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史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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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 一、青年党的历史教训
• 二、从国民党密件看青年党
• 三、晚节不保的青年党
• 四、陈立夫，你为什么不早说？
• 五、陈立夫不是CC吗？
• 六、党与法
• 七、《党与法》的重要附记
• 八、跋孙铭九给张学良和李敖的照片
• 九、何柱国两篇《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书后
• 十、王家桢回忆张学良两篇文章书后
• 十一、《张学良研究》前言
• 十二、《张学良研究续集》前言
• 十三、西安事变五十二年了！
• 十四、张学良心事探微
• 十五、别窝囊张学良了！
• 十六、张学良关于西安事变的谈话
• 十七、张学良不该再含蓄了！
• 十八、吁请张学良先生
• 十九、张学良欲说还休了哪些话？
• 二十、“扬眉”不够，“吐气”才算
• 二一、张学良为杨拯民题词
• 二二、长叹犹怜张先生
• 二三、龚忠武的《少帅纽约行有感》
• 二四、国民党的三通前科
• 二五、《独立评论》疑案质疑

青年党的历史教训

青年党第十五届“全国”代表大会，11月26日将在台北市大专青年活动中心开幕。报上说，青年党创党人之一、现任主席李璜昨日郑重声明中国青年党只有一个，就是民国十二年在巴黎创建、现由其领导下的党。以别于谢学贤、李公权等人，组成的青年党“革新派”。由谢学贤、李公权等人所组成的青年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日前亦同时发出通知，于25日在中山堂举行青年党十五届全代会，以为抗衡。

对青年党这种内讧，我们早已司空见惯。这个花瓶党，每过一阵子就要内讧一次，轻则互骂，重则武斗。不过今年这一次别开生面，“中园派”的刘子鹏，挟天子以令诸侯，打击“革新派”。“革新派”宣布，本意不欲分裂，只想改革党务，创造在野党新气象，且以“大儿子强占家业，不做事；小儿子为免家道中落，极思振作”为喻，以明心迹。但是“中园派”仍以正统自居，宣布这次全代会，预计共有五百多人出席参加，包括来自本省各县市和台北等“直辖市”，以及海外欧洲、美国、日本、加拿大、东南亚与辗转来台赴会的大陆代表参加，为期五天的会期中，讨论的重点包括青年党党章、政纲修订，与选举主席、副主席、中执委、中评委等事项。相对的，“革新派”也要同样搞这一套，“两个全会、两样党章”的局面，即将形成。

一个成立有六十五年历史的政党，怎么搞成了这副样子？这是一个值得寻找答案的问题。据我看来，青年党的根本问题在于它从“民国十二年在巴黎创建”起，就想做一个法西斯的政党。表面上，它的标帜是国家主义，实质上，则是效慕法西斯主义，不外是主张“专制手段”“激烈手段”救国那一套。这些言论和行动，从青年党党魁的遗著中，和其他有关文件，我们不难发现。青年党在创党之初，所有党员，就是玩枪弄刀的。照周宗烈“创党前后”回忆，他们“原是一个革命党”，但是根据我搜集到的“十四年5月印于巴黎”的《中国青年党惩戒法》原本（第四十号），在第二章“对内惩戒法”第三条内，明列有“四级十二等之惩戒”，其中“一级之惩戒”，“一等”竟是“处死”，“二等”竟是“看管”，“三等”方是“除名”（开除党籍）。一个政党竟在开除党籍前，可私刑“处死”同志或“看管”同志，纵黑社会中，亦不逾是也，我举出这一原始文件，无非证明青年党的本质，根本是恐怖的法西斯，根本不是民主国家的政党。

青年党的悲剧在它生不逢辰，它要在中国搞法西斯，迟了一步……（编者略）。无奈之余，只好投奔国民党、投奔汪政权，大做其“厕所里的花瓶”。瓶功极处，它在国民党政府中，曾分到“部长”两名、“政务委员”四名，最后在国民党编制紧缩下，人老珠黄，出局了事。如今沦落到向国民党领津贴为活，以闹内讧为家常便饭，下场亦复可怜可笑。虽然如此，国民党重视过它的程度，犹有胜于重视民进党。君不见国民党至今尚不肯分一名“部长”或一名“政务委员”给民进党，民进党又算老几啊？

如今民进党在组织上，迹近法西斯；在习性上，十足法西斯，这都是走青年党的老路。……如不努力改变成民主国家的政党，其前途乃是青年党第二——这是我历史家的预言，立此存照。

1988年11月25日

从国民党密件看青年党

傅斯年说搞历史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话说得不错，但是傅斯年等学阀，身居“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和台湾大学校长的高位，他们自己，真正在这方面的努力，却不成比例，尤其涉及国民党当道的东西，他们是不敢找的。我早就看出在国民党统治下知识分子的懦种与没出息，因此我早在二三十年前，就“自力救济”，决心发展我个人的找东西系统。年复一年的辛勤结果，我的资料，以个人收藏而言，天下第一。其间虽被警总两次抄家，但是，我像个大蟑螂，虽历经“冰河期”的浩劫，还是照样幸存、照样蔓延发展、照样“春风吹又生”。所以，国民党式的文革也对我没办法——蟑螂是不怕牛棚的。

在我“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庞大作业下，我搜集到不少密件。我常把密件用史学家眼光予以处理、用股票家手法予以炒作，公之于世，以见真章。在这种曝光下，人间任何的不义与丑闻，都难逃我的辣手和法眼，李敖的剽悍，自此也就令人胆寒。

为了给上面这些自吹自擂举个活证，就以这两天发生的青年党内讧为例，看看我的李敖功夫。

前天（11月25日），我写了一篇《青年党的历史教训》，文中竟提出“十四年5月印于巴黎”的《中国青年党惩戒法》原本（第四十号），其中有对同志“处死”的条款，用来证明这个党是恐怖的法西斯，根本不是民主国家的政党，我动用这么坚强的证据以实吾说，谁还敢反驳呢？今早见报，青年党主席李璜又以团结号召宣传了，但对国民党每月给他们的两百六十万元该不该拿，却讳莫如深，竟说“青年党不能随便回答这个问题”！青年党主席为什么这样闪烁其词？因为他们明明已被国民党分化得不成样子。国民党对付青年党，最早是连“厕所里的花瓶”都不要的，而是要一网打尽。直到抗战以后，才收编他们为尾巴党。因为瓶功不小，甚至一度分到“农林部长”、“经济部长”干。到台湾后，身价更跌，被分化得更惨。惨到连国民党自己，都感到青年党太小了。我搜集到国民党“极机密”的文件——《中国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会议决议案汇编》（1952年12月），其中有这样妙文：一、第一九五次会议，1951年8月23日，“总裁指示：本党应以促进青年党之团结为宗旨，并宜明白表示如该党召开之9月9日全国代表大会，其领袖人物如李璜、左舜生务须出席参加，以示全党之团结。在李左二君未来台之前，希望大会延缓举行，以免分裂。”二、第三四七次会议，1951年5月29日，“总裁指示：青年党内部分裂，本党应促其团结，仍须继续调解，并以该党如能团结，则经费补助与人事可获整个解决；若仍分裂，则经费与人事将另行考虑之意，通知大华新村与新生南路两方。”由此可见，国民党党中央竟可控制青年党的全会、竟可命令“李璜、左舜生务须出席参加”、竟可控制“经费与人事”，以为逼之就范的条件，白纸黑字俱在，国民党还赖得掉吗？

当年青年党大佬李璜、左舜生，犹能远处他乡，力抗堕落。最后，左舜生死了，李璜垂老投降，被收买为“总统府”资政，这样晚节不保的人，若想他能带青年党挣脱国民党的魔掌，鬼才相信他。

1988年11月27日

晚节不保的青年党

青年党元老李璜在《述曾慕韩生平政治行动之一贯方针》（《民主潮》第十一卷第十八期，1961年9月16日）里，曾有一段叙述：

抗日战争末期，我国愈接近胜利，国青联合以为祖国共同奋斗的情势即愈见貌合神离，真有世俗所谓“共患难易，共安乐难”之感。及胜利还都，当局虽不能不照马歇尔将军临走劝告，在朝党应约两个在野党以合组政府，便于对抗中共，然而三党与社会贤达签订十二条共同纲领，在“唯我独尊”的专政传统下，关于财政军政的重大措施，国民党坚不欲与民青两党共商共行，此一所谓联合，只有徒负虚名，因此慕韩求去之志与日加深；而因国大名额与选举，国民党要把持到底，诪张为幻，弄得一塌糊涂，且使我这个办青年党内务的人，手忙脚乱，伤心伤肝，只好敬谢不敏，先行离去。

李璜又说国民党当局：

―味疑惧，此之在大陆抗战时，更加深闭固拒，迁怒尤人，控制愈来愈甚，禁网愈来愈密，说话愈来愈难，局面愈缩愈狭。慕韩一向所主张之平等联合主义，恐在今日台北，更少实现之可能也。

虽然如此，“先行离去”的李璜，今天毕竟又重投国民党的插花班，做了花枝招展的“主月流”了！青年党出卖自己，已经一至于此了！

李璜是青年党最后一个不合作的象征，他的垂老投荒，投奔国民党，真是不智。古人说“公自平生怀直气，谁能晚节负初心”，李璜的晚节不保，我真为他可惜。

1982年7月4日

陈立夫，你为什么不早说？

今年8月20日，台湾各报以专版刊出陈立夫《追怀廖仲恺先烈》一篇文章。陈立夫自1928年起，历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长、中央政校代教育长、“教育部长”、“立法院”副院长、“行政院政务委员”等职务，现任“总统府”资政及国务院中央评议委员主席团主席，还兼“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副会长。他在台湾的地位，是元老级的，所以写篇文章，就各报一齐登，其风头之健，在国民党元老级中，允称第一。

康宁祥的刊物乱拍马屁

陈立夫的文章上市后，不但国民党党内的刊物为之鼓吹，党外的刊物也一路跟进。一再向国民党大员致敬的康宁祥，在他的刊物《亚洲人》第三卷第四期里，就登出一篇《廖仲恺——生平及其死亡》，一开始就说：

前不久，廖仲恺的独子廖承志以一封公开信致函蒋经国“总统”。虽后先总统夫人蒋宋美龄女士亦以信还信，致函廖承志，以上一辈的口吻，殷殷劝告他“尽早醒悟，投诚来归”。随后，陈立夫〔这位西山会议派的人士）亦以一篇《追念廖仲恺先烈——希望廖承志能“承”其父“志”觉悟来归》，大谈廖仲恺的生平与死亡“真相”。

于是廖仲恺成为双方互相统战的一张牌，并且是讨论的核心。

这里把陈立夫称做“这位西山会议派的人士”，实在是一种乱拍马屁。

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完全与史实不符的造谣。参加西山会议的人，据邹鲁《回顾录》，实际如下：

此次会议既然是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开会来谋挽救党国，所以到会的人，只有中央执监委员，计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二十四人，除胡汉民先生在俄，熊克武先生在禁，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林祖涵系共产党不许出席外，实际上只有十八人，这十八人中出席西山会议的，有我和林先生（森）、居正、覃振、石青阳、石瑛、戴传贤、沈定一、邵元冲、叶楚伧先生等十人（正式开会时，戴、邵两先生没有参加）。李烈钧先生虽未出席，却来电表示赞成。所以没有出席也没有表示赞成的，只有谭延闿、柏文蔚、王法勤、于右任、恩克巴图、丁惟汾先生和汪兆铭。监察委员共五人，出席西山会议的有谢持和张继两先生。吴敬恒先生署名通电召集西山会议，并于西山会议第一次预备会议出席，且做主席，所以吴先生说他是西山会议派，就是这个原因。邓泽如先生虽没有到会，却暗中出过钱。这样，监察委员五人中，只有李石曾先生和西山会议没有关系罢了。候补执行委员出席者，则有茅祖权、傅汝霖先生等，这些是西山会的角色。

在这些“西山会的角色”里，又何来“陈立夫”呢？何况，西山会议是1925年11月揭幕的，第二个月，陈立夫才从美国回来，他那时候二十六岁，是学采矿工程的，他有什么资格跟西山会议的许多革命先进一起反共呢？康宁祥的刊物这样乱拍马屁，不是捏造历史吗？

陈立夫的捏造历史

陈立夫自己，当然是喜欢自己被康宁祥的刊物如此捏造的，因为这样一来，他不但变成了早期的元老，并且变成了反共的先觉，这种双重效果，又何乐而不为呢？

陈立夫是什么样的人，在这个岛上党内党外的宣传下，人民是会发生错觉的。在国民党的报章的吹捧里、在康宁祥的刊物的马屁里，陈立夫被描绘成满像那么一个正人君子似的。其实这个人，在主持“中统”（中央调查统计局）特工的时候，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手，多少国民党的异己分子，都被他下令装进麻袋，丢到黄浦江里喂鱼了。陈立夫今天在台湾写《追怀廖仲恺先烈》，对廖仲恺被暗杀的说明，是很可疑的。他说：

廖公每日必到农民部及工人部办公。他轻车简从，梦想不到他会在办公处所遇险。他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暴徒狙击于中央党部的大门内；现在事隔五十七年，讲起来还是觉得骇人听闻，不可思议。最奇怪的，就是凶手陈顺当场被捕，口里还叫着“廖仲恺是共产党”，而他跟着就莫名其妙的突然死亡。这显然是有人要利用他的口号来作文章，而又杀他以灭口的，事后共产分子一口咬定廖公是被国民党的右派所谋杀。

那位和他肝胆相照的老友胡公汉民，竟被他们诬为刺廖的主谋，胡公的堂兄胡毅生和林直勉等多人，竟被他们毫无法律根据的指为廖案的嫌犯，而由当局下令通缉。他们恨不能把一切不肯附和共党的所谓国民党右派，全部株连，一网打尽。那时好在有声誉日隆的蒋公在那里坐镇；否则他们真不知会如何无法无天的为所欲为了。

廖公究竟是被何人所刺杀？这是半世纪以来一个不易答解的疑问。我们不能和共党一样的撒谎、胡说、不讲理、不顾法；但是，我们可以断定廖公绝对不是胡汉民、胡毅生、林直勉等有见识的人所谋害。因为胡汉民与廖公为挚友，廖公的反共态度已极为明显，胡毅生和林直勉等难道会不知道而去做出对胡公汉民不利的愚行？除了共党有计划的阴谋外，更没有理由可以把他们卷入廖案的漩涡。相反的，我们却有许多显而易见的事实，可以反证廖公的惨被杀害，的确是鲍罗廷及其中共爪牙所精心策划的，也是他们严密执行的。

照国民党陈立夫的说法，廖仲恺被暗杀，“许多显而易见的事实”，可以证明是“鲍罗廷及其中共爪牙所精心策划的，也是他们严密执行的”。这种历史真相在他口里终于大白，是俄国人“鲍罗廷及其中共爪牙”干的，自为喜欢得知真相的人所乐闻。但是，我们不能明白的是，既然“有许多显而易见的事实”，当时何不早说？因为五十七年来，我们从国民党党方的历史上，知道的廖案凶手，显然是与陈立夫所说不合的。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谁暗杀了廖仲恺？

现在，我们看看国民党党方过去是怎么说的。我举四个抽样。

以国民党居正的书为例。居正在《居觉生先生全集》上册《纪念廖仲恺先生》讲词中，明明说：

廖先生以一身兼任几种要职，努力于团结真正革命的同志，扫除一切反革命假革命的党员，努力训练真正革命的党军，削除一切反革命的假革命的军队。职此之故，革命的同志和革命的党军，爱廖先生如手足；同时反革命的人们和假革命的军队，乃恨廖先生如仇雠，于是一般反革命假革命的军阀官僚，都被淘汰到国民革命的敌人帝国主义者的卵翼之下了，尤其是与廖先生处于势不两立的地位了。十四年8月20日，廖先生偕夫人乘车赴中央执行委员会，中途遇监察委员陈秋霖，便同车而去。到党部下车后，将升级时，突来暴徒五六人，猝起狙击，中要害，遽卒。

这不是明明点出，暗杀廖仲恺的，是“反革命的人们和假革命的军队”、是“反革命假革命的军阀官僚”。居正这篇讲演时间是1932年8月20日，也正是国民党剿共期间，当时为什么不点明是共产党干的呢？可见当时所说的“军阀官僚”，显然不是“鲍罗廷及其中共爪牙”了。

再以国民党张其昀的书为例。张其昀在《党史概要》第二册“廖仲恺遇害”一节中，明明说：

廖案各要犯先后被捕后，经特别委员会详细审讯，确知一部分粤军有谋叛政府的行动。许崇智既无统率粵军的能力，而又故意袒护不肖军人。总裁为清除反侧，巩固广州起见，不得已致书许崇智，数其过失，责以大义，促其释去兵权。9月20日，许遂离粵赴沪。

这不是明明点出，暗杀廖仲恺的，是许崇智统率下的“一部分粤军”吗？这“一部分粤军”，显然不是“鲍罗廷及其中共爪牙”了。

再以国民党李云汉的书为例。李云汉在《从容共到清党》上册“廖仲恺被刺”一节中，明明说：

由于刺杀廖仲恺的凶手陈顺于被捕后旋即死亡，故廖案案情一时无法澄清。8月20日下午2时，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对处理廖案作如下之决议：

政治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派许崇智、汪兆铭、蒋中正组织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及警察一切全权，应付时局。

特别委员会当日即开始执行任务，并宣布戒严。据侦查结果，认为胡毅生、朱卓文、林直勉三人嫌疑最大，魏邦平、梁鸿楷、梅光培等亦与本案有关。24日，特别委员会下令拘捕胡毅生等三人，讵胡先期闻讯走脱，朱卓文亦化装潜逃，独林直勉即时被捕。国民政府即指派朱培德、陈树人、甘乃光、周恩来、岳森、吴铁城、陈孚木、李福林、陈公博等九人组织廖案检察委员会，以朱培德为主席，负责廖案诸嫌犯之审讯。

这不是明明点出，暗杀廖仲恺的，是“胡毅生、朱卓文、林直勉”等人了吗？这种认定，且是经过“许崇智、汪兆铭、蒋中正”组织的“特别委员会”“执行任务”后“侦查结果”的，拘捕凶手，且是“许崇智、汪兆铭、蒋中正”三人的“特别委员会下令”的，对照起陈立夫文章，“胡毅生和林直勉等多人，竟被他们毫无法律根据的指为廖案的嫌犯”云云，以陈立夫的身份说这话，显然不对头了吧？因为“特别委员会”的成员，只有“许崇智、汪兆铭、蒋中正”三人，所谓“他们”，还有谁呢？陈立夫说“可以断定廖公绝不是胡汉民、胡毅生、林直勉等有见识的人所谋害”，那么，当时三人的“特别委员会”下令抓胡毅生、林直勉等，又是怎么回事呢？这“胡毅生、林直勉”，显然不是“鲍罗廷及其中共爪牙”了。

再以国民党帅学富的书为例。帅学富在《五车书室见闻录》第二十二节“恩师廖氏被刺记”中，明明说：

至于刺廖的真正主谋人是谁，始终莫明，至抗战期间，始闻友人谈及：是中山县人朱卓文所为，曾予通缉未获，迨中国抗日战争发生后，朱卓文在中山县担任建设局长，兼办一家《中山日报》，事隔多年了，他对报社同人谈出此案内幕，谓系几个国民党员以痛愤共党而迁怒于接近共党分子的廖氏，由一个姓陈的实施暗杀手段，杀廖后，该陈某夷然告诉朱卓文，朱即付与港币二百元嘱其潜逃，认自已是主谋人，又谓该陈某等三五人同谋杀廖计划，在未实行之前，曾在茶馆公言不讳，事为当时广州公安局长吴铁城所闻，即派人严嘱朱卓文（吴朱皆为中山人）转告陈等千万干不得，以免累及公安局长，因而延迟了若干时日才行事的。事隔多年内幕外泄。

这不是又明明点出，暗杀廖仲恺的，是“朱卓文”等人了吗？朱卓文外号叫“大声佬”，做过孙文的卫士、做过民军统领、做过中山县土地局建设局局长，1926年被陈济棠枪毙，这个人并非共产党，显然不是“鲍罗廷及其中共爪牙”了。

又在造谣了

由以上四件抽样证据，证明从国民党历来的说法中，都不提暗杀廖仲恺是“鲍罗廷及其中共爪牙”所为，一直所提的，是别有其人，为什么五十七年以后，突然从陈立夫口里曝出内幕了呢？这岂不太邪门了吗？如果陈立夫所说属实，岂不显示了：这样见不得人的暗杀案，国民党竟为俄共遮盖了五十七年之久，这又为什么呢？这能说得通吗？“鲍罗廷及其中共爪牙”，究竟何恩何德于国民党，害得国民党要为他们一瞒五十七年呢？

写到这里，我想到一件事。陈立夫当年发明“唯生论”，写了一本专书，叫《唯生论》，其中有一段说：“总理从前说过‘生是宇宙的中心，民生是人类历史的中心’。”但是，我翻遍了孙文的遗著，也看不到孙文说过这些话或做过类似的说法。所以，陈立夫全是造谣。因为这个人有这样公然造谣的前科，如今他说暗杀廖仲恺的种种，我也就不得不有合理的怀疑。费了几个小时的工夫，我写了这篇文章，陈立夫是不是又在造谣，读了这篇文章的人，自然就心里有数了。

1982年9月19日

陈立夫不是CC吗？

CC是国民党中的大派系，是由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英文拼音第一字母C字而来。陈氏兄弟是陈英士的侄儿，陈英士又是蒋介石的把兄弟大哥，陈家两代，都跟蒋介石关系匪浅，所以鸡犬同升之后，世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称，陈氏兄弟之炙手可热，固盛极一时也。

有趣的是，陈氏兄弟虽有“陈家党”之势，但是从来不承认自己搞派系、不承认有什么CC。这一否认，“陈家党”中的大将亦众口一声。其中最精彩的一段否认，见于吴铸人的《纪念陈果夫先生九十晋一冥诞感言》。此文登在1982年8月25日《大华晚报》，其中说：

故友邵华（健工）先生，对我说过，他也曾向果夫、立夫两位先生报告过。由于民国二十五年西安事变后之次年春间，中央党部应毛泽东请求，派一访问团去延安访问。中央派健工为团员之一，到了西安以后，毛即派员迎接，执礼甚恭。到了延安，招待尤为殷勤。毛泽东在宴会席上对健工说：“邵先生！你和张冲（怀南）两位的大名，我早已久仰，你俩都是CC的大将。我们共产党，这多年来，就是以CC为斗争的对象。从今以后，我愿率领共产党和CC合作，共同抗日。请代为转告陈果夫和陈立夫两位先生，并乞代为致候。”健工回答道：“毛先生！你错了！中国国民党内根本没有CC这个组织，那是你们共产党制造出来的名词，为的是分化国民党的团结。我一定把你所说的共产党愿意和我们国民党再度合作，共同抗日的话，转告果夫及立夫先生。不过毛先生你应当说，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国共一致抗日。果然如此，我邵华可以举双手发誓，如有口是心非，而不诚心诚意共同一致抗日者，天诛地灭不得好死。”

由此可见，CC中人，激烈否认有所谓CC，竟可指天为誓呢！

不过，在国民党内部，涉及CC之时，却也有陈立夫不否认其为CC的趣闻。蒋君章《伤逝集》中有一篇《布雷先生的幽默》，有这样的故事：

先生在国民党中是超然分子，他以最高当局的私人秘书性质，从事工作，不问派系，而问是非曲直与是否合理合法，故最恶派系问题。有雷某者，大约是一位具有夸大狂而自认为怀才不遇之辈。某一会场，雷某冒失地问先生：你是不是CC？那次先生生气了，指着他说：你才是CC！适陈立夫先生在旁，插嘴说：我证明雷某是CC，而且是属于情报方面的CC！先生为之大快，雷某则面红耳赤，狼狈而去。先生对雷某没有用幽默口吻，而又怒声责之，盖先生最嫌恶党内的派系之存在，甚至发生倾轧，他故报之以恶声。在南京的晚期，盛传国民党中出现一个新派系，称之为官邸派，报纸上的报道说：其领袖官阶不高，最大的职务，是教育部次长，盖隐指先生也，先生闻之，付诸一笑。官邸工作人员，岂有派系哉！何况此时先生亦不在官邸工作。不过，外间捕风捉影之说，竟有信以为真的。先生既被封为“官邸派领袖”，作者当然也是被封为“官邸派”之一员，我在被点复职后，有人竟指我为“官邸派”分子，可笑孰甚！

蒋君章在《传记文学》第四十四卷第一期中，又有一篇《陈布雷先生在胜利还都后的工作与生活》，有不同的叙述：

布公是地方产生的国大代表，当时浙籍代表群起推先生为主席团主席之一，先生特函国代秘书处，称：“国大开幕之日出席一次，其余均告缺席，同乡抬爱深所感激，但体力不支，无法膺命”云云，这才免去主席团经常开会之劳。但党内暗潮汹涌，超然人士排解疏导，反较派系领袖为有效，因此布公常常出面做和事佬，颇能见效。有雷某者，很贸然的问先生：“你是不是CC？”先生怒斥之：“你才是CC。”时陈立夫先生在侧，挺身而出，证明雷某确是CC，而且是情报方面的CC，奉命派往教育部工作的。时教育部长为王世杰先生，王先生兼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时，调到国民参政会。邵力子继王氏之后，不久举行政协会，要他与各党派接洽，担任秘书长，雷某始活跃于政坛，在此以前，固默默无闻，人亦不知其为CC也。他不知道破坏布公之超然地位，是为他所嫌恶。

蒋君章文字中提到的“雷某”，自是指雷震而言。雷震是否CC，不必说也。但CC头子陈立夫竟在陈布雷面前自掀CC之底而不讳言，则是一件耐人寻味的怪事也。

古人有诗说：“上都新事常先到，老圃闲谈未易欺。”欺人之事，固不在少，但是在博读旁引下，他们想欺我们，又谈何容易啊！

1988年11月20日

党与法

民国十七年的秋天，北伐成功，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胡汉民、孙科提议改订《国民政府组织法》，设立五院制，以为“训政”的“楷模”。于是在十七年10月3日通过了《国民政府组织法》，同时通过了六条“训政纲领”，以为这个组织法的依据①。陈茹玄在《增订中国宪法史》里,曾说这个《国民政府组织法》下“国民政府之组织，非合议制，实大近独裁制”，是“合议其形式而独裁其精神”②的。

最高的政府虽然有了，可是没有最高的法律。没有一个“中华民国最高根本法案”。所以十八年3月，国民党三全大会中通过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是：

确定总理主要遗教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根本法案。

这意思就是说：“中华民国最高根本法案”是没有立法的必要的，因为“总理主要遗教”就是法律③。

总理遗教就是法律

这时候，中国公学校长兼文理学院院长胡适，走出来说话了。他的意思很简单：若要保障人权，不能不制定一个“最高根本法案”。

他的文章是十八年5月6日写成的，题目是《人权与约法》。发表在二卷二号的《新月月刊》上④。文章一开始是这样的：

4月20日国民政府下了一道保障人权的命令，全文是：

世界各国人权均受法律之保障。当此训政开始，法治基础极宜确立。凡在中华民国法权管辖之内，无论个人或团体均不得以非法行为侵害他人身体、自由及财产，违者即依法严行惩办不贷。着行政司法各院通饬一体知照。此令。

在这个人权被剥夺几乎没有丝毫余剩的时候，忽然有明令保障人权的盛举，我们老百姓自然是喜出望外。但我们欢喜一阵之后，揩揩眼镜，仔细重读这道命令，便不能不感觉大失望。

三个失望之点

他举出了三个失望之点，都是针对这个4月20日的命令的。第一点，他批评这道命令太不明确、太空洞：

这道命令认“人权”为“身体、自由、财产”三项，但这三项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就如“自由”，究竟是哪几种自由？又如“财产”，究竟受怎样的保障？这都是很重要的缺点。

