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万岁编外集：白崇禧传——蒋介石下野（程思远）—荣工处的特权嘴脸（屠申虹）

白崇禧传——蒋介石下野（程思远）

一 蒋介石到徐州晤李宗仁、白崇禧

一九二七年六月六日，蒋介石偕冯玉祥的代表李鸣钟由南京到徐州，李宗仁、白崇禧前往迎候。蒋介石说，此行是专为同冯玉祥举行徐州会议做准备，会议将研议北伐与讨武汉用兵问题。

次日，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会晤，概述他与冯玉祥联系的经过。蒋介石说，冯玉祥于一九二六年八月从苏联返国途中，宣布率国民军正式加入国民党。不久，便在五原誓师，经包头、甘肃入陕西。十一月，从刘镇华（1883—1952，民国后投靠袁世凯，任豫西观察使兼镇嵩军统领。1925年因兵败投奔阎锡山，旋归附吴佩孚，任讨贼军陕甘总司令。1927年投向冯玉祥。中原大战后，归附蒋介石，先后任安徽省政府主席、豫鄂皖边区“剿匪总司令”等职。1936年精神失常。1949年与家人一起逃往台湾。）手中解了西安之围。“四一二”清党后，武汉政府于四月十七日任命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汪精卫原来指望他与武汉合作，挥戈东指，由陇海线直入徐州，从而转向津浦线，进逼南京，使与唐生智自长江下游直趋秣陵，两面夹攻，则宁沪不难于指顾间占领。但冯氏以大局为重，对武汉方面的争取并不领情，拒不就职。据我个人看来，冯玉祥对宁汉对立采取静观态度。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冯玉祥在西安就国民革命军联军总司令职，即分兵六路前进。五月二十日，前锋已出潼关，刘镇华部多被其吸收。五月二十七日，冯军攻入洛阳，俘获奉军二万余人。六月一日，冯军与从武汉北上的唐生智军在郑州会师。

蒋介石还说：六月十日，冯玉祥发起召集郑州会议，武汉方面出席的有：汪精卫、孙科、唐生智、于右任、顾孟余、徐谦、谭延闿、张发奎、王法勤（1869—1941，1912年任同盟会北方支部副支部长。1913年9月“二次革命”失败后，追随孙中山参与“倒袁”。曾任国民党第一、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1928年11月与陈公博、王乐平等在上海组织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拥汪精卫为领袖。1941在成都病逝。）等。会期两天，并作出如下决议：一、唐生智、张发奎两军全部由河南开回武汉，安定武汉后方；二、河南的军事由西北军负责。十三日，汪精卫、谭延闿等回到武汉，即任命冯玉祥为河南省政府主席。此时，孔祥熙已负有使命到郑州，请冯玉祥到徐州与南京方面军政要人面晤。冯氏欣然答应，特派李鸣钟为代表前来报聘，估计冯氏此来，将揭示一项明确的政治主张。

六月十九日，蒋介石偕李宗仁、白崇禧到徐州西面的陇海路黄口车站，欢迎冯玉祥的到来。冯氏有意开蒋介石的玩笑：当冯玉祥的专列进站时，军乐大作，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举手行礼，但花车停定后，并不见有人走下来。蒋氏令他的侍卫长去探询究竟，冯玉祥的随员伸手向后面一指。蒋介石与李、白走到最后一节铁皮车，才见一个彪形大汉穿着士兵制服站在门口，同他们招手致意。原来这位穿着灰布衫的巨人便是冯总司令。白崇禧注意到蒋介石上前向冯氏举手敬礼后又与冯氏热烈握手，表示欢迎之意，但脸上多少流露着尴尬的神情。

从六月十九日到二十一日，徐州会议正式举行。除冯玉祥、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外，南京方面参加的还有胡汉民、吴稚晖、戴季陶等八名中委，会议在冯玉祥下榻的花园饭店举行。会上，冯玉祥说：“北方军阀张作霖、吴佩孚说过，蒋介石是南方的赤化头子，我冯玉祥是北方的赤化头子。那么今天是‘南赤’‘北赤’在这里开会。我们哪里赤呢？我们真真实实地赤心赤面要流赤血。保护中华民族的赤子，决不像张、吴的样子，他们只要杀谁就给谁一顶赤帽子戴。”白崇禧听来，冯玉祥这些话语意双关，也扎实地刺了蒋介石一下。冯玉祥说完了话，吴稚晖站起来说：“今天是紫气东来。”此话倒把蒋氏的严肃表情和缓了下来。

徐州会议结束。六月二十一日，蒋介石把一份拟好的电稿交给冯玉祥看。后来，两人都签了名，蒋、冯联名通电声明：“中正、玉祥与所部数十万将士为三民主义信徒，经受艰苦牺牲均所不顾，必须尽扫帝国主义之工具，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

冯玉祥同日又单独致电汪精卫、谭延闿等武汉要人，谓：“综合郑州会议时各同志所提之意见，大家均不满意武汉方面共产党人之行动。并同意促鲍罗廷归国，在武汉之国民政府委员除愿出洋休息者外，余均可合而为一，此情为南京同志一致欢迎，请汪、谭诸公速决大计；并请孟潇兄（唐生智）允将所部北上郑州，协力北伐。”冯氏将电稿交蒋与李、白看过，表明他的政治立场，已偏向南京方面。

徐州会议后，蒋介石放弃了他与李宗仁、白崇禧制订的“暂守徐州、停止北进、回师镇压长江中部”的计划，决定与冯玉祥共同北伐。蒋介石在回南京前，分配给白崇禧、李宗仁的任务如下：

一、白崇禧指挥第一、第二两路军（因何应钦已回南京）由赣榆、郯城两线北进，攻略鲁东各地后，再与第三路会攻泰安，并分兵袭胶东铁路；

二、李宗仁指挥第三路军在津浦铁路正面作战，第三路的马祥斌，王金韬、王普各部与冯玉祥的西北军刘镇华、郑大章两部联合进攻济宁；

三、冯玉祥的中路军在京汉路正面作战，以孙良诚指挥之。

上面的联合作战方针，也是徐州会议所做出的决定。

白崇禧、李宗仁指挥的第一、第二、第三路军，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开始总攻击，限两星期内打下济南。然后抽兵南调，镇压长江中部。

白崇禧指挥东路由赣榆、郯城分道北上，赣榆之线以降军白宝山、冯绍闵等部为前驱，占日照，攻诸城，直逼胶济铁路。到七月三日，因孙传芳敌军周荫人部的陈以燊等三师二旅，在胶济路宣布受冯玉祥收编，加入革命军，白崇禧遂命这一路停止前进。

由郯城北进的第二路军，于六月二十三日以第二纵队向临沂。守城之敌为方永昌的基干队一师和王冠军第一一四旅。二十四日，以第一纵队对莒县和沂水；第三纵队对费县和蒙阴，切断敌军的补给线，而由第二纵队专任攻临沂城，但打了两天，毫无进展，遂退回郯城候令。

李宗仁指挥的第三路军经过四天苦斗后，六月二十七日，攻克峄县和临城。就在这个时候，李宗仁接到蒋介石急电，以武汉方面东征，着李宗仁率第七军用铁路运输返南京转到芜湖布防，所遗第三路总指挥职，由第十军军长王天培代理。李宗仁奉命后，第七军于七月三日开始由临城南下。白崇禧所指挥的第一、第二路军亦被促南归。

二 促成蒋介石下野的外因和内因

蒋介石于六月二十六日向武汉方面发一通牒，并令王普、夏斗寅两军溯江上驶，这并非他个人神经过敏，而实因武汉方面出师东征，进军矛头直指南京。

原来唐生智自河南回师武汉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即依照在郑州会议中与冯玉祥成立的协议，压迫共产党员谭平山、苏兆征（1885—1929，1908年加入同盟会，后转为国民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29年1月回国，2月在上海积劳成疾，因病逝世。）辞去农民部长与工人部长。六月二十八日，唐生智的李品仙部队占领武汉总工会，工人纠察队悉被缴械。七月十五日，武汉政府举行“分共”会议，这表明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完全分裂。

武汉政府在排共的同时，进行讨蒋的军事行动。以唐生智的第一方面军沿江左，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沿江右，挥戈东指，双管齐下。李宗仁部攻克临城时，张发奎部已下达九江，唐生智则东抵黄梅。蒋介石见事急，遂调李宗仁的第七军回师芜湖，以巩固南京后方。

不料李宗仁军南撤，张宗昌敌军即开始反攻。滕县、临城、韩庄、台儿庄先后失守。蒋介石从南京电白崇禧云：“如不克复临城，则徐州失守，希将进攻临沂军力，移来支援第三路军。”白崇禧于七月七日晚撤临沂诱敌出城，而派第四十四军和第十七师援津浦路，七月十一日到达，即与第十、第四十、第三十三各军合克韩庄。十二日，第十军攻复临城，第四十军连续收复台儿庄、峄县、枣庄。白崇禧以为津浦路方面平安无事了，再出兵围攻临沂，不料这座城墙高而且厚，终于师老无功。七月二十一日，得蒋介石电，解围南下，临城二十日失守。七月二十五日，敌逼徐州，蒋介石率贺耀祖军赴前线督师，想在徐州打一胜仗，以后再来和缓武汉方面。这个时候，主力部队开拔净尽，留在前方作战的第十军王天培部，作战不力。终于在蒋介石的眼皮下失掉了徐州这一战略要地。八月六日，蒋介石抱着懊丧沉重的心情从津浦前线回到南京，转眼间孙传芳、张宗昌联镳并进，江北尽非我有。

八月七日，蒋介石在南京总司令部（即后来的国民政府所在地）召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举行两天的秘密会议，检讨当前的军事形势及和战问题。回顾十天来正是多事之秋，军政情况瞬息万变，令人应接不暇，总结起来，有下面这几桩大事：

针对武汉东征，冯玉祥于七月二十六日发出通电，建议宁汉双方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在开封举行会议，消除双方意见，解决党内纠纷。当时冯氏显然以调人自居，事实上他的军事最大，在宁汉之间，颇有坐山观虎斗的味道。据传他曾提出汪、蒋同时告退之说，此一传闻，对白崇禧和李宗仁起了影响作用。

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以二十四师叶挺为前锋，先占领九江、湖口，掩护大军集中。待各军集中完毕，张发奎令叶挺率蔡廷锴师及贺龙部占领南昌。七月二十八日夜，汪精卫从武汉到九江，与张发奎、黄琪翔在庐山开军事会议。决定仍打算分两路由皖南、浙南向南京攻击前进。但到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在周恩来、朱德等人领导下，发动了南昌起义，从此第二方面军分裂为三部分：叶挺、贺龙两部组成的起义军由江西经闽南转入潮汕；黄琪翔的第四军由赣州、韶关开回广州；蔡廷锴师则去福建跟他的老长官陈铭枢去了。这一路对南京的威胁遂告消除。

但是唐生智所部仍从鄂东向安徽挺进。何键的第三十五军占领了安庆，刘兴（1887—1963，国民党一级上将、爱国和平起义将领。1950年参加民革，并当选为民革中央委员。1963年因病在长沙去逝。）的第三十六军沿江东下，有向芜湖进驻模样。李宗仁为避免冲突，将第七军转移到当涂。看来唐生智的东进是南京当前的主要危险。

李宗仁在会上介绍了上面情况，他认为南京目前两面受敌，必须接纳冯焕章的调停，和缓武汉方面，俾能集中兵力来对付长江北岸的敌人。蒋介石对李宗仁的意见，沉思有顷，只说：“唔，唔，这个……这个……”最后从他的嘴里非常困难地吐出这两句话：“如果你们一定要和的话，那我就必须走开！”

白崇禧跟着说：“总司令能离开一下也好，等到我们渡过目前难关后，再请总司令回来行使职权。”蒋介石听了勃然变色，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白崇禧是他一手提拔的人，居然在困难时刻要他下野，是可忍，孰不可忍！

蒋介石把眼睛盯着何应钦，后者把头低下来，不吭一声。十分明显，何应钦这几个月来同白崇禧合作得很好，现在他们联合起来对其个人施加压力了。蒋至此蓦地站起，说：“好！好！就这样吧！”会议不欢而散。

次日，即八月八日，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拿着一纸电稿来给蒋介石看，这是答复冯玉祥于七月二十六日来电所提的调停建议，表示：“对武汉以前之容共，完全谅解。对今后党政，只有整个之善后，并无两派之争执，以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而促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进行为宜；对军事主张李济深坐镇南中，唐生智肃清上游，蒋中正、冯玉祥、阎锡山直捣幽燕。”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等主张此电由蒋介石领衔发出，但蒋氏竟签名在他们之后，事后他倒打一耙，居然说：“在此电中，蒋总统名列第四，而由李宗仁领衔，是则南京此时权力的消长可以想见。”①

八月十一日，冯玉祥电复李宗仁、胡汉民等，谓在国民党执监会议开会前，可否举行一预备会？如蒙同意，建议以安庆为开会地点。十二日李宗仁等复冯玉祥十一日电，赞成安庆会议之举。请冯决定会期并届时莅会。蒋介石也签名此电，但即日离京去上海，实行下野。行前将第十军军长王天培枪决，说是他应对徐州失守负责。同时发表了下野通电，申明：一、他反共的经过；二、希望宁汉合作；三、并力北伐，彻底清党。

蒋介石到上海后，寓上海市长，他的拜把兄弟黄郛家中，对军事、政治作了一些部署，随即遄返溪口老家，稍停即东渡日本去了。

胡汉民、吴稚晖对蒋介石此次下野，认为冯玉祥应负主要责任，所以他们到上海后，曾给冯玉祥一电，声明取消安庆之行，各为故里之游。并对冯说：“一柱擎天，唯有公焉！”语意冷嘲热讽，其对冯不满殊甚。

蒋介石却不是这样，他指责李宗仁、白崇禧对他施加压力，所以不得不下野，《蒋传》对此作了详细的描述：

其时，广西将领咸认与汉口言和，始能解南京被包围之险。由于蒋总统被视为和议之障碍，他的旧日同志遂不免对他施压力。在此环境之中，蒋总统雅不愿保持其权位。于是在八月十二日，他辞去总司令之职，带同卫士二百人，前往上海。②

三 掌沪军政大权，指挥龙潭战役

蒋介石下野后，南京城内只剩下国民党元老蔡元培、李烈钧两人，暂时维持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现状。八月十五日，开了一次军委、党务联席会议，程潜也应邀入京参加，由李烈钧主持，程潜、李宗仁先后发言，决定促成宁、汉、沪（西山会议派）三方合作，统一党权，并请武汉各同志来京。

八月十七日，以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主持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出通电，略谓在蒋总司令未回任前，所有军政、军令统由本会负责处理，各部队仍隶本会统一指挥。同日何、李、白电武汉汪精卫、谭延闿，请制止唐生智军继续东下。十九日谭电复，促一意渡江作战，东下各军并无他图。但李宗仁仍不放心，耿耿于怀。

八月十九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白崇禧为淞沪卫戍司令，白即日在上海就职，并以他的参谋长张定璠接替黄郛为上海市长。白崇禧为了寻求上海财界人士的支持，于十八日下午在上海交涉署邀请各界知名人士开茶话会，到周凤歧、郭泰祺（1889—1952，早年赴美国留学，获博士学位。1919年以中国代表团专门委员身份出席巴黎和会。曾三次代表中国出席国联会议。1940年后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部长、国防最高会议外交委员会主席。抗日战争胜利后，任联合国安理会首任中国首席代表。后病死于美国。）、虞洽卿（1867—1945，先后创办宁绍、鸿安及三北轮船公司。辛亥革命曾捐助军饷。历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淞沪市政会办，公共租界工部局华董等职。1927年支持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一贯支持蒋的政策。抗日战争爆发后，拒绝与日方合作，于1941年赴渝。卒于重庆。）等百余人。白崇禧在会上报告了当前军事政治形势。谓目前局面稳定，请上海商界帮助解决财政困难。虞洽卿说：只要政府采取有利于商界发展的措施，则财政问题不难解决。最后要求宁汉妥协，共同对敌。

八月二十二日，李宗仁到九江，与武汉方面的汪精卫、谭延闿、孙科、陈公博、唐生智等举行庐山会议，李请汪等到南京共商团结办法，汪推谭延闿、孙科先行。二十四日，李宗仁偕谭延闿和孙科乘“决川”舰返南京，到大胜关江面，适孙传芳敌军从江北渡江南犯，有的敌兵攀登“决川”舰。谭延闿素称“神枪手”，把左右警卫的驳壳枪抢过来，即向敌军扫射，宛如秋风扫落叶那样，刹那间把附舰敌人肃清了。恰巧陈调元的部队乘专轮上驶，协力把渡江的孙军击退。当晚李宗仁到南京，把谭延闿、孙科安顿好以后，立刻去斗鸡闸找何应钦，将庐山会议情况告诉后者，并且说：“孙传芳在左翼方面可能系佯攻，我们应当注意右翼方面的防御，因为当时第一军都驻在宁沪线上，而第七军则在南京近郊。”

果然不出李宗仁所料，八月二十五日拂晓，长江晨雾弥漫，孙传芳的主力大军就在大河口、划子口渡江，占领乌龙山炮台，青龙山、黄龙山及南京城郊尧化门外的龙潭车站，这样就切断沪宁路的交通，使第一军不能首尾相顾。那时何应钦还在南京城内，势不能指挥龙潭以东的所属部队，第一、第七两军仓皇应战，处境危殆。

真是巧得很，蒋介石下野后，南京军费支绌，白崇禧在上海向商界筹得了六十万元，于八月二十五日乘沪宁路火车去南京，到无锡时接到报告，说是孙传芳军乘夜破坏铁路，在前面开行的快车倾覆了。白崇禧为了确保安全，开一铁甲车做前导。到奔牛镇，这铁甲车也翻了。白知事态严重，回无锡车站打电话给第一军第十四师师长卫立煌（1897—1960，抗日爱国将领，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他被日军华北最高司令香月清司视为“支那虎将”。抗战胜利后被美国《名人词典》以及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时代周刊》称为“常胜将军”。解放战争时，因没有执行蒋介石的“反攻”命令而被蒋介石撤职，软禁在南京。1949年获释，随即出走香港。后拒绝去台湾。1955年3月卫立煌夫妇回北京，并发表“告台湾袍泽朋友书”。是第一个从海外归来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说：“孙传芳已占领了龙潭，敌军现正由金山焦山乘船渡江，刻正堵截中。”因此，卫立煌要求白崇禧迅速调兵援助。

白崇禧于是在无锡设立指挥所，把可能集中的通讯器材凑合起来建成一个交通网，就近指挥第一军的第二师和第三师以及第十四军；沿沪宁路从东面进攻。同时，白崇禧打电话给海军总司令杨树庄，要他派舰队守渡江口。杨氏派“通济”舰到镇江候命，白崇禧当令政治部主任潘宜之带一排宪兵上该舰开到龙潭附近江面作战。

“通济”舰开炮轰击渡江孙军，其他各舰也协同炮击，时英舰沿江上驶，它本来是要协助孙传芳军的，不意它忽被远来的炮弹击中，它以为是革命军已经占领龙潭车站上面的顶峰了。于是开炮猛轰黄龙山，欲助孙军一臂之力。时适第七军仰攻黄龙山，久未得手，乘势一拥而上，遂夺回黄龙山炮台。这真是得自天助，非人力所能及也。

白崇禧在镇江指挥，见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刘峙因碰车受伤，他还是同何竞武（1895—1961，陆海空军总司令副官长，中将。1948年去台湾。何竞武和著名诗人徐志摩是同在浙江海宁硖石长大的同窗好友，过从甚密。何竞武的女儿何灵琰是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干女儿。）到前方指挥作战。之后，白崇禧去夏蜀山，压阵督战。见第五十八独立团从前线退下来，白崇禧找到了该团团长桂永清（1900—1954，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参加第一、二次东征、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历任师长、军长、中华民国海军总司令，国民政府国防部参谋总长，国民革命军海军一级上将。1949年赴台湾，1952年4月转任“总统府”参军长。），告以夏蜀山地势重要，要他回去坚守阵地，桂氏当遵命照办。以后桂永清当参谋总长，还对白崇禧谈起此事，认为这是值得回忆的一桩事。

龙潭战役进展到八月三十一日，经过六日的激烈战斗，孙传芳军因受海军的拦截炮击，而黄龙山、乌龙山炮台亦先后被我第一、第七两军克复，后路断绝，卒归失败。是日下午，白崇禧率刘峙、卫立煌两师占领龙潭士敏土厂，白氏就在那里遇到何应钦，在危难之后见到战友，感到特别亲切。

九月一日，白崇禧的淞沪卫戍总司令部发表最后捷报称，孙军以全力于数日内渡过六师、二混成旅，国民革命军第一、第七两军，联合海军作战，缴得枪支四万余杆，毙敌二万余人，俘获者三万余人，余多溺毙或逃窜，孙传芳之武力几全部覆灭。

龙潭之役，其意义极为重大：第一，表明在蒋介石下野之后，军中失了一个统帅，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三人平起平坐，谁也不能指挥谁，但他们以大局为重，开诚相见，团结战斗，这是历史上所罕见的一件事。第二，第一军是蒋介石自己训练出来的嫡系子弟兵，在蒋氏下野后，它的战斗力并未减退，且受白崇禧指挥，与第七军并肩战斗，极为难得。

龙潭战役后，谭延闿仆仆风尘于南京上海之间，为促进宁汉合作而致力，他设宴招待龙潭战役有功将领，特书一联赠白崇禧云：

指挥能事回天地

学语小儿知姓名

四 汪、蒋连手，反对李、白

龙潭战役后，宁汉合作问题又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在李宗仁、白崇禧努力撮合下，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一日上午九时，在上海戈登路伍朝枢公馆举行了宁、汉、沪（西山会议派）三方代表谈话会，预定会期三天，主旨在商讨全党团结问题。当日白崇禧从南京乘舰去芜湖，专程邀请唐生智去上海参加上面所说的谈话会，唐氏拒不应邀，并且强占了南京方面所拥有的“决川”、“浚蜀”两舰，即日遄返安庆，使白崇禧十分难堪。以后白赞成西征讨唐，实以此为契机。

九月十一日，第一次谈话会商量统一党务办法时，孙科提出了最好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李宗仁说：“特别委员会的产生，恐怕党内今后以此为借口，加以攻击。”邹鲁于是问汪精卫：“如果有人反对特委会，我们如何对付？”汪氏说：“现在特别环境之下，可少顾法律，促成事实。特别委员会之产生，亦有前例可据，廖仲恺遇难时，亦组特委会以行使中央职权，有三月之久。现既在特殊环境之下，特委会之产生，当然无可疑义。”③可是后来由于汪精卫在南京新组成的领导班子他拿不到实权，就与蒋介石携手合作，团结一致来反对特别委员会了。

政治只讲利害，不谈什么道义，在上海谈话会中，南京方面代表人物同西山会议派站在一条战线上，指责汪精卫在武汉容忍共产党人的过激行动，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因此汪精卫不得不在十二日的谈话会上，公开承认“对共产党人防制过迟”，自劾下野。陈公博看到汪派在三方会谈中不会得到什么好处，遂对特别委员会的成立持反对态度。他说：“不召集四中全会就变更党的组织，不合党章规定。”顾孟余也附和他的主张。

九月十三日上海谈话会结束，宁汉沪三方协商的结果，决定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并依据上海协议，九月十五日在南京召集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宣告中央特别委员会的成立。联席会议对汪精卫自请处分，决定毋庸置议，并劝请蒋介石速出视事，共济时艰。

九月十七日，中央特别委员会二次会议，推汪精卫、胡汉民、李烈钧、蔡元培、谭延闿五人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以白崇禧、何应钦、朱培德、程潜、李宗仁、杨树庄等十四人为主席团。此外，并以叶楚伧（1887—1946，著名的南社诗人，国民党官僚，政治活动家。1929年后，曾被选为国民党第三、四、五届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和政治委员会委员。1935年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1946年在上海病逝。）为中央特别委员会秘书长，谢持（1876—1939，国民党官僚。拥护孙中山，“西山会议派”领头人，持立场。曾反对蒋介石，后又拥蒋，他制造了分裂，又为全国统一抗战奔走。1939年4月在成都病逝。）为组织部长。汪精卫预测他在南京新产生的中央党政机构，不能取得领导地位，并未来南京参加联席会议，而去溪口与蒋密谈。九月十六日，他从上海电致中央特别委员会：“破碎之党，归于完整，兆铭可以引退矣。”随即去武汉有所策动。

蒋介石与汪精卫在溪口谈些什么呢？后来据陈公博在《苦笑集》中揭露，原来蒋介石以为南京政府在广西实力派控制下，他自然不能返京复职，只好退而求其次，回到广东根据地去。但广东不是李济深在那里吗，因此蒋介石要通过汪精卫策动张发奎发动“驱李之役”赶走李济深，以便蒋卷土重来。蒋介石对汪精卫说：“我如果回到广东，可以再办黄埔军校，从头做起。”汪、蒋自此开始合作，陈公博衔命赴粤，与张发奎部署一切。

九月二十一日，唐生智偕汪精卫、顾孟余回到武汉，即发出通电，指南京特别委员会“违法篡党”，成立“武汉政治分会”，统辖湘、皖、鄂三省，与南京当局对立。同时，受蒋介石控制的江苏、浙江两省党部，也发表否认特别委员会的宣传文字，蒋、汪合作的迹象是显而易见的。当时他们反对特委会，不过是一种借口，实际上是想根本摧毁李宗仁、白崇禧支持的南京局面。

北伐前夕，白崇禧、陈铭枢受广州国民政府的密命，去长沙游说唐生智参加革命阵营，那时他才加入国民党，迄今党龄不满两年，现居然树起“护党”的旗帜，指责由多数同盟会老党人李烈钧、谭延闿、程潜等共同发起的特别委员会为“篡党”，其无自知之明，狂妄自大，深深引起国民党元老的愤慨。后来西征讨唐，得到谭延闿、程潜充分支持，自非偶然。

为了研议讨唐军事，谭延闿曾在他的石板桥公馆邀程潜、李宗仁、白崇禧三人进行密商，然后又同何应钦一起讨论，大家均无异议。当时分配任务如下：一路何应钦、二路白崇禧担任北伐；三路李宗仁、四路程潜担任西征。十月十五日起，在沪宁路的第一军刘峙、第九军顾祝同（1893—1987，国民党一级陆军上将，素有“驭将之才”声誉。先后参与东征、北伐、军阀混战、“围剿”红军。抗战期间，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兼江苏省主席，奉蒋介石密令，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黄埔嫡系将领中，顾祝同初为“八大金刚”之一，后又列名“五虎上将”，国民党军政高层“军中圣人”。1950年3月去台湾，曾兼台湾“国防部”代部长。）、第二十六军周凤歧部开拔北上；担任最前线的贺耀祖、夏斗寅各军从下关渡江到浦口，与明光的孙传芳对峙。

与此同时，第三路的夏威第七军，胡宗铎第十九军也跟着渡江，看来是参加北伐的，这些部队一过浦镇，即转而向西进入安徽，径趋含山、巢县。唐生智当时曾派叶琪住在夏威家中做客，意欲侦查南京动态。但因李、白对西征军事保密得十分周到，唐生智竟毫不察觉，也不做什么准备，到十月十九日，程潜所属的第六军在皖南与唐生智的部队发生冲突。十月二十日，南京国民政府依军事委员会议决，下令讨伐唐生智，并任程潜继任第四路总指挥，率江左军，李宗仁率江右军，溯江西上，直捣武汉。此时驻芜湖的刘兴的三十六军，始发现侧背两面受敌，不战而退向安庆。

唐生智于十月二十一日发出通电：“南京特别委员会者，政客官僚之集合体，而违法篡党之谋乱机关也，政客官僚而可以谋国，则革命为多事，违法篡党而可以不讨，则本党为无人。”唐依然以“护党”自任。十月二十四日，南京中央特别委员会第七次会议，追认国民政府讨伐唐生智案，并通电讨唐，谓唐生智“视党部为传舍，以主义为玩物”。公布任命李宗仁、程潜、朱培德为三、四、五路总指挥，分三路西进。

白崇禧在宁、沪为讨唐居中调度，由陈绍宽（1889—1969，前国民党陆军、海军一级上将。1932年升海军部上将部长并为国民政府国防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曾赴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参与制定“联合国宪章”。1949年蒋介石派朱绍良请陈绍宽赴台湾“共襄国是”，陈誓死相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1969年，因患胃癌病逝。）率海军西上控制长江上游水面，何键两军不战而撤出安庆。汪精卫看到大势不好，于十月二十五日，由汉口乘日轮抵上海，即转往广州企图打开另一政治局面。蒋介石此时曾派黄郛、蒋百里去汉口晤唐生智，告诉唐氏能打就打，打不赢就退到湖南去，保存实力，徐图再举。因此唐生智一直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准备集中全力在黄梅、广济一线，给西征军以各个击破的打击。

十一月初，李宗仁率第三路军攻击前进，在广济附近，遭到强烈抵抗，但唐军旋即溃败。十一月八日，李宗仁再破敌于蕲春。九日，到兰溪附近，与刘兴的第三十六军苦战一昼夜，后者卒被击退。这是西征中的第一次恶战。自此以后，长江南岸的四、五两路也节节推进，未遇到强烈抵抗。由于海军配合作战，进展极为顺利。

十一月十一日，唐生智看到大势已去，在武汉召集李品仙、何键、刘兴举行会议，决定：一、个人下野；二、所部交李品仙率领；三、全军退回湖南，相机行事。会后，唐生智即日乘日本兵舰东下出国，行前以第八军第一师师长张国威与程潜秘密勾结，着警卫拉他到浴室勒死。

十一月十六日，李宗仁所属的第七军、第十九军进入汉口。李宗仁随以第十九军军长胡宗铎为“武汉卫戍司令”，这是李宗仁控制两湖的起点。

五 白崇禧赴武汉执行征湘任务

在蒋介石下野期间，何应钦于九月二十六日将其所率领的第一军扩编为三个军，以刘峙为第一军军长，顾祝同为第九军军长，钱大钧为第三十二军军长，何本人专任第一路总指挥，率第一、第九两军沿津浦线北上，收复蚌埠、徐州。

白崇禧于十月初，逮捕了第十四军军长赖世璜，罪名是“不听调遣，贻误戎机”。所部改编为独立第一师。十月十四日，白崇禧成立第十三军，作为他的基本部队，自任军长，以熊式辉（1893—1974，参加辛亥革命，讨袁战役崭露头角，北伐时期屡立奇功，军衔至陆军二级上将，蒋介石的军政高参。1949年不满蒋介石一柄两操、以夷制夷的伎俩，与其分道扬镳，自此退出政坛，与世隔绝，直到1974年病逝于台中。）为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张定璠、李明扬任第二、三师师长。第一师由新编第一师改称，二、三两师由王天培的第十军编成。

白崇禧为什么逮捕赖世璜？赖生平好色，随东征军收复上海后，过着花天酒地的颓废生活，得了花柳病，住院治疗。八月二十五日，龙潭战役爆发，白崇禧在无锡设立指挥所，指挥沪宁线上的第一军和第十四军从东面反攻龙潭，令赖世璜全军驰援。可是赖世璜方在上海住院，军部由参谋长刘士毅代行，赖世璜派人带话给刘士毅，派三个团到前线候命。白崇禧不禁赫然震怒，下令把赖世璜逮捕，第十四军全部解散改编。白崇禧那时年轻气盛，盖可想见。

蒋介石带张群去日本考察时，留下朱绍良在宁、沪策动军队拥蒋，朱氏先后找到贺耀祖和赖世璜，并对后者说：“只要你拥蒋，总司令复职后不但把你释放，并且恢复第十四军，照旧由你担任军长。”赖听后大喜过望，把这一秘密对刘士毅说过，刘士毅是赖世璜的江西老乡，这时已通过张定璠向白崇禧效忠。于是白对此知道得一清二楚。蒋介石由日本返沪后，得到汪精卫的支持，复职有了把握。白崇禧怕蒋介石释放赖世璜，于是在十一月下旬把后者枪决了。赖曾是李烈钧的旧部，而李氏又是热心支持中央特别委员会的国民党元老之一，赖被捕后，李烈钧曾走访李宗仁营救，以为罪不至死，今赖被杀，为之闷闷不乐者数日。从此一事件看来，白崇禧心底实不愿蒋介石复职，彰彰明甚。

且说蒋介石于十一月十日从日本返抵上海后，立刻打电报给广州汪精卫，请他即到上海，商谈党务，并谓：“欲使中国国民党复归完整，非欲速恢复中央执行委员会不可。”这正是汪精卫心里要说的话。蒋、汪两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在反对特别委员会这一点上利害完全一致了。汪精卫接蒋介石电报后，就与陈公博、张发奎以及方由汉口到粤的顾孟余会商，决定由汪氏出面邀李济深一同赴沪与蒋介石会晤，借此骗李离开广东，以实行蒋、汪两方早已制订的“驱李”政策。

李济深不知是计，贸然答应。并依汪精卫的建议，电黄绍竑来粤代理广州政治分会和军分会主席职务。黄绍竑于十一月十一日由南宁出发，十五日午到达广州，即往“葵园”和汪、李话别，随乘“南强”号小轮到汪李所乘的兵舰送行。十六日，军分会开会以不足人数流会。到了深夜，忽得冯祝万（李济深的亲信）密告，说今夜第四军调兵遣将，会有异动，嘱走避。黄离寓不久，而枪声四起，是即所谓“广州事变”。黄当走避香港。

十一月十八日，李济深、汪精卫到上海，白崇禧乘专轮到舰上迎接，他把李济深拉到一边，告以“广州事变”概况。白崇禧说，现在只知道十七日凌晨，李任公、黄绍竑住宅，第八路总指挥部被包围，黄琪翔派兵攻占虎门要塞、石井兵工厂，并包围黄埔军校。张发奎、陈公博控制的广州政治分会于十八日发出通电通缉黄绍竑，黄氏此时则已安全抵达香港。李济深至此恍然大悟。原来汪精卫骗他离开广东，这是一项政治阴谋。人心险恶，一至于此，不胜感慨！

十一月十九日，蒋介石、谭延闿、汪精卫、李济深在上海进行第一次会晤，汪精卫将在粤中央委员顾孟余、陈公博、甘乃光、陈树人（1884—1948，与高剑父、高奇峰并称为“二高一陈”，同为岭南画派的创始人。1905年在香港加入同盟会。1926年，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29年国民党第三十九次中委会宣布开除其党籍。1948年因胃出血抢救无效去逝。）、王法勤、王乐平（1884—1930，1907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22年1月，去莫斯科参加了远东各国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大会。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29年11月，上海国民党改组派被查禁。1930年2月18日，蒋介石派特务袭击改组派总部，其中弹身亡。）、潘云超等十二人关于党务、政治、军事、外交四大问题的提案，提出征求意见。李济深则提出紧急动议，以叛将张发奎、黄琪翔勾结共产党，于十一月十七日公然在广州称兵作乱，请一致主持正义，以挽救党国之危机。而汪精卫则答辩称，张黄行动系反对特别委员会，与共产党无关。时局发展至此，在上海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因粤变多对汪精卫不满。汪、蒋仍酝酿在上海召集国民党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以期早日恢复中央执行委员会。

白崇禧和李济深交换意见之结果，认为粤局动荡，不仅影响李任公的领导地位，并且关系武汉第三路军的安全。因为张发奎和黄琪翔如在广东站得住脚，必与湖南的唐生智的旧部结合。李济深建议白崇禧赶去武汉与李宗仁会商，第三路军最好尽速入湘，完成西征任务，解除后顾之忧。白崇禧亦以为然，当于十一月二十一日乘舰离沪，离开上海前往武汉，与李宗仁商讨应付“广州事变”办法。

白崇禧动身的次日，即十一月二十二日，南京发生了一件不利于特别委员会的事件：是日南京举行庆祝讨唐（生智）胜利大会，汪、蒋两派利用这个时机，制造事端，而嫁祸于特别委员会。当大会后群众游行到“复成桥”地段时，忽与军警冲突，死伤学生多人。事后CC控制的各民众团体，一口咬定，“一一二二”事件是特别委员会的邹鲁、谢持、居正、覃振（1885—1947，1905年参加同盟会成立会，被推为评议员。“二次革命”时，策动讨袁，败后亡走日本。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回国发动湖南独立。1924年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抗日战争爆发，积极主张抗日，胜利后，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死后葬于湖南长沙岳麓山。）等人主使的，从而打倒“西山会议派”的呼声又洋洋盈耳了。

十二月四日，白崇禧在汉口接上海市长张定璠电告：“三日，在上海法界蒋宅举行四中全会第一次预备会议，对特别委员会的存废，及处置广东事变方针均有激辩，但没有结论。对南京‘一一二二’惨案，在听取蔡元培报告后，即做出决定，将南京民众认为有重大关系的居正、谢持等十人，先行停职监视。”白崇禧阅电后，对李宗仁说：“蒋先生还没有复职，特别委员会已经完结了。”

①董显光《蒋总统传》第一卷，第一〇七页。

②董显光《蒋总统传》第一卷，第一〇七页。

③邹鲁《澄庐文集》第三集。

白崇禧在武汉（程思远）

白崇禧在北伐和抗日战争中，曾两任总参谋长，并且是国民党首任国防部长。人们曾称誉白崇禧为“小诸葛”，意指其足智多谋，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党中央曾派刘仲容同志长期在白崇禧身边工作。一九四五年秋毛主席到重庆商谈和平时，曾于九月十六日在上清寺“桂园”接见白崇禧。一九五六年夏我第一次从海外回到北京观光时，周总理提到白是党争取三个国民党上层人物之一，但最后他没有回到人民方面来。白崇禧在其迂回曲折的一生中，曾三次在武汉挂帅；第一次指挥桂军征湘，收编唐生智军参加改组北京、天津；第二次代理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职务，指挥保卫武汉战事；第三次是出任华中“剿总”，采取非常手段迫蒋介石下野。这三次他在武汉的历程都很有戏剧意味，我现在把它写出来，也有些“风流云散话前朝”的味道。

第一次到武汉指挥西征军（一九二七—一九二九）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从上海乘舰到武汉晤李宗仁，会商时局。之后李宗仁即匆匆去南京，把武汉军事交白崇禧负责。十二月十九日，李宗仁在南京活动的结果，以谭延闿为主席的国民政府下了一道命令：

“派白崇禧赴武汉慰劳西征军，并代李宗仁指挥第三路军，准备在必要时进兵广东讨伐张发奎。”

这样，白崇禧就致电南京军事委员会辞去淞沪卫戍司令兼职，而在武汉留下来了。先是一九二六年九月五日他曾随蒋介石到湖南，商攻武昌城计划，不久即赴江西督师。回顾这一年来的变化，他深感到时局发展得太快了，令人应接不暇，往事历历，如在眼前。

一九二七年一月末，蒋介石在南昌总部东花厅把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找去，拿一份刘峙发来的战报给他说：“第一军在浙赣线上作战不利，并不是兵力不够，而是指挥不当，我们两人必须有一个到前线指挥，才能给孙传芳以致命的打击，你以为如何？”

白崇禧知道蒋用的是激将法，实际要他去，而表示不强加于人，使他没有选择余地。于是白崇禧答道，你是统帅，怎好去指挥局部战事，还是我去吧！于是蒋发表白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授以进占杭州、上海的全权。

白崇禧要求以总部参谋处长张定璠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总部机要秘书潘宜之做他的政治部主任。蒋都予以批准。张是江西人，潘宜之是湖北人，两人都是白在保定军校三期时的同学，这半年来在总部合作共事，处得很好，相信必能胜任愉快。

北伐来鄂 转攻浙江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七日，白崇禧自衢州攻击前进，他自率第一军第一师（薛岳）、第二师（刘峙）、第二十一师（严重），由衢江北岸指向兰溪、严州；戴岳指挥的第二军各师为左翼军，指向开化、遂安；以周凤岐的第二十六军为右翼军，沿衢江南岸向金华攻击。

至二月六日，各部都已到达指定地点。白崇禧在前进中虏获孙传芳的作战计划，知孙主力即由富阳进攻桐庐，桐庐北面分水河，东枕富春江，形势极为险要，关系全局得失，二月十三日，白崇禧用船运送第一军第二师到桐庐增援李明扬的先遣部队，第一军其余各师向桐庐以西地区，第二军各师向分水开进。第二军在桐庐与敌接触，战斗激烈，相持不下。

白崇禧最喜欢运用迂回包围的战术，二月十五日他亲率第一师（薛岳）、第二十一师（严重）从左翼向新登做大胆的迂回追击，并令刘峙坚守桐庐。十六日午前十时，第二十一师已占新登县城，白崇禧于午后一时始到。接刘峙电告，桐庐军已于十五夜向富阳撤退。白即令薛严两师指向富阳追击，孙传芳的卫队旅撤退不及，旅长武铭被俘。二月十九日白崇禧率第一军进驻杭州，这是说桐庐一战孙军战败后，一路已无任何强烈抵抗了。

工人起义 进驻上海

孙传芳在桐庐战败后，自愿把上海的防务让给张宗昌的直鲁联军接管。二月二十四日直鲁联军毕庶澄部进驻上海。

毕庶澄到上海后，曾派代表向白崇禧接洽投降条件。但迟迟不做最后决定，白疑是缓兵之计。三月十八日，蒋转来苏联军事顾问的一份电报，说上海工人正准备进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如白部迟迟不入上海，工人即将受到重大牺牲。白接电即决定三月十九日攻松江。松江、黄浦南岸为周荫人残部驻守，一被攻即向上海退却，周凤岐的二十六军跟踪追击，出得胜桥，占明星桥，在那里，与正面作战的第一军第二师夹击坚守铁桥的毕庶澄军，二十二日克松江城，将毕部四混成旅全部解决。第二师进到昆山，再解决一混成旅。

二月二十一日，上海工人纠察队在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的领导下，发动了第三次武装起义，他们探悉毕庶澄部在上海的沪宁铁路北站（按：这是调度车辆的总站）存有军械最多，所以武装起义一经发动，即向北站毕军进攻，目的在夺取这些武器。

北站毕军发现情况危急，即向吴淞调来救兵。上海工人早将铁轨破坏，所以由吴淞开来的兵车中途倾倒，毕军误会北站已被革命军占领，这些救兵下车后即开炮向北站轰击，而北站的毕军又以为革命军来打北站，这样就演成毕军对打二十个小时的局面。工人纠察队趁势进攻，支持到二十二日中午，适白崇禧带第一军第一师到龙华，听到这些情况，从南面赶到北站，一个冲锋，毕军便崩溃投降，毕庶澄一人逃往租界。实际上白崇禧是靠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兵不血刃而占领上海的。

广西军人 助蒋清党

三月二十六日蒋介石从南昌经安庆、南京乘舰到上海，住交涉署。他对白崇禧说：三中全会后，武汉中央完全为共产党所劫持，非清党即不能北伐。他二十五日过安庆时，已邀李德邻（宗仁）尽快来沪；当他离南昌时并已电李任潮（济深）、黄季宽一同前来上海，上海即将举行“清党”会议，问白：“对清党有什么意见？”

白崇禧说：第一军第一师中许多中级干部思想左倾，未必赞同“清党”，请调走第一师，留下刘峙的第二师。在上海，只受有第二师和周凤岐的第二十六军，就足以维持治安了。蒋亦以为然。

到三月三十一日，李济深、黄绍竑、李宗仁先后到上海，均住在龙华白崇禧的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蒋介石来晤，坚持“清党”，并说一些必要文件已经准备好了。李、白、黄均以李任潮的意见为意见，而任潮亦无异说，这样上海“四一二”，广州“四一五”就向共产党动起手来。

白崇禧在行动之先，探悉上海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是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内，因请上海帮会头黄金荣、杜月笙帮忙，要他们借来工会的特别符号，然后白组成一支突击队，于四月十二日拂晓，装成工人混入商务印书馆印刷厂，与外面包围的部队里应外合，一下子突破了上海工会的核心机构，将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总书记侯绍裘交给以杨虎、陈群为首的“清党委员会”，杨、陈把他们杀害了。人们对上海的恐怖说成“狼虎成群”。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只有广西军人站在蒋介石一边，参与其事；其余二军谭延闿、三军朱培德、四军张发奎、六军程潜、八军唐生智都支持武汉中央政府，继续奉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从此宁汉分裂。

武汉分共 上海和议

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在武汉分共，同时又令唐生智、张发奎的军沿江东下，以南京为其攻击目标。蒋介石为预防万一，令其在山东境内作战的李宗仁军移防芜湖，由是徐州、蚌埠复入张宗昌、孙传芳手中。此时南京两面受敌，形势危险。

那时雄视中原的冯玉祥，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从七月二十六日起开始电致宁汉两方，主张召开封（后又改安庆）会议，解决党内纠纷。蒋介石以失掉徐蚌，不欲以低姿态出席和议，迟不答复，而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等则认为应接受冯玉祥的调解，与武汉方面妥协。八月八日，由李宗仁领衔电冯及武汉方面要人，表示宁汉唯有清党之先后，而无个人之恩怨，主张召开四中全会，解决党内问题。蒋虽被迫联署该电，但名列第四，八月十二日，蒋终于离宁赴沪，通电下野。

蒋介石下野后，宁汉合作问题又提到议事日程来了。九月十一日宁、汉、沪（西山会议派）三方面的代表人物，在上海伍朝枢处一连举行三天的谈话会，商讨党内团结问题，最后决定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代行中央职权。十一日白崇禧曾从南京去芜湖，邀请唐生智赴上海参加和会，唐不但拒其所请，反将属于南京方面的“决川”、“楚有”两舰劫持而去，高傲之态，使白崇禧瞠目结舌，不知所云。

九月十七日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南京开会，推选党政负责人，以谭延闿为国民党政府主席，胡汉民、李烈钧、蔡元培、汪兆铭、于右任五人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以程潜、谭延闿、李宗仁、何应钦、朱培德、杨树庄、白崇禧等七人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汪精卫看到他自己争不到什么地位，就从上海电谭延闿说：“破碎之党归于完整，兆铭可以引退矣。”随即派顾孟余、陈公博分赴广州、武汉，有所策动。在武汉则引起南京西征，在广州则引起李济深、张发奎之间的战争。

南京西征 唐氏下野

在顾孟余的策动下，唐生智于九月二十九日在武汉成立“政治分会”，以与南京对立。同时发出通电，南京特别委员会“违法篡党”。唐生智在北伐誓师才加入国民党，党龄不及两年，竟指责曾参加同盟会帮助孙中山革命的谭延闿、程潜等人共同发起的特别委员会为“违法篡党”，而其自身则以“护党”自居，狂妄自大，实属可哂，后来南京下令讨唐，主张最坚决的还是唐的湖南同乡谭、程等人，李、白不过附议而已。

十月十七日南京扬言北伐，何应钦的第一路军和李宗仁的第三路军同时从扬州、下关等处渡江，那时唐生智派叶琪来南京观风色，住第七军长夏威家中，他居然相信广西部军都从津浦铁路线北上了，在安徽的唐生智部队全不采取任何戒备措施。第七军、第十九军到浦镇后立即向西前进，经由和县向含山出发，十月二十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讨伐唐生智，驻芜湖的刘兴三十六军，始发现所部在桂军和程潜的第四路军的包围之中，立刻不战而退往安庆。

唐生智准备集中全部兵力在罗田、黄梅、广济、田家镇、武穴等地设防固守。李宗仁于是调第三十七军（陈调元）、第四十军（叶开鑫）为总预备队，而以胡宗铎的第十九军为右翼，李宗仁自率夏威第七军居中央，陈调元的炮兵队也调到中央归第七军指挥。唐的三十五军何键部首先在桐城被第十九军击溃，退到广济时已毫无斗志；刘兴的第三十六军在田家镇凭险固守，经三日的激战，也被第四十四军打败。何、刘两部均向武汉撤退，唐生智知事不可为，乃于十一月十一日通电下野，乘日轮前往上海。

张黄事变 李白担心

武汉被李宗仁占领，局势一转就转到广东方面，八月一日南昌起义后，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分裂为三部分：叶挺、贺龙的起义军经赣东、闽南转入潮汕；蔡廷锴部开去福建跟他的老上司陈铭枢；张发奎则指挥黄琪翔第四军经赣州、韶关开回广州，留守广东后方的李济深认为张发奎回师广州是对他的威胁，特送张发奎一笔巨款要他出洋考察。陈公博到香港时知道张也在港，就告诉他说，现在汪、蒋合作，蒋回不了南京，他要同我们团结一致来驱逐李济深，以便蒋重来广东重建革命根据地。张发奎听到陈公博这么一说，深合己意，遂与陈公博联翩返粤，陈、张一到广州，就威迫李济深成立广州“政治分会”，并设立军分会以代替李济深的第八路的总指挥部，另外发出通电，指责南京特别委员会“违法篡党”，声势咄咄，李济深无如之何！

十一月十日蒋介石从日本返抵上海，立刻打电话给汪精卫，要他到上海共商党务。汪精卫与张发奎、陈公博密商，特设下一套计划，其内容包括：一、由汪邀李济深一同去上海，以遂调虎离山之计；二、促李济深邀黄绍竑来广州代行两会主席的职务，黄一到就把他抓起来，以黄为人质，以谋解决驻在北江和西江的广西部队。

十一月十三日黄绍竑接李济深电，说北上赴沪在即，要黄到广州代为主持政治分会及军分会工作。黄绍纮十五日到广州，曾去江干为汪精卫、李济深送行，十六日深夜，李济深的亲信冯祝万来访，说第四军部队今夜调动频繁，恐有异动，最好立刻走避。黄则离开私邸，就听到枪声四起，有的地方还开着机关枪。是即十一月十七日发生的“广州事变”，又称“张黄事变”。

白崇禧一接到黄绍竑从香港发出的关于粤变的电报，认为局势严重，因为广东是北伐的后方，如果粤局不稳，广西就被孤立起来。他就为此到武汉来与李宗仁研究对策的。

广州起义 李张打仗

在白崇禧在武汉代李宗仁指挥第三军的时候，广东局形有了进一步的变化，十一月十七日的事变，李济深在上海同汪精卫反脸了。李令在福建的陈铭枢回师广东靖难，协同东江的陈济棠向广州进逼，又电黄绍竑从西面、徐景唐从南面合围广州，张发奎、黄琪翔迫于形势，将第四军调出四郊布防，此时省垣空虚，为广州工人制造机会，就在这个时候，即十二月十一日，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历史上有名的广州起义。尽管张发奎回师把起义平定了，但人们都认为如果没有十一月十七日的“张黄事变”，那么就没有十二月十一日的“广州起义”。

蒋介石因为有汪蒋合作的关系，对张发奎始终采取包庇袒护的方针。蒋十二月十三日电张发奎回师靖乱，戴罪立功；同时又分电黄绍竑、陈铭枢及在粤各将领为张发奎解释。蒋把上面的电稿送给李济深看，目的是使李任潮看在他的面上，对张发奎不为已甚，留有余地。

李济深于十二月十三日下午八时亲笔覆蒋一函，表示非用兵不可。李函说：“济深前以妇人之仁，致醸巨变，今日为军纪党纪与国法计，对于无法无天的张逆，除临之以兵外，别无他策也。”

十二月十四日，在李宗仁、谭延闿等人密谋策动下，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处理粤变方针”，令李济深指挥海军，陈铭枢任左路，白崇禧率西征军任右路，进兵征讨，务必解决张、黄所部。有了这样一个方针，李济深出师有名，而白崇禧从武汉率西征军进入湖南，也有所依据了。

汪精卫为了摆脱他自己因粤变而造成的困境，十二月十日在上海举行的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中，主动提议请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白崇禧争取在蒋复职以前，尽先入湘，造成既成事实。以免夜长梦多，变生不测。下面是第二期西征军事的进展情况。

挥师入湘 李（品仙）部受编

一九二八年到来了。白崇禧在这一年中以武汉为基点，完成征湘和完成打下北京、天津的任务。使他早年在军事上的“功业”，达到前所未有的顶峰。

一九二八年一月初，白崇禧在武汉制订征湘计划。那时唐生智在湖南的旧部：由李品仙指挥的何键、刘兴、廖磊等部约三十三个团，驻在湘鄂边境的岳州、湘东一带；由叶琪指挥的门炳岳、何宣、周斓、陈炳章等部十七个团，驻常德一带，后者有寻求中间立场的模样。湘军主力位于平江附近，一部沿汨罗江南岸配置；左翼依附洞庭湖布防。

征湘军以白崇禧指挥的第三路和程潜指挥的第四路军组成。白崇禧与程潜商定两路军的作战任务如下：第三路军使用于通城平江方面；以第四路军沿武长铁路两侧前进。限一月十九日到达汨罗江北岸，预定一月二十日拂晓一齐渡江。

一月十五日，白崇禧从蒲圻进驻楼司，探悉湘军在汨罗江南岸的吕览渡、新市、长乐街一带均构筑阵地，守军为三十六军。十六日又知道平江附近为李品仙的第八军主力及熊震、何宜两独立师。是日第四路的四十四军叶开鑫部占领岳州。十九日，第三路的第十九军胡宗铎，占领平江，湘军全部退往南岸，白崇禧于午后赶到平江。二十一日拂晓，第七军夏威和第十九军渡江攻击，将第八军及熊、何两军击溃，向金井和浏阳大道退却。

正当白崇禧在平江方面取得进展之际。右翼武长路方面的情况忽然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一月二十一日湘军叶开鑫军新编第一旅突将麻塘附近的铁路破坏，第六军新编的贺对廷师也同时叛变，将第六军第十七师和第十八两师击散。程潜总指挥在变生肘腋的时刻，一面派兵往剿叛军，一面电白崇禧：请将平江湘军击溃后，仍由原路退保蒲圻，徐图挽救。

白崇禧接到程潜总指挥电，考虑片刻，以为平江南岸之湘军已被击溃，只能前进，不可后退，以免牵一发而动全局。当即电覆程潜总指挥：“请竭力镇压叛军，已令第十八军在铁路上的两团以及第十三军在岳州警戒的两团概师颂公指挥。同时又电第十八军军长固守武汉，为公后盾。”一月二十三日，第七、第十九两军向金井、浏阳猛攻，湘军全线崩溃。李品仙既败，刘兴、廖磊因叶开鑫叛变而渡过江北的部队，因后路已被七军切断，亦随之而失败。叶开鑫部倒戈不成，也跟湘军逃窜。

这一仗，白崇禧谈到时非常得意，他说：“战争是瞬息万变的事，胜败往往决定于一瞬息之间、一念之间。德国名将鲁登道夫说过：‘为将之道，决心而已。’西征的胜利，实决心以致之。”第七军、第十九军一月二十四日追击到永安市、沙市街，二十五日进到长沙。

李品仙的部军自长沙退出时，纷纷向湘西逃去。此时蒋介石已复职，曾有电给白崇禧：要他尽速西征，以便准备参加北伐。白崇禧一面做了一些追击部署，一面派张震欧参议为代表，带亲笔函由宝庆至淑浦找到李品仙，说：你们不要跑了，还是言归于好，共同开创另一番事业吧！李品仙、廖磊、叶琪都是白崇禧的广西同乡，又是保定军校的同学。叶琪是旧友，其他也一见如故，彼此原无任何芥蒂。他们发现白崇禧来意恳切，于是欣然接受改编。这些部队后来改编为三个军：李品仙长第八军，叶琪长第十二军，廖磊长第三十六军。这三个军将由白崇禧带到湖北，参加北伐，另第三十五军何键留在湖南。

第二次北伐 向北平进军

一九二八年一月四日蒋介石从上海入南京，九日发表通电，宣布继续行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十八日又自任为北伐全军总司令。二月九日，蒋以视察为名，驰赴徐州，检阅部队。十三日蒋电国民政府说：“已商得第一路总指挥何应钦的同意，取消第一路名义，改为第一集团军，中正自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而以何应钦为第一集团军的参谋长。这样，何的兵权被夺了。

二月二十八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任命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四月八日任命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白崇禧为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李、白的任命，较冯、阎迟了一个多月，这表明蒋最初不愿意给李、白以这样的高位，后来看到李、白拥有两湖，还收编了唐生智的部队，如虎添翼，必须分而治之；只有令白崇禧率兵协同攻打北京、天津，才能设计逐步收拾他们。以报去年八月迫他下野的一箭之仇。

蒋冯阎李四个集团开始动员，以攻打北京、天津为其作战目标，蒋自兼第一集团军从津浦路北上，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从京汉路前进，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从正太路向张作霖军分攻合击，至于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初未下达明确任务。

第一集团军五月初进抵济南，受到驻济日军的阻挠袭击，交涉员蔡公时被害，于是发生了名震一时的“五三”惨案。看来中央军沿津浦线北上京津的机会没有了。五月十八日蒋约晤冯玉祥于郑州，请第二集团军从京汉路北攻京津，冯要求第四集团军联镳并进。蒋即致电白崇禧请即兼程来郑州会商北伐事宜。

五月二十日，白崇禧应邀从武汉到郑州见蒋及冯玉祥，商讨进军京津的作战计划。决定第二集团军任京汉铁路东面作战，攻高阳；第三集团军任京汉铁路以西，攻保定侧背；第四集团军任铁路正面攻保定。计划既定，白即统率李品仙、叶琪、廖磊三军北上。

时冯玉祥欲在会战前集中兵力，特撤回博野及安国部队，张学良指挥的奉军趁机由东关、任邱袭定县，第三集团军面临的形势极为不妙，白崇禧急令叶琪驰援定县、新乐，这样才使阎军转危为安。事后白崇禧至石家庄晤阎，见阎锡山穿一袭棉袄、棉鞋，留一撇小胡子，显得非常衰老，他是五台人，说一口方言很难懂，声音又很小。白崇禧告阎：“我的部队将陆续运到。”阎非常高兴，对白崇禧说：“你来了胜过十万雄兵。”又说：“如果西北军不撤退，我是不会着急的。”言下对冯焕章有不愉之意。

不久，第一列车运来了第四集团军先头部队门炳岳的一师人，在正定下车，不料奉军戢翼翘的骑兵军已迁回到正定后方，门部一下车便与戢部发生激战。后来奉军侦察机发现白崇禧的援军有百余列车。这样张作霖于五月三十日零时在保定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退出北京，从而发生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的一幕。

六月一日，蒋在石家庄召集会议，决定把接受津京的任务交给阎锡山，从而引起冯玉祥的不快。阎锡山以白崇禧在危急救他一把，特约定白相与于六月十一日一起进入北京。天津《大公报》在六月十四日发表社评说：“广西军队之打到北京，乃中国历史上破天荒之事。”白崇禧看到这样的吹捧，感到非常得意。

裁兵会上 与蒋相左

蒋桂冯阎四派打下北京天津以后，立即发生激烈的争吵，蒋桂且酿成战争，推本追源，实从蒋介石的“裁兵”“编遣”政策激发起来的。

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蒋邀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到北京香山碧云寺孙中山先生灵前举行祭告大典，意示总理生前念念不忘，今已大功告成，可以告慰于总理在天之灵了。天津《大公报》当天以“今日碧云寺之祭告大典”为题发表社评，以崇敬孙中山的词藻来吹捧“蒋冯阎李白”诸公。白崇禧那时只有三十三岁，他的名字便与蒋冯阎等视齐观了，功高震主，必遭疑忌，他以后的遭遇，说明这是一条“真理”。

且说蒋所以举行这次“祭告大典”，主要是藉此机会在北京小汤山召集裁兵善后会议。从七月八日至十二日的会议中，采取座谈方式，首先由蒋提出裁兵的设想，他说，全国现有八十四个军，约三百师，兵额共有二百二十万人，每月军费至少需六千万元。他希望留国防军五十至六十个师，另编宪兵二十六万人直辖中央，将来每个集团军以保留十个师兵力为准。蒋说后听各人发表意见。

白崇禧听到蒋介石的裁兵方案不禁大吃一惊，认为这是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再演。但蒋急于求成，必酿巨祸。白崇禧的全部发言反对裁兵，而以实边计划来代替它，并提出他自率桂兵十万人到新疆，为天下倡。冯玉祥看到蒋以师为部队单位，也不赞成，他主张保留总司令、总指挥名义，以资酬北伐有功将领。七月十四日蒋召李济深到北京，缓冲冯阎李白。七月二十五日，蒋离北京南下，留李济深在北京继续就裁兵问题与冯阎李白交换意见，实欲李济深说服白崇禧采纳他的裁兵方案。

八月三十日，蒋从南京电白崇禧进兵滦河，肃清关内直鲁军。白在出发前写了一个动议，请李在将来的编遣会议提出。下面是白所提的动议要点：

北伐结束，建设开始，裁兵善后，实为要图，但若处置不当，则纠纷立起。盖闻“裁兵不难裁将难”，古往今来，无不如此，历史教训，足资殷鉴。

今建议分全国为若干军区，由中央直接指挥，军饷由中央发放，军是战略单位，每军辖三个师，是则中央既不失监督之权，而各军区亦乐在中央指挥之下从事发展边区。

上述动议不重裁兵而重实边，此与孙总理之兵工政策精神，实无二致。边疆地区富有宝藏，只因交通不便未有开发，如成立军区让各部队从事开发工作，既可减轻国家财政之负担，又可安置北伐之有功将领，是一举而数善也。

后来蒋在二届五中全会中提出撤销各集团军总司令部，并调冯玉祥为军政部长，阎锡山为内政部长，李宗仁为军事参议院院长。显见蒋仍要按照他的预定计划，召集全国编遣会议，实行他的裁兵方案，这就预示天下大乱，前途难测。

密示胡宗铎 不在武汉御蒋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武汉卫戍司令、湖北清乡督办兼十九军军长胡宗铎和驻防湖南的第三十五军长何键以及李宗仁的智囊王秀文到北京，汇报了蒋介石企图分化和进攻武汉的各种尝试。

胡宗铎说，蒋曾派人到武汉向他本人和陶钧进行分化。他没有看到这个人，后来杨钧把他赶跑了。现在据何芸樵来告，说蒋从江西运武器装备补充湖南鲁涤平部，疑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何键亦向白证实蒋有此一举，用心诡谲。

白崇禧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做出决定说，武汉四面受敌，非对蒋用兵之地。要胡宗铎把握时期，放弃湖北，胡、陶及夏威所部完全撤到湖南紧靠两广后方，如将来对蒋用兵，也必须沿前年攻杭沪的旧路，向浙赣路东进，如此进攻退守，方能运用自如。白并瞩王秀文将此意面告李宗仁。

胡宗铎受白崇禧的提拔，一向骄蹇，自以为是，第一他舍不得放弃湖北地盘，第二他又有一套先发制人的糊涂想法。二月二十二日在李、白都不在武汉的情况下，竟由武汉政治分会做出决议，撤鲁涤平湖南主席职，又派夏威、叶琪所部入湘解决鲁部，这就授人以柄，给蒋以讨伐桂系的可趁之机。

白崇禧早应该离开北平（此时北京已改名北平）。回到武汉坐镇，他如果当时在武汉（李宗仁已经到南京参加编遣会议去了），那就不会有武汉政治分会改组湖南政府的一幕，而局势发展自是另一个样子。所以武汉局面的瓦解，白也应该负一部分责任。

笔者曾经问过白崇禧，滦河会战结束，他为什么通电班师而不回武汉？他说：因为蒋后来又有电给他，要他解决热河事件（按：汤玉麟占热河，蒋要白用解决直鲁军的办法来对付汤玉麟）耽误了时间，后来他又拒蒋之邀，去南京出席编遣会议，在此情况下，他更不便回到武汉来。

后来局势发展，完全出乎白崇禧的意料之外：蒋派唐生智到天津，运动李品仙所部，在“打倒桂系，回湖南去”的口号煽动下，李部完全回到唐生智的掌握中；武汉方面的李明瑞、杨腾辉两个将领受了蒋的收买，不战而退，胡、陶、夏所部仓皇后撤，全无斗志。这样声势浩大的第四集团军，就为蒋不费一枪一弹而全部瓦解；更惨的是，蒋诱使李济深调停武汉政治分会事件，一到南京就把他逮捕送往汤山“休养”，促使广东拥蒋。不战而屈人之兵，其此之谓欤？

第二次到武汉指挥抗日战争（一九三八年）

一九三八年，由于南京已失守，武汉为抗战重心所寄。一月军事委员会在武汉改组，设军令、军政、军训、政治四部，以何应钦为总参谋长兼军政部长，白崇禧仍任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部长，徐永昌为军令部长，陈诚为政治部长。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这对于加强国共合作，坚持长期抗战，具有重大意义。

建议法办韩复榘

南京失守以后，津浦线北段的日军便由青城、济阳间渡过黄河，陷延安镇、归仁镇。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未战而走。十二月二十七日济南沦陷，三十一日泰安亦告不守，韩集结所部向鲁西，有进入河南的企图。军委会有命令给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令韩重入泰安，并以泰山为根据地，展开游击战牵制和打击敌人。韩置之不理，仍将公私辎重物品由津浦、陇海路转入平汉路上的漯河地带。

李宗仁把军委会关于“各战区守土有责，不得退入其他战区”的命令转给韩复榘，劝他仍回泰安，不可擅入第一战区防地，韩答复李宗仁说：“南京不守，何有泰安？”又说：“全面抗战，何分彼此？”李宗仁把它转给白崇禧交蒋介石。蒋召何应钦、白崇禧、陈诚举行会议。白说：韩屡次抗命，未战即走，如不依法究办，则将何以鼓励人心士气。于是会上决定了拿办韩复榘的计划。

一九三八年一月七日，李宗仁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韩复榘是副长官，当然不好不参加，他浩浩荡荡地带着一营卫队来到徐州。会议第二天，李宗仁宣布：蒋总司令将在开封召开会议，要我们在十日前前往，韩见出席人员名单，有他的心腹大将孙桐萱、曹福林，不疑有他，亦坦然偕李宗仁坐上专车一同前往开封。

开封会议在南关大楼举行，出席会议有白崇禧、程潜、刘峙和第一、第五战区军长以上指挥官。一月十二日，会议正式启幕，由蒋介石主持，蒋大骂一些高级将领不听统帅部命令，擅自退却，非严加究办，不足以肃军纪而激士气！韩听后知这些话有针对性，正待发作。忽然空袭警报汽笛大鸣，表示敌机就要到了。坐在韩复榘身边的刘峙对韩说：市区危险，我停有一列专车在车站，不如我们坐上专车开到外面去。韩也觉得有理，这样，他就被骗坐上火车，带到武汉去了。一月二十四日韩复榘在武汉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所部交孙桐萱统率，由是士气复振。孙部自一月中起向济宁、汶口反攻，形成与敌相持之局。

联系新四军加入津浦南段作战

南京陷敌后，日军分三路渡江北犯，一路由瓜州攻陷扬州，一路由浦口沿津浦线攻陷滁县，一路由和县攻巢县。此时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依照军事委员制定的作战指导方略，采取引心退却、诱敌北上的方针，其目的是使敌军不至于沿江西上进攻武汉，使我军赢得较长的时间，布置江防，完成持久战的部署。

李宗仁为了执行上述方针，以于学忠的第五十一军守蚌埠，而以李品仙集团第三十一军运动于定远一带山谷河沼之间，采取攻势防御；同时又通过白崇禧与中共中央在武汉代表周恩来副主席的联系；使张云逸指挥在江北的新四军部队，与韦云淞的第三十一军紧密配合，适用游击战和运动战作战，以牵制和袭击敌军。因此尽管日军第十三师团曾一度攻陷津浦线南段的定远、怀远，至一月三十日蚌埠亦相继不守，日军渡过淮河北岸进攻，但因新四军第四支队与第三十一军以及后来加上的第七军并肩作战，配合得好，使敌腹背受敌，后方遭到威胁，它不得不后撤，退而增援淮南战场，双方在三四月间在津浦线南段形成相持之局。这就是台儿庄大战北动而南不动的根本原因。

协助李宗仁指挥台儿庄战役

津浦线南段日军，不能渡淮北上攻取徐州，乃改由北段发动，其目的仍为打通津浦线，连贯南北战场。

三月上旬，敌第五师团板垣征四郎由莒县、蒙阴进击临沂，企图迂回台儿庄。李宗仁令第三军团庞炳勋固守，并调张自忠的第二十七军团驰援。庞、张两军团里应外合，与板垣师团血战五昼夜，击溃了板垣师团的一个旅。从三月十二日至三月下旬，敌我反复追逐于沂水、临沂之间，敌不能逾越临沂半步，形成胶着态势。

