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第十九章——留下来的人们—编后记

第十九章——留下来的人们

主力红军现在已经西行到很远的地方，陈毅再也无法知道他们到了哪里。

位于江西东南隅的五岭山脉在薄雾细雨中披上了春装。从山顶上望去，陈毅的眼里是一片白茫茫的世界，花岗岩的山脊不时从乳白色的云海中露出头来。蒙蒙细雨下个不停，竹编的蓑衣难以抵挡久雨的浸透。透过轻纱般的雾幕，那绿色的森林、褐色的山谷以及新种满了水稻的梯田隐约可见。屋顶上青烟缭绕，炊烟弥漫了那些简陋的茅屋，令人窒息。

这是中国赣南这片土地上典型的春天。这种日子已经缠磨了人们不知多少岁月了。现在，在这个阴郁的下午，陈毅的一小股队伍集合到了一起。这是红军开始长征时留下的一支武装。放在脚旁的被装被雨水淋透了，剩下的枪枝弹药用蓑衣遮盖着。他们正在等待命令，准备撤离。

红军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渡过于都河时，大约有三万人留了下来，其中有一万名伤员。现在是一九三五年三月四日，这支武装大部已被消灭。红都瑞金以及于都、会昌相继于十一月十日、十七日和二十三日失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已经成为记忆中的往事了。①

事情一开始就如同陈毅所担心的那样糟。当时正是晴朗的十月，周恩来来到病房来看陈，让他留下来。陈毅同政委项英之间一直存在着很大分歧，而项英是博古和李德的支持者，又是陈的顶头上司。项英不懂得，这支训练很差的小股武装——第二十四师和地方武装的十个团以及正在康复中的伤员——是无法同蒋介石派去围剿他们的十万大军抗衡的。

蒋在南昌的一次会议上向他的部下发出训令：绝不允许“革命政府死灰复燃”。

陈毅对项英说，“失败就是失败”，唯一的出路是进入山区。项英则斥之为“悲观情绪”。

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和陈毅共事多年的陈丕显那时只有十九岁。一九八四年，他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身着军装式样的橄榄绿服装，身材瘦小，外表整洁。他带来陈毅四个子女中的三个和我们交谈。陈毅的这些子女现在都在当代中国发挥着积极作用。小名“小虎”的陈毅长子陈昊苏，现在是北京市副市长。陈丕显说，他和陈毅共事多年，一九三四年时，他是共青团领导人，长征开始时，上级要他留在中央苏区，这出乎他的意料。他在其后的三四年时间里，就在陈毅身边战斗。

在留下以后应该怎么办的问题上，他认为陈毅是对的，而项英是错误的。他对留下来的党的杰出领导人的命运极为关切。他记得见到过曾经是党的领导人的四十六岁的瞿秋白。瞿患有肺结核病，却不得不用潮湿的木柴点火煮粥和鸡蛋，作为新年晚餐。“像瞿秋白这样，怎么可能在游击战中幸存下来呢？”他激动地说。

政委项英似乎相信，红军将会很快赢得重大胜利，而他们将在新的苏区同其他红军会合。他不让人们准备应付即将到来的危机。②

陈丕显还记得到工农剧场看演出的往事。长征之前，剧场是李伯钊工作的地方，后来李伯钊同丈夫杨尚昆将军一起参加了长征。在中央苏区全盛时期，她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同别人合作写过一个剧本《为谁打仗为谁死》，她自己还写了个剧本，叫《我们一定胜利》。陈丕显看到的节目同往常一样，是些民间舞蹈、话剧、独唱、小合唱，如《胜利的炮声》。这个剧场是个露天礼堂，尽管天天晚上下雨，但也阻挡不住群众带着雨伞、草帽，披着蓑衣赶去看演出。

主力红军撤走后，这里的一座座城镇落入了国民党手里。地主还乡团到处屠杀，还建立了专门的反共组织——“暗杀团”。地主们把农民撵出家门，说“看你这辈子还红不红”。④

红都瑞金原来只受到国民党小型炸弹的轻微破坏，而现在国民党军队把共产党使用过的建筑统统付之一炬。有共产党嫌疑的人都要受到折磨，遭到处决。仅在大柏地一地，就活埋了一百人。惨遭杀害的人难以胜数。瑞金全县的人口由一九三四年的三十万，降到一九四九年的二十万——减少的人并非都参加了红军。⑤

一九八四年，我见到一位名叫钟启松的骨瘦如柴的七十九岁老人。他嗜烟如命，非常健谈，他为自己的家庭感到十分自豪。他的妻子已七十二岁，有两个女儿，三个儿子，八个孙子，四个曾孙，共十九口人。他说“这都是共产党给我的”。

长征开始后，钟启松留在红色模范县兴国的长冈乡。兴国县有很多人参加了红军。那些隐瞒不住与党有关系的人都逃进了深山，有的去了瑞金。他们得到的指示说：决不要承认党员身份，只承认为共产党做了点杂事。如果承认了党员身份就要被杀头。国民党回来大赦的时候，他们去投了案。他们得到宗族的担保，每个人都承认为共产党做了一点事。宗族出人为每个人做保，一个保一个。如果离开了本县，只要靠同姓宗族，也可得到担保。由于大家彼此做保，所以都没受到处罚。当然也有一些人因为被仇人出卖而受到了惩处，有些是交了恶运。留下的九千名红军战士和党员中，大约有两千人被杀，有些被公开处死，有些则是被国民党秘密杀害的。钟在灾难降临的时候从兴国逃到了山里，没人知道此事，他和妻子没有遭殃。一九五四年他重新入了党。⑥

到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留下来的红军损失已十分巨大，不管是否出自自愿，陈毅和项英组织幸存的红军开展了游击战。他们两人加上老共产党员贺昌组成了一个三人指挥部。他们带着党政机关留下的人员，开到于都以南的仁凤等候指示。同时把小股部队派往山里。到二月的时候，陈毅和项英已被敌人包围。他们大约有两千名士兵和两千名伤员。一天，陈丕显听到一个干部在向部队大声训话，说什么他们即将进行一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国民党之间的决死战斗”。陈认为，这简直荒谬绝伦。

第二天，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召开了一个干部会。会上，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宣布，“我们的工作必须有一个大的转变”。换句话说，要开展小股部队的游击战争。

陈丕显看到了中央红军发来的两份电报。第一份电报通报了遵义会议和毛泽东重返领导岗位等人事变更的情况。第二份电报指示他们在“中央苏区内外”开展游击战争。⑦

当小股部队在夜幕的掩护下出发后，陈毅便着手处理棘手的伤员问题。伤员们都不想留下，但又无法跟上游击队的活动。陈毅召集地方干部和老乡开了一个会。他十分激动地说：“把这些战士带回家吧。他们是我们大家的儿子。他们都很年轻，可以当你们的好儿子、好女婿。他们能给你们干活，你们家里会多一双手，多一份劳力，也许还会多一个为你们报仇的人。”陈毅还没讲完，这些农民和伤员都已流出了眼泪，陈毅自己的眼睛也湿润了。半天之内，伤员们都安置到了农民家里。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分散到广大的乡村里，每个人都带上了几块银元，少许药品和五斤盐。在国民党封锁区盐是无价之宝。

一九三五年三月四日早晨，余下的部队集合了。大雨倾盆。在一间小茅屋里，报务员正设法同在贵州东部的中央红军取得联系。项英仍然觉得他们的撤退必须经中央委员会批准。⑧电台不停地呼叫，但是没有回答。

最后，大部分部队已经出发。大雨哗哗地下个不停，道路泥泞不堪，百步之外什么也看不清楚。陈丕显是和他的部队，包括党政机关及第六独立团共一千八百人一起上路的。他们在傍晚安全抵达里坊桥，在那儿吃了一顿饭，然后在黑暗中继续前进。天上没有月亮，他们成一路纵队前进，穿过一道山谷，开始爬上一条狭窄的山路，这时候响起了枪声。他们停止前进，枪声消失了。原来是地主武装的卫兵把他们当成了本地民团，向他们鸣枪致意。凌晨三点钟他们到达大麻岭，在那儿休息了一下，用干粮充饥。他们预料拂晓时要打一仗，他们已作好了准备。⑨

中午到达仁凤，电台仍联系不上。到了下午一点还联系不上，天又下起雨来。贺昌决定不再等了。他带上两个营大约几百人开始突围，但很快便陷入国民党的埋伏，部队打散了。他们设法在石韩村重新集结，并渡过了会昌河。不久，部队又被包围，打了几个小时仍无法突围。贺昌身负重伤。国民党士兵向他冲去，大叫“捉活的”。贺昌把枪对准了自己的脑袋，大声呼喊“革命万岁”的口号，用最后一粒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贺昌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义时曾同陈毅、周恩来及其他人共同战斗过，他曾担任党的中央委员和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牺牲时年仅二十九岁。

指挥部仍在仁凤等候。雨一直未停。最后终于联系上了。他们发出了要求中央批准突围计划的电报，大约在下午五点收到了回电。但是由于密码已经更换，陈毅和项英谁也不懂，人们看着满纸的密码一筹莫展。他们把电文烧掉，命令报务员用油布把电台裹起来，埋在坑里。这份看不懂的密码电文是三年中他们收到的中央红军的最后一次信息。⑩

陈毅曾向延安美军观察组属下的外交官谢伟思说过，从那时起，“我们就像野兽一样生活”。

当时，陈毅和项英的身体条件都不适宜打游击。陈毅的伤口远未愈合，他不得不常躺在担架上。项英是个近视眼，而且还患了夜盲症。

一九三五年三月四日晚，这支三百人的队伍准备下山了。他们下山后几乎立即遭到了袭击。当他们重新集合时只剩下了二百人。当晚他们又碰上一场战斗。国民党飞机撒下传单悬赏五万元捉拿陈毅和项英。他俩随即决定带着几个警卫悄悄突围出去，这样会减轻全队人的压力。

他们在山间密林中躲藏时，碰上一个打赤脚的人，此人骨瘦如柴，头上戴一个又黑又脏的旧钢盔。他是代英县县委书记，名叫曾纪财，一九二九年他见过陈毅。后来别人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斗争了他，解除了他县委书记的职务。他一直在乡间流浪行乞，把讨来的米放在那个钢盔里煮饭吃。陈毅收留他做向导。他们在山中藏了一天，然后走到曾的老家。他的家人已被国民党杀光，只剩下老岳母，老人胆战心惊地给了他们一些吃的。(11)

一九八四年，担任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六十多岁的刘建华，看起来像个商人，讲起话来带点官腔。五十年前，他在赣南游击队中还是个小鬼，是一位名叫危秀英的女士的朋友（他们现在还是朋友和同志）。当危女士奉命于一九四一年去延安时，她把手枪留给了刘建华，说道：“如果你活着，我们再见面时，请把枪还给我。”一九四九年危女士回来时，写信给刘建华，刘回信说：“你活着，我也活着，但是你的枪和我的枪都找不回来了，它们都被叛徒抢走了，但是你和我都活着，这证明党已经赢得了历史性的胜利。”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刘建华还是个年轻的共青团员。中央苏区尚未被敌人占领，他同其他共六百名战士一起，在李乐天指挥下到油山建立游击根据地。这是座落在江西和广东交界处的一个林区。这个根据地的领导人还有杨尚奎。

刘记得陈毅和项英政委来到的情况。他们化装躲过了国民党的大批巡逻队，于三月九日抵达，身边只有一个警卫员。(12)

几天后的一个黄昏，幸存的人马都到了。突围时，整个部队的损失是惨重的。他们分两批到达，一支是由曾经领导过党政分支队的相貌英俊的蔡会文率领，另一支由陈丕显率领，各有八十人。

陈毅热情地迎接这些疲惫的战士。他自豪而诙谐地说：“国民党吹嘘说他们要在仁凤把我们消灭，但是现在我们正在油山聊天。”(13)

刘伯坚是突围时牺牲者之一，他是在蔡会文领导的部队突围时负伤被俘的。他骑的一匹白马被击中。正当他带领一些人往山上冲击时受了伤，好几个人去营救他，都被打死了。他被解往江西西南部的大庾监狱，由蒋介石的“绥靖公署”审讯。然后给他带上脚镣手铐游街。他于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就义，年仅四十岁。牺牲前他作了一首诗：《带镣行》，诗中说道：

带镣长街行，

志气愈轩昂。

拼作阶下囚，

工农齐解放。(14)

刘伯坚是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〇年赴法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之一，于一九二二年入党，并在苏联学习过。像邓小平一样，党派他去“基督将军”冯玉祥那里工作，他以秘密党员的身份，在第二十六路军任职。宁都起义后，第二十六路军加入了共产党的队伍，并成为最可靠的后卫第五军团。刘本人成为第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由于他同毛的关系，他几乎注定成为留下来的人。(15)

一九三五年一月，杰出的作家、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曾担任党的总书记并在其最后几年曾是毛的亲密朋友的瞿秋白，会同毛的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的老战友、也是党的创始人之一的何叔衡以及其他几个人，离开瑞金附近的藏身之处，动身去闽西，希望经过汕头或广州到上海或香港。瞿秋白当时三十六岁，在年轻的红军中算得上是个“长者”，何叔衡已经是六十一岁的高龄了。(16)

一队女同志与他们同行，包括古柏的夫人，古柏是长期支持毛的；梁柏台的夫人周月林，梁是中央政府办事处副主任；陆定一的夫人唐仪贞，陆是宣传官员，参加了长征（唐就是给邓小平炖鸡的那位女士）；钟亮，可能是李六如的夫人，她是中央局的成员；项英的夫人；还有一名党的工作人员，名叫黄长娇。

这些妇女的命运都很悲惨。周月林长期被指控为叛徒，要对何叔衡的牺牲负责。大概是在毛逝世之后，她才恢复了名誉。一九八五年她仍然健在。钟亮的命运（也被指控为叛徒）无人知晓。项英夫人也是如此。唐仪贞的命运最为悲惨。有人指控她向国民党出卖党的领导人，红军把她处决了，后来证明是错案。黄长娇尽管历经磨难，仍然幸存下来了。(17)

许多年来，何叔衡牺牲的情况一直是个谜。据说三月四日他和一支队伍一起从仁凤突围，在去闽西的路上被消灭了。他保管着党的经费、印章和文件。他宁可跳崖自尽，不愿被俘。他受了重伤，被两名国民党士兵发现后枪杀了。(18)

何叔衡的老友徐特立（原文如此，应为谢觉哉——译注）老人认为，何被生俘，在试图逃跑时被卫兵击毙。另一种说法是，何叔衡所在的游击队被敌人包围，他没有逃走，而是发誓说：“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然后，抽出手枪自杀了。

这些说法都不确实。事实是，何叔衡和瞿秋白都化装成商人，并有人护送。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四日，他们在福建长汀县水口城的小彭村吃早点时被人发现。由李玉率领的国民党十四团二营就驻扎在附近，派兵包围了村子。何一行决定分散开来。在战斗中他受了重伤，倒在稻田里，被两个国民党士兵发现。当士兵们俯身搜查他的口袋时，何跳起来同他们扭打。其中一个士兵向他开了两枪，把他打死。(19)

瞿秋白躲过了那场劫难，但不久就和大部分人一同被捕了。敌人把他解往长汀监禁，并关了四个月之久，这期间国民党似乎一直在争论如何处置他。他的身体十分虚弱。他不仅是有名的共产党人（尽管是已经下台的党的领导人），而且是杰出的文化人。他在狱中撰写的未完成的自传《多余的话》中，的确把自己看成“文人”，而不是政治人物。然而这不是很认真的文字。虽然他在莫斯科度过多年，翻译了许多俄国作品，撰写了一部关于俄国的特写《俄乡纪程》，但他仍是共产党的主要成员。

他在牢房中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一杯接一杯地饮酒，思索着他的一生和中国的未来。在中国，有一段时间把他的《多余的话》说成是伪造的或者是篡改过的。这些说法看来都不确。他没有背叛共产主义。他特别写道：“说我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是不正确的。”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下午，他写下了一首诗，诗前附有简略的序言：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七日晚，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泉呜咽，如置身仙境。翌日读唐人诗“夕阳明灭乱山中”，因集句得偶成一首：

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同；

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

诗刚作完，就来了一名卫兵把他带到刑场去。他点燃了一支香烟，将一杯威士忌酒一饮而尽。他虽然身体虚弱，却镇定自若地走向刑场。当子弹射向他的胸膛时，他屹立在那里，用俄语高唱着国际歌。(20)

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年方三十，在长征开始时也被留了下来。一九三五年二月底或三月初，毛泽覃带领大约二十名游击队战士离开于都以东的山区去闽西。他可能是向长汀进发。(21)

他在离瑞金十英里的山区红林附近一所土房中停留了一夜。四月二十三日早晨天亮前不久，泽覃嘱咐一个战士站岗警戒，注意可疑的迹像。谁知，这个哨兵找到一块草地，躺下便睡着了。一队国民党巡逻兵经过那里发现了他。他招供附近房子里有十来个人带着枪，其中有毛泽覃。国民党兵立即包围了这所房子。泽覃把其他人送出后门，自己挡住前门作掩护，击毙了最先闯进来的敌人。可是一名国民党士兵从背后开枪射中了他。(22)

毛泽覃死后，国民党大事喧嚷，报纸作了大量报道。他的尸体被送到瑞金示众，报上登了许多照片。蒋介石传令，特别嘉奖他的第二十四师师长。(23)今天，泽覃牺牲时所在的村子以他的名字命名。那个漫不经心（或叛变）的哨兵直到今天也没有找到。

死者的名单就是革命运动的名人录。长征时留在江西的人中间，牺牲的杰出共产党人比任何其他斗争时期都要多。

古柏带着一队二十到三十名游击队员从广东山区到湘南时，遇到国民党的巡逻队而遭杀害。毛在一九三七年得悉他已牺牲的消息时，写道：“我友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堪悲悼。愿古氏同胞，继其遗志，以完成自由解放之目的。”粤赣边区军事领导人李才莲也被杀害了，但是没人知道是什么时候和怎样遇害的。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的方维夏在赣西被杀。他是毛的岳父杨昌济教授的朋友，也是毛的老师。(24)

在反“罗明路线”过程中同邓小平一起受到打击的两个人——毛泽覃和古柏，都留在苏区，也都牺牲在游击区。随中央局一起来到中央苏区的中央局秘书长顾作霖，已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在瑞金病逝。(25)

死者和失踪者的名单连绵不断，永无尽头。

①江西党校戴向清教授。1984年4月14日采访。

②陈丕显：《赣南三年游击战争》。

③李伯钊：1984年6月15日。

④陈丕显：前书第二章。

⑤钟书棋：1984年4月12日瑞金采访。

⑥钟启松：1984年4月10日长冈采访。

⑦所有细节均根据陈丕显的回忆录。他没提电报的日期，只说“二月初”。贵州博物馆党史部孙日昆说，从遵义给陈毅发了电报，把遵义的决定通知了他和项英政委（1984年4月13日采访）。这是档案中找到的唯一电讯件，没有其他与陈毅或项英来往的电报；戴向清教授说（1984年4月14日采访），在2月12日或13日，陈毅和项英电报中央委员会要求同意转入游击战。他们2月13日等了一天，直到下午五、六点才得到答复，同意他们依靠当地资源、用自筹给养的小组方式开展活动，不再局限于原中央苏区范围。他说这是档案中查到的。

⑧戴向清：1984年4月14日采访。

⑨陈丕显：前书第二章。

⑩这是陈丕显回忆录中的说法。据他本人讲，给中央委员会的电报是遵义会议后发的，在当即收到的复电里讲到遵义会议的情况。（陈丕显：1984年6月14日北京采访。）瑞金博物馆资料人员钟书棋说，红军总部关于遵义会议的电报是“二月初”接到的（1984年4月11日采访）。赣南游击队一位干部刘建华证实，在仁凤收到的“最后一份电报”的时间是在“二、三月间”（1984年4月15日南昌采访）。关于电报及日期上说法显然有矛盾，但支持前一说法的证据占优势。阎景堂在档案中查到证据，第一方面军曾于1935年2月5日、13日、23日和28日给陈毅发过电报，但无法确定收到了几份，阎能肯定2月28日的电报没有打通。据说遵义会议后，曾派出一个排找陈毅通报会议的情况。

(11)陈丕显：前书第15—19页。

(12)刘建华：1984年4月14日南昌采访；某些细节根据1984年4月14日对戴向清的采访和1984年4月10日对于都县博物馆馆长张德明的采访。

(13)陈丕显：前书第3章。在最后的一次突围行动中，贺昌和其他多人牺牲，国民党声称俘虏1,400人，缴获657支枪和18挺机关枪。到三月底，被俘人员达5,700人。国民党没讲击毙数字（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3—26页，台北，1969年）。

(14)陈丕显：前书第20页。

(15)陈丕显：前书第20页；1984年4月14日对宁都博物馆工作人员采访。

(16)阎景堂：1984年11月3日北京采访。

(17)有关这些妇女的资料有几个来源。名字是瑞金博物馆资料工作者钟书棋（1984年4月11日采访）和阎景堂（1984年11月3日采访）提供的。关于她们的遭遇的情况也是来源于钟和阎，胡华补充了些细节（1985年1月11日通信）。黄长娇的事迹取自1981年南昌出版的《江西历史文献资料选》。这个名单显然是不完全的。周恩来夫人邓颖超的母亲被留下了，她是个医生，因年高体弱无法进行长征，与母亲生别对邓颖超是个沉重打击。

(18)《历史文献资料选》，前书。

(19)阎景堂：1984年11月3日采访。

(20)T. A. 夏：《中国季刊》1966年1—3月第25期第176—212页。瞿秋白的遗骨于1955年6月18日移入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毛题词称他“宁死不屈”。“文化大革命”中，他的遗骨被掘出，坟墓被毁，现已重新修复。

(21)钟书棋：1984年4月11日瑞金博物馆采访。

(22)阎景堂：1984年11月3日采访。

(23)钟书棋：1984年4月12日采访。

(24)李锐：《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第5页。

(25)来自1984年10月24日对胡华采访。古柏曾任第四军（第一方面军早时番号）前敌委员会秘书，后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他于1935年3月在广东省龙川县鸳鸯坑村牺牲（阎景堂：1984年11月1日采访）。师长谢唯俊也在罗明事件中受到打击，后在陕北战死。

第二十章——死里逃生

油山的战斗打个没完，陈毅和政委项英在战斗中成为莫逆之交。他们夜间行军作战，白天藏进密林深处。他们几乎成了受人追捕的野兽，因而也锻炼出一种只有野兽才有的警觉。稍有不慎，一个脚印，一缕炊烟或砍树发出的声音都会使他们暴露。他们两人从未在一处过夜。黄昏之后和黎明之前，他们经常要数次转移住地。

他们的斗争是在与世隔绝，闭目塞听的情况下进行的。他们不知道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离去的红军是否还存在，长征是否已经结束，不知道红军是否打了胜仗。他们没有电台，附近也没有邮局，搞不到国民党的报纸，常常一连几个月看不到报刊。贫困的山民目不识丁，根本不了解山外的情况，很少有人关心世事。

在远方长征的那些陈毅的同志们，听不到任何有关留在苏区的同志们的消息。既得不到他们的口信，也见不到他们的信使。除了毛泽覃和瞿秋白的情况报界公开渲染外，其他什么消息也没有。而且毛泽覃和瞿秋白的死讯还是几个月后才慢慢传过来的，是真是假，当时也无法核实。因为国民党也曾多次谎报过毛泽东和朱德的死讯。

长征结束很久后，这里对情况仍然不明。当时红军已在陕北保安的窑洞里安顿下来，埃德加·斯诺也已设法进入红区采访了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夏，斯诺曾向毛和周恩来询问过留在苏区的人的消息，毛回答说，他不知道，没有听到任何消息，最后一份电报是一九三五年初收到的。他不知道这些人是死是活。①

陈毅是位有文化教养的人，他和许多革命者一样老家在四川，父亲是乐至的地方官。他在成都上过学，并在当地的基督教男青年会里学会了打篮球。这个青年会当时的负责人就是谢伟思的父亲。陈毅个子不高，但很壮实。如果是现在，他绝对不可能当上篮球队员。

一九四四年他在延安对谢伟思说：“别人会告诉你，他们都是贫苦农民或无产阶级出身，而我不是，我是资产阶级出身。”他曾在法国勤工俭学，并在那里加入了共青团。回国后，他加入了国民党 和共产党（当时并不矛盾），在武汉军事学校任助理政治教官。他参加了共产党在南昌、井冈山和赣南的全部或几乎全部军事行动。在红军这支队伍里，许多将军会写诗，有些写得不错，有些写得一般，陈毅是其中最好的一位，仅次于毛或同毛一样出色。他从未写过回忆录，但他用诗描写了自己富有戏剧性的一生。同许多建党初期入党的人一样，陈毅坦率而奔放，甚至在他生命的晚期，在“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可怕的年月里，他也未能学会管住自己的舌头。

在阴沉沉的油山浓雾中，对红军来说生存是最重要的。刘建华回忆道：“我们有六百人，他们有四万人。当时生存高于一切。我们没有帐篷，想搭个竹棚，又怕砍竹子发出响声。于是就用杉树皮，但树皮用的太多，敌人也会发现这些剥了皮的树。我们只好割草盖屋，可是草只长在森林的边缘，去那里割草太危险。当时我们不得不住在密林深处。最后我们设法让农民替我们在村里买布，做成布帐篷，上面再苫上油布。”②

陈丕显回忆说：“搭棚子最好用杉树皮。有些地方能找到采蘑菇的人搭的窝棚，我们就用树枝把它们伪装起来。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露宿过夜，睡在树下或草上。有时也支个布帐篷，但是没有床，甚至连块板都没有。”③

有一次几个战士为了避雨躲进一个山洞里。第二天清早起来，发现竟是个老虎洞。老虎已在黎明时跑开。这几个战士始终没有弄明白到底是他们还是老虎先找到这个洞。

白天，山的边沿地区是国民党的天下，一到晚上就成了游击队出没的地方。陈毅和他的部下常趁着夜色离开隐蔽地点，来到村子里，补充给养，侦察地形，偶尔还打个伏击，消灭几个麻痹大意的国民党士兵。他们甚至在村子里召开会议。游击队分组下山活动，每组人数从不超过三至五人。正是在这些日子里，陈毅写了“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这样的著名诗句。

一九三八年八月，项英告诉埃德加·斯诺说，一套棉布军装他穿了两年。晚上，不脱衣服，也不脱鞋，只要稍有动静就立刻转移。④游击队的战士甚至能像野兽那样嗅出陌生人的气味，即使像从落叶上走过发出的沙沙声和小树枝被折断这样细小的声音，他们也能听出来。他们还能一眼看出草地上是否有人走过。

粮食是个大问题。山上能吃的东西少得可怜。只有向村民买。在这方面，可以说，地主救了游击队。地主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给游击队送钱，有时还给大米，以换得平安。游击队警告地主，不把钱和粮拿出来，就别想保住房子、庄稼和家小。游击队在夜里进村取粮，有时也由村民直接送上山。遇到国民党巡逻队在山上搜查，农民就把米袋放在山坡上，留待游击队自取。地主很少向国民党透露游击队的消息。他们知道，一旦游击队发现他们告密，他们不是死便得逃。

地主甚至为游击队买枪支弹药。数量虽然不多，但当时每支枪都非常宝贵。游击队能缴获武器的机会不多。当然，地主的枪是从国民党那里买来的。

女游击队员负责搜集情报。她们打扮成老百姓，出入村子比男队员更方便。每隔六或七英里就设一个联络站，传递情报。

这是一项危险的工作。李乐天司令员的妻子就是在村子里被一名国民党巡逻兵抓走的。她躲在农民的草棚里，敌人还是发现了她，把她枪毙了。⑤当时红军面临的敌人不仅仅是国民党，还有内部的叛徒。

黄长娇的遭遇就是一个例子。

用黄长娇自己的话来说，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北上抗日时，她在瑞金做党的工作。她奉命参加了长征，和贺子珍一起在后卫梯队的一所医院里工作。贺是毛泽东的夫人，也是黄的朋友。

部队出发后，先向南行，在会昌附近渡过于都河，然后向安远和广东省界进发。途中，部队停下来进行了改组。黄此时已有身孕，上级决定让她和其他五位妇女留下。她们纷纷表示抗议，但上级命令她们留在苏区，进行“地下斗争”，她们只得服从。到底是谁决定把她们留下，动机是什么，大家都不清楚。可以肯定，这些妇女活下来的可能性不大。这些人中有黄长娇，有古柏的夫人（也已怀孕），还有梁柏台的夫人周月林。

上级决定把她们送到闽西，黄由于怀孕，有一匹马，但是这匹马有一天跑了。最后，她们翻山越岭向东走去，一路上要躲避国民党的巡逻兵。到达福建长汀的水口时计划又变了。有人决定要她们返回瑞金附近的山区。古柏的夫人刚生了个男孩，她只好把孩子留给一户农民，和其他妇女一起上路。

黄回到瑞金县，成为山区一个地下小组的组长。这时，当地一位党的书记要她装成农妇下山生活。她表示反对，但这位领导人坚持要她服从。黄说她既不会说当地的方言，又不识字，敌人会很快发现她。但他仍然固执己见。根据党的规定，黄离开时应发给二百斤大米和二十块银元，但他只给了她大米，把二十块钱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几天之后，这位书记投降了国民党。

黄独自住在焦火山一带的密林里，饥肠辘辘，走投无路。她的分娩期快到了，于是她下山躲进一座小窝棚里。当晚意外地来了一支游击队。原来这棚子是游击队的联络站。这支游击队有十八九个人，是山区三个小分队中的一个。

黄对游击队长刘国新说：“我失去了联系，现在只剩下我一人，没有地方可去。”刘同意让她加入游击队。游击队员每天只吃一顿饭，而且要到半夜进了村才能吃。他们不敢生火，怕国民党发现。黄马上就要生孩子，游击队觉得让她继续随游击队一起活动有些不妥，于是劝她留在一户农民家里，当游击队的联络员。白天她在山边摸情况，晚上到一座古庙里去汇报。她还把米装在空竹筒里送给游击队。后来由于叛徒出卖，游击队员全部遇难。从那以后，黄独自一人像个农民一样住在山上，一人生活，整天低头不语。人虽然活着，但完全失去了与革命的联系。一九四九年，世道变了，她才公开了自己的身份，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成为县人代会的一名代表。她是同一小组留下的五个女同志中唯一的幸存者。⑥

陈毅的伤口始终愈合不了，不断地折磨着他。到了一九三五年六月，他已不能行走。游击队缺医少药，只有四种成药：八公丹、万金油、人丹和济公水。陈毅把万金油涂在伤口上，再换上新纱布。不久，伤口情况有所好转。⑦

夏天，陈毅还能一瘸一拐地走路，可是到了九月，伤口变得疼痛难忍，腿也肿了起来。为了去南雄开会，他不得不拄着拐棍，脚步蹒跚地翻山越岭。这时他决定彻底治疗一下他的腿伤。他叫警卫员，把他伤口中的脓挤出去。警卫员看到陈毅痛得脸色发白，急忙停下手来。陈毅命令他继续挤，警卫员说他下不了手。陈毅已经痛得浑身发抖，“好吧，”他说，“用绳子把我捆起来，这样我就不会发抖了。”警卫员把陈毅的腿捆在树上又继续挤，直到把脓挤净并挤出了一片碎骨头才停下。然后，用盐水冲洗了伤口，用涂过万金油的干净布包扎好。（另一种说法是，陈毅本人把有名的香港万应灵药风油精倒入伤口。）陈毅痛得像得了舞蹈病似的浑身发抖，但不久就恢复了自制力，笑着说：“这回它不会再反攻了。”事情的确如此，伤口彻底愈合了，再也没有发作。⑧

龚楚是留下来的重要指挥员之一。他是中央军区的参谋长和军区主要卫戍部队红二十四师七十一团团长。一九三五年五月，龚楚杀死该团政委，与广东军阀取得联系，接受了暗杀陈毅和项英的任务。为了取得陈毅对他的信任，龚带领一支“游击队”在油山附近同国民党部队假装打了一仗，接着，龚截住了陈毅部队的五个战士，指望能在他们带领下找到油山游击队的隐蔽地点。其中四个人设法跑掉了，最后一个叫胡小华的被抓住。龚向他道歉，诡称有重要情况要向“周先生和刘先生”（陈毅和项英的代号）报告。胡小华带着龚朝着游击队的隐蔽地点走去，走到离哨兵不远时大声喊道：“这些人是反动派！”说完便纵身跳下悬崖。哨兵开枪发出警告，龚和他的人吓得撒腿逃跑了。⑨

陈毅和项英从一个山头转移到另一个山头，他们必须不断转移以摆脱国民党。龚楚企图诱使他们陷入圈套时，他们正在江西的大庾山上。

陈毅和红军主力已失去联系，所有通讯联络都已中断。他们曾设法偷偷捎信给同情革命的著名作家鲁迅和茅盾，希望通过他们和毛泽东取得联系，但是没有成功。

陈毅急于同红军主力取得联系的心情使他在一九三六年冬险些中计。一名地下交通员带来消息，说打入大庾山国民党部队的共产党员陈海收到了中央委员会来的来信，要求把它转交给陈毅。

尽管项英表示反对，陈毅仍决定亲自去见陈海。第二天一早，他下山到大庾，找到陈海的住处，一位妇女正在洗衣服。陈向她打听陈海是否在家。这位妇女没有抬头，边洗边答道：“他去团部了。”陈毅以为她说的是“他去糖铺了”，因为设在城外的糖果铺确是一个地下联络点。当他走到这家铺子跟前时，发现大门紧闭，上面贴着封条。一位老人让他赶快离开，并说陈海已叛变，正带着部队在抓人。

当陈毅还在县城的时候，陈海就已带了三百人直奔山上的游击队总部，希望能截住陈毅。陈丕显和杨尚奎好不容易才摆脱敌人藏到山顶的灌木丛中。敌人在山里搜了两个小时，然后放火烧山。大火烧掉了游击队的营地，火苗离藏在密林中的游击队员越来越近。突然，老天下了一场雷阵雨，把火浇灭了。

陈毅从大庾脱身后，在返回梅岭基地的路上又遇到一队国民党巡逻兵。他们拦住他不放，陈毅表示抗议，说自己在县城教书，是到乡下来买茶的——这个地区的茶很有名。一名国民党军官看出陈毅是个受过教育的人，便走过来对士兵的出言不逊表示道歉，然后要和陈毅讨论文学问题。陈毅怕暴露自己，看到路旁有个厕所，急中生智，便借口肚子痛跑了进去。巡逻队耐心地等着，待最后去厕所找他时，发现人已不在了。

陈毅爬上山回到总部时天色已黑。大火烧毁了一切，周围一片废墟，看不见一个人影。他不相信游击队已被消灭，开始四处寻找，边走边高声喊道：“我是老刘，刚从城里回来，敌人已经走了，出来吧。”

周围静悄悄，没有一点动静。他接着喊道：“听听我的口音，我是老刘，你们难道听不出来？快出来，咱们一道离开这个地方！”

这次成功了，一个哨兵终于听出了他的声音。不久，队伍集合起来，向更安全的地点出发。后来，陈毅说是马克思在天之灵带来的雷阵雨救了他们的命。⑩

国民党有时还搜山。一九三六年春，当地的国民党接到上级命令，要他们组织一万农民，带上火柴、刀和粮食，搜山七天。如有违者，格杀勿论。

搜山开始后，二三百名农民编成一组，后面跟着一连国民党士兵。他们上山时，又喊又唱。有一个组的任务是放火烧山，他们故意失脚掉进河沟，把国民党士兵也带进水里，结果火柴全湿了。

到了第三天，农民开始抱怨，说家里无人照看，他们一哄而散，搜山就此结束。

但是，游击队暂时不能在村里筹粮了。他们靠吃野杨梅、竹笋、芭蕉、石鸡和蛇生活。蛇被看作是一种美味，夜间打着灯抓起来很容易。另一种美味是油炸蜜蜂，又脆又香。山里有许多山羊、野猪，还有豹和老虎，都是极佳的野味，但游击队害怕引起注意不敢放枪。

油山、大庾山和梅岭地区的游击战旷日持久。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红军主力已在一年多以前结束了长征，所有其他红军部队也都陆续到达陕北。但这里的游击队仍在战斗。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发生了劫持蒋介石的西安事变，结果导致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正式停战和组成抗日统一战线。

然而对陈毅、项英和三百名衣衫褴褛的男女游击战士（这些是红军长征时留下的数千人中的幸存者）来说，事情没有任何变化。

约在一九三七年初的某个时候，陈毅从国民党报纸上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但直到一九三七年九月，国民党才开始减轻对油山的压力。

最后，陈毅悄悄地下山来到大庾和赣州，和当地的国民党指挥官进行了交谈。他们说会谈必须在更高一级进行。于是项英前往南昌，在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叶剑英和博古。消息得到了证实，的确建立了统一战线。然而山里的战斗却仍在进行。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初的某一天，四个人抬着一顶轿子来到广东边隅山区某地一个游击队岗哨身边，轿子后面跟着一些国民党卫兵。下轿的先生衣着讲究，头戴一顶呢子礼帽，上身穿着红军制服，脚上是一双黑皮鞋，鼻子上还架着一副墨镜。

付完轿夫的脚钱，打发走国民党卫兵，他上山来到游击队总部，拿出由政委项英签名的介绍信，信中介绍来人是“陈毅”。游击队弄不明白的是，如果来人确是陈毅，他怎么坐上了轿子，还带着国民党卫兵呢？

仅仅两个月前，这里来过一位绅士，自称是党派来的联络员。可是此人一到，国民党袭击队就跟着摸了上来。

这次是否又是个骗局呢？他们不能粗心大意。他们立刻把陈毅带走，加派了岗哨。陈毅告诉他们成立了新的统一战线，国民党 和共产党联合起来抗日了。说了好几遍，游击队仍认为他是国民党特务，要他坦白。接着，他们把他捆起来，关在隔壁房间，然后争论起来。陈毅听得见他们的说话声，当他听到他们决定要杀他时，他大声喊道：“你们不能这样做！要犯大错误的！”

第二天，许多人把陈毅团团围住，公审大会即将开始，生命危在旦夕。这时走过来一个人，手里拿着旱烟袋，陈毅认出来他是游击队的老队长，名叫谭余保。

“你是谭同志吗？”陈毅问道。

“谁是你的同志？”谭反驳道，“你投降了国民党，你是叛徒!”

陈毅向他们解释自己的身份，告诉他们是党组织派他来的。

“什么党？”谭厉声问道，“是国民党吧？ 我认识你，我在井冈山听过你讲话。当时你讲的是革命道理，可你如今干了些什么呢？ 你要是不坦白，我就砍掉你的脑袋!”

