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评传：第八章、还都前后—历史天平上的蒋介石（汪荣祖）

第八章、还都前后

第一节、吃掉龙云

毛泽东讥笑蒋介石蹲在山上等待抗战胜利，胜利等到了，便要下山摘桃子——胜利的果实，“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参阅《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070、1074、1075页）问题不是他要摘桃子，而是他要把整棵桃树上所结的桃子，一家独摘，不许旁人插手。

蒋介石自武汉迁都重庆后，已经抗战不力，把力气用在对内，想铲除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地方势力，以达成一党专政、特务统治、保甲制度三位一体的个人独裁政治。珍珠港事变后，知道美国人迟早会打败日本，蒋氏心思更加对内不对外了，老早就准备摘取所有的桃子了。

这种心思最具体的表现，可见之于1943年3月出版，由陶希圣执笔的《中国之命运》。此书借提倡民族主义来美化传统文化，进而反对“个人本位的自由主义与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其本质仍然是想抢道统，以强化其政统。道统是中国圣道继承的系统，它的制式说法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一脉相承。孟子最早以道统自命，一千一百多年后，唐朝的韩愈更大加发展此一理论。他写《原道》，说道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字里行间，俨然以道统自任。韩愈的道统理论，到了宋朝朱熹时候，又有了进一步的阐扬，朱熹在《中庸章句序》里说：“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在这里，朱熹显然言远旨近，也有在道统上插一脚的用意了。南宋的叶适虽然拆穿了朱熹他们对道统的捏造，但是捏造的道统，还是一脉相传下来，不但相传下来，并且被治统中的政治人物给“仙人偷桃”过去，因为政治人物发现道统是个好东西，正可符合统治者的要求。符合统治者要求的道统，可分人（圣贤）的方面和书（经典）的方面。清朝统治者康熙皇帝说得最清楚坦白：

朕维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之道统，即万世之治统所系也。自尧、舜、禹、汤、文、武之后，而有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自《易》、《书》、《诗》、《礼》、《春秋》而外，而有《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之书，如日月之光昭于天、岳渎之流峙于地，猗欤盛哉！（《东华录》康熙十六年记康熙“亲制”《日讲四书解义序》）

康熙皇帝说出道统就是治统之“所系”，是真正为道统做了大窃案，正说明统治者为什么要抢道统了。

蒋介石对道统一项，自然不会放过，于是轻易地把“领袖的革命事功”，说是“继承了国父的革命遗志，而其道德思想和政治理想，更随国父之后，嬗接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道统”（见王昇《领袖与国家》第六章），其实孙中山根本没有说过他的思想是承继中国道统的。（详阅李敖《蒋介石研究六集》，第82-94页）蒋介石不过是利用孙中山、利用道统以遂其政治目的罢了。但共产党不放过他，陈伯达等人写了一本小册子《评〈中国之命运〉》，由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于1945年出版，劈头就问：“为什么要让自己的作品，交给一个曾经参加过南京汉奸群，素日鼓吹法西斯……的臭名远著的陶希圣去校对呢？”挖苦国民党之无人，打开了宣传战。

蒋介石既然是上继尧、舜、文、武，直到孙中山的道统，还有谁有资格和他争政统吗？他固然容不了陕北的共产党，也容不了任何地方势力、民主人士，他要完成个人的大一统与清一色。抗战甫胜利，云南的龙云就被他吃掉，变成“失云龙”，也就不足为奇了。

抗战之前，蒋介石的南京中央根本管不到地方实力派自治的大西南，如四川的潘文华、刘文辉、邓锡侯，以及云南的龙云。抗战之后，蒋以重庆为陪都，中央军入川，情况自然大为不同。然而龙云虽尊重庆为中央，由于特殊的地理、文化，甚至种族背景，相当于法国两倍大的云南仍然在龙云的直接控制之下。1938年日军攻占武汉与广州之后，云南的地位益为重要，在滇缅公路一端的昆明，更是不可缺少的对外窗口。昆明又是西南联大的校址，汇聚了全国第一流的学者。珍珠港事变后，昆明更成为美军驻扎的基地，以及飞越驼峰后的落脚点。无论军援经贸，皆由此进出。

云南的重要性当然促使蒋介石染指，想用他的绳索套在龙云的脖子上。蒋以龙云为委员长滇黔行营主任，逐步把中央军调入云南，到1943年中旬，在云南的蒋军已四倍于滇军。蒋又派特务进入云南，因昆明于战时已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中心，并受到龙云的礼遇与保护。龙云虽想把特务赶出云南，但并不成功。实际上蒋于抗战后期为了加强独裁，政治迫害在特务的安排下益趋剧烈。表面上看，特务打击的目标是共产党和民主人士，事实上包括所有的地方实力派，而龙云显然是最大的一个地方实力派。

地方实力派以及民主人士看到蒋介石对内不对外，趁抗战吃掉异己，遂于1943年春酝酿反蒋，但一年后尚在酝酿中，而日军突然发动“一号攻势”，至1944年9月，豫湘桂战斗极为激烈，日军有进寇四川、云南之势。蒋介石不肯把美式装备的嫡系军队拿出来打，造成大溃败！暴露了中央的无能，也大大打击蒋委员长在国内外的声望，自由派民主人士尤对蒋失去信心。就在一号攻势接近尾声之时，地方实力派人士李济深、龙云、张发奎、余汉谋等，拟在粤桂之间组织自治、民主政权。同时在昆明的民主人士如罗隆基、张君劢、左舜生、沈钧儒、章伯钧等人，虽未直接参与，均表赞同，至少于重庆蒋政权崩溃之后，有所取代。他们想召开国民大会，包含各党各派的代表，筹组国防政府。这场反蒋运动虽未能付诸实施，蒋介石与龙云之间的关系却日渐恶化。直到1945年的1月里，重庆与昆明的关系才得到改善。蒋介石允许美国租界物资装备滇军三个师，龙云则让蒋介石的特务增加活动空间，并限制民盟行动。不过，此于蒋而言，只是权宜之计，他早已决定于战后消灭共产党，以及一切半独立的地方政府。从1945年4月蒋介石把杜聿明自昆明召回重庆密授机宜，以及5月间密命李宗黄任云南主席可知，抗战胜利之前就已准备把龙云撵走，日本突于8月9日投降，反而延迟了既定阴谋。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乃命卢汉率领三个军自云南就近入越南受降，以调虎离山。为了更加减弱保护龙云的兵力，蒋又与美国人一起怂恿再增加一个军入越，于是龙绳武的“龙家兵”也跟着卢汉去了越南。龙云身边只剩下龙绳祖的一个师、一个宪兵团以及警卫大队了。易劳逸说，龙云自知无力抗命，“于是他请求重庆派他的四个师的部队，由他的亲信助手卢汉指挥，去印度支那接受日本人的投降”（《蒋介石与蒋经国——毁灭的种子》，第29页），是不确实的。如龙云果真听天由命，当9月30日拂晓时分，杜聿明突以兵戎相见，又何必登五华山待援，拒绝下山呢？从事后看，龙云显然因为疏忽大意，连8月间美军在昆明戒严都无警觉，终成蒋介石权术下的牺牲品。

蒋介石于战时掌握川、黔两省之后，就在云南下大功夫，曾亲至昆明，据陈布雷说，“蒋公对龙主席备极称许，谓其坦易而明大义”，并嘱龙云“全权负责”建设西南国防。（见《陈布雷回忆录》）但是龙云“坦易”，蒋介石却不“坦易”，使龙云猝不及防，阴下毒手，以兵刃相迫，只好于10月4日下午在昆明登机飞渝，接受蒋介石强迫他接受的空头衔：“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蒋介石一口把龙云吃了，但吃相毕竟难看，死了几百条人命，于是指责奉命办事的杜聿明擅自动用武力，并撤杜昆明警备司令之职。但用替罪羊来遮羞，并不能瞒天过海，骗过明眼人。龙云本人于事后更是一清二楚，了然冰冻三尺非一朝之寒，曾写了一篇《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登在1961年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其中说到：

抗战胜利前，蒋介石对我的阴谋已逐渐暴露。记得有一次，一个美军的少校乘吉普车经过昆明小西门外的十字路口，被暗枪击中左臂。司机立即停车救护，在附近巡逻的宪警闻到枪声，也同时赶到，但凶手已无从查寻，即将受伤的美军官送往云南省立医院，他不愿入院，要回美军营房，只好把他送往美军医院。当日施行手术，取出弹头，详细检查，经美军检定结果，认为这种枪弹非云南军警所有，是特务使用的德国制造的枪弹。

很显然的，蒋介石想在美军与龙云之间制造矛盾，不惜出之以卑鄙的暗杀，受伤的美军不愿进省立医院，已可见其疑。这种暗杀行动，若非出自老蒋的授意，谁能相信？抗战胜利后，蒋命杜聿明挟持龙云飞往重庆，便顺理成章了。龙云成了又一个张学良，幸而得到陈纳德的帮助，脱离虎掌，逃到香港，最后投共去也。

蒋介石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也不计代价，然而代价实在不小。从蒋的长远利益看，也是得不偿失的。他夺取了云南的地盘，却失去了云南的人心，最后全省向共产党起义。他把云南精锐部队送到东北去打内战，心怀怨愤的云南官兵于1946年3月，全部（应为一部，即潘朔端之一八四师，1946年3月在海城起议——编者）投奔了共产党。蒋介石在云南花的心机，岂不是在帮共产党的忙，拆自己的台吗？

蒋氏枪口向内，最后打着自己的脚，固然活该，但也损及整个国家的利益。当初中国远征军赴缅，英国有所顾忌。哪知抗战一结束，蒋就迫不及待把所有在国境外的军队调回打内战，宁愿抢龙云的云南，不要送上门来的越南。美国罗斯福总统在开罗会议时，曾要把中南半岛给中国，蒋介石却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参阅Tuchman,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p. 525）罗斯福离开开罗后，于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在昆塞军舰（U. S. S. Quicy）上举行第九百九十二次记者招待会，当记者问到：“戴高乐已经宣布法属中南半岛即将解放，总统先生，将由谁来解放？”总统答道：

两整年来，我一直十分忧虑中南半岛，我曾在开罗与蒋介石谈过，又与斯大林在德黑兰谈过，他们都同意我的看法。法国人在那边已有好几百年。中南半岛的人与中国人不一样。

我问蒋介石的第一件事是：“你要不要中南半岛？”（Do you want Indo-china?）

他说：“此对我们没有帮助。我们不要（We don’t want it），他们不是中国人，他们不会与中国人同化。”

我问：“你的主张是什么？教导他们自治需要很长的时间。”

他说他们不应再重归法国，法国人在那边一百年不曾教导当地人自治，投资一元，赚回十元，那边的情况很像一八九八年的菲律宾。

中南半岛的人有独立的意愿，但他们的独立还未成熟。当时我向蒋氏建议，中南半岛可置于托管之下由一个法国人、一个或二个中南半岛人、一个中国人、一个俄国人因他们在沿海，或者一个菲律宾人和美国人组成——教导他们自治。我们在菲律宾已搞了五十年。

此一记者招待会纪录后来收入罗生门（Samuel I. Rosenman）所编辑的《罗斯福公文与演说集》（The Public Papers and Addresses of Franklin D. Roosevelt）第十三册，一九五〇年纽约出版。罗斯福的副总统华莱士（Henry A. Wallace）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三日的日记中，也提到罗斯福曾专电蒋介石问他要不要中南半岛，委员长回称不要。后来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当着邱吉尔之面又问蒋介石要不要中南半岛，蒋再度说不要。（见Blum ed. The Price of Vision: the Diary of Henry A. Wallace, p.308）早先罗斯福与丘吉尔商量时，邱认为蒋会要中南半岛，但结果蒋介石居然不要中南半岛，必然被邱翁窃笑。他没有跟任何人商量就一口拒绝，他也从来没有提过此事，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似的。平心而论，清廷丧失中南半岛在甲午战败前十年，中国能在开罗会议上收回甲午以后的失地，已是难能可贵，当然不冀望蒋介石在会议上做进一步的争取，但不必争取，罗斯福将中南半岛送上门来，蒋介石居然一口拒绝，却令中国人傻了眼。蒋说越南人不是中国人，所以他不要，但照罗斯福以及其他的外国人看来，满洲人、蒙古人、西藏人都不是中国人，他为什么要满蒙藏呢？另一个战胜国俄国为什么要争取不是俄国人的蒙古呢？很显然，蒋介石不要中南半岛，只知道法国人在那一百年，而不知道是从中国抢去的，他如果读过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解》，就会知道这位有学问的革命家，曾对中华民国应有的疆界，大有考证，认为朝鲜与越南比西藏与蒙古更加中国：

故以中华民国之经界言之，越南、朝鲜二郡必当恢复者也。

当然，章太炎知道，“今者中华民国虑未能复先汉之旧疆”，“越南、朝鲜其恢复则不易”。不容易的事，居然容易得送上门来，而我们的“领袖”居然如此轻易地拒绝，章太炎若地下有知，岂不是要气得从棺材里跳出来吗？

蒋介石心里到底怀什么鬼胎？归根究底，还是一句老话，即此公内斗内行、外斗外行，他的眼光一直是对内的，而不是向外的。如果他要了中南半岛，他必须要派军队到那边，要把一部分精力放在那边，这样就不能集中力量打内战了，更怕在云南的龙云近水楼台先得月，何况龙云与法国有密切的军事渊源，或将大大扩张龙云的地盘与势力，岂蒋之所愿？所以，他不要中南半岛，也反对罗斯福美、苏、中托管朝鲜的主张，更不愿驻兵日本。总之，他的精力绝不要“外用”。后来，为了打内战，连日本的赔款也不要了，连“魔鬼”也可做朋友了（王世杰签订了卖国的《中苏友好条约》）。

蒋介石如果能真心团结，不要阴谋手段，不做小动作，推诚相见，组织联合政府，中共固然无法专政，而中国更能一致对外，贏得国家民族的利益。像龙云的云南与中南半岛接邻，他的许多军官又曾在法国受过训，如果蒋介石要了中南半岛，且让龙云专任其事，必然大有可为。但他没有这种胸怀，他计擒龙云，而不愿让龙云有所进取，这就是蒋介石的格局。

第二节、判冈村宁次无罪

20世纪50年代，在台北阳明山的国民党高干训练班——革命实践研究院——里，有一个特级军事教官，这个人黄面孔，有中国名字，可是不是中国人。国民党高干要向他行礼，叫他老师，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大名鼎鼎的侵略中国元凶——日本冈村宁次大将！这个大罪犯怎么会成为蒋介石座上的贵宾呢？

冈村宁次是当年发起九一八事变的日本少壮军人。九一八事变的秘密作业，在日本陆军省方面，有三个重要负责人，就是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后来做到首相）、军事课长永田铁山和补任课长冈村宁次，当时冈村宁次是大佐（上校），但是他主管日本所有校级尉级军官的调补，权力之大，可以左右局面。果然他在1929年8月上台后，就分别安插党羽，积极侵略中国。据高宫《军国太平记》的记录，冈村宁次早在1921年，就和同班的永田铁山在德国温泉有密约，要大干一票。他和永田铁山掌权后，自然加速了这一“樱花社”思想的节拍。所以两年以后，九一八事变就发生了。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冈村宁次有功，从关东军副参谋长而参谋本部第二部长、而仙台师团师长、而华北陆军最高指挥官，最后做到日本侵略中国的头子——派遣军总司令。

冈村宁次在中国横行的时候，他提出“治安强化运动”；珍珠港事变后，又提出“完成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的号召，努力把中国作为侵略世界的基地。在侵略中国的作战计划方面，他更是积极。据《日军在中国方面之作战记录》第二卷，明说：

12月1日宫崎参谋返部，向总司令官冈村大将报告大本营案之概要，总司令官之全般作战指导与大本营之所示完全不同，遂具申攻略重庆之意见。

这表示冈村宁次对侵略中国，跟大本营的看法完全不同，他是有独到的心得的：

冈村总司令官于1944年12月15日对派遣军各参谋，宣示进攻四川、昆明，建设大陆要塞（对西方），覆灭中国空军基地，及中国东南沿海之作战准备等意见，以做1945年之作战课题，特别指示大东亚战争获胜之道，唯有在太平洋上与美军死拼，并使中国政府迅速屈服。派遣军应排除万难，达成屈服中国政府之目的，并对此迅速研究，俾向大本营具申意见。

在“使中国政府迅速屈服”的方法上，冈村宁次主张“进攻四川”。在《中国派遣军今后之作战指导腹案》里，有这样的决定：

太平洋方面美军之反攻，虽已及于中国大陆，然因日军一号作战之结果，中国政府已形动摇，其西正面之总反攻，预期可能延至本年中期以后，派遣军判断彼时中、美联军将由陆、海两面实施总反攻，作战态势对日军至为不利。故现下应捕捉政战两略上之最后好机，以最大决心，覆灭中国抗战根据点之四川省要域，制止中国军之总反攻于未然，并促使中国政府之崩溃，以利全盘之战争指导。

但是，日本大本营基于全面作战的考虑，使冈村宁次的积极侵略中国计划打了折扣；冈村宁次手下的第六方面军也不赞成进攻四川。在《沿海岸对美作战准备纲要要旨》里，有这样的纪录：

关于进攻四川之建议，始终未获大本营之完全同意，而于1月22日下达大陆命令，但总司令官之作战思想，毫无变更，经研究结果，为打破1月22日大陆命令及大陆指令之限制，决再相机向大本营具申意见，于1月29日命第六方面军研究进攻四川作战——最低限度须依1月22日大陆命令及大陆指令之规模——速行提出报告。

然第六方面军冈村司令官之见解，原与总司令官不同，1月29日在南京集会时，曾面谒总司令官，拟提供中止进攻四川，专心对美战备之意见，但因总司令官先已宣布大陆命令，并命第六方面军倾注全力准备进攻四川，故不便再行申述，但迄6月前后冈村司令官与总司令官之作战思想，仍未一致。

冈村宁次这种目无上级也目无下级的专横，由此可见！记录上说：

第六方面军迄未呈出有关四川作战之研究报告，故总司令官于3月底，巡视汉口、衡阳，以资督促，对方面军司令官之消极态度，颇表不满，于4月2日归还南京。

不久以后，日本就投降了，冈村宁次在1945年1月29日对各司令部训示中，所谓“神州必灭，战争必胜”的气焰，也就不得不收拾起来了。

日本投降以后，冈村宁次的运气极好，因为他碰到蒋介石的“以德报怨”；运气更好的是蒋介石派何应钦去受降，何应钦一直是对日本军人矮半截的人物，从“何梅协定”时代到南京受降时代，腰弯得一直比日本人还多。冈村宁次后来回忆投降时情景说：

我面临这空前的投降，虽感不安，但极力保持沉着冷静，默诵白隐禅师夜船闲话语句，并以将上断头台的心愿处之。我仅凝视会场的一点，时常转视何应钦将军的动作，因向中国友人中最亲近的何应钦投降，颇有安全感。（转引自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1192页）

冈村宁次又在战后，《何应钦将军感谢会致谢词》中说，何“多年的亲日态度，早为日本国民所周知”。蒋介石派最亲日的何应钦去受降，原非偶然，因他要与打败的日本军头“亲近”，以为己用。蒋于1945年8月15日即致电冈村宁次，提出投降原则，其中包括不寻常的“暂保现有武器装备，保持现有态势，并维持所在地的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命令”。换言之，他要日本人仅向他指定的人投降缴械，不然依旧维持原有武力。他不要共军受降的意图已十分明朗。冈村宁次完全懂得蒋的意思，提出“使重庆中央政权容易统一”的所谓《和平以后对华处理纲要》，并保证如延安持抗日、侮日态度时，“则断然惩罚之”。8月21日，中国在江西芷江接受日本投降。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亲自交给日军代表今井武夫蒋介石的一份备忘录，再度强调日军不得向其他中国部队的指挥官，“投降缴械及接洽交出地区与交出任何物资”。当冷欣奉蒋之命到南京去接洽受降时，冈村宁次更露骨地建议，愿以一百二十八万在华日军帮助蒋介石打共产党。据白崇禧透露，冈村的建议深获蒋心，特予“嘉许”，只因美国人反对以及其他种种考虑，未能采纳。虽未采纳，8月下旬天津日军果然拒向共军投降，发生剧烈战斗，何应钦奉蒋命要求冈村宁次坚决反击。洋人有“血浓于水”之说，而蒋可谓反共尤浓于血矣。正由于在反共上相互合作与投契，冈村宁次虽然是九一八事变的元凶、虽然是侵略中国的死硬派、虽然是天字第一号的刽子手，可是，蒋介石居然判他无罪！我们试看1949年1月26日的判决全文：

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决 三十七年度战审字第二十八号

公诉人：本庭检察官

被告：冈村宁次，男，年六十六岁，日本东京人，前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官，陆军大将。

指定辩护人：江一平律师、杨鹏律师、钱龙生律师

右被告因战犯案件，经本庭检察官起诉，本庭判决如左：

主文

冈村宁次：无罪。

理由

按战争罪犯之成立，系以在作战期间，肆施屠杀强奸抢劫等暴行，或违反国际公约，计划阴谋发动或支持侵略战争为要件，并非一经参加作战，即应认为战犯，此观于国际公法及我国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第二第三各条之规定，至为明显。本案被告于民国三十三年11月26日，受日军统帅之命，充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所有长沙徐州各大会战日军之暴行，以及酒井隆在港粵，松井石根、谷寿夫等在南京之大屠杀，均系发生于被告任期之前，原与被告无涉（酒井隆、谷寿夫业经本处判处死刑，松井石根经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先后执行在案）。且当时盟军已在欧洲诺曼底及太平洋塞班岛先后登陆，轴心既形瓦解，日军陷于孤立，故自被告受命之日，以迄日本投降时止，阅时八月，所有散驻我国各地之日军，多因斗志消沉，鲜有进展，迨日本政府正式宣告投降，该被告乃息戈就范，率百万大军听命纳降，迹其所为，既无上述之屠杀强奸抢劫，或计划阴谋发动或支持侵略战争等罪行，自不能仅因其身份系敌军总司令官，遽以战犯罪相绳，至在被告任期内，虽驻扎江西莲花、湖南邵阳、浙江永嘉等县日军，尚有零星暴行发生，然此应由行为人及各该辖区之直接监督长落合甚九郎、菱田元四郎等负责，该落合甚九郎等业经本庭判处罪刑，奉准执行在案。此项散处各地之偶发事件，既不能证明被告有犯意之联络，自亦不能使负共犯之责。

综上论述，被告既无触犯战规，或其他违反国际公法之行为，依法应予谕知无罪，以期平允。

据上论结，应依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第一条第一项，刑事诉讼法第三百九十三条第一项，判决如主文。

本案经本庭检察官施泳蒞庭执行职务。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2月26日

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

审判长：石美瑜

审判官：陆超

审判官：林健鹏

审判官：叶在增

审判官：张体坤

看了这种判决书，不能不感到：以侵略中国总司令之尊的日本军阀，怎么可能无罪呢？“一号作战”乃抗战八年中最惨烈的战斗，不是由冈村主持的吗？却完全不提，明显地避重就轻。至于判决书中所谓无“计划阴谋发动或支持侵略战争等罪行”的话，对照起上面所举的冈村宁次侵华史，就知道蒋介石的军法官在如何抹杀历史、为日本军阀开脱了！——冈村宁次开风气之先，闹出九一八事变，正是“计划阴谋发动”啊！冈村宁次统大军于后，一心要“进攻四川”而后已，正是“支持侵略战争”啊！这样明目张胆的侵略元凶、这样昭然若揭的侵略史实，怎能这样的抹杀、这样的开脱、这样的判决呢？

这样的判决下来，是不是蒋介石根本不知道冈村宁次有罪呢？非也，蒋再无知，也是知道的。这种知道，在邵毓麟的回忆——《胜利前后》——里，已经透露，邵毓麟在1945年8月30日夜，曾与冈村宁次会议，“讨论到一个重要问题”，讨论后第二天清早——

我单独飞返芷江，向何总司令报告请示，随即奉何总司令命，飞往重庆复命，并请示一切。再度衔命于9月8日随同何总司令飞往南京，参加了历史性的9月9日正式受降典礼。这以后，我虽曾有数度机会和冈村晤面，但一切都已有我陆军总司令部指令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办理，进行颇为顺利，直到民国三十八年冈村离华返日以前，可以说他确已忠实执行降书所列各款及我陆总的指令，而尽了最大的努力。这和俄军接受东北地区日本关东军的投降，而将所有收缴武器，转送中共扩军，违反中苏条约的事实相比，可说完全不同。因此，中国政府准予以其劳绩赎罪，而免以战犯起诉。

可见既然有“罪”可“赎”，自然反证是有罪的了。但是既然有罪，为什么在堂堂判决书里，我们一点也看不到有罪的痕迹呢？

至于所谓的“准予以其劳绩赎罪”，所谓“劳绩”，显然是因冈村宁次在政治上投蒋所好，敌人成为反共盟友。然而周佛海的“劳绩”虽然证据确凿，却只能免其一死，仍然有罪，判无期徒刑。难道周佛海有罪，冈村宁次反而无罪？蒋介石对汉奸严厉制裁，枪毙了不少，而对残暴的日军军头仅处死谷寿夫等寥寥数人，也是值得深思的对比。蒋介石判冈村无罪，而在1949年1月26日，在东京那边，把前任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判处无期徒刑，蒋介石真不愧是表演“国情不同”的能手，在国际法庭判处无期徒刑的国际标准下，蒋家法院居然能判出完全无罪的中国标准。

冈村宁次无罪回到日本后，何应钦在1956年去日本看他。同年4月号的《文艺春秋》上，登出这样的对话：

冈村：久违久违，您好么？

何：托福托福，我初次见到冈村先生，好像是1933年，在北平谈判塘沽停战协定的时候。

冈村：是的。在士官学校我比您高好几班，所以没见过您。在九一八事变时代，我们才首次见面。当时我是关东军副参谋长，您是中国军总司令官，不过，互相并没有敌对的感觉。那时候我时常到北平去见您，而到现在仍然未能忘怀当时您所讲的一句话：“日本应该就此罢手了，如果仍继续向中国本土挥兵侵略，则必使中国共产党日益坐大，结果，也必使日本吃个大苦头。”经过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在东京聚首，回忆起来，不幸得很，当年您所讲的这句话，到今天变成事实了。

何：是的么！当时我一直忧虑日本的一般军人想要侵略我国，可是，碰到冈村大将……

冈村：当时还是少将。

何：碰到少将，一谈起来，才认识您是一位值得敬佩的人，您认为中日两国非携手友好不可。

说到这里，何应钦居然把这九一八事变的侵略元凶，从“日本的一般军人”给开脱出来了，再看他们怎样攀同志：

何：总而言之，中国和日本是同文同种，从历史上、地理上或从文化方面来说，都必须携手合作。关于这一点，先生和我们看来很像是同志，这是我得到的第一个印象。

冈村：其后我们再度见面，是在1935年11月我在任职参谋本部第二部长的时候，适值排日运动最激烈之时，空气紧张，我在南京宿了一夜，当然无法访问中国官厅，只好到领事馆找现任国会议员的须磨弥吉郎君。可是，您来了电话，要我到您公馆去吃饭，并约定不做任何有关政治的谈话，这使我高兴极了。那时候我记得您是参谋总长。

何：不，是军政部长。

由此可见，何应钦跟日本军阀是什么交情！再看：

冈村：您在重庆的时候，常常受到很厉害的轰炸吧？

何：时常有轰炸，就是日本的疲劳轰炸较为讨厌，你们叫做什么？

冈村：日本叫做神经轰炸。

何：一连轰炸一整天，教人无法工作。

冈村：都是我的部属干的。

何：多谢多谢！（笑）

冈村：可是那里的气候很坏，真使飞机师吃不消。

何：冬天一直看不到太阳，有“蜀犬吠日”之说。

冈村：府上受过炸么？

何：我住的地方炸中了两三次。

冈村：不是有防空洞么？

何：但若中了一千磅重的炸弹，就是避在防空洞，人也会晃动。这种情形前后有过三次。

冈村：真抱歉，如果您先在公馆屋顶上做一个记号，我可以叫他们不来炸呢！（笑）

看到了吧！他们把中国人民所受的苦难，竟悠然以玩笑出之！再看：

冈村：还有一件事，应该向您深深感谢：就是我们打了“败仗”，却没有一个人变成“俘虏”，这是您的鼎助所赐。照国际上的惯例，战败的军队应被缴械，分别拘集军官与士兵，并分开受战俘待遇，一般情形都是如此，苏俄、中共均是，但是我们却不同。我们所受的称呼，不是俘虏而是“徒手官兵”，就是说，没有武装的军人，在签字投降次日，9月10日清晨您召我去，当我去见您的时候，您一开口就说：“日本已经没有军队了，现在我们两国可以不受任何阻碍而真正携手合作。”您鼓励我：“我们一同努力做吧。”那时您并曾把中国政府的派令递交给我，把日本全军及侨民的遣回事务委任我来办理，那张派令是怎么写的？

何：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官。

冈村：是的，是的。是采用这样军队式的派令承认我的指挥权，这样，数达二百几十万的人，因此才获得顺利地遣回。

何：那个派令，曾使您正正堂堂地发布命令。

冈村宁次所说的9月10日，正好是9月9日南京授降后的第二天。头一天还是降将，第二天就封起官来了。

接下去的对话，才更妙呢！

何：我们为遣返贵国人民，曾调配船舶三十万吨，这占当时中国船运力的百分之八十。

冈村：中国也曾给我们增配火车。因而，自1945年11月起至1946年7月止，在短短十个月期内二百万人终获全部遣返完毕，然而，看到四五年前中共遣侨回国的情形，令我不胜其愤慨。中共在酷使日人后，感觉不需要时，便任意遣回，如果以他们遣侨的速度来计算，我们自中国大陆回来，必须要四十二三年的时间。

何：若按这种苏俄式的速度来说，是需要四十多年。

冈村：你们当时因把整个运输力量集中到扬子江沿岸，致未能接济东北的军队，从而影响到国军败于共产党，实使我们感觉抱歉！

何：不，事情已经过去了。

冈村：关于这一点，根据我所听到的；美国顾问团也不好，我相信是美国贻误了远东的局面。它妄图国军开往东北，但拥有美式装备的精锐部队，多为南方人，中国自黄河以北没有水田，北方人吃稀饭、吃馒头，而南部多是水田，南北情形完全不同，必须吃米的精锐部队开往东北，而为遣返日侨，大米不能运往接济，结果在内战上招致了不利的条件。也可以说，为了尽速遣返二百多万的日侨，结果受到很大的牺牲。

何：战争结束的时候，斯大林曾扬言以此报复了日俄战争的宿仇。但是当时蒋总统却声明“以德报怨”。

当冈村宁次听到蒋介石领导的中国政府宁肯使自己同胞回不了家而要日本人回家的时候、当他看到日本人有车有船可坐而中国人没车没船的时候、当他看到日本人有东西吃而中国人“大米不能运往接济”的时候、当他听到蒋政府因为日本人而“败于共产党”“受到很大的牺牲”的时候，当然，冈村宁次感动了。——这样的不管自己国家死活，硬把自己人民的苦难，顺水人情送给外国人的行径；这样不论败也好、胜也罢，一律向日本人做免费服务的可耻的、莫名其妙的贱种行径，日本军阀即使再看不起，也是要感动的。何况，这种免费服务还在继续服务、服务到底呢！

怎么继续服务、服务到底呢？

冈村：我最佩服的是您总不懊丧诉苦，您也许更谦虚的说你们本身有致败的原因。当时美国报刊等对于何应钦先生和接收上海的汤恩伯先生，颇有酷评，说你们过于“袒护日本”。

何：不，日本军队的复员，还是由于冈村先生的决心坚强，在战后混乱时代未得日本陆军部任何命令及日本复员局的援助，卒以自己力量完成了二百万军队的复员，这是世界上史无前例的。

冈村：我所以能摆脱战犯，亦多亏了您派来的律师帮助。这虽然是件私事，我是应该向您致谢的。现在我又想起来的一件事，就是您认为我过去打仗的对手是中国，所以您叫我批判中国军队。我答应，如果对外不发表，我可以做，因其内容一经发表，我必被杀害。于是我以鏖战了八年的中国军为对象，以其缺点为主，写了一篇《从敌阵看到的中国军》。

何：那一篇文章到现在我都没给外人看。

在提供律师服务以后，1949年，冈村宁次投入日本祖国的怀抱、中国祖国投入台湾的怀抱——蒋介石把大陆给丢了。虽然丢了大陆，但对冈村宁次，却仍继续服务，服务到底。冈村宁次回日本后，因为麦帅总部对他不肯轻易罢休，仍背着“追放罪”，不能从事政治活动，因而仍旧要国民党给想办法。据蒋介石手下大特务蔡孟坚《由中日和约谈到董显光使日经纬》的回忆，详情是这样的：