第二点，他觉得这道命令不能约束政府机关：

命令所禁止的只是“个人或团体”，而并不曾提及政府机关。个人或团体固然不得以非法行为侵害他人身体自由及财产，但今日我们最感觉痛苦的是，种种政府机关或假借政府与党部的机关侵害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

他信手举的例子是：

如今是言论出版自由之受干涉，如各地私人财产之被没收，如近日各地电气工业之被没收，都是以政府机关名义执行的。

所以他指摘这道命令说：

4月20日的命令对于这一方面完全没有给人民什么保障。这岂不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

依什么法？

第三点，最重要的一点，他批评这道命令“无法可依”：

命令中说，“违者即依法严行惩办不贷”，所谓“依法”是依什么法？我们就不知道今日有何种法律可以保障人民的人权。中华民国《刑法》固然有“妨害自由罪”等章，但种种妨害若以政府或党部名义行之，人民便完全没有保障了。

因为没有明确规定的法条，所以难免就有毛病和分歧出现了：

果然，这道命令颁布不久，上海各报便发现“反日会的活动是否在此命令范围之内”的讨论。日本文的报纸以为这命令可以包括反日会（改名救国会）的行动；而中文报纸如《时事新报》畏垒先生的社论，则以反日会的行动不受此命令的制裁。

胡适认为这个不单是反日会的问题，他说无论什么人，只要贴上“土豪劣绅”等招牌，“便都没有人权的保障。身体可以受侮辱，自由可以完全被剥夺，财产可以任意宰制，都不是‘非法行为’了”；无论什么学校，外国人办的只须贴上“文化侵略”字样，中国人办的只须贴上“学阀”等字样，“也就都可以封禁没收，都不算非法侵害了。”所以他问道：“我们在这种种方面，有什么保障呢？”他又举了一例：

只凭党部的一纸证明

我且说一件最近的小事，事体虽小，其中含着的意义却很重要。

3月26日上海各报登出一个专电，说上海特别市党部代表陈德征先生在三全大会提出了一个“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此案的大意是责备现有的法院太拘泥证据了，往往使反革命分子容易漏网。陈德征先生提案的办法是：

凡经省党部及特别市党部出面证明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他法定之受理机关应以反革命罪处分之。如不服，得上诉。唯上级法院或其他上级法定之受理机关，如得中央党部之书面证明，即当驳诉之。

这就是说，法院对于这种案子，不须审问，只凭党部的一纸证明，便须定罪处刑。这岂不是根本否认法治了吗？

我那天看了这个提案，有点忍不住，便写了封信给司法院长王宠惠博士，大意是问他“对于此种提议做何感想”，并且问他：“在世界法制史上，不知在哪一世纪哪一个文明民族曾经有这样一种办法，笔之于书，立为制度的吗？”

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值得大家注意的，故把信稿送给国闻通讯社发表。过了几天，我接得国闻通讯社的来信，说：

昨稿已为转送各报，未见刊出，闻已被检查者扣去。兹将原稿奉还。

我不知道我这封信有什么军事上的重要而竟被检查新闻的人扣去。这封信是我亲自负责署名的。我不知道一个公民为什么不可以负责发表对于国家问题的讨论。

无理的干涉

最后，他只好感叹道：“但我们对于这种无理的干涉，有什么保障呢？”这是他对法治情形的批评。下面，他又举了有关保障人权的两个例，其中第二个例子是：

又如最近唐山罢市的案子，其起源是因为两益成商号的经理杨润普被当地驻军指为收买枪枝，拘去拷打监禁。据4月28日《大公报》的电讯，唐山总商会的代表十二人到一百五十二旅去请求释放，军法官不肯释放。代表等辞出时，正遇兵士提杨润普入内，“时杨之两腿已甚臃肿，并有血迹，周身动转不灵，见代表等则欲哭无泪，语不成声，其凄惨情形，实难尽述。”但总商会及唐山商店八十八家打电报给唐生智，也只能求情而已；求情而无效，也只能相率罢市而已。人权在哪里？法治在哪里？

我写到这里，又看见5月2日的《大公报》，唐山全市罢市的结果，杨润普被释放了。“但因受刑过重，已不能行走，遂以门板抬出，未回两益成，直赴中华医院医治。”《大公报》记者亲自去访问，他的记载中说：

……见杨润普前后身衣短褂，血迹模糊。衣服均黏于身上，经医生施以手术，始脱下。记者当问被捕后情形，杨答，苦不堪言，曾用旧时惩治盗匪之压杠子，余实不堪其苦。正在疼痛难忍时，压于腿上之木杠忽然折断。旋又易以竹板，周身抽打，移时亦断。时刘连长在旁，主以铁棍代木棍。郑法官恐生意外，未果。此后每讯必打，至今周身是伤。据医生言，杨伤过重，非调养三个月不能复元。

这是人权保障的命令公布后十一日的实事。国民政府诸公对于此事不知作何感想？

命令模糊与血肉模糊

所以胡适的总结是：“上文随便举的几件实事，都可以指出人权的保障和法治的确定，绝不是一纸模糊命令所能办到的。”而所谓真正的法治，乃是“要政府官吏的一些行为都不得逾越法律规定的权限”。否则在上者可以随意拘禁公民，在下者（一百五十二旅的军官）自然也可以随意拘禁拷打商人了！他坚持真正的法治要“只认得法律，不认得人”。在法治之下，在上者和在下者（一百五十二旅的军官）“都同样的不得逾越法律规定的权限”！

但是现在中国的政治行为根本从没有法律规定的权限，人民的权利自由也从没有法律规定的保障。在这种状态之下，说什么保障人权！说什么确立法治基础！

根本的法律

为了补救这种可怕的缺陷，胡适提出了一个根本的办法，就是要立出一个根本的法律：

在今日如果真要保障人权，如果真要确立法治基础，第一件应该制定一个中华民国的宪法。至少，也应该制定所谓训政时期的约法。

在胡适做这项提议的时候，国家的根本法是历尽坎坷的：辛亥年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在民国元年3月就失效了；民国元年3月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民国三年5月就失效了；民国二年10月的《大总统选举法》在民国四年12月就失效了；民国三年5月的《中华民国约法》在民国五年6月就失效了；民国五年6月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民国十二年就失效了；民国十二年的《中华民国宪法》在民国十三年11月就失效了，到了胡适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国家的根本大法只剩下民国十四年7月公布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而这个组织法，重点只在政府的结构，并没有什么保障基本自由人权的条文！

因此胡适觉得，“我们今日需要一个约法”，他的理由是：

我们今日需要一个约法，需要中山先生说的“规定人民之权利义务与革命政府之统治权”的一个约法。我们要一个约法来规定政府的权限：过此权限，便是“非法行为”。我们要一个约法来规定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的保障：有侵犯这法定的人权的，无论是一百五十二旅的连长或国民政府的主席，人民都可以控告，都得受法律的制裁。

最后，他也学时髦，编了两句口号：

快快制定约法以确定法治基础！

快快制定约法以保障人权！

人民应享的自由

这篇《人权与约法》发表以后，国内的报纸有转载的，国外的报纸有翻译的，许多报章有专文赞成的、讨论的，他本人也收到不少的信件，表示支持。四五十天以后，他整理出来一篇短短的《〈人权与约法〉的讨论》⑤，收进汪羽军和诸青来的两封信，分别加以附跋，其中最重要的是诸青来问他即使约法颁布，“人民应享之自由究有几何？”胡适答道：

现在我国人民只有暗中的不平、只有匿名的谩骂，却没有负责任的个人或团体正式表示我们人民究竟要什么自由。所以“人民应享的自由究有几何？”这个问题，是全靠人民自己解答的。

这几句话十足点出了胡适自己的基本态度——一个不“暗中的不平”、不“匿名的谩骂”，挺身出来，站在“一个公民”的立场，“亲自负责署名”的态度。这个态度，使他日后办两百四十四期的《独立评论》时，不发表一篇没有“亲自负责署名”的社论！

徒法不足以自行

诸青来的另一个问题又接触到—个关键：他认为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订的政纲中，其对内政策第六项，已载明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权。他认为“虽不另定约法，按照第六项实行未尝不可。盖就目前政制言之，党纲法律似无多大区别也。若不实行，虽颁布约法，只属徒然”。这种论调，是明显的“徒法不足以自行”的忧虑论调。关于这一点，胡适的答复是：

约法即是国民党实行政纲〔第六项〕的机会。

胡适认为“政纲”和“法律”究有不同，他说：

政纲中对内政策第六条云：“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诸先生忽略了“确定”二字。政纲所主张的，载入了约法或法律，才是确定。不然，只不过一种主张而已。

这两种基本的分野，是当时一般人所不易明了的，所以“约法”直拖到两年后才开始颁布，这也是主要的一个原因。

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

在胡适写《人权与约法》后五十五天，他又写了一篇《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⑥，副标题是“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在这篇文章里，他指出，在“建国大纲里，不但训政时期没有约法，直到宪政开始时期也还没有宪法”，“我们需要等到全国有过半数省份的地方自治完全成立之后，才可以有宪法”。他个人的看法是：

民治制度的本身便是一种教育。人民初参政的时期，错误总不能免的，但我们不可因人民程度不够便不许他们参政。人民参政并不须多大的专门知识，他们需要的是参政的经验。民治主义的根本观念是承认普通民众的常识是根本可信任的。“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这便是民权主义的根据。治国是大事业，专门的问题需要专门的学识。但人民的参政不是专门的问题，并不需要专门的知识。所患的只是怕民众不肯出来参政，故民治国家的大问题总是怎样引导民众出来参政。只要他们肯出来参政，一回生，二回便熟了；一回上当，二回便学乖了。故民治制度本身便是最好的政治训练。这便是“行之则愈知之”；这便是“愈行愈知，愈知愈行”。

在这种认识之下，胡适觉得宪法或约法与训练民众参政并没有什么不相容之处，他说：

在我们浅学的人看起来，宪法之下正可以做训导人民的工作；而没有宪法或约法，则训政只是专制，绝不能训练人民走上民主的路。

中山先生也曾主张颁布约法“以规定人民之权利义务，与革命政府之统治权”。这便是一种宪法了。

我们实在不懂，这样一部约法或宪法何以不能和训政同时存在。我们需要明白，宪法的大功用不但在于规定人民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规定政府各机关的权限。立一个根本大法，使政府的各机关不得逾越他们的法定权限，使他们不得侵犯人民的权利——这才是民主政治的训练。程度幼稚的民族，人民固然需要训练，政府也需要训练。

民主政治的训练

他更进一步说：

人民需要的训练是宪法之下的公民生活。政府与党部诸公需要的训练是宪法之下的法治生活。“先知先觉”的政府诸公必须自己先用宪法来训练自己、裁制自己，然后可以希望训练国民走上共和的大路。不然，则口口声声说“训政”，而自己所行所为皆不足为训，小民虽愚，岂易欺哉？

他的结论是：

民国元年以来，何尝有“入于宪政”的时期？自从二年以来，哪一年不是在军政的时期？临时约法何尝行过？《天坛宪法草案》以至曹锟时代的宪法，又何尝实行过？十几年当中，人民选举国会与省议会，共总行过几次？故民国十几年的政治失败，不是骤行宪政之过，乃是始终不曾实行宪政之过；不是不经军政训政两时期而遽行宪政之过，乃是始终不曾脱离扰乱时期之过也。

当日袁世凯之流，固不足论；我们现在又到了全国统一的时期了，我们看看历史的教训，是不敢信任人民而不肯实行宪政呢，还是认定人民与政府都应该早早“入塾读书”，早早制定宪法或约法，用宪政来训练人民和政府自己呢？

明白人

这种反复的呼吁，说破了，不过只是黄梨洲“有治法而后治人”⑦一个观念的重现而已，不过只是最起码的法治论、人权论而已。今天我们回头研究这段历史，一句话，我们不得不感到惊讶和浩叹丨惊讶浩叹的是：为什么当时中国的“明白人”竟那么少？我这里用“明白人”三个字，是指对基本人权、基本法理有点基本了解的人。所谓基本了解，乃是英、法、美等民主国家一般人们对基本人权、基本法理的了解，这种了解竟在我们堂堂“中华民国”的衮衮诸公的脑袋瓜子里挖掘不到。试以前面所引诸青来提出的问题而论，诸青来根本不了解“党纲”与“法律”的界限，更不了解未经“确定”前，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权”是一个什么样子。他不知道，这些基本人权是必须明明白白一条条地列举出来载于国家大法前面才算数！这是一张清清楚楚详详细细的“人权单子”（BillofRights），这张单子是一码是一码，绝不能含含糊糊，不能泛泛而论，不能凭“想当然耳”（inference）来马虎过去的！杰斐逊（ThomasJefferson）在1787年给麦迪逊（JamesMadison）的信中⑧，早已把这个意思说得一清二楚，所以这种列举法，是极端必要的，而且是当然的。诸青来的问题，根本是不明法理的。

胡适的错误

在另一方面，我惊讶胡适本人，在受过完整的欧美教育及熏陶之后，对基本人权问题，竟不从基本人权乃是“先在的”一点上立论，这是很大的疏忽与失策。因为基本人权是“先于”国家和政府的。国家和政府存在和成立的起码的目的，就恰恰是在保障基本人权，此外一切犹其余事。并且，严格的说，国家和政府对基本人权，只有保障的份儿，是没有颁布的资格的。人权本身是不可侵犯的（inviolable）、不可剥夺的（indefeasible），当然更不能出让的（inalienable），甚至是被划除在政府一般权力以外的（isexceptedoutofthegeneralpowerofthegovernment）。胡适在他的文章中，不从这个高一层次的论点立论，只是退而从第二层次的论点来要求政府颁布人权保障的法令，这未免把人权看得太“小”的！

所以，综观民国十八年胡适掀起的热烘烘的人权论，我们不能不遗憾那一世代的知识分子，对人权的理论修养实在不够充分——他们虽在20世纪的中国，走18世纪西方争取人权保障的老路，但他们所用的方法与武器，却实在单薄得可怜！

注释

①《中国国民党现行党务法规辑要》（十九年7月）第一类。

②陈茹玄《增订中国宪法史》（三十六年7月世界版）第128页。陈茹玄是国民政府时代的第三、第四届立法委员。

③周翼斌、罗志渊合著的《中国宪政发展史》（三十六年6月大东版）第236页中有这样的话：“故当时党中耆宿多认总理遗教不啻为中华民国训政时期之约法，毋庸另行制颁布约法也。”

④胡适：《人权与约法》，后收入《人权论集》。

⑤胡适：《〈人权与约法〉的讨论》。

⑥胡适：《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

⑦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法》篇：“……其人是也，则可以无不行之意；其人非也，亦不至深刻罗网，反害天下。故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⑧这封信是1787年12月20日写的，最精彩的句子是：“……Letmeadd,thatabillofrightsiswhatthepeopleentitledtoagainsteverygovementonearh,generalorparticular;andwhatnojustgovementshouldrefuse,orrestoninference.”见CompleteJefferson（1943）,p.121.

《党与法》的重要附记

《党与法》是我1964年写的，一直没有发表。十八年过去了，我发表出来，再写一点重要的附记。

在《党与法》里，我不断写出胡适对有一部“最高根本法案”的热烈希望。他热烈希望有一部约法来代替国民党党纲，甚至一部宪法，这就是他所说的：

在今日如果真要保障人权，如果真要确立法治基础，第一件应该制定一个中华民国的宪法。至少，也应该制定所谓训政时期的约法。

从胡适的言论里，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出他简直是宪法万灵论者。他认为一旦有了宪法，就可“包医百病”了，国民党就受约束或自我约束了！人权就有了保障了！

终于，在胡适发表这些言论以后十六年，有了一部《中华民国宪法》了！但是，有了又怎样？有了以后又三十五年了，胡适做梦也没想到会有那么多的“高招”去冻结宪法吧？胡适做梦也没想到有《临时条款》来冻结宪法吧？胡适做梦也没想到有“中央党部”来发号施令党国不分吧？胡适做梦也没想到“保障人权”还在研究之中、辩论之中吧？

宪法有了，有了又怎样？“娘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

1982年4月6日

跋孙铭九给张学良和李敖的照片

1982年秋冬之际，我写了《别赖张学良了!》等几篇文章，替张学良讲话，对这位当年西安事变的民族英雄，深致怀念。文章发表后，在日本的陈平景有一天打长途电话来，说他在大陆碰到孙铭九，孙铭九听说我为他的老长官抱不平，很受感动。我听了，就告诉陈平景，下次有机会再碰到孙先生，请替我问候他，请他写点回忆，并告诉他：我可能有“管道”，转达孙先生向他老长官的致意。

今年9月13日，在大陆的陈平景花了八十一元人民币，从上海打了国民党政权无法拦截的直拨电话给我，（这不算三通吧？算是第四通——“通电”！）告诉我即将见到孙铭九了，孙铭九托他转给我的东西，不日将托便人带到台湾。

本月6日，我在台中整理国民党特务搜查洗劫台中我母亲家的现场时，收到从苗栗转来的一封信——陈平景办事细心利落，前后二十三天，东西就转到了。

转来的是一包厚厚的信封，上面写着：

请陈平景先生带呈

李敖先生亲启

孙铭九

背面写着：“397849x239上海市吴兴路246弄2号803室”。其中有给我的信，全文如下：

李先生台鉴：

陈平景先生向我传达了您的真情厚意及张先生的话意，深为欣慰，特向您致以衷心的感谢！容以后有机会再行报答。

现附上我近期和青年的照片，便中请转呈汉公。他对我的知遇、栽培和教育之恩，我将永志不忘。

请您转达我的心愿：祝他多多保重！我衷心祝他健康、长寿。有机会有可能，我盼望能再谒见他，就是我终生的渴望。请您转达我的最重大的心愿。我不便给他直接禀报，转请他恕我。敬祝

您好

孙铭九1987年9月14日

孙铭九希望“转呈汉公”（张学良字汉卿）的“近期和青年的照片”，共有三张。第一张照片是黑白的，穿军装，背题：

1936年12月摄于西安华清池

孙铭九1987年9月14日

“1936年12月”正是西安事变的时候，而西安华清池正是当年捉蒋的所在。孙铭九这一照片也送我一张。背题：

敬赠

李敖乡兄惠存

孙铭九1987年9月14日

第二张照片是彩色的，穿列宁装，背题：

最近摄于上海留念

孙铭九1987年9月14日

第三张照片也是彩色的，穿短袖衬衫，背题：

1985年8月23日，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应嘉定县政协之邀作关于西安事变的报告。敬给称我为“小孩子”的恩人一阅

孙铭九1987年9月14曰

照片中写“称我为‘小孩子’的恩人”，可说是孙铭九对张学良表示的一个暗号，因为这种亲密的称呼，圈外人是不可能知道的。孙铭九毕业日本士官学校（是真士官学校毕业的，不像蒋介石那样冒充的），是张学良二弟张学铭的同学，张学铭任天津市长时候，孙铭九在天津警察局任职，后来转任张学良随从参谋，是张学良最贴身的人。1936年4月9日张学良去延安与周恩来秘密会见时，随同去的，就只有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和孙铭九。那天晚上的会见，张学良、周恩来在屋里谈，孙铭九就在门口守卫，可见张学良对他信任的程度。后来孙铭九调任警卫营营长，12月12日西安事变时，张学良就是下令给孙铭九，要他去抓蒋介石的。孙铭九精明干练，果然不辱所命，他捉到了光着脚逃跑的蒋介石，看尽了蒋介石张皇失措、贪生怕死的一面。12月25日，在蒋介石口头承诺张学良提出的八条件之后，敢作敢当的大丈夫张学良亲送蒋介石离西安回南京，悻悻然小丈夫的蒋介石一方面把张学良软禁，一方面蓄谋解决张学良的部队，把东北军分化、瓦解。蒋介石的毒计，引起东北军内部的严重争议，少壮派认为张学良没放回来前，应把西安事变扣留的蒋介石手下陈诚等多人留下来当人质、应该拒绝蒋介石下达的东北军撤退命令，以保障张学良的自由安全，但是高级将领们则因动摇而暗与蒋介石勾搭者大有人在。1937年2月2日，以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为了不甘张学良被出卖、东北军被出卖，干掉了军头王以哲等人。这一事件，被称做“二二事件”“二二事变”或“第二次西安事变”。

据1937年2月8日何应钦《关于处理陕甘经过之报告》：

在张部决定撤退之后，西安方面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在2月2日的那一天，原任张学良的卫队营长现任特务团团长之孙铭九，和少数的激烈分子，反对撤兵的命令，要求杨虎城、于学忠、何柱国、王以哲等收回撤退的命令。嗣因要求不遂，发生暴动，将王以哲戕杀，同时还有几个高级官被害。不过暴动的人数不多，事变后，经杨于等设法镇压，第二天便解决了。

这一事件发生后，东北军军头刘多荃电话警告杨虎城，要他在西安就地解决“激烈分子”，否则东北军回师西安，将玉帛俱焚。于是由周恩来出面，把孙铭九等人送往陕北共区。据1983年“出土”的1937年2月I4日《陈诚总司令呈蒋委员长报告东北军二月二日事变牵涉之人员等情电》，在孙铭九亡命到陕西云阳镇第九天，东北军军头刘多荃就暗派副师长高云鹏跑去见陈诚，密报“东北军对张汉卿已无信仰了”，“所谓要求放张回陕云云，不过少数老人面子”耳，“事实则都不愿其再回部队”。而刘多荃乘机的要求却是：“希望将一百零五及一百一十二两师共十二团，编为三个师”，原来还在卖身讨价呢！

如今事隔五十多年，回想当年东北军少壮派对西安事变后的处理看法，不能不说他们实在比高级将领们高明。例如扣留陈诚等人当人质方面，张学良临走时本说三天以内回来，到南京后，忽来电报说放陈诚等人，这种电报是否出自张学良真意，不无可疑，理应等张学良三天内回来，再放人不迟，但是王以哲却先嘱放人，这是很失计的。据万耀煌《西安事变身历记》，说12月26日

夜12时，徐芳来谓：东北军少壮派力主以中央将领作质，换张学良回来，张一日不归，中央将领一日不释。这是今晚会议席上提出来的，王以哲愤怒拍桌子说：“副司令的电报命令，谁不服从就宰谁。”因此极度不欢而散。少壮派以某营长（指孙铭九）为首，王等恐他们有不轨行动，所以今夜对仁寿里特别戒备，严密保护。

将在外君命都有所不受，何况君在外？东北军军头不知善保台面，其愚固不可及也！

又如拒绝蒋介石下达的东北军撤退命令方面，东北军军头们以为与虎谋皮可以有利张学良、有利东北军，并以1937年2月17日国民政府明令恢复张学良公权等噱头，为真正有厚于张学良、有厚于东北军，这也是太一厢情愿的天真想法，太不了解蒋介石的阴狠了。从1983年“出土”的当年电文中，我们可以得到佐证：1937年1月13日，甘肃省政府财政厅厅长陈端致孔祥熙密电，就有这样的话：

孝公（东北军军头于学忠字孝侯）极感钧座绥抚之至意。关于陕省问题，如中央决以军事解决，势必全部赤化。匪兵及民团集合，为数亦近二十万人，一经接触，势必向晋豫流窜。星星燎原，深为国家前途隐忧。最好中央军暂取缓和态度，向后稍撤退，一面俾孝公会同王主任庭午设法将东北军调回原防，与陕军分开，并与赤匪分离，然后徐图分化解决，则事半功倍，免致激成大变。……至于五十一军共三师，其中有一师为东北军，故孝公前此态度不得不稍示模棱，职行动言语亦不得不稍顾忌。昨夜孝公约职密谈，知已略有布置。孝公决送全眷南来，并拟亲行，借与钩座面商一切……孝公全眷均已摒挡就绪，一俟机到，眷属离开，无所顾虑，即可显明表示态度，则解决陕甘问题，自可急转直下。谨此密陈，伏乞垂察。

东北军军头已暗中输诚，一至于此；配合“分化解决”，一至于此；密送家眷做人质，一至于此……谁还营救张学良呢？可见，妄想与虎谋皮可以有利张学良、有利东北军，是完全错误的。所谓恢复公权了的张学良，其实照样软禁；于学忠等军头的最后下场，最后也不见光彩。于学忠最后被调为军事参议院副院长的闲职，五十一军军长也干不成了。其实这种下场还算是好的，像吴克仁那样的军头，下场就更惨。吴克仁任六十七军军长，最后参加“八一三”上海保卫战殉职，蒋介石却硬说他投了敌，不给他进忠烈祠，六十七军的番号也给取消了。回想1937年3月1日，吴克仁由溪口经上海抵南京，发表谈话说“蒋委员长待东北军甚厚”，如今怎么个“甚厚”法，天下皆知矣！由上面惨痛的教训，证明了孙铭九他们对蒋介石采取根本不信任的态度，是正确的，而发生“二二事件”，也自有其道理。东北军军头不知善保台面，其愚固不可及也！孙铭九自从亡命陕北共区后，从此一直做着共产党的“客人”。据田雨时《东北接受三年灾祸罪言》，他在抗战胜利后秘密见到孙铭九，孙铭九说他绝非共产党或其同路人，他只是十年来一直受到共产党保护，但共产党“并不欢迎他这样的人”。不论事实的真相是欢迎还是不欢迎，孙铭九五十年来，一直一以贯之的唾弃了蒋家政权，他从青丝老到了白发，但却有着一颗不老的雄心，回忆当年张学良怎样叫他“小孩子”。

看他称张学良是他“恩人”，感谢张学良对他的“知遇、栽培和教育之恩”；看他托我转达他“最重大的心愿”，表示再谒见张学良，就是他“终生的渴望”，字里行间可以感到：他是多么至情至性的一个真人。这个真人，一生只在一年之内做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却足以使他不朽。他不朽，为的是他为捉拿中华国贼蒋介石演出精彩的一幕；他不朽，为的是他为救回民族英雄张学良付出了惨痛的牺牲；他不朽，为的是他给东北人的爱国、勇敢、侠义、决绝、重情感，做了最伟大的诠释与说明。

张学良从三十八岁被关到八十三岁、八十四岁、八十五岁、八十六岁、八十七岁、八十八岁……如今还在被关。我没有绝对可靠的“管道”可以转达孙铭九的嘱托，把照片转给张学良；但我有公开的“管道”一用“把一切写出来”的方法——让张学良看到印刷品，这种传信方式虽然离奇，但却难以阻挡。古人传信，说浮者自浮、沉者自沉；我的传信，却一印千百封，永不会沉，看他蒋家政权还有啥法子！

1987年10月27日

何柱国两篇《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书后

何柱国字敬止，广西容县人。1895年（订《马关条约》那年）生。他在广东陆军小学毕业后，到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保定军官学校，再到日本士官学校，1919年毕业于第十二期骑兵科。回国后在南苑第九师见习，不久任保定军官学校骑兵科上尉教官、分队长，兼编译员。1921年，任少校队长。1922年，他投效张作霖。张作霖是最有延揽人才气度的东北人，不因何柱国是广西人就有所歧视。自此何柱国在东北军中一路青云直上：1922年任陆军讲武堂少校战术教官，兼骑兵科术科主任；1923年升中校，改任队长；1924年榆关战役，任第十三联军司令部作战科主任参谋和空陆侦察及第一线部队作战之指导。战事结果，因功晋级上校；1925年任苏皖宣武军第三军司令部作战科长，复调东北讲武堂战术教官。不久复任苏皖鲁剿匪司令部作战科长、安徽督办公署参谋主任、东北陆军第一百二十七团团长、四十五团团长等职。以后又以战功，升任三十七旅少将旅长、二十三师师长等职；1928年军队缩编，任东北陆军第三旅中将旅长，不久又任骑兵军军长；1931年任榆关警备司令。这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何柱国转战长城。在东北军中，地位举足轻重。

