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新论

• 目录

目录

• 一、利玛窦和近代西学的东传
• 二、惨刑与迫害
• 三、西化史的一章
• 四、祖法和历法
• 五、中国式谈判
• 六、一页与老毛子的外交史
• 七、被拆穿的纸龙
• 八、此非彼辈所能知也！
• 九、《末代皇帝研究》前言
• 十、史坚如和他的口供真相
• 十一、北京召开“辛亥革命烈士彭家珍学术研讨会”志感
• 十二、《武昌革命真史》书后
• 十三、乱世陈家泪
• 十四、黄门鼓吹
• 十五、砸掉那铜像！
• 十六、谁忠谁奸
• 十七、《全盘西化的理由》前记
• 十八、《中国近代史论集》序例

利玛窦和近代西学的东传

近代西方学术输入中国，明显的划分，可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573-1795）——自明朝神宗万历的第一年到清朝高宗乾隆的最后一年（乾隆六十年），即从16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的尾声。

第二阶段（1851-1911）——自清朝咸丰元年到清朝终止，包括19世纪的后半个世纪和20世纪的前十年。

近代第一个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是西班牙人方济各沙勿略（SaintFranciosdeXavier，他当时没有中文名字，这个名字还是以后的人译的），他在16世纪刚过了一半到达中国,但是却不得其门而入，最后赍志以没，死在中国海岸边的上川岛。

方济各沙勿略死了以后，又有六个葡萄牙的传教士想进入中国,可是都不能成功。他们至多只能在澳门歇歇脚。

真正完成这个使命的是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Ricci）。

利玛窦出生的时候，正是方济各沙勿略到达中国的时候。他年轻时候在罗马学法律，旁及自然科学。他在三十岁（明神宗万历十年，1582）到达中国的澳门开始传教。他是最懂得收揽人心的人，他知道如何先吸引人的好感和信任，而不是先刺激人。他起了中国的名字（号称利亚泰）、说中国话、吃中国菜、穿中国的衣服、读中国的典籍，甚至在家里都不挂圣母玛利亚的肖像。最后，他透过一个有权的宦官的帮助，在千辛万苦之下，终于向中国的皇帝“进攻”！

试看他的上皇帝的表文，何等洞达、何等谦冲：

大西洋陪臣利玛窦，谨献土物于皇帝陛下：臣本国鸾远，从来贡献不通，逖闻天朝之声教文物，窃愿霑被余溉，终身为氓，始为不虚所生；因此辞离本国，航海远来，时历三年，路经三万余里，始达广东。语言未通，有同喑哑，因僦居而习华文，淹留于肇庆韶州府，垂十五年；颇知中国古先圣人之学，于经籍略能记诵，而通其旨。乃复越岭由江西至南京，又淹留五年。伏念堂堂天朝，且招徕四夷，遂奋志努力，经趋阙廷。谨以天主像一幅，天主母像二幅，天主经一本，珍珠镶嵌十字架一座，报时钟二架，万国图志一册，西琴一张，奉献于御前；物虽不腆，然从极西贡来，差足贵异耳。臣从幼慕道，年齿逾艾，迄未婚娶，都无系累，他非所望，谨以所献之宝像祝万世，祈纯嘏，佑国保民，实则区区之忠悃也。伏乞皇上怜臣诚悫来归，将所献土物俯赐收纳，则益感皇恩浩荡，无所不容，远臣慕义之忱，庶少伸于万一。抑臣在本国，忝列科名，已叨禄位。天地图及度数，深测其秘，所制观象考验曰晷，与中国古法吻合，倘皇上不弃疏微，使臣得于至尊之前，罄其愚昧，又区区之大愿，而未敢必者；臣不胜感激待命之至。

利玛窦进京的年代，是明神宗万历二十八年（1600）。意大利人艾儒略在《大西利先生行迹》中说：

万历二十八年庚子，遂与同会庞顺阳以礼部文引，躬诣阙廷，贡献方物，诸当道款待如礼，而山东开府心同刘公，闲贡物倍加优待。乃越黄河抵临清，适督税内官马堂，邀功拦阻，悉办贡物奏章，自行上达。奉旨起取赴京，利子始偕伴八人，出入燕都。献天主圣像、圣母像、天主经典、自鸣钟大小二具、铁弦琴、万国图。皇上欣念远来，另见便殿，垂帘以观，命内官学习西琴，问西来曲意，利子始译八章以进。复蒙赐问大西教旨，凡民风国政等事。于是钦赐官职，设馔三朝，宴劳利子等。固辞荣禄，受廪饩，上奉圣像于御前，置自鸣钟于御几，复命画工，图形进览。

自鸣钟的神奇作用

利玛窦进贡的物品中，最引中国人的兴趣的是自鸣钟，也最得神宗皇帝的喜爱，神宗最后特准利玛窦在北京居住，并且送钱送房子给他，自鸣钟发生了极大的作用。清高宗敕撰《续文献通考-乐考》中记这种自鸣钟说：“又有自鸣钟者，秘不知其术。大钟鸣时（正午一击，初未二击以至初子十二击，正子一击，初丑二击以至初午十二击）；小钟鸣刻（一刻一击以至四刻四击），盖气机所为，他人不能为也。”罗光在《利玛窦传》里曾记载这两架钟所引起的有趣情况：

神宗皇帝见到西洋贡物，件件过目，看到天主圣像和圣母圣像，瞿然失色，脱口喊说：“这是活佛。”立命将天主圣像放置库中，圣母圣像转赐慈圣皇太后。太后素好佛京师内外，多署梵刹，动费巨万，帝亦助施无算。”但是太后看见圣母像栩栩如生，心中也生畏惧，不敢留在宫中，命在内库安置。

两架自鸣钟最使皇上惬意，钟针随滴答之声移动，准时当当报鸣，神宗皇帝喜为天下奇物。八天后钟忽停止，皇上立刻命太监田尔耕向西洋人追问究竟。田尔耕邀利庞两神父进宫，在二门外居留。利神父向田尔耕解钟表的用途，计时计刻，周转不息。但为使钟表准确计又使钟表不停，须一个人专门管理。因是皇上应指派太监一人管理钟表，并称在三天以内授予太监管理之术。田尔耕将利玛窦的话奏禀，神宗皇帝派四个钦天监太监向利玛窦学习管理自鸣钟。利庞两位神父便迁居钦天监内，三日三夜，教导四人自鸣钟的一切秘密。四个太监把利玛窦所说的话笔之于书。

自鸣钟在宫内继续行走，敲刻敲点，皇上欣悦。命把小自鸣钟留在内殿，大自鸣钟交留工部建一木塔，供于皇寿殿。又遣太监询问西洋风俗，并命画师绘画利玛窦和庞迪我像。太监把画像展陈御前，皇上看见像上满面胡须的西洋人，顾视太监说：“这些人是回回？”太监跪禀说：“这二人吃猪肉，一定不是回回。”

皇帝对自鸣钟的喜爱，又有这样一则故事：

一次皇太后要看钟表，皇上怕太后把表留住不还，命太监勿上紧弹簧，自鸣钟送到太后处，不动又不鸣，太后很失意，又将表送回。太监们知道皇上爱钟，便千方百计想留住利玛窦，深恐钟表一旦坏了，无人能修，他们将遭杀身之祸。

就这样的，为了钟的缘故，使利玛窦跟皇帝之间有了一段无形的桥梁，虽然他们从来没见过面：

一天，内廷太监忽然捧出前次进贡的小自鸣钟，宣传皇上谕旨，命细心加以修理，因为钟表停止不动了。各部人员，听说进寓的钟表捧出御殿了，大家都到利神父寓所，观看钟表，太监将此事传到了皇上耳中，万历帝立刻命太监把钟表捧回禁中，召利玛窦和庞迪我进宫修理。以后每次钟表坏了，太监便来宣旨，召人进宫。后来皇上且规定每年四季，每季进宫检查钟表一次。“因此中国各处乃散布不确的传说，说皇上屡次和我们的神父谈话，朝廷上的大官则连皇上的面都不能见。”实际利玛窦虽常常进宫，却从来未得见皇上。

虽未得见皇上，但安居北京的目的则已达到。《明史》说：“帝嘉其远来，假馆授粲，给赐优厚。士卿以下，重其人，咸与晋接。利玛窦安之，遂留居不去。”

但是明朝的皇帝仍想知道利玛窦到底是什么样儿，于是由画家把利玛窦画了一张像，这真是有趣。

西土圣人

在明神宗《万历实录》第二十九年（1601）有两段原始的材料，记17世纪一开始，利玛窦进京的状况：

万历二十九年二月庚午朔天津河乡用监少监马堂解进大西洋利玛窦进贡土物并行李。礼部题会典止有西洋琐里国，而无大西洋，其真伪不可知。又寄住二十年方行进贡，则与远方慕义来琛者不同。且所贡天主天主母图，既属不经。而随行李有神仙骨等物，夫既称神仙，自能飞升，安得有骨，则唐韩愈所谓凶秽之余，不宜令入宫禁者也。此等方物，未经臣部译验，径行赉给，则该监混进之非，与臣等溺职之罪，俱有不容辞者。又既奉旨送部，乃不赴部译，而私寓僧舍，臣等不知其何意也。但查各该贡夷，例有回赐，贡使必有宴赏，利玛窦以久住之夷，自行贡献，虽从无此例，而其跋涉之劳，芹曝之念，似宜加赏赉，以慰远人，乞比照暹罗国存留广东有进贡者赏例，并照例给与利玛窦冠带回还。勿令潜住两京，与内臣交往，以致别生枝节。不报。

二十九年七月丙午礼部复题，利玛窦涉远贡琛，乃其一念芹曝，臣等议拟赏例之外，量给所进行李价值，并给冠带回还，盖亦参酌事理，上听裁夺，迄今候命不下五阅月矣；无怪乎本夷之郁病而思归也。察其情词恳切，真有不愿尚方锡予，唯欲山栖野逸之意，譬诸禽鹿久羁，愈思长林丰草，人情固然，委宜体念，乞准所请颁给，遣向江西等处，听其深山邃谷，寄迹怡老，下遂远人物外之踪，上彰圣朝柔远之政。不报。

在利玛窦进奉自鸣钟等礼物后一年，神宗皇帝又特准他在北京建筑教堂。于是他更有了公开传教的机会。经过三四年的岁月，利玛窦已在北京收了两百多个教徒。其中甚至有朝廷中的显宦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人。可见他的影响是“自天子以至庶人”的。

花村看行侍者著的《谈往》一书里，有两段描写利玛窦的文字，其中提到他告诉中国人地圆观念、世界地理情况等等，使中国人极度惊奇，甚至称他做“西土圣人”！

初出千里镜、自鸣钟、举重算法诸事件，较大明国贤愚万倍。更出欧逻巴舆地图，接大明国，仅掌中一纹，东南大海，固不如也。留都台省，骇极喜极，尊为西儒，称为西土圣人再出。浑天仪、量天尺、勾股法、算时测度、卜影景星，诸谈玄说奥，更莫能识其隐。又曰：大统历已坏，会须修之。更是惊奇！胸包天上之天，目空地外之地。因咨送燕京，引之达御览。遣太宗伯冯琦琢庵，叩所学。

花村看行侍者又说：

窦入京师，建天主堂于宣武门内，堂制狭长，上加覆幔，傍绮疏藻绘诡异，供耶稣像。像系彩饰平画，望之如塑。貌三十余人，左手执浑天仪，右叉指，若方论说状。须眉竖者如怒，扬者如喜。耳隆轮，鼻隆准，目若瞩，口若声，右圣母堂，貌若少女，手一儿，耶稣也。衣非缝制，自顶被体，所供香灯盖帏，修洁精美。

这些记述很可看出利玛窦在中国京城里如何在现身说法、如何收揽人心。

利玛窦不但自己传教，并且还影响中国士大夫，使他们帮助他说法，这一段过程是煞费苦心的，他的髙明手法乃是他使人真的相信“其言多与孔孟合”，所以他的布教，是合于中国的传统的，是上承孔孟的道统的。艾儒略《大西利先生行迹》中有一段讲他“苦心学习”和影响中国士大夫的故事：

其居端州十载，初时言语文字未达，苦心学习，按图画人物，倩人指点，渐晓语言，旁通文字，至于六经子史等编，无不尽畅其意义。姑苏瞿太素，闻利子名，因访焉，谈论间，深相契合，遂愿从游，劝利子服儒服。利子尝将中国四书译以西文，寄回本国之人读之，知中国古书，能识真原，不迷主奴者，皆利子之力也。汝南李公素以道学称，崇奉释氏，多有从之者，一日与诸公论道，多扬释氏，抑孔孟，时刘公斗墟在座，瞿然曰，吾子素学孔孟也，今以佞佛故，驾孔孟之上，何也，不如大西利子奉天主真教，航海东来，其言多与孔孟合。

徒弟们——徐光启

利玛窦最影响深远的一个“徒弟”，就是大名鼎鼎的徐光启。他第一次见到徐光启是在明神宗万历二十八年（1600），这是16世纪的最后一年，他们在南京过路相逢，并未能长谈。这正如徐光启所追忆的：“间邂逅留都，略偕之语，窃以为此海内博物通达君子矣！”

徐光启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点了翰林，当时利玛窦非常兴奋，他寄很大的希望在徐光启的身上，他深信徐光启可以帮助他的传教事业，他写信给罗马的一位朋友，说徐光启

虽真是文人，而且享有文名，但该去应试，因为在三百名新进士里只选二十四名翰林。中了翰林，还该受试三年，然后入翰林院。这一院是中国最贵重的学院，朝廷大官都是从这翰林院出来的。希望天主赏赐他成功，那么他便常可住在北京。用他的声望、他的指示和他的善意，他很可以帮助我们。（罗光：《徐光启传》）

徐光启跟利玛窦的过从，前后只不过三年，利玛窦就死了。但是他们却合作了一部著名的译本，就是《几何原本》。这部书是欧几里得（Euclid）《几何学》前六卷的译文，万历三十四年（1606）刻于北京，利玛窦有专文叙述译书的经过，收在罗光的《利玛窦传》里，利玛窦称徐光启是“保禄博士”：

保禄博士后来觉得，译书非他自己下手不可。大约别人也向他说了，译书非他的才笔不能成功。他便决意自己下工夫，每天到我们堂里，坐三四点钟的工夫。无形中教我们的身价也增高了，大家都知道一位名闻京师的翰林，到我们这里来求学。他自己愈听愈体味到这册书，又高深、又确实。跟朋友们接谈，便常谈这册书。他费了一年多的工夫，用一种明畅雅丽的文笔，译出《几何学》的前六卷。他本想把全书译完，可是玛窦神父因有许多的传教工作，便告诉他先看看中国士大夫对这六卷译本有怎样的态度，然后再继续翻译。于是便把六卷的译文刻板付印。玛窦神父和保禄博士各作一篇序文。玛窦神父的序文，说明《几何学》的著者，乃我们欧洲一个最古的学者。几何学的课本，是他的教授丁氏所作。这本翻译，是选译了课本的重要说明和理论。

刻板后印刷多册，保禄博士分赠友朋。……刻板现在存在我们堂内，我们也印了许多册数分送朋友。还有别的人到我们堂里来请印，我们都给他们印了。玛窦神父拿这书给一些人讲解，保禄博士也给一些人讲这书；这样许多人便渐渐认识我们的学术了。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接触近代的西方文明中的纯理科学一方面的文献，在历史上，真是划时代的大事，所以实在值得大书特书。

这部《几何原本》，后来屡经重印，并曾节录于方中通的《数度衍》里面。到了清朝，康熙皇帝特别命令将它译为满文，同治年间（四年，1865），两江总督曾国藩又把它重刻，在南京出版。

《几何原本》刻印的时候，徐光启正好奔丧回家，但是丧事办完以后，利玛窦已经“蒙主宠召”了。他对利玛窦的敬重，由他这一段话中可以看出来：

其学无所不窥，而其大者，以归诚真宰，乾乾昭事为宗。朝夕瞬息，亡一念不在此。诸凡情感诱慕，即无论不涉其躬，不挂其口，亦绝不萌诸其心。务期扫除净洁，以求所谓体受归全者。间尝反复送难，以至杂语燕谭，百千万言中，求一语不合忠孝大旨，求一语无益于人心世道者，竟不可得。

这样子对利玛窦的颂歌，正反衬出这两个人那幅师友切磋的图画，也正反映出第一次中西学人的大合作。

李之藻和地图

除了徐光启以外，另一个受利玛窦影响而从事于介绍西学的名人就是李之藻。李之藻字我存，在利玛窦进北京的时候，已在工部任要职，他对地理学本早就有兴趣，天资又高，他是东方人中第一个接受西方宇宙观念和天文学知识的人。利玛窦到北京时曾呈献山海舆地图，就是世界地图。李之藻听说了，大为高兴，特地去拜访利玛窦，他在艾儒略《职方外纪》一书的序文里追记道：

万历辛丑，利子来宾，余从僚友数辈访之。其壁间悬有大地全图，画线分度甚悉。利氏曰：此我西来路程也。……因为余说地以小圆处天大圆中，度数相应，俱作三百六十度。余依法测验，良然。乃悟唐人画方分里，其术尚疏，遂为译以华文，刻为万国屏风。

在利玛窦这方面，他也称道李之藻的博学深思，罗光在《利玛窦传》里有这样的译文：

少年时，曾写有地理书（天下总形？）绘画中国十五省图，附加图解，以为天下尽其中，后来看到我们的山海舆地全图，才知道中国和天下相比，很是渺小。他的天资既高，立即领会我们所说的准确。我们给他讲地球为圆形，有两极，天则有十天，太阳和星辰都大于地球。这些议论别的人很难相信，他却都信以为真。因此，和我们成为莫逆之交，他在职务之暇，就来听我们讲授科学。

关于利玛窦这幅世界地图的情形，利玛窦自己曾有这样的自记：

壬午（万历十年，1582）解缆东粵，粵人请图所过诸国，以垂不朽，彼时窦未熟汉语，虽出所携图册，与其积岁札记，紬绎刻梓，然司宾所译，奚免无谬。庚子（二十八年，1600）至白下，蒙左海吴先生之教，再为修订。辛丑来京，诸大先生曾见是图者，多不鄙弃羁旅，而辱厚待焉。缮部我存李先生夙志舆地之学，自为诸生，编辑有书。深尝兹图，以为地度之上应天躔，乃万世不可易之法。又且穷理极数，孜孜尽年不舍。歉前刻之隘狭，未尽西来原图什一，谋更恢广之。余曰：此乃敝邦之幸，因先生得有闻于诸夏矣！敢不厪意，再加校阅。乃取敝邑原图及通志诸书，重为考定，订其旧译之谬，与其度数之失，兼增国名数百。随其楮幅之空，载厥国俗土产，虽未能大备，比旧亦稍赡云。但地形本圆球，今图为平面，其理难于一览而悟，则又仿敝邑之法，再作半球图者二焉。一载赤道以北，一载赤道以南，其二极则居二圈当中，以肖地之本形，便于互见。共成大屏六幅，以为书斋卧游之具。

李之藻给利玛窦的地图重加增订，使利玛窦非常快乐，所谓：“乃敝邦之幸，因先生得有闻于诸夏矣！”这是何等谦冲的态度！利玛窦的自述里，还有这样的文字写李之藻：

第一件事，他雇工再刻坤舆万国全图，图共六幅，比以前所刻的图都更大，高过一个人的躯体，两端用木轴裱好，颇美观。图既大，玛窦神父便加上了许多国家，加增了许多注释，说明图上国家和地方的风俗，以及天文历数的学理。中国人看到这本舆图都很满意，因为刻本刻得相当精美。之藻先生既为舆图作序，他的朋友也有人作序，大家都说我们的好话，刻板成就了以后，他印刷了许多份，赠送各处的朋友，朋友们又自出纸墨，再请印刷，印刷图本共有数千份。

当他印刻这本舆图时，刻板的工匠们私自暗地里又刻了一副板本，并暗地里按照板本印刷。因此同时刻了两副舆图板。

但是要的人还是太多，两副板本也不够用。于是另一位教友（李应试），因着我们神父的帮助，又制一更大的舆图板，图共八幅，板本制成，这位教友把板本卖给了印书匠。

这样，在皇城内出了三版舆地图。

利玛窦的世界地图最有趣味的一点是，他为了博得中国人自我中心的中字观念，特地把这个地图改绘成以中国做世界中心，这一点，也颇可看出他的匠心与巧思。

利玛窦得到李之藻这样一个朋友，心中的喜悦是可以想象的。他给罗马的一个朋友写信，指着他在明神宗万历三十五年（1607）跟李之藻合译的《浑盖通宪图说》道：

神父你可以看看这本书，你只要看看书上所有的图，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民族的才智，可以知道他们对于我们的科学所能有的造就。

李之藻是利玛窦的好朋友，也是真正了解他的世界地图的一个人。其他人们对这个世界地图的兴趣也极浓厚，从它当时的流行量与版本众多的情况来看，我们就可惊异了。据洪业（煨莲）《利玛窦的世界地图》（《禹贡》第五卷第三、四合期）的研究，光在1584到1608这二十四年间，就有这么多的世界地图版本（括号中为只绘而未刻者）：

山海舆地图/万历十二年（1584）/王泮刻版/肇庆

（世界图志？）/万历二十三年（1595）/南昌/绘赠建安王多熵

山海与舆地图/万历二十三年（1595）、万历二十六年（1598）/赵可怀勒石/苏州/翻王泮本

（世界图记？）/万历二十四年（1596）/南昌/为王佐编制

（世界地图？）/万历二十四年（1596）/南昌/绘成一本或二本

山海舆地全图/万历二十八年（1600）/吴中明刻板/南京/增订王泮本

舆地全图/万历二十九年（1601？）/冯应京刻板/北京？/二小圈图等

坤舆万国全图/万历三十年（1602）/李之藻刻板/北京/增订吴中明本

坤舆万国全图/万历三十年（1602）/刻工某刻板/北京/复刻李之藻本

山海舆地全图/万历三十二年（1604）/郭子章刻板/贵州/缩刻吴中明本

世界地图？/万历三十四年（1606？）/李应试刻板/北京/增订李之藻本

（坤舆万国全图）/万历三十六年（1608）/北京/诸太监摹绘李之藻本若干份

这真是一时之盛了！

李之藻虽然跟徐光启的关系极厚，可是信天主教却是很晚的事，并且经过了许多波折。因为李之藻有姨太太，不肯“出妾”，可是利玛窦坚持不能收一个讨姨太太的人做教徒。后来李之藻生了重病，利玛窦照顾他，非常亲切。他很受感动，乃答应利玛窦“出妾”，利玛窦遂为他受洗，陈垣在《李我存传略》里记这段事，说李之藻

病笃，自忖必死，立遗言，请玛窦主之。玛窦慰藉备至；之藻幡然，参彻于生死之际，遂受洗礼，圣名良，因号凉庵居士，并捐百金为圣堂用。已而病愈，语人曰：“此后有生之年，皆上帝所赐，应尽为上帝用也。”

后来李之藻病好了，果然实践诺言，请姨太太走路。同样的事又发生在御史杨廷筠（淇园）的身上，杨廷筠也是因为有姨太太不能被神父郭仰凤通过受洗，丁志麟在《杨淇园先生超性事迹》里，曾记杨廷筠与李之藻的一段对话，颇可看出传教士守道不阿的精神：

泰西先生乃奇甚，仆以御史而事先生，夫岂不可？而独不能容吾一妾耶？若僧家流必不如是！我存公喟然叹曰：“于此知泰西先生，正非僧徒比也！圣教规诫天主颁之，古圣奉之。奉之，德也；悖之，刑也；德刑照矣！阿其所好，若规诫何？先生思救人，而不欲奉己，思挽流俗，而不敢辱教规：先生之德也！其所全多矣。君知过而不改，从之何益？”

此外如瞿太素的入教，乃是在妻子死后把妾扶正才通过的（神父是黄明沙）。这些守道不阿的情形，无形中得到不少中国士大夫对天主教传教士的尊重。

利玛窦之死

利玛窦在中国第二十七年，死在北京，年五十八岁。他死后得到中国皇帝的赐葬，办丧事的庞迪我等传教士，当时在奏疏中要求“赐闲地亩余，或废寺闲房数间”，经皇帝准许后，他们特地找了十天，故意找到一座佛教的庙，把佛像敲碎，“殉葬”给利玛窦，这种作风很有政治的象征作用。正如利玛窦自己曾说过的：“在中国传教最好的方法，就是我死掉。”

利玛窦死后，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文集里，有不少记录他的文字：

明神宗万历的进士袁中道，是利玛窦的朋友，他在《游居柿录》（《袁小脩日记》）里记利玛窦说：

看报得西洋陪从利玛窦之讣，玛窦从本国航海来，凡四五年始至。初住闽，住吴越。渐通华言及文字，后入都，进自携天主像及自鸣钟于朝，朝廷馆谷之。盖彼国事天，不知佛，行十善，重交道，童真身甚多。玛窦善谈论，工著述，所入甚薄，而以金赠人。置居第童仆甚都。人疑其有丹方若王阳也。然窦童多秘术，惜未究。其言天体如鸡子，天为青，地为盖，四方上下，皆有世界，如上界与下界。人足正相邻，盖下界者，如蝇虫倒行屋架上也。语甚奇，正与《杂华经》所云仰世界，假世界，侧世界。”语相合。襄与缙绅往来，中郎衙舍数见之，寿仅六十，闻其人童真身也。

这是很有趣味的文字，尤其其中谈到宇宙形状一段，最可看出当时中国人的知识程度，所谓“人足正相邻，盖下界者，如蝇虫倒行屋架上也”一段，正说明了当时中国人对“地心引力”原理的惊叹。

还有一位沈德符，他曾是利玛窦的邻居，在他的《野获编》里称利玛窦是“异人”，他这段文字写在利玛窦死后不久：

利玛窦字西泰，以入贡至，因留居不去。近以病终于邸，上赐葬甚厚。今其墓在西山。往时予游京都，曾与卜邻，果异人也。初来即寓香山澳，学华言、读华书者凡二十年，比至京已斑白矣。入都在今上庚子年，涂经天津，为税监马堂所谁何，尽留其未名之宝，仅以天主像及天主母像为献。礼部以所称大西洋，为会典所不载，难比客郭久贡诸夷，姑量赏遣还。上不听，便从便僦居。玛窦自云：其国欧罗巴，去中国不知几千万里，今琐里诸国，亦称西洋，与中国附近，列于职贡，而实非也。今中土士大夫授其学者遍宇内，而金陵尤甚。盖天主之教自是西方一种，释氏所云旁门外道，亦自奇快动人，若以为窥伺中华，以待风尘之警，失之远矣！

清朝初年张尔岐在他的《蒿庵闲话》里，也提到利玛窦，他赞扬利玛窦在“历象器算”一方面的长处，但是反对天主教的教理，所谓：“历象器算，是其所长，君子固当节取，若谓道术，吾自守吾家法可耳！”

利玛窦欧罗巴国人，万历辛巳来贡耶稣像、万国图、自鸣钟、铁丝琴。上命冯琦叩所学，唯严事天主，精器算耳。越庚戌，玛窦死，诏以陪臣礼，葬阜成门外。刘侗《帝京景物略》云：然又闻玛窦初至广，下船髡首袒肩，人以为西僧，引至佛寺，摇手不肯拜，译言我儒也。遂僦馆延师读儒书，未—二年，四书五经，皆通大义，乃入朝京师，其所著书有《交友论》《二十五言》《畸人十篇》《天主实义》，同至诸入，亦各有论著，分言理言器二种，刻之曰《天学初函》。又所携书七千余卷，并未及翻译，所言较佛氏差为平实，大指归之敬天主修人道，寡欲勤学，不禁杀牲，专以辟佛为事，见诸经像及诸鬼神像，辄劝人毁裂，所诋皆佛氏之粗者延者，有《答虞德园》《僧莲池》二书，颇令结舌，亦一快事。然其言天主，殊失无声无臭之旨，且言天堂地狱，无以大异于佛，而荒唐悠谬殆过之。甲申后，其徒为耶稣教会者，男女猥杂，与白莲无为等，大非利氏之旧矣。以此为辟佛助儒，何异于召外兵而靖宇内，难乎！要之历象器算，是其所长，君子固当节取，若谓道术，吾自守吾家法可耳！

利玛窦死后六十八年，刘侗写《帝京景物略》，里面谈到利玛窦生前及死后的种种，可以看出中国人对“西儒”了解的一斑：

万历辛巳，欧罗巴利玛窦入中国。始到肇庆，刘司宪某待以宾礼，持其贡表达闲廷，所贡耶稣像、万国图、自鸣钟、铁丝琴等。上启视嘉叹，命冯宗伯琦叩所学，唯严事天主，谨事国法，勤事器算耳。玛窦紫髯碧眼，面色如朝华，既入中国，袭衣冠、译华言、躬揖拜，皆习。越庚戌玛窦卒，诏以陪臣礼，葬阜成门外二里，嘉兴观之右。其坎封也异中国，封下方而上圜，方若台圮，圜如断木。后虚堂六角，所供纵横十文字，后坦不雕篆而旋纹，脊纹螭之岐其尾，肩纹蝶之矫其须，旁纹象之卷其鼻也，垣之四隅石也，杵若塔若焉。附左而葬者，其友邓玉函，函善其国医，言其国剂草木，不以质咀，而蒸取其露，所论治及人精微，每尝中国草根，测知叶形花色，茎实香味，将遍尝而露取之，以验成书，未成也。卒于崇祯三年四月二日。按西宾之学也，远二氏近儒，中国称之曰西儒。尝得见其徒，而审说之，大要近墨尔，尊天谓无鬼神也，非命无机祥也，称天主而父传教者也，器械精，攻守悉也。墨也。墨乃近禹，今其徒晷以识日，日以识务，昼兮不足，夜兮取之，古之人爱日惜寸兮，其然欤？墓前堂二重，祀其国之圣贤，堂前晷石有铭焉。曰：美日寸影，勿尔空过，所见万品，与时并流。

1964年

惨刑与迫害

——汤若望等的苦斗

利玛窦的贡献，无疑的，是划时代的。他是近代沟通中西文化的第一个功臣。从他到中国开始，直到乾嘉时代清朝政府厉行禁教为止，西方近代的各种学术技艺如天文、历法、哲学、数学、物理、医学、地理、水利、建筑、音乐、美术等等，都开始进入这个古老的国家，并且逐渐使这个古老的国家接受这一切。同时，在“礼尚往还”方面，西方也得到了中国文化的一些“回敬”——中国的经典、中国的文化层面，也逐渐对西方有适度的影响。

这一段近代文化的交流与互惠的历史，事实上是“真”的历史，因为它涉及两个文化的交绥和民族生活的改变，所以值得细述。

利玛窦在进北京贡方物的时候，本就提到“天地图及度数，深测其秘”的话，他提到西方的天文学及历法方面“制器观象，考验日晷，并与中国古法吻合”。但在这种委曲附会的建议下，中国的皇帝并未“不弃疏微”，令利玛窦“得尽其‘愚’”，所以真正西方天文学和历法的输人，还是利玛窦死后的事。

利玛窦死后，在中国的传教士首先用天文学与历法巩固了他们的地位，征服了中国的人心。就在利玛窦去世这一年——明神宗万历三十八年（1610），十一月的日食送来了机会，中国的掌历法的官吏全都推算错了。第二年（1611）礼部疏请博求精通历学者来帮忙，于是传教士们便开始“得志”了，《明史》上记载如下：

五官正周子愚言大西洋归化人庞迪我、熊三拔等深明历法，其所携历书，有中国载籍所未及者，当令译上，以资釆择。礼部侍郎翁正春等，因请仿洪武初设回回历科之例，令迪我等同测验。从之。

反动来了！

但是，西方天文学和历法的输人并不是顺利的，它遭遇到不停的考验与阻力。到了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距正式输入才不过四五年，便发生了大风潮，徐如珂、沈漼、晏文辉、余懋孳等守旧派，开始用一切办法来给传播西方新的天文学和历法的人予打击。这个打击的发动，一方面是由于传教士的操之过切——过切到连徐光启都要劝阻的程度，这自然更引起守旧者的借口了。

徐光启在这一年的家信里，曾透露这次排教风潮的情形：

……劫库之说，盖由兑军费口故讹传耳。西洋先生（敖按：当时称传教士为“先生”）被南北礼部参论，不知所由，大略事起东南，而沈宗伯（敖按：即沈漼）又平昔称通家还往者，一旦反颜，又不知其由也。遽云为细作，此何等事，待住京十七年方言之？（敖按：十七年前利玛窦至南京。）

皇上藐若不闻，想已洞烛（近日又问近侍云：西方贤者如何有许多议论？内侍答言：在这里一向闻得他好，主上甚明白也）。余年伯不甚知诸先生，疏中略为持平之论，亦颇得其力矣。南京诸处移文驱迫，一似不肯相容，杭州谅不妨，如南京先生有到海上者，可收拾西堂与住居也。（1962年台北光启出版社《徐文定公家书墨迹》家书第十一件）

从这封家书里，可以看到当时反对西方传教士的人士如何在用“戴帽子”的手法，来栽诬传教士们，栽诬他们是奸细（细作）。

这次排教的运动，在魏特（AlfonsBathS.J.）的《汤若望传》里（杨丙辰译本），有记述如下：

这一次教徒迫害之主动人物是南京礼部侍郎沈漼。他对于南京城内信奉天主教之官吏李之藻和杨廷筠之关系，在表面上很是规规矩矩的。他绝不令人瞧出他的主要目的，是要打击他的信奉基督教的同寅同僚，他所谈论的只是传教士，他所直接打击的，也是传教士和信奉基督教的老百姓。当时的传教士们因为相信奉教官吏之权威可做靠山，所以都开始要摆脱掉利玛窦（Ricci）所主张的暂避态度，而公然实行传教。在南京王丰肃神甫（P.Vagnoni又名高一志）尤其喜欢尽量庄严地铺排教会内之神事。他甚至还曾备妥一份上皇帝的奏折，在这奏折中，他所请求的，颇非小事，就是请求准许基督教自由传布的事宜。奉教官吏们，尤其是人人知晓的徐光启劝阻进呈这奏折。因为他们认为那时时机尚未成熟。总而言之，当时传教士们欲到社会里公开传教的举动，或许是过早了的。无论如何，这个举动底结果确是更惹起沈漼底敌意，而加深了他的憎恶的程度。