在敬公（指何应钦）返台后，我仍驻东京，某日松野、冈村二位偕同一位京都财阀坂内义雄请我在上海酒家吃饭，坂内带一部日本历史名画家狩野探幽所绘的中国七十圣贤图，计数十册，因总统尊奉圣贤，求我携呈总统，表示“以德报怨”的大恩，当予接受转呈，松野即席说话，谓重光葵（系投降时外相）、有田八郎（系战时外相）、冈村宁次（系战时“支那派遣军总司令”）、谷正之（系战时驻南京伪大使）均系因侵华被判追放罪，再有一年日本独立后，才可解除，而从事政党政治活动，因系侵华定罪，如中国方面能向麦帅总部表示不予以追究，则他们四人即可提早一年解除追放罪，他们若获准解除，即可从事政治组织成立政党，必做亲华（台湾）主张，盼我返台，请我政府以外交方式向联合国占领军总部提出“对此四人侵华罪犯不予追究”。当时我想到这些敌人，既未杀他，即可救他，所谓“非敌即友”，不费之惠，自亦未可厚非，若加以拒绝，一年之后，可能又成敌人，因此我即作答：“……不致对四位侵华罪犯予以苛求，如我下情上达，我料必可邀准，待我返台后，再做答复。”

等到蔡孟坚返台后，就立刻办妥了这件事。最后由张群出面“转知彼时外交部电驻日本代表团长，就此事向东京占领总部提出备忘录，迨总部接得此备忘录，即批准该四人解除追放的申请，他们即从此再从事政治活动”。由此可见，蒋介石对冈村宁次的关爱，真是无微不至的了！

冈村宁次的故事告诉了我们：蒋介石对侵略自己国家的外国人，有着离奇的度量和宽大。他对自己同胞中的异己，绝不放过；但对非我族类的外国人，却“看来很像是同志”，亲热异常。1946年3月26日桂林《中央日报》载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向参政会报告，说战犯处理方面，“计经审查认为罪行成立者，共计两千八百七十九案，被害民众可考者一万九千九百四十六人。”但是据石美瑜《审判战犯回忆录》却说：“全国各法庭统计共受理战犯两千三百八十八名，除南京大屠杀案罪魁谷寿夫、蹂躏港粤之酒井隆等主要战犯，经判处死刑以昭炯戒外，其余两千余名，悉以罪嫌不足，经宣告无罪或不起诉，遣回日本。”石美瑜所说的“罪嫌不足”的两千余名，自然就是谢冠生报告中“罪行成立”的二千余名，显然最后还是被国民党给放了。何应钦《中日合作与远东之集团安全保障》演说中，对日本人明说：“对于战犯以其为非作歹在贵我两国之间闯下滔天大祸，处置虽较严峻，但一至中共进迫京畿、上海危急之际，本人即设法征得盟总同意，将当时羁留上海的贵国重要战犯二百五十余名，遣送返日，交由盟总送巢鸭监狱执行，其中一部分服役成绩良好，且先后予以假释。”可见蒋政权所处分之日本战犯，只是谷寿夫、酒井隆、田中久一（华南最高指挥官）、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南京大屠杀中以杀人比赛出名的三个日本人）等几个人而已，最后的二百五十余名，也都给放了。这种作风，令人想起满清政府“宁赠外人，不与家奴”的心态，今昔对照，真是好有一比！何炳棣教授在其《中国人口研究》一书中估计抗战八年，死亡一千五百到两千万中国人（见Ho ,Studj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p. 252），绝对是言而有据的，蒋介石判战犯无罪，放弃对日索赔，都是有愧于国家民族的。

第三节、谁废除不平等条约

1978年暑假前，一群台湾高中学生对高中历史课本第三册第98页及三民主义课本上册第32页有关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时间，提出质疑。他们说：历史课本叙述废约时间为“三十一年10月10日”，三民主义课本叙述废约时间为“三十二年1月11日”，两个时间不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1978年6月8日，“国立编译馆”在各报公开答复，说：“‘三十一年10月10日’美、英‘宣布’撤销不平等条约，而正式与我签订平等互惠新约则为‘三十二年1月11日’，故两书所述均正确。”这种答复，是很有问题的。因为“三十一年10月10日”只是美英两国通知废约的时间，尚未完成法律手续，又怎么能算呢？至于“三十二年1月11日”的新约，照国民党教科书和历史写法，认为是空前绝后的废除不平等条约“光荣纪录”，而且把这光荣纪录的功勋归之于蒋介石。不平等条约是蒋介石废除的吗？就让我们用公开的史料，检查检查吧！

先看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内容。照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出身的张其昀《党史概要》所抄，内容如下：

一、依领事裁判权：美国与英国人民或社团在中国享有的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撤销，今后美英在中国领土内的人民或社团，应依照国际公法的原则及国际惯例，受中华民国政府的管辖。

二、使馆界及驻兵区域：美国与英国依辛丑和约所取得的特权，如使馆界、北宁路驻兵权等，一律撤销。使馆界的行政与管理，连同使馆界一切官有资产与官有义务，均移交中华民国政府。

三、租界：美国与英国在中国的租界一律撤销，其行政与管理及一切官有资产与官有义务，均移交中华民国政府。

四、特别法庭：美国及英国在租界内的特别法庭，一律撤销。

五、外籍引水人等特权：美国及英国在中国各口岸使用外国引水人等特权，一律撤销。

六、军舰行驶之特权：美英军舰驶入中国领水之特权撤销。以后中国与它们两国之间，军舰互相访问时，均依通常国际惯例相互给予优礼。

七、英籍海关总税务司之特权：英国放弃其要求中国任用英籍海关总税务司之特权。

八、沿海贸易与内河航行权：美英两国人民在中国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之权，一律撤销。

九、影响中国主权之其他问题：此次新约未涉及的问题，如有影响于中国主权者，应由中国与美英各国之间，依照普通承认的国际公法原则及近代国际惯例解决之。（第1710-1916页）

张其昀又综合写道：

自从三十一年双十节，美英二友邦自动对我声明，愿放弃在华特权，另订平等新约，历数月之商讨，中美中英新约于三十二年1月11日正式签字。佳音广播，中外腾欢。当新约签订之日，我国民政府特颁明令，激励全国人民，淬励奋发。……民心士气为之一振。（第1720页）

如果张其昀所说的这些都是事实，我们自然要“淬励奋发”，“民心士气为之一振”。但问题是，在我们又“发”又“振”的同时，是不是还要看看真相呢？真相是不是真的同条约一致呢？

照国民党的宣传，当然认为是一致的，所以1978年10月31日台北《中央日报》上说是“完全废除”，并且“从此，解除了中国近百年不平等条约的枷锁，而立于世界平等地位。这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有其光荣地位，即在世界史上亦有其光荣地位”。

但是，如果我们拿出九龙的地位出来，国民党又怎么解释呢？九龙明明是中国的领土，它在1898年被订了九十九年的租约，国民党怎么不要回来呢？1942年10月10日，英国各报登出英国政府声明说：

帝国政府曾于1939年1月14日、1940年7月18日，及1941年6月11日公开宣布，准备于远东军事行动结束后，与中华民国政府进行谈判，以废除英国人民迄今仍在华享受之治外法权。帝国所与咨询之美国，亦曾发表相似之声明。帝国政府兹为强调其对中国盟友之友谊与联系计，决定就此事做更进一步之表示。……愿于最近将来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

但是声明归声明，在谈判时，九龙地位英国却不算在内，拒绝谈判。

蒋介石当时也摆姿态，暗示九龙如不在内，“则谈判可能破裂”。不料姿态刚摆好，陶百川主持的重庆《中央日报》就先泄了底，在社论《向罗斯福致敬》中，透露了中美、中英即将签约的消息，于是姿态就摆不成了。陶百川在《关于重庆〈中央日报〉一篇社论问题的更正与补充》（《传记文学》第二十八卷第一期）中，承认蒋介石“对该社论确表不满”，“认为泄漏外交秘密，饬将该报总编辑袁业裕先生交付军事审判，但并未罪及他人。袁君旋经叶楚伧先生保释，不了了之。”不过卜少夫在《布雷先生对一个新闻界后辈的关顾》（《传记文学》第二十八卷第四期）中，透露蒋介石发了大脾气，因中英美三国政府原约好在元旦同时公布，故有违信约，而且此事说明重庆的外交部不能保密。卜少夫说，陶百川“因此丢掉中央日报的社长”，董霖在《中英平等新约与收回九龙问题的补充》（《传记文学》第三十八卷第三期）则写道：

其实，中美、中英新约，虽有拟议定于1943年元旦在重庆、华盛顿及伦敦三地同时公布，当时中国政府因收回九龙问题与英国政府屡经交涉而不得结果，曾予英国驻华公使一印象，若九龙问题不解决，则谈判可能破裂。兹由一富有权威的中国国民党党报提早发表元旦签约消息，不啻使政府失去所谓“讨价还价的力量”，此亦为引起当局震怒的重要原因。当时驻英大使顾维钧奉召返国，参与其事，曾于所撰回忆录中提及此点，可供参考。

在英国坚持不谈九龙地位以后，蒋介石就屈服了。硬不起来的原因是，“不宜为九龙局部问题而致破坏全局，且于同盟国之形势亦多不利，故决定退让。”（见董显光《蒋总统传》）但是难以理解的是：英国租借地，北有威海卫，南有九龙。1922年华盛顿会议，“军阀”曾经要求收回各国租借地。当时英国允许退还威海卫租借地，至1930年正式收回。所以不还九龙的理由，已因威海卫一例而不能成立。蒋介石的“屈服”，再一次说明他“内斗内行、外斗外行”的本质。于是，九龙地位问题，就成了平等新约的一个最大讽刺。九龙收不回来，还叫什么收回租界呢？还叫什么“解除了中国近百年来不平等条约的枷锁”呢？所谓“光荣纪录”、“完全废除”，真相竟原来如此！

而且就谁首先废除不平等条约而言，无论事实上或形式上，蒋介石都无法不面对一项挑战，那就是汪精卫南京伪政权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行动。这项行动，发生在“三十二年1月9日”，正好比蒋介石早两天。早两天还只是就这次废除不平等条约而说的，其实，若照1940年11月3日汪精卫与日本人阿部在南京签的协定，明明“已有平等条约形式”，那就早的不止两天而是两年了。（见傅启学《中国外交史》第二十四章）国民党的“国立编译馆”“不愿汉奸废除不平等条约废得比国民党早”，就只好窜改历史，硬把没签约的“三十一年10月10日”，张冠李戴起来，这当然是煞费苦心的，难怪高中学生都搞不清是怎么回事了！

但是，就便是“三十一年10月10日”，还是落在汉奸后面，因为早在“三十一年8月29日”，在“江宁条约百年纪念会”上，汪精卫就率先演说已将英美驱逐、已取消领事裁判权、已废除不平等条约了。因为汉奸都先发制人如此，所以10月6日的重庆《大公报》上，就趁美国总统特别代表威尔基（Wendell L. Willkie）来中国时候，呼吁赶快跟进。于是10月10日，才有了宣布。但是宣布不是签约，当国民党赶到“三十二年1月11日”与美英两国签约的时候，汉奸早就于“三十二年1月9日”向日本要回这些权利了。同年6月30日，汉奸与日本再订了《日本交还上海公共租界行政权实施细则条款》，8月1日，正式从日本人手里收回租界，并把这一天作为“复兴节”！

汉奸的这一行动，使蒋介石大感遗憾。在日记上说：“日汪先行发表伪废除不平等条约，殊为遗憾。一般人士虽明知伪约为儿戏，然而中美新约继其后发表，未免因之减色。”（《蒋总统秘录》第十三册）英美拖到这年才放弃不平等条约，其实做的，只是顺水人情、空头人情而已。傅启学《中国外交史》中曾有论列，他说：“是时英美在华的势力和地位，已完全被日本侵占。在三十一年的太平洋战争，是英美的惨败年。香港、新加坡、马来半岛、菲律宾、荷印（今印度尼西亚——编者）、越南、泰国、缅甸等地，都被日本侵占。英美当时放弃的在华特权，是已经丧失了的特权，对中国是‘惠而不费’；所以英美这项措施，是最贤明的措施。”《剑桥中国史》的作者亦认为1943年初，西方国家与蒋介石政府签订废除不平等条约，是一象征性的举措，以反制日本反英美帝国主义之宣传。（见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3 ,Pt. 2 ,P. 533）

但是，汉奸的快马加鞭又不止此。他们不但跟日本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并且跟意大利也废除了。王世杰、胡庆育在《中国不平等条约之废除》一书里说：

民国三十二年1月9日，日本政府与南京伪组织签订协定，规定将北平使馆界之一切行政权与所有公共及日本租界早日交还伪组织，日本人民所享受之治外法权，则予取消。同月14日，意大利政府亦发表同样之声明。

但是，汉奸的快马加鞭还不止此。他们不但跟日本、意大利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并且跟法国也废除了。维琪政府于1943年2月23日，宣布放弃治外法权、交还租界，并将宣言同时通知重庆与南京，且于5月中旬与南京汪政权签订协定，将平、津、沪、汉口、广州等地租界移交给汪精卫。蒋介石抗议无效，法国维琪政府更于1943年7月22日与汪政权签订“法还沪租界协定”，交出上海法租界。蒋介石一怒之下，于8月1日与维琪政府断交，并于8月27日承认戴高乐的流亡政府。但戴高乐并不承认蒋介石单方面宣布取消法国在华不平等权利，不过同意以订立新约的方式废除之。于是直到1945年8月底，蒋介石还要与法国商谈这个问题，更拖到1946年2月28日，中法新约才正式签字。可见汉奸的爱国戏，演得比蒋介石又早又快。在中法关系上，蒋介石同法国签平等新约，远落汉奸三年之后，国民党的“光荣纪录”、“完全废除”，真相竟原来如此！

蒋介石废除不平等条约不但落在汉奸后面，并且落在“军阀”后面。前面说对日本、意大利、法国的废除不平等条约是汉奸完成的，比蒋介石要早；此外，在德国、奥国、苏联、比利时方面，是“军阀”完成的，比蒋介石要早得多。

以德国、奥国为例。“军阀”在1917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国民党在南方极力反对，但是参战可以把中国国际地位提高，最后证明了“军阀”比国民党判断正确，与德国、奥国的不平等条约，就因此作废了。不但废除不平等条约是由“军阀”开始的，即使订立平等新约，也是由“军阀”开始的，那就是《中德平等新约》，于1921年5月20日订立。德国声明放弃在华一切特权。可见自1842年来，第一次缔结平等新约的是北洋军阀，而非蒋介石的国民党，要比国民党的中美、中英平等新约早十一年！

再以苏联为例。苏联早在1918年7月4日，由外交部长齐采林（C. V. Chicherin）对苏维埃第五次会议提出报告，说将对中国撤废沙皇政府对东北的各种压迫，和它在中国和蒙古的治外法权，放弃沙皇政府以各种口实对中国人民所加的负担，撤回沙皇政府对于驻在国的领事馆所设的武装部队，并将中国各种赔款中的俄国赔款交还中国。1919年7月25日，加拉罕（Leo Karakhan）签署的宣言，就是根据齐采林这个报告。其中说：“苏维埃政府不要求任何补偿，而交还中东铁路，以及一切采矿权、伐木、开采金矿，及其他为沙皇政府、俄国军人、商人和资本家从中国取得的权利。”接着就是中苏两国的谈判，而主其事者，就是顾维钧。董霖在《顾维钧与中国战时外交》（《传记文学》第三十一卷第二期）写道：

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顾氏屡将中国之愿望诉诸1919年之巴黎和会及1921至1922年之华府会议。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奥两国因战败而丧失在华特权。唯最早由外交途径而废除不平等条约实由顾氏主持。彼以中国外长资格与苏联特使加拉罕于1924年5月31日签订中苏协定，附有宣言、换文，同意解决两国有关问题之普遍原则。该协定包括事项甚多，其最重要者为取消中国与帝俄签订之各项条约合同等；“依1919及1920年苏联政府所发宣言之精神，以平等、互惠及公道为基础”，另订新约；苏联政府承诺废除所有帝俄与第三国家签订有碍中国权益之条约等，并相互保证不与他国签约有损中苏两国任何一方之权益。日后中苏关系虽多变化，但“顾加协定”确开中外平等订约之新纪元。

再以比利时为例。董霖写道：

顾氏在外交上另一果敢举动乃为宣告1865年11月2日之中比条约失效。比国曾凭此约，援引最惠国条款，得于中国拥有片面权益，但约期将于1926年11月2日届满。中国政府因而通知比国议订新约以代旧者，但对方则以该约第四十六条为根据，认为只有比国有权要求修改。当顾氏于1926年10月重主外交时，亲自处理此事，建议比方在议订新约期间，商订一临时协定，不意未被采纳。中国政府嗣因此案久悬不决，毅然于1926年11月6日颁发明令，宣布1865年之中比条约失效。

后来，国民党在1943年10月20日与比利时签中比新约的时候，已经晚于“军阀”十七年；在1945年8月14日与苏联签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时候，已经晚于“军阀”二十一年，并且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绝非平等新约，是典型的卖国条约。

由此可见，整天被国民党骂的“军阀”，他们并没像蒋介石那样丧权辱国；他们废除不平等条约，也远在蒋介石之前。上面所说他们与德国、奥国、苏联、比利时的关系，就是铁证。其实，这些还只是荦荦大者，至于细节就不必细表了。（详阅李敖《蒋介石研究五集》，第201页）如果一一探讨起来，我们会发现“军阀”的苦心，可真令我们起敬。以收回上海会审公廨为例，便可见一斑了。

外国领事的会审权，始于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普通华洋间民事案件，大都由知县与领事会商了结。至于华人在租界内犯罪，由租界警察送交知县审理，由领事会审。但租界设有会审公堂的，情形就比较复杂。1869年4月20日，上海道与英、美领事缔结《洋泾浜设官章程》，开始设立公共租界会审公堂，不久法租界也成立会审公厅，分别专理上海租界内华洋诉讼，华人为被告案件，概由外国领事派员会审；至于纯粹华人民刑案件，仍由中国厅员自理。辛亥革命发生，上海道不能执行职务，领事团乘机于1911年11月10日，接管会审公堂，中国厅员亦由领事团委派。从此不但涉外案件要会审，就是租界内的纯粹华人案件，也要会审了。外国领事握审判大权，虽经中国多次抗议，也没结果。

直到1926年8月31日，在“军阀”孙传芳的主持下，才订了《收回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暂行章程》，将上海公共租界原有的会审公廨改设临时法院，凡界内民刑诉讼案件除属于各国领事裁判权者外，均由临时法院审理，法官也由江苏省公署任命。上海关系各国领事同江苏省公署缔结这一章程，同意在1927年1月1日起生效，曾实施了三年。法院中任命的推事像徐谟、像吴经熊，都是同国民党挂钩的人，蒋介石可有这种“军阀”的度量吗？

何况，蒋介石后来废除了部分不平等条约，也得利于“军阀”所用人才的余荫。早在1933年，波拉德（Robert T. Pollard）在《1917年至1931年的中国外交关系》（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1917-1931）里就指出：

在军阀主义流行的时代，中国的外交政策，差不多完全只由一小部分很熟悉国际公法有外交经验及通晓国际情形的相当人物所定夺。这些外交官员中，有许多曾在中国教会学校毕业的。有几位是曾在美国英国或其他欧洲国家大学里得到高等学位的。实际上他们都能操一国或几国语言。所以内阁和党系可往复调动，各省也可任由以前的土匪去当政，可是外交部同外交官员，却始终是在这种留学阶级的青年们手里。他们曾在巴黎与华盛顿会议里，声诉本国的怨嫌。他们决心要努力达到中国应受主权国待遇的原则。因此，在南京政府一部分所成功的事业中，他们曾培植其基础。

正因为“军阀”有度量让职业外交家去外交，所以中国能以弱国办外交，办得并不逊色，并且为国民党“培植其基础”。最后，当国民党的局面愈来愈小的时候，蒋介石发明了以军人或党棍当大使、办外交的菜事。于是，就连“军阀”培植的一点点基础，也被蒋介石给糟蹋掉了。

综合上面这些真相，我们便看出来，国民党口口声声说他们最早废除不平等条约、完全废除不平等条约、只有他们废除不平等条约，别人没有废除不平等条约等等，是完全与历史不符的；相反地，蒋介石自己订的新的不平等条约——像《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等，其丧权辱国的程度，连满清、“军阀”、汉奸都干不出来！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光荣纪录归之于蒋介石、归之于国民党，乃是歪曲历史！

我们还要指出的是，蒋介石政府与西方国家“象征性”地废除了不平等条约之后，又另订不平等条约，岂仅《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而已。蒋介石为了打内战，于1946年就与美国签订各类条约、协定、谅解达十三项之多，以换取美方的军援与经援。这些新的不平等条约，包括中国全境对美开放、允许美军驻扎和使用中国基地与设施、美商在华享有与中国人相同的经济利益等。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这个商约事实上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多方面的权利允诺与最惠国待遇，实际上恢复了美国人在中国沿海以及内河航行权利、破坏了关税自主，而且还新增了允许美国军舰任意行驶的特权。类此皆以法律的形式，使美国在华特权合法化。蒋介石居然说是“采取平等互惠的原则来签订的”。（见《苏俄在中国》）当然从文字层面来看，双方好像是互惠的，但实际上，当时中国不可能占有美国市场，更不可能派军舰去美国，所以本质上绝对是让美国片面独惠的、丧权辱国的。而《中美商约》之后，又签订了包括《青岛海军基地秘密协定》在内的，一连串不平等协定。蒋介石又何以自解呢？

第四节、出卖外蒙古

中国于抗战胜利之后，跻身五强之列，废除不平等条约，却又签订了不平等的中苏条约，出卖了外蒙古。这是蒋介石决定、王世杰执行的重大外交事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先从一封信说起。1966年2月22日，王世杰致函张九如说：

九如兄惠鉴：

来示诵悉。尊稿亦已大致读过。

兄以七十高年撰此长文，且能作如此清晰之小字，精力之强，可以概见。世杰自忖殊非适当作序人，故拙见略与岳军先生同。世杰在毛泽东抵渝（三十四年8月28日）后虽曾与毛周晤谈一二次，但国共和谈期间，则因出席伦敦五外长会议，未克与谈；于当时经过，故亦未能深知（9月4日世杰启程赴伦敦，10月8日始返重庆），唯于当时气氛与环境则尚记忆犹新耳。对于国共关系、中苏谈判以及大陆沦陷原因，世杰所知事实与拙见，或尚有足供吾兄以及政治史者参考之值，迟日彼此得便，当趋尊处长谈。唯为国家利益，世杰守口如瓶已二十年于兹，即令会聚，弟我亦病不能自由发表耳。手此

顺颂

俪祺

弟王世杰敬启 五十五年2月22日（李敖藏原件影印本）

这封信中所说为国家利益、守口如瓶二十年、不能自由发表等语，更增加了这件事的神秘性。王世杰信中所说“中苏谈判”，指的就是他以外交部长身份，在1945年8月14日签的所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个条约是从1945年2月11日雅尔塔协定来的。亲国民党的美国人乔治·克里尔（George Creel）于《亚洲红祸记》一书中写道：

雅尔塔协定后，一直隐瞒着不让中国知道，也不征求中国同意，由此可以证明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对于这个协定的不光荣，并不是感觉不到。一直到了该年6月，蒋介石才知道已被当初曾经共申誓言的同盟国所出卖了。同时杜鲁门对于雅尔塔协定这件事，也一直到罗斯福总统去世后，方才知晓。

克里尔再写道：

杜鲁门总统未曾考虑的，也可说是出于坦率的，在6月里送到重庆国民政府一个照会，告诉了中国关于雅尔塔公约的事情。在呻吟与绝望之声停止之后，任何人都知道事已无可挽回，除非向苏联讨取较好的可能条件。中国是被美国遗弃了，中国的悲哀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宋子文不久便被派往莫斯科。

斯大林有如一只吞到金丝雀的猫，他不会变得很仁慈的。……

克里尔又写道：

中苏条约明显的承认蒋介石政府的合法，而且又明显的否认了中国共产党。不过苏联在条约里所提的担保都是空洞的，而中国所做的让步则都是具体而实在的。

但是克里尔没有真正表出，罗斯福为什么要签订雅尔塔协定？为什么要出卖中国？其实很简单，蒋介石抗战不力，罗斯福只好要求斯大林于德国败亡后出兵东亚。斯大林是何等奸雄，要他出兵，没有白吃的午餐，满蒙便成为他索取的价格了。罗斯福失算的是，原子弹一投，日本就投降了，根本不需要苏联出兵，以至于在冷战期间，许多美国右翼分子攻击罗斯福的雅尔塔协定是一“大出卖”（great betrayal）。但是罗斯福的动机还是由于蒋介石的无能，1944年的日军“一号作战”几使重庆溃败，更是无能的大暴露，而蒋还要把美式装备的精锐师去防共，不去打日本人，还要以溃败向美国人要挟。这教罗斯福有什么选择呢？此亦即斯大林亲口向蒋经国所说的：“中国无力驱逐日本，既要苏联帮忙，自应接受苏联之要求。”（见梁敬錞《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签订与其内幕真相》）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到，雅尔塔密约虽然宣称美、英、苏三国领袖同意苏联的要求，但同时有一条说，有关外蒙以及满洲港口、铁路权益，须经蒋委员长之认可（参阅Dalek，FDR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 518），而我们的蒋委员长居然认可了。古话说，“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蒋介石的自侮则到达辱国与误国的地步了。

克里尔说到“宋子文不久便被派往莫斯科”的事。宋当时是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见到斯大林后始知他要外蒙，宋称“任何中国政府不能割弃领土而存在”，斯大林答称可先立密约，“俟日本投降后再行公表”。宋则以“事逾训令范围”，要请示蒋介石作为缓兵之计。但宋久候训令不至，乃请蒋经国与斯大林做会外洽谈，终于探明斯氏真意。宋于1945年7月7日会谈时辩称，原来协定仅维持外蒙现状，并无独立之说，但斯大林说外蒙已是“人民共和国”，现状即独立。宋以高度自治对，斯亦不允，并谓外蒙独立若不解决，中苏盟约无从讨论。显然的，斯大林态度强硬，明告宋子文，你不卖国，一切就免谈！（参阅梁敬錞前引文）

蒋介石在斯大林的蛮横下示弱了，他召集高级幕僚商议后，发出如下训令：

一、外蒙独立问题，须待我国国内真正统一、领土主权真正无缺、行政真正完整，始能考虑。

二、苏俄如能保证东三省领土主权之完整，不支持中共之割据，不鼓励新疆之叛乱，则可考虑。

三、中国政府愿自动提出外蒙独立议案经外蒙公民投票许其独立，但此宜俟抗日胜利后，始能办理。

四、大连应为自由港，旅顺应做中苏共用军港，铁路干线应由中苏共营，但管理权仍在中国。

这个训令已基本上答应外蒙独立，只是争取一点出卖的交换条件而已。而蒋介石的出卖较雅尔塔的出卖实际上更多，因雅尔塔协定所谓维持现状，照罗斯福的解释，中国仍有宗主权，现在连宗主权都给卖了，显然是杠上开花式的卖法。

宋子文是聪明人，也是皇亲国戚，可以为了到旧金山签光荣的联合国宪章而兼外交部长，又可以为了不签卖国条约而辞外交部长。但是，这有什么用？皇亲国戚不做，自有家臣家奴来做，来做的就是王世杰。王世杰一上台，就签下所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出卖下列四大中国利权：

一、承认外蒙古独立自治。

二、东北长春铁路的共同经营。

三、宣布大连为自由港，对于长春铁路直运苏俄及由苏俄直运出口的货物，免除关税。

四、旅顺口由两国共同使用为海军根据地。

希图换取苏联四大承诺：

一、苏俄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

二、苏俄政府以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分，对中国在东三省之充分主权，重申尊重，并对其领土与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认。

三、关于新疆最近事变，苏俄政府重申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

四、在日本投降以后，苏俄军队当于三星期内开始撤退，最多三个月足为完全撤退之时间。

卖国交易既成，外蒙独立剩下的问题，就是官样文章了。官样文章可分两类，一类是蒋介石政府对苏联的，一类是蒋介石政府对中国人民（包括外蒙古人民）的。

在蒋介石政府对苏联方面，首先有所谓《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王部长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莫洛托夫部长照会》，全文如下：

部长阁下：

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上开之声明，于民国三十四年8月14日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批准后，发生拘束力。

本部长顺向

贵部长表示崇高之敬意。

此照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莫洛托夫部长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8月14日

公历1945年8月14日

王世杰（签字）

官样文章去后，苏联有所谓《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莫洛托夫部长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王部长照会》，全文如下：

部长阁下：

接准阁下照会内开：

“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上开之声明，于民国三十四年8月14日签订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批准后，发生拘束力。”

苏联政府对中华民国政府上项照会，业经奉悉，表示满意，兹并声明苏联政府将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蒙）之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

本部长顺向

贵部长表示崇高之敬意。

此照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王部长世杰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8月14日

公历1945年8月14日

莫洛托夫（签字）

蒋介石出卖了外蒙，却说“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以谎言做下台阶，真是中外罕闻！

另一类官样文章是如何完成“公民投票”的假戏，以便使蒋政府得以卸卖国之责。但这也是一场笨戏，无端以“公民投票”使外蒙独立更加“合法化”！演出这一幕既假又笨之戏的蒋介石代表是雷法章。雷法章当年被派到外蒙古去“参观”公民投票时，他的身份是内政部常务次长。他于1981年3月，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奉派赴外蒙参观公民投票之经过》一文，这篇回忆文令我们长了不少见识：

第一，在“公民投票”结果没公布前，外蒙古是中国领土，外蒙古人民是中国人民，在“完成法律手续”之前，自然当受中国政府管辖。中国政府派中央大员去，理该是“监票”，怎么可以是“参观” ？“投票之筹备与执行，均由外蒙当局自行主持，政府不予过问。仅在举行投票之际，遣派代表前往参观。”这是什么话？

第二，雷法章说：“奉派之后，迭次晋谒先总统蒋公，即当时国府主席。奉谕，代表政府参观投票情形，兼可考察外蒙政治社会情况，而不与外蒙当局进行任何交涉。关于投票一事，只宜细心观察，但不得干涉或发表任何声明。”这又是奉命放水了。

第三，雷法章报告中已指出“此项公民投票，据称为外蒙人民重向世界表示独立愿望之行动，实则在政府人员监督之下，以公开之签字方式表示赞成与否，人民实难表示自由之意志。故此项过程，纯属掩耳盗铃之举”等语，则所谓“公民投票”之说，在国民党大员眼里，也是不足采信的假戏，这一点自为蒋介石所深知。深知而要瞒天过海，就只好封锁真相。于是：“因原报告系属秘密文件，政府始终未予公布。是以除外交当局外，鲜有知悉其内容者。”而雷法章“在蒙时慎重将事，归国则忠实报导。唯除书面报告政府，并口头备供咨询外，对外未发表任何谈话或书面声明，借保机密。即如中央大学与中央政治大学，曾数次邀请，做公开讲演，均经婉谢。而奉最高当局面谕，预定在中央纪念周之报告，亦未果行”。为什么如此？原因无他，蒋政府要卸责，要骗中国人民，说外蒙古不是我要它独立的，乃是经由“公民投票”独立的。如今“公民投票”既是假的，则外蒙古独立即失其依据。外蒙古不独立，蒋政府就不能完成卖国的壮举了，所以只好一切遮盖。雷法章当然也不敢吭气了。

毛以亨《俄蒙回忆录》中说外蒙古“公民投票”，四十九万合格投票人，参加者有百分之九十八，一致赞成独立，但是雷法章说：“外蒙古的公民投票，是一件法律的滑稽剧，不仅外蒙政府自己知道、我们知道，甚至于世界各国又哪有不知道的呢？我们的论断，绝不是主观的偏见，是有具体的事实与理由为根据的。”（雷法章《故国河山话外蒙——民国三十四年库伦视察记》，载《中外杂志》）蒋经国在《风雨中的宁静》也承认“关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实际就是苏联吞并外蒙古的问题”，也知道中国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中国的“国民”一定会说蒋介石的国民党“出卖了国土”，正因为有这一清楚知道，所以国民党要一切遮盖，想用“先立密约”、“公民投票”种种的方式，来达到既卖国又脱罪的目的。但是，正如苏联独裁者所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蒋介石辛苦多年的诪张为幻，最后还是落得个欲盖弥彰。连雷法章自己，在蒋介石死后、在信基督教走火入魔以后，都要小心翼翼的把内幕抖了出来，使我们恍然当时的一些真相。这真是“主耶稣”的《奇迹重现》了！（雷法章曾写《奇迹重现》一文，发表在《基督教论坛》，特此借喻一下。）

王世杰从苏联卖国回来，说这个条约可保中苏三十年的和平，要求顺利通过。1945年8月24日，九十九位国民党训政时期的立法委员，在重庆国民政府大礼堂集会，由院长孙科宣布：赞成的立委请起立的时候，九十五位站了起来，只有四个人反对。于是，国民党总裁、国民党外交部长卖国以后，国民党立法委员也卖国了。第二年，孙科在留美同学会讲《亲美乎？亲苏乎？》有这样的说话：