两人吵了起来。陈毅说必须联合国民党抗日，谭说他完全赞成抗日，但不想和国民党来往。

谭余保怒形于色地喊道：“你们知识分子全是一帮机会主义者。三年来我没有听到你的任何消息，你干什么去了？”

陈毅建议派人去南昌找项英或去武汉找叶剑英核实。

最后，谭让陈毅走开，但没有给他松绑。谭长叹一声：“我的天! 这个叛徒可真难对付。”两人私下又谈了一下，谭最后同意在事情搞清楚之前先不枪毙陈毅。

四天后，交通回来了，带回来的文件证明这个陈毅是真陈毅，党目前的路线和陈毅讲的完全一致。

谭余保不禁痛哭起来，他说：“我们整整三年无法和其他同志取得联系。红军走了三年了，你不知道在这里坚持斗争有多困难!”他给陈毅松了绑，两人坐下来，谈起各自如何死里逃生的经历，一直谈到天亮。然而两人都没有想到，这只不过是以后生死斗争的前奏。

①埃德加·斯诺：《为亚洲而战》第127—129页，1941年纽约出版。

②刘建华：1984年4月15日南昌采访。

③陈丕显：1984年6月13日北京采访。

④斯诺：前书第130—132页。

⑤刘建华：1984年4月15日采访。

⑥《江西历史文献资料选》1981年南昌版。

⑦陈丕显：《赣南三年游击战争》第30页。

⑧胡华：1984年3月23日采访。

⑨事件根据陈丕显：前书第5章第23—27页。龚楚的故事见其著：《我和红军》（胡华，1984年3月23日采访。）有些细节来自刘建华的文章。

⑩陈丕显：前书第11章第44—50页。

第二十一章——传奇的土地——泸定桥

这个地方在中国的文学和历史中被视为圣地，它浸透了战争中英雄们洒下的鲜血。这是一块传奇的土地。二千年以前，三国时期，这里是蜀国的领土。毛泽东对蜀国的兴衰史和那个时代的故事了如指掌。蜀国的五十万大军在不断的征战中，无数次渡过泸水（现在的大渡河）和金沙江。对蜀国的英雄们、那些巫师出没的崇山峻岭和穿山而过的激流，以及蜀国将领们把敌人引入歧途的神奇计谋，没有人像毛那样了如指掌。现在，他指挥的红军就行进在这块传奇的土地上。

踏上了这片土地，就不能不回忆起中国历史上史诗般的往事。毛发现自己进入了儿时心爱的书中所描写的情景，就好像一个英国人突然回到了亚瑟王和他的骑士们的时代一样。

在近代史中，这条横贯四川省的山谷曾经目睹过更加血腥的战争。十九世纪中叶，太平天国起义这场伟大的历史剧在这里演完了它最后的一幕。太平军最后一位领袖翼王石达开和四万士兵就是在这里全军覆灭的。几天几夜，大渡河水被鲜血染红了。石达开的妻妾儿女和将领都在大渡河边自尽，石达开本人被押到成都施以凌迟酷刑处死。①

红军里人人都知道这个故事。第一军团的先头部队到达大渡河的那天晚上，朱德坐在篝火旁，给战士们讲故事，这个故事他儿时在贫穷的四川老家听过了几十遍。那时，有一个老织布匠每年冬天到他家去，把他母亲纺的粗棉线织成毯子。这位老人过去是太平军的一个士兵。他总是在烟气腾腾的炉火旁边讲石达开的故事，讲得是那样认真、那样出神。他说，石达开并没有死：石达开的四女儿是经他搭救后收留的养女。为此，她曾想嫁给石做妾，但石拒绝了。后来嫁给了一个长得酷似石达开的人。太平军战败之后，这位四姑娘说服石达开逃走，而让她的丈夫做了石达开的替身。石达开在这一带飘泊了许多年。不少人都看见过他，其中有一个岷江上的船工，在狂风暴雨中落水，幸而遇到石达开，救了他的性命。老织布匠说，在漆黑的夜晚，人们在大渡河边可以听到阵亡将士的英魂在哀号。要等到有人为他们报了仇，他们的悲鸣才会停止。老人常常引诵石达开的诗句：

“只觉苍天方聩聩，欲凭赤手拯元元。”

朱德对战士们说，这个故事当然不是真的。石达开在成都凌迟处死，他本来想以自己的生命来换取部下将士们免于一死。但他的部下最后也都遭屠杀。杀害石达开的四川省总督骆炳章的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话：

十三日，他手领四岁的孩子，和他的数名亲信到大帐自首。石达开和另外三人二十五日解往成都，凌迟处决。孩子要等长大到规定可以杀头的年龄再予审处。②

正在讲得出神的时候，一个红军战士拿来一些猪下水（一个猪肝和一个猪肚子），大声地问：“这些东西怎么做呀？”朱德收住了故事，转身答道：“切一切，等一会儿我来炒。这个我会。下次你要再搞到猪肚子，找点醋和辣椒，我帮你炒。”说完，接着讲故事。董必武讲了中国著名神话里的孙悟空的故事，他说，孙悟空当年就是经此地西去印度的，他设法绕过了火焰山，可还是烧了尾巴，“所以猴子屁股上没毛。”“那你的屁股怎么没被烤焦呢？”听众里一个十至十二岁的红小鬼冒冒失失地问。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董必武换了话题又讲了一个故事。③

毛不鼓励人们讲这种故事。国民党正在宣传说红军会像太平军一样覆灭，说这将是他们的最后一仗，大渡河水又要像七十三年前那样被血染红了。毛平静地说，大渡河上绝不会再发生那样一场大屠杀，对此，他坚信不移。他希望他的部队不要担心大渡河水下会有什么水鬼等着把人拖下去溺死。他指出那只是无稽之谈，“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他说，“我们是革命者。时代不同了，我们也不同了。历史不会重演。”④

湍急的大渡河发源于边远的西北青海省，奔流于起伏的山峦之中，这些山和喜马拉雅山相连。青海是一片只有高山、沙漠和森林的荒原，居民中汉族不多，一九三五年时还没有像样的道路，只有商队来往的小道。大渡河水流湍急，几乎是从正北流向正南，然后东折，泻入成都南边长江的一大支流岷江。大渡河两岸峭壁耸立。五月里，黑色的崖壁上开满了杜鹃、玫瑰和各种蓝色和黄色的花朵，连参加我们一九八四年远征的业余植物学家们都叫不出这些花朵的名字。这里美得出奇。但对一支军队来说，又是出奇的艰险——渡江艰险，登攀陡峭山崖上的小路也很艰险。河并不宽，但其流速和多变的流向以及水中的漩涡和礁石令人望而生畏，这是个危险的去处。

一九三五年，大渡河上只有一座桥——泸定桥。美国一位勇敢的女旅行家一九〇八年这样描写过泸定桥：

泸定桥是一座著名的铁索吊桥，建于一七〇一年，桥长三百七十英尺，横跨奔腾湍急的大渡河。桥身由十三根铁索组成，桥板放在桥面的铁索上，两侧的铁索是扶手。但是，只要看到铁索之间的空隙，看到随便铺在桥上的木板和连接两侧铁索的零零星星的木栅，看到整座桥好像轻轻地挂在翻滚的水面上，就不由得觉得这座桥建得很粗糙。不过，印度、西藏、尼泊尔和亚洲高原上其他地方来的旅行者都从这人类智慧的产物——单薄得像蛛丝一样的桥上安全地跨过了大渡河。它隐藏在中国的这个偏僻的山谷里，充满了神秘的魅力。很多人所以要从桥上步行而过，就是因为它晃动得厉害。我和鲍勃也走过去了。……⑤

泸定桥是由一位卢姓工程师在康熙年间建造的，把北京、成都和康定以及拉萨连接起来。当年尼泊尔向北京进贡，那些满载着财物的车队就是从这里经过的。十三条铁索由碗口粗的巨大铁环组成，当年，这些铁环是在炭火上由人工锻造出来的。桥面是九条铁索，两边各有两条，帮助人或车保持平衡。铁索上铺着木板，男人、妇女、车和牲口都可以毫不费力地过桥。河面在此处不足一百码宽，铁索固定在两端巨大的石墩上。两岸修着漂亮的琉璃瓦桥楼，顶呈宝塔状，由柱子支撑。那时（现在也是如此），瓦是赭红色的。西头的桥楼几年前烧毁了，后来又大兴土木，重新修复。

泸定桥很美。桥身中部下垂，但由于短，所以下垂幅度不大，即使在暴雨季节，离水面也很高。有人过桥时，整个桥就像一张巨大的吊床一样摇晃。

多年来，人们根据过桥时的亲眼所见和亲身感受编出了很多离奇的故事。有人说，翻滚的河水酷似蛟龙，要把过桥人卷入水底。还有人说，这座桥很长很长，足有“一英里多”。

现实比想像更令人难忘。近三百年了，这座桥依旧为人们提供着方便，只是不再允许车辆和牲口通过了。附近新修了许多小吊桥，还有一两座能走机动车的公路桥。所以泸定桥已不再当作一座普通桥梁来使用，而是成了一个吸引游客的去处。⑥

几年前，一队士兵过桥时，一个铁环断裂了。幸好没有人受伤。从那以后，木板下面用钢缆加固。不过从上边看不到这些钢缆。

毛和他的部队本来打算从安顺场而不是泸定桥过河，安顺场是人们从西岸去东岸时常用的渡口。他们于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凌晨到达安顺场。拂晓前，他们对这个只有百余户人家的小村发起了进攻。天下着雨，通往河边的小路很滑。但是第一军团一师一团团长杨得志率兵很轻易地拿下了安顺场。一团一连进行了这次战斗，但大失所望，只搞到一条小船。十七个人自告奋勇乘这条唯一的船过江。⑦每个战士带了一支冲锋枪和七八颗手榴弹。船由八个当地的船工驾驶。在这么湍急的河流中行船要花很大的力气。红军向船工们保证，万一出了事，他们的家属会得到很好的照顾。

船刚刚驶离岸边，敌人就开火了。一团有位百发百中的神炮手，叫赵成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曾在法国打过仗。而这时，他只有四发迫击炮弹，但他就用这四发炮弹摧毁了敌人的四门炮。后来，红军在下游又找到两条船，于是点起篝火昼夜摆渡。但光靠这几条船，显然完不成任务。⑧

红军必须迅速过河。他们不能光靠这几条船一次次来回摆渡，这样要一两个星期才能全部过去。他们没有忘记石达开的故事，延误时机是他惨败的原因。石达开为了祝贺夫人生了个男孩，命令部下安营扎寨庆祝三天，等他重新开拔时，河水已经上涨，清军也追了上来。

毛发誓，决不让红军遭到同一命运。他召集朱德、周恩来、林彪及彭德怀开会，决定改变原来计划，不从安顺场过河，而派突击队循着几乎看不出来的小路沿西岸而上，夺取泸定桥，然后从这个出人意料的地方过河。从来没有人走过这条路。过往的人通常是從东边一百二十五英里处的成都出发，沿大渡河东岸而上，过泸定桥到西岸，继续西行到西藏和拉萨。或者从拉萨来，沿相同的路线反向而行。

毛和往常一样，再次挑选了出人意料的、几乎无法行走的路线。会上决定红四团当突击队，由团政委（现在是上将）杨成武率领进行突袭。⑨

一切都取决于四团能不能在敌人猜到毛的意图之前，通过大渡河岸边峭壁上的崎岖小路赶到泸定桥。在这里，河水的流向是从北向南，和从成都到西藏的大路形成一个T形。

由于雪山挡路，从南面很难到达大渡河，要踏上从泸定桥去西藏的西行道路也不容易。山太高了——高达二万英尺。

毛关于行程路线的一些决定曾引起争议，决定沿西岸上行到泸定桥就是其中之一。又如毛选择皎平渡过金沙江，而没有选择第二方面军后来使用的一个比较容易的渡口。第二方面军毫不费力地就过了江。后来作出的过雪山、草地的决定也有争论。缺乏可靠的情报恐怕是一个因素。指挥员中，只有朱德曾经走过泸定桥，那是一九二二年，他还在四川一个军阀部队里打仗，他和几个同伴侥幸从云南跑回四川。他们就是过了金沙江和泸定桥后才到达安全地带的。⑩

一个军事行动就要开始，它后来成为一个传奇故事。

这个故事的主角是先头部队一军团二师四团政委杨成武。一九八四年，七十岁的杨成武看上去还很健康。这个故事虽然已讲过多次，但再讲时仍旧兴致勃勃，而且不时地挥动三个细长的手指来加重语气。他有时翻一翻他写的《忆长征》，查找日期或人名。他得意地回忆说，当时国民党飞机撒传单说什么红军的末日就要到了，红军将像石达开一样，血染大渡河，等等。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五月二十七日午夜以后，杨接到命令，要他从安顺场沿大渡河西岸北上约九十英里，夺取泸定桥。他必须在三天之内完成任务。部队出发了。他记得他们走的是蜿蜒曲折的“羊肠小道”，向右望去，大渡河在悬崖脚下奔流。沿河走了约九英里光景，他们遭到对岸敌人的射击。这里河面很窄。于是他决定爬山抄近路。他们走的根本不能算路，有时不得不停下来挖一个站脚的地方，才能站稳再迈一步。出发前的两天里部队已经跑了二三百里路，所以现在还没出发，他们就已疲惫不堪了。(11)

在大渡河上游十六英里的叶达顶，四团击溃了一支一百人的守卫部队，然后翻过一座高山。山那边有一条小河，流速很大，木桥已被毁掉。四团战士就地砍树架桥，继续向前走。部队下山时，一个侦察员报告，国民党二十四师在一个叫菩萨岗的村庄外的悬崖上部署了一个营。道路很窄，国民党部队的防地山高坡陡，坡后边下去就是大渡河。杨成武派一小股部队迂回到敌人侧背，爬上山顶从后面进攻敌人。一小时后，他们赶走了国民党部队，继续前进。夜幕降临，他们驻扎在石月亭，休息了一夜。这时，他们已走了二十五英里坎坷不平的小路，一路上打了两仗。(12)

五月二十八日清晨四点，战士们被叫醒。五点，他们已吃完早饭又上路了。刚走出村子一二英里，一个通讯员匆匆赶到，带来了新的命令。杨成武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道：

“军委来电，限左路军于二十五日前夺取泸定桥。你们要用最高速度的行军力和坚决机动的手段，去完成这一光荣伟大的任务。我们预祝你们胜利。”

命令是由林彪签署的。(13)

当然，电报的这份抄件搞错了。完成任务的日期是五月二十九日，而不是五月二十五日。

五月二十九日！杨成武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就是明天！他们第一天走了二十五英里。他们还要走差不多七十英里，而且一路上还要打仗。平时用两天时间完成这个任务都很困难，更何况一天呢！

但是，正像杨成武简洁地指出的那样：“命令就是命令。”时间已不允许他们像往常那样大张旗鼓进行宣传教育了，也没有时间做任何准备。队伍急速前进。战士们沿着狭窄的道路爬上滑下，政委们边走边同战士们说上几句话。他们必须赶在二十九日早上六点之前到达泸定桥。

队伍开始爬猛虎岗时，大雾越来越浓。山顶上驻守着国民党的一个营。红军战士借着大雾的掩护，悄悄摸到敌军阵地。一阵手榴弹和短兵相接之后，国民党守军溃退了。红军紧追不舍，下午二时到达摩西面村。四个小时之后，他们到达奎武。这时已是下午六点，还剩下三十五英里。敌人无影无踪。红军继续前进。道路在雾气和蒙蒙细雨中变得很滑，战士们砍下竹子当拐棍。夜幕降临了，红军在黑暗中行军。

大渡河的这段河面很窄。对岸是国民党军队的增援部队，他们和红军一样，也正朝泸定桥扑去。双方有时都能互相望得见。红军没有时间停下来吃饭，战士们空着肚子行军，饿了就嚼口冷饭团子。夜越来越深了。晚上十一点，在一个叫作楚梅的地方，杨成武看见对岸有火光。那是国民党的一个营，点着火把在赶路。怎么办？杨政委大胆决定利用刚缴获的国民党部队的番号和联络信号。他让号兵吹号，告诉对岸，他们也是国民党部队，刚消灭了一股赤匪。那边的国民党部队回答了他们。杨成武命令部队也点上松竹做成的火把。就这样，两支队伍隔河并行了十来英里。“我们把他们给骗了。”杨成武笑着說。过了一阵，国民党军停下宿营了。四团仍继续赶路。

杨成武当时不知道，一军团一师的同志们正在他后面不远的地方沿右岸而上。右岸的路很好，是条主要的车马通道。五月中旬，道路两旁景色宜人：梨花虽已凋谢，有的果树依旧开着花，葡萄园一片新绿。房屋很坚实，石头地基，泥笆墙，红瓦顶，很有点欧洲巴斯克地区风味。

行进在右岸的一师的战士一路也打了几仗，虽然因大雨耽搁了一会儿，但进展还是很快。大渡河在这里形成一个V字形，窄的地方河面只有一百码，声音可以轻易传到对岸。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左岸四团走过的小路，并不像战士们传说的那么高，有些地方只比河面高出二三百英尺。(14)

雨住云散，繁星闪烁。夜深人静，战士们沉重的“呼哧呼哧”的喘息声，和间或踩落一块石头发出“咕隆隆”的滚动声，都清晰可闻。有些战士走着走着就睡着了。有的从路旁摔了下去。还有的战士干脆解下绑带，一条一条接起来，互相连在一起，这样，即使倒下去，也会被拉着走。

这一夜，四团彻底轻装，只带了枪支和弹药。所有的背包、食物和不必要的东西都被丢在路边。战士们手里拿着枪，一路小跑。

破晓时分，他们来到桑田坝，离泸定桥只有两英里了。他们终于及时赶到了。但是怎样才能夺取泸定桥呢？

天亮了，周围景色秀丽。五月底的四川，到处是粉红色的有甜味的樱桃，把整个山谷装点得绚丽多彩。这时正值枇杷和樱桃的收获季节，西红柿也熟了。夹竹桃花鲜红似火，马铃薯花雪白一片，蜜蜂成群地飞来飞去，山坡上粉色的杜鹃正在怒放。但是，杨成武从阵地里看出去却是另一种景像：桥那边是肮脏的泸定小镇，白色的桥楼和轻轻摇晃的桥身。桥这边国民党兵力很少，对岸却驻守着几百人——假如曾同他们一起点着火把隔河并行的国民党增援部队已经赶到，对岸的兵力就更多了。

四团占领了桥这边仅有的几所房子和一个天主教小教堂，官兵们在这里进行了战前动员。敌人间或从对岸打过来一、两发迫击炮弹，弹片和碎砖乱石四处乱飞。

廖大珠的二连被选为突击队，三连跟进负责铺桥板。杨成武从望远镜里看到，桥上的大部分木板都被拿掉了。

杨成武认为战士们吃饱饭才好打仗，他命令连队炊事员做一餐好饭。战士们整装待命。攻击将于下午四时开始。杨成武把重机枪布置在桥后面的制高点，掩护部队行动。步枪用来加强火力。他们没有迫击炮和大炮。

廖大珠连长率领二十一个战士组成了突击队。每人带一支冲锋枪或手枪、一把大刀和十几个手榴弹。他们必须在滔滔河水上方顺着没有桥板的摇摇晃晃的粗大铁索匍匐前进。四团的号兵一齐吹响了冲锋号。机关枪开火了。二十二个战士开始冒着危险向前爬行。正在这时，只见对岸火光冲天，原来敌人把桥楼点着了。

这是个好天气。雨停了，太阳也出来了。但是很热。战士们浑身淌着汗水，伏在铁索上一节一节地向桥那边爬去，谁也不去看下面翻滚着的激流。一节又一节，一尺又一尺，艰难地向前移动着。杨政委焦急地望着。三连的战士拿着新木板跟在突击队员后面，一边往前爬，一边把木板往桥上铺。前面，国民党士兵把煤油浇在没有撤去的木板上，燃起熊熊大火。但是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突击队员，他们继续向前。到了桥的那一端，他们爬上敌人来不及抽走的桥板，在浓烟和烈火中发起了强攻。他们一边跑，一边端着冲锋枪猛射。当被烟熏黑、衣服也着了火的红军战士冲上对岸时，国民党守军逃跑了。

在这场拼死的攻击中，二十二人中有十八人活下来了，而且没有受伤。这次勇敢的行动保证了毛的艰难的长征将以胜利、而不是以失败告终。

肃清残敌工作迅速展开。两小时之内，泸定镇和泸定桥已牢牢掌握在红军手中了。

国民党军丢弃了又一个坚固的阵地。国民党指挥官李全山有两个营的兵力（其中一个就是和四团隔河齐头并进的那支队伍），但是他只用了一个营守卫桥头，而把另一个营部署在河岸上，结果一点也没用上。

“那天晚上真紧张。”杨成武回忆说。他时刻提防着敌人的反攻。他派了一个巡逻队顺着左岸向下游安顺场方向警戒，巡逻队很快带回来一个一师的伤员。他们立刻意识到在安顺场渡河的红军大部队离他们很近了。果然，半夜时分，刘伯承和聂荣臻就已赶到，杨成武把他们带到桥边。刘伯承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然后看着河面上轻轻摇动的铁索桥说：“泸定桥，泸定桥！我们胜利了。但是我们作了多么大的牺牲啊！”

他们走过桥去，看到桥头竖着一块建桥人卢氏留下来的石碑，上面刻着：

泸定桥边万重山，

高峰入云千里长。

一九三五年，红军来到安顺场时，安顺场有一位九十岁的老人，是清末的秀才，叫宋大顺。石达开在的时候，他还是个青年人。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访问了他。李富春问，石达开为什么失败了？

老人回答：因为贻误了时机。石达开被大渡河挡住了去路，过不了河，也不能向左转，因为彝人毁了松林河上的桥，而清兵的追击又使他不得南下。

李富春又问，红军和太平军哪个强？老人说，都好，但红军更胜一筹。

人们传说，太平军是由所谓“神兵”组成的，也就是说，他们刀枪不入。然而，在大渡河，他们却一败涂地。后来人们把红军说成是天兵天将。据戴正启医生回忆，他参加了整个长征，不过他那时不是医生，只是个十七岁的卫生员，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开始听到人们把红军叫作天兵天将。在那以前，他从未听说过这种称呼。

几年前，有人问一个曾在泸定桥打过仗的原国民党军官，为什么红军在夺取泸定桥的时候伤亡那样少？他说，因为国民党的枪支太陈旧，子弹都潮湿发霉了，大部分打不到河对岸。

毛泽东到底把多少人带过了泸定桥和大渡河？没有精确的统计数字。过于都河时，他有八万六千人。过大渡河时估计不过二万人左右。

飞夺泸定桥的英雄们受到了奖赏。他们每人得到了一套列宁服、一个日记本、一支钢笔、一个搪瓷碗、一个搪瓷盘和一双筷子。杨成武将军不好意思地说：“我也得到了这些奖品。”

这是红军战士所能得到的最高奖赏——比金质奖章要好得多。(15)

①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

②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21—29页。

③文彬：《伟大的远征》第338—339页；史沫特莱：前书第312页。

④韩素音：《早晨的洪流》第288页。

⑤约翰·塞维斯（谢伟思）的母亲格丽丝的印像。

⑥现有一座新修的标准钢筋水泥结构的泸定桥，位于原来吊桥下游约半英里。有解放军战士站岗，他不让拍照。在安顺场也有一座钢筋水泥桥，在安顺场和泸定间有十五座人行的吊桥和一座通车辆的水泥桥。

⑦杨得志：《忆长征》第79—81页。北京，1978年。

⑧肖华：1984年3月16日北京采访。

⑨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第197页。

⑩史沫特莱：前书第134—139页。

(11)杨成武：1984年3月16日北京采访。

(12)张福臣：1984年5月22日安顺场情况介绍。

(13)在大渡河行动上，说法上略有差异。这里主要依据是对杨成武的采访以及当地档案人员提供的资料。林彪电报错误地将行动完成日期写作5月25日而不是5月29日，该电文在1971年林彪下台死掉前曾刊在1964年北京出版的英文版《长征见证人的回忆》（第98—99页），以后删掉了。

(14)大渡河印像据1984年5月22日本人实地观察。

(15)这一部份主要根据对杨成武将军采访时他的回忆和已出版的《忆长征》书中的内容，并补之以在安顺场和泸定的情况介绍、对肖华将军的采访以及本人的观察。秦将军也提了些建议。

第二十二章——大雪山

毛泽东没有赶到泸定桥去向杨成武和四团的英雄们祝贺。三天之后他才露面，比前来向自己部下祝贺的林彪晚了四十八小时。

在数千名红军走完了突击队匆匆开辟的小路之后，毛才沿着大渡河西岸从容不迫地北上。他一路上大多 是缓步而行。据他的警卫员说，这是为了使大家少消耗一些体力。他有时停下来，让工兵拓宽道路，或让红军部队先通过那些摇摇晃晃的桥梁。他在日落之前便早早宿营了，第二天晚上住在磨西面，第三天很晚才到达泸定桥。周恩来和朱德都比他先到。①

杨成武在西岸迎接周恩来和朱德，并护送他们过桥。刘伯承和聂荣臻在对岸迎接。周在警卫员的陪同下，亲自换下几块断裂的桥板，等着毛的到来。黄昏前不久，毛终于到了。据敬仰他的警卫员们说，毛走过东摇西晃的泸定桥时，脚下大渡河水白浪翻滚，但他毫不在意。毛在河对岸与他的高级指挥员会合，开进肮脏的泸定城，坐下来美美地吃了一顿米饭、南瓜、土豆，可能还有鸡和肉。②

红军过了大渡河，终于甩掉了国民党的追兵，毛和他的部下现在要决定的是下一步如何行动。红军放慢了前进的速度。毛和司令部在泸定逗留了一天一夜，然后又到化林坪休息了几天。③一九三五年六月二日，杨成武率领的突击队又出发了，他们全速前进，目标是东北方向约四十五英里以外的天全一带。④

当时的形势仍然充满矛盾。毛虽然摆脱了国民党进攻的危险，已经没有敌人来阻止他与川西北的张国焘及第四方面军会合了。但是毛却不知道张的确切位置，张也不了解毛的位置。其实他们及一、四方面军之间的直线距离不过一百英里，只是中间被大雪山隔开了。

毛过金沙江时，一、四方面军是否已知道对方的方位，中国的历史学家迄今尚未找到佐证。到了过大渡河时，两个方面军有无联系同样也是一段空白情况。长征初期，一、四方面军曾有一些断断续续的无线电联系。但据张国焘回忆，他事先根本不知要长征，长征开始几天之后他才听说。这同李德、博古和周恩来“三人团”对自己的计划严加保密是相符的。他们的许多最亲密的同僚也像张国焘一样蒙在鼓里。张甚至在听说一方面军已开始行后仍不明白其意图何在，但推测一方面军出了问题。⑤

一、四方面军相互极少联络的一个原因是四方面军丢失过一个密码本，担心它已落入蒋介石之手。⑥尽管如此，张国焘声称一方面军进入贵州后，他的无线电侦听台便开始为长征当“耳目”。他回忆说，他常常通宵达旦地守在电台旁边，以确保把四方面军侦听到的情报扼要地发给一方面军。⑦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二日，张收到中央关于遵义会议决定的通报。⑧中央指示他采取行动帮助一方面军渡过长江。但是没有下文。因为四方面军帮不上多少忙，而且一方面军也从未真正靠近长江上的任何一个主要渡口。军事博物馆秦兴汉将军认为，一方面军渡金沙江时，这一指示仍然有效，但没有证据表明一、四方面军是按照这个指示行动的。

通信联络十分困难，这不光是因为担心密码不保险，而且因为两个方面军都在运动中。张国焘决定率领部队渡过嘉陵江，进入靠近西藏的四川西北角。事实是迄今没有找到证据说明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二日后，一、四方面军之间有任何信件或信使往来。有时，他们通过老百姓中间的传闻或国民党报纸刊登的片言只字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消息十分有限。当毛率领部队在贵州兜圈子和张四月份挥师向边远的西北运动时就更是如此。

据张回忆，大约是在五月底或六月一日，他获悉（消息来源不详）一方面军渡过了金沙江。如果张没有记错日子，红军这时实际上已渡过了大渡河。

难怪毛过了泸定桥后要停留一下，要好好考虑到哪儿去找四方面军。⑨

人民共和国康健而久经风雨的主席李先念是位七十五岁的老革命家。一九八四年时他回忆说，一九三五年六月初，张国焘指示他派一支部队去迎接一方面军，当时估计一方面军快到了。但张既未告诉他一方面军的抵达日期，也未告诉他一方面军的方位。李派自己属下的一个师向南攻克了位于雪山北麓的懋功⑩

当代中国历史学家坚持认为渡金沙江时，一方面军“应该知道”张的部队在川西北，而张也“应该知道”一方面军的行踪。这更说明缺乏有力的证据能够证明一、四两个方面军是相互通气的。

很明显，双方都不知道另一方在哪里。约在六月初，双方都大概估计了另一方所在的位置。(11)

夹金山一万四千英尺高，是大雪山的一个要隘。毛泽东何时决定翻越夹金山没有记载。可能是在天全作出的决定，天全是个岔路口，大部分红军在那里停留了几天。

毛当时面临三种选择。他可以沿一条马帮常走的山路插向雪山西面，这条路通往川西北和青海藏族地区的首府阿坝，路程较长，沿途几乎都是充满敌意的藏民聚居的地区。他们也可以走雪山以东通往松潘的路，但沿途遭受国民党进攻的危险极大。

第三种选择就是走中路翻越雪山，这是一条险路，但当地有人包括妇女、儿童走过这条路。毛的决定明确地表现出他一贯的主张：如果没有把握就走偏僻的小路。这就是他在这个关键时刻作出的抉择。可能他（正确地）估计到走这条路能使他最接近自己的目标：与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会合。

从历史记载看，毛是在经过考虑后进行这场赌注的。他决定翻越雪山时，对越过这座大山后能否与张国焘会合毫无把握。除非当时曾有小贩、牧民或行人把张的消息带给了毛，不过没有这方面的任何记载。

这是个生死攸关的决定。毛和他的部队都没有爬过雪山。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来自华南炎热而潮湿的亚热带或半热带地区，雪在那里极为罕见，有些人几乎没有见过雪。大雪山终年积雪，十分壮观。从山上极目远眺，地平线上雪峰兀立，与加拿大的洛基山脉一样巍峨。顶峰在树线之上，高耸入云。后来修的公路呈之字形盘旋而上。在这里，所有的绿色都不见了。山成了光秃秃的一片褐黄，不久便是雪的世界。即使在五六月间，也还是厚厚的积雪，一直铺到峰顶，铺到雪山的另一边。

在中国，人们敬畏雪山，也迷信雪山。当地居民称夹金山为仙姑山。他们告诉红军，只有仙女才能飞过此山。(12)如果到了山顶把嘴张开，山神就会使你窒息。(13)一位长征过的老战士记得有人告诉他在山上讲话要低声，因为氧气太少了。(14)一句话，夹金山是座魔山，鸟都飞不过去，人最好对它敬而远之。

红军长征来到仙姑山脚下时，已经过了八个月的跋涉。许多人已经打了三四年或更长时间的仗。对他们来说每天的生活都很艰难，却又使人感到踏实。因为毕竟没有国民党追兵的威胁了。

一九八四年六十五岁的老红军、医生戴正启说，他熟悉红军生活的每一步每一个细节，他闭上眼睛也能把红军长征的生活述说一遍。一九三四年开始长征时，他才十五岁，是一个宣传员，不久就改作了卫生员，现在是政府的一名高级卫生干部。他说，像他这样的普通战士，长征中走的路要比地图上标出的红军在一年中从江西走到陕北的两万五千里路多得多。他们常常一口气走八十到一百六十里，忽上忽下，忽前忽后，走的完全不是直线。许多卫生员为了照料伤病员和垂危病人，三次甚至四次越过大雪山。对许多人来说，征途长达三万至四万里。

他说，哨音一响，一天的生活就算开始了。一般是清晨六时吹哨，但也常常五时或四时吹哨。起床后用十五分钟时间整理行装，归还借来搭床铺的木板、门板和稻草。再用十五分钟洗脸、刷牙（遗憾的是，并非所有的战士都刷牙）、吃早饭（半磅米饭，有时是红薯）、领干粮、整队。有时先头部队领完干粮，米桶就见底了，其他人什么也领不到了。

戴正启在当宣传员时，身上背着背包、挎包，腰里别着手枪，手上拎着一桶贴标语用的浆糊。他当了卫生员后，就背起了药箱，里面装着凡士林、碘酒、石炭酸、阿斯匹林、绷带和脱脂棉。

每人负重约二十五磅。早晨出发前告诉大家当天的路程。白天休息两次：上午休息一次十分钟，午饭时间二十分钟。没有午睡。如果遇到敌机空袭，大家就都可以乘机休息一下。趴在路边，等候哨音再一次吹响。(15)

翻越夹金山前，向所有的战士简单地介绍了高山、冰雪及严寒对健康的危害，要求他们用布条遮一下眼睛，防止雪盲；要求他们稳步前进，不要在高处停留；要求他们在出发前吃饱吃好，穿上厚衣服（大多数人只有补了又补的单军装）。可是，山脚下还是酷暑天气，开始爬了不多一会儿，就大汗淋漓了。(16)

宣传员把注意事项编成便于记忆的顺口溜，教战士唱诵：

“夹金山，高又高，

注意事项要记牢：

裹脚要用布和棕，

不紧不松好好包。

到了山顶莫停留，

坚持一下就胜利了。

病人走不起，

帮他背东西。

大家互助想办法，

一定帮他过山去。”(17)

曾当过外交部长，现在任国务委员的姬鹏飞翻越大雪山时是中央卫生委员会的一名成员，一九八四年见到我们时，他已七十四岁，头发花白，身材相当高，年青时体格更健壮。他告诉我们，爬夹金山时，遇到的一个问题是，由于坡度不大，终年积雪的山顶看起来似乎就在眼前，实际上山脚的海拔就已相当高，结果造成大家对高度的错觉。虽然几个月来的行军和缺粮已使大家十分疲乏，开始爬雪山倒似乎很顺利，可是，没多久，进入了一个冰雪世界。眼睛突然看不见了。山上没有路，踩在冰上滑倒了，挣扎着往前爬，却没有气力。但谁也没有想到会死，也不知道海拔一万四千或一万五千英尺的高山上氧气如此稀薄。有的人挣扎着要站起来，结果却永远倒了下去。

卫生员见此情景立即意识到山顶不能停留，哪怕停一步都可能丧命，必须尽快翻过山顶，下到氧气较多的高度上去，不能休息，可实在是太糟了！肌肉麻木得好像不存在了，可是还得坚持走。一旦越过山顶，最好的办法是坐在冰上往下滑，反正没有路。不少人都这样滑了下去。有些人摔断了骨头，有些人不慎滑下了悬崖。尽管如此，这仍不失为最好的办法。

伤亡的大多数是后勤人员，如担架员（当时还有抬担架的）和炊事员。(18)

炊事员们不顾轻装的命令，坚持负重六十到八十磅，锅里还装着米和其他食品。三军团的炊事员在山顶停下来，为抢救病人做鲜姜辣椒汤。（毛曾告诉警卫员，爬山前要吃些生姜和辣椒。）(19)炊事员坚持说：“我们不能让任何人死在雪山上。”他们把热汤递给别人，两名炊事员却倒下了，再也没有醒过来。红军到达陕北时，这支部队牺牲了九名炊事员。(20)

对于体弱和有伤的人来说，空气稀薄格外令人难受。据姬鹏飞回忆，当时几乎无法看护病人，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们送下山，可是谁也没有气力这样做，往往还没有送到低处，他们就牺牲了。他们常常死在卫生员把他们从雪地上拉起来的时候。姬鹏飞说：“牺牲的人很多，天气太冷，有些是冻死的，有些人根本喘不上气来。”

派了一些人沿途收容掉队的人。这些“掉队的人”往往是掩埋在雪下的尸体。由于海拔太高，水已无法烧开，火柴也很难划着。找不到柴火，看不见村庄，看不见人烟。翻山用了一整天。到了山的那一边后，海拔仍然很高。(21)

水是个问题。无法把雪化开。战士们不得不刨开地表的冰雪取下面的雪解渴。无法修厕所，因为没有能在冰上和山石上挖茅坑的工具。冰雪天地里战士们还穿着草鞋。有些人找到破布把脚包了起来，大多数人没有包，四肢冻伤了。有些战士是光着脚翻过雪山的。大多数人穿着单军装。许多人得了雪盲症，不得不让人搀扶着下山。几天之后，他们的视力才逐渐恢复。(22)

对危秀英来说，爬雪山和过草地是长征中最艰难的时刻。她说：“过雪山后，我便不来月经了，所有的妇女都是如此。”(23)

当时，年方二十岁的丁甘如随后卫部队五军团翻过雪山。他们到得最晚。他说：“翻山前做了许多政治工作。”他指的是各部队的政委告诉战士爬山前要把衣服松开，以便于呼吸，走路要慢，但绝对不能停。他说：“我们好像成了一群马上要被人领进公园的小学生。”爬到山顶后，下达的命令是：“坐下来往下滑。”他们照办了，但有些同志掉下山去，再也见不着了。(24)

一九八四年，李一氓忙于文化交流。一九三五年时，他是一个政委。他对长征中的几乎每一件事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对大雪山也是如此。他认为翻雪山并不困难。相比之下，翻越五岭的最后一岭要难得多。他说：“雪山不高，上山的路很好走，不陡，下山的路也不陡。”但他承认下山的路上全是冰，很滑，天气很冷。没有人烟，藏族牧民都吓跑了。(25)

还有一些人觉得雪山没有什么了不起，钟伶就是其中之一。他一九三一年参加红军时才十二岁，翻大雪山时刚满十六岁。一九八四年，他已是个六十五岁的老医生了。但看上去还很年轻，鼻子上架着一副眼镜，上身穿一件浅蓝色衬衣，再配上灰色的裤子和袜子，完全是一副专家的模样。他在江西老家参加红军时还不够领枪的年龄。他在宣传队工作，负责往墙上刷标语。他家里很穷，一年中有四个月缺粮，不得不向地主借，欠下了永远还不清的债。

钟医生在长征途中是个卫生员。他说：“当时我们是红小鬼，年纪轻，生命力旺盛，体力恢复得很快。我想得不多，只知道吃饭、睡觉、行军，从来不去想会有什么危险。我们坐在吹足气的猪皮筏上过河，我从未掉下去过。”

翻越雪山有种种困难，但钟医生一点也不在乎。他应该穿上暖和的衣服，但他没有。他只有一件汗衫和一件单布褂。当时是六月天气，可是夹金山上却下着雪。他穿的是草鞋，也没有裹绑腿，脚却没有冻坏。他从未感觉气短。有人交代他不许停，不许休息，要一口气走完。他就这样翻过了雪山，没有看到一个人死去。据他回忆，三军团医疗队中他所认识的人中没有人牺牲。

“请记住，”他强调说，“当时我还年轻，困难对我影响不大，想得也不多。”(26)

党的总书记胡耀邦比钟伶只大一、两岁，可他对翻雪山的回忆就没有那么轻松了。他记得看见了国民党的飞机。那些飞机飞不到红军所在的高度。“我们朝着飞行员大声喊：‘上来，上来呀！’”他说。第二座雪山最要命，用了两天时间才翻过去。他们不得不在山坡上宿营，用毯子把自己裹起来，挤在一起取暖。他说：“我们年纪轻，挺过来了。”(27)

总之，对于大多数红军战士来说，翻越雪山是长征开始以来最艰苦的一关。其艰苦程度超过湘江之战，超过翻越五岭，也超过四渡赤水。比起只有少数人参战的抢渡金沙江或飞夺泸定桥来更是艰苦得多。有些指挥员也病倒了。一军团年富力强的司令林彪在夹金顶上几次失去知觉，靠了警卫员的帮助才翻过山去。红军情报局局长徐迪宁也是如此。(28)据警卫员说，毛泽东也走得十分吃力。警卫员想去帮他，可他们自己也陷入了困境。毛未穿棉袄。他的棉布裤子和布鞋不久便湿透了。路上又遇到一阵冰雹，只好躲在油布下避一避。警卫员陈昌奉几乎晕倒，毛把他扶起来。而当毛停下来鼓励战士往前走时，又是陈设法帮助毛重新迈开步子的。(29)

周恩来的警卫员魏国禄说长征中过雪山最困难。战士们手拉着手以防摔倒。山上不是下雾就是刮风，积雪常常从山头崩落。魏头晕目眩，浑身无力，走几步就得停下来喘一口气，越走越慢。起风了，魏看见自己的一个同乡倒了下去。还没等他走到跟前，那人就已停止了呼吸。战士们把尸体放在山缝里，用雪掩埋好。下午三点他们到达顶峰，开始下山。(30)

下山后，周恩来频频咳嗽。他着了凉。这是一场大病的最初症状，这场大病几乎要了他的命。(31)

四方面军派李先念去迎接一方面军。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当时驻扎在理县（杂谷脑）。他带领他的第八十八师和九军第二十五师和二十七师一部于六月八日占领懋功（今小金），六月九日占领下山必经之地达维。二十五师师长韩东山电告李先念，预计一方面军六月十日可以到达。李先念十分惊讶。他没想到会这么快，怀疑韩的报告不准确。他电示韩再核实一下，韩回电说：“情况准确，他们业已到达。”(32)

情况是准确的。一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已于六月十一日翻过雪山，并于六月十二日上午到了达维。(33)这里距雪山不到二十五英里。当一方面军的侦察兵发现四方面军派出的部队后，一时敌友难辨，双方都打了枪，但无人伤亡。当吹响军号，双方便弄清了对方是谁。(34)

一方面军的部队川流不息地开进达维。李先念急忙从懋功赶来。六月十四日，毛泽东、周恩来（仍在病中）、朱德、彭德怀、叶剑英、林彪等都下了山。李先念回忆说：“当时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欢乐气氛。人人兴高采烈。一方面军风尘仆仆，看上去人困马乏，四方面军战士的身体情况比较起来好得多。”(35)