惨刑与迫害

沈漼的打击行动在第二年就发生了效力，皇帝在这年（1617）的春天开始准许仇教的行动，其中教士王丰肃因而曾受惨刑，受刑后一个多月还站不起来：

……四位传教士被驱逐，就是住在北京的庞迪我（JakobdePantoja）和熊三拔（SabbathinodeUrsis），住在南京的王丰肃和鲁德照（AlvarodeSemedo）。其他的耶稣会传教士一共为数十四名，都乘时藏匿，多半都是在奉教官吏底家庭中。这在官厅一方面，自然也是求之不得的，因为这样他们也可以省除许多麻烦。住在北京的两位耶稣会传教士被驱是在1617年3月18日，不过他们这两位驱逐却是很光荣地被遣送到广东。然而在南京的沈漼，对于他这两位在南京的施以逮捕者的处置却就毫无顾虑了，当时王丰肃曾受脚心板刑十击，竟使他一月之久不能站立。然后他和正在病中的鲁德照如同囚徒一般，被置入囚笼中发送广东。1618年1月，他们又将这四位传教士发往澳门，在这里庞迪我在同月中即已去世。

这两年多（1616—1618）的仇教运动，使传教士遭受了不少的迫害。可是这还没完，在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又来了一次迫害的高潮，这一年山东发生了白莲教的作乱，沈漼乘机给基督的信徒戴了一顶大帽子，说基督的信徒是白莲教的党羽，于是，传教士们又来了大麻烦。

1616至1618年之间的教徒迫害，这本来是沈漼和他的二三党徒之所掀起的，数年之后，大致已算平息。传教士们又都很谨慎，绝不惹人注意地从事他们惯例的工作，更为自澳门来的新教士们之所辅翼。但是仇视基督教徒的沈漼，也改弦更张地更做了些新计划。1622年他达到了钻营的目的。因为在这一年里他受命入阁为“阁老”。恰切在这个时候，就又有一种可以借口重新攻击基督教的事变发生了出来。因为当时许多省区中，尤其是在山东，民间为经济的困苦之所逼迫，而不得不到了叛变流血地步。可是官吏一方面把这叛变的责任，都归之于白莲秘密教。而沈漼竟借这种事变，诬基督教徒为白莲教之党羽。因此在南京对于基督教徒之迫害，就又暂时发动了起来。

幸亏传教士们的第一号“公敌”沈漼在1624年死去，于是传教士们才开始了他们新的天路历程。可是他们的流血记录已经不少了，试看：

一、钟巴相——中国人。利玛窦的翻译兼仆人，曾因传教被关到牢里三次，1615年又被捕，受刑并被罚往山海关外做奴隶，幸被救回。

二、黄明沙——中国人。1606年被夹棍拷问，一再受刑，体无完肤而死，死时身上还带着刑具。——时年三十三岁，与耶稣被害同岁。

三、郭居静——意大利人。曾被诬谋逆。

四、龙华民——意大利人。曾被捕。后在山东传教，遭和尚们陷害，又被捕。中国的官说：“若不是可怜你长须白发，一定要打你六十棒。”结果被赶走。

五、罗如望——葡萄牙人。曾被迫逃难。

六、庞迪我——西班牙人。1611年曾被暴民围殴，差点被打死。1616被逐。1618死于中国边上的澳门。

七、林斐理——葡萄牙人。1617年南京仇教时，沈漼曾把他的棺材劈开。

八、王丰肃——意大利人。后改名高一志。受刑最多最苦。

有足踢者、有拳击者、有批颊者，其势之来，有同暴风雨；有推击者，近类波浪；有唾吾人之面者；有拔吾入之毛发者；挫辱甚至，未能毕书。

将我辈囚置于一狭小之木笼中，项手带链，发长，衣服不整，示我辈为外来蛮夷。1617年4月30日如是囚置，从狱提至法堂，加贴封条。……三桌前导，上陈上谕，禁止一切华人与我辈交通。如是离南京，囚处木笼三十日。

九、熊三拔——意大利人。曾被谪居澳门。

十、阳玛诺——葡萄牙人。曾被谪居澳门。

十一、钟鸣礼——中国人。两次受杖，入狱，手亦受刑。第二次入狱卧地上一月。后又被罚为奴三年，后残废。

十二、邱良禀——中国人。曾入狱，曾受重杖。

十三、毕方济——意大利人。曾被迫匿居。并曾被兵砍脸。

十四、史惟贞——法兰西人。被强盗系手足，投入江中而死。

十五、法类思——中国人。曾入狱受杖。

十六、傅泛际——葡萄牙人。曾入狱。

十七、汤若望——日耳曼人。曾入狱。

十八、南怀仁——比利时人。曾入狱。

十九、利类思——意大利人。曾入狱。

二十、安文思——葡萄牙人。曾人狱。

上面这些举例都说明了传教士如何在遭受迫害，如何在迫害中努力完成他们的事业。

徐如珂、沈漼等人的打击传教士的运动，在《明史-外国传-义大里亚》中记述如下：

礼部郎中徐如珂恶之，与侍郎沈漼，给事中晏文辉等合疏，斥其邪说惑众，乞急行驱逐。礼科给事中余懋孳亦言：天主教煽惑群众，夜聚晓散，一如白莲无为诸教。且往来壕镜，与澳中诸番通谋，而所司不为遣斥，国家禁令安在？帝纳其言。令俱遣赴广东。听还本国。

这里所说“煽惑群众”“与澳中诸番同谋”等大帽子，当时徐光启曾有激烈的反驳，黄伯禄《正教奉褒》里记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七月：

徐光启奏：彼国教人，皆务修身以事天主，闻中国圣贤之教，亦皆修身事天，理相符合。是以辛苦艰难，来相印证。欲使人人为善，以称上天爱人之意。其说以昭事上帝为宗本，以保救身灵为切要，以忠孝慈爱为功夫，以迁善改恶为入门，以忏悔涤除为进修，以先天真福为作善之荣赏。诸陪臣之言，与儒家相合，与释老相左，僧道之流，咸共愤嫉。是以谤害中伤，乞命诸陪臣与有名僧道互相辩驳，推勘穷尽，务求归一，仍令儒学之臣，共论定之。

徐光启的奏疏里最重要的意思，是他指出西方这些外来货是“与儒家相合”的，只不过是与佛家道家不合而巳，所以他建议来一个大辩论，由“儒学之臣”来评判孰是孰非，换句话说：西方的“陪臣”不怕挑战！

但是这个建议没有用，西方的“陪臣”终于被赶到澳门去，他们介绍西学的事业，因而也受到牵累了。

崇祯历书

又一次重大的转变是在1629年（明思宗崇祯二年），这一年的五月，日食，旧有的大统历、回历都算错了，徐光启乘机说动了皇帝，开始采行西法，参互考订，皇帝准许了。同年为了抵抗外患，需用枪炮，徐光启又说动了皇帝，准许驱逐到澳门去的传教士折回头来，帮助明朝政府制造新武器。

从明思宗崇祯二年到八年（1629—1635），完成了一百多卷的著名历书——《崇祯历书》（又名《西洋新法历书》，入清后改叫《新法算书》），在这部书最后完成的时候，“中国教会之柱石”徐光启已经死了（他死在1633年11月8日），但他已给这部中西学者合作的大著作规范了远景，那就是——“熔西洋之巧算，入大统之模型”。

这部书完成以后，虽然宣付史馆并刊传四方，可是直到明朝亡国，还没正式采用这部书的方法来颁行天下，因为一波方平，一波又起，又遭遇到守旧派的阻力。这时守旧派的代表人物是郭正中与魏文魁。据张荫麟《明清之际西学输入中国考略》：

崇祯八年（1635），新法书器既完，屡测交食凌犯倶密合，方欲颁行，而文魁多方阻挠，内官又左右之，帝不能决，乃命天经与监局虚心详究，务期划一。既而屡测天象、大统、回回，及魏文魁，皆不验，新法独密合，乃议废大统，用西法。旧派郭正中力言中历必不可尽废，西法必不可全行（唯不言其故帝乃诏仍行大统历。如交食、经纬、晦朔、弦望等因年远有差者，以新法为参考。后天经疏陈大统历所定崇祯十五年（1642）节气之失，帝亦深知西法之密。及崇祯十六年（1643）正月，日食，西法预推又独验。帝乃决计遣散魏文魁回籍，一意颁行新法，惜兵事倥偬，未即实行。无何而明社屋矣。

望远镜与钢琴

“明社屋”在1644年，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就是现在的景山），年仅三十六岁。他在对传教士的态度上，是一个比较进步的皇帝，他在1638年1月，曾用汤若望进呈的望远镜，看了一次日食和月食，后来在1639年1月并曾亲笔题了“钦保天学”牌匾一方给耶稣会，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划时代的大事，魏特《汤若望传》中有这样的记录：

礼部一位高级官员于1639年1月6日，在例行的仪式之下，把这一方牌匾送至耶稣会会所。在送达这一方牌匾的人马底前部，有四位宣令官高踞马背，向前开道。礼部底高级官员骑御马，着红袍，处在全队中央。后面便是服装鲜明，或骑马步行的军队跟随护送。全队鼓号震响的乐声引动了半北京底人民。李天经、汤若望、龙华民以及钦天监之各官员和历局之各学员，全皆着制服在耶稣会会所恭谨迎接牌匾，他们把这牌匾安放在大厅的中央，然后照例向御赐的礼物施行叩头的谢恩礼。继续着作乐开筵，款待各官员，这时在耶稣会会所门口所聚集瞧热闹的人们，已经人山人海了，他们对于皇帝向传教士们所表示的这崇敬，都是惊奇不止的。传教士们在会所大门前面扎起彩楼一座，以便安置御赐牌匾，令来往的人众得以瞻仰。

虽然中国皇帝跟传教士们有这样密切的关系，可是格于成例，中国皇帝跟传教士们仍旧终生没见过面——就像过去的中国皇帝从来没见过传教士一样。

1640年，崇桢皇帝在宫中发现了过去利玛窦送给万历皇帝的一架钢琴，他想听听。这事惹得传教士们极大的兴致，因为乘机使中国皇帝施以宗教的影响，是他们最高的决策与计划。魏特在《汤若望传》里写道：

崇祯皇帝登极之十三年，即西历1640年，在皇帝之宝库中，偶然发现按照欧洲初创钢琴时的钢琴形式，所制造之钢琴一架（原名Klavizymbel，为近代钢琴模型之先范）。这是利玛窦神甫当初进呈万历皇帝的礼品。因此崇祯皇帝便动了愿一聆欧洲音乐之念头。但是这必须得要先把这架乐器加以修理，并且把琴弦调好，然后方能演奏的。自然汤若望是被委任办理这件事情的人物了。这钢琴上用金色字体所书写的赞美天主的诗句：“你们为主子唱一首新歌吧（SingetdemHerrneinneuesLied）。”亦是要他翻译的。皇帝甚至还愿人们给他再造一架类似的乐器。

汤若望受到这个命令便非常欣跃了起来。他要借这个机会，以歌声与乐声把基督教输入官殿之中。钢琴底演奏是他在幼年时代曾学习过的。这样他就写了一篇中文的《钢琴学》，并且还附入一篇《圣歌调之解释》。

但是，尽管传教士们用尽心机来巴结中国皇帝，苦命的中国皇帝明思宗到底“寿禄不永”，终于大明江山换成了清朝的天下。

汤若望与新皇帝

1644年，清朝来了，传教士汤若望们也留起了辫子。同时，传教士同样用天文学和历法做媒介，很快的征服了征服中国的新皇帝——清世祖顺治。

顺治皇帝临朝亲政时还不到十三岁。他称呼汤若望做“玛法”（Ma-fa），意思是“长老”和“师傅”。魏特《汤若望传》里有一段描写这个新皇帝跟汤若望之间的友谊：

在他们那时常会聚的时机里，聪明的、求知若渴的皇帝学子，要求汤若望对于一切可能事件的解答，譬如：日食与月食之学理、彗星或流星等问题，再就是物理的问题。和关于这一位或那一位官员的问题，或行政的问题，或钦天监下级生员有无进步的问题。汤若望寻常是按照东方习俗，交盘双腿坐于皇帝旁边的一个坐垫上的，因为把腿伸出，是人们视为失礼不敬的。有时因坐地时间过久，他的两腿竟至麻木失觉，然后皇帝就亲助他起立，支扶着他，一直等到唤进来的仆人才扶他走到门口。在门口皇帝还在去者身后，良久站立目送。即便在国家大典朝会时，皇帝坐于宝座上，汤若望亦是不得不走上丹墀，直接坐于宝座之前的坐垫上的。甚至他曾多次被召入皇帝寝殿，当皇帝晚间已躺在床上，将要安息时。他命他的玛法坐于他的床底旁边，汤若望便屈身向床上和青年的皇帝谈话。

1653年（顺治十年），汤若望终于得到中国皇帝的赐号——“通玄教师”，黄伯禄《正教奉褒》中收录皇帝的敕文，其中后段说：

尔汤若望，来自西洋，涉海十万里，明末居京师，精于象纬，闳通历法，其时大学士徐光启特荐于朝，令修历局中。一时专家治历，如魏文奎等，推测之法，实不及尔。但以远人之故，多忌成功，历十余年，终不见用。朕承天眷，定鼎之初，爰谘尔姓名，为朕修大清时宪历，迄于有成，可谓勤矣！尔又能洁身持行，尽心乃事，董率群官，可谓忠矣！比之古洛下闳诸人，不既优乎？今特锡尔嘉名，为“通玄教师”，余守秧如故，俾知天生圣贤，佐佑定历，补数千年之阚略，成一代之鸿书，非偶然也。尔其益懋厥修以服厥官，传之史册岂不美哉，故谕。

整整十五年前，外国的传教士得先朝中国皇帝“钦保天学”的匾额；十五年后，又得到现政府中国皇帝的赐号，这种成功的收获，是何等迅速。

杨光先

1661年，顺治皇帝死了，当时还不到二十三岁。在顺治年间，传教士在历法方面已取得全部的地位，清朝政府采用西法颁行天下，并把这种历法叫做“时宪历”。当时旧派的历法家吴明烜等都被排斥。顺治皇帝死后，旧派的势力开始反攻，最突出的是康熙四年（1665），徽州七十老头子杨光先和他的《辟邪论》（1659—1660）。

四年以后，到了1664年，传教士方面才开始反击杨光先，他们的书名叫《天学传概》。由利类思、安文思主持，用李祖白的名义发表。这部书的大意是说基督教是世界宗教中最古老又最完美的，中国古人最初也是信基督教的，他们的根据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并且认为中国的伏羲皇帝也是亚当的子孙，并且是从犹太国来的。且中国哲学跟赫赫之光的基督教学说比较起来，前者仅是萤火而已。

这种大胆的立论当然供给了反对者攻讦或陷害时的口实，于是反对者便把这些理由抓住不放，兴起了大狱。

杨光先印了五千多份传单，又联合伊斯兰教天算家、和尚、太监、辅政大臣等等，展开了大的风潮。1664年9月15日，杨光先正式向礼部呈上他的控告教会的文字，列举“叛乱犯”汤若望、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等，阴谋不轨，危害国家，并宣布这些传教士散布错误的历法与天算学说。这些传教士的共犯就是全国的各传教士，教堂就是发动阴谋的大本营，奉献的圣物就是发出的信号，受洗便是入党的暗号，而且在澳门有军事基地，有三万人马，时时刻刻准备杀入中国。且他们的历书上有“依西洋新法”等字样，实为对中国的侮辱。这五个字的后面或许有个欧洲王侯唆使的。……

这场大狱闹了七个月，最后在1665年4月判决汤若望凌迟处死，最后总算开恩，只杀了五个人，汤若望被放出来，旧派完全得势。杨光先跑到汤若望教堂里，展开了捣毁的行动。到了这年11月，汤若望迁出了这个教堂，搬进去的新主人是——杨光先。

旧历又告失败

杨光先代替了汤若望的位置，做了钦天监的监正，吴明烜做了副手。可是到底旧历法又出了纰漏，南怀仁“依西洋新法”毕竟与自然现象吻合，于是“西洋人”又起用，重回钦天监。这段新旧两派最后的决斗情况，记载在《畴人传》的《南怀仁传》里，颇可看出当时旧派人士狼狈的状态：

杨光先等以旧法点窜递更，强天从人，仪器倒用，以致天道勿协。康熙七年十二月命大臣召南怀仁与监官质辩；明年诸大臣同赴观象台测验，怀仁预推度数与所测皆验，明烜所指不实。杨光先等曰：“我等不知推算。”帝曰：“先问尔等，既称能测日影，今怎说不知？”杨光先大言曰：“臣监之历法，乃尧舜相传之法也；皇上所正之位，乃尧舜相传之位也；皇上所承之统，乃尧舜相传之统；皇上颁行之历，应用尧舜之历。皇上事事皆法尧舜，岂独于历有不然哉？今南怀仁天主教之人，焉有法尧舜之圣君，而法天主教之法也？南怀仁欲毁尧舜相传之仪器，以改西洋之仪器，使尧舜之仪器可毁，则尧舜以来之诗、书、礼乐、文章、制度皆可毁矣！”

杨光先的巧辩到底是没用的，“不知推算”是不能做“钦天监”的监正的，所以当有人告他“推历候气，茫然不知，解送仪器，虚糜钱粮”的时候，他最后更难逃被革职的命运。杨光先在汤若望等被彻底昭雪后两个月死去，他的副手吴明烜亦被革职，还挨了四十杖。

在这段漫长的斗争中，值得特别叙述的是杨光先和他的名著《不得已》这一部书。杨光先在康熙六年（1667）因推闰失实被下狱论斩，后改遣戍，遇赦回来，写出了《不得已》，他说：

光先之愚见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无好历法不过如汉家不知合朔之法，日食多在晦日，而犹享四百年之国祚。有西洋人，吾惧其挥金如土，以收吾天下之人心，如抱火于积薪，而祸至之无日也。……以数万里不朝贡之人，来而勿稽其从来，去而勿究其所从去，行不监押之，止不关防之，十三省之山川形势，兵马钱粮，靡不收归图籍，而莫之禁。古今有此玩待外国人之政否？

他又说：

自利玛窦入中国以来，其徒党皆借历法以阴行其天主教于中土，今开堂京师宣武门外及各省凡三十窟穴，而广东之香山澳盈数万人，盘踞其间，成一大都会，以暗地送往迎来，而棋布党羽于大清十三要害之地，其意欲何为乎？

这很明显的指出“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的理由，但是这种理由，又怎么能阻止西潮的东来呢？

1964年

西化史的一章

《惨刑与迫害》中，已略述西洋教士对天文、历法、地理学、数学、物理学的影响，现在再分述几项：

音乐

在音乐方面，西洋音乐和乐器传入中国，利玛窦以前本有罗明鉴、郭居静等传教士的介绍，最后最突出的，自然是利玛窦。利玛窦向明神宗进呈西琴的事，在他所著《西琴曲意》里有自述如下：

万历二十八年，岁次庚子，窦具贽物，赴京师献上，间有西洋乐器雅琴一具，视中州异形，抚之有异音；皇上奇之，因乐师问曰：“其奏必有本国之曲，愿闻之。”窦对曰：“夫他曲，旅人罔知，唯习道语数曲，今译其大意，以大朝文字，敬陈于左。第译其意，而不能随其本韵者，方音异也。”

在清髙宗敕撰《续文献通考-乐考》里，也记有这件事：

万历二十八年，大西洋利玛窦献其乐器。利玛窦自大西洋国来，自言泛海九年始至，因天津御用监少监马堂进贡土物。其俗自有音乐，所为琴，纵三尺，横五尺，藏椟中，弦七十二，以金银或炼铁为之弦，各有柱，端通于外，鼓其端而自应。

冯时可《蓬窗续录》里也记这件事：

余至京，有外国道人利玛窦……道人又出番琴，其制异于中国，用铜铁丝为弦；不用指弹，只以小板案，其声更清越。

这都是指西洋音乐与乐器在北京的传布情形。当然这些乐器是先经过澳门的。屈大均在《广东新语》里曾记：

男女日夕赴寺礼拜，听僧演说。寺有风乐，藏革柜中，不可见，内排牙管百余，外按以囊，嘘吸微风，入之，有声呜呜自柜出，音繁节促，若八音然。宣以合经呗，甚可听。

这些乐器传到中国京城以后，乾隆时代的大史学家，《廿二史札记》的作者赵翼，在参观北京天主堂的乐器时，在他的《檐曝杂记》里，曾做了这样的赞叹：

一人鼓琴，而众管齐鸣，百乐无不备，真奇巧！又有乐钟，并不烦人挑拨而按时自鸣；亦备诸乐之声，尤为巧绝。

他在《瓯北集》中又有《天主堂观西洋乐器诗》，其中有句是：

方疑宫悬备，定有乐工百，岂知登楼观，一老坐掐擘。一音一铅管，藏机捩关膈，一管一铜丝，引线通骨骼；其下鞴风棄，呼吸类潮汐；丝从棄罅绾，风向孔道迫，众弯乃发响，力透腠理砉，清油列若眉，大小鸣以臆；韵仍判宫商，器弗假匏革，虽难续韶護，亦颇谐缴绎。奇哉创物智，乃出自蛮貊！……

这些“真奇巧”“巧绝”“奇哉”的惊叹，正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一种态度，并且对自己的文明古国，也未尝不有点老大自惭的感觉，所谓“奇哉创物智，乃出自蛮貊”也。

第一个热爱西方音乐的皇帝，是清朝的康熙皇帝，他因为南怀仁的介绍，迎徐日昇到北京，听徐日昇用西方乐器仿奏中国歌曲。康熙皇帝听了非常高兴，特地还送了二十四匹锦绸。1682年（康熙十九年）。闵明我在信中写说：

我等每日入宫，曾遵康熙帝之嘱，建造钟楼三座。……常谈论一切，对于音符中Sol、fa之区别，研讨尤多。我等曾奏云：徐曰昇对此最有研究，彼从幼即研究音乐。皇帝即取笔墨，考察徐日昇所译中国歌曲，召来乐师若干人，皇帝亦自取一乐器而奏。日昇不仅能默记歌曲，且能用中国音符名称录出，并记中文歌词。（见方豪《中西交通史》第五册）

18世纪的第十三年（1713，康熙五十二年），一部御定的音乐典范出版了，这就是《律吕正义》。这部名著共分三编：上编：正律审音；下编：和声定乐；续编：协韵度曲。续编的卷一里，全部属西方乐理的范围，解析五线谱，当时把五线谱叫“五线谱界声”。

在中国传布西方音乐的最有名的两个人是：徐日昇和德礼格（即得里格、得理格）。《律吕正义》中论徐日昇如下：

有西洋波尔都哈儿国（敖按：即葡萄牙）人徐日昇者，精于音乐，其法专以弦音清浊二均递转和声为本。其书之大要有二：一则论管律弦度生声之由，声字相合不合之故；一则定审音合度之规，用刚柔二记以辨阴阳二调之异，用长短迟速等号，以节声字之分。从此法入门，实为简径。

另一个是德礼格，最得康熙皇帝激赏，并命他在皇宫中讲授音乐。在德礼格《上教化王书》中有这样的建议：

至于律吕一学，大皇帝（敖按：指康熙）犹彻其根源，命臣德礼格在皇三子、皇十五子、皇十六子殿下前，每日讲究其精微，修造新书，此书不日告成。此律吕新书内，凡中国外国钟磬丝竹之乐器，分别其比例，查算其根源，改正其错讹，无一不备美。西洋人受大皇帝之恩深重，无以图报，今特求教化王选极有学问、天文、律吕、算法、画工、内科、外科几人来中国以效犬马（敖按：朱笔改犬马为力字〕，稍报万一为妙。

到了乾隆皇帝的时候，曾让西方的传教士的乐队在宫中演滑稽剧，但是乾隆皇帝的兴趣不长，西方音乐当时在中国并不能发生广泛的影响。

美术

16世纪最后一年（明神宗万历二十八年），利玛窦进呈“天主图像一幅，天主母图像二幅”，这是近代西洋美术传人中国的开始。关于这些宗教画，在中国人的著作里曾有记载，例如姜绍闻在《无声诗史》里就说：

利码窦携来西域天主像，乃女人抱一婴儿，眉目衣纹，如明镜涵影，踽踽欲动。其端严娟秀，中国画工，无由措手。

此外，万历时顾启元《客座赘语》里也记：

利玛窦西洋欧罗巴国人也。面皙虬须，深目而睛黄如猫。通中国语，来南京居正阳门西营中。自言其国以崇奉天主为道；天主者，制匠天地万物者也。所画天主，乃一小儿，一妇人抱之，曰天母。画以铜板为帧，而涂五采于上，其貌如生；身与臂手，俨然隐起帧上，脸之凹凸处，正视与生人不殊。人问画何以至此。答曰：“中国画但画阳不画阴，故看之人面躯正平，无凹凸相。吾国画兼阴与阳写之，故面有高下，而手臂皆输圆耳。凡人之面正迎阳，则皆明而白；若侧立，则向明一边者白，其不向明一边者，眼耳鼻口凹处，皆有暗相。吾国之写像者解此法用之，故能使画像与生人亡异也。”

这段话，颇能道出中国画与西方画画法的不同。

在17世纪的1640年，就是明思宗崇祯十三年，传教士汤若望又送了四十八张图画给中国皇帝。据黄伯禄《正教奉褒》：

崇祯十三年十一月。先是有葩槐国君玛西利饬工用细致羊鞟装成册页一帙，彩绘天主降凡一生事迹各图，又用蜡质装成三王来朝天主圣像一座，外施彩色，俱邮寄中华，托汤若望转赠明帝。若望对图中圣迹，释以华文，工楷誉缮。至是，若望恭赍趋朝进呈。

汤若望所献的画，其中曾被杨光先临摹，收在他的《不得已》一书里作为攻击西方传教士的图证之一。在《不得已》中有这样一段：

上许先生（敖按：此指许之渐）书后，追悔著《辟邪论》时，未将汤若望刻印国人拥戴耶稣及国法钉死耶稣图像刊附论首，俾天下人尽见耶稣之死于典刑，不但士大夫不肯为其作序，即小人亦不屑归其教矣。……兹……止摹拥戴耶稣及钉架立架三图三说，与天下共见耶稣乃谋反正法之贼首，非安分守法之良民也。

这些西方的宗教画，在中国引起的反应（不论正反）是很大的，例如在《帝京景物略》里，就对北京宣武门内天主堂耶稣像有这样的素描：

望之如塑，貌三十许人。左手把浑天图，右叉指，若方论说状，指所说者。须眉，竖者如怒，扬者如喜；耳隆其轮，鼻隆其准，目容如瞩，口容有声。

到了清朝，最赫赫有名的西方大画家就是意大利人郎世宁。郎世宁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到了北京，他是耶稣会的修士，善于画翎毛、花卉及人马，尤精于画马。

郎世宁到中国后便“入值内廷”，成为最有名的宫廷画家。他曾为中国皇帝的武功做凯旋图多幅，“千态万状，奕奕如生”。他死在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近八十了。死后皇帝还赐银三百两为他治丧。

另外一个重要的传教士画家是郎世宁的学生艾启蒙。他的画路跟郎世宁很接近。在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孝圣皇后八十岁时画《香山九老图》见赏于乾隆皇帝，九年后他去世，也得到清朝皇帝的赏银赐葬。

关于当时西画的影响，郑叔在《中国美术史》中有几段论述，颇为中肯：

……当时中国画家参用西洋画法者很多，而西洋教士参用中国法以迎合皇帝心理者亦不少，于是中西画学融合之机，从此发动了。

中国画家之学西画，或参用西画法者，初以写真为主。明代末叶，闽省莆田有名曾鲸字波臣者，流寓金陵，他的为人，风神修整，仪观伟然，写照如镜取影，妙得神情，其傅色淹润，点睛生动，虽在楮素，盼睐噸笑，咄咄逼真，若轩冕之英、岩壑之俊、闺房之秀、方外之踪，一经传写，妍媸唯肖。每图一像，烘染数十层，必穷匠心而后止。《金陵琐事》《国朝画征录》，都有他的事迹的记载。查波臣流寓金陵的时候，正是利玛窦东来的时候，他目睹到天主像、天主母像，所谓烘染数十层者，乃是参用西洋法。波臣的弟子中，以谢彬、郭巩、徐易、沈韶、刘祥生、张琦、张远、沈纪诸人为最杰出。

当时西洋美术，在宫廷间非常活动，民间画家受其影响者，亦不乏人。张恕，字近仁，工泰西画法，自近而远，由大及小，都依照了透视学的法则。崔镨，字象洲，工人物仕女，学焦秉贞法，传染净丽，风情婉约。

不过当时中国画家对于西洋画的讥评，很是激昂。张誧山评中国画家所参入洋画法而成的作品，说是“非雅赏，好古者所不取”；邹一桂评洋画，说是“笔墨全无，虽工亦匠，故不入画品”。证以上述，亦可见当时国人对于洋画之不能满意了。

方豪在《中西交通史》第五册中，也有一段论西方美术对中国的影响及其限度：

雍乾二朝，西教士既以画为帝所宠，廷臣及民间自多仿效。《红楼梦》第四十一回记刘姥姥所见怡红院门首之大幅西洋女僮画，为读者所熟知，兹从略。冷枚与陈枚各以绘耕织图见称，亦参用西法（中村久四郎著《耕织图》所见宋代之风俗与西洋画之影响，《史学杂志》第二十三编第十一号第17页至39页）。民间则张恕、曹重、崔鏏之作，亦富西洋色彩。冯金伯《国朝画识》据《娄县志》曰：“陈枚画初学宋人，折衷唐解元寅，参以西洋法，能于寸纸尺缣图群山万壑，以显微镜照之，峰峦、林木、屋宇、桥梁、往来人物，色色倶备，其用笔之妙，与巨幅同。”枚以雍正四年供奉内廷，略晚于焦秉贞，其西法或为钦天监西士所传，非如意馆诸教士也。然西教士既时受帝王之限制，不得不参用中法，违其所好，卒不能发展其固有之长；国人亦以其“虽工亦匠，不入画品”（邹一桂《小山画谱》卷下西洋画条）；终为“好古者所不取”（张庚《画征录》卷中焦秉贞等人传）；下民则更有谓“西洋人挖人眼目……取人眼光，以备画画烧玻璃瓶等用”（《性理真诠》，四卷续），此乾隆间语也。自此而降，西洋画乃渐为人所唾弃，直到逊清末叶，始有人复起而倡导也。

这正说明了在美术上，当时西方传教士“委曲求全”的结果，竟闹成了四不像的窘局，成了不中不西又中又西的场面，自然难逃消沉之弊，这不但由于中西的画法根本不同、难于调和，甚至在审美观点上，也有很大的距离。试看柏应理《许太夫人传》中所说的一段：

中国廉耻之风，堪为欧士镜鉴：妇女自首至踵，紧裹衣服，并手指亦不稍露。图画中偶作裸状，见者辄为惊奇。故耶稣苦像，以路克（Luques）所作，及旧时希腊之有衣加身者为宜；圣母像，则以世传圣路加画式为是。

由此可见审美观点的不同，甚至与基本的意识形态、风俗习惯有极大的关联，无怪乎西方美术在输入一阵以后，终告中绝了。

建筑

西方建筑影响中国，最早的地点是在澳门。澳门的西方建筑在十六七世纪时就有许多教堂，如一、望德堂；二、圣洛伦佐堂；三、圣安东尼堂；四、圣保罗堂（三巴寺）；五、圣奥古斯丁堂；六、玫瑰堂（圣多明我堂）等等，都属之。澳门不但多西方的教堂，而且还有西式房屋，例如在《澳门纪略》卷下里，就有这样记清初澳门西式建筑的文字：

多楼居，楼三层，依山高下，方者、圆者、三角者、六角者、八角者、肖诸花果状者；其覆俱为螺旋形，以巧丽相尚；垣以砖或筑土为之，其厚四五尺，多凿牖于周垣，饰以垩。牖大如户，内阖双扉，外结琐牕，障以云母。楼门皆旁启，历阶数十级而后入，窈窕诘屈。己居其上，而居黑奴其下。门外为院，院尽为外垣，门正启。又为土库楼下，以殖百货。

这是中国人较早的记述西方建筑的文字。

在17世纪的中叶（1650，清顺治七年），传教士汤若望在北京宣武门内盖了一座教堂，七年以后，中国皇帝题了一块匾额——“通玄佳境”，又有御制天主堂碑记，其中说：

都城宣武门内，向有祠宇，素祀其教中所奉之神，近复取锡赉所储而更新之。朕巡幸南苑，偶经斯地，见神仪貌，如其国人；堂牖器饰，如其国制。

关于这座教堂，清朝的大名士纪昀（晓岚）曾在他的《如是我闻》里加以讥讽。他的亲戚张景运在《秋坪新语》里，有一段描写这座教堂的文字：

京师宣武门内天主堂，其式准西洋为之。丙午新正，予偕大兴合汪怡堂同年、医学科杨君、满洲教授观近斋往观焉。浼监副索公为导。索，西洋人也（敖按：即索德超），发黄而拳，目睛亦黄色，言语不甚解。见人唯执手曰：“好呵！好呵！”而笑容可掬。启其堂东西凡二重，南北七重，外重如隧者，两面皆辟疏棂，透入日光，空明洞彻。内重复壁间左右门各六，每门间一龛，东西相向十二龛，中画像男女不一。其堂高数仞，凡三层，层层开牕，嵌以明瓦，渐高渐敛如覆舟形，圆而椭，而承尘榱栋栌欂楶棁间悉绘神鬼状。

