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语萃：谈西说东—爱情哲学

谈西说东

——人生百年，缘归一梦，猿鹤虫沙，例皆尘土，但在百年孤寂之后、尘土长封之时，总希望有些永存的功业与交情留为雪泥爪印。

吾爱吾师，尤爱真理

老子李耳，主张“以德报怨”，孔夫子就大加抨击，他质问：若不辨是非的对有怨于你的以德相报，那么对有德于你的，又该怎么办？又“何以报德”？

孔夫子这种“当仁不让于师”的精神，是西方的“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精神。一般以为“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话，是亚里士多德的话，其实亚里士多德在《尼可马堪伦理学》中，并没这样的原文。亚里士多德批评他的老师柏拉图，指出真理和师友都是亲爱的，但在两者冲突的时候，他选择真理。

古今中外，热爱真理的人，无不在真理面前，对老师痛苦的义无反顾；孔夫子热爱真理，他“背弃”了老子；亚里士多德热爱真理，他“背弃”了柏拉图；梁启超“背弃”了康有为；卡尔容“背弃”了弗洛伊德；章太炎“背弃”了俞樾；周作人又“背弃”了章太炎；周作人的学生又继续“背弃”，当真理跑得比老师快的时候，又怎能不做清楚的选择，清楚的“背弃”呢（《万世生表》）

善必须实践

王阳明说：“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便是。”他全错了！善绝非一颗善心，便可了事。善必须实践，必须把钱掏出来、把血输出来、把弱小扶起来、把坏蛋打在地上，才叫善；反过来说，“想”掏钱、“准备”输血、“计划”抑强扶弱，都不叫做善。你动机好，没用，动机是最自欺欺人的借口，17世纪的西方哲人，就看出这点，所以他们点破——“善意铺成了到地狱之路”。这就是说，有善意而无善行，照样下地狱，阎王老爷可不承认光说不练。

西方哲人这种警觉，中国人显然跟不上。中国的老底子是“诛意”或“诛心”，是春秋笔法的“君子诛意不诛事”，是追究心意，不追究事实。结果呢，中国“日存万善念、日诵千善言”的好人最多，但好事最少。原来好人只要正心诚意就已足，只要问心无愧就已足，只要诵经念佛就已足，好人无须在事实上做多少好事，好事只在念头上做，就大功告成！（《张小兰冤在哪儿》）

敌人

“敌人”——环伺也、警告也、干扰也、穷缠也，迄无止境。他们简直要变成你的朋友了。你不跟俺们交朋友？好！俺们把你的朋友全赶走，你不交俺们还交谁？难道有朝一日，你岂要建立起对“敌人”的信仰吗？“敌人”至少有一点是值得信托的，——就是他们绝不变，绝不像朋友一般的忘记你。他跟你永不分离。（《最后的九日》）

少做一分懦夫、多充一分勇士

在这“水深波浪阔”的时代里，我们是多么渺小！多么无力！又多么短暂！如果我们能在环境允许的“极限”下，伺机蠕动一番，说说我们想说的，做做我们想做的，捣一下小乱，冒一下小险，使老顽固们高一高血压，大概这就是我们最大的“能耐”了！我们还能怎样呢？我们岂配做“杀头生意”么？

因此我说，在环境的“极限”下，我们少做一分懦夫，我们就该多充一分勇士；能表白一下真我，就少戴一次假面，如果我们能高飞，我们希望飞得像只多谋的九头鸟；如果我们与覆巢同下，我们希望不是一个太狼狈的坏蛋；如果我们在釜底，我们希望不做俎肉，而是一条活生生的游魂！（《几行带有彩色的里程碑》）

随处埋我

路是那么长，我们随时会倒下，死就死了，又何必“正首丘”呢？青山多得很，到处都可埋我们这副不算重的骨头，在重归尘土的刹那，愿我们都能刻上几行带有彩色的里程碑！（《几行带有彩色的里程碑》）

伪善

写是没有用的，叔本华就写过了，他白天写文章否定女人，晚上却偷偷跑到绿灯户睡觉，写文章载道的人很少不是伪善的，“未明出世旨，宁歇累生狂”，我还是少发高论吧！我只知道我们不再需要“述而不作”的圣人，我们应该学学那些“做而不述”的实行者。（《爱情的刽子手》）

真、善、美

在“美”的范围内，观点重在美丑，但在“真”、“善”范围内，观点就重在真假善恶。我始终相信，涉及美丑范围，人的一生，可以只见“美腿”而对“丑腿”视而不见；但涉及真伪善恶范围，人的一生，就不能这样逍遥了，——对人类的责任感，将逼使我们在真伪上面，要去假存真；在善恶上面，要扬善抑恶，我们如果在“真”、“善”范围，也采取“美”的观点，我们就将发生道德上的过失。

基于这种研判，我们可以说，对人间“真”、“善”范围的任何虚假和罪恶，我们必须去面对、去扒粪、去发掘、去揪出、去打倒。……在这种认真下，我们虽然眼之所见，无非“真”、“善”上面的“丑腿”，但是责任所在，我们却不能逃避。我们不能崇真而不去伪，不能扬善而又隐恶，不管什么乐观也好、悲观也罢，我们都要面对它们。（《腿上功夫》）

拉关系

一切要靠“拉关系”、要靠人际关系好才能办事的现象，是可耻的！因为它把“人情”高过“是非”，又违反公平原则。中国人最犯此病。结果人的精神、时间都花在做公关、交朋友、拍肩捏臂、酒食征逐上面，一切都讲关系才能过关了，这成什么话啊！（《李敖札记》）

施恩要适度

湖南有句谚语是：“一碗饭，养恩人；一斗米，养仇人。”意思说：一个人在穷困时或危难时，你给他一碗饭，他会终身感激你是他恩人；但你若处理得不好，使他对你多寄希望，或养成他倚赖你的坏习惯，那你给他一斗米（n碗饭），他仍然意犹未足，仍然说你对不起他。这是人性问题。（《偏执狂与老太太》）

判定伟大的标准

一个人如果有十分力量，他只做九分事，这就算失职，如果有一分力量，却做两分事，就算伟大。中国人赞美那些妓女从良的，却责备守寡改嫁的，就是因为对两者的要求标准不一样。（《吐他一口痰》）

材料不对

铁杵能磨成针，但木杵只能磨成牙签。材料不对，再努力也没用。（《李语录》）

黑白不明

凡是对今天种族问题较有认识的人，已没人再坚持“黑白分明”的对峙状态。不单是黑白对峙，任何以“正色”自命来迫人“失‘色’”的举动，任何以“种族优越”自命来制造争端的举动，都已不再为头脑清醒的人所接受。再以这种调调自豪的人，不论他是希特勒或纳塞，不论他是反对黑人的“三K党”或是反对白人的“回教派”，他们已不是什么反对来反对去的黑人或白人，——他们统统是狂人！

种族的优越论虽然并无学理根据，但它却有一段长远的历史根源和神话根源。黑白的分野，追它的根源，可追到诺亚的方舟时代。黑人的出现，乃是诺亚诅咒孙子的产品，诺亚诅咒他家老二含的老四迦南，于是黑头露脸，弄出“麻烦”来。后来的狂人圣经家曾写“黑人是兽类”等书，硬加描绘，说“黑人不是含的子孙”！殊不知这正是道地的“愈描愈‘黑’”！（《从此黑白不分明！》）

英雄的定义

在卡莱尔眼中，不但神明、帝王等可以成为“英雄”，就是先知、教士、诗人、文人也不失为是“英雄”。到了今天的20世纪，“英雄”的定义已需要更新的修正。一般什么神明、帝王，早该踢出“英雄”的行列，而该代以美人、戏子、电影明星、TVA的设计者、沙克疫苗的发明者、太空人、潜水人、试飞人。……他们这些，才是新时代的“英雄”，他们比旧时代的所谓“英雄”要高明一万倍、伟大一万倍。旧时代的所谓“英雄”们，他们要整天砍别人脑袋、切别人指头才能成为“英雄”，然后发动大量的文警，制造宣传，使人们对他们“爱戴”、“崇拜”，误以为他们是“英雄”。但是新时代的“英雄”们，他们却不这样，他们直指人们的内心深处，使人们从心底发出对他们的爱戴崇拜，不再砍杀流血，也不需要断头台。他们只凭他们的智慧、好心、灵巧和美丽，再加上对人无害的成名欲望，交织成一个百花齐放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是和平式的发展抱负，运动会式的公平竞争，杀一不辜得天下而不为的操守，为目的而又考究手段的道德。新时代的“英雄”们，使人们皈依自己的方法不靠武力、不靠特务、不靠强迫、也不靠鞭子。他们所靠的，完全是本身的可爱、本身的吸引人、本身的和平温煦的手法。新时代“英雄”的造型，绝不像旧时代的横眉怒目、胡子乱撇；他们极像司马迁笔下的“英雄”张良，面如“妇人好女”，并且可能就是“妇人好女”。（《从<秀嫚信箱>到<上下古今谈>》）

什么最重要

当科学家巴斯德从事微菌等研究的时候，又有谁认为那种研究重要呢？甚至巴斯德自己，又能清楚知道有多重要呢？但他最后功德圆满，使法国的酒业、丝业、畜业有了革命性的改善，带给法国的好处，是把德国的战败赔款五十亿法郎，由他一个人给还清了。巴斯德这种大功德，穷本溯源，就在他要做“不重要”的傻事。又如发明电话的贝尔，他发明了电话，可是一直被人认为不重要，人人把电话当成玩具。他跑去找马克吐温投资，马克吐温瞎眼投资过蒸汽电机、蒸汽滑车、海底电报，都泡汤了，对这个真正发财的东西，反倒一毛不拔，坚持说毫无前途；贝尔又想把专利权卖给西方联合电报局，可是，还是不行，别人不要买“玩具”。可见一件明明重要的东西，也会被人当做不重要。若一切以认为重要才去做，世界上又何来电话？贝尔这种大功德，穷本溯源，就在他要做“不重要”的傻事。（《重要不重要与不重要重要》）

第一流的政治家

刘邦进咸阳，大家争着搬走秦朝的金银财宝，萧何却只运秦朝的档案。后来项羽烧了咸阳，刘邦凭了这些档案，得以争胜、得以建国。萧何这种把不重要的重而要之，是第一流政治家；又如美国国务卿休德，他在1867年，花两分钱一亩的代价，向俄国买来阿拉斯加，当时举国大哗，说他做了冤大头，说阿拉斯加冰天雪地，有个屁用？买它是“休德的荒唐”。但曾几何时，阿拉斯加的抢购，证明了休德的眼光，使美国受益在五十、一百年后。休德这种把不重要的重而要之，是第一流政治家。（《重要不重要与不重要重要》）

显性的伪君子

归纳出伪君子的一个特色，就是：他们都会以离奇的正义标准，去说风凉话——使人恶心的风凉话。不但话是风凉的，还俨然以道德的仲裁人、是非的评鉴人自居，这种伪君子，是好发议论型的，可叫做“显性的伪君子”。（《“显性伪君子”和“隐性伪君子”》

名人“无所不涉”

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自我涉入”。自我涉入是两岁以后的小孩子，开始用“我”的观念，来形容他的“财产”：爸爸、妈妈、围兜、奶嘴、娃娃、小熊，……全部包括在内，这时候的小孩子，慢慢开始知道“我”和别的人、别的东西不一样。在这时候以前，这种分野就不清楚。在这以前，小孩子说到自己的时候，他不但不知有“我”，并且常常把“我”当成第三人，小孩子会说：“宝宝吃”、“宝宝要”、“宝宝抱抱”，而不会用“我”。从这点看来，人类真是天纵英明，哲学家宣传了一辈子的忘我无我，区区两岁的小毛头，就早已做到。

小孩子随着年纪愈大，自我涉入的面积也就愈大，他成了年，无所不涉，无孔不入，从同行到教堂，从政党到狮子会，他都要插一脚。他握手、寒暄、迎来、送往、胁肩、谄笑，变成了名人。一变成名人，就变得无所不在，什么地方都要有他，没他，他就不自在。（《当年老子如何如何》）

重要不重要之间

美国哲学家兼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在他《心理学原理》名著中指出：“一件事情，任何人认为它重要，它就重要。”这种说法，足见“重要”已重要得成为哲学问题。但是，问题一由哲学家来答，就七嘴八舌。狄阿杰尼斯认为桶子里晒太阳最重要；蒙田认为跳蚤式跳跳最重要；斯宾诺莎认为磨镜片混饭吃最重要；沙特认为孩子挨饿时候，什么都不最重要。

这些哲学家的见地，都表示了什么最重要，什么不最重要，是非常主观的，因人而异的。

勃朗宁诗里写一位老兄认为全世界以烂泥巴最重要，乍看起来，不可思议；但布雷克能从一粒沙里看到世界，柯尔律治能从一粒沙里看到宇宙，可见一把烂泥巴，也大有奇趣。这样看来，怀疑别人“胡为乎泥中”，在没弄清重要性以前，最好别先否定。因为这把烂泥巴，可能对他特别重要。

又如古话说“敝帚千金”，你会奇怪，一把烂扫把有什么稀奇，值得这样标价。但同样的，在没弄清重要性以前，最好别先否定。——因为这把烂扫把，可能对他特别重要。

上面这些话，都是指当事人在正常处境下的看法。如果处境一旦剧变，他的主观，也可以量变加质变。一个人正常处境下认为黄金重要，但在荒年时候，他可以“千金易谷”；在战乱时候，他可以“黄金如粪土”。看了莎士比亚《理查三世》剧本的，看到第五幕第四场，国王高喊：“一匹马！一匹马！我以江山换一匹马！”就知道一个人在重要不重要之间，会有多大的转变，多大的无法预知。（《重要不重要与不重要重要》）

上帝是第一个服装设计家

亚当、夏娃因为吃了苹果，所以四只眼睛发亮，才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他们小俩口儿当时采取的初步行动是：抓起无花果的树叶，胡乱编成裙子，他们并没有服装设计。当时他们生长的地方是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并没生长在夏威夷，所以，他们虽然会用树叶，却不会编草裙。所以，当时他们所穿的，一定很难看。上帝把这一对男女驱逐出境，除了奉送一大堆报复和咒诅外，唯一一件善举，就是妙手“天工”的“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所以，无疑的，上帝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服装设计家，从此以后，亚当夏娃的子孙所能施展的，只是“巧夺”上帝的“天工”而已，因为上帝忘记了申请专利，忘记了办个“衣服公卖局”来公然敛财，他只是把衣服造成了一种“人类众恶天性的标记”。（《上帝与服装》）

第一流深通佛法的人

明代张献忠“屠戮生民，所过郡县，靡有孑遗”。有一天，他的部下李定国（有的纪录说是张献忠本人）见到破山和尚，破山和尚为民请命，要求别再屠城。李定国叫人堆出羊肉、猪肉、狗肉，对破山说：“你和尚吃这些，我就封刀！”破山说：“老僧为百万生灵，何惜如来一戒！”就立刻吃给他看，李定国盗亦有道，只好封刀。

五代后期，全国财务困难，周世宗柴荣下令毁掉天下铜佛像，用来铸钱。他的理由是：我听说佛教以身世为妄、利人为急，如果佛本人真身尚在，为了解救苍生，一定连真身都肯牺牲，何况这些铜做的假身呢？

周世宗和破山和尚，他们真是第一流深通佛法的人，因为他们真能破“执”。佛法里的“执”有“我执”和“法执”：我执是一般人所认为主观的我；法执是所认为客观的宇宙。因为他们深通佛法，所以能“为百万生灵”，毁佛金身，开如来戒！相对的，只有那些小鼻子小眼的小乘执迷者，才会张开大嘴，不做狮子吼而开狮子口，大吃其“素鸡”、“素鸭”、“素火腿”！——他们甚至在吃素当中，都不忘荤味，在菜单上，杀伐之声不绝。（《论和尚吃肉》）

吃饭有如吃药

在佛教思想中，吃东西不该是口腹之欲，而是“治病”。我们习惯说东西不好吃，像吃药一样，正好是佛教的原案。佛教里认为人生一切烦恼、一切痛苦，都是一种病；想胡茵梦，是一种心病；想胡茵梦想得头疼，是一种身病；想胡茵梦想得不好好上班，被王永庆开革，饿得没饭吃，是一种饥病。佛教认为人该将“吃饭观”当做“吃药观”，所以和尚的食堂，又叫“斋堂”，又叫“观堂”，观什么呢？观药罐子。一个人端起饭碗像端起药罐子，岂不胃口倒尽？全对！就是要你胃口倒尽。胃口倒尽，才消灭了口腹之欲。口腹之欲给消灭了，不吃肉，不吃五辛，又有何难哉？（《论和尚吃肉》）

大德与细行

有一种人，他们很注意“细行”，在小的行为上，小心翼翼，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好好先生、好丈夫、好老师、好兄弟、好公务员，甚至是爱国者，但以大的行为、大的规迹来看他，他就不及格。以日本的广田弘毅为例，他符合好好先生等每一样条件，但他却是侵略中国的元凶，他在大的行为、大的规迹上是错误的、狭小的，叫人不敢领教的。最后，在东京大审时被绞死。死前他的太太先自杀殉情，他真是好丈夫。但好丈夫等“小德”并不能使他的“大德”正确、伟大、令人佩服，所以这种人，要上断头台。

再以德国的史匹尔为例。他也符合好好先生等每一样条件，但他却是帮助希特勒侵略的元凶。纽伦堡大审时，他看到集中营犹太人惨死的照片，他自认有罪。他在大的行为、大的规迹上是错误的、狭小的、叫人不敢领教的。最后，被判了二十年。他的太太一直等他出狱，他真是好丈夫。但好丈夫等“小德”并不能使他的“大德”正确、伟大、令人佩服，所以这种人，要坐二十年。

在日本军国主义的统治之下，在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统治之下，像广田弘毅、史匹尔这样的知识分子，也不知道有多少，他们都只知“小德”而不知“大德”，只重小的行为而忽略大的行为、大的规迹。他们自以为在精忠报国，自以为卖命的对象是苦难的国家，因而做孤臣、做循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殊不知他们做的，只是对一党一家一姓的愚忠，对一党一家一姓的扶同为恶而已，他们在“大德”上，是“逾闲”的。（《从大规迹评论人》）

同情心很短暂

以前在《西风》杂志上看到一幅漫画，画着一个大腹便便脑满肠肥的富翁正在吃饭，无意间抬头一看，一个乞丐在窗外望着他，对他那丰衣美食而垂涎，富翁见了，于心不忍，可是他解决不忍的方法却奇妙异常，他走到窗前，把窗帘拉起了，挡住了室内外的视线，于是又心安理得的大吃了。

我们可怜那些流亡在生死边缘的孤雏们的心情和表现，与这位富翁的态度又有什么分别呢？我们会念杜老的诗句，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可是除了“难再述”以外，我们又能怎样呢？悲天悯人的心肠抵不过讳疾忌医的苟安；热心救世的抱负打不倒掩耳盗铃的粉饰，我们毕竟忘不掉那影院旁边的沙龙，也甩不开今晚派对中的伦巴，热情的冲动甚至不如那卖火柴女孩所点的最后一根火柴来得长久，我们又返归到天鹅绒中的梦幻！（《一个真实的故事》）

会演悲剧的人

悲剧的认定，往往不在悲剧的本身，而在你的观点。所以悲剧倒也并非一定要禁演。很多时候，你以为你演了悲剧，但从长远的观点看，你却因而不再演出大悲剧，所以这种悲剧，也毋宁是自嘲式的喜剧。另一方面，有些悲剧实在也有它“黑云的白边”，有它塞翁失马的一面，有它潜伏的喜剧成分。这种情形，尤其在会演悲剧的人，常能感到。会演悲剧的人不在会哭，而在会笑。（《悲剧不悲说》）

好汉

“好汉做事好汉当”中的所谓“好汉做事”，有时候是把事做得功德圆满，有时候却把事做得一败涂地，在做得一败涂地的时候，做好汉的，就该挺身出来，做负责的表示，他不该东推西拖，不该拆下烂污让别人来收拾。换句话说，他不该让别人替他“擦屁股”。大丈夫有屁股自己擦，为什么要别人擦？

所谓好汉，一般人的观念多以为是荆轲、聂政、朱家、郭解者流，其实绝不尽然。这些人，多是韩非子所说的“以武犯禁”的任侠式人物，他们缺乏守法的习惯。他们有的，多是一朝之忿和匹夫之勇，所以他们在社会上，很容易留下烂摊子让人来“擦屁股”。

另有一种好汉，他们可说是真正的好汉，他们对个人所做所为，绝对负完全的责任。负责的程度，甚至超过了法律上所应负的限度。（《徐复观是好汉吗？》）

温柔不住住何乡

清朝的大奇人龚定盦写诗宣传说：“设想英雄垂暮日，温柔不住住何乡？”综观古今历史，不论英雄奸雄狗雄鬼雄或是什么雄，在其“垂暮”之日，凡是最后能抱住女人大腿而不抱住“万国坤舆图”的人，我都认为是孺子可教的人，是可能改过迁善的人。换种说法，凡是一个能最后被女人征服的男人，他最后一定不会是一个最坏的男人，最坏的男人都是不听女人的话，而又不跟女人结婚的人。你说对不对？（《最后的肯定》）

悟真识幻

人心无止境，坐这山望那山，身在福中不知福。故真者，多于未得前或已失后方悟知。美学上又有距离之说（只采最好一段，只走上坡之说），哲理上有余味之说，经济学上有边际效用之说，爱情理论上有聚则腻情必泛之说，故真者已寓幻，观者潜生哀，得者实近失，有者翻成无。达者智者洞彻此理，故但求今日、惜余春，而不斤斤于得失去留。另一方面，达者识者多识幻即是真之说，且许多事真不如幻，非幻不可。神游也、神交也、希望也、私愿也，格于现实（时力、方便、综合趣味），非将幻做真无以得之，人生有涯，不以幻补真，何能尽享？故人不但要崇幻尚幻，还该增加一天中这方面的时间比例。（广义言之，作画、写作、看书、听唱片等皆属幻境，太太也宜千面夏娃以助幻兴。）（《论“快乐律”》）

悲剧

悲剧本是人生的一部分，就像死是人生的一部分。即使你跟别人隔绝，也不能免于悲剧——自愿遁世的修女要和上帝演；老处女要和猫演；被迫遁世的人儿要和小房里的白蚁、蜈蚣演……没人能跳出悲剧的舞台。

表面上，似乎有两种人是悲剧免疫的：一种是早夭，一种是凡夫俗子。早夭在开场就演了收场，凡夫俗子则以为他们幸运置身场外，其实只是迟钝无知而已。悲剧，像死一样，总是跟着人的，死因或者不明，死法或者各异，但或早或迟，他们总骑上《启示录》中的灰色马。（《悲剧不悲说》）

不吃肉的商业活动

从“不杀生”观点演化出的“不吃肉”的，本来是以博爱打底的，基础自然伟大。但这种不吃肉哲学，从来被善男信女给商业化了，变成了自己跟阎王老爷讨价还价的血本，这就叫人有点哭笑不得。中国的劝善书里，有很多这类材料。《乐生集》里记福建一个教书匠，因为怕主人为他杀生，宣布他不吃海鲜。后来得了大病，全身僵冷三昼夜，醒来自言他早该命丧流贼之手，因为不吃肉，所以阎王加寿十二年，且免横死。《感应类钞》里记一个做官的，暴卒后又活过来，向人说他到了阴间，向阎王说他不想死，请求饶命。阎王爷可怜他，说让你还阳，限期三日，如能说动一千个人不吃牛肉，就准益寿延年。

这种不吃肉的商业活动，是中国文化史、中国思想史中的一个特色。它发展开来，演变成人能放生，就可以好心好报：所以放个王八，毛宝就可临危脱难，孔愉就可微职封侯；活群蚂蚁，宋祁就可考试高中，宋郊就可大魁多士。如此这般的，屈师纵鲤，就可寿增一纪；隋侯济蛇，就可珠报千金。……这种思想走火入魔以后，许许多多人吃素放生，都缠夹着大量的“功利”，而不是“功德”。

这种现象，是古典文化中的愚夫愚妇，混同佛教文化中的善男信女，共同缠夹出来的杰作。（《论和尚吃肉》）

传奇人物

传奇人物自有他的弱水三千，而不止于一瓢；自有他的取舍，而不同于世俗的得失。

传奇人物最大的特色表现是不安于环境（一年三年，三年五载）。他要找新的环境去浪迹人生。传奇人物不怕任何遭际，任何遭际对他都化为教育与磨练，然后铸成他丰富生命的一部分。

传奇人物亦刚亦柔亦狂亦狷，但都行之于神机莫测。女人抓不住他、男人伤不了他、朋友吃不消他、敌人又被他烦死。他的生命力有一股力量、一团火，永远折腾没完。

传奇人物是勇士、是艺术家、是快乐的人，并且也给人不少快乐。传奇人物是豪迈之士，传奇人物是大丈夫。（《论传奇人物》）

啸

岳飞《满江红》中有“仰天长啸”的句子。中国人念《满江红》、背《满江红》、唱《满江红》，只是顺口溜，不求甚解。其实“啸”是中国人很有趣的一个传统。古代有一本神怪书，叫《拾遗记》，里头说西方有一个国家，“人皆善啸”。“善啸”成绩，男女有别：“丈夫啸闻百里，妇人啸闻五十里。如笙竽之音”。中国在西方之东，虽善啸水平，不及善啸之国，其啸也不无可观。（《仰天长啸与仰天长号》）

经

中国学术的主流之一是“经”，它在四部分类——“经”、“史”、“子”、“集”——中独占魁首。研究“经”的专门学问就是所谓“经学”。

“经”在中国历史上，好像一个愈滚愈大的雪球，沿山而下，渐渐闹得有点四不像。因为最初的“经”，多是古代一些文字纪录，可是后世的人因为尊古狂热，慢慢把“经”的范围扩大，有的以记为“经”、有的以群书为“经”、甚至有的以诸子为“经”，如“四书”、“五经”中的《孟子》，明明是子书，可是偏偏被抬举为“经书”！又有的还以经解为“经”，如“十三经”中的《尔雅》，明明是经传的释词，可是硬邦邦的被列入为“经”！

“五经”也好，“六经”也罢，它们的排名次序，有着有趣的兴衰史。（《经典排名战》）

追新闻屁

有些新闻性的节目，你以为不知道是不行的，其实也是一种坏习惯。这种坏习惯，跟看报一样。

这种坏习惯，叫做“追新闻屁”。一件新闻，从开始到结束，前后拖个七八天、一二十天，是常事。这件新闻，其实只知道一行概要就足够了，并不需要跟着它跑，跟着它跑，就是精神时间的大浪费。对这种新闻，你最幸福的处理方式是当你得知的时候，它已经结束了，就好像知道一场球赛一场棋局已赛过了，知道谁赢谁输了，如此而已。不然的话，你跟着它跑，它就吊足你胃口。所以，基本上，“追新闻屁”和看赛球看下棋同一性质，为了过瘾另当别论，若说为了对自己有益而这样做，则很难成立。因为“追新闻屁”所花的精神和时间，都是得不偿失的，事倍功半的。你不闻不问，不久以后，在上周或上月大事记中，或在综合报导中，花一分钟就可得到结果，当然缺少细节，但要那么多细节干什么呢？（《我为什么不看电视？》）

言论自由与谏诤

有人拿谏诤事实与制度，来比拟言论自由的事实与制度，这是比拟不伦的。谏诤与言论自由是两回事。甚至谏诤的精神，和争取言论自由的精神比起来，也不相类。言论自由的本质是：我有权利说我高兴说的，说的内容也许是骂你，也许是挖苦你，也许是寻你开心，也许是劝你，随我高兴，我的地位是和你平等的；谏诤就不一样，谏诤是我低一级，低好几级，以这种不平等的身分，小心翼翼的劝你。（《谏诤——“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良心

所谓“良心”，是古今中外人士最爱谈的一个大题目，也是一个十分不通的大题目。我所以说这个题目不通，乃是因为“良心”是根本不存在的。一般人误以为人类先天性有“良知良能”、有“是非判断”，……其实这些都是根本没有的，——这些统统都是后天习俗与教育的产物，标准也因时空环境而不同。例如：中国的女人，会因丈夫讨小老婆而大骂丈夫“没良心”；可是沙特阿拉伯的女人呢？却会因丈夫没讨小老婆而大骂丈夫“没良心”。可见“良心”云云，实在是后天学到的传统标准，并不是什么得天独厚的宝贝。

因此，当一个人用“凭良心”做标准来做人处世的时候，他一定该当心，该仔细检讨检讨这个“良心”是什么？检讨以后，他自然会发现这个抽象名词所代表的意义，实在非常含混，非常模糊不清。如果他稍有方法学的训练，他会很容易就发现，所谓“良心”，只是传统标准的反射而已；所谓“受良心驱使”、“受良心责备”等等，也只不过是受传统标准的驱使和责备罢了！

做为新时代的知识分子，我们该用知识和理智去订立新标准，去判断是非善恶，不该再用“良心”一类的不通辞汇来判断。我希望我们是“没良心的”一代，那个时候，我们所做所为，大概也不至于“丧尽天良”吧？（《没良心》）

打个没完

从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到今天，三千五百年中，人类有战争的年代和没有战争的年代比起来，是十五比一。换句话说，三千五百年中，人类和平的年代，只不过两百三十年而已。不论打的是长达一百九十五年的十字军东征；还是打的是短到三十八分钟的英国、苏丹之战，人类反正是在打打打，打个没完。人类之好打与能打，早就不是新鲜事了。

人类这种好战性与多战性，自古于斯，但是形式与结果却在改变。（《战争在打与和平在望》）

灵肉问题

神仙只有灵的问题，因为神仙有灵无肉；动物只有肉的问题，因为动物有肉无灵。灵肉都有的问题，只在人类发生。灵肉问题，只是人类的问题。

人类本是动物出身，他在原始竞争中，肉体的本钱并不足：游不过鳄鱼、缠不过巨蟒、跑不过豺狼、打不过狮熊虎豹。一场混战下来，结局常是“人为万物之肉”。这时候，人类站起身来，开始头脑体操，最后自败部转入胜部冠军，成为万物之灵。灵呀灵的，到头来却发现不够灵，因为解决不了灵与肉的多边关系问题。（《灵肉可以分家吗？》）

和尚是舶来品

和尚之生，出自佛教；佛教之生，出自印度。对中国说来，这本是舶来品。中国汉、魏时候，本来不准中国人出家，是谓“僧禁”，后来转变成东晋的“僧籍”（和尚登记），再转变成唐朝的“度牒”（和尚执照），当和尚，要“大有为政府”承认才行，这样一来，佛法陵夷。到了宋朝，曾有一年内卖出十万三千张执照的妙事，于是有执照的假和尚满街都是，真的和尚反倒不见了！（《真和尚与真净土》）

化祸为福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是说祸是双至的。我对双至有一个怪解释：当祸本身一至的时候，凡夫俗子本身就配上另一至，另一至就是苦恼自己。凡夫俗子遇到祸事，立刻做直接的苦恼自己的反应，于是祸上加祸，自然就双至了。我的办法是：我遇到祸事，第一就告诉我自己：“我决心不被它打倒，相反的我要笑着面对它。”这样一来，我就先比别人少了至少一祸。绝不配合祸，这还不够。我要把祸本身给“值回票价”，这才满意。什么是“值回票价”？《史记》管晏列传，司马迁说管仲“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这是我最欣赏的一种本领，化祸为福，转失败为成功，对人生说来多么重要！“人生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低手对不如意的事，是唉声叹气；高手对不如意事，却能化成对自己有利。人要修炼到这一段数，才算炉火纯青。炉火纯青的人，不论在八卦炉里、在八卦炉外，都是一样逍遥。

“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是我最欣赏的大丈夫境界，我真喜欢这两句话。（《因祸为福说》）

智者达观

智者达观，智者是塞翁。智者能苦中作乐且不以俗苦为苦。智者知菜根香。智者理性，不多愁善感，肠不易断、泪不轻垂，于通人断肠垂泪之处，智者恬然若无情者、若太上忘情者。智者于忧患中不失其兴致、不失其本色、不失其趣味、不失其幽默、不失其easy、不失其微笑。

智者看世事，一笑置之，智者有度量容人——甚至纵容人（包括朋友、敌人、女人、小孩），智者知足。智者喜看光明的一面，智者知道“可能没那么糟”、“可能石块并不大”、“比下有余”、“设想更坏的遭遇”、“既来之则安之”。智者不惑不忧不惧。智者有耐心，知道人间事急不得。知道多一分自在即少一分苦恼，知道过一天就少一天，多努力一小时即累积（储蓄）一小时收获，快乐一天就赚了一天。智者巧于排遣，工余进修。智者可随处得智增智。智者可师任何人（老农老圃），可交任何人。智者可神交。智者虽老，然仍学牧虎关高旺所唱“我一时起了少年的心”，而知老来少，而学少年狂。（《论“快乐律”》）

流氓的真性情

流氓之中，有的真有真性情。他们做人，干干脆脆，毫不伪君子。他们的行径或不足取，他们的人生观或很奇特，但他们放浪形骸，敢做敢为，的确比所谓上流社会的狗男女们真得多、至性得多了。上流社会的人，没人敢“替天行道”，他们只是伪善而已，实在叫人看不起。（《我最难忘的一个流氓》）

好人

真正的好人，他必须是大智大仁大勇的、狂狷的、特立独行的、“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的、“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真正的好人绝不是伪善的、乡愿的、不得罪人的、八面玲珑的、整天讨人好的、整天做公共关系的、随波逐流的、走官方路线的、加入一党独大的。……真正的好人绝不投靠在强梁的一方，真正的好人绝不向社会降格取媚，真正的好人绝不在乎被斗臭斗倒、被下狱、被栽诬。……真正的好人是大丈夫。

韩孔厂的诗说：“举目揽八荒，谁为真男子？”看了目前台湾这种软体动物的芸芸众生，我真要说：“举目揽八荒，谁为真好人？”（《中国式好人》）

可向奸雄学习的特色

奸雄有一个大特色，就是永不泄气，永远战斗个没完。他们不论多么失败，却绝不做失败主义者；不论处境多糟，却绝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他们绝不灰心，绝不意懒，绝不怀忧丧志，绝不“不来了”。相对的，所谓一般的好人，他们反倒是没有力量应付失败的。一旦失败，就泄气了，就丢下武器跑了。所以，局面最后总是“好人在家里叹气，恶人在台上唱戏”。但从有韧性、有斗志、有毅力的观点看，恶人的成功其实也全非作恶，在性格上，的确具有着坚忍不拔、愈挫愈奋的成功条件。这一点不可淹没，值得我们学习。

奸雄有另一大特色，就是永不为女人烦恼，永远享受女人的快乐。他们从女人身上，只得其利、不受其害，女人对他们，只是“玩物”与“助兴”而已。当然他们可能不解风情、不懂爱情，但他们比起那些既解风情又懂爱情的多愁善感者，比起那些被女人整得死去活来的人间情种，似乎略高一筹。（《从奸雄学到了什么？》

“融会中西”的无知之徒

研究人类真相，最忌不能鸟瞰全局，而去管中窥豹。所以，渊博的知识、灵活的思路，是一切求真的基础。今天以“融会中西”为号召的人，以吸收并兼有中西文化长处的人，其实只是管中窥豹的无知之徒而已。他们根本不知道文化是不能随意选择的，选择的结果就是不伦不类，就是“半吊子西化”。（《叉子新论》）

孔尚任的《桃花扇》

《桃花扇》共有四十出，是中国有史以来，结构最好的历史剧。全剧以明朝复社文人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故事为经，以明朝亡国的大小事件为纬，举凡政治腐败、军事黑暗、党派争斗、贵族糜烂，种种情节，都波澜纸上，要人从“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告诉人当“私君、私臣、私恩、私仇，南朝无一不私，焉得不亡？”

《桃花扇》的写作，达十年以上，1699年问世，次年孔尚任就丢官了。（《“文化种猪”面面观》）

论日本

一个一只脚插到泥里，拔不出来，至少要做到一点，就是避免另外一只再插入，避免再制造新的祸因。但是这种聪明，日本当权派绝对没有。如果有，早就不会来卢沟桥事变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已吃下东北，还没有消化掉，又要吃华北。宇垣看出这种危机，他说：“满洲建设还没完，又发生中日危机，等于同时抓两只兔子，最后一个也抓不到。”

但是，日本走的路，却是抓第三只兔子，并且用短脚大竞走。山本五十六以联合舰队司令地位，先警告手下不得对珍珠港偷袭有异议，然后向上面摊牌，不批准，就辞职。第三只兔子就这样抓起来，结果抓的不是兔子，而是老虎尾巴。真正“虎！虎！虎！”

“虎！虎！虎！”是日本空军偷袭珍珠港成功的代号，谁想到这个代号，却一语双关，偷袭到美国老虎的屁股上。（《这样笨，还要做强盗！》）

俏皮小语

——人生难免受伤，但别逃跑时伤在背上。

我一身是电

别人的学问只是电瓶，所以要常常充电；我的学问则是发电机，无电可充，——我一身是电。（《李语录》）

得蠢材以骂之

得天下之英才而教之，无乐也（“教徒弟，打师父。”又有何乐）；得天下之蠢材而骂之，一乐也。（《李语录》）

清道夫定律

人生的成绩好像是清道夫，怎么做都看不出来，可是一不做就看出来。（《李语录》）

坚与奸

“穷当益坚”只能过瘾；“穷当益奸”才能生存。（《李语录》）

四虚

虚己以游世，虚心以应人，虚左以待同志，虚无以迎死神。（《李语录》）

黑白

胆小的伪君子把白的说成灰的；胆大的伪君子把黑的说成灰的，颠倒黑白最成功的不是颠倒黑白，而是没有了黑白。（《李语录》）

四面楚歌

老兵计程车司机对我说：“台北开车真可怕，比打仗还可怕。打仗只是正前方有敌人；开计程车却是前后左右四方都是敌人。”我觉得我正如此。（《李语录》）

器与气

“君子不器”是不够的，要“君子不气”才能不生胃病。（《李语录》）

亲自动手

上帝给你两只手的意思是：报仇不能靠他，你要亲自动手。（《李语录》）

讨厌社交

我既不穿燕尾服，也不喝鸡尾酒。——我讨厌一切社交活动。（《李语录》）

听学者演讲

洗三温暖是屁股享福、脑袋吃苦；看电影是脑袋享福、屁股吃苦；听台湾学者讲演是脑袋、屁股都吃苦。（《李语录》）

送礼法

生日送空白死亡证明书一纸；结婚送空白离婚证明书两张，能这样送礼的，才真够朋友。（《李语录》）

三种境界

少年人关心大小、青年人关心长短、中年人关心硬软。——从对鸡巴的关心角度，可以看出人生境界。（《李语录》）

下地狱

死后下地狱的可怕不是更下一层楼，而是你不能用死解决问题。——你已经死了，你不能再死了。（《李语录》）

报纸增张前后

报纸不增张，像是罐头中的沙丁鱼；报纸增张后，像是泡了水的面包。（《李语录》）

壁上观

永远不要做壁上观的人，一个人可以左袒，可以右袒，但必须袒，做壁上观是可耻的。（《李语录》）

牛马与汽车

有人以为现代文明取消了牛马、代替了汽车。殊不知现代人要先做阵牛马，才能坐上汽车。（《李语录》）

大王爷

大王爷（Sequoia，美洲杉）下难长小树，它遮住子孙的阳光。（《李语录》）

论抽烟

抽烟乃因人类有玩火的本性。（《大学日记后期乙集》）

研究

所谓“研究”是看别人看到的，想别人想不到的。（《一个预备军官的日记》）

讨论与争辩

讨论是智慧的代换；争辩是无知的相加。（《一个预备军官的日记》）

说得太迟

当一个人说“扼要点说”，已经迟了。（《一个预备军官的日记》）

工作

工作要做到“被饭催”而不是“等吃饭”，这样才及格。（《李语录》）

第一流作家

第一流商人不论景气不景气，都要赚钱；第一流作家不论畅销不畅销，都要写书。（《李语录》）

必须牺牲

Lifeistooshorttobelittle.对一切不该浪费生命的，一律用去他妈的和一无表示处理。必须牺牲这个，才能成全那个。（《金兰琐碎》）

勉强也要做

你不能等有了热情才救人、你不能等有了灵感才作文。一如妓女不能等有了性欲才接客。——属于你该做的事，纵属勉强，你也要做。（《李语录》）

打击魔鬼

我的特色是打击魔鬼，不怕麻烦，是为产品；麻烦中找银子与乐子，是为副产品。（《李语录》）

笔上功夫

我在写作上，大体都能坚守经世致用的检定标准，我总是用大学问“大手笔上显功夫”（本题），紧接着就是画中有话（借题发挥），我的真正目的不在泼墨，我的真正目的在使敌人全军尽墨。（《封建主义是海峡两岸的共同敌人》）

赌真牌

我所能做的是同魔鬼赌真牌，等他们出错；魔鬼所能做的是除非做假牌，再也做不出对的事。（《李语录》）

政治人物

我生平不喜欢任何政治人物，因为一成为政治人物，你把他们在台上和在台下的“秀”一对照，你就会有被人消遣了的感觉，因此我不喜欢他们，当然也不相信他们。（《寄刘辰旦谈党外内史》）

道德

道德是一种有机体，道德也会生老病死。（《对敌人的道德》）

三大名眉

我发现有三大名眉：陈香梅之眉、杨宝琳之眉、宋能尔之眉。陈眉妖、杨眉妖妖、宋眉妖妖妖。（《李语录》）

政工

政工是蝎子。有敌人，螫敌人；没敌人，螫同志；没同志，螫自己（饿慌了的时候）。他们被训练成了政战怪人，即使反了老K，也不会变回正常人了。（《李语录》）

反对学院派

我并不否定知识的价值，但我反对把知识做严肃、高贵、麻烦的使用，而这应是“学院派”，我有的是“流氓气”。（《花花公子访问李敖》）

政客巨贾的家中特色

台湾政客与巨贾的家中特色是：洋酒比西装多，西装比名人字画多，名人字画比书多，书没看过的又比看过的多。（《李语录》）

非翻案不可

不复仇，可以；不翻案，不可以。（《李语录》）

宰他几个

我不能等最后审判时才收拾所有的小人与敌人，在半道里，我也要随手宰他几个。（《李语录》）

咆哮生财

我从不和气生财，我只是咆哮生财。——狮子从来不和气，和气就吃不到lion’sshare。（《李语录》）

不离开的理由

我不愿离开台湾。——因为从外国旅行归来，台湾更丑得不能住了。（《李语录》）

法治观念

——一个进步的社会，有赖于大家对法律的信任。

法官不一定是好人

中国人以为清廉的官都是好人，大错特错，清廉的官可能是个不爱钱的坏蛋，他们酷爱权力，捕鼠机式的权力，不但不识大体，并且鼠目寸光，整天以残忍为事，还美其名曰仁政、曰法治、曰大有为，这不太好玩了吗？（其实这种人，是值得精神分析的残忍变态人。）（《从“歌林多后书”到“二十一号窗口”》）

打官司的必要

我现在逐渐了解为什么社会上要有那么多暴戾之风了！匹夫匹妇们不相信法律，法律也真的不能为他们辩冤白谤，他们有冤抑无处申雪或发泄，又没有唾面自干的混帐修养，自然最后要被逼到绝路上去，“官逼民反”，此之谓也！

但是我们这些“知识人”却不可灰心，我们要宣传、要鼓励，要使群众普遍的知道寻求合法途径的重要，一旦大家普遍的认真去打个明白、追究个明白，混帐的法官自然不敢再混帐，自然要睁开睡眼，把官司正确的判个曲直。

人民相信法院、法院认真判案的时候，才是真正“法治”的起点，否则“法治”、“法治”，只是党棍子宣传的口号，只是“司法行政部长”邀功的谎言！（《论打官司的必要》）

政治犯也是终身职

层出不穷的法外法，层出不穷的单行法肆虐，都显示了“黑法律”对政治犯的虐待。政治犯所犯的，都明定在内乱外患罪上，“黑法律”纷纷来了剔除规定，即无异在刑法第三十六条褫夺的范围与时效之外，另来了“杠上开花”的长生枷！所以在“大有为政府”的统治下，一个人一朝做了没被枪毙或没判无期的政治犯，出狱后，若有“褫夺公权”熬过了，就一切恢复正常了的想法，他可就太天真了！事实上，他一重返社会，就发现简直什么都不准做：不准做公务员、不准做老师、不准做医生、不准做药剂师、不准做产婆、不准做律师、不准做会计师、不准做技师、不准做引水人、不准做代书、不准做公司负责人、不准竞选、不准助选。不准这个，不准那个。他竟发现大有为政府对他“千刀万里追”，跟他没完没了，跟他大规模的“永不录用”。……这些法律和现象，告诉了我们一个冷冰的事实，就是：

国民党统治下的政治犯是永不折旧的，因为国民党的政治犯一如万年国会的“立监委国大代表”，也是终身职的！（《论褫夺狂——兼论政治犯是终身职》）

论“教育部”的“发”令

11日报上，登出中学女生致“教育部”大官人的信，请求规定不可烫头发就够了，不可披肩就够了，何必一定要规定中学生剪短头发，剪成“西瓜皮”呢？

第二天，“教育部”大官人谈话：女学生头发可以蓄留至耳根下一公分与衣领平齐，男学生可以蓄留三公分的规定，和以前的规定相比，已经放宽许多，没有必要再做更张，“一封投书并不能代表其他中学生意见”。

诚然，一封投书并不能代表其他中学生意见，但是一次谈话就能代表其他主持树人大计者的意见吗？我看也不见得。

我们清楚的知道，过去在大陆的时候，没有任何教育部大官人敢发表“令人发指”的发型谈话，也没人能“心细如发”的发表这种谈话，他们都识大体的知道，这根本不是问题。民国六年昭华女校的女学生留辫子，和民国三十六年贝满女中的女学生留垂肩，小丫头们爱怎么留，就怎么留，有什么好规定的呢？没人这样无聊！

有人这样无聊过，汉朝的张敞，给老婆画眉毛，打小报告的报到皇帝那里去，皇帝问张敞：“你在家里，给你太太画眉毛吗？”张敞说：“闺房之私，有甚于画眉者！（私生活的部分，有比给老婆画眉毛还精彩的呢！）”张敞的回话，点破了属于私生活的和大官人该插手的分际，画眉毛是女人的私生活，大官人该管的正事可多着哪，何必插手根本不该他管的？（《发网恢恢-法网恢恢》）

进步的社会赖法治

该知道一个进步的社会，必须有赖于法治，有赖于大家对法律的信任。中国过去太偏重人治和礼治，所以搅得乱七八糟，毫无客观可循的是非与体统，也毫不实际。所谓的“文人竟不知自爱，不能宽大为怀，多具容忍的气度”三点，在一个有现代法治观念的人面前，都是“碰不到头”的论调。“正直的建议”固然很令人感动，但是在方法学上和基点观念上，却根本“碰不到头”。（《刻薄的批评与正直的建议》）

不可法外杀人

宋朝时候有一个坏蛋，大家皆曰可杀，可是没有杀他的法律根据。但是大家还是要杀。当时范仲淹看不过去了，他说：“你们‘法外杀人’，会杀得‘手滑’！”

什么是“手滑”？“手滑”是杀得开心、杀得痛快，迟早杀出毛病，乱杀一气，最后连无辜的好人或不该杀的人也跟着宰了，闹得人人自危，法统全无，社会不像个社会。

稍知历史的人，都知道法国大革命时候的“恐怖时代”。所谓“恐怖时代”，就是人人都保不住脑袋的时代，人人都可能被硬按上一个罪名，然后移请阎王老爷管训。那时候，光在巴黎一个地方，就被杀掉两千五百人；全法国的杀人纪录，大约有一万人。这一万人中，谁是坏蛋，谁是好人，大家根本分不清了，大家只是杀得眼红，哪顾得许多！（“流氓”与法律》）

叫犯人逃掉也要守法

当罗案发生的时候，梁启超正在南京东南大学讲学，有人同他谈到罗案，问他：“政府抓罗文干，用的是非法手续，可是时机太迫切了，若等合法手续，手续办好，犯人早逃掉了。那怎么办？”梁启超说：“宁肯让犯人逃掉。不然的话，犯人抓到了，可是法律却逃掉了！”