当时，达维还是个不显眼的村子，有一百零六户人家。附近的小山上有一座大喇嘛寺。这里盛产鸦片，是个鸦片之乡。至少三分之一的土地种罂粟。每年初秋，达维一带村村卖鸦片。

六月十四日晚，在村外喇嘛寺附近的坡地上举行了盛大集会。幸存者们估计一万人参加了大会。毛阐述了团结和北上抗日的必要性。晚会演出了戏剧、歌舞，还举行了会餐。食物和其他用品都是四方面军从地主手里没收来的。(36)

李伯钊又唱又跳，观众反复要她再来一个。她跳的苏联水兵舞，受到热烈欢迎，这是她在莫斯科学会的。大家不让她停下来！她也好像精力特别充沛，跳上一整夜也不在乎。(37)

当晚，毛和李先念谈了一次话。毛问李三十军有多少人（李以前指挥第九军，此时指挥第三十军）。李说有两万多。毛问他多大了。李说二十五六。五十年后的今天，李对当时未做好迎接一方面军的准备工作仍然感到抱歉。“我们到后他们跟着就到了，”他说，“没想到他们来得这么快。我们作了最大努力，甚至补充给他们一千来人。一、四方面军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可争吵的。”

第二天，毛和他的司令部人员继续前进。还要翻过不少山，包括一些雪山，才能同张国焘最终相逢，这将是他俩在一九二三年广州举行的中共三大上各执己见以来的第一次重逢。

①陈昌奉：《跟随毛主席长征》第56-61页；魏国禄：《随周恩来副主席长征》第34-39页。

②杨成武：《长征纪实》第99-111页，北京1962年。

③陈昌奉：前书第62页。

④杨成武：1984年3月15日采访。

⑤张国焘：《共产党的兴起》卷2第361页。

⑥1984年担任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李先念曾是张的第三十军的政委。他印证了张关于密码本的说法。他说他知道密码本丢了，他们担心落进蒋介石手里，因此，长征开始前极少发报，随后一个长时间内根本就不发报。（李先念：1984年6月15日北京采访。）

⑦张国焘：前书第362页。

⑧张国焘：前书第364页。

⑨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72页。成都四川革命博物馆高级历史研究人员未能找出任何档案材料来证明，在一方面军渡过金沙江后某个时间，大约1935年5月10日之前，两支方面军之间相互了解对方的位置。（沈果正、贾克：1984年5月19日成都四川革命博物馆的采访。）他们没有找到1935年1月22日到6月12日张国焘发报中央委员会祝贺越过大雪山并与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期间任何电报来往的证据。同一天中央委员会给张国焘的贺电复了电（成都情况介绍）。长征作家王愿坚认为，在毛的部队到达夹金山另一侧前，毛对张的去向也只知道个大概。（王愿坚：1984年3月5日采访。）李一氓认为毛从农民的传言中了解到张的大体去向。（李一氓：1984年3月22日北京采访。）

⑩李先念：1984年6月15日采访。

(11)秦将军认为，在一方面军过金沙江的时候，四方面军仍在运动中；毛知道它正朝川西北运动，但无法知道其准确位置。毛确实（正确地）推测到张在雪山西麓。由于张国焘与毛以及其他党的领导人在政治上的对立，许多诸如此类的细节都难以确定。张最终与共产党决裂，投向蒋介石。

(12)蒋耀辉：《长征纪实》第110页。

(13)陈昌奉：前书第69页。

(14)张盛继：1984年6月4日兰州采访。

(15)戴正启医生：1984年3月30日采访。

(16)解放军医学研究所主任涂通今医生：1984年3月31日北京采访。

(17)阎景堂：1984年10月24日采访。

(18)姬鹏飞：1984年3月14日北京采访。

(19)陈昌奉：前书第68页。

(20)谢方祖：《回忆长征》第106-108页，北京，1978年。

(21)姬鹏飞：1984年3月14日采访。

(22)解放军医学研究所主任涂通今：1984年3月31日北京采访。

(23)危秀英：1984年4月15日采访。

(24)丁甘如：1984年5月13日成都采访。

(25)李一氓：1984年3月22日采访。

(26)钟伶：1984年6月11日西安采访。

(27)胡耀邦：1984年6月14日采访。

(28)杨定华：《伟大的远征》第358-359页。

(29)陈昌奉：前书第67-70页。

(30)魏国禄：前书第43-49页。

(31)涂通今医生：1984年3月31日。

(32)李先念：1984年6月15日采访。

(33)有些资料说一、四方面军会师日期为1935年6月16日。这其实是双方指挥员正式相互发报的日期（秦兴汉：1984年3月6日采访）。

(34)小金县办公室主任周国清：1984年5月25日。

(35)李先念：1984年6月15日采访。

(36)周国清：1984年5月25日采访。

(37)杨定华：《伟大的远征》第359页。

第二十三章——毛张会师

阴雨连绵，道路泥泞。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于六月十五日晚抵达懋功，在那里耽搁了几天。六月十六日晚，毛在懋功河边的天主教堂里发表了一次演说。他就住在教堂对面的一所漂亮房子里。周恩来、朱德、博古和洛甫住在附近的另一所房子里。毛几乎总是与他的同志们分开住的。

通往懋功的高山隘口几乎终年积雪。一九八四年五月下旬与一九三五年六月一样，残雪点缀着绿色的草原，爬上高达一万一千英尺，山坡的杜鹃花也披着银装。

毛及其同伴策马沿狭窄的懋功河谷走着。气候温和的山谷里，丁香色的杜鹃花已从墨绿色的叶子中探出头来。山坡上长满了一片片的紫罗兰——或者是在外行眼里看上去像紫罗兰一样的花朵。山谷不很宽，没有多少土地可以耕作，房子也很少。尽管下着雨，但比起翻越夹金山来要轻松愉快得多。①

与毛同行的指挥员只有几个。这大概不是偶然的现像。他已派三军团的彭德怀和一军团的林彪率领大部分人马向不同的方向前进。也许他并不是不相信张国焘，但他在采取防范措施。这两人已有十二年没有见面，关系历来不密切。

毛于六月二十四日抵达两河口镇，可能在一座相当壮观的喇嘛寺的底层住了下来（这座寺院的底层现已被拆除，用来堆放木材）。②

六月二十五日上午仍在下雨。毛一直在等待，直到有消息说，张国焘就要到了。于是毛和他的一行便前往离镇约三里多路的一个叫作抚边的村庄。③那里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墙上刷着口号，街上贴着标语，红旗上用白字写上了欢迎口号。村与村之间装上了电话，这样，两支军队可以保持联系。还在草地上搭起了一个讲台，以便举行仪式。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两支主要的共产党军队及其领导人第一次会师。五年来，张一直率领第四方面军在作战，建立了一系列根据地。毛自一九二七年以来，除博古和李德让他靠边站的一段时期外，也同样地一直在战斗。

大雨倾盆而下。毛在路边的油布帐篷下等待着。下午五时左右，张国焘骑着一匹白色骏马，在十来名骑兵的护卫下，踏着泥路，溅着泥水过来了。毛及其一行走出暗褐色的帐篷，迎上前去。一会儿，马队便来到了跟前。张身材魁梧，面色与毛久经风霜的脸色比较起来显得白净，他翻身下马，和走上前去的毛拥抱。④

红军欢呼起来。数千群众欢呼起来。两人登上讲台，制服上滴着雨水。毛致欢迎词。张作答词。接着两人肩并肩一起走进城里，在喇嘛寺里举行了宴会。⑤当时在场的目击者李群，一九八四年时已六十四岁，依然十分壮实，整齐的外衣下面露出一点衬衣。他是亲眼看到他们两人一道行走和这一切的，他兴奋极了。当时他才十五岁，是第四方面军的一名红小鬼，他认出了张国焘。有人喊道：“那是毛泽东！”他曾多次见过张国焘，认为张说话温和，对部下战士和气。⑥

一切庆祝的表面排场都有了——旗帜、标语，大碗热气腾腾的鸡和肉，大堆的饭和菜，大锅的汤和大罐的酒，还有当地酿造的类似贵州名酒茅台的烈性白酒。

但是骨子里——而且就在浅浅的表皮下——流淌着另外一股潮流：怨恨，敌意，猜疑。

双方都对对方部队的人数提出了疑问。张国焘一度曾走到周恩来面前说：“你们有多少人？”周天生是位外交家，反问道：“你们有多少人？”张说：“我们有十万。”周回答说：“我们有三万。”周的夸张程度比张的要大得多。⑦

双方都保守秘密，都不坦率和公开。但是第一方面军与江西时期比起来显然只剩下了很少一点力量了——大概不超过二万人，尽管张国焘不可能作精确的计算，因为毛已把其部队分散到好些地点。张也夸大了自己的实力，就像长征开始时第一方面军夸大自己的实力一样。但是不难看出，第四方面军比第一方面军要多得多。张有七万至八万战斗部队，可能还有几万名非战斗人员。他与毛的力量大约是五比一。

从两位领导人身上也可看出明显的差别，张的脸面丰满红润，虽不肥胖，但身上肉滚滚的，脸上毫无饥苦之色。毛呢？很瘦，面色憔悴，皱纹很深，举止十分拘谨。张的灰色军装十分合身，而毛仍穿着他长征时的老军服，又破又旧，缀满了补丁。

有位红军战士由于见到四方面军的马长得膘肥体壮，忍不住夸了几句。毛斥责道：“别羡慕那些马！”⑧那天晚上对四方面军确是赞声不绝。后来在参加长征的人员中产生了一种感觉，认为张是个野心勃勃可能不讲原则的人，是故意在炫耀自己的成就，对毛的部队流露出傲慢之意。也许是毛的人过于敏感。但是使他们感到恼怒的是，毛及其司令部人员站在雨里等侯，而张骑着马像旋风一般地驰来，下马之前差一点溅了他们一身泥。四方面军还把张叫作“主席”他们听来也很刺耳。“主席”这一头衔是他们专留给毛泽东的。四方面军的军帽也比一方面军的大，于是四方面军的人被叫作“大脑袋”，一方面军的人被叫作“小脑袋”。

宴会上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张国焘认为欢乐只是表面现像。毛三句不离吃辣子，他说，不能吃辣子就不是真革命。祖籍江西的博古表示异义，他坚持说，江西人中不乏伟大的革命者，而他们并不喜欢吃湖南的辣子。毛勉强但笑呵呵地承认了这一点。张国焘听后觉得很“无聊”。他感到不快的是，似乎无人有兴趣请他讲四方面军的成就，也没有人告诉他遵义会议的细节。⑨而毛的人则声称，张国焘对第一方面军的经历不感兴趣。

晚宴后，张请朱德进行谈话。两人一直谈到清晨三点。张是否试图把朱拉到自己一边来呢？也许有可能。或者他只是想向朱探听消息。朱对此未作任何记录。张写的回忆录是在他与共产党的同志们决裂以后很久才写下来的。他引用朱的话说，中央红军只剩下一副没有肉的“骨头架子”。他说朱估计一方面军的人数为一万，这点与实际情况相差不太远。所有的大炮都丧失了，机枪所剩无几，每人只有五六颗子弹。

这些与事实相当接近，张国焘的回忆录中引用朱德批评毛和赞扬张的四方面军的那些部分则不那么可信。

不少参加长征的人还能记得张国焘柔弱与自负的特点。李德写道，张“四十岁左右，身体魁梧，仪表堂堂。他像主人待客一样接待了我们。他的举止十分自信，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军事优势及行政权力。”⑩在一方面军战士眼里，张的这种态度与他们一方面军的领导人的谦虚精神和朴实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很难说这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出政治观点上的差异。然而，从照片上来看，张看上去确实就是这样一个人。同瘦骨嶙峋的“长征战士”（特指一方面军的领导人——译注）相比，他显得柔弱。

实际上，一九三五年三十八岁的张国焘，他的资历在共产党中是首屈一指的。他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时，张是该校的学生。他们就是在那时认识的。

两人都在一九二一年建立共产党的十二名创始人之列。从早期起，张便是党的领导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在南昌起义中，他与周恩来在一起，发挥了一点小小的作用。他在莫斯科待过三年。一九三一年，上海的中央局派他去领导非常重要的鄂豫皖根据地。从那时起，他便一直驰骋疆场，战绩可与毛在江西的战绩相媲美。他同蒋介石打了不少大仗，而且取得了胜利。他两次转移根据地——第一次是从鄂豫皖边区转到川陕边境，后来于一九三五年春转到川西北。和张国焘一起转战各地的有一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他就是徐向前。徐向前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为中国的十名元帅之一。虽然张国焘的作风与毛不一样，但是他所取得的成就比当代中国史学家所承认的要大。

张喜欢独立行动，常常与中央委员会发生争议（就像毛一样）。一九三二年，他从鄂豫皖转移到川陕一带，因未得到中央委员会批准便擅自行动而受到批评（有点儿像毛在井冈山的情况）。可是他的转移是成功的，批评也就自然消失了。转移到川西北的行动遭到了更多的批评，但是此时中央委员会正在长征之中，通讯联络几乎中断，因此张不可能受到严厉的谴责（事实上也没有）。

张已作出安排，或者试图作出安排——要在他展开活动的几个省里与当地的军阀和睦共处。一九三二年入川后，他给四川军阀杨森以及四方面军驻扎地区的军阀田颂尧写了信。田拒绝接信。杨虽收了他的信，但却因事不关己，不加理睬。张给孙蔚如也写了信，孙是陕西仅次于杨虎城的第二号军阀，孙与张国焘达成了协议。解放后，孙成为陕西省的副省长。(11)

张入川后没有搞土改，也没有建立苏维埃政府。中央委员会对此进行了批评。大约两个月后，他纠正了自己的错误——大概是在他决定要留在这一地区之后。(12)而现在，张同四方面军占领的川西北地区的军阀没有什么谅解，因为他足以对付他们可能发动的任何军事进攻。(13)

就在会师之前，张再一次独立行动。此时他已控制了很大的地盘——金川、小金（原懋功）、松潘和黑水等县。这几个县今天的面积是八万九千平方公里，一九三五年时可能还要大得多。一九八四年的人口是七十五万。三十年代中期大概是二十或三十万。对中国来说，这是人口稀少的地区。但这里土地肥沃，是个产粮区。张还有八万战斗部队和同样数目的非战斗人员。

一九三五年五月三十日，就在毛和一方面军到达的前夕，张宣布成立所谓的西北联邦政府。它不是正式的苏维埃组织，而是一个符合当地少数民族（在当地其实是多数民族）比例十分高的情况的混合政权。周纯全就任主席。首府设在北川。北川位于成都东北约八十英里处，周围多雪山，居民多为藏族。周纯全的第一项工作是教他的士兵吃糌粑。糌粑是藏民的主食，用青稞面做成，又称“五味茶”。但名不符实，吃时要用手抓。(14)

张国焘的军队与毛的第一方面军不一样。张的部队中有许多妇女，包括一支有两千人的妇女战斗团。他与少数民族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主要原因是，他不像第一方面军那样经常转移，因此能够用事实证明，他的部队与那些到处掳掠的军阀部队不一样。跟其他红军部队一样，他打富济贫，把一部分粮食、鸦片、布匹、钱财分给穷人，留下的部分足够满足自己的需要。此时他的军队粮草充足，还能向非常穷困的第一方面军提供大量食物和布匹。(15)

从现存的材料看，张没有干预鸦片生产。鸦片是当地的主要经济作物。但是他的军队没收地主财产时也没收鸦片，用来购买给养。(16)

张不准战士抽鸦片。但也有例外，有个名叫金禁川的老中医，他有鸦片瘾，就获准抽一点鸦片以支撑精神。(17)

所有红军部队的内部保卫工作都非常严。彭德怀在狱中自述中写道：“不依靠群众的单纯肃反观点，造成军内人人自危（他是指一九三一和一九三二年的情况），军队内部民主受到很大限制。”他补充说：“原属政治部领导的锄奸部，改为保卫局，为政治部平行机关。”(18)四方面军的情况也是一样。李先念一九三一年时是四方面军的一位年轻排长，他回忆说，张国焘到四方面军后，下令进行大清洗。许多人被逮捕和处决。曾任红一军军长的许继慎也被处决。许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也是徐向前的同学。长期同张共事的徐向前一度也遭到了指控，但他设法证明自己的无辜而解脱了。

尽管张有李先念所说的这些错误思想，但他是打了几个漂亮仗的。然而，张继续逮捕和处决他所不信任的军官。

李先念说：“我可以向你举出四十位在四方面军清洗中被杀害的同志的名单。”一九三一年，几乎所有的团级干部都遭到清洗，很多团里缺乏领导人。李说，他因此当上了团的领导。因为他的领导原是国民党军官，给清洗了，后来复了职，在战斗中阵亡了。李认为二方面军清洗的人比第四方面军还要多。(19)

两河口喇嘛寺里举行盛宴时，一位名叫廖承志的画家却由张的军队看着，郁郁不乐。廖在一九三三年参加四方面军之前曾在上海担任海员工会的秘书。据说一九三四年，有人注意到，他的党员登记表上面写着，他的父亲是国民党代表，他的母亲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于是被指控为国民党潜伏特务，双手被绑在身后，强迫行军。

没有比这更荒唐的指控了。在中国或张国焘的情报部里没有不知道廖承志的身份的。

他的双亲是中国家喻户晓的革命家。他父亲廖仲恺在孙中山领导下制定了联俄联共的政策，孙死后被国民党右派（可能包括蒋介石）暗杀于广州。对廖承志的指控只能是出于一种恶毒的偏见。

要不是他幸而能画画和绘地图，他早就被处决了。他刻蜡纸也刻得很好。廖的母亲何香凝一直是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宋庆龄女士的挚友。(20)随着岁月的流逝，廖本人也成了孙夫人的密友之一，并在毛泽东的政权中担任要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重庆被国民党绑架，由于宋女士的积极干预才免遭不幸。后来他担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一九八三年去世。长征中，张国焘一路上带着他，直至四方面军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到达陕北。周恩来立即加以干预，使廖获得释放。廖获得自由后，把画图纸、蜡纸和刀笔等放在一张桌子上，然后对着它像对着祭坛一样鞠躬。廖说：“要不是你们，我就完了。”他是已故的飞虎队创始人之妻陈香梅的舅舅。(21)

党内的亲莫斯科集团被称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徐以新是这个集团的第二十九名成员（实际上还有许多其他人，总数可能达一百）。由于徐以新年纪很轻，被人称为“半个布尔什维克”，这批人有时统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徐以新被派到第四方面军，一九三二年他代表四方面军同国民党的杨虎城将军在川陕边境举行秘密谈判。后来张国焘违背协议，于一九三四年二月消灭了杨虎城的一个团。徐以新表示抗议，张国焘就把他抓了起来。因此，两河口会议时，徐也是一名囚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担任了驻巴基斯坦大使。

四方面军的另一名囚犯是罗世文。他原是四川地区党的书记。他带了三百人到川西北加入张国焘的队伍。张不信任他，把他软禁起来。后来他在重庆被国民党抓获并杀害。(22)这类例子很多。

六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时，共产党领导人在两河口那座古老的喇嘛寺里举行会议。据张国焘回忆，出席会议的有六名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国焘、朱德、周恩来、博古和洛甫。刘伯承和红军保卫局首脑邓发也在场，可能还有张的主要军事指挥员徐向前。(23)

马尔康博物馆工作人员文星明介绍的与会人员略有不同。他说会议参加者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洛甫、刘少奇、凯丰、聂荣臻、张国焘、林彪和李富春。(24)

周恩来主持会议。毛首先发言。他提议红军继续北上，并向东往甘肃和宁夏方向移动。据张国焘讲，毛说共产国际曾建议红军向外蒙古方向移动，这样容易和苏联取得联系。据博古讲，这原是共产国际建议的万不得已的办法，是在长征开始之前用无线电发来的。博古证实，自“那时”以来，即前一年的八月以来，红军已有十个月没有与共产国际联系了。(25)

张国焘回忆说，毛的讲话给他留下了较好的印像。毛既未提抗日（他想，大概因为当时他们对日本人的情况所知不多），也未提到前往陕北，大概因为还不知道那里有共产党的根据地。

有关这次会议的情况，中国人现在的说法有些不同。现在的说法是周恩来首先发言，重点谈了三大问题：抗日的战略，北上的问题和领导权问题。(26)

张国焘称，他对毛的甘肃——宁夏计划提出两个替代方案。一是进一步扩大川北、甘肃和西康的现有根据地。二是穿过甘肃走廊，向位于大西北的新疆挺进，到了那里就有可能与边界那边的苏联取得联系。(27)

胡华教授也许是最了解情况的现代史专家。据他说，会议决定巩固张国焘在川西北建立的苏区。大家一致同意夺取松潘。松潘位于大草地的边缘，扼守着绕过沼泽地带的道路，攻下松潘就可以打开通往甘肃的道路。(28)

两河口会议通过了一项五点决议，但内容从未公开过。

其中有几点是批评张的，特别批评了他把根据地转移到川西北。如果张的话可信，毛嘲笑了张的这一行动，认为这样做是放弃根据地，增加了长征的困难。张称两河口没有作出正式决定，毛答应还要进一步讨论。这大概与事实不符。会外有许多交谈，双方一直在摸对方的底。张不断打听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的情况。

两河口会议开了三个小时。据张回忆说，午饭后，周恩来找他，建议两个方面军组成统一指挥部，张担任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建议合并某些部队。张对此表示高兴。傍晚，周送来指示，要部队北上。张说他争论了几句，但还是接受了。

据聂荣臻讲，这一指示的内容是：

红军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至全中国的胜利。(29)

幕后却在进行活动。彭德怀在狱中自述里回忆说，张国焘的秘书黄超带了几斤牛肉干和几升大米来看他，并送给他二三百元银洋。黄坐下就问会理会议的情形，并说什么欲北伐必先南征。彭说那是孔明巩固蜀国后方的策略。(30)

聂荣臻也讲了类似的情况：六月二十七日张国焘请他吃饭。席上，张一再说聂荣臻和其他人很疲劳，称赞他们干劲很大。张说他已决定拨两个团给他们补充部队。使聂遗憾的是，这两个团实际不过相当于两个营的兵力，只有一千人左右。

聂回忆说，彭德怀当时也在场。当他们从张住处出来时，聂问彭：“张为什么要请我们两人吃饭？”彭笑笑说：“拨兵给你，你还不要？”聂说，我要。黑夜中聂边走边思忖，张究竟想干什么？(31)

聂荣臻说，有好多麻烦事。有些人向张提供的遵义会议情况有误，结果加深了张对毛的疑虑。(32)

不管毛和张的关系如何——中国现代史专家用“冷淡”来形容两人之间的关系——第一和第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相处一般都是非常融洽的。(33)

杨尚昆将军的夫人李伯钊与宣传部长陆定一合写了一首歌来纪念这次会师。

一九八四年，李伯钊已七十三岁。她轻声为我们唱道：

一个英勇善战，

不畏艰难；

一个腹有良谋，

运筹帷幄。

“头两行，”她说，“是写第四方面军的。后两句是写第一方面军的。”

李伯钊对懋功有着一段辛酸的记忆。那里有一位十九岁美丽活泼的女青年找她要求加入红军。她名叫厩香，母亲是汉族，父亲是个卖剪刀、针线的藏族小商人。她从小就没有见过父亲。她的母亲已去世。她叫李伯钊“大姐”，恳求让她参加红军。当时的纪律很严，规定不再吸收妇女。厩香态度十分坚决，晚上就睡在宣传部办公室的地板上。

李伯钊去找李富春（他是蔡畅的丈夫）。她说这个姑娘无父无母，非常穷，坚决要求参加红军。在李伯钊的请求下允许让这个姑娘留下。厩香在队伍里帮着背东西，能在没有食物的地方找到食物。她性格爽朗、活泼，为李伯钊及其助手们做了不少烙饼和其他好吃的东西。

“她在过草地时死去，”李伯钊说，“她在荒野里迷了路，再也没有找到她，她大概是饿死的。我仍然怀念她。”李伯钊说着眼角里噙着泪珠。

六月三十日上午，毛在周恩来可能还有朱德的陪同下又出发了。他北上翻越了一座又一座的雪山。其中的梦笔山是雪山第二高峰，高达一万四千多英尺。梦笔山比夹金山低二百英尺，爬起来也容易些。他们越过隘口，沿途大都是雪线以下的牧场，没有遇到大的危险。山路漫漫，他们不得不在山坡上扎营过夜。他们也许是碰上了好运气。有些红军战士回忆却遇到了可怕的困难。五十年以后的五月底，山上还有大量的积雪。

第一方面军沿着同一条路线走了过去。张国焘第二天才出发，情绪不太高。他回忆道，他感到毛和第一方面军待他很不好，对他进行了诽谤。他们故意欺骗他，他们走了，他反而感到高兴。(34)

红军即将面临严重的危机。

①周国清：1984年5月27日采访。

②沈果正：1984年5月19日成都四川省博物馆采访。

③沈果正：1984年5月19日采访。

④有关张国焘和毛泽东会面的情景，长期以来就众说纷纭。见证人的说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张本人的，另一种是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328—332页），援引朱德或他的一个同僚的。下雨和张骑马等等细节看来是准确的，已被包括张在内的其他来源所肯定。然而，史沫特莱提到的会面日期为7月20日，地点为“二河口”，后者可能系“两河口”之误（“二”和“两”同义），而会面是次日进行的。张的说法中塞满他和毛日后发生的政治争论，这多少准确地表达了他当时的内心情绪。这里以及后几页的情节，多是依据中国当代历史和档案以及本人实地观察。

⑤徐立新（音）《张国焘的动摇和觉醒》第六章，台北，1981年。

⑥李群：1984年6月6日西安采访。

⑦沈果正：1984年5月19日采访。蔡孝乾曾是共产党的重要干部，后投向国民党，他估计会师时中央红军力量约七、八千人。他认为张国焘约有七万人的有生兵力，以十对一占优势。然而，他觉得毛的干部远胜过张部（蔡孝乾：《江西苏区和红军西窜》第三章，台北，1970年）。

⑧文化秘书文星明：1984年5月25日马尔康采访；韩素音：《早晨的洪流》第293页。

⑨张国焘：《共产党的兴起》卷2第378—379页。

⑩李德：《共产国际代表》第123页。

(11)沈果正：1984年5月19日采访。

(12)沈果正：1984年5月19日采访。

(13)文星明：1984年5月25日采访。

(14)张国焘：前书第370—372页。

(15)文星明：1984年5月25日采访。

(16)文星明：1984年5月25日采访。

(17)文星明：1984年5月25日采访。

(18)彭德怀：《回忆录》第335—336页。

(19)李先念：1984年6月15日采访。

(20)谢伟思：1985年3月6日采访。

(21)胡华：1984年3月23日和1984年3月29日采访；马海德：1984年3月19日采访。

(22)胡华：1984年3月23日和1984年3月29日采访。朱光原是上海中央局工作人员，后到了四方面军。张不信任上海的中央局，把朱光抓了起来。他把川陕根据地创建人、当地苏维埃主席旷继勋当作托洛茨基分子处决了。川陕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曾中生也被当成犯人，一路上捆着手脚。1935年6月曾偷偷写给毛泽东一封信，要他干预，这事被张获悉了。在1935年7月一次夜行军中，曾中生被从一座高桥上推到河里淹死了。后又散布谣言说他从监禁中逃脱后不见了。这些案件的资料都是来自胡华。

(23)张国焘：前书第378—379页。

(24)李德声称他在6月28日在两河口参加了一次政治局会议。（两河口会议是6月26日召开的，28日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译注）他描述说这次会议是“平静”的，认为主要决议会前已定，只是形式地通过一下。他说他同意毛向北、向西行动的建议，还说几乎没人提及抗日问题。其他任何人都没讲过政治局开过两次或更多次会议，也没有说过李德与会了。看来李德又把日期弄错了，他是经常这样的。他这段话其余部分与当代中国历史记载看来吻合（李德：前书第124页）。

(25)张国焘：前书第383页。

(26)周国清：1984年5月27日采访。

(27)张国焘：前书第380页。

(28)胡华：1984年3月29日采访。

(29)大概在这次或随后的一次会议上，同意了张国焘让他的几名支持者进入中央委员会的要求。徐立新肯定，由张国焘提名进委员会的有徐向前、王树声、周纯全、曾传六、李先念、何畏和李特等人。蔡孝乾又补充了傅钟和曾福两个人。他说，中央红军的干部很不满意，感到毛对张让步太多（蔡孝乾：前书第三章）。会议的细节来自张的回忆录、胡华教授、沈果正（1984年5月19日采访）和聂荣臻的回忆录第三章。

(30)彭德怀：前书第372—373页。

(31)聂荣臻：前书第8章第14—15页。

(32)张国焘提到他与博古共进的一次晚饭，席间两人就政治局的工作、党的路线、遵义会议和其他政治问题交谈并争论了许久。博古也许是聂荣臻回忆录中提到的那些令人忧虑的汇报的根源（张国焘：前书第394—399页）。

(33)感到欢欣是肯定无疑的，但也有些麻烦事。四方面军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二七六团的一名老战士李群，回想到一、四方面军战士间一次怒气冲冲的争吵。四方面军一方责怨一方面军杀了他们的马，双方摆开了架式，还开了枪，但无人受伤，争论也得到了解决（李群：1984年6月8日保安采访）。秦将军对开枪一节表示怀疑。

(34)张国焘：前书第398—493页。

第二十四章——在人迹罕至的地方

红军行进在人迹罕至的地方，越来越深入到被英国探险家埃里克·泰克曼爵士称为“中国最鲜为人知的地区”。这个地方在地图上是个未经勘测的空白，没有人来探过险，没有人居住过，而且也不能住人。这里实在不像是中国。凡是中国人来到这个只有月亮、雪山和一望无际的荒原之地都会感到不适应。甚至连英国专家管理的中国邮政也没有达到这个地区。懋功和松潘以远就没有邮局，会理以南没有邮政所。

自红军进军金沙江接着翻过大雪山向草地挺进以来，他们的行踪在地图上就再也找不到了。由于人烟稀少，人们无法从村落住房上找出自己所在方位。这里只有藏民，四个世纪以来，他们缓慢地进入了这个无人知晓的地区。

现在，甚至藏民也因害怕而逃到更荒凉的地方去了。只有小股藏民在山头上向没有戒备的红军战士放枪或扔石块。战士们奉命不准还击。可是，他们渐渐地开始违反命令了。

对中国人来说这是可怕的荒野。红军从未见过人烟如此稀少的地方。这里看来是危险地带，无房可住，连个问路的人都没有。从早到晚不见人影。偶尔能见到一头牦牛，活像一个缓缓移动的烂布堆。没有人，没有食品。有时找到吃的，可又不是大米，而是青稞。伙夫们不知道怎么才能做好。他们来自南方——中国的粮仓。不少战士吃生青稞吃坏了肚子。

红军对这个地方困惑不解。不是因为无知，也不是因为迷信。他们已远远地跨过了一道地理屏障，进入雪山高原。不论是爬雪山还是过草地，他们都是在海拔一万英尺，或一万一千英尺，甚至更高的高度上行军。连绵不断的雪山，山脉走向如何谁也不清楚，他们面前似乎有翻不完的山，雪峰一座连一座，隘口一个接一个。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头？还能不能回到熟悉的故土？令人迷惘。

两河口会议后又过了几天，毛率领部队下了雪山，他们走出了只有几间房屋的村子（现在叫红军村），沿途丘陵起伏，走了十二英里后，来到卓克基官寨——一座城堡式的藏民土司宫。

这座土司宫是一座用石块砌成的七层塔楼，所用木料都经过工匠的精心雕镌，远远望去，宛如一座拔地而起的亚洲比萨塔，这是红军在六千英里远征中所见到的奇景之一。土司宫四周筑有坚固的石堡，有三四层楼高，上面砌有诺尔曼城堡那样的炮眼和箭垛。土司宫面积极大，据说，它的房屋和庭院可以容纳五千到六千人，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当时一方面军的全部人马。两条小河在土司宫外汇合，成为它天然的护城河，它的背后是高耸的石崖。

土司宫坚不可摧，迄今已存在几个世纪。它的主人是国民党的忠实支持者，红军迫近时已弃城而逃。毛和他的司令部随即进驻土司宫。这座七层建筑，四周的柱子漆成红色、黑色和绿色，一层层的阳台雕刻精细，山墙上镶着装饰用的宝石。直到今天，长征老战士提到它时仍不免叹为观止。住房壁上装饰有挂毯和藏文条幅，屋里摆着缎面靠椅和雕花家俱。楼里还有一个收藏有藏文和汉文经典古籍的图书馆。有一层楼全是佛堂，佛龛上嵌有玉石和金银饰品。玻璃窗清洁明亮。

底层是厨房，里面有巨大的炉灶，还有大得惊人的用铁或铜制作的锅、盘子和水壶，足可供一支大军备炊之用。底层的一侧是马厩，二楼用来贮存食品，粮食米面都装在桶里，盐糖调料放在柜橱里，宰好的整只牛羊放在搁板架上，豆子和食油装在陶罐里。此外，这一层还有工具房、武器库以及卫兵和军队的宿舍。

三楼是土司的住房。客厅里镶有大理石和孔雀石，卧室内有一张木床，几把古色古香的椅子，一个镶嵌着螺钿的衣柜和一张红漆书台。毛就在此下榻。四楼全是佛堂，除了佛龛佛像、系着红缨的铜锣鼓外，这里还有藏式雕像，藏文幛子和经书。①

房间虽然富丽堂皇，但毛在此稍事休息后即先走一步。红军大部队留在卓克基休息，补充给养，继续对藏民进行宣传。

藏民一向仇视汉人，国民党又从中挑拨煽动。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天宝是藏族，他原是张国焘的四方面军的一员。他记得小时候就有人告诉他，汉人常常进攻打藏民。红军迫近时，国民党到处造谣，说什么共产党来了要杀藏民，还要吃藏民的孩子。藏民自然害怕并仇恨红军。四方面军先到，一方面军后到，两个方面军会合后在此驻扎了好几个月。他们宰牛征粮。尽管红军付了银元或打了借条，藏民仍然觉得红军拿走了他们的财产。

“一方面军经过这里时没有停留，”天宝回忆说，“他们穿过的是一个个空荡荡的村落，沿途十室九空，人都跑光了。部队要生存下去，不得不见牛就杀，把埋在地下的粮食挖出来。很难说每次都付了钱，这样影响当然不好，但另一方面，红军必须生存下去。所以很难讲谁是谁非。”②

进入这个地区，人人神经都很紧张。随时有可能遇到藏民的伏击。红军战士有的受到袭击，有的被抢劫一空，有的被剥光衣服，有的甚至被杀。红军由于伤亡太大，部队的人员组成已不平衡，干部多，战士少，有些部队几乎都是干部。上下关系也有些紧张。

一天，毛的卫士长陈昌奉竟然也对另一个警卫员大声叫嚷，而那人也不相让，两人争吵不休。原来，陈昌奉患了严重的腹泻。他实在控制不住自己，腹泻时粪便溅到了那个警卫员的身上。毛听后大步走了过去。“看看你们像什么样子！”他口气像一位严师，“我们从江西苏区出发时有那么多人，现在剩下的不多了。这样争吵值得吗？”警卫员们听了都感到惭愧。陈昌奉主动帮战友洗了裤子，那个警卫员不让陈洗。他们俩后来一起动手拾掇干净，继续长征了。③

红军翻山越岭，穿过马塘（那儿几乎连一间可以遮风挡雨的茅屋都没有，毛在吊铺上度过一个雨夜）、马河坝、黑水，沿黑水河畔向毛儿盖进发。黑水河河水湍急，咆哮的水声犹如万马奔腾。他们一路上不时停下来，收割农民遗弃在田野中的青稞，收割时朱德总是打头阵。他和青年男女战士开玩笑，说他们不像他那样能背四五十斤粮食。而朱德的妻子康克清却是例外，她是一位身体强健的中国农家姑娘，她肩上至少背着一支枪和背包，手不停地挥动镰刀，毫不比她丈夫逊色。④人人都知道，筹粮是红军的当务之急。

七月一日，红军先头部队抵达毛儿盖地区，大约于七月十日进驻了藏民的村子。村里有近四百户人家，房子一般是两层，多数用石头砌成，屋顶平平的。这些藏式农舍的四周，挂着祈祷用的白幡。村口的路旁有守护神像（现在还存在），它们像是《仙境术士》里的巫神，一脸凶相，站在那里为村民降魔驱贼。毛儿盖一带盛产青稞，此时地里的青稞业已黄熟，等着开镰收割。据说一年的收成可以吃三年。

红军在毛儿盖停留的时间相当长，他们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休整，缝缝补补，修理枪械补充粮草。同时，现在，也只有现在，红军的领导者们可以讨论一下前途了。因为所有的迹像表明，情况将肯定会好起来。⑤

果真如此吗？面前就放着一个大困难。毛儿盖位于松潘县城以西约三十英里，离红军要去的甘肃只有六十英里。这点路程似乎微不足道，但事实上，就是这短短的距离也很可能使人致命。毛儿盖处于大草地边缘。中国人委婉地把黄河以南的这片茫茫泽国叫作大草地。红军在这里跨越了中国大陆的一条地理分界线，这片隆起的高原成为中国的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分水岭。黄河就发源于这个世界屋脊，穿过小半个华北，途中拐了个大弯，最后归入大海。历史上，它的滔滔河水多次改道，常常是在远离故道数百英里外的地方冲出一条新的河道，它给中国带来过深重的灾难。

就在这连接着中国两大水系的高原上，红军从长江流域跨入了黄河流域。

红军要越过人们美其名曰的“草地”，这块土地却似个死亡的大陷阱。它完全泡在水里，恐怕千军万马陷下去也不会留下痕迹。惟一的一条能通行的道路又必须经过国民党军队把守的松潘。因此能否拿下松潘对红军至关重要。两河口会议上一致同意必须拿下松潘，任务交给了张国焘。

红军刚刚进驻毛儿盖，周恩来就草拟了攻打松潘的作战计划。他把计划交给了张国焘，但张却改变了计划，至少现代史专家是这样认为的。他不是立即组织攻打松潘，而是派他的三十军前去佯攻。三十军包围了松潘，却没有发起攻击。松潘的守军人数不多，指挥官是胡宗南。一九四三年国共合作期间，胡宗南在重庆的一次谈话中曾透露：“当时我们人很少。我的司令部设在城里的一座庭院里。我记得我曾想过如果红军包围了松潘，要是我被抓住，该怎么办？”胡宗南还记得，他在黄埔军校时周恩来当过他的老师。“他会照顾我的。”胡宗南独自想着。

但是，胡宗南不需要找他的老朋友帮忙。援兵一到，三十军就撤走了。现在，人们认为张改变进攻松潘的命令是故意破坏，因为张不想北上。他认为国民党太强，红军应该向西和向南走。⑥

这也许是周恩来病倒前草拟的最后一个作战计划。自过雪山以来，他身体一直不好，⑦经常咳嗽。尽管他自己不说，警卫员们都知道他相当虚弱。他们想方设法让他多休息，而周总是按习惯工作到凌晨二点。他常不上床睡觉，而是趴在桌子上打个盹儿，醒来又继续工作。

“副主席更瘦了，他的长胡子更长了。”警卫员魏国禄这样写道。

周这次病得很重。他差一点丧生。⑧他的体温曾上升到华氏一〇四——一〇五度（摄氏四十度以上）。⑨毛派人去请傅连暲大夫，但是傅离得太远（傅当时在四方面军），后来从一方面军请来一位外号叫“戴胡子”的医生。⑩周的病与他的肝有关，中国人叫肝脓肿，似乎是一种急性肝炎。他一连几天不退烧，神志昏迷，说胡话。红军战士轮番从附近山上取雪，用雪给他降温。他的妻子邓颖超来到他身边，她自己的身体也不好，无法照顾周，这与有些故事中的说法相反。看来，她到处寻找能充饥的野草野菜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但是，她确实为周炖过补品白木耳羹。周未能出席在七月底八月初举行的毛儿盖会议。(11)

据杨尚昆将军回忆，周大约病了两个月，七月的部分时间再加上整个的八月和九月初。“他得的是肝炎，”他说，“我们想他的生命已危在旦夕。”

