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评传：“无忘城下盟”（1908-1909）—从逛窑子到上北京（1909-1910）
“无忘城下盟”（1908-1909）
光绪三十四年（戊申，1908）的九月里，“中国公学”出了一件大风潮，结果学校分裂，绝大多数的学生都退了出来，另外组织一个学校——“中国新公学”。
在退出来的学生中，有一个留着小辫儿的绩溪老乡，就是胡适之。
这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中国公学的组织是一种民主国的政体。公学的发起人多是革命党人，故学校成立之时，一切组织多含有试行民主政治之意，全校分执行与评议两部。执行部的职员是学生投票互选出来的，有一定的任期，并且对于评议部负责任。评议部是班长和室长组织成的，有定期的开会、有监督和弹劾职员之权。开会时，往往有激烈的辩论，有时到点名熄灯时方才散会。姚烈士绝命书中所谓“以大公无我之心，行共和之法”，即是指这种制度。
丁未以后，学校受了两江的补助常款，端方藉此要监视这个有革命嫌疑的学校，故不久即委派监督，学校有了官派的监督，民主的政体便发生了障碍，干事部久不改选，评议部也有废止的危险。到了戊申之秋，评议部与职员发生激烈的冲突。……①
冲突的演变到九月初三（9月27日）更形恶化：
到了戊申（1908）九月初三日，校友会开大会报告校章交涉的经过，会尚未散，监督忽出布告，完全否认学生有订改校章之权，这竟是完全取消干事承认全体修改校章的布告了。接着又出了两道布告，一道说“集会演说，学堂悬为厉禁。……校友会以后不准再行开会”。一道说学生代表朱经朱绂华“倡首煽众，私发传单，侮辱职员，要挟发布所自改印章程，屡诫不悛，纯用意气，实属有意破坏公学。照章应即斥退，限一日内搬移出校”②。
这里被开除的“学生代表”中，“朱经”就是后来的教育家朱经农③，“朱绂华”就是后来奔走国是的英雄朱芾煌④。他们的被开除，引起了全体学生的罢课运动：
初四日，全体学生签名停课，在操场上开大会。下午干事又出布告，开除学生罗君毅、周烈忠、文之孝⑤等七人，并且说：“如仍附从停课，即当将停课学生全行解散，另行组织。”初五日，教员出来调停，想请董事会出来挽救。但董事会不肯开会。初七日学生大会遂决议筹备万一学校解散后的办法。
初八日董事陈三立先生出来调停，但全校人心已到了很激昂的程度，不容易挽回了。初九日，校中布告：“今定于星期日暂停膳食。所以被胁诸生可先行退出校外。暂住数日。准于今日午后一时起，在环球中国学生会发给旅膳费。俟本公学将此案办结后，再行布告来校上课。”⑥
这下子惹火了学校中大部分的小伙子们，他们决定自动退学，自己开办一家学校。（不念你这鬼学校了！）
退学的那一天，秋雨淋漓，大家冒雨搬到爱而近路庆祥里新租的校舍里，厨房虽然寻来了一家，饭厅上桌凳都不够，碗碟也不够。大家都知道这是我们自己创立的学校，所以不但不叫苦，还要各自掏腰包，捐出钱来做学校的开办费。有些学生把绸衣、金表，都拿去当了钱来捐给学堂做开 办费。
十天之内，新学校筹备完成了，居然聘教员，排功课，正式开课了。校名定为“中国新公学”；学生有一百六七十人⑦。
在“中国新公学”之中，那挂着小辫儿⑧的胡适，也夹在里头。
在这风潮之中，最初的一年因为我是新学生，又因为我告了长时期的病假，所以没有参与同学和干事的争执；到了风潮正激烈的时期，我被举为大会书记，许多记录和宣言都是我做的；虽然不在被开除之列，也在退学之中。朱经、李琴鹤、罗君毅被举做干事。有许多旧教员都肯来担任教课。学校虽然得着社会上一部分人的同情，捐款究竟很少，经常经费很感觉困难。李琴鹤君担任教务干事，有一天他邀我到他房里谈话，他要我担任低年级各班的英文，每星期教课三十点钟，月薪八十元；但他声明，自家同学做教员，薪俸是不能全领的，总得欠着一部分⑨。
家境的困苦⑩使他不得不答应这件事，于是他
想了一会，就答应了。从此以后，我每天教六点钟的英文，还要改作文卷子。十七八岁的少年人，精力正强，所以还能够勉强支持下去，直教到第二年（1909）冬天中国新公学解散时为止(11)。
于是，这个小先生，便开始教书了 ：
以学问论，我那时怎配教英文？但我是个肯负责的人，肯下苦工去预备功课，所以这一年之中还不曾有受窘的时候。我教的两班后来居然出了几个有名的人物：饶毓泰（树人）(12)、杨铨（杏佛）(13)、严庄（敬斋）(14)，都做过我的英文学生。后来我还在校外收了几个英文学生，其中有一个就是张奚若(15)。可惜他们后来都不是专习英国文学；不然，我可真“抖”了！(16)
这段教书生活虽然很吃力，可是他却得了不少益处，打下了英文的基础：
《竞业旬报》停刊之后，我搬进新公学去住。这一年的教书生活虽然很苦，于我自己却有很大的益处。我在中国公学两年，受姚康侯和王云五(17)两先生的影响很大，他们都最注重文法上的分析，所以我那时虽不大能说英国语，却喜欢分析文法的结构，尤其喜欢拿中国文法来做比较。后来做了英文教师，我更不能不把字字句句的文法弄得清楚。所以这一年之中我虽没有多读英国文学书，却在文法方面得着很好的练习(18)。
“中国新公学”和“中国公学”的“斗争”是有点悲壮味儿的。在这相持一年多的斗争中，胡适本人始终是一个新公学中的“死硬派”。
在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现藏的《竞业旬报》第三十四期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胡适（署名“骍”）写的《对于中国公学风潮之感言》，文中以新公学的拥护者的身份，把老公学骂得狗血喷头！
但是，新公学毕竟是太穷了，尽管大家都为了“争一口气”，办得还不错，可是还常常周转不灵；对内，不但教员发不出薪水，甚至对外也“常受收房捐和收巡捕捐的人的恶气”，甚至要临时由大家凑钱，应付局面。当时做干事的朱经农，就曾感觉经费困难无法解决，因而优愁过度，神经错乱，跳了一次河(19)。
相持了一年多以后，
中国公学的吴淞新校舍已开始建筑了(20)，但学生很少。内地来的学生到了上海，知道了两个中国公学的争持，大都表同情于新公学，所以新公学的学生总比老公学多。例如张奚若（原名耘）等一些陕西学生，到了上海，赶不上招考时期，他们宁可在新公学附近租屋补习，却不肯去老公学报名，所以“中国新公学”的招牌一天不去，“中国公学”是一天不得安稳发展的。老公学的职员万不料我们能支持这么久。他们也知道我们派出去各省募捐的代表，如朱绂华朱经农薛传斌等，都有有力的介绍(21)，也许有大规模的官款补助的可能。新公学募款若成功，这个对峙的局面更不容易打消了(22)。
于是，“卿不死，孤不安”的老公学，自然要想法把这个桀骜不驯的小兄弟拉回家里来，于是，调停的局面到底出现了，调停的条件是：
一、凡新公学的学生愿意“回笼”的，都可“回笼”。
二、新公学的功课成绩全部有效、全部承认。
三、“小兄弟”欠的债，由“老大哥”负责还。
最后一条很重要，因为新公学一年之中已经欠了一万元以上，光靠捐款到底不能持久。所以最后，在宣统元年（乙酉，1909）十月，新公学接受了“城下盟”——决议解散了、归队了。
但是新公学中还有一些“死硬派”，硬是不买账，不肯回到老公学去，像朱芾煌、朱经农、胡适等等，都没有回去，都做了“中国新公学”招牌下的殉葬者。
这样一个悲壮的事件，“少年诗人”是不会不“写诗以志其盛”的，他有题新校合影的五律二首，七律一首(23)，诗云：
十月题新校合影时公学将解散
无奈秋风起，艰难又一年。颠危俱有责，成败岂由天？黯黯愁兹别，悠悠祝汝贤。不堪回首处，沧海已桑田。
此地一为别，依依无限情。凄凉看日落，萧瑟听风鸣。应有天涯感，无忘城下盟！相携入图画，万虑苦相萦。
十月再题新校教员合影
也知胡越同舟谊，无奈惊涛动地来。江上飞鸟犹绕树，尊前残蜡已成灰。昙花幻相空余恨，鸿爪遗痕亦可哀。莫笑劳劳作刍狗，且论臭味到岑苔。
在二十二年后，胡适写道：
这都算不得诗，但“应有天涯感，无忘城下盟”两句确是当时的心理。合并之后，有许多同学都不肯回老公学去，也是为此。这一年的经验，为一个理想而奋斗、为一个团体而牺牲、为共同生命而合作，这些都在我们一百六十多人的精神上留下磨不去的影子(24)。
这是小胡适到上海求学以后的第五年第八个月，学校换了三四个，可是却没有拿到一张文凭(25)！他最后拿到的，只是中国新公学解散时候的欠薪！
①《中国公学校史》。胡适又在《我怎样到外国去》（《四十自述》五）里写着：
中国公学在最初的时代，纯然是一个共和国家，评议部为最高立法机关，执行部的干事即由公选产生出来。不幸这种共和制度实行了九个月（丙午二月至十一月），就修改了。修改的原因，约有几种：一是因为发起的留日学生逐渐减少，而新招来的学生逐渐加多，已不是当初发起时学生与办事人完全不分界限的情形了。二是因社会和政府对于这种共和制度都很疑忌。三是因为公学既无校舍，又无基金，有请求官款补助的必要，所以不能不避免外界对于公学内部的疑忌。
为了这种种原因，公学的办事人就在丙午（1906）年的冬天，请了郑孝胥、张謇、熊希龄等十人做中国公学的董事，修改章程，于是学生主体的制度就变成了董事会主体的制度。董事会根据新章程，公举郑孝胥为监督。一年后，郑孝胥辞职，董事会又举夏敬观为监督。这两位都是有名的诗人，他们都不常到学校，所以我们也不大觉得监督制的可畏。