1936年西安事变时，他正任东北军骑兵军军长，躬逢其盛。西安事变后，敢做敢当的大丈夫张学良亲送蒋介石离西安回南京，悻悻然小丈夫的蒋介石一方面把张学良软禁，一方面蓄谋解决张学良的部队，把东北军分化、瓦解。蒋介石的毒计，引起东北军内部的严重争议，少壮派认为张学良没放回来前，应把西安事变扣留的蒋介石手下陈诚等多人留下来当人质、应该拒绝蒋介石下达的东北军撤退命令，以保障张学良的自由安全，但是高级将领们则因动摇而暗与蒋介石勾搭者大有人在。1937年2月2日，以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为了不甘张学良被出卖、东北军被出卖，干掉了军头王以哲等人。这一事件，被称做“二二事件”“二二事变”或“第二次西安事变”。

在“二二事件”中，何柱国幸逃一死，他回忆：

孙铭九等在杀害王以哲的同时，还派兵包围了我的住所。幸亏我已避往杨虎城公馆，使他们扑了空，他们缴了我家中卫士们的枪，关禁了我家里的工作人员，尔后就跑到新城来抓我。我和他们在一个小会客室里会面，向他们说明主和的理由及其利害关系。他们大吵大闹，秩序极乱。我也气愤已极，不知打了谁两个耳光，他们说：“这是杨主任的公馆，咱们是东北军，应该到外面去开会。”几个人上来架我，我说：“好，咱们走！为了抗日嘛，死了也不算什么！”正在这时，杨主任来了，挡住了他们。他气得拍着胸脯喊道：“我这里不许抓人，把他留下！你们这是干什么？谁叫他们这样胡干！”这时西北军的将领李振西等人相继到来，孙铭九等看到情势不利，只好退了出去。事后我才知道，事前杨主任为了防止不测，指示他的卫队，凡是进杨宅的人，一概不许带枪。不然王以哲被杀，我岂能独存！事后我亲自书写“再生之德”四字，做了一个银盾，送给杨虎城主任，以纪其事、以志其德。

少壮派们要干掉何柱国，并非无因，因为他们认为军头们不可不遵守“渭南决议”。孙铭九《二二事件的前因后果》回忆：

1月29日，王以哲和何柱国等为了说服东北军的少壮派，统一思想，一致行动，召集了东北军团长以上的军官四十多人在渭南开军事会议。会议是由董英斌代表王以哲军长主持的。会议经过大致如下：首先由董英斌参谋长致词，他说：“王以哲军长因病不能出席，派我代表他来主持会议。”何柱国接着发言说现在必须先接受蒋中央的撤退命令，必须接受与顾祝同谈妥的条件。这样做可以争取放张回来。不然，蒋军兵力强大，我们打了败仗，张副司令更不可能回来了，东北军团体的前途也就危险了。因此必先接受撤兵，退出西安，和平解决。”

最后他还说：“这是我的主张，也代表王以哲军长的意思。”

何柱国讲话以后，应德田立刻起来讲话，表示坚决反对接受潼关顾祝同的条件，他讲话大意是：“东北军内部和‘三位一体’的局势都迫切需要副司令回来一趟，否则，一切问题无法解决，副司令回来以后，一切由他决定，以后再走也可以。坚决要求副司令回来一趟，是不是就会打起仗来呢？是不是会引起大的内战呢？我认为是不会的。因为蒋介石是虚张声势，得寸进尺，真打他是不敢的。首先是打仗他没有理由。现在他的威信还未恢复，内部不稳定，加上南方的李白、北方的韩宋，都是跃跃欲试，想乘机反蒋。蒋如真要打仗，就会受到全国舆论的责备，他就会垮台。所以蒋介石是不敢真打的，现在他只是摆了个打仗的架势。我们愈软，他就愈凶。我们一硬，他们就会软下去。只有这样副司令才有回来的可能。当然我们并不完全排除打仗的可能性，我们也要做打的准备。况且要求副司令回来，我看关键在我们能不能坚持。鲍主任由南京回来，转达了副司令的口信说：‘只要你们能坚持、能团结，我就会有办法，你们也会有办法。不然，我完了，你们也完了。’副司令要我们坚持，难道我们不坚持吗？现在杨主任和十七路军都主张副司令不回来就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拼命打一仗。红军代表团昨天也表示支持我们的主张，难道我们自己反而这样胆小怕死吗？”

应德田讲完了以后，会场紧张。缪澄流接着站起来激愤地说：“不放回副司令不能接受撤退命令。”经过一阵纷纷议论以后，全体军官在激愤的情绪中，一致赞成应德田的主张。

董英斌主持会议，当即做了如下决议：“在张副司令未回来以前坚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决一死战。”当场，到会的全体军官四十余人，都在决议上签了名，以示郑重。当时何柱国自己也在决议案上签了字。

孙铭九回忆渭南会议有了决议案，何柱国也签了字，但何柱国回忆却说：

从1月26日至31日，西北方面的东北军、西北军内，在营救张副司令的问题上产生了主和与主战的严重对立。少壮派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何镜华等，喊出了“打出潼关去，救回副司令”的口号，主张武力解决，不惜一战。老一辈的将领们等，如我和王以哲、缪澄流、刘多荃、高崇民，认为先和平解决西安的问题，后救副司令。我们认为如果再动干戈，势必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从而断送了西安事变的成果和东北军的前途。我和王以哲等同少壮派军官们争论多次，企图说服他们；说服不成，便加以斥责。结果他们不但不服，反而散布出“王、何投降中央，受贿若干万元”“王以哲有野心”“何柱国想当主席”（后来的乙案中有东北军派人任安徽省主席一条）等诬蔑不实之词。

1月29日，东北军在少壮派的提议下，在渭南东郊张家堡召开了有团以上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于学忠在甘肃没有来参加，王以哲养病在家，我和董英斌参加了会议。我根据杨虎城主任的意见、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的主张，提出了我主和的意见：为副司令着想、为东北军团体设想、为团结抗日着想，都应该和平解决，不应打仗。少壮派坚决反对。在这次会议上，对和、战问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

何柱国说“渭南会议”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是有问题的，据应德田《二二事件纪实》回忆：

2月1日，于学忠在新城大楼对东北军干部传达王宅会议的结果。当时大家多表示十分不满和坚决反对，好多人痛哭失声。这一天，在西安的东北军干部都知道王以哲、何柱国、于学忠不愿执行渭南决议，认为他们不要求副司令回来而主张先撤兵了，副司令回来的希望渺茫了，今后再难见副司令的面了。大家相见都非常难过。卢广绩、陈先舟痛哭流涕的情景，尤使我至今难忘。……

2月2日早晨八九点钟，一些东北军干部聚集在孙铭九家中（我与孙同住启新巷1号），我也在。大家沮丧、愤慨，纷纷议论而无定见。孙铭九向我说：“怎么办？”我说：“照大家的意思办，怎么样？”孙说：“好。”于是，我向大家说：“副司令回来本来是有保证的，但王以哲、何柱国放走了南京的十几个军政大员和五十架战斗机，使副司令回来失去了保证。按现在形势看，我们三方面团结一致，坚持要求，蒋也还是得的把副司令放回来。因此，渭南会议通过了决议，共产党代表团本来答应我们，只要东北军意见一致，他们也和我们一致坚持。杨主任也是主张副司令回来再撤兵的。三位一体的王宅会议通过不要求副司令回来就撒兵，纯粹出于王以哲、何柱国的主张。他们两人这样不忠于副司令、出卖副司令，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有人说：“杀掉他们俩！”又有人说：“于学忠和他们一样，也应该一起杀掉。”我问大家意见如何，当即又有人说于学忠和他们俩不一样，于学忠是被他俩挟制的。我们不应该把于学忠和他俩一样看待，我们杀掉他俩，可以拥护于学忠执行渭南决议，营救副司令。”于是我又问大家说：“我们除掉王以哲、何柱国，拥护于学忠执行渭南决议，不撤兵，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大家同意吗？”全场齐呼：“同意！”我又问：“有不同意的没有？”没有一个人不同意。于是杀掉王以哲、何柱国等人的事就这样决定了。

可见少壮派想杀军头的原因是由于军头们不愿执行渭南决议。

如今事隔五十多年，回想当年东北军少壮派对西安事变后的处理看法，不能不说他们实在比高级将领们高明。例如扣留陈诚等人当人质方面，张学良临走时本说三天以内回来，到南京后，忽来电报说放陈诚等人，这种电报是否出自张学良真意，不无可疑，理应等张学良三天内回来，再放人不迟，但是王以哲却先嘱放人，这是很失计的。将在外君命都有所不受，何况君在外？东北军军头不知善保台面，其愚固不可及也！

又如拒绝蒋介石下达的东北军撤退命令方面，东北军军头们以为与虎谋皮可以有利张学良、有利东北军，并以1937年2月17日国民政府明令恢复张学良公权等噱头，为真正有厚于张学良、有厚于东北军，这也是太一厢情愿的天真想法，太不了解蒋介石的阴狠了。结果呢，张学良始终不能回来，东北军也被分化凋零矣！何柱国回忆：

1937年2月上旬，在开封举行了整编东北军的会议。由河南绥靖公署主任刘峙负责召集，顾祝同主持会议。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于学忠、万福麟、刘多荃、缪澄流、吴克仁、董英斌和我都参加了，在这次整编会议上，一些具体工作是由我负责做的。会议结果，东北军除我的骑兵军外一律调离西北，到上列防地进行整训。所谓的整编会议就此结束。从此，东北军也就成为一个历史上的名词了。

至于张学良，也同样虽生犹死，成为另一个历史上的名词。何柱国说“主战的少壮派不顾大局”，但他们军头们顾大局的结果，又是什么呢？

何柱国在“西安事变”后，历任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第十战区副司令、东北行辕委员会参谋长。中共统治大陆后，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1985年死去，活了八十八岁。

何柱国对西安事变的回忆，共有两篇，标题都是《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前者收入1986年12月初版的《西安事变亲历记》；后者收人同年同月出版的《文史资料选编》第二十九辑。由于何柱国在中年以后失明，两篇回忆当然都是口述的，内容各有详略，对照细读，可以使我们得知西安事变的大部真相，对蒋介石的阴狠行径，也可得到更深刻的了解。

1988年3月2日晨2至6时

王家桢回忆张学良两篇文章书后

王家桢字树人，吉林省双城县人。他生在1899年，就是清朝光绪二十五年，也就是义和团开始闹事那年。他是莫德惠的外甥，日本庆应大学理财科毕业。回国后，先做吴佩孚的秘书、北京政府交通部法律编辑局书记官。吴佩孚垮台后，改做张作霖大元帅府秘书、外交部秘书、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外交机要处主任。张作霖被炸死，张学良任东北保安总司令时，他做东北保安总司令部的外交处长。换句话说，他是张学良外交事务的头儿，极得张学良的信任。张学良和南京国民党政府达成协议后，王家桢在1930年出任外交部常务次长、国际联盟中国代表。随着张学良的被蒋介石欺骗、随着东北系处境的式微，王家桢的宦途也今非昔比。抗战期中，他做国民参政员、做外交部顾问，已是闲职。抗战胜利后，出任东北行辕政治委员兼东北生产管理局局长。大陆丢掉前留在上海，投共而去。

王家桢是我姨父（我母亲最小的妹妹的丈夫）的小舅子，算是我的远亲。抗战胜利后，我家搬离北京东城内务部街，就暂住在王家桢家的后院。他的儿子大弟、小弟与我年纪相当，我到前院玩，偶尔碰见他，有一次还碰见马占山将军。后来我家逃难，搬到上海，王家桢一家也搬到上海，他在上海买了房子，我跟大弟、小弟玩时去过一次。那时候我初中一年级，王家桢请我在饭店吃饺子，记得他总是手不释卷，看的是当时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本翻译小说。

抗战时王家桢在重庆，他的太太、大弟、小弟都留在北京。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北京，坐着新式福特汽车，国民党大员也。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后方秘密讨了个姨太太，而这姨太太却是共产党。他的最后投共，听说跟这位姨太太有关。

王家桢这两篇文章，一篇是《日本鼓动张学良搞独立王国的一段阴谋》、一篇是《一块银元和一张收据——张学良枪毙杨宇霆、常荫槐和收买日本政友本党的内幕》，分别登载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六、第三辑。从中透露出来的秘辛，使我们知道张学良怎样在东邻日本的虎视下，做他使中国统一的狮吼。当时张学良有最好的搞“满独”（满洲独立）、“东北独”（东北独立）的条件，比今天搞“台独”小儿科者，不知条件要好到几万倍，可是他却毅然决然要把东北不自外于中国。王家桢记录日本大员对张学良说：

我们这番劝告，不但是为了我们日本的特殊权益，也是为了张将军自身的利益打算。听说国民政府这帮人都有外国背景，手腕非常毒辣，和他们打交道，找不出什么好处来。况且张将军在东北是唯我独尊，和他们合流后，你还能有比现在的地位更好的地位吗？当然，你不必害怕他们，我们绝对支持你。

又记录日本首相对王家桢说：

张学良将军统治下的东北四省，幅员比德国和法国合起来还大，物产、气候也都比德、法两国不差。从各方面看，满洲都比我们日本得天独厚。张将军掌握政权以来，也很得到你们这帮人的辅助，政绩日见兴盛，真是所谓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备了。现在我们就是不知道张将军的雄图壮志怎么样，张将军是想投靠蒋介石，归顺国民政府，做一个地方政府的高官呢，还是想怀抱雄心壮志，大展宏图，以独立自主的精神，自己创造一番事业呢？我们日本政府赞成张将军能够发抒宏伟大志，采取后一种办法，并且我可负全责声明，我们将全力支持他的这种事业。……王先生，你呢？你是一个年轻有识、大有前途的政治家，你不愿意轰轰烈烈做一番大事、当一个开国元勋吗？难道你就心安理得地永远做一个地方官的助手吗？

对张学良、王家桢他们个人的荣华富贵而言、对跟蒋介石与虎谋皮绝无好下场这一判断而言，日本人的劝告并没说错，但是，为了中国统一，爱国者张学良却“心之所善，九死无悔”的不做“开国元勋”而做“地方官”，虽然最后落魄终老，被囚被骗得连“地方官”都不可得，但是，夙愿得偿，中国毕竟统一起来了——大丈夫乐夫天命，复奚疑哉？

1988年3月31日晨

《张学良研究》前言

张学良生在1898年，今年1988年，九十岁了。九十年间，他从三十八岁起就失掉自由，被关五十二年至今，论使爱国者失掉自由之久，蒋介石及其党羽可谓心狠手辣、空前绝后。德国爱国者赫斯（RudolfHess）被判无期徒刑，也不过失掉自由四十六年，但赫斯九十三岁时自杀于狱，被判十年早已过期却仍在关个不停的张学良年登九十，正皈依上帝以求永生，如今在失掉自由五十二年之后，发表公开信说他“怡然自得，深足自慰”“日常生活行动，一向自由”云云，事实上，他“日常生活行动”的“一向自由”，只是他和他夫人老两口的游山玩水逛街吃小馆而已，他和人的交往绝对没有自由，据我所知，只有张群、张大千、王新衡、何世礼四人，可以和他交往，如今张群已老，张大千、王新衡已死，他唯一的交往者，只是他以前的随从参谋何世礼将军而已。何世礼将军住我楼下，人又多在香港，前一阵张学良一周内一连两次到何家，其索寞可想！

张学良公开信中说他“怡然自得，深足自慰”“日常生活行动，一向自由”是“出自肺腑”之言，其实这是看破红尘后的“相对论”说法，并不奇怪。狄更斯笔下《双城记》（ATakeofTwoCities）中的老囚犯“北塔105号”（“OneHundredandFive,NorthTower”），岂不在出狱以后，还要靠人在房门外上锁，才能“怡然自得，深足自慰”么？为什么？因为他被锁了那么久，如果门开着，反而会祸起不测也！（“Why！Becausehehaslivedsolong,lockedup,thathewouldbefrightened-rave-tearhimselftopiecese-die-cometoIknownotwhatharm-ifhisdoorwasleftopen.”）

张学良公开信中说：

多年前信奉耶稣基督，勤于灵修，颇有领悟不问外事。……目下心情，如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八节所说的：“我为他已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十四节又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张学良从早年勤于军政，颇有领悟，专问国事，到垂老“勤于灵修，颇有领悟，不问外事”，这种心境的变化与苍茫，是我们可以理解也无限同情的。但对我们说来、对我们这些不会为逃世信仰“丢弃万事看作粪土”的人说来，挖掘出历史真相，显示出张学良是多么伟大的爱国者，却是我们不甘缄默的责任。

张学良1919年毕业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因为得乃父张作霖的余荫，崛起之速，自然有异常人。他在内优外患的复杂局面里前进，一生中虽然也做错不少事，如因误信蒋介石而拥护蒋介石、替蒋介石背黑锅等，但在爱国大节上，他有最足道的两点，为常人所不及：第一，他有最好搞“满独”（满洲独立）、“东北独”（东北独立）的机会，但他毅然决然不买日本人的账，使中国统一大业因他而完成；第二，他为了救国、为了抵御日本、为了纠正蒋介石的错误，毅决决然发动西安事变，使中国统一大业因他而确保。这两件大业，对张学良个人说来，在世俗眼中，都是冒险犯难的祸事，但是张学良都不自求多福，甘冒牺牲。这一气概，更是光耀青史的英雄气概了。

为了给张学良做历史定位、为了驳斥蒋介石及其党羽几十年来的诬蔑与谬说，我决心出版《张学良研究》来拍案与翻案——勿谓东北无人也！东北讲武堂往矣，讲文堂登场，戏亦好哉！

1988年3月31日午东北吉林省扶余县李敖写于台湾

《张学良研究续集》前言

蒋介石是现代中国最阴狠卑鄙的坏蛋，他一生中害了无数的同胞与同志，或杀或关、或辱或骗……在这些史迹与血迹中，有一件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他对张学良的阴狠卑鄙。这种阴狠卑鄙，项目繁多，大者有二：第一是诬张学良，使张学良一直背黑锅；第二是关张学良，使张学良一直不自由。

在诬张学良方面，对日本，明明是蒋介石自己下令不抵抗，却把“不抵抗将军”的大帽子，戴在张学良头上；对共产党，明明是蒋介石自己“剿共”无功、通敌有据，却把丢掉大陆的大责任，硬要张学良担负。蒋介石这样以舆论与历史丑化张学良，到台湾后，更花样翻新，他把1940年骗张学良写的《西安事变反省录》，交其太子蒋经国“公开发表”，蒋经国在1974年11月25日国民党五中全会就此大做文章，父子聚诬，张学良横被诬名，至今未已也。历史上，一个人横被诬名，不洗于五六十年之前，亦不辞于八九十岁之后，张学良可考第一。

在关张学良方面，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为了给蒋介石面子，主动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可是蒋介石反而把他判了有期徒刑十年，然后予以特赦，理由是国家需才，张学良“年富力强，久经行阵”，“未可遽令废弃”，“责令戴罪图功，努力自赎”。可是，事实上，如不特赦，张学良判十年，坐十年，早在1947年就该恢复自由了，又何至于一关五十二年到今天？好可怕的特赦啊！蒋介石不但拿定主意不放张学良，还一而再、再而三作弄张学良，给他有一天会被释放的错觉。最大的错觉有六次：第一次是抗战开始，全面对外时候；第二次是抗战期中，骗他写《西安事变反省录》时候；第三次是抗战胜利，举国大赦时候；第四次是张学良十年期满时候；第五次是败退台湾，高唱团结时候；第六次是西安事变十七年后蒋介石首次约张学良见面时候。这年是1954年，蒋介石还骗他，说：“汉卿，请再忍耐些时，国家会有需要你的时候。”好个国家需要你忍耐！这一忍耐，又是三十多年，到了今天，蒋介石死矣，蒋经国也死矣，张学良也年登九十矣。张学良一直不自由，已经不自由到习惯不知自由的程度。本来如宋美龄所说：“我们对不起汉卿。”可是五十多年下来，汉卿竟变得未免对不起自己了。——他有机会说他不自由，反倒写公开信说他“一向自由”了，哀哉！

6月22日国民党《中央日报》登美国《波士顿通讯》的社论，说：“在重新追究这些旧案时，首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如果当事人对往事已心安理得，或不愿旧事重提，则又何需他人去吹皱一池春水。”这全是无耻的话，也是不通的话。人间真相与不义，“他人”岂能因当事人的缄默就一同缄默了吗？至少我李敖不是这种“他人”，我特此再来一本《张学良研究续集》，就是要吹皱一池春水！

1988年6月27日

西安事变五十二年了！

西安事变发生在1936年12月，今天已是1988年12月了，五十二年就这样过去了。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垂垂老去；杨虎城在被蒋介石囚禁多年后，用短刀扎死在戴公祠；蒋介石也反攻之志未伸，病殁台湾。对人们说来，西安事变已是历史；但是因为张学良还神秘的活着，他的动态与静态，却使这段历史始终难以落幕，而不断引起新闻。在今年蒋经国死后，张学良的自由问题，更引起人们的希望、同情与关切。在这一压力下，出现了张学良的声明秀、李登辉的接见秀和蒋纬国的哥俩好秀，用以证明张学良的自由。但是，人们还是不肯相信。日本政坛有一个笑话，说首相吉田茂架子大，不大见客人。有一次某人一再打电话想去拜访他，他的左右都说吉田茂不在，但某人纠缠不停。最后吉田茂接电话,大声说：“吉田茂亲口告诉你他不在，你还不相信吗？”国民党对张学良的自由问题，应付方法，从张学良的声明秀以下，大率类此。不同的是，吉田茂是以开玩笑出之，而国民党却一本正经的此地无银三百两，竟以天下人为傻瓜也。

今年4月30日，我编著了一本《张学良研究》；7月5日，又编著了一本《张学良研究续集》，两书均由李敖出版社出版。对整个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张学良的志事平生，都有了权威性的论定；12月12日，中共开放了沈阳的“少帅府”，同时在“少帅府”举办“西安事变五十二周年纪念展览”；同一天，美国华盛顿也举办了“西安事变研讨会”，由张捷迁（东北大学校友、“中央研究院”院士）、田雨时（我父亲学生、张学良秘书）等发表谈话，声援张学良，并致电李登辉，提出他们的观点。电文中说我们都认为张将军身受拘禁五十二年，至今仍无完全自由，实是不合法、背情理，是历史上的大憾事，是当今保障人权的大污点。”“张将军是西安事变的主事人，历史证明，西安事变不是一个单纯的军变，而是国难当前迫不得已的救国兵谏，西安事变的后果是增长蒋公威望，促进全国统一。……从任何角度评价，西安事变的真实效果都是正面的，张将军的行动是救国有功的。……”“我们敬仰钧座推动民主，保障人权，故特请体念张将军谋国之忠、待人之义，立刻恢复张学良将军的全面自由，确保他的言论、通讯、旅行等基本公民权利。我们正筹组张学良将军访问团，请准许我们于近期到台湾访问张将军，访问团也准备迎接张将军到美国观光、访问。”

这一电文见报后第三天（12月14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就登出专文——《张学良有不被打扰的自由》，声言“行政院”已在答复“立委”质询中，表示过“张学良目前拥有充分的自由权，对于张学良不愿与外界接触，政府自无法干涉其意愿。”“因此，部分人士不顾张学良已有充分自由、一再要求让外界公开见他之同时，是否也应想到张学良有不被打扰的自由。……”

其实，国民党这种老套，仍旧是五十二年前老掉牙的理由。五十二年前，蒋介石就说过，不是我不放张学良回西安，而是他自己不肯回西安；如今不是政府不许张学良见人，而是张学良自己不愿与外界接触。——我们熟知历史也熟知国民党性格的人，看了这些理由，能不哈哈一笑吗？

西安事变五十二年了。五十二年后，我们还能拜张学良长寿之赐，得看国民党的种种洋相，真是有趣极了。

1988年12月17日

张学良心事探微

12月25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刊出《李“总统”举行家庭礼拜张学良夫妇应邀参加》的新闻，内由国民党“中央社”统一发稿，发的是台北24日电讯，其中说：应李“总统”登辉先生邀请，张学良、李国鼎、张继正、邱进益等四对教友夫妇，下午到李“总统”寓所，和“总统”的家人，一同参加由翁修恭牧师主持的耶诞前夕家庭礼拜。张学良在礼拜后，轻松地谈到他的“自由”，他说：“有人说我不自由，是不正确的，‘不自由’是别人说的。”他说：“我拥有实在的自由，不只生活上自由，心灵也自由。”主持礼拜的翁修恭牧师，事先不知道参加礼拜的来宾是谁，当他见到张学良夫妇也在时，感到相当意外和欣喜。他告诉记者说，他由今天的聚会和谈话中，深深感受到张学良对耶稣基督的虔诚信仰，也亲自听到张学良在祥和气氛中，笑谈他的信仰和自由。

自从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失掉自由以来，如今五十二年了！五十二年来，国民党从来没说过张学良不自由，一切张学良的隔世行径，都说出于张学良的自愿。今年蒋经国死后，由于外界的压力与质疑，国民党花样翻新，在报上登出一张学良签字的公开信式声明，自谓他在信仰方面，“多年前信奉耶稣基督，勤于灵修，颇有领悟，不问外事”；在生活方面，“怡然自得，深足自慰”“日常生活行动，一向自由”云云。可是如此声明后，仍旧难杜悠悠众人之口，所以趁这回圣诞节到来，国民党又推出“家庭礼拜秀”来昭示天下，并透过张学良之口，说出他“不只生活上自由，心灵也自由”的话，这话且由牧师转述并背书，张扬张学良的“信仰与自由”。

关于信仰方面，在西安事变时，张学良本非基督徒，但他发起西安事变，为救国家，牺牲自己，这种精神，其实正是基督精神的体现。虽非基督徒，实乃真基督；可是，当张学良年复一年被幽囚之后、十年复十年被幽囚以后，他为了寄托也为了到“御教堂”（士林凯歌堂）透透气，他“信奉耶稣基督”了。但有反讽意味的是，他做了基督徒，可是做的，却是最形式、最世俗、最“御教堂”式的基督徒了。他精于神学研究，译述不辍，但所能接触的、所肯接触的、所愿接触的，却仍是官味十足的特定权贵人物，而不是耶稣基督所接触的贫苦大众。这说明了，官味十足的基督徒，其实只是高阶层的、伪善的、打着耶稣反耶稣的国民党教棍而已，这种人去基督精神，可说十万八千里。这样一来，张学良越变成基督徒，距真基督越远，他自谓垂老“勤于灵修，颇有领悟，不问外事”，其实“灵修”与“领悟”，都不如他年轻时的非基督徒时代。我这里只是点破真假基督精神的分际，并不在苛责张学良，因为五十二年的幽囚，毕竟在心境上有太多的变化与苍茫，是我们可以理解也无限同情的。

至于自由方面，张学良自谓的“不只生活上自由，心灵也自由”，也许不算欺人，但却难免自欺。狄更斯（CharlesDickens）笔下《双城记》（ATaleofTwoCities）中的老囚犯“北塔105号”（“OneHundredandFive,NorthTower”）岂不在出狱以后，还要靠人在房门外上锁，才能“怡然自得，深足自慰”么？为什么？因为他被锁了那么久，如果门开着，他反倒活得不自在了——个人的自由观，竟被岁月扭曲、被大有为政府折磨得一至于此，我们除了理解与无限同情外，尚有何言哉？