守法的人“宁纵毋枉”，他们不但注意不“枉人”，更注意不“枉法”，如果贪图一时一地方便，任意“枉法”，要想达到不“枉人”的目的，就要枉费心思了！（《宁肯让犯人逃掉》）

判案不是猜谜

一件人命关天的大案子，用“想像的情况”来“猜”出谁是凶手，这种“执法”，是我们绝不敢领教的。我们认为这是一切冤狱和人权侵犯的祸源。

犯罪之认定全凭客观的证据，这本是近代证据法则的公理，不容任何什么训练班讲习班出身的法官乱来曲解的。不根据证据而根据荒谬的类推方法来判案，这种流弊，是最危险的。以下面命案为例，刘堂坤在初审中被判死刑，洋洋万言的判决书完全是一篇“猜谜示范”的范文，并不是咬得紧紧的有力证据书。用这样“想像的情况”来判人死刑，它的毛病，在二审判决中立刻就暴露了！二审判决推翻初审判决，并不是不把刘堂坤判死刑，二审判决照样把这个可怜的医生判了死刑。所不同的是，二审判决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编织“想像的情况”，来“猜谜”。这无异是说：初审的法官呀！你们的年资太浅，想像力不够，你们猜得不好！还是看我的！

于是，洋洋万言的二审判决书里，刘堂坤又被描写成另一种想像杀人的方式。

但是，事实上，刘堂坤再恶性重大、再神通广大，他“杀人”的情况，在实行过程中只有一种，绝不可能有两种。而我们“高明光大”的法官，却居然能构想出两种出来！这不是大笑话吗？（《判案不是猜谜！》

各国律师资格

日本的律师（辩护士）的资格之一是必须要通过司法试验，然后充司法修习生至少两年才成，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国会议员三年就可以当起来的；他们的法官（裁判官）检察官也要这种条件，要有“法律素养”。昭和二十二年（民国三十六年）4月16日公布的《裁判所法》第四编中对这些有详细的规定，他们的进步与严格，都不是我们的立法老爷们所能借鉴的。

再看美国。美国的法律教育是绝不随便的。一个学法律的人大多先修完两年至四年的大学教育，然后再读三年法学的本科。事实上，治疗人们身体的医生都要受七年教育；何况保障人们权益的律师和法官？美国律师公会规定的律师资格，一定是法律学院的毕业生而又通过律师考试的。此外在各州又有单行法，有的已近乎“苛求”的境界！例如许多州对于本州以外的律师的认可，除了要到本州住过一定的时间以外，还要要求该律师必得在他州的最高法院执行业务三年以上。

在英国方面，不论是“大律师”和“律师”，都要经过法律教育和考试，还要跟别的“大律师”和“律师”实习。

在德国，律师的资格正好和英国相左——要先有了法官的资格才能当律师。这种严格是可以想像的。法官资格的取得要经过两次考试：第一次考试必须在大学学了三年法律以后才能参加；第二次考试必须第一次考试通过后，在法院、检察处、公证处或律师事务所等处实习三年半至四年，再提出四篇法学论文，才能参加。（《几条荒谬的法律》）

写给老迈的民意代表

我们忍不住又要责备“政府”大官和民意代表，我们要质问你们整天干了些什么？干了几件不开倒车的好事？自大陆撤守十五年来，你们看看你们闹了多少笑话出来了？反对简体字、提倡中医、强奸医师法、扼杀高等考试、强制中文直排、非法援助唐荣、提倡写毛笔字、通过出版法、扰乱国家名器、签名拥护密医与算命先生，……这一切一切，哪一件不代表你们的混帐风度和大脑构造？哪一件能证明你们是在替我们小百姓办事，代我们小百姓说话？多少陋规恶法，是你们订出来的？多少伤风败俗，是你们干下手的？你们何不想想看？你们日暮途穷不足惜，因为你们做了孽，把大陆弄丢了，你们早该自杀以谢国人；可惜的是，这一代民族幼苗和青少年，竟不得不吃你们的恶果，为你们去殉葬，他们又有何辜？

这个问题你们已经没有资格来答复，因为你们的心早死掉了，还是留下眯眯老眼，去泪洒林黛、意淫凌波吧！（《1964年8月<文星>杂志编辑室报告》）

麻木的“舆论喉舌”

“民意代表”（？）的立法委员的混帐不足惜，“舆论喉舌”（？）的新闻报纸总该表示一下清醒了吧？可是，没有，他们比立法委员还混帐。他们整天用大量的篇幅、大量的噪音、大量的图片来报导这一阵子来的亚洲影展、中国小姐选拔、民航飞机失事、林黛自杀等等漪欤盛哉的大事，……这些就是混帐的“自由中国舆论界”，对李敖先生把立法委员“导入正途”的呼吁的一个麻木答复！

自从五十一年的冬天到今年的夏天，《文星》杂志一直在呼吁并代拟办法来请立委和舆论界反省，可是他们仍旧执迷不悟，并且变本加厉。对这种可耻的现象，我们只好让历史延续他们的死相了。（《1964年8月<文星>杂志编辑室报告》）

著作权

人类开始写书的时候，只是写书就开心了，压根儿没想到什么“版权”什么“著作权”，这种念头，是近代财产权观念精益求精以后的事，也就是说，这是近代“正其谊又谋其利”的先进繁荣社会的产物。以英国论，英国形成先进繁荣社会，为时很早，当她形成这种社会以后，她的一切，都要有板有眼的来，一切都要制度化、习惯化。英国祖先虽是北欧海盗出身，可是一旦沐猴而冠起来，也不得不装成人样——至少自己人对自己人，要装成人样。换句话说，自己人对自己人可不能再海盗了，要海盗，要朝外海盗，不能在家里海盗，“家里光棍”是不行的。

就这样的，英国慢慢形成了保护财产权的法律，著作权就是其中之一。著作权的定义就是：老子编印的书，是老子的，你小子除了乖乖去买以外，休生歹念，不可盗印！书价也是老子定的，老子高兴定多少，就多少，你买不起，活该！穷人还想读书吗？屁！（《海盗万岁》）

人身攻击是一种瘟疫

在论辩场合里，“人身攻击”像是一种瘟疫，每个人都怕碰到它，它又可能碰到每个人，一个人不幸被它染上后，立刻又会传染别的人。

例如近来这笔公案，胡秋原先以“人身攻击”的方法，骂居浩然“钱多，如何得来，能‘全盘托出’吗？”（《世界评论》第十年第四期）；而居浩然也就投桃报李，以“人身攻击”回敬，说胡秋原的“丑史”，“我们要毫不容情地加以揭发”（《文星》五十九号）！于是胡秋原更火了，除了大骂居浩然，同时使居浩然“祸延显考”，——连居正的“人身”也被“攻击”起来了（《世界评论》第十年第十三期）！

这个故事可以证明我的话：“人身攻击”像是一种瘟疫。（《澄清对“人身攻击”的误解》）

好讼之徒与法治

长坤先生你说你“曾遭受司法不法的戕害”，而“愿意提供一切真实资料”，以便“不白之冤，能够平反”。你这种对恶势力、坏遭遇的不甘心、不屈服的精神，很令人敬佩！中国能够进步，能够走上法治，必须有赖你这种锲而不舍的认真精神，去追究、去抵抗，去弄个清楚明白、去搞个水落石出。换句话说，中国一定要有一些“刁民”出来，去“以身试法”，不畏强暴不怕麻烦地硬要得到满意的结论才成。中国非蔚成这样的风气，不能走上真正的法治；非蔚成这样的风气，不能养成信任法律的习惯。

我个人就是这样的“刁民”之一。目前台湾有“刁民”性格的“好讼之徒”，颇有几位，跟我有的相识，有的有联络。我都很佩服他们，并且早就发愿要把他们的“放刁史”，一一写出来，不但公诸同好，泽及百姓，还要垂诸青史，光照百代。（《刁民万岁》）

“戒讼”思想是法治的大敌

我要写一两部《刁民传》、《好讼学大纲》、《打官司典范》、《司法黑暗史》等类的小书，用做普遍的宣传。我要使人知道传统中“戒讼”的言论，乃是真“法治”的大敌，是敷衍不求真的民族病，是不讲求是非的混哲学。中国人要有进步，必须从“认真”、“不甘休”、“争个明白”、“不让人”等类型的进取观念开始。换句话说，中国人必须练习放弃退缩的观念；如“得过且过”、如“让人三分”、如“讼则终凶”、如“相忍为安”等等等等，因为有这类观念并且成为习惯的人，绝不是工业社会里的人，他们该退到用牛耕作的农村去，去做任人宰割的“顺民”！（《论打官司的必要》）

什么是“刑”

先看什么是“刑”。法学家们说刑是法律中的名目，却不知道刑远在法律之前就出现，同时远在法律之外逍遥着。我们看不到殷商的法律，却看到殷商的刑罚，我们现在用的字，像“执”字、像“囚”字、像“圉”字，都是甲骨文中吓人的字。“执”是用刑具抓人，“囚”是抓到人放在牢里，“圉”是放在牢里还挂上手铐脚镣。从原始的意义来说，刑不是法律的名目，而是无法无天的名目。后来法律出来，把刑开始文明分类，摩登的分法是：一、生命刑（死刑——电椅、绞架、枪毙），二、自由刑（徒刑、拘役、假释等），三、财产刑（罚金、易服劳役、没收），四、资格刑（褫夺公权）。以上四类，比起固有文化来，形式上人道，实质上有的也难说。例如古代的自由刑里有“流刑”，流刑是“摒诸四夷而不与同中国”，就比较意义上说，很像“驱逐出境”，是叫你捣乱鬼出境而不是“限制出境”。所以，复兴中华文化，若不是口号，就该复兴“流刑”，使流刑流行起来。（《“缇萦救父”表示了什么？》）

古代用刑

身体刑在执行方面，倒多少有今古之分。现代派偷偷摸摸，古典派却光天化日，光天化日到公然立法为之的程度。中国古代的身体刑，修理面极大，甚至在生命刑上也大做手脚，使死刑变得花样百出。古代法律上大致把刑分“墨”、“劓”、“刖”、“宫”、“大辟”五种，叫做“五刑”。前四种是纯身体刑，后一种是死刑（“大辟”）附加或不加身体刑。不加身体刑的，一般是斩（杀头），身首异处，一了百了。由于中国人忌讳身首异处，喜欢全尸，所以别开死面，死刑出了优待。优待又分“公优待”和“私优待”，公优待是赐死（绞死或强迫自杀、刎颈、服毒之类）；私优待是买通刽子手，把人头还给家人，找皮匠再和尸体缝在一起（这种皮匠，只缝三针，就可复原，是专门人才，不是普通修皮鞋的）。（《“缇萦救父”表示了什么？》）

中国的“墨”刑

五刑里面，“墨”刑是最轻的一种。墨刑是在受刑人脸上割出刺出字来，然后在伤口上揉进颜料，颜料是黑色的，所以叫做“墨”，也叫“黥”。它的作业，很像文身。墨刑最早说是蚩尤发明的，后来虞舜把它确定，放在五刑之首。它在古书中经常见到。在《庄子》里面，甚至编成故事，洗耳的许由挖苦意而子说：“唐尧既然用仁义给你施了墨刑，用是非给你施了劓刑，你怎么还能自在逍遥呢？”最后意而子说：“怎么知道老天爷不把我墨刑的伤、劓刑的伤补好呢？”可见墨刑已用到哲学的讨论上面。由于在古书中一再出现，可以想见它的普遍性、它的源远流长。

照《书经》的说法，统治者有错，下面人不能帮忙改正，要用墨刑来罚，这是一个有趣的标准，等于是专罚扶同为恶的小人的。其实这只是乌托邦的法律，若真的实行起来，任何统治者都要被脸上有字的人包围了。但在其他方面，墨刑在古代，动不动就来一下，是可以确信的。所谓“墨罪五百”，所谓“墨罚之属千”，都是明证。大将军英布年轻时就被墨刑过，大家都叫他“黥布”，墨刑的名流中，他考第一。秦朝太子犯了法，商鞅歉难把字刻在太子脸上，结果“黥其师”，老师倒了楣。（《“缇萦救父”表示了什么？》）

中国的“劓”刑

“劓”刑是割鼻子，也说是蚩尤发明的，反正蚩尤打了败仗，一切“好事”都算到他头上。劓刑是广义解释的，包括割耳朵。劓刑方面，所谓“劓罪五百”，所谓“夏有劓墨各千”，所谓“我乃劓殄之，无遗育”，所谓“又曰劓人，无或劓刵人”，可见此刑的普遍使用，就好像“违警罚法”似的。劓刑的外一章是割耳朵（刵），在《易经》中，有“何校灭耳，凶”的卦，“何校”是一种使耳朵跟人分家的刑具，何是背，校是枷，加起来，就是背在背上的一种枷，可以把耳朵“灭”掉，其“凶”可知。这种刑具的发明家认为：耳朵的用处在使人因听而聪明，犯罪的人，显然因不听而笨，所以，耳朵该罚。（《“缇萦救父”表示了什么？》）

中国的“刖”刑

五刑中排名第三的，是“刖”刑，也叫“剕”刑。是砍掉脚或脚趾（重刑砍右趾，轻刑砍左趾），当然还是蚩尤干的缺德事。它的最早名字是“膑”，后来被第一任司法行政部长陶给改了，但还通用。不但通用，并且像黥布一样，出来一位“孙膑”。他被老同学庞涓陷害，黥了面又砍去脚，他虽然最后得到了胜利，可是却失掉了名字，大家都叫他“孙膑”，谁也不知道他本名了。古人用刖刑整人，范围也不下于《违警罚法》，偷车的，刖；跳城墙的，刖；向统治者扯谎的，刖。《韩非子》记楚人和氏璧故事，和氏得到了宝玉，向统治者拍马屁，可是统治者不识货，先后被“刖其左足”又“刖其右足”。他哭的时候，人家还告诉他：“天下之刖者多矣！”可见这种整人法多普遍。《左传》、《晏子春秋》、《孔子家语》、《说苑》、《庄子》等古书里，到处都有刖的纪录，写不完的。我们现在说“踊跃”，不知道“踊”字就是被刖的人所穿的鞋，普通人穿的鞋叫履，古书里有“踊贵而履贱”的话，意思是说：没脚的，比有脚的流行，法法法法法，太黑暗了！（《“缇萦救父”表示了什么？》）

中国的“宫”刑

五刑中第四是“宫”刑，是强迫去势，割生殖器。古书中始终没能说明白如何割女人的，但对男人的，却割得无微不至。割了以后怕着凉，要放在像养蚕一样温室中复原，所以宫刑又叫“下蚕室”。宫刑普遍性如何呢？只要一看数字，就知道了。秦始皇盖阿房宫，动用的宫刑犯人，高达七十二万！其他可想而知。割得老百姓大势去矣，统治者自己也大势去矣。

宫刑是仅次于死刑的重刑，这种刑，照《周礼》说法，是“男女不以义交者，其刑宫”。什么是“义交”呢？就是要合乎当时道德法律的性交。就是说，任何非法的性交，被发现了，就要割家伙。但这只是理论，因为古书中有大量的“不以义交”，公然为之以后，家伙依然健在。而《左传》里记楚子想割羊舌肸生殖器的故事，却明明和“义交”无关，而是政治问题。何况古书中明明有“夏刑宫辟五百”、“宫罪五百”、“宫刑之属三百”等话，宫刑使用的范围，自然绝不止于“不以义交”。（《“缇萦救父”表示了什么？》）

中国的肉刑外一章

以上所说墨、劓、刖、宫四种肉刑，只是正统的、依法有据的、代表性的大刑，是刑五刑以内的。在这些以外，夹带的、附送的、巧立名目的、自我作古的、杠上开花的、何足道哉的、推陈出新的种种身体刑，也不知有多少。像鞭、杖、笞、拶、挺棍、夹棍、脑箍、竹签、掌嘴、断舌、背花、烙铁、灌鼻、钉指、一封书、鼠弹筝、拦马棍、燕儿飞、带根板、水红杖、生树棍、磨骨钉、寸寸紧、穿耳鼻、割脚筋、立枷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以及叫都叫不出来的无名英刑，当然也都是肉刑的附录、肉刑的外一章、肉刑的第二辑。（《“缇萦救父”表示了什么？》）

奸妇下场

用“私刑”来惩罚犯奸的女人，历来的例子太多了！一般中国的英雄好汉们，他们对付自己或别人戴绿帽子的难题，似乎不愿诉诸法律，他们宁愿亲自动手，以达到“一对人头落地，两腔鲜血冲天”的境界！在这个境界的追求中，武大郎是失败者，武松则是成功的英雄。这一类事件在历史、小说和传闻里，简直多得不得了，《元曲选》己集下里的《酷寒亭杂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另一种规模较大的私刑是“宗族制裁”，所谓家法、族规是也。族人对“淫妇”的制裁似乎比正式的法律还普遍！单在《刑案汇览》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奸妇”、“淫女”被“活埋”、“勒死”和“砍杀”的例子。（《纪翠绫该生在什么时候？》）

用刑“科学化”

有一种叫“身体刑”或“体刑”或“肉刑”的，在摩登的法律条文中是禁止了，虽然事实上，全世界许多极权国家还日新月异的流行着。这里说日新月异，是说极权国家虽然在自由思想上大落其伍，但在专制道具上却超越前进，并且完全合乎最新的“科学方法”。从希特勒式的招供药丸，到史太林式的浑身通电，这是古人们再也发明不出来的科学花样。何况还有现代的内科医生一旁伺候，保证可使任何人死去活来到极限境界而不致暴毙，这比古人修理专家动辄使人死去而不能活来的笨手笨脚，的确高明万分。何况“科学方法”还有不落痕迹的妙用，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干净利落，证据完全没有，煞是厉害。《孟子》里说“威武不能屈”，《正气歌》里说“鼎镬甘如饴”，但把孟夫子交给希特勒，文天祥交给史太林，老希老史祭起“科学方法”修理老孟老文，不但文天祥可以把知道的都说出来，孟夫子还可以把不知道的也都说出来，外加检举文天祥是蒙古间谍！（《“缇萦救父”表示了什么？》）

中国传统强奸罪

必须一提的是关于强奸罪。此罪的鉴定非常令人惊异。按唐宋元明清律，都说被强奸的妇人无罪。可是按清律小注，必须合乎下列四条件才能以强奸论：

一、有强暴之状。

二、妇人有不能推脱之情。

三、须有人闻知。

四、须损伤肤体，毁裂衣物。

这是何等荒谬！在左近无人之处，或一点点麻醉剂，就可以强奸女人而以和奸论罪！这是多么不合理！更荒唐的是：清律小注又说，虽具备上面四条件，最后若让强奸者达到了目的，仍以和奸论！这样说来，天下几乎无强奸情况而言了！我们不能想像，在我们这礼义之邦中，有多少可怜的女子在遭受暴行之后，竟又被目为淫妇而加以判刑！（《纪翠绫该生在什么时候？》）

批评中国知识分子

——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最可耻的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夹在统治者和老百姓之间，上下其手。

中国知识分子拙于谋生

早期知识分子的特色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既不屑为工农，又看不起商贾。他们的生活，经常要仰赖于威权者才能解决，或为所从之臣，或为被养之士。为五斗米折腰，自然难免。于是一切理想抱负，也都化为威权者的因变数。偶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退而归园田居，却也有将芜之田园、盈樽之老酒，供他傲啸山林，采菊篱下。且仗民间对知识分子的礼遇，到处可吃到不花钱的狗肉。更等而下之的，也可在扬州二十四桥白吃白嫖，“小红低唱我吹箫”，做红颜知己。今也不然，今日知识分子甚至连白吃白嫖的礼遇也得不到了，灯红酒绿之处，早无知识分子的份儿。又加上多年的战乱，知识分子最后退隐的将芜之田园也不知去向，连“大不了回家吃老米饭”的赌气话都不敢说，自己的胃跟威权者的威权成一直线，一点抗衡的余地都没有了。于是，一切什么“合则留，不合则去”、“难进而易退”等骨气，都免谈了。（《粗谈中国知识分子五病》）

最可耻的阶级

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最可耻的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夹在统治者和老百姓之间，上下其手。他们之中不是没有特立独行的好货，可是只占千万分之一，其他都是“小人儒”。庸德之行，庸言之谨，读书不化，守旧而顽固。中国知识分子坚守他们在统治者和老百姓中间的夹层地位，误尽苍生。当特立独行的王安石搞变法，想直接受惠于老百姓的时候，文彦博站出来向皇帝说话了，他说：“陛下是同士大夫治天下，不是同老百姓治天下。”王安石想越过这批拦路虎，可是他碰到了绊脚石。

中国知识分子失败了。有两大方面的失败：一方面是品格上的，一方面是思想上的。思想上失败的特色是：他们很混、很糊涂、很笨。他们以知识为专业，结果却头脑不清、文章不行。这种特色不但使他们品格诸善莫做，并且扶同为恶而不自知；在思想上，也不能深入群众，影响普遍的中国人。他们写的东西，只能自我陶醉，或者给互相捧场的同流货色一起陶醉，实际上，实在不成东西。对绝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作品，我看来看去，只是可怜的“小脚作品”。（《快看<独白下的传统>》）

拿笔杆人的责任

一个拿笔杆的人，在他执笔发表言论的时候，一定先该想想：这种言论，给国家社会的影响是什么？这种影响，极可能是长远的、潜在的，也许不会即刻发生作用，因为“文字收功”的效果往往不是很快的。所以做为一个拿笔杆的人，他必须具有一种展望永恒的信仰，信仰他的一举手一发言，都可能直接间接的生出或大或小的作用或反作用，并且这种结果，是“一出而不可反”的。

在《论语》中有两句话：“一言而可以兴邦”、“一言而可以丧邦”。这两句话，十足说明了言论责任的重大。拿笔杆的人是子夜中的星火，他们引导市井小民，渡苦海而登彼岸。拿笔杆的人本身若愚昧失职，一定会带着市井小民乱兜圈子，七航妖岛的结果即使有幸生还，到头来也难免有千古失足之恨。（《论所有的宝全押》）

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特立独行

中国知识分子缺乏一种重要的品质，就是“特立独行”。缺乏特立独行，自然就生出知识分子的两大方面的失败。结果变得甲跟乙没有什么不同，丙和丁没有什么两样，大家说一样的话，写一样的狗屁，拍一样的马屁。甲乙丙丁之间，至多只在面目上有点小异，在全没个性与特性上，却根本大同。

表面上看，司马光型和欧阳修型不同，其实从基本模式上看，两个小老头完全一样。他们争的，都是传统文化的解释权，看谁解释得好，使孔夫子和当今圣上高兴。打开《司马文正集》和《欧阳文忠集》，一对照，就看出他们竟那么像，像得你可以叫司马“修”，叫欧阳“光”，他们都是在传统板眼里一板一眼的顺民，他们两眼毕恭毕敬的向上看，一点也不敢荒腔走板。（《快看<独白下的传统>》）

中国知识分子自成一种人

中国知识分子在谈到本身的时候，总喜欢冒出一股特别之气。旧式一点的会冒出“万般皆下品”，新式一点的会冒出“我们读书人”如何如何。这一般特别之气，常常先把自己裹住，神气活现，自成一种人。

这一现象，有着明显而深远的历史背景。中国知识分子的前身相当于古代的士、士大夫、士君子、君子、儒、书生。这一种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大致是：先得受教育的便利或特权，不当兵、不纳税、不种田、不做工，主持舆论（好一点的是“清议”），影响司法（坏一点的是“讼师”），进则中举应辟、做官行道（好一点的是“清官”，坏一点的是“巧宦”）；退而传经授徒，弄月吟风，“忍把浮名，换作浅斟低唱”。至于真正怀抱大智慧大原则而殉道如李卓吾者，毕竟极少。能做到独善其身，隐没山林，已经不错了。（《粗谈中国知识分子五病》）

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

造成中国知识分子特殊地位的基本原因有三：一是农业社会，二是威权局面，三是文字艰难。农业社会和威权局面，需要的是一种“知命”、“务本”、“保守”、“服从”的架构，这一架构不能全靠老子的板子或皇帝的斧钺，“马上得天下”并不能“马上治天下”，要想得而治之，就得下马请教书生，要书生制造抽象的架构去平衡、去控制。据说书生也有“马上”的时候，所谓“上马能击贼”之类。不过那时候，国不亡也差不多了。而该书生上马之前，照例总又“倚马”万言一番，恐怕万言未了，早已被贼所击，最后命短的自然“骂贼而死”；命大的只好“奈何从贼”了！

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一直来源自一个古老的公式，这个公式是：

知识分子+威权者=成则为王败则为寇

不论为王为寇，知识分子最后为威权者所乘则一。不论自古以还，其名位是“文学侍从之臣”、大学校长，或是什么物理学家、理财专家，或什么赋税改革家。有几个知识分子能逃掉不为威权者鹰犬之讥？或能逃掉不扶同为恶之讥？（《粗谈中国知识分子五病》）

知识分子的爱国方式

中国人的爱国方式，太偏重在政权的转移与集中，对政权以外的爱国方式很少有人感兴趣，这是知识分子的大失败！新时代的知识分子们必须感到谈心性之学走权贵之门固属可笑，但是缩在研究机构里白首书帷也高明不了多少。我们实在可以换一个方式来爱国了，改良改良社会，研究研究农村，访问一下贩夫走卒或神医妓女，从而设法解决一两个实际的问题，这岂不是我们该做的事？在这种尺度下，晏阳初先生、吴基福先生、杨国枢先生，他们的实际、热情与睿智都可以代表我们知识分子光彩照人的一面，他们那些专家式的结论也都可以供给我们的民意代表做参考。（《修改<医师法>与废止中医》）

在美的中国人

我不喜欢绝大多数在美国的中国人，他们明明是中国的逃兵，却回过头来，老是讲评作战。（《李语录》）

真理从唱反调而来

任何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他在形式上的条件，必须是反对型态的、批评型态的、异议型态的、你说东我就说西型态的。因为他深刻知道：在寻求真理、维护真理的过程中，从反对、批评、异议，你东我西来着眼，太重要了。尤其在一党独大众口一声的情势下，更该如此。想想看，当苏格拉底独自面对众口一声，敢于为十个将军辩护的时候：当伽利略独自面对众口一声，敢于提出地球转动学说的时候，如能有一个声音，从众口一声中脱声而出，转来支持他们，表达出反对、批评、异议、你东我西的声援，该是多么重要的事。因为在当时，苏格拉底和伽利略的唱反调都被抹杀过，但他们的反调，毕竟都是真理。真理从唱反调而来，真理的发扬光大，又有赖于第二个、第三个乃至第N个唱反调的人，前仆后继，薪尽火传。（《论唱反调》）

知识分子的急于用世

当年孔老夫子早就有“我待贾者也”的感叹，并且一辈子凄凄惶惶，目的在得“用我者”的赏识。知识分子怀才得展是好的，可是为了一展长才，却不得不委身屈己，谋与既成势力合作，则是许多悲剧的起源。当然，许多知识分子也有他们自解的理由，有的说由于他的加入，虎可以谋其皮，既成势力可以改好；有的说他的工作性质有益国计民生，是科学性质、经济性质等等。殊不知他所得到的，竟多是得不偿失，多是间接巩固既成势力，多是悔不当初。中国知识分子并未普遍学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本领，这种本领的基础，是能忍耐寂寞，能在必要时自毁——像“麝”一般的自毁，英雄宁无地用武，也不乱用武，也不降格用武。大盗尚且有道，又何况以卫道行道自命的知识分子？（《粗谈中国知识分子五病》）

知识分子的昧于尽忠

中国知识分子受了几千年“忠君”思想的毒，对忠字的要求，十分普遍。普遍的结果，忠的范围甚至不限于对圣上，甚至对主子也不例外。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对忠的标准太感情化了，以致不辨是非，跟愚夫愚妇一般，只是一味“愚忠”，而不崇尚理智的、大目标的尽忠。衡诸历史事实，改朝换代多自叛臣而来，改换以后历朝各代又都不乏有忠臣出现，此一忠，严格说来，乃是忠于叛、忠于一姓、忠于家族。可惜中国知识分子对这一点却总不深究，他们总是要急于找个从一而忠的对象，而不深究这个对象是否值得一忠？也不深究因这对象所发生的事件（如明朝皇帝的三案和南巡等）是否值得一忠？不但如此，威权者更灵巧的运用国字做招牌，诱使知识分子“精忠报国”，知识分子不深察，傻不鸡鸡的去卖命，他以为所卖命的对象是苦难的国家，因而做孤臣、做循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殊不知他们所应做的，该是理智的爱国主义者，而不是盲目的愚忠主义者和家族的忠仆！（《粗谈中国知识分子五病》）

知识分子的昧于真知

中国知识分子的另一大病是他们在本行上的失职。知识分子本应在思想上做先导，提供远景，为国家决定趋向的。古代的有心人，早就标榜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伟大抱负。但这些过于抽象的目的，若想达成，还需要进一步的细腻思想和具体理论。可惜在这方面，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做得太糟太差。到了近代，知识分子受了日本及欧美的影响，一时眼花缭乱，再加上求功心切、时髦是尚，大家一窝蜂似的引进他们自以为是的欧美思想，再牵强附会上传统经典与思路，搅拌出一大堆大杂烩，惹得中国群众目的热而方法盲，教条林立，主义杂陈，闹得天翻地覆。而真正西方的理性、自由、民主、人权、容忍等德目与实绩，却未能在中国生根。可见从世界主流标准来看，中国知识分子是不够格的，他们淆于真知，不能做好思想的指向。（《粗谈中国知识分子五病》）

知识分子的虚学自傲

中国的知识分子最不能察觉自己与时代的关系，因而常常走上知识的歧路，无益世道，也无益实学。历来什么易数、骈文、律诗、八股、心性、理气、朴学、精神价值等等，都可以说是虚耗青春之学——“虚学”。虚学就是真知的反面，也是真知的绊脚石。中国知识分子不但搞虚学，竟还想用虚学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不量力，已是十分明显。中国知识分子如果能够自省，应该察觉出什么是他们力之所及的，什么是他们虚学败事的。国力的元素很多，知识的力量只是其一，虚学闹来的知识，甚至没有力量可言。“救国救民”、“以天下为己任”有其限度，尤其当天下这么复杂的今天，更不是空头的“己任”，过分的责任感所能“救”得了的。一个大学教授的影响力，甚至比不上一个电影明星；一个活生生的哲学系研究生的说服力，甚至比不上一个死翘翘的不入流的小说家。这些事实，难道还不值得以虚学自傲的知识分子的反省吗？（《粗谈中国知识分子五病》）

古人不了解中国

古人实在不能了解中国，因为他们缺乏方法训练，笨头笨脑的。明末清初第一流的大学者顾炎武，他翻破了古书，找了一百六十二条证据来证明“服”字古音念“逼”，但他空忙了一场，他始终没弄清“逼”字到底怎么念，也不知道问问吃狗肉的老广怎么念。顾炎武如此误入歧途，劳而无功，而他却还算是第一流的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又如清朝第一流的大学者俞正燮，他研究了中国文化好多年，竟下结论中国人肺有六叶，洋鬼子四叶；中国人心有七窍，洋鬼子四窍；中国人肝在左边，洋鬼子肝在右边；中国人睾丸有两个，洋鬼子睾丸有四个。……并且，中国人信天主教的，是他内脏数目不全的缘故！俞正燮如此误入歧途，劳而无功，而他却还算是第一流的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快看<独白下的传统>》）

中国人的“唱高调”传统

在中国传统上，千百年来，有一个妙传统，可以叫做“唱高调的传统”。这个传统的特征是：一件事不管事实上是否行得通，只要高调唱得好，大家就纷纷拍手，说他是“圣人”、是“教主”、是“大儒”。

在“唱高调的传统”里，我们从历史上可以找出许多大题目，比如“天人合一”啊、“内圣外王”啊、“郅治大同”啊、……多得是。

这些大题目，唯一的用处是可以做一些文人的敲门砖，使其中一部分脱颖为“圣人”、“教主”或“大儒”。至于对题目本身来说，虽然在每个题目下都堆了一堆臭八股，可是“天”、“人”还是没“合一”起来！

妙处就在这儿，——正因为“天”、“人”根本就无“一”可“合”，所以历代的文人们才可以摇摆头尾的大做文章；正因为“大同”达不到，所以大家才愈谈愈起劲！

“唱高调”的结果是，中国人的精神开始分裂了，人格开始多边了，大家都学会了纸上写和口上说的是一套，实际做的又是另一套！（《“文化太保”谈梅毒》）

论正视

我觉得做为一个“知识人”的最大耻辱，乃是漫无心肝，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自我陶醉，或是在“许多同样的他”里相与俯仰，对捧一通。至于做“文字警察”，做“御用文人”，整天拍马屁，抱屁股者，则更等而下之，不足多说矣！（《论正视》）

论台湾的知识分子

现今台湾的知识分子都是在集体逃避现实。虽然这些知识分子他们在专家的部分也许相当有成就，可是他们所走的大方向错误，这是很可怕的。中国历来的知识分子都是走“得君行道”——得到皇帝的赏识而后施展抱负——的路线，至于行道的结果是否误了天下的苍生，这些知识分子都不考虑的。

现在的知识分子没有勇气、滑头，对很多畸形的现象不敢批评。他们也不敢在知识上起义——在知识上做陈胜、吴广。他们也很喜欢抛头露面、做秀，但是他们的专家之见及书生之见，就好像是象牙塔里朝外面抛绣球一样。他们个人特殊的心得及见解真是少得可怜，只有一页稿纸的分量。可是这一页东西却可以供他们卖一辈子，参加一百次座谈会。（《对是非绝对是不让步的》）

中国的娼妓

知识分子与妓女的情孽，本是渊源有自的，早在唐朝就大为流行。唐朝知识分子以走动秦楼楚馆为正业之一，从元白到李杜，无一例外。在杜牧的诗里，可以看到太多太多“不饮赠官妓”、“娼楼戏赠”的作品，从这些结果看，中国娼妓不但达到了“以充国用”的特殊效果，又给中国饮酒作乐的知识分子“以充文用”，风化出他们笔下的文学。流风所及，中国文人几乎无一不跟娼妓饮酒作乐，写诗漫爱。这种“饮酒作乐”的特色，本来是“酒家”与“妓女户”二合一的，到了现在，形式上已经一分为二，形而上者不能搞，形而下者不能聊，所有“玉人何处教吹箫”的时代，已经完全远去，中国文人的作品，也就更不堪设想了！（《且从青史看青楼》）

思想变化

“思想之变化”的确是所有志士仁人应该警觉的一个关键。志士仁人，光凭一腔热血、四肢行动，是不够的，必须经常检查：自己的思想，是不是变得跟得上变动不居的时代？否则的话，热血和行动都可能是蛮干而已，多少五四人物，当年是时代先锋，最后由于思想跟不上时代，自先锋而后卫，自后卫而出局，老顽固以殁而已。（《起飞吧，大脑！》）

让青年们尽量奔跑

社会给青年的教育，不该是先让他们少年老成、听话、做烂好人。应该放开羁绊，让青年们尽量奔跑，与其流于激烈，不可流于委琐；与其流于狂放，不可流于窝囊，老一辈的人自己做了“德之贼”，怎能再让青年人做乡愿？不让生龙活虎的青年人去冲、去骂、去诅咒、去上当、去摔跤、去跌倒，……试问我们哪里去找朝气？社会上不让青年来做激进的、爽快的、大刀阔斧的言论与行动，试问哪个持盈保泰的老头子还有这种劲儿？苟能使整个国家年轻活泼到处是朝气，其中有一些青年发几句狂言，道几句壮语，做一点不知天高地厚的傻事，这又算得了什么？（《十三年和十三月》）

青年的社会责任

如果中国的学者和思想家以外的得人心的人物，能够出面关切思想运动、政治动向、社会改革，那么收效一定很大。尤其是一些有清望的人，如果他们能善用他们的清望，肯下海做好事，不轻易做人情面子的事，我们群体的进步，一定来得更蓬勃、更快。就目前的环境说，有带头作用的老一辈和中年一辈的人物，实在已经少得可怜，而青年一辈又多在机会缺少的高压底下，爬不起来。因此偶尔有脱颖而出——不管是从哪一个路数脱颖而出——的青年一代，他们的责任，也就更来得重大，也就更不限于“独善其身”就算完事。换句话说，他们不应该仅仅是一个“作家”、一个“中国小姐”、一个“电影明星”、一个“企业家”。他们应该不仅仅是做佛经中的“自了汉”，应该联合起来，加做些别的，多说些别的。例如一个18世纪人权保障的老题目，值得大家全体注视；一个非法判决的死刑案件，值得大家一致声讨。在一个共进的群体里面，个人——尤其是有才智有地位的个人——不应该只限于“专业”上面的注意，他应该打破传统的什么明哲哲学，偏偏要走出来，多管些实际并不“闲”的“闲事”！（《从<秀信箱>到<上下古今谈>》）

学者专家

大陆时代的学者专家，他们站在政府对面，骂政府是盗贼；现在台湾的学者专家，他们躺在政府怀里，为盗贼上条陈。（王八蛋！）（《李语录》）

知识分子与政治

我承认知识分子谈政治，甚至涉身政治，只要配合得好，不做无聊的合作，也不做无谓的牺牲，也自有他们的道理。不过我李敖不走这条路，也不鼓励这些，我要鼓吹“思想之变化”，并且深信只要思想能变化，一切问题也就慢慢迎刃而解，到那时候，可以使小百姓少吃些苦，可以少毁掉一些人才，少流点血。流血总是不好的，流血跟管训、监狱、看守所等等是兄弟，它告诉我们：你使你的同胞流出血液，并非就不是你自己的血液。他的流血、失掉自由或死亡，并不一定就是你的胜利。即使你胜利了，你会突然感到你是短暂的、孤寂的，像一个孤寂的枪手兼办丧事的人，要为你的谋杀而掘开尘土。

知识分子玩政治，跟流氓（行动者）合作打天下，是一个古老的公式，也是一个腐败的公式，它的结局往往是“生灵涂炭，奸雄窃喜”，往往是“一将功成万骨枯”，最受害的，往往是他们用来做“吊民伐罪”口实的小民，用来做拯救对象的小民。结果呢，小民没被他们所“吊”，却被他们所“吊”，人间的奇剧与谑画，没有比这个公式下的产品更逼真的了！（《过早的答案》）

书呆子

书呆子不如呆子，呆子至少没有理论自欺欺人或讨人厌。知识如果使人变成了没有实效的空架子，那就好像纸上学开车，一临到实际，用处很小。书呆子的大病在以为有些知识与开车不同，其实不能见诸行事的，大多徒托空言，无异文字把式，在实际的“行以求知”的人眼中看来，是最无聊的业障。（《人生拾零》）

今日青年

我有五个字描写今日之“有为”青年——“热心而胆怯”。他们的大病在没有牺牲的精神，太为自己的前途利害着眼。（试问哪个肯牺牲大学的学籍？哪个肯不在乎留学与出境？哪个肯放弃自己的“前途”，而做一个不降志不辱身的硬汉？哪个肯放弃一切“富贵”去做一名淡泊的乱世遗民？做一名“抱关击”的无名英雄？）故今日之青年，太多软骨病者，空有理想、学识，仍嫌不够。

但今日青年不像过去青年之盲动与乱来、乱做manofaction，实为一大进步。（《寄王尚勤论禁书与禁演说》）

写一本“唾儒面”的书

《旧唐书》里有“救焚拯溺”的话，借用来写中国知识分子的惶恐心情，倒也好玩。中国知识分子最缺乏“溺儒冠”、“焚儒巾”的气魄，读书不化，头脑不清，到处叫爸爸。我写《独白下的传统》，是一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奇书，它像溺儒冠焚儒巾一样的唾儒面。有了这样的奇书，中国受苦受难的人才气象万千，才光芒万丈。

这不是写给脸上有口水的人看的书。它的写法，打破了所有的格局与成例。我希望，所有受苦受难的人能看得懂又不看得困；我希望，他们透过这本书，来了解中国；也透过这本书，来了解自己。不论是贩夫走卒、不论是孤儿神女、不论是白日苦工或黑狱亡魂，他们都是受苦受难的中国人，他们是中国的生命，他们是真的中国。（《快看<独白下的传统>》）

特立独行很难

中国传统最不允许荒腔走板。中国社会虽然没效率，但对收拾板眼不合的天才与志士，却奇效如神，很会封杀。这种封杀，先天就置特立独行的人于死命。这种人，绝大多数都要早夭；侥幸不早夭的，最后也难逃浩。伟大的明朝先知李卓吾（贽），七十六岁还要死在牢里，就是最杀气腾腾的例证。——他们走的路，都是到烈士之路。

所以，理论上，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很难存在，存在也很难长大，长大也很难茁壮，茁壮也很难持久，持久也很难善终。那么，这些人怎么办呢？这些人想出一个办法，就是隐居。（《快看<独白下的传统>》）

自由知识人的文字散布

自古以来，自由知识人散布他的文字，常常受到极权者的迫害。不论中外，在极权者的文字统制中，自由知识人脖子挨刀手上戴铐的历史，总是层出不穷。极权者虽然不断的在刀光剑影下压迫自由知识人，虽然不断的发布种种“禁毁书目”来消灭自由知识人的著作；可是事实上所得到的，却是欲盖弥彰的反作用。“闭门雪夜读禁书”的经验，在古今中外的史例中，我们已不知看了多少，这种史例，反证了自古到今任何高度效率的极权统治，都无法把自由知识人的文字消灭净尽。斩草看来似容易，除根行来却艰难。因为自由知识人的“神通”，毕竟远超过愚蠢的极权者之上。

自由知识人的作用，不该只属于一地一岛，而该指向莎士比亚笔下的“大好新世界”。没有人属于一个岛，英国诗人约翰顿早为我们订出宽广的眼界，我们不要忘了这个四百年前的诗人留给我们的伟大提示。（《香江托孤文件》）

特立独行的例子

中国第一部正史《史记》作者司马迁，这个特立独行的人，在牢里有一段悲惨生涯——被割掉生殖器；中国第二部正史《汉书》作者班固，这个特立独行的人，曾两次入狱，第一次靠他弟弟班超的面子脱罪，第二次以涉嫌叛乱死在牢里；中国第三部正史《后汉书》作者范晔，这个特立独行的人，也以叛乱罪下狱，同他一个弟弟四个儿子，一起横尸法场。范晔看出来特立独行的下场，在他的书里，他特别为特立独行的人，列了专传，就是《后汉书》里的“独行传”和“逸民传”。这种传记，变成传统，到《晋书》中变成“隐逸传”，《齐书》中变成“高逸传”，《梁书》中变成“处士传”，《魏书》中变成“逸士传”，《南史》以后都叫“隐逸传”。但这种形式的特立独行者，他们只是山林人物，只是不合作主义者，至多只能在品格上特立独行，在思想上还大有问题。换句话说，他们可惜都很笨。他们可能是特立独行的愚者、特立独行的贤者、特立独行的行者、特立独行的勇者、特立独行的作怪者，但很少是特立独行的智者。这些人在中国传统里比例极少，可说只有千万分之一。中国正史里为他们立专传，并不表示他们人多势众，只表示对他们致敬。当然，他们是消极的，消极的高蹈，消极的洁身自好，消极的不能做示众的烈士，只能做示范的隐士。但是，在乱世里，他们能自苦如此，能视富贵如浮云，能坚持信仰，坚持不同流合污，也就天大的不容易了！（《快看<独白下的传统>》）

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

20世纪以后，中国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在了解中国方面，有没有新的进度与境界呢？有。他们的方法比较讲究了，头脑比较新派了，他们从象鼻子、象腿、象尾巴开始朝上摸了。最后写出来的成绩如何呢？很糟。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他们只是一群新学究。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其实天知道他们通了多少西学，天知道他们看了多少中学。他们是群居动物，很会垄断学术、专卖学术和拙劣宣传他们定义下的学术。于是，在他们多年的乌烟气下，中国的真面目，还是土脸与灰头。（《快看<独白下的传统>》）

宁鸣而死

宋朝一位做过谏官的，叫做范仲淹，他曾有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他还做过一篇《灵乌赋》，高叫做为知识分子的人，要——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表示一个人只有为“鸣”不计一切，才算是一个人。一个人要宁肯为“鸣”而死，也不要因沉默而活。在中国历史上，向皇帝谏诤的人，理由并不见得正确，目标也不见得远大，但是他们的基本精神则是一致的，那基本精神就是：

看到坏的，我要说；

不让我说，不可以！（《谏诤——“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促进思想之变化

我深信在“思想之变化”——从衮诸公到市井小民普遍的“思想之变化”——没有瓜熟蒂落以前，谈政治或玩政治都不是第一流知识分子该做的事，当然他们该做的事也不是逃避现实，逃避现实比一切都要坏！

新时代的知识分子要彻底认清他目前所处的是一个什么环境下的什么地位，然后承认不合作、不降志辱身是对付腐败政治的“无为”方法；而这种“无为”，又是另一种方式的“有为”；他要“有为”的促进“思想之变化”，“有为”的去反对以暴易暴，“有为”的改造社会，“有为”的关切三轮车夫和农人工人的血汗，“有为”的改善养女妓女的生活，“有为”的督促恶法的修正，“有为”的检举法官的玩法与贪污，“有为”的督促舆论的进步、人口的节制、狱政的改良、婚丧礼的改革、文字与电影检查的放宽，“有为”的揭发无耻文警的嘴脸以及学府与研究机构的黑暗，“有为”的铲除一切阻挡现代化的国粹与国渣，“有为”的争取18世纪英国人早已争取到的基本人权，“有为”的鼓吹一个开明思想的新时代。（《过早的答案》）

文丐与文警

今日的中国，严格的说，没有所谓纯粹的“文人”，纯粹的文人早就饿死了，不饿死的也早就改行摆香烟摊了。今日中国舞文弄墨的一群，除李敖之流清高的一类外，大抵可分两类：

一、文丐类

二、文警类

所谓“文丐”，是一群新风花雪月忧愁哀怨的无病呻吟者，用狗屁的词汇与思路，整天写他们逃避现实的乞丐文。所谓乞丐，是向文字讨饭吃、用文字混饭吃、藉文字发泄不值得发泄的情绪。他们满纸黑暗呀痛苦呀，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人间真正的黑暗与痛苦是怎么一回子事。他们只是在做“文字自淫”和“文字轮回”罢了。在这种“文丐”以外，另一类的无聊分子就是所谓“文警”。“文警”，顾名思义，就是“文字警察”，他们在古代叫“文学侍从之臣”，叫“御用文人”，在现代，叫“文化官”，叫“穿着制服的文艺工作者”（ArtistsinUniform，这是梁实秋告诉我的MaxEastman的书），他们的使命除了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以外，就是提倡什么“战斗文艺”。所谓“战斗”，并不是使劲朝外面的敌人战斗，而是关起门来“同室操戈”——向与敌人根本对面的文化人放黑枪。（《文警论及附件》

论中西文化

——自由民主是纯西方的东西，中国文化中没有这些。

中国固有文化

固有文化所能给我们的，除了空洞名词和抽象观念外，还能有些什么？挽救固有文化的结果，除了更暴露它的可怜外，还能得到些什么？这几个月来，台北的舞厅流行“国乐伴舞”了，可怜的“国乐”！“国乐”如此，其他又何独不然？固有文化是一个衰弱的老头子，我们已无法要他适应新的生机和生命力。把他拖出来做太多的招摇与活动，不但害了我们，对他自己也不见得有好处。还是让他局限在博物馆一类的养老院里，安度余年吧！（《西餐叉子吃人肉》）

抱祖宗大腿

没有疑问的，我们今天已经陷于一种文化的僵化。僵化的原因之一是要想抱祖宗的大腿。我们民族是最重视祖宗意见的民族。祖宗的意见并非不能解决问题，至少在祖宗的时代里，在“蛮夷率服”的时代里，那是行得通的；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已进入一个“蛮夷不服”的时代，于是问题就来了：在蛮夷刚来闹事的时候，我们的反应经常是传统主义；在他们开始横行的时候，我们的反应经常是复古主义；在他们所向披靡不可一世的时候，我们的反应经常是未来主义，这种变化没有明显的段落可以划分，所以代表同仁也是“异代可同调”的。例如倭仁、徐桐、辜鸿铭都是普通的传统主义者；黄仁济、梁漱溟、钱穆都是激烈的复古主义者；徐光启、张君劢、胡秋原都是飞跃的未来主义者。不论他们属于哪一种，他们共同的特色是抱祖宗大腿，所不同的，只是使用臂力的轻重和所抱面积的多少而已。他们总相信祖宗的遗产有用处，有推陈出新的价值，对建设现代化的中国仍然需要，绝不可拦腰绞断或一古脑儿丢开。（《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中国人的“浅尝即止”病

