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访谈录1990-2018：19850412《民主天地周刊》专访李敖—20010423《亚洲周刊》专访李敖

19850412《民主天地周刊》专访李敖

泥土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

——最近一次和李敖聊天

和李敖聊天，比看他的书还要愉快。在他五十岁生日之前，李敖又吵着要“闭关”，我们只好赶去再看一眼他“音容宛在”的样子，并且和他天南地北地聊一阵，试图在往后的日子里，留下他一个更鲜活的印象。我们把他的谈话记录下来，也算这位大师的一片雪泥鸿爪吧！

老康这次的茶会，就像湖北人讲的“牵骆驼”。湖北人卖草药，牵了一匹骆驼。湖北人没见过骆驼，看到卖草药的叫它坐就坐，叫它站就站，很惊讶，对这人很佩服，连带对他卖的药也信了。

□我们女生最爱听你谈女人，你的女人、别人的女人、台湾的名女人……

■这不太适合，我太老了，五十岁了不适合谈这个。你想想看，以琼瑶为例，我觉得她的年龄也已经不适合写爱情小说了。琼瑶在家里跟她先生平鑫涛讲话，她喊他“涛涛”，她跟他说“涛涛，我很忧郁”。你们不觉得她的年龄不适合讲这种话了吗？

三毛的问题是，她老想做爱神，不过，爱神应该漂亮一点，她的缺点是造型不适合做爱神。

陈香梅，本来我看到她的眉毛感到很难过，后来我看了宋能尔的眉毛后，我发现她的眉毛还可以看。就好像本来我觉得国父纪念馆很难看，后来看看中正纪念堂以后，我发现国父纪念馆还可以看。

谈到中正纪念堂，于斌的生日在四月，但是“民族救星”死了以后，于斌就说他四月不想过生日了，可是从此以后我的四月生日我就特别想过了。

好了，琼瑶、三毛、陈香梅这三个女人谈过了。至于自己的女人，我都写在我的自传、年表里面。所有的女人里面，除了胡茵梦以外都很愉快。这次我与萧孟能的官司出庭（和陈启礼开庭同一天），胡茵梦还跟我聊天，她说“李敖，你看你老了”，我说“真的，我跟你一样老了”。林青霞比胡茵梦小一岁，胡茵梦三十三岁。林青霞的问题也很麻烦，她有婚姻恐惧症，不敢结婚，她们那一行的不管怎么样，最后都会离婚，所以大家对婚姻很难以适应。因为她们靠掌声活，她们之中，有些人后来嫁作商人妇，当少奶奶，算是最好的归宿。但是有的人不能成功，最后还是闹自杀、闹情变，丁皓、林黛都自杀了。男明星也是这样。洪波卧轨自杀，最惨的是白云。白云红的时候，全中国照相馆的橱窗都有他的照片，来到台湾后慢慢潦倒，后来在日月潭自杀。胡茵梦写了一篇“问白云”，就是纪念他，写得蛮好的。干明星、干政治这一行，都会碰到“转型”难以适应的困难。这次苏大炮（苏秋镇）出场康宁祥的回国茶会就很痛苦，他不想出场，但不出场又没有讲话的机会。

老康这次的茶会，就像湖北人讲的“牵骆驼”。湖北人卖草药，牵了一匹骆驼。湖北人没见过骆驼，看到卖草药的叫它坐就坐，叫它站就站，叫它跪就跪，很惊讶，对这人能把这么大的动物驯服感到很佩服，连带对他卖的药也信了。这次老康“牵骆驼”，牵的是戴国煇。他自己一个人开茶会，太冒险了，没有人来怎么办？就与戴国煇演讲会，合并举行，戴国煇变成老康的骆驼。老康这次并不能证明他没放水，只是在拖人下水。事实上，当初还是他带头和周慕文接洽，说他放水，一点也没冤枉他。还有一次，中山堂聚餐，大家宣布要求废除临时条款，后来孙运璇在立法院说要充实临时条款，老康立刻附议，不要废除要充实了；这是他自己一个人放水。连续这样，两年后翻这个案，没什么好辩的。

谈到邓丽君，她整天跟日本人扯在一起，大概没什么水准吧！我对大陆的老邓与小邓，消息不灵通，我只了解台湾的老邓和小邓（编按：指邓维桢及邓维贤）。

这是我和你们最后一次会谈，以后看不到我了。我说过我做总监，就好像俞大维做国防部长，目的是要给副部长接班。郑南榕正式挂名是迟早的问题。我认为他现在出场很好。

□你的女儿小文现在在美国生活情形如何？

■她喜欢玩乐。我曾跟她开玩笑，妳长大以后，美国就亡国了。我对女儿最大的恩德，就是让她念美国学校，可以不要读三民主义。

□你想不想出国？

■不想出去。我出去的话，太便宜这里的人了。

□你出国还可以回来啊！

■我出去了，就回不来。很可能像陈鼓应那样，他们会不让我回来。我自己也很可能不想回来。看到那里的花花世界，会觉得在台湾住久了真没意思。

这是我和你们最后一次会谈，以后看不到我了，因为外面市场反应，他们不要买《千秋》《万岁》了，读者说李敖文章的精华都在你们这边。我说过，我做总监，就好像俞大维做国防部长，目的是要给副部长接班。郑南榕正式挂名是迟早的问题。我认为他现在出场很好。

你们的杂志本身有危机。你们刊江南的蒋经国传，不是你们的功劳，只能说决定用是你们的功劳。新闻炒得那么厉害，是江南的命以及传播媒体的功劳。如果你们认为是你们的功劳就错了。可是那件事以后，容易使你们自我膨胀。还有你们的内部人事老是不太稳定，好像苏联的政治局。所以，我一直鼓励郑南榕办第二本杂志，证明他可以培养出写作班底来。我不适合办杂志。我的脾气比郑南榕还坏，我是独裁者个性，只好对自己独裁。

□你崇尚自由主义，为什么还有独裁者气质？

■从雷震到费希平、到李敖都一样的，老蒋也一样。什么自由主义，都是胡扯，本质上都是独裁者气质。但有这种气质，只要在民主的轨道上走，就没有伤害。华盛顿就是一个例子。

这次费希平骂我，说我没有民主气度，只是因为李敖恨国民党而已。可是费希平有吗？他也没有，他也有独裁者的气质。就以“四条二”事件来说，老康拒绝记者采访，因为记者采访对老康不利，所以老康主张清场。可是费希平认为记者进来采访对他有利，他就不要清场。公政会易名登记的讨论，开大会时他就要清场，不让记者进场，因为记者进来对他不利。根本没有民主气度，都是胡扯。

□宣布退出公政会时，费希平又让记者进去采访。

■从记者的进出就可以看出他们的性格。华盛顿是很有名的独裁者，可是他却为美国的民主奠下基础。这就要看你手法的高下，能不能约束自己。华盛顿的伟大，就是他能做皇帝而不做，“薄天子而不为”，为美国奠下民主政治的基石。

□“万岁”还要不要办？

■当然要办。怎么不办？为了林正杰也要办下去。（笑）看跌到谷底什么程度？这个笨蛋，都不知道我卖得多好。

林正杰找了很多鸡毛当令箭。拿了一手假牌，就以为是我的“秘密”。其实我的“秘密”早给国民党造谣造光了，还有什么“秘密”在他手里？什么“李敖与郁慕明”；难道我跟郁慕明同性恋吗？什么秘密都没有！林正杰不了解真相。为了官司的问题，郁慕明和赵宁请我吃饭，我说道：“第一优先的条件就是：你们退出国民党。”你们退出，我就不打官司了，其他条件都没有。我还跟郁慕明讲，你们怕我上诉，我也怕我上诉。我好不容易给党外埋伏了判例：我们告你们，你们无罪。这次蓬莱岛案，陈水扁他们就掌握来用。万一上诉以后，法官判你们有罪，罚两百块，我觉得这对党外反而是伤害，因为判你们有罪，只是判轻重的问题，不是有无的问题。现在是我们有罪，你们无罪。如果变成你们判轻，我们判重，对我们还不好。所以我希望这个判例到此为止。可是你们要我撤回，当然要有条件，第一优先条件是退出国民党。不退出，就买房子，书面道歉。这房子是为“四季”担保被贴了封条的，买了以后，你们终生会记得“四季”吃了李敖，而不是李敖吃了“四季”。不要买房子就赔钱，四百万零一块，就是冯沪祥的要价加一块。林正杰拿到假情报，以为可以打倒我，胡扯。

党外在诽谤罪上被国民党罚一罚就是两百万。如今我把它罚回来，叫国民党赔我们，有什么不好？我看那些认为把钱给国民党而不该把钱和公道讨回来的人，才真是他妈的贱骨头呢！

我写文章“我为什么支持王八蛋”，目的就是要打龟儿子。可是我知道，王八蛋目前的力量打不倒龟儿子，只是尽量维持平衡而已。

□你那时为什么那样支持林正杰？

■我也支持过生根，我也支持你们。我跟党外关系都是这样。我知道，这些都有阶段性。我感到不愉快的是，你林正杰怎么这么快就过河拆桥，做得太过份。我发现他不止对我一个人，对耿荣水他们都一样。他不会搞政治，搞政治怎么能这样快使新生代、朋友离开你？“王莽谦恭下士时”，王莽争天下，也是抢到皇帝后才暴露真面目。林正杰两、三年就走样了。老康也是，他不应该使批康发生，他应避免、或淡化，但是他却没做。他们都不会搞政治，他们的政治规格都不对。像费希平根本没有规格，只是像小孩撒娇、闹情绪，“我不来了”。像老蒋与老毛都没有情绪问题，都不会怀忧丧志，这才能搞政治——搞中国政治。

但是费希平的第二点声明，我认为是真的，党外的确有省籍的问题。虽然公政会的理事长、秘书长都给了外省人做，表示台湾人有宽大之处或糊涂之处。可是给你们俩，不是让你耍，你是虚位的。你还带着去登记、乱搞，当然会被排斥。

费希平、林正杰说我破坏团结，我只是“破坏团结去投降”，我破坏了团结去投降，我拒绝团体去投降。没有错，他们真胡闹，怎么可以这样搞。

□你认为有省籍的问题吗？

■有，这很正常。

□是省籍的问题，还是他们做事规格不对？

■都有。可是，我觉得绝对有省籍的问题。在美国，即使白人那样支持黑人，参加黑人运动，黑人还是排斥白人。这很正常，很合乎人性。四川人排斥外江佬、北方人排斥南方人，这是很正常的事。

□到底是省籍的问题，还是台湾结、中国结的问题？

■这是合并的，省籍是原因之一。省籍牵涉到统派、独派。我有没有呢？我也有。我举个例子，有一天晚上，林永丰带我到新店后面的臭水塘去看，我说“这有什么好看？你看了那么多外国的名山大川好湖，为什么还看这臭水塘？”林永丰说“这是我家，在台湾要看，只有这个可看。”可是我在台湾住了三十多年，我都没有这种感觉，我都没有林永丰这种感觉。

台湾本身是个岛，跟大陆隔开了，在历史上又跟日本人的关系，再加上三十多年来国民党的不得人望，都会加深省籍的问题，我认为毫不意外。

□你对女人有没有省籍歧视？你好像很少本省籍女朋友？

■我对女人没有省籍歧视。我对女人有美丑标准，没有省籍标准。

□有关省籍的问题，基本上你是主张大中国的。

■没有错，我是统派，我不是独派；虽然我被戴了独派的帽子。我觉得中国应该统一，可是我的统，并不是说一定要跟共产党统。

□可是假如大陆上一直是共产党制度，怎么统一呢？

■他们是既成的事实。如果要改变这个事实，需要多少代价？多少千万人头落地？台湾也是，有许多制度都比现状好，但改变现状，我们就要准备付出代价。这必须考虑到。台湾的在野势力很弱，没有吏治的训练，真把天下给他们，他们治不好。我写文章“我为什么支持王八蛋”，目的就是要打龟儿子，国民党就是龟儿子。可是我知道，王八蛋目前的力量打不倒龟儿子，只是尽量维持平衡而已；目前还不够平衡，只是希望有个平衡的起点！

我们打倒康宁祥，我们不是打康宁祥本人，而是他的类型。康宁祥本人可能还不完全适合这个类型。就好像过去，大家比赛谁最像卓别林，卓别林自己也去比赛，结果他只考第三。林正杰现在也是个类型。他是眷区出身、外省人，他运气好，抓人时他去当兵，一竞选就当上议员。办杂志又很快赚大钱，人家有政治暴发户、有经济暴发户，他却是“政治经济”双料暴发户。这样很容易使器小易盈的人现原形、走样。当然也许有人不会，那是高等人，一般人就会走样。我们批他们，就是要使他们不变，或变少一点、轻一点。正杰的问题是变得太多、太重、太快。老康也是。

可能我的一个缺点是，我不太讲究感情与私情，我的任何标准都是用是非做标准，是非第一。因为这样，我得罪了很多人。古代人说“大夫无私交”，就是这个标准，彼此之间没有私人感情，一切标准都用大的标准来看。有了私人感情，就有爱恨混在一起，标准就乱掉了。

我是很容易在是非上跟别人起冲突。别人谅不谅解我放在其次。你个人在走大路，往前走的时候，会发现很多拦路的，不论是拦路虎、或是过街鼠，对你走路的过程会影响，这时候你可能要打他、要踢他、要劝他、要恐吓他，这会浪费一点时间，但是不得不这样做。

我很愿意帮别人忙，可是太多话就痛苦了。我看到晚年的胡适，家里高朋满座，他比每个人都大，可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挖走他一段生命。他精力被消耗，不能写作了。

□党外很多人有单打独斗的能力，但是没有人具有组织、经营的能力，使得党外至今还不能组织起来。

■我的看法和你相反。我希望个人都能强大起来，一个人强大后，别人会来依附他。王永庆是单打独斗起来的，强大以后别人就来依附他，变成一个强有力的集团。现在党外的问题不是不能合作，而是你没有强大到别人来依附你的山头。现在大家没有政治资源，一开始结合就只能靠友情、共同的观念甚至“牌友”结合在一起。

□你和党外的渊源很久，你有影响力，为什么党外和你的关系却很松散？

■我不想做“组织工作”，因为我的目的不在政治。我已经很强大了，我跟别人在一起，对我是一种浪费。当然，我很愿意帮别人的忙，可是太多的话就痛苦了。我看到晚年的胡适，家里高朋满座，他比每个人都大，可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挖走看他一段生命。他精力被消耗，不能写作了。

□你要做的是思想家的规格，不是政治家的规格。不能用政治家的规格来评价你，要用思想家的规格来评价你。

■我可以告诉你，我是很会搞政治的人，可是我不想搞政治。所以，我变得很任性、很随便、什么话都敢说。如果我搞政治，我绝不这样搞。我看了很多书，我从书里知道政治要怎么样搞。我写文章指出，林义雄不应该去看李登辉，我举了汉朝一个例子，人家在汉朝时就知道反对者的“政治规格”。林义雄不应该去看李登辉，他去看了，他并不认为做错，可是他错了。他不懂这个规格。周清玉投票给蒋经国，还亮票；她怎么可以做这种事？这不是反对党的作法，我们要的是金大中规格。韩国成立新反对党的气势，我们已经看到了。哪里有这种党外呢？做错了，还不认为不对，这是我感到很悲哀的事。他们要去登记，你不赞成，他们还说你破坏团结，这什么玩意儿，真是混蛋。

□类似这种事，你已经跟他们讲了很多，每件事都要指点他们，他们不会触类旁通，而且还经常做出相反的事；你会不会觉得这样做很浪费？

■没浪费，我成功了，我批康，康垮了；我批费，费希平垮了，林正杰我看你敢动？政治人物做得不好，本身必须有觉悟，不觉悟，我们就刺激、恐吓、约束他们。

□底下这个问题比较严肃：为什么你在五十岁以前没有把“北京法源寺”、“中国思想史”写出来？

■我所以能够混到现在的原因，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我的资料基础很好。资料基础很好，跟我的经济基础好有关系。而经济跟我去做生意有关系。我很早就知道，不能让经济把我搞垮，所以文星垮了以后，我就去做生意，使我能“行有余力，则以‘舞’文”。

第二点，我知道，想要有发言权，就要使别人注意你，就有很多不相干的事必需做。还有，你在走大路，忽然有老虎，你要打老虎，可能浪费时间，不打不行。又来只老鼠，也是不打不行，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为了控制我的发言权，为了维持我的“存在”，我必需花掉很多时间，不能做我最想做的事。我出狱三年以来，在这方面花掉太多时间。有件事，我觉得很悲哀。这回入狱，第一次放封的时候，两边楼上的人大家向我招呼，看到我说：“胡茵梦的丈夫”。文人很悲哀，写文章写那么久，却不如一个影视明星出名，文人的传播力实在很有限。他们的工具比你好，他们的是电视、电影。现在我发现，“千秋”、“万岁”斗不过周刊，报纸又比周刊好。传播工具很重要！

我可能做思想史家。中国的问题，是中国的混蛋多，海峡两岸都混蛋。每个混蛋都有历史原因，我要把他们一个个追踪下来，作历史研究。

□另外是一个假定的问题，万一你现在发生不幸，你觉得还有什么事没做？

■我想写的几部书没有写完，其他也了无遗憾。我在本质上，对别人很疏离，我对人性很悲观。这跟我的遭遇有关：坐牢啊等等使我很低估人与人的关系。这让我给别人看来很无情、很无趣。我对人的关系几乎很相对，你对我好五分，我对你好六分，我对你也很难好过七分。坐牢，什么都没有了，女人跑了，朋友变了，兄弟也变了，母亲也变了，什么都变了，你发现什么都变了。你信任同志，同志也出卖你了，你的价值会崩溃。纵使你没有崩溃，你活下来，你会重新评价，必需要心里有一个算盘。对正杰，我的判断没有错误、估价也没有错误，就是他变得太快了一点。对老康，我觉得他笨了一点，只有这些小的出入。大体上，他们都不令我惊异，我早就看出来了。

□你还有哪些书要写？

■你不要忘了，我要做文学家。说我是政论家，把我气死了！

□你是要做文学家，还是思想家？

■都做，先做文学家，后做思想家。我做不好最好的思想家，我能做好思想史家。中国的问题，是中国的混蛋多，海峡两岸都混蛋，每个混蛋的原因都有历史原因，我要把他们一个个追踪下来，做历史研究。

□思想家和思想史家有什么不同？

■思想家传达新的思想，思想史家把思想做归纳、作分析。我做不好思想家，因为没有新的东西，所有的思想大家都写完了。每个思想都有人讲过，只是看能不能发扬光大的问题。没有新的思想，人类的智慧已经把它用光了。现在我们应该是把它综合、归纳、宣传出来。

□你有没有想过，在你有生之年，大陆共产制度不改变的话，你的统派的想法不是注定的悲剧？

■这是事实，并不稀奇。个人在时代面前、在群众面前、被忽视、多久以后被平反、多久以后被挖出来，这太普通了。古今中外，这种例子太多了。

□如果你重新选择，你愿当时留在大陆，或来台湾？

■如果是我的自由意志，我不会来台湾。因为那时对台湾太陌生了。

□你如果在那边会怎么样？

■我会变成“黑五类”，我父亲在台湾，我不可能会过得好。我两个姐姐在大陆过得很苦，后来才混得好。能混得好，还是在我三姐从美国回大陆，为我大姐证明，我们来台湾时，她们不知情，才得平反。我大姐是昆明医学院院长，代表医学院到香港开会。在大陆以一个“黑五类”能混到这个地步，是很不容易的。她们在文革的时候都吃了苦，我母亲的妹妹就自杀了。邓小平还挑粪呢，没几个人逃掉，那是全国性的迫害。

□以你现在对两边的了解，你再选择，你愿意住哪里？

■我看我愿意住美国。愿意住哪里并不重要，看你能影响到什么程度。对我而言，都一样。我希望我有影响力。在台湾对“党外”，只是起哄的现象，不是我根本的目标。如果我现在回大陆的话，他们会给我作人民政协委员，他们有两千个政协委员，根本不值钱，马璧还是政协常委呢！

□你对婚姻制度有什么看法？

■在人类历史上，婚姻制度是一个过渡。可是婚姻制度的历史可能很长，可能经过几千年，在亿万光年中也只是一瞬。

严以勤跟我讲：“被蒋经国认识可倒霉，蒋经国不认识你，你还比较安全，他认识了你，记住你名字，他就特别注意你，你就麻烦了。”我跟党外的关系，大概就是这种关系。

□你会不会觉得，很多事情你有先见之明，于是和这个社会格格不入？

■当然是，我知道我的作风，会把人都得罪光。因为社会上是乡愿多，不讲真理与是非，而是互相掩护。所以我该提议党外来个“扒粪运动”，彻底检讨每个人的成份。我欢迎林正杰先从李敖身上扒起——如果李敖真正有粪可扒的话。我看真正怕扒的，不是我吧？

□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辞掉总监？

■你的问题太大了，这等于问俞大维为什么要辞掉国防部长？

□是不是对郑南榕有不满意？

■一个小团体里有不愉快是很正常的事。没有才怪呢，应该有。共产党的陈毅从苏联回到北京，日本记者问他，中国跟苏联的友谊有没有裂缝？他说“我们友谊像鸡蛋一样没有裂缝”——没有裂缝，可是很脆弱。台湾以外的政治家都有他们活生生的语言，只有台湾没有。台湾政客讲的都是没有生命的话。这个政权没有“生命”，这是国民党的悲哀。

辞掉总监。是因为根本上这个周刊是你家的，怎么我来做总监呢？所以我就好像是把你“带进场”，只带一段时间，不能带永远的。我挂名是虚的，挂名应该有实权，否则长远看并不妥当。但我从来不要实权，我连“千秋”、“万岁”还忙不过来呢！我要实权，我会自己去办杂志。

□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

■这个时间很好啊，正好办了一年，又是我五十大寿前夜，而且目前情况好。如是赔钱的时候离开恐怕也不好。

□这次做专辑，很多人很怕你，不敢谈你。

■我讲一个怕我的故事，给你们听听。

以前裕源轮走私案，一个警总的处长被关起来，这人叫严以勤，他跟查绥之作情报。查绥之后来把女儿嫁给他。查绥之是陈大庆的干将，查的女儿正式拜陈大庆为干爹，他成了干女婿，这层关系使他做上处长。案发后被判死刑，在狱中和我一起散步。他散步时，脚镣拖地很难过，他就用绳子提着脚镣。（陈启礼跟我讲，他以前坐牢时候，他的脚镣插着棍子，更难过。睡觉时还得双脚成大八字躺着，好像得了性病似的。）严以勤跟我讲：“被蒋经国认识可倒霉，蒋经国不认识你，你还比较安全，他认识了你，记住你名字，他就特别注意你，你就麻烦了。”我跟党外的关系，大概就是这种关系。

李敖影音E书籍②群：437813363

抖音/西瓜/B站/今日头条/油管——李敖档案馆

19901120戴小华专访李敖

台湾的秋夜，是迷人的。气温不冷不热，偶尔一阵秋风吹起，使人心胸无限惬意。再加上高信疆夫妇的热诚款待及他俩的睿智妙语，使得今晚的气氛更加愉快。席间，我们畅谈台湾的文坛风云人物。高信疆说：“我相信，五十年、百年后，待文坛上所有的恩怨及人事纠纷都消失了，能流传下来的文字，李敖会是其中之一。”

李敖，早在我十多岁时就已被他的文章深深吸引了。六十年代初，他以锐利的辞锋，狂飚的热情，悍然无畏地揭开了台湾社会的种种病象，而掀起了一场文化风暴。他那“理来情不存”的批评，使他的文章迅速被热情的知识分子称诵，也引起了意见相左的人接二连三的批判。结果终于惹祸，进了监狱。1979年他重出文坛，才气依然，勇气依然，霸气也依然。这时，他的声名虽比以前更响；但经过与胡茵梦戏剧化的婚姻，萧孟能的官司等等事件，已不再全是好声名。

我就常在文艺界的聚会里，听过许多人破口大骂李敖；但是在台湾文化圈，素为人所敬重，又有“纸上风云第一人”之称的高信疆，却对他如此推许，就使我觉得有必要亲自去认识李敖了。

信疆夫妇本是性情中人，说到就做，饭后带我直趋李敖寓所。那是1990年11月20日晚上10点半。

我们来到李敖门前。我注意到他大门的左下角开了一个小洞，应是李敖“闭关”工作时，用来塞报纸、杂志、食物进屋的小洞。

高信疆的夫人柯元馨按了门铃。高信疆对我说：“你要有心理准备，如果李敖不开门是很正常，开门就是反常，请人入屋就是奇迹了！”

我久闻李敖大隐于市，常有几个月不出门，神龙首尾不见的记录；所以，会对一切淡然视之。

约莫过了二分钟的光景，门锁转动了，不一会儿，门开了，奇迹也出现了！只见李敖堆着满脸的笑容，非常客气地说：“请进！请进！”

我知道过去高信疆在主编《中国时报》时，对一些像李敖一样所谓“有问题”的作家，有着过人的道德勇气，敢于率先发表他们的作品。所以，这“奇迹”想必是因高信疆而生。

见到李敖，他的人、他的谈话及他的住所，都使我吃惊。

他的言谈举止，客气得不得了！“谢谢”两字更是经常挂在口上。这点似乎稍微印证了李敖“心比口好，口比笔好”的说法。他那二千多尺天地里，除了门窗，可以说所有的墙壁都成了书架，他藏书之丰富，居所之整洁，都令我惊叹不已！

于是，我有了与他深谈的念头，信疆夫妇也为我帮腔，因此，这项访谈就如此促成了。约定隔日早上九点半在李敖的寓所见面，除了我，还有一名摄影师。我准时到达，李敖也已准备妥当，对话即刻开始。

戴：有人称许你是文化斗士、学者、先知、思想家，也有人攻击你是文化太保、恶霸、奸雄，对于这种种极端不同的形象，你有什么感觉？

李：没有什么感觉，群众对我有两种反应是很正常的。第一，我现在只谈是非，不谈人际关系，所以得罪了各方面的人，常被媒体所垄断或丑化，不可能有好的形象。第二：群众对一个他们所欣赏的人的反应像马鞍似的，是起伏的，他们会崇拜你、打击你、嫉妒你……你凯旋的时候，他们向你欢呼；你上断头台的时候，他们也都会去看热闹。

戴：那么在群众起伏不定的情绪中，是什么力量支持你坚持不坠？

李：我不是不坠，而是一直都躺在地上。和我同岁的猫王，他的苦恼跟我就不一样，他要不断地靠掌声，所以不断地取悦群众。我可能像鲁迅所说的那种“横眉冷对千夫指”，有时我是跟群众敌对的。

戴：跟群众敌对？

李：我会得罪群众。就在这个月（11月）的24号，由杨振宁主持的“全美华人协会”颁给我一个“最佳成就奖”，我没去，应他们之请做了一个录音谈话，结果把他们骂了一顿。

戴：这样你不是……

李：不识好歹是吗？因为我说：“你们这群人在台湾受了大学教育，到了美国却不回来，就等于挤掉了本地人进大学的一个名额，也等于失去了一份国力。虽然你们在国外有成就，但是美国承受的好处是直接的，祖国承受的好处却是间接的。”

戴：是否他们认为在国外较有自由发挥的机会？

李：福兰克林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这句话已成了美国建国的原则。可是，如果我们说：“哪里有祖国，我就要使她变得更自由。”这样不是更伟大吗？

戴：你常这样任性地表达自己，写文章又喜欢用情绪化的语言，所以常引来争议，是吗？

李：我认为如果是一个错的意见，即使用很理性的方式表达，它还是错的。用情绪化的语言是吸引人看文章的方法，重要的是，将情绪的语言过滤掉，如言之无物，就纯粹是情绪语言；但如果剩下的是完整的见解、资料或内幕，就表示这还是一篇好文章。我们应该表达有个性的语言，许多党棍及政客都太缺乏表达个人锋芒和立场的讲话，几乎全是滥套。他们的讲话给人一种便秘的感觉，讲的时候大便不通，讲出来的全是大便。你可能想不到，我的著作敌人读得比朋友还多。

戴：大概敌人要看你有没有骂他们。

李：哈哈！我给你看一个表，挺有趣的。（李敖拿出一个卷轴，将它慢慢展开）这是我的书被查禁的表，上面列有被查禁的时间、书名及名号。

戴：总共有多少本？

李：一共有九十六本。

戴：可以上“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了！

李：哈哈！可以，可以。

戴：你总共写了多少本书？

李：共一百三十多本，我从小学就开始写东西，在北京，也发表过。

戴：你的书被查禁了这么多，还能持续写下去，是否因你的经济较宽裕？

李：经济条件是一个原因，富兰克林讲：“两个口袋空的人，他的腰挺不直。”我很会做生意，在我坐牢期间，朋友帮我，用我的版税投资房地产，坐牢出来，房价涨，赚了钱，我以此为本做下去。这种生意像卖古董一样，一年卖不掉，卖掉吃一年。（笑）

戴：那么你花在写作上的时间有多少？

李：我律己甚严，我不抽烟、不打牌、不跳舞、不看戏，酒、咖啡、茶全不喝。我全无嗜好，又独居，只有专注地工作、工作，每天工作最少十二小时，所以我有是非、有成绩。虽然，我写的前途有限，后患无穷，不过，我也决不在乎。

戴：你认为自己所坚信的从来没有错过？

李：没有错过。因为我所信仰的都是经过仔细地考虑及研究过的，而不是轻信的。

戴：你的《李敖千秋评论丛书》发行多久了？

李：九年，一个月出版一本，我是独立作业。

戴：我觉得你和I.F.史东类似，他也是独立作业发行《史东周刊》，来突破一般大众传媒的重重包围，建立起一个独立评论的传播管道，与整个不合理的制度、观念对抗。

（李敖走到书架旁，从中抽出了一本I.F.史东的著作拿给我。他那么熟悉每本书的放置位子，可见这满屋子的书不是摆样子的。）

戴：你有无佩服过的人？

李：要找我佩服过的人，我就照镜子。哈哈！

戴：你真的这么认为？

李：可以这样讲。一位曾被判过死刑的老者对我说：“现在是团体对团体，组织对组织的时代，你只是一个人，在这岛上，谁又能比你做得更好？任何英雄豪杰，如果他只是一个人在那里，谁又能比你做得更多，更兴风作浪？”我敢说：三十多年来，在这岛上，又能发挥打击力，又能独来独往的惟一一个真人，不是别人，就是我。我不会随着别人的毁誉而动摇，这就是我的境界。我李敖是拔尖的，我会流传下来。

戴：你真的这样看自己还是带有玩笑性质？

李：都有。我有好几种性格在一起，我是很愤世的、很旧式的，也很玩世的。萧伯纳就这么说过：“当别人捧我的时候，我很不安，因为捧得不够，我要自己捧才过瘾。”他就是以玩世的态度让别人对他没有办法。

戴：你既然说得“无忌”，我也就敢问得“无忌”，像你这样自我的人，为什么会结婚？

李：我和胡茵梦都很好胜，结婚只是证明不愿意失败。其实，结婚的时候，我就说过：“这个婚姻不会超过一年。”

戴：为什么你不说：这个婚姻一定会白首偕老？

李：以我这样聪明的人难道看不出来嘛？你想想看，像胡茵梦这么一个漂亮又被惯坏的人，她对现状一定会很快不满，不满以后就会不断地变，一直变到人老珠黄为止。现在她也学我“闭关”，要闭关一年。哈哈！

戴：那么你不觉得自己的性格相当矛盾，明知会失败，还要去做？

李：人一生下来就注定会死，但你还是要活呀！基本上人生就是个失败，努力半天，终归于黄土；可是在你没死之前，终得努力，婚姻也是如此。胡茵梦有她的优点，她不爱钱，力争上游；可是她的缺点是心太大，知识跟不上，就容易相信怪力乱神，正好碰到我不相信这些，而我又绝不会为了迁就女人而毁弃自己所信奉的，所以注定了我俩不能在一起。

戴：有人说你一直不能谅解胡茵梦对你的“大义灭亲”之举，所以，一有机会就要讽刺她？

李：中国有一种标准就是：“口不言人过”或是“君子绝交不出恶言”。我不认同这种说法。你的优点我会肯定，你的缺点，我也要批评。在这方面，我的做法和西方人一样，罗杰·华汀写回忆录，他的旧老婆便告他，胡茵梦串同萧孟能整我，我也要告她。中国人便不会这样做，会说“一场夫妻嘛”，在这方面，西方人比我们高明得多了。

戴：你是否有仇必报？

李：我是有恩、有仇都必报。因为有恩不报和有仇不报的人，都是忘恩负义的人。

戴：为什么有仇不报是忘恩负义呢？

李：因为他恩怨不分明，怨怼不分明，就对恩也不分明。有人说：要以德报怨。孔子说：“以德报怨，何以报德？”所以就说：“报怨以直。”直就是相等待遇。好像我绝不主动对任何人不起，可是当别人对我不起时，我还手很重，都是重拳，这是我的一个缺点——一个认真的缺点。

戴：二十年来，你的官司不断，传闻说：打官司是你生财之道的一种？

李：孟子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我打官司也是基于此。我打官司败的机会多过胜的机会。就算胜了，也还是赔钱的。像我告高雄市政府，只要求赔一块钱，一块钱连买去高雄市的火车票都不够；但是为了争一口气。当然官司打赢了，有合理的金钱赔偿是应该的，但赔偿的数字都不会很多。（李敖看了一下表）今早十一点我就有一场官司，是告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及前中央研究院院长王世杰的儿女诽谤，有兴趣看吗？（我一听被告是台湾学术界赫赫有名的大师级人物，当然有兴趣。便随李敖前往台北地方法庭。）这场官司迟了二十分钟才开始。李敖与王世杰的女儿走到法官面前。李敖说：“希望法官传吴大猷出庭，如拒不出庭，就发出拘票。”法官说：“由于被告缺席，此案择日再审。”整个过程，不到三分钟，实在没什么看头。临出门时，王世杰的女儿狠狠地骂了一声，但也没听清楚骂些什么。十一点四十分我们走进法院附近的一家小吃店，坐定后，点了一些地道的台湾小吃及饮料。

李：你知道这间店以前是做什么的吗？

戴：（摇头）。

李：以前的文星出版社就在这儿。

（李敖的崛起、讼战、成名、入狱、再入狱都和文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难怪他很自然地又走到这儿。）

戴：你虽受了许多挫折和打击，头发却没白一根。

李：有几根白发了！因为我想得开，坐牢还开心得要死。

戴：你又在说笑？

李：为什么不高兴，每天早睡早起，一日三餐、定时开饭。那时的处境已到了极限，不可能再坏了，只要有任何改变都会是对你好的。

戴：这是一种强者的人生观。

李：我遇到祸事，第一就是告诉我自己：“我决不被它打倒，相反的我要笑着面对它。”这还不够，我要把祸本身给“值回票价”，这才满意。

戴：如何“值回票价”？

李：《史记·管晏列传》，司马迁说管仲：善于化祸为福，转失败为成功，这是我最欣赏的一种本领。人要修炼到这一段数，才算炉火纯青。炉火纯青的人，不论在八卦炉里，在八卦炉外，都是一种逍遥。虽然，我是现状下的“失败者”，但，“失败者”有一张王牌，就是“不怕失败”。也许，有一天，今天我所做的努力，会在我们看不到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到想不到的地方生根、发叶、开花、结果的。

世上偏有这么多的巧合，昨天才与李敖见面，今天到台中，居然又碰到胡茵梦。

她来，是要在12月8日闭关前，与台中友人话别。当晚，我俩都在李氏夫妇家留宿并倾谈至凌晨二时。

她给我的感觉确与前不同，脸上不施脂粉，衣着朴素，已渐转向追求心灵上的宁静与充实。当友人告知，我见过李敖，她略问了下认识的经过，只淡淡地说：“高信疆是个好人，但他不了解李敖。”

李敖确是复杂多面的。我与他在四种不同的场合谈话，他给我的却是四种不同的感觉——他是温文的、狂妄的、深沉的、玩世的。

李敖的五十六年几乎都表现了非常人的行径，其中有许多是别人不能谅解的。他那如剑的笔，无疑发挥了惊人的力量，把许多他认为不合理的人及事，打得落花流水。然而，他所以敢如此狂妄，凭仗的就是他读书广、思想深、勇气大。

虽然，我并不完全赞同他，但也不得不佩服他在遭到许多灾难后，仍能低眉自许、横眉冷对、细嚼黄连不皱眉地保持自我，特立独行。

或许他说得有道理，他本应是五十年后降世的人，却不幸早到了人间。

1991年2月3日——4日（选自戴小华《闯进灵异世界——戴小华散文选》）

19960415《远见》专访李敖

李敖——孤独愉悦不寂寞

没有错，人的存在就是一种寂寞，可是人之所以为人，就是有一种本领来消除不必要的寂寞，有智慧、方法来排除寂寞。像现在一些优秀凶悍的女强人，是没有好下场的，因为她们不懂得跟男人相处之道，所以引来寂寞。三十岁到四十岁的女人，一方面红颜老去，一方面心有未甘，最容易寂寞。女人寂寞归寂寞，纾解寂寞的方法有很多，第一种就是眼泪，男人就没有女人这么多办法。可是现在这些新女性，生活上大体都是失败的，她们要靠外界的刺激，来躲开寂寞，但这种方法都是错的。

