事，许多人都这样说过：即使怎样不满于他的人，只须与他作一次谈话，就往往会立时化除成见，油然而起敬意。对于这种传说，过去我还以为传者言之过甚，在将信将疑之间。民二十九年政权创立后不久，在他南京颐和路廿三号的寓邸，分批宴请比较重要的人士。我以“中央委员”的关系，有一次也在被邀之列。每次被邀的只有十个人，以便分别谈话。在我们进入会客室时，汪氏早已立候在那里了，面上堆满着笑容，殷勤地招待来客入座。从谈笑风生中发挥他对时局的观点，间以轻松幽默的语句。再分别征询别人的意见；也逐个询问他的近状，以及职务上的有何困难。他周旋于十人之间，处处表露他的亲切与诚挚，使场面完全不显得冷落。他也随便得不像是一个政权的领袖，使客人解除了顾忌的心理。半小时的闲谈，事实上已博得了每个人的好感。

我刚好坐在靠近他左边的沙发椅上，中间仅隔着一张矮几。他把全场的人都应酬过了，回过头来，向我端详了一下，他开口说：“×先生！你和我似乎曾在哪里常见的；而且你的名字我也非常熟悉，好似与我一件什么事有过关连，而我竟然已完全记不起原因了。”我回答他说：“当您于民国十六年由武汉来沪，住在善钟路七十七号时，因我担任报馆职务，而又因常看曾仲鸣先生，曾不时见过您。”他恍然有所悟地问道：“那么，那次桂系的想不利于我，而迫使我赴法的消息，是你透露给仲鸣的了？”我点着头说：“是，这不过是我无意中得来的。”他立刻改容相向，说道；“啊！××先生，非常感激！非常感激！是当时仲鸣告诉我的，我还没有机会向你道谢。”

人们也说给我听过，汪氏对他的左右，依着亲疏的关系，而有五种不同的称呼：最普通的称××先生，进一步则去姓用号，而称为××先生，再进一步则称为××同志，至有相当关系时，则称为××兄，到了真是引为腹心的时候，就呼为××弟了。当汪氏由渝赴越，林柏生在香港为他主持“南华日报”时，于民二十八年夏，行经德辅道中现在的历山大厦门口，被暴徒用利斧头砍伤头部。汪氏闻讯，立即去电慰问，电文一开始就称为“柏生弟”。柏生第一次见到那样亲密的称呼，竟然忘了身受的创痛，踌躇于汪氏所给他的恩宠。那天，汪氏于三分钟之内，对我的称呼就有了变易，可以证实了人们的传说为不虚。也可见汪氏的搞政治，连极小的细节，也样样留意到了。

至于汪氏和我谈话中所指桂系的事，多少关系到一些近代的史实，这里不妨先加以简单的补叙。民十六，北伐底定南京，汪氏也与武汉政府分离而行抵上海，民十七的一月，中国国民党第三届第四次中央全会，首次在南京举行，而国民党内部已经开始分裂，桂系与“粤方委员”有了很深的磨擦。那时所指的“粤方委员”，事实上即以后被称为“改组派”的前身，人物包括汪精卫、陈璧君、何香凝、王乐平、朱霁青、陈树人、经亨颐等几个中央委员而言。会后大家又回到了上海，桂系的首领李济琛住在海格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照南的住宅“南园”里，而汪氏夫妇与何香凝则住于法租界善钟路七十七号。当时的淞沪警备司令是桂系的白崇禧，也可说上海的实力，控制在桂系之手。

我因为担任“时报”的采访主任，为了获得新闻来源，必须与各方面都取得密切联系。汪氏方面我与曾仲鸣比较相熟，而李济琛方面，则其表弟黎民任与我发生了较好的友谊（黎民任于民国三十八年共军南下前，在广州沙面为李搞“民革”工作，为国府保密人员拘捕后秘密枪杀）。一天晚上，我到南园去看民任。那天月色正好，我们在园中散步，仰挹清光，尘襟尽涤。