我们同胞有一种绝症，就是“浅尝即止”。任何好东西，到咱们嘴里，舌尖一舔，还没吃，就说不好吃了！吃了就要坏肚子了！至少是不合我们胃口的！没有什么营养的！

泛祖宗主义是对旧的依靠；浅尝即止的毛病是对新的怀疑。

四十年前，大家都高叫科学救国，可是科学还没进门，梁启超就领头大喊“科学破产”了；三十年前，大家都叫民主宪政，可是国会刚开，大家又大喊“议会政治破产”了。

事实上，真的“科学”还在门口；真的“民主宪政”还在门外头。

可是却有人说，洋把戏咱们吃过了，没有什么好吃的！

钱穆就是这些味觉有问题的代言人，他大声喊道：

“中国这五千年来，开始学德日，后来学英法美，后来又学德意，今天又要学苏俄。西方的，我们都学过了，但也都碰壁了。……今天以后，或许可以‘迷途知返’了。所有学人家的路都走完了，回过头来再认识一下自己吧！”（《中国历史精神》页14）

真难得！这五十年来的烂帐竟这样容易就被钱穆算清了！老实说吧，五十年来，我们压根儿就没长期的、彻底的、有计划的、不三心两意的“学”过任何玩意儿！我们只是敷衍、只是浅尝、只是见异思迁、只是以为“学遍”了，“都学完了”，再走就“碰壁”了。其实“壁”在哪儿、在哪边、是什么模样，我们还没看到影儿呢！（《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义和团思想

义和团是排斥西方最纯粹的分子，也是最知行合一的一群。他们对洋玩意一概是否定的，所以会表演大刀对洋枪，赤膊挡洋炮。他们不但深信中学为体，也深信中学为用。他们是道道地地的黄帝子孙，他们虽然光荣的失败，害得全国同胞每人都赔了银子，可是他们的阴魂不散，阴魂附在辜鸿铭身上，鼓舞这位老怪物写TheSpiritoftheChinesePeople（《春秋大义》），来做他们的安魂曲。“春秋大义”式的思想与义和团思想，事实上是一个窑里烧出来的，只是表现的方法稍微文明而已。降至今日的一些老骨董，在思想上愈以“不忘本”标榜的，愈接近此类。（《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半吊子西化

一个英国探险家，在探险中碰到一个有吃人肉风俗的蛮人，等到他发现这个蛮人竟是英国大学出身的，他大为惊奇。他问这个蛮人说：“你难道还吃人肉吗？”这个蛮人的答话可妙了，他说：“我现在用西餐叉子来吃了！”

这个小故事，我所以一再引述，只喜欢它含意的深长。所谓“西餐叉子吃人肉”，它的思想模型，是“半吊子西化”的一个类型，是选择性的接受西方现代文化，然后再“融会”固有文化，做成一个非牛非马不伦不类的配合。其结果，外似“融会中西”，内实狗屁狗屁，并且还常搅得新旧杂糅，社会大乱。（《西餐叉子吃人肉》）

皮毛的西化

试看我们社会中有多少人坐着1961年的汽车，却装着1691年的旧脑袋？有多少人用着新式印刷机制造着冥纸锡箔？有多少人用着新式塑胶工厂出品麻将牌？有多少人用电气冰箱装祭孔祭祖时的冷猪肉？有多少人用着麦克风宏扬圣教佛法？……孔夫子的后人穿着新式西装，抽着名贵烟草，坐在先师奉祀官府里写毛笔字；张天师的后人也同样在天师府中服气炼形，或走到广播电台，用科学方法来导引胎息！

这些“中学为体”的臭腐，“西学为用”的神奇，哪一点比那用叉子吃人肉的老哥高明？哪一点不代表我们在皮毛的西化？——匪夷所思的西化！哪一点不代表我们神经与胃口的衰败？哪一点不代表我们是一群浅尝即止的病人？（《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文化思想上的困惑

文化思想上的困惑，自觉或不自觉的包围住我们，使我们经常在二重以上的标准下摇摆鬼混。摇摆鬼混的结果是，在这个社会里，我们极难看到一个真正的爽爽快快的“现代人”。

我们的肉体生在现代，可是我们的思想却经常是落伍的、古代的、甚至是原始部落的。一个人穿衣的时候是现代的铁达龙，可是穿孝的时候就变成古代的大麻布了；骂人的时候是现代的“干你娘”，可是写文章的时候就是古代的“老吾老”了，……这些双重标准也会慢慢趋向大一统的局面，例如桥牌和麻将、西医和中医、拳击和国术、新年和旧年，……凡是能帮助我们成为不伦不类的半吊子的，我们这个不长进的民族都会乐在其中，并且还会不要脸地说这是“超越前进”，是“融合中西文化”！

所以，一个活人，灌着一脑袋“僵尸思想”，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毫不稀奇。所谓僵尸思想，种类是很多的：例如“孔老二思想”、“西门庆思想”、“魏忠贤思想”、“袁大头思想”，……到处都可以在中国人的行尸走肉上借尸还魂。所以，在许多时候，我简直怀疑：我们到底是活在现代呢还是生在古代？是死人重生呢还是根本就是活死人？

这种现象，是十足的文化思想上困惑的现象，是我们不得不狠狠打它几个耳刮子的现象。（《古老的中国民族呵！你该选择》）

守旧分子的食古不化

十多年来，守旧的大雾似乎更浓了，圣贤也有学会了，中医也有学院了，内功也变成“科学”了，张天师也领公费了，轩辕也变成宗教了，但是我们却看不到有哪个知识分子，敢挺身出来说几句“罪言”，用他的笔杆杵一杵老顽固们的驼背，清一清乌烟气的局面；我们只看到那些卫道的英雄们，肃穆趋跄，纷纷跑到孔庙去看秃头小男孩的八佾舞，却不会待在家里，给“孔孟学报”写篇“什么叫做‘君子而时中’？”我们“圣之时者”的祖宗若真能复活一次，看到他的“会员”们抱着他的大腿穷啃，——食古不化的穷啃，他真要气得去美国了！（《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要西化，就优缺点一起要

他们对西洋文化，统统打着一个“买椟还珠”的算盘，他们不知道这种好梦是根本做不成的。在文化移植上，要椟就得要珠，不愿要珠也休想要椟，椟中没珠也不成其为椟，要就得全要，不要也得全要，——因为全世界的“时间空间”有“特殊性”了。在南宋时，我们老大帝国可以行“铜不下海”的禁令，可以跟洋鬼子老死不相往来；到了清初，闭关政策就吃力多了；到了现在，除了死心塌地的买椟买珠外，别无他法了，——人家长进的民族是不允许我们“还君明珠双泪垂”的！

我们面对西方现代文化，就好像面对一个美人，你若想占有她，她的优点和“缺点”就得一块儿占有，这个美人是任性的、不可塑的，她根本不理你这一套农村文化的“忠告”，她即使有“缺点”，即使想在人老珠黄时有所改正，也绝不会用你这一套发了霉的东西。可是有些死命追她的人却不要脸，他们硬说这美人当前就要改正“缺点”，而改正之道，则非东方文明不为功。

我们一方面想要人家的胡瓜、洋葱、番茄、钟表、眼镜、席梦思、预备军官制度；我们另一方面就得忍受梅毒、狐臭、酒吧、车祸、离婚、太保、（不知害臊的）大腿舞和摇滚而来的疯狂。

也许西化的结果会带来不可避免的“流弊”，可是我们总该认清我们的“大目标”是什么，为了怕肚痛，难道就不养孩子吗？为了怕噎着，难道就不吃饭吗？我们的“大目标”是建设现代化的强国，在这个“大目标”下，我们该有“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的决绝与胸襟。“大目标”是安慰我们补偿我们最好的代价。在这个百年大计中如果真有“损失”，也是值得一干的。（《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对外来文化的抵制

一个民族，在受到外来新奇文明的冲击的时候，都难免产生误会和抵制，即使被一个优势文明冲击的时候，落后文明仍然会有反动和阻力，何况中国民族本在文化上有着历史的基础，产生的反动和阻力，自然也就更大了。

此外，一个重大的心理因素是一个国家的自大狂，自大狂使它产生鄙视“四夷”的成见，自然视四夷之学为小技，自然不肯虚心去衡量评判，更不要谈去虚心学习了。（《祖法和历法》）

西化中，国粹不会沦亡

他们不相信西方玩意是批发的，但却相信有些“人”有资格来选购，所谓“统治文化”云者，此之谓也！坦白说吧，亿万中国人中，谁也没有资格来定这个取舍“标准”，任何聪明才智之士都不配“制礼作乐”来“规范”这个聪明才智的民族，死去的黄帝周公固然不配，今天的内政部也不配，唯一配做的只是我们小百姓在西方文明猛扑下的自动吸收。而在这自动吸收的过程中，我们固有文化中的“无价之宝”和“国粹”是绝不会“沦亡”的。小姐们的旗袍不就是一个例子吗？这是中西合璧最成功的表演：三围的注重、衣料的纺织、开衩的上移直到“苏茜黄的世界”，哪一点不代表F.S.C.Northrop所希冀的TheMeetingofEastandWest？哪一点不象征“国粹”的“发扬光大”？我们固有文化中如果真有真金，它一定不怕火炼的，何况还有那么多的惰性和老不死来卫护它呢？我们青年人大可不必担心“没有了中国”，大可不必怕充分的现代化。我们尽量学，“惰性”、“老不死”和“国粹”早就在背后打了七折八扣了，所以我们很容易流于“仅得其中”的结果，所以我们更有“取法乎上”的必要，以“充分”为目标的必要。（《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现代化不可靠“祖宗”

返老还童绝不能用老药，使中国现代化也绝不能借助古法。如同你治一种病，绝不能西药中药全吃，专心吃西药足够了，中西合璧反倒糟。现代化的国家和现代化的步骤早摆在那里，我们直接去学就行了，何必麻烦祖宗呢？日本没有孔子，可是何碍于他们的维新？韩国很少国粹，可是何碍于他们的新政？我们当年的藩属都跑到我们前面去了。如果祖宗能救我们，早就把我们救了，不会闹到今天这种惨象了。美国是固有文化固有圣人最少的民族，可是人家是名副其实的强国，而咱们呢？至多可说是历史悠久的古国，四维八德十三经二十五史虽多，可是还得靠人家援助。这不能全怪我们不争气，我们该怪祖宗留给我们太多的“东方文明”：那是一个重担子，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延误了我们现代化的速度。如果我们想轻身妙手地走向现代化，我们不得不在这个重担子下面挂个问号。（《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西方文化不可选择

在一个优势文化的猛扑下，落后地区是没有办法妄谈选择的，好的固该笑脸迎，“坏”的也要和血吞。它们的“缺点”与“流弊”不是落后地区可以“预防”的，这种难题在理论上似乎杀风景，但在事实上却的确莫奈何！尤其对有过“汉唐雄风”的落后地区，更是如此。在这种优势文化的猛扑下，多少汉家的好儿女，莫不摩拳擦掌，想在西化的大河下做一块中流砥柱，用讨价还价的手法、买椟还珠的努力，挽一挽既倒的狂澜。他们用力之勤，用心之苦，是可以佩服的；但那种不管事实上能否行得通，却硬在理论上炒陈饭的劲儿，却是可怜的！

更可怜的是，当他们都在大做好梦的时候，有人出来说：“梦固然好，可是究竟是梦！”于是他们光火了，于是他们说，这个讨厌的青年人是浮夸的，是“文化太保”。（《“文化太保”谈梅毒》

潮流挡不住

魏晋时代大家拒了一阵佛，可是佛教挤进来了；明清时代大家拒了一阵耶，可是耶教钻进来了。狂澜倒下来，凭直觉、凭感情，当然要挽，可是挽了三百多年了，我们失败了多少次？让步了多少次？我们挽的成绩在哪里？最后防线又在哪里？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两千年来做了些什么？我们喊了两千年“选贤与能”了，可是我们没有研究出来一种合理的投票法；我们喊了两千年“幼有所长”了，可是我们没有一所像样的育幼院；我们喊了两千年“不必藏于己”了，可是我们囤积居奇的奸商比谁都多；我们祭了两千年的孔子，可是孔子的后人却变成了问题儿童与考试专家。这些数不尽的冰冷事实难道还不能使我们醒醒吗？难道我们还要喊口号过日子吗？（《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东方文化在没落

实际上，我们已朝西化路上走，——虽然走得太慢。试看看高等学术机构：大学中六个学院，理、工、农、医早已没“东方”的影子（园艺系的一点东方庭园的图案与中医学院等等都不足道）！法学院中除了一点政治思想史、一点法制史、一点等因奉此的应用文外，再也找不到国粹或国渣的影儿！文学院算是“东方文化”的逋逃薮，外文与考古系是西化了的，中文、历史、哲学三系则纯是乌烟瘴气，看不到几分新思潮。除了极少数有新头脑的教授外，其他教授只能说是“陈货出清”式的大甩卖！

“东方文化”的瓦解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尽管我们还到处看到四书五经，看到穿西装捧死人牌位的孝子，看到深知“人间羞耻为何物”的法学家，……可是我们不必灰心，我们该知道使人不串假戏不是一蹴可及的事，我们还得慢慢来。我们的老祖宗就曾在白天挂“儒家”的羊头而卖“法家”的狗肉，到了晚上，又行“道家”的房中术。我们串假戏的本领是有“传统”的！

最底层的小百姓从曳引机中展开他们的憧憬，最高层的智识分子从学理中展开他们的抱负，很少人肯在故纸堆中钻研他们的“伟业”了！他们看到这些线装书中的老小蠹虫们高谈“义理”或“考据”，他们早就知道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第一流的聪明才智早已不搞这些鬼东西了！工程师学会庆祝五十年，这比史语所五百年、新亚书院五千年还令人高兴！（《敬答吴心柳先生》）

东方文明瓦解是趋势

串假戏是咱们文明古国的传统，两千年来，哪个帝王不是挂着儒家的羊头而卖法家的狗肉？任何冠冕堂皇的表现只不过是叫叫而已，在优势文明的冲击下，在食色相斫的本性下，我不相信高叫“天理”的人不向“人欲”屈膝。

所以我说，用“统计的观念”与“比例的观念”来看世道人心，我们会发现这些“院（学院、书院、研究院）字号的人物”，只不过是芸芸众生里面的一些小虫，老百姓与大官人早就朝西化的路上走了，尽管他们不自觉，尽管他们也要每年祭一次孔，他们的实质与内心深处早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回信给中央研究院的一员》）

错以“文化”征服别人

关心中国历史文化的人，他们的最大悲剧，也许是不该提倡“文化沙文主义”却拼命提倡；该提倡“民族沙文主义”却又拼命不提倡，结果呢？他们吃力地用不能征服别人的“文化”来征服别人；却不肯轻快地用可以攀亲的“民族”来行认亲计，以达到“我本是你老子”的最佳效果，你说悲哀不悲哀？

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除了汉朝的娄敬（刘敬）以外，大多对所谓“夷狄”，都误用了“民族”方面驱逐、“文化”方面招降的方法，结果总是没有起色。但是不管有没有起色，中国人反正人人都会说“严夷夏之防”。“防”的结果，甚至清朝晚期派出去的留学生，都明令不准与“洋婆子”通婚！——这就是我所说的“种族”驱逐、“文化”招降主义！（《长城还在动呵！》）

中国思想史中的“反孔系统”

“反孔系统”的人，并不一定反对孔子本人，而是反对孔子制帽厂里的单行法规。在中国历史上，“反孔系统”极难有什么大作为。即使反，一也不能彻底，二也不能放肆。所以表现出来的常常是很局部，很不明显。在这个系统里的人物，古代的庄子、汉朝的王充，都是有名的。其他所见的，则多是偶尔一露的反叛倾向，直到民国以后的吴虞，才算集了大成。（《中国思想趋向的一个答案》）

谈“梅毒”

梅毒的传入中国，在医学史上几乎是一个突变。它在16世纪的序幕时代进入这个古老的国家，它是西洋近代文化影响中的一个先头部队，它比钟表、眼镜、几何、历法等都抢先走进来，在极短的时间里征服了这个国度，使这个国土上的人民忽然张皇失措；它又转渡日本，使这个岛国因它而死的比例占全世界第一！在东西文化交流的漫长历史中，它独占了一个所向披靡的地位，任何固有文化挡不住它，任何文化导演摆布不了它，它来自近世文化的源头，走向全盘交易的尾闾，它好像骄傲的告诉那些为西方轮船设立码头的国家：“你们不是要接受西方近代文化吗？你们也得同时接受我，和我所代表的一切‘坏’文化。我知道你们想超越前进，想择善而从，但是天下有这种便宜事吗？西方近代文化的这点光芒，是经过多少千辛万苦换来的，即使有流弊，他们自己都甩不掉，而你们却想取长舍短，后来居上，天下有这种便宜事吗？”（《“文化太保”谈梅毒》）

反西化三百年

三百年前，徐昌治编了《圣朝破邪集》。这八卷论丛是中国人对西洋近代文明最早的抗议文献，也是最有力的反西化理论的集成。

三百年来，朝代换了，古人死了，这部书的纸张也变黄了，可是圣朝破邪的细菌并没有消失，它钻进中国人的感情里，一代又一代，随着愚昧程度的深浅而有着不同的病象：有时中体西用的谵语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伤寒；有时超越前进的怪调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白喉；有时义和团的疯狂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猩红热。

三百年来，我们民族的感情变成这种细菌的函数。在思想上，我们不是一个正常发展的有机体。在别人都朝着现代化的跑道竞走的时候，我们却一直发着怪病，一直在跑道的起点逡巡不前。我们总想找点理由来拒绝赛跑、奚落赛跑，同时断言赛跑的终点将是一个悲剧。

三百年了，原在我们前面的，离我们更远了；原在我们后面的，也纷纷跑到我们前面去了。可是我们还不肯劳动足下去快跑，我们还在脑袋里做着后来居上的迷梦，梦着我们老祖宗曾是不可一世的选手，我们总想凭点祖上的余荫来占便宜，总想凭点祖传的步法迎头赶上。（《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跨入工业社会

工业社会是动的、扩展的、进取的、不知足的、不靠祖宗的、不依赖白胡子老头的。在工业社会里面，一切传统的价值体系，不论是好是坏，全都是生了锈的发条，全都不能配合新的齿轮发挥作用。

我们要跨进工业社会，要光明磊落的跨进，不是“犹抱琵琶”的跨进。旧琵琶除了能遮丑，别无用处。

我们要奏工业社会的迎春曲，不能依赖农业社会的旧琵琶。（《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固有文化捣的鬼

固有文化本身不但成事不足，并且败事有余。传统派认为西方文明不能完全行于中国，并且视为“逾淮之枳”，转而大骂西化派。殊不知橘之所以变成枳，正是固有文化捣的鬼！（《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民族主义”乃西方新思潮

孙中山所提倡的“民族主义”，是西化的，是中国历来所没有而该努力追求的。孙中山以他的敏锐与睿智，早就看出中国传统中没有真正的“民族主义”的缺陷，和有太多的狭隘种族观念——冒牌的民族主义——的流弊。他深切地感到这种缺陷和流弊，沉痛地指摘说：

“中华民族者，世界最古之民族，世界最大之民族，亦世界最文明而最大同化力之民族也！然此庞然一大民族则有之，而民族主义则向所未有也！”

“民族主义则向所未有”，这是何等明确的、一针见血的论断！在这种论断底下，欲求“民族主义”，除了假手于洋鬼子新思潮，我们还有什么别的路呢？（《长城还在动呵！》）

论中西戏剧

习惯了“西皮板”式京戏的中国人，实在不容易感受到西方戏剧进步的痕迹。中国戏剧从唐朝的梨园乐，到宋朝的杂剧、鼓子词，到金朝的杂剧、搊弹词、连厢词，到元朝的北曲，到明朝的南曲，直到清朝的京戏、地方戏。声色的范围与深度，相当有限；进步的速度，也倍极缓慢。因而在世界戏剧史上，中国戏剧的地位为何？也就一看便知。

整天高喊“迎头赶上”、“超越前进”，而在事实上，却走着南辕北辙的戏路，是永远不会有世界性的地位的。要想使结局不变为口号，我们必须先平心静气仔细看看人家走的是什么路子。

人家的戏剧从有宗教仪式的原始戏剧开始，再自希腊而罗马，古典而中世，莎士比亚而易卜生，直到“戏剧醒觉”后的问题剧，以及近代欧美戏剧的动向等，全部范围，皆非京戏、秦腔、昆曲、高弋、汉剧、粤剧、川剧、越剧、山西梆子、河南梆子、皮黄剧、歌仔戏等等所能望其项背，一比之下，真叫人冷汗直冒。（《论中西戏剧》）

脱衣舞与旧中国

所谓“脱衣舞”三个字，在中国卫道夫子们看起来，真是一种怪结合。中国古书中有“脱衣”两字，见《国语》中的齐语“脱衣就功”；古书中也有“舞”一字，见《礼记》中的乐记“舞动其容”。在古书中所看到的中国舞蹈（用时髦的说法，所谓“民族舞”），大致分开，可有两类：一类是“穿衣服的”，一类是“不穿衣服的”。前者不必细说，从“文始舞”、“武始舞”，直到跟娇滴滴的杨贵妃有关的“霓裳羽衣舞”，都属于“穿衣服的”。古书如《书经》中所谓的“舞衣”，李白诗中所谓的“舞衫”，都反证了穿衣属实。至于后者“不穿衣服的”，公元5世纪时南朝宋前废帝刘子业、明帝刘彧，乃至6世纪时陈后主陈叔宝等，都有叫宫女这样一丝不挂的记录。以上这两类古舞，其性质，非全穿即全脱，并无先穿后脱或一脱再脱如今天之脱衣舞者，故说脱衣舞，乃纯粹西方鬼子之玩意，而与中国传统文化无与，并不为过。（《“舒而脱脱兮！”》）

脱衣舞考

strip本是“剥”“脱”的意思，tease则是“逗”、“揶揄”、“嘲弄”、“使人恼”、“使人焦”、“吊胃口”的意思，两字合起来，望文生义，一看便知道是指似脱非脱、又脱又不脱，别着急慢慢脱的动作而言。外国仓颉造字，毕竟也有他们一手儿！

说到这个striptease的历史，可真源远流长。最早已远溯到公元前4世纪的古希腊模特儿弗瑞尼。弗瑞尼以引诱青年罪被带上法庭，她的律师胡伯瑞第的辩护法可真妙，他竟当众脱光她的衣服以表示她的纯真动人，而她竟因这一身得天独厚的皮肉，免掉了牢狱之灾！

又一个例子是公元5世纪的拜占庭女王希奥德拉，她早年曾在舞台上脱衣服，脱衣舞娘在公元6世纪就当上女王，无怪乎20世纪的巴西脱衣舞女要竞选总统了！

除了希腊、拜占庭这些古国有这种事实外，古罗马也有这一类的玩艺儿。直到后来，中古时期的教会黑暗势力兴起，活泼泼的脱衣盛业，才渐形中绝。（《“舒而脱脱兮！”》）

脱衣舞与警察

因为脱衣舞本身是跟警察老爷不断捉迷藏的玩意，所以它的发展，也就因警察老爷的胃口而不同。例如就一般的明盘而论，美国迈阿密地方，脱衣可脱到三点为止；而在缅因州，标准却是只到浴衣状态；在纽约，也有因夜总会老板背景大小而与脱光多少成正比的。其他成文、不成文的规定或约束，也常常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警察老爷的胃口松紧而异或眼开眼闭的程度而异。例如美国许多地方，规定脱衣舞女不准“正面凸出”式的向观众做姿势，但如果她用侧面，则任凭你凸来凸去，老爷不管。——虽然侧面也可能有观众！又如巴铁摩尔地方，此乃脱衣舞业尾闾所在，被允许的花样，也就最多。比方脱衣舞女可用“喂奶式”的动作，以乳峰授人；被授者，也可以不违孟夫子授手不亲之道而改亲“授乳”。此类噱头，千奇百怪，不胜枚举。脱衣舞女或自大羽毛后面脱起；或自绅士装脱起；或自侠盗罗宾汉装脱起；或自网后脱起，或自笼中脱起，寓脱脱于表演之中，光怪陆离，使人的两眼，目不暇接；使警察的法令，疲于奔命。巴铁摩尔的法令也真特别：“脱衣舞女若做淫荡动作，着罚锾二十五至五十美金，缴款后，即可释回，听令演出！”法令如此，又何悲乎滴滴欲脱者之不脱乎！（《“舒而脱脱兮！”》）

比较中西历史上的爱情

当东方的盘古扭动骨盘，把四肢五体转成四极五岳的时候，西方的亚当却大梦先觉，把肋骨转成原料，奉献给女人。这一差距，分离出两千年前的一幕对比：当亚当的子孙，正把埃及皇宫的美女可李敖巴特拉往家里抢的时候，我们盘古的后人，却正把自己皇宫的美女王昭君朝外头送！——人家宁肯为女人惹起战争，我们却甘愿用女人换取和平！你说多菜！

在权力与女人不可兼得的时候，西方的爱德华第八的表现是“不爱江山爱美人”；而东方的唐明皇呢？表现却是“江山情重美人轻”！中国人家喻户晓的《长恨歌》恋史，男方指手画脚，发了不少“在天愿做比翼鸟”“愿世世为夫妇”的假誓，到头来却不能同生、不能共死、不能横刀求美，反倒竖子不足与谋——自己逃难去了！你说多菜！

这些对比，都多少显示了我们大中华的老祖宗，在处理小娘子的小爱情问题上，好像有点特别。他们好像从来不为女人花脑筋，既不屑花，也不肯花，甚至压根儿就没想到花，这样子“看女人没有起”，若要产生漂亮的爱情故事，岂不是妄想？大体说来，老祖宗们是不来恋爱这一套的，他们只会为几个抽象的大名词肝脑涂地、九死无悔，却不会为几个可爱女人鞠躬尽瘁、怒发冲冠。吴三桂在爱情宇宙里，只不过闪了一点“冲冠一怒为红颜”的灵光，就被道学之士一连臭骂三百二十年！中国历史上有“红粉”，也有“干戈”，但这两个名词总结合不上，老祖宗不允许“红粉干戈”，为女人打仗吗！去你的！那是爱伦坡笔下的希腊荣光和罗马壮丽，中国文化是不为女人打仗的！（《大中华-小爱情》）

师夷长技以制夷

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中最能了解这次战争的严重性的，是林则徐。林则徐深刻地知道，中国民族的虚骄自大是不行的，一笔抹杀“夷狄”的长处也是不行的，传统中的藐视“夷狄”的态度绝对要不得。基于这种认识，林则徐使魏源完成了《海国图志》这部划时代的著作。这部著作一反过去中国人《山海经》式的谈论“夷狄”的方法，而从“夷狄”的著作中直接取材。在这部书的序里，有一段最有名的话是：

“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以攻夷而作，为以夷以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这三条重要的立论，它的基点都是坦白说明中国的原来本钱实在已经应付不了洋鬼子，也应付不了变迁中的世界，我们必须放弃唯我独尊的态度，改行“以夷”、“师夷”等路数不可。林则徐、魏源这些西化观点，在二十年后，构成了同治新政的张本，那就是奕䜣、文祥、曾、左、胡、李等人所大力提倡的“洋务运动”。（《新物与旧物》）

李鸿章与洋务运动

在数不清的老顽固们的压力之下，试想“洋务运动”居然还向前推进了三十多年，我们不得不说这些从事“洋务运动”的人士很够劲，他们真够得上“坚苦卓绝”这块招牌！

在这些从事“洋务运动”的人士里，最凸出的一个当然是李鸿章。李鸿章在当时老顽固的眼中，是一个“深信夷人，动效夷法”的大罪犯。他跟老顽固们一样，本出身于旧社会中的旧教育，看不懂任何一行蟹行文。但是他对西方的认识，对中国应该西化的必要，却有奇迹一般的颖悟。（《新物与旧物》）

比萨斜塔——棍石挡不住真理

比萨这个老爷斜塔，七百九十多年来，历经了无数的人世波涛，可是它仍旧不倒。七百九十多年来，一百多次地震震不倒它；二次大战时，一千多颗炸弹丢在比萨城也震不倒它。它是一个老赖皮，它永远屹立。

屹立还不算，它还要斜，并且每年斜一吋，到了去年为止，它比斜的垂直线又多出十四呎又十吋，它还是不倒，它真行！

这个老东西，不但老，并且还“卖老”，它每年吸引三百万的游客，赚到一百万美金，就凭它，一百七十五高，一股“斜气”！

别以为它只是“斜气”，就因为这股“斜气”，它才为人类带来了真理。

例如亚里士多德说，物体降落的速度与物体的重量成正比例。这就是说，愈重的东西降落得愈快，愈轻的东西降落得愈慢。这种大道理，大家一想，就觉得没问题。于是你也信，我也信，大家一起信，一信就信了一千五百年！

但是一千五百年后，碰到个大逆不道的斜门人物伽利略。伽利略居然对这种“圣人之言”表示了大胆的怀疑！伽利略坚持亚里士多德的这段话根本是谬说。他认为物体降落的速度，只稍受空气阻力的大小，与本身的轻重比例无关。他的反驳一提出，大家都骂他非圣无法。他不服气，特地约了许多大学生和亚里士多德的信徒，一块儿跑到比萨斜塔的下面，叫他们等着瞧。伽利略跑到斜塔上，把一个一磅重的铁球和一个一百磅重的铁球同时丢下，说时迟，那时快，两个铁球，噗的一声同时落地。铁球落地之日，就是一千五百年传统垮台之时。“正直”的传统，竟被“斜气”的古塔与人物弄倒了！

自古以来，任何新思潮、新人物的出现，总未免被旧思潮和旧人物看做一股“斜气”，总未免被看不顺眼，怪他们离经叛道，违背“善良风俗”，或违背什么法令什么条例，因而棍石交加、围剿毕至。但是只要新思潮和新人物代表的是真理，棍石和围剿是阻挡不住的。比萨斜塔上的伽利略，就是一个好例子。如今伽利略的精神和学说万古长存，可是那些抓他、审他、要用火刑烧他的魔鬼们，又哪里去了呢？（《斜气下的真理》）

历史探索

——优秀的历史家是真正的最后审判者——上帝嘛，请靠边站。

学历史的人

我是学历史的人，我常从历史上追寻人们愚昧的痕迹。（《海盗万岁》）

“历史”二字不是原装货

“历史”两个字，不是中国的原装货，而是日本移来的名词。中国记录中，最早出现在清朝光绪二十九年到三十一年（1903-1905），改革学制的时候。中国过去称历史做“史”、做“书”、做“志”、做“记”等等，从不将“历史”两字连用，这种连用，显然是“东洋化”的结果。现在我们约定俗成，用惯了这种词儿，应该给自己来番“机会教育”，告诉自己：中国历史的远流是多么复杂，小自一个名词的变幻，都有它的文化交流，有它的来龙去脉，中国人要弄清自己的历史，是何等不容易！（《中国历史演义总说》）

论英雄

历史上虽然五湖四海、英雄辈出，但是以个人独有的声华与特色，为一世或百世一新局面的，倒也不多。这种人物的有或无，多一个或少一个，直接可使局面改观，风云变色，的确不能以可有可无小看他。我常常觉得，印度没有释迦，就不成其为印度；犹太没有耶稣，就不成其为犹太；法国没有伏尔泰，就若有所失；黑人没有阿里，就万古如长夜。……多少VVIPI的形象，有了他们，时代才别开生面，才脸上有光，不然的话，简直就有辱国体，不成人形。（《幸亏有我》）

中国历史家

世界上，任何专家都犯一个毛病，就是自己这一行最最重要，人类没有他这一行，就完了。事实上，他这一行虽非不重要，但没重要到他所说的那种程度、那种比例。但专家绝对不肯这样想，他只肯吹牛，不知道他在牛角尖里。

历史家也是专家，也自不例外。但历史这一行纵面横面比较宽，见识多一点。所以，历史家吹牛的时候，位置从牛角尖朝下移，在牛角里。

中国历史家的专家作品很可怜，他们穷毕生之力，写的东西，竟大多是“相斫书”、是“帝王家谱”、是“统治者起居注”，却不是民族的活动史。换句话说，这种专家的毛病，横批八字可尽——眼有牛角，目无全牛。

历史本是全牛，专家既无法看这么全，只好视而不见，只看他们牛角里的。所以，在他们的作品中，他们只会唯来唯去，“唯物史观”也、“唯心史观”也、“唯帝王将相史观”也，……唯个没完。一不唯，他们就泄了气。但一唯，就会过分扩大了他唯的，缩小或根本抹杀了他不唯的，结果牛是吹了，历史真相，却还坐牛车。（《中国民族“性”》）

只知追求真相

我是搞历史的人，搞历史的人只晓得追求历史的真相，不计其他。（《胡适研究》前记）

解释历史人物

我不赞成没有根据的褒贬，姑妄言之的掌故，以及从“据说”而下的结论。这种态度使我重新估定“恺撒的东西还给恺撒”一语的精义。我认为任何历史人物的功罪都该有一番“完满解释”。该是他的，就给他；不该是他的，就不给。在给与不给之间，居功言罪当然不完全是他“个人所得”。在社会中，人与人的影响是交互的：其功既有同谋，其罪亦有共犯，从事历史的解释的人必须把握这一点。（《为<播种者胡适>翻旧帐》）

历史家

就某种讽世意味来说，优秀的历史家逼人面对，生则为“袋鼠法庭”（Kangaroocourt）的法官，死则为阎王爷，在生死线外，历史人物应负的罪责，都无所遁形。换句话说，优秀的历史家是真正的最后审判者，——上帝嘛，请靠边站！（《孙中山研究》自序）

先跟历史搭线

中国民族太古老了，古老得一举手一投足，就可能跟过去搭上线。你以为你举的是你的手，投的是你的足，其实不是。你的手和足，只是木偶戏中的手和足，它们全被线上的老相好操纵，这老相好，就是历史。

历史少的民族，了解他们就比较简单，很多事情，从层面入手，便八九不离十；但对背着历史大包袱的民族，像中国民族，要想这样取巧，就绝对不行。从取巧得来的了解，只是雾里看花，好不好看是另外回事，看不清楚是一定的。看都没看清楚，又了解到哪儿去？

所以，了解中国人干的事，一个重要步骤是：必得先跟历史搭线，从历史脉络上查考“手足之情”，不念手足之情是不行的。（《且从青史看青楼》）

从夹缝中透视历史

我们的历史书，传统写法总是一派忠贞、英烈、圣贤、豪杰的历史，搭配上贰臣、叛逆、奸佞、巧宦的活动，交织成历来的众生相。但是，受过现代方法训练的人，他们不能承认这种“春秋之笔”、“忠奸之判”能够解释整个历史现象，也不承认单靠一些相杀相砍的政治史、耀武扬威的军事史、仁义道德的思想史、四通八达的交通史等等，就能了解过去。有现代方法训练的人，他们尝试用新的方向和角度、新的辅助科学（像性心理学、行为病理学、记号学、行为科学、团体动力学、统计学等等）来解释历史现象，来从夹缝中透视历史。在这种新的方法的光照之下，以前所视为神奇的，如今可能化为朽腐了；过去所看做朽腐的，现在可能又化为神奇了；过去当做不重要的或忽视的，现在我们要“无隐之不搜”了；过去当做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现在我们不再“见笑于大方之家”了。（《中国民族“性”》）

历史系

历史系是一个神秘的系，它可使狂者愈狂，狷者愈狷，笨者愈笨。（《十三年和十三月》）

史学家与史学方法

学历史的人深受史学方法的训练，史学方法的目的在帮助历史家探求史实的真相，以及历史人物的真面目，因为人是有党派之见的，很少能有客观独立的判断，不论是有意或无意、自觉或不自觉，都会影响史实的真相，乃至历史人物的真面目。故研究历史的人碰到这种难题，不得不采取比较有效的方法，以求得scientifictruth。历史家碰到一个人的文字记载，认为有史料价值的时候，一定要经过两种处理的步骤：

第一是“外批评”；

第二是“内批评”。

“外批评”是考证史料的真假，怎么来的，什么人做的，什么时候做的，以及版本的校勘，稿本的鉴定，这都是“外批评”的范围，中国一般的“史学家”，承汉学的余绪，所能做的至多也只是“外批评”。他们的表现是乾嘉余孽式的考据学，而他们自己，却常常错认考据学就是史学。（《澄清对“人身攻击”的误解》）

历史只讲求真相

唐朝的一些皇帝，总忍不住要看史官写些什么。（看看骂老子没有？）这么一来，慢慢的，史官就不敢直笔了。

在史官的历史发生问题以后，在民间，有一些“野史”出来，表现直笔。当朝的皇帝虽一再警告、查禁，可是总不能斩草除根。“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统治者做了坏事，要瞒，是瞒不了的；要烧，是烧不光的。“流芳”呢？还是“遗臭”？历史总不会放过他。

提倡写“直笔”的孔夫子，当他竟也骗人，写了“曲笔”的时候，历史上，也留下他的记录。历史是不讲感情的，讲感情便不是真历史。历史只讲求真相，由求真的人，不断地、千方百计地记载它的真相。古往今来，许多坏蛋们想逃过历史、改变历史，可是他们全都失败了。历史是一个话匣子，坏蛋们怕人说话，可是历史却说个没完。坏蛋们真没法子。（《直笔——“乱臣贼子惧”》）

历史是最好的过滤器

看大事记之类这些书，可以提醒人：任何轰动一时的新闻，都是过眼烟云以后的一行字，甚至一行字都轮不上。历史是最好的过滤器，告诉我们什么才是菁华。（《我为什么不看电视？》）

中国历史与“性”

仔细研究中国民族的历史，会令人惊讶地发现，由于性的因素，直接影响了历史、改写了历史的，例证又多，又层出不穷。夏桀是以“淫惑女宠”妹喜亡了国的，商纣是以“淫惑女宠”妲己亡了国的，性的原因使人亡国，不能说不重要。赵婴的私通，引出赵氏孤儿；齐庄公的私通，引出臣弑其君，性的原因造成政变，不能说不重要。吕不韦的奇货可居，祸延秦皇显考；吕后的人彘奇妒，祸延刘家命脉；唐高宗的倒扒一灰，祸延武后临朝；杨贵妃的顺水人情，祸延安史之乱，性的原因闹出君权争夺，不能说不重要。白登的美女图片，可以使匈奴不打汉家；汉家的美女自卑，可以使汉家要打匈奴；昭君出塞，香妃入关，一一都牵动战争和平大计，性的原因，不能说不重要。齐襄公乱伦，出来了毋忘在莒；陈后主好色，出来了井底游魂；慕容熙的跣步送亡妻，出来了回不去；花蕊夫人的被劫入宫，出来了送子张仙；咸丰的天地一家春，出来了祸国殃民四十七年的西太后。

这样随手写来，好像大可“唯性史观”一下了。其实我并不这样想。做为一个“非唯主义者”，我不承认“唯性史观”可用来解释所有的历史现象，如同我不承认“唯物史观”或“唯心史观”或“唯什么什么史观”可用来解释所有的历史现象一样。因此，我看这类事，也只是就中国历史现象中，可从“性”的观点来观察的为限。有均衡感的人，当然该知道，除了这种性的观点与对象的历史以外，还有许许多多“性以外的”丢人历史和光辉历史。（《中国民族“性”》）

英雄不失败

有失败，有英雄，但没有什么失败的英雄。文天祥、史可法都是大大的成功的英雄。英雄从不失败，他在天塌时候，也会捞到天鹅。（《李语录》）

审慎判忠奸

中国正史中，从宋朝欧阳修主编的《新唐书》开始，有所谓“奸臣”传，后来的正史，像“宋史”、“辽史”、“元史”、“明史”，纷纷援例，于是忠奸之分，在历史上和观念上，也就愈发显明。正史以外，中国的小说戏剧，对忠奸的判决，影响极大。尤其在戏剧里，为了帮助观众有“忠奸立判”的效果，“红脸”和“粉白脸”，也就应运而生。忠肝义胆的自然是勾红脸，如关公；权奸误国的自然是勾粉白脸，如曹操，这种“二分法”的利落，实在给了观众不少方便，于施展爱憎之间，少掉了不少麻烦。

不过，在一个人阅历较多一点以后，他有时难免会发现，人间许多对立的问题（如是非、正邪、善恶、好坏等等），并不都是很草率就能断定的。同时对立的情况，往往并不如想像中那样明显；对立的双方，可能有混同的成分、相似的成分，甚至还有完全相反的尴尬场面发生。……阅历可以使我们练习对忠奸等真相，慢慢采取审慎一点的检证。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因为怕麻烦就擅用“二分法”来定人功罪，我们也不能随便采用“这是好人”、“那是坏人”的小学生式思想方法。

在忠奸问题底下，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人盗得大名，也不知有多少人横被恶名了。（《要清白，请长寿！》）

中国古书知多少

中国书又不只历史书，历史书只是经史子集四库分类中的一部分，清朝的史学家主张“六经皆史”，这下子经书又变成了历史书。其实凡书皆史才对，中国人面对的，已不是历史书的问题，而是古书的问题。

古书有多少呢？

古书多得吓人。

古书不只什么《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它们只不过占两种；古书不只什么四书五经，它们只不过占九种；古书不只什么二十五史，它们只不过占二十五种。古书远超过这些，超过十倍一百倍一千倍，也超过两千倍，而是三千倍，古书有——十万种！

吓人吧？

这还是客气的。本来有二十五万种呢！幸亏历代战乱，把五分之三的古书给弄丢了，不然的话，更给中国人好看！（《快看<独白下的传统>》）

乱臣贼子

什么是乱臣贼子？凡是不守臣子的本分的，都是乱臣贼子。

什么是臣子的本分？臣子的本分是要乖乖的听话，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小心翼翼的做事，不要做一点分外的事。不该你做的事，你不该管闲事。管闲事就是“越俎代庖”。

孔夫子写《春秋》，目的就是要大家个个都在自己岗位上做事，该做什么的，就做什么，不要不守本分！（《直笔——“乱臣贼子惧”》）

春秋直笔

孔夫子拿起刀来，朝一块竹片刻去，刻了一片又一片，刻了许多字。最后，刻满了一大堆的竹片。

这些竹片，就是孔子时代的书。

孔子时代没有笔和纸，只有刀子和竹片，刀子刻在新砍下来的青竹片上，一刻上去，竹片直冒水，像是流“汗”一样，所以叫做“汗青”。

所以，古人一提到“汗青”，就象征着书籍，也象征着历史。古人的诗说：“留取丹心照汗青”、“独留青史见遗文”，就是这个缘故。

孔夫子“汗青”九个月，完成了一部“青史”。

这部“青史”，是中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历史书，它的名字，叫《春秋》。

《春秋》一共有一万六千五百七十二个字，每八个字，刻在一块竹片上，你说刻了多少片？

孔夫子写《春秋》的目的，并不是要杀乱臣贼子，而是要乱臣贼子害怕。（《直笔——“乱臣贼子惧”》）

活人与死人

对活人打问号，对死人打句号，如此防人，可以无大过矣！（《李语录》）

中国帝王知多少

曹操有一次向他左右自负的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曹操指的国家是中国汉朝，汉朝最后的三十年，风雨飘摇，命脉有赖权臣延续，最后三十年的苟延残喘，没有权臣早就“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了。

其实，不但汉朝如此，历朝各代，也莫不如此，中国帝王，从黄帝起算，算到宣统为止，共有四百二十四个。这四百二十四个统治者，是经过几千年你杀我砍他下毒之后，才浓缩到这个数目的，若不是你死我活他完蛋，“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局面就更多，中国历史，就更难念了。（《中国历史演义总说》）

下意识的自我膨胀

许多人做了一些轰轰烈烈的事，他们在年老以后，往往总扩大自己的功绩，把一些轰轰烈烈的事，误信成不只一些，而是许多。他们这种作风，也不能算是存心说谎或有意自欺，只是一种下意识的自我膨胀罢了！

当事人的话不可尽信，在这个地区，历史上求真辨伪的工作，真是愈来愈必要了！（《纠正于右任幻想出来的一段革命史》）

中国医学史

中国的医学史，并不是什么真的“医学”史，而是一笔道道地地的“巫医”史。

换句话说，不太客气地说，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真正的“医学”。

中国传统上关于“医”的记载，最早的是神农、黄帝等的假历史，后来年代较近，产生了所谓“医”的始祖“彭”与“咸”，就是屈原所谓的“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的“彭”与“咸”。

所谓彭咸，根本统统是“巫医”。我们查查古书，很容易就看到：……“巫”和“医”两者，根本就是不分家的。换句话说，中国古代的所谓“医”，根本就是神医，就是“巫”，就是“迷信”的另一个名字！

“巫彭”与“巫咸”是殷商时代的人物。从这两个所谓鼻祖以下，中国历代都有所谓新一代——进化的、改良的一代——人物出现，都据说是愈来愈不“巫”了，愈来愈“医”了，其实都是扯淡！他们不论怎么改来改去，不论是什么“华佗再世”、“岐伯复生”，都统统属于万世一系的巫医系统。这个系统，直延伸到现在的所谓“中医学院”，还没有断子绝孙，还是整年有数不尽的小“华佗”小“岐伯”出现，出现在这个可怜的国家，祸害这个可怜的民族，使他们吃树根草药、吞虫屎黑汤。（《西医与革命》）

中国是一个极庞大的民族

中国的民族是一个大大大大的民族，我说它大大大大，显然的，是针对一些不明历史的人跟曲解民族主义的人说的。这种人，他们满口中国民族如何如何，中国民族的历史如何如何，其事实事实，他们完全不了解中国民族和它的历史是什么，他们井中癞蛤蟆的眼界，也完全不能统观中国民族的庞大性质，他们只是运用他们的无知、狭窄和小气派，把中国民族和它的历史局限在“黄帝子孙”的一脉早已混同的香火上，或是“长城以内”的几条江河日下的流域里。这是非常可怜的自我陶醉！这就好比一个继承祖先遗产的人，完全不知道遗产的真价，把大好的土地往外推，却只抱住几块“北京人”的模型骨头来怪叫。这种傻子呆汉，才真正是中国民族的罪人！——他们只是一些小守财奴、小看家婆，而绝不是气派博大光被四表的人物。（《长城还在动呵！》）

从“演义”看历史

搜集名家的说书话本，编成章回小说。章回小说中讲史的，就叫做“演义”。

一东周列国志演义

古代历史书都太深了、太杂了、太片断了，现代人简直看不懂。这段东周的五个世纪历史，除非专家，谁也搅不清。幸亏有这部《东周列国志》出来，使我们能够读到简明有趣的中国多彩多姿时代的历史，从这部一百零八回的名著里，所有秦朝以前的古人古事都一一亮相：褒姒的笑、管仲的智、齐桓的信、曹沫的无赖、晏蛾儿的愚忠、介之推的清高、晏子的识大体、伍子胥的鞭尸、苏秦的合纵、蔺相如的完璧归赵、……都包罗无遗。他们的存亡觉梦，都可以胜数；看了这些存亡觉梦，我们可以上会古人，然后引古证今，得到意想不到的好处。

二秦汉演义

秦朝的强大，从它三十万人北伐匈奴，五十万人南征百越，七十万人盖阿房宫修骊山坟几点上，都可看出来。虽然它亡于平民革命，但是汉朝强大的规模与基础，却是它开山的。读秦汉历史的中国人，应该特别从这个角度来衡古论今，才会均衡，才会正确。

三后汉演义

从血缘上看，王莽是当朝皇后的侄儿，实在不比汉景帝的后裔刘秀（光武帝）远到哪儿去，但是中国人算父系不算母系，所以王莽垮台，垮在姓王不姓刘，他如姓刘，一切就好办。

王莽生不逢辰，他与自己同胞相见恨早，所以他的许多人道思想，在当时都行不通，例如他禁止买卖奴隶、防止高利贷、改革币制等等，都是良法美意，可是他忽略了中国传统的保守势力，他自己又神经兮兮，最后搞得“偷汉”不成，被人围剿，连尸体都被分吃了。