独享孤独的愉悦

男人寂寞最大的原因是不能一个人独处，爱因斯坦讲过一句话，他觉得最快乐的时候是一种孤独的愉悦。孤独一点也不寂寞，反而很愉悦，把自己带入一种知识的境界。我认为这样的境界，是庄子所说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做为一个好的思想家，就要有独来独往的气魄。有这种境界，就没有寂寞可言。这种境界最安全、稳定、有建设性，一般人学不到这一点，所以一孤独就不能活。我记得我在陆军预备军官排长的时候，我们那个副连长连上大号都要大家一起去，不能够一个人，只要一落单，就不能活了。所以如果人能够过这种孤独的愉悦，就不会有寂寞的感觉。孤独的愉悦不是很兴奋的快乐，是一种很平静的，好像白里透红，蓝中带青的感觉，是平静生活中的愉快。

有些人觉得高处不胜寒，我想他是真的没有在高处，这是对人际关系不了解。做为一个先知，别人一定跟不上你嘛！或是别人误会你，不了解你，甚至这么多年来，《远见》杂志都不来访问你，你不会有孤立的感觉。不应该因为这种状况觉得寂寞，这种感觉是错误的。

像我在高处变得孤立是正常的，环境使我孤立，但我自己并不觉得寂寞啊！我自己还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啊！就是王安石的一句诗：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很多浮云遮住你，可是我站在最高层，不怕浮云挡住。

不被了解是很正常的，不为朋友、敌人、群众了解，甚至不为儿女了解都很正常，认清这些道理就不会寂寞。跟人有疏离、隔阂、代沟都是很正常的，父母和小孩不可能是同心圆，跟他相切就很好了。我也承认，要不怕寂寞，技术上也很重要，就是要很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所谓忙就是看书、进修，否则一个人坐在那里，没有书看，那种感觉并不愉快。免除寂寞的方法，是要去充实自己，充实的方法就是要很忙，不要闲着。

免于寂寞的自主权

我根本没有寂寞的感觉，好像人家问我有什么娱乐，我说我根本没有什么娱乐，为什么要娱乐呢？我根本没有剩余的时间去闲愁，我一直都是一个凶悍的人，很好斗、好胜，非常顽强。我如果有恐惧的话，就是怕生重病，重病就不能看书，很麻烦。

会觉得寂寞的人是弱者，寂寞的时候靠喝酒、抽烟、喝咖啡，都是弱者的做法。闲着没事干，闲人、弱者、懒汉才会寂寞。有两种人最怕寂寞，一种是政治人物，一种是传播媒体下的宠儿，他们一个人就不能活，每天无头苍蝇那样乱窜，所有俗不可耐的是都是他们做出来的，什么剪采、致词、治丧委员会，整天搞这种事，讨厌死了，他们还以此为乐，可是他不做不能活啊！

第一流的政治人物不会有寂寞的感觉，像邱吉尔除了二次大战，严格来讲他不太得志，他也很知道群众是无情的，但他有自己的生活方法，画画、写书，很能自处。最重要的是要先学会脱离群众，能够不靠掌声生活，政治人物如果不学会这点，不会变成一流政治家。蒋介石也很怕寂寞，在徐蚌会战以后，他失眠睡不着觉，非常寂寞。政治人物要靠群众的前呼后拥，靠班底支持，有政治势力才能存在，遇到困境，一个人就不能活着。像我们这种人，一个人在牢里，活到现在，非常强悍。有些准政治人物拼命想做官，整天巴结这个巴结那个，可又轮不到他 ，所以他很寂寞。很多学者整天若丧家之犬，都是这样啊！没有官做，或着官失掉了，都很痛苦、寂寞。二流政治人物就跟群居动物一样，不能落单，一定要跟人生活在一起，跟别人挤在一起，不管多臭，都要挤在一起才会觉得温暖，安全，现在满街都是这种货色啊！

绝对不怕孤立

中国近代历史里，只有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才有不怕寂寞的境界。当初他是北大文学院院长，后来创立中国共产党，被国民党压迫，两个儿子都被枪毙了，自己也坐了牢。晚年的时候给放出来，共产党希望他归队，要他悔过认错，他说我无过可悔。他自己住在一个小镇，一个人老死，临死前还写了一封信，说他绝对不怕孤立，这点很了不起。

不怕寂寞应该是从心里内部发出的一种力量，但政治人物不会，他们都是从外部取得力量，送往迎来、喝酒、去飞机场、演说啦，整天要过这种生活，没有这种生活他就苦恼了。

像我大学一个好朋友，他的父亲以前就做过大官，后来没有官做了，可官癮还没消退，怎么办呢？就是对儿子提出来的要求，他都说要打报告，写签呈，然后他批。好比说儿子要买肥皂，他就批准。很多人都有官气，比如林洋港、郝柏村，不管得志不得志，都有一股官气。第一流政治人物是不需要这种虚幻的东西来支撑自己。

另外，和女朋友一起游山玩水、做爱啊，也是一种快乐，觉得不寂寞，但这种局面不持久，因为变数太多了，所以不要把寂寞寄托在一个人身上，因为他是变数，你是因变数，你就不能主动控制自己免于寂寞。我这个月就六十一岁了，生理上走入黄昏，这种感觉就好像大学毕业，觉得自己不再是大学生，罗曼蒂克的爱情也离我而去，生活很平稳。像我这样这个年纪的人开始老了，有些人不甘心又不服老，去染黑头发，想等待机会，所以特别会寂寞。

也有很多人不寂寞啊！信荒谬宗教的人不寂寞啊！信教信迷了，整天鬼混，哪有时间寂寞。感情粗浅的人也不太会寂寞，知识层面比较深的人比较容易寂寞，因为深度到了，但无法解决寂寞，不能把寂寞掐死，所以只好写诗吟风弄月。过去古人不了解可以从技术上解决寂寞，有的人还以此为乐，我叫这种——拜伦式的不快乐，这种人以多愁善感为乐，这是病态的，在我看来是自寻烦恼。

所以我说不但要能够寂寞，还要到爱因斯坦所说那种——孤独的愉悦的境界，但是一般人是到不了这种境界的。（萧富元采访整理 ）

1997李敖养生之道——打官司

——不烟不酒不茶不嫖不赌，一定要有敌人

李敖口述

六十三岁的李敖，有一对五岁及三岁儿女，还有一个小他30岁的太太王小屯。当他全家福照片曝光之际，不知羡煞多少老男人。除了“奋勇杀敌”，李敖如何保持年轻及旺盛战斗力，恐怕不少人相当感兴趣。

谈到养生哲学，李敖劈头第一句话就是：打官司就是我的养生之道。接著要笔者记住。凡是他不喜欢的东西如跑步、上健身房、晨泳、吃宵夜……都是坏习惯。在心理层面要培养敌我，智愚意识。他又提到了齐白石七十八岁还讨小老婆，抱儿子。感觉现年33岁的太太已经越来越老了……李敖自白的养生哲学，与他的书籍，电视节目一般，令人拍案称奇。

不排斥上医院，因为可以见到小护士

我的养生哲学区分为生理与心理两方面。在生理层面，第一要认定所有的药都是毒药，会破坏肾功能，尽量少吃药，感冒就喝水，喝到小便变白，没有颜色。但我不排斥上医院，因为医院可以见到小护士。而与一个好的医生交朋友也相当重要，假如没有，容易被敲竹杠。像我现在的医生朋友前中山医院院长谢士明，会给你最少的药，最多的鼓励。

第二是不要做松鼠式的运动。

我们把松鼠放到笼子里，它会一直绕圈子跑，这种重复性运动，我称为松鼠式运动。任何健身房的运动都是松鼠式运动，我认为为了健身，上健身房很糟糕。像立委陈癸淼跟我同岁，每天花两个小时在健身房，我很羡慕他有这么多闲功夫，他六十二岁以为自己十六岁，但这样很容易导致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我的运动方式是快走，不是散步，每天快走一个半到两个小时，不限时间，不限地点，有机会就走。好比我要南下，就从大安区走到火车站买车票，像儿戏一样，走到满身大汗。但我反对跑步，跑步是坏习惯，不适合人类的生理结构，除了鸵鸟，其余两只脚的动物都不适合跑步。所以像马英九，王永庆这种跑步，总有一天跑不下去。另外像晨泳也一样，总有一天会冻死。这种逞能，拼命的运动都是坏习惯。

有敌我意识的人会长寿

另外，东西什么都可以吃，但是要吃得少。正常三餐吃，绝对不要吃宵夜，宵夜是最坏的习惯。人家说，心里没事，肚里没货（食物）才去睡觉。但睡眠是浪费，越少越好。我每天睡不到六个小时，中午有空就睡十分钟，没空就算了。除此，我吃喝嫖赌都不来，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喝咖啡、不喝茶，因为我现在是演艺人员要保护喉咙，所以也不喝凉的饮料。你要记住我这句话，凡是我不喜欢的东西都是坏习惯。除了生理方面，在心理层面首先要培养智愚意识。所谓智愚意识就是我智人愚。遗传是最原始的条件，所以我现在对妈妈那么好就是怕她死，她已经九十岁了。几年前我好朋友的妈妈，像施启扬、张光锦、程国强的妈妈相继去世。我问老太太，人家都死了你有什么感想。她说我身体好的很，要跟你一起死。她所以那么健康，有一条我也有的哲学，就是“敌我意识”。敌我意识就是要锁定一个敌人，假想敌也可以，锁定后就打击他，增加你的战斗力与活力。因为我智人愚，所以这个世界需要我，不断捉弄这个笨蛋。因为敌我意识，要打击坏蛋。像英国萧伯纳活到九十六岁，就是有很强智愚意识，所以可以活那么久。

上法庭也是敌我意识的表征

要锁定一个笨蛋去告他。我上法庭的次数不下二三百次，目前官司只剩下十二个了，最多有二三十个官司在打，不过我现在不断在开发。这些都赶不上委托书大王陈德深同时有上百个官司在打。像陈德深唯一困扰就是他没有小孩子，努力半天，最后将钱送给兄弟姐妹这些人好吗？不过说不定这是恶作剧，故意留遗产让这些人争得头破血流也说不定。目前跟我身体状况最接近的人就是比我小十天的司法院长施启扬，但他老成多了，也比不上我快乐。但国民党有哪个人快乐，像我这种自由的人才快乐。像蒋介石在我这种年龄到台湾，也是他最不得意的时刻。他们那种人算什么强者，每天都要随从、跟屁虫、奴才跟在旁边。我们都是一个人在处理一切，这才是强人。

我比女儿大六十岁，比儿子大五十八岁，也比我太太大30岁，但我现在感觉我的太太越来越老了。你看齐白石七十八岁讨小老婆，还生个儿子。不过这几年因为抱小孩子的关系，脊椎有一点小毛病，所以现在写的比较少，也不弯腰捡东西，都蹲下来用抱的。这种老化是不可避免的，只有保养一途。（涂淑慧采访整理）

1998《新新闻周报》李敖专题

李敖评论媒体与财团大战：谁封锁李敖，谁就得付出代价

“过去的言论自由，我闯了祸，我知道谁杀了我，蒋经国、蒋介石……或是谁。现在不知道了，都乱了，我搞不清楚谁捅了我。”在与东森电视台的节目续约争议之后，一生独树一帜的李敖，又再度成为新闻人物。

财团控制媒体

事实上，作为一个文人，李敖一生办杂志，搞媒体，也常因言贾“祸”，而时至解严十年后，对李敖来说，由于媒体和财团的新互动，言论自由又面临着新的局面。长期身为一个文化评论者，李敖深刻感受到过去和现在的不同，李敖说：“我觉得目前评论现象里，有两点是我很厌恶的。第一个是过分讨好群众，不敢指责群众错误，我看不起。还有是写一些荒谬、莫名奇妙的文章，以为是故弄玄虚。事实上不值得一看，所以我在节目里骂《圣经密码》、《西藏生死书》，这些根本就是假书、不能成立的。有些东西是科学的，好比IQ是科学的，EQ是假的，没有这个东西。大家都当成科学的去宣传，还卖成畅销书，根本是群众的混淆。”同样的，在言论自由的层面上，也有很大的变化。

李敖说：“戒严时期的新闻，你面对的是刀枪监狱，他就是坏政府，用很粗暴方法来干涉你。现在不是，现在财团控制媒体，你得罪了财团就不给你上了。过去我得罪王老板（王惕吾）他就封锁我；骂余老板（余纪忠），余老板就封锁我。那你说可以抵抗啊，我去办报纸，政府就不给我登记，等于说是变相的封锁，用比较柔软的方式来干涉言论自由。”回顾过去，李敖说：“过去三台是被控制的，像赵宁这类节目温温的，尽是些风花雪月的事，不谈政治。忽然第四台开放了，开放后大量的节目出现，过去媒体掌握在演艺人员手里，像张小燕、胡瓜……这批人，这批人没有什么货的，只能逗乐，嘴巴讲不出什么有深度的东西，脑子里也没有货，也不用功。”

而涉及一些深度的东西，李敖说：“他们跟不上，不能通吃媒体，结果出来比较能引诱人说话的节目。像李涛他做节目只要卡掉电话，限制你时间，然后把你讲的话作个结论，不用做任何准备，早上起来十几个人开会，决定什么新闻跑、电话给谁，所以我骂李涛赚钱赚得太容易。我那个节目讲半小时，那个字幕一集打了六千五百字，我在真相六百集，你想一想要消化多少资料？我没有请助手来帮我，都是我自己来。所以说这碗饭只有我能吃。”

金钱取代真刀真枪

而到了现在，李敖说：“现在的话不是用真刀真枪，而大部分用钱的力量来干涉。像我在《商业周刊》调查鸿禧山庄，先在《联合晚报》登了出来，《联合报》记者立刻来采访我，结果隔天一个字登不出来，所以我骂《联合报》，敢骂李登辉而不敢得罪张秀政。因为他们怕以后没有广告，不敢得罪张秀政，他们也受到这种经济压力。”而在当下台湾，经济力雄厚的财团，不管是和信、力霸和邱复生都大举进军电子媒体，经济的压力会更大吗？战场老将李敖又是如何看待这些对手呢？

对于东森，李敖说：“我认为王家搞媒体干错行，因为媒体涉及言论自由，要尊重经营媒体的总编、记者的权利，老板不能伸手过来，但东森很明显的他们可以越过总经理直接由副总对外发言，在总经理不知情也不同意的状况下。”因为，李敖认为：“他们基本上是机会主义者，任何有发财的机会就卡位，这一部分王家可能是卡错了。因为搞媒体需要特殊智慧，还必须有肚量，否则玩不下去，媒体不是好玩的。”

不过，李敖对于力霸王家的评价，还是比和信辜家更高，他说：“我觉得老实说辜家还不如王家，虽然我和王家闹得不愉快。辜振甫是捧着卵过河，过河的时候捧着睾丸，怕这睾丸掉到水里去被鱼给吃掉，胆小如鼠，所以你看辜家媒体都引进外国的系统，几乎不敢做任何节目。”

而王家，李敖说：“比辜家还有种，只是他们评估错误，找李敖来做节目，打李敖牌；就像美国打中共牌，有后患的，因为打不好会出事。所以辜家经营媒体是有此心，可是无此胆。因此王家搞媒体是比辜家有种的，虽然说种不长就是了。”

“电波老虎”别有一套

至于“电波老虎”邱复生，李敖则认为他别有一套，他说：“我承认邱的反应很快，他出身是以前干校乐队打小鼓的混混，可是他在成长的过程中也很痛苦，在跑带子的时候也曾经被流氓打，办公室的桌子被翻；可是他反应很快，能趁着邵氏的势力窜起来。当然是有人指点他，就是周荃，所以真相新闻网是第一个在第四台出现的。可是后来卫星出现了，原本他们都准备跑带子的，忽然卫星出现了，结果周荃找不到财团，邱复生找到邵氏，所以他就窜起了。所以说邱是个特例。过去他很早就和李登辉搭线了，你可以去看李登辉竞选时，在报上拥护李登辉的名字，你们可以去查证一下。现在他则和李分派了，比较偏陈水扁，因为李对他不满，可是在过程中必须承认他很会耍别人的钱，他本身没有钱。”

不过，会耍钱是一回事，但是当媒体碰到政治，纷扰也随之而来，李敖说：“政治不是下跪的，看谁狠，是力量的角力，你用息事宁人，不得罪人的方法，没有用。我觉得拥有媒体的人没有用它来好好的撑腰，反而变成负面的作用，我觉得真正会搞政治的人不会这么做。”

因此李敖说当下媒体的困境就是：“这是他们的苦恼，媒体是讨群众好，因为媒体是群众看的，观众不喜欢的节目，你又爱做公关，讨好大官，或者给大官打歌，这没有用的啦。你看卢秀芳还没结婚前有一次请过老公公徐立德上节目，收视率也没有比较好，这样媒体经营都会不干的。我们节目不好，因为老伸出一只黑手来干涉，任何媒体工作者都会抗议的，因为媒体工作是自主活动，自主活动一不小心就碰到地雷。”

相较之下，过去的时代，又是另一风味，李敖说：“那时候根本用不到媒体，我们自己造媒体。那时候《自由时代》，我当发行人，陈水扁当社长，周伯伦、颜锦福也在里面。大家带着小弟到处流窜，被人打压，直到解严，媒体后才注意。最早赵宁做节目请我去，只能谈女人，谈风花雪月，后来我的那段被剪掉，说我不可以打书，我就呕气。所以我现在逐水草而居，跟游牧民族一样，哪个人或是王八蛋我都愿意和他合作，不管是一天、一个星期、三个月都无不可，反正最后都会拆伙的。我的理想就是勇往直前走大路，而在过程中会有朋友，有女人来去，也有敌人骚扰，这不稀奇。”战斗力十足的李敖，依然斗性十足。

是否成了斗争中的“帮凶”？

可是，在这斗争之中，李敖会不会担心自己也成了“帮凶”？就如同李敖说的，东视的收视率，是李敖拉起来的，对此，李敖说：“我怎么帮凶呢？我在说我的话，我在利用你的媒体说我的话，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你有负面的收获，可是你也有正面的收获，正面的收获好比说，我们受到李敖的影响，我们开始维护言论自由，我们提倡言论自由了，这是正面收获。你不问收获的话，就得到负面收获，压迫言论自由，让你选择。可是他得到那正面收获，对他有没有害处哪？我愿意他得到正面收获。像《法门寺》戏中有位叫刘瑾的，他是位宦官，一辈子没作过一件好事，结果作一件好事就在《法门寺》那出戏里面，他作了一件好事，那我们要肯定啦！你说坏人作几件好事，我们是按件计酬的。我被他吸收，我改变了，那我是助纣为虐，我本人没改变，而他跟着我作某种程度改变，说改三个月好啦！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好事。这也是尔为尔，我为我，我不改变的。所以三个月我没吃亏啊！骂到最后一集我还是骂的，骂那个附马爷，骂那个赖国洲。”

因此，在当下的媒体生态之中，李敖依然悠游自得，正要和东视进行诉讼的李敖，因此自信十足的说：“我没有办法突破，但你封锁我，你会付代价，我是像飞弹一样保证互相毁灭，像美国和苏俄互战一样。” （文／黄创夏、郭志荣、陈慧文）

199810《跨海看台湾》专访李敖

李敖，台湾著名的作家、史学家。李敖1935年出生于哈尔滨，1949年随父亲到台湾。先后就读于台湾大学法律系和历史系。1961年挑起中西文化的论争，成为文化界的风云人物。

李敖是台湾最有争议的人物。学富五车，才华横溢，斗国民党，战民进党，中西文化论争，他更是单英战群雄。

1970年（wjm_tcy注：实际上是1971年3月19日）和 1982年（wjm_tcy注：实际上是1981年8月10日）李敖两次入狱，前后长达10年（wjm_tcy注：第一次判了十年，蒋介石死了减刑到五年八个月；第二次是6个月；再加上软禁14个月）。

考虑到李敖先生“特立独行，傲世无羁”的个性特征，我们提出了一个比较软性的题目，请他谈谈关于台湾的文化。没想到他却给了我们一个十分硬性的回答。

李敖：事实上台湾没有、在我看起来没有文化。我还特别写篇文章，题目叫作《台湾没有文化》。如果有的话就是暴发户的文化。我是很武断的。因为台湾在清朝的时候，它是个边陲地带，不是中原，它是边疆当时。尤其在郑成功的时候，那时候清朝管得很严，明朝也管得很严，叫片板不许入海，一块木头也不许进海，意思就是抵制日本人倭寇。到了清朝以后呢，抵制郑成功，所以都是封锁状态，所以台湾一开始这些人呢，台湾话叫“罗汉脚”，这些“罗汉脚”呢很勤勉，很努力，可是没有文化水平。后来日本人来了之后，搞了51年，日本人它也是没有什么文化水平，基本上在台湾没有，扯了51年。然后国民党又流亡得来，也扯了51年、50年下来。

所以这个台湾整个文化是暴发户的文化。暴发户文化就是说，最大特征就是附庸风雅。它的文化水平没有到，可是经济水平超过了，你懂我意思吧。就会花了很多冤枉钱，做了很多冤大头的事情。你看他房间里面摆起来，金玉满堂，老子一句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搞得这个俗气，都是酒柜。你去看看台湾的客厅，没有一个客厅像我这样子的，都是那种俗不可耐的。现在台湾自己神气，说是我们要搞本土文化，本土文化最丢人的一点就是凡是认为台湾的就好。可是台湾没有东西，你懂我意思吧。包括台湾的歌仔戏可以算是有一点点的，可是这个是跟着大陆的南管北管出来的，它没有本身的文化。所以大家觉得只要台湾的就好，本土化。结果这个好比台湾的画家，本土的，这个画家的画，好比说这幅画值800万，可是一个小时以后呢，8万块钱也不值了。什么意思呢，你把这幅画运到香港，完了，大家不承认。这个价位是你在你自己关着门做皇帝炒作的，实际上是没有这个价码的。

记者：那么范围小一点，谈谈报业和出版业，电影和电视。

李敖：台湾的报业呢，到国民党一来呢，国民党到台湾以后呢，开始反省，为什么大陆丢掉了？有两派理论，一个呢就是我们民主得不够，所以打不过共产党。另外一批呢，就是说我们专制得不够，独裁得不够，所以也失败了。那后来就是专制不够的这个感觉占上风，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台湾更管得要紧。大陆过去大，他管不住，你在北京抓我，我跑到南京去了，南京抓我，我跑到井冈山了，对不对？他的力量没有这么强。在台湾之后呢，国民党的力量强，这岛么，瓮中捉鳖一样，他控制着这边。所以呢他开始管制，各方面无孔不入。报纸就是其中之一，一共搞了40年。电视本身也是这个现象。不过像台湾电视是先被台湾的财阀把它分掉了。台湾财阀把电视变成一个……东森集团王令麟；或者这个和信集团辜振甫。大财团把它分掉了，分掉以后呢，你就没有言论自由啊，好比我讲，我节目里讲，我在骂王令麟，骂的话，过两天，他可能下命令说，一年以后李敖这个电视台我们频道不给你了，你就死掉了，你就没有了。电影也是，电影一开始也是一样管制的，可是后来，现在电影没有……电影死掉了。因为台湾的电影已经被美国的电影，被这美帝电影整个打败了。这个是很恐怖的一点，我们过去一直相信，相信自由，相信自由文化，自由竞争，相信凯因斯理论。可是这一次由于这个索拉斯这个现象，就给我们感到恐怖了。过去帝国主义它是到你国家来杀人越货，现在帝国主义不需要了，它带着大量的现金，100亿美金，1000亿美金，这样跟你对赌，你赌不过它，它把你吃掉啦。

像香港这一次，幸亏等于党中央支持，党中央这边正好外汇管制，占了便宜。我这儿不开放，所以你吃不到我。我们过去，大陆的，你们没有见过，过去北方有那种蝗虫，虫灾。蝗虫飞过来，等你麦子收成的时候，它来了。天都是黑的，整个把云都遮住了。那么多降下来，吃了，跑掉了。当然农民也可以抓蝗虫，把它抓来以后，然后放油锅里炸掉，炸蚂蚱。香港上一次就是等于索拉斯来，来蝗虫，你收成好了我来吃你，结果没吃到，把他当蚂蚱炸掉了。

李敖自称，写白话文，五百年内前三名都是李敖；他自诩为“博学的洪水猛兽”；他自封是二十四品之外的一品：“狂叛”。

李敖有一幅在照镜子时拍的照片，下面有这样一行说明文字：“要找佩服的人，我就照照镜子。”

李敖：我讲可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笑）。我告诉你什么原因，我觉得我在写的这个、别的不谈，我写的文字，就是这种白话文，我的白话文，我觉得一千万年以后，可能我的思想，像《李敖大全集》的思想，都落伍了。就像文天祥一样，文天祥的那个观念，在我们看都已经落伍了。可是他的死，那个精神存下来了。我写的可能一切都没有了，可是我觉得对中国的白话文，对语体文运用的能力，我觉得会永远的保存下来。

中国这个同音字的压力太大，所以我们跟你讲话你听不懂。我跟你讲话，好比你贵姓，我姓张，我会问你，弓长张还是立早章，为什么呢？两个张（章）是同音字，可是写法不一样。所以我们造成语言上的困难。为什么秦始皇可以书同文，车同轨，就是无法做到语同音，什么原因，就是他解决不了中文的问题。文言文以外，能够真正的把中国的语体文写得出神入化的，就在你眼前，这个人就在你眼前。

记者：凭什么您说您自己是最好的？

李敖：我的文章是可读的。一般人语文是看的。我的文章是可以念的，因为我们一般人写文章，不太能读的。欧阳修都会，你看《醉翁亭记》，他原文是“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酒洌而泉香。”原来是这个句子。他刻石碑刻好，刻上以后，他觉得这个句子不好。“酒洌而泉香，不如泉香而酒洌”，为什么呢，“洌”字是第二声，“泉香”是第一声，“洌”字好。所以把石碑敲掉重刻。欧阳修是真正能够这样子修辞修到很细腻的程度。可是这是文言文，在语体文里面，我是做到这一点。从表面上看，我也骂人，很粗糙啊，每一句好像自然的语言，事实上就像苏东坡写文章，如行云流水，看起来很自然，我是经过仔细雕饰过的。我们去看一个电影，一个小男生跟一个小女生在一起闲着没事干，两个人就Kiss，接吻。没有接吻过小男生就抱着小女孩子笨手笨脚的，这小女孩子就讲了一句话说Let me show you！我就问他们怎么翻，外文系的，他说翻成“那我吻给你看么，我做给你看”，我说这个不是好的翻译，你说你李敖怎么翻，我说要翻成“看我的！”这才是好的翻译。你懂我意思吧，我的中文就是这样磨练出来的。即使我写一段很撒野的话，都是要想过，并且念起来语调铿锵。要用响的字啊，有的是响的字，有的是不响的字，好比说，什么什么书局，什么什么书店，注意啊，书店就比书局的字响。

在我们看来，李敖的工作室简直就是一个不小的图书馆。尽管我们不敢苟同李敖的自我标榜，但面对他的家庭藏书，你不得不承认他的自我感觉良好，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李敖：这书是小儿科，我本来有三个这样的书房，现在已经被我消灭两个了，已经变小了，减肥了。你看中国古人，王安石他有个儿子叫王雱，它是下雨的雨字下面一个四方的方字，这个字念pang，王雱。王安石就跟刘贡父，他的好朋友说，他说我儿子是神童，王雱是神童，看书看一遍就记住了。这刘贡父就反问王安石说，哪家的儿子是看两遍啊？我儿子也看一遍。那古人都是记忆力好的，不然你根本不能够变成知识分子。为什么呢？书太少了。可是现在不得了，现在书太多了，一个人做不了这一点。看书就得讲方法，一目十行那不是本领，我绝不是一目十行，可是我也决不学速读，那速读是骗人的，我也不学。

记者：你有什么方法？

李敖：就是训练到看书，这一页打开，就好像这个字来找你，不是你找它。那Key words，重点的字立刻就突出来。看到这页，重点字过去了，然后看第二页，重点字。就这样子。这个是我第一本《李敖千秋评论丛书》。这个是第120本。一年12本，这是120本，正好出满十年，这个书。

从《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一期后，他一个月出一本，连续写了120本，而其中的96本是禁书，这也是今天李敖倍感骄傲的事情。

李敖：后来我写的《蒋介石研究》，写他的书写了6本。后来还给他写了本传记，死了二十年还写了本传记。就是等于掀出他的黑资料来。这是写、掀台湾的总统，他是叛徒。掀他们的资料。在台湾我专门干这种事情。这样我写了100多本书，禁了96本，如果有世界记录，有这一个条的话，被查禁的记录，我敢说，古往今来我是第一名，全世界第一名。因为一个人被禁了几本就泄气了，不会再写了，我会跟他们纠缠，纠缠到……最后他们不禁了，现在他们不禁了。我赢了，最后赢了，在96本以后我赢了。可是这个时间纠缠了差不多20多年。20多年以后我赢了。

我喜欢一个故事啊，就是汉朝，你看汉朝的皇帝啊，高帝，就是刘邦啊，高帝、惠帝（高后）、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孺子婴、王莽、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殇帝、安帝、顺帝、冲帝、质帝、桓帝、灵帝、献帝，这些是汉朝的皇帝啊。他这个高帝、惠帝（高后）、文帝、景帝、武帝、汉武帝的时候啊，汉武帝在巡视的时候，到一个郎官署、郎署，小官的那个，看到一个老郎官给他磕头，汉武帝奇怪，说你这么老了怎么还做这么小的官呢？这个郎官颜驷，颜色的颜，驷是驷马难追的驷，颜驷就报告汉武帝，他说我在你祖父时代就做这个官哪，你的爸爸时代我也做这个官。就从文帝做这个官，景帝做这个官，汉武帝时还做这个小郎官。汉武帝问，你为什么一直不升官呢？这么倒楣呢？他说我在你爷爷时代啊，我是军人，你爷爷喜欢文官，“文帝好文臣好武”，我喜欢（当）武官。所以一直吃不开。你爸爸时代呢，“景帝好老臣年少”，他喜欢老年的大臣，我年纪太轻。到了你这一代呢，“陛下好少臣又老”，你喜欢年轻，我又老了。跟你们三代搭配不上，所以一直倒霉。

在台湾，蒋介石统治了27年，在台湾，大陆不算。他死了以后，蒋经国干了13年，父子两个人干掉了40年。跟我同岁，蒋介石的孙子，长孙叫蒋孝文，跟我同岁，生在1935年，他妈的他死掉了，他不死他接班啦，我们被一连三代压下去压到现在，你懂我意思吧。好了，现在他，蒋介石死了，蒋经国死了，蒋经国大儿子蒋孝文死了，二儿子蒋孝武死了，三儿子蒋孝勇也死了，一窝子都死掉了……可是我老了，你懂我意思吧，我的敌人死光了，可是我老掉了。现在我主要的对象是跟这些年轻人去争胜。过去苏东坡不是被倒霉，一辈子被流放么，他的罪状就因为他喜欢跟朝廷争胜，老跟政府斗。现在我的对象就是这些年轻人，我觉得年轻人被国民党教育训练坏了，一群混蛋，本来是一群老混蛋，现在又要斗这群小混蛋。所以我现在……我写一本书与他们斗气啊，你们写书，畅销书，老子也写畅销书，跟你们斗。可是你们的书是什么书呢，那书6万字印得，那种配几个图片，这是一本书？我们这书35万字，觉得好像得意。可是事实上我的感觉告诉你，我像一个人老珠黄的女人，可是还在跳这个脱衣舞，你懂我的意思吧。当年有名的脱衣舞星，像美国的吉普赛·罗斯丽，那种有名的脱衣舞星，可是老了以后还在跳，自己什么感觉，别人看了什么感觉，我不晓得。

李敖前后坐过10年的牢。但依然没有改变他二十四品之外的一品：“狂叛”的个性，此外还没有改变的便是他的谈笑风生和玩世不恭。

记者：你当年在监狱里的时候也是这么乐观吗？

李敖：必须乐观。不乐观你活不下去的，必须乐观。我相信这乐观不是一个说法，而是一个做法。就像林肯所说的，他说你可以像你自己所要求那样子快乐，那样快乐。这个是可以人工制造的。好比说你现在不愉快啊，好，你跑5000公尺，一身大汗，回来洗个冷水浴，你的感觉就跟你刚才不愉快的感觉不一样了。这个东西可以外面打进来制造，使你变得愉快的。我看过一个故事，一个老祖母，她的孙女死掉了，可是呢，大家看她表情没有很难过的表情。有一个人忍不住就问她，你孙女死掉了，你好像很达观的样子。她说没有错，她说我的未来是指日可数，哪天死随时都想得到的，她说每1个小时我都很珍惜。我花1小时去哭我的孙女、小孙女，我去痛苦，不如去花这1小时去回想我跟她在一起快乐的时光。我们一起吃冰淇淋，一起在树后面捉迷藏，也很好吗。

我的情绪等于一个坐标一样，这个坐标本身水平的。没有快乐也没有痛苦，苏曼殊的诗，所谓“与人无爱与人无憎”，可是如果有情绪的话，我会要正面的情绪，就是兴奋、快乐、高兴得哈哈笑。坐标以下的，沮丧、不快乐、痛苦、厌倦，这种情绪都被我消灭掉了，我可以告诉你。我会有，有这遭遇，好比说我跟人打官司，忽然判决，法官判决说我输了，打了败仗当然不高兴，可是对我而言三分钟就过去了。干吗呢，赶紧坐下来，就要整这个法官，如何把这法官斗倒斗臭，这是我要做的事情，很积极的一面。汉朝的光武皇帝也是，他不是打了败仗，他跟王莽打，王莽派出一个特种部队来，里面有很高的人，有老虎、有象，一群怪的东西跟他打，光武皇帝的部队打垮了，打垮以后，他夜里去查营，视察大家，哀声叹气、喝酒、睡觉，可是有一个人呢，就是大将军吴汉，他在擦这个枪，在准备下一次的战斗。那些情绪，喝酒、哀声叹气、哭、睡觉都逃避了，他要做的是第二次战斗，下一次战斗。所以汉光武讲一句话，这个“差强人意”啊，我们中国的典故就从这里来的，差强人意，这还差不多符合我们的要求。基本上我是一个玩世的人，跟胡兆扬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我们都是嘻嘻哈哈的人。如果你不玩世，你很严肃的话，早就得了胃病了，或者胃癌死掉了，活不下去。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李敖的书被禁止出版，李敖自己被禁止离开台湾。今天书也出版了，人也可以自由了，但李敖依然没有离开过台湾，并且说，今生大概不打算再离开了。

李敖：再过7个月，到了明年（1999年）5月12号，我来台湾50年，满来50年。可是这50年跟胡兆扬不一样，我一天也没有离开，连续的50年，在这个鬼地方，连续50年。这是很少见的。你如果50岁以下，根本不能跟我比，那50岁以上，能够离开而不离开，连续50年的，除了台湾一些老的农夫以外，几乎就很少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政府不让我走，不让我走。现在我可以走了，可是我自己不想走了。原因……大陆我也没有回去看看，原因就是，我有一句聪明的话给我自己，就是“重温旧梦就是破坏旧梦”，懂我意思吗。我有一个好朋友，真的是浙江人，陆啸钊，浙江人。他四十几年以后回到大陆，约来他当年青梅竹马的女朋友，在他以前的，也许是富春江旁边啊，一个小河旁边重新聚会，他先去，坐在河边等他女朋友，远远地看到一个老太太，又黑又胖，就这样摇摇晃晃来了，就是他的青梅竹马的情人。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想逃掉，你懂我意思吧。所以后来回来跟我讲，我笑陆啸钊，我说你这么聪明，怎么可以重温旧梦呢，你一定破坏旧梦。

我太会念书了，所以我的一些经验一些知识都是从书本上来的。并且注意读活书。一般人读我的书读了十分之一就变成书呆子了。我是读活书，读活书的意思告诉我一个经验，我们摄取知识的最快的方法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人类的经验严格来讲是间断的而不是直接的。可是很多人很笨，他希望In person一切身临其境。尤其这些喜欢旅行的人，胡兆扬（笑）……到处乱跑，你怎么可能跑这么多名山圣水呢？你怎么可能说像阿姆斯特朗一样到了月球上面来看地球呢？你不可能有这个经验，因为对不起，做太空人你不够资格，不要你去。好，你又不可能爬到圣母峰上面回头看西藏高原，你没有这体力，爬上去需要很高的登山家的本领。所以你不可能一切靠经验，不可能的事情，你会漏掉太多的并且太累了。所以我就发明一种理论，这理论不是我发明的是苏东坡发明的，就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无一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看庐山不要去庐山，去庐山里边你看不出来了，看不到了。