西方建筑除在澳门和北京外，在中国其他各地也有很多，如澎湖、台湾、广州、上海、杭州等地皆是。

最能代表西方建筑对中国的影响的，当推圆明园。圆明园的建筑，西方传教士的影响最多，用力也最大。据法韦尔在《北京志》中所说：“乾隆二年（1737），帝命郎世宁与画院名家沈源、孙祜起草圆明园图样。”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在《郎世宁传考略》里（贺昌群译，《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七卷第三十四号）曾引《教士书札》说：

1747年，某月某日，帝于殿上阅西洋图画，适见绘水法图样，帝顾郎世宁命说明之，复问在京西洋人中，有能善此者否？世宁固答有其人。乃退而谋诸教士，遂上言伯诺（敖按：即蒋友仁）师最适于此。帝即召之，命其造于圆明园洋馆之附近，并云费用劳力皆不限制。伯诺师奉命，刻苦精励，曰夜弗措。是年秋，第一水法工程竣事，帝与诸臣行幸，见之大喜。复自行于园中相地，命郎世宁与伯诺共作一洋馆设计图，于其近处更增设水法。

西方传敎士在中国乾隆皇帝这样的优宠下，开始卖力建造圆明园，他们除了设计、督促外，并且有时还自己动手来做，据《郎世宁传考略》：

出于彼之设计者，不仅为楼阁已也，其周围铁栏之配置，于此亦当置一言。据耶稣会士西波（汉名韩国英）之笔记，谓此种栏杆实为华丽之装饰，当亦必费相当匠心，盖可知也。且以中国不尝见之新技而甚博得帝之嘉赏，则其精巧亦可知也。更有进者，世宁不仅做其图案而已，实际曾为之铸造，与北堂法国耶稣会会友德博共成之。

关于这1747年的大设计，在一位外国的传教士的信里，也有详细的说明：

此时临朝之清帝（按即乾隆）乃一天才洋溢之君王，且求知之心极热。1747年时，见一喷水机之画图，即征教士郎世宁为之解说，且询朝廷中，是否有三数欧人，能做一与此相类似之机。此教士而兼艺术家者，其谦让冲虚之态度，更足以增光其才能，立即做一坚决之答复，小心翼翼，敬告清帝，彼将起田野乡村，讲道于各教堂。但清帝甫退入私殿，一内侍出而告彼，若有欧洲人，能担任制造喷水池者，明日彼应即使其高升。末后数语，乃朝廷官话，即命令彼任意出价，寻觅能办此事之人。任何教士均不致误解此令之用意，于是大众全注目于神父蒋友仁。

彼遂致力于此工作，旋即谒见清帝，谓彼以书籍之助，能指导工人，制造水法或喷机。清帝大为喜悦，蔼然与彼交谈，极示恩宠之意，且谓即将颁发命令，彼凡调遣工人所为之事，均须遵照实行。（《圆明园兴亡史》第40页转引）

这个圆明园的建筑，主要是采取法国式和意大利式的混合，图式很自由，并不局限于西方建筑的哪一国的固定形式。它的艺术价值并不比它的另一个价值大——那就是由一二生手的西洋传教士，力学速成，带着一班生手的中国工人，努力完成了中西合璧的大园榭。尤其是圆明园中的“西洋楼”和“大水法”，更是象征西方文化的具体表示。

“西洋楼”是一组西式的宫殿建筑。法国人格罗西（M.L'abbeGrosier）曾有记载如后：

圆明园中，有一特别区域，其中建筑宫殿，尽为欧式，乃先清帝依意大利教士及名画家郎世宁之计划，所建筑者。神父蒋友仁施展才能，制造抽水机关，即为点缀此等宫殿，及其邻近之地面。此修士费无限心力之后，竟能制就圣彼尔谷之最好机器，对于宫苑之此部，供给水源。借蒋氏指导，制成之无数喷水机关中，吾人可见“象兽战”之形者，林中猎狗逐鹿之情景，及水制之时钟。上文已述及中国一日为十二时辰，双倍我国之小时，华人并以十二种不同之动物表现之。神父蒋友仁异想天开，思欲聚此十二动物，于一欧式宫殿之前，位于一广阔三角形池之两边，形成一继续不断之时钟。此灵机特出之意念，竟得完成。此等兽类，轮流值班，口中喷水两小时，表现全日时间之区分。（《圆明园兴亡史》第50页转引）

从这段描述中，我们可以依稀神游到这个西化的大建筑是如何的多彩多姿、神奇幻化，对当时西方文化在中国第一流宫廷建筑的影响，也就不难想见了！

语文学

西方传教士到中国来，“过路问禁，入境问俗”，自然不可不通晓中国的语言文字，自然研究中国语言文字的书籍也就应运而生。

第一部中国与西方文字合璧的字典是一部中葡字典。关于这部书，方豪《中西交通史》第五册里有说明如下：

1934年在罗马耶稣会档案室发见一古抄本葡华字典（Dizionarioportoghese-chinese），系利玛窦与罗明鉴（敖按：罗明鉴当作罗明坚，北平图书馆钞本中作罗明鉴）所合编者，中文名“平常问答词意”，撰于万历十二年（1584）至十六年之间，是为第一部中西文字典。附罗马注音，书于中国纸，共一百八十九页，为未完成之作。大小为23x16乃公分。

这里所提到的意大利人罗明坚，他在1584年用中国语写成《圣教实录》一卷，在这年冬天刻于广州，这是欧洲人第一个用中文写成的著作，是一部教义的纲领。

二十一年以后，利玛窦出版了他的《西字奇迹》一卷。这部书是用拉丁文来注汉字，刻于北京。这是一部划时代的兼及中西语文的作品。据费赖之《入华耶稣会士列传》：

《西字奇迹》一卷，1605年北京刻本Theoph.Boyer，《中国文法》第4页（Musaeumsinic.tI.）称玛窦刻有汉字译写之拉丁字母名曰“大西字母”者，殆指此书。

利玛窦对语文学的贡献，在此书中又说：

AbelRemusat曾云：最先编辑中国字书而附以欧洲语言之解释者，似为玛窦。此说不误，盖特里戈神甫曾谓其与郭居静神甫钟鸣礼修士共旅行时，曾编辑此种字书，注明五声清浊也。此写本似已无存。里戈并谓：“其曾编有其他书籍数种，以备吾人易习此土语言之用。”

又过了二十年（天启五年，1625）法国人特里戈（NicolasTrigault）又撰了《西儒耳目资》三卷，天启六年（1626）在杭州有刻本问世。“中分三谱”，“以西洋之音通中国之音”，是为中西音韵学开山的著作。这部书比利玛窦编纂的字典来得清楚详赡。方豪《中西交通史》第五册中曾录特里戈致友人书说：

余应中国教友之请，曾以汉文编一字典（余不感汉文困难），凡三册，使汉字与吾邦之元音辅音接近，俾中国人得于三日内通晓西洋文字之系统。此一文典式之工作，颇引起中国人之惊奇。彼等目睹一外国人矫正其文字上久待改善之疵病，自觉难能可贵也。此书且为吸引偶像教人（按指佛教人）进入天主教网罟之饵。前礼部尚书某公捐资刊刻，并作一极有价值之序。为之增色。

《西儒耳目资》一书问世以后，研究语文学的人也很多，如方以智的《旋韵图》（著有《通雅》《物理小识》）、杨选杞的《同然图》（著有《声韵同然集》）以及葡萄牙人鲁德照（AlvarodeSemedo）的《字说》等等，都是显例。

西洋语文在中国政治上发生影响最明显的，是用拉丁文来签条约。最早的《尼布楚条约》（康熙二十八年，1689）就是用拉丁文签订的，做译员的且是外国教士张诚和徐日昇。据钱良择《出塞纪略》：

其俗素奉天主教，文移俱用蜡谛诺（敖按：即拉丁）字，蜡谛诺者，即今中国所传西洋字也，大抵风尚与西洋国不远，故遣使时皇上特命西洋二臣同行。

又据杨宾《柳边纪略》：

……阿罗斯钱，银质……一钱必书数十字，不可辨。或曰文字用蜡谛诺话。蜡请诺者，西洋诸国之官话也。

这都说明了拉丁文是当时对中国以至对世界有重要影响的语言文字。

《尼布楚条约》后，康熙皇帝有计划的栽培拉丁文的人才，这个计划，到雍正皇帝时予以实现，由满族青年学习，学习地点最初附设于俄罗斯馆，后来另外设了西洋馆。

除了拉丁文，清朝政府又令满族学俄文，据《大清会典》：

俄罗斯馆专司翻译俄罗斯文字，选八旗官学生二十四人入馆肄业。

西学概要

综前所论，这一时期西学输入的项目，可包括：

一、天文学；

二、历法；

三、数学；

四、地理学（附舆图）；

五、物理学；

六、火器；

七、农学（利玛窦影响徐光启，成《农政全书》六十卷；熊三拔曾著有《泰西水法》六卷等）；

八、矿学（毕方济、汤若望等）；

九、音乐；

十、美术；

十一、建筑；

十二、语文学；

十三、论理学（传泛济《名理控》等）；

十四、哲学（传泛济《寰有始》等）；

十五、教育学（艾儒略《西学凡》等）；

十六、伦理学（利玛窦《交友论》、庞迪我《七克论》等）；

十七、心理学（龙华民《灵魂道体说》、艾儒略《性学粗述》、毕方济《灵言蠡勺》等）；

十八、生理学（邓玉函《人身概说》等）；

十九、神学（为传教士们传布的主力，自不在话下。主要的文献如利玛窦的《二十五言》《天主实义》《畸人十篇》；阳玛诺的《圣经直解》；汤若望的《主制群征》等）。

1964年

祖法和历法

一个民族，在受到外来新奇文明的冲击的时候，都难免产生误会和抵制，即使被一个优势文明冲击的时候，落后文明仍然会有反动和阻力，何况中国民族本在文化上有着历史的基础，产生的反动和阻力，自然也就更大了。

此外一个重大的心理因素是一个国家的自大狂，自大狂使它产生卑视“四夷”的成见，自然视四夷之学为小技，自然不肯虚心去衡量评判，更不要谈去虚心学习了。

在这些情况之下，在明清之际，产生了不少反对西化的声浪，针对西方文化中的各部门，几乎都有了反击和误会。

集这些反击和误会的大成的最早文献，就是徐昌治编的《圣朝破邪集》。中国的守旧派反对西化的基本公式，是主张中国文化要道一风同，要严夷夏之防，不可让洋鬼子来盗取神器，试看《圣朝破邪集》中沈漼的话：

职闻帝王之御世也，本儒术以定纪纲，持纪纲以明赏罚，使民日改恶劝善，而不为异物所迁焉。此所谓一道同风，正人心而维国脉之本计也。以太祖高皇帝长驾远驭，九流率职，四夷来王，而犹谆谆于夷夏之防，载诸祖训及会典等书。凡朝贡各国有名，其贡物有数，其应贡之期，给有勘合。职在主客司。其不系该载及无勘合者，则有越渡关津之律，有盘诘奸细之律。至于臣部职掌，尤严邪正之禁。一处左道乱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者，分其首从，或绞或流。其军民人等，不问来历，窝藏接引，探听境内事情者，或发边充军，或发口外为民，律至严矣。夫岂不知远人慕义之名可取，而朝廷复载之量，可以包荒而无外哉？正以山川自有封域，而彼疆我理，截然各止其所，正王道之所以荡平，愚民易与为非，而抑邪崇正，昭然定于一尊，乃风俗之所以淳厚。故释道二氏，流传既久，犹与儒教并驰，而师巫小术，耳目略新，即严绝之，不使为愚民煽惑，其为万世治安计，至深远也。

这种“严邪正之禁”，“抑邪崇正，昭然定于一尊”的理由，是何等冠冕堂皇！“其为万世治安计，至深远也！”这是何等重要！

研究一下反击和误会的言论，更有助于我们对这一史实的了解。现在试以冲突的焦点一历法为例。中国的旧派历法家总是反对西方的新历法。反对的主要理由是西方新历法破坏了中国自尧舜以来的纲维统纪！沈漼曾有这样的话：

说者又谓治历明时之法，久失其传，台监推算渐至差忒，而彼夷所制窥天窥日之器，颇称精好。以故万历三十九年，曾经该部具题，欲将平素究心历理之人，与同彼夷，开局翻译。呜呼！则亦不思古帝王大经大法所在，而不知彼之妖妄怪诞，所当深恶痛绝者，正在此也。……是举尧舜以来，中国相传纲维统纪之最大者，而欲变乱之。此为奉若天道乎？抑亦妄干天道乎？以此名曰慕义而来，此为归顺王化乎？抑亦暗伤王化乎？夫使其所言天体，不异乎中国，臣犹虑其立法不同，推步未必相合，而况诞妄不经若此，而可据以纷更祖宗钦定，圣贤世守之大统历法乎？

此外，许大受也曾说：

〔夷〕且言星宫天高于日月天，五星二十八宿之体并大于日月。且无论“王者唯岁，庶民唯星”之圣经断乎不可改易，凡有目者皆见日月之大，而彼偏小之；皆见三光共系壹天，而彼偏多之。小日是小王也；多天，是多帝也。彼岂以是玩侮中国之谶欤！

再看杨光先的话：

臣伏维钦天监之历法，乃尧舜相传之法；皇上所正之位，乃尧舜相传之位；而皇上所承之统，即尧舜相传之统；则皇上颁行之历，当用尧舜之历。皇上事事法尧舜，岂独于历而不然乎？南怀仁者，毁尧舜相传之仪器，改以西洋之仪器者也。

这些“妄干天道”“玩侮中国”“毁尧舜相传之仪器”等论据，就是旧历维护者们的脆弱理由。当他们在事实上，再也抬不出优势的历法来抵抗的时候，他们便抬出祖宗，实行祖宗战。杨光先在和西洋人斗历法失败后，公然主张：“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斗法斗到这种程度，斗的是气，不是法了。以这种心态反对西化，又怎么不一败涂“天”呢？

中国式谈判

13世纪，蒙古的世纪。蒙族向南发展，灭亡了中国华北的满（女真）族金朝和华南的汉族宋朝。又向西发展，越过了中央亚细亚、俄罗斯，直到波兰。当时的“黄祸”不但白种人遭殃，黄种人也一样。蒙古的“黄祸”，在中国色泽鲜明，但是为时短暂，经过了十个皇帝，就被汉族赶走，延续不到一百年，在俄罗斯的“黄祸”，颜色较淡，却拖到16世纪才清洗干净。

17世纪，俄罗斯开始面向东方。在这个世纪的六十年内，全西伯利亚都成了俄国的领土，面积四百万平方英里，比欧洲俄罗斯大一倍。

这时中国汉族的明朝大帝国已经不行了，经过了十六个皇帝，已到了尾声。在中国东北的满族终于南下，统治了中国，变成清朝大帝国。

俄罗斯的白种人能够以六十年的速度占领西伯利亚，主要原因是当地的土人抵抗能力不足，土人很原始，抵抗能力还赶不上印第安人抵抗白种人，所以白种人很快就得了手。但是最后在黑龙江边，终于遇到了强敌。

黑龙江是亚洲北部的第四大河流系统，亚洲北部三大河都从南向北流，唯独黑龙江是自西向东流，东流入海，俄国人朝东走，黑龙江自然成了捷径。于是，黑龙江边的一些地方，出现了俄国的城。

尼布楚（Nertcha）就是其中一个。它本是黑龙江上游一支支流的支流的名字。

俄国进入黑龙江的那一年，正是中国满族进人中原那一年。满族自北而南发展，俄罗斯正自西而东，清朝大帝国讨厌这个在它背后贼头贼脑的白种人不断的欺负当地土人，何况他们还抢土人的貂皮，这些貂皮是该向中国皇帝进贡的。

这样纠缠不清，拖了四十年。清朝大帝国的第二任皇帝康熙，终于忍不住了。1689年，康熙皇帝派出了八千官兵，浩浩荡荡，走了一个半月，出现在尼布楚，与俄国谈判。谈判要带这么多的人，外交史上可说破天荒。俄国人弄糊涂了，他们搞不清中国人到底要打仗还是要议和。俄国的代表因为交通不便，迟到了二十天，弄得空气更是紧张。最后协议面对面幵会，双方各带七百六十人参加，但其中五百人须留在场外，只各带二百六十人人场，站在双方代表身后。俄国人不喜欢这样子，但是中国人坚持，只好这样。中国人谈判，喜欢拿武器的人站在身后，那样谈才过瘾。中国人觉得情势不利，谈判代表愈少愈好，少到最好一个人去，所谓“单刀赴会”；如果一旦情势有利，就喜欢全体出场，人人都是代表，有参与感。中国人谈判，有时候甚至自带水瓶，不喝对方的水，以免中毒。中国人在谈判上多疑，因为中国历史习惯上很喜欢杀谈判代表，虽有“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古训，但有的人认为对方太可恶了，杀一个少一个，所以照斩来使不误。或割掉来使的耳朵鼻子之类放回去，表示警告与泄愤。至于对方是否也会斩割中国的来使以为报复，中国人不大管。中国人有他单行道的国际公法，中国人不管那么多。

但中国人并不苟刻，他很宽大，尼布楚这一次谈判，中国人希望只是双方把国界要划清楚，不要像过去那样简直没有划清界限、分不清你的我的。俄国人喜欢的地，中国人从来没有看在眼里，因为太北了、太远了、太冷了，中国人只确定中国东北和今天俄国的阿穆尔省与滨海省是中国领土，其他都不计较，你们俄国人喜欢，就是你的。中国人所要确认的，只是八十万平方英里（二百零七万平方公里）就够了。在自然地理条件上，整个的大东北角东面南面都有海为界，北面有山（大兴安岭）为界，已有国防上的完整，中国人就很满意。

谈判拖了三天，俄国人斤斤计较、不爽快，中国人火了，把军队开到尼布楚城下，为什么这么近？因为马要吃草，这边正好有草。叫来谈判的翻译官传教士张诚（JeanFrancoisGerbil-lon），就这样通知了对方。

俄国人屈服。因为俄国的彼得大帝正忙着杀他儿子、用吊在窗前的死尸吓他姐姐，没工夫也没能力跟千万里外的中国皇帝斗法。1689年9月7日，俄国代表在一份俄文、一份拉丁文的约本上签了字、盖了章；中国代表在一份满文、一份拉丁文的约本上签了字、盖了章，签订后，两国代表起立，手持约本，各以自己皇帝之名，宣誓忠实遵守，并祈“无所不能的上帝，万物之主，作他们意志忠实的监视者”。同时双方军队鸣炮庆祝。张诚说，康熙帝曾有正式命令，要中国代表们以基督教的上帝之名宣誓，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使俄国人永远遵守。所以这个约是经过鸣炮誓天的。中国人真是实际的民族，通权达变，伸缩自如，康熙皇帝为了整住野蛮人、为了叫野蛮人的上帝帮他整住野蛮人，不惜客串一下，叫自己的代表，临时信一下野蛮人的上帝！

从此中国与俄国有了一百五十年的和平。中国人得到足够的时间，面朝南方，去把自己的帝国腐化。

1984年5月5日改定旧稿

一页与老毛子的外交史

从13世纪蒙古西征以后，俄国在黄种人的统治之下约两个半世纪。后来元朝帝国消逝了，金帐汗国衰落了，俄国独立的形态才开始逐渐形成，并且开始东侵。

16世纪的1578年（明神宗万历七年），俄国的势力已经侵略到西伯利亚，这是一批六百四十人的远征队，由哥萨克人耶尔麻克（Yermak）带领。

六十五年以后（1644，清世祖顺治元年），俄国人正式跟中国人碰了头——他们已经到达了黑龙江。

这一年，正是清朝率兵入关，明朝皇帝吊死煤山的时候，所以可说明清交接之日，正是清俄碰头之时。

当时清朝政府正专心进略中原，没有工夫对付北方的俄国人，于是俄国的势力遂坐大，他们在北方积极的建筑基地，如：

1678年（康熙十七年）老柴斯克（OldZeisk）——在精奇里河上流

1679年（康熙十八年）赛林宾斯克（Selimbinsk）——在西里穆的河口

1679年（康熙十八年）图胡尔斯克（Dolonskoi）——在笃陇遮河口

1681年（康熙二十年）新柴斯克（NewZeisk）——在精奇里河口

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西里米冷斯克（UstNemilenskoi）——在阿穆公河上

这样的扩张势力，终于使清朝政府无法容忍了，于是经过三年多的准备（1682—1685），决定正式向老毛子进军。

雅克萨之战的胜利和失策（1685）

在《平定罗刹方略》里，清朝的皇帝有这样的话：

今征剿罗刹，似非甚要，而所关甚巨，罗刹抗我黑龙江松花江一带三十余年，不速加剪除，恐边徼之民，不获宁息。朕自十三岁亲政，即留意于此，细访其土地形势，道路远近，人物性情，故酌定天时地利运饷进兵机宜，不徇众见，决意命将出帅，深入挞伐。

这是清朝皇帝从“十三岁”就开始的心愿，现在终于实行了。

1685年（清圣祖康熙二十四年）6月，清军五千人，由彭春率领攻陷黑龙江左面的雅克萨城，并且毁掉了雅克萨城。——这是两百八十年前中国先民们的伟大战绩。但是这次战胜，清廷的做法以为毁个雅克萨城就完工大吉，其实事实上并不如此简单，这是对俄国的侵略性质缺乏了解的做法，蒋廷黻在《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清华学报》第八卷第一期）里论此事说：

罗刹退去以后，中国军队把雅克萨的城垒及房屋全毁了，但四乡的禾苗并未割去，就全军回瑷珲。雅克萨城不但不留防，且未设卡伦；甚至从瑷珲起，全黑龙江上流恢复战前无主的状态。清廷以为罗刹问题完全解决了；足证我国受了四十年的扰害还未认清敌人的性质。

这段史论，充分说明了近代中国第一次跟俄国交兵，虽然打了胜仗，却未认清敌人的性质，和对付敌国应有的有效做法。

雅克萨城在清兵退后，又落到俄国人的手里，于是在第二年（1686，清圣祖康熙二十五年）开始再度的攻击，最后由军事行动转化为外交行动。

一条自动让步的训令（1689）

清朝的康熙皇帝对俄国有两个基本心理：

一、他认为“抚绥外国，在使之心服，不在震之以威”。

二、他讨厌“用兵无已”的胶着局面。

第二次的雅克萨战事给康熙皇帝带来了胶着的局面，因此他趁着荷兰使者来朝的时候，转致国书给俄皇，主张和平。

和平谈判是在1688年（清圣祖康熙二十七年）7月，清朝派索额图等在尼布楚与俄国费奥多罗（TheodoreAlexievitehGolovin）会晤，中国方面的翻译是耶稣会的两名传教士：

一、张诚（JoanFranciscusGebillon）法兰西人。

二、徐日昇（ThomasPereyra）——葡萄牙人。

在中国方面，谈判的“底牌”有了变化：

1688年，康熙皇帝第一次训令本主张尼布楚必须归中国。

1689年，康熙皇帝第二次训令却自动放弃尼布楚，而主张可以额尔古纳河为界。

在《平定罗刹方略》里，有这样的记载：

康熙二十八年四月壬辰，复遣内大臣索额图等与鄂罗斯使臣会议。

时鄂罗斯使臣所遣人至，言其国使者费要多罗等前来尼布楚地方，上乃遣索额图等赴尼布楚就议，官兵同往者，量增于前。又命黑龙江兵千五百人，各带杖械，由水路赴尼布楚与索额图会。

索额图奏言：“尼布楚雅克萨既系我属所居地，臣等请仍如前议，以尼布楚为界，此内诸地均归于我。”

上谕：“今以尼布楚为界，必不与鄂罗斯，则彼遣使贸易，无栖托之所，势难相通。尔等初议时仍当以尼布楚为界，彼使者若恳求尼布楚，可以额尔古纳为界。”

康熙皇帝既给了索额图这样可以让步的“底牌”，自然在谈判时就不再多加坚持，于是在两名翻译的斡旋下，在四千中国军队的声威下，俄国方面终于签约，签约的时间是1689年9月7日（中国历七月二十四日，俄国历八月二十七日）——这是中国与外国订的第一个条约，就是《尼布楚条约》。

《尼布楚条约》带来的和平（1689）

《尼布楚条约》原文是拉丁文，另有一份满文及俄文的译文，全约据《平定罗刹方略》，主要的条款有七：

一、将由北流入黑龙江之绰尔纳，即乌伦穆河，相近额尔必齐河为界。循此河上流不毛之地，有石（名）大兴安以至于海；凡山南一带流入黑龙江之溪河，尽属中国，山北一带之溪河，尽属鄂罗斯。

二、将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为界：河之南岸属于中国，河之北岸属于鄂罗斯，其南岸之眉勒尔喀河口所有鄂罗斯房舍，迁移北岸。

三、将雅克萨地方鄂罗斯所修之城，尽行卸（除）毁，雅克萨所居鄂罗斯人民及诸物用，尽行撤往察汉汗之地。

四、凡猎户人等，断不许越界，如有一二小人擅自越界捕猎偷盗者，即行擒拿，送各地方该管官，该管官照所犯轻重惩处。或十人或十五人相聚持械捕猎杀人掠抢者，必奏闻，即行正法。不以小故沮坏大事，仍与中国和好，毋起争端。

五、从前一切旧事不议外，中国所有鄂罗斯之人，鄂罗斯所有中国之人，仍留不必遣还。

六、今既永相和好，以后一切行旅，有准令往来文票者，许其贸易不禁。

七、和好会盟之后，有逃亡者，不许收留，即行送还。

这个条约在签约方面，有几点值得细述：当时中国方面的军队有北京八旗二千人，黑龙江兵一千五百人，加上官员、夫役、仆从，全体“代表”的人数约八千人，这不但是中国外交史上空前绝后的盛况，也是全世界外交史上的巨观！当时的军容之盛，甚至使老毛子们弄不清中国人是来议和还是来作战。

签约时的场面最有趣，蒋廷黻在《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中，写道：

双方军备均甚严，一时空气颇紧张。应酬费了几天工夫，遂决定开议形式：双方可各带七百六十兵赴会，但其中五百须留会场外，一百六十可入会场，站在代表后面。会场形式岂不有点三国志演义的风味？

签订后，两国代表起立，手持约本，各以其国主之名宣誓忠实遵守，并祈无所不能的上帝，万物之主，做他们意志忠实的监视者。同时双方军队鸣炮以资庆祝。张诚说，康熙帝曾有明令，要代表们以基督教的上帝之名宣誓，以为唯独这样可以使俄人永远遵守。所以这约的签订是经过鸣炮誓天的。

叫老毛子们“奉主耶稣的名”来宣誓签约，这也算是康熙皇帝的巧思。

《尼布楚条约》对中俄双方的重点是不同的：对中国来说是重在“划界”；对俄国来说，是重在“通商”。这个条约大体上使双方都达到了目的，并且给中俄两国带来了一百五十多年的和平局面。

“界碑”的毛病（1690）

中国方面订了《尼布楚条约》，既然是重在“划界”，所以自然就想出个“划界”的具体法子。中国的法子还是古代“勒石记功”的翻版，遂在1690年1月（清圣祖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自行“遣官立碑于界”！

但是立“界碑”的情形却很荒谬，蒋廷黻《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中记述如下：

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索额图等关于尼布楚立约的奏报到了北京以后，康熙帝遂命议政王、贝勒、大臣集议东北边疆善后的办法。他们提议应于额尔必齐河诸地立碑以垂永久勒满汉字及鄂罗斯、拉丁、蒙古字于上”，并于墨尔根及瑷珲设官兵驻防。这两件事都实行了。可惜界碑是中国单独立的，不是会同俄国立的。碑文不是条约全文，是条约的撮要。据俄国传教士Hyacinth的实地调查，在额尔必齐河畔的碑上，匠人竟把“兴安岭以北属俄国”误刊为“以南属俄国”。俄人以为是个好预兆，并且有几个界碑实非立在边界上。1844年，俄国国立科学会（AcademyofSciences）派了一位科学家米登道甫（Middendorf）到远东来调查。他发现中国所立的界碑，最北的不是在外兴安的山峰，是在急流河（Gilu）与精奇里河合流之处；最东北的不是在外兴安与乌特河之间，是在乌特河及土格尔（Tugur）之间，中国自动的放弃了二万三千平方英里的土地！

尽管立“界碑”的情形如此荒谬，但是当时的中国东北还毕竟是一个广大的东北——它的总面积在八十万平方英里以上，比现在的东北要大一倍以上！换句话说，那时候不但今天的东北是中国的，就是今天俄国的阿穆尔省及滨海省（包括库页岛）等地，都是中国的。

《尼布楚条约》到底失去了多少土地？

事实上，《尼布楚条约》失去的土地，并不止于因立界碑错误而损失的“二万三千平方英里（约六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它的真正失地，严格的说，该在二十三万二千方公里以上！

所以有这么大的领土损失的原因，最主要的是当时人缺乏地理知识，所以在订约时许多是凭想象中来订平方的，据民国十七年《地学杂志》第一期《中俄国界史地考》中第六节“尼布楚界约地理考”的研究：

当时中俄二方于黑龙江以北之地理知识皆极缺乏，唯理想中皆以为黑龙江北应有一自西至东以抵于海之分水岭。中国方面主张应循此分水岭至海，连东北陆地皆属中国，俄国拒之。张诚斡旋其间，诚之意见以为自额尔必齐河（西名Gorbitga约合东经一百十六度至五十分）以东，应有石岭二支，南支径向东走与黑龙江平行，北支则走向东北。中俄二方主张不同者即中欲以北支为界，而俄主以南支划分。乌地河（Uda或名乌特河乌得河乌底河皆同），流域适在二者之间，故遂成为问题。最后因据俄人调查谓东北支脉复远难尽故卒决从南支，唯于岭以北乌地河以南之地仍加保留焉。

张诚理想中直趋东北主山脉，诚以著书中称之为Nosse（脑绥〉，其后俄人据土人采貂者之言称之曰斯他诺尾（Stanovoi），以为自赤塔（Tchita）直趋亚洲东北海角之大山脉。中国地理家后称此分水岭为外兴安岭，唯仍沿南北二支之说（例如何秋涛《北徼山脉考》）。其后俄国方面经米登道甫、克洛包得金（Kropothin）等迭次调查，知斯他诺尾山脉并不如初时理想之简单明确，实际上并无甚高山脊。盖旧地理学家往往以二水之间必有一山为绝对律规，信之过坚，嗣后地学进步，始知未必尽然。而此理想实于古代划界大有影响不可不知也。

这十足说明了当时约文含混，山脉情况多从想象得之的可叹！

对于这次糊里糊涂的失去二十三万二千多方公里的土地一事，晚近的检讨以周酉村、徐圣谟、蔡正伦编绘的《苏俄侵华史图解》（时代出版社印行）最为精要，据此书第五节《中国在〈尼布楚条约〉中的损失》所言，损失情况如下：

《尼布楚条约》为中国和外国订立得最早的一个条约，也曾有许多人，认为这是中国外交史上，一个最成功的条约，而实际上在这个条约中，中国丧失黑龙江上游和色楞格河东岸，以及乌得河流域的地方，计达二十三万二千余方公里。这里所说黑龙江上游的地方，就是指额尔古纳河以西者；色楞格河东岸的地方，就是指贝加尔湖以南色楞格河以东者。又乌得河流域地方，条约中所载为：“乌得河以北，兴安岭以南，中间所有地方河道，暂行存放，俟各国察明后，或遣使、或行文，再行定议。”

俄人在约文上说明岭北河道属俄国，岭南河道属中国，而乌得河源出东经一百二十九度和北纬五十四度的交点，正在岭南，不在岭北，所以俄国人虽想得到这一流域，但以与约文违背，他们也就没有急于行动，清廷却在《尼布楚条约》订立以后，对于这一河流没有过问，一任俄国占为己有，这真是令人痛心的一回事！

看了这些记录，我们真可得到一个怵目惊心的感觉！——中国在这个《尼布楚条约》中，竟在自己强兵压邻境的优势下，失去了这么多的土地，而当时犹不自知，这真是奇事了！

通商的开始

《尼布楚条约》带给俄国通商的热望。彼得大帝派了使臣伊德司（Ides又叫雅布兰，日耳曼人）做大使，在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到了北京。当时他们的国书不合中国“天朝”的格式，没把中国看成“上国”，也不行跪拜礼节；“天朝”方面，体念他们地僻遥远，不明中夏制度，乃破格通融，还是由皇帝召见了，并允许入京通商。

自此以后，自1698年（康熙三十七年）到1718年（康熙五十七年），二十年内，俄国官商队共有十次到北京来，一方面通商，同时也做情报的工作。这种情形，最后因为准噶尔的问题而闹僵，以致终止。

准噶尔与俄国的勾结，引起康熙皇帝的不满与愤怒，1722年，康熙在他即位六十一年的时候死去，三年以后（1725年），俄国的彼得大帝也去世了。于是中国的雍正皇帝和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女王之间，又订立了《恰克图条约》。

雍正皇帝因为帝位继承的斗争，开始怀恨由海洋而来的耶稣会士而亲近喇嘛；正巧俄国的教士来自大陆，又号称喇嘛，自然讨得雍正皇帝的欢喜；再加上准噶尔的问题，更使雍正皇帝倾向用怀柔的政策来对付俄国。

