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文存》目录

目录

  • 一、看谁文章写得好？（代序）
  • 二、“李敖特写”破题
  • 三、大慈大悲李敖菩萨
  • 四、“我中华尚有人耶？”
  • 五、由不自由的自由到自由的不自由
  • 六、当年老子如何如何
  • 七、纠正于右任幻想出来的一段革命史
  • 八、床上功夫
  • 九、论和尚吃肉
  • 十、写在居浩然《义和团思想和文化沙文主义》的后面
  • 十一、黄帝子孙的黄金观
  • 十二、中华大赌特赌史
  • 十三、且从青史看青楼
  • 十四、古书新见
  • 十五、这样笨，还要做强盗！
  • 十六、《左舜生选集》序
  • 十七、绝子如不见
  • 十八、伤心之地的文学
  • 十九、为他有那样的敌人而爱他

看谁文章写得好？（代序）

十八年前我独居新店山脚，常在阴霾漫天的夜里，泛舟碧潭。那时候，整个碧潭是我的，碧潭的山水，一人夜游才勉强可看。一到白天晴天，人山人海一来，自然的风景，就一一都给杀掉，我就躲在每月租金二百元的小房里，改作文维生。

作文是成功中学小毛头写的，施河大哥在那里教国文，看到许多国文老师懒得改作文，就代我承包过来，每本一元，多多益善。居然有好几班的作文，由我标到。做地下国文老师，收入不恶，精神却痛苦，因为每赚一元，就得跟狗屁文章纠缠至少一分钟。我是乐观的人，可是连改二十本下来，就人生乏味，并且连自己的文章也被熏得退步了，也被洗脑得作不好了！

我常常一边改一边想：什么原因使小毛头的文章写得这么要命？为什么文章竟写到千篇一律的滥套，写得甲跟乙没有什么不同，丙和丁没有什么两样？为什么文章写得一点也没有个性、没有特色，而全是人云亦云的狗屁？

照笑话说，狗屁文章有三类：第一类是“放狗屁”，程度最轻，是人放狗屁，还不失为人；第二类是“狗放屁”，程度稍重，是狗在放屁，但并不整天放，只偶一为之；第三类是“放屁狗”，程度最重，是以放屁为常业，整天放屁，一放而不可止。由于中国人相信文章是大业、是盛事、是不朽的张本、是富贵的敲门砖、是“天地之精英，阴阳刚柔之发”，所以古往今来，文章特多，狗屁也就三类俱在，臭不可闻。

用狗屁来说明，实在不是骂人，而是一种评判标准。所谓文章，基本问题只是两个：一、你要表达什么？二、你表达得好不好？两个问题是二合一的，绝不能分开。古往今来，文章特多，可是好文章不多的原因，就在没能将这二合一的问题摆平。中国人一谈写文章排名，韩愈就是老大，他是“唐宋八大家”的头牌，又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大将，承前启后，代表性特强，可是你去读读他的全集看，你会发现读不下去。你用上面两个问题一套：一、他要表达什么？答案是：他思路不清，头脑很混，他主张“非圣人之志，不敢存”，但什么是圣人之志？他自己也不知道；二、他表达得好不好？答案是：他好用古文奇字，做气势奔放状，文言文在他手下，变成了抽象名词排列组合，用一大堆废话，来说三句话就可说清楚的小意思，表达得实在不好。

糟糕的还不在文章不好，而在不好却不知道不好，还以为那是好。这就表示了，中国人评判文章，缺乏一种像样的标准。以唐宋八大家而论，所谓行家，说韩愈文章“如崇山大海”、柳宗元文章“如幽岩怪壑”、欧阳修文章“如秋山平远”、苏轼文章“如长江大河”、王安石文章“如断岸千尺”、曾巩文章“如波泽春涨”……说得玄之又玄，除了使我们知道水到处流出一大堆以外，实在摸不清文章好在哪里？好的标准是什么？

又如林琴南说他的文章是“史（记）汉（书）之遗”；古文大师章太炎却大骂林琴南吹牛，说林琴南的文章，乃从唐人传奇剽窃衍演而来。章太炎又说：“当世之文，唯王闿运为能尽雅，马通伯为能尽俗。”其实一切摊开，有何史汉传奇雅俗之分？文章只有好坏问题，并无史汉传奇雅俗问题。文章的好坏标准，根本不在这里。

作为新时代的中国人，我们评判文章，实在该用一种新的标准，我们必须放弃什么山水标准、什么雅俗标准、什么气骨标准、什么文白标准。我们看文章，要问的只是：一、要表达什么？二、表达得好不好？有了这种新的标准，一切错打的笔墨官司，都可以去他的蛋；一切不敢说它不好的所谓名家之作，都可以叫它狗屁。

这种新的标准，可以使我们立刻变得气象一新，开拓万古心胸，推倒千载豪杰。任何文章，如果它不能使我们读得起劲、看得痛快，就算是史汉的作者写的，又怎样呢？我们绝不可以看不下去一篇文章，却人云亦云的跟着说它好，或歌颂作者是什么八大家几大家，我们该有这种气魄：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不好就是狗屁！我们该敢说我们心里的话，当你被一篇烂文章烦得要死，你除了大骂狗屁，还能骂什么呢？

为什么中国文章中有这么多狗屁呢？这得先回顾一下中国文章史。

中国文章，一开始不是文章，而是“诗歌”，那是春秋以前的事。诗歌是当时白话和文言二合一的产物，当时的写作技巧很单调，最喜欢用单字重复来绘影绘声，描写黄莺，就来个“其鸣喈喈”，描写桃花，就来个“灼灼其华”，很少会变花样。我们读《诗经》，看到的，多是这类原始的表达法。

这类表达法转到战国以至汉朝，变为“辞赋”，辞赋开始变深了。那时候政府的命令是辞赋，命令下来，深得小公务员都看不懂，大家只好拖死狗。政府没办法，就奖励大家研究这些难念的古文，谁念得好，就给谁官做。这种奖励，就是科举的起源。有了科举，就可以凭写文章做大官，中国人这么喜欢写文章——写讨政府喜欢的文章，骨子里，其实有制度的背景和遗传在。现在的高普考大专联考，不过是科举的摩登化，片言点破，一切可如是观。

辞赋表达法带给中国文章大分裂，就是白话和文言的大分裂。这种分裂，到魏晋南北朝转为“骈文”，骈文是纯粹的中国字一字一形一音一义的大排队，中国人这时候，一写文章就要对对子，写满篇文章就是写满篇春联，做作极了。因为太做作，从隋唐到北宋，文章转为“古文”，古文一方面说复古，一方面也创新，虽然南宋以后，有“语体”出现，开始把白话和文言合流，但以文章正宗论，还是古文的天下。于是，从韩愈到曾国藩，中国的能文之士都是古文家，古文就是我们一般指的文言文。

文言文的大缺点是它不能作为好的表达的工具，它跟白话分裂，写出来，是活人说死话，说得再好也是“古文辞类纂”。到了 19、20 世纪，有人开始突破，最成功的是梁启超，梁启超说他文章“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

梁启超虽被老辈痛恨，诋为野狐，但他在中国文章史上，和司马迁、韩愈等一样，是十足划时代的人物。梁启超风靡文坛一二十年，最后由胡适等的白话文代领风骚，中国文章，自此正宗白话化。

不论多少老顽固老夫子抱残守缺，文言文是完了，文言文除了寿序、贺启、祭文、致敬电一套陈腔滥调外，已经愈来愈木乃伊，小毛头们没人要看文言文，也没人看得懂文言文，一切都得白话语译后，才勉强看看，应付考试和老师。但当考试和老师要作文的时候，小毛头就无法不狗屁。

狗屁的原因是：白话文的正宗基础太薄弱，胡适等人公开表示他们老一代的白话文是放小脚式的，提倡有心，创作无力；另一方面，白话文的起步一再误入歧途，它们走上“新八股派”、“新之乎者也派”、“旧的吗了呢派”、“新鸳鸯蝴蝶派”等错路上去，乍看起来，捧来捧去，仿佛成功，实际情形却是做人成功，作文失败。小毛头们在这种文风里长大，自然种屁得屁，要他们写出不受污染的清新之作，又奇迹何来？

奇迹来自李敖这边。白话文在李敖手里，已经出神入化。在中国传说中，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必有不世出的人出世，因此我说：“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我深信，我这一辈子，其他的功德都不算，光凭好文章，就足以使我不朽。“我纵笔所至不检束”，把白话文写得气象万千、光芒万丈，这种中国功夫，是谁也抹杀不了的。

为了给这种中国功夫最新举证，我特别印了两本书——《李敖文存》和《李敖文存二集》，交给“四季”出版、“忠佑”发行，我希望小毛头人手一册，大力见习。说不定有一天，突然出了怪胎变种，把我推翻，那时候，自然我要让贤。把五百年打个折扣。

1979 年 8 月 14 日

《中国时报》1979 年 9 月 5 日

“李敖特写”破题

“李敖特写”别名“放下屠刀”，就好像高信疆别名高上秦一样。上秦为专栏起了这么含义深远的名字，他的眼光、他的慈悲、他的期许、他的心惊胆战，都表露无遗。

我希望我真的“放下屠刀”，我希望我的敌人都是我的朋友，免得我另开“西化屠宰场”，我希望我的朋友崇拜我、追随我，享受“过屠门而大嚼”的乐趣，不要动摇、不要七嘴八舌。

1979 年 6 月 10 日

《中国时报》1979 年 6 月 12 日

大慈大悲李敖菩萨

有的人虽然活着，其实被视同已死；有的人虽然死了，其实还整天活着；有的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其实不死不活。

第一种是“活死人”；第二种是“死活人”；第三种是“人活死”。

生活在苦难里的人，都是“人活死”；死了还不断闹人的人，都是“死活人”；活着却被视同已死的人，都是“活死人”。

我从“大作家”变为“大坐牢家”以后，每个星期，如不下雨，有四次“太阳见我十分钟”的机会。我斗室独居，偶尔放风时，会碰到新来的泪流满面的满口喊冤的小市民。我因为资深、因为德高望重，被目为“大龙头”，常常被小市民请教。小市民只知道我是龙头老大，并不一定知道李敖是老几。常常在十分钟的请教过程里，我得到一点外面的消息。

有一次，一位非常爱哭的小市民，走到我身边，请我代他研判案情，研判过了，“闲话家常”，他忽然说：“有一个大文学家叫李敖的，你知道吗？”我说：“那个王八蛋吗？他怎么了？”他惋惜的说：“他死了！跟北一女的一个漂亮女学生一起殉情了！”他一边说，一边还哭了起来。

这就叫“活死人”。

这个“人活死”的小市民实在可恶，在我霉运不脱时候给我杠上开花，真该判他十年。唯一情有可悯的倒是他这一番禁园情泪，和他为我精选的这么一个美丽的死法。

我万劫归来以后，一天真碰到“北一女的一个漂亮女学生”，她发现我是李敖，为之惊呼：“李敖？李敖？你是李敖！看到你，就好像看到了明太祖！”

这就叫“活死人”。

看这样，李敖真得死了，李敖不死，明太祖缺货，北一女历史老师回家家。

人间有许多人，常常在你以为他“活死人”了的时候，突然“复出”。德国的艾德诺被人以为“活死人”了，他却在十六年后，东山再起；法国的戴高乐被人以为“活死人”了，他却在十二年后，再起东山。艾德诺“活死人”的时候，他隐居在修道院里种花；戴高乐“活死人”的时候，他隐居在巴黎郊外最后一幢房子，自我肯定自己。

自我肯定自己，这最重要。“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此之谓大丈夫。”

大丈夫不能靠别人掌声活，大丈夫自己给自己鼓掌。大丈夫不怕别人封锁他，——人能从容把自己封锁的人，没人封锁得了他。

中国伟大的特立独行者，大丈夫王安石，曾写过一首七绝小诗《飞来峰》——

飞来山上千寻塔，

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

自缘身在最高层。

这是何等孤高、何等卓绝、何等气魄！我不怕你们浮云挡我，并不因为浮云挡我我就不存在，我好得很、我最高。

历史证明了艾德诺最高、戴高乐最高、王安石最高……每一个高的，都矮不了；每一个能矮的，都不是真高。

真高？难道高有真假？有。真高有一个特色，就是他在内心深处，必须“看破红尘”：要悲观、要淡泊、要宁静、要出世、要感到四大皆空、要了解诸行无常、要学会哲学家巴斯噶那样：“我认识的人愈多，我愈喜欢狗！”

红尘看破了，是不是就跑到山林里、古庙里，低眉合十，整天念念有词，了此残生，就算完了呢？是不是人生如梦，既昭然若揭，就“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一番，就算完了呢？

不是，这样就全错了。真正的解脱、真正的人生，绝不是这样，这样做，只是做“自了汉”，自了汉只是自私的家伙。

走“大慈大悲观世音”路线的人，他们都搞错了。第一、他们以为观世音是女的，高明一点的人更正，说观世音是男人女身，是男的，其实都不对，观世音根本是无形的，不男不女，亦男亦女，可男可女，不但要男就男，要女就女，还可以“现众身”，可以化成飞禽走兽、化成青龙白虎、化成被灌水的老牛。所以，善男信女向观世音拜拜，真不如少给老牛灌水实际；第二、他们以为观世音保佑他们升官发财，健康长寿，儿孙满堂，讨个洋媳妇，喊他们爹娘，以为观世音是干这一行的，也全错了，还是留着香火，给财神拜拜，反倒实际；第三、善男信女的阶层以上，所谓稍通佛法的居士型人生如梦人物，他们是不是真正得到观世音的神髓了呢？他们走观世音路线，是不是走对了呢？没有。为什么？因为他们只走了一半，就以为走完了全程。他们的人生与解脱目标是“涅槃”，以为消极、虚无、生存意志绝灭等，是这种路线的目标，他们全错了。他们不知道，佛法的神髄到这里只走了一半，好像火车进山洞，只走了一半，就停了。停在半途，这种境界，就是“小乘佛教”。

相对的，开出山洞，大放光明，才是“大乘佛教”这时候，有了“梵”、有了“大我”、有了“真如”、有了“法身”，人生开始活泼泼的，不是躲避，而是面对；不是舍弃，而是争取；不是出世，而是“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

这种境界，就是《华严经》里所谓的“回向”，“回向”是已成菩萨道的人，还是要回到人间，由出世回到入世，为众生舍身。

从出世以后，再回到入世，就是从“看破红尘”以后，再回到红尘，这时候，这种境界的髙人，真所谓“目中有色，心中无色”。他努力救世，可是不在乎得失，他的进退疾徐，从容无比，这就是真的高，做不到这种“出”“入”境界，就跟这种境界有出入，就是假的高。

现在，再看王安石的另一首七绝——《梦》：

知世如梦无所求，

无所求心普空寂。

还似梦中随梦境，

成就河沙梦功德。

这是多么高的境界！我把它译成白话——

人生如梦，有什么好追求的呢？

什么都不追求，我心如止水。

可是，就在一个梦到另一个梦里，

我为人间，留下数不清的功德。

这种境界，才是深通佛法的境界。这种先出世再入世的智者、仁者、勇者，他们都是“死去活来”的人。人到了这种火候，就是菩萨。

深通佛法的人知道，菩萨的定义，只是救世的人、救济众生的人，他是前身功德无量的人，从天而降“现众身”的。现到文殊菩萨身上，就要上五台；现到地藏菩萨身上，就要下地狱；现到泥菩萨身上，就要自身难保；现到大慈大悲李敖菩萨身上，就要犯众怒。

善男信女们一定要骂：“你李敖怎么可以这样不谦虚，居然做起菩萨来？”李敖菩萨拈花微笑，答复如下：“本菩萨已经很谦虚了。照佛门规矩，菩萨是阿弥陀佛的候补者，放下屠刀，连杀猪的都立地成佛，如今我只做菩萨不成佛，难道还不谦虚吗？”

1979 年 6 月 7 日

《中国时报》1979 年 6 月 12 日

“我中华尚有人耶？”

中国人有两个姓李的，对洋鬼子架子最大。一个是李鸿章，一个是李敖。洋鬼子不喜欢人家问他私事，李鸿章偏要问；洋鬼子不喜欢随地吐痰，李鸿章偏要吐；洋鬼子送他一条爱犬，李鸿章却叫厨子给杀吃了，第二天旁若无狗的告诉洋人：“你的狗肉不好吃！”

李敖虽然也架子大，可是比较文明，李敖喜欢揭人隐私，所以不必“问”；喜欢唾面自干，所以不必“吐”；喜欢狗甚于喜欢人，所以不必“吃”。所以，李敖的架子大，只表现到“给洋鬼看点颜色”为止，举手投足，在在不失大国民的大架子，比起那些口谈中国人尊严，见到洋人就低三截的假民族主义者，实在高杆得太多太多了！

就因为李敖架子大，所以“国际奸人”费正清来台请吃饭，李敖坚持“行客请坐客”，不回请；就因为李敖架子大，所以“国际奸人”马丁来台约见，李敖坚持“行客拜坐客”，我不去，你来。李敖对外国人的大架子，只有戴高乐庶几近之，李敖真伟大。

李敖四海得很，又四海之内皆兄弟，所以朋友多，尤其以只受外事警察照顾的洋鬼朋友多。这不是什么“挟外人以自重”，正好相反，这是“外人挟李敖以自重”。李敖并没在台湾见外人，而是外人在台湾见李敖。这一分际，使洋人骄气尽脱，使李敖雄心窃笑。

李敖这种对洋鬼子的大架子，实际得自中国帝王文化的心传。

16 世纪，洋鬼子传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到中国，他对中国的西化，有过石破天惊的贡献。他带来很多礼物，其中最教中国人吃不消的是他跑来送“钟”。一送之下，明朝神宗皇帝喜欢得不得了，整天看呵看。到了第八天，钟停了，皇上大怒，问左右怎么回事，左右吓得径奔利玛窦喊救命。洋人一看，心中窃笑，顺手上了大发条，钟立刻滴答起步，于是这场虚惊，顿告平定。左右抱着钟，回皇上的话，皇上大为高兴，把钟藏起来。不料皇上的妈妈听到了，跑来要钟，皇上不敢不给，不给就是不孝，只好硬着头皮给了妈妈。可是皇上下令不许透露上发条的事，到了第八天，钟在皇太后面前停了，皇太后摇了半天，还不走，皇太后一气，把钟退还给皇上：“你这个不孝的东西！竟把只能用八天的东西给老娘！”

左右怕钟再生个三长两短，自己也要三长两短，于是建议留住利玛窦，皇上同意了，特别赏了钱，送了房子。利玛窦乘机要求见皇上，这可不行！皇上怎么可以让你们洋鬼子看到！这成何体统！利玛窦说不见皇上可以，可是希望准盖教堂、传教。这个可以，于是，中国就有了天主教。