记者：横看成岭侧成峰，也是看了之后才写的呀。

李敖：是是是，看了以后上当了才写的（笑）。这个北京城外有这个明朝皇帝十三个坟，叫明十三陵。其中定陵已经打开了，万历皇帝的坟打开了，如果我们亲自去，坐很多车坐飞机然后下去，在里边又冷得要死，那个鬼地方冷得要命，你们有没有去过定陵啊？你去过，我不去的。我买来这个定陵的发掘报告你看见没有，纸上谈兵。我大概花两个小时这个书大概可以浏览一遍。有一张图片是他们所没有看到的，就是当这个棺材打开的时候，万历皇帝的棺材打开的时候，就这张照片，万历皇帝的骷髅，他胸前的肋骨，他的龙袍，都碎掉了，他的靴子。这棺材打开的时候，照的这张像，这个呢是人类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这样子把一个皇帝的棺材盖打开，看到死后皇帝的样子。“故一时之雄也，而今天安在哉？”就这样子。埃及金字塔也有那个，不过它那棺材盖子上面坐的那个是太子也不是皇帝。这个给我们一个感觉，你皇帝再神气也不过这个下场，很具体的感觉。可是，胡兆扬、陈总他们到了定陵看得到了吗？

胡兆扬、陈总：没有，没有。

李敖：没有了么，被毁掉了么，没有了。所以我在台北看得比你们还多，你们累得臭死，我在台北扇着扇子就看到了。那你说不具体，要这么具体干吗？你想象力丰富点就具体了。英文本来，他们说英文是胡扯的，英文本来是德文。有一个有名的文学家叫Samuel Gohnson，就是约翰生，他（胡兆扬）是外文系的我不敢说得太多了，他内行。他花了8年半时间做了一部字典，把英文正式确定了。这个人他是不太出门的，他的学生鲍斯威尔就跟他讲，老师我们去爱尔兰去玩，他说不去。别人说，到都柏林去玩，他说不去，他说那是一个烂城我不去。他的学生跟他讲，爱尔兰北部有些风景区叫吉斯考斯威，Gints’ causeway是什么地方呢，就是火山爆发的时候出来很多的岩浆，喷出来的时候碰到冷空气或海水，立刻凝结了，凝结了变成很多怪石头，每个石头都有六个角，一片，都是那个六角的怪石头，很好看。所以，这鲍斯威尔，学生问这个老师约翰生说，这个Gints’ causeway可以去看吧，值不值得看？约翰生说，值得看，可是不值得跑去看（笑）。这就是我的观点。所以我怀疑你们到台湾来，怎么会、台湾有这么值得去这样到处拍摄的，折腾一个月还不走？我觉得你们值得吗（笑）？

记者：你还有小学的存件啊？

李敖：还有，我有一点点小学的存件，在北京的这个。

尽管李敖没有回过大陆，但大陆一天也没有离开过李敖，对大陆的了解用他的话来说是“神游”。

李敖在一本书的扉页上这样写道：“不止台湾出了一个李敖，而是中国出了一个李敖。我总归是大陆型的人，也许多年以后，我会归骨于昆仑之西……”当年李敖被监禁的一条莫须有罪名是亲共。其实李敖只是比较客观地看待了国共两党的历史和大陆与台湾之间的现实。

李敖：这个为什么会有几个钱？这跟过去国民党逃到台湾来搞了一个币制，叫“金圆券”，金圆券颁布的时候呢，就是说全中国的老百姓，除了你手上的金戒指以外，你家里的黄金都要交归国库来换取这个金圆券，不交的话呢，人送法办，黄金没收，雷厉风行。交上去以后呢，高速贬值。那个时候我在上海，你绝对想不到的，我在中午吃面，吃面的时候就发现牛肉面的价钱啊，饭店墙上的那个价钱啊，那个毛笔字还没干。好比一碗45万，贴上去了就50万，懂我意思吧。所以你要吃这碗面，准备50万吃这碗面还要快吃，因为不小心它一会儿就变成55万了，就变成这样子。最后发现印钞票的钱都超过了这个价位。停止了国民党就逃到台湾来，就把全中国的老百姓的黄金，放到国库里面的一共92万两运到台湾，后来慢慢还是贬值，贬值到最后黄金慢慢……可是这时候国民党由于韩战的原因，后来又有什么越战这个机会呢，就……所以经济起飞。到今天就变成暴发户。变成暴发户了现在看起来那些钱没有多少钱，就3亿美金。可是3亿美金，什么时候的3亿美金呢？是国民党逃亡时候的3亿美金，这批黄金到了台湾，大陆失掉了这批黄金。当时大家都穷，这笔钱就很重要。我们说这是“劫贫济富”，所以变成了举全国的财富来救了台湾一个省。可是大陆开始就先天不足，就是没有这个钱，所以大陆这个经济受到影响，直到现在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笔钱不见了。现在台湾人变成暴发户以后还讲，那大不了我还它好了。你还它，你可以还出3亿美金的黄金来，可是当时这个机会没有了。

台湾文史部分并不比大陆好，科技的部分还不如大陆。这是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特别讲的。就是大陆的科学技术比台湾好。人才多么，人多。我很赞美共产党的一点，就是说，中国历来所实行的很多，好比说清朝末年实行这个戊戌变法、开明专制、君主专制到三民主义，杂七杂八，好多的试验，这么多，最后实践共产主义，这里面有一点是成功的，就是从鸦片战争到现在150年来，我们中国要面对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避免挨打，一个是如何避免挨饿，现在呢，如何避免挨打真的被共产党做成了，没有人敢打中国了，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的。共产党不管花了多少代价，它这点做成功了。

我们在李敖先生的书中读到这样一段文字：“虽然我也以玩世与愤世跟这个岛周旋，跟这个岛上的恶政与小人周旋，但是基本上与心境上，我只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而已，我真正的心，在遥远的所在，那种遥远既是空间的，也是时间的。”

尽管李敖先生表示不再离开台湾。但我们还是希望李敖先生能来大陆看一看。姑且是“重温旧梦、一定破坏旧梦”。可是，为什么非得要“重温旧梦”呢？李敖先生。

19990403《长江日报》专访李敖

快意放言，狂傲不减

李敖个人档案：

李敖，1935年生于哈尔滨，现执教于东吴大学（wjm_tcy注：完全错误。李敖在东吴教书日期是1993年到1996年，1999年早已不教书了。）。李敖文笔自成一家，自喻为百年来中国人写白话文之翘楚。发表著作上百余种，以评论性文章最脍炙人口，《胡适评传》、《蒋介石研究集》为其代表作。西方传媒将其称为“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批评家”。

采访时间：1999年3月

采访背景：继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李敖回忆录》之后，最近该公司又出版了《李敖快意恩仇录》一书，再次引起人们关注。事实上，对台湾这位横睨一世卓而不群的狂傲文人，人们一直充满兴趣。为此，作者拨通了李敖台湾家中的电话……

记者：为什么您在《李敖回忆录》之后又出版了《李敖快意恩仇录》？

李敖：原因很简单，为什么马克思在写了《资本论》第一卷之后还要写第二卷、第三卷。理由就这么简单。因为第一本写得不够，所以要接着写，就这样子。

记者：您现在写什么？

李敖：现在我在写我的另一本小说。我除了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一本《北京法源寺》这样的小说，我现在在写另外一本小说。

记者：能透露一点吗？这部小说是什么内容？

李敖：写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写其中一个烈士没死，他叫第七十三烈士，是以这个为背景。

记者：这部小说大约什么时侯能写出来？

李敖：恐怕还有一两年时间。可能没那么快。

记者：您的作品在大陆已经出了多少本？

李敖：也搞不清楚了。最主要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一些，还有就是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的一些。其他的就是盗印本，还有二渠道版本。我搞不清楚了。

记者：您被（海外媒体）认为是“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批评家”，也被认为是“中国第一狂傲文人”。当然您作品中还认为自己是个顽童、战士、英雄、文化基督山、社会罗宾汉，对此，您自己认为您最能够带给人们的是什么？

李敖：我觉得我最能带给人们的是对一个不合理的现状——像在国民党伪政府统治之下不合理现状的一个合理反抗。我觉得我最能够做到这一点。虽然我坐过两次牢，可是我这方面做得很不错。虽然国民党伪政府查禁了我96本书，我一共写了一百多本，结果96本被查禁，可是我还是能够继续写个不停，他们也禁个没完。最后在蒋介石死了之后，蒋经国死了以后，他们的势力、查禁的势力衰退下来了，所以……我觉得我变成了胜利者。就好象过去的马克思也是一样，他的书也是被查禁，对不对？办的报纸也被查禁。马克思没能被关起来，我被关起来了。年纪也差不多了，马克思65岁就死了，我已经64岁了。

记者：对于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和欧洲现代文明，您的价值取向是什么？或者说对于中华民族应该怎样来认识和发展自己的文化？

李敖：我们对文化的本质要有所了解。一般我们希望只要人家好的，不要人家坏的，实际上很难。就好象哥伦布发现美洲，可是他还把美洲的梅毒带到全世界，烟草也带到全世界。哥伦布不能说我只要好的不要坏的。同样的，现在世界文化交融的状态下，我们很难阻拦世界或其他地方不好的文化侵略过来，我们挡不住的。所以我们要发扬我们一些好的文化。我的另外一本书《中国思想史》也是就这个观点发挥出来。

记者：读者很关心您的近况，想知道您除了写作之外，您还在做些什么？

李敖：除了写作之外，偶尔还在做一些活动。比如过去为了日本人欺负中国人，二战时强迫女孩子去做军中慰安妇、性奴隶，日本人要进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说你要进来，但你过去的记录太坏，要把屁股擦干净。所以日本人就预备贿赂，给慰安妇钱，政府不道歉，想私了。我就看不下去，我搞义卖活动，把我的收藏品都卖掉，捐出钱来（据说是30万），（wjm_tcy注：其实是100万美金，相当于3300万台币，也就是那时候人民币800多万）给慰安妇。这个钱就是说同样的我给你们，可是不要要日本人的钱，因为日本人的钱太脏了，我们为了尊严不要日本人的钱。我会做这样的活动。除此之外，我是个基本不和别人来往的人。我是六亲不认的，我也是吃喝嫖赌都不来。我也不喝咖啡，也不喝茶，也不喝冷水，是个很简单的清教徒。在这个地方我变成了工作狂，所以我哪儿都不去。大陆呢，我从49年离开北京以后，今年正好50年，所以我等于离开大陆50年了。

记者：您的北京话说得非常标准。

李敖：我的小学是在北京上的，新鲜胡同小学（这所小学出了不少名人），后来又念了北京四中，四中念了几个月，我就颠儿了，由天津到上海，由上海就跟着爸爸到台湾，我刚14岁。情况就这么简单。我在台湾一糗（北京话，呆着的意思）就糗了50年，我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去国民党伪政府不让我走，现在让我走我也不走了，我就呆在这儿，跟他们泡上了。（笑）我讲的都是北京话。

记者：您最近会来北京吗？

李敖：我想我不会。我讲了一句名言：重温旧梦就是破坏旧梦，我的意思是我不会回来了。我没有别的意思，中国有句老话叫“近乡情怯”，不回来也好吧。我很多在新鲜胡同小学的同学在北京也蛮好的。像中央交响乐团首席双簧管演奏家章棣和先生，王铁成也是我的同学。

记者：是演周恩来的王铁成吗？

李敖：是。两岁时我从哈尔滨来到北京，住了11年，所以我在北京念到初一才离开。

记者：14岁离开就再也没回来？

李敖：13岁离开，后来到天津、上海，14岁到台湾。所以我对北京的印象还很深，我对北京的印象是有着城门楼子的，有城墙的。

记者：现在很多都没有了。

李敖：看图片我都还知道，什么城门楼子在，什么墙给拆了，我还保持最新的理解。

记者：我还是希望您有机会到北京来看一看。

李敖：也是啊。我基本主张“卧游”“神游”的。我没有去过十三陵的明朝皇帝坟，我买过两大本的定陵报告。我看了书，看了万历皇帝棺材打开后的骷髅。皇帝的骷髅，全世界都没见过这种场面，因为看不到。“故一世之雄也，如今安在哉”。如果你真的到了定陵，冷飕飕的下去看，已经看不到骷髅了，因为已经被毁掉了。所以我喜欢在书本上看东西，因为书上看的比实际上更多。有人说“你在书里看没有临场感，不是亲临其境，感觉不一样。”也未必。所以苏东坡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到了庐山里面你何能不了解庐山了？我的意思是保持距离也不错。

记者：那您还想北京的小吃吗？

李敖：想到了。我想到我们吃的那个驴打滚、凉粉、冰糖葫芦都记得，恍然如昨。

记者：您在台湾能吃到吗？

李敖：台湾可以吃到一些北京小吃。不过材料不同，所以味道也就不一样。比方说山楂酪，山楂不好，味道也就差一点。羊肉火锅，羊肉不好就差一点。

记者：您现在的身体好吗？

李敖：我只能说跟我同年龄的人，在台湾我身体是最好的，因为我生活非常正常。我讲过，没有什么暴饮暴食，跟别人也不来往，也不参加婚丧喜庆，生活很有节制，并且夜里八点半就睡了，半夜两点半、三点就起来了，所以我生活非常单纯。

记者：您听京剧吗？

李敖：小时候听过。小时侯在北京大栅栏听京戏，我还见过马连良、李万春，大了就不听了。

记者：那您最怀念北京的什么？

李敖：厂甸。过年的时侯到厂甸逛书摊，那是我最怀念的，我可以在厂甸看到很多书。过年的时侯逛的，平常也去过隆福寺、天桥看杂耍。

记者：现在这些地方全变样了。

李敖：这也是我不回去的原因。回去梦就碎了，这是人老的原因。人老了就有了这种感觉。（笑）

记者：很多读者还是希望您回来。在台湾很多作家中，您是这边读者最喜欢的作家之一。

李敖：谢谢。可能大陆读者有错觉，不要看成是最喜欢的作家之一，应该看成是唯一，不要看成是之一。台湾也有很多烂作家到大陆招摇撞骗。我认为在国民党统治之下，没有什么像样作家。它这种环境，不太允许产生特例独行的第一流作家。

记者：大陆作家您比较喜欢谁？

李敖：大陆作家……我觉得很难过，因为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看不到大陆作品。后来我觉得两岸隔得太久了，可能有点距离。我觉得大陆有很多地方和我意见不一样，比如说鲁迅，我佩服鲁迅写的《中国小说史略》、写《阿Q正传》都不错的，可是事实上鲁迅的大部分杂文写得并不好……

记者：希望您多保重身体，多看到您的作品，最希望再来北京。

李敖：钱钟书有句话很有趣：“吃鸡蛋就好了，不要看老母鸡。”事实上英国作家罗斯汀也讲：“你最好看作家的作品，不要认识他这个人。认识人你就会觉得很失望。”虽然我个人不会使人失望，但我觉得还是保持些距离为好。

记者：中国作家从古到今，谁对您影响最大？

李敖：我很少被单一的作家影响，因为我看书是多方的。可能某一个人在某一点上或者某一句子上影响到我。像苏东坡就抱怨好的句子都被唐朝的杜甫写完了，意思是说很多好的句子我也想到了，可别人写出来之后我再写，人家说我抄人家的。有这种现象。所以我不太受单一作家影响。如果说我真佩服哪一个人的话，我只要照照镜子就知道了。

记者：您如果想念北京的什么，可以和我们联系。

李敖：谢谢。事实上我有许多管道可以取得大陆的资料。我买到很多大陆的东西，有些大陆都不太容易买到。中国哲学家老子说：“不出户知天下”，我不出门可以知道世界大事。我希望我不回去，也知道祖国的一切。

（原载1999年4月3日《长江日报》）

1999年6月PLAYBOY专访李敖

专访李敖——PLAYBOY头号校友

谈思想和女人、国民党和女人、PLAYBOY和女人

如果这世界没有女人，李敖是否还存在？

如果真理不死，李敖是否将长存？

在李敖的生命中，其实是没有那么多假设的，长袍怪李敖，政治犯李敖，大男人李敖，无神论者李敖，拍裸照的李敖，写情诗的李敖，看playboy打手枪的李敖。

在一个大雨滂沱，天空中喧扰着七块论的午后，我们访问了李敖和他的书房。一进门，我们好像见到playboy的老校友般——不必多加寒暄就直接聊起了共有的话题：思想、生活、情欲、女人。近来常被媒体称为大师的李敖，开心地向我们展示他珍藏的playboy海报。

从来没有一次专访让我们发出这么多的笑声，像一个善于说笑话的老教授般，因为我们的回应，李敖绽露了在媒体上少见的和蔼笑容……

P：听说你跟PLAYBOY有很深的渊源？

李：我跟PLAYBOY有段时间是同步成长的，那时候在台湾几乎买不到PLAYBOY，只能在美军顾问团的福利社看到一些。后来在86年、89年，我接受过香港版和台湾版PLAYBOY的专访。90年美版PLAYBOY的企业年报还曾经刊出我的照片。

P：你在书中用过一张PLAYBOY的照片，你似乎对这对双胞胎有特别的迷恋，书上有一大段篇幅提到她们？

李：那是1970年10月号的一对双胞胎姐妹花mary & madeline collinson，原版的拉页现在还挂在我房里。她们对我而言，当我在牢里面那种忧患状态下变成我逃避现实的道具，虽然那是很短暂的。就像我书中写的“那天晚上对着双胞胎姐妹，我做了一生中最痛快的一次手淫”。

P：你喜欢什么样的的女人形象？

李：我喜欢瘦不露骨（skinny）的女人，不喜欢很大的奶……笨笨的。我喜欢女人不那么艳丽。我喜欢的是琼瑶小说里面那种17岁、有点忧郁的女人，比较性感。像叶月里绪菜，她就是那种有点病态的女人，举起两只手看起来只有两个奶头，几乎没有乳房，很像德国集中营里饿得快死的那种女人。我觉得这种女人很性感。一般人认为她太瘦了，一般男人很笨，喜欢那种波霸的女人，我喜欢她那种可怜巴巴的表情，会有很多幻想出来。

P：应该有些人说你太大男人？

李：他们很有眼光。因为我大男人，所以允许大女人跟我胡说八道，我只是笑一笑，像我对陈文茜相当宽大，我跟她斗嘴的时候，还对她客气三分。

P：现在的女星，你希望看到谁上PLAYBOY？

李：现在哪有女星？有一次我惊鸿一瞥，看到香港一个叫梁咏琪的女孩子，不过她眼睛太大了点。如果要讲有特色的女人，莫文蔚很有特色，瘦巴巴的，有她自己的味道。

※节录自PLAYBOY国际中文36期，1999年6月号

19990819《中国时报》专访李敖

李敖：主打扁 次攻连 不放过宋

知名作家李敖将代表新党参选总统，李敖于昨日晚间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他只花一分钟就决定了这件事，好事就是要冲动。李敖说，新党反黑金、反台独、当小市民代言人的理念与他相同，这是双方合作的基础；至于以前曾和他一起从事反对运动的陈水扁，在当选台北市长后，已悖离了反对运动的精神，他讨厌陈水扁甚过连战，此次选举他将主打陈水扁、次攻连战，但也不会放过宋楚瑜。

有关可能的副总统人选，李敖说，目前尚未决定，但肯定不会是女性，因为女人不适合从政。他说，等到其他四位总统参选人都决定了副手人选后，他才会决定搭配人选，而副总统人选，他也只消一分钟就可决定。

李敖亦自称，他参选这件事，连他太太都事先不知情，他太太看到电视后，目前则是全力反对。以下是专访摘要：

问：您此次选举，似乎主要是冲着连战与陈水扁而来，您为何对这两人如此不满？是厌恶吗？还是仇恨？

答：没有错，就是冲着他们两人而来，没有私人的仇恨，但厌恶会有。你不觉得看到陈水扁讲话那种希特勒的口气，就浑身不自在吗？他悖离了党外运动的理想，就我看来，适合惩治叛乱条例的罪名。

问：您是把陈水扁比拟成希特勒吗？什么又是您认为的党外运动的理想？

答：不是说比拟成希特勒，是小型的……就像著名电影明星劳莱与哈台，有个朋友问劳莱，你从事什么生意，劳莱说，从事木材生意；那个朋友问哈台，你从事什么生意，哈台说，他也是从事木材业。那个朋友再问哈台，你卖什么的，哈台说，我是卖牙签的，“in a small way.”（李敖指他不是直接将陈水扁比拟成希特勒，但在某种程度上，对陈水扁有这样的感觉。）所谓党外运动的精神就是反对国民党，怎么可以跟国民党和解？

问：但有人认为新党骨子里还是国民党，甚至比国民党还国民党，您为何又支持新党呢？

答：你注意新党有一个特色，这些人人品都蛮好的，没有黑金、贪污等等，所以他们很快就会被我征服。我与新党有四点理念是相同的，即反黑金、反台独、两岸问题和平解决、关心小市民生活，我们在这四点基础上来合作。我很难预期我可以拿多少选票，太少也不好、太多也不好。不过新党现在也是死中求生，新党要不参加总统选举，就出局了；我代表新党参选总统，当然也就是在义助新党。

问：在党外时代，您和陈水扁毫无交情？什么时候开始，您对他产生厌恶感 ？

答：从他当选台北市长开始，我觉得看到他，就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以前在党外办杂志时，陈水扁常常到我家来，他坐牢的时候，我还去送书给他，请问那时候哪个外省人会理他？但也不能说我们交情深，因为他这个人不讨人喜欢。

问：那您对连战、宋楚瑜和许信良的看法？

答：你不觉得连战是个很讨厌的人吗？连战吃一个午饭，两百个警察在那里拦路，小老百姓买了午饭要过街，过不去。我太太在太平洋俱乐部，有次连战去吃饭，两个电梯全部封锁，一个是为应付紧急情况，连要下来，一个是为了连战可能随时要下来，你什么意思啊！

问：这是否仅是副总统享有的必要安全维护，为了这样的小事……

答：绝不是小事，人民的事都是大事，他有这样的观念证明他不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人物。张惠妹讲的，你给我感觉，人家的感觉就是不对。

问：那你赞同宋楚瑜说这是场贵族与平民之争？

答：宋的说法当然是种分化的策略。但宋说他是小市民代言人，我则是被迫害的代言人。我从没有说我要放过宋楚瑜，尤其在最后一场辩论会，我会以我的犀利、口才和证据消灭连、消灭扁、给宋难看。宋楚瑜以前做过很多坏事，但他不承认，他不忏悔，好像以前从来没有一件事做错。我们今天要跟他算这个帐，但还是选你，就是这样，要让你不痛快。至于许信良，我觉得他很了不起，他从政客转变为政治家，要付出很大代价，这一点很不简单。

问：但也有人认为许信良是善变的机会主义者。

答：善变有什么关系呢？善变也是政治人物的一种特色。

问：回到宋楚瑜，究竟什么特质，让你觉得大家可以选他？

答：四个人当中总要选一个人出来嘛！宋楚瑜很适合，因为他做事很稳健。

问：会比连战稳健吗？

答：连战不是稳健，连战是呆头鹅，甚至呆滞。

问：也有人说宋太权谋。

答：政治人物哪有不权谋的，政治人物就是在骗人的，不搞权谋是白痴、被人家骗。我就是最权谋的，大家都说只有四个人要出来选，我就是要告诉你们，五个人就是五个人，我说了算。当然宋楚瑜有可能是另一个李登辉，他现在只是一个住在公寓里的李登辉。但他比较灵活，当初外省人讨厌他，现在都忘了，本省人现在也喜欢他，你不能不说他转型得相当成功；大内高手这个外号，还是过去我封给他的。

问：你还是希望将来你和新党在宋当选后，能扮演一个监督的角色？

答：对，对。

问：如果您万一当选总统，会是个称职的总统吗？

答：台湾人民对选出一个“李总统”还没受够吗？还要有第二个吗？

问：今天已有人喊您李总统好。您当了一天的李总统，滋味如何？

答：过去凯撒大帝打胜仗回来，有个算命的告诉他，“当心3月15日！”到了3月15日，凯撒大帝要进去国会前，又碰到这个算命的，凯撒笑说，今天就是3月15日，你算命不灵；算命的说：“今天还没过去！”结果凯撒一进去就被杀掉了。所以今天还没过去。

问：打选战方式？

答：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会花一毛钱打选战。

问：您的副手人选，何时会决定？

答：等其他四位候选人都决定其副总统搭配人选后，我再决定，我也只要花一分钟就可以决定。但我肯定副手不会是女人，因为女人有两大特质，是非不明、感情用事，不适合政治。【记者马维敏、刘永祥、徐孝慈专访】

星期一，08/23/99

李敖：要“出卖”台湾，才能买回大陆

【记者陈嘉宏台北报导】可望代表新党竞选总统的李敖昨天出席新党六周年党庆，并发表一场专题演讲。李敖在会中花了相当多的时间阐述他对两岸关系的看法，他主张尽快与大陆进行谈判，并再度宣扬他一国两制的理念。他说，要“出卖”台湾，才能买回大陆，更进一步保障台湾的安全。他更毛遂自荐要求担任台湾的谈判代表，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改称“中华民国”，让青天白日旗飘扬在大陆上。

昨天有将近五千名群众涌到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会场聆听李敖的演讲。李敖在会中妙语如珠，频频以生动的故事来阐述他的想法及政策；但他炮火依然猛烈，左批李登辉，右打民进党，不时还波及新党。会场内的群众尽皆风靡于李敖的口才与反应，演讲过程中“李总统当选”、“李敖，当选”的声浪不断，久违的黄旗及大地一声雷的歌声也重新出现在会场。

一开场，李敖就向在场的新党支持者及大老公职们表示感谢之意。李敖说，他感谢新党有如此胸襟，在还没提名之前，就选了李敖，他除了要向在场的所有新党人感谢对他的抬举跟厚爱外，也要在场的群众一起与他怀念没有来到会场的赵少康及“我的被告”郁慕明，甚至被新党开除的周荃及“我的敌人”朱高正。

李敖说，他与新党没什么渊源，只是新党里有像郁慕明及朱高正这些他的被告。他表示，不能不收回新党是烂香瓜的话，因为，新党人听到这样的话都快哭了；他又打趣地说：“新党找我，不是上了贼船，而是贼上了船。”

话锋一转，李敖谈起对两岸问题的看法，他表示，几十年来台湾反共抗俄的教育太成功了，蒋介石虽然已经死了，但是他的精神还在，尤其蒋将共产党妖魔化及矮小化的遗教，更是深深烙印在台独人士的心里，造成全世界都在怕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有台湾以为有美国的依靠，可以不怕中国。

李敖说，李登辉及台独人士说，不要怕中共对我们的文攻武吓，但是，一直到大停电的那天，我们才知道，台湾有七千九百多座高压电塔，只要中共一个飞弹打到电塔上，一打中台湾就停电三天，“台湾人活得下去吗？”中共就算没有武力打台湾，只要土法炼钢，同样可置我们于死地。

李敖表示，台湾人的尊严向来藏在美国人的背后里，李登辉的两国论喊啊喊，“但是你敢不敢入宪？”弄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说这是你李登辉的个人行为，台湾有这种国家领导人实在令人难过。

李敖指出，依他的看法，保障台湾安全有几种做法：

第一是关大门，维持现状。不过共产党不甘心，一些急统或急独的人也会破坏现况，所以不可行。

第二是抱大腿，抱美国的大腿以求保护，不过历史证明美国的大腿实在不可靠。

第三是打大仗，不惜与中共一战，但即使台湾打赢了，也是满地的跛脚人，这仗打不得。

第四是讲大话，也就是谈判，这是唯一可行的路。

因此，李敖提出另一项口号：“出卖台湾，买回大陆”。

李敖说，不少人担心台湾被出卖，“我就卖给你看，台湾如果能卖个好价钱，还不错哩。”李敖说，出卖是谈判过程里的一种让步，但该属于我们的，我们掐住不放，甚至要得更多。他强调，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也是台湾最后的筹码，如果大家信得过，“我与陈文茜之流的，到大陆去跟他们谈。”

李敖说，台湾不应该用戴帽子的方式来看待一国两制，邓小平谈一国两制时曾说，两地的制度五十年不变，

汪道涵也说只要两岸同意一个中国，连国号都可以谈。两地比制度，难道我们会输给他们？为何台湾不去跟中华人民共和国谈谈看呢？届时不仅国号可以简称中华民国，连国旗都可奉劝中共不要再拿已失去意义的五星旗，而一起拿中共在抗战时曾拿过的青天白日旗。

李敖说，大陆把台湾当兄弟，台湾每年从大陆那边赚人家两百亿美金，因此解决了台湾不少失业问题，“台湾拿人家的，吃人家的，还要骂人家，这是什么道德，什么政治？”他说，照他的计划，新党的梦可以成功，中华民国万岁 。

最后再度谈到他与新党的关系，李敖说，新党是他新交的朋友，没什么渊源，反倒是民进党，尤其是民进党的前身，与他有革命感情；“但今天，你们是我走对路的朋友，他们是我走错路的兄弟。”

李敖说，今天基于他“侠义性格”，与新党站在一起，希望新党壮大，但有朝一日，民进党没落了，台独梦醒，绿旗梦碎，“基于我的侠义性格，我又会站在没落的民进党那边。”说着说着，李敖又拿起袋子里装的绿夹克，宣称“我不是说着玩的”，他逗趣的说法举动博得满堂采，结束了这场演讲。

19990825《商业周刊》专访李敖

从历史的角度看“两国论”和“美国牌”

李敖：美国最后必须放弃台湾！

李登辉总统发表“特殊两国论”以来，牵动美、中、台三方关系新的变局。究竟整个局面会如何发展下去？在这整个棋局当中，谁才是最后的赢家？历史家兼评论家李敖特别接受《商业周刊》的专访，提出他另类的观察与剖析……

《商业周刊》问（以下简称问）：李登辉总统发表“两国论”以来，各界对美 、中、台三方情势将如何发展，看法、争议颇多。现在虽然经过了一、两个月了，状况似乎仍然相当混沌。你长年研究历史，从历史角度来看，“两国论”将产生什么作用？美国最后还会挺台湾到底吗？

李敖答（以下简称答）：李登辉得到权力这么多年以来，在内斗上他一直无往不利，只要能获得民进党的支持，他就可以什么都不在乎。民进党本来想利用他，但太笨，结果反被李登辉利用。李登辉知道民进党总要在“李登辉情结”上变花样，想加点什么，杠上开花。但这么一来，天平朝左倾斜，民进党永远在他左边，他反而还变成“中间”了，所以无往不利，他占尽“新中间路线”的便宜，直到现在。

但是，李登辉对外面的评估就发生问题了，像对大陆的“戒急用忍”政策，还能搞多久啊？美国对共产党用这种方法都行不通的啊！从围堵政策到最后不得不行和解政策，就是显例。李登辉现在的“两国论”，是想要把美国拖下水。当初蒋介石、宋美龄也是这样，想打“美国牌”，希望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样台湾才会有机会。但是台湾现在的处境与当年已经不一样了。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是敌对国家，韩战发争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被联合国宣布为“侵略者”；而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是有邦交的国家，美国怎么会还冒这个险呢！

美国要民主不要难民

想想看，美国的苦恼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虽然搞什么飞弹、核武威胁我，但是如果真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弄垮了，就麻烦了，别的都不谈，光是五千万难民先出来到美国西岸，看你美国怎么办！要开枪打这些难民吗？

先前美国要求中共开放时，邓小平就问美国：“你要多少人？我给你嘛！”结果美国一个都不敢要，因为难民就把你搞垮了。金门炮战时，国防部长俞大维到前线，问总司令：“对面的匪军多少人？”总司令答：“三十万人。”国防部长又问：“匪军打我们怕不怕？”总司令答：“不怕。”国防部长继续问：“匪军投降怕不怕？”总司令这时回答：“怕！”想想看 ，三十万人投降要怎么办啊，怎么给他饭吃呢？

所以，美国人可要小心了，光是五千万难民坐小船到西岸，看你怎么办。哈！美国怕中共发展，但是也怕中共垮了。总之，现在台湾的情势与蒋介石时代已经是不一样了，但是李登辉却还想玩美国牌，拖美国下水。美国会那么笨让你拖吗？

美国和台湾的关系，不客气地说 ，其实是一种主子与狗的关系。过去美国对蒋介石的政策是“拴住蒋”（leash on Chiang），就是主子紧拉住拴狗的皮带，要狗看门，但不要狗闯祸。但老蒋这头“老花”不听话，因为他“狗的利益”（反攻大陆）和主子不一样。

今天，美国行的是“拴住李”（leash on Lee）的政策，但李登辉这头“小花”的“狗的利益”（搞台独），也和主子不一样。所以他不知会主子，就冒出“两国论”，想造成事实和僵局要主子承接。我看连“老花”都不成功的，“小花”也不会成功。

美国对大陆有所忌惮

问：你认为“美国牌”真的已经不管用了吗？

答：我认为美国是躲不掉的了，也就是最后她必须要把台湾放弃。美国过去是希望中国分裂啊，什么西藏独立啦，台湾问题也是。但是美国现在有一些考虑，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越来越强，起来与美国捣蛋的机会也多了，东风飞弹也都可以打到美国西岸了，中共也还会威胁：“你再支持台湾，我就卖武器啦、核武资料给中东一些小国家，看你美国怎么办！”

对台湾而言，要找机会谈判才是上策，但是当年有多好谈判筹码的时代都已经过去了，现在却筹码越来越少了。美国在这部分有一个弱点，而中共也有一个弱点。在中共的立场，香港没有收回来之前最有利，因为一个共同在英国与共产党手里的香港，对共产党而言是最有利的。但是现在共产党为了民族主义，却非要把香港要回来不可。本来中共也不想要，结果局面演变成非要回不可。

台湾问题也是这样，只要不伤害到我中共的颜面，什么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国号可以改、国旗可以改……共产党已经都在讲这些话了嘛，但现在李登辉却还要讲“两国论”这些话，不断破坏气氛，这是很笨的。我看李登辉不是很会搞政治，台湾政治人物讲话都逞一时之快，这么蠢，很可恶。

中共祭出“拖”字诀

问：那么你认为中共最终将会使出什么策略呢？

答：我认为在台湾明年总统大选之前，共产党不会打台湾，但是会进一步采取敌对与类似封杀的动作，就这样一直拖到下一届总统产生。美国与中共的关系也会有一些变化。王永庆曾说“再等十八个月”，现在是中共“再等八个月”了，这段期间共产党还是会给台湾一点颜色看。

问：这样的状况，对台湾目前台面上几位总统候选人的选情可能会产生什么影响？为什么？

答：对陈水扁最不利，因为阿扁与“两国论”的立场太接近；宋楚瑜最滑头，尽量躲，不要谈，因为他怕一谈就被戴帽子；至于对连战，则没有什么影响，他的声音没有人会注意，都是一些老生常谈的空话。

问：就“两国论”的整个事件来看，你可否谈一下谁才是真正的获利者？

答：从整个国际来看，李登辉是在狗窝里占到便宜。我讲过：“李登辉过去一个屁都没放，现在放的都是屁。”他在蒋经国时代，什么都没做，话也不多，结果现在却是一批得利者，哪像我们当年搞党外、受难、被查禁、坐牢。

李登辉笑看美、中紧张

李登辉、连战与宋楚瑜这些人很像辛亥革命以后，北洋的一些官僚集团，别人革命成功，他们却继续做官占便宜。阿扁是新贵，然而付出的代价不大，真正付出代价的是美丽岛系统的人，但他们却上不来，全被挤掉了，不过美丽岛的律师就占便宜了，别人做战，他们在战场上捡战利品，真正的美丽岛受难者全部出局了，现在除了吕秀莲之外，全部出局了。

民进党和部分台湾人的无情无义，由此可见。陈水扁假惺惺地向陈唐山等人说，民进党的职位与资源有限，抱歉使老前辈们分不到，但你陈水扁为什么自己老是卡位呢？你为什么不让出位子来呢？陈水扁今天笑连战、宋楚瑜在台北县造势是国民党内斗、抢资源，我看还是笑你自己吧，至少国民党还某种程度地在公平地抢。看看民进党的许信良，你连公平地抢都不给许信良呢！（摘自台湾《商业周刊》613期，文／许淑晴）

19990828-0903《TVBS周刊》专访李敖

李敖自认为比起连宋扁许四个人，他幽默风趣多了，尤其民众几个月来被迫浸淫在不断重复炒作的大选议题中，李敖的机智反应、犀利辩才、颠覆性格，在在让2000年总统大选精采可期。在接受本刊专访时，李敖始终嘻嘻笑笑，他觉得他自己“真是了不起”，他说要把悲剧演成喜剧。本刊专访李敖，深入了解他对参选的态度与想法。