我问他这几天有没有特殊的消息，他说：“消息倒有，可是为一则不能发表的惊人消息，假如你答应我不披露，我可以告诉你作为私人的谈话。”我答应了他，他接着说；“任公（李济琛字任潮）等认为汪精卫惯于翻云覆雨，留之且为后患，健公（白崇禧字健生）已在准备把粤方委员拘捕，为一网打尽之计。你等着瞧吧！好戏就要开场。”

我与民任分别后回到报社，对他所说的发生了怀疑，认为革命尚未成功，内部何至遽尔火拼？为了证实这一个消息，我又驱车去看曾仲鸣。我问仲鸣：“汪先生与桂系之间如何？”

他说：“虽有歧见，总望不致决裂。”

我说：“不见得吧！桂系已准备对汪先生立刻动手了，你又何必瞒我？”接着我就把黎民任告诉我的话，和盘托出地转述给他听。

我当时的本意，不过想激使他透露出汪方的反应，除了忠于采访的职务以外，其实我毫无其他作用。不料仲鸣听到我的消息以后，急急于追问我的来源，我说是黎民任告诉我的。他沉吟了半晌，他说：“是他讲的，不会全假，此事必须立刻报告汪先生。究竟真相如何，明天我再与你谈吧！”

第二天傍晚，我再到善钟路汪宅时，司阍告诉我曾先生出去了，留有一封信给我，我拆开看时，只有曾仲鸣给我的一张签名的照片。而我为一个采访政治新闻的记者，竟然糊涂得并未察觉仲鸣送照片给我作为辞别的暗示。到了第二天，才证实汪氏夫妇、仲鸣与郑毓秀四人，已漏夜登舟，又离沪赴法去了。汪氏等的远行，也证明了黎民任告诉我的话确是事实。假如不是我无心透露，破坏了桂系的谋略，汪氏一生的历史，势将完全重写。

不料十二年前的事，在那次私宴中，再勾起了汪氏的回忆，并向我殷殷致谢。那天宴罢辞归，到第二天的下午，忽然汪氏派了一个副官送给我四样东西：亲笔签名的照片一张，自书立轴一幅，“宪政实施委员会委员”的特任状一张，与第一个月的薪俸八百元。我接受了照片立轴与委任状三样，璧回了月俸，我告诉副官：“请报告汪先生，我已领了中政会法制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薪俸，照例兼职是不许兼薪的。”谁知来人说：“主席知道的，他吩咐过请你照收。”

我虽不像柏生那样受宠若惊，只是使我深深地感觉到汪氏确有其精细体贴之处，陈公博追随数十年而甘为牺牲；周佛海以一朝遇合而感恩知己，都不是全无道理。汪氏那天送给我的一幅立轴，是写的二十八年六月，他由沪赴日途中去晤平沼首相筹备组府时舟夜口占之作，原诗云：

卧听钟声报夜深，海天残梦渺难寻。

柁楼欹仄风仍恶；灯塔微茫月半阴。

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

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生平未尽心。

这首诗里已充满了衰飒之气，汪政权尚未建立，而汪氏目击了沦陷区的惨状；更发现了日人的汹汹之势，慨念生平，已大有英雄末路之叹了！

一〇二、永别了这半壁破碎河山

从汪政权建立以后，汪氏的心境日趋恶劣，屡屡在公开场合中，不期而涕泗滂沱，在会议桌上，偶有怅触，以无法自制而至于拍台掷椅，肝火炽盛到极点，遂使心境影响了他的形态。三数年间，我看到他渐渐地苍老了、憔悴了！尤其在阅读文件时，架上了一副老花眼镜，已无复如前之翩翩丰度。况且糖尿病一直困扰着他，环境的不如意，使他有机会时就借酒浇愁，更增深了他的病况。而八年前在中央党部遇刺时所留于他体内的一颗子弹，终于成为他致命的直接原因。

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十一月一日，中国国民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举行五中全会。开幕式后，照例在大礼堂前石阶上全体摄影，除了蒋先生那天意外地留在办公室未曾参加而外，汪氏中立，等照毕大家预备退入时，枪声突作，暴徒乘混乱之际，向汪氏出枪猛击。汪氏立时身被三枪，一中左臂穿过，一在左颞部（即左边之耳门骨），一由臂部再射入背部。暴徒尚欲再发第四枪，张学良突起而前，从后将暴徒紧紧抱住，张继也举脚用力把他踢倒。在场卫队始拔枪轰击，暴徒当场重伤，送至鼓楼医院后不久毙命。周佛海当时以中央执行委员出席会议，身亲其事。后于其所写“盛衰阅尽话沧桑”一文中，述当时目击之经过情形云：