订此条约我们的损失已很大了，但能以三十年友好条约的代价，在三十年中让我们埋头苦干建设起来，则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也还值得。待三十年后，中国强大了，收回损失，尚未为晚，用远大眼光研讨这个条约，所以终于批准了。（《中央周刊》，中央日报出版）

好个“三十年”的“远大眼光”！何必三十年呢？老毛子第一年就给了蒋介石好看。苏联军队在东北强奸、轮奸中国女人，并劫掠了80亿美元的工厂与物资。孙科在文章中也抱怨，为了避免纠纷，中国政府虽有充分的理由，也装哑巴不说话。

苏联既已违约背信，而蒋介石的外交部仍不知采取行动，还在“仍一向恪守其由此约产生之一切义务”呢！签订卖国条约后两年——1947年5月22日，王世杰在国民参政会报告，还说：“关于中苏关系，中国政府在过去一年中，系依照参政会之决议，努力求《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严格履行。”还说这种傻话呢！直到被苏联耍得七荤八素之后，才在1949年，发出《宣布与苏联断绝邦交之声明》，后又在联合国提出控苏案。其实控苏的理由，早在四年前——1945年——就已成立，但是为什么要到1953年那么晚、那么迟才表态废弃《中苏友好条约》呢？原来1953年2月20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向国会要求通过废止二次大战的秘密协定，三天以后，台湾这边就废了约。1953年2月24日《新生报》载：

我废止中苏条约具充分法律根据

根本无需与他国商谈/沈昌焕答复记者询问

〔本报讯〕政府发言人沈昌焕昨（23）晚答复记者询问时，断然否认我国废弃《中苏友好条约》之决定，系与美总统艾森豪威尔元月3日向美国会提出的国情咨文有任何关联。沈氏强调这是我国的主权行为，“这是我国自己的事，纯粹是中国政府自己的决定”，根本不需与美国商谈。

但是邵毓麟明白透露，他在艾森豪威尔否定雅尔塔密约之后，于2月25日上午请见蒋介石，报告说：“我国在联合国大会所提‘控苏案’，大会仅决议苏俄并未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未予惩处。实则苏俄利用雅尔塔美俄英秘密协定，既逼我签订中苏条约，又凭此约，占领东北，协助中共，使我大陆沦陷。过去我为顾虑美国关系，迟未采取行动，如今美国总统既经公开否认雅尔塔密约，我实应立刻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昭告国内外人士。”蒋介石听了，连说：“很对，很对，就请你立刻去告秘书长办理。”于是邵毓麟立刻到了王世杰的办公室，说明“奉谕”经过，王世杰一面说：“没有想到，没有想到”，一面电邀“外交部长”叶公超立刻前来会谈。就这样，在当天下午，由国民党“外交部”发表，正式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见邵毓麟《奉派驻韩外交代表又无疾而终》，《传记文学》第三十一卷第六期）

邵毓麟的透露，说明了为什么苏联早就违约背信而蒋介石不早点废约，为什么拖到八年以后才废约。蒋介石到1953年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固对外蒙古独立等既成事实，不能移动分毫，但是，蒋介石敢在上当后八年，顺着美国人眼色废除此约，也算稍舒窘局，趁此大宣传特宣传，自然也是一件快事。不料，好景不长，又过了八年，外蒙古独立之未足，竟要加入联合国了。蒋介石大吃一惊！因为这时蒋政权在联合国安理会还有否决权在手，外蒙古入会而不否决，即无异承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根本没废；若予否决，则苏联必然也否决日本与非洲许多小国入会，蒋介石的“岛国”是禁不住非洲小国和美国的迁怒的。于是，蒋介石又放水了！对外蒙古入会问题，他不敢使用否决权了！蒋介石在1961年11月12、14、16日主持国民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及中央评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发表《贯彻本党的时代使命和革命任务——动员、革新、战斗》，秘密地说：他“避免使用否决权”，是“不得不勉循盟邦之请”，因而不得不又来一次“严重的失败和耻辱”。他说他“避免使用否决权”，“对国内民心士气的影响，则是相当沉重的。”他还说：“在防阻匪伪入会的间接目的上，我们可以算是换取了一次迂回战的胜利”，换言之，如果否决外蒙入会，可能连自己的席次都保不了！

蒋介石、王世杰认为同苏联签约，可对苏联有个约束，这是完全不懂近代外交史的。因为在所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前，苏联至少已有过二十三次违约背信的纪录。（详阅李敖《蒋介石研究四集》，第199-200页）这么多违约背信的纪录，除几次有待1945年以后正式证实者外，至少有十八次以上，都在签订所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前违约背信在案。有这么多次前科的国家，居然还同他“友好同盟”，这岂不太无知了吗？何况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已同苏联订过一个《中苏互不侵犯协定》，第二条中明说：

倘两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约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于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缔约国。

但在1941年3月，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在访问德国之后，访问苏联。苏联外交部次长在3月27日对国民党驻俄大使说：“斯大林接见松冈，是纯礼貌问题。”4月11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对国民党政府说：“苏联不为自己而牺牲友邦的利益，苏联政府对松冈是照例招待。”但是《苏日中立协定》竟在第三天——4月13日公布了。1941年违约背信如彼，蒋介石、王世杰居然于1945年还同它签约如此，还要相信它如此！

蒋介石于1945年要王世杰拆下的这个烂污，又要蒋廷黻在1949年替他绞尽脑汁，去进行控苏案。这就恰像1879年（清光绪五年）崇厚跟俄国人订的误国条约一样，害得1881年（清光绪七年）由曾纪泽替他擦屁股。中国人真倒霉，在对付老毛子的问题上，老是碰到庸吏误国，并且蒋介石、王世杰这一次，又不知比崇厚失去伊犁严重得多少，除东北的利权外，失去了面积五十八万平方英里，比台湾大四十四倍的外蒙古！

外交史家出身的蒋廷黻在《三年控苏的奋斗》一文里，有这样的评论：

关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8月14日中苏签订的条约和换文，我一认真研究，就感觉诧异。这个条约与五十年前大清帝俄同盟条约太相同了。

条约及换文，就全体看起来，是极有利于苏俄的，简直可说是片面的、不平等的。苏俄如严格遵守这条约及换文，于苏俄只有利而无害。任何公平的研究员，不能避免这个结论。

所以，结论是，蒋介石、王世杰之罪浮于崇厚之上。但是即使在腐败的满清政府，当崇厚拆了烂污，都要拔去花翎、革职锁拿、下狱论罪；但是国民党政府的王世杰呢？因为肯背黑锅、肯替主子“断腕”，在蒋介石的护航下，一路官运亨通！他不但一身同肩党（中宣部、青年团、监事会、中训团、）政（参政会、中央设计局）军（参事室）七机构之首长或幕僚长重任；并且自“外交部长”而“总统府秘书长”、而“中央研究院院长”、而“世仰高贤”（这是国民党《中央日报》所登郑彦棻的话）而死！

在高压的政治统治之下，没有公道与是非可言，然而历史必不容抹杀公道与是非，但是学历史的“海外学人”许倬云，在《追念王雪艇先生》中竟然说：

中国在无可奈何的情势下，不得不签订中苏间的新约。明知这是丧权辱国的条约，没有人愿意担任签约的任务。但是国家在那种情势下，此约又非签不可。雪公忍辱负重，毅然出使，不仅任劳，而且为国任怨。天下事，任劳易而任怨难，也只有仗这份问心无愧的书生本色，他才能吞下这口难忍的内心伤痛。这番国之大臣的苦心不是一般血气偾张的虚骄之辈能了解的。（《传记文学》第三十九卷第四期）

不仅不秉笔直书，反而要留下呈献谀词的纪录。许倬云谈“国之大臣的苦心”，他可想到这个故事吗？就是“军阀”收回外蒙古的故事。1919年，外蒙古闹独立，“军阀”徐树铮任西北边防筹备处处长，决定派兵入蒙，于是以西北边防军总司令资格，亲自摆平，前后花二十二天，不费一兵一弹，完成了收复外蒙的工作。他的功业，引出了一段公论。据他的儿子徐道邻在《徐树铮先生文集年谱合刊》里说：

先生到京之后，除了向政府报告，还有电报报告在上海的中山先生（11月24日），中山先生也有回电庆贺他的成就（26日），内中有下面这几句：“比得来电，谂知蒙回心内向。吾国久无班超傅介子其人，执事于旬日间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自前清季世，四裔携贰，几于日蹙国百里。外蒙纠纷，亦既七年，一旦复归，重见五族共和之盛。此宜举国欢欣鼓舞者也。”

徐树铮因为不是国民党，国民党中有些持“非我族类”观点的人，就感到这个贺电太肯定别人了，不高兴。据《国父年谱》：“中山先生这个贺电，还引起了党人（凌钺）的抗议。中山先生批复：‘徐收回蒙古，功实过于傅介子、陈汤，公论自不可没！’”

“公论自不可没！”这表示出真正爱国者的与国同休戚、真正爱党者的与人为善，这种公道与胸襟，实在值得学习、值得反省、值得作为榜样。远在1912年，国民党就知道外蒙古的重要，戴传贤主持上海《民权报》，就在《蒙古丢了》一文中，警告：“若犹梦梦也，则蒙古非我有矣！蒙古去，而中华民国亦随之去矣！”可见国民党深知外蒙古绝不能丢。外蒙古由“军阀”手中收回，国民党却不如“军阀”爱国；外蒙古由国民党手中失去，国民党却反骂“军阀”卖国，天下还有比这更滑稽的“公论”吗？

许倬云说：“国家在那种情势下，此约又非签不可”，亦非事实。连蒋介石都在《苏俄在中国》中说：“我中华民国未曾参加雅尔塔会议，而美政府当时亦未曾咨商我政府，我们自可不受其拘束。当然我们与苏俄谈判订约，亦是受他们美国的劝告，不过曾经我们自己的考虑。”所谓“我们自己的考虑”，根本就是他自己的考虑、为他自己政权的生存考虑，而不是为国家民族百年大计考虑。他怕得罪了美、俄，保不住政权，更怕苏联公然支持中国共产党抢他的江山。我们从他的考虑中可以看到，他想以满蒙的高价来收买苏俄不支持中共的用心，十分明显。其实，斯大林原来瞧不起毛共，不认为是货真价实的共产党，而是“人造奶油式的共产党徒”（Margarine Communists），得到蒋介石的天文数字好处之后，确也尽了力气不支持中共，更没有想到毛泽东会取蒋介石而代之。1945年8月中旬，蒋连发三电，邀毛赴重庆谈判时，延安于8月22日约略同时收到斯大林的电报，促毛去渝和谈。蒋介石一再说，苏联把部分东北日械给了中共，然而毛泽东更以为他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可以从苏军手里接收东北哩！结果全不是那回事。苏军坦克第六集团军司令克拉夫钦科上将向于1945年9月6日抵达沈阳的曾克林说：“我们接到莫斯科的电报啦！知道你们确实是毛泽东、朱德的部队，是中国的八路军。不过，我们苏联和中国国民政府订有条约，规定国民政府接管东北的主权。”（转引自辛子陵《毛泽东全传》第二册，第38页）后来，蒋介石在国共内战中大败，苏联大使跟国民政府一直跟到广州，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就留在南京不走，想跟中共谈谈了。相比之下，苏联还有胜美国一筹之处哩！蒋介石骂“苏俄是没有信义的国家”，美国又如何呢？

蒋介石把毛泽东得天下，说成苏联侵华，绝非事实，不过是把自己失败的责任推给苏联，只是遗憾卖了外蒙，仍无法挽救他在大陆的政权。长久以来，除了李敖之外，没有人敢直指蒋介石出卖外蒙，不过，蒋是自承罪愆的。他在1952年10月13日，中国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发表《对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二十五卷），有秘密谈话说：“承认外蒙独立的决策，虽然是中央正式通过，一致赞成的，但是我个人仍愿负其全责。”（第120页）他还说签约是“我个人的决策”、“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第121页）。蒋介石明确地归属了责任所在。他在签约七年后，自己承认当年签约放弃外蒙古，“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绝非谋国之道。”（第120页）在这《对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开始，蒋介石就表示他“对总理、对革命、对国家和人民应该引咎自责”。互勘与对比了这些文件，我们对抗战胜利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才会有完整的了解；并对自称“民族救星”的“高瞻远瞩”，才会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第五节、国共和谈因何破裂

蒋介石丢掉大陆江山，责怪苏俄帮中共的忙、责怪美国为德不卒、责怪毛泽东谈谈打打！其实，这些都是遁词，和或战都是他的决定。他在抗战后期就想以军事解决共产党问题，抗战胜利后在中外压力下，不得不摆出谈和的姿态，但他的“和”无异要人降，根本是逼中共“战”。他原以为可以一举消灭“共匪”，哪知反被“共匪”赶出大陆。他承受和谈破裂之“果”，由于他先种下了和谈破裂之“因”。

战时美国的对华政策，近程目标是增强中国的抗战力量，至少不至于溃败；远程目标则是于战后希望出现一强大团结而民主的中国。“民主”，乃是与法西斯、马克思鼎足而立的三大潮流之一，美国是盟主，故民主亦可为亲美的代名词。“团结”，才能解决当时中国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尤其是国共间的矛盾，才能统一、才能避免美国国务卿伯恩斯（James F. Byrnes）所谓的“兄弟阋墙之争”（fratricidal conflict）（见Byrnes，Speaking Frankly, p. 226）、才能有效地打败日本、才能成为像个样子的现代国家。“强大”，因为中国太弱，非强大不足以于日本败亡后，填补权力真空，成为亚洲的稳定力量，罗斯福以四强名义相授，可说是给中国打一强心针。这是罗斯福的既定政策，而由杜鲁门全盘承继。罗、杜两总统先后派遣居里（Lauchlin Curie）、威尔基、华莱士、赫尔利（Partrick Hurley）、马歇尔（George Marshall）等特使来华，都直接、间接与执行此一近程、远程的政策有关。即使蒋介石所指责的“亲共”的史迪威，也是奉行此一政策的。以近程言，为了有效击败日本，扭转中国战场的劣势，美国想武装八路军也是顺理成章之事，更不必说当时美军原有在中国沿海登陆的计划，需要包括共军在内所有中国军队的配合。以远程言，从美国人的现实观点看，中国要民主团结，必须先要容纳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党各派。美国人固然全力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政府，但也不喜欢蒋介石独裁。所以“亲共”的史迪威固然冒蒋介石之大不韪去延安，“亲蒋”的赫尔利也要冒蒋介石的大不韪去延安。蒋介石虽向美国人力言国际共产主义的阴谋，但美国政府的情报确认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疏而不密。伯恩斯、赫尔利与斯大林等苏俄领导人接触中，也体会到俄国共产党对毛共的轻蔑与不在乎。当时在重庆的美国使馆中不少外交人员即认为毛泽东仅仅是土地改革者，未免失之天真，但是中共不是苏俄的第五纵队而是一股中国内部势力，并贏得不少民主人士的认同，乃是不可动摇的事实。既然是国内势力，从美国人的观点看，非团结不足以言民主。更重要的，不团结中共，中国内战势不可免。内战一打起来，民主统一的中国固然泡汤，甚至造成亚洲的动荡，威胁世界和平，既不符合美国利益，亦非美国人所乐见。罗斯福的副总统华莱士于1944年访问重庆时，即亲闻蒋介石一意诋毁中共时，“充满恼恨与拙劣的逻辑”（full of bitter feeling and poor logic），担心他将成为中国的克伦斯基（A. F. Kerensky）（见Blumed ,The Price of Vision, p. 351），可谓不幸而言中，最后毛泽东取代蒋介石正如列宁取代克伦斯基。老蒋失去了江山，也伤害了美国的利益。

明了美国对华政策，才能理解为什么蒋介石的胡宗南大军包围陕北，养兵八年，时时窜动。而日本宣布投降时，虽然国共摩擦更趋激烈，仍不能立即用兵于一朝，直攻解放区，即因蒋不敢冒美国之大不韪，遽然发动内战也。国内厌战、反战的民意，在蒋介石心目中尚属次要。

事实上，国共和谈的始作俑者原是美国人。蒋介石在抗战期间对解放区采封锁与防堵甚至攻击的策略，不会主动与共产党和谈。然而罗斯福有鉴于蒋介石对日作战表现差劲，亟欲加强其作战能力，乃想到整合共军武力。再由于若干美国记者突破封锁线，访问延安，印象颇佳，认为极有气象，与重庆之委靡不振，呈现强烈的对比，更促进美国政府谋求联合共军、增进中国抗日实力的需求。1942年7月21日罗斯福派代表居里至渝，停留十六日，与蒋谈话十四次，谈及“防共而不抗日”的问题，敦促蒋“对共产党尽量优容”。（见《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五卷（上），第2014页）开罗会议之后，罗斯福又派副总统华莱士（Henry Wallace）来华，任务也包括劝蒋与中共谈判。1944年6月21日至24日，华莱士与蒋长谈四次。蒋强调中共比俄共更“共”、更坏，尽量挑拨离间之余，仍只好答应美国军事代表团访问延安。（Blumed.，The Price of Vision ： the Diary of Henry A. Wallace, 1942-1946, P. 332-333，351-352）这个一二十人的代表团，就是所谓“狄克西团体”（Dixie Mission），或称“军事观察团”（Military Observer’s Mission），为蒋介石所不愿见的美毛关系之突破。蒋不愿见，因美毛军事合作若有进展，蒋势必无法独占美援，将更增强共军实力。其实当时在华不少官员，包括史迪威在内，都主张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援助延安以抗日。

不久罗斯福又派赫尔利于8月间以总统代表身份抵达重庆。此公军人出身，俄克拉何马州人，自信极强而天真烂漫。他于美国对华政策固然一清二楚，但对中国的情况却一知半解。他受到蒋氏夫妇热情招待，对蒋产生好感，在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政府的政策下，积极助蒋团结抗日，助蒋建立军政统一的有效政府。换言之，他愿把赌注完全放在蒋之一边。即使如此，他仍须继续美毛间的对话，以及化解国共间的矛盾。他于1944年11月7日，以代理驻华大使的身份，亲自飞往延安，促进国共军事力量的统一。毛泽东答以统一团结先须使中共分享美援，赫尔利认为可由一个联合的国民政府来分配美援，并相信蒋介石会接受此议。周恩来乃应赫氏之请，同返重庆做进一步商谈。此无异由赫尔利逼成国共和谈。但蒋介石只肯“承认共产党公开之地位”，即此一点，尚须整编共军为国军，“完全由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绝对不答应联合政府，其实仍然要中共投降，与赫、毛在延安所得五点共识相差甚远。周恩来致函赫尔利，重申取消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蒋介石则以筹组容纳中共的“战时内阁”，作为回应。赫尔利乃转而支持蒋氏主张，使蒋“政治攻势”得逞。（参阅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473页、476、485页）简言之，赫氏赞同中共交出武力，然后邀共产党到蒋介石政府来做官的那种联合政府，认为是合理解决的办法。（参阅Lohbeck，Patrick J. Hurley, p. 313-318）美国派在延安的军事观察团团长包瑞德（Cal. David D. Barnett）曾向毛泽东说：“你们要听一听赫尔利的话，派几个人到国民党政府里去做官。”毛回答说：

捆住手脚的官不好做，我们不做。要做，就得放开手放开脚，自由自在地做，这就是在民主的基础上成立联合政府。他（包瑞德）说：“不做不好。”我问：“为什么不好？”他说第一、美国人会骂你们；第二、美国人要给蒋介石撑腰。”我说：“你们吃饱了面包，睡足了觉，要骂人，要撑蒋介石的腰，这是你们美国人的事，我不干涉。现在我们有的是小米加步枪，你们有的是面包加大炮。你们爱撑蒋介石的腰就撑，愿撑多久就撑多久。不过要记住一条，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中国绝不是蒋介石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总有一天你们会撑不下去！”（《毛泽东选集》第四册，第1031页）

毛泽东口气很大，充分显示不可能参加做官的联合政府，然而赫尔利初未料到蒋介石连做官的联合政府都不太情愿，更不必谈1944年9月在国民参政会上，所提出的废止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要求了。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抗战期间虽然国共合作，但中国共产党仍然是非法的，共产党参加国民参政会是以“文化团体”的名义出席的，可见蒋对中共一直采取否定态度。除非中共自甘否定，无论“合作”或“联合”都无法真正落实。

赫尔利抵渝时，蒋介石与史迪威已闹得很不愉快。史迪威向蒋展示罗斯福的谴责函后，赫派史之不是，有助于蒋介石的“以夷制夷”，帮忙把史迪威给“制”掉了。史迪威离华后不久，美国驻华大使高斯也辞职，遗缺即由赫尔利于1944年11月承继。赫尔利大使便成为蒋介石的护航员，1945年5月国民党召开六全大会，赫尔利更产生乐观的幻想，以为蒋会走民主的路，中共可被迫合作（Buhite Hurle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p. 214），殊不知蒋在大会上做政治报告，明说要“消灭共产党”（原件今存南京二档馆国民党中央党部档），而非合作，因而赞同蒋召集蒋所控制的国民大会，无视各党派联合政府的主张，并附和蒋要求中共交出军队、交出地方政权，最多只能从蒋获得中共 “合法地位”的让步。1945年4月，赫大使在美京华府更发表声明，强烈支持蒋介石政府，替蒋之国民大会捧场；指责中共是分裂主义者，拒绝参加联合政府。赫尔利以为蒋之国民大会若成功召开，中国便可民主统一了。结果他拥蒋反共的立场，得罪了毛泽东，被毛指为与蒋合唱反共双簧，鼓励蒋打内战。7月间召开的参政会，中共也拒绝参加了。

赫尔利的扶蒋、拥蒋立场也引发重庆美国使馆内部的剧烈争辩，使馆人员如谢伟思等认为赫尔利的做法，将使国共内战不可避免，有违美国政策。他们甚至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而非重庆。要军援延安，告知蒋即可，毋须与他协商。把一切的赌注都放在蒋之一边，何异与僵尸共舞。赫尔利则怒斥这些人亲共反蒋，甚至送上红帽子。（参阅Esherick ed. , Lost Chancein China, p. 333-363）大使与使馆职员的辩论，取决于政治多于雄辩，而罗斯福正风烛残年、奄奄一息，自然站到大使的一边，不久于4月中旬病逝，美国的政策遂定位于“扶蒋”之上，军援中共之意亦完全打消。（参阅Buhite, Hrule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 193-194）

赫尔利自斯大林获得更明确不支持中共的保证，这位国际共产首领甚至向美国人说，延安中共并非真正的共产党（此点很可能受到王明的影响），也不认为毛泽东可能夺取政权。即使蒋要吃掉延安，他也不在乎，更赞赏蒋是一“大公无私的爱国者”。此显然完全赞同美方的扶蒋政策，故赫尔利向刚上任的杜鲁门总统说：“斯大林无条件地同意美国对华政策。”（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七卷，第340页）赫于4月24日返回重庆后，深信由于苏联的合作，可以逼中共就范，统一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之下。但是毛泽东于6月11日中共七大会议上，发表谈话，题目是《愚公移山》，公开反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全文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册，第1001-1004页），并不就范。蒋介石老实不客气，于7月21日，指示胡宗南向陕、甘、宁边区的淳化县发起攻击，进驻爷台山、威胁延安。中共《新华日报》大举揭露此事，攻击重庆发动内战。美国毕竟不愿见内战发生，更不愿在日本投降之前，国共继续发生严重军事冲突，魏德迈将军乃命美军人员分驻国共接壤之处，以制止之。（参阅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27、528页）

8月10日已有日本即将无条件投降的消息，然此时日军仍然占领自东北至广东的大量中国国土，立即发生接收与缴械的问题。蒋介石的嫡系主力偏处西南，就地理位置而言，共军显具接收失土的优势。蒋即以统帅名义，命令共军“驻防待命”，不准“擅自行动”。蒋之用心，当然可以理解，但命令一支抗日的军队于敌人将要投降之际不准进攻、不准缴敌人的械、不准受敌人的降，必然说不过去，于理有亏。毛泽东针锋相对，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向蒋介石发了两通电报，指出“驻防待命”的命令，有违国家民族利益，有利于敌人，碍难遵行。（详阅《毛泽东选集》第四册，第1087页）不过，在接收问题上，由于汉奸周佛海出任蒋之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531页），以收编三十余万伪军（参阅王俯民《蒋介石详传》，第230-232），冈村宁次的通力合作，以及美军协助并提供海空运输服务，蒋之劣势一变而为优势。毛泽东洞悉此情，早于8月13日以新华社评论员名义，发表《蒋介石在挑动内战》一文，向“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民宣布：重庆统帅部，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真正抗日的军队”，要求解放区抗日军队直接派遣代表“参加四大盟国接受日本投降”。（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册，第1037页）当蒋介石的发言人称朱德及共军为“人民公敌”，毛即反唇相讥说“提起人民公敌，谁都知道这是指着谁”，“他叛变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1927年的大革命。他将中国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因而引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胜利 到来了，他叫人民军队驻防待命，他叫汉奸维持治安，以便他摇摇摆摆地回南京”。（见同书，第1047页）毛将“人民公敌”这顶帽子奉还，套在蒋介石的头上，国共长期“摩擦”之余，大有于日本宣布投降前后，爆发全面内战的危机。

日本昭和天皇于1945年8月15日向世界广播，正式宣告无条件投降，全国庆祝抗战胜利，但蒋介石的心情十分复杂，忧喜参半，甚至忧多于喜。当日向全国及世界广播，即以“要爱敌人”为说，竟将日寇加诸中国军民的苦难与残暴一笔勾消，因其心目中别有牵挂，就其“革命使命”而言，反共一直重于抗日。他在同年9月9日的日记中感叹道：

呜呼！抗战虽胜，而革命并未成功；第三国际政策未败、共匪未清，则革命不能曰成也，勉乎哉！（《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五卷（下），第2671页）

他若能为所欲为，必以朱德不奉“驻防待命”之令，向已被包围的解放区展开全面进攻，一举荡灭他恨之入骨的“共匪”，完成他的“革命”，抗战尚未胜利时，他就亲口告诉他的学者顾问拉铁摩尔，“战后中共问题必须要用武力解决”（Lattimore, China Hemoirs,p. 139），自然无意组织什么联合政府，但当时国内外情势绝不允许他明目张胆地立即发动内战，不过，他已掌握和平攻势的有利条件。美国扶蒋态度已十分明朗，中苏友好条约已经谈妥，斯大林已公开揄蒋抑毛。延安在国内遭到围困，在国际上更形孤立。既然大家要和，何莫展开和平攻势，在有利的情况下，逼对方就我之条件而和。日皇宣布投降之前一天，在赫尔利的敦促下，认为重庆与莫斯科间的联盟，必能迫使毛泽东前来请和（Lohbeck, Patrick J. Hurley,p. 404），蒋乃亲自急电延安，请毛泽东“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当时国共间因“驻防待命”问题有纠纷，故毛复电称俟蒋对此事表示意见后，再考虑会见。于是蒋于20日再度电毛，把“驻防待命”推说是盟军总部的规定，说是“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云云。然后再亟力促驾，说是“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又说：“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言下之意，若不来，岂不是不体念国家艰危、悯怀人民疾苦矣。这是何等压力！毛遂于22日复电，谓先派周恩来前来接洽。蒋怕毛推托，于接此电报后翌日，三度电毛，谓周氏来渝固欣慰，“唯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并“已准备飞机迎迓”，做进一步之敦请，而电文均公诸报端，众目睽睽，促驾来势之汹，犹如钱塘之潮，一波高过一波，难以抵御。毛只能于24日急电重庆，表示“极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来往电文见《重庆谈判资料》，第4-8页）

蒋之紧迫邀请，乃是运用匠心的一种招数，显欲将毛一军，而且无论来否，自以为均操左券。若不来，蒋可说毛无和平建国诚意，不仅可卸内战之责，且可将此责加诸对方。若来，蒋可以主人的优势、有利的情势，逼毛接受自定的和平条件；如不接受，再加之以武力，亦可谓先礼后兵矣，剿抚并用矣。

延安方面接此一招，的确沉重，压力来自四面八方。然而蒋氏囚禁政敌的前科累累，诸如李济深、胡汉民、张学良、杨虎城等不一而足，利用特务暗杀，亦屡见不鲜。虽说美使赫尔利愿做安全保证，但夜长梦多，防不胜防，万一事发，推说意外，亦莫可奈何。然而无论风险多高，毛势在必行，否则未决雌雄，已输了一招，绝非“风流人物”毛泽东所肯为，所以毛应蒋之请，并不意外。中共中央要求魏德迈派美机接送，赫尔利陪同，以防意外，并决定毛外出期间由刘少奇主持大计，都是以防万一，设想周到的举措。

毛泽东于1945年8月28日下午，由赫尔利、张治中、周恩来、王若飞陪伴下，自延安飞抵重庆。蒋介石当晚在林园官邸设宴欢迎，尔后在8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

正午会谈对毛泽东应召来渝后之方针，决心诚挚待之，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五卷（下），第2666页）

毛来渝前的正午，蒋才集会商讨方针，临事才抱佛脚，原无新的腹案。诚挚相待尚须“决心”，可见诚挚来之不易。所谓政治与军事整个解决，仍然是他一贯统一军令与政令的说法，也就是要中共交出军队与政权。因此，所谓政治要求予以宽容，极限不过是给予中共合法地位以及允许到蒋政府做官而已。蒋氏和平条件更明确见诸8月29日的日记之中，他列出三条：

一、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也。（前引书，第2656页）

另组联合政府根本不在考虑之列，蒋欲逼和之心，已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毛泽东在重庆一住四十余日，蒋毛会见时间不长，正式商谈五次。欢迎晚宴时，蒋介石一身戎服，胸前勋章耀眼，似乎是向毛显示他是最高统帅。蒋氏夫妇以茶会招待苏联大使彼得罗夫时，请毛作陪；，又邀毛与美国大使一起吃午饭，似乎是向毛显示他有美苏两大国的支持。蒋以声势慑毛，显然无效，穿土布中山装（即列宁装，后来又称毛装）的毛泽东，绝不屈服，使蒋“脑筋深受刺激”。10月10日临行前毛要求宿于林园，翌晨共进早餐，但话总不投机。毛离去后，蒋散步林园一周毕，于记事批阅公文之余，“甚叹共党之不可与同群也！”（前引书，第2688页）

蒋介石在“统一军令政令”的底线下，根本不会允许解放区与八路军的存在，也不会同意重起炉灶，组织联合政府来完成军令与政令的统一。在此情形下，和谈不可能谈出任何可行的结果。毛泽东同意缩编若干军队，退出若干解放区，只是表示一点诚意，距离蒋的要求尚远。国共重庆和谈后所签订的《双十协定》，明眼人一望可知，不过是装点门面，根本问题并未解决。

唐纵在日记中透露，蒋介石说毛泽东本欲趁日本投降占领华北，因来渝谈判而未成。（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91页）事实上，在和谈期间，美军出动陆战队助蒋占领华北。就蒋而言，此次和谈的真正收获乃是达到缓兵之计的目的，使蒋军获得宝贵的时间，由美国海空联运送部队到华北。不过，“毛”翁失“土”，却在统战上大有收获。毛泽东、周恩来一行以贵宾身份抵达重庆，逗留将近七周之久，周旋于各界人士之间，往往侃侃而谈，时时心心相印，赢得无数同情与支持，而毛氏一曲《沁园春》咏雪词，“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气势不凡，使很多士人倾倒。

蒋介石于重庆和谈期间，已秘密分发在江西时订定的“剿匪手册”，准备展开军事攻势。同时授意张治中密电胡宗南，谓：“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做具体谈判，如彼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中共代表团关于张治中向胡宗南传达秘示致中央电》）事有凑巧，《双十协定》签订前两日，一架国民党运输机迷航，降落在太行山麓的共区，查获编号为3251代电的蒋致阎锡山密件，附“剿匪”手册两本，泄露了“剿匪”的天机（见叶永烈《毛蒋争霸录》，第428页），《双十协定》签订后，蒋失望之余再密令各军努力“进剿”，想以饿虎扑羊的兵力，完成军令与政令统一之任务，不宣而战的国共内战实已爆发，但是进展迟滞，并不如蒋氏想象那样容易克奏肤功。

中共于日本投降后，虽知美、苏两大国均支持蒋介石，仍然不肯屈和，继续强硬抵抗。软的不吃，硬的也不吃，不仅出蒋意料之外，也出美国人的意料之外，还误以为斯大林与毛泽东有什么默契呢。其实斯大林得到满蒙利益后，很愿帮蒋的忙，只是对在华美军感到疑惧。斯既对毛冷淡，毛自亦不必买斯之账。一时之间，瞧不起秦皇汉武的毛泽东同时与蒋介石、斯大林、杜鲁门对抗起来了。

支援蒋介石的在华美军，旁观者清，很快看到蒋军不可能迅速解决共军，遂怕被卷入中国内战。更何况中共已对美军助蒋提出抗议，苏联也要求美国自华撤兵，杜鲁门基于中国统一的原则，武力统一既不可能或代价太大，只有回到和平统一的日程上来。要和平统一，国共又必须要回到谈判桌上来。美国不得不再度扮演仲裁的角色。赫尔利大使的亲蒋反共立场既过于明显，又与国务院在反共问题上搞得很不愉快，遂于1945年11月辞职返美。杜鲁门乃特命马歇尔以总统代表赴华调解国共争端。当时，马歇尔在美国的地位仅次于总统杜鲁门，而声望或更过之。美国派出这样一位重量级的人物来做调人，可见对国共问题的重视，以及要维护美国对华政策之心切。

