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书序集续集

目录

  • 一、《李敖全集》自序
  • 二、《李敖千秋评论》的来源
  • 三、《李敖语录香港版》感言
  • 四、《李敖告别文坛十书》广告词
  • 五、一张报，打倒你！
  • 六、《国民党查禁李敖著作》序
  • 七、《二二八研究》广告词
  • 八、《李敖作品精选集》总序
  • 九、《洗你的脑，掐他脖子》自序
  • 十、简介两种
  • 十一、桂冠出版李敖殷海光雷震著作之广告词
  • 十二、《黄旗梦碎》序
  • 十三、《卫士长谈毛泽东》题记
  • 十四、诗序李玠《大陆当代顺口溜赏析》
  • 十五、《文茜半生缘》序
  • 十六、《蒋介石张学良秘闻》出版说明
  • 十七、复瓿书成空自苦，击辕歌罢遣谁听
  • 十八、序凉如水

《李敖全集》自序

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若狂欲语谁？——梁启超诗

1949年的4月12号，差十三天十四岁，躺在难民船的甲板上，我到了台湾。那时候难逃成风逃难成风，兵荒马乱中，我小学文凭都来不及领，反倒念了两次初一上。到台湾后，我跳班靠近台中一中初二，念到高二完了，高三念了十几天，就自愿休学在家。——我实在受不了那教人窒息的教育气氛，我决心消极抵抗。

这种消极抵抗，在我以同等学力考进台大后，又一再重施：在法律系，我自愿休学；在历史研究所，又自愿休学。……在二十六岁以前的我，花了太多太多的代价，竭力保持自己的完整——我一个人，在跟环境斗、跟环境苦斗。

这种苦斗，在1961年的11月1号，有了新的局面。这一天，我在《文星》发表了第一篇文字——《老年人和棒子》。从这一开始，对包围我的环境，我终于做到了积极攻击与突破。

《文星》的盛世拖了四年，最后杂志被禁、书店被封，一切都百举待废、后患无穷。朝野双方，追杀李敖，几无宁日，这好像是有道理的。因为我在四年中间，做到了否定我的人十四年也消灭不了的大成绩。这种大成绩，我用否定者的文字，来一段肯定——

“李敖君在自由中国文化论坛上所掀起的这股狂潮，实在是政府迁台以后的空前盛事，其意识形态与西方自热门爵士音乐兴起后风行的摇滚、扭腰、冲浪，以至由‘披头’歌而疯狂一时的阿哥哥舞完全相似。英国的‘披头’，自诩‘比耶稣更受欢迎’，台湾的李敖，则口口声声，自己是‘得人心的英雄’。而且，我们，我们这位文化界的‘披头’明星李敖君，在台湾的‘卖座’情形，大概只有使台北一度成为狂人城的梁兄哥凌波小姐可以与之媲美，被人求签名、索相片的‘阵势’，亦完全相同。文坛上，勉强可以比拟的，似乎也只有新近暴享大名的‘窗外’女作家琼瑶女士。”（但没读过琼瑶作品的，大有人在，没看过李敖文章的，在台湾知识界，几乎是绝无其人。）（无非：《文星！问题！人物！》）

这种肯定，从皮相看的地方多，实在不足以为李敖光宠，我还是引一段从骨子里追杀我的，以证明在我敌人眼中，我的大成绩何在。这段追杀登在1966年2月21号的《徽信新闻报》（《中国时报》前身）上，出自徐复观之手。他的指控是长篇大论的，我只引第二项中说我“发展之程度，早经威胁到整个社会与民族之安全”那一段——

“兹将其年来诽谤行为，根据初步不完全之统计，作成附表二。计其对个人指名之诽谤，自孔子以至胡适、钱穆，凡五十七人。其对集体之诽谤，自台湾大学文学院、中央研究院、孔孟学会、立法院、内政部、各大学中文系、全体研究中国文化者、全体较李敖年长之学人、全政府官吏、全国民党员，以至整个中华民族。谓孔子之像为‘恐怖’、将孔子思想与西门庆、魏忠贤，等列齐观。对研究孔子思想之人，除加以毒词秽语外，并谓‘早应打耳刮子’。对祭孔子之礼童，诋之为‘大鬼’。对主祭之台北市长，指为被杀作祭品之‘牺牲’。对胡适为‘大懵懂’，‘把文史学风带到这种迂腐不堪的境地’，‘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指钱穆为‘大脑在休息，小脑正在反射’；‘近乎卜巫之间的人儿’。指台湾大学为‘分赃’、‘腐化’、‘遮羞完毕’、‘拼命捞钱’、‘与家里“欧巴桑”先奸后娶者有之；奸而不娶者有之’。骂年老一辈之学人都是‘吃闲饭黑心饭’、‘使他们的子孙因他们而感到羞耻’；‘我们不得不狠狠地打它几个耳刮子’。骂内政部是‘愚昧’、‘落伍’。骂立法委员是‘妄人’、‘可耻’。指全政府官员全国民党党员是‘这种人的耳刮子早就该被打’；‘没人格的知识分子’。骂各大学中文系是‘脓疮’、是‘义和团’、‘准义和团’；‘非狠狠开刀一次不可’。骂中国之法律是‘荒唐的法律，任何文明国家所没有的法律’。骂中国文化是‘哪一点比那用叉子吃人肉的老哥高明’。骂我们民族是连‘最野蛮的民族’都不如之民族。并向友邦挑拨‘把洋鬼子绑起来，这是中华民族美梦之一’。在附表二所列资料，尚极不完全；二次处仅随意从附表二中摘举一二，由此亦可知李敖不仅对一切用尽毒词秽语，且欲见之于‘开刀’‘打耳刮子’之行动，不仅诬尽中国一切文化，且欲挑拨我国与世界友邦之感情，使我国受到世界各国之轻视与敌视。共党未到，而李敖所发动之斗争清算之阴影，已笼罩于全台湾。国布方艰，而由李敖所出卖之民族立场，及向友邦之挑拨行为，以否定年来全朝野所做之国际合作之努力。”

看了徐复观陈列的我的“罪状”，我真该“感谢”他，“感谢”他真是我的知己。我这些短余自知的大成绩和自己不好意思说的大成绩，竟这样简单扼要的肯定于亲爱的徐之口，足证我这短短四年的努力，是石破天惊的了！

《文星》被封杀以后，我陷入十四年的大霉运，欲卖牛肉面而不可得，这是又一段一个人跟环境斗、跟环境苦斗的历程。这段历程，凄楚而惨烈，结论是：我还是我，李敖没有变。去年我复出后，有两次跟一大堆大学生谈话，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毛头，当场指摘我，我笑着说：“我从大学毕业到今天，正好二十年，不论环境怎么打击我，我顽强得很、坚定的很，我没有变。我一个人，在跟团体斗。二十年下来，我还在斗。你们呢？毕业后能继续斗五年，不改本色，还要斗下去、还能斗下去，我就服你们！”

多少年来，赞美的眼睛、挖苦的眼睛、嫉妒的眼睛、仇恨的眼睛、看好戏的眼睛，……多少种眼睛在看着我，我低眉自许，我横眉冷对，我细嚼黄连不皱眉！

三十年来，在这个岛上，在东方之滨，我努力使自己不受一时一地的污染，保持自我，做特立独行大丈夫、男子汉，我的下限标准是：“能少做一分懦夫，就多充一分勇士；能表白一下真我，就少戴一次假面；如果与覆巢同下，希望自己不是一个太狼狈的‘坏蛋’；如果置身釜底，希望自己不做俎肉而是一条活生生的游魂！”

做为一个永不自满的人，我觉得我做的不够好；但是，以为曾被判过死刑的老者的一番话，又常常在我耳边响起：“现在是团体对团体、组织对组织的时代，你只是一个人，在这岛上，谁又能比你做的更好呢？任何英雄豪杰，如果他只是一个人在这里，谁又能比你做的更多、更兴风作浪？”

康宁祥在《假如政府像企业公司》里，写道：“李敖先生是胡适先生嫡传弟子，对史学文学的研究相当杰出，为什么难以见容与政府，也要尝受六、七年的铁窗味？”康宁祥的问题，触及了我在台湾岛上处境的核心，我李敖的做法，“难以见容与政府”，这是很当然的事，我一点也不注意。教我注意的，毋宁是黄信介的一段谈话，黄信介说：“台湾戒严以来二十八年，都没有新的报纸取得发行许可，杂志勉强还有，但是大都是外省人办的，以外省人的眼光来看台湾的政治，例如《自由中国》，虽然办得很好，但与本地人的看法仍不免有出入，又如李敖，可以说是本地人了，因他来台时还是一个小孩子，什么都不懂，是这里长大的，但是他的看法仍然和我们有出入”（王拓：《党外的声音》访黄信介）

我读了这段谈话，感触很多。但是第一个感触，不是别的，而是地理上的困惑。

1935年的4月25号，我生在中国东北的哈尔滨。我的祖籍是山东潍县，祖父就生在山东。清朝时候，山东有了天灾，祖父替人赶车马，表演“东北开拓史”，在长白上上、在松花江畔，他的山东口音，一直回响在那儿。他做过工人、农民、打更的、看坟的、土匪和打土匪的。……直到八十三岁死的时候，他还不大能写自己的名字，但他的身边，却带着大量祖宗的名字——《李氏宗谱》。从烛照香薰的族谱里，我发现：原来我文明的时候，汉族还野性未脱。这一追溯，证明了以种族自豪或自限的中国人，实在“历史不及格”。

辛亥革命以后，这种不及格的现象，慢慢好转，但是另一种“地理不及格”，却又严重起来。那就是地域观念和省际观念。这种观念，当政治的当权者南方人多了以后，就愈来愈不对劲。中国历史传统是：当皇上的，大都是北方人。北方人受地理环境影响，心胸比较大，虽然比南方人笨拙，但却比南方人够味儿，不像南方人喜欢搞小圈圈。喜欢搞小圈圈，对一地一省一党一派的人也许有暂时的好处，但对整个国家说来，对真正的“天下为公”说来，一定有长远的害处。