“我要特别详述的，就是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汪先生在中央党部被刺时，我所经历的情形。在大礼堂举行了全会开幕典礼之后，便齐集到中央会议厅大门前去拍照。我站在汪先生左侧后面第二或第三排。当时新闻记者非常之多，秩序混乱极了。记得照相的说：‘各位预备，要照了。’这时不知道是谁说：‘蒋先生还没有来。’随着吴铁城大声道：‘蒋先生不来照。’照毕之后，大家转身拾级而上，我行了两三步后，忽闻背后枪声一响，声音甚小，以为是放爆竹庆祝。但是接着枪声又起，形势大乱。我回头一看，只见一个穿灰大衣的人，拿着枪向人丛中轰击，于是大家向铁栅门内急跑。

我看见朱骝先（家骅）在我面前向地伏下，我也随着他伏身而卧。刹那间，忽想这不是办法，再立起奔入铁栅门，站在门内墙角隐身之处。这个时候，人声嘈杂，枪声大起。说时迟，那时快，忽见一人倒在我的面前，满脸是血。当时惊魂未定，也没有去细看是谁。忽听见有人说：‘汪先生受伤了。’我仔细一看，原来倒在地下的，就是汪先生，已经身中数枪了。事起仓卒，变生肘腋，所以那时震动、惊惶、怀疑等情绪，不仅充满了我心中，且支配了全场的空气。同时一面接医生，一面查缉凶手的余党，混乱、忙迫、而且紧张万分。好容易医生来了，把汪先生护送到医院，这才开会。这一幕惊心动魄的情形，我毕生不能忘记。”

自汪氏再任行政院长，这几年蒋汪之间，仍然是貌合神离。论党中资历，自然汪高于蒋，但论当时的地位与实权，又是蒋高于汪。当民十四春中山先生病逝北平，至秋间，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改组大本营为国民政府，公推汪氏出任第一届国民政府主席，兼中央党部常委会主席与军事委员会主席。汪氏将驻粤军之番号，重予更改，以原任粤军总司令许崇智之参谋长蒋中正，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长（二军谭延闿、三军朱培德、四军许崇智）。故蒋先生曾是汪先生的部属。而此时则显然蒋氏的位望，都远在汪氏之上。故蒋之对汪，则尊而不重，汪之对蒋，亦从而不服。

在汪氏尚能顾全大体，周旋之际，能持以礼貌，而汪夫人陈璧君有时恃其革命之功勋，对蒋氏竟也时常不假辞色，积嫌本已非一日。那天蒋氏闻耗，出来抚慰，审视伤势。而陈璧君以蒋氏独不参加摄影，疑为由其主使，愤然向蒋氏曰：“蒋先生，用不着这样做的。有话可以慢慢商量，何必如此！”蒋氏闻言，亦怫然不悦，立刻下令军警，限期十日破案。而当场被击伤的凶手送至鼓楼医院后，不久重伤毙命（凶手的得以混入会场，系以一通讯社记者身份于会前领得入场证）。而凶手的不治，当时且谣传为当局灭口之举。以后虽在上海曾拘获过两个同谋人犯，而当局卒未宣布幕后主使者之究为何人。

据事后传说：实际教唆的是陈铭枢。当民国二十年，胡汉民被蒋氏扣留于汤山，胡系要人古应芬曾策动陈济棠举兵反蒋。先是，汪氏与李宗仁张发奎有护党救国军之组织，至此，古汪合作，两广独立，另立国民政府，对抗南京。以陈济棠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特留第二第三两个集团军之番号，以与华北之阎冯。俄而九一八沈阳之变起，外侮临头，宁粤亦由分而复合。汪氏宣导共赴国难，精诚团结，蒋汪合作又复实现。民廿一，汪精卫赴京，出任行政院长兼中央党部政治会议主席，其间事前奔走拉拢者为陈铭枢。讵汪氏登场后，陈铭枢原任之行政院副院长（时院长为孙科）、交通部长，暨京沪卫戍司令各职，因“一二八”淞沪之战之故，概被免除，远戍福建。其后闽变又归失败，陈铭枢遂以怨愤交并，谋刺汪以称快一时。