部队一旦行动，就必须用担架抬着周走，毛指定三军团负责此事。彭德怀的三军团仍拖着两门迫击炮行军（红军当时共有八门这样的炮），他决定把炮扔掉，这样腾出了四十名战士。

彭把照顾周的任务交给陈赓。陈是高级政治委员，三十一岁，生性腼腆，长着一张娃娃脸，脸颊红润，鼻梁不高。他曾是蒋介石的黄埔军校的学员，后来成为红军中最有才干的指挥员之一。

孙中山的军队初战广东军阀时，陈赓在蒋介石手下效力。蒋介石的一师人马被击溃，绝望中蒋举枪自杀，陈救了他一命。“我必须死在这儿，我已没脸见人。”蒋哭喊着。陈后来告诉埃德加·斯诺，当时敌人一步步逼近，蒋介石正要扣动扳机自杀，陈背起蒋撤到了安全地带。

后来陈赓被国民党抓住，蒋试图诱使陈归顺国民党。尽管陈嗤之以鼻，蒋还是让陈逃脱，显然，他想用软的一手把其他共产党指挥员争取过来。(12)

“你救过蒋介石的命，”周开玩笑地对陈说，“现在要救我的命了。”(13)

不久，周的身体渐渐复原，在同张国焘摊牌时他没有起什么作用。

连日来表面上的平静仅是假像。毛泽东和张国焘都在进行着紧张的钩心斗角的政治活动。两个阵营之间出现了尖锐的分歧。造成分歧的原因还是政策、个性和权力，这也是长征中出现其他重大分歧的根源。

张国焘多年来自处一方开展斗争，而且颇有建树。他同毛泽东之间没有那种使人亲近的个人关系。尽管他也在莫斯科住过很长时间，但他并不喜欢那些“布尔什维克”。他同一方面军所有的政工和军事领导干部都谈过话，但看来他没有找到同盟者。他同朱德的关系算是最和谐的了。尽管朱德的态度似乎有点模棱两可，尽管他曾设法使张和毛观点一致起来，但到了摊牌的时候，事实证明，他是毛的人而不是张的人。李德的回忆录表明，虽然他从不信任也不喜欢毛，但他对张国焘并无好感。博古也是如此。聂荣臻和彭德怀的回忆录都表明，张未能把他们争取过去。

反过来也是一样。毛的人也试图争取张，但也没有成功。只有周恩来能够凭借自己的外交手腕使大家的意见趋于一致。可是他的病使他无法这样做了。

李先念当时是张手下一位优秀的年轻指挥官，他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张有“取代毛和中央委员会的野心”。

李先念认为张国焘会这样想：“一方面军人少兵弱，而我有八万人马。应该由我来作决定，并进而取代毛和中央委员会。”(14)

部队向毛儿盖缓缓前进时，争论还在继续。张和他的一些代言人一直力主西进去青海，深入藏族等少数民族地区。毛和他的拥护者则认为那些地方太偏，一无资源，二无足够的粮食，三是少数民族地区没有兵源，红军到了那里将无处存身。如果北上，进入甘肃、宁夏，就到了汉族地区，那里有粮食，还可以招募新兵。毛争论说，越向西走，红军对中国政治形势的影响就越小。

到了毛儿盖和离开那儿以后，这场争论仍在继续。(15)

两河口会议对一、四方面军合并所作的初步安排，于七月十八日开始生效。那一天，发布了一个命令，周恩来放弃了总政治委员的职务，由张国焘担任总政委。在此之前，张出任军委副主席，和周恩来和王稼祥担任同样的职务。朱仍然担任主席。张的四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成为总政治部主任。翌年十二月，毛担任了军委主席，毛、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周恩来和任弼时组成七人主席团。(16)

这一切都似乎在宁静的气氛中进行着，但争论就像一颗即将引爆的定时炸弹正在嗒嗒作响。(17)关于毛儿盖会议，有关的回忆录说法不一，在开会地点、会议次数、哪些人出席了会议等问题上，众说纷纭。但是，对会上发生的事情倒没有多少分歧。长征史专家胡华认为开会时间是八月六日，地点在沙窝的一个喇嘛寺里。

张国焘也说会议是在沙窝召开的。沙窝是一个美丽的藏族村庄，周围是葱郁的山谷，距离毛儿盖约五六英里，好像是“世外桃源”。张抱怨说，一方面军包围了会场，控制了所有的入口，不让他 的政治助手陈昌浩出席会议，强迫他通过一连串检查岗。他说：“既然中央机关自卫得如此严密，总司令部用不着替它们的安全操心了。”(18)聂荣臻说，会议在张的十一师师部举行。胡华同意这个说法。聂说，他曾听到毛斥责张说：“你这是开的‘督军团’会议。”意思是张调集了很多部队到会场。看来是双方各执一词。(19)

张和聂荣臻都谈到，张在沙窝会议上建议让更多的人参加讨论。张说，他是想让年轻人参加会。聂认为，张企图使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增加新人。两种说法可能都对。尽管张的部队人数占很大优势，但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里，他却是孤掌难鸣。

没有迹像表明会上谈过日本问题，中国现代史学家断定，会议上没有人谈过要联蒋抗日，组织“统一战线”。这个问题多年来一直有争论，因为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通过一项关于统一战线的决议，从决议措词看统一战线似乎起源于中国，事实上，共产国际与红军没有联系，也不知道红军的准确位置。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末或十二月初，共产国际的代表林育英（他也是林彪的堂兄）来到陕北，毛这才知道有这么个决议。林离开莫斯科前熟记了决议内容。他乘飞机来到中蒙边境（可能跳伞降落）然后扮成商人步行到陕北，在保安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同洛甫不期而遇。(20)

八月二十日在毛儿盖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张国焘的政治助手陈昌浩出席了会议。现有材料表明会上没有产生什么分歧。会议决议得到了通过。(21)

八月初，双方达成妥协。政治分歧一时解决不了，不妨先搞一个军事计划。他们同意把部队分为左、右两路军，两个方面军混编，使左右两路军都有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部队。成立一个混编的指挥部。部队仍由朱德任总司令。朱是一个适当的人选，因为毛和张都信任他。

张任总政委。刘伯承任总参谋长。最高司令部随主要由四方面军部队组成的左路军行动。一方面军的五军团和九军团（各剩下二千人至三千人）编入了左路军。

右路军也是混编组成的，先头部队是林彪的一军团，另包含彭德怀的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和四军。右路军设有前敌总指挥部，由四方面军的徐向前负责，叶剑英任参谋长，张国焘的亲信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实际上，右路军和左路军都在张国焘指挥下。他大约有八万人，而一方面军可能只有两万人左右。

毛和正在生病中的周恩来、负伤的王稼祥，还有洛甫、博古、李德和中央直属队编入右路军。

几乎整个七月和八月的大部分时间全用于完成这些安排。就初步目标达成了协议，向岷县方向进发，以插入甘肃南部。(22)

国民党终于开始警惕起来了，它开始调动部队。夜间，毛儿盖一带的气温已经很低，该行动了。两路军约定在八月二十三日出发。根据计划，左路军向阿坝前进，右路军向巴西前进，巴西在草地的那一边，离毛儿盖有几天的路程。

①许多细节根据本人考察和采访。天哪，那座土司宫现已半为废墟，成了鸡栖猪出没的场所，雕刻和装饰早已荡然无存。有的细节取自杨定华：《伟大的远征》第362～363页和蔡孝乾：《江西苏区和红军西窜》第348～349页。1980年作者曾遍游西藏，没有见到任何一座能与之媲美的宏伟建筑物。长征时，卓克基只有这座土司宫及附属建筑、一座庙宇和一连串藏族房舍。每年秋季，这里是重要的鸦片交易场所。现在，它属于马尔康的郊区。马尔康在红军路过的时候，除了一座小喇嘛庙和几间房屋外一无所有，而现在已成为有一万八千人口的一个繁荣工业及行政中心。

②天宝：1984年5月18日成都采访。

③文星明：1984年5月25日采访。

④杨定华：前书第364～368页。

⑤杨定华：前书第369～371页。

⑥胡华：1984年3月29日采访。

⑦孙逸之医生：1984年3月31日北京采访。

⑧李先念：1984年6月16日采访。

⑨吴吉清：1984年4月5日采访。

⑩魏国禄：《随周恩来副主席长征》第50～54页。

(11)聂荣臻说沙窝和毛儿盖两次会议周均未能参加（《聂荣臻回忆录》第八章）。杨尚昆将军回忆说，周主持了两河口会议，但因病重未能参加毛儿盖会议。（杨尚昆：1984年10月26日采访。）周的警卫员魏国禄所讲，给人的印像是周的病四、五天就好了，在过草地时已能履行职守了（魏国禄：前书第50～55页）。这完全不对。开始过草地时，周病得无法接见杨成武，直到抵达巴西后一个时候，周才开始恢复工作。

(12)埃德加·斯诺：《中共杂记》第97页。

(13)杨尚昆：1984年10月26日采访；胡华：1984年10月29日采访。

(14)李先念：1984年6月16日采访。

(15)杨尚昆：1984年4月3日采访。

(16)阎景堂：1984年10月24日采访。

(17)杨尚昆：1984年4月3日采访。

(18)张国焘：《共产党的兴起》卷2，第411～412页。李德的说法使事情更加混乱。他说在毛儿盖前，政治局于6月底在梭磨开过一次会。他可能指的沙窝。他说他参加了。彭德怀把政治局会议地方说成黑水（彭德怀《回忆录》第379页）。

(19)聂荣臻：前书第8章第15页。

(20)事实上，这个决议是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在1935年6月起草的，于1935年10月首先刊载在巴黎一份中文报纸上。（向青：1985年1月14日纽约采访。）毛去世前，中国出版的材料都把统一战线的决议和立场归功于毛的智慧和远识。这些材料强调了毛儿盖会议“北上抗日”的作用。然而有关会议的事实材料和与会者的回忆都不能证实这一点。李德对这个问题很敏感（不过那时他已是毛立场的坚决支持者），他说这些说法完全不对（《共产国际代表》第130～131页）。

(21)胡华：1985年2月4日通信。

(22)部队编组的细节来自胡华教授。由于见证者存在争论，以及当代历史学家和档案人员缺乏精确的资料，这里提供的说法有失完备。张国焘回忆录中的说法不准确，常常令人迷惘不解，缺乏细节，并带有论战的口气。他把不同会议所讨论的问题混淆在一起，并遗漏时间、日期和其他重要细节。聂荣臻和彭德怀的说法均比较肤浅。与聂一样，当代中国历史学家也是如此。问题也许在于有关档案（包含上述说法所基于的详细史料）尚未公诸于世。李德通过苏联途径获悉这些文件，并充分用来帮助他的回忆。他把会议日期写作“八月份第一天”，还直接引用了署期为8月5日的公报。公报内容详尽，它号召北上打国民党、建立川陕甘苏维埃、最终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与日本打仗的事只是一笔带过。文件基本反映了毛的观点，李德对此是赞同的。李德说，毛得到除张国焘外政治局成员的完全支持（李德：前书第132～134页）。张国焘提到参加“沙窝会议”的人有：毛、朱德、博古、洛甫和他自己，邓发（安全部门负责人）和凯丰（青年团领导人）列席了会议。王首道做记录，张说他是“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张国焘：前书第412页）。

第二十五章——魔毯

这位西藏人，古铜色的脸上布满皱纹，穿着棕色的羊毛长袍，系着橙色的腰带，脚穿软皮靴，头戴时髦的毡帽。他说，夏日里，一望无际的草地是一幅鲜花织成的魔毯，朱红色、紫罗兰色、蓝色、黄色、玫瑰色、紫色、白色等等，你所能想像出天下所有的颜色，在这里应有尽有。

他讲的这片草地，是一个内陆的萨格苏海，地处长江和黄河分水岭之间一个一万一千英尺的高原上。这里看来像春天英国康瓦尔丘陵草原一样的平静，但要是把这片隐藏着邪恶的草原同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相比，《恶之花》会显得像天使一般的美好。

到了八月中旬，这里的花草已开始迅速凋零，但是当你在正午经过这片平坦的大地时，它们的绚丽色彩在阳光照射下，仍然会刺痛你的眼睛，它们的芳香仍然使你心旷神怡。当黎明来临时，一马平川的地平线上，闪烁着白雪反光的小山丘点缀着这绿宝石般的草原。

今天，这片青葱的田野大都已经开沟排水，土地的肥沃堪与美国蒙大拿州和怀俄明州相媲美。到处是白色的绵羊，黑色的牦牛，一顶顶毡帐篷星罗棋布，那是牧羊人放牧时的宿营地。

五十年前，情况似乎大体相同。但是当红军经过这里时，没有帐篷，没有牧民，没有牦牛，也没有羊群，只有寂寞的野花引诱人们到它们中间去。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始终由杨成武率领的非凡的一军团第四团，作为先遣团进入这片令人愉快的美丽的“海洋”，他们看到的就是这般景像。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七日，杨成武领受先遣任务时，他的司令林彪最先告诉他草地的危险。他说这项任务很艰巨，指示杨成武到毛儿盖进入草地前立即向毛泽东报告。

草地的危险，是在意料之中的。毛泽东警告杨成武，在野花的下面隐藏着沼泽，一分钟之内就能把人吞掉。因此，杨成武必须设法在这片沼泽地带找到一条道路，以便整个红军得以安全通过。摆在面前的敌人是大自然，而不是人。当务之急是必须很快通过草地，摆脱草地。有迹像表明，国民党的部队正准备再一次集结来消灭红军。毛泽东仔细地向杨成武询问了他的部队的情况和衣着。草地的气候比爱生气的苏州美女的情绪还要变化无常。一忽儿烈日，一忽儿冰雹，时而下雨，时而大雾，时而雨雪交加，狂风怒吼，就像魔鬼的恶作剧。

五十年后的一九八四年六月，草地依然如故。夜间，大地结满了银霜，气温在摄氏零下六七度（华氏二十度）；黎明时，天气还是好好的，红艳艳的太阳钻出地平线照耀着草地；可是，早上八时，天色突然变暗，乌云聚积起来，开始下起了蒙蒙细雨，一切都在雾气中变得朦胧灰暗。接着大雨和着狂风倾盆而下，瞬间又是雨雪交加。没过多久，纷飞的鹅毛大雪遮盖了道路，草地和山峦，到处茫茫一片，赶路的马帮躲在背风的地方，一群群的牦牛和绵羊变成了缓缓移动的雪堆。大雪下了两个小时之后减弱了下来。旷野上又刮起了大风，风中的太阳变得苍白、黯淡，颤颤发抖。风没有停，又下起了雨。到了后半晌，天空露出了湛蓝，阳光普照，白雪融化了，使人感到一丝春意；但当太阳的光辉沉落在黄河彼岸的时候，春意便在冰霜中消逝了。

毛泽东问杨成武：向导问题怎么办？杨说，他找到一个年老的藏民，六十多岁，他熟悉草地的一草一木。我们用担架，由六名战士抬着他走。毛泽东同杨谈完之后，杨即率部队出发，出发前，杨又专门去看望了邓颖超，同她说了几句话。邓颖超的丈夫周恩来病重，没有见他。①

四团通过了几座沙石山冈。山冈上满都是黄色的樱草花，或者叫藏报春，一簇簇紫色的山花，白色星状山花，还有接骨木饱满的果实——它那毛绒的白花，此时，已变成可以酿酒的浆果，仿佛给大地铺上了花毯，这无疑是一曲鲜花的交响乐。然而，在长征老战士的回忆录中，找不到描绘这美好景物的片言只语。他们无心欣赏这些美景，脑子里想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只有张国焘还谈到了这些“美丽壮观”的鲜花。②

下午三时左右，四团正在拼力奋进，但眼前的景像忽然起了变化。乌云密布，遮掩了大地。疾风穿过三千年来人迹罕至的野草丛生的荒原，撕裂着行进中战士们单薄的衣衫，寒气刺骨。这个一度如花似锦的乐园每年只有五天无霜期，年平均温度刚过摄氏零度，七月是摄氏十度半多一点（华氏五十一度）。③

用县长杨秋的话说，草地没有夏天，只有延长了的冬天。红军经过的每天夜里都是天寒地冻。杨成武和他的部下所走的路并不好走——这里压根就没有好路可走——不过是藏族牧民踏出来的小路。东边有条好走的路，但因张国焘没有打下松潘，那条路走不通。左边的路（即张国焘要走的路）也比较好，但他远在西面，而且他坚持要去阿坝。

除了杨成武和他的部下竖起的路标，小路上没有别的标志。没有界标，只有漫无边际的齐腰深或高过腰际的野草，草的下边就是水。草地里有小块的硬地，足可以经得住一个人站在上面，但它们在野草底下，很难辨认。沼泽软得像豆腐一样，积水经常漫过胯骨。掉进沼泽里的人，伙伴还没来得及拉上他们，便消失了。有时连救援者也会同被救者一起消失在泥潭之中。

天下着雨。八月和九月是草地上雨季高峰。无法保持干燥。没有地方可以宿营，人们抱着自己的膝盖，蜷成一团坐在小丘上过夜，小丘小得连腿都伸不直。

没有食物。每人额外积存的四十斤口粮也快吃光了。战士们的体力消耗很大，因此饭量也大。可是无法煮饭，无处生火，也没有木柴。他们只得嚼着未经磨过的麦粒。部队有半数人染上了讨厌的痢疾和拉血。粗糙的麦粒几乎要磨破他们的肚肠。

不过，今天的居民说，这里在夏末鸟很多：从北极飞往南方的大雁，随季节迁居的野鸭群、鹬类等等。有时，飞行中的鸟群黑压压的一大片，遮住了太阳，落在沼泽地里把草丛弄得沙沙作响。一年后，当第二方面军过草地时，贺龙将军指出害人的沼泽中鱼多极了。他每天花一点时间去钓鱼，在通过这片可怕的大地时，他一路上就不愁吃的了。④

过草地时发生的某些悲剧也许是由于红军不会狩猎或捕鱼。而且，他们也不熟悉“野菜”的性能。这些“野菜”现在陈列在当地的博物馆里，说明这是红军当年为了活命不得不吃的食物。在展览柜中有一盘盘的多汁的蒲公英绿叶，有一碗碗的荨麻（可用来作鲜美的汤）和其他营养丰富的野生植物，而战士们当时却不了解它们的用途。⑤

那个像小白胡桃一样娇小的危秀英，她也搭救了好几个女同伴的性命。那天，她去给藏族妇女做宣传工作，回来时，发现同屋的伙伴给她留了一些蘑菇汤，她尝了一口就放下了，味道太苦了。她发现，她的同志们全都躺在地上，好像都已睡下了，她大声地嚷道：“往里点，给我让个地方。”可是，她们睁大着眼睛，看着她，谁也不说话，也不能动弹，她们全都瘫在那里。她赶快取来冷水，泼在她们身上，使劲摇晃她们，她们终于醒过来了。她责怪她们说：“你们可真是好同志，把蘑菇都吃光了，只给我留下点苦汤！”她哪里知道，就是那些蘑菇使她们瘫倒了。

像红军中其他人一样，危秀英在进入草地之前就准备好了粮食。但粮食不够吃。她拣了些可食用的植物，吃炒过的青稞麦粒。她和她的战友们用手从火里直接取出烧好的青稞粒。青稞粒被火烧黑了，很快她们的脸也变黑了。危回忆道：“我们大家都长了胡须。”⑥

粮食，粮食，粮食。每天都是这个问题。那个模样像赫鲁晓夫的老红军曾宪辉还记得他们进出草地时看到的青稞田。四周没有人烟。战士们收割了青稞，留下了借据。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在保安时曾对埃德加·斯诺说：“这是我们惟一的外债。”是红军拿了藏民的粮食而欠的债。⑦

过草地有五天到七天的路程。最先走过草地的人，日子最好过。他们可以沿着杨成武的先头部队给他们标出的小路走。小路很窄，容易消失。每过一天，路就变得模糊难找。身体重的人和牲口踩坏了狭窄的小道，使小道淹没在水下和草底，因此很难知道向哪里插脚。杨定华说，过沼泽地有点像走在摆动着的浮桥上，挪动一步就摇晃，而且你的脚很快就会陷进一堆抖动的草丛里。泥巴不仅滑，而且像胶一样粘。一旦掉进去，就越陷越深，越挣扎陷得越快。⑧

他们一再迷路，甚至连藏民向导都难以辨明方向。一眼看去，各处的景物都一模一样。只有当太阳冲出乌云时，他们才能改正前进的方向。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一九三七年在延安见过一位长征老红军莫许的日记。他讲述了一个在泥淖中挣扎的同志的情况。莫许扶他站起身来，但那人又跌倒在黑水里，紧紧地攥着步枪。他又试图去拉那个人起来，但怎么也拉不起来。那个战士就要断气了。莫许想给他一些炒青稞吃，但他已不能嚼了。莫许小心翼翼地把炒青稞放回自己的干粮袋里。那位战士咽了气。莫许继续行军。那位战士的遗体蜷缩在沼泽地里。当莫许在路上休息取出干粮袋里的炒青稞放在手里时，那位垂死的同志的悲惨形像又出现在他的眼前，他再也无法咽下那些炒青稞。⑨

毛的警卫员陈昌奉在红军下雪山时病倒了，康复后又患了疟疾，疟疾好转后进入草地时又复发了。毛让他休息，给他服药，他才得以继续长征。

在他看来，这片草地是：“举目四望，不见一棵树木，茫茫一片荒凉；没有人烟，没有生气，……那腐烂了的永远浸在污水中的野草，无边无际，……”⑩

每个人都注意到了：这里杳无人迹。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回忆道：“我连一个人也没见到。村子里空空荡荡。我只记得有几只野鸟；到达班佑时，我们才见到了一些牲口。但是房子里还是空的。”(11)

经常无法烧开水或做饭。地太湿了，没有干燥的树枝（常常连一点树枝都没有）。人们嚼着没有煮过的硬麦粒，嚼得牙痛。

老红军给青年人不断打气。河水大约三英尺深，但红军到达这里时，河水开始上涨，水流湍急，中央纵队在渡口被阻。邓颖超为她的丈夫周恩来担心，她本人生了病，仍然躺在担架上，也停下不能前进。战士和指挥员都聚集在周围。她问一位指挥员，“河水有多深？”指挥员回答说，“不用担心，一切都会得到解决的。”她把年轻战士叫到跟前，告诉他们互相手拉着手涉水过河就不会发生问题。蔡畅是毛在长沙时的老朋友，身着红军制服，脚穿草鞋，腰带上挂着一枝手枪，也在这个纵队。杨定华说，你从她的装束看不出她是一位妇女。但是战士们都熟悉，一下就认出她来了。他们喊道，“大姐，给我们唱支歌吧！唱《马赛曲》。”蔡畅微笑着回答说：“好吧！别喊了，我给你们唱。”她唱了。杨定华虽听不懂歌词，但也受到了鼓舞。

杨定华还想起长征中其他几位妇女的情况。有一次他看到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坐在行李上，把背包放在膝盖上当桌子，写着让军队渡江的命令。杨定华知道，康克清七年前参加红军时还是个文盲。看到这个变化，杨内心非常高兴，并为革命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

毛在长沙时的老师、德高望重的徐特立也在河边，他身边有一头毛驴。毛走上前来问他为何不骑上毛驴。徐特立解释道，因为毛驴驮着三个病号的行李。徐特立在补他的旧裤子，身上穿着一件破皮袄。他背着的干粮袋里装着八斤炒青稞。

当晚，整个部队渡过了后河，他们高兴地燃起了熊熊的篝火。这次总算踏上了干燥的河岸，也有了干柴。杨定华和几十名战士围在篝火周围取暖、炒青稞和休息，精神又焕发起来了。不一会儿，毛泽东和彭德怀来了，在篝火旁坐下，他们同战士一样，浑身都是泥巴，看来很疲劳。

“同志们！”彭德怀以指挥员的口气，用嘶哑的嗓子喊道，“咱们请毛泽东同志讲点有趣的故事吧！”大家报以一阵热烈的掌声。这时，一位著名的作家成仿吾也来了，同大家坐在一起聊天。他谈到他在日本和欧洲的学习生活以及他如何成为一名作家。遗憾的是，杨定华没有把毛和彭所讲的故事记下来。这是在草地上度过的第三个夜晚，前面还有四天的行程。(12)

粮食日益减少。特别是在先头部队后面的部队。本来草地上的东西就少得可怜，仅有的一点也都被前面的人拣走了。不久，红军便开始煮自己的皮带和马具（如果能够弄到水烧煮）。水是一个问题。草地上的水大都有毒。战士们一个个都因剧烈的腹痛和急性痢疾而躺倒。许多人死了。剩下未曾碾磨的玉米和青稞也快吃完了。人们以毫无营养的野菜充饥。有些野菜也有毒。

丁甘如在后卫部队，属五军团。他们的部队进入草地时，别人早已过去了。丁在 一九三三年二月参加红军，当时十五岁。

对丁甘如（原为解放军成都军区副参谋长，一九八四年离休）来说，从爬雪山开始，情况就日趋恶化。藏民不断进行骚扰。丁甘如也认为，国民党的宣传更加剧了少数民族和红军之间心理上的隔阂。

五军团看到的都是一些非常穷困的人。有钱人和地主早已跑掉了。如果一个红军战士掉队，少数民族的人就立刻把他抓来剥光他的衣服，让他活活冻死。五军团有买粮食的钱，但当地没有人卖粮，也没有粮可卖。

丁回忆说，“我们只能吃剩下来的一点东西。有时可找到一头猪，我们总是设法用钱买下来。可是这种情况太少了，因为这一带全都被搜光了。我们只好吃前面的同志们丢下的猪皮。”

他说，为了生存，红军被迫违犯自己的纪律。他们捣碎了寺庙里的泥菩萨，因为在这些偶像里装满了善男信女多年来贡奉的粮食，他们把麦粒狼吞虎咽地吃下去。“这是些多年陈粮，吃起来味同嚼蜡，”他说，“但它毕竟是粮食。”

在后卫部队前面的红军指挥部的人患了可怕的腹泻和痢疾。粗糙的整颗的谷粒和麦粒通过肠道排泄出来时带着血污。面临着饥饿威胁的后卫部队，挑拣着这些谷粒，就像麻雀从马粪中拣燕麦粒一样，他们把谷粒洗净煮沸后就狼吞虎咽地吃下去。

丁甘如说：“草地是对我们最艰苦的考验。”(13)

曾经担任过外交部长的姬鹏飞，他在长征中是位医护干部。像大多数同志一样，他认为没有什么比草地更可怕的了。

他说，“看起来好像走在一条路上，但在几队人走过去之后，这条路便变成了积满了水的水沟。”

没有可宿营的地方。没有干燥的土地。没有树木。很多人到达草地前身体本来就已经很虚弱，几乎要病倒了。有的因此倒在泥浆里再也爬不起来了。

姬鹏飞说：“过草地比爬雪山损失的人还要多。每天早上，我们不得不点一下人数，看看还剩下多少人。我们发现有些人并没有死，他们的眼睛还睁着，可是他们爬不起来了，也不能说话了。我们好不容易才把他们扶起来，可他们又瘫倒在沼泽地里，默默地死去……”

草地的地势高也是原因之一。许多医生自己已体弱有病，但他们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穿越沼泽，去寻找那些掉队的人。(14)

涂通今医生一九八四年是解放军医学研究所所长。他高高的个子，银灰色的头发，仪表堂堂，带着角质架的眼镜，讲起话来措辞严谨，有权威性。他说，空气稀薄使人变得虚弱。每个人跌进泥沼之中，就像在西安出土的泥人一样。医生用樟脑和嗅盐抢救昏迷的人，但有些人再也没有醒过来。

戴正启医生一九三五年只有十六岁，在红军中已是服役一年的老兵了。他是一位爱思考的人，曾多次回忆过草地的情景。他认为要确定究竟有多少人死于草地是不可能的。人们生病和死亡还有一个原因。不仅仅是冻死、饿死或被藏民的冷枪打死，饮食中缺少盐分，也是一个原因。红军在长征中本来缴获过大量食盐，但是他们怕麻烦，没有带到雪山草地这边来。草地没有盐，他们的食物中缺盐，因此造成死亡。他说：“我看到有的战士走着走着，突然间就倒下了。我们赶快跑到他跟前，只听他低声念着家乡的名字说：‘告诉我的亲人，我死了。’他就这样离开了我们。”

当然，气候也是变化无常，战士浑身老是湿漉漉的，饥寒交迫。但这不是这么多人死亡的原因。因为过去他们也挨过淋，受过冻，挨过饿。虚弱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他们在毛儿盖已休息过了。

那么原因是什么呢？

“草地上杳无人烟，”戴医生说，“这就是原因。没有人，一个也没有。你要了解我们中国人的习性。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生活经历：看不到人的影子，听不到人的声音，也没有可以谈话的人。没有人从这条路上走过，没有房屋，只有我们自己。就好像我们是地球上最后一批人。”

“道理就在这里。”他认为，这就是人们死亡的重要原因。(15)

八月二十七日——对某些部队来说是进入草地的第六天——一军团到达巴西，这是草地东北边缘的一个藏族小镇。毛可能是在八月二十八日到达的。先头部队总是前进得更快一些，比其他部队要早到几天。

许多部队分别到班佑或阿西或附近其他村落。必须把部队分散开，免得把村子里那一点点粮食都吃光。

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和军团长林彪到达班佑的前一天，给在他们后面的三军团长彭德怀拍发了一份电报。他们请他统计一军团的伤亡人数。他们知道自己的部队损失了一百多人，并且已经埋了一些人，但还有一些人的尸体没有找到，无从埋葬。他们的电报写道：“请携带一些工具，沿路负责掩埋。”

十天以后，他们收到周恩来签署的一份报告：三军团找到并埋葬了四百具尸体。(16)

右路军到达巴西和班佑时，张国焘直接控制下的左路军正在向西南约四十英里的阿坝一带移动，同右路军所走的路线平行。

九月三日，张国焘拍电报给右路军，说他在阿坝被阻。白河（又称噶曲河）的洪水使他的部队无法继续北上。他建议部队南下。人们难以觉察到沼泽地的水是流入两条流速缓慢的河里去的，白河便是其中之一。另一条是黑河，也叫墨曲河。两条河均流入黄河，也称玛曲河。这些都是藏名而不是汉文名称。

张国焘的电报触发了长征中最严重的政治危机。这一场危机再次使红军面临灾难，它的政治影响延续了多年。(17)

①杨成武：《星火燎原》卷3第153～159页，1980年，北京出版。

②张国焘：《共产党的兴起》卷2第420页。

③若尔盖县长杨秋：1984年5月27日采访。

④杨秋：1984年5月27日采访；贺龙的遗孀薛明：1984年6月14日北京采访。

⑤红原县博物馆：1984年5月27日采访。

⑥危秀英：1984年4月15日采访。

⑦曾宪辉：1984年4月18日贵阳采访；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第203～204页。

⑧杨定华：《伟大的远征》第373页。

⑨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338页。

⑩陈昌奉：《跟随毛主席长征》第80页。

(11)胡耀邦：1984年6月15日采访。

(12)杨定华：前书第378～385页。

(13)丁甘如：1984年5月13日采访。

(14)姬鹏飞：1984年3月14日采访。

(15)戴正启：1984年3月20日采访。

(16)聂荣臻：《回忆录》第8章。

(17)胡华：1984年3月29日采访。

第二十六章——黑暗的时刻，光辉的荣耀

据杨尚昆将军五十年后回忆，那是一个美丽的月夜。雨停了，雾散了，满月当空，星光闪烁。午夜两点，他踏着洒满月光的小道去执行一项紧急的秘密任务。

“那是九月十日。”毛泽东在一九六〇年对埃德加·斯诺说，那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关系到党的命运的“千钧一发”的时刻，毛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可能在这短短的一刻丧失殆尽。那天夜里，毛觉得长征可能中途而废，天亮之前，红军也许就要自相残杀了。①

麻烦事越来越多。毛和张国焘的谈判进展很不顺利。人们不安地悄悄议论着。谣言四起。毛为了谨慎行事而预先更换了密码，并限制部队之间的通讯，以保证安全。

把部队莫明其妙地分为右路军和左路军这种作法并不成功。毛在右路，张在左路。张手下的徐向前将军和陈昌浩政委指挥右路。支持毛的朱德和刘伯承在左路部队，分别担任总司令部的总司令和参谋长。张和毛对对方的指挥都很不习惯。许多证据表明，在左路军的“统一指挥部”里，真正发号施令的是张国焘。同样，毛（只要他能做到）在右路军中的原一方面军各军团里也是如此。

从好的方面看，这样做导致一种不稳定的休战，而糟糕的是，它助长了各种阴谋诡计。这种编队本身就孕育着摩擦和猜疑。

红军这时正分散在藏区草地的边沿一带。张国焘和总部工作班子驻在藏民最大的居住点阿坝。他的大队人马停在白河的西岸。这时正值汛期。按预定计划，张的部队如要继续向东北方向行进并与右路军会合，就必须渡过白河。

右路军的指挥部设在班佑，一个不那么讨人喜欢的地方。这里是一片藏民的毡包，其中有一些呈传统的圆锥形，在相互交叉的格状支架上铺上毡子。藏民从一个牧场转移到另一个牧场，这种可以迅速拆装的毡包很适用。其他都是用牛粪砖垒起的、外面用泥抹光的永久性建筑。在棚舍之间肮脏的小道上，到处是圆锥形的干牛粪堆。在夏天，人们把牛粪摊在篱笆围墙上下晾晒，干燥后的牛粪既可充作燃料，又可当作建筑材料。如今，藏民都跑光了，毡包里一空如洗。

快到班佑的时候，队伍里传开了要在“洋房”里过夜的笑话。在一些红军战士看来，这没什么稀罕。他们说，如果真的要睡洋房，那最好是日本房子。

结果，队伍穿班佑而过，直抵巴西，人们才松了一口气。巴西是个村子，有一百来所茅草房和一座大喇嘛庙，这景色使杨定华想起了上海的查尔斯顿电影院。这里有不少房子可供红军过夜，粮食供应也不错。庙里有一座很大的佛像，左右两侧各塑有一对相互拥抱的男女。杨说这表现了两性的热恋。据说这是一座爱情之庙。不断有红军战士进来看一眼。

右路军指挥部设在班佑，不在村里，而在村旁的一片柳林里，但村里几座较大的毡包已打扫干净用来开会。那片林子一九八四年还在，既干净又美丽。那时大约有七十户人家住在这个村子里。除增加了一所二年制的学校以外，村子从一九三五年红军到过之后直至目前没有什么变化，到处依旧是散乱的毡包和牦牛粪堆，小巷里垃圾成堆，恶狗游荡。我们到达的五月三十日，地上还积着残雪，一群群身着藏袍的男女和花花绿绿的孩子前来参加马市和观看赛马。下雨了，骑手们打开了黑色的雨伞。②

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和杨尚昆就把指挥部设在这里。毛单独住在小河对岸一箭之遥的地方。彭德怀的第三军团在约四英里外的巴西。第一军团继续向前到达俄界，刚刚进入甘肃的地界，离此地有两天的路程。

毛有时在班佑指挥部，有时在巴西。周恩来和王稼祥都住在巴西，两人的身体渐渐康复，但仍不能下床，由第三军团照料。

九月三日出现了重大危机的首次迹像。那天，张国焘发来了一份电报，说因为白河（噶曲河）河水上涨，他无法渡河，他已命令部队停止行动，建议放弃北上和东进，而重提他原来向西向南推进的主张。③

张的电报在毛一派人中引起了恐慌，人们认为这是张的一个计谋，企图推翻毛儿盖决议，并将共产党的全部力量置于他的控制之下。毛召开了中央委员会会议（所有的中央委员都同意他的观点），发报给张，要求他继续北上，并服从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电报一个接着一个。杨尚昆记得，在一份电报里，中央委员会提出派人支援张，帮助他渡河。④

由于担心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形势更加紧张了。李先念率领的第三十军在前往班佑和巴西的路上，和在松潘的胡宗南指挥的四十九师相遇，在包座的大戒寺战斗中把他们一举击溃，胡宗南身受重伤。⑤红军缴获了小批饼干、罐头和香烟。香烟送给了烟瘾很大的毛和他的同事们。李先念回忆说：“他们高兴极了，说这可比鸡还要好吃。”⑥这期间红军还和国民党马鸿逵的一支凶悍的回民马队打了一场遭遇战。国民党的军队愈来愈多，引起了红军领导的担忧：假如红军在此地滞留过久，蒋介石很可能就要发动一次强大攻势。而张国焘也开始把蒋进攻陕甘的这种可能性作为反对进入甘肃和陕西的理由。⑦

根据彭德怀的狱中自述，那时人们愈来愈担心两支红军队伍之间会发生冲突。当彭德怀的第三军团到达巴西后，他把十一团隐蔽在毛住处的附近——以防万一，并且从那时起每天去看望毛。他担心会和第一军团失去联系。据他说，由于没有向导，第一军团在俄界附近被困了。因为密码已经更换，他无法进行联络。他编了一本新密码，交给了武亭——一个可靠的朝鲜族党员。还给了他一个指南针，让他去同林彪和聂荣臻联系。⑧聂荣臻记得，当时第一军团根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接到的惟一电报就是原地待命。⑨

九月九日上午，张国焘给他的心腹助手、右路军指挥部的陈昌浩发了一份密码电报。电文本应由陈昌浩本人亲自译出，但他正在一个政治会议上发言，结果，电报由一名译电员译出并交给了参谋长叶剑英。

叶剑英是个忠实可靠的参谋，他没有看那份电报，而直接带到了会场。陈昌浩正在台上，人们还在发言。叶想把电报递上去。陈说：“等一会儿，你没看见我正忙着呢？”⑩

电报似乎很紧急，所以叶剑英就看了一眼。他立即领悟了它的重要性，尽管“叶并不了解其中的阴谋”，(11)据杨尚昆说。

这份电报的电文从未公开发表过，但中国的历史学家们经常引用它。电文可能是保存在中央档案馆里，他们可去查阅。电报的主要内容是命令右路军改变方向，重新穿过草地，和四方面军会合后召开一次会议消除分歧。李先念记得，电文里有一句关键的话，指示陈昌浩：“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正如谢伟思所指出，总的来看，这些话“明确地包含了不祥的、威胁性的意思”。“斗争”这个词在党内通常用来指互相对立的路线之间展开激烈的斗争，或者用在像“阶级斗争”这样的词里。(12)

叶剑英借口上厕所，走开了。其实，他转身来到一二百米开外的毛泽东的办公室，把电报交给了毛。毛抄了一份，告诉叶别让别人知道他已了解电报的内容，(13)并对他说：“你干得漂亮。”

叶回到指挥部。陈昌浩还在台上讲话，会议仍在进行。叶机灵地把电报交给了陈昌浩的秘书。(14)

根据彭德怀的回忆，他在听说这份电报之前就曾敦促毛采取预防措施。毛的部队早已分散。第一军团距此有两天的路程。附近还有张的两个军。“如果四方面军要缴三军团的械，我们该怎么办呢？”彭问。他敦促毛“抓住一些人质，以防止出现红军部队自相残杀的不幸局面。”毛拒绝了这个意见。(15)空气里充满了火药味。

九月九日下午，大约是应陈昌浩的要求，毛和陈见面了。陈向毛泽东转告了张国焘的命令。杨尚昆认为，毛竭力设法争取陈昌浩赞同他的主张。但是，杨说，陈“对张唯命是从，毛根本劝不动他”。(16)

于是，毛对陈说，假如部队要改变路线，他必须和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同事们商量。他说，周恩来和王稼祥正在第三军团司令部养病，“让我和洛甫、博古去他们那儿开个会。”陈昌浩同意了。彭认为，这只是毛为了摆脱指挥部和陈的“势力范围”而使的一计。(17)

毛泽东火速赶到巴西附近第三军团所在地牙弄。常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决定不改变方向，并且又给张国焘发了一份电报，要求他坚持执行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原定计划，前来和他们会合。会上还讨论了各部队的力量对比——第三军团只有四千人，第一军团人数也大致如此。张占有很大优势，毛及其同事认为，张很可能强迫他们服从他的意志。

刻不容缓。第三军团受命于凌晨二时出发。为了给即将进行的活动打掩护，派叶剑英去通知陈昌浩，如果部队要回头再过草地，需要准备更多的粮食。已动员整个部队在十日天一亮就去地里割青稞。陈没有表示反对。

