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史定论
目录
- 一、周恩来上街卖报了吗？
- 二、傅斯年论豪门资本
- 三、谁删减了《吴铁城回忆录》？
- 四、廖耀湘殉国了吗？
- 五、你淮海，我徐蚌
- 六、将军白发征夫泪
- 七、黄维一直未屈服？
- 八、王仲廉人死书活
周恩来上街卖报了吗？
前几天，民进党“立委”康宁祥，以深谙中国功夫的身段，上街卖起他的《首都早报》来了。有自以为懂中国现代史的人，说康宁祥这样上街卖报，是取法周恩来当年上街卖《新华日报》的绝活。可见康宁祥除了公然表示要向国民党蒋经国学习外，还公然证明自己也向共产党周恩来学习，老康进境之高，由此可以概见云。
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朝康宁祥那张又丑又黑的死鱼脸上贴金。因为说他学蒋经国，还差不多，因为两人的智商都是那副水平；但说他学起周恩来来，可就太难为他了——周恩来是何等人物，岂是老康这种笨货能学得到的？
就以学周恩来上街卖报为例吧，事实上，学了半天，全学错了，因为周恩来根本就没上街卖过报，自以为懂中国现代史的人，全弄错了。
所谓周恩来上街卖报之说，起自“新四军事件”。“新四军”是国共合作后，国民党承认的共产党部队，根据协议，共产党在1937年9月6日，把陕北的主力部队名号，由原来的“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共产党将它简称作“八路军”。到了1938年2月6日，国民党又要求共产党把“第八路军”改为“第十八集团军”。但共产党仍简称“八路军”如故，中国老百姓也以此称之。“八路军”以外，在国民党又清又剿下，残余在华中华北的共产党游击队，也经过两党协议，组编成“新四军”。
“新四军”虽然被蒋介石承认，但是也要去之而后快。首先，他要“新四军”搬家，先把在长江以南生根的搬到江北，然后再同原来在江北的一道搬到黄河以北。1940年I2月9日，他下令凡在长江以南的“新四军”，限于本年年底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1月31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这道命令式的通知只是一个形式，事实上，在蒋介石跟周恩来谈判期间，“新四军”已开始北移。到了1940年12月下旬，在江南人马只剩一万人了。蒋介石叫顾祝同为这一万人画好搬家路线，如果照这条路线迁移，则一万人正好进人重炮重兵的日军口里。因此“新四军”要求改变路线，周恩来再度去跟蒋介石谈判，要求更改，蒋介石答应了。双方皆大欢喜之际，12月25日那天，蒋介石还特请周恩来共进圣诞大餐。
但是，当“新四军”照新路线搬家的时候，它遭遇埋伏在安徽茂林地带十万国民党军队的暗算。那天是1941年1月4日，不到两个星期，战事结束。一万人中，幸运突围的，约一千人，其余九千人，一半战死，一半被俘。孟绝子的父亲那时正是处理“新四军”俘虏的国民党高干，据孟绝子《蒋介石的报应》一文所述：“这一万人，大半是军部人员、后勤人员、男女康乐行政人员、眷属、医生、护士、伤患和病患。被俘的人，女的遭到国民党官员轮奸，男的一部分被枪决，一部分被虐待死。”
蒋介石不但快刀斩乱麻式的解决了“新四军”，并且封锁消息，不但自己的报纸不刊载真相，也不准在重庆的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刊载真相。由于国民党派有常驻人员在《新华日报》负责新闻检查，所以，共产党想发出消息，就不得不动动手脚。那年1月11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创刊三周年庆祝大会上讲话，收到“新四军”惨遭牺牲的消息，第二天的报上，就被禁止登出讲话全文，几经交涉之下，骗得国民党同意以掩耳盗铃法解决，即“新四军”改为“新X军”“国民党反动派重重包围”改为“敌人重重包围”等字样后，获准出报。1月17日，蒋介石正式宣告“新四军”为“叛军”，取消番号，并将军长叶挺交付军法审判，同时进一步封锁《新华日报》。周恩来乃下令当晚《新华日报》单独为检查人员出一版样，上面没有违禁文字，同时在正式出报时，上面却刊出周恩来的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1月18日早上4点钟出报后，这一新闻，便散开了。
国民党立刻抢报纸、抓报丁、揍报童、打买报的读者，可是，一切都太迟了。
这件事引出了所谓周恩来上街卖报的传闻，但据他太太邓颖超和当年共事同志的回忆，并无此事。1980年3月出版的《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上，由王明湘写《周恩来同志在重庆没有卖过〈新华日报〉的调查》，已经辨正得一清二楚。所以，自以为懂中国现代史的人所说的周恩来之事，全是胡扯。
以胡扯为康宁祥贴金，岂不好笑？康宁祥以为他学到了周恩来，其实周恩来才没那样笨呢！
1989年6月27日
傅斯年论豪门资本
1980年，《联合报》系统的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印行了《傅斯年全集》。前有傅太太俞大綵的序，其中说民国四十一年12月，先夫傅孟真逝世二周年，国立台湾大学曾出版先夫遗著《傅孟真先生集》，但迄今二十八年未经再版。民国五十六年1月，文星书店另有《傅斯年选集》印行，而所收篇目与《傅孟真先生集》略有不同，内容虽有增减，也不够完整。今由联经出版公司重新印行的《傅斯年全集》，除收录《傅孟真先生集》诸文外，并补入文星书店版选集所增的四十三篇及先夫之侄乐成所撰的《傅孟真先生年谱》，又搜集散见的书、序、短评等共九篇；先夫遗著已尽备于此。因增补甚多，所以重新分类编目；因旧集脱误累见，所以寻觅各期刊、讲义，从头校勘，由陈槃主其事；就编校来说，先夫遗著已完成最精审完善的整理。”看了傅太太这段话，我认为她被蒙蔽了，替“中央研究院”的伪学人说了谎话。
早在二十三年前，由我主持文星书店《傅斯年选集》的刊行时，就在礼貌上送了傅太太一万元（当时的一万元），不料选集付梓之日，文星书店被蒋介石下条子改组，驱逐李敖、陆啸昭，由萧同兹父承子业，接管了萧孟能。萧同兹迫于警总压力，将我编好的《傅斯年选集》由抨击国民党豪门资本的文章大加删除，所以文星书店出的《傅斯年选集》，虽比台湾大学出的《傅孟真先生集》有增无减，完备得多，但经此一删，殊为憾事。好在标明就是“选”集，本不敢以全集号召也。
不料文星以后十三年，《联合报》出了《傅斯年全集》，袭取了文星的心血，反倒为不实之评述，这就应该脸红了。当年我们辛苦增补了四十三篇，都不敢自吹全集；如今他们只不过增补了九篇，就吹起全集来，他们可真好意思！
既然自吹起全集，自吹“已完成最精审完善的整理”，且由有“中央研究院”院士头衔的“陈槃主其事”，那么就不该遗漏傅斯年的重要文章，像1947年2月22日刊于《世纪评论》第八期的《宋子文的失败》、像1947年3月1日刊于《观察》第二卷第一期的《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等文，都一一遗漏，这样的全集，显然全不及格！而所谓“遗著尽备于此”，也全是谎话！说这些文章找不到吗？在“中央研究院”方圆之内，就不难“寻觅”，只是伪学人们太无知、太不用功、太懒惰、且又把持资料“占着茅坑不拉屎”耳！整个“中央研究院”和它的学人，找资料本领竟不如一李敖，岂不丢死人哉？
上面所说——遗漏的文章，都是傅斯年抨击国民党豪门资本的力作，他写这些文章时五十二岁，他的侄儿台大历史系教授傅乐成在《傅孟真先生年谱》中五十二岁条下对这些文章亦失于记载，可见这位老兄为学之疏。傅斯年写这些文章，攻击的主力是宋美龄的哥哥宋子文，旁及宋美龄的姐夫孔祥熙。孔宋是买办阶级，掌握财经大权几十年，是国民党祸国记中的首要角色。他们所造成的豪门资本、官僚资本，触须极广、影响极深，直到今天的台湾，犹未能完全摆脱，所以傅斯年这些四十年前的旧作，还充满着历史的透视、教训与讽刺。当然，傅斯年的文章，在上限上，有它的极限，就是他不敢碰蒋介石——重用孔宋外戚的蒋介石。所以充其量，这些文章是“清君侧”式的正义而已，距离李敖的正义，还差上一大截。
1989年2月25日
附录一
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傅孟真）
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有时是自身的矛盾、分裂；有时是有些人专心致力，加速自蚀运动，唯恐其不乱，如秦朝“指鹿为马”的赵高、明朝的魏忠贤，真好比一个人身体中的寄生虫，加紧繁殖，使这个人的身体迅速死掉。
国民政府自从广东打出来以后，曾办了两件大事：一、打倒军阀（这也是就大体说）；二、抗战胜利。至于说到政治，如果不承认失败，是谁也不相信的。政治的失败不止一事，而用这样的行政院长，前有孔祥熙，后有宋子文，真是不可救药的事。现在社会上若干人士，对于政府的忍耐，实在没有一个人可以忍耐现状，而是由于看到远景，怕更大的混乱，再死上几千万人，彻底的毁产，交通断绝，农业解体，分崩离析，弄出一个五胡十六国的局面，国家更不能有自由独立的希望。然而一般的人总是看现状不看远景的，看当前的政治，不看过去的功劳的，所以美英法政府，今天都不是他们抗战时代的组织。即是能看远景的少数人，久而久之，完全失望，彻底觉得在“魔鬼和大海之间”，也只有等死而已。书曰：“为政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
所以今天能决定中国将来之运命者，必须会悟今天政治的严重性不在党派、不在国际，而在自己。要做的事多极了，而第一件便是请走宋子文，并且要彻底肃清孔宋二家侵蚀国家的势力，否则政府必然垮台。而希望政府不垮台，以免于更大的混乱者，也要坐以待毙，所谓“火炎昆岗，玉石俱焚”，今天良善的人谁无“人间何世”之感？
宋子文第一次总持财政经济，本也看不出他有什么政治家的风度，而为人所知的毛病实在不少。然而当时总还有人寄望于他。第一，他虽然也有钱得不得了，当时人的心中，还总以为他是用他的政治地位，以“资本主义社会共同允许之方式”得来，仿佛像法国官僚，从穷小子到大富翁一样，还不曾直接做了扒手，在他手中财政政策改变时，没有先加上一阵混乱，如孔祥熙在改法币时上海金融币场的怪象，弄得中外腾丑。第二，那时候国内企业在自然进步中，上海银行业在发展中，他愈借钱（就是公债票等〕，银行愈要借给他（这是资本主义走上坡路时必有之事），挟着政府力量扩大的凭借，一切满意称心。第三，那时候他虽然做到了财政经济的独裁者，如德国的沙赫特（这是说他的权力，不是说他的能耐），还并未做行政院长，“总率百揆”（孔祥熙做寿的话）。他的深浅，世人未尽知。
接着，他走了，孔祥熙“十年生聚佐中兴“（这是一个什么人送孔的寿联），几乎把抗战的事业弄垮，而财政界的恶风遂为几百年来所未有（清末奕劻有贪污之名，然比起孔来，真正“寒素”得很，袁世凯时代所用的财政人员，如周自齐周学熙皆谨慎的官僚，并没有大富），上行下效，谁为祸首罪魁？于是宋氏名声顿起，“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与其说是宋的人望，毋宁说是对孔的憎恨。试想当时宋未上台前两年中重庆的街谈巷议，真正有今昔之感。又看他初次出席参政会，会场中的人，挤得风雨不通，连窗子外门外都挤上千百人，都城人士的心理，对他是怎么样热望的？稍有常识、稍知检点、稍通人情，何至于弄到今天，弄到国人“欲得而食之不厌”；而国家受他这样的摧残，不自爱的人，实在没有过于他的了。他在美国时，国人苦于孔祥熙，所以寄望于他，当时国内的一般人，总以为他对美国有办法，对经济有办法，而当时自美回来的人，颇说他在美国弄得一团糟，对经济不会有好办法，当时的人因为希望太渴了，还多不信，现在久已百分之万的证明了，还不止于此呢！
说他这几年走下坡路的行事（以前也未必走上坡路，只是大家不知道而已），国家人民也随着他走下坡路的损失，真是写不尽，我也不屑写，只把他最荒谬之点分解一下：