汪氏受伤后，初送鼓楼医院，由卫生署长刘瑞恒等亲为施行手术。左颞部之碎骨与弹片，于受伤后之七日内取出。而背部枪弹，则夹于脊椎骨之第五节旁，流血过多，体弱不能动手术。迨汪氏体气稍复，出鼓楼医院由南京神策门登车，赴沪就诊于上海著名德医骨科专家牛惠霖处（牛惠生牛惠霖兄弟之母与宋庆龄蒋夫人之母太夫人为同胞姐妹。时牛氏昆仲在上海枫林桥设有上海骨科医院），曾一度再为开刀，仍以未能取出而罢。牛医生当时曾谓，弹留背部，一时虽无大碍，但十年后子弹势将发锈，如锈毒入血，可能危及生命。以后汪氏虽赴法静养，表面上健康业已恢复，而背部仍时感痹痛。更以“九一八”以后，国家忧患重重，汪氏处理政务，既感繁剧，自创政权，益多烦扰，积劳过甚，更感不支。至民国卅二年八月间，背部痹痛，发展至胸部及两胁同时发痛，至十二月，更日益加剧。离他中弹之时起，为时亦已将近十年。

汪氏病况的恶化，而又不容他有休养的时间。乃商请日本陆军医官作缜密检查，断定为背部留弹影响所致。遂于十二月十九日晨，在南京由日本著名外科军医后藤部队长施行手术。于二十分钟内，即将留于背部八年之久的子弹取出，当时经过极为良好。

当汪氏外科割治完毕，创口平复以后，并继续内科之调治，而未得充分之休养，即须力疾视事。至民国卅三年一月中旬，寒热复作，创痛再起，形神既日见憔悴，病体亦已卧床不能行动。如此延续两个月有余，一面须卧榻批阅公事，一面并须随时召见部属，更日趋委顿，寒热始终亦未全退。复经医生诊察，断为压迫性脊髓症，有待于专家之割治。医生认为汪氏如仍留南京，势不能完全摆脱公务，则在如此形神两瘁情况之下，前途更为堪虑，坚劝其易地疗养。

所谓压迫性脊髓症，自为留弹所引起，但是否为锈毒流入血液所致，则无从断定。而一般人则以为汪氏之病系骨痨或称骨癌。病势既已如此，心境又复如彼，汪氏之终将不起，早在意中。但当时犹不能不作万一之望，故于民国三十三年三月三日，用专机送往日本，入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疗治。汪氏于是日上机之前，嘱左右取纸笔倚枕力疾作书，以汪政权之一切职务交付陈公博周佛海会同办理。此为汪氏对其所手创政权最后之手令，亦其一生中最后之遗墨也。时间为是日上午十一时，病亟腕弱，字迹潦草，殊不类其平日所书。谨将原文照录如下：

铭患病甚剧，发热五十余日，不能起床，盟邦东条首相派遣名医来诊，主张迁地疗养，以期速痊，现将公务交由公博佛海代理，但望速早日痊愈，以慰远念。兆铭。

汪氏此去，与他追随中山先生所创建的中华民国从此永别了；与他想从头收拾起的东南半壁的破碎山河也从此永别了！但当时沦陷区内的民间，还根本并不曾知道汪氏的病势，已到了生命的尽头。