马歇尔于1945年底飞抵重庆，带来的不仅是马氏个人的声望，还有“胡萝卜”与“棍子”（carrot and stick）——如果听话，不打内战，和平建设，美国将提供大量经援与军援；若不听话，则停止一切援助。蒋介石对马歇尔原有顾忌，因他与史迪威私人关系甚笃。马歇尔固然不至于以私害公，但他绝非亲蒋之人，更不会赞同蒋之个人独裁和一党专政。民主的联合政府，依马歇尔之见，乃理所当然之事，也是和谈必须的先决条件。蒋必须依靠美国，并无拒绝马歇尔调停的余地。蒋之法宝无非是强调中共乃苏俄之附庸，以迎合美方对俄冷战的心态。不过美方则认为，若国共不能合作，导致内战，反而失去以中国牵制苏俄之实力。（参阅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 Vol. 1 , p.6-7）

马歇尔与国民党代表张群、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组成三人小组，经过六次会议，于1946年元月10日获致停战协议，于14日零时生效。同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也终于在国民政府大礼堂召开。（此会议之得以召开，实由于美方之压力，见Bahite, Hurle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 186）出席代表除国共两党之外，还有青年党、民盟和社会贤达。

政协一直到月底才闭幕，中共在民主党派与自由分子的支持和合作下，颇占上风，诚如唐纵所说：“在政治协商会，政府好似在受裁判，其屈辱难堪，令人难受已极，但又无可如何。”（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80页）最后通过五项决议，虽于国府委员名额有所争执，但重要的是确定政府改组，结束一党专政。蒋介石在开幕式上宣称他将接受政协的决定，他在闭幕式上更讲得甚是冠冕堂皇，声明拥护政协订定的《和平建国纲领》，愿以“保障民主自由为职志”，以“建立法治国家为目的”，甚至说今后的政府要由各党派的中坚分子以及社会贤达，共同来负责，说是“建国的重担，既不是国民党一党的责任，更不是中正个人的责任”，最后还说：“今后中正无论在朝在野，均必本着公民应尽的责任，忠实的坚决的遵守本会议一切的决议。”（蒋介石致词全文见重庆《中央日报》1946年2月1日）话说到这里，毫无疑问，蒋介石已遵从政协的民主自由决议，愿意结束一党专政，改组联合政府。（参阅Van Slyke，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 Vol. 1 , p. 24）当时在场听蒋致词的人，很难怀疑他的真诚，以为内战可免、民主在望。但事后看来，讲词中所谓“中正个人从幼年起，对政治是不感兴趣的，平生的抱负和事业是只知献身于国民革命，以期救国救民”，语气已见矫情，而言外更有一段别含深意的话：

我相信，我们国内此后不会再有私有的武装军队、分立的地方政权，来妨碍政令与军令的统一。否则无论如何高唱民主，而事实上所表现出来的必是各行其是的假民主，甚至完全是反民主的行动。

在此他暗指中共党军（私有武装）与解放区（地方政权），妨碍了政令与军令的统一。换言之，中共如不交出军权与政权，则政协所标举的民主是假民主或反民主。他拥护他认为的真民主，自无义务顺从“假民主”。就此而言，他要中共投降的基本立场，并未改变。问题在于他把中共的武力定位为党军、是私有的，而把他自己的嫡系军队以及国民党党军视为整个国家的军队。事实上呢，国共两党是各拥有“武装军队”的政党。叶公超曾向蒋介石提及，英国人问起国民党政权既从武力取得，何以中共武力即为罪恶？蒋介石的答复是：“吾人推翻满清帝制与军阀割据，不得不有武力，今无此目标，自应不能私有武力。”（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68页）他应想一想，满清帝制与军阀割据之所以被“推翻”，由于封建腐败不得人心，而此正是当时国民党一党专政重蹈覆辙的弊病，共产党正可以此理由，拥有“私有武力”来推翻国民党专政与蒋介石的独裁！

若知蒋氏真正的意图之后，始能理解为何他于公开尊重政协决议之余，不仅不付诸实施，反而反其道而行之了。唐纵的日记已经承认，蒋介石在“国际要求”下，不得不召开政协的，并非心甘情愿，认为“此次政治协商会议是失败的”，是一种“屈辱”（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78、580、591页），美国人也早就清楚明白，蒋介石一心一意要以武力使中共屈服。他们说蒋挟持了中国成为一个民主而富裕国家的一线希望。（参阅U. S. Department of State,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 p. 90; Hayford, To the People, p. 205）

更不幸的是，政协开会期间，大批特务多次前往捣乱，侮辱出席代表。政协的民主同盟代表黄炎培与张申府的居处，被便衣人员侵入骚扰，民盟提出严重交涉，请求查究，国民党代表孙科以政协主席资格，表示道歉，但特务仍未收敛。1946年2月10日上午九时，近万群众在重庆较场口庆祝政协会议成功时，特务又来闹场，高声喊打，大会总指挥李公朴、政协代表郭沫若、马寅初、施复亮等被殴伤，造成流血的暴力事件。过了不久，重庆的中共《新华日报》社与民盟的《民主报》社也被暴徒捣毁，报社人员多被殴伤。民盟主席张澜特于2月23日致函蒋介石，指出特务一再闹事，虽一再“请求政府惩办祸首”，没有结果，而又发生捣毁报社事件，责问蒋介石说：

使我公知之而故予优容，则人将疑其不诚；使我公竟不知之，则人将谓其不明。中国民主同盟同人本于爱护国家、促成民主，并为维持我公威信起见，谨请迅予严惩较场口血案及捣毁《民主报》、《新华日报》之主使人，并解散特务组织，责令陪都各治安机关切实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样事件，使人权获有保障，而政治协商会议所郑重通过之一切决议，得以确实进行。（载《政治协商会议资料》，第465页-466页）

特务根本是蒋之工具，若非示意，哪会伤人？唐纵日记中透露，2月6日官邸会报时，蒋主席即有“对民主同盟为共党做鹰犬应予膺惩”的指示（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86页），张澜的责问和要求岂非与虎谋皮？

蒋介石怂恿特务的结果，终于出了大乱子、吃了大苦头。1946年7月11日，在政协开会期间被特务打破头的李公朴在昆明被暗杀了。四天以后，著名的西南联大文学教授闻一多在参加李公朴追悼会后也被人枪杀了。李、闻都是民盟的骨干分子，蒋介石一直认为民盟是共产党“鹰犬”、一直想要“膺惩”，所以事发之后，十目所视，莫不视向特务，成为震动中外的重大政治谋杀事件。民盟失去两大要员，固然打击不小，但蒋介石及其政府受到的冲击更大，对国民党的最后溃败，有推波助澜之功，不亚于几个师的威力。

民盟秘书长梁漱溟亲往昆明调查此案后，于8月25日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报告调查经过和结果：

可以用吞吞吐吐四字来说明此案。一是李案“未捉获凶手”，只拿出闻案来“公审”，是李案“吞”而闻案“吐”。二是承认是昆明警备司令部两个中下级军官干的，这是“吐”；但是出于凶犯“个人气愤”，这样就“吞”去了暗杀的主谋者。三是“公审”只许中央社记者参加，这是“吐”；但拒绝《大公报》记者及其他报社记者参加，这是“吞”。四是“公审”好像审判完结，这是“吐”；但问是否再审，他们答不出来是“吞”。（梁漱溟 《忆往谈旧录》，第229页）

此案之所以不能在高压之下一口“吞”了，因为特务干得太明目张胆、民愤太大；然而梁漱溟的调查毕竟无以查出整个内情，内情必须要由里面的人来透露。当时戴笠已因飞机失事去世近四个月，蒋介石派唐纵到昆明去处理这件案子。唐赴昆明前，于7月22日凌晨五时接到军统人事处处长郑修元（化名郑履冰）长电，“报告李、闻案与警备部有关”。唐于23日飞抵昆明，郑修元以及云南警务处处长李毓桢与昆明警察局长龚少侠向他“报告李、闻案真相与经过情形”，唐要他们“对外谨慎言论”。唐于26日由昆明飞上海，翌日飞九江，前往牯岭去见蒋介石报告此行经过，唐说：

主席愤怒犹未已，大骂霍揆彰是疯子。余曰，闻一多于招待记者会时，侮辱领袖，力斥特务分子，刺激过甚，青年人血气方刚，一时控制不住。主席长吁短叹，曰：汝再赴昆明一行。（《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634页）

事情闹得太大，失了面子，所以蒋介石大发脾气，大骂霍揆彰。霍揆彰何人？乃警备总司令也，又是陈诚的亲信。唐在牯岭遇见陈诚办公室高参张振国，说是霍“受领袖痛骂，无计可出，彼已函昆明稽查处将行动有关人员拘捕，挺胸做烈士”！7月28日下午三时，蒋又召见唐，唐向蒋陈明：

李闻二案宜分开，以示非有计划之行动，闻案以受刺激而出于义侠之偶然行为，李案以云南人出面承担，为报复李公朴构煽部队之义侠行为。主席曰，不好，李案如不破，则暂作悬案。（前引书，同页）

“以示非有计划之行动”，岂非“此地无银三百两”？无异自认是警备总部有计划之行动，为了向社会交代，必须编造故事。李案的故事编造得不好，所以蒋介石要把它暂作“悬案”。唐纵于7月31日再度飞往昆明，与卢汉、顾祝同、霍揆彰等商量具体步骤。云南省主席卢汉说：“案情不必调查，已成公开秘密。”当时的公开秘密就是特务干的，乃决定“由地方青龙、金马等组织中挺出一人担当本案责任”。（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635页）已可证明原非两个中下级军官因一时气愤而杀人，乃是警备总部有计划的行动，所以才必须找替罪羊出来“担当责任”。

唐纵得知全部真相，并以特务们的案情报告“简略草率”，为之“甚不怿”！（见同书，第637页）他的日记所记虽语焉未详，但蛛丝马迹已很清楚，很可旁证沈醉于《军统内幕》一书中所说霍揆彰实系主凶：

霍杀害这些民主人士的目的，原来是想讨好蒋介石，希望改派他当云南省政府主席。因为霍是陈诚系中的重要骨干分子，他从陈诚口中了解到蒋介石对同情中共的民主人士一向恨之入骨，满以为这样一来可以更加得到蒋的宠信，却没有想到竟会得到相反的下场。（下册，第457-458页）

陈诚说蒋恨民主人士入骨，完全正确。事实上，案发前一个多月的6月5日，蒋有明确“指示对民盟不必姑息”，“应施打击”。（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622页）霍不“姑息”民盟分子李公朴、闻一多以邀宠，则蒋虽不杀李、闻，而李、闻却因蒋而死矣。美国方面对此事件的反应是十分强烈的，杜鲁门总统于8月10日写了一封“措词严峻”、“甚至唐突”的信，要求中国大使馆立即转送蒋介石，其中特别提到“最近昆明发生暗害中国著名自由主义者事件，不容忽视，这些残暴的谋杀事件不论其责任谁属，其结果已使美国注视中国局势，且日益认为中国当局只图以军队或秘密警察等暴力解决重大社会问题，而不采取民主手段”。（见《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册，第17页）马歇尔亦曾于有人在场时，当面向蒋介石提及李、闻二教授被刺事，令蒋十分难堪。（Rea & Brewer ed.，The Forgotten Ambassador,p. 2-3）

蒋介石连手无寸铁的民盟都容不了，遑论“小米加步枪”的中共，更遑论联合政府！但是联合政府乃是战后和谈的基础，基础既不存在，则国共停战不过是暂时的，虚有其表耳。至国共在东北公开兵戎相见，一发而难以收拾矣。

苏联军队进据东北后，最初阻止中共接收，然而由于蒋介石的过度亲美以及美军出现华北，使苏军延迟撤兵（斯大林要求美军同时撤出未果），乃不再阻止新四军与八路军发展。苏军于1946年4月14日撤出长春，即由三万中共军队进入，逼投降国民党的伪满军退出。蒋遂以“俄国已决心在北满制造共产党伪政权”（见蒋介石1946年4月20日反省录）为理由，密令徐永昌“进剿”。此时虽距公开内战还有好几个月，但“停战”变成断断续续的“休战”，和平基本上已名存实亡。

1946年5月3日，苏军撤出东北，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回到南京，5月5日宣布还都，5月6日斯大林邀蒋介石访俄，蒋竟然认为是“离间中、美关系之最大阴谋”而加以拒绝。5月19日开始在东北发动攻击，先后攻克四平街与公主岭，又于23日攻占长春。蒋原说共军非撤出长春不能继续和谈；马歇尔乃要求蒋下停战令以免扩大，而蒋以视察东北为名，告诉马歇尔回来再说。蒋显然觉得一举夺取长春，证明中共实不堪一击，乃想大打一阵后再停战。宋美龄陪蒋介石于5月24日抵达沈阳后，致一英文长函给马歇尔，除表示仍将遵守前订停战协定外，提出三项要求：一、中共让中央政府接受东北主权；二、中共不干涉恢复全国交通；三、国共代表意见不一时，美方有最后决定权。马将此函交周恩来，周于26日回信，原则上同意作为谈判的基础，只对所提三项要求略作澄清，并要求停战。但停战须等蒋回京，蒋到6月5日才回到南京，马歇尔立即要蒋宣布停战以便和谈，而蒋仅允休战十日，说是所有条件谈妥后再正式停战。马要求无限期停战，但蒋仅略做让步，允多休战五日。（参阅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Vol. 1 , p. 136-139）及休战期限将满，在各方压力下，蒋再延八天。最后中共在宋美龄提出的三项要求多少做了让步，但蒋介石又提出新要求，就是苏北地方政权问题。蒋不仅要共军自苏北撤走，而且共方警察、保安以及行政人员也须撤走，完全由国民党接收。中共不答应，只允按照政协决议原则选举改组政府之后，由新政府来接收。至6月29日休战期满前夕，虽经马歇尔苦心劝说，蒋仍不肯接受马氏的解决方案，也不肯暂行保留未有协议部分，不肯签字停战，也不愿宣布谈判破裂，于7月2日要国共五人小组（周恩来、董必武、邵力子、王世杰、陈诚）去商谈未了问题，谈了十天仍无结果，蒋借此下令开火，并立即登上庐山，显然是要躲避马歇尔。

马歇尔于7月14日跟上庐山，此后飞来飞去，到9月1日为止，一共九上庐山（幸而马歇尔夫人也住在庐山，尚可公私两顾），一再向蒋进言停战，仍无办法。（见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Vol. 1，p. 190）蒋却于8月11日又向中共提出五项要求：一、中共自苏北、皖北撤退；二、中共自热河朝阳撤出；三、中共自胶济铁路全线撤退；四、中共于6月7日以后所占晋、鲁各地须撤出；五、中共须于10月10日之前自兴安省撤退，自黑龙江、吉林两省撤出一半。这五项要求又超出苏北地方政权问题远甚，真是没完没了。中共则要求停战后才能谈，到9月底，蒋终于答应停战，马歇尔正感高兴，而此时蒋军进攻张家口打得顺手，中共抗议，若不立刻停止，和谈全面破裂，责任由国民党来负，顿形紧张。而蒋于10月2日又提出有关国府委员名额与驻军地点二点声明。这二点连马歇尔都感不妥，要求见蒋，蒋则避而不见，马将这二点声明交给周恩来后才得与蒋见面，此时马已气蒋，要求杜鲁门把他召回，司徒雷登也认为“蒋氏进军张家口，同时又利用马将军和我继续和平谈判，这会连累及美国方面的信誉的”。（《司徒雷登日记》，第9页）最后马与司徒雷登大使于10月6日和蒋谈了八个钟头，连饭都没有吃，蒋仅仅答应停战十日。（见梁漱溟《忆往谈旧录》，第204页）

周恩来见到蒋之二点声明已不高兴，及知马要中共于停战十日之内实行这二点才能停战，更感有助蒋为虐之嫌，于10月9日给马歇尔写了一个备忘录，说明不能接受两项要求的原因，并责怪马阴助蒋，无意和平。马歇尔辛苦一场，结果是猪八戒照镜子两面不是人。据董必武和王炳南告诉梁漱溟，马帅大发雷霆，气得发抖。（见《忆往谈旧录》，第207-208页）

正在此危机时刻，国民党军队于10月11日攻克了中共重要据点张家口，蒋介石得此佳音捷报，高兴之余，更不顾中共反对以及政协决议，拟于11月15日召开国民大会。国共之外的第三方面势力仍想做最后努力，蒋于10月21日接见中间派人士后，又立即飞往台湾，显无谈判诚意，至25日国民党拿下安东，大家才明白蒋早已决定大打特打了。

马歇尔声望极高、信心极强，对于调停失败当然耿耿于怀。连亲蒋的国民党学者邵玉铭，在他的《司徒雷登传》里，也不得不指出，马歇尔对蒋一意想用武力解决感到非常愤怒。（见Shaw, American Missionary in China,p. 171）黄炎培于1947年元旦写的一首绝句：“去年一月政协开，今年决议烧作灰；借问将军马歇尔，将军端为何事来”（见许汉三《黄炎培年谱》，第201页），很可表达马帅离华前的落寞心情。马歇尔最大的败笔是他以大力促成政协完成自由民主的决议，而不能大力使决议落实，他谴责国共双方的“极端（extremist elements）派”破坏了和平（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Vol. 1 ,p. 431-433），实系外交辞令，因中共方面的意见相当一致，固然没有什么“极端派”，国民党方面派系虽多，一切都是蒋介石说了算，他若要和平，谁敢破坏？所以和战的关键人物无过于蒋。蒋一心要“消灭共匪”，原无意要和，然逼于情势、震于马歇尔的威名，不得不加以敷衍，后来发觉美国因战略关系，冷战形势已成，不会主动放弃蒋政府，也不会断绝军援、经援，更因反共的“麦卡锡主义”（MaCarthyism）抬头，亲蒋的“中国游说团”（The China Lobby）在华府实力强劲，乃有恃无恐，大耍起“瑞元无赖”的性格，令马帅九上庐山，吃尽苦头，而和谈不成。马歇尔于和谈失败后，曾于12月1日与蒋介石见面，坦白警告蒋，内战将导致整个经济崩溃，绝不可忽视中共的力量，而蒋不同意马之悲观看法，认为中共在他的攻势下，不可能维持八至十个月。一周之后，蒋又向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即使没有美援，他亦将在十个月内消灭中共！（参阅Shaw，An American Missionary in China,p. 184）蒋既一意要打，劝阻不成，打输了又怪美国人援助不力，再度呈现了“瑞元无赖”的性格。

第九章、打不过毛泽东

第一节、自知之明在哪里

当年蒋介石江西“剿匪”，以十倍之众，打不赢毛泽东，屡败者四，最后博古、李德插上一脚，毛泽东无用武之权，使蒋第五次围剿得逞。也许毛也不能挽救此败，然而毛竟将惨败的“流窜”转变为胜利的“长征”，败而不溃、退而不乱，又重新建起革命根据地，不能不叹为观止，视为神奇。蒋若有自知之明，应知无论在政治上或军事上绝非毛俦，而蒋竟一直视毛为山野草寇，以为可能一举歼之。

抗战胜利之际，中共的实力已不可同日而语，部队已逾百万，所辖人口近亿，更由于从事敌后游击，据有根据地，敌人一退，便可捷足先登，再加上严密的组织与严明的纪律，实已成气候。其军队虽仍是“小米加步枪”，其解放区虽仍是偏远地区，但已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而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雄心勃勃，显有问鼎中原之心。然而由于与国民党实力相比仍然悬殊、国际现实所逼、国内普遍厌战，不能亦不愿向国民党挑战，但求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之政府，重组结合各党派的联合政府，庶几取得合法之地位，分享政权。但是蒋介石卧榻之旁不容他人酣睡，他要中共于联合政府成立之前就交出军队与地方政权，无异要毛泽东先率众投降，怎么可能？不可能，即欲以武力解决，重演当年江西“剿匪”的故技，然而今昔异势，当年以十倍之众不能荡灭的“共匪”，而今能以三四倍之众来荡灭吗？

蒋介石不可能不知道中共已经坐大，不过他显然认为自己更加坐大。珍珠港事变之后，美国大力援蒋，装备了不少精锐的嫡系师，而美国武器由于蒋之阻挡，未允一枪一炮进入共区。抗战胜利之后，又经陈诚的整编，把所谓杂牌淘汰殆尽。1946年6月，美国国会又通过“军事援华法案”，赋予美国政府广泛权力为蒋编练军队，以及提供武器和设备。7月16日，美国又赠蒋二百七十一艘舰艇；8月31日，美国又将八亿美元“剩余物资”以二折低价售蒋。而蒋开始大打内战之时，其陆、海、空军总兵力高达四百三十余万人。数量上固远远超过共军，装备之精良更非共军可望项背。在此一背景下，蒋才会在十月间南京军事会议上宣布五个月之内打垮共军。既然五个月内可以打垮共军，又何必要和谈呢？难怪他在6月17日纪念周上，公然说：“有人以为中共问题军事不足以解决，此乃大谬不然，过去军事不能解决的原因，由于日本掩护中共捣乱，今日人已经投降，军事解决为极容易之事。”（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623页）又在7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美国始终坚持其不用武力之主张，而置我国存亡于不顾，至可痛惜也！”可见和谈拖了那么久，完全是由于杜鲁门与马歇尔的压力，否则蒋老早开打了。

蒋介石对打内战如此有信心，主要是只见“军事硬体”的精锐，未暇细检其军队“软件”的窳败。早在抗战期间，随着美援的增加，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能力反而下降，原因是高级军官没有斗志，甚至沉湎于女色、赌博与走私，而士兵们由征召甚至拉夫而来，训练时间既短又马虎，伙食和医疗条件更差，往往必须忍受饥寒与疾病，对伤兵的处理也极草率与不人道。（参阅易劳逸《毁灭的种子》，第六章）著名美国记者报导说，国民党军官把士兵视若动物，任意殴打、处罚，甚至杀害。（见White and Jacoby, Thunder Out of China,p. 140）美军顾问团也认为中国士兵的体质与营养均差。（Barrett, Dixie Mission, p.60）这种情况至抗战胜利并未见改善，这样子的军队又何来士气与战斗力之可言？

国民党军官的贪污腐败，外国记者笔下，几乎是众口一词，似乎是只凭印象，没有实据。我们在此且举一个极具权威性实据的个例，军统头子戴笠坠机身亡后，唐纵发现“雨农在神仙洞街之房屋，壮丽雄伟”，又发现“雨农兄在时有黄金千余条（或两），美钞十余万元”。（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604、608页）戴笠是蒋介石最信任当红的大特务，聚横财如此，上行下效，可见一斑。抗战胜利后接收成为劫收，五子登科，亦就不足为奇了。更糟糕的是，腐败的军队早已失去民心，而得民心者始能得天下。唐纵又在日记中有一叶知秋式的透露：

第九军自西北开赴贵州增援，步行已二月，人困马乏，多数士兵患病，足破流血。沿途所见，部队尚未进城，全城店铺打烊，户户关门。军中所携锅灶有限，茶水粥饭，供应全成问题。黑夜无处容身，每在街头露宿，至壁山，始发棉上衣。彼等认为士气低落之原因，由于军民脱节、军政脱节、官兵脱节。彼等以河南战役及此番行军之经验，深感老百姓已拒彼等于数千里之外。（同书，第477页）

蒋介石骂别人“共匪”，而自己的军队被老百姓视若盗匪，未进城已“店铺打烊”、“户户关门”！军统大将唐纵总不至于造自己人的谣吧！

国民党军队素质的腐败，只不过是整个政治窳败的一个侧面。国民党需要彻底的政治改革，党内有心人早已洞悉。但是改革举步维艰，原因是蒋介石个人独裁难以改变，而其独裁的基础有四根支柱，一边是CC与黄埔；另一边是孔宋家族。前者的毛病是无能，后者的问题是贪污。前者是师生关系，后者是裙带关系。如果真要砍去这四根支柱，蒋介石的政治基础也就完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不可能抛弃四根支柱，只可能与四根支柱共存亡了。

孔宋贪污之恶劣，绝非共产党的宣传或反蒋分子的恶意中伤。连亲蒋的自由分子傅斯年等也不讳言其事。美国作家西格雷夫的《宋家王朝》，确多渲染不实的叙述，但他得力于美国“资讯自由法案”（Free Information Act），取到不少真凭实据，尤其有关孔宋侵吞公款，中饱私囊方面。在此仅举一例，以概其余。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情报显示，宋子文挪用“租借物资法案”的经费，说是购买六十辆坦克车以及其他昂贵的军事物品，然后在海运途中沉没报销，事实上这大笔经费都入了宋子文的口袋。（见Seagrave, The Soong Dynasty, p. 407-408）据鲁斯克（Dean Rusk）的估计，宋子文拥有十五亿美元的财产，他的亲戚们还有更多的钱。（见鲁斯克致国务卿艾奇逊备忘录，引自Cumings , The Origins of the Krean War,p. 153,另参阅 p. 804-805 注100）1947年2月发生的黄金抛售停售风潮，宋子文虽遭到弹劾，辞去行政院长，蒋却立即发表宋为广东省长，真是难以割舍，上梁不正下梁歪，国民党政府上下贪污成风，乃势所必然。孔宋两家的枢纽是宋蔼龄，如果宋庆龄是宋家姐妹中最理想主义，则宋蔼龄是最现实主义、最为好货，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也是她最卖气力，实际上的媒人。至于蒋、宋、孔之间的桥梁就是宋美龄了。

宋美龄看似妻以夫贵，其实不然。她受过良好的现代教育，有许多地方令蒋介石自感弗如。我们可以从李宗仁的回忆录中看到，蒋娶了宋女之后，连对张静江的态度也变了，都不再买账了。须知蒋介石当年在上海滩混的时候，是张家门里门外跑腿的小弟啊。后来蒋经国在上海打虎，抓到孔令侃，也是宋美龄出来干涉，而蒋介石爱莫能助，在在可见宋美龄的影响力。宋美龄虽非太后，却有几分太后的权力，蒋介石亦得看她几分眼色，裙带关系也就牢不可破了。

蒋介石的台面就靠这四根柱子撑着，既无群众基础，又不顾战后通货膨胀、农村经济破产、工商衰退、失业日益严重、民生凋敝、工人罢工、学生纷起游行示威、乡村民变时起、人心厌战、知识分子盼望和平建设，竟乃发动全面内战，所依靠的就是三四百万军队，但他的军队实际上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并不可靠。如果他有自知之明，正应趁马歇尔调停之便，适可而止，切实履行政协决议，组织民主开明的联合政府，则国民党虽不再能一党专政，至少可以分享政权，维持中华民国的名号以及蒋介石的领导地位。计不及此，一心想独家通吃，蛮干到底，终致“楼台七宝倏成灰”（陈寅恪诗句），为天下笑。

第二节、老本愈打愈小

1946年的年底，国民党军队攻克张家口，蒋介石不再顾虑共产党与民主同盟的反对以及美方的压力，拒绝延期召开国民大会，和平绝望。翌年初，马歇尔离华并正式宣告调停失败，中共驻京、沪、渝联络工作小组全部撤回延安，国共完全决裂。

决裂之初，蒋介石满怀信心，一方面大肆逮捕异己，视为共产党或共党同路人而铲除之，另一方面，相信可以速战速决。他早在1946年10月18日的军事会议上已经宣布，五个月之内就可击溃共军，他的参谋总长陈诚更认为只需三至五个月，这样说五个月还是最长的时限。这种信心与乐观并不完全是凭空的主观论定，而是根据错误的情报，误以为中共呼吁和平，显示在军事上“不堪一击”。攻克张家口之后更判断“共党主力已被击溃”。特务郑介民甚至在10月21日的党政小组会议上宣称：“共党战斗力甚差，组织力亦不如前。共军向我投诚者日众，共党内部亦常有我人潜伏，如能再将冀、鲁平原收复，则共党无可为矣。”（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652页，另参阅第579、623页）事实上，自1946年6月至1947年2月，决裂前的谈谈打打，国民党从共产党手中夺回不下百余城市，似乎证实共军的确“不堪一击”。据此，我们才可明白为什么蒋介石不怕决裂，甚至积极求战！

蒋介石在高度乐观下，增加军人待遇，以鼓舞士气，很想打几个大胜仗，乃于1946年12月采取全面进攻战略，如饿虎扑羊之势，夺取十七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占领一百六十余座城市，但是并没有捕捉到共军的主力，好像施出千钧之力，扑了一个空，占领的土地与城市使战线愈拉愈长，成为防守上的负担与消耗，蒋更密令于收复据点后构筑防守工事，务必不再为共军攻克击毁（见蒋介石《剿匪手令本》1946年12月30日修订本），益发加重了负担与消耗，而预期要打通自东北、华北至华东的铁路干线，也无法完成，而兵力耗损甚巨。至1947年3月，全面进攻显然无法持续，蒋介石以国府主席自兼行政院长，发布对中共讨伐令，其实在战略上已自“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矣。

蒋介石“重点进攻”的重点有二：山东（军事重点）与陕北（政治重点）。在陕北，胡宗南奉命率十四万人于3月13日分兵两路进攻延安，不到一周即已攻克。国民党声称击溃共军十万，但美方情报显示，共军早已撤离。（见Rea & Brewer ed. 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p. 179-181）蒋驰电胡宗南庆贺，有谓：“宗南老弟，将士用命，一举而攻克延安，功在党国，雪我十余年来积愤，殊堪嘉尚。”但毛泽东及其中央已远走陕北山区，胡宗南追击不到，也捕捉不到二万余众的陕北共军，然在追击之中不断自我消耗，而一年多以后毛泽东又收复了延安。所以攻占延安的最大成就仅止于宣传。蒋介石率领大批中外记者亲临赤都延安，庆祝胜利，报章腾传，甚至以假冒共军俘虏与记者谈话，以收宣传之效。自欺欺人的西洋镜终会拆穿，占据土地而不能歼敌主力，最后土地还得易手让人。在山东，蒋派汤恩伯等三个兵团二十五万余人，强势进攻，拟歼敌于沂蒙与胶东两地区，未能得逞。而共军在粟裕指挥下，竟敢主动出击全副美械装备精良的整编七十四师，并在5月14日歼之于孟良崮，师长张灵甫阵亡。整编七十四师具有一个军的实力，为最精锐的国民党主力之一，毁于一旦，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欣然赋诗曰：“孟良崮上鬼神号，七十四师无地逃！ ”（见《陈毅诗词选集》，第128页）足令蒋介石震惊。

震惊之余，得了些什么教训呢？蒋介石在1947年5月19日，对军官训练团第二期讲“对于匪军战术的研究与军队作战的要领”，曾谈到孟良崮之役。蒋介石说：

讲到这里，我要提出最近一次的教训告诉大家，这就是第七十四师在孟良崮战斗的经过。七十四师这次在鲁中攻击匪军根据地坦埠，攻击了两天没有攻下，发现敌人的主力已向他包围，于是全师撤退到距蒙阴三十里的一个山地——孟良崮。当时全师有六团兵力，如果师、旅、团长平时有高深的战术修养，能够选择适当的地形，配置兵力，构成周密的火网，则不论敌人兵力如何雄厚，绝不能在一天之内解决我们。但当时该师不守山口，只守山头，而山头又是石山，又没有饮水，因此敌人的炮火威力倍增，而我军的伤亡更大，以致整个失败。这是我军剿匪以来，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此外听说该师此次失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去年七月间，第七十四师在淮阴作战的时候，曾经收编了三千俘虏。后来该师师长张灵甫来见我时，我曾当面警告他：“匪军俘虏绝对不能收编，一定要送到后方收容。”他说：“俘虏中有许多是我军过去被俘过去的，而且并不是拿来补充战斗兵，只是做杂役兵，想必没有关系。”我说：“做杂役兵也不行，一定要集中送到后方。”我当时以为他照办了，哪知他并没有做到，此次该师和匪军作战，一遇到猛烈炮火，阵地就生混乱，听说有杂役兵乘机鼓噪、裹胁官长的事情发生。由此可见，我们高级将领稍有一些疏忽大意，就足以危及全军的生命。张师长在平时本是最忠实，而且是智勇兼全的将领，但因为一时的疏忽，竟遭如此重大的惨败，这是大家应该时刻记住，作为殷鉴的。