地理上，台湾是一个岛，一个大陆边上的小岛。不管怎么放大，先天上，“岛国的偏狭之见”（insularprejudice）总有它的比例。这种偏狭，配上搞小圈圈搞到台湾来的“外省人”，自然也就你圈圈我也圈圈。这种演变，是三十年来在朝在野的最大悲剧，三十年来，不论是压迫人的，还是被人压迫的，大家都变得鼠肚鸡肠，缺乏大气派。

1966年，在《文星》尾声时候，我就感到这种演变的悲剧性。那年6月11深夜，我回信给北一女的读者，写道：你说你“出生在台湾的文盲的小镇里（台南县内）”，“大志勃勃的‘北征’”，才与去年考上了北一女，这是很不错的事，穷乡僻壤最能埋没人才，你看看古文那篇《伤仲永》，就可体会出这种埋没的情况。你在台北读书，当然比较起来，可开不少眼界，但你若“喜欢看课外书”愈多（当然是像样的课外书），你就会愈来愈发现：这个中华民国的“首善之区”，也不过是文明世界的“穷乡僻壤”，你若要真想在文明世界中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你必须联系拓展眼界与声幅，练习放弃“小岛的气派”“小岛的度量衡”，去瞩目这个新世界、倾听这个新世界。最能走向这条路的人，才是最有助于未来中国的人。现在大家在这个岛上住久了，多少都被感染上一种“岛派”，爱耍小把戏、爱计较小斤小两，这种现象，真是不该不该。我希望你今后读课外书，多朝开拓的方向着力，身处陆舟，心在江湖，努力去做一个大气派的人。

从1949到1980，在这岛上，我住了三十年，没离开一步，我个人感染了多少“岛气”，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定有。我保持警觉，经常告诉自己放弃“小岛的气派”“小岛的度量衡”，去瞩目这个新世界、倾听这个新世界。从在《文星》兴风作浪起，我努力在这个岛上，用我的力量，“做砥柱于中流”“挽狂澜于既倒”，使远在天边的，尽在眼前。虽然我被允许活动的范围极窄、时间极短，但我究竟做到了特立独行。我敢说：三十年来，又能发挥打击力、又能独来独往的唯一一个真人，不是别人，就是我。狄阿杰尼斯在白天打灯笼寻找大丈夫、男子汉，两千三百年后，他如找到台湾来，必然惊真人于异代！三十年的岁月，在这岛上要发挥打击力又要独来独往，这是最值得自负的事。亚历山大大帝见到狄阿杰尼斯，自负的说：“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愿我是狄阿杰尼斯。”三十年后的坚苦卓绝，我的自负是：“如果我不是李敖，我愿我是李敖第二。”

可是李敖没有第二，就好像没有第二个英雄——一边“难以见容与政府”，一边“他的看法仍然和我们有出入”——一样。做为一个来自白山黑水的人、做为一个五叶神驰于人类忧患的人、做为一个思想才情独迈千古的人，我实在“生不逢时”。严格的说，我根本不属于这个时代，就好像耶稣不属于那个时代一样。我本该是五十年后才降世的人，因为我的境界，在这个岛上，至少超出五十年。我同许多敌友，不是“相见恨晚”，而是“相见恨早”。今天的窘局，只是他们妈妈小产和我妈妈早生的误差。这一误差，凑合了许多根本不该碰面的人碰在一起。也许，只有从这个谑画的角度来看我难以见容于这个岛，大家才舒服一点、开展一点，而做为“人民公敌”的我，也能苟活一点。

罗素在回忆中，特别提到萧伯纳《易卜生主义精华》TheGuintessenceofIbsenism给他的印象。萧伯纳这本书，出版在1891年，是论易卜生最精彩的一本。书中论易卜生《人民公敌》一节，尤其引人。易卜生《人民公敌》剧本，写于1882，写斯铎曼为了宣传真理，遭遇到愚昧势力对他的全面迫害——从报纸拒登到印刷厂拒印，到演讲会上被赶下台、被撕破衣服、被丢石块，写尽了一个特立独行先知的孤立与悲哀。

《人民公敌》作者本人，在三十六岁时自我流放，直到晚年，才得到自己同胞和全世界的肯定。在他五十五岁时候，他留下一封信给朋友，说：“十年以后，斯铎曼的见解，社会上一般人大概也跟上了。但这十年中，斯铎曼自己也不断在进步。所以十年以后，他的见解仍旧比一般人超出十年。就我个人来说，我感到我不断在进步。以前我每个剧本里的主张，如今都渐渐变成一般人的主张。但等他们跟到那一境界的时候，我早就不在那儿了，我又更进一步了。我希望我总是朝前走了。”

近二十年来，在这个岛上，我李敖的处境，一如易卜生笔下的《人民公敌》，遭遇到上上下下愚昧势力的全面误解与夹击，同样在三十六岁之年，因义受难。等我去年复出时候，我已行年四十四了。

今年4月25号，是我四十五岁生日。最近见报，庆祝九十大寿的名流大有人在，我想：我也活个九十吧。但我又想：一般名流有了名，一辈子是老套——只坐享声名利息，不像超越别人，更不想超越自己。这种人的九十岁，跟他四十五岁完全一样。这可真没意思，我可不想这样。

我要继续超越别人，更超越自己。

拒绝了诺贝尔奖的萧伯纳，在九十四岁生命的中途，推开已得到的大名，该行搞剧作，下半生变成文学家；捐出了诺贝尔奖的史怀哲，在九十岁生命的中途，推开已得到的大名，该行做医生，下半生变成人道主义者。

今年四十五岁的我，做为一个救世家、战士、斗士、思想家、批评家、历史家、文学家，……所得到的大名，早已超出一时一地的评价。《纽约时报》说我是这个地区的“火首”和“野人”，伦敦《中国季刊》说我是“英雄”。……我都不以此自满，我要在四十五岁起，多搞世界性、永恒性的大手笔。

海外的杂志说我是“先知”，我认为这是我真正的评价。对世界、对中国的指向，将是我下半生生命的主力。《李敖全集》的出版，可算是四十五岁前的李敖的一次总结，不是祝寿，而是志哀，——哀悼四十五年的生命离我而去，而我的大成绩，却那么小！

1980年蒙难九周年之日，在中国台湾岛

《李敖千秋评论》的来源

《千秋评论》是我在《文星》被封杀十七年后，第一次重新介入杂志活动，它的最初构想是一个像日本思想家河上肇那样的个人杂志。河上肇在1919年起办个人杂志，共出了一百零五期，除了六期外，都是他个人的文字，造成对思想界极大极深的影响。河上肇后来入狱，也就伏机于此。

因为最初构想是个人杂志，所以最初的名字不是《千秋评论》而干脆是《李敖评论》。消息传出后，1981年1月1日《时报杂志》登出石敢言的《有敢于李敖办杂志》，里面说：

李敖要办杂志了。据知，这份刊物于民国七十年元月出版，杂志名称为《李敖评论》。

以李敖的本身条件、经历和现仍有的支持读者来说，李敖比大多数人更有资格办杂志，更应该办杂志，更能发挥杂志对社会的功能性。

但是，我们反对李敖办这份刊物。

《李敖评论》尚未出版，其内容我们无从得知，所以我们反对它，不是因为政治理由。

《李敖评论》的组织人事，我们并不知悉，所以我们反对它，不是因为个人恩怨。

更明确的说，从很早以前，我们崇拜李敖，曾以李敖的追随者自诩。纵然这几年来，李敖的表现令人失望、令人痛心，我们仍然舍不得对他有所微词。

我们总是认为，从远方归来的李敖，在这个显示的人间里，尚未能适应、尚未能掌握及社会架构与成分的改变；我们总是认为，李敖会更成熟，会把无穷的精力、无尽的才学转化为伟大的著作或学说，以此开拓我们的视野、撞激我们的智慧、引导我们的见解……。

我们一再的替李敖辩护，在李敖受到批评、受到暗击或明斥时，因为我们始终认为李敖自己不屑于辩护；我们一直向李敖鼓掌，因为我们始终以为李敖不要掌声，以为李敖追求的是公义、是历史的敬意，不是世俗的、虚幻的身价角逐者。

当理敖自封为天下第一聪明人时，我们了解那是他的玩世不恭，我们笑着接受。当李敖和萧孟能打起官司时，我们相信他的清白。

然而，《李敖评论》的消息传出，我们的梦也同时惊醒了，李敖已经彻头彻尾的改变。杂志是社会舆论，不是个人舆论：杂志从事探索真理的工作，不能成为真理独断的刽子手。《李敖评论》则毫无疑问的充满着个人主义、英雄崇拜的色彩，相对的则欠缺作为社会公器的基型。《李敖评论》何异于“个人评论”或“片面评论”？

我们乐于见到李敖出卖办杂志，乐于见到李敖在杂志里开《李敖评论》专栏，用以评鉴社会之事活人，用以反映不平或接干理念、思想……。但是，我们坚决反对李敖搞个人权威，把杂志存在的基本意义抹杀，把杂志的反映功能极端化、一己化。

敢请李敖把“李敖评论”改名为“千秋评论”或“肝胆评论”或“事实评论”或其他任何客观化的名称。

石敢言这篇文章，有一点是他过虑了，就是他认为“李敖评论”是“搞个人权威，把杂志存在的基本意义抹杀”，实在未免看的严重。古往今来，用一个名人名字作为杂志名字的，例不在少，从《哈泼杂志》Harper`sMagazine到《密勒氏评论报》、从《铭传学报》到《王榕生时装》，都是一般可见的例子，《李敖评论》这个名字，似乎不该引起这么大的误会，误会到“李敖已经彻头彻尾的改变了”、误会到“我们的梦也同时惊醒了”。