1727年（雍正五年），雍正皇帝召见俄国使臣萨瓦（SavaLukitchVlabislavitch），最后据《大清会典事例》，在外交方面，有这些结果：

雍正五年，议准，俄罗斯馆内设立庙宇，令在京之俄罗斯僧一人居住，并照该国所请，增俄罗斯僧三人，俟送到时，一并给与口粮食物，听其于庙内行俄罗斯教，礼拜念经，无庸禁止。又使臣萨瓦及留京学书之俄罗斯四人，教习二人，亦令在馆居住，一例给与口粮食物。

另在国界方面，据《东华录》，有结果如下：

据萨瓦云：“此次幸为使臣，瞻仰天颜，既优赐我察罕汗，复赏赉奉使人众，皇恩优渥。今既秉公办理，即可永定为界。”臣等随派侍卫胡毕图郎中纳延泰与俄罗斯副使一番诺费池（按即伊凡诺维奇）等指定东西界址，议立界石，俟其回时，即将界址山河地名，缮写绘图，恭呈御览。

这就是1727年（雍正五年）《恰克图条约》的张本。

《恰克图条约》共十一条，用拉丁、满、俄三种文字签订。主要条文如下：

一、于恰克图小河沟，俄国卡伦之中央地方，建立界碑，作为两国疆界贸易之地。自此界标，迤东至额尔古纳河，迤西至沙华纳伊岭。此间各横有山河，则横断山河为界。如空旷地，则于适中地立标为界，阳面为中国，阴面为俄国。

二、贸易人数，仍照原定不得过二百人，每间三年进京一次。疆界零星贸易，亦毋庸取税，但只准依道行走。如绕他道者，没收其货物。

三、俄国于北京设立教会堂，中国予以补助。听俄国教徒住居。并得依本国法规在堂内诵经礼拜。

四、乌得河地方，作为两国共有之地，彼此不得占据（乌得河在外兴安岭南支以北，东流入鄂霍次克海之乌得湾者）。

五、彼此咨行文件，如有搁延不复，或留难差人，是与两国和好之道不符，则暂停止通商。

六、嗣后彼此不得容隐逃亡，所属之有逃走者，于拿获地正法。持械越界杀人行窃者，亦如之。军人或窃主人物逃走者，华人斩，俄人绞。越境窃牲畜者，初犯罚所盗物价十倍，再犯二十倍，三犯者斩。

这个《恰克图条约》，在失地方面，达二十余万平方公里，比中国任何一省都要大。这次失地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方面不明地理，而俄国方面又在事先先有周密准备，自然得收欺蒙之效。（俄国使臣萨瓦东来时候，随行有地理学专家，他们早就在中俄边境实地勘测过山川地图，并且还获得了有关清朝《皇舆全览图》的知识和情报！）

失地以外的大失策

除了这种失地的损失外，清朝政府又一失策之举是上面的第三项，有关准许设立教堂的事，此事在《恰克图条约》的原文如下（据《朔方备乘》）：

京城人俄罗斯馆，嗣后唯俄罗斯之人居住。其使臣萨瓦所欲建造之庙宇，令中国办理俄罗斯事务大臣在俄罗斯馆建造。现在京居住喇嘛一人，其又请增遣喇嘛三人之处，着照所请。俟遣来喇嘛三人到时，亦照前来喇嘛之例，给予盘费，令住此庙内。至俄罗斯等依本国风俗拜佛念经之处，毋庸禁止。再萨瓦所留在京学艺之学生四名，通晓俄罗斯、拉替努（按即拉丁）字话之二人，亦令在此处居住，给与盘费养赡。

这是俄国人“侵略三宝”的完满达成。它的三宝是：武力加东正教会加通商。清朝政府不但不知道“庙宇”“喇嘛”“留学生”的可怕，反倒加以津贴补助，真是匪夷所思！

这种对俄国僧侣留学生的优待，据《皇朝文献通考-学校考》中的说明是：

雍正五年，俄罗斯遣其官生鲁克佛多、德宣宛、喀喇、希木四人来学，即旧会同馆设学。雍正六年，议决俄罗斯学生俟送到时，令其在俄罗斯馆居住，交与国子监，选满汉助教各一人，住馆教习清汉文字。

又据《文献丛编》第二十七辑俄罗斯档：

雍正五年，尚书图理琛等议奏：“现在住京俄罗斯喇嘛仅止一人，再请咨取喇嘛三人，并学艺俄罗斯孩童四名，会俄罗斯、拉提诺文字人二名，均住该馆，并照以前来京俄罗斯喇嘛，给予廪饩，俟学有成效，再行酌量回国。”

又据《大清会典》卷七五一：

准俄罗斯馆内设立庙宇，令在京之俄罗斯僧一人居住。并照该国所请，增俄罗斯僧三人，俟送到时，一并给与口粮食物；听其于庙内行俄罗斯教，礼拜念经，无庸禁止。又使臣萨瓦及留京学书之俄罗斯四人，教习二人，亦令在馆居住，一例给与口粮食物。

这种无异由清朝政府代为训练俄国特务的做法，其流弊是源远流长的，吴相湘《俄帝侵略中国史》中有详细的史论：

自1729年俄国教士学生班第一回到达北京，以迄1859年先后轮番来学的学生班计十三回，1741年第一次来华学生回抵圣彼得堡，旋即奉令筹设东洋语学校传授满汉蒙古语文，研究及翻译中国历史及地理各种书籍，1764年图理琛《异域录》俄译本刊印出版，旋《大清律》《大清一统志节略》诸书译本也陆续发行，同时关于中俄国界正确地理的调查，矿物蕴藏的探勘工作，也在这些学成回俄的教士学生提倡之下逐步展开，而轮番留居北京的俄国教士学生，经常实地考察收集的中国政治社会各种情况与人物言行的报告，对于俄廷更是最有价值的直接研究资料，因之，这一时期来华的教士学生不但成为俄国东洋学的鼻祖，并且在俄国侵华工作上尤有莫大的贡献；在近代列强侵略中国史上，俄人始终能针对我国朝野人士心理舆论，充分予以利用，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中国通”的知识，初基实在于此，这恐怕不是雍正帝恩准“俄人观光国学”始料所及了。

追溯俄国这些阴谋的达成，作俑者实为使臣萨瓦和他的秘密报告。据加恩的说法，萨瓦在北京的时候，就了解了清朝宫廷的骨肉之争及满汉两族间的摩擦和矛盾，并且知道了清朝军队的腐败和武器的落伍，因此他提出四项计划，都是偏重于诉诸武力的：

一、保持欧洲的和平，全力来经营东方。

二、以十年的时间，数百万的金钱，屯垦贝加尔湖地区，作为基地（最主要是粮食和驿站）。

三、练正规军五十旅，非正规军二十旅。

四、扶植额鲁特、蒙古及非满洲民族的独立。

萨瓦相信这四点可以制造一个征服中国的战争，而这个战争，自然可以实现北极熊的好梦。

萨瓦这四项“远见”，在18世纪的俄国并未被得到积极的考虑与重视，但在19世纪的时候，俄国人终于发现了如何使用它们的方法了。无疑的，萨瓦是俄国东进政策的第一个策划者，并且是一个最成功的阴谋家，鉴往知来，这一段历史很值得我们重视！

《恰克图市约》

《恰克图条约》以后，中俄因通商和交往等，纠纷很多，因此“停市”“闭市”的情形一再发生，类似今天外交上的绝交行为，情形很严重。

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中俄双方订了《恰克图市约》五条，据《大清会典事例》，内容如下：

一、恰克图互市，于中国初无利益，大皇帝普爱众生，不忍尔国小民困苦，又因尔萨那特（按即元老院）衙门吁请，是以允行；若再失和，罔再希冀开市。

二、中国与尔国货物，原系两边商人自相定价，尔国商人应由尔国严加管束，彼此货物交易后，各令不爽约期，即时归结，勿令负次，致启争端。

三、今尔国守边官皆恭顺知礼，我游牧官群相称好；若尔从前守边官皆能如此，又何至数次失和，以致绝市乎？嗣后尔守边官当慎选贤能，与我游牧官逊顺相接。

四、恰克图以西，十数卡伦，尔之布里雅特、哈里雅特等不法，致有乌拉勒咱（按即乌拉尔斋）之事，今尔国当严加约束，杜其盗窃。

五、此次通市，一切仍照旧章，已颁行尔萨那特衙门矣。两边人民交涉事件，各就近查验，缉获罪犯，会同边界官员审讯明确后，本处属下人由本处治罪，各行文知照示众。其盗窃之物，或一倍或几倍罚赔，一切皆照旧例办理。

这个条约是由中国主动，内容也是由中国做主。中国方面主持此事的是库伦大臣松筠，他在《绥服纪略》里曾保有详细的回忆，颇可看出当时俄方恭谨的一面：

闭关既久，俄罗斯不得贸易，殊为拮据，一闻徵令订期会议，群夷莫不欢舞，固毕纳托尔遂由额尔口（Irkutsk）城以马驾车，飞驰前来听命。时同寅郡王蕴敦多尔济进京完婚，代余之副都统普福已抵库伦，同余与协办贝子逊都布多尔济于壬子孟春，遵结前赴恰克图。既到之日，固毕纳托尔遣人致意，次日亲来谒见，其名曰色勒裴特，人颇恭谨。因即遵旨谕以前此乌拉尔一案，尔从前之固毕纳托尔及咭那喇尔等办理实属错误，嗣后尔边界头目，如遇会办事件，自应照例急速完结，不可仍前延缓，以致追悔无及。”据称：“从前之固毕纳托尔等均巳撤回，另换我等前来，一切敬听指示遵行，断不敢再有推诿。”情词诚恳。

因为俄国使臣“人颇恭谨”并且“情词诚恳”，所以松筠开始开列细节，俄使“唯命是从”：

遂钦遵圣明指示，所有则例，内开一切，仍前遵照。至命盗案件，嗣后边地设有犯者，无论喀尔喀俄罗斯，各宜按限缉获，送赴恰克图会审明确，各照本例正法后，彼此文移知会，于犯事处所，明白晓示。其沿边一带，应剀切晓谕，以禁盗窃，两相和睦，勿再滋事。所有恰克图贸易汉夷商贩，彼此严行约束，不使互有积次，以致口角生非各款，一一晓谕。固毕纳托尔唯命是从。因即立约，互相收执，永为定例遵行。

这次订约虽然中国方面声势很壮，但在第五条中仍然因不懂外交而失掉了可以不失掉的权益。所谓“两边人民交涉事件……本处属下人由本处治罪”等等，无异承认了俄国的“领事裁判权”，这是当时的中国官吏所难了解的现象。

1964年

被拆穿的纸龙

清朝的乾隆皇帝在位时间是六十年（1736—1796），贯串了18世纪。在这个阶段，正是西方大变化的时期。其中包括了英法两国在欧、亚、美三洲殖民地的竞争，包括了美国的立国、包括了法国的大革命，并且，在这个世界上，发明了蒸汽机，造成了工业革命的基本动力。

这种中国以外的大变化是保守的中国的最大威胁。但是这种威胁还在潜在着，还没有正式化为兵祸。

这种威胁的基本原因实际上是一种优势文化，就是说，这是一种比中国文化更行的优势文化。在这种文化的猛扑下，中国固有文化已经逐渐暴露了失常与败绩。

18世纪的最后十年里，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派来了到中国的特使马嘎尔尼（GeorgeLordMacartney）。这个特使当时对中国有过很深入的观察。他说他用自来火点火，惹得接待他的“赵大人”大为惊奇。由此一例，可见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

落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落后而死不肯承认自己落后。马嘎尔尼提到他劝中国士大夫当聘请外国的专门技师来协助发展科学，可是中国士大夫们却故步自封，毫不虚心改善。在《乾隆英使觐见记》里，这位英国特使曾向“福大人”说：

“大人为中国兵家，功业彪炳，良使敝使钦慕。敝使拟请大人观操，藉聆雅教。勿审大人，亦肯赏光否？”福大人意颇冷淡，岸然答曰：“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法，谅来没有什么稀罕！”余聆此答语，心乃不胜大异。余于福大人虽能断定其曾否一睹火器之式样。而中国目下之军队，则可决言其必无火器。既无火器，而犹以没有什么稀罕一语了之，吾诚不解其用意所在矣！

这是何等故步自封，岸然自大！这种自大，甚至连个“老太监”都要岸然有之：

殿之一角，有一八音时辰钟，拨其奏乐之键，能奏乐十二阕，如BalkJoke、Lillibullero以及《乞丐》一剧中之歌曲等类，均为英国旧时流行之乐曲。钟上饰物，均为旧式。有透明及五色之宝石多枚，此钟虽非珍品，然以历年既久，余不得不以其为古董而贵之。钟面有英文数字，曰伦敦理敦赫尔街乔治克拉克钟表店造（一老太监语我此钟系中国人自造，子不屑与辩，付之一笑）。

中国的朝野除了傲岸自大，不肯虚心承认并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外，还要以极不平等的礼节来屈辱外国人。《掌故丛编》中曾记：

再梁肯堂征瑞折内俱称筵宴时该使臣等免冠叩首等语。……向闻西洋人用布扎腿，跪拜不便，是其国俗，不知叩首之礼，或只系免冠鞠躬点首……遂指为叩首，亦未可定。着传谕征瑞，如该使臣于筵宴时实则叩首则已，如仍止免冠点首，则当于无意闲谈时婉词告知以各处藩封，到天朝进贡觐光者，不特陪臣俱行三跪九叩首之礼，即国王亲自来朝者，亦同此礼。今尔国王遣尔等前来祝嘏，自应遵天朝法度。虽尔国俗俱用布扎缚，不能拜跪，但尔叩见时何妨暂时松解，俟行礼后，再行扎缚，亦属甚便。若尔等拘泥国俗，不行此礼，转失尔国王遣尔航海远来，祝厘纳赆之诚，且贻各藩部使臣讥笑，恐在朝引礼大臣亦不容也。

可见“三跪九叩之礼”是被看得多么严重！事实上，这个礼节问题也是当时中国人心理模式（pattern）的重要表征，用这个问题来透视，我们可以得到举一反三的了解。

英国特使马嘎尔尼当然不能接受这种不平等的待遇，不论清朝官吏如何“婉词告知”，他也硬不买账，结果害得皇帝“心实为不惬”竟还说他“妄自骄矜”，并且还要气量狭小的取消“优礼”了：

此次该使臣等前来热河，于礼节多未谙悉，朕心实为不愜。伊等前此进京时，经过沿途各地方官款接供给，未免过于优待，以致该贡使等妄自骄矜。将来伊等回国……只须照例应付，不得踵事增华，徒滋烦费。此等无知外夷，亦不值加以优礼。

总算见了一次面。这次见面，在中国官方记载里似乎不是诚实的，充满了夸大的语气，《大清会典事例》里记：

乾隆五十八年，英吉利国遣使臣马嘎尔尼等入贡，高宗纯皇帝御澹泊敬诚殿，军机大臣同礼部堂官，带领贡使，恭捧表文跪递，命御前大臣恭接，转呈御览。

陈康祺《郎潜纪闻》里也说：

乾隆癸丑，西洋英吉利国使，当引对自陈，不习拜跪，强之，止屈一膝。及至殿上，不觉双跪俯伏。故管侍御韫山堂诗有“一到殿廷齐膝地，天威能使万心降”之句。康褀忆穆宗亲政后，泰西各国使臣咸请觐见，先自言用西礼折腰者三，不习中国拜跪。通商衙门诸大臣曲意从之，惜无举前事以相诸责者。

这种所谓“不觉双跪俯伏”的话，是十足的夸大狂的口气。

接着是赶客人回家了：因为“向来外藩从无久住天朝之例”，所以催令归国，不许“派人留京居住”。

不但不许这样、不许那样，甚至在遣返之时，还要大为防范。《掌故丛编》：

朕又思英吉利国贡使欲由广东回国之意，必以此次向天朝进贡，大皇帝十分优待，并妄称许令总理西洋各国贸易之事，向各夷商夸大其词，欲思从中抽分税银，以为渔利之计。……长麟到粤……先向西洋别国各夷晓谕，以英吉利入贡天朝，极为恭顺。但该贡使到京后，有欲驻京经营贸易之事，倶经驳斥。现在伊等由广东回国，恐有捏造大皇帝圣旨，欲向尔等总理贸易抽分税银等事，断不可信其谎言，转于尔等有损无益。……如此明白晓谕，各夷商行头自必心怀感激，且其与英吉利是否和睦情形，亦可知其大概。……该使臣到粵回国时，并着该督等即饬各标营所有炮台菅汛及旗帜器械，务宜鲜明整肃，俾该夷人等见天朝兵威壮盛，不敢稍萌轻忽。

这一段诏谕后面，命令军队要“鲜明整肃”一点，更是不打自招的作伪手段，更是自欺欺人的手法了。

但是，自欺容易，欺人则未必，尤其是欺明眼人，更是欲盖弥彰。例如这次使“该夷人等见天朝兵威壮盛”的做法，早就被“该夷人等”瞧在眼里。试看他们的报告，说得多么清楚，正好和中国方面的文件相对照：

其人数之众多、军容之整肃，于行礼中挟有威胁性质，仍不能不令吾无疑。……吾料其必蓄有一语，汝辈洋人看看，吾中国军备甚佳，汝等若敢犯顺，吾辈无时不有对付之具。然以余观之，此种宽衣大袖之军队，既未受过军事教育，而所用军器又不过刀枪矛矢之属，一旦不幸，洋兵长驱而来，此辈能抵挡与否，尚属一不易置答之疑问焉。

这是何等可怕的观察！

人家带着洞彻的观察走了，我们却还大模大样的发出了《敕谕》，试看当时《敕谕》中的一段：

天朝抚有四海，唯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衡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

乾隆皇帝恰恰不知道：“尔之正使所亲见”的一切，却正是旁观者清的一切。

从此以后，“天朝”在“夷狄”的眼里，已经慢慢变成被拆穿的纸龙了！

四十七年以后，英国竟用一万五千名军队，放弃了一切平等谈判的方法，与这个“老大帝国”直接诉诸武力，并且打败了这个“老大帝国”。它的敢于如此“猖狂”，其中一个主要远源，自然得力于马嘎尔尼的报告。

此非彼辈所能知也！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觉悟到西方的现代文明才是中国的真正威胁。这种觉悟，首先是从西方的船坚炮利开始的。鸦片战争的“祸首”林则徐在被发往新疆“效力赎罪”①的时候，写信给一个朋友，指出西方的大炮太厉害，我们的打不到他们，他们的已打到我们，不但打到我们，还放得比我们快。若没有这种大炮，就是古代名将岳飞韩世忠来，也没办法；百万大军，也没办法。并且中国军人打仗，要面对面，看到敌人才好打，如今敌人面都见不到，就打起来，战场老兵也没听说过②。他这种远见，已经明明看出中国武器的不行。但他虽然看出这种危机，却不敢公开说，只能偷着喊：“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最后结果是，没有人大声疾呼，中国没有改变。

于是，鸦片战争后二十年，英国又打进门来了，这次是英法联军。英法联军的火枪大炮一放，中国当时的岳飞韩世忠果然无法抵挡，当时的名将僧格林沁被打得落花流水，甚至偷着写信给英法公使谈和③。这个时候，新一代的有识之士，重新回到了二十年前的觉悟。当时的岳飞韩世忠之一胡林翼，一天到长江江边看地势，很得意的说太平军虽然强，可是消灭这种内乱没问题。忽然间，他看到两条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他立刻“变色不语”，在回营的路上，他吐了血，几乎从马上摔下来，不久就死了。在他生前，有人问到西方船坚炮利的情形，他总是闭着眼睛，摇着手，不高兴，他说：“此非吾辈所能知也④！”

胡林翼的苦恼，正是当时中国有识之士的苦恼。胡林翼死得比较早，他的朋友曾国藩左宗棠都比他晚死一二十年，时势逼他们必须面对这个“非吾辈所能知也”的问题。曾国藩曾在安徽安庆找了几个懂数理的书呆子和一群铁匠木匠，大家一起闭门造轮船，可是造好了，根本不能动；左宗棠在浙江杭州也花了同样的工夫，也落得同样的下场。

最后，有识的中国人，终于觉悟到要想船坚炮利，除了死心塌地的跟洋鬼子学，巳经别无他法。但是，为了自慰，他们发明了一种怪论，这就是张之洞高叫的“旧（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此论在表面上，至少承认西学可供“采补”，至少想“择西学之所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病者取之”。但是用尽管用，必得“西学先由中学”，孙家鼐的两句话，把这种理论的核心点破了。孙家鼐说中学包罗西学，不可以西学凌驾中学。”这就是他们骨子里的真精神！这种精神，事实上只是曾、左等人洋务理论的“建构化”。当然张之洞之流把它建构得很别致、很迷人，既维新又卫道，最适合焦灼状态下的国人的口味。顺着这种思路滑下来，在1935年出了一件怪事，就是盛极一时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俗称“十教授宣言”。这十教授是：王新命、何炳松、武堉干、孙寒冰、黄文山、陶希圣、章益、陈高佣、樊仲云、萨孟武。他们在宣言里颇藐视中体西用的见解，但是他们笔下的“根据中国本位”“具有中国特征”，却正好是“中学为体”的盗版；“吸收欧美的文化……但须吸收其所当吸收”，却正好是“西学为用”的化身。这真是数典忘祖的大笑话了！据我看来，萨孟武诸公唯一比张之洞之流高明的，只是抬出一点“批判态度”来做取舍标准，而张之洞在这方面的念头似乎没有他们强烈。但是这一点并不重要，他们在“残基”（residues）上面和张之洞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真可说是“友天下曾经致力于党务之士，尚论古人”了。

如今，国民党萨孟武诸公也老的老了、死的死了，他们在整天盼望买到美国新式飞机的老死大梦中，继续做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伴奏。唉！“中学为体”“中学为体”，他们的“中学”，最后只成为他们一具具的尸体而已！真正建设中国的真谛，此非彼辈所能知也！

1984年5月5曰，国民党公祭萨孟武之日

注释

①《东华录》道光四十五。

②“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照他深巧耳。不此之务，即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况逆船朝南暮北，唯水师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觌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林则徐写这封信时候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九月，是在去新疆的路上写的。

③这件事被咸丰皇帝知道了，下命令大骂：“此举未免失之孟浪！……该大臣即欲罢兵息事，亦应迅速奏明，命载垣等给与照会，方合办法，该大臣系主战之人，岂可轻给议抚照会，致令该夷轻视，更恐慢我军心。且通州为仓储重地，若令该夷盘踞，适以盗产粮！再三熟思，此举未尽妥善。但该大臣业经给与照会，若再与之反复，未免失信于外夷，看其照复如何，再行相机办理。”

④薛福成有这样的记录有合肥人，刘姓，尝在胡文忠公麾下为戈什哈，尝言楚军之图安庆也，文忠曾往视师。策马登龙山，瞻眄形势，喜曰：‘此处俯视安庆，如在釜底，贼虽强，不足平也。’既复驰至江滨，忽见二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文忠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堕马。文忠前已得疾，自是益笃，不数月，薨（胡林翼死在咸丰十一年，1861，就是英法联军追入北京之后一年）。盖粤贼之必灭，文忠已有成算：及见洋人之势方炽，则膏盲之症，着手为难，虽欲不优，而不可得矣！阎丹初尚书，向在文忠幕府，每与文忠论及洋务，文忠辄摇手闭目，神色不怡者久之，曰：‘此非吾辈所能知也！’”

《末代皇帝研究》前言

溥仪，姓爱新觉罗，字浩然，英文名亨利（Henry），笔名植莲，满洲正黄旗人。后来的籍贯填的是北京，事实上是辽宁新宾县人。清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十四日（1906年2月7日），生在北京醇王府。他是道光皇帝第七个儿子醇贤亲王奕環的孙子、第二代醇亲王载沣的长子，他的生母苏完瓜尔佳氏是荣禄的女儿。

在光绪皇帝死后，他入承大统，承嗣同治皇帝，又兼祧光绪皇帝，那时候只三岁。当皇帝，是要与家中亲人“划清界限”的，所以在光绪皇帝病重，西太后下令溥仪进宫的时候，他的祖母抱着他不肯放手，大哭说：“虽拥皇帝虚名，实等终身圈禁。”这一说法，倒是真的。一方面，溥仪“三岁进宫，到了十一岁才认得自己的祖母和母亲”；一方面，溥仪间歇做着拥虚名的皇帝、辗转做着得实祸的囚犯，“实等于终身圈禁”。这一情况，直到他五十四岁时，才得开朗。1960年，共产党把他派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园园丁，他才正式脱离了当皇帝的祸福，正式当上了平民。

“末”是中国传统的戏剧角色名目，一般演中年以上男子。元曲中本以“末”与“旦”为当场正角，到了传奇至昆曲，又以“生”“旦”对立为正角，但以“末”开场。所以从字面上看，“末”像收尾，但其作用，又是开场。末代皇帝溥仪这个人，是中国帝王之“末”，但又何尝不是中国平民之“末”？此人的象征意义，真是古之所无、今之绝有。他从帝王转为囚犯，再从囚犯转为平民的过程，最富传奇性。研究这一个人，无异研究了最好的取样，他是人类浮沉对比最强烈的缩影。

《清史稿-宣统皇帝本纪》中记溥仪在辛亥革命后和平交出政权，“遂开千古未有之奇”。其实那时溥仪年仅六岁，开千古未有之奇的，还在后头。后头的五十六年中的千变万化，才真正是千古未有之奇，并且还是奇中奇呢！奇到最后，以前半生反革命之人，竟归骨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人间的变动无常、波谲云诡，还有比溥仪更“末”的吗？

正因为溥仪此人的象征意义，真是古之所无、今之绝有，所以我编出这本书，以存信史、以昭来兹。虽然末代皇帝已进人历史，但是这一历史，却正是未来的新页。——会读书的人，必然能在这本书中找到他的新页。

1988年6月30日

史坚如和他的口供真相

史坚如生在民国纪元前三十三年（清光绪五年，1879），他是广东番禺人。父亲死时，年方六岁。入塾读书后，因身体衰弱，性情文静，不喜欢嬉戏，常常默默静坐，或画花鸟人物，人们称他为小画师。

史坚如长大后，对古今治乱经世之术最感兴趣，对八股文、毛笔字等视为小技。为成就大事，他努力锻炼身体，兼习武艺。曾从日人学剑术，又请拳师教刀枪，并时而纵马于山水之间，体国经野，有澄清天下之志。

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史坚如十五岁，看到中国丧师割地，愤激说：“大厦覆矣，孰尸其咎？某血性男子，乃背戴民贼以取僇乎？吾将行吾志矣！”又说：“今日中国，正如千年破屋，败坏不可收拾，非尽毁而更新之不为功。”这显然已志在革命；1898年戊戌政变，史坚如十九岁，看到中国在独裁者统治下倒行逆施，更形愤激，说：“天下坏了，此老妇（指西太后）真可杀！”革命之志更决。于是想尽散家财，招募豪杰，以图大举，但以家财有限，孤掌难鸣，无法如愿。乃先进美国人在广州所设的格致书院（岭南大学前身）读书。课目中有物理、化学、天文、地理、数学等科学，与过去在私塾学的试帖八股一类的旧东西，完全不同。尤其是对化学一科，最感兴趣，悉心研究。校中掌教尹士嘉，见他绝顶聪明，能举一反三，特别对他器重。从此史坚如别开一新境界，得知西洋科学文明及世界潮流，并深信革命主张的正确。在课余之暇，即鼓吹革命排满，与同学互相策励。

不久，史坚如为便于行动起见，与兄妹劝母亲迁居澳门。变卖部分家产，约得万余金，全部用来结交江湖侠士、草泽英雄。不数月间，自珠江以至长江一带的会党首领，几乎莫不相识。后来结交到日本志士高桥谦等人。那时高桥谦等在广州设立东亚同文会，暗中与革命党搭线，史坚如透过他们，到香港会晤了陈少白、杨衢云等革命党，加人了兴中会。入会后转回武汉，观察长江形势，结交两湖会党。再到上海东渡，在日本会孙中山。归国后即溯江西上，再至武汉，对会党作进一步联络。想把湘鄂闽粤的会党，都联合一气，并入兴中会，以扩大革命势力。长江一带的会党，对他豪迈的态度和透彻的革命理论，都为之心折，表示欢迎。他见接洽联络工作已告一段落，便回到广州，运动绿林防营起义。

1900年义和团之乱，引起八国联军入中国，史坚如认为机会来了，乃在广州招集同志，预定七月某日发动革命。人数虽然可掌握几千人，可是财力却配不上。史坚如乃同兄妹商量，出售价值三万金的家产，以充军费。不料当时义和团之乱，广州大户都挟资外逃港澳，无人问津，史坚如只好把日期延后，改到八月。到了闰八月十三日（1900年10月6日），郑士良在惠州发难，清廷军队大批东开，前去弹压。史坚如为解除惠州革命党的压力，乃决定暗杀两广总督德寿（由巡抚署理），以乱清廷阵脚。

史坚如先以廉价卖了一户房子，得三千金，就托人在香港预购德国炸药两百磅。他打听德寿行踪，发现德寿深居督署，不轻易外出。乃在督署后面租民房一座，对准督署，掘一五尺深地道，将炸药装入铁桶，置于洞底，接引火线，预计数十分钟后可爆发。不料届时毫无动静，史坚如赶回察看，发现香烬而药不爆。乃重加安置，不料爆炸之时，虽然炸药很足，但因经验不够，雷管放得太少，结果功败垂成——德寿只从床上给震到地上而已。

史坚如一击不中后，决定重来一次，乃找同志胡心泉计划。胡心泉以此案发生，清廷必下令限期破案，力劝史坚如火速离开广州，暂避风头。可是那天适为星期日，轮船停驶，不能离去；而各要道码头，已遍布暗探兵勇。次晨九月初七日（1900年10月29曰），史坚如准备搭船赴港暂避。不料行近港船码头时，忽被介字营勇拦路截阻，不问情由，把他拥人轿中，一溜烟抬到督署，番禺县令裴景福亲率衙役在他身上搜查，搜出德文炸药配制法单一纸，又传后楼被炸人刘某到署指认。裴景福见已抓到真据实犯，想借此穷讯党情，大捕党羽，便对史坚如故示优礼，不用刑具，仅派兵勇严密看守，日以甘言蜜语，诱他供出党内实情。史坚如自分必死，绝不连累同志，每天在狱中嬉笑玩弄，状若无事。审问时，只说自己谋炸德寿是实，不言其他。如此审问好几次，毫无结果。裴景福知其不可动，便用刑求，可是史坚如不发一言。裴景福又提出一名单，上列四十余人，多为党中有声望者，迫令供认。史坚如复摇头佯作不知，虽被用尽非刑，如拔去手足指甲，用火烫烙等等，终未供出。到了九月十八日（1900年11月9曰），就被绑至天字码头斩首，时年二十一岁。

当史坚如被移送番禺县署前，他的案子，本归南海县署管。可是南海县令怕牵涉到洋人教案，拒不受理，乃由番禺县署接办。这时钟荣光曾请史坚如的老师——洋人牧师尹士嘉转求美国领事营救，但是清廷以证据确凿，不肯通融，没有成功。

史坚如的妹妹史憬然，也热心革命。哥哥死后，她誓为复仇，但是第二年就病死了，死时也二十一岁。兄妹两人都未婚，死后由香港同志李纪堂派蔡亮秘密安葬，以“司马氏”为名，立碑暗志，葬于广州东郊三望岗教会坟场。

秦孝仪发行、近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先烈先进图像文物集珍》（第一辑）中有史坚如供词图片，上有“泼墨”，说是“先烈被捕后之供词，因语多诋满，清吏泼墨掩盖”，事实上，这是不正确的。据陆丹林《革命史谭》，明说后来辛亥光复，供词原稿，由毛文明在南海县署档案中寻出，转交高剑父。剑父以这张供词，是由县署书记笔录，虽有史的指模和埋炸药布置的地图，但当时为着环境关系，笔记的自然有些不尽不实和掩饰的话杂人。然而这种珍贵史实，又不忍把它湮没不彰。于是在制版发表《真相画报》之前，因利乘便，随手就把红油墨泼在供词上，使一部分不妥的句语，给油墨所掩没，外间不知原委的，估量是史烈士的血迹所染，那是猜错了。”陆丹林这一记述，得自亲闻于高剑父，当可确信。

1988年3月10日

北京召开“辛亥革命烈士彭家珍学术研讨会”志感

中新社北京4月26日电：“为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辛亥革命烈士彭家珍学术研讨会’今天在此间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北京史地民俗学会、成都彭家珍大将军专祠等单位的学者、专家在研讨会上宣读论文，探讨彭家珍的成长过程和炸良弼的史实等。与会者并实地考察、凭吊了烈士在京遗迹。1888年生于四川金堂县的彭家珍，在留学日本期间加入同盟会,先后担任京津同盟会军事部长，北伐蜀军副总司令，秘密从事反清活动。在辛亥革命紧急关头，于1912年1月26日在北京刺杀清军统帅良弼时壮烈殉身，时年二十三岁。良弼两天后死去。此事件为促使清帝迅速退位、推翻帝制创立共和起了巨大作用。彭家珍后被孙中山追赠陆军大将军，赐恤祀忠烈祠。”

这一消息对非学历史的人说来，已经没有什么了；只有对学历史的人说来，才有新的意义。

辛亥革命后，清廷由宗社党头子良弼带头，反对皇上及“老贼”退位退职。革命党无奈，要彭家珍回四川搞革命，彭家珍不肯，他说北京为满虏根据地，四川枝叶也，拔其根本，枝叶自萎，吾愿任其难，四川之行，非吾意也!”于是决心行刺良弼以杀鸡儆猴。革命元老冯自由《彭家珍传》写彭家珍