可是在董事会与监督之下，公学的干事就不能由同学公选了。评议部是新章所没有的。选举的干事改为学校聘任的教务长、庶务长、斋务长了。这几位办事人，外面要四出募捐，里面要担负维持学校的责任，自然感觉他们的地位有稳定的必要。况且前面已说过，校章的修改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但我们少年人可不能那样想。中国公学的校章上明明载着“非经全体三分之二承认，不得修改”。这是我们的宪法下载着的唯一的修正方法。三位干事私自修改校章，是非法的。评议部的取消也是非法的。这里面也还有个人的问题。当家日子久了，总难免“猫狗皆嫌”。何况同学之中有许多本是干事诸君的旧日同辈的朋友呢？在校上课的同学自然在学业上日日有长进，而干事诸君办事久了，学问上没有进境，却当着教务长一类的学术任务，自然有时难免受旧同学的轻视。法的问题和这种人的问题混合在一块，风潮就不容易避免了。
代议制的评议部取消之后，全体同学就组织了一个“校友会”，其实就等于今日各校的学生会。校友会和三干事争了几个月，干事答应了校章可由全体学生修改。又费了几个月的时间，校友会把许多修正案整理成一个草案，又开了几次会，才议定了一本校章。一年多的争执，经过了多少度的磋商，新监督夏先生与干事诸君均不肯承认这新改的校章。
②《我怎样到外国去》（《四十自述》五）
③朱经农的儿子、《海涛集》（商务版）的作者朱文良，在《朱经农先生简传初稿》（《新闻天地》第十八年第十九期，1962年5月12日香港出版）里，有扼要的叙述：
……（乙巳年）经过一位同学龚练百的介绍，经农先生在黄克强先生监誓下，加入了同盟会。那年冬天为了反对“取缔规则”，他离开日本，回上海，跟一群留学生创办了中国公学。因为国内教师缺乏，关于物理、化学、数学等课，还得请日本教师讲。经农先生一面当翻译，一面当学生，得到了半工半读的机会，熊克武、但懋辛、胡适、任鸿隽等都是中公时代的同学。
中国公学是革命党的藏身之所。教师中如马君武、于右任等，固然是革命领导人，其他校外的，如秋瑾、陈英士、章太炎、蔡松坡等人也都时常来中国公学。
中国公学在最初，是按着共和国的理想办的。评议部是最高立法机关；执行部的干事是公选产生出来的。可是这个制度只行了九个月就修改了。因为修改没有经过合法手续，于是戊申（1908）九月闹出一次大风潮。经农先生是学生代表，首当其冲，被干事开除。全体学生支持自己的代表，退学另外组织一个中国新公学，经农先生被推为三干事之一，十天之内就正式上课了。在极穷苦的情形下支持了一年多，成绩很好。可是因为经费支绌，干事常常受到收房捐和巡捕捐的恶气，经农先生有一次被迫过度，跳河自杀，幸而被人救起。直到己酉（1909）十月，新旧公学重新合并，才告一段落。
王云五在《我所认识的全面教育家朱经农先生》（《谈教育》十，1951年10月台北华国出版社版）追忆说：
余识经农于民国前五年，其时经农甫二十岁，因留学日本遭日人之不平待遇，与同学数百人集体归国在上海自办学校，定名为中国公学，初时除向外界延聘教员外，学校行政悉就同学中互选分任。未几以同学中意见不一，别组中国新公学，经农膺选为教育干事，一面协同办理学校行政，一面按照课程听讲。时余甫十有九龄，受聘为英文教员，经农遂与余由短期之师生关系，进而形成四十余年生死不渝之友谊。越一岁，经农以第一班毕业，新旧两公学复合，余与经农同任教于中国公学，由同学进而同事，以迄于共和建国之前夕。
胡适在《胡适留学日记》卷十三第十七则《喜朱经农来美》（1916年6月9日）里说：
朱经农新自国中来，居美京，为教育部学生监督处书记，将以余力肄业于华盛顿大学。
经农为中国公学之秀，与余甚相得，余庚戌怀人诗所谓“海上朱家”者是也。革命后，国中友人，音问多疏，独时时念及汤保民及经农二人。今闻其来，喜何可言？惜不能即相见耳。
胡适提倡文学革命，一开始所谓的“八不主义”，就是向朱经农提起来的，他们的交游，许多事情都记在《胡适留学日记》里。朱经农（1887-1951）原名有畇，后改名经，字经农，又以字行，上海宝山人。美国华盛顿大学硕士，并在哥伦比亚师范学院研究。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沪江大学教授、光华大学副校长、大夏大学教授、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国文部主任编辑、上海特别市政府教育局长、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常务次长、中国公学副校长、湖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中央大学教育长、教育部政务次长、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光华大学校长、联合国文教会议大会首席代表，并在美国康州哈特福得神学院执教。他的主要著译有《明日之学校》（商务，杜威原著）、《现代教育思潮七讲》（商务）、《教育思想》（商务），主编有新学制中小学教科书、教授书、自习书（商务）、《平民千字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及《教育大辞书》（商务）等。
④胡适在1959年3月4日写《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的〈毅军函札〉中的袁克定给冯国璋的手札》（吴相湘主编《中国现代史丛刊》第一册，1960年3月台北正中版）：
朱君芾煌，是四川人，在中国公学时原名绂华，芾煌是他的表字。他和任叔永、朱经农和我都是甲班的同学，但他们的年纪都比我大好几岁。芾煌是一位能说话又有办事才干的人。戊申年（1908），中国公学闹出了一次大风潮，大多数学生退学出去，自己组织了一个新学校，叫做“中国新公学”（详细情形记在我的《四十自述》的《我怎样到外国去》一章里）。这个新公学缺乏经费，我们在最困苦的情形之下支持了一年多，有几位年纪较大、经费较多的同学自告奋勇，到各省去募捐。我在《四十自述》里，曾说：“我们（新公学）派出去各省募捐的代表，如朱绂华、朱经农、薛传斌等，都有有力的介绍。……”（亚东原版，第158-159页）如朱经农的姑夫熊秉三先生（希龄）对中国新公学就很有同情，所以他肯写介绍信，给募捐的同学带到各省去。芾煌和其他几个出去募捐的同学虽然没有募到多大的捐款，但他们因此认识了不少的人，也增多了不少的经验。芾煌认识袁克定大概是从他为中国新公学募捐时期开始的。后来中国新公学因为缺乏经费，负债太多，支持到第二年（1909）的十月，不能不接受了调停的条件，决议解散。愿回旧校的，自由回去，但有不少的同学不愿回旧校去。芾煌、经农和我都没有回去。芾煌到日本去了。后来武昌革命军起来了，他才从东京回国去干那一件冒生命的危险，游说袁世凯父子背叛清廷，赞成共和的大事。
据王云五先生的记忆，民国初年朱芾煌曾做临清关监督。袁世凯的帝制运动初起，他愤怒辞职。他开始研究佛教思想，是在他辞官退休之后。他特别注重“法相宗”，即“瑜伽宗”，又名“唯识宗”。他著有法相词典四大册，云五先生为他在商务印书馆出版。
朱芾煌另有一本著作叫《老子述记》（1936年12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版），这本书大概胡适不知道，王云五也忘记了。书前有《述老缘起》，记载王云五为他出这本书的经过，其中还特别指王云五“先生，我昔日英文教师也”。
《胡适留学日记》卷二，元年（1912）12月5日有日记如下：
在叔永处读芾煌日记，知南北之统一、清帝之退位、孙之逊位、袁之被选、数十万生灵之得免于涂炭，其最大之功臣乃一无名之英雄朱芾煌也。朱君在东京闻革命军兴，乃东渡（敖按：胡适在四十八年（1959年）3月4日改作“归国”）冒险北上，往来彰德京津之间，三上书于项城，兼说其子克定，介绍之于唐少川梁士诒诸人，许项城以总统之位。一面结客炸刺良弼载泽。任刺良弼者彭君，功成而死。任刺载泽者三人，其一人为税绍圣，亦旧日同学也。时汪兆铭已在南京，函电往来，协商统一之策，卒成统一之功。朱君曾冒死至武昌报命，途中为北军所获，几死者数次。其所上袁项城书，皆痛切洞中利害。宜其动人也。此事可资他日史料，不可不记。
这是他同班同学的英勇事迹。
过了四十七年以后，胡适在《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的〈毅军函札〉中的袁克定冯国璋的手札》中说：
最可惜的是我当时没有时间把朱君的日记抄存一个副本。这本日记后来仍由任叔永君带回国去还给朱君了。我是民国六年回国的，在北京时常见着朱君，常劝他把这一段很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故事写出来。但朱君那时正研究佛教的经典，没有写个人传记的兴趣。况且因为袁世凯后来背叛了中华民国，背叛了民主政体，朱君自己很懊悔他当年冒大险劝说袁家父子的一番苦心，竟成了一桩贻患于国家的罪状！所以他始终没有印行他的日记，也没有写他的自传。