四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作者不是一个人，写作时间也不是几年或几十年，它是宋朝到清朝五百年演义家的集体创作。

《三国演义》是一部奇书，它承前启后，深刻影响了中国的世道与人心。

在承前方面，它汇合了中国民间的三国故事，加以集大成。中国民间流传三国故事，远自唐朝就有纪录，李商隐诗中有“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的话，直到元朝，“斩吕布”、“哭周瑜”等杂剧，一直层出不穷。这些故事，经这部奇书草船借箭，终于一统了所有流传，成为定本。

在启后方面，《三国演义》的文学性，造成改变历史的离奇效果。《三国演义》有许多许多与事实不合的地方，例如诸葛亮并没烧新野、借东风或演空城计；关羽并没诛文丑、杀蔡阳、过五关斩六将；刘备并没一开始就重用孔明；孔明并没三气周瑜；庞统并没献连环计、也没死于落凤坡；曹操并没追关羽；张飞并没战马超；黄盖并没用苦肉计；黄忠并没死于征吴；陆逊并没因八阵图受困；……

但是，《三国演义》的文学性太迷人了，每随它兴之所至的时候，人们总忘了循历史覆按，甚至满有学问的人，也在所难免。例如生瑜生亮的事，何义门、王世祯、尤侗等都加以袭用，从历史检查，自然都闹了笑话。这都是《三国演义》的启后作用。

五两晋演义

晋朝天下，一开始就冒出“八王之乱”，你司马，我也司马，骨肉相残，自然导致了“五胡乱华”。

“五胡乱华”的远因，主要就在这里。——在自私的统治者，妄想万世一系，一切都要“疑天下”的缘故。晋朝统治者削天下的兵备，在灭吴那一年（纪元280），大郡只有武吏一百人，小郡只有五十人，把自西汉以来，地方行政的基础，弄得不伦不类。结果闹得一切兵备，内斗有余，外斗不足；信同姓而召来同室操戈，疑异姓而惹来异族横行。中国之事，毁于一族一姓一念之私，真是千古谑画！

六南北朝演义

在你杀我砍的南北朝时代里，有两个“光明的后遗症”倒值得大书特书：一个是“非我族类”的大融合，大家都“杂种”起来，从而凝成广大深厚的中华民族；另一个是华夷文化的大融合，大家都“汉化”、“胡化”起来，从而凝成广大深厚的新时代文化。这种大融合，是广义的，不限于五胡，是有世界性的。北魏时候，西域僧人到洛阳的，就有三千多；南朝四百八十寺是小意思，北魏佛寺，竟高达三万所！这样排山倒海的西化势力，正是当时中国民族文化大融合的最大特色，读中国史的人，应该特别注意。

七唐朝演义

中国历史上的汉唐盛世，都有一个先导，汉朝的先导是秦朝；唐朝的先导是隋朝。秦朝和隋朝都在全国混乱中统一了局面，它们虽然短命，却为跟进的汉唐两朝立下基础。反过来说，没有秦朝隋朝的开拓与规模，汉朝唐朝可有的忙的。

唐朝的盛世，又跟它“对老外的态度”有密切关系。唐太宗的妈妈就是胡人，严格说来，他是杂种。他对中土的和四边的，“视之如一”。老外到中国来，可以一同上朝、一起做生意、一起开胡姬压酒的酒吧。这种自信与度量，使唐朝文化多彩多姿，十分“西化”。

但是，文化上的混同，并不表示可以免除武力上的混战，唐朝对“四夷有勿率者，皆移兵讨之。蹶其牙，犁其庭而后已”！这是很不爱好和平的。

相对方面，唐朝因为先天不足，也极易跟胡人纠缠不清。唐高祖打天下的时候，曾向胡人借兵。这种模式，引出了用回纥平安史之乱；用沙陀平黄巢之乱，以至于亡国。结论是：唐朝在文化上能够大力胡化，但在武力上未能力大化胡，这倒是一个“文武分离”的好例子。

唐朝的另一大手笔是它“对人才的态度”。魏元旷《蕉厂随笔》说：“唐时才士，无不遇之叹。”可见唐朝的人才政策，当时是成功的。

读唐朝历史，应该特别注意它的文化面。唐朝在文化上为旧中国转型，为“可怜‘玉环’倚新装”。如今唐朝已经“内库烧为锦绣灰”了，但它的文化面，却万古长存，我们忘不掉。

八五代演义

综合“五代”、“十国”的大局，可称得上是中原残破、民不聊生。内战使中国百姓吃尽苦头。例如朱全忠为了抵制朱克用，竟决黄河来淹对方，受害最多的，是老百姓；又如契丹灭晋，军队没有补给，每日数千骑，分道抢掠，称为“打草谷”，受害最深的，是老百姓；又如“五代”国都，四个在汴梁（开封），一个在洛阳，当时洛阳已经残破不堪，居民不满百户，成了“瓦子堆”。全国人口，比唐朝末年少了三分之一。受害最惨的，又是老百姓。到了“五代”结束，宋朝一统天下的时候，中国的战乱，自黄巢以来，恰好已一百年。老百姓受害一受就是一世纪，这一惨象，说明了做中国人是多么不容易！

“五代”也有一个“好处”，它促进了中国南方的开发。中国文化南移，在“五胡乱华”以后，这时又来第二次大规模的。“十国”中除吴越外，其他九国君主，都是北方人，光这一片落叶，就可感到北方的秋色了！

九宋朝演义

宋朝是一个对内神气对外窝囊的朝代，也就是一个“在羔羊前是勇士、在勇士前是羔羊”的朝代。

由于夷狄认为“中国人难制”，且对太南太远的土地，兴趣不高，使宋朝得以从容苟延残喘。于是在又磕头又作揖、又称臣又纳贡、又呼叔叔又叫伯伯的和战之下，居然北宋拖了一百六十八年，南宋拖了一百五十二年。窝囊如彼，却长寿如此，真是千古妙事！读《宋朝演义》的有心人，可别忽略了这一点。

十元朝演义

元朝在中国史上，曾被严重的曲解。首先是种族上的曲解，一开始就以“汉人”的眼光，把“蒙古人”当“异族”看。其实“汉人”的本身，早已是异了又异了。当时的汉人，就包括北方汉化的契丹人、女真人；南方的汉人，反不叫汉人而叫“南人”。今天我们回顾元朝历史，必须注意摆脱名词的纠缠，而该中华民族一家人式的，以博大观点，谈古论今。

其次是政治上的曲解。由于元朝的后代是明朝，明朝在宣传上，很容易用曲解手法，来搞“民族大义”与“夷夏之防”。这种曲解走火入魔，甚至有“根本不承认有元朝”的妙事出现。明朝进士王洙，写了一部《宋史质》的书，书中根本直接以明朝接宋朝，把元朝全部出局了事。元朝历史在有意曲解下，自然以讹传讹，变成了中国史中的黑暗时代。

事实上，元朝历史中有许多光明面——至少比较说来，是光明面。例如元朝在刑狱方面，从来没有过文字狱一类的大狱，承平时期处决的人，也比较少；在财政方面，元朝只有正税，没有苛捐杂税。正税也不算高，商税只三十取一。……大体说来，元朝政治相当宽。所以明太祖征召元朝故臣时，马翌的对话是：“元有天下，以宽得之，亦以宽失之。”足见元朝并不“黑暗”。

十一明朝演义

明太祖（朱元璋）以强大的特工政治维持政权，导致了明朝政权的先天恶性膨胀——特工（锦衣卫）膨胀，自明太祖时的五百人，直到达日后的十六万人！掌管这些贴身007的，都是贴身的太监，所以明朝的宦官007，变得空前绝后，这是明朝政治的一大特色。

这种特色的起因，是明太祖起，厉行中央集权。一般说中央集权，是中央政府集权；明朝的中央集权，却是皇帝一个人集权，是中央独夫集权。明太祖连象征性的权力都不愿给丞相，他废掉丞相，直接以皇帝带各部会，政府的体制给弄乱了，自然就因不是大臣当国而是小人当道，而闹出无法无天的闹剧。……最后胡闹到全国为太监魏忠贤立“生祠”（为活人盖庙），“每一祠之费，多者数十万，少者数万。剥民财、侵公帑、伐树木无算。开封之建祠，毁民舍二千余间”。祠盖好后，举行落成典礼，有的要“迎忠贤像，五拜三叩首”，要“文武将吏，列班阶下”。这种全国大拍马，实在太不成体统，实在是另一大闹剧。

看明朝历史的人，必须特别注意明朝政治的闹剧一面，他们是中华民族的大耻辱，中华儿女们别忘了老祖宗们作的孽！

十二清朝演义

清朝是满人的朝代，对清朝的论定，自辛亥革命以来，由于“种族”的偏见，未免有太多汉人本位的错误，就像明朝汉人论定元朝蒙人的错误一样。这种偏见，是应该取消的。读清朝历史的人，先得注意这一点。

取消“种族”的偏见以后，我们发现，清朝的政治，大体上，要比明朝等朝代像样得多。……（康、雍、乾）形成了盛世时代。三个皇上，在位共达一百三十四年，占了清朝二百六十八年天下的一半。在中国历史中，一个朝代的盛世能够持续得这样长、这样久，实在是老百姓的造化。

乾隆统治中国，有文的有武的，文的是《四库全书》；武的是“十全武功”。十全武功是两定准部（蒙古）、一定回部、二扫金川、一靖台湾、降缅甸、降安南、两降廓尔喀。在完成“十全记”纪录的后两年，英国的使臣到了中国。中国的真相，开始在英国鬼子眼中亮了起来。这对中国说来，是一个恶兆。

过了不到半个世纪，这个恶兆变成了厄运——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了大觉悟。中国人觉悟到，原来几千年的“夷夏之防”，防来防去，竟防的都是自己人，实在不算是什么“夷狄”！这回来的金发碧眼的英国鬼子，才是真正的夷狄！

可是，一切都太邪门了一点，中国人简直不太能应付这种新局面，其困难情形，恰如李鸿章说的，一方面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一方面是“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这种“变局”和“强敌”，都被清朝政府倒楣碰上，结果只好丢人现眼。现在我们看清朝历史，在对他们论定的时候，也该注意这一点。

十三民国演义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是辛亥年阴历十一月十三日就职的，阳历正是1912年1月1日，这一天，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值得注意的是，清朝结束并不在同一天，清朝结束是辛亥年阴历十二月二十五日，阳历是1912年2月12日，前后相差四十三天。

这四十三天中，南方北方之间达成一项重要的认同，就是民族观点的博大化。……2月18日，发表“孙大总统布告天下电”，表明“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家，相与和衷共济”的观点。这些观点，都是很博大的。清朝主政者开始“人心思‘汉’”和民国主政者停止“人心不‘满’”，停止“驱逐鞑虏”的时间性政治性号召，大家以博大观点示人以广，这是民国成立的第一步。

不错，“亡国未有若此之易者”，但是国“亡”了，旧政权和新政权之间，竟能以“优待条件”达成博大观点的和平解决，这真是中国人的政治技术！

中国人的政治技术，千百年来，一直表现在帝制王朝里，民国来了，对中国人是一种难乎为继的新经验、新试验、新考验。中国的先知告诉中国人——“革命尚未成功”，中国的前途，还需要顺天应人的革命！（《中国历史演义总说》）

批判中国传统

——两千五百年来，中国思想界的烂摊子，从来没有彻底的打扫过。

中国思想趋向的一个答案

两千五百年来，中国思想界的烂摊子，从来没有彻底的打扫过。层层累积这个烂摊子上的文献典籍，至少有二十五万三千种。对这个浩如烟海的重担，我们一定要问：这些遗产，对新时代的我们说来，究竟有些什么积极的意义？换一种问法是：这些遗产，能不能帮助我们，使我们在这新世界里得到好处？

这是每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所关心的问题；也是他们想要求得答案的问题。

几年来，我以一个关心中国思想趋势的人的身分，很想给这个新的答案求得解答。在白天、在深夜，在活着的中国人的嘴上，在死去的中国人的书里，我练习呼吸中国人所呼吸的空气——一种令人窒息的空气。呼吸的结果，我发现这种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已经超出了百分之四的比例。换句话说，空气中所以有这么多的害人的“二氧化碳”，因为它们不是新鲜的，是被两千五百年来的人呼了又吸，吸了又呼过的。于是，我才恍然大悟——两千五百年后的中国人，呼吸着两千五百年前“孔子时代的空气”，这怎么能够生活？怎么能够不糟糕？

无疑的，这个答案是一个令我们不快乐的答案。可是我们没办法。我们没想到，两千五百年来累积的二十五万三千种的文献典籍，在新的世界里，竟然对我们没有什么积极的用处。这个悲剧的主要原因，是我们传统的思想方法一开始就不及格，我们的祖宗著书立说，绝大部分都没有运作的意义，没有认知的思想，没有推理技术和科学知识，没有新观念和新气魄。所以，尽管他们很努力，替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文献典籍，但在起码的逻辑解析、语意剖析和心理分析下，在起码的现代学术的光照下，在起码的现代人的标准下，它们都已经不住考验了。换句话说，它们已经发霉了、腐烂了。

让我们不要再呼吸这些旧时代的空气吧！与其做旧时代的孝子，何如做新时代的烈士？（《中国思想趋向的一个答案》）

死气沉沉的老大民族

我们的传统是“君子”式的“儒”，在这种传统底下，为一般人所称道的人格标准，竟是态度颟顸的厚重、庸德之行、庸言之谨、逆来顺受、知足安命、与世无争、莫管闲事，别露锋芒、别树敌、别离经叛道、要敬老、……这些标准上铸造出来的人格是可以想像的。所以在中国社会中，我们看到最多的是三种人，第一是乡愿，第二是好好先生，第三是和事佬。至于等而下之的巧言令色之徒、巧宦、走狗、奴才、文警、小人、马屁精、笑面虎，那又更不知道有多少。痛快的说，这些人绝对不能把咱们国家带到现代化，咱们若要真的振作起来，非得先培养愤世嫉俗的气概不可！愤世嫉俗并不是什么要不得的事，尤其我们这个死气沉沉的老大民族，我们怎么配说愤世嫉俗要不得？（《十三年和十三月》）

不合逻辑

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一个大毛病，是立论推理不合逻辑，经不得方法学的解剖。（《寻乐哲学》）

儒与道的“不死思想”

不死的思想，细分有两派，一派是指形骸不死，一派是指灵魂不死。中国的儒家接近形骸不死，道家接近灵魂不死。

儒家像埃及人一样，希望保存形骸，儒家提倡厚葬，就是对形骸的重视。儒家宣传“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这个“在”字，有它相当的具体性。

道家就比儒家彻底得多、进步得多。道家相信形骸和灵魂是两分的，灵魂的存在，无须倚靠形骸的具象。《庄子》里写庄子将死，弟子想厚葬他，他就反对。（《不老-不死-尸》）

不死构想

不死的构想，在中国人的思想里，有着深远的来龙去脉。传说里西王母有不死药，后羿讨了来，自己还没吃，就给嫦娥偷吃了，演出了嫦娥奔月的故事。证明了为了争吃不死药，中国第一场太太离家出走的戏，就这样构想出来了。

这种不死的构想，在中国文献里经常流露：《山海经》里有“不死民”、“不死之国”的话；《吕氏春秋》有“不死之乡”的话；《淮南子》有“留不死之旧乡”的话。这种构想是很普遍的。

这种构想，到了帝王大脑里，由于他们有力量、有权势，倒真的想如何可以长生不死了。于是，长生骗子就出现了。（《不老-不死-尸》）

古时的邮差

古时传送消息的工具是“驿”和“马”。“驿”就是今天的车站，站里养了很多“马”，一有消息，就骑马跑。跑了三十里有一个“驿”，于是连人带马都可以休息，或者换人换马再继续跑。这样跑，一天可跑十个驿（三百里）。不过遇到紧急和机密的公事，为了保密起见，往往把公事封在“邮差”背后，盖上大印，非到目的地，任何人不准碰，于是快马加鞭，限时专送，一天跑五百里。这时候，这个邮差就苦了，一驿一驿的跑过去，换马不换人，跑到后来，邮差支持不住了，于是驿站的人（邮政局长），干脆把他（邮差）绑在马背上，反正那条路马跑熟了，识途老马可以不由人操纵，而把昏倒的或死掉的邮差带到目的地。所以那时候，谁都怕做绿衣人，绝不像现在这样抢破头。

这些苦命的绿衣人，和今天的绿衣使者一样，不但送信，还可以送包裹。唐朝玄宗（明皇）的小心肝杨贵妃，住在京城（陕西长安）里，娇滴滴的，整天朝唐明皇要东西吃。可是她要的东西都在京城附近买不到，她喜欢吃荔枝，荔枝产在广东佛山，当时为了满足杨贵妃的口福，只好动用大量的快马与骑士，接力赛跑式的，日夜不停传送新鲜荔枝。一看远处的快马来了，尘土飞起来了，杨贵妃就笑了，所以荔枝又叫“妃子笑”，这个典故，起源在唐朝诗人杜牧的两句诗——

“一骑红尘妃子笑，

无人知是荔枝来。”

不错，没有人知道快马运来的是荔枝，但是没有人不知道人和马的血汗与辛酸。那时候的邮差，真他妈的太苦了！（《传令——全国大跑马》）

大人物生时“不简单”

中国人几千年来有一个大传说，人人都信。

这个传说就是：凡是有点名儿的人物，他妈妈生他的时候，都不简单。

所谓不简单，是他妈妈生他的时候，他的家人总要碰到些怪事，或是看到些怪光、或是听到些怪声怪调、或是做些怪梦，……总之非常那个。

所以大人物，生起来皆吓人倒怪。

可是，中国人并不说这些事情怪，他们说这是“祥瑞”，祥瑞就是“可喜可贺的征兆”。

每个大人物生时都有“可喜可贺的征兆”，这叫“生有异禀”。

所以，按照这种说法，一个人到世界上来，若来得稀松平常，那就前生注定没发展。

所以，你看到这里，应该赶紧把这本书放下，快到厨房去，问问你妈，你生下来的时候，她跟你老子有没有碰到些怪事？看到些怪光？听到些怪声怪调？或是做了些怪梦？

如果她说没有，你千万拜托她仔细想想看，如果实在一点也没有印象，那你就糟啦！——你这辈子，休想成大人物啦！

祥瑞是表示这个人的来头可不小，背后有鬼神撑腰。古人都疑神疑鬼的敬鬼神而不远（孔夫子劝人“敬鬼神而远之”，其实没人敢远），所以一个人一出生，就跟鬼神搭上关系，自然就得天独厚，不由你不另眼看待、不由你不服。

祥瑞外一章是身体上的特征，所谓“圣人皆有异表”。……什么南北朝陈武帝“日角龙颜，垂手过膝”，什么唐高祖“体有三乳”等等等等，鬼话连篇，翻翻古书，就不难碰到。身体上的特征，在古人看来，虽是祥瑞的一种，但一经科学检定，就毫无道理。即以“舜目重瞳”为例，古代名流，重瞳的，帝王级有虞舜、项羽、王莽、吕光、李煜；臣子级有颜回、沈约、鱼俱罗、朱友孜等人。但重瞳是什么？只不过是白内障而已！如果重瞳算是伟人，那么眼科医生整天要被伟人烦死了。（《征兆——来头可不小》）

旧传统与新观念

在旧的传统里面，有许许多多“持之无故”、“言之无理”而不能使人心服的霉货，但是经过一些异端与急进者的“推陈除新”、“除旧布新”的鼓吹，许多旧的恶习被淘汰了，许多新的规范树立起来了，例如在旧观念里，结婚要“拜天地”，但是当新观念来的时候，新郎新娘甚至相对行礼都没有意义了，这不是“新教条”所具有的意义么？（《几行带有彩色的里程碑》）

可做道德判断的条件

中国人不太清楚“道德的”和“不道德的”以外，还有一种“跟道德不相干的”东西，中国人不太承认有这种东西，总是“二分法”的把任何东西都分成道德面或不道德面：例如，“玉”有什么道德不道德？可是中国人说“玉石之美有五德”；例如，“鸡”有什么道德不道德？可是中国人说“鸡有五德”；又如，“天”、“地”有什么道德不道德？可是中国人说“天地不仁”或“天地大德”。并且天地只是大类，细节可以分到“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以致道德无所不在，若有不在，也不会空白，一定就有不道德在。这样泛滥的结果，中国人看事情，总把不该被道德判断的客体，也大力加上道德判断。（《张小兰冤在哪儿？》）

吃人肉

西太后就是慈禧太后，她虽是咸丰皇帝的老婆，但不是大老婆，大老婆是慈安太后。传说咸丰皇帝临死前，怕慈安被慈禧欺负，特别给慈安一个密令，内容说如果慈禧欺负人，就可以把她宰掉。咸丰皇帝死后，慈禧对慈安非常尊敬，目的就是要骗慈安，使慈安毁掉那个密令。有一天慈安病了，慈禧竟在胳膊上割下一块肉来熬药，送给慈安吃。慈安很感动，认为慈禧简直是她的亲姊妹，对亲姊妹，还要密令干嘛？决定把密令烧掉。谁想到慈安把命令一烧，慈禧再也不买她的帐了，再也不听话了。后来传说慈安的暴毙，还是被慈禧下毒的。说来说去，这一切，都是当时吃人肉惹来的麻烦。

吃人肉，不管是什么理由，都是一件荒唐的事情，真没想到这种荒唐的事情，竟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那么多的血淋淋的纪录。现在人唱《满江红》，唱到“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竟然洋洋自得，大概是传统老毛病的发作吧？不然的话，怎么这样莫名奇妙？（《吃人——动物吃人，人也吃人》）

娱乐并非大逆不道

中国传统文化看轻娱乐，是一件很不幸的演变。中国的正统思想家们，他们的普遍特点是鼓吹严肃哲学，他们铸造的标准人像是正襟危坐、肃穆森严的君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没有轻松也没有娱乐。他们的习惯是把一切都纳入“道德”的规范，常常用道德标准量来量去，甚至量到跟“道德”并不相干的事物上。例如吃一块切不正的肉，有何道德问题？可是古人却坚持“割不正，不食”！又如吃的东西的好与坏，又有何道德问题？可是古人却责备吃好东西的人，认为只有吃着“恶食”，才能“志于道”！（《寻乐哲学》）

师道之下无是非真理

在中国传统内，名分底下无真理，辈分底下无是非，师道底下无直道。唯一“当仁不让于师”的牌子，只是能看而不能摸，更不能摘下来耍。凡是傻头傻脑，便将《论语》的教条拿来实行，不想“托诸空言”而要“见诸行事”的，那他一定是傻瓜，一定要被围剿。（《师道与是非》）

中国“赌”

“赌”这个字，它的原始意义叫“钱戏”，见于“一切经音义”。“赌博”两字连用，见于唐朝诗人李商隐的文字，赌就是“博”。“博”是最早的一种赌具，靠打射投掷定输赢，这种赌博，至少远在殷商时代就有了。到了南北朝时候，才不流行。中国古书中有很多记“博”的材料，如《家语》中“哀公问孔子曰：‘吾闻君子不博’”；《管子》中“……发五政，一曰‘禁博塞’”；《史记》中“荆轲与鲁勾践博，争道”等等，都是指赌而言。这些材料，都证明了中国人尚赌历史之早，证明了我们的老祖宗们，除了大谈仁义道德者外，固不乏有大赌徒存在。

另有一种流行的赌叫“摴蒲”，照《博物志》的说法，此物乃老子李耳所发明，如果属实，倒真是士林佳话。老子不但写《道德经》，还发明大赌具，这种赌具，最为晋朝的陶侃所恨，陶侃说：“圣人惜寸阴，众人当惜分阴。……摴蒲者，牧猪奴戏耳！”所以他要把这种赌具丢到河里，以示痛绝。其实当时的赌徒们大可提出异议：“你陶先生喜欢搬砖头，难道算惜分阴吗？把砖头由屋里搬到屋外，再由屋外搬回屋里，难道比赌更有意思吗？”（《中华大赌特赌史》）

国粹

中华民族是一个喜欢“国”字当头的伟大民族，别人有内外神经，我们有“国医”；别人有拳击角力，我们有“国术”；别人有声光化电，我们有“国学”；别人有交响重奏，我们有“国乐”。——总之，凡是别人有两下子过来的，我们都有两下子回敬。但回敬尽管回敬，有时候，我们未免觉得实在不如人。例如我们的“国医”还在寸关尺阶段，我们的国术还在打花拳阶段，我们的国学还在理气一元阶段，我们的国乐还在丝竹入耳阶段。……这些国粹，在世界性的标准面前，我们都称不上唯我独尊，想来想去，有一件真正可称得上舍我其谁的“国宝”，那就是“麻将”。（《中华大赌特赌史》）

“麻将”东征记

麻将军征服了中国还不过瘾，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又继薛平贵之后，开始东征。不料日本这个民族，却与咱们迥异：第一、日本人勤劳，没有这么多闲工夫来浪费，所以麻将流行不起来；第二、日本人入“道”之风太浓，本来赏花、钓鱼、喝茶、写字、下棋等等清爽之事，都被日本人“花道”、“钓道”、“茶道”、“书道”、“棋道”等等认真起来，麻将一门，也不例外。日本有“麻将联盟”，有最高手川崎备宽，高居“麻将八段”，在马虎成性的中国人看来，麻将被这样送入“魔道”，有何趣味？至于佐藤弘人写什么《麻将哲学》，在中国人看来，更属自找麻烦。大概日本人的认真，使人倒掉了胃口，麻将之不能取代“角牴”而成为日本国戏，理当在此。

至于麻将军西征的情形，比东征更糟。洋鬼子们更没有这么多闲工夫来“吃碰和”、来“海底捞月”、来“杠上开花”，所以“麻疯”无法广被。——麻将军只会害我们，却害不了人家！（《中华大赌特赌史》）

“国”字号

咱们国内“国”字号的“国粹”太多了，外国有戏剧，咱们有“国剧”来挡；外国有拳击，咱们有“国术”来挡；外国有绘画，咱们有“国画”来挡；外国有音乐，咱们有“国乐”来挡；外国有新学术，咱们有“国故”、“国学”来挡。（《修改<医师法>与废止中医》）

床

话说我大中华老祖宗，从树上下来以后，到底拿什么东西当床用，这个答案，可真不简单。要了解这个真相，首先得放弃我们现在对床的定义。不放弃这种定义，我们无法了解老祖宗和他的床。

老祖宗给床下定义，说：“人所坐卧曰床。床，装也，所以自装载也。”下一句一看就很邪门，有问题，“床，装也，所以自装载也”，这种定义，与其说是指床，倒不如说是指棺材。好，不再说不祥之言，就通过这种定义吧。

就这样的，问题的开始，就是学问的开始。有学问的答案是：——古人没有板凳、椅子、沙发，古人坐在地上，坐了好久好久，才学会坐床；一坐上床，床就坐卧两用；所以才叫“人所坐卧曰床”。（《床上功夫》）

席

古人坐在地上，屁股底下有块长方形的草垫子，叫做“席”（蓆），席是老祖宗表达尊卑、区分人我、划清势力范围的一个妙单位。这个单位，可以在必要时候一分而二，叫“割席”。任安与田仁在平阳公主家，被安排“与骑奴同席而食”，两人大不高兴，就把席一割，表示不同席；管宁与华歆在一起念书，门外有车马之声，华歆起来去看热闹，回来就被管宁割席，说你格调这么低，“子非吾友也”！这两个故事，都含意很深，都说明了“同席”是有规矩的。

不但同席有规矩，同席的细节也多得很，东边主位的是“首席”，西边敬陪末座的是“席末”，我们现在常用的“出席”、“入席”、“筵席”、“酒席”、“离席”、“逃席”、“缺席”、“主席”等等，都是从这儿变出来的。因为席有这么多名堂，所以有“避席而请”、“越席而对”、“侧席而坐”、“父子不同席”、“男女不同席”、“席不正不坐”等种种典故。（《床上功夫》）

椅子的由来

床的体积太大了，总是难免惹人同坐或鼾睡，殊嫌美中不足；何况庙堂之上，摆个大床，实在也不好看。这时候，西方文化帮了大忙，一种叫做“胡床”的东西，传到了中国，时间在2世纪尾、3世纪初。胡床并不是床，而是一种像胡金铨他们专用的导演椅，只能老子一个人坐，这就是椅子的前身。中国人接受了椅子的西方文化，到了北宋末年，全国大流行，统治者有御椅，大富翁有檀香椅，大强盗有第一把交椅，于是，全国男女老少，都从此坐有坐样，卧有卧样，不再坐在床上，更不席地而坐了。床和椅子，从此也变成两件家具，不一物两用了。（《床上功夫》）

中国人喝酒的故事

一个三国时代的郑泉（孙权的吴国人），临死以前，要求把他尸体埋在做陶器的工厂旁边。他说：“以后我的尸体真成了土，土又可被陶器工厂做成酒壶，那样我多过瘾呵！”

这是中国人爱酒的故事，也是中国人的幽默。

喝酒一件事，本来是一种享受，但是中国人却把它过度礼节化，弄得反倒不自然，反倒逼出些纵酒吐酒的酒鬼。一个攻击酒礼的故事，很有意思：钟毓和钟会兄弟小时候，以为爸爸睡觉了，一起偷酒喝。其实爸爸没睡，正在偷看他们的偷酒表情：钟毓喝酒的时候，“拜而后饮”；钟会呢，却“饮而不拜”。爸爸奇怪了，便起来问理由。钟毓说：“酒以成礼，不敢不拜。”可是钟会却说：“偷本非礼，所以不拜。”

历史上，用酒来办事、来避祸的例子也很多。曹参为了怕官吏打扰老百姓，整天喝酒示范，表示我们做官的，只要喝酒就好了，别去找老百姓麻烦；陈平也为了对政事不表示意见，整天喝酒装糊涂。很多人很多人，他们在酒中得到了真理与存在。历史上禁酒的工作都没有成功，也永远不会成功，因为酒——如果喝得好、喝得少、喝得巧，到底是一个不会出卖你的朋友。（《喝酒——喝也不行，不喝也不行》）

说“酒”

“酒”字的历史既然这么久，喝酒的人既然这么多，所以，在历史上，酒所占的重要地位，所发生的微妙影响，自然也就多得不得了。

酒在历史上最早也是最大的作用，是它一开始就弄亡了两个朝代。中国夏朝最后的皇帝叫姒桀（姒是他的姓，桀是他的名），据说，他后来造了一个大池子，全装满了酒，叫做“酒池”，整天喝呀喝的，结果把国家喝丢了。

夏桀和商纣的故事，本来不必轻于相信，因为很可能是他们的敌人编造的。但故事的一种作用，都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喝酒过度的害处。

由于一开始，酒就在中国历史上闯了大祸，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少警告喝酒的文献。文献中最有名的就是《酒诰》，就是劝人戒酒的文章。

尽管劝来劝去，古代人还是喜欢喝酒，喝酒如故。

古代人喜欢喝酒，所以喝酒的名堂也最多，喝酒的家伙比现代人还丰富。以商朝而论，当时光是酒杯和装酒的，就有许许多多花样。（《喝酒——喝也不行，不喝也不行》）

中国人的婚姻观与恋爱观

我们从老祖宗时代开始，就是一个讲道统的社会，在上层社会里，婚姻是一个合二姓之好的外交关系，有着上事宗庙下继后世的大使命，在下层社会里，婚姻又带给婆家一个不花钱的小女工，完全脱不掉宗法和经济的目的，从来没把感情放在第一位，更别提什么恋爱了。

所以在“男女授受不亲”的想法里，在“男女不杂坐”的纪律里，在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的风俗里，卓文君固然是淫妇；贾充的女儿也不是好东西。

人人都限定要“以礼自防”，没有人敢露出真感情，经书里告诉我们叔嫂不但不能通问，寡妇甚至也不能夜哭！几千年来，感情早就被我们放到冰箱里！所以在中国历史中，我们找不到几个正常的爱情故事，更没有罗曼蒂克的真情。（《爱情的刽子手》）

中国传统“爱情”

中国过去的爱情传统，是不平等的、缺少相对主体的、人格分裂的、胆怯的、娼妓本位的、男色的、没有人权的、缺少罗曼蒂克的、病态的。我读古书，少说也有三十年，我实在无法不做出这样令人不快的结论。

从古书中，我实在找不出中国男人有多少罗曼蒂克的气质，所以，根本上，严格说来，他们形式上的“爱情”也简直不成其为“爱情”。吴伟业、陈其年歌颂的“王郎”、曾国藩歌颂的“李生”，我总恶心的感到，这些都是变态，不是爱情。一如《红楼梦》里演戏过后的柳湘莲，被薛氏之子误为相公，而要按倒在地一样。你不能说这些是爱情，爱情不该这样陈旧、这样粗鲁、这样拙劣。只要稍用水准，稍讲情调，你就会发现：过去中国式的爱情，实在不及格、不及格。中华文化复兴吗？在爱情的范畴里，我们能复兴到什么？（《大中华-小爱情》）

中国人的“贞节”观念

“贞节”观念是所谓“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嫁二夫”，这本是古代中国人认为的美妙理想，到了一千年前的宋朝，才开始大行特行起来。大行特行的原因，是由于宋朝的“哲学家”程颢的一段话：有人问程颢，如果一个女人死了丈夫，若不改嫁就无法生活，就得饿死的时候，那可怎么办？谁想到程颢老夫子的不近人情的答复是：“饿死就饿死算啦！饿死是小事情，可是失掉贞节却是大事情！”

程颢有一个大徒弟叫朱熹，就是后来被人称为“朱子”的，在程颢以后大力宣传他老师的这种错误说法，从此以后，中国人便中了他们的毒，着迷起来，中国的女人便在盲目的宣传下，不断的做着不近人情的维护贞节运动：有的甚至被男人拉了一下胳膊，就气得自己把胳膊砍下来，认为那只胳膊，已被那男人弄脏了；有的甚至要和未婚而死的丈夫——死人——结婚，抱着死人的灵牌举行婚礼。……提倡贞节提倡到这个样子，你说荒唐不荒唐？

政府方面，为了奖励贞节，有所谓“贞节牌坊”，是用石头架起来的牌坊，鼓励那些守寡守得最久的女人，或是那些为了维持贞节而死的女人。（《女性——牌坊要大，金莲要小》）

泛处女主义

在已婚妇女中，有的为一言之“辱”而自杀（如秋胡妻）；有的为被劝改嫁而割鼻子（如梁高行）；有的割手指（如廖伯妻）；有的朝脸上涂大便（如崔绘妻）；有的为证明不怀二心而割耳朵（如刘长卿妻）；有的被人偷看洗澡而上吊（如王凝妻）；有的被人拉了一下手腕就大喊：“吾腕为人所污矣！”而把自己的手砍下来（如杨炯妻）；有的耳闻别人说她闲话，她就割下一只耳朵来（如林国奎妻）；有的在大水来时，为了不愿自己的手被救灾的人拉住，宁肯淹死（如王京娥）；……这一切不近情理的“节烈”举动，哪一件不是受了观念的害？中了观念的毒？

所以我说，这些统统都是“泛处女主义”的泛滥结果，这种“主义”的过度泛滥，自然就会把任何抽象的、实际的或偶然的无妄之灾，都当成了“断臂自矢”或“痛不欲生”的条件，都认定有伤她的尊严，都咬定那是“羞”、是“辱”、是“耻”、是“无面见人”，因而非诉诸激烈的行动就无以白其贞烈，这不是可怜复可叹吗？在“泛处女主义”的笼罩下，每个女人不但有肉体上的“处女膜主义”从一而终，并且还有精神上的“处女膜主义”不容侵犯，谁在侵犯她精神上的处女膜（不管她是否有过性关系），她都是哇的一声叫起来，然后生闷气、寻短见——这真是高度的东方精神文明！（《论“处女膜整型”》）

娼妓是中国文化的特色

中国民族职业分类，大类是士农工商，中类是三百六十行，小类没分，要分也有一千三百六十行，其中有一行，就是娼妓业。粉饰家不愿承认这种靠粉饰卖人肉的行业是一种行业，其实粉饰家忘了自己和娼妓同行，只不过前者粉饰灵魂出卖；后者粉饰肉体出卖。后者的职业道德远高于前者，身世且大可哀。可哀的身世，只有在承认有这么一回事，才能研究、呼吁、改善，一路粉饰的行为，固然不足自欺；若想欺人，也差上一大截。

现在粉饰中的卖人肉行业，形式上只妓女户，骨子里却包括酒家、地下酒家、舞厅、地下舞厅、理疗院和马杀鸡性起的理发厅。我们细察这些粉饰中特色，穷本溯源，会有“手足之情”式的发现，就是：现在妓女户与酒家等的演变，有固有文化的背景——有的与固有文化貌合神离，有的与固有文化貌离神合。它们在许多方面，蔚为中国文化的特色，而被洋鬼子望“中”兴叹。（《且从青史看青楼》）

中国的娼妓业

有谁想得到——娼妓在中国，竟是“公营企业”！

中国最早的娼妓，是最早进入制度化的一种行业。管仲治齐国，就设有“女闾”，女闾就是公娼——不是公家准许的窑子，而是官办的窑子。这是中国最早的“公营企业”，开办目的，是增加国库收入。《坚瓠集》续集里说：“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这就是说，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经费来源，部分却是吃软饭吃来的，实在不怎么光彩。孔夫子说没有管仲，他要披发左衽，变成外国人了，这么推论，使中国国泰民安，身为“女闾”的人，以血肉之躯，“以充国用”，的确功不可没。虽然她们的痛苦如何，我们一点也不知道。（《且从青史看青楼》）

可耻的娼妓制度

在号称“礼义之邦”的中国，我们还背负着祖宗们遗传给我们的可耻的娼妓制度，这是很没面子的事。但是我们比祖宗强，我们在改善。例如祖宗们以“平康狎妓”为士人“雅事”，甚至把这种事“诗酒唱和”，恬然不以为耻；今天的士人们呢？他们再也不会如此这般的蔚然成风了，他们再也不敢在小报上公然为名妓颂诗代启了，他们逐渐知道这是既不名誉又很残忍的事了。这些现象，岂不是观念的进步吗？（《瑞典与废娼》）

工业社会与大家族

中国传统的理想家庭是大家庭，家庭愈大愈好。所谓“九世同居”、“三代同堂”等是。但是这种大家庭，在农业社会里就麻烦丛生，进入工业社会，自然就更无法适应。工业社会家庭的基本型态是两代血统关系（父母和子女），而中国传统的理想大家庭则是两代以上血统关系，即所谓“族”（clan）制。而中国的许多道德标准、社会规范，也就从此而来。

但这些道德标准和社会规范，在许多方面，显然已跟工业社会发生冲突。例如工业社会的家庭经济，只是两代，只能下“蓄妻子”而仰不足“事父母”，这时候，道德标准（例如“孝道”）就不得不被逼得打折扣。不了解这种变化，而硬以“孝道”律人或以“不孝”自责，是很不公平的事。（《中国的家》）

中国家族的流弊

由于中国人的家族观念太强，它的流弊，也就多得不得了，变成了中国进步的障碍。综合它的大缺点是：

一、年轻一代没有自由。

二、年轻一代容易养成倚赖心，缺少开创精神。

三、男女不平等。

四、婚姻不自由。

五、容易伤感情，把八十岁到十八岁的女人，挤在一起，自然“妇姑（姑是婆婆）勃溪”、“妯娌不睦”、“姑嫂口角”、“兄弟阋墙”了。

六、太重“家法”，忽视法律。

七、太重自己家族的利益，缺乏公益和爱国观念。

中国家族的流弊，可真不少。家族观念走火入魔的时候，还要进一步“开祠堂，执家法”，包括依“族规”第几条第几款，应该打多少大板或别的。（《家族——人愈多愈好》）

中国家族关系

中国人喜欢称道的亲属关系是“九族”，九族的关系是：

高祖父母→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自己→子→孙→曾孙→玄孙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一个人，并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他的家族；他不代表他自己，代表的也是他的家族。所以，当一个人犯了罪，惩罚的对象并不止于这个“罪人”自己，而要连累他的家。秦始皇帝时代就有“诛三族”的法律，要杀一个“罪人”的时候，他的父母一族，他自己和太太一族，他的儿女一族，都要杀得光光光。这种残忍而不人道的法律，一直流传着，甚至还变本加厉。隋朝时候，杨玄感造反失败，所受的惩罚，就是“诛九族”。明朝方孝孺为了反对明成祖篡位，大骂成祖。成祖问他说：“你难道不怕杀九族吗？”方孝孺说：“就杀我十族，又怎么样！”成祖说“就杀你十族！”于是，除了方孝孺的九族外，连他的学生，也当做一族被杀光了！

这就是由中国畸形的家族关系，演变出来的畸形法律和残忍事实。（《家族——人愈多愈好》）

五代同堂

中国的家的特点——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大家庭的结构”。所谓大家庭，就是家中不只父母子女两代几个人的小家庭，而是要所有有亲属关系的人住在一块儿，大家谁都不要跑。“大家庭”的理想型态是“五代同堂”，堂是家里的大庭，大庭中有五代的亲属，才算过瘾。……中国人对这种大家庭，最着迷不过，他们对“五代同堂”的希望是“五世其昌”——五个世代代代代代代都繁荣而有福气。当然，搞不好，也可能五世其“娼”。

“五代同堂”，只不过是一个标准型态，当然还有“四代同堂”、“六代同堂”等等。反正代愈多，愈证明了老公公老婆婆们的长寿，和小孙子小孙女们的早婚。（《家族——人愈多愈好》）

牵骆驼——中国民族的托古病

我们中国的湖北人，有一句土话，叫做“牵骆驼”。

谁都知道骆驼有两种，一种叫“单峰骆驼”，一种叫“双峰骆驼”。

湖北人大惊小怪的原因，一来是因为他们少见多怪；二来是骆驼本身也着实令湖北人惊怪。骆驼是个庞然大物，斜鼻孔、慢吞吞，又有唐朝好汉的本领，可以力托千斤，看起来的确叫人惊佩。骆驼除了有这些特征之外，还有一个大特征，就是虽然它的外表巨大古怪，心地却非常顺良。顺良得可让任何三尺童子牵着鼻子走，绝不会像湖南驴子一样的反抗。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掌握一条骆驼，毫无难事。但是，这个秘密，聪明的湖北人竟不知道。于是，一二走江湖的湖北人，便利用他们同乡的无知，开始诈欺，开始做买卖。

例如，一个卖草药的，他做走方郎中，没有人信他的草药能医百病；可是当他背后牵了一匹骆驼来卖的时候，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人们看到他能把这么又大又怪的家伙“驯服”，心里立刻肃然起敬，心想此公一定神通广大。于是，在五体投地之余，自然连带对他的草药也相信了。

因此，流风所及，在湖北卖草药的人，经常总是牵了一匹骆驼，湖北人一看骆驼，立刻就狂起俄国老毛子巴甫洛夫所搬弄出来的“连锁反应”，自然也就狂买草药。

用上面这个“牵骆驼”的故事，来印证中国的民族病，最有意思。中国的一个民族病是“托古病”。中国人一说话，最爱上托古人。例如孔夫子牵尧舜为骆驼，卖草药；朱熹又牵孔夫子为骆驼，卖草药；钱穆又牵朱熹为骆驼，卖草药。……又流风所及，“今”人总是爱牵“古”人为骆驼，卖那与骆驼毫不相干的草药。（《“古今”与骆驼》）

中国人相信“人事感天”

研究中国人想什么，怎么想，一定得注意中国人的怎样想什么。中国人有时候会发伟大的奇想，这种伟大的奇想，想入非非，使人怎么也想不透人为什么要这样想，能这样想，这样想又何苦来。

中国人怎样想什么，七想八想，其中妙的很多。最妙的一则是，中国人相信“人事感天”，相信自然现象有时是受了人的感动而生，感动到火候十足的时候，可以“惊天地，泣鬼神”，可以“天雨粟，乌白头”，可以“天地含悲，风云动色”。

别以为这是中国民间愚夫愚妇的迷信，别以为这是我开玩笑，中国的第一流知识分子，的的确确把这种怎样想什么，郑重其事的认真处理。我举一代大儒顾炎武为例。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有一篇“人事感天”，……就是第一流知识分子满纸荒唐言的第一号证据。（《人能感动蝙蝠论》）

“中国”太难了解

中国人不了解中国。为什么？中国太难了解了。中国是一个庞然大物，在世界古国中，它是唯一香火不断的金身。巴比伦古国、埃及古国，早就亡于波斯；印度古国，早就亡于回回。只有中国寿比南山，没有间断。没有间断，就有累积。有累积，就愈累积愈多，就愈难了解。

从地下挖出的“北京人”起算，已远在五十万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山顶洞人”起算，已远在两万五千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彩陶文化起算，已远在四千五百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黑陶文化起算，已远在三千五百年以前。这时候，已经跟地下挖出的商朝文化接龙，史实开始明确；从纪元前841年（周朝共和元年）起，中国人有了每一年都查得出来的记录；从纪元前722年（周平王四十九年）起，中国人有了每一月都查得出来的记录。中国人有排排坐的文字历史，已长达两千八百多年。（《快看<独白下的传统>》）

中国人巫医不分家

中国人对于疾病的观念本来就是充满迷信色彩的，他们认为生病的原因是神仙赐的，所以若要病好，也非得求神问卜不可，而求神问卜的法子，则莫过于祷告。所以周武王病了，他的弟弟周公要祷告一阵；孔夫子病了，他的学生子路要祷告一阵。换句话说，能祷告就等于能治病，祷告是“巫”的责任；治病是“医”的专职，“巫医”连称，向来是不分家的。

历史上传说神农、黄帝对于医药的贡献，根本全是鬼话。中国医术比较可考的起源是在殷朝，值得称为鼻祖的是“巫彭”和“巫咸”。从这个人开始，算为中国医术奠定了千古不拔的基础，——一个巫医不分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几千年来，中国医术就一直走不上科学的正路。——至多只有医术，根本称不上医“学”。（《修改<医师法>与废止中医》）

中国人的“文化沙文主义”

所谓“沙文主义”，它的来源是法国那个名叫沙文的老兵，这个老兵在拿破仑失败后仍然效忠而狂热，盲目而排外，是个标准的义和团哥儿们。“文化沙文主义”的目的，无非在想用中土之光，光被四表，使万国衣冠，尽拜中华冕旒之下。有这种如意想法的人，他们最初的目的是想用“武功”征服世界，在“武功”所及的边缘，再开始用“文化”来招降，这时候司马相如等御用文人便派了用场；可是事实上，往往“武功”并不称心，“武功”所碰到的，不完全是有眼不识泰山的“夜郎”国，所碰到的，不是“夜郎自大”而是“夜郎真的很大”，大到鸦片战争时被金发碧眼的“夜郎”打进家门来，这时候情况自然严重。最后八国联军一次，“夜郎”们逞尽了威风，于是中土沙文之士，乃纷纷宣告打洋鬼子们不过，于是又想出自慰的法宝，放弃束“补亡诗”中所谓的“文化内辑，武功外悠”政策，改行“文化外悠”政策。掩武功以和平，敷文化以柔远，“文化沙文主义”，便于头破血流之日，开始大行特行了。

“文化沙文主义”和“义和团思想”，在20世纪开始以后的六十五年来，我们都随时可见，随处可见。“文化沙文主义”的表现是“文场”，是托诸空言；“义和团思想”的表现是“武场”，是见诸行事。（《写在居浩然<义和团思想和文化沙文主义>的后面》）

中国女人的小脚传统

小脚是把小女孩的两只脚，用布带用力裹起来，裹到骨头也断了，肉也烂了，可是不管断不断、烂不烂，还是要裹下去，直裹到一个畸形的新脚长出来，才算完事。这时候，这个女孩子再也不会活活泼泼的蹦蹦跳跳了，她走路都走不好了，更谈不到跑来跑去了。

原来中国古人竟认为：女人被这样裹了两脚，就“老实”了。还有的中国古人竟认为；女人被这样裹了两脚，就“美”了。审美的眼光可真他妈的怪！正确的说法，这不是审美，是审丑。

中国人骂人写文章又臭又长，讲演又臭又长，说是“王母娘娘裹脚布”。王母娘娘传说是黄帝的老相好，那个时代，还没流行小脚，太早了；宋朝人的笔记里，说小脚起于五代“春花秋月何时了”的李后主，可能又太晚了。因为它无法解释一千四百年前“双行缠”“履头皆锐”“底平趾敛”“弹弦纵足”等现象。小脚的形成，是慢慢演变的，但在中国，起码已缠了一千年！