一、看他的黄金政策。他上台最初一件事，是给以前买金子者一个六折，这中间，有小公务员、小资本家；也有大商人、官僚资本者。当时《大公报》还是有条件的赞成，我也一样，写了一文，载《大公报》，强调政府在战时可以征用私人的资本，但须用累进的办法，尤其是再想法子找大户。前者的原则是，国家为战争筹款，必须有钱者出钱；后者的原则是，担负不能在穷人身上。现在想起来，王芸生先生和我，真正做到“君子可欺以其方”了。累进办法，在参政会并且屡次提出过，我们强调他更改，财政当局说，大户买时化小户，无法子分，争执不得结果。假如照那时他的说话，已买者尚可收回，未买者如何可以不加管制？近来，有一天抛五顿，经常是每天几千条或几百条，真正做到他的“自由贸易”的原则！然而试问，如果今日如此“自由”，当年何必“充公”？金价的波动，寻常百姓是吃不消的。虽然各处集到上海的游资许多不易查考，然而一买几千条的大户是谁，岂皆不能查出？报载最近风波之掀起是山西帮，传说是孔宋斗法，二公本无好感，何不可查查？自己的人是不是也在中间？是不是因为自己的人，一家同姓、一派下属、一大组合（如美国报所说：“SoongCombine”“KungCombine”而无从下手？如其不然，中央银行卖金子的铁幕何不可以为立法院、监察院、参政会驻会委员会揭开？我们国家是不是一个金子国，取之不尽的？如其不然，是不是还有别的方法吸收游资？是不是能和整个经济政策配合？一旦用得差不多了之后，何以善其后？如果今日之“自由”是，则前年之“充公”非；如果前车之“充公”是，则今日之“自由”非。所以纵然“不是”黑暗重重，也是无办法、无见识、无原则。子子孙孙要还的黄金债，他这样子玩，玩得领导物价，不特不足平抑物价，反而刺激物价、紊乱物价，至少说来，他是彻底失败了。
二、看他的工业政策。抗战胜利，他宣言曰，后方工业，无法保持，这是事实；但总要仔细检点一下，哪些确有设备、哪些只是玩花枪，分别情形，检好的收买其设备，所以答其赞助抗战自沪迁川之热诚，这也不是太难的事，正所谓“栽者培之，倾者覆之”。然而他一笔抹杀，不分青红皂白，于是共产党大得意，高喊民族资本家。所有收复区敌伪的工业，全部眼光看在变钱上，有利可图者收归“国有”，无利可图者“拍卖”，于是工厂一片停止声。去年一年，上海小工业，停顿者百分之七十五以上，今年上半年恐怕要全部解决。他为政府筹款，办中纺公司之类，只要办得好，是可以的，那些闹的，也是要分赃的，不出代价，又借流动金。然而一般工业在水准上者总须加以维持，不好，改良他，不能坐视其死；更不好，不管他，不能连好带坏一律不问，政府是有责任的。这是失业的问题，即最严重的政治问题。他毫无根本办法，听说新任经济部长，本有一个“收购成品”的计划，如生产局。他置之不理，仅仅贷小款，这是把钱投入大海的；比投大海还糟，他们拿去；好的屯积，坏的又是黄金美钞，捣政府的乱。省小钱于前，花大钱于后；忽关头于前，无所措手于后；治病的办法不做，添紊乱的办法做去。年前年后，一切一跃一倍，最近一跃几倍，还不是更要多发钞票？听说他在做了行政院长后，第一次出席院会，说：计划不必行者，即不付钱，减了还是费钱；计划可行者，不必减他钱。这是神智开朗的话，何以行起来并不如此？为少用法币，抓得紧，是对的。然而要有经济政策，使人不失业；无经济政策之财政政策，是玩不转的。发大票子，专选年关，出口加补助，不看美英法律，前者毫无常识，后者毫无知识。再由他这样下去，三个月后，景象可想，也不忍想。今天连资本家也有许多同情共产党，开万国未有之奇，他把他的政府伺候得这样子的，人民不必说了，他心中反正没有人民的。
三、看他的对外信用。美国人有许多话也是乱说的，但严重的话，出于有地位之人，不能不弄个明白，为国家留体面。麦帅的经济顾问，说他如何如何，他愤然“更正”，那个人又说，宋如不承认，我举出事实来，所谓（SoongCombine）如何如何。他便不响了。又如美国纽约《下午报》说他把联总送中国医院的调节温度器几架搬到自己家里，这几件东西究竟在哪里，他也不弄明白。诸如此类，我实在不忍多说下去。大凡一个上轨道的国家，一人纵经商，一经从政，须摆脱商业，英国制度，不特阁员如此，即一个下院议员（上院是无作用的“辩论会”，故无此限）如其公司与政府签买卖合同，其议员资格自然无效。偏偏孔宋二公行为如此，公私难分。“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而“以直道使人，虽劳不怨”。国家困难，上海经济难维持，假如自己有清风，仍旧可以有办法的，办人也可以取谅于人的。自己无代8vestedinterest可以制人的，如自己（包括其一群人）又是当局，又是“人民”，他人不得到意外便宜的，皆要反抗的。我向社会广泛提议，如立法院、如参政会，以及一切人民，都该彻底调查，上海及他地以及国外，所有豪门权族之“企业”是些什么内幕？他们的营业范围如何？他们的外汇得自何处？
四、看看他的办事。他在行政院，把各部长都变成奴隶或路人。一个主管部的事，他办了，部长不知，看报方知之。真正偏劳得很，各部长建议，置之不理是最客气，碰钉子更寻常。这是他有兴趣的部。如无兴趣的部，则路人相待，反正要钱无钱，说话不理。他可以说，行政院不是由他组织的，这也是事实，然而如由他组织，不知是哪些小鬼呢！他平常办事，总是三几个秘书，在上海，总是三几个亲信，还有他的三几个“智囊团”，行政大事尽于其中矣，国家命运如此决定矣。我看，他心中是把天下人分做两类：其一类为敌人，即现行的敌人和潜伏的敌人（potentialenemies）；其一类为奴隶，中间并无其他，所以他管到哪个机关，那个机关的长官便是他的奴隶。至于一切其他人，他都不愿见，见亦无可谈，开会不到，立法院参政会请他不来；至于人民请愿，更不待说，见人傲慢而无话，似乎奴隶之外全是他的敌人。这样行政，岂特民国“民主”不容有此，即帝国专制又何尝可以，只有中国是他的私产，他才可以如此做的。
五、当政的人，总要有三分文化，他的中国文化，请化学家把他分解到一公忽，也不见踪影的。至于他的外国文化，尽管英国话流畅、交些个美国人（有美国人说，看他交结的是些什么美国人，便知道他是什么人），是绝不登大雅之堂的。至于他的态度，举两件一轻一重的事为例：他大可不请客，既请客，偏无话可说，最客气的待遇，是向你面前夹菜，此之谓喂客，非请客也。胜利后第一次到北平，时常在某家，一日，大燕会，演戏，文武百僚地方绅士毕集，他迟迟而来，来的带着某家之某人，全座骇然，此为胜利后北平人士轻视中央之始。因为当时接收笑话，尚未传遍，这事我只可说到此为止。在高位者，这些是要检点的。
说他不聪明吧，他洋话说得不错，还写一笔不坏的中国字（我只看到报载他的签名）；说他聪明吧，他做这些事，难道说精神有毛病吗？
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当然有人欢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快垮。“我们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我们要求他快走。
各报载，今日之黄金潮是孔帮与他捣乱，他如退休在上海的“林泉”，焉知他的帮不与后任捣乱？后任未必行，即行，四行在几种势力下如何办事，何况另有他法捣乱？所以孔帮宋帮走得远，也许还有办法。因为假如整顿财政经济，必须向这几个最大的“既得利益”进攻的，如其不然，不堪再摘，“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是最客气的办法；“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才是最小可能有效的办法。我虔诚希望有此事，不然，一切完了！共产党最欢喜孔宋当国，因为可以迅速的“一切完了”。然后他们就到南京了，蒙古“混同”时代的版图就要如样出现了。国人不忍见此吧？便要不再见宋氏盘踞着！（《世纪评论》第七期，1947年2月）
附录二
宋子文的失败（傅孟真）
上期的《世纪评论》，有我的一篇论宋子文的，和本期同日出版的《观察周刊》，又有一篇我叙述孔宋二家豪门资本的若干事实，在铁幕缝中透出来的事实。连同这一篇，共计三篇，盼望发生兴趣的读者，取来全看，因为大体上没有什么重复。
论宋子文必须论到孔祥熙，他俩虽然是对头，然而确是今天悲剧里的双扇活宝贝。以下所论，有好些是孔时开端，并且走了好远的。
孔宋失败的第一个原因，由于他的“清廉”程度，孔则细大不捐，直接间接，宋则我生你死，公私一齐搅乱来把持；前者贪欲过于支配欲，后者支配欲过于贪欲。虽然形状这样不同，而有好多相同之点，从所以得地位算起，一，二，三……我今天只说一件，就是两个人绝对是以买卖为灵魂的，绝对相信他所相信那一种形态的自由买卖，尤其显著的色彩是自由在己，买卖在公。抗战时期，孔当政，大家要管制经济，孔连说不行、不行、不行，是要管制，还有买卖吗？没有买卖，还有国家吗？……诸如此类。等到蒋主席也要管制了，大家吵得凶了，他是官僚派，也说管制，但心里全不如此，面从背违，弄得一阵一阵紊乱。最后还说，你看，原来不该管制的。美国人借我们一批黄金，本是救济财政危机的，一到他手，便成他的续命汤。他拿来一文不值半文钱一卖，有钱者皆大欢喜，强心针成了剌激物价市场的扰乱品。黄金如此，外汇亦然。宋也是根本相信自由买卖的。相信国家的钱不该给人的（这倒是对的，可惜不一般应用），自己有兴趣的事和人，却另当别论。他的自由买卖的原则，在理论和实际上是这样：（一）中国人谈不到管制，凡谈管制的都不是财政政策。（二）理想的财政经济，是Soundbusiness，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美国共和党的观念。（三）自由买卖在我是绝对的，我爱买你的什么，你便须卖什么；我爱卖国家的什么，我就卖什么。（四）财政政策必须基于经济政策之观念，他是没有的，而且他根本没有经济政策，只是对外买卖，我来控制一切外来物资和钱钞，无论是买的、借的或捐的。在这样的理论和实际之下，今天的财政现象经济现象是必然的。平情说，自由经济，在中国不可能，因为并不是企业发达的国家。一切都管，在中国也不可能，因为中国并没有社会组织的经验。在战时、在今天，最好是干干净净的坚强不移的管制几项生活必需品：一面不取全盘自由，一面也不要样样管制。偏偏孔宋那样的“自由”，而一切管制论者，又妄向苏联的办法看齐，忘了国体社会全不同，适足以助宋之自信与藐视。新方案是要管制了，宋的“哲学”失败了。但是，你赶着驴儿去做水牛的事，行吗？
财政政策必须以经济政策为基础，没有经济政策的财政政策是无根的。无论宋与孔，有经济政策吗？接收日本工业，应付沦陷区工业，无论官营民营，总要不让他大家关门。因为他只想收入，不想经济，除把有利的拿去外（如中纺）便任其死灭，经济走了绝路，财政必然也走绝路的。当胜利后，后方工业家要求这个那个，大都也是想分赃的；又有些人要分敌伪工厂，也是为私的，宋子文不给他们，可以，但须拿出一个办法来。这办法并不难，就是不要拆散日本人的生产系统，使各单位不存在，也不必组大托拉斯，如中纺。由政府收购其制造品，货有定价，样有标准。这当然选择若干主要的工业，不是一切都买，而且不行的厂也可天然淘汰。这样也许有贴补性质，但比起贷款来好得多。因为贷款不特不足以助工业的生存，反而助长囤积，助长黄金外汇的投机，这次黄金潮，其中用来的资本，不少国家行局借出去的。收购成品自然赔钱，但工业家维持着，能吸收游资，不会一翻几倍，弄得连印钞票都不够本。总而言之，只要工业能吸收游资，多发钞票影响小的。如不吸收，乃至根本崩溃，游资必使物价一翻一翻的转去。1923年沙赫特能把德国崩溃的经济转捩来，还不是在工业上着眼？他对于工业，漠不关心，真正到极点了，就是连印钞票的工业也不在乎。钞票要送美国印，因为要“好看”，其实土印钞票在今天价值上也够“好看”了，也许国货钞票贵，但总省了外汇，又省了运费保险。他对于正当用途的外汇是紧得可怕的，但是对于他发生兴趣的外汇，他又满不在乎。又如久大永利的工业，是些规矩人办的，是很替国家争面子的，因为他无利益，不予协助，反而摧残，这等于摧残国民经济。问题是这样，如果永利投到建设银公司的门下（宋家的托拉斯神经中枢），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他对于经济无知与私心，是使中国经济非总崩溃不可的。经济崩溃了，还有什么财政？