⑤胡适曾有《题谢尹文之孝赵建藩三君合影诗》，见第八章。
⑥《我怎样到外国去》（《四十自述》五）。
⑦同上。
⑧我一再提到胡适的小辫儿，我要交代一下：杨亮功在《胡适之先生与中国公学》（《传记文学》第二卷第三期，1963年3月1日台北出版）里有这样一段话：
胡先生在这个具有革命历史的中国公学读书。因为那时胡先生只是十几岁小孩子，所以没有人劝他加入同盟会，也没有剪去他的辫子。我记得1928年在胡先生担任中国公学校长的时候，有一次马君武先生来学校讲演，还提到胡先生的小辫子。马先生指着胡先生向学生说：“那时候用红头绳子所扎的小辫子，翘翘的，就是现在你们的校长小时候的象征。”大家听了，哄堂大笑。
他的辫子，是在出国留学以后才剪的。
⑨《我怎样到外国去》（《四十自述》五）
⑩他在《我怎样到外国去》（《四十自述》五）里说：
我家本没有钱，父亲死后，只剩几千两的存款，存在同乡店家生息，一家人全靠这一点出息过日子。后来存款的店家倒账了，分摊起来，我家分得一点小店业。我的二哥是个有干才的人，他往来汉口上海两处，把这点小店业变来变去，又靠他的同学朋友把他们的积蓄寄存在他的店里，所以他能在几年之中合伙撑起一个规模较大的瑞兴泰茶叶店。但近几年之中，他的性情变了，一个拘谨的人变成了放浪的人；他的费用变大了，精力又不能贯注到店事，店中所托的人又不很可靠，所以店业一年不如一年。后来我家的亏空太大了，上海的店业不能不让给债权人。当戊申的下半年，我家只剩汉口一所无利可图的酒栈（两仪栈）了。这几个月以来，我没有钱住宿舍，就寄居在《竞业旬报》社里（也在庆祥里）。从七月起，我担任旬报的编辑，每出一期报，社中送我十块钱的编辑费。住宿和饭食都归社中担负。我家中还有母亲，眼前就得要我寄钱赡养了。母亲也知道家中破产在眼前，所以寄信来要我今年回家去把婚事办了。我斩钉截铁的阻止了这件事，名义上是说求学要紧，其实是我知道家中没有钱给我办婚事，我也没有钱养家。
这次“逃婚”，原因似乎待考，不是“家中没有钱给我办婚事”那么简单。因为“办婚事”的一套全都齐备了，他在1918年1月写《新婚杂诗五首》（《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1918年4月15日北京出版，后收入《尝试集》）第四首中曾说：“记得那年，你家办了嫁妆，我家备了新房，只不曾捉到我这个新郎；这十年来，换了几朝帝王，看了多少世态炎凉！锈了你嫁奁中的刀剪，改了你多少嫁衣新样；——更老了你和我人儿一双！只有那十年陈的爆竹，愈陈偏愈响！”可见理由不是那么单纯。
(11)《我怎样到外国去》（《四十自述》五）。
(12)胡适在临死前一个多小时还谈到饶毓泰，据风舟《最后的酒会——记一代学人胡适博士的死》（《现代知识》第五十期，1962年3月台北出版）记载，胡适在中央研究院讲话说：
……我还要讲一个很得意的故事：几年前，我就对朋友说过，我对物理一窍不通，但是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位是饶毓泰，一位是吴健雄。我虽然没有教他们物理，他们自己努力成了大名。今天中午，几位海外回来的院士和我在一起谈天，吴健雄小姐和吴大猷先生叙排行，吴健雄说：“我高一辈，他该叫我师叔。”原来吴大猷先生还是饶毓泰的学生，而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这么一来，我的第二代第三代是三位物理学家，第四代还得了诺贝尔奖金呢。我虽然对物理一窍不通，竟有这么多在物理学方面有辉煌成就的“后代”，非常得意！非常自豪！（敖按：“饶毓泰”被误成“饶余泰”，我已代为改正。）
《胡适留学日记》十七卷《归国记》中，曾有一段话记饶毓泰：
本欲一访饶树人（毓泰），以电话向大学询问其住址，乃不可得，怅然而止。树人来此数年，以肺病辍学甚久，其人少年好学，志大而体力沮之，亦可念也。
(13)杨铨（1893-1933），杏佛，宏甫。曾跟胡适学英文。在《胡适留学日记》卷十第四则《杨任诗句》（1915年6月23日）里曾提到一次：
前作老树行，有“既鸟语所不能媚，亦不为风易高致”之语，侪辈争传，以为不当以入诗。杨杏佛（铨）一日戏和叔永春日诗“灰”韵一联云，“既柳眼所不能媚，岂大作能燃死灰？”余大笑曰：“果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盖杏佛尝从余习英文也。
杨杏佛曾在美国送给胡适一首词——《水调歌头》，收入《胡适留学日记》卷十一第十八则《水调歌头，杏佛赠别》（1915年8月28日）：
三稔不相见，一笑遇他乡。暗惊狂奴非故，收束入名场。秋水当年神骨，古柏而今气概，华贵亦苍凉，海鹤入清冥，前路正无疆。羡君健，嗟我拙，更颓唐。名山事业无分，吾志在工商。不羡大王（指托那司）声势，欲共斯民温饱，此愿几时偿？各有千秋业，分道共翱翔。
其中有“暗惊狂奴非故”一语，可证胡适当年在上海教杨杏佛时的神态！五天以后，胡适回了一首《沁园春别杏佛》（《胡适留学日记》卷十一第二十三则），词前说：“实则杏佛亦扬州梦醒之杜牧之耳。其词又有‘欲共斯民温饱，此愿几时偿’之语。余既喜吾与杏佛今皆能放弃故我，重修学立身，又壮其志愿之宏，故造访此词奉答，即以为别。”词文是：
朔国秋风，汝远东来，过存老胡。正相看一笑，使君与我，春申江上，两个狂奴。万里相逢，殷勤问字，不似黄垆旧酒徒。还相问：“岂当年块垒，今尽消乎？”君言：“是何言欤！只壮志新来与昔殊。愿乘风役电，戡天缩地（科学之目的在于征服天行以利人事），颇思瓦特（Jame Watt），不羡公转输。户有余精，人无菜色，此业何尝属腐儒？吾狂甚，欲斯民温饱，此意何如？”（敖按：此词曾收入《尝试集》）
这样一来，不但当时师徒二人都是“狂奴”，并且都是“酒徒”了！
十多年后，在他们两人“各有千秋业”的时候，曾互有文字上的“攻击”。
(14)严庄是陕西人，比胡适还大四岁。后来也留学美国。《胡适留学日记》卷八第十一则《再游波士顿记》（1915年1月27日追记）中记他：
23日晨以车归纽约，往访严敬斋（庄）及王君复（夏）于哥伦比亚大学。闻邓孟硕亦在此，访之于其室，相见甚欢。敬斋告我，此间有多人反对余之非留学篇，赖同志如王鉴易鼎新诸君为余辩护甚力。余因谓敬斋曰，“余作文字不畏人反对，唯畏作不关痛痒之文字，人阅之与未阅之前同一无影响，则真覆瓿之文字矣，今日作文字，须言之有物，至少亦须值得一驳，愈驳则真理愈出，吾唯恐人之不驳耳。”
与敬斋君复同餐于中西楼。闻黄克强已去费城。不能一访之，甚怅。
同卷第三十一则《纽约旅行记》（3月14日）又有日记如下：
十四日，星期，至哥伦比亚大学访友，遇张亦农严敬斋王君复邝煦堃杨锡仁张仲述诸君。
在中西楼餐时，亦农敬斋忽起立招呼外来数客，其一人乃黄克强元帅也。亦农绍介余与相见。克强颇胖，微有髭，面色黧黑，语作湘音。余前次来此，颇思访之，闻其南游而止，今日不意之中遇之，不可谓非幸事。
这件由严庄而得识黄克强的事，请看我的《胡适与黄兴》（《中央日报》副刊，1955年3月27日台北出版）。
严庄后来曾任监察委员、甘宁青监察使、江苏监察使等职务。
(15)张奚若亦做熙若，原名耘，陕西朝邑人，比胡适大两岁。1913年留美，学政治，得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执教于北京法政大学、中国大学、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又任教育部国际出版物交换局局长，国民政府大学院高等教育处处长。著有《主权论》（商务版）、《社约论考》（商务版）等书。他在1936年代胡适编《独立评论》，曾得罪宋哲元，杂志社被封了一次门。
胡适对张奚若的称呼也很谦和，称作“吾友张奚若”（见《胡适留学日记》第三卷第四十二则《拜伦哀希腊歌》，1914年2月3日）。
陕西人总有点“土”气，胡适所教陕学生的“土”劲儿，可参看第七章的注⑨。
(16)《我怎样到外国去》（《四十自述》五）。
(17)胡适在《高梦旦先生小传》（《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一号，1937年1月1日上海）里说：“王云五先生是我的教师，又是我的朋友。”1959年12月4日《中国晚报》有《适之云老饭馆小酌》一则新闻说：“在小酌席上，适之先生对云老尊敬有加，口口声声称云老为‘老师’；老师则呼胡先生为‘适之’”。
不过，胡适似乎不太常提到王云五是他的老师。
至于王云五，他很谦和，他只说：“胡先生从前和我有同学之雅；当他出洋留学以前，我们常在一起。”（《传记文学》第四卷第四期《我所认识的高梦旦先生》，1964年4月1日台北出版。）
此外，王云五不但是胡适的英文老师，还教过胡适数学，参看注(25)。
王云五后来所以能在商务印书馆起家，完全得力于胡适的引荐。