缠小脚，除了道德上的和审美上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性的，就是“足恋”。古代罗马、中古西班牙，都有足恋的现象，汉朝成帝对“可怜飞燕”的妹妹赵合德，曾有过这种喜爱。中国性变态的文人，很多都喜爱小脚——尤其是臭的小脚，难怪他们作品臭不可闻。中国文人为了喜爱小脚，要写《香莲品藻》这种书，对小脚大做科学分类，分为五类十八品，整天向往“凤鞋半折小弓弓，莺语一声娇滴滴”；至于性变态的武人，就没这么风雅，他们要把小脚砍下来吃，“足下”害人，一至于此！（《女性——牌坊要大，金莲要小》）

改名学

“改名学”，就是“老子改你小子名字的学问”。

“改名学”是对抗“命名学”的一种思想战兼宣传战。“命名学”本就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中国人给人起名字，要讲究排行、讲究笔画、讲究字形、讲究音调、讲究犯不犯冲、……一名之立，有时真经过旬月踟蹰，所以立定之后，相沿不改，也不宜改、不必改。随着统治技术的推演与方便，衙门又有了自行立法，由官方强制严禁，竟一变而成不准改，如果我李敖不叫李敖，而叫“李万林”，我发了财，想在名字上来点泽被群生，而想改名“李万霖”，衙门是不准的；又如我李敖不叫李敖，而叫“李万财”，我当了民意代表，想把大名学术化，减少一点金玉满堂，而想改名“李万才”，衙门还是不准的。如果我能改成，那是我另有神通，内幕自非你“张乞食”之流所能洞鉴，不必多言。（《罗斯福路该改名罗斯祸路》）

罗斯是“祸”不是“福”

当年用罗斯福路做路名，的确莫测高深，我们自己的民族英雄，像黄兴、像蔡锷，都在大街上分不到路名，怎么有余额“挟外人以自轻”？所以，罗斯福路是该改的，但改的理由该和当年根本不该用的理由一样，而不该随一时一地的政治情绪而转移。如果一切都要符合政治情绪，那我就要提议改名“罗斯‘祸’路”，以为口诛，以为笔伐，以为知过必改，以为上当学乖，以为复兴固有的“改名学”文化。（《罗斯福路该改名罗斯祸路》）

中国人与游泳

中国古代的雅人们，对水的看法，可有点特别。“沧浪之水清”的时候，他们要“濯我缨”（洗帽子）；“沧浪之水浊”的时候，他们却要“濯我足”（洗脚），他们从未想到要洗洗身体，更甭谈“游泳”了！

“游泳”在中国传统中，不属于正统运动范围，也不属于一般娱乐范围，“游泳”这玩意，至多是“浪里白条”式水上人家的专技，任何身强体壮的大汉，只能在陆地上展览他的阔臂肌，一旦不幸下水，就只有口吐白沫的分。《水浒传》里的黑旋风李逵，本何等威武，可是一落清波，就被浪里白条张顺灌得“喘做一团，口里只吐白水”！李逵皆如此，其他大汉可以想见！其他大汉皆为此，其他小娘子更可想见。故总而言之，中国古人对“游泳”这一门学问，实在差劲，因而从尾生以下，被淹死的记录，也就颇多。奇怪的是，尾生明明不会游泳，却偏偏跟女朋友在“水门”旁边约会，结果竟送掉老命一条，真是哀哉！（《写给模特儿看的》）

中国思想史里的“泛孔系统”

“泛孔系统”是中国思想的“正宗”，它的特点当然是“子曰”、“诗云”、“圣人言”的逻辑。在这个系统里面，一个人，不论说话、放屁、写文章，都要先顶上孔子的帽子才开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如方东树所说的，“得圣人之真”。于是，你戴着孔子制帽厂的帽子骂我，我也戴着孔子制帽厂的帽子骂你，闹做一团，大家都咬定自己说的才是真正的“圣人之真”。

“圣人之真”云云，早就在中国人的脑袋里打了转，大家都分别来了一番加工或改造，故同一个孔子，刘邦可以利用，董仲舒也可以利用，其他的人自然也可以利用。

所以我说，所谓“泛孔系统”，并不一定是孔夫子的原装系统，它是代孔子立言的系统或托孔子说话的系统。这个系统笼罩了两千五百年来的中国思想界，在它里面虽然有孟子派和荀子派的对立，有今文派跟古文派的争执，有儒、道、佛的混同与吵架，有理学和反理学的斗法，……其实全不妨碍这一系统的确立，原因很简单——他们都戴着（正戴着或歪戴着）孔子制帽厂（本号或分店）的出品，而孔子制帽厂又都是皇帝们投资保护的对象。（《中国思想趋向的一个答案》）

避讳

中国人这门学问，叫做“避讳学”。

“讳”是什么？讳就是“不敢说”，为什么“不敢说”呢？有的因为顾忌的缘故，有的因为隐匿的缘故，把一个名字，或一件事实，知道了却不说，反倒说成别的，这就叫做“讳”。

为什么一个名字，一件事实，知道了要不说呢？照中国传统的高见，是因为说了就是不吉祥或不恭敬或大逆不道，所以才“不敢说”。“不敢说”的意思，用文言文的说法，是“讳言”、是“讳莫如深”，这一类的说法，还有很多。

对一件事实的“讳”，大部分是指隐匿一种真相。比如说，死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事实，可是古人却忌讳提到它，认为不吉祥。所以古人说一个长辈快死了，用的表达法是“倘有不讳”。“倘有不讳”的意思翻成白话是：“假若有隐瞒不住的时候”，就是“倘若死的时候”。

除了认为不吉祥的意思外，还有一种是指对某种事实的隐瞒。（《避讳——“非常不敢说”》）

中国儒家经典

儒家经典本是些空泛的大道理，除了《论语》、《孟子》和《礼记》的一部分外，其他只不过是一些治古史用的獭祭材料。《论语》只不过是一万一千七百零五个字的空疏东西，而古代宰相竟想用半部《论语》治天下，这未免把“治天下”看得太容易了。即使加上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个字的《孟子》，九万九千零十个字的《礼记》，一共还不到十五万言。想凭这点两千年前的“菁华”来包罗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万象，用来应付20世纪70年代种种繁复困难的新问题，天下哪有这等便宜事！（《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经典救世是串假戏

旧经典绝不配解决今天的社会问题，提倡经典救世就等于提倡串假戏，提倡把已经多边的自我搅得更多边。并且，事实上，鼓吹固有文化的人只是耍笔墨游戏而已，他们的为人作文与日常生活，一点也不像安贫守素叔度汪汪的“儒”，他们只是挂羊头卖狗肉的贩子罢了！并且狗肉也只是当做羊肉卖给别人吃，他们自己是不吃的，——他们吃“美援”。

我们被经典害了两千年了，“空洞”、“浮夸”是我们民族的特征，也是我们民族的死症。这种特征与死症表现在市井小民身上，是可以饶恕的；表现在好话大话的官儿身上，也是不必见怪的；可是若表现在新时代的知识分子身上，我们就不能不叹气了！这些知识分子的最大心愿是把固有文化往新世界的头上套，又拿儒家经典往固有文化头上套，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去他的“万古纲常”

我们总相信有个包医百病的万灵丹，总喜欢有个“简单的确定”，用来“放之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老实说吧，凡是有着这种“万古纲常”头脑的人，绝不配谈如何使中国走向现代化！我们不肯睁开眼睛看看，看看人家在辛辛苦苦夜以继日的做什么？人家已经迈向理智的爱国主义了，我们却还在“事君以忠”观念上兜圈子；人家已经对社会人类学都不满意了，我们却还在“天理”、“气运”、“太极图”上翻斗；人家论自由与权利的大书已经出了几百本了，我们却还高谈大学中的“絜矩之道”！（《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穿”固有文化

“夷狄”早就进入中国了。时至今日，连最贩卖“历史精神文化”的人士在内，哪个人不在物质上崇洋媚外？哪个人在精神上真真相信东方的精神文明？封疆大吏们穿了三百六十四天半的西装，只在每年祭孔的时候，穿起长袍马褂来亮亮相，这正代表我们的可怜——和“‘穿’孝”一样，这可叫做“‘穿’固有文化”。对固有文化，大家只想“穿”它，对它并没有很真诚的眷恋；固有文化的本身也无法使我们有深深的体感。大家只是为了情面、为了随和、为了不招忌、为了“学而时习之”的顺口，只好一齐串假戏，一齐重采黄花来做锦囊儿！

如果我们肯睁开眼睛，看看我们的“平均公民”——用“大量观察”的法子看看他们：年轻一辈的明星狂和爵士乐，中年一辈的奖券迷和轿车梦，年老一辈的麻将风和强力睾丸片，……哪里还有一丝一毫经典中的真精神？（《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中国人的“征兆”传统

征兆是中国人五千年来的只此一家大传统，当然也是五千年来只此一家的大骗局。它的历史太深了、太远了，深远得变成了一个坚固的骗人公式，大家一提到某某名人，就会公然用公式套他一下，明知是鬼话，可是谁也不敢说破，只要有利，谁也乐得相信，或者叫别人相信。你别以为这些是历史了，才不呢，就是这套大哲学，使中华民国袁大总统世凯先生抛弃了总统，想改行当皇帝，为了他相信他自己曾以“五爪大金龙”的正身，睡在床上过。“真龙转世”的大哲学，在上为帝王将相，在下为王元龙李小龙，以至看相摸骨的龙海山人，人人都多少反射到。你老兄一定也有这种传统的荒谬反射，不然的话，你为什么老是在浴室镜子里，偷偷看你“主贵”的那颗痣？（《征兆——来头可不小》）

讲理与讲礼

中国民族对“讲礼”很拿手，对“讲理”却不在行。

“礼”在古典解释里，虽然也有“理”的意味，但是两者你东我西，愈分愈远。“礼”变成人与人“交接会通之道”，变成仪规，变成俗套，甚至变成虚情假意。在这种方向的演变下，“礼”在许多点上，就跟“理”发生冲突。冲突的原因在“礼”是讲谁大谁小的；“理”却是讲谁对谁错的。讲谁大谁小，就没有是非可言，一切都是听凭摆布，一切都和稀泥，这就叫“礼之用，和为贵”。

在“礼之用，和为贵”路线上发展的民族，一切都要“以礼自防”。除非特立独行之士，谁也不敢“无礼”。（《讲理与讲礼》）

论“不守清规”

读过《宋人轶事》的人，一定喜欢那苏东坡的好朋友佛印和尚；读过《水浒传》的人，一定喜欢那整天打人打山门的鲁智深花和尚。为什么人们喜欢这类酒肉和尚？答案是这类和尚“不守清规”，尽管不守清规，但他们的为人却正直、幽默、令人怀念常想。这样看来，所谓“清规”，显然已经没有必守的价值，“不守清规”的和尚，照样可能成为一个好人、一个男子汉。

佛印和尚与鲁智深花和尚，在佛门中，应该归入“禅宗”的一派。这一派的真正精神，是反对佛门中的庙宇仪式，反对佛门中的繁杂“形式主义”。

这类禅宗的先驱者，他们先知式的信仰是：“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在这种开明信仰的光照下，佛印会开苏东坡女人的玩笑，而鲁智深呢，不但自己大吃大喝，还要硬讲别的和尚吃狗肉！

正统——所谓正统——的佛门不承认他们，但他们也不屑于正统佛门的承认。

在中国思想史中，王阳明一派的末流，言行风采已跟这种禅味相当接近，这些智慧的中国古人，他们不谋而合的，也成了“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的信仰者。

我们新一代的中国人，不可忘记我们老祖宗们那“不守清规”的一个面，不可忘记他们的自然与快意，不可忘记在形式主义的森严气氛里，他们曾以笑脸和血汗，把过度严肃的传统文化，赋了生机、开了新路。我们怀念他们，我们向他们致敬。（《寻乐哲学》）

中国“拦路告状”的历史

拦路告状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它的历史，源远流长。古代中国老百姓，他们遭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只有三条路：第一是忍气吞声，第二是直接喊冤，第三是揭竿而起。“冤”字在中国象形文字里，上面是个罩子，下面是个兔子，把大无辜家兔子罩住，无法兔脱，自然冤哉枉也，了无疑义。老百姓如何不做兔子而做人，这就得另谋补救之道。主要补救方式有三：一种是“捶登闻鼓”，就是在皇宫外面捶一面大鼓，让皇上听到，好问他冤在哪儿。这种方法，后来名存实亡，变成了间接的“登闻鼓院”了，登闻鼓院是转达的衙门，这样一来，所有直接的用意全部消失，捶也白捶了！

捶登闻鼓以外，另一种就是“立肺石”。肺石是一块红石头，老百姓有冤，可以跑上去站三天，能站下来，就有专门人员过来问你案情，并负责“通天”。这种喊冤，在程序上虽然间接，但在形式上，却有直接的视听效果。站红石头的意思是叫老百姓说真话，“使之赤心不妄言”，有点类似洋人按圣经味道，只是脚踩赤石罢了。至于立肺石的实际情形，显然大打折扣，如《梁书》武帝纪里有“可投肺石函”的话，足见喊冤已喊进“意见箱”了，其下场可知；又如《玉海》记武则天时有“肺石不须防守”的话，足见要喊冤的，还得通过治安单位人员“防守”这一关，其下场又可知。所以“立肺石”也者，费时而难见其利，明矣！

既然敲鼓罚站都难以下情上达，最后只好亲见皇上的一法了。但皇上在深宫里，老百姓哪看得到？唯一的机会是：等皇上出巡或出来玩的时候，半路上把他拦住，这种拦法，有个专门名词，叫“邀车驾”或“迎车驾”或“乘舆诉”或“递御状”或“拦舆”或“拦舆递禀”。理论上，统治者为了探求民隐，尚不反对“邀车驾”，只是严格规定必须冤情确凿，不然就给你好看。好看的方式，在唐朝是“杖八十”（打八十棍）；明朝、清朝是“杖一百”，表面的罚则比起古人的严刑峻法来，尚不算重，只是实际上罚的，就大有出入，因为随时可用别的罪名整你；别的罪名也预备好了一大堆，等着整你。如清朝规定：皇上车驾“行幸瀛台等处”而拦路的，则照“迎车驾申诉律”办；但“车驾郊外行幸时”而拦路的，却照“冲突仪仗律”办。这就是说：车驾也不是那么好“邀”的，邀错了地方，就视同“犯跸”，说不定还当大刺客办你呢！

这样一来，老百姓有奇冤异惨，想直达天听，可说千难万难。于是，他们只好降格以求，把“包公”、“彭公”式的“青天型”人物，当成跪地苦求的对象，高喊：“青天大老爷，小的有冤上诉！”（《拦路告状不可拦！）

横扫封建主义

中国的封建主义其实是无孔不入的，要横扫它们，得先一一纵深切入才能解决。一一纵深切入的战术是：不分大题目小题目，只要能大题大作或小题大作，显示出“大手笔”，就值得一写。因为这种纵深切入，一方面是把本题给解决了，另一方面却又同时把你真正的“借题发挥”带进场。（《封建主义是海峡两岸的共同敌人》）

外国的不避讳

避讳这套想起来实在没有什么道理的习惯，在世界上，可说是中国独有的坏习惯，自找麻烦的坏习惯。我们再反看外国，外国正好和中国相反，洋鬼子们觉得，尊敬一个人，最好的尊敬法子，不是不敢提他的名字，而是偏偏要提他。

洋鬼子尊敬华盛顿，特别把美国国都叫做“华盛顿”，大家你叫我叫老头子叫小孩子叫，丝毫没有觉得该“避”什么“讳”，同时觉得，这是对华盛顿最大的恭敬和纪念。（《避讳——“非常不敢说”）》

论中国文学

——中国人评判文章，缺乏一种像样的标准。

论中国文学五千年

五千年的庞大文学遗产，只表露了庞大的繁琐与悲哀。我们的五千年文学史中，没有大气魄的诗、没有大气魄的剧、没有大气魄的小说、也没有大气魄的作品。我们没有好的表达法，没有像样的结构，没有不贫乏的新境界，也没有震撼世界的文艺思潮。我们的“文学”（如果还硬要算得上是“文学”的话），至多只是在一首小诗、一阕小词、一段小令、一篇小品、一个小故事里打滚，我们“足以自豪”的任何作品，在新世界的文学尺度下，都要打回票。我们的表达力，至多只是表达一点粗浅的浮情，忧国也好、非战也好、田园也好、香奁也好、铁板高唱也好、儿女私情也好，……我们除了在最低浅的层面上，吟咏低唱一阵或乘兴挥毫一阵外，便不能再深入，或因深入而浅出。我们是集体失败的，集体铸造了历史的纵线失败。我常常想：一个《儒林外史》的部分好题材，在任何二流三流的西方文人手里，都不会有吴敬梓那样糟糕的处理，那样可怕的结构！而吴敬梓已算得上是我们中国文学史上的特级文豪！——我们真失败！（《爸爸-我-文学》）

中国文章史

中国文章，一开始不是文章，而是“诗歌”，那是春秋以前的事。诗歌是当时白话和文言二合一的产物，当时的写作技巧很单调，最喜欢用单字重复来绘影绘声，描写黄莺，就来个“其鸣喈喈”；描写桃花，就来个“灼灼其华”，很少会变花样。我们读《诗经》，看到的，多是这类原始的表达法。

这类表达法转到战国以至汉朝，变为“辞赋”，辞赋开始变深了。那时候政府的命令是辞赋，命令下来，深得小公务员都看不懂，大家只好拖死狗。政府没办法，就奖励大家研究这些难念的古文，谁念得好，就给谁官做。这种奖励，就是科举的起源。有了科举，就可以凭写文章做大官，中国人这么喜欢写文章——写讨政府喜欢的文章，骨子里，其实有制度的背景和遗传在。现在的高普考大专联考，不过是科举的摩登化，片言点破，一切可如是观。

辞赋表达法带给中国文章大分裂，就是白话和文言的大分裂。这种分裂，到魏晋南北朝转为“骈文”，骈文是纯粹的中国字一字一形一音一义的大排队，中国人这时候，一写文章就要对对子，写满篇文章就是写满篇春联，做作极了。因为太做作，从隋唐到北宋，文章转为“古文”，古文一方面说复古，一方面也创新，虽然南宋以后，有“语体”出现，开始把白话和文言合流，但以文章正宗论，还是古文的天下。于是，从韩愈到曾国藩，中国的能文之士都是古文家，古文就是我们一般指的文言文。（《看谁文章写得好？》）

李敖眼里的“中国文学”

对中国文学，我个人早已从压根上失望。我看来看去，在我眼中的中国文学，只是可怜的“小脚文学”（如果还硬要算得上是“文学”的话）。中国文学的集体悲剧，乃是在不论它们的呈现方式是什么，它们所遭遇的共同命运，都是“被层层桎梏”的命运。不论它们的呈现方式是“散文”、“骈文”、“古文”、“时文”、“八股文”，是“论辨”、“序跋”、“志传”、“奏议”、“哀祭”……或是“革新”、“守旧”……不论从哪一路数的进退冲守，在我眼里的中国文学，都是“小脚如来”的“掌心行者”，都不能逃开共同被传统“桎梏”、“修理”的命运。在这共同命运之下，“文体”的争论也好，“诗体”的争论也罢，乃至什么“雅”、“俗”之分，“刚”、“柔”之异，“古”、“今”之别，“朝”、“派”之变。……从如来掌心以外来看，它们所能表示的，至多只是被“修理”的轻重深浅而已。它们相互之间，只有小异而没有大不同。换句话说，它们统统都多少被传统的水平观念缠住、被传统的社会背景缠住、被传统的意识形态缠住、被传统的文字辞汇缠住、被传统的形式语法缠住、被传统的陈陈相因缠住、被传统的粗糙肤浅缠住。……这样的一缠再缠，中国的文学便一直在“裹脚布”中行走，不论十个脚趾如何伸缩动静，都无助于它在一出世后就被扭折了的重要骨头！（《对是非绝对是不让步的》）

中国文学史中小品文凸出

文学在中国古代，是跟道家、方士、阴阳家、纵横家的思想相近的东西，文学寄生在思想文学中，思想文字也孕育出文学。《庄子》中的许多表达，既是思想文字，也是文学。

由于中国文句结构、流传工具等的限制，中国的文学遗产，最具特色的不是长诗，不是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而是片段的小品文。中国的文句结构、流传工具、意识形态，无法表达长诗和小说，也无法驾驭长诗和小说，所以大篇巨制的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总是很缺乏，总显不出成绩。于是，中国文学的天下，便成了小品文的天下。（《中国文学史中的小品文凸出》）

诗经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集，那时候的诗，事实上是歌谣。歌谣分随口唱的“徒歌”，和随着乐器唱的“乐歌”。当时的音乐家叫乐工，他们搜集这些“徒歌”和“乐歌”，编成唱本，有三百多篇，就叫“诗”或“诗三百”。后来乐谱散失了，只剩下歌词了。

到了孔子时候，他把诗给道德化了，用来做为教条。例如《硕人》诗中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明明是写漂亮女人的，但孔子却硬扯在画画上面；还引而申之，硬扯在修养上面。孔子主张“思无邪”，这样一规范，歌谣的本来面目就被曲解了。

自从孔子给这些歌谣定下规范后，后来的人就更变本加厉了。汉朝以后，把它用“经”给供奉住，就叫《诗经》了。从此说诗的，就提出风、雅、颂、赋、比、兴，所谓“六义”来发挥，本来面目就更远了。（《狂童之狂也，鸡巴！》）

诗无达诂

中国人历来都号召读经，读经的内容起码是四书五经。因为经书中有许多玄妙的词句，所以后人的解释，也就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经书中最有味儿的是《诗经》，关于诗经的解释，因为各执一词，所以闹出来一句成语，叫“诗无达诂”。翻成白话，就是“诗没有固定的解释”。阿猫说诗的意思该如此如此，阿狗却说诗的意思该这般这般，其实诗的真义如何，阿猫和阿狗可能全对，也可能全不对，而该是阿牛阿马对。（《“舒而脱脱兮！”》）

文言文害死人

不论多少老顽固老夫子抱残守缺，文言文是完了，文言文除了寿序、贺启、祭文、致敬电一套陈腔滥调外，已经愈来愈木乃伊，小毛头们没人要看文言文，也没人看得懂文言文，一切都得白话语译后，才勉强看看，应付考试和老师。但当考试和老师要作文的时候，小毛头就无法不狗屁。

狗屁的原因是：白话文的正宗基础太薄弱，胡适等人公开表示他们老一代的白话文是放小脚式的，提倡有心、创作无力；另一方面，白话文的起步一再误入歧途，它们走上“新八股派”、“新之乎者也派”、“旧的吗了呢派”、“新鸳鸯蝴蝶派”等错路上去，乍看起来，捧来捧去，仿佛成功，实际情形却是做人成功、作文失败。小毛头们在这种文风里长大，自然种屁得屁，要他们写出不受污染的清新之作，又奇迹何来？（《看谁文章写得好？》）

好文章的标准

所谓文章，基本问题只是两个：一、你要表达什么？二、你表达得好不好？两个问题是二合一的，绝不能分开。古往今来，文章特多，可是好文章不多的原因，就在没能将这二合一的问题摆平。中国人一谈写文章排名，韩愈就是老大，他是“唐宋八大家”的头牌，又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大将，承前启后，代表性特强，可是你去读读他的全集看，你会发现读不下去。你用上面两个问题一套：一、他要表达什么？答案是：他思路不清，头脑很混，他主张“非圣人之志，不敢存”，但什么是圣人之志？他自己也不知道；二、他表达得好不好？答案是：他好用古文奇字，做气势奔放状，文言文在他手下，变成了抽象名词排列组合，用一大堆废话，来说三句话就可说清楚的小意思，表达得实在不好。

糟糕的还不在文章不好，而在不好却不知道不好，还以为那是好。这就表示了，中国人评判文章，缺乏一种像样的标准。以唐宋八大家而论，所谓行家，说韩愈文章“如崇山大海”，柳宗元文章“如幽岩怪壑”，欧阳修文章“如秋山平远”，苏轼文章“如长江大河”，王安石文章“如断岸千尺”，曾巩文章“如波泽春涨”，……说得玄之又玄，除了使我们知道水到处流山一大堆以外，实在摸不清文章好在哪里？好的标准是什么？（《看谁文章写得好？》）

新时代的新标准

做为新时代的中国人，我们评判文章，实在该用一种新的标准，我们必须放弃什么山水标准、什么雅俗标准、什么气骨标准、什么文白标准。我们看文章，要问的只是：一、要表达什么？二、表达得好不好？有了这种新的标准，一切错打的笔墨官司，都可以去他的蛋；一切不敢说它不好的所谓名家之作，都可以叫它狗屁。

这种新的标准，可以使我们立刻变得气象一新，开拓万古心胸，推倒千载豪杰。任何文章，如果它不能使我们读得起劲、看得痛快，就算是史汉的作者写的，又怎样呢？我们绝不可以看不下去一篇文章，却人云亦云的跟着说它好，或歌颂作者是什么八大家几大家，我们该有这种气魄：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不好就是狗屁！我们该敢说我们心里的话，当你被一篇滥文章烦得要死，你除了大骂狗屁，还能骂什么呢？（《看谁文章写得好？》）

诗人要抽税

如果我是国税局局长，要抽三种税：一、医生写文章，抽税；二、画家写文章，抽税；三、诗人写诗，抽税。抽前两种人的税，为了医生和画家不务正业；抽后一种人的税，为了诗人专务正业。

诗人实在不是一种正业，因为——照爱默生和梭罗等的说法——人人内心深处都是诗人，人人可以成为诗人。既然大家都是，为什么有人却专门以诗人自居，整天摇头摆尾，写那不知所云的狗屁？他们除了只会将一些抽象名词排列组合一阵外，弄出来的，全无丝毫意义。从这种观点来过滤，他们不但不是诗人，反倒是骗子。甚至还不如骗子，骗子至少知道他持以行骗的内容是什么，可是要命的诗人呀，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李诗廿四首》）

狂叛品

谈到文章，在明朝有所谓“文章二十五品”之说，其中有“简古”、“典则”、“讽切”、“刺议”、“攻击”、“潇洒”等二十五品，我认为在这些“品”中，一项重大的遗漏可说就是“狂叛品”了。狂叛品的文章最大特色是率真与痛快，有了什么，就说什么；该怎么说，就怎么说。狂叛品的作者深知写文章的重点是在表达作者的意思，只要能达意，使读者痛痛快快的读下去，“形式”上面的计较，是可以不必的。所以嬉皮笑脸，不失为文章；亦庄亦谐，也不失为巨作。（《<传统下的独白>自序》）

伪君子的文章

我生平最讨厌一些伪君子们在文章上装模作样忸怩作态，一下笔就好像一脑门子仁义道德之气，充塞于白纸黑字之间，读其文，似乎走进了孔庙中的大成殿，好像非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一番不可；读过之后，幸运的读者要昏昏欲睡，不幸的读者便要吃强胃散，文章也者，写到他们那种地步，真算罢了。（《<传统下的独白>自序》）

中国“武侠小说”发展史

武侠小说在中国，本有它深远的历史背景。它最早的流行时期在唐朝晚期。当时藩镇为祸，大家多有养侠客报私仇的情形，唐朝的两个宰相都死在侠客手里。当时又因为受到阴阳道士佛陀外夷等的影响，更增加了腾云驾雾的气氛。而武侠小说也就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冒了出来。如许尧佐的《柳氏传》、柳堤的《上清传》、李公佐的《谢小娥传》、薛调的《无双传》、裴鉶的《昆奴传》、《聂隐娘传》、袁郊的《红线传》、杜光庭的《虬髯客传》等等，都是所谓一时之选。

武侠小说又一个流行的周期是在清朝的晚期。满洲人文康的《儿女英雄传》，以及汉人石玉昆的《忠烈侠义传》（《三侠五义》）都是最有名的。以后又有俞樾改写的《七侠五义》，以及什么《忠烈小侠五义传》、《续小五义传》、《永庆昇平》、《万年青》、《英雄大八义》、《英雄小八义》、《刘公案》、《李公案》、《施公案》、《彭公案》等等等等，一淌下来，刀光剑影，侠气冲天。

武侠小说进入民国后，已经走向《三侠剑》、《蜀山剑侠传》的路数，这个路数是功夫愈来愈离谱，情节愈来愈荒谬，举凡武林兵器、山巅道行，都愈来愈走火入魔，极怪诞之能事。换种说法，就是这种武侠已经愈来愈脱离晚唐时代的历史背景了，在表面上，已经完完全全跟现时代脱节了。（《“武侠小说”，着镖！》）

中国的文学家

中国的文学家都是穷兮兮的，非右手写诗，左手为文，两手推车不能活。如此艰辛，真的文学家早都饿死了。故台湾今日之文学家，并非真文学家，只是政治文学家、教书文学家、武侠文学家、农复会文学家……。（《於梨华和她的小说》）

中国人的怀乡病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尤其是文学作品中，“怀乡”是一个主要的部分，甚至是一个过度被滥用了的情绪。不论圣贤豪杰或阿猫阿狗，只要一离开他家乡三尺远，便开始“行吟”起来、“感怀”起来，正如陆机所说的：“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他们的情绪模式（pattern），已经完全变成了滥套子，他们顾影自怜的“哀号”，也完全变成了诗词中的陈腔滥调。

“怀乡”观念的基本成因，一个是农业社会的安土重迁；一个是古代交通的不发达、通讯的不方便。这些因素，在我们现代的社会里，都不存在了或减少了，所以“怀乡”的意义也就愈来愈没意义。

所以，在现代的社会里，如果一个人还整天以离乡背井为浩叹的资料，我们不得不怪他有点小气派，怪他缺乏“天地为我庐”的心胸，怪他对“锦绣山河”的全面性没有统一的认识。（《从乡愁到大气派》）

白话文

为什么活人不说话？为什么现代人要说古人话（并且有的还不是古人话）？这种的所谓“绮词丽语”式的“白话文”呀！它们是徐志摩、朱自清、易家钺（君左）、谢冰莹和“苏雪林老婆婆”等等等等搅出来的，他们是祸首。（《我们应该打倒的滥套辞汇》）

中国文学史中的异源合流

中国文学从古代起，就分为两大干流：一是民间的；一是文人的。这两者来源不同。例如上古的民间文学是“风”，文人文学则是“雅”和“颂”；又如中古的民间文学是汉魏六朝唐的乐府；文人文学则是汉魏六朝唐的诗赋；再如近古的民间文学是宋词元曲，文人文学则是呆板的诗人。……这两大干流分野都很明白。

但分野尽管分野，常常经过若干时间，两者又有合流的倾向。例如汉魏的民间文学乐府，到六朝以后，文人却个个都好拟古乐府，于是乐府便发生合流的现象；又如元朝的民间文学曲，到明清以后，文人却个个都好作传奇，于是曲便发生合流的现象。

以上的现象，叫做学文史的“异源合流”。这种异源合流，有时生佳儿，有时产劣种。前者如唐诗的昌荣，后者如元曲的败坏。研究文学的人，若不能看到这种变化，便算未曾了解其中的现象。

能分出中国文学史中这种特殊现象，加以研究，打倒普通堆砌材料的中国文学史，才是有思想有见解的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中的异源合流》）

从琼瑶小说论文学的题材

琼瑶应该走出她的小世界，洗面革心，重新努力去做一个小世界外的写作者。她应该知道，这个世界，除了花草月亮和胆怯的爱情以外，还有煤矿中的苦工，有冤狱中的死囚，有整年没有床睡的三轮车夫，和整年睡在床上的要动手术才能接客的小雏妓。……她该知道，这些大众的生活与题材，是今日从事文学写作者所应发展的新方向。从事这种题材的写作，它的意义，比一部个人的爱情小故事要大得多。一部斯多威的《黑奴吁天录》，可以引起一个南北战争；一部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可以诱发一次农奴解放。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一定在动脉深处，流动着群众的血液。在思想上，它不代表改革，也会代表反叛。（《没有窗，那有“窗外”》）

作家的责任

大堆人中，甲和乙没有什么意见上的不同，丙和丁又没有什么观点上的两样，大家是那么的相似，相似得没有奇思、没有个性、没有不受老顽固压榨过的思想。我们手执笔杆的人，面对这些软跁跁的风气，我们怎么能够也随波逐流呢？我们一定要站起来，告诉青年人，什么生活才该是他们应过的生活，什么感情才该是他们应有的感情。我们要敲打出一种声音，然后从他们身上，得到这种声音的回响；我们不该附和着他们，与他们的错误“灵犀一点通”，用做“共鸣”式的二重奏！

在这些博大的原则底下，在这些遥远的方向底下，做为新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我们必须向一切陈腐的、落伍的、八股的、神怪的、闺秀的混乱思想宣战，我们不再容忍它们来毒化青年少年的思想，蛊惑这些清白小朋友的心灵。（《没有窗，那有“窗外”》）

论50年代的台湾文坛

今日的中国文坛，像一间暗室。暗室四面，没有窗。

在黑洞洞的暗室里面，人们摸到的，只是断烂朝报；呼吸到的，只是乌烟瘴气；听到的，只是鬼哭狼号。

拥挤在文坛暗室里的各路人马，若编选一下，大致可分十派：

一、新八股派——八股是专制王朝的把戏。新八股派是什么，不必说，大家就知道是什么。

二、新之乎者也派——掌故派、伪考据派、骈文派、自传派、寿序派、挽联派、对凌波“诗以张之”派等等都算。

三、旧的吗了呢哌——请看《中央日报》副刊及其他。

四、新鸳鸯蝴蝶派——陈定山之流。

五、表妹派——别名“林妹妹派”。不分男女，一写小说或诗就呻吟起来。有病呻吟无病也呻吟，反正老是呻吟，呻吟定了。

六、新剑侠派——旧剑侠派是多年练功；新剑侠派是一群妇人、孺子、缺胳臂断腿的弱者，一朝在深山得秘笈一部，霍然成侠，虽多年练功之强者，也打他们不过。故新剑侠派是投机取巧派，比旧剑侠派更败坏人们意志。

七、新活见鬼派——仿《聊斋》派，整夜谈鬼话狐，扯淡。

八、广播剧派——浪子出走，走了又回头；妈妈跟爸爸吵架，妈妈出走，爸爸哭了，妈妈又回来了之类。

九、古装派——西施又洗澡了；杨贵妃又脱裤子了。

十、新闺秀派——中学女学生在葛雷高里毕克照片以外，最喜欢看的一派。

以上十派，据我的笨见看来，足够囊括今天的文坛万象了。唯一漏网的恐怕只有一派——可叫做“北门派”，那是邮政总局门口的春宫派，势力遍及全省，因为这派只是“插插插”和“啊啊啊”的臭八股，所以不足深论。（《没有窗，那有“窗外”》）

论琼瑶的小说

够了，够了。我们不再需要软弱与苦恼的痕迹，不再需要软弱与苦恼的文学。时代已经苦够了我们，我们需要的，是阳刚、笑脸与活力。在三百四十三页的《窗外》中，江雁容平均每十页哭一次，再加上她妈妈的眼泪和康南的眼泪，已经“泪如雨下”了。我们怎么还吃得消？琼瑶如果非朝言情小说的路上走不可，那我也劝她多走走莎岗式的路线，而不要只走前期奥斯汀的路线。莎岗笔下的女娃儿，不像江雁容那样的诗词歌赋，甚至不读《罗亭》，也不读《忧愁夫人》，但是她们是活生生的现代女性，有热情、有勇气、有曲线、有伟大的灵魂、也有肉。我盼望在琼瑶的笔下，能够迟早涌出这种新时代的女性，不再“泪眼向花”，而去“笑脸上床”。如果这样，我们的时代，也就愈来愈光明了！（《没有窗，那有“窗外”》）

我看光复前的台湾文学

李鸿章把台湾割给日本，他痛苦的说，台湾是“伤心之地”。“光复前台湾文学”，不是台湾地区的文学，是全世界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文学，——是伤心之地的文学。（《伤心之地的文学》）

论胡适的“文学革命”

这个革命在建设方面的成绩，第一在救活了当时瘫痪的国语运动，因为没有文学的国语就不会有真正的国语；第二把历来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变成了正宗的“白话文学”，正名为“国语文学”；第三产生了新的白话文学作品；第四介绍了欧美的新文学，给国语的欧化做了起点。

乍看起来，文学革命好像只是一种形式的改革，一种文字体裁的解放，其实形式和体裁对内容有重大的影响，形式和体裁的束缚会斫丧精神的自由，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所以文学革命既然被肯定，新思想和新精神必然会跟着到来。（《播种者胡适》）

论现代诗人

他们什么都不会，就会写诗，但是那叫什么诗，只是把一大堆连他们也不清楚的抽象名词用代数游戏加工，加以排列组合而已，他们也不知道他们自己在说什么，只是一些鬼画符而已。满纸画符而不知所云、满纸滥情而无病呻吟，但谁也不敢拆穿谁，此非骗子而何？（《上山上山爱》）

做人成功与作文失败

文艺工作者要保持耿介与纯度，保持此心此身的澄明独立，不能人缘太好，人缘太好，好到生张熟魏都一网兜收，就大不祥了。台湾的文艺工作者之没有大成绩，原因之一，就是人缘太好，怕得罪人，结果许多精力用来做公关、做交际、做捧场、做掩护，最后自己的澄明与独立都混浊了、沦没了，他们的下场，就是我说的“做人成功，作文失败”。（《关于同志的质疑》）

文人的乡愁泛滥

三十年前离开大陆的人们，他们的乡愁是很特殊的，他们虽然生在现代、虽然不必安土重迁、虽然交通也发达，但是太久太久的在国民党垄断下的生离，究竟会使太多太多的大陆人心里发酵，这种发酵，表现在梦里，就是对大陆家乡的眷恋。这一眷恋，随着年深月久，会使梦境变得更为鲜活、更为美丽、更为放大、更为绚烂。于是，家乡变得愈来愈美好，也就愈来愈不真实。（《江南，根本没有春天》）

什么是民主政治

——在制度上民主还不够，必须在习惯上民主，才算到家。要在习惯上减少大人物与小人物之悬殊，才算真民主。

民主程度如何测量？

民主是什么？民主在哪里？民主的程度如何测量？民主要从哪儿看？我的结论是：看民主，不在堂皇的宪法；找民主，不在庄严的议会；测量民主，不在摩拳擦掌的斗争。民主的真髓，表现得不该这么复杂。民主本身，不仅是一种制度，而是一种信仰、一种生活态度、一种普遍的方向与目标。从这种博大的观点看，我认为检验一个地区的民主成分，单刀直入，只有一个妙法，就是看它有没有“开玩笑的自由”。上上下下，大家都有这种自由，才证明了这个地区把民主信仰化、生活化、普遍化。大家能互相开玩笑，才证明了这个地区有幽默感、有民主气质。

相反的，没有开玩笑的自由，就没有民主气质可言。没有这种气质，不但不配民主，连帝制都不配。那样的民主，只是一种招牌、一种口号。热爱民主的中国人，千万该警觉到这一点。（《开玩笑的自由》）

对政府，主人是你

“政府”是什么？“政府”只有在变成抽象化以后，才有花招，若追根究底，一要求落实，所谓“政府”也者，原来只不过是“一小撮人”的代号而已。“政府”两个字，是虚的、是空洞的；“一小撮人”、一小撮永不下台的当权派，才是真的、是实在的。所以，愚昧的小百姓以为他们拥护“政府”、热爱“政府”，常常不小心就拥护到“一小撮人”、热爱到一小撮永不下台的当权派而已！

真正抱有自由民主信念的小百姓，必须努力觉悟：觉悟到“政府”不是你爸爸，也不是你恩人，对“政府”，主人是你，你不可甘自作践，感谢它的“德政”，歌颂它的“大有为”。在“政府”中做事的，其实只是公仆，对公仆，我们应该责备他们、指使他们、命令他们、对他们七嘴八舌，而不是被他们呼么喝六。只有在这种清楚的认识下，中国的自由民主才有活路。否则的话，中国人民只是抽象骗人下的凯子而已，什么自由民主，都是他妈的狗屁！——向“政府”摇尾巴的动物，是不配自由民主的！（《具体骗人与抽象骗人》）

为民喉舌

“政府”本身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在这个抽象名词背后，同样都是小百姓出身的公务人员，他们跟小百姓同样是人，同样是同源的血液，他们的先天跟小百姓并没有对峙的因子，只是在后天上，权力的掌握容易导致腐化和滥用，这是阿克吞与孟德斯鸠早就指出过的。为了防止他们的腐化与滥用，才有民意代表的出现来“为民喉舌”。民意代表有时候忘了他们的立场，转而“为自己喉舌”或更进一步“为政府喉舌”，这时候，我们必须提出警告，我们要拍拍他们的脑袋瓜子，说：“傻小子，臭皮匠！别忘了你吃的是谁的饭，别忘了你是干什么的！”（《臭皮匠和民主靴》）

民主靴

在“三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的民主政治里，它的主要意义，就在用多数人的平庸智慧，平稳的制造一个“民主靴”，维护并监督这个民主靴。使这双靴子为小百姓翻山越岭，跋涉长途，不受专制者的侵害。

太平盛世所需要的是纯粹小百姓式的平凡人，任何人的脚，都不站在别人的头顶上；任何人的脚，都要插在民主的靴子里。

在民主靴子的面前，我们小百姓要要求我们的代表“臭皮匠”，不可以叫我们“削足适履”，更不可以像法国皇帝路易十五那样的，把开水灌进百姓的靴里，实行那残忍的“靴刑”。

我们的“臭皮匠”，该永远是替我们说话的民意传声筒，不该是政府的应声虫。这种立场与分际，是孙中山先生早就说过的“权”与“能”的分际，并不是找政府的麻烦。（《臭皮匠与民主靴》）

臭皮匠的政治

民主政治本就是一个“小百姓问政”的政治，在许多方面，它的表现也是“庸人政治”。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是：“三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就个人而论，诸葛亮当然比臭皮匠高明，可是诸葛亮却比臭皮匠危险，万一统治者不是诸葛亮而是“金主亮”（金朝的暴君），那怎么办？根据历史统计，统治者中暴君昏君的数目，实在比贤主英主来得多。贤王一去，昏君一来，小民苦矣！使小民不苦或减少苦的可能率的办法，则莫过于让出天下，让臭皮匠统治。于是民主政治，便成了臭皮匠的政治。

在臭皮匠的政治中，许多民意代表自然还不脱牛皮和厚皮的臭味，自然还会一闹再闹出许多胡来乱搞的丑史，自然还会当“一票代表”和“猪仔议员”。但这都没关系。在任重道远的民主前程中，这些都是初期的不可避免的过渡现象，不值得我们悲观。小宝宝不摔跤，怎么学得会走路？我们这些民意代表，他们虽然混帐，但是究竟是我们可爱的小宝宝，我们要教育他们，督促他们，使他们不再满地乱爬，最后变成像诸葛亮一般的小皮匠。（《臭皮匠政治》）

减少小人物与大人物的差距

《孟子》里有一句话，叫：“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吾何畏彼哉！”意思是说：见那些大人物呀，可要轻视他们，别给他们唬住了。……为什么要怕他们呢？

这是一个很有气概的提示。可是，事实上，小人物见到大人物，心里还是嘀咕，还是畏形于色。

小人物与大人物这种级差，若在专制时代，就没什么了不得；但在民主时代；就有点不得了。因为人与人间的过分级差，是民主的致命伤。民主的特色就是大家接近，谁也不比谁神气活现，谁也不比谁“跩”。在民主社会里有太多大人物，对小人物说来，是一种不祥。“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用民主观点看圣人等大人物，实在有点格格不入。大人物要希圣希贤的做汉奸或圣人，小人物只好诲淫诲盗的做小偷或大盗。这种各走极端，是乱世的败相，不是民主的福相，真正的民主活剧，不是这样演好的。

那么要怎样呢？

要怎样，要用民主的戏路，才能演好民主活剧。民主的剧路很多，两党多党、直接选举、巴力门至上、法院与军队不受政党控制等等等等，这些制度上的民主，已为大家所熟知。但在制度上民主还不够，必须在习惯上民主，才算到家。要在习惯上减少上下之分、贵贱之别、官民之差、大人物与小人物之悬殊，才算真民主。（《漫画的自由意义》）

可笑的国会议员

立法委员是国会议员，国会议员就该“为民喉舌”。“为民喉舌”的重点就在表现质询和询问，一表现质询，就得经常跟被质询的对立，这是制度上规定的制衡关系，并不是跟政府过不去，跟政府捣蛋。

欧洲中古有一种“魔鬼的辩护士”那时候的神学者，提出了理论，必须请另外一个人，就敌对立场，提出反驳，真理要透过反驳，才无懈可击，才告完成。这些提出反驳的人，形式上好像站在魔鬼立场讲话，所以叫“魔鬼的辩护士”。这种有意的魔高一丈，目的在使道高一尺也变成一丈，变成一丈一，变成十丈。所以，“魔鬼的辩护士”并不是跟教会过不去，跟教会捣蛋。

拳击家练拳，自己一个人光打梨形球或沙袋是不够的，他得来个“假想敌对打”。这个假想敌，多半是他的教练，教练跟他对打，这种有意的对打，目的在使他缺点减少优点加多，这种打反拳的“假想敌”，并不是跟选手过不去，跟选手捣蛋。

可笑的是，三十一年来，这个岛上的“国会议员”，居然发明一种所谓时值非常、相忍为安的怪论，从怪论下引申，竟认为议会中跟被质询者对立是“破坏团结”的、是“破坏政府威信”的、是“诋毁领导中心”的、是“影响民心士气”的、是“动摇国本”的。……于是，他们放弃了制度上规定的制衡关系，放弃“为民喉舌”，纷纷做起哑巴来了。（《永远失职，永不失业！》）

认同舆论

中国古话说：“为政不在多言”。为政的职业是力行，力行“多言”者的意见。舆论的职业就是多言，多言就是人权、民主与求真，只有透过舆论的检讨，为政才能落实生根。为政不必高高在上指导舆论，而该与舆论认同，跟低低在下者顺流而下，这才是第一流。（《重要不重要与不重要重要》）

开玩笑的自由

现代人所争的自由，像“身体自由”、“居住自由”、“迁徙自由”、“信教自由”、“财产自由”、“工作自由”、“契约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秘密通讯自由”、以至“言论、讲学、著作、及出版自由”等等，都可叫做“义正辞严的自由”，它们的争来，都经过多少血泪，——在统治者死不愿给、被统治者拼命想要的拉锯下，血泪交流，才算进进出出。所以，这些自由，都有点大悲调，都无喜剧成分可言。

另一种自由，却完全不一样，这种自由，可把它叫做“开玩笑的自由”。开玩笑的自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间，在吹胡子瞪眼之余，居然可以友化敌意、松弛紧张，大家不妨逗乐一番。逗乐，并不妨碍真理方面的“义正”，但在“辞严”的态度上，却可轻松一点、“辞不严”一点，不必那么剑拔弩张。所以，这种自由，可叫做“义正辞不严的自由”。（《开玩笑的自由》）

真正的政党

严格地说，政党政治一沦入一党制，就简直变得民主不起来了。在这种政党下苟活的人民，虽然不准组党，但也不必怀忧丧志，因为只要一念之转，也可“立地成党”。

所谓一念之转，是根本修正党的定义与意义，不再局促在一般解释和学究解释上，而把定义与意义自由化。我们何不想想：政党的定义，本来就不限一家，只因为我们被一党独大和宣传搅久了，总以为政党的造型就该是那副德行，就该有巍巍的中央党部，就该有堂皇的主义，就该有严密的党证、宣誓、组织，就该有确定的人数，就该有威风的党纪，就该有几全会、常会或什么什么会，其实这都是没必要的，都是极权政党的特色。在真正的民主国家里，政党其实不是这副德行的，真正民主国家的政党是松散的，他们不重视空洞的主义，他们没有确定的人数，他们没有列管的纪录，他们没有约束的党纪，他们没有霸占的党营事业，他们也没有慷国库之慨的党费开支。这种政党是自由结合的：竞选前来也欢迎，去也随便；竞选时成固欣然，败亦可喜，他们没有庞大的党工人员，他们有的是共同理想与政见的结合，就凭这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他们就顺利滑进政党政治的运作，这种境界，才是第一流的政党政治境界，值得我们拨开一党独大的乌烟瘴气，仔细看他们一看。（《反对党，党反对》）