现在姑且舍经济而论财政。财政是要多收入。中纺公司的组织，原与国民党历来标榜的口号“轻工业民营”违背，他的说法，是增加政府收入。去年一年，他平均每月输政府一百亿，全年一千二百亿，今年列的数字是每月三百亿，全年三千六百亿。社会上估计，去年盈余是一万亿，我们姑且说，一万亿之百分之八十八虽不归国，也还归“民”，“藏富于民”，也还是好的。我们就听他这样说吧，“民”哪国哪，只要赚钱便好吧。然而仔细看看，何尝有赚钱这回事？第一、美棉以法价结外汇，在中纺，利益极大；在国家，担负好大外汇。第二、机器（一百五十万锭子）全无代价，房子生财全是拿来的。第三、补充机件，外汇取之裕如。这样算赚钱，以裕财政，欺人乎？欺天乎？政府为他的收入之益，远不如为他外汇担负之害。中纺成立“赚钱”后，大家继续吵，他于是将计就计，说两年后改归民营。两年的说法，算到今年底，即应实现，他的妙法来了，不是各厂合理的分开标售，而是作为一个整单位出售，那么就是说，他的建银又来伸手抓住了。试问这样大组合，用人行政由于他，除非他自己或他一派，谁敢来投资？大凡托拉斯之组织，总是拿别人（小门小户）之钱，做他自己（豪门大户）之用的，只要能取得百分之五十股，便是绝对控制，事实上，有三分之一，也足控制了。分开来卖（公正，不折扣），有人出钱，因为这是利之所在，可以收拢法币远在黄金之上（详下）。一百五十万锭的大组合，世界上还未有，合起来发股票，人存戒心，谁来捐款？这个股票说，和他要接收德商颜料商标，是他目前的两个大阴谋，仍是那些由经济委员会而中国银行而姓了宋的故技（看《观察》所栽一文）国人要事先严防，击碎他，更该是清算他的建银。
丝、毛、麻三种纺织工业，均为轻工业，照理也应归民营。胜利接收后的毛麻工业，均归中纺，而丝则单独成立中国蚕丝公司，仍是国营。所以未被人注意者，因为中蚕未如中纺之赚钱。
假如今天把中纺各单位合理的分开标售，不许人凭势力要求减价，自己也不染指颠倒其办法，则一百五十万锭可以收回法币之数，大有可观。这是吸收游资最省事的一法，这数比黄金好多了。假如我们估计黄金原来共有三百万两，现在还剩了一百五十万两，这总算对政府很恕道的估计了。又假如一两等于五十万，也是比今天挂牌高的兑率了。那么一百五十万两全卖了，也不过收回七千五百亿，能当预算几何？远不如严格的认真的分卖中纺。
现在说到最严重的关键了。自抗战以后，所有发国难财者，究竟是哪些人？照客观观察去，套购外汇和黄金最多的人，即发财最多的人。抗战期内，外汇为一与二十之比，行了好几年，直到胜利后，比起实际货币对外价值，相差极巨。战后初定为两千二百，复又改为三千三百五十，也远不及实际价值。战时黄金售价仍仅万余元，后改为二万元，又改为三万五千元，战后乃至十万、二十多万，维持极长的时期，并且永远维持着比物价便宜很多的水准。这样办法，孔行于前，宋继于后，二人虽不对，但祸国的事，却也“萧规曹随”。这样办法之祸国，有直接间接两面。直接的说，这样低价的外汇，很少一般人所能买到，尤其是大量的，必须有力的始能购得，因为经过“审核”的。权贵势力愈大的，收购的愈多，这样便宜法，最便宜权贵。好多年来，因此不知道消耗了多少万万美金，纽约的中国贵妇随身首饰，有的为美国银行家羡慕。连带着，黄金又消耗到这个程度。这都是我们子子孙孙的债，这也是盟邦为我们打仗的借贷，我们在二公这样办法之下这样消耗了。还有间接而更不了的呢！美金战前一元等于法币三元三角许，后来美金也稍贬值，今天美国生活指数也上涨百分之二十三十不等。这样算来今天一块美金在中国的购买力，应当等于战前法币至少二元五角，实尚不止此。今天假定生活指数是万倍，其实何尝只此，美金一块的购买力，应当等于二万五千倍，即法币二万五千元。然而今天定为一万二，大家还说太高；这是太骤，不是太高，三万也不为高。美金如此，金价亦然，因为两者有联系。在这样外币贱、国币贵的情形下，入口极易，出口极难，一悬数倍，简直要断绝中国货的出口，大开外国货的入口，岂特入超而巳；简直要一个是无限大，一个是零，这真断送中国的经济命脉了，何年恢复，真不可知。谁开创这个局面？孔祥熙。谁继承这个遗志？宋子文。他俩这一招，简直把中国葬送在十八层地狱下了。我盼望研究经济学的人，多检讨检讨这个问题。
再说工商贷款，工款可贷，商款原是不可贷的。今天的工贷都成了商贷，而且都成了投机贷。假如认真实行工贷，必须适应工业现状，设法一贯予以维持，严格是可以的、应该的，“十寒一曝”则一曝也是白费。政府的四行两局的工商贷款，几乎全为有力之人获得。这所谓有力之人，当然这派那系，大大小小，绝不止孔宋二行，中国的恶势力多着呢，规矩的工商业还有几许？有也在被摧残中。照道理，贷款应给有希望、有成绩、有作用、有信用、能自身规矩的工商业，尤其是能这样而环境上受窒息的。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举一个例：在今天各业萧条倒闭之中，只有纱厂无限幸运，年底职员分红以几百个月计，绝无贷款之理，然而某申纱厂最近竟获得政府二万亿之贷款。反之，不能维持的工业，政府绝少救济。唯有权斗、霸户、豪势，或与这些人有关系的，才能得到贷款。此虽不可一概论，绝大的成分如此。去年年终工商业贷款，几乎无人不知全供收买黄金之用。这也难怪，试想一工业或商业，全年都受荒谬的高利贷和荒谬的低汇价之压迫，生产机能巳萎缩到几乎不可救药，年底忽然得款，过年涨价可必，如以投之于本业，绝无利可图，不买黄金干什么？这些现状当然不由孔宋二氏负全责，然而他们的责任是很大的。
说不完，写的已经太多了。孔宋二氏这样一贯的做法，简直是彻底毁坏中国经济，彻底扫荡中国工业，彻底使人失业，彻底使全国财富，集于私门，流于国外。也有人说，今天的经济，由于共产党作乱，当然共产党是要把政府拖垮的，是要立即取而代之的，是不惜彻底破坏中国经济的。但，对共产党何必寄希望，难道要他帮助政府吗？问题在政府何以要自己捣自己的乱？孔宋的这些办法，达到毁产的目的，和共产党的拆路烧城，效果全无二致。唐朝的秕政，是和黄巢相辅相行的，明朝的秕政，是和张李相辅而行的；今天孔宋二氏之流毒，是共产党莫大的本钱。还是先检讨一下自己吧！（《世纪评论》第八期，1947年2月）
附录三
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傅孟真）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滋泥”，这句俗话正是今天中国的现状。“滋泥”是劳苦大众，虾米是公教人员，小鱼是小生意人，大鱼便是大资本家。
但，大鱼也分好多类，有三尺长的大鱼，不堪鲨鱼一击；有鲨鱼，不堪长鲸一击。今天长鲸有两个，皆凭借政治成就；在生长中的还有几个，要看后来政治是不是落在他手。大有水中一切皆入鲸鱼腹中之势。
“官僚资本”一个名词是抗战时候的产物，还是我的朋友某教授造的，当时的中心对象是孔祥熙，现在大家注意宋子文多些了，但也绝不当忘了孔祥熙。现在我解释这名词一下。
现在必须分辨三件东西：第一，国家资本。国家资本的发达是走上计划经济、民生主义、温性的社会主义必由之路，所以如果办得好，我是百分的赞成。这些年国家资本相当发达，但内容和表面大不相同。从表面说，铁路除中长为俄有外，几全是国有（除去宋家与洋人要修的成渝铁路等）；航业则招商局，压倒一切民航；航空号称民营，实是国家资本；主要的银行全是政府的（四行二局）；又有资源委员会号称办理一切重工业。这样发达的国家资本，我们应该几乎要成社会主义国家了，然而内容大大不然。糟的很多，效能二字谈不到的更多。譬如两路局、资源委员会等，你不能说它贪污。但无能和不合理的现象更普遍。推其原因，各种恶势力支配着（自然不以孔宋为限）、豪门把持着，于是乎大体上在紊乱着、荒唐着、僵冻着、腐败着。恶势力支配，便更滋养恶势力；豪门把持，便是发展豪门。循环不已，照道理说，国家必糟。英国现在工党所行的社会主义政纲，好多我们已经实行了，例如铁路、银行、主要工业之国有，我们都做了，而结果不特愈弄得去社会主义愈远，而且去任何有效政体、像样社会也愈远，其故皆在人事，不在国家资本之基础观念上。
第二，官僚资本。官僚资本在中国真发达极了，上自权门，下至稍稍得意稍能经营的公务员，为数实在不少，这几乎包括中国的资本阶级及上等布尔乔亚。西洋的布尔乔亚总是投资在股票或债券上，中国工业不发达，已有者又破产，谁玩股票？债券是靠国家信用的，今天还说得上吗？中国过去官僚总是投资在田地，今天田地是个大累赘，谁肯？于是乎小官僚资本托庇于大官僚资本，大官僚资本托庇于权门资本。小官僚大官僚资本有些是以“合法”方法聚集的，有些则由于鼠窃狗偷。无论如何，是必须依靠大势力的，尤其是豪门资本。
第三，权门资本。权门资本本是官僚资本之一类，然而其大无比，便应该分别看了。这些权门资本，一方面可以吸收、利用、支配国家资本，一方面可以吸取、保护（因保护而受益）次于它的官僚资本。为所欲为，愈受愈大。用着一批又一批的“机器”（这“机器”在宋氏门下很多是些美国留学生，自以为了解所谓SoundBusiness的，极肤浅的人）爪牙、走狗（例如战前广东银行经理，已经枪毙了的）、家奴……其效能与注重工业远不如三菱三井，而其支配力过之。
今天的官僚资本当然推孔宋二家，二家以外，有些在滋长中。两家的作风并不尽同。孔氏有些土货样色，号称他家是票号“世家”，他也有些票号味道，尤其是胡作非为之处。但“世家”二字，我曾打听他的故人，如严庄监察使，那就真可发一笑了。这一派是雌儿雏儿一齐下手，以政治势力，垄断商务，利则归己、害则归国，有时简直是扒手。我说到这里，我想，他该告我诽谤罪了，我却有事实证明。利则归己、害则归囯者，例如某某几个私家银行，在战前不能支持了，由政府入官股维持，两三年前他准许这几家银行退还官股，以当时一元当战前一元！所有这些银行在收到官股后所获的利益都不算了，这简直是拿国家的利益，直接的、毫无掩盖的送人；其实并不是送人，而是送己，因为其中某某几个银行他都有支配力。不幸事机不密，为若干参政员所知；于是参政会大闹几阵，“此说作罢”，但真正罢了未罢，以后谁来查过？至于扒手之说，绝不冤他，即如中央银行国库局案，人证物证齐全，虽说政治上使其搁着，因为已经“退还”（试问小偷强盗退还赃物，是不是就算了事），法律上并未完结，因为原告并未撤销。所以他如以我为侮辱，必须告我于法院，我很愿对薄公庭。言归正传，我们能知道多少呢？尤其我这与经济无关之人。办这样事，哪有不严密的呢？然而八年参政会已经闹出那些事实来，铁幕也有漏缝之处，然而漏缝之处究竟所窥有限了。其实人既活着，即不留心，也不能无所见，请看扬子公司，进口那样好，他结外汇何以那么容易呢？资产遍中外，是他祖宗的钱吗？若说“久宦必富”（在天津因接收案被抢毙的故海军上校刘乃沂答辩的理由），我看，这些年来久宦，如何可以必富，尤其是满天的富，除非用某些某些办法。
宋氏的作风又是一样，他有时仿佛像是有政策的，战前也曾吸收过若干社会上认为可以有为之人，上海的“高等华人”战前有不少信服他。他的作风是极其蛮横，把天下人分为二类，非奴才即敌人。这还不必多说，问题最重要的，在他的无限制的极狂蛮的支配欲，用他这支配欲，弄得天下一切物事将来都不能知道公的私的了。
国民党整天谈“民生主义”“节制资本”“国营”……宋子文做了国民党的沙赫特，尽管他相信他的soundbussiness，也应该稍许有个样儿，然而完全与这些口号相反的。
不谈国有国营则已，要谈则第一件要国有国营的便是公用事业（Publicutilities），偏偏我们要“宋营”。现在全国电气事业，除冀北由资源委员会接收外，其余均非国营，而且走上了集中垄断的路。如戚墅堰电厂（垄断京沪之间）、首都电厂以及武汉之既济水电公司等，均为建设银公司所有之扬子电气公司经营。人人皆知建设银公司姓什么。
煤矿在原则上亦应由国家经营，因为它是动力的来源。中国煤矿除胜利后在东北及热河接收者外，皆非国菅，北方的多为北洋军阀官僚所菅，本是国民党北伐时打倒的呼声之一。现在扬子江东区之唯一大煤矿，即淮南煤矿，也是建设银公司所营。最近江西之鄱乐煤矿，又为建银所买到。四川某煤矿，又以另法支配。现在北方局面未平定，一经定了，北洋军阀多已破落倒出去，由谁买，是可想的。
说到这些事，煤矿、电厂，本由张静江先生之建设委员会而来，当时是国营，因为建设委员会是等于政府一部的。由准许私人投股之国营，一下而入于中国银行，又由中国银行而姓了宋，这中间，也许有他的“合法”手续，凡创朝代都是合法的。