从《文星时代》重振到《千秋时代》

对石敢言的文字，1月20日的《自由时报》上，就有秦怀冰（陈晓林）的《为李敖说几句话》，反对“对杂志名称过分天真的推论”，秦怀冰说：

该一批评的结论是：“敢请李敖”把目前尚属子虚乌有的“李敖评论”改名为“千秋评论”或“肝胆评论”或“事实评论”、“或其他任何客观化的名称”。这一段话专在名称上做文章，俨然有中国名家“循名责实”之风，或西洋唯名论者（nominalist）以名驭实之概，但名实问题岂是如此简单？杂志有一个“客观化的名称”，便不会发生批评者所忧虑的“搞个人权威，把杂志存在的基本意义抹杀，把杂志的反映功能极端化、一己化”的现象么？而批评者所提的几个名称，确是“客观化的名称”么？批评者心中所谓的“客观化”是否过于天真？他对六十年代之后西方学界对“价值中立说”（neutralityofvalue）、“客观性神话”（mythofobjectivily）理论上所提的激烈抵制纠正，是否具备应有的常识？至少，对杂志名称过分天真的推论，会使人联想到不久前有人指责：“黄河杂志从未报导有关黄河流域的事情”之类的笑话。

石敢言的过虑、秦怀冰的辨正，使我想起《展望》TheOutlook总编辑艾伯特LymanAbbott自传中记他父亲的谈话：“自古以来，凡是在哲学上和神学上之争论，十分之九都是名词之争。”艾伯特接著说：“我父亲的话是对的。但我年纪愈大，愈感到他老人家的算术还有点儿小错——剩下的那十分之一，其实也还是名词之争。”

为什么我要同石敢言“名词之争”呢？为什么我不感谢他的好意，把《李敖评论》，就照他的提议，改名为《千秋评论》呢？为什么我不来一次“民主表演”呢？

就这样的，我向官方申请了以《千秋评论》为名的杂志执照。

4月18日，官方按出版法第九条给我执照，但在一个多月以后，新速实简的又按出版法第十一条“技术击倒”T.K.O.technicalknock-out了这个执照：——“被处二月以上之刑，在执行中”，“不得为新闻纸或杂志指发行人或编辑人”！这种演变，微妙的演变，反映了我已判无罪的官司为什么忽然变成有罪，反映了外加“选举快到，快判李敖”的公论为什么口耳相传，反映了争取自由的长路上我付出的苦心、代价与牺牲。

4月5日《时报杂志》有楚深的《艺文扫描》，说：李敖积极筹备《千秋评论》，以李敖的才学和财力，加上他事事求精的性格，相信会在杂志界消沈的此时掀起高潮，经过这十年的思想锻炼，说不定李敖能从《文星时代》重振成为李敖《千秋时代》。显然的，楚深太乐观了我的“重振”，而忽略了官方的“三振”，楚深显然忽略了：使李敖一蹶不振，是符合多方面的国策标准的，李敖是叛乱犯前科的资深异己，国策不打击他，还打击谁？谁会为他“违反国策”呢？

秘密管道传奇

就这样的，做为杂志的《千秋评论》，虽然子宫外孕，也得胎死腹中。《千秋评论》杂志，局版台志第二七七五号，生不逢时，死得其所，呜呼哀哉，尚饗！

《千秋评论》杂志出丧后，我决定出版《李敖千秋评论》系列丛书，在《出版法》第十六条至二十二条轨迹间，做黄怡所谓“脱轨的老大”。于是，在我第二次政治犯入狱的前夜，汝清陪我预先编好了六册的《李敖千秋评论丛书》，在1981年8月10日入狱当天的清早，全部交给了林秉钦，转给葉圣康的四季出版公司出版。

我第二次政治犯入狱的刑期是六个月，我编好了这六册书，活像诸葛亮“预伏锦囊计”似的，只要林秉钦每月“拆开锦囊视之”，付印即可成书。于是，《李敖千秋评论丛书》，便从1981年9月1日起，在我人在牢中的时候，“越狱”而出了！

我在编六册书的时候，原是以雨中新作无法外传的准备下编成的。我入狱后，林秉钦为了配合时文，曾在第三期《奇情·上吊·血》里编入王小痴的《哀我的朋友李敖》和林清玄的《我所认识的李敖》。后来我终于建立了秘密运出稿件的管道，于是，从第四期《自由·党外·蚕》起，每期都代换进我的雨中新作。像第四期的《题泰国漫画》、《中国式好人》、《我最难忘的一个流氓》、《党外是谁喊出来的？》、《给党外人士上一课》、《文化美容、财政美容、司法美容》、《只许我中央，不许你中央》；第五期《霸王·骆马·人》的《梦做骆马的自由》、《李诗四首》、《论褫夺狂——兼论政治犯是终身职》、《我的殷海光》；第六期《神仙·老虎·狗》的《显性伪君子》和《隐性伪君子》、《三毛式伪善》和《金庸式伪善》、《从大轨迹评论人》、《这样的法官配做院长吗？》《方神父的惊人秘密》、《喜欢的与该做的》，总计一下，一共十七篇，这十七篇从秘密管道流出来的文字，是《李敖千秋评论丛书》前六期中后三期的最大特色。到了第七期《勇气·脚镣·针》以后，其中虽有许多也是狱中偷运出来的，但那时候我已出狱了，发表时候，“传奇”上和“趣味”上，是不能同我在牢里相比的。

奇迹中的奇迹

从我1982年2月10日出狱起，到1983年7月1日完成第二十四期《枪毙·棒喝·他》为止，照每月一期的标准，我足足完成了两年的“按期发行”的奇迹。二十四期中，第一期《千秋·冤狱·党》、第十期《文星·围剿·卖》《为老兵李师科喊话》一篇、第十一期《放火·放水·逃》、第十六期《政治·女人·蛇》、第二十二期《老儿·小儿·病》都被查禁。其中第二十二期因为6月1日出书前在装订厂被国民党加工大抢一次，我在6月5日赶出第二十三期《禁禁·禁禁·禁》以为抗议和垫档，所以六月份连出两期，这一记录，真可说是奇迹中的奇迹了。

《李敖千秋评论丛书》在版口上每页六百字，每册十万字，二十四期市两百四十万字，但它不是我实际的写作量：一来是它包含了我的一些旧稿，二来是它又没包含我的许多新作。新作之中，应林正杰之邀在《前进》周刊开的《李敖租界》专栏，和应邓维贤之邀在《民主人》半月刊开的《李敖特区》专栏，我决定不收入《李敖千秋评论丛书》里了，我把在两个刊物下的新作集合起来，决定出版一册《千秋评论号外》。我这样做，以来为了避免重复，而来为了作为第二十四期结束和第二十五期开始中的一个转折，也做为《李敖千秋评论丛书》堂堂进入第三年的一个前奏。

因为《千秋评论》四个字，早已是被吊销了的杂志名字，所以《李敖千秋评论丛书》八个字，才是正式的称呼。可是两年来，不论是官方的文件，还是民间的用法，多把《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简称做《千秋评论丛书》或《千秋评论》，并把丛书中的“册”数比照杂志的“期”数来计算它，连警备总部的查禁文件上都不例外（事实上，警总每月把它放在杂志组审查，以便能够速查速禁）。一开始我本人还是相当维持《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的正式称呼的，但是近来我也，吾从众了，这册号外，我就干脆叫做《千秋评论号外》了。

“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从今年9月1日起，《千秋评论》就是第三年的开始了，也就是第二十五期的开始了。有人问我《千秋评论》究竟写到什么时候才停止？我说我也不知道。这就好像你问一个人他何年何月寿终正寝或不得好死一样，他也无法知道。这种书的写作，本来就是任重而道远的事，“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既然是“死而后已”的干法，看来不死人是没完没了的。所以，希望《千秋评论》月以继月出下去的人，只要长寿，不愁没好戏可看；不希望《千秋评论》出下去的人，只要短命，才可乐的耳根清净，《千秋评论》显然是要千秋下去的，除非李敖死了，就是没完没了；除非李敖被“陈文成”了，就是不会罢休。但是，要李敖死，要把李敖“陈文成”，又谈何容易！——国民党把李敖送进监狱，都惹得后患无穷后悔不迭；国民党若把李敖送进地狱，恐怕阎王老爷还不要呢！

以上从几个着眼点写出《千秋评论》的来龙去脉，写完之后，我会议这么多年来的往事前尘，多少忍不住有一股旧愁新恨。这么多年来，我“置身废墟之中”，一次又一次，“开始盖一些小建筑，寄一些小希望”，可是，国民党一次又一次拆道：即使国民党不拆不搅、少拆少搅，我在“废墟”中的营建，千秋之后，也不过是一片废墟。这种前瞻，按说也是所有智者的前瞻、达人的前瞻。一千四百年前，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最后写道：

武定五年，岁次丁卯，余因行役，重覧洛阳。城廓崩毁，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篙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游儿牧（不认识），掷足于九逵，农夫耕老，艺黍于双关。麦秀之感，非独殷墟，黍离之悲，信哉周室。

在千秋之后，我们的一切都要归于尘土，国民党固然灰飞烟灭，我们也必然尸骨无存。那时候，后代的有心人台湾古，也许在一片断层之中，看到李敖“废墟”的遗迹。那时候，是“野兽”？是“山鸟”？是“游儿牧豆”？是“农夫耕老”，我们全不知道了！

1983年7月28日

《李敖语录香港版》感言

在中国大陆，我住了十四年；在中国台湾，我住了四十年；在中国香港，我从没住过。五十四年来，香港对我是陌生之地，但在陌生之中，却有着不少梦迴与因缘。

早在二十五年前，我和文星书店的出版品，便登陆香港。以1965年5月27日到6月8日在香港大会堂的书展为例，台湾参展的单位共有二十二个，可是我和文星的书却占了两万四千五百三十五册，占总册数的百分之八十九点五四，几乎是百分之九十。这样子的风光，自然不是国民党所能容忍的，所以，国民党疯狂查禁了我的书，文星也被封门了，最后我也下狱了。

在我下狱前夜，我曾秘密留下《香江托孤文件》，就我的《李敖选集》等书，有以在香港筹印。我在文件中戏谑的写道：“感谢清朝的道光皇帝，设想他若不在一百二十五年前把香港割给英国，哪能轮到我今天有‘扬眉海外’的份？”乍看起来，我这一感谢时非常为英国帝国主义张目的，有辱国体；不过仔细想想，英国帝国主义那么要不得吗？也不见得。