另一方面，好奇的皇上也想看看洋鬼子长得什么模样，可是格于礼法，不能召见，只好叫人画一张利玛窦的像。左右把利玛窦画像陈列到皇上面前，皇上对这满脸骚胡子的家伙看了又看，问道：“是回回？”左右回皇上的话：“吃猪肉的，一定不是回回。”

所以，这是天主教的运气，幸亏中国皇上架子大，不见利玛窦，利玛窦才得传天主教。万一架子小一点，召见了，钦定是回回，利玛窦只能传回教了，辅仁大学也变成清真大学了。

中国皇上不但走运的时候不见老外，倒霉的时候也照样不见。英法联军陷北京，清朝咸丰皇帝逃到热河，后来双方议和，可是咸丰皇帝再也不肯回北京，为的就是不让外国使臣见到他。咸丰皇帝不但自己不肯让洋鬼子见到，甚至听到他的和谈代表老弟恭亲王被老外见到时，也大为光火，他在公文上怒批：“此次夷务步步不得手，致令夷酋面见朕弟，已属不成事体。若复任其肆行无忌，我大清尚有人耶？”

所以，比照中国皇帝的觐见标准，我李敖过去洋鬼盈门，虽然我不断施出李敖模式，总觉得愧对祖宗。何况，我还有一次失手的时候。那次失手，起自洋鬼子包德甫。

包德甫全名 FoxButterfield，台湾报上常把他译成巴特斐，按照“名从主人”的规矩，是不对的。包德甫是纽约时报分社社长，曾任“李敖死党”多年，也就是说，成了“国际奸人”多年。十年前他移交奸人职务给纽约时报兼时代生活杂志特派员沙荡（DonaldH.Shapiro），两个小子突然挟持我，硬是合照了一张相。我大惊失色，感慨的说：“糟糕！这回可被‘美帝’包围了！竟然被他们摆上一道，照起相来，我中华尚有人耶？”

两年半前，我万劫归来，包德甫立刻乘机乘机，从海外来台，可是他敲不开我家的大门，我拒绝见他和任何朋友，只好敖兄来访未晤怅甚而去。

……（编者略）

1979 年 6 月 11 日

《中国时报》1979 年 6 月 18 日

由不自由的自由到自由的不自由

二十年前，在台大文学院印度近代史的课堂上，一位风度翩翩的年轻老师，要学生缴出笔记，给他看看。全班都缴了笔记，可是一个学生却缴不出来。老师问他：“你怎么没有笔记？”这个学生说：“笔记是中学生抄的，大学生不抄笔记。”

这位老师有雅量欣赏这个特立独行的学生，他给了这个学生最高评分。

这位老师，就是国民党员吴俊才先生；这个学生，就是“党外人士”——我。

一般情形是，师生缘份，都随走出校门而结束，但像吴俊才先生那样继续帮助学生的老师，却很少有，一如像我这样继续研究老师著作的学生也很少有一样。

吴俊才先生现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住在普通公寓里，很穷；我现坐“党外人士”冷板凳第一把交椅，住在吴老师家前面豪华大厦里，很阔。我因为经年累月不下楼，大隐于市；又因为水深浪阔，不愿给吴老师不方便，所以一直疏于礼数，不去看他。去年他礼贤下士，大驾光临，我说：“古人‘天涯若比邻’，老师和我，却‘比邻若天涯’！”吴老师太熟悉我那一套，他不见怪。

吴俊才先生学者、专家，尤精于印度史，受了他的启迪，我对印度史也小有研究。我由“大作家”变成“大坐牢家”的时候，看书无算。其中一部大书，就是看了又看的吴老师名著——《甘地与现代印度》。这部大书功力极深，有志之士，人人该看，只可惜交由一家不太会搞宣传的书局出版，并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

因为我在牢里读这部书，最引起我注意的，是甘地的监狱生活。据我统计，甘地共坐了 2338 天的牢，他失掉身体自由的时间，从广义说，比我要短。但他是先进，先进的坐牢哲学，闲来无事，倒也不妨研究研究。

不料一研究之下，使我得到了新境界。

甘地有着伟大的精神力量，爱因斯坦说：“后代子孙很难相信这世界上曾经走过这样一位血肉之躯”。（Generationstocomewillscarcebelivethatsuchaoneasthiseverinfleshandbloodwalkeduponthisearth.）这是对甘地最高明的描绘。甘地思想的精华是他的“不合作主义”（satyagraha），不合作主义的形成，部份来自《湖滨散记》的作者梭罗。梭罗坐牢的时候，他说他“从不曾想到我是给关起来了，高墙实在等于浪费材料。……他们根本不知道如何对付我。……他们总以为我唯一目的是想站到墙外面。每在我沉思的时候，看守那种紧张样子，真叫人好笑。他们哪里知道才一转身，我就毫无阻挡的跟著出去了。……”

梭罗当然不会小说中穿墙透壁的功夫，他这种来去自如，是指观念上的解脱，观念上“从不曾想到我是给关起来了”。他虽然身在两坪（1 坪=3.14 平方米）之内，但却心在六合之外，神游四海，志驰八方，就像拉夫瑞斯（RichardLovelace）在牢里写诗给情人一样。

甘地师承了梭罗的不合作主义，也师承了梭罗的坐牢哲学。甘地说志士仁人：

在狱中，他所受到的苦，实比平日受的苦要少得多；在狱中，他也只需要听狱吏一人的命令，而不像平日要受许多人的支配；在那里，他更不必担心一日三餐，也用不着自己烧饭，政府会照顾一切，如果有病，更可免费治疗；在那里，他有足够的操作，借以锻炼体格，许多坏的习惯也可以改过。他的灵魂是自由的。他可有充分的时间祈祷。肉体虽被拘禁，灵魂并未桎梏。反而他的日常生活也可以训练成更有规律，因为自有人来督促。这样来体验狱中生活，他会感觉自己是自由的。假如有任何不幸遭遇或被狱囚虐待，那他正可学习坚忍，让他得到一个乐于自制的机会。持这种看法的人，当然会将入狱的事看为幸运。因此问题的关键，还在一个人自己和他所持的心理状态，来决定是否入狱乃系幸运。（《甘地与现代印度》上册第 91 页）

这段话的关键是强烈的唯心论，它告诉人们，所谓的自由与不自由，“问题的关键，还在一个人自己和他所持的心理状态”，你心里觉得自由，自由就在；你心里觉得不自由，桎梏就在。甘地本人前后入狱五次，他这种观念，也一再宣示，例如他说：“我现在成了自由的人了，我的身体已被他们看管。一天诺拉迭法案没有撤销，我一天不得自由，可是现在他们逮捕了我，却给了我自由。现在轮到该是你们采取行动的时候。”（同上。页 264）他又说：“……朋友们不需要惦挂著我。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在这儿所能做的并不比外间少。我留居在此，对我有如入校。”（同上。中册页 143-144）……甘地这些坐牢哲学，基础都在他的伟大的精神力量，有这种力量的人，他会感到“逮捕了我，却给了我自由。”这种自由，我把它叫做“不自由的自由”。这种自由的炉火纯青，就“觉得自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若不到火候，就只像骆宾王那样“在狱咏蝉”了，——鸟在外面的人，是不会快乐的。

不自由中有自由，这么说来，是不是自由以后、出狱以后，就更自由了，从此没有不自由了呢？

这可未必。

哲学家斯宾塞说“没有人能完全自由，除非所有人完全自由；没有人能完全道德，除非所有人完全道德；没有人能完全快乐，除非所有人完全快乐。”这种伟大的透视力、伟大的胸襟，我给它下了一个描绘，这叫“自由的不自由”。

“自由的不自由”的特色是民胞物与，是把受苦受难的人当兄弟，又使自己有责任感。夏禹感觉天下有淹在水里的人，就好像自己把他们淹在水里一样；后稷感觉天下有没饭吃的人，就好像自己使他们挨饿一样，有这种抱负的人，后天下之乐而乐，众生不成佛的时候，他自己不要成佛。《新约》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里，为这种心境做了动人的总结：“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有这种心境的人，他自己坚强，却感受兄弟的软弱；他自己站起，却焦急兄弟的跌倒；他自己自由，却念念不忘兄弟的不自由。

六十年前，开火车出身的美国劳工领袖戴布兹（EugeneVictorDebs），因参与政治反抗，被判十年，关在牢里。由于他极富人望，虽在牢里，却得到美国大选中，一百万选民对他戏剧性投票。1921 年，哈定总统特赦了他。出狱后，人们庆幸他重获自由，他却从斯宾塞的句子里，说出了这样的千古名言：

WhilethereisalowerclassIaminit.

WhilethereisacriminalelementsIamofit.

WhilethereisasoulinprisonIamnotfree.

只要有下层阶级，我就同俦；

只要有犯罪成分，我就同流；

只要狱底有游魂，我就不自由。

真的，“我就不自由”。夏禹不自由、后稷不自由、斯宾塞不自由、戴布兹不自由。——所有伟大的性灵里，念天地悠悠，都有“自由的不自由”。

1979 年 6 月 12 日

《中国时报》1979 年 6 月 27 日

当年老子如何如何

“六月六日断肠时”，《中国时报》第三版开辟了“名人追踪”专栏，第一篇就是王健壮、金惟纯两位小老弟对李敖的专访。专访前面有编者按语，说尽管时光使人类健忘，“但是有一些人与事，不论你是多么的健忘，却始终在脑海里挥之不去……时间久了，他们安在？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想些什么？”小老弟们要追踪这个答案。

很显然的，“名人”需要这样“追踪”，其为名也，也就可想而知。当年嘛，不能不说轰动一时；现在嘛，却“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用老广的话来说，这叫“过气老倌”。

没人愿做过气老倌，人宁愿不做名人，也不要过气，聪明的小老弟们一眼就看到这点，所以，从第三篇专访里，就把“名人追踪”改成“人物追踪”，减少一点对名人的刺激。

14 号的报上，访问的是廖文毅，由朱泓霖执笔。当记者问到“六十六年（1977）黄蔴竞选云林县长败北那一段”，廖文毅“不假思索就脱口而出：‘我认识黄蔴，他和廖祯祥的选战的确相当激烈。’”朱泓霖听了，有这样的感慨：“其实，黄蔴的对手是林恒生，而非廖祯祥，如果廖博士对政治真有一股狂热，又何至于把黄蔴的对手张冠李戴？”

如果廖文毅的答话不是口误，倒引起我另一种想法，就是，上了年纪的人，当他回想过去的历史，竟然“张冠李戴”，到底是不是一个纯粹记忆上的问题？

我认为不是。至少不完全是。

十六年前，我在开国文献会打工，每月挣一千元。有一天，文献会重金买到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原始文件，是当时秘密会议成立的签名册，上面有宋教仁等人的签名。文献会主持人很高兴，拿去请于右任题字。于右任一看，签名册中没他的名字，很不开心，他说他记得明明参加了革命，怎么没有他？主持人回来，找到我，请我仔细考证考证，到底是历史错了，还是于右任错了。我仔细考证后，结论如下：那一次，于右任没参加。为了使于右任没话说，我列举出每一项证据，证明他老先生真的没参加，是他乱盖，不是我乱盖。我不知道最后主持人怎么回话的，我只知道于右任“为之不寐者数日”。我真抱歉以我的学问，实在找不出他参加的历史，这种抱歉持续了几天，直到我被文献会扫地出门，我才停止了抱歉。如今，十六年过去了，于右任墓草久宿，我也垂垂将老，我希望我有生之年，能够见到他参加的新史料，那时候，再走过敦化南路仁爱路圆环，我会尊敬的看他一眼。

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自我涉入”（ego-involvement）。自我涉入是两岁以后的小孩子，开始用“我”的观念，来形容他的“财产”；爸爸、妈妈、围兜、奶嘴、娃娃、小熊……全部包括在内，这时候的小孩子，慢慢开始知道“我”和别的人、别的东西不一样。在这时候以前，这种分野就不清楚。在这以前，小孩子说到自己的时候，他不但不知有“我”，并且常常把“我”当成第三人，小孩子会说：“宝宝吃”、“宝宝要”、“宝宝抱抱”，而不会用“我”。从这点看来，人类真是天纵英明，哲学家宣传了一辈子的忘我无我，区区两岁的小毛头，就早已做到。

小孩子随着年纪愈大，自我涉入的面积也就愈大，他成了年，无所不涉，无孔不入，从同行到教堂、从政党到狮子会，他都要插一脚。他握手、寒暄、迎来、送往、胁肩、谄笑，变成了名人。一变成名人，就变得无所不在，什么地方都要有他，没他，他就不自在。

糟糕的是，名人会老；一老，就喜欢想当年；一想当年，就常常想出纰漏，在被“追踪”的时候，就要张冠李戴。

北洋时代的国务总理许世英，九十一岁死在台湾，他死前的回忆，和于右任一样，已经真伪杂糅。他老得已经没法好好回忆，他把清朝末年的许多史事、掌故、传说，都纠缠到自己头上，自己变得无事不管、无所不在，在回忆录里，成了大笑话。

许世英这种自我膨胀，问题关键不在“记忆”方面。记忆上出毛病，会呈现全部的或部分的“遗忘”（amnesia），甚至“回忆力特强”（hypermnesia），但不是大量的张冠李戴。一个人大量出现张冠李戴，是一种“妄想”的毛病。

妄想有好多种，有“迫害的妄想”，老怀疑别人在整他；有“受制的妄想”，老感到别人遥控他；有“罪恶的妄想”，老认为自己罪孽深重；有“关联的妄想”，老觉得别人在指着和尚骂他秃。这些妄想以外，还有一种奇怪的妄想，叫做“夸大的妄想”或“光荣的妄想”（delusionofgrandeur），犯这种毛病的人，常常说他是救主、是大明星、是国王、是辜振甫的表弟、是林青霞的表哥。这种人，年轻的都住在精神病院里，年老的都做了自我陶醉型传记杂志的作者兼订户。看了他们笔下的丰功伟业，你会奇怪：如果他们那样行，大陆怎么还会丢？

哲学家罗素碰到一个人，这个人说他喜欢哲学，请罗素介绍几本大作看看，罗素照办了。第二天，这个人跑去告诉罗素，说他只看了一本，一本中只看懂了一句，一句还写错了。罗素问他哪一句，他指出“凯撒已死”一句。罗素问他怎么错了，他突然大暍一声：“我就是凯撒！”

当然，这位凯撒先生是比较严重一点的特例，但降格以求，不做凯撒而做“当年老子如何如何”的老子的，却大有人在。小老弟们若“追踪”到这流人物，听他“白头宫女谈天宝，古董山人说晚明”的时候，可得当心。因为在“当年老子如何如何”的口沫里，“如何如何”的，可能并不是这位“老子”。

半个世纪前，革命元勋章太炎为《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写序，他愤怒于“知当时实事者已少，夸诞之士乃欲一切笼为己有”，这种现象，其实又何代无之？我们已看到有人把“云南起义”的功劳一手代劳、把“五四运动”的现场一脚插进、把《独立评论》的揭封一口独吞……我们看到这么多“自我涉入”的“夸诞之士”，从历史真相上，我们很难原谅他们；但从老人健康学上，我们倒不妨哈哈一笑。

读过法国文学家都德《柏林之围》的，都会想到：那拿破仑部下的过气军官朱屋大佐，他在垂暮之年，整天幻想自己的胜利：“大……捷！大……捷！”“七日之内，可抵柏林矣！”最后得知真相，被围的不是柏林而是巴黎，他无法适应了，他全身戎装，四肢颤动，绝望地死在面朝凯旋门的窗台上；读过中国全祖望《节愍赵先生传纠谬》的，也会同样想到：那明末志士赵先生，也以垂暮之年，整天幻想敌人的失败，他被学生藏在深山里，每次听到胜利的假消息，才肯吃饭。拖了半年，谎话光了，最后得知真相，他无法适应了，“大恸，踣地，更不进食。……奄忽而逝！”这些故事，告诉我们，靠“夸大的妄想”、“光荣的妄想”长寿的人，他们有权利自我陶醉。

真的，他们有权利自我陶醉。英国国王乔治第四，在老糊涂了的时候，硬说他参加过滑铁卢之战，打败过拿破仑。哈哈一笑吧，何必认真呢？

于右任最喜欢写的两句诗是：

不信青春唤不回，

不容青史尽成灰。

笔下龙蛇飞舞，可惜不是真的。事实上，成灰的，是青春不是青史，青史有李敖在，是可以唤回的。所以，读者老爷不妨注意：“宝宝看书书”的时候，只要看李敖的大作，便不会上当。至于别的——唉，不看也罢！

1979 年 6 月 17 日

《中国时报》1979 年 7 月 2 日

纠正于右任幻想出来的一段革命史

于右任看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原始文件，很感奇怪，因为他发现成立大会的签名单中，竟没有他的名字。——他不是“开国元勋”吗？怎么这样一个重要的会议，居然没有他的名字呢？

我在民国五十二年（1963），曾仔细研究过这个于右任所不能解答的问题，我的研究结果如下：

1904（光绪三十年）甲辰

于右任自开封避难到上海，入震旦学院。

1905（光绪三十一年）乙巳

于右任组复旦公学。在上海。

是年七月二十日（公历 8 月 20 日）中国同盟会成立于东京。（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 296 页中有“陕西有康宝忠、邹子良、曹兩亭、赵世钰、于右任诸人”，他记错了！）

1906（光绪三十二年）丙午

于右任为筹办《神州日报》，东渡募股，四月间去日本，由胡汉民、康心孚介绍，得识孙中山，做彻夜之谈，并加入同盟会。旋归上海。

1907（光绪三十三年）丁未

二月二十日（4 月 2 日，罗家伦《国父年谱初稿》上册 177 页误为农历二月二十二日）《神州日报》创刊（未及一年，被邻居火灾殃及，于右任辞去社长。《神州日报》直到民国五年才停刊）。

1908（光绪三十四年）戊申

1909（宣统元年）己酉

三月二十六日（5 月 15 日）创刊《民呼报》，出了八十一天以后——六月十八日（8 月 3 日）被封。

于右任被拘一个月零七天，于七月二十四日（9 月 8 日）被逐出租界。20 天后——八月十六日（9 月 29 日）又办《民吁报》，五十一天以后——十月六日（11 月 18 日）又被封，“所有主笔人等均免予深究在案”。

1910（宣统二年）庚戌

《民吁报》被封 13 个月后——九月九日（11 月 11 日）创刊《民立报》（此报直到民国二年四月才停刊）。

至于本年（1910）闰六月初六日（7 月 31 日）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地点并不在“三茅阁桥”的“民立报馆”，此地点一、据谭人凤在《牌词》中说，在“北四川路湖北小学校”。二、据曾伯兴在《乙戊集》中说，在“湖州公学”。三、据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说，在“湖州会馆”。到会宋教仁、陈其美等三十三人，签名由杨谱筌保存，现藏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