以此商诸同志，众虑其谋太险，徒死无益。家珍慨然曰：“赴义岂能相强，我一人为之可矣！”遂偕杜黄裳、赵铁桥、陈宪民数人入京，税居中西旅社，求良弼小照得之，至十二月初六日，始探悉清室内廷于是月初八日假腊八赏赐喇嘛恩粥典礼，召集诸亲贵密议南北战事，默计机会难得，遂避人作绝命书寄诸同志，并嘱其仆伍焕章次晨将衣物运津交民意报馆，及期乃服标统制服，身佩军刀，乘车诣金台旅馆，言自沈阳来，因军事来京，怀出崇恭名剌予之，遂命车入前门，先至军谘府及良弼旧宅，均不遇，复诣红罗厂良弼新宅，阍人答赴摄政王府未归，乃趋候门外，有顷，良弼施施而来，遂回车踵之。甫入门，弼下车，家珍亦下，出崇恭剌求见，弼曰：“夤夜至此，胡匆迫乃尔。”家珍趁其不备，掷一弹未中，又掷之，轰然一声，阶石尽裂，良弼被炸断左股，晕绝卧地，弹触石反射，家珍头部重伤而殒，同时毙命者有弼卫兵八人、马弁一人，良弼久始苏，唤其教读康撰瞿至，谓之曰：“我辈军人，死何足惜，吾见政府不可为，故组织宗社党以图挽救，今我死，清室亦亡，剌我者真知我者也！”长吁一声，血涌而逝。

良弼死后，满朝文武吓坏了，没人再敢坚持皇帝和“老贼”不退了，中国的革命，于焉告成。

我们回想八十年前志士仁人的自我牺牲故事，使我们深切感到：要皇帝和“老贼”退位退职，他们用的方法是那样干净利落、那样勇往直前。他们不来什么呼号、抗议、静坐、绝食，更不会学日本浪人头戴布条做什么民主死亡的治丧秀。他们身为大丈夫，做的是大丈夫的事，要反对就光明幕落慷慨激昂的反对。反看今天的台湾大小英雄，所作所为，全是粉拳绣腿的小把戏，非但不是大丈夫，连小丈夫都赶不上，女人女人女人女人而已！

1991年4月27日

《武昌革命真史》书后

长城但自坏，

千古痛稠结，

肉食无远谋，

野史有直笔。

——安如山《曹将军》

《武昌革命真史》前正编三册，台湾大学藏，为民国二十一年（昭和七年）2月购入的，我初读此书于台湾省立台中图书馆，该书为辗转来自香港某图书馆者，书颇陈旧且图片亦阙数页，不若台湾大学所藏之薪新完整也。

此书于民国十九年3月由中华书局发行，版本有二：一为布面精装，全一册；一为纸面平装，分三册，我所见者皆为纸面平装本。

据我统计，此书约四十六万五千字，除“自叙”六页外，“前编”共分十五章，三百九十四页，“正编”共分七十八节，七百九十页，末附“附录”六页，“补遗”四页，书中插图共七十四面（前编三十五面，正编三十九面），尤为珍贵。

作者曹亚伯是湖北阳新县人，早岁曾参加湖北省内的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及“日知会”，献身革命多所尽力。光绪三十一年（1905）曾在东京参与同盟会之成立，后一度赴英留学，时仍力谋革命事业。民国元年归国曾人黎元洪幕，民国二年参与讨袁，失败后东走日本参加中华革命党于东京。后以所受刺激过多，厌闻政事，售去自办之“亚林臭药水厂”，购田数十亩于昆山，经农自给。民国二十六年日军进占前不久，病殁于其所自营之农舍——“平居”，时该年10月间事也。

曹亚伯是一个落了伍的老革命党，晚年弃耶信佛，迂态可掏，观其“自叙”之文曰：“噫，予愧不学，少未闻释老孔墨诸胜义。及其长也，痛我政治不良，艳羡欧风，举西来一切政教艺术，莫不推崇而乐从之，未免蔑视旧有礼教，而于家国之革命，不无过勇之愆，盖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治国家，其土直以治天下，外重者内拙，意不诚，心不正，不足以言修齐治平也。自民国成立以来，吾同胞痛苦日增，乃至上无礼，下无学，贼民朋兴，谓非革命者不能自苦以利天下之咎乎？呜呼，予亦一罪魁也。予幸从故友张纯一先生之规劝，虔诵佛经，已六年于兹，今始知基督教为天魔外道，而儒道墨诸家所言之治道允宜潜心宣究，尤宜以佛教为归，则利他以自利，庶几有利而无弊矣。予今为此言，所以忏悔三十年来一切昏动之罪，亦以仰慰陈公星台在天之灵，更望后之言革命者，先自革其我见之非始也。”从这段迂论满篇的文字里，我们就不难看到曹亚伯是一个“不复当年豪气”的青年急进者了。

圣约翰受永禁而作《默示录》，曹亚伯不得意而书革命史，这也是人之常情，左舜生在《万竹楼随笔》中记述出版此书的经过道：

民十七，亚伯出其多年所珍藏之“日知会”文书笔记，及辛亥武昌起义时之一切有关文献，辑为一书，题曰《武昌革命真史》凡数十万言，交由中华书局出版，时余任中华编辑所新书部主任，总经理陆费逵伯鸿，以稿交余审查，问是否可以出版，余大体翻阅一过，即告伯鸿，谓以史料视此书，则价值颇高；以著作体裁论，则大可商榷。盖此书所搜集之资料，无一而非真实，然仅侧重两湖。于其他方面，则不免挂一漏万，如题曰《辛亥革命史料》则毛病尚小，断不能名之曰史，更不必曰“真史”。伯鸿早岁曾参加“日知会”（敖按：书中曾数度提及陆费逵），与曹君有旧，谊无可却，卒为印行。但出版不久，即为政府所禁，且令将所剩余之数百册，每本切去一角，绝对不许流行。其实书名可以变更，史料乃断不容湮灭，愿政府必以鲁莽灭裂之姿态出之，亦适见其轻率而巳。假令今有人焉，欲就辛亥一役，成一完整之著作，如不得曹书参考，余真不知其从何着笔也。……（《曹亚伯与〈武昌革命真史〉》）

左舜生此论，可谓公允，亚伯终生尽瘁革命，晚不得志，甚至著一野史亦不准其流行，党人私见逼人，可谓深矣，读丘逢甲诗：

人间成败论英雄，

野史荒唐恐未公。

其然，岂其然耶？

1956年

乱世陈家泪

去年4月7日，我在日记上写：“平景来电。说大陆上中共取得政权后，许多同志都嘴脸毕露；可是‘台独’和党外许多同志，还没取得政权就嘴脸毕露了。”为什么“台独”和党外许多同志会这样忘恩负义，这样小格局、小家子气呢？追究起来，这实在和国民党多年调教有关。国民党本身就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党，它在取得政权后，对自己人曾展开大整肃，多少老革命党被“党内主流派”开除的开除、脚镣的脚镣，这种鼠肚鸡肠，“台独”和党外人士却青出于蓝，他们尚未取得政权，就对自己人展开大整肃了：排挤的排挤、诽镑的诽谤、伤害的伤害……花样百出，国民党都瞠乎其后。“台独”和党外人士为什么这样青出于蓝国民党呢？这是因为他们一方面受调教于国民党，一方面又是台湾人的缘故。台湾人固有高人，但绝大多数是混蛋懦种，且无情无义。在这方面，是中国人之冠。……当然此处所说的台湾人，包含生在台湾的外省人在内，这种外省人一旦有头有脸的进人所谓庙堂，无情无义，“前进”得惊人，比台湾人还台湾人呢！

我说国民党本身就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党，例证是很多的。我会一一挖出来，今天先挖出陈家父女的事，以见一斑。

陈家父女的老爸叫陈范，字梦坡，江苏武进（原籍湖南衡山）人，出身官宦之家。他三十岁时中了清朝举人，后来做了江西铅山县县太爷。他在任内，大力整顿“打油火”（状棍与官府勾结诞陷良民）、“靠十字”（不法之徒借教民身份横行乡里）、“打联手”（科场中内外通气作弊）等弊俗，为民除害，很得民心。但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们却恨他人骨，群起而攻，反陷害他，因此丢官，去了上海。三十九岁时买下了《苏报》，“思以清议救天下”。当时他的立场是主张君主立宪、维新变法的，后来报社受到革命党们的渗入，钱宝仁（允生）又冒充孙中山来骗他，他也就与人为善，走向革命了。

《苏报》转向以后，革命言论大开，1903年，章太炎在《驳康有为书》里有“载湉（光绪皇帝的名字）小丑，未辨菽麦”的言论；章行严在《读革命军》里有“今日革命者必不能不经之一途”的言论。清政府吃不消了，就大喊拿人。虽然大喊拿人，可是不得洋鬼子同意，对租界地区，拿不进去。于是清政府跟洋鬼子打商量，洋鬼子也买几分账，但一看清政府的严刑峻法，却不能赞同。原来清政府“宽大”得没有“出版法”，只有“造妖书妖言”“大逆不道”等的罪名，要用这些法律办人，洋鬼子是不答应的。于是，最后由洋鬼子代办罚人：章太炎判三年、邹容判两年。后来邹容在狱中牺牲了。

在章太炎、邹容被捕时候，《苏报》不肯屈服，仍旧继续出版。在清朝官吏眼中，这个报“桿谬横肆，为患不小”。经找英籍律师交涉，《苏报》终于在警察涌至下，钉封了大门。

在《苏报》案发生时候，因为官方没弄清陈范就是陈梦坡，所以分开两张拘票。巡捕到了现场，正与陈范相遇，问陈范在否，陈范机警，答以陈范不在，然后逃走。巡捕进去抓不到陈范，抓到他家的老二陈仲彝，四个月后，才交保释放。陈范本人，则亡命日本。两年以后（1905），他因生活困窘，料想《苏报》案已结，乃潜回上海。不期湖南巡抚端方得知，乃借他事予以逮捕。后经友人多方营救，才保释出狱。出狱后改名陈蜕，隐居温州，据冯自由《陈梦坡事略》：

次年以室家已毁，贫困几无以自给，乃复来上海，为警吏所陷，系狱年余，赖友人营救得脱。闻妹婿汪文溥时任醴陵县令，乃至湘依之。文溥亦《苏报》案中人物，丙午（1906）萍乡、醴陵之役，保全善类甚众，后卒以是失职去，留长沙观变。梦坡则往来长沙、醴陵间，与刘泽湘、史良、傅专辈游。时宁调元以萍、醴党案被逮，判祭长沙狱三载，梦坡与调元为诗文知己，乃时时携酒就狱中赋诗痛饮。偶识新军协统刘玉堂，遂语汪文溥，谓此勇士缓急可用，使其图湘中发难事，会文溥以事被逮，乃与史良辗转营救。辛亥武昌革命军起，梦坡欲使文溥说湘都督焦达峰，遣玉堂率兵援鄂，议未定而达峰为贼所杀，玉堂卒以所部驰赴，一日夜战死，汉阳遂陷。梦坡闻耗，为诗文哭之恸，旋与文溥共参湘桂援鄂联军事，以司令沈秉堃无远志，并去之上海。

可见他参与革命，不遗余力。辛亥革命成功后，陈范在《太平洋报》《民主报》任职，不久就南归上海。这时他已革命革得妻离妾嫁、子死孙殇。独自一人，窝居在上海宝安里，穷愁療倒，晚景凄凉。老同志蔡元培看不过去，乃以前教育部总长蔡、前北京大学校长章、前安徽都督孙毓筠身份，呈文政府，指出：

窃十年前鼓吹革命时代之党狱，首先昭著于海内者，莫如癸卯之《苏报》案。缘《苏报》主人陈范，本筮仕于前清，忿政治之不良，遂于上海张园，屡次开会，演说革命，并刊其词于《苏报》。适清吏严密侦访。乃与章炳麟、邹容等著书倡变，在癸卯闰月初旬同遭捕拿。陈范号孟坡，牒中并开两名，构之甚急，由其子陈颂麒代赴法庭，始得亡命日本。然《苏报》及陈氏私人之财产价值累万，均遭上海道收没。其子颂麒系狱数月。出狱未久，即因挫折殒丧。陈范流亡海外，窜伏穷乡，骨肉远离，饥寒忍受，如是十年。迨癸亥义师既起，随湘桂联军总司令部于役武昌，始见天日。共和告成，遂隐上海。经沪军都督陈其美调查上海道所没《苏报》财产，已辗转移拨散失净尽，无可追还。止面允移咨江苏都督程德全，俟公款饶裕时，酌量赔补。陈范以流离困厄之身，已衰老不胜职务。孤寄海上，衣食不能自给，情殊可悯。当《苏报》案发之际，与陈范同以言论得罪，为清督魏光焘所侦。元培等则适在《苏报》编辑部主事，目击陈范父子之受祸。故虽《苏报》巨案昭彰于耳目，元培等又特据向日所亲见者为之证明。查政府公报所载临时稽勋局暂订赏恤章程，属于特别劳绩之甲项第二条有云：“因出版书籍及新闻杂志，鼓吹革命，为前清政府所戕杀及幽毙或放逐访拿者。”又第七条有云在本国或海外开会演说革命宗旨，成效卓著，为前清政府所拘而戕杀，及幽毙或徙放，及悬重赏访拿者。”陈范实因开会演说革命，又借新闻鼓吹，震动海内，至遭悬赏访拿。革命言论之实效自此案而彰。流亡至于十年，其子因系狱挫折而死、其产为官中收没而尽，情节颇觉郑重。核与稽勋局所定此项特别劳绩，应授九鼎勋章之例相符。其子陈颂麒因《苏报》案代父系狱，挫折身死。现存寡妻亦可比照该局所定恤金表中刑毙等一条之例。酌量给恤。是否合例？伏求大总统饬将等所呈陈范、陈颂麒当日受祸情形，交临时稽勋局审核批示，实为公便。至《苏报》财产，查赏恤章程，并无给偿之例。仍应俟江苏都督或酌量情形，优予优补。此次应可免予开列损失清单。故元培等亦不复羼续，不胜屏营之至。

虽然这样努力，但是，中华民国政府却置之不理。陈范衰病侵寻，终在1913年死去，时年五十四岁。柳亚子说：“贤者不负天下，而天下负贤者，非建国之祥！”悲夫！

陈家父女的女儿叫陈撷芬。早在陈范办《苏报》时，另由陈撷芬办《女学报》，人称“小苏报”。冯自由说：“其女公子撷芬，亦另创《女学报》，鼓吹女权，与父齐名。”就是指此。陈撷芬义助革命的事，章士钊《〈苏报〉案始末记叙》说：

报毁之后，梦坡十年亡命，困踬以终，不闻有何怨言；且其倾货扶助革命之精神，始终如一。《国民日日报》受窘，其如撷芬手挈家中仅存之番银二百版，含笑而至。此老父女之厚德可风。惜吾党知之者不多。

《国民日日报》是革命党接替《苏报》而办的报纸，“发刊未久，风行一时，时人咸称《苏报》第二”。陈撷芬在自家的报纸被封后，仍旧以“仅存之番银二百版，含笑而至”，义助革命事业，这种可敬可爱的故事，真是动人极了。陈撷芬后来嫁给杨俊（四川人），一起留学美国，在革命成功后不言中华民国之禄，中华民国之禄亦弗及，“贤者不负天下，而天下负贤者，非建国之祥！”又多一例矣！

1986年3月23夜

黄门鼓吹

胡适与黄兴

胡适在人微望轻的学生时代，曾和当时业已名满天下的黄克强将军，有过“一面之雅”的因缘。

民国元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黄克强将军就任陆军总长，三个月后南北统一，他便解职下野，退居上海。翌年起兵讨袁，事败返沪，9月初赴日本，三年2月赴美国。

黄克强将军在美国极受欢迎，船抵旧金山，中外人士云集码头，欢迎者万余人。他在欢迎会上演讲，强调以公理治国的方法和中美两国亲善的必要，言论很受欢迎，当时美国的总统威尔逊也深为钦服。

不久他就以肝病咯血，住在费城附近的一个乡村里疗养。这时候，一位就读在康奈尔大学的留学生——二十三岁的胡适先生，正从伊萨卡来到波士顿，准备在勃朗宁会中演说，当他讲毕回校路过纽约时，本想拜访一下黄克强，没想到黄克强将军已经离开纽约了。这是民国四年1月23日的事。他在27日追记说：

与敬斋（按：即严庄）君复（即王夏）同餐于中西楼。闻黄克强已去费城。不能一访之，甚怅。

事有凑巧，过了二十一天，胡适又代表康奈尔大学赴纽约参加美国限制兵备会，2月14日的晚上，他到中西楼应张亦农（耘）和严敬斋的晚餐，这时候，他竟偶然碰到黄克强了，胡适后来在日记中写道：

在中西楼餐时，亦农、敬斋忽起立招呼外来数客，其一人乃黄克强元帅也。亦农绍介余与相见。克强颇胖，微有髭，面色黧黑，语作湘音。余前次来此，颇思访之，闻其南游而止，今日不意之中遇之，不可谓非幸事。

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的见面。翌年6月3日，克强将军赶抵日本准备参与云南起义，可是袁世凯在6日就死了。他归国后，住在上海。10月10日，肝病又复发，延至30日，终于不起，时年只四十三岁。

这时胡适已经在康奈尔大学毕业了，他改入哥伦比亚大学专治哲学。五年11月9日，他为黄克强将军写了一首挽诗，后来这诗的内容稍加修改，收在《尝试集》的第一篇，就是下面这首《黄克强先生哀辞》：

当年曾见将军之家书，

字迹娟逸似大苏。

书中之言竟何如？

“一欧爱儿，

努力杀贼。”

——八个大字，

读之使人慷慨奋发而爱国。

呜呼将军，

何可多得！

四十年过去了，克强将军已墓草久宿，适之先生也垂垂将老，若冥想起早年那一段邂逅，也未免令人有点“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的感怀了。

后记

这篇《胡适与黄兴》，是我在1955年3月27日发表的，发表在《中央副刊》，今天我重看这篇二十七年前的旧作，很想补充几句话。

这篇文章中提到的“将军之家书”，是辛亥革命那年写的，当时黄一欧参加浙江联军作战。信上写“拾月初一日”，就是1911年11月21日，盖的图章上有“灭此朝食”四个字，可见连图章也是革命的。据黄一欧回忆：

昔先君致全力于革命时，军务纷劳，家书殊鲜；加以不肖为党国效绵薄，频年卜居无定，致先君手迹遗失殆尽，唯余此书而已。犹忆在江浙联军奉读此书，辄有中宵起舞、灭敌朝食之概——不虞自暴自弃，荏苒迄今，兹有负先君期勉之训，愧悔何及——男一欧谨志。

这封信的原迹，我特别找出来，与这篇文章合并，这是最该有的一种资料串连。从这种串连里，我们可以看到：黄兴父子如何有功于中华民国的建立。

稍知中国现代史的人，都知道中华民国的建立，黄兴是孙文以外第一功臣，但在国民党写的历史上和表现的尊敬上，显然比例不对。国民党的做法有两种，一种是“放大”，一种是“缩小”。“放大”方面，章炳麟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的序中已经评论：“自民国九年以后，知当时实事者已少，夸诞之士，乃欲一切笼为己有，亦曷足怪乎？”这就是说，不是国民党的丰功伟绩，也被国民党大而化之了；“缩小”方面，我们看不到黄兴、蔡锷等伟人的纪念像与纪念路，看到的反倒是“吴敬恒像”“于右任像”“史迪威公路”“罗斯福路”“麦克阿瑟公路”……把黄兴、蔡锷等的尊敬，真不知“缩小”到哪儿去了！这又如何教人心服呢？对“不对自己胃口”的伟人，就可以这样吗？

1982年4月6日

砸掉那铜像！

每次经过台北敦化北路南京东路，我就会对交叉口上的一座铜像；展开一番“看没有起”，铜像铸的是一个糟老头儿，他的名字，叫吴敬恒（稚晖）。

关于这座铜像的来龙去脉，1964年3月26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上，曾有这样的报道：

吴稚晖先生铜像，于昨天上午11时30分举行揭幕典礼，由本党中央评议委员李石曾主持，党政军人士莫德惠、严家淦、黄国书、谢冠生、何应钦、唐纵、陶希圣、黄杰、倪文亚、谷正纲、程天放、黄季陆、谢然之、张默君、罗列、石觉、钱思亮、刘季洪等五百余人参加观礼。

李石曾于主持揭幕典礼后，并向吴稚晖铜像献花，全体参加人员，行三鞠躬礼致敬后，简单而隆重的揭幕礼随即结束。

这个铜像坐落于台北市南京东路、敦化路口，高一丈六尺。由雕塑家蒲添生铸造。吴氏铜像身着长衫，两眼平视，左手掌横在胸前，右手持杖，极为传神。

铜像的台座高二丈六尺，用花岗石砌成，周围是一大片大理石，台座正西刻有监察院长于右任题的“吴敬恒先生像”，后面刻有“国史馆”馆长罗家伦写的蒋“总统”褒扬令。

许多市民在揭幕仪式举行后，围在铜像四周瞻仰这位大思想家的神釆，大家对这位中国近代的伟大哲人都感到无限的敬佩。

这里所谓“大家对这位中国近代的伟大哲人都感到无限的敬佩”，我真不知“敬佩”些什么！如果“大家”对吴稚晖的历史略有所知，我想纵有“敬佩”，也将胃口倒尽了。铜像立在那里，眼看二十年了，二十年下来，多少折戟沉沙更累积了、更埋没了，就让我们从这座刻意矗立的“伟大”里，探索一点历史的真相吧。

铜像主人的假革命

吴敬恒字稚晖，原叫吴跳，江苏武进人，他生在中华民国前四十五年（1865）①，从小读冬烘式的旧书，二十五岁入江阴南菁书院，二十七岁中了举人，后来在天津、上海各地教书。1894年起，他的思想才开始从“陋儒”升段，他回忆：

我在甲午以前，一懵不知革命为何物，但慕咬文嚼字之陋儒。经过甲午惨败，始觉中国不能不学西方工艺，学了西方工艺，才能造大炮机关枪，抵抗敌人，所谓“兴学之不容缓”，乃开始冒充为维新派小卒。以后逐渐受了许多激刺，才一步一步的浪漫起来。到如今，自吹为烧了灰亦是国民党党员，同时烧了灰又是无政府主义者，实在可笑得很。为国民党党员，党义不了了。戴了无政府主义的头衔，又未研究过无政府主义学说，仅仅许了三千年后可以没有政府，当前则不敢做官，算做小人之忌惮，故当爱国学社开始的时候，加入中国教育会，我自己便不是一个革命党。直到彼时明年正月起，在张园演说，演高兴了，才开始称说革命②。

“爱国学社”是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11月16日（阴历十月十七日）组织的，“明年正月起，在张园演说”是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2月15日（阴历正月十八日）和3月15日（阴历二月十七日），这时候，在别人搞革命早已如火如荼的时候，吴稚晖自承“便不是一个革命党”，只是“在张园演说，演高兴了，才开始称说革命”。可见“革命”对他说来，是瞠乎人后的，并且，纵使瞠乎人后，只要真的去“革命”，倒也无妨。实际上，天知道这位所谓“革命元勋”当时革的是什么命！

现在我复查1903年的《苏报》记录，只看到吴稚晖当时演说的内容是大谈体育③，谈体育总不是“革命”吧？由此可见，当年吴稚晖以行动革命，固不是真；以嘴巴革命，也全是假，革命、革命，原来革的是这样的命！

铜像主人的花样

与吴稚晖同乡，仅小他八岁的南菁书院同学蒋维乔（竹庄）④，曾写《中国教育会之回忆》⑤，谈到爱国学社的事，他说：

中国教育会，本拟自办学校：而南洋公学退学生百余人，无力自组学社，遂推代表请求于中国教育会。会中特开会议，决定接受退学生之请求，予以经济及教员之赞助。推蔡孑民为总理，吴稚晖为学监，于是年10月17日，在南京路泥城桥福源里，租屋开办，定名爱国学社。

中国教育会是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4月（阴历三月）成立的，它是当时最重要的革命机关，会长是蔡元培，不料成立了一年，吴稚晖就搞花样，据蒋维乔回忆：

春季，中国教育会开会，重行选举。稚晖暗示各社员，举宗仰为会长，其意以会中缺乏经费，若选宗仰，则可借其力，向哈同罗迦陵方面，捐助巨款。会员多不以为然，以为宗仰是方外人，以掌教育会，不甚适宜。稚晖持之甚坚，且会中社员，占绝对多数，皆依稚晖意，宗仰卒当选为会长。然宗仰亦甚乖觉，于经济方面，并未有甚大助力⑥。

“宗仰”就是“黄宗仰”，就是“乌目山僧”，吴稚晖欲透过乌目山僧向上海犹太富翁哈同和他夫人罗迦陵女士搞钱，所以不讲原则，把中国教育会移给了和尚！（1937年蔡元培写《记宗仰上人轶事》，对这和尚有很公道的评论。）

吴稚晖的花样还不止此，他还搞分化，想“阴谋篡夺”爱国学社。蒋维乔回忆：

中国教育会，接受南洋退学生之请求，办理爱国学社，社员全体加入教育会。会与社，二而一，一而二，原无畛域之分。但学社开办之初，会中筹措经费，会员任义务教职，确受社员之爱戴。至本年以来，会中经济已形竭蹶，除义务教职员以外，未有大宗款项，资助学社。在社员眼光中，似乎中国教育会，反借学社收入之学费以生存。社员之偏激者，即对教育会有后言。而教育领袖诸君，吴稚晖则阴袒社员；蔡孑民虽不以社员为然，而态度温和，不露圭角；章太炎则坚决主张，不与学社合作。当时会中人，戏言此会社颇类似梁山泊，因为点将录，有人以稚晖拟宋江，亦有以足智多谋拟为吴雄者。某日，开评议会。议及教育会与学社分合事。稚晖侍其滑稽态度，出语尖刻，偏袒学社方面。太炎当众拍桌大骂云：“稚晖，你要阴谋篡夺，效宋江之所为，有我在此，汝做不到。”稚晖向来口若悬河，当者辄靡。但对太炎之疯头疯脑，不得不让步，默默无语。从此每遇集会，若有太炎在座，稚晖必避席。太炎恒谓人曰：“稚晖妄人也，乌足与语。”⑦

最后，“二而一，一而二，原无畛域之分”的，终于给拆散了：

宗仰对会与社两方，始终从事调停，卒归无效。5月24日，爱国学社遂宣告独立。发布《敬谢教育会》一文，揭之报端。宗仰乃以教育会会长名义，发布《贺爱国学社之独立》一文以答之。当时论者，莫不叹息我国民族之缺乏团结力。学社独立未及两周，而《苏报》案之外祸作，亦遭波及而解散矣⑧。

从谭嗣同到邹容

在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的“二而一，一而二”里，一个三结合形成了，那就是和《苏报》的合作。蒋维乔回忆：

中国教育会每周率领学社社员，至张园安恺第，开会演说，昌言革命，震动全国。而顽旧之辈，皆极端反对。上海各大报如《申报》《新闻报》等亦持反对论调。吴稚晖提议，必须有机关报，以为对抗，后乃利用《苏报》为机关⑨。

这里告诉了我们：吴稚晖自己虽不怎么样，却鼓动别人去怎么样，他要“利用《苏报》”！蒋维乔回忆：

《苏报》者，陈梦坡所主办者也。其持论较他报为新。去冬以来，官立学堂，先后风潮迭起，乃在报端，辟学界风潮一栏，大为世人所注目。至是，与中国教育会携手，会员及社员担任供给每日材料。苏报馆每月出费百元，资助爱国学社。由蔡孑民吴稚晖等六人，按日撰论说以酬之，于是《苏报》遂为革命之机关报。排满兴汉之激烈议论，高唱入云。全国骇目，引起官场之忌⑩。

《苏报》走向“排满兴汉之激烈言论，高唱人云”，并不是“蔡孑民吴稚晖”之功，而是另有其人，此人是四川出生的一个小兄弟，他的名字，叫邹容。

邹容字威丹（蔚丹），生于1885年（光绪十一年），他是一个神童。十四岁时候，发生戊戌政变，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引起他极大的转变。这年——

有一个日本人成田安辉到达了重庆，他会英文，是一个日本维新运动成功以后的新知识分子，他住在日本领事馆里面，邹容和重庆一般关心国事的青年都把他看做是新知识的导师，纷纷向他请教，主要地是跟着他学习英文。后来，又有一个日本陆军大尉井户川辰三到了重庆，邹容又跟着他学日文。邹容和这两个日本侨民接触以后，不但学会了一点外国语言，而且听到了一些有关欧美的科学、政治、历史的知识和日本维新的种种故事，这才把一个富有思考力和救国热情的邹容，从一个陈旧的世界里拉到一个崭新的世界里来了。他的知识领域扩大了，他的思想见解完全从一切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了，他比以前更加关心国事，也比以前更富有救国热情了！

当时摆在邹容面前的救国途径，可以说有两条：一条是革命的路线，一条是维新的路线。毫无疑问的，邹容最先是比较倾向维新的路线。在清末参加维新运动的人物当中，给予邹容影响最大的，是谭嗣同，因为谭嗣同不但著有《仁学》一书，主张冲决网罗，打破一切传统思想的束缚，颇博得一般青年之爱好，而且他是“戍戌政变”中的一个壮烈牺牲者，在清末的维新志士当中，他是被看做富有“侠”的气味的人物。当时有许多青年，确是把《仁学》当做维新运动的“圣经”，而且把谭嗣同个人看成偶像。清末的革命志士蒋大同（有“关外大侠”之称），曾经在“戊戌政变”后，因为读了《仁学》，极慕谭嗣同的为人，改号慕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邹容更是一个非常崇拜谭嗣同的人，他常把谭嗣同的遗像悬在他的座旁，并且作了一首赞美谭嗣同诗：

“赫赫谭君故，湖湘士气衰。

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

他这样崇拜谭嗣同，证明他在幼年时期巳经受了当时的维新思潮的深刻影响。同时，我们可以断言他在后来参加革命运动时的那种发扬蹈厉的态度，以及自动入狱的各种表现，都是与他深受谭嗣同的影响有关的(11)。

把兄弟

邹容在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到了日本，这时他已经十足走上革命的路线：

他在到达日本以后，他只是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他的革命思想已经非常深刻，而且可以构成一个系统。他又深切了解革命运动要想普遍展开，必须先把革命思想成系统地普遍地灌输到人心里面去。因此，他开始计划撰写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占有特殊重要地位的《革命军》一书。可惜在他开始写作以后不久，还没能完稿，便因故(12)在1903年的四五月间，被迫离开东京，又回到上海了(13)。

邹容回到上海后，认识了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的大将，此公不是别人，就是章炳麟。

章炳麟（1868—1936），字枚叔、太炎（太炎是取明末志士黄宗義太冲之“太”与顾炎武之“炎”字而成），浙江余杭人，他是俞樾的学生，国学造诣奇高。后来搞革命，被清廷八次查拿，但只第八次拿到。民国成立后，被袁世凯软禁近三年，绝食几死，自谓：“吾死以后，中国文化亦亡矣！”1922年，组织联省自治促进会。1925年，创刊《华国》杂志。1934年，迁居苏州锦帆路，与李根源、金松岑等组织国学会讲学。1935年，另设章氏国学讲习会，发行《制言》月刊，提倡读经救国，一时从者甚众。他的学生很多，有名的如黄侃（季刚）、朱希祖（逖先）、钱夏（季中、玄同〕、周树人（豫才、鲁迅）、周作人、沈兼士、汪东等。影响所及，至为深远。

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存二集》）中说章太炎是“清代学术史的压阵大将”，“这五十年是中国古文学的结束时期。……恰好有一个章炳麟，真可算是古文学很光荣的结局了！”章太炎的地位的确如此。中国国学与古文，在被时代三振前，在败部的萧条里，章太炎做了最精彩的个人演出，他死以后，真有许多东西随他“亦亡矣”！

章太炎在搞革命时，为了怕连累他的老师俞樾，故意写信向俞樾“谢本师”（《民报》第十号），免得俞樾被牵累。俞樾说炳麟，吾徒也。吾爱炳麟深，此炳麟之所以报恩欤？”可见师生之间的情趣。

章太炎以他无与伦比的知识力量，起而抗暴，的确不可思议，也的确令清廷头疼。正在这时候，比他小十八岁的邹容到了上海，他们气味相投，就干脆拜起把兄弟来了，章太炎《自订年谱》三十六岁条下回忆：

清翰林院编修山阴蔡元培鹤廟初为上海南洋公学教员，余因友人蒋智由观云识之。会公学生与任事者交恶，相率退学，鹤庼就租界设爱国学社处之。招余讲论，多述明清兴废之事，意不在学也。溥泉与巴人邹容威丹自日本归，长沙章士钊行严亦来。三人皆年少英发，余以弟畜之。

“溥泉”就是张继。他们拜把子的地点是上海四马路九华楼扬州饭店，把兄弟中章太炎是老大，年三十六，章士钊二十三、张继二十二，邹容是老幺，十九。张继后来写诗，说“四帝缔盟怜最小，难忘当日九华楼”，就是指此。

《革命军》

蒋维乔回忆：

后事觉，邹乃潜遁归上海，与章太炎见于爱国学社，因留焉。容见爱国学社员，多习英语，诮之曰：“君等皆堪为买办耳。”社员皆怒，欲殴之。然容绝暴悍，卒莫敢撄。容尝自称西帝，而推太炎为东帝。其箧中携有小册子，曰《革命军》，凡七章，约二万余言，宗旨在驱除满族，光复中国，文极旷悍犀利。太炎为之序，宗仰出资刊行之。此书流传迅速，唤起国人种族思想。同时章太炎因康有为在海外组保皇党，作书痛驳之。文古义奥，持论极坚，亦由宗仰为之刊行。二书既出，大触清廷之忌，密谕拿办，乃由风传而成为事实(14)。