一〇三、新愁旧创汪氏客死东瀛

汪氏飞抵日本以后，立即送入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无论汪氏在沦陷区创建政权以后，日本对他的观感如何；但在日人眼光中，总不失为当代最重要的人物，所以对汪氏的治疗，也真是全力以赴。当时由日本医学界最高权威数人，专任诊治，尽了近代医学上的一切可能方法。在汪氏留医期间，病状时进时退，尚无急剧变化。中经酷暑，陈璧君体肥畏热，又只注意了流通空气，常把病室窗户洞开，汪氏每受风寒，即感不适。自三月三日赴日，经过半年以后，始终并无起色。迨九月下旬至十月初旬间，略有微热，体温曾超过摄氏三十七度五分，惟尚未发现其他病象，食欲亦仍良好。据说汪氏曾以血液不够，需要输血，初拟由陈君慧（时由行政院参事厅厅长调任“实业部部长”，梅思平则改任为“内政部部长”）输血，旋以君慧为B型而汪氏为O型，因而作罢。由医院购血输入，则于输血后每发生反应，而其长公子孟晋与汪氏适同为O型，乃每次输二百CC，前后达十余次之多。而汪氏病况，与抵日时仍无大异。对脊椎及骨盘部，前后经七次之X光施治，背腰部份的疼痛，亦见轻松，食欲渐次增进。不过因卧床过久，身体衰弱愈甚。逐渐腰背疼痛复作，又加咳嗽频作，以致影响睡眠。

从九月初旬起，忽然有了呃逆现象，本来以一般病人而论，一有呃逆，即已到了危险关头，汪氏既有此种病状，徒恃医学，实已难有回天之力。日医当然更知道病况已转入于危殆之境，为防止有肺炎、心脏衰弱，或其他病症的同时并发，为他注射了强心针及吸入酸素，但仍无丝毫效果。

如此又缠绵两月，至十一月九日，美国飞机飞向名古屋实行空袭。帝大医院为汪氏安全计，匆遽中将其连人带床由升降机急降地下防空室。那时日本已极严冷，地下室中，又并无暖气设备，寒气澈骨，常人已难抵受，况汪以久病之躯，虚弱本已达于极点，外受寒气之侵袭；又因病床移置而震动，病势乃至剧变。空袭过后，虽立即迁回病室，迨至翌日上午六时，热度高至摄氏四十度六分，脉搏增至每分钟一百二十八次，呼吸困难，食欲全无，人亦陷于昏迷状态，延至下午四时二十分乃撒手西归。时为中华民国卅三年（一九四四）十一月十日，随侍在侧者仅汪之夫人陈璧君及幼公子文悌两人。

汪氏番禺捕属人，于一八八三年五月四日巳时生于广东三水县县衙门（时汪氏尊翁汪琡，字玉叔，号竺生，又号省斋，方在作幕，汪氏继出，生母为吴氏），享年六十二岁。后中山先生十七年而生，后中山先生十九年而死。一生从事革命，逊清宣统二年，偕黄复生陈璧君，由日赴京，行刺摄政王载沣事件，震动全国，己身亦陷刑部狱。在刑部时两次亲笔作供，直认为振奋人心，图谋行刺不讳；并痛斥君主立宪之弊，归结于革命有其必要（汪氏两次亲供，旧藏刑部档案中，此为民国史上最有价值之文献）。

中山先生病逝北京后，民十四在粤出任第一届国民政府主席。抗战前后，为国民党之副总裁，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为行政院长，为国民参政会议长，高唱“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之政策。迨国府播迁重庆，战局陷于不利，英国又封锁唯一国际通道滇缅公路，汪氏既惑于近卫三原则之非亡国条件，更因左右高宗武陶希圣辈之浸润，对未来国际局势之演变，乃有悲观之看法。以至脱离中枢，发表艳电。卒以在河内时遭人袭击，曾仲鸣以此殒命，激于一时之意气，东下建立政权。五年之中，与敌周旋，心力交瘁，至引起旧创复发，经年患病，客死异国。蝶恋花词中曾有句云：“一寸山河，一寸伤心地”，汪氏对此故国河山，亦从此一瞑不视。如汪氏者，定知其目之不瞑，精卫填海，终成冤禽，何其命名之竟尔成谶耶？