王云五原名之瑞，字岫庐，广东中山人，比胡适大三岁。主要著作有《新目录学的一角落》（商务）、《工商管理一瞥》（商务）、《四角号码检字法》（商务）、《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商务）、《访英日记》（商务）、《英文访英日记（学生版）》（商务）、《战时英国》（商务）、《旅渝心声》（商务）、《王云五小辞典》（商务）、《增订王云五小字汇》（商务；华国）、《王云五大辞典》（商务）、《王云五新词典》（商务）、《王云五综合词典》（华国）、《中国史地词典》（华国）、《英汉双解英文成语词典》（华国）、《一九五二年的世局》（华国）、《谈管理》（华国）、《科学管理常识》（华国）、《科学方法及其应用》（华国）、《谈教育》（华国）、《谈政治》（华国）、《谈世界》（华国）、《国际常识》（华国）、《读书常识》（华国）、《对青年讲话》（华国）、《我的生活片段》（华国）、《新东纪游》（华国）；译有《苏联工农业管理》（商务）、《在铁幕之后》（华国，二册）、《莫斯科的使命》（华国）、《原子与原子弹》（华国）等书。
(18)《我怎样到外国去》（《四十自述》五）
(19)同上。参看注③。
(20)《中国公学校史》：
公学校舍初在北四川路黄扳桥之北。戊申年（1908），即吴淞新校舍完成之前一年，公学学生与干事部争论学校组织的问题，意见各走极端，多数学生退出公学，在爱而近路庆祥里组织中国新公学，至己酉年（1909）之冬始解散。
留校学生于己酉年迁入吴淞新校舍。
(21)如朱经农的姑夫，就是熊希龄，他就写了介绍信，“给募捐的同学带到各省去”。参看注④。
(22)《我怎样到外国去》（《四十自述》五）。
(23)同上。
(24)同上。他又接着写道：“二十年来，无人写这一段历史，所以我写这几千字，给我的一班老同学留一点‘鸿爪遗痕’。”他还有一段注说：
这一段是去年（1931）夏间写的，写成之后，我恐怕我的记载有不正确或不公平的地方，所以把原稿送给王敬芳先生（搏沙），请他批评修改。他是我们攻击的干事之一，是当日风潮的一个主要目标，但事隔二十多年，我们都可以用比较客观的眼光来回看当年的旧事了。他看了之后，写了一封几千字的长信给我，承认我的话“说得非常心平气和，且设身处地的委曲体谅，令我极端佩服”，又指出一些与当日事实不符的地方。他指出的错误，我都改正了。所以这一段小史，虽是二十多年后追记的，应该没有多大的错误。我感谢王先生的修改，并且盼望我的老同学朱经农罗君毅诸先生也给我同样的修正。
王先生在他的长信里说了几句很感慨的话，我认为很值得附录在此，他说：
“我是当初反对取缔规则最力的人，但是今日要问我取缔规则到底对于中国学生有多大害处，我实在答应不出来。你是当时反对公学最力的人，看你这篇文章，今昔观察也就不同得多了。我想青年人往往因感情的冲动，理智便被压抑了。中国学校的风潮，大多数是由于这种原因。学校中少一分风潮，便多一分成就。盼望你注意矫正这种流弊。”
我是赞成这话的，但是我要补充一句：学校的风潮不完全由于青年人的理智被感情压抑了，其中往往是因为中年人和青年人同样的失去运用理智的能力。专责备青年人是不公允的。中国公学最近几次的风潮都是好例子。
关于胡适与中国公学最后的链锁，有两段小资料：
1.1952年12月23日的台北《新生报》上，有这样一则通讯：
〔中央社讯〕中国公学旅台校友会定23日中午12时假座中华路六十九号莲园大鸿运餐厅欢宴校友胡适之氏，并邀于右任、王云五、杨亮功、梁实秋、陈行等诸氏作陪。按胡氏为清末中公第一班毕业生（敖按：不对），民国十六年至十八年间又曾任校长三年，于王两氏均为胡在校时中英文教师（敖按：于右任并没有直接教过胡适），杨梁二氏则为胡任校长时所聘教授。闻胡氏同班现在台者尚有现任审计长张承槱、前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及总统府国策顾问万鸿图三氏。
2.1963年12月17日，台北中国公学校友会在胡适墓旁，为他铸了一个铜像，由王云五揭幕。铜像下有一块大理石镂金字的纪念刻文：
先生在民前六年，是中国公学的学生，1928年又是中国公学的校长，母校为此而感到光荣，先生以杰出的智慧，启发了人类的自由学术思想。母校校友为纪念先生的伟大成就，建此铜像，以与敬爱先生的人们共同瞻仰。中华民国五十二年八月，台湾中国公学校友会建立。
(25)杨亮功：《胡适之先生与中国公学》（《传记文学》第二卷第三期，1963年3月1日台北出版）：
胡先生在《四十自述》中未曾提到他是否在中国公学毕业。关于此点，我曾请教王云五先生。王先生说胡先生是在新公学毕业的，后来新公学归并到中国公学，所有新公学学生的功课成绩全部承认，但胡先生未曾回到中国公学。王先生说他自己是在新公学教英文文法，那时仅十九岁，后来学校合并，只有他和一位教博物的程瑶笙先生（安徽人）由中国公学聘请继续任教。王先生说他不仅教胡先生的英文，还教过胡先生的算学。胡先生预备考留美官费，国文英文基础很好，可是算学程度恐怕不够，王先生特意地为他补习了三个月大代数和解析几何。
关于胡适毕业与否的问题，杨亮功既不知道，王云五也记忆错误，因为胡适自己曾有文字说明他没有毕业，他在Living Philosophies里明明白白的说：I spent six years in Shanghai (1904-1910) and seven years in America (1910-1917). During my stay in Shanghai I went through three schools none of which was a missionary school without graduating from any. (p. 246)他又在《我怎样到外国去》（《四十自述》五）里，也相当明白的说：“我这时候还不满十七岁，虽然换了三个学堂，始终没有得着一张毕业证书。我若继续上课，明年可以毕业了。但我那时确有不能继续求学的情形。”所以，杨亮功的“问”和王云五的“答”，都是没有必要的、错误的。
从逛窑子到上北京（1909-1910）
离开了中国新公学以后的胡适之，茫茫然不知所归。他的家庭已经“败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所以他无法回家，也不敢回家，只好寄居在上海，混饭吃。
他的理想主义遭到打击，心情忧愁烦闷，他这时候缺乏一种“英雄式的反动”（a heroic reaction），正好又碰到一批酒肉朋友，于是，他“就跟着他们堕落了”①。
“堕落”的引子是一个德国人：
中国新公学有一个德国教员，名叫何德梅（Ottomeir），他的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中国人，他能说广东话、上海话、官话。什么中国人的玩意儿，他全会。我从新公学出来，就搬在他隔壁的一所房子里住，这两所房子是通的，他住东屋，我和几个四川朋友住西屋。和我同住的人，有林君墨（恕）、但怒刚（懋辛）诸位先生；离我们不远，住着唐桂梁（蟒）先生，是唐才常的儿子。这些人都是日本留学生，都有革命党的关系；在那个时候各地的革命都失败了，党人死的不少，这些人都很不高兴、都很牢骚。何德梅常邀这班人打马将，我不久也学会了。我们打牌不赌钱，谁赢谁请吃雅叙园。我们这一班人都能喝酒，每人面前摆一大壶，自斟自饮。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②，不到两个月，我都学会了。
幸而我们都没有钱，所以都只能玩一点穷开心的玩意儿：赌博到吃馆子为止，逛窑子到吃“镶边”的花酒或打一场合股份的牌为止。有时候，我们也同去看戏。林君墨和唐桂梁发起学唱戏，请了一位小喜禄来教我们唱戏③，同学之中有欧阳予倩④，后来成了中国戏剧界的名人。我最不行，一句也学不会，不上两天我就不学了。此外，我还有一班小朋友，同乡有许怡荪、程乐亭、章希吕诸人，旧同学有郑仲诚、张蜀川、郑铁如诸人。怡荪见我随着一班朋友发牢骚、学堕落，他常常规劝我⑤。但他在吴淞复旦公学上课，是不常来的，而这一班玩的朋友是天天见面的，所以我那几个月之中真是在昏天黑地里胡混。有时候，整夜的打牌；有时候，连日的大醉⑥。
除了吃喝嫖赌唱以外，他还写一些悲观颓废的诗，其中最有名的一句是：
日淡霜浓可奈何！
后来改为
霜浓欺日薄！⑦
他给它的英译是：
“How proudly does the wintry frost scorn the powerless rays of the sun! ” ⑧
他这样昏天黑地地鬼混，到底混出麻烦来了：
有一个晚上，闹出乱子来了。那一晚我们在一家“堂子”⑨里吃酒，喝的不少了，出来又到一家去“打茶围”⑩。那晚上雨下得很大，下了几点钟还不止。君墨、桂梁留我打牌，我因为明天要教书（那时我在华童公学教小学生的国文），所以独自雇人力车走了。他们看我能谈话，能在一叠“局票”上写诗词，都以为我没有喝醉，也就让我一个人走了。
其实我那时已大醉了，谈话写字都只是我的“下意识”的作用，我全不记忆。出门上车以后，我就睡着了。
直到第二天天明时，我才醒来，眼睛还没有睁开，就觉得自己不是睡在床上，是睡在硬的地板上！我疑心昨夜喝醉了睡在家中的楼板上，就喊了一声“老彭”！——老彭是我雇的一个湖南仆人。喊了两声，没有人答应，我已坐起来了，眼也睁开了。
奇怪得很！我睡在一间黑暗的小房里，只有前面有亮光，望出去好像没有门。我仔细一看，口外不远还好像有一排铁栅栏。我定神一听，听见栏杆外有皮鞋走路的声响。一会儿，狄托狄托的走过来了，原来是一个中国巡捕走过去。