“陈昌浩一点也不担心，”杨尚昆将军说，“他未感到需要特别警惕：毛只有那么点人，不敢自行离去。”

最危险的任务落到了杨尚昆和叶剑英身上，他们必须离开指挥部，但又不能引起别人的怀疑。如果有可能，叶还答应带上由一方面军的人组成的二局，即带上情报局的地图和人员一起走。(18)

杨尚昆还要让他的工作班子和政治部里尽可能多的人去“筹集粮食”。刘英记得，一个人接一个人地把命令传下去。她半夜里被叫醒，让做好立即出发的准备。谁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后来，洛甫传话说，张国焘企图分裂党，所以，他们必须离开。(19)杨尚昆还有个私人问题：他的妻子李伯钊不在班佑，到四方面军李先念的三十军去教战士们唱革命歌曲了，他俩分离了一年多。杨不能用明信通知她，这将泄露机密。但他终于给她捎了个信儿。李伯钊回忆说，她那时被“看管得很严”，无法脱身。(20)

凌晨二时，杨尚昆和叶剑英悄悄地溜出了指挥部营房。叶还搞到了一张地图。地图是钉在作战室墙上的，有一张掉在地上，他把这张地图放在自己的背包里。叶和杨走出营房。他们让警卫员带着驮有行装的骡子先走一步，二局和政治部工作人员在半夜一时三十分就离开了。(21)

杨和叶正在明亮的月光下赶路，后面忽然传来马蹄声，二人赶紧躲到阴影里，一队骑兵疾驰而过。显然，他们在搜寻叶和杨，他们认为这两个高级干部一定骑在马上，并且有人护送，所以根本没有理会阴暗处的步行者。(22)

在第三军团司令部里，毛给林彪和聂荣臻发了电报，让他们作好准备：原命令可能有变。彭德怀紧张万分，生怕叶和杨脱不了身，天亮时分，他们终于赶到了，彭德怀这才松了一口气。(23)

杨记得，他看到毛、周恩来、王稼祥和彭德怀都在等着他们。毛说：“我们真为你们担心。”(24)

这时，陈昌浩已发现毛的人逃走了。他先打了几个电话，然后拿着听筒回头看了看徐向前司令，说：“出了一件怪事，一方面军开拔了。我们是不是派部队追上去？”

徐向前回答说：“你见过有红军打红军的吗？”他的话就是这么说的。不能打。换了陈昌浩，也许是另一种回答。徐向前的话在以后的五十年中，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再地被引用。

党的历史学家胡华一九八四年说：“这是党的历史中一个非常危急的时刻。徐和叶为制止一场冲突立了功，他们两人都有功劳。”

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毛保护了这两人免遭“文化革命”之苦。

陈昌浩没有派部队，而派了红军大学的一个学生团和四方面军的一部分人到巴西去。其中有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李特是留苏学生，曾在列宁格勒学习过，习惯挎一把大左轮手枪。人们都知道他脾气暴躁，喜欢骂人。他最后死在苏联。

毛决定对四方面军派来的代表团和四方面军留下的人讲话。三军团的人正朝俄界方向前进。

会议在“查尔斯顿剧院”式的半山腰的一座喇嘛寺里召开。三军团的司令部设在旁边一个村子里，俯瞰着白龙河的支流巴西河（其实是一条小溪）。

年轻的红大学员们举着写有“反对毛泽东逃跑”的字样的标语旗在开会的喇嘛庙前示威。他们喊口号时就像和尚在念经。

毛对他们说，想南下的，请便；愿北上的，也请便，绝不强迫。然后，他请六七十名四方面军的干部来见他，其中也包括李特。这时，李德很警惕。他身高体壮，站在远处盯着李特，以防他拔枪向毛射击。

毛对干部们说，南下是没有出路的。他说，至于不愿意和党中央一起北上的人，可以等一等。“我们可以作为先头部队先走一步。”

“我们先走，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完成我们的任务。我们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们的队伍。我相信，一年之后，你们会来的。”（毛说对了，几乎一天也不差。）

毛刚刚讲完，李特跳了起来，大声指责毛犯了“逃跑主义”和放弃江西苏区等罪行。李德很担心，以为李特已控制不住自己。他把李特紧紧地抱住。李特挣扎了一下，但摆脱不了李德那铁一般的手臂。

上午八点，大局已定。不想北上的人回班佑去了。想继续前进的人向北进发。这和一九二七年秋天发生的事一模一样。那年，毛在井冈山前，面对一批不听指挥的人和不愿跟他走的人也这样告诉他们，让他们回家，他率领着剩下的人继续向井冈山行进，从而平息了一场动乱。

杨尚昆还记得他自己哭笑不得的处境。四方面军的人把政治部里所有的炊事员、脚夫和后勤工作人员都带走了。虽然给他留下了一只饭碗，可是没人给他做饭。他只好加入了中央纵队，同历史学家徐梦秋和后来担任宣传部长的陆定一等人在同一个伙食单位吃饭。

不到一小时，毛也出发了。他没有和别人走一条路，而是在警卫员及几名亲密战友（周恩来和王稼祥躺在担架上）的陪同下从喇嘛庙下山，通过一座木桥过了巴西河。那时（今天仍如此），桥板下接近水面的地方悬挂着一只牦牛头，保佑木桥免遭洪水、恶煞之害。过河之后，直上对面的大山——纳日寨，踏上了自己新的征途。

今天很难判断毛认为张要发起进攻的威胁是否真实。或许没有那么回事。但毛认为确实存在这种威胁，因而不愿冒险。他一面上山，一面把后卫部队留守在每一个山口和要塞，以防四方面军追上来。杨尚昆说：“这是红军历史上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刻。如果真的打起来，我不知道今天我们这些人还在不在。”(25)

向青教授——一位保守而谨慎的学者——指出，至今没有找到任何客观证据或文字材料可以证明张国焘准备以军事行动迫使毛及其部下就范。他认为，假如确有此事，后来在延安处理张国焘问题时就会摆出来。他补充说，张国焘确实野心很大。中国的历史学家们至今对这个问题还在激烈的争论。(26)

军事博物馆的秦兴汉将军也说，没有发现张国焘准备武力解决中央的证据，他也没见到过这份出了名的电报。但他相信张国焘确有野心，想接管整个红军。这一点在延安时曾批评过他。李先念说：“从最坏的方面讲，这是张国焘篡夺党权的一次公开尝试。”

党史专家王年一在《党史研究资料》一九八三年第三期中仔细分析了那份电报（但他显然没有看到电文）。他的结论是，没有确切证据表明张公开威胁要“军事解决”。但是他说，党内很多人都认为张确曾这样威胁过，或者说张的行动暗含着这样的威胁。毛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的一个附注里强烈地暗示张打算“军事解决”。(27)

王年一举出两位权威人士，他们曾毫不含糊地说张打算采取“军事办法”。一位是李安葆，他在《话说长征》中肯定地指出，张曾“秘密下令进行军事解决”。另一位是吕黎平，他在回忆录《严峻的时刻》中写道，当值班军官陈茂胜在翻译那份“出名的电报”时，他也正在通讯室，并帮忙翻译了电文。他说，电报里有这样的话：“如果他们坚持错误思想，坚持北上，那就采取军事办法武力解决。”但是，经查阅所有的官方文件，王年一认为没有证据表明电文里确有这样的话。他指出，任何中央文件里都没有提出这种指控，延安开会期间或是张国焘逃离延安后的公报里也没有提到这种指责。

毛的行动使张国焘勃然大怒。他把部队拉回阿坝，根本不提要释放毛的部下。他在阿坝那所大藏庙里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大会的口号是：“反对毛—周—张（洛甫）—博北逃。”张号召红军干部批判毛，并要朱德表态。

朱德说：“北上是中央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我本人不能违背这个决定，我也不会带领红军反对这个决定。让朱批判毛，对世界舆论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世界上都认为朱——毛是一个人。至于决定北上一事，我已举手赞成，不准备放弃自己的观点。”

“你竟然是这么个老顽固！”张国焘怒气冲冲地吼道。

刘伯承被激怒了。“你这样对待朱德是什么意思？”(28)宋侃夫回忆称，当时对朱和刘使用了非常刺耳的语言。宋是张国焘指挥部的电报电话员，开会时在场。在会上，毛的人都被称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逃跑主义分子”。(29)

有人在会上喊：“打倒朱德！”(30)

张国焘很快就南下了。他的三十军和四军再次穿过草地同他在卓克基会合。侯国祥——一个大个头、沉默寡言和秃顶的六十八岁的干部（一九三五年，他才二十岁，是四方面军一位热情奔放的政治干部，属李先念的三十军）——还记得，离开卓克基不久，部队行军的口号就改了。原来的口号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毛、周、博古。”现在改为“打到成都吃大米。”(31)

张国焘南下了；毛泽东则北上。

九月十二日，毛把部队集中在俄界。这是一个小小的安全地带。一位姓杨的土司控制着这片藏族地区，他是从明朝以来杨家第十九代传人，藏名为谢代。自从杨家的第一代祖先从十四世纪开始向明朝皇帝纳贡以来，这个地区一直由杨家的子孙掌管着，每年纳贡之后，便自成天地，安然自得。这位第十九任土司向国民党纳献盐巴和粮食，对红军也一视同仁。他保持中立，对任何一方都不怀敌意。他把粮仓向红军敞开。虽然没有任何书面协定和手续，但是一方面军回送了一些步枪，国民党过去也是这样做的。杨家一直延续至今。第二十代杨土司一九八四年时五十六岁，是省人民代表大会的副主任。他在二十岁的时候被国民党封为中将，但后来他却投靠了共产党。(32)

毛和其他中央委员在俄界开了一、两天会。他们把严重减员的部队重新编组成一支部队，并从宣传的角度考虑，把它称为红军抗日先遣队陕甘支队。这说明毛是很现实的，他认识到，和张国焘强大的第四方面军相比，他的部队数量太少了。四方面军由于编入了毛的五军团和九军团，实力又有了增强。

这支先遣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任政委，林彪任副司令员，下辖三个纵队：前一军团，由林彪兼任指挥，聂荣臻任政委；前三军团，由彭德怀司令兼任指挥，李富春任政委；前军委纵队，叶剑英任指挥，邓发任政委。杨尚昆将军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是王稼祥。(33)

俄界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34)毛没有接受把张国焘开除出党的建议。(35)像往常一样，会议之后，红军又匆匆上路。他们向腊子口进发了。腊子口最窄处只有十到十二英尺宽，是通往甘肃南部的咽喉。政治局会议是九月十二日和十三日召开的。九月十四日清晨，红军已沿着白龙江右岸向腊子口进军。(36)白龙江是一条波涛汹涌的激流，顺着被水冲击而成的峡谷绕过莫牙。在那儿警卫员为毛号到了一所很不错的藏民房屋。住有四五百名喇嘛的旺藏寺也在这里，庙里洁净雅致，一尘不染，这使红军战士难以置信。每处卧室外都种着白色或红色的菊花，向阳的一面，白色、蓝色或紫色的牵牛花争相斗艳，院里还有葡萄架。杨定华认为这里完全可以住下五六千人。(37)很多部队都在莫牙额外多休息了一天。

但一军团二师四团——政委还是杨成武——却没有休息。九月十五日，这支突击团在莫牙接到了预期的任务——攻取腊子口，然后去甘南的岷县。规定两天内攻下腊子口。而命令到达时已是黄昏了。所有的人都行动起来，做好出发准备。晚十一时，队伍在夜色中集合在路旁草地上。哨音响了，团长对战士们说：“同志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必须在两天之内拿下腊子口！”

他们在夜里沿着白龙江行军，穿过一片片黑魆魆的树林，翻过一座座山头。这时，又下起了鹅毛大雪。（据说战士们曾高喊：“真好看哪，大家来吃白糖吧！”）(38)队伍在凌晨二时饱餐了一顿，休息片刻后继续赶路。

途中，他们同国民党十四师的一个营打了一场遭遇战，把他们打散了。从俘虏口中得知，十四师师长鲁大昌已在腊子口修筑了碉堡。十六日下午四时许，先头部队到达通往隘口的道路。这里景色宜人，先经九龙峡，过一个山口后，就到了腊子河，这是一条狭窄而湍急的溪流。刚从高原地区过来的红军战士在这里看到的是一片亚热带风光：茂密的原始森林，数不清的蕨类植物，壮观的飞瀑和成片的杜鹃花。

山口窄得出奇，两侧的山崖近在咫尺。似乎都是悬崖峭壁。右边的一整块峭壁，几乎拔地而起，高达一千英尺。人是爬不上去的，甚至连山羊也无处插足，只有鸟儿才能找到立足之地。山口宽一百英尺，然而到了咽喉处，就只有十二英尺了。过了山口又有一处断崖，但没有那么高，参差不齐的怪石虽不好走，但并不陡峭，如果上面没有机关枪对着你，也许可以攀登。

小得连鳟鱼都容纳不下的腊子河就在这峭壁下流过。小路尽头是一座打进峭壁的两根树干架成的三英尺宽的小桥，过了小桥沿峭壁而行，又走上用长铁钉固定在岩石上的高悬的窄道。国民党在那里修了碉堡，只要有人企图过桥进入隘路，就会遇到倾盆大雨似的猛烈射击。如果有哪个疯子想爬上峭壁，那么他一抬头就会看到枪口正对着他的脑袋。

今天任何一个能亲眼看到腊子口的人都会认为，这个据点是坚不可摧的。

杨成武把战士们集合起来说：“我们一定要拿下腊子口。要是拿不下，就得重回草地去！”

从晚上九时开始，四团趁着夜色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但是都失败了。国民党军队坚守着阵地，他们用机关枪扫射，把手榴弹像开花棒棒糖似地往下猛投。几名战士过了桥，但无法爬上峭壁。在枪林弹雨中，他们只能蜷缩在桥下。

这个地区有国民党的三个团，其中两个营大约四五百人把守着山口。(39)

毛把指挥所设在离山口三百码的地方，通宵指挥着战斗。俘虏告诉过四团，国民党增援部队已经上路。形势越来越令人担忧。

半夜时分，毛命令停止正面进攻，因为正面进攻的结果是严重的伤亡。于是把一些会爬山的战士集中起来，命令他们从后面爬上最陡的悬崖，然后居高临下消灭国民党守军。

大约三十至六十名战士——十二人是苗族或其他少数民族的战士——在浓重的夜色里集合在一起。他们只携带手榴弹和铁器——匕首和短刀。没有登山工具，他们把皮带、绑腿和绳子连结在一起，抓着它攀登危险的岩山。这些山里人悄悄地爬上去，很快就从忧心忡忡的指挥员的视线中消失了。

战斗继续进行。突然信号弹升上天空——红色，而不是表示成功的白色，失败了！随后数次强攻也未成功。天快亮了，国民党增援部队眼看就要开到，指挥员们开始觉得大势已去。正在这时，山谷中响起了阵阵爆炸声。原来是那些“山里人”登上了国民党守军背后的山峰，正往下甩手榴弹呢！不出几分钟，国民党士兵乱了阵脚，纷纷滚下山坡，溃窜逃命。四团剩下的兵力都冲进了敌人阵地，一阵砍杀，天险腊子口被攻占了。疲惫不堪的宣传队员兴奋地扯起已经沙哑了的嗓子唱起了战斗的凯歌：

炮火连天响，

战号频吹，

决战在今朝，

……

开展胜利的进攻，

消灭万恶的敌人！

部队很快通过了腊子口。他们再也不用返回草地了，再也不用拣从别人的粪便中冲洗出来的麦粒和玉米粒来充饥了。

四团又奉命出发上路了，它的下一个任务是攻占哈达铺，那是个汉族集镇，食物充足，对红军十分友好。(40)

①这是1960年毛对埃德加·斯诺提问的答复。（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修订本第432页，纽约1969年。）杨尚昆对月夜的描述：采访。杨定华对那天夜晚巴西附近天气的描写则截然相反：“很黑的夜晚……天空布满乌云……没有月亮……”。（杨定华：《伟大远征》第381页。）蔡孝乾说红军沿包座河溯流而上，天“漆黑，下着小雨”（蔡孝乾：《江西苏区和红军西窜》第七章）。

②这段描写来自本人1984年实地观察以及杨定华颇为生动的忆述（前书第378～389页）。

③张国焘争辩说白水河的一条支流（应为喀曲河——译注）阻挡了他的去路。这条河通常只有没膝深，部队可涉水而过。它突然涨到了十英尺深，几乎一千英尺宽（张国焘：《回忆录》第421页）。多数中国专家认为这是夸大其词。李先念当时是张的三十军军长（应为政委——译注），他承认河流是处在洪水期，但他说几天内水就会落下去（李先念：1984年6月15日采访）。张的回忆录中只字未提这段时间两路红军部队之间电报频繁往来的情况，而长征回忆录的作者及当代中国的历史学家都提到过这些电报，但其内容仍未公布。

④杨尚昆：1984年4月3日采访。

⑤杨定华：前书第390页。

⑥李先念：1984年6月14日采访。杨尚昆说在班佑被击溃的敌军是一个旅。

⑦杨尚昆：1984年4月3日采访。

⑧彭德怀：《回忆录》第375页。

⑨聂荣臻：《回忆录》第8章。

⑩胡华：1984年3月29日采访。

(11)杨尚昆：1984年4月3日采访。

(12)李先念是在1984年6月15日采访时讲这番话的。“彻底开展”一词是按中文直译的。这是毛泽东1937年3月在延安讨论张的电报时讲话中用的词。李先念没听到报告但读了报告全文。中国专家解释说，张的话的含意是，在党内他自己与毛泽东之间的斗争还未定局，他现在要把这个问题一劳永逸地解决。

(13)杨尚昆：1984年4月3日采访。

(14)胡华：1984年3月29日采访。

(15)彭德怀：前书第376页。

(16)杨尚昆：1984年4月3日采访。

(17)彭德怀：前书第377页。

(18)彭德怀：前书第377页。

(19)刘英：1984年6月14日采访。

(20)杨尚昆：1984年4月3日采访；李伯钊：1984年6月15日采访。

(21)杨尚昆：1984年4月3日采访；胡华：1984年3月29日采访。

(22)杨尚昆：1984年4月3日采访。

(23)彭德怀：前书第377页。

(24)杨尚昆：1984年4月3日采访。

(25)大部分细节来自1984年4月3日对杨尚昆将军的采访。蔡孝乾对此事件尚有一新奇说法。他说在约离巴西十到十二英里处，行进中的一方面军部队突然遇到四方面军的一支宣传队，他们喊叫着：“不要跟着大鼻子（李德），快回头吧。向北去死路一条，向南才是出路！”这一示威举动使中央红军情绪动荡，毛和彭德怀都亲自出面讲话来鼓舞士气（蔡孝乾：前书第7章）。

(26)向青：1984年3月16日采访。

(27)这些陈述是根据在北京对杨尚昆将军的内容广泛的采访和随后他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回答，以及在北京对李先念的同样广泛的采访。俩人都是所述事件的主要参加者。北京的党史学家胡华教授根据党史档案和他自己的研究提供了一份详尽记事。军事博物馆的秦兴汉将军和他的研究人员、杨将军的夫人李伯钊、洛甫的遗孀刘英和其他人，也在采访中提供了一些细节。对张国焘、聂荣臻和彭德怀的回忆录均进行了认真地查对，在时间、地点以及事情发生先后顺序上，都存在某些小的差异，但除了张国焘与其他所有人之间的重大分歧外，均无关紧要。而这些分歧大多数是由于张替自己的行为和政策辩解以及指责毛而导致的。他回忆录中这一部分满篇充斥争论，而对日期、地点、电文内容、行动等基本事实却大都丢弃不写。张争辩说，在得知毛离开前，他对出现的危机一无所知。他没谈到电报往来一事，对李先念所称“那份著名电报”也只字未提。如果中国党的档案保管者能够公布有关电报和文件的内容，这里所介绍的情况会更加充实。对地形的描述，多是根据1984年在这一地区的旅行时的观察。

(28)胡华：1984年3月29日采访。

(29)宋侃夫：1984年6月6日西安材料。

(30)杨尚昆：1984年4月3日采访。

(31)侯国祥：1984年4月18日贵阳采访。

(32)迭部县副县长魏东海：1984年5月30日采访。

(33)这是阎景堂和当代军史专家的结论。这些变更有可能在红军队伍到达哈达铺以后才生效。彭德怀在《回忆录》中说（第380页）他和叶剑英在毛的直接领导下率领这支部队。李德的回忆（第140页）说彭被任命为第一纵队司令员，毛是政治委员。杨定华说（第391页）长征在“红军最高领导人毛和彭”的指挥下继续进行。

(34)聂荣臻：前书第8章。

(35)彭德怀：前书第379页。

(36)杨定华：前书第394页。

(37)杨定华：前书第397页。

(38)杨成武：《星火燎原》第440～441页。

(39)李道吉：1984年5月30日腊子口采访。

(40)细节来自本人对腊子口和通往腊子口沿途的实地观察以及迭部李道吉县长和魏东海副县长的情况介绍（1984年5月30日至6月1日）。腊子口战斗情节来自迭部县负责人的介绍、四团领导人杨成武以及杨定华在《伟大的远征》一书中的记述。在腊子口守敌兵力规模上说法不一。这里依从当地情况介绍。杨成武提到三个团，显然太大了。彭德怀说是邓宝珊之一个团（彭德怀：前书）。实际数量看来是两个营。这里采用了当地介绍中提到的爬崖敢死队说法。其他陈述中没有提到少数民族战士或毛的命令。在林彪飞黄腾达期间出版的一些材料中，曾强调了他参与了这次战斗。这里所依据的三份主要材料都没有提到他的名字。

第二十七章——家

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一日上午十点半左右，红军开进了哈达铺。这是由毛泽东、周恩来（此时健康状况已大为好转）、彭德怀、林彪及其他高级指挥官率领的主力部队。先头部队已于两天前抵达这个甘肃小镇。

红军到家了。他们爬雪山，过草地，穿过了陌生的藏族区，终于回到了汉族地区，回到了汉族同胞中间。尽管这里的汉民都信奉伊斯兰教，红军战士觉得，哈达铺就像是他们的家，那里的人长得和他们一样，语言也一样，毫无隔阂之感。他们知道，虽然前面还要翻过许多山峦，还要涉过许多河流，还要进行许多战斗，但是，再也不会受饥挨饿了，再也不用后撤退却了。

哈达铺群众倾城出动，热烈欢迎这些跋涉二万四千里走进这座古城的男女战士，他们以欢呼、笑脸和各种食物来欢迎这些疲惫憔悴，但斗志旺盛的红军战士。

在这里，每个战士领到了两块闪闪发光的银元，这些银元是被他们背着经过了雪山、草地和老虎嘴似的腊子口保存下来的。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大家都要吃好。”①他们确实吃得不错，只要用五元钱就可以买一头一百磅重的猪，二元钱买一只肥羊，一元钱买五只鸡，一毛钱买十二个鸡蛋，五毛钱买一百磅蔬菜。食盐和面粉也得到了补充——红军在当地没收了一吨盐，六吨面粉，以及许多大米、麦子和小米。每个连队都杀猪宰羊，战士们每顿饭有三荤两素，比过年还吃得好。这简直是天堂。他们从来没有吃过这样好的饭菜，一些战士吃得太多，撑坏了肚子造成减员。

周恩来和总部的办公室设在一座清雅的寺庙里，毛泽东则住进了一座漂亮的商人的庭院（现仍完好）。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哈达铺只有二三千居民（五十年后翻了一番），他们看到红军战士讲究礼貌，行为端正，纪律严明，哈达铺的男人十分高兴，他们说：“真是好战士！”哈达铺的妇女见到女兵，觉得十分惊奇——这些短头发、穿军装、皮带上挂着手枪的人真是女的吗？她们把女兵请到家中，仔细端详，摸摸她们的胸脯，跟着她们去茅房。消除了疑虑，确信她们真是女兵后，她们又高兴地让女兵们讲战斗故事。

哈达铺的老百姓对来访者的好奇心和好客态度至今未减半分。五十年后的今天，人们夹道欢迎来访的外国游客，他们过去从未见过西方人——那些浅发碧眼的怪人。②

毛泽东已率领红军到了哈达铺，下一步要去哪？他仍没有一个明确的想法。是的，他们还要北上，去甘肃，去陕西，甚至去宁夏，他们要去打日本。但这只是笼统的方向，不是确定了的目的地。长征以来常常出现这种情况，毛泽东自己只大略地知道他要去的方向，但缺乏具体的目标，此时也是如此。

现在，在距江西的出发点成千上万里之遥的哈达铺，长征确切的目标才日渐明确了。

红军先头部队在攻占哈达铺时果断地拿下了邮局，这是很长时间以来他们占领的第一个邮局。他们在那里找到了国民党的报纸，毛泽东和他的指挥官们兴致勃勃，一口气读完了这些报纸。证明他们早些时候在两河口会见张国焘时所听到的传说居然是真的：陕北不但有一支共产党的队伍和一片苏维埃根据地，而且毛泽东的朋友、著名的群众领袖、英勇无畏的红军二十六军军长刘志丹仍然活着，统帅着他的部队。二十五军的徐海东也在那里。

这个有关去向的重大问题终于获得了解决。十天之后，毛泽东在榜罗镇公布了他与陕北红军会师的计划。在部队集中起来后，召开了政治局、中央委员及高级指挥员的会议。政工干部分别向所在部队讲话作宣传。毛本人也在早晨六点钟向在一所小学里召集的军、政干部会议讲了话。他讲了抵抗日本侵略和陕北根据地的问题，讲了政治和经济形势，以及从根本上加强纪律等问题。政委们当天就向部队传达了这一讲话。根据各种回忆录说明，这时的毛泽东开始越来越强调抗日的路线了。

就要到家了。红军已踏上了家乡土地，正朝着自己的同志和根据地前进。他们面前只剩下一千里的路程了。诚然，在同四方面军张国焘发生冲突之前，他们也曾有过这样的希望。但是，他们感到这次情况有所不同。他们毕竟经受住了在第四方面军问题上发生的危机，证明红军仍然是一支活跃的有生力量。它虽然只剩了六千人——可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啊！一年来，他们征战南北，含辛茹苦，作出了重大的牺牲，他们克服了重重障碍，在大半个中国传播了红军和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

他们不再是一伙在蒋介石的精锐部队面前衣衫褴褛、争吵不休和狼狈逃命的人。他们将把长征转变为胜利。长征已不再是退却，不再是连下一步逃往何方都不知道的东躲西藏。这一切变化都发生在他们渡过金沙江之后，战斗的主动权已不在国民党一边了。毛泽东领导的部队组织严密，上下团结，能征善战，有共同的精神和目标。此时，作战部队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干部，普通战士幸存无几。这些干部深信中国必须进行一场革命，他们就是这场革命的核心力量。

这种想法在最后一千里的长征途中举行的集会上和毛的讲话中已见端倪。正如他在哈达铺所说的，我相信所有的“指挥员们、战斗员们在经过了两万多里的长征的洗礼和战火的考验之后，在困难面前无所畏惧，将会以你们的勇敢无畏和丰富的战斗经验，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实现我们的目标——完成长征北上，打击日本侵略者。”

第二天，照例是早晨六点钟，这支红军队伍在毛和彭德怀率领下（林彪和聂荣臻率领着前第一军团剩下的部队）向北进发了。他们的目的地是通渭。在那里，又进一步进行了政治宣传鼓动工作。那天晚上，通渭城的中心广场举行集会。广场事先搭好了一个讲台，四周红旗飘扬。驻在城里的所有部队都集合在这里，杨尚昆、保卫局局长邓发和参谋长叶剑英分别讲了话。他们高唱《马赛曲》，会后举行了这个城镇空前盛大的宴会——大小盘子中盛满了猪肉、牛肉、鸡肉；还演出了文艺节目。李克农和袁欣为大家唱了歌、表演了魔术。③

红军向北疾进。他们遭到国民党军队、特别是马家军骑兵的骚扰，但并不严重。一天下午，他们越过西（安）兰（州）公路，翻过高达一万一千英尺的六盘山，然后在山的另一边宿营。

十月十四或十五日，正当他们即将离开环县的羊肠小道，到达陕西边界的时候，毛的警卫员陈昌奉看到了五个人骑着马朝他们奔驰而来。他们身强力壮，年纪不大，身挎驳壳枪，头缠白头巾。到了面前，急忙翻身下马，开口便问：“毛主席在哪里？”陈问他们是谁，其中一个人说：“老刘派我们来给毛主席递交一封信。他在哪？”

据陈说，他们是红军二十六军司令员、毛的朋友刘志丹派来的代表。毛会见了这几位代表，然后走到一些正在休息的红军连队，大声告诉他们，二十五军和二十六军的代表来迎接我们了，我们即将进入陕北苏区了。④

十月十九日傍晚，毛泽东的队伍穿过黄褐色的山谷——头道川，来到地处陕西黄土高原心脏地带一个尘土飞扬的小镇吴起。他们的北面是万里长城、南面是华夏祖先黄帝的陵墓，在黄河以南这片黄土高原上，在这块中华民族发祥的土地上，红军找到了自己的家；他们在贫瘠的吴起，在黄土窑洞里，找到了自己的家。在未来的漫长岁月里，他们将越来越习惯于窑洞生活。

这时，马家军骑兵东闯西窜，仍不断骚扰红军后续部队。彭德怀命令战士们加快前进，他不愿让落在后面的部队死在凶残的国民党骑兵手里。⑤他们翻越了老爷山、子午岭，进入了陕西。在那里再次与马家军骑兵交火。这一带的地势比较平缓，利于骑兵活动。红军被搅得不得安宁。

毛泽东到达吴起镇的当天晚上，就亲自召集指挥员开会。他建议：“砍掉这条尾巴，即马家军骑兵，结束几周来红军所受的骚扰。”二十日，毛泽东对红军和吴起地区的游击队进行了部署。这里有三条河流穿过吴起，毛将他的部队部署成半月形，引诱马家军骑兵进入中间的洛河河谷地带。二十一日凌晨，毛泽东进入大马梁山顶上的观察位置（山顶至今仍有一棵孤零零的树作为标志）。

马家军骑兵共四个团，每团约一千人，他们首先发起进攻，进入了河谷。毛的部队人数不比他们多多少。上午七时，红军向马家军骑兵主力团开了火。不到两小时，马家军骑兵主力团及其他三个团都从战场上落荒而逃。

那天战斗后的下午，毛会见了两位地方领导人，听完他们的汇报后，毛立即叫来两名可靠的干部——贾拓夫和王首道，派他们带一连行动迅速的战士，以最快的速度赶往瓦窑堡。他们的任务是：救出二十六军绿林式首领刘志丹及其同志们（数目不详）。他们正坐待二十五军伙伴的处决。⑥

一九二九年夏天，堪萨斯城的一位年轻人，埃德加·斯诺来到了黄河河套以南的黄土高原上。斯诺当时二十四岁，是来调查关于饥荒并进行报道的。在那次旅途中，斯诺结识了另一位西方的年轻人，他就是新西兰人路易·艾黎。他们一起在中国目睹了人民饿死的惨景。在赤日炎炎下，久旱无雨的黄土高原一片死寂，没有绿色，树木光秃秃的，树叶被摘光了，树皮也被剥净了。路边横着骷髅似的尸体，没有肌肉，骨头脆如蛋壳。饱受饥荒缺衣无食的少女，半裸着身子被装上运牲口的货车运往上海的妓院。路边的尸体都是骨瘦如柴，稍有一点肉的立即被吞噬掉了。这是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零年的大饥荒的一角。中国有六百万人死于这次饥荒。当时，对这一事件的报道在《纽约时报》的内版占了半个专栏。

就在那个可怕的夏天，刘志丹赶回陕北老家保安。他父亲是保安的一个小地主（旧照片上的刘家大院远比不上毛的韶山故居），这一年庄稼颗粒无收，佃农交不出租子。有一位名叫袁耀秀的红军老战士，他曾在刘志丹手下工作过，一九八四年时七十七岁，仍住在吴起镇。他回忆说，那一年刘志丹二十六岁，身材比一般人略微高些。他英俊、细瘦，脸总是红扑扑的，常常带着微笑。他能言善辩，有着一副洪亮的嗓子，对着上千人讲话，每个人都能听清他说的每一句话。⑦

每当刘志丹走在保安街上，就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他常常一开口就滔滔不绝讲上几个钟头。大家都知道他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在这个偏僻的穷山沟里，就连地主也并不很富有）。

地主贴出告示——不管饥荒还是干旱，佃农必须交租。刘家也要刘志丹写这样一个告示。他说，岂有此理，人们连饭都吃不上，哪有粮食交租纳税。他不仅不写告示，还来到佃农中间，组织他们抗租。他问道：“这样的情况你们究竟还能容忍多久？”刘家的许多佃农纷纷响应他的号召，起来反抗。政府也被迫宣布暂停交纳租税。⑧

刘志丹在一九二五年就加入了共产党。他曾在黄埔军校学习，一九二九年，担任了陕北地下党委的成员。⑨

刘志丹是位人民的英雄，人人都知道他，并传诵着他的光辉事迹，亲昵地称他为“老刘”。他们说，他把自己家的财产都没收了。“他献身于追求真理和人民的解放。”战士袁耀秀这样的描述他。⑩

这位陕西“罗宾汉”的一生是坎坷不平的。他对人民的热爱超过他对辩证法政治说教的感情。一九三一年，他组织了一支革命队伍（二十六军前身）。可是，就在那一年，一位名叫杜衡的政委兼省委书记指责他拒不与国民党打大仗。刘志丹靠边站了。“布尔什维克”路线的追随者杜衡取而代之。结果，他把二十六军引向了惨败。只有刘志丹和少数几个人逃了出来。杜衡本人后来被国民党俘虏，成了叛徒。(11)

刘志丹突破重重包围回到了陕北，人们纷纷前来投奔，他很快重建了第二十六军。另一位游击队司令高岗带着几百人也加入了他的队伍。

高岗担任了刘志丹的政委。他能力很强，但正如一位中国人所说，他有“乱搞女人”的坏名声。刘志丹对此当然不能容忍，对高岗行为放荡不羁的问题，有一次刘曾提出要处决他。(12)

刘志丹第二次重建的二十六军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到一九三四年，他在陕北已经创建了一个根据地，包括了二十个县的全部或部分地区。刘志丹的二十六军和另一支号称二十七军的小部队共有五千人。(13)

但是，一场风暴正在酝酿之中。三位中央委员会代表流落到陕北，他们都对刘志丹怀有敌意，试图把他赶下台。他们声称，刘与国民党有秘密接触。实际是，他同打进国民党内部的一些共产党秘密党员保持着联系。(14)

红二十五军，即周恩来早在一九三四年春派程子华去的那个军，经过十个月的颠沛流离，终于来到了陕北。

程子华坐着担架来到陕北，他的同事徐海东司令员也是坐着担架来的，两人都坐了几个月的担架了。

二十五军及其指挥官程子华和徐海东的艰难历程不啻为人类求生的又一史诗。程子华从江西出发，途经汕头、上海和汉口，历尽千辛万苦，于一九三四年十月抵达河南，接管了二十五军。他率军来到豫西边远的桐柏和伏牛山区。(15)

一九三五年早春，二十五军转移到了附近的陕南。一天，当他们正在庾家河开会的时候，国民党六十师——蒋介石最神速的一个师，从朱阳关席卷而下，从背后袭击了他们。战斗非常激烈。程子华一九三零年时左臂曾受伤，他习惯于用右手托着左胳膊。现在，一颗子弹再次击中他的左臂并穿透了右手，使他落下了残疾。（五十年后，他只能使用一只像爪子似的右手。）副军长徐海东被一颗子弹击中头部，子弹从右边穿过，从后脑穿出。他昏迷了近一个多月之久。二十四岁的钱信忠医生，当时正站在这两位指挥员身旁。他也负了伤，但不严重。他是德国人办的上海同济大学毕业生，他用磺胺柯衣定为两人治病，这是一种德国早期制造的磺胺类药品。他说，如果没有这种药，要挽救他俩的生命是不可想像的。(16)

后来程子华的伤口严重感染。他的胳膊是用一把普通的利刃刀动的手术，甚至连可用来止痛的茅台酒也没有。吴焕先政委接任指挥，二十五军终于在陕南建立了一个根据地。他们知道刘志丹和二十六军在北部活动，但没有取得联系。一九三五年七月，他们从国民党的报纸上获悉第一方面军正向陕北进军，正当他们也向那里运动的时候，吴焕先牺牲了。程子华和徐海东从担架上又接任指挥。程任政委，徐任军长。(17)

程子华记得，在九月十八日，二十五军在陕北一个名叫永平镇的地方与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十五军团。仍躺在担架上的徐海东任司令员，刘志丹任副司令员，程子华任政委，高岗任政治部主任。(18)看来一切都顺利。这支联合部队在甘泉与张学良的一个师交锋，打了一次胜仗。

在此之前，二十五军曾俘虏过一名国民党军官，名叫张汉民，张说他是地下党员，并说刘志丹可以证明。他们不加理会，却当即处决了他。后来，陕北党里的“布尔什维克”们批评了刘志丹，并设法说服二十五军，让他们相信刘志丹实际是国民党的地下人员，他领导的二十六军已被敌人渗透。于是，队伍内部的逮捕开始了。起初，没有动刘志丹。他们对下级干部进行清洗时，把刘志丹调开去执行一项任务。但当他骑着马赶路时，碰到了一位年轻的通信员，身上带着一封写给十五军团领导的信，这位年轻人把信交给了刘志丹，信中有一份即将准备逮捕的干部名单。其中包括刘志丹本人。刘志丹把信重新封好，告诉通信员把信送给十五军团司令员徐海东。然后，他到保卫局去报到。他把左轮手枪放在桌上，对保卫局的人说：“我知道你们在找我。”他以为这会消除他们的疑心。然而，保卫人员却把他关进了牢房。他们没有想一想，真的国民党特务早就逃跑了。哪会自己送上门来。疑心病迷了人。

一九八四年，刘志丹的女儿刘力贞已五十六岁，她身材纤细，有着橄榄色的皮肤，高高的颧骨和一张圆圆的小脸，口才很好，讲了她所知道的一切，一九三五年时她仅五岁，但没有忘却那年的九月和十月。她和母亲到关押刘志丹的地方，站在外边，希望能看他一眼，但失望而归。

主持肃反的人不愿人们知道抓起了谁。他们甚至把刘志丹的马也关了起来，以免人们看到它单独拴在马厩里而引起议论。当囚犯被押解过街时，犯人头上都套上一个布罩。有一天，这位五岁的女孩和她的妈妈从一队蒙着布罩的犯人旁边走过，其中一个人咳嗽了几声，她们觉得咳嗽的人就是刘志丹。

刘力贞神态庄严地谈起了半个世纪以前发生的事情。一天，她和母亲一道去看瓦窑堡城门附近挖好的大坑，听人们说，犯人将会被活埋在这里；有的则说把他们枪毙或砍头之后，这个大坑将成为他们的集体墓穴。那次是毛挽救了刘志丹和其他被捕人员的性命。要不是他在关键时刻赶到，并亲自派人到瓦窑堡营救，刘志丹和他的同志们当时就恶运难逃，人头落地了。这是在封闭的阴谋政治圈里歇斯底里大发作的又一例。

周恩来在十一月底到了瓦窑堡，他将被捕人员迎出牢房。战士们早就议论纷纷，为了解救牢房中的同志，必要时全军一道动手。毛不愿责怪（有责任的）军人，他认为，由于他们对某些事情无法理解，使他们成为愚昧无知的受害者。(19)

父亲从监狱里被释放之后，刘力贞只见过他一面。她回忆说：“我觉得陌生，过了好长时间才敢走近他。”

他脚上曾带过镣铐，所以行走很困难。毛安排他负责组织和指挥二十八军。一九三六年三月，他东征去与国民党作战。不久，他在战场上牺牲。年仅三十四岁。

刘志丹的女儿说，她父亲生前没有什么嗜好，只喜欢抽烟。直到今天，她的母亲仝桂荣仍在父亲的遗像前燃着一枝烟。仝桂荣已七十九岁，但精神不减当年。这位娇弱的妇女不无羞怯地告诉我们，她与刘志丹是早在襁褓之中就定了婚的，在她十七岁、刘志丹十八岁时两人完了婚。“我怕你们会取笑我。”说罢，她不好意思地眨眨眼睛。她虽拄着拐杖，但却身强体健。刘志丹牺牲时，她正患伤寒，未能参加葬礼。一九四三年，当刘志丹的遗体被安置在他的诞生地保安（为纪念他，已改名志丹）纪念堂时，她让人打开了棺盖，看到他穿着她缝的衣服时，她感到欣慰。刘志丹牺牲时，除了手枪和战马之外，别的一无所有。她要求将这两件遗物送给需要的人。