汪氏临终前有无遗嘱，迄今还是一个谜。论理，当中山先生在协和医院病革之际，汪氏且曾一再进言，请预立遗嘱，并代中山先生起草，终使国父遗嘱永成为历史上最重要之文献。汪氏缠绵已非一日，赴日疗病，势已严重，更安有不自知病况与不自为之备之理？但据传说，汪氏在病榻中确曾一再拟早日签立，无如汪夫人以为汪氏尚有回生之望，而又不愿有此不祥之物，以至因循未果。当汪氏卧病期间，陈璧君之族侄陈春圃（时为广东省长，胜利后判处无期徒刑，系上海提篮桥狱，前数年已瘐死囚室），曾赴日探望，陈璧君且恐有碍汪之病体，阻不令入。则遗嘱之签立，因受汪夫人之影响而止，衡情亦极可能。以后也曾有人以此询之汪夫人，她摇首不愿置答。或者汪氏确曾预为签立，其中多难言之痛，乃秘不欲为世人知耶？汪氏遗有两子三女，长子文婴（孟晋），次子文悌，现均在港经商。长女文惺（适何），三女文恂，在港服务于教育界。二女文彬，在美为女修士。

汪政权接到汪氏在日逝世之噩耗后，一度陷于慌乱失措之中。那时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节节挫败，已成为无可掩饰之事实，汪政权中人也清楚知道同归于尽之期，已为日无多。而陈公博以汪氏对他的知遇之隆，他对汪氏的知己之感，本抱著殉葬的精神而来。日本拟利用汪氏国内的位望，促成全面和平。而五年之中，以重庆之坚持，终难实现。太平洋战争以后，反轴心之盟国间，又有不得单独媾和的协议，更完全关闭了和谈之门，而且汪氏生前，虽称与日本“同生共死”，但有关国家主权与民生疾苦之处，则于其生前五年之中，与日方作不断抗争。

有一次，日军的参谋长板垣去见汪氏，希望由汪政权的部队与日军并肩对重庆作战。汪氏只说了一句话：“如此则我们的军队，必反转枪口来打日本军了。”板垣默然而退。另有一次，日本人要汪氏同意某一件事，而汪氏又只有一句话：“即使我汪精卫同意了，百姓不同意还是没用的。”以汪氏如此的态度，日方对他的失望与不满的情绪，也与日俱增。而且公博佛海等与重庆暗通款曲，日人又岂真一无所知？故当汪氏撒手尘寰之际，日方对汪政权今后的态度，无法悬揣，汪政权中人，颇引以为虑。

当汪氏赴日治病以后，汪政权本已由陈公博代理“主席”，此时公博表示将不顾前途的生死祸福，继汪氏担当大任，愿为蒋先生铺平战后统一中国之道路。但以不欲触怒日本，所发表汪氏的逝世声明，极为委婉，首段颂扬汪氏，谓其“一生由翊赞国父而至继承遗志，领导国民，致力革命，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与亚洲之独立解放。‘还都’以来，为调整中日邦交，为促进和平统一……卒以内定复兴建设之始基，外结平等互助之盟约。不幸中途殂逝，齎志以殁。同人誓当继承遗志，賡续努力……与日本愿相提携，救中国保东亚之初衷决不稍渝。”云云。一派官样文章，亦在冀日方之不变。而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等在共同拟稿之时，确有下笔踌躇之苦。

而值得注意的则是日本政府对汪氏逝世所发表的声明，大足以觇汪氏逝世后对汪政权的态度，原文抄录如下：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阁下，为治疗旧创，于本年三月来日，即在名古屋疗养。后以病势突变，竟尔溘然长逝。回顾汪主席阁下，夙具复兴中国建设大东亚之伟大理想，继承中国国父孙先生遗训，为和平建国复兴东亚而奋斗，以迄今日。其丰功伟绩，将永垂青史。今乃于中道崩殂，丧此伟人，诚不胜哀悼！惟在中日两国之间，已确立善邻友好之关系，奠定东亚复兴与保卫之基础。中日两大民族，深知其使命与责任而益固团结，在此重大时期，中国当能善体汪主席阁下遗志，愈益努力，东亚之将来，益加奋起。帝国亦必坚持既定方针，加强中日两国结盟，互相提携，以完遂大东亚战争，努力实现最高理想，特此声明。”