于右任其实并未参加。

于右任参加的是第二次会议，此会议在七月中旬后举行，除有上次开会的三十三个人以外，还有于右任、熊克武、陈方度、柳聘农、梁维岳、谭心休。

这段往事，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记上海志士与革命运动”（98 页）一节言之綦详：

中国同盟会既成立。会员对于长江各省之革命工作，益趋积极。至七月中旬，鄂省军界同志运动已臻成熟，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遂派居正、杨玉如赴沪购办手枪，并邀黄兴、宋教仁、谭人凤等莅汉口主持大计，时黄兴尚在香港，居正抵沪，即在马霍路陈其美寓所召集会议。莅会者除参加成立会诸人外，于右任、熊克武、陈方度、柳聘农、梁维岳、谭心休等预焉。

……

这大概就是于右任“误记”的缘故了。

我这个考证，至少可以证明一点：就是许多人做了一些轰轰烈烈的事，他们在年老以后，往往总扩大自己的功绩，把一些轰轰烈烈的事，误信成不只一些，而是许多。他们这种作风，也不能算是存心说谎或有意自欺，只是一种下意识的自我膨胀罢了！

当事人的话不可尽信，在这个地区，历史上求真辨伪的工作，真是愈来愈必要了！

1966 年 9 月 25 日

床上功夫

这月 11、12 号，《人间副刊》上登出高可攀的《千古艰难唯一床》。可攀周游列国多年，见多识广，又精通南腔北调胡文多种，由他出洋相，写古今床事，忽上忽下，深入浅出，看来津津有味。其中有两段插播，原文如下：

高可攀写床写得兴起，索性连独家的研究心得也透露了几分，给各位长长见识，免得大家都像文化顽童李敖一样，哇啦哇啦猛叫我中华尚有人耶？李敖听着，没有床，焉有人，此理甚浅、此事至明，不研究床而研究人，呜呜呼呼，李敖殆矣！

这是可攀的苦口，他又说：

可怜我高可攀少小去国，国史的根基太差，实在不知道咱们中国的老祖宗从树上下来以后，到底拿什么东西当床用，想画个祖宗床来佩服佩服，竟也画不出来，以致常被夷狄之辈恶徒消遣，说我数典亡床。

这是可攀的苦心。

为了使我这位台中一中的小学弟，不再苦口相劝、苦心难显，我决定表演一下我的床上功夫，和可攀异床同梦，敬请可攀和大中华爱床人指教。

话说我大中华老祖宗，从树上下来以后，到底拿什么东西当床用，这个答案，可真不简单。要了解这个真相，首先得放弃我们现在对床的定义。不放弃这种定义，我们无法了解老祖宗和他的床。

老祖宗给床下定义，说：“人所坐卧曰床。床，装也，所以自装载也。”下一句一看就很邪门，有问题，“床，装也。所以自装载也。”这种定义，与其说是指床，倒不如说是指棺材。好，不再说不祥之言，就通过这种定义吧。问题又出在上一句——“人所坐卧曰床”，照我们现在的定义，床是“卧”的，不是“坐卧”的。如果“坐”，另有板凳、椅子、沙发好坐，为什么要坐床上呢？

就这样的，问题的开始，就是学问的开始。有学问的答案是：古人没有板凳、椅子、沙发，古人坐在地上，坐了好久好久，才学会坐床；一坐上床，床就坐卧两用，所以才叫“人所坐卧曰床”。

古人坐在地上，屁股底下有块长方形的草垫子，叫做“席”（蓆），席是老祖宗表达尊卑、区分人我、划清势力范围的一个妙单位。这个单位，可以在必要时候一分而二，叫“割席”。任安与田仁在平阳公主家，被安排“与骑奴同席而食”，两人大不高兴，就把席一割，表示不同席；管宁与华歆在一起念书，门外有车马之声，华歆起来去看热闹，回来就被管宁割席，说你格调这么低，“子非吾友也！”这两个故事，都含义很深，都说明了“同席”是有规矩的。

不但同席有规矩，同席的细节也多得很，东边主位的是“首席”，西边敬陪末座的是“席末”，我们现在常用的“出席”、“入席”、“筵席”、“酒席”、“离席”、“逃席”、“缺席”、“主席”等等，都是从这儿变出来的。因为席有这么多名堂，所以有“避席而请”、“越席而对”、“侧席而坐”、“父子不同席”、“男女不同席”、“席不正不坐”等种种典故。一般情形，一席可容四人以上，长者大模大样坐在顶头，但是若来了第五个，就妙了，第五个一来，长者就在本席给请走，在旁边另开一席，独称老大，这在经典中，叫“群居五人则长者必异席”！规矩跟现代中国人正相反；现代中国人是叫小辈在旁边、在席外，从固有文化标准看，这是对长者的大不敬。

老祖宗在席上活动，一切都是平面的，就像日本人住的榻榻米房子，大家多的是膝行跪姿。我们读《史记》项羽本纪，看到鸿门宴时“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范增）南向坐”，“沛公（刘邦）北向坐”，若以为他们都是“坐”，就大错特错，他们其实都是“跪”，那时候没有桌椅，一切是落地干的。自天子以至庶人，全体一致。李商隐写天子见贾谊——“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虚前席”就是两人在席上对跪，中间保持一段距离，表示皇上尊敬知识分子。

在席上跪来跪去，终于有人感到太不舒服，决定不跪了，干脆一屁股坐在席上，两条大腿，朝前一伸，自在起来了。这种自在的姿势，叫“箕踞”。箕踞视为无礼，因为老祖宗当时不穿裤子，这种姿势，有自我暴露之嫌。《韩诗外传》记孟夫子回家，看到孟太太一个人这种姿势，就吵着要离婚，其理在此。

在席上两条大腿朝前伸，既然诸多不便，于是聪明人想起：何不坐在床上箕跟呢？第一号聪明人，就是鸿门宴逃席的刘邦。刘邦接见郦食其，箕踞床上，两腿下垂，叫女人给他洗脚，郦食其责备他怎可以“踞见长者”？刘邦认错。这段记载，透露了千古大秘密——中国古人开始有现代的坐姿，坐在床上，面有歉意的坐在床上。

真是面有歉意，古人在席上大跪特跪久了，床对于他，本来只是“卧”的，不是“坐卧”的，如今可坐可卧，实在过意不去，不但愧对此床，也愧对斯席。于是，有一批保守主义者，即使上了床，也继续大跪特跪，有的人床上“当膝处皆穿”，有的人“床有膝痕”，这些人在中国下跪史上，的确是大丈夫。

《论衡》里记孔夫子将死，留下一段话说：“不知何一男子，自谓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床，颠倒我衣裳，至沙丘亡。”孔夫子真伟大，他预言到统治者要在床上占老百姓便宜，事实演变，果然不出所料。统治者终于觉得：“虚前席”式的平起平坐，实在不够神气。于是，慢慢的，统治者在殿堂之上，抬出床来，自己坐在床上，向席地而坐的发号施令起来了。“人所坐卧曰床”，自此一物两用，变成了统治的道具。《世说新语》里记匈奴大使来朝，曹操“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叫人替他坐床上，他自己化装成卫士，“自捉刀立床头”。匈奴大使出来，曹操派间谍问对魏王曹操印象，大使说：“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这是统治者和床的一个最有趣故事。

统治者刚坐上床的时候，倒也不乏“同床共坐”的故事。晋朝皇帝登基，百官陪列，他叫王导“升御床共坐”，王导说“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坚持不敢；唐朝皇帝践位，“多引贵臣共榻”，刘文静就不赞成，认为“帝座严尊”，不可“屈与臣下均席”。统治者与床的大结合，到了宋朝皇帝一言道破：宋太祖伐南唐，南唐李后主派徐铉送礼物过来，请求退师。徐铉的理由是：“我们南唐无罪，我们以小事大，像儿子伺候老子，为什么还要打我们？”宋太祖说：“江南小国，哪个又有罪来着？但是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宋太祖真是行家，他对书呆子说话，不拈花微笑，却直抵花心，真干脆！

唯一遗憾的是，床的体积太大了，总是难免惹人同坐或酣睡，殊嫌美中不足；何况庙堂之上，摆个大床，实在也不好看。这时候，西方文化帮了大忙，一种叫做“胡床”的东西，传到了中国，时间在 2 世纪尾、3 世纪初。胡床并不是床，而是一种像胡金铨他们专用的导演椅，只能老子一个人坐，这就是椅子的前身。中国人接受了椅子的西方文化，到了北宋末年，全国大流行；统治者有御椅、大富翁有檀香椅、大强盗有第一把交椅，于是，全国男女老少，都从此坐有坐样，卧有卧样，不再坐在床上，更不席地而坐了。床和椅子，从此也变成两件家具，不一物两用了。

胡床刚到中国的时候，老祖宗正坐床上，看到能容纳屁股的，都叫做床，所以把胡椅叫做胡床。后来弄明白了不是床，又忌讳有“胡”（外国）的字样，于是又不胡又不床，变成了椅子。但不论怎么变，中国人在椅子上，上了洋鬼子一个大当：老夫子把钢笔推开，用毛笔大谈西方文化要不得，不知道西方文化正藏在他屁股底下，他整个屁股正在全盘西化——西方文化“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可真把人忙得“席不暇暖”了！

1979 年 7 月 17 日用毛笔写完

《中国时报》1979 年 7 月 30 日

论和尚吃肉

一般人以为我在台大学的只是历史，不对，我第一年学的是法律；学法律的朋友笑我法律学得鸦鸦乌，对，我对法律兴趣不浓。那时候我十九岁，我不喜欢“世间法”，倒有点喜欢“佛法”。不但有点喜欢佛法，还住在庙里，那个庙，就是台北善导寺。

善导寺地下室内，有个骨灰间，我就住在隔壁，正所谓“与鬼为邻”。管理骨灰间的职员是绝对相信有鬼的，他指着一排排的骨灰缸，告诉我“昨天晚上”哪一个缸中有了哪种动静。

善导寺的地下室不算大，鬼口密度远超过人口密度，所以，我无异是同“死人”住在一起。一个十九岁的青年人，在那么年轻时候，就感受到那么多的“死人”，感受到他被“死人”包围，这种感受，对他日后思想的形成，自然有死去活来的影响。

有时候，我一个个细看骨灰缸，看缸上的名字、看缸上的照片，想到一个人奔波一生，下场不过如此。他们的灵魂有没有？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们的肉体化为枯骨一坛；他们死了，我还活着。

善导寺的和尚，我也颇识一二。有的道性很高，有的有待加强。介绍我到庙里住的朋友，对我说了一个笑话，他说有一天他和一位和尚出去办事，路过一家饭馆，两人就去吃，和尚告诉跑堂的，来碗素面，他也跟进。不料两人狼吞虎咽一阵，发现面里有肉——不是素面，他大吃一惊，赶忙指给和尚。殊不知和尚正在衔肉大嚼，向他使个眼色，表示不必声张，又埋头大嚼起来了。

中国的佛门人物中，虽然有一派公然喝酒吃肉，像苏轼的朋友佛印和尚，但这些禅派流变，都不是正宗，照一般佛门规矩，做酒肉和尚是绝对不行的。善导寺是守板眼的寺，自然不准济公活佛或花和尚鲁智深那一套。

讲到吃素，一般人以为是佛门的道行，其实它是中国吃素文化的一种流派。《论语》中，就讲究“齐（斋）必变食”（吃素时候要改菜单）的规矩：《汉书》里记周泽吃斋吃病了，他太太怪他何苦来，他火了，立刻把太太关到牢里去，罪名是“干犯斋禁”。干犯斋禁，在当时是大罪：当时“坐斋不谨”（吃素时候狗屁倒灶），是要杀头的。佛教入中国后几世纪，中国吃素的风头被信佛的抢去，大家把“吃斋念佛”等量齐观，于是佛门人物，就说他们不吃荤，吃素了。其实究竟什么是荤，他们知道的并不落实。荤是指“臭菜”，葱、韭、蒜等都算，吃了这些，被认为耗散人气，使人精诚有问题，难以通于神明，所以要查禁。至于大鱼大肉，实在叫“腥”，不叫“荤”。可笑的是，大吃素家整天吃葱、韭、蒜，却声言他不吃荤，以吃长斋自豪，这种自豪，用传统文化一检査，就该打屁股。他们以为他们做了好事，吃长斋，其实都白吃了、都不算。可见书没读通，就想复兴固有文化，谈何容易！照固有文化，这是典型的“吃斋不谨”，是要杀头的，这些多爱固有文化却少看古书的人儿，提倡来提倡去，全不知道固有文化的厉害！

至于从“不杀生”观点演化出的“不吃肉”的，本来是以博爱打底的，基础自然伟大。但这种不吃肉哲学，后来被善男信女给商业化了，变成了自己跟阎王老爷讨价还价的血本，这就教人有点哭笑不得。中国的劝善书里，有很多这类材料。《乐生集》里记福建一个教书匠，因为怕主人为他杀生，宣布他不吃海鲜。后来得了大病，全身僵冷三昼夜，醒来自言他早该命丧流贼之手，因为不吃肉，所以阎王加寿十二年，且免横死。《感应类钞》里记一个做官的，暴卒后又活过来，向人说他到了阴间，向阎王说他不想死，请求饶命。阎王爷可怜他，说让你还阳，限期三日，如能说动一千个人不吃牛肉，就准益寿延年……

这种不吃肉的商业活动，是中国文化史中国思想史中的一个特色。它发展开来，演变成人能放生，就可以好心好报：所以放个王八，毛宝就可临危脱难，孔愉就可微职封侯；活群蚂蚁，宋祁就可考试高中，宋郊就可大魁多士。如此这般的，屈师纵鲤，就可寿增一纪；隋侯济蛇，就可珠报千金。……这种思想走火入魔以后，许许多多人吃素放生，都缠夹着大量的“功利”，而不是“功德”。

这种现象，是古典文化中的愚夫愚妇，混同佛教文化中的善男信女，共同缠夹出来的杰作。这种混同，不但在民间进行，也在高层进行。高层进行的，是对“吃斋”的解释，糊里糊涂。例如中国文化的“斋”和“荤”，和印度文化的，实际上并不相同。印度文化中的斋，除了不吃肉外，也禁“五辛”。五辛是大蒜、革葱、韭葱、兰葱、兴渠。这五种，中国只有前四种，中国人想吃五辛，也不过吃到五分之四。中国和尚以为他们不吃肉，也不吃五辛，我看，先在学问上胜过李敖，再这么说吧！

在佛教思想中，吃东西不该是口腹之欲，而是“治病”。我们习惯说东西不好吃，像吃药一样，正好是佛教的原案。佛教里认为人生一切烦恼、一切痛苦，都是一种病；想胡茵梦，是一种心病；想胡茵梦想得头疼，是一种身病；想胡茵梦想得不好好上班，被王永庆开革，饿得没饭吃，是一种饥病。佛教认为人该将“吃饭观”当做“吃药观”，所以和尚的食堂，又叫“斋堂”，又叫“观堂”，观什么呢？观药罐子。一个人端起饭碗像端起药罐子，岂不胃口倒尽？全对！就是要你胃口倒尽。胃口倒尽，才消灭了口腹之欲。口腹之欲给消灭了，不吃肉、不吃五辛，又有何难哉？

但是，我的渊博的历史知识告诉我，在 6 世纪梁武帝萧衍以前，中国和尚明明是吃肉的，这又怎么说呢？

答案是：佛教有小乘与大乘之分：但求自度不求度人的，是小乘；一心度人，以自度为度人手段的，是大乘。不吃肉的人道主义，是大乘法门，见于大乘的经典。中国人信佛，一开始乘到的佛教巴士，实际是小乘，所以一边大信特信，一边大吃大喝。直到梁武帝出来，读通了《涅槃经》，才大力主张全国大吃素。梁武帝不但自己吃素，叫全体僧侣佛子吃素，甚至叫自己祖宗也吃素——他居然把上供用的死猪肉，改成了以面做的假牺牲！祭祀不用血，无异使祖宗不血食！这真是惊天地泣饿鬼馋神的大手笔！

梁武帝以后，中国和尚尽管在大脑里小乘，但在小嘴里却大乘了——中国和尚不吃肉了。

梁武帝以后一千一百年，明朝不行了。张献忠“屠戮生民，所过郡县，靡有孑遗”。有一天，他的部下李定国（有的记录说是张献忠本人）见到破山和尚，破山和尚为民请命，要求别再屠城。李定国叫人堆出羊肉、猪肉、狗肉，对破山说：“你和尚吃这些，我就封刀！”破山说：“老僧为百万生灵，何惜如来一戒！”就立刻吃给他看，李定国盗亦有道，只好封刀。

五代后期，全国财务困难，周世宗柴荣下令毁掉天下铜佛像，用来铸钱。他的理由是：我听说佛教以身世为妄，利人为急，如果佛本人真身尚在，为了解救苍生，一定连真身都肯牺牲，何况这些铜做的假身呢？

周世宗和破山和尚，他们真是第一流深通佛法的人，因为他们真能破“执”。佛法里的“执”有“我执”和“法执”：我执是一般人所认为主观的我；法执是所认为客观的宇宙。因为他们深通佛法，所以能“为百万生灵”，毁佛金身，开如来戒！相对的，只有那些小鼻子小眼的小乘执迷者，才会张开大嘴，不做狮子吼而开狮子口，大吃其“素鸡”、“素鸭”、“素火腿”！他们甚至在吃素当中，都不忘荤味，在菜单上，杀伐之声不绝。两相对比起来，匹夫匹妇为“功利”不吃肉；高人高僧却为“功德”大开其荤，真是你丢我捡了！

1979 年 7 月 10 日

《中国时报》1979 年 7 月 23 日

写在居浩然《义和团思想和文化沙文主义》的后面

所谓“党国元老”中的儿子们，我认识两位：一位是居正先生的儿子居浩然大少爷；一位是吴忠信先生的儿子吴申叔大少爷。这两位大少爷，都很难得，他们虽然被目为“养尊处优”，可是都不堕落，这年头儿，大少爷不堕落，就很难得，就像大官儿不贪污就难得一样。

两位大少爷对女人，都各有千秋，其中吴申叔考第一，讨了又美丽又贤惠的王莫愁做了太太；居浩然的太太是美丽贤惠以外，再加上“厉害”的女性。所以居浩然其人，是个标准的怕太太主义信奉者。此人虽然怕太太，可是还不自检束，还是常常跟有风流之名无风流之实的李敖在一起，惹得太太起疑。所以他经常在子夜以后，蹑足归家之时，被太太从后门闪出，罚跪算盘。从跪算盘一点上，颇可看出居吴两太太的宽猛有别：吴申叔被罚跪算盘，只跪中国式的算盘；而居浩然被罚跪的算盘，却是日本式的。所以居浩然的命，比吴申叔苦一些。故从罚跪工具观点上看，居浩然容易引起祸首李敖的同情，因为他在算盘之上，只有“浩然”长叹的份，一切把戏都施展不出来了！