蒋介石这里说张灵甫是“一时的疏忽”，被若干俘虏来的杂役兵搞了鬼，以至于惨败，根本是自欺欺人，没有常识的话，绝不可信。身与孟良崮之役的陈左弧在给李敖的信中指出，蒋介石这一段话多与事实不合。第七十四师在淮阴作战不是七月夏天，而是秋凉季节，陈氏记得“张灵甫带着幕僚们骑着马上前线督战时，他身上穿着蛋青色的秋大衣”。陈氏也记得七十四师自南京北上参战后，一直到全军覆灭，张灵甫既未离开部队，蒋亦未来视察，所谓“当面警告”，实系子虚。陈氏怀疑“蒋先生说了谎话，以炫示他的高瞻远瞩，察察为明”。关于俘虏，当时国民党并无统一规定，故任由部队处理。至于蒋“听说”孟良崮战役中“有杂役兵（意指收用的俘虏）乘机鼓噪、裹胁官长的事情发生”，陈在军中全无所闻，他所见到的俘虏兵都是“照常战斗”，并未发生意外。他怀疑是“汤恩伯等高级指挥官以及七十四师所属少数几个侥幸兔脱没有被俘的团长们所捏造出来的鬼话”，意在推卸自己指挥无方、作战不力的罪责。（详阅李敖《蒋介石研究三集》，第282-286页）这种捏造除了有自欺欺人的效果外，完全汲取不到惨败的教训。

蒋介石上述演讲后十三天，又对军官训练团第三期研究班讲“国军将领的耻辱和自反”，又谈到孟良崮之役：

至于何以要先召集研究班，而不与第三期同时召训呢？这是因为我鉴于鲁中、豫北各战场最近的表现，认为我们前方将领，对于剿匪军事和政治的意义，还没有彻底认识，不能确立必胜的信念；同时我们多数将领的精神疏懈、道德低落，也属无容讳言。大家都养成自保自足的恶习，只看到自身带领的一部的利害，对于友军的危难、整个战局的成败，几乎是漠不相关，以致我们革命军同生死、共患难的传统精神，和我们军人智、信、仁、勇、严必备的武德，完全丧失。我们的军队纪律如此废弛、精神如此低落，要与凶顽狡猾的匪军作战，绝无幸免于消灭的道理。此次孟良崮第七十四师的失败，并且牺牲了忠实英勇的张灵甫师长等四五人之多，固然当时七十四师的部署不能说没有缺点，而友军不能及时赴援，也是一个最大的原因。

蒋介石这里说孟良崮之役是“友军不能及时赴援”，才打了败仗，又把惨败的原因过于简单化了。他不愿也不能认识到，这一仗乃是共军少壮将领粟裕在毛泽东、陈毅信任之下，挥洒自如的杰出表现，也是粟裕的成名之仗。他统领九个纵队以坦埠为中心，面对蒋介石手下大将顾祝同的五个整编师和一个军的排山倒海之势，毫不畏惧，断然迎战，且以猛虎掏心的招式，直攻最精锐的七十四师，出敌不意，贏得奇袭的效果，并诱引七十四师进入预设的“铁栅”，然后两翼向前伸张，渐成合围之势。为了分隔七十四师与友军的呼应，粟裕又用二个纵队纵深猛插，抢占制高点，分别割裂七十四师与二十五师以及八十三师的结合，在此展现出虎将的勇猛，勇能克险，达到切断敌军的精彩任务。等到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发现有被关入“铁栅”的危险时，准备收缩南撤，但粟裕早已在敌人背后的铜石西南地区预置了一个纵队，于一日之内，先行占领七十四师退向的垛庄，堵住敌军后退之路，七十四师遂被逼上孟良崮。可谓高手下棋，棋先一着，出敌不意。当美械七十四师被逼上山，重武器皆弃置于山下，顿时剥夺了蒋军火炮上的优势。蒋介石说“友军不能及时赴援”，应指不可能赴援，因粟裕只用五个纵队围攻，另外布置四个纵队阻援，防止了蒋军里应外合，反败为胜。粟军阻援又展现了顽强的毅力。顾祝同的六十五师、十一军、第七军、四十八师均被有效钳住，不能赴援。另外国民党八十三、二十五两师虽逼近包围圈、虽孟良崮在望，但是绝对无法超越阻援的坚强防线。七十四师既被完全孤立，包围圈逐渐缩小，突围无路，最后粮尽弹绝，粟裕下令总攻，集中炮火猛轰，当日下午七十四师官兵全体投降。这四天（五月十三日至十六日）的恶战，充分证实了粟裕作为一个将才的胆识，勇而有谋，迭着先机。蒋介石看不到这些，竟说是被乌合之众所败（语见蒋介石《为追念张灵甫师长剿匪成仁通告国军官兵》），大肆宣传张灵甫的自杀殉国、开追悼大会等等。其实败军之将，何当此荣？据张师长随从参谋杨占春被俘后说，张灵甫打电报给蒋，说是集体自杀，其实是被击毙的。（见辛子陵《毛泽东全传》中册，第99页）

蒋介石在山东的重点进攻，损兵折将，虽于六七月间再度发动胶东攻势，仍无多进展，没有警觉到“小米加步枪”的土八路把他美式装备的精锐师打得大败亏输，意味着什么？反而于6月25日命高等法院下达通缉令，通缉毛泽东，以自壮声势，有点儿像夜行吹口哨。蒋介石重点进攻失败之余，被压缩于铁路据点与大城市，而毛泽东则由内线转入外线，尤其是刘伯承与邓小平的大军乘机千里跃进大别山。大别山位于河南、安徽、湖北三省之间，直接威胁到南京与武汉。1947年7、8月间，毛泽东已逐步易守为攻，展现出以乡村包围城市的态势。蒋介石于同年7月5日发布“剿共戡乱令”，更加显得色厉内荏。事实上，1947年的后半年，毛泽东喊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至此不是国民党“剿共”，已是共产党“剿国”了。蒋介石归罪于“友军不能及时赴援”等战术上的错失，浑然不知在战略上犯了根本的错误，他竟像《水浒传》里的洪教头，气势汹汹地要打林冲，结果被退让的林冲看出破绽，一脚踢翻。毛泽东于1936年12月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长文时，就引用了林冲的例子（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册，第187页），而蒋介石却计不及此，能怪谁人？

1948年元月，蒋介石“阅地图所示共匪扩张之色别，令人惊怖”（见蒋介石1948年1月7日日记，载《蒋总统秘录》，第3076页），乃退采重点防御战略，将战区分为二十个绥靖区，设司令长官，掌握军政大权，组训民众，以充实兵源。同时集中兵力于主点、主线之上。其实这种集中对蒋并不有利，因为这些防御重点势将被割成片片孤岛，等待被动的决战，那就是即将来临的所谓辽沈、淮海（徐蚌）、平津三大战役，使蒋氏精锐主力丧失殆尽！

蒋介石自称熟读德国著名战略家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战争论》（Vour Kriege）。（见蒋介石《对克劳塞维茨著作的感想》，1956年5月出版）克氏说得很明白：“什么叫击败敌人？必然是消灭其武力，无论用任何方式来杀伤敌军，使其不能继续作战……吾人必须视歼敌之全部或一部为所有作战的唯一目标。”（见Clausewitz,On War, p. 304）但是蒋介石总是不肯放弃土地城池，情愿消耗兵力，已犯克氏所谓的兵家大忌。读《孙子兵法》的毛泽东为了保存二三万兵力，不惜弃守延安，转战陕北，至击败敌军后，再收复延安，比蒋更懂得克氏《战争论》的基本原则。

蒋介石失掉东北，并不是俄国人撕毁中俄条约，如真撕毁，斯大林何不把东北交给毛泽东？事实上，一百二十万在华日军的武器装备大都缴给了国民党的中央军。在东北，苏军原定于1945年11月撤走，但蒋来不及接收，要求苏军延期，以免中共捷足先登。苏军落得稽延，迟迟其行，直到1949年5月于大掠之后撤离。（参阅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 13 , pt. 2, p. 727-728）蒋介石于派遣精锐部队从俄国人手中接收后，被土八路打败。美式装备的新一军与新六军都丧师东北，师丧而后东北失，正合克氏所言，歼敌为作战之唯一目标。

蒋既十分重视东北，却不知也不敢打手里的一张王牌，那就是张学良。少帅不仅是“当地的儿子”（native son），而且是东北的传奇人物，在民间有一定的影响力，更无论历史渊源的深厚，收复东北不仅是国家的收复，也是他个人的收复，雪九一八之耻，没有比他更加显著，一旦荣归故里，号召力实无与伦比，中共的声势必然为其所掩盖。但蒋氏狭窄的胸襟，仍以报复私怨为念，哪有“百万人中取上将首级”的气魄呢？所以他只能派出熊式辉、陈诚、卫立煌等三四流货色，既无“竞争力”，更无“稳定力”，哪会被东北父老瞧在眼里？最后还得靠军队来“打通”东北，即使靠军队，他情愿靠只有几个月粗浅军事训练的黄埔毕业生杜聿明，而不情愿靠文武资历完整、美国第一流军校毕业生孙立人。孙批评杜“胆小如鼠”后被调往台湾凤山训练新兵去也。于是“硬体”精锐、“软件”草包的蒋军分布在东北铁路沿线的诸要点上，从锦州、沈阳到长春，孤孤零零，浑然不知已被广大的“面”所包围。1948年9月，毛泽东主动向锦州开炮，蒋即使想撤出关外精锐以保关内，亦为时已晚。当锦州一“点”被围，蒋想派援军解围，不知毛早已有“围点打援”的成竹在胸。10月3日，锦州告急，驻在葫芦岛的国民党东北兵团九个师，虽奉命驰援，然受阻于塔山地区，奋战不已，仍无进展。10月15日晚，锦州已失。

锦州既失，东北的后门被关上，群情紧张。三天之后，郑洞国以长春降共，又失一“点”，沈阳遽成“孤岛”。蒋介石亟欲反攻锦州，打开后门南撤东北精锐，临时命令黄埔爱将杜聿明出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辅助卫立煌。杜于10月20日飞抵沈阳，即命廖耀湘的美械新六军南攻锦州，命五十二军夺取营口，以备退路。但廖军前进受阻，激战数日无法突破，不得已撤军营口，但通往营口之路已为共军切断，只好北归沈阳，但北归之门也被共军关上，只好突围，突围不成，于10月28日被歼于大虎山之东，廖耀湘被俘。约略同时，葫芦岛的国民党兵团也被困于塔山地区。10月30日，杜聿明自葫芦岛飞返沈阳，机场已经被占，无法落地，折回葫芦岛。三天之后，共军即已占领沈阳，卫立煌逃出。再一周之后，锦西、葫芦岛俱失，结束辽沈战役，整个东北易手，蒋介石的军队被歼四十七万余人，其中有三十余万是现代化的精锐部队。此败除战略上早失先机，成为困兽之外，蒋在战术上又犯了兵家大忌，居然在飞机上或在“重庆号”座舰上瞎指挥，搞乱了部队的主动与机动。相比之下，毛泽东只提战略原则，如何打法，全由东北野战军的林彪与罗荣桓负责决定，成败利钝岂偶然哉？

东北尽失，共军在数量上已超过国军，又从蒋氏嫡系投降之精锐部队，取得前所未有的大批美制重武器，强弱已经易势。何况陈毅、粟裕已组成庞大的华东野战军，据有山东；刘伯承、邓小平以大别山为基地，也组成庞大的中原野战军，虎视眈眈。蒋介石若知进退，实应集中兵力于淮河之南，与华中白崇禧、西北胡宗南遥相呼应，以确保长江。然而蒋大输之后极不甘心，仍想聚歼共军主力，以挽颓局。最初，由于形势所逼，已准备撤徐州之师，寻为毛泽东佯攻豫南所惑，觉得徐州有暇可守，舍不得放弃此一名城，遂命邱清泉、李弥、黄百韬、李延年各兵团向徐州集结，另在徐州之南的宿县有孙元良兵团，在蚌埠有刘汝明兵团。此一阵势显然要与华东、中原两野战军决战于徐蚌之间、津浦铁路两侧。杜聿明又回任徐州副剿总，实际负责此次战役。

杜甫上任，黄百韬兵团已经被围，蒋遂命杜率邱、李两兵团解黄兵团之围，并想乘机歼灭包围黄兵团之华东野战军，亟欲与共军一决雌雄。然而像东北战役一样，共军围点打援，当咬住黄兵团时，顽强阻援，使邱、李援军迟滞其行，黄兵团近八万人卒于1948年11月22日被歼，黄百韬兵败阵亡。

蒋介石见黄兵团覆亡，如赌徒输了大把银子，急欲赢回，不惜拿出老本一搏，即令杜聿明率师南攻，令黄维兵团、刘汝明兵团分别北攻，意图三路会剿，打通徐蚌间之铁路线。未料三兵团前进依然困难，有时甚至寸步难行，黄维的机械化重武器兵团在河道众多地区行军，更为困难，又因蒋介石不谙敌情，乱出主意，敌前将领犹豫不决，缺乏弹性，终于11月24日渡河后进入口袋，转移无方，陷入重围于南平集和双堆集一带。翌日，蒋致刘峙、杜聿明电，透露国军消耗各种炮弹十二余万发，而进展每日不及一公里，引为“奇耻大辱”（电文藏南京二档馆），至此，蒋知徐蚌之间的铁路线已无望打通，乃允杜弃徐州而后退守淮河以南。然杜于11月30日南撤时，不到几天就被困于永城附近。蒋居然还要杜南下救黄维兵团。这又犯了“撤即不能打，打即不能撤”的兵家大忌。杜部孙元良兵团突围未果被歼。12月15日，久被围困的黄维兵团相继覆灭。刘汝明与李延年两兵团及时南逃得脱。各路皆溃后，杜聿明所领邱李两兵团更形孤立于永城东北，已成孤立无援、坐以待毙的局面。

杜聿明当然希望华中“剿总”与西北“剿总”能伸援手，蒋介石视杜为心腹，所部乃老本之老本，更希望能有救兵。但是胡宗南的西北兵团远水救不了近火。不少历史学者指出白崇禧在华中见死不救，由于蒋桂之间素有芥蒂，事出有因。宋希濂在其自述中更指白氏有倒蒋企图，并阻宋部东援，不过宋氏记白氏所说：“形势已无法挽救，去（援）亦无补于大局。”（宋希濂《鹰犬将军》下册，页三九二）平心而论，应属实情，再多送一些部队去受歼，不如集中兵力于武汉，以保障华中和西南，应属上策。牺牲蒋之老本，固于蒋不利，于国民党而言，未尝不可说是“弃帅保车”。再说，蒋别立徐州剿总，原具私心，以分白崇禧之兵权，指挥与调配不能如臂使指，咎由自取。中共那边刘伯承曾说，解放军在华东与西北为哑铃之两端，而其中原野战军为哑铃之柄，浑成一体。国共交兵，胜败之机，又见之矣。

杜聿明陷于重围后，12月19日晚间，风雪大作，一直到12月28日，十天间无一日晴天，空投困难。在大军饿肚子的情况下，蒋介石居然派飞机空投烈士纪念册，意在要杜聿明去死，真是太妙了。杜被派赴前线之前，蒋介石曾召见他，表情沉痛地明告：这一会战是生死存亡之战，“你放下枪，我脱军装！”师生前途，在此一战。于是杜聿明临危受命，义无反顾。到了被困之日，他拒绝中共招降，也是感于老师“你放下枪，我脱军装！”这一番沉痛、这一番秘密告诫与叮咛。但是，蒋介石毕竟是奸雄，一方面，他明明想要杜聿明去死；他方面，却又不能不做救援的姿态，以表示他珍惜部下与将才。因此，形式上派飞机去接杜聿明之举，也就一再演出。但真相却是，飞机虽派了两次，但驾驶员并未带蒋介石的手令。没有手令，杜聿明是不敢上飞机的。原来他们师徒两人是有“密码”（秘密意思表示）的。“密码”不符，一切形式上的关怀，都属无效。都是演给别人看的，不容你当真！

1948年12月19日起，由于战地雨雪交加，空投补给更形困难，杜聿明的部队已经吃起了草根、树皮和马肉，这种局面，何能持久？翌年元月9日，杜聿明实在撑不下去了，做最后突围尝试，当晚他给了蒋介石最后一电：“各部队已混乱，无法维持到明天，只有当晚分头突围。”这种突围，实际是各自逃命。杜聿明改穿士兵服装，混迹其中，仍遭识破被俘。这次大会战的结果，使国民党的部队全歼六十万人，包括五十七个整师，元气为之大伤。

这场规模空前的淮海或徐蚌大战前后打了六十六天，国民党几乎全军覆灭（唯李弥率部分队伍得脱），蒋介石赔上他的老本。追究真正责任，该负责的是蒋介石自己。他完全不懂作战原理，自毁长城。杜聿明后来写了一篇《淮海战役始末》，指出在战役开始时候，蒋介石的军队处于相当优势，“解放军数量上在徐州方面少于蒋军，装备也劣于蒋军，特别是炮火少，飞机、坦克没有。”按说，蒋军处于如此优势，当然大可一战，可是蒋介石的军事判断与指挥能力太差了，他的手下也都是庸才，竟在“守江必守淮”的方针下，冒出了“一个出奇的方案”：“自徐州到蚌埠间二百多公里的铁路两侧，摆了数十万大军，既弃置徐州既设永久工事而不守（徐州那样庞大纵深的据点工事，只留一二个军，几等于不守），又将各兵团摆于铁路两侧毫无既设阵地的一条长形地带，形成鼠头蛇尾，到处挨打的态势。据我了解，古今中外的战史中还找不到这样一种集中会战的战略先例。”（杜聿明《淮海战役始末》）

打仗如竞技，技不如人，败下阵来，根本没有话说。但是蒋介石总是认为他的失败由于部下没有尽忠、没有为他死节。杜聿明是“天子门生”，未能达到亡国天子的临难死节标准，为天子所不谅，不仅对被俘坐牢之人毫无感念，而且恶待其家属以为惩罚。这种不近人情的心态，其实是一种病。为什么是病呢？因为照现代标准，一个将军，只要尽过全力作战，在尽过全力仍不免于战败的时候，他可以为有所保全而投降。这种将军回国后，仍旧是英雄、仍旧被当做英雄般的欢迎，所以如此，就是大家真的相信人可以不做无谓的牺牲。孟子说：“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就是这一道理。当然，这并不是说，当事人死是错的，而是说，死不死是他个人的选择问题、是他个人的自由意志问题，而不是别人或统治者代为选择的、代为强制的。硬定一个取舍标准，去叫人肝脑涂地，不是合理的要求，也不是人道的要求。但是，自己战败不死在首都南京的蒋介石，他落伍的大脑却不这样想。他总想别人为他做文天祥，才感快意，因而一律要求别人临难死节。

他在1933年5月8日讲《统军作战制胜之道》，曾有对付不自杀的“恬不知耻，欣然偷生跑回来”者的彻底办法。他说：“返回之被俘官兵，一律视同敌探立即枪决，如有放纵隐瞒或收容掩护者同罪。”然而讲这话后三年，蒋介石自己正好变成了他的理论的考验者，他在西安事变中自称被俘，若谓：“尔等以余为俘虏”、“余既为汝叛逆所俘”，但他偷生了、放回了，可是照样“剿匪作战”不绝，而不怕“军队风气破坏”。1947年4月15日，蒋介石感于“剿匪”战事的不利，集合前方高级将领，到南京来受两个星期的训练，在开学典礼上他说得很露骨，他要被俘的军人“只有自杀”来解决这“人生最可耻的事情”。这次演讲后三年，1950年4月16日，他集合逃亡在台湾的手下败兵残将，在“阳明山庄”讲《军人魂——一名革命军人成功成仁之要义》，分出两个大类：一类是“临阵逃亡”，一类是“被俘或投降”。他对这种“寡廉鲜耻”的痛恨，情见乎辞。显然的，在蒋介石的大脑里，一、革命军人不应被俘；二、纵使被俘，也“只有自杀”才可以自赎，除此而外，全属无可原谅。

我们必须指出，蒋介石的基本意识形态是很复杂的。它包含了半吊子的中国上层封建思想，也包含了半透明的中国下层愚民思想，还包含了半瓶醋的西方和日本的近代思想。……它是这些思想的大拼盘，既半生不熟，又半新不旧。以这种“不幸做了俘虏”就“只有自杀”的思想为例，从屈突通的故事看来，并非纯是中国传统思想。屈突通是隋朝的好官，唐高祖起兵的时候，屈突通正为隋朝守山西永济。他率部队去救京师长安，被唐高祖部队困住。唐军派他的家童劝他投降，他不肯，把家童杀了；又派他的儿子劝他投降，他也不肯，阵前骂他儿子说：“以前同你是父子，今天是仇人了！”立刻下令用箭射他儿子。后来京师陷落，唐高祖部队派人去心战，屈突通的部队哗变，他下马向东南磕头大哭，说：“我已经尽了全力，还是打败了，我对得起你皇帝了！”遂被部下解送到唐高祖面前。唐高祖说：“何相见晚耶？”劝他投降，屈突通说：“我不能做到人臣该做到的，不能一死，所以被你抓到，实在丢脸。”唐高祖说：“你是忠臣。”立刻派他做唐太宗的参谋总长。天下大定后，唐太宗在凌烟阁画二十四功臣像，屈突通也在内。屈突通被解释做是隋朝忠臣，也是唐朝忠臣，理由是唯其一心，虽跟两君也是忠臣。所以，屈突通死后，魏征提出屈突通是“今号清白死不变者”，他的忠心可靠，为唐朝上下所钦服。屈突通投降后，跑去招降他的部下尧君素，大家见了，两人都为之泪下。屈突通说：“我的部队打垮了，但我加入的是义师，义师所至，天下莫不响应，事势已如此，你还是投降吧！”尧君素不肯，还怪屈突通不该投降。屈突通辩白说：“咳，君素，我已经尽过全力了！”尧君素说：“我还未尽过啊！我还有力量可尽啊！”于是尧君素死守不降。最后城中兵少食尽，被部下所杀。

在历史上，尧君素入了《隋书》，屈突通却进了《唐书》，同时代的人，分别编进了不同时代的历史，为什么呢？为的是尧君素为隋朝力屈而死，他是隋朝的人；屈突通为隋朝力屈而未死，他就不是隋朝的人了。但在情理上，屈突通尽过全力的记录，却又无碍其为忠臣，这又怎么说得通呢？合理的解释是：屈突通在尽过全力以后，他所效忠的对象，已不存在——“隋室已亡”——了；而新兴的统治力量，是天意与民意所归的。他所效忠的对象，也并不比新兴的统治力量进步。他再挣扎，也“功未存于社稷，力无救于颠危”。所以，他就做了两朝忠臣了。屈突通和尧君素的比较，主要在说明对“忠”的观念，在中国思想中并不是只有一种的，蒋介石只接受了临难死节的一种，却不知道，临难不死节的，有许多时候，也可以成立。再以文天祥、史可法为例。史可法死于乱军之中，情形特殊；但是文天祥却是一个“被俘不屈”的显例。文天祥并不一定要做烈士，但是元朝人逼他下海，他就一定做烈士。正因为个人定有这种下限，我们才可以了解：为什么王莽篡汉后十四年，龚胜才一死；为什么宋亡元兴后十四年，谢坊得才一死。这些志士仁人，他们都是“无求生以害仁”的，但是不害仁的求生，他们也都去求。蒋介石要求人人做文天祥、史可法，悬格不可谓不对，但他忘了：宋朝养士三百多年，只出了一个文天祥；明朝敦励近三百年，只出来一个史可法，其他多是大难临头、望风跪倒的投降汉！何况，蒋介石自己何德何能，要别人为他死节？他自己若适用同一标准，在“西安事变”被俘时，为何不“只有自杀”？他为何对在衡阳抗敌被俘归来的将军们，大颁青天白日勋章？他在兵败山倒时，为什么不“国君死社稷”式的死在南京？

蒋介石所谓的军人要被俘不屈、“只有自杀”，连自己都做不到，却以最高标准要求杜聿明。杜为他卖命、受苦、家破人亡，他仍然要为已甚，不准别人亲人团圆！杜太太曹秀清由蒋介石手谕送往台湾，当作人质，过着惨淡的岁月。长子杜致仁在气愤之下，就吃安眠药死了。直到大女儿杜致礼的丈夫杨振宁得了诺贝尔物理奖，蒋介石和宋美龄才另眼看待，大献殷勤，希望杜夫人影响杨振宁回台湾，“帮助蒋校长反攻大陆！”

杜聿明戎马半生，又坐牢半生，还不够！手下被敌人惩罚后，还要被自己人惩罚，这就是蒋介石的新三纲五常标准——强制别人做烈士。

最具讽刺性的是，他虽强制别人做烈士用心甚苦，但降将仍然是一大堆（详阅李敖《蒋介石与自己降将——为活先烈开清单》，《蒋介石研究五集》，第257-276页），也许烈士太少了，蒋介石有意无意制造“活先烈”过干瘾，最彰明昭著的例子是康泽。

1948年7月22日，国民党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在记者招待会上，做了一个重要宣布，据第二天《大公报》内容如下：

襄阳之战中康泽殉难

邓文仪在记者招待会宣布

这位政工局长口中的康泽，在襄阳之战中真的“业已殉难”了吗？这根本是一厢情愿，1948年7月下旬的《新闻天地》的报导，证明康泽并没有殉难，康泽是被俘的，中共的新华社也在17日晚上宣布他被俘了！康泽是蒋介石最欣赏的一个心腹、一个心中内定的烈士样板。曾任军委会别动总队总队长。在蒋记特务系统中，重要一支是“复兴社”。“复兴社”又分三支，一支是贺衷寒系的“政训”系统，一支是康泽系的“别动队”系统，一支是戴笠系的“特务处”系统。康泽的“别动队”系统起源在南昌开办“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驻赣暑期研究班”，这班召集军官再加训练后，编入“庐山训练团第四营”（团长蒋介石、副团长陈诚、第四营营长韩文焕）。1933年10月，在庐山成立“军委会南昌行营别动队”。别动队实际上是一支突击队兼负责军事特工训练的队伍。队员或三两组成一小组或个别单独一组，有时以正式军官身分公开出现，有时则化装改扮，暗佩手枪，进行秘密活动。他们在地方上任意搜查、逮捕，以至秘密刑讯和枪毙人。其为人也，到处生杀予夺，自然炙手可热。康泽的炙手可热，延续到抗战开始，更是风光。他在抗战中的职务是1937年兼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复兴社总社书记。1938年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组织处处长、武汉支团部主任、战时青年服务总队总队长。1945年奉派出国考察第二次大战各同盟国家战后复员工作。1947年返国。翌年一月膺选为行宪后第一届立法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蒋介石要他做热河省主席，他没做，改到襄阳去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正好赶上襄阳之战。

1948年7月1日开始的襄阳之战，蒋介石方面说，“文武双全的康泽将军戍守”，由于“共匪畏之如虎”，“相信此次战役定卜全胜”。可是言犹在耳，短短六天以后，康泽便以被俘闻了。最令我们注意的，是康泽副手郭勋祺被俘归来“伪装聋子”的事。这位将军为什么要装聋子？因为装了聋子，才可以做哑巴；做了哑巴，一切真相才可以按下不表，真相显然是不能说的！在襄阳失守时候，蒋介石为了人造奶油式的赶造先烈，在1948年7月22日，特由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宣布：“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于襄阳作战中业已殉难。”蒋介石在聚餐时，表示“他所了解的康泽，是不会被俘的”，在蒋介石眼中，康泽是“壮烈成仁”的料子，不料，老康却放水了！——康泽并没有死。所谓康泽“殉难”襄阳之说，既是纯属子虚，为什么蒋介石却要硬说康泽殉难了呢？我们已分析了他复杂的意识形态，他是枪杆子出政权的人，他的天下从打斗中得来，得到后，为了保有天下，必然借助于一些“忠”的观念。不幸的是：在时代的巨变下，还没建构好这种观念，他在大陆就面临了考验。“忠”在国民党的要求中，是临难死节。临难不死，是谓苟且偷生，不死被俘，是不妥当的。1949年，蒋介石在阳明山庄讲《军人魂——一名革命军人成功成仁之要义》，很沉痛地告诉了我们，在“大陆沉陷的大失败之中”，真正临难死节的，只有“二人”。（参阅“国防研究院”出版《蒋总统集》，第1672页）蒋介石对这种“寡廉鲜耻”的痛恨，情见乎辞。所以，他对“临阵逃亡”的或“被俘或投降”的，就一概不感兴趣了。他感兴趣的，显然只在谁谁谁死了、谁谁谁临难死节了。这种兴趣过分膨胀的结果，就会在情况不明时，先一厢情愿给他死了再说，甚至先给他进了忠烈祠再说。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罗列入祠”事件。蒋介石在逃到台湾后，痛感于临难死节的烈士缺货（参阅《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二十期），所以对临难死节的谣言，也不无从宽录取之处。在台湾做过陆军总司令的罗列将军，在没逃到台湾前，就被从宽录取，进过圆山忠烈祠！不料罗列入祀忠烈祠后，忽然在1951年4月，以一名“死鬼”，逃到台湾，大窘之下，只好把他在忠烈祠的牌位撤除，派他去做陆军总司令。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妙事，很像明朝末年的洪承畴降清。洪承畴降清后，明朝的皇帝还不知道，并断定洪承畴一定临难死节。于是皇帝大为震悼，为之辍朝三日、赐祭十六坛。又为洪承畴立专祠，并把所部官兵并列祠内。皇帝又御制祭文，要亲自哭丧。不料最后消息传来，洪承畴竟在前线投降了。于是大窘之下，丧事也风光不起来了。

和“罗列入祠”事件相对的，康泽没死，幸亏证实得早，否则小笑话之后一定会闹大笑话，因为康泽比起罗列来，分量重得太多太多了。这种分量，使蒋介石在康泽未能殉难以后，仍旧不肯死心，而要强调康泽“抗节不屈”的事迹。康泽如“被俘不屈”，纵然没死，也是虽败犹荣！1964年7月，蒋介石在第九次党务工作会议上，讲康泽“十几年来抗节不屈的情形”，说他“身体早已衰谢不堪，据说他的牙齿都脱落得快没有了，这十多年，真不知道他是怎么熬过的”、说他“见死不更其守，凜然的节概，实在使人怀念和感叹”。另外再请看一副挽联：

襄阳当南北要冲，弹尽而莫之济；粮竭而莫之援。十七日阁部扬州，羸卒孤城，已分百死。

忠烈昭党国史乘，劳改而终不变；酷刑而终不屈。廿五载文山土室，丹心正气，独有千秋。

这一挽联所显示的心态，就是一个显例。挽联上“十七日阁部扬州”，是用史可法的典，“廿五载文山土室”，是用文天祥的典。但是，这种典岂可用得？史可法死守扬州，最后是殉难了的；文天祥土室坐牢，最后是死节了的，而康泽被共产党关是1948到1963年，前后十五年。他在1963年被共产党释放后，还在到处参观、留影纪念、游山玩水、好整以暇，又何来“廿五载文山土室”呢？至于说康泽“卒为中共所俘，备受折磨而死”，似乎也同样引起对康泽死难的错觉。文笔也好，史笔也罢，措词总不能这样瞒天过海吧？康泽既是1963年释放的第四批，比后面的第七批要早十多年，足见他行为“良好”，不在话下，他要是“不屈”，共产党是不会那么痛快放他的。蒋介石说康泽在牢里“破衣一袭，寒彻骨髓”过的“隆冬天气”，一个人能不能这样一过十五年，姑且不论，但是中共放了康泽以后，康泽在特赦战争罪犯大会上，当场穿上共产党发给他的“新衣一袭”时，却全无“不屈”之色。“康泽同志”会“抗节不屈”、“被俘不屈”的希望，也在共产党多年的恶作剧中，终于证明老康放水无误！

在邓文仪发表康泽殉难后三十五年，同一位邓文仪先生又发表了大手笔，他在《黄埔学生六十年（中）》（《中国人杂志》第一卷第二期，1983年7月15日）里，有这么一段：

杜聿明在被俘之后誓不屈服，脚镣手铐，囚首垢面，种种非人的折磨，在炼狱度过数十年的悲惨生活，终至于死节，至于各级被俘的十数万军官与三万政工人员，其中十分之八均为黄埔学生，大部分均遭共匪集体屠杀，或监禁在集中营里做劳工，受尽非人的折磨迫害。襄阳之康泽、成都之曾扩情、太原之梁敦厚等，都是民族正气之显扬，万千黄埔学生随着大陆沦陷而壮烈牺牲的战迹，更缔造了中国无名英雄威武不屈的战史。

请看这又是何等引人入错啊！杜聿明早在1959年就被共产党释放了，照《传记文学》第三十九卷第一期（1981年7月1日）的扼要小传，他被释放后，

……稍后任“政协”全国专员，补任“政协”全国委员。五十二年，妻曹秀清由美返平，与之重聚。五十三年12月，任三届“人大”代表、四届“政协”全国委员。六十一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共，应邀出席“国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北平，二度在“国宴”上露面。六十四年1月，任四届“人大”代表。六十七年2月，任五届“政协”常务委员、五届“人大”代表。六十九年11月，因肾病复发住院。七十年5月7日晨7时27分，因并发心脏等病在北平去世，年七十七岁。