她摸着脑袋，以一副挖苦的神态说：“当时，国民党还要出二百块大洋买我的脑袋哩。”她说她年轻时，是个“不问政治的人”，对政治毫不关心，直到一九三四年国民党军队抄了他们的家之后，“我才参加了革命。”有人说：“该是参加的时候了——可你为什么等了这么长时间才来呢？”

仝桂荣和女儿刘力贞为埃德加·斯诺一九三六年在保安给他们照的一张相片感到自豪，照片上的刘力贞戴着一顶小红军帽，帽上的红星是她母亲给缝上去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曾被国民党捣毁过的保安（志丹）纪念堂又被红卫兵砸烂了，刻有革命领导人的题词的纪念石碑被毁了，刘志丹的家再次被赶到了农村。仝桂荣提醒他们说：“这不是新鲜事，只不过是一九三五年的重演。”刘力贞说，这是和过去一样的迫害——只不过这次是来自“左”派。刘力贞是医生，被迫到农村去劳动。她丈夫张光，现任西安一家报纸的编辑，当时也被送到一个生产队。刘志丹的弟媳写了一本关于刘志丹的长篇小说。毛的秘密警察头子康生在毛面前说，这是一份拥护高岗（被指控为叛徒）的政治文件，于是她和丈夫双双被捕，横遭虐待。与刘家关系密切的朋友也受了株连。

刘志丹的女儿瞪着炯炯有神的两眼严肃地说，刘志丹留下的惟一遗产是他的精神。至今，当老战友们见到她母亲时都禁不住流泪。她们怀念她的父亲，珍视他对革命的贡献。(20)

红军来到陕北，并非处处都是危机，有时也有人间趣事。毛泽东越来越爱开洛甫和小刘英的玩笑了。自从刘英与“中央队”一起工作以来，她与洛甫几乎形影不离。这难以逃过毛的眼睛。洛甫是党的总书记，他和毛大部分时间在一起。

刘英和洛甫一起到达瓦窑堡后，就决定结婚。“从渡金沙江以来，我们关系越来越密切，”刘英回忆说，“但到了陕北之后，我们才生活在一起。”

他们本来决定不举行婚礼。“我们太穷了。”刘英说。由于毛对他们的婚事感到非常高兴，并要他们举行一个招待会，这样才举行了一次招待会，但未设盛宴。

从江西直到延安时期，洛甫一直在毛的左右。后来，他们明显地逐渐疏远了，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洛甫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外交部长。刘英和毛的夫人贺子珍关系很好，一九三七年，她们一起去了莫斯科。洛甫任外交部长时，刘英也在外交部。

洛甫和刘英的爱情（洛甫三十五岁，刘英二十七岁）是长征中仅有的几起恋爱之一，双方感情始终如一。(21)

陕北也有悲剧。红军刚刚到达吴起镇，赫赫有名的突击团——一军二师四团的指挥员杨成武和王开湘就患起伤寒，王比杨更严重。仅仅几天之后，杨成武就得悉王已不在人世了。原来王开湘在持续高烧（温度高达摄氏40度）、神志昏迷的情况下，从枕下抓起手枪，将一颗子弹射进自己的脑袋。王有两件心爱的东西，一枝手枪和一块金表。整个长征途中，他每晚都擦手枪，直擦到闪闪发亮才罢手。(22)

几乎与此同时，在长征中一直被抬在担架上的王稼祥病情突然恶化。他发着高烧，昏迷不醒，人们以为他活不成了。杨尚昆一直陪着他。

后来成为军队卫生部门负责人的王彬医生为受伤的王稼祥治疗，王的腹伤严重的时候，腰部曾插入一条引流的橡皮管。人们这时才发现，王稼祥濒于死亡的原因是腐烂的管子造成伤口感染。管子拔掉了，伤口进行了处理，他的烧也退了，生命得救了。(23)

后来，王稼祥很快被送往莫斯科治疗。苏联医生花了半年时间才使他的伤口愈合，并使他基本上康复。他们曾设法使他的体重增到一百三十二磅，但未成功。后来他在苏联接替要回国的康生，担任了中国驻共产国际的代表。

毛虽然找到了家，但斗争并未完结，同敌人的斗争，红军队伍内部那种随意发动、有悖常理的斗争都不会完结。但是，就在这片沟壑遍布，河流干涸，狂风怒号，红沙飞扬的黄土高原上，毛和共产党将深深地扎下根来。他们在陕北安了家，不是只呆一周、一月或一年，而是住许多年。毛在吴起镇只停留了三天，随后即前往瓦窑堡。在那里，住到一九三六年初；然后去保安，在那里直住到一九三七年一月十日。这十年是革命的酝酿时期（这是革命孕育成熟的十年）。

毛尚未完成聚集力量的任务。现在，他只有自己的一方面军残部和争吵不休的二十五军、二十六军和二十七军。但是，他预料队伍将迅速扩大。不久，由贺龙和肖克率领的二方面军，由难驾驭的张国焘率领的四方面军，以及编入四方面军的毛自己的那些部队，还有朱德和刘伯承等指挥员都将前来会合。毛对此深信不疑。

在瓦窑堡的新窑洞里，他诗兴油然而生。他把一张木凳拉到松木桌旁，让警卫员点上煤油灯，这盏灯从红军跨过于都河上的浮桥之日起一直陪伴着他，他从锡制文具盒里取出砚台，研好墨，用驼毫小楷笔蘸了一下墨汁，开始在一张宣纸上写起来，诗句一气呵成：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二万五千里的长征结束了。究竟牺牲了多少人，永远也搞不清楚。长征开始时，有八万六千人，长征结束时只剩下不足六千人，但这并不能说明问题。征途中，红军不断招募新兵，充实力量。那些“损失”的人也并非全都牺牲了，有不少人脱队逃跑了。

计算数字并没有多大意思。这是用热血和勇气谱写的史诗，是胜利和失败的史诗，是沮丧和憧憬的史诗。这种传奇式的牺牲和坚忍不拔的精神是中国革命赖以成功的基础。

中国革命将从这些奋斗牺牲的传奇故事中汲取无尽的力量。

①杨定华：《伟大的远征》第455页。

②1984年5月31日岷县讨论会；1984年5月31日本人实地观察。

③杨定华：前书第453～472页。

④这是陈昌奉在《跟随毛主席长征》一书中所讲的。随着本文记述的继续，读者即可发现对他的说法产生怀疑的地方。

⑤杨定华：前书第498页。

⑥袁耀秀：1984年6月8日吴起镇采访。

⑦袁耀秀：1984年6月8日采访。

⑧袁耀秀：1984年6月8日采访。

⑨保安刘志丹纪念碑志，1984年6月8日。

⑩袁耀秀：1984年6月8日简介。

(11)房成祥教授：1984年6月12日西安采访。

(12)张光，刘志丹之女刘力贞的丈夫：1984年6月12日西安采访。高岗成为中国革命参加者中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1949年初他担任了东北特别区（满洲）的首脑。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他被逮捕，被控阴谋搞“独立王国”。他在狱中自杀了。很久就怀疑他与俄国人建立了特殊关系。他的名字曾被收入莫斯科《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后来该书编者要求订户将其名自行删去，另一个被删去名字的人是斯大林的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

(13)房成祥：1984年6月12日采访。

(14)张光：1984年6月12日采访。1郭洪涛和朱理治分别于1934年和1935年7月从天津地下党北方局来到这里，第三个人叫聂洪钧，到得晚一点。他们声称刘志丹是“富农路线”的追随者，在军事行动上所搜缩减。

(15)程子华：1984年3月30日北京采访。

(16)钱信忠：1984年3月30日北京采访。

(17)程子华：1984年3月30日采访。

(18)房成祥：1984年6月12日采访。

(19)1984年6月8日吴起情况介绍。高岗曾说过在被关押的人中已有一些人被处决。他说，“若非中央停止了这场清洗，其前景将不堪设想。”（郭华伦：《中共史论》第87页～96页中引用，台北）

(20)这些关于刘志丹、二十六军和二十五军错综复杂的故事是依据刘志丹家庭仍健在成员的谈话，这包括他的遗孀仝桂荣、女儿刘力贞和女婿张光。有些细节来自陕西党史专家房成祥教授和西安陕西师范大学的徐昂绍。北京外交部的张援远也提供了一些细节。二十五军的情况是该军军长程子华和随军医生钱信忠提供的。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对这个问题的说法是混乱不清的（第209～214页）。他虽然在保安会见过仝桂荣和刘力贞，但他关于此事的消息看来得自其清洗的煽动者之一。程子华没有介入多少。二十五军到达陕北时，该军已处于徐海东的有效控制下。毛不允许对他们二人搞任何报复行动。

高岗在后来给陕北政治干部的一次报告中谈到，这些煽动清洗的人说刘志丹是“白军军官”、“从来就是胆小鬼”，并说高岗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郭华伦：前书第87～96页中引用，台北出版）。

(21)刘英：1984年6月14日采访。

(22)杨成武：《星火燎原》第257～261页。

(23)杨尚昆：1984年10月26日采访。

第二十八章——生死与共

假如说在红军的队伍里也有一对生死朋友，那么，这对朋友无疑就是二十六岁的六军团司令员、身材修长的肖克和三十六岁的二军团司令员、相貌英俊的贺龙了。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二日，这两位将领在贵州东北部靠近黔、川、湘、鄂交界“四角”处的印江县木黄镇会师。四天之后，他们进入四川，在南腰界举行了庆功宴。

六军团和二军团在这里正式合并组成了后来的第二方面军。也正是在这里，肖克和贺龙开始了他们之间密切而持久的合作。

任弼时政委在向部队宣读红军最高司令部的贺电时，场面热烈感人。在这深山荒野之中，肖克和贺龙根本无从知道，给他们拍贺电的红军司令部已经在长征的路上走了十天了。①

肖克和贺龙的会合，丝毫没有像毛泽东和张国焘的会面一样引起那种病态的猜忌。肖克在五十年之后回忆道：“我们和贺龙会师的时候都特别高兴。我们需要他，他也同样需要我们。”

一九八二年，肖克赋诗纪念那次会师。一九八四年，肖克向一位来访的客人背诵了这首诗，当时他正在研究一张铺在地板上的长征路线图，他从地上爬了起来：

……………………

八千健儿挥戈东向，

沅澧波涌狂飙燎原，

……………………

抚今追昔怀梵净山。

贺龙和肖克曾经在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时见过面。现在，他们要生死与共了。在长征前，他们分别和蹇姓姐妹二人（姐姐蹇先任、妹妹蹇先佛）结婚，而且不久每人都有了一个孩子，贺龙的是个女孩，肖克的是男孩。②

贺龙在南腰界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他们没有真正的根据地。现在，他们必须依靠三样东西：他们的腿，嘴和枪。余秋里那时二十岁，是军校分队的负责人，已有了五年军龄，参军前是个赤贫农民。他解释道，贺龙的意思是说，他们必须继续前进，用宣传来争取群众，用枪杆来阻止敌人。——余秋里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讲话。③

当肖克和贺龙一九三四年秋在四省交界的地方会师时，贺龙只有一小块没有明确界限的根据地，六十英里长，三十英里宽，有十万人口。巴掌大的一块地方，根本不足以养活一支军队。这是贺龙从前常到的地方，头一年的大部分时间贺龙和肖克都是在这个地区活动的。贺龙一八九六年生于靠近“四角”之地的桑植县洪家关村一个贫农家里，排行老三，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大姐贺英练过武，领导着一支游击队，后来被国民党杀害了。④父亲是个裁缝。家里人把希望寄托在贺龙身上，希望他能振兴家业。

贺龙十岁的时候，曾跋涉近三百英里，买了一百匹马，在回家的路上又把这些马卖掉，而居然没有被盗。他念过小学，种过一年地，还开过客店，这一切使他联想到穷人的生活。在一位名叫陈图南的教师——孙中山的追随者的影响下，贺龙也报名参加了孙中山的革命。贺清楚地记得，“我不仅仅是签上了名字，而且还按了手印。”

一九一六年旧历二月十六日，贺龙发起了他的第一次革命行动。他带领一伙农民，手持菜刀，袭击并捣毁了盐税局，缴获了一些枪支，逮住了税务官，并砍了他的脑袋。⑤

贺龙识字不多，但会写自己的名字。他下达命令的时候，总是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战士的左手上。战士回到自己的连队，背诵完命令，就举起左手，出示贺龙的亲笔签名。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开始自学读书写字，他几乎全凭记忆，每学一篇课文，就反复诵读，直到学会了里面所有的字为止。⑥

贺龙曾对他的同事谈到自己的人生哲学：“我相信运气，你不能阻挡它，既不能把运气关在门外，也不能插上门不让它进来。只要有运气，总是会走运的。”⑦

他从来不讲究礼节。长征中，他要么打赤脚，要么穿草鞋，脚上总裂着大口子。一九二五年，北京的军阀封他为警备司令，还给了他一套漂亮的军装——镶着金边，缀着金扣，肩章上镶着用金子和钻石做的军衔，还佩有漂亮的黄色绶带。他穿着这套军装照了像，后来给他的革命同志们看照片，并开玩笑说：“瞧我的鬼军装！”（“文化大革命”中，这被说成是暴露了他的“军阀思想”。）⑧

蒋介石一直试图把贺龙争取过去。他派贺龙的一位旧友试图劝说贺龙回到国民党里来。贺龙把那人臭骂一顿，并枪毙了他。（这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成了他的一条罪状——里通国民党。）与此同时，蒋要把贺龙家的人斩尽杀绝。国民党杀了贺家一百个人，其中包括他的三个姐妹和一个弟弟。⑨

这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结合——贺龙是个老革命，肖克比他年轻十岁，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类型。贺龙豪放爽朗，留着小胡子。他说，开始留胡子的时候只有地主军阀才留胡子。他不相信为什么农民就不能有胡子。海伦·斯诺把贺龙称为洛钦瓦。（英国作家司各脱小说中的主人公、一位农民英雄——译者注）

贺龙喜欢和他的政委关向应下棋。谁输了，就得把胡子剃掉。虽然这种事不常发生，但有时贺龙的胡子确也不见了。⑩

贺龙手拿菜刀、揭竿造反的时候，肖克还是一个八岁的小学生。肖克领导六军团还显得太年轻，但是他办事准确，原则性强，胸有成竹。他说自己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小知识分子”家庭。实际上，他的父亲是个破落乡绅家里的秀才。肖克于一九〇八年八月出生于湖南的五岭地区，他勤奋好学，是个优秀的诗人。他身材细瘦，脸上长满雀斑，小时候一场病使他的头发几乎全掉光了。他于一九二七年进入黄埔军校。他告诉海伦·斯诺，他的一个兄长“因和土匪有来往”而被处决了。

这两个人互相补充——贺龙性格开朗，走在街上总要吸引很多人，他还是个出色的演说家；肖克为人则比较内向，有点好为人师。但是他像所有勤奋而认真的人一样，总要寻根究底地调查事情的每一个细节。他善于计划，行动坚决。贺龙和肖克都认为他们的政委任弼时在政治上非常英明。肖克五十年之后还说，第二方面军之所以成为一支精悍的部队，应归功于任弼时。(11)

“他是个出色的将领，”肖克在谈到他的朋友、十五年前在“文化革命”中蒙冤惨死的贺龙时，声音沉重而满怀激情地说，“他是个伟大的革命战士，是我敬爱的老上级。”

在贺龙和肖克会师的三个星期以前，一位不寻常的观察员——一个外国人——出于偶然的机会也参加了长征，他将（非出于自愿）伴随红军达十八个月之久，后来发表了他的印像记。

肖克解释道：“有一天，我们来到贵州省会东边的旧州，打败了一股地方部队，接着占领了黄平县老城。”在这里，肖克的部下在一所天主教堂里发现了一张三十六英寸见方的大幅中国地图——地图是法文的，而他们谁也不懂法文。肖克说，幸亏教堂里有一位“神父”会讲一点中文。这个人名叫鲁道夫·博萨哈特，瑞士人，是中国内地的一位新教徒传教士。肖克早已把他的名字忘掉了。

博萨哈特被带到肖克的司令部。晚饭后，两人坐在一张方桌前，把地图打开，肖克一一指出各个地点。在一支小蜡烛的微弱光线下，博萨哈特把这些地点的名字读出来，然后两人一起想出中文的译名。他们在地图前工作了一个通宵。这一天对肖克来说是难忘的，当他在军事学院谈及这件事时，脸上还露出一分喜色。

肖克说：“我们现在有了一张贵州地图，真让人高兴！”

博萨哈特和另一个传教士阿诺利斯·海曼跟肖克在一起待了很长时间，一起参加了长征。海曼待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共四百一十三天，博萨哈特到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二日复活节，共五百六十天，与他们一起被俘的还有他们的妻子和海曼的孩子，不过，妇女和孩子们很快就被释放了。博萨哈特的印像记是长征中以局外人身份写的惟一印像记。

对博萨哈特来说，六军团和二军团会师的那天是个欢庆的日子。乐队在他和海曼的囚房外面奏乐，他享受了被俘以来第一个休息日。他和海曼都在洗衣服。他发现自己成了他们说的“中国千百万虱子的美餐”。

他和海曼从一个过路的农民那里买了两磅蜂蜜，大吃了一顿。

博萨哈特开始对长征有了一点了解。他和海曼一前一后排成单行走，他们的前面是一位掌旗兵，扛着一面红旗，旗上有一颗黑色的星，星的中央是白色的锤子和镰刀。掌旗兵用一幅油画的帆布做了一个防水套子。画上是耶稣躺在马槽里，周围站着牧羊人和他们的羊群，伯利恒之星在空中闪烁。博萨哈特追述说：“跟着红旗走，最初觉得很别扭。但是一旦红旗被卷起来，我就感到自慰了，因为我意识到，我前面的星是明亮的晨星。”

有时，俘虏们被绑起来。博萨哈特和海曼被一根绳子拴在一起，或者一个卫兵走在他们中间，手里拿着绳子，像牵狗一样牵着他们走。俘虏们被带来审问，假如他们被当成探子，就要挨一顿打，然后拉出去由手持大刀的十几岁的年轻人处死。(12)清晨，他常看到那些被处死者的尸体躺在路边。每个尸体上都别着一张纸，上面写明死者的罪状。

肖克满怀热情地怀念博萨哈特。他觉得欠了这位传教士一笔人情债，因为博萨哈特曾帮助他识别地图。五十年之后，肖克派人查寻博萨哈特，发现他还健在，住在英格兰，已经八十八岁了。用一九八四年十月《人民日报》头版的一篇文章中的话说，他还清楚地记得他作为“第二个外国人”在长征路上的所见所闻。（第一个外国人是李德。）

博萨哈特头一次见到贺龙是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那天，这位传教士正和一些俘虏一起走着。俘虏中间有一个人称“廖胖子”的年轻富翁。这时，一个被博萨哈特描写为“相貌堂堂、留着黑胡子”的人骑马经过他们身旁，对这个年轻人叫道：“嗨，胖子，你最好赶快多交点赎金，否则我们就要砍掉你的脑袋。”这人就是贺龙。博萨哈特获释不久，被叫去给一九三五年八月出生在桑植的贺龙的女儿编织婴儿服。博萨哈特是自学编织的，并因此而出名。他给红军战士织过毛衣、围巾和手套。贺龙的副官拿来了各色毛线——黑、棕、绿、紫、白，有些上面还带着德国的商标。博萨哈特想，这一定是从哪个传教团搞来的。他得照着两件童装做——一件中式小内衣和一件半西式外套。他画了纸样子，然后就用人们给他的一枝漂亮的不锈钢钩针织起来了。

博萨哈特还没完工，队伍又上路了。他把尚未最后织好的小衣服交给了贺龙。(13)

关于贺龙孩子衣服的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到了延安，他们决定把那时已经一岁的孩子送到西安去。她名叫贺捷生——意思是出生在胜利的时刻。康克清拿出朱德一件破旧柔软的衬衣给捷生做了一些内衣裤。(14)

博萨哈特认为，和他一起行进的俘虏被扣着不放，大都是因为红军要从他们身上索取赎金来资助长征。向传教团索要的赎金是七十万美元。结果，为海曼付了一万块银元，博萨哈特则一文未付。但是，从那些被俘的中国人身上的确榨出了不少所谓“罚金”。有些人被扣了一年多时间，这期间他们的亲属有时交些钱来。根据博萨哈特的印像，这种以索取罚金为目的而俘虏的人有几百甚至几千名。红军逼近时，地主一般都闻风而逃了，但常常留下了一个上了年纪的亲戚或信得过的仆人在家照看财产。红军就把这些人逮起来，直到地主交了一笔适当的罚金才放人。如果不交罚金，人质有时就会被处死。(15)如果人质年纪太大，或病弱跟不上长征的队伍，他们也会被杀掉。

博萨哈特认为，他和海曼之所以被扣留这么长时间，都是由于一九三四年圣诞节一次草率的逃跑行动。有些传教士的命运比他们坏得多。一九三四年九月六日，长老会教徒约翰·斯塔姆和贝蒂·斯塔姆这两位美国人连同他们三个月的女儿一起在安徽被俘。斯塔姆夫妇被处死，孩子被丢在一边，无人照管，二十四小时以后才被人发现。报上把这孩子叫作“奇迹婴儿”。共产党人拒绝为此事承担责任。在博萨哈特被俘的同时，中国内地教会一位名叫福开森的老传教士也被俘，后来，就毫无音讯了。(16)

一九三六年一月，海曼被释放以后，另外一个传教士在贵州东北的石阡被俘了。他叫海因里希·凯尔纳，是圣新会的一位德国教士。

凯尔纳二十八岁，在中国已经两年了。他身体不结实，适应不了长征中缺衣少食的艰苦生活。有时，博萨哈特和凯尔纳有马或骡子骑。但他们大部分时间是步行。他们经常住在地主的谷仓里，睡在粮堆上。他们有时也席地而睡，一般身下垫一块木板。

博萨哈特所在教会的同事们坚持力争使他获释，他们接二连三地派代表进行谈判。但凯尔纳的教会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使他获得自由。(17)最后，他丧失了生命。

二军团正取道乌江附近的猴场由东向西穿过贵州。猴场的一个富裕房产主告诉博萨哈特，一年前，“朱德司令的军队”从那里经过，队伍里有两个穿着讲究的外国人，可能是俄国人。其中之一恐怕就是李德。假如真有第二个外国人，那么，这人到底是谁，始终是个谜。

肖克很高兴向西转移。因为贵州的东部和湖南的西南部太贫穷落后了。鸦片是那里的主要作物。无法在那个地方征兵，除非部队也要抽鸦片的人。那里所有的人都抽鸦片。孩子一旦感冒了，父母就把鸦片烟吹到孩子的鼻子里作为治疗。红军有一条铁的纪律：不准队伍里有一个抽鸦片的人。但是又招不到别的人，于是他们把这些人也招来，然后让他们逐渐减少鸦片吸食量。医务工作者对他们进行宣讲，并且给他们注射硫磺液。一个月以后，大部分人的烟瘾都戒了。(18)

在长征途中丧失左臂的独臂将军余秋里，一九八四年已是一位高级军事官员了，他长得矮胖而壮实，宽宽的脸膛上常带着热情的笑容，说话时声音爽朗，举止粗犷，喜欢挥动他那仅剩的一只胳膊做夸张的手势。他于一九一四年出生在江西省吉安县，家里很穷，只有一亩一分地。八分地种水稻，三分地种芝麻和花生（共合六分之一英亩）。靠这一点土地是养不活他的父母、兄弟和他自己的。十五岁时，他参加了红军。

当六军团从毕节往西南行动的时候，已升任十八团政委的余秋里看见贺龙和司令部人员站在通向赫章路上的一座桥边。贺龙让余带领他的团沿路向前走六英里阻截敌人。

余发现得章坝村附近的一座山上有国民党部队。他派了一个排从侧翼进攻。这个排一去不复返。他又命令发动正面进攻。

他说：“我听到那么多轻机枪的扫射声，大吃一惊。后来我意识到，这种被我当成轻机枪的武器其实是驳壳枪——一种二十响连发手枪。我们从来没见过那种东西，真是艺术品，尖端技术。我们缴获了八枝这种枪。”

在余秋里的红军生涯中，他从来没下过不成功则成仁一类的死命令。“但是，那天我下了这样的命令。”他说。敌人几乎摧毁了他的指挥所。他甚至把炊事员都动员起来参加战斗了。十点钟，一粒驳壳枪子弹穿进了他的左臂，打断了的左臂垂在身边，露出了骨头和筋腱。

他一直坚持到晚上。他用一条毛巾缠住伤口，用力捂着以减轻疼痛，他还把淌着汗水的伤臂浸泡在冷水里。一个医生把他的胳膊紧紧地包扎起来，战士们抬着他继续转移。

余秋里说：“我是个九死一生的人。”过金沙江的时候，他的胳膊还包扎着。他乘的筏子突然翻了，把他掀到水里。不久前缴获滇敌的一条羽绒被子使他浮在水面上，救了他一条命。

和四方面军会合后，他才拆掉了绷带，只见伤口已爬满了白蛆。医生们用抗菌素清洗伤口，换上新绷带。他又被抬着过了草地。九月末，在甘肃的徽县，医生为他做了截肢手术，用一把日本剃刀割掉腐肉，用兵工厂的锯子锯断了骨头。医生给他注射了一针缴获来的麻药，也没人知道该用多大剂量，他又一次险些丧命。(19)

队伍正翻越乌蒙山。毛在一九三五年十月长征结束时写的一首诗里描写过乌蒙山：“乌蒙磅礴走泥丸”。(20)肖克记得，他们在乌蒙山里走了大约两个星期，三月二十三日出山。在宣威附近的虎头山打了一场恶仗，击败了云南司令孙渡。军阀龙云刚刚被任命为贵州和云南两省的总司令，想让他手下的指挥官露一手，但结果还是打不过红军。

红军下山到了盘县，打算在那里建立一个苏区。但是大约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他们收到四方面军的一封电报，指示他们北上。他们得选择好出发的时间，赶在三月、四月或五月长江上游春汛到来之前。

在毕节和盘县停留期间，贺龙和肖克扩充了队伍，他们此刻约有一万八千人了。孙渡司令带着他的二万四千人的部队一直尾随贺龙和肖克，一般总是和他们拉开一、两天的距离。（孙渡后来说，他以为红军有四万人。）(21)

贺龙和肖克没有与孙渡或他的上司龙云达成什么“让道放行”之类的协议，但希望他们多少能采取中立态度。

贺龙在毕节碰到了一位很有名望的长者，他叫周素园，当过贵州省的省长，曾经是清朝的举人。贺龙问他为什么没有逃跑。“我为什么要逃跑呢？”这位学者一边回答，一边指着他书架上马克思、列宁和其他共产主义者的书说，“你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也是。”贺龙请他给军阀龙云和孙渡司令写信，他照办了。他在信里告诉他们，红军不是那么容易打败的，但红军并不是来同他们打仗的。他提醒他们，蒋介石希望得到云南，而且有前车之鉴，贵州的王家烈已被搞掉了。

信里提到经典著作《春秋》里面的一个故事“假途灭虢”。讲的是一个大国国君向一个小国国君“借”路去攻打一个强大的敌人，在回来的路上又把这个小国吞并了。这学者还提到侍幼明鉴——历史中的二十例教训。湖南军阀何键也暗地里警告龙云，要他当心蒋介石可能耍的花招。(22)

何键的警告有特殊的意义。他是个铁杆反共分子，但当蒋介石唾手取得贵州后，他警惕起来了。他通过他的女婿李觉捎信，提醒他的云南同事不要为蒋介石提供可乘之机。他强调说，各省的队伍应相互照应，不用替蒋的中央军操心。

龙云接受了这个意见。他告诉李觉：“我们大概不会赶上红军。”这样，龙云和湖南方面的湘军就没有去和国民党中央军配合。国民党中央军既难以获得给养，又必须沿着金沙江边崎岖山路行军；龙云怕他们对云南地方军发动攻击，因此不允许他们靠近昆明。

龙云说：“还是让国民党中央军自己去追赶红军吧。”他对他们说：“如果你们需要给养，跟蒋介石要。”龙云怕他们对云南发动攻击，因此千方百计不让他们靠近昆明，并让他的部队在昆明建造防空工事。要知道，红军是没有飞机的；国民党有。(23)

龙云尽管做了这些策划，却并没有使贺龙和肖克畅行无阻地到达金沙江——但是有所帮助。

当肖克和贺龙准备离开盘县前去和四方面军会合时，龙云以为红军处境不妙。在红军进入云南，准备通过昆明以北约五十英里的一座吊桥过普渡河时，龙云趁机派了一支大部队前去阻截。

龙云估计错了。共产党先头部队已于四月六日拿下了吊桥，七日清晨击溃了守桥的工兵特别旅。

肖克和贺龙发现龙云调动的大批部队之后，就在四月七日晚召开紧急会议，改变了计划。他们决定对昆明发动佯攻，希望这样能迫使龙云撤回他的部队。

龙云果然中计，他匆忙把部队撤回了他的首府，红军在昆明附近虚晃一枪，从富民附近过了普渡河。云南的情况就是如此。没有再发生别的战斗。(24)

传教士博萨哈特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他只知道他们越过了云南边界，翻过了乌蒙山，踏上了一条条艰难曲折的小路。这些路对他已经很难了，对体力迅速衰退的凯尔纳神父来说就更艰难了。

在他们开始走上平原的时候，博萨哈特听说他要被释放了。后来，肖克终于告诉他，红军靠近昆明时就放他，但凯尔纳还得继续跟他们走。

四月十一日星期六下午，肖克宴请博萨哈特，进行了轻松的谈话。肖克将军表示很奇怪，像博萨哈特这种在外国受过教育的人居然还相信上帝。肖克说：“你肯定知道我们人类都是从猴子变来的。”

博萨哈特对肖克说，进化只不过是一种理论。在他看来，“相信我们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比相信上帝需要有更坚强的信念”。

现任政治局委员、当时的六军团政委王震对博萨哈特说：“你给报纸写文章时要记住，我们是朋友。你看到我们待穷人多好，我们是按原则办事的，我们并不是报道中诽谤我们的所谓土匪。”

肖克说，他不反对博萨哈特作为一个游客再回到中国来，“甚至允许你办一所学校，条件是你不能用对上帝的信仰来麻醉学生和老百姓。”

吃饭时，凯尔纳神父也在座。饭后，博萨哈特警告一个他称作“吴法官”的负责管理俘虏的人说，如果神父得不到比较好的照料，是会死的。他要求给凯尔纳配备一个勤务员，保证凯尔纳有水喝，能洗澡，有烤火的燃料和铺床的稻草。吴法官答应改善一些。他们还要让凯尔纳喝到一些咖啡和可可。

第二天清晨，红军早已上路，博萨哈特走进了富民县城。这天是复活节。他的苦难结束了。

很多年之后，博萨哈特听说，他获释后十天，神父就死了。共产党人没收了一个非常有钱的地主的一口制作考究的棺材，雇脚夫把这口很沉的棺材抬到山坡上，把神父葬在那里。红军继续前进。谁知棺材太沉，脚夫们拿了工钱，等红军一走，就把棺材放在山坡上。不久，棺材被路过的土匪撬开，他们指望在里面找到随葬的绫罗绸缎。但看到的却是神父骨瘦如柴的尸体，身上穿着用最廉价的黑布做的法衣。他们觉得不值得为这浪费时间，扔下盖子，走了。那天夜里，狼来了……(25)

六军团和二军团甩掉敌人后，从富民直奔金沙江。这是一场速度的竞赛。他们走的是通往大理和美丽而著名的洱海的大路，然后去鹤庆和丽江，这是金沙江的两个渡口，位于一方面军过江渡口皎平渡的西北一百五十英里。他们离西藏很近了。这里的山要高得多，但是河两岸的路却很好走，山也比较低，不超过一万英尺。金沙江在这海拔约六千英尺的地方奔流着。近两万英尺高的玉龙山峰，山顶积雪，冰川秀丽，十分壮观。(26)

二方面军一路驰骋，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偶而有几架国民党的双翼飞机懒洋洋地在他们上空盘旋侦察。

他们到达丽江时，那里举行了一番庆祝。当红军穿过这个汉族和纳西族混居的镇子时，受到了群众的夹道欢迎。人们像欢迎凯旋归来的英雄一样欢迎贺龙和肖克。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和在毕节一样，丽江也有一位出名的清朝学者，名叫和松樵。他不是翰林，而是进士。他曾经是孙中山的部下。他和丽江县长王凤瑞商量之后，决定欢迎共产党人通过县境。王自己跑到山里去了，等贺龙和肖克走后才回来，他没有遭受任何损失。他是军阀龙云的门徒，但在共产党人的统治下继续做事，而且升任了高职。一九八四年时，他还在世，是年已八十四岁的老翁了。(27)

四月二十五日，先头部队选择了渡江地点。沿金沙江四十英里的一段距离内有五个主要渡口，大部分部队是从石鼓过的江，这里江面平静，有平展舒坦的沙滩。贺龙的部队四月二十六日开始过江。肖克的部队走了四十英里，于四月二十六日到达石鼓，第二天开始过江。他们有很多船，到二十八日黄昏，一万八千人马全部过了江。虽然没有一人被敌人打死，但由于马匹受惊，一条船翻了，淹死了十七人。一个司号员担任警戒，每次国民党飞机飞临渡口上空，他就吹号报警。

他们准确无误地向北挺进，在彝人区里没有发生什么问题，在藏族区里却遇到了一些麻烦。肖克说：“我们用银元买粮食、食物和其他东西。我们有了伤病员，少数民族人民就给我们牲口帮忙。”

七月二日，贺龙和他的部队到达四方面军设在甘孜的司令部。在此之前，肖克带领部队已到了。肖克回忆说：“他们非常友好。我们刚刚翻过雪山，每个人就领到一件暖和的毛衣。大家的精神都很不错。”(28)

①肖克：1984年3月9日北京采访。1984年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余秋里，在1934年则是六军团的政工人员。据他回忆，他大概在1934年12月从国民党报纸上第一次听到长征的消息（余秋里：1984年10月31日北京采访）。

②肖克：1984年3月9日采访。

③余秋里：1984年10月31日采访。

④海伦·斯诺：《延安笔记》第47页。

⑤贺龙的遗孀，薛明：1984年6月16日北京采访；丽江军分区王庆和：1984年5月1日采访。

⑥史洛明：《回忆贺龙》，上海，1979年。

⑦刘冠群：《我所知道的贺龙将军》，北京，1983年。

⑧薛明：1984年6月16日采访。

⑨史洛明、王庆和：1984年5月1日采访；1984年7月1日《中国日报》报道，1984年武汉一个叫严争颜的语文教师，因诬陷贺龙被判七年徒刑。严争颜的父亲就是1933年12月那个派熊贡卿去游说贺龙加入国民党的国民党官员。“文化大革命”中，严争颜写信说，贺龙是因封官太小而拒绝的，后又为灭口处决了熊贡卿。毛的妻子江青和“文革”小组头子陈伯达则利用了该信和严的证词，炮制了诬陷贺龙的案子。

⑩长征老战士，吴松：1984年6月4日兰州采访。

(11)肖克：1984年3月9日采访。

(12)R. A. 博萨哈特：《主刻制之手：在中国被俘的日子里》第24～25页，伦敦，1935年。

(13)这个孩子的母亲是蹇先任，她与贺龙结婚时才十九岁，后来两人在延安离婚了。肖克的妻子是蹇先佛（长征老战士，张仁士：1984年6月4日兰州采访；罗斯·特里尔：《白骨精》第151页）。

(14)史洛明：前书；斯诺：《延安笔记》第47页。

(15)博萨哈特：1985年1月24日通信。肖克活捉的最重要的俘虏之一是张振汉将军，他是国民党第41师师长，于1935年夏初被俘。他受到极好待遇，博萨哈特与他混得很熟。张在红军大学担任作战战略教官（肖克：《回忆录》第二章第6～7页）。1937年5月10日他被释放回国民党去。（韦尔斯[斯诺]：《红色尘土》第139页。）

(16)博萨哈特：1985年1月24日信；1937年博古对海伦·斯诺说，在斯塔姆被害地区没有正规红军，只有“赤卫队”（斯诺：《延安笔记》第116页）。

(17)博萨哈特：前书第179页～182页。

(18)肖克：前书第二章。

(19)余秋里：1984年10月31日采访。

(20)《毛泽东诗词》第19页。

(21)有关军事行动的情况以及发给贺龙、肖克电报一事均由丽江军分区副政委王庆和提供（1984年5月1日采访，第4页）。兰州西北师院的范圣予教授说（1984年6月3日，兰州采访），二方面军曾发出一份寻找党中央的明码电报，这份电报一方面军和中央均未收到，而被四方面军收抄下来。因此，要二方面前来会合的电报是张国焘和朱德发出的。有的说法认为这道命令只有朱一人签署。奇怪的是，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只字未提这份电报令，也没解释二方面军何以前来与四方面军会合的。

(22)王庆和：1984年5月1日采访。

(23)王庆和说有关文件都保存在档案里。一些地方将领倒向共产党一边，在1949年留在了大陆。军阀龙云的地方军队司令卢汉参加了解放军，后成为云南省长。孙渡留在大陆。湖南军阀何键的女婿李觉也留下来了。留下来的还有张忠，他是军阀龙云的主要指挥官之一，后来成了云南第一副主席。被龙云和他手下的人赶走的国民党指挥官是樊嵩甫和郭汝栋两人。

龙云尽管小心防范，最终还是中了蒋介石的计。1945年蒋令龙云派出两个师去印支接受日本投降，并用计把另一个师调出了云南。龙云跑到香港，后回国担任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国防委员会委员。军阀何键解放前就死了。（王庆和：1984年5月1日采访。）

(24)王庆和：1984年5月1日采访。

(25)博萨哈特：1985年1月24日私人通信。

(26)王庆和：1984年5月1日采访。

(27)王庆和：1984年5月1日采访。

(28)肖克：1984年3月9日采访。

第二十九章——浪子回头

自命不凡的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同毛分裂之后，自感反而万事诸多不顺。（当然，张声称是毛搞的分裂。）

张的第一个行动是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从毛的手中夺过来。他分别在阿坝和卓克基的喇嘛庙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毛集会。他宣布成立民族独立特别政府。他宣布党的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为非法。一九三五年十月五日，他宣布成立了新的临时中央委员会，自命为总书记。这一声明是在离马尔康约二十五英里的卓木碉发表的。

后来，他下令举行党的代表大会，以批准他的这一系列行动。而在大会举行之前，新的中央委员会及其总书记将负责实施领导。①

张并没有公布他的新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名单。他未同他亲自选定的委员们商量，为的是不想使他们感到难堪。同时，这样也就不会遭到公开拒绝而使他自己陷入窘境。这份名单迄今从未公布，仍然收藏在他那些得势的对手的文献档案中。看过这份名单的人说，没有被张任命为中央委员的人中，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和博古。但他保留了大部分军界要人，包括朱德、彭德怀和林彪，还有各军团的最高指挥员。他还任命王明为中央委员，王是位有争议的亲苏派政治局委员，长期以来一直住在莫斯科。当然，张把自己所有主要的军政同事都塞进了他的中央委员会。②

在被任命为张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中，有一位知道名单的人。这个人就是朱德。朱德是张的随行人员中一个受控制的将军，名义上他是所有部队的总司令，但很快就被搞得有职无权了。

张国焘究竟是否图谋除掉朱，简单地说，是否试图把朱杀掉，对此事五十年来一直是众说纷纭。

北京保守的党史专家们对此持否定态度。他们怀疑根本没有发生过如此耸人听闻的事情。他们声称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这同张用军事威胁毛的问题一样。一位党史专家说：“关于这一事件，我们惟一的证据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说法。”