1988年12月25日

附录

最长的软禁（汪荣祖作，孟绝子译）

序言

自从西安事变在1936年爆发后，虽然半个世纪巳经过去了，然而事情还没有完全结束，因为这一事件中的主角少帅张学良至今仍然是在软禁中。很显然，在西安事变得到和平协议后，他送蒋介石回南京的时候，他并没有料到自己会遭到终身监禁。严格根据法律意义来说，蒋介石不准许南京政府用军法审判手段判处张学良十年徒刑，就是食言背信。尽管蒋介石正式特赦了张学良，可是自特赦时起，张学良却遭到无限期的软禁。今年（1986）已八十四岁的张学良也许是近代历史上被软禁最久的受害人。

为什么蒋介石要把张学良关得这么久，这是个值得提出来令人关心的问题。在1937年下半年全面抗日战争开始后，蒋介石可以放张学良。在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蒋介石可以放张学良。在这两个时机，张学良恢复自由后，可以帮忙蒋介石打日本人，之后再帮忙打共产党。由于蒋介石不会不明白利用张学良是对他有大大的好处，而他却并不认真考虑释放张学良，更不用说任用张学良，这一点值得我们密切的注意。

我们不妨先检讨一下西安事变的真正性质：它为什么会发生？关于蒋介石的政策，它造成了什么差异？事变之后，蒋介石有没有改变他的行动方向？事情很显然，在事变之前的七年中，蒋介石决心向日本侵略者妥协，以争取时间进行消灭国内的政敌。在这方面，他非常坚定，不愿改变他的决心。然而蒋介石的政策极端不得民心，尤其是在1931年日军侵占东北三省之后，以及日军不断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之后。为了不抵抗日军的侵略，蒋介石和他的政府官员被中国爱国的同胞们同声谴责为卖国贼。张学良是蒋介石的忠实支持者，因此为蒋介石的妥协政策分担了大部分国人的指责。伹全国反日的情绪愈来愈高涨和扩大，张学良再也无法容忍蒋介石这种“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多次规劝蒋介石政策而失败之后，张学良才以兵谏作为最后的手段。他根据他真诚的信念自己下了决心：蒋介石应该领导全国同胞抵抗日本人的侵略。当蒋介石在口头上接受了这个信念后，张学良几乎不听任何人的劝告，决心尽快亲自送蒋介石到南京。虽然他没有预料会受监禁，但为了一个团结的中国，他是在冒着很可能的危险。毫无疑问，张学良所作所为，是出于反日爱国心，同时也是自愿地、主动地。此外，在蒋介石领导下的一种新的团结的确出现了，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的确悄悄改变了它政策的优先顺序。因此，西安事变的方式纵然激烈，事变却成功地达到了它原先的目标。蒋介石虽然是西安事变的一位受益人，但由于自我主义的原因，他不肯承认西安事变有任何成就。不管事情是多么真实，他不肯让人知道事实真相是张学良强迫他改变了政策。因此他故意把西安事变描述成是叛逆、幼稚、与共产党阴谋三位一体的混合品。不仅如此，他还向全国同胞宣称那些反叛他的将领，在他的精神感召下巳经及时悔悟。所以，在蒋介石说来，西安事变之解决，是由于张学良改变了初衷，而他并没有改变政策。

蒋介石对西安事变的说法，以及事变的结果，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他不肯原谅张学良。正如他想永远监禁张学良那样，他也想要永远掩盖西安事变的真相；尤其是他想要把张学良从反日爱国情操分开，从东北三省分开。因此，一心想要在历史上占一席之地的蒋介石心里明白，为了他个人一己的形象，他最好把张学良和西安事变真相永远封锁住。

为什么会发生西安事变？

国民党方面的种种说法，包括蒋介石自己的说法，一再一再地宣称，西安事变主要是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反叛将领，在共产党的影响下所做的行为。其他的中国人士，虽然不相信蒋介石以精神感召改变了两位反叛将领的心意，但一般地说来，都普遍地接受了国民党对西安事变的官方说法。例如像胡适和傅斯年那样的自由主义派分子，他们对国民党政府的政策经常有所批评，但在西安事变一事上，他们一致谴责张学良为“惹事生非者”，甚至还骂张学良为“卖国贼”，应该受到政府的惩罚。……

张学良自己的声明，大部分是在监禁中和监督下写成的，所以除了悔意和遗憾外，无法表达任何心意。国际上的看法，都认为“捉蒋”乃是以往军阀主义的遗风，因此并没有对张学良表示同情。总之，不管蒋介石把西安事变事实歪曲得多么厉害，把他自己夸大得多么厉害，他的说法却普遍地占了优势。

虽然张学良从来没有机会依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表白自己，然而如果细心察看，他的那些公开宣布的言行，很清楚地揭示了为什么他要在1936年12月12日，采取激动人心的行动“捉蒋”。毫无疑问地，少帅是全心把自己献身于抗日的爱国大业上。为了这个原因，他完全不顾一切地一方面想要阻止内战，一方面想要改变蒋介石的对日姑息妥协政策。固然共产党人用反日爱国情操，把蒋介石的枪口从他们身上转向到外国敌人身上，但他们的确是努力把东北军争取到抗日战线上。有些共产党工作人员甚至已经设法进入张学良的军队里，签灯一项秘密停战协定。不过，共产党影响之重要性，充其量也是辅助性的。少帅和他那些来自东北的子弟兵，用不着别人告诉他们，都知道日本的侵略是多么不能忍受。他们在1931年被迫离开家乡。从那时候起，他们一直想家，并因此感到灰心，感到愤慨。他们对蒋介石一再宣布的“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政策，当然感到忿恨不满。他们热切地要去打侵占了他们家乡的日军，而没有心情继续与国内的敌人流血作战。共产党人只是赢取抗日的情操，并且用友好的劝服方式强调这一情况而巳。共产党的文字工作人员宣称是他们的共产党，把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带到抗日战线上，是太过于居功了。国民党宣称共产党人是用爱国情操，引诱张学良和杨虎城二将军进入陷阱，也同样是夸张的说法。

少帅自己的抗日情操是特别强烈，因为日本侵略者不仅侵占了他的故乡，还谋害了他的父亲。他的爱国情操驱使他让东北三省在1928年与关内中国本土合并。可是他的抗日爱国情操在1931年却遭到阻挠，那就是日军攻占沈阳时，蒋介石下令不准他率军抵抗。由于他身为东北各部队总司令，他就背上了不抵抗的罪名。就连诸如胡适这般聪明的人，也跟着全国大众谴责张学良失去东北。他独自一个人承受全部指责，从来没有奚落过蒋介石。不管怎样，有充分的证据，包栝日本官方档案中的证据，都一致提出，在九一八事变以前，尽管张学良发出警告说与侵略成性的日军，将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军事冲突，蒋介石就的确已经命令张学良不准抵抗日军的进攻。张学良的中校秘书应德田引蒋介石致张学良电文：“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蒋中正。”日本外务省所藏的蒋介石致张学良“铣电”（1931年8月16日）：“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今藏辽宁省档案馆日本人中村案第104号，有张学良给东北的臧式毅代主席电（1931年9月6日）：“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章炳麟（太炎）也作证说，他与少帅于1935年在北京会晤时，少帅曾经把蒋介石的秘密电报给他看过。东北军骑兵部队指挥官何柱国将军回忆当年的事时说，1931年9月12日，蒋介石把少帅召到石家庄，在一列警备森严的火车上见面会谈。会谈后，少帅告诉何柱国“蒋不要我们抵抗（抗日）”。1931年11月14日所发表的国民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声明，非故意地进一步确定了“在这期间（九一八事件），中国政府尊重‘国联’的决定，尽最大努力避免冲突，并格外努力保护在华日本侨民，以防止任何不幸事件之发生”。两个星期之后，蒋介石在为顾维钧举行的就任外交部长就职典礼中，宣称以外交方式解决与日本之间问题之重要性。蒋介石政府的对日政策很清楚地是一种妥协政策。很显然，在他没有把国内的政敌消灭之前，他不想于1931年在东北激怒日本。然而少帅张学良却一个人独自为蒋介石不得民心的政策，所引起的种种最坏后果背黑锅。

虽然如此，那时候张学良对蒋介石还是非常忠诚，他做了蒋介石的替罪羔羊，除了私下向他亲近的僚属和他尊敬的朋友诉苦外，他没有公开抱怨过，甚至于在为东北军的功过与汪精卫公开发生争论时，他也没有公开抱怨过。此外，在1933年热河被日本侵略军侵占后，为了使蒋介石的处境方便些，张学良还自愿地背着黑锅引咎辞职、出国。在欧洲期间，少帅看到以法西斯主义强盛起来的德国和意大利，印象极为深刻，因此回国后，他想要使蒋介石成为中国的墨索里尼，以抵抗外国的威胁。他称呼蒋介石为领袖，并且尽职地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中国的“领袖”一词，相当于德国的“元首”称号。

高度的期望，通常是会招致失望。不久，对蒋介石的政策之正确性和正义性，张学良不能不产生怀疑了。在张学良看来，一连串的事件，证明蒋介石的政策是违反国家的利益。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听从了蒋介石的话，想仰仗“国联”为东北主持正义，做个公正的解决。结果没有用，反而招致日本更进一步的侵略。日本在东北设置满洲国之后，又侵占热河省，再进一步迫使华北中立化。所有这一连串的事件都表明了日本侵略的脚步，并不会因蒋介石一再妥协而停止，也表明了中国的内战只会正中日本下怀。然而拖到1936年，蒋介石仍然坚持在没有把国内的政敌消灭以前，“他的国家”不能也不会抵抗日本的侵略。这个“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仅仅失去绝大多数有良知讲正义的中国人民的支持，也深深困扰着与日本有特殊仇恨的张学良，使他忐忑不安。张学良不断地向蒋介石请求，他愿意在蒋介石所领导的抗日大军中去打先锋。可是蒋介石对张学良坦率的请求根本充耳不听。这使张学良当然感到他的看法和感受，遭到他屈身般尊敬的领袖忽视了。他先前已经勉强就任了总部设在西安的“西北剿匪总司令”之职，现在，他沉痛愤恨这种血淋淋而又没有意义的内战。实际上，在西安事变之前，东北军中这种强烈的愤恨，巳经可以察觉得出来。

少帅与蒋介石之间无法一致的问题是，蒋介石坚持要消灭国内还存有的敌人，特别是共产党人，而少帅要立即停止内战，以便团结所有的中国人一致对日作战。两人对自己的看法都有强烈的信念，因此都想要使对方相信自己的看法。张学良虽然是蒋介石的下属，但他有他自己的东北军部队，加上全国日益高涨的反日情绪和蒋介石所持政策愈来愈不得民心，这给了他广大的支持与巨大的鼓舞，去跟蒋介石争论。不过，蒋介石极端顽固，顽固得常常不让张学良把话说完。蒋介石的态度，以他于1933年4月7日对剿共军事将领所做的训词最为清楚：

我们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东北三省热河失掉了，自然是在号称统一的政府之下失掉，我们应该要负责任。不过我们站在革命的立场说，却没有多大关系……

蒋介石在训词最后说：“专心一志剿匪……无论外面怎样批评谤毁，我们总是以先肃清内匪为唯一要务。”时光过去，蒋介石的顽强态度依旧持续不断。尽管蒋介石的态度强硬而狂热，但对家乡被日本侵略者侵占了的那些张学良东北军官兵，几乎起不了号召力。对于张学良对“内匪”的看法，对于张学良部队在陕西与共产党作战士气之低落，蒋介石终于失去了耐心。1936年下半年，蒋介石决定到西安去看张学良。这时候，虽然在绥远省东部中国军队正在与日本侵略军作战，蒋介石停留西安期间却从来没有提到一句打日本的话。不但不提打日本的话，在向张学良的东北军军官训话时，蒋介石反而一再重申消灭共产党之必要，并且还用恼怒的口气把反对他政策的人比拟为“汉奸”。为了“剿共”，除了口头的压力，蒋介石还着手部署三十多个师的部队在张学良部队的背后，同时也分别扩建西安和兰州两地的机场。此外，据说蒋介石又威胁说要把东北军调到华南地区加以“整编”。事实上，1936年12月9日他在给陕西省主席邵力子一封迄今尚未公布的信里，要邵力子暗中让《大公报》记者发布下面的消息：蒋介石要任命他的心腹将领取代张学良和杨虎城。很显然，蒋试图使用一切可能的威胁手段。他似乎已经决心要迫使那些对他有异议的将领们除了照着他的话去做之外，无路可去。

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的决心，是毫无疑问的。然而最近一项证据证实，差不多在西安事变以前一年，蒋介石曾经指示他的心腹人士陈立夫与苏联和中共领袖周恩来接触联系，谋求和平解决办法。陈立夫的陈述可以使我们感觉到，在西安事变以前国民党与共产党就已经达成第二次统一阵线了。蒋介石与共产党的秘密交往确实令人玩味，正如张学良与周恩来秘密来往一样令人玩味，因为这两件事巳经证明共产党并不是像国民党所声称那样会非常轻易地就被消灭掉。但如果因此就说蒋介石已经改釆容共政策，那会是太草率的结论。实际上蒋介石自己就说过，事情还得等“我最后的批准”。因此，陈立夫的陈述只是证实了蒋介石想要开辟一道周转余地的门路而已。蒋介石仍然打算尽一切力量推行他的计划，以完成他更为称心合意的武力解决方式，就如他在1936年12月初到西安时所急切表示的那样。

看来不像是张学良和杨虎城二将军早先就有计划要兵谏蒋介石。张学良虽然过去一再规劝蒋介石去打日本人而一再失败，可是他从来没有放弃说服成功的希望。（10月29日）蒋介石到洛阳为他的五十岁生日“避寿”。张学良约阎锡山同往洛阳向蒋介石祝寿。任凭蒋介石不高兴，张学良还是一再旧话重提，请蒋介石改变政策。但是当蒋介石顽固地拒绝考虑改变政策以后，尤其是当蒋介石进而命令军队和宪兵，用武力残酷地镇压了抗议的学生以后，张学良和杨虎城才决定用武力解决。这种行动，中国人称之为“兵谏”。张、杨二将军用兵谏迫使蒋介石改变政策。他们曾经尝试过用别的方式规劝蒋介石。他们用说服、请求，甚至哭求等方式全都失败了以后，才选择这最后兵谏一途。捉蒋而兵谏之，方式虽然是不顾一切的孤注一掷，却是少帅自己慎重仔细考虑后所做的决定。这一决定，也得到杨虎城的支持，因为这是他能得到抗日统一战线的最后机会了。共产党人虽然曾经尽一切力量影响少帅，但事前对这决定也毫不知情。1936年12月12曰捉蒋一事，他们没有责任，也没有功劳。

如何顾全蒋介石的面子？

张学良抓住蒋介石后，共产党的宣传机构主张公开审判蒋介石，甚至主张判处死罪。话是这么说，但如果冷静地查看，共产党的领袖们一定是在一开始，就决定寻求和平的途径解决西安事变。任何群众大会上的呐喊，不能看成是一个政策。因此，毛泽东在群众大会上主张公开审判蒋介石，是一种呐喊，不是他的政策。事实上，毛泽东完全不可能审判蒋介石，因为蒋并不在共产党人的手中。怎么能指望少帅把蒋介石交给共产党人呢？果真如此，说毛泽东改变了他的政策，从原先主张杀蒋介石，改变到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主张放蒋介石，也许是过度夸大了的说法。在那个时候把蒋介石处死，除了满足报仇心外，对共产党人并没有好处，他们党的利益，他们心目中全中国的利益，乃是放在自从1933年以来，他们所提倡的抗日统一战线上。而这一统一战线之成功，有赖于蒋介石的合作。在那个时候，他还控制着中国最多的军队和最多的资源。因此，在1935年以前，毛泽东和周恩来所采取的政策是“逼蒋抗日”。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们致力于动员民意，组织学生运动，和向张学良的东北军里滲透。就他们的“逼蒋抗日”政策来说，与张学良的“捉蒋”实在没有不同。审蒋或杀蒋，会扩大内战，因而会损害了他们的处境。在这一点上，共产党的领袖们和张学良这时都在为用最佳的方法解决危机而努力：逼蒋介石领导抗日战争。

虽然如此，双方还是有一点重要差别处。张学良曾经是蒋介石的长期亲密同事，又是蒋介石的忠心反对者。一旦蒋介石答应改变政策而领导爱国抗日战争，张学良对他的上司如果不是感到歉疚，就是有种强烈的感情。所以事后张学良竭尽一切，修补蒋介石的面子，恢复他的声望，以补偿他被“捉住加以兵谏”。少帅从来没有坚持蒋介石应该为承诺的事签下书面保证。在张学良看来，蒋介石身为全国的领袖，他以领袖的诚实对遵守承诺做下口头的保证，是相当好了。然而张学良的僚属却在怀疑蒋介石的口头保证是否有效有用，部队里面也酝酿着一些不安。为此，张学良决定尽快释放蒋介石。并且，他还决定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早在12月19日，张学良告诉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弗拉塞：

当他回京的时候，我准备跟他同去，站在国人面前受冷静的、公正的审判。如果他们听了我所说的事实以后，认为我的举动谬误而责罚我，则我愿意承受任何的责罚，甚至死刑。

自从那时候，他就一直遵守诺言不变。当蒋介石要在圣诞节那天离开时，张学良的许多僚属都劝他们的主帅不要陪蒋介石到南京去。他们的劝阻都失败了。张学良的态度很坚定。据说他对率兵到临潼去抓蒋介石的警卫营营长孙铭九说：“人家是蒋委员长，我不送他回去，叫人家怎么领导抗日？”少帅做这一决定其信念与态度，同两个星期前他决心捉蒋时的信念与态度一样坚强。众所周知，周恩来事先并不知道张学良这一决定。当时他一得消息，立即赶到，飞机已刚刚起飞了。然而即使他及时赶到机场，也是非常不太可能劝得了张学良不陪蒋介石去南京。如果张学良是因一时冲动而做这一决定，飞机在洛阳降落加油时，他仍然有机会改变主意。他早已下的决心似乎是无法动摇的。他这一决定，与他捉蒋时他对部属所说的话也是一致的。他对部属所说的是：“我们所争的是主张，只要主张能行通，目的能达到，其他均非所计。”很显然，一旦蒋介石接受了他的看法，他是愿意为蒋介石做任何事情的。

张学良当然知道很可能遭遇到的危险。因为放蒋介石和陪他去南京，就像是放虎出笼和伴虎归山。可是他比较喜欢相信领袖是一诺千金、说话算话的。他非常乐观地告诉孙铭九：“我抓了他，现在送他回去，是一抓一送。送他到了南京，他再送我回来，也是一抓一送。这样岂不成了千古美谈！”

张学良的乐观当然是没有根据的。如果他认为他陪蒋介石去南京就足够保全了蒋的面子，他就是大错特错了。蒋介石心中有更多保全面子的企划，而且决心要一一进行到底。蒋介石几乎立刻就在12月26日向全国发表了一份声明，叫做《蒋委员长对张杨训词》。声明中并说这个训词乃是蒋介石离开西安之前，由蒋介石的妻子宋美龄当场所记录的。蒋介石离开西安之前，可能与张学良和杨虎城有过简短的寒暄。要说那时候他对张杨二将军当面讲了《训词》，则是极为不可靠的说法，因为那时候他还是在张杨二将军的掌握中。更重要的是，这份《训词》中丝毫没有提到他的口头承诺，而这一承诺乃是他被释放的先决条件。如果这个《训词》是真的，不说张学良，至少杨虎城将军是不会让蒋介石离开西安的。其实，在机场上正要离开西安之前，蒋介石又重申了他的承诺。只是在他离开了西安之后，他才从原先的和解言词上改了口。从《训词》中自高自大的措辞来看，诸如说张杨二将军在蒋介石人格感召之下而忏悔等等，毫无疑问，那份声明中《训词》的时间是倒填的。事实上，蒋介石的捉刀人陈布雷在《陈布雷回忆录》第118页中就说了：

26日中午往机场迎迓蒋公。随至官邸。蒋公授余草稿一纸，命与夫人详谈，即为整理记录，于5时前赶成之，即对张、杨之训词也。

可见所谓训词，乃是事后赶工变造者！为了使它看起来像是真的，陈布雷立刻动手赶办。实际上，陈布雷也捉刀编造《西安半月记》。那是蒋介石对西安事变的说法。显然那不是蒋介石在被扣押期间所写的日记。

再者，少帅张学良也立即遭到秘密军事法庭的军法审判。没有几天，在12月31日，他被以叛国罪判处十年徒刑。虽然蒋介石以张学良已表示衷心忏悔为理由，而要求特赦他的刑罚，他实际上却是在军事委员会无限期的监禁中。回顾起来，正如作家李敖所说：“蒋介石的宽大是很可怕的。”蒋介石显然是想要向全国和全世界表明他所监禁的人，只是个误入歧途的恶棍，理应终身忏悔；也表明他个人的人格感召力和威严，曾经促使叛逆的将领们幡然悔悟，并“无条件地”释放了他。在逃到台湾以后，过了好几年，蒋介石在他的《苏俄在中国》一书里，还是坚持说张学良“不敢把他们已经拟好的要求提出来”，说张学良“哀求我息怒并听他把话说完”，说“我打断他的话并禁止他谈及任何政治问题”。此外，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频频出现在蒋介石的声明中，张学良在监禁中所写的《西安事变忏悔录》中也提到过。这个说法是说张杨二人私下在蒋介石的日记中看到他的抗日计划后，就被感动得决定释放他。如果真有这样一个抗日计划，为什么蒋介石的公开言行与他这一秘密心意竟然那样矛盾？为什么当张学良一再要求他抵抗日本侵略时，他不把他的抗日计划告诉他的副总司令张学良？因为扣留蒋介石的主要目的是逼他抗日，那么，既然蒋介石已经把保证抗日的誓言写在日记中，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什么还要要求蒋介石作保证呢？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所说的一切言论，除了修补他的面子，没有别的目的。

之后，随之而进行的种种政治调动和军事调动，也是含有在各方面修补面子的意味。在军事方面，蒋介石命令部队向西安推进，用意不是挑起内战，而是向驻扎在西安一带的张学良部队炫威。蒋介石这样做，是想要向那些反抗他的军队摆出一副惩罚性的态度，也是要把东北军弄得看起来像一支无法无天的军阀部队，理该遭受解散。在政治方面，蒋介石向全国表示西安事变并没有改变他对共产党的态度。而实际上他却是在继续与共产党的代表们谈判。当国民党与共产党最后终于达成协议的时候，蒋介石就要将之弄得看起来像是向他投降，正如他和他的部下常常宣称的那样。不过他一定已经明白，共产党为完成抗日统一战线而做的让步不是一种投降，而是他们长期所寻求的政策之成功，因为共产党人并没有放弃军事的自主权和政治的自主权，或行动的自由，同时他们还能获得合法性，能在全国公开活动，并且因而会增大他们共产党的影响力。因此，1937年年初的所谓共产党之投降，乃是一种假装，看起来好像蒋介石完成了他那原来总部设在西安的“剿匪总司令部”所未完成的胜利；而这样一种假装的用处，又是在修补“领袖”的面子。

它造成了什么区别？

根据蒋介石的说法，西安事变乃是不服从他命令而误入歧途的张学良和杨虎城所犯下的一种罪行。然而很幸运，二人看了他的日记后，又受到他伟大人格的感召，于是及时悔悟，没有导致全国性的灾难。如果蒋介石的说法是真实情况，则西安事变的意义只是悔悟与惩罚而巳。然而毫无疑问，尽管蒋介石—遍又一遍地否认，西安事变却是已经致使蒋介石改变了他的政策，也改变了中国的历史途径。

如上所述，在西安事变以前，蒋介石是顽固地执行他优先消灭国内政敌，然后才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全国反对他政策的抗议浪潮日益高涨，他置之不理，还径自到西安，亲自向张学良及其部属施加压力，要他们达成消灭“共匪”的任务。这次他态度非常强硬，所以在各种演讲和谈话场合，他甚至于痛斥任何反对他政策的人是叛徒。毫无疑问地，他是决心要使他的政策彻底执行。然而12月12日他所遭遇到的被捉被扣这一强烈经验，把他狂热推行的政策冷却下来了。正如张学良所说,在他狂热推行他的政策时，他不听任何不同的意见，而且还要用政府的军队镇压抱有不同意见的人。而现在可以这样说，他现在是被迫导致对他被捉被扣的政策慎重地加以检讨一下。据报道，在西安见到周恩来时，蒋介石所说的第一句话是“内战不能再打了”。蒋介石被释放了以后，虽然公开否认他被扣押期间曾经做过任何承诺，但他知道已经口头上做下他无法完全不顾的承诺；而且，他被释放以后所享得的全国性名望，使他深深明白全国同胞都指望他做个团结和谐中国的领袖。如果他想要恢复他那不得民心的陈腐政策而继续打内战，他当然要三思才行。所以，在他声称他并没有改变他对共产党的态度时，他已经悄悄在1937年1月6日撤销了西安的剿匪总司令部。因此，就致使蒋介石改变政策一事来说，使他从镇压国内反叛人士和不满分子，改变到联合全国同胞抵抗外国的威胁，西安事变确实造成了大大的差别。

西安事变也造成蒋介石和周恩来这两位敌对的领袖有了直接的接触。周恩来在这次相会的机会中介绍了一下共产党的状况，并且说共产党愿意在对日抗战时支持蒋介石。这次直接的接触也为之后两党继续谈判铺平了道路，一直到两党完成了“第二次统一战线”。共产党人并没有发动西安事变，但他们却充分利用西安事变来达到他们眼前的政治目标。后面我们将谈到，为了不使“统一战线”受到危害，他们甚至决定在谈判中对释放张学良一事并不坚持。张学良乃是三角关系游戏中真正的输家，不过他所发动的西安事变，倒是把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合作关系促进得复活了。

由于张学良促成了统一战线，因此，以国民党籍史学家占大多数的人们常常说，张学良救了绝境中的共产党，最后使他们成了难以对付的力量。按照这种想法，西安事变必然应该是使共产主义在中国获胜的主因。不过这种推论太过分，也不公平。因为认为共产党在1936年已濒于被彻底消灭的边缘，也是错误的。事实上，任何迅速成功之必然性是很令人怀疑的。西安事变之前不久，张学良的两个精锐师的部队被共产党部队完全消灭了。不仅仅是张学良，就连蒋介石也知道共产党有长期作战的能力。所以他们两人分别各自以不同的方式与共产党人建立了联系，作为选择的余地。因此，张学良所作所为，并不是拯救了共产党，而只是制止了继续内战。固然在八年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扩大了力量，可是在1947年内战重新开始时，跟国民党的军力比起来，共产党的军力仍然是非常弱小，所以蒋介石手下的主要顾问们预言可以在四个月内消灭“朱毛匪帮”。因此在军事方面，在西安事变之后十年，蒋介石仍然有机会在短期内消灭他的“共匪”。是蒋介石和他的政府在政治方面的失败腐蚀了他的军事优势，这才造成他最后的垮台。为他的垮台而归罪张学良，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蒋介石和他的政府为了他们的垮台，也归罪过美国的马歇尔将军、中国的自由主义分子、激进派学生……）。

基本上，西安事变是完成了它既定的目标，把全中国团结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去抵抗日本的侵略。就中国最近的将来来说，这完成了的目标造成了一个重要的差别：中国不再打内战，也不再对日本姑息让步。在这种意义上，西安事变帮助消除了国民党向日本屈服的可能性，而且由于同一原因，中日战争也成了不可避免之事。造成西安事变，和对它所产生的结果，张学良是最重要的人。但他也是为此而付出最大代价的人：不仅他个人失去了自由，连他的东北军也被蒋介石解散了。