再说到建银，由一个美国人来华造计，原为吸收外资的，尤其是美资的，美资并未吸收着，定了一个不利的成渝铁路借款。本来是官股，许私人入股。现在我不知道还有几分官？古人说“化家为国”，现在是“化国为家”。以上的这些，政府若对得起人民，该去清算的。
难道宋子文不谈国营吗？他是谈的，现在有他的资源委员会。办资委会的人，确也认真办事，绝不能说贪污，然而赚钱的事业既已“另有办法”，看看他的事业单子吧！东北工业，在那样情势中——抚顺毁坏，北票不安。铜、铁、电气材料、机器，无一不是无办法，或非赔钱不可的。所以这些国营，只是“国赔”而已。资源委员会也得设法自食其力，于是经营到台湾糖（专利）、自行车、肥皂、蜡烛……资源二字定义如此！
宋也“为国家”营了一件“赚钱”的事，就是中纺公司。那些反对他这事的，本也多是要白接收（“抗战工业或非工业家”），又请流动金的，并不可取，然而他营的成绩如何？号称去年一月一百亿归政府，今年一月三百亿，算是赚钱了吧？然而想想，一百五十万纱锭，全无代价，一切生财，是接收的，美棉用官价结，数目那样大，消耗外汇那样多，如是报效政府仅仅此数，真是得不偿失，这叫赚钱吗？说是平抑纱价吗？又不然，纱布价在生活必需品指数上为先锋。他又说了，中纺只占百分之四十，商家涨了，他无法控制，这真左右前后均不能自圆其说了。年底分红那么大，是有益于国？假如当年把这一百五十万锭卖了，不白送人，法币回笼，要比黄金政策多得多，纱价还不是一样高，反正他自己说他不能控制。还有一妙，因为“人民”为此事吵死，他又说，将来发股票卖给人。假如分开卖，有人买的。现在合成一个托拉斯，他捷足先登控制着，谁来买他，买就是捐款给他，这不又是自欺欺人之谈么？
这样说下去，多着呢，今天止于此。现在说结论。
豪门资本这样发达，中国几无国家的形象。三菱三井把日本弄到这样子，太惨了（虽说是日军阀做祸首，然财阀如不发达，军阀无能为力）。他们还是几代（从江户时）辛苦建立的，不像我们的这样“直接”，天下人怨怒所集，如何下得去？今天欢迎孔宋当国者，只有一派人，即共产党和他的尾巴，因为二氏最可使中国紊乱的。我们不愿我们的国家成五胡十六国、成外蒙古，我们实在不能欢迎他。
在今天宋氏暴行之下，还有人说，孔比他好，这真全无心肝之论，孔几乎把抗战弄垮，每次盟邦帮助，他总有妙用，并且成了他的续命汤。
在今天宋氏这样失败之下，他必须走开，以谢国人。在位者要负责任的。他的自由买卖，彻底失败了。顶好的说，你总不能用甲思想做反甲思想的事，何况他的思想是由于他的vestedinterest？
这还不能算完。今天我们要觉得晋惠帝不愚，因为他听到公园里虾蟆声，他问是公的私的。今天一切事都引不出公的私的。我们必须清算十年的事物，哪些是公而私的，哪些是私而公的。总而言之，借用二家财产，远比黄金拢回法币多，可以平衡今年预算（我在参政会如此说过。有些报纸说我说，二家财产够国人过一年美国人生活水准，那是他们说的，说过与不及一样坏）。所以要征用，最客气的办法是征用十五年，到民国五十一年还他们本息，他们要的是黄金美钞，到那时都可以的。你们饶国家十五年，给一个喘息的机会吧。这办法自须先有立法程序，我想立法院可以压倒多数（如非一致）通过。
有朋友问我，你说孔宋不好，张嘉璈何如？我说，何止张嘉璈，连那些“自由计划经济家”、无知低能的“民生主义哲学家”等等，都是愈弄愈糟的！我对于过去的万忍不住，对于将来，我并是“政治经济病菌学”专家。
这篇文字全由我负责，与编辑无涉，另有在《世纪评论》两文（第一卷第七期、八期）可与此文参看。（《观察》第二卷第一期，1947年3月1日）
谁删减了《吴铁城回忆录》？
吴铁城跟孙中山小同乡，清朝光绪十四年（1888）生。二十岁毕业于九江美以美会所办的同文书院。由于林森的介绍，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时，九江响应，组织军政府，出任参谋次长兼外交总长。民国元年6月，随孙中山北上北京、西去太原。二次革命失败后，去日本，入明治大学学法律。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1915年去檀香山主持党务，并做侨报主笔。1916年回国参与讨袁。1921年任大本营中将参军，后来担任香山县首届民选县长。1922年孙中山命他掌领广东省警务处，并兼省会公安局长。1924年协助蒋介石敉平广州商团变乱。1926年任第六军第十七师师长。1932年任上海市长。1937年任广东省主席。1940年任海外部长。1941年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1945年当选立法委员。1948年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1953年死在台北，活了六十六岁。
吴铁城既然有上面这些显赫的履历，几十年来国民党的内情，他自然所知独多。国民党做的坏事，他也无法置身事外。例如他担任上海市长任内，就身兼淞沪警备司令，他的下属军法处长陶百川，固杀人不眨眼者也，蹂躏人权，远比今日维护所谓人权还起劲得多，但吴铁城却放纵陶百川，只此一例，即可概其余矣！
吴铁城晚年，写了《四十年中国与我》，就是《吴铁城回忆录》，以为豹死留皮。他死后，他的儿子吴幼林、吴幼良，以一册线装本的《吴铁城先生回忆录》分赠友好。其中只有第一至第六章。第七章以后至第十四章，则只存章目，不见全文。目录前有说明说：“铁城先生回忆录，因病中辍于此，以下各篇，章目虽具，文字则尚未撰写。”这个线装本，后来由三民书局改排成《吴铁城回忆录》行世，书中加了1968年2月吴幼林写的一篇跋，中说：“先君生平治事敬谨，即其所撰回忆录亦复困思衡虑，一字不苟，以资料大多散佚，往事只凭记忆，思索恒至终宵失眠，其时体力已不健，遵医嘱暂时搁笔，未几即谢世，回忆录预定共十二章，节目俱备，仅至五章而止，未能终篇，至可憾也。”这段话至为可疑。因为吴幼林说“仅至五章而止”，但是已行世的回忆录明明有六章，多一章是怎么来的？吴幼林又说“预定共十二章”，但是目录中连存目明明共有十四章，多两章是怎么来的？可见吴幼林所说不确。
我是神通广大的历史家，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居然被我搜集到有关《吴铁城回忆录》的残卷，其中居然留有第十二章中第三节“初次行宪”一篇稿本！由此可见，吴幼林所说“仅至五章而止”的话,是不确实的；已行世的版本中所说，第七章以后“章目虽具，文字则尚未撰写”的话，也是不确实的。既然明明有第十二章第三节的稿本流入李敖手中，又安知没有别的稿本呢？
在我搜集到的残卷中，内有许多张群的亲笔改稿，也有吴铁城及他人的改稿，从改稿中，可以看出不少耐人寻味的痕迹。例如第六章“虎门幽居”中，原文是：”蒋校长当年为应付艰难局面，以临渊履薄的心情，维持国共合作局面。”但在改稿和已行世的版本中，“国共合作”的字眼，全没有了。至于“虎门幽居”中，根本不敢提蒋介石下令关他，我们就更不意外了。
我的综合感想是：吴铁城生前有临渊履薄的回忆录多篇，目前已行世的，不是全部，因为比他更临渊履薄的人士删减了它。这些人不敢说真话，从他们口中了解真历史，可有着好大距离哟！
1988年12月16日
附录
《吴铁城回忆录》在李敖手中的佚文
初次行宪
民主政治是历史的产物，无论历史的曲线绕着怎样的弯儿，结果还是要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
总理奔走革命之初，即以建立民主共和政体相号召，到了辛亥的那一年，中华民国终于诞生下来。惟是专制政体虽然推翻，而专制遗毒尚复弥漫全国。接踵而来的，为袁世凯的称帝，张勋的复辟，和多年来军阀割据，形成无数的小朝廷，中华民国仅存一个虚名而已。
民国十八年，中国国民党贯彻了总理遗志，扫除了军阀，统一全国，按照总理所手订的建国程序，分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逐步施行。原冀由此建立一个三民主义的新中国。无如时运不济，内忧外患，相继而至，宪政施行，直到民国三十七年的春间，才得在首都的南京正式揭幕。
中国经过四千多年的帝王专制，人民生活，已养成与政治脱节的习惯。虽则经过国民党几近二十年的训政，以本身未能善尽训政的职责，但人民厌弃政治的积习，尚未改变过来。所以到了实施宪政的时候，不惟人民对于民主政治，一切都感到生疏，即正在执政的国民党，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够使行宪大政得到圆满的结果。
训政与宪政
谈到当时的实际情况，实施宪政的基本条件，实在令人感到空虚。比如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中所列举的六个要项，没有一项切实做得完善，像这样毫无基础的中国，实行宪政，几无人敢于置信。
国民党多年的训政，真的使人太失望了。到了对日抗战的后期，无论党内和党外的人士，大都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还政于民，希望在行宪中，促成国家的进步。记得总理的老友陈少白同志，在抗战首都重庆，有一次和我谈到国民党的训政，他以幽默的口吻说道：“国民党的训政，真把国民党本身和全体国民都‘驯正’了。”广东话，“驯正”与“训政”同音，“驯正”两字，是表示死人睡正了的意思。这一句伤心话，可代表了多少人对国民党训政的观感。
为了应顺全国人士当时的要求，国民党总裁和国民政府蒋主席，乃于抗战胜利的翌年——民国三十五年的夏季，在首都南京，召集了制宪的国民大会，完成了中华民国宪法，予以公布，并规定于一年之后，实行宪法之治，成立行宪政府。
依照已定的时间表，民国三十六年该是行宪的时候了。惟是当时的情况，共产党的武装叛乱，日形扩大，政府正在积极进行戡乱工作，在这个时会，应否实行宪政，国民党内部，便又发生了争论。
蒋总裁为倾听党内同志的意见，召集过国民党的干部会议，详加研讨。当时孙科同志的意见：民主宪政，是总理革命的政治目标，总裁亦曾向全国同胞发出于抗战结束后两年内，还政于民的诺言，为维持党的信誉，实现总理的主张，及时施行宪政，乃无可怀疑的事情。邵力子的意见：在政治协商会议破裂后，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等团体，已声明不参加制宪和行宪的国民大会，兹复宣布行宪，将促使国内政治分裂的加深，延长中国的内乱。另外白崇禧同志的意见：以为政府正在动员戡平共产党的叛乱，在此军事时期，应先力求政治上的安定，俾举国上下，全心全力来对付共产党。最后经蒋总裁决定，仍依期实施。
选举指导委员会
当决定行宪之后第一个所遭遇到的课题：是各民意机关的代表如何产生。依宪法中规定，民意代表中，有国民大会代表、有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除监察委员由各省市参议会间接选举产生外，其余的国民大会代表和立法委员，都是由各选举单位的选民直接选举的。国民党为贯彻其一贯对中华民国的保姆责任，在党内成立了选举指导委员会，在政府成立了选举总事务所。选举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为的我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和兼中央甄选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关系，由总裁指定我来担任。政府的选举总监督，由内政部长张厉生同志兼任。
中央选举指导委员会的委员，定额为二十五人，先由中央甄选委员会遴拟加倍人选，呈由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我是甄选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一方面感觉到在初次行宪的机会，对选举具有决定性的选举指导委员会，各方势必表示关切。另一方面，深知道党内人事复杂，非将复杂的人事调和起来，很不容易达成这个任务。因而在遴拟加倍人选当中，包括了党和团的重要干部，并包括了可以代表方面的重要角色。呈到常会的时候，很顺利地就决定下来。事后曾有人批评这张加倍人选名单，是极富现实学问的作品。