史沫特莱是一位激进的美国人，她的朋友们说她是迷恋上了那位虎背熊腰的将军。一九三七年她在延安住了很长时间，为她后来撰写的朱德传记收集材料。有时她整天都跟朱德待在延安的窑洞里。她教他跳舞——她有一台手提式留声机，还有《为卡罗来纳而呐喊》、《节日》、《西波涅》等唱片。朱德的舞步十分轻盈。她陪着他一起下地干活，还陪他上前线。③她称不上是一位毫无偏见的证人。她在她撰写的《伟大的道路》一书中说，朱德“从未跟我谈起过他在西康实际上已沦为张国焘囚犯的那一年的事情”。这也许只是一种外交遁词。她在书中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到了朱德和张的矛盾。而关于朱德跟张在一起的这一年，她却大量引用了一位未披露姓名的“红军政工干部”的话。这位干部是否就是朱德本人呢？

这个人告诉她，张命令朱德反对毛，并同他断绝一切关系，但遭到朱的拒绝。接着，张命令朱德反对党的北上决定，又遭到朱德的拒绝。

此人还告诉史沫特莱，“张国焘说他给朱德时间再考虑考虑，如果仍然不服从这两项命令，就把他枪毙。”此人援引朱德的答话说：“你要枪毙就枪毙，这我无法阻止你。但我绝不接受你的命令。”④

康克清是一位刚毅的女性，思想坚定，身体健壮，她穿着中国妇女运动传统的素色衬衫和男式深褐色条纹衣裤。一眼就能看出她在中国革命史上发挥了领导作用。她作为朱德的战友和同志，并肩进行了长征（她说，“我从来不叫他丈夫，总叫他同志”）。⑤

几十年时间过去了，但康克清对张国焘的憎恶情绪依然不减当年。一九八四年秋，她已七十三岁，她仍然坚信张当时对朱德“不断施加压力”，试图把他拉到自己一边来。“接着，张就对朱德耍了一个小花招，”她说，“张让人宰了朱德的坐骑，撤了他的警卫。他还把我们隔离开来，使我们无法见面。”

朱德曾跟她谈过此事。他说：“张的这些伎俩为的是杀人不用刀。”

宰马和撤警卫，都是在部队准备离开阿坝时发生的。朱德没有马可骑了，他准备徒步行军，但战士们又给他找来了一匹马。想到一个总司令竟像普通士兵一样徒步行军，他们都感到内疚。康克清当时的任务是收容掉队的战士。她本来分到了一匹骡子可以帮她的忙，但现在这匹骡子也被留了下来，康克清认为这是故意的。还有一次，一些伤员试图夺走她的骡子。

张蓄意要杀害朱德吗？

“我说这是些小花招，”康克清抿着嘴唇，脸色严肃，厉声重复道，“把总司令骑的马和他的警卫部队撤掉是重大行动。”

还有好多次，总司令由于没有马，不得不步行。他也不能在总部的小灶吃饭。他必须自己筹措伙食。这在当时并非易事。

党史专家们也许会争论不休，但是康克清心里非常清楚张国焘的图谋。也许张并不打算采取直接行动，但是他故意使朱德身陷危境。⑥

张国焘及其手下的人要“打到成都吃大米”。这是在卓克基反毛会议后提出的口号。这个口号深得战士们的喜欢。胡中贵是张的第九军里一名普通战士。他十三岁时就参加了红军，是一名红小鬼。一九八四年他六十三岁，他记得在村里的墙上就刷过这样的标语，还有“起来保卫家乡”，“北上抗日”。他还记得有一首歌就叫《为成都而战》。他非常喜欢这首歌。谁都不喜欢藏族地区和藏族食品，也不喜欢草原和雪山。⑦

现年六十八岁的叶英礼，说起话来柔声细气。他曾是四方面军总部的电话员，由于工作的方便，把张国焘和他的指挥员们的行动都看在眼里。当时，四方面军同一方面军各军团、同毛以及中央委员会联系都用无线电。在四方面军内部则用电话联络。张喜欢亲自打电话。如果电话打不通，他马上就暴跳如雷。（许多高级官员脾气都相当急躁。事过之后，他们又很友善。）叶英礼认为，张和朱德虽吃住、行军都在一起，但是朱德没有实权。⑧

许多战士都不知道上层的这种摩擦。但是关于朱德的事有不少谣传，有的说他的马被宰了，他的警卫被撤掉了；有的说他和刘伯承受到压制；有一位战士还听说朱德被迫挑了三天水。⑨

杨尚昆将军记得朱德曾告诉他“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朱德说他在张国焘那里同原一方面军的人直至连一级的下级官兵都见过面，并同他们谈过话。这使张国焘感到惴惴不安。

杨将军认为，毛泽东和中央委员会从未考虑过要拯救朱德和刘伯承。杨将军曾向毛建议用四方面军的一名高级指挥员交换刘伯承。毛不同意并斥责了他。“如果你提出用某人来换，”毛说，“他（张）也许就会杀死刘伯承。在目前情况下，倒是安全的，他能够活下去。”

毛同留在四方面军的原一方面军指挥员之间没有私人通信。⑩

张国焘向成都的进军，开始挺顺利。加上一方面军的一些部队，他有八万人。十月的一天，他们离开卓克基，向南跋涉。当时，虽然天气晴朗，但已秋风萧萧，颇有几分寒意。许多部队都还穿着夏装，粮食不充足。但所幸敌情并不严重，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他们顺利地攻克了丹巴、懋功和达维，击溃了国民党部队三千来人，还抓了不少俘虏。(11)

国民党方面真的担心成都受到攻击，便忙着集结部队。他们调来了二十四军、二十军和二十八军。让国民党的一个“模范师”守卫着通往成都的山口天全。

张于十月十日从丹巴出发前往天全、泸定和著名的泸定桥。毛北上时走的基本上也是这条路，不过，张现在是背道而行。

张的中路纵队包括三十军、三十一军和九军的二十五师，统归王树声指挥，李先念任政委。十月二十四日，中路纵队越大雪山夹金山，攻打宝兴。右路纵队渡过大渡河，奇袭天全，击溃了国民党的“模范师”。张率领大军向东北方向挺进，到达芦山，日益逼近成都。这时，他们已毙俘国民党部队约一万人。(12)

四方面军节节胜利，张国焘踌躇满志。现在大军已到达成都西南约六十英里的地方，正沿着一条大路迤逦前进。

蒋介石心中七上八下，急忙调集了八十个团约二十万人马来保卫成都。他把部队部署在挺进中的四方面军的北、东、南三面，略成半圆形摆开，等待着张的到来。十一月十六日，四方面军攻占百丈。三天后，国民党集结了大约十个旅的兵力，在百丈东面三英里处发起反攻。他们在飞机和重型火炮的掩护下，对红军进行波浪式的进攻，如潮水一般成团成团地蜂拥而上。

百丈座落在开阔的平地上，周围是低矮的山丘，没有天然屏障。今日的旅行者可以看到附近平地边上有一座大山，当时可能是被国民党占领着。红军被击退，向南撤到岷山，向北撤到九峰山。七天内，张国焘损失了至少一万人。

张国焘下令要四军军长许世友去同蒋介石最能干的将军薛岳“决一死战”。

“敌人一下子就把我的一个团全消灭了，这是前所未有的事。”许世友回忆道，“这使我非常震惊。”他的三十四团被消灭了三分之二。团长和政委都牺牲了。(13)

五十年后，李先念对于百丈一战仍然是怨愤满腹：“我是那次战斗的一名指挥员。我们没有打赢。我们输了，不得不撤退。张的南下计划根本行不通。我们只得往北走。当地人都是藏民，语言不通，很不方便。而我们到了那里，必须吃饭，于是，我们拉走了他们的牛羊。这样，我们和藏民的关系怎么能搞好呢？”(14)

张不得不把他的部队一直撤回到西康的甘孜。这是荒凉的藏民地区，远离任何有关的战场，可以不受蒋介石的威胁。可是，到一九三六年二月，他部队的作战力量却已减至四万人。这是一个低潮。他回忆道：“对藏民来说，红军只不过是一伙前来抢他们粮食的恶人。”甘孜有位活佛曾对他说：“红军贫困潦倒。他们搜寻粮食和其他物品，比刘文辉（国民党四川军阀指挥官）还凶。”(15)

这期间，他们没有打仗，因为当时严重的问题是生存。

就在这时，出乎意料地冒出一个来自莫斯科的人。他叫林育英，是林彪司令员的堂兄。从一九三二、三三年以来，担任中国驻共产国际劳工分支工会联盟的代表，与王明一起工作。自从陈云于一九三五年八月抵达莫斯科以来，共产国际加紧恢复同中国的联系。这个工作并不容易。他们曾经从外蒙古派出一个代表团，装扮成商队，携带了无线电设备，试图穿过沙漠进入中国，但在戈壁沙漠以南，被马家骑兵或者流窜的土匪歼灭了。

林育英这次先是乘飞机去外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后来他也许是在边境跳伞进入陕北的。他装扮成一个小商人，他没有携带电台、文件、密电码和证件，没有任何可能泄露他身份的东西。事先，他已把指示统统背诵下来，特别是共产国际八月一日关于统一战线的声明内容（人们以为声明出自中国共产党），毛对这份声明却一无所知。

林于十一月底或十二月初到达陕北。一天，他在保安附近的一条小路上赶路，走到一个小村时撞见了洛甫，接上了关系。等毛和周从前线回来后，林向他们作了汇报。(16)

要谈的事很多。长期以来，长征和红军的生存占去了毛的全部精力，且与外界隔绝，对莫斯科感到焦虑的事件——希特勒的崛起，德意日三国联盟，法西斯的危险，以及斯大林认为这一系列矛头针对苏联乃至全球性的攻势等等，毛所知甚少。

斯大林担心希特勒在欧洲、日本在东方这两个战场上发动一场战争，中国的地位因此而突然显得重要了。斯大林想同蒋介石组成统一战线，以阻止日本的进攻。首先共产党内部必须组成联合战线，毛张之间的争吵，显然已为当今的形势所不容。

林育英的工作，第一步是同张国焘建立联系。密码电报经常来往于毛张之间，尽管电报的内容很冷淡。十二月底或一九三六年一月初（根据张的回忆），毛打电报通知他“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张浩（这是林育英在党内的代名）已经到达。(17)用张国焘自己的话来说，他对此感到“欣喜若狂”。毛转达了林的口信，告诉张，共产国际已通过了关于建立新的统一战线的决议。林还说他希望来西康，但“由于交通不便”，不知是否能够成行。(18)

林是张的老朋友、老同事，深得张的信任。早在一九二二年，他们就一起参加工会活动，林是在那时加入共产党的。他的同族弟弟林育南也曾与张共过事。一九二五年前，林育英在莫斯科学习，曾在上海、汉口和哈尔滨担任要职。

林做了不少工作，设法使张、毛和解。他还有其他任务。他告诉毛，莫斯科同意红军在必要的时候可去蒙古，必须保存有生力量。对张也是一样，他可以去同苏联毗邻的新疆。

林育英还带来了共产国际的一个建议，他告诉毛，中国共产党应建立国际联系。他们不应只是一支在中国偏僻内地作战的与世隔绝的小部队。这一具体指示也许为埃德加·斯诺于一九三六年夏去陕北铺平了道路。在这之前斯诺已经申请进入“红区”并争取了一段时间。林育英抵达后，斯诺的请求不久就获得批准。这时，刘少奇正好在天津重建了党的地下北方局。他为斯诺进入“红区”给予了帮助。(19)

林的无线电外交说服了张国焘。张悄悄地放弃了他的“临时中央委员会”，以此来换取召开党代会解决所有组织问题的许诺，林还作了担保。毛同意承认张担任中央委员会“东南局”负责人。其实应该是“西北局”，但是在翻译密码时出了差错。(20)

肖克和贺龙到达甘孜时，林的协调工作已经完成。朱德又恢复了总司令的职务，二、六军团的到来又加强了他的自信心。刘伯承也重新担任总参谋长。张愿北上同毛再次会合。这使肖克感到，恶劣气氛大部分已经消除了。(21)

这里面还另有个蹊跷：张已经争取到莫斯科的同意，进行他渴望已久的西征——如果张的话是可信的话，斯大林曾答应在新疆省设置一条供应线。张后来辩称，斯大林赞成西征，是为了使共产党远离蒋介石，避免发生冲突。(22)

乌云消散，久经沙场的老将朱德发布命令，四方面军第三次爬雪山过草地，前往陕北与毛泽东会师。许世友把雪山草地称之为“死地”。为了让二方面军得到一段时间的休整，部队一直到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四日才开拔。(23)

八月，部队已到达兰州以南地区，正向宁夏和黄河挺进，这时又发生一场争论。张要过黄河北进宁夏，然后或北上到蒙古边境，或西进到新疆，以便建立同苏联的联系，但政委陈昌浩想在甘肃南部建立根据地，实际上，这将成为毛的陕北根据地的延伸。(24)

这是张和陈昌浩第一次发生重大争执。最后，陈服从了张的决定，这一决定事实上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作为林育英达成的一揽子交易的一部分，莫斯科无疑是赞同这次北渡黄河的行动的。

有人让李先念看了一封毛和王稼祥（应为洛甫——译注）拍来的电报，具体指示李的三十军渡过黄河。李先念回忆说，这封电报他看了二十遍，以确保“深刻领会电报的精神”。李先念确信：“这跟张过去分裂红军的企图不一样。渡河符合中央委员会的具体指示。”(25)

张试图说服其他部队跟他一起走——包括二方面军和一方面军。一天下午，在干涸的湖边的一座小草房里，美国医生马海德在张的身边，他亲眼看到房里有不少摊开的地图，张正企图说服贺龙率二方面军渡过黄河。贺龙拒绝了，他对张说：“去你妈的。”(26)

这一命令使红军遭到了空前惨重的灾难——张的四方面军的覆灭。渡黄河取得了成功，他们是在离靖远不远的虎豹口渡河的，李先念把它称之为“老虎渡”，只伤亡了一百人，但后来发生的事情导致了悲剧。(27)

张的三万五千人中两万人刚渡过黄河时，国民党的一个精锐师冲了过来，占领了渡口，把张的部队分成两半。第九军和第三十军、第五军（毛的老铁甲军）以及徐向前总指挥和陈昌浩政委（他是这次行动的实际指挥）的司令部分队已经渡河到了西岸。张国焘、朱德、第四军和第三十一军、军官学校和参谋部被阻隔在东岸，他们未能渡过黄河。(28)

渡河西征的部队主要是被马家骑兵歼灭的。马家骑兵凶猛剽悍，能骑善战，他们头上缠着白头巾，配有快射卡宾枪、马刀和皮鞭，他们骑马飞奔，如风驰电掣一般。他们骑着短腿马在两小时内就能跑完红军徒步行军整整一天的路程。马家骑兵身材高大，浓须大眼，脸形酷似高加索人。据埃德加·斯诺说，他们一天要洗五次澡。(29)

马家军阀拦阻了共产党西路军北进道路。西路军经张国焘同意后，掉头西进。多年之后，李先念说，如果他们当时立刻西进，他们能够不费气力地拿下甘肃西部和新疆，但现在已经晚了，马家骑兵已经开了杀戒。妇女团也被全部消灭，两千名女兵惨遭杀害、酷刑、强奸，或被当作奴隶卖掉。(30)

这支惨遭厄运的部队，也就是张国焘称之为“西翼”的部队，仍然在挣扎，他们不时受到穆斯林骑兵的骚扰。电话员叶英礼当时在五军第三十九师。他们在黑河以南、祁连山以北的临泽被围，但是他们终于突破了包围圈，同三十军和九军的残部会合了。(31)

他们凭着仅存的一架无线电收发报机，同陕西的中央委员会保持着联系。陕西让他们设法一路打回来。实际上这根本不可能。他们继续西进。马家骑兵把包围圈越缩越小。九军最后一部分部队被消灭，政委阵亡，军长孙玉清被绑在炮口上炸得粉身碎骨，李的副手熊厚发也遭杀害。(32)

幸存的人情绪低落。部队建制给打烂了，没有粮食，指挥员也阵亡了。“只有精神力量才使我们挺了过来，”李先念说，“如果我们不战斗，我们的脑袋就会搬家。”

他们举行了一次会议。陈昌浩拿出中央委员会命令他返回陕西的电报。徐向前将军也是在这时候离开的。因此，决定由李卓然领导，由李先念担任军事指挥。(33)

他们转进山区。马家骑兵发动又一次冲锋。他们在群山顶上人迹罕至的孤零零的康隆寺又举行了一次会议。在摆脱敌人以后，他们决定把部队分成小队，分散穿过敌人的包围圈。有一位指挥员程世才自杀了。（原文如此。程世才，现仍健在。——译注）电话员叶英礼同一支小部队留下来掩护李先念和残部。他们化整为零，四五人一群，设法争取返回陕北。叶英礼和许多人都装扮成乞丐，一直走到甘肃的武威，被武威的国民党部队围捕，强迫去修路当劳工。“他们大概知道我们是红军战士，”叶英礼说，“但是他们就是想要这样让我们做工累死拉倒。”(34)

李先念率领一队人马越过高高的祁连山，进入青海的柴达木盆地。他们没有地图，用指北针和星座来判断自己的位置。他们估计已经到达长城尽端的酒泉，接近古代丝绸之路附近的安西。这条丝绸之路穿过佛教圣地敦煌，向西到达哈密、曲甲、喀什、撒马尔罕，一直通往波斯。

李先念于一九八四年回顾时，他摇着头说，当时他向安西发动了攻击，结果是又一次惨败，死伤数百人。此后，他只剩下大约一千名男女战士了。他们被赶进戈壁沙漠，那里没有道路，没有地名，没有粮食，没有水，没有希望。（他们历尽艰险，于一九三七年四月下旬，先后到达新疆东部的星星峡——译注）。

一天，西边天空出现了一架飞机，盘旋后就降落了。一个穿着褐色皮飞行服的人从飞机里跳了出来。他就是前往莫斯科通报遵义会议情况以来一直未曾听人提起的党的特命代表陈云。他被派往新疆执行救援西路军的任务。飞机把李先念等人接到迪化。他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乘卡车进入延安。除他的部队外，他是最后一个回到“家”里的人。一九三八年春天，四五百名战士也到达延安。由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发生的扣留蒋介石的西安事变，促使国共合作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他们才死里逃生。

张国焘的四方面军和第一方面军的部队最后终于在兰州以东八十英里稍偏南的老集镇会宁会合了。当时，有一位美国人在场目睹了这一情景。(35)

他就是乔治·哈特姆。他生于纽约布法罗，肄业于北卡罗莱纳大学和贝鲁特的美洲大学。他在瑞士日内瓦大学获医学学位。他二十六岁，褐色的眼睛炯炯发光。当时的情景他几乎都看在眼里。

一方面军的十五军团的部队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二日从西门和北门攻入了会宁城。攻城部队有八百人，而守城部队只有当地的四百名士兵。国民党于十月五日试图把城夺回来，但被击退了。一方面军更多的部队在老将陈赓的统率下进入会宁。

会宁是座典雅的老城，四周筑有城墙，东南西北各有一座漂亮的城门，人口约二千。一九八三至八四年间，这里仅剩下的西门城楼被修葺一新，十分壮观。

会师那天，城里旌旗招展，标语遍布，当四方面军在徐向前将军的指挥下进城时，群情激动，口号声、欢呼声震耳欲聋，呈现出一片欢乐景像。这是一个金风送爽的秋日，阳光明媚，暖和宜人，早晨无霜，夜间稍有凉意。这真是个难得的好日子。(36)

庄稼已经收割完了，被一捆一捆地码成大堆存放着，等着严寒把院子里的土地冻结实了好脱粒。有些农民正在清理田地准备过冬。这里不是小麦产地。一九三六年时，他们主要种植小米、玉米和荞麦。土豆、西葫芦、南瓜都已收割完毕，都堆在屋子的石灰墙下。一串串的辣椒，还在晾晒。

十月八日晚上，大家欢闹了一夜。第二天，张国焘和朱德总部一起到达时，大家更是欢天喜地，热烈欢迎。刘伯承没有来，他在渡渭河时受了伤。(37)

十月十日，在城里的孔庙前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孔庙至今仍是会宁的中心。当时孔庙前有一个大广场，现已不复存在了。广场上以往每年总要举行几次集市。

马海德个子不高，精力充沛，几个月前他同埃德加·斯诺一起来到陕北，并开始担任红军医生。他坐在庙前的主席台上，同张国焘、徐向前、朱德等大人物和其他许多人坐在一起。他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只知道他显然是个外国人。那时，大家都知道共产国际在促使两军会合中发挥了作用。消息马上传开了。马海德于是成了共产国际的代表。(38)

朱德在会上讲了话，但现在谁也不记得他当时说了些什么。会上宣读了中央委员会从陕北发来的贺电。客人们围着新鲜的羊肉、鸡肉、猪肉饱餐了一顿。大家喝着当地土产的呡呡酒。人人都是喜笑颜开。谁也不想匆匆离开这欢乐的地方。大多数部队在这里一直驻扎到十月二十日左右。而贺龙和肖克率领部队直到二十二日才绕过会宁到达将台堡与一方面军会师。(39)

哈特姆当时还没有取他的中国名字马海德，他写下了自己的印像：

关于朱德：“瘦得像鬼，但身强力壮……留着大胡子，……看上去不像军队统帅，……而是像红军之父……”

关于张国焘：“政委……肥胖，高大，肌肤滑润。我感到纳闷，其他人都瘦成皮包骨头，他怎么保养得这么胖……”

关于那一天：“多么激动人心的会师……人们伸开双臂互相拥抱，纵情欢笑，流出了热泪。”(40)

十二月二日，张国焘、朱德和周恩来骑马进入保安。林彪在城外迎接他们，并把他们带到红军学校。军校门前站着毛和他的部下。学员们欢呼雀跃。毛泽东和张国焘登上木制的讲台，发表了讲话，互相祝贺。长征结束了，兄弟们又亲如一人。毛和他的部队走过了两万五千里，也就是七千英里。其他部队至少也走过了同样的路程。他们翻山越岭，渡江涉水，英勇作战，打败了敌人，以他们的实际行动把红军的信息传递给人民大众。

面前的任务是建设一个新中国。

①张国焘：《共产党的兴起》第426～427页。

②曾看过这一名单的胡华教授指出，整个程序不仅违反了共产党的章程，也不符合党正常政策。假如张与他提名进入（中央）委员会的人事先联系的话，许多人会拒绝他的（胡华：1985年1月11日通信）。

③海伦·斯诺：《延安笔记》第61页。

④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330～331页。

⑤斯诺：前书第48页。

⑥康克清在北京的一次采访中强烈地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成都四川省博物馆的沈果正则表达了历史专家的典型观点（1984年5月19日采访）。他坚持说，警卫战士没有受命限制朱德的行动，朱德从未被软禁过，他在各部队中自由行动，同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人员谈话，并和他们一起打篮球（朱德酷爱篮球）。沈缩小在朱德马匹的问题上的争议。

⑦胡中贵：1984年6月2日会宁采访。

⑧叶英礼：1984年6月11日西安采访。

⑨李群：1984年6月8日保安采访。

⑩杨尚昆：1984年4月3日采访。

(11)许世友：《我在红军十年》第十章，北京，1983年。

(12)许世友：前书第10章。

(13)许世友估计国民党的兵力有十个旅；四川博物馆的沈果正认为是四个旅。秦兴汉确认了损失一万人的说法。

(14)李先念：1984年6月15日采访。

(15)张国焘：前书第440页。

(16)向青：1985年1月14日采访。

(17)向青：1985年1月14日采访。

(18)张国焘：前书第444页。

(19)向青：1985年1月14日采访；海伦·斯诺：私人交谈；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私人通信。

(20)胡华：1984年3月29日采访。

(21)肖克：1984年3月9日采访。

(22)张国焘：前书第448～449页。

(23)许世友：前书第10章。

(24)张国焘：前书第457～459页。

(25)李先念：1984年6月15日采访。

(26)马海德：1984年3月19日北京采访。

(27)李先念：1984年6月15日采访。

(28)张国焘：前书第461页。

(29)在国民党统治后期，有三个姓马的人在西北穆斯林地区占据了要位。马鸿逵是宁夏省主席；马步青是该省前主席；马步芳是著名穆斯林领袖马克勤的儿子，马步青的兄弟，担任该地区主要军事领导人。一个马在新疆同人民解放军打仗时被击毙，马鸿逵跑到台湾，后到美国靠养马为生。另一个马令人难以想像地成为台湾一位驻外大使（李先念：1984年6月15日采访；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第322页）。

(30)幸存者之一是张琴秋，她后来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纺织部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李先念：1984年6月15日采访）。

(31)董振堂率领三十七师到达临泽以西约十二英里的高台，在这里被敌消灭。董将军牺牲（叶英礼：1984年6月2日采访）。五军三十九师由张国焘的亲信黄超带领。参加过遵义会议的五军政治委员李卓然和他们在一起。

(32)李先念：1984年6月15日采访。

(33)李先念：1984年6月15日采访。

(34)叶英礼：1984年6月11日采访。

(35)史沫特莱：前书第343～347页。

(36)李英群，会宁县长：1984年6月2日采访。

(37)就在这次或另外一次场合，马海德观看了中国医生为刘伯承治疗的情况，刘被一个国民党飞行员从机侧扔下的炸弹炸伤。马海德惊奇地发现，他们不是用探针把碎弹片取出来，而是硬挤出来。

(38)胡华：1984年3月29日采访。

(39)李英群：1984年6月2日采访。

(40)史沫特莱：前书第344～347页。

第三十章——“冷眼向洋看世界”

一九五九年六月底，毛泽东登上了庐山。这座高达四千九百英尺的秀丽山峰，巍然屹立在扬子江畔，西面是中国的工业重镇武汉，是中国有名的“三大火炉”之一。当江城武汉热气逼人时，庐山却是花团锦簇，凉风习习。这里曾是传教士的避暑胜地，也是毛喜欢的一个去处。

毛刚去过长沙附近的韶山，那是他度过童年的地方。韶山之行深深地打动了他。自他一九二七年告别韶山投身革命以来，韶山已有许多人献出了生命。正像毛在诗中所写的那样：“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此刻，毛正坐在平台的藤椅上，远处长江隐约可见。他在等候上山的同志们。和以往一样，毛又挥毫赋诗，笔力雄健，一挥而就。题为《登庐山》：

“跃上葱茏四百旋，

………………

冷眼向洋看世界，

………………”①

毛的同志们会聚在山上，六月的庐山到处花香袭人，而毛写下的诗句却发人深思。

庐山距离井冈山不过二百英里。一九二七年，毛率领衣衫褴褛的“赤匪”登上井冈山时，山下正在悬赏追捕他。他那时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人，但信仰却像一团烈火，在他胸中燃烧。

对事业的信念使他上了井冈山，又使他在长征中越过了万水千山。当他的卓越的战友们聚集陕北时，当他的一方面军、贺龙和肖克的二方面军、第十五军团，以至张国焘的四方面军的残部会师陕北时，这—信念已经像钢铁一样坚韧。革命已有了自己坚不可摧的队伍。长征付出了惊人的代价，牺牲的同志不计其数。尽管前面的征途上还有许多艰险，但是，长征的收获肯定远远超过了付出的代价。

长征幸存下来的领导干部和指挥员，其中大多数在日后的战火中也安然无恙，留在赣南的队伍损失最大，尽管如此，也还有不少幸存者。

与蒋介石的斗争是激烈的，自己内部也有过激烈的斗争。毛在等候同志们上山出席政治局会议及随后召开的中央全会时。他的脑子里不会不想到这一系列的斗争。

长征中，没有任何革命领导人投敌。长征的每一步都使他们变得更为坚强，最后毛取得了一致公认的领袖地位。长征是在怀疑、猜忌、阴谋与恐惧的气氛中开始的，当时毛不在领导圈内，而长征结束时，大家都有了坚强的信心，毛也随之成了领袖人物，他用事实和手腕争取了不少反对过他的人。唯独张国焘在一九三八年不辞而别，投奔了蒋介石，而后又流亡香港和加拿大。博古在延安接管了《解放日报》，要不是一九四六年死于飞机失事，他会在后来的革命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洛甫和王稼祥已成了毛的坚定的支持者。十分精明的周恩来曾经是毛的对手，此时已成为他的一位出色的参谋长。

毛坐在藤椅上，遥望蓝天，思绪万千：有谁会选中陕北作为革命根据地呢？这里既荒凉又偏僻，到处是黄土高原，褐色的土地，光秃秃的，没有树，没有草，没有水，无情的风沙打在人们的脸上，像弹片一样厉害。陕北人烟稀少，农民贫穷而又目不识丁，疾病流行。去古都西安要穿过沙漠，步行一个星期。多少年来，陕北的群山一直是盗匪的巢穴，是一片被不法之徒、封建宗族和秘密帮会左右着的土地。

然而，毛十分清楚，事实也证明，那里的环境对革命十分有利，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之后，更是如此。西安事变导致了国共停战，和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有了延安，毛才有可能考虑问题、进行写作和研究中国的未来。在延安，毛把自己的队伍锻炼成为一支革命的精锐部队，赢得了中国。在这里，长征精神发展成为延安精神，毛就是用体现这种精神的哲学、制度和策略来缔造他的共产主义国度的。

毛率领大家在长征的旗帜下奋勇前进，夺取中国。他们打垮了蒋介石。尽管美国支持国民党、而斯大林则想在长江以南保留蒋家王朝。但是，蒋还是被赶出了大陆。毛泽东他们在世界上站住了脚。在朝鲜，他们把美国打得不得不停火谈和。毛深知，他们一直在努力创造一种能使中国进入现代世界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

事情发展如此迅速，超出所有人的预料，甚至比毛自己预料的还要快。此刻，毛稳稳地坐在庐山之巅，沐浴着和煦的阳光，可能已经忘却了这一点。

马海德是位美国医生，一九三六年他和埃德加·斯诺一起去了陕北，从内部目睹了中国革命。一九八四年我问他，一九三六年他在保安时是否认识邓小平，马说，当然认识，人人都认识邓小平。但马有没有想过邓有朝一日会成为全中国的领袖呢？“从未想过。”马海德眨着眼睛笑着说，“不过，我也没有想到毛能成为全中国的领袖。当时我们想，中国革命不会在我们这一代获得成功，我们以为要等到下一代，即毛以后的一代。”②

现在，毛坐在山上，赋成七律一首，正等着他的同志们的到来。他脑子里考虑着一连串的问题：大跃进（一些土钢铁厂）和公社化（一群群蓝蚂蚁）的后果；他和俄国及尼基塔·赫鲁晓夫之间出现的大裂痕（为了原子弹）；自己队伍中某些同志的观点和态度（爱挑毛病）。

“冷眼向洋看世界……”毛在诗中写道。冷眼……，革命英雄们的这次聚会，看来并没有多少诗意可言。

指挥过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作战的老将彭德怀上山前到湖南走了一趟。他去了自己的老家乌石村和毛的老家韶山冲。有人报告说大跃进后农村问题严重，他想去核实一下。（有些外国专家估计，大跃进使一千至二千万农民死于饥荒。找不到这方面的官方统计材料。）

彭看到的是一场灾难。农民缺粮，田园荒芜，工业衰败，干部思想混乱，统计生产数字弄虚作假，按北京的命令一再加码。谁也不如彭那样心直口快，他给毛写了一信，说明了自己的观点。毛的反应犹如彭在他的座椅下安了一枚炸弹。彭因此被罢官、流放，被冷落达十六年之久，最后被害致死。彭并非唯一的受害者。一位用脑子的中国观察家认为：“一切从此完了。”在百花齐放运动（知识分子想争取言论自由，结果遭镇压）和庐山会议以后，再也无人敢对毛表示异议。人人缄口不语，说话太危险。“百花齐放运动”封住了党外人士的嘴，庐山则使党内鸦雀无声，接踵而来的便是“文化大革命”。③

彭被赶出了中南海，安排住在北京西郊的吴家花园，从事一些体力劳动。正如他所写的那样：“在我的戎马生涯中，从未有过片刻的休息，现在人老了，除了种桃子别无他事可做。”一九六二年他给毛写了一封八万字的长信，回顾了自己的历史，也说明了自己的观点。（他把手稿的部分抄件送回乌石村保存。）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他受到宽宥，毛派他到四川担任战备建设副总指挥（毛当时担心美国人会发动进攻）。但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已迫在眉睫。不久．彭便落入审讯者的手里。他一遍又一遍地写简历材料，以为只要说真话就可以获释。事实并非如此，他一再受到审讯，在拳打脚踢的情况下、他的肺被踢破，肋骨被踢断。他多次被拉出去游街示众。这一切开始时他已六十八岁，到临死前七十六岁时还没有结束。他是一条硬汉子，受审多达一百三十次。最后终于卧床不起。为了折磨他，不许他坐起来，不许他喝水，不许他上厕所，不许他翻身。他的身体全垮了，于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去世，他没有交代一个字。④他的朋友杨尚昆将军写道：“彭德怀是一位为了救中国而寻求真理的人。”

毛要彭承认的“罪名”是什么呢？是这位老帅组织了一个阴谋推翻他的“军事俱乐部”。不待说，既不存在什么“俱乐部”，也没有所谓的阴谋。

冷眼向洋看世界……。毛不再接近那些与他一起长征过的人了。洛甫认为毛和斯大林一样，说毛“整起人来毫不手软”。⑤毛让洛甫领教过他的厉害。庐山会议后一个月。洛甫失去了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的职务，让他去搞经济工作。他的妻子刘英也丢掉了在外交部的工作。

长征途中不论遇到多大危险，刘英从来都是处之泰然的，但在述说她丈夫临终前的情况时，七十五岁的刘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她攥着手帕，揪着衣襟，两眼闪烁着泪花。他们罗织罪名，指控他是间谍，说他是苏联特务。刘英说：“中国的封建传统历来是：丈夫落难，妻子受株连。”他们要她说洛甫是苏联间谍。后来他们夫妇双双入狱。他们对刘英说：“你必须交代，说出来就是对党的贡献，”刘英不干，坚持说，毛提倡的是“实是求是”。于是他们说她在革命与丈夫之间划不清界限。

洛甫被拉到红卫兵面前进行批斗，刘英陪斗。根据林彪的命令，限他们于三日内出发去广东，由广州西面的肇庆军分区负责监护。他们在那里过了六个年头。洛甫写了些经济论文，可是写出来又有谁看呢？他的健康每况愈下，高血压和心脏病越来越严重，他要求到北京治疗，但得不到批准。他还要求搬到上海附近的老家去住，也遭到拒绝，最后把他送到江苏省无锡。因未得到适当的治疗，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死去，终年七十六岁。死后没有开追悼会。一九七八年，他和彭德怀等人一起得到平反。最后开了追悼会，刘英也得到平反。在胡耀邦总书记的支持下，她成了一名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成员。⑥

朱仲丽一九三八年十月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见到毛的“担架阴谋”的同伙王稼祥时才二十三岁．用她的话来说，“还非常年轻”。她对那一天的情景记得很清楚。当时，她是大会的值班医生，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走进大厅时，她正站在大厅门口。毛说了一句关于“牛皮公司”的双关语，她没听懂，但因紧张而满脸通红。毛说：“要想开‘牛皮公司’，就得学会不脸红。”

她脸红起来一定很漂亮。从那天以后、王通过介绍认识了她，不久他们就结了婚。王稼祥刚从莫斯科带回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重要口信：承认毛是中国党的领袖，党内不要再为此事争吵不休。斯大林还说，中国人不必担心统一战线政策会使中国沉入民族主义革命的汪洋大海。

王回国途中，差一点回不成延安。他在兰州以南遭到土匪袭击，警卫员跑了。他随身带有不少党的宣传材料，另外带了一些枪支和大量美钞。他设法使土匪相信他带的都是纸张，接着从西安去延安时，半路又翻了车，幸好除了摔坏一副眼镜外，没有别的损失。

王和朱仲丽没有孩子。朱流产后做了子宫切除手术。王有一个前妻生的男孩。王的前妻死于难产。

毛多次说过一九三四年他之所以能够在长征途中恢复领导权，王稼祥是有功的。到了一九六七年，王却被押起来，还被拉上台批斗。红卫兵骂他，中联部有人朝他脸上啐唾沫，还有一个想帮造反派把周恩来赶下台的外国人打过他的耳光。王被打翻在地，引起心脏病发作。

这仅仅是开始。王被关在自己家里的一间房内，不见天日，与世隔绝，达一年半之久。朱仲丽可以为他做饭，但必须把饭交给看守。不许她同自己的丈夫见面或谈话。王一个月只能洗一次澡，自来水被切断，王的妻子不得不向邻居借水。

朱仲丽是医生，可是不许她为丈夫治病。王用药全凭看守一句话，看守说王得了感冒，她就把感冒药交给看守，看守说王发烧了，她就把退烧药交给看守。王在长征中受过重伤，以后身体一直没有真正复原，此刻王的健康迅速恶化。王的儿子被红卫兵折磨至死。

一九七零年，根据林彪的命令，王搬出北京，南下到了武汉西北的信阳。他的健康状况很差，情绪更差。王一生救过许多人，其中包括他的连襟海军司令肖劲光，作家和毛童年时代的好友肖三，可能还有被秘密警察头子康生怀疑是间谍的马海德。然而此刻王稼祥自己的生命已到垂危阶段。他的妻子尽力抢救无效，一九七四年一月王溘然长逝，时年六十八岁。

毛冷眼看着他的世界……。薛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七日晚，第一次见到贺龙时，她才二十二岁．那是在延安南门外的一个纪念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二十一周年的庆祝大会上。她很漂亮，是个从北京来的学生。她和一些女友（其中有一个名叫叶群）听说贺龙要来，便提着小灯笼赶到南门。贺龙很会讲话，声音又洪亮。薛明回忆说：“我对他佩服极了，他在我眼中是个英雄。”

现在，薛明虽已六十八岁，但体态仍很端庄。谈话开始后，她的女儿晓明在她身边坐下，晓明长得十分清秀。薛明自幼丧父，由当裁缝的母亲抚养成人。她的老家在天津城外。她说：“我想帮助我妈妈生活，但我从小就想当个男孩。”

她参加了学生运动，并因此认识了叶群。经过这些年的风风雨雨，她现在对叶群恨之入骨。她认为叶群历史肮脏，在陪伴薛明和其他一些女青年去延安前可能就是个国民党特务。

到了一九四二年，贺龙就已成为薛明办公室的常客。贺龙长征时的妻子，这时已同他分手，跟了别人。⑦

薛明与贺龙的第一次谈话就与叶群和林彪有关。她说：“贺龙显然对我做了一些调查。”贺龙告诉她林彪正在追叶群，而叶却把林彪写给她的信拿给朋友们看。贺龙说你要是真爱一个人，就不该把他的信到处拿给别人看。贺要她把这些话转告给叶群。叶群和林彪不久正式结婚，他们没有请薛明参加婚礼，也没有请贺龙。

薛明钦佩和尊重贺龙，但对他也有所保留。在延安，男女的比例是八十比一，情况相当特殊。她比贺将军年轻得多，贺四十六，而她才二十六岁，年龄相距甚远。她说：“女学生不嫁老头子。当时我们这些姑娘中流行这么一句话：老干部不错，但不懂得爱。”但她还是被吸引住了。贺龙健谈，性格开朗，可是只要和她在一起，就变得笨嘴拙舌。贺的一些老战友登门劝她，其中包括贺龙的政委任弼时、和孙中山共过事的林伯渠。“他们都说贺龙是个好同志，”她回忆道，“我感到有些压力。”

贺龙和薛明在一九四二年八月一日那一天结了婚，恰逢南昌起义十五周年。他们在延安南门外西北军营里办了一桌简单的酒席。“我们婚后生活十分愉快，”她怀念道，“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贺龙成为中国的十大元帅之一。可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多久他就失势了。薛明认为是叶群和林彪干的。

“林彪想篡夺军权，而贺龙是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她说，“于是林彪开始陷害贺龙。”

一九六六年底，周恩来告诫贺龙夫妇不要回家，因为红卫兵肯定要抄他们的家。周担心这对贺龙心理上会是个沉重的打击。他们因此去了西山。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至十一日，红卫兵抄了贺龙的家，砸开了贺的保险柜，抢走了一千多份机密文件。贺龙和薛明在西山过了一段比较平静的日子，可后来渐渐连周恩来也无法再保护他们了。西山处在军队控制之下，即在林彪、叶群和秘密警察头子康生控制之下。