TVBS周刊：宣布参选后要不要聘请秘书处理你的行程通告？

李敖：不需要的，因为（秘书）不好看的我不要，好看的我太太又不要，所以不需要。

TVBS周刊：未来也不需要吗？

李敖：当了总统当然就需要啦！（哈哈一笑）

TVBS周刊：参选的这七个月内，你真的不要随扈警官保护你的人身安全？

李敖：我不喜欢保全随扈，这样很容易联想到当年被跟监、坐牢的恶梦。

TVBS周刊：对於参选，你现在究竟是玩假的还是玩真的？不是很多人劝你玩真的吗？

李敖：亦真亦假，我怕当选之后我会逃掉（笑眯眯的）。要看未来七个月的情势，我最大缺点是不拉感情的票，而我认识的人最少，我也不会去握手、拍照、骑脚踏车，现在政治讲利害、讲关系、讲金钱，这些我都没有，我一个人而且还讲原则，所以我觉得我真是了不起。

TVBS周刊：有一种说法就是你搭竞选之便大卖你的书。

李敖：用选举角度来卖书这样看太狭义了（摇头），应该说利用竞选之便大量宣传我的理念思想。

TVBS周刊：你出马角逐2000年总统选举却定义为思想运动，如何解释这种说法？

李敖：我看不起政治，我也不承认我在从事政治活动，所以我一再举例，就是以前的胡适先生出任中研院长，有人质疑他跑去当国民党的官，胡适反驳说以他的地位和身份，他不是在做官，胡适远超出了世俗定义。

TVBS周刊：你的书上对马英九有比较正面的评价，你认为他如果不是国民党员，其实满有机会参选总统的。

李敖：马英九先天条件好，所以我很羡慕他，有些人则是天生有钱，外貌、健康、金钱、社会关系、小舅子是不是李登辉，这都是一种力量啊。马英九看起来很舒服，宋楚瑜过去也是，后来因为做官面相都变了，所谓相由心生，一个人40岁以后长得什么样子是由自己负责的。

TVBS周刊：你看吴敦义、刘松藩最后关头会不会投效宋楚瑜？

李敖：不晓得，总有人会过去吧，例如吴容明（哈哈哈），其实从长远眼光来看，吴容明的政务委员最多只做七个月，如果宋楚瑜垮了他这个官也垮了，所以他现在投奔宋楚瑜其实还是有长远的希望。

TVBS周刊：除了讥讽辩论之外，你会不会端出“牛肉”？针对不同主题提出政策白皮书。

李敖：当然，但只是大原则大方向。我举个例子，汉朝有个宰相叫丙吉，路边有流氓杀人，他视若无睹，人家问他你不管吗？他说这个事是马英九（用现在的官位来说）管的嘛，我是行政院长不管小事，结果再往前走，看到牛在喘气，喔！这个是大事，因为这个气候牛不该喘气，会影响农作收入，所以大臣是管大事的。可是台湾眼前的坏习惯是大官管小事。从蒋介石开始，去革实院他检查厕所干不干净，管大事的人怎么做这种小事？蒋经国更会了，横贯公路开发的时候去了27次，这是工程师的事，你行政院长跑去干什么，而宋楚瑜又更会了，但真正搞政治的不是这样的，将来如果真的反攻大陆成功，全中国五千个县，像这样走透透不累死了，我是大政治家不会如此做的。

TVBS周刊：有人质疑你的知名度限于大都会地区，乡间那些老阿公老阿婆可能就不认识你了，这样如何选呢？

李敖：所以我说我不会当选，我讲过了嘛（一副理所当然）。他们四人逢庙拜庙，我李敖不干的，我不喜欢这些迷信活动，因此阿公阿婆不喜欢我，这就是我伟大但票却少的原因，现在台湾乡下的阿公阿婆，只有一种阿婆会认识我，那就是慰安妇。

TVBS周刊：有人质疑李敖跟宋楚瑜是两个外省人联合欺负本省人，你的出线反而挑起省籍情结。

李敖：目前六个总统候选人中有四个本省人，谁欺负谁啊？少数族群要拉拢多数族群才能当选，少数族群会这么笨吗？会去欺负多数族群吗？会主动挑起省籍情结吗？最该避免谈省籍的人是外省人，我们才是最怕挑起省籍问题的。

TVBS周刊：台湾选举制度公不公平？

李敖：当然不公平，凭什么我选总统你叫我要找人连署，并且在45天之内连署，这是高难度的动作，还要每个人交出身分证与图章，这个技术问题劳民伤财，当年陈履安连署了40万人有15万被刷掉，因为与林、郝那组重覆了，这绝对违反人民参政权，而且还要交1500万元保证金，过不了门槛就没收，诸如此类，绝对是不民主不公平。

TVBS周刊：有人解读说你出来是代表急统，因此衬托出宋楚瑜的中间立场？

李敖：搞错了，主张急独的人其实是主张急统，因为共产党对急独无法忍受，一下子就打过来，打过来就统一了，所以主张急独的人其实是主张急统。

TVBS周刊：你说副总统不要女生，谈谈你的副总统人选条件。

李敖：我是怕陈文茜来报名，有人说我跟陈文茜绝对是绝配，后来我看到网站里头有人建议我找张惠妹，一旦我被暗杀，张惠妹当上总统每天唱歌，变成一个快乐国度也不错。其实不是不要女生，而是不要我所不要的女生。

TVBS周刊：什么时候才会对外公布副总统人选？

李敖：可能要年底了，要等他们四个“坏人”公布完了以后我才公布，如果我能坚持到那时侯，这必须与新党再谈。

TVBS周刊：到底你的副总统人选条件是什么？

李敖：现在没有，头脑里面一片空白。现在还有七个月时间，怎么可以一下子王牌尽出呢？要吊胃口呀！制造新闻、焦点！我比其他四个人有趣的多，本来是枯燥无味的事情，我们可以喜感一点，苦中作乐。

TVBS周刊：对于一国两制，以前人家不敢讲，怕被戴上帽子，现在你公开赞成支持，有没有评估将对台湾造成怎样的冲击？

李敖：现在沈富雄、汪笨湖已经开始对我戴帽子了，但我有这么长的时间可以消灭他，我不怕。我在为台湾打拼的时候，在抵抗国民党恶政的时候，沈富雄人在美国，有没有尽过一点力量？都没有，危险期过去了才跑回来捡便宜，还讲风凉话，哪有这个道理的，沈富雄太可恶了（连续重复了两次）！

TVBS周刊：大家都很期待你手中的秘密档案，有多少候选人的资料会陆续曝光？

李敖：当然有秘密档案，所以把他们消灭以后，我真的可能就当选了（又是哈哈大笑）。

TVBS周刊：当初你说要票投宋楚瑜，后来又说要降低对宋的热情，为什么？你如何辅选新党国大？

李敖：那是以前许信良找我时说的，现在我代表新党了要考虑新党，因为我是新党的老鹰，所以我对宋要降温，新党小鸡（国大）就准备鞭炮等待胜利吧。

◎采访──周玉蔻、甯育华、林绍琪

◎整理──高育

◎撰文──林绍琪

◎摄影──陈明庆·蔡鸿文·宋岱融

本文转载自TVBS周刊第95期

1999.08.28－09.03

20000111《中国青年报》专访李敖

去年11月底，在北京一家饭馆的餐桌上，记者邂逅从美国回来经商的一位老先生，得知他曾是著名作家李敖的校友。老先生当即问：“是否有兴趣与李敖对话？”记者说：“当然！”老先生遂拿出手机，拨通李敖，李敖欣然允诺，乃有如下独家访谈。

记者：大家都知道李敖是个作家，这回怎么竞选起“总统”来了？

李敖：有这种看法的人文化水平不高，他完全不了解我。我一辈子没搞过政治，现在在台湾的活动也不是搞政治。我记得有个大学者叫胡适，他不做官。但在抗战时期，他做了驻美大使，后来到了台湾，做了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相当于中国科学院院长。问他说是否在做官，他说以我的身份和地位，不能以做官的眼光来看我。意思是说把我看得太小了。我是做这种官的人吗？

我在香港写了篇文章《国家定义与总统定义》。表达了两点：第一，李登辉讲了半天“两国论”，但台湾这个地区根本不是一个国家；第二，由于台湾不是一个国家，台湾选什么都不能以政治学上的定义来确定，台湾选“总统”，不是一般政治定义上的总统。我把它定义为中国台湾地区的领导人。

我的意思是，我不是做这个选举，我是在做一个思想教育的活动。我告诉你，（台湾的）候选人逢庙必拜（因为很多台湾人信佛）。这是迷信，不过你一骂迷信，那些善男信女、愚夫愚妇，就都不投你的票，（因为）你不认同他们的神嘛。我就不干这种事情。如果你选举，得罪这些选民，是故意跟自己过不去。（所以），这是思想教育，根本不是选举。

记者：人们一直认为，李敖是台湾当局的敌人，从蒋介石一直骂到李登辉。假如你竞选成功，你是不是也会成为自己的敌人，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

李敖：我当他们是敌人，因为他们过去有一些坏记录，黑资料。我个人从来没做过这种事情，我凭什么骂自己呀。一个完人不会骂自己不完整。孔子会骂孔子吗？

记者：文人参政一般没有什么好处。有人说你这次竞选不过是“搅局”：李敖讲话很牛，一到投票就很少有人举手。

李敖：什么是搅局？我出来做件事就叫搅局？我和你讲，很多事情是叫好不叫座。叫好但门票卖不掉。什么原因呢？台湾的政治我讲过，比如有个宋楚瑜，他竞选“省长”的时候，全省309个乡镇不只跑了一遍，他跟每一个人都握过手。台湾选民就喜欢这个。你跟我握手，抱我小孩，亲我小孩，他们就喜欢。而你本身是个什么人，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是用理念来教育别人和我认同的，不是靠和你拉交情的，所以我当选的可能性就很低。

举个例子：1912年，孙中山从海外回来任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最后这个职务要让给袁世凯。袁世凯就是孙中山要革命的对象，就是满洲政府的旧官僚，为什么要让给他呢？（因为），客观的情形，你孙中山叫好不叫座，你为了祖国的统一，所以就让给他嘛。不能说孙中山在搅局。所以，说我搅局，这个人头脑不清，文化水平不好，是个混蛋。

记者：你已经到了花甲之年（李敖插话：超过花甲之年了，我已经65岁了），你是不是正在从原来的批评、破坏者的角色，渐渐变成扮演一个温和的角色呢？

李敖：没有。我跟你讲，有的人（的确）是越老越温和。（所以），美国一个诗人叫罗伯特·弗罗斯特，他讲了一个事很有趣，他年轻时不敢做一个激进派，（因为）怕年老时变成一个保守派。我正好相反，年轻时是个激进派，年老时更激进。

记者：前些时候，有个日本东京都的知事来台湾指手画脚。台湾的一些政要和日本人有一些共同的思维，你认为这些人会把台湾的未来引到哪里？

李敖：台湾有一批人是亲日派。我前年做了一次慰安妇的活动。二次大战时，日本人在中国大陆及台湾，在韩国、菲律宾强暴了一些女孩子做军中性奴隶。后来这批性奴隶在台湾剩下54人，后来都老了，有的死了。日本人要进联合国做安理会理事，联合国说你们过去做了很多坏事，慰安妇就是个例子，你们要把屁股擦干净。日本人民间就出了一个团体，到处送钱，大概给台湾每个慰安妇送50万台币，相当于1.6或1.7万美金，然后就说我和你们和解了，当初是商业行为，你自认的，不能怪我们日本政府。

这些慰安妇觉得你日本政府这是羞辱我们，但1.6万美金又是非常吸引人的一个数字，因为她们这些人都很可怜。后来我就出面，这些日本人的狗钱怎么能要呢？可是叫她们不要又不近人情。所以我来义卖我所有的收藏品，像胡适写给我的这些字，我都卖掉了。卖了3300万（台币），相当于100万美金。然后每个人都分了钱。剩下的钱还到日本去和他们打官司。我这样做，一方面是恨日本人，另一方面是给李登辉这些利欲的人点颜色看，给他们难堪。台湾确实有一些人是媚日的。

记者：你说过500年来白话文写作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你这是调侃自己呢，还是认为中国人根本就不会写东西？

李敖：我是在陈述事实。我为什么这样子写这篇文章，因为这个文章你一看觉得震撼，觉得你这个家伙在吹牛了，可是你忘不了这个句子。这就是文字效果。

记者：是否有刺激同行，让他们奋起直追的意思？

李敖：台湾的同行其实是不足论，他们已经被包办了。过去包办他们的是台湾国民党的中国文艺协会。你要是进入他们的帮口，就好办；不进入，他们理都不理你。所以你看台湾那些年出的作品，从来没有一篇是李敖的，原因就是我和他们作对，他们就否认我，否认我的地位。可是我这个人从来都是自己创造品牌，所以我写了1500万字的《李敖大全集》。这个书在大陆友谊出版公司出版。我比胡适、鲁迅、梁启超写得都多，现在还在写。今年在诺贝尔文学奖方面我也会参与，当然能否得奖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去年得奖的是前后搞了20年才当选的。诺贝尔文学奖成立了100年，在东方给过印度人，给过日本人，可从来没有给过中国人。我们觉得不服气，所以我也想给他们展示一下。这也是大陆作家的一块心病。

他们评估的方法很奇怪：第一，要是理想主义者；第二，它要计算里边的政治背景和抗衡的态度。第三，要看你有多少著作，不是出一两本书就能干这行。这里有很多基本条件。人家都承认我是历史家、思想家，都不承认我是文学家，不承认我是诗人。那些人该死，因为我的确是多方面的。

记者：你的《李敖大全集》在祖国大陆这边的版本要卖超过500元人民币，相当于1500元新台币，对于这边的消费水平，这个价钱好像卖得有点不人道。

李敖：是是。当时我讲，你们可以出单行本，不要出那么大一箱子。当时有一个条款，他们可以删，不可以改。大陆版跟我在台湾的版不一样，有的被删掉了。所以是件挺遗憾的事情。

记者：你曾说过中国文学是“小脚文学”，那么中国文化中有没有让你敬仰的人物呢？

李敖：比如像文天祥，是了不起的人物。他那种殉国的目标，现在看起来那些理由都不能称其为理由，可是精神是万古长青的。我们了解就从精神方面去了解，从思想方面可圈可点的并不是很多。我们看朱熹，很了不起的思想家，但现在我们打开朱文公集，很多是很迷信的。比如说打雷是受壁虎的影响，那不是混蛋吗？你看《苏东坡全集》，一会儿给皇帝写祭文，一会儿给老天爷烧烧香，你下点雨吧，写祈雨的文章。这些从思想方面来看，不怎么样，（但）从美学的观点或精神层面看，他们是很了不起的。

记者：前不久，王朔和金庸在我们报上过招，闹得文坛沸沸扬扬。您是否觉得这是文坛寂寞折腾出的一个喜剧？

李敖：金庸是个莫名其妙的人，只有在香港社会下才能出现这种人。当然他写武侠写得很好。

记者：你看过他的全集吗？

李敖：我只看过几本书的第一章就不看了。有一次金庸到我家来，说你怎么不看我的书，我说武侠小说下流。不是说它脏，而是不入流。虽然它的故事性很强，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而我讲，你满口都是侠气，本人弄不好是个小气鬼，说的和做的完全就是两极。所以我认为批评金庸是正确的，只是批评的切入点好不好（的问题），我觉得武侠小说不能代表文学，也不能代表思想。北京（有人）好像请他开什么学术会议，我觉得学术何辜？上帝保佑学术！简直是胡闹。

记者：王朔和金庸开战以后，我们发现拥金庸派和拥王派的比例竟达到9∶1，你怎么看公众的这种评价？

李敖：当然是悲哀。挪威文学家易卜生曾说：多数人是错的，少数人是对的。比例不对，我认为还是（因为）大家的文化水平不高。

记者：现在大陆王朔等人的作品你是否读过？

李敖：我不太看。不太看的原因有两点：一，台湾管制得很厉害，我没有机会看到。后来看到一些。二，我有一些就算是成见吧，大陆的理科、科学方面的东西是很了不起的，突飞猛进，连台湾所谓的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都赞美不绝。可我觉得大陆在文科方面除了考古和对古典的诠释以外，情况都不好。“文革”以后，有所谓“伤痕文学”出现，我觉得邓小平的八个字评语很有趣：哭哭啼啼，没有出息。我是个很凶悍的人，所以对伤痕我个人没有感觉。

记者：中国现在文学上没有大家？

李敖：是。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参与诺贝尔文学奖角逐的原因。台湾不足论，大陆这么多年的文学发展吃了亏，不是怪哪个人不努力的问题，而是大气候影响了个人。

记者：你怎么看网络文学的兴起，比如台湾痞子蔡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

李敖：（网络）这种东西是一种很好的传播工具。它是突破言论自由的很好的工具。言论自由（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对你讲的话要负责任，可是网站使人变得不负责任。小时候我在参军时看到厕所，大便时人们在墙上画图、写字，我把它叫厕所文学。现在我看到电脑网站这个东西就像厕所文学，只不过是字写在电脑里。

记者：对文学本身会有什么影响？

李敖：它基本上接近顺口溜或侃大山的这种调调。不是什么好格调的、负责任的，只是发泄一些浅层的情绪。表达方法太浅了。

记者：大陆这几年像王朔小说、崔健摇滚、张艺谋电影等，算是一种风景，你是否听过或看过他们的作品？

李敖：我告诉你我个人的看法：我的头脑极好，我不需要完整地了解一些东西，我就知道它是什么东西。我常常开玩笑：一个臭鸡蛋，你不需要全部吃掉，就知道它是臭的。一闻就知道。在这方面我是很自负的一个人，我觉得我的判断力是很好的。现在文艺工作者他最大的苦恼就是又要考虑市场，又要考虑国际的压力，又要考虑政治尺度，又要考虑自己的存在。考虑太多了，有时候他们未免会迁就。

记者：有人觉得他们是传统文化的一种叛逆？

李敖：我认为传统文化叛逆的东西并不多，因为环境不允许你叛逆。像李卓吾（他们）后来都不得好死。你要有硬骨头，你要付出多少代价。（第一），你要有点小钱，藏起来饿不死你，不看人家脸色，不吃人家饭；第二，你能忍耐得住寂寞。以台湾（的情况）我告诉你，跟住牛棚有什么不同呢？我在台湾办杂志，办书店，被蒋介石查封，14年监禁，（当时）在台湾整个地区没有李敖的名字出现，提都不敢提，虽然我的照片和名字都登在《纽约时报》，我的事件登在《时代》杂志。第三，（个人）没有力量跟环境来抗衡。

记者：在你眼里，现在的年轻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

李敖：现在的年轻人跟我们那个时代完全不一样。现在人追求的，不像我们那会儿谈理想主义，谈救国救民，谈牺牲我们这一代为了下一代。现在年轻人比较务实，他们没有那么大的雄心壮志，也没有那么大的抱负，只看眼前，只管今夜。今天台湾大陆都有这么一批怪物出现。

记者：这是为什么呢？

李敖：这很正常，（总）搞革命不行，大家吃不消；牺牲我（个人）是为了别人也不近情理。所以大家这样做也不能算错。

记者：历史和传统他们都不是太关心。

李敖：他们太在意明白而立即的利益，眼前的利益，而不太想得那么远。很多东西争不到一时，也争不到千秋了。很多东西被丢到历史的垃圾堆里了。

记者：新千年来了，一般对年轻人总有一些寄语，你想说点什么？

李敖：我认为年轻人追求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存在、自己的未来是合理的，可是（在）现在“经济挂帅”的情况下，（在）世界WTO压力之下，个人的力量，个人的光芒都被消灭了。我认为人还要尽其所能，个人的一些光芒要发射出来，当然这是很难的。我是个最好的样本，我李敖在这个鬼岛上50年来和他们斗来斗去，被养在“牛棚”一样，但始终不屈服。这里有技巧，不是蛮干的。口袋里（要）存点钱，不是蛮干的。所以我说我是样本，大家可以考虑，为什么李敖这种人（虽）不敢说出人头地，（却）可以说扬眉吐气了？是怎么形成的？也许在成千上万人里面（就）冒出这么一个，可以代表人类的一些光芒。

记者：你认为李敖后无来者？

李敖：你要问我真话，我有这种感觉。后无来者，因为做李敖太难了，难度很高。

记者：过去的1999年里，大陆留学生回国创业掀起了一个高潮，人数再创新高。大概在六七十年代，台湾学生到美国留学也是个很时髦的事情。80年代以后，很多台湾留学生都愿意回台湾工作。你能结合台湾的情况评价一下吗？

李敖：这是很正常的。他们当时跑到外国去，是为了有更好的机会，更好的发展。当他们发现大陆或者台湾有更好的发展时，自然会回来。这些人大部分是很优秀的，他们觉得自己能够将来发展出来，可是在洋人的地区也不是那么好混的。我讲个故事给你听：我的一个同学叫李远哲，他得诺贝尔奖以后，学校停车场特别给他画出一个车位，表示优待他。他停车时被警察干涉，说你是什么人可以在这里停车？他都被歧视。在外国吃这碗饭不是好吃的。（当时）我常常奚落他们，我觉得他们到外国去的人，你们能在台湾念大学，你们晓得你们害了多少人不能在台湾上大学？你们跑了，跑到外国去了。你们有没有回馈给我们？有没有捐点钱？有没有在海外关心我们？关心有个屁用。我骂过这些人。

记者：有人说你一生之中除了女人，最多的就是官司。你似乎是这两方面的受益者。

李敖：先讲女人。我和女人的关系都是很悲惨的。我们成长的过程里，大学女生少，我们又穷，不信教，又不能去教堂，和女人根本没什么机会。后来坐牢那么长时间，我35岁坐牢。在我（坐牢）最后一年，国民党派了一个老师，吴俊才，国民党文工会主任，宣传部长，到牢里看我，和我聊天说，我出狱以后，大家是不是还这样斗？然后他说，国民党也很可怜，你李敖也要体谅我们，不要再恨国民党了。我用日本话和他讲：我上头不恨国民党，但我下头恨。我这么年轻坐牢你不是整我吗。那么长一段时间跟女人都没有关系。我跟女人的关系并不像外面所说。

至于打官司，国民党一位秘书长公开说，法院是国民党开的。（我）不过是好打（官司）而已，在过程里和他们开玩笑，结果常常是失败者。我认为可能是高估了我这方面的威名。

记者：你的童年是在大陆度过的，你还记得大陆是个什么样子吗？

李敖：我记得我是在北京的新鲜胡同小学度过的，现在北京还有吗？对大陆的回忆是很古典的，像天桥的把式、城墙。现在北京只剩下了城门楼子了。我上景山的时候，后面有棵树，明朝的（崇祯）皇帝（吊死在那里）。现在这棵树是假的。（我）对北京还充满老式的回忆。

记者：现在香港澳门都回归祖国了，海峡两岸交流越来越方便，你是不是有一天能回到出生的地方来看一看？

李敖：不会的。我现在不会了。古人讲，重温旧梦就是破坏旧梦。我母亲回到北京内务部街的那个老宅，过去我们10口人住在老宅里，我母亲回去后发现里面住了10户人家，变成大杂院了。我母亲一去就哭了。重温旧梦其实是一个错误。过去的就把它存在心里算了。

记者：人生百年，你想过将来的人会怎样评价你？你有没有想过写遗嘱或墓志铭？

李敖：我如果死无葬身之地，哪来的墓志铭呀。我已经把我（将来）的死尸捐给了台湾大学医学院。我死了以后，眼睛也挖出来，如果能给别人用的，都移植给别人。如果不能用就作标本。最后剩下骨头，就吊在台大医学院的骨科。你恨我入骨的话，你可以来看看。所以我死无葬身之地，没有墓志铭。

记者：是新千年了。西方有些人提出“中国威胁论”，也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你怎样看待这些说法？

李敖：我认为21世纪中国人抬头是没问题的。我们自己也表示了不称霸，可是变成个强国应该是没问题的。中国地大物不博，我们以为地大物博是错误的，实际上中国的整个物产赶不上美国的一个加州。其实我们也蛮可怜的。现在发现水也不够喝了，祖国缺乏水源。所以还是需要我们努力。基本面是好的，大气候是好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要重新来调整，前一段我写了篇文章在香港也谈到这一点：政治领袖、政治家的眼光和人民的不一样。

举个例子：美国林肯时代的国务卿叫施华德，当时发生一件事情，俄国皇帝没有钱了，想把阿拉斯加卖出来，一亩地7分美金。阿拉斯加很大，当时需要720万美金，也是大钱，国务卿就把它买下来了。当时美国人都骂他，说你干这蠢事干什么，买那个冰天雪地干什么。他说我们的子孙也许未来有这块地会得到一些好处。什么好处他也搞不清楚。后来发现，20世纪美国和苏联（要是发生）核战争，如果阿拉斯加在苏联手里那可不得了，他打美国根本不需要长程飞弹，短程就可以了。

他（施华德）有眼光，但群众不了解他。我觉得中国也是一样，政治家的眼光应该让人民清楚地知道，免得大家有误会。一胎化就是个例子，（如果）我是个小夫妻，我怎么愿意一胎化呢？我希望生儿育女，两男两女，多子多孙。但这样搞下去，我们的进步就去掉了。所以政府应该让群众清楚地了解困难，党中央也好，国家领导人也好，应该在这方面要努力。

记者：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李敖：全世界没有一个政府说喜欢你们骂我的。台湾就这样，他们查禁我的书，书被禁了96本，办的杂志被查封了多少种。我跟他们干，坐牢就坐了两次。最后现在好了，他们输了，我赢了。他们对我更友好了，再也不敢惹我了。他们的《出版法》都取消了。他们认了，干不过我就算了。现在我还出来玩台湾的选举，把他们骂死，整天骂他们。他们现在还和我捣蛋，我的电视节目前两天他们就是给你播不出来，闹了一个星期。

记者：你现在的发言还有弄不出来的？

李敖：他就是约束你，他的报纸不登你，他的电视台不报导你，使你的力量不能够完整地扩散出来，等于你白费了半天劲。

记者：看起来你总是非常年轻（李敖插话：可是你们有了“伟哥”以后会更年轻），你对《中国青年报》的读者有什么希望？

李敖：第一要了解，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一定有很多委屈，受到很多不公平。哭哭啼啼没出息，你生气呕气也没出息。真正的强者需要埋头苦干。曾国藩有一副对联：“世事多因忙里错，好人半是苦中来。”我认为苦干还是很重要的。苦干等待机会也是很重要的。机会是留给那些苦干的人，苦干的人他有可能得到机会。大家要充实自己等待机会，保持传统理想，当然也要务实，否则就要饿死了。

记者：北京刚下了场一指深的大雪，路上堵车，差点耽误了电话采访你的时间。这些年你去玉山看过雪吗？

李敖：我没有去。我已经50多年没看到过雪了。雪是在我的电影里，在梦里。雪已经看不到了。台湾偶尔有雪，但我懒得去看。我跟着挤车去看犯不上。我是哪儿都不去，也不游山，也不玩水，也不离开鬼岛，哪儿都不去。除了浪费时间，有什么好的？看看照片就行了，跑那么远干吗。

（据录音整理，未经被访者审阅，访谈内容有删剪。访谈时间：2000年1月11日上午）

《中国青年报》2000年1月17日

20000218《上海青年报》专访李敖

李敖笑侃诺贝尔奖

李：李敖 记：记者宋元

记：李先生，上个月你以长篇历史小说《北京法源寺》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成为我国台湾地区第一位获该奖提名的作家，现在心情如何？

李：出了小小一点恶气！（笑）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国当今够资格的不止我一个，但放眼台湾，就我一个。我是最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台湾当局查禁我的书，台湾文建会甚至不承认我是作家，我现在获得提名，对他们是个绝大的讽刺。我角逐诺贝尔文学奖，也是为了考验考验评委会，颁奖颁了100年了，还分不了一个给中国，太荒谬了。

记：你向来以愤世骂世著称，在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你有没有胆量骂骂诺贝尔奖？

李：我的心怀是救世的，但在方法上，却往往出自于愤世骂世，这是才气与性格使然，所以我当然敢骂诺贝尔奖！在历史上，诺贝尔奖的颁发经常不公正，托尔斯泰没有当选是遗憾，毫无资格的赛珍珠当选是错选；这倒还算了，最让我气不过的是评委会把和平奖颁发给罗斯福。在我眼里，罗斯福是个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者”。而且，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历来不给中国人文学奖，不承认语言隔阂的原因，只认定我们没有世界级的作品，这是有偏见的。文学奖强调的是作品中的理想主义成分，还有作者有没有和权势作斗争，这两点我都做得非常好，也可以说最好。

记：一旦真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你李先生特立独行的性格，是否会像当年法国的萨特一样，拒绝接受？

李：世人只知道萨特拒领诺贝尔文学奖，却不知道他为何拒绝。诺贝尔文学奖考虑萨特时，研究来研究去，有一段时间使萨特很难堪，感情上受到了伤害，最终他是为了报复，才拒绝接受的。我的情况和萨特无法类比。

记：你看中诺贝尔文学奖，是否也同时看中100万美元的奖项？除了卖文为生，你还有什么其它生财之道？

李：100万美元折合台币，大约有2亿5千万元，不多不少，也是一笔钱。但我申请诺贝尔文学奖，绝不是为了这笔钱。我的坐车很豪华，这表明我还有点钱，别人休想收买我。我也不靠写书赚钱，写书赚的钱其实很有限的；过去有过，后来发现写书赚的钱是比较少的。给人家排难解纷，我倒是赚了一点钱；在台湾有很多麻烦是黑道白道都解决不了的，这种案子我能够解决，我就赚这个钱。当然，我还是个精明的“个体户”，我办实业，当年我就曾经想卖牛肉面，但没有证，当局没有发营业执照。我讨厌穷酸潦倒，绝不使自己陷入穷酸潦倒，我早就脱离了“一钱难倒英雄汉”的窘境。

记：以前，曾传言武侠小说作家金庸想竞选香港特首，结果没有成功，你觉得原因在哪里？

李：金庸肯定不会成功，因为他写的武侠小说实在太荒谬。胡适先生生前对我说，他是不看武侠小说的，用他的话来讲，武侠小说太“下流”。这个“下流”的意思，就是不入流。我在“回忆录”里也提到，金庸跟我讲，他是很虔诚的佛教徒，我当面就戳穿他：佛教里讲究“舍离一切，而无染着”，你如何解释你的财产？

记：对台湾问题怎么看？

李：台湾肯定是要回归大陆的，台湾的准确称呼应该是“中国台湾地区”。

记：你现在每天工作多少时间？有没有新作？

李：我现在一天睡四个半个小时，余下的时间几乎都是在工作。我是老当益壮，越老越激烈，越老越成工作狂。比起梁启超、胡适，我比他们写得多得多。什么原因呢？因为我很单纯，我跟别人不来往，不喜欢婚丧喜庆，也不参加吃喝嫖赌，所以我很多时间都在写作，写得比他们多得多。最近我在从事中国思想史方面的写作，准备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思想进行一次大整理。

记：这次大整理有什么发现吗？

李：（笑）有。就一点而言，我发现，中国从古至今，几千年下来，重男轻女的思想太严重！

采访手记：约访李敖老顽童彬彬有礼

采访李敖先生的准备工作从去年底开始，春节期间，记者重新阅读了其自传体近作《李敖回忆录》和《李敖快意恩仇录》，从网上摘取了大量相关资料，并着手设计采访提纲。

年后，通过有关渠道，记者获得李敖先生寓所书房的电话号码。当时脑子中的第一个反应是，他在“回忆录”中所说的，台湾警备总部曾在他的书架上安装过窃听器，无形中就有了点“反特片”的味道。书房是李敖读书、写作、会客、思考问题的“重地”，除了外出参加活动，李敖一天中大部分时间都呆在这里。

第一次越洋电话打过去，是李敖朋友接的电话，答曰：李先生当天的日程已经排满。第二次是李敖自己接的，他正在会客，旁边人声嘈杂；他说，他马上要出门，嘱记者明日与他秘书约采访时间。他嗓音低沉、沙哑，听上去十分疲惫，语言谦逊、有礼，又急促，并不显得张狂。第三次电话即与其女秘书约了时间。

几次电话联系中，记者得知，李敖忙得焦头烂额，时间非常宝贵。当下，记者即调整采访提纲，进行了浓缩。2月17日下午3点整，记者与李敖先生通话，开始采访。记者宋元

《北京法源寺》是怎么写出来的

自1971年起，我被国民党政府关过两次，其中住得最久的是军法处的八号房，我一人住了二年半之久。八号房不到两坪大，扣掉四分之一的马桶、水槽和四分之一的我用破门板架起的“书桌”，所余空间，已经不多。小房虽有门，却是极难一开的。门虽设而常关，高高的窗户倒可开启，可是透过窗上的铁栏看到的窗外，一片灰墙与肃杀，纵在晴天的时候，也令人有阴霾之感。在那种年复一年的阴霾里，我构想出几部小说，其中一部就是《北京法源寺》。

由于在黑狱里禁止写作，我只好粗略的构想书中情节，以备出狱时追写。1976年我出狱，在料理劫后之余，开始断断续续写了前几章。1979年我复出文坛，在其他写作方面，一写十二年，出书一百二十种，被查禁九十六种，被查扣十一万七千六百册。这十二年间，几乎全部主力，都投在其他写作方面了，《北京法源寺》就被耽误了。十二年中，只断续写了万把字，始终没法完成。

国民党在台湾三十七年之久的报禁解除后，我决定创办《求是报》，一方面跟这个伪政权周旋，打倒它，为它送葬；一方面要用这种报纸媒体，造成时势，深入人心，为中国造前途。我深知报纸一办，我的时间就被困住，《北京法源寺》将不知何年何月问世了。因此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每天写两个多小时，终于在去年底，快速完成了它。写历史小说，自然发生“写实的真”和“艺术的真”的问题，两种真的表达，小说理论头头是道。《北京法源寺》在小说理论上，有些地方是有意“破格”的。有些地方，它不重视过去的小说理论，也不重视现代的，因为它根本就不要成为“清宫秘史”式的无聊小说、也不愿成为新潮派的技巧小说，所以详人所略、略人所详，该赶快“过桥”的，也就不多费笔墨；该大力发挥的，也不避萧伯纳剧本《一人演说》之谶。

摘编自李敖1991年《我写〈北京法源寺〉》

20000412《TVBS周刊》李敖对谈

女人与政治

周玉蔻：这里的“双李高峰会”应是台湾政治上另一项奇迹。多亏了李昂，才能让李敖重出江湖，针锋相对。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女人与政治”，李昂这本“自传的小说”主角是谢雪红，最近台湾有关女人与政治的议题也十分热门，那就是副总统当选人吕秀莲引发的争议。如果谢雪红在世，看到女性当副总统，不知道她有何感触？

李敖：我觉得谢雪红做了危险而错误的定位：身为优秀的女性却在中国、包括台湾从事政治活动，因为中国政治是流氓的，理想主义者常会被牺牲，我认为谢雪红是在此情况下牺牲掉，这是政治的损失。我反对女人进入政治的原因也在此。

周玉蔻：在那个时代有个女人参一脚也不错？

李敖：你看都死掉了。毛泽东的太太被枪毙，弟弟、妹妹为了革命牺牲，儿子在韩战被炸死，小儿子得了精神病，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那个时代很多女人牺牲了青春、肉体嫁给国民党、做姨太太，只为套取一点点情报，最后被牺牲。她们很伟大，但是究竟值不值得？我很怀疑。

李昂：谢雪红开疆辟土 为女人走出一条路。

李敖：你们这一代很幸福，可以打扮得漂漂亮亮、高谈阔论，这一代优秀女性可以如此，但在旧社会，她们很辛苦。谢冰莹在书中曾提到，她丈夫坐牢时，她为丈夫送饭，最后再也受不了、送不下去了，心想：“这是我最后一次送饭给你了。”后来就不再送，丈夫也被枪毙。台湾也是，像柏杨的前妻，未来是漫长、不可知，而牢里牢外的人都得活下去，即便当初为了理想结合，结果还是如此，曼德拉的妻子是最典型的例子，她和曼德拉有革命感情，但是当曼德拉坐牢时，她变成悍妇，最后曼德拉吃不下她，革命感情也没了。

李昂：我要反驳，这个人永远不改男性沙文主义，他认为政治应该由男人去牺牲。

李敖：我这是疼惜女人！你看，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就是因为不肯发表对毛泽东的话被枪毙。