选举指导委员会成立于三十六年的夏天，首先的工作，为拟订选举指导办法草案。当提到常会讨论的时候，各方意见纷纭，经常会推定陈立夫等同志审查，并指定陈同志为召集人。不知怎的这个重要的审查案，竟被搁置了几近两个月，而实行选举的时间，一天一天接近了。同时各省市党部已纷纷自动起来，办理党员参加竞选事项。其在中央服务的同志，亦多接到原籍省市党部所制发的参加竞选报名表，大家都莫名其妙。我是中央党部的幕僚长，为分明责任关系，召集了一次临时常会，专门讨论此事。时李宗黄同志发言，对审查小组的延缓进行，倍加谴责。嗣由常会责成陈立夫同志限期审查竣事，呈报常会。然而为此已延搁了许多时日，影响了选举的进行。
当选举指导办法颁行之后，各省市党部随即成立选举指导机构，中央为贯彻指导办法，决定每一省市派指导委员一人，就地指导。这可被人目为是权力的代表者，以是各方对于人选的争持，不遗余力，几经商论，才算派定。
依选举指导办法规定，凡有政党党籍的，统由政党提名，其选举法中规定的签署办法，只限于无政党关系者才得适用。国民党同志参加竞选，首先须经省级选举指导机构的审核，汇呈中央交选举指导委员会复核后，呈报中央常会做最后决定。但为了选举时间的逼促，未能按照原定程序进行。最后始议定改由选举指导委员会与中央常会合并审查决定。中间又因党方出席常会审查人数，并未占得多数，党方同志提议常会核定的竞选候选人，须转送中央政治委员会核备。后经孙科同志反对，谓常会比如父亲，政治委员会譬若儿子，父亲已自出来处理，自不必再经儿子的同意。此议一出，深博同情，而党方、同志亦未便坚持异议了。
在我受命兼选举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时候，深感到党内人事复杂，为事先协和内部意见，使常会在核定候选人时，能够顺利进行，乃提请常会派余井塘、王启江、郑彦棻三同志兼选举指导委员会秘书，侯标庆、于锡来两同志分兼总务指导两组长。时余井塘同志任组织部副部长，自可代表党方。王启江、郑彦棻两同志均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副秘书长，以郑同志出身团部，自可代表团方。王同志久任秘书处、组织部工作，人事熟习，对各方关系比较深切。侯同志现任秘书处人事处长，于同志现任组织部人事室主任。如此安排，原拟将此繁杂的人事问题，先经他们的洽议，再由选举指导委员会复核。后来为了选举时间逼促，由常会决定选举指导委员会与常会合并举行，直接负起核定的责任，而这几位同志，遂变成选举指导委员会的纯粹事务人员了。
核定提名的四难题
在核定提名会议中，所遭遇到的困难问题，都足令人困扰，而感到非常棘手。
第一个是让与友党的问题。因为自从政治协商会议破裂起，至制宪国民大会止，国民党已承认青年党和民社党为友党，保证在行宪时三党继续合作，由国民党帮助友党党员竞选成功，来共同完成建国的责任。当国民党接受了让与民意代表中的总名额后，青年党和民社党所提出的候选名单中，多有隶属国民党党籍者，由是发生了党的纪律严重问题。后来经过民青两党的争议，谓国民党训政多年，规定凡任公教人员者，都须加入国民党，跨党问题，自不能由党员个人负其责任。言之颇为成理，因而虽查得国民党员而跨民青两党党籍者，仍以民青两党党员资格提名竞选。跨党者不予提名之议，终被打消。国民党党纪的尊严，至此受了一个深重的打击。
第二个问题是民青两党成立较迟，组织发展，多在东南各省，其在辽远省份，几于寥若晨星。乃至在东南的选举单位中，青年党、民社党和国民党都希望在同一选举单位提名产生的，屡见不鲜。在争持不下的局面内，釆用了调包式的寄籍办法。目前的困难虽告解除，而未来的双胞案和三胞案的祸根，却倚伏在此。
第三个是国民党内部的问题。党和团的对立，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同一选举单位中，党方希望提名某人，团方亦希望提名某人，互相争执，各不上下。另外国民党和民青两党接洽让与提名的为陈立夫同志，某一选举单位允让友党，只有陈同志一人事先知道，团方同志便怀疑：陈立夫同志有意妨害团方的提名，故将选举单位预先让与友党。时团方同志盛传陈立夫同志“暗布地雷”的说法，这可使党和团的对立，加深了成见。
第四个问题是国民党为中国唯一的大政党，在行宪当中，民意机关的议席，获占绝大多数，是无可疑义的。但在这些民意机关中，名额众多，如何将国民党的重要干部，分布在内，使能发挥领导作用，诚属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因而如何做有计划的人事部署，当时也煞费脑筋。
为着有了上项种种的难题，在核定提名会议上，往往为了一个人可以讨论到老半天。尤其是党和团的两方面，更是唇枪舌剑，互诉理由，来支持他们自己的同志，大有棋争一子的热切。自秋迄冬整整半年的中央常会，全部时间，都消耗在核定提名的分上，甚至夜以继曰。许多年老同志，可受不起了。其中令人感到最不幸的，素称健旺的张继同志，因而患脑溢血，突然辞世，这可说是系派纷扰中牺牲的一位老者。
国民党素来以有党无派见称的。在讨论到怎样进行选举的时候，大都主张硬性提名，不惟正式的要经核定，连候补的名次也要做硬性的决定。凡属国民党同志，未经提名不得参加竞选，经核定为候补的，也只准当选候补。这个办法，在党与团双方的心目中，认为当选名额的多寡，只有在提名的会议上来争取。至于提名的如何才能当选，殆不在考虑之中。大多数有党无派的老党员，被关在争取的大门之外，其愤怨情绪，和因此而种下未来的恶果，更非所顾虑了。事后曾有人批评国民党在这次选举中失去了党心，这一个春秋论断，很值得我们痛心的回味。
提名与当选的两歧
在我当初的看法，认为提名和当选是两回事情，某一个人的当选与否，是要由选民来决定的。故我曾提出一个意见，以为要由政党提名，最好由地方或团体的党员大会或党员代表大会来决定，假如一定要由中央提名，则凡在地方上或团体中富有声望，比较有当选把握的同志，都应该尽量提了出来，让他们在有限度的范围内，自由竞选。当选的资格，则凭得票多寡来确定。假如当时采用了我的意见，相信可能减少党内不少怨戾的气息，和避免后来劝让的烦扰。
当硬性提名政策决定后，候选名单一批一批地送达选举总事务所转到各选举单位公告了。而选举出来的结果，果然有不少地方走了样，有些原定为正式的，落选为候补，原定为候补的，当选为正式，原定让与友党的，却由国民党同志或无党派人士当选了。怎样来解决这些难题，以是来一套劝让办法。但其中有一种事实，即原定正式的，落选为候补第二名之后，劝让办法，仍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陈立夫毕竟是聪明的同志，他便提出一个补充的调让办法，即将原定为正式的，无论落选为候补的任何名次，用劝让和调让方法，仍以之为正式。其中有不听从调让和劝让的，便产生了双胞案和三胞案。
本来选举是民主制度中最神圣的举动，一张选票的投下，就是代表民主的精神。劝让和调让，在民主制度中真不知要从何说起。比如民社党的副主席徐傅霖，系广东和平县人，论政治地位，他是当时的国民政府委员，当选国大代表，是无人怀疑的，但投票的结果，当选的是国民党员黄梦周，而不是徐傅霖。后来总算用劝让办法任黄梦周为和平县长，把国大代表让给徐傅霖，维系住友党的情感；但在我的心底，深感到不幸地应验了我当初的见解。
依行宪的程序，国民大会是首先召集的，时间定在三十七年3月。当召集令公布后，各地代表都带了当选证明书来南京集中报到。而所请双胞案、三胞案的代表，虽未经选政机关的承认，也自动地纷纷集中南京，组织了两个对立的团体，一个名曰政党提名国大代表联谊会，一个名为当选国大代表联谊会，日夕奔走请愿，凡在中央有关机关的首长，都吃尽了困扰的苦头。
到了国民大会开幕的前夕，联谊会中若干激烈分子，竟自冲进了国府路的国民大会堂，携带卧具和食物，准备做长时间的盘踞，妨碍开幕的进行。其中最激烈的，要算国民党员颜泽滋，他抬着棺材，表示决死的奋斗。迭经各方调解，均未奏效。直到快要天亮的时候，我和陈立夫、张厉生等同志，才赶到大会堂，百般开解，最后许以俟国民大会闭幕后，一律发给当选证明书，所有出席代表应有的待遇，一律照给，并由我和陈立夫、张厉生等同志负责签字，以资保证。比及天明，一场风波，方告平息，到了10点钟，国民大会才得顺利开幕。
总统与副总统的选举
国民大会唯一的任务，是行使总统和副总统的选举权。总统的候选人计有两位，一位是国民党蒋总裁，另一位是国民党老同志居正。结果蒋总裁以绝大多数票，当选中华民国行宪政府第一任总统。
副总统的选举原拟由政党提名的，但在国民党内部，就未能获得一致的意见。因为党内同志事先表示竞选者，有孙科、于右任、李宗仁和程潜等四位，碍着情面，未能实行，后才釆用签署方式。计当时参加副总统竞选的，除国民党的孙于李程外，有民社党的徐傅霖，和无党派的莫德惠。在第一次选举中，没有一位能够得到法定当选票额，以是依法以前三名的李宗仁、孙科、程潜举行再选，仍以无人获得法定票额，至第三次依法以前二名之李宗仁孙科举行选举，又以票数相差无几，未有结果。到了最后一次，依法是以比较多数票当选的，孙李双方助选团的活动，到达白热化的顶点了。迨开票结果，李宗仁终以比较多数票当选中华民国行宪政府第一任副总统。
一场总统和副总统选举的热闹场面，至此告了结束，国民大会跟着也就圆满地闭了幕。
立法院依法自行集会
接着的是立法委员的集会，由于立法委员的资格，在提名时所种下的恶根，也发生过与国大代表中同样纷扰的情节，不过他们所成立的两个联谊会的行动，却比较斯文得多。因为不久以前国大代表两个联谊会所留给人们不良的印象，终以澄清了大众的情感。在多数人同意下，决定以依法得票多数者当选。以是立法委员的资格问题，便顺利地解决了。
立法委员依规定是自行集会的，在进行组织立法院的期间，我以立法委员的资格，被推任临时会议的主席，直至立法院长选举之前为止。每当在和谐空气中进行议事的时候，我深深感谢各位同志对我的温暖和友情，这也许是我八年中央党部幕僚长生涯中，所换得来各方的厚谊。
自行集会组织立法院的第一个课题，是选举院长和副院长。因为有了副总统选举一幕的经验，由蒋总裁向国民党的中央提出孙科同志为院长候选人，陈立夫同志为副院长候选人。孙科以久任立法院长的关系，很顺利地当选了行宪立法院第一任院长。
到了立法院副院长选举的时候，又发生了一点小风波。原因是立法委员中，有傅斯年，是无党派关系的，他是山东人，为美国留学生，是一位颇负盛名的学者。当他当选立法委员的时候，他还留在美国调理身体。青年团的干部平日对他颇具好感，团方同志一向是不同情陈立夫同志的，当陈被提名为立法院副院长候选人的时候，团方同志即多表示不满。至是团方同志自动起来大捧傅斯年的场，运用自由选举方式，四出拉拢选票，给陈立夫以重大压力。虽然选举结果，陈立夫总算当选行宪立法院第一任副院长，但却为政党政治史上以同党人支持党外人开了一个新纪录，而陈立夫多年办党的威望，也遭受了相当的损失。
行宪后立法院的职权是相当广大的，所有政府须行的法案，统要经过立法院会议的决议，行政院长的人选，由总统提名，亦须经立法院投同意票。
行政院长的同意
行政院在行宪政府中为最高行政机关。当总统副总统选举完毕，立法院组织成立后，最要紧的是确定行政院长的人选和成立行政院。
第一任行宪的行政院长的产生，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之中，有人主张总统所提的行政院长人选，为保证在立法院投同意票时，能顺利通过，最好先由同志中的立法委员举行假投票。这种空气，很迅速地变成群众性的要求。当时集中在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大礼堂举行假投票的结果，何应钦同志得了比较多数票，而我也承各同志的推许，得了仅次于何同志的票数。因此对于行政院的成立，拖延了若干时日。其时，旧任无法负责，新任又未及时产生，一国的最高行政机关，却成了真空状态。而国币贬值的狂流，复因政局的影响，加速其泛滥。各方都感到再拖下去，将酿成不了之局。到了最后，才由蒋总裁提出翁文灏，得中央常会通过，以总统名义向立法院提出，得到院会的同意，担任第一任行宪政府的行政院长。