不久，贺龙被迫出席批斗会。康生认为贺龙这个人太难斗，最好采用“医疗手段”。贺龙已有多年的糖尿病史，一直在用胰岛素治疗，在他的病情已十分严重时，他们非但停了胰岛素，还给贺打葡萄糖针。真是杀人不见血！

贺龙和他的妻子被囚禁在一座四合院内，不许外出。当时正是七八月份，天气十分炎热，院子里断了水，只能在下雨时接一点房檐上流下来的雨水。

看守当中有一个战士，有时哼起一首关于贺龙的老歌。他们知道这个战士虽然帮不上什么忙，但起码是同情他们的。

薛明一直与贺龙在一起。在他临终前六个小时，救护车把他拉走了，他们不让她跟着去。

“我不知道医生干了些什么，”她说，“这是审讯‘四人帮’之前和审讯期间要调查的问题。”

人们知道，医院继续给贺龙注射大量葡萄糖，未用胰岛素。正式的死亡书上只字未提葡萄糖。

薛明被关押了六年，送到贵州去强制劳动，用的是假名字，没有人知道她是谁。她说，“我成了山里的神秘老太婆”。一九七一年，林彪和叶群外逃因飞机失事摔死在蒙古后，周恩来把薛明接回北京。他花了不少时间才找到她。她最小的女儿黎明在陕北一所青少年劳教所关了一段时间后，与她一起流放。她的儿子鹏飞被关进了监狱。现在他是军队中一名副部长。她的大女儿贺晓明也受到监禁。晓明现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政治部的一名历史工作者。⑧

谈到贺龙，肖克悲痛地说：“他是一位伟大的革命战士，是红军的创始人和缔造者之一。他不畏艰辛，骁勇善战。”

当问他这样一个英雄怎么会遭逮捕，受折磨，并被用药物害死时，他沉思良久后说：“我可以拿自己做个例子。我早年参加革命，可尽管如此，‘文化大革命’中还是挨了整，我被革职审查，送到江西去干了两年半的体力活。”

肖克说话时很平静。

“我在去农村途中，写了一首诗。”他接着说，“我喜欢写诗。”

他拿过纸和笔，写道：

我自江西来，

又回江西去。

昔日草鞋行，

今朝飞车遽。

轻装怀马列，

悠然赴“五七”。

战地黄花衰，

孟冬西风急。

云山赋归欤，

老骥兮伏枥。⑨

只剩一条胳膊的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余秋里从舒适的扶手椅上一跃而起，表演他在“文革”期间怎样被红卫兵强迫“坐飞机”。

他们用膝盖顶住他的后背，迫使他弯下腰来，并把他的胳膊和断臂同时由身后向上举，就像一架即将起飞的喷气飞机。这是红卫兵的拿手好戏。

“比较起来，我的日子还算好过。”余微笑着说，“我没有放弃斗争。我过去没有什么政治权力，从来没有在白区（国民党区）工作过，从未被捕过，也从未写过回忆录。”

他们指控他是贺龙的门徒和彭德怀的支持者。他们在他的家中搜了三天，一无所获。后来毛说，余犯过错误，但一直是位好同志，可以改过。于是他的名字便上了一批二保的名单。⑩

李先念主席认为自己在“文革”中十分幸运。他没有被“拉下马来”，虽然只差一丁点儿。他“靠了边”，同时受到周恩来和毛本人的保护（常在别人准备开会批斗他时叫他去开会）。一九六七年二月，李先念和包括聂荣臻、叶剑英和陈毅在内的一些将军一道参加了一个会议，会上批评了“文革”。这次会议被称为“二月逆流”。与会者被戴上了“小爬虫”（而不是大龙）的帽子。李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零年一直靠边，这使他没有倒大霉。他说后来在批邓那段时间里他又“靠边”了，这使他不必把邓小平叫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11)

杨成武是长征中飞夺泸定桥担任突击的第四团勇猛的政委。他在“文化革命”令人眩晕的政治斗争中跌了跤。起初他是“文革”的宠儿，取代了他的上司罗瑞卿，出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罗瑞卿则同杨尚昆将军一道“坐飞机”，后来从六层楼的窗户跳下（或被人推下）而致残。

杨成武青云直上、当上了党中央候补委员，但很快又成了林彪阴谋的牺牲品而入狱七年。他被指控为反对“文革”，派人去殴打毛的妻子江青。(12)

肖华的长征组诗深受周恩来和毛泽东赞赏，但他本人却很快成了“文革”的打击对像，作为人民解放军的总政治部主任，他曾经受住了两次严峻的打击，可是第三次把他投进了监狱，一关就是七年半。他的《长征组歌》也被禁演，整他的人说，他的歌是为了颂扬老红军指挥员们而谱写的（差不多个个都是林彪的对头）。

警卫人员十分注意，不许肖华在监狱里吟唱他写的歌。“我只能在心中唱。”他说，“‘四人帮’千方百计要置我和我的歌于死地，但他们未能得逞。”(13)

杨尚昆将军的境况与众不同。他蹲监狱的时间比其他长征指挥员都长。在林彪宣布“调查”发现杨从事过“地下”活动后，杨就被抓了起来。“地下”活动的含意是杨尚昆和罗瑞卿及彭真等人一道，一直在策划反毛的军事政变。林彪信誓旦旦地说：为此“毛主席已多日睡不好觉了。”(14)

杨将军于一九六六年七月被捕，一直关押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他们骂他是“黑将军”，在红卫兵的万人群众斗争会上“坐飞机”，说他是俄国特务（鬼才知道是从哪年到哪年当的特务），又是美国特务，因为他抗战时期和美国赴延安工作团保持友谊。也许更严重的是，暗中传说他偷录过毛主席的谈话。杨将军未提及“坐飞机”和受折磨。他把那段时间说成是“强迫休息”。可是他的矮小而有才华的夫人李伯钊却被弄去打扫一座六层大楼的厕所，整天爬上爬下，跪在地上擦洗，腰和腿都受了损伤。杨和他的妻子失去联系长达九年。李伯钊于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七日在北京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在“文革”中受过折磨之后，她的健康一直未能恢复。

“但我还是值得庆幸的，”杨将军摇了一下头说，“我家无一人被整死。有些同志就不那么幸运了。他们被整死了，他们的孩子被整死或成了残废。”

他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两个儿子都受过相当的教育，老大现在部队工作。他的女儿被迫下乡。三个孩子都被强制劳动过。

他再次强调说：“我是相当幸运的。”一九八四年他七十六岁，强健而矍铄，在中央军委担负着重要的工作，是邓小平的亲密助手。

李德于一九三九年离开中国。他与周恩来、周的夫人以及毛的弟弟毛泽民乘坐同一架飞机离开延安回莫斯科。多年来，李德一直试图离开中国，但一九三七年王明回到中国时警告他留下来别走（当时正值斯大林在搞大清洗），李德就打消了走的念头，并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甩掉了农民出身的中国老婆，与一位漂亮的上海女演员李莉莲结了婚。周恩来后来答应她可以去莫斯科与李德团聚，可是她一直没有去。李德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毛泽东在莫斯科时竭力劝斯大林把他杀掉，周恩来和毛泽民都作证反对他，说他的坏话。当代中国史学家没有人相信这是真的。(15)事实是，斯大林不再允许李德过问中国事务。他可能被监禁了一段时间后即被流放，在六十年代初中苏分裂前一直没有露面。他后来突然出现在东柏林，一九七四年去世以前，一直忙于写反华文章。

曾经为李德当翻译的伍修权，一九四九年十二月陪同毛泽东去莫斯科，这是毛第一次会见斯大林，也是唯一的一次。伍成为中共党内与苏联及东欧共产主义国家打交道的专家。一九六七年他被当作俄国特务而被捕。他苦笑着说，“同时也把我当作南斯拉夫的特务。”他被关押了八年之久，其中有六年是在狱中度过的。尼克松总统一九七二年访华时，他仍身陷囹圄，与世隔绝呢。(16)

庐山会议结束时，朱德深为感慨地对他的同志们说：“谁还相信我们曾经在一个饭碗里吃过饭？！”

一九六七年，紫禁城旁中国领导人居住的中南海里出现了一张大字报，称朱德为“黑司令”。红卫兵抄了他的家。他的夫人康克清被游了街。朱德被指控为“厚颜无耻”地自称是红军的创始人。一九七六年七月，他比毛早两个月离开了人世。

胡耀邦在“文革”中的遭遇不算最坏，但受的罪也不少。一九六四年，解除了他团中央负责人的职务，毛派他到陕西去当省委书记。毛说胡“需要做些实际工作”。不到两年，他又回到北京，挨红卫兵批斗，他是所谓的“三胡”之一，他与胡克实和胡启立同是共青团的三个最高负责人。他被隔离至一九七四年。随后可能是由于邓小平的推荐，担任了党的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后来又当上了党的总书记。

陈毅受攻击时是中国外交部长。疯狂攻击他的红卫兵们实际上图谋夺取外交部的大权，进而整倒周恩来。在一次批斗会上，一群迫害狂嚎叫着把一顶高帽子戴在陈毅头上。陈毅请求准许他赴约去见法国大使。他摘下那顶高帽子，要红卫兵妥为保存：“我肯定还用得着它。”说笑话救不了他，他丢了官，失去了自由，身体也垮了。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陈毅逝世了。医生开具的死亡证明书上说他死于癌症。两年后，他的夫人也去世了。不管医疗结论如何，陈毅的朋友们都知道，他们夫妻都是死于被称为“文化革命”的这场瘟疫的。(17)

毛身着睡衣出现在陈毅追悼会上。他喃喃地说：“陈毅是个爱国的好人，是位国际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当时毛脑子里想的是什么谁也猜不透。(18)当年陈毅率领将士在瑞金附近的山区活动时，曾写过这样的诗句：“断头今日意如何？……”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那一天、却无人来吟诵这首诗了。

一九六七年七月，当国家主席刘少奇开始意识到“文化大革命”的头号对像就是他本人时，已经为时太晚了。在中南海大院里，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住宅紧挨着毛泽东的住宅。七月十二日毛畅游长江：刚回到北京，刘即漫步走到毛的房前，想同老邻居谈谈，却被警卫挡在了门外。他又打电话，没人接。刘的住房有一扇窗户对着毛喜欢散步的那条小径。刘坐在窗前，从清晨直至黄昏，等毛出来，但毛一直没从那儿走过。(19)

刘少奇有一大家子人。他的儿女被卷入了红卫兵运动的漩涡，没过多久他们便惨遭毒打。他的大儿子和大女儿被流放到中缅边境，大儿子在那里死于非命，大女儿则被关进了牛棚。他的二儿子刘允尧被关进监狱。年仅十岁的小女儿也遭到同学的殴打，不准她上学。他的三儿子源源和源源的朋友（是正受迫害的北京市市长彭真的儿子）身无分文，想去血库卖血，竟遭到了拒绝。他的三女儿平平也被监禁起来。(20)

刘少奇及其家人所遭受的屈辱和折磨罗列起来恐怕能写成一本书。他的子女写了一封长信，列举了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北京的《工人日报》于一九八零年十二月五日发表了这封信。信很长，但比原信要短得多了。刘的遗孀正在写一本关于刘少奇的书，但只写一九六零年刘在湖南宁乡度过的那四十四天的情况。刘在宁乡的老家距离毛的家乡只有三十多英里。那时刘少奇也正在设法了解农村的情况，对毛的大跃进、公社化等政策的后果进行评价。

有一段时间，周恩来试图通过电话和刘少奇及其家人保持联系，后来红卫兵闯进来扯掉了刘的电话。周告诫刘一家不要离开中南海这一受保护的区域。但红卫兵设圈套将刘的妻子王光美骗了出来：他们骗她说，刘平平受重伤已送进医院。在斗争会上，他们给王光美穿上一件衩一直开到臀部的古怪旗袍，并在她的脖子上挂了由许多乒乓球串起来的“项链”。他们还用小红书（毛的语录）抽打刘少奇的脸，打得他脸颊出血。他们拿走了刘的安眠药，刘只好彻夜不眠。

他们把王光美关进了北京西山的秦城监狱。毛的遗孀江青和“四人帮”成员现在被关在那里。

王光美的一项罪名是她的名字中有美国的“美”字，而她的哥哥王光英的名字中有英国的“英”字，显然她是美国特务。实际上光美这个名字的含意是“光荣之家的美丽姑娘”，而光英的意思是“光荣之家的英杰”，都是非常典雅的传统的中国名字。确实，在十九世纪中叶，中国人努力想把“亚美利加”一词译得讨人喜欢，故译为“美国”，即美丽的国家；把“英格兰”译为英国，即英雄的国家。但对王家来说，这些名字还有另一层特殊意义：王光美的父亲曾任中国的外贸部长，王光英出生时他在英国，而王光美出生时他在美国。这样，这些名字才有了这一层微妙的含意。(21)

刘少奇的健康每况愈下，他彻夜不眠，耀眼的灯光把他的房间照得雪亮（而他的妻子却被关在一片黑暗之中）。一九六九年十月，按照林彪的命令，衣衫不整、重病缠身的刘少奇被用飞机押解运送到河南开封，关进了一所戒备森严的监狱。他被扔在地下室的地上，陷于半昏迷状态。当时他正患着肺炎，而从北京押送他来的看守人员却带着他的药品飞回了北京。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刘少奇去世了。他躺在水泥地上，数月未理的头发已有一尺多长，口鼻都变了型，嘴角流着血。他的死和死时的情景在多年之后才得到公开的承认。

这场苦难开始前不久，正在养病的刘少奇曾对子女们说：“要是马克思能再给我十年时间，我们就能把中国建成一个富强的国家。”

中国共产党人经常半真半假地设想马克思正在九天之上俯视着整个世界。

刘少奇和他的同志们都未觉察到，俯视着他们的不是马克思，而是毛。正如毛所写的那样，他冷眼看着全世界，看着大地和海洋。

令人费解的是：毛的目光在庐山上为什么变得如此冷峻了？他为什么要残酷地整起自己长征中的同志而使中国陷入无政府状态呢？长期以来，他们不是一直在共事吗？

今天中国没有人能简单地回答这一问题。一位聪明的过来人说，答案也许是因为毛坚信“破”是社会变革的根本手段。这不是马克思的观点。毛在长沙第一师范时曾在杨昌济教授的指导下学过弗雷德里奇·泡尔森的《伦理学》，他在自己的那本书的空白处这样批注道：“我们急于打破一个旧世界，旧世界的毁灭，必将导致新世界的建立。新世界难道不比旧世界更好些吗？”

一九二零年，毛潜心攻读佛学哲理，“破”的原则便印入了他的脑海，并扎下了根。他深信“破”本身就是可贵的。

参加过长征的中国人都认为“文革”的混乱局面不是偶然的。导演这场运动的正是毛本人。是的，林彪、江青和“四人帮”起了作用，但他们的所作所为从根本上说并未超出毛谋划的范围。

这些参加过长征的人也不同意西方关于毛发动“文革”是为了夺回个人的权力的观点。他们相信毛从来就没有失去过权力。

他们认为，发生的一切是因为毛对革命急于求成。毛觉得中国的变革不够快，也不够大，旧的东西根深蒂固。他梦寐以求的理想社会并未出现。他开始出击了，他发动了百花齐放运动、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他试图使尼基塔·赫鲁晓夫和他一道搞一场用原子弹武装起来的世界革命大进军，但未获成功。他的种种努力无一奏效，他越来越感到失望。健在的长征老同志说，毛是个非常激进的人、随着岁月的推移，他的激进程度有增无减。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中国通伊文思·卡尔森对毛及其革命十分了解，他曾说过：“毛是幻想家，是一个天才。他比他所处的时代要先进五十多年。但他是个危险的人物，因为他的许多计划都是不切实际的。”(22)

毛从这些失败中汲取了一种教训，而他的同志们则汲取了另一种教训。庐山会议前，他于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重游了故乡韶山，他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代。这是他三十二年来第一次回老家。毛知道农村并非太平盛世，他知道彭德怀这个直筒子老兵也去过湖南，并以挑剔的眼光巡视了一番。而韶山地方当局可能为毛布置了一个假像。不管是什么原因，结果是他回来后写了“遍地英雄下夕烟”和“别梦依稀咒逝川”的诗句。

彭德怀看到的是混乱和灾难，毛看到的则是“稻菽千重浪”。他愈发凶狠地把心中的怒火发泄在他的老战友身上。

人们不禁想起这与斯大林的情况多么相似。斯大林在三十年代搞掉了老布尔什维克。清洗是不是这两家共产主义制度的共同点呢？这是否证明艾克顿勋爵的一句名言，所有的权力都导致腐化，而绝对的权力则导致绝对的腐化呢？这种说法很容易为人们所接受，特别是在认真研究了俄国和中国革命都具有的偏执狂特性之后，尤为如此。斯大林的多疑，早年在家乡格鲁吉亚时就表现出来了。毛则早在江西便进行过清洗。

但有一位熟悉毛的中国人却不同意偏执狂的说法，他同意洛甫关于毛和斯大林“整人”都很厉害的说法，但他并不认为毛患有偏执狂病。他说“毛依据他所了解的情况完全理智地采取行动。问题是他所了解到的情况掺了假，而不是毛的脑子有病。”

也许是这样吧。尽管这样说有点为毛开脱了。肯定有人勤于向毛提供关于他的老战友的虚假情报。他那个权欲熏心的妻子江青在庐山就搞了不少幕后活动，而且从此以后她越搞越凶。

可还有些问题百思而不得其解。毛《登庐山》一诗的尾句是；

“陶令不知何处去，

桃花园里可耕田？”

毛写的是诗人陶渊明，他出生的地方离古今闻名的秀峰庐山不过七英里。陶是一员名将的重孙，公元四零五年以后不久便弃官回庐山过起农民的简朴生活来。他与世无争，尽情领略大自然的美景，用诗句记录不断流逝的时光。

在庐山，毛坐在藤椅上，遥望鄱阳湖，目光冷峻，头脑清晰。他“跃上葱茏四百旋”，登上了庐山之巅，但谁能说前面等待着他的是什么、庐山会带来什么结果呢？也许像陶渊明一样，他不久也将撒开公务，返回韶山，在那里像陶那样生活，

“不戚戚于贫贱，

不汲汲于富贵。”

像陶所写的那样，毛不愿意再生活在樊笼里，他要“复得返自然”。

这种情绪是不会长久的。毛在取得庐山的胜利之后，便无情地朝“大乱”前进。一九六三年，他写了另一首诗：

“只争朝夕……。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

全无敌！”

一九六六年七月六日，就在他那次著名的畅游长江之前，他在给江青的信中写道：

“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每隔七八年牛鬼蛇神就会跳出来一次。”

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乱”滚滚而来。毛亲自掌舵。他以冷峻的目光紧盯住自己的目标——他的老战友，那些“害人虫”，拿朱德的话来说，那些在长征中和他同吃一碗饭的人，那些毛认为由于胜利而丧失了革命热情的人。现在，他要进行一场新的更加伟大的革命。如必要，他可以单枪匹马地干。这场称为“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将摧毁一个目前不完美的共产主义统治下的不完美的制度，并同时摧毁那些意志衰退、不完美的长征战友。任务是严酷无情的，但这将为建立完美的社会制度扫清道路。毛此时的思想完全沉浸在对这一完美的社会制度的憧憬之中了。

①毛泽东：《诗词》第38页。

②马海德：1984年3月9日采访。

③王炳南：1984年3月20日采访。

④彭德怀《回忆录》第1～11页。

⑤特里尔：《毛》第274页。

⑥刘英：1984年5月14日采访。

⑦《巴黎—北京》第二期，第94页，1979年11月份。

⑧薛明：1984年6月16日采访。

⑨肖克：1984年3月9日采访。

⑩余秋里：1984年10月31日采访。

(11)李先念：1984年6月15日采访。

(12)杨成武：1984年3月18日采访。

(13)肖华：1984年3月16日采访。

(14)爱德华·E·赖斯：《毛的道路》第243页。

(15)马海德：1984年3月9日采访。

(16)伍修权：1984年3月28日采访。

(17)陈丕显：1984年6月13日采访。

(18)李先念：1984年6月15日采访。

(19)刘少奇子女的信，1980年12月5日北京《工人日报》。

(20)刘少奇子女的信，1980年12月5日。

(21)刘萍萍：1985年1月29日采访。

(22)霍尔多·汉森：《华北赤线后的旅行记》，始于1938年6月，私人出版，第25页。

第三十一章——永远打不倒的小个子

在赣北新建县一处从未启用过的军校校长住宅的小院里，每逢夕阳西下，梧桐树开始投下长影时，邓小平就走出红砖瓦房，开始散步。他微低着头，迈着轻快的步子，在院子里一圈又一圈地走着，深深地陷入了沉思。他每天都散步，以至他的脚步在红色的土壤上踩出了一条小路。

他的女儿毛毛从窗口看着他散步。邓小平当时正被流放，时刻都在看守者的监视之下，她也受到同样的监视。

她后来说：“看着他那坚定而又敏捷的步伐，我心想，他的信念、思想和意志一定更明确、更坚定了，他为今后的战斗做好准备。”①

当年，那些穿着灰褐色制服、身负行李背包、肩挂粮袋、腰挎驳壳枪、脚穿草鞋、目光坚定的人们，为了自己向往的前景而艰苦跋涉，翻山涉水，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战斗。邓小平就是其中的一员。自那时起，漫漫的长征岁月已经过去整整五十年了。

看来，他们当时所向往的这种前景在思维敏捷的邓小平的头脑中刻下了很深很深的印记。邓小平这个最不可能（或许也是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中国领袖的人，现在却已成了中国的领袖。

当时，邓小平在贵州的五岭、川滇边界的金沙江江畔和陕北的黄土高原并不驰名。一九六九年他被关在新建县的营房的那些日子里，邓小平这个名字也不是举世瞩目的。

但是，从长征过来的人中，没有一个像邓小平那样有气魄。邓多年来稳步地、几乎出奇地上升。尽管他屡屡被打倒，但都能再次爬起来，沉着应战。长征后，他曾担任刘伯承师长的第一二九师政委。这支部队参加了对国民党和日本人的作战，后作为第二野战军，把蒋介石赶出了大陆。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当毛主席宣告人民共和国诞生时、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一个不显眼的地方。随后，邓成了毛在中国广大西南地区的总管。一九五二年，他来到北京。他参与一切重要工作：党的书记、政治局委员。对他来说，这些职务都不在话下。一九五七年，他陪同毛赴莫斯科，与尼基塔·赫鲁晓夫摊牌。在中国国内，他的工作是主管农业、工业和教育。

邓小平没有变。他还是襟怀坦白，性情直率，老老实实。他察觉到了大跃进的灾难，就直言不讳地指出来。他不像另一些人，到庐山来时口袋里揣着两份不同的发言稿——彭德怀得势时用一份，毛取胜时则用另一份。

麻烦就在后来。毛后来说邓（和刘少奇）“见了我就像如丧考妣那样”板着面孔。或者像“文化大革命”的一位领导人陈伯达所形容的那样：“要与邓小平平等讨论问题，比架梯登天还难。”②

这就是邓，他反击了，他采取了多年前在江西出问题时所采用的办法，作了自我批评、但没有奏效。他被称为“第二号走资派”。头号走资派是刘少奇。一九六六年九月以后，邓销声匿迹。他被软禁在家中，不许与外界联系。他的孩子们都四分五散，挨批斗，并被送到农村参加体力劳动。他的长子邓朴方被红卫兵推出窗外，脊骨摔断了，下肢瘫痪，还不许就医，造成了终身残疾。一九六八年十月，邓和夫人卓琳以及自生母去世后扶养他成人的继母都被送到长征启程的江西。③在江西，邓小平住在南昌郊外一所空着的步兵学校里的一幢两层楼房里，那里曾是校长的住房。像中国当时的所有学校一样．这所步兵学校也因“文化革命”而早就关闭了。

像许多参加过长征的人的遭遇一样，邓小平过了三年这样的监禁生活。他当时六十五岁，但他拖地、劈柴、敲煤、生炉子取暖。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他曾在雷诺汽车厂里做过工。此刻他还没有忘记自己的机工手艺。上午他和夫人在一家拖拉机厂里劳动，他操作机器，她则擦洗电线线圈。在二十分钟的来回路上，每次都有武装看守监护。这条路很滑，邓有时滑倒。没有得到许可，他们是不准讲话的。

下午，他们在自己园子里劳动，养鸡、种菜。他们把钱省下来，希望能把孩子们接到身边来。他们最小的女儿毛毛（邓榕）和幼子邓梓方（他因皮肤黑而得绰号“小黑人”）在陕西农村的生产队劳动。

邓小平没有受过拷打，还获准从北京带些书来。晚上，他看书，有时看马、列的书，有时看中国历史书籍，有时看中国文学或外国文学。他的继母做针线活。他们从收音机里收听晚间新闻。

他们渐渐地与一起劳动的工人建立了友情。在这段漫长的禁闭时期，邓打过桥牌吗？看来不可能。要打也只能三人打，他与缠绵病榻的妻子和年迈而精力充沛的文盲继母一起打。像延安时期的许多人那样，邓逐渐喜欢上了桥牌。一些国际桥牌手认为邓打桥牌具有世界水平。当权后，几乎天天打桥牌。万里是他的牌友，万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曾任北京市副市长，是他的老朋友，“文化革命”初期就成了斗争对像。据说，有时他还与杨尚昆将军打牌。另一个牌友是人大副秘书长丁光禄。纽约的桥牌冠军凯瑟琳·魏与邓打过桥牌，称邓是桥牌好手。他告诉她：“打桥牌使我思维保持敏捷。”他打牌争输赢，但不赌钱。输者得钻桌子，邓输的时候，牌友们总是说：“你可以免了。”他总是说：“不，我要钻，这是我们打牌的规矩。”然后，他就钻了起来。由于他的身材矮小，钻桌子对他来说比较容易。④

打桥牌和玩扑克牌在延安时期都很流行。埃德加·斯诺与毛泽东有时一夜一夜地在一起打牌。毛打起来就不愿停手。根据斯诺的看法，他是个“大赌徒，但不善于下大注吓倒对方”，他打牌喜欢下大的（但是假的）赌注。海伦·斯诺报道说，毛常常一个人自己玩牌，他整小时地玩兰米牌戏。

在“文化革命”中，邓首先考虑的是他残废的长子的身体状况和切身福利。一九七一年，他获准把受伤的朴方带到江西。此前，朴方一直住在北京北郊的一所福利中心，生活条件很差，躺在床上，编织铁丝篮子，挣一点钱。接到江西后，在没有充足的医疗设备的情况下，邓夫妇和邓的继母尽力照顾这个年轻人。卓琳尽管自己身体不好，还亲自看护她的儿子。邓给他按摩，并帮他洗澡。以后，邓开始请求当局把儿子送到北京，以便得到适当的治疗。直到一九七三年，邓朴方才获准由他妹妹毛毛陪同去北京。最后，邓终于通过中国当时在纽约联合国的代表黄华的帮忙而得以将邓朴方送到美国去诊治。美国医生说，邓朴方的治疗耽误太久，下肢已无法康复了。他现在担任中国残疾人基金会理事长。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五日，邓和夫人被召去参加会议，听政治报告。自一九六六年他们被捕以来，这还是第一次。这时，邓朴方和毛毛都已与父母在一起生活了。当邓和夫人由武装警卫押送回家时，他们什么也没有说。然后，卓琳向毛毛示意，毛毛跟着母亲来到厨房。在厨房里，母亲悄悄地在女儿手上写了四个字：“林彪已死”。

一九七四年二月，邓小平被召回北京，漫长的毛时代行将告终。“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经过去，它的破坏性甚于一场战争，工业濒于崩溃，教育被取消，党被搞得四分五裂。刘少奇等许多人都死了。毛的健康每况愈下，他的思维和情绪不稳定。他的夫人江青及其“四人帮”同伙暂时受挫，但准备卷土重来。周恩来患了癌症。

毛再次求诸这个永远打不倒的小个子。本来，毛完全可以像他对待刘少奇那样把邓打得稀巴烂，或者像贺龙那样，最后被人折磨死。但是，毛没有这样做。他把邓找回来，说邓“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说他从来不会不加思索就直接处理问题，而是设法解决问题。他处理难题负责任。毛还说，邓是个好战士，懂得如何与俄国人斗。像邓这样的人才十分难得。⑤

随着周恩来的体力逐渐衰弱，邓接管了越来越多的事务。一些中国人对此感到担心，他们说邓步子迈得太快了，太缺乏耐心了。邓希望中国走上正轨。他感到时间紧迫，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中国已发生的一切，他知道谁已被害、谁受了折磨以及哪些能干的将军和政府官员仍被关在监狱里，他了解人们已付出的代价，正像他自己家里所付出的代价一样、他知道抓革命不搞生产这种荒唐的做法对经济的破坏，他知道军队迷失了方向，他知道仍然潜伏在毛身边的“四人帮”正在用他们的恶毒思想来影响这位老人的意识，邓深知这一切的危害。⑥

尽管邓聪敏能干，但他无法拨快时钟。由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的去世，以及后来人们为悼念周而爆发的天安门广场事件，“四人帮”再次把邓拉下马来。但时隔不久，一九七六年十月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倒台了。邓使用了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计谋策略，去搏斗、斗争、交谈、说服和激烈的争论，他再次掌了权。

这就是掌握中国前途的人。他顺乎天意、人心，为履行他的职责，他不仅花了精力和发挥了独创精神，而且实践了他在新建县步兵学校院子里一晚又一晚散步时所构筑的完整的思想体系。

这些思想说来也很简单。首先，使国家重新走上轨道，把“四人帮”及其支持者压制下去（因为他们毕竟曾获得党内多数人的支持）。整顿军队，使工厂恢复生产，让年轻人正常上学，把“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找回来，为他们平反昭雪，让他们在社会上发挥有益的作用。

然后，再争取实现最中心的目标：到二十一世纪使中国进入二十世纪——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而中国之外的许多人，中国国内也有一些人都认识不到这项目标的艰巨。靠小窍门或“大跃进”一类的口号是不可能实现这项目标的。中国什么都需要：技术、科学、教育、消费品、食品等等。它还必须制止人口增长，才不致淹没在婴儿的人海之中。它必须使农业增产，不管用什么方法，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对于这些任务，邓小平思想解放。在某种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戳穿了一切蜘蛛网，使他看到了——他带上台的人也看到了——一个没有旧框框的中国真相。他们的目标是建立在马克思和毛的思想基础之上的。但是，此时他们开始公开说，共产党宣言已发表一百多年了，马克思研究的社会已经过去了一个多世纪，而且马克思也从未研究过中国，他怎么可能对一个他所处的十九世纪无法想像的技术超级世界提供答案呢？列宁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沙皇俄国，而那与一九八五年的中国又有什么联系呢？毛了解一九二七年前后的中国封建农民社会，那也过去很长时间了。

然而，现在已是一九八五年。世界以超音速的速度在前进。中国也必须有超音速的解决办法。中国必须寻求现实的答案。它再也不能靠口号和空话过日子了。正如党的理论刊物《红旗》所说，“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必须随着时代发展。”

这是令人兴奋的想法。仓促得出错误的结论是很容易的。老一辈的党员同志不能理解胡耀邦总书记所说的“新长征”。随着邓小平让那些参加过长征的杰出老人退休运动的开展，军方也越来越急躁不安了。

但是，年复一年，邓小平的劲头越来越大。他在位于中国渤海湾海滨的北戴河的令人心旷神怡的海水中游了一会儿，接着对他的朋友说，他感到精神抖擞。他说，“我的任务是设法活得长一些”，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了中国。

邓在他的新长征中有自己的秘密盟友，这就是年轻的一代，特别是像他家那样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家庭中的年轻一代。中国的青年一代和老一辈人之间的关系，从未像现在这样因共同的经历而变得如此密切。不仅像邓这样的老一代在重新思考中国革命的问题，年轻一代引进了新思想、新见识，他们的许多新思想和新见识出乎意料地来源于美国。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在美国学习。如果现在中国的制度中大量地吸取了私人企业、利润刺激、个体化和企业家精神的话，那并不是偶然的。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回国后，向他们的父母亲介绍了他们对西方的亲身感受。

在进行新长征的同时，中国实行了邓小平所说的“开放政策”，经济、技术和贸易实行开放，学习外国文化，其他思想体系和学习外国的技术，使中国得以建立一个新的秩序，创造洋为中用的方法。

在许多人看来，中国的“开放政策”不像中国式的政策，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和传统。事实并非如此。在唐朝（公元六一八年——九零七年），当时中国的首都还在长安（今天的西安），中国号称有多达一万名外国人，这个大帝国的繁华首都里能看到各国的男女专家、艺术家、商人、学者等等。随着最后一个朝代清政府的衰败，孤立主义、闭关自守、排外主义的倾向日趋严重。中国的革命运动从来都不是内向的。它向中国境外，向海外——向日本、美国、法国、德国和俄国汲取各种思想和启示。

正如历史学家李锐所指出的，这就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不同态度。毛“对西方不感兴趣”；他的社会比较封闭，更符合满洲的传统。邓则相反，他如饥似渴地寻求新思想，对中国从西方获得的新东西非常感兴趣。

自长征结束至今已有五十年了，这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长征已给中国的面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它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意识，使这个国家出现了许多世纪来所缺乏的精神与团结。它甚至证明了其威力足以克服毛泽东本人晚年可怕的异想天开，从而使中国走上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一条毛根本不会选择的道路，但目前人们对长征的认识还是很不完整的。也许中国人会说，再过一二百年，我们也许能真正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这次长征。眼下我们可以像中国那样来看待长征——这是一次充满了集体英雄主义、献身精神和希望的举世无双的行动。

①邓榕（毛毛）：《北京周报》1984年9月3日第17～18页；《中国建设》1985年第四期。

②爱德华·赖斯：《毛的道路》第184页，第262页。

③杨尚昆：1984年11月3日采访。

④北京出版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每天都刊登一个桥牌栏。在北京有人开玩笑说，就像毛推动游泳风靡全国一样（通过他1966年7月12日闻名的畅游长江），邓使打桥牌广为流行。

⑤胡华：1984年10月27日采访；李先念：1984年6月15日采访。

⑥伍修权：1984年3月28日采访。

译者的几点说明

一、索氏《长征》一书中，引用了大量的史料和当事人的谈话，翻译时以忠实于原著为原则，未一一进行核对。

二、注释共四万字，据作者本人说，书中凡涉及争议问题，不尽一种说法、观点时，出现在正文中的说法可代表作者的看法，其余看法列在注释中。另外，注释里还有不少重要的背景材料，是正文的重要补充。

三、注释原文有些差错之处，其中有的已根据译者当时陪同采访时的记录作了校正，但仍有遗漏和搞错的情况。

四、个别人、地、书、文件名，查不到出处和标准译法，只好揣译。参考书名，按其他文种版本的原名译，如《西行漫记》是中文译名，而索氏参阅的是英文版本，故译作《红星照耀中国》或《中国上空的红星》；又如《彭德怀自述》已译成英文，题为《中国元帅的回忆录》故取《回忆录》；又如《李德回忆录》，英文版《共产国际代表》，俄文版《中国纪事》，两本索氏皆有参阅。

五、参加本书译校者，除过家鼎、程镇球、张援远外，还有杜安夏、张志明、周文重、陈国清、唐苓、傅莹、施燕华、张幼云、梅江中、徐亚男、王铁利、吴红波、陈乃清、王弄笙、邹明榕、高志凯、马振岗。

编后记

本书作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是美国的著名作家和记者，曾任《纽约时报》副总编辑，今年已七十八岁。在他漫长的记者和创作生涯中，曾为反映现代战争而付出了很大的精力，他的足迹深入到苏联卫国战争前线，遍访世界大战的许多战场，以他犀利的目光和鲜明的观点，揭露了法西斯侵略者的罪行及其内幕。他的许多报道和作品早已誉满美国、蜚声世界文坛。他的名著《列宁格勒被困九百天》已成为反映二次大战中苏联前线情况的经典作品。这本反映中国红军长征的书在一九八五年十月在美国一出版，立即引起全美的轰动，《时代》周刊等许多报刊大量报道，接着欧洲、亚洲一些主要国家也竞相表示要翻译出版。

从事反映中国红军长征的写作，是索尔兹伯里多年来的夙愿。他极其崇敬埃德加·斯诺，并深受其感染和影响。埃德加·斯诺在其《西行漫记》序言中曾写到：“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索尔兹伯里今天以实际行动完成了这位先行者的未竟事业和意愿。为了写作此书，索尔兹伯里在十多年前就开始酝酿和准备。他收集和研究了大量有关长征的各种不同来源、不同观点的材料，并于一九八四年专程来到我国，在他的好友谢伟思和他的七十岁的妻子夏洛特的密切合作下，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进行了实地采访。他以红军般的勇敢和坚毅，不顾年迈（当时七十六岁）有病（心脏病），怀揣心脏起博器，带着打字机，爬雪山，过草地，穿激流，登险峰，中途战胜病痛折磨，坚持越过了千山万水，穿过七八个省份，历时七十四天，终于从江西到达了陕北，完成了他自己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寻访。沿途他考察体验了自然界的复杂地理环境和多变的气像，向老红军、老船工、老牧民们了解历史和现状，了解民俗风情，遍觅革命遗迹，博采轶闻轶事。更为重要的是，他有机会亲自访问了参加过长征的我国现今的许多领导人和健在的老将军，会见了不少党史军史研究人员，多方探索和考证了长征中的一些问题，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对中国人提出了我能想到的所有难题，直到弄清事实为止”。因此，全书不仅反映了长征这段壮阔的历史，而且生动地再现了参加过长征并正在领导新长征的我国领导人和老一辈革命家的各异性格和多姿的精神风貌。这是在我国国内经过重大改革、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之后，出现的一本颇具特色的文史兼备的新著。

本书（包括详尽的注释）汇集了不少关于长征的历史背景材料，并有作者对中国革命历史事件及其领袖人物的坦率评述，充分地表达了一个外国作家自己的观点，这对我国读者，尤其是各级干部及文史工作者，很有参考价值。作者多次表示了以此书献给中国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的愿望。为此，我们特组织翻译出版了这部书。

今天，长征胜利六十周年又即将来到，海内外不少读者和出版界人士，希望能将索尔兹伯里这本《长征》重新出版，为了满足各方面的需要，我们重新校订出版了这本书，遗憾的是作者索尔兹伯里已与世长辞了。我们谨以重印的新书告慰于故去的索尔兹伯里，寄托我们对他的深切怀念。

索尔兹伯里先生生前对中国怀有友好和坦诚爱护的感情。但他毕竟是一位外国作家，对中国发生的事情，对中国现实的变革，由于无法切近观察而在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发生的那场政治动乱之后，他曾一度产生过迷惘，在某些言论和著述中对此曾有过非议。但他很快便有所察觉，对中国政府强调稳定表示了理解。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他的情绪一下又振奋起来，认为前一年他所写的书中有些看法要修正，渴望能再次访华，写出新作品，以作弥补。可是，正当他为访华努力奔走之时，1992年九、十月间，他病倒了，患了中风症，于1993年 5月去世　就在他患病前两个月，他在给中国一位友人的信中写到：“我这次去中国要办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沿着邓小平南巡的路线走一走，看看广东、深圳和上海。我读到的许多情况都是令人激动不已的，香港定会为此感到高兴。但我担心南方的飞速发展，会不会把北方甩得太远了。不过我想，只要加把劲，北方也会很快赶上的。我特别希望看到的是，一个重振当年雄风的上海。”字里行间表露了对中国的深情、友好，又是那么率直、坦诚，同样表现了他客观、正直的鲜明性格。

本书在翻译校订和出版过程中，得到了有关领导的热情关怀与支持；得到了外交部、革命军事博物馆等单位的具体帮助。作者索尔兹伯里本人在访华期间又曾会见了本社领导及有关人员，交谈了如何反映中国红军长征及写作、出版此书的有关问题。今年三月间又专为本书写了序，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很多同志参加了本书的校订，特别是索尔兹伯里访华期间的陪同译员张援远，军事博物馆馆长秦兴汉和研究员阎景堂，以及人民大学教授胡华等同志，对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表示谢忱。本书译文忠于原著，只对原文中一些明显的差错之处，进行了校正。但由于翻译出版的时间仓促，对有些史料，特别是作者采访记录和引用的国外资料，未能一一核对，差错之处在所难免，望读者不吝指正。

解放军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三月

一九九四年六月再版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