周玉蔻：多伟大呀！

李敖：可是毛泽东后来还不是勾搭上了江青，男人还不是把女人给牺牲掉。

李昂：这更彰显女人的伟大，而且谢雪红对我们女性有其意义，如果没有她开疆辟土替女人走出一条路，不会有后来的跟随者。

李敖：你胡说！谢雪红的例子就是告诉你们“此路不通”！给你们开什么路？你们滑头得很，打扮漂亮、写写文章，但是绝不会走这条路。

李昂：不对！不对！谢雪红是以革命行动，我是用小说来行动，尽管引起争议，有排山倒海的舆论跟压力，我们坚持做我们觉得很对的事。

李敖：打倒李昂！你们革什么命？人家是革政治的命，你们是革男人的命。

李昂：革男人的命更永恒，因为政治的命是短暂的。

李敖：打倒李昂！打倒李昂！（高伸右手）

李昂：我告诉你，革男人的命才是永恒，因为当所有政治都过去，只剩男人和女人，我们是更了不起。

李敖：男人都被你们阉掉了，你们这些可恶的女人。

李昂：谢雪红其实条件很好，长得不错，腰就是腰、胸就是胸，你应该会喜欢。

李敖：我认为她很可惜，如果走少ㄋㄞ的路，可能会很快乐，不一定要抛头颅洒热血。

李昂：可是，她没有条件做人家的姨太太啊！

周玉蔻：政治里难道没有女人的角色吗？

李敖：至少在中国没有。中国政治很残忍，中国政治不但没有女人的角色，也没有知识分子的角色。我记得很清楚，叶公超被蒋介石赶下来，被管制出境，他跟我讲了一段话：“我本来认为，国民党当执政党，知识分子应该帮助它救国救民，但是我加入国民党后，国民党没有改好，我也一脚踩在泥里。”

李昂：男人做政治这么坏，中国男人做政治这么坏，所以女人进来很可能会改变呀！

李敖：你告诉我吕秀莲能改变什么呢？她能改变阿扁吗？吕秀莲自己都改变不了。

李昂：吕秀莲不需要改变嘛！她哪里有错需要改？

李敖：当然，一头母驴不需要改变，母驴就是母驴（笑）。

李昂：这涉及人身攻击，应该骂一下。

李敖：这是客观、事实的描述。

李昂：我觉得你有双重标准，当漂亮的女人从政，你会说好可惜，干嘛不去做姨太太。

李敖：我坦白告诉你，如果林青霞搞政治被枪毙了，我会很惋惜，如果是陈菊，我就不会。

李昂：这个人真是没良心，当一个女人从政又不漂亮时，就封人家是河马、母驴，那要什么样的女人去从政？我们吗？

李敖：你们这么滑头，不会去从政的。女人统统不要去从政，女人从政让人哭笑不得。

李昂：那么西方的撒切尔夫人？

李敖：谈西方我承认。我讲的是中国。

李昂：西方的女政治家，到一个程度都会“去性别”，你不太会觉得撒切尔夫人很女性，而是很中性。她不是用胸部，不是用ㄋㄞ的，所以这样的女人在台湾是可以存在的。

李敖：可以存在、但是不要搞政治。我强调，优秀的女人不要搞政治，像你们两位都是实行者，你们两人这么优秀但是都不肯介入政治，拼命地讲风凉话，鼓动别人去，尤其是你（李昂），在美丽岛时代拼命鼓励别人，人家下海，你却不干。

李昂：当然啊！写小说是永恒的，搞政治是短暂的。有一天我还要跟你争诺贝尔奖的提名呢！

李敖：我看你的书，我觉得你写的不是谢雪红，而是理想中的谢雪红。

李昂：不止喔！我写的是100年来女性如果走过如此辛酸路程，真正达到的就是谢雪红。如果在革命过程中，有女人非常阴谋，到处逮住男人的把柄，最后再掀出来，像是胡茵梦嘛！你最恨她的就是，她是你的老婆怎么可以这样。

李敖：（指着李昂）她唯一可以打我的就是“胡茵梦牌”。（咬牙切齿状）

李昂：如果有这样的女人，从李登辉到谁谁谁背后的黑资料都收集，你又要骂她无情无义。

李敖：这个人就是周玉蔻。

周玉蔻：真是殃及无辜！转移话题！

李昂：女人在政治中不一定要扮演弱势。

李敖：有女人强势但是不搞政治，那就是里根的老婆。

李昂：这又是另一种垂帘听政。女人站出来也不对、垂帘听政也不对、阴谋家也不对，像谢雪红牺牲奋斗也不对，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李敖：我不是说不对，只是觉得可惜。

李昂：不这样走，难道当姨太太？

李敖：也许有别的路可以走。

周玉蔻：李昂笔下确实是小说中虚构的谢雪红，那真正的谢雪红是否有历史价值？

李敖：当然有。千千万万的人中，她为了更高层次的理想献身。

李昂：所以你承认她是理想主义者？

李敖：当然！所有共产主义者都是理想主义者，但是最后都搞得灰头土脸。我的老朋友古瑞云，当初跟着谢雪红，拥护李登辉、后来拥护彭明敏，第三次又组织建国党，现在又退出建国党，原来是共产党，但是现在整个失落，变成一级贫民户。所以我说他是活的、有JB（被本刊消音，指男性生殖器官）的谢雪红。

李昂：如果说加入共产党是有理想、有抱负，可是过去李登辉也加入共产党，为什么男人的政治家还是否定他？

李敖：他没种嘛！李登辉应该承认，就像法国老虎总理克里蒙梭所言：一个人20岁前不相信共产主义是没有良知，20岁以后还相信共产主义就是傻瓜。他（李登辉）应该承认，可是他脱离的过程非常不光荣、不荣誉，出卖同志，害得别人被枪毙。

周玉蔻：谢雪红跟一般工农出身的共产党信徒之间有差距吗？

李敖：当然有，文化水平不够嘛！青年党领袖左舜生就批评共产党是“陋”。“陋”这个字是很要命的，没有开阔的眼界。好比说台湾，我在这里住了51年，我有这么多本省的好朋友，可是我认为本省人一涉及政治看法就“陋”，国际大气候不看，关了门自己爽。

周玉蔻：你怎么看吕秀莲及谢雪红？

李昂：同样问题都是，女人很少有机会在政治舞台上有一席之地。国民党学习做反对党，民进党学习如何做执政党，吕秀莲碰到的困境是，台湾从未有女性副总统，所以她要学习在野的女人学习做执政的女人，这个角色需要调整，谢雪红也是如此。女人从政过程，大家应多担待，给她们多一点时间调整。

李敖：我觉得谢雪红最了不起的一点，是她年老时知道共产主义不可行，年轻时知道台独不可行，吕秀莲怎么跟她比？

李昂：我觉得她们在处理政治上的生涩是相同的。女人总是在政治边缘，突然间进入政治，分寸拿捏还在学。

李敖：我举个例子，撒切尔夫人有一次请客，女侍不小心把汤倒在内政部长身上，撒切尔夫人先安慰这位女侍，再转身关怀内政部长，这种小动作、细腻，吕秀莲绝对没有的。

周玉蔻：你认为吕秀莲不如谢雪红吗？

李敖：吕秀莲不如很多人。谢雪红当然对后世有影响，就是政治之路不可行，你们永远是旁观者、批评者。

周玉蔻：吕秀莲当选副总统，对后代的女性有什么影响？

李敖：这证明更不可行，被她搞得一塌糊涂，你看着好了。

李昂：谢雪红后来的失望，是对一个理想的幻灭，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她在中国20年一心想回台湾，不能说她对政治失望，如果她能回台湾，有所发挥，就不会对政治有所失望。

李敖：谢雪红在台湾搞政治，能够搞得过吕秀莲这种人吗？还不是一个失败者！

李昂：当然搞不过，她实在不是一个权谋者。革命家所需要的特质跟当权者需要的不一样，这在女人身上特别明显。谢雪红很适合做革命家，吕秀莲很适合在美丽岛事件的时候去冲去撞，你不喜欢她，可能是因为她不美，但是应该看她是什么角色，能够有什么空间。这两个女人个性都很直接、不懂掩饰，不会ㄋㄞ的，你会发现女人从政最好的一件事还是ㄋㄞ，（哈哈），这实在是一件很没有出息的事。在台湾这么恶质的政治环境，女人如果要像撒切尔夫人一样站出来，你们就骂她像叶金凤、吕秀莲一样，根本没有性别、是中性的，女人只好靠ㄋㄞ，这是你所乐见的吗？

李敖：ㄋㄞ最有效，女人为什么不比长处，比短处呢？

李昂：我知道，可是用ㄋㄞ更下层？

李敖：国民党里除了李纪珠，也不可能去ㄋㄞ了。

周玉蔻：ㄋㄞ了就是花瓶嘛！

李敖：花瓶也没错啊，做花瓶去ㄋㄞ，占到便宜，也没什么不好。

李昂：ㄋㄞ了还是没权力嘛！不会说你给他抱抱，给他睡睡，就给你权力。

李敖：这是你段数不够嘛。

周玉蔻：你觉得女性在政治的位置就这样了吗？

李敖：优秀女人不搞政治，女人搞男人，男人搞政治比较好，不能说两个都要。

李昂：有志的女人不能说，政治也给我们搞？

李敖：我说，女人还是不要从政的好，只要看看谢雪红跟吕秀莲的下场就知道了。

李昂：吕秀莲还没有“下场”。

李敖：从一个党外变成执政党，这是最恐怖的，古人说，马上得天下，不能治天下，这很惨。

李昂：不一样，现在资讯这么发达，有各国的女性领导者，可以学习的方式很多，不会那么惨。

李敖：这种学习过程我们要付出学费。陈水扁还在学习过程中，这是最恐怖、最难过的一点，因为我们选出的不是成熟的人。这也是我说女人不能搞政治，因为政治判断力没有我好。我讲个例子，美国那么好的总统威尔逊，他太太死掉，再婚离他太太过世时间很近，所有美国女人都骂他，不投他票，几乎使他落选。女人实在感情用事，容易判断错误。

李昂：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女人感情用事，可是占一半的选票喔！

李敖：你如果写施明德后传，就是感情用事。

李昂：我只写了一本施明德，就非常对他恭维，胡茵梦只写了你一下，你就用电视节目骂了她几集？

李敖：骂了40集。

李昂：对嘛，谁比较感情用事？

李敖：可是三个月以前，我到东丰街买报纸，看到一个女人穿黑大衣、戴墨镜，她慢慢走过来，我认出是胡因梦，她跑过来抱住我哭，你们相信我，是她抱住我，而不是我抱住她，因为这样可能挨耳光。她眼泪流下来，说书发表了以后，她觉得不写这些东西也好。

李昂：就我对胡因梦的了解，她可能是觉得在进修，惹这么多尘埃没有意思，才这样讲。

李敖：她新书发表会时，还发稿子到中央社说，她觉得跟李敖还有缘，她写书骂我以后，当天晚上还梦到跟我在做爱。丁乃竺告诉我，胡因梦跟我分手18年，本来要心平气和写回忆录，但是看了《李敖回忆录》，看到我都在骂她，她才回骂。对于胡因梦，我是“此情不渝、据理力争、依法解决。”

周玉蔻：这是我们女人不如男人的地方，该狠的地方就狠！

李昂：对啊，还依法解决。

周玉蔻：不过我们面对的是平凡男人，不像你……

李敖：对啊，我是真正男人，你们看到其他人只是雄性动物。

李昂：不过，李敖你要小心，这些被你骂感情用事的人口，可有一半投票的权力喔，如果我们够团结，可以把你们都翻过来的。

李敖：你们可不要大家公投把我阉掉。

李昂：像你一直说女人不该站上政治舞台，就算没有站上台面，但是有投票权力。

李敖：就是因为女人感情用事，许信良如果不是秃头、长得有马英九五分之一帅，就不会得到那么惨的票！你看，马英九的小脸蛋，除非是GAY，你会不投他？

李昂：等一下，你又没有做选票分析，怎么会知道民进党的票没有女人投？

李敖：一个鸡蛋不须吃就知道它是臭蛋。

李昂：所以你一口咬死女人不适合从政。

周玉蔻：她对女人与政治的观察是不变的。谈一谈李昂新书中，其中有段描述十分情欲……

李昂：这当然是虚拟的，尤其是拿生殖器沾酒学写字那一段，因为权力跟知识的掌控有关，男人像李敖，都觉得女人没有知识，所以不能玩权力。

周玉蔻：实务上行得通吗？

李昂：（对李敖）问你，沾酒，可以在身体上写很多字？

李敖：怎么会用这么笨的方式学写字？

李昂：当然是一个象征嘛，亏你还号称写小说的，有象征、比喻等文学上的作用。

李敖：这个比喻除了都带毛以外，这个……毛笔的毛在前面而已。

李昂：我现在觉得下一篇写情欲、带毛的要叫李敖来写，我现在觉得我写得非常高尚。

周玉蔻：这是李昂来写，所以不下流。

李敖：这本书1%是谢雪红，99%是李昂理想中的谢雪红。

李昂：我叫她自传的小说，也是写台湾女性100年来的在情欲、革命、权力的血泪史，不光是写谢雪红这人。

周玉蔻：谁会是读者？

李敖：谢雪红是谁，根本是过去式，过去郦道元写《水经注》，为每条河写历史，他说江水有灵，将惊知己于千古，因为他为每条河做传。谢雪红过去如果死不瞑目，现在可以瞑目了；因为李昂为她写了这本书。

李昂：你的《北京法源寺》用了很多实质资料，可是我的小说里面有很多史实，但是写的是虚构的，你写很多历史，是因为不能虚构，还是故意的？

李敖：其实里面有五分之四是虚构的。

周玉蔻、李昂：真的吗？可是读起来感觉像历史。

李敖：那是因为我写得好。

李昂：错！哪有小说读起来像历史？

李敖：你看《侠隐记》嘛，这种手法是大仲马的写法，也像是《杜兰朵公主》，故事是假的，场景是真的。藉由北京法源寺，说李敖想说的话。

李昂：可是小说的词汇还有重要的精神。

李敖：没有错，这里面有现代精神，这是我理想中的谭嗣同、康有为，事实上我们作风是一样的，背景借用古人说我的话，因为现代没这种人，他们是真的。

李昂：他写谭嗣同就可以理想化，但是我写谢雪红，他就说没这么理想的女性，这又是双重标准。

周玉蔻：法源寺在你的著作里，好像不太被注意？

李敖：这是被李昂害了！别人以为小说家就是李昂，别人以为我是捣蛋鬼、思想家、政论家、历史家。以后我也会再写别的小说。

李昂：像艾可的《昨日之岛》，用很多虚构的东西，小说内含大量资料，但是他还是小说家出身，小说处理得非常好看，情节栩栩如生。李敖以后要写小说，好看度要加强，不需要带毛也可以好看。

李敖：汤玛斯·曼怎么得到诺贝尔奖的？你打开书一看，枯燥无味啊！

李昂：那种枯燥无味跟你的不太一样。还好台湾现在可以看到西方小说，重新再看《北京法源寺》，就不会这么排斥，因为有先例可循。艾可应该比你更早拿到诺贝尔。

李敖：蠢人看法改变，肯定了我，九年前，我就把这本书送给你。

李昂：他在写小说的时候我就知道，而且写完还吹牛，说我也会写，我就觉得不怎么样。

李敖：摇头摇了九年。

周玉蔻：回归到历史与小说，历史该怎么处理？

李敖：哪有真的事，都是假的诠释，所以我有一首诗，真就是幻，幻就是真。

李昂：历史没有真相，一切都出于诠释，所以写什么真相，没有意义，过去的事现在来看没有什么感动。

周玉蔻：那历史家怎么办？

李昂：历史学家做研究，让我们从中有所创作。

周玉蔻：你觉得李敖的小说怎样？

李昂：我只是说九年前，台湾不会当它是小说，但是现在有那么多机会读现代小说……

李敖：所以说，我比你们还现代。

李昂：但是，艾可还是比你好。

李敖：日本大使馆100年以前的窗户怎样，我都写出来，我没有去过北京法源寺，但是她的细节我全部注意到了。

李昂：这是作家应该的基本功夫，不值得一提。

李敖：我写得太好，所以应该提。

李昂：这本书没有经过创造性的手法，还是资讯的累积，不管资料是透过谁来讲。

李敖：等我得到诺贝尔奖，你们全部都要切腹！

李昂：不会，我敢保证你不会得奖，前面还有八、九百人在排队呢！下一次我们可以一起合写一本华文界文字最色情的小说，一人写一段，然后合起来。

李敖：那就不是“双李高峰会”，而是“高峰双李会”了。

李敖：我写北京法源寺跟女人无关。

周玉蔻、李昂：所以不好看嘛……

李昂：不过这本书很适合送给小孩子看。

李敖：这本书佛法的部分写得好，可以当善书送给别人。台湾文学会毁掉，都是因为外省的战斗文学跟台湾的乡土文学，所以还得靠我们二李才救得起来！

附录：

一、李敖VS李昂：挑战权力，挑逗欲望

记者谢蕙莲／台北报导

女人适不适合搞政治？作家李敖（左）、李昂上午对谈，两人性别不同，观点也各异。记者郑琼中／摄影

两人都是知名作家，两人都语不惊人死不休，作家李敖和李昂今天在TVBS周刊的安排下，展开了一场“李敖VS李昂——权力与欲望”对谈，李敖说，中国政治是很残忍、很流氓的，没有女人、也没有知识分子的角色。

两人的对谈从李昂新作“自传的小说”中的主角、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二二八传奇女子谢雪红聊起，谈到副总统当选人吕秀莲。李敖的结论是“优秀的女人不要从政”，他举美国前总统里根的太太和陈水扁的太太吴淑珍两人为例，强调这两名女人都不搞政治，但绝对是政治上享有权势的人。

他也直言李昂新书中的谢雪红写的不是谢雪红，而是李昂理想中的谢雪红，谢雪红没有李昂书中所写的这么好，是李昂把谢雪红美化了。

李敖说，他反对女人进入政治，并不是男性沙文主义，而是疼惜女人，过去很多例子都证明在从政的过程中男人把女人牺牲掉了。从谢雪红到毛泽东的太太、王晓波的妈妈、柏杨的前妻和曼德拉的太太，李敖列举许多曾为政治牺牲生命或青春的女性，认为这些人在当时看来是伟大的，但现在想起来值不值得呢？李敖的结论是“嫦娥应悔偷灵药”。

从谢雪红到吕秀莲，李敖认为这两名女人都证明了女人从政是行不通的。李敖认为，女人从政在西方是行得通的，像是撒切尔夫人，但是在中国行不通。

李昂则反驳李敖的说法，认为李敖是“不改的男人沙文主义”，李昂认为，如果没有谢雪红当年的开疆辟土，就不会有后来的追随者。不过李昂也说，写小说是永恒的，政治是短暂的；她过去写过很多小说像是杀夫都引起很大的争论，她相信“革男人的命是永恒的，因为政治结束了，还剩下男人和女人。”

李敖在对谈过程中还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说，女人靠ㄋㄞ、靠当花瓶如果能占到便宜，也是很好的事，优秀的女人不搞政治，“让女人去搞男人，男人去搞政治”。他还说，谢雪红的下场就是吕秀莲的下场，“可以马上得天下，但不能马上治天下”。

两人在对谈结束后开玩笑，要合写一本华文中最黄的小说。【2000/04/11/联合晚报】

二．李昂、李敖：和解也要合写

陈文芬／台北报导

知名作家李敖、李昂昨天激辩“权力与欲望”，李昂伤心的同意李敖所说，现阶段女人从政用ㄋㄞ的比较讨好，而两人和解方式，则是决定接力合作一本“华人世界最黄的小说”。

议论“权力与欲望”的核心，是两个女人的从政，一是新任副总统当选人吕秀莲行事作风，二是李昂新作“自传的小说”描写二二八事件的台共、女革命家谢雪红。

李敖声称，多年来他读过李昂的所有作品，认为李昂的新书写的好，但把谢雪红从政给美化了，谢雪红是危险的、错误的定位，女人不该从政；李昂回应，谢雪红如果不从事政治，就要在旧社会做传统女性。李敖说，中国政治是很残忍的、流氓的，不但没有女人，也没有知识分子的角色。

李敖认为“优秀女人不从政，应该用其他的方法取得权力”，他举美国前总统里根太太，以及陈水扁太太吴淑珍为范例，是不搞政治，却绝对享有政治权势的人，“优秀女人去搞男人，男人去搞政治”，他指出，谢雪红下场就是吕秀莲下场，会证明“可以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

李昂说，吕秀莲“从在野的女人，学习做执政的女人”，应该给她一些时间转换，况且，她也是不用政治花瓶的角色做事。

李敖声称阅读过李昂所有作品，认为她的新作写的很好，只是百分之一是谢雪红，其他百分之九十九是李昂自己。

最近李敖唯一一部小说创作《北京法源寺》，获推荐诺贝尔文学奖，同样是以历史叙述做为小说的题材，李昂说，多年前，李敖就拿过这本小说的部份初稿给她读过，她也给了诤言，“不是好看的小说”。

李昂说，直到最近意大利大文豪艾可的小说《昨日之岛》中译版本出版，她才接受像《北京法源寺》这一款带有后设意义结构小说的写作方式，但就好像李敖那么直率的批评女人不可从政似的，李昂说，李敖写小说“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而在小说前辈面前，李敖接受批评，显得很谦逊。 （2000/04/12/中国时报）

三．李敖评女人从政 称令人哭笑不得

【本报讯】台北11日消息：李敖今天透露，三个月前他偶然遇到胡因梦，胡因梦主动跑来抱住他，且流下泪来说，“不该写骂你的话”。

李敖和李昂今天应TVBS周刊邀请举行对谈，畅谈女人从政之路及评论彼此的新作，两人针锋相对，言词犀利。李敖说女人通通不要从政，否则会令人哭笑不得；李昂则说，李敖有着“永不改变的沙文主义”。

对于男人与女人议题的辩论，李敖认为，李昂言谈间刻意提到他的前妻胡因梦，是在“打胡因梦牌”。他并调侃说，自己对李昂充满美，但李昂一直怀疑他与陈文茜交情很好。

另外，胡因梦在自传《死亡与童女之舞》中曾提到与李敖的往事，李昂说，胡因梦才提到几页，李敖就骂了她四十集。

李敖透露，日前他遇到胡因梦，胡因梦主动跑过来抱住他，胡因梦还流下泪说，自传中不应该写骂他的话。李敖强调，据“中央社”报导，胡因梦在美国发表新书的时候，还表示仍然无法忘情李敖，因为有时候会梦见与李敖做爱。（《大公报》2000.04.12）

20000413《北京青年报》专访李敖

《北京法源寺》离诺贝尔文学奖还有多远

□记者（下文简称记）：最近，由于您的小说《北京法源寺》获得推荐，参选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您成为媒体和公众瞩目的焦点人物，因为这个奖一直是国人心中的情结。我特意了解了一下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程序问题，程序上每年要在2月1日前向瑞典文学院提交推荐名单，候选者一般少则几十，多则一百多名。然后由这个学院的18名院士先筛选出15名。到五月底选出5名，10月初投票评选出一名获奖者，将近一年的评选过程都是严格保密的。要照这样说，你现在刚刚进入程序最初的阶段，对吧？

■李敖（下文简称李）：没错，我已获得了提名。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程序，我不是太了解。现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已经出版了《北京法源寺》的英文翻译本。

□记：我还了解到，四种人有资格推荐候选人，一是往届获奖者，二是各国的院士，三是各大学中语言和文学的正教授，四是各国作协的主席和副主席。我看近来的报导，您称东吴大学的一些教授是推荐人，那么是不是说《北京法源寺》的被推荐是属于第三种情况呢？

■李：被提名的过程，我不是很清楚。推荐我，可能是因为有人觉得看不过去，愿意帮我。你知道，我虽然写了很多本书，但是一直没有受到台湾文学界的肯定，在台湾文建会出版的900多页的作家名录中，703个作家里面没我，我在703名之外。这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给台湾文学界一个反省与讽刺的机会。这次推荐我的也只是一些个人……

□记：哦，不过诺贝尔文学奖也不接受团体的推荐，只接受个人的推荐。您对能否得奖有没有什么预期？或者说会不会得奖对您而言重要吗？

■李：不是我想要这个奖，而是这个奖该给中国人了。诺贝尔文学奖100年来只有四个亚洲人获奖，印度1人，以色列1人，日本2人。中国人从未获过奖，诺贝尔的其他奖，比如物理奖和化学奖，曾经给过中国人，但是他们得奖时的国籍已经是美国了。

□记：似乎按照您特立独行的个性来讲，挤进评奖活动多少让人觉得有些奇怪，好像不是您的风格似的。

■李：不是我要挤进来，是我最有资格获得这个奖！诺贝尔文学奖有它的标准，强调作品中的理想主义成分，不只看文学性的方面，也不只看一两本书，而且还要看你有没有全面的著作。1925年萧伯纳并没有写出什么，但他却在那一年获了奖。我不但符合诺贝尔文学奖的标准，而且超出了它的标准。《北京法源寺》是合乎理想主义的小说，我的著作超过1500万字，我坐过6年2个月的牢，被软禁14个月，可以说为理想主义受尽苦难。其实，中国作家早就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认为老舍就很有资格。

□记：为准备这次采访，我特意看了些资料，比如瑞典文学院一位院士写的《诺贝尔文学奖内幕》就讲它的评选不是单纯看一部作品，好像还含有对候选人整体的评价。比如托尔斯泰，这个有着不朽创作的大师，却因为他的“文化的敌人和偏见”以及他本人所做的“与高雅生活无关的放浪本能生活”的辩解而一再落选。最近，人们在谈论《北京法源寺》最终能否获奖时，有人提到您在作品集中附自己的裸照、出“写真集”等等，会影响评奖。对此，您怎么看？

■李：我的写作不是为了评奖，我也不会因为评奖改变自己。（待续）(2000/4/11)

我从未到过法源寺

□记：在我阅读《北京法源寺》之前，看到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说这部小说包含了400个观点，还以为是为表示“多”而夸张地说的虚数，读了之后才知道真的有这么多，大到忠奸、生死、家国、死君还是死事等大命题，小到几句话所表达的什么才算是真正的“吃素”，这么加起来也许400还不止。这部小说“说理”重于其他的文学技巧，人物往往一出场就是长篇大论引经据典地谈某一主题。

内地读者要买到这部小说，就得等待3月中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单行本了。不过我相信不少人和我一样，已经在网路上读到它。读后我担心它强烈的中国文化色彩怎么让西方人懂。刚才您也提到牛津大学出了英文译本，我觉得把它翻译成另一种语言，除了古诗文等字词上的障碍外，更大的阻隔恐怕是文化背景。比如文中旁征博引大量的中国历史典故、佛学观等等，即使悉数译出，并且加了大量的注释，可如果读者缺乏中国文化背景，恐怕还是读不懂或者干脆没兴趣。会不会存在这个问题？

■李：对，你说的很对，的确会有这个问题。过去因为语言问题，西方人总是无法深入中国文学，现在《北京法源寺》已经翻译成英文本，如果他们还不懂得欣赏，问题就不在我们这方面，而在他们那方面。西方语文学界总有一天要了解中国，中国占有全世界1/4的人口，西方无法漠视东方的存在。

□记：前天，我特意去了北京法源寺，正赶上晚课时光，寺内缭绕诵经声，很有宗教气氛。我知道您自己实际上从未去过法源寺，那怎么会在构思这么一部并非宗教题材的小说时想到了法源寺？小说写一群积极的入世者——谋求救国救民的戊戌志士们，为什么却以寺庙这么一个本该很清净、很出世的地方为线索，还都让他们和这个寺庙有很深的渊源，甚至宿命般的关系？

■李：小说需要有一个空间上的实境，而选择法源寺，我是因它在唐太宗时代的名字“悯忠寺”，原是中国最早的忠烈祠来考虑的。而且真正的佛教不是出世的，而是入世的。《华严经》《回向品》就主张由出世回到入世，为众生舍身。这种“回向”后的舍身，才是真正的佛教。我的一位朋友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他就自己买下了大量的《北京法源寺》散发给教友，他说我这本书深通佛法的理论。

文学变窄了之后，重要的是文字的力量

□记：比起您代表性的其他文字，这部小说没有怨气、怒气，平静地思考问题，您不是写一部历史小说，而是藉历史人物之口说出自己的观点。让人想不通的是，把很多问题看得这么透、想得这么明白的人怎么又常常那么激烈，甚至偏执？

■李：我的个性就是一个比较激烈的人，但是我也能很平静地思考、写文章，这只是写作上层次不同的问题。

□记：小说中所写的几个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包括着墨不多的蔡锷、林则徐，假如从中选择，您会选择做谁？

■李：我会选梁启超。谭嗣同是以身殉道的烈士，最后被杀头，是失败者。而梁启超是战士，危难时逃走保身，以后再回来推翻清朝。

□记：为什么不选康有为？感觉上您的笔下对这个人物的感情最深厚。

■李：康有为实际上是写我自己。他一直走在最前面，但走得太快了，大家跟不上，就认为他落伍了。其实他的见解无人能及。康有为的想法和我自己的想法很像，实际上受古代文化影响的人都会像他。

□记：从文学技巧的角度来看，《北京法源寺》和人们通常对小说的要求很不一样，强烈表达思想远超过其他文学性要素。在后记里您也表示“相信小说的前途只有加强仅能由小说来表达的思想”，而“靠小说笔触来说故事的也好，纠缠形式的也罢，其实都难挽回小说的颓局。”

■李：是。这部小说很像20世纪初俄国小说的风格。小说就是要表达思想，体现文字的力量。展现情节、说故事，电影、电视比文字更适合。实际上电影电视出现以后，文字可以表现的领域变窄了，那么很窄的部分怎么发挥？就是思想的深度和广度，就是文字的力量。你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用文字怎么表达？

□记：以后还有写这类小说的计划吗？

■李：还要写一部男女关系的小说，会谈到情、谈到性等很多方面的命题。我也不全是阳刚风格的小说。（待续）(2000/4/12)

我骂人的技巧是：情欲信，词欲巧

□记：说起您的文字风格，最突出的恐怕还得数“骂”了？您自己表示过：“表现出来的是金刚怒目，骨子里是菩萨低眉”。我不明白，干嘛非得采用“骂”的方法呢？同样的道理，温和地说就不行吗？

■李：只是各人风格不同。胡适到死都很温和，而孔子也有以杖叩胫的激烈举动。我的文章在情绪化的语言之后还有东西，有思想，有丰富的资料。就是挑出“辣椒”之后，剩下的是“肉”，不光只有辣椒。

□记：您自己怕不怕被别人骂？挨骂时内心感觉怎样？

■李：我常常被骂，经常有人写一本书一本书地骂我。批评家不被立铜像，批评家永远只是二流的人，创作才是一流的，光靠批评是不够的。

□记：您曾说过“一出道就是流氓，靠打天下起家”，又说“狂气、流气、义气、勇气形成李敖的综合体”，那三“气”都不难理解，可是“流氓气”究竟该作何解？

■李：这就要看凡夫俗子怎么看？行家怎么看？我是相信“争不到一时，也争不到千秋”的。那么就要“哗众取宠”，也就是引起大家注意，让大家喜欢。这也是常常让我陷入苦恼的问题。我骂人是很讲技巧的，以证据骂人，是靠丰富的资料来骂，我是“情欲信，词欲巧”。

□记：说到“词”，您还是一个敢于把一般标准认作比较“下流”的词写到文章中的人。

■李：那些词并不下流，比如鸡巴这个词，在《红楼梦》中就有。白话文从一开始就提倡口语化，不避俗语俗字。

□记：那么文字是不是也应该像电影一样分级，或者划出“儿童不宜”？您的文字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宜读呢？

■李：如果可以做到，当然好。可是信息这么发达，我小时候父亲把不让我看的书锁起来就行了，现在的孩子要看到一张黄色的图片，有太多种方法可以很容易看到。

我第一是文学家，第二是诗人，第三是历史学家

□记：您把自己看作什么？虽然您说自己已是“头衔成家数”，是历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大坐牢家等等，在您的内心又是怎么排序的？

■李：我自己觉得第一是文学家，第二是诗人，第三是历史学家，可是我是诗人不被承认。

□记：您能够长久地狂气、傲气，在背后是什么在支撑着？

■李：我是很精明的，很早我就知道不能穷酸潦倒，口袋不空才能挺直腰杆，才能不求人、不看人脸色、不怕被封锁。我早有准备。我干过包工，买卖过冰箱，当初下过很大的苦力。

□记：不靠写作维持生计，写起来才能恣肆。现在还有什么赚钱的新方式？

■李：现在我已经不用赚钱了，（笑）数钞票就可以了。我已经散财散掉很多，卖掉我的艺术收藏品，3000多万元（新台币），分给当年被日本人征召为慰安妇的台湾老太太。

我的缺点是心肠太软

□记：四面树敌地过了这么多年，会不会寂寞？会不会失去很多朋友感到孤单？

■李：像我们这种人是不再会感觉孤独的，我一个人可以在精神上面得到最大的快乐。我是个体户、单干户。你知道吗？我写起文章来可以很长时间不出屋的。我的最高纪录是5个半月不下楼，每天从一个洞洞里把饭给我递进来，我再从洞洞里把垃圾丢出去，最后是警察觉得我这样太恐怖了，一定要我出来才下楼的。

□记：您写文章经常旁征博引，说过自己藏书超过10万册，就我个人的经验，每读一本书都要花很多时间，我很好奇您是怎样读10万多本的？

■李：（笑）我也不是天才型的人，都可以做得到。

□记：你自己写过，500年来的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第四名空缺。评价说您自信、自恋、自大狂，同意吗？为什么会如此？

■李：自信，是一种技巧的表达，说对我捧得不够，是一种戏谑的说法。其实我本人是很谦虚的。自恋是因为我的确比别人伟大。其实每个人都是自恋的。其实我很知道我的缺点是什么。

□记：什么？

■李：心肠太软！（我们同时笑起来）

□记：最后一个问题：书中说您在书里写“惟上智与下愚最难移”。那么您……

■李：我是上上智，太“上”了，是不需要移，并不是因为顽固。（又同时笑）你笑，你心里不赞同我，我知道。（原载于《北京青年报》周刊人物 2000年3月5日）

2000《北京青年报》《羊城晚报》《搜狐网》专访李敖

中央电视台《海峡两岸》首次访问李敖

华声报讯：台湾作家李敖8月11日将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第四套《海峡两岸》节目中亮相。据悉，这是李敖首次出现在中国大陆的电视节目中。

李敖其人：1935年4月25日生于哈尔滨，1949年随父赴台。1954年入台大法律系，自动休学后次年又考入台大历史系。1961年挑起中西文化论争，从此成为文化界的风云人物。1970（wjm_tcy注：实际上是1971年3月19日）年、1982（wjm_tcy注：实际上是1981年8月10日）年两次入狱，前后达十年（wjm_tcy注：第一次判了十年，蒋介石死了减刑到五年八个月；第二次是6个月；再加上软禁14个月）之久。

李敖是台湾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他特立独行，傲世无羁；学富五车，才华横溢。斗国民党，拒见蒋经国；战民进党，掘出党魁根。中西文化论争、他更是单英战群雄。

记者专访：

“我为什么接受CCTV采访”

李敖在节目中回答的问题非常宽泛，如他是如何解读爱台湾和爱中国的；一国两制对台湾同胞有什么好处；美国是否用自己纳税人的金钱和美国青年的鲜血保卫所谓“台湾独立”；两岸一旦发生统一和独立性质的战争，台湾军队会不会有士气；维持现状与一国两制哪一种情况对台湾同胞更有利；李敖为什么要起诉已经下台的李登辉，起诉的前景又会怎样；台湾地区的新领导人会怎样处理两岸关系等等。

记者：你为什么要在中央电视台《海峡两岸》节目中开讲？

李敖：甲午战争之后，台湾被日本占了50年；后来又被国民党占了50年。这样，使得100多年同祖国内地分开，而且许多政客在挑拨着台湾与祖国内地的关系。现在，海峡两岸在不断地进行接触，进行三通，但这往往是物质层面的，我很想在精神层面对两岸关系进行沟通，通过它交流思想，我觉得有这个机会很好。

“台湾要发展，必须以祖国内地为腹地”

记者：你怎样看台湾的发展？

李敖：祖国内地的发展也需要台湾，内地与台湾应该相互补充，密不可分。所谓“台湾独立”，实际上完全没有可行性，完全没有应该实现的条件。我反对也是这个意思。我认为台湾如果没有祖国内地作为它的腹地，台湾根本没有发展的条件。它必须要靠祖国内地。我讲的话还是纯粹从台湾的利益来讲。在1949年的时候，蒋介石把全中国国库的黄金，有92万两的黄金，全部运到了台湾。然后用92万两中的85万两，做了台湾的新台币发行的准备额、准备金。然后台湾就开始所谓经济起飞，这么多年来台湾就变成了暴发户。可是，这是用全中国的钱，建设了中国的一个省。这等于劫贫济富。这是很对不起祖国内地的，用会计学的说法就是耽误了内地发展的机会成本。我觉得这是很混蛋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认为，当时台湾抢走了祖国内地国库的黄金，现在自己发了财，就想逃掉，哪有这么简单。

“我不会来祖国内地，总归中国永远是我的故土”