敌见从左翼迂回不成，乃以矶谷廉介的第七师团从西面沿台枣支线挺进，欲以迅雷之势打下台儿庄，做为进攻徐州的据点。初矶谷于三月十五日从界河攻滕县，川军一二三师凭城固守，李宗仁令从河南开来的汤恩伯第二十兵团驰援川军，汤部未到而滕县于十七日沦陷，该师师长王铭章壮烈殉国。三月十八日，峰县继陷。矶谷遂以濑谷旅团从峰县直下台儿庄，台儿庄保卫战自是开始。

到了三月二十四日，日矶谷师团集结于台儿庄周围，当时守台儿庄的为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李宗仁原令汤军团埋伏于台儿庄东山地区，等待日军集结台儿庄时即与孙连仲部里应外合，一鼓而歼灭之。可是汤恩伯存有私心杂念，他仅以一部袭扰临枣支线，而将主力置于枣庄以北抱独姑山附近，打算在日军与孙军相持不下始行出击，这就使孙连仲孤军抗敌，面临不利情势。

蒋介石偕白崇禧于三月二十四日从武汉飞徐州视察，听到李宗仁关于汤恩伯不听命令的报告，非常不满，严令汤恩伯即将全部使用于台儿庄，不得有误军机。当日蒋仍飞返武汉，留下白崇禧协同李宗仁指挥作战。三月二十六日，汤恩伯遵令南下将台儿庄之敌包围。至三月三十一日，台儿庄敌军遂在我重重包围之中。

此时在临沂方面的敌第五师团，发现矶谷师团面临险境，乃以一小部与庞、张两军团苦战，而将主力星夜运到爰曲，欲附汤军之背，以解矶谷之危。汤以关麟征军迎击该敌，时适周喿的第七十五军从河南调到，遂与关军协同作战，歼灭该敌。仍回师围攻台儿庄的敌人。情势发展至此，矶谷师团遂无逃脱被歼的命运。

到四月六日晚间，敌第十师团大部与第五师团一部被歼，残敌突围到枣庄、峰县一带，台儿庄遂取得决定性的伟大胜利。

指挥长江北线的武汉保卫战

武汉居长江中游，乃汉水汇入长江之处，又是京汉、粤汉两路的交叉点，在军事上形势极为重要。日军自五月二十日占领徐州以后，而以进攻武汉为其作战目标，根据我军事委员会估计，敌人进攻武汉的方略，将以主力沿江西上，分行合击；另一部沿大别山北面经商城、罗山、信阳威胁汉口以北地区；再以一部占领九江，向阳新、大冶进出，攻击武昌的侧背，企图包围武汉，消灭我野战军的主力。

军事委员会划分长江以北保卫大武汉的作战，归李宗仁为司令长官的第五战区指挥，长江南岸则新设立第九战区，任武汉卫戍总司令陈诚兼任司令长官。以第三兵团（李品仙）、第四兵团（孙连仲）为基干，共计二十三个军，担长江北岸的作战；以第一兵团（薛岳）、第二兵团（李汉魂）为基干，共计二十七个军担任长江南岸的作战。使用这么多的兵力来保卫武汉，这是抗战以来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战役。

敌在进攻武汉所用的兵力，约为陆军十个师团，海军一万吨以下的兵船（万吨以上不能驶入武汉）一百艘，并配有陆战队，空军至少四百架。我海军在马当、湖口、田家镇等沿江要塞安放漂雷、定雷，阻止敌舰西进。我空军（方自德国购到飞机百余架）集结于汉口、南昌机场，不分昼夜轰炸敌人沿江机场。

指挥长江北岸以保卫大武汉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一九一八年护法之役当连长时，他的牙床为流弹所伤，碎牙迄未取出，也没有经过彻底治疗。这一次在徐州指挥作战，宵旰辛劳，以致诱发他的牙床肿痛。一九三八年六月间由商城回到武汉，入南湖疗养院准备施用手术割治。从检查到治疗以迄拔去牙根，需要很长的时间，不得不向蒋介石请假。

一九三八年七月中，蒋介石召见白崇禧，以日军正在西指武汉，前线一时不能没有指挥官。特令白崇禧以副总参谋长代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负责长江北岸的指挥作战。白奉命后，于七月十七日驰赴商城，在城北的岳家祠堂设立指挥所，执行代司令长官的职务。

白一直在军委会参加作战会报（不是汇报），所以对日敌动态了如指掌。敌第二军自一九三八年六月上旬由陇海路南移，先后攻陷汤阳、凤台、寿县、正阳关向合肥集中，随以第六师团向安庆进攻；同时长江下游敌舰掩护台湾旅团沿江向安庆前进。第五战区以杨森的第二十集团军守安庆，杨与敌抵抗后退守潜山，随舟退太湖附近拒敌。战区司令徐源泉的第二十六集团军由霍山太湖切敌之后，敌被迫向潜山方面退却。战区并以韦云淞的第三十一军置于太湖附近，策应杨森、徐源泉部。至此战事重点移到长江南岸。潜山、太湖方面的战况异常沉寂。

七月十八日，白崇禧在商城指挥所以个别命令指挥各军采取下列的初步行动：

一、徐源泉部占领合肥以西地区作持久战，得于紧迫时向霍山转进与廖磊集团军会合。

二、廖磊集团（第二十一集团军）守备大别山东侧各隘口，并与徐源泉保持联系。

三、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由鄂东的宋埠向豫南的商城转进。

四、李品仙、于学忠、张自忠各以一部在大别山南麓备战，主力在原地整训。

七月十九日，白崇禧在商城指挥所召集幕僚会议，确定第五战区应在大别山和南北两麓三个地区隘口阻敌窜入，或诱敌至对我有利的地带加以歼灭，以确保长江北岸。

七月二十日起，白崇禧视察孙连仲部。

七月二十八日，白崇禧为便于与长江南岸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取得密切的联系，把他设在商城指挥所移到鄂东的宋埠。宋埠对大别山方面的指挥也较为方便。

战斗部署 分三军团

白崇禧于八月七日在浠水召开军事会议，军长以上指挥官均参加，拟定本战区作战事宜。随即根据军事会议的决定，于八月十六日向各部队发出下列的作战命令：

一 作战区分左、中、右三军团（军队区分）：

右翼军归李品仙指挥，下辖三一军（韦云淞）、四八军（廖磊）、八四军（覃连芳）、八六军（何知重）、二六军（萧之楚）、八七军（刘膺古）、五五军（曹福林）。

中央军由廖磊指挥，下辖第七军（张淦）、八四军（张义纯）、十军（徐源泉）、豫皖边区的游击部队及安徽地方团队（内定廖磊接李宗仁兼任的安徽省政府主席，并以大别山立煌为省府所在地）。

左翼军由孙连仲指挥，下辖三十军（池峰城）、四二军（冯安邦）、五一军（于学忠）、六八军（刘汝明）、七一军（宋希濂）、七七军（冯治安）

二 作战任务：

（1）右翼以大别山南麓为根据地，对长江北岸挺进之敌人逐次侧击，预期消灭于右翼港湾错杂之地区。

（2）中央军团固守大别山东麓各要口阻敌窜入，并于大别山之游击根据地屯粮屯弹，组织民众，建筑工事，以期长期抵抗敌人。

（3）左翼逐渐诱敌西进，并集结兵力于叶家集、河口镇以东地区击破敌人，本战区直辖部队计有刘膺古军（欠一师）与一八三师，控制在浠水、宋埠附近，归司令长官直接指挥。

三 后勤设施：

（1）在商城、浠水分设机踏车，各部与长官以电讯联络。

（2）右翼军团以长江为运粮主要补给线，沿江公路为补给线。

（3）左翼军团以汉口、信阳间之铁路，以及豫南之公路为主要线，商城至汉口线为补给线。

（4）中央军团之补给，以及游击队之粮饷以麻城为基地，再由基地运往大别山区。

三军用命 节节狙击

八月十八日黄梅之孔垅镇被敌攻陷，白崇禧发出下面攻击命令：

（1）曹福林、刘膺古两军归右翼军团指挥，该军团除攻击孔垅之敌人，并以有力之部队向潜山、太湖进攻。

（2）宋希濂部归左翼兵团指挥，孙连仲部极力阻止敌人西进，并集结兵力击退当前之敌至河口镇、叶家集之线以东。

（3）中央兵团除警戒大别山东侧之隘口，集结有力之部队于左右协助进攻。

（4）自八月二十六日起各兵团以小部反击当前之敌，全面总攻击另以命令指示。

八月二十七日各部开始局部反击，潜山、太湖相继克复。该地区之敌人转移阵地，沿江之日军亦放弃陆路之联络线，以长江之小池口等处为基地。另据报：敌三千由合肥、六安前进，并有大部队跟上。军事委员会以江南战事日紧，令调曹福林重回江南。二十九日六安失守，于学忠部退至杨家店、独山镇。三十日霍山沦陷，独山吃紧，潜山、太湖得而复失，敌进至黄梅，旋杨柳、独山不守。宋希濂部赶至叶家集布防，不久，白又接到右翼方面英山、苦竹山相继陷落的消息。

九月一日，军事委员会指示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务必固守广济，左翼兵团集有力之部队破西进之敌人，并调冯治安部归左翼指挥，一三八师至立煌归廖磊指挥。

白崇禧九月二日到商城视察。九月三日白在商城指挥所（所设城北岳家祠堂）召集孙连仲、张自忠、于学忠、冯治安等开会，商定下列策略：固守立煌、叶家集的北面地区，并在叶家集结集兵力阻敌前进并机动打击之。此时大雨滂沱，江淮水位急升，敌人冒雨攻击叶家集迄未停止。

自九月五日以来敌猛攻广济正面，九月六日廖磊、张义纯两军向黄梅侧击敌军后方，占领大河镇、双城驿，不料守广济的何知重军不待命令即于六晚撤退，敌遂占领广济。因战事吃紧，曹福林部从九月六日起停止南调，由五战区令其向漕河推进。九月六日午后，敌军向曹部攻击，左翼兵团以池峰城三十军的一旅守固始，敌攻遍城郊，未半日而失守。九月八日广济战况激烈，白崇禧以萧之楚部、韦云淞部夹击敌之后方，敌受迫而退，我军正面所受的压力始为之减轻。

左翼兵团以大别山的富金山为据点与敌激战，杀敌五六千，敌势为之顿挫。左翼准备趁敌受挫之际，全线反攻，不幸富金山失守，宋希濂退至商城、潢川，与张自忠成犄角之势。孙连仲指挥的战场遂告沉寂。

失田家镇 武汉撤退

九月九日敌攻陷广济、武穴，围攻田家镇要塞。白崇禧以第二六、四八、八六三个军向敌侧背反攻，策应田家镇守军，并肩作战。九月十五日，军事委员会调整部署，将田家镇要塞从第九战区划入第五战区。我军在田家镇与敌激战旬余，颇有斩获，因敌以陆、海、空配合攻击，我军终于九月十九日不支失守，逐次抵抗后退蕲春、浠水。十月二十四日，敌突破我黄陂阵地，我军主力向京汉路以西地退，一部留大别山打游击，由廖磊指挥。

左翼方面我七十一军宋希濂部于固始、商城一带凭险与敌血战两周，于九月十六日放弃商城。九月十九日敌陷潢川，越罗山西进，五战区以胡宗南的第一军布置于信阳以东阻敌，敌复以第三师团增援，我军放弃信阳，以第三十一军守武胜关阻敌南进。第一军向信阳以北转移。十月下旬第三师团推向应山威胁我第五战区的后路。此时白崇禧已将指挥权交还李宗仁，李盱衡战局，认为武汉保卫战已近五月，大小战役数十，伤敌陆军五万以上，我预期的目的已达到，特呈准军事委员会将五战区长官部向鄂西北转移。军事委员会下令于十月二十五日放弃武汉。

南撤途中听周恩来谈抗日统一战线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三日夜，蒋介石派白崇禧在撤离前夕，离汉口去钟祥晤李宗仁有所洽商。之后白崇禧由鄂西经沙市、常德去长沙，二十四日夜，白崇禧所乘德制吉普车，在十里铺附近，突然机件失灵，白下车静候司机修理。

不久，中共中央军委周恩来副主席在南移途中经过这里，他见到白崇禧，就下车来对他说：“健生兄，我们接到确切情报，敌人骑兵先头部队已离这里不远，你还是与我同车一道到长沙吧。”白以盛情难却，就与周氏同车南下。

一路上周氏向白崇禧介绍他青年时代参加革命的经过，以及参加红军长征、建立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程。白发现周氏不仅学识渊博，并且肝胆照人，从心灵深处留下了一种永不遗忘的印象。回顾在武汉时，白周已有接触，例如毛泽东《论持久战》在延安发表后，就是周氏把这战略巨著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介绍的。白对此深为感动，特本此精神摘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征得周恩来同意，向蒋介石转述，经蒋准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军，做为对日作战的最高战略方针。

第三次到武汉任华中“剿总”总司令（一九四八年——一九四九年五月）

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八日，白崇禧在汉口就任华中“剿总”总司令。他的总部设三元里一座钢筋水泥的建筑物里，有一小门通到他的私邸，以前就是日军华中统帅的公馆。白崇禧到汉口来担任华中“剿总”，有一段迂回曲折的过程。

李宗仁当选副总统 白崇禧外调到武汉

1948年4月，李宗仁在国民党片面召开的第一届国民大会中，击败了蒋介石支持的竞选对手孙科，当选了国民党“行宪”的第一任副总统。这一来可惹祸了。

蒋介石统治中国20年来，集中党政军特之大成，从来是个人说了算，没有人敢于公开反对他。像李宗仁这样故违其意，无视他的领导权威，并且在抗衡中把他打败了。蒋认为他的权威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孙科的失败使他感到无限的屈辱。因为他一贯视为万应灵丹的“银弹”也不灵了。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一整套的报复计划就开始付于实施。

最明显的报复计划，第一桩是把白崇禧从国防部长的宝座上拉下来，派何应钦继白为国防部长，而将白调为华中“剿总”总司令。蒋鉴于1927年8月上旬，李、白在南方曾伙同何应钦迫他下野，时日虽已消逝，历史可能重演。因此对李、白必须分而治之，不能令他们共事一处。抗战后李、白各处一方，就是此种手法的体现。

白崇禧知道蒋的用心，也表示欣然遵命。但提出一系列的反建议，以此为他去就的先决条件。

未出先提条件 “守江必守淮”

白崇禧曾于1947年11月10日受到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的接见。蒋介石说：“刘伯承、邓小平所率的中共中原大军已经进入大别山区了，军事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健生，你在抗战时曾指挥过长江北岸军事，现在请你在九江设立国防部长指挥所，指挥中原大军，保卫南京这个政治中心。”这是国防部成立一年多来，蒋第一次授他以指挥部队的权力，这正是他一向梦寐以求其实现的愿望。过了几天，白崇禧的指挥所便在九江成立，以后又搬到了武汉。

白崇禧总结了这几个月来的经验教训，认为“守江必守淮”，这是历史上行之有效的作战方针。为使这一方针易于贯彻，白崇禧提出了下列的建议：

一、中原只能设一战区，以利于集中兵力，机动使用。

二、华中“剿总”设在蚌埠，以利于紧靠南京，取得补给。

三、采取攻势防御的作战方针，使中原大军运动于江淮河流山谷之间，完成守淮守江的任务。

但蒋介石说：“徐州还须成立另一‘剿总’，由刘经扶（刘峙）负责。所以华中剿总只能指挥长江上游军事，而总部应设在汉口。”

白以为中原军如此分割使用，后来必肇严重后果。6月6日白崇禧在南京大悲巷雍园一号同李宗仁、程思远吃了一顿午饭，便溜到上海去了。他方从何浩若那里买了一幢位于虹口的敌伪产业，表示非等到蒋介石接纳他的条件，他就决不会回到南京。

黄绍竑赴沪 折服白崇禧

白崇禧避去上海后，蒋先派吴忠信作说客，去上海劝白就华中“剿总”职。白不答应，使吴忠信灰溜溜地回到南京。

过了几天，黄绍竑忽然到上海，从他的霞飞路（今淮海中路）1105号公馆打电话给白崇禧说：

“健生，我来了，要同你谈谈。”

“你是那个人派来的吗？那我们便没有什么好谈了！”

“我当然是那个人派来的，但我所谈的却对你极为有利。”

“那么，我立刻到你那里来！”

不多一刻，白崇禧便坐在黄绍竑的客厅里了。

“你究竟贩卖些什么货色？”白崇禧迫不及待地问黄绍竑。

“我问你，你这两年在南京的生活过得怎样？”黄绍竑反问白崇禧道。

“有那个小鬼（意指陈诚）在旁边捣鬼，我哪干得出什么名堂？”

“仗打得这个样子，你还幻想为蒋家朝廷建功立业吗？你这个‘小诸葛’实在太不亮了！”（按：白崇禧被称为“小诸葛”，而诸葛孔明原名亮，故黄绍竑以此来讽刺他。）

白崇禧瞠目结舌，不知所对。

“你听我说，”黄绍竑继续说。“你两年来在南京不过是一只笼中鸟罢了。现在老蒋放你出去，不是有一个自由天地在等着你吗？再说，现在德邻是副总统，蒋一下台就是他的天下，你在外面不是更有机会制造新的形势吗？”

黄绍竑这一席话，把白崇禧说得心悦诚服，茅塞大开。后者把他左掌猛擦着自己的额头，意味着要把黄绍竑的话加以消化，还要细加探讨。

“你先回去报告老蒋，说我这两天就要回来。”白崇禧提出了最后的结论，事情就这样说定了。

白崇禧在赴武汉前，还对蒋介石提出两项建议。白说：“德公在南京做副总统，实际上无事可干。我以为总裁可以派他办两件事：一是要他定期约见各方面政界人士，听取关于政治改革意见；一是要他到全国各地去视察，宣扬中央德意。”蒋介石尽管说：“是的，是的。”但他正害怕李宗仁竞选时提出那一套有关“民主改革”的怪论，哪里会接纳白崇禧的建议哩！

白崇禧要我去找何浩若做他的“剿总”秘书长，这表明他要积极争取美国的援助。但何正担任敌伪产业管理局长，这是一个“肥缺”，他哪里肯答应。他反劝我回去告诉白，最好带一个黄埔学生去武汉，目的在使蒋放心。何浩若说：“如果健公亦以为然，最好是带袁企止（即袁守谦）去。他自助程颂公竞选被骗后，闭门谢客。他一定会答应的。”后来袁守谦果然跟白去武汉，但并没有当上“剿总”秘书长，而是“剿总”政务委员会秘书长。袁在武汉不得意，不在话下。

白崇禧在武汉所指挥的部队，有黄维兵团、宋希濂兵团、张轸兵团、张淦兵团。实际上只有张淦兵团的第七军、第四十六军和第四十八军才是他的基本力量。这个时候，国民党除白崇禧这个集团外，还有东北卫立煌集团、平津傅作义集团、西北胡宗南集团、徐州杜聿明集团（原是刘峙）。但这些集团都是在解放大军包围中，前有强敌，后无退路，态势孤立，补给困难，只有白崇禧上有李宗仁在南京做副总统，下有两广做他的后方（广东省主席是宋子文，白示意黄要做好宋子文的联络工作），驰骋自如，大有用武之地，非其他集团所能比拟。

指挥徐州军事 始允后拒

1948年9月，人民解放军解放济南。此一战役证明，人民解放军已有攻坚的能力，因而立即发动辽沈战役，而以首先打下锦州封闭关内瓶口为作战目标。锦州打下后，卫立煌集团就如瓮中之鳖，等候收拾了。

国防部长何应钦一听到锦州失陷，就认为如何策划中原军事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于是立即召集参谋总长顾祝同、次长刘斐、萧毅肃，第二厅长郭汝瑰举行会议，决定采取白崇禧前所提出的“守江必守淮”的方针，并请白崇禧统一指挥华中和徐州两个“剿总”所属的中原大军。据此建议，何应钦特派郭汝瑰厅长于10月23日飞往北平向蒋介石报告，行前顾祝同对郭说：“白健生统一指挥是暂时的，会战结束后，华中、徐州两个‘剿总’仍应分区负责。”可是蒋听了郭汝瑰的汇报，却指示说：“就叫他统一指挥下去好了。”郭返京后，何应钦即与白崇禧通长途电话，白一口应承，国防部当即以“酉敬阳挥”电下达此一作战指示。这是10月24日的事。

10月30日，辽沈战役以廖耀湘兵团全部覆灭而告终。蒋介石满怀忧郁地由北平飞返南京。同时白崇禧应召从汉口飞抵南京，参加是日下午5时何应钦在国防部召开的军事会议。会上，白崇禧还是答应统一指挥中原各军。可是，到了次日上午10时举行第二次会议时，白崇禧变卦了。他一口推翻以前所作的承诺，认为徐州“剿总”把兵力像“一”字形地平摆在陇海线上，要想变更部署已经不可能了。白崇禧的转变使蒋介石感到这可能是李宗仁在影响他，于是蒋把沈醉找来，布下一套暗杀李宗仁的计划。

11月6日，在以邓小平为前委书记的中原、华东解放军发动淮海战役。当黄百韬兵团于11月22日在徐州东面全部被俘以后，蒋令白崇禧调黄维兵团的22万人马兼程驰援，目的在接徐州的杜聿明集团南归。由此就可知道，杜聿明集团过于突出，后面没有作纵深配备，这是多么错误的部署。白崇禧后来所以没有答应指挥中原军事，这是一个主要的关键因素。十分不幸，黄维兵团在东进途中破围于双堆集，杜聿明在突围途中破围于永城地区，蒋令这些军队“死守待援”。白崇禧认为这是错误的作战指导，讥为“螳螂战术”。因为螳螂一被蚂蚁困住就寸步难移，那只有等死而已。

拒绝调兵 蒋白交恶

当黄维兵团在双堆集被围的时候，蒋召集宋希濂去南京，有所指示。宋返抵汉口去见白崇禧，说蒋也要他的部队东调，驰援黄维。白借此机会，批评蒋的作战指导方针。反对宋部调皖。白崇禧说，蒋作战没有集中优势兵力，而是将兵力平均摆在点线上，兵力愈分则愈弱，战线越拉就越长，坐使共军有机可乘，攻其弱点。及部队被围，又令“死守待援”，这就使共军易于集中兵力聚而歼之。这样逐渐补加上去，对战局毫无裨益，而自身反不免于被歼的命运。

白崇禧不特反对宋希濂离开华中，并且对宋施加影响，认为当前军心涣散，士气衰颓，我应争取喘息时间，以资整顿训练，徐图补救。白希望黄埔学生应对蒋运用一切可能渠道，提出建议，主张恢复国共和谈。宋把白这些意见转告华中“剿总”政务委员会秘书长袁守谦，袁推想白用心叵测，嘱宋尽快离开汉口。宋恐怕白派人跟踪，取道长沙、常德回到鄂西防地。实际上白那时正试图团结黄埔学生，不会采取任何不当手段。

后来蒋要把华中的第二十军东调，白崇禧坚决拒绝。后经顾祝同出来转弯，白始勉强答应。等到蒋再调用第二军时，白崇禧就以辞职为要挟。到了这个时候，蒋白关系濒于破裂边缘了。

两电主和 迫蒋发表文告

正如司徒雷登所说，蒋介石在1948年下半年，亲自导演了一系列的希腊式悲剧。

8月18日，蒋亲在丁家桥中央党部主持中央常会，通过《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次日（星期日）公布施行，以发行一种金元券来收兑全国金银外币。此一措施随着军事失利而惨遭失败，它迫使行政院长翁文灏引咎辞职。

还有甚的是：蒋干预美国内政，派陈立夫赴美，支持纽约州长杜威出来竞选总统。他以为共和党人入主白宫，将对蒋援助采取一种非常的办法。结果11月大选揭晓，还是在职总统杜鲁门当选。这使蒋处于绝境。

11月28日，蒋派宋美龄飞美，向马歇尔、杜鲁门提出一套包括派高级军官来华指挥反共战争和年助10亿美元的3年计划。杜鲁门政府在考虑后答复说：“现在局势恶化的程度，除实际调用美国军队以外，任何大量的军事援助，均于事无补。”至此蒋开始考虑下野。

12月5日，蒋召见吴忠信，说要他继吴鼎昌当总统秘书长。吴谦辞。蒋于是说出里因，蒋以为当前内外交困，他要引退，李德邻要出来当家，吴的任务是扶李上轿，等李嫁过门再定去留。吴把这消息告诉李宗仁，后者又转告白崇禧。

12月17日，蒋正式派张群、张治中、吴忠信三人到傅厚岗副总统官邸访问李宗仁，告以蒋有意下野，由李出来主持和谈。我把这消息通过电话通知白崇禧，白高兴得不得了。从此成日有几次打长途电话给我，打听有没有进一步的信息。他打电话用代号，说是汉口王先生，又讲着只有我能够听懂的桂林式广东话，意在提防窃听。事实上我们的电话均在特务监视之中。

白崇禧在电话中建议：李宗仁上台应根据《宪法》第四十九条的上半段，即：总统因事辞职时，由副总统“继任”，而不是用下半段的“代理”。白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古往今来，无不如此。

12月24日，蒋正式发表吴忠信为总统府秘书长，但他对下野问题不作进一步的表示。白崇禧迫不及待，于是日发出了“亥敬电”，由张群、张治中转给蒋介石，要求“趁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争取时间”。到12月30日，白又发出“亥全电”，重申前议，谓“时不我与，恳请趁早英断”。

蒋介石以为白对他施加压力，不能不对和谈问题表态。12月31日晚，蒋召集李宗仁、五院院长和国民党中常委40多人到黄埔路“便餐一叙”，笔者也应邀参加。吃饭时空气非常沉闷。蒋在饭后说：最近外面对和谈提出了许多主张，我以为应对此有所表示。现有一篇文告，请岳军当众宣读，希望大家表示意见。席上谷正纲反对发表此一文告，认为不能以下野来求和，说到沉痛时竟号啕大哭，ＣＣ分子亦从而附和之。蒋介石不耐，摔了一只茶杯愤然地说：“我所以愿下野，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因为党内的某一派系。”言外之意，是白崇禧迫他下野的。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的元旦文告照原文发表了。蒋在文告中说：“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人的公意是从。”

蒋派张群赴汉 提出警告

在白崇禧两电主和的时候，长沙绥靖主任程潜和河南省政府主席张轸也电蒋主和。河南、湖北两省参议会也发出通电，予以响应。河南省议长刘积学在致蒋电中还有这样的表示：“敬请即日引退，以谢国人，国事听国人自决。”蒋接电勃然大怒，以为刘积学敢于如此嚣张，完全是白崇禧在幕后策动，他不能默尔而息。

1月9日，蒋派张群飞汉晤白，白特通过笔者的联系，邀黄绍竑搭8日夜车来京与张同机飞汉。张群到汉口对白崇禧转达蒋介石的两点意见：

一、如果我引退，对于和平究竟有什么把握？

二、我如引退，必须由我主动，而不受任何方面的压力。

诚然，即使蒋介石下野，白能否与对方和谈，也在不可知之数。白崇禧为了开创和谈局面，特以8万港币的代价从陈纳德民航队那里包了一架专机送黄绍竑去广州，即晚转往香港找李济深，意欲请李出来主持和局。

黄绍竑于1月13日到香港，黄琪翔告诉他，李任潮已应中共中央的邀请，于去年12月圣诞节前夕北上。黄绍竑扑了一个空，十分丧气。后经黄琪翔的联系，找到中共香港负责人潘汉年，告以白崇禧迫切求和之意，黄绍竑旋被告知：如白愿和，希派刘仲容经京汉路到石家庄一谈。

刘仲容是湖南人，在台儿庄大战时受周恩来副主席的委派在五战区李宗仁处工作。1939年起开始为白崇禧服务。1947年初，蒋曾对白崇禧说：你家里的刘仲容，是一个共产党，白说：我只派他管家里事，他绝不过问军政事务。那时蒋白关系还好，以后蒋也不再说此事了。

白崇禧直到3月才派刘仲容北上。这是因为蒋介石下野后，白放弃局部和平的试探，而要由李宗仁出来搞全面和平了。

蒋介石对黄绍竑香港之行极为重视。蒋经国曾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黄绍竑由南京飞汉口，与白崇禧晤谈后，即转香港，与共党代表洽商和谈步骤，并提出两项具体意见：一、蒋总统下野后，一致对蒋，以防其再起；二、共党与李代总统进行全面和平谈判。

蒋介石下野 白提组新阁

1月18日，李宗仁派笔者去汉口晤白崇禧，告以司徒雷登已把他的座机从上海调回南京，准备在必要时送李宗仁来汉口，到时李、白应在汉口有所策动，迫蒋下野。司徒雷登说，蒋介石的元旦文告，显然已收回在两周前决定下野的诺言；如蒋再不引退，只能施之以压力。

等到1月20日晚，白崇禧对笔者说，他不能再等了。因为张轸与刘伯承将军有联系，张今日来告，对方促从速行动。他已拟一件电稿，正交李重毅先生在后面整理文字。准备明日发表。今晚要找一些人来谈谈。8时后，李品仙、张任民、刘斐、韦永成、刘士毅、邱昌渭与笔者在白崇禧的私邸里会齐，白又把张翼三与刘伯承将军有所联系的事再说一遍，并谓时不宜迟，明日吾人必须有行动表现，否则无以解除张翼三的精神包袱。

正讨论间，南京忽来长途电话给白崇禧，那是张治中打来的。张告诉白：蒋介石决定明日下野，南京报纸已为此发出号外。过了一会儿，李宗仁也打长途电话来，报告同样信息。至此，白崇禧舒了一口气，好似得到精神大解放一样，说：“现在好了，蒋介石明日下野，我们别再为明日行动的事操心了。但我们还要研究，看看德公上台应当有什么作法。”

这一夜，白崇禧提出三条意见，要笔者和邱昌渭次日带回南京交给李宗仁。这三条是：

一、李宗仁必须是继任而不是代理总统，否则无法掌握政府权力。

二、行政院长孙科应准其辞职，另以张治中组阁。张与中共领导人有旧，只有他可以推动和谈。

三、要邀请何应钦回南京来，授以指挥陆海空军的权力。

白幻想1927年蒋下野后，李、白、何团结战斗取得龙潭战役胜利的精神可能再现于今日。后来事实证明，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完全不切实际。

要求重播文告 明确“引退”一词

1月21日下午4时，笔者和邱昌渭从汉口飞抵南京光华门外大机场时，遇到李宗仁，他正来为蒋介石送行，但来迟了，不及与蒋话别。原来蒋的侍从人员故意说蒋在明故宫机场起飞，李也和其他党政大员一样，统统被骗了。

当笔者与李宗仁同车开抵傅厚岗公馆，白崇禧长途电话来了，初与笔者讲话，其后又与李宗仁讲话。白说：蒋介石的下野文告，在广播里听到了，通篇内容没有提到他的下野。这样是不行的，必须修改重发。白崇禧的意见，还没有引起李宗仁的重视。其后司徒雷登的顾问傅泾波来访李宗仁，提出了同样的意见，这才使李宗仁焦急起来。

李宗仁邀张治中陪同吴忠信来晤。张治中说：这篇文告今早由吴礼老拿来给德公签字，已经草成定稿。可是在今日下午2时举行中常委茶会中，潘公展、田昆山要求修改，并且改得面目全非，这是不对的。可否请礼老以秘书长的地位恢复文告的本来面目，重新播发。吴忠信听到这里，就大发脾气说：“文白，你开我的玩笑！总裁的文告已经播发，我再不能更动只字，你这样强人所难，我这秘书长干不下去了！”说完他拿着帽子就走了。李宗仁、张治中不料吴礼卿有这一手，当下十分惶惑，不在话下。

当晚，孙科来傅厚岗向李宗仁辞行政院长职时，李宗仁因为曾经征求过张治中组阁，张表示不干，故李对孙挽留。李对文告事对孙提起，孙科说：“何不把法学权威王亮畴（即王宠惠）先生请来谈。”王宠惠对李宗仁说：“蒋先生此次下野当然作辞职论，但他未经国民大会批准，所以李先生只能作代总统。”李偕王宠惠同去访张群，请张用长途电话同当晚还在杭州笕桥逗留的蒋介石商量，蒋居然答应加入“决定身先引退”这一段原已有的文字。这样，蒋的下野文告在1月21日晚9时重新播发。因白崇禧的一句话提到的纠葛于是得到解决了。

府院对立 国民党内部分裂

李宗仁当代总统后，于1月27日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同意以毛主席1月14日所提“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这有关原则决定，李事先未经提请国民党中央常会讨论，也未交号称“责任内阁”的行政院长连署。这一来，孙科发火了，不同李宗仁商量悍然把行政院搬到广州去。于是李宗仁在南京，蒋介石在溪口，孙科在广州，各自为政。国民党内出现了四分五裂的局面。

白崇禧看到这样一个局面，一面派刘仲容北上；一面派刘斐于3月12日到南京向李宗仁建议，认为国民党内分崩离析，不利于李宗仁的领导地位，主张李向溪口、广州妥协，以谋内部团结一致，共赴艰巨。李纳其议，派立法院长童冠贤、监察院长于右任去粤迎孙科内阁返京，孙不答应。3月20日李应李汉魂之请，自乘“中美”号专机飞广州移樽就教，敦促孙科返京。李此举得到广东实力派张发奎、薛岳、陈济棠的支持，孙科就范了，答应带行政院迁回南京。

到2月下旬，李宗仁由于得到上海工商界和知名人士的支持；何应钦、张治中应邀入京；“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自北平归来，表示“和谈前途困难尚多，而希望甚大”。颜惠庆、江庸、章士钊、邵力子四先生还在谈话中指出：“对于便利南北人民之通航、通邮诸问题，均经于原则上商得同意。”如此，李宗仁在南京的领导地位得到加强了。

3月7日孙科回到南京，适值立法院在南京复会。孙擅自离开南京的行动，不为立法院所谅解，准备向孙提出严厉“质询”。孙看到前景不妙，于3月7日晚向李宗仁提出辞职，继任人选，由白崇禧提出由何应钦继任。（此时白已由武汉来到南京长住）何应钦自2月中来到南京小住以后，又到杭州西湖去了。3月11日，白崇禧偕张治中、吴忠信飞杭，邀何应钦出山，后经商请溪口蒋介石的同意，何才勉强应命。当时一些短视的政界人士，以为、李、白、何重新团结的局面，可能再一次在南京出现。但这种形势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4月1日，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代表团从南京飞往北平，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进行和谈。4月5日，李济深突派朱蕴山、李民欣带来致李、白的亲笔信，刘仲容偕来。因他们不肯与新闻记者见面，被上海报纸指为“神秘客”。他们三人都住在大悲巷雍园1号白崇禧公馆旁的简易活动房屋内。李任潮在亲笔函和由朱蕴山带来的口信都如此表示：如果李宗仁愿签和平协议，将来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白崇禧在和谈代表团北上时，曾商定一项“划江分治”的腹案。这就是说，全国都将在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领导之下，但人民解放军不必渡过长江，在长江以南由国民党军驻防。白崇禧在接见刘仲容时，问中共领导人对人民解放军渡江问题作出什么决定？刘仲容说：周恩来副主席曾经指出：“政治要渡江，军事也要渡江。”白崇禧断然地说：“如果中共坚持渡江的话，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好谈呢？”因此李宗仁不签和平协议，周不等到4月16日黄绍竑、屈武带和平协定返京报告，早已有所决定了。

对待《国内和平协定》 白黄分歧

4月16日黄绍竑、屈武带八条二十四款的《国内和平协定》回到南京。白崇禧一看那个“前言”，就表示不能接受。

李宗仁为推卸不签和平协议的责任，派飞机送《协定》到溪口交蒋介石过目。黄绍竑闻悉此事，很不高兴，就搬到鼓楼医院养病去了。

4月17日晚，李宗仁把广西、安徽两地的桂籍高级将领找来，听取白崇禧与黄绍竑对和平协议的辩论。黄绍竑为争取“自存”之道，主张接受，而白崇禧则坚决反对。

黄绍竑说：如德公签署《国内和平协定》，第一、德公在将来将被任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第二、健生的部队暂时可驻在武汉，将来可开到两广去，两广在两年内不推行土改。有这些优惠的条件，为什么不签呢？

白崇禧说：你们代表团北上时，并不是不知道我们的“腹案”，结果签了这样的条款，令人气愤！所谓两广两年内不土改，那正如我们吃鸡一样，首先食好吃部分，以后连鸡头鸡脚也吃下去了。会未终席而白已先走，黄绍竑愕然。

18日晚在傅厚岗开会一次，也没有什么结果，李宗仁只好将《协定》交给国民党和谈指导委员会去讨论。20日李宗仁、何应钦根据和谈指导委员会起草的电稿电张治中，要求展延签字日期，以便就若干问题再行讨论。20日中午，黄绍竑在李宗仁私邸与张治中打了长途电话，获悉人民解放军将于当晚渡江，黄知和局绝望，就乘搭吴铁城的专机飞往广州，从那里转去香港。黄绍竑从此与李、白分道扬镳，各奔前途。

杭州会谈 主张与蒋“摊牌”

4月22日，蒋介石在杭州笕桥航校约李宗仁会晤，即后来所谓“杭州会谈”。

白崇禧最初听到张群带来的口信，说蒋要举行这次会谈，他也在被邀之列。白以激愤的语气对笔者说：“我是不会去的，主要是要与老蒋‘摊牌’。”

白崇禧所谓“摊牌”是指蒋在1月21日下野以后，仍在溪口指挥军队；下令运走上海所存金银外汇；使李宗仁虽然拥有“代总统”的虚名，而无掌握南京政府的权力。白崇禧原计划要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将长江下游的中央部队展延防区至湖口地区，以利于同他的华中部队紧密衔接，汤不理踩，白就要何应钦将汤恩伯撤职，而何畏蒋如虎，不敢照办。白崇禧认为，今日李宗仁居于无所作为的地位，实蒋介石在幕后操纵把持有以致之，今日和谈已经破裂，所处情势异常恶劣，蒋介石与李宗仁两人只能有一人当家作主。如果蒋不肯放手，李宗仁就让他复职，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权责不分，蒙混过去了。

22日吃中饭以后，白崇禧对笔者说：我要赶回汉口，再晚天气变坏就不能起飞了。你要提醒德公，一定要与老蒋“摊牌”，不可再错过这个机会，否则后悔无及。

会谈开始，蒋拿出一纸文告对李宗仁说：这是一张我们两人的联合宣言，你代表政府，我代表党签署，表示共同奋斗，与共产党战斗到底。

李宗仁说：3个月来的和谈酝酿已成泡影，我对将来战局毫无把握，惟有请总裁重来领导，勉维大局。白崇禧所谓的“摊牌”，李宗仁竟用这样温和的语气说出来。蒋介石不等他说完，就插话说：“和平是你负责，战争也由你负责。”

蒋介石说：为加强今后党政合作，我建议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我当主席，你当副主席。今后中枢决定方针政策，先提交中央非常委员会审议，然后再交付政府实施。李宗仁意识到这是蒋强加给他的一副锁链。但当时不便反对，留给以后再说。

这次会谈唯一的结果是任何应钦以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顾祝同的参谋总长向何应钦负责。这是李宗仁提出来的，为的是针对蒋介石指挥军事的一项抗议。

由汉返桂 促李宗仁赴粤

李宗仁4月23日不去广州而返桂林，主要仍想师孙中山先生当年在桂林组大元帅府故事，领导西南，促成和局。如能实现，当有重大政治意义。

4月28日下午，李宗仁派笔者乘李品仙从汉口乘回来军机去汉口，接白崇禧返桂商上述重大问题。

29日，白崇禧偕笔者乘汉口第四路空军司令罗机派出Ｃ47号机返桂林，一到衡阳就知道桂林下雨，能见度很低，我们的飞机在桂林上空盘旋了很久，不能降陆，飞去柳州，也是一样。最后接纳机师的建议，改飞广州，及抵天河机场降落，已是万家灯火时了。当晚白崇禧住在东山农林上路六横路、他的内弟马仲孚家里，我则寄寓邻居、前中国银行桂林分行襄理丁世祺家。丁是抗战时期我当广西绥靖公署政治部主任时认识的。

白崇禧一到广州，何应钦和ＣＣ派主战分子谷正鼎、洪兰友、赖琏等就把他包围起来。何应钦说：“德公以代总统的地位，不依杭州会谈协议前来广州负责，却跑回桂林家乡去了，这算是什么作法？”ＣＣ分子则以全力吹捧白崇禧，誉为中兴国民党的领袖人物，大有“我公不出，如苍生何？”之感。

通过何应钦、白崇禧两人的低斟密酌，国民党中央常会作出决议，推居正、阎锡山、李文范三人去桂迎李宗仁来粤主持中枢政务。5月2日居、阎、李三人与白崇禧同机飞桂，经过一系列商谈，结果写了一份《李代总统同居正、阎锡山、李文范三委员谈话记录》。李宗仁在这文件中要求蒋介石将运去台湾的金银外汇、武器弹药通通交回广州中央政府，并请蒋介石“出国考察，争取外援”。5月3日居、阎、李等三人带《谈话记录》回广州，5月4日由何应钦备函派机送到上海交蒋介石。

蒋介石对李宗仁要求他出国，十分恼火，特在复何应钦的信中表示了下面的态度：

“若谓中正不复职即应出国，殊有重加商榷之必要。中正许身革命40余年，只要中国尚有一片自由之领土，不信中正竟无立足之地。

在溪口时，曾对礼卿兄言：‘前次他们要我下野，我自可下野，现在若复迫我出国亡命，我不能忍受此悲惨之境遇。’①今日所怀亦复如此。

且在过去，彼等主和，乃指我妨碍和平，要求下野；今日和谈失败，又要我以牵制政府之罪，强我出国，并赋我以外交求援之责。如果将来外援不至，中正又将负妨碍外交、牵制政府之咎。国内既不许立足，国外亦无法容身，中正为一自由国民，不意国尚未亡，而置身无所，至于此极！”

这封信最后说：“德邻兄对中正隔膜至此，诚非始料之所及……故中正惟有遁世远行，对于政治一切不复闻问。”

5月6日国民党中常会议决，又推阎锡山、朱家骅、陈济棠三人携带蒋的答复赴桂林，并迎李宗仁赴粤。实际上蒋对李宗仁提出的问题，都没有作出具体答复，满纸都是官样文章，莫可究诘其实际。但白崇禧看后说：蒋虽然表示“遁世远行”，但并非不想出山。白以为如李宗仁赴粤主持，则蒋势难立即复职。结果李宗仁就在陈济堂、白崇禧敦促之下，于5月8日从桂林飞粤。回顾李宗仁本来邀白崇禧返桂商量在桂林组府大计，而其结果反被白崇禧促到广州负责。李一到广州即被蒋玩弄于股掌之中，不能自拔，最后李不得不出走美国，而白则被蒋骗到台湾。此皆取决于当时瞬息一念之间，其后果固非白氏所能逆者见也。1965年7月李宗仁从海外回祖国时，周总理对他说：“白颇自负，其实在政治上无远见。”旨哉言乎！

①一九四九年三月初，吴忠信（礼卿）偕张治中去溪口，代表李宗仁劝蒋出国，实际系司徒雷登在幕后策动。

寻找女人（劫余）

信不信由你，大陆上共党报刊正在公开寻找女人！

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于九月底十月初在北京举行。大陆囊括金牌一百八十三面，占金牌总数的五分之三，其中半数以上是女选手的杰作。那些捧牌献花的女服务员更是婀娜多姿，娇艳如花。又“八千里路云和月”的镜头随便一扫，各族美女尤填街盈巷。实际情况是大陆女性美且健，却有人还要寻找女人，非盲即诬。宁非咄咄怪事？

见怪不怪，其实他们要找的并不是“撑住半边天”的“女同志”，而是具有“女人味”的“淑女”、“闺秀”型的女人。

那么淑女闺秀和女同志的差别在哪里呢？简单地回答除了生理构造相同外，可谓品味悬殊。传统的淑女闺秀具有婉约、温存、恭顺、勤谨、体贴、慈爱、娴静、端雅等女性特有的美德。然而这些美德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律被贬之为“旧”、毁之谓“毒草”，必须“破”而除之。这一破一除不要紧，女性品味涤荡殆尽，从此，淑女闺秀在大陆上便寥若晨星，踪影难觅了。

破旧立新，共党所“立”的女同志品味又是如何呢？花容月貌应犹在，只是品行改。她们变婉约为好胜，变恭顺为争强，温存、勤谨、体贴、慈爱、娴静、端雅被泼辣、剽悍、饶舌、疏懒、粗放、胡搅蛮缠所替代。有女若此，自然夺金牌如拾草芥，可是男士们遭殃了。

大陆各级机关女同志人数众多。从商店到办公室，女同志们人手毛线一团，边编织边闲磕牙，对顾客或洽公的百姓爱理不理。这还算好的，有些女同志干脆签个到即打道回府处理家务，抱孩子去也。她们变“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主义理想为“少尽所能多取所需”；甚至不尽所能，侵取他人之所需。换句话说，就是“吃粮不办事”。反正嘛，“社会主义养懒人”。

吃粮不办事倒也罢了，她们“勇于拼搏”，凡事必争。争待遇、争福利、争奖金、争房子、争特权、……一旦所争未遂，中式传统的一哭二闹三上吊，西式洋化的举牌抗议纠众示威诸般手段全部出笼。故各级主管（大陆上称之谓领导）一听说新分发的员工又是女同志，莫不头大如斗，叫苦不已。

如果有机会到大陆家庭做客，将会发现女同志们大方悠闲地陪客人喝茶聊天磕瓜子，男士们则掌厨做菜忙得不亦乐乎。一家之主沦为一家之“煮”不算，还得忍受“气管炎”（妻管严）。“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共党把女性调教成这副德性，致受足活罪，无乃咎由自取？或曰：大陆男士们未免太姑息、纵容、退让而缺乏英雄气概，有辱干纲。这也未必，毛泽东够英雄了吧？破蒋介石八百万大军如摧朽拉枯，顶联合国数十万部队于三十八线，珍宝岛勇挫苏联，喜马拉雅山大败印度，右反美左反苏，固一世之雄，然面对骄纵跋扈，胡作非为，搞得举国骚然，天怒人怨的枕边人江青，同样“有看法没办法”。老毛如此，遑论他人！

女权膨胀若斯，大陆上应该是“信知生男恶，不如生女好”或“不重生男重生女”了。是又不然，自从实行“一胎”政策以来，女同志们莫不千方百计，想尽办法，钻漏洞、走后门，贿赂户籍警，甚至甘冒罚款、开革的危险，希望生个壮丁。这种崇女偏要生男的固执，令人猜不透。大概是共党的“对立矛盾统一律”作怪吧。

如今，大陆男士跌过知痛，尝够了女同志的苦头，重走回头路，来寻找他们一度想破想除的淑女闺秀型具有女人味的女人，但“破”易“立”难，女性美德之树立非朝夕可办，须潜移默化，慢慢培养，看来要想寻到“她”，尚须待以时日。

胡县长（劫余）

——冤狱录之二十二

他不厌其烦地逢人吹嘘，一再宣扬自己曾干过好几任县长，是有社会地位的长者，但听的人依旧轻蔑鄙视他如故。为什么呢？原来此公言谈粗俗，举止不文，学识浅陋，品行低劣，一点也不像牧民百里的县太爷。不过也有人认为国民党的官儿，像他这副德行的所在多有，他当过县长未必是假。此公姓胡名献球，江西南昌人。自称北大毕业，在台湾有位官拜陆军中将、任职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弟弟胡献群，靠山很硬。

一九四九年，大陆“解放”时，他并没追随政府逃来台湾，而是在家乡观望风色。并曾远赴北京投奔位老同学，“民主同盟”的要人许德珩，希望谋取一官半职，惜乎事与愿违。这才下定决心南走香港，由其弟担保入台，参加“反共抗俄”的行列。

到台湾后当不上县长，却轻易的谋得了个中学教员的位置。原因是他有位得力的朋友，此君来头不小，乃三民主义专家，政工系统首脑王昇大将的捉刀人，政工干校教授马璧是也。这位马教授，晚年回归大陆，在北京宣称：三民主义的理想，在大陆已经实现。研究三民主义，横跨两岸，结论如斯，不亦妙乎！胡献球先生在中学里教什么呢？教英文，不懂文法；教历史，搞不清朝代；教地理，不知道古巴在哪一洲。他自命为“诗人”，但所作的诗，既不合仄也不押韵，连“打油”的味道都没有，教国文也难。然他拿着马大教授的八行书，校长不敢不买账，只好请他教三民主义、公民。

胡先生天性好斗，走到哪斗到哪。颇有国民党“内斗内行”的流风余韵。而且妄自尊大，目无余子。同事中，年长的，他骂人家老朽昏庸；年少的，他骂人家年幼无知；当过官的是贪官污吏；没当过官的是乡野村夫。反正只有他胡献球才是饱学之士，教育界的精英。

不安分教书而整天骂人，自然和同事们处不好。纠纷迭起，冲突时生。校长看不过去，数落、斥责他一顿。胡献球一怒之下，竟检举校长参预地方派系，办学无方，有亏职守。

须知台湾的中学校长并不好当。一须有良好的党政背景和职业专长，二须和地方政府、议会、派系相处融洽。三须和特务机关挂勾。胡献球爱拼不一定会赢，一脚踏上铁板，校长反击了，一状告到调查局，说他有“匪谍”嫌疑。

调查局立即“请”他到案说明，胡献球傲慢地不肯就范，坚称自己是具有四十年党龄的老党员，忠党爱国，没什么好交代的。接着大刑伺候了。

胡献球忍受痛苦的能力很强。拳头、耳光、皮鞭，纷如雨下，打得他遍体鳞伤，血透衣衫，他硬是坚不改口。最后当他被绑在柱子上，一只大狼犬前爪搭上他的双肩，利齿咬住他的脖子时，他崩溃屈服了。答应“合作”，也就是愿意遵照调查局的意思写自白书。

在自白书中他招承，奉许德珩之命来台发展“民盟”组织，相机策动其弟胡献群“起义”。

就凭这份自白书，他被移送至台北青岛东路三号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军法处。军事检察官以“二条一”的罪名起诉了他。结果被“减”处有期徒刑十二年。

在军法处和泰源监狱这段漫长的时间里，胡献球斗志不改。他指骂狱中难友，这个是“奸匪”，那个是“叛逆”，全是国家民族的败类。他自己呢，板荡识忠贞，虽际遇如此，忠党爱国之心绝不动摇，责奸骂叛，乃国民党党员应尽的天职，换句话说，骂人有理。

俗云“神鬼怕恶人”，胡献球作恶除了一张尖酸刻薄的利口外，并无其他凭借。盖其时他已年逾花甲，动口尚可，动手则准吃亏也。故他一开骂，别人就揍他。是以他在哪间押房，哪间押房就打架。监方处理打架斗殴的手段很简单，“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不论原被告，也不管是非曲直，一律钉上脚镣调房。胡献球打遍押房少胜仗，倒创下了调房钉镣的新纪录。他不仅耐得打且愈挫愈奋，继续争斗不休。可把监方给搞烦了，于是送他一顶帽子——“惯于搞监狱斗争的老匪干”。

这顶帽子一戴，十二年刑期届满，不是开释，而是送到绿岛受训。绿岛职训总队特地留了栋营房，专门管训刑满的政治犯。那里是惨无人道的地狱中的地狱。其管理人员如陈恒生、方庆三、蔡长命等，全是毫无人性的冷血动物。这里白天做十小时以上的笨重的体力劳动，晚上还得上两小时的政治课和唱一小时的军歌，胡献球年纪衰迈，体力不如人，劳动绩效难达官订标准，然蔡长命等人说得好：“这不是养老院，我们也不是恤老怜弱的大善人。”达不到标准，就得接受处罚，故而胡献球挨打、罚跪成了家常便饭，且经常伤痕累累地带着沉重的脚镣上工。如此残忍的虐待行年七十的衰翁，恐怕只有行“仁”政的蒋氏政权才做得出来。胡献球不敢对虐待他的人表示反抗，反把怨气泄向难友。他责骂难友是天生的奴才，故意卖力干活出他的丑。天晓得，每天砍多少柴，挑多少石头，修多长的路，官方早已订下标准，“当皮鞭抽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唯有屈服之一途”，除非你是被虐狂，否则谁敢磨洋工，自讨苦吃？

胡献球忍无可忍，苦极思斗。他向官方及难友同时出击；他偷偷地趁夜晚熟睡时，把难友们的毛巾、肥皂、鞋子统统丢进厕所；同时又把军官办公室窗外几株遮荫的芭蕉树全给砍了。结果又换来一顿毒打。

受训是变相的无期徒刑。只要官方认为你“恶性”未改，你就别想离开绿岛！权柄之大，超过军法处。胡献球言行如斯，焉能让官方满意。所以在绿岛待了三年多，仍获释难期。似乎命中注定要坐穿牢底，永坠炼狱。

所幸卡特仁兄的人权外交救了他。台湾当局为了应付国际舆论，终于不得不着手清理为数不少刑满找不到保，或刑满仍在受训的政治犯。最后决定把这批人统统送交花莲“仁爱之家”收容。胡献球县长沾了卡特的光，这才重见天日，脱离苦海。

老实说，胡献球老先生的言行举止可疵议之处甚多，但他绝不是民主同盟的盟员，更不可能来台发展组织。他挟怨检举校长固属不实，充其量亦不过诬告而已。硬给他戴上叛乱的大帽子，可谓既酷且虐。

一场玩笑·两条人命（劫余）

——冤狱录之二十

过去军队里有句俗话“军需官当了三年，不用审问就可以拖出去枪毙！”这当然是愤恨、怨怼军需们贪渎、喝兵血的偏激之词。但凡事不能一概而论，资深军需官韩诚生就从来不曾贪过污、舞过弊。

韩诚生，浙江人。国民党军需学校毕业，是科班出身的军需官，他为人耿直，守正不阿。干了二十多年的军需，没取过一毛钱非分之财。办事一板一眼，按法令规章来，也因此便堵塞了各级主官的财路，成了不受欢迎的人物，但部队长也不能随便免他的职，遂把他调来调去，最后调到陆军供应司令部任中校财务官管编制预算。

韩诚生不仅和部队常搞不好，跟军中保防人员也合不来。原因是他对国民党的一切宣传均持怀疑态度。蒋氏父子以“骗”治天下，视“谎言说三遍就变成真理”的纳粹格言为金科玉律。认为凡是人都容易受骗，百姓好骗，大陆来台文盲占多数的老兵更好骗。故而制造了一套又一套的谎言、谣言和呓语。年以继月、夜以继日、周而复始、不厌其烦的骗、骗、骗。骗的目的自然是要百姓忠驯的出力输财，要士兵无条件的卖命效死，俾维持其家族统治。

骗术无论多高明，一经解析便会揭穿。韩诚生整日和数字表报为伍，养成了精于分析的习惯。所以他对国民党的宣传均嗤之以鼻。比如宣传上说“蒋总统是世界人类的救星”，韩诚生认为如果没有美国第七舰队保护，蒋总统早做了“李承晚第二”，自己连自己都救不了，哪里还能救得了世界人类？宣传上说“反攻必胜，建国必成”，韩说《中美协防条约》签订时，台湾已承诺“反攻大陆不使用武力”，哪还有反攻这回事？其他如段澐通匪案，雷震窝藏匪谍案，孙立人叛变案，事事全与共匪有关，韩诚生也认为恐怕不像报上写的那么单纯，而别具内情。最令韩起反感的宣传，是把“共匪”说得无时无处不在，保防人员则通天彻地无所不能。如市面上辅币不够，说是共匪扰乱金融；八德乡血案，说是共匪破坏社会秩序。韩说共匪真的有这么大的能耐，台湾还有什么搞头？反之，如台湾的保防工作真的做到了滴水不漏，潜伏匪谍已经赶尽杀绝，又何必整天的搞“莒光周”“莒光日”，在大街小巷贴“公共场所莫谈国事”的标语？当然韩诚生的这些论调只是和朋友同事聊天时私下谈谈，并不敢公开发表。尽管如此，话还是传到了保防人员的耳朵里了。保防人员便警告他少发牢骚。

这一警告，激起了韩诚生的反弹。他准备开保防人员一个大玩笑。谁知玩笑一开不要紧，竟送掉了一条老命！

韩诚生趁值夜之便，于无人时起草了一份文件。他自称人民解放军台湾先遣队司令，在文件中谓：解放军先遣队已隐密而安全的渗入台湾，后继部队将陆续登陆，台湾解放在即。希望台湾各有关机关全体员工，做好准备，迎接解放大军，并保管好一应公私财物，以利接收。如有破坏公共财产情事，严惩不贷！文告是钢板刻好油印的。印好后即分别投邮函寄与各县市政府、乡镇公所、农、渔会及合作社等机关。

原来韩诚生的太太为了贴补家用，在台北和平东路开了一间杂货店，兼营邮政代办所。故韩诚生对邮政业务甚为熟悉。他投递文件时，分别投于不同地址的邮筒内，以分散邮检人员的注意力。投完，他等着看热闹。

热闹是免不了的，不过全在暗中进行，韩诚生一点也看不见。各机关接到该文告后，不禁骇然！紧张的交予安全室处理。由于台湾各特务机构领导系统不同，看到该文件的特务各自向自己的上级反应，最后连国防部长蒋经国也知道了。小蒋赫然震怒，严令限期破案。

特务们会商研究的结果，认为该文件从不同的地点投邮，显然是了解邮务的人干的。于是着手清查各邮局。台北有位邮务士，由于曾经在土城生教所感训过，特务们觉得他嫌疑重大，抓起拷问。该邮务士熬刑不过，当场死亡。特务便将尸体拖至蔽巷，让汽车辗一下，说是车祸致死。

但事情并没了结，有人认为可能是无聊汉子的恶作剧，不值得重视。别人反驳道：“谁有这么大的胆子？”调查了半年多仍线索毫无，半点进展也没有。然而差可告慰的是海峡对案并无集结兵力的迹象，台湾也没发现一名解放军。虽然如此，案子仍待侦破。

最后根据案子跟邮政有关的假定，特务想出个办法：由邮局出资大登广告，举办一次“邮政常识有奖问答”；题目简易而奖金优厚。这招果然有效，韩诚生上当了，阅报后欣然参加了该项问答。特务们从堆积如山答案中，逐一核对笔迹，韩诚生终于现了形。

宪兵队拘捕了他，韩诚生非常“合作”，坦承是他干的。问他用意何在？韩说只是开个玩笑而已。这真是令人哭笑不得的答案。动员了庞大的人力，耗费了巨额的经费，南奔北跑忙了一年有余，决心要侦破的“匪谍”大案，到头了却是场玩笑，荒谬，太荒谬了。但事实确偏偏如此。

经过清查，过滤韩的人事背景及交游情况，觉得攀扯、罗织不出什名堂，即将他移送法办。军事检查官很快的以《惩治叛乱条例》第二条第一项的罪名予以起诉。当韩诚生接到起诉书，得知罪名是唯一死刑时，始知闯了大祸。幸好他平日人缘不错，同事们获悉事实真相后，都尽力挽救。主官也认为韩是位专业知识丰富、工作勤勉认真的好部属，也答应帮忙。大家知道韩近来因头痛常跑医务所，便要求医官出具一张“精神分裂”的诊断证明，做为申请减刑的依据，医官以兹事体大，不敢作主。最后仅勉强的在诊断书上加添了“疑有精神分裂症”字样。

案子以“无期徒刑”定谳。韩诚生也被移送到台东泰源感训监狱执行。事情至此应算终了，是又不然！

某日，蒋经国心血来潮，忽然问起这件案子来。手下将侦破暨判决情形据实禀报。小蒋不悦的道：“这种人怎么可以还让他活着？”这句话宛如一道催命符，将韩诚生送往枉死城！

台湾号称“自由中国”，是“民主法治的国家”，把一名判决定谳的无期徒刑囚犯，随便拖出去毙了，总不太“法治”，好歹得完成“法定程序”。这难不倒刽子手们。他们竟行指令韩诚生的主官，依《军事审判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五项之规定，提出“再审”之诉。该主官不敢抗拒，状子立即递送国防部军法局。军法局收到状子，跟着就判决发回更审，“效率”奇佳。

在台湾所谓“叛乱犯”，不经由当事人或家属，而由当事人的主官代提“再审”之诉的，这是破例的一遭，也是空前绝后的一遭。

当宪兵到泰源监狱去押解韩诚生到台北候审时，韩不胜惶恐，因为申请再审的状子，连副本也没抄给他。倒是监狱官操着八股的腔调安慰他道：“总统是仁慈的，政府是宽大的，这回你一定会减刑。”

更审的结果，刑是“减”了，由无期“减”为死刑！

“二条一”的罪名是“意图非法颠覆政府已着手实行”。韩诚生既无颠覆政府之意图，更谈不上着手实行。何以蒋氏父子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呢？从一则小故事中可了解其心态：慈禧太后晚年，有次找了个太监陪她下棋，中盘，太监忽然得意的道：“老佛爷，奴才要杀死你这匹马。”慈禧立即变脸，叫人把那名太监拖下去活活打死。原来慈禧年迈忌讳“死”字。蒋氏父子自败退台湾，忌讳与共党有关的任何事物，故共党曰匪党、解放军曰匪军、大陆曰匪区。莽莽神州，遍地皆匪。今韩诚生公然而有意的犯忌讳，冒充解放军吓唬人，所以伟大的“国民革命军之父”就要“仁慈”一下，给他个“痛快”了。

“严父慈母”的新估价（李霁野）

自治会请我向诸位同学说几句话，大概是因为我好说话，饶舌，所以在全校罢课，各位先生都闭口的时候，还要我现一回丑，不然就是因为我好说话，在大家没有好功课可听，需要一点余兴的时候，我总不会扫大家兴，板起脸来，说一声“议决罢讲”。再不然，就是因为我爱说好话，曾经祝诸位“花好月圆”，而且招待过两次新女婿了。因为我说话好，我知道是绝不会的，所以置之不论。若是为了其他三个原因，我可以说都是错误的。第一我不好说话。我在北碚一年，有人说没有听过我一连说三句话，是真的。好说话也不尽然，我在这里的口碑，诸位大体知道：坏脾气，不好说话的。说好话吗？也未必。今晚我所要说的便是坏话多。

诸位看这一点小事，你们就闹得错误百出——我是按一个人犯一个错，以一乘百计算的——所以关于其他的事，我奉劝还是多思考一番的好，不要觉得太有把握。什么样算是小器，算是褊狭呢？人云亦云，凭了不过半打的成见过生活，便是小器，便是褊狭。甚么算是大方，算是宽容呢？持开明的态度，求了解不同的观点，时时将自己的意见加一番新估价，开一点新天地，便是大方，便是宽容。专门教育家的高见怎样，我不大知道，就我素人的眼光看，教育的功用应该就是养成这样的态度。

英国的一位思想家说德国哲人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思想，是投入十九世纪思想界的一颗炸弹，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尼采要将一切旧价值重新估一番价。思想像衣服一样，会旧会破，会不合时，所以有时需要改做，有时需要弃置，受大学教育，将来又要负教育责任的人，不能只做估衣商，时常要去去布店，动动剪刀的。

讲起衣服的比喻，我觉得“严父慈母”的观点，真是一件古老的旧衣，开头就裁得不成样，现在实在有改做的必要了。这件衣服，我们在或长或短的时间中都曾穿过的，诸位可以自问一下，现在是否还在穿着。不多天前，一位母亲被六、七岁的孩子无理性的纠缠不休，我适逢从旁边过，她笑一笑说：“严父慈母，不好做……”我只好唯唯诺诺，加快脚步，我心里可是怪难过的，因为她有做好母亲的材料。诸位只要不闭着眼，这样的母亲是随处可以看到的。这是我想起说这个题目的最近原因。至于这个问题在我的心里存在，恐怕总有三十年了。我曾经看过不少被“严父”或“慈母”牺牲的孩子。因为“严父”的观念作祟，有些家庭简直冷如冰窖，试问在没有温情的环境中，孩子怎能生长好？所谓“慈母”，却又一反父亲的态度，而且因为是一种大家推崇的反动，势必过火到有害的地步。于是孩子在这一冷一热中，仿佛害着恶性疟疾一样，只有丧心病狂的人，才会说这样的儿童是幸福。

本来父母之道千头万绪，我是不配谈的。我不过就所知道、所想到的一点，讲给诸位做参考。我说“严父慈母”的观念，是开头就裁得不成样的衣服，我可以引一段书，表明这并不是新异得了不得的思想，非以“过激目之不可”。俞正燮在他的《癸巳存稿》卷四中，有一则“严父母义”，这样说：

“慈者，父母之道也。《大学》云：‘为人父，止于慈。’《礼运》云：‘父慈子孝人之义也。父子笃，家之肥也。’《左传》晏子云：‘父慈子孝，礼也。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礼之善物也。’……《孝经》云：‘孝莫大于严父。……’又云：‘以养父母日严。’又云：‘祭则致其严。’皆谓子严其父母也。《表记》云：‘母亲而不尊，父严而不亲。’此汉儒失言，于母则违严君父母及养父母日严之训，于父则违慈孝之谊，由误以古言严父为父自严恶，不知古人言严，皆谓敬之，《易》与《孝经》皆然。……”

这段文章我觉得说得很好。从这我们可以看出，“严父”原是敬父的意思，并不要父亲做铁面的包公，或无情的阎罗王。父亲也是要和颜悦色，有情有理，才可以得到儿女真心的爱。“父慈子孝”原是很自然的。

中国关于父子的观念，有两个大错误：其一是父亲要有威严，所以处处要儿女畏如神明。其实用畏惧做基础，连权威也只是维持一点表面，爱是很难存在的。第二要儿女尽孝道。这简直是放债讨债，哪里谈得到什么天伦之乐，当做应尽的义务，孝是没有许多人实行的；就是实行的少数人，也往往不真不深，敷衍敷衍面子，建立在人情上的父子之爱，却就不同了。这种爱的关系是人生的一大幸福。

我说在错误的严父观念中没有真孝，至少很少有真孝，诸位中也许有人以为我的说法偏激、错误。其实这话再平庸不过了。我是向无高见的人，只用常识的眼光来看世事。今天早晨一个朋友告诉我，一个教育视察员从某地回来，发表谈话说，一切平静，并无学潮。这不是和“此地无银三百两”一样吗？二十几年前，我的一位体育先生告诉我说，若是觉得身体的某一部分存在，便是某一部分有了问题了，在健康的情况下觉不到存在，我一直觉得这话很有道理。道学家宣传孝道越厉害，每有一点荒谬的孝行，例如割股；无害的孝行，例如怀橘，便大加宣扬，便是证明孝行是何等珍奇，何等少。很流行的二十四孝图，诸位大概是都看过的，卧冰求鲤，饱喂蚊虫，不知诸位怎样，我可办不到。这热心的宣传，我以为就是“并无学潮”式的谈话，表明要提倡的孝行，已经有了问题。自然的慈孝关系，像健康的身体一样，是不觉的，根据了我所指出的那两种错误观念，可就建不起这样关系来。诸位想想，怀个把橘子老人家吃，还要被宣扬一番，人情岂不就淡薄得可以了吗？可是在父必严、子必孝的家庭中，这已经可以传为美谈了。

所以说父亲应当严厉是错误的，我们不能恭维“严父”。这样的父亲得不到子女的爱，他们的关系往往像路人一样隔膜。这是彼此剥夺整个幸福。子女从家庭中所得到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学校所能给予的还要重要，在这方面，做父亲的则应该担当一部分的工作。没有亲切和睦的关系，这种影响不会深入，所以就教育的意义说，严父已经将这种资格失掉了。

现在这种情形幸而好多了。若是诸位有怀橘的孝行，学校便发给一个奖状，大家一定要吃惊发笑。和情理的增加成正比，孝的标准也提高了。在受过新式教育的人中，严父的数目减少，不过有不少又变成了“慈母”，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来了。