试问这是“在炼狱度过数十年的悲惨生活，终至于死节”吗？邓文仪的“脂粉作业”、“涂金作业”，目的就是要给人死节的错觉。

1948年12月下旬，当杜聿明及其二个兵团被围于陈官庄之时，傅作义正坐困北平。华北剿总傅作义原有五十余万大军，实力不容藐视。毛泽东又洞烛机先，棋快一着，急命林彪在东北新胜之师，迅速入关，切断了傅作义大军西退或东进之路。而蒋介石顾此失彼，为徐蚌战役已弄得焦头烂额，竟无暇正视平津局势。傅作义于11月3日亲自飞抵南京求见，蒋不知故意还是真无时间相见，只命国防部长何应钦接见，转达几点意见，未必切实可行，更无积极支援的保证。当12月14日，共军攻陷天津，剩下北平孤城，傅作义乃决定与中共和平谈判，达成协议。12月31日，解放军入城，和平解放。傅作义不战而降，免除千万中国人的死亡、文化古都的摧毁，实有功于中华民族，所以他的命运与战而后降的国民党将军完全不同，不但没有劳改，而且当上新中国的水利部长。当然蒋介石视为不忠，但是蒋要求傅对他个人效忠，他还不配，因为他从来就没有视傅为自己人。

到1949年之初，蒋介石的老本愈打愈小，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损失了百万以上的军队。长江以北，除了胡宗南孤悬西北的兵团外，尽是解放军的天下，南京的蒋政权已摇摇欲坠矣。

第三节、搞假民主的恶果

1948年3月29日，行宪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南京揭幕。早在抗战之前的1936年，国民政府就准备召开国民大会，选举蒋介石为总统，并于5月5日拟定宪草，赋予总统统辖全国军队、宣战、媾和、缔约、大赦、特赦、任免文武官员的权力外，还有发布紧急命令之大权，世称五五宪草。然而由于日寇入侵，没有实施。直到抗战胜利之后，召开国民大会又被排到日程上来。

召开国民大会，号称还政于民，要人民当家作主。但问题是，谁是人民？居大多数的农民，根本不会也不能当家作主。农民也不可能选出真正代表本身利益的代议士，章太炎在民初就已指出，在中国现实情况下搞代议，选出的必然是有权有势者，让土豪劣绅如虎添翼。这种现实到抗战胜利并无基本改变。如果国民党不改变一党专政，选出的国民代表也不过是亲国民党的“土豪劣绅”。选举既不能公正，选出的人也无代表性可言。

所以在战后民主的诉求下、马歇尔的调停下，于1946年1月10日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决定改组国民党政府，另组具有较大基础的联合政府，然后准备行宪。

政协经过二十一天的努力，拟定《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修正案》，修正五五宪草，称为《政协宪草》，扩大了民主原则。蒋介石最初虽公开表示接受政协决议，但自始认为斯乃共产党与民盟向国民党夺权的阴谋，认为不是国民党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精神的宪草，自然伺机破坏。

蒋介石破坏政协决议的方法是，不待改组政府，就先行决定于1946年11月12日召集国民大会。在中共强力抗议下，蒋介石只允展期三天。当15日国民大会在南京揭幕时，中共与民盟拒绝参加，并为国共和谈完全决裂的主要原因之一。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致华府国务院电显示，国大召开后，蒋仍表示愿与中共和谈，显然是给美国看的一种姿态，同时想以既成事实，压迫中共就范。然而中共坚持取消国大，回到1946年1月13日以前之情况，为和谈的先决条件。蒋遂即命令中共代表离京。（参阅Rea & Brewer ed.，The Forgotten Ambassador，p. 57 ,74）

这个国民党与若干花瓶党召开的国民大会于同年12月25日闭幕，制定了《中华民国宪法》，并于1947年元旦由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公布。

蒋介石有鉴于客观情势，有意于行宪后改组政府，转变“一党训政”为“多党训政”，然而既容不下中共与民盟，只剩下“花瓶党”，则所谓“多党训政”有名而无实，实际上仍然是国民党一党专政，更无以走上真正的民主宪政之路，只能搞假民主充数。

假民主最可见之于伪选举。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三党协议部分代表名额由党提名与支持当选，而事实上则是“定量分配”、“讨价还价”、“保障当选”，甚至“中央竞圈”的局面。所以有许多人未选已经内定。投票日是1947年11月21日。这一天的《大公报》报导，首都南京“全市国旗飘扬，如逢盛大庆典”。“盛大庆典”的背后，则是蒋介石严令各地县长和专员，支持某人，某人一定要当选的专断。于是县政府不得已保留一部分票，以支持某人当选。如湖北省的选举，不过是走过场，大多数选票早已暗中填妥，随便发几张票给选民做做幌子，一切由保长及其爪牙控制。（参阅梁上贤《湖北省伪大选一瞥》，《湖北文史资料》第五辑）所有的竞争实际上只是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由于选举引发更为激烈的党团之争。

这种样子的选举自然会闹双包案。如李宗黄是云南鹤庆人，由中央提名而径自当选，但云南省主席卢汉却另支持李耀庭当选鹤庆县国大代表。李耀庭当选后竟不能出席国大，乃告地状，后经陈立夫等人设法解决，结果两人都领到当选证书。诸如此类的笑话，不胜枚举。

选举之后，于1947年11月22日，公布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会组织规程，成立筹委会。当时国共内战已打得烽火连天，战况已对国民党不利，仍积极筹开国大选举正副总统，显然有鼓励士气以及以民主假象贏得美国更大支持的用心。国民政府遂于12月25日明令定于翌年（1948）3月29日召集国民大会。

大会开幕之前，由于选举纠纷摆不平，演出绝食、抬棺、霸占会场等闹剧。最后由便衣警察于午夜后强制移走，惊心动魄的第一幕，幸未闹得不可收拾。（参阅周剑心《国大琐忆》，《中外杂志》第十九卷第二期）第一届国大第一次会议遂得于3月29日如期揭幕，蒋介石参加开幕典礼，并致词说：“我认为今天国家和人民，戡乱与行宪应该同等重视。我们不因戡乱而延缓宪政的实施；反之，我们正因为要保障宪政的成功，不能不悉力戡乱，以铲除这个建国的障碍与民主的敌人。”

4月9日，蒋介石以国府主席身份到会场做施政报告，主题不外经济与军事，他都表乐观。他说法币准备金额庞大，经济问题并不严重；更郑重宣示：“政府对剿匪军事有绝对把握，深信黄河以南流匪，在六个月内可肃清，保证共匪要控制中国绝不可能。”（引自司马既明《蒋介石国大现形记》，第167、168页）他好像忘了两年前说过三至五个月内消灭“共匪”的话，现在改口说六个月内肃清黄河以南“流匪”，又是胡言乱语。这个时候国民党在前方一直打着败仗，而这些败仗都是他亲自遥控指挥的，岂能不知败象，竟毫无顾忌，睁眼说瞎话，而代表们于听完报告后，居然“掌声凡数十次”，亦可旁证这些代表所代表的是什么民意！

不过，来自东北的代表可按捺不住，因为明明国民党在东北节节败退，情况如此之糟，还要说不负责任乐观的话。他们不敢直接向蒋介石开炮，把箭头指向蒋介石手下的红人参谋总长、又在东北主持过军政五个月的陈诚，要求“请杀陈诚以谢国人，以振军心”。在军事检讨会上，请求发言者特别踊跃，也就不足为奇了。

北方代表在宴会上甚至当面促蒋介石效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蒋介石的回答很妙，他说：“我不是诸葛亮，陈诚也不是马谡，怎么叫挥泪斩马谡？”他似乎不知道诸葛亮为什么要斩马谡。马谡失街亭当斩，陈诚失东北不当斩吗？不过话说回来，失街亭是马谡自作主张的错误，而失东北乃陈诚执行蒋介石命令之故，该斩的是蒋介石自己！蒋介石听到请杀陈诚，能不如同身受，怒形于色吗？他能杀一个替他背黑锅的人吗？

国大的重头戏当然是选举总统，其实是选举蒋介石为总统，但是国大一开幕，蒋却戏剧性的准备放弃竞选总统，颇堪玩味。就在国民大会开幕后一日，也就是3月30日，蒋介石就派王世杰传话给胡适，将宣布自己不竞选总统，而提胡适为总统候选人，他自己愿做行政院长。这突如其来的“出击”，连聪明的胡适都被“迷”倒了，在日记中写道：

我承认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我也承认蒋公是很诚恳的。他说：“请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但我实无此勇气。（《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十六册）

3月31日，胡适真的“严重地”考虑起来，上午约周鲠生来谈，“请他替我想想”；下午又与王世杰长谈三小时。最后当日晚上八点一刻，王世杰来讨回信，胡适接受了。不过胡适的接受仍留有余地，他要王世杰转告几点：

第一，请他考虑更适当的人选。第二，如有困难、如有阻力，请他立即取消，他对我完全没有诺言的责任。（《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十六册）

这种“余地”很容易被视为“客气”，并不影响“接受”，故胡适想了一晚之后，于4月1日愚人节晚上去看王世杰，“最后还是决定不干”，显然“难以相信是真的”（“too good to be true”）！但是蒋介石仍在4月4日召开的国民党临时中全会上，宣读一篇预备好的演说辞，声明他不候选，提议一个无党派人出来候选，并替候选人开了五条件：一、守法，二、有民主精神，三、对中国文化有了解，四、有民族思想、爱护国家、反对叛乱，五、对世界局势、国际关系有明白的了解。虽未指名道姓此候选人为谁，但胡适自己说：“在场与不在场的人都猜想是我！”（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十六册）

蒋介石要请胡适竞选总统，并由他亲自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名，可是会中除吴稚晖与罗家伦两人赞同蒋的提议外，其余出席者都坚决主张蒋为候选人，蒋乃交中央常会决定，中常会决定拥蒋，于是胡适竞选总统的插曲落幕。这一段历史正如当年所发生的，真实不误；蒋、胡之间的联系人是王世杰，王对此事有记录，胡本人亦曾记此事。但怎样来解释这件事呢？王世杰向胡适说，根据中华民国的宪法，总统无实权，所以蒋情愿屈居胡下，当有实权的行政院长。这种解释似乎言之成理；然事后证明，宪法问题难不倒蒋介石。老蒋当年哪里会为此小问题，而雅不愿做大总统呢？王又代蒋转告胡，蒋不当总统以便戡乱。这种从现实的考虑，当然有可能。如果再略事发挥一下，蒋一心一意要“戡乱”，极需美国人的大力支援，把胡适牌打出来，自可赢得山姆大叔的好感！不过，冷静地想一想，蒋介石如果真的坚持不当总统，真的想请胡适竞选，他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他的中央常会居然敢否决他的提议，是怎么回事呢？这位强人对他的执会、常会竟如此没有影响力吗？如果说是虚情假意吗，那又何必一再派王世杰去劝胡适呢？其目的又何在呢？真相到底如何？真是一头雾水！

事隔四十余年，当年的国代刘心皇无意中帮助我们揭开表象，洞见真相。刘氏于1989年11月7日给李敖的信中，有如下一段：

关于蒋中正劝胡适竞选总统一节，我认为是蒋先生想请胡适代表社会贤达、代表清流，发表声明，说：“当今之世，总统一职，非蒋中正先生担任不可。”当时，胡适被劝时，只说自己不能干，竟然不说拥护蒋先生干，蒋只有一劝再劝，希望胡能领悟，讵料胡不唯不悟，竟终于答允，演成中常会反对，而蒋也终于接受他的中常会之拥戴，担任总统候选人了。（载《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一百期下册，第107页）

刘心皇的“认为”，不仅如他所说另有旁证，别有前科，而且令人疑窦冰释，大有原来如此之感。原来蒋当总统始终不做第二人想的，原来蒋请胡竞选，是示意胡拥己，一再敦请，乃因胡不识相，希望他领悟。结果胡不但未领悟，还认为“蒋公是很诚恳的”，居然假戏要真做。但假戏又何能真做呢？原来国民党的中常会完全是先意承旨的，蒋完全是胸有成竹的。从“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的层次看，蒋再度表演“以退为进”、“口是心非”的中国传统，以及再一次显露他的性格。他是一有自大狂的人，再加上封建迷信，自以为真龙天子，天无二日，哪肯屈居人下？同时他又是一个有自卑感的人，否则何必要清流拥戴呢？

戏演完之后，便是如何修宪以增加总统的权力。国大代表们遂于4月18日讨论宪法修改案，蒋介石首次以代表资格出席，入座第一号代表席，以一小时的快速顺利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完成三读程序，主要内容即为提高总统的职权。代表们在其他修宪部分争论激烈，各不相让，独对提高总统职权，全无异议，可见极大多数的代表乃是忠于蒋介石的国民党人马，所争者只不过是他们自己人内部的权力斗争。蒋介石于4月17日召集全体国民党代表训话，要他们“服从领袖、尊重党纪”，全体起立，一致接受，也就不必为异了。

4月5日国民党中常委一致拥护蒋总裁为总统候选人，翌日临时中全会也表示拥蒋为第一届总统候选人。4月9日，一百五十余名国代签署，请选蒋主席为总统，连署者高达二千四百八十九人。选举总统的日子是4月19日，早上8时50分开始签到，出席的代表、来宾、记者都十分踊跃，座无虚席。中午12时45分宣布开票，结果蒋介石获得二千四百三十票当选，陪选的居正仅得二百六十九票。全场鼓掌、高呼万岁。

总统选举是一面倒的情势，没有人可以跟蒋介石竞选，居正陪选原本多此一举。然而副总统选举就大不一样，一人之下，群雄相争。有那么多候选人，主要也是由于蒋介石申明自由竞选的原则。这几位之中，蒋最顾忌的当然是桂系首脑李宗仁，孙科虽亦曾反过蒋，有过瓜葛，但毕竟是文人，而李不仅是军人，而且有实力，更何况战时的功勋以及战后的人望，在在使蒋感到威胁。

然而李宗仁却不听桂系一白二黄的劝阻，干冒蒋之多疑善忌，出而竞选。以他知蒋之深，当然估计到蒋会反对，但他认为蒋愈反对，他愈会当选。程思远在《政坛回忆》中，说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完全是出自司徒雷登的策动”，显然言过其实。现在司徒拍给国务院的电文，全已公开，看不到“完全”与“策动”的痕迹，反而他对李宗仁当选后，能否起辅佐的作用，表示怀疑。

蒋介石初闻李宗仁有意角逐副总统时，居然仍说党内同志均可公开竞选，对任何人都毫无成见。李遂在北平组织竞选办事处。美联社记者得悉后，加以报导，哄传海内外，中外报章，尤其是美国舆论认为李之参选，有助于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实施。北大校长胡适也驰函鼓动：

德邻先生：前天看报上记载，先生愿做副总统候选人的消息，我很高兴。从前我曾做《中国公学运动会歌》，其第一章说：“健儿们！大家上前，只一人第一，要个个争先，胜固可喜，败也欣然。健儿们！大家向前。”此中“只一人第一，要个个争先”，此意出于新约保罗遗札，第一虽只有一个，还得要大家加入赛跑，那个第一才是第一。我极佩服先生此举，故写此短信，表示敬佩，并表示赞成。

匆匆敬祝双安。胡适敬上，三十七年一月十一日早。

李宗仁顺着胡适公平竞争的意思，回信也鼓励胡适竞选大总统：

适之先生：接到来信，承先生对于我参加竞选副总统的热情与鼓励，非常感谢。我的参加竞选，恰如先生所说，“第一虽只有一个，还得要大家加入赛跑，那个第一才是第一”的意义。昨日北平新生报登载南京通讯，“假如蒋主席不参加竞选，谁能当选第一任大总统”一文中，有先生的名字，我以为蒋主席会竞选，而且以他的伟大人格与崇高勋望，当选的成分一定很高，但我觉得先生也应本着“大家加入赛跑”的意义，来参加大总统的竞选。此次是行宪后第一届大选，要多些人来参加，才能充分表现民主的精神，参加的候选人除了蒋主席之外，以学问声望论，先生不但应当仁不让，而且是义不容辞的。敬祝大安。李宗仁。一月十四日。（两函均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十六册，1948年1月）

胡、李两函曾并刊于报端，颇令人注目，也颇为运动员式的民主精神以及李宗仁的竞选造势。也许由于此一背景，有不少大陆学者认为李宗仁出马，有美国人在幕后操纵，甚至说因有美国人撑腰，李才敢向蒋挑战，显然是没有根据的想当然耳之见。

在蒋介石自由竞选的声明以及民主精神的鼓动下，国民党元老程潜、于右任，以及民社党的徐溥霖和无党籍的莫德惠，公开宣布参选副总统。但这些人显非李宗仁的敌手，当李得悉孙科无意参选后，更感信心十足，于是就这样的，大张旗鼓地从事副总统竞选了。

李于3月25日自平抵京后，请见蒋介石，得到蒋氏对参选没有成见的保证。但是国民大会开幕之后，由于总统选举没有竞争的余地，副总统选举便显得特别热烈。当李宗仁的呼声愈来愈高，蒋介石开始不高兴了。据李宗仁本人的分析，原因大致是：

他就是这样褊狭的人，断不能看一位他不喜欢的人担任副总统。他尤其讨厌对党国立有功勋，或作风开明在全国负有清望的人。记得以前当台儿庄捷报传出之时，举国若狂，爆竹震天。蒋先生在武昌官邸听到街上人民欢闹，便问何事。左右告诉他说，人民在庆祝台儿庄大捷。蒋先生闻报，面露不愉之色，说：“有什么可庆祝的？叫他们走远点，不要在这里胡闹。”蒋先生并不是不喜欢听捷报，他所不喜欢的只是这个胜仗是我打的罢了……所以此次副总统的选举，蒋先生在意气上非把我压下去不可。（《李宗仁回忆录》，第859、860页）

蒋介石起初想用党提名的方式，决定他所喜欢的候选人，派吴稚晖与张群以必须统一党的意志为说，要李宗仁接受，遭李拒绝。李有更正大的理由：蒋既然一定要行宪，一切就应遵循宪法常规办理。党提名的诡计也就不了了之。

不过，蒋并未因此罢休，在党国大员劝退无效后，亲自出马，单独召见李来劝退了。李坚持不肯已经“粉墨登场”之后打退堂鼓，而蒋亦坚持要李自动放弃，各不相让，有如口角。（见《李宗仁回忆录》第579页）

能够当面和蒋介石顶嘴的，在当时的国民党里，李宗仁可能是独无仅有，自然是“新闻”，不胫而走，使李反而得到更多的同情。据参与机密的“天子门生”刘诚之告诉李宗仁，蒋曾“召集一个极机密的心腹股肱会议。出席的全是黄埔系和CC系的重要干部。在会中，蒋先生竟声称，我李某参加竞选副总统直如一把匕首插在他心中，各位如真能效忠领袖，就应该将领袖心中这把刀子拔去云云”。（同书，第580页）真是愈来愈严重，蒋氏狭窄的心胸使他钻牛角尖亦愈钻愈深。

在蒋介石劝退不了李宗仁后，决心推出原无意出马的孙科来做“黑马”。这着棋的意图甚是明显：孙科既是孙中山的儿子，党内有一定的影响力，又是广东人，可分李的西南选票，认为这样再加上黄埔与CC的努力，才可击败李宗仁。蒋说成孙科参选后，大肆宣传造势，并对国大代表威迫利诱，同时也抹黑李宗仁（详阅司马既明《蒋介石国大现形记》下册，第335-341页），即外国人所谓的“反竞选”（negative campaign）。4月19日，蒋介石当选总统，翌日国大公告六名副总统候选人，更是短兵相接。4月23日首次投票选举副总统，李得票比孙多一九五张，然因未过半数，须再投票。竞争更趋激烈，孙科的助选人看到《救国日报》刊载不利他们候选人的文字，竟将报馆捣毁，暴力行为反使孙科的选情更趋劣势。翌日复选时，李仍领先，比孙多得二百一十八票，仍未越半数。蒋介石知道形势益为紧迫，决定别采非常手段，动员党政机关、特务警察加强威胁利诱。最使李难堪的是，蒋介石派人散发传单，攻击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就要“逼宫”，逼蒋出国，极尽混淆视听之能事。李在黄绍竑的指点下，采取“以退为进”的高招，作为反击，遂于4月25日以选举不公、幕后压力为由，声明退出，果然迫使程潜、孙科相继放弃竞选，造成副总统选举流产的窘局。

召开国大，选举总统、副总统原是蒋介石要唱的戏，现在戏唱不下去了，只好收敛与软化，乃召见白崇禧劝李恢复竞选，且宣称“对于造谣生事，尤为震怒；对于代表投票，主席并郑重声明绝对自由”。于是第三次选举在4月28日举行，李仍领先而未过半数，竞选更趋白热化，然由于程潜票少被淘汰，程之选票转投李，使29日的第四次选举，李宗仁终以一千四百三十八票当选首届副总统，蒋介石之气愤可以想见。李宗仁从总统府扈从卫士那边听到蒋氏异常的反应，有极为生动的描述：

当第四次投票达最高潮时，蒋先生在官邸内屏息静听电台广播选举情形，并随时以电话听取报告。当广播员报告我的票数已超过半数依法当选时，蒋先生盛怒之下，竟一脚把收音机踢翻，气喘如牛，拿起手杖和披风，立刻命令侍从备车。上车之后，侍从忙问：“委员长，开到哪里去？”蒋仍一言不发，司机因蒋先生烦闷时总喜欢到陵园去，乃向中山陵开去。刚刚驶进陵园道上，蒋先生忽高叫：“掉转头，掉转头！”司机乃开回官邸。蒋先生才下车，立刻又上车，再度吩咐开车出去。随从侍卫见蒋先生如发疯一般，恐怕他自杀，乃加派车辆随行。蒋先生的座车刚进入陵园，他又吩咐掉转头。转回之后，又令司机开向汤山去。真惶惶如丧家之犬，不知何去何从，却苦了侍从人员。（《李宗仁回忆录》，第583页）

李宗仁也亲自感受到蒋介石的不快。当选后一日，李氏夫妇前往黄埔路官邸拜候，在客厅里枯坐了三十分钟，蒋氏夫妇才姗姗出来，场面尴尬。5月20日，总统、副总统就职典礼，两人穿的服装迥异，蒋穿长袍马褂，李穿军装，并不是事前没有沟通，事实上李一再请示，蒋先说穿西装大礼服，后又手谕着军常服。但到时候，在李全不知情下，蒋突以长袍马褂亮相，李以军服伫立其后，有如副官。李虽被蒋摆了一道，竟穿军装参加大典，十分醒目，但是这张历史性的照片，充分显示蒋介石的促狭人以及气度之小。连司徒雷登大使都注意到，在总统就职大典上，副总统李宗仁完全受到冷落，并于1948年5月22日电告美国国务院。（原电见Rea & Brewer ed. The Forgotten Ambrassador, p. 235）而直到晚年，蒋仍感悻悻然，说：“李宗仁乃是利用战局之恶化，机巧地操纵了幻想和平的失意分子，争取选票，侥幸得胜。他在不久之后，便为共产党所侮弄，趋向所谓谋和的活动，而背叛了中华民国。”（《蒋总统秘录》，第3078页）这段事后悻悻然的话，显然与事实不符，国大召开期间，东北战局虽然不佳，整个战局尚未恶化，国民党内尚无多少幻想和平的失意分子。平心而论，李之得胜，绝非侥幸，而是在蒋大力干扰下获胜的，更非侥幸可致。至于后来的谋和活动，更是徐蚌大败后，蒋下野前要李出面去谋和的，怎能说因谋和就“背叛了中华民国”呢？古人说，“宰相肚里能撑船”，而作为“天子”的蒋介石肚量奇小。他的肚子里固然容不了共产党毛泽东，也容不了国民党李宗仁。小人物虽做了大事，终究无法维持大局面。

搞民主，尤需恢宏的气度，而蒋介石的气度与性格全与民主不搭调，所以他搞的是假民主，也就不足为异。他搞假民主有政治目的，尤其是要制造民主假象，以博取崇尚民主的美国更大支援。但是事与愿违，目的并未达到，而引发不少严重的恶果和后遗症。美国驻华大使致电国务院时，就指出，国代选举之后，蒋委员长的威信大失。（见Rea & Brewer ed. 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P. 239）且不论召开国大花了八千零四十亿，折合当时金价，两万两有奇（见《国大外史》，第60、61页），在财政极端困难、通货膨胀十分严重之际，无疑是沉重的负担。而花了大钱由国民党一党主导的国大，非仅不能获得政治上的团结，反而激化党内的斗争，暴露党内的腐化，至于在会场上演出的诸多民主幼稚病，贻笑大方，尚属次要。选举总统原是要凸显蒋介石为全国最高领袖，然而会前会后诸多迹象显示，他并不足以言全国的领袖，共产党喊出“打到南京去，活捉伪总统蒋介石”的口号固然扫兴，连全党的领袖都成问题，充其量是CC与黄埔的绝对领袖。他被由国民党主导的国大选为大总统，虽全力以赴，不惜威迫利诱，却不能阻止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已甚泄气，而所表现出来的小家子气，更使这场“政治秀”黯然无光。蒋、李之间的裂缝，亦因伤感情的选举不再能够缝合。一个总统，一个副总统，都不能够同心协力，国民党大厦之将倾，已可预卜。这次耗资巨大的国民大会，岂非使已经恶化的局势更加恶化吗？蒋介石想搞假民主以获政治实利，结果自食恶果，得不偿失。

第四节、文胆陈布雷之死

陈布雷于1948年11月13日突然自杀身死，乃是蒋政权在风雨飘摇之际，极为震惊人心的消息。蒋介石为死去的左右手题了“当代完人”横匾，然而完人为什么会这样地完蛋了呢？陈布雷之死为什么会引起震撼呢？

陈布雷原名训恩，字彦及，号畏垒，在浙江高等学校读书时，同学看他脸蛋胖东东的，戏呼他是“面包孩儿”，由面包而英文bread，再由译音改为布雷，于是他就干脆叫陈布雷了。他生在1890年（清朝光绪十六年），十五岁（1904）中秀才。十七岁（1906）时候在宁波府中学堂念书，因为闹学潮，自动退学。二十二岁（1911）在浙江高等学校毕业。民国成立后，曾加入同盟会，从事教育与新闻工作。自1927年春在南昌初见蒋介石，加入国民党后，成为蒋氏身边极为显赫的人物。

陈布雷的显赫，不在他身居高官和党中央要职，而在他是蒋介石的侍从头子，得到蒋之信任，他从三十八岁到五十九岁，前后二十一年间，一直是蒋介石贴身的文字侍卫官，一直是首席秘书、首席幕僚长，这样一个近水楼台的地位，他的显赫，自然就不是一般的高官和浮面上的党中央要职所能概括的了。蒋君章在《布雷先生的风范》（《伤逝集》）里说：“侍从室这一制度，在编制系统上是属于军事委员会的。但是真正的性质，历史上所罕见，勉强的做一比较，清代的军机处有一点仿佛相似。”像军机大臣那样，处理最高当局的一切机要事件和棘手事件。（参阅徐咏平《陈布雷先生传》；蒋君章“陈布雷先生在胜利还都后的工作与生活”，《传记文学》第四十四卷第一期）陈布雷身为“军机处”的头头，他的显赫自然也就非同小可了。

陈布雷除了成为“军机处”的头头外，还一直是蒋介石的文胆。蒋的作品，从早期的《告黄埔同学书》、《祭告总理文》，到中期的《报国与思亲》、《西安半月记》，直到后期的文告讲稿，都是陈布雷的杰作。这种“两位一体”的君臣关系，在民国史上是颇为罕见的。

在陈布雷死后两周年，国民党内部刊物《改造》第七期上，登有《布雷先生的生平》，说他“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11月13日以心脏病突发逝世于南京”，这种“心脏病突发”的说辞，显然是瞒天过海的。但这一瞒天过海是有所本的，所本就是1948年11月14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上所刊载：

陈布雷氏昨日心脏病逝世/总统夫妇亲往吊唁明大殓

明明是自杀，却说“不料竟因心脏衰弱，突告不起”，为什么这样扯谎呢？这原来也是有所本的。陈布雷死前留有遗书给秘书蒋君章、金省吾，怕“反动派捏造谣言”，就先自己捏造谣言，把自杀造成病死了。蒋君章在《伤逝集》里言及如何发布死讯的困惑，感觉到说谎与自欺欺人的痛苦，又经程沧波、邵力子等人极力反对为了反宣传的宣传。最后治丧委员会决定发布真相，就这样的，四天（十八日）以后的《中央日报》上，做了大转弯，承认陈布雷不是死于心脏病了 ：

陈天华先烈之后一人/陈布雷以死报国/治丧会搜集遗书发表

大家都知道陈天华是蹈海自杀的，然而国民党虽然总算承认陈布雷是自杀了的，但是对自杀的原因，却有不同的解释，只说他是“感激轻生以死报国”，这种说法太避重就轻了。事实上，陈布雷的自杀，来龙去脉却不简单，这一来龙去脉，不但国民党有所隐讳，即使陈布雷自己，也是欲说还休，看了他对自己自杀后发新闻的关切，不惜以说谎来掩饰真相，就可思过半矣！

陈布雷遗书中，最能引起来龙去脉的索隐的，是他留给蒋介石的信：

介公总裁钧鉴：

布雷追随二十年，受知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当，以期无负教诲。但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入夏秋后，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实已不堪勉强支持，值此党国最艰危之时期，而自验近来身心已毫无可以效命之能力，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害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束其无价值之一生。凡此狂愚之思想，纯系心理之失常，读公昔在黄埔斥责自杀之训词，深感此举为万万无可谅恕之罪恶，实无面目再求宥谅，纵有百功，亦不能掩此一眚，况自问平生实无丝毫贡献可言乎？天佑中国，必能转危为安，唯公善保政躬，颐养天和，以保障三民主义之成功，而庇护我四亿五千万之同胞。回忆许身麾下，本置生死于度外，岂料今日，乃以毕生尽瘁之初衷，而蹈此极不负责之结局，书生无用，负国负公，真不知何词以能解也。夫人前并致敬意。

部属 布雷 负罪谨上

介公再鉴：

当此前方捷报频传，后方秩序渐稳之时，而布雷乃忽传狂疾，以至不起，不能分公忧劳，反贻公以刺激，实万万无词以自解。然布雷此意，早动于数年之前，而最近亦起于七八月之间，常诵“瓶之倾兮唯垒之耻”之句，抑抑不可终日。党国艰危至此，贱体久久不能自振，年迫衰暮，无补危时，韩愈有一“中朝大官老于事，讵知感激徒媕婀”，布雷自问良知，实觉此时不应无感激轻生之士，而此身已非有效危艰之身，长日回皇，惭愤无地。昔者公闻叶诋总理之言，而置箸不食，今我所闻所见于一般老百姓之中毒素宣传，以散播关于公之谣言诬蔑者，不知凡几。回忆在渝，当三十二年时，公即命注意敌人之反宣传，而四五年来，布雷实毫未尽力，以挽回此恶毒之宣传。即此一端，又万万无可自恕自全之理。我心纯洁质直，除忠于我公之外，毫无其他私心，今乃以无地自容之悔疾，出于此无恕谅之结局，实出于心理狂郁之万不得已。敢再为公陈之。（载《中央日报》1948年11月19日）

这封信写得哀婉无比，十足显示出一个忠心耿耿的大内高手的“其言也善”的心态。细看这封信的重点，可归纳出几个脉络：

一、他表示“追随二十年”中，因为“受知深切”，所以“任何痛苦，均应承当”。他表示他有不少痛苦。

二、他表示“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今春”是指1948年春天以来，正是国民党兵败山倒的时候。在这一“目睹耳闻”之下，虽然他一边说“天佑中国，必能转危为安”、“前方捷报频传，后方秩序渐稳”，一边又不得不承认“党国艰危至此”，显然是婉转预言什么了。（陈布雷所谓“今春以来”的事，照徐咏平《陈布雷先生传》所列：“1月9日，沈阳沦陷，以后东北渐失，华北震动。3月，山东、河南激战。4月，陕北匪军南犯。5月，泰安失陷。6月，开封失陷。7月，襄阳失陷。8月，东北匪军进犯热河。9月，济南失陷。10月，长春失陷。11月，徐蚌会战开始。11月1日，物价管制解冻，金圆券崩溃，物价狂涨。失败主义到处流行，和谈空气极为浓厚。北国冰天雪地，平津危殆；南京秋高气爽，京沪交通混乱。”事实与信中所说，正好相反！）

三、他表示他的健康不行了。“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计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不如一死了之，将最后一命，作为“感激轻生之士”，以报知己。

四、他表示他对“敌人之反宣传” “以散播关于公之谣言诬蔑者”，无力回天。

五、他表示他有“负国负公”之“负罪”。

以上所表示的，若印证起一些旁证，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来龙去脉，都不是空穴来风的。其中最重要的透露，是蒋君章《布雷先生二三事》（《伤逝集》）中这样一段：

三十七年秋，共匪猖獗正甚，最高当局决心推行总动员以剿匪，嘱先生起草方案，先生正与洪兰友先生等研拟，尚未做最后呈稿之决定，而最高当局催索甚急，数次以电话相促。先生在电话中高声答曰：我不会办，此为先生对最高当局之失态。即召我上楼，授以三案，要我整理合并，速成一案，语气间颇感失言之憾。越一日，而先生不起矣。当时传言：先生受最高当局切责，因而厌世，实为无稽之谈。时局急变，先生精神脆弱，因有“油尽灯枯”之叹，无力辅弼，此为先生厌世之基本因素。大家都知道，最高当局器重先生，尊礼有加，对人常称“布雷先生”为一特例，绝无责怪先生之事。