蒋介石为什么不肯放张学良？

回顾起来，人才明白蒋介石监禁张学良的决心是多么强烈、多么坚定。1936年12月25日那天，蒋介石要求过张学良不要陪他去南京。人一定会怀疑蒋介石讲这话是否出于真心诚意。当初，蒋介石并没有把握如果他做了坏事是否会不受到报复，因为他一个人是去了，但还同他的几十个文武大员、五十架军用飞机和五百个空军人员留在西安。等到他知道在他掌理中的张学良，还能够有效地命令西安东北军指挥司令部，把他的部下和飞机迅速遣返的时候，他就再也没有放张学良的意思了。不过我并不是说是由蒋介石逼迫张学良下那些命令。更确切地说，张学良能够完全按照蒋介石的意思做，是因为他曾经保证过，如果他那抗日统一战线的愿望能够实现，他是愿意牺牲他自己个人的利益的。最后，由于张学良在身旁协助，蒋介石才把东北军调离西安，并且进而在东南将之解散。做完这件事，蒋介石于是也才能够严格囚禁张学良，让他被世人忘掉。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当张学良仍在蒋介石的牢笼中时，为什么在西安的张学良部属要顺从地接受了他的命令？固然少帅与他的东北军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可是在那种情况下要他们接受他的命令，他们还是难以理解。事实上，以孙铭九、应德田和苗剑秋为首的许多军官都主张：在他们的少帅返回西安以前，强烈反对释放蒋介石的部属和飞机。然而东北军中像王以哲和何柱国等更有力量的人物等，以同样强烈的态度赞成接受张学良的命令。他们相信他们更能理解少帅的心意，因为少帅一再誓言，一旦蒋介石停止内战而去抵抗日本侵略，他愿意支持蒋介石和中央政府，因此他们不愿违抗能领导各方面部队抗日的中央政府。他们也许还害怕他们的抗命会将少帅之得释变得复杂困难，所以他们决定立刻释放蒋介石的部属。释放之前，他们还像家庭饯别宴一样，以过分丰盛的筵席为那些人送别。几天之后，又让所有的军机离去。应德田在他写的《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一书中回忆，除了那些反对的部属，原来就非常过分听从蒋介石意思而不听从张学良意思的王以哲和何柱国二将军，自愿自动地放弃了重要的讨价还价筹码，因而大大削减了少帅返回西安的机会。应德田相信，蒋介石为了交换他的几十个高级部属和五十架飞机，是不会扣留张学良的。应德田又说，等到那些官员和飞机一回到蒋介石手中，蒋介石立刻把张学良送交军法审判。当王以哲和何柱国进一步顺从张学良的指示，和进一步屈从蒋介石的军事压力，而同意不以张学良的自由为先决条件的情况下，撤走东北军时，反对的人们不能不怀疑王以哲和何柱国的动机了。例如，应德田就怀疑王以哲和何柱国已经被蒋介石收买了。这种被出卖的感觉不断增长，它乃是1937年2月2日兵变的真正起因。“二二事件”本来是要杀掉王以哲和何柱国，但只有王以哲被杀。不过这次事件很短命，也很失败。毫无疑问，东北军内部的斗争便宜了蒋介石，让他的部队很快就把西安接管到掌握中。

领导“二二事件”的孙铭九、应德田和苗剑秋，并不是想要与蒋介石开火打仗的顽童。由于他们和他们的“抗日同志会”一同主张把枪口转向日本侵略者，他们也不会挑起内战。他们只是坚持把释放张学良回来，作为任何谈判协议的先决条件，这不仅是为了满足他们个人的忠心，也是为了统一战线和东北军前途。他们不相信这一态度会引起战争，也把蒋介石的军事威胁看做是恫吓而不加考虑。应德田说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敢发动另一次内战。”在应德田和他的朋友看来，东北军团结一致的强硬态度，乃是使少帅恢复自由的最后机会。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釆取现实主义态度的人，不是激进派分子。对付蒋介石，他们只相信现实政治。王以哲和何柱国，像少帅自己一样，是理想主义者，不是保守派分子，他们相信用好意和牺牲可以获得蒋介石的信任。当时，理想主义者力量大、占优势，现实主义者却看得对。把东北军从西安撤走以后，六个东北军将领飞到奉化县去探望被监禁的少帅，每人被准许与他谈二十分钟。最后都挥泪而别。蒋介石并没有因东北军的良好行为而放张学良。

对少帅所遭遇到的不公平扣留，“二二事件”可以说是最后一次的武力抗议。此后，出现的只是请愿了，大多数是张学良的同乡们所做的。他们是在乞求“不能得到的”宽恕。为什么蒋介石宽恕是那么难以得到？蒋介石不会没有注意到，他扣留张学良之举，即使不是完全非法的，也是完全不道德的。一定有一些强有力的原因，使他宁愿问心有愧也要囚禁张学良。当然有报仇的成分。吴天威教授曾经指出蒋介石信奉自大和报仇，也信奉个人交往中的相互关系。”换句话说，为了他以前和以后从未经历过的几乎被杀的危险折磨，他要张学良受到惩罚的报应。但我不认为“因为少帅破坏了他消灭共产党人的计划”，蒋介石就那么不能原谅人。蒋介石和他的史学家们，的确有时候为“失去大陆”而归罪张学良。不过他们也知道这样指控是无法辩护的谎言。第一，1936年蒋介石还没有明确的消灭共产党之计划，可以让张学良加以破坏。西安的“剿匪总司令部”并没有打赢仗，更不用说消灭敌人了。第二，蒋介石根本不认为他的消灭共产党之计划，因西安事变而中断；蒋介石的消灭共产党之计划，真正被破坏的时间是1949年。那时候，张学良巳经被蒋介石监禁了十二年矣。

也许蒋介石不肯宽恕的主要原因，须在蒋介石想要把西安事变弄得看起来像个什么这件事里去找。他显然想要把西安事变弄得像是一种失败——一次没有意义的挟持，没有达到任何正面积极的结果。“外界看来这一政变显得是一次失败”乃正是蒋介石所想要的情况。当时有欧美各国的观察家在西安，不过没有几个能像贝特兰（JamesBetram）那样能够看出“事实上它成功了”，因为“中国已经得到了一种新的统一”。很显然，对蒋介石来说，放张学良就是使西安事变在外界看起来显得是一次成功：张学良自由，因为他造成了中国新的统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所揭起的全面战争以后，为了抗日救国，蒋介石是应该放张学良的。张学良和东北军很久以来就一直痛恨日本，他们去打日本侵略者，一定会是最狂热的战士。但就蒋介石个人的利益来说，他现在已经成为全国统一抗日战争中活的象征，他怎么能愿意让他以前的副总司令和扣留他的少帅成为全国的英雄，分享他的抗日光荣？更糟的是，承认张学良长期的抗日态度，再加上他一定会在抗日战场上所做的英勇表现，会很容易暴露出蒋介石原来竟然是个迟到的抗日战士；又会暴露出现在被国人拥护为爱国政策的统一战线政策，事实上也是张学良强迫蒋介石接受的！因此，蒋介石为了他个人的声望，不得不“不让张学良在抗日战争中担任任何角色”。对张学良来说，他期待抗日战争已经那么久了，为之而做的牺牲是那么大，把他排除于抗日战争之列乃是最重的惩罚。据说，当战争伸延到上海南京一带时，囚禁张学良的房子突然失火了，警卫人员怀疑是张学良放的火。这很可能是真的。正如一位传记作家说，张学良放火是要表示他的失意和愤怒。当全国都在为抗日战争而忙碌时，他被蒋介石悄悄地在华南各地搬来搬去，像个普通罪犯一样。张学良在西安事变期间的伙伴杨虎城，遭遇到另一种命运。在西安事变完全尘埃落定以后，他出国去。当中日战争爆发后，他自愿回国，要去参加对日作战。可是一回到中国，就被蒋介石的特务头子戴笠扣押起来。整个八年抗战期间和战争结束以后，他一直是被蒋介石囚禁着。然后，在共产党胜利的前夕，他神秘地死在监狱里。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了促成抗日统一战线，是那么尽心尽力，是那么不顾一切，然而他们二人却都被排拒在对日作战行列之外，这看起来固然讽刺，但却并不完全令人感到惊奇，因为这乃是蒋介石故意要把事情弄成这样的。

蒋介石应该让张学良在全国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中贡献心力，他却没有这样做。即使张学良参加了抗日工作，不管怎样，他的贡献对战争的结果都不会造成重大的改变，因为日本侵略者，虽然仍然侵占着中国一大片土地，但在日本本土遭到两个原子弹的轰炸后就投降了。蒋介石可能没有认识到在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战争中，张学良可能会造成的不同情况。假如当时张学良被放回西安，他必定会在西北领导一支强大的军力，东北军也会在抗日战争中成长得更为强大。当时机来临，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部队会在战争结束时成功地进入东北。这个方案，至少对国民党来说，比被共产党打下东北，会好得太多太多了。蒋介石用“先调查后解散”的方法解决了东北军，固然会享受到消灭了一支地方性军队之后的满足，然而他却无意中在中国的一个地区造成了权力真空，让共产党的红军在中日战争开始后填补进去了。碰巧，战争结束后，在废墟中出现的红军比以往更为强大，林彪率领他成千上万农人军队进入东北时，实际上没有遇到阻挡。

1945年日本投降时，张学良仍然能够为国民党做出有益的贡献。国民党的领袖人物中，蒋介石想要派人到东北去担任复原工作，还有谁比张学良更适当？担任过张学良副官的李金洲相信，如果张学良被派去接收东北，东北的民众一定会热情欢迎他，也一定会成功地支持他与共产党竞争。战争结束时过分自信的蒋介石可能相信，不必要有张学良的帮助，他就能够得到东北。共产党人就聪明多了，他们任命张学良那位声望远比不上他的弟弟张学思，为东北的一个省主席。蒋介石可能担心，让张学良回到故乡东北，会触发起太多不愉快的往事，尤其是失掉东北的事和有关抗日战争的整个问题。为了失掉东北，张学良一直是在一个人担当全部责任。1945年，蒋介石“民族救星”的威望和荣誉达到最高峰。这时际，他更不愿打开烦恼的囚笼，放出“妖怪”张学良，来减损他伟大胜利的光彩。因此，战争结束后，在1946年11月2日，蒋介石把张学良以囚犯的身份移囚到台北，而没有任命他为官员去接收东北。很不幸，蒋介石所享受的胜利之陶醉，是短命的。国民党在东北垮台之后不久，整个中国大陆就从国民党手上到了共产党的手上。命运的嘲弄是，逃亡的蒋介石与被囚禁的张学良在台湾聚会了。

国民党政府搬到台湾以后，张学良即使得到释放，政治舞台上也没有适当的角色他可以担任了。他仍然得不到释放，原因无他，只是蒋介石故意要湮没这一页历史而已。一直到1975年蒋介石死了之后，报纸上才刊出了简短的新闻，报道一下张学良的近况。又是十年过去了，在西安事变五十周年之际，蒋介石儿子蒋经国控制下的国民党政府，很不可能让老囚徒少帅重获自由。默默地忍受了半个世纪的囚禁后，张学良会逐渐凋零，但绝不会被蒋家政府恢复名誉和地位。

〔后记〕1986年6月27日到7月5日，我到西安访问，我看了西安事变发生前一刻蒋介石在华清池下榻的房间，我也爬上骊山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被抓处的亭子。人们告诉我那个亭子原来叫做“正气亭”，现在叫做“捉蒋亭”。蒋介石造那个亭子的用意，显然是要将屈辱转变成光荣，以配合他在1936年圣诞节那天，被放回南京后为修补面子而做的一连串努力。他做的一连串努力是：散布《离陕时对张杨训话》小册子，出版发行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日记和宋美龄的《西安事变回忆录》，声明没有在强迫情况下做过承诺，声称蒋介石的人格感动了张杨而释放他，不想下台却一再表示要辞职下台，审判和特赦后命令张学良在“严禁中”忏悔，向全国说共产党已经投降。

要了解为什么蒋介石如此难以释放张学良，蒋介石自觉的修补面子心理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蒋介石在他的说法中，除了称赞张学良的及时悔悟外，没有为任何事称赞过张学良。蒋介石和他的史学家不断地把张学良描述成一个年轻的军阀，急躁无知，落入共产党的圈套，犯下滔天大罪。不管是否故意，他们还把失掉大陆的责任也算到他身上。假如他们有认识能力，能够认识到这一“滔天大罪”，事实上是巳经把蒋介石推上抗日战争中统一的新中国所不可少的领袖地位，并且因而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荣耀了蒋介石，他们就该感激张学良，进而把他们一贯的说法修正过来。然而，当蒋介石已经成了抗日爱国战争中活生生的象征时，他们怎么能丢得起这个脸来讲真话？难道蒋介石能承认抗日爱国战争乃是叛将张学良强迫他做的？一点也不能承认。实际上，蒋介石向全国同胞说的是，张学良在他的日记中看到他是抗日的，因而悔悟并放他回南京。因此，在蒋介石来说，他并没有改变心意，更不用说他改变政策了，而是张学良改变了心意。所以怪不得国民党人振振有词地说，张学良只是用抗日作为借口，以制造西安事变。蒋介石怎么能够让张学良参加抗日战争，以证明他是真正抗日爱国分子？把张学良排拒在抗日战争之外，不仅是惩罚“坏人”张学良，也是确定“英雄”蒋介石之历史地位所必需。蒋介石在享受他的英雄光荣地位之际，他不能容忍一个把他造成英雄的人物出现。蒋介石在战后拒绝考虑派张学良去接收东北一事，进一步证明了他非常认识到自己的历史地位，并且愿意为之而付出巨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也许，蒋介石从他自己高高在上的权位观点来看，永久囚禁张学良，只不过是为了维护蒋介石的“领袖”光荣，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而已。

本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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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窝囊张学良了！

张学良先生五十四年来公开露面于九秩大庆中，有人说西安事变过了半世纪，没有反哪有平；有人说张学良受尽委屈，公开祝寿应算平反；有人说人已自由没有平反问题；有人说党政要员齐为张学良祝寿，显然当局已有平反意味；有人说今天是欢乐收场，当然是平反。……大体说来，人们对张学良先生是同情的、肯定的、补偿的，虽然，五十四年后才有这样“公道自在人心”的公开表示，真令人不能不感慨于公道何迟！

在迟来的公道中，有两个画面最吸引我们这种学历史的人的注意：一个画面是陈立夫亲来祝寿。陈立夫是当年媒孽张学良先生的党国大员，据他手下大将齐世英面告，蒋中正到台湾后曾找他去，指摘他们对大陆失败有大责任，其中之一，就是“逼反张学良”。可见张学良之“反”，是钦定的，今天面临的，当然是平反的问题，而祝寿行为，实在够不上是平反，只是一种和稀泥的化解而已。齐世英病逝前，张学良先生曾去医院探望，张学良先生度量过人，是很了不起的。陈立夫今天来祝寿，也是一种度量，不过是隐含抱歉的一种，这也是很了不起的。不过他说“半个世纪都过去了，大家都是好朋友，没有什么平反不平反的问题”，就未免太含糊是非了。

另一个画面是张群主持祝寿。《联合报》上说张群是张学良先生的“沙场伙伴”，事实上与历史完全不符。张群虽然是在日本学军事的，但一生并无上“沙场”记录，而他和张学良先生有深交，乃是张大千来台定居后的事。张群今天出面为张学良先生祝寿，即隐含同情、肯定与补偿之意，这对“中朝大官老于事”的张群说来，是很了不起的。不过由他署名（秦孝仪执笔）发表的寿序——《英雄回首即神仙》，不但含糊是非，并且不无羞辱张学良先生的意味，这就是张群的失察了。

寿序中说：“古之良史，不以魁杰英伟之士，盛年意气，一失虑失据，而遂非之议之；其必以能悔祸盖愆，卒之守死善道，而伟之重之。如我张汉卿先生者，不当以此论之耶？”又说：“时陕北剿抚失利，共党以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相煽惑，遂误兵谏之义，致有西安之变。顾旋即悔悟，躬送领袖安返首都，束身待罪。向非先生幡然悔祸，赴事果决，稍一犹豫，国事其何堪设想？”这些话中，说张学良先生“悔祸”“悔悟”云云，事实上与历史完全不符。多年来钦定历史责备张学良，都说没有西安事变，则中共就消灭了，今天《联合报》上还有“中共在陕北局促一隅，随时可能歼灭”的话，事实上，当年新闻局长董显光（他是蒋中正的英文老师、也算张学良的英文老师）在《蒋总统传》中，早就指出中共“他们在延安的根据地，实际上是不易攻破的”。正因为消灭中共并非易事，所以，中央政府一方面下令叫张学良“剿共”，同时却暗中跟中共来往，把张学良蒙在鼓里。这由十三年前陈立夫公布周恩来给他的秘件中，可以得到文证。

虽然张学良“被国共联合摆了一道”，但西安事变在加速明朗化上面，他仍立了大功，蒋中正口头同意了八条件，张学良目的已达，乃“躬送领袖安返首都”，自己九死无悔，自己失掉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的自由亦何所悔？

如今以“悔祸”“悔悟”说张学良先生，是根本曲解了张学良先生一生的志事与苦心，也与历史真相不符。张学良先生自己看破红尘，不愿置辩是一回事，但我们这些学历史的人，却忍不住要在这关键解释上，代为辨正。两年前张学良先生以公开信说他“日常生活行动，一向自由”“怡然自得，深足自慰”，当我们看《双城记》，看到那“北塔105号”老囚犯出狱后，还要靠人在房门外上锁，才能觉得自由自得与自慰的画面，我们除了悲悯，还能苛责什么？但两年前张学良先生引保罗之言，“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到今天再引保罗之言，“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在在都表明了他的宗教层次而非政治层次，电视中说张学良自承是民族罪人，显然也是误解。张学良先生是伟大的爱国者，他无过可悔、无罪可言，希望人们别再用这种字眼羞辱张学良了！今天的张学良，已经久囚成“惯”犯，并且信教入迷，够窝囊了，人们再曲解西安事变来窝囊他，未免太不公道了，我实在看不过去，特投文海外侨报以申正义，并谴责国民党大员与报刊的鬼蜮伎俩！

1990年6月2日

张学良关于西安事变的谈话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有一些重要谈话，但在多年的散佚与管制下，这些史料，都湮没不彰了。国民党党史会由秦孝仪主编的《革命文献》第九十四、九十五辑《西安事变史料》上下册中，没有一篇收入张学良这种谈话，其偏颇可想！秦孝仪这种货色，如今又代张群撰写张学良九十寿序了，其刻意歪曲张学良，可想而知。张学良自己，一因久囚、一因垂老，已经看破红尘、迷信上帝，当然也不话当年勇了，这些谈话，也就只有靠我们历史家来发掘刊布了。

西安事变是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发生后第二天，12月13日下午5点，张学良就有一篇谈话，刊于1936年12月16日西安《解放日报》，题为《张学良对总部全体职员训词》，这篇谈话也收入1936年12月20日陆军第六十七军参谋处刊行的《东望》第六卷第六期里，题为《“一二一二”事件的原委》。全文如下：

董参谋长，诸位同志：

这几天因为我很匆忙，所以今天早晨想和诸位讲话，结果未能腾出时间。方才又令诸位等好些时间，很觉对不起。

过去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没有到班，没同诸位讲话，不到班，不同诸位讲话的原因，实在由于我内心不愿意做剿匪工作，在外侮日迫的时候，我们不能用枪去打外国人，反来打自己人，我万分的难过！我不愿意同我的部下说假话、违心的话。可是，因为我限于命令和职务的关系，不说则已，要说就得说些违心的话，不得已，只好根本不说。

关于此次12月12日事件的原委，想诸位已经大概的明了，现在我再简单的述说一遍。

关于政治主张，我曾公开的同蒋委员长讲过几次。讲话的内容，今天我见到蒋委员长的秘书毛庆祥、汪日章，据他们告诉我，我同蒋委员长讲话，他们都听到了。可惜因为蒋委员长气太盛，也是因为我的嘴太笨，总未能尽其词。蒋委员长误会我，说我的意见不对，但又不能说出我的不对的地方在哪里，更不能对他所说我的不对的地方加以指导！

我同蒋委员长政治意见上的冲突，到最近阶段大抵已经无法化解，非告一段落不可，谁也不能放弃自己的主张。于是我决定三个办法：第一，和蒋委员长告别，我自己辞却职务走开。第二，对蒋委员长用口头做最后的诤谏，希望蒋委员长能在最后，万一的改变他的主张。第三，就是现在所实行的类似兵谏办法。假如不是因为我遭逢国难家仇的处境，假如不是因为我对国家民族负有重大的责任，假如不是因为我釆纳部下的意见，接受部下的批评，或者假如我只身离去，回东北做义勇军工作，也能收到和实行第三种办法同等的效果；实行第一种办法，对我个人没有什么，我一点不在乎！

第二种办法，是我最近一个月来所实行的，在实行这种办法时，我真是用尽心机，也可说舌敝唇焦，而绝对是纯洁无私的。我曾去洛阳两次，有一次为表明心迹，是单身去的！可惜，因为蒋委员长气太盛，我的嘴太笨，总未能尽其词，在上面已经说过了。我可以说是蒋委员长的最高干部，而他对最高干部的话，不但不采纳，甚至使我不能尽词；反之，却专听从不正确的一面之词，这实在不能算对。曾扩情有两句诗，大意说华山虽然高，无奈四周被阴霾笼罩着，这种情形，正像说蒋委员长被人包围着一样。

第一第二两种办法都不通，只好采第三种办法。采行第三种办法，还有几个近因，也是主要的原因：第一，上海几位救国领袖被捕，上海各位救国领袖究竟犯了什么罪，我想全国大多数人谁也不晓得。沈钧儒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著名教授，他所犯的罪，只好说像他自己所说的“爱国未遂罪”！有一次我对于蒋委员长表示上项意见，他竟说：“全国人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我心里的话——那时没有说出来，革命政府并不是空洞的四个字，革命必须有革命的行动！第二，“一二九西安学生运动”，事前我听说了，便同杨主任、邵主席计议，想出各种方法来制止，我提出几个办法：令学生在学校开纪念会，请邵主席召集扩大纪念周，令学生用文字表示，实在还不成，非游行不可，由我和杨主任、邵主席尽力劝阻，无论如何不叫到临潼去。对学生运动，我实在是尽力排解，假如不是蒋委员长饬令警察开枪，武力弹压，使群情愤激，我想学生绝不至于坚持到临潼去。学生走向临潼后，我不顾一切利害，挺身而出，幸而把学生劝回来，而蒋委员长却怪我没有武力弹压，而且竟公开明说是他叫警察开枪，假如学生再向前进，他便下令用机关枪打！我们的机关枪是打中国人的吗？我们的机关枪是打学生的吗？蒋委员长有了以上两种表示，杨主任、其他西北将领和我本人，就都断定了他的主张是绝不能轻易改变了，尤其常听他说，除了到西北，除了我，没有人敢像那样说他，没有人敢批评他，他是委员长，他没有错，他就是中国，中国没有他不成等话以后，便断然决定釆取第三种办法。的确，我们平静地说，从蒋委员长的一切言行上看，他和专制大皇帝有什么区别？还有一件事情，也足以促成我釆取第三种办法，也可以向诸位提出来，就是蒋委员长认为我的部下的行动有不点检的地方，开始要求我对于我的部下加以惩处！我实在不能那样做，我不容于当局，牺牲我个人可以，无论如何，绝不陷害我的无辜的部下。

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我们这次举动，对于国家民族将要发生什么影响，我们真是再三再三的考虑，假如无便于国家民族，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干，反过来说，我们一定要干！我们这次举动，无疑的，对于国家的秩序或有相当的影响，但是权衡轻重为了拯救国家的危机，是不得不如此，这样做，对于国家终于是有好处的！

现在蒋委员长极为安全，我们对蒋委员长绝对没有私仇私怨，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使他反省，正是爱护他。我们这种举动对蒋委员长是绝对无损的一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那时甚至他对我们这次行动，认为是叛变而惩处我们，我们绝对坦然接受，因为我们所争的是主张，只要主张能行通、目的能达到，其他均非所计！

我们考查这次事件，和蒋委员长过去所犯的错误，我们应该注意两件事情：第一、重要事情要和重要干部详细讨论。遇到重要事件，虽限于事实困难，不能和很多人讨论，但至低要和重要干部讨论，俾干部得以竭尽忠诚，发挥已见。至于全国民意，就是我们的主张，当然更绝对不能违背！第二、特务工作既然很重要，但情报只能供参考，不能完全听信，过去蒋委员长太重视情报，而蒋委员长所得的情报，可以说有很多是不正确的，试想根据这种情报，去决定政策主张，焉有不错误之理？

这次事件实关系我国家民族兴亡，务望诸位集中全力，格外努力任事！都要下最大决心，献身国家民族！我真不信我们中国不能复兴！我们不信我们中国不能脱离日本帝国主义的羁绊！我们要承认过去的错误，我们绝不一错再错！诸位同志！中华民族终有自由解放的一天！

本人因工作忙，目前不能常到部，总部事请由董参谋长多负责，希望各位都切遵董参谋长的指导。

至于诸位有什么意见，请用书面报告我，我当很虚心的酌为采纳。

董参谋长是董英斌。张学良在这篇谈话后第二天，12月14日晚8时，在西安广播电台又做了一次广播，刊于1936年12月16日西安《解放日报》，题为《张学良广播词》，这篇广播也收人1936年12月12日陆军第六十七军参谋处刊行的《东望》第六卷第六期里，题为《举行浄谏与对日抗战的决心》。全文如下：

各位听众，各界同胞们：

东北沦亡，已经五年多了，华北也几乎名存实亡，西北的危机，也一天比一天的加深。九一八后，政府所签订的几次协定，实在是断送了许多的主权，日本于一贯的大陆政策，整个中华民国，眼见就要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了。

我们的隐忍，已经到了最后关头。近来国际情势，愈发危急，我们再不起来向我们最大的敌人反攻，恐怕以后再没有机会了。

绥东抗战，全国民气激昂万分。在这个时机，我们的中央政府，我们素日所拥护的领袖，应该如何激动全国军民，发动全国的整个的抗日战争；而事实上我们的忠勇的守土将士，正在前方浴血杀敌。我们的领袖，还是胶执剿匪的主张，把国内大部的兵力财力，都用在内战式的剿匪上；我们的政府诸公，在后方力谋妥协，只顾苟安一时，不惜把民族立国的精神完全断送。

此外更在上海，逮捕了大批爱国分子，查禁了十四种救国刊物，以致人心愤慨，舆论沸腾，这种情形，是大家共闻共见的。12月9日，西安学生游行，完全出于自动、爱国的精神，并无扰乱秩序的地方，蒋委员长竟主以武力弹压，并申斥必须以机关枪扫射，才能停止这些爱国青年，几次苦谏，均被申斥、拒绝，绝无改变他的主张的希望。

学良追随蒋委员长多年，为公为私，实在不忍坐视蒋委员长因这种行为，走上自误误国路上去，不得不实行最后的诤谏，希望蒋委员长能有最大的反省。

现在蒋委员长在此极为安全，诸位要知道，我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的主张和办法，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使他反省，正是爱护他，至于我个人的主张，不合民意，必置覆亡，这话不但我不信，恐怕除少数汉奸以外，全国的民众都不信。我们可以问问全国民众，是愿意立起抗敌，死里求生呢，还是屈辱到底，任人宰割呢？