我们就放下老太爷不提，再来谈谈“慈母”。对于子女，母亲还要更重要，所以我的话也略多一点。我说我们应当将一向“慈母”的观念重新估价，不是主张像对待“严”一样，将“慈”也取消。绝不是。我以为慈爱对于孩子不仅好，而且是绝对的必要。我是要将慈母的观念弄清楚，并就现在的科学研究所给我们的指示，略说一说怎样的人才配得到我们的崇敬，才能做新时代的慈母。母亲的责任是重大的、神圣的，不能苟且从事。所以我们第一要将错误的观念铲除了。

一向所谓慈，十分之九是超出了合理的爱，对儿童姑息的意思。爱是好的，姑息却是绝对的恶。惯坏的孩子还不如早死了父母的孩子幸福。我不是愿意说过火的话，因为受了过分姑息的孩子，在人的关系上很难适应，在任何环境中不仅自己不快乐，也往往将不幸加到别人身上。这样的孩子容易神经过敏，觉得人情冷淡，世俗刻薄，不如意的例子特别多。性情软的，处处觉得受人气，性情强的，处处给气别人受。一个朋友说我下不了地狱，可也上不了天国，要是人间充满了姑息坏了的孩子，教我怎样办呢？所以我将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

现在我再来用点具体的事说明我的意思，以前多半因为人觉得婴儿期没有什么教育的重要，所以对它忽略。婴儿既然不懂甚么理性，一切只好随着他。小猫似的闭着眼，哭起来是怪有点可怜的，女子的心肠又慈悲，再加上没有正确的知识，开始就走上姑息的路，几乎是无可避免。现在我们知道，婴儿期是最重要的，教育从降生的第一天便开始。婴儿期的教育便可以决定他的一生。在许多事情上，第一步都是最关重要。教育婴儿的第一步，是建立良好的习惯。

最初要养成的习惯是规律的食与睡。按时哺乳已经是现代育婴学第一个基本通则，可是在中国，不遵行的有百分之九十九。不仅对于婴儿柔嫩的肠胃有必要，对于养成其他习惯也是必备的基础。母亲是否要犯姑息的错误，这也是最好的试金石，抵抗号哭着要奶吃的婴儿，一个母亲需要很大的勇气。不过，天下的慈母们最好记住：往往在她们认为无关重要的行为上，她们便播下了不幸的种子。再说奶质好，有了专门大夫指定的食物，健康的孩子在睡眠中也微笑，世间若有比花更美的东西，便是这样的微笑。哭的时候自然也有，若不是因为身体的苦痛，对于他只有好处；哭是肺部的运动，稍大也运动他的腿和胳膊，在他的生长上很有必要。较大孩子的夜哭，若不是由于习惯坏，自然应当请教医生。

婴儿吃过便睡，渐大，醒的时候渐多，用摇篮和催眠歌原是中外同样的，现在这种办法已经被人家排弃了，不过我们大多数人还在用；这是不正当的办法。从最初起，就应当使睡眠成为当然的事，不需要任何的帮助，这个习惯的养成看来很简单，其实也需要很大的耐心和勇气。若是有一日姑息，唱一个小歌，第二日也许就要有摇床，等三回也许要开灯看着你唱和摇，以致睡眠成了顶麻烦苦恼的事情。我就知道有好些个孩子，非父母轮流抱着在屋里走不肯睡觉，使大人小孩的健康都受损。母亲不累死就算是幸事，这样的婴儿要求的注意越来越多，终于成了家庭的霸主，事事非听他不可。光只给父母添点麻烦倒也罢了，不过害处绝不止此。这样的孩子最容易自私，不体贴别人，要在以后的生活上克服这种性格上的弱点，他不知道要吃多少苦，何况克服不了的时候很多。

这点点道理自然很简单，可是受过很好教育的母亲也常常以为没有什么必要。她们只知道孩子在一天有些时候特别不乖，脾气好点的拼命伺候他，想尽种种的方法仍然无效，有时不免伤心流泪，以为孩子天生来的不好，脾气差点的，口头唠唠叨叨，讲些孩子全不理会的道理，不听话的习惯就慢慢养成了，脾气坏的就动手打，因此毁灭了儿童的自尊心，亲切的关系破坏，母亲能够教育子女的力量便这样断送了。原因很简单：孩子不是因为不能按时有“食物”，饿了，便是因为不能按时睡觉，累了。近代的研究指明，问题的儿童多半是因为营养不足或不当的缘故，睡眠和食物有分不开的关系，也是健康的要素。因为小慈悲或懒惰或无知，对于孩子这两方面姑息的，都是最大的残酷。自私，不听从合理的指导，没有自尊心，都是性格上很大的弱点。这些弱点都是老牌的“慈母”送给她们孩子的恩物。

还有养成姑息习惯的时候，便是孩子生了病。其实，食眠的习惯比健康时对于他还要重要。除了医生指定的改变之外，原有的规律，应当更严格的遵守。在这时表示过分的爱和因爱而起的焦虑是常见的现象，最好极力加以约束，不要一时摸摸头，一时摸摸手，一会吻吻，一会抱抱，影响他的静睡。集中一切使他健康恢复，不要在病中养成他过于自怜的感觉。这种感觉对于他的身心都不好。

和病有关的就是伤。跌倒流血在孩子原是常有的事。若是发生了，安安静静的敷点必要的药，重要的找医生，不要慌慌乱乱，小题大作，对于意外的应付，在孩子是一种很好的训练，不要将懦怯和畏惧在这时候向他心里灌注，自然应当避免的危险，是要替他或教他避免的。

对于自己的孩子们有偏爱，爱自己的孩子胜过爱别人的孩子，大概是很难避免的。往往有很明达的父母偏爱最长或最幼的孩子，将他惯坏，引起兄弟姐妹间的不和。我们那里的土话称最小的孩子为“老憨”，成问题的儿童特别多，和独生子女一样，那原因也不外乎姑息。和别人的孩子相处，因姑息而偏袒自己的孩子，已经普遍到几乎被人认为美德，情人的眼里既然出西施，母亲的眼里自然也出天使。不过，做母亲的人最好记住：天使堕落为魔鬼是以前有过的事，以后也还会有，全要看母亲对他们持个怎样的态度。受姑息过的孩子，在其他孩子中不是破坏团体，欺负弱小的孩子，便是跑着回去找妈妈哭喊告状，是最没有出息的。他们的母亲往往也最多是非，爱明争和暗斗。教不好孩子的。

小孩子是需要伴侣的，他们自有他们的正义，也有应付的方法，用不着大人操心的。不多时前两个母亲为孩子大起口角，一家关起门来不让一家孩子进，这家的母亲就滔滔不休，大给自己的孩子仗义。有仗义的母亲的孩子动不动就是哭，我想是未必幸福的。我若是母亲，我宁愿他多挨别的孩子几次打，学着少哭，以至于不哭。

在偏爱一个孩子的母亲，和对别的孩子偏袒自己孩子的母亲，一定自以为慈吧。其实，她们最残酷，因为她们使孩子成为嫉妒愤恨的对象，孩子从姑息的爱所得的，远不如他失去的多。不能和同辈适应的孩子以后在生活上所会遇到的困难和失败，我们是可以预料到的。世间不和谐的现象之普遍，我想这也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罢。

因为同伴是重要的，使孩子得到同伴的环境，所以也非注意不可。孟母三迁的故事是大家都知道的，这样的好例子，做母亲的应当学习。曾有一个时期，因为遗传过分被重视，很有人以为天性可以决定一切；现在我们承认环境占着同样的重要。将儿童放在良好的环境中，使他们有自己的生活，使他们从同辈学习团体生活所必具备的美德，比姑息偏爱，惟恐他们吃亏，处处加以保护，不知要好多少。同辈叫一声“不和你玩了”，是一种有力的、有益的制裁，许多母亲竟不知利用，在孩子哭着回来的时候，却安慰他，说别的孩子这不好，那不好。这样培养不成他们的是非观念，往往以非为是。这样护自己孩子的短，只足以使他们迁怒别人，变成令人厌恶的性格。

说到迁怒，有一样常见的错误，我也顺便提到。假如孩子碰了桌子，跌了一跤，做母亲的往往打打桌子，跺地，口里念念有词，说：你不好，打你，你不好，跺你。这样的母亲真慈得可以了。可是她没有想到，她慈得过分，孩子在应有的慈善性上便不免要有欠缺，习惯过深，这样的孩子往往容易为幻想损害，对他人施用残酷。

我以上总说做母亲的往往“慈”得过火，其实还是太客气的说法，因为对于ladies，我一向总是客气的。现在我要不客气一下了。有一句悲愤语，诸位大概都是听过多次的了：“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借你的名义行事！”我现在要模仿这句话说：“慈母，慈母，多少罪恶假借你的名义行事！”

自然主义的文学家以暴露社会的罪恶为天职，很遭有些人的非议。福罗乙得（Freud）派的心理分析学家认为父母子女的爱中，性的成分很多，也颇为引起了世人的惊骇和责难。不过，用愚昧蒙蔽罪恶，更不是正当的态度。我们应当有正视罪恶的勇气，进一步扫除这罪恶。福罗乙得的极端主张固然有不健全的地方，但他确是看到了一部分真理，已经是多数的心理学家所公认的了。我再就这个观点，说一说所谓慈，有时很危害儿童的身心。

第一是哺乳。有个生物学家说，哺乳的本身是一种麻烦的工作，母性固然可以促使母亲从事这样的工作，但是还不够，所以天公使这种工作附带发生一种愉快，性的愉快。这样的说法是有科学根据的，对于母性的纯洁和神圣毫无损伤。这样的态度我希望诸位牢牢记住，在道学气息弥漫的中国，尤其是必要。哺乳期应当是八个月，最长一年。这在明达的母亲，原是不应成问题的；可是竟成问题，就因为姑息的缘故。这姑息中还有未必意识到的动机，说孩子太苦呀，等等，往往只是借口。现在我们知道吸吮乳头是和性的愉快有关系的，过期的吸吮乳头所以容易促成儿童性的早熟，对他心理的发展有害处。过了哺乳期的母乳，对于孩子也毫无营养价值。

第二是黏持（mother fixation），在有些极端的情形中竟成为占有。做母亲的应当记住，小孩有他们自己的人格，自己的生活，母亲的责任是要教养他们慢慢独立起来，不应使他们总成为自己的附属物。从减少不必要的过分照料起，如教他们自己穿袜鞋，扣衣扣，洗脸刷牙，到能离开母亲，自己生活。说起来怪简单的，可是许多母亲先拿孩子做玩物，姑息着，总当他永远是孩子，觉得长大就没有趣味了。日子久了，这样的孩子就成了废物。诸位要睁开眼睛看看，会发现这样的大孩子惊人得多。这样姑息的爱着孩子的母亲，无形间就慢慢发生了占有心，嫉妒也就随着来了。婆媳的往往有仇，原因大半在这里。

我们那里有两句谚语：“山喜鹊，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是以孝的名义责骂成婚的儿子忘恩的。其实明达的母亲应当知道，儿子爱媳妇胜过爱母亲，才是近情近理呢。罗素说，慷慨有时是变形的自私。过度慷慨的母爱，往往是遮掩起来的自私，我们不要受蒙蔽，盲目崇拜。

我说感情成为极端，酿成很大的不幸，并不是凭空说话。事实是很有的。有一对夫妻感情很好的，丈夫是独生子，很为母亲所宠爱，但妻子却为她所不容，终于离了婚。丈夫后来发了神经病。我想诸位也许知道这样的例子，不过有别样的解释，别样的看法。

我的话说得已经够多了，其实意思是很简单很平庸的，我只是说明严父的观念是一种错误，父亲同子女保持和爱的关系，才可以在教育子女上发生良好的影响，彼此享受人生的一大幸福。母亲在教育子女上更占重要，一向的慈多半是姑息，对于孩子身心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害处，是应当铲除的。这样姑息的母亲，不配得到“慈母”的荣耀。现代的慈母，要有丰富的生理学、心理学、医学、食物等的常识。她要有耐心，有勇气，以合情合理的态度，应付解决儿童的问题，她的爱是深的，但不仅是生物本有的爱，却是经过了科学的洗礼，有适当的知识和技术加以辅助。她不期望子女尽孝报恩，但是她所能得到的子女的爱，是传统的孝子、孝女做梦也想不到的。她在子女成人时，觉得完成了一件崇高的工作，这便是她所希望的最高的报酬了。这是新时代所需要的慈母，她才配得到我们最高的崇敬。

开头我说到一个人讲尼采的思想是一颗炸弹，在这个手榴弹横飞的时代，听起来恐怕是怪有点怕人的。所以我要特别声明，我的话只是纸弹，用别人扔下的废纸捏成的，丝毫没有爆炸性。就是尼采也不尽扔炸弹的，所以我引他的一句话，结束我这篇乱糟糟的讲演：

“人必须在内心里还有浑噩，才可以产出一颗跳舞的星辰。”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漫谈食睡哲学，希腊悲剧，包公案，性别及其他（李霁野）

前些天我很荣幸，参加了一个盛大的典礼，行礼前吃了很好的饭。不幸我的习惯很不好，平常吃了粗茶淡饭之后，也非午睡不可，盛餐之后，更觉得有一睡的必要了。自然不能那么方便。天下少有极端的事，不幸中也可以有幸。有几篇很长的好讲演，我因为洗耳恭听，自然很安静，于是难免打了几个盹。这完全是吃得太好的关系，吃后总引起睡来，真是可叹。不过不会熟睡的，所以想起食睡哲学来了。想到希腊悲剧，也多少和正文有关，至于“包公案”等等，却是晚间回来休息时，自己的一点余兴了。

我热心午睡，说起来恐怕有二十年以上的历史了，所以我还有资格说几句话。我说热心，也并不极端，大体以一小时为限。法国文艺复兴初期，有一个人文主义的学者，很好读书，有一天紧靠他书房跟前的厨房失了火，管家连忙跑来告诉他走开，因为火势是很凶的，他说，找太太去，我不管家事！接着还是看他的书。我也热心不到这样地步。不过，已经有了二十多年历史，以后我还预备活三、五十年，也不想改，大概也就勉强可以了罢。

莫看说来容易，这点小事也是费了一番艰苦才做到的。我以前是很崇拜孔夫子的。《论语》都“包过本”。所谓包本，对诸位或者还要加一句解释：一书读完，将全书一次背诵。用私塾的术语说，叫包本。诸位大概记得：“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既然包过本，很难忘掉的，那时我还年轻，“不可雕也”是不乐意的。我想，怎么好呢？

幸而想出了一点道理，不然恐怕未必还能在这里说话。我想孔夫子是曲阜人，是我们常说的山东大汉，身体一定是很结实的，他活了七十三岁，可以证明我的推想对。何况他又坐了马车，周游列国，总在阳光和空气里面呢。我自己怎么样？不是大汉，没有问题。一个大夫曾经警告我说，你不能病。我问他：病了怎样呢？他微微笑了笑。那意思诸位大概也明白。三十多年来，我总没有给他机会使他的预言实现，所以我们胜负未决；不过，结实我是不敢夸口的。至于坐马车到处跑，我觉得也倒很有趣，不过未必能讨到饭吃，所以我也办不到。因此我决定，就是在这一点点的小事上，孔夫子也使我望尘莫及，我若拼命追赶，只好送命完事。他根据了他的体力和生活所定的标准，对于我不适合，我只好违背至圣先师的教训，睡午觉。

说起来我真是不配教你们。一坏百坏，从此算无可收拾了。第一，我失去了对于权威的信心了。唉，真是一个苦恼！远不如引经据典，孔夫子怎么说，孟夫子怎么说。或者学贯中西，西哲某怎么说，洋大人怎么说，这样活下去舒服。第二，我失去了一手拿剑、一手拿经的勇气了。现在渐渐老起来，也不想对训导处贡献意见，将诸位分成睡午觉和不睡午觉的两派，非将其一开除不可了。地球在宇宙间虽然小得可笑，容纳两样人的地方是还有的。所以不午睡的人也不必听李夫子，请随便散步或写情书去，只是不要扰乱别人就是了。

食的问题，是这样想起来的。一个朋友近些天显得发了胖，许多人纷纷请教，是怎样胖起来的呢？吃怎样的营养品呢？可见现在胖起来，不，不痩下去，就很不容易，所以大家都想发现一点秘诀。这位朋友大概是不愿宣布，只说，吃没有什么吃胖的。我不懂逻辑，意思大概是说没有吃什么就胖了。这是怪有点玄的，是不是？

我就想一想。不一会我就将这个秘诀发现了。我要有什么秘诀，绝对不保留，不像他们对原子弹似的。例如前些时，我有一个学生写信来说，情人生疏了，怪苦恼。我立刻就将爱的秘诀传授了。比诗人威廉勃莱克（William Blake）的高明。不过，他是男孩子，所以在诸位不适用。而且一经宣布，天下恐怕纠纷更多，不如保留的好，请诸位原谅。

且说发胖的秘诀。我想这位朋友是吃哲学吃胖的。诸位笑我荒谬，呀呀，请先等一等，再下断语。我所谓哲学，是对于人生、对于社会等等的一种看法。看法宽大的，心就不狭小，精神也容易健康愉快，身体也容易胖些。所以我要将我的意思换了话说，“心广体肥”，诸位一定会说，这有什么了不得，谁不知道，可是有许多事，表面看来都像我的秘诀一样荒谬，其实也未必尽然。最好想想再下断语，不然人家说二五，你因为听不惯，便说可笑，非坚持一十不可，那倒真有点可笑了。

说到吃哲学发胖，我要附带声明一句，我不是纯粹的唯心派，奉劝诸位吃空气过活。英国的约翰生（Samuel Johnson）是文坛一时之雄，虽然他没有第一流的著作。波司威尔（Boswell）在为他作的传记中，记述许多有趣的轶事。约翰生向他说，你要想常有朋友来破除寂寞，最好总预备些好茶点。他的话恐怕是很有点经验的。所谓after dinner mood酒余饭后的心情，比饿着肚子愉快，有这种心情，诸事比较容易解决。我恐怕也难免这种心情，虽然我绝不欢喜赴宴会。所以诸位将来成立了小家庭，自己显显本领做点好菜，我是有请必到。不过，我很反对极端和功利。中国人对于酒余饭后的心理，研究得太透彻，事事从这里求解决。这样的菜饭吃了也许长满脸横肉，也许因为过费心机，吃得骨瘦如柴，我奉劝诸位不要学着吃。太胖太瘦，都是不好看的。

在中国还有筵席，是用人的肉和血做成的。用礼教的名义做的，已经有先辈指明过，我现在所说的是另外一种。前年我从北平出来，在洛阳住了一时，正值豫灾惨重的时期。有一两次我沾光被小阔人请吃饭，讲究得很。一回有一个不识趣的人在杯觥交错的时候说，这一席是三个孩子的身价。当时卖孩子的很多，二百元一个，父母子女依依不舍的情形，到处都是。“吃人的筵席”，我觉得我就是陪同吃人的。报纸多次登载放赈，放赈，放赈，有一天果然兑了现，报纸都大登“灾民受惠不浅”。每一个灾民得大洋三元，在当时可以买一个半烧饼。这样的筵席有时也不易辨别，但我一觉得有人味的嫌疑时，莫说午睡，吃后往往连晚上也睡不了。我自笑我的胃口太不好了。

我的话扯得太远了，我原是只想说说笑话的。但是脱不了教书匠的习气，仿佛曾劝诸位不要将表面上荒谬的事情，一下就断定是荒谬，反过来说，堂皇的场面，不要一见就目眩，拜倒在地。

“Not all that gilsters is gold.”

“发光的未必都是金子。”

诗人的话，大体是没有错误的。

提到诗人，我常听人说，他们有inspiration，灵感。我在恭听讲演时，倒也有了点灵感，先也还有点诗意，因为想到希腊的悲剧，以后却越想离诗越远。其实，我哪里懂什么希腊悲剧，哪里配谈希腊悲剧呢？这只是自贴广告，说穿了不值一笑。不过骗人失信是要不得的，我总得略点一下题。多数希腊的悲剧，都取材于通行的神话和传说，所以观众对于故事的演变和结果，事先是知情的。剧中的人物却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往往无意说出的话预兆着将来，对于观众满有意义。所以剧中人物所了解的是表面的意义，观众所了解的是话中的隐含的意义。这就是所谓dramatic irony，希腊悲剧不常用的。

我所以想到希腊悲剧的原因很简单：台上人所讲的是表面的意义，台下人所想的是隐含的意义，构成一种很好的dramatic irony，自然有两点不同：第一，讲演的人对于他话中的irony，是自己心会的，希腊悲剧的人物却真正毫不理会。第二，听讲演的听众拿讲演人的表面意义和他的过去和现在的生活做对照，欣赏dramatic irony，观剧的人们却拿演剧人的话和他将来的生活做对照，欣赏dramatic irony，剧中人不知道自己的将来，所以说出预兆的话，听众为他担心时，他并不害怕得脸色苍白。讲演的人未必知道听众心会的隐含意义，所以也并不面红耳赤。所以看戏是怪有趣的。

我来举一两个例子。曾犯贪污行为的人在台上大讲其廉洁，知道他过去和现在行为的听众，无异看希腊的悲剧，所以，那口是心非的讲演，也是值得恭听的，我曾听过一个国立大学校长大谈尊师，不惜反复训诲学生，尊师，尊师，还是尊师，可是他为捧官僚，替他留下学校的住宅，教授却可以没有房子住。当时我因为还没有悟出这个道理，颇有点愤慨，现在想起来是怪可笑的。

上面我说到约翰生，仿佛他只欢喜吃好茶点似的，诸位要这样想，是错误了。此老心直口快，他认为小人的，他可以直呼不讳。可惜世间，特别在中国这样的人太少，所以有许多堂皇的场面，不能被揭开，露出下面的卑污丑恶来。

要论堂皇的场面，当然以官场为最多，可惜我是乡下人，见识少，没有什么可谈的。报上看来，耳朵听来，都不能算是直接的报导，所谓first hand information，所以“官场现形记”我无法为诸位述说。我现在动不动讲到二十年前，三十年前，诸位都还没有出世的时候的事情，自己想起来怪好笑。不过以现时说总是少谈的好，我又大概没有机会再和诸位谈话了，就请原谅我再说一次三十年前，二十年前的事。

三十多年前，我很爱读“包公案”。他有时听人告冤状，连鬼都帮他忙，我真佩服他是了不得的清官。当时自然也毫不奇怪冤状何以那么多，也不奇怪他为什么不遇到坏鬼捣他的乱。以后也偶然听到县官出访，乡间的老百姓有时在轿前叩头喊冤，县大老爷替他伸冤报仇，做过一两次之后，往往到处都可以为他竖起德政碑。我那时想，用“包公案”做参考，做这样一位县大老爷也不坏。以后稍大一点，渐渐觉得要时常出访，也是太辛苦的生活，而且一生中间，也怕访不出许多有趣的案子来，官瘾就渐渐淡下去了。上中学后，听到什么“法治”之类的异端邪说，我的清官梦便烟消云散了。上中学的时代，对于一切还是看得容易，所以我想，我的梦一完，包公的时代也就过去了。哪知道不然的。二十多年前，在北洋军阀的时代，我有一个同乡，国民党党员，被捕下了狱。据说是罪当处死刑的，不过只被打了几个死去活来，等北洋军阀倒台被释放，审讯他的人依然走鸿运，继续做他的官，在筵席上他将审讯这位同乡的故事，当为美谈传说。他说，第一次要判决他死刑时，仿佛有一阵阴风吹过，他一惊，心想莫非有冤吗？没有判。第二次，阴风吹得他头疼，自然判刑也是延缓了的。第三次他决心非判不可了，阴风吹得自然更厉害。他一想，有冤无疑，决心先不判，等着托梦了。我的这位同乡因此活了命。以后在他手里送命的人还很多，因为时代终于改变，阴风大概是不再吹的了。

我想这位老爷一定也爱读“包公案”。

以后我也经历过更多惊险的场面，不过，不过，——我们不如就以不过了之罢。何况这种场面又是不如堂皇的场面愉快，我们且离开官场，到别的方面找找去。

普通的堂皇场面，总捧出一面道德、正义、或公理的牌子。这样的牌子往往要骇倒人的，势力大得很。诸位稍稍留心，原是随时随地可以看到的，用不着我说。不过近在眼前，天天可以看到的东西，我们往往忽略过，看不到。例如，我几乎每天到校外去散步，可是一棵金黄叶子的白果树，一丛火红的秋叶，我经过朋友的指点才注意。还有我有一只用过几年的表，一个同事突然考问我，表面是罗马数字，还是阿拉伯数字。我想了想，结果还是答错了的。所以我还是给诸位举几个例。有一个学校的教授，用道德的牌子，反对一位女生的恋爱，自以为堂堂的公理，当然在他的掌握中无疑。他也许想找求发谗言的材料，竟偷看人家的私信，看其中有怎样的阴私。用这样卑劣手段支持的公理，在性别上是有问题的。自然，我所指的还不止这一类。最近《大公报》记载——我并无特别通信员报告，只看报纸的记事——四川大学发生了一点风波。有些学生发现别些学生的阴谋，捜出文件之类来了。阴谋是要不得的，公理显然在发觉的学生这一面。不过，发现阴谋，捜求文件的事，由学生来执行，我的见识少，在民主的国家，似乎还没有前例。我不免疑心，自然是不对的，这里的公理，性别恐怕也有问题。

我说公理的性别有问题，有些同学大概疑心我说胡话。学过法文的同学，也许以为是有关法文主词的阴性或阳性。要解释，又要回到二十年以前去，真是没有法子。下不为例。

约在二十年前，一个女学校发生风潮，有了对立的两派。有些名流学者为一派学生说话，口口声声说是拥护公理。有一位先辈，是专爱在堂皇的假面上捣窟窿的，说他们的公理不过是婆理。吃过一餐好饭之后，总要想些愉快的思想，才合卫生之道，所以我回来就想戏，想“包公案”，想这怪有意思的话。

我总不愿谈目前，不过，我想到那怪有意思的话，想到性别，却也另有一点近因。那天参加典礼前曾到镇上去，从“白沙简报”上看到璧山同性结婚的新闻，照例是要捧出道德的牌子骂几句的。我曾经同诸位略谈过这问题，在这里不想再说什么话。我只提到还没有完全忘记的，一点生物学的常识。动物在降生后的初期，性别是可以用人工改变决定的。将雄性的有些内分泌注射到雌性的身上去，雌的就渐变为雄的。使雄的有些内分泌停止，它就渐变为雌性。但是将雌性特有的内分泌注射到雄的身上去，却丝毫不发生作用。

从我对公理所说的话联想，诸位也许以为我是怪悲观的。其实不然。何以见得呢？我刚刚说过的这点生物学的常识，看起来很微细，却就使我怀着很大的希望。用阉割，使天下完全成为清一色的婆理，自然很有可能，但大体说起来，只有三分之一的机会。用公理进攻婆理，婆理是要被消灭的。拿婆理和公理纠缠，不会发生什么效力。

我说是漫谈，总算还没有欺骗诸位，我谈的实在是漫无头绪。诸位老是听不清楚也难怪的。我近来觉得仿佛有点精神失常，说话往往毫无伦次。因此我总避免在外边散步，也不坐船，怕迷迷糊糊的落到水里去。不过，“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万一我果然落到水里，诸位可认定了是我精神失常，万不可相信有水鬼。我们办的是最新式的教育，不准相信有水鬼的。

我的记性不甚好，仿佛记得开头讲到了吃饭。没有什么关系。我喜欢吃，我是还记得的。所以最后我有一点小小的请求：水里的生虾活鱼恐怕没有什么好吃，请诸位记住偶然给我扔下几个粽子去。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wjm_tcy注：真不知李大师把此人的这篇文章收入《千秋评论》的目的何在？全文废话连篇，用语狗屁不通。

学问与事功（居浩然）

目前在被称为文化沼泽的台湾，最缺乏一种学术上的度量衡，这就是“学格”（scholarship）。“学格”是一种治学的标准或规格，包括接受与贡献两方面。在接受方面，这就是基本训练（basic traiming），譬如学一个新术语，先必须弄清楚过去的学者对于这术语的用法。在贡献方面，则包罗更广。一个受过训练的学者，可以在既经到达的学术成就线（frontier）之上，提出他的贡献，通常用论文（paper）方式发表。我们撇开语文的修养不谈，专就论文的内容而言，用以衡量其是否具有学格的，乃是一串听起来似乎是道德方面的名词。第一是诚实，尤其对自己诚实，自欺欺人，是学术界的不良分子。第二是认真，这包括审慎（prudent）和明辨（discreet），这就是规矩，所谓“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除此以外，凡一般人格修养方面所应遵守的德吕，在治学方面，几乎都用得上，不过这里的对象是“学”，而不是“人”。

上面所说的学格，对于任何学问都适用，但因为scholarship一名词原从西洋传来，其适用的典型方式自属西洋的学术。假定大学教育目的在研究学问，那么四年的基本训练就在养成学生的学格。过去有人以为大学四年在传习治学方法的，现在看来，并不如此。习得治学方法无须四年时间，唯有学格的培养才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这又不在所选功课的多少或所习功课的内容，而在具有学格的老师朝夕熏陶。英国牛津大学的学生可以不上课，但必须在导师的书房里受烟熏，这样熏出来的就是学格。过去还有人以为大学教育在从事专门研究的，这在今天也说不上。分系设科，乃职业训练的遗迹。研究学问是异途同归，任何一系都可以养成学格的。至于专门研究，已属研究院或高等研究院的范围。现在有所谓博士以上的研究（post-doctoral research），更充分证明大学四年只是基本训练，所训练的就是学格。

没有受过基本训练的天才，也可能才华超人，发为文章，道人所未道。但就学格而言，毕竟逊色。因此这一类天才的作品，很难原封不动地纳入既有学术成就的仓库。有些近乎艺术品的论文，只能说是有助于正统学者的灵感，大部分则必须经过正统学者加工重制以后，才能在学术市场上流通。其间的差别在可靠性（reliability），而可靠性的背后就是学格。换句话说，有学格者可靠，无学格者不可靠。这譬如同一句话，出自张三口中有分量，出自李四口中就没有分量。在这二十世纪科学发达的时代，禁得起时间考验的学者，其分量在学格，不在才华。

学格用在西洋学术上是一种典型方式，用在其他学问上则没有这样明显，但基本上也都能适用，譬如与西洋学术距离较远的中国的大学问（Great Learning），乃是“学，问、思、辨、行”的简称，也就是包括“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五个阶段或过程的“一”件事。这种大学问，偏重人格修养，因此即知即行，不但要能知，而且要能行，做学问就是做人，做人也就是做学问。然则做中国大学问有没有学格呢？当然“有”！基本训练在洒扫应对，这是启蒙以前就开始的。启蒙以后，先要识字，其次读音，这些都是“小学”的基础。进一步就要讲求“诚”“敬”的功夫，再就是“礼”——纪律，克己复礼是做人的根本，也就是做学问的根本。前面说过人格修养方面所应遵守的德目，都能用来治学，这里所治之学就是人格修养，全心全力把自己“做”成人。对象既然是“人”，一切德目当然更能百分之百地适用。因此中国的大学问基本上完全适用学格的规定，也何以说中国的“人格”之学，其治学精神无异于其他学问（治学方法则大异其趣），然而实际上问题并不如此简单。

做人本来是为己之学，各人为自己做一分是一分。而三代以下，道德沦丧，有圣人之徒出来教学生做人，这就在“人格”之学以外，产生了一种“人格学”。换句话说，原来“做人”就是“做学问”，圣人之徒添造了一种“做人的学问”，起先口头相传，后来竟然笔之于书（大概是子张开的端，他因为怕记不住，写在衣带上，以后大家都效法了）。而且诸子百家，各有各的说法，这种“做人的学问”世就愈来愈复杂。一直到汉武帝独尊儒家，这才确立了正统的“做人的学问”或“人格学”。从此中国大学问包括了分不清楚底两部分：做“人”与做“做人的学问”。贤良方正孝廉是前者的理想，五经博士是后者所能到达的最高标准。做人要遵守人格修养方面的德目，已经在上一节说明，做“做人的学问”也有一定的规格，这在汉代称为家法，清代的汉学家则着重功力，功力与家法都是学格方面的条目。

汉儒讲识字，魏晋六朝研究读音，只从《隋书》经籍志中就可以看到这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学者在“做人的学问”或“人格学”方面的成就。到了宋代，受印度传来底佛教的影响，掀起一大浪潮。宋儒认为中国大学问的根本在“做”人，不在“做”做人的学问。于是提出一些显然带有佛教商标的口号，诸如：“直指本心”，“明心见性”。这种口号用在人格修养本身，原属见道之言。但若由此引伸，以为做“做人的学问”也可以运用同一方法，那就大成问题了。做人的对象是人，从一个原始材料——动物——琢磨成一个“人”，主要在启发人性或赋予人性。做“做人的学问”的对象是书本上的知识，这些知识是死的，既无人性可启发，也不能起死回生，所以人格修养上的结论，不能移用在这一方面。譬如宋儒最喜欢标榜的境界，乃是“一旦豁然贯通，则表里精粗无不到，全体大用无不明”。这在做“人”确实如此，因为做“人”原在勉强自己去合乎社会的整合标准，这个整合标准起先多半在暗中摸索，一旦领会了，则所有枝节都迎刃而解。但同一方法若应用在“做人的学问”方面，就成为王阳明的“格”竹。格了三天三夜以后，不但未能豁然贯通，而且格出一场病来。

大学上的八条目原本都不离人伦日用的范围。其中“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六项，很清楚是人格修养的功夫，唯有最后关键“致知在格物”一句话，不但使王阳明生病，就是在清末民初，也误以格致学的译名代表西洋近代科学。甚至在今天，香港大学校训中还以“格物”代表科学，与代表人格修养的“明德”相对。其实这里“格”字既不能做分析解，也不能做分类解。《书经》上祖巳训王有一句“惟先格王正厥事”，“格”字宋儒解做“正”字，因此全句意思是先“正”王心再“正”所做的事（祭祀等等）。下文有“格其非心”，也就是“正”其非心的意思。另外《论语》上有一句：“有耻且格”，“格”字更只能做“正”字解（格字在五经里也可解做“至”或“来”，但不能用在此处）。至于“物”字，朱熹解得很对：“物犹事也”。通常所谓“不诚无物”，最足以说明这一点。“不诚无物”绝不是说不诚心就没有外物，而是说若是做事没有诚意，就等于没有这件事。譬如过年祭祖，在祖宗灵位前上供叩头，若是不诚心，则上供叩头与不上供叩头相同，也就是说不上有祭祀这件事。用“格者正也、物者事也”来解释“致知在格物”，译成现代语应该是“要知道社会整合标准在把事情做对”，而不是“求知在分析外物”。明白了这一点，对于中国的大学问方能深切体会。

宋儒撇开了做人的学问讲做人，不失为中国大学问的正统。但做人是为己之学，各人做各人的。生命完结，大学问也完结，至多剩下一些做人的纪录（不是大学问），供后人做大学问的参考而已。这在行有余力的天纵之才，总觉得心有未洽。其次，所谓“良知”或“良心”，实际上只是某一社会的整合标准，这一社会的统治者或既得利益阶级只要稍有头脑，就可以在暗中操纵，使得有良心的学人都成为奴才。譬如在“良心”里面加上“忠君”的成分，就没有人能分辨出这是超社会性底德目，抑只是统治者的圈套。社会整合标准的政治性，因满清入土中国而充分暴露，于是清初的遗老开始怀疑宋明理学的根本价值，转而向汉唐，甚至先秦去追究古代的整合标准。这一转变在王船山先生遗书中最为明显，但后来满清统治者的控制力量日益加强，一再大兴文字狱，并用种种手段牢笼奴才型的学究，有意于学问之士既不能对于价值问题或整合标准追根究柢，就只有在“小学”方面大作其文章，以至于“饾饤琐碎，玩物丧志”了。

汉儒讲训诂、宋儒讲义理，在根本上都以中国的大学问为依归。到了清儒讲考据，标榜汉学，其实只是汉学之末。有清一代的考据校勘，乃是政府高压下的产物，在治学精神上与中国的大学问愈来愈远，但在治学方法上却与西洋近代科学方法有貌似之处。不过西洋近代科学以自然现象为主，清代的汉学家则以故纸堆为对象。到了清末，增添了甲骨文的材料，由文字而实物，与西洋近代考古学更加接近。清末的最后一位正统学者可以说是王国维先生，至于考据《红楼梦》作者的钻牛角尖人士，虽然懂得一点西洋科学方法的皮毛，却与中国的大学问全不相干。中国的大学问在做人，可以用学格衡量其治学精神，但用不上科学方法。至于做人的学问则是书本上做人的知识，用科学方法研究可以事半功倍。清代汉学家做了一辈子的考据工作，懂得科学方法的民国人很容易在三五年内超越之。清儒大半靠博闻强记，因此难免记忆错误。民国人则用卡片分门别类登记，发表论文时用脚注（footnote）及引得（index），不惟在方法上进步，在学格上也更上一层楼。

因为中国的大学问在人格修养，而人格修养有其社会性（超社会性底道德实际上并不存在），所以中国的大学问与事功分不开。孔夫子在家里“为政”，并不是自己替自己解嘲，而是合乎他当时地位的治学方法。就从孔夫子一辈子不得志的例子，也说明了中国大学问与事功之间的矛盾。做人的目标在做好人，但好人在事功方面往往失败。像宋襄公那样打仗还要守规矩，岂不是自讨苦吃？现实社会中要求“兵不厌诈”，当面说谎乃是家常便饭。若是处处诚实认真，能苟全性命已属不易，哪还说得上事功？为适应环境，有时就不得不从权。但若是应对之际从权多于从经，经权的界限也就很难划分，何况从权根本上是违反学格的呢?

孔夫子十有五就志于学，三十岁确立决心，四十岁更不疑惑自己所立的“志”，这是中国大学问方面的成就。在事功方面则并不如此顺利，五十岁以后虽稍有表现，但不久就弃官出国，到处碰钉，天命如何，这时候应该能知道。六十岁声入心通，无所违逆。七十岁人生开始，理智上与社会整合标准完全吻合一致，情感上也全部结构化，这就成为有情有义的机械人，想做什么都不会违反整合标准了。中国的大学问至此登峰造极，但政治地位只剩下一名空头国策顾问，死后得到鲁哀公说一句“天不遗一老”而已。

也因为事功方面无所施展，孔夫子除了自身成为中国大学问的完美榜样以外，还广收学生，传授“做人的学问”。这种学问与大学问如形影相随，成为中国读书人的最高理想，就是所谓“内圣外王”。然而人人皆可以为圣贤，却很少读书人有机会称王。唯一的可能性在于将皇太子教成圣人，那么一旦登基，也许会有一线希望既圣且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乃是中国正统学者根据这一想法，所编的标准本太子教科书，至于效果如何，将近九百年的中国历史足资查考（司马光上《资治通鉴》于一〇八四年）。这件历史事实另一方面也应该能觉醒民国以来新儒家的迷梦。他们以为汉学已到尽头，现在要复兴的是宋学，于是借尸还魂，在“道德主体”“文化精神”上大作其文章，再加上康德黑格尔的纯理批判和绝对理念，矛盾对立之余，来一个奥伏赫变，变出一套空洞而不着边际的理论，究其实不说也罢。讲科学方法考据校勘的新汉学，还可以用学格衡量，用中译西化名词讲理气性命的新宋学，则无所谓学格，全凭才气耍文字把戏。

西洋的学术发展成近代科学后，与人格修养完全分离。后者归之于宗教，由上帝处理，科学的实验室里则无善恶可言。这样一来，事功方面和学术方面都突飞猛进。从事于事功的无所顾忌，成则为王。从事于学术的不问死活，动植矿物，一例全收。学地质学的不怕破坏风水，发射太空船的更不在乎命中文曲星。在西洋近代科学方法的处理下，样样都是研究的题材（subject material）。清代的汉学本是汉代训诂之学、现代西洋的汉学乃是中国学（Sinology），把中国的国粹国渣一塌刮子冶于一炉。这门有系统底科学目前在外国还很幼稚，但很快就会赶上我们这些土生土长底中国人。有朝一日，黑发黑睛的黄帝子孙想研究中国学，恐怕非游学外国不可。这也许可说是“礼失而求诸野”，从那些蛮貊之邦中，去找回我们的传统文化。

西洋既然是学术与事功分途，研究科学的大学教授就可以躲在实验室里不问世事。讲事功的政客商人则可能出身微贱，毫无学问。在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中，科学知识有助于事功，但也有不能相容之处，这由于衡量事功与学问的标准不同。做学问在学格，讲事功则难免以成败论英雄，而事功的成败百分之七十靠命运，百分之三十靠才能；这又不是道德上的人格修养，而是牺牲原则、随机应变的才能。据勃那德柏罗赫自传记载：富兰克林第兰诺罗斯福总统曾经对他表示：“做领袖的不能离开群众太远，时刻要迁就群众。”迁就群众就要牺牲原则，甚至运用权术，当众说谎。美国总统中比较具有学者气质的是伍特劳威尔逊，但威尔逊总统之不得人缘，已成史迹。反之，罗斯福总统广结善缘，也就难免运用权术，柏罗赫自传中对于这一点有不避忌讳底记述。

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先生从美国绕道欧洲回到上海，他的想法与当时中国社会有一段很远的距离。一般群众听他演讲，有如听西洋传教士用中国方言说教，就是高级干部也听不懂他说些什么。民国元年孙中山先生决计退让，将首席公仆的地位给袁世凯，自己回到上海做中华民国的主人，这件事确实大出高级干部意料之外。回到上海后，孙中山先生鼓励年轻的干部出国继续求学，年长的则留在国内共同建设，也就是与他自己长时期相处，缩短领袖与干部间的距离。这番苦心，以后的实际发展是孙中山先生不断地迁就群众，一直到发表知难行易的学说，要大家做不知不觉的实行家。为学本如逆水行舟，事功方面过于迁就现实，学问方面就开始脱节了。这是人类社会生活愈来愈复杂的必然后果，也是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所说的社会分工现象。原始时代，或许有过“内圣外王”的酋长，就像孙中山先生让位给袁世凯被说成尧舜禅让，而唐尧虞舜大概都是“内圣外王”的酋长。

事功靠命运，不可强求。学问靠自己，无论顺境逆境都可以有成就，照说民国以来应该人才辈出。然而对应如此众多的人口，够格的学者实在少得可怜。通常的解释是时局不安，战乱频仍；加上生活困苦，所以不能安心读书或从事研究。这一解释可以用上一小部分，但就是这一小部分，也为同样时局所造成的有利影响所抵消。所谓有利影响，就是在一种不安定底时代，思想特别能获得解放。过去的传统再也不能束缚新生的一代，而新的整合标准又尚未形成，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若是学校中能提供良好的基本训练，够格的学者自必能大量产生。然而事实与此相反，那末一定另有原因，这就要求之于民国以来的教育制度了。清末于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废科举，设学校，很显明地是以学校继承科举。因此民国五十年来所办的学校，与西洋学校始终貌似实异。中国的近代教育制度既不是为传习学问，也不是为职业训练，而是为一级一级地升学。在清末初办新式学校的时候，还曾特别说明大学毕业相当于进士及第。这说明了学生入学在求得其社会地位的提升，譬如考生应科举为了功名，四书五经只是敲门砖罢了。

学生入学既然在求改进其社会地位，因此只要有一丝一毫机会，总是尽可能往上爬，一直爬到不能再高为止。这在小学升中学，或者还需要家长们的督促，中学升大学，已经是自觉地努力，家长们则从旁督促援助。在这往上爬的过程中，各个义无反顾，一切功课为了考试，一切考试为了升级，升级以后就把已习得的功课置诸脑后。再忙新的功课，准备新的考试，到大学毕业，功德圆满，一切忘光。进入社会以后，为就业或应酬，大学中所习得的功课也许用上百分之一二，百分之九十八则还给老师，留待传授给下一届新生用来应付考试。

教育制度做为社会地位升降的阶梯，是废科举时候的设计，但其他社会条件并不能与之配合，因此大学毕业不能像进士及第一样，取得高官厚禄。这一来青年学生盲目爬梯的结果，是一无所得，一张大学文凭到头来只是个空名义，既不能取得具体底社会地位，也不能换回相当于十余年投资的经济收入。原来社会地位较高的子弟，大学毕业后也许有一点保持原有地位的作用，原来社会地位低下的青年，则转为低薪水阶级，外表上社会地位稍有提高，骨子里还不如靠劳力收入的父兄（他们就是辛苦储蓄供应子弟升学的家长）。上述的情形当然有少数例外，但典型方式确实如此。每年暑假新式教育制造出来的学士，大部分成为未经尝试已受挫折的可怜虫，假使他不甘受骗，就可能铤而走险；假使他委曲求全，也必怨天尤人。总之，他们确实是受了骗，但新式教育制度的原设计人并不负责，当时是被迫废科举设学校的。应该负责的是盲目继承这种制度的官僚政治。

过去在大陆上学潮起伏，已充分暴露新式教育制度与实际社会生活的脱节。但官僚政治只会头痛医头或脚痛医脚，开除一批学生，撤换几个校长，充其量解散一两所学校（接着又添设若干所学校），却始终没有从根本上去诊断治疗。有时病情特别紧急，更不惜在学校内运用政治手段，如职业学生之类以资解救。这样一来，学生们连思想上的探险也有顾虑，学格方面没有得到训练，反而少年老成，先学会了明哲保身之道。抗战胜利以后，这种升学主义的教育制度，原封不动地搬来了台湾；病情依然，只是多了一副偏方。这一副偏方过去在大陆也已经服用，但没有被认为是万应灵丹。现在则非正式地成为中国教育制度的最高阶段，这就是出国留学。在大学毕业之上再加留学一级，使得已到顶点的大学毕业生，又有了继续上爬的机会。为了出国，先必安分守己；因此忙于留学考试及出国手续，更大量消耗剩余精力。保留一口气，只为走上飞机，绝不敢惹是生非。就是出不去的，也不会埋怨这社会阶梯不合理，而只怪自己不争气，没有能力爬到顶点，进入天堂。从此国内大学成为留学预备学校，“留学”变成“学留”，台湾也就成为名副其实底“文化沼泽”。

（民国五十年三月《文星》七卷五期）

科学与民主（居浩然）

一九五九年九月在意大利举行的第四届世界社会学大会，设有一个小组，专门讨论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Knowledge）的问题。当时讨论的纪录于去年（一九六一）年底出版。我是参加讨论的发言人之一，所以也收到一本。在这本纪录中，可以看到近代科学的世界性。就国籍言，列入纪录的发言人共十八人中间，美国最多，有六位，包括哈佛大学的派深思教授（Talcott Parsons）；此外，瑞士二人，中国、法国、英国、日本、意大利、荷兰、德国、罗马尼亚、挪威、捷克各一人。苏联和波兰的首席代表都曾参加，但没有发言。我在这里先举世界社会学大会的例，用以说明近代科学没有国界。关起门来称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什么是科学，什么不是科学，有全世界公认底标准。这不但包括所有民主国家，也包括所有共产主义国家。

在世界社会学大会中讨论人类知识问题的时候，双方见解尽可不同。所用“行话”、所用“行规”，则无二致。因为无论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根本上只是一系列的符号。这些符号如何用法，同行之间必须一致，然后才有讨论的可能。否则不成其为科学，至少不是近代科学家所能了解底科学。从这个出发点去看胡秋原先生的文章，则只能说是“不知所云”，不仅二万七千言“不知所云”，就是二百七十万字也是“不知所云”。

胡秋原先生可能有很好的意见（opinion），但意见不是科学知识。譬如“复古”与“西化”两派，都可以在不同层次上言之成理，想走第三条路却不可能。胡秋原先生也许认为“复古”已非其时，“西化”又非所愿，于是想从中国本位思想上吸收西洋科学之长，以创造一种新理论。这种愿望极合乎民族主义的要求，然而只是愿望。纯从文字的搬弄上，我们可以说中国儒家道统是“正”，西洋近代科学是“反”，新的思想或新的理论，是由“正”经过“反”而得来的“合”，也就是融会贯通中西思想以后，所产生的高一级底“综合”。凡懂得一点辩证逻辑的左倾人士都会讲这一套，义和团思想分子还可以引证《易经》和《道德经》的文字，来标榜中国“古已有之”，就是二十几年前的反对全盘西化论者，也大半采取这种说法。那时候有所谓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论，比胡秋原先生今天的长篇大论高明得多，然而其“不科学”之处则没有什么分别。现在来说，这些都成为过去了。

西洋近代科学乃是不能讲折衷主义（eclecticism）的一种思潮，想打点折扣只有自讨苦吃。最显著的例子乃是日本，这个东邻小国以模仿著名，起先模仿中国，维新以后模仿德国和英国，二次大战时想在西化之中，保留一点根基于华化的大和精神，结果吃了两颗原子弹，乖乖地无条件投降。二次大战后乃一面倒地美国化，老一辈的中国留日学生现在若是再去东瀛三岛，就会发现面目全非了。不但日本如此，就是共产主义国家，尽管不讲民主，对于科学却不敢打折扣。苏联科学家所假设的氢原子，与英美科学家所假设的氢原子一模一样。他们可没有那样傻，说氢的原子量在苏联要加上零点零零零零九，以表示苏联本位，或者说门德雷夫的周期表归俄国专利，英美帝国主义的科学家不许用。过去在史太林时代，还将科学视同机密，现在则大量放宽，除非与看家本领有关，一般科学情报，与民主国家的科学界无限制地交换。

于此有一点必须说明的，乃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无本质上的差异。清末民初的中国、读书人对于生光化电早就口服心服，只是提起社会科学，尤其是胡秋原先生也提到的“社会学”来，则总觉得中国应该另有一套。我在清华大学从化学系转到社会学系的时候，也存有这种心理，后来到定县和邹平去参观，还没有放弃从土生土长的农民中，找出“中国社会学”（Chinese sociology）线索的念头。等到确实习会了社会学的“行话”和“行规”，才完全肯定没有什么“中国社会学”，只有社会学在中国（Sociology in China），如同化学、物理学在中国一样。更重要的是：否定“中国社会学”的存在，并不否定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也不抹杀中国社会思想与西洋社会思想之间的差异。这两者确有不同之处，惟其不同，中国社会一直到被迫开关的时候，始终没有科学。

怀德海（A. N. Whitehead）在《科学与现代世界》（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一书中有这样的一段话：“举例而言，当我们懂得更多的中国艺术、中国文学和中国的人生哲学之后，我们更加羡慕这一文明所已达到的高度。几千年来，中国有精明饱学之士（译者注：原文士字为多数），耐心地终生从事研究工作。以时间和人口论，中国可说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量的文明所在。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每个中国人求知的能力，或从事科学研究的内在潜力。然而中国的科学（译者注：应做科学在中国）几乎可说没有，并且没有理由相信，若是让中国自行发展的话，在科学方面可能产生进步。同样的说法也适用于印度。”（一九五三年剑桥版第七页）这一段话已成为定论，任何翻案文章都没有覆按的价值。我们不能说中国没有前科学底技术（pre-scientific technology）或前科学底有系统知识（pre-scientific systematic knowledge）但比起西洋科学及由科学所产生的工艺技术来，简直微不足道。而抱残守缺只有妨碍进步，承认一无所有乃能迎头赶上。

科学只有全盘接受，民主则不然，究竟什么是民主就大有讨论余地。若是民主指人民所享受的自由而言，孙中山先生认为中国古代老百姓所享受的自由，远比近代西洋社会中的公民为多。若是民主指没有世袭的君主，则英国到今天还不能说是民主国家。实际上英国的君主一无权力，连本身的行动都不能自主。譬如国会通过英国女皇访问非洲，女皇明知此行危险，甚至可能吃炸弹，仍非去不可。麦克米伦首相向国会报告说：女皇很勇敢地接受了内阁的决定，明天就启程。议员们鸦雀无声，足以反映内心的想法。若是真正是女皇自己的决定前往赴汤蹈火，国会大厦中早已欢呼若狂了。再看没有世袭君主的美国，英国人称美国总统为民选的皇帝，其权力之大，不在苏联独裁者之下，只是任期有一定，到期非下台不可。

科学是认知的问题，譬如一杯清水，只要尽量去掉杂质，最后得到清水。民主则属感情的问题，譬如欣赏抽象派的图画，各有所好，顶多只能做到同行公议。凡自称为抽象派画家的有志一同都说好，那就算好的抽象画。若是有个杀风景的外行人指出：那幅公认为最好的抽象画，乃是动物园里的猩猩所画，有志一同只有自认错误，或认为那只猩猩有“超人”的天才。因此什么是民主，民主到什么程度，都不能像科学那样肯定。五四运动时代还以为民主与科学是相连的，有了民主就有科学，有了科学也就有民主。现在则百分之百证明这两者并无必然的联系，科学可以在不民主的国家内照样发达，唯有西方英美式的民主在不科学的社会中，是否能发展则属疑问。换句话说，在科学与民主、不科学与不民主、科学与不民主、不科学与民主四种结合中，惟最后一种有困难，但因为民主的定义是变量，所以不能说不可能，也就是说民主与科学之间并无必然底“正”或“反”的关系。

既然如此，在讨论民主问题之先，必须设立一个定义，并自行坚持这个定义。就政治的民主言，民主的社会是人人自己做主人的社会。因此若是一个社会经全民投票决定采取什么主义，就实行什么主义，哪怕是共产主义。这也表示民主社会中的信心，认定人民在自由选择的情况下，不会选择共产主义。反证铁幕内的国家自身对共产主义缺乏信心，所以不敢举行公正无私的全民投票，也就是不民主。苏联指使东德在东西柏林之间筑墙，十足地证明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不民主。在没有筑墙以前，每星期平均有五千人以足代手投票，走向民主社会。筑墙以后，投这张票成为生与死的搏斗，西德当局为投奔自由者家属的安全起见，也不再公布人数，但据说一个月中仍有一千人左右。

从政治的民主进一步讲民主的生活方式，则基础建筑在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之上。在个体主义的社会中，未经授权，夫不能代表妻，父母不能代表已成年的子女。各人有独立人格，各人发展各人的个性。在人我之间则有一套共同遵守的规律，这套规律一方面限制个性，一方面也帮助发展个性。民主的社会偏重后者，但也不忽略前者。这有如在群己之间，划一条界线。界线一边是个人的私生活，悉听自便。界线的另一边是人际关系（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这就要求“克己复礼”？但所谓“礼”并非千年不变的，而是随时代的进展不断改变的，只要多数同意，尽可修改宪法。

民主社会中的规律有如象棋的规则，全由参加棋局者决定。马走日字象走田字是通行的规则，但也可以改为全走直线。我们家的象棋就只用半个棋盘，所有棋子全走直线，比通行的象棋似乎更有兴趣。假定有人指斥这种规则不对，那指斥的人自身就不民主，这一浅显的事例，可以说明中国社会中的一些不民主底现象。譬如有人说我的文章无学术性，乃是见仁见智的话，各人尽可有各人的说法。但若说浪费读者的时间，那就是不民主底说法了。一个人只能代表自己，不能代表其他读者。而就自己来说，你不读这篇文章就是了，没有人勉强你非读不可。有如《宾汉》的电影，你认为不值得一看，不看就是。在一个辩论会中，假使一个听众站起来说，你们这种辩论全是浪费时间，这位听众一定给大家赶出会场，因为你认为浪费时间，你不参加就是。

这种不民主底想法，看来无关紧要，却是造成种种错误的渊源。由浪费读者时间，进一步假定编者刊出这篇文章另有苦衷，为种种压力非刊不可，这就离开事实愈来愈远。在我写给《文星》社长的信上，不只一次强调编者有不发表任何文章的权利。而且编者决定刊出某篇文字，他不一定同意这篇文字的见解。我在《文星》刊出的每篇文章，都是用的真姓名，也就是“文责自负”。这是民主社会中人人自己负自己责任的主要精神，隐藏在群众背后的作风，从出发点上就犯了错误。我记得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左倾分子最惯于使用这种手段。明明存心操纵，却口口声声说是代表大众。就像台湾有些报纸记者以小市民阶级的代表自居那样。而更重要的是，就算你代表一千人或一万人，你也仍不能干涉别人写文章的权利。我完全赞成《文星》编者刊出有相反意见的读者来书，但说不上浪费读者的时间，因为任何人都有不读的权利。

我确实希望这一事例能引起对于民主问题的热烈辩论。因为有些青年习惯于承受重大压力，对于搬弄文字似是而非的教条八股，则认为有学术性，对于平铺直叙能看得懂底文章，反而不能领会其深一层的意义。我们现在撇开政治的民主不谈，在学术思想上实在大有发展科学与民主的余地。我一再打击义和团思想分子，就因为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一直在妨碍全盘西化的发展。等到扫清了不科学反民主的义和团余孽，才可以敞开头脑，接受西洋近代科学与英美式的民主思想。五四运动的路线始终是正确的，只是往前走得不够。文星的发行人社长和编辑先生们虚怀若谷，确想在不合牌理的情形下，为学术思想及生活艺术有所尽力，就只有从这个路线继续前进。路旁有奇花异草，小心有毒；斜刺里杀出来鬼怪精灵，不必害怕。光天化日下乃是阳关大道，一日为“科学”“民主”，“科学”“民主”就在眼前。

（民国五十一年二月《文星》九卷二期）

恪遵宪法厉行法治（李声庭）

是民主国家必有一部宪法，而有了宪法那个国家不一定民主；因为白纸上写黑字的东西，如果不为人所严格遵守，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中国如其他民主国家一样也有一部宪法，而这部宪法是经过无数人与若干年的流血与奋斗而得来的。经过艰难困苦而得来的东西如果不加以尊重，那末前人的牺牲与今人的努力都算是白费，而后人也无以寄予希望了。中国自从有了宪法之后到今日整整十二年，也可以说我们行宪了十二年。大体上言，我们不能说人民或政府没有尊重宪法，事实上有时也向这条康庄大道迈进。可是从严格的法律立场而言，我们应当努力而且必须努力的地方实在太多。美国立国至今近一百八十年，实行宪政也已一百六十余年，到今天为止，一部成文宪法完完全全发挥了它为全国最高法律的任务。虽然其间免不了有人想用“非常时期”、“紧急”等口实企图破坏法统，可是美国人民始终一致要求不能以权宜之计而破坏万世之基。因此一部美国宪法在今日几乎成了所有民主法治国家的范本。美国宪法的特点：如政府的权力有限，立法机关对限制人民的自由与权利无立法权，保证人身自由与公平审判等，为全世界人士所称道固不必说，其中最值得我们效法，而且也是美国人引以自豪的即厉行法治（英国人异口同声称赞美国人的也是这点）。

美国人法治的观念，不是说由立法机关制定什么样的法律，交给司法机关去治人民而已。首先要问：这种由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是不是与全国最高的法律——宪法有所冲突。解释法律是不是与宪法相冲突时，司法机关往往提出两个标准：公平与合理。法律由立法机关按立法程序而制定，再由司法机关依法定程序而执行，一般的言人民是没有什么话可说的，这是世俗的所谓法治。不过美国人进一步要问：这种法律是不是与人民之间所订立的契约（不是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宪法的文字与精神相冲突？如果有冲突时，即使这种法律是经过立法机关按照宪法上的程序制定的、而又经总统依宪法上的规定公布施行的，也不能在司法机关执行。因为宪法既是全国最高的法律，则在其下的其他法律，绝不能与之在文字上或精神上相违反；否则宪法便失掉了为全国最高法律的崇高意义了。美国人的法治观念是以宪法做准绳，即凡事合乎宪法的政府的一切举措便叫法治；否则美国人便不承认这是法治。说得浅显一点，便是张三或李四与美国政府平等的立于法庭之前，互相辩论宪法上的问题，这便是法治。即是说，人民对政府的行为，可以因其非法而向法院控告。法院则不因为一造是无钱无势的人民，而另一造是有枪有权的政府，拿“司法配合行政”为口号处处偏袒政府，庇护官吏。果如此，美国人认为这种法治是希特勒式或共产党式的法治。因为在法西斯的德国与意大利以及共产党式的苏联，也有一套法律来治人民。人民只有被治的份儿，不管官吏专断也好，政府横行也好，既以“法”来治你，你便得服贴。你不但不能向法律挑衅，也不能表示对政府不满；否则，“破坏政府威信”，“侮辱元首”等罪名又加之于你头上来了。

在共产党式或希特勒式的民主制度之下（希特勒从来没有否认他行民主，共产国家甚至说他们比美国更民主，因为美国是资本家的民主，而苏联则是“人民”的民主），君几曾见张三或李四可以与政府平等的立在法庭之前，辩论宪法上的问题？在这种国家之内，宪法只有当权的人可以解释，而且他的解释是最后的。哪有人民置喙的余地？不错，他们也承认宪法是全国最高的法律；但他们自己解释说：我所拿来治你的法律一点不违宪。人民要说它违宪，不是别有用心，便是思想有问题。在今日一个人而别有用心或思想有问题岂不该死？所以苏联也有一部一九三六年宪法，希特勒上台后并未废止威玛宪法。于他们有利时便拿宪法出来做挡箭牌；于他们不利时便索性不提宪法或由他们单方面解释宪法。退一步言，即使承认宪法是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宪法绝不是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契约，而是人民彼此间的契约，政府并非宪法的当事人），人民与政府发生争执时，怎么可以由单方解释契约呢？这点凡略懂法律的人都明白，可惜昧于势利或慑于威力而不敢说。美国人说：人民既与政府发生了争执；政府说人民犯法，人民说法律违宪（违宪的法律无效，政府不能拿这种无效的法律来治人民）。如果只许政府单方面解释法律是否违宪，便违背了公平的原则。政府既拿法律来治人民而又不容许人民向法律挑衅，便违背了合理的精神。因此美国人行法治是以公平与合理为基础，一切荣耀归于宪法。无论政府的举措或人民的行为，彼此以宪法为最高准则。政府是由宪法产生出来的，它受宪法的统治。它既不能在宪法之外也不能在宪法之上。如果人民提出宪法上的问题来讨论、来争辩，便指为“破坏政府威信”，指为“侮辱元首”；然则政府便在宪法之外，元首也在宪法之上了。美国人绝不承认这种谬论。真正民主法治国家的人民也不承认这种谬论。只有以宪法为基础的法治，才是民主国家的法治。此外便是极权国家的法治。

极权国家的政府也是拿法治人民的，它与民主国家的区别在：民主国家以宪法为张本，宪法上所载的一字一句十足兑现。极权国家则不然，宪法是政府的统治工具，有利时拿来做招牌，不利时将它打入冷宫，还口口声声的高叫法治。如果法治的意义是如此，像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实在应该早倒台了。然而幸运的是：凡自命是民主的国家，至少不敢说要学苏维埃式的法治，或否认美国式的法治。因此我们可以说：凡仿美国式以宪法为治的法治，我们叫它为民主国家，凡学苏联式的只拿法律来治而藐视宪法的，我们叫它极权国家。极权国家的人民不是国家的主人，只有当奴隶的资格，一开口便得罪当道，有性命之危险。作者所见的法治如此，因之提出“恪遵宪法厉行法治”八个字以就教于国人。

（《自由中国》第二十一卷第十期）

诱人犯罪不合乎正义（李声庭）

在英美两国，司法与正义是同一个字，即Justice，也就是说：凡司法机关所做的一切，是合乎正义的。如果有一件事不合乎正义，司法机关便不能做。尤其是处罚犯罪，犯罪本来是对社会的一种挑衅，即破坏社会上现有的秩序与安宁；也可以说是对正义施以打击。因此使犯罪的人受到惩罚，便是司法的功用，也就合乎正义。

不过有时候犯罪并不全是犯罪人有意要犯罪（即没有要犯罪的动机），而是由于外界的引诱。这里所谓引诱，不是指贫苦人或贪财人见了钱的引诱而去偷窃与抢夺；而是对本无犯罪意思的人，用一种设陷阱的方法去引诱人犯罪。是方法上的引诱，而不是目标上的引诱。人本来就有做坏事的倾向与可能（所谓做坏事，在行为人本身并不一定认为是件坏事，如饿极了偷点食物），但如果第三人利用人类这一弱点，唯恐别人不去犯罪或犯罪不遂，而给予种种方便与工具促成他犯罪，这种情形便叫诱人犯罪。

行为人本无犯罪的意思，由于外界的引诱，给予他以方便与帮助，使他走上犯罪的道路；然后又拿司法的名义惩治他，这样的司法便不合乎正义，司法如果不合乎正义，这种司法是要不得的，也可以说不叫司法。理由是：这样一来便表现不公平。英美人对什么事都提出公平两字来做标准，不公平已经成了英美人对一切社会现象评判其不当的基础。因此司法一定要求公平；不公平的司法便不合乎正义。在英美两国，凡由政府人员（尤其是警察）诱人犯罪时，不能处罚那个被引诱犯罪的人。因为事实上他并没有犯罪，只能说技术上他犯了罪，所以不能处罚他。如果处罚他，便违反了正义，也就违背了司法的原始目的。司法的任务在主持正义。现在却诱人去犯罪，等他犯了罪又来处罚他，是牺牲正义。正义是基础于公平。只有公平的才合乎正义，然后司法才能达到它的应有的目的。是故英美的司法的目的在维护正义，而达到司法的目的的手段则是公平的。

早在一八一一年，英国便发生一个案子。当局发现有人帮助战犯逃亡，但官方想逮捕那帮助脱逃的人而未果。于是便在战犯中另找一人，要他与脱逃的人联络。然后叫他自己搭乘帮助脱逃的人的车子出监视地带。到达某地时，为预伏人员所逮捕。法院认为在这种情形之下，帮助脱逃的人不为罪。理由是：战犯并未脱逃，他不过在官方指示之下，乘别人的车子到指定的地方而已。脱逃的人并不构成脱逃罪，则被告无帮助之可言。本案被告之犯罪，应以战犯有脱逃的意思为前提，才构成帮助（我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称放纵逃脱或便利逃脱）。

另一案是刑警参加犯罪进行，其目的在获取犯罪证据，而不在使犯罪完成，因此刑警不算共犯。他的行为不能转嫁于他人。刑警把锁打开，并开门让犯窃盗的人无阻挡的入内行窃，刑警的行为在这种情形之下不成立犯罪，刑警的动机无非在想得到别人犯罪的证据。既然他的行为不成立破门罪，那么他破锁开门的行为便不应转嫁于他人，即开门的行为与别人无关。犯窃盗罪的人利用这个开门的机会，进入他人住宅窃盗，不成立破门窃盗罪，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破门，缺乏破门窃盗罪的重要因素。这是诱人犯罪而法院认为罪名不成立的又一例。

不过如果被告本来有一犯罪，或犯罪行为正在进行中，官方只是给予便利与机会使之完成犯罪，则不算诱人犯罪，刑警假装酒醉，被告从其偷钱，然后加以逮捕，这种情形不算诱人犯罪。如果被告本无意犯罪，官方特设种种陷阱使其投入，如税务人员故意叫商人造假账，然后又打发另一税务员查出他造了假账，而控他漏税罪。这种情形无疑的构成诱人犯罪，被告应无罪。加利福尼亚州法院在一案中说得好：法律并不是认为诱人犯罪为可恶，而是不能纵容官吏略诱无犯罪意思的人走上犯罪之路。

在美国，这一类的案子更多了。

禁酒官假装旅客去被告家买酒。第一次被告说没有酒。两人商谈之下，发现彼此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同一师服役，于是便大谈两人在服役期间的往事。第二次禁酒官又说要买酒，被告又说没有。第三次禁酒官对被告恳求，说他实在口渴，请被告帮忙。然后被告才离家去取了半加仑酒卖给禁酒官。被告以前并没有卖过酒，因此最高法院认为这是属于诱人犯罪，被告应不为罪。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说被告有罪便违反了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我国法律称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

另一案子的情形是这样的：警察局长搜索被告的住宅而没有搜索票，他发现大量的私酒并加以扣押，然后想以被告藏私酒的罪名控告他。但检察官则认为这种搜索是非法的，主张把所扣押之物退还被告了事。警察局长遵命把这批酒送到被告家中。可是他不久又取得一张搜索票，再去被告家中搜索时，酒仍存在被告住宅内，于是他又把酒扣押。地方法院判决被告有罪，上诉法院则撤销其判决。其所持理由有二：㈠地方法院应撤销搜索票，因搜索票所根据的陈述（即警察报告某处有私酒要去搜索），不构成合法搜索的条件。㈡警察局长把酒退还后，再去搜索被告的住宅为一种诱人犯罪，被告的罪名应不成立。