陈布雷在电话中跟蒋介石“失态”是1948年11月12日，“失态”后第二天，就自杀了。可见他的自杀，“传言”中“受最高当局切责”一事，至少有“骆驼背上最后一根草”的效果。蒋君章这里意在把真相描白，殊不知愈描愈黑！

在给蒋介石的信以外，陈布雷给潘公展、程沧波的遗书，最含隐痛，他说：

公展沧波两兄大鉴：

弟以百无一用之书生而妄思自效于党、自效于国，疏脱怠惰，盗窃宁静之虚誉，十余年来，误国之罪，百身莫赎，而近三四月来，健康日损，脑力益坏，思虑日益纷杂，自验身心，已无一丝一毫可为非常时期之贡献，累旬自谴自责，致陷极度严重之心疾，不能自己控制，兹病患已不治，将与兄等长别矣。二十余年旧交，谬承爱护，有如兄弟，尚祈于无可原宥之中，体念弟万不得已之心情，而有以垂谅之。拙荆衰年孤苦可悯，而居沪别无可托之人，并望兄等有以存恤而照拂之。临书愧甚痛甚。

诸唯心鉴。

弟 布雷 谨上十一月十一日

这信所说，显然是充满了自恨自悔的“自谴自责”，他说他“以百无一用之书生”想救国，“妄思自效于党、自效于国”，结果“十余年来”，国没救成，结果竟是“误国”！“误国之罪，百身莫赎”。他在给洪兰友信中说他“忧心如焚，自责自讥”，给陈方、李惟果、陶希圣信中说他“一生辛苦，乃落得如此一文不值之下场……在公为不可谅恕之罪恶，但在私则有其无可奈何之苦衷”。……陈布雷在遗书里口口声声“自责自讥”、“无可奈何”。他在给陈训慈、陈训悆、陈叔同三个弟弟的遗书中说精神之痛苦非言语所能形容（最近工作关系本重要，而兄自念身心实丝毫无能为役，焦急不可言喻）”，这些将死之言，其实都是有深刻的环境背景的。这就是陈布雷给蒋介石遗书中所说的“目睹耳闻，饱受刺激”。这种现象，从蒋君章在《布雷先生的风范》（《伤逝集》）的追忆里，也可略见一二：

先生在逝世之前，情绪非常不宁，影响他的健康极大。当时最大的问题有二：一为军事情势的逐渐逆转；一为发行金圆券而实施后的限价政策，逐渐动摇。前者使各方面庞杂的意见，纷然而起，他们很多想经由先生而上达蒋主席。有的用书面陈述、有的当面请见，也有的直接以电话互谈。凡是要见先生的，除一二具备排闼直入的熟客之外，照例由我代见；书信也向来由我代拆代复（必须先生核准）。承蒙先生看重我，一切对我信任，所以我有胆量接受各方意见或看到各方建议，把它压下来，以免刺激先生；但是先生也难免听到一些不乐闻的议论，所以居恒郁郁不乐。有的根本瞒不住的，例如当时食品已造成黑市，乡间至城市的粮食、用品等都至城外待售，不复进入城内，城内粮商也吝而不售，再加上不肖分子的捣乱，山西路一带发生抢米风波，先生办公室距山西路不远，呐喊人声时入先生耳中，先生多次至后窗遥望，表情凝重，无语而退。

当时国民党以戒严来对付抢米的老百姓，每天枪杀没饭可吃铤而走险的老百姓，朝夕不绝。这种现象，对陈布雷说来，不再是遥远迷蒙的流民图，而是近在咫尺的现实画了。

更“目睹耳闻，饱受刺激”的，最引起陈布雷无奈之感的，还在他自己的家里。陈布雷共有七子二女。这九个孩子中，陈琏（怜儿）最早做了共产党。陈琏是1919年生的。她的母亲是杨夫人，生她以后二十多天就“以生育太频，气血亏竭”而死。陈琏长大后进入师范，读了一年就转入杭州高中，后来进了西南联大地质系。1939年，她加入了共产党，后来又转入中央大学历史系。抗战胜利后，她在北平贝满女中教书。1947年，国民党保密局破获了中共北京地下电台，又在保定、西安、兰州发现中共组织和地下电台，大肆搜捕，发现了陈布雷的女儿陈琏竟是共产党，蒋介石为之大为惊讶、震怒。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在大抓特抓之余，很感慨地说：“我们这样抓、这样杀，还是有这样多的人敢提着脑袋闯进来，真不知是为什么？”其实国民党永远不会知道为什么。陈琏被捕时，李敖正在北平，真是动人听闻。

不但女儿做了共产党，小儿子陈远（积乐，后改名陈力）也过去了。陈远是1926年生的，他的母亲是王夫人。1946年，北平发生美军强奸北大女生沈崇事件（美方亦不否认此事，司徒大使在官方报告中说是“个别美国人的恶行”，见Rea & Brewer, 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p. 94-95），陈远参加示威，被国民党“青年军”殴打。他在1952年正式加入共产党，后来做到天津人民出版社政治读物组负责人。不但儿女发了红，连弟弟也保不住，七弟陈训惠也出了问题。陈布雷死后，除长子陈迟（积泉）学农，在台湾做农业专家外，夫人和子女们都“投共”了。三子陈适（积皓）同济大学毕业，学工，是铁路工程师，原被国民党派到奥地利工作，后来“回归”大陆了。长女陈绣也入了共产党。

陈布雷死前写遗书，给儿子们的信中有所自辩，这种自辩，他不对国民党同志说，而只对儿子们说，事有蹊跷。他写道：

泉儿、皐儿、皓儿、皑儿、明儿、乐儿：

父素体荏弱，遭时艰危，知识暗陋，而许身国事，性情孤僻，而不合时宜，积是因缘，常患严重之脑病，夏秋以来，病体益复不支，今乃中道弃汝等而去，如此下场，可谓不仁不智之至，内心只有悲惭，汝等不必哀痛，当念祖父逝世时仅四九岁，而父之年已过之矣。

国家遭难至斯，社会浮动已极，然我国家之中心领导此二十年来方针上绝无错误，此点汝等或不详知，为父则知之最稔，汝等务必尽忠于国族、自立于社会，勤俭正直，坚忍淡泊，以保我家优良之家风，汝等现在已长大，当无待我之嘱咐。

汝母今后之痛苦不忍预想，汝等宜体我遗意，善为侍养，曲体亲心，皑儿最好能转近地，依汝母以居，好好予以安慰护持，明乐仍修毕学业，汝兄弟务宜友爱互助。

彦及 手书

这信中说“国家之中心领导此二十年来方针上绝无错误”，显然是一种自辩，但这种自辩的结构是很勉强的，他已明白承认自己“知识暗陋”，对照起其他遗书中自觉“误国”与“自谴自责”的话，陈布雷对他子女“前进”反国民党，自己却“进退无措”做国民党，一定有他内心的矛盾、冲突与隐痛。这一现象，正因为发生在他一己的家庭之中，所以矛盾、冲突与隐痛就大为严重。他最后以一死来解脱，主要原因，是对自己“无可奈何之苦衷”、是对自己一个现实与理想对立的交代（参阅程沧波《布雷先生逝世十年祭》，“中央日报”1958年11月12日），这种交代，不是对“反动派”的外人的，而是对“反动派”的家人的，对自己的“一生辛苦，乃落得如此一文不值之下场”，这是何等哀呼！陈布雷最后的以死自忏，正是在回应这一哀呼！

半生随陈布雷共患难的陶副官陶永标，在回忆（《尸谏——蒋介石秘书陈布雷自杀经过》，1983年4月《七十年代》）里说：

关于促使陈布雷自杀的最后一个重要因素，外人知道的极少。那就是陈布雷曾经劝告蒋介石罢兵，同共产党举行谈判，两方早日结束内战，让百姓安养生息。但蒋介石不仅没有听从，而且事后表示不满。陈布雷感到彻底失望，百念俱灰，于是以身殉职，示己忠贞，免得蒋介石猜疑。从这一点来说，陈布雷的自杀也可谓尸谏。

陈布雷对蒋介石的最后哀呼，也正是他矛盾、冲突与隐痛的另一交代。他最后以“感激轻生之士”收场，要以一死来证明他知道做的是什么——终于用他所能做对的一件事，了结了他做错了的许多事。他的太太王允默在《陈布雷回忆录》前记中，说陈布雷最后感到“徒耗国力，愧对民众，生不如死。故遗书中，力劝朋友及时努力国事，勿使老大伤悲。是以先夫子之死绝不是仅为一人、为一事之刺激率尔轻生，盖其志在以一死励大众也”。这种解释是不妥当的。陈布雷并非“志在以一死励大众”，我们研究整个来龙去脉的结果，发现他以死所励者少，而是以死自剖者多。他终于用一死证明了知识分子的悲惨下场，他用一死否定了他一生的鞠躬尽瘁。

关于陶永标的“尸谏”之说，撤退到台湾的许多国民党人不以为然，却说不出一个道理来，国民党大员胡健中在《我与布雷先生的交往》（《传记文学》第二十八卷第四期）中，谈布雷先生的死因，说是：

第一个原因是当时共匪猖獗，政局飘摇，总统蒋公十分忧郁，而中枢大员大都是乡愿，出锋头享权利之事如蚁附膻，很少有人能够替国家元首分忧分劳，布雷先生看在眼里，极为悲愤，所以他上总统的遗书中，曾引韩愈的两句诗：“中朝大官老于事，讵知感激徒媕婀！”他不满意当时国家大员及所谓要人之颟顸误国，悲愤无已，这是他死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他精神体力已濒崩溃，他既有很严重的失眠症，体力又日感不支，而忧国伤时，觉得以他的精神体力，已不能再为总统分忧分劳，留此残躯何用。第三是他的家庭，他是最忠实的国民党党员，而子弟却有人左倾。又当时实行金圆券，他是一个奉公守法的人，把所有很少的一点积蓄都换了金圆券，通货狂贬，连家庭生活都发生了问题！综此数因，他便成了一个孤愤难抑，只有一死以谢国家和领袖的人！

胡健中是国民党重庆《中央日报》社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立法委员”、台北《中央日报》社长，所谓金圆券使陈布雷倒账的事，原来是谁说的，岂不一清二楚了吗？台北《中央日报》主持人曹圣芬提供了更为奇特的死因，说陈布雷之死，乃是“对于当时一般自私自利、背叛领袖的党员的一种尸谏”！乖乖，天下可有这种尸谏法！照中国传统解释，“尸谏”的对象一定是对统治者，《大戴礼》记卫灵公时不用贤（蘧伯玉）而用不肖（迷子瑕），大臣史鰌（史鱼）数谏不听，临死前告诉他儿子，他“不能正君”、“死不当成礼”，要他儿子“置尸于北堂”。卫灵公去吊丧，弄清楚了怎么回事，乃“立召蘧伯玉而贵之，召迷子瑕而退之，徙丧于堂，成礼而后去”。因而说：“卫国以治，史鰌之力也！夫生进贤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以尸谏，可谓忠不衰矣！”（这段话，在《孔子家语》中，变成孔子之言：“孔子闻之曰：‘古之列谏者，死则已矣！未有如史鱼死而尸谏、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谓直乎？’”）照曹圣芬的说法，陈布雷的“尸谏“，谏的对象不是“领袖”而是“一般自私自利、背叛领袖的党员”，这不是太离奇了吗？

蒋君章在《陈布雷先生在胜利还都后的工作与生活》一文中，以陶永标认为陈布雷之死，乃是对蒋介石的“尸谏”大不谓然。说是“最刺眼的是题目，称为‘尸谏’，那不但与事实完全不合，而且以吴可读一类的学究式之愚忠视布雷先生，对布雷先生真是大不敬”。（见《传记文学》第四十四卷第一期，1984年元月号）但是，蒋君章看了曹圣芬的这本《怀恩感旧录》，又该怎么说？曹圣芬说陈布雷一死所谏，乃是国民党中的牛鬼蛇神，试问这与事实合吗？这不是“大不敬”吗？老实说，蒋介石在兵败如山倒，众叛亲离，美国佬在旁讥讪之际，有这样一位瘦骨嶙峋、两袖清风的陈布雷肯替他“尸谏”，可真是一种造化呢！

第五节、杜鲁门不肯出兵保蒋

美国总统杜鲁门派出王牌马歇尔来华，调停国共内战，结果无功而返，他回华府后，认为和谈的失败，国民党要负的责任多于共产党（见May, The Truman Adminstration and China, p. 12），耿耿于怀。从蒋介石看来，马歇尔好像是在帮共产党的忙，其实美国人是要帮蒋介石的忙，希望不必内战就将中国统一于蒋介石的领导之下。帮蒋介石的忙也是帮美国的忙，一个亲美的中国政府符合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利益，和平稳定的中国则符合美国的商业利益，战后美国经济独霸全球，一度产品占世界总额的六成，中国不仅是广大的潜在市场，亦是主要的原料供应国。奈蒋介石“冥顽不化”，一意想消灭“共匪”，偷鸡不着蚀把米，不但使自己失去了大好江山，也使美国“失去了中国”（loss of China）。杜鲁门与马歇尔对“损人害己”的蒋介石鄙夷与憎恨之情，可以想见。

马歇尔毕竟是一正直的军人，不苟言笑，不会出言不逊，然而杜鲁门乃出身小城的政客，口不择言，国骂随心所欲，颇具乡土色彩。他退休之后，有人替他做“口述历史”，虽已年逾七十，但提到蒋介石仍然火气甚大，气愤溢于言表。他说他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发现，包括蒋氏夫妇在内的孔宋家族，盗取了美国对华援助三十五亿中的七亿五千万美元，投资于巴西圣保罗和纽约的地产，以及用之于所谓的“中国游说团”（China Lobby）。杜鲁门毫不留情地说：蒋、宋、孔“他们都是小偷，他妈的他们之中每一个都是”！（They’re all thieves, every damn one of them，见 Miller, Plain Speaking288,289）

杜鲁门和马歇尔虽早就不喜欢蒋介石，但他们的问题是别无选择，从美国的利益着眼，他们更不喜欢毛泽东。美国人虽在延安没有看到俄国顾问、任何俄式装备，也深知斯大林为己远甚于助毛，但毛毕竟是共产党，毛的胜利仍然是国际共产主义的胜利，在冷战已渐成气候之时，美国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更何况杜鲁门不像蒋介石是独裁者，必须承担其他政治势力的压力，而蒋介石在美国有的是右派朋友，如出版界的卢斯（Luce）是最忠实的拥蒋派。通过蓬勃的反共信念以及“中国游说团”的组织，在美国形成一股强大的亲蒋力量。

亲蒋与亲华本来是两码子事，但当时一般美国公众往往和蒋介石一样，把蒋介石当作中国。罗斯福的亲信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就曾说过，“委员长可能是唯一的中国人，像美国公众那般误以为蒋介石就是中国。”（引自Kahn, The China Hands, p. 102）尤其是美国公众之中的右翼政客，把“扶蒋”与“反共”视为一体，以“批蒋”与“媚共”为同义之两词。因而若干在重庆的美国外交人员因批评蒋介石，在“麦卡锡时代”被戴上红帽子而遭清算，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反共的大方向下，除了公众之外，美国的官方，特别是外交与军事部门，都只有主张“助蒋灭共”，几乎一致认为蒋介石垮台和毛泽东的胜利，将导致苏俄控制中国，威胁到美国在亚太的利益。第七舰队司令库克（Admiral Charles M. Cooke），于马歇尔在华调停期间，就不主张减少美国驻华陆战队的兵力，虽未被马歇尔所接受，但仍继续强调美国在华军事基地的重要性，特别是青岛海军基地，认为一旦失去，将有灾难性的后果，故提出训练中国陆战队以及用美国海军来支援国民党等等各种建议。（参阅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7 (1947) ,p. 73-80，864-865，944 -945,953）美国国务院上下以及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大都采取扶蒋、援蒋的立场，都希望美国的援助 可以帮助蒋介石打败共产党。

在这种情况下，杜鲁门和马歇尔再讨厌蒋介石，亦只好援助他。蒋亦心知肚明，有恃无恐，最后可以不买马歇尔的账，关闭和谈之门，全面展开内战。不过从顾维钧的回忆录看到，蒋还是低估了马，所以当听说马被发表出任国务卿时，感到“震惊”。蒋还想请马留在中国当他的军事顾问呢。总之，杜鲁门也好、马歇尔也好，并不存在援不援助蒋介石的问题，而是援助多少，到什么程度，以及如何使援助得到应有效果的问题。马歇尔初来华时，就带来一张五亿美元支票，作为达成和议的“奖赏”。1946年下半年，马歇尔曾以禁运军火作为对蒋和谈的压力，但在马氏离华之前，禁令已经取消了。蒋介石打共产党始终有美国的军援，到1947年秋天，又有新的援助计划。1948年4月美国国会又通过四亿六千三百万元的援华法案，据美方估计，自抗战胜利五年以来，援助蒋介石政府不下二十亿美元。而蒋介石却一直认为美援不足，导致他的失败，美国右派政客也借此攻击杜鲁门政府“失去中国”。但是在华观察的美军一致认为国民党军队挫败绝非由于军火缺少，而是由于领导无方，士气低落。他们见到解放军进入北平时所携美械装备，以及毛泽东阅兵乘坐的凯迪拉克敞篷轿车，很不是滋味。

当1947年秋天，战况日渐对蒋介石不利，蒋在东北的据点益形孤立，司徒雷登大使甚至已向美国政府发出华北可能不守的预警。（见司徒1947年3月26日致国务卿函，载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7, p. 84 -86）他于6月4日又致电国务院说，中国现状的悲剧是蒋总统及其周围的人，不能理解全国人民和平的渴望，而只相信他们的特务，以至于不能迎合大众的诉求，只能用残酷的镇压方式，实在帮了共产党的大忙。（引自Rea & Brewer ed. The Forgotten Ambassador,p. 115）马歇尔惧怕国民党政权全面崩溃，于6月间向一群美商坦言：“我用尽脑汁苦思而不得解救之道。”（I have tortured my brain and I can’t now see the answer.）（见Lillienthal, Journals: The Atomic Energy Years, p. 201）最后他建议魏德迈率团访华。魏德迈将军的反共观点众所周知，又与蒋介石熟识，而其团员包括财政、经济、政治和工程技术等各方面专家，在华府的顾维钧大使即认识到，魏德迈率团出访，“是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可能有所改变的迹象”。（见《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册，第171页）所谓“有所改变”，乃美国政府将会根据魏将军的实地调查报告，增加对蒋介石的援助。当时美国的一般舆论亦持这种看法。后来马歇尔当面向顾维钧说：

魏德迈的出使是（我）建议的，以便魏德迈研究中国的情况并回美提出报告。该报告将使（我）据以检查美国的援华政策。（我）自己从中国回来，已逾半年，急切想帮助中国，但怎样帮助最好，却感到没有十分把握。（《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册，第203页）

所以他派出此一访问团，之所以遴选魏，就是因魏反共与蒋合拍，以及魏曾任蒋氏军事顾问，可充分讨论。由此可以证实，马歇尔确有更加积极援蒋以挽危局的意图。

白宫于7月11日宣布派出代表团访华，魏德迈做了一个多月的实地调查，走访了南京、台北、广州、上海以及华北、东北等地。他虽然反共亲蒋，但他是美国的军人，负有调查真相的重责，其本国利益交关，他的直言无忌与坦率是必然的。他指出国民党文武官员普遍贪污和腐化，征兵极不公平，权贵子弟纷纷出国留学，以逃避兵役，甚至在沈阳直斥熊式辉说不出军中实有人数，暴露了国民党军队中吃空额的大弊病，并责骂熊从未到过军医院视察，所以不知道医院中有多少床位。魏德迈于8月24日离华前夕，更在报端发表一篇极为坦率的谈话。一言以蔽之，他批评蒋介石政权的“精神破产”（spiritually insolvent）。这种坦率与直言，对魏德迈而言，乃职责所在，但对蒋介石而言，自然刺耳而又难堪。我们从顾维钧的回忆录中得知，外交部长王世杰电告顾大使，“委员长和政府其他负责人员对魏德迈的讲话表示愤慨”，不仅恼怒，而且是“颇为恼怒”，不仅是反感，而且是“十分反感”，指责魏德迈“骄傲自大”。由于这些“反感”与“恼怒”，魏德迈离华前设宴招待蒋介石话别，蒋借故不去，由宋美龄代表，然而正当夫人首途赴宴之时，魏也托故疲乏取消了宴会。（见《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册，第193、195页）蒋介石感到羞辱，已毫无可疑。一个美国将军来到中国任意“调查”，已有干涉别国内政之嫌，但蒋竟表欢迎，且愿把权力交给魏德迈，及其大肆抨击，尤其是说中国当前需要一位能够鼓舞群众的领袖，尤觉难堪，难以自陈，虽曾央司徒大使说项，请魏德迈不要批评过甚，但大使先生以不便干预应之，实际上这位亲蒋的大使私下赞同严评，庶几有当头棒喝之效（参阅Rea & Brewer ed. 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p. 133，137），总因求助于人，有如吃别人的饭，嘴巴既软，腰杆更挺不起来。蒋介石口口声声毛泽东是苏俄的附庸，而不自知附庸美国得厉害。胡适之指苏俄是中共的“太上政府”，也不自觉美国是蒋介石的“太上政府”。

魏德迈回美后报告，中国情况自马歇尔离开后更趋恶化，但是他的反共立场不允许他建议美国洗手不干，他仍然主张援蒋，而且主张大规模的经援，不过所有的军援与经援，在企划和运用时，都须经美国人的监督，才不至于白费。他深信东北已不可为，建议由联合国托管，以免被中共所占，沦为苏俄的“卫星国”。蒋介石及其外交部长王世杰还以为美国要中国放弃东北，实际上魏德迈要保住东北，不为共产党所取，因他早已察悉蒋介石的精锐实虚弱不堪，他曾向顾维钧极具形象地把手握成拳头，然后把食指伸直说：“形势正像这样，共产党随时可以切掉那个手指，从而掐断国军的补给线。”（见《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册，第199页）这位美国将军到东北一看便知情况，然而中国最高统帅蒋介石却看不到，最后眼睁睁地让解放军把他的补给线完全切断。马歇尔有鉴于魏德迈的报告过于敏感，未即公布，且做私下的参考。后来白皮书公布后，《魏德迈报告》（Wedemeyer Report）才公之于世。

从魏德迈的报告可知，这位将军因反共所需，极力主张大规模援蒋，然而同时指出如无美国人的干预，再多的援助也无济于事。所谓“干预”，最终势必把蒋介石肩上的财经与军事担子挑过来。蒋曾向司徒雷登提出签订《中美反共协定》，司徒不予鼓励，显知蒋有套牢老美之意。（见Rea & Brewer前引书，第194页）当1948年11月9日，沈阳已于一周前弃守，徐蚌会战开始之际，蒋介石向杜鲁门做了“狂呼式的求救”（a frantic appeal for help）。同时美军驻华顾问团团长包大维（General David Barr）向白宫报告说：“我深信那军事情况已经坏到唯有美军积极参与才有办法。自我抵华之后，没有一次败仗是由于枪械不足。他们的败仗，在我看来，完全归咎于世界上最坏的统御术，以及其他有损士气的因素，以至于全无斗志。”（阅Margaret Truman, Harry S. TVuman,p. 411）至此，杜鲁门政府已有清楚的结论：除非美国愿意花费数十亿元，派百万美军赴华助战，对蒋增援实同浪费。

美国出兵百万保蒋，似乎是天方夜谭，其实不然，当时美国有的是狂热反共人士，很愿意组织反共十字军，阻止共产主义的扩张，至少阻中共于长江以北。共和党于1948年大选，推出右派保守的杜威（Thomas E. Dewey），极力附和反共援蒋论调。他公开说：“中国如果倒下，我们有理由认为整个亚洲将要完蛋，然则西欧与美国势必孤立，在一个极具敌意的世界中受到孤立。”（见The New York Times, 25 Nov. 1947,p. 18）俨然是越战前的“骨牌理论”（The Domino Theory）！杜威心目中的中国，就是蒋介石的中国，意在给蒋更大的援助以及与中共决战。蒋介石素知与美国在反共上具有亲密的共识，自然更冀望于杜威之当选。事实上，杜威麾下的共和党人，有不少认为帮助蒋介石战胜中共，乃是反共战争中一项较为便宜的投资！

杜威呼声颇高，舆论预测其当选，结果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杜鲁门获得连任，参众两院亦由民主党得到多数席次，更加强杜鲁门的政治实力。蒋介石也无法期望美国对华政策的大变动，其实杜威如果当选，是否真正会出兵助蒋剿共，乃是一个大问号。不过蒋对连任的杜鲁门，所能盼望的，唯有争取更多的美援，仍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努力。蒋介石11月9日的呼救电，就是在大选之后不久向杜鲁门发出的，呼吁“加速并增加军事援助”，甚至要求“美国军事顾问参加指挥作战”（参阅《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册，第523页），但杜鲁门基本上并没有因而改变既定对华政策。

当徐蚌会战情况不利时，美国国务院对蒋政权的态度已由鄙夷转为冷漠，认为蒋介石倒台将不可避免，而适于此时，蒋介石尚不知趣，还想派孔祥熙到华府做他的私人代表、“太上大使”，结果被马歇尔认为“不妥”、被杜鲁门拒绝接见，终于无疾而终。11月24日，顾维钧拜会杜鲁门，美国总统比中国大使更知道徐蚌战况，说是国军三十二个师携带全部装备投共。顾竟全然不知，后向叶公超询问才证实。（参阅《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册，第544-553页）。

1948年年底，南京政府已呈瘫痪之势，蒋介石原想亲自到美国来求援，但杜鲁门并不赞成邀请，认为“看不出此刻委员长怎能离开中国”。（见《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册，第560页）遂改由宋美龄代表蒋介石来，但美国方面坚持为私人访问。宋美龄于12月1日上午抵达华府。她此行的境遇与上次迥然不同，上次日本侵略军虽占据大片国土，他们夫妇受到美国朝野的敬礼，视为抗日英雄，接待的盛况空前，而此行根本不予官方接待，踉跄和难堪之情难以掩饰。她此行的真正目的，连大使顾维钧都搞不清楚，尚须猜测到底是委员长授意，还是夫人自作主张，甚至如谣传所说的一些古怪原因，诸如与丈夫吵架以及怕被共军俘虏等等。她向杜鲁门提出的三要求：援华声明、派遣高级军官、增加军援，已是连续的旧事重提，美国政府不感兴趣的态度，已甚明确。杜、蒋之间已难于异中求同，杜认为蒋不肯改革，援亦无益，蒋则谓没有援助，根本无从改革，讨价还价全不投机。她若于行前行后好好与顾大使研商，了解华府情况，根本不必多此一举，让杜鲁门说不，自取其辱。然而她抵达华府后，顾大使一再求见未予理会，更无机会向她细述“背景分析”，最后在她赴白宫见总统那天下午，才约见顾大使，却板起面孔，原来是一个为孔家办事、在大使馆挂名为随员的黄仁泉被撤职之故。谈完话后，她起身以“严厉的声调”向顾大使说：“黄仁泉将被撤职，是否真有其事？”然后一再反复说，只要她在美国，就需要黄仁泉办事，就不让他被撤职。顾大使保证不撤销黄的职务，她才走出客厅。顾大使得此“奇遇”，忍不住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段：

我有这样一种印象，就是她（宋美龄）并不急于见我，因为她的心情不好，为她的使命和她遭到的冷遇感到烦恼，也许还因为她的亲戚和黄仁泉在背后说我的坏话，她对我的态度不那么友好和自然，和我们以前在各种场合见面时都迥然不同。奇怪的是，在我们四十五分钟的谈话中，她一次也没有对我说她是怎样决定接受访美使命、访美的目的、委员长或政府的希望、马歇尔将军的态度、她想象中援助的前景等等。好像她安排这次会见只是为了避免人们批评她不愿了解我提供的情报或意见。（《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册，第574页）

顾维钧的透露，很可印证这位高贵夫人的任性、不识大体、假公济私，以及胡适之曾说过的“一股虚骄之气”！从她一下飞机就由马歇尔夫人陪同，以及多次会见马歇尔，可见她确想套旧关系，毕竟马氏夫妇曾在华一年，多少建立起一些私人的交情，想凭其三寸不烂之舌，冰释蒋马之间的“误会”，让这位国务卿重视国民党危局的严重性，在反共的共识下大力援蒋。但在马歇尔的心目中，蒋介石的记录实在太差，即使有私情的话，他也不会以私害公。

宋美龄与马歇尔话不投机，她已形之于色。她再次会见马歇尔之后，记者问她有无收获，她巧妙地反问：“有谁见到马歇尔将军而不感到有收获呢？”无意中承认她的收获仅止于见到马将军，顾维钧证实了她与马的会谈是“极为失望”的。她于12月10日与杜鲁门唯有的一次见面，更加失望。她于下午五时在白宫用茶点，五时半在杜鲁门书房谈话，不到六点钟就已结束，连晚饭都没有，与上次吃住在罗斯福的白宫，不可同日而语。她走出来，在众目睽睽下，“神色严峻，冷冷一笑，给人的印象是会谈没有成就。”（顾维钧语，见其《回忆录》第六册，第574页）杜鲁门退休后口述，提及此次会见说：

当1948年我仍是总统的时候，她来美国要求更多的“施舍”（handouts）。我不像罗斯福那样让她住在白宫，我想她颇不高兴，但我一点也不在乎她高兴或不高兴。（Miller，Plain Speaking, p. 288）

顾维钧说，蒋宋美龄此行“没有成就”；何止没有成就，简直是灾难性的失败。情况已经显示，就蒋介石的对美关系而言，宋氏兄妹已不再是一种“财富”，而是一种“负担”。宋美龄于杜鲁门不愿再次见面后，悄然离开华府，隐居在纽约长岛的孔氏豪宅，直至1950年大陆尽失后，才回到台北，与夫君重聚。

杜鲁门政府不愿提供更多援助，因知已无济于事，真要救蒋，只有卷入中国内战。蒋介石在抗战期间不许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而今竟积极要求美国派遣高级将领指挥国军剿共，美国亦曾考虑派麦克阿瑟将军（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来华。蒋介石为了“救命”，要美军介入的意图已十分明显（见司徒雷登于1948年6月10日致国务院函，谓蒋愿将全部权力交给美方来企划、监督与执行，函载 Rea & Brewer ed. 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p. 242），美方初感犹豫，敬谢不敏，事机亦稍纵即逝。在60年代，美国为了阻止共产党，派遣了五十万美军到越南。杜鲁门没有在40年代出兵中国保蒋，除了时、地、人诸多不同因素外，马歇尔起了一定的作用。他到过中国，与中共有所接触，比较熟悉中国的情况。他虽然反共，但确知蒋介石的失败并非苏俄的阴谋，而是中国内部的力量。如果美国介入，无异把所有的中国难题一肩挑，如马歇尔本人所说，“实际上势必准备接收中国政府，无限期地投入大量的军事力量与经济资源”，故认为“如此大规模的投入和消耗，明显地与可能获致的结果，完全不成比例”。（参阅May,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China, p. 30,81-82）美国人视越战为一场灾难，他们应当感谢马歇尔阻止了更大的一场灾难。如果真的发生，可想而知，不仅是美利坚的大灾难，也必然是中华民族的大灾难。就此而论，蒋介石夫妇求救、求援的“失败”，岂不正是中华民族的“成功”？

当尘埃落定之后，杜鲁门政府的国务院，国务卿已由艾奇逊（Dean Acheson）继任，于1949年8月5日发表了轰动一时的关于中美关系白皮书。此一白皮书的用心，显然要回答日益高涨的美国右派抨击，乃用大批档案资料来说明，杜鲁门政府已用尽力气想帮蒋介石打败共产党，但中国内战的不利结果绝非美国政府能够控制和改变，所以“失去中国”的责任主要应由蒋政权的腐败和无能来负担。许多精良的美械部队很容易地就投降共军，这一点被毛泽东证实：“中国人民解放军强大的物资装备，大部分是从美国帝国主义得来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72页）换言之，杜鲁门尽力提供了军援和经援，无奈蒋介石是扶不起的阿斗，所以失败了，早在1948年年底连支持蒋政府的一纸声明都不愿发了。（见《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902页）但是杜鲁门的用心显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卸下责任。蒋介石敢怒不敢言，史家陈寅恪有句曰：“可怜汉主求仙意，博得胡僧话劫灰”，把杜鲁门比做话劫灰的胡僧。美国的右派讥“白皮书”为“漂白书”（The Whitewash Paper），毛泽东更借此大作文章，指出白皮书是美帝“无可奈何的供状”，自承“出钱出枪”，由“蒋介石出人”替美帝打代理战争。蒋介石一直指毛泽东是斯大林的代理人，白皮书正好为毛泽东证实蒋介石是美国帝国主义者的代理人！最后，蒋介石扶不起来，甚至要再做代理人，老美都不要他了。而毛泽东那边却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要“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了。