《革命军》是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5月由上海大同书局出版的，由章太炎作序。这序登在5月27日的《苏报》。到了5月31日，《苏报》刊出《驳康有为书》（章太炎作），6月8日，又刊出《读〈革命军〉》（实为章士钊作）《介绍〈革命军〉》（实为章太炎作），加以鼓吹，于是，《革命军》立刻成为中国第一畅销书。

在《政类丛书》査知的清朝湖广总督端方档案里，我们可以看到《革命军》一书，在清朝大员眼中，是“此书逆乱，从古所无”的。这本书当时发生的影响力是普遍的、深远的。例如吴樾读了它要“三读不置”（吴樾：《〈暗杀时代〉自序》），胡适读了它要“等舍监査夜过去之后，偷偷起来点着蜡烛，轮流抄了一本”（胡适：《四十自述》……这类情形，可举者不少。冯自由在《革命逸史》第一册（1943年2月重庆商务印书馆版）《〈革命军〉作者邹容》一文里，对这部名著有平允的批语：

自蔚丹入狱后，所著《革命军》风行海内外，销售逾百十万册，占清季革命群书销场第一位。各地书肆以避关邮检查故，多易名贩运，或称革命先锋，或称图存篇，或称救世真言，或与章太炎《驳康有为书》并列，而简称曰章邹合刻。此书文辞不如太炎之驳康书，论理不如秦力山之革命箴言，徒以通俗浅显，适合当时社会需要，几于人手一编，卒赖其言为驱胡建国之本，功不在孙、黄、章诸公下也。

孙文在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的一封信里，曾提到《革命军》的作用：

海外各地日来亦多进步，托东京印《革命军》者有数处。兹将河内同志所印就者寄上一本，照此版式，每万本印费三百四十元，二千本印费九十元。前贵地同志巳集款欲印，未知款已收齐否？若已收齐，宜从速印之，分派各处，必能大动人心，他日必收好果。南洋各埠，现在风气初开，必要先觉之同志，多用工夫，竭力鼓吹，不避劳苦，从此日进，不久风气可以大开，则功者当有多人，而革命之事，容易进行矣(15)。

从上面这些举例里，我们不难感到邹容的《革命军》，对革命的功劳之大，比起美国革命前夜的潘恩（ThomasPaine）的《常识》（CommonSense），真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苏报》案”

章太炎《自订年谱》三十六岁条下回忆：

威丹著书称《革命军》，属余为序。行严亦就《苏报》昌言革命。学社诸子又时会林下演说，远近和者浸众。适康有为腾书主君主立宪，力护清虏，余作书驳之。侵寻闻于清廷。清廷责两江总督魏光焘不觉察，甚厉。光焘遣候补道俞明震赴上海查办，余与威丹就逮，羁系租界。时五月上旬也。清廷求各国领事引渡，不许。愿以沪宁路权易之，亦不许。余驳康书虽无效，而清政府至遣律师代表，与吾辈对质，震动全国，革命党声气大盛矣。

这就是所谓“《苏报》案”。

“《苏报》案”的扼要经过如下：当时除了邹容《革命军》的言论外，章太炎在《驳康有为书》里有“载湉（光绪皇帝的名字）小丑，未辨菽麦”的言论；章行严在《读〈革命军〉》里有“今日革命者必不能不经之一途”的言论。清政府吃不消了，就密电这个地区的封疆大吏说：

沪上各报内，《苏报》近更狂吠，愈无忌惮，着即拿办。转饬密派干役，将单开各要犯分别严拿，务获禀办，毋稍泄漏疏虞，致被兔脱。

虽然清政府大喊拿人，可是不得洋鬼子同意，对租界地区拿不进去。于是清政府跟洋鬼子打商量，洋鬼子也买几分账，但一看清政府的严刑峻法，却不能赞同。原来清政府“宽大”得没有“出版法”，只有“造妖书妖言”“大逆不道”等的罪名，要用这些法律办人，就如意算盘如下：

章炳麟作訄书并《〈革命军〉序》，又有驳康有为之一书，污蔑朝廷，形同悖逆，邹容作《革命军》一书，谋为不轨，更为大逆不道。彼二人者，同恶相济，厥罪唯均，实为本国律法所不容，亦为各国公法所不恕。查律载：不利于国谋危社稷为反，不利于君谋危宗庙为大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又律载：谋背本国潜从他国为叛；共谋者，不分首从，皆斩。又律载：妄布邪言、书写张贴、煽感人心，为首者斩立决，为从者绞监候。如邹容、章炳麟照律治罪，皆当处决。今逢万寿开科，广布皇仁，援照拟减，定为永远监禁，以杜乱萌而靖人心。俾租界一群不逞之徒，知所警惕，而不敢为匪，中外幸甚。

这下子把洋鬼子给吓坏了，洋鬼子没想到“礼仪之邦”的法律竟这样野蛮。照清政府的法律，要“凌迟处死”，就是一刀一刀剐死，幸亏统治者过生日，优待，改为“永远监禁”，就是无期徒刑，这样重的刑，洋鬼子是看不过去的，所以，洋鬼子只肯抓人，要办人、要审人、要关人，都行，可是都得由他们代办，拒绝引渡。

于是，清政府只好请了外国律师，在洋鬼子的文明法律内施展天威，结果，只不过“载潲小丑”等构成了侮辱元首等罪名，而“清政府至遣律师代表，与吾辈对质，震动全国，革命党声气大盛矣”！

铜像主人的反革命

洋鬼子在上海租界里，有由各国洋人组成的一个掌权机构，叫ShanghaiMunicipalCouncil，是上海市议会的意思，中文却错译成“工部局”。清政府抓人的意思，转到工部局后，内情极有过门，蒋维乔回忆如下：

清政府严谕两江总督魏光焘有“爱国党在上海张园集众开会，昌言革命，该督形同聋瞆”等语。魏奉谕后，惶急无措。乃遵谕密电上海道拿办蔡元培、吴稚晖、章炳麟、邹容、陈梦坡、宗仰等六人。领袖领事巳签字，而工部局以保护政治犯为文明各国通例，不允执行，压搁多时。魏不得已，谋于南洋法律顾问担文（李敖按：英文是Drummond），用其计，乃以政府名义，控爱国党六人于上海会审公堂。闰五月初，复特派道员俞明震，来沪查办。

此案既依法起诉，工部局自不得不办，出票拘人。事前，工部局屡传吴稚晖等六人去问话，表示保护，亦即示意令各人出走，并无严办之意。而俞明震之侄大纯，在日本与稚晖有旧，密约稚晖，往见明震。明震以拿办六人即行正法之公文示之。且曰：“此等举动，真是笑话。”并留吴吃面。恐吴怀疑，即举箸先食。食毕，谓吴宜速去。吴乃即日遁往法国。事后，章炳麟矢口断定，稚晖自诣明震处告密：且献革命军以求脱祸云云。稚晖至今，莫能自明也。蔡孑民之胞兄，闻此事，自绍兴赶至，促孑民离沪，孑民初无去意，其兄逼之，孑民无奈，以爱国女学校委于余。余允维持至暑假。孑民即悄然赴青岛，习德语，预备出国。宗仰避于哈同花园。梦坡亦遁至日本。独章炳麟不肯去。谓邹容曰：“吾巳被清廷查拿七次，今第八次矣，志在流血，焉用逃为。”且戒邹容亦勿去。闰五月初六日，西捕持拘票，至爱国学社，问谁是章炳麟，炳麟正危坐客室。自指曰：“我是也。”欣然随之去。邹容毕竟年少，心志不定，自后门遁去。炳麟至狱后，复驰书劝之。越日，自行投到。而搜查《苏报》馆时，梦坡之子泰生被拘去。同时办理国民议政会之龙积之，亦被拘。

闰月十四日，第一次开审。原告为中国政府，代表者为魏光焘，所聘律师为英国人担文，被告为章炳麟等六人。而裁判官则为会审委员，英国领事。原被两造，不伦不类，至为可笑。所控罪状，则摘取《苏报》中之论说，及《革命军》《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之语句，但须翻译英文。有我国视为大逆不道之文句，一经英译，反平淡无奇者，如《苏报》论说中有“革命之宣告，殆巳为全国之所公认，如铁案之不可移”。当时译者并不高明，此数语译成之英文，失却原意，乃为“我等之意，欲逐去满族，以表示中国国民之意”。指控《革命军》则重第一第二两章。指控《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重在中间排除满人之文字，内有“载湉小丑”一语，译者不得其意，译作“载湉小贼”。在中国观念，目皇帝为小丑，是大不敬；在英领事闻小贼之称，亦殊不以为怪(16)。

蒋维乔这段回忆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说俞明震请吴稚晖吃饭那一段，说吴稚晖是俞明震侄子俞大纯的朋友，俞明震本是到上海查办人的，却秘密放水，叫吴稚晖逃走，并且，吴稚晖当时有告密的嫌疑，这嫌疑，直到三十多年后，还洗不清。这一内幕太重要了，我们不得不在八十年后，重新追踪一下。

俞大官人

在1903年6月3日的《苏报》上，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有趣的消息，上面说：

去岁俞明震赴东，亦欲携妾，为人劝阻，乃送其妾于苏州。此另有情节，明震在南京以钓鱼巷为窟穴。此等獭淫狗贱之徒，指不胜屈，而居然握全国教育最高之权，而欲教育之不坠地、学生之养有完全人格，其可得哉？其可得哉？记者书至此，直欲与学界主动者作百日哭何如？

这里痛骂的俞明震，就是俞明夷，字恪士，号觚庵，浙江山阴人。他生在1860年（咸丰十年），死在1918年（民国七年），活了五十九岁。他在清朝做官，做到甘肃提学使；民国以后，还做官到肃政使。他喜欢写诗，但天资不高，自言写一首诗要闹到一夜失眠。他有《觚庵集》，从这部书中，可以看到他的诗写得多差劲（黄敬安《八指头陀诗集》中有写给俞恪士的诗，可以略想这老官僚附庸风雅的一面）。他的子侄辈后人中，大大有名的不是别人，就是俞大维！俞大维的太太陈新午又是名流陈三立（散原）的女儿。俞大维不但跟国民党集团有生殖器串连，并且上承满洲集团的生殖器串连（俞大维《怀念陈寅恪先生》中透露：“本人的母亲是曾文正公的孙女，本人的伯父俞明震[恪士]先生。……本人与寅恪先生可说足两代姻亲，三代世交。……），我常说了解国民党要从生殖器串连去了解，只此一例，可见一斑。

俞明震“来沪查办”时的身份是“（江苏）候补道，江南陆师学堂总办”，他奉两江总督魏光焘之命，到上海会同上海道袁树勋办理“《苏报》案”，他知道他到过日本的儿子俞大纯和吴稚晖有交情，一来怕案发他儿子被牵累或被扯上洗不清，二来要透过旲稚晖了解案情与内幕，所以决定争取吴稚晖“反正”。据章士钊回忆，这一“来沪查办”的差事，还是俞明震自己向魏光焘要来的，为了就是便于保全他要保全的人。现在查到的端方致魏光焘密电中，已经有“闻大纯在日剪辫人革命军”的记录，虽“俞道深恶其子，然不可不防”，可见章行严所说有根据。这封密电是“闰五月十二”发出的，俞明震请吴稚晖吃饭是“闰五月初二”，当时在场的，有“蓝布褂之进士杨”等人，耳目众多，俞明震哪里敢不加报备、私会要犯之理？可见这一切都是安排好了的，吴稚晖是可以争取的叛徒，也早就是俞明震父子了解了的。于是，在章太炎被捕前两天，吴稚晖接到俞大纯的密件，约他到“大兴里7号”会面，吴稚晖明知俞大纯的背景、明知俞大纯的老子是谁，却不先向章太炎等同志报备，自行去了。这不是出卖同志的小人行为，又是什么？

当“《苏报》案”后三十多年，当蒋维乔抖出吴稚晖这一劣史的时候，吴稚晖老脸究不住了，他发现“无有一字流布人间”是做不到了，他遂把三十多年前的内幕，轻描淡写如下：

当时事实，有待乎曲折叙来，方便明白。自行严从五月初一，在《苏报》上开始登了章太炎的《客帝篇》，次第又登载章太炎的《驳康有为书》《〈革命军〉序》，当然官场格外震动，所以在未捕章太炎以前，虽未如蒋先生所说魏光焘密电上海道，拿办蔡元培、吴稚晖、章炳麟、邹容、陈梦坡、宗仰六人，或者密电已在三四月间早有之，在五月后想更加多。故就余所知，捕房传讯，凡有六次，好像两次在五月前，四次在五月后。传去者，有蔡孑民、宗仰、徐敬吾、章太炎及我。我则被传四次：第一次与宗仰、敬吾，第二次与孑民，第三次与章太炎，皆至四马路老巡捕房。第四次已五月二十后，传余一人，至老巡捕房后面三间两厢房石库门外（今已翻为大石厦），见余者，即英国中囯通濮兰德是也。每次所问之话，大略相同。终说，“你们止是读书与批评，没有军火么？如其没有，官要捕你们，我们保护你们。”我们回说没有军火，即点头而别……

闰五月初二早上七点钟，有人上余楼，家人告以尚卧未起，彼传一束入，且曰，你去给他看。余在帐中，见门外有五十许矮老人，长袍蓝呢马褂，不似下人。余看束上写道：

有要事特来沪，与公商办。乞即惠临英大马路石路公兴里第八家进士第杨寓一叙。纯患病不能奉谒，乞恕之。此上即请台安。俞大纯顿首。初二日。笃生、铁生、尔和，已否东渡？

余嘱家人告之曰，余当即来。余即起床，适余友朱仲超来访，我与彼同出门。同至盆汤衡桥下送孙叔方回无锡，因孙在沪买一风琴而归也。孙船启碇，余即向仲超曰，又有俞明震之子俞大纯，约余去谈话，何以一到即病，恐有蹊跷。但在租界上，我们不怕他。你能同去么？朱说甚好。公兴里者，即现在大马路石路口同羽春茶馆背后一弄鸾。街门东出石路，西出湖北路，从前皆为一上一下之石库门屋，今已翻造。从前大半是堂子，现皆商号住宅。余等进街至第八家，果见门标进士第杨。入门却甚诧，则一青布长衫少年，中坐为教师。室内共三四桌，分坐年皆十一二之女学生五六人，一律蓝布衣衫，均甚清秀。诧者，诧在此时中国尚少女学生。心念此为堂子中之养女，欲其识字习歌唱也。我等入室，敬师即起立，问来意。余问有姓俞者在否。彼曰，你贵姓。我对姓吴，他即指身后扶梯曰，上楼可矣。余前朱后，升至楼上，即见靠外窗前坐一老者，面目如俞大纯，年则近五十。猛念此必俞明震，无疑是捕人而来，托其子名，骗余至此。然清晨屋浅，可以叫唤，且有仲超，彼止一人，不惧其如何下毒手也。说时迟，那时快，此人即来迎曰，是吴稚晖先生么？我曰，不敢当，他又与仲超招呼毕。我问曰，先生想即恪士先生，世兄何在(17)？

俞明震当时就告诉他“世兄”俞大纯“实未来，吾有事相商，请坐”。谈了几句以后，就开饭了。

“你要到外国留学吗？”

吴稚晖三十多年后回忆：

是时那早上送柬的蓝呢马褂的矮老人，已捧了一根水烟袋，坐在上面一张蚊帐的卧铺上，似听非听的，对着我们的谈话留神。他是我们讲了一半话，才上楼的。又见下面青布长衫的教师，托了一只木盘，也上楼来。向中间一张小圆桌上陈设。我们停了话，看他将两只碟子的面交头，三碗面，一齐放好。蓝呢马褂人又在小桌的抽屉里开出象牙筷，放到桌上。俞就跟手立出来，坐到圆桌边。本是四张椅子，叫我们也移正了椅子，围了小圆桌坐。他举起面碗，呷着汤。随即在两只碟内，各夹一点，送到嘴里。一面道，请用点小点心，不要客气，随意吃菜。此种举动，一若要表明菜内并未下毒，故不让客先取。吃面时谈些留学艰难。我新受了赵仲枬的暗示，立劝他的儿子送往法国。他摇头不赞成，说法国容易讲革命，最好是美国。面罢，他起立，邀我至窗前桌边。随于靠窗书堆上，取下一件东西给我看。我一看，是件公文。揭开来，第一项官衔，钦命头品顶戴右副都御史两江总督部堂魏为等，是刻现成的，以后便写：

照得逆犯蔡元培吴敬恒倡说革命……着候补道俞明震，会同上海道……即行就地正法。……

看到这里，他又夺了去，夹入书堆。说道，笑话笑话。我自然耐住了，面不改色，因为改也无用。随即道，请公事公办好了。他说，笑话笑话。请坐，你要到外国留学吗？还是美国好。我说，美国贵，法国最便宜。他终不以为然。我也不与他抬杠，即起身辞出。我说，公事公办好了，他又说，笑话笑话。送我到楼梯口，他说我们可以常通信，我住在南京芝麻营3号，你来信写吴谨，谨慎的谨，我回信写俞燕吧，安燕的燕。我亦莫名其妙，止好唯唯，即下楼。这个吴谨、俞燕，就在那两天告诉董茂堂、许吕肖、钮惕生。董说，只是一个暗示，叫你谨慎些，躲起来，他是不发觉，安然不问了。我就说，官倒也同巡捕房一样，恐怕他就要拿，巡捕房不答应，他也没法。大家因为这种传讯之事，当时司空见惯，都笑笑，没有当一回事。我又在寓中编我的书，两天没有出门(18)。

在吴稚晖私见俞明震后第四天，在他自谓“回寓去躲着”的情况里，巡捕到了爱国学社，抓去了章太炎，第二天邹容去自首，五天以后，吴稚晖好整以暇，居然从容探监去了。

余于是日趁照例放人探监之时，就走到他们一间沿着甬道的屋子边，隔着铁栅去看视他们，六个人一齐站到栅边来讲谈。我因为要宽慰他们，事情并不严重，便告诉我初二会晤俞明震的历史。我并说他们先捕拿账房，缓了三十六小时，停止不拿人，此中或有用意。我却不好说到你们为什么不逃，为什么自首。故说话是不能畅。且对程吉甫当面，也不好猜想官是止要捕账房。他们六人皆可怜的苦笑。看守的来催我，就叫他们宽心而出(19)。

吴稚晖探监出来后：

适遇从前南洋公学的旧账房某（李敖按：此人叫江趋丹），他常替学生买物落钱，被学生窘诘，我或说他不对。他看见我在老巡捕房出来，就两眼凶视着我，绝不与招呼。立定，熟视我远走。我知道必有花样。明天又闻公堂上已为章太炎攀供，吾友许吕肖正同几个朋友，在盛杏生公馆里帮福开森译文件。他来告诉我，说，昨天某账房，他到盛公馆对福开森大鸣不平。他说，别人都捕去，为什么吴稚晖倒逍遥自在的在街上跑。他怂恿福开森，替盛杏生说了，叫上海道捉捕。许又劝我，公堂现又提起你的姓名，恐免不了要捉，不如既想出国，早点走吧。是夜，我们家中也劝我先躲到虹口朱仲超阿哥伯雷开设的石灰店楼上，他们一面替我去买船票，先到香港(20)。

就这样的，在同志被捕后，自己“逍遥自在的在街上跑”的“吴谨”先生吴稚晖，终于应了“俞燕”先生俞明震“你要到外国留学吗？”的“暗示”了！

现在查到的端方档案里，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的话：

万息。江宁魏制台铭鉴：洪密。顷接香帅复电：鄂两电已送枢阅，已由枢电江，速提严惩。此事枢纽全赖福开森，请公飞电该洋员，务须设法，即日将五人点交上海道解宁，勿稍迟缓，致令狡脱，并缉两魁。枢意如各犯解归宁办，必有优奖。等语。特转达。两魁一邹容、一吴朓。香帅发电时，尚未知邹逆就获也。吴朓，案内渠魁，情罪重大，请飞电责成沪道、俞道明震严密访拿，勿任漏网。方。真二。

可见在当时湖广总督的眼中，吴稚晖是“案内渠魁，情罪重大”的，谁能想到：由于俞明震的一番策反，“严密访拿，勿任漏网”的对象，就完全转向了！

铜像主人出卖同志

从吴稚晖三十多年后的回忆里，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几点：

一、他接到俞大纯的信后，明知“恐有蹊跷”，却不向同志报备，即行应邀。

二、他到俞大纯那儿，俞大纯明明不在，他被“骗”了，却毫不抗议，并且吃起饭来。

三、俞明震把“就地正法”的命令给他看，并放水表示不执行那命令，显然把他另眼看待，显然没把他当成革命党，因为是革命党，老官僚俞明震不会如此唐突。

四、俞明震敢把上级密令给素昧平生的吴稚晖看，显然大家心里有数，不把吴稚晖当外人。

五、俞明震“暗示”吴稚晖去留学。

六、俞明震最后索性把联络暗号告诉他，一个化名“吴谨”，一个化名“俞燕”，说“我们可以常通信”，这显然是委以线民的责任了。

七、在同志被抓的风声鹤唳里，吴稚晖不但不虞被抓，反倒去探监，并“逍遥自在的在街上跑”，非内心有底者，谁能如此？

八、他探监时才透露他十天前见过抓他们的俞明震，看同志“可怜的苦笑”。他不把私见敌人的暗盘，报备于事先或提醒于事后，反倒在同志一个个坐牢后，隔着“铁栅”，大说真相，这不是奸细，又是什么？这不叫出卖同志，又有什么叫出卖同志？

难怪这些行径，要为章太炎所不齿了。章太炎出狱后，在1907年（光绪三十一年）3月15日的日本《革命评论》第十号上，就登出《邹容传》，公然指出吴稚晖的出卖同志行径。1908年（光绪十二年）1月1日，吴稚晖写信抗辩，登在巴黎《新世纪》第二十八号上。1月31日，章太炎再回信，骂他说：

……案仆入狱数日，足下来视，自述见俞明震屈膝请安及赐面事。又述俞明震语，谓奉上官条教来捕足下，但吾辈办事，不可野蛮，有释足下意，愿足下善为谋。时慰丹在旁问曰，何以着我与章先生？足下即面色青黄，嗫嚅不语，须臾引去。此非独仆与足下知之，同系者尚有钱葆仁、程吉甫辈，可复问也。仆出狱后见汪君允中。允中曰，前与俞明震赌骨牌为戏，微及《苏报》案事，明震亦于色有自悔状。仆见日亦往东京，不复多语。至最后，足下献策事，则张鲁望言之，鲁望语不知得自传闻，抑亲闻诸俞明震者。但仆参以足下之屈膝请安，与闻慰丹语而面色青黄，及允中所谓明震自悔者，有以知鲁望之言实也。足下既作此鬼蜮事，自问素心，应亦惭惶无地。计穷词屈，乃复效讼棍行径，以为造膝密谈，非人所晓，汹汹然驰书诘问。足下虽诘问，仆岂无以答足下哉？适扬之使愈彰明耳。是非曲直，公道在人。无则言无，有则言有。仆于康梁诸立宪党，诋娸未尝过甚。今于无政府党如足下者，摘发奸宄，如彼其至。盖主义之是非与心术之是非，二者不可同论。且以败群之羊，不可不摈。普天同志，犹未分明。故不得不明着表旗，以示天下。岂以个人之私怨而诬足下哉？呜呼，外作疏狂，内贪名势，始求权籍，终慕虚荣者，非足下乎？康长素得志时，足下在北洋拜其门下，而称弟子，三日自匿。及先生既败，退而噤口不言者，非足下之成事乎？为蔡钩所引渡，欲诈为自杀以就名，不投大壑，而投阳沟，面目上露，犹欲以杀身成仁欺观听者，非足下成事乎？从康长素讲变法不成，进而讲革命。从蔡孑民讲革命不成，进而讲无政府。所向虽益高，而足下之精神点污，虽强水不可浣涤。仆谓足下当曳尾涂中，龟鳌同乐。而复窃据虚名。高言改革，惧丑声之外露，则作无赖口吻以自抵谰，引水自照，当亦知面目之可羞矣。……

章太炎的信登在日本《民报》第十九号上。吴稚晖见了，4月17日又写信来狡辩（《新世纪》第六十三号），章太炎在5月29日又痛骂他：

足下虽以死抵谰，赐面请安之事，卒不可讳。且足下既见明震，而火票未发以前，未有一言见告，非表里为奸，岂有坐视同党之危，而不先警报者。及巡捕抵门，他人犹未知明震与美领事磋商事状，足下已先言之，非足下与明震通情之的证乎？非足下献策之的证乎？仆辈入狱以后，足下来视，自道其情，当是时，足下亦谓仆辈必死，以此自鸣得意，故直吐隐情而无所讳（即赐面请安等）。及今自掩，奈前言不可食何！（《民报》第二十二号）

吴稚晖虽然不断狡辩，但是事实俱在，又有什么用呢？吴稚晖辩来辩去，不过是愈描愈黑而已、不过是些“怀着用野蛮法子打他一顿”的话而已、不过是“得了机会……脱下鞋皮，打他十七八个嘴巴”的话而已，这些题外话，又哪里能翻自己的臭案呢(21)？

谁害死了邹容？

在章太炎5月29日的回信里，又透露了一段秘辛。这段话是：

爱国学社先进诸生，忿于社事，抵慰丹之门，抛砖骂詈云：“章某已入狱，尔不入狱为无耻。”此非足下教之乎？仆是此事，盖亦未及详载也。足下睚眦报仇，与主父偃朱买臣辈异世同术，而外以博大之语自文。且前在学社，目中唯有南洋退学生。今在巴黎，目中亦唯有法国留学生。自此而外，四千年四百兆之士民，一切与犬羊同视，党见狭陋，并世无双，而反以心量过狭议人，此固足下所当自省者也。

这段秘辛告诉了我们：当时章太炎被捕后，邹容本来可以逃掉的，但是吴稚晖怂恿爱国学社的人，在邹容门口丢砖头叫骂，骂邹容“不人狱为无耻”，邹容本与爱国学社的人不和，又年轻气盛，哪里忍得了这种激将，于是就自行投案了。

张篁溪《篁溪杂志》写“《苏报》案”实录，有这样的话：

其后吴敬恒尝因章炳麟于所撰《邹容墓碑》文中有涉及敬恒当时诣俞明震处告密事。因之敬恒与炳麟往返累万余言，呶呶不休。敬恒谓邹容等皆避地，炳麟意不屑，既静待引拘，复于捕房作书招邹容与龙泽厚，遂赫然留《苏报》案于人问。而炳麟答称：《革命军》为邹容所著，渠实序之，事相牵系，不比不行。炳麟既入狱，非邹容证明，则《革命军》之罪案将并于炳麟一身，是故以大义相招，期与分任。而邹容亦以大义来赴，使邹容不为麟事，岂欲自入陷阱？龙泽厚虽以他事见捕，而人证未具，则狱不速决。狱不欲决，则炳麟与《苏报》馆中三子将永系于捕署之中，是故亦以简邀龙氏。又曰：昔吕安、嵇康辞相引证，谓但知汉士先贤有此成例而已，安知所谓落水求伴者哉。又述“敬恒不当唆使爱国学社诸生抵邹容之门，抛砖骂詈云云。章某已入狱，尔不入狱为无耻”云云。则邹容之入狱，又是敬恒之所致矣。

可见邹容之死，“敬恒之所致”实有关系。一个自己不敢入狱的吴稚晖，却鼓动邹容去入狱，他的人品是哪一种，也就一看即知了。

邹容入狱后，和章太炎关在一起，在引渡和无期徒刑的风波以后，最后判决下来，章太炎判三年，邹容判二年，监禁期间，罚做苦工；监禁期满，逐出租界。

判决确定后，他们从巡捕房移送西牢，不许接见亲友，罚做工。狱卒是印度阿三，非常凶暴。章太炎罚做裁缝时，因为近视，衣服缝得不好，被禁子牢头用木棍狠揍过，他绝过食，也受过刑求。但他毕竟是三十七八岁的人了，比起十九二十岁的邹容来，比较能够自解。他劝邹容读佛经以谋解脱，但“威丹不能读，年少剽急，卒以致病”。

就这样的，在虐待中、在愤怒中、在劳苦中、在营养不良中，邹容开始衰弱、生病。章太炎请禁子牢头准邹容就医，被拒绝，最后大病四十天，在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2月19日，在刑期还剩七十天的深夜，终于熬不过去，死在狱里。第二天清早，章太炎抚尸哀恸，看到邹容口中有血、两眼微睁，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就这样为革命牺牲了！

这时候，“同志”吴稚晖逍遥海外，“外作疏狂，内贪名势”，正在等待接收革命的果实！

我们绝不坐视！

“《苏报》案”的历史意义，纵使国民党的历史家，也不得不做出这样的评论：

《苏报》案虽则是上海一个报社的案子，虽则是死难的仅有邹容一人，影响之大，等于一次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清廷的威严，被这件案子戳破。革命的思想，从此代替了维新、保皇、立宪，而成为主流。过去，很多人以为革命只是国父一个人或极少数附和他的人，一种超时代，甚至是不切实际的“高调”，并且还有些人以为革命只是国父以及“目不识丁”的若干会党或土匪的“作乱”。连吴敬恒本人，都曾经怀疑国父“是否像趴蜡庙里的大王爷爷”。自从《苏报》案发生，一般老百姓，尤其是知识分子，读了邹容、章炳麟的文章，对革命党的了解大为进步。他们心中开始在想像邹容、章炳麟这样的人也主张革命，作了革命党，可见革命是对的了。”(22)

虽然“革命是对的了”，可是革命成功后却愈来愈不对了。章太炎的一番晚景，为这一是非，提供了不少讽示。

据章太炎在狱中写给张篁溪的信（《篁溪藏札》稿本），在邹容死后，禁子牢头对他稍好一点，改叫他去当厨子，“因得恣意啖食。”“余之生，威之死为之也。”明指邹容之死，换来他的一条命。幸亏他留下这一条命，不然的话，吴稚晖的丑事必将永远不为人知了。

章太炎在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6月29日出狱，当天晚上，就乘船去日本，东京有七千人欢迎他。此后他主持革命言论，有功革命，直到中华民国成立。民国成立后，章太炎先被袁世凯软禁，后被国民党排挤。1927年6月16日，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曾呈请中央党部通缉“学阀”，名单中章太炎名列第一。同年11月27日，章太炎写信给李根源，认为国民党既然在民国初年承认了五色旗，如今改用青天白日旗，“即是背叛中华民国”。……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又认为国民党不抗日，曾与马良、熊希龄等通电谴责。他晚年在苏州讲学，1936年6月14日死去。

章太炎晚年对国民党独占革命的卑鄙，至感厌恶，他为被国民党开除党籍的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写序，愤怒于“知当时实事者已少，夸诞之士，乃欲一切笼为已有”，已经明明指出国民党在历史上动手脚。他对国民党当权派，也一律卑视。国民党大员张人杰（静江）的母亲死了，张继跑到苏州，请他的结拜大哥写墓志铭，章太炎把钱撒在地上，大骂说他绝不为国民党要人写文章！（他宁愿为上海流氓头子杜月笙写文章！）这位革命元勋的气魄，由此可见！

另一方面，革命前夜出卖同志的逃兵——在欧洲大谈无政府主义的吴稚晖，却在民国成立以后，逐渐变成所谓革命元勋、所谓党国元老、所谓“中华民国的开创者”（这是另一逃兵于右任《悼念吴稚晖先生》中的鬼话！）、所谓“开国的元老、革命的先知”（这是1964年3月25日国民党《中央日报》社论中的鬼话！）……对比起来，这不是太邪门儿了吗(23)？

这种邪门儿，到了国民党密集安打，整天在台湾耀武扬威以后，就更变本加厉了。国民党在台湾，索性进一步翻作并捏造全部历史了。在国民党的出版品里，继大陆时代就删掉章太炎为孙文《民权初步》写的序开始，展开了一连串的消灭真正革命元勋的活动，最后，索性把开国元勋章太炎给出了局，一部所谓“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学术论著编纂委员会编印的《革命先烈先进传》，已经完全不见了章太炎的传记！而出卖同志的革命逃兵吴稚晖，却荣于华衮，最后还给立了铜像！

当章太炎为革命入狱的时候，他写《狱中答新闻报》（1903年7月6日《苏报》），最后说：“去矣新闻记者！……天命方新，来复不远，请看五十年后，铜像巍巍立于云表者，为我？为尔？坐以待之！”

章太炎这段豪语以后，五十多年过去了，国民党的“天命”已经移居，大时代的“来复”已经湮远，虽然这样，一座铜像居然应验了(24)，但“巍巍立于云表”的，却是一座非我非尔的铜像，而是一座出卖同志的革命逃兵的铜像，这可太讽刺了！

如果人间还有一丁点儿真理与正义，如果人间还有一丁点儿没被国民党摧毁的革命史事与尊严，让我们永矢弗谖、立为标记：——有朝一日，我们要以完全合法的方法，砸掉那铜像！要以完全平反的虔诚，为真正的革命先烈与先进，铸造他们的新铜像——我们绝不坐视公道如此被陵夷、被涂改，我们绝不坐视！

1983年9月8曰晨

注释

①1953年11月11日国民党《中央日报》登《吴稚晖先生事略》说是1866年，是错的。

②吴敬恒：《回忆蒋竹庄先生之回忆》（《东方杂志》第三十三卷第一号1936年1月）。到了1943年，吴稚晖又写了一篇《〈苏报〉案之前后》，原文藏国民党党史会，1945年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选载；1963年《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登全文。此文谎话与《回忆蒋竹庄先生之回忆》有出入，数字上出入尤多。据吴稚晖写给冯自由的信，是因为“适来介石先生欲知《苏报》等案由，弟记忆所经缕叙寄去，今使学生抄出一篇奉上，与大著相印证”云，可见他是为什么又来这么一篇。