中央电视台同时向李敖发出来内地的邀请。但李敖表示：我不会来内地。因为，内地也好、台湾也好，对我都一样，总归中国是我的故土。

李敖说，我现在懒得动，我想最后只能“魂归故里”了。

记者：你离开故土这么多年了，难道不想去哈尔滨和北京看看吗？

李敖：我想起一句名言，我自己认为名言就是：重温旧梦，就是破坏旧梦。这个旧梦最好不要重温。旧时的朋友、环境都不是当年了，你那些美好的回忆还在过去。可身上的过去已经不是那个过去了。近乡情怯，你会觉得有必要吗？我母亲回去了，回到我们北京的老宅，内务部街甲44号，我母亲回去以后，一进门就哭了，什么原因呢？当年我们那个老宅里面住着我们10口人，一家10口，这一次回去时她一个人回去的，回去一看里面住着10户人家，像个大杂院，心里很难过。那是我的老宅，连大门都换了，我请两个朋友去照相。我的两个姐姐在内地，一个在昆明，一个在上海。二姐是工程师，退休了。大姐在昆明医学院，姐夫是当年的昆明医学院的院长，后来都退了。他们经常到台湾来探亲。

“我不要全尸观念，我死后要做成骨骼标本”

记者：你在《李敖快意恩仇录》一书最后一页写道：最后附告：我已跟台大医学院骨科主任韩义雄医师、法医学科主任陈耀昌医师初步谈好，我死以后，将捐出遗体，做成完整骨骼标本，永远悬挂于台大骨科。请问，你定了吗？为什么这样做？

李敖：没有改变。主要目的就是给大家一个示范。能表现我观念新嘛，我不要全尸的观念。因为中国全尸观念很重要，所以，很多古代人被砍头后，还花钱让头跟尸体连在一起。

“我认为李登辉在品德上面是很糟的”

记者：你对李登辉有什么新的举动？

李敖：他一下台，我就将他告上法庭。我是全世界当然包括全中国最早写了一本书拆穿李登辉的人。李登辉做了蒋介石、蒋经国的接班人，我就写了一本书，叫做《李登辉的真面目》，我谈到了李登辉这个人有问题。我的书出版后，人家说你李敖不厚道，说李登辉这个人有什么问题呀？李登辉是台湾人，李登辉是教授，李登辉是学者，李登辉是基督教徒，李登辉是好人，他有什么问题呀？我说，他有问题的一点是蒋经国精挑细选选出来的接班人。这个人就是有问题。后来我根据资料，揭发了李登辉是中国共产党的叛徒，在台大的一个案子里，他出卖了叶城松、杨廷椅等人。这些人都是他拉去参加共产党的，然后李登辉投降了国民党。害得这些台大同学都被枪毙了。所以我认为李登辉品德上面是很糟糕的。

“最近打赢了一场官司，获赔30万新台币”

大家都非常关心李敖状告李登辉的事。但李敖根本不当一回事，他说，这种事每年都要遇上几十起。7月26日，李敖又打赢了一场官司，是诉伪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的侵犯名誉伤害的，李敖获赔30万新台币。

李敖非常得意地说：“30万新台币值一万美元。”

记者：你打算如何花这笔钱？

李敖：要把这笔钱用于购买大量的散失在民间的资料。

记者：你打官司，屡败屡战，输的总比赢得多，但你总是乐此不疲。

李敖：现在台湾很不景气，他们所谓淡季，我的被告也不景气，比较淡季。所以我现在官司很少了，剩下十多个。连李登辉都被我告过。那个官司根本不判，那个官司告到地方检察处，检察机关根本就不敢碰他，所以，你告他，他们不敢碰他。我不是只告计程车司机的。

记者：那么，从你打过的官司看，打赢打输的比例是多少呢？

李敖：其实官司常常打输的，并不是打赢的，因为现在有个前任秘书长叫许水德，他公开讲，“法院是我们国民党的”———所以这个法院你怎么打得赢官司？可是有一点，你注意到，一般人以为打官司是看的打赢打输，我认为是错的。打官司打过程，看打的过程，就好像我们看球赛一样。我说你不要去看球赛了，明天我告诉你哪一队赢了，行不行？你喜欢这个结果吗？你不喜欢，为什么呢？看球赛的过程很过瘾，所以打官司打过程。前一阵子我告那个伪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最后判他无罪，官司前后打了4年，你注意到没有，这4年间把他困扰得痛苦不堪。现在判我赢了，当然更高兴。这过程里面你会胜利。打拳击赛有个术语叫TKO，叫技术击倒。比拳时，张三可能打不过李四，可是张三忽然一拳，先打了李四的眼睛，李四的眼睛流血了，旁边的医生说，你不能再打了。等于你在技术方面赢了对方。所以我认为，打官司是一个技术击倒的问题，而不是一定要在胜败上面能够怎么样公正。如果这样子，你就会很失望。

“角逐诺贝尔文学奖属于半真半假”

最近，人们对中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情节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在美国的华人海外团体提名巴金角逐200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李敖指出，巴金不可能获诺贝尔文学奖。如果巴金要获得，50年前就获得了。可李敖自己却要角逐，但他明确表示，这是半真半假。

记者：中国谁能获诺贝尔文学奖？

李敖：老舍不错。

记者：有人说，你的观点是，说来说去还是你最够资格。

李敖：我本来就是个自大狂。

记者：你对台湾有感情吗？

李敖：那个孤岛吗？我曾经住过50年，从青春到老年，我都在那儿。那儿是一个奇怪的岛，不论我住多久，不论我有多少快意恩仇，总觉得只有我一个人在那儿。虽然如此孤寂，我还是忘不了它。

李敖“快速问答”

问：你的一生是否可以用“特立独行，快意恩仇”8个字来概括，或者如果用一个字概括，那就是“傲”，是吗？

答：（大笑）台湾流行一个“爽”字，这个字在国语里大陆没有台湾用得广。“爽”就是很痛快的样子，其实“爽”字也蛮能涵盖的。先解释“特立独行”，因为按照现在时代的变化，个人的力量越来越小了。在古代，个人的力量还很大，像法国的伏尔泰，个人的力量可以影响一个时代，现在个人的力量很渺小。我认为这个时代把人变得张三跟李四一样，李四又跟王五一样，大家没有什么不同，我认为要使他有不同、有个性，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生方向。所以我认为，有个性表现出来就是特立独行。可是特立独行又不是关着门自己照镜子，还要你的力量能够发挥出去，这个劲儿能够使得动才算。所以，特立独行要表现出来，实践出来，实践是检验特立独行的唯一标准（大笑）。“快意恩仇”也是，很多人受到教条影响，耶稣说，爱你的敌人啦，可以原谅你的敌人啦，可我认为，恩和仇是一件事，有仇不报的人，就是忘恩负义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感情太浅，有仇他可以不报，有恩他也会忘掉。这种人是一类人。所以“快意恩仇”是我这种把恩仇都看得很重要的人的表达方式。

问：内地有大量崇拜你的人，特别是青年学生。北京有一个研究生还自称“大陆李敖”，因为他出版了几本针砭时弊的书。你想对这些崇拜者说些什么？

答：哦，我认为他们第一应该确定要超过李敖，应该有这个抱负。第二要认清：李敖是很难超过的（笑）。

问：对于他们以后的人生言行、选择，你能够给他们一点指点吗？

答：不敢。我所了解的是这样子，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选择。你选择什么？有的人重视爸爸妈妈的意见去选择，很多人重视利害不想自己受到伤害，有的人把个人关系变得很和谐。我个人的选择是，什么对我是最重要的呢，是谈真理，我所相信的真理，是最重要的，所以谈真理是彻底判断是非。谈是非比感情、利害关系都重要。谈是非就要用很多方法来证明研究这个是非，所以要做很多的研究。一个人首先要确定选择什么。

问：能介绍一下你的藏书情况吗？

答：我其实并不是一个藏书家，我觉得藏书家没有意思，应该是一个用书家。懂得用比较重要。很烂的书我也收，原因是它可以做反面教材，所以我有10万多册书。可能一般中国人很少有人有这多的书。

问：那，这多的书中，你有没有觉得哪一本书对你影响最大呢？

答：没有。常常影响你的很少是全面性的，可能某本书的一句话，或者某本书的一个故事，它会影响你的一生。其他对你没有意义。所以你很难确定你是受了哪一个个人或者单一的著作的影响。读书最重要的一点是由于你的博学，能够把很多问题看到窍门那个地方去。多读书是很重要的。不过头脑要好，如果不好的话被书困住，变成书呆子了，因此我很自负地讲过一句话，任何人读我李敖读过的书的十分之一，这个人可能就是书呆子，被书给骗了（大笑）。会读书应该是，这本书打开以后，那些关键的字，它会跳出来，跳到你的眼前。能掌握了这些，才是会读书的人。

问：你一生中官司挺多的，你有没有统计过，一共打了多少个官司？

答：（大笑）没有统计，几十场是有的。现在台湾很不景气，是所谓的淡季，我的被告也不景气，处于“淡季”。所以我现在官司很少了，剩下13个。请注意我的动词，“剩下”13个。上次连那个所谓的“总统”李登辉，都被我告过。（记者问：判了吗？）那个官司根本不判，那个官司告到地方检察处，检察机关根本就不敢碰他，所以，你告他，他们不敢碰他。我不是只告计程车司机的。我是从那个国民党伪总统一路告起。

问：那，从你打过的官司看，打赢打输的比例是多少呢？

答：其实官司是常常打输的，并不是常打赢。有个前任秘书长叫许水德，他公开讲，“法院是我们国民党的”所以你怎打得赢官司？可是有一点，你要注意，一般人以为打官司是看打赢打输，我认为是错的。打官司更重要的在于打的过程，就好像我们看球赛一样，我说你不要去看球赛了，明天我告诉你哪一队赢了，好不好？你喜欢这个结果吗？你不喜欢，为什呢？看球赛的过程很过瘾，所以打官司打过程。前一阵子我告那个伪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最后虽然判他无罪，但官司前后打了四年，这四年间把他困扰得痛苦不堪（笑）。打拳击赛有个术语，叫TKO，叫技术击倒，比拳时，张三可能打不过李四，可是张三忽然一拳，先打了李四的眼睛，李四的眼睛流血了，旁边的医生说，你不能再打了，等于你在技术方面赢了对方。所以我认为，打官司是一个技术击倒的问题，如果很看重胜负，你就会很失望。

问：你现在已经花甲之年（李敖答：超过花甲，我64岁），那有没有感到随着年龄的增长已经开始变得宽容了呢？

答：我没有，我现在正好像一种人，是越老越激烈，不是越老越保守。最典型的例子，美国的那个富兰克林，富兰克林一共活了84岁，他在42岁以前，是个商人，是个办报的，老老实实的一个人。可是42岁以后，他开始去放风筝，去做科学家，最后变成革命党。我倒越老越激进，我倒不是越老越保守，而是越老越激进（大笑），反常。

问：几十年来你一直反对台独，为此也吃了不少苦。

答：台独完全没有实现的条件。我反对也是这个意思。我认为台湾如果没有中国大陆作为他的腹地，台湾根本没有发展的条件。它必须要靠中国大陆。我讲的话还是纯粹从台湾的利益来讲，没有中国大陆做腹地，是没有前途的。还有一点也是我一再讲过的，就是在1949年的时候，蒋介石把全中国的黄金，有92万两黄金，全部运到了台湾。然后其中的82万两，做了台湾新台币发行的准备额、准备金。然后台湾才开始所谓经济起飞，这多年来台湾就变成了暴发户。可是这是用全中国的钱，建设了中国的一个省。这等于劫贫济富。这是很对不起大陆的，用会计学的说法是耽误了大陆发展的机会成本。我觉得这是很混蛋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认为，当时台湾抢走了中国大陆国库的黄金，现在自己发了财，就想逃掉，哪有这简单。

问：你个人对李登辉作过什么样的调查？

答：我是全世界当然包括全中国最早写了一本书拆穿李登辉的人。李登辉做了蒋介石蒋经国的接班人，我就写了一本书，叫做《李登辉的真面目》，我谈到了李登辉这个人有问题。我的书出版后，人家说你李敖不厚道，说李登辉这个人有什么问题呀？李登辉是台湾人，李登辉是教授，李登辉是学者，李登辉是基督教徒，李登辉是好人，他有什么问题呀？我说，他有问题的一点就是，他是蒋经国精挑细选选出来的接班人。后来我根据资料，揭发了李登辉在品德上面是很糟糕的一个人。

问：请用非常简洁的语言评价一下李登辉这个人。

答：（笑）混蛋！！

问：应当说你是一个典型的叛逆者，这种叛逆的生活有没有使你感到孤独呢？

答：你孤不孤独跟人的关系连在一起，那就很惨了。你要靠着别人才能快乐的话，那你就很惨了。我基本上一个人过生活，我很欣赏的就是那个大科学家爱因斯坦的一句话，他说他最喜欢过的生活就是孤独的愉悦。孤独的愉悦是最快乐的，所以他一个人做着物理研究、做科学研究，都是一个人，在精神上面可以得到最大的快乐。一般人在精神上得不到快乐，要靠跟别人搅在一起，一没有人他们就觉得很孤独。所以，我们的快乐不能靠跟别人的关系，这样的话太被动了。

问：你追求不但要立言还要立德，但你做了那多事，出了那多书，说了那多话，奋斗了那多年，你会不会对最终的结果产生过失望或无奈或动摇呢？

答：不会的。失望、无奈、动摇都是因为你寄予了很高的希望。像我们这样从事思想活动的人，不能够寄这样的希望，就好像当年的耶稣一样，2000年前耶稣背十字架的时候，天亮以前，他的门徒也是不认他就跑掉了。所以他的理论是慢慢发展起来的，他自己看不到。中国人讲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我觉得台湾那个地方太小了，是没有“功”可“立”的。可是我在台湾立德、立言是可以做到的。大家奇怪，你立什么德？我觉得我在台湾能够跟国民党不合作，又不忍气吞声，这就需要很高的道德勇气。我写了两本书骂国民党《国民党研究》、《国民党研究续集》，一般人是做不到的。一般人都以为我只会写文章，我觉得我在立言以外，立德标准是很高的。在台湾很少像我这样跟国民党翻脸硬干的，我不是骂他王八蛋，我们拿出证据来推翻他，他们说蒋介石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我就拿到当时日本士官学校的学生毕业名册，没有他嘛，没有蒋介石嘛。我会拿出证据跟他们干的，当然他们恨我入骨。

问：你在《李敖快意恩仇录》一书最后一页写到：“最后附告：我已跟台大医学院骨科主任韩义雄医师，法医学科主任陈耀昌医师初步谈好，我死以后，将捐出遗体，做‘大体解剖’然后做成完整的骨骼标本，永远悬挂于台大骨科，除嘉惠医学教学及研究外，恨我入骨者亦可骷髅相见也。”请问，你为什么这样做？

答：主要目的就是给大家一个示范。这表现出我的观念新嘛，我不要全尸的观念。中国的传统观念，“全尸”很重要，很多古代人被砍头后，家人还要花钱让头跟尸体连在一起。

问：你自1949年从内地去了台湾之后，至今没离开小岛一步，有没有想过回来看看呢？

答；我想起一句名言——我自己认为是名言：重温旧梦，就是破坏旧梦。这个旧梦最好不要重温（笑）。旧时的朋友、环境都不是当年了，你那些美好的回忆还在过去。近乡情怯，你会觉得有必要吗？

问：你有两个姐姐在内地？

答：是的，一个在昆明，一个在上海。我二姐是工程师，退休了。大姐在昆明医学院，我姐夫是当年的昆明医学院的院长，后来都退了。他们经常到台湾来探亲，因为我母亲在台湾。

问：现在你依靠自己出版的书，拿版税拿稿费。收入不少吧？

答：我可以坦白告诉你，我决不是靠写书赚钱，写书赚的钱其实很有限的，过去有过，后来发现写书赚的钱是比较少的。我是赚什么钱可以告诉你，我是赚排难解纷钱。你有什么麻烦，我帮你解决，而台湾有很多麻烦是黑道白道都解决不了的。这种案子我能够解决（笑），我就赚这个钱，讲起来很好笑，啊（大笑）。靠写书赚的钱其实很有限，有的书还赔钱。台湾的出版业不是很景气。我那本《快意恩仇录》大陆版很可惜经过删节，二渠道（指盗版本记者）的版本没有删改，我听说有两种二渠道的版本。（记者问：等于是盗版本侵犯你的权益）我觉得也无所谓了，因为我在台湾写了100多本书，台湾国民党伪政府查禁了96本，这是个世界纪录，古往今来古今中外从来没有一个人的书被查禁这多的（笑），查禁这多还在写，我有很多书黑市在卖，他们抓不胜抓。所以我认为盗印本有他的功能，只是这钱我拿不到而已，除了赚的钱作者拿不到以外，其他都还好吧（笑）。

问：下一个问题很大又很小，请谈谈你的爱情观。

答：哦，爱情观（大笑）。谈到爱情有一个大前提，就是爱情不是很永久的，除非两个人一起殉情死掉。真的爱情是要分开的，不是永久的。分开了以后才是真的爱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爱情本身要有很多的情调，可是现在年轻人都不太讲情调，年轻人跟霸王一样，霸王硬上弓、公鸭搞母鸭也不需要对方同意的，台湾有句话叫“鸭霸”，是没有情调的。爱情要有基本的情调，可现在的年轻人不太会写情书（大笑）。我认为爱情本身是变动不拘的，是常变，而不是定位的。爱情是个变数而不是常态，要有这个心理准备。（记者：分分合合？）有合必有分，有人认为海枯石烂，有这种想法的人除非在两个人海枯石烂的时候死掉、殉情。否则爱情是不会永久的。我在台湾写过一个歌，巫启贤唱的《只爱一点点》，台湾正在唱这首歌：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的爱情像海深，

我的爱情浅。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的爱情像天长，

我的爱情短。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眉来又眼去，

我只偷看你一眼。

这个就代表了我的爱情观，含蓄，挺老派的。

问：你在《独白下的传统》一书扉页写到：“50年来和500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嘴巴上骂我吹牛的，心里都为我供了牌位”，你又称：“若有来生，愿做李敖第二”，这是你对自己比较幽默的评价，能解释一下吗？

答：第一部分是说我对白话文的表达方式的一个推动，一般人会说“我文章最好，我的文章第一”，就会用这个方式来表达，我的方法可不一样。前三名李敖，李敖，李敖，都是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感觉上，这个句子是特意在推动你，李敖一次，更一次，又一次，在推你，推你三下。也许你很不高兴，觉得这个人很自大，可是你很难忘掉我这种表达方式。句子你很难忘掉。它是一个宣传的方式，运用中国文字的一个技巧，很狂妄的一个技巧。第二部分呢我答复你，是一句有名的话，过去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他去看一个哲学家狄阿杰尼斯，狄阿杰尼斯正在一个木桶里晒日光浴，亚历山大大帝过来后就问候他，狄阿杰尼斯就讲了一句话，他说：“请你不要挡住我的阳光。”这种哲学家，皇帝过来他也不买账，不在乎。皇帝就很感动，觉得这个哲学家这样地神奇，就讲了一句话：“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希望我是狄阿杰尼斯。”我用这个句子改写：“如果我不是李敖，我希望我是李敖第二”（笑）。所以你问这个句子的来源，我是有背景的，是充分地自信，自恋，自大狂（大笑）。我本人是谦虚，可是我写文章时候是很嚣张的人。我写文章很自大，待人接物是很谦虚的（笑）。

问：能否介绍一下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的《李敖大全集》？

答：《李敖大全集》我一共写了1500多万字，前面20册在大陆友谊出版公司出版了，现在我又授权给他们出后面的20册，这是我这多年来写的一些主要的东西，1500万字。这东西我可以告诉你，比梁启超、鲁迅、胡适，我比他们写得多得多。什么原因呢？因为我很单纯，我跟别人不来往，婚丧喜庆不喜欢，吃喝嫖赌也不参加，所以我很多时间都在写作，写得比他们多得多。我现在64岁啊，再活个一二十年的话，还会写出很多来，我认为，写书是我给我自己最好的定位。我写出来1500万字，这东西有价值的最好证明就是它被国民党查禁了96本（笑）。

李敖作品辑录《李敖回忆录》、《李敖快意恩仇录》、《且从青史看青楼》、《北京法源寺》、《传统下的独白》、《中国性研究》、《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孙中山研究》、 其他文章。

（参考资料：北京青年报、羊城晚报和搜狐网相关信息编辑）

2000《时事开讲》专访李敖

两次接受曹景行专访，吐露“我为什么认为陈水扁是王八蛋的八个理由”

曹景行仍然在台湾寻找答案。“520”直播结束的当天下午，与曾静漪访问台湾著名作家李敖。请这位在3月18日以新党候选人的身份角逐选举落选的文人，点评“520”之后的台湾政局。地点在他的书房。

李敖在台湾属于特立独行之人。他开了一个电视节目每天去骂他不喜欢的人，引起收视狂潮。没有人敢惹他，但他仍然不断地要“惹人”。陈水扁就职后，他决定告李登辉。他在选举结束后，已宣布不再接受采访。可对于曹景行的访问邀请，却一口答应了。

曹先生与李敖之前已是不错的朋友。他们两人曾深谈多次。3月中“大选”期间，他曾去探访过李敖。李说：“曹先生的老爷子——曹聚仁先生的创作字数比我还多。”当时李的身份特殊，同去的曾静漪回忆说：“他身边全天候有一群特工保护他的安全，他们都说他为人很亲切。相信一般人对这种说法觉得怪怪的，有台湾民众就很直接地告诉我们，‘李敖像疯狗一样乱咬人，你们还去访问他？’不过他承认李骂人骂得令人想反驳都困难，因为他逻辑十足、证据充分并且引经据典。”

台湾人都知道，李敖自己设立许多人物的档案，他状告某人的时候皆派上用场。不过不少他的朋友后来都变成他的敌人，双方过往的谈话记录也成为对质的档案。

曹景行去到李的工作室时，刚好遇上“意外状况”——缺水。李对曹先生说，不好意思，你们要自己到楼下的便利店去买矿泉水，但是他可以出钱。李的喉咙似乎不太舒服，因为一早有场演讲，已经连续说了两个小时的话。台湾的一些媒体很怕跟他打交道，不过他跟曹先生说：“我们相处得不错。”曹认为这可能与凤凰卫视相对超脱的立场有关。

李在进入专访时，就告诉他：“明天我就要开记者会，准备告李登辉。”按台湾的法律，李登辉下台后，他就可以起诉这个人。因为“他出卖了台湾”。他拿出手边许多“让台湾人害怕”的简报，“证明陈水扁师承李登辉的做法，企图拖延时间以消灭与大陆的关系”。他的证据是李以前对《华尔街日报》说过，现在没有一个中国问题。陈水扁则是把一个中国说成未来式——

李的整个访谈带着典型的李氏“撒野”做派。

曹景行：现在他（陈水扁）“内阁”的构成你感觉怎么样？

李敖：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有趣的事情，当年我带领很多党外人士去跟国民党打拼的时候，去研究自由的时候，阿扁是我的手下，那个时候我出钱给现在阿扁的“交通部长”叶菊兰的丈夫郑南榕办杂志，阿扁是我手下的社长。当时我选择他做这个活动的时候，就把他看得很清楚。当时我写了篇文章《我为什么支持王八蛋》，意思就是说国民党是龟儿子，打国民党要联合王八蛋来打龟儿子，所以我从来不忘记跟我合伙的人是王八蛋。当然大家对我的这种撒野已经习惯了，可是我先表明我的心迹。那天开会的时候我的感觉是龟儿子终于被我们搞垮了，可是王八蛋却又变成了龟儿子。你要听我的真心话，这就是我的真心话。所以阿扁用的人就是这批货色，跟国民党有什么不同？只是一个“政权”的交换而已。所以我认为这个“蜜月期”很短，民调会高一点点，很快就会下来的。因为阿扁会做几件事情我可以告诉你，第一他会承认“一个中国”，他会得罪39%的“台独”分子，他是个不讲政治道德的人。

曹景行：你可以从他的讲话中看出他的意向，只是把“一个中国”原则变成“未来的一个问题”来说。

李敖：阿扁现在这种做法类似扭秧歌，进三步、退两步，他现在玩这个东西。看他用人的方法就可以看出来，用杜正胜做故宫博物院的院长，杜是替李登辉负责修改《认识台湾》教科书的，修改了台湾所有的教科书，修改到什么结果可以告诉你，整个教科书里面我们看不到四个字了，就是“中华民族”。所以我们比较李登辉的就职演说跟阿扁的就职演说，李登辉的演说里面提到了一次“中华民族”，阿扁全部都没有提到。李登辉的就职演说里面只提到了18次的台湾，而阿扁提到了40次的台湾。这个比例很大。陈的目的就是要疏离，慢慢跟你用长远的方法从根部，从青年、幼年、从小孩子开始慢慢跟你疏离，跟大众疏离。

曹景行：这种情况是不是已经出现了？

李敖：已经出现了，我觉得他现在的方法更严重，争取时间来做成一个脱离大陆的结果。问题是中共也看得很清楚，没有台湾问题，根本是中美问题，而美国摆平了台湾，听话得很。……陈水扁是有弹性的，李登辉有一点日本人的味道。陈水扁完全是一个政客，他以前是我的手下，我太了解他了。什么都不信，只信活生生的政治权力，所以什么话都说得出口，什么事都可以做，为了选票。这个人的成长我觉得有一点怪异，他大学的时候考取了律师，穷苦出身很用功的。这个人一点都不讨人喜欢。他紧绷绷的脸，讲话的声音也很难听，笑起来比哭还难看，他就是不讨人喜欢。

曹景行：你预料他怎么样处理两岸问题？会有一个比较明智的做法和现实的做法吗？

李敖：我觉得在美国的利益里面，他是最听话的一条“小花”。蒋介石是“老花”，李登辉是“中花”，“老花”和“中花”不太听话。台湾是一个愚民的社会。我在台湾住了51年，一天都没有离开，台湾人有几个优点我都知道。有两个大缺点我可以告诉你，第一个，就是对政治的判断力很低，政治看法是很可笑的。尤其现在陈水扁所谓的“副总统”、头脑不清的女人吕秀莲，她的政治看法很幼稚。第二个，他们的特色就是无情。宋楚瑜根扎得很深，他离开了省长位置以后，撑了这么久撑到现在，最后还是得到这么高票落选，所以我说他很了不起。可是我们想想看，尼克松说：“我搞了这么多年的政治，发现一个定律，当我不能给别人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就拿不到什么东西。”现在宋楚瑜没有机会给别人东西了，未来四年以内他没有机会了，所以他遭遇到危机原因就在这里。但他在政治上还有机会，如果说四年以内，或者是八年以内有意外事情出现的时候，宋楚瑜就有机会。

台湾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台湾在“两蒋时代”，虽然用高压政权累积了一些基础，累积了一些台面，累积了一些老本，累积了一些筹码，现在被李登辉折腾光了。陈水扁糊里糊涂地就接受了这么一个烂摊子，这个摊子其烂无比，整个全部被他（陈水扁）接收了，他就感到痛苦无比，会有好戏看的。我们在台湾作为一个思想家、历史家，后面是一个先知者，我在台湾就觉得是看这场戏。我在电视里面做节目时还开了一个玩笑，这句话被查禁了，不许我讲了。我说：“莎士比亚讲，人生就是一个舞台，我们都在舞台上面，只是陈水扁沐猴而冠，我李敖粉墨登场。”这句话被删掉了，不能说“陈水扁沐猴而冠”。对我而言，就是王八蛋、龟儿子换了，我所遭遇到言论自由的压力一直没有断，到现在为止都是这样的。

这个节目用对话的形式，在《时事开讲》中播出。李的这种“在野的评述”引起了多方面的关注。曹景行借一位重量级的台湾本土知名人士的评述回答了相当多大陆民众的疑问。尽管这种说法有点强烈的个人色彩，但却是重要的声音。

但观众仍然需要得到真正持平的答案。 ……

20000809《北京青年报》专访李敖

专访：李敖首次在内地电视节目亮相

李敖1935年4月25日生于哈尔滨，1949年随父赴台。1954年入台大法律系，自动休学后次年又考入台大历史系。1961年挑起中西文化论争，从此成为文化界的风云人物。1970年（wjm_tcy注：实际上是1971年3月19日）、1982年（wjm_tcy注：实际上是1981年8月10日）两次入狱，前后达十年之久（wjm_tcy注：第一次判了十年，蒋介石死了减刑到五年八个月；第二次是6个月；再加上软禁14个月）。

李敖是台湾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他特立独行，傲世无羁；学富五车，才华横溢。斗国民党，拒见蒋经国；战民进党，掘出党魁根。中西文化论争、他更是单英战群雄。

8月11日，李敖首度在内地电视节目亮相

著名作家李敖7月20日开始成功登陆中央电视台，在《海峡两岸》节目中开讲。

不久前中央电视台《海峡两岸》节目以书面的方式采访了李敖先生，并委托台湾真相电视台代为拍摄李敖回答中央电视台书面采访的录像。

鉴于李敖是台湾的著名学者，对政治、经济、文化有许多独到的见解，而他独特的风格和表述方式又受到了台湾观众的特别喜爱。因此，以台港澳及海外观众为主要收视对象的中央电视台四套《海峡两岸》节目很想采访李敖，请他谈谈海峡两岸人民都十分关心的问题。这一次，终于如愿以偿。据悉，该节目将在8月11日、8月18日、8月25日中央电视台四套播出。8月7日，记者给李敖通越洋电话时证实，这是李敖首次在中国内地的电视节目中亮相。当天，记者对李敖进行了采访。

我为什么接受CCTV采访

李敖在节目中回答的问题非常宽泛，如他是如何解读爱台湾和爱中国的；一国两制对台湾同胞有什么好处；美国是否用自己纳税人的金钱和美国青年的鲜血保卫所谓“台湾独立”；两岸一旦发生统一和独立性质的战争，台湾军队会不会有士气；维持现状与一国两制哪一种情况对台湾同胞更有利；李敖为什么要起诉已经下台的李登辉，起诉的前景又会怎样；台湾地区的新领导人会怎样处理两岸关系等等。

记者：你为什么要在中央电视台海峡两岸系节目中开讲？

李敖：甲午战争之后，台湾被日本占了50年；后来又被国民党占了50年。这样，使得100多年同祖国内地分开，而且许多政客在挑拨着台湾与祖国内地的关系。现在，海峡两岸在不断地进行接触，进行三通，但这往往是物质层面的，我很想在精神层面对两岸关系进行沟通，通过它交流思想，我觉得有这个机会很好。

台湾要发展，必须以祖国内地为腹地

记者：你怎样看台湾的发展？

李敖：祖国内地的发展也需要台湾，内地与台湾应该相互补充，密不可分。所谓“台湾独立”，实际上完全没有可行性，完全没有应该实现的条件。我反对也是这个意思。我认为台湾如果没有祖国内地作为它的腹地，台湾根本没有发展的条件。

它必须要靠祖国内地。我讲的话还是纯粹从台湾的利益来讲。在1949年的时候，蒋介石把全中国国库的黄金，有92万两的黄金，全部运到了台湾。然后用92万两中的85万两，做了台湾的新台币发行的准备额、准备金。然后台湾就开始所谓经济起飞，这么多年来台湾就变成了暴发户。可是，这是用全中国的钱，建设了中国的一个省。

这等于劫贫济富。这是很对不起祖国内地的，用会计学的说法就是耽误了内地发展的机会成本。我觉得这是很混蛋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认为，当时台湾抢走了祖国内地国库的黄金，现在自己发了财，就想逃掉，哪有这么简单。

我不会来祖国内地，中国永远是我的故土

中央电视台同时向李敖发出来内地的邀请。但李敖表示我不会来内地。因为，内地也好、台湾也好，对我都一样，总归中国是我的故土。

李敖说，我现在懒得动，我想最后只能“魂归故里”了。

记者：你离开故土这么多年了，难道不想去哈尔滨和北京看看吗？

李敖：我想起一句名言，我自己认为名言就是：重温旧梦，就是破坏旧梦。这个旧梦最好不要重温。旧时的朋友、环境都不是当年了，你那些美好的回忆还在过去。可身上的过去已经不是那个过去了。近乡情怯，你会觉得有必要吗？我母亲回去了，回到我们北京的老宅，内务部街甲44号，我母亲回去以后，一进门就哭了，什么原因呢？当年我们那个老宅里面住着我们10口人，一家10口，这一次回去时她一个人回去的，回去一看里面住着10户人家，像个大杂院，心里很难过。那是我的老宅，连大门都换了，我请两个朋友去照相。我的两个姐姐在内地，一个在昆明，一个在上海。二姐是工程师，退休了。大姐在昆明医学院，姐夫是当年的昆明医学院的院长，后来都退了。他们经常到台湾来探亲。

我不要全尸观念，我死后要做成骨骼标本

记者：你在《李敖快意恩仇录》一书最后一页写道：最后附告：我已跟台大医学院骨科主任韩意雄医师、法医学科主任陈耀昌医师初步谈好，我死以后，将捐出遗体，做成完整骨骼标本，永远悬挂于台大骨科。请问，你定了吗？为什么这样做？

李敖：没有改变。主要目的就是给大家一个示范。能表现我观念新嘛，我不要全尸的观念。因为中国全尸观念很重要，所以，很多古代人被砍头后，还花钱让头跟尸体连在一起。

我认为李登辉在品德上面是很糟的

记者：你对李登辉有什么新的举动？

李敖：他一下台，我就将他告上法庭。我是全世界当然包括全中国最早写了一本书拆穿李登辉的人。李登辉做了蒋介石、蒋经国的接班人，我就写了一本书，叫做《李登辉的真面目》，我谈到了李登辉这个人有问题。我的书出版后，人家说你李敖不厚道，说李登辉这个人有什么问题呀？李登辉是台湾人，李登辉是教授，李登辉是学者，李登辉是基督教徒，李登辉是好人，他有什么问题呀？我说，他有问题的一点是蒋经国精挑细选选出来的接班人。这个人就是有问题。后来我根据资料，揭发了李登辉是中国共产党的叛徒，在台大的一个案子里，他出卖了叶城松、杨廷椅等人。这些人都是他拉去参加共产党的，然后李登辉投降了国民党。害得这些台大同学都被枪毙了。所以我认为李登辉品德上面是很糟糕的。

最近打赢了一场官司，获赔30万新台币

大家都非常关心李敖状告李登辉的事。但李敖根本不当一回事，他说，这种事每年都要遇上几十起。7月26日，李敖又打赢了一场官司，是诉伪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的侵犯名誉伤害的，李敖获赔30万新台币。

李敖非常得意地说：“30万新台币值一万美元。”

记者：你打算如何花这笔钱？

李敖：要把这笔钱用于购买大量的散失在民间的资料。

记者：你打官司，屡败屡战，输的总比赢得多，但你总是乐此不疲。

李敖：现在台湾很不景气，他们所谓淡季，我的被告也不景气，比较淡季。所以我现在官司很少了，剩下十多个。连李登辉都被我告过。那个官司根本不判，那个官司告到地方检察处，检察机关根本就不敢碰他，所以，你告他，他们不敢碰他。

我不是只告计程车司机的。

记者：那么，从你打过的官司看，打赢打输的比例是多少呢？

李敖：其实官司常常打输的，并不是打赢的，因为现在有个前任秘书长叫许水德，他公开讲，“法院是我们国民党的”——所以这个法院你怎么打得赢官司？

可是有一点，你注意到，一般人以为打官司是看的打赢打输，我认为是错的。打官司打过程，看打的过程，就好像我们看球赛一样。我说你不要去看球赛了，明天我告诉你哪一队赢了，行不行？你喜欢这个结果吗？你不喜欢，为什么呢？看球赛的过程很过瘾，所以打官司打过程。前一阵子我告那个伪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最后判他无罪，官司前后打了4年，你注意到没有，这4年间把他困扰得痛苦不堪。现在判我赢了，当然更高兴。这过程里面你会胜利。打拳击赛有个术语叫TKO，叫技术击倒。比拳时，张三可能打不过李四，可是张三忽然一拳，先打了李四的眼睛，李四的眼睛流血了，旁边的医生说，你不能再打了。等于你在技术方面赢了对方。所以我认为，打官司是一个技术击倒的问题，而不是一定要在胜败上面能够怎么样公正。如果这样子，你就会很失望。

角逐诺贝尔文学奖属于半真半假

最近，人们对中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情节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在美国的华人海外团体提名巴金角逐200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李敖指出，巴金不可能获诺贝尔文学奖。如果巴金要获得，50年前就获得了。可李敖自己却要角逐，但他明确表示，这是半真半假。

记者：中国谁能获诺贝尔文学奖？

李敖：老舍不错。

记者：有人说，你的观点是，说来说去还是你最够资格。

李敖：我本来就是个自大狂。

记者：你对台湾有感情吗？

李敖：那个孤岛吗？我曾经住过50年，从青春到老年，我都在那儿。那儿是一个奇怪的岛，不论我住多久，不论我有多少快意恩仇，总觉得只有我一个人在那儿。

虽然如此孤寂，我还是忘不了它。文／金晋京

20000809《羊城晚报》专访李敖

李敖：如果我不是李敖，我要做李敖第二

《羊城晚报》访问记

“我认为青年学生第一应该确定要超过李敖，第二要认清：李敖是很难超过的！

去年以来，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了《李敖回忆录》、《李敖快意恩仇录》、《文化顽童李敖》。该公司《李敖大全集》（1-20册）5000套上市不久即告售罄，李敖又授权该公司出版《李敖大全集》的21-40册，并与之签下《笑傲五十年》等10本书出版合同。

8月9日下午，通过长途电话，《羊城晚报》记者对台湾新党下届总统参选人李敖进行了采访。从海峡对面不停地传来李敖朗朗的笑声。

问：你的一生是否可以用“特立独行，快意恩仇”8个字来概括，或者如果用一个字概括，那就是“傲”，是吗？

答：（大笑）台湾流行一个“爽”字，这个字在国语里大陆没有台湾用得广。“爽”就是很痛快的样子，其实“爽”字也蛮能涵盖的。先解释“特立独行”，因为按照现在时代的变化，个人的力量越来越小了。在古代，个人的力量还很大，像法国的伏尔泰，个人的力量可以影响一个时代，现在个人的力量很渺小。我认为这个时代把人变得张三跟李四一样，李四又跟王五一样，大家没有什么不同，我认为要使他有不同、有个性，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生方向。所以我认为，有个性表现出来就是特立独行。可是特立独行又不是关着门自己照镜子，还要你的力量能够发挥出去，这个劲儿能够使得动才算。所以，特立独行要表现出来，实践出来，实践是检验特立独行的唯一标准（大笑）。“快意恩仇”也是，很多人受到教条影响，耶稣说，爱你的敌人啦，可以原谅你的敌人啦，可我认为，恩和仇是一件事，有仇不报的人，就是忘恩负义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感情太浅，有仇他可以不报，有恩他也会忘掉。这种人是一类人。所以“快意恩仇”是我这种把恩仇都看得很重要的人的表达方式.