可是你别以为：居浩然就是弱者，居浩然写起文章来、说起大道理来，可就完全不同啦！他从算盘上（瞒着太太）凌云而起，喊一声“汰”！大笔一挥，就把人物扫尽、把是非廓清啦！因为他在写文章时，皮包骨的双膝上仍有余痛，所以他心中总难免还有点“算盘意象”，所以他对人物、对问题，总有点“清‘算’”的臭味，这是很不“恕道”的。故居浩然的文章，虽然比李敖还犀利、还美妙，可是在文章背后，他的“恕道”，实在比不上李大少爷。换句话说，李大少爷比居大少爷心地仁慈得多。李大少爷知道沈刚伯那么多的隐私，却只揭发一点点，这种仁慈，居大少爷就做不出来。所以你有什么秘密，千万别让居氏之子知道，他一知道，就麻烦。例如他写《徐复观的故事》（《寸心集》第 117-121 页），把复杂的徐复观剖析得十分简单，使人人知道徐复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就是因为他是最知道徐复观的底牌的缘故。居浩然对徐复观，绝不像我这样仁慈的跑到一二黑暗的法院去寻求光明。这次我告徐复观诽谤，两审法院的八条 × 用法官都居然接受 × 方面的压力和指使，判徐复观“无罪”，这件事若被居浩然晓得了，一定哈哈大笑。他一定笑我天真得放弃笔杆，而改用法律对付徐某人。要是他，他绝不这样，他会直截了当，写文章。所以我说，我比居浩然仁慈，居浩然比我残忍。

残忍的居浩然，在台湾被更残忍的李济等学阀们排挤后，走投无路，只好学孔丘，“乘桴浮于海”了。从他者，其太太欤？其聪明儿子欤？其漂亮女儿欤？其日本算盘欤？都有。反正，他们举家南迁了，南迁至英国鬼子统治下的澳洲。他临走前，我们一起吃饭，酒过十三巡，他说我醉了，我看他的脸也模糊了，他说：“台湾的学阀们不让我活，我只好‘乘桴浮于海’了，你的朋友，我的朋友，我们一个个都走了，留下了你一个人去做‘姜维’吧！”就这样的，我眼睁睁的看着居浩然的飞机凌云而起，就好像他从东洋计算器上凌云而起一样。

居浩然到澳洲后，在洋鬼子大学里极受欢迎，可见“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到底还有识货的。居浩然虽然身在胡庭，可是心存魏阙，故国与李敖常常来到他的梦中。梦醒时分，他常常写信来，可是我极少回信。三四年来，我有一个坏习惯，就是一不交生朋友；二不回信。这两点，是我的“保身之道”。所谓“保身”，意义有二：一是保养自己的身体，不浪费时间去交际，要花时间去谋生，赚钱买书，专心写作；一是保重自己的人身，不要失掉自由。这年头儿，交朋友简直是累赘，大家心照不宣，老死不相往来最好，多交一个朋友、多写一封信，就可能多给“罗织学”专家增加一条曲解的证据，这又何苦来？所以我总是跟人们“息交以绝游”。生朋友，不交；来信，不回。不了解我处境的人自然说我“傲慢”，实在是免得替他们找麻烦。在乱世中，结识李敖实在对他们毫无好处。他们若崇拜我，大可在家中立个牌位，上书“大成至圣先师李敖之位”，不必写信来；他们若恨我，也可刻个木头人，上书“王八蛋李敖”大名，头上插几颗大头针，埋在茅房门口，也不必写信来。总之，这年头儿，大家少认识少来往为妙。别人少认识我，少个危险的机会；我少认识别人，也少个被出卖的机会。大家关着门过，最好。

所以，许多人看到我写文章凶来兮，以为我有勇气、有护符，其实都是瞎猜。我这点可怜的勇气，哪里还算是勇气？至于护符，我非所谓“党国元老”之子，哪里有他妈的什么护符？我的勇气与护符若真有之，那只是我的“文章凶，人老实”而已。因为“人老实”，所以一切行动啦、野心啦、交游啦，都谈不上。谈得上的，只是我的“纸上谈兵”而已。这个世界上，手拿枪杆的人大概都没把“纸上谈兵”的人看在眼里，所以我饶幸能在夹缝中苟活。并且，偶尔还撒撒泼，说几句懦夫式的凶话，在剃刀边缘虚晃它几招。在剃刀砍过来的时候，我早就把头缩在脖子里，明哲保身啦！

愚笨的居浩然似乎不知道我这明哲保身的大道理，他在海外，既不斋戒沐浴，大供“大成至圣先师李敖之位”；也不锦心绣手，细雕“王八蛋李敖”的造型。他还是拼命写信、拼命写文章、拼命扯他跟我李敖的交情，这真害我不浅！他忘记他的身份是“党国元老”之子、是好国民党员、是好湖北人、是逍遥法外的家伙。他写文章扯东扯西，俨然不知今日何世，不知他所处何地、我所处何地，这是他的天真处，也是他的没心肝处。而天真加上没心肝，恰恰就构成了居浩然的可爱，而使我不能不爱他。

我爱居浩然，当然不是同性恋，因为他比我大十八岁，恰好是梁启超大于胡适的年龄，今年已四十有八矣！我要好男色，也要找个漂亮的小娈童，怎会爱上他这个准老头儿！我爱居浩然，最主要的原因是爱他那股“大少爷”的劲儿。无疑的，浩然是“大少爷”中最洒脱的天真者、最满不在乎的没心肝者。他狂放而有神经质，瘦弱而少蛋白质，他读书不多，可是有一副最好的头脑，分析问题，一针见血；写起文章，万言缤纷，比起整天厮守书房头脑混纯文章不通的书呆子，不知要高明几千倍。只此一点，足证上帝不公平，而上帝是魔鬼造的。魔鬼先造李敖，再造上帝，三造居浩然，三者连环，正好是，“李——上——居”，李敖之在居浩然之上，自无疑问。而居浩然口口声声附和胡秋原，以“居上李下”之次序，广为宣传，使世人误以“居李”并称，这种自私，实属可诛。姑念他痴长本人十八岁，只好由他去吧！由此一点，足可作为李敖也“敬老”的旁证。自今而后，谁再说我不“敬老”的，或拿不“敬老”的罪状来戴我帽子的，居浩然势将义不容辞，挺身为我辩护。

由此“居李”联称一事，使我想到今年 4 月 30 号居浩然的来信，他在第一段和第五段中说：

亲爱的小疯狗：本门大师兄锡你嘉名，师弟自只有跟进。可惜的你不是母狗，以致临难不免。打起官司来吃蹩。临财不得，穷得酸溜溜地，那一股酸气从你文章中直冒。

文化论战中居李并称，乃秋胡戏言，后来甲号被老婆裤带绑住。只剩下乙号被炼得火眼金睛，这“居李”-hyphenatedterm 渐次失传。为保存历史真相，我百分之百赞成在你和我的笔下，尽量使用这名词，就像你的文章中，“居然”两字，用了有好几十个，为什么不也多用几个“居李”呢？将来人人如永延先生一样知道你的朋友居浩然，我的朋友李敖，不亦永垂千古欤！

由这封信，可证这位熊十力门下的大师弟，如何在处心积虑的布置“居李”这一名词了！他实在像散布瘟疫一样的，向人间散布“居李”的种子！而“居李”种子生根发芽之日，就正是现代化活活泼泼思潮开花结果之时。居浩然能够及早看中这一点，这是他的敏锐的远见，值得特别表扬。

居浩然在中国现代化思想史中，值得特别表扬的另一点，是他把握了“义和团思想”、“文化沙文主义”这些词汇。这些词汇，是描绘反动势力的最好画笔，值得我们特别运用。居浩然这些新观念，在这篇《义和团思想和文化沙文主义》以前，早就开始暴露了。这类文字最主要的结集是他 1959 年出版的《十论》（中西出版社版），和 1964 年出版的《寸心集》（文星书店版）。在这两本书中，居浩然就中西文化的问题，做了多方面的讨论，其中有一些非常清楚的大概念，值得我们特别重视。

首先，居浩然告诉我们，“文化重建”（事实上是“文化改建”）的大工作，必须先从“清理基地”着手，他说：

我们这一代对于新文化恐怕只能做一点准备工作，这种工作的第一步在涤瑕荡秽，先整理清楚基地，然后才能在基地上兴建新建筑。（《十论》第 93 页）

这是很明显的扫荡旧文化的言论。在这种“涤瑕荡秽”的原则底下，居浩然指出一切以固有文化消融西方文化的想法都是完完全全的迷梦，他说：

中国历史上这一段接受并消融佛教文化的往事，现在颇有人认为可再见于接受并消融西洋文化，这在目前尚未见端倪。我们可断言的是：“夷夏论”的阶段已经过去，今天底张横渠周濂溪必须有法显玄奘的精神，精通夷文夷语，从事大规模底翻译和介绍。至于新文化的创造，则有待下一代程明道伊川兄弟完成了。（《十论》第 91 页）

面对大做迷梦的中国人，居浩然极力驳斥在西方文化面前惨败下来的一股暗流。这股暗流就是“义和团思想”。“义和团思想”在暗中活动下，碰到了一位洋妞儿，硬朝这位洋妞儿攀关系。这位洋妞儿，就是西方近代的“民族主义”。而拉拢“义和团”和“民族主义”的皮条客，就是今日的“新儒家”。居浩然说：

〔整个中国大学问〕垮掉以后，并不是说从此全盘西化，不再留恋轩辕黄帝教。恰恰相反，义和团的暗流一直在中国思想界内隐藏着，隔一个时候，冒上来这么一次，有时候表现为提倡读经，有时候表现为规定毛笔写字。这些还都是枝节，最有重大影响的乃是与西洋传入的民族主义接了轨而形成的新儒家，中国没有民族主义，孙中山先生早有定论。随西洋的新犹太教——基督教——而来的却有一种狭隘底民族观念或民族意识，这股洪流帮助清末的革命推翻了满清，建立了民国，也产生了民国以来的新儒家。仅仅是民族主义加四书五经还成不了学术性的大事。再加上普鲁士君主崇拜者黑格尔所吹的“史观”法螺，于是借尸还魂，丢在茅厕坑里的线装书俨然又以新貌出现。用科学分析的头脑，从中国的“理”“气”、“性”、“命”、“太极”等名言设定中，找出所谓“道德的主体”；再用自发底或习得的逻辑推理组成“各个独立对待的道德主体”的建构，这就是从中国固有文化里“透”出来的民主政体，也就是“内圣”加上新“外王”。（《十论》第 9-10 页）

关于这个洋妞儿“民族主义”，居浩然有进一步的精彩解释：

古文与国家观念、民族意识并无关联。……中国自秦始皇统一以后，始终没有相当于西洋近代国家的“邦国”，在这片面自称为“中国”或“华夏”的土地上，只有一个“天下”。其次，中国人心目中的“民族”，也是“文化”重于“种族”，所以像西洋近代的民族主义我们也没有。清末明初的国家（邦国）观念和民族意识都是西洋传来的，读古文只能发思古之幽情，读西洋近化语文反而能培养国家（邦国）观念或民族意识。（《十论》第 18、23-24 页）

他又说：

比基督教稍后的西化运动内容，乃是民族主义。我说稍后，因为怎样才能守民族的大节，到满清入关以后才成为始终奉明朝正朔的遗老们的中心问题，而他们所讲的民族思想仍然是文化重于种族。哪怕是蛮夷入主中国，若接受了中国文化，也就是视同汉族。因此到太平天国起义，曾国藩就不知道究竟应该帮哪一边。只由于洪秀全要讲天父天兄，曾国藩才以乱臣贼子视之。这在左宗棠的情形，尤属显著。假使洪秀全也讲儒家思想，并且赐给左宗棠一名状元，则左宗棠很可能成为太平天国属下直捣北京的主将。至于后来孙中山先生所讲的民族主义乃是西化的民族主义，与曾左胡李大不相同。照孙中山先生的讲法，太平天国起义是民族革命，曾左胡李替满清政府平乱，乃是汉奸帮凶的行为。现在我们若是提倡读曾文正公家书，视洪秀全为发匪，乃是复古，既违背孙中山先生的遗教，更不是西化的民族主义。（《寸心集》第 89-90 页）

浩然点破今日“新儒家”的嘴脸和手法，指出他们在拉“义和团思想”和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皮条，转而凝成“文化沙文主义”，凝固成“以文化而不以种族为内容的民族主义”，这是他眼光的敏锐。所谓“沙文主义”，它的来源是法国那个名叫沙文（Chauvin）的老兵，这个老兵在拿破仑失败后仍然效忠而狂热、盲目而排外，是个标准的义和团哥儿们。“文化沙文主义”的目的，无非在想用中土之光，光被四表，使万国衣冠尽拜中华冕旒之下。有这种如意想法的人，他们最初的目的是想用“武功”征服世界，在“武功”所及的边缘，再开始用“文化”来招降，这时候司马相如等御用文人便派了用场；可是事实上，往往“武功”并不称心，“武功”所碰到的，不完全是有眼不识泰山的“夜郎”国，所碰到的，不是“夜郎自大”而是“夜郎真的很大”，大到鸦片战争时被金发碧眼的“夜郎”打进家门来，这时候情况自然严重。最后八国联军一次，“夜郎”们逞尽了威风，于是中土沙文之士乃纷纷宣告打洋鬼子们不过，于是又想出自慰的法宝，放弃束皙《补亡诗》中所谓的“文化内辑，武功外悠”政策，改行“文化外悠”政策。掩武功以和平，敷文化以柔远，“文化沙文主义”便于头破血流之日，开始大行特行了。

“文化沙文主义”和“义和团思想”，在 20 世纪开始以后的 65 年来，我们都随时可见、随处可见。“文化沙文主义”的表现是“文场”、是托诸空言；“义和团思想”的表现是“武场”、是见诸行事。即以目前台湾而论，浩然文章中提到的 6 月 5 日《联合报》的社论就是“文场”；而 1957 年的“五二四事件”就是“武场”。中国人在“文化沙文主义”和“义和团思想”上的中毒之深，没有受过思想方法训练的人，常常看不出来；可是稍经点破以后，如果注意自反，也可以稍加警觉，在万国旗中，少闹一点笑话。

居浩然在思想史上，除了上面这些纠谬的努力外，还有一些指向的努力，值得他的好朋友的特别介绍。这就是他的“中国历史上没有科学和民主”的立论。

关于中国历史上没有“科学”，浩然曾说：

中国的文化遗产里除开大学问以外原也有火药、指南针、算盘等前科学的 Prescientific 技术知识，但这些在整个中国文化中都无足轻重。有人以为技术知识的不发达表示我们祖先伟大而子孙不肖实乃皮相之谈。子孙所以不研究奇技淫巧百分之百地遵照祖先的指示，我们可以说是太肖而不是不肖。《论语》里说得很清楚：“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做人已经任重道远，能有余力学文的自属少数。所以四库全书里做人的部分——经、史、子——占四分之三，学“文”的部分——集——只占四分之一。舍此而外都是奇技淫巧（子部中可找到一些痕迹），只有小人才动脑筋去学习，十有五而志于学的君子或君子候选人绝不做此打算。过去中国没有科学，并不表示我们没有学问，现在我们开始学习西洋的科学知识，又不必从“中国也有科学论”出发。一切近乎初民社会中魔术的前科学的技术知识，有这么一点也不足以自傲，不如索性承认没有，才能遵照国父孙中山先生的指示，迎头赶上西洋文化。（《十论》516 页）

关于没有“民主”，浩然也曾说：

更早一点，还有一派“中国已有民主”论者，这就是新儒家的先进分子。他们常引用的一些证据是书经皋陶谟：“天聦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以及《孟子》上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凡是古书上提到“民”字的就特别注意，能扯得上的就标出来作为证据。表面上他们找到了一些貌似的证据，骨子里就是这些证据已足以证明中国没有民主！当时医统治者对“民”的看法，有如牧羊人对“羊”的看法，羊之所以可贵，因为没有了羊也就没有牧羊人。没有了“民”，哪来牧“民”的官？此所以“民为贵”。民比起“羊”来有一点不同的是“羊”只会叫，“民”可以说话，因此王公或诸侯若是想晓得自己的“民牧”好不好，问老百姓就可以知道。这是很容易办到的一件事，当时的王公或诸侯尚且无此念头，所以要圣人来耳提面命，提醒他们“天听自我民听”。“民”的地位与“羊”相等，这哪里扯得上“民主”？（《十论》76 页）

上面这些立论，都是简明清楚一针见血的立论，说破了也不过流为老生常谈，可是不说就变成了西化派独得之秘，所以他居浩然不得不说。他说了，我李敖也懒得再多说——还是让他“抢先”“领功”吧！

总之，我几年来细心观察居浩然淡江英专校长垮台后的言论，我很高兴的指出居浩然是我们最可贵的一位“大少爷”，一位西化的勇敢的斗士——打官司除外。

因为居浩然是西化的启蒙运动者，是文字犀利的刻薄寡恩者，所以他在某方面，显得不如我李敖有气量，这按说也是楚人性格使然，不能独责我亲爱的浩然。例如他对韦政通，我就认为他失之于苛论。居浩然似乎有意忽略韦政通由“传统派”转向“西化派”的一段苦练历程，这次转向，是韦政通多年苦心焦思的结论，是他从冲决网罗中得来的后果，最值得我们钦佩。我生平爱给人起外号，我戏呼李声庭是“人权牧师”，陆啸钊是“恶法克星”，对韦政通，我叫他是“西化义士”。韦政通在多年受钱穆、徐复观等人的迷惑以后，一旦幡然起义，挥慧剑而斩情丝、运铅刀而割脐带，这种作风，非人间大勇，孰克臻此？而居浩然者，居然在文中频频“韦编三绝”，大翻旧账，对来归之“义士”如此，实在该骂该骂。居太太何在？日本算盘又何在？

浩然因为是活泼泼的人物，又因为是文理兼备、文武兼备、中外兼备，所以纵笔为文，霸气难消。再加上他是大少爷，“脑后有反骨”，故其为“反派”人物也，必矣！论及“反派”，他比起本李大少爷来，还差一大截：浩然只是“脑后有反骨”；而我却“一身是反骨”。故他跟我斗法，谅非我敌手。浩然对此，当然有自知之明，因此他在《自立晚报》和《新闻天地》上，向我大抛媚眼，用臭诗来“赠后生之可畏者”，诗云：