那末诱人犯罪应当如何定界限呢？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是否犯罪的动机起源于被告的内心，还是起源于诱人犯罪的人的内心为断。如果是起源于犯罪的人的内心，那末别人供给方便与机会时，并不构成诱人犯罪。最重要的是犯罪的人必须参与构成犯罪的各种行为。如果他不如此，他便应无罪。起先警官没有搜索票非法扣押酒类，被告如要把酒取回去时，一定得有某种行为。然而本案被告并未采取任何行动。如果说他们两人共同行为，那末警官也应被控为私藏酒类的共同正犯。警官当然没有存心要帮助被告私藏酒类，他不过想取得证据以便控诉，而酒正是他所要的证据，他把这证据又置于被告的管领之下。显然警官的行为构成了诱人犯罪，因此被告应不为罪。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一九五八年判决一案：被告被控以贩毒罪，被告辩称：他无意贩毒，而是联邦调查局官员诱他犯罪。法院认为被告的行为应不为罪。

原来被告与联邦刑警第一次在医生处相逢，两人都是为诊治毒害。从此两人常在医生处或药房相遇，开始只点头为礼，后便互相讨论如何戒毒的事。渐渐的刑警便问被告哪里可以买到毒品，并要求被告替他买，说他的病治疗无效。但第一次被告不理，经几次要求之后，被告答应替他买。被告以后便几次替刑警取得毒品，同时自己也用。最后由刑警队看见被告交毒品与那刑警而逮捕他。

本案被告显然为刑警所引诱而犯罪，刑警作证时说：他相信被告正在治疗其毒病，因此他想劝被告替他找一些毒品的来源。几次交涉的结果，被告对刑警同情。刑警不仅引诱被告取得毒品，而且又引诱他再事吸毒。最后为了他自己职务上的成功，又报告上级派人来抓。政府在这种情形之下，不能说刑警不是他们所派来的，对他的行为不负责任。刑警为政府所雇用的线民，而且最近已经引诱另两人犯罪。被告的行为恰好是线民引诱的结果。主管人员作证时，甚至说：他不管线民如何与被告接触。政府绝不能一方面利用线民诱人民犯罪，一方面又说这线民与他们无关。除了过去被告曾经犯过贩毒罪之外，政府的指控全无根据；而且也没有证据证明被告曾参与贩毒。被告被捕后，他的住宅被搜索时，并没有发现毒品。此外被告虽替刑警买毒品，但他并未谋利。政府辩称：被告起初犹豫，即显示被告对犯罪的自然警觉。但这一点也不能补救证据上的缺失。政府又举证谓被告在过去曾两次为贩毒而定罪，足以证明被告一旦有机会时，仍有意而且愿意贩毒。但法院说：一九四二年被告以非法贩毒，以及一九四六年以非法持有毒品而定罪，一隔九年，一隔五年的事，并不足以证明被告于刑警向他要求时，即有贩毒之意图。我们还得注意这时正是被告医治毒病的时候。

本案正好说明一件以诱人犯罪为阻却违法的例子，明白了法律之所以不承认这种情形为犯罪，正在消灭一项恶习。政府的线民引诱正在避免毒品的人，不但再从事非法贩毒，而且还重染上吸毒的恶习。等到时机成熟了，便报告政府某人吸毒又贩毒；这时政府居然接受这种线民的设陷阱，而不查考线民如何与被告接头的。这样足见政府无非想利用无辜小民的一些弱点而诱骗他，使本来无意犯罪的人重蹈法网。我们执行法律并不需要采取这种不公平的方式，政府在本案不能说被告的犯罪行为，是由于他自己的意志表现，而不是政府人员的引诱。而被告却可说这纯粹是由于政府人员的引诱，而不是他自己的意图。进一步说，引诱人犯罪既然是一个法律问题，那末被引诱的人是否应构成犯罪，自然应由法院决定。

法院对于被引诱犯罪的被告宣判无罪，不但因为他的行为不在刑法条文处罚之范围内，而且因为即使他确已犯罪，然而政府用以使他犯罪的方法不足为训。犯罪应当处罚是不容怀疑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所有的证据都可利用。但政府不能因此便培养或者出钱买别人犯罪，以此等手段而去获取犯罪证据。在这种情形之下放过一个犯罪的人事小，而政府胡作妄为，陷老百姓于不义的事大。司法的任务如果在伸张正义的话，这类案子法院不能不特别注意。

法院是一个刑事司法的机构，有义务去面对那些以非法手段或违反合理的公道、正义标准的执法方式。法院拒绝核准政府这一类不合正义的作风，正是法院在执行法律时，所应当具备而为开明社会所要求的公平准则。公正而光明的司法行政，才能使得大家对之发生信心，而这也就是法治所要求的最低标准。法院为了维持自己的光荣与公道，不得不保护他自己的功能，及其纯洁无瑕的作风，而不致为政府的紊乱刑事政策所牵累。凡违反正义、公道原则以引诱不经意的人犯罪，这件事的是非曲直，应由法院依公平合理的原则处理，那就是说被引诱的人应无罪才对。

可是官员如果只供给机会与便利，而由行为人自己完成犯罪行为时，则不构成所谓诱人犯罪。诱人犯罪，只在犯罪人一切的行为是执法的人所创造与导演的结果。如何决定某种行为是诱人犯罪，一定得在引诱不经意的不辜与有意图犯罪的人之间，划一明确的界线。

其次，诱人犯罪，应以行为人为政府官吏或为政府所雇用的人引诱去犯罪才算。在一般的共同正犯，由一人实施，他人受引诱而参加犯罪是常有的事，这种引诱不算这里所指的诱人犯罪，参加的人仍然有罪。教唆犯也如此。被教唆的人起初并无犯意，但经教唆之后也有了犯意，然后依照教唆的人的指示去犯罪时，也不构成这里的诱人犯罪，被教唆犯罪的人仍然有罪。诱人犯罪之所以不罚，是因为这种情形不合乎正义原则，违背了人类处事应秉公平之道的缘故。人类对付野兽可以设陷阱诱它来吃钩饵，然后把它捉了杀之。但人类不能对人类自相残杀如此。尤其是执法的官吏，如果他想陷害人，只要一举手之劳，便可使人受他的诱骗上钩。所以司法对于这类的案件，便只好提出正义与公道来做辩解，或者如美国一法院的意见，认为是违背了公共政策，行为人的行为应不为罪，这是英美两国法院对诱人犯罪所持的一贯态度，值得我们这里的司法人员参考与借镜。

（《征信新闻报》《学航周刊》第二期，五十三年十月十二日）

翁老板的故事（包正）

民营的营造业者，在为公营营造业者扒粪的时候，指出公营业者，在取得了“特权议价”的工程以后，实际上，并不是自己在做，而是以层层转包的方式，再转包给民营业者的。因此，假如严格的说起来，公营业者的行为，应该算是“二房东”，取得了可以垄断议价的特权，然后，再把肥水洒在他们喜欢洒的田上。

翁□□先生，民国廿四年五月五日生，属猪，成功大学毕业，去过哈佛大学当过交换教授，自称是哈佛博士。目前，他除了仍然不舍得放掉成功大学土木研究所教授的“学人头衔”以外，真正的身份，是两家营造厂的老板。这两家营造厂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专做公家工程。”所谓“专做公家工程”，换句话说，就要靠建立“公家关系”。

因此，我们可以从翁老板的个案上，举一反三地真正地了解到，中华、荣工两家公营营造业，得到了公家工程的垄断议价特权以后，到底“照顾”、“安置”了什么样的人？

翁老板在当成功大学土木研究所，以及交通研究所所长的时候，想出了一个“公务人员在职进修”的企划，不但使很多公务员当了他的学生，亦用变相的方式，为很多官员们弄到了学位。于是，翁老板和公家单位的桥梁搭成，畅通无阻。

在最实质的人际管道上，翁老板有两个得力的靠山：立法委员沈□□；中华工程公司陈副总经理。为了维系这种关系，翁老板做人是相当周到的，每至逢年过节，中华工程公司上至大亨，下至小弟、小妹，都有相当的报效。对立法院的沈□□委员，就更不必说，沈委员是立法院预算小组的，对翁老板的护航过关，是绝对帮得上忙的。

翁老板所得到过的公家工程，只要随便举几个实例，就可见一斑了。

一、十大建设中，金山核能厂全部的混凝土供应。

二、嘉义境内全部下水道工程。

三、新店土地银行训练中心工程。

四、台北市瑞安街立法院宾馆，以及八德路立法院招待所。

五、台大医学院。

因此，我们可以了解，翁老板对中华工程沈委员之巴结送礼，是能够交换到好处的。我们也可以真正了解到，为什么“公家工程”一旦成了“公家业者”的特权禁脔之后，就绝不可能再交给民营业者公开竞标的真正原因了。

类似翁老板的这种依附了特权的尾巴分得肥水的朋友还很多，五月十八日，轰动一时的丰原高中礼堂倒塌案宣判，中国时报有这么一篇报导：

利令智昏贻祸大矣

丰中礼堂倒塌，偷工减料是旁因

官员泯灭良知，竞导致施工不良

（本报记者阴谷清特稿）丰中大礼堂为什么发生倒塌惨剧，虽然是施工不良，加以偷工减料有以致之，而所以有这一情况的出现，实由于有关人员利令智昏，泯灭良知，说来令人痛心！

有关被告十四人，昨天由检察官依法起诉，公正的法律将给予他们应得的制裁、在倒塌惨剧中，不幸丧生，伤亡的当事人与家长，有以告慰，但社会大众更寄予关心的则是，如何记取这一教训，防堵类似悲剧的发生，才是最重要的。面对不肖官员、商人，希望这是一面镜子，以为警惕！

省立丰原高中于六十二年间，决定兴建专科教室及礼堂后，原本是改进教学，造福学子的一大德政，可惜，校方有关人员，心态不健康，误以为有了滚进财源的大好机会，一开始即与商人同流合污。

在工程将近完工阶段，即发现包商施材不符规格，亦有偷工减料情形，不但不予制止，反认为是招财进宝机会，他们的腰包填满了，工程却千疮百孔，以致使用未及一年，即严重漏水，不堪使用。

又有屋顶加盖工程的计划兴建。

教厅专员潘祖武负责各级学校实勘与补助款业务，大权在握，他与搭档王宇被一流式公司负责人买通，只要有学校改建教堂等工程请求补助，他即利用对方不敢不买账，向有关学校推介一流式公司承包，彼此利用，各取所需，固然皆大欢喜，工程粗制滥造，也就在所不免了。

丰中大礼堂屋顶工程设计错误，又施用材料品质不合，大礼堂的情况，也是一样，自然灾劫跑不掉了，倒霉的是死亡的廿六名学生与八十多名伤者，这一惨剧，带给当事人、家属、社会的伤痛，重大无比，永远不能抹去，被告等午夜梦回，岂能不引以为咎！

我们从这些“专做公家工程”的实例，再来把行政院和荣工处严孝章的声明对照一下，就可以发现：在冠冕堂皇的理由底下，到底又有些什么样真正的花样了。

尊重宪法亟宜废止违警罚法（李声庭）

现代民主国家的成文宪法其中的每一个字，都具有崇高的意义，每一个字都要十足兑现，而且每一个字都要从严解释；否则宪法便失去了至高无上之法，或法中之法，或基本大法的原始意义。

中华民国宪法第八条是保障人民的身体自由的。原文说：“人民身体之自由应予保障。”从字面上看，我国宪法的精神是百分之百的在保障人民的身体自由。不但是保障而已，而且是“应”予保障，应予保障便是课政府以责任与义务。如果人民身体的自由不能得到保障，或虽被保障而不周密，便发生责任问题，法律上的责任是违宪，而政治上的责任便是政府改组或负责人辞职。

我们试一拿中华民国宪法第八条与第十条到第十四条的文字比较，更可得一明确的印象。宪法第十条规定：人民有居住及迁移之自由。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有言论、讲学、著作及出版之自由。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有秘密通讯之自由。第十三条规定：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有集会及结社之自由。从这些条文来看，只规定人民有哪些自由。至于政府的责任，只消极的不去侵犯或剥夺这些自由，但却不负责任加以保障。人民有些什么自由的意思是说，政府不能使人民无自由，即从有变无便不可以。这是一项禁止的规定，禁止的规定是消极的，即只消极的负不侵犯或剥夺的责任。在人民方面言，固然有积极的自由权，但在政府方面则只限于消极的不作为，所谓不作为即不去加以侵犯或剥夺而已。可是中华民国宪法第八条则不同，是规定“人民的身体自由应予保障”。应予保障四字在这里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第一、人民不但有身体自由，这种自由与宪法第十条到第十四条的各种自由一样，政府不得加以侵犯或剥夺。第二、人民的身体自由有比其他自由更重要的地方。不但政府不得加以侵犯或剥夺，而且政府有保障的责任与义务。第三、政府保障人民身体自由的责任与义务，是宪法所加的，这从应字的意义可以看出。“应”的意思是必须，即不但课政府以消极的责任与义务不得侵犯或剥夺人民的身体自由；而且政府有积极的保障的责任与义务。我国刑法总则编第十五条规定：对于一定结果之发生，法律上有防止之义务，能防止而不防止者与因积极行为发生结果者同。宪法第八条规定人民之身体自由应予保障。按刑法的解释便是说：对于侵犯或剥夺人民身体自由，政府有宪法上之义务预先防止，能防止而不防止是说在政府的权力范围之内对这种事能够防止，可是却纵任其发生而不加以防止，那末政府的责任便因与积极行为发生结果者相同。在这种情形之下不分故意与过失，凡消极的不加防止便发生法律上的后果责任问题。否则宪法第八条加上“应予保障”四字便全无意义。

上面所说及的“人民之身体自由应予保障”只是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如何实现呢？宪法第八条接着便规定：非经司法或警察机关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审问、处罚。

第一、非经司法或警察机关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一点，作者得郑重指出：现代民主国家的成文宪法没有授权警察机关以逮捕、拘禁犯罪嫌疑人的。警察机关本身只有在奉法院的合法命令之下逮捕、拘禁犯罪嫌疑人。中华民国宪法授警察机关以逮捕、拘禁权，不知是仿哪一个民主先进国家的立法例？当日制宪的国民大会不知对此有无适当的解释？不要以为民主法治先进国家警察机关，在事实上执行逮捕、拘禁，便误认为警察机关也有逮浦、拘禁权。因此轻轻的在宪法第八条，把警察机关的职权提高到与司法机关一样，这是很不合现代民主国家的惯例的。逮捕、拘禁权是一回事，执行逮捕、拘禁是另一回事。这些观念如果不弄清楚，难怪随便的把逮捕、拘禁权授予警察机关。我们平常所指的警察国家便属于这一类。在这类国家警察有逮捕、拘禁与审问、处罚权。作者不敢说中华民国是警察国家，但宪法第八条授警察机关以逮捕、拘禁权是使作者非常惊奇的，而且也是作者所不甚了解的。

第二、非经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审问、处罚。这一项进一步排斥了司法机关（司法机关的范围比法院大，司法机关包括检察官，而法院不包括检察官）和警察机关。前一项规定司法（包括法院）和警察机关依法定程序有逮捕、拘禁权。这一项缩小了范围，即只有司法机关中的法院依法定程序，对犯罪嫌疑人有审问、处罚权。法院以外之司法机关与警察机关均无审问、处罚权。宪法条文简单明确，凡稍识文字的便明了其意义。这一项的规定是符合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优良传统。换句话说，便是非由法院并依法定程序不得剥夺人民生命、自由、财产的大原则。可是目前的问题是：中华民国一方面有宪法第八条的明文规定，“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审问、处罚”，另一方面却有所谓违警罚法存在，你能说不自相矛盾吗？

我国的所谓违警罚法，据作者揣想是抄日本的什么法（也许就叫违警罚法）而来。大家知道以前日本的一切法律是抄德国而来的。可是作者曾与从德奥两国留学法律的朋友谈及，都说德国自威玛宪法颁布以后，便没有所谓违宪罚法，以前有没有则不得而知。至于日本呢，确有所谓违警罚法一类的东西存在。不过一九四七年的新宪法颁布之后，这一类不合现代民主观念的东西完全废止了。反观我国宪法颁布在日本新宪法之前，原来抄袭日本的那套不合时代的东西却仍然存在，实在令人气短！

宪法第八条明文规定，排斥警察机关的审问、处罚权，想制宪时国民大会便已体会到，这种不合时代与不民主的法律于宪法实施后即应废止。所以规定只有法院依法定程序才有审问、处罚权，其他任何机关都无审问、处罚权。可是事实上我们行宪了十多年，却一直有违警罚法存在，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按宪法实施之准备程序第一项规定：自宪法公布之日起，现行法令之与宪法相抵触者，国民政府应迅速分别予以修改或废止。并应于依照本宪法所产生之国民大会集会以前完成此项工作。宪法实施已十余年，大家却已把宪法实施之准备程序忘了，所以违警罚法和其他许多与宪法相抵触的现行法令，都没有“迅速”分别予以修改或废止，违宪的违警罚法便在这种不准备而实施宪法的情形下，到今日仍存在。

有些人自告奋勇的出来辩称：我们是大陆法系国家，大陆法系国家有违警罚法。那末可否请指出哪一个大陆法系国家在今天仍有违警罚法？单说大陆法系国家是不能回答问题的，至少应举两三个例子才行。而且这与大陆法系国家或英美法系国家不相干。我们现在是讨论宪法上的问题，宪法学上无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之分。说这种话的人可见其全然不懂宪法学，说话离了题。

又有些人辩称：违警法是一种行政罚不属刑事范围。大陆法系国家是准许行政机关有权处罚行政犯的。这种说法也是没有根据的。请大家注意一点：违警罚法违宪，是违警罚法违背了中华民国宪法第八条的文字与精神。如果换一个名词便说不与宪法相抵触的话，那是玩弄文字魔术。不能说在刑法叫罚金其对象便是钱，在违警罚法叫罚锾其对象便不是钱。进一步说，法院处罚金便须依法定程序，警察机关处罚锾便不须依法定程序（法定程序包括公开审判、证据规则、上诉等）。而且遍查中华民国宪法一百七十五条，没有一字一句提及有关所谓行政罚的地方。只有第七十七条关于司法院的职权有：司法院为国家最高司法机关，掌理民事、刑事、行政诉讼之审判、及公务员之惩戒的规定。那末行政罚在不在行政诉讼的范围内呢？如果在内，那是司法机关的职权。如果不在内，那末又属于哪一类呢？宪法明文规定只有民事、刑事、行政诉讼三类，那末何以又还有所谓行政罚诉讼呢？不能只行政罚而不经诉讼吧？不经诉讼程序而处罚，是哪个民主法治国家的作风？再说行政罚应当属于行政机关的职权了，中华民国宪法第五章行政关于行政院的职权从第五十三条到第六十一条，找不出一字一句明示或暗示行政机关有行政罚权，那末所谓“行政罚”的法理根据，又是哪里来的呢？真正民主法治国家的一切行为，必须在宪法上找到根据。凡在宪法上找不到根据的行为便是违宪。违宪在民主法治国家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然而我们却等闲视之。难怪我们民主不起来，同时也法治不起来。因之我们只好称人家民主先进国家，而自居为后退国家！

现行违警罚法授警察机关以自由裁量与专断权，对人民的身体自由与财产权，发生严重的威胁作用。因为根据违警罚法，警察机关可以拘留人民至十四日之久，罚款（违警罚法称罚锾）至一百圆（新台币三百元）之多。违警罚法采实时裁决，不容被害人有申辩之机会。无上诉权（只能提起诉愿——诉愿在官官相护的大前提之下，是不发生多少效果的），与法治国家的所谓法定程序原则不符。退一步言，即令中华民国宪法第八条没有排斥警察机关有审问、处罚权的明文规定，我们为了行民主、倡法治，也应该废除这种自由裁量与专断的作风。何况宪法明文规定警察机关无审问、处罚权。现在一方面有宪法第八条，另一方面却有违警罚法，然则我们到底是民主国家？还是警察国家？

因一点小事便任意拘禁人民至十四天之久，与宪法第八条“人民身体之自由‘应’予保障”的精神相符合吗？警务处长郭永也承认“拘留关系人身自由”（见台北市九月二日各报省警务处长通令全省警察人员）。事实上岂只“关系”人身自由而已。拘留是剥夺人身自由，民主国家的原则是：非由法院并依法定程序，不得剥夺人民生命、自由、财产。人身自由只有在犯罪经法院依法定程序判决确定后，方可加以剥夺。可见得郭处长也有民主观念，也不赞成这种不经法定程序剥夺人身自由的处罚。郭永又承认：罚锾系财产罚。财产罚即剥夺人民的财产权。中华民国宪法第十五条明文规定：人民之生存权、工作权及财产权应予保障。宪法规定财产权“应”予保障，那末怎么可以不经法定程序而剥夺人民的财产权呢？

总之，违警罚法一无是处，不但违宪，而且不合现代民主国家的原则。为了尊重宪法与诚意实行民主政治，我们亟宜将违警罚法废止。以宣示我们无意向警察国家这条路上走去。至于轻微案件于违警罚法废止后，或就刑事诉讼法第七章简易程序加以扩大，或另设简易法庭处理，详细意见作者将另为文讨论。

（《政经》半月刊第一卷第二期）

后记：违警罚法违背了中华民国宪法第八条的文字与精神，为不容否认之事实。立法院十七年来居然无意加以废止，可见其尸位素餐，只知拿老百姓的血汗钱而不做事。立法院本身尚且忽视宪法，那末行政机关蔑视宪法以及少数人企图毁弃宪法，当然更不足怪的了。看起来这部宪法好像是李声庭一个人做成的，所以拼死力的加以维护，而且还遇到了小人，被其暗中击了一棒。小人们今日虽得志，但我维护宪法的精神，却是至死也不会稍打折扣的。

论意见表示自由与民主法治（李声庭）

人民的意见表示自由在我国宪法第十一条规定为：人民有言论、讲学、著作及出版之自由。其实讲学包括于言论之内，著作包括于出版之内，故只讲出版与言论自由便已包括其他两项在内，而且单有讲学自由而无学术自由时，讲学自由的范围便太侧狭；单有著作自由而无出版自由时，著作自由没有意义。因为出版商受出版法的限制不能自由出版某些著作，何况著作的目的全在出版，以便大众能够读到。所以出版自由有了之后，著作自由自然包括在内，不必另行列举。

这里人民有某些自由的“有”，应当解释为完全的“有”或全部的“有”。而不是不完全的“有”或部分的“有”，更不能是限制的“有”。因此宪法虽没有明文规定，立法机关不得制定法律侵犯人民的“有”自由；但从成文宪法的特性而言，人民自由权利之列举，即明示限制立法机关的立法权。即立法机关不得制定法律侵犯人民的自由，侵犯人民的自由权，便是使人民不“有”自由或“有”不完全的自由。此外，我国宪法只用一个“有”字说明人民的自由是原始的，即是说人民本来就“有”这些自由，这些自由是属于人民的，不是宪法所产生的，也不是政府所赋予的。否则为什么单单用一个“有”字，而不说宪法赋予人民某些自由或政府赋予某些自由呢？可见我国宪法在原则上，是承认人民的自由是与生俱来的，而且立法机关不得制定法律加以侵犯。如果在某种情形之下，必须以法律限制人民的自由时，第一要以宪法第二十三条所列举的要件为大前提。我国宪法第二十三条明文规定：以上各条所列举之自由权利，除为防止妨碍他人自由、避免紧急危难、维持社会秩序或增进公共道德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从这一条的文义来看，原则上立法机关不得制定法律限制人民的自由权利。只有在例外情形之下如：为防止妨碍他人自由、或为避免紧急危难、或为维持社会治安、或为增进公共秩序四大项目之一时，始可制定法律限制人民的自由权利，而且即使有这些情形存在，如果无“必要”时，也不得制定法律限制人民的自由权利。有无必要，行政机关有举证之责，立法机关有审核之权。即行政机关于提出法案时，必须充分证明上述四种情形之一存在，并证明或为防止、或为避免、或为维持、或为增进，而有制定限制人民的自由权利必要时，立法机关然后加以审查是不是上述四种情形之一存在。即令上述四种情形之一确存在，还得再审查是不是有制定限制人民的自由权利之必要。如无必要，便不应制定限制人民自由权利的法律，否则立法机关便违宪。限制人民自由权利的法律制定之后，司法机关还得审核这些法律有无违背宪法精神之处。只有禁得起司法程序考验的法律，才有资格称为法律，否则只带上法律的假面具，不够资格称得上法律的，这种法律是无效的。这样，成文宪法才具有真实的价值。否则，一方面宪法明文承认人民“有”各种自由权；另一方面立法机关又可随时制定各种法律，限制人民的自由权利，结果便变成人民“无”自由权利了。成文宪法之所以列举人民“有”各种自由权利，其原始目的就在限制立法权，如果这一点不了解，谈宪法与自由便都落了空。人民既可“有”自由，也可“无”自由，有无之间出入甚大。站在人民的立场而言，这一点绝不能放松。

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法律侵犯人民的言论与出版自由，这一项禁止的规定，即禁止国会假借任何理由制定法律，侵犯人民的言论与出版自由。而且这一禁止的规定是绝对的，即不附任何条件的。也就是说国会无论在任何条件之下，无权制定法律侵犯人民的言论与出版自由，因此在美国既没有言论法，也没有出版法，如果有的话，单就其名称而言便已违宪，更不必审核其内容了。

那末什么是言论与出版自由呢？这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如果说用口说的叫言论，用印刷表示的叫出版，那末电影、无线电广播、电视放映、留声机唱片、雕刻、音乐、图画、摄影等等，算不算言论与出版呢？如果不算，那末这些东西与言论及出版有什么分别呢？为什么言论与出版可以自由，而这些东西又不能自由呢？同是人类思想的结晶、同是人类意见的表现，何以有些可以自由有些又不自由呢？可见得与其列举人民有那些自由（无论中国宪法的列举为言论、讲学、著作、出版四项，或美国宪法的列举为言论与出版两项）的挂一漏万，不如用意见表示自由一个总名辞可以包罗万象，同时也免除了解释的问题。拿美国宪法作例：因为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法律侵犯人民的言论与出版自由。可是近五十年来科学发达的结果，无线电广播、电影片上演、电视放映、留声机唱片等的制造与应用很普遍，如果国会制定法律对这些东西加以限制，是不是与宪法修正案第一条的精神相违背呢？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直到约七年前才解释：电影片放映是人民所享有的出版自由之一，国会不得制定法律限制之。由类推解释的结果，无线电广播、留声机唱片、电视放映，以及雕刻、图画、音乐等都归入这一类。实际上不管是用口讲、用笔写、用印刷印、或由电台广播、或用照片显示，这些都不过是工具。藉由这些工具，人类的意见才能表示出来使人了解。如果不拿这些表示人类意见的工具做人民自由的分类，而以人类表示意见的本身，来概括人民在思想方面的自由，可以省却许多麻烦，因为工具是无穷尽的。三五十年之后，安知没有其他新的发明品做传达人类意见的工具出现？所以与其拿工具来代表人民的意见表示，不如拿意见表示本身来说为具体而切实。意见表示自由所包括的问题，既复杂而又严重。所谓复杂是指人类文明进步，生活日益复杂，表示意见的工具愈来愈多。所谓严重是指当政的总不愿听不悦耳、不愿见不悦目的东西。权力在手里总免不了要滥用。人民一旦表示不满，便滥用权力加以压制，无论古今中外，有权力的人没有不滥用权力的。拿英国的历史来看，以前是国王一个人揽权，十三世纪开始贵族与国王争权。三四百年中彼此争夺的结果是国王失败，代之而起的是贵族——即国会。到十六七世纪国会的权大了，于是也滥用起来。首先制定出版检查登记法，不准人民有言论与出版的自由。大诗人弥尔顿曾写文章向国会抗议过。光荣革命之后这套箝制人民言论与出版自由的法律才废止，英国人从此二百六十余年没有所谓出版法，英国人现在算是享受完全的言论与出版自由。不久美国独立革命成功，于制定宪法时，深怕以前英国的出版检查登记制度，在新大陆死灰复燃，结果在宪法修正案第一条明文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法律侵犯人民的言论与出版自由。这一百七十年来美国没有出版法，因为国会无权制定这样的法律。因此从美国人的立场而言：听见那一个自命为民主的国家而有出版法，出版物出版之前而要登记，而核准登记与否之权又操之于行政机关一二人之手，全凭专断与偏见做准与否之决定，是无法加以理解的。所以事先登记或审核无论如何是违宪的，同时也不合民主国家的先例。纯从理论上而言，一个国家在战争状态中，是可以制定法律对出版物加以事先检查的。但在第一及第二次大战期间，美国政府只劝告人民自动的检查出版物，并没有利用战时各种措施，对人民的言论与出版自由加以限制，美国政府从来没有假借所谓非常时期来压迫人民，这便是美国式的民主之可贵。

一般的说，一国的政府对人民意见表示，如果有侵犯公众的利益或他人的自由时，根据管制的立法权是可以对行为人加以处罚的。但绝不能限制其发表的自由，而且这些管制法律的本身第一要合理，第二要公平。即使加以处罚时，也只有法院依法定程序方能实行，行政机关是绝无这种权力的。依分权学说的理论：人民生命、自由、财产之被剥夺，必须经由司法程序方可。如果行政机关也来执行对人民生命、自由、财产有影响的法律，便是违反了分权的理论，是越权、是违宪。

一、意见表示诽谤他人的名誉时，司法上有救济的方法。各国民法对这种事有损害赔偿的规定；刑法对这种事有处罚的规定。民法上的损害赔偿，是指这意见表示出来对私人有害；刑法上的处罚，是指这种意见表示出来对公众的福利有害。无论是损害赔偿或刑事处罚一定得经司法程序，如不经司法程序的处罚是违宪的（我国宪法第八条有“非由法院并依法定程序不得审问、处罚”之规定，可见只有法院才有权审问、处罚人民；其他任何机关都无权审问、处罚人民）。而且即使处罚人民还得依法定程序，即是说不能专断的或有偏见的乱处罚人民。英国早在十四世纪便有所谓诽谤法，而且很严厉。美国虽也有诽谤法，但大体上甚宽，而且这种法律都是规定不告不理。如无人告诉，法院是不去无事生非的。

二、意见表示含有淫秽与亵渎时，淫秽是指描述不洁、下流等有伤风化与道德等，亵渎是指对神灵或信仰的藐视或谩骂等。这些大体上应以时间与地域做标准，不能一概而论。有些地方禁止袒胸露背，但不禁止医生登广告治肾亏隐疾。如果美国人了解中文的话，看了我们的报纸上每天的医药广告会大吃一惊的，一定认为中国已文明到二十一世纪时代，因为这些广告文字，按美国人的观念是认为淫秽的。

三、意见表示足以煽动犯罪，凡以意见表示煽动别人犯罪的，法律可以加以制裁。不过这种法律一定须十分明确，不能有含混、晦涩的地方。因为法律对犯罪的规定首先应界限分明。否则人民不知道什么行为犯罪，什么行为不犯罪，同时执法的人也可上下其手的故意入人于罪。

四、蔑视法庭以前也认为是对意见表示自由的一种限制。但在美国经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七年一连三个案子，联邦最高法院判决：凡对法院的程序及法官的行为有所评论时，法院不能以蔑视法庭罪处罚，英美的普通法是承认法院有权，对凡批评或指摘法院的诉讼程序或法官的行为时，可以处罚以蔑视法庭罪。最高法院认为这样的作法，侵犯人民享有宪法修正案第一条所保障的言论与出版自由。因此这十余年来美国的报纸对法院及法官所做的批评与适当的指摘，是完全不受蔑视法庭罪的处罚。

五、意见表示倡导叛乱。美国从开国起于一七九八年便制定有叛乱法，凡以言论煽动他人参加以非法方法反对政府与官吏时，治以叛乱罪，在第一次及第二次大战期间，国会也制定一些法规惩罚叛乱罪，尤其是以言论倡导以武力或暴动颠覆政府。一九四〇年美国国会制定史密斯法案规定，凡明知以言论倡导以武力或暴动颠覆现政府的，认为是叛乱罪。联邦最高法院解释，史密斯法案并无侵犯人民享有宪法上的言论自由之处，因此并不违宪。

至于意见表示自由应用于电影片检查一事，美国近十年来，经联邦最高法院几次判决可以看出，凡对电影片事先加以检查，认为是侵犯了人民享有宪法修正案第一条所保障出版自由，各州的电影检查法为违宪而无效。可是在一九一五年时，联邦最高法院却认为电影不过如戏剧、杂耍一样，是一种娱乐而不是人民的意见表示，因此认为不应受宪法修正案第一条所定的保护。到一九五二年联邦最高法院宣布纽约州的电影检查法违宪时，才承认电影片是人民意见表示很显著的一种工具，足以影响公众态度，并且对政府、社会各方面贡献改革与促进的意见。电影已经成为一种公众舆论，其重要性并不因为它含有娱乐的成分在内而减低，且为报纸以外民众交换意见与知识最普遍的媒介，应受宪法的保护。无线电广播与电视放映则因波长有限，联邦已成立一交通委员会对波长加以管制，但绝无权管制广播或放映的节目与内容。不过如果节目中有诲淫诲盗的例子出现，交通委员会可以吊销其执照，或执照期满（三年一期）之后不再发给。但对政治上的意见与社会上的主张则不能干涉。因为依照美国的民主制度，人民对政治上、社会上的问题，有完全的讨论自由。

前面说过，宪法所保障的自由是指保障不受政府侵犯的意思，即立法机关不得制定法律侵犯人民的意见表示自由。立法机关既无权制定这种法律，行政机关虽欲加以侵犯，也无法律上的根据。所以说成文宪法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的原始目的，在限制立法权。立法权受限制，人民才有自由之可言。否则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狼狈为奸，今天制定一法律，明天制定一法律；今天限制人民某些自由，明天又限制人民另一些自由，试想人民尚有什么自由之可享？行政机关于是根据这些法律，今天干涉人民吃饭，明天限制人民走路，后天不准人民搬家访友。这样一来还成什么民主？而宪法之所以为宪法的重大意义完全丧失了。这与专制时代皇帝的话便是圣旨，全国人民一体凛遵无违有什么分别？

人民的自由受到政府的侵犯时，因为有宪法的保障可以排除这种侵犯，如果受到私人的侵犯时，宪法便无能为力的了。因为宪法只保障人民不受政府的侵犯，这时政府便运用其管制权所制定的民法刑法及其他法规，对侵犯他人自由的私人加以制裁。而且这种制裁还得经司法程序，只有司法机关才有权处理，其他任何机关都没有权去处理。这便是所谓法治。法治的意义是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凡违反法律的人，不论贫富、不分贵贱，一律受治于一种法，同时受治于一个法院。不能因某人是官，便另有一套法律或另设一个法院，如果这样便是官主国，与民主国相去不知多远，法治一名词便变成统治阶级压迫人民的工具。帝王专制时代尚且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说法（说说而已，事实上并不如此），在号称民主政治制度之下，而有官吏犯法不与庶民同罪，已经比专制时代还不如，更说不上什么民主了！

（《政大侨生》第十二、十三期合刊）

后记：所谓“讲学自由”，宪法虽有明文规定，但事实上全不存在。作者就因为在大学讲学，批评了法律违宪、指摘了某些措施，而受到小人的攻击。高等教育尚不容许有讲学自由，难怪我们落伍，为外人讥为文化沙漠，但主持教育的人则恬不为怪，仍旧好官我自为之。今日除一二教会大学讲学自由外，不管国立省立均把教授当公务员看待。谁要有独立自由的思想，便被或明或暗的滥施攻击，作者便是受害人之一。最可笑的是加你一顶“思想有问题”的大帽子，压得你透不过气来。（五十二年十二月一日）

我的回忆——被捕、谅解和团结（张国焘）

几天后一个炎热的傍晚，我吃过晚饭，穿着一身短衫裤，活象个小店员般悠闲地踱到陈先生住处。已往每到他家，我都从后门出入，不须经过甚么通报，就直接走进去；那晚我敲开后门，一个陌生的大汉问我找谁，我立即感到有些异样，就立在门外说：“找陈太太。”那大汉问：“你找她有甚么事？”我说：“我来收裁缝工钱。”他打量我一番之后继续问：“你为什么不会说上海话？”我借用了一个我所知道的裁缝铺，告诉他我的铺子开在甚么地方，老板的姓名和招牌名称，因为老板是湖南人，我也是湖南人，还未学好上海话。那大汉认为我真是裁缝，说陈太太不在家，就把门关上了。我判断陈先生家里一定出了事，走出弄堂，观察身后没有暗探跟踪，就忙去通知同志们，嘱咐他们不可到陈先生家里去。再经过一番探听，才知道陈先生夫妇和到他家里去的几个客人，都在下午六点钟的时候，被法国巡捕房捉去了。

第二天上午，陈独秀先生夫妇、李达、周佛海、包惠僧等七人，都从法捕房获释出来。不少客人到陈先生家里去慰问，我也是其中的一个。等到其他的客人陆续走了，只剩下我们几个同志的时候，陈先生就对我们说：“幸好此次没有搜出甚么重要文件，否则乱子可就闯得不小。我们决不可因此气馁，更要勇往直前的干！不过更加要注意保密的工作。我们已被逼上梁山，只有一不做二不休了。”他并表示周佛海快要回到日本去，他将立即负起书记的责任，召集中央的正式会议，商讨一切。正当我们谈得高兴的时候，张太雷也来了，转达马林恳切慰问的意思，并说：“如果不是不方便，马林是要亲自来慰问的。”陈先生很和气的回答：“我一两天再约他会谈。”这样，以前一切的争执，似乎都因这一意外而烟消云散了。

包惠僧邀我一道离开陈家，我们并肩在马路上走着，他很兴奋的对我说：“陈先生真伟大，你还不知道昨晚经过的详细情形呢！”还说到从陈先生和各位同志在狱中所表现的情形看来，可以预测将来我们党的前途是无限量的，大家只有热情的交流，并无误会存在。他劝告我不必再提起已往争执的事，一心一意积极做下去好了。我们边走边谈，并在我的住所共进午餐，一直谈得非常起劲。

根据包惠僧所说的情形，那天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

四点多钟的时候，来了一批警探，把守住陈家的前后门，声势汹汹，将陈家所有的人监视在一个小房间里，不准交谈；同时四处搜查，检去了一大包书籍和信件；凡是到陈家的人来一个就逮捕一个，因此他们七个人都先后被捕了。陈先生曾向警探厉声抗议：“你们是来抓我的，为什么连我的客人也连带的抓去呢？”警探们不由分说，在六时左右就把他们一齐押解到捕房里去，除陈太太被关在女看守所外，他们六个人都被监禁在一个单独的看守所里。陈先生在监房里向他们说，从搜去的信件内可以证明他是在搞共产党，因此预料他将要被监禁一个时期，他嘱咐他们不可说出真情，一切都推在他身上好了；这样，他虽一时不能出狱，其余的人可以先行获释，继续积极工作，在陈先生坚持他这种主张之下，他们商定如何应付警探的讯问，大家通宵都没有睡。

在监房里，他们很关心还会有甚么同志继续被捕，尤其是陈先生更为关切。每逢有犯人送到这排监房的时候，陈先生必起立张望一番，看看是否同志。他知道我那晚要到他家里去的，所以尤为记挂，他不只一次的说：“国焘身上总带着一些文件，他又热情气盛，易于和警探吵闹，如果他也被捕，那情形就更糟了。”这样念念不忘的直到深夜，后来看见没有另外的同志被捕，他才似乎稍微放心点。

陈先生还像念遗嘱似的指出：“看来，国焘等似乎未被捕。他虽有些地方顾虑不周，但他是忠心耿耿，正直无私的。他有主张有办法，说得到做得到，这是很难得的。这次他的主张大致都是对的；他与我之间毫无芥蒂，只因相处甚密，说话不拘形迹，现在统治者们既这样无情的压迫我们，我们只有和共产国际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不必再有疑虑。”并要求他们出去之后，应和我和谐地分工合作，共策进行。如果大家都赞成的话，可以由我代理书记的职务，那末，他纵然在监狱里住上几年，也就安心了。当时他们听了陈先生这段话，极为感动，纷纷表示他们一向很敬爱我，愿意推我领头，要陈先生放心，并表示将比以前干得还要起劲。

幸好这次法捕房还算是马虎，而章程名单之类的东西又没有搜着，所搜去的信件等，并不足以构成罪证，而且又都是与法租界无关的；所以捕房认为证据不足，不加深究，经一度讯问后，就把他们开释了。这是法租界捕房继续搜查李汉俊家之后，对我们的第二次威胁。

包惠僧说的这些话，使我感动，并受到很大的鼓励。包是自出席大会以来羁留在上海的湖北代表，向我说，董必武、陈潭秋于大会闭幕后就回到武汉去了，他也应当赶紧回去一同进行工作，并将这里的好消息告诉湖北的同志们。我也曾鼓励他一番。

陈先生出狱后第二天，便首次以书记的身分召集中央会议。周佛海受了这次被捕的刺激，也许杨小姐对他也不无影响，在这次会议上作了一次简单的交代，不久就去了日本，从此不再过问中共中央的事了。陈先生在这次会议上却表现得特别积极，提出了一些中央工作和会议的规范。他提议工人运动的领导机构即以我的草案为讨论基础，迅速予以决定。关于宣传计划他提议《共产党月刊》继续出版，并将《新青年》复刊。其他如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等，都由他与有关负责人先行商谈，再提会议讨论。

这次会议所讨论的具体问题，仍是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计划草案。这个计划正式通过后，因这一问题所引起的争执也告解决，而且大体都是接纳我的原提议，惟一修正之点是工作人员的待遇不再称薪给或工资，统称之为生活费；其标准由原规定的每月二十元至三十五元，减低到以二十五元为最高额。

在这次会议上，关于党员生活费问题，还作了一篇大文章。我们认为原则上共产党人应无报酬的为党工作，现在所规定的生活费只给予一部分非此即不能维持生活的工作同志。原草案所提出的以三十五元为最高额，显系当时低级生活水准的需要；但我们仍主张减低到二十五元以下，等于一个穷苦工人的收益。大家认为我们应尽量发挥刻苦的精神，关于生活费一点，应超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自巴黎公社以来，薪给数额任何最低规定的前例。这种生活费数额，较之当时党员在社会上所任职业的收入，自然低得很多，大致约为一与十之比。我们并不以为这是有意在生活上开倒车，我们主张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应该同工同酬，没有种族的区别，现在这样规定，也不是暗示中国人自安于苦力的地位。我们的用意是要一般党员更接近劳苦大众的生活；而且个人生活消耗少些，直接用于工作的费用就会增加起来。我们不依职位的高低，只按个人生活的需要，来定生活费的多寡。这在一般领取这种最低生活的同志方面来说，应引以为荣，因为这正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宝贵的精神的表现。在党的方面说来，不论党员领取生活费与否，还应注意一般同志一些意外的需要，如遇疾病损伤或被捕等事件发生，党应予以积极的照顾等等。

这篇大文章在国际共产运动史上，似是少见的；在中国政党史上更是创举；这可说是由于我们发生争论，而得到的意外收获。这也是陈独秀先生的另一重要贡献，而为我和李达所共同致力过的。我们这个决定及其附带条件的解释，曾以中央的通告——书面的和口头的——传达给全党同志，并获得一致的赞成，从此再没有发生过“为什么要有生活费”以及“为什么有人领取有人不能领取”等等问题了。一般同志也再没有甚么“雇佣革命”的说法。后来我们虽常遇到“卢布党”的讥讽，但事实如此，同志们只觉得可笑罢了。而且从此中央处理经费问题有了一个不移的原则：即经费用于发展事业之所必需。并且要经常留一笔相当大的经费，为紧急工作和意外事件之用。这与中国其他政党或机构不合理支配经费的传统作风，大有区别（如庞大的行政开支），而且也许是中共以后从未因经费问题发生重大争执，和能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

会后不两天，陈独秀先生与马林做首次会晤。他们两人似都饱受折磨，也各自增加了对事势的了解，好像梁山泊上的好汉“不打不成相识”，他们交换意见，气氛显得十分和谐。马林表示一切工作完全由中央负责领导，做为共产国际代表的他，只与中共最高负责人保持经常接触，商谈一般政策而已。陈先生表示中共拥护共产国际，对其代表在政策上的建议自应尊重。他们这种相互谅解弥补了过去争执的痕迹，使在座的我为之额手称庆。

他们从此经常见面，毫无隔阂地商讨各项问题。中共中央计划也按时送交马林一份，马林似从未提出过异议。关于政策方面，陈独秀先生也经常将马林的意见向中央会议报告。他们并且具体规定了接受共产国际补助经费的办法；此后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持，便成了经常性质了①。

从此我摆脱了与马林接触的任务。后来彼此虽也常见面，但讨论政策问题时总是由陈先生约集；至于单独见面，则多是谈谈有关工运的个别问题而已。此时中共中央的机关已建立起来，行证事务都由陈先生主办，我也不再过问了。

这样，近两个月的时间，中共创立所遇到的一切困难，算是一一克服，走上了正常工作的途径。

一九二一年九月初，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计划决定之后，它的机构也正式建立起来了。我被推为上海总部主任，李启汉任秘书，董锄平任《劳动周刊》编辑，北方分部由邓中夏及罗章龙负责，武汉分部由林育南及项英负责，湖南分部由毛泽东负责，广州分部由谭平山负责。这个机构是中共中央领导下一个最活跃的部分，大多数的党团员都参加了这部分的实际工作。它可说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对于中国工人运动所起的作用是很重大的。

劳动组合书记部未正式成立以前，即开始了实际工作。我上面已经说过，一九二○年，各地中共小组成立后，即着手在工人群众中展开活动，上海工运工作一直是由李启汉负责的。一九二一年八月间，上海浦东英美烟草公司的工人为要求改善待遇发生罢工事件。我们从报上看见了这个消息，立即参加进去一试身手。为了支持这一罢工，我们立即决定以李启汉的办公地点为临时办事处。

在我和李启汉的领导下，这次罢工维持两个多星期，终于由厂方接受工人一部分的要求而宣告胜利结束。这可说是中国共产党的牛刀初试，大家都为其成功而十分兴奋。

在这次罢工结束以后，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及各地分部正式建立起来了。在上海一所新租赁的单独房子门口挂上了招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这项工作上。

我在上海做工运正做得起劲的时候，又被推为出席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的中共代表。那时中共中央和上海的同志们认为这是中共首次参加国际会议，须派一位重要人物前往。陈独秀先生在中共中央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须照顾全局无法抽身，因此这项任务又落在我的身上。中共中央会议决定：关于全国各地团体选派代表前往的事宜，概由我负责处理。

①在此之前，也许有过接济，如办外国语学校，大概威金斯基曾捐助过一部分，但不是经常性质的。

我的回忆——为维护北大而奋斗（张国焘）

北京政府虽然为势所迫接纳了学生的爱国要求，但仍未放弃压制学生的企图，所以五四运动的中心——北大，就仍是它们压迫的对象。这使学生不能安心学习，不得不继续做反抗的活动。

六月初，京、津、宁、杭各地学生会代表齐集上海，正是北京政府“六三”大捕学生后，引起六月五日上海规模广大的罢市、罢工、罢课风潮的时候。各代表会同上海学生联合会，发起召集全国学生代表大会，进行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一九一九年六月十六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正式成立。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学生运动的一次盛举。

北京学生联合会曾先后派出几批代表，分向各地进行组织全国学联的活动。北京学生代表许德珩、黄日葵等人最先到达上海。段锡朋等也在全国学联成立之前赶到。我和其他几位代表则在大会开幕之后才赶到。我到达上海时，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已借静安寺路南洋商业专门学校经常举行会议，各地学生代表也大都寄宿在这所学校里。大会费了好几天的时间讨论全国学生联合会的组织章程，字斟句酌的研讨不休。北京学生代表共有二十余人，其中只有四个是出席代表大会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我在大会是没表决权的，被选担任总务方面的工作。

我对全国学生联合会总务处的工作并不感兴趣，事实上也未正式就职。我所注意的是考察各地学生运动的实况。我发觉上海及各地学生会讲演方面的工作，赶不上我们在北京所做的。“到民间去”的风气很不普遍。为了要给各地同学一个榜样，我亲身在上海从事街头活动。我制了一些卖报的布袋子，发动同学们一齐去推销爱国书刊，进行像北京学生联合会演讲团一样的工作。我背了一个装满《每周评论》、《星期评论》等爱国书刊的袋子，到街上去一面叫卖，一面向市民宣传，晚间归来，有些代表们以惊奇的眼光笑着问我：“你这位社会运动大家的生意好吗？”我充满了自信向他们说：“成绩还不错。我们都要有这种到民间去的精神才好！”我这样做了几天，终于在南京路永安公司门口，受到一个外国巡捕的粗暴干涉，他不加警告的在我背后用力的一推，几乎使我跌倒。当我依然停在那里表示不服的时候，他竟做出要逮捕我的姿态。我为了不愿引起纠纷，以免防碍全国学生联合会组织的进行，当时没有反抗就走了，也未将这件不愉快的事宣扬出去。但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是第一次尝到外国租界势力给予我的侮辱，使我确认反日之外，还要反对租界。

七月初，陈独秀先生和北京学生联合会十一位重要负责人鲁士毅、江绍源等先后被捕。我们旋即从北京收到关于这件事的详细报告。在上海的北京学生代表团，认为这是北京政府有计划摧残北大的行动，并想到北京学生联合会一时将缺乏得力的人手，因而决定要我立即赶回北京，号召同学们坚决反抗，绝不使这个学生运动的中枢受到损伤。我遵命立即起程赶回去贯彻这一个新任务。

当时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关于对北京政府的态度问题有些争执。上海和南方各地有些代表，表示出不承认北京政府和支持广州的南方政府的意向。北京和其他多数北方地区的代表，虽然同情南方政府，尤其反对北京政府在各地压迫学生，但仍不愿将这种态度公开表示出来。他们顾虑这样做会卷入现实政治漩涡，予北京政府进一步摧残教育的口实。可是，当听到陈独秀先生等被捕的消息之后，代表中就有人强调的指出：我们应当与上海等地的代表采同一的态度，公开反对北京政府。果然，在我离开上海几天之后，全国学生代表大会便请孙中山先生莅会发表演说。这是全国学生倾向孙先生的第一个公开表示。

我赶回北京后，得悉鲁士毅等十一位同学是由北京地方法院用拘票逮捕，将公开审讯。陈独秀先生则是由便衣警察到他家里把他架走的，至今下落不明。有些同学曾表示出一种悲观的论调，认为以前要求拒绝和约签字，惩办卖国贼，是声势浩大的爱国行动，政府不得不低头；可是现在情势有些改变了，暑假期中多数同学已经离开学校，捉去的只是北大一所学校的师生，是否能为了这件事发动一个轰轰烈烈的反抗运动，大有疑问。在一次北大学生干事会会议上，我鼓励同学们：“我们应当坚决奋斗下去，一定会得到全国的支援。”我旋即被推举为出席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并由学生联合会的评议会推举我为学生联会的主席，于是我就首当其冲的展开了与北京政府的另一次奋斗。

在暑期中，北京学生联合会和北大同学会的情景，显得不如“五四”到“六三”这一期间的那样热烈。各校同学离京度假的约占全体同学的三分之二，学生会的一部分重要人物到上海等地去了，一部分重要职员被捕了，还有一些从前较活动的同学，因避免被捕，不再露面或暂不返京。因此学生联合会经常工作的人员大为减少，并且换了一些生手，这样我的职责更加繁重了。我忙得至少有一个月没有回到自己的寝室去，疲倦了就在办公室的睡椅上躺一会，吃饭也在办公室里，夜以继日，每天工作十六小时左右。一切工作如主持会议、指导内部工作、对外联络通讯、营救被捕同学、沟通各校同学意见等等，我都做得十分积极，学生会的阵容因此又坚强起来了。这对我个人言，也可说是实习了一课领导工作。

为了抵抗当局的压迫，各校校长、教职员和学生联合采取同一步骤。国立八个专科以上的学校校长组织了一个校长会议，以医专校长汤尔和为代表。各专科学校教职员也组织了各校教职员联合会，以马叙伦、沈志远等为代表，与代表学生联合会的我经常接触。我们共同标榜不让教育受到摧残、挽留蔡校长、反抗政府加害陈独秀先生和爱国学生。李大钊先生也是教职员联合会的一个活动人物。他在暑假期中，仍然常到他的办公室——图书馆里办公，与我接触更为频繁。他不仅对我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甚至常代我草拟一些重要文件，对于沟通教职员与学生间的意见和联络新闻界等，更是多所尽力。从此，我和李大钊先生就成了不分师生界限的共同奋斗的战友。

八月底，鲁士毅等被捕已近两个月，北京地方法院才宣告侦察终结，正式开庭审讯。开庭的那一天，学生联合会组织了一千多人的学生队伍假称去旁听，实际是向法院示威，反对当局非法拘禁学生达两个月之久，要求立即释放。大批警察列队在法院门口，严阵以待，准备弹压。法庭旁听席上仅有的四十几个座位，早被同学们占住了，其余大队围坐在法院大门外不散。学生的辩护律师刘崇佑先生是一位有名的法学家，也是“研究系”的一位著名领袖。他义务出庭为被捕的同学辩护，极为卖力，使主控的检察官在庭上穷于应付。我和其他在那里旁听的同学们，每当听见检察官陈诉被告曾犯殴打官吏、反抗政府、扰乱治安等内乱罪行时，便一致怒目相视。当我们听到刘律师声称被告的行动是出于爱国义愤、依法无罪的时候，就一致点头称快。学生们这种没有妨害法庭秩序而又能清楚的表示他们意向的举动，鼓励刘律师说出一段极有分量的话，他说如果被告人等罪名成立，全国将有万千学生自请拘禁。审判长在庭内外这样舆情压力之下，终于当庭宣告各被告无罪开释，这多少是违反当局的意旨的。

这十一位同学由我们大队同学拥护着他们回校，沿途欢呼，到校后并举行欢迎大会。场面之热烈，真是使人难忘。

过了约两星期，陈独秀先生也未经审判悄悄的被释放了。北大同学在第三院举行大会，热烈欢迎他出狱。我任大会主席并致词，曾热情奔放的说：陈独秀先生是北大的柱石、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五四运动的思想领导者、我们可敬的老师……抗议北京政府非法逮捕他，对于他的遭受迫害，深致慰问；对于他的出狱表示由衷欢迎。陈先生当场发表演说：表示他对于北大和全体师生所作所为的感谢，声称他自己不受压迫与威胁，此后无论在北大与否，仍当继续奋斗。不久陈独秀先生终于接纳同事们的劝告，离京南下，从此就再没有回到北大。

这些事一幕一幕的过去，北大随着就要开学了。政府发表任命胡仁源继任北大校长。但他不敢到校就职。北大学生和教职员一致认为蔡校长没有复职，我们的护校运动就仍未完成。因而同学们推举我再度南下，去浙江做为迎接蔡校长返校复职的代表。

我到达上海后，还留在上海的段锡朋同学等告诉我，他们已会见了蔡校长，他表示此时绝不回校，并推蒋梦麟先生以北大总务长的名义，暂行代理校长职务。他们还说，北大教职员代表和留在上海的北大同学们，都表示接纳蔡先生的意见，要我不必再去浙江。他们认为北京教育部对蒋梦麟暂代校长职务一事，是会认可的。我于是和段锡朋等到江苏省教育会去访问住在那里的蒋梦鳞先生，向他表示我们代表北大同学欢迎他去北大任代理校长的职务。于是蒋先生也即到达北大，代理校长，肩负起这一艰巨的任务。

这样，护校运动才算告一段落，北大也于十月间照常上课。我也辞去北大学生会和学生联合会的职务，开始重理学业。

我的回忆——民国成立以后（张国焘）

一九一二年元旦，中华民国正式宣告诞生了。这件废除数千年专制政体、创建共和的大业，曾使举国有志之士欢欣若狂，认为是国脉民运的一大转机。可是这中华民国自呱呱堕地的日子起，一直在苦难中挣扎着。

中国换了一块招牌，究竟也有些改革。讨厌的辫子是公然剪掉了；专制的礼仪，大部分废除了；言论比较自由了；县知事在名义上已不再是父母官而改称为人民公仆。

辛亥革命虽没有引起重大的破坏，但社会不安、人民疾苦，都没有实质的改善。北京政府除借债度日外，还辟新税、增税率来从事罗掘。各省又多各自为政，任意发行纸币，就地筹款。因此，民间所遭受的是形形色色的钞票的贬值，过去苛政未除而税捐反更加重，这些切身的痛苦，开始冲淡了初期的美丽憧憬。

一九一二年三四月间，我又回到萍乡县立中学校（这时萍乡小学已改称为萍乡县立中学校，并改由所谓新派人物主持）继续我的学业，那时萍乡县的都督衙门已经裁撤；县治仍归江西省都督管辖。城里秩序是恢复了，但还充满革命的特殊气氛。不少满清的遗老遗少们，都摇身一变而成为满口新名词的时髦人物。

不久革命伟人黄兴光临我们的县城。他认为丙午萍浏之役与他本人有密切关系，因此趁着回到湖南家乡之便，特地来凭吊这个首先发难的革命圣地。我们学校的全体师生曾开会欢迎他，县城里许多时髦人物都挤来参加，要一睹这位革命伟人的风采和亲聆他的革命谠论。他仪表堂堂，缺了两个手指，那是他从事革命的光荣标志。但他的那篇演词，并没有在我的记忆中留下印象，这也许是他的湖南腔不容易听懂吧！

一般说来，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局势暂时安定了。元年四月二十九日，参议院在北京开始集会，陆续制定了国会组织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及参议院议员选举法，都经北京政府于八月十日公布；这些算是中华民国奠基的工作。一般革命人物多以为破坏业已告终，建设正在开始，应该转而注重于国会的选举运动。这种情势反映到我们学校里来的是：师生们对于国家前途多抱乐观，开始安静下来度教学生活。只有一次我的同学们捣毁了县城里最大的一所庙宇——城隍庙，可算得是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最大的一次“革命行动”。这件事引起社会上一般人的反感，学校主持人也觉得在民国成立以后，不应该继续做这类破坏的事，纷纷劝诫学生，不可再行如此。

袁世凯一直是抑制国民党的。到了国会选举揭晓以后，可以由国民党操纵的国会，因此成为他的眼中钉；宋教仁更是他的最大政敌。于是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就发生了宋教仁在上海北站被刺身死的事件。这件事发生之后，袁世凯和他的内阁总理赵秉钧主使谋杀的种种迹象，喧腾中外，革命派更为之大哗。

宋案是国民党与袁世凯公开破裂的起点。袁世凯原是满脑子的帝王思想，与近代民主政治是格格不相入的。不过他那时还不敢为所欲为，有时还采取一些粉饰门面的手段。到了宋案发生以后，就进而执行公开打击国民党的强硬政策。始则不经国会同意，与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大借款；并即部署军事，撤换赣皖粤三省国民党人的都督。孙中山先生乃奋起号召抵抗，因而发生了第一次讨袁战争的赣宁之役。这年七月十二日江西都督李烈钧在江西湖口首先发难，安徽、江苏、广东、湖南和福建等省相继响应；但旋即先后为袁的武力所敉平。在袁世凯权势炙手可热的形势中，我们县城和学校里一些假冒革命的时髦人物，多转而向袁世凯歌功颂德；但学生中的激进分子和一部分教员，却因此更不齿袁世凯的所作所为。尤其我们同学在革命前后参加军队的，这时多是李烈钧的部属。他们在湖口之战中有的壮烈牺牲、有的下落不明；这件事曾使我和许多同学感到深深的怀念和同情。

萍乡原是革命势力有基础的地方，革命党人的活动也从没有停止过。我虽没有参加国民党，也不知道他们的内幕详情；但确是一个革命的同情者。当时有一位年龄较长姓陈的同学，混名叫“陈矮子”，在国民党反袁的斗争中担任秘密交通的任务。他住在城内陈家祠堂里，有两间自用的房间，常利用来接待秘密来往的革命党人。因为我和他的见解相同，他也以密友相待，所以这一切都不瞒我；并且常要我帮助他做些送往迎来以及搬运违禁物品的任务。这些事在当时穿着学生制服去做，似乎危险要少些。这样，我开始学着做革命的实际工作。我算是一个心直口快的天真青年，常因同情孙中山先生革命派的主张与人发生争辩，因此引起反对革命者的注目。

萍乡中学校的学风，在动乱的局势中并不算好；学生们胡闹顽皮赌博等事，常常发生。一九一四年二月间阴历新年，几个小学生作新年赌博游戏被发觉而将受到严重惩罚，我挺身出来辩护，与舍监发生争执。那位颜舍监认为我言语嚣张，侮辱师长，要开除我的学籍。有些师友们劝我向校长表示悔过，以期减轻处罚，我拒绝了，决定到省城我所向往的一所较好的中学去、这样，我就离开了萍乡中学，抵达南昌，插入了心远中学继续学习。

心远中学是熊育锡先生所创办的。这个学校在初创的时候，以培植少数熊家的子弟为主。后来负箕者众，成为江西省城一间颇负盛名的中学校。它的特点是注重科学和英文，奖励学生投考清华或其他新式大学，争取出国留学的机会等等。熊先生貌似猴子，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与严复先生相友善。

我这个初由萍乡中学转来的学生，最初是忙着补习英文和科学的课程，受了学校风气的影响，兴趣偏向于科学的课程，准备将来投考大学工科。严复所译的《天演论》，就是我当时所用心读过的第一本翻译书籍。从这时候开始，我越过了攻读经书的范围，开始来敲近代知识的大门。

这年七月间欧洲大战爆发，学校里宁静的学习生活也被搅乱了。日本于八月二十三日对德宣战，九月二日出兵。在我国山东登陆，十月六日占领济南车站，不顾我外交部的抗议，迳行管理原系德资经营的胶济铁路，十一月七日又占领了原系德国租借地的青岛。这些事曾引起同学们的愤慨，认为是日本别具野心，乘机侵犯中国的权益。

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本驻北京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秘密面递二十一条的书面要求。全国各地报纸每天都用大字揭露这一新闻，认为这是日本乘着列强无力东顾的机会，企图灭亡中国的一个重大步骤。我们学校里从校长到全体同学，都为这件新闻大大激动起来，一致认为二十一条关系中国生死存亡，非奋起抗争不可。

就从那时起，我经常阅读报刊，留心时事。同时我在心理上，也觉得自己渐渐成为一个具有独立见解的成年人了。“追求科学知识”和“热心于国事”两种愿望在我内心发生了冲突；后者占了优势，终于成为一个狂热的爱国者。

这年五月七日下午三时，日本竟向我国提出哀的美敦书，限五月九日下午六时以前对日本要求作满意的答复。北京政府不得已如期屈服了。这件事举国一致认为是莫大的国耻。我和许多同学都十分悲愤，那时还没有学生团体的组织，但大家结伴到街上去，按照报上的记载向市民宣传反日，抵制日货。我开始注意中国的近代史和印度、朝鲜等国亡国经历的记载，常与师友们纵谈当前救国大业，有时想借助于基督精神，有时又想从注重体育入手，一心一意想寻求出一个救国的大道理来。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袁世凯公开背叛民国，帝制自为。一九一五年八月二十三日，筹安会宣告成立，通电各省，主张君主立宪。十月八日袁世凯公布国民代表大会的组织法，由所谓国民代表在各该省分别投票，决定“国体问题”。十月二十八日起各省就排演起来，伪造了“一九九三票完全赞成君宪”的结果。

那时各省纷纷组织“筹安分会”、“请愿联合会”等，排演一些假冒民意拥护“袁皇帝”的把戏。在签名劝进的闹剧中，有的为权势所逼，不得已而为之，有的趋炎附势，甘心附逆。我们的校长熊育锡先生独不顾危险，拒绝签名劝进，真是难能可贵。我和一般同学们看到这些丑剧，都为之齿冷；对于熊校长的义不帝袁，大家一致颂扬，往往竖起大拇指说：“熊猴子毕竟要得！”

当袁世凯兴高采烈的筹备登基大典，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预定于二月九日君临天下的时候，各省反袁的革命行动也就纷纷爆发了。各种打击纷至沓来，他终于在当年的六月五日抱恨而去世。

这是中华民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军事独裁者的下场。中国的局势似乎又是绝处逢生有些转机了。我们一般同学们，又都怀抱着国家前途和个人学业或能步入佳境的期待。

我的回忆——在伊尔库次克（张国焘）

伊尔库次克是西伯利亚的一个重要城市。共产国际在这里设立远东局，又称伊尔库次克局；这个局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机构，目的在调查远东的各种情状，联络远东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并扩展远东各国的革命运动。当时伊尔库次克以东，还是由远东共和国统治着的不安定的地方；这里才是苏俄在西伯利亚的一个真正的工作中心。原名“远东被压迫民族大会”，后改称“远东劳苦人民大会”，所以择定在这里举行。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初，我们到达伊尔库次克之后，方才知道远东局的一些内情。它在这里一条大街上一所并不很大的房屋中办公。由施玛斯基兼任主任，那时施玛斯基等于是西伯利亚王，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他是俄共驻西伯利亚的全权代表、苏俄政府西伯利亚区的全权代表，又是西伯利亚军区的主席。他本是西伯利亚的一个铁路工人，一九〇五年以前的老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二二年曾出任苏俄驻伊朗的大使。他在伊尔库次克局任内的主任秘书，便是我于一九二一年春在北平会见过的那位威金斯基。远东局下分中国部、蒙古部、日本部及朝鲜部等。中国部的主任是麻马伊夫，他懂得一点中国话，后来曾到中国担任加伦将军所主持的军事顾问团顾问。除各部外，另设有一个情报局。情报局工作最忙，有几十个人经常工作；其他各部的事务则比较清闲，只有寥寥二三个人办公而已。施玛斯基不仅主持西伯利亚全局，即远东共和国及外蒙古政府也都由他指导。他因为职务太多，忙不过来；所以远东局的日常工作，事实上便是由威金斯基负责。但远东局的实际工作当时并没有开展，只是搜集远东各地的各种资料，开始做着研究工作。

我们这些代表住在远东局事前准备好的一幢两层楼的招待所中。这住所外表虽不很讲究，但内部的设备尚称齐全，房间中除床、桌、柜、椅等外，并有壁炉可以在早晚生火两次取暖。此外尚有特设的饭厅，午餐除黑面包外有一汤一菜，晚餐减少一汤，总算可以吃饱，较之一般俄国人民的饥饿生活，真有天壤之别。我们的房间经常由几位女工来收拾打扫，有一个替我们在壁炉中生火的老人是帝俄时代的贵族。他温雅的举止和生火时的不熟练动作，看来可怜亦复可笑。他在生火时常向我们讨烟头吸，如果那位代表给他几支香烟或一块面包，他便千恩万谢的说个不停。

威金斯基和我早经熟识，这次和我见面后，很关心的问起沿途的一切情形。

招待所中有四位日本代表，其中一位是学生，三位是工人，用的都是假名。朝鲜代表大约十人，由设在上海的朝鲜临时政府内阁总理金奎植和外交部长吕运亨两人率领。爪哇代表一人，这位青年名西孟（Semaun），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书记，由马林在上海向荷属东印度物色而来。菲律宾、安南、暹罗、马来亚等地并无代表。中国代表团人数最多，有三十几位。

中国代表团中包括了许多出色人物。张秋白是安徽一位后起之秀的国民党员，这次由孙中山先生以国民党代表名义派来参加。无政府主义者的代表黄凌霜是名作家，是一度参加共产党北京小组的五位无政府主义者之一。矮小身材的王丽魂女士是一个妇女爱国团体的代表，也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山东省各团体的代表是前山东省省议会议长王乐平，他曾在上海各界联合会和我共同工作过，后来成了著名的国民党员。铁路工人代表以邓培为首，他是唐山老资格的广东籍机器工人，后来加入中共为党员。湖南劳工会的代表是王光辉。以后成为黄埔要人的贺衷寒，这次以武汉新闻记者的资格参加。我是中共的唯一代表。其余则是各地学生联合会与自由职业者的代表等。