问：内地有大量崇拜你的人，特别是青年学生。北京有一个研究生还自称“大陆李敖”，因为他出版了几本针砭时弊的书。你想对这些崇拜者说些什么？

答：哦，我认为他们第一应该确定要超过李敖，应该有这个抱负。第二要认清：李敖是很难超过的（笑）。

问：对于他们以后的人生言行、选择，你能够给他们一点指点吗？

答：不敢。我所了解的是这样子，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选择。你选择什么？有的人重视爸爸妈妈的意见去选择，很多人重视利害不想自己受到伤害，有的人把个人关系变得很和谐。我个人的选择是，什么对我是最重要的呢，是谈真理，我所相信的真理，是最重要的，所以谈真理是彻底判断是非。谈是非比感情、利害关系都重要。谈是非就要用很多方法来证明研究这个是非，所以要做很多的研究。一个人首先要确定选择什么。

问：能介绍一下你的藏书情况吗？

答：我其实并不是一个藏书家，我觉得藏书家没有意思，应该是一个用书家。懂得用比较重要。很烂的书我也收，原因是它可以做反面教材，所以我有10万多册书。可能一般中国人很少有人有这么多的书。

问：那，这么多的书中，你有没有觉得哪一本书对你影响最大呢？

答：没有。常常影响你的很少是全面性的，可能某本书的一句话，或者某本书的一个故事，它会影响你的一生。其他对你没有意义。所以你很难确定你是受了哪一个个人或者单一的著作的影响。读书最重要的一点是由于你的博学，能够把很多问题看到窍门那个地方去。多读书是很重要的。不过头脑要好，如果不好的话被书困住，变成书呆子了，因此我很自负地讲过一句话，任何人读我李敖读过的书的1/10，这个人可能就是书呆子，被书给骗了（大笑）。会读书应该是，这本书打开以后，那些关键的字，它会跳出来，跳到你的眼前。能掌握了这些，才是会读书的人。

问：你一生中官司挺多的，你有没有统计过，一共打了多少个官司？

答：（大笑）没有统计，几十场是有的。现在台湾很不景气，是所谓的淡季，我的被告也不景气，处于“淡季”。所以我现在官司很少了，剩下13个。请注意我的动词，“剩下”13个。上次连那个所谓的“总统”李登辉，都被我告过。（记者问：判了吗？）那个官司根本不判，那个官司告到地方检察处，检察机关根本就不敢碰他，所以，你告他，他们不敢碰他。我不是只告计程车司机的。我是从那个国民党伪总统一路告起。

问：那，从你打过的官司看，打赢打输的比例是多少呢？

答：其实官司是常常打输的，并不是常打赢。有个前任秘书长叫许水德，他公开讲，“法院是我们国民党的”！所以你怎么打得赢官司？可是有一点，你要注意，一般人以为打官司是看打赢打输，我认为是错的。打官司更重要的在于打的过程，就好像我们看球赛一样，我说你不要去看球赛了，明天我告诉你哪一队赢了，好不好？你喜欢这个结果吗？你不喜欢，为什么呢？看球赛的过程很过瘾，所以打官司打过程。前一阵子我告那个伪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最后虽然判他无罪，但官司前后打了四年，这四年间把他困扰得痛苦不堪（笑）。打拳击赛有个术语，叫TKO，叫技术击倒，比拳时，张三可能打不过李四，可是张三忽然一拳，先打了李四的眼睛，李四的眼睛流血了，旁边的医生说，你不能再打了，等于你在技术方面赢了对方。所以我认为，打官司是一个技术击倒的问题，如果很看重胜负，你就会很失望。

问：你现在已经花甲之年（李敖答：超过花甲，我64岁），那有没有感到随着年龄的增长已经开始变得宽容了呢？

答：我没有，我现在正好像一种人，是越老越激烈，不是越老越保守。最典型的例子，美国的那个富兰克林，富兰克林一共活了84岁，他在42岁以前，是个商人，是个办报的，老老实实的一个人。可是42岁以后，他开始去放风筝，去做科学家，最后变成革命党。我倒越老越激进，我倒不是越老越保守，而是越老越激进（大笑），反常。

问：几十年来你一直反对台独，为此也吃了不少苦。

答：台独完全没有实现的条件。我反对也是这个意思。我认为台湾如果没有中国大陆作为他的腹地，台湾根本没有发展的条件。它必须要靠中国大陆。我讲的话还是纯粹从台湾的利益来讲，没有中国大陆做腹地，是没有前途的。还有一点也是我一再讲过的，就是在1949年的时候，蒋介石把全中国的黄金，有92万两黄金，全部运到了台湾。然后其中的82万两，做了台湾新台币发行的准备额、准备金。然后台湾才开始所谓经济起飞，这么多年来台湾就变成了暴发户。可是这是用全中国的钱，建设了中国的一个省。这等于劫贫济富。这是很对不起大陆的，用会计学的说法是耽误了大陆发展的机会成本。我觉得这是很混蛋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认为，当时台湾抢走了中国大陆国库的黄金，现在自己发了财，就想逃掉，哪有这么简单。

问：你个人对李登辉作过什么样的调查？

答：我是全世界当然包括全中国最早写了一本书拆穿李登辉的人。李登辉做了蒋介石蒋经国的接班人，我就写了一本书，叫做《李登辉的真面目》，我谈到了李登辉这个人有问题。我的书出版后，人家说你李敖不厚道，说李登辉这个人有什么问题呀？李登辉是台湾人，李登辉是教授，李登辉是学者，李登辉是基督教徒，李登辉是好人，他有什么问题呀？我说，他有问题的一点就是，他是蒋经国精挑细选选出来的接班人。后来我根据资料，揭发了李登辉在品德上面是很糟糕的一个人。

问：请用非常简洁的语言评价一下李登辉这个人。

答：（笑）混蛋！！

问：应当说你是一个典型的叛逆者，这种叛逆的生活有没有使你感到孤独呢？

答：你孤不孤独跟人的关系连在一起，那就很惨了。你要靠着别人才能快乐的话，那你就很惨了。我基本上一个人过生活，我很欣赏的就是那个大科学家爱因斯坦的一句话，他说他最喜欢过的生活就是孤独的愉悦。孤独的愉悦是最快乐的，所以他一个人做着物理研究、做科学研究，都是一个人，在精神上面可以得到最大的快乐。一般人在精神上得不到快乐，要靠跟别人搅在一起，一没有人他们就觉得很孤独。所以，我们的快乐不能靠跟别人的关系，这样的话太被动了。

问：你追求不但要立言还要立德，但你做了那么多事，出了那么多书，说了那么多话，奋斗了那么多年，你会不会对最终的结果产生过失望或无奈或动摇呢？

答：不会的。失望、无奈、动摇都是因为你寄予了很高的希望。像我们这样从事思想活动的人，不能够寄这样的希望，就好像当年的耶稣一样，2000年前耶稣背十字架的时候，天亮以前，他的门徒也是不认他就跑掉了。所以他的理论是慢慢发展起来的，他自己看不到。中国人讲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我觉得台湾那个地方太小了，是没有“功”可“立”的。可是我在台湾立德、立言是可以做到的。大家奇怪，你立什么德？我觉得我在台湾能够跟国民党不合作，又不忍气吞声，这就需要很高的道德勇气。我写了两本书骂国民党——《国民党研究》、《国民党研究续集》，一般人是做不到的。一般人都以为我只会写文章，我觉得我在立言以外，立德标准是很高的。在台湾很少像我这样跟国民党翻脸硬干的，我不是骂他王八蛋，我们拿出证据来推翻他，他们说蒋介石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我就拿到当时日本士官学校的学生毕业名册，没有他嘛，没有蒋介石嘛。我会拿出证据跟他们干的，当然他们恨我入骨。

问：你在《李敖快意恩仇录》一书最后一页写到：“最后附告：我已跟台大医学院骨科主任韩义雄医师，法医学科主任陈耀昌医师初步谈好，我死以后，将捐出遗体，做‘大体解剖’然后做成完整的骨骼标本，永远悬挂于台大骨科，除嘉惠医学教学及研究外，恨我入骨者亦可骷髅相见也。”请问，你为什么这样做？

答：主要目的就是给大家一个示范。这表现出我的观念新嘛，我不要全尸的观念。中国的传统观念，“全尸”很重要，很多古代人被砍头后，家人还要花钱让头跟尸体连在一起。

问：你自1949年从内地去了台湾之后，至今没离开小岛一步，有没有想过回来看看呢？

答；我想起一句名言——我自己认为是名言：重温旧梦，就是破坏旧梦。这个旧梦最好不要重温（笑）。旧时的朋友、环境都不是当年了，你那些美好的回忆还在过去。近乡情怯，你会觉得有必要吗？

问：你有两个姐姐在内地？

答：是的，一个在昆明，一个在上海。我二姐是工程师，退休了。大姐在昆明医学院，我姐夫是当年的昆明医学院的院长，后来都退了。他们经常到台湾来探亲，因为我母亲在台湾。

问：现在你依靠自己出版的书，拿版税拿稿费。收入不少吧？

答：我可以坦白告诉你，我决不是靠写书赚钱，写书赚的钱其实很有限的，过去有过，后来发现写书赚的钱是比较少的。我是赚什么钱可以告诉你，我是赚排难解纷钱。你有什么麻烦，我帮你解决，而台湾有很多麻烦是黑道白道都解决不了的。这种案子我能够解决（笑），我就赚这个钱，讲起来很好笑，啊（大笑）。靠写书赚的钱其实很有限，有的书还赔钱。台湾的出版业不是很景气。我那本《快意恩仇录》大陆版很可惜经过删节，二渠道（指盗版本）的版本没有删改，我听说有两种二渠道的版本。（记者问：等于是盗版本侵犯你的权益）我觉得也无所谓了，因为我在台湾写了100多本书，台湾国民党伪政府查禁了96本，这是个世界纪录，古往今来古今中外从来没有一个人的书被查禁这么多的（笑），查禁这么多还在写，我有很多书黑市在卖，他们抓不胜抓。所以我认为盗印本有他的功能，只是这钱我拿不到而已，除了赚的钱作者拿不到以外，其他都还好吧（笑）。

问：下一个问题很大又很小，请谈谈你的爱情观。

答：哦，爱情观（大笑）。谈到爱情有一个大前提，就是爱情不是很永久的，除非两个人一起殉情死掉。真的爱情是要分开的，不是永久的。分开了以后才是真的爱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爱情本身要有很多的情调，可是现在年轻人都不太讲情调，年轻人跟霸王一样，霸王硬上弓公鸭搞母鸭也不需要对方同意的，台湾有句话叫“鸭霸”，是没有情调的。爱情要有基本的情调，可现在的年轻人不太会写情书（大笑）。我认为爱情本身是变动不拘的，是常变，而不是定位的。爱情是个变数而不是常态，要有这个心理准备。（记者：分分合合？）有合必有分，有人认为海枯石烂，有这种想法的人除非在两个人海枯石烂的时候死掉、殉情。否则爱情是不会永久的。我在台湾写过一个歌，巫启贤唱的，台湾正在唱这首歌：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的爱情像海深，

我的爱情浅。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的爱情像天长，

我的爱情短。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眉来又眼去，

我只偷看你一眼。

这个就代表了我的爱情观，含蓄，挺老派的。

问：你在《独白下的传统》一书扉页写到：“50年来和500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嘴巴上骂我吹牛的，心里都为我供了牌位”，你又称：“若有来生，愿做李敖第二”，这是你对自己比较幽默的评价，能解释一下吗？

答：第一部分是说我对白话文的表达方式的一个推动，一般人会说“我文章最好，我的文章第一”，就会用这个方式来表达，我的方法可不一样。前三名李敖，李敖，李敖，都是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感觉上，这个句子是特意在推动你，李敖一次，更一次，又一次，在推你，推你三下。也许你很不高兴，觉得这个人很自大，可是你很难忘掉我这种表达方式。句子你很难忘掉。它是一个宣传的方式，运用中国文字的一个技巧，很狂妄的一个技巧。第二部分呢我答复你，是一句有名的话，过去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他去看一个哲学家狄阿杰尼斯，狄阿杰尼斯正在一个木桶里晒日光浴，亚历山大大帝过来后就问候他，狄阿杰尼斯就讲了一句话，他说：“请你不要挡住我的阳光。”这种哲学家，皇帝过来他也不买账，不在乎。皇帝就很感动，觉得这个哲学家这样地神气，就讲了一句话：“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希望我是狄阿杰尼斯。”我用这个句子改写：“如果我不是李敖，我希望我是李敖第二”（笑）。所以你问这个句子的来源，我是有背景的，是充分地自信，自恋，自大狂（大笑）。我本人是谦虚，可是我写文章时候是很嚣张的人。我写文章很自大，待人接物是很谦虚的（笑）。

问：能否介绍一下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的《李敖大全集》？

答：《大全集》我一共写了1500多万字，前面20册在大陆友谊出版公司出版了，现在我又授权给他们出后面的20册，这是我这多年来写的一些主要的东西，1500万字。这东西我可以告诉你，比梁启超、鲁迅、胡适，我比他们写得多得多。什么原因呢？因为我很单纯，我跟别人不来往，婚丧喜庆不喜欢，吃喝嫖赌也不参加，所以我很多时间都在写作，写得比他们多得多。我现在64岁啊，再活个一二十年的话，还会写出很多来，我认为，写书是我给我自己最好的定位。我写出来1500万字，这东西有价值的最好证明就是它被国民党查禁了96本（笑）。

关于李敖的附录三则

李敖认为自己最有资格获诺贝尔文学奖

如果你为上面李敖接受采访所讲的话所震撼，那么你的震撼还没有完：李敖九月中旬在接受台湾中央社记者采访时证实，东吴大学有人（但他不清楚究竟是谁）将他的作品《北京法源寺》译成英文、角逐明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李敖认为，他是最有资格获奖的中国人。

李敖表示，亚洲也只有日本人得过两次、印度人一次，实在应颁给中国人一次，而最有资格得奖的就是他自己。因为诺贝尔文学奖的精神是优质作品及理想主义，他对自己的作品深具信心，再加上他不畏强权与恶势力抗争，放眼中国人世界，他最有资格获诺贝尔文学奖。

《北京法源寺》是李敖于1990年完成的历史长篇小说，李敖自己也没看过英译本，他相信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在评审时不会单凭这本书，也会全盘了解他的著作与创作精神。

李敖前妻胡茵梦在纽约举行新书发表会谈李敖

据美国中文媒体报导，舍弃演艺事业，转而求探索人生与心灵的著名影星、李敖的前妻胡茵梦，九月中旬在纽约为其自传式新书《死亡与童女之舞》举行发表会，并与读者座谈，讲述自己的生平，对人生与两性关系的看法，以及对心灵的探索心得。在这本自传中她用很大篇幅叙述她与新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李敖认识的经过和冲突，以及两人同居生活及离婚的来龙去脉。她在回答读者提问时透露，她在自传中写到与李敖的因缘时，对李敖在其著作中歪曲他们两人之间的一些事实一度感到愤怒，但在写完之后曾在梦中梦见两人亲密的景象。她因此认为，她与李敖两人在潜意识里仍然有爱。但李敖现在要选总统，将这份爱公开出来会被曲解。

胡茵梦同时认为，李敖在自己制作的电视节目中有四十集在骂她，显示李敖仍然在乎她。

胡茵梦的这本新书中说，李敖“说话总是振振有辞，但也总是轻忽了据理力争背后的情感，才是人性最宝贵的品质”，学者评之为诛心之论。

多维新闻网“网上台湾总统民意问卷” 李敖一马当先

总部设在纽约的多维新闻网举行“网上台湾总统民意问卷”，请该网读者投票，应者云集。活动举行半个月来，截止到9月22日，网友共投来选票10873张，其中新党推出的总统候选人李敖遥遥领先，高居榜首，达4858票，占总投票人数的44.68%。超出居次的宋楚瑜九个百分点，宋得3879票，得票率为35.68%。其后依次是：郑邦镇，756票；陈水扁，710票；连战，471票；许信良，199票。

这种令人不无诧异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四海华人的民意。参加投票的网友，遍及全球，北美最多，台湾网友也占28%。说明问题的是文化构成和经济地位。投票者仅硕士（36.6%）、博士与博士后（36.76%）两项相加，就占近四分之三。年收入在45000美元到70000美元者，占60.75%。

据分析，宋楚瑜、陈水扁、连战等人在岛内都是政坛宿将，呼风唤雨，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在海外，他们的声名，尤其是在文化圈中的声名，与李敖相比还是得甘拜下风。李敖在多维新闻网有一定文化修养的读者眼中是个狂狷的文人，而宋、陈、连都不过是政客而已，他们将自己反正并不真正作数的“神圣的一票”投给李敖，以作某种表态和显示某种期许，就不奇怪了。

2000-2001《上海青年报》专访李敖

记者手记——采访李敖（本刊特约撰稿╱宋元 ）

放眼两岸三地，在记者最想采访的人物中，李敖绝对排进了前七位。

从去年2月16日台湾“总统大选”的前夕记者第一次采访作为“总统”候选人的李敖，一直到今年3月20日、3月22日记者两次与“闭关”中的李敖的通话，了解其近况，一年多时间中，记者与他联系十余次，正式的采访约有五、六次。

记者对第一次采访李敖的经历至今记忆犹新。从1999年年底开始，记者即准备采访李敖，开始购买他在大陆出版的书籍，做阅读笔记，并从网上摘取了大量关于他的新闻，同时着手设计采访提纲。2000年初，通过台湾友人的关系，记者获得了李敖寓所书房的电话号码；当时脑子中的第一个反应是，李敖在其“回忆录”中所说的，台湾“警备总部”曾在他的书架上暗装窃听器，无形中增加了紧张气氛。

第一次越洋电话打过去，是李敖助手接的电话，答曰：李先生当天的日程已排满。第二次是李敖自己接的，他正在会客，旁边人声嘈杂；他说，他马上要出门，嘱记者明日与他秘书约采访时间。他的语言谦逊、有礼，嗓音低沉、沙哑，又急促，听上去十分疲惫。

再约了时间，第三次记者终于采访到了李敖。当时，他既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又是台湾新党“总统”参选人，正忙得焦头烂额，时间极为宝贵；记者当即调整采访提纲，进行了浓缩。知道李敖一生特立独行，记者的问题也没按常规设计，稍切入话题，即尽拣“刁难”的问他，却正中他的胃口；采访下来，他的感觉也很“爽”。

然而，一年来的采访，几十页的采访资料和笔记，仍难以记录下一个完整的李敖。谁都知道，他恃才傲物，四面树敌，而又玩世不恭，但据记者一年来接触的印象，他谦虚、友好、进取、深沉，不乏“赤子之心”，有着鲜为人知的另一面。他是台湾社会一道独特、绚丽又令人难以琢磨的风景线，设若有人自称了解李敖，那是摸了大象的一条腿。

这一年，正是李敖生命中的“多事之秋”：竞选“总统”、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抨击陈水扁当局、状告李登辉，最后因母亲去世，连生几场大病，在家著书，可谓大起大落，阅尽世态。

近半年来，李敖息交归隐，进入了“闭关”状态；因为他的66大寿，近日他将露一次面，出版新书。据他自己查，他的生日是1935年4月25日，而他记性很好的二姐却认为是4月5日，可以肯定的是，他的生日是在4月份。

在台湾新当局执政周岁、获赠封号“无能政府”之际，记者翻阅一年来的采访笔记，发现李敖诸多见解的精辟和远见，遂决定整理报导，并以此作为献给他的一份生日礼物。另据记者所知，在大陆媒体中，这也是首次多角度全方位地报导李敖。

为了便于读者阅读，记者没按采访时间的先后顺序报导，而按内容分为若干块。其中部分言论，经李敖本人同意，引用自他所创办的中文繁体电子报。

李敖评传

李敖绝对是个人物。

他是顽童，是战士，是英雄，是“善霸”，是文化基督山，是社会罗宾汉，是大作家兼大“坐牢家”，是博览群书的历史学教授，是视“竞选”为玩世的“总统”参选人。

但他究竟是哪种人物，似乎也很难说；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他绝对不是个一般的人物。

在过去数十年间，他凭一己之力，与当局对抗，与历史互动，充满了曲折变化、高潮起伏、快意恩仇的故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自感身处乱世，却一生倨傲不逊、卓而不群、六亲不认、豪放不羁、当仁不让、守正不阿、和而不同、抗志不屈、不折不挠、勇者不惧、玩世不恭、说一不二、无人不骂、无书不读、金刚不坏、精神不死，其立言立德，足以风世而为百世师。”

他是台湾社会最具争议性的人物，和他同时代的人都已默默退隐了，而他却依然精力充沛，不断冲锋和写作，保有他历久不衰的盛名。他说，“我虽然老了，可是我的敌人却多半死了。”

他的文笔自成一家，被誉为“百年来中国人写白话文之翘楚”，尤以评论性文章脍炙人口，《胡适评传》和《蒋介石评传》为其代表作。

从1966年到1980年，有14年之久，他在台湾被全面封杀，名字一概不准在报纸、杂志、电台或电视上提及。他自认是工作狂，写了近百本书和许多文章，批评当局，并曾作为“政治犯”两次蒙冤入狱；70年代初，被关了5年8个月，1981年又遭羁居半年。

他曾被台湾“警总”跟踪监视，家中书架顶层还被装了窃听器。他发现以后，立即拆下，装匣寄给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由此他被软禁在家。

近年来，他在电视上主持“个人秀”，专门评论时事，声名更噪。一条红领带，一件红夹克，一沓厚厚的剪报，已成了他的招牌。他用一支笔，指看他剪报上划好的章句，把政客们批判得淋漓透彻，体无完肤。传闻说，他有个“人物档案”，一个人的名字如果在报纸上出现三次，他就会搜集归档。

口诛笔伐之外，打官司也是他的癖好之一。被他告过的人，官职从“总统”到“五院院长”，官衙从台北到台中、高雄，全无所遁行；打官司于他，是“正面的娱乐”。

他得罪了太多的人。与明星胡茵梦结婚三月而离婚，一天夜里有人打电话来，说要杀他的全家；他告诉打电话的人，要杀马上来，家里就他一个人。他还说，要杀他的人太多了，杀他也要排队等。他坦露心迹：“我没空害怕，不然一天都活不下去了。”

他过着一种类似清教徒般的生活，不烟、不酒、不茶、不咖啡、不下棋、不打牌、不考究饮食、不去风月场所，什么三温暖、啤酒屋、电影院、高尔夫，统统与他无缘。

穷困的时候，他典当过裤子，卖过牛肉面（wjm_tcy注：只是想要卖，并没卖成功。）。对下层阶级，他怀有特殊的感情，最欣赏的是美国民间领袖尤金·戴布兹1918年在法庭上讲的三句话：“只要有下层阶级，我就同流；只要有犯罪成分，我就同俦；只要狱底有游魂，我就不自由。”

他，绝对是个大人物。

李敖档案

姓名：李敖

生日：1935年4月25日或4月5日

年龄：66岁

生肖：猪

血型：O

星座：不信这一套，迷信

座右铭：散见李敖1500万字著作中

最喜爱的运动：快走

最拿手的歌：Danny Boy

最讨厌的事：看到陈水扁那种臭脸

最喜欢的（男女）明星：莫文蔚，我不喜欢男的

最喜爱的宠物：猫、狗，跟新党交朋友后，又喜欢兔子

最喜欢的颜色：我不喜欢民进党的绿色

最喜欢的卡通节目：有猫的卡通

小时候的理想：伟大惊人

最喜欢的一本书：李敖写的书

自己网上经验：好像在厕所墙上写字

上网时间达多久：不好意思说

最爱和家人做什么事：开玩笑

最喜欢上的课：逃学的课

最讨厌上的课：所有的课

最感谢的人：照镜子即知

最难忘的事：请看我写的那本《我最难忘的事和人》

第一次初吻：好多第一次，which one？

最喜欢的歌：《忘了我是谁》、《只爱一点点》，歌词都是我写的

最难忘的童年经历：忘了

口头禅：他妈的

李敖理智篇：战斗一生其乐无穷

生存哲学

记者：您得罪了那么多人，却安然无恙，有什么“护身符”吗？请授您的生存哲学。

李敖：（大笑）我不仅骂了这么多人，而且有的还骂了好几遍。我向来特立独行，要表现出来，实践出来，就会得罪这么多人。“战斗是检验生存的唯一标准（笑）”。可以把人生看作是一个坐标，有一根线代表水平线。这根线下面，代表人的负面情绪，忧愁、烦恼、急躁、灰心、沮丧、消沉等等；这根线上面，可以代表人的正面的情绪，如乐观、积极、平静、激昂、奋发、沉稳等等，我就是要训练自己努力向上，保持正面的情绪，不要有负面的情绪。

记者：具体如何保持正面情绪？

李敖：在保持正面情绪的过程中，我采取“技术击倒”负面情绪的方法。打拳击赛有个术语，叫TKO，叫技术击倒。打拳时，甲不可能打过乙，可是甲忽然一拳，先击中了乙的要害，等于甲在技术方面赢了乙。所以，当一个人有负面情绪时，他可以去跑上100米，或者洗一个热水澡，结果就会有所改变。我讲究的是“技术转移”，把负面情绪转化为正面情绪，靠写作我也能做到这一点。我从不花时间懊恼，我花时间转移。

记者：这么多年单枪匹马地干，现在上了年纪，您是否会感到孤独？

李敖：我是越老越顽强，越老越快乐、积极、有勇气；我现在也算有名气，可以说有那么一点，名气也是一种力量。我不靠老板吃饭，过得很自在。唯一的遗憾是我老了，而且还在变老，不复返的是宝贵的青春。我现在一个人挺快乐的；爱因斯坦讲他人生最快乐的地方，就是一个人沉浸在研究里。那种快乐叫孤独的愉悦，很孤独，可我很愉快、很喜悦。这种愉悦得到以后，就是成功的人。

记者：您认为什么样的人不成功？

李敖：他一个人不能活，他要出去，要KTV，要三温暖，要啤酒屋，要抽烟，要打架，要吸安非他命。这种人是不快乐的人，为什么呢？他缺少了外面这些原因、因素、朋友、环境、药物、毒物，他就不能够稳定下来。所以我认为真正的、你觉得能够克服自己的，是中国一个哲学家老子讲的一句话，叫做“自强者胜”。什么是强人呢？能够胜过我自己的，能够控制我自己的，才是最强的人。

记者：您觉得人生的意义如何体现？

李敖：我觉得人生最大的目标是找出真理并勇于维护它，在维护过程中，并不因为有牺牲、有危险，就不干了。

李敖性格篇：至情至性爱情专家

侠骨柔情

李敖至情至性，侠骨柔情，自称身有“四气”：狂气、流气、义气和勇气，而这“四气”，也贯穿在他的爱情、亲情和友情中。以下的采访内容，将揭开李敖的情感世界。

记者：您现在是朋友多，敌人多，还是女朋友多？

李敖：一个不可靠的朋友就是一个敌人，所以我会小心地保持与朋友的关系，不让这种关系起变化。朋友是经不起考验的，朋友不能被考验，也不要去考验；一考验就会“变坏”，朋友与敌人的数量是可以转变的。女朋友不可能更多。现在我年纪大了，除非碰上有“恋祖父情结”的女孩子，连“恋父情结”的女孩子都不行了（笑）。

记者：但最初您也是纯情的。您曾在回忆录中提到，您曾为了女朋友“罗”的离去而自杀？

李敖：我是……为罗自杀过，这与当时的时代有关系，我当时只是一个学生，虽然非常有抱负，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很厉害。我很想拥有像罗这样的“红颜知己”，但我没有钱，客观条件不行。她家里很穷，父母是基督徒；我的信仰和穷困，构成了我们分手的主因。我不信宗教，我不可能为了一个女人去信教。当然，最基本的原因是我太穷，并且毫无将来会变得有钱的迹象。

记者：通过这件事，您得到什么教训？

李敖：爱情是个变数，而不是常态，要有这个心理准备。我认为爱情本身是变动不拘的，是常变的，不是永久的，分开了以后才是真正的爱情。

记者：您能更详细地阐述这个爱情观吗？

李敖：真正的爱情一定要限时拆伙，讲好了两人恋爱三个月，时间到了，就一定要分开。大家认为太机械了，但只有这种方式，你才会觉得快乐是指日可数的，就会珍惜每一天的爱情。大家觉得找到另一半是件不容易的事，所以就会互相纠缠，最后造成一些悲剧的发生。我认为当你失掉女朋友或男朋友时，只要一去想就不会停止的，因此任何内省的修炼方式都应该要排除。懂得爱情的人，在失去另一半时，可以把它视为一个离开你的苹果，光老想苹果是没有用的，唯一的方法是找出香蕉来取代这个苹果，而不是靠个人的意志力来抑制这个苹果。

记者：您很讲究技巧性。

李敖：男女间有很多隐含的技巧是很重要的，可是有很多人不知道，最后反而把爱情搞得一塌糊涂。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我过去写的一些书被查禁了，所以年轻朋友看不到我的一些绝学、想法和智慧，看到的都是琼瑶、三毛一类的书，给了你们错误的爱情观，把快乐的男欢女爱搞成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痛苦，输入给你们的都是连续剧式爱情观，会害了你们。

记者：您的前妻胡茵梦写了一本书，听说里面有大量关于您的内容。

李敖：胡茵梦写了书，我也写了书，我还在电视中，用40集的片子攻击她。我讲一个故事：有一次，我走在台北东丰街上，看到对面走来一个女人，穿着黑大衣，戴着墨镜，等我走近了才发现，她就是胡茵梦。她看到我，哭了。她当时对我说，她也不想写那些恩怨情仇的事，她很懊恼。后来她的一个朋友对我说，胡茵梦和我都分开18年了，过去的感情也沉积下来了，已经平静了，后来偶然看了我的回忆录，里面有写到婚姻那段的，她就急了，就写了她那本书。

记者：（去年夏天，记者采访李敖，得知他妈妈刚刚去世。）能聊聊您妈妈的情况吗？

李敖：妈妈刚刚去世，家里一团糟。妈妈毕业于吉林女子师范，当时女孩子念书不容易，她没有缠足，还打篮球，是“新时代”的女性，是个新派。妈妈生我时，已经一连生了四个女儿，我的“应运而生”，帮了她的不少忙；我在家中的地位如日中天，直到弟弟出世才算“两权分立”。来到台湾后，家里很穷，父亲不久就去世了，家里很穷困，老太太很坚强。她是那种很厉害的东北老太太，很难伺候。她常常会凌辱人，所以家里的人都“逃之夭夭”了（苦笑），就剩下我陪着她，因为我也很厉害。她跟我在一起就不行了，我比她更厉害，她和我在一起就听我的了，我说了算。

记者：除了您自己，您还佩服谁？受谁的影响最大？

李敖：我曾经说过，要找我最佩服的人，那我只有照镜子。对我影响大的人，没有单个的，而是许多人的某一风范、某一点，如钱穆的“不耻下问”的风度等。对我帮助大的还有《文星》杂志，我承认我经济上的改善，与进入《文星》有很大关系，从此告别了穷困；当然，不是说我不进入《文星》，就没有钱，也许会更有钱。

记者：您和胡适、钱穆都有过交往，他们是您的导师吗？

李敖：当时台湾的学者分两种类型，一类是钱穆型，一类是胡适型，我对他们比较注意。我和钱穆的交往只是个过渡，他让我看到了作为反动类型的知识分子；但胡适对我的影响很大，胡适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代表。那个时代对知识分子很尊重，有四千个文盲，才有一个中学生；胡适是大学教授，那是什么地位？又是名牌大学的名教授，地位就更高。备受尊敬的大教授可以做许多事情，是社会上一股很强的力量；现在就不同了，有力量的是政党、财团、演艺人员，知识分子的力量比较弱。知识分子也有看起来“强”的，像这里的澄社人员，招朋引类，抱成一团，但我不喜欢。我更喜欢独来独往，只有我一个，是单干户。

李敖文人篇：书生意气 唯我独尊 激扬文字

“绝对是他们有问题”

──评诺贝尔文学奖

去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中国作家可谓不少：巴金、李敖、王蒙等，其中，李敖是在去年1月以长篇历史小说《北京法源寺》获得了该项提名。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该奖最后颁发给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国剧作家。

多少年来，围绕着诺贝尔文学奖的是是非非，费去了中国文坛太多的口舌；那么，作为该奖的被提名人之一，作为一个特立独行的作家，在李敖的眼中，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奖项呢？

记者：李先生，您作为一位台湾作家，以《北京法源寺》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有何意义？

李敖：在台湾获得此项提名，我是出了小小一口恶气！（大笑）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国当今够资格的不止我一个，但放眼台湾，就我一个。我是最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我虽然写了很多书，但是一直没有受到台湾文学界的肯定，在台湾文建会出版的900多页的作家名录中，703个作家里面没我。这次获得提名，给了台湾文学界一个反省与讽刺的机会。

记者：您有没有信心获得该奖？

李敖：我最有资格，但不一定会获得这个奖。这个奖强调的是作品中的理想主义成分，还有作者有没有跟权势作斗争，这两点我都做得非常好，也可以说最好；我不获这个奖，不是我不行，而绝对是他们有问题。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是申请了27年才得到的，我不可能有这个耐心。

记者：在评选公布之前，您有没有胆量批评这个奖？

李敖：在历史上，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发经常不公正，托尔斯泰没有当选是遗憾，毫无资格的赛珍珠当选是错选。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受地域和政治的影响太大，偏向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文学史上，像托尔斯泰、易卜生、哈代、康拉德、马克·吐温、高尔基、德莱塞、毛姆等作家，作品都很好，都应该得到这个奖，却没有得到，这是不公正的。

记者：以前中国作家一直没有获得这个奖，您觉得还有什么原因？

李敖：除了地域和政治的关系，还有语言的隔阂问题，他们不可能读懂我们的原文；他们只认定我们没有世界级作品，这是有偏见的。我认为老舍早就有资格获得这个奖。

记者：曾听说有人提名金庸获诺贝尔文学奖，您认为他写的武侠小说怎么样？

李敖：金庸写的武侠小说实在太荒谬。胡适先生生前曾对我说过，他是不看武侠小说的，用他的话来讲，武侠小说“太下流”。这个“下流”的意思，就是不入流。

记者：既然您对诺贝尔奖存在如此的看法，怎会去申请提名？

李敖：这是我的一些朋友，拿了我的《北京法源寺》，给我申请参加这个奖的评选，获得了提名；最初连我都不知道。

记者：看您的《北京法源寺》，发现长处不在文学性，而在思想性。

李敖：小说就是要表达思想，体现文字的力量，展现情节、说故事，电影、电视比文字更适合。实际上，电影、电视出现以后，文字可以表达的领域变得窄了，那么很窄的部分怎么发挥？就是思想的深度和广度，就是文字的力量。

记者：这本小说是在什么情况下构思出来的？

李敖：自1971年起，我被国民党政府关过两次，其中住得最久的是“军法处”的八号房，我一个人住了两年半之久。八号房不到两坪大，扣掉四分之一的马桶、水槽和四分之一的我用破门板架起的“书桌”，所余空间，已经不多。小房虽有门，却是极难一开的。门虽设而常关，高高的窗户倒可开启，可是透过窗上的铁栏看到的窗外，一片灰墙与肃杀，纵在晴天的时候，也令人有阴霾之感。在那种年复一年的阴霾里，我构想出几部小说，其中一部，就是《北京法源寺》。