自古英雄多寂寞，偶逢知己喜临门。

醉卧舞场君莫笑，独饮苦酒向黄昏。

我接到这首臭诗，也故学老朽，回逐他三首，诗云：

自古英雄不寂寞，舞场神游凯旋门。

纵酒吐酒君莫笑，夕阳无限近黄昏。

不怕孤岛尘寞寞，不随老朽遁沙门。

醉里相看哪忍笑？浩然无语欲头昏。

何必空杯客索寞？何不仗酒打山门？

醉眼未开开应笑，笑请朝阳斩黄昏。

这是我们野狐西化论者的国粹玩意，自然会被正派的西化论者殷海光所笑，也会被赠诗凌波的徐复观所笑，浩然和我自然全不在乎——我们脸皮厚。

如今浩然浩然去国，匆匆已经半年。我怀想这个可爱的人，常常望着我家的一个破酒柜。这个酒柜，是浩然出国前硬订五百元的高价派售给我的，里头的蛀虫比酒还多，真他妈的不划算。可是碰到湖北人，我没法儿，只好认倒霉。但是现在我发现这个酒柜的好处了——它可以增加我对湖北人的战斗意志，更可以抵消我对居太太丈夫的怀念！

《文星》第九十四期 1965 年 8 月 1 日

黄帝子孙的黄金观

古书《列子-说符篇》里，收了一个故事：

有个人，穿得衣冠楚楚，一天早晨，走进银楼里，向店员们说，要看黄金。黄金摆了出来，他拿了就走。一下子就给抓住，人家问他：“前后左右这么多店员看着你，你还拿黄金，太笨了吧？”他答道：“在我拿黄金的时候，我眼里只有黄金，并没有人。”

这个故事，其实蛮有哲学意味，它告诉人们，有人会为他所专注的目标，浑然忘我，不论这目标是蓝天白云、是红花绿叶，还是“黄金万两”。

中国人喜欢黄金，民间常把“黄金万两”四个字浓成一个字，写在菱形的红纸，贴上墙头。另外把“招财进宝”四个字四合一，如法炮制，也上了墙。这种喜欢黄金的传统文化，上溯起来，很远很远。

传统文化对黄金的认识，历程是很好玩的。我们先看一段《淮南子-地形训》：

正土之气御乎埃，天五百岁生玦，玦五百岁生黄埃，黄埃五百岁生黄澒，黄澒五百岁生黄金，黄金千岁生黄龙，黄龙入藏生黄泉。

真是鬼话连篇。唯一有趣的，倒是它的“黄金有机体论”。这种理论，把黄金当成可以生长的物质，字面上，黄金从气体到固体、到液体，构成了“物质三态”（threephysicalstatesofmatter）；事实上，当然满不是那么回事。

《淮南子》的记载，只有一点比其他的荒谬说法来得正确，就是黄金是从地下来的。其他的荒谬说法则是：黄金来自天上，是天上的“青龙白虎吐物”掉下来的。这是《酉阳杂俎》书里的说法，但照《竹书纪年》的说法，倒不是什么“青龙白虎”，根本就是“天雨金”——天上下雨下的不是水而是黄金。

这种“天雨金”的大发财，最早说是夏禹时代发生的。说有一次，“天雨金三日”。夏禹（下雨）这下子该改名夏金（下金）才对。夏禹以后，“天雨金”的大发财也会“江山代有财神出”，《史记》就记有秦献公时候“天雨金”的事；《述异记》就记有汉朝时候翁仲儒家“天雨金十斛”的事。可见这种大雨倾盆的黄金梦，黄帝子孙固优为之。

黄金君子论

黄金在金属中，几乎完全自由状态存在着，它常分布在石英矿脉里或砂土里。得到黄金的法子，主要在把它从大量杂质中请出来。最原始的法子是“淘洗法”（washingprocess），就是在浅盆中淘洗，使较重的金子落底，较轻的砂子洗走。这种方法，演进为放在水槽中大冲特冲的“砂石采集法”（placermining），大同小异。另一种法子是“混汞法”（amalgamationprocess），是将矿石捣碎，和水搅成稀泥，让稀泥从涂汞的铜板上流过。由于金一碰到汞就被溶解，就附在铜板身上，化为“汞齐”，不走了。然后从铜板上刮下汞齐，用蒸馏法蒸去汞，就剩下黄金。此外还有“氰化法”（cyanideprocess）等，是化学的取财有道的新法子。

上面的法子中，我老祖宗会的只是最原始的“披沙拣金”淘洗法。虽然“天雨金”的财迷梦照做，但是梦醒时分，老祖宗也未尝不觉悟到，光凭“天雨金”发财是不成的，老天爷可没这么痛快，要金子，得走天助自助的路，自己去拣。拣呀拣的，拣累了，臭文人出现了，居然写起“披沙拣金”的大文章来，席夔写了一篇《披沙拣金赋》，柳宗元也写了一篇《披沙拣金赋》，李程也写了一篇《披沙拣金赋》，张仲方也写了一篇《披沙拣金赋》……这些鬼文章，最大特色，是将黄金伦理化、道德化，发明出来一种“黄金君子论”，我们试看柳宗元的一段：

沙之为物兮，视污若浮；

金之为物兮，恥居下流。

沉其质兮，五材或阙；

耀其德兮，六府孔修。

这是把矿物变成有机体，把有机体拟人化，再拟成人中的君子，“耀其德兮”，“恥居下流”，一派君子模样。古之君子对黄金的冀望，竟一至于此！

黄金无用论

在这种强烈的道德判断外，另一种有关黄金的价值判断是“黄金无用论”。

南北朝时候，梁武帝萧衍的孙子萧应，是个傻瓜，他到宝库里看到黄金块块，问左右说：“这个能吃吗？”左右说：“不能。”他说：“既然不能吃，就送给你们吧！”

隋朝时候，梁毗做地方官，附近“蛮夷酋长”头戴金冠，整天你杀我砍，争抢对方的黄金。大家虽然抢来抢去，对梁毗却买账，每人都送黄金给他。梁毗把收到的黄金堆在一起，集合酋长，大哭起来，说：“这些东西，饿了又不能吃，冷了又不能穿，你们把它当宝贝，你杀我砍，如今又送给我，根本是要我老命啊！”哭诉完毕，一律退还。他的作风居然感动了酋长，人家从此不打了。

萧应和梁毗的黄金观，都直接诉诸动物本位，什么都不多说，只问能不能吃：能吃的，就是好；不能吃的，就是不好。

黄金能不能吃，到真在荒年时候，有了讽世现象。汉朝尾声，发生荒年，江淮间就有这样的童谣——

太岳如市，人死如林。

持金易粟，贵于黄金。

当时的饥荒，闹出冀州“满市黄金，而无斗粟”的场面；荆州也发生“粟与金同价”的结局。这倒也印证了动物本位，才是真正的本位。

动物本位以外，另有一种“没把黄金看在眼里”的名流，也是黄金无用论的信仰者。南北朝时候，齐高帝萧道成即位，不讲究金碧辉煌，他有豪语——“使我治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土同价。”可惜他治天下只四年就死了，最后与土同价的，是他老兄自己。

在萧道成以前，李孝伯也有过这类豪语。李孝伯对外国使臣说：“圣朝不贵金玉，所以贱同瓦砾。”

这种没把黄金看在眼里的境界，是哲学家的境界。《庄子-天地篇》里说：

藏金于山，藏珠于渊，不利货财，不近贵富，不乐寿，不哀夭，不荣通，不丑穷，不拘一世之利以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为己处显。显则明，万物一府，死生同状。

这种哲学的基本精神在不以货财为利（不利货财），不追求富贵（不近贵富），不谋取世俗的利益占为己有（不拘一世之利以为己私分），这种境界一达到，黄澄澄的金子自然就“黄金如粪土”，而黄金最好的归宿，就是仍让它藏在砂石里——“藏金于山”。

黄金何价？

但是，“藏金于山”谈何容易！连神都有财神，若叫人不爱黄金，未免就太那个了。于是，人间正道似乎是：黄金不可不爱，黄金不可太爱，爱到“金玉满堂”，大可不必；爱到“金屋藏娇”，却也不必矫情！

汉朝武帝小时候，大人同他开玩笑，一个个指着左右宫女问他：“给你做媳妇好不好？”汉武帝一一拒绝。等到问到“阿娇”的时候，他高兴了，他保证：“若得阿娇，当作金屋贮之！”

现代人想这样金屋藏娇，觉得不可思议，但在汉朝时候，金“屋”不禁，倒也可能。因为在汉朝时候，黄金地位并没后代那么神气，那时黄金的定价是一斤（一金）一万元——当时的一万元。古书上动辄记载皇帝赏若干金，凡写的是“若干金”而不是“若干黄金”的，就赏的不是黄金，而是“黄铜”，是按每金一万元计算后折抵的钱——铜币一万枚。汉朝的贫富标准是：中等人家也有钱十万，折成黄金，就是十斤黄金。并不是有十斤黄金，而是有十斤黄金的钱；并不是说那时候黄金多，而是说那时候黄金并不怎么值钱。那时候平均每人月入是两千，合 3.2 两黄金，收入比现代人好多了。

远在金屋藏娇以前，燕昭王就筑过“黄金台”，“置千金于台上，以延天下之士”。当时用黄金抢眼，单位不大是不行的。秦朝时候，单位是“镒”，一镒是二十两。两的度量衡虽然古比今小，但也很可观。汉朝以后，改以“斤”为单位，一斤十六两，黄金已经比秦朝略微坚挺。汉朝以后，黄金愈来愈走红，数量愈来愈少，价钱愈来愈贵，到了宋朝，已经贵得连皇帝都搞不清是怎么回事了。有一天，宋太宗问学士杜镐说：“两汉赐予多用黄金，而后代遂为难得之货，何也？”杜镐说，这是佛教从印度传来的缘故。佛教一传来，大家都用黄金铸佛像，用黄金装饰，所以愈消耗愈多，黄金就少了，价钱就贵了。

古话说“人要衣装，佛要金装”，这可不是说着玩的。古代佛像可真流行金身，天宫寺的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足可教人想象其气派多大！如果黄金用来造佛像，还算好的，造好一举两得：佛在，黄金也在，反之亦然。就怕黄金不用来造佛而用来装饰，一装饰，就一去不回头了。这毛病出在黄金的特质上，黄金密度是 19.3 克/立方厘米，极富展性和延性，它可以打成极薄的金叶，就是所谓金箔，厚度可薄到二十五万分之一英寸，薄到这种程度，可以用来包装饰品的外表，可以烫压金字，一做了这些用途，就不能再回熔了，所以古书《草木子》里说：“金一为箔，无复再还原矣！”

上面这种道理，中国的书呆子不知道，于是他们就乱猜，乱做解释。例如苏轼，他看到黄金少了，他就发明了一种奇论，说这是因为黄金是“宝货”，宝货就会“神变”，神变就“不可知”，“不可知”到哪儿去了呢？他的结论是“复归山泽”（又跑回山里水里去了），这是百分之百的胡扯。若讲“物质不灭”，全世界也没有这样的讲法吧？

驱金牛开路

前面说黄金的单位，有“镒”、有“斤”。镒和斤都是当时的金币。当时钱币的材料以金和铜为主，其他珠玉龟贝银锡之类，流通量很少。至于钱的形状，实在很乱，有刀形的、有铲形的、有插形的、有磬形的、有贝形的，这种情形，中外都一样。西方钱币有正方的、有立方的、有八角的；日本钱币有柱形的、有椭圆形的、有不规则的方形的。五花八门的原因是：钱币的产生，是演化的，最初并没有统一设计，不但没有，并且人人可造，没有“伪造货币罪”。银币起自老百姓交易的方便，本来跟政府无关，后来政府看得眼红，便插入一脚，只许我造，不许你造了。汉武帝造“五铢钱”是最有名的一次；汉武帝又用白鹿皮做钱，当四十万用，是造纸币的先河。五铢钱是铜钱，120 年间，造出二百八十亿万枚，政府每年花在“中央印制厂”的采铜工人十万个，局面实在可观。在这种“铜臭”状态下，黄金愈来就愈“带出场”了。

黄金带出场后，身价愈来愈增加，单位不用镒了、不用斤了，开始用“两”了。单位虽然小，如果数量多多，更来得神气。《辽史》记张孝杰为“北府宰相”，一天同亲戚喝酒，口出豪语，说：“无百万两黄金，不足为宰相家！”这是何等气派！有奸臣贪墨如此，国家还要不完蛋，其可得乎？

中国虽有视“黄金如粪土”的传统，但比起张百万这种黄金热爱症来，显然成色不足。中国的黄金热爱症，早在汉朝就已发扬光大。汉光武刘秀的小舅子郭况，就是爱黄金大王。古书上说他“累金数亿，家童四百余人，以黄金为器，工冶之声，震于都鄙！”当时人说他家里整天开地下黄金工厂，“不雨而雷，言其铸锻之声盛也！”可见黄金多教人着迷！这种着迷，更可从汉朝上溯，上溯到秦惠王时候。秦惠王打蜀国，无孔可入，于是刻了五头石牛，每只牛屁股后面，堆了一堆黄金，宣传说：“这些石牛可以大便出黄金。”蜀国国王大概也信“黄金如粪土”的，只是信的角度有点邪门，他下令去搬石牛，开道运进来。于是，石牛道完成的时候，中国的木马屠城记也就同时演出。这个故事，造出了一句成语——“驱金牛开路”。

驱金牛开路，这是人间最立竿见影的办事哲学。圣贤豪杰、武林高手、各路英雄好汉，能妙慧圆通，驱金牛开路，而不被金牛撞倒者，天下又有几人？可是有了又怎样？没有又怎样？人永远是人，人永远归于尘土，黄金却永远不改本色。人说“发光的未必全是金子”，人错了！人不知道，永恒发光的，不幸就是金子。

《时报周刊》第七十一期 1979 年 7 月 2 日

中华大赌特赌史

“有目”供赌

十六七世纪的英国文学家李雷，曾做诗描写爱神邱比特跟他的情人赌牌，女方以吻做赌本，邱比特以弓箭箭鞘做赌本。不料邱比特霉运当头，不但输掉弓箭箭鞘，甚至连他妈的鸽子麻雀等等，都一齐输光。最后他赌得兴起，竟以两只眼睛下注，结果仍是一输到底。从此爱神变为盲神（BlindGod）。“爱情是盲目的”，来源也就在此。

依这神话看来，好赌之性，不始于人，而始于天，连神仙也不例外。无怪乎大老爷们一禁赌，就要惹得“人神共愤”，闹得鸡犬不宁了！

谈起赌来，可真是个大题目。我现在大题小做，想单就“固有文化”方面谈谈赌的来龙去脉。换句话说，这篇文章以谈“国赌”为主，至于“洋赌”，我因稿费不足，赌气不谈。

“赌”这个字，它的原始意义叫“钱戏”，见于《一切经音义》。“赌博”两字连用，见于唐朝诗人李商隐的文字，赌就是“博”。“博”是最早的一种赌具，靠打射投掷定输赢，这种赌博，至少在殷商时代就有了。到了南北朝时候，才不流行。中国古书中有很多记“博”的材料，如《家语》中“哀公问孔子曰：‘吾闻君子不博’”；《管子》中“……发五政，一曰‘禁博塞’”；《史记》中“荆轲与鲁勾践博，争道。”等等，都是指赌而言。这些材料，都证明了中国人尚赌历史之早，证明了我们的老祖宗们，除了大谈仁义道德外，固不乏有大赌徒存在。

另有一种流行的赌叫“摴蒲”，照《博物志》的就法，此物乃老子李耳所发明，如果属实，倒真是士林佳话：老子不但写《道德经》，还发明大赌具，这种赌具，最为晋朝的陶侃所恨，陶侃说“圣人惜寸阴，众人当惜分阴。……摴蒲者，牧猪奴戏耳！”所以他要把这种赌具丢到河里，以示痛绝。其实当时的赌徒们大可提出异议：“你陶先生喜欢搬砖头，难道算惜分阴吗？把砖头由屋里搬到屋外，再由屋外搬回屋里，难道比赌更有意思吗？”

再晚一点的赌具有“双陆”（又叫“握槊”或“长行”），是唐朝流行的玩意。有一次武则天做梦玩双陆，可是老是输，醒来心里嘀咕，特去请教狄仁杰问是怎么回事？狄仁杰瞎解释一通，说什么这是皇宫中没有太子的缘故，故意扯进了政治问题。当时大家玩双陆，照《国史补》的说法，“有过宵而战者，有破产而输者”。可见赌风之盛。

从骰子到牌九

唐朝又流行一种赌，就是“骰子”，这是唐明皇跟娇滴滴的杨贵妃常玩的，又叫做“叶子戏”。《咸定录》上说，当时“咸通以来，天下尚之”。可见它迷人的程度。骰子后来的一项流变是“升官图”，这种道具，更由单纯的赌，进而露出官迷的心理。

传说中，唐明皇有一次跟杨贵妃玩骰子，明皇先掷，已占大优势，杨贵妃除非掷出“四”点，否则将输。只见她娇啼一声，玉手张处，四颗小点，应声而出。贵妃大喜，明皇亦大喜，随即传令天下，所有骰子上的“四”点，都要染成红色，以示庆祝。这也就是今天骰子上红四点的来源。至于骰子的“一”点也是红的，其来源就不可考了。

另有一个关于骰子的有名故事，是写明朝太祖朱元璋的。明太祖跟沈万三比赛。用三颗骰子，沈万三一下掷出个十八点，这是最高点，明太祖还不认输，他说他还要掷，并且掷出个十九点给老沈看。于是明太祖口中念念有词，一掷而下，果然出了个十九点。原来其中一颗骰子一点裂成了两半！

这个故事的另一荒谬加工是：当明太祖掷下骰子并坚持要十九点的时候，可急坏了当地的土地爷。土地爷不敢开罪明朝大皇帝。只好帮他作弊，奉命不准输。于是土地爷赶去找财神爷，请他无论如何要帮忙。财神爷因为太胖，赶到赌场颇费了一阵工夫，于是那颗作弊的骰子，为了等财神爷驾到，就一直转个不停，害得沈万三抓耳挠腮，一直弄不清到底怎么回事，更弄不清为什么输得这么窝囊。

唐朝以后，宋朝人也好赌，并且还有一个最好玩的故事。宋朝真宗在位第七年（1004），辽圣宗南侵，直打到河南省的濮阳（当时是澶州的澶郡）。宋真宗吓坏了，想迁都逃跑，主逃的一派是王钦若。不料逃的计划遭到寇准反对，寇准主张“御驾亲征”。真宗无法，只好冒着满头大汗，直奔前线。结果军心大振，辽国也愿休兵议和。事后真宗非常感谢寇准，很重用他。于是主逃派想了一条妙计，来破坏寇准。一天王钦若向真宗说：“陛下闻博乎？博者输钱尽，乃罄所有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傻不鸡鸡的真宗皇帝想了一想，果然认定当时寇准不无拿他“孤注一掷”的可能，于是就不再信任寇准了。

这是以赌博运用到政争的有趣的故事。

宋朝又有一种叫“宣和牌”的赌具，是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的产品，据《诸事音考》上说，这种牌还是官方制定的，“宋高宗时始诏如式颁行天下”。当时是牙牌，到了明朝，演变为骨牌，就是今天的所谓“牌九”。据我研究官方所以不禁止的原因，可能由于《牧猪闲话》这段答案：