从香港脱离中国后，一个多世纪来，中国人试验过君主立宪、试验过开明专制、试验过保皇、试验过革命、试验过勤王复辟、试验过再造共和、试验过新华春梦、试验过金陵春梦、试验过北京红楼梦。什么都试验过，只忘了试验一件事，就是英国人统治香港那种调调儿。结果呢，一个多世纪的比赛下来，试验出来最成功的，竟是帝国主义下的香港！对比之下，我们能不气结吗？我们能不好笑吗？我们能不自我解嘲：如果当年道光皇帝不是把蕞尔小岛给了英国，而是甘心亡国，把整个大陆都给了英国，一个多世纪下来，中国人民是不是也不错呢？我看至少可以，不会比国民党统治更坏吧？当然爱国者会说：这是什么话！我们不要做亡国奴！但是，另一种声音我们也不妨想想：许多时候，做了亡国奴的自由与人权，竟比做一个政权的家奴还像样，这又怎么说呢？富兰克林说：“哪里有自由，哪里便是我的祖国。”这种声音，岂不也值得我们比比吗？

我来自不自由的中国大陆，活在不自由的中国台湾，它们是我的祖国，我没有富兰克林的选择。但是，二十多年来，在我被下狱的时候，香港为我喊冤；在我被封锁的时候，香港为我开放；在我被密不透风的时候，香港为我上电视录影；在我被著作查禁的时候，香港为我在海外留真……多少自由与人权，我得之不到于三民主义的，竟得之于帝国主义，对比之下，这不太谑画了吗？

当然帝国主义者不是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但是，看看香港、看看英国“所过者化，所存者神”的经手的成绩，我们忍不住要说：他们所过的残余、他们所存在的下限，都多于我们自己所给的、都高于我们自己所定的，他们的“下驷”规格，都优于我们的“上驷”标准；他们的“殖民”待遇，都胜过我们的“大国民”水平。做为中国人，连起码的自由与人权都要托庇与番领之地，我想这种国耻，比香港割给英国更丢人吧？

感谢香港博益出版集团的关永圻先生，他在马家辉先生的策划下，毅然出版《李敖语录》香港版六种，以为李敖与香港二十五年的梦迴与因缘，做一总结。我想，在九七大限以前，香港是我最后的言论乐土。九七大限以后，香港回归，我也老去，只有《李敖语录》花果飘零，或可为苦难祖国存一悲怆见证。信笔写来，不胜依依之至也。

1989年3月17日，在台湾。

《李敖告别文坛十书》广告词

李敖决定告别文坛，改行卖牛肉面。为筹集卖面本钱和还一大笔债，最后出书十种。内容有反共反极权反义和团文献、杂文、信件、情书、日记、诗词，并附录胡适等人给他未发表的信件等，五花八门，提神解惑。李敖过去出书九种，其中七种已经买不到了。这次十本书，印数不多，要买赶快。

1.乌鸦又叫了

2.两性问题及其他

3.妈离不了你

4.李敖写的信

5.也有情书

前五册预约9月10日，截止，10月1日出书。

6.传统下的再白

7.孙悟空与我

8.大学后期日记甲集

9.大学后期日记乙集

10.不要叫罢

后五册预约9月30日，截止，10月20日出书.

定价每册30元预约八折24元，一次预约前五册或后五册各七折105元全部预约200元，并可要求李敖在第一册上签名及加送李敖近照四吋一张留念。同业预约期间现批五折，出书后现批七折，通讯处台北邮箱24011号李敖，邮政划拨6836号张桂贞户。

一张报，打倒你！

《求是报合订本》问世，李敖编，只发售98部。

《求是报》以一大张表现自己；以匕首一般的锋利，在国民党心臟地区直扎下去；以特立独行的个性，我行我素、独来独往。《求是报》是李敖个人主持的“一介匹夫”的报纸，在立场上完全没有党派的同异，绝对独立、客观；在思想上完全没有教条的束缚，绝对开明清楚；在斗争上完全没有群体的盲动，绝对头脑细密，做智者的指向。（特价：6000元）

《国民党查禁李敖著作》序

国民党退守台湾后，一切军警特务力量，都密集在小岛上。小岛中有高山，外有大海，交通发达，人民奴性，尤其便利军警特务的统治。所以三四十年来，国民党在台湾搞极权小朝廷，要怎么干，就怎么干，搞得得心应手，快乐已极，简直没有力量约束得了它。相对的，台湾的知识分子也“更无一个是男儿”的只会写妇人文章，出闺秀书；写死人文章，出“严制”书，对国民党不敢捋虎须，日以逃避现实，善保首领为务。在这种“你可怕，我怕你”的相对局面下，三四十年来，台湾十足是“冰河期”，写出来的书，满坑满谷满书店，都是阿娜取容的。

虽然“冰河期”是如此恐怖，如此黑暗，如此长久，可是却有一个决不屈服又决不媚世的天下第一男子汉出现，这个人就是李敖。李敖从以笔桿对付国民党起，人一次又一次坐牢，书一本接一本被禁，但他锲而不舍，每倒必起，心之所善，九死无悔，他就是要干干干，干得国民党昏头转向，全无还手之力，裤子全被脱光。

国民党唯一办法只是关人和禁书，但李敖不怕被关，也不怕被禁。这个人在狱是伏尔泰泰加基度山，出狱是基度山加伏尔泰，国民党拿他全没法子。

这张《国民党查禁李敖著作表》，就是国民党拿李敖全没法子的一纸文证。二三十年来，李敖有百分之九十的著作，都在这表上给查禁了，但是，李敖还是李敖，就像度过“冰河期”后，蟑螂还是蟑螂一样。唯一不同的是现在仍是“冰河期”，只不过换下一面解严的假招牌而已。对李敖说来，仍是下笔有常，出书有常，不见尧存，甘同桀亡。只可笑老桀已去，新桀已坐上轮椅，李敖也老汉推车矣，由此可见，李敖的处境，其实还不如蟑螂。

感谢陈兆基先生，他以无比耐心，做出了这张表。他的快乐是能为老友李敖做点不平事；他的痛苦是此表一作，就会做个没完——因为随时要增补不停，他可有得忙呢！

1987年10月30日晨

《二二八研究》广告词

李登辉说二二八应该留给历史学家去研究，现在，历史学家李敖研究出来二二八。从历史公道看来，二二八不是叛乱，不是起义，不是革命，只不过是一次民变，一次清朝天理教式的变起一时，祸往有日的民变。它以台湾暴民滥杀开始，以国民党部队滥杀结束，中间奉陪了善良外省人和善良台湾人一家一路的哀呼与血泪。

任何事后对它的丑化，美化，党化，地方化，都是对历史真相的一种亵渎，都不是李敖这种特立独行的历史学家看得过去的。

李敖决定站出来推出《二二八研究》，以排比的文化证据，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它。其中有史政局的军方秘件，有国民党的官方调查，有共产党的翻案文字，有旅沪团体的抗议报告，有客观舆论的即时评论，有当事军头的公告回忆，有台湾人受难者和人道主义者的毛骨悚然，有外省人受难者和人道主义者的心惊肉跳……旁征博引，巨细不遗，目的就在使人从众说纷陈的证据里，慎思明辨，知所去取，了解真正的二二八。

人们只有学会了眼观四面，无徵不信的理性态度，才能不被国民党共产党和台湾人中的褊狭分子所骗。而特立独行的历史学家的金针度人，也就正在这里。

《李敖作品精选集》总序

作品精选集，古人本来是没有的，此即明代唐显悦所说：文古无选，自昭明《昭明文选》始，而后世因有选体。选体看来简单，其实有时选文比写作还难，唐显悦认为选之难倍于作。认为比写作难上一倍，这话别人不懂，李敖最懂了。因为李敖是五十年来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包办者，不但白话文写得出神入化，在内容上也一应俱全。举凡思想、历史、自传、人物、小说、杂文、随笔、评论、札记、语录、书信、谈话、演说，乃至诗歌等等等等，都自成一家，并且是大家。六百零九年的唐宋两代才不过出了八大家，但是六十岁不足五十九岁有于的李敖却以一当八，早已超迈古人今人。正因李敖的白话文如此篇篇精采，所以要再精选，自然就选之难倍于作了。桂冠老板赖阿胜老弟佯装不明此理，硬要李敖以作品精选集问世，屈从之下，累死我也！

1994年10月13日

《洗你的脑，掐他脖子》自序

《洗你的脑，掐他脖子》者，衰世之书也。台湾之世甚衰，两蒋衰之于前，李登辉衰之于后，积衰之渐，以成今日。政治上丑类尸位乱来，我乃志士仁人，虽讨厌政治，但以不甘被丑类摆佈，只好挺身而出，对他们脖子有以掐之而；匹夫匹妇愚夫愚妇市井小民大学学生一干人等，却又浑浑噩噩，我又只好对他们大脑有以洗之。本书之作，意在斯乎？古之圣人“知其不可而为之”，我今日所为，盖圣人行，凡夫俗子未尽知也。孔子作《春秋》，有知我罪我之叹，我今毫无所叹，但笑知我者聪明人、罪我者笨蛋而已。书成之日特写自序，以誌原委，兼作破题，“圣人不空出，贤者不虚生”，不空不虚，李敖其圣之时者乎？

2000年1月17夜深，在中国台湾写

李敖在1999年冬，应大公司之约，发行《李敖电子报》一年，成效非凡，订户远在什么《阿扁电子报》之上。时值所谓总统选举前后，李敖就《李敖电子报》中拆穿丑类者，辑出三书，出单行本（即《洗你的脑，掐他的脖子》、《陈水扁的真面目》、《李远哲的真面目》）。其他大量文字，乃成《李敖放电集》、《李敖发电集》、《李敖送电集》、《李敖来电集》、《李敖通电集》五书。

简介两种

《李敖文星丛刊》九种简介

《传统下的独白》——李敖，年轻的历史学者，热情横溢，才华四射；笔触所及，范围很广。他讨论当前的种种问题，气势勇猛，词语犀利，见解深刻。每一篇文章都能在读者群中引起强烈的反应。本书收集的，多是这一类的作品。

《历史与人像》——人像里面有历史，历史里面有人像。人像铸造了历史，又被历史所铸造。李敖用他的笔，背后的书，脑袋里的思想，制造了这十二篇文字，给历史与人像之间，搭上一座吊桥。