③《苏报》（光绪二十九年）2月18日《记中国教育会第二次演说会》；2月21日敖梦姜《演说会不可当一大酒肆》。

④蒋维乔一生从事教育，为商务印书馆编小学教科书、做上海爱国女学校校长、南京政府教育部秘书长、北京政府教育部参事、江西教育厅长、江苏教育厅长、东南大学校长等。著有《杨墨哲学》《中国佛教史》《中国哲学史纲要》《佛教概论》等。

⑤《东方杂志》第三十三卷第一号。蒋维乔这篇掀吴稚晖底牌的文字，王云五为了怕得罪吴稚晖，曾请吴稚晖即期答辩一下，所以吴稚晖的《回忆蒋竹庄先生之回忆》，就同时问世了。据曾虚白《吴稚晖先生是一位标准好记者》（《中央月刊》第二百七十期）透露，这一内幕如下：“王云五先生在四十八年世界社六十周年社庆的演说中，暴露了稚晖先生做文章取之不尽的宝库内容。据说云五先生主持《东方杂志》编政的时候，发现有一篇文章有攻击稚晖先生的地方。为了求证起见，他请稚晖先生也写一篇文章说明自己的立场。稚晖先生虽答应了，云五先生以为来文一定要等十天半个月，不料到了第三天，稚晖先生洋洋洒洒一万多字的长文就送到了。”据王云五在吴稚晖九十九岁诞辰纪念会演辞，说：“竹庄某次为《东方杂志》写来一篇有关中国教育会往年的文章，对于稚晖先生颇有不谅之词。我恐怕与事实不尽相符，因将原文送请稚晖先生一阅，询其有何意见。稚晖先生为人谦虚是大家知道的，但要说的话却不肯放过。他当时答复我固非常客气，且劝我尽管刊登蒋文，但他希望能有机会另写一文，以明真相。如果本期东方杂志来得及，他准备与蒋文同时刊出，万一来不及，则蒋文可先发表，他的文章下一期发表也无妨。我当时认为得候几个月，想不到再过三日，稚晖先生的文章便写成寄到。”吴稚晖这篇文字，在国民党逃到台湾后，曾于1964年3月，由吴则中辑《稚晖先生一篇重要回忆》一册，在世界书局出版。封里有“‘非有此文陈迹不免湮没’引蔡孑民先生语”等十七个字，这显然是国民党移花接木的把戏。因为蔡元培这句话，乃是1935年8月8日给蒋维乔信中的话，原信如下：

竹庄先生大鉴：

奉五日惠函，并大著《中国教育会之回忆》。所记旧事，半为弟所不能忆及者，非有先生此文，中国教育会之陈迹，不免湮没矣。弟所怀疑者三点，志于上方（已改正——作者）请酌之。大稿奉璧，并颂著安。

弟元培敬启8月8日

显然所指之文，乃蒋维乔之文，而非吴稚晖之文。国民党如此瞒天过海，实在可鄙。蔡元培所怀疑之三点，都不及于吴稚晖出卖同志之事，可见蔡元培晚年对吴稚晖的卑鄙，已经有高于早年的了解了。

⑥-⑩《东方杂志》第三十三卷第一号。

(11)杜呈祥：《邹容的思想演变及其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地位》（《中国现代史丛:刊》第一册，正中书局版）。

(12)据杜呈祥《邹容传》（1952年帕米尔书店版），邹容离日原因如下：

原来当时有某省的留学生监督钱某的妾，和曾受钱某所豢养而且是钱某的晚辈的陆军学生监督姚文甫通奸。姚文甫便怂恿着他的姘妇向钱某提出离婚要求，去改嫁他自己。这是一种禽兽行为，引起留日学生的公愤，特别召开一个大会来表示反对。大会议决惩罚姚文甫，邹容便偕同张溥泉、翁浩、王孝缜等五人，在华灯初上的时候，闯人姚文甫的寓所，用手指着他骂道：

“你是受过钱某培植，又是他的晚辈，现在忽然做出这样无耻的事情，我们现在是来要你的命的！”

姚文甫不住讨饶，他打了姚某几十个嘴巴，用剪刀把他的发辫剪掉，拿回来，悬在骏河台留学生会馆的屋梁上，并且写上“禽兽姚文甫之辫”。他临走的时候，还对姚文甫说：

“你赶快回国！别留在这里给留学生丢人。你要不走，我们总会要你的命！”

一般留日的学生听到这个消息，都感觉十分痛快！因为在这个时期，剪掉发辫便是表示反抗清廷。所以国内一般人民把剪掉辫子的留学生称作“革命党”，甚或骂作“假洋鬼子”或“里通外国”之类。他们剪掉姚某的辫子，是对忠于清廷的姚某一个天大的讽刺，也可说是一种侮辱！

姚文甫对于这个侮辱，使出了报复手段。他向清廷驻日本东京的公使蔡钧控诉邹容，由蔡钧照会日本外务部，向同文书院索取邹容。邹容晓得了这个消息，硬不躲避。他的一个朋友认为受辱于外国人太不合算，劝他离开东京。他到了大阪。他这个朋友又在大阪博览会场中碰到他，再劝他离开日本。他才和张溥泉一同离开了日本。

(13)同(11)。

(14)同⑤。

(15)孙文：《致张永福促速印〈革命军〉鼓吹革命函》（1906）。又孙文在《孙文学说》中也指出：“革命军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在《中国革命史》也指出《革命军》“尤为一时传诵”的事。

(16)同⑤。

(17)(18)同②。

(19)同②。吴稚晖在《〈苏报〉案之前后》一文中，又有不同的记述：“9日，余至老捕房探看彼等五人，章太炎、邹容、陈子某、刘保恒、龙积之同一拘室，彼等环立铁栅内，我在栅外，我亦不好意思多开口，彼等颇沮丧，见余自由，必且内忿。然彼等可逃不逃，逃又自首，亦不屑计较我之自由，章反漫然向我点头。巡捕在旁，不许我等多言，即挥我出。”

(20)(21)同②。

(22)黎东方：《细说民国》。

(23)《苏报》案中献身革命的人，在革命成功后，被“同志”给出了局的，也大有人在。《苏报》主人陈范（梦坡）父女就是一例。章士钊写《〈苏报〉案始末记叙》，说报毁之后，梦坡十年亡命，困踬以终，不闻有何怨言。且其倾货扶助革命之精神，始终如一。《国民日日报》受窘，其女撷芬手挈家中仅存之番银二百版，含笑而至。此老父女之厚德可风。惜吾党知之者不多。”蒋维乔《中国教育会之回忆》中说：“《苏报》案中，拿办六人，除章邹人狱外，余四人，或逃或避，唯陈梦坡虽逃而受祸最酷。《苏报》馆产业被没收，儿子失踪，家破人亡。民国二年，梦坡回国，欲运动发回报馆产业而不可得，卒穷死于海上。”这类国民党忘恩负义的事，我们同样不可忘记！

(24)事实上，国民党大捧特捧这出卖同志的革命逃兵，铜像还不止一座呢！据1964年3月27日国民党《中央日报》，我们还可看到这种哀荣：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唐纵，今日专机飞抵金门，代表中央向诞生百年的“党国元老”吴稚晖海葬处致敬，并于下午5时30分飞返台北。

唐秘书长于上午9时抵达金门机场，战地司令官在场迎接，随即驱车至水头吴先生海葬处铜像前瞻仰，并献花圈致敬，军民代表亦曾参加。唐秘书长继参观稚老纪念亭设施，他对金门军民去年元月为稚老所竖的半身铜像，和稚晖亭前驻军最近修筑的马路圆环栏杆等，使环境优美壮观，认为十足表现金门军民对这位“党国元老”的崇敬。

谁忠谁奸

——兼评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的一些错误

中国正史中，从宋朝欧阳修主编的《新唐书》开始，有所谓“奸臣”传，后来的正史，像《宋史》《辽史》《元史》《明史》，纷纷援例，于是忠奸之分，在历史上和观念上，也就愈发显明。正史以外，中国的小说戏剧，对忠奸的判决影响极大。尤其在戏剧里，为了帮助观众有“忠奸立判”的效果，“红脸”和“粉白脸”，也就应运而生。忠肝义胆的自然是勾红脸，如关公；权奸误国的自然是勾粉白脸，如曹操，这种“二分法”的利落，实在给了观众不少方便，于施展爱憎之间，少掉了不少麻烦。

不过，在一个人阅历较多一点以后，他有时难免会发现，人间许多对立的问题（如是非、正邪、善恶、好坏等等），并不都是很草率就能断定的。同时对立的情况，往往并不如想象中那样明显，对立的双方可能有混同的成分、相似的成分，甚至还有完全相反的尴尬场面发生，就以上面举的正史为例，一个阅历较多的人，翻开了《宋史》一读，就不难发现，“奸臣”传中被戴上奸臣帽子的，有的根本不算奸臣（像赵嗣）！而该戴奸臣帽子的（像史弥远），却又逍遥于“奸臣”传之外！这种错误，岂不教人很苦恼吗？这种苦恼，在正史以外，同样可从小说中找到例子，看过克莱因（AlexanderKlein）名作《伪叛国者》（TheCounterfeitTraitor）的人，我想都会油然而生“忠未易明，奸未易察”的感觉。这些例子，都说明一项事实，就是阅历可以使我们练习对忠奸等真相，慢慢采取审慎一点的检证。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因为怕麻烦就擅用“二分法”来定人功罪，我们也不能随便采用“这是好人”“那是坏人”的小学生式思想方法。

在忠奸问题底下，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人盗得大名，也不知有多少人横被恶名了。如法国的“德赖弗斯事件”（TheDreyfusAffair），德赖弗斯于1894年被诬卖国，被判无期徒刑，幸赖文豪左拉等写《我控诉》（J'accuse）等文为他洗刷，于1906年才得免罪，然而直到1930年“斯威兹可本文件”（Schwartzkoppen'spapers）公布，德赖弗斯的清白才完全澄清，可是时间已在沉冤三十六年之后；又如中国宋朝的“岳飞事件”，男主角却没有这位法国将军的好运气，岳飞生前不但冤死狱中，死后拖了七十年，才算“还我清白”完毕。岳飞的孙子岳珂在《吁天辩诬通叙》里，曾有一段话说：

独以先臣受暧昧不根之谤，于今几七十载，虽忠义之心昭昭乎天下，而山林之史疑以传疑。或者犹有以议先臣之未尽，臣窃痛焉！

岳珂本人虽然并非善类，但他在为他祖父辩诬一点上，却做得很卖力，同时他也没装作一个假左拉，学《我控诉》姿态，为洗刷岳家人物而攀诬别人。岳珂另一段话说得很动人：

臣闻天下之不可泯没者，唯其理之正也！藏于人心，散于事情，虽或晦而未彰、抑而未扬，然是理之在人心，自有隐然而不可诬者。是故伸屈有时而不同，荣辱既久而自判。昔日之辱，未必不为今日之荣；今日之屈，未必不基后日之伸也。

岳珂这段话里暗示了一件事实：伸屈荣辱等事，有昔日今日后日的变化，这些变化，往往使“晦而未彰”的真相、“抑而未扬”的冤屈，有所澄清。所以，论断伸屈荣辱等事，似乎应该加上一项新条件，就是“时间的因素”。

“时间的因素”，从某些方面来说，有不少运气和残忍的成分，前面举出的德赖弗斯，如果他本人活不到七十六岁的高龄，他就无法在死前五年获得完全昭雪的机会；更鲜明的例子是日本“吉田石松事件”，吉田石松从1913年起，就坐冤狱，一坐坐了七千八百八十天，出狱时候已五十七岁，那时候已是1935年，正好是德赖弗斯死的那一年。吉田石松出狱后一直要求平反，直拖到1964年，政府才正式宣布他是无辜的，当时他双手上举，两眼全是泪水，他已经八十四岁了！他含冤难复，前后长达五十一年，最后他终于“贏”了，在他有生之年“赢”了，这是何等运气！又是何等残忍！ 所以，也许可以这么说：有冤屈的人，必须有赖于“时间的因素”来辩冤白谤，没有当时反击能力的人，他必须设法长寿，练得比他的“敌人”活得更长久。这些话，说来好像笑谈，但笑谈之中，往往有着不少白发和眼泪。

“卖国贼”说话了

上面这些题外话，姑且可说是一篇“引子”。目的在引出一个“粉白脸”型的人物登场。这个人物有着足够的白发和眼泪，在他开始说话以前，他已背了四十一年“卖国贼”的名声。四十一年的沉默，使他在九十岁的生日前，完成了《一生之回忆》，告诉人们：他为所谓“卖国”一事，“清夜扪心，俯仰无愧”！这个举动，无疑的，是现代史中的大奇事！因为在现代史中，似乎没有第二个“卖国贼”，能够得享天年，以“古董山人话晚明”的姿态，从容写它三十四万字的自白书。更奇怪的，这个“卖国贼”居然向现代史抗议、向教科书抗议、向数不尽的“爱国者”抗议，虽然他的生命已近尾声、他的音调已成绝响，但他在音容俱渺的前夜，却向历史撒下了翻案式的种子，是直书？是曲笔？是申冤？还是卸责？关心时代悲剧的人，都不该忽视这部“九十老人”自白书。

“九十老人”生于清朝光绪二年（1876）（应为1877，编者），在中国，这一年生了吴樾、居正、林长民、谭延闾，和同被骂为“卖国贼”的章宗祥。同在这一年，生了司徒雷登和杰克伦敦，也生了艾德诺。这些人中，最长寿的是艾德诺，他死在1967年，其次就是本文所说的“九十老人”，他于1966年8月4日死在美国密歇根州米特兰城医院，活了九十岁。

“九十老人”的大名是“曹汝霖”，这是20世纪初叶中国最响当当的名字之一。曹汝霖在清朝光绪三十四年（1908）就做“员外郎署外右参”。第二年（宣统元年，1909)“署外左参；旋授署外左丞”。第三年（宣统二年，1910）“授外左丞，署外左，旋授外右”。所做的相当于外交部次长级的职位。民国以后,他从外交次长干到交通总长，还同时兼任财政总长，一直有着极显赫的地位，直到民国八年（1919）五四运动后，背着“卖国贼”的恶名下台为止，在宦海前后高潮共有十多年。五四运动后，曹汝霖的声势走人下坡，所做的，是交通银行总经理、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六河沟煤矿公司总经理、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安国军财政讨论会长、关税自主委员会委员、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以及一些象征性的“伪职”之类，声势当然已大不如五四以前，所以五四运动，对曹汝霖而言，可说是他一生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这个关键，是一个“卖国贼”还是一个“爱国者”的真相问题，五四运动带来了曹汝霖是“卖国贼”的肯定，但这项肯定，在十四年后，首先被一位中国近代史专家所否决，这位专家竟公然说“袁世凯曹汝霖陆宗舆诸人都是爱国者”（见1933年9月18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二九八期《民国初年之中日关系》）！这位专家，不是别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蒋廷黻！

在蒋廷黻公然为曹汝霖辩冤白谤后近三十年，这个在“卖国贼”与“爱国者”之间摇摆的人物自己说话了，他在《一生之回忆》的《前言》里，曾首先做了这些交代：

余自知为平凡人，富于保守性，乐为宽大，横逆之来，能受则隐忍受之，不欲与人争论。自服官外部，职务所系，与日本接触特多。终清之世，中日交涉皆以和平解决，由是反对者疑我迁就日人，以仇视日人者转而嫉忌于我，加我以亲日之名。及入民国，日本态度趋于强硬，乘欧战方酣，逞其野心，出兵占领青岛，犹以为未足。又提二十一条。余与陆子兴（征祥）外长，权衡利害，折冲尊俎，虽未全部承认，终屈于日本之最后通牒。国人既怀恨日本，遂益迁怒于亲日之人。甚至张冠李戴，谓二十一条由我签字；其后巴黎和会失败，亦归咎于我；于是群起而攻，掀起五四风潮，指我为卖国贼，大有不共戴天之概。然而事实经过，何尝如此？清夜扪心，俯仰无愧，徒以三人成虎，世不加察，以致恶性宣传，俨如铁案，甚矣积非成是之可惧也。

余今已臻耄耋之年，饱谙世味，毁誉皆忘。回忆抗战期中，国人捐生赴义，前仆后继；则余招尤受谤，仅为政治之牺牲，其事渺小，又何足论。丁兹劫运，猿鹤虫沙，余犹能乘桴海外，寄迹殊方，受爱女快婿之供奉，于明窗洁几间，从容秉笔，追往怀旧，是彼苍于我，加惠独厚，虽满腔块垒，亦将涣然冰释矣。

以是斯编之作，只为事实之提供，聊留雪泥鸿爪。至于评议政事、臧否人物，走笔所至，纯出主观，自不足为定论，幸一笑置之。

这部《一生之回忆》，最初以《我之一生》的标题，连载在香港《天文台》，自1960年9月6日起，到1963年5月16日止；后来又加补充，重刊于香港《春秋》杂志；最后单行本于1966年1月问世，由春秋杂志社出版。

“卖国贼”说错话了

曹汝霖开始写这部回忆录的时候，已经八十四岁，写作地点是在美国的“爱女快婿”家，记忆年龄和参考环境等因素，实在都不算理想，他本人也知道这种不理想的情形，所以在《前言》中，就首先声明：

诚知明日黄花，早成陈迹，记忆欠周，挂漏难免，然以亲历之事，印象究深，静思冥索，脑际尚能反映，即有出入，亦因老迈记忆力衰之故也。

同时在《跋语》中，他又写道：

余所记者，都是家常琐屑，卑不足道，无关宏旨。唯关于及身之事，必求真实，不自隐瞒。偶涉时事，即身历其境者，亦凭记忆，语焉不详。若非亲历之事，或承友告、或据传闻，信笔拈来，难免错误，资盼阅者直接赐告，指摘更正。自知谫陋，又不能文，写此怀旧之作，不过为家人茶余饭后谈助之资，不足为外人道也。（第475页）

这两段文字，都表示了“挂漏难免”和“难免错误”的可能，我们读者自然也未可深责。不过我个人的印象是，以这么一部经过两次连载一次单行的巨著，前后六年，所做到的补充和更正的工作，应该圆满一点才是。可惜的是，作者也好、出版人也罢，乃至学者名家也行，对这部重要史料所做的订正工作，似乎都相当有限。为了对我这种苛评多点理由，我试随手举一些错落的例子，以为印证：

例一：错写杨深秀殉难事。《一生之回忆》第12页：

康梁二氏，以英日公使之庇护，得获出京逃避，而免于难。而光绪帝从此幽禁瀛台，六君子同时被戮。六君子者，除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京堂外，尚有康广仁系南海之弟，在南海馆被捕就刑，杨深秀因抗疏反对垂帘听政而被戮，与变法之案无关也。

按杨深秀之死，与“变法之案”的关系极多，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等书可以査证。曹汝霖说只“因抗疏反对垂帘听政而被戮”，把杨深秀的死因说得太窄了。

例二：错写徐谦身世。《一生之回忆》第37页，曹汝霖记他的学生徐谦：

后闻徐谦左倾，入民国后，结识加纳罕，夤缘为俄文专修馆校长，宣传共产主义，鼓动学生反对政府，后又任职武汉容共政府，不知所终。

这里说徐谦“不知所终”，反证曹汝霖对民国十六年后的历史实在陌生。按徐谦在十六年后，曾在上海小隐，再转香港九龙休息，到了二十二年，去福州参加“闽变”，失败又回九龙。二十六年抗战开始，徐谦到南京、武汉、重庆，二十八年又回香港，二十九年死在香港。

例三：错写汪精卫案地点。《一生之回忆》第41页：

仲和为内城厅丞时，适逢汪兆铭行刺摄政王未遂之案。汪在地安门什刹海银锭桥下埋设炸弹，是处为摄政王每朝必经之路，正在工作之时，被巡警发现逃走。后侦知汪未婚妻陈璧君与黄复生，在外城琉璃厂开设一照相馆，汪亦同住，遂被捕。捕后由章仲和亲自鞠讯。……

文中仲和就是章宗祥，就是五四运动同被称为“卖国贼”的。按黄复生的口供，明说“最后始择定什刹海旁之一小桥名甘水桥”，又说“远望甘水桥上鹄立持枪警察三”等话，则曹汝霖所写“银锭桥”当属错误。关于这段历史，最有趣的是许世英的回忆，许世英硬说当时汪案是他审的，《许世英回忆录》第46页中，有这样的话：

我提审汪精卫，先把这段经过告诉了他，然后对他说：“我知道你们都是有抱负的，你可以把你们的抱负写下来，我替你奏呈太后去。”汪精卫在他的看守室里，写下了他的长达一万余字的供词，当时还没有“自白书”这个名称，而他的供词，实可称为自白书的嚆矢，这份文笔优美、有内容有感情的供词，后来易培基担任故宫博物院长时，曾收辑在《故宫周刊》上。我当时读了他的供词，亦深为感动，于是呈由堂官转奏。奉批：“让他革他的命，咱们仍做咱们的皇帝！”我于是把汪精卫开释了。

这是完全不对的。第一、汪案发生在庚戌年（宣统二年，1910）四月，可是这年三月许世英就被派为第八届世界改良监狱大会的副代表（正代表是曹汝霖的学生徐谦）出国了，直到第二年春天才回来，当然不可能身在国外竟审到汪案。第二、汪案当事人黄复生，在口供中明说审他的是“厅丞章宗祥”，怎么会轮到许世英？第三、许世英说“我于是把汪精卫开释了”等话，也全非事实，汪精卫当时被判“永远监禁”，革命成功后才被放出来，绝非许世英说得那么简单！按《许世英回忆录》是他八十四岁时的回忆，由汪案一事，可证他比起另一个八十四岁搞回忆的曹汝霖来，神志要差得多了！

例四：错写日本法学家。《一生之回忆》第58页：

至修改法律，早已成立法律馆，派沈家本、伍廷芳为正副总裁。沈为大清律例专家，为刑部当家侍郎。刑部必有一当家侍郎，上奏定罪，非当家侍郎核准不能上，但限于命案，此是慎重人命之意也。

又聘日本民法大家岩谷博士、刑法大家冈田博士为顾问（两博士兼教授进士馆）。刑法及刑事诉讼法草案，均已告成。

按据沈家本《〈法学通论讲义〉序》（《寄簃文存》卷六），曾有这样的记述：

余恭膺简命，偕新会伍秩庸（按即伍廷芳）侍郎修订法律并参用欧、美科条，开馆编纂，伍侍郎曰：“法律成而无讲求法律之人，施行必多阻阂，非专设学堂，培养人才不可。”余与馆中同人佥韪其议，于是奏请拨款设立法律学堂，奉旨俞允，择地庀材，剋日兴筑，而教习无其人，则讲学仍托空言也，乃赴东瀛访求知名之士，群推冈田博士朝太郎为巨擘，重聘来华，松冈科长义正司裁判者十五年，经验家也，亦应聘而至，于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开学，学员凡数百人。……

又据董康《中国历届修订法律之大略》（《法学新报》第四十四卷第二号），也有“嗣扩充兼办一法律学堂，延聘日本法学博士冈田、志田、松冈诸博士从事编纂，六法草案皆出诸博士手”等话，按冈田即冈田朝太郎、志田即志田钾太郎、松冈即松冈义正，都是清朝末年所聘日本法学家。曹汝霖说“聘日本民法大家岩谷博士”不对。

例五：错写新刑律奸非罪。《一生之回忆》第58—59页：

新刑法巳废止体刑及非法拷问，死刑改斩为绞，凌迟已废，流刑改为徒刑服役，不遣戍。商法已由商部订定颁行。讲到刑法有一插曲：当资政院成立后，依照立法程度，刑法法案，提交资政院审查，经过三读，才算成立。唯对于奸非罪一章，新旧两派主张不同，新派主张强奸有罪，和奸无罪。旧派主张，和奸亦有罪，唯轻重不同；双方展开辩论甚烈。总之新派以人格立论，旧派以风化立论，辩论好久，终不能决。后以投票表决，主张新者，仅多二票，通过原案，可见其时一般人的心理。

按这里曹汝霖又犯了大错，他说“通过原案”，其实原案根本没通过。据江庸《五十年来中国之法制》（申报馆《最近之五十年》）：

冈田氏实担任刑事法，刑法于光绪三十四年告成。宣统元年，先由宪政编查馆咨交各省签注，维时张之洞以军机大臣兼长学部，因刑律草案无“奸通无夫妇女治罪”条文，以为蔑弃礼教，各省疆吏亦希旨排击，奏交法部会同修订法律大臣修改。奉旨后法部迄未过问，馆员将草稿重加修改，属稿后送部，尚书廷杰本墨守旧律者，乃附加五条于后，会衔具奏，请作为暂时章程颁布，实隐寓破坏之意。……

又据董康《中国历届修订法律之大略》，还有更精彩的细节：

新旧之事，关于此点较前尤剧，所谓甚嚣尘上也。反对之领袖为劳乃宣，被选为资政院议员，康因兼职宪政编查馆科员，政府遣派出席，被咨询，无夫奸之应否科罪，在个人意见，无所可否，唯负修订责任，不能不有所主张。资政院本借法律学堂作议场与法律馆比邻，以政府员资格，时邀至法律股辩论，几于舌敝唇焦，幸汪荣宝任本股股长，且为编查、法律二馆同僚，勉强提出大会，届时逐条讨议，巳逾办公时，至奸非罪章，先由政府员汪有龄（本馆总幕）剀切陈述本章之应趋向大同之宗旨，最后投票表决，以赞成者投蓝票，反对者投白票，议员多为文襄（按即张之洞）所招致，因之旧派说而操纵，结果白票居多数，政府员复有声明，议场哄散，秩序大乱！……

直到最后，还是守旧势力得胜，沈家本甚至下了台。曹汝霖关于这一大辩论案，结论完全弄错了。

例六：错写五大臣出洋事。《一生之回忆》第66页：

自下立宪上谕后不久，派徐世昌（时已内调）、伍廷芳、载泽、端方、戴鸿慈等五大臣，赴各国考察宪政。在北京出发时，在车站遇徐锡麟掷炸弹之事，五大臣都未受伤。徐锡麟本人因身怀炸弹，扮作随伺之人，于戒备森严之中，硬挤上车，警察见他形迹可疑，向前盘问，徐于心意忙乱之中，撞在火车门上，怀中炸弹，被压力爆炸，以致腹破身亡，面目糊涂，辨不出是何人。后经警厅调查各处会馆旅馆，在安徽会馆住有徐锡麟，仅来三日，是日清早出门，从未回来，检查信件，才确定徐锡麟为车站行刺五大臣之人。后只由端戴两氏出国考察。

按五大臣出洋，伍廷芳只是送行的，并不是五大臣之一，曹汝霖漏写了绍英，并以伍廷芳代绍英，所以闹了笑话。当时刺五大臣的是与曹汝霖同年生的吴樾，并非徐锡麟。至于曹汝霖说“五大臣都未受伤”，也不对，当时载泽、绍英都受了伤，伍廷芳耳朵也受了伤。曹汝霖说刺客失败乃因警察盘问，也不对，其实是火车接合时震动，引起撞针式炸弹爆炸。曹汝霖又说査出刺客姓名是在“安徽会馆”“检查信件”所得，也不对，其实是由于在“桐城会馆”捕到吴樾同党汪圻的招供。曹汝霖最后说“后只由端戴两氏出国考察”，也不对，其实是以尚其亨、李盛铎代替徐世昌、绍英。曹汝霖误记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端方、戴鸿慈二人同时出国（1905年12月2曰），而另外三人晚了九天（12月11日）才走的缘故。曹汝霖这段记述，在原书上共排六行，竟每行都有错！

例七：错写迎袁专使。《一生之回忆》第97-98页：

中山以成约在先，遂辞临时大总统，由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唯将原来约法总统制改为内阁制，并须袁到南京宣誓就职，此即为袁孙不和之伏线。袁以北方尚未安靖，人心未定，宗社党时有反动之谣，暂须坐镇，不能南下为辞。南方坚持不允，且派部长五人北上迎驾。

据民国元年2月23日《临时政府公报》第二十号附录，迎袁世凯南下人物为教育总长蔡元培为欢迎专使、外交次长魏宸组、海军顾问刘冠雄、参谋次长钮永建、法制局局长宋教仁、陆军部军需局长曾昭文、步兵第三十一团团长黄惜元、湖北外交司长王正廷、前议和参赞汪兆铭等人，另外还有唐绍仪。曹汝霖所说“部长五人”云云完全不对。

例八：错写内阁名单。民国六年段祺瑞马厂誓师平定张勋复辟以后，曾组新阁，是为民国以来第十一任内阁。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67页中说：

此次组阁名单已在天津拟定，外交汪大燮，财政梁启超，陆军王士珍，海军刘冠雄，教育张一磨，农商张国淦，司法林长民，余长交通，内政何人忘了。

像这两行内容所有的错误，其实都是很不该的。例如教育总长并不是张一磨而是范源廉。张一磨是民国第五、六任内阁（徐世昌、陆徵祥）时代的教育总长，这是两三年前的官，竟被曹汝霖安到这时的内阁里来了；曹汝霖又忘了内务（政）总长是谁，其实是汤化龙，职位本是范源廉“让”出来的（见吴廷燮《合肥执政年谱》，六年7月17日条下）。

例九：错写李思浩事。《一生之回忆》第223页记直皖战争后，徐世昌

仍以靳云鹏为国务总理。吴佩孚电令警察总监吴镜潭，严缉祸首，计有徐树铮、段芝贵、曾毓隽、朱深、梁鸿志、姚震、姚国桢、李思浩、王郅隆、丁士源等十人。镜潭本与段系接近，且与又铮私交甚笃，以未奉政府命令为辞，延迟两日，使十人均由日本使馆建川武官以庇护政治犯为名，都进入日本兵营了。

按当时入日本兵营的，只有九人，因为李思浩单独逃到华俄道胜银行。曹汝霖记错了。

例十：错写胡政之死年。《一生之回忆》第234页记胡政之，说：

政之在抗战末期，卧病不起，殊为惋惜。

按胡霖（政之）是抗战胜利后（三十八年）得肝癌死的。曹汝霖记错。

例十一：错写李大钊死情。《一生之回忆》第270页写张作霖为大元帅时代：

其时共党在北京到处煽惑学生，因慑于奉军之威，学生亦不敢公然游行示威，表面虽似敛迹，然渗透运动未尝稍戢。其机关设在俄国使馆内的兵营，都由使馆大门出入。兵营大门，久已封闭，无人出入，只有党员秘密出入。其时南方正在容共之时，故时有国民党人在内。杨宇霆为参谋长，侦之确实，遂令军警密为布置。某日于拂晓前，破门而入，不但共党不曾预为戒备，连前面的使馆人员亦毫未知觉。捕获为首的李大钊，国共党员一同逮捕。且搜出秘密文件甚多，择要送交国联。同时搜查东三省及天津俄国总领事馆，亦搜得共党文件。李大钊及国共党员交军法处审讯。李大钊判处死刑，执行枪毙。余党量其轻重，分别判罪释放，人皆称快。此事于事后由杨邻葛告余，余初不知也。

按李大钊之死，死于绞刑，并非枪毙。这种错误往往别人也发生。例如蒋梦麟在《谈中国新文艺运动》（《新潮》第122页）里，就犯了同样的错误。

例十二：错写王国维死事。《一生之回忆》第333—334页：

我住颐和园时，有一事可记者。有王国维先生，是一研究金石考古学者，曾执教于燕京大学。逊帝在天津时，曾进讲学，自命为遗老。闻满洲国成立，逊帝称执政，知大清不再复，逊帝受日本挟制，忿而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清室亡后，未闻有殉节者，王国维仅以进讲关系，而竟为尽节清朝，真是凤毛麟角。王君与罗叔蕴（按即罗振玉）为考古好友，叔蕴闻之，能有感于心乎？

曹汝霖在这里又犯了大错。王国维是民国十六年6月2日自杀的。满洲国是民国二十一年3月9日成立的，前后相差五年，王国维怎么能“闻满洲国成立”？

以上随手抽样举例，可使我们对《一生之回忆》这部书的取材和写法，先有一些不同角度的印象。曹汝霖在书中说错的，当然不止上面这些，书中笔误、失实、传闻以及倒果为因、次序混乱的地方，还有很多，实在没有一一细举和一一订正的必要。例如他写美军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一事（第380页），可以说行行都错，错得教你简直没法挑、没法改。我们遇到这些赘文，只好放它过去。很显然的，我们研究这本书的目的，乃在于从这本难得的第一手史料里，觅取近代史实的一些真相，我们要细心推敲这个“九十老人”所提供给我们的许多“孤证”和“旁证”，然后去求得定案。《一生之回忆》这部书，牵扯的范围太广了，内容又对错杂糅、轻重不分，我们必须很技巧的读它、很用方法的研究它，才能有用。

《全盘西化的理由》前记

中国人明明在全盘西化，但是有的不自觉，有的言行不一，陈序经却不如此，他早在1934年，就写了《中国文化的出路》，坦白主张全盘西化，读来令人痛快之至。

《中国文化的出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除“绪言”外，共分七章，即“文化的根本观念”（第一、二章）、“折中办法的派别”（第三章）、“复古办法的观察”（第四章）、“全盘西化的理由”（第五章）、“近代文化的主力”（第六章）、“南北文化的”（第七章）。

这本书的最大长处，乃在厘清对中国文化前途的看法，而正面的提出全盘西化的理由。陈序经认为：“寻出一种办法以为中国文化前途计的人，大约不出下面三个派别：（一）主张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二）主张复返中国固有文化的。（三）主张折中办法的。”在这三派中，陈序经很不留情的批评后两派，他认为：

折中的办法既是办不到，复古的途径也走不通。他们最大的缺点是：前者昧于文化的一致与和谐的真义，而后者昧于文化发展变换的道理。前者以为文化的全部，好像一间旧屋子，我们可以毁拆它，看看哪几块石或是木料可以留用；他们忘记了文化的各方面分析，不外是我们自己的假定，而文化本身，并没有这回事。后者以为环境时代是不变的，所以圣人立法，可以施诸万世而用于四海；他们却忘记了圣人之所以为圣人，都不过是这种时代和环境的出产品！