我有点明白了，这大概是巡捕房，只不知道我怎样到了这儿来的。我想起来问一声，这时候才觉得我一只脚上没有鞋子，又觉得我身上的衣服都是湿透了的。我摸来摸去，摸不着那一只皮鞋；只好光着一只袜子站起来，扶着墙壁走出去，隔着栅栏招呼那巡捕，问他这是什么地方。
他说：“这是巡捕房。”
“我怎么会进来的？”
他说：“你昨晚喝醉了酒，打伤了巡捕，半夜后进来的。”
“什么时候我可以出去？”
“天刚亮一会，早呢！八点钟有人来，你就知道了。”
我在亮光之下，才看见我的旧皮袍不但是全湿透了，衣服上还有许多许多污泥。我又觉得脸上有点疼，用手一摸，才知道脸上也有污泥，并且有破皮的疤痕。难道我真同人打了架吗？
这是一个春天的早晨，一会儿就是八点钟。果然有人来叫我出去。
在一张写字桌边，一个巡捕头坐着，一个浑身污泥的巡捕立着回话。那巡捕头问：
“就是这个人？”
“就是他。”
“你说下去。”
那浑身污泥的巡捕说：
“昨夜快十二点钟时候，我在海宁路上班，雨下得正大。忽然（他指着我）他走来了，手里拿着一只皮鞋敲着墙头，狄托狄托的响。我拿巡捕灯一照，他开口就骂。”
“骂什么？”
“他骂‘外国奴才’(11)！我看他喝醉了，怕他闯祸，要带他到巡捕房里来。他就用皮鞋打我，我手里有灯，抓不住他，被他打了好几下。后来我抱住他，抢了他的鞋子，他就和我打起来了。两个人抱住不放，滚在地上。下了一夜的大雨，马路上都是水，两个人在泥水里打滚。我的灯也打碎了，身上脸上都被他打了。他脸上的伤是石头上擦破了皮。我吹叫子，唤住了一部空马车，两个马夫帮我捉住他，关在马车里，才能把他送进来。我的衣服是烘干了，但是衣服上的泥都不敢弄掉，这都是在马路当中滚的。”
我看他脸上果然有伤痕，但也像是擦破了皮，不像是皮鞋打的。他解开上身，也看不出什么伤痕。
巡捕头问我，我告诉了我的真姓名和职业，他听说我是在华童公学教书的，自然不愿得罪我。他说，还得上堂问一问，大概要罚几块钱(12)。
他这一次没被警察老爷“修理”，占了“华童公学”的便宜不少。华童公学是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由工部局开办的，就是后来的“缉椝中学”，是上海最有名的一个学校(13)，胡适在这个学校教书，自然身价不同，警察起敬，“自然不愿得罪”他。于是，警察老爷——
把桌子上放着一只皮鞋和一条腰带还给我。我穿上鞋子，才想起我本来穿有一件缎子马褂。我问他要马褂，他问那泥污的巡捕，他回说：“昨夜他就没有马褂。”
我心里明白了。
我住在海宁路的南林里，那一带在大雨的半夜里是很冷静的。我上了车就睡着了。车夫到了南林里附近，一定是问我到南林里第几巷。我大概睡得很熟，不能回答了。车夫叫我不醒，也许推我不醒，他就起了坏心思，把我身上的钱摸去了，又把我的马褂剥去了。帽子也许是他拿去了的、也许是丢了的。他大概还要剥我的皮袍，不想这时候我的“下意识”醒过来了，就和他抵抗。那一带是没有巡捕的，车夫大概是拉了车子跑了，我大概追他不上，自己也走了。皮鞋是跳舞鞋式的，没有鞋带，所以容易掉下来；也许是我跳下车来的时候就掉下来了，也许我拾起了一双鞋子来追赶那车夫。车夫走远了，我赤着一双脚在雨地里自然追不上。我慢慢的依着“下意识”走回去。醉人往往爱装面子，所以我丢了东西反唱起歌来了——也许唱歌是那个巡捕的胡说，因为我的意识生活是不会唱歌的。
这是我自己用想象来补充的一段，是没有法子证实的了。但我想到在车上熟睡的一段，不禁有点不寒而栗，身上的水湿和脸上的微伤那能比那时刻的生命的危险呢？
巡捕头许我写一封短信叫人送到我的家中。那时候郑铁如（现在的香港中国银行行长）住在我家中，我信上托他带点钱来准备做罚款。
上午开堂问事的时候，几分钟就完了，我被罚了五元，做那个巡捕的养伤费和赔灯费。
我到了家中，解开皮袍，里面的棉袄也湿透了，一解开来，里面热气蒸腾，湿衣裹在身上睡了一夜，全蒸热了！我照镜子，见脸上的伤都只是皮肤上的微伤，不要紧的。可是一夜的湿气倒是可怕。
同住的有一位四川医生，姓徐，医道颇好。我请他用猛药给我解除湿气。他下了很重的泻药，泻了几天；可是后来我手指上和手腕上还发出了四处的肿毒(14)。
这一回大祸使他因祸得福：
那天我在镜子里看见我脸上的伤痕和浑身的泥湿，我忍不住叹一口气，想起“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诗句，心里百分懊悔，觉得对不住我的慈母——我那在家乡时时刻刻悬念着我、期望着我的慈母！我没有掉一滴眼泪，但是我已经过了一次精神上的大转机。
我当日在床上就写信去辞了华童公学的职务，因为我觉得我的行为玷辱了那个学校的名誉。况且我已决心不做那教书的事了。
那一年（庚戌，1910）是考试留美赔款官费的第二年。听说，考试取了备取的还有留在清华学校的希望(19)。我决定关起门来预备去应考试(20)。
远在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中国为“义和团”的闹事赔了洋鬼子四百五十兆两，其中美国和日本皆占百分之七。七年以后（光绪三十四年(17)，1908），美国国会通过以一部分的赔款退还中国的案子(18)。宣统元年（己酉，1909）五月二十三日，外务部学部来了一个《会奏收还美国赔款遣派学生赴美留学办法折》，折里说：
此项赔款，业于宣统元年正月起，按照议定减收数目逐月摊还，在彼既已实行，则选派学生一事，在我自应举办，以昭大信。
于是，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校（后来的清华大学）便成立了。
但是清华学校是宣统三年（辛亥，1911）成立的，美国退钱是在宣统元年就开始了，所以在学校没成立以前，先来了三批“先遣部队”：
一、宣统元年（己酉，1909）八月，四十七人。
二、宣统二年（庚戌，1910）七月，七十人。
三、宣统三年（辛亥，1911）七月，六十二人(19)。
在第一批先遣部队里，有一个瘦瘦的长着雷公嘴的人物，就是梅贻琦(20)；在第二批中，就有赵元任、张彭春、胡适等人。
现在我们回头来看胡适怎样参加了第二批的“先遣部队”：
许怡荪来看我，也力劝我摆脱一切去考留美官费(21)。我所虑的有几点：一是要筹养母之费，二是要还一点小债务，三是要筹两个月的费用和北上的旅费。怡荪答应替我去设法。后来除他自己之外，帮助我的有程乐亭的父亲松堂先生，和我的族叔祖节甫先生。
我闭户读了两个月的书，就和二哥绍之一同北上。到了北京，蒙二哥的好朋友杨景苏先生（志洵）的厚待，介绍我住在新建筑中的女子师范学校（后来的女师大）校舍里，所以费用极省。在北京一个月，我不曾看过一次戏(22)。
杨先生指点我读旧书，要我从《十三经注疏》用功起。我读汉儒的经学，是从这个时候起的(23)。
很快的，7月到了。
紧张的，留学考试举行了。
胡适的运气真好！
他自己是“考据迷”，正好碰到一位看国文卷子的老夫子也是“考据迷”，于是，他的国文居然得了一百分！
留美考试分两场，第一场考国文英文，及格者才许考第二场的各种科学。国文试题为“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我想这个题目不容易发挥，又因我平日喜欢看杂书，就做了一篇乱谈考据的短文，开卷就说：
矩之作也，不可考矣。规之作也，其在周之末世乎？
下文我说周髀算经作圆之法足证其时尚不知道规用作圆；又孔子说“不逾矩”，而不并举规矩，至墨子孟子始以规矩并用，足证规之晚出。这完全是一时异想天开的考据，不料那时看卷子的先生也有考据癖，大赏识这篇短文，批了一百分。英文考了六十分，头场平均八十分，取了第十名。第二场考的各种科学，如西洋史、如动物学、如物理学，都是我临时抱佛脚预备起来的，所以考得很不得意。幸亏头场的分数占了大便宜，所以第二场我还考了个第五十五名。取送出洋的共七十名，我很挨近榜尾了(24)。
胡适这次考试总平均并不及格（只有59 7/40），他能考取，说他得力于国文得了一百分并不为过，所以，这真是他的好运气(25)。
在他还不知道好运气以前，还有一段看榜的过程，我们看他的自述：
宣统二年（1910）7月，我到北京考留美官费。那一天，有人来说，发榜了。我坐了人力车去看榜，到史家胡同(26)时，天已黑了。我拿了车上的灯，从榜尾倒看上去（因为我自信我考得很不好），看完了一张榜，没有我的名字，我很失望。看过头上，才知道那一张是“备取”的榜(27)。
于是，他擦了一下汗，再看——还是倒看——正取的榜，这张榜，赵元任先生从美国寄给我，因为史料价值极高，所以我把它全附在后面：
第二次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美国学生榜（宣统二年）
名次姓名/年岁/籍贯/学堂/平均分数
1/杨锡仁/18/江苏震泽/上海南洋中学/79 7/20
2/赵元任/19/江苏阳湖/江南高等/73 2/5
3/王绍祁/19/广东南海/唐山路矿/71 17/20
4/张谟实/19/浙江鄞县/约翰书院/69 3/4
5/徐志芗/18/浙江定海/约翰书院/69 27/40
6/谭颂瀛/20/广西苍梧/上海南洋中学/69 1/10