《胡适研究》——为了播种，胡适献出他的生命；但由于人们的无知，他不但在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的声名中死去，并且还被乱捧和乱骂掩盖了他的真面目。看看这本书罢！你会在阴影之中，看到胡适的真面目。

《胡适评传》——胡适是这个时代的朝山香客，他走完他的天路历程。在这段历程里，这部评传是他真正的终点，——李敖的论定，又把棺材盖子掀了起来。

《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一个活人，灌了满脑袋的僵尸思想，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是毫不希奇的。这是一种十足的思想趋向上的混乱。在这本书里，李敖面对这种借尸还魂的现象，狠狠的打它几个耳括子。

《文化论战丹火录》——这是一本奇书。它的重点，是记录别人如何打李敖，而不是李敖如何打别人。在文化论战里，李敖遭到了围攻。这本书所写的，就是那些人怎样地把他当孙猴子来打，可是打到后来，竟使李敖变成了火眼与金睛。

《教育与脸谱》——为了指出我们最高的教育学术机构正被把持，李敖在十四万字的这本书里，处处都环绕著一个主题来作蓬车战，那就是：老头子，你好好干；你不好好干，最好请你滚蛋！

《上下古今谈》——在这本书里，李敖文章如滚水，烫了许多人。他从何秀煌到何秀子，从关云长到莎士比亚，上下古今无所不谈，谈得你既心花怒放，又咬牙切齿。

《孙逸仙和中国西化医学》——孙逸仙使自己从西医走向革命，使国家从黑暗走向光明。他是一个现代化的人物，最了解自由民主，也最清楚世界的潮流。李敖这本对孙逸仙的画像，是历史，也是思想的指南。

《李敖大全集》特色简介

为什么不叫全集而叫大全集？太不谦虚了吧？李敖说，我是很谦虚了，只叫《李敖大全集》而不叫《大李敖全集》，就看出我多么谦虚。何况，自宋朝范成大《石湖大全集》，到元朝胡只遹《紫山大全集》，到明朝高启《高太史大全集》，都是大大大大出现的。李敖只是发展八百年来你大我大的传统而已，你少见多怪什么呀！

李敖曾说：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嘴巴上骂我吹牛的人，心里都为我供了牌位。——这段名言，看起来又不够谦虚，但李敖说，我是很谦虚了，本来三千年内白话文的前三名都是我的，我只算五百年，少算了两千五百年，其谦虚可想！

思想——自来谈思想的，多属学者蛋头。因为是学者，所以可谈思想；因为是蛋头，所以每谈多错。错在他们既不渊博，又多门户之见，徒知搬弄学术名词自欺欺人，结果写出来的，多非思想而是杂碎。读他们的书，如读天书，看起来高高在上，丢在地下，鬼画符而已。李敖却全不这样，李敖以学贯中西之才，深入浅出之笔谈思想，使你茅塞顿开。

自传——李敖是剽悍的黑豹，没死就要留皮。他没有《烈女传》所谓的豹隐，也没有《易经》所说的豹变，只有他自己的豹史。从皮相看，他是顽童，是英雄，是善霸，是文化基度山，是社会罗宾汉，是侠骨柔情的大作家兼大坐牢家；但皮相深处，却有他传奇式的神秘与历程。好奇吗？请看他的自传！

小说——罗素和桑塔耶那都是哲学家，但都做了文学家的事，写小说。梁启超说“学问成家数”，意思是说本领大的人，可以在他身上数出好几种家来。这么多年来你以思想家历史家看李敖，你错了，其实成家数来，他更是文学家。奇情与思想，是文学家的必要条件，具有这种条件的，李敖是唯一的，别人都是假货。

书信——李敖生平写作虽多，写信却少。所写的信肝胆相见，一片坦然。写给张三的，不但张三看，张三的表妹也可以看，人人都可以看。如此写法，自乏秘密可言，自愿放弃国民党伪宪法第十二条：人民有秘密通讯之自由，而无惧于警备总部的偷偷检查。不但如此，甚至堂而皇之，把这些信件排印成书，昭天下以大信，不亦快哉！

评论——李敖生平善写各种文章，不论哪种体，都含评论意味，可见他意见之多，攻击性之强。至于专门以评论体写的文章，更是他以文肇祸的拿手好戏。李敖的评论文章有好几种特色，一针见血，万箭穿心，神出鬼没，善恶分明，快人快语，体大思精。因此开罪了伪政府与伪君子们，虽然朝野对他双杀，李敖却照样我手写我口，照样评论，评论，评论！

历史——中国历史受了二人二派的扭曲。二人者古人洋人；二派者左派右派。由於他们扭曲历史，窄化了真相，模糊了真相，远离了真相，变成了四不像的怪物。李敖是第一流的历史家，他匠心独运，妙手回春，把历史复健整型。该拍案的，拍案惊奇；该翻案的，掀桌而起。拍翻之间，把古今公案一一解决，真大手笔也！

杂文——用白话文写杂文，多推鲁迅。其实鲁迅杂文除了尖刻讽刺，内容相当贫乏，且受小日本东洋式的坏影响，文体彆扭生硬，实不高明。而竟被左右夹捧，正显示海峡两岸文格的死寂。李敖却别开生面，李敖写下了气象万千的白话文，为五百年文格树立新典范。除非你不懂文章，否则你难逃这种结论。

随笔——李敖是人类有史以来著作被查禁最多的大作家，他有九十六种书被查禁，可说空前绝后，万世无两。伪政府为什么这样跟李敖过不去？因为李敖思想挖了他们的根，李敖思想如长江大河，澎湃而来，汇成惊涛怒潮的浪花，就是他写的随笔。这些随笔多是他妙手偶得之作，谈笑之间，把丑类灰飞演灭。想随性随缘吗？先看随笔！

诗歌——听过李敖做词，王海玲演唱的《忘了我是谁》，听过李敖做词，巫启贤演唱的《只爱一点点》，谁敢说李敖不是诗人？只是眼前诗人，不论新旧，都不承认李敖是诗人，这就恰像骗子不承认君子是君子一样。当然君子诗人无须骗子诗人来承认，所以李敖天行有常，继续诗来诗去了，真诗人哉！

人物——一般写人物，不是乱捧就是乱骂，非杨即墨，又偏又党，言过其实。李敖则不如此，李敖写人物，先挖掘出大量人所不知的黑资料，然后加以论定，不管盖不盖棺。表面上看，也许丑化了这个人物，其实李敖只是根据证据，据笔直书而已。李敖说他根本无须丑化谁，就如同你无须丑化猪八戒，猪八戒自彰其丑已足，何须丑化？

桂冠出版李敖殷海光雷震著作之广告词

救中国的主义五花八门，但救主义的主义却只此一家，那就是自由主义。它生根发叶在胡适立命的北京，却开花结果在雷震殷海光亡命的台北。最后由要命的李敖总其成，戴上思想的桂冠。桂冠版雷震殷海光李敖的著作都是定本，透过他们的三人行，你可以步武前贤，走上自由大道。

《黄旗梦碎》序

——右手一只枪，左手一颗原子弹

钱达老弟要我为他的书写序文，但是他也明说他在书中对我的三位老友赵少康、李庆华、冯沪祥都有批评，他问我会不会顾忌坏了我与这几位朋友的交情，我说我不在乎。

我说我不在乎，并不是我不在乎这几位朋友的情谊，我的态度是朋友归朋友，是非归是非，我不因为怕坏了朋友交情，而不敢谈是非，如果不讲是非的人，绝对不能作朋友。我为钱达老弟的书写序，并不代表我赞成他全部的观点，而且书中述说的许多经过还有待查证，但是我看到这书中并不是情绪性的谩骂，而是有很多是非价值观念的辩证，也有许多正常政治实际运作的剖析，我认为这些都是应该公开讨论的。

去年年中，我和亓丰瑜先生联名在商业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揭发鸿禧山庄的弊案，后来钱达老弟来电话问我，是否同意他用我们的资料，到地方法院去进行告发，我当时和这位小老弟还未见过面，但是我欣然同意了，因为我和亓先生公布鸿禧山庄弊案的资料，就是希望大家口诛笔伐的来追究李登辉滥用特权，伤害社会公义的行为，如果有人愿意加入这个行列，我们不但不垄断弊案资料，我们欢迎有更多人使用这些资料来谴责这种特权中的特权。

钱达老弟并不是作秀的个性，他后来与刘铭龙和李庆元两位国大代表一同赴台北地方法院告发，以后又在立法院召开公听会质询政府官员，鸿禧山庄的土地如何从国有水利地变成社区建筑用地，李登辉如何逃避巨额赠与税。我虽然可以看出这位小老弟在处理案子上，有经验不足之处，但是他认真赴事肯用心学习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今年新党初选期间，钱达老弟先上了两集笑傲江湖的节目在八月初播出，到月中时他又给我电话问我能否再安排两集的时候，我立刻想法子在月底以前又安排了两集。但是在这一次电话中，我就告诉钱达老弟，我认为新党的初选太糟糕，再不叫停，我看新党就要完蛋了。他说，李敖大哥，立刻停止就是当场完蛋的，因为初选就像列车出了站，在高速行驶中冲量很大，紧急刹车是一定出轨翻覆的。现在既然上路了，也只有倾全力办完再说了。

后来钱达老弟来上后两集的笑傲江湖节目时，我们在计程车上，他说这次新党初选，实在搞得不像话，他也提到规划名单的事，我听了立刻告诉他，你别讲原先准备的什么题目了，你就谈规划名单最精采。他说不行，规划名单一公布，新党今天就炸掉了。我说新党搞到今天，你们这些人也是帮凶，知道舞弊也不敢公开，他说他在大选前绝对不说，等大选后他会公布资料，批判这些舞弊乱纪的坏蛋搞垮新党。我说你们这种人都是没用的窝囊废，新党活的时候不救，死了以后才写祭文，他说他今天是右手一支手枪，左手一颗原子弹，他从内部检举批判，就像开了一枪，这批把持选务的人，根本没人睬他，但是向外抛出规划名单，就像引爆了原子弹，全党一起炸，好人坏人全死光，所以他坚持让好的坏的都去选。到大选以后，再公布资料痛击这批坏蛋。