清流与清议

“清流”是能发表也敢发表强烈意见的人，这种意见，叫做“清议”。明末清初不合作主义者顾炎武，在他的名著《日知录》里头，有“清议”一则。顾炎武的说明不算好，但他给我们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清议”本身，的确是一种强烈的意见，“清议”是极端的、爽快的、是非分明的、恨这个爱那个的、重这个轻那个的，“清议”一点也不骑墙，骑墙就不是“清议”。中国历史上，以“清议”光照千古的，是明朝的东林。黄宗义《明儒学案》里说：“天下君子以清议归于东林，庙堂亦有畏忌。”这才是“清议”的真精神。由“清议”而来的“清流人物”，他们是第一线上的战士，绝非摆下酒席的和事佬。他们立身方正，绝不打圆场；他们出淤泥而不染，绝不和稀泥；他们绝不是无党籍的忠党分子，或是有党籍的社会贤达；他们可能站错了一边，但是绝不站中间。站在中间，不是“中间势力”，而是“中间势利”，哪有“清流”是中间窜的？（《围剿陶百川的一个教训》）

元首尊严

美国总统杰斐逊被骂做小偷、懦夫、诈欺犯、邪教徒、铸假钱者、伪造文书者、离经叛道者、不信正教者、导人不义者、霸占孤儿寡妇者。……他一概容忍，由于他不“维护元首尊严”，他维护了自由的尊严。（《李语录》）

政府应保民

国家也好、政府也罢、皇帝也行，不论是什么，主要的责任都在保民，若不能保民，大难来时，就失国、就迁都、就偏安，弃老百姓于不顾；事平以后，反倒神气活现，以汉奸、附逆、从贼等名目办人，这又算什么本领？地方沦陷，是政府弃人民，不是人民弃政府，唐朝黄巢之乱后，黄巢的姬妾被送到统治者面前，统治者奇怪说：你们都是好人家的女孩，为何从贼？女孩代表答道：我们从贼不过失身，但是国家以百万之众，不能拒贼，又怎么能怪我们？但是统治者不会自我反省的，他杀了这些女孩，表示他的威风、表示了对不能临难死节者的惩罚。（《为什么林坤荣能回家？》）

政治是一种专业

在专业化的时代里，政治其实也是一种专业、一种专家才能玩的复杂职业。没有专业训练的人，贸然发表政见，摇旗呐喊也好、游行示威也罢，其实都可能造成“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危险。（《明星政治与政治明星》）

不要沉默抗议

设想每在国民党“政府”作恶一次或有一次违背自由民主的纪录的时候，海外知识界就联名发表一次宣示，这该是起码可行的事，也是起码对苦难中国人的一点声援。不要沉默抗议，也不要写信求情，沉默和求情对这个政权是无效的，也是软弱的。我们要使作恶者知道：只要他们不厌于作恶，海外知识人就不倦于揭发，形成这么一个习惯或“连锁反应”，并使他们知道，日子久了，应该就有效果了！（《柏杨忘恩负义了吗？》）

应该关注国事，不是人事起伏

王符是迷信时代里的一个反对“妖妄”的人。他努力提倡“以人为主”的哲学。

唐甄的《潜书》是他积三十年心血而成的作品。在书中，他大胆指出：“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又大胆指出：“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这种反对君王专制的言论，在中国历史上是石破天惊的。三百年后看起来，更觉得他持论的勇迈。

王符和唐甄这两位潜字号的作者，他们萧条异代，但在指斥“执政当局”上面，却千秋同调，使我们赞佩他们看法的敏锐。王符说没有一个官是好官、官愈大罪愈重；唐甄说统治者都是盗贼，都是一针见血的立论。想对中国真相有点了解的人，必须正视这种痛痛快快清清楚楚的立论，有了这种正视，任凭他们你来我去、李换王升、谁连任谁下台谁复出，对我们说来，都是一样。中国人民只有关注在国事上而不关注在盗贼集团的人事上，中国人民才有志气。整天搞盗贼集团的人事起伏，猜他们的谜、写他们的起居注，是没有出息的。（《记两本潜字号的著作》）

“拦路告状”的原因

台湾省主席对拦路告状行为，斥为落伍的思想与做法，不合现代民主法治精神。

从现代民主法治观点看拦路告状，的确“落伍”，但是，我们忍不住要问；当一切“进步”的司法保障都使老百姓寒心；当一切“现代”的救济手段都使老百姓失望的时候，那些可怜的弱者们，又该怎么办？他们除了试用“祖传秘方”外，又能怎么办？

结论是：除非在根本上达成“进步”与“现代”的民主法治，不然的话，还是“落伍”来得逼真、来得痛快！（《拦路告状不可拦！》）

论锡安山事件

自古以来，人民苦苛政久矣！在苛政之下，他们引领以望云霓，曾经演变出一种梦想，梦想有“世外桃源”的自由。这种好梦，从陶渊明精心下笔的《桃花源记》，到罗斯福脱口而出的“香格里拉”，都约略可见。但是，在苛政苛得无微不至之下，这一梦想，也就从来未能实现过。锡安山的先驱者们，他们是伟大的现代的宗教堂吉诃德。他们的信仰是坚定的、他们的精神是可佩的，但是他们在人间建造天堂的信仰与精神，却是有问题的。

在现代技术的统治之下，人间伊甸的好梦，其实都是做不成的。锡安山子民的好梦，同样是这种伊甸好梦的一种，但却是更易碎的一种，因为在国民党的猜忌下，他们付出了前无古人的努力，换得的，却是后无来者的凄凉。

锡安山子民的好梦，最后只有化为互慰之辞，望山兴叹而碎。他们的悲剧，是人间任何逃世者的悲剧。“世”是不能“逃”的，人们只有面对暴政、接近暴政、抵抗暴政，他们才能见到天国就在他们心里、圣山就在他们身边。真正的基督精神，是四处的奔波行脚，并不是一地的落户驻足。锡安山的子民，应该收拾起“锡安山见”的渴望，重新在山下进驻人寰。一旦把人间当成你们的，你们就会发现，人间无处不圣山。耶稣没有圣山，但他行踪所至，步步成圣，最后把罗马暴政化为尘土。——锡安山的子民们，请多想想真正的耶稣，请多想一想！（《警棍下的失乐园》）

上十字架的人

如果我们把天下放大一点、永久一点，我们自然不会为一时的蜚短流长而觉得不乐，我们还是要“为民喉舌”下去，即使民对我们七嘴八舌！在长远的“前路”里，我们相信上十字架的人必被肯定，虽然那种肯定，许多人要在死后才能显出。我们的苦恼是这个地区太小了，小得在世界上不论为“民主橱窗”也好、为“极权货柜”也罢，在大世界里，都变得微不足道，因此我们的许多纪录，都给埋没了。这种公道，也许只有在历史上给予评价、给予延伸……。（《回“苏秋镇之女”的一封信》）

暗杀是不光明的手段

读中国历史，都可在春秋、战国、唐朝等时代，看到有“暗杀”的纪录。暗杀是一种不光明的政治手段，它唯一被肯定的场合，似乎只有在革命党挺身对当政者除暴的时候，除此而外，它经常都是为人所不齿的。

为什么呢？因为热爱自由的人，了解自由的人，必然同时是尊重别人自由的人。一个人的最后自由是人身的自由、存在的自由，这一点尤其该被起码的尊重。在革命时代，革命党人为了达到革命的目的，曾有暗杀之举，这本是一时的权宜。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就万万不足为训了。所以，当革命党人再提出暗杀的办法来的时候，国民党的总理孙文就立刻表示反对。（《张敏的爸爸杀了谁？》）

新式统治者的杀人方法

在20世纪的20年代里，革命的浪潮已淘汰了许多旧式统治者，而代之以新式的“王君”。新式统治者，于“杀”人一道，当然也推陈出新，有他聪明的新花样。新式统治者对他想要“杀”掉的人，永远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除去为上策，所谓“暗中干掉”是也！但这种“暗中干掉”的方式，只能施之于无名小卒，对薄有微名的异己，就不好向全国人和全世界人交代。于是在“暗中干掉”无名小卒外，不得不另想法子来对付薄有微名的一群。

新式统治者最初的手法是很幼稚的，他们大多采取“暗杀”、“暴毙”、“车祸”、“表面自杀”等形式来处理出了名的异己。但是，毕竟这些手法是太明显了，明显得连欧八桑都看得出到底是谁干的。于是，新式统治者只好再“精益求精”，在精益求精的杀人技巧大竞赛中，考了第一名的，就是小名“梭梭”的斯大林！（《论没有“流血的自由”》）

统治者与儒家

中国帝王从汉朝以后捧孔夫子，大家只注意到捧孔夫子的儒家哲学跟统治者结合，却忽略了孔夫子的神性背景跟统治者的串通，而不知道捧“作之师”的孔夫子本人，无异就等于捧“作之君”的统治者自己。巩固孔夫子的地位，就等于巩固统治者自己的地位。（《征兆——来头可不小》）

真民主

民主制度的特色就是表达反对的意见、容纳反对的意见。……民主制度一定要有反对，即使为反对而反对，也是对的。（《论唱反调》）

暗杀政敌

古往今来，统治者为了确保家天下，自觉非得收拾政敌不可。收拾的方式，五花八门，如舆论斗臭、如逮捕拘禁、如刑求枪决等等等等，不胜枚举，但是，相较之下，这些手段都没有政治暗杀来得干脆利落、来得野蛮反动，许多“民族救星”，看起来是“救星”，其实都是政治暗杀的高手，这些枭雄型的“国家领导人”，不论在幕前幕后、在台上台下，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其阴险狠毒，真是“杀人如草不闻声”的。

有些政治暗杀很神秘、很高明，会杀得你满头雾水，直对无头公案摇头；有些政治暗杀则笨手笨脚，处处泄漏天机，杀的时候固然不远千里而去，杀得血脉贲张、淋漓尽致，但在东窗事发后，却被举世痛骂，其灰头土脸，自不在话下。（《中华民国总统怎样暗杀政敌？》）

特务

在没有天下太平以前，一个国家为了它的安全，不能没有维持治安的人员。维持治安的人员一般有两种：一种是警察；一种是比警察更“亲爱的”，那就是特务。中国历史上搞特务最成功的统治者，最有名的两个：一个是曹操；一个是雍正皇帝。在外国，能搞特务的皇帝也很多，例如16世纪的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就是一个。（《莎士比亚是特务》）

自由民主的气质

中国历来提倡自由民主的人，在气质上，都有点吹胡子瞪眼，而缺少英国美国那种自由民主的政治家，这些人里唯一的例外也许是胡适。胡适在气质上，倒非常自由民主，他的“卖相”极好，“卖幅”也不错，同他在一起，你会感到活在自由民主空气里，即使是在南港的高压电线底下，你也感到他的叔度汪汪。同殷海光在一起，就不行；同雷震在一起，也不行。（《我的殷海光》）

要舍得骂自己人

要舍得骂自己人，才有资格骂别人；有气魄骂党外，才有脸骂国民党；有风度对内互相破口，才有可能对外一致大骂。自由民主就是“人骂我我也骂人”，只骂人不许人骂，这不是自由民主，这是秦始皇。我是不做秦始皇的，我是会写文章的“孟姜女”，并且不会哭的。如何在谈笑之间，摧毁敌人的长城，是我天降的大责任。（《要舍得骂自己人》）

畸形的自由民主

陶百川要人民“记取孔子孝经谏争章”！等于把自己当成儿子，把政府当成爸爸！因为把政府当成爸爸，所以人民说话要先低一级、要嚅嚅上条陈、要“忠告善道”、要“不为危言核论”、要“情信辞巧”。……在这种框框教育出来的人民，自然就是整天喊万岁唱梅花的、整天“感谢政府德意”的、整天歌颂“大有为政府”的。这样发展的自由民主，是畸形的自由民主、是奴性的自由民主、是绵羊的自由民主，不是男子汉的自由民主！（《围剿陶百川的一个教训》）

我为什么反对“政治挂帅”

为什么要反对“政治挂帅”？这问题可从两方面回答。反对“政治挂帅”的第一个理由是“为了自由和尊严”。古代思想家老早就提出“人是政治的动物”的结论；近代思想家研究人格形态，政治型也被重视，结论出所谓“政治人”。政治人发展的结果，人类的种种自由和尊严，不论大小、不分远近，都将被政治辐射到、搅和到、乃至污染到，这是很要命的、讨厌的，使人觉得人间没有一块干净土。政治人追求虐待狂式的权力，追求到后来，肉麻当有趣，什么都要插上一脚，他们到处要文告、演说、剪彩、致训、颁奖、评审、座谈、题字、参观、巡视、去飞机场。……一次画展，他们是贵宾；一次音乐会，他们坐第一排；一幕婚礼，他们是证婚人；一幕追悼会，他们是治丧主委。……他们整天以此为乐，闹得别人也跟着一起做奴性配角。

反对“政治挂帅”的第二个理由是“为了智慧和真理”。“政治挂帅”是权力挂帅，但是权力是冲昏大脑的，是使人腐化的。“政治挂帅”的流弊是在它经常制造“举国若狂”的状态，制造“集体兴奋”，制造“万众一心”，制造“誓为政府后盾”，使人民总是随着政治转、随着政治走，这是很危险的。因为迷信“政治挂帅”的人，他们并不是离智慧和真理很近的人，他们的不学有术或不学无术，经常是祸国祸民的。（《政治挂帅不够帅》）

思想领导才够帅

卢梭思想领导了美国独立和法国革命，边沁思想领导了功利主义，穆勒思想领导了自由贸易，黑格尔思想领导了德国方向，马克思思想领导了共产国际。……这些重大的政治事件，无一不是“思想挂帅”的结果，无一不证明了“思想是领导一切”而非“政治是领导一切”。相信“政治是领导一切”的人，是近视的、乱视的，他们的眼光有问题，他们全错了！

中国北方土话夸一个人长得漂亮潇洒，总说：“这个人真帅！”迷信“政治挂帅”的人，他们的思想其实太迂腐了、褊狭了、丑恶了，实在不够“帅”。“政治挂帅不够帅”，——头脑清醒的人，请务必记得这句话！（《政治挂帅不够帅》）

大政治家重视第一流文人

古今统治者对待特立独行的文人，有几种态度：有的打击、有的利用、有的“倡优畜之”、有的认为毫不相干、有的漠视、有的重视了半天，却重视个三流货色。

能重视到第一流文人，并加以礼遇的，自然是统治者中的高人：亚历山大之于狄阿杰尼斯，腓特烈之于伏尔泰，罗斯福之于汤玛斯曼，墨索里尼之于庞德，詹森之于李普曼，……不论他们是古是今，是独裁是民主，他们在这方面的手法，都是高人。

肯尼迪做总统时候，他把大诗人弗洛斯特礼遇到白宫，公开颂扬，公开宣称：权力使人腐化，诗使人净化，大家要向文人看齐。（《由礼遇文人到礼遇政敌》）

英雄与政客

有的英雄一开始并不是，一开始常常是政客。一开始若是英雄，早就变成烈士了。

马占山和肯尼迪变成英雄，都是被逼的。肯尼迪说：“我不能不变成英雄，因为他们打沉了我的船。”（《地下哲学家的札记》）

国民党的特性

——国民党怕挖屁股，因为它有烂屁股；但国民党不怕遗臭，因为它是水肥车。

极权小朝廷

国民党退守台湾后，一切军警特务力量，都密集在小岛上，小岛中有高山、外有大海、交通发达、人民奴性，尤其便利军警特务的统治。所以三四十年来，国民党在台湾搞极权小朝廷，要怎么干，就怎么干，搞得得心应手、快乐已极，简直没有力量约束得了它。相对的，台湾的知识分子也“更无一个是男儿”的只会写妇人文章、出闺秀书；写死人文章，出“严制”书，对国民党不敢捋虎须，日以逃避现实、善保首领为务。在这种“你可怕，我怕你”的相对局面下，三四十年来，台湾十足是“冰河期”，写出来的书，满坑满谷满书店，都是婀娜取容的。（《国民党政府查禁李敖著作表》）

情归何处

过去的国民党大员说国民党不得不负责任，原因是“情不可却”；现在的国民党大员说国民党不得不戒严，原因是“情非得已”。如今“情不可却”的责任，已因大陆丢了而形成丑态；“情非得已”的戒严，已因老美压力而形成窘局。——国民党老脸皮厚虽存，但不知情归何处矣！（《国民党杂碎》）

打不倒的敌人

国民党历来只知道“引狼入室”的可怕，不知道“放虎归山”的可怕，所以他们老是善于制造他们打不倒的敌人。（《我的殷海光》）

狼来了

国民党的问题是自己是狼，却有时候不咬人而空喊狼来了，结果威信顿失，里外既不是人，两面也不像狼。（《李语录》）

圣魔大战

国民党的罪过是他们怕“菩萨将成正觉也”，因而“诱乱不遂，忧惶无赖”；因而出面阻止我们、阻止中国的现代化。他们什么都不是，只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拦路无赖而已。

我们预见的国民党，是早晚“魔军怖骸，奔驰退散”的乌合之众，他们的下场终将化为春泥，做为“莲华”下的肥料。菩萨的遗憾也许只是不得不浪费许多时间去圣魔大战，但这种浪费是在所难免的，没有这种浪费，就没有“救多数人于永久”的开路条件。国民党既不允许菩萨“成正觉”，菩萨就只好打倒他，菩萨没有法子。（《菩萨就只好打倒他》）

国民党与奴才

如今，所谓中华帝国时代过去了，但是中华民国的封建结构，却一仍其旧，虽然名已不存，但是实却未亡。照样父子相传、照样奴才交替、照样“与奴才做奴才的奴才”衙门行走、满街行走。中国的问题不在名号形式改变，而在封建实质未除，国民党的祸国殃民，正在换汤不换药，结果新汤旧药，一切都是亡国帝王气象。胡适在五十多年前写文章给少年朋友，就指出：“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不幸的是，国民党多少年来，正妄想用一群奴才建造自由平等的国家！——幸亏他们失败了，他们若成功了，那又算是什么国家呢？（《奴才学发微》）

论国民党

你必须可怜那相信国民党的人，因为他竟然相信了不相信他的一伙。（《李语录》）

歪曲，真话

每当国民党又说我歪曲事实，我就知道我又说了一次真话。（《李语录》）

配给式自由民主

国民党对老百姓，一切都是配给式的，从柴、米、油、盐，一直到自由、民主，都是限量配给的。自由、民主都这样小家子气处理，其去真正自由、民主，远矣！（《李语录》）

一蟹不如一蟹

老一代国民党总把人才当奴才用；新一代国民党总把奴才当人才用，此其所以一蟹不如一蟹也！（《李语录》）

篡夺革命

国民党今天还在感叹他们“革命尚未成功”，其实他们永远不会成功，因为他们并不真的去革命，他们只是篡夺革命而已。别人在战场上，他们也在战场上，不过不是在战场上打仗，而是在战场上捡战利品，顺便向同志放黑枪。陶成章他们是真正革命成功者，虽然他们在成功之日，被同志出卖、暗杀、丑化、抹黑、出局，但这些忘恩负义的遭遇并不成为志士仁人心灰意懒的理由。不错，他们献身的结果，最后竟是新王朝代替了旧王朝、新劣币代替了旧劣币，但他们求仁得仁，又何所怨？他们的悲剧，在于纵使拒绝了假团结，也未能免于被劣币的驱逐。这牵涉到坏人当道的问题，并不是好人的错。而坏人当道是历史上的常轨，固不独党内党外也！（《丢掉假团结，才有真革命》）

戒严的法理依据

国民党性好戒严，始作俑者是孙中山。1924年10月14日，孙中山以杨希闵为戒严总司令，蒋介石当时看在眼里，当然一学就会，并且青出于蓝。此后虽然在大陆上东戒严西戒严，但是好景不常，从大陆上给赶了出来。幸好有个台湾可以过干瘾，于是，台湾变成了人类有史以来享受戒严最长最久的地区，至今未已。1982年10月15日，许荣淑在立法院质问国民党行政院长孙运璿，说戒严戒了三十多年了，该歇歇了吧？不料孙运璿立刻悍然宣布：“戒严令不是实行多久的问题，而是该不该实行的问题，该实行，三十年要实行，四十年也要实行！”——乖乖，国民党的心态原来是这样的，三十多年算什么！老子还没过足瘾呢！

国民党真是无中生有的魔术师，他们先由俞国华、宋长志表演移花接木，再由施启扬套招李代桃僵。但是，不论他们怎么骗，在我们细心的追踪下，所谓戒严的法理依据，终于站不住脚，穿帮又穿帮。这个追踪，告诉了我们：国民党是一个多么皮厚心黑非法乱纪的团体，他们口口声声的维护《宪法》、尊重人权，都是放屁放屁放狗屁！（《戒严令穿帮了！》）

挖出绯闻

法国哲人卢梭、美国哲人富兰克林、英国哲人罗素，都是有名的风流人物，但他们只见高情雅致，不见绯闻丑闻，为什么？就为的是他们并没利用权势伤害别人或影响公众权益，他们从不会付什么“遮羞费”，因为女人以和他们上床为荣，两情相悦、自由恋爱，又何羞之有？所以，这种身份的当事人，他们上床下床的行为，都是“个人行为”、都是“私人行为”。

但是，搞搞到涉及利用权势伤害别人或影响公众权益，则就不然。夏桀搞搞到家破；商纣搞搞到国亡；齐庄公搞搞到政变；吕不韦搞搞到权移。……政治人物大权在握，牵一而动全身，这种当事人的身份，搞可就不那么简单了。大权在握的人，不把严加管束，轻则以公帑付遮羞、奉公产以赠一人；重则串连起生殖器关系的王朝，天下不归于智囊而归于肾囊，则也就离败亡不远。当然他们的败亡不足惜，但是百姓何辜，受了他们大头之害以后，何能再受他们小头（屌）之害？所以，揭发他们“个人行为”、“私人行为”的障眼法，挖出绯闻丑闻，也是大家义不容辞的事。要知道凡属可受公评的事，就绝非“个人行为”或“私人行为”，我们不要给他们骗了。（《怎样看国民党的桃色事件？》）

以南京为都

国民党以南京为首都，这是一开始就倒霉的错误决定。因为南京对内无险可守、对外易遭攻击，以它为首都，最会有“仓皇辞庙”的亡国效果。国民党从1927年定都南京后，1932年就被日本兵舰所逼，吓得迁都洛阳；1937年又被日本大兵所逼，首都沦陷；1949年又被共产党所逼，首都再陷。（《闻道南京似弈棋》）

不负责任

国民党聚党营私，死命把持住政权不放，是可以理解的。但无法理解的是，他们只是把持，却不负责任。古今中外，搞政治出了纰漏，都得引咎辞职，但是国民党却不肯放手，因而成了人类有史以来，一个丢得领土最大最多、赖在台上最长最久的无耻笑料！这种无耻，在道德上和政治上，都是古今第一，这是我们不能不点破的。（《向国民党讨十大债》）

不知自己老几

国民党有多重悲剧性格，其中之一就是自大狂，自大狂就是完全不知道自己是老几、是什么东西，以为自己立“威”可吓人、有“德”可怀人、是“明月”可照人，相对的，别人是有“过”的，所以要“改过”；别人是坏蛋，所以要“迁善”；别人是罪人，所以要“满怀希望地”等待“恩典”。国民党的自大狂，总是使他们自己以为自己高高在上、以为自己高人一等、以为自己可以做别人的天地君亲师、以为自己不错而错在别人、以为自己不须“更新向善”而该别人“更新向善”，……这是一种非常可笑的不要脸。（《他们配做“明月”吗？》）

聚敛之臣

一般原理是，政府财政该量出为入，家庭财政该量入为出。但是国民党的“聚敛之臣”却一概不择手段的聚敛式盲入，所以他们愈来愈有钱。他们从不知什么叫“藏富于民”，他们只知“藏富于自己”。（《李语录》）

以利害为转移

国民党是没有什么是非的，国民党也没有什么一定的忠奸标准的，一切只以利害为转移。因而，国民党的政头军头们，也就无所谓跟谁，其实谁大就跟谁。古代金民宗曾骂“辽兵至则从辽，宋人至则从宋”，八百年后的国民党，恰恰如此。在抗战时候，由于日本人大，所以国民党做汉奸，就十分自然，尤以“将军族”为甚。（《自己不洗别人洗》）

远见

国民党在开罗会议上愿意不要东北港口的主权，可是却要台湾的主权，国民党真有远见！它能趁早要到个以供逃亡的岛，谁说国民党没远见！（《李语录》）

入祀忠烈祠

国民党入祀忠烈祠的标准，只有两个：

一、“作战阵亡”。

二、“被俘不屈殉难”。

凡合乎这两个标准的，虽小兵也可入祀；凡不合乎这两个标准的，将军也不能列名。所以，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只能活着进忠烈祠，死了却只好出来，因为他们都是“积劳病故”的，“积劳病故”只能进荣民医院太平间，是不能进忠烈祠的！（《为什么林坤荣能回家？》）

大脑顽固

国民党自称革命已九十年，又自承革命尚未成功，逻辑上，九十年还不能成功，自然是思想顽固僵化的结果。所以，国民党若想成功，必须放弃这种大脑的顽固与僵化。虽然我已看到国民党已无如此放弃的可能了。（《起飞吧，大脑！》）

中国士大夫的上限下限

上承中国的道统，凡举纲常、名教、祀孔、读经、复古、守旧，样样全来。这些本是中国士大夫的老套，这些老套虽然不经，但它们是中国上层信仰的基础，它们得到中国士大夫的深信，也算自成一种闭路文化模型。但是，最可恶的是中国士大夫在抬出这些以外，骨子里，却更信另外一种东西，那就是匹夫匹妇的下层信仰，而以下限迷信为依归。这种下限迷信，举凡扶乩算命也、摸骨看相也、风水地理也、铁板神术也、奇门遁甲也、紫微斗数也、求仙拜佛也、妖僧大手印也，都包括在内，大体上说，这都是孔夫子所不语的“怪、力、乱、神”，真正信奉中国上层信仰的，反倒不该有这么大的出入。但是，妙事就出在这里，中国的士大夫，却极少跳得出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格局，因而总是明着信一套，暗着却更信另一套。国民党是兜收中国上层信仰与下层信仰的大垃圾场，它的党员的大脑，也以此为上限下限，自不消说。（《上限教条，下限迷信》）

已累积了经验

国民党是不学的、不识大体的，但在权术方面，却有多年累积的点子与经验，虽然这种点子与经验，在共产党面前吃了败仗，而逃到台湾，但在台湾使弄，却足敷应用，而可使党外人士死去活来。（《战斗是检验党外的唯一标准》）

本位狂与自大狂

国民党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党、是一个不识好歹的党、也是一个软硬都不吃的党。国民党有极浓厚的本位狂和自大狂，所以，它根本不把“非我族类”的任何异己看在眼里，这种异己，不论国民党消灭得了或消灭不了、不论国民党在大陆或在台湾，国民党的本位狂和自大狂是一点也不会改的。正因为国民党有这种性格巨星或性格巨驴的特性，所以任何异己，想跟国民党合作，是绝对灰头土脸的。今天党外人士，抱着一片痴心，想达到与人为善效果的，其实下场都是与虎谋皮而已。李万居临死前结论国民党绝无诚意，其实这种结论，早就该做出来，人之将死，才如此发现，岂不太迟了吗？（《泥罐、铜罐、与共识》）

打击自由主义

我们清楚看到：国民党根本不允许自由主义者的正常存在；国民党打击自由主义者，几十年来，一直不遗余力；国民党所谓联合自由主义者，也根本是一个骗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中国自由前途关心的人，不可不警觉这一点！（《不打击自由主义吧？》）

开放党禁

我太了解国民党对开放党禁的事，一直是说了不算的：照国民党答应我们的组党远期支票，辛亥革命前答应的不算，1912年答应的不算，1913年答应的不算，1929年答应的不算，1947年答应的不算，我们眼巴巴的等了七八十年，等了五六十年，等了三四十年，等的结果竟永远是“非常时期”，永远是“大敌当前”，永远是“环境特殊”，永远是“国情不同”，永远是“将革命事业从头做起”，这样的等来等去，这样的等呀等的，难道我们还相信他们吗？难道我们还指望他们吗？

到了今天，国民党索性连答应都不答应了，连远期支票都不开了，也许有人说，这是国民党的退步，我却认为，这是国民党的“进步”：——民国党为怕言而无信，索性连言都不言了，这当然是“进步”啊！（《阿丽丝与新党》）

继续骗人与受骗

老K是不懂什么叫礼贤下士的，真正的士，也绝不受他们的礼——老K是绝无诚意的。在这一点上，在这岛上，没有人比我认识更清了（因为这种认识，要对老K历史有深入了解为基础）。所以我一直提倡“不合作主义”对付老K，我这种先知式的观点，当然不是一般座谈会专家和小政客们所能了解的，一般党外人士和小百姓了解的程度，也有待加强。这是因为在同一小岛上“酱”在一起太久了，在混蛋一方面，深受老K感染，而不容易自觉与自拔，这也就是老K能够在这岛上整天群魔乱舞、口沫横飞的缘故。因为有人受他骗，所以他们才骗个不停，这当然是相对的。这种受骗的惯性不改善，一切当然继续下去：老K继续做瘟神，党外和小百姓继续做瘟生，前途有限，后患无穷，如此而已。（《保证互相毁灭》）

老人政权

他们只是日薄西山的老人政权而已。跟他们斗，斗得爱睏无比、窝囊无比、哭笑不得无比。他们既不“司麦脱”，我们也无从“美好挺”，只好皱皱的，斗得又乏味，又不得罢休，讨厌死了。（《“三进宫”答刘辰旦》）

二类暗杀

在国民党“未能奉行国父遗教”的内容里，其中有一项最不光明的，就是国民党喜欢以政府之尊，一再搞暗杀的把戏，这是非常令人不齿的。

国民党搞暗杀，可分两类，一类是暗杀以后他们不否认的；一类是暗杀以后他们不承认的，不但不承认，还要赖给别人的。这种被赖的对象，当然是国民党的政敌或是替罪羊之类，反正国民党自己是不承认的。

国民党在搞暗杀的时候，当然是极核心、极机密的作业，这些杀手办完了事，不论成不成功，按照“家法”，是不能泄漏的。因此，不论外面怎么传说、公论怎么叙述，国民党的圈里人，是绝对守口如瓶的，更不要说是见诸文字了。（《张敏的爸爸杀了谁？》）

这次不算

国民党是人类有史以来，一个丢得领土最大最多，却干得最久最负责任的长寿政党，别人丢了大陆，早就给赶下台了或自己下台了，可是国民党却会“将功折罪”，却会“舍我其谁”，却会“这次不算，再来一次”，却会“将革命事业从头做起”！（《牛刀不杀鸡，杀什么？》）

对付国民党的太极拳

国民党大官人敷衍质询，主要有三套太极拳：

第一套是“已清查法”。（说质询内容他们早已清查，表示你提出的是陈年老案。）

第二套是“有出入法”。（说质询内容与事实不无出入，表示你提出的是不准确的。）

第三套是“改善中法”。（说质询内容他们正查明改善中，表示你提出的他们很感谢、很佩服，他们可能有错，但在改善中，至于错在哪儿，他们是推得好远的。）

对付这三套太极拳，唯一方法就是“大题小作”——避免同他们谈任何不具体的题目。任何可能被他们架空的题目，都不提出，而只是提出活生生的实例，逼他们只能说YesorNo的实例，这样他们才无所遁其形。从这种实例上使他们窘态百出，才是正途。

所以，千言万语的“国事”一○一问，不如直截了当的“国事”十一问、“国事”一问。这就好像考试，不要出“问答题”给他们发挥（因为一发挥就“太极”出矣），而要出“是非题”、“填空题”逼他们一翻两瞪眼。（《给许荣淑的一封信》）

国民党的教育与宣传

大体上说，党外人士大多是国民党丢掉大陆后成长的一代，大陆丢掉了三十二年，党外人士在丢掉大陆时或未出生，或年纪还小，或年纪虽大一点，可是久住台湾，对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的真相与内幕，所知自然不足。所以，三十二年来，我们看到的国民党，不是在大陆“刘三”式的国民党，而是在台湾“汉高祖”式的国民党；不是在大陆弃甲曳兵的国民党，而是在台湾我武维扬的国民党。稍懂历史的人，都可这样论断：——国民党自从建党以来，从来没像这三十二年这样痛快过，这样“密集安打”过。国民党在这三十二年来给了我们公开的党部、公演的梅花、公卖的烟酒、公营的当铺、公费的民众服务站，和公然的党化教育与宣传。国民党这样公来公去，当然是自认大公无私的。国民党相信三十二年来，给了我们一种新形象，经过三十二年的教育与宣传，对它统治下的小百姓，的确也收到不少定影效果。看到一些小百姓对国民党所说的信以为真，所做的不以为异，那样的天真，那样的归顺，那样的张晓风，那样的羊，我们真不得不承认：国民党的教育与宣传，真已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了！（《给党外人士上一课》）

国民党的财政美容

在台湾，由于官方的照顾无微不至，台湾的银行也就被照顾成公营的。一变成公营，麻烦来了，上下其手的腐败局面，自然愈滚愈大。滚的结果，光在呆帐方面，就滚成一百六十一亿之多！但是政府一直把真相瞒住，说这是催收款，不是呆帐。但是催收款就要催呀收呀，总得有个期限，不能有的一拖十几年，有的一拖二十几年，有的一拖三十几年。由于最近各界逼得紧，政府终于答复下来了，说：催收款只有一百二十二亿，其中七十三亿“可望收回”，其余四十八亿已“收回无望”！既然有这么多的民脂民膏给糟蹋掉，这明明是呆帐，为什么过去一直以“机密”的理由拒绝透露，并且说只有催收款，没有呆帐呢？现在我们懂了美容学，从美容学观点研究财政学，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政府的“财政美容”，政府李代桃僵，用来“眉骨加高”、“瘦面加胖”。事实上，催收款明明是呆帐，催收款只是财政的化妆而已。（《文化美容-财政美容-司法美容》）

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

对国民党说来，“意淫大陆”，光靠“蒙藏委员会”、“新疆省政府”等老衙门，岂够用哉？这些衙门在名义上，只是边疆地带的，只能外延上证明大陆之线，不能内含上证明大陆之面，于是，国民党大发神威（神经之威），在1954年，成立了一个特大号的大衙门——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纯粹以“国大代表”为成员，年耗上亿元公帑，把光复大陆的复建工作，看着地图，整天大做其纸上作业，其实它是最荒唐的：它包括内政、国际关系、军事、财政、经济、教育文化、交通、司法、边疆和侨务等组，每年十二月举行全体委员会议两天，另外各区组每年开会七到二十次，有时邀请政府首长和学者专家举行报告或座谈，做为委员从事设计研究的背景资料。其实设计研究所得，全是空话、全是空中楼阁、全无可行性。它的秘书长说：大部分设计研究内容涉及“国家”军事机密，不能在社会上过分的张扬。三十年来，一共拟好了两千多个设计研究案，呈报“总统”的有一千余个，这些设计研究成果，也可以看出是在埋头做事。——这些话，其实都是胡扯、都是“纸上意淫”的笑料。光复大陆之事，虽然国民党光说不复，但是设计研究，却至今不息。为什么要这样发神经？原因无他，“意淫大陆”耳！（《国民党的“空诸所有”与“实诸所无”》）

终身民代的人格问题

他们一个个明知依照任何公道的标准，他们都不能再代表民意——代表三十多年前的民意，但是他们宁肯“内疚神明，外惭清议”，仍旧老着脸皮代表下去，这种老脸皮厚，是任何有人格的人干不出来的，但这些混蛋们却优为之，此一恋栈，是典型的没有人格的作风！三十多年来，他们（包括费希平在内）没有一个肯辞职以谢国人，这当然是“个人人格问题”。

“终身职的民意代表”们，没人敢不承认他们面对的不是民主宪政的体制，但是民主宪政体制的特色，就是“代议政治”与“责任政治”。代议政治的基础就是要定时改选，责任政治的基础就是要引咎辞职。国民党把大陆给弄丢了，居然党官们不对民意代表负责，民意代表又不对人民负责，把民主宪政弄得既不代议又不责任，这些老汉们，一个个大节已亏，又何来“个人人格”之可言呢？（《当然是个人人格问题》）

群“贤”楼

今天报载坐落在济南路上的立法院新盖大楼落成后，取名“群贤楼”，一年多来有关名称问题，时有争论。因为有的立委认为，自喻“贤”人，实有未妥。依我看来，这些立委毋乃太谦了。因为“中华民国”明明是蒋家天下的“中华帝国”，却自喻“民”国不误，立委老兄们“贤”它一下，又何必脸红哟！（《李敖札记》）

一厢情愿

国民党这种心理变态，在心意初动之时，未尝不是想回大陆的一厢情愿。但这种一厢情愿，随着年复一年的坐困孤岛，最后连说“明年此时南京见”的顺口溜，也溜不出来了。直到1959年五月，国民党总裁讲“掌握中兴复国的机运”，明告党员：1969年是“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二十年满期之年，“超过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期限，还不能反攻复国的话，那就任何希望，都要破灭了”。但是，很快的，1969年到了，过去了。甚至1979年都到了，1984年都到了。前后三十五年之久，还是不能回大陆，想大陆来望大陆，但是除了“意淫大陆”外，其他一切，也就人人心里明白。国民党革命革了几十年，最后沦为这种境界，自属可悲；但看了他们整天耀武扬威的“手淫台湾”，却又深感他们可悲之外，亦复可恨。不论可悲也好，可恨也罢，国民党的历史，已经逐步走向它的终站。国民党为了使党显得“源远”，故意拉长过去的历史，吹牛高寿已九十年，但是，过去的“源远”，并不能证明未来的“流长”，为了“流长”几年，我看还是“意淫”停止、“手淫”减半吧！（《意淫大陆，手淫台湾》）

放大与缩小

稍知中国现代史的人，都知道中华民国的建立，黄兴是孙文以外第一功臣，但在国民党写的历史上和表现的尊敬上，显然比例不对。国民党的做法有两种，一种是“放大”，一种是“缩小”。“放大”方面，章炳麟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的序中已经评论：“自民国九年以后，知当时实事者已少，夸诞之士，乃欲一切笼为己有，亦曷足怪乎？”这就是说，不是国民党的丰功伟绩，也被国民党大而化之了；“缩小”方面，我们看不到黄兴、蔡锷等伟人的纪念像与纪念路，看到的反倒是“吴敬恒像”、“于右任像”、“史迪威公路”、“罗斯福路”、“麦克阿瑟公路”，……把黄兴、蔡锷等的尊敬，真不知“缩小”到哪儿去了！这又如何教人心服呢？对“不对自己胃口”的伟人，就可以这样吗？（《黄门鼓吹》）

唯我独尊

国民党的戏路，是它老是想“唯我独尊”，但“唯我独尊”的地位，必须采取“公平竞争”的运动规则以取之，在“公平竞争”中你考了第一，自然你就是老大。可是国民党却不如此。美国老罗斯福推动反托拉斯法案时候，大法官霍姆斯说：“修曼法案是不公道的，因为它不让强者在比赛中获胜。”国民党的悲剧不在它忽视、排挤、压迫弱者，而在它忽视、排挤、压迫强者，它错估了别人，把别人都看扁了，结果当它被强者翻身一扑的时候，它就眼冒金星了。（《太阳不只一个》）

不知思想力量的可怕

我认为“不怕李敖”，真的原因是国民党根本不真的知道思想力量的可怕，正因为国民党不真的知道，所以，他们虽然粗糙的大力扑灭思想，但他们自己却不会细腻的建树思想。

国民党无法以思想扑灭思想，就妄想以暴力扑灭思想家。（《别把国民党的无知，当成国民党的宽大》）

国民党与法律

单刀直入的分析、一针见血的说明，从国民党的“法律遁”，写到国民党的“法律顿”，我想，在这岛上，在这世界上，没人比我更能说得清楚了，更能说得开窍了。我希望大家不要再糊涂，多注意我的提示。对立法院最近有关修正《刑事诉讼法》的争执，我对苏秋镇、许荣淑、黄天福、费希平、郑余镇、许哲男、黄志达诸位的努力抗战，表示最大的欣赏。但是，我们不要只看到立法院里死板板的理论，而忽略了立法院外活生生的事实；不要只看到立法院里热烘烘的面红耳赤，而忽略了立法院外冷冰冰的鼻青眼肿；不要只看到立法院里守法守分字斟句酌，而忽略了立法院外无法无天法律只是废纸。从根本上了解国民党跟我们的关系，根本不是法律的问题；从根本上认清国民党跟我们的关系，根本法律只是一种手法；从根本上觉悟国民党跟我们的关系，根本就是政治取代法律，只有这样寻根，我们才能解决一切故障。现在整个问题好像是牙医所说的“根尖周围脓肿”，如何从根本上除疾去病，才是我应该注意的方向。（《“法律遁”和“法律顿”》）

国民党是一个大家族

国民党第二代很少像第一代一样的“天下是老子打的”，而变成了“天下是老子的老子打的”，这一现象，使国民党的革命性减弱，家族性增强。每一个第一代的老子，都会培养出第二代的老子，配上高速的联姻、认亲、师生、同志、裙带种种关系，国民党与其说是一个党，倒不如说是一个大家族。进到这个家族里面的，会得到起码的利益与照顾，在这一点上，国民党极有“人情味”。这种“人情味”，从大陆来台的立、监委身上，已表露无遗。他们对国民党，完全是“人情味”的相依为命，他们是不讲是非的，既不能也不愿辨别国的利益是高于党的利益的，这种心态，完全是你我一家人式的，仔细调查他们的相互关系，也的确可瓜蔓出不同程度的血亲与姻亲，说一家人，真没有错。如果你只知道张继正是张群之子，陈履安是陈诚之子，沈君山是沈宗瀚之子，马树礼是顾祝同之婿，丁善理是费骅之婿，汪敬煦是何应钦之侄女婿，……你只能这样数出十几个或几十个，你是不了解国民党的。国民党大家族的盘根错节，远比你想像的深入而复杂。所以，归根到柢，凡是不能从大家族观点来看国民党的，根本就是蛋头之见、书生之见。（《给党外人士上一课》）

国民党的家族特性

因为国民党大家族三代同堂五世其昌，当然有“不肖子弟”出现，这些“不肖子弟”，形式上可能已变成自由分子，已变成接近党外或党外人士，已变成监察院的陶百川或“立法院的陶百川”，已变成社会贤达。……但不论怎么变，他们绝非真正的自由分子，绝非真正的党外人士或社会贤达，他们跟我们，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尤其在国民党大家长眼中，尤其不一样。

徐复观、陶百川之流之外，甚至坐了大牢的，只要国民党认定是“我们家里的人”，也和外面人待遇绝不相同：国民党员居正头一天还戴手铐脚镣呢，第二天就当了司法院院长；国民党员李基鸿头一月还陷身囹圄呢，第二月就当了财政厅长；国民党员郭衣洞（柏杨）头一年还唱“绿岛小夜曲”呢，第二年就可出境做“作家可以出境”的样板了。……看不出国民党这种家里家外双重标准的人，自然是不了解国民党的。

这种家里家外的双重标准，其实随处可见。同样是市长，国民党员黄启瑞出了纰漏只是下台，杨金虎却要下狱；同样是贪污，国民党皮作琼拿两百万只判一年半，何济周拿四万却判八年；同样是“违反国策”言论，国民党员沈君山说了就算了，李庆荣就要坐牢。……

不了解国民党这种大家族特性的人，老是喜欢拿政党政治的尺度、法律公正的尺度、是非正义的尺度、国家利益的尺度来量国民党，结果愈量愈生闷气，愈量愈做搔不到痒处的判断。殊不知国民党根本不该这样量的，你用这些尺度来量一个大家族，要它对内放弃“人情味”，放弃党的利益，就如同要求一个母亲不要家天下而要天下为公，不要袒护“自家的小孩子”而与“野孩子”一视同仁，这怎么行得通呢？（《给党外人士上一课》）

群众的用处

能关门办的事绝不开门办，能一人办的事绝不两人办。——“成大事者不谋于众”，除了选举、暴动与鼓掌外，群众全无用处。（《李语录》）

论殷海光

国民党自从在大陆失败逃到台湾后，他们检讨失败的原因，可分两派：一派认为专制得不够，今后要多专制才行；一派认为自由民主得不够，今后要抛弃老套，要做深刻进步的反省才行。做这种反省的人数极少，但最成功的就是殷海光。因为这种反省的成功，有两个条件：第一要有知识，第二要无政治野心。有知识，才知道大江东流挡不住，非得自由民主不可；无政治野心，才能维护理想主义的标准，不把自由民主当做争取政治地位的手段，而当做一种目的。我认为殷海光最有这两个条件，所以反省得最成功，在“自由中国”的表现上最出色。但这种成功，在国民党眼中，却认为是他们的失败，他们的集团里出了叛徒，并且是有头有脸有力量的叛徒。他们在痛心之余，会抬出忠党问题来使大家难看。（《我的殷海光》）

政治行规

“政治行规”不是“政治道德”。道德的层次是高的，台湾在国民党的调教下，道德都给摧毁了，又何况“政治道德”？台湾从政人物，不论党内党外，都不足以语“政治道德”，这本已可悲；但更可悲的是，他们竟连低层次的“政治行规”都不能守。法律是六十分的道德，行规是六十分的法律，行规距离一百分的道德层面，本来已经微不足道，结果竟连微不足道都不能守，岂不太可悲了吗？

什么是行规？屠夫可以骂屠夫杀猪刀法不好，但不能骂对方残忍，因为大家都残忍；妓女可以骂妓女床上功夫不好，但不能骂对方不守贞节，因为大家都没有贞节。行规是同行人必须共同遵守的起码规则，连这种起码规则都不守的人，这种人就荒腔走板了。（《吴勇雄错在哪儿？》）

批判国民党

——我研究国民党，然后写文章出售，只是把臭大便变成臭豆腐干的过程而已。本质是臭的，再除也不能尽也。

神话三种

神话有三种：一、神话。二、台湾人的台湾独立。三、国民党的反攻大陆。（《李语录》）

国民党与警察

阳明山沿仰德大道而上，就有警察局三座，德还没仰到，就先仰到警察。国民党说“国民党永远和民众在一起”，这话有一段省略式，全文该是“国民党永远和警察在一起，警察永远和民众在一起”。如此为补正，意思才告完整，你们说对不对？（《漫谈“大姑娘洗澡心理”》）

国民党与台独

当年郑成功浮海来台，他们在台湾重建、开拓、怀念中原文化，他本人，不正是“龙头”吗？沈葆桢说郑成功把台湾做为“遗民世界”，郑成功的心理，的确如此。但郑成功在重建、开拓、怀念之时，并没寻求没有出息的独立，他只是把台湾做为拓展中国的一个基地而已。——台湾的存在是使中国变得更大，而不是更小。郑成功大概怎么也想不透他的一部分后人，居然变得那样小家子气、那样没出息。当然，这种小家子气、这种没出息，实际上，乃是国民党教化下的产品，国民党是真正台湾独立的实行者，它实行了，却鸣鼓而攻别人是台独，而别人居然配合做台独式的胎动，殊不知配合半天，自己怀胎不下，国民党那边，却早就长大成人，接收遗产矣！——台独、台独，其实是堕入国民党术中而不自知也！一如黄狗偷食，却大喊黑狗是贼，于是黄狗逸去，黑狗当灾。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黑狗身上，黄狗自然窃笑矣！（《黄狗的窃笑》）

两党与三通

共产党用“三通”政策对付国民党；国民党用拒绝“三通”政策对付共产党。于是，大陆来信，台湾拒收，此拒绝通邮也（虽然台湾的外省老太太都有秘密管道可转家书）；大陆卖大同电锅，台湾抓当归黑枣，此拒绝通商也（虽然台湾的中药店、大饭店都有“匪货”可以消受）；大陆大放其人，台湾不准入境；大陆要求来往，台湾把门一关，此拒绝通航也（虽然从陈香梅到李政道都可“转航”，都有不同的“特权”可以例外）。虽然这样，国民党的拒绝“三通”，也有国民党说的道理在，当国民党把拒绝“三通”说得响当当的时候，我们做小百姓的，只有眼巴巴欣赏他们“奉行基本国策”，没有别的可说。（《国民党的三通前科》）