本色读书人

──读书·写作·媒体

无论李敖做什么，说到底，他是个读书人。

记者：孔夫子说“狂者进取”，您现在每天工作多少时间？

李敖：我现在一天睡四个半小时，余下的时间几乎都是在工作。我是老当益壮，越老越激烈，越老越成工作狂。比起梁启超、鲁迅、胡适，我比他们写得多。什么原因呢？因为我很单纯，我跟别人不来往，不喜欢婚丧喜庆，也不参加吃喝嫖赌，所以我很多时间都在写作，写得比他们多得多。

记者：您的本色还是读书人。

李敖：我竞选“总统”是玩他们的；实际上，我也没有“从政”，闹了6个月，权当是累了，和当局玩玩罢了。在历史上，像康有为、谭嗣同等人搞变法，才是读书人从政的典范，不同于传统意义上读书人的“学而优则仕”。尽管康有为、谭嗣同的变法理论并不很完整，但他们仍是读书人中的大丈夫──谭嗣同变法把命都送掉了。

记者：继《北京法源寺》后，您又有何新作？

李敖：闹完“大选”后，我又在写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名叫《第73烈士》。书中的主人翁名叫莫纪彭，在历史上实有其人，当年他也曾参加黄花冈起义，但比“七十二烈士”幸运，逃脱了性命，直到90岁才在台湾去世。我曾发现一幅很有趣的历史照片，合影地点是抚顺战俘营，照片上有三个人：一个是末代皇帝溥仪，一个是把溥仪从紫禁城里赶出来的冯玉祥将军的部下鹿钟麟，还有一个是打响南昌起义第一枪的战士熊秉坤。而当年莫纪彭也被关押在这个战俘营；通过他这个革命党的眼楮，我将记叙下一段很有意义的历史片断。

记者：除了写小说，还做点什么？

李敖：我一直在从事中国思想史方面的研究和写作，准备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思想进行一次大整理。我发现，中国从古至今，几千年下来，重男轻女的思想太严重（笑）。

记者：您的《北京法源寺》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后，大陆就出现了盗版本，对此您如何看？

李敖：我对盗版没有意见。我写过100多本书，其中96本在台湾被查禁。自人类有史以来，写禁书之多，被查禁量之大，我可能居世界之首。在我看来，盗版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流传”我的作品。所以，只要不对我的书乱涂乱改，只要不借我的名头盗印不是我写的书，我就不会怪罪，不会向不法书商收钱。

记者：在读书方面您有什么心得？

李敖：一定要是自己喜欢的书。有的人一本书看完了以后，这本书上一个字都没有写，错的！这个书要标点，要把你的意见写上去，用红的笔、蓝的笔、绿的笔，然后把它切下来，割下来，干嘛呢？做分类。我的意思，正面有要的切下来，背面可能还有你要的东西。那么，最好买两本书，也切另外一页，或者把它影印下来。你用一个小本子把它分开，把很多观点分开。

记者：您主持电视“个人秀”，绝对是个大牌主持人，身价多少？

李敖：合作方式都是由电视台以购买《李敖大全集》的模式处理，即印制厂以《李敖大全集》的批发低价售与电视台。这样做对双方的好处是：在我方面，可以得到著作广为流传的使命感和版税；在电视台方面，可以以批发低价进货再以高价卖出，不但有赢利，还无疑免付了、少付了主持费的支出。在公司作业上，电视台也或象征性地订一个主持费的约，但价码是象征性的，和购买《李敖大全集》的总价加在一起，才是真正大牌主持人的价码。

记者：您如何看网络？

李敖：过去我在当兵做预备军官的时候，看到很多写在厕所墙上或门板上的“厕所文学”。电脑对我而言，就是“电子化的厕所文学”，唯一不同的是，别人的“厕所文学”都是化名或匿名的，而我这边却是真名。我最后觉得，我也尝试要接受这种现代科技对我的挑战，虽然我一直想打败它。

记者：您是指您创办的电子报吗？

李敖：电子报主要是我几个学生在负责。引起我办电子报的最大兴趣是，一个现代的优秀中国人，他同时有办报纸和办电子报的经验。这种人在台湾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中国时报》的余纪忠先生，一个就是我。其实我比他还厉害，因为他要靠千百人帮他办报，而我的报纸只要能够伸出一只手指的人数就好了。我电子报的广告词是：“李敖创办电子报，男人喊爽女人叫。别的报纸是手枪，我的报纸是大炮。”（本文图片由《时报周刊》提供，谨表谢忱。）

李氏政见篇：针砭时局拥护统一，指点江山

李敖曾说，“‘一国两制’在大陆以外，是我第一个勇敢站出来大声疾呼的。”

去年2月份，记者采访正在竞选“总统”的李敖，向他问到了台湾问题。当时他回答：“台湾肯定是要回归大陆的，台湾的准确称呼应该是‘中国台湾地区’。”他说，“我记得以前邓小平先生曾说过，台湾回归大陆后，大陆的人不到台湾来做官，台湾的人却可以到大陆去做官；后来江泽民说，台湾回归后，台湾的人不仅可以到大陆来做官，而且可以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领导人。台湾回归后，我倒是想来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领导人。”

作为大陆去台人士、作为去年台湾新党“总统”参选人，整理李敖一年来的言论和答记者问，得其对“一国两制”的基本看法如下：

“‘一国两制’对台湾最有利”

一、邓小平答应我们台湾50年不变，江泽民答应我们国家副领导人可以给台湾。有人说，共产党不守信用；我李敖是学历史的人，查共产党的历史，50年来每一个条约都遵守。

二、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50年不变”，可信吗？可信，中共在与国内外政治对手谈判时，守信的纪录良好，所谓“不变”，指：

1.不必变，“因为深圳已经变成香港，内地已经变成深圳”。

2.不变坏，而非不变好。“如果是变好，那我不变，你们也不同意。”

3.不由外力变，“若是自力要变，那我们无权干涉”。

三、在这50年之中，国防当然是要有中央的军队，可是台湾可以保留军队，这是中国大陆能同意的，香港的50年不变就不包括这一点，澳门也没有，所以中国大陆开给台湾的条件，要比香港、澳门都来得宽大。然后邓小平说过，大陆不会派任何一个政府官员到台湾管理台湾，意思就是说台湾照常可以是台湾人治理台湾，而台湾人却可以去大陆的中央政府，帮助他们统治中国，而这种制度，更经由国家主席江泽民进一步确认，台湾过去的人甚至可以做到中国大陆的副主席，也就是中国的副领导人，也就是我们可以做到相当于“副总统”的职务。

台湾不能加入联合国

一、作为中国的一省或一部分，台湾不存在“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了。至于联合国的中国代表团中，台湾地区想要有人参与，这个可与中共谈判。换句话说，想要参与联合国，必须先参与中国。

二、台湾就在联合国里面！联合国当年有一个2758号的决议书，根据这个决议书本来就包含台湾的。换句话说，我们是加入联合国的；只是被这个2758号决议书给赶出来的，是蒋介石的政权，取而代之的是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了联合国。大家都以为台湾被赶出来了，错了！你看2758号决议书，台湾没有被赶出来，那个决议书英文写得很清楚，它赶出来的是蒋介石的集团。蒋介石的集团在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书里给赶出来了。

三、所以台湾现在还在联合国里面，很多“陈水扁”他们就闹糊涂了，“我们台湾要加入联合国”，联合国会偷笑你加入什么呢？你已在里面了。所以你叫“台湾”加入联合国进不去，“中华民国”进不去，改名“台湾共和国”也进不去，改名“台湾独立国”也进不去。

李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认为，1949年台湾抢走了祖国内地国库的黄金，现在自己发了财，就想逃掉，哪有这么简单。”他表示，目前他本人没有来大陆的想法，“因为，内地也好、台湾也好，对我都一样，总归中国是我的故土。”他说，“我现在懒得动，我想最后只能‘魂归故里’了。”

据记者了解，李敖也不大可能离得开台湾，他过去曾办过离岛手续，却受到了有关方面的阻挠。目前，他有两个姐姐在内地，一个在昆明，一个在上海。

“竞选‘总统’是玩他们的”

──“台湾根本不是一个国”

去年2月，台湾“总统大选”的前夕，记者采访新党“总统”参选人李敖时，他明确表示，“我竞选‘总统’是玩他们的，因为这里的‘总统’，其实不是‘总统’；这是很好玩的。”

李敖说，“台湾根本不是一个国，所以它的‘总统’的定义，也不宜拘泥在政治学上的定义，而该有它特殊声明下的定义。事实上，它只是‘中国台湾的领导人’的别名而已。”

以史学家的身份参加“总统”大选，是否有“晚节不保”的嫌疑？李敖解释说，“依我看来，我并没有投入选举活动，我是在进行思想活动，选举6个月的时间，我可以透过政治手段来宣传我的思想，这跟我的晚节是一贯的。我一路走来始终如一，活在台湾做我自己。”

未来的史学家将如何评价李敖的这段历史呢？李敖说：“一千万年以后，台湾那时已经变成一个荒岛，希望那时考古学家在挖台湾土地时，能挖到一个人叫李敖，然后发现原来台湾有这样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物走过。”

“大选”结束后，记者再次采访李敖，他已经在写作新书了。他说，“我一直是个读书人，尽管为‘竞选总统’的闹剧忙了6个月，我不会改变读书人的本色。”

“陈水扁朝三暮四，反覆无常，会给台湾招来祸害”

──抨击扁当局

“陈水扁是个小人物，是小人物中比较危险的，比较更烂的。”李敖如是说。他与台湾“总统”当选人陈水扁的关系，不可谓不“深”；他太有资格和资历，来抨击台湾新当局。

日前记者在与李敖通话时，他表示，“台湾新当局很烂，太烂了，简直不值得我再去批评。”他说，“我已经66岁了，时间对于我很宝贵，我都懒得再去批评他们。”

当记者再次记录下一年来李敖的见解，观照陈水扁当局执政至今的“表现”，不能不佩服他评论的精辟和远见：“陈水扁朝三暮四，反覆无常，会给台湾招来祸害，此之谓危险；他小人得志，皆非其他烂苹果所能比拟，此之谓更烂。”

李敖曾以他特有的风格表示：“如果阿扁公开说他放弃台独，放弃族群挑拨，即使他继续有那么多缺点、鸭霸、不守法律、乱搞，我还是愿意挺他。阿扁你愿意不愿意我挺你？你过去的老大哥，我们过去一起办过杂志，你是我的小老弟，你愿不愿意接受？”

十几年前，李敖出钱创办杂志，自己挂帅做总监，社长就是陈水扁。那时杂志是周刊，每周都在封底印出“争取百分之百的自由”的红框大字，并附加标题“为你争取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与当局对抗，成绩非凡。而今，“阿扁早已堕落，不要相信他。”李敖说。

1985年4月25日，李敖50岁生日，他发“五十闭关宣言”给朋友；时任台北市议员的陈水扁给他回信道：“李大哥勋鉴：很高兴看到你的‘五十闭关宣言’，相信在你‘专心写作’下，于‘老死台湾’前，必有不朽的成就。做为朋友不一定要见面，有时只要读一读您的大作，得到启示，就终身受用无尽了。有时批评得严厉一点，未尝不是善意的期许。感谢你最好的方法，就是努力再努力，改进再改进，永无止境。敬祝闭关成功！弟陈水扁拜上。”

李敖评论这封信说，“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到陈水扁当年对我的恭敬与友善，随着岁月的流逝，政治人物陈水扁也今非昔比，政治人物的势利与现实，足以警世也。”

去年，李敖郑重推出《陈水扁的真面目》一书，他说：“在思想家兼历史学家的眼中，‘陈水扁’根本是不值得一写的小人物。但为了‘因材施教，以观猴戏，亦不无警世之资’，因此我还是愿意挪出一点时间来完成这本书，但愿这是最后一次。”

对于陈水扁所谓的“有条件的开放三通”，李敖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条件，就是‘单向直航’。”他说，“这一怪论，连一向一说就错的国民党文宣教头丁远超都忍不住说对了，他说：‘陈水扁所谓的“我方直航，营利共享”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两岸政策无法单向思考。’连最笨的丁远超，都远远超过陈水扁的智商，可见陈水扁不是普通的笨。”

涉嫌“内乱罪”、“贪渎罪”

──状告李登辉

李敖早就扬言：“李登辉一下台就告他！”

果然，在台湾“政权”移交、李登辉卸任的第二天，即2000年5月22日上午10时40分，李敖就把刚刚卸任的李登辉告上了法庭。12年来，在台湾政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李登辉做梦也没想到，刚一下台没了“‘总统’豁免权”，就官司缠身。

当日上午，李敖和律师等人先到“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控告李登辉涉嫌“内乱罪”。他在状词中指出，李登辉在1999年7月9日接受德国媒体访问时，公开提出两岸为“特殊国与国关系”的“两国论”，不但“已经违反《宪法》赋予‘总统’的权限”，更“涉嫌违反《宪法》明文规定的‘中华民国’固有疆域涵盖大陆的条文”，有“破坏国土，颠覆政府”之嫌，已明显构成“内乱罪”。

而后，李敖等人又转往“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就李登辉购买桃园县大溪镇鸿禧山庄别墅一事，控告李登辉涉嫌“贪渎罪”。他提供出详尽的证据资料，认为“李登辉在1992年12月11日购买鸿禧山庄土地，是第一名客户，由他带头为财团促销，是第一名官商勾结的‘总统’。”且在住地“盖搭违建”；他认为，“李登辉‘以显著不当之代价’，持‘总统’身份，巧取了价值一亿六千六百万的房产。”且“三次逃漏税”。

李敖证据确凿，但他纵有天大的本事，恐怕也斗不过控制司法机器的台湾当局。对此，他表示，他将无限期、持续地控告李登辉。

精读狂人李敖

竞选“总统” 状告李登辉 抨击扁当局

3月23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会见《华盛顿邮报》执行总编辑史蒂夫科尔一行时再次重申，“只要台湾当局明确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两岸即可恢复对话和谈判，而且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他说，“我们以极大的耐心通过各种形式与台湾各个阶层交换意见，并且积极加强两岸经济和文化的交流，积极促进两岸早日实现‘三通’等等。”

而在执政周岁之际，台湾陈水扁当局由於政策摇摆不定，获赠“无能政府”的封号，一年来经济衰退，民心慌乱，其施政受到台湾同胞的强烈批评。

尤为可笑的是，3月18日，在陈水扁当局的庇护和纵容下，极少数岛内外顽固的“台独”分子召开了所谓的“世界台湾人大会”，叫嚣建立“台湾国”，并妄想以此名义“申请加入联合国”，上演了一出“螳臂挡车”式的闹剧。

本篇报导的主角李敖先生，作为炎黄子孙的一分子，作为台湾社会的一分子，尤其是其去年作为台湾新党“总统”参选人的特殊身份，对台湾当局和社会有着独到的见解，并坚持作出严峻的批判。整理并报导他这一年来的言论，将更有助於我们认清时局，明辨是非。

闭门思过，大隐於市

2001：李敖“金盆洗手”？

本刊特约撰稿╱宋 元

“最近我归隐了，息交绝游，潜心写作。”今年1至3月份，记者几次通过越洋电话与李敖先生联系，他都表示，他“隐”意已决。

李敖说，最近他切断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一般电话都不接，连续几个月把自己关在高楼里，著书度日。他说，即使他现在与记者通话，也只是“私人聊天”的方式，随便谈谈。他的语音低沉而沙哑，言语中透露出一种说不出的孤独和寂寞。

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竞选台湾“总统”、状告李登辉，在某种意义上，2000年可以说是“李敖年”；然而，过去的一年，也正是李敖受挫的一年。他告诉记者，去年夏天，他妈妈去世，他为此掉了两公斤肉，又发高烧、患胃溃疡，接连生了几场病；一连串的变故，不由地使他远离尘嚣，闭门思过。

和以前那个个性张扬、快意恩仇的李敖相比，现在的他显得内敛而克制。然而，在他意兴萧索的言谈中，记者犹能感觉到他的雄风：“我这个闭门思过，是思他人之‘过’，闻‘过’则喜。必要的时候，我还会适时出击。”

前一段时间，他辞掉了电视台的《李敖脱口秀》节目。他说，他已过了一般人的退休年龄，继续主持节目，会有“人老珠黄”的感觉。人贵有自知之明，他表示：“我已决定全面结束我的电视时代，全力放在写作上。”

大隐隐於市，他请人刻了一方“青山见我楼”的五字阴文闲章。他写文章说：“一上山，一进山居，一登‘青山见我楼’，就有‘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之感。”他说，“台湾小岛是‘久居’之地，但岛上鸟事非牧野鹰扬者‘久据’之所，除资生资笑外，其实心力，多属枉抛。我早见及此，但尘网羁人，完全脱身，亦大不易，今幸得以退休之年，自尘网大泄抽出，淋漓大快，青山知之矣。”

一长段时间内，李敖希望自己不受干扰，悉心研究和创作。他说，其实我是很孤僻的，喜欢独处的愉悦，写一点自己喜欢的文章。但在今年4月份，李敖将迎来他的66大寿，故此，他将出版一本书送给自己。

这本新书是一本现代小说。“虽然是现代小说，但我上下五千年都写，里面有爱情，更多的是思想的碰撞。它是继《北京法源寺》后，我的又一部长篇小说，书名叫《上山·上山·爱》。”

近期关于李敖的另一件事是，台北地方法院一审判决他状告刘泰英诽谤案败诉。在“总统大选”期间，时任国民党投资管理委员会委员的刘泰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大谈台中一中“同学”李敖，说“李敖年轻时就很会花钱”，“最喜欢的是女人，最瞧不起的也是女人”。故此，李敖认为，他的说法已构成诽谤罪。

最近，台北地方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判定李敖败诉。对此，记者日前与李敖通话时，他透露了内中的原委：“这件事本身是极无聊的，根本不值得一谈。主要是我看不惯刘泰英这个人，他是个政客，我是找茬要告他的。”他表示，按法定程序，他将继续上诉。

20010423《亚洲周刊》专访李敖

李敖出新作《上山·上山·爱》（邱立本、童清峰）

三十三万字的长篇小说《上山·上山·爱》具有浓烈的自传色彩，男主角“万劫”其实就是李敖自况，写他三十年前与清纯的大学生叶葇邂后相恋六天的缠绵，但之后即因“政治犯”罪名被逮，坐牢十年。而三十年后，也是“万劫”出狱十年后，他邂后大学生君君，雨中共游，忘年之恋，同去扫君君母亲之墓，赫然发现墓碑上之名字是“叶葇”，也就是说，男主角与母女两人在不同时空的恋情，但都在“上山”，都在阳明山，都在同一个房间，同一张床上。李敖说：“前后虽有三十年的间隔，但两人并不陌生，因为她们是母女；但又陌生，因为她们从未见过面，母亲生产时立刻羊水栓塞昏迷死亡。君君跟母亲当年的情人躺在一起，她全不知道，冥冥之中，她接替了生命，也接替了爱情。”

这个迷离而又哀怨的故事，穿插了大量情色的描写，非常细腻，但李敖说：“清者阅之以成圣，浊者见之以为淫。”他表示，这是“一个白色恐怖下的红色故事，你可用黄色的眼光去看它？”但在白色、红色、黄色的交汇中，这本小说的最大特色是它停不了的“掉书袋”，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展现类似钱钟书在小说《围城》那种机智与博学。李敖借男主角“万劫”的绵绵情话，绵绵不尽地说出自己在人文世界的素养，中西合璧，从哲学理论到诗词歌赋，从历史轶事到政治分析，而其间又插科打诨，借题发挥，语带双关，机锋处处。这不但勾住了两位女主角的魂魄，也要勾住读者的魂魄。

文字可以勾魂。李敖说他写小说就是要发挥文字的优势，不与电影争锋，扬文字之长，避文字之短，使读者有广阔的想像与感性空间，但又有知性的认识与体会。他说，这与文坛的一些“现代派”很不同。他著意要重新寻回19世纪的文学传统，就好像俄国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其中一段对话写了七千多字，如今他在书中加插自己的“学问”，只是小巫见大巫而已。他就是要“掉书袋”，来呈现中西文化的人文宝藏，因为很多思想结晶古已有之，只是现代人读书不够，不了解历史，因而不了解现实，也难以预测将来。

李敖说他写来控诉当年国民党白色恐怖的书，除了政治以外，还有内心深处长期的愿望，就是发挥中文的修辞特色。他曾将中国经典几百种分类简介，对传统的研究用力甚深，也对中国文字的优点与缺点知之甚详。他说中文的四字成语必须好好掌握，不致被滥用，但又能得其精髓。他在书中则是铸词用字，举重若轻，往往将一些成语套句加以创造性的转化，来落实“白话文冠军”的自许。他曾经说过：“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嘴巴上骂我吹牛的人，心里都为我供了牌位。”李敖显然想以一部自揭隐私的情色传奇，来证明他在文字的驾驭上，比他驾驭女人更有一套。

李敖对性与恋爱其实有虚无和若有所失之感。他承认《上山·上山·爱》中两位女主角是真实与想像结合，汇聚他所有女朋友的典型。但李敖对爱情的永恒是悲观的，他觉得最美丽与最永恒的爱情只存在于想像中，只存在于短暂与距离之间；他说不忍看见美女的丑态。也许只有在他自己想像的“上山、上山”中，他才找到自己的真“爱”。

从1963年处女作《传统下的独白》发表以来，李敖就是一个陷于争议与矛盾的人物。他看似是离经叛道，与传统势不两立，但其实他勤于钻研传统，并且古为今用，发挥传统的智慧。他出版的《要把金针度与人》，就是把中国经典几百种的精华摘要，为大众打造一把打开传统之门的钥匙。

为了实现理想，李敖不断在累积自己的能量，严守养生之道。外间以为他生活上一定风流倜倘，酒池肉林，夜夜笙歌。恰恰相反，李敖目前生活律己甚严，他早睡早起，滴酒不沾，甚至不喝茶，不喝咖啡，也不喝凉水，而是与蒋介石看齐，喝白开水。他每天读书十小时以上，写作不辍。他知道要发挥生命最大的边际效用，就是要比赛长寿，只有活得比敌人更久、更健康，才能有“最后的笑容”。这是生命的最佳报复，也是李敖身体力行、压倒所有新旧敌人的秘密策略。

曾在“两蒋”统治时期受尽白色恐怖煎熬的李敖，现在却面对绿色统治的痛苦。他说，蒋介石、蒋经国执政时期是“暴君专制”，现在却是“暴民专制”。他举例说，去年大选时他出版了《陈水扁真面目》一书，但台湾南部一些书店不卖，怕被当地一些拥扁的民众攻击。李敖指责这是“暴民专制”，使台湾没有真正的出版自由，也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李敖并严词批评现任总统陈水扁当政后有不少案件销声匿迹，反映他所谓改革都打折扣。一是对李登辉的鸿禧山庄舞弊疑案不敢追下去；二是对他自己牵连大马彩票案交代不详，司法当局也全力配合隐瞒；三是对黑金的共犯结构不敢碰，让“大哥”型的立法委员依然张狂。（邱立本）

闭关一年潜心写作后，李敖又重现江湖，他的言辞依旧犀利，批判依旧一针见血。没有他，台湾新闻显得很单调，因此很多人开始期待复出后的李敖还会有什么颠覆的作为。4月23日下午李敖在他书房接受《亚洲周刊》访问，就当前两岸情势、台湾社会发展、治学之道、写作生活等，他都有相当深入的解析。以下是访谈摘要：

问：能不能谈《上山·上山·爱》这本书的写作过程？

答：三十年前我开始动念头想写一本爱情故事，我认为应该把我心里最理想的女人写出来，这要集合所有女人的优点造成一个假的女人，所以这本书的女主角是个综合体，一部分是我经验的，一部分是我想像的，一部分是我阅读的，所有文学作品都是这三个条件的结合。这本书十分之一是真实的，十分之九是我幻想的。

问：为什么你说这本书是“脱了裤子谈思想”？

答：观世音菩萨是用性的方式吸引别人进入它的佛法，谈两性这是最大吸引的力量，用性作为引诱来使你进入真理，佛教传教就是用这种方法，大家都忽略了。另一方面，性的突破又是自由的突破，西班牙就是一个例子，西班牙本来佛郎哥管得很凶，可是忽然在性的方面尺度变宽，慢慢就会松动。而且坦白说，人生最快乐的事，是跟自己喜欢的人在床上，可是这种事并非可长可久；其次才是写作、研究。

问：中国大陆这几年在性方面有很大突破，从你刚刚的说法，性的突破后，政治自由也会跟着突破吗？

答：要给它时间，跟台湾一样，过去是三点不露，慢慢可以露两点，现在第三点也可以露了。

问：“上山”掉了很多书袋，这是否也反应你的人文观？写这本书你最强烈的企图是想表达什么？

答：为什么男主角喜欢掉书袋呢？因为这个思想不是你的，古人讲过的，除非你无知，但你可以说是你的，这变成是抄别人的，这是一个特色。同时用一个故事结构传达我的思想，还有一个附带的作用，是要传达我的中文表达方式。书中第二部分，那个女孩写了一封情书，那是假的，真的女孩写不出这么好的情书，这话怎么讲呢？就像梅兰芳唱戏女人唱得这么好，为什么要男人来学女人呢？因为男人中气足，在戏台上他的声音会出来。所以不要搞错，如何做女人是男人教的。这是我的理论。

问：想不想用“上山”这本书竞逐诺贝尔奖？

答：我认为没有希望，严格讲，诺贝尔一百年来没有给过中国人，高行健得奖是因为他是法国人，不要忽略这一点，否则我怀疑高行健会得奖。我也知道一点诺贝尔的内幕，瑞典汉学家马悦然，他本来推荐的不是高行健，而是中国诗人北岛，最后才决定高行健，高行健的书本来是安娜翻译的，后来马悦然把它拿回来，最后翻译出来。

问：大陆有很多你的盗版书，你好像不太在意。

答：我的书在台湾过去被查禁过九十六本，可是我的思想不被压住，就是因为有一部分盗版书流传，大陆情况也是这样。但有一种情况很糟糕，有一部分不是我写的书，但却用了我的名字，这一点很讨厌。

问：当代大陆作家作品，你看得多不多？

答：我看得不多，坦白说，我有一点成见，大陆人文方面除了考古学和中国古典的研究以外，他们一般的成就不好，也就是文学的创作和社会科学的思想宽度不好，这是受马列思想的压制；文学部分，除了过去老舍一代，后来就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文学出现，文革以后出了“伤痕文学”，就像邓小平讲的，“哭哭啼啼，没有出息”。在我们看来，那是悲情的文学。文学不是说没有悲情，像川端康成就是这样做，他胆子很小，当时日本的优秀作家去反抗日本军阀时，被牺牲掉了，川端逃掉了，但他不敢讲，他只谈女人和他的情爱，后来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他死的时候是含着煤气管死的，因为他的女秘书离开他，他受不了。他是一个非常女性化、细腻的文学家，这也是文学的一种，我觉得高行健有这种现象，可是有的人不是这样子，他们也得诺贝尔奖，像法国萨特，他说，“小孩都快饿死了，文学有什么意义”，表示文学要关心整个群众。所以高行健说文学不可以有主义。我说他们有主义，就是我有一个小的世界，只管我自己，就像佛经里讲的“自了汉”。没有错，人可以有自己的世界，但共产党不同意，认为人怎么可以有单独的世界，共产党就越界。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我认为这样子太狭窄了。

问：你看高行健的书吗？

答：我只看了一句，就是“哥，你操我吧！”就这么一句，我觉得太粗糙了。昨天金庸和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有一段对话，杨振宁说他看不懂高行健的书，杨振宁得过诺贝尔奖，文化水平应该还过得去，但如果连这种人都看不懂，表示这种现代文学的表达方法，表达情绪（mood）、内心的感觉（意识流），这是我所不敢领教的，太烦琐，而且很难读懂。高行健的书在台湾只能卖一千本，得诺贝尔奖以后可以卖到四万到五万本，我这位诺贝尔落选的人，卖得都比他多很多。（笑）

问：为什么不看高行健的书？

答：你要我说真话，我可以告诉你，我看一本书之前先把它定位，就是先定位它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好比有一本书叫《西藏生死书》，在逻辑上它是一本已经有前提的书，就是人有来生，它把结论放在大前提里头，好比问你昨天跟匪谍某某一起吃饭，吃中餐、西餐，我说我没有跟某某在一起，他说你只要答复我中餐、西餐就好了，警备总部以前就是这样问问题，他的结论就放在前提里面，你一承认他的前提，你就落入圈套。所以高行健的书，我是把它定位在躲在小世界里的幻觉的书，我就不会花很多时间去看，这是我看书的缺点，也是我看书的方法。

问：会不会是一种酸葡萄心理，他得奖，你没得奖，所以拒看？

答：当然你可以这样认为。好比有人说我的书名叫“上山”，他的书叫“灵山”，我也是学他。但我这本书在十七年前就被查禁，用七个罪名查禁，第一个罪名是“为匪宣传”。可见我上山上得比他早。

问：你定位别人的书，那你如何定位自己的书？

答：我的书是属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种目前小说主流所反对的小说，就是很具体的小说，我们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书中有一段对话讲了七千九百个字，我的书也有一个人一讲一、二页，这是小巫见大巫。但现在小说没有这些东西，尤其法国新派小说，只是描写气氛，看起来没有意思。

问：你反对“美帝”，你认为中美关系未来会恶化吗？

答：必然恶化。美国已经把中共锁定，认为它是苏联第二，美国的方法就是里根的老办法，我跟你军备竞赛，把你经济拖垮，后来果然把苏联拖垮，这是里根的成就之一，美国自己也债台高筑，可是美国从南北战争以后，本土就没有发生过战争，它太富了就跟你拼，让你的经济成长起不来。李登辉把中国分成“七块”的作法比较难，但美国起码可以拖住你不能动。

问：你的作品流露出对中华民族的强烈感情，你对两岸关系乐观吗？

答：我住在台湾五十一年，一步也没有离开过，我对台湾的观察应该是最准确的，我觉得台湾的经济好景已经走下坡，政治也不会更坏了，我想起宋朝陆游的诗：“一年老一年，一日衰一日，譬如东周亡，岂复须大疾”。台湾现在就是这个样子。当年两蒋（蒋介石、蒋经国）留下的基础与私房钱，已经全部被搞掉了，机会也被搞掉了。当年陈立夫提议以一百亿去收买中共时，中共外汇存底不过三十几亿，现在怎么比，所以台湾没有机会了。

问：你不会忧心吗？

答：没有什么忧心，我希望两岸统一嘛。

问：你认为在你有生之年，可能看到两岸统一吗？

答：我看是迟早的事，问题是美国要面对中共的长程飞弹或核子潜艇，它有一个机会可以打到西雅图或旧金山，那时会面临一个交换，就是我牺牲一个上海、北京，跟你交换一个旧金山，你愿不愿意？你消灭我两个城，我消灭你一个城，你要不要跟我对赌，美国不会赌的，军机擦撞事件，它为了二十四个人，都可以“very sorry”；为台湾赌，美国更不会了。所以当中共的力量足以跟美国互相毁灭的时候，整个局面就不同了。可是我觉得共产党有一点很像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但以色列有一个观念是我们所没有的，我们有些人认为吃亏就是占便宜，以色列人认为吃亏就是吃亏，我要占便宜回来，报复你，我李敖就是。

问：你蛮“以色列”的。

答：能明白而立即的报复你，并且让你知道我很恐怖的。

问：你觉得中国共产党蛮“以色列”的？

答：共产党有一个本领是以色列所没有的，它该忍气的时候忍气，共产党不简单，对钓鱼台的事，它就装糊涂。我骂过台湾人，你们说男的愿意为日本人当兵，女孩让日本人去搞，但钓鱼台是台湾领土，属于宜兰县头城乡，为什么不把它要回来，台湾人太没有尊严了。

问：台湾社会气氛流行强调台湾主体性，以你这种强烈的中华民族色彩，你不担心被边缘化？

答：我们在台湾被边缘化，但你看最近陆委会做的民调，去年赞成“一国两制”的只有百分之三，今年上升到百分之十六，无形中在成长，台湾的人民和台商比政治人物聪明，他们懂得权衡利害，族群问题也好，中国问题也好，都是选举时的花样，真正要维持他们的利益和存在需要务实，他们知道跟大陆作对，对他们没好处。

问：你认为这种倾向中共的比例可能持续上升吗？

答：即使不上升，群众的看法跟政客的看法也不一样，政客为了选票的炒作，会讲出很激烈的话，可是等选举期一过，这种牌就打不起来。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最近开了一个台湾人大会，出了一个金美龄，他们都是假的台独分子，我们为台独坐过牢，我们才是真的台独分子，当然我也是假的，坐过牢都是假的，何况是没有坐过牢的。（笑）当年在美国嘴巴喊台独的，像最近刚被收押的台南市长张灿鍙，他们不敢回来，也不能回来，后来他们回来了，立刻接受资源，张灿鍙当选台南市长、陈唐山当选台南县长、蔡同荣立法委员，台独分子都从美国回来了，美国就没有台独分子了，但现任总统府资政姚嘉文为了给自己造势，就鼓动一批假货出来开会，这是国策顾问谢聪敏告诉我的。

我为台独坐过牢，所以台湾从暴君政治到暴民政治，我取得可以骂他们的特权。（李敖出示去年4月25日六十五岁生日时，陈水扁送他《台湾之子》一书），你可以知道我跟他们之间的关系，这关系让我取得一个特权，就是我无论怎么骂他们，他们都算了，任你骂，但他们如果被其他外省人骂，那还得了。

问：选举完了你怎么一下就从“银幕”消失？

答：我要回归基本面，我的《李敖大全集》一千五百万字，除了《北京法源寺》有一点世界性以外，其他都是地区性的，我谈台湾部分一千五百万字已经够多，我写的书比梁启超、鲁迅、胡适还多，我已经厌烦了，我半年以前就不做电视了。

问：未来有何生涯规划？

答：我没有什么生涯规划，希望未来写一、二本书。但我有一点不服气的是，我的感情生活有一点遗憾，猫王和我同岁，但他玩过一千个女人，我好羡慕。我很像雨果，年轻的时候很规矩，年老的时候忽然发疯，很纵欲。我五十岁以前，看到漂亮女人，我会勾搭她，我老婆就是这样认识的。我坦白跟你讲，我一个人每天拼命在工作，没有不良嗜好，我喜欢年轻女孩，可是这个机会对我已经遥远了。陶渊明临死的时候，讲了一句话：“饮酒不得足”，最苦的是酒没有喝够，我最大的苦恼是跟女孩的关系不够，尤其坐牢的时间太长，造成我的大量损失，所以我这笔账就算在国民党头上。

问：除了性的心结外，你另外一个心结是否就是一步也不踏出台湾？

答：我可以告诉你真正的原因，为什么大陆对我有某种程度的好感，因为距离嘛，让他们对我有想像空间。我真正到大陆以后，我会乱讲话，破坏我跟党中央的关系。（笑）我现在活在神游、意淫的世界里，有很多的空间，人是很脆弱的，就像我“上山”里面讲的，你要学会一个本领，你看东西要看你要看的，看不见你不要看的，即使它在眼前。在台湾可爱的东西不多了！台湾脏得不得了、丑得不得了，偶尔看到风景旁边就是垃圾堆。所以我们好珍惜这样的想像空间，当然你可以到外国游山玩水，但你怎么敢讲，你看到的不是让你难过的。

问：过去是受外力把你关入监牢，但你现在不是给自己建起一座无形监牢？

答：我可以告诉你我有一个心病，良辰美景时，我希望有一个情人在旁边，我一个人去很难过，跟太太去，太熟悉了，没有罗曼蒂克。所以人保持距离是很重要的，哲学的真正境界，是知道如何死，爱情的真正境界，是知道如何离开。

问：你做人很有中国传统的古风，但跟你相交比较深的朋友却说当李敖的朋友比当李敖的敌人还痛苦，你怎么评价这种说法？好像很多你的朋友变成你的被告。

答：（笑）没有错，这是远流出版社王荣文讲的，他说李敖很够朋友，他绝对不会对朋友不起，但他很容易证明朋友对不起他。（笑）

问：你平常怎么生活？

答：我生活很规则，不烟、不酒、不茶，咖啡、凉水都不喝，只喝白开水。我比别人还用功，每天看书十小时，生活很单纯，跟别人不来往，看书的时间比别人多。

问：你用不用电脑和收发电子邮件？

答：我不用电脑，我也不会电脑，稿子全用手写。我也不收发电子邮件，我跟外界是隔绝的。

问：所以你也未进入网际网络的世界。

答：基本上没有，我有一个自私的原因，我坐牢时看了很多书，我希望把这些书消化，写出来，已经功德圆满，再吸收新东西，对我太多余了。所以我很少看一本新书，因为我用鼻子去闻就知道它是一本坏书。（笑）我是关了门做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