我说大选过后，根本起不了作用，那时公布根本没人理你，他说他也知道，时机过了，效用差很多，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在选前去引爆原子弹，我说你不说，我来说总可以吧！他说不可以，规划名单一公布，其他不在规划名单内的候选人全要跳起来，新党就爆炸了，所以不是他不敢说，而是任何人说都会炸，我想钱达老弟这一番话证明，他对新党的情感没有被愤怒的情绪淹没。

我认识钱达老弟时间不算长，可是我很喜欢他的率真，他心中想什么就说什么，而且对国家社会还有高度的热忱，虽然有时失之天真，但是今天涉足政坛，还怀抱赤子情怀的人是难得的。

说到新党，我觉得他曾经为我们带来一股希望，可是新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衰退崩溃，我觉得这个过程中确实应该有所检讨和反省，好为我们民主政治中的正常发展留下记录，更从挫败的痛苦经验中提炼出一些精华，作为将来正常发展的鉴戒。所以我认为钱达老弟这本书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我也因为他能在短期间内很用心的完成这本书对他更加肯定。

fashion按：书中没有注明此序写作时间，这似乎与李敖一贯风格不符，但有李敖亲笔签名。此书出版于1999年1月1日。李敖于此书出版的同年八月，获新党提名参选2000年台湾“总统”候选人。

《黄旗梦碎》作者钱达简介：安徽巢县人，民国四十二年一月十一日出生于台北市

学历：美国德州大学（阿灵顿校区）土木工程硕士（民国六十九年毕业）、中原大学水利工程学士（民国六十四年毕业）、省立台中一中（民国六十年毕业）

从政经历：第三届立法委员（民国八十五年到八十七年）、立法院外交委员会召集委员、立法院经济委员会程序委员、立法院教育委员会程序委员、新党立院党团召集人

社运经历：民主中国阵线监事会主席、新同盟会理事兼副秘书长、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世界联会总干事

《卫士长谈毛泽东》题记

曹操问许子将“我何如人”，许子将不答。曹操坚持要他答，许子将说：“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毛泽东者，和蒋介石无独有偶，均非治世之能臣，皆乱世之奸雄也。不过就奸雄言，蒋介石奸中全伪，毛泽东奸中偶得其真，故毛胜于蒋，尚有足观者在。

科尔儒夫人Mme.deCornuel说侍从眼中无英雄Nomanisaherotohisvalet。爱默生Emerson说每个英雄终成厌物Everyherobecomesaborealast。这本《卫士长谈毛泽东》，从英雄到厌物，一应俱全，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有辨别力的读者，必能从这部生动的回忆里，看到真正的毛泽东。

1990年5月1日

j按：这本《卫士长谈毛泽东》（李敖出版社，900520，真相丛书57），作者权延赤，“卫士长”是李银桥，曾跟随毛有十五年，到1962年止。书的内容：正文162页，书前有李敖配图14幅，页163-410收入了权延赤另一本讲毛的书——《巨人的魅力》。

诗序李玠《大陆当代顺口溜赏析》

办公事，腿要抽。

办私事，心要钩。

办好事，情要偷。

办房事，精要丢

不报喜来不报忧，

靠天靠地靠胡诌。

何必敢言又敢怒，

痛快全靠顺口溜。

李敖作于1997年12月2日于中国台湾

《文茜半生缘》序

许信良送了夏珍写的《许信良的政治世界》给我，我翻了那本书，总觉得少了些什么，答案是：少了李敖的序！因此大书失色，良有以也。夏珍这回写《文茜半生缘》，时报出版的主编侯秀琴出面邀序于我，我说要先看看稿子再说，稿子送来，我看了，写得真好，又邀我写序，邀得真对，因此半夜三点起来动笔，为此书增色，岂徒然哉。

这本书是陈文茜的自传，从祖宗三代写起，由于陈文茜从小就由住在台中的外祖母一手带大，所以她跟外家独亲，外祖父何集璧是了不起的知识分子，他到大陆念大学，并加入共产党，不但是统派，且是光复初期的“回归祖国”派，二二八后，左派的“二七部队”垮了，这书中写道：

“……二七部队持续10日后解散，谢雪红等人展开逃亡行动。何集璧眼见祖国梦碎，沉寂了好一阵子。国民政府持续九个月的绥靖行动中，他幸运的成为‘二二八受难群’的漏网之鱼，直到治警事件辩护律师杨基先出马角逐第一任台中市长，何集璧担任他的竞选总干事，当时是采取绝对多数制，第二轮投票前，国民党找他们谈判，何集璧被迫加入国民党。陈文茜说，这个纪录让她的外祖父终生引以为耻。”

革命革命，革到后来，自共产党革成了国民党，自然狼狈可想。做了十三年的国民党后，何集璧死了，这时陈文茜才四岁：

“陈文茜说，她长大后才听闻外祖父的故事，觉得他像极了浪漫文人，在醉月楼里畅论天下事，缺乏结党营私的‘政治能力’，每天高谈阔论，扮演各路线之争的和事老，陈文茜调侃她心目中‘神秘的外公’，‘这样子搞革命，能搞出什么名堂呢？’”

搞不出名堂，何集璧老兄还是小焉者也，他的共产党老弟何集淮更是惊心动魄：

至于她的叔公何集淮，先到香港再逃到大陆去之后，过了一段很是艰辛的日子，音讯全无。根据《和平日报》记者周梦江（二二八之后亦逃回大陆）的回忆，1950年，他在上海遇见何集淮，何已经改名为何建人，当时担任上海某公司的工会主席，文化大革命时被迫害至死。“直到1987年，‘二二八’四十周年纪念，中国派出大批人士到美国参加各种纪念会、学术讨论会，游学美国的陈文茜才有机会碰到古瑞云，在撰写《谢雪红评传》一书作者陈芳明（后来担任过民进党文宣部主任）家中，才听闻叔公悲惨的命运。”

“古瑞云告诉陈文茜，他们被台湾当局通缉，逃到中国大陆，初期甚至被当成国民党的特务而遭排挤，何集淮不改玩笑本性，没烟抽的日子里，他笑嘻嘻的搜集烟屁股，打开凑足丝，就着纸卷起来再抽，丝毫不以为意。”

“反右运动时，谢雪红即被打成‘分离主义者’，何集淮等人被开除共产党籍，劳改至死都没恢复党籍，何集淮曾经两次被宣布死亡，曾经昏死过去又醒来时，察觉自己身边都是没气的人，吓得手脚发软，还是从太平间爬出来。最苦的时候，何集淮和古瑞云不止一次相互约定，谁先走，晚走的人一定要把对方的骨灰带回他们日夜思念的台中。何集淮还讲，他一辈子不敢告诉他的家人自己的出身背景，希望有朝一日能告诉他的孩子，‘我是台湾人’。”“叙述往事的过程中，古瑞云老泪纵横，完全不能自已。当陈文茜坐在钢琴前，弹奏起《雨夜花》，古瑞云再也克制不住的嚎啕大哭。古瑞云巡回美国，离开前又到了旧金山，陈文茜送他上飞机，看着古瑞云手上拿着中国民航的机票，陈文茜难过极了，他根本不愿意再搭上这个班机，他根本不想再回到那个令他痛苦一生的‘祖国’，但是却没办法。”“古瑞云的女儿后来嫁给移民美国的华裔留学生，住在关岛，女儿为古瑞云申请到关岛住了几年，一直到符合‘大陆人士来台定居办法’，才以‘大陆人士’身份返回台湾，目前定居于东势，每个月领取贫户津贴。当年意气风发、优秀出众的大学生，就被幻梦中的‘祖国’给摧毁了。”

“陈文茜的舅舅找到叔公何集淮在大陆的孩子，为了照顾他们，还到大陆投资设厂，经营塑料加工的卫浴设备，何集淮的儿子何平就在舅舅厂里担任经理。他的女儿们个个美貌清秀，却因为是‘黑五类’，直到三十多岁，才在陈文茜舅舅的协助下念大学。”太悲惨了，这回陈文茜无法像调侃她心目中“神秘的外公”一样调侃叔公了，但语气纵不调侃，语句应该还是一样：“这样子搞革命，能搞出什么名堂呢？”

外公也好，叔公也罢，他们个人都失败了、做为共产党员的他们个人都失败了，虽然他们的共产党却成功了。

何集璧、何集淮那失败的一代过去了，现在轮到陈文茜这一代了，会成功吗？

陈文茜曾笑称自己是“堕落的、假的左派”，比起外公和叔公那一代来，问题不在左不左，而在谁是真正“勇敢的台湾人”。政治运动的残酷是，总是要你在人生的起码需求和政治理想摊牌。你要做好的父亲，还是一个运动者？两者兼顾是这么不可企求。革命运动不牺牲，几乎是不可能达到目标的，北爱尔兰的革命运动者，可以为争取一个“政治犯”之名，和畲契尔力争到绝食而亡，脱水而死时，皮肤和毯子撕都撕不开。

“台独运动者，其实是没有办法做这样的牺牲的，尽管他们已经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到底要牺牲多少’的摊牌，一次又一次考验台独团体的承载能量。陈文茜冷酷的直指，‘懦弱是台湾人追求革命的大障碍，懦弱存在于民间，也存在于领袖。’”从二十岁以来，高薪的律师楼、全国性的媒体，都没有让她对投入反对运动的理想有过怀疑和犹豫，薪水不是问题，但她非常清楚知道自己付出能力的极限，她不会牺牲生命完成运动，所以，她也不会提出自己达不到的路线与目标。

“偏偏现在许多主张急进路线的人，连一个学校教职都不愿意放弃，如台大祭出撒手，要求党职、教职必须择一而栖，陈文茜相信，他们那一代的运动者，会毫不犹豫的选党职，如她可以放弃一个月数十万的EMI（科艺百代唱片）总经理职务，回到民进党出任一个月六万元的党职。但是批判他们是妥协派的人，不会有人选择党职，他们的理由是喜好或适合学术远胜过政治，然而，这个理由三十年前，海外台独运动都用过了，建国党没有专职党工，都是教授。”“然而，也因为她和民进党深厚的关系，她始终不认为伤害她的这些人能代表民进党，当她拚命为民进党奋斗的时候，这些批评她的人、让她失望的人，都正在民进党之外争取自己的功名利禄。”