7/朱录/19/江苏金匮/东吴大学/68 2/5
8/王鸿卓/19/直隶天津/家塾/68 7/20
9/胡继贤/18/广东番禺/岭南学堂/67 17/20
10/张彭春/18/直隶天津/天津私立中学/67 4/5
11/周厚坤/20/江苏无锡/唐山路矿/67 29/40
12/邓鸿宜/18/广东东莞/岭南学堂/67 19/40
13/沈祖伟/18/浙江归安/约翰书院/66 23/40
14/区其伟/18/广东新会/岭南学堂/66 9/10
15/程闿运/19/浙江山阴/东吴大学/66 7/8
16/钱崇树/20/浙江海宁州/直隶高等/66 17/20
17/陈天骥/17/浙江海盐/约翰书院/66 3/5
18/吴家高/19/江苏吴县/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66.5
19/路敏行/20/江苏宜兴/复旦公学/66 11/20
20/周象贤/20/浙江定海厅/上海高等实业/66.5
21/沈艾/17/福建侯官/家塾/65 39/40
22/陈延寿/17/广东番禺/长沙雅礼大学/65 27/40
23/傅（左马右耆）/19/四川巴县/复旦公学/65 2/5
24/李松涛/19/江苏嘉定/约翰书院/65 1/5
25/刘寰伟/18/广东新宁/岭南学堂/64 19/20
26/徐志诚/19/浙江定海/约翰书院/64 17/20
27/高崇德/19/山东栖霞/山东广文学堂/64
28/竺可桢/19/浙江会稽/唐山路矿/63 4/5
29/程延庆/19/江苏震泽/约翰书院/63 3/10
30/沈溯明/19/浙江乌程/浙江两级师范/63 3/10
31/郑达宸/19/江苏江阴/复旦公学/63 11/40
32/席德炯/17/江苏吴县/上海实业/63 1/5
33/徐墀/20/广东新宁/唐山路矿/63 1/10
34/成功一/19/江苏江都/东吴大学/62 32/40
35/王松海/18/江苏丹徒/约翰书院/62 7/10
36/王预/20/江苏桃源/江南高等/62 13/20
37/谌立/19/贵州平远/家塾/62.5
38/杨维桢/19/四川新津/复旦公学/62 2/5
39/陈茂康/20/四川巴县/重庆广益中学/62 3/10
40/朱进/20/江苏金匮/东吴大学/62 1/8
41/施赞元/20/浙江钱塘/约翰书院/62
42/胡宣明/19/福建龙溪/约翰书院/61 17/20
43/胡宪生/20/江苏无锡/译学馆/61 19/40
44/郭守纯/10/广东潮阳/约翰书院/61 1/40
45/毛文锺/19/江苏吴县/直隶高等工业/60 9/10
46/霍炎昌/20/广东南海/岭南学堂/60 9/10
47/陈福习/18/福建闽县/福建高等/60 13/20
48/殷源之/19/安徽合肥/江南高等/60 1/2
49/符宗朝/18/江苏江都/两淮中学/60 2/5
50/王裕震/20/江苏上海/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60 7/20
51/孙恒/19/浙江仁和/杭州育英书院/59 25/40
52/柯成楙/17/浙江平湖/上海南洋中学/59 11/20
53/过宪先/19/江苏金匮/上海高等实业/59 7/20
54/邝翼堃/19/广东番禺/约翰书院/59 1/4
55/胡适/19/安徽绩溪/中国新公学/59 7/40
56/许先甲/20/贵州贵筑/四川高等/58 1/4
57/胡达/19/江苏无锡/高等商业/58 1/10
58/施莹/20/江苏吴县/上海高等实业/57 29/40
59/李平/20/江苏无锡/江苏高等/57 7/20
60/计大雄/19/江苏南汇/高等实业/57 13/40
61/周开基/19/江苏吴县/上海南洋中学/56 19/20
62/陆元昌/19/江苏阳湖/上海高等实业/56
63/周铭/19/江苏泰兴/上海高等实业/55 9/10
64/庄俊/19/江苏上海/唐山路矿/55 3/20
65/马仙峤/18/直隶开州/保定高等/53 2/5
66/易鼎新/20/湖南醴陵/京师财政/53 2/5
67/周仁/19/江苏江宁/江南高等/51 7/10
68/何斌/20/江苏嘉定/浙江育英高等/51 9/40
69/李锡之/19/安徽合肥/安徽高等/50 23/40
70/张宝华/20/浙江平湖/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50 1/5(28)
我再拿灯照读那“正取”的榜，仍是倒读上去。看到我的名字了！仔细一看，却是“胡达”，不是《胡适》(29)。我再看上去，相隔很近，便是我的名字了。我抽了一口气，放下灯，仍坐原车回去了，心里却想着，“那个胡达不知是谁，几乎害我空高兴一场！”
那个胡达便是胡明复(30)。后来我和他和（胡）宪生都到康南耳大学，中国同学见了我们的姓名，总以为胡达胡适是兄弟，却不知道宪生和他是堂兄弟，我和他却全无亲属关系(31)。
既然在北京考取了留美，做了所谓“清华学校第二期毕业老校友”(32)，于是，他就准备“放洋”了。
但是，“放洋”的地点是在上海，他得先到上海才成，他由上海到北京应考的路费本就是借的，于是，他只好再借钱做路费，再由北京南下：
南下的旅费是杨景苏先生借的。到了上海，节甫叔祖许我每年遇必要时，可以垫钱寄给我的母亲供家用。怡荪也答应帮忙。没有这些好人的帮助，我是不能北去，也不能放心出国的(33)。
到上海后，他的哥哥特地从东三省赶来为他送行(34)，因为“行期由政府先定”，他竟不能回到家乡向他母亲辞行(35)，他只在上海的旅馆里，跟他的好朋友郑仲诚做了最后一次的谈话(36)。
最后，这个几个月前还在上海花天酒地的少年人，在民国成立前二年（宣统二年，庚戌，1910）的8月16日，在上海码头登了船。
六年前，他正从家乡来到上海，因为家乡不能“满足”他；六年后，他又从上海远去美国，因为上海也不能“满足”他——他是新时代的人，他要呼吸新大陆的空气！
上海埋葬了这个不到十九岁少年人的梦，埋葬了他的欢笑与眼泪、上进与堕落，埋葬了他那永不再回的青春，也埋葬了他那“胡洪骍”的名字(37)。
从此以后，人人都不叫他“胡洪骍”了，人人都叫他——“胡适”。
①《我怎样到外国去》（《四十自述》五）：
少年人的理想主义受打击之后，反动往往是很激烈的。在戊申己酉（1908-1909）两年之中，我的家事败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己酉年，大哥和二哥回家，主张分析家产；我写信回家，说我现在已能自立了，不要家中的产业。其实家中本没有什么产业可分，分开时，兄弟们每人不过得着几亩田，半所屋而已。那一年之中，我母亲最心爱的一个妹子和一个弟弟先后死了，她自己也病倒了。我在新公学解散之后，得了两三百元的欠薪，前途茫茫，毫无把握，哪敢回家去？只好寄居在上海，想寻一件可以吃饭养家的事。在那个忧愁烦闷的时候，又遇着一班浪漫的朋友，我就跟着他们堕落了。
②《胡适留学日记》卷四第四十六则《提倡禁嫖》（1914年6月30日）：
又念及狎邪（嫖）一事，此邦上流人士视为大恶，方竞思善策禁遏之，虽不能绝，而中上社会皆知以此为大恶（Vice）。其犯此者，社会争不之齿，亦无敢公然为之者。余谓即此一端，此邦道德，高出吾国远矣。吾国人士从不知以狎邪为大恶，其上焉者，视之为风流雅事，著之诗歌小说，轻薄文士，至发行报章（小报），专为妓女作记室登告白。其下焉者，视之为应酬不可免之事，以为逢场作戏，无伤道德。妓院女闾，遂成宴客之场、议政之所。夫知此为大恶，知犯此为大耻，则他日终有绝迹之一日也；若上下争为之，而毫不以为恶、不以为耻，则真不可为矣。何也？以此种道德之观念已斲丧净尽，羞恶之心无由发生故也。今日急务，在于一种新道德，须先造成一种新舆论，令人人皆知皮肉生涯为人类大耻，令人人皆知子女堕落为天下最可怜之事，令人人皆知卖良为娼为人道大罪，令人人皆知狎妓为人道大恶、为社会大罪，则吾数千年文教之国，犹有自赎之一日也。吾在上海时，亦尝叫局吃酒，彼时亦不知耻也。今誓不复为，并誓提倡禁嫖之论，以自忏悔，以自忏悔记此以记吾悔。
③1962年2月25日《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This was about 1910, and the you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were very confused. The surge of Western learning was meeting the ancient concepts of the East. Dr. Hu recalled that he and his friends had“ talked day and night” written bitter poetry and had been so addled and bored that they had hired an instructor to teach them to sing.