陈序经除了《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外，尚有有关文化的论著多种，如《文化学概观》（四册），《西洋文化观》（二册），《美国文化观》（一册〕，《东方文化观》（一册），《中国文化观》（一册），《中国西化观》（二册〉，《东亚文化观》（六册），《南北文化观》（三册）。

我在这本书出版后五十五年，重新介绍其中的第五章“全盘西化的理由”给新一代的中国人，该有绝大讽世的意味。

陈序经是广东省文昌县人，1903年生。上海复旦大学出身，转到美国、德国留学。归国后任广州岭南大学教授、天津南开大学教授。

至于陈序经在文中引薛福成记胡林翼见洋船而吐血的事，可查薛福成《庸盦笔记》卷一“荩臣优国”条；另外容纯甫（闳）《西学东渐记》一书，亦有中译本，台湾有文星、广文影印本。

1989年1月16日

附录

全盘西化的理由（陈序经)

我们在第三章里，已说明折中派的缺点，在第四章里又指出复古派的缺点；折中派和复古派既不能导我们以可通的途径，我们的唯一办法是全盘接受西化。全盘西化的理由很多，我们这里只能举其大概吧。我们先从全盘西化的态度的趋向方面说起。

大约在鸦片战争以前，恐怕没有人想到西化的必要，李之藻、杨廷筠、徐光启一班名士，对于利玛窦的天算，固愿意效法，然与其想说导中国于西化，不如说是专为学问上的好奇心，所以差不多整个中国还是醉生梦死于复古排外。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屡受外人之压迫，中国人逐渐知道排外是势所不能，因为西方文化的东渐，决非顽固不准外人来中国所能阻止。这种的觉悟我们于薛福成记胡林翼一段故事中可以见之。

有合肥人刘姓，尝在胡文忠公为戈什哈；尝言楚军之围安庆也，文忠曾亲往视师，策马登龙山，瞻眄形势，喜曰：此处俯视安庆如在釜底，贼虽强不足平也。既复趋至江滨，忽见二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文忠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堕马。文忠前巳得疾，自是益笃，不数月薨。盖粵贼之必灭，文忠巳有成算；及见洋人之势方炽，则膏肓之症，着手为难，虽欲不忧，而不可得矣。阎丹初尚书向在文忠论及洋务，文忠辄摇手闭目，神色不怡者久之，曰：此非吾辈所能知也。

胡林翼死后，当时大臣名士最负盛誉的要算曾国藩。国藩不但觉悟到西洋文化势力大，而且觉到中国非效法西洋不可。然他所谓西化，不外是西洋的机器。容纯甫先生在其《西学东渐记》（原本英文本，乃容先生自传中译此名）有一段话，足以证明曾氏欲采用之西洋文化，录之于后：

数日后，总督果遣人召余。此次谈论中，总督询余曰：若以为今曰欲为中国谋最有益最重要之事业，当从何处着？总督此问，范围至广，颇耐吾人寻味，设余非于数夕前与友谈论知有建立机器厂之议者，余此时必以教育计划为答，而命之为最有益最重要之事矣。今既明知总督有建立机器厂之意……于是余乃将教育计划暂束之高阁，而以机器厂为前提。

曾文正除了设立机器厂，还设立兵工学校。而对于留学生的遣派，均所赞成。他的儿子纪泽，也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然留学生之遣派，及兵工学校的设立，均不外为釆用机器文化的预备。国藩死后，继国藩而在当时负重望的要算李鸿章，李氏对于各种洋务提倡较多，自他所谓洋务也不外是求所以强兵之术。他在答郭嵩焘书里说：“……鄙人职在主兵，亦不得不考求兵法……兵乃立国之要端。”然欲强兵，则兵器不能不讲求，所以留学生之派送，亦不外求此。

比较李鸿章的见解稍进一步者是郭嵩焘。郭氏出使伦敦，见闻较广。他在寄李鸿章书里说：“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中堂方主兵，故专意考求兵法。愚见所及，各省营制万无可整顿之理，募勇又非能常也。……嵩焘欲令李丹崖携带出洋之官学生，改习相度煤铁炼冶诸法，及兴修铁路与电学，以求实用。”嵩焘的见解虽高于鸿章，然也注重于机器的西化。

到了张之洞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所包含的西学范围，比李郭等所主张似为较广。然张氏仍以中学为本、西学为末。张氏的《劝学篇》出版以后，当时人士多以为至言。然对于张氏做严刻之批评的，要算三水胡礼垣先生。胡氏著《新政真诠》内有《劝学篇书后》专为批评张氏的书面而作。

他说：

自同心至去毒，所谓内篇者，细思其自治之法，竟无一是处。由此以观其外。则外篇虽有趋时之言，与秦西之法貌极相似者，苟倣而行，亦如无源之水，可立而待其涸；无根之木，可坐而见其枯。（《新政真诠》五编卷十七第19页）

他又说：

综观劝学外篇各论，其合于西法者不无一二，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以内篇诸说，蔽塞其中故也。是故由其内篇诸说而观，则中国振兴之机无由而冀。虽然论必有其说源，必由其本，其所以颠倒错乱，或不自知其非者，则以民权之理，绝未明也。

观了上面二段话，我们知道翼南已不像南皮之以中学为本、西学为末，而做再进一步的接受西化。他尝说道：“中国之学西法，错在不学其心，而但学其法。”这种一刀断根的见解，则半世以后能言之的还是寥寥无几！但是胡氏之重心，却在于政治上的民权的介绍，而他所说的民权又不外是君主立宪（按胡氏以总统制为民主制，而以民权为君主立宪）。

胡氏的《劝学篇书后》著于光绪晚年。从光绪晚年到清廷倾覆，国人的言论的焦点，全注于君主立宪及民主立宪。主张革命者属于后，反对革命者属于前。后者固以清廷若能翻倒，则一切问题可立解决；前者也以为君主立宪，若能实行，中国也能兴盛；但是事实上，清廷晚年，既宣布立宪，以遂前者之欲望，而革命成功，也实现后者之理想；然中国终不能反弱为强者，由于国人不明白政治不外文化各方面之一方面，而且所谓民权论者（指广义而言），因为欲迁就中国人之守旧顽固心理而求速效，于是穿凿附会，以民权之说，本我国数千年前的固有制度。胡翼南之以君主立宪比之夏禹、民主立宪比之尧舜，因此而赞赏尧舜之孔孟也把做提倡民权之哲人。结果是复古派有所借口，而洪宪复辟层出不穷，而一般所谓苦心冥索，以求中国的政治的西化，也不可得，而所谓从政治上的改革，推及于他方面的计划，也成画饼。

对于这点的错误，加以根本上纠正的要算民国四年后的《新青年》的著作者。他们对于孔家思想，极力反对。试看《孔子平议》《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吾人最后之觉悟》等篇，便能知道。他们以为民主主义，是和孔家思想不能并立的。陈仲甫先生说：

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

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第10页《本志罪案之答辩书》）

德先生就是民主主义，赛先生就是科学。我们看了这段话，便能了然他们不但只要积极的提倡民主主义，还要提倡科学；同时又要消极的去打倒孔家店。这样的态度连提倡孔子化的梁漱溟先生，也禁不止的赞道：

从前人虽然想采用西方化，而对于自己根本的文化，没有下彻底的攻击。陈先生他们几位的见解，实在见得很到，我们可以说是对的。

陈先生所反对的中国文化，是包括旧伦理、旧政治、旧艺术、旧宗教、旧文学。质言之：差不多是包括中国文化的全部分。陈先生所欲推倒的旧文化的范围固很广，然在西洋文化的釆用上，却特别注重于德先生和赛先生。要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固然不能不反对差不多包含全部的中国旧文化；然所谓西洋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是不是也包括了西洋全部的文化呢？

在我们上面所引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一文，陈先生说：

大家平心细思，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要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办法。

若是照这段话的语气意想来看，陈先生所要的西化不外是民主主义和科学；除此以外，别无所要，则陈先生所要的西化，恐怕非全部的西化。自然的，陈先生也许以为这两位先生是西洋文化的最重要最根本的，但是积极的主张接受全盘西化的功夫，陈先生还做不到。陈先生的在中国思想上能别开一个纪元，却在他根本的否认中国一切的孔教化，并非主张全盘西化。{陈先生在《再论孔教问题》一文里（《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以为既以科学为正轨，一切宗教皆在废弃之列。照这样看起来陈先生也许反对西洋的宗教。但在《基督教与中国人》一文（《新青年》第七卷第三号）却表赞同的意见。}

陈先生后来的思想的变化，我们可以不必把来讨论。但在同《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发表那年，我们找得像下面一段宣言：

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

这种思想本来是欧战方完了一种流行思想。欧洲人因为感觉到战争的惨状，而生出一种的反响。然这种反响，我已说过，是一种心理的变态。欧洲人现在早已忘记了！无奈我们中国人也会上了欧洲人的当。我并非是主张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而出此言，我不外是就事言事。原来所谓近代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都是和赛先生有了密切的关系。他们不外是西洋文化的各方面之二方面吧。要是赛先生为欧西近代一切文化的主脑，那么军先生和金先生是它所制造出来的，至少是它所赞助的。陈先生在他的《吾人最后的觉悟》一文里，岂不是要抛弃我们数千年来的委靡不振的旧国家，而建设一个新国家吗？这种新国家是不是要和世界各国处于同等的地位呢？要是的，那么我们照旧的委靡不振，可以不可以生存呢？就使我们而觉到军国主义金力主义是不好的东西，然因为了世界各国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的猖獗，我们愈要有军国和金力主义去防备它、去抵抗它。设使我们以为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产生出不少罪恶来，所以要反对，那么赛先生和德先生也造出不少的罪恶来，那么吾们也不要德赛两先生了。结果我们只好再提倡提倡孔子之道吧。其实要是我们觉得中国的文化是不适时需，西洋文化是合用了；孔子之道是不好了，赛先生是好了，那么要享受赛先生的利益，应当要接受赛先生发脾气时所给我们的亏。比方：要是我们觉得单轮手车是太不合用、无人道，而要坐火车，那么吾们应当预备火车也许跑得太速，而出轨，以致生命有危险。要是吾们绝对要火车公司去担保的确没有半点危险，而像坐单轮车一样的两脚时时可以到地，火车公司一定劝我们道；你只好坐单轮车吧，不要来乘火车。

欧战后所给中国人一种反响，实在是厉害得很。所谓精神救国，所谓西洋文化的崩坏，所谓东方文化的复兴，形形色色，举不胜举，而比较头脑清楚的文士名流，也只会说什么东方的精神文化和西方的物质文化相调和。这种论调显然是开倒车，显然是比不上民国七八年间的新青年。

对于这种开倒车而施以攻击的，也有其人；而尤以胡适之先生及林语堂先生们为透切。我们为篇幅起见，专把胡先生的意见来讨论。胡先生的重要著作要算他的《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这篇文章的影响如何，我们未得而知。但是广告方面的力量很大。后来他在《胡适文选》里介绍《我自已的思想》一文，更做简短而很有力量的表示。他说：

我很不客气的指摘我们的东方文明，很热烈的颂扬西洋的近代文明。

人们常说：东方文明是精神文明。西方文明是物质文明，或唯物的文明；这是有夸大狂的妄人捏造出来的谣言，用来遮掩我们的羞脸的。其实一切文明都有物质和精神的两部分。材料是物质的，而运用材料的心思才智都是精神的（这一点最好看林语堂先生在《中学生》【1930年】第二号所发表的《机器与精神》）。

胡先生又说：

少年的朋友们，现在有一些妄人，要煽动你们的夸大狂，天天要你们相信中国的旧文化比任何国高，中国的旧道德比任何国好；还有一些不曾出国门的愚人，鼓起喉咙对你们喊道：往东走！往东走！西方的这套把戏是行不通了！我要对你们说不要上他们的当，不要拿耳朵当眼睛，睁开眼睛看看自己，再看看世界。我们如果还想把这个国家整顿起来，如果还希望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占了一个地位一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

这样的议论，在我们的出版界是不能多得的。他比陈仲甫先生的见解还进了一步。胡先生在这里虽不明说全盘接受西洋文化，然所谓“百事不如人”，正和我们的全盘西化相差没有几多。假使胡先生这话是代表整个胡先生，那么我们不能不佩服他是我们一位最好的医师。不过假使整个胡先生是在胡先生一切的言论里找出，那么我们免不得要怀疑胡先生对于整个西洋近代文化，是否热烈的去颂扬，而对于整个东方文化，是否不客气的指摘。

胡先生以为西洋文化的第一特色是科学（看《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在评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他以德赛二先生为西洋文化的特色），然而胡先生却处处表示近数百年来的中国学问，是合乎科学的方法。胡先生曾说过：

一千年的黑暗时代，逐渐过去之后，才有两宋的中兴。宋学是从中古宗教里滚出来的。程颐朱熹一派，认定格物致知的基本方法；大胆的疑古，小心的考证，十分明显的表示一种“严刻的理智态度走科学的路”。这个风气一开，中间虽有陆王的反科学的有力运动，终不能阻止这个科学的路重现，而大盛于最近的三百年。这三百年的学术，自顾炎武、阎若璩，以至戴震、崔述、王念孙、王引之，以至孙诒让、章炳麟，我们绝不能不说是“严刻的理智态度走科学的路”。

我读《东西学术接触史》，曾发生过一个疑问，这就是这三百年来的学问的工夫稍合于科学方法，而又正于西洋科学输入中国的时期，究竟这两件东西，有没有关系呢？正确的证据固然是不易多找，然有理的假设，每每使我相信他们有了不小的关系。原来中国人的排外及门户意见最深，受了人家的影响，却还是闭口不说。我上面所举的陆象山，就是一例。又像戴震的思想与西洋思想相合之处甚多，然偏偏要说出自孔子。因此之故，我遂以这疑问暂作为肯定——就是这三百年来的科学方法是受过西洋的影响——以为研究的假设。不过胡先生在这处说，这种科学的方法，是始自程颐朱熹，显然是中国的固有东西。这一点至少是胡先生的意见。假使大家都是科学方法，至多只有程度上的差异，没有性质的不同。但是为什么这么久长的科学方法，除了用以鉴别古董外，没有发生他种效力？西洋物质文化的发达，完全靠于科学，要是中国自己巳有了科学，为什么在物质文化上没有半点影响！

其次在胡先生所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导言里，我们找出下面一段话：

世界上的哲学，大概可分为东西两支。东支又分印度中国两系。西支也分希腊犹太两系。初起的时候，这四系都可算做独立发生的。到了汉以后，犹太系加入希腊系，成了欧洲中古的哲学。印度系加入中国系，成了中国中古的哲学。到了近代，印度系的势力渐衰，儒家复起，遂产生了中国近世的哲学，历宋元明清直到于今。欧洲的思想渐渐脱离了犹太的势力，遂产生欧洲的近世哲学。到了今日，这二大支的哲学互相接触、互相影响。五十年后，或一百年后，或竟能发生一种世界的哲学，也未可知。

我是从民国十四年的第十一版抄出来。胡先生有了一篇再版序，他声明有点见解，本想改正。他是指哪一点，我们未得而知。但是再序是民国八年写的，我阅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对于胡先生这段话，曾提出严重的抗议（第18页），胡先生在十一年（？）评梁漱溟先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却没有一言提及。也许胡先生对于上面一段话，还是负责。但是胡先生而果负责，那么胡先生所说的西化，不外是部分的西化，非全盘的西化。其实中国的哲学是与中国文化有很密切的关系，若是中国的哲学能和西洋哲学相接触，而产生世界哲学，则其与一般所谓东西文化接触，而产生世界文化，相去几何呢？此外关于胡先生对于西洋文化他方面，如宗教态度，尚有多少商量之处。

总括上面的话来看，我们觉得中国人这六七十年来对于西洋文化的态度，的确有不少的变更。把曾国藩和李鸿章的西洋文化的见解来比较，相差固然有限，然把胡林翼来和胡适之先生相比一比，却有天渊之别。这是无论是谁，都要承认的。

自然的，假使我们对于胡适之先生的批评是不错，则主张全盘西化的人，还是不易找得。然从曾国藩、张之洞一般的西洋文化的观念的逐渐从较小的范围，而趋到较大的范围，从枝末的釆用主张，而到根本的釆用的主张，则全盘西化的主张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我们已指出他们的错误。其实，他们之中能够知其错误，并非没有人，我们且看看吧。

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吏若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稍和之。而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盖当时之人，绝不承认欧美人除能制造、能测量、能驾驶、能操纵之外，更有其他学问，而在译出西书中求之，亦确无他种学问可见。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则生育于此种学问饥荒之环境中，冥想枯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而已为时代所不容。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深根固柢，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也。

这是梁任公《清代学术概论》里的一段话。十年前的梁先生已见到这层。今后的我们，假使不痛定思痛去变换态度，则过二三十年后，恐怕也只会自悔道“深根固柢”，没有法子了！

六七十年来的西化的错误，本来是在于迟疑不决的态度。俾斯麦老早说过：中国和日本的竞争，日本必胜，中国必败，因为日本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求政治原理，谋回国做根本的改造；中国人到欧洲来的，只问某厂的船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买了回去就算了。

二

态度上的西化，既如上面所说；事实上的西化，又怎么样呢？历史告诉我们，中西文化的接触，是始于景教的传人；然当时不但因交通的不便而阻止其滋长，且欧洲当时的文化，并不大高于中国，所以她的命运，不久断绝。元时，天主教也传入，但当时的欧洲，仍是醉梦于中世纪的基督教统治之下，加以元初天主教徒之来华，与其说是为传教，不如说是探元朝的虚实，以及劝元帝停止西侵；读过FriarJohnofPlandeGaspini（1245-1247）东来的游记者，当能了解。况且13世纪的欧洲文化，并无进步于景教东来时的欧洲文化，所以这次东来，结果也无异于景教。

15世纪的欧洲则不然。她已朝向新文化的路，她已逐渐脱离中世纪的乌烟瘴气。她正像旭日初升，如花初发。地球是四方的学说，已经打破。航海家已不再畏惧駛船到地之尽处，不复再还。科学的种子，巳出了萌芽。这时的欧洲是一个新欧洲，而非中世纪的欧洲。

在这样环境之下，西洋人开始和我们做海道的交通，而开东西文化接触的先河。西洋人从海道而来中国的，是1516年的葡人伯斯特罗（Perestrello）。继伯斯特罗而起者为安德来德（Andrade），于1517年至上川岛，及同年葡人马加来哈（Mascarenhas）至福建。这班东来的先锋的目的，本来是在于商业上的赢利，但是商业上的往来日繁，宗教的输入遂因之而发生FrancisXavier。虽不得志而卒于上川岛然继他而起者像利玛窦（1579），却在中国的文化上影响不少。利玛窦在广东时的信徒虽不多，然在北京却有很好的成绩。此后教士之逐渐增加、信徒的日多、《圣经》的传布、教堂的建设，在其最盛之时。教堂之建设在广东有了七所，江南百余所。1663年，十八省的信徒约在十四五万，而1696年单在北京受洗礼者，也有了六百三十人。

18世纪以后，因为政府之禁止传教事业，表面上固若失败，然根柢已深。至19世纪初叶，新教又逐渐趋入。此后基督教在中国的势力，蔓延全国，我人纵不赞成这种宗教，然而事实上的基层教化，是没有可疑的。

但是一班教士最初于西洋文化的输入，而贡献于中国的，与其说是宗教方面，不如说是科学方面。而这时的科学最重要的，却是天文算术。据说利玛窦在韶州时已与其弟子译述《几何原本》。后来在北京，得了中国人士之赞助，于算术上的翻译，更因之而增。至于天文上历法的推算的精确，且为政府所采用。我们试看杨光先之恢复古历的错误，不但自已因而入狱，则满廷群臣也觉得西法之当采，以及光先的错误。

除了天算以外，西洋的兵器像铣炮也已为明末政府所釆用。不过兵器及机器的需要及机器厂的设备，特别盛于洪杨乱后。同治四年（1865）设江南机器制造局于上海，五年奏设轮船制造厂于福建，九年设机器制造局于天津，十一年派选学生留美，请开煤铁矿设轮船招商局。到了光绪元年的筹办铁甲兵船，请设洋学局于各省，分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学诸科。从此以后，一切的建设，像电报局、开矿务，均是西化的表征。

在教育方面，所谓废除科举，设立学校；在政治方面的派大臣出洋考察政治，请洋人顾问，均是实行西化的表示。到了现在，所谓教育及政治下的西洋化，差不多处处都可以指出。其实不但是政治教育已受了不少的西化，就是在思想哲学方面我们也要洋化。外国的学者像杜威、罗素，我们也请过来演讲，连所谓以文载道的中国人，逐渐且觉到在文学上不如西洋人，所以西洋文学上的介绍和翻译，也逐渐的增加起来。

上面的叙述，当然是太过简单。然也可以给我们一个印象：这就是中国在事实上是趋于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过三百年来的西化，终不见得中国的文化能够和各国立于对抗的地位，是因中国人不愿去诚心诚意来接受西洋文化的全部，而只求目前的部分的西洋文化。比方张之洞未尝不觉到釆用西法的必要，然又要保存中学以为根本；未尝不知西洋文化胜于日本文化，然又要劝人留学西洋不如留学东洋，这种的不彻底和非全盘的西洋化，结果是养出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梁任公一班学者。学问上固是此，全部文化亦何莫不然？其实，文化是没有东西之分，要是我们觉得人家的文化是优高过我们、是适用过我们，我们去学人家，已恐做不到，何况还要把有限的光阴脑力，去穿钻这巳成陈述的古董！

三

要是理论上和事实上中国已趋于全盘西化的解释，尚不能给我们以充分的明了，则全盘西化的必要，至少还有下面二个理由：

（一）欧洲近代文化的确比我们进步得多。

（二）西洋的现代文化，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它是现世的趋势。

想对于第一的理由有充分的明了，最好把西洋文化的发展，和中国文化的发展比较来看。周秦时代的中国文化，比之古代希腊的文化没有什么愧色，这是一般人所承认的。汉朝统一以后，中国文化遂走入黑暗时代，然欧洲在中世纪的趋向，正像汉以后的中国。中世纪的欧洲和汉以后的中国的文化的异点，从大体来说，前者深染宗教色彩，后者偏于伦理；然而文化的性质，不但只包含宗教或伦理，而且包含了政治和其他方面。我们所谓深染宗教的色彩，不外是指其文化的趋向的重心所在吧。

但是欧洲的宗教色彩虽浓，欧洲中世纪的宗教和政治自始至终，成为对峙的势力。中国的政治道德却互相利用；儒家给专制君主以统治的理论，而专制君主又给儒者以实力的保护和宣传；这二者调和起来，所以延长的时间较久，而其势力也大。反之，在欧洲政教分开，差不多是中世纪最流行的观念；他们的意见是：教会所应管理的事是精神的（Spiritual），而皇帝所应管理的事是世俗的（Temporal），他们各人有各人的范围而不能逾越。我们以为事实上政教的关系是密切的，正像我们上面所说的文化的各方面的密切关系而不能分开，理论上若硬要把他们来分开，结果是使二者互相冲突，欧洲中世纪的政教的冲突的原因，未尝不因此。

所以从一方面看去，欧洲的中世纪，固然与汉以后的中国相像，然他们究有异处。专从文化的各方面来比较，中国固然不下于欧洲，然从文化发展的目的上看，欧洲的确已占了优势。其实，我们可以说中世纪的欧洲文化，也是我们所谓文化过渡时代，因为所谓中世纪的欧洲文化，并非欧洲那一部分的国有文化，而是希腊、罗马、希伯来三种联合的文化。希腊的文化的特性是偏于伦理方面，希伯来是宗教方面，罗马是统治世界的帝国。设使最初一班教父，而始终绝对主张政教合一，中世纪的欧洲，也许成为教会式的帝国；无奈他们总趋于政教分离的主张，结果是政教合一，到了十四五世纪后才能实现。加以政教未趋一以前，欧洲文化又得了十字军的东征和元朝的西侵，而和东方文化相接触。反之，在我们中国，自三代以下，都自成一种系统。佛教的侵入，固有不少的影响，然中国人的脾胃巳存着老庄的气味，所以佛教之来，既非大异，也没有什么利害的冲突。

欧洲因为常常和外界文化接触，及内部的特殊环境，而时换新局面，所以它的文化里所含的各种特性较多，而改变也易。我们试读欧洲史，而见其像我们中国人对于外来文化那样排除藐视的，能有几人？我们的文化，所以到这样单调和停滞，不外是不愿去学他人。所以从东西文化发展上看去，不但这二三百年来，我们样样的进步，没有人家这么快，何况二三百年前的西洋所占的位置，已比我们好得多？文化本来是变化的，而且应时时变化，停而不变，还能叫做什么化呢？

假使文化发展上的比较，尚不能彻底使我们明白欧洲文化的确比我们的文化为优，我们再把文化的成分来分析而比较，则我们所得的结论也是一样。

衣、食、住差不多是人生物质生活的要件。没有到外国的人，也许不觉得我们的生活的简陋，然一到外国的人，总免不得要觉到我们的生活，若不客气来说一句，这是未完全开化的生活。“欧洲没有穷人”，一位住在欧洲好多年的朋友有一次这样的对我说。其实，我们看欧洲报纸，见得欧人天天都在那边说得他们的穷况，何等不利害，然而平心来说：欧人所谓穷，是没有舒服，中国人的穷，是穷到非人的生活。我们不要远跑，只在上海、北京、广州附近的地方看看，便能了然，这些人一天二餐还没法子去弄好，说什么来和欧洲人比较？

这不过是从经济方面来说，我们若从农、工、商业看，那么我们比诸西洋人，更有天渊之别。说起农业，中国现在有什么出产是值得和世界相媲美的呢？说起工业，一个这么大的广州，数不出五支烟筒，比起从比利时而入德境以至柏林的那条路的数不尽的工厂，有什么分别呢？说起商业，中国人不但没有法子去在世界市场上竞逐，连国内也比不上外人！

若把政治教育以及他方面的情况来和西洋比较，我们实在说不出来。我们要和西洋比较科学吗？交通吗？出版物吗？哲学吗？其实连所谓礼教之邦的中国道德，一和西洋道德比较起来，也只有愧色。所以西洋文化之优于中国，不但只有历史上的证明，就是从文化成分的各方面来看，也是一样。 应该全盘接受西洋文化的第一理由，略如上说，现在可以解释第二个理由。西洋文化是世界文化的趋势。质言之：西洋文化在今日，就是世界文化。我们不要在这个世界生活则已，要是要了，则除了去适应这种趋势外，只有束手待毙。我们试想，设使我们始终像王壬秋、义和团那样顽固，现在的中国又要怎么样呢？

试看美国的印第安人，为什么到这田地呢？照我的意见，不外是不愿去接受新时代的文化，而要保存他们自己的文化，结果不但他们的文化保存不住，连他们自己也保存不住。反之，美国的黑人，能够蒸蒸日上，不外是能够适应新时代的文化。平心来说，美国白种人的仇视及压迫黑人，比诸印第安人厉害得多，然一则以存、以盛；一则以衰、以灭；这样例子，可为吾国一般踌躇不愿全盘接受西洋文化的良剂，我们试想假使一个黑人愿为美国人照旧的做奴隶，而不愿努力去同白种人过同样的生活，我们必定看不起他。然一个中国人不愿去接受现代趋势的西洋文化，而要保留过去的文化，从一个旁观人看起来，他必定说道：其异于奴隶者几希？

其实要是我们看看我国的黎人苗人的历史，已足为我们殷鉴。比方：在海南数百年来，耗过无数金钱，费过无数头颅，去征伐黎人，然到今，我们一谈到海南，总会谈到扶黎、救黎，其原因也不外是因为黎人不愿接受我们的文化，结果他们的情况日弄日蹙。我们若不痛改前非，则后之视今，恐犹今之视昔。

四

我们已解释全盘采纳西洋文化的必要，我们现在可以将一般反对这种主张的人的意见，略为说明，以为本章的结论。

反对全盘采纳西洋文化的人，以为每一民族，有一民族之文化，所以文化成为民族的生命。他们的结论是：文化亡，则民族亡。这种意见的错误，是在于不明了文化乃人类的创造品。民族的精神，固然可于文化中见之，然它的真谛，并不在于保存文化，而在于创造文化。过去的文化是过去人的创造品，时境变了，我们应当随着时境而创造新文化，否则我们的民族，只有衰弱，只有沦亡。

又有些人以为全盘釆用西洋文化，就使民族不至于沦亡，然我们何忍把祖宗之创业，置于沦亡而不取。我们的回答是：全盘釆用西洋文化，决不会生出这种结果，因为固有的文化乃文化发展史上一部分。固有的文化固不适用于现在，然在历史上的位置，却不因之而消灭。就使我们中国人不顾及，西洋人也会注意。因为它是世界文化历史的一部分。17世纪的欧洲学者，也许写世界史，而不包括中国史，然20世纪的历史家，若对于中国历史没有相当的了解，他决不敢去写世界史。况且我们已说过，文化是变化的，我们祖宗曾经结绳以记事，我们用了文字，已是变化，我们若一定要保存祖宗的创业，吾们何不再结绳以记事？

又有些人说，西洋人曾竭力去提倡东方文化，难道中国人不要提倡自己文化吗？我们以为西方人提倡东方化，是西方人的事，东方人要西化，是东方人的责任。其实西方人于东方文化的研究，正像他们研究非洲土人的文化一样。难道西方人去研究非洲土人的文化，是要提倡非洲文化吗？

反对全盘西化的人的理由，当不止此，然其浅陋，也可以见其大概了。

《中国近代史论集》序例

这是中国近代史学家蒋廷黻博士的近代史论专集。

蒋廷黻是湖南邵阳人，生于1894年12月7号，死在1965年10月9号，活了七十一岁。他一生的简历如下：

1918年美国奥伯林学院毕业。

1923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

1923年到1927年南开大学教授。

1927年到1935年清华大学教授。（其中1933年到1934年兼做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

1935年到1936年行政院政务处处长。

1936年到1938年驻苏大使。

1938年到1944年行政院政务处处长。

1944年到1947年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

1947年到1962年（台湾当局）驻联合国“常任代表”。

1962年到1965年（台湾当局）“驻美大使”。

1965年“总统府”资政。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方面，最有成绩的时期是1923年到1935年，也就是他十二年大学教授的那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他首先有《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的编纂，1931年11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书，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不靠外国蓝皮书等单方面文件而编成的外交史资料。过去人们研究外交史，不分中外，都以外国单方面的文件为根据，这就好像只根据一造的口供就来判案一样，当然有失公平。蒋廷黻这部《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不但纠正了这种偏颇，同时还将历史研究带出了《春秋大义》或《资治通鉴》式的主观论断，这部书里没有描写洋鬼子如何欺压中国，也没有宣扬不平等条约该如何废除。……它只是平铺直叙挖掘历史真相，并且呈露历史真相。这样子编写历史，才真正是中国旧史学的埋葬，真正算中国新史学的开端。

继《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出版后，蒋廷黻又在1934年11月，仍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此书的中卷。从此他就没再有这一方面的专书了。直到1938年，他辞去了驻苏大使的职务，才乘机写了《中国近代史大纲》一本小书（1940年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书，是他“对我国近代史的观感”的一个“简略的初步报告”，见解精辟，出语不凡。

蒋廷黻一生中，关于近代史的著作，除了上面所举的专书外，论文也有一些，可惜这些文字，都未能在一个“中国近代史论集”的标题下归成一类。为了弥补这一缺憾，这本《中国近代史论集》的编印，也就不无意义了。

本书编例是：排比所有蒋廷黻有关中国近代史的主要文字，按年列出，纲目如下：

一、《评清史稿邦交志》——选自《北海图书馆馆刊》二卷六号，1929年6月北平出版。

二、《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辑出此书中蒋廷黻的全部议论文字，资料部分从略。

（一）自序。

（二）各章节引论。

三、《琦善与鸦片战争》——选自《清华学报》六卷三期，1931年10月北平出版。

四、《东北外交史中日的日俄密约》——选自《独立评论》八号，1932年7月10日北平出版。

五、《外交史及外交史料》——选自《大公报》文学副刊二四九期，1932年10月10日天津出版。

六、《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选自《清华学报》八卷一期，1932年12月北平出版。前有小引，写于1952年9月16曰。

七、《东北问题的新史料》——选自《大公报》文学副刊二六一期，1933年1月4日天津出版。

八、《姚薇元〈鸦片战争史事考〉序》——选自姚薇元《鸦片战争史事考》，1942年2月贵州文通书局出版。序作于1933年6月30日。

九、《从日俄对敌到日俄合作》——选自《大公报》文学副刊二八七期，1933年7月3日天津出版。

十、《民国初年之中日关系》——选自《大公报》文学副刊二九八期，1933年9月18日天津出版。

十一、《〈清季外交史料〉序》——选自《清季外交史料》，1933年10月北平出版。

十二、《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选自《清华学报》九卷四期，1934年10月北平出版。

十三、《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中卷一辑出此书中蒋廷黻的全部议论文字，资料部分从略。

（一）自序。

（二）各章节引论。

十四、《中国近代史大纲》——重刊《中国近代史大纲》前有小序，写于1959年6月1日。

以上十四大项，已全部囊括了蒋廷黻这一方面的主要著作。至于文星书店、传记文学出版社及其他翻印商有《蒋廷黻选集》的出版，本书并不跟它冲突：一来本书为专辑中国近代史论部分；二来本书所收，为《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中卷之各章节引论、《中国近代史大纲》等，都为《蒋廷黻选集》所无；三来本书编排次序上，都重加订正，而《蒋廷黻选集》中的次序，却偶有误差之处。

1970年4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