陈文茜清楚知道：上一代真的左派才是真正“勇敢的台湾人”，她自己承其余绪，虽勇敢不足，但轻财好义，比起今天一点都不肯牺牲的政治投机分子勇敢多了。书中又提到“车臣事件”：“1994年的‘车臣事件’，在台湾是一个统独的标志符号──战争，统派的人以此印证台湾不能随便宣布独立，否则下场和车臣一样；独派的人认为，车臣和台湾不同，因为车臣是俄国的一部分，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其实，“车臣事件”无关统独，而关勇怯，车臣人民要独立，就像何集璧、何集淮加入共产党一样，冒了生命危险就去做了，但今天的台独分子他敢吗？正如陈文茜说的：“懦弱是台湾人追求革命的最大障碍，懦弱存在于民间，也存在于领袖。”

那么，就懦弱罢，不革命了，别人结党革命，我们结党夺权。这本书的绝大篇幅，就是陈文茜做了民进党大员，眼睁睁夺权的故事。陈文茜参与了、指导了并影响了夺权，但难能可贵的是，她一直保持着洒脱与清醒：

“陈文茜带着调侃和感慨笑称，就像马基维利讲的，政治的本质是冲突、是权谋，所以政治使人厌恶，‘政治简直是一面照妖镜，它照出每个人生命中属于魔鬼的那一面，而且会把这一面扭曲的性格无限放大。’在政治圈中，多数政治人物展现的是魔鬼的性情，偶尔才会有天使的化身，取得的权力愈多，代表魔鬼的那一面会愈强。陈文茜认为，每个人都有属于魔鬼的面向，包括她自己，差别只在于是否能诚实面对自己属于魔鬼的那一面，是否能意识到扭曲的那一面？”

“在政坛打滚数年，陈文茜自认没有为个人利益和任何人起冲突，总是对事不对人的提出看法，得罪她的人没有受到报复，没得罪她的人反而常要遭受她的批评，‘要做一个敢讲真话的人，就得把权力的本质看得透彻。’包括她对民进党转型的坚持，乃至1998年她对民进党处理拜耳案的批判，都得不到民进党内的多数谅解，陈文茜还是照讲不误。不把权力界域视为修行道场，民进党根本待不下去。”

正因为陈文茜有这种洒脱与清醒，所以，她在民进党做大员，却大而不圆，她拉我去民进党中央党部参观她的办公室，我去了，笑她如何能在这种气氛下活下去？活得下去？

“在思考到底是回报社、进电视台、还是投入文化工作的时候，老朋友邱义仁找上门来，他告诉陈文茜，施明德要找她进入中央党部担任文宣部主任，陈文茜的第一个念头是，‘做了这个工作，会不会变成一个党棍？’邱义仁笑了，他说，‘你这种人想变成党棍也难。’”

的确，陈文茜无法变成党棍，她只是一个有才华而不圆滑的女光棍，她虽然把政治人物耍得团团转，但她自己却不适合做政治人物：

“方素敏顺利当选，陈文茜的‘政治童稚’却破碎了，她发觉自己没有办法接受‘政治’是这么现实、污浊的事，她没有办法再思考，她陷入绝对的茫然，她淡出政治，开了一间她称为‘台湾最早的KTV’的店：跳蚤窝，成天就泡在店里，做菜洗碗打杂，做什么都好，就是不谈、不想、不理政治。”

这是昨日的她。

“她反复思考民进党的问题，一再询问，为什么这群很有理念的民进党人，面对自己的初选可以扭曲至此？难道任何人在权力的过程中，必然撕裂吗？一手是道德，一手却是自己不能相信和接受的黑暗。”

“几番深究之后，她认为，民进党内部文化已经近似丛林战争，不照这套游戏规则，必然败下阵来。陈文茜实在不愿认输，她可以暂时妥协以争胜，但是，未来呢？她要不断的退缩和妥协而丧失自我吗？失去自己，能赢得什么呢？一席立委是赢吗？”

“‘为了权力，我要变得这么没有尊严吗？我非得和这些人同流合污吗？还是我这么怯懦，而不敢和恶的游戏规则说不吗？’陈文茜冷静、明白的想清楚之后，决定退选，把自己从这个魔鬼游戏中救赎出来，她要证明向恶的规则说‘不’，其实是让自己最坦然、最快乐的方法。”

这是今日的她。

不管是昨日的她或今日的她，陈文茜的对政治的基调其实只是消极的“不”字而已。一个插曲正好侧写这一基调，那就是美国轰动一时的阉夫案：

阉夫案的女主角是一个平常家庭主妇萝瑞娜巴比特（LorenaBobbit），经常受到丈夫性暴力侵犯，直到她再也无法容忍，终于把先生的阴茎给剪了，还开了二十几分钟的车子，把“那话儿”丢到维吉尼亚花园，华盛顿特区的警方派出22位员警，沿街找寻失落的器官，火速送到医院，完成修补工作，依照院方说法，功能无虞，最后萝瑞娜被判无罪。

“这个故事，陈文茜有几点观察，第一，它让男性生殖器官上了大报的头版；第二，彻底展现男性命运共同体的危机感；第三，这样的故事实在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搭配，过程中任何一点疏失，都会使结局大为不同，比如万一‘那话儿’是丢在大马路，被过往车辆压扁了、万一发生在大冷天，给冻坏了，陈文茜用各种极富想象力的衍伸，重新界定男、女关系的可能。”维吉尼亚花园因为这个事件，成了女性主义的观光胜地，事件开庭时，两造都各有支持者拥护，萝瑞娜成了颇受欢迎的演讲者，巴比先生后来还拍了一部片子BobbitandCut，小赚了点。

“这个故事，陈文茜只要说给女性听，大家都听得眉飞色舞，讲给男性听，听者一定神色怪异，画家谢里法听过之后，事后就告诉朋友，‘陈文茜在搞什么？什么叫剪刀俱乐部？这女人怎么这么恐怖？’这段时期，陈文茜迷死这个故事，有人结婚，她一定送一朵红玫瑰和一把剪刀，代表二十世纪末的爱情。”“陈文茜自陈，这属于她个人特殊的‘性幻想’。”

“阉夫”的性幻想，其实与李昂的“杀夫”性幻想如出一刀，她们其实都与明朝末年的“阉党”无异，这是真正有趣的不谋而割。陈文茜的结论是：

“对亚洲女性而言，性是压抑的，女人的身体应该被密封住的，喜爱张爱玲的陈文茜，一直认为，直到现在台湾女性主义者还没有超过张爱玲的思考，女性在性方面，最大的权力不是拥有，而是拒绝，当她说‘不’的时候，才是得到自由的一刻。”

对比之下，可以看出，陈文茜在政治上说“不”，其实还无异是“亚洲女性”在女权上说“不”的延伸，并没有积极作为。但在政治上，陈文茜却不甘雌伏，她要自由，也等待时机：台湾这些年，政治人物泰半历经政海浮沉，却都害怕经历这种起起伏伏，恨不能用各种手段和职务，以勉强延续中断的政治休止符，陈文茜不要，不要重蹈这些权力人物的覆辙，她只想把自己从权力游戏中释放出来。她背过这么多首诗，在离开民进党、离开政坛前，她只想着徐志摩的《再别剑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她更想说的是，“把权力留姶你，把自由还给我。”

她要做的是充沛自己的生命价值，“装个义肢，再回来时，或许别人发现我又换了个服装形式。”她不只会学宋美龄说，“我将再起。”她还要说，“我将跑回来！”闪亮的眼眸诉说着她的心事，“我在等待时机。”这几个月我有两次与陈文茜单独吃饭长谈，一次吃料理、一次吃台菜，对她的心路历程，感悟尤多。在政治上，陈文茜“一路走来，始终如一”的，是她一路进步的修正主义。看看这些变化：

建国党和民进党内很多政治领袖的口号或热血向往，陈文茜一点都不陌生，“母亲你的名字叫台湾”、“大声说出台湾的名”，这些政治主张，陈文茜自陈，“我背了三十年！”她很清楚的记得，1983年，她为方素敏助选时，坚定的喊出党外后援会的共同主张，“民主、自决、救台湾。”

然而，十五、六年后，大家都在喊这个口号，方便到像是麦当劳的快餐，她又不肯再喊了，她想的是，“下一步，台湾，该怎么办？能怎么办？”从小，她喊不出“万岁”的口号，美丽岛事件发生时，她倒是可能自然的高喊“自决”，许多因为她对族群宽厚的怀抱，而疼爱喜欢她的国民党大老们，大概想都想不到，她曾经是这么坚持本土观点和立场的。

年轻时代，急进、煽情的陈文茜，在海外的磨练中，渐渐调和转变了，即使到现在，她一直相信，如果她担任建国党的文宣，一定可以主导选举议题走向，“因为急进的口号，是最容易吸引人的。”不论如何，时间过去，是再也追不回来了。

正因为她是进步的修正主义者，所以，她想带领民进党转型：

“我曾经有一度很努力的，想为民进党转型尽一分心，我用过力，但是不成功，我没有办法，因为我的权力不够，如果我是陈水扁，大概就做得到，但我不是。我承认，拜耳案的时候，我对民进党很失望，但是民进党对我，就像男人，他让你失望，只有说拜拜，算了！你还能怎么办？5年前，我想要民进党转型，成为能获得民众信赖的人，现在不一样，国内的问题慢慢来吧，BMW的时代来了，民进党还要坐花轿，你能怎么办？让他（民进党）自己摸索吧！民进党迈向执政之途是慢了些，可以更快，但这是政治现实，不能不接受。我心已决，民进党就伤不到我，像是初恋，过去了，或许会痛，痛过也就过了。”

虽然如此、虽然高处不胜寒，陈文茜却更上层楼，“我在等待时机”。她先知式的高瞻远瞩锁定在跟共产党的关系上，她的目标是：

“要尽量寻求社会的和解，使中国对台湾的威胁降到最低。”