犯众怒

按照佛法的真精神，李焜泰（龙发堂释开丰）苦行度人，实在是伟大的“真和尚”，他比起国民党同路人星云法师之流，其佛心纯度，不知要高出多少，可是他终于不免于入狱，而坐视星云法师这些佛心可疑的“假和尚”，整天在权贵中逍遥。国民党整天喊“疏减罪犯”、整天喊“微罪不举”，但对这样一件区区小事，却对李焜泰从“宽”录取、捉到牢里，并且捉的过程，是由高雄地检处首席检察官翟宗泉坐镇指挥，其处心积虑，如捉江洋大盗。

古人是“民之所好，好之”。国民党总是别扭，总是“民之所好，恶之”。李焜泰的入狱，是国民党与广大民心对抗赛的又一杰作，国民党永远与民众站在一起，但总是脑袋里少了根筋，结果永远是犯众怒、惹老百姓怨声四起。如今连龙发堂中的精神病患者都朝国民党大发其怒了，国民党制造敌人的本事，可真愈来愈有精神了！（《看你还做真和尚！》）

不良老年

大家只看不良少年问题，却忘了看不良老年问题。不良少年的许多问题，其实是不良老年引起来的。古今中外，从来没有像国民党集团这么多的不良老年密集在一起，从来没有！（《李语录》）

不可与言的集团

“古今中外的在野者”，对“执政当局”是哪种态度，其实要看“执政当局”本身是哪种态度。如果这种当局根本是不可与言的，那么同它说话，就统统是废话。国民党是一个不可与言的集团，我们对它的警告也好、劝告也好，它都是不可能改变的，改变就不是国民党了。大家以为舆论可以影响国民党，这完全错误，国民党根本不看你的、也不听你的，国民党的压力团体在美国参议院、众议院，根本不在台湾。以为国民党听人劝的人，完全高估了自己，国民党哪里会采纳民意呢（它若肯采纳民意，也不会丢了大陆，给赶到台湾来了）？国民党的民意管道绝不来自舆论，甚至也不来自他们自己包办的舆论，他们的管道完全来自贴身那几个宦竖意见而已。（《别为盗贼上条陈！》）

谁是狷者？

狷者的特色只有一个，就是深思熟虑后的有所不为。狷是狷介、是狷急、是“不能从俗”（《后汉书》范冉传的话）。狷者并不是不做事，而是断然拒绝去做同流合污的事。

国民党在今天，已经十足是一个同流合污的集团，任何有大脑、有良知、有血性、有人格的人，都该有狷者的气魄，拒绝国民党、退出国民党、而以做国民党为耻。

国民党朱汇森根本是典型的官僚与乡愿，但却冒充做狷者，这是对狷者标准的最大侮辱，我们生睁巨眼，绝不接受；孔夫子死不瞑目，也绝不接受。国民党祸国殃民这么多年，又意犹未足，还想把许多道德标准一一打碎、把许多高贵名目一一穿戴，这成什么话！我们一定要拆穿他们！朱汇森绝不是狷者，做国民党的也绝不会是狷者。天下没有这种不知羞耻的狷者、天下没有这种不能洁身自爱的狷者、天下没有这种整天同流合污还能洋洋自得的狷者。国民党别恶心人了吧！（《国民党有狷者吗？》）

另一种恐怖

萧启庆在普林斯顿说李敖抵得住国民党一师的军队。我笑着说：“只有一师吗？”启庆，老友也，来台讲学一年，不敢来看我。国民党的恐怖不只它本身，而是它衍生出来的使人“自己吓自己”的恐怖感觉，它能使高等知识分子人人俯首帖耳、人人噤若寒蝉，高等知识分子一一成了逃世的懦夫的时候，国民党的作恶，也就更无忌惮了。（《李敖札记》）

逃难

三十多年前，逃难到台湾的外省人，他们逃难，可分两类：一类是“大老爷式逃难”，一类是“小百姓式逃难”。“大老爷式逃难”是在逃难前，占尽消息、工具、财力等方便，其逃难也，其实与搬家无异。国民党大员中，逃到台湾来，连同豪华家具一并上飞机上轮船者，比比皆是，最精彩的是，特务头子戴笠的棺材，为了怕共产党会掘他的坟，也自坟中起出，运到台湾。兵荒马乱之时，还能不忘故人、泽及枯骨，国民党之精于逃难，伟大哉！

“大老爷式逃难”外，剩下就是“小百姓式逃难”了。小百姓消息不灵、工具不行、财力不够，其逃难也，只能扶老携幼、手抱婴儿，大队而行，但是一兵荒一马乱，大队就冲散了，结果死的死、伤的伤、沦入沟壑的沦入沟壑、流落街头的流落街头。（《“赛跑式逃难”与“逃难式赛跑”》）

小人当道

我生平对国民党全无好感，也不寄任何希望，我评论国民党，完全是以一个未来历史家的身份，提前做盖棺前的论定而已。1944年，戴传贤在重庆曾家岩发豪语：“周朝的天下是八百年，国民党至少要掌握政权一千年。”一千年后，上帝见证，国民党总要还政于民了，但那时候，下台的国民党和垮台的党外人士，恐怕都将踩在苏南成之流的脚下。国民党是有过理想主义的，虽然已经凋谢：党外人士是有着理想主义的，虽然已经不多，但苏南成之流的无耻政客绝对没有这些，他们只有奶和娘——随时变换的奶和娘。苏南成之流的当道，就是最可怕的小人当道。如今这种小人当道了，国民党居然勤于捧他，党外巨头居然不肯骂他，双方居然都没警觉到：这种小人和他的现实主义是真正毁灭人类和理想主义的丑恶东西。国民党的自毁，固不足惜；党外巨头的“过失”，也就太可悲了！（《不是他个人的事》）

不准会见

中国人民何辜，九十年来，敬陪国民党革命，“革命，革命，革过又革了”，最后革得骨肉生不能见、死不能送，关山难越，尽是失散之人；幽明永隔，长为他乡之客，最后不能“反攻大陆”，也不准大陆人民来台，也不准直系血亲来往见面。只死命的一个劲儿扣住在小岛上的一切，这又算是什么？国民党再英雄、再豪杰，为什么不去整共产党，却对付起老太太们不准看女儿？使人母女三十五年不见面，这算哪一门子救国救民？哪一门子英雄豪杰？这样莫名其妙的冷血政党，古今中外，还能找得出第二个吗？（《乱世母女泪》）

不给人办报的自由

看了三十多年来的报禁依然、报禁仍旧，我感到国民党的可恶有两点：第一点是他们箝制了我们办报的自由，第二点是他们箝制之后，又一再拿连他们自己都不信的屁话来搪塞人民。这种作风，第一点固然可恶，第二点尤其可恶。因为第一点只是欺人，第二点却是欺人之后，又拿人民当傻瓜、当呆子来骗。一骗之不足，又推出光怪陆离的说法来作弄我们。我们为什么要受这种作弄呢？我们要宣布不接受！（《还是第一声最像》）

应该忏悔

唯有以“忏悔”的态度面对全国人民，国民党的诚意，才会被我们相信。否则的话，国民党尽管在刀光剑影中统治我们，尽管在强词夺理中摆布我们，尽管在动辄多数决中欺侮我们，长此以往，真正的悲剧演员，还是他们自己。林肯说：“你可以欺骗多数人于暂时，你可以欺骗少数人于永久，但你不能欺骗多数人于永久。”三十三年了，多数人已不再暂时，少数人也不再永久，国民党纵使再舌敝唇焦，也无法把多数人带入永久了！（《从陶百川绑票大学生说起》）

国民党的前身是革命团体

党外人士对国民党最不了解的一点是：他们总是从国民党的宣传品上，去认定国民党是政治学上的一个政党，这是蛋头之见、书生之见。他们不知道，国民党的前身是革命团体，它的第一代走过秘密结社的路线，所以它有党证、宣誓等不合现代民主政党的规矩。当它取得政权后，在形式上和形势上，要靠近民主阵营，所以又要把自己扭出现代民主政党的模样，这种转变，是很吃力的。（《给党外人士上一课》）

党外对国民党无法准确判断

在国民党眼中，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一小撮党外人士，显然对国民党另有意见，对国民党所说的不全以为真，所做的常引以为异。对这一小撮人说来，国民党认为他们的教育与宣传没收到效果，因而很失望、很生气，其实国民党大可不必如此想不开，因为事实上，国民党三十二年来的教育与宣传，对党外人士也发生了很多影响的。譬如说，党外人士对国民党的过去和历史，就是照着国民党的教育与宣传了解的，这样的了解，当然无法对国民党有准确的判断。……党外人士对国民党了解的不够，反过来看，当然是国民党三十二年一手遮天的成功。（《给党外人士上一课》）

国民党的司法美容

全世界各地都有政治犯或承认政治犯的今天，中国国民党大官居然公开宣称，一再宣称：台湾没有政治犯！说台湾有的只是叛乱犯，不是政治犯！查1949年6月21日公布的《惩治叛乱条例》，第一条明定“叛乱罪犯适用本条例惩治之”，这是叛乱犯的法源；第二条明定在内乱外患罪上，《刑法》的罪名而以这一条例严刑重罚而已。所以，政治犯的罪名，骨子里都不过是《刑法》的罪名。既用了《刑法》的罪名，不论用哪一条，目的都是整政敌的冤枉而已。所以余登发既以“叛乱”罪名坐牢，也以“图利他人”罪名坐牢；李敖既以“叛乱”罪名坐牢，也以“侵占”罪名坐牢。……除非一个人是官式宣传下的受害者，除非一个人是不能明辨是非的可怜虫，他绝不会相信余登发是“图利他人”的人，一如绝不会相信李敖是“侵占”的人，不论国民党的报纸与法院怎么斗臭、怎么判决，政治犯就是政治犯。但国民党大官说没有政治犯，只有叛乱犯，只有图利他人的余登发，只有侵占的李敖，只有知匪不报的雷震，只有妨害兵役的王地，只有涉嫌窃盗的高玉树，只有贪污的杨金虎，只有包庇的宋霖康，只有收贿的杨玉城，只有伤害的吴哲朗，只有妨害公务的黄玉娇。……只有这个、只有那个，就是没有政治犯，这不是怪事吗？现在我们懂了美容学，从美容学观点研究国民党，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国民党大官的“司法美容”，国民党大官另用卑鄙的罪名加给政敌，巧妙的闪开政治犯：政治原因，法律解决；军法大审，司法斗臭；使政敌灰头土脸，使自己“眉骨加高”、“瘦面加胖”。事实上，司法案件明明是政治迫害的整型，所谓没有政治犯，所谓纯粹司法案件，只是政治的化妆而已。（《文化美容-财政美容-司法美容》）

一党独大才有“党外”

民主国家里没有“党外”，因为民主国家里不允许一党独大。没有一党独大，自然就没有“党外”，因为你若说“党外”，别人不懂。别人不晓得是保守党外呢还是工党党外，是民主党外呢还是共和党外？只有在一党独大的情况下，党才变成了专有名词而非普通名词，党才变成了“就是那个党嘛！”变成“还有哪个党嘛？”变成了唯一的。

所以，你在公共汽车站等车，看到站牌上写着“中央党部”，就知道那是国民党中央党部，从公车站长到公车车掌，从七十岁老太太到七岁小姑娘，大家想都“不做第二党想”，“中央党部”，“中央党部”当然是国民党嘛，还有哪个党嘛？明知故问！（《党外是谁喊出来的？》）

乡愿风

当乡愿风蔓延的时候，在这岛上，我们就愈来愈看不到义正辞严痛痛快快的言论了，从国民党似是而非的宣传里、从两面人左右逢源的顾盼里、从座谈会专家模棱两可的取巧里、从康宁祥式党外人士对国民党大员致“最高敬意”“更多的敬意”的表率里，我们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充满乡愿气的岛，我们不得不警觉！（《党外与混蛋》）

政治与学术

自来搞政治的人和搞学术的人，是两种人。搞政治的人不碰学术，有的是没工夫；有的是刘邦式的“安事诗书”（翻成白话：“谁他妈的要看书呢！”），看不起学术；有的是心存敬意，敬而远之；有的却是附庸风雅。最后一种最要命，因为一附庸风雅，就会对学术亲自去碰，一碰学术就完了！

中国传统中“政统”和“学统”大体成双轨演化着，搞政治的人不太附庸风雅，国民党在打天下的时候，也是如此。国民党至多只是控制学术机构，但不敢控制学术，也无此妄想。但到台湾以后，地小人稠，闲来无事，居然殃及学术，研究院、研究所、研究中心、大学等等，纷纷渗入了党团与党棍，他们也要写论文了，也要办学报了，也要召开或参加学术会议了，但天知道这是什么“学术”！三十三年来，学术已是一片焚琴煮鹤的大锅炒！学术何辜！呜呼学术！（《你盖棺，我论定》）

国民党的禁娼梦

失败与失信，并没给国民党大官人任何反省与教训，他们照样还是老套，兴致来了，就雷厉风行到北投禁娼，可是兴致一过，北投还是北投，大官人还是大官人，私娼的花灯还是若隐若现，公娼的绿灯还是半明半暗，警局的红灯还是眼开眼闭，《台湾省管理妓女办法》还是一张废纸！

在国民党大官人的禁娼梦里，最一厢情愿的一场，是处理“妇职所”的“德政”。

“妇职所”成立的目的，是收容十二到十八岁（后来延伸到二十岁）的雏妓，施以三个月（后来延伸到六个月）的职业训练，希望她们出所以后，能在社会上从良。“妇职所”吸收的标准本是“自愿接受辅导习艺”的，但自成立以来，所谓“自愿”，竟是警察局押送来的，当然问题也就由此而生。（《雏妓问题》）

杀鸡与牛刀

我们可以稍安毋躁！但我们十分盼望：在这小岛上的用于大陆的大编制，应该严格施展在那“中华民国颂”所颂的地方，而不是这一小岛。否则的话，这样庞大的编制与力量，密集安打在这样的小岛上，就真难免大材小用，牛刀杀鸡了！

三十三年来，我们的确感受到我们是鸡，在被牛刀杀来杀去。这不怪我们，也不怪牛刀，而该怪没有反攻大陆，以致国民党精力过剩，不大材小用不为快。在这种苦闷的心情下，在这种必须使使拳脚以舒展筋骨的必要下，自然“不能安外，却如此攘内”，牛刀不杀鸡，也就别无可杀了！（《牛刀不杀鸡，杀什么？》）

国民党文宣主持人的错误

鲍叔牙口中的齐桓公奔莒，是周庄王十一年（纪元前686年）的事，而田单复国，却是周赧王三十六年（纪元前279年）的事，一个在纪元前7世纪，一个在纪元前3世纪，两者相差四百零七年。秦孝仪先生张冠李戴，硬把战国的齐国，当成春秋的齐国；战国的莒城，当成春秋的莒城；把田单当成齐桓公；把四百年前鲍叔牙的话，当成四百年后的“烧饼歌”与“推背图”。这种无知，这种妄作，这种荒乎其唐，未免太目中无读书人了！

我们可以让步这个，我们可以让步那个，但我们对歪曲知识来配合自己的无知，还推广这种无知，以无知侮辱人，实在看不过去，实在无法让步。所以，对国民党文宣主持人这种笑话，我们不得不点破它。

“毋忘在莒”的笑话，毛病出在整天宣传复兴中华文化的人，根本不好好读古书，其实这也难怪。他们这些人，整天在办党、办公、办案、办人、办喜事、办后事、办公共关系，他们的确没有多少时间真的潜心学问、潜心中国文化。所以，涉及学问与中国文化问题，我们看他们闹了笑话，也就可以了解。但是，我们不能了解的是：他们在涉及“总裁言论”上，居然也犯了“不好好读”的毛病，这就又未免太目中无读书人了！为了使秦孝仪先生没还手余地，我愿举一些绝对客观的“一翻两瞪眼”的铁证，给内行看门道，给外行看热闹。（《给秦孝仪先生上一课》）

得意中泄密

当国民党逃到台湾以后，当二、三十年的投闲置散以后，许多老国民党，开始对过去的“光荣”愈来愈怀念了，他们忍不住有“白头宫女谈天宝”的兴致，或是“骨董山人说晚明”的心情，而要把当年老子如何如何，口沫横飞的给抖了出来。在这岛上，传记文学型的杂志可以那样风光，证明了这种杂志对那些老而不死的健康，是大有裨益的。于是，在这种近乎变态的“回忆力特强”情况下，他们在大陆胡作非为的一些秘密，终于在得意之中，不小心的给泄漏出来。其中关于国民党喜欢以政府之尊，一再搞暗杀的把戏，也包括在内。（《张敏的爸爸杀了谁？》）

国民党与“金牛”

蔡家财阀正是国民党大力支持下的畸形“金牛”。这种“金牛”，明明是以特权与诈欺手段，向成千成万小百姓巧取豪夺的资本家，但在国民党第一党报的打歌下，他们变成了有“爱心”的人、变成了深知“民众困苦”的人、变成了“为全体老百姓提供最亲切最适当的服务”的人、变成了“回报社会大众”的人、变成了“对国家付出了爱，对社会付出了关怀”的人、变成了“做为民众与政府的桥梁”、“谋全体同胞的福祉”的人。……这种人口口声声大谈“道德与责任感”、大谈“孝道观念”、大谈在股票市场投机的不当、大谈“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但在事实上，正好相反，他们在国民党一连多年的保护特权政策下，却是一连多年的一两百亿的大拆烂污者，他们内吃国家银行，外吃民间存款，最后使成千成万的老百姓共蒙其害，终于使我们可怜的老百姓大梦初醒，领教了他们的“爱心”是什么。

今天大家口口声声指责蔡辰洲、指责蔡家财阀，他们固然可恶，但是只指责他们，而忘了他们背后真正的祸首，就未免弄错目标。上面所举国民党第一党报的一些明证，就说明了一切：国民党在经济上大力保护特权，目的正是制造出“金牛”，在政治上做为羽翼；做为掌握财源、掌握铁票的鹰犬，真正支持国泰诈财的祸首是国民党，国泰只不过是国民党大狩猎下的鹰犬之一。国泰的错误是在前去捡回主子打下的猎物时，自己就地先大吃特吃，吃得太多，以致惹得主子不高兴，而要说几句“反对垄断！特权！反对投机！”的话来“以正视听”。其实这只不过是一个偶发的特例而已，国民党基本政策还是要继续保护特权下去。因为只有保护特权，才保护了官僚资本的国民党自己。国民党根本是官僚资本的党，它一直是以“金牛”做火牛，想去完成田单复国式的大业。但是，用“金牛”做火牛，最后永远是“在莒”，而不能“毋忘在莒”，“莒”是他们最后的汤沐邑，也是他们最后的坟场，他们的悲剧是铁定的，虽然坟场处处是发光的，——全是金子。（《谁是支持国泰诈财的祸首？》）

锡安山事件

国民党不准他们住在锡安山，也不准他们在河床上望山兴叹，这对锡安山的先驱者说来，是“神”的问题；可是对国民党说来，却是“神经”的问题。国民党神经兮兮，它不喜欢外省的退役老兵和台湾的穷苦大众这样紧密的团结在一起，虽然他们的团结只是对神的顶礼与寄望，他们并没要造反，造反也不会在人间造，因为正如耶稣所说，他的国在天上，当然造反也该在天上。但是，国民党不管，国民党要天上人间，统统一视同仁。（《警棍下的失乐园》）

论王章清

很多人说王章清头脑太笨，以致被摆了一道，我看王章清并不笨，而是他的头脑跟不上时代。王章清资助后进也好、变相行贿也罢，他都做梦也没想到新一代的人会这样朝双方脸上涂大便。王章清是老一代的政客，老一代的政客再下三烂，再没有“政治道德”，却能守“政治行规”，至少知道什么是“政治行规”，而对荒腔走板于心不安；可是他不了解台湾的新一代政客，新一代政客在国民党几十年的调教下，青出于蓝，已经不明白起码的取舍、是非与荣辱，已经一切悍然行之而满不在乎，国民党的后进如此，民进党的新贵亦然，世风日下到这种程度，究其原始，责在老辈。《旧约》何西阿书（Hosea）中说：“他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这种“作恶之报，果大于因”是人间天理，可是国民党只知作恶、不知天理，以致今天灰头土脸于小岛，真是活该。（《吴勇雄错在哪儿？》）

奉行三民主义

三十六年前，国民党刚从大陆给赶到台湾的时候，曾经痛定思痛，检讨丢掉大陆的原因。检讨下来，原因众多，但是蒋介石却单刀直入，说出真的原因，乃在“没有奉行三民主义之故”！

国民党逃到台湾后，虽然失国失民，不足以语奉行民族主义，但是奉行起民权主义民生主义那三分之二，却也不无戏路。但是，三十六年下来，对这三分之二，国民党还是“只有形式的信仰”而已、只“把三民主义当做了一个口头禅而已”。

所谓口头禅，本是不能领会禅理，只是口头上袭用禅宗和尚常用的语言。三民主义最后沦为口头禅，它本身的空中楼阁、窒碍难行，固非无因，但是国民党宁肯挂羊头卖狗肉，而一路作伪、言行不一，则是今天陷入死巷的当然结果。三民主义是连自己都统一不了的粗糙理论，国民党却要拿它统一中国，真是天下第一鲜！（《三民主义口头禅》）

国民算老几

清末行刺五大臣的吴樾上北京行刺前，他的太太曾赋诗三章，以壮行色。最后两句是：

好梦岂知容易散，

痴心空望月常圆。

吴樾死难后，他的太太也殉情了。但这两句诗，倒真可移为诗谶。因为他们为理想献身的大业，到了最后，却被一群牛鬼蛇神占尽了便宜。在他们牺牲后，他们的“同志”接收了所有革命的果实，成立了新党。这个新党，很快的丧失了素志与初衷，变成了争权夺利政治分肥的工具，既不民主，也不进步，虽然名字好听无比——叫“国民党”，可是，在“同志”眼中，国民又算老几呢？（《从五大臣到八大臣》）

不准奔丧

1987年11月3日，八十六岁的梁实秋死了，他六十岁的女儿梁文茜，匆匆从北京到台北奔丧，可是到了香港，就被挡住。——国民党说按照《国安法施行细则》第十二条第六款规定，大陆同胞须在“自由地区”停满五年以上方可申请来台，梁文茜因此不能看死爸爸最后一面。显然的，梁实秋死不逢地，他若想到父女之间，在生死线外，如此缘悭一面，他真该死在美国，以利奔丧了。

我们中国人民，在国民党的虐政里，不要忘记也不该忘记：我们怎样在受难、怎样在被作弄、怎样在生离死别、怎样在“不得亲其亲、不得子其子”的悲惨里，为他们生殉、为自己默哀。——我们永不忘记！（《从不准看活爸爸到不准看死爸爸》）

论张学良

张学良从三十八岁被关到八十三岁，一切毛病，都出在国民党太“宽大”，并且强迫张学良接受这种“宽大”。设想当时无此“宽大”，张学良判十年，坐十年牢，早在三十六年前就恢复自由了，又何必受“无形中变为无期徒刑”的德政？张学良的一生，告诉我们一个教训，就是：国民党的“宽大”是很可怕的，我们要对国民党的“宽大”，敬而远之才好！（《别赖张学良了！》）

外省人“作客”心态

许多外省的朋友，他们写诗填词，俨然以“作客”的姿态出现，这是很不得体的小气派。他们一提笔，就满纸是“他乡”、“旅次”、“客次”、“逐客”等等的立场，这是绝对不妥的。这简直是有意划分中华民族的共同血液与山河。有这种态度的人，他们忘了白居易那“老来尤委命，安处即为乡”的伟大心境，也忘了“埋骨何需桑梓地，人间无处不青山”的达观胸怀，更忘了陆游那“却恐他乡胜故乡”的现实了解。

我们必须彻底认清：任何方向的中国人，在任何地区的中国土地上，都不该有“作客”的情绪和“作地主”的小心眼。我们没有主人和客人，也不该有反客为主和端茶送客的误解或事实，我们该努力减少这种误解或事实。（《从乡愁到大气派》）

孙中山与蒋介石

孙中山朝人民盖空中楼阁，蒋介石却收起房租来。（《李语录》）

论蒋介石

蒋介石是奸雄人物，他的面目，是非常复杂的，他在黄埔学生面前，是校长；在浙江同乡面前，是乡长；在国大代表面前，是总统；在钱穆、曾约农等老古板面前，是皇帝；在帮会特务面前，是大龙头。……他对黄金荣的磕头拜寿，显然在某种程度的尊重这一流氓体制，以维系他在黑社会的面目，而利统治。他这个头，显然磕得值回票价啊！

不可思议的是：设想美国总统若秘密向黑手党头子磕头；或日本天皇秘密向黑龙会头子磕头，这将是一幅什么画面？世界上，只有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国，才有这种怪现象吧？（《蒋介石向大流氓磕头拜寿》）

论蒋介石之二

宁波从明朝以来就是有名的商埠，这里人精于做生意，在上海尤有恶势力，所谓“无宁不成埠”是也。但是虽精于做生意，却往往逆取不能顺守，做到头来，经常赚到金玉满堂后又赔个扫地出门，最后吃个茴香（回乡）豆，完蛋大吉。

蒋介石是浙江人，籍属奉化县，但奉化县从明朝清朝以来就属宁波府，所以他道地是宁波人。他虽冒充是周公之后，其实根本是奸商世家，并且是专卖生意。蒋介石从小在宁波府城西河沿的箭金学堂读书，后来在上海靠宁波帮做买空卖空的股票经纪，透过姨太太与浙江财阀搭线，搞上奇货可居式的政治，最后俨然成为中国领袖。这种过程，是全盘的宁波商贾逆取的生意，逆取以后，下场却是老子所预言的“金玉满堂，莫之能守”。最后被他通吃了的中国大陆又被他通吐了出来，不能顺守，扫地出门，最后连茴香豆都不得吃，完蛋到孤岛台湾来。（《蒋介石的时间表》）

论蒋介石之三

一类是“临阵逃亡”，一类是“被俘或投降”。他对这种“寡廉鲜耻”的痛恨，情见乎辞。显然的，在蒋介石的大脑里，一、革命军人不应被俘；二、纵使被俘，也“只有自杀”才可以自赎，除此而外，全属无可原谅。

蒋介石是奸雄，他的基本意识形态是很复杂的。它包含了半吊子的中国上层封建思想、也包含了半透明的中国下层愚民思想、还包含了半瓶醋的西方和日本的近代思想。……它是这些思想的大拼盘，既半生不熟、又半新不旧。以这种“不幸做了俘虏”就“只有自杀”的思想为例，若说它纯是中国传统思想，并不尽然。

蒋介石要求人人做文天祥、史可法，悬格不可谓不对，但他忘了：宋朝养士三百多年，只出来一个文天祥；明朝敦励近三百年，只出来一个史可法，其他多是大难临头、望风跪倒的投降汉！何况，蒋介石自己何德何能，又能使人为他死节？蒋介石自己若适用同一标准，他自己在“西安事变”被俘时为何不“只有自杀”？他自己对在衡阳抗敌被俘归来的将军们为何大颁青天白日勋章？他自己在兵败山倒时为什么不“国君死社稷”式的死在南京？

所以，蒋介石所谓的军人要被俘不屈、“只有自杀”，事实上，他自己都做不到！自己都做不到却以最高标准要求人、骂人、整人、办人，这是更上层楼的“寡廉鲜耻”，我们不可不声讨之！（《蒋介石的被俘观》）

论蒋介石之四

人类自古以来作战，掘堤淹敌人的冠军，莫过于蒋介石；但干出淹敌人少淹同胞多菜事的，也莫过于蒋介石。

“数百万同胞的生命财产，都遭惨劫”的代价，如果真能发挥阻敌的积极效果，也自成一说，但是敌人照样侵略中国不误，并且还学会了“水淹七军”法回敬中国。1943年8月，日军就掘山东卫河之堤，淹死中国人民上百万。——蒋介石始作俑者，其有日本之后乎？（《<蒋总统传>信口开河》）

论蒋介石之五

蒋介石是现代中国最阴狠卑鄙的坏蛋，他一生中害了无数的同胞与同志，或杀或关、或辱或骗，……在这些史迹与血迹中，有一件最凸出的例子，就是他对张学良的阴狠卑鄙。这种阴狠卑鄙，项目繁多，大者有二：第一是诬张学良，使张学良一直背黑锅；第二是关张学良，使张学良一直不自由。

在诬张学良方面，对日本，明明是蒋介石自己下令不抵抗，却把“不抵抗将军”的大帽子，戴在张学良头上；对共产党，明明是蒋介石自己剿共无能，却把丢掉大陆的大责任，硬要张学良担负。蒋介石这样以舆论与历史丑化张学良，到台湾后，更花样翻新，他把1940年骗张学良写的《西安事变反省录》，交其太子蒋经国“公开发表”，蒋经国在1974年11月25日国民党五中全会就此大做文章，父子聚诬，张学良横被污名，至今未已也。历史上，一个人横被诬名，不洗于五六十年之前，亦不辞于八九十岁之后，张学良可考第一。（《<张学良研究续集>前言》）

论蒋经国

每在电视中看到蒋经国，就活像看了一段慢动作的纪录片。（《李语录》）

论蒋经国之二

从整个中国的比例与历史来看，蒋经国固乏善可陈有恶已作，试问他在台湾搞四十年的小朝廷，是否尚有可足“炳耀千秋”的呢？以我这种不肯曲学阿世的历史家看来，蒋经国在台湾搞四十年小朝廷的成绩，实在也大有问题。

歌功颂德者的主题有两个，一个是说蒋经国制造了“经济奇迹”，一个是说制造了“政治奇迹”。关于前者，歌德派的错误在溢美；关于后者，错误在胡说。台湾经济的发展，功劳是这个岛上人民全体的，不是蒋经国个人的，纵为了方便论个人功劳，尹仲容等也占前几十名，还轮不到蒋经国。蒋经国在苏联留学，懂的是格别乌，对经济却鸦鸦乌，他的经济政策，其实是恶魔附体式的。

四十年来的台湾经济，事实上是在恶魔附体下前进的，恰像那童话中赖在年轻人身上不肯下来的背上老人，他实在是前进中的一大负担。没有这种负担，台湾今日的经济发展，当不止于此。所以论定台湾经济发展，当从没有蒋经国岂不更好着眼，而不是有了他才很好着眼。事实上，以台湾此岛的本身条件，四十年的岁月，经济发展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领导者以中人之资、行无为之政，便可达到一定的成果，辜鸿铭讥笑袁世凯，说除老妈子倒马桶无须学问外，天下事皆须学问，但使台湾经济发展到目前程度，实在也无须太高的学问，当然恶魔附体式的学问是不行的。（《论定蒋经国》）

论蒋经国之三

蒋经国是真正祸害台湾政治的人。“政治”祸害的程度，才堪称“奇迹”。从1949年蒋介石下野起，蒋经国虽然名义上是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是“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是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但他另负“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实际责任、“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的实际责任，指挥一切党政特务情治机构，后来名义上是救国团主任、是国防会议副秘书长、是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是行政院政务委员、是“国防部”副部长、部长、是“行政院”副院长、院长，以至于最后干上总统，不管他名义上干什么，骨子里的一切党政特务情治机构，都归他指挥、都由他负实际责任。换句话说，台湾四十年的恐怖统治、四十年的严刑峻法军事戒严、四十年的人身自由没有保障、四十年的言论出版自由被迫害、四十年的集会结社自由被限制、四十年的在人权上的高压、四十年的民主宪政不能发荣滋长、四十年的志士服刑、豪杰受难、亲人望眼、稚子含悲、老兵有家归不得。……这些局面的形成，蒋介石固为罪魁、蒋经国亦为祸首，并且在执行上，他比他老子还负更多的实际责任。尤其在他老子死后这十二年来，他负的，更是无可推卸的绝对责任。所以，台湾四十年的“冰河期”、四十年在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上的大冻结、大逆退，蒋经国是众“妄”所归的真正负责人！

这一真正负责人，在四十年的强人统治之后，在死前几个月里、在衰病侵寻中、在美国人的一再压力下，只不过虚晃几着、搞一点开放党禁、报禁、探亲的噱头、一点换汤不换药的解严戏，有的成效如何尚未可知、有的愈解愈严变本加厉（如对书刊的查禁，竟杠上开花，用到“违警”、“妨害秩序”等法令，尺度之严，前所未有），就被海内外的马屁精赞不绝口，奉为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上的守护神了，这不是既无知又可耻吗？（《论定蒋经国》）

论蒋经国之四

在既无知又可耻的咚咚马屁声中，一个最荒唐的说法是：蒋经国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领袖。试问蒋经国就便是汉武帝了又怎样？汉武帝内多欲而外好仁义，死前三年时候，对被他统治了五十年的中国人民有所歉疚，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汉武帝尽管这么说，但历史上，并不因他有所歉疚，就把他五十年对中国的祸害置而不论，——历史的论定是绝不含糊也绝不客气的。如今把蒋经国四十年对台湾的祸害置而不论，这通吗？你可以说汉武帝繁刑重赋、信惑神怪、巡游无度、黩武穷兵、北逐匈奴、西通西域、东平朝鲜、南置九郡，因为这都是真的，但你不能说他是爱好和平的仁君；你可以说蒋经国繁刑重赋、信惑神怪、巡游无度、戒严弄兵、北卖外蒙、西通老美、东媚日本、南联新加坡，因为这也都是真的，但你不能说他是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上的守护神，正相反的，他的一生所做所为，正是这些伟大字眼的侮辱者与损害者，对他在这方面的赞美，是对自由、民主、人权、宪政的最大亵渎，面对海内外这样不明是非、众口一声，我不得不力斥其非、严正抗议。一个人踩你的脚，一踩四十年，最后他的贵脚高抬了一下，你却反而歌颂他，这叫什么政治伦理？又叫什么人间是非？要歌颂，该歌颂我们被侮辱者与被损害者四十年来对他贵脚的抗争、该歌颂任何使他贵脚高抬的客观压力与变化，而不是他的贵脚啊！至于政治犯陈映真、王拓、柏杨之流，在蒋经国死后所做的马屁之言，则更属失态之尤者，你们当年正是他贵脚脚踩下坐穿牢底的可怜虫，如今竟以逐臭为荣而不以为辱，真未免太忘本了吧？《论定蒋经国》）

论蒋经国之五

也许有人说：“声妓晚景从良，一世之烟花无碍；贞妇白头失守，半生之清苦俱非。”“看人只看后半截。”蒋经国既然宣布开放这个、解除那个，我们就该与人为善，称赞称赞。可是我认为，称赞任何人都可以，但不能背离事实与真相，蒋经国辣手摧花四十年，最后死前几个月才来了一点怜香惜玉的噱头，我们岂可轻予认定？这位“声妓”风骚四十年后才宣布（注意：只是宣布而已）老娘洗手不干了，这种最后几个月的“从良”，为时也未免太短一点了吧？

蒋经国不单是一踩四十年的台湾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上的真正负责人，并且在“政治奇迹”上，还别有“奇迹”，那就是他和他老子一样，不尊重政治制度，搞个人独裁。蒋介石出身青色上海流氓、蒋经国出身红色苏联高干，他们对政治制度的理解水平，本来就有限，蒋经国回国后，在庭训之下，红中带青，从做青年军总政治部主任，到搞小组织“燕廉”、“铁血救国会”、“中正学社”活动等等，走的都是不尊重制度、搞个人独裁的路线。这从台湾政治局面，迄蒋氏父子死亡之日，犹陷在党内无民主、党政不分、政出多元、一人领导等特色上，可以看出。（《论定蒋经国》）

论蒋经国之六

蒋经国搞“亲民‘秀’”，可算是他一生最精彩的演出。他光在1978到1981的四年间，就下乡一九七次、“与民同乐”一五五天。细部举例，像开东西横贯公路，他亲自入山二十一次；像盛产西瓜的丰田村，他连续五年来个五访；他一会儿到南部佛光山四度莅临；一会儿又到北部唐山木器行登门道谢。……歌功颂德者连篇累牍的称道蒋经国这种为政之道，殊不知这是为政的小道而非大道。中国政治哲学的为政大道是《淮南子》所说的“重为惠，若重为暴”。“重”是不轻易，统治者要不轻易施小惠，一如不轻易做坏事一样。统治者要节制自己，做到“无智”、“无能”、“无为”的三无。“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无能，故能使众能也；无为，故能使众为也”。正因为统治者自己不显配聪明、不炫耀能力、不捞过界下决定，这样大众才能发挥他们的责任与才干、才不做奴才。

民隐并非不可探求，但是这样子频繁、这样子毫无章法、这样子费事才能得到结论，那可未免太笨了一点。

整个的结论是：蒋经国瞎忙了一辈子，却从来不懂经国之道！

1950年，蒋经国说：“复兴活在中国，失败死在台湾。”他如今死在台湾，证明他一语成谶，也证明他的失败属实。这四十年，蒋氏父子本来有很好的机会，可以从容建立自由、民主的橱窗，可是他们太自私，结果先死后死，为天下笑，1958年蒋经国说他们“绝不会重走郑氏当年失败的旧路”，其实他们还不如郑成功，郑成功至少反攻到南京、至少传位到第三代。蒋经国宣布“未来蒋家的人不能也不会担任总统”，一时传为美谈，但他为什么不使自己不做第二代的总统？那样岂不更漂亮？他有四十年的机会、又有三十年的机会、又有二十年的机会、又有老子死后十二年的机会，他都执迷不悟，失掉了。如今以垂死之人、做无望之语，纵属临终悔罪之言，历史也不会饶恕他的！（《论定蒋经国》）

论蒋经国之七

蒋氏父子口口声声台湾属于中国，但他们所实行的，却是在台湾搞小朝廷；他们干的，是搞外省人的“台湾独立”，虽然他们绝口不说。“反攻大陆”也、“光复大陆”也、“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也，都是能说不能做的；“台湾独立”却是能做不能说的，因而他们挂中国统一的狗头，却卖“台湾独立”的羊肉。

蒋经国在垂死前夜，承认自己“已经是台湾人”了，正显示了负隅顽抗中国统一的心态。我说他不如阿斗，因为阿斗之罪，不过乐不思蜀；但蒋经国之罪，却在蜀乐不思中原——乐不思大陆（当然思也白思）。由此可见，真正扶不起来的，不是阿斗，而是别有其人也！

结论是：蒋介石不如崇祯、蒋经国不如阿斗，虽同为古今亡国之君、亡国之太子，但高下之分，一看便知。盖棺论定蒋氏父子，这一史家持平之论，也许可供启蒙也。（《蒋介石不如崇祯、蒋经国不如阿斗》）

论蒋经国之八

蒋经国在小手段上固然“乃父亲手训练”，比阿斗高明；但在维持大局与对中国未来看法上，其实还不如阿斗。阿斗“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他能用到诸葛亮，“军旅屡兴而赦不妄下”，这是很不得了的成绩，比蒋太子只用奴才、空言反攻而军旅不兴赦却妄下高明多了。至于阿斗最后成全中国统一，知道“龙虎战争，终归真主，此盖天命去就之道也”。这也比负隅而不知“天命”者高明百倍。且阿斗班底中，还有北地王谌那种戈倍尔式“先杀妻子，次以自杀”的殉节之士，蒋经国有吗？一旦完蛋，丢人现眼可有得好看呢！（《唐德刚先生近作书后》）

论蒋经国之九

包启黄是国民党的“国防部”军法局长，由于把犯人财产霸占、老婆逼奸，还要处死犯人，心既狠、手又辣、又拔出不认人，被犯人老婆告了御状，他的主子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只好枪毙他了事。

包启黄出军法丑的事件，告诉了我们，靠人防弊是不够的，要防弊，还得靠制度。

戒严时期用军法判人，本就是一种易生毛病的制度，因为这种时期的军法判决，必然草率。为了防弊，在订定《戒严法》时，第十条就明文规定解严后人民可以无条件上诉到司法机关，以免冤抑。但是，这回蒋经国却站出来，下令手下喽啰强行通过《国家安全法》第九条，剥夺了《宪法》第十六条的人民诉讼权！蒋经国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他深知军法的黑暗绝不止于“包启黄的这一个阶段”，若真的依法给人民上诉，则出军法丑的事件，将千万多于“国民党包公（启黄）”时代者，所以，蒋经国收拾起“做官的不要糊涂”的官箴，“不管是大小案件”，都不要“认真处理”了！

包启黄作恶，是人的作恶，还有解严后上诉管道可寻解决；但是蒋经国作恶，是制度的作恶，把靠制度防弊的管道给堵住，解严后上诉机会都给掐死了。

比较起来，包启黄的毛病出在“大头”（脑袋）懂法律而“小头”（屌）不懂，蒋经国则是两头都不懂，故率法食人，蒋经国比包启黄还包启黄，此可断言者也！（《比包启黄还包启黄》）

论台湾与党外人士

——国民党有过去，没有未来；民进党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

什么样的反对者

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毕竟是多年局促在同一个小岛上的人，什么样的执政者，自然产生什么样的反对者，反对者如果缺乏榜样与警觉，就容易陷入迷惘与错路。（《放火的，不要变成放水的》）

要有批评党外的自由

我坚决相信，我不但要有批评国民党的自由，也要有批评党外（自我批评）的自由，党外若不许人批评，则其心态，又与国民党何殊？其度量与手法，又与国民党有什么不同？党外必须全面开放，让李敖像骂国民党一样的骂个痛快，才能证明党外的伟大，证明党外有前途。反过来说，凡是不能让李敖骂个痛快的党外，就是笨党外。（《我们要有批评党外的自由》）

党外太软弱

今天党外的一个缺点是：许多人的气质太像国民党了，许多人太软弱，以对美丽岛的入狱者为例，我觉得整个的党外都表现得软弱，因为大家整天就是要特赦要放人，这多没种！多没出息！这是根本上错认了志士仁人抗暴斗争的性质。

今天党外的普遍缺点是大家不愿真的牺牲（包括牺牲自己、牺牲人际关系、“牺牲朋友”、“牺牲同志”）、不愿真的受苦难、不知道“进步应以受苦者所受苦难的多少来衡量”的，结果呢，大家的表现只是粉拳绣腿而已、只是一群小表哥小表妹合唱大悲调而已、只是“亚细亚孤儿”的“望君早归”而已。（《“望君早归”不如“望君牺牲”》）

人权第一

党外该注意的是：人权保护比起消费者保护来，人权保护是大事；政治垃圾比起马路垃圾来，政治垃圾是大事；关怀所有囚犯比起关怀美丽岛囚犯来，关怀所有囚犯是大事；吊唁王迎先子女比起吊唁高玉树妈妈来，吊唁王迎先子女是大事；国民内政比起“国民外交”来，国民内政是大事。党外要为大事做得不够而脸红流汗，不必为并非最重要的事去花太多时间。党外要集中时间去做大事，而人权、人权、人权，就是党外的大事。

党外要为人权苦心焦思、为人权奔走呼号、为人权争吵、为人权打架、为人权同国民党你死我活。没有人权，一切都是假的。党外不争取人权，争到别的又有什么用？不管制镇暴车，买来新式飞机又有什么用？做奴隶的人，有何脸面代表主人去谈军售？做奴隶的人，只关心拿掉桎梏就够了！（《什么是党外最该做的事？》）

党外人士不必以弱者自居

因为国民党是以一党独大的手段来达成一党独大的目的，结果把公正、公平、公道等等都失掉了，他们虽然有一种“幼稚的势力”和“暴力”，但在精神力量和道义力量方面，他们却输给党外人士。党外人士吃眼前亏、受窝囊气，头破血流的、灰头土脸的，为大目标大方向奋斗，“德不孤”也“吾道不孤”，必然获得真正拥护公正、公平与公道大众的支持，必然获得真正拥护中国自由民主大众的信心。所以，党外人士不是弱者，党外人士也不该以弱者自居。国民党员不过两百万，其中绝大多数又是“门神党员”（门神党员的意思是：开门时他在里头，关门时他在外头，关门谈机密也好，分利益也罢，门神党员是不得参与的）；党外人士虽无政党形式，但一千六百万的非国民党大众，必然在公正、公平、公道的立场上声援党外，必然在自由民主的大道上反对国民党的自私。（《放火的，不要变成放水的》）

现实作风不能搞政治

要搞政治，粗心是不行的。今天党外人士在这一方面，做得好的很少很少，大部分都表现得现实而草率，有求于你，就热情澎湃；所求既遂或不遂，就鬼影不见了，用北方俗话说，这叫“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一派现实作风，令人讨厌。他们的大病在不知道人与人的关系不是“即溶咖啡”式的，人与人的关系要靠持续不断的细心、关切、照顾和礼貌，可是许多党外人士全没学会这些。这种作风，是不能搞政治的。搞政治固然要把握大方向，但是细心、关切、照顾和礼貌等“小”功夫也不可忽视。“小”是诚意，是使人觉得他被尊重、使人感到你推心置腹。成功的搞政治的人，必然在把握大方向之后，又能以“小”感人。当然你要不搞政治，也许就不必如此，你可以自私而任性，在做人上，贝多芬是很菜的人，但他仍是成功的音乐家。但要做成功的政治家，不会“小”是不行的。（《党外人士不够小》）

不可同负一轭

为党外人士计，党外人士真正该走的方向，不是走与虎谋皮的歪路，而该走不与国民党做任何合作的正路。

党外人士在真正了解国民党以后，必须大彻大悟到，同国民党——任何造型的国民党——“同负一轭”，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在真正的自由民主的长路上，我们要自己走。国民党“菩萨低眉”也好、“金刚怒目”也罢、“小霸王招亲”也行，我们都不要中计，都不要迷失我们的方向。长夜漫漫路迢迢，我们不把星光当成萤火，也不把萤火当成光明。我们就是我们，我们不是国民党！（《泥罐、铜罐、与共识》）

自大狂与自闭症

有自大狂的人最适合进民进党；有自闭症的人最适合坐牢。（《李语录》）

即溶党外

党外新贵们绝大多数是“即溶咖啡”式的“即溶党外”，他们头一天还是勾结国民党特务的外国博士呢，第二天就摇身一变成了党外；他们头一天还是倒好人帐退票坐牢的卑鄙小人呢，第二天就摇身一变成了党外。……这批人在学历上，高自博士也好，低至联考水准以下也罢，人品方面之为投机分子，别无二致。换句话说，这批人在党外，并无实际功劳，只是虚骄身段，一切只是一冲水、就上场。党外落到这批人手里、被这批人篡夺，就好像辛亥革命果实被蒋中正篡夺一样，党外是什么下场，看今日蒋家字号的“中华民国”可知也！（《怀念郑南榕》）

论党外新生代

新生代就要像新生代，就要表现青年人的是非感与正义感，就要横冲直撞的像个青年人。新生代不走这条路，而走圆滑的路，最后左右逢源未必，里外不是人倒是真的。从长程看，是得不偿失的。

新生代自己有足够的青春做试验，但环境没有足够的机会去给你做试验，所以，常常是一着错，满盘输矣！（《“青天大番薯：小的有冤上诉！”》）

不能只做一半

一个人不能同时维护上帝又姑息魔鬼，歌颂上帝是不够的，你必须同时打击魔鬼；肯定正牌是不够的，你必须拆穿仿冒；尊重李敖的党外纯度一百是不够的，你必须揭发别人是国民党同路人；宣扬李敖侠骨柔情是不够的，你必须点破别人对他的忘恩负义。（《你不能只做一半》）

埋怨的自由

这个岛的原名，不是“台湾”而是“埋怨”（台语），我相信，国民党在有生之年，是绝对不会把政权开放给人民的，人民不要妄想可以抢到他们的政权。但是，如果人民能够抢到一点“埋怨”的自由，也就很“台湾”了！

让我们先从国民党手里，抢到言论自由、抢到不能“民呼”也要“民吁”的自由、抢到埋怨的自由。至少至少，我们要有埋怨的自由，国民党至少要划分给我们埋怨的自由。——因为国民党再横行、再伟大，也不是上帝啊！国民党再臭美、再神气活现，也该知道上帝也让人说话啊！（《秘雕案的案外意义》）

止于至善

真正伤害党外的，不是党外不去为“善”，而是党外不去为“至善”。党外只以为他们做的是“善”就够了，就是“善良高贵的行为”了，其实这是不够的，“止于至善”才是我们的“观念和规格”。（《“蓬莱岛案”的再讨论》）