一个国家必须有强的中央政府，但是中央政府，必须建筑在民意的基础上，合乎民意的政府，当然要誓死拥护的，若政府措施违反民意，一定会把国家领到灭亡的道路上去。大家只知做官，自然有改组的必要。我们这次举动，完全是为民请命，绝非造成内乱，一切办法，决诸公论，只要合乎抗日救亡的主张，个人生命，在所不计，若有不顾舆情、不纳忠言一味肆行强力压迫者，即是全国之公敌。我们为保有国家民族一线生机打算，不能不誓死周旋，绝不屈服于暴力之下，即不幸而剩一兵一卒，亦必用在抗日疆场上。天日在上，绝无一字之虚伪。诸位要知，我们谋国，只应论事，不能论人，一般不识大体的人，或者说我们的举动有犯上之嫌，若就事论，试问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命重，还是蒋委员长一时之身体自由重？我们也曾用过种种的方法，请求委员长即刻领导起来抗日，不要摧残民气，他始终不听，我们才不得已而行权，我们的心地，是绝对纯洁；我们的方法，是绝对正当，如有反对者，必为全国人民所唾弃，结果必归失败的。

今后我们共同负起抗日的神圣任务，共同走上民族解放的阵线，我们否认对日一切屈服的条约，我们要确实实现孙总理最后所昭告我们的，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最后我们要郑重的向国人提出八项主张。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我们愿诚恳的接受各方面的指教和批评，对任何人都认为是中国人，对任何党都视做抗日的力量。

附带声明一件事，就是现在南京方面，把我们的电讯隔断，并且给我们造了好多谣言，他们不愿意国人知道我们在这里做些什么，真是一件不幸的事，我们希望国人明了真相，我们不愿意任何人利用这个机会造内乱，给侵略我们的帝国主义造机会，我们只求有利于国家民族，至于个人的毁誉生死，早置之度外。广播完了。

张学良在这篇广播后两天，12月16日，又做了一次公开演讲，刊于1936年12月17日西安《解放日报》，题为《张学良在市民大会讲演词》。全文如下：

各位同胞们：

我们今天在这里开会，我相信我们的心里，都是一样的！

各位同胞对一二一二事件的原委，想诸位大概已经知道了。这次事件，是我们一些人为了实行救国主张，置生死毁誉于度外，不顾一切，“为民请命”，我们为了国家复兴，早有“生死以之”的决心！

在一二九那天，我曾经向请愿的同学们讲，关于抗日问题，一星期内，有事实答复，想诸位还记得，那天事情，真是给我一个大的刺激，现在我再把发动一二一二事件的近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简单的向诸位讲一讲。

我同蒋委员长私交感情很好，所争的就是政治主张，我几次用书信诤谏，当面诤谏，请他放弃他的错误的反民意的主张，领导全国民众从事于全国民众所愿意做的工作，做一个全国民众所爱戴的领袖，可是他不但不接受，近来反变本加厉了。

他在上海逮捕了七位救国领袖，我为了这件事，曾单身一个人没有带卫士，乘军用机飞洛阳，请他释放那几位无辜的同胞。其实我同那几位既不是亲戚，又不是朋友，有的见过面，也不大熟。而我所以积极援救他们，不过是因为主张相同、意志相同，蒋委员长绝不采纳我的请求。后来我说：“蒋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他回答我说：“全国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诸位想想，他这话有没有道理？

因为一二九西安学生运动，我同蒋委员长在言语上发生了很大的冲突。我以为学生请愿的动机，绝对是纯洁的。处置办法，只有和平劝导，和使学生，也可以说使一般民众满意的事实来答复。而他却说：“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各位同胞们，我们的枪，不是打中国人的，任何中国人的，我们的枪，所有的中国人的枪，都是打日本帝国主义的。由于上项事情看来，我们认为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决心，用口头或书面的劝谏，是绝不能改变的！所以才同杨主任和其他西北各将领，发动一二一二的事件。

我们现在把我们主张清清楚楚的拿出来，清清楚楚的报告全国民众的前面。同胞们！我们是只求主张实现，此外我们既不要钱，也不要地盘，我们为了实现我们的主张，我们要立于抗日战线的第一线。我们要在抗日战线上效死。同时我们要求全国同胞，一致起来走向抗日战争。有力量出力量，有钱的出钱，尤其是武装同志壮年同胞，一定要把一腔热血，洒在抗日战线上。同胞们起来！我们的主张要我们自己来实现。

诸位的情绪，十分热烈，深愿诸位能把这种热烈情绪，坚持到底。用实际行动来保障诸位的热烈的情绪。诸位同胞，我们是诸位的公仆，我们替诸位打前锋，至于最后胜利，还赖全国人民，一致起来争取。

今天本人受诸位同胞这样热烈欢呼，真有点不敢当，本人以戴罪之身，做抗日的工作，为公为私，都是应该的，本人一定要竭尽智虑，要求实现救国主张，不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整个中华民族解放的目的，誓不休止。

张学良在这篇演讲后四天，12月20日，又和杨虎城联名发表一封信，刊于1936年12月23日西安《解放日报》，题为《张、杨告东北军、十七路军将士书》，也算谈话的一种，这封信也收人1936年12月20日陆军第六十七参谋处刊行的《东望》第六卷第六期里，题为《张学良、杨虎城告全体将士书》。全文如下：

我们亲爱的将士们：

双十二抗日救国运动，酝酿了许久，现在已经揭开七八天了。我们为什么发动这样的运动？为争地盘吗？不是。为泄私忿吗？也不是。我们反对政府的屈辱外交，国家都要亡了，还在这里出死力自相残杀。所以才提出抗日救国运动，八项主张。我们主张的核心，是集合全国各党各派的力量，以民众的总动员，去抗日救国。

也许有人在那里怀疑绥远军队已经在那里抗日了，听说也有些中央军队在那里参加，很是胜利。可见中央已在那里抗日，为卄么还要我们这样发动？不！不！事实绝不是这样筒单。中央军是摆在晋军与绥军中间，而且只有两师。阎副委员长所要求的二十万大军援绥，中央答复无法抽调。然而到西北打红军的内战却源源而来了几十万大军。由这样的事实，他们所说抗日，不过是欺骗民众的一种办法，绝对没有真正抗日的决心，还不是很清楚吗？

双十二运动发生的一天，中央飞机数十架一齐发动到西安来侦察，而在绥远的抗日血战中，中国飞机却半架也没有。据他们说是因为天气太冷，飞机发动不容易，但敌人的飞机怎么能发动呢？也许我们的飞机不好，那我们为什么必要买那样不好的飞机呢？而且到寒冷和绥远差不多的西北的飞机怎么就能发动使用呢？这种欺骗情形，凡是有知识有眼睛的人，谁看不清楚？我们全是中国人，谁不知飞机献寿为的是抗日。因为有抗日做目标，群众才那样的热烈。而现在我们有飞机却不对外，使我们的抗日战士无可奈何地受着敌人飞机的时时轰炸。这是抗日吗？这是真心抗日吗？如果这样就算抗日，试问我们的东北四省，我们的察北六县，我们的冀东二十二县，什么时候才能收复回来？这是敷衍欺骗的抗日，绝对不是我们要求的彻底抗日。

也许还有人相信抗日的“准备论”，这更是大错。我们不要把日本当傻瓜，认为我们会准备人家不会准备。老实说，我们准备得还不到五分，人家已经准备到十分，试问这种准备有什么用？这岂不是等人家准备好了来整个吞并我们中国吗？再说，人家也绝对不许可我们准备。在我们准备过程中，人家已经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各种各样的锁枷，把我们束缚得死紧，教我们动不得身，抬不得头。试问我们又如何能够准备起来？这不是梦想吗？

我们因为不信任变相汉奸的，至少也是犯恐日病的抗日准备论，我们因为看破了南京抗日是欺骗，至少也是敷衍民众的一种手段，所以才以极大的热诚劝蒋委员长变更他的错误政策。但我们大胆的赤诚劝谏，都一次一次的失败了。我们为服从全国潜在大多数民意，我们为贯彻我们的也是全民的抗日救国主张，所以才有这一次双十二事件的发动。

我们的希望，只是集合全国的力量去抗日救国，是绝对纯洁的、是绝对发自内心的，无一毫私心、无一点背景。凡是同情我们主张的，不管他是哪党哪派我们均愿意竭诚欢迎。我们的目的在对外，绝对不造成内战，并且极力避免内战，但是如果有违反民意的汉奸，用武力压迫我们，使我们不得贯彻主张，那我们为扫除误国误民的分子，争取民族的最后生存，当然我们要起而自卫，并且要粉碎这种恶势力。这不是我们造成内战，而是实行抗日救国的清道工作。

我们亲爱的将士们！事实已经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国家，已到了生死关头，真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我们必须巩固我们抗日救国的战线，去与一切破坏我们的恶势力相拼，方能实现我们的主张，才能收复我们的失地，才能湔雪我们的一切国耻。这是我们由理论而实行的时候了，我们需要团结、我们需要奋斗，我们必须不辞一切光荣胜利的牺牲。我们的基础是民众，必须用尽我们的智虑爱护他们。我们所要贯彻的是我们的主张，所以必须确信我们的基本理论。我们需要以不顾一切的精神来冲破我们的一切困难，这才是我们抗日救国战线上忠实同志所必要的精神和勇气。

我们亲爱的将士们！我们具有坚强民族意识的亲爱的将士们，这是我们起来的时候了！白山蛾蛾，黑水汤汤，我们光荣的胜利，就在目前，我们一定要到黄龙痛饮的。

我们亲爱的将士们！我们热血沸腾的亲爱的将士们，我们一定要不辞一切艰险牺牲，去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与自由，去达到我们最后的胜利！

张学良、杨虎城

在这封信以后，张学良就没在西安再做公开的谈话了。等到他送蒋介石回南京，从此蒋门一人深如海矣！

从这四篇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张学良口中蒋介石的真面目，这些资料，是很难得的。

1990年6月7日

张学良不该再含蓄了！

《联合报》报道日本国家电视台（NHK）独家访问张学良的节目，其中有重要的一段如下：

“事实上，当时东北军所受的指令仍是当年他采取的‘不抵抗主义’，这项指令其实是出于蒋介石。以致热河失守，令张学良从此方蒙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

其后，日文旁白称，张与蒋介石以及另一位国民党大员三人做过一次密谈。张本人说出，当时蒋介石表示，热河失守，令中国已如一条进入激浪中的危船，倘使我们三个人都守在船里，一旦翻船，三人便一起完了，所以至少应有一人‘跳船’。张学良说：‘那当然就由我来跳了。’而他辞去了所有军职，赴欧美旅游。”

张学良这段回忆，透露了两个重点：第一、“不抵抗主义”“这项指令其实是出自蒋介石”；第二、他背上“不抵抗将军”的黑锅后，“与蒋介石及另一位国民党大员三人做过一次密谈”，然后自己“跳船”以救其他二位。两个重点表达了一件事，就是，他一连两次自我牺牲，背了恶名。

不过，张学良的回忆还是不无含蓄之处。据余子《张学良与我的一段因缘》一文中追记，在他看管张学良期间，有一次，“当在山道上漫步时，我忽问道：‘副司令！当年日本鬼炮轰北大营时，假定咱们的部队硬同它干，一面从关内急调大军赴援，您看是不是顶得住？’他面容忽变惨淡，默默的走了一阵，对我说道：‘这事我有充分证据，证明俺没有对不起国家、对不起领袖的地方。只是现在还不便公开。’余亦自不便再提”。由此可见，张学良手中一直有不便公开的充分证据，来证明他的清白，这种证据直到今天他还不公布，这种隐晦，是很令人惊异的！不过，在我们历史家的发掘下，历史真相也不因当事人的隐晦而永不见天日，例如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就有一通“铣电”秘密打给张学良，严加嘱咐：“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同年9月19日（九一八事变后第二天），张学良在“皓电”中也有“日兵自昨晚10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实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毫无反响”的话来呼应，设非中央有指令在先，有守土之责的封疆大吏焉能不事抵抗，反倒以“我军抱不抵抗主义”的怪话来向上报告？再据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回忆：“张请示过蒋介石，蒋对张学良说：‘无论日本人占什么地方，都随日本人占，我们是不抵抗主义。’又说：‘这话是我说的，但你不许对别人说。’当时全国的舆论，因为张学良说不抵抗主义，大家都攻击张学良，但张学良有苦说不出来。”如今，六十年过去了，张学良还说得如此含蓄，未免太忠厚了！

至于“与蒋介石以及另一位国民党大员三人做过一次密谈”的事，张学良也太含蓄了。据西安事变时东北骑兵军军长何柱国《忆长城抗战及热河沦陷前后》一文的回忆，真相是这样的：“热河失守后，全国哗然，张学良电蒋介石，自请处分，并要求调集全体东北军，反攻热河，收复失地，蒋未予置复，而全国舆论，除谴责政府标榜的一面抵抗、一面谈判的屈辱方针外，张学良更为众矢之的。张学良乃向南京政府电请辞职。蒋未复电，却从南昌飞汉口，乘专车到石家庄，电约张学良在保定晤面。3月8日夜，张偕同顾问唐纳德、汤国桢、王卓然专车前往保定。张这时还未料到蒋此来是要他立即下野的，他想面请蒋介石调集兵力，补充械弹，反攻热河。车到保定时，蒋的专车尚未到，宋子文却先来了。他传达蒋介石的意旨说：‘失东北、丢热河，中央与张均责无旁贷，全国舆论指责于委员长与副司令，必须有一人下野，方可以平民愤。’此时，张才醒悟蒋约他晤面的锦囊之针，当即答复宋说：‘既然如此，请立即免除我本兼各职，严予处分，以谢国人。’宋立即将张原话电告蒋介石。下午，蒋的专车才到，张学良同宋子文立即登车见蒋，不等张学良开口，蒋先说：‘接到你的辞职电，知你诚意’现在全国舆论，对我两人都不谅解，进行诘责，我们两人比如风雨同舟，命运与共，必须有一人下水，以平民愤，否则将同遭灭顶。’张学良立即回答：‘我不战而失东北，早应引咎辞职，今又丢热河，更责无旁贷，我当然应该首先下水，请即免去我本兼各职，以申国法，而振人心……’张还提出：日本野心要并吞中国，希望中央迅速调劲旅北上，收复热河，保卫华北。蒋介石连说了几个‘好、好、好’。没有多谈，张与宋下车，隔了几分钟，蒋到张的专车上回看了一下，就回到他的专车上走了。宋子文陪同张学良同车到长辛店后，与张分手，约定在上海会见，为张办理出国考察手续。”

由何柱国的回忆里，我们知道今天张学良隐晦不吐出真名的国民党大员，是宋子文。而整个逼他下水的细节，他都按下不表，如此含蓄，也未免太忠厚了！

陈立夫《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一文中说，张学良“期以‘不抵抗将军’之头衔，转加诸中央领袖，终致造成西安事变”。这一说法，应是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之一。显然的，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对背了五年的黑锅，已经不愿再背，所以弄出西安事变。不料事变后，他更没澄清机会了’不但没机会卸下以前的黑锅，反倒又加上许多新黑锅！如今他以长寿换得清白的机会，已经到来，他不该再含蓄了！

1990年12月11日

吁请张学良先生

1958年6月10日，胡适之先生与钮惕生先生同坐飞机，胡适先生在冲绳岛上口占一诗，送给这位“国之大佬”，全诗是：

冲绳岛上话南菁，

海浪天风不解听。

乞与人间留纪录，

当年侪辈剩先生。

可惜的是，钮永建先生还没来得及为“人间留纪录”，就死去了，他所知道大量人间的秘密，也就永远随他死去了。

去年张学良先生九十大寿，他终于打破了五十四年的神秘与沉默，开始说了一些话，可惜的是，在一些关键的节骨眼上，张学良先生却表现出奇异的反应与诠释，颇令欲知人间真相的国人失望。事后，史学家汪荣祖教授曾以《张学良的“自由”问题》，为文惋惜，文中指出：“研究张学良以及西安事变者，曾遇到许多问题，主因是有些当事人不说话（如张学良本人），有些当事人说假话（如蒋介石）。不过，经过五十多年的岁月，问题虽未完全解决，至少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已经澄清；张学良不是蒋介石、胡适之、傅斯年所说的‘叛徒’，而是一真正的爱国者。张学良本人在他九十生日时，也欣然接受此论定。”“但是当他过九十岁生日时，却产生了新的问题，他的自由问题，他九十生日谈话的录像，于今年6月6日晚间由台北华视《新闻杂志》上播放。当问起他自由、不自由的问题，他很不高兴，他说：‘这是那些反对政府人的说法，拿这个来做名堂、做文章。我今天要上哪里去，就上哪里去，没有什么问题！’”“没有什么问题吗？张学良在美国有亲人，四十多年来不想去那里看看吗？还是不让上那儿去呢？张学良继承父业，发迹东北，今日成千上万台胞竞赴大陆，张学良不想回东北看看吗？还是‘不方便’去那儿呢？即使在台北，也许他今天要上哪里去，就上哪里去，仍然没有不通报管束他特务们的自由，因为蒋介石的‘严加管束’的命令，至今并未明令解除。一个在法令上仍被‘严加管束’的人，会是一个自由人吗？要平反张学良，官方必须要承认蒋介石的不公、不义与错误，其他任何动作都是瞎扯淡！”“张学良因蒋介石的不公、不义与错误，而丧失了五十多年的自由，成为有史以来遭遇到最长软禁的政治犯，此乃客观的事实，断不因任何人主观意愿（包括张学良本人在内）而能改变！”

汪荣祖教授又指出：“问题是，张学良明明丧失了自由，为什么要自己否认呢？李敖曾由心理分析指出，张学良被关久了，一则与关他的人认了同，二则反而因恐惧自由而逃避自由。张学良现在说，说他不自由是反政府人的言词，可见他不仅与剥夺他自由的政府认同，而且进而曲意袒护，益见他失去自由太久，心理问题十分严重。”“张学良若要解决此一心理问题，必先要认识到他失去自由的代价。所谓代价，不仅仅是他个人三十八岁以后的生命，呈现漫长的空白而已。假如蒋介石不假公济私，能守信义示胸襟，西安事变之后让张学良率东北军抗日，则抗日史上必会增加光辉的一页。即使东北军因抗日而全军覆灭，也足以可歌可泣。然而蒋介石先锢张学良，使张失去自由；后用权术瓦解东北军，使这支抗日意愿最高的军队，不能与仇敌一决雌雄，而随风消逝。东北军的无端消亡，即因张学良失去自由之故。张学良若思及东北、东北军、抗日以及国家民族，当知他失去自由代价的高昂。他不应嫌别人说他不自由而不高兴,实应痛惜不自由代价之髙而愤怒。”“他被人整了五十四年、赖了五十四年、窝囊了五十四年，为什么不发一下脾气？发一点脾气才能面对‘不自由’、才不逃避‘自由’。他躲在警卫森严的髙墙之内，他信教、他看破红尘、他不谈往事、他看不完《西安事变》影片，在在都是逃避。心理医生治病，首要病人面对现实而不逃避。张学良一旦幡然面对现实，治好个人的心病事小，由自己的口说出历史的大是大非事大，张学良这个历史人物活到九十岁，还不直笔写下信史，何以对得起东北、何以对得起东北军、何以对得起民国史？”

汪荣祖教授的看法，大体是很平实的。我们相信，张学良先生暮云初展，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适应，才能有较理想的纾解。不过，在我们又眼巴巴的坐等了几个月以后，我们仍旧未免感到失望。不论从张学良先生最近对日本NHK电视台的谈话中，或是从《纽约时报》的报道里，张学良先生并未在关键的节骨眼上有令人信服的作证，反倒欲说还休，曲为蒋介石回护。在私人的旧式忠厚上，这种态度，也许是一种美德；但在事关历史大事、国家大计、人生大节、乃至对东北、东北军、西北军、杨虎城一家惨死的大义上，这样子表现，就未免所护者小、所失者大了。

陈立夫《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一文中说，张学良“期以‘不抵抗将军’之头衔，转加诸中央领袖，终致造成西安事变”。这一说法，应是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之一。显然的，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先生对背了五年的黑锅，已经不愿再背，所以弄出西安事变。不料事变后，张学良先生更没澄清的机会了。不但没机会卸下以前的黑锅，反倒又加上许多新黑锅！如今大小黑锅一背六十年后，张学良先生终于有了以长寿换得清白的机会，我们深盼他不要再坐失人生最后的机会，而该放弃私人的旧式忠厚，以大义毅然公布所有真相。古人诗说：

公自平生怀直气，谁能晚节负初心！

张学良先生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一生爱国之殷、任事之勇、受谤之烈、遭际之惨，古今中外，皆无甚匹。我们深盼望张学良先生不负初心，以平生直气，“乞与人间留纪录”。我们再请张学良先生三思，考虑我们的呼吁。

1991年3月1日

张学良欲说还休了哪些话？

上日本和台湾电视大谈往事，张学良欲说还休了哪些话？

2月27日张学良现身华视《新闻杂志》特别节目，以《张学良现在有话要说》为题，分三周播出访问。

这一特别节目分为日本NHK制作及华视自行访问的两部分，其中NHK的部分将于2月27日及3月6日播出，内容有他谈九一八事变决定不抵抗的原因、他与当时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政见之争及他对西安事变的看法等。华视自己的访问安排在3月13日播出。

在2月27日播出的节目中，被问到西安事变时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张学良、周恩来、蒋介石三人见面那一幕时，张学良绝口不提那一幕，坚决表示拒绝回答。

什么原因使张学良现在有话要说却又如此遮遮掩掩？遮掩的内容到底是什么？说出来又对谁构成伤害？《求是报》有了答案。

当时在场的是三个人。在蒋介石方面，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根本否认见过周恩来，但蒋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提到见过一个“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四十五年后，国民党党方出版品《西安事变的前因与经过》，公开证实了这个“有力分子”是周恩来。在周恩来方面，并没有任何书面公布，但是在埃德加斯诺（EdgarSnow）《西行漫记》（RedStarOverChina）中， 从中共高层人士（周恩来当在其内）得到资料，曾予发表。

斯诺的报道是：

共产党首席代表周恩来到西安不久，就去看蒋介石。人们很容易想象这次会见对于委员长的震惊。他的身体依旧很赢弱，他的心理上仍旧被不久以前所逢到的经验所深深的打击，据说蒋氏，在周恩来——他的旧僚属，以前曾悬赏八万元购他的头——走进了他的房间，向他亲切的招呼后，他的面色因忧虑而变白。他一定断定红军已进西安，而他将为他们的俘虏！这种恐惧，在蒋夫人也是一样的，她说（如果蒋委员长从西安被移送往别处）：“则其目的地，当在红军阵线后方。”

但委员长对于这种忧虑，不久也就消释，周恩来与张学良双方都承认他是统帅，并且坐下来表白共产党对于国难的态度，委员长起初冷酷地静默不发一言，当他静聆（这是在他十年反共战争中的第一次）共党的意见以后，他渐渐温和起来。在12月17日与25日中，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和共党代表举行了几次谈话，正如大家所知道一样，蒋在开始甚至拒绝讨论叛逆的纲领。但是当他单独长居于他部属为他所造成的隔离环境中以后，当接到了在南京进行中的阴谋消息以后，与他的忧惧一个内战而发生严重后果以后，他不但相信动手扣留他的人的诚实，并且也相信共党反对内战与声明，如果他能够定下积极抗日政策，共党情愿在他领导下帮助完成国内和平统一的这件事，也是可靠的。在这几次会谈中，也许也同时讨论到，后来南京与苏维埃政府休战根据的四点。

蒋氏当然不能在他的《西安半月记》内详细叙述这些所讨论的问题，因为他的地位是，而且应该是“一切皆应听命于政府”。因此这两星期中全部内容，将永无一人知道，除非张学良或别人发表了他们会谈的记录一这就目前政治情形来说，短期内恐怕还不可能，可是从各种已知的事实，也可以明白双十二事变的大概。

从斯诺的报道中，以及从当时在西安一起被扣的蒋百里等人回忆中，我们得知：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发生时，尤其是蒋介石见到周恩来出现时，曾表现了极大的怯懦与恐惧，“面色因忧虑而变白”。张学良不愿意破坏“领袖形象”，故对蒋介石的懦种，予以遮掩。根据日本外务省S161527/373号档案，在一份被认为是秦邦宪的报告中，提到周恩来总共与蒋介石会谈三次，蒋介石同意了联共抗日。

此外，据1937年1月8日《纽约时报》第十版报道，为了挽救蒋介石生命，经周恩来安排，由唐纳德（W.H.Donald）做见证人，由宋美龄、宋子文代蒋介石签署过文件。张学良今日不肯“掀底”，目的之一，是不愿使今犹在世的宋美龄难堪。在蒋介石背信不肯放张学良后，宋美龄曾表示“我们对不起汉卿（张学良字汉卿）”，足证今天张学良的欲说还休，不但掩护懦种蒋介石，也在掩护背信者宋美龄。张学良的用心，一经查证，便呼之欲出了。

1991年3月1日

“扬眉”不够，“吐气”才算

——送张学良序

民族英雄张学良先生终于3月10日搭机赴美探亲，距离他上次在外国，中间已隔了五十六年。他登机时，并无任何国民党政府官员前往送行——这个政府把他一关关了五十五年，最后放他走了，没有声息、没有歉意、没有平反、没有别情，这个政府对他什么都没有，只在机关报上，重新谎言蒋介石如何如何“关怀”他、如何如何“保护其安全”——“关怀”一个人、为了“保护”一个人的“安全”，竟长达半世纪之久，逼他与世隔绝，这种“保护”与“关怀”，也未免太恐怖了。

1936年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为了给蒋介石面子，主动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可是蒋介石反而把他判了有期徒刑十年，然后予以特赦，理由是国家需材，张学良“年富力强，久经行阵”，“未可遽令废弃”，“责令戴罪图功，努力自赎。”可是，事实上，如不特赦，张学良判十年，坐十年，早在1947年就该恢复自由了，又何至于一关半个世纪？好可怕的特赦啊！蒋介石不但拿定主意不放张学良，还一而再、再而三作弄张学良，给他有一天会被释放的错觉。最大的错觉有六次：第一次是抗战开始，全面对外时候；第二次是抗战期中，骗他写《西安事变反省录》时候；第三次是抗战胜利，举国大赦时候；第四次是张学良十年期满时候；第五次是败退台湾，高唱团结时候；第六次是西安事变十七年后蒋介石首次约张学良见面时候。这年是1954年，蒋介石还骗他，说汉卿，请再忍耐些时，国家会有需要你的时候。”好个国家需要你忍耐！这一忍耐，又是三十多年，到了今天，蒋介石死矣，蒋经国也死矣，张学良也年登九十矣。张学良一直不自由，已经不自由到习惯不知自由的程度。本来如宋美龄所说我们对不起汉卿。”可是五十多年下来，汉卿竟变得未免对不起自己了——他有机会说他不自由，反倒公开说他“一向自由”了。他在登机前还对记者抱怨：“你们为什么老要说我行动受限制，就是你们记者给我限制住的。”一他在临放他前，还为这关他半个世纪的政府美言几句，他真对不起他自己了。

不过，张学良先生对记者还说了一句：“现在老朋友都过世了，不是他们死得早，是我活得太久了。”这话倒别有玄机。事实上，张学良之有今日，得以远托异国、今人所喜，原因只有一个，就是由于他“活得太久了”。他的长寿，使他垂老得以“扬眉”，至于是否“吐气”，还有待他的觉悟。