④欧阳予倩，1897年生，湖南人。日本早稻田大学出身。早年搞京剧，以旦角出名。后来从事提倡话剧，改良京剧。曾任桂林艺术馆馆长。著有《予倩论剧》（泰山）、《回家以后》《梁红玉》《桃花扇》《屏风后》《青纱帐》《忠王李秀成》《木兰从军》等书。
⑤胡适在《许怡荪传》（《胡适文存》卷四）里说：
怡荪名棣常，从前号绍南，后来才改做怡荪。他是安徽绩溪十五都磡头的人。先进绩溪仁里的思诚学堂，毕业之后，和他的同学程干丰、胡祖烈、程敷模、程干诚等人同来上海求学。他那几位同学都进了吴淞复旦公学，只有怡荪愿进中国公学。那时我住在校外，他便和我同居。后来中国公学解散，同学组织中国新公学，怡荪也在内，和我同住《竞业旬报》馆。后来怡荪转入复旦公学。
怡荪是一个最富于血性的人。他待人的诚恳、存心的忠厚、做事的认真，朋友中真不容易寻出第二个。他同我做了十年的朋友，十年中他给我的信有十几万字，差不多个个都是楷书，从来不曾写一个潦草的字。他写给朋友的信，都是如此。只此一端已经不是现在的人所能做到。他处处用真诚待朋友。故他的朋友和他来往长久了，没有一个不受他的感化的。即如我自己也不知得了他多少益处。己酉庚戌两年我在上海做了许多无意识的事，后来一次大醉几乎死了。那时幸有怡荪极力劝我应留美考试，又帮我筹款做路费。
许怡荪死在1919年3月，胡适曾有《追悼许怡荪》一诗（《新青年》第八卷第二号，1920年10月1日北京出版，复收入《尝试集》，改题《许怡荪》）。
⑥《我怎样到外国去》（《四十自述》五）。
⑦《胡适留学日记》卷三第四十一则《乐观主义》（1914年1月29日）：
前诗以乐观主义作结，盖近来之心理如是。吾与友朋书，每以“乐观”相勉，自信去国数年所得，唯此一大观念足齿数耳。在上海时，悲观之念正盛，偶见日出，霜犹未消，有句云：“日淡霜浓可奈何！”后改为“霜浓欺日薄”，足成一律，今绝不能复作此念矣。前作雪诗亦复如是，盖自然如此，初非有意作吉祥语也。一日偶吟云：
三年之前尝悲歌：“日淡霜浓可奈何！”年来渐知此念非，“海枯石烂终有时！”一哀一乐非偶尔，三年进德只此耳。
盖纪实也。觐庄有句云：“要使枯树生花，死灰生火，始为豪耳。况未必为枯树死灰乎！”余极喜之。
⑧他在Living Philosophies里说：
Those years (1909-10) were dark years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as well as in my personal history. Revolutions broke out since several provinces and failed each time. Quite a number of my former school mates at the China National Institute which was a center of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were involved in these plots and not a few lost theirlives. Several of these political fugitives came to Shanghai and stayed with me. We were all despondent and pessimistic. We drank, wrote pessimistic poetry, talked day and night，and often gambled for no stakes. We even engaged an old actor to teach us singing. One cold morning I wrote a poem which contained this line：“ How proudly does the wintry frost scorn the powerless rays of the sun! ”（p. 250）
参看李敖：《胡适悲观诗》（《中央日报》副刊，1957年1月27日台北出版）。
⑨王书奴《中国娼妓史》（1934年11月上海生活书店版）第299页：“次等娼妓曰‘么二’，或称曰‘堂名’，‘亦叫“堂子’。同光间〔上海〕城中不满十家。以出局必银币二元，故名。从未贬价。不似‘长三’出局已由三元减至一元。无人介绍，亦可往打茶围。”另参看王小广《神秘的上海》（1934年12月北平东方快报社版）第42-44页。
⑩王书奴《中国娼妓史》（1934年11月上海生活书店版）第298页：“上海娼妓差等，辄曰书寓、长三、么二。但在同治初，书寓自书寓，长三自长三。书寓先生身份在长三之上。其后二者混而为一，长三都称书寓，长三已变成普通娼妓。长三为最上等之妓，以待召侑酒例取银币三元，故名，通称先生。客人对于长三，非由出场点曲相识，亦必有人为之介绍。往其家作茶会，曰‘打茶围’。不须给钱。有水果瓜子鸦片等相饷。”
(11)胡适这种骂法颇有“义和团”的口气。
(12)《我怎样到外国去》（《四十自述》五）。
(13)据衡山聂氏刊本《崇德老人纪念册》中《崇德老人自订年谱》戊午1918年条下说：“……先是将上海培开尔路地亩捐出，由工部局开办公学。援西例名之曰聂中丞公学云。”崇德老人是曾国藩的第六个女儿（么小姐），据李瀚章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壬子咸丰二年条下，说这小女儿“后字衡山聂氏，婿名缉椝”。聂缉椝曾做过江苏巡抚，也做过上海制造局总办（见铢庵《湘乡曾氏遗闻》，《人间世》第26期，1935年4月20日上海出版），所以在上海很有声望和势力，华童公学一变而为缉椝中学，就是纪念他的。我在民国三十七八年间，曾在这个学校读过初中一年级，校舍颇庄严可爱。回想整整半个世纪前，胡适执教于这个学校，可以想见他的神气。他这次闹事，使他觉得他的行为“玷辱了那个学校的名誉”，因而辞职。
他在华童公学教书的时日，据他在Living Philosophies p. 250中说：“In 1910 I taught Chinese for a few months. ”
(14)《我怎样到外国去》（《四十自述》五）。
(15)刘崇鋐《国立清华大学》（《中华民国大学志》，1954年11月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版）中说：
当时所收学生，分两部分，第二届留美考试所录取的备取生，编为高等科学生，入学不久即派留学。另外又收一批幼年生，为中等科，从基础训练做起。做了日后清华的基本队伍。
(16)《我怎样到外国去》（《四十自述》五）。对这段荒唐事，他在Living Philosophies里有扼要的叙述：
Despondency and drudgery drove us to all kinds of dissipation. One rainy night I got deadly drunk, fought with a policeman in the street, and landed myself in prison for the night. When I went home the next morning and saw in the mirror the bruises on my face. This line Li Po’s Drinking Song came to my mind：“ Some use might yet be made of this material bom in me. ”I decided to quit teaching and my friends. After a month of hard work, I went to Peking to take the examination for the scholarship founded on the returned American portion of the Boxer Indemnity. I passey the examination and in July sailed for America, (p. 250)胡适这段坦白记录的往事，在抗战胜利后他做北京大学校长时，竟被共产党用来做打击他的声望的工具：一个左派学生到法院控告胡适“唆使偷盗”，说胡适叫学校的工友偷他的东西！这个左派学生在法院中朗诵《四十自述》中这一段记录，竟想用来证明胡适是一个行为不检的人！
(17)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1926年上海中华书局版）第72页误为光绪三十八年。光绪哪里有三十八年！
(18)袁希涛：《庚子赔款退还之实际与希望》（《教育与人生》第五十二期）。
(19)后来每年都有，参看常道直《留美学生状况与今后之留学政策》（《中华教育界》第十五卷第九期）。到了民国十三年（1924），已经达到六百八十九人。