日本既有此明朗声明，表明日本不拟改变对汪政权之既定方针，于是汪政权也于弥留状态中又苟延了九个月的残喘。

一〇四、紧急警报中遗骸归国土

汪政权对汪氏逝世的消息一经公布，沦陷区的民间，就纷纷有了一个传说，确信汪氏是为日人所毒毙而非由于病死。这传说本是无稽之谈，但到今天，甚至原在抗战区的人士，也仍作如此的看法。此点足以反映出在民众的认识上，汪氏与日人之间相处是怎样的情形，为什么会有日人对汪去之而后快的谣传？汪氏九泉之下，所能引以为慰者，恐亦仅此人民对他的认识而已！

汪氏的遗体，于十一月十二日由日本名古屋移送归国。依据当时汪政权宣传部所公布在日启灵情形之公报，照录如次：

“是日晨六时起。名古屋帝大医院特别病室中，即挤满了日方文武长官。上午七时二十分，驻日大使蔡培首先进入灵堂。七时四十分由侍从武官凌启荣捧持日皇敬赠之菊花颈饰，引导出室，继即以国旗掩覆灵柩。于汪夫人等随侍下，移至灵车。八时正，于日本胜治、藤斋、名仓、高木、黑川五医博士，及医院全体人员垂首恭送中，灵车缓缓开出，汪夫人及家属亲友亦分别登入汽车。八时七分，一般交通均行断绝，先导车前行，随后为灵车、家属车，其后为行政院秘书长周隆庠及侍从官蔡培大使扈从车，再后为日本小矶首相、重光大东亚相、石渡藏相、近卫前首相、东条大将，陆军次官柴山中将，及以次文武长官等数百人之随送车辆。九时五十分，灵车驶抵飞机场，早有大队恭送者垂首行最敬礼，随即由日本海陆军人代表、汪夫人、孝子汪文悌扶灵安放在座驾机‘海鹣号’上。机声轰轰作响之时，日本小矶首相、近卫前首相、大条前首相及各大臣，均恭行九十度之最敬礼。座驾机缓缓上升，随行护送机两架，亦一齐开动，于空中作一大回旋后，向南京飞去，时为上午九时十二分。”

那天，南京方面是够忙碌够热闹的，事前由汪政权通知了外国使节、文武百官、团体学校，马路上到处见到迎灵的行列，金陵城中，也充满了一片哀悼的气氛。在我短短的一生中，参加如此的丧仪，已经是第二次了。十五六年前，中山先生的遗榇，由北平西山的碧云寺起运南下，在京举行奉安大典，我以新闻记者采访的关系，由下关随着一直步行到紫金山。八八六十四人由北平雇来的独龙杠，杠夫穿著一式的丧服，一个领导者在击竹的托托声中，用齐一的步伐，在新筑的中山路上，缓缓前进。从下关一直到紫金山，夹道都是肃立无哗的民众，宋庆龄一身黑色的丧服，由外表十分英俊的黄琪翔，穿了全白的中山装，色调见得十分明显，扶住她一步一步的走着。我看她，面上像很严肃，但不是悲戚。孔祥熙那天也穿了浅色的中山装，手里持着短棒，在中山先生的灵柩前倒退着走，指挥杠夫们的进止。

因为汪氏的丧仪，无端勾起了我十余年前的回忆，这印象还新得像昨天一样。但是两个对创造民国的伟人，饬终之典，虽一样哀荣，而其身后是非，将完全异致。

我在默默地念着：“汪先生毕竟到了盖棺论定的时候了！太平洋战争的局势，日本已经从‘大东亚圣战’而在准备作本土保卫战了。美国空军向日本大城市作地毯式的轰炸，隆隆之声，也就是日本与汪政权哀乐的预奏。汪先生在这五年中的一切，虽然我是目击的。也尽管他以汪政权为基督的十字架！后人会对他们原谅吗？历史能对他原谅吗？成败是功罪的定评，他竟由志士而被称为‘国贼’！‘一死心期总未了’，‘邦殄更无身可赎’，他自己早就说过了，还是让他早点离开龌龊的尘世吧！”

我在如此想，似太荒唐，但凡是人，总应有些感情，他这几年间的悲声泪影，的确曾经多次让我感动。当我参加汪政权时，是万分勉强的，而在面临覆亡的现在，我反而坦然毫无一丝的悔意。