我们这些代表本着各人所代表的团体与个人的主张自由活动。但为了料理代表们的共同事务，大家决议组织成为一个代表团。我被推举为代表团主席。

当时最引人注意而也是大家经常谈论的问题，便是俄国的粮荒。俄国粮食的配给制度，是每一士兵每天配给两磅黑面包；工厂与铁路工人每天一磅半；机关工作人员每天一磅；共产党员每天四分之三磅。黑面包的质地坏得很，通常所含的面粉不过五六成，有时低到两成。有家眷的机关工作人员每人每半月可领取麦子十五磅，马铃薯十五磅，有时有少许糖和茶叶；可是那些麦子和马铃薯多数都有点腐烂。在这种情形下，人人都在叫饿。机关工作人员早上起来只能喝些开水去办公，在办公室中实在饿得无法支持时，才从那一磅面包中抽出一片来充饥。其余的要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做午餐，一部分做晚餐。在饥饿压迫下，每个俄国人似乎已没有了别的念头，终日所想的只是如何才能得到足够的面包。他们托人情、玩手段，唯一的希望，是配粮人员能配给他们一些没有腐烂的麦子和马铃薯；或者黑面包，不要有泥草臭味而所含的面粉成分高些。可是，这种希望经常很难实现，即使能实现，也只能得到一个半饱。除非有钱，可以用高价在黑市中买些面包；但要赚钱又谈何容易？例如远东局中国部主任麻马伊夫，因为他能说些中国话，我便常到他家去谈天。他夫妇为人都很和气，但从不以食物招待客人，因为他们所得到的粮食也是不够吃。他的太太除了白天工作外，晚上还要兼任一家剧院的跳舞演员，每晚得到大把的纸币，偷偷的去黑市买点面包带回家来，这样，第二天的两餐，才可以勉强吃饱。

我看见这些情形，也曾和威金斯基谈过“克勒巴”问题（即面包问题）。他承认面包问题的确严重；全俄有二千多万人在挨饿，有几百万人可能要饿死。因此，民怨沸腾，惨状横生。各级政府都以全部力量应付这一问题，不断的派人到四乡去捜集粮食。可是，从农民手上征集粮食，非派军队去强迫不可；征集到了，还要由军队押送，即使有军队押送，经过灾民区时也常被灾民劫去，有些地方并将运粮的马也捉去杀来吃。各种惨事怪事，不知发生多少。西伯利亚一带的粮食情形还不算十分坏，严重灾区更是不堪言状了。接着他又解释，好在他们政府的配给制度做得不错，士兵和工人可以吃得饱。共产党员领的粮食特别少，这是以身作则的意思。从列宁本人起，都是每天领四分之三磅面包，因此大家没有话说。如果处理得不好，真是要闹出大乱子来的。

那位西伯利亚王施玛斯基，在我到达伊尔库次克约两星期后，才抽出时间约我到他家去吃饭，在座的除了他俩夫妇外，尚有威金斯基。他请我吃饭的目的，据威金斯基说，是要和我谈些中国的情形。可是这位先生实在太忙了，连威金斯基都很难见到他，远东局积下的许多事务也要趁这个机会商谈，所以他和我简单谈了一会，便和威金斯基滔滔不绝的商谈他们的公务。我这个不懂俄语的客人只好静坐一旁。他这所住宅，是一座很精致的花园小洋房，内外保卫森严，房子里的陈设非常精美，有很讲究的丝罗窗帘，和上海大资本家的家庭差不多。这顿晚餐不仅有质地很好的黑面包，而且有点白面包。虽然是一汤一菜，可是内容丰富，味道很好。牛奶、点心、水果，应有尽有。这是我踏入苏俄境内第一次享受到的盛馔。

饭后，我和威金斯基在寒夜的雪地上，步行回招待所。他似乎发现我神情中有些惊异，就向我解释：施玛斯基为了郑重招待外宾，所以特别的准备了这顿丰美的晚餐，虽然没有和客人长谈，可是他是很热情的。我说：“你说得太客气了，我们是同志关系，不能算是甚么外宾。”他恐怕我心里还有不满意，接着又表示：革命不能讲平等主义。十月革命初期，平等主义的观念非常盛行，一般革命者对于负责的同志住好一点的房子，吃得好一点，都表示反对；甚至将火车的头二等车厢打毁，要大家一律坐三等；可是车厢打毁一辆便少了一辆，这不是平等主义反损害了革命吗？身负重责的施玛斯基为了工作进行顺利起见，是应该生活过得好一点才对。我也不客气的对这位混得很熟的威金斯基说：“你说列宁也只领四分之三磅面包，和大家一同刻苦，何以施玛斯基要比列宁的享受好得那么多呢？可见在任何情形之下，权势还是起着很大的作用。怪不得反对你们的人，说你们专无产阶级的政。”威金斯基听了这段话，伸手拍着我的肩膀，笑着说：“不好这么说！不好这么说！”

在这一段时间里，我既接触了这许多新的事情，内心当然滋生了无限感慨，而在言谈的表现上自不免坦率流露。但我对于苏俄的一切情况，却是怀着十分的善意，而从好的方面去了解。伊尔库次克市在西伯利亚不算是一个小城市，可是它那么冷清清静悄悄，满街铺满了厚雪，行人足迹稀少，像乡村一样荒凉。街上的店铺都关门闭户，自然更没有甚么人交易。屋顶凸出的烟囱不见冒烟，似乎屋内空无人居。除了车站和工厂附近有些工人在活动外，其他地方都是寒街冷巷，简直不闻人声，到了上下班的时候，才有一群群穿着油腻褴褛大衣的工作人员，匆忙来去，过了这两度热闹之后，全城又恢复沉寂。

那时，伊尔库次克周围还是很不安静，充满了革命和内战时代的色彩。我所到过的公务人员住宅里，看见房里都挂着长短枪枝和子弹袋。他们经常将这些枪枝擦得雪亮，到了夜晚还装上子弹，放在床头或枕下，和衣而睡，真的过着“枕戈待旦”的生活。军事演习更是经常举行，所有持有枪枝或被派有职务的人员，无论昼夜，一闻警报，就得飞奔到邻近的街头集合，分别受当地驻军的指挥，举行各种演习。据他们说这里南方就是外蒙古的边境，城市四周都潜伏有残匪。

远东局的工作人员平时很忙，只有到了星期六晚，大家聚集在办公处的大厅中举行一次晚会。晚会的布置相当单调，除了一架钢琴外没有其他的乐器，也没有收音机播放音乐，那时的收音机只在大街上装置几个大喇叭，做为传达命令和播送要人讲演之用。那些参加晚会的俄国人，男的只是脱去那身褴褛的工作服，而换上一套比较清洁的常服，女的不过头上多扎一块花布而已。最精采的节目是集体唱革命歌曲，跳高加索舞，其余则有一些人独唱等，最后跳交际舞，大家狂欢一番。俄国的革命歌曲，音调高亢，激昂壮烈，很能刺激人的感情。高加索舞也带有尚武的精神。

我们这些远东代表对晚会很有兴趣，常去参加。在晚会中，日本代表是比较出色的，他们集体或个别演唱许多民歌或工人歌曲，也可以表演一些柔道、摔角，以博掌声。朝鲜代表也不落后，常唱一些悲壮的革命歌曲或动人的民间情歌。只有我们中国代表毫无表现，既没有跳舞的习惯，又不会集体唱歌。但是，中国代表团人数最多，也最受人注意，在他们热烈的一再催促中国代表表演的呼声掌声中，我们这一群人真是窘到了万分。张秋白平时爱哼几句京腔，于是大家推他出来，要他唱国民党的革命歌曲。他说国民党没有革命歌曲。我们只好要他唱几句京戏，他一时也不知从何唱起。最后，他终于唱了。他一开腔，使我们非常难为情，原来他所唱的竟是那时民间流行的淫曲“小妹妹打骨牌”。我们在最初一次晚会中，就受到了很大的刺激，觉得非促进我们的集体娱乐生活不可。后来中国革命歌曲的创造，和民歌的发扬，我们这次所受的刺激是一个小小的起点。

俄国人，那时正在饥饿的状态下，因而平时所喜爱的户外活动便大大减少。他们过去爱滑雪和溜冰，可是无法得到滑雪与溜冰的器具，所以少数人只好做一种俄国乡间的“木城游戏”，竖立许多木桩，用很粗的木棒打去，以倒木桩的多少决胜负。这种游戏非常吃力，是一种取暖的最好办法。不过打多了，肚皮也要发生问题。当时俄国一般卫生状况很不好，医药设备很少。一般人的衣服很少洗涤，往往发生臭味。在伊尔库次克只有一间公共浴室，各机关工作人员要排队登记，轮到了才能洗一次。我在当地住了约两个月，只轮到一次。

伊尔库次克的工会在工人区创设了一个“工人文化宫”。开幕的那一天，特邀我们全体代表去参加。远东局好不容易的借到两辆卡车，将各代表与远东局的工作人员密密的装了两车，送到那里。“工人文化宫”是工人区中一所最大最好的建筑，其中有各种的设备，可以供工人阅览书报、下棋、饮茶、听音乐、跳舞、演戏、唱歌等等；按照当时的物质条件，确是费了一番大力量。可是书报很少，各种设备也非常简陋，尤其是在这样高大的一所建筑物中，不能生火取暖，又缺少通风的设备，因为人多，在极度寒冷的空气中弥漫着浓厚的炭气，挟杂着俄国式的臭味，令人感觉到一阵阵的恶心和晕眩。从工人们毡靴和皮靴上带进来的雪泥，在室内化成了水浆，到处一片泥泞，仿佛到了菜市场。代表们在这种环境下，每个人都觉得有点不舒适，但当时为一种新的精神所鼓舞，仍然兴致勃勃的一直玩到深夜。我们准备回去时，先用电话催远东局将原来答应接我们回去的卡车派来，不料一直等到午夜一点钟，还是毫无消息。我们无可奈何，只好按照俄国人提出的办法走回去。每人先将西装裤脚扎起来纳在皮靴的短统内，领口扣紧并用围巾包好，帽子用力往下拉，一直盖着眉毛。约十个人一群，紧紧的互相挽着，从雪地上向前迈进。那时的气温为零下四五十度，利如刀剑的寒风带着雪片，一阵阵怒吼着朝我们袭击。地上的雪堆，深的地方要埋没半截身子，如果不是大家挽紧，一不小心跌下去，可能很难再爬起来。我们鼓起精神，勇往直前，约莫走了一个多钟头，居然走了四五公里，回到住所。于是按照俄国人的办法，大家在门廊边先将双手用力互搓，接连的跳跃几遍，将衣帽上的雪花抖落，再将鼻孔中吊出来的冰凌去掉，将脸孔、鼻梁、耳朵等处都轻轻的用手摩擦；经过这一番的手续后，再走进卧室去。幸好，大家的面目依然，没有冻坏。

当时，苏俄对于“星期六工作日”的办法，是鼓吹得非常热烈的。各机关工作人员在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都要做些额外工作。代表们本来是可以免去的，但为了响应他们的号召，也很热忱的去参加。尤其是中国代表们不愿自居文弱，很想在工作中赛过日本代表或一般俄国人。头两次，我们被派到森林中去搬运木材。那些短节的大木，每节约一百磅重，由一个人抬；长的木料是更加重了，非两个人抬不可。从森林中高低不平的雪地上，要把这些木材搬运到大路旁边，有些集中搬到河边的码头上，又没有任何工具，所以我们只做了两次，几乎所有的人都受了或轻或重的伤。我曾背着一节大木送往码头，经过冰凝的圆木桥时一下滑倒，木材打在身上，擦伤了几处。俄国人看出了我们硬着头皮不肯示弱的神情，以后几次便不要我们搬运木材，将我们分批派到车站附近去担任扫除积雪的轻松工作。

我们住久了，生活过得很腻。听说这里要举行苏维埃大会，大家赶着去参观。在一个大剧院里，到了八百多个苏维埃代表，女代表也很多。这些代表多是四乡来的，穿得破破烂烂；大会主席似乎是个农村工人，一样穿得很破烂。我们到达时，主席正在演说。我问陪我们同去的威金斯基：“他演说得很不错，是不是一位工人？”他说：“是的，这位工人在不久前还不大识字哩！”我说：“何以进步得这样快呢？”他说：“当然要有人指导。这位工人便是施玛斯基所指导的。他的一切言论行动都受施玛斯基的指导。”从他这句话中，我对于当时的情形得到更深一层的了解。当时苏俄的各项工作，确是由许多工人农人在出头负责。不过，这些工人农人的背后，都是由共产党员在一一指导着的。

在伊尔库次克将近两个月，大会的会期仍未确定。我们不懂俄国话，和俄国人往来很少。平时除了准备向大会提供一篇报告外，便无所事事。我准备的一篇报告写得很长，内容着重在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和现状的分析。我从井田制度写起，自周秦历朝以至现代，写了一百多页还未写完。那里既无参考资料，又无人将它翻成俄文，明知写好以后，也等于白费心力；可是每天伏案工作，却藉此消磨了这段枯寂的时间。其他代表的报告写得短，无聊时间自然更多了，只好到处去跑，或找俄国人混混，或与当地的华侨漫谈。

伊尔库次克的华侨散居各处，有少数在机关中当公务员，也有参加军队的，多数则在当地做生意、做工或开洗衣铺。他们多数不满意苏俄政府。

华侨对苏俄政府的不满，主要还是在经济问题上。俄国经过四年欧战、三年内战，苏俄政府在内战中采取军事共产主义来支持战争，组织贫农团，派遣军队到农村中去，类似打劫式的将粮食完全没收。这样的做法当然弄得天怒人怨，民穷财尽。等到内战完了，在一九二一年三月克伦斯坦暴动之后，苏俄当局深感事态严重，因此在同年三月举行的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宣布了实行新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反映到伊尔库次克时，一般人民都表示极不信任。新经济政策虽然准许商人做买卖，但商店仍旧家家关门，连理发店也没有恢复。农民虽在农业税宣布值百抽二十的政策后，还是不肯多种粮食。他们对于政府的纸币尤其不信任，人民之间几乎多是物物交易。代表们中有人曾问华侨：“俄国人为什么对政府这样的不信任呢？”所得到的答复大致是：“这种政府，如何能信任呢？过去已经将人民的财产没收了，粮食抢去了，将来还不是一样的要没收，要抢去吗？政府发行了这样多的纸币，一天天跌价，还不是欺骗老百姓么？这个政府，除了会杀人外，还能做些甚么呢？”至于说到苏俄政府中的人员许多贪污腐败的情形，那还是次要的事。

对于苏俄怀着满腔热忱的代表们，经过这两个月的体验之后，心中所发生的问题更加复杂了。大体说来，第一个问题是：苏俄将往何处去呢？这样落后的俄国，特别是这样荒凉的西伯利亚，如何能建设社会主义呢？第二个问题是：新经济政策将领导俄国的经济向哪一个方向发展呢？第三个问题是：所谓军事共产主义，与中国土匪的打家劫舍有甚么分别呢？第四个问题是：中国与俄国的国情相差这样远，是不是俄国革命的经验可以做中国革命的借镜呢？这些问题，一时无法找出答案，也是我所无法解释的。这些事的确使代表们的心里受了很大的影响。后来有人归过于我，说我不善于向别人解释，其实连我自己也是在迷惘之中。

如果你偷脚踏车（刘峰松）

十几年前还在学校教书时，我告诉过学生一个故事：

在非洲一个新兴国家，人民生活既悠闲又幸福，因为上帝给他们的资源太丰富了：只要在浅水一捞，就有鱼虾吃；在海滩一弯腰，就有椰子捡，椰子是他们国家的主要输出品。因为生活实在太好了，家中又装不下现代化的种种“奢侈品”，除非必要，否则是不工作的。他们每家都有整套的沙发，可是，他们宁愿坐在地板上，保持他们传统的习俗。无论在城市、在乡村，马路上到处有进口的脚踏车，不装锁，谁用，谁就骑走；不用，就随便往路边停放。车子是谁的？谁也不知道，也不必知道。看到车子坏了、少了、不够方便，大家就到海边多捡几个椰子。啊！这样的国家太奇妙了。

在台湾，也有同样主题的妙事，只是内容不同。

最近报纸说，板桥有一位老师，“偷”了停放骑楼下的脚踏车去办事，“失”主掉了车子，很火大，放下工作，就四处去找了，结果，那么巧，在板桥车站前，把“小偷”给人“脏”俱获了。窃盗是公诉罪，不能私了，这位“小偷”老师，粉笔生涯完了；个人尊严，前途都完了。此事正为“杏坛蒙羞录”添一新章。

名师出高足，我们来看看学生。

少年法庭常有中、小学生上门，他们也是“偷”脚踏车，有的“偷”一部，有的“偷”好几部，有的好几个“偷”一部，有的好几个“偷”好几部，状况各有不同。为什么“偷”呢？第一、因为好玩嘛！骑一骑就丢，又不据为己有。第二、因为我们家的脚踏车掉了嘛！找一部来抵充。第三、零用钱不够嘛！“偷”了卖给收破烂的，换几个钱花花。在校园内，小朋友做错了事，打打手心就算了；但在校园外，你做错了事被抓到，台湾的“法律”，保证跟你没完没了。没完没了情形，请看现行法律的“流程表”：

一、失主抓你往派出所送。警察伯伯先制作侦讯笔录，也可能想办法通知你老子。通知到了，你老子额头冒汗，快速冲进派出所，但依“法”，不能领回去自行管教；依“法”，警察无权放人，不能保释。不通知你老子来也可以，这样，那一天晚上，你老子找，你娘等，找不到你，等不到你，再急忙赶到派出所报案求救，哇！你小子原来“迷失”在此！有时不在同一派出所报案求救，这个派出所还把你列入失踪人口，准备张贴“寻人启事”呢！

二、再往分局刑事组送。派出所作好笔录，就移送分局。案情是这样简单，是那“一推”，把车子推走、骑走而已，没甚么好查，分局不必另作笔录，但还是要查填“前科表”，看你以前有没有记录，要进一步制作“移送书”，初步研判你犯甚么罪，触犯第几条，最后由分局长具名，以符体制。你老子虽跟到了分局，还是保不了你，他也许找一个议员、一个代表、一个高级警官来关说，仍然不放人；也许，你老子就是议员、就是代表、就是高级警官，还是不放。为什么有时候放呢？那是“特权”，不足为训。案子如不单纯，你小子常偷，或露了口风，说还“偷”钱甚么的，“扩大侦查”起来，这档事就麻烦了，揍你几拳还算便宜了你；这样，不必依宪法规定，案发后二十四小时内移送法院，而是先关了你再说，这叫做“违警拘留”。等一切都弄清楚了，你都“抖”出来了，完成种种“例行公事”，他们给你上“手铐”，派警车押你到法院。看你年纪小，逃不掉，“手铐”也可以不加，但那样仁慈的刑警太少了。

三、押你往法院送。成人犯罪先送地检处，但小孩犯罪归少年法庭管，少年法庭有“先议权”，所以小孩犯罪就直接往法院送了。不管白天、夜晚，法院都有值班的法官，你一到，法官就问案，另有个书记官记录。你要第三次被问到：“你有没有偷脚踏车？”这值班法官权可大了，准不准暂时放你回家，就全看他。他一点头，你老子办个手续，就可以带你走；他一摇头，一声“收押”，你就住进“少年观护所”了。如果法官要放你，你老子却找不到你，或不知道法院在哪儿，或不知道怎样办这些事，他也无法放人，你也只好先住进“少年观护所”再说。如半夜里被送法院，你这个“偷”脚踏车的，就只得在法院的“拘留所”委曲委曲了。

四、观护人去你家进行调查。值班法官只是迎接你进入司法程序而已，实际上，你的案子要由少年法庭分案后，再给真正承办的法官。这时的法官一方面定“期日”，准备开庭，一方面请少年法庭的观护人作“审理前调查”，如果你被押进“少年观护所”，就由那边作调查。通常小朋友“偷”车不会送“少年观护所”，因此，大约在案发后一个礼拜到十天，观护人就上门了。观护人到你家干甚么呢？就是更详细的了解一下——你为什么“偷”车子，动机、目的是甚么？你老子怎样管教你的？家里有钱、没钱？是不是穷得发慌才做小偷？观护人也可能到学校去问你老师，查你的品性和成绩。这样，使你在家里、在邻居、在学校，面子都罩不住！谁叫你要“偷”脚踏车呢？

五、法官开庭审问。观护人调查你的一切状况后，作了一份报告给法官，然后法官传你，传你老子。你这天要向学校请假，你老子也要向公司请假。在森严的法庭上，法官坐在你的面前，他旁边有个书记官，前面有个通译，你旁边站着冷冰冰面孔的法警，背后有你老子，还有其他来旁听的人，这一切布置，都是为你小子布置的！在法庭上，你心惊肉跳，两腿发软，你老子也一样。然后，法官还是问你：“你有没有偷脚踏车？”这已经是第五次有大人物在问你老问题了。

六、法官传你听宣判。辩论终结——其实，有甚么好辩论的，就是“一推”，把车子推走、骑走嘛！隔一个星期后就宣判了。这一天，最紧张，不知法官怎样判的。“唉！”你会叹一口气，垂下头来，在心里祈祷，请上帝帮个忙，要法官来个“从轻发落”。说来也真惨，自从“东窗事发”后，你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无心上学了，每天等这一天，等这个判决。自然，你和你老子又老老实实地站在法官面前，听他判决。这一天，你们又都请假了。

七、开始执行惩罚。本来，这鸡毛蒜皮的小事，法官老爷可以裁定“不付审理”“不付管训处分”，使你根除一切后患，但他就是不喜欢这几招，因为，你既然“偷”了车，“罪”证明确，他就一定要秉“公”办理，避免“误会”。那你小子可能受到甚么惩罚呢？大概有两种，一种叫“徒刑”，送你到少年监狱尝尝铁窗滋味，如果你是一偷再偷的累犯，或好几个人一起偷的“加重窃盗犯”，关你几个月不算冤枉。另一种叫“管训处分”，它又分为训诫、保护管束和感化教育三种。训诫是由法官约你来，当面训一顿，叫你以后“改过自新”，不可再“偷”脚踏车了，而事情也就了了。保护管束是由观护人来“保护”你，“管束”你，以三年为期，看你敢不敢再“偷”，再“偷”就送辅育院感化去。感化教育就是送去辅育院感化，其实，就是关起来，不能回家，也是以三年为期。通常小朋友“偷”车子，都会受到第一种或第二种管训处分。如果是保护管束的话，那是叫人烦透了，你每个月要到法院报到一次或两次，而观护人更是烦透了，常常要到你家去，看你有没有再“偷”脚踏车！

上面七道法律“流程”，就是“过七关”，整得叫你这个“偷”脚踏车的小孩大冒金星！

你“偷”了一辆脚踏车，也许，车子是又旧又破的，但不管它新旧，你这个“行为”的结果，到底麻烦了多少人呢？再请看下表：

主办人员：派出所警察、分局刑警各一个，值日法官、承办法官各一个，纪录书记官二人，观护人一个，辅导员一个，至少共八个。（按：行为严重的话，检察官也会管这档子事。）协办或督办人员：派出所主管、刑事组长、分局长、庭长、刑事组查报人员、法院录事、押送刑警和法警，也至少共八个。

至于动用了多少物力呢？警车至少出动两次，如果收押，囚车至少出动三至五次，其他纸张、文具、拘留所、法庭设备等等都应算在内。

这些人力、物力都花国库的钱，也就是花“纳税人”的血汗钱，究竟一共花多少钱？实在不好算，但可以确定的，失主丢了一部几百元，顶多一、两千元的脚踏车，但国库却要花可以买好几部摩托车的经费！而花这么多人力、物力和财力，只不过要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要一再确认，反复确认，看你偷了脚踏车没有？

第二、如果你确实偷了，想用万全的办法，叫你不敢再偷。

解决第一个问题要花两、三个月的时间，解决第二个问题要花六个月到三年的时间。

请注意：站在“法律”面前的，只是一个小孩子而已！再请注意：如果不移送“法”办，而由“老师”来办，只要一席话，和打几个手心便告解决了，一毛钱都不必花。

然而，“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小孩子也不例外，它——法律——就是这么麻烦！这么要命！

汉高祖刘邦入关后，宣布“约法三章”；以色列先知摩西出埃及后，宣布“十戒”，而到了今天，我们有“六法全书”，有法律“万万条”了。圣经说：“……没有法律，人就不在法律的标准下被惩罚。”（罗马书五—13）又说：“法律制作后，过犯增多。”（罗马书五—20）这样，法律增加、法律严密，又有甚么益处呢?

目前台湾监狱已人满为患，报上说，要采取古人的“微罪不举”办法了，真是好消息一条。报上还说，邓丽君女士持用假护照入境，获“不起诉处分”，就是第一个“微罪不举”的例子！那么小孩子“偷”车这种豆子大的事，以后就可以不必“小题大做”“劳师动众”了吗？我想，不太乐观，因为小孩子能像邓女士一样，拥有那么多国防部和新闻局给的“爱国奖状”呢？如果有人要免受“法律”迫害，我想他最好还是“移民到非洲去”吧？

火烧岛十载风霜（李世杰）

第一章 火烧岛月光明媚么？

第十四节 我们是杀人放火的凶徒？讲话、不讲话都得挨揍！

火烧岛有三座监狱，最闻名于世的，当然是国防部政治犯感训监狱。其次是警备总部的职训总队，专门囚禁并管训流氓。第三是司法监狱。在国际上，职训总队也许并不驰名遐迩，但在台湾，它的知名度，毋宁是比政治犯监狱更高的，因为：第一，至少很多人知悉它被通称为职训总队；纵然不知道它的全称，仍无碍其“职训总队”之简称也。政治犯监狱则不然，一般人不但不知其全称为何，更未闻它被简称为“国防监狱”者也。就是我们，也是到了火烧岛几乎半年以后，才从“福利社”采购货物装运的纸箱上发现的这“国防监狱”的怪名称。监狱而曰国防，实在值得吟味。第二，一九六八年夏，我在台北市六张犁卧龙街看守所时，室友刘楚材买了一本《词汇》，里面有“绿岛”一条，注解居然是：“关流氓的地方。”可见那本辞书的编辑很“通晓”，他认定在火烧岛，被关的全是流氓，不但没有政治犯，没有司法方面的刑事犯，甚至也没有老百姓。这恐怕是全世界辞书中解释“绿岛”最“独到”的一部辞书了，从而可知“管训流氓”实为火烧岛最大“特色”。怎不令我十分佩服那本《词汇》的编辑呢？

我不曾考证或研究过政治犯感训监狱在火烧岛成立的年月，根据囚禁近三十年的老难友们说，当一九五一年，他们原被囚禁于台北县新店暗坑（安坑）军人监狱，那年起解到火烧岛之初，这里不叫感训监狱，却叫做什么“新生训导处”。大约是一九六〇年代初期，这“新生训导处”忽然搬到台东泰源，好像就在那时候改为“监狱”名称的。一九六九年，泰源监狱发生暴动，过后，政治犯们又起解到火烧岛来了。

若依这个说法，三座监狱设立的时间，似乎相去不久。但是，这座政治犯洗脑监狱，如果从它正式改用监狱名称、并迁回岛上算起，则实在是“资浅”监牢，不像“万年国会”那么“资深”。不过，话又得说回来，里面不少囚徒，比起万年立委监委国代们，资格深浅也是相差无几的。

“新生训导处”时代，政治犯们所受的感训，其实就是劳改。资深难友们说起当年初到火烧岛的情况，娓娓道来，活像一个退伍老兵喜谈自己的战场经验一样，津津乐道，甚至掀开他的胳臂、胸前、腹部和大腿上的伤痕以示人。他们的心情，有如战场上受过重创的英雄。他们的叙述，也极动人。

一九五一年春入狱的彰化人王永富说：

“我们还没有到达火烧岛之前，这孤岛上的居民，一家家都受到岛上官兵的警告，说是：‘过几天，要送一批犯人来。这些犯人，都是杀人放火的凶徒，都是抢劫掳掠的强盗。他们来了以后，你们老百姓绝对不要跟他们说话，不要跟他们打交道，连点头打招呼也不可以。否则，将来你们人被杀了、房子被烧了、财物被抢了，是活该！’这些官兵，由村里长带路，挨家挨户，发出这么严重而恐怖的警讯，害得家家恐惧、人人战栗！”

听了这一席话，我觉得十分滑稽，“杀人放火，抢劫掳掠”！政治犯真的是如此这般的凶神恶煞吗？我又有点疑惑：政治犯终日囚禁在深牢里，不见天日，不见人踪，从何知道岛上居民受了这样的警告呢？我就问王永富道：

“你怎么知道官兵们如此逐户宣传的呢？”

“后来，老百姓亲自告诉我们的呀！”王永富道。

“老百姓告诉你们的”？我更不解了，“老百姓可以到监狱里来”？

“不！”王永富说：“是我们到外头去，时间久了，听这里居民说的。”

这就更奇怪了，政治犯可以到监狱外边去？我又问道：“难友可以到监狱外边去？”

“是的。”王永富道。

原来，那时候，难友们每天要外出三次，从事重劳动的工作。第一次是天刚破晓、晨光微露的时候，工作一个多钟头。第二次是回到监狱早饭后，再外出工作，到中午回监进餐。第三次是午饭后略事休息，然后出门继续工作。除了一部分被指定经常负责养猪养鸡的难友，不必如此进进出出以外，其余的人，每天就是这三次的劳动。所做的工作，是：挑米，把从台东船运火烧岛的补给米，一袋袋挑回来。那实在是非常沉重的担子。初期，挑的人，大家不习惯，肩膀都压痛压肿了，也还得继续挑。此外，像挖山上和海边的石头、砂土，一担担挑回来，也和挑米一样的苦不堪言。这些砂石挑回来干什么用呢？唉！说来伤心，挑回来砌围墙、建监狱，囚禁自己。不但是扛石头、挑砂土，就是建造监狱，也用难友当泥水匠。当然还有别的工作，像上山砍柴割草，挑回监狱中当燃料，也是苦差事。平日没有当过樵子，一旦拿起镰刀，往往手被割破，或被荆棘蒺藜刺伤，血流如注。有的难友，甚至手指被镰刀误砍到见骨，请医官敷药包扎了，还得继续工作。这些重劳动工作，是风雨不停的，监方还规定每人每天的工作量，例如挑砂石，每人限挑几担，每担多少。割草，每人每天限割几担，多少重，都有规定。最可怜的是一些年纪比较大、或体质比较文弱、或有病的难友，他们工作达不到规定分量，就得挨骂、挨打或受其他处罚。不过，当了政治犯，对这类难友，大都有一种不忍之心，既然没有权力替他们请求宽减，体力较强的人，就只好加倍努力，提早赶着做完了自己的分额，然后替这些体力不足的难友补足了“缺额”。譬如割草，多割一些当做别人的，让他挑回去缴帐。在那种环境下，除了这个办法，还能怎样帮助他们呢？终不成天天看他挨揍挨到死？所以，那一段日子，实在是非常惨苦的。

这不等于实施“劳动改造”吗？我悲叹地自思：大陆上，“反革命分子”要劳改；在台湾，“叛乱犯”也要劳改！我们的国家，受统治者所痛恨的人，是何等的悲惨啊！

我拿王永富这些话向好几位“资深”难友查证，所得答案，完全一样。那位海军下士出身的刘天照说：“一天外出劳动三次，黄昏散工回到监狱，让大家洗了澡、吃晚饭，稍微休息一会儿，就得排队、点名、唱歌——当然是唱那些忠党爱国的歌曲，九点睡觉。”刘天照说：“在监狱中，不准带表，又没有时钟，一天到晚，最苦是不知时刻。只有规定九点睡觉，这时间是绝对不会错的。”

就因为天天三次外出从事重劳动的苦工，自然而然就碰见当地的居民，有渔父、有农夫，也有小商人。最初，居民都敬这些“杀人放火”的“恶客”而远之。可是，渐渐地，时日久了，觉得这班“杀人放火”的徒隶，倒也不像杀人放火的凶徒，不止是见面打招呼非常客气、非常讲礼貌，说话也跟他们岛民无甚分别。当然，火烧岛上的人，从来没有被这些远道来客“杀”了的；也没有谁被“掳掠”了去当肉票勒赎的事。他们的屋子、猪舍，没有半栋被“放火”焚烧过；更没听过有谁的财货被这班“强盗”抢劫的。有时候，遇到牢头狱卒不在旁边，这些“强盗”还常常无条件的帮助岛民们顺手做点小事的。于是，火烧岛人开始怀疑起来，才向难友们吐露说：当初如何每户每人受欺骗、受警告。如今才知道你们不像杀人放火的土匪，不像抢劫掳掠的强盗。“新生训导处”对当地居民“训导”的秘密，才被揭了开来！

我忍不住要笑出来，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几位资深难友注视。他们问我：看什么？为什么这么下死劲盯住他们？我说：“我要仔细端详一下，你们究竟像不像杀人放火的土匪，像不像抢劫掳掠的强盗呀！”

“假使我们真是凶徒、土匪或真是共产党，那我到这里来受罪，也甘心！”一位台湾省籍难友李振山道：“他们说我是台共分子，我就说过：蔡孝乾是台共总头目，他被捕后自新，做官了，请问他的台共总名册里有我的名字没有？二十多年来，我们真的惨苦无处诉！已经跌入第二十层地狱。如今幸而升上第十九层，比凶徒强盗的罪更重了。现在只有忍辱含诟，求得不再惨遭酷刑毒打，别让自己再掉进第二十或二十一层去就好了！”他的声音带凄苍之调。

工作繁重，体力的消耗当然是很大的。精神上，又是全天候地在威吓叱喝、辱骂毒殴的恐惧底下，那日子，实在不啻上刀山、下油锅。这也罢了。由于体力消耗过甚，一部分经济情况较好的难友，难免想打打牙祭，就趁到海边挖石头、挑泥沙之便，向渔民买几条鱼，托请当伙头军的难友，代为烹调，自己加加菜。谁知道，第一次就被“训导”了一顿，牢头、狱卒都出声追究了！他们喝问：

“为什么你们这一桌多了一盘鱼？鱼从哪里来的？”

“报告长官！”全桌的人一律站起肃立，其中一个行举手礼，恭恭敬敬地回答说：“是我们向渔民买来的鱼，让厨房替我们烧的。”

“不行！”牢头们厉声责斥道：“以后不准再这样子！你看，大家都是一样的伙食，只有你们一桌加菜，这样会影响大家情绪的！以后不准再来！”

“是！”全桌的人恭恭敬敬地回答，犹兀自肃立着不敢坐下，直等到那个牢头怒火稍熄，带点悻悻然的声调，说：“好罢！你们吃饭！”才算解除了紧急状态。人人心中暗自庆幸：只受了叱责，没有人挨骂或挨揍，总算今天运气好。

他们也想：牢头狱卒们说的，倒也有理。我们这一桌的人加菜，其他各桌的人，难免把我们看成特殊人物，情绪上要受影响。好，以后再加菜，有钱出钱，多买几条鱼，大伙儿努力加餐，有鱼大家吃，人人平等，也是好事。

于是，有一天，吃饭的时候，每桌都多了一道红烧鱼，难友们看到红烧鱼端上桌来，人人眼睛闪亮，口水欲滴，正想大快朵颐一番，不料一个小牢头走了过来，各桌巡视一遍，越看，脸色越是下沉。终于，他又大声喝问了：

“喂！怎么，每桌都多出一道菜？”

“报告长官！”一位难友肃立着，敬谨行礼回答道：“我们自己买的鱼。因为上次长官说，单独一桌加菜，会影响其他人的情绪，我们觉得有理，所以就……。”

“就怎么样？就由你请客了？你很有钱，是不是？”那个牢头，职级虽小，火气却大，他满脸溅珠地喝问。

“报告长官，不敢！我们……大家合起来买的。”那位难友不敢承认请客，不敢承认自己“很有钱”，他撒谎了，竟说是大家合买的鱼。但这并不能平息小牢头的冲天之怒，他狠狠地瞪了那位难友一眼，然后，用很粗厉的声音，严重警告的口吻，大声宣布：

“不行！这样不行！私自加菜，不行！绝对不行！今天我不处罚你们，下次绝对不准再犯！——不准私自加菜！给你什么伙食，就吃什么伙食！怎么样，你们到这里来，还想享受！”他顿了一顿，又大喝一声：“以后不准这样子，你们听到了没有？”

“听到了！”众难友齐声回答。他们暗中都觉欣幸，没有脏言秽语的臭骂，没有鞭笞棍打；那道红烧鱼，也没有被强迫倒入馊水桶去饲猪。

“没有人敢说话？”我疑惑地问：“譬如说，好言解释，请求啊！”

“您李先生敢？”刘天照一脸苦笑地反诘我。

“嗨！到了这种地方，还有你说话的余地吗？”蒋海溶在一旁说：“猜也猜得到，在当时的情况下，不说话是上上之计，是安全保身之道。”

果然不错，在政治犯监狱里，牢头、狱卒们随便一话，都比圣旨更有权威。就好像酒席上豁拳行令，令官放个屁，也只有诚惶诚恐，钦此钦遵。谁敢多嘴，马上罚酒三大觥！

但是，不说话，整天把嘴巴合得紧紧的，也不见得就有绝对保身之功效。刘天照就说：“当年（一九五〇年代），监狱里情景的确是很可怕的。我们不论跟哪个小班长说话，都得立正、敬礼、喊‘报告’，等他问‘什么事？’才能开口讲话。那官僚架子，比烂了的死狗尸体还要臭！他妈的，什么‘新生训导处’，简直是‘畜牲咬人处’！他们存心侮辱我们的人格，一分一秒也没忘记的。有一个班长，其实不是班长，因为他不是士官，只是一等兵调来当空头班长的，那家伙顶会作威作福。有的难友对他讲话，只喊‘报告’，没有立正举手，他就扳起脸孔问道：‘报告什么？有没有礼貌呀？懂不懂礼貌呀？报告就是这么喊一声便算数的吗？’难友就得马上立正，敬个举手礼，还得肃立着跟他讲话。他妈的，我那时候心里实在不服气：他不过是个小兵，俺还是下士调到海军士官受训的哩！如果不是倒霉坐冤狱，快毕业前几天，俺部队里已经留了一个上士缺要给俺了。他一等兵算是老几，也值得俺向他立正敬礼喊报告！所以我常常讲，冤牢不是人坐的，人家想怎样欺侮你、凌辱你，你连半点人格尊严都无法保住，只有忍气吞声，把窝囊命认了算了。”

“不止是这样子噢，有时候，你闭口不说话、低头不看人，也会挨揍的！”一位也是坐了二十五年牢的难友李金木，在一旁恨恨地说。

“那怎么会呢？”我委实不敢相信。

“怎么不会？”刘天照说：“有一位难友，早晨‘放封’时，总是低头不语，独自一个人绕场漫步。有一天，一个班长站在旁边盯着他很久，等到快‘收封’了，突然走过去，朝他脸上就是一拳！那个难友停下来问道：‘你为什么打我？’班长怎么说呢？他妈的，班长居然说：‘我看你每一次放封，总像有什么心事似的，不跟别人讲话。我知道你心里一定在打什么鬼主意，你这种东西，少来这一套！我打你，是给你一个警告！你别以为你的鬼主意能帮你走出这个大门！”

“真的这样子不讲理？”我骇异地问道：“那他们的官长也不管？”

“谁来管？管什么？”李振山说：“从‘新生训导处’，到后来的‘国防监狱’，一贯的政策，就是打骂政策、侮辱政策，狱卒们打骂，牢头们也打骂。谁来命令小禁子不准打骂政治犯呢？难道他班长执行上面的决策，监狱长会下令禁止？”

“还有呢？”刘天照道：“不讲话要挨打，讲话，也要挨揍的。有两位难友，在‘放封’的时候，一边走一边讲笑话。也不知是讲什么笑话，一位难友就大声笑起来。没想到他正乐不可支的时候，一个班长走过来，‘拍’地一声，就是一记耳光，掴得那难友满脸金条，火星直冒。那个难友问他：‘为什么打人？’你说那个王八蛋班长怎么回答呀！他妈的，他说：‘你到这里来坐牢，还不反省检讨改过，还这么高兴地大声笑闹，可见你一点儿也没有悔改的意思。我打你，就是要你悔改，要你回房去反省反省！’李老先生您想一想：不讲话，说他心里在打鬼主意，要挨拳头。讲话，讲笑话，笑笑，说他没有悔改的意思，要挨巴掌。他妈的，这种牢是人坐的吗？管理监狱的那些家伙是‘人’吗？”

我相当程度的怀疑刘天照说的这两段奇闻的真实性，可是，问了至少十位二十多年囚龄的难友，偏偏证明刘天照没有说谎。我们这些到火烧岛“太迟”了的朋友，听了这些话，无不惊心叹息！这些难友何辜，纵使他们真的做了共产党，国民党的法律又认定做共产党是犯罪行为，那他们被你国民党判了刑、坐了牢，也就够了，为什么要如此折磨人呢？这些监狱的官兵，又从什么地方学会了那一套讲话也打、不讲话也打的感训方法呢？说是这样一拳一黑团，一掌一掴血，就会“感训”得政治犯不“想鬼主意”，就会“感训”得政治犯去反省、悔改。难道国防部那一班熟读“国父遗教”、“领袖训词”的官儿们，真的认为这是叫政治犯诚心“悔改”的有效办法吗？他们所铸造在人们心底里的仇恨，实在是越打就刻得越深，怒火更是越掴越焚烧得炽烈的。这样的手段，实在比强盗更野蛮、更凶悍，还能感训人吗？

我想起在景美军法看守所时，认识一个名叫郝鸿飞的难友，是一位略曾念过一点书而脾气急躁易怒的退役军人，他满脑子“忠党爱国”，却因为爱发牢骚，变成了叛乱犯。这个郝鸿飞很“守分”，也很认命，而且承认发牢骚骂蒋经国是“犯罪行为”而无怨。有一次，两个班长口出秽言骂他郝鸿飞，他就恶言回报，骂道：“妈的X！老子犯了国家的法，又没有犯你的法。你凭什么欺侮老子，辱骂老子！别以为老子不敢反抗，你敢动手，老子跟你拼了，看你怎么样！”我听了这话，实在为国民党悲哀！像郝鸿飞，还承认骂蒋经国是“犯国家的法”，（读者先生，他果然是犯了国家的法吗？）实在不能不称许他为“忠党爱国”的模范了。他纵然一肚皮牢骚乱发，以至于骂了蒋经国，就算是叛乱犯了吗？就使认定他真的“犯了国家的法”，也的确没有犯那些牢头狱卒禁子的法，甚至没有犯它警总和国防部的法，凭什么牢头狱卒禁子们可以从嘴巴里吐出“妈的屄”，来侮辱他郝鸿飞呢？

如今，听得火烧岛上早期政治犯所遭遇的，是如此悲惨的虐待，我不禁想起郝鸿飞的话：他们就算犯了国家的法，也没有犯他们牢头禁子的法，凭什么牢头禁子的“公权力”这么大，不讲话的政治犯，打！讲话的政治犯，也打！近年来，统治者莫不埋怨“公权力”不能伸张。其实，在火烧岛，不但是十分伸张，还十分扩张的哩！

我痛恨地对难友们说：“我在警总军法处时，有一个名叫王伟珍的难友，他被调查局办案人员吊在屋梁上，痛苦不堪，愿意屈认诬服，就告诉办案人员道：‘我有一段为匪活动的事实，请你放我下来，我写给你。’谁知那个办案狱吏竟回答道：‘老子今天专要打人，不问案情。’现在，听得火烧岛上这种打人的‘理由’，足见毒打政治犯，不是什么‘新生训导处’的特殊作风，也不是调查局第三处的个别情况，而是国民党通盘研究后的决策，是无可救药的！”

“是呀！假使不是这一回减刑以后，国防部同意不再采用打骂教育，您李老先生怕不亲眼瞧见这许多莫名其妙的奇事哩！”刘天照说：“妈的，我们是老娘怀胎十个月生的，他们牢头狱卒却是怀胎十二个月养出来的！（注）要不，他们为什么有这么大权力来打人做耍！”刘天照愤恨地吐了一口口水，站起来走了，因为远处有个狱卒在喊叫他。

（注）俗谓牛马怀胎十二个月，所以，怀胎十二个月养出来的，是畜牲，不是人。刘天照，亦骂人之能手也。

第十五节 考试，是为你们官兵！洗脑，是用钢铁熔浆！

来到火烧岛几天了，渐渐知道一些监狱的人事情况。这座洗脑监狱有三个是佩着“三粒梅仔”（上校）的头儿，一号牢头（监狱长）由宪兵派充，据说是一九六九年，监狱还在台东泰源时发生了暴动，因而国防部下了命令，政治犯监狱第一牢头必须由宪兵军官充任，以便随时指挥防止人犯暴动，实施“镇压反革命”。这个第一号牢头名字虽然极力严守秘密，却被难友们探知其名字为黄守中。

二号牢头（副监狱长），就是我们抵达那一天喊“松绑”、发囚犯学号给众人的那个矮子。这个职位规定由国防部军法局派充，代表那个专以违法枉法毁法为能事的军法局。这个副监狱长，不但身材矮小，形容也猥琐，老难友们背后都笑他“望之不似人君少了一个字”（意谓少了“君”字也），也都说，这个家伙性格最为阴险、狡狯、奸猾，而且心计恶毒，往往命令下属虐待难友，自己则装着笑脸扮演好人。他也的确诡诈多端，我们初到时的三个大牢头，唯独他的姓名保密最到家，连最有机会探得他们姓名的厨房外役们，都无法摸出他的底牌。

第三号牢头是连官兵也畏惧并厌恶的政战室主任，顾名思义，这官儿的来头是国防部总政战部。而那时候在蒋经国身边红得炙手可热的王昇，正是他的顶头上司。当时那个政战室主任，是一个看来年纪已逾六旬的老儿，一副暮气沉沉的脸面。他似乎跟徐元麟是老相识，在我们初到火烧岛的那几天，他好多次邀同徐元麟到各监房来探求“囚”隐。可能因为国防部及警总有密令给他，加以徐元麟的“推荐”，那老儿对蒋海溶和我，特别“关心”，每入监房区，总要到我们的牢房来“致敬”一番。他也显然知道蒋海溶、李世杰是两个“国民党匪帮的匪谍”，并不是共产党派来的“匪谍”，虽然不敢在言词上流露什么，但在态度上，总很想摆出一点“关切”的样子。

除了三个大号牢头形成三头马车式的管理之外，在这三个上校之下，政战室是权力独大的单位，它管辖着大厨房、小厨房、福利社、医务所、菜圃（兼牧猪）、缝衣部、贝壳部等小单位，还包括派遣政战班长到台东负责采购的业务。另有一项很重要的，政治犯家里寄来的零用钱，用它监狱的名义存到邮局去，也是政战室的职掌。怪不得官兵们都说：政战室是一个“肥单位”。

政战室之可怕，并不在于它有以上的“肥”职务，而是在于：它主管全监中小牢头狱卒禁子和政治犯的思想教育。政治犯要分等级，或按时上课，或写读书心得，以及人人都得每周撰写“自生自灭录”，固是政战室的洗脑工作。就是它监狱里的中级牢头以下，也要人人写心得，把脑细胞经常洗、刷、刮，以防生锈，滋生了“共产主义思想毒素”的。

有一位政战官告诉我道：“不论军事机关或部队，凡是上级派来管人事、管思想、管考绩的官儿，都为官兵们所憎厌。至于管枪械的、管物资、管补给的，则无不普受欢迎；因为他们到单位上来视察，都是着眼于枪械是否要修理、要报废、要汰旧换新，抑是物资补给上有哪些问题待上级代为解决。至于管人家的思想、考绩升迁，那无不是心存挑剔而已。万一得罪他们，轻则考绩低分、升迁无望；重则被怀疑到“思想有问题”，这干系可就太严重了，小焉者可贬降、察看；大焉者，照样可以杀头。

大约就因为如此，政战室虽然也管着官兵伙食及福利等等，被管了思想的官兵，依然对政战单位的人怀着仇视的心理。

政战室设有保防官、政战官（正式官名好像叫做训导员），还有一个仅次于主任职务的，众皆称他为“总教官”。不过，这好像不是编制上的职称。

政战室以外，监狱还设两个科：第一科主管总务，科长徐元麟因为是从景美一起前来的，他的名姓自然无法保密。第二科主管戒护，是个宪兵中校，他姓甚名谁，可就事关军国机密，被保藏得密不透风了。

医务所，在编制上，是不隶属于政战室的，尤其是它那主任医官，由“隔壁”指挥部八八三一医务所主任挂名兼差，当然不肯受监狱政战室的节制。再说，医疗业务，卫生兵出身的医官固是外行，政战室却更是外行之外行，它当然也没有管的本领。只是对那驻监医官及管理病监的狱卒，管管他们的事务性工作而已。

总务科工作不必说了，谁都猜想得到。至于戒护科，它的层次虽然低于政战室，却也有自己的天地。在监狱内部，每区一名的监狱官、班长，都是戒护科长的直属部队。此外，监狱还配备着一个警卫连，阿兵哥们虽然不准走进监狱大围墙之内，但监狱围墙外四周的山腰间，建了十个左右坚固的碉堡，整天二十四小时，都有警卫连的卫兵在看守着。他们使用光度强烈的探照灯，随心所欲地朝任何一间牢房照射，自晨到晚，自晚到晨，用来监视政治犯的一举一动。警卫连的营房就在监狱大门外右侧，班长们喊叫碉堡里的阿兵哥，就叫道：“喂，卫兵！”足见班长在高墙内虽是最低级的货色，出了那堵危墙，还有人比他们阶级更矮的哩！

但并不是所有这些荷枪实弹的阿兵哥及狱中班长，都属戒护科的部属。为什么？因为政战室在各班长中，布建了很多“政战班长”，对阿兵哥们，也根据思想的考核，秘密吸收了不少“政战战士”，这些政战班长和战士所“作战”的敌人，自然不仅限于政治犯，也兼及他们班长士兵们。所以，严格说起来，戒护科长的权力，也像一般部队长一样，被政战单位削掉了一角！

官兵中，跟难友们来往关系最频繁的，除了监狱官、副监狱官（也是政战人物）及班长外，就是保防官和政战官了。政战官主管每星期来往家信的初检，以及“自生自灭录”的审阅；保防官则扼着家信寄不寄、发不发的咽喉。保防官有一个校级（中校或少校），难友们称之为“大保”：还有一个上尉，称为“小保”。小保比大保表面上更威风，因为他跟难友直接接触的机会特别多。只有在难友面前，便有得他们神气的。

我们这一批政治犯初抵火烧岛的时候，一些被编入初级班、高级班（须得上课）的难友，每星期就有五个上午要到那一间“中正堂”去上课。而被编为“进修班”的人，没有上下课听“立正、敬礼”的麻烦，可是每月要撰写一篇读书心得（一九七八年秋又改为两篇），也是一件讨厌事。不必上课还有一个坏处，就是没有机会看看每一张大小牢头们的嘴脸，除非是他们跑到监房区来。因为那时候的上课，所谓教官，无非是一、二、三号牢头，以及保防官、政战官什么的。上课有钟点费，“肥水不落外人田”，连监狱长、副监狱长及政战主任都热心教学，看在服务精神上，固可钦矣；看在算盘打得精密的本事上，尤足佩也！

问题是，在这里接受洗脑的政治犯，该上课的，表面理由是说，不会写读书心得。而其实，有很多是不肯写心得，宁肯去听听那班所谓教官们大放其低水平的厥词，也求个每天多两三小时的室外活动。因而有好几位早年大专毕业的高年难友，都把学历填为“小学肄（毕）业”：有一位老兄伪装得更像，他故意填写“小学‘肆’业”，表示确系半文盲，写不出心得来，只能听听。

上课，本来分为“初级班”和“高级班”的，根据什么程度、什么标准编班，没曾听说过。只知道，初级高级，虽然都是那几册国防部编的课本，要不，就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编的“三民主义之……”等等大部头。当然，国父思想、领袖训词、反共抗俄什么的之类，是改造政治犯头脑的蛋白质和多种维他命，不能缺少一项。但，究竟是采用深浅两种不同课本的。可是，当一九七五年七月减刑放走了一批人以后，上课的“生”数锐减，所谓初级高级，名存实亡，大伙儿都坐在同一个地方听课，什么也没区别。

听课的人，每月要考试，每三个月连同“进修班”的人择其高分者颁奖一次。考试时，当然也有人监考，可是，“考生”们都把书本翻开来，公然找答案，原文照抄；甚至翻书翻不到了，就请高明指点，然后恭录无讹。他们当着那个什么官的面前，旁若无人地作弊，监考者也睁着半只眼，闭着一只半，不予干涉、不给处分。

“上课班”（这是我给起的名目）有能写心得而不肯写的人，“进修班”也有根本不会写心得而必须写的难友。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又是怎样个“进修”法呢？大凡被调充外役、日常工作繁重的难友，监方为了“爱惜”这份人力，就把他编在“进修班”。至于他的“进修”法，当时入狱已经二十五年的刘天照说得最清楚，他说：“过去，我（刘）是第一区的外役领班，那时候坐牢的人很多，每房都挤了十人或更多，事情忙，外役七八人，天天都忙得团团转的。政战官（世杰按：就是前面说的那个满脸横肉的王政战官）就叫我写报告，请求编到‘进修班’来。我说：我不会写读书心得。政战官说：‘写心得有什么不会的，别人会抄书，你刘天照不会抄？’经他这一开导，我就统统明白了。从此，我不去上课；晚上有空，就把心得抄了一两篇。现在半年的题目都印出来了，我得空就抄，希望这个月（一月份）把今年的心得统统抄好，以后就甭操心了！”

像这类“刘天照模式”的读书心得，在火烧岛所在多有，这还不算奇怪。更奇怪的是：同样是抄书，“抄心得”，不但刘天照常常得奖，其余的文抄公也有人获得颁奖，但大多数的“抄人”却“长年总在孙山外”。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每一个“班”名额有限，只选三名；又得留一两名给服务成绩优良的外役。你不当外役，或当了而成绩不被认定为优良，自然没有得奖的希望了。可怜的政治犯外役，每个月只领得二十元台币的“劳作金”（一九七五年我初到火烧岛时获知：第一区六位外役的劳作金总额是一百二十元），恐怕是全世界最落后地区的廉价劳力，都比不上如此之贱的了。他们许多是二三十年无外来接济的社会弃婴，监狱不从“洗脑奖金”中拨些钱购买香皂牙膏之类的“奖品”给他们，他们实在活不下去！

写心得的有奖品，上课的当然也有。上课的人，有“月考”、“季考”，题目大都是几题是非题，几题选择题，外加一至四个问答题。考试时，是非题和选择题都好办，不懂，问问难友中之懂者，或是×○（可不是XO白兰地洋酒，请勿误会），或是1、2、3，一听就懂。只有问答题，得翻书；翻不到，也得求高明指点：在哪本书哪一页。然后，大段大段照抄不误。

监考狱吏不计较考生作弊，并不是存有什么好心肠，不忍取缔处罚。当然也不是怕得罪考生，他们才是什么都不怕哩！那么，为何如此宽宏大度，任由“问先生”和“抄先生”满礼堂里奔走活动，而不加干涉？此中道理，说来深奥；但一经挑破，也就让读者恍然大悟：“原来如此”了！

这里且引一场考试实况为例。

有一个新到差的“小保”，头一遭受指派到“中正堂”监考。当考卷发了一半时，就发现领到的难友忙着翻书、查答案。这个“主考官”立刻下令：

“不要看书！把书收起来！”

他话犹未了，又发现有人公然询问“同学”：“喂！这一题是×还是○？……”他想“震怒”一下来镇压，脸色刚刚变青，尚未反红，又听见应考人在争论：“不对！是这一段，民生主义就是……。”

主考官这时候觉悟到：积重难返。他不准备“震怒”了，却用诧异的声调问道：“怎么样？你们考试都是这样子的吗？”

“是呀！保防官。”众考生一齐回答：“二十多年来，都是这么考试的呀！”

“这像什么考试呢？”小保转怒为笑，用好奇、疑惑、不解的语气问。

“保防官，你不懂。我们是在替你们官兵接受考试呀！考得好不好，成绩是你们的，跟我们坐牢的人没有关系。所以历来监方都让我们这样考试的。”

新上任的小保听不懂，为什么考试成绩好坏，跟政治犯无关，跟他们牢头狱卒却关系重大呢？

有位老难友就分析给小保听，说是：

“保防官，我告诉你：我们考得好不好，实在对自己毫无影响，对你们，却牵扯到考绩、升官的前途问题，你不可以不重视的。因为：我们心得写得再好，考试争得一百分，也是枉然。判无期的，到现在二十多年了，想释放，还是遥遥无期。判十五年的，就是每次考试都得到满分，也不能少坐一天牢，十五年还是十五年。这就是说，考得再好，对我们也没有好处。如果考零分、缴白卷，也不过是十五年，反正不会多关一天。所以，我们根本不在意考得几分。

“至于说，我们是为你们官兵来考试，这道理你听听就明白了。国家设了这一座监狱，每年花费那么多的金钱，用了你们这么多的军官和士官，还要加上一个警卫连的兵力，目的是什么？不过是想利用你们监狱的人，来改造我们的思想。我们考试时抄书，人人考得高分了，报到国防部去，你们这些政战人员，就是感训有功，考绩年年甲等，少尉升中尉，中尉升……。说不定上头还发奖金给你们的，还可调个好差事——肥缺！你说对不对？

“话又得说回来：假使你不准我们在考试时看书或者问别人，那结果是，九成的人都考个大鸭蛋，人人挂零。这成绩一期一期呈报到国防部去了，国防部一定责怪你们感训不力、教导无方，当教官的人一定很窝囊，没有把书教好。你们政战主任、保防官、政战官，一定是怠忽职务，没有负责尽职，不能够把我们的思想改造好。我们的头脑还是共产的或台独的。这岂不是你们都要撤职查办了吗？因为你们没有达成感化政治犯的任务。

“你说，这不证明我们是为你们官兵考试的吗？

“假使你保防官不准我们考试作弊，那也行！请你现在就正式宣布一下，我们马上照外边一般规则做考卷。但是，大家考不好，甭到国防部，明天成绩送给监狱长和主任看，你小保如果被叫去刮胡子，可别怪我们啊！”

这一席话，直说得那个小保目瞪口呆，语塞舌结，傻了半晌，才用勉强装出来的笑容，松弛了那股紧张的气氛。他缓步地走开，让考试继续作弊下去。

有时细思起来，也觉得真滑稽。国民党开办大监狱，拿那一套党八股当做“感训”政治犯的教材，已经可笑至极；偏又用了那一班不学无术的军人当什么“教官”，又碰上这班“成绩无用论”的政治犯，天下事顶窝嚢的事，大约亦不过此了罢。

我们初到火烧岛那一个月，牢头们出的题目是：“如何实践总统蒋公遗志”。这对小区区在下李世杰，这个“国民党匪帮忠贞匪谍”，可真是好题目。我没有“骂题”，却“忠心耿耿”地写了一篇。开头说我一九五一年写了文章获得蒋介石召见，因而进入调查局工作的往事，进而单刀直入，写道：“初未料这篇文章竟害我于十五年后，做了派系斗争的牺牲品，进入冤狱，以至于今。”又写道：“我在调查局幽禁一载，在警总羁押九年，在此十载悠悠岁月之中，未读过一篇训词，未看过一张报纸。”更写道：要实践遗志，“务必人人矢誓：不做虚伪事情，不办虚假案件，……不以虚妄的作法骗取国家的金钱、阶级、勋名、禄位，以陷害无辜。”结论更写道：“凡是违反或破坏国法中任何一条以逞其私欲者，都是国家的蟊贼！凡属违法毁法之人，即为反法治、反民主的叛徒，政府当与全国同胞共弃之！”（当时为了害怕心得也被窜改栽赃，我都留有底稿的。）

老难友们看了这一篇“反动文字”，没有歌功颂德，却讲什么冤狱、毁法，缴了上去必定会挨骂，甚至关进“镇静室”去。镇静室，是四面全无窗户而房门二十四小时全天候深锁紧闭的黑房，大约一坪半大，室内只有十五烛光的电灯一盏，万一关了进去，说不定还得戴上脚镣，情况将是万分恐怖的。因此，有人为我担心，有人劝我另写。但是，我文中是藉“总统蒋公”说的“守法、守分、守信、守时、守密……”的“遗训”，而加以引申，是真正的心得，料他监方也不敢过分曲解的。我还是把这第一篇心得送出去了。结果是：我写给火烧岛政治犯洗脑监狱的第一篇洗脑成果，并没有受到处罚。当然，也不可能得奖。

我之所以要写出这段故事，是要让读者知道：火烧岛，就是这样令难友们胆战心惊的监狱。洗脑，不是用“水”洗的，而是用“火”炮制的。监狱看了难友的心得不中意，就可以把他当做暴动的凶犯，而囚禁到“镇静室”去“镇静”几天。我陷身黑狱二十年，幸而未曾去“镇静”过，亦奇遇也。

洗脑的令人难堪之处，还有一点，那就是每月的题目，总是些什么“力行认识哲学”、“心物合一论与辩证唯物论之比较研究”、“三民主义的建国目的与大同理想”、“总统蒋公的教育思想”、“从教育学看国父思想”、“民生主义的教育思想”、“民族主义的教育思想”、“民权主义的教育思想”……。政战牢头们自己思想僵化了，他们只能出这么些题目，难友们却写得实在烦腻死了。有人私下悲叹道：“这哪是在感训，也根本不是用水洗脑，简直是用高热之下的钢铁溶浆在洗脑。再这样洗下去，脑细胞都死光了哩！”

第十六节 特务变匪谍，师爷当海盗！陈伯达之弟？毛泽东之兄？

洪范是“惠安案”（又称“军统案”）中，资格最老的政治犯，这不但因为他是既惠安、又军统，而且在惠安籍政治犯中，他年龄最大（似乎是一九〇五年出生的），在“军统犯”中，他是戴笠“特警班”一期生。若论在军统系里的辈分，他实在是沈之岳大官人的老前辈。可是，天地倒转、乾坤翻覆，后生小子抓了前辈师兄当“匪谍”办，洪范说到这一点，就不禁长叹一声地骂了一句：“他娘的！”

在火烧岛碰到这些老相识，都有着一种悲愤中的喜乐，在喜乐中也仍忘不了无限悲愤。

我在火烧岛遇到的“惠安案”难友，只有四位：洪范、郑祖仁是地道的既惠安又军统老特务，是“惠安案”里被沈之岳的炮火直接“命中”的靶子，因为他们是军统人物，原在预定整肃名单中的。

另外两位是仅惠安而非军统的，他们是：庄师爷庄青萍，和曾任国军营长的王革非。

这四位乡亲，郑祖仁系囚在第四区，咫尺天涯，“相见为难别不难”，我们很少机会谈话。其余三位，都羁押在第一区，朝夕相晤，谈天说地的机会有的是，对他们的冤情，也就知道得多一点。——郑祖仁的冤情，我是出狱后才从他本人的叙述，以及他的所有诉讼文件里获知全貌的。

若论在火烧岛这四位“惠安案”难友，我认识最早的可以说是洪范；不过，在狱中相见以前，我们没有深切的交往。其次，是王革非。庄郑二人，则是分别在景美军法看守所及火烧岛才互相“识荆”的。

我认识洪范，是一九四〇年执教于福建省立龙岩师范的时候，当时他是化名姓龚的邮电检查员，我们在邮局里面碰头多次，就认识了。一九四九年，我“追随领袖”来到台湾，认识了时任台北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局长“龚先生”，他向我“自首”说：他其实不姓龚，而是姓洪，我才知道原来九年前那个“龚的”就是洪范。洪范很喜欢述说他在特警班一期的往事，他年龄虽然长我十来岁，但他好些老长官、老同事，如当年军统局闽南总站站长陈达元，该站行动组长张静山，漳州邮电检查所长康庄（殷才）等，都是在福建时就跟我相识的好友。在景美军法看守所，洪范跟蒋海溶同囚一室，他的答辩状、上诉状，都出于这位一九三八年司法状元之手。因此，看到蒋海溶和我大驾光临火烧岛，洪范显得很高兴，时常找我们聊闲天。他爱讲笑话骂人，蒋海溶不擅长这一套，我可就堪与之一“战”，常常用些谑而不虐的戏语，“攻击”得他满面笑容地落荒而逃。

有一天，洪范又夸口他当分局长时候的风光，说：台北是台湾的第一，他所执掌的分局是台北的第一，可以说，他是台湾警察界“第一的第一”（这话他在当分局长时，就对我和几位朋友说过了的）。我笑着说：“你不是从第二分局调到第一分局的吗？第二分局管区包括宝斗里、番薯市等名闻遐迩的风化区。依我看来，那‘第二’比‘第一’还强多了哩！你到第一分局，应该是降级，不是调升呀！”他苦笑着，找不出反驳的理由。在一旁静听的王革非道：“杰老您这就外行了！第一分局包括延平、建成两区在内，也有江山楼等等好多处，一样是艳窟集中的好地方，不见得就输给宝斗里。您杰老是只闻其名，未临其地，‘但识万华宝斗里，不知延平江山楼。’第一分局辖区，也是很有钱的地区呀！”

“那你洪分局长是两任都发财了！”我笑着说。

“哪里，哪里！”洪范急急分辩说：“我怎么发财呀，我什么也没有……。”

“你还骗我哩！”我笑着再进逼一句：“人家都说，要做警察，就要到风化区去，既经济，又实惠。经济是：玩女人不花钱，老鸨母巴结唯恐不及，怎敢要你的钱？实惠是：那些高张艳帜的老板娘，不但逢年过节，就是初一十五，也必定厚礼照送，有礼物、有现金，礼物是大盒的，红包是大包的。你是分局长，她们敢怠慢了你？难道生意不想做了？”

“你杰老真是乱讲！”洪范笑得很不自然。

“何况，你又姓洪。”我忍着笑再逗他一句：“姓洪的警官会不爱钱吗？”

“为什么姓洪就爱钱？”洪范十分不服地反问。

“我看过一本小说，有一个江湖大盗，自吟自唱道：‘老爷生来本姓洪，不爱交游只爱铜。’你姓洪，会不爱铜，我才不信！”

众人都大笑了，洪范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有一天，谈到“惠安案”，我说：“龚的呀！（我有时仍称他为‘龚的’）你是戴笠的老学生、老部下，又是特警班的老学长，为什么你们军统里的共产党这么多呢？连你也是！”

“还不是‘你们调查局’混账，乱抓乱打的，谁又是真正共产党呀？”

我又笑起来了，道：“‘我们调查局”才不乱抓乱打哩，都是‘你们军统局’的沈之岳、翁文维、李式联那一班好货干的！——你怪不怪沈之岳？他把特警班的人都当做共产党抓起来办了。特警班变成共产党员养成所，戴笠也变成共产党头子了，你还骂‘我们调查局’，真不公平！”

“嗨！别说了，杰老！”洪范这下子变得正正经经了，他叹了一口气道：“沈之岳是‘我们戴先生’送给他一个特警班一期的假学历，要不，他还没有资格当公务员的哩！我洪范的特警班一期却是正牌的，如假包换的。他沈之岳的特警班一期是假的，出门不认货的。至于翁文维，他妈的，他是特警班四期，在我们军统里面，不过是一个小把戏，没想到沈之岳跟他狼狈为奸，用他当什么王八蛋科长。沈之岳重用的，都是我们军统局一些糟粕、渣滓、污烂货！就是你说的那个李式联，还不是军统败类！老实说，军统的名声都被这班可恶的东西弄臭了！——全世界也没人相信，军统局会训练出几百个共产党潜伏了几十年，再让他沈之岳侦办立功的。假使是正货，还等待到他沈之岳来办？戴笠、郑介民、毛人凤……早不都逮起来杀光了！真是，他娘的！”

“你在军统里面，算是资深老特务了，调查局抓到你，照理讲，应该客气一点才对，该不会对你骂粗话动拳脚的罢！”我也认真跟他谈起来了。

“哪里的话！”洪范说：“还不是照样：拍桌吼叫、指面怒骂、威胁侮辱、恶言恐吓！”

“你没有挨揍？”我问。

“没有。”洪范说。

“那就是优待了嘛！”我说：“军统案好多人都被揍得很惨哩！”