为着立法院接二连三发生不能令人感到满足的事实，我即开始考虑如何来根本解除这重翳障，使党的决策，能直接透到立法院中，完成政党政治的使命。我当时的想法，是以建立立法院党团来统一同志意见的。但在常会中有人提出异议，终无成就。同时立法院中的同志，已纷纷成立了小组织，为革新俱乐部、新政俱乐部、自由座谈会、一四座谈会、星一座谈会等等。虽说同属国民党同志，而以过去系派成见的存在，多角形的对立，随着小组织的产生而俱来。国民党在立法院中反失去政党的领导地位，这种现象终要令有心人为之不安的。
我为着党性的驱策，终于开始我另外一个尝试。我于商得总裁同意之后，在立法委员中发起组织民主自由社。原意想先将立法委员中不属党和不属团的同志，组织起来，减少立法院中小团体的继续产生；同时要在立法院会中负起调和意见的对立。经过相当时间，得到各方的谅解，再慢慢地走到组织党团的路上。在民主自由社的文献中，明显地标榜出我们的信念和我们的主张：“以是非超党派”“以国家民族利益超党派利益”相号召。毕竟同志中明达的人占多数，当我们发起这个组织的时候，参加者达二百六十余人。其中有原属于团的、有原属于党的、有素无政党关系的、有既不属团又不属党的。各方面对于这个崭新团体的组成，多寄予热切的关注和期待。
翁文灝担任行政院长不久，感到局势的沉重，决意辞职，孙科同志由蒋总统提名承之。我由各方同志的推许和敦促，参加继任立法院长的竞选。迨到最后五分钟的时候，蒋总裁以时局动荡，政院工作比较重要，要我参加孙科内阁，担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当时各方友好同志，对我放弃立法院长的竞选，犹表依依之情，真使我惆怅到说不出心头的感激，而流出了热泪。
五院完成了
监察委员的选举，是比较单纯的，人数只有二百多人，故监察的组成，并未遭遇到如立法院的困难。很顺利地由于右任同志当选行宪监察院第一任院长，刘哲同志当选了副院长。
嗣后司法院长王宠惠同志，副院长石志泉，属民社党，考试院长张伯苓同志，副院长贾景德同志，以及大法官和考试委员等，均先后得到监察院的同意，司法和考试两院，很快地宣告组成了。
我自从三十六年夏天着手准备选举时起，直至行宪政府五院正式宣告组成止，整整一年多的时间，日夕周旋于人事丛脞之中，尝尽人间是非滋味，到了三十七年的秋天，才得松下一口气来。
我的虔诚祷告
我的基本观念，认定民主政治是历史的产儿，它要经过长时间的养育，才得长大成熟。在这次行宪中，虽然表现出不少令人不能满意的地方，但我深信再经历史的锤炼，民主政治终将在中国的国度里长成起来。我所以不讳言这次行宪的缺点，并愿将当时的事实描写出来，衷心唯一的希望，是要当做前车殷鉴。
我另一的基本观念，认为民主政治就是政党政治。我并不因第一次行宪时的种种缺点，而对中国行宪前途感到悲观，我却担忧到有五十多年唯一革命政党历史的国民党，为了这次行宪而失去党心。因为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华民国，这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事实。故我常虔诚祷告国民党能及时收拾已失的党心，把本身健全起来，继续担负起中华民国保姆的重任，使我们的国家，步上政党政治的常轨。
廖耀湘殉国了吗？
廖耀湘，湖南邵阳人，在长沙念完岳云中学后，人军校，是黄埔六期高材生，再留学法国。他是黄埔六期中第一个升师长的将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打通中印公路，得青天白日勋章、美总统自由勋章、英国皇家十字勋章，是国际知名的军人。1948年，他率十一个师及一个旅，与共军作战，就是通称的“辽西战役”，由于蒋介石胡乱指挥，以至兵败被俘。1961年，中共放他出狱。1968年死去，活了六十三岁。
廖耀湘死后，他的部下亲友出了一本《廖耀湘将军逝世十周年纪念专辑》（1978年编印），他们在书中刻意谎言他的下场，如谢冰莹、黄振华、陈维纶说他“殉国”，舒适存说他“被俘不屈死”，刘建章说他“终以不屈死”，何福祥说他“以不屈死”，这都是错误的。事实上，廖耀湘不但没“殉国”，并且在出狱后，出任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身死之后，共产党还为他和溥仪、王耀武一齐开追悼会呢！可见他前半生是中华民国的军人，死前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循吏！所谓“殉国”与不屈而死，都是假的。
这种刻意的谎言，在三年后，于1981年“国防部”史政局出版的顾祝同《墨三九十自述》中，也一直延续着。顾祝同当时是蒋介石特派去的“监军”，他回忆：“在此一期间，东北方面战局，由于共军林彪所部对沈阳外围连续七次之攻势，已使我军处境日益艰困，兵员物资既日渐耗减，海陆运输又相继中断，而我军据点分散，每遇共军攻击，主力既无法转用，应援又难于到达，以致各点孤军苦守，终将为共军各个击破。国防部有鉴于此，迭令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与长春守军郑洞国部，奋力向锦州突围，并令锦州守军范汉杰兵团策应作战，先总统蒋公亦曾于9月杪先飞北平，并电召我前往北平，面授机宜，嘱我飞往沈阳，我于9月26日到达沈阳，会晤卫立煌、廖耀湘等，传达蒋公意旨，其后此一计划终未能彻底实施，遂使锦州于10月15日，先为共军攻陷；长春亦于困守九个月后，于10月19日因第六十军曾泽生部被共军诱降，郑洞国亲率特务团两营，坚守中央银行大楼，苦战至20日午夜，致告陷落。沈阳守军，在锦州战起时，东北剿总以五个军主力由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统率于10月5日西进，图解锦州之围。至23日进至黑山东北地区，闻锦州已陷，乃复向东转进，其后被共军包围猛击，廖耀湘不幸殉国，战事更形混乱。至11月2日，沈阳为共军所陷，仅第五十二军一部，先期攻克营口，至是乃由海军接运，撤退至天津，东北战事于是完全结束，从此共军林彪所部复转用于华北及华中战场，而全国战局乃益趋严重。”顾祝同这里说“廖耀湘不幸殉国”，全是曲笔也！
廖耀湘“死为共产之鬼”前，曾留下几篇回忆的文字，揭发出不少蒋介石的真面目，看了这些凄楚的回忆，当知纪念专辑中李珍所谓廖耀湘“忠于政府，忠于领袖，甘心如此”的说法，自属不实。
辽西战役的关键，在于蒋介石不知兵。廖耀湘回忆，当时顾祝同奉蒋介石之命，到沈阳逼他们的时候，卫立煌就说：“按照总统的办法做，很可能锦州之围未解，先送掉沈阳的主力。”“单独出了辽西，一定会全军覆灭！你不信，我俩打个赌，画十字！”画十字就是立下军令状画押，可见卫立煌他们在外之将的判断，比蒋介石正确得多。1948年10月2日，廖耀湘最后一次见蒋介石时，曾提醒蒋介石，说总统你5月间说要在共产党没打锦州前，要把沈阳的主力先撤到锦州的，现在要撤出主力，只有自营口撤出，“出营口连一副行军锅灶都不会丢掉。”可是出乎廖耀湘意料之外的，蒋介石临阵却变卦了，蒋介石说：“现在的问题不纯粹是撤退沈阳主力的问题，而是要在撤退之前与东北共产党进行一次决战，给它一个大的打击。”廖耀湘回忆：“但我还有一件事情不明了，为什么他（指蒋介石）在5月初就决心撤退沈阳的主力以避免决战，而现在又为什么下这么大的决心要与东北共产党的军队决战？我就提出问他。他怕我狐疑，决心不巩固，在考虑了一下之后，最终说出了他内心的图谋。他说：‘在撤退东北主力之前，一定要给东北共产党军队一个大打击，一定要来一次决战，否则华北就有问题，将来有机会我再同你讲。当大将，一定要顾虑全局，你应该顾虑到整个局势，好好努力完成这一次任务。’”
至于蒋介石说“一定要来一次决战”的真原因，杜聿明在《辽沈战役概述》中，倒透露出一些。杜聿明说：“蒋见没人附和他的意见，急得头胀眼红，从沙发上起来拍桌瞪眼大骂卫一顿，然后又举起拳头说：‘马歇尔害了我们的国家。原来在抗战胜利后，我决定军队进到锦州后再不向前推进。以后马歇尔一定要接收东北，把我们所有的精锐部队都调到东北。弄得现在连守南京的部队也没有了。真害死人！’蒋介石坚持收复锦州之继由此揭穿了。”“这时我反问蒋介石说：‘校长（这是我对蒋介石亲切的称呼）看收复锦州有几成把握？’蒋说：‘六成把握总有。’我觉得蒋介石似乎老糊涂了’有六成把握就想同解放军决战。为了竭忠尽力维护蒋家王朝苟延残喘的局面，这时我心里还有一种热气，觉得不能不对蒋介石讲明胜败之道。于是引《孙子兵法》说：‘孙子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下面还有‘而况于无算乎’这句话，我怕触怒了蒋介石未敢说出）。现在我们算到六成，只会失败，不会胜利。’这时蒋介石有些窘态。停了好久才说：‘你看如何才可以收复锦州？锦州是我们东北的生命线。我这次来时，已经同美国顾问团商量好，只要我们保全锦州，美国就可以大量援助我们。现在应研究如何把锦州的敌人打退，将沈阳的主力移到锦州，保全锦州。以后我们一切都有办法。’这是蒋介石必须收复锦州的又一个谜底的揭开。”
正因为蒋介石有这种“锦上添花”的锦州好梦，所以，照廖耀湘的参谋长杨焜《辽西战役补述》的回忆：“10月15日锦州解放了，蒋介石还是一再催逼廖迅速向锦州前进，还梦想与东进的国民党军会师恢复锦州呢！”
杨焜问廖耀湘：“我们为什么不赶快前进？”廖耀湘说：“我判断不会出几天，锦州就会被解决，那时我们就不要前进了。”殊不知锦州纵已丢了，蒋介石的大梦犹未先觉，直逼得廖耀湘兵败被俘，不得罢休呢！
廖耀湘被俘前的一幕，情况凄惨。他回忆说：“我恐人多引起解放军注意，命特务连分成小组分向各个方向警戒隐蔽。我同李涛等几个人隐匿在一个凹地里，一直至黄昏。入夜后，已分散的特务连这时也联络不上，无法掌握了，最后只剩下我、李涛、新二十二师副师长周璞、新六军军部一个高参和我的一个随从副官。当晚，我决定向南走出包围圈。行动时，我的副官找不着了，只得弃了他。我与李涛等四个人一同向南再徒涉饶阳河通盘山的那条水渠。周璞因涉水不慎，跃入一个没顶的深坑，大声呼唤，引来解放军巡逻队前来搜索，这时又把李涛冲散了。最后只剩下我、周璞和新六军那个不知姓名的高参。我们三人再向南行动，绕过一处小树林，那里战斗稀疏进行，尔后，又绕过一个不知名的村庄，那里也有一小股国民党军队残部，尚在顽抗，大概就是早上随我一同向老达房前进的新二十二师第六十四团残部。天快拂晓，解放军向那个村庄猛烈炮击一阵之后，就冲进去了。黎明后，发现到处都有解放军。我三人走到了一个外面似乎很平静的小村，一进村就发现有解放军的队伍，走在前面的那一个高参被俘。由于我和周璞与他保持有一点距离，此时天只微明，稍微远隔，尚看不清，所以解放军没发现我二人。我们立即傍墙角隐蔽地离开了那里。天大亮后，我与周璞钻进田野中的高粱杆堆里，隐匿了一天。夜晚再向南走了一段，白天仍在原野里隐蔽地点休息。我们看到解放军仍纷纷向各方向行动，待解放军大队过尽了，我与周璞即向沈阳前进。但从田间小径上行走，既不能快，也很疲劳。在途中遇到一个单独行动的老百姓，给以重金，买了一些便衣与食物，化了装继续向沈阳前进，希望在沈阳尚未解放之时到达。行抵辽河边，因渡河点有解放军或民兵，久不得渡。我们旁听路人谈话，知沈阳已解放。我考虑再三，决心回头走，拟到葫芦岛国民党仍暂时控制的地区去。行至黑山以西，便被解放军查获。解放军以为周璞是一个普通的勤务兵，把他释放了。”