飞机降落的地点，是南京明故宫的日本军用飞机场，机场上齐集了几千人，所有汪政权的重要人物，几于没有人不到的。记得那天周佛海正发着高烧，病势很沉重，横卧在自己的车厢里，身上盖了一张厚毡，哼哼唧唧地面上烧得通红。汽车与人，把所有来往飞机场的通道都阻塞了。到下午五时，离“海鹣号”座驾机的降落，还有半小时。突然紧急警报呜呜大鸣。机场上初时有一些轻微的骚动，每个人面上都露出一些惊惶之色。看着日军的防空人员，在奔走布置，电话铃声不绝，指挥着防空哨严密监视。但是陈公博以次汪政权的巨头们，都仍然直立着场边，日本的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大使，以及将级以上的日军，与德国、意大利等承认汪政权的各国大使，也仍安闲地坐在贵宾席上。其实在场的每个人都会感觉到，这时太危险了！美国的飞机如与“海鹣号”遭遇，一定会把它击落；如其向机场投弹，因为道路被车辆阻塞住了，无从逃避，所有在场的人，势必同归于尽。有人在接耳轻谈，是否重庆知道了这个消息，因此派机突袭的？幸而十分钟以后，警报突然解除了！大家才算松了一口气。

五时三十分，“海鹣号”经过龙蟠虎踞的石头城上，略一盘旋，安全降落于明故宫机场。乐队奏了国歌，机门开处，首先出现的是汪夫人陈璧君，平时她本已面挟重霜，此际更显出悲凉之色，望而生畏。陈公博率同褚民谊、林柏生、徐苏中、陈君慧、何炳贤等上机，于哀乐声中，舁榇下机。随即换乘灵车启行，前为开导车，继为灵车，陈公博车则随于灵车之后，再次为仪仗车，以后为外国使节暨汪政权中人，共达四百余辆。由光华门、经中山路、新街口、中山北路、鼓楼、保泰街，历一小时余，至七时许，抵达“国民政府”，将遗榇安置于大礼堂。由陈公博领导行礼，始完成迎灵之一节。

至翌日正午，将汪氏遗体重行大殓。汪政权也忙成一片，成立了“汪主席哀典委员会”，由陈公博任委员长，王克敏、周佛海、褚民谊为副委员长。以一个元首应有的丧仪，制定了哀典条目。下半旗、停宴会、缠黑纱、辍乐等，应有尽有。

在汪氏停灵期内，汪夫人及其家属，均宿于大礼堂内之一室，她整日于灵堂卧室之间，进进出出。这几天，她好似以盛怒来替代了哀恸，什么事都会引起她的诟责，为汪氏停灵的位置，东向与南向，她都要坚持，除了她的长公子孟晋还可劝她几句以外，其余的人，只有唯唯听命、不敢辩，当然更不敢争。汪政权虽然有“哀典委员会”的组织，但一切丧葬之仪，等于由她一人指挥决定。她要“哀典委员会”指定陪灵人员：党，中委以上；政，部长以上，要分班轮流值夜，从黄昏以迄黎明。到了午夜，她还不时出来巡视，每个人也都到了动辄得咎的地步。见人交谈，她以怒目相向；如有瞌睡，则厉声唤醒；带了食物来点饥的，她横眉凝视，使你不能下咽。

时南京天气已极寒冷，夜风料峭，阵阵袭来，有人带了毛毡拥坐着，她更不客气地上前说：“汪先生一生为了国家，死且不惧，你们只陪灵一夜，而竟不耐些微饥寒。要舒服，索性不要装什么样子了，何不回公馆去纳福？”谁都会对哀伤中的未亡人要退让几分，何况陈璧君平素的脾气；更何况她有“国母”的身分，还有谁敢与她顶撞？丁默邨、傅式说等，都曾挨过她一顿似讥似嘲的痛骂。最可怜的是褚民谊，他与陈氏有姻娅之谊，所以被推为“哀典委员会”的副委员长，让他负起汪政权与陈璧君的直接联系者，在任何事作出决定以前，先由褚向陈请示，这原是一项苦差使，而褚也就成为她的出气筒。我看到他时常哭笑不得的面孔，他不失为一个老好人，我也为他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