“什么优待？”洪范愤愤地说：“他娘的！那些问案的流氓，一开口就说：‘洪范啊！我们知道你是老共！你今天落网了，赶快承认了帐，免得受苦。’我一否认，他们就拍案怒骂，连十八代祖宗都被他们毁骂污辱了。有一个二十来岁的小鬼——他娘的，他当我洪范的孙子也还差不多哩，居然对我说：‘洪老先生，我老实告诉你：我们局长做事是很果决的，他交给我们办的案子，都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你看，被我们请进来的人，哪一个可以不认罪就放出去呢？局长给我们绝对的权力，犯人不认，准许我们采取各种办法，直到他认罪为止。谁要跟我们耍监狱斗争，准是死路一条！一定要等我们采用强硬手段才认罪，送到警备总部就一定枪毙的。要是挺硬到底，耐打耐揍，坚不承认，那就不要怪我们狠！我告诉你，那时你只好被抬着走出这个大门！你在军统局做过事，是行家，你知道，释放一个犯人无罪出去，对党国的损失有多大？你现在不认，迟早也要认的！皮肉之苦，实在不好受，我们也不是没有辣椒水和老虎凳。我是好意劝你，为的是要救你，不是要害你，你好好想一想！’你想想看，我被捕的时候，已经快七十岁了，真的再坐老虎凳、灌辣椒水，或者是痛打一顿，岂不是真的要被抬着走出调查监狱的大门了吗？没办法呀，我不情愿死在里头，只好明讲：我洪范不会‘想’，请他们告诉我，该认什么，我就认什么，自白书也请他们写给我抄。——这么一来，我当然不至于挨揍了。哪里是什么优待！”

“他母的！”王革非在一旁插嘴道：“我就是不吃他们这一套，被熬了十四个白天晚上，不让我睡觉，还打得要死的！你们看，我王革非瘦得一身只剩几把老骨头，怎么禁得起那样子的凶横毒打呢？到了最后，他们不但用缝衣针插入我的指甲，还用……他母的，那一班婊子生的办案人员，我干他娘的，还用香烟烧灼我的……我的……生殖器！”说罢，王革非双眼冒出了仇恨的光芒！

“你王革非对他办案人员也不怀好意，一直想干他的娘，肏他的母，他们办案人员当然要用火烧坏你的鸡巴了！要不，一旦你真的去肏他娘，干他母，那他们不是要称你老子了吗？”一位难友的打趣话，引来了一阵哄笑，也化解了一阵令人沉痛的气氛。

“还有，”王革非又说：“干他母的那个莆田人翁文维，不知是什么东西，有一天下午，外边正下着大雨，他拿着一把雨伞跑进侦讯室，一踏进门，就满脸横肉地厉声喝道：

‘王革非，你再不认，我就枪毙你！’

“干他娘的！想起老子当年做营长，从惠安到金门，一直跟共产党交战的时候，那小子不知道还算老几呢？现在，干他娘的，他翁文维就那么凶横！我后来才知道，一切毒刑拷打迫供，都是翁文维这个他母的底主意，是他叫那些小喽啰动手的！这种东西，他母的，叫他真正上前线去跟共产党打仗，恐怕他早就跪下去投降了；只有对我们这种被关在监狱中的人，手无寸铁，他弄起他娘的权力来，倒是满英雄的样子。真的，干他……。”

“好了，好了，别只管满口‘他母、他娘’的了，当心翁文维又要拿香烟烧你的屌了！”一位台湾省籍的难友，听了王革非满口“干”呀，“肏”呀的，显然感觉骂得太频繁了，就这样“警告”他。

在一阵哄笑中，庄青萍说话了：

“是的，你革非骂的话太多了，实在不好听。——不过，也难怪你；人在太过不情愿的时候，就禁不住要骂几声出出气。特别是像这样，把人家一块白布染成黑漆漆的颜色，谁能甘心？老实说，我每谈到调查局这种非法逼供的罪行，也忍不住要干他几句话！”

庄青萍，字载之，惠安小岞人，是一位三家村老学究型的人物，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做得一手好诗，平仄妥洽，对仗工整，严守格律，分毫不苟。他当过台中市政府机要秘书，就是凭着这一套本领，替市长写起八行笺，做做贺词挽联，满出色的。因此，人人叫他“庄师爷”。

庄师爷故乡小岞，是惠安县属一个小岛，岛上也像县里土地一般，没有水田，只有旱地。居民种种番薯、花生一类的作物，不足裹腹，除极少数出外经商致富者以外，只有三种人，都是“向大海求生存”的。哪三种人呢？第一是华侨。渡海到南洋去——南洋，就是现在通称的东南亚，乡下人叫它做“番平”。番者，表示那是番邦，不是我中华上国；平者，只取其音，未取其义。闽南语谓“边”为“平”，如右边叫做“右平”、东边叫做“东平”。番平者，“番邦那一边”是也。所以，闽南人又称华侨为番客，意思是说，这个人是到番邦作客的。当然，番客也具有“有钱”的含义，所以，闽南俗语说：“番客，番客，没一千，也八百！”（五十年前，谁有一千八百银元，就算是小富翁了。）可是，庄师爷不是番客。

第二种是渔民，到海上去讨生活。闽南话叫做“讨海人”。讨海人当然也有高下等级，高级者，自己拥有一艘或大或小的木造渔船，可以在近海之处撒网捕鱼。低级的，赤着脚，卷起裤管，背着一个小小竹篓子，踩着深到大腿的海泥，在海上捡些螺蛳、螃蟹、蛤蜊、蛏、蚶之类度日，也算是“讨海人”之一类。庄师爷也不是讨海人。

第三种向海上发展的人，却就不太好听了——是海盗。几个人驾着一条船，张起帆来，到海上去，遇着小型木造商船，就追上去，拦截住，把货物钱财抢了，人和船则放他归去。这种的无本营生，事实上也不止小岞人才干的。早年宦吏贪墨，军阀横征暴敛，福建沿海县份的海盗，跟陆地上的土匪，同其“茂盛”。抢劫过后，政府也无从破案。因此，这也是小岞一小部分居民的“出路”。而这种“职业”，也不一定要“专任”，偶尔“兼营”，也无不可。譬如：今天大伙儿下海去捕鱼，明天临时改变主意，便去“发财”一番。所以，是民是盗，有时也很难分得清楚。再说，盗亦有道，海盗是不抢劫“自己人”的。因此，你当海盗，我做良民，彼此邻居，依然互相往还，我不认为你做海盗不可交，你也不认为我是良民会去向官家检举告密，大家总是相安无事的。

庄师爷不是海盗，他从小就进入私塾，读得一肚子四书五经和唐诗宋词（所以也写得一笔好字）。少年时，偶尔也跟着大人到海上去捕鱼，但不是专业。从小到大，耳濡目染，自然听到不少关于在海上杀人越货的故事。但他终究是个文绉绉的“之乎也者”型学究，可怜，他哪里知道真的干起海盗营生来，是怎么一回事！更可怜的是，他哪里知道共产党是怎么一回事！尤其可怜的是，他哪里知道要冒充共产党（自诬）又是怎么一回事。

然而沈之岳调查局抓人抓得兴起，终于也抓了庄师爷，而且，一切依古法炮制：谩骂、侮蔑、羞辱、恐吓、威胁、折磨，要他庄师爷杜撰一篇“参加共产党”的自白。当庄青萍听了洪范、王革非的诉说之后，他终于也说话了。

“人，遇到禽兽，怎么准你讲道理呢？”庄师爷说：“那些问案的小子，愚蠢无知，品性又卑鄙下流，一味用野蛮暴行，强迫我要承认为共产党，还要我写出‘为匪活动’的事实。——我几时加入共产党呀？我哪有什么活动好写给他呀？可是，在几天几夜的煎熬以后，我“爱困”得要死，他们还是逼迫不休、辱骂不停，骂的尽都是一些不入耳的肮脏话！我发起狂来，就问他们道：‘你们这样强迫我招认没有犯过的罪，到底是为什么？是为奖金吗？这种伤天害理的奖金，你们领了，也不会有好报应的。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没想到他们听了，依然是无动于衷，只是冷冷地笑着答道：‘你少给我们说教，我们不吃你这一套的！我们只要你认了，其余的一概不管！’你想，天下哪有这样办案的呢？真的，这样的办案人员，他不断子绝孙，我也不信！”

“那你也是没有挨揍了？”王革非问。

“唉！怎么没有？”庄师爷恨恨地说：“挨揍倒还是小事，后来，他们拿来一大瓶的辣椒水，摆在桌子上，公然恐吓道，我如果再不认，就要灌我辣椒水。有一个矮个子，满嘴黄牙、满脸横纹、面带菜色，像是快要死了的人；声音倒是又粗厉又凶恶的。他坐在一旁，两脚跷在桌子上，大喝道：‘姓庄的，我告诉你，不要等到我们真的动手来灌，你识相，早早认了！如果到明天早上六点钟，你还不认，我就请你尝尝辣椒水的滋味！我明白告诉你，这里面，不但是辣椒，还加了烟丝的！你放明白点！别人会从你的嘴巴灌，老子可就不！我一定灌你的鼻孔，灌你的肛门，看你好受不好受！——好罢，现在，回房去，好好想一想，明天早晨回我的话！去！’那时候，已经深夜十二点过了，我满心惊惶忧虑，尽管疲劳讯问了四五昼夜，仍旧是睡不着觉。在榻榻米上，辗转反侧，只想着：天亮时，怎么度过这场劫难。想呀想呀的，突然，牢房铁门又开了，我又被叫了出去。那时候，还只是五点出头。”

“那，你就认了吗？还是喝了辣椒烟丝汤？”我问。

“认了嘛！”庄师爷说：“我相信，那个矮猪敢说，也敢做出来。有三个小狱吏，拿着那瓶辣……辣椒水，还有几条橡皮管，指给我看，还劝我：早点认了，否则，过了六点，那个矮子一来，就要动手施灌了。我想：这时候不认，灌了，还得认。算了罢，认了，如果死了，也好，总比灌那毒物好受些！我就坦白告诉那三个小东西道：‘我认了，我认了！只是，我没有参加过共产党，不晓得怎么认法，请你们告诉我，我照写就是了。’他们告诉我：‘你只要写出哪年哪月，在什么地方，由谁介绍加入共产党，就行了。’就这样，我想了半天，才捏了个假名字，说是那个人介绍的。所以，我幸而没有被灌那个……那个……你杰老说的辣椒烟丝汤！”

“那你为什么被判得那么重呢，十二年？”

“为匪活动呀！”庄师爷说：“后来，他们又说，一定要写出怎样为匪活动，才算坦白，才不会判死刑。我又不懂得什么叫为匪活动，经过一两个礼拜的挣扎，才想起，照故乡的环境来杜撰罢。于是，我就捏编道：‘我参加了共产党以后，就去做海盗，把抢来的钱献给共产党做经费。’这样，才算过关了。”

“那算你运气好，他们没有勒迫你诬认来台湾还为匪活动，要不，准是死罪一条！”我说。

“他娘的！”王革非又骂了：“人家说，把秀才问成土匪。没想到调查局还把师爷问成海盗的！”

“我编完了连篇鬼话，搁下笔的时候，才悲伤地落下眼泪。当时，我对那些畜牲说：‘好了，我现在完成你们的心愿，你们可以拿我的自白去请领奖金了！’那几只畜牲，包括那矮矮猪，并不生气，也不反驳，却是笑嘻嘻地把自白书拿去了。”庄师爷说。

“他们目的就是要你承认；目的达到了，奖金也就笃定到手了。你再怎么挖苦他们，也没关系。”洪范说。

“真正没有被肉体刑罚的，我们惠安案大概就是四个人。”王革非说：“洪范老，青萍老，还有陈伯雄和陈光熹。陈伯雄是因为中风过一次，陈光熹是心脏病很严重，都是不堪轻轻一碰的。他们一听见不认就要打，打了还得认，就害怕。他们干脆就认了！”

陈伯雄静静地坐在一旁，聆听了很久，这时候才苦笑着说：“我，只要他们用手指一弹，就没命了，不认又怎么办？不过，有一点，我却是宁死也不认的。”

“什么事，你不认？”大家争着问。

“调查局的人要我承认，是陈伯达的兄弟。他妈的，陈伯达是岭头乡人，我是涂寨乡，相去六十华里，怎么会是兄弟？就是兄弟，他做共产党红朝高官，我穷到在台湾当一个里干事，他跟我又有什么屁关系？宋庆龄在大陆做中央人民政府名誉主席，她亲妹妹宋美龄在台湾当‘皇后’，沈之岳为什么不去抓宋美龄呢？他妈的，人一倒霉，就倒霉到起个名字也犯罪！其实，我这个名字，还是到特警班受训时才用的，我从前原叫做陈春辉，他陈伯达又没有名叫‘陈春达’或‘陈伯辉’的！”

听的人都微微叹息一声，相顾无言。我对庄师爷说：“宋朝词人毛滂，字泽民。幸而他不生于今日的台湾，否则，沈之岳调查局必定说他是毛泽东的老弟，也要枪毙的哩！”

庄师爷道：“话虽是这样说，你杰老如果抄毛滂的词，可千万不要写毛泽民作。否则，监狱的政战官，一定要说你是抄‘毛匪泽民’的词，是为匪宣传哩！”

大家都轰然一笑！我赶紧把手中一本词集合起来，因为里面确实有几首毛泽民的词，编辑者不写毛滂，也实在有重大“匪嫌”的！

火烧岛十载风霜（李世杰）

第二章 法庭·监狱，内有恶犬

第三节欲中烟酒风光好，老夫烧掉半边胡

有一天，早饭方罢，忽然，值班班长吹起哨子，大喊：“集合！”众人不知出了什么事，立刻走出房内，在走廊上排起队来。“似非善类”的监狱官谢鸿跑过来，照样报数，向右转，然后叫道：“上楼！凳子带着。”

资深难友们经验丰富，就低声说：“安全检查了，——捜房。”但是，已经来不及准备了，房间里有许多“违禁品”，没掩藏好，这一下可得报销了。

一区集中到楼上，听说四区的人被赶到“中正堂”看管着了。大家交头接耳，互诉自己香烟放在什么地方，水果酒摆在哪里，有一把小刀藏于何处，几支缝衣针塞在某件东西之中……，今天，这些宝贝统统遭殃了。监狱官谢鸿近前来，说：“现在，每房叫一个回去。”我们这一房，由于蒋海溶是“民选室长”，是我们几个人戏呼而“当选”的，并非钦点或官派（那时已没有室长之设），陈石奇、萧振文和我就公推蒋“室长”前往，陈翼演自然是拥护的。因之，蒋海溶旋即下楼。

大搜房的工作由政战室负责，目的不但要捜政治犯的东西，也要“搜”监狱官的尽职程度。老班长们说：“妈的，你们（政治犯）房里搜出什么违禁品，政战室就向监狱长打小报告，说是我们管理太松懈了，才会有这么多违禁品流进监房来！也不想想，难道你们一出了房门，回来就要捜身，就要连‘卵葩’也捏一捏？政战室会打官腔，他们布置的政战班长，又是吃些什么长大的，总不能说监房里有了违禁品，就是我们班长和监狱官的错。他们政战班长就没责任，老是我们倒霉，挨官腔！”

大约就为这个原因，捜查房间的时候，我们政治犯的感受是“深为可惜”，好多“战略物资”就要“秦琼秦叔宝”了（闽南语，“秦琼”与“尽罄”同音，乡下人看了小说，就用“秦琼秦叔宝”表示“纯统拿出来了”之意）。但他监狱官谢鸿的感受，却就不同，他惶急地楼上楼下，走个不停。据说，政战官带同政战班长捜查房间时，监狱官跟囚犯一样，是不准进入监房区的。谢鸿活像恐怕第一区会被捜出定时炸弹或武士刀一般，莫怪他有如热锅上的蚂蚁似地，不遑宁处。倒是有一两个老班长，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态，站在一旁吸烟。

历时两个多钟头的搜房行动结束了，谢鸿叫大家回房，还要“报数”一次。一个老班长正好站在我身旁，微微笑道：“好了，台风过去了，你该没事罢！”

大家回到房间，一看，却是苦也！真十足像台风横扫过境的景象，几包香烟、一罐葡萄酒、一包大头针、一包回形针、一支小刀子，全军覆没，尽成政战室的战利品了。床位被搞得“被翻红浪”，书籍被翻得凌乱狼藉。我叹息道：“只差居民没有迁居到安全地带去逃避水患，真的跟台风过境没甚两样。”陈石奇说：“怎么没有？刚才上楼，就是撤退到高地去逃避水灾呀！”萧振文也损失不小，他苦笑道：“灾情这么惨重，别人遇到台风危害，每户还可以领得一点救济物资，我们向谁领去呢？”

一言提醒了我，我晓得他所急需的救济物资是什么，我自己也正需要哩！于是，我用手一招，老萧走了过来，帮我把满满一塑胶桶的水抬开。呶！这不是“救济物资”吗？

我拿起一个原本压在水桶底下的塑胶袋，一打开，亮给老萧和陈石奇看。啊！果然是救济物资！

原来，塑胶袋里不但有包烟丝，还有两颗火石、一小片玻璃。

我笑着自己封官道：“今天，我且权充本房的社会局长罢！”

“不，这样的德政，”陈石奇笑嘻嘻地说：“应该说，李先生是社会部长。”

我就俨然是社会部长一般，先拿起一颗火石，装配好了。然后，拿张很薄的打字纸来，裁成细纸条，包着烟丝，卷起“老鼠尾巴”来，我们三人人手一支，精神也就随着口中吹出的气一同腾云驾雾了。

陈石奇新发现我装配火石“发射器”的迅捷，很感新奇，殊不知我在这方面的“科技”早有“突破”的成就。我把用完的原子笔末端盖子取掉，火石就紧紧塞在里面小小塑胶管里，再把笔管末端及火石稍稍磨光，就是一支“火箭”了。

看到我们三人抽着老鼠尾巴，蒋海溶才想起来，说：“对了，刚才，那个刘政战官进来，随便翻了一下就走了，只拿了几个老鼠尾巴。后来有个保防官又带了两个班长进来，才大捜特搜的。”又说：“刘政战官刚走，谢鸿就利用那空档时间走过来，问我：‘你们被拿到什么东西没有？’我说：‘拿去几个老鼠尾巴。’谢鸿似乎很安心的说：‘那没什么。’没想到后来保防官捜去了那么多，恐怕谢鸿要挨官腔了。”

我笑道：“活该！我们倒不紧张，让他紧张一阵，才过瘾哩！”

陈石奇好像立法委员提出质询一样，对我说：“你这社会部长，怎么又变得一点恻隐之心也没有了，还说让他去紧张一场也好呢！万一害得他谢鸿丢官或降职，那贵部长又于心何忍呀？”

我大笑道：“本部长行使职权的范围，只限这第六房的区域。出此房门，莫说他谢鸿降职丢官，就使他被判成叛乱犯，也不属本部长的职权范围了。”

蒋海溶问道：“假使他也关到六房来呢？”

“那本部长一视同仁，救济物资照发，绝不歧视自私！”我答。

陈石奇又说：“假使谢鸿也被判成叛乱犯关到我们六房来，那就恭喜蒋室长，你统治下的人口‘激增’了百分之二十！”

陈翼演只是含笑不语，他不是瘾君子，蒋“室长”和他都没有享受到救济物资。

虽然有了救济物资，但“居安思危”，总得想法补货，以备不虞。可是，消息传来，厨房被捜查得更是“庐舍为墟”，只差没被放“火烧”掉，确实搜括得精光了。这时，只好向菜圃外役发出将伯之呼，请资深难友范月樵帮忙想办法。范月樵从来不曾与我同区或同房住过，但我们凭着一张张纸条，互通款曲，为时已久。他也是“无”字号政治犯（无期徒刑），一位颇知诗文的老先生，入狱已经快三十年了。一位和他同“等级”的难友说，范月樵这个人最冤枉了，当年国民党要抓的是另一个在司法界工作的范月樵，因为那人溜出境了，就把他这个范月樵拿来抵账。可惜因为我从来没有机会跟他谈过话（我住一区时，他在四区；及至后来我搬到四区了，他又搬到一区去），无法直接向他查证。虽然如此，范月樵实在是我在火烧岛政治犯洗脑监狱中，从未交谈片言而交情很深的唯一难友。一九八三年三月三日，范月樵获得假释出狱，几天后，在国民党中央日报副刊发表了一首吟咏搭乘飞机感想的白话诗，意境很好，我曾告知难友们，争诵一时。大家认为这是非常讽刺的事，党报而在戒严时公然刊登“叛乱犯”的作品！

范月樵在菜圃工作，每天往返于“放封”场及厨房、礼堂周围一带，抓“白蟑螂”（香烟蒂的别称）机会最多。当天晚上，就有别的难友替他捎过来交货了。

事情的凑巧，有时候是奇妙得无法解释的。就在大搜房的第二天，监狱有一项需要动用水泥工的小工程，只要几小时就可以做好的。不知道是为了保密防谍，还是为了节省开支，牢头们不到外头去雇用水泥匠，却向隔壁指挥部借调几位职训队员来做，工作的地点距离大小厨房及厕所很近。有一位职训队员，趁着监视的狱卒走开的空隙，问一位难友道：“你有没有强力胶？给我一支。”那位难友以为他是工作上的需要，就拿了一支新向“福利社”购买的强力胶给他。谁知这位职训队难友，立刻掏出两包香烟为谢，并且是丢下来就跑。啊！他跑到厕所里去了。

可怜这位职训队弟兄，他也不管那强力胶罐子外标明着含有芥子油，是有毒的东西，他在厕所里，把整瓶强力胶都挤出来，吸得个七颠八倒，若飘若仙的，才跑出来，就在天旋地转中做他的小工。——职训总队人才济济，木工、泥水工……样样都有。这位难友，也真亏他！

原来，职训队因为队员中有人染患了吸食强力胶的嗜好，里面福利社就禁止售买强力胶。政治犯洗脑监狱从来没有人吸食那东西，福利社也就照卖不误，事实上，政治犯在生活中确实常常，需要它。那位难友，原意实在是要“借给”强力胶，不料竟换来价位数倍的两包长寿烟，他自己又是戒烟主义者，因而这两包香烟也就辗转落到我手中了。

起初我是大喜过望，及至听说这两包香烟的来龙去脉之后，我实在生出一种难以说出的感触！我那位难友，无意中做了供应“毒品”的人，他也为那位角头兄弟难过，因为，我们实在同情职训队员在狱中的惨苦生活，他们所承受的，是比我们更不人道的待遇，但是，我们也实在不忍他们染有这种戕害自己身心而又改不掉的嗜好。

这件事，也透露出一点线索，让人研究。大概在职训总队里，香烟来源比较宽阔，强力胶则禁得更严，取得匪易，因而，在那边，一支小牙膏样大的强力胶，黑市价格必是与两包香烟等值。政治犯洗脑监狱这一边，强力胶是正式而公开贩卖的货品，每支售价不过十来块钱台币。香烟则是“违禁”物，全靠地下交易，黑市价格漫无标准。那位角头兄弟也太老实，他预藏两包香烟以俟机换取一支强力胶，恐怕是照他们职训队的行情来计算的。供需关系决定市场价格，这真是一项活教材。

说到吸烟，我有一项很滑稽的经验。狱中吸烟，火种是决定因素，因为没人会把烟丝像嚼槟榔一样放在嘴里的。火柴是极稀罕的，也不耐久用，只有打火机用的火石，善用者，每颗可以使用一两个月，既经济耐久，又好收藏。只要在墙壁上用口水沾上一小簇棉花，口里先把香烟或老鼠尾巴衔好，拿起玻璃片在火石上轻轻一削，火花喷出，棉花燃烧了，迅速地把口中香烟就火一吸，你就是小神仙了。大家操作久了，手法无不十分熟练。

有一次，也许是用的棉花太多了一点，不小心，我嘴上的八字胡须，有一边被烧掉了几乎半公分，这下子可真有得瞧了，两撇胡须，一长一短，假使牢头狱卒们问起“为什么”，我该拿什么话来回答呢？难友们发现了的，都串门子到我房中来取笑，我也只好以笑相迎。好在牢头狱卒没有注意到，好不容易挨到两星期一次的修面那一天，才拜托理发外役替我把两边胡须修剪平了，一场胡须危机，才算度过。

火石的来源，有时也是很困难的，碰到有烟无火的时候，“思火石而沉吟，望香烟而兴叹”最是难熬。于是，我开始研究，用什么方法解决火种的问题。

有一天，正值大厨房加菜，有一道红烧大肥肉。肥肉是菜圃外役养了猪，由监方指定懂得屠宰的难友宰了，然后，上肉卖给小厨房，中肉下肉再硬性指定大厨房买下来。买下大肥肉，就得打发出去，总不能堆积的。因而，明知大多数人不敢吃肥肉，不敢吃高热量的动物脂肪，大厨房也只好把它煮成一道菜，好“销”出去。至于众人吃不吃，也顾不得了。而结果，总是便宜了外役饲养的猪只，也便宜了监狱的官兵。

我这时灵机一动，就想试验一种取火的方法。先取来一个蛋壳，把一块猪油装进去，然后用卫生纸搓成一条灯芯，植于猪油之中，只露出一点点。把这蛋壳设法摆得稳定了，藏在几只塑胶水桶的中央，点上火，窗口门口看不见，因为安放的地方是死角。火光如豆，光线黯淡，夜间也照射不到外边去。这样，整天有火伺候，不愁香烟点不着。

但是，很快就发现，这办法不但不好，还有危险。不好是苍蝇、蚂蚁都要前去分一杯羹，它们根本不懂得要减肥。危险则是，夜里蟑螂也要爬上去享享口福，万一被蜂螂把蛋壳弄翻了，监狱的房子烧掉了倒不打紧，包括我在内的众难友，可不是也有葬身火窟的危险吗？

放弃了用猪油点灯的想法，我打起煤油的主意来。火烧岛监狱的大小厨房，都以煤油为燃料。因为晚饭开得太早，各区外役也在一间贮藏室里，用煤油炉烧开水，以供难友夜间冲牛奶、冲方便面等等消夜之用。因此，监房区的贮藏室，当然也有煤油存焉！

我先设计，弄个宽口的酱瓜玻璃罐子，盛了煤油，盖子当中钉个洞，翻过来放在瓶口上，用胶纸把它们黏在一起固定住了。盖子上那个小洞，就是装灯芯用的。不过，这回不能用卫生纸，拿件棉织的汗衫，抽出几条线搓一搓，就是很好的灯芯了。

用这办法，我维持七八个月，不愁吸烟而无火。及至有一个班长偷偷来相告：“这几天，房间的东西，整理一下。”他叫外役逐房细声通知，大家都晓得又要搜房了，我才把这盏“长明灯”丢到垃圾桶里去。

监狱里，香烟的故事很多，实在说来，跟香烟素无缘分的人，当然不会去想吸它。入狱前就有烟瘾的人，在那长年孤寂无聊、心情烦躁的生活中，香烟的确可以消解一点郁闷之气！另一方面，由于大多数政治犯都是坐的比莫须有更莫须有的冤牢，他们都有一股冲天的怨气，也就生出了强烈的反抗心理。即使在凶恶蛮横的监狱管理下，为了明哲保身，很少人愿意跟他牢头狱卒们正面冲突（因为在这座监狱里，完全不是讲理的世界）。可是，大家的反抗意识也就更加强烈。因而，你禁烟，我偏要抽！你禁酒，我偏要喝！你禁止这样，我偏要这样，你禁止那般，我就偏要那般！总之，就是三个字：

不服从！

不服从，可不是莽夫型的直接冲撞，也不能像王继祖难友那样，面对面就“干”牢头的娘，“肏”狱卒的奶奶，因为你不是精神病患者，也不想吃眼前亏。至于用抽烟、喝酒来表示不服它监狱的规定，了不起香烟捜掉、酒也拿掉，再想办法，还会来的，算不得什么冤沉海底。因此，这两项国民党在台湾列为专卖的宝物，也就使爱好者更加趋之若骛了！

关于酒，我在景美军法看守所时，只知道用生葡萄及李子，都可以酿造，也都试验成功了。后来，监方禁止售卖李子，也不准家属购送，我只剩下一项葡萄酿酒法。

到了火烧岛，吸取了先进经验，才知道葡萄干也可以制酒。这实在比爱迪生发明电灯更重要。我申请代购两个容量五公升的宽口塑胶罐，试验起来，非常成功，口馋的话，两个星期就可以浮它一大白！假使等待一个月满了再“出炉”，那就芳烈得很了。

但是五公斤一大罐，也有缺点，遇到被“破获”时，血本无归，白瞪着眼喊奈何。最初，监狱搜到酒类，没收以后，还把罐子归还的，后来就索性连罐子也“吞”下去了。

有一天，中央日报一个副刊上（不是“中央副刊”），有一篇《水果酒的制法》。这篇“煽惑犯罪”的大作，幸运地未被政战室剪掉，许多政治犯把它看得比“领袖训词”更有兴趣，都剪下来存着，接受该文的“感训”，而且也实践、学习、试验。文章里面介绍的，有十几种水果都可以用简易的方法制成佳酿，包括木瓜、橘子、香蕉等。五柳先生的信徒们，无不见猎心喜，跃跃欲试。于是，登记水果之日，橘子、香蕉的销路大增，福利社的砂糖，生意也特别好。现在想起来，我在火烧岛看了十年的中央日报，只有这篇文章有价值。

好久以后，有一次，又是牢房大捜查，这一回，我损失堪称奇重，有八千CC刚刚酿造一个月的葡萄酒，全部被“破获”。事后，“有酒食”者纷纷谈论自己被搜去多少，及至听说我有八千CC美酒“落网”，众人无不惋叹，都说我拿了“金牌”了。不料，第二天，三区的黄坤能满面苦笑地说道：“我被搜去了一万六千CC，全部是葡萄制造的。”我嘻嘻地说：“甘拜下风！甘拜下风！‘金牌’让给你，我拿银牌。”

这时，我深感长此以往，损失不赀，终非长策。因为，事实上不可能每一次都会有班长叫外役来“通风报信”的。

我终于想出一项办法，不过，做起来，十分费力。

我在火烧岛长期订阅监方限定的两份报纸，每份看过后都整齐地靠墙壁迭着，久而久之，已经迭得三、四尺高的两堆了。我的妙计，就尽在其中矣！

第一步得设法弄来一把大一点、而且锋利一点的刀，这在监狱里比取得州际弹导飞弹更困难，然而我借到了。第二步是，把报纸一小叠一小叠拿下来，拿一把竹尺压紧它，然后操刀割纸，把报纸的“心”挖了出来，叫它“坦白交心”，只留着边沿宽二寸不到的框框。一小叠一小叠地全部裁好了，再整齐地靠墙壁叠上去，上面盖着一尺高的完整报纸，这就是我的酒窖了。

“建造”这个酒窖，实在吃力非凡，我足足花了三天时间，才告“落成”。虽然备极辛苦，但的确有“长治久安”之效用，一罐五公斤的佳酿，隐藏在酒窖里，安全无恙，任凭他牢头狱卒、戒护政战，前来捜查，怎么样也不会对那两大叠报纸生起疑心的。

所以，自从我的酒窖“落成”以后，我酿造私酒，从来没有再“失风”过一次。

事实上，到后来，也有一部分小牢头和狱卒对于监狱酒禁烟禁，觉得不必太认真的。当我尚未想到要“建造”酒窖以前，有一次，捜房的戏又上演了，那位刘德裕政战官首先带了一个班长进入我的房间，把棉被、衣服略为翻了几下，就喊叫班长说：“好了，都看过了。”他检查其他房间后走了出来，看见另一个政战班长又要来搜查我的房间（这个政战班长是出名的大坏蛋），刘德裕就拦住他道：“不用了，这一房我都检查过了。”

另有一次，一个名叫“阿宗仔”的和另一个班长来捜房，翻到我的一罐五公升葡萄酒，他笑了一笑，拿在一边，细声说：“等下子再拿走。”当他转到盥洗处一角去捜查时，我先拿件床单把那罐酒盖住，然后走近去轻声说：“阿宗仔，那罐东西别拿走好不好？没什么关系嘛！”他笑而不答。后来又有一个不是士官的小禁子（他居然也叫做班长）走进来帮阿宗仔搜，这家伙是惯爱对政治犯作威作福的，曾经在一号牢头面前被我训斥过一次，怀恨在心，想来找碴子报复。他翻这翻那的，正要伸手翻那条床单时，阿宗仔忽然喊住他，说：“那边我已经看过了，不用再翻。你过来看看这几只水桶。”就这样调“鼠”离山，把他叫开。捜查完毕后，他低头笑笑而去，也不回头向我表示德色。而事实上，那几只水桶，他已经先看过没有“违禁品”了，才叫那个“非士官”的冒牌班长去搜查的。

搜查房间为什么要掀起水桶盖来看呢？原来，最初有人把酒装在空水桶里，盖上桶盖，再在上面放一脸盆水，以为掩护。蒙混过关的人倒也不少。可是，这座政治犯洗脑监狱，偏就有去告密检举的人，以致天机泄漏，水桶再也不具掩护作用，拿它藏酒的人，碰到捜房时，十次就有九次被搜到，再加一次。

所以，我之秘密酒窖，以及前面说的用猪油、用煤油点“长明灯”两件富有创意的伟大发明，始终不敢“教唆”别人去干，更不敢收徒传艺，好几位交情很深的难友，私酒常常被整罐整罐地捜走，我都深表同情与惋惜；但是，仍不敢将这项发明告诉他们。倒不是怀疑这几位难友会去告密，而是生怕他们口风不密，有意无意泄漏给他人，再由他人去向监方检举邀功，那我的心血就完全白费，以后也甭想再“安心制酒安心喝”了！

自从监狱准许政治犯可自费请大厨房加菜后，凡遇有刑期剩下不到三年，要送到板桥“仁教所”去，行前总有几位素日交情较深的朋友，向大厨房订几道菜，在自己房中为他们饯行。饯别宴而无酒，就不够“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的气氛。有了佳酿，虽无“吴姬压酒劝客尝”，却也真的“欲行不行各尽觞”了。（所引为李白诗句）

第四节 医官打犯人-厨房总辞，老子买地区-想钻地道

监狱里，那个隔着一层铁幕看病的老头少尉医官调走了，其后换来的两三个，也都是一望而知其为卫生兵出身的，年纪也都是五十几近六十了，不过，军阶却是中尉或上尉。这几任医官有的不到一年，有的只有半年不到，就又调走了。虽然同样是不合格的权宜性医官，态度却不像那个矮子老头少尉那么坏。

矮子老少尉一走，难友们就开始谈论他，我才知道，火烧岛所谓医官，年纪最老的就是那个矮老头少尉，态度最恶劣的也是那个矮老头少尉。那个批评“铜像”狱卒的老班长也说：“我在这里看得多了，有些医官，对病人的态度确实太不应该了，他们忘记自己的本分是什么，对你们总是傲慢无礼，甚至怒喝责斥。只要是我当场看见了，我就不客气的指责他。像这个刚调走的医官，他那样蛮不讲理我就看不惯！有一次，一个病人隔着铁门诉说发烧了，要医官开门替他量量体温，给他退烧的药。你说他怎么样呢，他说：‘我看你没有发烧的样子，量体温干什么！拿退烧的药干什么！’那个病人坚称确实是发烧了，一再请他开开铁门，那医官就拍起桌子来说：‘好，我给你量量看，如果没有发热，我报告监狱长，给你带镣！’及至开了铁门，量了体温，三十九度半，他才没话说。我从头看到尾，实在非常不满，就对他说：‘你来看病，应该记得，你是看病人，不是来看犯人，看病不可以用这种态度的。你说假使他没发烧，你就要给他带镣；老实讲，就是监狱长听了你的话叫我给他钉脚镣，我也不会听的，我一定把事实向上面报告。——天下哪有把病人带镣的道理，你看，他不是真的发烧了吗！’我这番话，后来也在‘荣团会’报告了。”

我把初到火烧岛看病的经验说给王班长听，当我说到矮老头少尉问我：“你量血压做什么呢？你知道血压多少做什么呢？”以及有一个班长向我大喝：“谁能够保证你血压不高呢？”这些话时，王班长说：“没办法！他们都忘记了自己是谁！”

不过，说句公道话，除了那个矮老头少尉以外，以后的医官，不论是卫生兵出身的，是真正有医生资格的（国防医学院正科毕业），抑是医学院出来的预备军官，我所看到的，也只有一两个态度特别恶劣，其余的大多还能守住医生的本分，“你坐你的牢，我看我的病”，医术高明不高明，是另一回事，他们至少不敢把政治犯公然当做“仇敌”或“奴隶”来对待。

只有一次仅有的例外，有一个年纪只三十来岁的驻监医官，开头一来就予人一种丑恶的印象：别的医官到监房区看病，依监方“规定”，姓名要严守秘密，他们都把胸前名牌取下；只有这个医官，用一片白色胶布把名牌贴了，极不象样。这无异是正面说：“我的姓名是不让你们政治犯知道的。”我就非常厌恶，对几位难友说：“这家伙心术不正，他一定对我们政治犯怀有极深的成见，名牌不收起来，却公然用胶布遮住让我们看见！”大家都笑我“神经过敏”，认为他不过是懒惰罢了。没想到那家伙只来了三天，就被监狱长下令卷铺盖了！为什么呢？

原来，那座病监，经常有几位临时性病患的难友搬过去暂住，病好了就搬回监房区，还有几位是长期住在那里的，其中有些是慢性病患者，还有几位是大厨房外役像陈水泉、李国民等。这两人都是一九五一年“麻豆案”被判无期徒刑的难友，其中，李国民因为坐牢太久，不堪刺激，精神状况有点失常，在大厨房有事忙着时，他都做得很好，一空闲下来，他就喃喃自语，像是跟谁在争长论短一样，自问、自答、自谈、又自反驳，有时一连三四个钟头，兀自哓哓不休。可是，他总是慢声细说，从来没有高叫吵嚷、扰人安宁的嘈杂声，也没有粗暴凶横的言语或举动。

那个用胶布遮名牌的医官，在病监那间办公室上班了三个下午（除了每周两次，上午要到监房区看病外，其余上午都要到指挥部医务所去），听见李国民在病房后面空院子里自言自语地发牢骚，他竟怒气冲天，冲了出去，大喝一声道：

“你在胡扯些什么！”

说罢，就是一记掌力沉重的耳光。李国民并没有反抗，（他怎敢反抗呢？）但也不屈服，他摸着热辣辣的面颊，照样喃喃地说：“你怎么可以打人！我没有犯法，又没有跟你说什么话，你怎么可以动手打人！”那个医官居然骂道：

“打人！妈的，像你们这些东西，打死你们几个也不算什么！”

这时候，看管病房的班长跑过来了，他自知那个医官横蛮无理，也很不满，一面安抚李国民，叫他“到厨房去罢，要不，到房间休息罢！”一面，马上跑到戒护科长那边去报告。正当他指控“医官打了受刑人”时，大厨房众外役听到李国民无端受辱，一时群情愤激，马上对看管厨房的班长表示：“请监狱长严办那个医官，否则，大小厨房外役全体总辞！”

刚巧那时有一部分难友在“中正堂”上课，休息时，医官打人事件传到教室内外（“中正堂”与大小厨房及医务所相近），听说那个疯狂医官扬言“打死你们几个也不算什么”的混账话，恼怒了一位正义感很强烈而又冲劲极大的庄信男难友，庄信男立刻奔向医务所去，手指着那个医官喝问道：

“你打我们政治犯吗？”

医官晓得来者不善，这个硕壮结实的庄信男，不像那老迈瘦弱的李国民。医官不敢承认，惊慌地连声答道：“没有！没有！是误会！误会！”

庄信男又喝道：“你说打死我们几个也不算什么吗？”

“没有，没有！我没有那么说。”

庄信男是学拳击的，那时候如果让他动起手来，准是极精采的好戏一场。可惜那个狂妄医官不敢承认，而监管上课的班长走过来了，他们也不敢责备庄信男擅自走开的话，只是好言地劝说道：“好了，好了，上课罢，时间到了。”

不到一小时，消息传到监房区：监狱长下令，那个狂妄无知的医官滚蛋了！他真的把铺盖卷了，搬回指挥部去。

众难友都说：“监狱长这下就对了，那家伙应该立刻叫他滚的！”我却认为：假使不是大小厨房的外役胁迫着要总辞，一号大牢头是不是会如此断然处置，实在是很难说的。

政治犯生命及健康之毫无保障，并不只是医官的素质和品德的问题。由于听说有病的难友要到指挥部医务所看病，须戴手铐，我初到火烧岛的头两年，就绝对避免向监方要求到“隔壁”去求医。有一天，看见四五位难友已经写过报告申请，一号大牢头也批准他们到指挥部医务所了，当那个“老中堂”副监狱官通知他们集合前往时，这些都是病情较重的患者（有一位发高烧，另有一位因为罹患过中风症，走路一拐一拐的），每个人都要戴上手铐，每个人都有一名狱卒押着，而他“老中堂”是“总领队”。这还不够，当“老中堂”发现其中有三人穿着监狱发给的黑色胶鞋时，突然大叫：“不行！不行！”要他们换了拖鞋再走。读者当然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们狱卒牢头害怕难友借机逃跑，穿拖鞋就跑不快呀！

有一位难友，胃出血已经很多次，脸上金黄带黑，一点血色也没有。他请求送台东军医院治疗，拖了半年还无下文。有一天，忽又大量出血，已经不能走路了，监狱要送他到“隔壁”去诊察，却不肯用担架，也不肯用汽车送他，而由两名狱卒左右搀扶着走，另外一名徒手跟着押送。这还不够，当这位重病难友被两名狱卒换出监房区时，手铐立刻先给扣上了。

这样的“仁政”，恐怕是天上无、地下少的，只有在这个天天喊叫四维八德、天天喊叫忠孝仁爱……的政府底下的政治犯监狱，才出现这样人比畜牲不如的怪事。

有一位难友，患了牙病，牙齿剧烈疼痛，不能饮食，也不能成眠。他写了一件紧急报告，请求到指挥部医务所诊治（指挥部医务所有一套顶简陋的牙科设备），报告递上去四天了，狱卒们说：“监狱长还没有批下来。”他痛得日夜唉哼，同囚房的难友，夜里因他的呻吟而不能入睡，白天因他难过得没吃饭也不安心。恰巧那第五天上午，他的家人从台湾前来探监了，在保防官、监察官及班长严密监视下，这位难友唉哼连连地说：“牙疼已经五天，写报告请求到指挥部医务所看病，监狱长还没批准。唉，痛死了！”这时候，在一旁监视着的保防官，赶紧插嘴说：

“嘿！这何必到‘隔壁’去看呢！这里面医务所就有一种药丸，叫做绿四环素，是最好消炎药。你叫医官开几颗给你不就好了吗！”

这就是火烧岛监狱！这就是政治犯患重病时的处遇！这就是国民党最爱宣传的“同胞爱”了！

说到这班保防官、监察官，他们那“忠党爱狱”的精神，若令蒋经国知道了，定必提升他们去当行政院新闻局局长的。就是前面说的同一个保防官，在一位难友的母亲面前，趁着她儿子还没有走进会客室时，为这位老太太洗脑。他对她说：“我们这里面，猪是监狱自己饲养的，差不多天天杀猪，猪肉多得大家都不想吃了，——伙食很好！你儿子在这里的生活，你不必担心。”及至被探监的难友出来了，母子一见面，做母亲的就问那被判无期徒刑的儿子道：“今是有影也无影（闽南语：‘究竟是不是真的’）？刚才这位先生说，这里面差不多天天杀猪，猪肉多得你们都不爱吃了！”这位难友听了，恼怒万分，他是平日最为那劣品质的伙食而烦恼的人，如今听得这样的谣言，分外反感，立刻正色问道：“保防官，这话是你说的？你说话可要负责任！以后，只要有一天猪肉不够我吃的，我可不可以问你要！”那个保防官被质问得满面通红，楞在一边傻笑，既不敢答应，也不敢否认，偏也不敢承认，只是哑口无言。

一般说来，火烧岛的政治犯，以及监狱里属于“戒护”系统的官兵对那班保防官、监察官厌恶的程度，都较之对政战官为尤甚，除了那个王横肉是例外。王横肉走了以后，相继而来的几任政战官（已经改称为辅导长），只有一个姓王的，轻佻浮夸，不负责任，连班长们也公开批判他；不过，这个姓王的，也不像王横肉那样凶横而惹得人人厌恨。其余的几个，包括那位刘德裕（他是监狱内部改制后第一任辅导长），都是跟难友比较相处得好，从来不曾以粗暴的言语行动对待政治犯的。人，一旦在火烧岛当了政治犯，起码的希望就是监狱官吏们尊重我们的人格，纵使只是表面文章，也比动以叱斥叫骂相对好得多。可是，那班保防官、监察官，有些不但态度恶劣，对政治犯事事刁难，而且见识谫陋无知，令人鄙视而犹不自知。

有一次，我做了几首七言律诗，附在家信里，想给孩子们看。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不料一个刚到任的保防官，新官上任三把火，首先对难友们的家信七挑八剔，这也不准写，那也不准谈，不是“内容不妥”，就是“有违规定”（违了什么规定都不注明），就退回了。我那几首诗，他批了“诗词不是家信，退。”刘德裕政战官看了，觉得没有道理，就叫我另写一个信封，贴足邮票，混在已通过的众难友家信中，拿到邮局投邮。不料，这一投，竟投出了问题，也暴露了一项秘密。

原来，火烧岛政治犯洗脑监狱，跟邮局有一项勾结，它们约定，政治犯的家信，信封上要有保防官盖过的一个暗号，才表示是经过检查通过的，才准寄发。没有那个暗号，邮局便将原信退还监狱，“邮政政治化”，一至于此，而刘德裕竟也不知道。结果，我那封诗退到监狱来了，保防官就问刘德裕，刘只好说：“作作诗，是一种感慨嘛，内容又没有不当言论，何必禁止寄出呢！而且，以前都准许寄出的。”但是，诗仍是寄不出去，刘德裕退还给我，并说明原委，我才知道。

本来，这种事，在监狱看来是异常严重的，“替犯人偷寄书信”，小则可以撤职，大则足以坐牢。幸好那个保防官是刘德裕的学弟，他只把这项秘密透露给刘德裕知道，把原封退还了，没有向上级告密。换个像王翘嘴那么一副德行的人当保防官，事情不知道要如何结局哩！有一回，我申请购买几张台湾地图，包括全省的，几个县市的。报告递上去了，一个多月杳无消息，就再写张报告催问。第二天，那个最不得人缘的王辅导长跑到房门口来，告诉我说：

“李先生，保防官叫我问你，你申请买那几张地图做什么用！”

我实在是怒不可遏，忿然地厉声答道：“我要从这火烧岛挖掘一条地道，直通基隆，再接着开凿一条海底隧道，经过檀香山穿到阿拉斯加，通过白令海峡，到苏联，然后坐火车到中国大陆去呀！怎么样，不可以？你妈的，打什么官腔！老子来到这里，地图也买过两三次了，为什么这一回要说明用途？这监狱里，好多人买了地图，买了中国大陆的地图，买了你们说的‘匪区’的地图，没听说你们放过屁，今天专来找老子麻烦！混账王八蛋！你回去告诉那个姓马的保防官，老子不吃他这一套！要准买，就买；不准，叫他批下来，瞧瞧看！”

王辅导长显得无奈地说：“那就等“个别辅导’的时候，跟保防官说说罢！”所谓“个别辅导”，就是监方认为必要时叫到楼上去个别谈话，有时一年也没碰到一次，他简直把我当傻瓜了。我更愤怒地喝道：“个别辅导？妈的他姓马的有资格‘辅导’我！你叫他先撒泡尿照照自己那一副嘴脸再说！你告诉他，他不准我买台湾地图，却准别人买‘匪区’地图，老子看他才真有‘匪谍嫌疑’哩！你告诉他，批下‘不准’罢！看老子敢不敢检举他‘匪嫌’！妈的，老子得罪他什么？挖了他姓马的祖坟？他这样找老子的麻烦！”

实在说，我那时一听了他的话，怒气冲天，的确是错把一肚子气都朝王辅导长发泄了，只见他苦笑着说：“实在不关我的事，我只是来传话而已，是保防官要我来问的。”一面说，一面无奈地回去了。

当我大发雷霆之时，因为是在盛怒之下，话语急，声音大，气得声嘶力竭，各房都听见了。王辅导长一走开，隔壁的颜明圣就跑过来劝我道：“李先生，以后，尽管找问题跟他们闹，但是，不要真正动气，伤了自己的身体。今天，你这样教训他，是很痛快的！特别是这些家伙最爱给难友戴红帽子，你骂他准别人买‘匪区’地图，骂他有‘匪谍嫌疑’，这段话实在十分精采！也十分有意义！”

我立刻写了一张很长的报告，强烈抗议那个姓马的保防官所问的话，并且把他准许别人购买“匪区”地图的罪状，狠狠地攻击一番，然后，要他答复：为什么别人申请买“匪区”地图，不需要说明用途；我要买台湾地图，却需要说明！他保防官是不是把台湾当做“匪区”了？

我把这份报告多复写了一份，另由戒护系统转给一号牢头。第二天，姓马的保防官手持原报告走来了。

这个姓马的，花莲县人，刚到火烧岛时，是中尉“副分队长”，原就是政战学校训练出来的特务，不久就调为小保，“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他请我到班长值班的地方，用一种哀求的声调说：“李先生，我只叫辅导长向你了解一下，你怎么就写了这许多了！”

我像前一天对王辅导长说的那样怒斥他，先问他：“你做什么保防官！我问你在这里坐牢也有大牌小牌是不是？申购图书也有双重标准是不是？”然后“重申”我要买地图据以开凿海底隧道到苏联再转“匪区”的“阴谋”，叫他报告到国防部去领奖金！最后，我忿怒地对他说：“我买地图，当然有我的用处，也可以告诉任何人的！可是，今天，我就不告诉你！你假使批不准，就得说出理由来，否则，我有办法对付你！不信，你等着瞧！”

“你何必这样子呢？”姓马的说：“我准你购买就是了。”

我说：“你非准不可！你根本没有理由不准！我还想问你哩！你把我这报告积压了一个多月，到我催促了，才叫辅导长找麻烦，究竟是什么意思！别人的报告，你积压这么久过没有？”

“那是，那是，”姓马的吞吞吐吐地说：“那是我把报告放在抽屉里，第二天就回去休假，回来便忘记了找出来处理。——现在，我答应让你买，你就不要再多问了，好不好？”

“你答应让我买？我买地图要你‘答应’？我申请只是手续问题，你让我买，只是你的本分，不是人情，你懂了没有？”我还是忿怒地驳斥他，我说：“你休假，就可以把公事积压得忘记了，侵害了我的权益！我告诉你，官僚架子放小一点，咱姓李的官儿做得比你大多了，尚且要来坐黑牢；你不要以为干这保防官，就可以作威作福一辈子！”

“好了，好了！别再谈了，我这就回去办这件事，好不好？”姓马的像是求饶的声口，站在监房区铁门内“旁听”的难友有好几位，当我“饶”了他姓马的，而让他走了以后，“旁听”的难友都说：“很痛快！很痛快！教训得很痛快！”有一位难友特别喜欢我那句“扣红帽子”的话，指他马保防官准许别人购买“匪区”地图，却不准我买“反共基地台湾”的地图，有“匪谍嫌疑”，这位难友说：“李先生，你这段话最精采！这班家伙，老是以扣人家红帽子为得意，今天被你倒扣一顶在他头上，他居然不敢反驳那不是‘匪区’地图，不敢辩称那是‘中国’地图，足见他心里头真的有鬼迷着，所以，他好像怕你李先生真的检举他是‘匪谍’一样，一开头声口就是软的。你真是击中他的要害了！”

另一位难友道：“这个马保防官虽然窝囊、饭桶、没水平，倒也懂得李先生不会真的想开凿一条海底隧道通到苏联去，供做越狱逃亡之用，看来还有一些些地理常识的哩！这也就难为他了！”

“其实，他何尝不知道中国地图不能说是什么‘匪区’地图，只因为双‘反共’教育冲昏了脑袋，不敢明白说出来罢了。”那一位连称“很痛快”的难友说道：“照我看来，他只是因为休假把你李先生的报告忘记了处理，才找个借口叫辅导长来问你‘买地图做什么用’，以为诿责口实的，不料被你用什么‘匪区地图’一骂，骂得他脑袋更昏了，真有意思！真有意思！”

我想：这些话，也不无道理。不过，火烧岛的牢头狱卒们，因为休假太多，把骨头都休得发锈了，往往因为休假而把难友的报告积压而不自知，一定要等到递送报告的人催问起来才想起，也实在是国民党官僚腐败的典型作风。

大约因为火烧岛是台湾的外岛，调到这个小岛上当牢头狱卒的人，每个月就有一个星期的休假，加上回到台湾本岛的来往路程，就是九天。假使回到台东时，碰上台风或是狂风巨浪的天候，在台东等待天气好，就等于额外的休假日，只要从台东打通电话向火烧岛报告一声，就“合法”了。因此，牢头狱卒们的休假时间特别多，远为服役金门、马祖的军人所不及。而且，在这个遍布三座大监狱的小孤岛上，对付的是手无寸铁的牢笼中的政治犯，不像金门、马祖，时时刻刻要提防对岸的炮火轰击、时时刻刻要戒备对岸的水鬼（蛙人）偷袭，即英雄，又稳当。而晋级升官，又比在金马前线戍守的官兵机会多、速度快，少尉占中尉缺、中校占上校缺，火烧岛是终南快捷方式。有这样的“好环境”，怎不令牢头狱卒们更加骄横，也更加怠惰呢！怪不得难友陈石奇、王革非都说，这班最会欺凌政治犯的军人，自以为这样恣作威福对待政治犯便是“反共”的窝囊货，一旦开拔到前线去打仗，恐怕一看共产党的军队便膝盖软了下来！

小狱卒们休假，还只是“纯休假”，很少附带什么任务的；三个大牢头可就不同了。难友们都知道，中小号牢头和狱卒禁子们也不讳言，监狱长、副监狱长、政战室主任，每逢休假，回到台北，都要顺道到国防部（军法局、总政战部）去“述职”、去听训一番，因而顺便也就报了“出差旅费”。台湾谚语曰：“一兼两顾，摸蝲仔兼洗裤。”（蝲仔，生在水中的一种小蚶类，乡下人多穿着短裤走到深及腰部的水中，用手在水底下摸而拾之。）大牢头们之休假兼出差，亦犹然也！

火烧岛十载风霜三（李世杰）

第二章 法庭·监狱·内有恶犬

第二十一节 高忠坚是牧师？一只政治小蝙蝠

因为听说有一位高牧师与邓子仲、倪文举等同住第十四房，我与蔡秀章聊了一阵子之后，又跑到第十四房去，高声问道：

“哪一位是高牧师？”

一个年约四旬的人应声而起，自我介绍：他叫高忠坚，台南市人，父亲是基督长老教会牧师，自己是浸信会神学院毕业，在一所浸信会礼拜堂任职，协助另一位资深牧师做传教工作。

高忠坚自称是因为“台独”案，被判了十五年徒刑的。他被送到火烧岛之前，台独的“势力！”已在这座监狱里显得非常“膨胀”。为什么呢？

因为王幸男比高忠坚这一批早了半年到火烧岛来。

如所周知，王幸男是寄了炸弹邮包给几个国民党大吏，导致当年的台湾省政府主席谢东闵左手炸断了的当事人。据他说，一共寄了三个邮包，黄杰一个，被起了疑心送去检查，未出事。另一个寄给李焕，一名秘书拆开时脸部受伤云云。

记得是一九七六年十月九日，电视晚间新闻有一条很简单的消息，播报小姐说：“台湾省主席谢东闵，今天因为在家里拆邮包，左手受伤，已经送到医院就医。”（大意）

我立刻对蒋海溶、陈石奇、萧振文、陈翼演几位室友说：“谢东闵一定收到爆炸物邮包了，一定炸掉手臂了。”（后来才知道，仅止炸断左手腕部而已）陈石奇问：“你李先生怎么知道？”我说：“拆邮包，怎么会伤到手？不是被炸了是为什么呢？如果是拆个普通邮包，拿小刀割绳子不慎割破手指头，那可不能算是一条新闻，不值得电视台大惊小怪来播报呀！”

陈石奇道：“电视台也没有大惊小怪呀！它只平平淡淡地报导了几句。倒是你李先生大惊小怪。”

我说：“唉哟！石奇呀！你是真糊涂还是装傻瓜？只有这么轻描淡写几句话，才显得电视台是大惊小怪呀！你想一想，如果只是手上破了一块皮，莫说他是谢东闵，就是蒋经国，也不值得把消息上电视呀！”

陈石奇、萧振文都半信半疑，对我这位“诸葛亮”不表示十分欣赏；连蒋海溶也笑我“多疑”。陈翼演是向来无意见的，我这项情报研判，就显得很不吃香。

及至第二天（十月十日）的报纸送到监狱里，送到牢房中了，我摊开一看，除了连篇累牍的“双十节”新闻及八股类的纪念文章之外，新闻版上还夹着一条极不起眼的消息，说是：谢东闵住院，行政院蒋院长特往探视。

我就指着报纸对蒋、二陈、萧四位说：“呶！你们看看！如果不是被炸伤了，蒋经国干嘛还要到医院里去探视谢东闵？”

看他们的脸上表情，还有“三分相信，七分怀疑”的样子，我就说：“你们还不相信我的判断？迟早，中央日报和青年战士报，定将证明我这回料事绝不见得在诸葛亮之下。”

陈石奇挖苦地笑道：“看来李先生还抵得三个臭皮匠的哩！”

在众人笑得前仰后合之中，我忍住笑道：“其实，三个臭皮匠，到头来还是三个臭皮匠，根本抵不得半个诸葛亮。我这个诸葛亮，怎么只抵得三个臭皮匠呢？——石奇呀，你真缺德！好，不必争辩了，等着后续的消息，我一定胜利的。”

我已经忘记过了几天，果然，我们所能够订阅的党报及军报，不但证明谢东闵左手被炸弹邮包所炸断；而且，寄邮包的人名叫王幸男，也在由香港飞日本的过境飞机上于降落桃园时，被逮捕送到警备总部保安处侦办了。

一九七七年四月十日，火烧岛政治犯感训监狱突然来了一位新客人，当汽车驶进监狱大门，停在“放封”场上时，众难友爬上窗子一看（汽车驶进监狱之前，大铁门要敞开，声音很大，难友们都想看看，是送补给品，还是送水果……等，所以都要爬上窗子朝外看的）；哦！是新客人，只有一位，而且是手铐脚镣全套装备齐全的。这是很少见的情况，往时新客人入狱，总是一批，每人也只是戴副手铐，顶多加条绳子在胳臂上，由捕快们牵着走，手脚一齐加带械具的，实未前见。不过，看过，也就算了，并没有人进一步去深思。

新客人下车好一阵子之后，矮子谢鸿突然到我们第六号囚房来，他跟陈石奇“商量”，要石奇搬到第十二房去。陈石奇哪有不同意之理。可是，还不明白是什么理由。又过了一会儿，谢鸿和两位狱卒送着新客人搬进第六房来，矮子监狱官就指定他睡在陈石奇让出来的铺位（后来，我们终于弄明白了，原来那个位置，才能让牢头狱卒们从“偷窥窗”处朝里面看个清楚，如果住在原来空着的墙壁下，则近于死角，不好监控）。

来客是位高瘦个子，三十许人，留着很长的头发，脸色有点苍白。他坐定后，我就走近前，用国语问他：

“请问贵姓？”

“我姓王。”

“王先生。”我又问：“什么大名？”

“我叫幸男。”

我惊奇地以闽南语大叫起来：“你就是王幸男！”于是，为他逐一介绍同室难友相识。

对于王幸男，自从他在机场被捕后，报纸上逐日有他的名字出现，他已成为新闻人物。尤其党报军报都说，王幸男在保安处羁押期间，曾以灼热的开水灌烫喉咙，意图自杀，后经送医开刀治疗，另由喉部用条管子助其呼吸及灌食。因此，对他，大家都有一种同情的心理。

第六房外的世界，已经周知：王幸男来到狱中了，住在第六房。因为，外役们奉令送例行的囚衣等给他，一发现他的姓名，就忙着逐房走报，主要是“成大共产党”案的吴荣元，报得更勤谨，不一会儿，一、二四各区，都传遍了。

近午饭的时刻，牢房照例一房一房地开门，送饭菜。一些台独案的难友，就纷纷送了些狱中应用的东西，如塑胶菜盆、塑胶罐子……等等，拿到六房门外，丢进送东西的小洞洞，并高叫一声：“王幸男，这个送给你！”说罢，就走了（那时候，三餐进食时，牢房门还是关着，不像后来，吃饭时间房门全开的，私送东西如果给牢头禁子们发现，是会斥责咤骂阻止的）。

于是，王幸男，便成为火烧岛监狱中“台独”案难友们心目中的“英雄人物”。

高忠坚之来到火烧岛，较王幸男迟了半年，他当然知道，王幸男与他同属“台独”案子。两人又都是台南市人，王幸男的父亲王孟冬，且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长老，与高都算是教友。高忠坚的父亲早年在台南，又是牧师。因此，最初，高忠坚跟王幸男，往还非常密切，两人常常聚谈。

但是，不到半个月，情况就有了改变，不但王高两人显得疏远冷淡，几至绝交景况。而且流言很多，都是批评高忠坚的。这些批评，且全都出于台籍难友之口。

首先是，台籍难友中有人传说：“高忠坚不是牧师，只是在台北市罗斯福路一所礼拜堂当一位牧师的助手。”这是在狱中无法查证的疑问，但台独案的“元老”之一钟谦顺（与黄纪男同案），首先提出此说。钟谦顺自称他父亲早年是传教师，说起“钟传道”，台湾早期教会很多人都认识的。他不仅“揭发”高忠坚不是牧师，还引据高忠坚在狱中的言行，以实其说。

不错，高忠坚在火烧岛监狱中，言谈、行动、举止，的确不像个牧师，根本也不像个稍具虔诚信仰的信徒。譬如，难友们问他：“你入狱前认不认识王幸男？”那时候王幸男虽是台独案难友们所“推崇”的人物，却同时也是监狱当局特意“点油做记号”的人犯，高忠坚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不认识，入狱之前，并不认识王幸男。”大家听了，也不以为意。不料，过了几天，高忠坚突然对几位台独案难友说：

“王幸男，从小就不守规矩。他念初中的时候，邀了几个学生伴，偷抓了学校邻近居民饲养的鸡，宰了烹食，被失主告到学校里去。王幸男因此被开除了。”

这句话，对他高忠坚本人的杀伤力，实在比对王幸男强大得多！第一，它暴露出：这个自称牧师的高忠坚，是个撒谎的人；他既自云不认识王幸男于先，又挖掘王幸男初中时代的偷鸡行为于后（不论有无此一事实），证明高忠坚不承认入狱前与王幸男相识，是谎骗之词。基督教的诫命，自旧约摩西时代起，就列说谎为一大禁戒，哪有做牧师的人可以随便撒谎的道理。第二，他高忠坚明显地违犯了耶稣的教训：“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二节）第三，把一个人初中时代的行为，当做他一辈子失德败行的污点而宣扬，无异国民党特务清算“一个人十二岁参加共产党儿童团，到四十岁仍是叛乱犯”，那种心态及行径都是恶性的、卑劣的。这也跟国民党的大法官那种参加共产党或儿童团便永远在继续状态中的解释，都一样是失掉人性、理性的悖谬心态之反映。第四，他说他忠于“台独”，却不忘与王幸男划清界限，的确与其他“台独”案难友有别。

更糟糕的是，高忠坚这个牧师，一方面要挖出王幸男的“歹底”，一面又想沾点王幸男“台独英雄人物”的“光”。尽管，他所指称王幸男初中时代如何如何的事，听的人都不愿意播弄是非去转述。可是，高忠坚还批评王幸男的父亲王孟冬说：“王幸男的父亲，脾气好坏哟！他做教会的长老，常常把一些牧师骂得很凶，逼得一些牧师都辞职不干了。”

诸如此类的闲话，使人觉得这个高忠坚，不但不像个牧师，也不像正常有修养的人。做牧师的人，是要牧养耶稣的羊群，要在生活言谈行为上做信徒模范的。而他高忠坚，逢人批评各难友所认识的王幸男之不足，还要论断各难友所不认识的王幸男底父亲。而在火烧岛监狱里，难友中有好多位是基督徒；由于高忠坚的行为表现，很多非基督徒的难友，无不纷纷前来“声讨”我们这些信徒。他们质问道：“你们基督教有什么好处？请看！连做牧师的，也是这样的人！”我只好答道：“我们基督徒也有不做牧师，并且不是这样的人哩。”每一次，当我听了这种诘责，不禁叹道：“主耶稣啊，你又被人钉了一次十字架了！”

高忠坚并不只是对王幸男一人一家如此评事论非的“揭发劣迹”，在政治犯群里，他对于搬弄唇舌，制造是非，挑拨得各难友误会滋生，吵架争辩之事辄起，显然也具有很浓厚的兴趣。这才在火烧岛洗脑监狱中，流传了这项疑问：

“高忠坚真的是牧师吗？”

很多人这样互相探问，很自然，谁也不能够提供确切的答案。

高忠坚被判十五年有期徒刑，他与其他因台独案入狱的难友不同的是：既要叫冤枉，又逢人怪怨道：他父亲早年朋友，当今日本首相福田赳夫，曾函请蒋经国释放高忠坚（但没人相信这句话）。其实，因“台独”案入狱的难友，只要是真的。莫不自认“从事台独无罪”；只说不服，不说冤枉。就是真正做过共党活动的难友亦然。例如一九六八年被处决了的朱传周，生前并不为自己被捕及被判死刑而喊冤，因为他自认：“我朱传周才是真正共产党，你蒋海溶、萧振文都是假的。”又如“成大共产党”案的吴荣元，当一位难友在狱卒面前指着他说：“真冤枉！年纪这么轻，就来坐牢！”时，小吴反而冷笑道：“有什么冤枉的？该进来，就进来，这就是了！”只有那些在政治犯中人数占最高比率的大陆省籍难友，纯粹由一面青天白日被特务军法匪徒涂抹为镰刀斧头、五星，他们才刻骨刺心、咬牙切齿，彻底痛恨国民党政权铸造血腥冤狱的罪行，且至死不屈地声言自己是冤屈的。再如原本不是国民党人的名作家柏杨及李敖，前者在笔楚下自诬为“民盟”及“共产党”，后者甚至被雕塑为“台湾独立联盟”驻台专员。国民党抓了他们，判了他们的罪。这两位名作家，口里虽不喊叫“冤枉”，心里实因受枉受诬而死也不服的。那个“一身都是反骨”的李敖，出狱后更是着力挖蒋家父子的烂根。我曾暗想：假使李敖真的在“台独联盟”干过一天活动，或是柏杨真的曾在“民盟”、“共产党”里做过半天盟员党员，那也就不算百分之百冤枉他们，出狱后也许不至于写了那么多为国民党所“深恶痛绝”的文字了！

高忠坚与众不同，他一面跟其他“台独”案难友认同志、攀关系，一面又大骂国民党出卖了他（高）。他坚称自己是为国民党出力的人，他立了功劳，然后，国民党收之下狱（他的说法，跟后来美丽岛案洪志良自称咬了黄信介，立了大功，再被调查局抓起来的故事，外形有点相同，但洪志良所说的有具体内容，高忠坚立什么功，无人知道）。

但是，“走弯曲道的必致败露。”（箴言第十章第九节）。

有一天，高忠坚忽然拿一份他自己草就的稿子，跑到十二房来，央请我替他修改修改。我在监狱里，不但以地下律师为“常业”（可怜！实在是并无酬报的常业），也常兼地下代书，或是地下国文老师（替人改文）。高忠坚牧师要我替他修改什么稿子，在未知其内容以前，我便先给答应了。于是，他把稿子交给我；我展开一看，哦！是寄给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张宝树的信。开头写着：

“宝树兄：”