“我感情的终极目标，始终是台湾，是这片土地，而不是民进党。对我而言，打败国民党不再有成就感，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在国际政治里打败共产党！”

什么方法呢？陈文茜期许自己成为两岸谈判代表，显然想凭她所向无敌的舌战群儒或舌战群魔的本事去举重若轻，舌战群匪。虽然陈文茜的进步的修正主义要比她的台湾同志高明得多得多，但在跟共产党的关系上，她显然被困在狭小的岛国本位，不够成熟。陈文茜弃唾手可得的立委如敝屣后，轻快地说：

“我不是对政治挫折或对环境觉得沮丧，我只是想做一个更伟大的实验。”

其实，她的外公与叔公，岂不都是“想做一个更伟大的实验”的先行者吗？那么“勇敢的台湾人”，与虎谋皮都不可得，“非常清楚知道自己付出能力的极限”的陈文茜，凭口舌之利，能与共产党谋皮吗？

陈文茜追忆她年轻时几个重要的偶像，她最崇拜的一位是拉丁美洲诗人兼革命家盖瓦拉（CheGuevara，泛拉丁美洲革命斗士），满脸大胡子，嘴里总是叼根雪茄，古巴革命成功后，出任文化部长，但他大剌剌的拋下一句话，“我是搞革命的，可不是当官的。”就跑到玻利维亚，继续搞革命打游击，后来被农民出卖，手被剁了下来。

美帝派出特遣队，杀了盖瓦拉，剁下他的手，和蒋帮派出回回军，杀了共产党西路军军长董振堂、孙玉清，剁下他们的头，别无不同，那就是革命家们必付“想做一个更伟大的实验”的代价，这种代价，生保令名死求全尸的台独英雄英雌们是绝对不敢付出来的，所以，一切偶像只是偶像而已，并不会玩真的。即使真的玩成功，又怎样？彭明敏回台湾，24年阔别后与我吃饭，我很礼貌的带了一件小礼物送他，那是一个小镜框，中有马萨利克（Masaryk）的一张照片。彭明敏很谦虚，他说：“你李先生太博学了，你考倒我了，这位是谁啊？”我说：“他是捷克的国父马萨利克。他是名教授，当年带着学生领导独立运动，流亡海外，1918年他成功了，并且当了总统，1937年87岁时死去。他为捷克打下独立的基础，可是他无法解决与强邻的关系，最后捷克被强邻所灭。他的故事告诉人们，第一流的知识分子搞独立是一回事，可是，纵使成功了，也与强邻问题解决不了，也是空忙一场。……”彭明敏若有所思的收下我的小礼物，聪明的他，当然知道此礼来头大，比彭明敏聪明好几倍的陈文茜当然更知道，我觉得，自最聪明的陈文茜以下，他们对共产党“想做一个更伟大的实验”其实都是聪明过了头了。反倒不如陈文茜外公叔公来得那样务实。外公叔公的不幸是他们生不逢时的时间错误，不是理想与勇气的错误。他们毁了自己，但并没毁了台湾。如今，多少人自恃聪明，要毁台湾呢。进步的修正主义者陈文茜显然愚不及此，但她以“打败共产党”做为“最大的成就”，基本心态就是不健全的，这种心态，能“使中国对台湾的威胁降到最低”吗？我可不信。为陈文茜计，她在四十之年，半生缘式的政治活动，似乎宜予约束。

陈文茜自己也有所觉悟：陈文茜的“姑娘庙民众文化工作室”，沿用到1998年，当她黯然从立委选举丛林中退出，还是回到“姑娘庙”里寻求安宁。这几乎成为陈文茜疗伤的方式，不论是她的政治梦、社运梦，每一次梦的幻灭，她都回到文化的“本行”，重新出发。

陈文茜佩服张爱玲，张爱玲所以成为张爱玲，岂不都在一生坚守文化的“本行”吗？以陈文茜的慧黠与慧根，她从事文化活动，其实比政治活动更永恒、更有成就、更值得、更不辜负自己。陈文茜说：“比方说，我可以想象死亡，在网站上发展一个软件程序，李敖在回忆录里，公布的是他24岁的裸照，我可以为他公布他不敢示众的64岁他的裸照，还可以再给他看看84岁时他的裸照又是怎么一回事。我也可以拿自己的照片，用这个软件推算，自己20岁是否是青春玉女，60岁是个什么样子，80岁又是什么德性，决定自己还要不要活到80岁。”

陈文茜的好朋友中不乏统派人士，已过逝的唐文标在前，纵横评论界的李敖在后。

陈文茜在调侃李敖之余，实在该认真的想想80岁的自己，八十之年，她目前正好过了一半，活了84岁的富兰克林是正好在过了一半时（42岁）转向的、“重新出发”的，最后他变成大陆的伟人，而非小岛的娇客。这书中有一段故事，吸引了我：

“1989年到1992年，这段时间，陈文茜肾脏病相当严重，人在海外，举目无亲，病到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无，一句话一口气讲不完，医生一问她：‘你家人在哪？’陈文茜就掉泪，艰苦的时候，张俊宏和许信良一起来看她，张还和她开玩笑说：‘你可千万不能死啊，你是台湾的国宝！’让陈文茜笑翻了，她说这群‘前辈’，就是看到朋友重病，脑袋里想的都还是政治，她没病死，没成为台湾的国宝，倒成了他们的‘活宝’，民进党财务困窘时候的‘摇钱树’。”看了这则故事，我夷然奇怪：“不是说李敖是国宝的吗？怎么变成陈文茜了？”继而一想，谁要做“台湾的国宝”呢？世界这么大，做台湾的国宝，对我们不都太小了吗？回想这一对宝，书中也道出渊源：

“批判力道最强的统派李敖，还是影响她最大的人之一；60、70年代李敖主编的《文星》杂志，是她的政治启蒙，因为这层渊源，直到她出任民进党的文宣部主任，她还是不在乎党内异样的眼光，毫无保留的欣赏李敖。原因无他，陈文茜的信仰中，民主和自由的价值，超过绝对狭隘的台独，她是当然的台独论者，但却是容忍异见、认知现实的台独论者。”我想，总有一天，进步的修正主义者陈文茜，会再一次得到“政治启蒙”，觉醒从“现实”上看，“台独论者”是没有成功的可能性的，有朝一日，她会在文化“本行”上有世界性的声誉，而成为中国国宝。陈文茜曾经困惑：

40岁，是否是一个分水岭？让她重新走向一个不同的生命选择──尼姑？或重做坏女孩？

其实，都不必，不论“尼姑”或“坏女孩”，都是40岁以前陈文茜的老路，未来40年，陈文茜有世界性、永恒性的大道之行。在大道之中，像毕加索一样，说不定还做一阵共产党风光风光呢。英文谚语说“打不倒它就加入它”，这对陈文茜只是第一步，一旦她变成共产党，相信精通颠覆的她，第二步就会“加入它就打倒它”，真要“打败共产党”了。外公有知、叔公有知，必将涕泪于天上、人间或地下，如此下半生缘，岂不快哉！陈匪文茜啊，别“挑眉毛”了，低眉相向，请三思之！

1999年1月11日

《蒋介石张学良秘闻》出版说明

这本书收入了三本有关张学良的小册子和两篇文字：

一、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右军）

二、骊山迎蒋的欢呼与泪痕（姚立夫）

三、张学良幽居生活实录（高山流）

四、张学良将军被囚禁时的情况（沈醉）

五、张学良在贵阳（袁化鹏）

这些文字，都是过去在海外或大陆出版，换句话说，都是国民党查禁乏力的漏网之文。它们的作者，左右立场间或出入，但在为张学良张正义而存信史一点上，却有志一同。如今我把它们集合在一起，题为蒋介石张学良秘闻，以便读者，并对张学良先生九十岁生日，聊志书庆。

1990年6月1日

复瓿书成空自苦，击辕歌罢遣谁听

早死对两种人亦是大好：一为美人，一为文人。对美人来说，早死可只见红顏，不见老去。瞻之倩女，忽焉幽魂，这是人间何等美事。何必活到自己不忍照镜，别人不忍看她局面呢？对文人来说，早死可只见其文，不见其人。虽遭批判置若罔闻，这是人间何等福事。何必活到自己饱写终身别人倒胃，累日局面呢？

虽然美人文人早死亦是大好。但不死后患略有不同，美人不死使大家痛苦，因她短装街头别人不得不看。文人不死使自己痛苦，因他长捐箱底别人可以不看。不过别人不看，自己却不能不看。一看之下，往往自悔少作。美人不自悔当年亮相，文人却自悔当年何不藏拙。其实自悔少作是一种进步，自己进步了才发现少不更事时期写的，实在不成东西。实在不该发表出书。

陈复好学深思，不致故步自封，必然有进步。如不早死，必然自悔少作。韦编三绝自可知命黄绢初裁方好著书，盼他知命之年能有成熟作品。与昨日自己战，而今日之作只是一代大学生史料而已。自史料观之又何讥乎？陆放翁诗：“覆瓿书成空自苦，击辕歌罢遣谁听”，正斯人斯书之谓也！呜呼陈复其听我言？

1993年11月26日李敖序于台湾

序凉如水

男女问题本来只是人生的部分，女人却把它当成全体。所以女人一生中、一年中、一月中、一天中、除了购物狂以外，其实全是男人狂：受想行识，无一不男人；念兹在兹，五一不男人，这种人生，被锁定得好狭窄、好无趣。因为世界上第一流的男人太少了，跟三流以下或不入流的男人纠缠，名为爱情，实为魔障；形似快活，实为虚度，其狭窄无趣，女人不自知也。

或有异数女人，想要自知，要向上提升，但提升了也没用，自己奔月了事、赴水了事，此嫦娥与伍尔夫（VirginiaWoolf）之下场也。

虽然碧落黄泉如彼，有女人不甘雌伏，仍愿就狭窄无趣之事，发为写作，以求自知。理查戴维斯（RichardHardingDavis）有言：佳作之秘，在旧事新说、新事旧说（Thesecretofgoodwritingistosayanoldthinganewwayortosayanewthinganoldway.），本书作者吕宜霖勉之。

李敖2003年10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