凡戏具皆须纠率同志，惟骨牌可以独坐自怡，故功令不禁，以为非赌具也。或旅馆萧寥，或蓬窗寂静，未携书籍，更鲜朋欢，时一拈弄，足以消暇。

这类情形，似乎我们也可以找到旁证。据 1964 年 8 月 19 号《中央日报》有这样的报道：

台湾省政府昨天指示警务处：扑克牌为现代社会家庭高尚玩具之一，欧美国家早经普遍提倡，并有国际性的比赛，本省年来亦渐风行，应视为正当娱乐工具，准予公开买卖，以供需求，但不得为赌博或类似赌博的行为。

按台湾省政府原为“维护社会善良风俗”，曾于民国四十三年下令禁止扑克等的制造、贩卖及陈列。十年后改变态度，如此，似与宋朝的“功令不禁”不谋而合。这也可说是一种对娱乐的新观念。

麻哥儿请了

上面几种赌具，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有的已经失传、有地已被淘汰、有的已降到第二流的角色。唯有一种赌具，自明朝以来，推陈出新，自“马吊”而“默和”，自“默和”而“花将”，自“花将”而“马将”，自“马将”而“麻雀”，自“麻雀”，而“麻将”，一路青云直上，最后赶过了所有赌具，而成为赌国仇城国的魁首，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麻将军”！

为了对“麻将军”致敬，这一节让我们专谈“麻将军”的身世。又因为“麻将军”是我们的“国赌”，让我们先从“国赌”谈起。

中华民族是一个喜欢“国”字当头的伟大民族，别人有内外神经，我们有“国医”；别人有拳击角力，我们有“国术”；别人有声光化电，我们有“国学”；别人有交响重奏，我们有“国乐”。总之，凡是别人有两下子过来的，我们都有两下子回敬。但回敬尽管回敬，有时候，我们未免觉得实在不如人。例如我们的“国医”还在寸关尺阶段，我们的国术还在打花拳阶段，我们的国学还在理气一元阶段，我们的国乐还在丝竹入耳阶段……这些国粹，在世界性的标准面前，我们都称不上唯我独尊，想来想去，有一件真正可称得上舍我其谁的“国宝”，那就是“麻将”。

在一册日本人和美国人合著的《麻将入门》（MahJongForBeginners）里，第一句话，就称麻将是“中国的国戏”（TheNationalGameofChina），岂但是“国戏”，麻将同时也是中国的“国赌”，关于这种国戏和国赌，吾友居浩然先生的一段奇文，道尽了它的伟大：

牌而能摸，又能自摸，除了绝顶聪明的黄帝子孙外，谁也不能发明。洋人赌扑克，简直是自找气受。蒙特卡罗的轮盘，操纵在人，更无享受可言。惟有十三张筒子，这听一筒，这时候自摸一筒，中指的指纹与一筒的圈圈慢慢擦过，真比服下仙丹还要快乐。牌虽未看见，心里有数；然后翻开，验明正身，确是一筒，大叫一声“自摸”！做皇帝也不过如此。

也许正因为中国人不能人人做皇帝，所以麻将才那么盛行；又因为中国人不能人人讲求卫生，所以才流行了“卫生麻将”——麻将有那么多好处似犹未足，还要把它跟卫生批在一起，真亏黄帝子孙想得出来！

黄帝子孙之好打麻将，至少已有四个世纪的历史。麻将的前身是“马吊”，当时还是四十张纸牌阶段。故杜亚泉在《博史》里怀疑：“西洋纸牌（扑克）与吾国古代之马吊牌，有相当之关系，因其类似之处甚多。”可是在这方面，这回轮到洋鬼子不进步，而是我们进步了。我们的马吊牌，已随着时间的演变，立体起来，四百年精益求精的“摸索”，终于演变出一百三十六张堂堂之阵的麻将军！

麻将军征服了中国还不过瘾，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又继薛平贵之后，开始东征。不料日本这个民族，却与咱们迥异：第一、日本人勤劳，没有这么多闲工夫来浪费，所以麻将流行不起来；第二、日本人入“道”之风太浓，本来赏花、钓鱼、喝茶、下棋等等清爽之事，都被日本人“花道”“钓道”“茶道”“书道”“棋道”等等认真起来，麻将一门，也不例外。日本有“麻将联盟”，有最高手川崎备宽，高居“麻将八段”，在马虎成性的中国人看来，麻将被这样送入“魔道”，有何趣味？至于佐藤弘人写什么“麻将哲学”，在中国人看来，更属自找麻烦。大概日本人的认真，使人倒掉了胃口，麻将之不能取代“角抵”而成为日本国戏，理当在此。

至于麻将军西征的情形，比东征更糟。洋鬼子们更没有这么多闲工夫来“吃碰和”、来“海底捞月”、来“杠上开花”，所以“麻疯”无法广被。——麻将军只会害我们，却害不了人家！

晚明诗人吴梅村写《绥寇纪略》，说明朝亡国，乃亡于马吊。四百年来，马吊的后身，却攀着明朝的子孙，从子夜直到“明朝”！

吾友胡适之先生在三十九年前，就写文章谈到麻将，据他估计：

麻将平均每四圈费时约两点钟。少说一点，全国每日只有一百万桌麻将，每桌只打八圈，就得费四百万点钟，就是损失十六万七千日的光阴，金钱的输赢，精力的消磨，都还在外。

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见那一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吗？一个留学日本朋友对我说：“日本人的勤苦真不可及！到了晚上，登高一望，家家板屋里都是灯光；灯光之下，不是少年人蹲着读书，便是老年人跪着翻书，或是老妇人跪着做活计。到了天明，满街上、满电车上都是上学去的儿童。单只这一点勤苦就可以征服我们了。”

其实何止日本？凡是长进的民族都是这样的。只有咱们这种不长进的民族以“闲”为幸福，以“消闲”为急务，男人以打麻将为消闲，女人以打麻将为家常，老太婆以打麻将为下半生的大事业。

现在，三十九个年头过去了，我们的国赌还照样是我们的国赌，可是黄帝子孙已失掉了二十三亿一千六百二十九万天的光阴。后悔、懊丧又有什么用？真正的问题，还是目前如何应付这位麻将哥儿。硬禁当然不是办法，因为真正的关键，不在打麻将，而是不打麻将大家干什么？这个问题解决了，麻哥儿才能解决。否则的话，“禁赌”“禁赌”，只是一句口号罢了！

赌能禁得成么？

既然谈到禁赌，顺便也不妨多谈一下。

首先我要指出，如果“圣之时者”的孔老夫子生于今日，他是不赞成硬性禁赌的。证据是孔老夫子曾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这是明明指出：与其“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倒不如打打小牌、下下小棋。

可是，尽管孔夫子早已有言在先，但他的信徒们总还觉得，博弈之事还是要不得，还是禁掉的好。从陶侃把博弈戏具投江，到唐律的“各杖一百”，到元刑法志的“杖七十七”“加徒一年”，到明律清律的“杖八十”。到民国暂行刑律、旧刑法，乃至刑法中的“赌博罪”……我们都不难看到一串串禁赌的规定。可是事实显示给我们的是：自古以来，赌风之盛，却“何代无之”！铁的事实总超过纸的法律，历史的事相，经验的教训，都该使我们承认禁绝赌博，不是一个严刑峻法的问题，也不该用严刑峻法的手段。用严刑峻法，有它的限度和对象，不该用的地方用，结果必然产生阳奉阴违的结果，除了制裁到几名倒霉鬼或替罪羊，绝难收到实效。即以台湾目前禁赌情形而论，连“公布赌徒姓名”这一点，从 1965 年吵到现在，都无法雷厉风行，单此一点，就不难看出硬性禁赌只是一句口号，既无贯彻的可能，也无贯彻的必要。

1951 年，英国皇家委员会，公布了一份六万五千字的十七次会议结论，正式提出“赌博并非罪恶”的新观念，同时不承认赌博是罪恶之源，因为罪恶的来源，并不如此简单。

我也听说过一些警察先生的看法，如：“在这里打麻将的是好公民！不打麻将，在外面乱跑，惹事生非，岂不更坏？”说这话的人，我认为他已可写出英国皇家委员会的结论了。

以“玩物适情”为观念的人，可从赌博上面适其情；以“玩物丧志”为观念的人，可从赌博上面丧其志，可是，这两种人都不会去做恶，认为“赌博是罪恶”的人，显然已把它看得太笼统了些。

笼统的看法甚至可以得到谑象的认定。例如发行奖券一事，在法理上，并非不构成赌博行为，因为同是以不确定的方法，以偶然机会定其胜负。且从公平角度来看，奖券甚至比赌博更过份（赌博时双方都负担风险，可是奖券的发行者“政府”却稳收余利，一点风险都不负担）！这种现象，试问认为“赌博是罪恶”的人士将作何想？雷厉风行去查禁“卫生麻将”的人，是不是也该斜风细雨去查禁“爱国奖券”？

写这篇文字的人，是个早就“戒赌”的人，“戒赌”的理由并非有畏于管区警察，而是觉得赌得赌太浪费时间，这是个最大的理由，终于使我连个小牌也不打了。我如今已是个成功的不参加任何有赌的行为的人（当然包括买奖券）。但这一成功，我始终认为压根儿与“道德”无关，也与“法律”无关，所以我也难赞成用“道德”或“法律”的尺度，劝人或罚人。真正的关键还是前面说过的老话：不赌大家干什么？如果一群群的“赌君子”，从牌桌上硬被赶下来，到外面去做“不赌的小人”，那岂不跟我一样了？到那时候，警务处长的头，恐怕更要疼了也！

〖后记〗这篇文章原登 1966 年《人人娱乐》杂志第五期；1979 年，用《国赌史记》题目，重刊在《时报周刊》第七十九期，都用顾乐的笔名发表。《时报周刊》第八十期里有夏元瑜的《马后炮——赌博奇文》有一段说——

我看了上一期顾乐先生写的《国赌史记》，衷心的佩服。顾先生阅读得既多，记性又好。他写这篇文章绝对不会像我临时抱佛脚——东翻西查的穷折腾。看他的语气是一泻而下，毫无停顿之处。再看他的行文轻松活泼，我猜顾先生大概不是一位板着面孔的职业历史家。真猜不透他是何方神圣，反正我对他钦佩无已。

这证明了，好文章就是好文章，藏也藏不住的！

且从青史看青楼

中国民族太古老了，古老得一举手一投足，就可能跟过去搭上线。你以为你举的是你的手，投的是你的足，其实不是。你的手和足，只是木偶戏中的手和足，它们全被线上的老相好操纵，这老相好，就是历史。

历史少的民族，了解他们就比较简单，很多事情，从层面入手，便八九不离十；但对背着历史大包袱的民族，像中国民族，要想这样取巧，就绝对不行。从取巧得来的了解，只是雾里看花，好不好看是另外回事，看不清楚是一定的。看都没看清楚，又了解到哪儿去？

所以，了解中国人干的事，一个重要步骤是：必得先跟历史搭线，从历史脉络上查考“手足之情”，不念手足之情是不行的。

现在试用娼妓问题，做一个例子。

中国民族职业分类，大类是士农工商，中类是三百六十行，小类没分，要分也有一千三百六十行，其中有一行，就是娼妓业。粉饰家不愿承认这种靠粉饰卖人肉的行业是一种行业，其实粉饰家忘了自己和娼妓同行，只不过前者粉饰灵魂出卖；后者粉饰肉体出卖。后者的职业道德远高于前者，身世且大可哀。可哀的身世，只有在承认有这么一回事，才能研究、呼吁、改善，一路粉饰的行为，固然不足自欺；若想欺人，也差上一大截。

现在粉饰中的卖人肉行业，形式上只妓女户，骨子里却包括酒家、地下酒家、舞厅、地下舞厅、理疗院、和马杀鸡性起的理发厅。我们细察这些粉饰中特色，穷本溯源，会有“手足之情”式的发现，就是：现在妓女户与酒家等的演变，有固有文化的背景——有的与固有文化貌合神离，有的与固有文化貌离神合。它们在许多方面，蔚为中国文化的特色，而被洋鬼子望“中”兴叹。

“公营企业”——以充国用

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确属中国文化的特色。例子是：有谁想得到——娼妓在中国，竟是“公营企业”！

中国最早的娼妓，是最早进入制度化的一种行业。管仲治齐国，就设有“女闾”，女闾就是公娼——不是公家准许的窑子，而是官办的窑子。这是中国最早的“公营企业”，开办目的，是增加国库收入。《坚瓠集》续集里说：“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这就是说，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经费来源，部分却是吃软饭吃来的，实在不怎么光彩。孔夫子说没有管仲，他要披发左衽，变成外国人了，这么推论，使中国国泰民安，身为“女闾”的人，以血肉之躯，“以充国用”，的确功不可没。虽然她们的痛苦如何，我们一点也不知道。

管仲时代妓女的主要来源，是奴隶，就是所谓“奚”。奚字在象形文字中，是“手持绳圈套女人”，套到女人操皮肉生涯，加入公营企业，这种妓女，就是“官妓”。官妓的制度在中国持续极久，《吴越春秋》说“越王句践输有过寡妇于山上，使士之忧思者游之，以娱其意。”就是官妓。《万物原始》说“汉武始置营妓，以待军士之无妻室者。”就是官妓。《南史》说齐废帝“每夜辄开后堂……至营署中淫宴。”就是官妓。官妓的来源，主要有三：

一、罪人家属——古代的人权单位不是个人，而是家族。一个人犯罪，常常连累到一家。通常的公式是：男人给宰了，妻女则沦为官妓。

二、奴隶买卖——古代希腊罗马的奴隶，在人口比例上比中国多；但在时间持久上，比中国短。中国买卖奴隶，有过“与牛马同栏”的大场面，人变成牛马，还有什么可说？

三、堕入风尘——是变相的一种人口买卖，只不过被买卖的，原属良家妇女。《北里志》所谓“误陷其中，则无以自脱”，就是这一类。

因为公营，所以官方设有专门的机构。这种机构，在唐朝先属“太常”，后属“教坊”，由“乐营”管辖。《云溪友议》记有“乐营子女，厚给衣粮、任其外住”的一个特例，是两个信释道大官的德政，反证了当时“乐营子女”是不能外住的，官妓的没有肉体自由，是和没有人身自由一致的。

因为没有自由，所以任凭处理，前程莫问。汉朝本来对“群盗妻子”发配为营妓的，但是李陵行军时，发现她们，就一律给杀掉；宋朝平北汉，北汉“献官妓百余人于宋”；胜利者意犹未足，还“夺其妇女随营”。宋朝的官妓，从宽录取，不但把罪人家属当公娼，甚至把良家妇女“系狱候理者”（在看守所中等待判决的）都派上用场！甚至公然去抢来，逼良为娼！或者干脆诬陷良民为盗匪，以便将家属收为官窑子！更妙的是：王安石变法时，一切都公卖，酒是其中之一。为了卖酒，居然派妓女助售——“官卖酒用妓作乐”！《都城纪胜》书里说：

官库则东酒库、南酒库、北酒库、上酒库、西子库、中酒库、外库、东外库，每库皆有酒楼。若欲美妓往官库中点花牌，其酒家人亦多隐庇推托。须是认识其妓，及以利委之可也。

这就是酒家的前身。现在中国人很难知道：酒家原来是官办的，最早的目的是推销政府造的酒，“以充国用”。这是一位立身谨严的政治家王安石出的怪主意。王安石本人，在别人请他吃饭以妓作陪时候，拒绝入席；但他却和管仲一样，为了“以充国用”，竟不惜油然而生“皮肉之见”，使政府大吃其软饭。这些大政治家的举措，使人想到那句西方谚语——“伟大的人有伟大的错误”。

难乎为“妓”——以充文用

官妓演变到明朝，有了严格的发展，《国初事迹》记明朝公娼情形说：

太祖立富乐院，令礼房王迪管领，此人熟知音律，又能作乐府。禁文武官吏及舍人，不许入院。只容商贾出入院内。

这是很清楚的“公务员禁止上酒家”模式。但这种禁令有效吗？《五杂俎》的记录，有了以下真相：

今时娼妓满布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辄以千百计。其他偏州僻邑，往往有之。终日倚门卖笑、卖淫为活，生计至此，亦可怜矣！……唐宋皆以官妓佐酒，国初犹然。至（明英宗）宣德初始有禁，而缙绅家居者，不论也。故虽绝迹公庭，而常充牣里闬。又有不隶于官，家居而卖奸者，俗谓之“私窠子”，盖不胜数矣！

这段文献，透露了两种“家居”情况：第一种家居，是“缙绅”先生在家里叫姑娘，姑娘做应召女郎；第二种家居，是姑娘在家里接客，姑娘做陶公馆式私娼，两种家居都可逃掉政府的禁令，使官妓制度，遭到反托拉斯的抵制。

《五杂俎》书里又提到“京师教坊官收其税钱，谓之脂粉钱”的话，说明明朝政府仍在吃软饭。政府立场既然如此不道德，想用法律要求公务员道德，自然也就根本行不通。《尧山堂外记》收有明朝三“杨”开泰的宰相（杨荣、杨士奇、杨溥）联袂狎妓的故事：

三杨当国时，有一妓名齐雅秀，性极巧慧。一日，令侑酒，众谓曰：“汝能使三阁老笑乎？”对曰：“我一入便令笑也。”及进见，问来何迟？对曰：“看书。”问何书？曰：“烈女传。”三阁老大笑，曰：“母狗无礼。”即答曰：“我是母狗，各位是公猴（侯）。”一时京中大传其妙。

连当朝宰相都可以公然叫条子，所谓禁令禁令，又在那儿？

其实，明朝这种知识分子与妓女的情孽，本是渊源有自的，早在唐朝就大为流行。唐朝知识分子以走动秦楼楚馆为正业之一，从元白到李杜，无一例外。在杜牧的诗里，可以看到太多太多“不饮赠官妓”“娼楼戏赠”的作品，从这些结果看，中国娼妓不但达到了“以充国用”的特殊效果，又给中国饮酒作乐的知识分子“以充文用”，风化出他们笔下的文学。流风所及，中国文人几乎无一不跟娼妓饮酒作乐，写诗漫爱。这种“饮酒作乐”的特色，本来是“酒家”与“妓女户”二合一的，到了现在，形式上已经一分为二，形而上者不能搞，形而下者不能聊，所有“玉人何处教吹箫”的时代，已经完全远去，中国文人的作品也就更不堪设想了！

“饮酒作乐”不但是中国娼妓业的固有文化，甚至此一行业的远流，就从饮酒作乐而来。中国古代没有“娼”字，娼字是 6 世纪才出现的。在它以前，都用“倡”字。倡就是音乐，“倡优”是一回事，就是歌唱表演。倡字后来来个细胞分裂，人字旁变口成为“唱”（纯音乐），变女成为“娼”（纯妓女），倡字本身保留原样的部份，只做为“提倡”“倡导”来用——自己不介入声色场所，清高起来了。