信里大意是说，他高忠坚这一回（指被捕前）出国，事前曾经和台南市宪兵调查组、市警局外事室的高级人员（可惜姓名我都忘了）都有联系，并承那些官员指示工作任务与具体作法。到了台北，又与国民党中央第三组（海外工作会）某某人建立关系，多次秘密商谈，得到他交付任务再赴日本、美国的。他途经日本，转往美国，跟在日、美的台湾省籍人士都有广泛的接触。返台北后，他高忠坚都曾把在日本、美国的工作成果，就是一些从事“台独”活动的人士名单及一些资料，向海工会某某人提出详细的报告，回到台南后，报告也分别送给宪调组及市警局外事室。信稿中又说，他高忠坚替国民党和政府立了大功，不料回到台南三天，就给抓了起来，而且被判了十五年徒刑，实在冤枉云云。

高忠坚信稿中最重要的，是举出数十位旅居日本及美国的台湾省籍人士名单，说是这些人，谁是“亲匪分子”、“附匪分子”，谁是“台独分子”，他高忠坚都了如指掌，而且有路线可以做他们的工作，搜集他们的情报。他希望张宝树秘书长能够设法让他出狱，他一定“尽力而为”，为“党国”全心全力工作，信末还附了一个姓名地址，是台北市罗斯福路几段几号什么礼拜堂的某某某牧师（似乎还是他高忠坚的亲戚），说是：如果张宝树认为有必要，可先和这位某某某牧师联络云云。

看了这信稿，我第一个感到无从下笔修改的，是开头的称呼：“宝树兄”。我不晓得高忠坚跟张宝树是不是老相识、老交情，熟识到可以如此称兄道弟的（他信末署名也写“弟高志坚”）。

第二个感到下笔为难的是，我开始有点怀疑：照这信稿内容看起来，高忠坚是确实具有国民党特务机关线民的身分，而且一搭就是三条线（海工会，宪调组，南市警局外事室）。这在国民党情报机关统一运用线民的原则上，是犯禁忌的。难道他搜集到的情报，就分送三个单位让它们各自转报到国家安全局去自相碰撞？

第三个问题，则让我不解：国民党特务机关，固然经常不断地爆发内部夺权斗争、自相杀戮的丑剧；但它只限于有权可夺、有资格堪以争夺的人物（如我李世杰及蒋海溶、范子文等），或跟这些权力斗争失败者（受难者）有深厚渊源的人（如姚勇来，沈嫄璋、路世坤、“李世杰的余孽”余振邦之类），才够资格去尝尝遭受整肃的滋味。像高忠坚这类的线民，既无“杀之以灭口”或“囚之以隔离”的重要性，他不过像一般单纯被运用的普通线民一样，级数不入流，无“权”可夺、无“力”可争，国民党也未答允他丰厚的报赏条件而须翻悔不认账，那他为什么会一立功返台就被逮捕下狱呢？

我拿第一个问题问高忠坚：“你跟张宝树很熟识吗？”答：“不认识。”“见过面吗？”“没有。”“通信过吗？”“没有。”“那你为什么称他‘宝树兄’，倒好像是交情很深的老朋友一样。”

“我，我不懂呀！”高忠坚尴尬地笑着回答。

我实在不愿意为高忠坚修改那封信，我已看出他是一只政治上的小蝙蝠，但也不愿把他的秘密泄漏给第三人，因为不希望他高忠坚遭受众难友群起鸣鼓而攻之（尤其是“台独”案的难友的反应），甚至发生其他事端。就藉口说：不明了全部案情，单看信稿，无法改得好（高的国文程度也的确十分糟糕）。不料高忠坚一听此言，立刻把他的起诉书、答辩状及判决书都送来了。我一看，才知道，他果然一面想搞台独活动，另一面又要为国民党立功。从他的诉讼文件里获知：高忠坚早就经由台南市宪调组一个组员，市警局一个外事警官，以及海工会一位干事的介绍，秘密建立了与各该单位的工作关系；赴美之前，那三个单位也的确邀他谈话，请他吃饭，交付任务，要他搜集在美国某一派台独组织的情报，包括其人事资料及活动情形。高返台后，也的确先在台北把一份资料交给海工会，另两份于回台南时分别交给宪兵调查组及市警察局外事室。不过，他又把那些文件留了一部分在家中，并且暗中分发给几个朋友。

从他的答辩状里也看出：高忠坚回到台南后，一方面用粉笔在公共汽车站牌上画了一个“日月”形的台独标记（当年廖文毅在日本成立“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他的“国旗”就是一个太阳和一个月亮）。起诉书指控他画了八十多处，而他辩称“实在只画了四十几处”。

我不能了解高忠坚的情报任务是什么。假使他是奉命渗入“台独”组织替国民党当内间，就不应该于返台后又私藏“台独”文件（这在戒严时期便是大罪一条），更不应该散发给友人看。特别是在公共汽车车牌上画“台独”标记，而且画到秘密泄漏，被特务侦知系其所为。则他的特务技巧，堪称极其拙劣。而且，假使他是真正为国民党派去渗透“台独”，那他的一切“台独”活动，就应该事先取得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批准，而且应该做在“台独”人士眼睛看得到的地方。然而，他竟偷偷摸摸地去画公共车牌，“台独”人士不知道，特务倒先侦查到了。这是为的什么呢？

如果高忠坚是替“台独”工作而渗透国民党特务机关，他就不该把关键性的台独人士名单送给国民党。只能送些半真半假而又不太重要的情报去塞责了事。但他也没有这样做。

揣测他的心态，高忠坚的如意算盘，显然是想：既赶“台独”的时髦，让“台独”人士引为同志；又以“效忠”当道做掩护，藉提供海外“台独”组织人事资料及动态情报给国特机关，谋取个人安全与奖赏。因为，根据他的两头作法来判断，既不像忠于“台独”而对国民党玩弄诈术，也不像忠于国民党而对“台独”施行反间。可是，做间谍而如此两头耍诈，对高忠坚来说，实在是极其愚蠢的冒险，一旦败露下来，国民党可能把他当叛乱犯抓起来法办、判处重刑。“台独”人士也可能把他看成“抓耙仔”（线民、奸细）。假使他要弄的另一方不是“台独”，而是早年的共产党，则其不被秘密“制裁”掉者几希！

高忠坚给张宝树的信，火烧岛监狱不准他寄发，因为他是企图借此出狱。一个政战室的小牢头，把信退回时，甚至骂他：“你这是什么屁信！”（这就是国民党牢头狱卒们对囚犯说话的声口，不足为怪。）而消息终于泄漏了出来，说是：“高忠坚写信给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被退回了！”所有狱中的“台独”案人士，虽然不知道那信里头写些什么话，却就疑惧交作、猜忌丛生，不太相信高忠坚对台独是“忠坚”的了。

但高忠坚并不死心，他大约不好意思再请我帮忙，却又去请蒋海溶替他修改一件信稿，想写信给国民党的军中大红人：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王昇。也是恳求王昇让他高忠坚出狱去立功。那时（一九七七）蒋海溶尚在火烧岛，而且仍在第六房与王幸男同囚一室。高忠坚失算了，蒋替他修改信件，王幸男“近水楼台先得月”，事情就完全给暴露出来。证据是高忠坚的手稿，岂不确凿！

实在说来，王幸男那时刚为“台独”案子被捕，在警总保安处吃了很大苦头，心中正在怨怒尖端，兼以性情急躁，心胸又不是很开阔的人。当他发现高忠坚给王昇“上书”的稿子时，立刻有了很强烈的反应，他联络狱中所有“台独”案的难友，对高忠坚施以“断绝来往”的制裁，包括不跟高某交谈片言只语，搞得高忠坚处境非常的狼狈。

高忠坚与“台独”案的杨金海，以及另一位因竞选立法委员而入狱的颜明圣（高雄市人），案情似乎有些互相牵涉，而他与颜、杨二人，关系则非常恶劣。颜明圣倒不曾对我说起高忠坚太多的是非，杨金海则直指他高忠坚未入狱前便“形迹可疑”。杨说：高忠坚与颜明圣是小学时代在台南的同学，离校后并未有往还。那一年（似乎是一九七五年），颜明圣竞选立法委员，高忠坚突然跑到颜的竞选办事处认老同学，并毛遂自荐要为颜助选。没多少天，颜明圣被捕，家中被搜到了高忠坚由美国带回的“台独”文件；接着，高忠坚也跟着下狱了。

高忠坚之所以被人目为不像个牧师，不但因为他是国民党和台独两边的小蝙蝠，也因为他喜欢说人之短，道己之长。首先遭殃的是与他同囚一室的邓子仲、倪文举及那位庄师爷。当高忠坚来到火烧岛的第二天，就逢人“揭发”耻笑他们三位，都没有大学毕业的资格。至于他的另一室友，那个一无可取的大骗子苏志诚，本就是个该受鄙视耻笑的货色，高忠坚反而不置一词，实在是件怪事（苏志诚“事略”见后）。最不该的是与他高忠坚同属“台独”案的难友，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是高忠坚嘴里的“坏人”，包括颜明圣、杨金海（这两人实在可说是他高忠坚的间接同案难友，只差不同在一份起诉书内而已），以及黄纪男，钟谦顺这些“台独”元老级人物，无一幸免。因而，当王幸男尚未发觉高忠坚上书王昇上将表示效忠之前，颜明圣、杨金海就与高忠坚形同仇敌，绝不交谈了。

高忠坚最不应该的是，当后来蒋海溶被阮成章调查局借提到台北景美警备总部军法处看守所加以谋害之后，他上书张宝树、王昇的秘密，只剩下我李世杰一人最清楚知道其内容。其后，我搬到第四区，高忠坚改囚第二区，我与他之间不但从无龃龉，可以说，我还是有德于他的，纵不说是恩是惠，我至少是徇其所恳而为他修改“上张宝树书”的。不料，他为了表示“清白”，为了表示他与“国特”划清界限，竟然到处对人宣传说：“李世杰是调查局的人，一定是替监牢打小报告的，所以我就不跟他来往。”不料他这话引起了一位台东县籍难友黄宗礼的不满，黄宗礼是余登发案内的难友，也是为调查局线民吴泰安所咬噬而株连入狱的，平日与我交谈很多，相知也很深，这位黄宗礼老弟，秉性耿直，线条粗糙，他就质问他高忠坚道：“李世杰是不是得罪你什么事了？为何你这样攻击他。譬如我，我在他李先生面前，常常谈话‘干’它国民党，‘干’它蒋家的人，我就从来没有被他李先生打过小报告。——假使被他打过这类小报告，那些政战室的人还不找我去算账吗？特别是我骂蒋经国是猪仔子，监狱是最痛恨这种话的。然而，直到现在，不但我自己，也没有别人发现被他李先生打了小报告，难道他报告过你什么事了？”高忠坚因此语塞。

当黄宗礼把他跟高忠坚这段对话告诉我的时候，我并不因为恼怒就揭发他“上书张宝树”的秘密以泄忿，只是笑笑地谢谢黄宗礼，我说：“宗礼啊！你听听，他高忠坚这副德性，像个牧师吗？像个政治犯吗？像个人吗？”

今天，我敢在此公开声明：高忠坚“上书张宝树”，说他甘愿继续为国民党立功，以提供在日本及美国的“附匪”及“台独”分子名单，这项秘密，我是在写到这一节时，才首次把它揭露出来的，在监狱里，我连这种话都懒得说！

第二十二节 王幸男、英雄人物？苏志诚、谎言几吨！

王幸男可以说是一个极端台独主义者，他的逻辑是：国民党来自外省，所以，国民党就是外省人，外省人就是国民党；台湾是被“你们外省人搞得一塌糊涂的”。为了他这样说，有一天，萧振文跟他变了脸，当面斥责他这话侮辱了所有外省人，而且他也显然昧于有比台湾人更多的外省人在这座黑监狱里的事实。

当王幸男刚进了第六房，午饭之前，牢房的门还紧锁着，对我和蒋海溶、陈翼演等尚无异样。不料，午饭后，牢房的门开了，他走出房外一趟，立刻中了毒。首先是“成大共产党”案的吴荣元，及“台独”案的黄坤能等，告诉他：“你第六房那个蒋海溶和李世杰，是调查局的处长副处长，是专门打小报告的人，你得当心。”因而，他一回房，就从脸上看出他态度有变。对于这种诬蔑，我在警总军法看守所九年，只有两个人如此造我的谣，一是那个两条腿两只胳臂及身前背后满满纹身刺着深蓝色龙虎的下级流氓兼无赖简龙飞，另一是那个与简龙飞同样冒充台湾大学法律系一九五四年毕业底姓刘的，他们广为宣传说：那时带着死刑犯脚镣的李世杰，是军法处“磐石计划”的组织成员，是负有镇压人犯暴动重大使命的勇将。那个姓刘的而且判定我李世杰是“两头吃”的匪谍兼国谍，也就是说，他姓刘的“确知”我是既“吃”国民党，又“吃”共产党的蝙蝠，俨然他刘“法学士”是在国民党及共产党两头通管特务，因而断然对人宣布我犯了“两头吃”罪行一般。他判我李世杰的罪名，比调查局及警备总部判的重得多了。可惜的是，这个台湾大学“法学士”智商，实在比那个简“法学士”龙飞更糟糕，因为，他的情报来源就来自他的简“学长”，却缺乏能力判断这项情报的真假，而竟毫无保留地全盘接受其“同系同届学兄”简龙飞的洗脑，对我这个“磐石计划”成员的身分，深信不疑，而且更加广为传播。可惜的是，简龙飞还有一个信徒（刘“法学士”），而姓刘的则连半个信徒也没有。

我抵达火烧岛的第二天，刘天照难友就告诉我，吴荣元看见我和蒋海溶来到了，雀跃地对外役伙伴说：“有两个调查局的人也送来了，好了，这下子让我来整他！”我一笑置之，老实说，心里倒也想看看他用什么方法来“整”蒋海溶与我。但是，后来倒也没有看到他有什么“整”人的表现。如今，王幸男——一个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来到了，吴荣元果然向他宣传起我与蒋是“专门打小报告的人”了。

蒋海溶与我李世杰，是有“贼底”的人，有特务的“前科”，这一点我们从不否认。事实上不但用不着否认，也否认不了。例如有一个国防部情报局宪兵中尉情报官程志飞者，他入狱后，矢口否认是情报局特务，结果还不是暴露出“贼底”来的（程志飞的故事，后面将另有记述）！然而，说是当年为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干情报，终于干到进入叛乱监狱中来当匪谍、来接受两度死刑判决及以无期徒刑定谳的人，还会在黑牢里替一个上校监狱长或一个下士班长做情报，那恐怕只有用脚底皮思想的人，才能得出如此“必然”的结论。

对于这种谣言，我向来是不去“辟”它的，我深知愈“辟”愈“谣”，愈描愈黑，不如让它去“止于智者”之为愈。对王幸男，我（与蒋海溶）仍然若无其事地和他和平共处，当牢房的门紧闭，而王有什么问题须得立刻了解，不能等待开门后再去询问别人时，他找我或蒋海溶，我们也都诚意地告诉他。那时，他常常苦于没有书好看，由于他自称出身于基督教家庭，我就拿了一本高曼夫人编著的《荒漠甘泉》教会译中文本借给他（不是蒋介石命令王家棫译的那一本）。王幸男不但看了，还在“自省自勉录”上写了我借这本书给他阅读后的感想。不料他这一写，竟引来了那位政战官刘德裕，他跑来告诉我：“介绍王幸男看《荒漠甘泉》很好。”他大概以为我借给王幸男的，是王家棫的译本，而那译本曾是蒋介石通令国军官兵都要阅读的。这岂不变成我在替它国民党洗王幸男的脑袋吗？我心里叫苦道：“上帝啊！我可没有这个意思！（王家棫译的《荒漠甘泉》并非不好，但因其中插有蒋介石几篇以反共为主题的讲道词，政治色彩太浓烈，入狱后的我就厌恶它了。）

偏偏是，刘德裕对我说了这句话，“李世杰打小报告”的“学说”，好像就得到更进一步证实一般。当时，信奉此一“学说”的，实仅限于少数几位“台独”案的难友，即使是黄纪男、钟谦顺、洪维和、林见中、陈深景等等“台独”前辈及晚辈，都不相信此说。至于因共产党案子而入狱已二三十年的老难友（绝大多数是台湾省籍人士），不但没人相信这项谣言，他们从未因我与蒋海溶曾是老国特，曾是他们的“敌人”，就在狱中歧视仇视我们。最显著的如像王如山、王德胜、王为清、李国民、李振山、陈水泉、谢秋霖、徐文赞、王金辉……等台籍难友，都是一九五〇或五一年入狱的，他们对我和蒋海溶（以及其他外省籍难友）不但没有猜疑敌对的心态，也没有省籍的畛域之见。其中，王如山、王德胜、王为清三位与我同区囚禁时间最久，交情且很深厚。王如山跟我而且是互相说笑话占便宜取笑的朋友。即使是“成大共产党”案，除了蔡俊军，吴荣元两人以外，从景美到火烧岛，我先后与邓伯宸、沈宁怡、吴锦江、钟俊隆、林守一、张星戈等相处，也未见任何人对我这老国特存有“戒心”的。事实上，也无人发现有谁被我或蒋海溶“打小报告”的。此所以当高忠坚以怨报德，造我谣言的时候，黄宗礼不禁愤然反诘得他高“牧师”哑口无言的原因也。

火烧岛政治犯中，有人想法也很可怕，例如陈石奇，人人皆知他是调查局第四处处长范子文夫妇的替死鬼，却因为他先是范的朋友，就认定他也是国特，也是“专打小报告”的人。

王幸男并没有像王如山以至于黄宗礼等难友的智慧，至少在这方面是如此的。

当时，第三房的罗庸老兄，由于同是国民党三四十年党龄的“匪谍”，他与蒋海溶与我就比较常常聚谈，因而也被列为监狱的小特务。罗是中央军校出身，在湖北以保安旅参谋主任兼县长身分，迭经与中共军队血战过，在狱中又常常夸称当年驰骋疆场的英勇事，藉以反衬国民党将他逮捕入狱，再拷问成共产党的“德政”，不料这些话也成为他是“打小报告的人”的证据了。事实上，火烧岛政治犯中，的确有人以打小报告见长的，但都不是我们这班老国特。譬如：我初到火烧岛不久，听钟谦顺说：“监狱犯人，也有什么‘红台独’，‘白台独’（注）之分，不知是谁去报告了，政战主任上课时竟然拿出来谈论。”是谁去报告的呢？“红台独”难友们指证历历，诉说他们都受“白台独”排斥了。听了实亦令人心惊。换言之，狱中的确有人以为打小报告效忠狱卒会有好处，但我们这批老国特，至少不会愚蠢到此地步的！

罗庸老兄是位心直口快的人，说话口没遮拦，是事实。党王幸男解送到火烧岛后没几天，他罗老兄在第三房，就对同室难友说：“王幸男幸而是在今天，要是早几年，干下这个案子，早就被枪决了！”这当然不是咒骂王幸男本人，而是说，国民党的“惩治叛乱”，也早晚时价不同的。稍早几年，不用炸弹、暴力、没有实际行动的“叛乱犯”，单凭几句牢骚话（偶语），或是几张传单，就被枪毙夺命的，比比皆是。甚至什么“乱”也未“叛”便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更是不知凡几！（他罗庸老兄，以及蒋海溶与我在下李世杰，便都当过带脚镣的“死刑犯”）。王幸男的案子，假使不是碰上“卡特时代”，且又闹得中外舆论热腾腾地争相报导，则他既已落入国民党之手，岂能幸免？

不过，罗庸老兄这句话，就王幸男听来，自然是刺耳而又扎心；而与罗庸同室的杨金海，自亦当然会去告诉王幸男的。谁知，王幸男竟把这笔账很技巧地记在蒋海溶和我李世杰头上，他分别请蒋和我劝告罗庸，莫再讲这类伤害他（王）的话，还说：“现在，我（王）脾气好得多了，要是从前，就……”

我婉却了这项请托，我不愿意充当这项传话人，让他王幸男确认李、罗、蒋“果然是一伙的”。我说：“不，我不去说。倒好像我有权干涉他讲话似的。”

王幸男问道：“你和蒋先生（海溶）及罗庸，不是有事情都互相商量的吗？”

我立刻沉下脸说：“你这是什么话？我们常常交谈，是事实；但并不谈这种是是非非的话。有什么事，值得我们三人事事商量而行的？有了你这句话，我更不能替你去说！”

蒋海溶倒是答应王幸男了，但他只婉转告诉罗庸：“在牢房里面讲话，要防备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被人转述出去，发生误会。”并未提及王幸男的名字和他的言语。倒是我，我先对罗庸说，王幸男托我来说什么话，我推却掉了，因为不愿被他认定我们是到监狱中“合伙打小报告”的人！然后，我婉告罗庸：“有关谈论王幸男的事，虽无恶意，也容易引起误会。何况你房中还有其他台独案的人，难免不传出去。”罗庸才把蒋海溶的话复述给我听。

亦即因此，我到九月间，就商得十二房陈石奇、梁楚铿同意，要矮子谢鸿让我搬过去。我这一着，是为图个耳根清净；也是想让他王幸男明白：假使我李世杰真的像他所听信的，是那种以“替监狱牢头禁子当线民的职志”的没出息低级特务，我就应该硬着头皮留在第六房，才方便于搜集他王幸男的“小报告材料”。我不晓得他王幸男是不是懂得如此想呢？

对于王幸男初到火烧岛时所表现的焦躁、猜忌、易怒，而且动辄喜欢对难友用武动粗的行为或恐吓，我也有我的看法。猜忌、多疑，不肯用点思想判断问题，虽是他的个性，而他囚禁在保安处时所受的处遇，以及他到火烧岛以后所受的蛊惑，也都不无关系。王幸男说：“我（王）搭乘的是由香港直飞日本的国泰班机，没想到要在桃园机场过境降落。当飞机停妥时，航空公司的人员上来说：

“这飞机要检查一下，请旅客到过境室稍等。”我心里就有一点不安的预感。等到我一下飞机的梯子，立刻被几个便衣汉子紧紧抓住，挟持着奔向一部汽车，很快地就开走了。到了保安处，我被带了械具讯问，有一天，试用滚烫的开水猛灌喉咙，想藉此自杀，没料到自杀不成，倒烫成了重伤，不能饮食。他们把我送到三军总医院去救治。你看，我喉咙开刀的疤痕还在这里。

“在三军总医院那段时间，他们把我的衣服全部脱光，两手两脚都用镣铐扣在病床的四角，然后用一条白被单遮盖着身子。饮食都由开刀处以橡皮管输灌，大小便则全靠护士帮忙。这段时间，我过得十分痛苦。……”

就是那一段医疗期中的景况，造成他王幸男更偏激的反抗意识，和更狭隘的偏见，加上被目为“英雄人物”所产生的傲慢。他说：“保安处显然不只怕我脱逃，也怕有人攻入病房把我劫走。所以，病房四周戒备森严还不算，人在重伤中，还要那样裸裎加带械具，实在不止令人痛苦，他令人心中滋生恨意与恶感。”

王幸男似乎很感谢三军总医院一位受指定特别照顾他的护士小姐，他不但记住她的芳名，还在移送警总军法处以后，求得监方准许，写了一封信向她致谢；而且得到那位护士小姐一封充满了温馨感性的回信（那当然是经过警总保安处及军法官指导润饰过的作品，不过，依然流露出那位小姐的护士本色）。在火烧岛，王幸男还把那封信拿给我看的。

王幸男刚到火烧岛的头一两年，也委实有些地方足以引人物议的。这大约因为他被捕后那一段苦难遭遇，造成心理上的不平衡；加上火烧岛各“台独”案难友把他捧成“英雄人物”，他也多少有些飘飘然地以“英雄”自视而思有以“立威”。加以身材高瘦，又自称学过拳击；因而他跟难友偶有很小的龃龉，甚至并无口角而只是受挑拨者中伤的误会，他不藉讲理以弄清楚事实的真相，却往往想恃靠膂力，拳头以决定是非。我搬到第十三房之前，他跟蒋海溶、萧振文几次为些芝麻绿豆小事，争得面红耳赤（他与萧振文，就因为面责“台湾都是被‘你们外省人’搞得一塌糊涂”这句话而变脸，跟蒋海溶则只为争看电视节目而恶声相向），但尚无动武的意思。对我，则由于他公然正面表示我与蒋及罗庸“什么事都互相商量”，俨然说我们是一个小组织似地，被我当面反驳后，我就请求搬迁，所以，在第六房，我从未为其他事跟他口头计较的。他被陈南兴追着“讨战”那一次，我心中还暗赞王幸男有忍让的胸怀（他那天的确不想打架的，详第一章第十一节）。不料，当蒋海溶被阮成章调查局借提到台北警总之后，记得是第三天（一九七八年七月六日），事情就出来了。

跟蔡秀章等同一批，第六房来了一个名叫侯德富的，大陆省籍，他跟一个名叫张杰的扒手朋友，因债务纠纷而反目，彼此告到警察派出所去，不知怎的，一告，两人都变成叛乱犯，解送军法判刑了（张杰在台中以扒手为常业，是连判决书也记载的）。这个侯德富，也的确在生活小杰上有许多令人忍受不了的地方，例如吃饭的中途，他咳嗽要吐谈了，就拿起菜肴已经吃光的空菜盆当痰盂，弄得全房的人都恶心放下碗筷，而他姓侯的犹振振有词地自辩。他很多小动作，都类此令人厌恶，也是事实。他自称不是共产党，是来坐冤牢的。但他一进入第六房，连姓名都没问过，就对蒋海溶说：“老先生，您这么大年纪了，还来坐牢，可见您一定是老共产党。那，我们以后一切都听您的喽！”这话无异说蒋海溶入狱是罪有应得，国民党没有冤枉他。因此，侯德富的话，直把蒋海溶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半晌都答不出话来。

蒋海溶离开火烧岛那一天清早，侯德富就借着争论大厨房账目而大吵一场（大厨房每月初要把前一月的收支列账，请各难友过目签名，并提出改善伙食意见。不过，那只是奉行故事，已经没太多的意义了）。不到一个钟头，蒋海溶搬了，走上他死亡的幽谷。

再过三天，清晨“放封”时，侯德富睡着不外出，王幸男是轮值守在监房接水的人，却“放封”去了。本来，碰到这种事，一般难友总是代替轮值的人把水接了，也就没事。但侯德富不这样做，他直睡到“收封”了，犹躺在铺位上，却出声责怪王幸男不负轮值之责，让全房整个上午没水用。假使语气温和一点，也许没事，可能他侯德富也像平时，说话容易刺人耳朵，王幸男一怒，竟然从铺位上扭着侯胸膛的衣服猛力拉起来，立刻赏他两记强猛的拳头，直打得侯德富血流满面，倒于地下——这件事，旁观者都说：侯德富固然是个惹人厌的货色，王幸男也有双重不是；不尽轮值之责，又恃强动粗。有人私下叹息道：倘使当时蒋海溶尚在火烧岛，尚在六房，这件“血案”定是可避免的。

然而，矮子监狱官谢鸿赶来了，立刻叫外役把侯德富抬到医务所去。那个半年多前想邀王幸男打架而又落荒而逃的“反共义士”陈南兴，这时正是扬眉吐气之秋了，他站在六房门外，当着谢鸿面前，议论不休：“唉哟！这里一堆血！唉哟，那一滩血好多啊！”活现出兵法上“贵乎乘时，时不可失也”的气概。

王幸男终被钉了一副脚镣，并且搬到三区去禁闭。他显然耐不下那份独囚的寂寞，就在三区大吼大叫起来。

不凑巧的是，当天上午，王幸男的弟弟远从台北飞到火烧岛探监，牢头们就先接见了他，告诉他：“你哥哥王幸男怎样打人，打得头破血流，所以用械具钉起来了。”又请做弟弟的劝告哥哥，改变那种暴躁的性情。

我们不知王幸男兄弟晤面谈些什么，只晓得他回监房时，从他弟弟送来的水果中，取出几个梨子托班长送给侯德富，以示歉意（足见他也后悔出手动粗的）。但是，侯德富拒绝了。

一九七九年，我迁到十二房已经一年多了，有几次，我牙周病发作，同室杨金海就替我做轮值的工作（贮水，擦拭地板等）。又有几次，杨金海胃出血的病发作（他胃部严重出血时，还得带着手铐步行到火烧岛指挥部医务所去就医）我当然为他做轮值的工作。这原是同室难友不容推辞的义务，连芝麻绿豆大的问题都没有的。不料，有一个情报局低级特务程志飞到我们十二房来聊天，看到了，就跑去告诉台籍难友陈明忠，说我这样做，是要“气死王幸男”（王程那时同住第九号牢房），陈明忠就急急转告王幸男了。于是，王竟带了几位“台独”难友（黄坤能、温连章等）到十二房来兴师问罪，而且摆出“讨战”的架式。当然，如果动起手来，以年龄及健康情况而论，何须劳师动众，半个人就足以击败我这老头子了。这件事搞得杨金海跟陈明忠差一点在“放封”时打起架来，因为杨被王等斥责为“替调查局擦地板”（在火烧岛，这一型的言论也不止“台独”案的人，例如奉化人马名山。蒋介石四十年之侍卫官也，他每日虽不得不擦拭地板，但每月洗涤窗户，他就不肯动手，理由是：“不替国民党洗窗户”）。

我确知王幸男等中毒已深，总认为我李世杰在监狱里，是负有与“台独”人士为敌的使命一般。我也深知人类理智失落的时候，任何辩解都是废话。

我正式告诉监方：我不住在第一监房区，我要求搬到第四区去！我严重警告把这问题搁下不理的大牢头赵文光：“如果你不让我搬迁，一旦我出了事，受了伤或致命，你监狱长要负完全的责任！”我也利用孩子们到火烧岛探监的机会，把这情况泄漏了出去！以逼迫赵文光不敢不思考他忽视政治犯安全的后果。

若论王幸男这个“台独”难友心目中的“英雄人物”，平情而论。当他对某一个人并无偏见的时候，他有时也满肯帮助人的。譬如我所说的那个一无可取的大骗子苏志诚，就获得王幸男从危急中救了起来。

苏志诚，福建海澄人，他与高志坚等同一批解到火烧岛，听说我是闽南人，就跑来找我搭讪。我问他：“海澄人，姓苏。那海澄一个苏向仁，你可认识？”他先不回答，反问：“您老怎么认识苏向仁的？”我说：“我当厦门《中央日报》总编辑时，苏向仁是经理呀！”苏志诚就说：“苏向仁是我的亲叔叔。”后来，发现他许多话都是滔天谎言，我虽不戳破他，却连他是苏向仁的侄子这话也不敢相信了。

苏志诚令人厌恶的，首先是谎言比大都市的垃圾还多出几十吨。他对自己案情及判罪几年，都闪烁其词，讳莫如深。却编说是国民党派他到越南总统阮文绍处，当暗杀越共领袖人物的狙击手。（阮文绍政权真的连狙击手也要向台湾借用吗？）其次，他编说一九四九年冬在台湾，陈诚向军中调了他苏志诚等几个人，充当张群的临时卫士，护卫张群赴重庆，转昆明，想说服卢汉而被扣留，赖他苏志诚一把手枪制服了卢汉，逼迫卢氏把张群送上飞机云云。当时我就暗笑：张群追随蒋介石一辈子，连几名卫士也要陈诚临时从军中抽调几个素无渊源的阿兵哥充数吗？陈诚干到东南军政长官兼台湾省主席，权倾台海，自己竟然没个亲信的人抽调，而要把张群那么重量级要人的生命，交付在几个跟张群跟陈诚都毫无关系的阿兵哥吗？万一这些卫士中有人变成刺客，他陈诚怎么对蒋介石挑起这责任呢？

苏志诚更荒唐的神话，是编造他受张群派遣，率领几个人到厦门刺探共产党的机密，返回金门时和金防部卫兵发生火并，死伤多人，他们被扣押后，由张群电令金防部把苏志诚等一干人，送回台湾后释放。（张群是直接派遣小特务进入共区的人吗？苏志诚是张群心目中的适当人选吗？金防部大门外是这样容许几个特务开枪喋血而无事的处所吗？）

但最令难友们厌恶的是：苏志诚说，他（苏）有两个孪生儿子都大学毕业了，一个在开工厂，一个却不学好，当流氓。又说，他的女婿在台东一家戏院当经理。可是，问他：“两个儿子叫什么名字？哪所大学毕业的？开设什么工厂？女婿何名？在台东哪家戏院当经理？”他又一句也答不出来，只顾左右而言他。而事实上，他从来不曾接到一封家信，更不曾收到一个邮包或一文钱款项。——当他尚未做此谎言之前，有几位难友还偶尔送他一点现金（点券）或一些日用品的（我是送得最频繁的一人，因为他自称是苏向仁的侄子，等于是我的晚辈，我当时还相信苏志诚其说的）。及至他这些牛皮吹得久了，就几乎断绝了一切来自难友的接济。

最后，苏志诚只好央托我替他写一封信给一位名叫周应声的人。周早年是厦门市政府民政科长，是市长黄天爵的亲信。黄于一九四八年到南京，任职侨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直到国民党逃到台湾还续任的。周来台后就到侨委会当秘书，专门委员。黄周都是我从一九四二年在永安，就十分熟识的老友。苏志诚说：黄天爵当厦门市长时，他（苏）是黄的卫士（护兵）。这可就胡说，终黄天爵市长任内，他的护兵就是一个姓黄的（名已忘），不论是我到市长公馆，或黄天爵到我家，到其他地方吃饭，穿着军装佩着驳壳枪的，时时紧跟着市长，就只有那个姓黄的。而且，依苏志诚的说法，一九四八年黄天爵卸任市长时，他（苏）不过十七八岁，当什么护兵呢？可是，当我这样指出时，苏志诚仍矢口坚称他是黄天爵的护兵，我明知其谬，也不说了。

苏志诚要我替他写封信给周应声，请周向“老长官黄天爵先生”代诉苦情，寄点钱到火烧岛来。我笑着说：“信，我替你写了；但是，我先断言，周应声绝不会置理的。因为他比我更清楚，黄天爵当市长时的护兵不是你！”信也寄出去了，果然像石沉大海一样，毫无回响。

苏志诚每星期两次都登记请医官看病，每次都说是头痛。那个不像医官的医官，从阿司匹灵到各种止痛药都开遍了，都药石罔效（但从不曾替他测计过血压）。有一天，他和包括王幸男的一批难友，自愿地到礼堂附近做公差，清除杂草，冲洗水沟。苏志诚一不小心，滑了一跤，四脚朝天倒地了，就爬不起来（原来，他中风了）！这时，四周的人面面相睹，动也不动，只有王幸男，他立刻扶起苏志诚，把那七十几公斤的汉子扛在背上，扛到医务所去。类似的好事，王幸男有气力、也肯热心助人，这是不应该给抹杀掉的。

但是，苏志诚自此变成半身不遂，监方也曾一度把他送到台东那座八二三医院去，不到三个月，医院说他“只是”轻微中风，不需住院，就下令逐客；监狱把他押返火烧岛，囚在病房里。他每天拄着一根像拐杖那么粗细的树枝，衣服褴褛破旧，真像拿着打狗棒的叫化子一样，拐着瘫痪者歪斜半边的步伐，一蹶一蹶地、踉跄蹒跚地，在“放封”场的一角，独自踽踽而行。状甚可怜，但没有一位难友愿意在物质上再给帮忙。我看了不忍，才托厨房伙委捎了些“点券”过去，他也托那伙委带来一句“万分感激”的话，为什么大家都不理他了呢？因为他在病房里，还对病友们时时夸耀有个当工厂老板的儿子，以及一个做戏院经理的女婿。

在未罹患中风之前，苏志诚也是一个喜欢以好勇狠斗威吓难友的角色。不过，由于他自承他的亲叔父苏向仁是我的低层次同事，又听我谈到他们海澄县CC系（中统）及三青团系（军统）的人物，如数家珍一般，都是我极其熟稔的友人或怨敌；加以我曾多次赠他财物，他对我虽也不改其胡吹瞎夸的老毛病，却是凡遇到他想跟别人比武斗狠时，只要我喝责一句，他便不敢哼气。有一次，他要看病，因为登记证末尾多了一个名字，苏志诚登记在前，就被视同未登记。负责递送病历给医官的外役刘天照好心地对医官说：“这个苏志诚没有登记，请医官先替他看。”苏志诚误听为“请医官不要给他看”，当场吵了起来。过后又扬言要找刘天照打架。我听了，当面严斥他的不是，他才道歉息事。

就是这样一个苏志诚，他在第十四房。而十四房的难友（庄青萍、邓子仲、倪文举）都被高忠坚“牧师”攻击得体无完肤，只有苏志诚，高忠坚从来没有一言半语伤害及他。我起初觉得很纳闷，后来一想，恍然明白：

大约因为苏志诚是特别不讲道理而讲打斗之人的缘故。

（注）：“红台独”指“台共”；“白台独”指不属共党的“台独”，是这两类政治犯难友自己起的“对等”名称。

全世界都震动了（龚德柏）

——中日战争史第三十二章欧洲战局述略

一 德军攻苏失败

根据德国的宣传，如能将国境集结的一百数十师苏军击破以后，即如入无人之境，苏俄问题可能在三个月内解决。

德军于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如潮水般涌进苏境，但是遭遇了强烈抵抗，尤其后方的游击战，使德国的军事行动受了重大的挫折，未能按照预定计划进行。

在对苏作战上，德国军人与希特勒间发生战略上的歧见，总司令布劳赫齐主张调隆特许铁特进攻乌克兰的部队，协助中央保库部队，击灭莫斯科附近的苏俄总预备队，再破灭其野战军。可是希特勒因政治上的观点，却坚持进攻乌克兰，遂把布劳赫齐免职，自己掌握指挥大权，哈尔达将军仍任参谋总长。一九四一年雨季甚长，乌克兰的攻击无进展。

一九四一至四二年的冬天，是数十年所仅见的严寒，而对冬天未有充分准备的德军，遭遇到空前的苦难，受了惨重的打击，经过冬季作战训练的俄军，对德军反攻及后防游击战，使其牺牲很大。一九四一年对苏战争之停顿，显示着德军在东部战线的失败，遂招致战败的运命。

对苏战争遭受失败后，里宾特洛甫外交部长大力劝日本驻德大使大岛，希望日军也对苏俄采取军事行动，并且说这是除去苏俄在东亚方面威胁的好时机，日军阀至此对德军力量之信仰似有动摇，但是日军阀因为南进为既定的方针，除北方派外，大部分对德国之引诱都表示冷淡，所以日本于一九四一年末反而进攻珍珠港。德国希望日军攻击新加坡，否则就攻击苏俄；进攻美国是德国最不赞成的。

一九四二年是德国对苏战争决定胜败的一年，也是轴心国存亡的一年。

德国参谋本部在哈尔达将军战略下，并未改变对苏作战的计划。他们拟先击破敌人的野战军，政治的目的自然可以达成。所以一九四二年，德军倾全力冲向莫斯科，切断苏俄南北交通，再进攻苏俄的主力。军人认为依照该计划进行以后，再扫荡其他各地，也不会有困难。

军人的见解以为作战的目标是破坏敌人的野战军，这是毛奇将军的兵法；然而相反的，希特勒的见解是：今日的统帅，不是单纯在军事方面，而政治经济上也必须同时加以考虑。关于对苏作战，他完全在政治上的观点，认为大军南侵进攻高加索，将石油地带控制在手，可以断绝英美由波斯湾对苏的援助，使德国的势力伸展到中央亚细亚，再与印度洋方面的日军遥遥相对，取得联系。日本海军在中途岛战败后，仍与陆军一再电令在柏林的野村武官，敦劝希特勒调德军进攻高加索。于一九四〇年西欧战争得到自信的希特勒，这次又推翻了参谋总部的计划，固执己见将哈尔达免职，强制下令进攻乌克兰。

德国除义军外，还调用罗马尼亚及西班牙之军队，侵入乌克兰，从敖得萨占领克里米亚半岛，再逼进高加索。在一九四二年战争并未分胜败，一九四二年末，德军开始对斯大林格勒的包围战，企图遮断苏俄的南北战场，战况激烈，但终未成功。德国当时肩负着两面作战，而国内动员力逐渐减低，随着占领地区的扩大和拥有最大动员力的苏俄相比，在数量上更属于劣势。

这时苏军在斯大林格勒的北方地区，集中兵力开始大规模反攻。首先完成对意大利军及罗马尼亚军的正面突破作战，遂将斯大林格勒的德军包围歼灭，再将乌克兰地区的德军切成数段，致陷于混乱。

于一九四三年二月二日正式发表斯大林格勒的德军正式停止抵抗，德军遭受莫大损失后，不得不开始总退却。

一九四三年初期，东西两地的轴心国战势都已恶化到不能恢复的程度。

在西部战场曾获最大成功的希特勒战术，但在东部战场竟完全失败了，究其原因是由于敌人的素质不同，他排斥了军人的意见，过于注重政治考虑的高加索战，遂变成对俄战败的导因。

自从军人强硬的反对，两次都被希特勒拒绝，结果对俄战争都遭失败以后，军人对党部及希特勒的反感逐渐加深。原来德国陆军传统上对俄帝抱好感的人甚多，斯大林格勒的失败遂造成东部军队崩溃的动机，军队首脑已经不属于希特勒和纳粹，反而成了反抗希特勒和纳粹的人，对希特勒的反抗计划或暗杀阴谋层出不穷，甚而愿意向俄军投降。在东部战线上，无论将军或士兵对战争都表示厌恶。

东部战线上精神的崩溃，立刻传播到西部战线，于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英美军在诺曼底登陆以后，德国军队的统制力在西部也完全丧失了。

二 英美苏第二战场之争

多数国家的战争决定胜败的主要关键，在友方国家是否能团结作战的统一指挥，因为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力量都要依靠彼此合作、互相信赖，罗斯福与丘吉尔两人的指导合作，是第二次大战决定胜败的基本要素。在他们指导下，集中英美两国物质及精神的全部力量挽救危机，共同获取胜利，确是贤明的措施。相反的，轴心国自始在精神上及政治上就未团结在一起，物质力更毫无把握，在相隔很远的分散战场上各自应战，这是战败的最大原因。独裁者的战争在指导上就有错误。

英美两国从开战到一九四二年末两年半期间，他们不断遭遇到危机，尤以一九四〇年法国战败后为最。换句话说，第二次大战的前半，根据一定的计划实行突击，在这一段时期内，轴心国较占优势，英美两国在危急时坚忍克复困难，等到完全准备以后，才积极的采取攻势。

德苏开战后，英国立刻参加与苏俄同盟的关系，完全包围德国的作战，珍珠港的进攻，使美国得以正式参加战争，双方很明显的划分为敌友两个阵营。第二次大战在大西洋及太平洋、欧洲及东亚两地激烈的展开，当然美国费苦心的是，怎样力谋与苏俄的协力关系。

为援助苏俄巩固包围德国的战线，丘吉尔与艾登两人所做的努力最大。六月二十二日，德苏开战后，罗斯福也立刻声明对苏援助的方针。七月十二日，英苏间的互助条约及单独下讲和的协议也签定了。针对美德军压倒的攻势，苏军竟能反攻，英美及各友邦都预测，利用苏俄陆军攻破德军是战争的捷径，各国相继争着与俄恢复国交或新成立友好关系，缔结通商协议；而过去各国的共产党都指摘战争是帝国主义间的事，加以反抗。自德苏开战以来，他们都完全改变过去的态度，成了共同战争的急先锋，同时各国内部的左派，也都一致支持加强势力，美国共产党从内部也鼓励政府，政府也完全利用这种空军而作战。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下旬，英美首脑部已在华盛顿召开会议，协商欧亚两面作战的政策，更成立了包括有苏俄的二十六国反轴心同盟，对苏俄的关系，美国所负任务较为重要。十二月二十八日，英外相艾登访问莫斯科，与斯大林及莫洛托夫商决对德作战。于是美英加等国对苏俄的物资援助协定，相继签署；嗣后经波斯湾、穆尔曼斯克及海参崴各地输往苏俄的美国武器及军资物品数量颇大，如此更加强了苏俄的战力，而英美苏三国的联盟也日渐巩固。

德苏战争开始时，德国的强大陆军继续东进，对英美战争方面而言是占着有利的地位，但当时苏俄形势相当紧急。一九四二年五月，英美与苏俄之间在作战上发生一重大问题，这就是以直接攻击德国为目的的所谓“开辟第二战场问题”。

本来苏俄无论从任何方面观察，与英美两国是极端不同的国家，在德苏开战前，与英美并无特殊的联系，对德国始终采取自私的独自立场。由于德国的进攻，苏俄才与英美站在共同的立场。当然这种与英美关系，也与美国和英国的关系有别，苏俄的目标无论在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都在想把全世界变为苏俄的附庸。为之，这个目的对共产祖国苏俄的防卫是必须的，当然他的战胜更为重要，所以他们最高度的利用英美力量是不足为奇的事。以赤化全世界为目标的苏俄，偶然因对德战争的关系，竟与世界民主化的英美发生了直的接触，以后双方的谈判在外交史上也是空前的。

一九四一年对苏战争，德国虽然并不胜利，但到一九四二年，德军重整阵容，如浪涛般侵入乌克兰，更迫近高加索。在北非方面，隆美尔军援意大利，攻到了尼罗河。在东方的日本，一九四二年前半进展甚速，表面上德义日的轴心共同作战即将成功。一九四一年后半和一九四二年前半，是英美联合阵线遭遇到一九四〇年以来最大的危机，苏俄政府于一九四一年迁移库比辙夫。

苏俄政府于一九四二年五月，急派莫洛托夫往华盛顿提出作战上重要的要求，要求英美为之牵制德国，在苏俄战线的四十师大军必须在法国北部登陆，如果在本年（一九四二年）九月以前，不能开辟第二战场，苏军也许不能再作战。在英美各国的共产党也一齐开始积极宣传，主张即刻开辟第二战场。

罗斯福答应了莫洛托夫的要求，希望他归途在伦敦再与英国政府协商，罗斯福并将该答覆的内容及莫洛托夫访问华盛顿的经过予以公布，当时罗斯福感到如能将苏俄拉住，对于胜败极为重要，所以对苏俄的评价很高，至于对莫洛托夫的要求虽有充分时间与英国政府商洽，也就毫不踌躇的含糊答应了。

莫洛托夫到英伦时备受欢迎，也得到各种援助的口头答应。关于第二战场开辟的时机，英国只表示尽可能迅速实行，但并未给任何决定性的诺言，因为在法国北部实行大规模的登陆战是英国生死问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所以必须做完全的准备。丘吉尔对罗斯福给莫洛托夫肯定的答复颇感惶惑，他们希望美国一俟准备完成，即将军队做有效的使用，开始正面进攻德国。故在作战方面，英国和美国的立场不同，直到战争结束时还是如此。

罗斯福既与莫洛托夫约定，所以美国的作战计划已经决定了。这计划是：在一九四二年九月以前，由法国北部向德国开始大规模进攻，一决雌雄。因此须与英国研商具体的方策，于是罗斯福派参谋总长马绍尔洛军军令部长金氏为代表，和总统私人代表贺浦金斯等赴英。

在伦敦的英美最高统帅会议席上，两国代表意见相当冲突，不过这次的会议较任何一次的会议都重要。

英国方面以丘吉尔为首，对于在本年中开辟第二战场的事坚决表示反对，他们认为法国北部是德国防御最坚强的地区，若果没充分的准备即行登陆，万一失败，也许可能影响整个战局的成败，所以英国主张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的冒险，必须展期到绝对有把握时再实行。英国更坚决主张英美的武力先行集中地中海方面，可立刻击破轴心中最软弱的意大利。然苏俄的立场与此完全相反，他且希望尽可能减少本国的损失。

美国也主张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以符苏俄的要求，立刻东西相呼应进攻轴心国的核心德国，直捣希特勒的根据地，一决胜败；并且表示像地中海作战等，英帝国的战争可以展期实行，设使英国绝对反对的话，那么美国只有将主力调往太平洋方面与日本战斗。这次讨论英美军事专家双方展开相当激烈的争辩，而且也未有如此对立过。在这次的辩论中包括种种重要的问题，例如：第一，欧战是与太平洋战争同时并行呢？或欧战第一的问题？第二，直接先攻敌人的主力德国呢？还是先攻最脆弱的意大利，使它先离开战线呢？而英国所坚持的作战主张是：欧战第一应先在地中海展开主力战，击破意大利，其次再包围德国，日本作战须延缓到最后实行。

美国因为对苏的关系，不能反对欧洲第一主义，罗斯福曾发挥最大的政治力量，由华盛顿电令美国代表团顾全大局，可照英国的意见实行，同时罗氏并命令作战部门，于本年内美军与德军之间必须直接接触，于是英美首脑部决定采取共同的北非登陆战，在英国训练的艾森豪部下的美军，大部分输送非洲，与由美国调来的派遣军会合，进攻突尼斯，时为一九四二年十一月。

英伦的英美会议压倒了太平洋派的主张，采取了欧洲第一主义的决定，对于开辟第二战场决定展期，因此英美与苏俄的关系忽转恶化，斯大林竟公开骂丘吉尔。

四 意大利投降

美军集中非洲的计划颇有进展，其主力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登陆法领摩洛哥，依照罗斯福的命令，本年在北非与德国直接作战。

最初大规模出现在战场上的新锐美军部队和英军，共同追击北非的德军，攻入突尼斯，完成了北非扫荡战，罗斯福与丘吉尔立刻召集两国军事专家，在卡萨布兰加（一九四二年一月）召开第四次英美首脑部会议，确认欧战第一主义，协商地中海方面的作战计划，英美的作战改取攻势。

一九四三年五月，英美首脑又在华盛顿召开第五次会议，继续讨论北非作战终了后对义作战计划。这时在东欧的德苏战场，苏军已开始大规模反攻，斯大林格勒的德军早已于二月初停止抵抗，苏军在乌克兰地方也展开进击战；而在太平洋方面，日本已由瓜达康纳尔撤退，轴心国的战势在东西两面都转入败境。

意大利本土作战于一九四三年七月十日开始，首先实行在西西里岛登陆，又开始在义大利本岛作战，吉拉齐尼的陆军被英军击破。一九四三年前半期，英美空军将意大利各城市陆续轰炸，意大利的民心已经脱离墨索里尼政府，王室、政治家及军人也先后背叛墨索里尼，结果前参谋总长巴多格里奥将军将墨氏监禁，解散法西斯党，拥护王室，成立新政府（一九四三年七月），即进行与英美讲和，派人到西班牙与英人接洽。一九四三年八月，巴多格里奥义政府遂决定无条件投降，于九月三日正式签署投降协定，随即参加英美阵线，向德国、日本宣战（九月九日）。

九月十二日，墨索里尼曾被希特勒派遣的空军，从监禁他的深山中救出来，主持在北部意大利的法西斯共和政府，但是随德军的败退，他也跟着没落，后被共产党乱军惨杀（一九四五年四月）。墨索里尼爱婿过去曾活跃一时的齐亚诺外交部长，因为参加颠覆墨索里尼的阴谋，被墨索里尼处以死刑。像他这样的人竟成了反抗墨索里尼的急先锋，这确是败战时常有的悲剧，如墨索里尼者真可称为“众叛亲离”了。

英美进行在北非及意大利作战期间，苏俄曾不断向英美恫吓，要求开辟第二战场，而美国军事首脑及政府当局为使苏俄继续作战，必须另采适当的对策，最后决定暂时适用租借法案，迅速向俄供给各种军用物资，这样苏俄除了开辟第二战场的有望外，已经完全达到。一九四二年八月，丘吉尔与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哈里曼两人，访问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尽力设法解除与苏俄间不愉快的分歧，因为英美认为战胜日德必须借重苏俄的力量，所以对苏俄的要求也给予最大限度的允诺，可是苏俄通过罗斯福的代表贺浦金斯及哈里曼两人，窥破英美这种态度，又提出很多更苛刻的大规模要求。此外，苏俄因对德已占优势，更动员美国内部同情苏俄的人及世界各地的共产组织，间接呼吁以便达成这目的。

英美战争的态势，自意大利投降后好转，也因这样才挽救与苏俄间的分歧，丘吉尔领导的英国稳健作战陆续收效，把握住轴心国的弱点，先将意大利击败，而达第一个目的，地中海又化为英国的内海，大英帝国的联络线也被确保，从此英美联合全部兵力集中欧洲大陆，再开始进攻德国。

五 魁北克会议

地中海战争结束后，下一步骤是直接进攻德国，因此才考虑到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也可以满足苏俄的要求。为协商英美苏对德共同作战，英美预定一九四三年夏季在魁北克召开会议，并将此事通知苏俄，但苏俄拒绝参加会议（八月二十日），所以魁北克会议以罗邱两人为主，英美首脑部均参加。

魁北克会议时才正式获致关于开辟第二战场的协议，并指定一九四四年夏季进行。对莫洛托夫约定的第二战场迟了两年，英美才完成准备，丘吉尔认为击败德国的最后时机到来了。

关于对德决战，英美间的意见并未完全一致，丘吉尔置重点于地中海及巴尔干方面，而美国却考虑与苏俄的关系，积极的想在法国北部实现第二战场。丘吉尔重视地中海战争的理由，不但是尽可能使英军牺牲减少，收最大的效果，而且想控制巴尔干做为战后对抗苏俄的棋子，这是根据英国传统的政策，无论在任何场合，英国与殖民地间要相互联系，必须保持安全与便利，这个英国式的作战，与美国以世界政策为基础的作战，当然是依照不同的计划而进行，最后英美达成的妥协点是一面在法国北部开辟第二战场，实现最大的目标；另一方面使巴尔干的作战获得更大的效果。

英国的帝国政策因此与美国的世界政策相配合，从丘吉尔的保守主义，发展到艾德礼的自由主义，战后英帝国政策仍是在美世界政策的轮廓之内，才获得很大的成功。从开辟第二战场，英美意见的协调，可证实一切；领导英国获得胜利的丘吉尔，自然的又与罗斯福所希望美国领导世界的计划相配合。

在魁北克会议中，英美决定调派主力进攻德国，这和过去欧洲第一主义的作战并无差异。这次会议除去讨论战后处理轴心各国问题外，双方首脑又交换关于战后国际机构的意见。总之，魁北克会议在战胜的前提下，协商今后作战及政策的全部问题。

开辟第二战场之决定，应当立即通知苏俄，其他各种问题，美国也早想派人赴俄沟通意见，于是询问苏俄政府可否派赫尔赴莫斯科传达魁北克会议的结果，苏俄表示欢迎，因此英美苏三国间的危机才告解除。当时德苏战场方面，苏军已占决定性的优势，开始第二次的夏季大攻势，波兰共产党解放委员会及自由德国委员会都在莫斯科成立，共产国际也依照美国的要求而解散，苏俄开始积极准备处理战胜收获。北非的戴高乐政府，首先被英美承认为合法的自由法国政府。

赫尔国务卿及艾登外相连袂于一九四三年十月底访问莫斯科，立即与莫洛托夫举行三国外长会议。在这次会议中，虽然将开辟第二战场处理德国及设立欧洲咨询委员会问题提出讨论，但赫尔最努力完成的，就是成为现在联合国母体的中美英苏四国签署，有关战后国际机构的协约（四国莫斯科宣言——一九四三年十月）。为实现战后美国的世界政策，除英美合作外，苏俄的协力也是不可缺的条件，同时中国已是亚洲的代表者，必须列为大国之一。赫尔在莫斯科时，关于这些问题曾征得斯大林同意，他并力劝斯大林与罗斯福、丘吉尔三人有直接谈判的必要，结果，德黑兰会议的准备工作也获得了默契，然而斯大林对第二战场开辟问题，却表示非常冷淡。

赫尔在莫斯科完成任务，返抵华盛顿，接受国会上下两院空前大欢迎，他并做详细的报告。美国当时一般人，无论第二战场开辟的迟早，他们知道苏俄应允协助似感安心，听此报告后，更为感谢和满意。赫尔的访苏使英美与苏俄的关系已告恢复，决定以英美苏的力量，树立包围德国的共同作战。

六 开罗会议

当时美国是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两面作战，大西洋方面是与英国共同在欧洲大陆作战，但在太平洋是对日本本土的正面作战，却以美国为主力，至于究竟应以欧战为主呢？或以对日战为主呢？关于这问题，美国统帅部首脑间最初也有歧见，美国一般舆论是主张先解决对日战争，但罗斯福却始终支持欧战第一主义派的意见，可是这并不是说将对日战争拖延下去，仅是把战争重点放在欧洲，在此方针之下，仍尽最大的努力继续对日战争而已。

珍珠港被袭后，美国经过一段重建的准备时期，于一九四二年十月，曾在华盛顿召开有关各国的太平洋军事会议。

从此很明显的，美国开始反攻了。在太平洋虽陆续获胜，然而日本陆军在中国占领地区仍拥有强大的兵力，要迫使日本陆军屈服，仍是遥遥无期。所以当时都推测对日的决战，必须展期在击败德国之后才能实行，而且估计需要数年才能完功。因此在此期间内，必须鼓励援助中国，可能的话，将苏俄拉入对日战争，与联合国各国密切联系，有更进一步团结起来的必要。中国当时的情况，全国一致抵抗日本，而且背后又有英美各国支持，中国不致停止战争；但为了激励国民政府、安抚中国民心，确有将英美对太平洋战争的态度，明白的公告世界的必要，这不但是对中国，同样的对英美澳各国在共同作战上，也应该如此做。

魁北克会议时已获得基本谅解的英美两国做为展开决定性攻击势的棋子，它们也着手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罗斯福与丘吉尔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前往开罗，准备在该处与中国蒋主席开会，决定中美英间有关对日作战的最高方针，蒋主席偕同军事首脑人员参加该会议。

开罗会议后，十二月三日中英美三国公布宣言如左：

一、“三国军事方面人员，关于今后对日作战计划已获得一致意见，我三大盟国决心以不松弛压力，从海陆空各方面加诸残暴的敌人，此项压力已在增长之中。”

二、“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绝不为自己图利，亦无扩充领土之意。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我三大盟国稔知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相当时期使朝鲜自由独立。”

“根据以上所认定之各项目标，并与其他对日作战之联合目标相一致，我三大盟国将坚忍进行其重大而长期之战争，以获得日本之无条件投降。”

以后由于苏俄参加波茨坦宣言，也追认加入开罗宣言。罗斯福、丘吉尔与蒋主席会谈后，离开开罗，前往德黑兰与斯大林开会。

七 德黑兰会议

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贺浦金斯，于德苏开战后一个月，到莫斯科以后，哈里曼也在同年九月二十六日抵达，根据租借法案无代价的输送十亿美元以上的援助物资给苏俄。贺浦金斯与哈里曼两人都是主张无条件援苏者，而参谋总长马绍尔也是想利用苏俄的人。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罗斯福从开罗到德黑兰，应斯大林之邀请，前往苏俄大使馆，即与斯大林、丘吉尔开始会议，罗斯福的态度是为赢得对日德的战争，必须借重苏俄的力量，所以他用尽各种手段，努力使苏俄在战后也能协助美国的世界政策，因此罗斯福对斯大林所提出的要求，都全部无代价的予以允诺，以期获得斯大林的好感，使他不但在战时可以协力，即在战后也能配合美国的世界政策。

这些措施也正中斯大林的下怀，更合他赤化世界的目的。在战时及战后在采取的政策，对罗斯福所提出的大西洋宪章，斯大林表示同意。对于战争一般目的、拥护民主主义事，然后也表示赞成。为达成该目的，在战时或战后国际协助的各种问题都表示反对，罗斯福遂误认苏俄是“爱好和平的民主国”。在德黑兰会议后所发表的声明中，也使用这种名词。其实美苏的世界政策根本观念是不同的，无论所谓“和平”、所谓“民主主义”，双方的解释有天渊之别，但是由于罗斯福无国际知识，竟无条件表示了这种态度，致使政府各部门及民间机构，甚而派驻中国或南美的美国人也都信以为真。

德黑兰会议时，苏俄的领袖们对于未来战争的发展，似乎已经获得结论，症结已不是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而是如何使德国屈服后有关战后最高阶段的问题，也就是结束战争的问题。苏俄所追求的并不是甚么理想，而是具体的利益，它所想的是如何将共产势力在各地区扩展，也就是在东欧巴尔干及中央亚细亚与远东所面临的势力范围问题。一九四二年五月莫洛托夫访问伦敦时，希望英国同意苏俄在东欧与巴尔干的势力范围，但艾登外相考虑到美国的意图，并未承诺，反而建议缔结英苏同盟条约，苏俄的目的永远是猎获具体的权益，所以斯大林表面上赞成罗斯福所怀抱的世界政策理想，实际上他想努力利用这个而达到自己的目标，爱好和平的两大国领袖思想外表是一致，而实在是水火不兼容的。

在德黑兰会议中，关于对德作战有关的军事及政治方面最重要问题，也曾加以讨论。

八 雅尔塔会议

一九四四年是英美苏联合阵线在战争中最顺利的一年，相反的却是轴心国最忧郁的一年。苏俄在东部战场从南中北三方面，如洪水般的同时涌入德境，当时斯大林宣称：“已有把握把猛兽堵在岩穴之内了。”一九四四年六月，英美军也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了第二战场，更以破竹之势越过莱因，侵入德国西部，德国的各种VI秘密武器并未发挥扭转战局的效果。与法国北部战场相呼应，英法军从地中海方面又在法国南部登陆。德军隆德许铁特将军的反攻也未生效，已经丧失了最后胜利的信心；关于统帅问题，希特勒与军人间又发生歧见和摩擦，因此基础尚未坚固的纳粹德国，内部开始动摇，军人中背叛希特勒的人陆续出现，谋刺希特勒的大案公然发生，而使世界震动，于此知德国末日之到来了。

兹将一九四四年初期以来，欧战及其有关的重要事项列举如左：

一九四四年

一月二十七日：列宁格勒解围

四月十日：俄军收复敖得萨

六月五日：德军自罗马撤退

六月六日：英美军登陆诺曼底

六月十五日：美国攻击塞班岛

九月十二—十六日：罗邱举行第二次魁北克会议

九月十六日：俄军侵入索非亚

十月一日：联军登陆希腊

十月十二日：俄军收复里加

十月九—十八日：丘吉尔艾登斯大林举行莫斯科会议

十月二十日：美军登陆雷伊泰岛

十月二十三日：英美承认戴高乐政府

十一月三日：英美军结束比利时作战

十一月二十日：英美军攻入亚尔萨斯

十二月十六日：德军对英美军开始反攻

一九四五年

一月十七日：俄军占领布达佩斯

二月四—十一日：雅尔塔会议

三月五日：美军攻入科伦

三月二十一日：日本公布硫磺岛陷落

四月二十三日：俄军攻到柏林

四月二十五日：召开旧金山会议，美俄两军在易北河畔多尔高地方会师

罗斯福与丘吉尔各带军政最高幕僚多人为研讨处理有关战争结束的事，于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到达俄领克里米亚半岛雅尔塔，受到斯大林的欢迎，英美两国经过长期间的商洽后，为了迁就不愿出国的斯大林，才在雅尔塔举行这次会议。

在会议时，斯大林的大部分要求都被罗斯福接受了，乌克兰、白俄罗斯在战后的联合国中也各获得一票的权利，波兰及巴尔干各国问题，原则上也都获致协议。本来英国对波兰及巴尔干各国在欧战开始时，关于领土及独立已经予以保障，因此对这些国家化为俄有，表示不满，以后雅尔塔协议虽然英美与苏俄的解释不同，但在伦敦以波兰农民党为干部的流亡政府，最后仍不得不向苏俄的主张屈膝，于是苏俄将东欧及巴尔干全部控制在自己武力之下，并在各地很顺利的成立了赤色政权。

对德国的作战，苏俄承认以进至易北河为止，赔偿问题也达到初步的谅解。

在雅尔塔会议席上，斯大林同意派莫洛托夫出席旧金山会议，商讨有关联合国组织的未了问题，罗斯福更表示欢迎苏俄参加或协力战后的国际政治。在他的印象中，美国指导的世界政策，在战后定能很顺利的实现，他很高兴地离开雅尔塔。在会时，关于联合国理事会中大国的否决权及纷争，双方的投票权成立妥协。关于后者投票权的问题，苏方表示让步，但对大国的否决权却郑重的坚持。

英美的联系虽战争中仍积极为战后的政策而准备，关于维持国际和平的机构，除政治部门外，更有国际、经济、文化、食粮及劳工等各部门，例如有关货币的不列颠岛德会议（一九四四年七月），及战后保障安全机构，有关敦巴顿橡树会议（同年八月）是其中主要的，其他各种国际会议也在筹备，一九四五年四月在旧金山召开会议的宗旨，也就是希望在结束战争以前，由战胜国将这些国际机构达成协议。因此美国为了得到苏俄的全力支持，不惜在雅尔塔会议时，百般的努力，想利用联合国做为战后世界政策的基础。

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后已筋疲力竭，几乎成了半病人状态，于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旧金山会议之前，忽然死去，将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高地位，让给了副总统杜鲁门。

罗斯福死后，欧战结束，才从白宫发表关于东亚的英美苏之雅尔塔密约，全世界都震动了。

根据这秘密协定，苏俄恢复日俄战争以前，旧俄罗斯帝国在东北（所谓满洲）之权利，例如旅顺港仍复为苏俄所租用之海军基地，大连港应辟为自由港，苏俄在该港之优越权利应获保障，中东铁路以及通往大连之南满铁路，应由中苏双方共组之公司联合经营，苏俄之优越权利应获保障，并将外蒙古脱离中国，成为独立国，英美需要承认。关于日本方面，英美两国保证将南库页岛及其毗连之千岛归还苏俄。这一文件依照斯大林的请求，除斯大林外并由罗斯福、丘吉尔签名，做为苏俄参加对日作战之代价，英美给苏俄在东亚大陆北部以特权，终于遗祸世界。

中国偏偏要抢俄国的战争来打（龚德柏）

——中日战争史第二十章张鼓峰与诺门罕事件

张鼓峰系靠近朝鲜满洲及俄领沿海省图们江北方间岛地域之山峰，该峰俯瞰由罗津至晖春之铁路线，东方可窥海参崴，远望则为朴塞得湾，东面有一小湖名曰长湖。

自日本占据东北后，对俄积极备战；俄亦不示弱，亦以备战应之。一九三八年夏，俄国在张鼓峰顶上驻兵并筑工事，日本以其据有非常战略价值，主张该峰系在满洲境内，由外交交涉要俄国交予日本，俄人不肯，故日军阀进行武力攻占。据朝鲜军（日人）当局观测：日本若以大军前往攻取，俄国不会以战争来对抗。但日力不够，不能得手。故由陆相板垣与闲院参谋总长要求日皇裁可出兵，日皇知其来意，使侍从武官长告诉他们，若为张鼓峰事件而求见，则可不必，因绝对不会许可也。

经过一小时以上之往返，二人终于得面见日皇，谓张鼓峰系重要战略地点，要求许可出兵攻占，日皇问：外相海相曾同意么？板垣答已获赞成，但日皇知外相海相不赞成，乃以兴奋态度说：“陆军的作法实在可恶，满洲事变之柳条沟、这次事变之卢沟桥，做尽卑劣之事，实实可恶，此次断不可又如此。”并向陆相云：“今后没有朕的命令，一兵一卒亦不可动。”语气非常坚强，致陆相无地自容（《原田文书》七卷五一页）。

因日皇绝对不许可出兵，故日军以现有兵力不能攻占该峰，遂以外交交涉，双方就现地停战。结局：日军撤退，而张鼓峰遂确定为俄领了。

为这件交涉，驻俄日本大使重光葵在莫斯科大丢其脸，俄外长利瓦伊诺夫简直不理会他，对他非常傲慢。在卢沟桥事变前数日，关于乾岳子岛事件，俄国领土被占，船被击沉。但俄国对日唯命是从，把乾岳子岛让予日本。只隔一年而前后判若两人，何以会如此呢？因为乾岳子岛事件时，日本尚未与中国开战，俄国若对日强硬，恐日本大打起来，于俄政策不合，张鼓峰事件时日本正在进攻武汉，无法全力对俄，故俄国傲慢起来了。于此又证明中国对日作战，实实于俄太有利了！