政客抬头

今天的党外，自其同者而观之，则是貌若国民党以外的人；但自其异者而观之，则是貌合形离的各路人马。各路人马的形成，品类极杂，但大体上说，政客局面的公职人员，最为拉风。这批人因为基础是政客，所以名为党外，实非党外；纵为党外，也动辄放水。最具这种类型的人，不是今天的党外公职人员诸公，反倒是苏南成。

苏南成的拉风，象征着国民党的没落、党外的没落，而是政客的抬头。苏南成是打着党外旗号做投机生意的最拉风者，党外公职人员们，其实很少不是苏南成的格局。他们如今是党外，但是只要国民党对他们使一点按摩功夫和拳脚功夫，他们就立刻不党外了。

今天衮衮党外巨头没变成苏南成，其中重要原因是国民党没出到给苏南成一样的尺码。如果国民党尺码大点，我真怀疑究有几人不是苏南成？看到他们放水放得那么快、看到他们从劝进蒋经国到投票蒋经国、看到他们一个个对国民党的低三下四，我真忍不住说他们是“准苏南成”，只是脸蛋稍俊、脸皮稍薄而已。（《真和尚与真净土》）

占着毛坑不拉屎

海外组织新党，对在台湾组织新党（如果组织的话），并无害处，唯一害处也许只是使一些“占着毛坑不拉屎”的美丽岛事件受益人脸上无光而已。按人间常理，一个人提着裤子上毛房，蹲在毛坑上，占着毛坑，当然要拉屎，不管是干屎稀屎黄屎黑屎，他总该拉。可是他占着毛坑、蹲在坑上，却居然死皮赖脸，硬不拉屎。他不拉一大堆，反倒说了一大堆，推托什么没吃饱、闹胃病、生痔疮或便秘之类，其实都不能成为赖着不拉的理由。尤其不可以在别人的毛坑上拉屎之际，还说大话与风凉话。所以，尤清等人的谈话，是非常不得体的，至少此时此际，这些谈话是可以不说的。

何况，海外新党的姿势，一开始就很低。他们坦白表示：一旦台湾组织了新党，他们在海外的党，就愿降为台湾新党的海外支部或根本解散，这种低姿势，尚不能取悦或见谅于尤清等人，就更不可理解了。（《有感于尤清等人的谈话》）

领袖的条件

目前岛上的党外人士，没有一个人的格局优秀到能成为党外的领袖，搞小山头的格局还可以，勉强要当领袖，则会给人有“望之不似人君”的感觉。

要成为领袖，必须要有一定的眼光、勇迈、气派、度量、虚心、以及礼贤下士的态度。我眼里所看到的党外人士没有一个具备这些条件。

我觉得党外一个最重大的问题是，不管是在公政会或编联会，他们这些人根本都不是搞政治的材料，找不到一个搞政治的高手。（《光靠龟儿子是不够的》）

凭道德与是非

苏南成事件所表示的，是百分之百的“公德”事件，是一个严重的道德问题、严重的政治动向问题。这问题是根本的，因为不谴责苏南成，就无异默认无耻政客的路线、无异坐视可怕的小人当道的出现；不谴责苏南成，无异是在道德标准上的一种同流合污、是对人间大是大非的一种亵渎。党外巨头们何不想想：我们是凭什么反国民党的？凭刀吗？不是；凭枪吗？不是；凭能干吗？国民党才吏满坑；凭金钱吗？国民党钞票满谷。……我们凭的，其实只是一样，就是道德与是非。我们深信国民党已经没有道德与是非了，他们在道德上与是非上同我们讲、同我们辩，他们都要输；我们站在正义路线上、公道路线上、顺天应人路线上，从长程看，我们一定赢。正因为这样，凡是涉及道德标准与大是大非上，我们绝对不能沉默、绝对不能中立、绝对不能客气、绝对不能做乡愿、做烂好人！（《不是他个人的事》）

要尊敬先驱

黄玉娇她年纪很轻，却已是资深的党外先进，二三十年来，她为党外受苦受难，许多细节，已经被党外人士健忘了。

对先驱者的尊敬，是从事正义活动的人不可忽略的一件事，今天党外新贵们的态度，有时太粗糙了点，粗糙得近乎忘恩负义，这是很令人寒心的。他们还没拿到政权，就已这副德行，一朝权在手的时候，还得了吗？所以，党外新贵需要再教育。（《别帮国民党讨姨太太》）

不务正法

党外人士有那么多，并且人才济济，为什么事事要议员级的把持？并且全面把持？议员级并非不好，而是太照国民党体制内的框框行事了，好像一个党外人士，不做议员就不行似的；或做议员下台就没有地位了似的，这种“议员铨叙法”，未免太势利眼了、未免太跟着国民党眼光溜溜了，是要不得的。中山堂的共同声明，颇多败笔，像制定“国家基本法”，就是其中之一。国家基本法在意识形态上，与国民党临时条款的意识形态太像了，说破了，它实在像是党外的临时条款，主张国家基本法的人，其实也犯了和国民党一样的“不务正法”的毛病。因为它同样是对“正法”宪法的一种三心两意。宪法固然缺点和不足之处极多，但是从政治技巧上、从利弊权衡上，主张护宪该是最聪明的、指摘国民党违宪该是最正确的。党外人士一方面主张“取消临时条款”予人棒喝，他方面又弄出个“制定国家基本法”贻人口实，未免太笨，真要给李敖这种奸雄笑死了！（《别帮国民党讨姨太太》）

抢骨头

郭国基说，“国民党把鸡吃了，剩下鸡骨头给我们来抢、来竞选”，真是一针见血之论。虽然郭国基仍不免于抢骨头，但他真的能警觉到这一点，不是洋洋自得，而是满怀悲愤。在国民党体制下抢骨头，抢到了该是志哀，不该是庆祝，肉都给人吃了，他妈的啃着骨头庆祝什么？要知道在这种体制下，“日理万机”实在赶不上“日理一鸡（鸡巴的鸡）”，不理鸡而去理鸡骨头，真是傻不鸡鸡也！（《政治与生殖器》）

对瓶派缺乏了解

所谓党外人士邀请民、青两党共识座谈会，党外人士诸巨公，这次做这种“统战”，对象完全弄错。“统战”也是要选择对象的，怎么可以“捡到篮子里就是菜”？怎么邀约起“厕所里的花瓶”（青年党）和连“厕所里的花瓶”都不如的（民社党）来？

党外诸巨公岂可对这些瓶派人物如此缺乏了解？瓶派人物跟国民党的尾巴关系、附庸关系，早已是定说，党外人士如果非入厕不可，也该是毛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岂可与花瓶为伍？怎可自贬身价如此？结果竟还为瓶派人物所赚——被他们拒绝起来了。我真不明白费希平、康宁祥诸公为何如此无见识、无手段。政治如此搞得不上段，真要被国民党笑死了。（《毛坑里的石头与厕所里的花瓶》）

前车之鉴

青年党的历史与心态，很值得今天党外人士的觉醒。党外人士能有今天这点小局面，是来之不易的，但是却毁之很易的。如今有一些党外人士，他们显然在走“黑头老年”的老路，整天想持盈保泰，整天想与虎谋皮，整天想用与国民党协商的办法来取得谅解、存在与地位，这样发展下去，他们显然会有愚蠢的下场。青年党的前车之鉴，就在我们的眼前。有朝一日，党外人士也沦为李璜式的“让我每天都来配合政府”了，那时候，党外人士就老化了。到目前为止，一些党外人士在生理上虽然大多年轻，但在心理上，却经常显示出老成的、老奸的、老油条的面目，对国民党只肯打高空，不肯打硬仗。（《青年党内与老年党外》）

党外人士的力量

立法院党外人士所象征的，绝不是几个立委个人，而是精神力量与道义力量。若不从这个观点上看，而从几个个人观点上看，那当然会有“彼此力量悬殊太大”的感觉，而觉得国民党人多势众，而觉得自己是少数是弱者，因而国民党一来疏通，一戴高帽，就趁机下台，放水了事，这种怯场的心病，都在于这种党外人士忘了自己是强者，忘了自己是得道多助的人。因此，我要特别指出：党外人士不该从皮相上觉得国民党的力量比我们大，正相反的，要从深刻的观察上了解我们也是有权有势的人，我们的力量，其实比任何没有精神力量、道义力量的人，都来得大。一百个国民党尸居余气的老立法委员的力量，其实赶不上百分之一康宁祥的力量大，这是真理，难道康宁祥还没有这种信心么？（《放火的，不要变成放水的》）

台湾人的政治规格

“台湾人的政治规格”有它的地区特色。我点破这是“土地教化使之然也”的结果，我说：“台湾地区的‘土地教化’，是很可怜的，它先后被日本人、被国民党轮着干，干了八十年下来，这个地区的人民，走狗派也好、反对派也罢，都沦为怪胎了。”这种“土地”，配上外来的“教化”，自然会产生它的地区特色。在大陆上，大家不喜欢宁波人、不喜欢上海人、不喜欢黄陂人，……并不是这些地方没有好人，而是一般说来，由于“土地教化使之然”，这些地方多出坏东西。……反对派写文章，会“自动献媚”；反对派在议会，会“自动护航”；反对派表决时，会“自动上厕所”；反对派在孙运璿生病时，会“自动慰问”；反对派在劝进蒋经国连任时，会“自动签名”；反对派在投蒋经国票时，会“自动亮票”；反对派在被放出来时，会“自动感谢政府德政”、会“自动拜访李副总统”！……这些规格不对。（《政治规格的讨论》）

不团结就是力量

因为党外本身都是乌合之众，所以，只要是构成领导性、号召性或有发言地位的，都变成明星。美丽岛事件时，国民党已经抓了一大批明星，现在剩下的是一些残余的明星。明星要成名需要一段时间或特殊机遇，所以我们要珍惜这些明星，因为明星一被抓就等于毁掉了。

我觉得党外走明星路线是正确的，各人搞各人的山头。过去许信良托人找我，希望我合作，他说：“团结就是力量。”我转话给他，我说：“回县太爷的话，不团结就是力量。”因为，不团结可以个别存在，保存一点元气，团结就会被一网打尽。（《吐他一口痰》）

战斗才是党外的正路

真正党外的正路、党外的康庄大道，乃是殷海光所说的：“必须要有一种新的思想打前锋”，而不要“囿于台湾目前流行的这一套老想法或官制的意识型态”，因为那“根本就是旧思想，陈腐的观念”。党外的正路、党外的康庄大道无他，死心塌地的走西方自由民主的路数而已矣。在自由民主的路数上，党外只该有堂堂之阵，不该有粉拳绣腿；只该有正正之旗，不该有花枝招展；只该有杯葛、制衡、不合作，不该有与虎谋皮；只该有一次又一次的“苏秋镇型”的战斗，不该有一次又一次的“康宁祥型”的放水。我们要深信：“战斗是检验党外的唯一标准”。任何党外人士，不论他为党外做过多少事、立过多少功，一旦他退出战斗，我们就要督促他、批评他，请他掏出武器，继续努力。（《战斗是检验党外的唯一标准》）

勉励党外青年朋友

乡愿气的最可恶之处，在于它使人没有勇于坚持“是非标准”，而屈服于“利害标准”。

党外朋友办杂志，都不能充分坚持“是非标准”，而经常把“是非标准”以外杂七杂八的因素，因小失大的纠缠进去，他们经常是被乡愿气所包围，自己也就不能不乡愿。他们都是热诚的、进取的好青年，都有心为善，可是他们都在乡愿的环境里长大，结果经常在重要关头，脑袋就少了一根筋，做出重大的错误决定。更严重的，是做了错误决定以后还不自知、还强辩、还“死鸭子嘴硬”，这真是他们的悲剧。

我希望党外的小朋友们不要这样好脾气，他们该有一些鲜明的充分坚持“是非标准”的火气，他们不该在这种年纪，就窝窝囊囊的做乡愿。小朋友们都是我的好朋友，我实在要站在“李大哥”的立场，隔着代沟，说几句不中听的话。小朋友们若不警觉他们已被乡愿气感染，他们必然都有着没有前途的未来；他们在比我小一二十岁的年纪，都赶不上我的坏脾气，等他们到了我的年纪，还有什么指望呢？

我满心希望小朋友们不要做过我们而入我室的乡愿，要做乡愿去做国民党好了，何必做党外呢？（《小朋友，别乡愿！》）

第一流的强者

匈牙利政治家噶苏士，曾表示站在中间的，是一种软弱的证明。真正主持正义的人，他必然也必须立场明确，立场是鸟就不是兽，是兽就不是鸟，而不是似鸟非鸟，似兽非兽。对这种软弱的四不像，我们应该有所厌恶。孔夫子讨厌紫颜色，因为紫的颜色，对正宗的红色是一种搅局、一种似是而非。邱吉尔说他不喜欢委靡的棕褐色，他“不能假装对颜色不偏不倚”。真正第一流的强者，他一定不管造次与颠沛、荣枯与浮沉，永远保持他的本色，以本色示人、以本色战斗。（《蝙蝠和清流》）

应把党籍交代清楚

我认为：“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的勇者，应该把他跟国民党的脐带关系交代清楚，公开交代清楚，不要闪躲这个问题。这种勇者大可公开脱党，公开宣布脱党的光明正大理由，公开表示他要为公谊抛弃私谊，为国是揭发党非。他不该在党籍上采取不了了之的态度、暧昧的态度、随便脱离了的态度、或是腼腆的态度。（《我的殷海光》）

论许信良

国民党通缉许信良，许信良也绝，你通缉，我报到，买了飞机票，就要来台湾。可是国民党却千方百计不让他入境，包括给航空公司压力，拒绝搭载他。许信良北起日本，南到菲律宾，在台湾头顶上绕着飞，一意要空降；国民党却全力来防他，上穷碧落下黄泉，一律堵得凶。国民党堵许信良不稀奇，稀奇的是它的理由。

在历来国民党的通缉大业中，最妙的，莫过于许信良这次了。许逆信良是通缉犯，此番却万里投案，要自己送上门来，让国民党抓。国民党中情已怯，怕生事端，对通缉犯竟采缩头主义，闭门不纳。堂堂“政府”，公然牺牲法律威信，以致腾笑中外，真是鲜极了！许逆信良的通缉犯来犯，证明了国民党的通缉令，实在已是具文之尤。——一个“政府”竟被通缉犯羞辱作弄，一至于此，国民党真气数尽矣！

可笑的是，气数已尽的国民党，如今气为人夺，不但宁肯让犯人逃掉，并且宁肯也让法律逃掉。国民党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了，有的只是一张无奈的老脸，在通缉哀乐里叹息。（《宁肯让法律和犯人一起逃掉》）

论郭国基

郭国基先生在1900年（清朝光绪二十六年）生于屏东县东港镇，1925年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法学部，1929年和日本铃木久代女士结婚。他虽“进出”了日本老婆，但他对日本的“进出”中国，却非常痛恨，他在1920年就投身台湾留日学生的“新民会”，连任干事六年，每次开会都放言民族大义，语惊四座，台湾耆宿林献堂说他是“郭大炮”，从此他就外号“郭大炮”。

台湾光复后，郭国基先生去做民意代表，除了1950、1963年两次落选外，历任高雄市参议员、台湾省参议员、台湾省临时议员、第一、二、四届省议员及增选立法委员。1970年5月28日，他死在立法委员任上，活了七十岁。他在竞选时喊过“赐我光荣，死在议坛”的话，最后一语成谶，他真的这样死了。

从1948年到1968年，前后二十年间，不论他遭受国民党的多少迫害，他都没有因为对国民党的厌恶而影响到他基本方向的清明，而影响到他对整个中国的热爱，而影响到他采用狭小的眼光舍弃他对整个中国的关切。（《怀念郭国基先生》）

论尤清

他是一个天真而单纯的人，不像是政治人物。因为他没有政治人物那种圆滑和技巧，我觉得他是个随兴之所至、飘来飘去的人。

我认为尤清应该利用监委的名义和声望，去做监委职责以外的事。因为他应该清楚的知道，他在监察院是无能为力的，他连一个附署提案的人数都凑不足。他到南部去时，很多人向他递状子，可是他接受那么多陈情，能够处理哪个案子呢？他很难一个人做到的。像这次尤清和康宁祥、张德铭、黄煌雄一行四人到美国，你看他们的出场和照相顺序，不管是招待记者还是在飞机场，老康和张德铭都在中间，尤清和黄煌雄都被挤在一边。如果尤清懂得政治技巧，他就应该挤到中间去，可是他不会挤，这证明他是非常天真的。（《吐他一口痰》）

论尤清之二

尤清过去并无尺寸之功于党外，只不过趁做美丽岛被告律师之便，在别人受难之际，坐直升机窜起。他是好人，有好造型与好学历，党外省议员把票投给他，使他轻易当上监委；在党外逼走不伦不类的费希平后，又轻易当上了党外公政会理事长。他得之于党外者，既超乎任何人之上，此番主持公政会，如能虚心求教于党外前辈，大公无私、捐弃小我、争名不先、攘利退后，纵然做了党外的最大受益人，我们也与人为善、乐观其成。不料，尤清自从当选公政会理事长后，不但监委式的说大话、做空秀积习不改，反倒色急式的抢起鸡骨头来。（《如此公政，何以服众？》）

论尤清之三

我总觉得，尤清是一个好人，但他太糊涂、太缺乏抓到问题核心的能力。他运气极好，光凭一个好造型、好学历，就在别人受难之际，自己坐直升机窜起成党外的大头。不幸的是，他的为人与才具，其实只能做李登辉式的figurehead而已，实在不足以表率群伦，或承当开创局面的大业，他误党外之罪，终不可免，只是其罪尚比不上康宁祥而已。

总之，尤清也、康宁祥也，他们号称党外，其实都是贻误党外的罪人。党外一天在他们的错误导向下，国民党就可一天高枕无忧。这些人“跟着巫婆学拜神”都不会，却妄想在国民党统治下耍手段、搞政治，真要被国民党笑煞也！（《有感于尤清等人的谈话》）

论林义雄

当然台湾人有他的特立独行之辈，一如宁波人、上海人、黄陂人也可能有好人，但是一般说来，台湾人玩政治，总是在“大同”之外又有“小异”，而此种“小异”，又为古往今来所罕见。方素敏在竞选之时，公然说台湾民主前途比林义雄重要，但是当选以后、林义雄出狱以后，她公然感谢“政府”宽大了、公然在立法院口头质询放水了。或说方素敏是家庭主妇，容或无知，不足深责，但林义雄呢？林义雄应该有知啊？林义雄出狱后，“自动拜访李副总统”，算是一种什么规格呢？自己被国民党下狱、被国民党刑求、被国民党灭门、被国民党羞辱、被国民党这个、被国民党那个，但是，在出狱以后，却对演双簧的“二珰头”跑去感谢，这又算是什么呢？林义雄出狱后，一反他过去的特立独行形象，这种规格，是很令人失望的。现在说他为他妈妈墓地奔走，但是，我真不明白，当林宅血案发生时，他在妈妈棺材上写字的决绝又意在何处？（母死不葬的抗议，又岂容忘之？）至少到目前为止，林义雄的一切表现都不再是他过去的自己，而是一个令国民党“龙心大悦”的自己，国民党这票生意，可真做得恩威并济名利全收呢！它抓你、关你、修理你、杀你妈、杀你女儿、杀你又一个女儿，最后关你多年还可得到宽大的形象、还可得到你的感谢、还可得到你出狱后的洗手不干，老老实实，凡此种种发展，岂不正是国民党的原案吗？岂不正是国民党的大获全胜吗？岂不正正鼓励了国民党、使国民党庆幸抓人关人杀人的得计吗？试问若没有林义雄、方素敏这样全力配合，国民党能这样又占便宜又卖乖吗？但是，林义雄、方素敏为何这样配合？他们的血仇何在？是非何在？大义何在？这些不可思议，求诸古往今来，都不可得，而只在这一台湾岛上赫然出现。（《我们没有明天》）

论林义雄之二

林宅血案发生时，他的意思表示似乎是以母死不葬做为抗议的，如今却把三具棺材，一一入土为安，这对他的身份与处境而言，就未免做得不够了。该做而做得不够、能做而做得不够，其实也是“不再干了”的一种；所做所为与自己的身分与处境不相称，其实也是一种逃避。林义雄先生直到今天为止，似乎都令我们失望。他说：“请你们看我的一生，不要只看我的一时。”这一抱负之言是很动人的，但是，动人的抱负必须要有行为来证明它，林义雄先生的行为呢？（《我们没有明天》）

论林义雄之三

政治中为了“上台”难免有恭顺之处，但是林义雄尚复何“台”可“上”，他又恭顺个什么？家里都付出了三条人命了，还在恭顺、恭顺、恭顺，对他眼中的“叛乱团体”一再恭顺，古往今来，苟有志气、有血性、有见识、有骨头的志士仁人，又岂可这样吗？但是，林义雄这样，又岂是林义雄个人的责任？他这样规格混乱，居然台湾人会原谅他、会不劝告他、会不督促他、会不责备他、不忍责备他，这种无知、这种不知爱人以德而只知爱人以姑息，却又正正是整个地区特色使然，这十足证明了这个地区政治规格的普遍混乱。正因为规格普遍混乱，所以林义雄、方素敏行之，不以为辱；众人和之，不以为异。以致嫦娥含泪于天上、老K含笑于地上、林家妈妈女儿含冤于九泉！对这些现象，我看了又看，实在看不过去，因此决定要揭发“台湾人的政治规格”，以为大家的炯戒！（《我们没有明天》）

论林义雄之四

我谴责林义雄的原因是，曾公开宣称国民党是叛乱团体的林义雄，以前是一位英姿风发的党外人士，那样的激烈、那样的优秀、那样的热情。可是被国民党关过以后，变成那样的悲痛、那样的阴沉、那样的苦相，我们不要看这样的反应，太懦弱了。

林义雄的表现证明国民党关人有效，关了你，可以改变你的人生观，这种一片死灰的行为，对国民党构成鼓励、对党外构成毒素，我认为应该要谴责的。（《光靠龟儿子是不够的》）

论江鹏坚

江鹏坚自当上立委以来，我总觉得他的作风太客气了，他对国民党“政府”说话太客气，过于温和，该鲜明表现党外的立场，往往自我失之。他搞台湾人权促进会，不拉拢党外人权斗士，却拉拢国民党同路人，也是自失立场；这次选举为背离党外的候选人站台助阵，也是自失立场。我感到他愈来愈在走糊涂的、阴柔的、莫名其妙的路线，其实这种路线又何劳他走？一个投蒋经国票的、既会自哭又会陪哭的周清玉，就足以包办一切了、就足以令人痛心了，江鹏坚又何苦如此周清玉化？大体说来，江鹏坚的立委做得只是“太平立委”，跟他竞选时的承诺——“党外护法”也、“唤回公义”也，距离尚远。他还有一年的时间证明江鹏坚到底是哪一种人，我们盼他改头换面一点，不要老是这副长相！（《别忘了自己的立场！》）

论苏南成

苏南成出身国民党又出卖国民党，投身党外又出卖党外，厕身黑社会又出卖黑社会，十多年下来，又回头重啃国民党的一对隆乳，有奶就是娘的表演“浪子回头”。这次重新变为国民党，用尽所有传播媒体，公然表态。

说来说去，所有肉麻的话都从他的厚脸皮下和厚嘴唇里出笼了！我必须承认，我对古往今来，阅人无数，但是像苏南成这样不要脸的，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古往今来不要脸的，一般说来，脸不要得还有个分寸，换句话说，他们至多只“转变型的不要脸”，而不是“回转型的不要脸”；是“去做浪子型”的不要脸，而不是“浪子回头型”的不要脸。只有苏南成能如此凸出，如此回转与回头，他的段数，真可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而要令那些低段的无耻之徒，要无颜见他、要掩面而退了！

苏南成十多年来所做所为，无一不证明他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不论对国民党、对党外、对黑社会、对任何罗盘方向的道德尺度，他都是一个“犯情重大”“品性过于恶劣”的不要脸的东西。国民党违背党纪，“率准恢复”这个不要脸的东西重新归队，这是非常可怕的一种短视与失落，国民党要自食恶果，并遗传流毒，也就自不待言了！（《台湾第一不要脸》）

论苏南成之二

明明是不要脸，却诡称有度量，这是一种更新的不要脸、一种更大的不要脸。

我真奇怪台南选民的审美眼光，不要管他妈的什么政见吧！光凭苏南成那张那么丑的脸，台南选民就该唾弃他、就该不要他。你们怎么选出长得这么丑又这么讨厌的家伙来！那副嘴脸，你们怎么受得了他？

我建议台南选民该严格限制苏南成，只许他在室内活动，垂帘听政算了，千万别再抛头露面。否则的话，一旦上帝明察，给看到了，上帝不用天火来烧台南才怪。上帝既烧过所多玛城、烧过蛾摩拉城，又何在乎再烧个台南城？（《当上帝掏出打火机》）

论康宁祥

放眼看去，在国民党的蝙蝠人物与党外的蝙蝠人物的互捧里，一切八面玲珑都变成了正宗，一切真正正直、有勇气的人，都变成了偏激分子，变成了美丽岛派！做事最多、受苦受难最多的，反倒不算正宗，反倒被目为旁门左道，那是哪一国的公道和正义呢？

所以，康宁祥的罪过不在他自己求名求利，得名得利，而是在他这种乡愿作风，使人们误以为他的路线是正道、是稳健，别人的路线就是旁门左道、是偏激、是盲动了。我敢说，今天党外的悲剧，许多受难人的不幸，康宁祥的作风多少要负责任，多少有以致之。康宁祥是别人被歪曲被下狱的受益人，一如谢东闵、林洋港是别人被歪曲被下狱的受益人，一如陶百川、徐复观是别人（雷震、殷海光）被歪曲被下狱的受益人。“恶紫，以其乱朱也！”有了万紫，就没有了千红，我们又怎么能不学学孔子，去讨厌讨厌紫色人物呢？（《论两面人》）

论魏廷朝

魏廷朝从1965年起就坐牢了，一直坐到今天。其中三进三出，长达十七年，真不愧是坐牢大王。他第二次坐牢，跟我同案，我所以和他同了案，又和他第一次坐牢有关。他第一次坐牢是跟彭明敏同案，彭明敏被捕时，身分是台大政治系主任，备受优待，魏廷朝借了彭明敏的光，少吃了不少苦头。魏廷朝身体极结实，反应又“迟钝”，给人一种厚重有力量的感觉。他第一次出狱后，彭明敏约他和我见面，我问他被国民党刑求的情形怎么样？他笑着说只被打耳光，没被刑求。我说听说耳光打得连你牙齿都给打掉了，这还不算刑求吗？他说：“太轻了，不算！”我和彭明敏听了，为之失笑。（《对黄信介、张俊宏、魏廷朝出狱的杂感》）

论陈鼓应

鼓应的长处很多，但他的大病在见识不足、不够坚定、喜欢政治投机，结果总是被人利用、跟着人跑而不自知。《文星》时代他跟着老包跑，《中国一周》时代跟着张其昀跑，《美丽岛》时代跟着群雄跑，为余登发桥头示威那一次，他竟跑到凤桥宫上香，这对鼓应说来，就是曲学阿世。——做高等知识分子的人，要给群众带路才对，怎可走迷信路线来讨好群众？高等知识分子要绝对为信仰献身，不打折扣，鼓应这样子飘来飘去，岂不给高等知识分子丢人？给殷先生丢人？

我认为鼓应实在干错了行。殷先生也早就指出鼓应是“诗人”。殷先生说这话有奚落的意味，因为总是在不同意鼓应时才这样指出的。如今我也顺手牵羊，继续说鼓应该去做“诗人”，他做“诗人”，应在余光中之上。他们又都是福建人，福建人应该出“诗人”。福建人搞政治的，多是吕惠卿、李光地等出卖朋友的二流货，第一流的极少，山川灵气之所钟，统计学上，福建罕出第一流的政治家，这是真的，如果统计学可靠的话。（《答陈平景》）

论陈鼓应之二

鼓应若不在大陆谈自由主义，将把殷门所学，尽付东流；若在大陆谈自由主义，又何能谈得下去？鼓应一生总是飘来飘去，没有主见，也不坚定，是一个不成格局的知识分子。（《李敖札记》）

论林洋港

有人以为林洋港先生的形象是能言善辩，我却认为他是多言乱辩而已。我劝林洋港先生停止他的大嘴巴，安静下来，接受思想家的领导。搞政治而不接受思想家的领导，只能变成政客，而非政治家。以林洋港先生的条件，如能认清这一关键，从此决心不再跟着国民党做传声筒，而做广大中国人民的代言人，我相信这才是他该走的路。（《给林洋港先生上一课》）

论林洋港之二

他有个不能控制自己的大嘴巴，连宪法都没有念通，他的头脑证明台大政治系的教育还要再加强，他是台大人的耻辱，想到他，就想到：“台大人，快走吧！”（《吐他一口痰》）

论江南

陈鼓应在北京招待中外记者时，曾说所遇到的朋友中，江南是“对国民党了解最透彻的，江南说他搭机离开台湾时就下定决心不再回台湾。当有人提醒他要小心时，他说李敖在台湾批评国民党都不怕，他还怕什么。何况他又是美国籍，相信美国政府会保护他的安全”。依我看来，江南对国民党的了解，实在不够“最透彻”，江南的“错误”是他不了解国民党的暗杀习惯。国民党暗杀人，为了卸责，常常在本土以外优为之。国民党暗杀汪精卫等人，地点都在本土以外。国民党在本土内暗杀，至少要负治安不良与破案困难的责任，但在本土以外干上一票，就可不负这种责任。所以有时候，国民党宁愿杀杀杀，杀到外国去。（《江南<蒋经国传>新版序》

论江南之二

李敖在台湾至现在发稿之日犹能免于被暗杀，重要原因之一是国民党投鼠忌器。——陈文成案以后，国民党百口莫辩，因此对李敖，只好另觅他法，李敖能够“苟存性命于乱世”，也正因为早已“闻达于诸侯”的缘故。这一知名度，对我的安全，的确帮助不少。江南被暗杀，真凶曝光，更加重了这一安全。所以，从某些角度看，江南的伏尸，无异方便了我们的挺身，事实上，他无异因我而死、先我而死、代我而死，追念这位在海外的老友，我真有不少隐恸。“江南说他搭机离开台湾时，就下定决心不再回台湾”，古人发愿于先，有道是“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可惜江南最后所见，不是“花枝”而是“枪枝”。虽然不归之言，一语成谶，但是讨厌国民党、“不再回台湾”一点，却也有志已酬。国民党一日在台湾，台湾即一日无可恋，江南身死异域，亦是大好，魂兮魂兮，不必归来！（《江南<蒋经国传>新版序》

论柏杨

柏杨在给高琛的信里，就有“《自由中国》是反对政府最烈的刊物，这刊物的本身，已充分表现出我们的祖国是自由的，而且具有高度的自由”的回护官方之言；而最有讽刺对比的，是他在被捕之日，他在自立晚报上发表的，竟还是响应“蒋夫人的号召”！《给孙观汉先生的公开信》）

论柏杨之二

我对柏杨的义助，主要乃基于同情与人权，而不在他是一位作家。从作家标准上看，我从来深信：凡是跟着国民党走的作家，都不足论。柏杨是跟着国民党走的作家，当然也不例外。柏杨的专精和博学训练都很差，他没有现代学问底子，作品实在缺乏深度、广度与强打度。柏杨的文字有一股格局，不外是口口声声“糟老头”啦、“赌一块钱”啦一再重复的滥套，他的存货和新货都是很贫乏的，所以只能靠耍嘴皮来做秀，谈不到深度和广度。至于强打度方面，他攻击的上限比何凡高一点，他敢攻击警察总监，于是就“三作牌”得周而复始。我真奇怪一些读者怎么受得了他那点翻来覆去的老调儿，我真怀疑这些读者的水准！（《柏杨忘恩负义了吗？》）

论柏杨之三

在李敖为义助柏杨而冒险犯难、而构成李敖入狱黑罪状之一的时候，李敖心中只有一义，并无其他，更非希冀柏杨他年会报答什么，因为这种义助，是基于同情与人权，而不是冀望有什么报答。但按人间常理，助与被助之间，施者固然一无所求，受者却当感恩怀德。若受者不但不感恩怀德，反倒有恩将仇报之嫌，这就未免太逸出人间常理了。古代“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介之推是高人，他不介意。但是介之推若在“禄亦弗及”之外，居然还被他帮过忙的人倒打一耙，这恐怕纵是介之推，也要咽不下这口气，要说上几句吧？孙观汉爱柏杨以德，并深知李敖营救柏杨内幕，总不忍“纵容”这种道德标准、这样对待李敖吧？柏杨这样子不辨敌友，于李敖固无损，但于柏杨自己，恐怕中夜自思，会有一点过意不去吧？（《柏杨忘恩负义了吗？》）

论柏杨之四

柏杨出狱之后，他对国民党的高速表态，颇令我感到失望，他做中国大陆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二次发表捧场之文，使我觉得他做的，好像是给关他的人挂勋章似的。他在《柏杨诗抄》的“后记”中还写出“只缘家国迈向新境，另开气象，昔日种种，已不复再”的话，其回护国民党心态，恍然如昨。（《给孙观汉先生的公开信》）

爱情哲学

——哲学是坐而言不如起而行，爱情是坐而言不如卧而行。

他们不配谈恋爱

在老祖宗中，尾生不配谈恋爱，因为太痴情；张生不配谈恋爱，因为太下贱；吴三桂不配谈恋爱，因为太混球；唐明皇不配谈恋爱，因为太胆小，马嵬坡军人一起哄，就吓得赶紧把杨贵妃杀了，落得袁子才骂他“到底君王负旧盟，江山情重美人轻”，他这个人，若在今天碰到收恋爱税的小流氓，一定丢下女朋友自己先跑了！（《张飞的眼睛》）

不永恒也不专一

有人说“爱情是盲目的”，其实盲目的人是不配谈恋爱的，因为他们不会谈恋爱。盲目的人根本不懂爱情，他们只是迷信爱情，他们根本不了解爱情真正的本质：爱情不是“永恒的”，可是盲目的人却拼命教它永恒；爱情不是“专一的”，可是盲目的人却拼命教它专一。结果烦恼、烦恼、乌烟瘴气的烦恼！（《张飞的眼睛》）

正视爱情的本质

现在人们的大病在不肯睁开眼睛正视爱情的本质，而只是糊里糊涂地用传统的绳子往自己脖子上套。感情这东西不是阴丹士林，它是会褪色的。岁月、胃口、心情与外界的影响，随时会侵蚀一个人的海誓与山盟，很多人不肯承认这事实，不愿这种后果发生，于是他们拼命鼓吹“泛道德主义”，他们歌颂感情不变的情人，非议变了心的女人，憎恨水性杨花的卡门，同时用礼教、金钱、法律、证书、儿女、药水和刀子来防治感情的变，他们要戴戒指，意思是说：“咱们互相以金石为戒，戒向别的男女染指！”这是多可笑的中古文明！（《张飞的眼睛》）

不懂恋爱的真谛

我们的社会虽然大体脱离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老路，可是青年男女并不懂得西方自由恋爱的真谛，西方的女孩子会很快地放胆去爱她要爱的人，爽快地答应他的约会，热情地接受他的做爱。可是我们中国的小姐们却不这样，她要先拿一大阵架子，她要先来一次诚意考试，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办法去吊男朋友胃口，一而再，再而三，她那种有耐心的考验，好像个筛子，筛到后来，菁华筛走了，只剩下糟粕；有骨头的男人筛走了，老脸皮厚的庸才却做了丈夫！（《张飞的眼睛》）

以坦率的真情来相爱

在新的爱情的世纪里，每个男人都有广大恢廓的心胸，女人也藏起她们的小心眼儿，大家以坦率的真情来真心相爱，来愉快的亲密，如果必须要分手，也是美丽地割开了这个“戈登结”。（《张飞的眼睛》）

情变

导致情变与婚变的基本因素还是社会不开放，男女交际不够自由，相互认识的可能率太小，所以一下子瞎猫碰到死耗子，便如获绝宝，死命抓住不放，一发现对方有二心，便以刀枪盐酸对付，而“禁不起人生的平常变化”。至于说该守贞操，不要有二心，这也不是正视现实之论。瞎猫眼睛会亮，死耗子身体会复活，一旦发现新欢的确胜于旧爱，在巴黎美人面前做柳下惠，岂不是强人所难吗？所以问题的终结，还是社会转型未到家的缘故，并不是别的。（《社会转型未到家》）

追逐爱情不必以痛苦自豪

有许多人以痛苦自豪，觉得这是他们感情真诚的标记，他们追逐爱情，像追逐野地里面的一条狼，他们是那么积极，那么小心翼翼诚惶诚恐，其实他们没有“永浴”在“爱河”里，却永浴在嫉妒的眼光里、患得患失的苦恼里、鼻涕眼泪的多情里、海誓山盟的保证里、……他们只知道花尽心血去追求爱情的永恒与可靠，却忘了享受今天的欢乐与忘形。（《张飞的眼睛》）

爱情是快乐之源

我觉得计较得失的恋爱都是下一层的恋爱，进一步说，凡是嫉妒、独占、要死要活、鼻涕眼泪的恋爱都不是正确的恋爱。爱情的本身该是最大的快乐之源，此外一切都该退到后面去。（《张飞的眼睛》）

钓鱼和恋爱相提并论

就以钓鱼而论，河里这么多可爱的鱼，有些是符合我的标准的，我爱它们，它们一定想吃我的饵的，可是它们没有机会碰到它；有缘碰到了，或因不敢吃而终身遗憾；有的吃了结果被钓住；也许被钓住又逃掉了，那也无所谓。（《张飞的眼睛》）

情人

有人只知道器材会折旧，不知道折旧的东西可太多了。知识会折旧、同志会折旧、战友会折旧、情人会折旧。不过，情人最好别折旧，情人应该提前报废。（《李语录》）

恋爱与婚姻

罗素与海明威那样善于离婚，情感也未尝不受“打击”，但他们却丝毫没有抢地呼天死去活来的小丈夫的行径，他们知道使感情不褪色的方法不是不让它见阳光，而是经常染上新的颜色。他们是爱情上面的“有余味主义”者，他们恋爱，并不以结婚与否做成败标准，并不以占有做最后目标。恋爱的本身足以使他们功德圆满。他们并不反对结婚，但是反对“春蚕到死丝方尽”的婚姻，他们不肯在婚姻关系的卵翼下做对方感情的因变数，也不做对方人格的寄生虫。（《张飞的眼睛》）

缘分

男女相爱虽是一种缘分，但也绝不属于月下老人万里一线牵那种，任何人都不该以命定的理由来表示他的满意，如果一个男人只是死心塌地地热爱他在小巷中碰到的那个小眼睛小鼻子小嘴儿小耳朵的小女人，因而感到心满意足，宣言“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认定此乃天作之合，进而否定其他任何女人的可爱，否定任何女人值得他再去爱。如果他这样，我们只有五体投地的佩服，没有话说。（《张飞的眼睛》）

要做大情人

现代的中国人，必须练习学会如何走向现代化，用现代化的水准与情调，开展现代化的爱情。迷恋秋雨梧桐，何如春江水暖？感叹难乎为继，何如独起楼台？在罗曼蒂克的爱情上，中国文化和乡土，都无根可寻、无同可认，虽然本是同根生，无奈土壤不对，对现代的我们，实没好处。

觉醒吧，中国的情人们！大情人正等我们来做。此时不做，还待何时？难道真等地老天荒吗？别迷糊了！地老天荒只能做大混蛋，绝非大情人。要做大情人，可得趁早呀！（《大中华-小爱情》）

叫春与叫床

春不可不叫也！你叫春于先，她才叫床于后。（《李语录》）

感情不必专一

不错，感情专一是好的，白头偕老是幸福的，尤其对那眼光狭小、主观过强、条件欠佳、审美力衰弱的男人说来更是未可厚非。但在另一方面，感情不太专一也不能说有什么不好，在泛道德古典派的眼中，感情不专一是差劲的；在女孩子的眼中，感情专一的男人是她们喜欢的，但在唯美派的眼中，他实在不明白既喜欢燕瘦，为什么就不能再喜欢环肥？在女朋友面前称赞了她的美丽之后，为什么就不能再夸别的女人？若光看伊丽莎白泰勒的美而不体味安白兰丝的美，未免有点违心吧？（《张飞的眼睛》）

不追求得太吃力

我生平也见过不少可爱的女孩子，也恋过不少次爱，并且直到现在为止，还“尘缘未了”、“艳事频传”，大概你也听说过。对可爱的女孩子，我“追求”过，但是我不“追求”得太吃力。一般情形是，我会主动date或“布下蜘蛛网”，不过都是以一次为限。再漂亮动人的女人，我也没有耐心（或脸皮）去进攻第二次，——在爱情沙场上，我像是一个只会打冲锋的人。（《中国小姐和我》）

有几个懂真情

在咱们中国人的眼中，我们不了解为什么雪莱有那么多的女朋友，我们会“原谅”他，为了他是“无行”的文人，我们同时会联想到在扬州二十四桥的诗人杜牧和他的妓女们，我们会把这两个文人等量齐观。其实在灵与肉之间、真情与买卖之间，个中的分野是很明显的。你走到台北宝斗里或走到台南康乐街，你固然看不到何处没有肉欲，但你环顾你的前后左右，又有几个懂得真情呢？（《张飞的眼睛》）

别在一个洞里闷死自己

大家或追求单纯的肉欲，或自溺在不开放的感情，为了解决单纯的肉欲，他们选择了放荡；为了解脱不开放的感情，他们选择了失眠、殉情或情杀。他们的心地与愚爱是可怜悯的，可是他们还比不上一只兔子，兔子还有三窟，它们绝不在一个洞里闷死自己。我们只看到兔子扑朔迷离地嬉戏，却从未看到它们为失恋而悲伤！大家不肯睁开眼睛看现实，只是盲目地妄想建造那永恒与专一的大厦，结果大厦造不起来，反倒流于打情骂俏式的粗浅、放纵的肉欲和那变态的社会新闻。（《张飞的眼睛》）

恋爱是美的

我们有成千成万的青年男女，却被成千成万的爱情苦恼纠缠着，在小器成性的风气下，他们互相认识是那样的不容易，偶尔认识了，又笑得那样少！有些苦恼怪环境，有些苦恼怪他们自己，他们不知道如何在爱情的永恒论与专一论的高调下退下来，认清什么是真正可为的，什么是真正不可为的。他们似乎不知道恋爱是美的，它超越婚姻与现实，但不妨碍它们，相反的，婚姻与现实可能妨碍它的正常发展，如果一个女孩子老是用选丈夫的标准去选择男朋友，那她可能没得到丈夫又失掉一个男孩子的欢笑与力量。（《张飞的眼睛》）

不必自怜

我们大可不必为了追求渺茫的永恒而失掉了真实的短暂，大可不必为了追求“高贵的”专一而失掉了瑰丽的多采，我们不必限制别人太多，也不必死命地想占有别人，非要“一与之齐，终身不改”不可。我们要做男子汉，也要做多情的小儿女，我们生在一个过渡的时候，倒楣是无法避免的，但是我们不必用自怜，我们更不必先呼痛，然后再用针尖扎自己！（《张飞的眼睛》）

爱情不必偷偷摸摸

爱情本身是一种浪漫的精神，它超越婚姻，但不妨害它，可是我们的老祖宗却不这样想，他们认定凡是男女相悦就不是好事情，所以古代的情侣要桑间濮上，今天的爱人也要偷偷摸摸。我们看到美国人夫妇公然拥吻，觉得肉麻兮兮，这种感情流露我们是禁止的；但是父母死了，你若不当众哭得死去活来搥胸痛号，“吊者”就不“大悦”了！我们对开放感情的尺度真是不可思议，我们只鼓励无限度的公开哭丧，却禁止有限度的公然做爱，而秘密做爱又要被淡水河边的丙级流氓收税，使我们的青年男女永远达不到宝玉所盼望的沉湎境界！（《爱情的刽子手》）

太陈旧

在现代化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我们看到现代化的电子情歌、现代化的性病医院、现代化的人参补肾固精丸，却很少看到现代化的爱情。

现代化的爱情是什么？现代的中国人知道的似乎并不多，他们虽然也风闻什么自由恋爱，也爱得自称死去活来，但是，他们的想法太陈旧了，作法太粗鲁了，手法太拙劣了，在现代化的里程碑上，他们的爱情碑记，可说是最残缺的一块。（《大中华-小爱情》）

中华之耻

在上下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我们简直找不到多少可以歌颂的爱情故事、不病态的爱情故事。尽管二十五史堂堂皇皇，圣贤豪杰、皇亲国舅一大堆，可是见到的，很少正常的你侬我侬，而是大量反常的你杀我砍他下毒药。一个号称中华五千年史的伟大民族，居然制造不出来多少像样的爱情故事，这可真是中国人的大耻辱！（《大中华-小爱情》）

两个主体

讲爱情，第一要件就得承认两个主体——男方一个主体，女方一个主体，没有这种对主体的承认，什么情不情的，都无从说起。中国老祖宗在这方面，做得真糟，他们不承认女方做为主体的地位。中国人对女性的尊重是“母性式”的，并且尖峰发展，成为孝道，有的甚至有点“母子恋”了。在另一方面，女人在没“身为人母”的情况下，也就谈不上什么，地位低级已极。中国男人一生下来就“弄璋之喜”，弄璋是玩玉石，玩玉石可增进德行；女人一生下来却“弄瓦之喜”，弄瓦是玩纺车，玩纺车可见习做女工。一套男尊女卑的天罗地网，打从出生开始，就把女人罩住，女人除非熬到“老娘”地位，才算以寡妇之尊，酌与长子抗衡，除了“老娘”外，永远踩在败部里，翻身不得。（《大中华-小爱情》）

中国的道德迷

中国文化的一大正宗是道学——不管真道学或假道学，在道学的魑光魅影下，人人都被道德迷你，做成了道德迷，并且迷到不近人情的程度。流风所及，男女间的爱情问题，自然也就一律道德挂帅，谁谈情说爱谁就不是好东西，就要被摒于孔圣人的门墙之外，死了以后，也分不到孔庙的冷猪肉吃！人人想吃冷猪肉，所以人人都不敢公然谈情说爱。至多有多多的情感，却没有少少的勇敢。（《大中华-小爱情》）

拒绝盲目的感情攻势

凡是对人间事故稍有所知的人，都可知道单纯的爱，并不一定对人好，常常反倒会害了别人。（小说《窗外》女主角）江雁容的母亲对她说“我所做的一切，无论是对是错，全基于我爱你”一段话，言外之意，好像是说母爱是至上的，母爱导致的错误是可以被原谅的。这种倾向，在我受过思想方法训练的人说来，完全不能成立。18世纪的日耳曼寓言家MagnusGottfriedLichtwer就早已指出盲目的热心只能坏事；同样的，我们也不能相信单纯的亲情就是盲目热心的护符。试问世间多少悲剧，不是打着“母爱”的旗号做出来的？试问又有多少自私与愚昧，不是亲情之下的痛苦产品？我们有新头脑的人，岂可以随随便便接受老一代的感情攻势吗？又岂可以不加批判的接受他们打着“善意”招牌而来的落伍安排吗？（《没有窗，哪有<窗外>？》

假惺惺

在爱情的态度下，大家都变成了胆小鬼，戴上了面具，转入了地下。大家谁也不敢表露真情，至多做到暗通与私恋，表露到一片反常、一片变态、一片自我陷溺、一片假惺惺！（《大中华-小爱情》）

爱情与亲事

中国传统中爱情出了毛病，最基本原因，是男女结交，不靠自由恋爱，而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间事，一开始就不是两个人间的私事，而是父母媒妁“大锅炒”的亲事。这样的结交，一开始就以家族本位，代替了爱情本位，夫妻之间，想在这种本位下产生罗曼蒂克的爱情，实在气氛不足。所以，中国的爱情故事，像《浮生六记》式的闺房记趣，为数就少。（《大中华-小爱情》）

不必以激烈的手段

我们社会的许多人还活在原始的图腾世界里，我们还用着野蛮的方式去表现爱情，——或说去表现嫉妒。我们还用低三下四的求爱方法去求欢心、用买卖式的厚礼去博芳心、用割指头发誓去保证忠心、用酸性液体去对付变心、用穆万森的刀子扎进情人的心。……换句话说，人人都用激烈的手段去证实他们的热恋与专一，证明他们是不惜一切牺牲的情圣。（《张飞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