中国娼妓的语源，既然一开始就“穷声色之娱”，外加饮酒助兴，所以，在称呼方面，就有“声妓”、“歌妓”、“酒妓”、“饮妓”、“酒纠”等名目，这些名目所象征的文化特色，自然也就我中华只此一家。

内外难分——以充家用

因为特色只此一家，由特色而来的历史，自然也就别无分号。中国历史中，有一种“家妓”。家妓是养在豪门中的妓女，算是自备的歌星、舞女兼酒家女，还没有资格做姨太太，要生了儿子，才有资格做姨太太。两晋南北朝时，家妓最多：

《宋书-沈演之传》：“奢淫过度，妓女数十，声色放纵。”

《宋书-杜骥传》：“家累千金，女妓数十人，丝竹昼夜不绝。”

《宋书-范晔传》：“家乐器服玩，并皆珍丽，妓妾亦盛饰。”

《北史-夏侯道迁传》：“妓妾十余，常自娱乐国。”

《北史-高聪传》：“唯以声色自娱，有妓十余人。”

《南史-张环传》：“居室豪富，妓妾盈房。”

因为家妓成风，所以许多事件也因之而起。最有名的“落花犹似坠楼人”主角绿珠，就是石崇的家妓。家妓引起家庭大血案，这种史实，只有中国才有。

别以为家妓只是豪门自己的规矩，其实是依法有据的。唐朝法令规定：“三品以上听有女乐一部，五品以上女乐不过三人，皆不得有钟磐乐师。”可见官做大了，就可以依法在家开“妓女户”“歌舞班”玩。相对的，官不够大，自然就不能乱开。《南史-王宴传》：“宴从弟诩，位少府卿，敇未登黄门郎，不得畜女妓。诩……以畜妓免官，禁锢十年。”就是一个教训，——女人岂是你玩的！

由于窑子开到家里，一个有趣的现象发生了，就是古今名称的混乱。现在人称自己太太做“内人”，如果这位太太是“从良”了的，倒真名副其实。原来唐朝称妓女叫“内人”。《教坊记》里说：“妓女入宜春院，谓之内人。”张佑的诗说：“内人已唱春莺啭，柳枝傞傞轻舞来。”都特指妓女。可见从“家妓”观点看，妓女倒真正是内人，老婆反真正不内。要内，至多也该叫“内子”。内子照《礼记》、《左传》等解释，是卿大夫的正妻；但照《书言故事》、《频罗庵遗集》等解释，却又指的是人家的老婆，却又明明该是“外子”！但“外子”又明明是指丈夫，于是老婆又变成丈夫，女的变成男的，又势难成立。这种的内外难分，使人感到：现代人向人介绍自己老婆是“内人”的时候，无异同时告诉人自己是“龟公”，是“大茶壶”。两位男士互相介绍自己内人的时候，就同时是两只“龟公”、两把“大茶壶”。三人四人，五人六人，自然依此类推，不在话下。这些谑画，都因为古人将妓女“以充家用”，引为内援。以致自外入内，将内见外，闹到安内为难，攘外亦大不易，俯仰一世，龟壶而后已，悲夫！

以上所举中国娼妓“以充国用”、“以充文用”、“以充家用”三种特色，都和后代有微妙的脉络关系，有不可思议的“手足之情”。不论是一种制度、不论是一种民俗、不论是一个名词或一条禁令，都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候、意想不到的关口，被古人“含情脉脉”。

中国民族太古老了，从青史看青楼，虽然红袖香销，可是却残颜难褪，一段青楼的青史，使我们看到几番血色，多少苍白！真令人掩卷。

1979 年 7 月 25 日

《时报周刊》第七十七期 1979 年 8 月 19 日

古书新见

清朝的张文襄公（之洞）在他的名著《书目答问》后面，曾有一段“劝刻书说”，其中要求“凡有力好事之人，若自揣德业学问不足过人，而欲求不朽者，莫如刊布古书一法”。他进一步指出：“但刻书必须不惜重费，延聘通人，甄揭秘籍，详校精雕，其书终古不废，则刻书之人终古不泯。……岂不胜于自著书自刻集者乎？且刻书者，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

张之洞这段话，很能道出前人编刻丛书的心理，这种心理不外是“欲求不朽”、“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这种心理，九十多年下来，除了说法、名词有所更动外，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究竟由于时代的演进，使今人对于丛书，又多了三点意义：

一、战乱的连续，使文物荡然，所以搜集典籍，尽量予以流传的要求，更加迫切；

二、新知的进步，使治学方法与取材标准，与前人不同，所以辑刊丛书的观点，也不得不与前人有其同异，而不得不选取“新瓶装旧酒”的方式；

三、印刷术的进步，尤其是影印技术的进步，使刊布图书的方法根本改变，同时也改变了“珍本”、“秘本”、“孤本”等古董观念，使古代典籍不复成为某一阶层人的独得之秘。

由于增加的这些新的意义，使今人从事这一任务，自不能沿袭前人的手法，换句话说，再沿袭前人的手法编刊古书，就难免有落伍之讥了！

所谓前人的手法，最突出的一例，就是讲究版本之说。对古书，非不可讲究版本，但为一二校勘之便或几个异文讹漏，就把一部书的功能和流传性绞杀，则显然是旧式藏书楼上的行为；同样的，为了讲究版本之说，整天光刊些无甚价值的僻书，或一刊再刊些“版本竞赛”的常见经史之类，也不能不说是旧式版本学家的流毒，对鉴古知今的文化出版事业，为功究属狭窄。

当年黄亮圃的学生，曾有过书无庸讲本子的议论；俞樾的学生（章太炎）也提过读书何必讲究版本的疑问。这些见解，都是从“取其大者”的角度，来从古书选材的，他们并不斤斤于“舆薪之不见”的癖好，当然也反对先以偏为务，再以偏概全的专家孔见。

新时代整理古代典籍的标准，不应该以古董式的版本为尚，也不该以鉴赏、校勘的用度为足，而该以配合新知的研究，定其去取。例如商务印书馆的宋本《资治通鉴》，就没有胡三省的音注，在鉴赏和校勘上，虽然有它的价值，可是在普及和实用上，就远不如它的重排本《资治通鉴》；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的无疏单注的五经，在普及和实用上，也远不及艺文印书馆的阮刻《十三经注疏》；同样的，《仁寿本二十五史》中的南宋印北宋监本《史记》，在普及和实用上，也远不如黄善夫本或殿本或泷川会注本，这些例子，都说明了版本的考究，并不就是弘扬了文化。

除了避免以版本问题影响普及和实用外，书籍的选择也是一个重要的项目。过去中国的图书，都是在“七略”和“四部”里打转，本身是粗疏的、混乱的、偏颇的，并且是矛盾的。例如所谓“经”、“史”、“子”、“集”四部，儒家的书何以独尊为“经”？而不同并为“子”，更进一步说，“子”又与“集”何殊？岂不都是个人才华的表现？并且，古人尊经等观念，又无形中垄断了其他学术的均衡发展，演变至今，在现代新知的光照下，许多书，古人所贵者，如今看来已是断烂朝报；又许多书，古人所贱者，如今看来却价值无穷。如今我们回首古籍，并不是止于把它们进一步分类（如刘国钧《中国图书分类法》或杜定友《杜氏图书分类法》），或就古人之所重者重印一阵就算完事，而该大力发掘并认定真正值得现代学术“獭祭”的典籍，否则的话，只是引今泥古而已，离玩物丧志，也就不很远了，“学术”云乎哉！

古书的重印，除了版本和选书以外，由于现代印刷术的进步，在规格上，又不得不注意配合时代要求，线装薄面也好、绸函丝订也罢，早已都是落伍的玩艺，都不应该再予以考虑。在国际标准的图书馆中，甚至平装书都在不受庋藏之列，我们怎么能再抱残守缺，开时代倒车？所以无须采用旧式装订的方式，自无疑义。

中国近代的战乱不断，图书上的损失早已无法估计，不论无意的被焚于兵祸，或是有意的聚毁于七塔，对文化而言，自属有害无益。今天我们得现代印刷术之便，又赶上今日世界以研究“汉学”为显学，乘机多刊印一些普及而实用的典籍，该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中华古籍丛刊》的问世，在取舍定夺方面，大致与上述主旨相近。有现代眼光的知识分子，必然会对这部丛书的选刊，有所肯定。

1968 年 4 月 30 日

〔附记〕这是我十一年前，为《中华古籍丛刊》写的序，原题《〈中华古籍丛刊〉缘起》，现在改名。1979 年 8 月 22 日

这样笨，还要做强盗！

日本童话里，有一则《阿苏史和强盗》。

阿苏史是京都的一个地方官，常常晚上加班，回家很迟。有一天，加班加得特别晚，他坐牛车回家，心里不安，预感要碰到强盗。情急智生，他脱下衣服藏好，坐在车上，车前仍旧挂着帘子。

不久，果然来了五个强盗，赶车的、跟班的，见强盗来了，都丢下阿苏史，纷纷逃掉。强盗用刀挑开帘子，一看大笑起来，原来阿苏史头戴乌纱，脚穿白袜，手里捧着笏，光着屁股，正正经经坐在那里。强盗问他你怎么这么神经？阿苏史说：“不是我神经，是刚才碰到强盗，被剥豬猡了，你们来迟了。”强盗恍然大悟，叫道：“一定是多襄丸那小子先下的手，走，我们找他算账去！”于是手拿火把，一哄而散。

阿苏史望着他们的背影，哈哈大笑：“马鹿野郎（八个牙露）！这样笨，还要做强盗！”

这个日本童话，我认为最适合用来描写这个岛国。我读日本史、读中日关系史，读来读去，每当掩卷遐思，我都想到光着屁股的阿苏史，和那笨得要命的五个强盗。

1933 年，英国一代文豪萧伯纳，访问日本。在日本爱国者高叫征服中国的时候，他以讽世的口吻，告诉日本人：“日本人绝不能征服中国的，除非日本人能准备一个警察对付一个中国人。”

日本警察一个对一个日本人还不够用，当然无法外销支那，所以，萧老顽童的铁口直断，自然也就言必有中。

但是，以日本那样毫无幽默感的民族，哪里听得进去英国幽默家的忠告呢？

不来幽默的，迎合日本的严肃口味，来点严肃的怎么样？不行，还是不行。

严肃的是英国史学家汤因比的。汤因比在萧伯纳谈话后，发表论文，指出一般人们认为日本发疯搞侵略，对象只是中国不是美国这种说法，是站不住的。汤因比说，抱这种看法的人，不了解疯子的行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德国若在西线采取守势，不难在东线打垮俄国。俄国一垮，巴尔干各国和土耳其都是自己囊中物，何必先发疯，要把法国、英国、美国都搅起来，四面树敌呢？可是，德国的疯狂行径是不可理解的，它就要蛮干，把自己蛮干垮为止。德国如此，日本又何独不然？不但何独不然，并且尤其如此。因为日本的传统文化中，根本就有“自杀”特色。仗打起来，日本还管什么中国、美国，就会大干特干起来了。“如果这种情形一旦发生了，整个大和民族毅然走上‘切腹’之路，也并非绝不可能。”

“武士道”与“町人道”

可是，汤因比的忠告有什么用？发疯的人总归要发疯。日本在中国踩在夕阳里以后，果然动手惹老美。日本偷袭珍珠港，虎虎虎半天，证明不是老虎，而是一只大笨牛——不是其笨如牛，而是笨得根本是牛。丘吉尔在回忆录中，把桃太郎成牛记消遗备至。丘吉尔认为，为日本打算，日本如果非打不可，也该打英国，不该打美国。那时候美国国会，仅以一票之差，通过延长征兵法案，如果不以一票多数通过，美国就得在二次大战四处烽火的当儿，自己先解除武装，足见美国国内想置身事外的气氛多浓。在这样气氛下，日本可以放胆打英属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美国一定袖手旁观，这比打美国的珍珠港聪明多了，可是日本当局太笨，老是下错棋。

最后，日本打了中国又打了美国，史学家汤因比的预言，完全兑现，日本开始自杀了！

自杀，对日本说来，是“武士道”行为。一般人了解武士道，大都被它的浪漫与壮烈所吸引，而忽略它的传统。大家看到日本武士的切腹，切得那样浪漫、那样壮烈，只惊叹他们的从容，而忘了这种信仰，实际踩在一种先天不足的基础上。日本武士的信仰来自封建制度下的一姓打手信仰，武士道的先天只是一种“走狗道”、“保镖道”。它一开始是制度化的，年深月久，转为道德化。但是，不论怎么转，它的先天还是不脱愚忠与打架，找个不识大体的题目，“仇讨”别人、“切腹”自己，仇讨也好、切腹也罢，目的都是做一条轰轰烈烈的奴才，“为主家”。

如果日本人只来武士道，倒也好办。武士道比较糊涂，不喜欢打小算盘，不会计算，虽然性好闹事，可是闹不大，还没有大危险。但当武士道跟另一种“町人道”合流的时候，麻烦就来了！

“町人”就是日本商人。现在日本商人住郊区别墅，以前却没这样神气，以前都住街上、住特区里，所以叫做“町”。以前日本町人，和中国古代商人一样，没有社会地位，町人要靠谄媚武士来做生意，所以他的地位，就正像石秀所骂的，是给奴才做奴才的奴才，这种人好计算而短视，性格最下三烂，所以被称为“町人根性”。

武士道加上町人道，就使日本人性格变得畸形，武士道使人过分趾高气扬；町人道使人过分奴颜婢膝。前者强人对他鞠一百八十度大躬；后者对人鞠躬一百八十度，总之，不大鞠特鞠是没完的，但大鞠特鞠，哪里是正常的平等的与人“相处道”？

武士道和町人道的流变结果，日本就出来了两种外形的人物——“军阀”和“财阀”。

武士道流变出军阀，町人道流变出财阀，军阀和财阀只是两种外形，并不是两类人物，很多日本通分不淸这一点，却号称知日派，难怪老是出纰漏。武士和商人成为两类人物，始终没有混同，这种情形，只有在中国发生，在日本就不行。日本的武士和町人，流变成军阀和财阀的时候，混同得很厉害，株式会社的町人招牌下有武士，尊王攘夷的武士思路下有町人。换句话说，武士从商就是町人，町人拿刀就是武士，他们只是一类人物的两种外形，是新日综合体，不是两类大和魂。

东洋统计学

有些字眼，大家都不要，却喜欢丢给对方，“东洋”两个字，就是其中之一。日本称中国做东洋，其实日本在中国东面洋中，自己才是名副其实的东洋，于是，中国将这字眼掷回，叫日本是东洋。什么东西都好端端的，可是一东洋化，就糟糕伊妈死，像“东洋菜”（料理）、“东洋车”（人力车）、“东洋参”（日本羶参）等等，一东洋，就荒腔走板，小题大做。其中最要命的，是“东洋统计学”。

19 世纪的英国首相狄士累利，有一句名言，他说“谎话有三种：谎话、可恶的谎话和统计学。”（Therearethreekindsoflies：lies,damnedlies,andstatistics.）统计学这种科学方法，和东洋参一样，消受不好，就大受其害。日本町人喜欢打小算盘，抓到了统计学，认为独得其秘，开始大统其计，什么都一厢情愿的统计起来。他们认为根据统计学，打中国会贏；根据统计学，打美国也会贏，殊不知毛病就出在统计上。最后吃了原子弹，证明了统计学是谎话，东洋统计学是东洋谎话，结果是，美国军人占领了日本。

美军占领日本以后，日本的东洋统计学家还在执迷不悟，搬弄个没完。吉田茂做首相，料理善后，为解决粮食问题，向美国要食米。日本农林部估计需要四百五十万吨才能过关，可是美军总部一算，不到六分之一——七十万吨——就能过关了。麦克阿瑟把吉田茂找来，问他日本人的统计学怎么可以这样？吉田茂手一摊、脸一笑，说日本如果统计做得好，当年也不会发动太平洋战争了！

东洋统计学公算太平洋战争，毛病不在算出第一仗打得贏打不贏，而在没算出打贏以后怎么样。就是说，不在能不能打下马蜂窝，而在打下以后怎么样。日本军阀和财阀的致命伤，实际在此。

日本人搞“东洋历史”，费了九牛二虎的气力，可是还是只见其小，不见其大，老是错认中国。这毛病不在中国，而在日本的狗眼看人的低姿势，自己矮，把别人也看小了。

辽耶律德光入中原，群盗大起，烦得耶律德光说：“我不知中国人难制如此！”乃引兵北归。小日本那么多“支那通”，却不知道“中国人难制”。中国人难制，连中国人自己都制不好，哪里轮得到小日本来制？长虫吞象，真不知天高地厚。日本支那通听到中国人南蛮鴃舌，有的把日本念成“一本”（江西佬）；有的念成“二本”（湖北佬）；有的念成“四本”（宁波佬），弄糊涂了，不晓得自己是老几、是几本了，居然就想和中国“大东亚共荣圈”了，真是糊涂透顶，比中国人糊涂一倍。中国人糊涂，是脑满肠肥型，还有个谱；日本人糊涂，却是满脑肥肠型，搅成一团，惨不忍睹。非即服仁丹一万粒，不能断肠；肠不断，就无法自脑中取出，只好昏头涨脑，发展“精神动员”，日本军部发行《帝国与列国的陆军》宣传册，大喊精神动员，就正是满脑肥肠的杰作。

何况，东洋统计学家在公算第一仗的时候，也因为“海贼酢”（lkaSu）来得太多，结果善后难以料理。日本打中国，一开始想到日俄战争模式，但日俄战争每天军费只是三百六十万，打中国每天光前线就要五百万，第一个月的开支就超过日俄战争十九个月的总和。日本预估的“三月亡华论”都不准，六个月也亡不下来。七十三届国会上，近卫首相硬着头皮说：“以后我们要准备做比以前更大的牺牲，不然的话，我们过去干的事，就变成了未来的祸因。”

日本人已经一只短脚插到泥里了！

抓兔子吗？

一个人一只脚插到泥里，拔不出来，至少要做到一点，就是避免另外一只再插入，避免再制造新的祸因。但是这种聪明，日本当权派绝对没有。如果有，早就不会来卢沟桥事变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已吃下东北，还没有消化掉，又要吃华北。宇垣看出这种危机，他说：“满洲建设还没完，又发生中日危机，等于同时抓两只兔子，最后一个也抓不到。”

但是，日本走的路，却是抓第二只兔子，并且用短脚大竞走。山本五十六以联合舰队司令地位，先警告手下不得对珍珠港偷袭有异议，然后向上面摊牌，不批准，就辞职。第三只兔子就这样抓起来，结果抓的不是兔子，而是老虎尾巴。真正“虎！虎！虎！”