在张鼓峰事件之后约一年间，日俄之间又演习一次大战，即诺门罕事件便是。

日本在满蒙国境方面，关东军第六军驻守在海拉尔以南诺门罕地方，有哈勒欣河为战略要地，日军认哈勒欣河是满蒙国境，而外蒙则主张国境在其东方很远之地，双方争执不下，日军遂以武力占据哈勒欣河，外蒙军以武力阻止，双方遂开战。俄国以机械化部队参加战斗，日本第六军四万人约死伤三万五六千，几近于全灭。

日军何以有如此结果，因为日军大炮没有俄国大炮射得远，即俄炮可以打中日军，而日炮则不能打中俄军。这与上海中日战争相同，一方只打人，一方只挨打，日本这次之地位与中国在上海之地位相同，故其近于全灭程度亦相同。事后日政府发表日军死伤一万八千人，俄人亦信其为真。著者即亲自听俄外交官谈过，其实还要加一倍，双方交换俘虏，俄人只二名，日人则为一〇九名，其程度又相差如何，打到后来日军阀还想增兵再打，但为日皇阻止，而欧洲德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使日本如堕五里雾中，遂派员向俄正式领受停战协议，双方停战，而诺门罕地方遂确定为外蒙领土了（《原田文书》八卷八九页）。

这一次试战于世界前途非常重要，因为日军经过这次“试战”，自知不是俄国的敌手，所以一百八十度转变，由绝对反俄而转为与俄订中立条约，向南方侵略，日本南进固然由于中国在上海全面作战，使日海军渐向南进，而决定的因素则为诺门罕之惨败，使日本由侮俄而变为畏俄。假使中国不在上海全面作战，使日本与德国照预定计划向俄开战。战争不能中途停止，德胜而俄败固无疑问，但日军被俄打得七零八落，虽因德国之胜而胜，亦属事实上之惨败，但中国偏偏要抢俄国的战争来打，还有什么可说呢！

日人观念为之一变（龚德柏）

——中日战争史第十五章日军再进攻

一 台儿庄第一次得胜

日本本来没有在黄河以南作战的意思，所以根本没有预拟的作战计划。但中国在上海以大部队猛攻日本在上海的海军陆战队，本要把他们完全歼灭。但日军死守据点，有其长处，中国虽主力攻击，他们死守不退。我们攻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颇受损失，战争非常激烈。因此，日海相米内在阁议席上坚决要求陆军出兵上海，但参谋本部则坚决反对。后来阁议决定出兵，但日陆军到上海尚迟延不登陆，至八月二十三日，即开战十日后始登陆。这可证日陆军并不热心在上海作战，所以南京失陷后，他们期待中国接受其条件而讲和，停止进攻。本来他们连攻徐州以通津浦路的意思都没有，但中国不理日本之讲和提议，日本又发出“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宣言，以期待有人推倒蒋委员长，出而与日本讲和。但经过一个多月，仍无反响。他们到这时又决定进攻，以求军事上再压迫中国就范。

日本这样踌躇不进约三个月，这在中国实在太重要了！因为中国第二批作战军虽在上海剧战时，已开始征集而从事训练。但在南京失陷后，这批军队不能作战，观南京战争之结果，即可明了。若日本这时继续进攻，我们是无法有效抵抗的。因日本踌躇了约三个月，给我们训练新兵以绝好的机会。这于其后徐州之战、武汉之战，有非常重大的帮助。

日军第二期作战，其第一目标是徐州。这时候中国在徐州附近驻有大军，日本若能占领徐州，驱逐其附近军队，津浦路全线可由日军利用。既可以便利将来之军事行动，而杭州湾以北至渤海湾之海岸线，都被日军控制了。

日军攻徐州，当然须由南北两面夹击，在二月间，日军在淮河南岸已开始局部军事行动。驻守这一带的，有未曾参加上海南京剧战的于学忠部。该军系吴佩孚的旧部，后来投归东北军，为相当有力部队，又未受过重大损失，在我方可称生力军。由该军与广西部队抵抗一阵，日军未得便宜。后来于学忠部调开，由张自忠代之。张自忠系冯玉祥旧部，学生出身，在冯部中比较有知识。他在宋哲元部下混事，曾做过天津市长。北平被占前，曾代宋哲元守北平，以应付日军。因为那时候上海战争尚未开始，一般人还认为日军之占领平津一带，是局部行动。所以宋哲元逃出北平时，留张自忠代理，要他敷衍日军，保留北平。但日军必须占据北平，不容张自忠存在。所以数日后，看清局势，他也逃出北平。但因此被人目为汉奸，心中惭愧，曾到南京向蒋委员长请罪。蒋不但不加罪，反使之成立一军，参加抗日战争。他感激涕零，誓战死以报国而雪耻。他的军队成立只四五个月，就参加战斗。因为他誓死报国，所以所向有功。他守淮河线不久，又奉调北上，但淮河南岸的日军，则暂时未有进展（因兵力不多）。

在徐州以北，二十六年底，因韩复榘要保全实力，不肯抵抗，节节自动南退。日军则不战而达鲁南。而青岛方面，青岛市长沈鸿烈对日非常坚决，但只有少数海军陆战队与少数民军，无法抵抗日军之进攻，乃率部向西南沂蒙山区撤退，希望在这些地带打游击，日军恐那样坚决抗日的沈鸿烈，若有游击根据地，于日军大有不利，所以日军跟踪追击，以期消灭其少数兵力。三月中旬，日军板垣师团打到临沂。张自忠部同庞炳勋部把板垣打败，大概使板垣死伤千余人。这是中国军能使日军退却而稍收战果的第一次。

在津浦路正面，日本矶谷（十四）师团于三月底进到韩庄。以一旅兵力，沿台枣铁路支线，疾趋台儿庄，欲占据之，以为进攻徐州之根据地。我孙连仲部池峰城师则坚守该庄，不使日军得逞，于是发生剧战。孙连仲亦系冯玉祥旧部，曾在平汉路北段北平西南作战，又在正太路作战。但损失不甚重大，经数月之补充训练，又成为有力部队。而池峰城将军尤为门将，虽遇强敌以炮火坦克猛攻，绝不动摇。于是日军增援猛攻，把池峰城师重重包围。而我军亦大举向台儿庄增援，又将日军包围。这时如池师稍微软弱，台儿庄失守，则战争仍归日本胜利。但池师虽伤亡重大，仍屹立如山，台儿庄虽失去四分之三，池师仍坚守不退。所以外围我军汤恩伯、王仲廉、关麟征各部（这些军都曾受过重大损失，新兵居多），能将矶谷师团完全包围。板垣师团本在向临沂再进攻，以报前此之被击退。但矶谷师团形势严重，故板垣师团迅速来援，攻我汤军团侧背，企解矶谷师团之围。我汤军团以关军与周喦军，协同向板垣师团攻击，将板垣击退，仍回师围攻台儿庄之敌。激战十日，至四月六日，矶谷师团溃围出走，战争归我完全胜利。据《原田文书》所记，日军死伤四五千人，被俘数百人，大炮坦克损失甚多。但事实上《原田文书》所述，尚系日方过少之报告，其死伤数当更大。而我军之死伤，则较日军或尤多。但战争是我全胜了，虽损失亦不能顾及。这是中国数十年来对日军之第一次大胜仗，值得大书特书。

这次大胜利的结果，使日军对我由轻视而转为敬畏，日人观念为之一变。尤其使日军痛苦者，即他们要夺取徐州，不能不把对俄的兵力，使用于徐州战场。他们这时起，才知道中国真是他们的强敌了（原田文书）。

二 徐州失陷

台儿庄大捷虽给日军阀一大教训，但日军阀绝不因这次失败，而放弃战争。惟其失败，愈须继续作战。除由各战场增调大批援军外，并使用预备对俄作战的两个师团，以包围徐州。五月上旬，敌兵力已调齐，先由淮河线发动攻势，以一部牵制我军，以两个师团之兵力，附有机械化部队，循涡河出蒙城。五月九日陷蒙城，十二日陷永城，直趋归德，企图切断陇海路。该路为我唯一的输送线，该路被切断，我不总退却，只有全灭。此外由津浦路东西两面南下；由运河东面北上之敌军，都接近徐州，徐州已成四面包围之形势，愈非退却不可。所以我军由十四日起，开始向西撤退。西面有敌之大军，虎视眈眈，我军有被捕捉之大危险。但因系对日作战，人民无不自动为军队侦察敌情，我军得以避免与敌遭遇。而天佑中国，适这几日天大风雾，敌机无法飞行，即飞行亦不能看见我军行动，既不能轰炸，又不能告知其陆军前来抄袭捕捉。所以我军只有极少数损失，全军退回包围圈。十九日徐州陷落。这与汉高祖在徐州被项羽歼灭其全军，适遇风雾，高祖得以逃出重围，能再行与项羽决战，完全相同。

徐州既失，该方面之战争，即可告一段落。但我军仍与日军在徐州以西、开封以东一带做十余日之周旋。六月五日，开封始被攻陷。我军向平汉路以西退却，日军直趋郑州，若日军占据郑州，由此南下，进攻武汉，武汉至多只能支持两个月，于我打击甚大。且敌可以打通平汉路，平汉津浦两路全被敌占用，于以后战局亦大不利。所以蒋委员长决策，下令商震军在花园口，将黄河南岸堤掘毁，使黄河水由此南流，以淹敌军。最初水流甚缓，敌军已达郑州东郊，郑州在望，而黄河水大至，敌始仓皇东退。有一部分敌军，被水淹没，未得退出。黄河由此改道（胜利后仍回复原河道）经中牟、尉氏，沿贾鲁河南流，为日军一大阻碍。从此沿黄河相持，日军要攻武汉，须改由长江西上，使武汉失陷，至少迟延三个月。所以掘黄河以阻日军之决策，是明智的。

三 进攻武汉之战

日军在徐州得手，向平汉路进攻，被阻于黄河后，对于是否进攻武汉曾略做踌躇。后来决定继续作战，以攻占武汉为止，即不再进攻。六月十二日，又开攻行动。

芜湖、南京失陷后，安庆至芜湖间已无我军防守，所以日军对武汉的进攻，是由安庆开始。

安庆到武汉约八百华里，即二百六、七十英里。南北两岸，不是山地，就是湖沼。不若上海到南京，毫无险阻，可以长驱直入。中国军队不论任何部队，都曾与日军作过战，都有若干老兵，对日敌忾心非常强烈。新兵受其感化，亦抱有敌无我决心。并且有山地湖沼可资利用，又另有轻兵器，便于运动。不若上海战争，死守阵地，只有挨打者，完全不同。所以在这四个半月战争中，我军虽远不及上海战争之精锐，但予敌军之损失，则远在上海战争之上。而我方之损失，则远不及上海战争之多。假使以我在上海损失之精兵与日军在这些地带作战，或者日军不能胜利。即令胜利，损失亦必非常重大；而所用兵力，亦必数倍或十倍于上海。由此证明：中国在上海与日军作战，实为五千年中外历史中最为失策之举。中华民族即再经过数千年，亦当不能原谅此事。

日军对武汉系由三路进兵，先由安庆开始，循长江北岸，向上游攻击。十余日后，始在南岸进攻马当。由此南北两岸，循江前进。至八月下旬，开始循淮河进攻之战。至十月二十日以后，三路均接近武汉，而武汉遂不能守了。

六月十二日上午十一时，日陆军由海军护送，在安庆下游登陆。下午海军炮击安庆，晚间即占领安庆。而守军即退至望江太湖之线，后来更向上游退却。

马当山地我筑有坚固工事，为阻敌西进之据点。江面用船加石，沉入江底，阻敌海军上驶，应该可以一战。但日军六月二十四日进攻马当，守江防者，为海军闽人鲍逸民首先逃走。二十六日马当失守，江防亦被其突破。武汉第一重门户被打破了。

七月三日，日军在湖江登陆，五日占据之。二十三日晨，又在沽塘附近登陆，二十五日，敌炮击九江，旋即登陆，二十六日即占据之，于是敌取得由南岸向武汉进攻之根据地。

敌登陆九江后，与我军在南浔铁路北段发生剧战。为争一据点，常反复争夺数次，这里的战争，打到十月底武汉失守后，我军始退至修水南岸，与敌对峙。这三个多月拉锯战，消耗敌兵力不少，我方当然也有重大伤亡。

敌在南岸九江登陆之同时，对北岸小池口亦予炮击。二十六日占小池口，同时，陆路之敌亦由潜山经太湖，向宿松进攻，八月二日占据之。三日黄梅亦失陷。到这里，遇到我坚强抵抗，对峙至八月下旬。入九月后，敌又进攻。经数日激战，六日晚我退至广济西北高地。九日广济陷敌。

九月上旬，敌以猛烈炮火，轰击龙坪、武穴，拟进攻田家镇要塞。十六日武穴失陷，二十八日半壁山失陷，田家镇要塞核心已被钻入。二十九日田家镇要塞失陷。从此敌舰可以自由出入，我已失却门户，武汉已不能保了。

循淮水向豫南进攻，系于八月底开始。敌在这方面，比较顺利。一时霍山、六安相继失陷。九月六日固始陷敌，十九日潢川失陷，二十一日罗山失陷，十月十二日信阳失陷。至此，该线战争已近尾声。

十月中旬，长江南岸之敌对南浔路我军取守势，以主力陷阳新、大冶后，并在咸宁切断粤汉路。另一路沿大冶、鄂城与沿江部队会合，直攻武昌。长江敌舰向武汉急进，陆战队复在团风、阳逻登陆，突破黄陂阵地，进攻汉口。信阳之敌，向应山前进。武汉已四面被围，不能不放弃了。十月二十五日我全部撤出，敌人二十七日进驻武汉。

四 放火烧长沙

日军占据武汉后，已决定不再进攻，免愈深入愈陷入中国泥淖，不能自拔。但为巩固武汉，不能不占外围据点。于十一月十日占通城，十一日登陆城陵矶，十二日占岳阳。因此，湖南发生放火烧长沙之事。这是武汉会战的一个余波。

中国一般人都认为：南京失陷后，日军趁势进占武汉，是日本最大的错误。这次武汉失陷，认为不会一误再误，必然趁势进占长沙。因为武汉失陷，广州亦失陷，若日军趁势进占长沙，可以打通粤汉路，在军事上是有重大利益的。所以武汉未失陷前，就有人主张：应该把长沙烧毁，免资敌人。据当时长沙市长席楚霖谈称：有次省府会议（长沙市长参加）散会后，财政厅长尹任先，与各委员闲谈，即做此放火烧长沙的主张。主席张治中闻之，即予以申饬。谓我们讨论烧老百姓的房子成何体统！但申饬是一件事，而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徐权，系张治中的亲信，他即准备烧长沙的计划。警察局长文重孚是赞成的，亦做准备。十一月十三日，日军由岳阳进占“新墙河”。是晚长沙误传：日军已进到“新河”。“新墙河”距岳阳六十里，到长沙还距二百余里；“新河”距长沙不到十里。他们以为日军既到“新河”，须即刻放火，否则即不能烧。所以他们糊里糊涂下令放火。火起后，张治中尚在长沙，还同席楚霖通电话，不知起火原因，后来才逃出长沙。席楚霖判断：张治中事前不知道。

这次是有计划的放火，长沙只有十分之一房屋未烧掉。这还是负责指挥放火之该区警察局长，因酒醉未能执行命令所致，否则全烧掉了。

烧过了，敌人不来，方知是误会，长沙人当然大不满意。蒋委员长也亲自去看，当然要敷衍人民。把长沙警备司令鄷悌、警察局长文重孚、保安团团长三人枪毙，以平民愤；张治中则免职。其实鄷悌是完全冤枉，因为他当时正恋某女，一切事都不知道。火起时，他正与某女行乐，几乎被烧死。但审问他时，他上了张治中的当，一切承认，免张因而获罪，反可得张治中的欢心。他没料到，自己会被枪毙。但到临刑时，他大呼冤枉，已不能挽回了。

五 广州失陷

日本向广东进攻，考虑已久。因广州由海路通外洋，上海失陷后，中国作战物资都由广州进口。由粤汉路再运输至各战场。敌欲减弱我作战力量，非占广东不可。但又恐战局扩大，兵力分散，故始终踌躇。其后向武汉进攻，其目的在迫我屈服。但广州仍在我手，绝无屈服之理。故占武汉必须同时占广州，方有迫我屈服之可能。所以在武汉将陷之前，敌向广州进攻。他们知道：我在广州很少兵力防守，不须多用兵，所以才断然进攻。十月十二日，敌在大亚湾之澳头港及其以东地区强行登陆，我兵力单薄，无法抵抗。淡水、惠阳、博罗、增城相继失陷，敌直趋广州，并以一部由平山、横历、平陵、派潭趋从化。一部由淡水切断广九路，趋石龙等地。并攻击宝安，直拊虎门要塞之背。广州于十月二十一日失陷。敌自十月二十二日，又由大角头附近登陆，向虎门要塞进攻，该要塞于二十三日失陷。其后敌以占区太广，兵力不足，乃放弃从化、惠阳、博罗、宝安等地，将大亚湾方面之联络线放弃，改以广州湾为交通线，并将兵力集中于广州附近固守。

太平洋战争发生后（龚德柏）

——中日战争史第三十章中国参加世界大战

一 对德意日宣战

因新旧大陆距离的远隔，时间计算亦遂不同。珍珠港事变美国为十二月七日，中国则为八日，是日上午四时，蒋委员长接董显光电话，日军已于今晨一时轰炸珍珠港；不一时又接香港、菲律宾被炸之报。蒋委员长即由黄山回至重庆市，参加中央常会，决定方针，召集各国大公使谈话，宣布中国对轴心国宣战之决心；又召集各国武官，明告其我国军队已准备对香港、越南、缅甸各国友军一致行动，限期增援香港。是年七月初，以德意承认汪伪组织，我国即宣布与德意绝交。今日本进攻英美，我对日与德意则同时宣战。

十一月九日下午七时，我国对日本与德意同时宣战之文告正式宣布，原文如左：

一 国民政府对日宣战文

日本军阀夙以征服亚洲并独霸太平洋为其国策，数年以来，中国不顾一切牺牲，继续抗战，其目的不仅所以保卫中国之独立生存，实欲打破日本之侵略野心，维护国际公法正义及人类福利与世界和平，此中国政府屡经声明者。

中国为酷爱和平之民族，过去四年余之神圣抗战，原期侵略者日本于接受实际之惩创后，终能反省。在此时期，各友邦亦极端忍耐，冀其悔悟，俾全太平洋之和平得以维持。不料残暴成性之日本，执迷不悟，且更悍然向英美诸友邦挑衅，扩大其战争侵略行动，甘为破坏全人类和平与正义之戎首，逞其侵略无厌之野心。举凡尊重信义之国家，咸属忍无可忍。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议，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特此布告。中华民国三十年十二月九日。主席林森。

二 国民政府对德意宣告立于战争地位文

自去年九月，德意志，意大利与日本订立三国同盟以来，同恶共济，显已成一侵略集团。德意两国始则承认伪满，继复承认南京伪组织，中国政府业经正式宣布，与该两国断绝外交关系。最近德意与日本竟扩大其侵略行动，破坏全太平洋之和平，此实为国际正义之蟊贼，人类和平之公敌。中国政府与人民对此，碍难再予容忍。兹正式宣布自中华民国三十年十二月九日午夜十二时起，中国对德意志、意大利两国，立于战争状态。所有一切条约、协议，合同有涉及中德及中意之关系者，一律废止。特此布告。中华民国三十年十二月九日。主席林森。

蒋委员长于复罗斯福总统与丘吉尔首相电后有曰：“本日发表宣战文告，此种大事必须从远者大者着想。此次世界大战必有一整个之总解决，断不容分别各个之媾和，否则虽成亦败矣。”

十二月二十三日，中美英三国军事代表会议在重庆正式成立，美国军事总代表为勃兰达，英代表为印度军总司令魏菲尔。第一次会议自当日下午四时至深夜三时方毕。

二 第三次长沙会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攻香港，我国派精锐军队向香港进发，预备救援香港。敌为牵制我此项行动，乃慌慌张张发动对长沙之进攻。十二月二十四日，分八路渡新墙河南犯，我照例退守。二十六七日，敌军渡汨罗江，三十一日窜抵捞刀河、浏阳河中间地区，对长沙围攻。一月一日向长沙城猛扑，我第十军李玉堂部守城部队士气盛旺，沉着应战。同时湘江西岸岳麓山炮兵亦能适时以火力支援，鏖战四日，长沙屹立不动。我第四军由援香港途中赶回，与其他有力部队予敌重大打击，敌乃于四日晚向东北突围而逃，敌损失重大，这是台儿庄以后的大胜仗，至十五日，敌始返回原驻地，恢复会战前态势。

这时候英美军都大败特败，独我苦战七年后而有此大捷，实获得敌友之赞佩。中央社纽约五日专电：“中国长沙大捷使此间人士欢欣鼓舞，引为自美国卷入世界大战以来，同盟国在远东之大胜。各报皆以显著地位刊载重庆消息，美国人民在马尼拉失陷后之沮丧情绪，亦为之一振。”同日伦敦路透社电：“英国军政权威人士于中国长沙之捷，极表欢欣满意。报纸以显著地位刊载日军四师团已被完全击溃，伤亡达两万之众。长沙大捷之消息，适在蒋委员长接受同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际，更为各方所注意。”

三 蒋委员长任中国战区统帅

三十一年元旦，中美英苏等二十六国在华盛顿签订共同宣言，表示对轴心国联合作战。一月四日，盟国推举蒋委员长为二十六国联军在中国战区（包括越南与泰国）之最高统帅，中国于此乃列为四强之一，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我国抗战在求与盟军协调牵制敌主力于我战场，并打击敌大陆交通线之企图，并打通我滇缅路国际交通线，奠立反攻之基础。三十一年四月，我军曾深入缅甸境内，协助英缅军作战，东瓜一役使敌入缅后未有之巨创。仁安羌一役，英缅军经我竭力抢救脱险，而戴安澜师长参加缅甸保卫战，身先士卒壮烈牺牲，开中国近代史上立功异域光荣之一页。这一年是盟国最黯淡时期，日本席卷南洋群岛、占领缅甸、威胁印度；而德国则逼近窝瓦河与苏伊士运河。当日德意轴心国家声势赫赫，盟国则局势危殆。但事实后来证明，德日两方并未依照统一的战略而进行，所以轴心国家徒有其名而已。

四 美英对我贷款与军事合作

珍珠港事变以前，美国对我已有财政上之援助。二十六年七月十四日，美国与中国签订稳定货币协定。三十年四月一日，订立第二次协定，并成立“平准基金委员会”，其目的均在协助中国稳定通货之努力。此外，美国复由其进出口银行，对我国予以信用贷款，前后四次，共计一亿二千万美元，大部分系以中国特产如桐油、锡、钨、锑矿售与美国做抵，此项贷款至三十八年几已完全偿还。

太平洋大战发生后，美国罗斯福总统因我之请求，要求国会对中国再予财政援助。三十一年一月三十日，他致国会书中规定：对华贷款数额为五亿美元。此项决议迅获国会通过，二月七日经罗总统签署。我国利用此项贷款一部分做购买黄金在市场抛售，做为扼止通货膨胀之措施，并做为发行美金公债之准备金。我国政府对此次贷款之运用，完全自己做主，美国政府原曾企图在协议中规定一项关于使用贷款须经彼此商议之条款，但由于我方之反对，此点未经刊入。

美国对华军事援助，在民国三十年初的租借法案里规定：装备及训练大批中国军队。美国政府随即组成一个军事顾问团，包含现代作战各方面的专家，来指示中国当局运用此项计划所供给之物资。这个顾问团于是年十一月间到达中国，其经费由租借款项内开支，可是这些用于中国的装备，仅有极少数达到原定目的，只有美国对中国空军的援助，则较为成功。三十年之初，美国政府批准一项计划准许美国战斗机由美国志愿飞行员驾驶，并由美国地面工作人员供应，为中国对日作战服务。美国志愿空军即飞虎队，在陈纳德将军指挥之下，于是年八月一日，由蒋委员长发布命令，正式组成为中国武装部队单位之一，在美国志愿空军存在期间，曾予中国西南部以有效之空防，并屡予在缅甸之中国军队以有力之协助。三十一年七月间，美国志愿空军解散后，该队人员旋即并入中缅战区业已组成之美国空军第十大队。因鉴于其任务日见重要，美国在华空军于三十二年三月十日，以美国空军第十四大队正式活动，该大队控制着未被占领之中国领空，从事于扩大对日战斗，并负着保护对华空运路线终点基地之重要任务。该空军之活动在整个战争中，对支持中国空军地位与士气，颇著功效。

在供给中国战斗机及驾驶人员以外，美国政府正采取步骤，实施一项强大而装备完善之中国空军计划。三十年五月，克莱吉将军率领美国空军代表团，奉派前来中国考察实地情况。该空军代表团之报告建议应展开训练飞行员及机械人员之计划，因鉴于在中国建立航空训练基地所遭遇之困难，旋乃展开一项利用租借款项，在美国训练中国飞行员之计划以补充上项建议。三十年十月，第一批五十名学生到达美国，在阿里桑纳州之雷鸟机场，学习美国空军驾驶员之标准训练课程；美国军部并在印度训练中国航空人员。此项计划在对日作战方面，有极重要之效果。三十二年十一月，中国空军之中美混大队宣告成立，此一大队由中美飞行员及地面工作小组联合组成，具有战斗及轰炸机，形成强大中国空军之核心。嗣于中国人员获得经验后，美国人员逐渐撤回。

美国政府又应中国之请求，派遣史迪威将军前来中国。史迪威将军除统率在中印缅战场上之美国军队，及一部分中国军队以外，同时并为蒋委员长所建议之联合参谋总部之参谋长。按盟国参谋总部，系由中英美荷四国军官代表组成者，然英荷两国并未指派人员参与。史迪威将军与我参谋总长何应钦同时服役，充任委员长两位参谋总长之一。在史迪威主持之下，于印度实行一项装备及训练中国地面部队之扩大计划，印度之训练基地曾利用租借物资，以是新式美国武器，来装备大量的中国地面部队。后来在三十二年的缅北军战役中，曾经表现国军的作战效率。此项计划并且造就了若干训练中国部队在中国本部山地作战之干部。

民国三十年三月，美国国会通过租借法案后，五月六日罗斯福总统宣布：根据租借法案，保卫中国对保卫美国极为重要。随即开始与中国签订一项租借协定，其目的特别着重改善滇缅公路之运输，此乃运输物资达到中国之唯一动脉。第一批租借物资包括滇缅公路所用之卡车零件、汽油、滑油，以及拓展公路之物资。是年六月，曾派遣一批交通专家来华勘察滇缅公路，并做增加该路运输量之建议。三十年起，滇缅公路每月物资运输量为四千吨，至同年十一月间，已增加至每月一万五千吨。

当滇缅公路之效用提高之际，租借方案同时进行开辟对华运输之第二条路线，预定以一千五百万美元之租借款项，拨交中国，用以建筑缅甸至中国之铁路（此路北段在民国二十七年间即已开工）。俾经由缅甸海口、仰光运往中国之物资，数量得以大量增加。但由于日本在缅甸军事之胜利，此项计划未克实施。

三十一年初，缅甸陷落之对中国物资供应唯一有效方法，只有空运一途。对华空运路线之发展，于民国三十二年尤为有效。例如是年十月，空运到华之物资约一三、四五〇吨，即两倍于三十一年全年的物资，此后每月吨数继续增加。当时空运到中国的物资，系为供应在华作战的美空军之用。

至英国方面，珍珠港事变后，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向英国报界发表声明，谓：中国乃首先抵抗侵略之国家，且将与英美友邦继续合作抗战，英美现已实际成为中国之盟友。日本暴行终于被A、B、C、D（美英中荷）四国所完全击溃。

三十一年二月，英国政府与美国政府同时宣布，愿贷予中国政府以五千万磅以内之借款，以供中国作战之用。二月二十五日，来华考察之英国，经济代表团返国团长倪米亚爵士对英国贷款一事谈称：英美两国之巨额新贷款，将使中国财政步入一新的稳定阶段，此项贷款自为中英美合作之征信，贷款之为用不仅保证华币之对外价值，且对于中国国内需要亦大有裨益。

太平洋战争发生后，中英对日做军事合作之大致计划，即已由魏菲尔将军与蒋委员长在重庆商定；细则则由中国统帅部及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拟议。当时日军在东南亚军事上之气焰，极为猖獗，新加坡、巴达维亚及缅甸的仰光相继沦陷。中国当时抽调精锐部队赴援缅甸，先后有东瓜，仁安羌之役，而仁安羌一役救出英军一师，使日军大受挫折。自从缅甸全境为日军控制以后，英国在印境汀江开辟中央航空站，在兰伽成立中国驻印军训练营，在旁遮普成立驻印军学校，使中印间之交通不致中断，中国之军力得以加强。

五 蒋委员长访问印度

太平洋战争发生后，蒋委员长有访问印度之计划，其主要目的为劝英国允许印度自治，同时劝印度参加反侵略阵线，在大战中贡献人力物力。三十一年一月间，曾托罗斯福总统向丘吉尔首相转达此意。英政府表示欢迎，并希望于离印时，发表告印度人民书，劝其全面合作。

三十一年二月四日，蒋委员长偕同王宠惠、张道藩等多人由重庆起飞，次日到加尔各答，九月下午抵新德里。除英国官方应酬外，主要目的是要访甘地。委员长主张应按照中国礼节，先到甘地家乡访问甘地，但英国视甘地为英国一臣民，以中国第一有权势的蒋委员长先去访问他，未免抬高甘地的身价，于英国将来对付甘地统治印度，均有妨碍。故由总督婉言阻止，谓可以叫甘地来新德里与委员长谈话。委员长执意不听，总督乃电丘吉尔，由丘吉尔来电阻止，终未成行，乃改在加尔各答与甘地会晤。英方叫甘地到加尔各答友人家中住着，由委员长去访问他，见面后先道彼此向往之切，继谈其革命奋斗之经过，约一小时，随在其寓中休息用餐，午后三时再谈。甘地大意归结于对我抗战表示同情，亦不妨碍英之助华，但其对于中英共同奋斗，为两国求得共同自由之基础一点，竟置而不答。至此甘地乃就其纺机，而自纺棉花。委员长对此虽感意外，然亦无可如何。盖甘地为印度之志士，求恢复祖国之机会数十年而不可得。今因日本侵印，印度有获得复国之希望，今乃劝他放弃此数十年求之而不可得之机会，共同对付日本，甘地视为不入耳之言，故以纺棉花以表示其不愿再听耳。

惟甘地虽如此决绝，而印度第二号志士尼赫鲁则与委员长做数次之长谈，得发挥其来印访问之伟大抱负。二十一日于离印度前，应英人之请，发表告印度人民书。该书既未受印度人民之热烈欢迎，又招英国人之不快，恐非委员长始料所及。

更有一事使中英国交大受其影响，即委员长要直接致电英首相丘吉尔，要求英国许可印度自治。王世杰以其学者知识谓为不妥，恐招英人反噬。委员长说我们是革命外交，一定要发此电。果然电报发去，所得丘吉尔覆电：“大英帝国内政向来不许任何人干涉。”由此以后，英国事事与中国捣乱，致使罗斯福总统亦有爱莫能助之苦；而委员长当然亦不满意。其后《中国之命运》一书，对英国痛加攻击，更使英国不快。大陆撤退后，英国首先承认共党伪政权，二十余国追随英国之后，亦承认共党政权。美国本已决定承认，但共党得意忘形，大行排美，故使美国由友好转为仇恨，而不承认其伪政权。此种重大结果，未尝不是由要求英国许印度自治而来。所以蒋委员长之访印，实成为中国之负担，革命外交之效果，有如此者。

六 缅甸战役

敌军进占新加坡军港后，为彻底打击英军，并遮断我国际路线起见，以大军侵入缅甸，攻占莫尔门，强渡萨尔温江（即怒江下流）西犯。其战略分东西两路，西路由伊洛瓦底江东岸进犯普罗美；东路沿仰光至曼德勒铁路线，北犯同古。我军应英军之请，以驻滇之第五军、第六军及六十六军等部，进入缅境，协助英军作战。我军赴缅参战之原因，一则以缅甸为我国唯一通海要口；二则以缅甸为我国与英美联系唯一要路，不可令其失陷；而使我与英美隔绝，重陷于孤立，至于当时作战部署，我军系担任仰光过曼德勒铁路线；美军担任伊洛瓦底江方面，此系中英双方议定者。

三月八日，敌攻陷仰光后，陆续由海道增兵，积极准备北犯，企图侵占同古。此际我入缅部队虽兼程赶进，但以交通工具缺乏，致运输迟缓。我先头部队之二〇〇师戴安澜部始于七日到达同古，一面作战，一面掩护后续主力部队之集结。

三月二十五日，敌迫近同古，当与我军开始激烈战斗，敌除以飞机狂炸、战车纵横扫射外，复使用毒气，我军坚守不退，奋勇抵抗，血战四昼夜，敌我伤亡均重。至二十九日晨，我乃向北退却。同古之役，我军抵抗甚烈，军誉无损而实力仍能保存。

同古既失，西路敌军亦于四月一日攻占普罗美继续北进。十六日窜至缅甸油中心区之仁安羌，该地英缅军一师被敌包围，我军本协同作战之精神，即以一部驰往救援，激战两昼夜，击退顽敌，解除盟军之围。二十日我新三十八师孙立人之刘团，在仁安羌救出英缅军七千余人，辎重车百余辆。

二十八日由同古北进之敌开始猛攻腊戍并以飞机十余架，战车、装甲车三十余辆助战，我军奋勇迎击，战至二十九日午后，双方伤亡甚重，我向缅甸边界畹町撤退。五月三日敌侵陷畹町，五日窜至怒江西岸保山惠通桥，与我军隔江相持。战事至此，极为严重。敌人目的在占领我国境畹町与垒允机场，以断绝我八莫、密支那至畹町之公路。虽敌军兵力不大，未能深入滇境，但滇缅边境我存积八万吨之货物，完全损失，且滇西之如做久踞之计，更足为我西南防务之威胁。

此时，我由曼德勒转进之部队则向密支那片马撤退。五月九日敌占领八莫、密支那，二十三日缅北我军与敌发生激战，戴安澜师长负伤，于二十六日在孟密特北殉国。以后我军一部分经腾冲、维新西向怒江东岸撤退。时当雨季，山险路滑，人马通行至为困难，其他部队辗转经过密支那西北的深山密林，向印度东部雷多撤退，于八月三日始达雷多。沿途给养不继，官兵饥饿，备极苦楚，死亡亦多。

此次缅甸战役，英国态度骄矜自私而毫不准备，专以退避是谋，致缅甸人民对英国政府与军队已失信仰。我军出国作战，对敌、对友、对当地民心诸多困难，美国史迪威将军以客卿指挥，受英方宣传感情用事，无责任、无胆识，其人浇薄横逆，亦为致败之因。

缅甸战役我军未能先期入缅，集中力量以制敌于机先，然缅甸未划入中国战区，我军入缅究不能不尊重英方意见，故不免于欲行又止。殆敌攻陷仰光之后，英军主力移于铁路以西，铁路正面我军仓卒应战，而集中于战场之时机过晚，无法发挥全力。自始至终，战况均呈被动之态势，虽官兵奋勇用命，卒难挽救危局。以后我军为撤退期中，在无道路、无人烟之地长途行军，脱离敌人绝无降敌者，其忠勇实堪钦佩。

五十日，丘吉尔演说对战局独推重俄国兼带美国，而对我国只字未提。缅甸初败，我军牺牲重大，且仍在缅境被困，未脱险境，而邱氏竟未提我军援缅之贡献，于情于理深为不合。蒋委员长日曰：“英人对我缅甸军队一切不顾，至丘吉尔之态度对我国等于唾弃，以怨报德，徒有势利而无信义，因无论矣。而美国史迪威对我在缅军队，亦掉头不顾，对余无一请示，亦无一报告，独自径避印度，此实出于人情之外。今而后知所谓同盟与互助皆为虚妄之言，美国亦不能外此例乎！幸而今日我中国尚有巨大土地与军队，以图自存，而未为帝国主义完全牺牲耳。”

七 浙赣战役

三十一年四月十八日，美国杜立德上校的陆军轰炸机轰炸东京，是为对日本第一次报复。十六架轰炸机装上航空母舰黄蜂号，准备在距日五百海里范围内起飞，投弹之后，这些飞机再远飞一千一百英里，在中国大陆上降落。四月十八日，黄蜂号在离开日本六百五十海里的海面，被两艘巡逻艇所发现，于是飞机须立刻起飞。它们都在东京投下了炸弹，但是因为天气恶劣，飞行员进入中国后，不是须做强迫降落，便是须跳伞降落。八十位飞行员六十四人回至美国。此次空袭虽少战略价值，但是对振作士气有莫大的影响。

自从美机袭击日本本土，敌国民心恐慌，社会骚动，敌首感浙赣空军基地之威胁，乃竭力抽调兵力约十余万之众，发动浙东攻势，并由赣东策应。

浙东之敌总计约五个师团，由五月十五日分别由奉化、上虞、绍兴、萧山、富阳诸方面，同时西犯，主力沿浙赣线前进。十六日陷嵊县，继陷诸曁、义乌。二十二日陷永康，直迫金华。在富春江西岸之敌此时亦进占建德，攻寿昌，进追汤溪，企图围击金华、衢州。二十九日金华、兰溪失陷，敌即续攻龙游，于陷衢州后，继续西进。

赣东之敌约三万余，为策应浙东之作战，于五月下旬以主力沿浙赣路向东进犯，分兵南窜，先后攻陷临川、崇仁、宜黄、南城、金溪等地。其主力则于六月二日占领进贤，继沿浙赣路向东进犯，六月十四日浙东之敌陷广丰，攻上饶，自赣东东进之敌于十六日陷贵溪，至此东西对进之敌会合，浙赣全线尽陷敌手。

在这种情形下，我亦以主力与敌处处硬碰，战斗月余，双方均有重大死伤。敌以破坏浙东机场之目的已达，至八月初，除金华、兰溪、武义外，其余各地均经我收复。

八 不平等条约之撤销

中国与各国间之不平等条约，始于一八四二年中英南京条约，其后各国援例，都或多或少获得在华特权。辛亥革命后，中华民族觉醒，一致主张撤销此等条约，但以国力关系，迄未得结果。一九二二年之华盛顿九国公约虽规定门户开放、领土完整之原则，但对于不平等条约中重要项目，如收回租界，撤销治外法权撤退外国驻军，或否决、或迁延，都不能获得确实的解决。

民国十六年四月，国民政府南京建都之时，外交部首先宣言北京政府与各国订不平等条约，已无存在之理由。国民政府当与各国另订新约。至十七年七月，美国首先与我订约，承认我关税自主，是为取消不平等条约之起点。到了是年年底，与我签订关税自主条约的，已有十多国。后来日本也签订该项条约，中国关税始得完全自主。

十九年十月，英国根据民国十华盛顿会议鲁案条约，把威海卫租借地归还我国；二十五年一月，收回庐山牯岭的英租界，完全由我国管理。

抗战既起，列国对我国民族精神的认识，日益加深。当初他们以为抗战在短期内必告结束，英美等的注意力只集中于他们在华利益，如何可以不受日本的摧残？如何保持其东亚的地区，于中国抗战结束之后？等到欧战爆发，英美等国更认识中国抗战之重要。因之中国的抗战，不独是世界反侵略阵线的先锋，同时亦是世界反侵略战争在亚洲方面的中坚，已为事实所证明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与英国于三十一年十月十日，同时通知我国民政府，废除他们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及有关系的特权，并依平等互惠的原则，改订新约。历数月之商讨，中美、中英新约于三十二年一月十一日正式签字。

新约订立的经过情形如下：三十一年十月九日下午，美国国务卿韦尔斯与英外相艾登，分别通知我驻美大使及驻英代办：英美两国政府决定迅速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其他有关权益，并表示将于最近期内，向中国政府提出草约，以备中国政府之考虑等语。嗣至十月二十四日，我外交部复接驻美大使馆来电，报告美方所提中美条约草案。十月三十日，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爵士亦向外交部递送中英条约草案。外交部当即分别向英美提出修正案，继续谈判。约稿商定后，经由中美英三方决定同于三十二年一月十一日签字，这两新约并于同年五月二十日交换批准书后生效。这是抗日战争所发生的直接效果。

综计这两约所撤废的各种特权要目如左：

（一）领事裁判权：美国与英国人民或社团，在中国享有的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撤销，今后美英在中国领土内的人民或社团，应依照国际公法的原则及国际惯例，受中华民国政府的管辖。

（二）使馆界及驻兵区域：美国与英国依《辛丑和约》所取得的特权，如使馆界、北宁路驻兵权等，一律撤销。使馆界的行政与管理，连同使馆界一切官有资产与官有义务，均移交中华民国政府。

（三）租界：美国与英国在中国的租界一律撤销，其行政与管理，及一切官有资产与官有义务，均移交中华民国政府。

（四）特别法庭：美国及英国在租界内的特别法庭，一律撤销。

（五）外籍引水人等特权：美国及英国在中国各口岸使用外国引水人等特权，一律撤销。

（六）军舰行驶之特权：美英军舰驶入中国领水之特权撤销。以后中国与他们两国之间，军舰互相访问时，均依通常国际惯例相互给予优礼。

（七）英籍海关总税务司之特权：英国放弃其要求中国任用英籍海关总税务司之特权。

（八）沿海贸易与内河航行权：美英两国人民在中国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之权，一律撤销。

（九）影响中国主权之其他问题：此次新约未涉及的问题，如有影响于中国主权者；应由中国与美英各国之间，依照普通承认的国际公法原则及近代国际惯例解决之。

此次平等新约之订立，亦有其遗憾之处，就是九龙租借地本为我国领土，而英未能将此问题在新约内同时解决，实为中英两国间美中不足之点。英国认为九龙与香港在地理上，有互相依恃的连带关系，故不肯交还租借地。当初我国坚持收回九龙之主张，否则宁不订新约，复经再四考虑，以新约对我之利益甚大，不宜为九龙局部问题而败坏全局，且于同盟国之形势亦不利，故决定退让。在中英新约签字之日，我国政府向英国政府提出正式照会，声明我国有保留收回九龙之权，故九龙问题今后仍可随时提出。

九 美国取消排华法案

美国限制我国移民之法律，即所谓排华法案，为美国政府与我订立平等新约后，中美邦交上遗留之唯一阴影。

三十二年二月二十日，美国众议院议员肯尼迪首向众议院提议，取消对华移民法案，准许华人入境，并畀予入籍之权利。

自肯尼迪发动此项提议后，美国舆论一致赞成，并促国会迅速予以通过，一时蔚成一种运动。

国会方面继肯尼迪提案之后，复有麦纽逊所提之修正案，主张撤废华人移民律，予华人以一定之移民额及归化权案，并公开征询意见，审查研究，颇费时日。至九月底，又有参议员安德卢在参议院提出同一性质之议案，主张废除限制华人移民律，俾享受与其他国家平等地位之利益，并主张中国应获得正常移民额及平等之入籍权。至是该法案之废除，已有水到渠成之势。

迨十月十一日，罗斯福表示：无条件赞同撤废限制华人移民律，允居留美国之华人成为美国公民一项法案。他致国会之咨文中称：“为了争取胜利与建立安定和平起见，余认为撤废此一法案诚极重要。吾人可藉撤废限制华人移民律之方案，改正历史上之错误，并使歪曲事实之宣传为之缄口。”

总统咨文提出后，全美舆论为之兴奋，一致拥护，咸著论抨击此陈旧之法律，吁请国会迅予撤废，卒于十月二十日通过众院（即麦纽逊法案）。十一月二十六日通过参议院排华法案取消后，美国规定每年华侨移民人数为一〇五人，能在法律上准许中国人有归化为美国公民的资格（移民人数计算标准为一九二〇年度居美华侨七万人乘十万万，再以该年美国人口总数一万万除之，得一〇五人）。以人口比例言之，此数固微不足道，但其改正一历史上之错误，意义至为重大。

罗斯福总统对该案即行签署完成立法手续，成为正式法案。总统于签署时并声明：“今日余签署废除限制华人移民法案时，特别感觉兴奋。余信中国人民必乐闻此一消息，盖此举足以代表美国之感情与敬意。盟国间各种不幸之障碍，业已除去，今后远东方面之作战努力，当能更形加紧，并对于共同目标有更大之谅解。”

排华法案之取消，亦抗战收获之一。

一〇 战时公路

在开战前，政府曾全力建筑公路，预谋战时交通之便利，前已述及。民国二十六年，全国已成公路共计约十万公里；抗战期间有破坏，修复及新筑者，至三十年止实有公路八万五千公里。抗战期中内地筑路工期短促，物力艰难，而公路工程师对于越岭线沿溪线之选择，葫芦形曲线之采用，土方数量及坍方之减少，以及桥位之取舍等，皆于极困难条件下，尚能维持经济坡度之标准。此外，如排水工程、涵洞设置、桥梁建筑、路面试验等，亦特有进步。

公路工程标准较铁道为低，所需材料比较简单，因之筑路工程亦较易；然工期更短、经费更绌，其艰难亦有甚于铁道者。兹就赶工抢修及改善诸点，略述于左：

一、赶工，在抗战初起，交通需要急迫，公路但求其通再期其畅，因之无路不赶工。如滇缅公路全长九五九公里，其中下关（大理附近）至畹町（滇缅边境）五四七公里，沿路峡谷幽深，人力物力极度缺乏，竟能发动民工十五万人，于七个月内全部筑通；又如乐西公路，自四川乐山至西康西昌，长四七九公里，地势崎岖，河流湍急，器材补给不易，亦能发动民工十四万人，于十七个月内赶通；更如公印公路，一为雷多公路，自印度雷多起贯通缅甸北部，与滇缅公路衔接，总长三八六公里，沿途悬崖峭壁，异常险峻，又经森林地区，山深树密，杳无人类，于三十三年全线筑通，其艰难为任何公路所不及。

二、公路因军事关系，破坏与抢修之频繁，远甚铁路，尤以在空袭下维持工程为不易，至因雨季坍方或渡口被炸，其抢修成绩亦堪称道。

三、改善。公路中有已经通车而不合工程准则者，随时加以改善；亦有原来标准须逐渐提高者，其步骤如下：设置渡口或架设桥梁以谋初期之贯通；加铺路面以便雨天行车；改善路线以减少行车危险；改铺高级路面以期畅通。战时西南西北各公路干线，经数年之改善，坡度多在百分之十二以下，弯度多合规定，路面宽度在六公尺以上，均铺有碎石路面，桥梁大部为永久式或半永久式载重七公吨半以上。

战时川黔滇三省建筑工路桥梁独多，滇缅路之昌淦桥为中孔一二三公尺之悬索桥，打破全国悬索桥长度之纪录；又如川黔路之乌江桥，为三孔连续钢桁桥中孔长五六公尺；川滇西路大渡河吊桥长一一一公尺，均有足称者。

又我国交通工具之缺乏，运输力量之不足，为一不可讳言之事实。战时为补救此项缺点，计曾恢复旧时驿站成规，在各省组织驿运处，规划驿运路线，筹集运夫，驮马、胶车、手车、船舶等工具，与汽车运输密取联络，藉以补充机械运输力量之不足。

因有这些公路勉强负交通之责，人员与物资运输虽感艰难，但终能获得战争之胜利，其功实有不可掩没者。

一一 战时航空

除公路外，航空在抗战中功效尤伟，亦须一述：

中国航空公司成立于十九年八月，乃交通部与美国飞运公司（后为泛美公司）合资经营，以贯通国内主要空运干线为主。欧亚航空公司成立于二十年二月，乃交通部与德商汉沙航空公司合资经营，以贯通欧亚二洲国际空运干线为主。中航最初经营的航线，为沪汉线上海至汉口，全程八三〇公里；欧亚于二十一年新辟京兰线，长一、五〇〇公里。上午七时由京起飞，经过洛阳、西安，于当日下午六时抵兰州，于是京兰旅行自二十天缩短为十二小时，行旅称便。

抗战爆发后，中国航空公司：上海-海州-青岛-天津-北平线；欧亚航空公司：北平-归绥-宁夏线，以及北平-太原-郑州-汉口线，不久相继停航。八一三后，中国航空公司：上海-温州-福州-厦门-汕头-香港-广州线，及上海-南京-汉口线；欧亚航空公司：上海-南京-郑州-西安线，又复先后停航。两公司当时即依预定计划，分别迁至汉口及西安。

及南京失陷，国民政府迁重庆。其时欧亚航空公司：汉口-长沙-广州-香港线，与中国航空公司：重庆-桂林-广州-香港线，敌人以为便利我后方各省对外之交通，迭以空军袭击。当武汉战役紧张时期，两公司为适合战事需要，于最后数日临时尽调各线飞机，飞行于重庆汉口与桂林汉口之间疏运。政府人员撤离武汉日夜飞运直至敌人进入武汉，其最后一架飞机尚在该处起飞西运，此种战时员工之服务精神诚堪敬佩。

其后汉广沦陷，中国航空公司：汉口-沙市-宜昌-万县-重庆线，及汉口-长沙线；欧亚航空公司：汉口-长沙-广州-香港线，及汉口-西安线，均已无法通航。而抗战中心移至重庆，因以重庆为中心，筹划一航空网；复以其时中俄关系尚称密切，故由交通部与苏俄中央民用航空总管理局订立合约，合资组织中俄航空公司，设于迪化，专营自新疆哈密经迪化、伊犁，以至俄境阿拉木图一线。空运业务于二十八年十二月正式成立开航。惟欧亚航空公司则于三十年八月中德绝交后，改由交通部接收，改为国营。

武汉会战以后，后方水陆交通日益困阻，因公乘飞机者渐多，交通部特督饬航空公司对飞机运量，视旅客乘机之缓急为支配，并使飞机日夜飞行，以增运能。虽机数未增加，而运量较前为大。当时我国海岸悉被封锁，急要物资已逐渐自香港飞航内运。迨敌军侵占越南，滇越公路无法利用，英国又一度封锁滇缅公路，故外来物资惟赖空运入境。交通部为适应此种紧急情势，特令中国欧亚两公司于广东南雄与香港之间，开设短程航班，专运物资进出，收效甚宏。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欧亚两公司所营桂林至香港、南雄至香港各线，即行停航；同时仰光机场受敌空袭，中国航空公司所营：重庆-昆明-腊戍-仰光一线，旋亦陷于停顿。加以当日军空袭香港时，两公司停于该地机场巨型飞机多架被炸全毁，欧亚航空公司损失尤为重大。三十二年三月，交通部与航空委员会合作，将该公司改组为中央航空运输公司先后拨给公司大小军用机数架，加以修理使用。

抗战后期，中国航空公司之主要任务，为受政府委托办理中印空军，开设自昆明、宜宾及泸县至印度汀江之三条航路，专任政府物资内外运输，所用飞机，系美国在租借法案下拨借各式运输机，性能均甚优良。初数量甚少，至三十四年该项飞机至多，共达五十架。政府所需外来物资，得以勉为供应，对支持抗战贡献甚巨。中航担任中印空中运输，由印度输入大量军用品，由昆明输出钨砂、猪鬃及生丝，运量最高时输入物资月达二千四百吨，代替了滇缅路的任务，给国际航空界留下一段飞越驼峰的佳话。驼峰航路者，即为印度阿萨密与云南高原间五百英里之空路，途中飞越横断山脉万余尺之高峰，为二次大战中最艰巨之补给工作。

地下分肥记（屠申虹）

由于行政院以为只有公营的营造业者可以信赖，所以决定要把台北市的地下铁路工程，完全用议价的方式，交给公营的营造业者承建。

政院所说的公营营造业，只有两家，第一家是属于经济部的“中华工程公司”，第二家是属于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的“荣民工程处”。

行政院特别指出，荣工处和中华工裎公司，不论在技术、人员、机具各方面，都优于民营的营造业者。同时，最近还参加了新加坡地下铁工程的竞标，资格经过确认，换句话说，民营公司没有这种条件，当然亦就不够资格和公营事业竞争了。

行政院所说的这一席话，在我的看法，完全是正确的，这一席话，可以够得上“财大气粗”四个字的评语，公营事业，用的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民脂民膏，又岂是辛苦经营，涓涓滴滴的民营事业可以相比？公营事业还有一个民营事业绝对没有的优点，行政院忘了强调，我不妨在此补充说明：“公营事业万一出了纰漏，可以用国库的钞票来补漏；而民营事业，除了老板跳海、股东上吊，还有什么办法呢？”

行政院这个决定宣布了以后，马上引起了激烈的反应，经过了一些批评以后，行政院又作了第二度的说明：

“台北市区铁路地下化工程由中华工程公司和荣工处承建，系基于工程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为达成品质、时程、成本、配合、安全五大工程目标，所以不得不作此决定！”

第二度的说明，激起了民营公司以及一些学者专家的“公粪”。

大陆工程公司的老板殷之浩认为：

“行政院提出的这种理由，完全是在‘唬外行’，对社会根本无法交待，而事实上，国内工程主办机关对所谓公营营造业的印象，是经常延误工期、层层转包、价格特高、品质不佳，最近台北市议会所公布的工程迟延排行榜，荣工处排名第一。”

“至于行政院所说的荣工处和中华工程公司参加新加坡地下铁的竞标，荣工处联合了两家国内的工程顾问公司投标，提出的施工经验，竟然是台北市卫生下水道，与地下铁所需要的工程技术层次，相差得天远地北，结果在新加坡得到的第一百〇三标，是和‘地下’完全无关的明挖工程，而中华工程公司的竞标情况，则比荣工处还要没面子！”

互助营造厂的老板林清波也很感慨的表示：

“为什么国内只有中华工程公司和荣工处去新加坡的地下铁工程竞标，实在是因为其它营造业根本连挖台北下水道的业绩都拿不出来，当然是不够资格去参加了。”

林清波说：

“许多人误以为国内营造业发达，实际上国内的技术只是最基本的盖房子，民营业者想在国内争取些许大型的土木工程，来增加技术的层次，但是根本没有公平竞争的机会。”

“今天民营的营造业已经不希望和公营公司抢国内的肥肉，也愿意到海外去讨生活，但是想到国外去竞争，必须先要有技术、有实绩，今天想要争取的，只是在国内的学习机会而已，但是，今天政府为了保护公营公司而连这种学习的机会都不肯分些给民营事业，民营事业永无生机！”

新亚建设公司老板邹祖焜对行政院决定用议价的方式让中华、荣工两公司承包工程，认为不但是违背国家的经济政策，亦是违反世界潮流。

他弄不懂，为什么只要牵涉到民营公司可以参与的工程，就必然会用招标的方式来杀价，而一旦交给了中华和荣工，则就采取议价，而中华和荣工所开的价格，却又往往会比普通价格高上好多成。

经济学家王作荣的说法简洁而一针见血，他说：“即使议价交给公营营造业的效果有多好、多稳当，但是特权独占所造成社会腐化的严重弊端，远超过可能的好处！”

由于行政院的决定，激起了“公粪”，民营业者大掏粪坑的结果，让我们完全了解了所谓“公家重大工程”的重重内幕，用最简单的归纳，可以分列为下面的几个情况：

一、公家的工程，都是比较大的工裎，亦就是营造业者心目中的“肥肉”。

二、公家工程，是公营公司独占的“肥肉”。

三、凡是公营公司承包的工程，造价都比正常的高。

四、公营公司所承包的工程，并不完全是自己在做，而最后又用“层层转包”的方式，分出去给别人做，换句话说，公营公司是“二房东生意”。

五、行政院所谓的公营公司比较可靠，事实上却不一定，相反的台北市议会公布的“延误工程之名单”中，荣工处排名榜首。

六、行政院所谓的公营公司是有承建地下铁工程的“资格”，事实上亦不见得，荣工处只能在新加坡为人家做“明挖”（就是在地面挖土）的工程。

立法委员吴勇雄在立法院预算审查会上，提出了一篇书面资料，更详细地提出了“公家工程营建成本的漫无标准，有些造价，甚至于高出民间数倍以上，可见公家工程之所以会成为营造业心中的肥肉”，实在是不无道理的。

吴勇雄提出了一份七十四年度行政院各机关兴建办公室及房舍，不但营建成本高低不一，漫无标准，甚至于比一般民间的建筑成本，高出数倍以上。

七十四年度行政院各机关建筑经费超过八十亿元，其中各项建筑是否有必要兴建？或者是否应直接购置民间滞销的房屋代用？都值得检讨，而更怪异的，根据预算资料，愈是上级机关所建筑的房舍，单价成本愈高。

根据市场调查，目前国内的建筑成本，加上合理利润，物价预期上涨因素，最合理的成本应该是：

每坪造价

三楼以下：一万八千元。

四—五楼；二万一千元。

六—十楼：三万一千元。

十一—十二楼：三万八千元。

但是，在行政院各机关所编列的预算是：

每坪造价

三楼：三万元。

四—五楼：四万五千元。

六—七楼：七万八千元。

十一—十二楼：五万一千元。

二十楼：十一万元。

在相比之下：公家建设工程的成本比起标准成本要高二—三倍之多，到底是由于公家工程特别考究，需要雕龙画凤？还是由于花的是公帑，反正用了也不心痛，就实在让人怀疑了。

公家工程，再加上让公营公司议价。结果，就是必然的成本高得吓人：七十四年国史馆要兴建八层档案大楼，假如由民营公司估价，每坪造价是三万五千元，但是由于和荣工处议价，于是每坪预算是七万七千元。

从这一份资料中，让我们小民可以看到几个现象：

一、我们的政府机关，对盖房子很有兴趣，看起来是并不打算“三民主义反攻大陆”，而是打算在台湾永远的“安家落户”了。

二、公家工程的成本，是正常成本的二—三倍，亦因此可以了解我们小民缴粮纳税的钱，到底用到哪儿去了？

三、承包公家工程，是一门特殊行业，除了公营公司以外，别人无法分享。（一般低价位的“招标”工程，才轮得到外面人。）

地下铁工程，是公家的重大工程，行政院既然已经表明了态度，要交给中华和荣工两家做，民营公司当然亦就分不到好处了，而且在民国七十二年七月十二日，已经正式的破土开工，生米已成熟饭，也已没什么可以再研究了，但是面对两百亿民脂民膏的大工程，再仔细的探讨一下目前这种打马虎眼的工程企划，却又实在不由得不叫人为之捏一把冷汗。

一直到目前为止，台北市地下铁工程所尚未解决的关键性问题还有很多，但是“公家”单位和“公家公司”稍一合计，就来了个“挖了再说”，小市民无以名之，只能以“胆大妄为”四个字的评语来感叹了。

综观地下铁工程，目前还有很多疑点没有定案：

一、设计这项工程的德国国铁顾问公司和英国顾问工程公司还没有提出完整的分期发展方案，例如目前在台北市中心只有四公里的地下段，将来是否向两端延伸，所谓“两股轨道供西部干线，两股轨道供捷运”是否专指目前的四公里，再如目前南港至树林共有八十个平交道，地下化工程消除了十七个，尚有六十三个平交道如何改善，成为符合“捷运”的标准，都还没有方案。

二、由于在设计工程的时候，并无精确的估计，因此很多工程预算，都是漫无标准，民国七十二年，财政部曾把这份预算请台大土木研究所的两位教授作检讨，发现很多工程单位，都是以五百万、一千万为单位，其中有一项语焉不详的零星工程，列算为四亿元，因此，对外宣称的总价是一百七十七亿，连同周边工程一共二百五十八亿，实在搞不清楚是高估还是低估？过去北回铁路的工程预算，曾经有过从二十八亿追加超支到七十四亿的“前科”，根据这种先例，台北市地下铁的二百六十亿预算，弄到后来，到底要如何追加才够，实在是一笔糊涂帐。

三、在“台北地下铁”工程款来源中，有些是需要用原来地上所留下的“铁路新生地”出售方式来支付的，但是台北市政府和交通部对如何规划这些土地，一直还讨论不出结果。

四、更滑稽的是，台北地下铁已经开工了，但是一直到现在，连车站的设计还没有作成结论。而且铁路地下化工程，大众捷运系统（MRT）和台北市政府计划的“中运量捷运系统”，三个计划各自为政，不是变得相互排斥，就是变得架构重叠，反正都是属于盲目投资，浪费纳税人血汗钱的玩意。

作了这么一个了解以后，更可以让我们知道，所谓的“公家工程”为什么会引起公民营营造业这么大的兴趣了，原来它是大而化之的，是漫无预算标准的，甚至于是可以打马虎眼的。……

亦正因为“公家工程”有这么多好处，因此行政院在“肥水不落外人田”的心态下，断然决定让中华、荣工两家分包，其居心何在也就可想而知了。

荣工处的特权嘴脸（屠申虹）

就在民营的营造业者，为了公家工程，都被中华工程公司和荣工处特权垄占，而发出了不平之鸣以后，荣工处的处长严孝章，也发表了他的看法，看完了他的意见，会让人兴起“理不直而气壮”的感觉。

这位处长大人所发表的主题是：“公民营事业立足点不同”，因此，自由竞争应该有限制！

联合报的记者卓亚雄和这位处长有如下的一段问答：

问：公营营造业是营造界的巨人，但是几乎所有公共工程，都是以议价特权获得，究竟公营业者有没有公开竞标的能力？

严：荣工处自从民国五十六年曾文水库工程起，累积的人员、机具、资金及管理经验，不但在国内规模最大，就是在国际市场上也不落人后，荣工处的公开竞标能力，是肯定的。

问：既然如此，荣工处何不放弃议价，参加竞标？

严：荣工处在国内市场不参加竞标，是因为与民营业者的立足点不同，民营业者是纯粹商业组织，标工程的目的是营利，而荣工处不同，除了商业目的，更有安置荣民的政策性社会福利任务，这个任务是经常性任务，不管有没有工程，都要负担这个支出，因此，政府把工程交给荣工处也是合理的，如果说，今天荣工处没有这些政策性任务，荣工处愿意公开竞标。

严处长的这一个说法，假如从字面上看来，好像亦不无道理，但是假如我们仔细地推敲一下，实在有点奇怪：我们不妨再深入地问一下：

一、安置荣民，是政府的责任，在国库预算中，应该编列有相当的经费，我们弄不懂，为什么安置荣民会变成了荣工处的重责大任？

二、今天我们所说的“荣民”，指的是从大陆随政府来台后退伍的老兵，除了少部分被安置在各地的“荣民之家”过着老人院似的日子外，绝大多数是在过着“自求多福”的日子，（亦因此，才会产生出像李师科之类的例子，）我们假如认真的查一查今天的“荣工处”，到底又安置了多少真正的荣民？就可以发现，严处长把自己的“责任”，实在描述得太夸张了。

三、我们再进一步来探讨一下，严孝章所谓的荣工处安置荣民，是安置他们做工人呢？还是安置他们“白拿钱”？假如是安置了做工人，那么，荣民是靠自己的劳力生活，说不上什么“德政”，荣工处根本亦没有理由以此为特权，就可以用特权议价的方式来垄断公家工程。我了解，在很多民营的营造业中，亦用了很多退除役官兵在工作，为什么他们又得不到“和政府工程议价”的“特权”？

我们弄清楚了这些夸大其词的“假藉”以后，不妨再继续听听严孝章的说法：

问：荣工处计算工程价格时，这些政策任务负担，占成本的比例有多少？

严：零！荣工处是藉工程管理及施工效率获致收益来安置荣民，计算工程价格时，并不考虑这些负担。

问：既然计算成本时，并没有考虑这些特殊任务，何以过去的工程纪录显示，荣工处的价格，总是比公开发包高出三、四成？

严：荣工处的价格，比民营业高的说法，要看从哪个标准来看，公开发包时，大家恶性杀价，得标价格绝对亏本，荣工处的价钱是比这些恶性价格高，但是，工程品质，工期等都该列入考虑，投资公共工程，低价钱发包造成品质低劣，不能如期完工，划得来吗？

严大处长的这一番话，又让我们产生好几个疑问：

一、俗话说，杀头的生意有人做，亏本的生意没人做，严孝章说，投标得来的生意，一定会亏本，为什么还会有人做？

二、严孝章批评别人都会延误工期、品质不佳，但是为什么在台北市议会的考核上，却把荣工处列为专门延误工期的冠军？

三、我们即使承认，荣工处负有必须照顾安置荣工的重责大任，所以必须要有特权议价的“立足点”，但是中华工程公司到底又要安置照顾些什么样的人物？为什么他们也有这份特权？

特权的本身就是一种“以权服人”的成果，所谓歪理十八条，最后即使理不直，也必然仍旧吋以“气壮山河”，改编的伊索寓言就可有这么一个故事：

一只狼，抓到了一只小羊，本来大可以一口把它吃掉，但是为了想让小羊被吃得心服，所以就特别编造了吃他的理由，说，

“你去年为什么踩垮了我的窝？”

小羊说：

“去年？去年我还没出生呢。”

狼想了一想，说：

“昨天你偷了我养的鸡！”

小羊可怜兮兮地说：

“我偷鸡又有什么用？我一直到现在还在吃我妈的奶。”

旁观者的脸上，都流露出了同情小羊的神情，狼先生亦实在想不出更好的理由了，只好大叫一声：“用不着再听你什么鬼理由了，反正我是狼，你是羊！我可以吃你，这个理由已经足够了！”

（附录）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九日中国时报：

造福荣民，责无旁贷

转包工程有损声誉，无怪议员强烈抵命

因为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农业开发处与台北市政府议价承包焚化炉整地工程，台北市议员最近在许多场合都谈到了“如何照顾荣民”的正面性问题。其中可发现几乎没有议员反对照顾荣民，只是手段有异而已。

整地工程案爆发后，多数议员所反对的除了批评该项工程议价方式之不当外，最重要的是，议员都以这项工程将被转包为假设前提，既然工程转包出来，自然不能增加荣民的工作机会，遑论照顾荣民；如果没有转包工程的传闻，议员对此案的抵制，当不致如此强烈。

另有部份议员的“照顾荣民”论点更是绝妙，他们说，为了小小的整地工程如今已逼得环保局避讳不敢将工程费高达七亿元的福德坑垃圾掩埋场，交由辅导会议价承包，这是“因小失大”，不是造福荣民。

此外，在议员之间仍有持“公平竞争”的论点，他们认为以辅导会现有的人力、组织、财力，大可与民间业者公开竞标，绝不逊色，如此一来，一则可提高辅导会的声誉，二则可以祛除“荣民完全依赖社会福利”的错误形象。

多数的议员认为，整地工程虽然是伤害了议员之间的和气，但如果能藉此案引起社会正面的、实际讨论如何造福荣民，倒也是意外的荣民之福。

荣工处工程常有转包情况

议员怀疑照顾荣民成空谈

（台北讯）将内湖焚化炉整地工程直接议价交给农发处承包，是否即表示照顾了荣民？市议员郑娟娥、谢长廷十八日因为观点不同展开一场辩论，谢长廷尤其坚持在目前荣工处工程时有“二包”、“三包”等转包的情况下，更不可能真正造福荣民。

郑娟娥议员昨日于议会警政卫生小组很激动地表示，她是退辅会的一员，为照顾劳苦功高荣民的生活，向政府多争取工程，本来就是她应有的本份。

郑娟娥又说，依照退除役官兵辅导条例规定，农发处可以有权议价，所以她能够坦承自己有向环保局关说过，她觉得自己问心无愧，没有做错任何事。她也认为不论是市长或是环保局局长批准该项工程议价，站在法的立场，都是没有错的。

郑娟娥强调说，如果大家不相信她讲的话，可以请治安机关调查，假如发现她有任何不对，她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但她也要求议员不要再像过去一样，因为扯入私人利害关系，而把该作的工程牺牲掉。

谢长廷议员则表示，在未有证据前，他从没有怀疑过任何一位议员涉及内湖焚化炉整地案。不过他对于径与退辅会工程单位议价，就能照顾荣民的说法表示不同意。

谢长廷指出，大多数退伍军人并不像郑议员如此幸运，有些生活实在很辛苦，在目前荣工处工程时有“二包”、“三包”的转包情况下，因此他认为以“保护退伍军人”名义来支持议价，实际上只是一句美妙的空话。

他又表示，退辅会是目前国内最有组织的压力团体，而民间企业则无此力量，因此站在议员的立场，站在辅导民间企业的观点，他都坚持环保局与农发处的议价实属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