廖耀湘所提到的周璞，在逃出后，写了一篇《辽西会战经过及脱险归来记》，附录在纪念专辑《追随湘公十年略述》的后面。其中回忆被俘前经过，可与廖耀湘文章参看。周璞说：“我是在战场上最后一个与廖司令官耀湘共在一起者。……驾车待发。耀、涛公乘马至。知东北方匪已接近，特务连无法抵抗，六十四团及师直属则已突过先行。余急随二公北走。过东北方之森林附近，匪已早伏机枪密射无法通过。转而沿河南向，以避匪弹，渡河西行。接近江家屯以南之村庄，遇匪。目击前行之官兵悉已被俘。时耀公举小手枪自戕，为李万福所夺。乃急转东北，未及千米，前行之李万福副官被俘，再转向南，前行之译电组蒋组长又被俘。斯时已知四面楚歌，陷身匪围矣。辗转二千米间之开阔地带，匪近则伏地隐蔽，数百官兵先后星散。及抵黄昏，所余者仅耀公、涛公、余与军部高参邓图南并卫士十余人而已。乃令卫士分组先行摸索。苦待良久，迄无返者。夜分时，四人乃冒险匍匐行约一千米，始脱匪围。仍渡饶阳河东行。图南先渡。耀、涛公甫及彼岸，骤然遇匪，星光之下，遥见刺刀闪动。余方行至河中失足坠落深处，顿遭没顶，亟力挣扎，两次水流激湍，冲走十数武，幸得邓图南臂助，获登彼岸。当时匪以未分敌我，弃而他去。涛公则于仓皇之中失踪。只余三人仍向东南行。走二里，匪军遍布，遇呼口令则止者数次。余因饮水满腹，全身冰冻，僵而未死。耀公频以手探余鼻孔，视以有无呼吸。邓图南则云周副师长不能行矣。当时余心尚明，知图南有手枪。军人不能成功即应成仁，此正舍生成仁之时，乃亟请以枪妝余，免遭匪俘，并促其速护耀公行，而伊不忍。虽经余反复申明此义，伊仍只强余行。28日天将晓，余等皆已疲惫已亟，无法再做挣扎，信步入一村庄。匪军以余等系病兵，命卧一民炕休息。及三四小时后，余已苏醒，知已身陷匪窟矣，乃亟将证件焚毁。中午匪以牛车送余与耀公赴团医务所，图南则步行。余以解送之匪兵在前数十武，车行尚缓，乃谓耀公曰：‘吾辈与其身陷匪手求死不得，不若趁机脱逃。万一不能获生，亦可借此求死。’语毕，乃急促耀公跃车而下。匪兵见余等逃，乃连发四枪。第二弹中余右腿透裤四层，幸未至肉；第三弹中耀公右足亦未致伤。急跑约三华里，始脱，时已黄昏。遂相与避入高粱堆内。既知遍地皆匪，自念无法可脱。29日晨日出，居民以战事结束，来拾战场遗物。余等乃出，恳易便服以利行动。然因居民来者益多，当时余等金饰手表水笔掳掠一空。下午始得一土民之助，将余等引至大典堡以东之关家窝棚，将余等藏一土窟。窟前即系大道，目见匪兵夜以继日向东北行进。余与耀公避处窟中，莫敢动弹。寒冷则相互紧握，尽力挣扎，如是达二昼夜。31日始由土民导向南行至大桑林子南之王家窝棚张德云家，张民为人尚善。次日令土民探听辽河道，拟偷渡辽河奔营口，二日始返。据云，已托人再探辽河东岸情形，尚须待其回信始能进行。余虑恐久有变，力促耀公冒险急行。耀公未从，并令再探西南之胡家窝棚是否可由海道出走。职是之故，迟延时日，营口撤退，锦西易手，欲再避居亦不可得矣。乃随耀公冒险向锦州前进，于11月6日仍由土民导行经中安堡至李三家子张姓之友人处，下午抵达。不幸是晚匪军将至该处宿营，该民是以不允接纳，并促速行，而导路之土民亦再不肯同行矣。余与耀公置身陌道间，唯有循原路向铁道前进。至中安堡，即为匪农会拘禁，越日即将耀公他提，余则仍拘原处。日执讯十余次，给高粱粥一小碗，并令来往被俘官兵相认。千方百计，恩威并施。余则诡称商人，坚不吐实；被俘官兵顿有旧部亦不愿以真情告匪。如是者八日，匪以无确实证据，乃释余行。余既重获自由，乃间道夜走。日则向土民乞食一小碗，有时虽经三四村庄而无一肯施者；夜则稍憩高粱堆。每过午夜天候剧寒，无法支持，乃勉强行走，方位莫辨，则循北极星反行。二十余日未尝进油盐，体力消耗殆尽。及后两足俱肿烂，每时仅能行二三里矣。过绥中后，幸遇六十五团特务排之许中士，得共乘大车四十里。过前所复遇输一、二连士兵两人为余贷驴车，行数十里得以缩余行程。途中虽已历尽人生亘古未有之苦厄，差幸精神尚足支持。23日抵山海关国军阵地。当以证件俱无，形容枯槁，守城士兵不允进关。又转行三十里。25日始脱万险抵达秦皇岛六十师陈膺华部，得能沐浴易装，再做军人。……”
廖耀湘写回忆时，没看过周璞的回忆；周璞写回忆时，也没看过廖耀湘的回忆，如今我把它们配在一起，两相对照，虽详略有殊，但大体一致。从对照中以看国民党兵败山倒时的将军逃亡图，真令人大开眼界矣！
辽西战役是国共战史中的重要战役之一，它使国民党军队完全在东北崩溃，它一举歼灭了国民党军早就想拉出去的东北主力，计新一军、新六军、新三军、第七十一军、第四十九军五个军，共十二个师，再加上一些游杂部队和直属的重炮单位。廖耀湘的第九兵团全部十多万人，1948年10月8日从沈阳出发，28日全军覆没，前后只二十天，就应验了卫立煌画十字的判断。这一战役，在在都证明了蒋介石虽为元帅，实不知兵，兵团作战，一到他手里，就完蛋大吉矣！
1989年1月21日
你淮海，我徐蚌
1949年1月10日，一场为时六十五天的重要战役结束了。此一战役，共产党称之为“淮海战役”，国民党称之为“徐蚌会战”。这一仗打下来，国民党军队被消灭了五个兵团二十二个军，共计五十六个师（包括临阵倒戈的四个半师），五十五万人。战役的空头指挥者刘峙上将，想做文天祥，可是共产党不要他；战役的实际指挥者杜聿明将军，战败被俘，被消灭的国民党五个兵团司令官中，两个战死、两个化装逃走、一个被俘。这样一个丢人现眼的战役，使国民党元气大伤。战役结束后十一天，蒋介石宣布下野，由李宗仁就任代总统；战役结束后一百零三天，首都南京就丟了。如今，四十年过去了，今年（1989）1月10日，正是这一战役结束四十年。1月9日的军报上说，“国防部”核准为战死的第二兵团司令官邱清泉“设立衣冠冢，以慰忠魂”。人死了，连尸体都无迹可寻，只有在海天苍茫之中，以衣冠遥慰，国民党的凄凉，由此可见矣！
这一战役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到商丘、北抵临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在战役之初，蒋介石派出刘峙做总司令。当时国民党内部议论纷纷说：“徐州是南京的大门，应派一员虎将把守；不派一虎，也应派一狗看门；今只派—猪，眼看大门会守不住。”其实，所有的仗，都由“最高统帅”越级指挥，派哪一种动物都一样。刘峙在兵败后亡命南洋，替老婆代课做小学教员，后来写《我的回忆》一书，轻怨薄怒，有以申述，读来令人又好气又好笑。
刘峙说，他在徐州吃紧时，曾“发了一个电报给蒋公‘我不会辱及我的乡先贤文信国公’，请他放心。同时也想到文天祥最后所留的几句话：‘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在这时，我的三个旧部……也暗中做了准备，到时与我同归于尽，不让庐陵自文天祥（文山〕以后，五百年才出我这样的一个人物做俘虏。这是以后他们才告诉我的，我认为他们真是我的心腹干部，为我做精忠报国的准备，不料后来一纸命令，又把我调到蚌埠，当淮河西岸大军南撤的时候，照一般作战原则，是高级司令部先行后移，而我这次恰相反，为着镇定人心，只留我和一个团在蚌埠，等于总司令担任前哨。此时铁路常断，飞机已去，交通工具缺乏，我们等了很久，可是匪又不来；所以才留下这一条早已由光辉而趋于暗淡的生命，到今天来写这篇简略的回忆录，实在感慨万端！我前面说过：‘真正的生命，是建筑在生命的价值上。’而今国家如此，偷生何益？一个革命军人，纵然曾立大功，而不能马革裹尸，到头来还难于自寻死所，其悲痛可知。”
从刘总司令这一回忆中，我们依稀看到他的三个旧部是准备把他干掉，“强迫”做文天祥的：蒋介石把“总司令担任前哨”，只留一个团保护他，足证也是要他做文天祥的。美中不足的是，共产党竟放他一马，不给他做文天祥机会，于是，国民党的文天祥，最后只好另寻死所，寿终台湾了。
整整四十年后重温这一战史，可知国民党的兵败山倒，早萌伏机；国民党的偏安台湾，洵非偶然。最有趣的是，国民党在兵败偏安之际，欲求一文天祥亦不可得。他妈的共产党真不够朋友！
1989年1月9日
将军白发征夫泪
今天（1989年1月10日）是“淮海战役”（共产党说法）或“徐蚌会战”（国民党说法）四十周年。这一战役，使南京门户大开，以致国民党放弃“首都”，“流亡”台湾，可见其重要。在战役中，国民党副总司令杜聿明战败被俘。多年以后，他偶有雪泥鸿爪式的回忆，读来颇足警世。
杜聿明写了一篇《淮海战役始末》，提到明明是前方判断错误，总司令刘峙还“趁机大事宣传徐州‘大捷’，徐州满街张贴标语，大放鞭炮，并向各方发出通电。到22日黄伯韬部被完全消灭后，蒋介石仍宣传徐州‘大捷’，并派张道藩为慰劳团团长，率副团长方治、团员及中外记者数十人来徐州劳军。……有一位记者以怀疑的口气问我：‘这样的大捷，黄伯韬到哪里去了？’我说：‘黄伯韬回家休息去了。’”事实上，黄伯韬在头一天已经打死了。参照起方治的回忆——《我生之旅》，可见杜聿明说得一点不差。方治回忆：他们去劳军第二天，“以三元银币分赠每一队员，作为奖励，各位弟兄一面手拍银币叮当作响，一面高呼蒋委员长万岁！”可是到了第三天“午后2时许，杜副司令仓皇来访，闭门低声告以徐州已不能守。……即由小巷走告道藩兄共同守密，分别通知团员，以奉中央电令，嘱两团今晚返京，另赴其他地区劳军为借口，团员中尚有高兴鼓掌者，余与道藩兄至为尴尬，只得暗自悲伤而已。”——国民党自欺欺人的惨相，竟一至于此！
杜聿明又提到他同邱清泉到第五军司令部，“李弥、邱清泉、熊笑三等又来要求夜间突围，我仍主张照蒋指示，10日上午突围。大家一致认为白昼突围无希望。我说：‘如果你要走的话，你们先走，我一个人在这里守到底，以免耽误了大家。’一直争吵到10时左右，熊笑三有些愤愤不平的出去了。一时四周机关枪、大炮、手榴弹之声大作，熊跑回来对我说：‘已经打到司令部来了，要下决心。’接着他撕了一把白布条拿在手中。我听到枪声炮声只是一边响，这是熊笑三在搞鬼，就说：‘这是你们部队自己打的，你出去看看为什么这样？’熊不肯去，邱似乎见我看破了诡计，就说：‘笑三去看看吧！’邱、熊出去不久，枪炮声停了”。——国民党军头们在危难之际，竟不惜制造假情况来吓唬副总司令，要他同意他们的逃跑方式，这种战场妙事，真古今一绝也！
杜聿明回忆：“我始终认为突围是下策，不会成功的。坐战车一个人走还有可能，但是遗弃官兵，落得万人唾骂。”因此他不肯像胡琏一样坐战车逃亡；另一方面，蒋介石为了表示珍惜部下与将才，也派过飞机去接他出来。据冯亦鲁《徐蚌会战见闻录》：“当局为体念杜氏之病体辛劳，曾派机师二人，驾驶联络机一架，冒险降落青龙集机场，以冀接载杜氏回后方休养，但杜氏因为战事正炽，不忍于危难中抛弃其麾下的健儿们，独善其身地飞去，是故迟迟不肯登机。”
事实上，据杜聿明的儿子告诉我，个中原委却是蒋介石、杜聿明师徒二人是有“密码”（秘密意思表示）的，飞机虽然来了，可是“密码”不符，飞来的关怀只是给别人看的，杜聿明是不敢登机的！杜聿明回忆：蒋介石派飞机空投，“首先下来的是近万份的黄伯韬‘烈士’纪念册！……我看蒋介石是要我死。”既然底案是要天子门生做文天祥，其他的一切，都一笑可也！
1989年1月10日
黄维一直未屈服？
3月22日《联合报》登“记者寇维勇北平21日电”，说“前国军军团司令，1949年因徐畔会战失利被俘一直不愿屈服的高级将领黄维，昨天清晨三点因心脏病逝世，享年八十五岁。黄维是目前大陆仅存的军团司令级国军高级将领，黄埔一期毕业，历任师长、军长，曾参加八一三淞沪战役。在剿共战役中率精锐机械化军团，是沦陷前国军的主力部队。1949年初徐蚌会战失利，黄伯韬、邱清泉相继兵败殉国，黄维率军团驰援，也因受围被俘。大陆沦陷后，黄维一直未屈服，是少数不受中共欢迎的人物之一。”看了这条新闻，我心里想，国民党又朝自己脸上贴金了、又给它自己的降将大施脂粉了。
黄维是江西贵溪人，1904年生，毕业黄埔一期后，历任国民党部队师长、军长、兵团司令等高级军职。在派系上，他属于陈诚系。陈诚原是第十一师师长，率部与西北军作战有功。1930年，扩编为第十八军，参加剿共。该军下辖两个师及一个工程旅，因为十一成土字、十八成木字，所以人称“土木系”，也称“土木工程系”。这一系统是蒋介石部队的嫡系，兵源方面、装备方面，都远胜于其他部队。在“徐蚌会战”时，黄维出任第十二兵团主帅，这兵团，就是“土木系”扩编的，是国民党机械化部队的精英所在。
“徐蚌会战”时黄维奉命开赴战场赴援，结果在蒋介石的错误遥控下，行军到安徽宿县附近的双堆集，就被共军团团围住，十几万大军、最好的机械化部队，都动弹不得。赴援的变成了待援的，滑稽之至。蒋介石派飞机去投补充弹药，一投下来，阿兵哥就骂：“妈的！连吃的都没有！打你妈个屁！”最后大军投降的投降、起义的起义、被俘的被俘，撑不住了。蒋介石下令突围，并以施放毒气为手段。黄维回忆：“当时因为这是违背国际公法屠杀同胞的罪恶计划，没有予以公开，在兵团部只有我、胡琏、正副参谋长和第三处处长以及各军军长知道。”“在突围时，连同其他机密文件都由我亲自焚毁了。”最后只有一条路，就是突围。“所谓突围，实际上是乱跑。”第十二兵团司令官黄维、副司令官胡琏、吴绍周各占住战车一辆，胡琏的车打前锋，得以辗转逃到台湾；黄维的车发生故障，人被俘虏；前两辆车把浮桥压坏，吴绍周的车过不去，人也被俘。