以法国的“德赖弗斯事件”（TheDreyfusAffair）为例。德赖弗斯于1894年被诬卖国，被判无期徒刑，幸赖文豪左拉写《我控诉》等文，为他洗刷，于1906年才得免罪，然而直到1930年《斯威兹可本文件》（Schwartzkoppen'spapers）公布，德赖弗斯的清白才完全澄清，可是时间已在沉冤三十六年之后，如果他本人活不到七十六岁的高龄，他就无法在死前五年获得完全昭雪的机会。再以日本的“吉田石松事件”为例，吉田石松从1913年起，就坐冤狱，一坐坐了七千八百八十天，二十一年半，出狱时候已五十七岁，那时候已是1935年，西安事变前一年，正好是德赖弗斯死的那一年。吉田石松出狱后一直要求平反，直拖到1964年，政府才正式宣布他是无辜的，当时他双手上举，两眼全是泪水，他已经八十四岁了！他含冤难复，前后长达五十一年，最后他终于胜利了，在他有生之年胜利了。

论地位，张学良先生比他们都重要；论事功，张学良先生比他们都伟大；论爱国之殷、论心事之苦、论遭际之惨、论沉冤之深，张学良先生也都超过前人。……但是，有一点张学良先生应该惭愧不如的，就是德赖弗斯、吉田石松这些人，虽是小人物，但他们为争取真相的水落石出、为揪出坏人的作恶不义，绝对拼命力争到底。他们扬善，但绝不隐恶，最后终以长寿换回自己的清白。

张学良先生一代豪杰，我们盼他“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最后用行动、用真言，为他自己吐一口气，为自己吐气就是为人间正义吐气。当年韩昌黎写《送孟东野序》，首言“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未言“有若不释然者，故吾道其命于天者以解之”——上帝的道理也是要伸张天讨的，张学良先生笃信上帝，只肯“扬眉”而不“吐气”，此非上帝之道也，愿张学良先生勉之！

1991年3月11日

张学良为杨拯民题词

中新社北京4月2日电：“拯民世弟爱人如己张学良敬书”——少帅张学良于1990年12月31日在台北寓所内亲笔写就的这帧题词，最近捎到了身居北京的全国政协常委杨拯民先生手中。

杨拯民是杨虎城将军的长子，当年其父与张学良为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共同发动兵谏，成为名闻世界的西安事变的两位主角。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被幽禁，杨拯民亦从此断了与这位世叔的联系。

五十余年光阴荏苒，杨拯民一直不忘与父亲共同起事的张学良将军。在少帅九十大寿之际，杨拯民拍发了祝寿的电报，以后又去信问候。张学良的这一亲笔题词，便是对此的回复。

杨拯民向记者解释说，题词中的“世弟”就是“世侄”，少帅是我的长辈，但却连用“世弟”“敬书”这样客气的词，说明他是多么的和气和谦逊。“爱人如己”四字则是少帅信奉宗教后的心情流露和他善良为人的真实写照，道出了他泯灭仇怨、天下大同的企盼。

失去的音讯从少帅这一纸题词又续了起来。如今已近古稀的杨拯民先生用“欣慰”和“惋惜”二词，表达他对张学良将军在耄耋之年获得自由的感慨。他说，我思念同父亲有过患难情谊的世叔，更等待与海峡那边的世叔重逢一天。

上面这一电讯，因为是中新社的，国民党自予拦截，但我还是取得了。

杨虎城在西安事变后被迫出国，抗战发生，赶回共赴国难，但被蒋介石软禁，到大陆撤退前予以暗杀于重庆“戴公祠”。杨虎城被暗杀后两个多月，国民党丢掉了重庆。重庆丢掉后的第二天，从被俘的“戴公祠”附近十一名警卫口里，得到了一点线索，于是，杨虎城的遗体，就给挖掘了出来。因为脸上已被镪水烧烂了，无法辨认，乃找来旧西北军十七路军的一些干部来验尸，最后证明没错，于是，这一血案的真相，也就暴白于世。——世界真的知道了：西安事变张学良以外的另一主角，就这样惨死了！

现在大陆已成立杨虎城将军纪念馆，张学良如回大陆，自当对杨虎城有以个别纪念。“故人舍我闭黄壤”，那种黄壤，可真闭得“无脸见人”啊！

1991年4月5日

长叹犹怜张先生

——电视捧蒋不谈兵，赴美居然一矫情。别有怪言谢时望，长叹犹怜张先生。

国民党关了张学良五十多年，这回不关了，让他“放单飞”。去了美国三个多月，他自己回来了。

26日在飞机场，记者问他为何此行未应共产党邀约转赴大陆，他表示：“我当然要回到自己的家——台湾。”至于将来是否可能去大陆，他表示：“以后看情形再说。”

张学良这一“回到自己的家”，使国民党“纵囚记”戏码完全成功演出，国民党美死了。

张学良这回没回大陆，朋友谈起，无不骂他。我却别有恕词。想想法国文学家那家猫的故事，即可思过半矣。

故事中家猫原是野猫。但从小被人抱到家里，在温室里长大。有一天，主人窗户没关，它有机会开溜了。可是，溜出去后，云游一阵，又溜回来了。——它当然要“回到自己的家”。

用法国故事以喻张学良，或有不敬。也许，大丈夫四海为家，以台湾为家，也没什么不好。问题是，台湾对张学良这么伟大的人物而言，似不应止于小市民只认家的层次，因为张学良是大丈夫。

我想，只有从大丈夫观点，我们才能理解张学良。

想想大丈夫楚霸王的故事，也许我们有点线索。——在虞美人殉情以后，楚霸王带了八百名追随者突围南下。走到长江西岸的乌江，只剩下二十六骑。乌江亭长准备了小船，劝他到江东称王。楚霸王笑着说我当年带江东子弟八千人西征，如今谁也没生还，‘纵江东父兄怜我而王我’，我也没脸见他们了；他们即使不说什么，我难道不问心有愧吗？”因此，楚霸王不肯“回到自己的家”，他在外一殉了之。

张学良当年带东北子弟千万南下，参加内战，如今能生还的，也已无多。“纵东北父兄怜我而王我”，张学良也没脸见他们了。——这一比喻，也许是张学良这回没回大陆的主要原因。

不过，有人说，张学良既然出了门，在美国这一路吃喝唱戏玩，似乎连大陆都不回去看一下，未免做得太绝。从形式上看，的确如此。张学良只认台北的家，不认大陆的家，对他那么伟大的人物说来，显然不只是小市民的个人行为，而是明示他鲜明的政治立场的行为。这种行为可分两方面看：从反常心理看，他已罹患“斯德哥尔摩症候群”（Stockholmsyndrome），半世纪之久的拘禁反应，使他转而认同拘禁他的集团，因而至今还在电视上回护蒋介石、称道李登辉；从正常心理上看，他在美国一路吃喝唱戏玩，却不肯回到东北看看自己的旧家、看看父母的坟地、看看父老的旌旗……如此矫情，却显然有他个人政治上的判断。不过这回却是错误的。——当年的张学良，为了中国统一可以南下、可以西安事变；今天的张学良，为了中国统一却拒绝北上、拒绝京华烟云。对比起来，就太不相称了。

张学良如果认为他这回回大陆，会伤害了这边；但他也该想到，在美国吃喝唱戏玩而拒绝还乡，又伤害了那边。

这样子的出一趟门，我看还不如不出好。

爱家的人，不一定还乡。大陆也不一定要回去。但是，张学良不同，张学良不回去，他应该有一点楚霸王的决绝、严肃与抗议，但他全没有。他有的，不论反常与正常，都是一面倒的、都是令敬仰他的人失望的。

张学良自己写了一首小歌说：“顶天立地男子汉，磊落光明度余年。”他本人的确“顶天立地”、的确“磊落光明”，但是，他的“余年”，却愈度愈令我们着急了。也许，他少说几句、少跑几个地方，像过去一般度着幽居岁月，才更像我们期望于他的“男子汉”吧？

1991年6月28日午

龚忠武的《少帅纽约行有感》

少帅纽约行有感（龚忠武）

赵四迟暮大姐亡，

老耄少帅真健朗；

欢乐场里温旧梦，

哪管两岸仍阋墙。

1991年6月28日于纽约市郊

〔后记〕报载少帅业已自美安然返台，欣慰之余，深为惆怅，盖少帅一生，易帜、入关、捉蒋，豪气干云，功在社稷国家，其中尤以捉蒋一举，何曾因与蒋之私谊而有所迟疑反顾耶？少帅好友周恩来誉其为千古功臣，允为的论。

环顾今日两岸中国政坛，深受海内外全体中国人推重爱戴之元老政治家，舍少帅其谁？将军若趁游美之便，不在纽约耽于欢乐达三月之久，毅然返回离别六十年之家乡，探亲扫墓，既可慰老帅在天之灵，而尽人子之孝；复可运用其举国同钦之清望，化解两岸暴戾之气，促成国家民族早日统一团圆，而尽国民之忠，一举而两得，实乃上上之策也。

今不期少帅竟以时机未成熟或有负李登辉“总统”之恩义为由而命驾返台，错失此千载良机，实乃不智、不仁、不勇之下策也。

将军老矣，来日无多，国仇家恨固早已有人代雪，然若一旦蒙主召唤，而老帅之灵柩未葬，国家之统一无期，早年之宏愿壮志未酬，岂非挟恨以没，能无憾乎？

笔者乃一介书生，素仰少帅硕德高义，丰功伟业，一言九鼎，今本春秋责备贤者之义，步武前贤马君武，赋此打油诗一首，为少帅惜，为国家民族哀也！

以上是我台大历史研究所老同学龚忠武的一首近诗和后记。因为是“本春秋责备贤者之义，步武前贤马君武”作的，他嘱我刊出时把马君武诗一并附及，我遵命照办。

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虽是东北边防司令长官，但人不在东北，而是“驻在北平主持陆海空军副司令北平行营事务”。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为国民党党中央蒋介石背黑锅，成了全国爱国者嘲笑与责骂的活靶。嘲笑与责骂中最伤他的，是国民党马君武的两首《哀沈阳》的诗，原文是：

赵四风流朱五狂，

翩翩蝴蝶正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

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

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

更抱佳人舞几回！

这两首诗显然在骂张学良在扯名女人，以致丢掉沈阳的事。诗虽然为全国传诵，但是内容却是造谣。以诗中“蝴蝶”（胡蝶）为例，胡蝶一生不认识张学良，又哪来翩翩共舞的事？

1986年底，胡蝶在台湾发表《胡蝶回忆录》，提到：

我和张学良不仅那时素未谋面，以后也从未见过面，真可谓素昧平生。1964年6月，我赴台湾出席第十一届亚洲影展时，还曾有记者问过我要不要见见张学良，他们可以给我安排。我回答说：“专诚拜访就不必了，既未相识就不必相识了。”我还开玩笑对朋友说：“过去那段冤案好不容易弄清楚。现在相识，岂不又给骚人墨客以题目吗？”

当时，我是回到上海才知道有这么一段公案的。

1931年11月21日上海《时事新报》刊载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的两首诗，题目是：《马君武感时近作》。……

这真是天大的冤枉！马君武这两首诗是根据传闻而写。据后来了解，是日本通讯社从中造谣中伤张学良，以引起国人对他的愤慨，转移目标。马君武激于义愤，一时也未能考证事情的可靠与否，只是将我也牵连进去了。

当时乃至今日，传说纷纭。

明星影片公司为此，于1931年11月21日在上海《申报》以我的名义刊登辟谣启事。导演张石川及演职员洪深、郑小秋、夏佩玲、龚稼农等，也登启事并刊报端，为我作证。

关于这件风波，时至今日，虽然已经澄清，并无九一八之夜跳舞这回事，但关于张学良和我是否见过面，有无交往，仍是众说不一。谣言止于智者，当时除了那则启事外，我感到没有必要做更多的解释，今天愿借回忆录的篇幅叙述一下这段往事。该结束了吧？这段“莫须有”的公案。

根据胡蝶这一回忆，足见张学良被国民党造谣徘镑，已是定论。

可是，我们看看今天国民党党营的正中书局怎么说。正中书局印彭国栋《艺文掌故续谈》，却继续胡扯，说：

胡蝶在沈阳事变后，艳名噪一时，影入银幕，不啻月殿嫦娥也。中岁演《锁麟囊》，七彩缤纷，犹有玉环体态，无怪当年张公子时相见也。

可见国民党用心之险恶，至今未已！

至于作者——革命元勋兼大学校长马君武，人格学问虽都不错，但自己讨小老婆、捧戏子、搞男色，最后倒真的死在“温柔乡是英雄冢”里，按照他自己的诗来，倒真是一幅绝妙的讽刺！

如今，六十年过去了，君武诗去，忠武诗来，张学良依然是张学良，但已不胜今昔之感，他既令我们敬仰、同情，又令我们失望。忠武诗中第二句，我本建议改为“国仇家恨去他娘”的，虽是神来之笔，然却失敬之至，自为忠武所不取也。

1991年7月1日上午

国民党的三通前科

共产党用“三通”政策对付国民党；国民党用拒绝“三通”政策对付共产党。于是，大陆来信，台湾拒收，此拒绝通邮也（虽然台湾的外省老太太都有秘密管道可转家书）；大陆卖大同电锅，台湾抓当归黑枣，此拒绝通商也（虽然台湾的中药店、大饭店都有“匪货”可以消受）；大陆大放其人，台湾不准入境；大陆要求来往，台湾把门一关，此拒绝通航也（虽然从陈香梅到李政道都可“转航”，都有不同的“特权”可以例外）。虽然这样，国民党的拒绝“三通”，也有国民党说的道理在，当国民党把拒绝“三通”说得响当当的时候，我们做小百姓的，只有眼巴巴欣赏他们“奉行基本国策”，没有别的可说。

我李敖也是小百姓之一，只是比较麻烦的。因为我对国民党的响当当，总是要犯查证一下的毛病，我要寻根究底，总是不肯轻信。换句话说，我是不轻信国民党的，因为国民党有太多太多的不可靠，使我怀疑它。以拒绝“三通”为例，我也许不知道它今后做得怎么样，但我清楚知道它过去做得不怎么样。在这方面，国民党在当年曾经有过严重的前科。这种前科，足可使我们“舆论法庭”怵目惊心，我们还是翻翻案底吧！

九一八的真相

国民党的前科是这样的：

今天国民党宣传他们抗日的历史，是很英武的、决绝的、始终一贯的。但是，这种宣传，在我这种比较麻烦的小百姓手里，显然通不过去。例如1931年九一八事变：国民党一口咬定对日本不抵抗政策责在张学良，但这绝非张学良一人的责任。为了证实我这种话，可看国民党御用史家梁敬椁的一段泄底的文字。梁敬錞在《九一八事变史述》里，有这样不自觉的透露：

综观各种措施，除申诉国联属于积极动作外，其他多含有消极性，盖即不妥协、不作战，亦不直接交涉，自不能为当时学生民众舆论所满意。《大公报》社评，对于不抵抗政策，指摘尤烈，其辞曰：

张学良在九一八之前，已知事态严重，他总以为日本不敢打……不抵抗主义，不创自张学良，而创自XXX。济南之役，X以不抵抗，制福田于无形，一面吁请国联，且不得国联之承认！今之办法，与济南无殊。国府文告中，对日“避免冲突”之指示，即是国府对于张学良不抵抗主义之承认，X本人“逆来顺受”之演讲，亦是承认不抵抗主义之证据。

吾人今自日本外务省情报档案中，检得民国二十年7月，万宝山事件发生时，X、张之间，确曾交换过对日避免冲突之意见，X在7月12日、于右任在7月13日，均曾密戒学良，勿生事端，X电文中，有“此非对日作战之时”之辞句，于院长电文中，有“中央现在以平定内乱为第一，东北同志宜加体会”之论调。……

由此可见，把不抵抗主义一股脑儿记在东北人张学良的账上，是不公道的。

再据当时国民党东北党务的负责人石九龄的透露，所谓张学良不抵抗，事实上是国民党党中央给张学良命令不抵抗的，这种命令，曾公然形之于文字来传达。所以事后说张学良不抵抗，无异是叫张学良替国民党党中央背黑锅。石九龄是我三姐夫石锦的爸爸，这段内幕，是他告诉石锦，石锦告诉我的，当然可信。试看九一八事变后第二天，张学良向南京国民政府的报告，明明说出“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毫无反响，日兵竟致侵人营房”的话；又明明说出“即日军犯我北大营时，亦毫无与之抵抗”的话，他把这种话率直写出，从语气上看，显然是跟“上面”有充分谅解的。否则一个封疆大吏，不知守土有责，反以不抵抗“敬电奉闻”给“上面”，又成何体统呢？若非“上面”命令他如此，他敢这样坦然陈词吗？他这样失去领土，会不被议处吗？

由此可见，九一八事变是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的必然结果，在这种政策的推演下，日本不费吹灰之力占领了中国东北，使三千七百万东北同胞，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劫后余灰。这种“政府德政”，真不知小百姓如何“感谢”啊！

“满洲国”成立以后

九一八事变以后五十四天，日本军阀土肥原就把清朝下台皇帝溥仪运到东北，又举行“满洲善后会议”，筹备组织“满洲国”。1932年3月9日，“满洲国”举行建国大典，就这样的，东北出现了“独立”的“满洲国”。

在这五个多月的巨变里，国民党的不抵抗，遭到了全国民众的不满，尤其以学生的表现，最为激烈。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国立中央大学学生就示威游行，并且——像五四运动打卖国贼一样的——打了国民党外交部长王正廷，各地民情愤激，都说国民党不抗日。到了国庆日那天，广州学生举行抗日提灯大会，为反对日货，与国民党警察发生冲突，国民党警察厅长杜煊泰下令开枪，打死同胞二十多人，打伤八十多人，“紧急拘提”一百多人。11月28日，全国各地学生、工会、社团等，纷纷向国民党政府请愿抗日。12月4日，国民党政府明令禁止各地学生到南京请愿；11日，成立特种教育委员会，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第一次会议，决定各地学生请愿，由该会负责办理；15日，北方学生南下请愿团竟冲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直到国民党派出军警，才算平定；18日，国民党政府明令制止学生请愿，坚持不抗日，也不准学生请愿抗日。

其实这些情形，只是电影上的远景和近景，还有大特写呢！当时北方学生南下请愿团的北京大学代表，到上海后，国民党竟用绑票手段对付他们，主持绑票作业的，不是别人，就是后来做了军法处长的今天“国之大佬”陶百川！支援他的不是别人，就是那时上海市长今天“国之大大佬”张群！

国民党虽然以对外外行、对内内行的手法来处理国事，但是，在强大中国人民的压力下、不满下，它面对“独立”的“满洲国”，实在也就不知怎么办才好：采取高姿势嘛，日本鬼子不答应；采取低姿势嘛，中国人民不答应。于是，在挖空心思左右逢源的技巧下，国民党的“中国功夫”，就一再使出来了。

国民党首当其冲的困难是“满洲国”的承认问题。日本希望国民党承认满洲“独立”、承认“满洲国”，但是这种承认是卖国的行为，当时的国民党是当不起的（十四年后，国民党承认过“外蒙古”独立，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事了）。但是，日本的压力是很大的，日本千方百计要引国民党上钩。日本知道立刻要国民党承认“满洲国”是强人所难的，但是，要国民党在事实上逐步跟“满洲国”搭线，却是该做的、该推动的事。这种事，最好的表现方法，就是“三通”。“三通”通久了，“满洲国”自然就会被人习惯了，那时候，一切就都水到渠成了。①

“三通”中的第一通

国民党首先面临的是与“满洲国”的“通车”（相当于今之“通航”）问题。据当时国民党派出的黑大将黄郛的太太沈亦云《亦云回忆》，明说：“中国与‘伪满’交通实际本未断，中国银行亦未撤退。”“通车之办法系请‘上海商业银行’所办‘中国旅行社’，在榆关设一‘东方旅行社’司往来结算之事。”沈亦云又说：

北宁路“通车”，通车实前后有两个不同意义：一是停战后由天津通车至山海关，是中国要求通车，战时的北宁路已经全路沦陷，欲接收战区，须先接收铁路；二是日本人要求通车，中国接收了北宁路的关内段，日本要求与关外段往来不必换车。

关于通车的情形，1934年6月28日《大公报》社评就指出：

按北平沈阳实际久已通车，所不同者，从前旅客在山海关有换车之烦，今后则仅易机车〔火车头〕而客车直达沈阳耳。吾人因战区善后万端，民众急待救济，为两害取其轻计，对于通车问题主张速办。盖以为山海关内外，交通原未断绝，又何必争此转车手续？至于此举能否不陷于事实承认伪国之嫌疑，则纯视办法如何。此次当轴决定由中国旅行社会同日本国际观光局，另组织机关承办，实即吾人去冬所谓委托第三者经营之主张。因政府之当断不断，致地方多遭蹂躏。通车予以决定，自应趁此时机，促进其他善后问题之处置。

在1934年4月，当日本人再三要求北宁铁路关内外通车的时候，黄郛正在上海。他看到了中国日本里里外外的种种情形，曾有“力薄难回劫后天”的诗句。但是汪兆铭和蒋介石要他干下去，黄郛只好勉为其难，并嘱咐北宁铁路管理局局长殷同趁去东京参加铁道展览会的机会，和日本人恳切会谈，以谋解决悬案。据殷同《故都新忆》：

〔塘沽〕停战之约既定，〔黄郛〕先生之首所措置者，为恢复滦东冀北十九县之行政秩序，劳徕安集，辑抚流亡。顾其时各色杂军，乘机分扰城邑，窃号之娱。而北宁路塘沽以东之路线，尚在关东军军事运转系统之下，未曾归还（时我方仅通车至芦台为止）。是我方一切设施，如县长之复职、保安警察之分遣，均非先将被占铁路及一切运转机构，全数收复，无从办理。故最初即命余率同北宁路局员，交涉接收北宁路线问题。其时彼方除关于交还路产种种条项之外，并要求即时恢复沈阳北平间之直达列车，以为挟持。往返磋商，数度僵持，方始以在三个月后再为商议之谅解，先行交接。因克于8月13日恢复关内全线之行车，而平沈通车之恢复，则我方以准备未能完成，不免愆期，彼方执为口舌，而有催促通车交涉之举，所谓通车事件之因缘也如此。

这一回忆，证明了国民党在被人“挟持”之下，是怎样的识了时务、同意了“通车”。全部过程，1935年《申报年鉴》交通类中“平沈恢复通车”条下②，有综合记录：

自东北沦陷后，北宁路关内外即不通车，双方均开至山海关为止；日人进扰华北，因此有《塘沽协定》及大连会议，日人即逼迫直接通车。我国为恐涉及承认伪国起见，迁延年余，未有决定；嗣为顾全大局，并拯救战区起见；由中政会决定：在不承认伪组织原则下，交由行政院及军委会负责办理，当拟定大纲四条，训令驻平整委会与对方交涉，共同决定具体办法；于二十三年6月28日在北平发表，自7月1日起实行通车。第一次通车时，复发生茶淀炸车一案，死伤数人，幸未扩大事端。兹将通车办法，略记如下：通车事宜由中国旅行社及日本观光局合组东方旅行社负责经理。总社设榆关，资本一百万元，依中国法律注册，总经理亦为国人，其余职员中日各半。双方各出一列车，来往开行，机车在榆关更换，列车则直达北平及沈阳，车牌书有两个：一面为“平沈”，一面为“平奉”。全路共分二十九站，关内外各十四站，榆关作为公共站。全部职员着东方旅行社制服；除车役外，每次列车职员，在关内者由华人担任，抵榆关后再由日方更换服务人员。至于全路收入，最初本拟清算后分配，现定以榆关为中心，关内收入归我方，关外收入归日方，故客票为二联式。旅行社之经费，则收取票价百分之五，作为开支，不足之数，再由双方贴补。

就这样的，在所谓“不承认伪组织原则下”，国民党居然和“满洲国”完成“三通”中的第一通了。今昔对照之下，我们能不好笑吗？

“三通”中的第二通

在“通车”问题解决后半年，“通邮”问题也解决了。“通邮”问题牵涉较广，也复杂得多。九一八事变后，邮务情况一开始是维持旧有局面的，但维持十个月后，“满洲国”终于接管了东北邮务，原来的东北邮务负责人，在1932年7月23日结束邮务，并发表宣言说：

在此情形下，本部认为我国之忍耐，已超过其应有之程度，兹已饬将该两区邮务暂行一律停办。在停办期间内，所有寄往欧洲或美洲之邮件，不再经由西伯利亚，改由苏伊士运河或太平洋递送，各联邮会员国邮局，对于中国与各国来往之邮件，亦请照此办理。在东三省发行之邮票，未经中国邮政局允准者，绝不承认；各种信件、包裹如贴用该项伪票，均应作欠资处理。凡因此迫不得已之封锁，而发生对公众交通上之影响，其责任应由日本政府负之。

就这样的，东北邮务的三千多名员工，除了五十七名以外，都携家带眷，离开了“满洲国”。

但是，“满洲国”是中国东三省的地方，有三千七百多万中国人，他们跟关内同胞的通讯关系与资金往还，是难以掐断的。国民党交通部对入关东北同胞的东三省邮储存款，只好“限期登记，一概发还”，是赖不掉的。同时中国片面宣布欧美邮件改由海运而不经陆运，别的国家（联邮各会员国）也做不到。结果禁者自禁、寄者自寄，弄得国民党焦头烂额，没有好办法。拖到1934年4月，国民党交通部长朱家骅会间兼外交部部长汪兆铭，呈文中央，说：

查东三省邮政，自停办后，所有我国发寄欧洲邮件，依照民国二十六年6月钧院核准之停止业务办法，改经苏伊士运河或太平洋运寄。欧洲发寄我国邮件，则由我国于同年7月24日通告国联会员国，请其釆取同样办法。但自前项办法实行以来，欧洲各国寄华邮件，未能依照办理。其取道西伯利亚运寄者，仍复不少。按照国际邮政定例，每一邮政本有自由选用便捷路线之权，唯为避免承认伪组织计，特釆取由大连日本邮局转寄之办法。

这种“采取大连日本邮局转寄之办法”，无异就是承认主子但不承认奴才的办法。呈文中又说：

我国与伪国境内之邮务关系，虽行断绝，唯南满区域内之邮件，依民十一中日邮政协定关系，仍旧办理。各国侨民为邮政便捷计，寄欧邮件亦多私运大连或日本转寄，对于我国前此通告之办法，早已置之不理。而各国对于贴用伪国邮票之邮件，亦均收受递送，致伪国与欧陆交通，较之关内与欧陆间之通讯，便捷甚多。至于东省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欲与祖国通讯，既无从寄递，且亦复私运风行，禁不胜禁，邮费既多损失，责难又复纷来。

国民党在这种外无以见洋鬼、内无以对同胞的压力下，最后只好建议中央：

最近外侨方面又复纷向交通部建议，据谓不妨改循各国之例，采取由大连日本邮局转寄邮件办法，俾一切困难得以解除，且亦无碍于伪满洲国之否认。唯经外交部、交通部会商，认为关系重大，究应如何办理之处？理合将所有情形密呈钧院鉴察，并析转呈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原则，指示方针，俾于应付困难，有所遵循，实为公便！

就这样的，国民党遂与日本人展开谈判。

同日本人的“密约”

但是，谈判起来，却困难重重。困难发生在邮票、交换、邮戳问题上面。在邮票方面，中国不承认“满洲国”发行的有效，要仍用中国现行邮票；日本则要求使用“满洲国”邮票，仅允将上面印的“国”字及溥仪肖像取消，旋又表示票面可仅用“邮政厅”三字，而于邮票纸内制成“满洲邮政”四字的水印；中国则主张应另制表示“邮资已付”的印花，完全避去“满洲”字样及不适当的花纹。在交换邮件、邮戳方面，中国坚持不与“满洲国”直接交换邮件，及日戳上不用“新京”而用“长春”字样，并提议盖用公历，但日本不赞成。