“虎！虎！虎！”是日本空军偷袭珍珠港成功的代号，谁想到这个代号却一语双关，偷袭到美国老虎的屁股上。

别以为东洋统计学只到抓三只兔子为止，还有主张第四只的呢！那就是东条。东条担任陆军次官时候，在卢沟桥事变后两年一个月，在军人会馆在乡军人集会上，就主张为了解决“支那事变”，日本不惜对英美作战以外，再对苏联作战！

东条的行为不是东条个人的行为，东条的疯狂也不是东条个人的疯狂。看了《桥本日记》的人，都不难看到日本少壮军人“尾风”（tailwind）对带头的影响，日本的“平均公民”既然如此走火入魔，东条的行为与疯狂，只不过代言代表而巳。日本的“尾风”与“平均公民”，有几个不赞成打中国的主意？有几个不赞成“八纮一宇”征服世界的迷梦？

但是，“尾风”与“平均公民”的思想是哪里来的？这又追溯到武士和町人传统，这种传统，新日综合体得有问题，害了日本。

日本明治维新固然接受了西化，但在骨子里，并不那样一帆风顺。传统的新日综合体开始端出一种“和魂洋才”的公式，定义就是“西学为体，日学为用”。这种公式是一种如意算盘，把西方近代文化看成一种百货公司，可以任由日本人挑“好”的，不要“坏”的，然后加上日本自己的“好”的，来个二合一，创造出一种日本新文化。

就这样的，日本选了西方的船坚炮利，丢了西方的良法美意；选了西方的帝国主义，丢了西方的民主基础；选了西方的近代学术，却加上町人本位解释，生吞活剥出东洋统计学！

“西学为体”可使日本平步青云；但是“日学为用”却使原子弹平步青云，第一颗原子弹炸到广岛的时候，日本防空总部接到的报告是：“投弹无数！”——最后还是统计得一塌糊涂，不知投弹只有一颗！

“日学为用”的东洋统计学！

据吉田茂总计：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在完全枯竭中停止作战。这个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估计，使日本过去的许多成就，都为之殉葬。战争使日本损失了六十八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差不多是战前的一半。战争使日本死了两百万人，毁了二百五十万栋房子，首都出现三百万吨垃圾！更严重的是日本人心理上的打击。“因大多数日本人相信极端民族主义者所谓日本是无敌的断言，他们深信国家从事太平洋战争是正当的。由于这些信念，他们在战争中曾经做巨大的牺牲，忍受无数的艰难痛苦，结果目击他们的国家作战的理由毫无根据，并被认为是侵略者。当然很多人为之震顫，对他们来说，这些事件的转变等于精神权威和他们所信奉的一切格言全部破碎。”

“好的失败者”？

如果时光倒流，把上面这些统计数字，带到 1941 年 11 月 29 日的日本重臣会议上，不知东条有何感想？当天的会议，除了 74 岁的冈田外，没人反对打珍珠港。东条会上大骂冈田是老不死，声言日本打美国，不是乱打的，“有详细数字的根据”！好个详细数字的根据！所有的详细数字，都化成了千百万吨碎砖断瓦，变成了吉田茂的历史凭吊。

乍看起来，东条是祸国者，吉田茂不是，其实全不对。做奉天总领事时代的吉田茂，做田中内阁外务省次官的吉田茂，根本就是侵略的元凶，就像做满洲国实业部次长的岸信介，做东条内阁商工大臣的岸信介，根本也是侵略元凶一样。日本人不论文的武的、老的少的，他们的心灵深处，都是武士町人的情结。因人而异的，只是比例的多少，而非事实的有无。

日本人咒骂原子弹盲目杀人不人道，说一下子使广岛伤亡十三万，灾民十七万。但日本人何不想想：他们在南京睁着眼睛“人道”的杀人，一杀就是三十万！当日本东京八十万人大游行，庆祝攻占南京的时候，《日日新闻》的随军记者，在《紫金山下》专文中，曾有这样的报道：

准尉宫冈和野田曾约定做一个砍杀一百敌人的比赛。12 月 10 日，两人在紫金山下相见，彼此手中都拿着砍缺了口的军刀。野田道：“我杀了一百零五人，你的成绩呢？”宫冈答：“我杀了一百零六人！”于是，两人同作狂笑：哈哈，宫冈先生多杀了一个！可是很不幸：就确定不了是谁先杀达到一百之数的？因此，他们两人决定这次是不分胜负，重新再赌谁先杀满一百五十名中国人：12 月 11 日起，比赛又在进行中。

这种事，除了日本人以外，还有哪国人干得出来？

再看红十字会副会长的描述：

对于女人，日本兵的行动更坏，是文明世界所梦想不到的。日本兵对女人的嗜好，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一次，日本兵以三辆卡车，运妇女到兵营去，逐一强奸。我阻止他们，无效。这些妇人，由十二三岁至四五十岁。我曾目击日兵的强奸。有时候，日兵在沐浴处强奸中国的妇人。后来，我们走进去，我看见沐浴处的裸体女人在哭。

又一次，我同马基氏到南门东新开路第 7 号。发现该家十一人被杀，三人被强奸。妇人之中，两人十四岁，一人十七岁，日军于强奸后，把东西塞入阴户中。另一年轻的女子，在桌上被强奸，桌上有血。又有一家人，乘船过河。至河中，被日兵发现。日兵检查船内，发现青年女子，就在老父与丈夫面前强奸。丈夫非常愤怒，被日兵所杀，老父和女儿也同投河溺死。

这种事，除了日本人以外，还有哪国人干得出来？

再看外国教授的回忆：

就是在安全地带，中国妇女被日本兵强奸的，每天最少有八千件之多。我的一个德国同事，任职“国际安全地带委员会”，他亲眼看见日军奸杀暴行达两万次之多。特别是在南京大学校园里的日本兵，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奸杀九岁的女童及七十六岁的老祖母。而且这些奸杀事件，大约有三分之一是在白天进行。尤其有不少奸杀事件，竟发生在大马路上，其情其景真是衣冠禽兽。

这种事，除了日本人以外，还有哪国人干得出来？

二次大战期间，美国国防当局邀请人类学家班妮迪（RuthFultonBenedict）研究日本，她写下《菊花与剑：日本文化型模》（TheChrysanthemumandtheSword：PatternsofJapaneseCulture）一书，认为日本人有高雅如菊花、残暴如剑两面性格。日本人残暴倒是真的，但高雅却从何说起？高雅需要大智慧，可是日本人太笨了，日本人老是全国上下一心，勤勤恳恳，大家努力做笨事。吃原子弹以前，他们耀武扬威不识大体，笨事主题是“军事侵略”；吃原子弹以后，他们灰头土脸的爬起来，笨事主题改成“经济侵略”，还是不识大体，不顾国际贸易的平衡，老占别的国家的便宜，使人积恨。

去年 11 月，《每日新闻》驻华盛顿特派员古森义久，报道访问美国前驻日公使耶玛逊的谈话说：1978 年的日本，跟 1930 年的日本，情形最像，日本在走危险的老路。

日本人怎能不走危险的老路？日本人伺候好美国大兵，就以为自己是一个“好的失败者”（GoodLoser），其实好的失败者在能从失败中得到目光远大的教训，而不是另一套方式的卷土胡来。日本人从不是一个“好的胜利者”，所以，他也很难是一个好的失败者。

日本人不是好的失败者。这种现象，在东京大审时候一览无余。在日本投降那天，东条写信给他的私人秘书赤松贞雄，坚决表示：“美军必然会以‘战犯’之罪抓我，到时候我就以‘日本模式’对付。……我不愿以日本人身分站在敌人法庭受审。”

东条是武士世家，他要“日本模式”对付老美，除了“切腹”，还有什么呢？还等什么呢？

但他在等，等到 1945 年 9 月 11 日下午 4 点，等到美国宪兵到了他家门口，他才举枪自杀——没有“日本模式”、没有“切腹”的自杀。

消息传了出去，有人大骂：“猪！”

更猪的还在后头呢！东条自杀居然没死，给救活了，给送到“敌人的法庭”，当了被告了！

三年以后的 12 月 23 日凌晨，东条被戴上黑色头罩，吊死在绞架。日本人捡到他和六个同死战犯的部分骨灰，埋在名古屋郊外山顶，题名“殉国七士墓”。

二十年后，日本“又是一条好汉”，又还魂了。日本的脖子接受了失败，日本的脑袋却没接受，日本的经济侵略照旧“那新那鲁”（National），日本的“日学为用”仍然八个牙露。菊花还是菊花、剑还是剑。艺妓脸上还是白粉，日本人还是强盗。

在南京被日本人砍杀奸杀的千千万万中国骷髅，他们在落日光中、在雨花台下、在“以德报怨”的声里，他们死而有知，将作何思？将作何想？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们如能秋坟鬼唱，片语问苍天，那第一句一定是：“这样的芳邻！这样的日本！这样笨，还要做强盗！”

八个牙露！

1979 年 6 月 28 日

《中国时报》1979 年 7 月 6 日

《左舜生选集》序

左舜生是当年青年党的青年党员，四十五年下来，青年党已变成“老年党”，左舜生也变成这个党的元老。但是，实际上，左舜生所象征的，显然并不是一个小党的元老，一个小党的元老不足以尽左舜生的为人，左舜生的为人，还有他高明光大的一面。

1893 年（民国纪元前十九年），左舜生生长在湖南长沙的一个破落读书人家，“乡下无半亩之田，城内无一间之屋。”二十岁前，一直在长沙度过，住家“不知迁徙过多少次，但大抵不出南门的一角”。这就是他在家乡活动的范围。他跟湖南的空间关系虽然很少，但在精神上，他显然感染了那种强烈的“大湖南主义”。这种湖南本位的思想，不但使他一生中频频乐道谭嗣同、叶德辉、王壬秋、王先谦、皮锡瑞、杨度、黄兴、宋教仁、蔡锷等人，甚至齐白石、琼瑶、唐宝云等人，也都跟着沾了光。他近年写《黄兴评传》《宋教仁评传》，字里行间，都多少有一种“鸣不平”的味道，“不平”之事，本就该“鸣”了，又何况是湖南人的“不平”？左公左袒之，自更不在话下。

左舜生在家乡念的是长沙师范，1913 年（民国二年）到了上海。后来在震旦学院里，认识了不同班的同学曾琦。1918 年（民国七年），“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主事人有曾琦、王光祈、陈愚生（淯）、周无（太玄）、张尚龄（梦九）、李大钊（守常）、雷宝菁（眉生）等，由于曾琦的关系，王光祈南下拉左入会，左舜生便成了“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

“少年中国学会”曾出版两种刊物，一种是《少年中国》、一种是《少年世界》，左舜生曾担任过编辑。学会于 1923 年（民国十二年）后无形瓦解，会员大体分裂成两支：

一支是李大钊系，有恽代英、邓中夏（康）、毛泽东、刘仁静、张闻天、沈泽民、黄日葵、赵世炎、侯绍裘、杨贤江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路；

另一支是曾琦系，有李璜、张梦九、左舜生、何鲁之、余家菊、陈启天、刘泗英（正江）、魏嗣銮、赵曾畴、陈登恪等，成为中国青年党的一路。

青年党正式成立于 1923 年（民国十二年）12 月 2 号，地点是法国巴黎。青年党的标帜是国家主义，实际上则是效慕法西斯主义，不外是主张“专制手段”、“激烈手段”救国那一套。这些言论和行动，从青年党党魁的遗著中和其他有关文件，我们不难发现。当时共产党的一个党小组也在巴黎，主事人是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罗迈）、李富春、王若飞、陈毅、陈延年、赵世炎、蔡和森、任卓宣（叶青）等人，他们双方不乏分合水火的记录。青年党后来在宣传中，一再声言他们反共反得最早，并挖苦国民党联俄容共，其实话说开来，真可叫“大哥莫话小弟”，自己以法西斯的手法救国，还有什么好说？

显然的，青年党在近代中国政治史中扮演的角色，是因人成事的跑龙套角色，投身在青年党的人，大体说来，一流人物，甚为少见，一流人物而以才思英敏姿态出现者，又更为少见。在这方面，左舜生显然是属于少见中的卓越个人。说他是老一辈青年党中最值得称道的人，也不为过。

青年党的党魁曾琦，本诚笃有余，长于组织，但却天资不高，头脑太旧。“曾琦型”的人，在青年党中，实在很多，而又在风骨上不如曾琦。左舜生的才具，实已不合青年党的规格，与其说他投身于青年党，倒不如说他寄情于曾琦来得妥切。他对曾琦的感情，是一种知己的感情，他自称“对于政治是玩票性质”，而曾琦之死，更使左舜生对青年党灰心。左舜生曾说他“在青年党有四十年以上的历史，且负过相当重要的责任，但从来没有由我主动拉过任何朋友或学生入党”。这是很明显的消极态度。所以，尽管青年党的余孽仍在攀附左舜生、利用左舜生，左舜生本人却早已心冷于党事，这是明眼之人，都可以看得出来的。

左舜生一辈子，办日报期刊不下十余种，教书也教过八九个大学，代表青年党做过一回官，在政治夹缝中做好人也做了老长一阵。如今投老异乡，自己靠手写嘴说过活，太太则为人改作文本。大体说来，不失为一头脑清楚且有原则的读书人，只是不该玩政治，中国政治显然不是左舜生这种人玩的，他早该想到这一点。

左舜生对中国近代史，很早就有研究，民国十五年就出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二十二年又出版《中国近百年史资料续编》。内容虽被陈恭禄等苛诋，然仍不失为这一行中的一种开山文献。左舜生文字的特色是说理清楚生动，学术功力并不太深。设使左舜生这一辈子，少跑些龙套、多写些文章，成绩当不止此，而这部选集的内容，也就更要丰富了。

1968 年 1 月 10 日

绝子如不见

绝子如不见：

别人写信，都写某某如见，你我多年保持不见面，所以要写如不见。

你的大作，已篇篇读过。读的心情，与在牢里读你的书一样。你要我写序，我看算了。我从不给活人写序，如果你死了，我就给你写。

另一个原因是：凡我写的序，都没好下场，我给我老子李鼎彝《中国文学史》写的序，被强迫撕去；我给《蒋廷黻选集》、《左舜生选集》等写的序，也都被强迫撕去，所以写得我大倒胃口。

其他的原因还有一百个。总之，写序干嘛？不写序。

刚才在电话里告诉杏如，叫她好好管住你，不要交李敖这种坏朋友。你太“天真活泼”，这年头“天真”就不要“活泼”，“活泼”就别“天真”。换言之，“天真”就要槁木死灰；“活泼”就该老奸巨猾。你够老却不够奸，够巨却不够猾。回家抱住老婆即新娘子，好好想想我的话。

敖之 1979 年 8 月 22 日

附录

给李敖的回信（孟绝子）

敖之：

一、你目前似乎是相当威风。你不但写文章写得威风，连寄信也寄得威风。

通常别人怕对方收不到信，就用双挂号寄。你创痛犹新，觉得邮局的双挂号也不完全保险，就把信印在《李敖文存》上。你又怕我不看你的文存，你又把信刊在四季出版公司的《四季杂志》上。一信三途递，数威风人物，阁下第一。

你用三条路寄来的信，我均收到了。

二、你说我“天真活泼”，对。你说我没“槁木死灰”，对。你说我不“老奸巨猾”，对。全说对了。这三点，别人没看出，而你能看出，这是你本事大的缘故。

你说是说对了，但我却难以改掉，因为这乃是我的本性也、本色也。

三、你我二人，用金庸的《射雕英雄传》来比，你是桃花岛上的东邪黄药师，我是丐帮的九指神丐洪七公。

就笔法的风格来说，你是一柄削铁如泥的宝剑，我是一根打狗棒。你的剑法天下无双，招式凌厉，出手专刺人心窝。我的棒路只有十八下，叫做“打狗十八棒”。棒子太重，打人会打出人命来，我素来心软不伤人，就只好用来打打狗。所以人恨你而爱我，狗爱你而避我。你常说你“阅人愈多，爱狗愈挚”，这话一点不错，其道理就在此。

四、八年前暮春之际，我“隐居”归来，也开始搞历史了，不过你我不会“同行相嫉成仇”，因为你是科班出身，专搞正史，我是半路出家，专搞野史。你搞正史，所以你善写评论和评传。我搞野史，结果我爱编故事、爱写武侠，也爱美化传说和民谣。

五、你说等我驾返道山后，你才为我的书写序。你这个愿望永远无法实现，因为我的寿命会相当长，比你长，长的原因是“天真活泼”，没“槁木死灰”，不“老奸巨猾”。

六、我知道你喜欢瑶池，不喜欢道山。将来你驾返瑶池后，我不但要为《李敖全集》写序，还要当“李敖治丧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给你的挽联，我也预先拟好了：

老子便秘，百年只写五千字，

敖之泻肚，半生著作已等身。

梦公 10 月 3 日

《中国时报》1979 年 10 月 17 日

伤心之地的文学

——我看《台湾文学全集》

真正的文学在写尽天下苍生、写尽苦难大众的众生相、写尽他们的希望和眼泪，和眼泪背后不屈服的死魂灵。

在这种伟大的标准下，文学没有地区性，文学的区别只是高与下、善与恶、好与坏。文学只问谁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谁是侮辱人的和损害人的，不问他们在何方。

把文学分成地区性，是知识分子的错误。俄国有了托尔斯泰，但托尔斯泰不是俄国的，他是全世界的。托尔斯泰的文学，不是俄国文学，而是人的文学。

李鸿章把台湾割给日本，他痛苦地说，台湾是“伤心之地”。“光复前台湾文学”，不是台湾地区的文学，是全世界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文学——是伤心之地的文学。

1979 年 7 月

为他有那样的敌人而爱他

有的人吸引人，并不全靠他本人吸引人，有时候，因为他有了受人讨厌的敌人而变得吸引人。

一个外国的竞选笑话说：一个当选者，道出当选的内幕，原来是：“认识对方的人，都投我的票；认识我的人，都投他的票。认识他的人比较多，所以我当选了！”

可见真正帮一个人大忙的，有时候不是自己、不是朋友，反倒是敌人。

《孟子》里说替深水赶鱼进去的，是水獺；替茂林赶鸟进去的，是土鹯；替汤武制造拥护者的，是桀封。反过来检讨：鱼不一定要去深水，鸟不一定要进茂林，老百姓不一定要拥护汤武，汤武也不一定高明到哪里去。

真正的原因可能很简单：鱼儿水中游，鸟儿天上飞，只不过盼你不要惹他讨厌，你惹他讨厌，就会有人捡便宜。真正的问题在你，不在他。

美国布瑞格（EdwardS.Bragg）将军支持克利夫兰（GroveCleveland），在演说中指出：“人们为他有正直、卓见和刚毅而爱他；为他有那样的敌人而爱他爱得要命。”（Theylovehim……forhisintegrityandjudgmentandironwill；buttheylovehimmostfortheenemieshehasmade.）这句名言，后来转成为第一人称“我们为他有那样的敌人而爱他”（Welovehimfortheenemieshehasmade.）后人读来，可真够味儿。

1979 年 6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