黄维和胡琏临逃前，都向医务人员要了大包安眠药，准备不能脱身时自杀，军人要死竟吃安眠药而不用枪，其勇敢自属不凡。两人又相约谁突围成功谁就负责照料对方家属，但事后证明，胡琏自金门防卫司令到“驻越南大使”，只是自了汉而巳。另外逃出的有师长级的尹俊，到台湾当上警备总司令，在台湾耀武扬威、在大陆丢盔卸甲，脸皮之厚少见也。
黄维在1975年被共产党特赦，共产党为他安排出路，当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又升为第五届、第六届政协常务委员，以至死去，可见《联合报》寇维勇所谓“黄维一直未屈服，是少数不受中共欢迎的人物之一”的说法，只是妙笔生花，并非事实。黄维且在大陆发表《第十二兵团被歼纪要》等文章，大掀“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底，并说自己“走上新生之路”，更可证明他并非“一直未屈服”，也非“少数不受中共欢迎的人物之一”。黄维不但屈服了，并且洗面革心，再也不干他妈的国民党了。
上面这一辨正，说明了台湾有李敖在，国民党是休想一手遮天的，休想！
1989年3月22日
王仲廉人死书活
8月12日《中央日报》上，登有以袁守谦为主任委员的“王故将军仲廉治丧委员会”广告，内登：“王仲廉将军字介人，于中华民国八十年7月26日下午2时28分病逝于台北市荣民总医院。距生于中华民国前九年3月14日，享寿八十有九岁。谨择于国历8月14日中午12时，在台北市第一殡仪馆景行厅设奠家祭，1时公祭，3时30分发引安葬于观音山墓园。谨此奉闻。”
广告下面，照例是一大堆名流做“副主任委员”“委员”，以凑热闹。
8月15日，《中央日报》又登出“孝子女：中立、中一、中孚、中琦、中元、中和（王童）、中强、中凯、中鼎、惠民、黎民、九黎、苏民泣启”广告，说：“先严王公仲廉将军之丧，渥蒙严前总统、李副总统、五院院长暨各级长官赐颁挽额，亲友宠赐隆仪，亲临吊祭，或函电慰唁，云天高义，殁荣存感，谨申谢悃，伏维矜鉴。”也照例“谢启”一番。
对今日台湾说来，上面这种照例，只不过极普通的一件“老贼之死”事件。但是，对我这种思想家历史家说来，我却每每趁机做点“机会教育”，使中国人民多知道一点他们的荣辱与经历，也算没让他们白活白死。
这回的“老贼之死”，死者是王仲廉将军。
王仲廉是国民党大军头之一，黄埔一期出身，官拜集团军总司令，得过青天白日勋章。来台湾后，投闲置散。七十岁后，写《征尘回忆》，自表其功。这部回忆录内多芜文，但也有颇可一录者，据之可以知人察世。我愿夹叙夹议一些。
一、王仲廉说他出身“丰沛望族、忠孝世传”，是乃徐州人氏。“丰沛萧杨，自古称为英雄豪杰诞育之区，亦是平民安居乐业之地。倘非由于军阀祸国，战争连年，灾患频仍，盗匪滋扰，余亦可能是安居乐业，度其闲适生活。军阀战争，土匪迫害，使我既不能安心读书，又不能耕稼过活，唯有弃文就武一途，命运之不可知也如此。”
二、由于战乱，他的母亲死于大后方贵阳，他遗憾父母未能埋在一起。“在贵阳城大南门外南明河畔之甲秀楼设奠吊祭，辱蒙国民政府主席林公子超特颁‘教励精忠’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公颁赐‘懿范长存’挽额，以昭哀悼，其他长官及姻亲友谊学寅等或题像赞或赠挽联益彰哀荣者，不下数百件。惟益使仲廉寝食难安，终天抱忏者：乃因共匪祸国，未能及时奉安于祖茔与先严共安同穴耳。”
三、他记黄埔一期的学生生活，有三件事不习惯：“第一件不习惯的事是吃饭，在家乡吃面食，时间没有限制，在校吃饭时间只有十分钟，操作后，早已腹饥肠鸣，身软无力，听到开饭号音，齐集饭厅，饭香扑鼻，规规矩矩坐下，望见墙上的‘民脂民膏’标语，心中能不警惕？值星官发出开动口令，一般同学饥不择食的狼吞虎咽。我吃米饭不习惯，他们快而我慢，愈心急，热饭愈难以下咽，烫得口腔全是泡，而吃的全是空气。等吃第二碗时，十分钟时间到了，值星官喊‘起立、外面集合’口令，只好丢下碗，随着同学集合。第二件不习惯的事是穿草鞋。以前穿布鞋皮鞋，根本没有穿过草鞋。入校后，换上军服、同时换上草鞋，当时觉得轻松新鲜。跑步时草鞋就不听指挥了，不是左脚出来，就是右脚出来。野外演习时候，不是沙石碰破脚指头，就是野刺刺破脚底板。现在我脚上伤痕仍然存在，留下黄埔受训的纪念。第三件不习惯的事，是听不懂话，使我抄笔记极为困难。讲堂听讲，等我懂了一句话意思，不知教官又讲到什么地方去了，使得我所抄的笔记，牛头不对马嘴。只有在自习时候，向教官一问再问，加以补救。到了人伍期满，生活才由勉强做到自然。”事实上，黄埔一期只是半年训练而已，为了革命缺人，一切从宽。知识上并不苛求。最后毕业四百六十五人。
四、他记他父亲之死，有“借棺葬父”一段：“先父逝世突然，一切后事，毫无准备，家中经济破产，我带来少数旅费，怎能应付重大丧事，只有向亲友筹措。主要的事，是买棺木。如买坏的，对不起一生辛苦的父亲，如买好的，钱从何来？正在焦急万分之时，适表兄张祚贤来唁，彼自愿将其七旬老母柏木寿材借用，在万难中，得此仗义相助，真使我感激莫名，顿首致谢。此事距今已四十余年，我犹印记在心，刻骨难忘。”
五、一般“移孝作忠”是上级下令的，但他自己自动行之。“当时遍地匪乱，不敢久停，遵礼成服，于正月二十四安葬于村东北约一里许之祖茔。我以时局紧迫，任务在身，不能在家守制，只有移孝作忠，为革命而驰驱，想亦为先父在天之灵所原宥也。”
六、黄埔一期毕业，他被蒋介石派往上海，协助陈果夫招生募兵。“新兵来源，最重要的地方，为温州、金华、徐州等处。果夫先生的叙述为：‘徐州新兵最纯朴，多来自乡间农村。好笑的是还有拖着辫子的。由上海往广州送兵，因为码头流氓知道我们所送，全是招来新兵，就趁此敲些小费。开始每名上船一两角钱，日后流氓的欲望，日渐增大，每名小费增长五角至一元，方肯放行。同时还有巡捕房的包打听，及巡捕等暗中帮助，也须酬谢些钱。就此上船第一关，金钱破费很多，而颇受周折。所以要分批秘密运往广州。教导团一、二两团新兵，是如此困难的招募及送粤。在浙江募兵的有两名招募委员，被军阀杀害。’”
七、最有趣的，还有这样的运兵插曲：“在开船日期前，将五十名新兵，分批秘密送登船上，点过名分为五班，每班指定一名能力较强的新兵为班长，分别负责管理。他们大多数来自苏北乡间，第一次出来，乘船不习惯，晕吐得一塌糊涂，生活发生痛苦，加以船上乘客复杂，谣言纷起，有传说运往南洋做苦工（卖猪仔）的，不少新兵受了煽动，情绪不安，哗然骚动，经过我苦口婆心的解释和劝导，将我自己所有路费，全拿出来招待他们，经过香港各地幸未出事，安达广州天字码头。我预先将新兵集合起来，不准个別上岸乱跑。有戴红帽边的几位滇军军官，竟登船扬言按收新兵，而宣传滇军如何好，闹了一大阵，没有人理踩，他们也就走了。等到我们接兵人员上船，将新兵整整齐齐带上码头，再转登大南洋校船，经驶黄埔，一名也不少。我完成送兵任务，一身轻松愉快。”我想当时才二十二岁的王仲廉，一定搞不清为什么募兵不就地在广东募。实际真相乃是蒋介石要用外省人在广东夺权，就地的人，不好使唤也。
八、黄埔总队长严重（立三）是他老师。“严老师生活很严肃，尤其能做慎独功夫，每天工作八小时以上，夜间还要读书一小时，方就寝休息。因此我必须注意他的生活起居，将应办的事，写在黑板上及日记簿上，及时提供其备忘。书架上书籍，一一整理编号，只要阅读，随手可得。更可笑者，一日晚间，我将洗澡水及需要替换的衬衣，叫勤务兵准备好，请他洗澡，他竟忘了。我提醒他三天没有洗澡了，不洗澡怎能消除疲劳呢？他才想起洗澡。由此可见到他公而忘私的精神，令人敬佩。我做人做事，受其影响甚大。严老师是同学们最景仰的一位。民国二十九年春，我因公赴渝，途经宜昌，当时严老师代理湖北省主席，驻宜昌，遂往拜谒。他留我便餐。他平时规定一菜一汤，因留我吃饭，特别破例，增加一盘炒蛋，足证其生活之俭朴。并嘱我官久自富，不要贪污（其实我做八十五军军长，不管各师经费，也无污可贪）。可见他律己之严，是名副其实的良师。”后来严重做代理湖北省主席时，王仲廉去谒见老师，“严师规定每餐一菜一汤，因留仲廉吃饭，特别交代加一盘炒鸡蛋以示优待。”到了1942年，陈诚告诉王仲廉，说严重“他力疾从公，营养不足，是饥死的”。
九、他写宁汉分裂时，“有一次在汉口跑马场开人民大会，武汉政府徐谦登台演讲，正大声疾呼打倒总司令蒋公时，说话用力过猛，满口假牙，全部吐落台下。全场听众哄然大笑，连共产党徒都说不吉利。这是武汉政府不祥之兆！在台上演讲的徐谦，弄得张口结舌，只好鞠躬下台了事。有些民众还说：这是触犯天怒人怨，给以应得惩戒呢！”这个有趣的故事，可以看出这些革命家的迷信观念。
十、他写1929年内战之惨，令人动容：“10月间冯玉祥叛迹显著，其部下宋哲元盘踞豫西洛阳一带抗命。我师奉命征讨，本团先奉令担任许昌及总司令行辕（车上〕之警备，旋奉蒋公面谕：‘该团即经禹县，星夜向临汝归建’等语。即晚出发，经一昼夜，到达临汝城，时值黄昏，即奉师长（顾墨公老师）谕：饭后速向杨楼前进，参加战斗。星夜疾走，途中闻前方枪炮声激烈，知战斗正酣，督队赶赴增援，拂晓前到达，敌已被我军击溃。本团即沿汝水向伊阳溃退之敌尾追，战于车坊，获军用品甚多，继向伊阳进击。伊阳城在本团未到前数月，曾被匪攻破两次，全城百姓，尽遭屠杀，遗尸遍地，血腥冲天，臭气竟达数里。城内所有水井，除一卖豆腐老妪门前之井，因匪要饮用外，尽为尸体填满，无可饮用之水。黉学庙内，十数株苍松下白骨残骸，尸多为妇女，闻皆被匪奸淫而后杀戮者，一团团的女人乱发，如断蓬枯草，随风飘扬，惨不忍睹。”
十一、他写日本鬼子“施行毒化”政策如下：“敌寇在其占领地区，公开畅销鸦片白面，借收重利，并在各城镇遍设‘雅室’‘俱乐部’‘招待所’等，广事售吸。其‘雅室’等内部之设备婿赌吹喝，应有尽有，并雇用时髦少女，专事招待，以诱惑我青年同胞，堕入地狱。”
十二、他写日本鬼子“横征暴敛”政策如下：“占领区内之苟捐杂税，名目繁多，不胜枚举，除例有各税之外，又有所谓磨粉税、油磨税、筵席税、面麻行税、瓜果行税、苗金行（大粪行〕税、烟土行税等。”
十三、他写日本鬼子“杀戮我同胞之暴行”如下：“凡在敌寇侵占区内，奸掳烧杀情事，随地可见，尤其处置犯人为最惨酷，先挖一坑，将人犯头部向下，两足朝天，掩土活埋，名之曰‘倒栽葱’。将人犯衣服剥尽，手足捆绑驱犬食之，名之曰‘狗吃活人’。又淋油于人犯衣服之上，以火燃烧后使其行走，再以枪击之，名之曰‘燃天灯’‘打炮’。又有水牢电刑，种种伤心惨目，不可言状。”
十四、他写“鲁西战役”，自己拆穿内幕如下：“鲁西匪区作战，认真来说不能称为鲁西战役，因为本军（第四兵团）既无动员准备，又无行军布阵的行列，根本没有与匪作真面目的战斗，怎能称为鲁西匪区战役呢！但在鲁西整个战场方面，本兵团已被投入战斗的漩涡，只好勉强称为鲁西之战罢了。历经四十载，仍感慨万千，萦回脑际。……”最后，“正准备明日拂晓开始进击之时，突奉到撤职查办来京受审，第四兵团司令官职务交罗广文（三十八年在四川叛变附匪）代理之电令（忘记电字号），当即复电遵办，晚即将进攻刘匪之任务转交给罗广文接替执行，并将兵团司令部及直属部队一并交出。……”
十五、到南京后，他去军法单位报到。“按军法组织程序，组织军法会审，上将徐永昌（次宸）将军担任审判长，二审大白，乃进人中央医院诊治肠胃病，割除胆石。……”“民国三十八年春，携眷随政府来台，服务本党基层工作。四十九年1月奉令退役，蒙聘为行政院顾问。五十九年1月奉令除役归来，还我书生本色，读我未读完之书，梦觉忆往，心安理得，俯仰无愧于天地。”
十六、在回忆录之后，他以《万里长征归来歌》自记：
……说什么，功勋高，冷眼沧桑寻常事，百战归来心神劳；
乐林泉，访旧友，邻有芳草，相期道义守德操；
居陋巷，闲无事，寻章撷句，漫将诗词和群豪；
八成饱，睡得好，锻炼身体起床早，责任尽了，心安理得无烦恼；
地长久，天不老，九子五婿齐家道，孙辈满堂环膝绕，怎敢比古时，郭老令公福禄与寿考，知足返璞乐陶陶。
“九子五婿”，他竟以郭子仪自期呢！好个国民党郭子仪哟！国民党一介武夫，竟以文事收场，亦堪哂矣！
1991年8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