从当时黄郛与汪兆铭之间的密电里，我们可以看到国民党的不少心态：

一、黄郛致汪兆铭：“南京汪院长勋鉴：密。顷接介公齐（8日）电称：‘邮票及邮戳，均有争持之必要，否则不承认伪组织即等于空言，现正磋商于交换局及邮资问题，似不妨稍示让步，以为票戳之交换也’等语。未审尊意如何，并恳就近与骝先兄详商见复。弟郛叩真（11日）。”

二、汪兆铭致黄郛：“北平黄委员长勋鉴：真电敬悉。密。弟等所见与蒋先生均同，邮票、邮戳实不能让步，已面告高宗武诸君矣！谨复。弟兆铭真申。”

虽然信誓旦旦，可是，三个多月的谈判下来，达成的“通邮”大纲③，据谈判代表余翔麟报告，结果原来是：

我方处处避免〔与“满洲国”有〕直接关系，故不得不绕道而行，而对方步步高压，存心用意，暴露无遗。本二十三夜以超过最后通牒方式之手段，挟迫我方接受大纲七条，我方防卫之藩篱尽撤，即邮票邮戳应注意之各点，亦尽放弃无余。

国民党的信誓旦旦，结果原来如此！妙事还不止此呢，在达成“通邮”大纲的同时，国民党还同日本人达成一项“密约”（即所谓“谅解事项”），内容如下：

以下上海邮政总局简称甲方，关东军简称乙方。

一、关于通邮办法之公表，除协议部分外，其全部不得公表，并不得为恶意之宣传。但“通邮于双方邮政机关行之”，当然在不发表之列。

二、通邮用之乙方特种邮票，其花纹由乙方预示甲方。

三、向甲方寄发之邮件，乙方以诚意努力使用特种邮票。

四、甲方对于由乙方寄发之邮件，倘已纳足邮资，则虽误贴普通邮票，得免征欠资，但以极少数为限。

五、乙方在现用欧文邮戳之局，则使用欧文邮戳；在现用中文邮戳之小局，得用中文邮戳。

六、关于邮政之文书（单据在内），乙方以诚意努力不表示“满洲国”及“满洲”字样。

七、所有两邮政业务主管机关往来之文书，由乙方所发者，以邮务司长（DirectorGeneralofPosts）为发信者，以邮政总局局长或邮政储金汇业总局局长为收信者，而由天津邮局转交。由甲方所发者，以邮政总局局长或邮政储金汇业总局局长为发信者，其由代理人签名者，则附书代理者之职衔，并于本文末尾为奉命（ByOrder）之表示，以邮务司长为收信者。

这一卖国的“密约”，是1934年12月14日的杰作，国民党方面代表是高宗武④、余翔麟，参加员是殷同、李择一，日本方面关东军代表是藤原保明，参加员是仪我诚也、柴山兼四郎。由这一文件里，我们得知了：国民党信誓旦旦的不肯“通邮”，最后干的，到底是些什么！

“通邮”谈判完成后，12月30日，由邮政总局公告如下：

为通告事，查东三省境内邮务，前为情势所迫，暂行停办，业于二十一年7月23日通告在案。兹为便利民众起见，将邮件包裹及汇兑三项业务，由山海关古北口两转递机关，负责承转。所有寄往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之邮件，如封面书明省名及地名，而无伪组织字样者，自1月10日起，均予收寄转发。其包裹及汇兑，则自2月1日起照章办理。特此通告。

就这样的，在所谓“为便利民众起见”的理由⑤下，国民党居然和“满洲国”完成“三通”中的第二通了。今昔对照下，我们能不好笑吗？

“三通”中的第三通

既然“三通”中第一通第二通都通了，第三通“通商”，根本也就更不成问题了。

我只举一个例子，来看“通商”的必然性与普遍性。根据1935年《申报年鉴》工业类中“榨油厂”条下，有这样的表格与说明：

地别总厂数百分数总资本额百分数总产值百分数

本部各省112263133000元1247202000元42

东三省3227422501605元（各种通货合计）8864450100元58

总计43410025634606元100111652100元100

就上表而观，吾国本部各省（除湘滇川黔赣）榨油工厂厂数，仅及东三省厂数26%，资本额仅及12%，总产值仅及42%，从而可知吾国油脂工业，其精华均在东三省，且以东省产豆之富，久著闻于海内外，故经营是种工业者，尚有日商所设之厂十八家，总资本额日金5448752元，其所用机械，均系水压式及螺旋式两种，无木榨者。华商油厂，则以螺旋式为多，唯大连安东长春哈尔滨等处，亦有水压式榨油机。吾国向以产大豆及大豆油自豪于东亚，而今不能无沧桑之感矣。

从这段记录中，我们清楚的看到：中国“本部各省”，在榨油工业上，是如何仰赖“东三省”的输人！若不“通商”，又油水何来？

何况油水方面，又反映在税收方面。据1935年《申报年鉴》财政类中“一年来中央财政大事记”条下，在“长城各口设卡征税”中，原来有这些“暂行办法”:

一、凡经长城各卡输入之洋货，按现行进口税则征税，并于正税之外，另征百分之五关税附加税，及百分之五救灾附加税。二、凡已完进口税之洋货，经长城各卡输出者免税，但经查明有私运进口嫌疑之货物，将予扣留，呈候核办。三、经长城各口输入之土货，按照各关对于东省产品现行办法分别征税。四、经长城各卡输出之土货，经查验无误，即予放行，概不征税。五、凡应税货物商人应向分卡呈递报单，经查验相符，由商人完纳税款，即予放行，该项报单应由各卡自制，以便商人购领，商人将按照规定格式自备之。六、所有输入货物应完之进口税，均按进口税则之规定，以海关金单位征收之，但商人得按海关逐日公布之金单位折合率，以国币完纳税款，其他钱币概不收受。七、商人完清税项，由卡发给缴纳证，以为完税之据，证货不得分离，沿途遇有稽查查询时，须立即呈出查验。八、商人向卡呈递报单，应据实填写，如有以多报少或蒙混影射者，一经查出，即予照章处罚，或将货物充公。九、所有输入应税货物，如价值二百以上者，应有领事签证货单，否则应于货物进口时，在各卡补领，每单应纳金单位五元，但得按各卡逐日公布之金单位折合率，以国币缴纳之。十、所有应完统税货物，悉照统税税率完纳统税，暂由各卡代征之。十一、所有载客汽车到达各口或由各口关检验时，须先报请分卡长检查，如载有应税货物或行李中带有零碎货物，应按照第五项规定，呈递报单，听候查验完竣，违者照章处罚。十二、本办法，自呈准公布之日起遵行，如有未尽事宜，得随时呈准修正之。

就这样的，在所谓“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道理下，国民党居然和“满洲国”完成“三通”中的第三通了。今昔对照之下，我们能不好笑吗？

今天又如何？

看了上面这些历史铁证，我们似乎可以下出一点结论了。

国民党口口声声中共是汉奸政权，但“满洲国”中，连政府次长级的都是日本人（今天被国民党奉若上宾的岸信介，就是“满洲国实业部次长”），这种政权，总比中共更汉奸吧？“满洲国”中执政府日本官员占7%、参议府占50%、立法院占12%、国务院占49%、民政部占27%、外交部占35%、军政部占36%、财政部占69%、实业部占32%、交通部占56%、司法部占19%、文教部占38%、监察院占60%。这种政权，也总比中共更汉奸吧？对“满洲国”这种汉奸政权，奇怪的是，国民党却网开三面，和它“三通”，这种离奇的标准，又教我们怎么领教呢？

如果国民党以“知今是而昨非”的理由，说今日不肯“三通”是“改过自新”了，我们也没话说，问题是：今天的国民党真的不来“三通”吗？我看也未必吧！

我们试看一点资料：

一、6月30日《台湾时报》载：

省物资局每年花费数亿元，迂回向大陆采购当归药材，但民间私下持用却要判刑没收，省议会昨天建议政府迅速改善这种“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现象。

省议会昨天审查物资局下年度预算时，蔡介雄、陈金德两位议员指出，物资局每年耗费数亿元向香港釆购大陆药材，但出售的价格却比民间贵，为避免中间商过度剥削，政府应开放自由进口或迅速改善物资局的釆购策略。

蔡介雄表示，目前民间进口大陆药材的路线很多，所以往往可以买到较便宜的东西，但政府对民间私下持用，却要判刑没收，难道政府可以向大陆“通”，民众就通不过。

物资局长苏霖绸承认目前进口的中药，大都来自大陆，政府为了避免中了中共统战的阴谋，所以禁止民间自由采购，由物资局统筹向香港地区购买。

二、10月7日《中国时报》载：

政府杜绝匪伪物品进口决心甚坚，但本省都市中商行仍到处陈列琳琅满目的大陆物品。“立法委员”林庚申向“行政院”提出书面质询，指出政府严厉管制进口与民间消费心理产生矛盾，致使私枭铤而走险，以海运接驳偷入匪货，他要求政府实施铁腕，扫除走私泛滥之因。

林庚申指出，在民间中药店、南北货行、委托行中，陈列琳琅满目的匪伪货品，中药店内之当归、枸杞、黑红枣等，南北货行及委托行之海参、发菜、金针、香菇、湘绣、棉袄、凤尾鱼罐等，尚于暗中蕴藏匪伪药品如云南白药、三鞭丸、大活结丹、牛黄解毒片、白凤丸、狗皮药膏，还有各种大陆烟酒，随时都在公开交易或暗中做买卖。

林庚申表示，政府虽禁三通，严厉管制匪货进口，但却与民间大众的消费心理产生矛盾，在愈禁愈好卖的利之所趋下，众多铤而走险的私枭遂应运而生。

三、10月15日《“立法院”公报》载：

本院游委员荣茂，为“经济部”国贸局将中药材当归、枸杞子交由台湾省物资局釆办进口，中匪通商统战奸谋，浪掷宝贵外汇，领导物资涨价，诱发严重走私，弊窦丛生，极端失策，建议即速恢复由民间自由进口，杜匪口实，顺调供需，平抑药价，福国利民，并早日撤销物资局香港宝隆行，特向行政院质询。……

……共匪年来谋我甚亟，提出三通四流口号，企图蒙蔽世人，懈我斗志，而物资局为公营机构，年来在港公然釆办大宗匪产药材，甚至曾派处长级人员亲赴香港公开督办当归、枸杞子进口，引起侨港忠贞人士等之强烈恶评，认为在此蒋总统经国先生及孙院长屡次宣达绝不与匪共妥协之同时，政府贸易机构竟派大员赴港公开釆办匪货，无异公然资敌，实失立场，自相矛盾，影响民心士气，有碍国际观瞻，莫此为甚。而共匪更利用外报作为传声筒，大肆渲染，扭曲形象。兹事体大，关涉国本，至期贤明当局，提高警惕，迅谋更张有以善处。

……自国贸局公告规定限由公营贸易机构申请进口后，均由台湾省物资局指定香港宝隆行统筹釆购进口，如在台北标购或由港商在台代理商投标后，均硬性规定由香港宝隆行验收，以致所标到之价格均超过时价二成以上，由于造成无法自由竞价，而审计单位又鞭长莫及，无法监督，每次均造成围标，形成上价下货，上下舞弊，内外勾结获取不法暴利，浪费公币外汇每年均在三亿元以上，为此有须早日撤销物资局所立之香港宝隆行，以免今后匪之外汇组织，公然参加我政府之招标，势必被误会为政府机构巳公然与匪通商。

从上面这三件资料里⑥，我们可以从多重角度理解所谓绝不“三通”之说，还有待于国民党自己照照镜子。在自我照妖之下，不妨反省反省：到底你们是怎么回事？说你们势不两立嘛，你们又掩耳盗铃；说你们绝不通融嘛，你们又暗度陈仓。你们是这样一撮不可思议的宝贝，一方面言行不一，一方面莫名其妙，你们可太宝里宝气了！

1983年11月29日夜

注释

①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写日本方面的背景如下：

1933年10月20日，日本斋藤内阁根据陆军和海军两省提议，决定了《帝国外交政策》。关于中国部分是尊重门户开放政策，在中国、“满洲国”间树立和谐关系，根绝中国的抵制日货运动。11月30日，日本陆军省主张“在日本帝国的领导下建立中、日、满的友好关系，以促进亚洲的和平”，同时主张支持中国大陆上的分治运动，把国民政府的势力逐出华北。陆军省又主张：“除非国民政府立即采取具体步骤来加强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日本必须采取适当的手段，阻止国民政府的势力进入华北。”次年4月，日本又强行要求中国和伪满通车、通邮，就是陆军省的主张。

②《申报年鉴》外交类中“平沈通车办法之公布”条下，也有内情如后：

上年6月28日，北宁铁路管理局关于平沈通车之办法，曾发表通告一刺如下：“查关内外通行客车一案，前奉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转承行政院令饬，根据行政院长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核定标准办法，与日方代表洽办等因，遵即进行交涉，商定各项具体办法。兹经呈奉行政院核准备案，兹定7月1日开始实行，合将办法公布如下：一、自本年7月1日起，恢复由北平至辽宁直达客车，每日以平沈对开一次为限。二、由中国方面责成中国旅行社，日本方面责成日本观光局，于山海关组设东方旅行社，负责经理此项直达通车事宜。三、一切行车规章、时刻车辆编成、车票经售等项办法，均由本路另行规定。局长殷同。”

③据1935年《申报年鉴》交通类中“关外恢复通邮”条下，内情如后：

自东北失陷后，我国即于二十一年7月实行封锁邮政，日本既以《塘沽协定》为要挟，我国复顾念关外三千万同胞通信之困苦，遂于二十三年9月，开始交涉，往返磋商，至12月14日，始讨论完毕，决定通邮办法，其中内容大致为三点：

一、设立转递机关在山海关古北口二处，各设立汇通转递局一所，所有出入邮件，均限在该两处转递；关于邮务上清算接洽等事，统由两局负责。转递局由私人设立，将来由邮汇中抽百分之一充经费。自二十四年1月10日起实行邮件转发月1日起实行包裹汇兑之收寄。

二、邮务技术之规定出关邮票，仍贴用现用邮票，关外递进，另印特种邮票，仅印“邮政”二字，不得盖用“伪满”字样等印记。包裹汇票同此，汇票结账，由转递局向总局清算，汇费关内收取1%，关外收取1.5%，均在每月底结算一次。

三、运输工具之限制，山海关邮路用火车，古北口用汽车；装邮车辆，不得有伪国年号；除车运外，不得用其他交通工具。

④高宗武有一密电致朱家骅，报告谈判过程中，他怎样被亲日派压迫:

朱部长钧鉴：密。篠（十七）未、篠酉两电谅达。今日下午因对方仪我、柴山晋谒黄委员长，武恐黄公被其包围，故请求在接见二人以前，与武、麟一谭，五时半前往晋谒，至则黄公即大发其牢骚，谓中政会议讨论此事，对彼竟不通知，武设词解释。嗣谈及本题，宗武谓现在问题仅在第六行第一条，但此条关系甚巨，不能不争。黄公谓：柴山、仪我因此事迟迟不决，将于明日下午3时离平，若此案明日上午不能解决，必致决裂。宗武答以柴山赴申，别有所事，我已知之，仪我似无离平之意。黄公变色，谓不论如何，此事明日上午必须求一解决。今我以为对方所要求之“通邮由双方邮政机关行之”十二字，可以载入记录，并欲将东方民信局改为邮政代办所，有事我来担当，你肯否答应？两月以来，汝二人对我一切指示，概不接纳，今日之事，由汝自决，并请汝于一分钟内答复。宗武答以根本第一条关系全部，不能让可，名义问题，尚在其次。时〔殷〕桐声在旁亦变色，谓若连此点而不负责，何必天天来此多吵，经此一言提醒宗武，翔麟兄亦以面色相示，宗武始终不肯答应，黄公勃然大怒，起立高举右手，指宗武痛骂曰，汝真不够朋友！士可杀不可辱，宗武本欲与之理论，第以宗武此刻之一举一动，在在影响钧座与院座，考虑之余，最后只得将一切忍下，反强颜劝其不必动气。总而言之，宗武年轻识浅，不能当此重任，仰乞钧座即日另简贤能，来负斯职，宗武当即归受辱命之罪。此间当局对于中央训令，视若无物。国防会议之议决案，黄公骂为狗屁，〔李〕择一骂为不三不四的东西，桐声则谓所谓第三者云云，乃朱家骅等做官之办法，我人何必追随，且满口谓蒋先生主张如何如何。武对此事受命之初，完全本牺牲之精神，且抱定宗旨，对外努力折冲，对内排解误会，不图受此奇辱，力竭心尽，但终以为第一条为全案之骨架，断不容迁就更改，请电告翔麟兄负责注意。宗武自今日起，实不能再负责任，事非得巳，仰乞谅詧，俯赐允准，此电一字一句，皆有翔麟兄可质，胳电不胜惶恐之至。高宗武叩巧子。

⑤据1934年12月29日外交部致电各驻外使署说明这一经过，显然别有原因：

溯自《塘沽协定》成立以来，日军关东军虽停止向平津前进，而战区十九县仍在其占领状态之下，所有战区内一切行政机关及交通机关，均在其掌握。嗣后一再会商撤退军队至长城以外，关东军必须以通车、通邮等项为条件。其后大军虽经撤退，而古北口、马兰峪等五口，仍驻有少数日军。至我方则于今年7月方实行通车，其通邮一项，则我始终维持我国最初实施之封锁办法，彼方虽多方催逼，迄不为动。然事实上则以外籍车船之私带关外信件，久已发现于关内，复因国联议决通邮原则，我国独予立异，亦失其法律上之意义；而关外数千万同胞，因封锁之故，与关内势成隔绝，即其终岁勤苦，血汗所积，亦无法寄回内地，私人痛苦，固不待言，国民经济，损失尤巨。政府权衡利害，审度环境，忍辱含垢，勉予开议。虽国联议决通邮原则，有“机关与机关之接洽，不能视为政府与政府之关系”之明文，但我方仍参照通车办法，以关东军为对手方，除声明不涉及承认伪国外，仍着重间接承转，暨邮票上不得有伪满字样表征，邮戳采用公历及英文之三点，几经交涉，屡濒决裂，费三个月之时间，直至上月底，方勉强就绪，定明正月十日及二月一日分别实行，双方均用记录，不签字、不换文，以避免条约之形式，此通邮交涉之实在情形也。凡此经过，事非得已，但求能维持不承认原则，俾我国对外立场，不生动摇，特先密电接洽，俟公布后，希本此意旨，向国联、驻在国政府当局及舆论界密为解释，以免误会为荷！外交部艳（29日）印。

其中所提国联议决，是1934年5月16日国联中日问题顾问委员会决议的，全文是：

一、“满洲国”交通机关对于该“国”与加入世界邮政同盟各国间之邮政关系，不能援用世界邮政公约所定之各项条款。

二、国联非常大会曾有不承认“满洲国”之决议，而中日问题顾问委员会亦曾以不承认“满洲国”之实施办法通告国联各会员国及各非会员国，但国联各会员国如有认为在现状之下，应采取临时办法，俾邮件得假道满洲而寄运者，仍可行之。国联非常大会之决定以及顾问委员会之通知，不应视为系阻止此临时办法者，唯各会员国采取临时办法时，不应以国际邮政公约为根据，且不得因此而成立任何国际公约，或利用任何由国际邮政公约而设立之机关。有关系之邮政机关认为相宜时，可参照各国邮政机关一般适用之技术上解决方法，以酌定一种临时办法。

三、国际各会员国之邮政机关因此种临时办法而与“满洲国”之邮政机关发生关系时，则此种关系只能视为行政机关为维持邮政技术上之良好运用而发生关系，而不能视为国家与国家间或政府与政府间之关系。为使此种纯粹技术性质之关系不致引起混淆起见，委员会主张凡遇国联会员国之邮政机关须行文于“满洲国”邮局时，其文件须特别载明“此种文件系行政机关之文书，其目的仅在维持邮政技术上之良好运用，既不能视为政府与政府间之关系，亦不能认为世界邮政公约之适用”。上项决议案成立后，国联秘书处即于6月4日及7月4日，分别通函各会员国及非会员国征求同意。国联通函分作三类，一、致出席顾问委员会各会员国，二、致未出席顾问委员会之会员国，三、致非会员国。一二两类各国均先后复函接受该会之建议，而拉脱维亚复函中则称：“拉国邮政已接受所谓‘满洲国’交通部关于邮包经由满洲转运之运费办法之建议，但此项办法，纯为技术上求邮件传递之迅速起见”等语。至非会员国之美国，亦复函接受建议，苏联则称苏联邮政经英法等国邮政当局之请求，特同意将各该国转运邮件经满洲寄递中国，但苏联政府对此不负任何责任，并得在同样情形下，用同一邮线转运邮件至其他各国。

⑥其他资料当然还多得很哪！通商内容也不限于中药。1983年5月1日《财经时事》就报道台湾“中国人造纤维公司”卖货给“北京中国蚕丝公司”的事，卖的是人造丝。可见所谓不“通商”，是掩耳盗铃耳！

《独立评论》疑案质疑

陈之迈《纪念适之先生》〈《传记文学》一卷二）

《独立评论》是适之先生和九位朋友所创办的一种周刊。丁、傅两先生都在创办人之列。第一期出版于二十一年5月22日，每逢星期日出版一期。办这个小刊物，每位社员捐出月薪百分之十，并且要经常写文章，当然不取稿费。这个刊物销路很大，广告费的收人也不少，不久便不需要社员捐薪，并且间常可以聚餐，在北平欧美同学会叫一桌饭菜，大家吃着谈谈天下事。

《独立评论》创办于沈阳事变之后，国家大难当前，所以周刊的内容偏重时事问题。所谓“独立”就是每一位写文章的人负自己文章的责任。社员与社员之间主张不同也尽可在刊物里辩论。一般而言相当心平气和，没有骂人的文章，也谈不到论战，只是就个人的看法发挥个人的主张而已。

《独立评论》每期刊载五篇或六篇文章，至少四篇是社员写的。社外的投稿很多，有时一期多至五十篇，选择刊登，颇不容易。适之先生亲自主持编辑，标准很严，只问文章的内容好不好，绝不计较作者的地位或声名。大学校长的投稿曾遭退还，一位中学生的文章倒登过几篇。

这个刊物从来未曾受到中央政府的干涉，但曾受到过几次地方政府的为难。有一次是适之先生作文指摘广东省政府不该枪毙麻风病人，广东省政府不许这个刊物在省境内流行。另一次是陈衡哲女士的《四川游记》批评四川军阀不该讨姨太太，引起四川人的不满，最严重一次是有一篇讨论中日问题的文章惹出宋哲元要查封这个刊物。对于这些干涉，适之先生认为是办刊物不可避免的风险，不必大惊小怪，过些时候自会平息下来。

适之先生编这个刊物，非常认真。那时他住在北平米粮库，社员不按期交稿，他便打电话来催：“米粮库绝粮了！还不赶快送粮来！”每篇稿子他必须亲自看过，并用红笔删改润色。

卢沟桥事变，北平陷落，《独立评论》也就停刊了。这个刊物一共出了二百四十三期，最后一期刊出于二十六年7月18日。《独立评论》有合订本，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曾将全套缩影。抗战期间有人提议在重庆复刊。但是适之先生在美国，一时不会回国。没有适之先生主持是办不起来的。但是适之先生时常怀念这个刊物，谈话之中每每提起。有人讥笑他喜欢用“我的朋友”这个名词。独立评论社的确是一个朋友的结合。至于这个刊物对国事发生什么影响倒是次要的。

陶希圣《北平二三事》（中）（《传记文学》一卷七）

——《独立评论》的停刊与复刊

二十五年夏之交①，适之赴美国出席太平洋学会，会后回国，还在途中，《独立评论》由张奚若代编。有一期，第一篇文章攻击了二十九军。宋明轩先生下令北平市警察局陈希文局长，派警驻在独立评论社，将其停刊。

适之到了上海，即匆促赶到北平。我第二天到米粮库看他。我们谈到《独立评论》停刊之事。我问他：“胡先生你愿意复刊么？”他说当然是复刊的好。”我说：“如愿复刊，我立刻办这事，明天上午回话。”他表示同意。

时间已是下午5时。我到绒线胡同高等法院看邓仲芝（哲熙）院长。仲芝见面即问：“你这么晚来谈，必定有事。”我说：“我为《独立评论》的事来的。”

我告诉仲芝说：“《独立评论》每期销一万二三千份，平津一带不过三千份，其余一万份都销南方。这个刊物一停，南方的一万订户，包括传观的人们，大约有三四万知识分子对宋先生和二十九军有什么批评，是可以想见的。”

邓仲芝说：“这样好了。请胡先生写封信给宋先生，只说他出国之后，彼此少联络，致生误会。现在他回来了，以后不致有误会发生。这封信到了宋先生那里，他请胡先生吃饭，席面上不必再谈这件事。《独立评论》也就照常发刊，并不必说是复刊。”

次日清晨，我到胡宅，说明这个办法。适之说：“信里要不要说一句道歉的话？”我说:“不必。”他说：“就说一句也无妨。”

《独立评论》就这样继续发刊，直至七七事变为止。②

秦德纯《冀察政委会时期的回忆》〈《传记文学》二卷一） ——《独立评论》停刊风波

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北平东城的外交大楼联合办公，由宋哲元委员长亲自主持，我是常务委员，也在那里办公。二十五年夏，有一天，将要下班的时候，秘书长杨兆庚（字镇南）拿了一本《独立评论》给宋看，说是上面登了篇文章。

宋问：“什么文章？”

杨答：“冀察不可以特殊自居。”

宋问说的什么？”

杨说：“总是冀、察当局不好吧！”

这一向宋的心情很沉重，他不看文章的内容，也未加考虑，就转过头来对我说：

“叫《独立评论》停刊，把发行人押起来，交北平市政府办理！”

我认为不该这样处置，便站起来说：

“《独立评论》上的这篇文章我早已看过。他们从侧面批评冀、察当局，也是春秋责备贤者的意思，并没有谩骂、污蔑的文字。文章里说：冀、察的处境虽然特殊，当局却不能以特殊自居，应当抱定决心，站稳脚步，以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我觉得叫他们停刊，又扣押发行人，这种处置实在重了一点。请再加考虑。”

宋好像很不耐烦，对我说我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去好了。”

下班后，我约同河北高等法院院长兼绥靖公署军法处处长邓哲熙见宋，替该刊缓颊。宋仍然坚持原来的意思。随后，我和邓到独立评论社和负责人接洽，该社答允停刊数期，以资转圜。回来向宋报告，他还是要扣发行人。

该刊的发行人是胡适之，这时候刚从海外回到上海，他在返平之前，拍了一封电报给我说：“弟准于某月某日某次车到平。”

到了那一天，我到车站去接他。我想他一定会谈起《独立评论》的事，想不到他悠闲、愉快的和我说了许多话，却不提《独立评论》半句话。问题无法解决，我只有再去找宋。每天晚饭后，宋都要到铁狮子胡同进德社，和几个朋友谈话、休息，偶尔也打牌消遣。正好我去时朋友尚均未到，仅有宋一人，我把利害得失详细分析给他听，主张事情绝不要扩大，宋欣然接受。最后他说：

“事情完全交给你办好了。”

结果独立评论社自动停刊两周，一场风波，到此结束。

以上关于《独立评论》史料三件。秦德纯的文章晚于陶希圣的一个月，但却只字没提陶的“功劳”，他显然以直接当事人的资格，揭发了陶希圣的谎话。

1971年11月14日

注释

①时候记不清,只记得那是穿夹衫的季节。

②这段事可以表现胡适之先生之为人，是那样的谦和。同时亦可见二十九军的一班朋友和同志是那样的虚心。又警察局长是陈希文先生，本文前面已提到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