(20)《梅校长月涵博士七秩年谱纪要及其与清华有关事迹》(《清华学报》新二卷第一期，1960年5月台北出版）。
(21)参看注⑤。
(22)《胡适留学日记》第十四卷第二十一则《赠朱经农》（1916年8月31日）里，有他送给朱经农的诗：
六年你我不相见，见时在赫贞江边；握手一笑不须说，你我如今更少年。回头你我年老时，粉条黑板做讲师；更有暮气大可笑，喜作丧气颓唐诗。那时我更不长进，往往喝酒不顾命；有时镇日醉不醒，明朝醒来害酒病。一日大醉几乎死，醒来忽然怪自己；父母生我该有用，似此真不成事体。从此不敢大糊涂，六年海外来读书……
卷十六第二十九则《朋友篇 寄怡荪经农》（1917年6月1日）也有他送给许怡荪、朱经农的诗：
粗饭尚可饱，破衣未为丑。人生无好友，如身无足手。吾生所交游，益我皆最厚。少年恨污俗，反与污俗偶。自视六尺躯，不值一杯酒。倘非良友力，吾醉死已久。从此谢诸友，立身重抖擞……
胡适从跟人学戏到“在北京一个月”不曾看一次戏”，这是何等“不敢大糊涂”！何等“立身重抖擞”！
(23)《我怎样到外国去》（《四十自述》五）。
(24)同上。
(25)以后胡适对“考据”这个“考据”那个极有偏爱，不能不说他这次曾受“考据”之惠的缘故。他跟那位评卷的老夫子真是臭味相投，真所谓：“莫笑劳劳作‘考据’，且论臭味到岑苔！”
(26)“史家胡同”在北平东城，有一所小学，是史可法的祠堂改建的，因有是名。发榜即在这所小学里。
(27)《回想明复》（《科学》第十三卷第六期，1928年6月出版，收入《胡适文存三集》第九卷，改题《追想胡明复》）。
(28)赵元任先生寄给我的这份榜文后面，有胡适手写的跋：
民国二十三年2月我在南京竺可桢先生家中看见他保存的这张油印榜文，我托他抄一份寄给我。寄来之后，我又托章希吕先生重抄一份保存在我的日记里。中国政府最早派遣留学美国的学生四批，其姓名履历都保存在徐雨之的年谱里。我盼望这张榜也可以长久保存，为后人留做一种教育史料。
当时规定留学生年龄不得过二十岁，所以榜上诸人所报年岁往往有以多报少的。
同榜七十人，以省份计，如下表：
江苏——29、四川——3、浙江——14、贵州——2、广东——10、湖南——1、直隶——3、广西——1、安徽——3、山东——1、福建——3
以学校计，则约翰书院最多，得十二人；南洋公学（上海高等实业）次之，得七人；岭南学堂次之，得五人。东吴大学、江南高等、唐山路矿、复旦公学、南洋中学，五校各得四人。其余各校皆在二人以下。
此中已故者，有沈祖伟、过宪先、胡达、计大雄、朱进、施赞元——我所知的已有六人。
此中已改名者，陈延寿即陈伯庄、马仙峤即马名海、过宪先即过探先、胡达即胡明复，余人不知尚有改名者否。
宣统二年（1910）至今为二十四年，此七十人中，死者已近十分之一，其职业不可知者也约有十分之三。
赵元任先生在榜文正面用铅笔做了十五个小“X”（我已照排在上面），并在背面用原子笔写：“知道的已故十五人，一九六四再记”，可见从宣统二年（1910）到今天1964，已五十四年，七十个留学生中，死者已近四分之一了。
赵元任先生又用原子笔标记于下：
榜文从竺可桢处保留的，照相从赵元任处保留的（敖按：照像已制版，放在书前图版中）。
他又在他自己的名字上面标上1892，在胡适名字上面标上1891，而在榜文上，两人同是十九岁。可证榜文有误，且赵元任比胡适小一岁。
(29)也许胡达正好从榜文顺着看下去,也许他也会先看到“胡达”了，可是“仔细一看，却是‘胡适’，不是‘胡达’”！
(30)胡达与胡适同岁，江苏无锡人，有三兄弟：胡敦复、胡明复（达）、胡刚复。他留美时初在康奈尔大学治商科，后攻数理。再转哈佛，得哲学博士学位。是中国科学社的发起人之一。回国后任大同、交通、东南、上海商科等大学教授，1927年任上海政治分会教育委员会委员，任职两个月后辞去，6月间回家乡，游泳淹死，年三十七岁，葬在一个美丽的地方——西湖烟霞洞。著有《高等解析问题》《科学方法》（商务）等书。
(31)同注(27)。
(32)这是他在1934年6月22日晨10时，在清华大学第六届毕业典礼时演说中的自称，见1934年6月23日天津《大公报》。他在1960年4月29日，也“敬写”了“南宋哲人吕祖谦的一句话”——“理未易察”，给他的“母校”清华大学。严格的说起来，清华大学实在不能算他的“母校”，他实在也不能说是“毕业”的“老校友”。
(33)《我怎样到外国去》（《四十自述》五）。
(34)这次送行，反倒害得他白白学了一阵农科！害得他后来不得不转系！他在1958年12月27日在台东演说《中学生的修养与择业》（《胡适言论集》甲编），曾说：
民国前二年，考取官费留美，家兄特从东三省赶到上海为我送行，以家道中落，要我学铁路工程或矿冶工程，他认为学了这些回来，可以复兴家业，并替国家振兴实业。不要我学文学、哲学，也不要学做官的政治法律，说这是没有用的。当时我同许多人谈论这个问题。以路矿都不感兴趣，为免辜负兄长的期望，决定选读农科，想做科学的农业家，以农报国。
结果学农并未成功，“报国”无从！
(35)《先母行述》（《胡适文存》第四卷）：
时适在上海，以教授英文自給，本拟次年庚戌暑假归省；及明年七月，适被取赴美国留学，行期由政府先定，不及归别，匆匆去国。先母眷念游子，病乃日深。
又《胡适留学日记》第四卷第三十七则《思家》（1914年8月9日）：
吾日来归思时萦怀绪，以日日看人归去，遂惹吾思家之怀耳。吾去家十年余矣。丁未一归，亦仅作三月之留。庚戌去国，亦未能归别吾母，耿耿至今。
(36)《胡适留学日记》第十七卷《归国记》：
〔六年6月〕20日到温哥华（Vancouver）。吾先与张慰慈（祖训），约会于此。慰慈先二日到，今晨迎我于车站。同居一旅馆。慰慈为澄衷旧同学，五年前来美，今在爱荷华大学（University of Iowa）得博士学位。其论文题为A Study of the Commission and Citymanager Plan of Municipal 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吾七年前去国时，在上海旅馆中与慰慈及仲诚为别，今仲诚死已数年，与慰慈话旧，不胜今昔之感矣。
郑仲诚事参看第六章注⑦，张慰慈名祖训，以字行。江苏吴江人。比胡适小一岁。曾任北京大学、北京法政大学政治学教授、财政部秘书、沪宁、沪杭甬铁路管理局运输课副课长、上海东吴大学及吴淞中国公学教授、北宁铁路管理局总务处长、安徽大学图书馆馆长、铁道部参事。著有《市政制度》（亚东）、《政治学》（商务）、《政治学大纲》（商务）、《英国选举制度史》（商务）、《政治制度浅说》（神州）等书。
(37)《我怎样到外国去》（《四十自述》五）：
我在学校里用胡洪骍的名字；这回北上应考，我怕考不取为朋友学生所笑，所以临时改用胡适的名字。从此以后，我就叫胡适了。
胡适一生中，“名目繁多”，据我统计如下：
1.嗣穈——他父亲替他起的，他的三个哥哥嗣稼、嗣秬、嗣秠。
2.穈——父母对他的昵称。
3.穈儿——父母对他的昵称。
4.洪骍——行名。也是他父亲起的。他的三个哥哥叫洪骏、洪骓、洪駓。
5.希彊——早年的字。本《老子》中“自胜者彊”。
6.穈先生——小时候在家乡的绰号。
7.麻禾生——小时候“自析吾名”。
8.观禾——小时候他母亲给他起的“佛名”。
9.期自胜生——别号。本《老子》中“自胜者彊”。
10.自胜生——别号。本《老子》中“自胜者彊”。
11.铁儿——别号。他父亲号“铁花”。
12.胡天——别号。本“诗经”。
13.藏晖室主人——别号。本李白诗“至人贵藏晖”。
14.骍——笔名。
15.冬心——别号。
16.铁——笔名。
17.蝶儿——别号。以上四名仅在《竞业旬报》中用一二次。
18.适——名。正式以“胡适”为名始于去北京参加留学考试。
19.适盦——别号。
20.适之——字。二哥起的。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意。
21.适广——笔名。“适盦”的另一写法。
22.天风——笔名。
23.藏晖——笔名。
24.笑——笔名。
25.少年诗人——少年时别称。
26.博士——留美时的绰号，还未得博士学位以前。
27.胡大哥——朋友间的绰号。
28.胡博士——一般称呼。
29.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别称。
30.到哪儿去——张丹翁等对他的称呼。此名把“胡适”两字翻成白话。
31.Q.V.——笔名。“Quo Vadis”一书名的前二字母。胡适曾以“胡适”二字为谜语，打一欧洲名小说，即是此书。此书译名为“你往何处去”（Sienkiewicz原著，徐炳昶、乔曾劬译，商务版；复有译名即“暴君焚城录”）。
32.WGT——笔名。
33.Who——笔名。
34.Hu Suh——英名。
35.Hu Shih——英名。
36.H. S. C.——为“胡适之”三字英文拼写的第一个字母。
37.ュテキ——日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