第十章、作弄李宗仁

第一节、我打败，你悔祸

蒋介石于1948年4月19日当选上所谓行宪后第一任总统后，原想激励士气，希望与中共的战争，能够转败为胜，至少稳住脚跟，结果仍然每况愈下，先是这年1月，国民党声言一年内可以消灭共军的有形力量，可是2月就丢了辽阳、鞍山。3月就丢了四平街、永吉。4月就丢了洛阳。5月就丢了老河口。6月就丢了开封。7月就丢了兖州、襄阳。9月就丢了济南。10月就丢了锦州、长春、郑州、包头。11月就丢了沈阳、营口、保定、徐州。12月就丢了淮阴、淮安、张家口。到了1949年1月，所谓“徐蚌会战”结束，蒋介石又损失大军四十万，同时丢了天津。前后一年下来，国民党不但一年内没消灭共军，并且反要被共军消灭的情况就在眼前。这年1月1日，蒋介石不得已，发表元旦文告。这一文告措辞，极可看到蒋介石及其国民党的意识形态。这一文告，照董显光《蒋总统传》所说，“具有两个重要目标，一方面对‘共党’举示政府对和谈之最低条件；他方面则预示大纲俾于蒋总统退职后，副总统得据以与‘共党’进行和谈，而不致有损其为民主政府领袖与中华民国忠贞公民之责任。”（第510-511页）其实，文告值得注意的，倒不在什么“举示政府对和谈之最低条件”和什么“预示大纲”，而在蒋介石个人的一种心态的显示。这种心态，最显著的有两点：第一、它显示给我们：“去年一年之中，自济南失守以后，锦州、长春、沈阳相继沦陷”，“剿匪”一直失利。“因为剿匪军事加重了人民负担，加深了人民的痛苦”，人民希望和平。但是能和不能和，关键“乃在于共党一转念之间”。要先问明共党对和平的意向究竟如何？只要共党“有和平的诚意”，“政府必开诚相见”。第二、“如果共党始终坚持武装叛乱到底，并无和平诚意”，则只有诉诸“决战”，“自不能不与共党周旋到底。尤其是京沪战区，为政治中枢所在，更不能不全力保卫，实行决战。”蒋介石宣告“深信政府不仅在此有决胜的把握，而且整个国家转危为安，和全体人民转祸为福的枢机亦在于此”。（《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二卷，第205-208页）。这意思就是说，政府是不怕打的，要打也会打贏的。

在蒋介石还没发表这一文告前一星期（1948年12月24日），他接到在汉口的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的一通密电，指出不能再打下去了，并提出三点意见：

一、相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美英苏三国出而调处，共同斡旋和平。

二、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

三、双方军队应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第875、876页）

密电发出后，一直没有回音，白崇禧遂再发一密电（12月30日），承认和战两难的窘况，不过仍敦促以外力来支援和平。他呼吁“趁早英断”，“无论和战，必须迅谋决定，整个团结，方有生机，万不可被敌分化，以蹈各个击破之惨境。……”（同书，第876页）

在接到白崇禧两通密电后，蒋介石的1949年元旦文告宣布了。最有趣的，他把白崇禧两通密电中要求政府的“谋和诚意”，转而向共产党要求起来。元旦文告发表后第二天（1月2日），他发了回电给白崇禧，说是“吾人既已倾吐精诚，重启和平之门，假令共党确能幡然悔祸……”云云，他打了败仗，竟要别人“悔祸”以后才能“和”似的，岂不滑稽！无独有偶，1949年，在1月2日同一天，蒋介石有回电给河南省主席张轸，也谈到“共匪”“悔祸”的事。

蒋介石在元旦文告叫陶希圣起草的时候，其实他已经预作下野之举了。所以在元旦文告发表后三星期（1月21日），蒋介石终于下台了。但是他下台得很不老实，还要玩弄权术，李宗仁正好首当其冲。最出人意表，连李宗仁本人都没有想到的是，蒋于下野前夕，怕李武装逼宫，命令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主持暗杀副总统的计划，当李宗仁离开南京时，无论水、陆、空路，均予格杀。（详阅沈醉《军统内幕》上册，第241-245页）1965年，李宗仁自美国回归祖国，始悉沈醉披露的内情，才恍然大悟，想到蒋氏夫妇曾热情地要把“美龄号”座机送给李氏夫妇乘用，原来送飞机是要老命，幸亏没有乘坐。（见同书，第245-246页）李宗仁也幸亏没有于蒋下野前离开南京，否则老命也不保了。

话说国民党最乐道的是蒋介石是中华民国行宪后第一任总统，最不津津乐道的是李宗仁是中华民国行宪后第一任副总统。李宗仁在国民党派系中，属于广西帮，就是所谓“桂系”，桂系人马，既不黄埔、也不浙江，为蒋介石所难容，总想去之而后快。但“桂系”在北伐和抗战中都立有大功，去之却也不易；不但不易，反倒愈去之愈引起反感。行宪后第一任总统副总统选举，总统宝座固天下莫能与之争，为蒋介石所得；但副总统宝座却被李宗仁所得。李宗仁虽当上副总统，但不为蒋介石所喜，备受冷落，日长无事，只好游山玩水，但当李宗仁长兄在桂林病殁，蒋怕李回到广西老巢，竟不准请假赴桂吊丧。（见《李宗仁回忆录》，第874页）

然而到1948年年底，徐蚌会战已近尾声，国民党大军大败亏输，南京政府朝野震动，蒋想把内战国际化，提请美、苏、英、法四国干预，但十天之后，被四国拒绝。（见Shaw Yu-ming, An American Missionary in China, p. 243）蒋亦曾于8月上旬的一个周末，约司徒雷登在牯岭长谈，强调组织国际反共联盟的必要，但反应不佳。蒋又想把国共内战提到联合国，作为威胁世界和平案，发了后来的控苏案之先声。但这些“远水”救不了“近火”。此时民间和谈之声又起，蒋介石感到为难时，才去找李宗仁商谈。他自己不好意思吃回头草，再同中共讲和，只有找副总统出来背黑锅或做“替死鬼”。当事态日渐严重，蒋于1949年1月4日破例登门拜访李宗仁求教，并表示愿意引退，请李顶起残局。李未即答应。

最后蒋介石祭出宪法程序要李宗仁干，并向李保证五年之内不干预政治。就这样，到了1月21日，蒋就下野了。蒋并替李宗仁拟好文稿，要李签字后散会。蒋本人的文稿于发表前由张群交李宗仁阅读，全文如下：

中正自元旦发表文告倡导和平以来，全国同声响应，一致拥护。乃时逾兼旬，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曷其有极。为冀感格共党，解救人民倒悬于万一，爰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务望全国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精诚，同心一德，翊赞李代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和平。中正毕生从事国民革命，服膺三民主义，自十五年自广州北伐，以至完成统一，无时不以保卫民族、实现民主、匡济民生为职志，同时即认定必须确保和平，尔后一切政治、经济之改进，始有巩固之基础。故先后二十余年，只有对日之战坚持到底，此外对内虽有时不得已而用兵，均不惜个人牺牲一切，忍让为国，往事斑斑，世所共见。假定共党果能由此觉悟，罢战言和，拯救人民于水火，保持国家之元气，使领土主权克臻完整，历史文化与社会秩序不受摧残，人民生活与自由权利确有保障，在此原则之下，以致和平之功，此固中正馨香祝祷以求者也。（《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二卷，第209、210页）

这篇书告中最可注意的是，他用了“假令共党果能由此觉悟”的字眼，这是他在二十一天前元旦文告中所没有的。蒋介石在元旦文告中，只暗示了共产党没有“和平的诚意”，但还没有明指共产党罪该“觉悟”。这一字眼，显然跟他回白崇禧电文中“假令共党确能幡然悔祸”如出一辙，由此可见蒋介石的心态。所谓“悔祸”，是比悔过更严重的字眼，悔过不过是表示后悔自己犯了过失，“悔祸”却表示自己造成了祸乱。《左传》（隐公十一年）说：“若寡人得没于地，天其以礼悔祸于许，无宁兹许公，复奉其社稷。”柳宗元《柳先生集》（逐毕方文）说：“祝融悔祸兮，回禄屏气。”这些都显示了“悔祸”的真义。蒋介石用到这种字眼，显然自己仍以胜利者自居、仍以优势者自居、仍以高高在上者自居。因为在常识上，只有居于这种地位的人，才会要求别人“悔祸”也！

对蒋介石这一心态，当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后来在回忆录《在中国五十年》（Fifty Years in China）第十章《没有实现的梦》（The Dream That Did Not Come True）里，曾加旁观者清的论列。司徒雷登说蒋介石的“引退谋和书告”“大体而论，这是一篇严肃而庄重声明，但也具有致命性的缺点，那就是他以一个权力强大的统治者的仁慈立场来对付兴兵作乱的叛徒，同时也漠视政府本身所处的绝望境况。”（On the whole, it was a dignified and noble statement. But it had the fatal flaw of assuming the gracious attitude of a powerful ruler in dealing with troublesome rebels and of ignoring the desperate plight of his government.）这种评论，真可说一针见血。——在敌人强大到兵临城下的时刻，兵败山倒的统治者，居然还能好整以暇，悠然以胜利者、优势者、高高在上者的口吻书告天下，这种对比、这种奇异、这种气派，真可说是古今所无了！

司徒雷登没有指出的是，他摆出这种奇异气派之后，立即要李宗仁去承担后果。然而要别人承担责任，又不肯把总统职位让给别人，书告中既未提辞职也不提引退，更不是副总统继任总统职位，而是“代行职权”。既是“代行”，即可随时中止“代行”，为复行视事留下伏笔。所以李宗仁要求修改为：“由李副总统继任执行总统职权”，并强调蒋介石的总统退职文告，如不加以修正，不可发表。蒋在电话中满口答应修改，但第二天见报时，却仍是未改的旧稿。同时刊出李签字而未细读的代拟文告如下：

总统蒋公轸念国家之艰危，顾恤人民之痛苦，促成和平之早日实现，决然引退。宗仁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代行总统职权，自揣庸愚，膺兹重任，曷胜惶恐。唯是宗仁追随总统革命二十余年，深知其处事持躬悉以国家人民为重，而对于个人之进退出处，严谨光明，心志既决不可移易。宗仁仰承督责，不容辞谢，唯有勖勉将事，效忠国家，冀使中枢之政务不坠，而总统救国救民之志业有成。所望我全体军民抒诚合作，文武官吏各安职守，精诚团结，一德同心，本和平建国之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国家民族实利赖之。（《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902、903页）

替人代拟的文告仍不忘一再歌颂自己，煞是有趣，代拟的目的显然要借李宗仁自己的嘴巴说出，仅仅是“代行总统职权”，想玩弄李氏于股掌之间。更使李气愤的是，蒋介石给他安排的秘书长吴忠信以总统名义将此二项文告通令全国，盖上总统大印，而李事前一无所知。李宗仁把吴忠信找来，说：“礼卿兄，这份通令发出去，我为什么事先毫无所闻？”吴忠信说：“这是蒋先生的意思，要我发出后再通知你。”李总统说：“蒋先生已经下野了，他还要指挥你发通令不让我知道？”吴忠信说：“你是知道蒋先生的，蒋先生要我这样办，我又怎能不办？”李欲以不就职来抗议，吴竟以“特务横行”来威胁。在代发文告、代发通令以后，李总统又控制不了行政院，行政院长孙科居然在蒋介石的指挥下，把行政院搬了家，从南京搬到广州去。结果消息传出去之后，“群情激昂，议论纷纷”，白崇禧甚至借汉高祖的话说：“要做就做真皇帝，切不要做假皇帝！”然而正闹得不可开交之时，老实忠厚的李宗仁反而泄了气，觉得不应该在危难之际，计较什么代不代，就这样平息了这场风波，遂于1949年1月24日，由居正监誓，就任代总统。

蒋介石下台之后，立即回到奉化溪口老家，他已六十二岁，虽不得已离开总统宝座，但仍然拥有国民党总裁的名号，凭其实力以及早已安排好的人事，足可遥控一切，而令李代总统莫可奈何。

蒋介石于下台之前的重要人事部署，包括1949年元旦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兼台湾警备总司令，元月18日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随后又任命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宋子文为广东省主席、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以及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这位行将解职的元首毫不客气地把剩下的国民党半壁江山，结结实实地置于自己亲信的掌握之中。通过人事的布局，蒋虽是在野之身，仍然可以控制经济、调动部队、影响政治。事实上，蒋一回到溪口，溪口就成为国民党的政治中枢，军政要员纷至沓来，车水马龙。家中并设有七部电台，随时发号施令，遥控一切。在南京的代总统李宗仁即使不愿当傀儡，亦只好无可奈何地被架空。我们从《李宗仁回忆录》中可知，凡江防部署、新内阁的组织、处置要员如扣押浙江省主席陈仪等，都是溪口蒋介石的决定，南京的李宗仁无法作主。

最严重的是，蒋自称为了和谈而下野，要李宗仁出山主和，但退居溪口没有几天，就从奉化命令党、政、军、特首领“必须作战到底”，这不是暗中破坏和平吗？及和谈破裂，蒋命汤恩伯守上海，破坏李之江防计划，在李看来蒋之部署等于是开门揖盗。之后，蒋又暗中破坏李宗仁与白崇禧保卫大西南的计划。李、白拟“把汤恩伯的主力移至浙赣线和南浔线，与华中部队约四十万人成为犄角，以固守湘、赣，防止敌军侵入西南”。（《李宗仁回忆录》，第942、943页）蒋早已决定退守台湾，但如果为了“党国”，至少不应拆李的台，然而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全无助李防卫西南之意愿。且不说西南乃桂系的基地，若战而胜之，更张桂系声势以及代总统的威望；若战而败之，势将影响其台湾的布局。蒋氏为公抑或为私，于此可见。李宗仁说，蒋有意整他，让他早日垮台，不无道理。

李宗仁逃离南京后，不去广州，直赴桂林。至此国民党政权已到生死存亡的关头，蒋仍暗中操纵如故。李在桂乃约集李品仙、甘介侯、程思远等拟定甲乙两个方案，甲案要蒋出洋，乙案要蒋交出权力来。（参阅《程思远回忆录》）5月2日，白崇禧、居正、阎锡山、李文范等前往桂林，请李宗仁回粤主政，当晚拟就一份《谈话记录》油印本，今藏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室张发奎档。全文如下：

一、自宗仁代行总统职权后，鉴于频年战祸，民苦已深，弭战求和，成为举国一致之渴望，而以往政府一切军事、政治、经济之失败，其根因所在，即由于政治之不修明，贪污腐化，遍于全国，遂造成今日民怨沸腾，士气消沉，全盘糜烂之恶果。故自主政之日起，为顺从民意，针对时弊，决以谋取和平与革新政治为当前两大急务，以冀有所匡救。讵料时经三月，虽殚精竭力以赴，而事与愿违，终致毫无成效。和谈失败，固由于中共所提条件过于苛刻，然我方内部意志之不统一、步骤之不能一致，如政府谋和措施之不能执行，未能示人以诚，亦不能不承认为一重大因素。至于革新政治一端，终以形格势禁，因之三个月来之努力，悉已付诸虚牝，此皆由于宗仁德薄能鲜，不克建树事功，实应首先引咎自责者。

二、现共军已渡过长江，首都沦陷，沪杭危急，局势已临万分严重之最后关头。基于以往三个月来事实证明，宗仁难继续膺此艰巨，更自信在此情形之下，绝无转危为安之能力。为今之计，与其使宗仁徒拥虚位，无俾实效，莫若即日起，自请解除代总统职权，仍由总裁复位，负责处理一切，俾事权统一，命令贯彻。宗仁身为国民党员，与总裁久共患难，绝不敢存临危退避之心，仍当竭尽协助之能力，并拟以副总统之资格，出国从事国民外交活动，争取国际援助。此种办法，在国际上固不乏先例，而依据目前之局势，亦确乎有此需要，同时宗仁既可获得为国家效力之机会，亦可与总裁之工作收分工合作之效。

三、如总裁坚持其引退之初志，必欲宗仁继续负责，根据过去三个月来失败之经验，为保障今后政府之命令能彻底贯彻，达到整饬部队，革新政治之要求，完成吾人反共救国之使命，则有数事必先获得总裁之同意并实行者，兹分列于次：

（一）宪法上规定关于军政人事及凡属于总统职权者，宗仁应有绝对自由调整之权。

（二）所有前移存台湾之国家银行金银外汇，请总裁同意由政府命令运回。

（三）所有移存台湾之美援军械，请总裁同意由政府命令运回，配拨各部使用。

（四）所有军队一律听从国防部之调遣，违者由政府依法惩处。

（五）为确立宪政精神，避免党内人事纠纷，应停止训政时期以党御政之制度，例如最近成立非常委员会之拟议，应请打消。所有党内决定，只能作为对政府之建议。

（六）前据居觉生先生由溪口归来报告，总裁曾表示，为个人打算，以去国愈快、离国愈远为最好，现时危事急，需要外援迫切，拟请总裁招携怀远，俾收内外合作之效。

四、以上六项，必须能确切做到，宗仁始能领导政府，负责尽其最后之努力，否则唯有自请解除代总统职权，以免贻误党国。

李宗仁终于痛定思痛，向蒋摊牌，以此《谈话记录》为“哀的美敦书”，促蒋“去国愈快、离国愈远为最好”。这份“最后通牒”派专机送呈在上海的蒋介石（见李宗仁致张发奎函，藏纽约哥大特藏室）。蒋之回答极妙，他完全不承认幕后操纵，说得冠冕堂皇，如谓：“总统职务既由李氏行使，则关于军政、人事，代总统依据宪法有自由调整之权，任何人不能违反”云云，所以前五项要求，他认为当然之事，似乎是说根本多此一问。至于最后一项要他出国，他又耍起赖来，说是：

且在过去，彼等主和，乃指我妨害和平，要求下野。今日和谈失败，又责我以牵制政府之罪，强我出国，并赋我以对外求援之责。如果将来外援不至，中正又将负妨害外交，牵制政府之咎。国内既不许立足，国外亦无法容身。中正为民主国之自由国民，不意国尚未亡，而置身无所，至于此极！（见张发奎檔）

他坚称不敢“任何逾越分际、干涉政治之行动”。否认之余，并且说：“今日国难益急，而德邻兄对中正隔膜至此，诚非始料之所及，而过去之协助政府者，已被认为牵制政府，故中正唯有遁世远引，对于政治一切不复闻问。”果如是乎？显非由衷之言。权力在其手中，话尽可说得漂亮，依然我行我素，李宗仁还是莫可奈何，只好抱病离国赴美就医去也。蒋介石打了败仗，要毛泽东“悔祸”于前，要李宗仁“背黑锅”于后，亦云奇矣。

第二节、怎样谋杀杨虎城

蒋介石下野，准备动身离京前，李宗仁见到这样一幕：

这时于右任忽然老态龙钟地追上去，口里喊着：“总统！总统！”蒋先生稍停问何事。于右任说：“为和谈方便起见，可否请总统在离京之前，下个手令把张学良、杨虎城放出来？”蒋先生只把手向后一撒说：“你找德邻办去！”说毕，便加快脚步走了。拖着一大把胡须的七十老人于右任，在众人注视之下，慢慢地走回，大家这才黯然地离开会场。（《李宗仁回忆录》，第898页）

蒋介石的心情已经不佳，不知趣的于大胡子提起不愉快的往事，恼怒之情溢于言表，“找德邻办去”是最好的推托，人在他特务手中，德邻办得了吗？可怜于右老，碰了一鼻子灰。再度显示：蒋介石人下野，权不下野，退居溪口的“一介平民”仍可拘押政治犯，拘押之不足，还可谋杀。杨虎城就是在重庆“解放”前，被特务谋杀的，从本人到次子、从次子到小女儿、到秘书宋绮云夫妇和他们的小孩子（两个小孩子都不到十岁）、到副官阎继明、到警卫员张醒民，都被乱刀扎死。特务替主子杀人，而李宗仁代总统不知道，足证特务完全是蒋介石私人的特务。

蒋介石对西安事变两主角张学良、杨虎城，恨杨尤甚于张。他起先一直认为杨是主谋，后经敢做敢当的张学良一再申明他是主谋，甚至说杨是受他之累。蒋氏《苏俄在中国》说：“此事最出人意料之外的一点，就是其主动者，实是张学良的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劫持主张者，则为杨虎城。且其事前，并未与共党就此事有任何商量。”（《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九卷，第71页）虽然终于接受张是“主动”者，但仍要说杨首先提出劫持主张者。蒋恨杨，因杨于西安事变后并不乖乖地“悔祸”，还要嘴硬、还要揭蒋的疮疤。

张学良陪蒋回京后，立中“连环套”，被蒋背信强留下来。张学良1936年12月31日被军法大审后第二天（1937年元旦），西安人民游行向蒋介石抗议，杨虎城发表《告民众书》。在这篇《告民众书》里，显然在张学良被军法大审的气氛下、在西安人民的群情愤激下，杨虎城竭力在自制、在力持大体，肯定了“西安事变”的正确导向、肯定了蒋介石“对于我们的主张完全采纳了”，他对蒋自食不咎既往的诺言而军法大审张学良的事，避开不提，这样做，显然是留有余地，以便善后。

但是，在这种公开的《告民众书》以外，杨虎城对张学良的处境，并非避开不提，而是据理力争。他在致电表示“汉公亲送委座入都，蹈刑辟而若甘，示大义于天下，果有人心，能不感动！乃竟扣留汉公，纵兵西进”后，又在1月5日致电蒋介石明说：“此间情形，张副司令一日不归，即西北军民一日不安。”两天以后（1月7日），蒋介石回电，虽然保证说稍缓即为张学良“复权”，可是事实上，张学良的公权，却一连近六十年都没被恢复。杨虎城等人当年的疑虑，自非无因。这种疑虑的细节，在他们1月5日的“歌电”中，有详细说明。就在1月5日同一天，国民党发表黄埔嫡系的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主席、王树常为甘肃绥靖主任，杨虎城、于学忠撤职留任。同一天西安各救亡团体举行联合大会，要求释放张学良。到了2月5日，杨虎城等人发表《和平宣言》，再度拆穿国民党的无信与不识大体。在杨虎城等人“谨此宣言”之后十天（2月15日），国民党三中全会开会了，杨虎城、于学忠也做了“提议实行改组政府、收容各党各派人才、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办法，以求全国一致积极抗敌”的提案，但是三中全会却决议说：“不问其内容如何，唯既出以叛逆之行为及威胁之方式，显系托词造乱，实国法军纪所不容，应不予置理，以绝效尤。”——国民党显然蛮不讲理了，“不问其内容如何”，一律要蛮干到底了。

蒋介石蛮干的方式是彻底消灭东北军和西北军中的十七路军。东北军方面，他告诉东北军说：你们不要在陕西了，你们到江苏、安徽北边去，并把安徽省主席给你们挑。结果东北军开到了苏北皖北，除了以于学忠为江苏绥靖主任外，安徽省主席却食言而肥了。至于西北军方面，他告诉西北军说：你们也不要在陕西了，你们到甘肃去，并把甘肃省主席给你们挑。虽然如此，把杨虎城赶出国门，却在所必行。4月27日，杨虎城被迫辞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及十七路军总指挥职务，准备离开西安。6月16日，国民党发布了这样的命令：

兹派杨虎城为欧美考察军事专员，此令。

就这样的，在东北军“擒贼擒王”之后，西北军十七路军也“群龙失首”。杨虎城预定5月27日上午离开西安，消息传出，西安人民、十七路军部队、西安各救国团体、各学校师生，都涌到机场，去送别他，很多人流下眼泪。他到上海后，一些学生们还到终南山麓，采集了许多故乡花草，分别贴在几本纪念册上，写上热情的句子，远道送了给他，表示人民对他的怀念，他们似乎预感到：杨将军是很难再回来了！

杨虎城是6月29日出国的，出国后第八天，就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他在11日电宋子文，说：“日寇进迫，国将不国，噩耗传来，五中痛愤。弟以革命军人，何忍此时逍遥国外，拟由旧金山返国抗敌，祈转陈委座。”14日抵旧金山，接宋子文回电说：“以目前情况观之，请稍缓返国。”不让他回来。这天他在旧金山发表书面谈话，说：

我是一个革命军人、一个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强烈的信徒。参加革命已逾二十五年。我完全看透日本帝国主义一贯侵华的来历和动向。保卫国土是军人的职责，我一直是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者。这次卢沟桥事变，是危及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我怎能置身事外、流连忘返？即拟兼程回国，请求任务，执行战斗，为国效死！

杨虎城在国外，前后三次致电蒋介石，请求让他共赴国难，但是蒋介石没有复电。杨虎城不得已，再电宋子文，宋子文回电说：“兹值全国抗战，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兄虽未奉电召，弟意宜自动回国。”于是杨虎城不疑有他，就从欧洲转到香港。哪知11月26日，杨虎城的船刚刚靠到码头，特务头子戴笠就派特务蒋国光、谢瀛洲、杨彬、戴德“欢迎”，从此他身边就总有了带家伙的。四天以后（11月30日），他离港飞汉口，在汉口拜访老上司于右任，正准备吃饭，带家伙的过来说，蒋介石要在南昌见他，请他立刻成行。他饭也没吃，就赶到南昌，可是南昌不是南昌，而是虎穴，从此以后，他就被非法关起来了，一关就是十二年！这位国民党中首先倡导抗日的名将，一天抗日也不让他参与，而是像张学良一样“坐穿牢底”了！张杨都不能为抗日而抗日，注定要为抗日而坐牢。杨不但“坐穿牢底”，并且在国民党自大陆撤退前，还把他非法加以残杀，残杀是秘密进行的，由于周养浩说话了，残杀的经过情形才大白于世。根据香港报刊登出的《访周养浩谈杨虎城之死》，是这样的：

周养浩先生是浙江江山县人，同国民党的特务首领戴笠、毛人凤分属同乡。也是由于戴笠的介绍，周养浩在1932年在上海法学院法律系毕业后，于1933年加入了国民党早年的特务组织——复兴社特务处。当时监督周养浩宣誓加入这特务组织的，就是现在还在台湾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唐纵。从那时起，到1949年被俘，周养浩为国民党干了十六年的特务工作。特别是在1949年。

1949年是国民党在大陆大撤退这一年，在大撤退时候，在各地都有大破坏与大屠杀，尤以在重庆、成都、昆明等西南地区为最。周养浩就在这时候“临危受命”，担任了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保防处处长、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等职，执行特务头子毛人凤的命令，其中包括了谋害杨虎城的案件。

本来到1946年，抗战既已胜利，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了，共产党方面，提出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罗世文、车耀先等政治犯的要求，但是国民党阳奉阴违。杨虎城被自贵州息烽监狱移送到重庆杨家山，杨夫人不久不堪精神折磨而逝世。蒋介石下野后，李宗仁曾下令释放政治犯，在重庆的杨森不敢作主，叫周养浩打长途电话给在上海的毛人凤。毛人凤也不敢作主，就去请示在溪口已是一介平民的蒋介石，但此一平民竟悍然不顾代总统释杨的命令。当李宗仁派飞机去接杨，特务们奉蒋命把杨转移到贵阳。杨本不肯转移，但由于信任周养浩，即由周陪往贵阳，杨氏秘书宋绮云、宋妻徐丽芳、幼子宋振中，以及两个副官阎继明和张醒民同行。杨虎城一行到贵阳后，住在黔灵山麒麟阁，这是1949年2月的事。到了这年8月，共产党攻下长沙，整个西南都动摇了，国民党安排大撤退，项目众多，其中之一，就是向杨虎城下毒手，展开“我倒霉，你也休想活”的大作业。毛人凤在重庆召开秘密会议，宣誓效忠蒋总裁，周养浩也在场。决定再命周把杨等骗回重庆，到中美合作所内松林坡“戴公祠”执行杀害任务。“戴公祠”顾名思义，是纪念戴笠的祠堂，祠堂是封建的玩意儿，为什么整天喊革命的国民党这样封建？其实它就是这么封建！“戴公祠”原是“中美合作所”中的豪华建筑，是戴笠专为蒋介石修建的，戴笠死后，就在里面设了灵牌，改叫“戴公祠”。这座“戴公祠”随着大陆丢掉而丢掉以后，国民党又在台北近郊观音山建了另一座“戴公祠”，另在芝山岩建了“雨农图书馆”、“雨声小学”、“戴雨农先生纪念馆”，据情报局出版的《戴雨农先生年谱》，他们还对戴笠“塑像设祀”呢！还以继承戴笠事业的“郑介民及毛人凤两故局长陪祀”呢！还以“军统局保密局情报局之革命先烈曾澈、吴赓恕、麻克敌、江志强、冯运修……配享”呢！“塑像设祀”也、“陪祀”也、“配享”也，这是全套孔庙的体制呢！这未免太“僭越”了吧？但是，想到明朝东厂人物为魏忠贤盖祠堂，也拟制于孔庙，倒真也见怪不怪了呢！

周养浩这次以蒋介石要接见杨虎城，然后飞往台湾为由，把杨骗回重庆。在特务队长张鹄的带引下，杨氏一行走进了“戴公祠”。张鹄说：

杨虎城将军的儿子拯中，双手捧着盛满他母亲杨夫人的骨灰箱子紧跟在后面。这一年，他才十七八岁，但是头发已经花白。这时早已监视着他们的刽子手杨进兴、熊祥等人，怕杨拯中有所反抗，所以决定分别在不同房间同时向他们下手。

当杨拯中走上石级、步入正房的一间卧室时，杨进兴从后迅速以匕首刺入他的腰间，他惨叫了一声：“爸！”还来不及挣扎就倒了下来。这时走在前面的杨虎城已知有异，正想转回头来看一看，但是说时迟，那时快，经验丰富的刽子手已把刺刀刺进了他的腹部。杨虎城将军挣扎了几下，也倒了下来。

杨虎城父子被惨杀后，杨氏秘书宋绮云夫妇带着两个孩子到达时，也先后被匕首刺杀。两个小孩子虽跪地求饶，特务还是不放过、死于血泊之中。两个小孩是杨虎城的八岁小女儿，和秘书宋绮云夫妇的儿子（一说是女儿）不到十岁的宋振中，他们小小年纪，无辜惨死，最令人心恸。（参阅沈醉《军统内幕》，第223-239页）

杨虎城是9月6日（一说是17日）被已下了野的蒋介石命令特务残杀的，毛人凤还向杀人特务传示“蒋总裁将会论功行赏”。杨虎城被残杀后两个多月（11月30日），国民党丢掉了重庆，当然也丢掉了他们的“戴公祠”。重庆丢掉后的第二天（12月1日），从被俘的“戴公祠”附近十一名警卫口里，得到了一点线索，于是杨虎城的遗体就给挖掘了出来。因为脸上已被镪水烧烂了，无法辨认，乃找来旧西北军十七路军的一些干部来验尸，最后证明没错，于是这一血案的真相也就曝白于世。——世界真的知道了：“西安事变”的另一主角，就这样惨死了！杨虎城一代豪杰，因反对政治黑暗而参加革命；因参加革命而守死不变；因守死不变而为国民党稳住西北江山；因要求蒋介石抗日救国而家破人亡、长年坐牢后，又惨死刀下。他在青年时代，有一首诗自誓：

西北山高水又长，

男儿岂能老故乡？

黄河后浪推前浪，

跳上浪头干一场！

最后，他一世男儿，凶死他乡，在大干一场后，付出了永远偿还不完的血债。在蒋介石兵败山倒之时，仍不忘把他杀掉、把他十七岁小儿子杀掉、把他八岁小女儿杀掉，然后逃到台湾。

如今，国民党在浪花尽处，已经离黄河日远，但是“戴公祠”的刀光血影、“戴公祠”的烛照香熏，却是人们愈来愈近的血祭。

蒋介石一共下野三次，每次都要杀大将以泄愤，第一次杀王天培，第二次杀邓演达，这第三次最凶恶，不仅杀大将，还要杀大将的子女、秘书夫妇以及副官们。由此可知，蒋介石固然是共产党名单中的第一号战犯，也是凡有良知者心目中的杀人犯、罪及无辜的杀人犯。

第三节、从巧取黄金到豪夺黄金

八年抗战间，有两个数字是惊人增长的。一个是人民死伤的数字，一个是货币发行与物价上涨的数字。货币自1935年11月4日起施行法币政策，由于蒋介石自私自利的货币政策，强行其不兑现纸币——法币，法币的币信，本就不良，“当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法币发行总额还只有十四亿元；在八年抗战期间，四大家族打着抗日的招牌，利用法币来进一步垄断全国经济，搜括人民财富，因而通货不断膨胀，到了日本投降前夜，法币发行额即已达五千亿元。1946年3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议，发动反共战争以后，随着国民党军事危机的日益严重，经济危机也日益加剧，到1947年4月，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法币发行额即陡增至十六万亿元以上；最后到1948年8月20日以金圆券代替法币的当时，法币发行额竟达到六百六十万亿元，等于抗战前夕发行额的四十七万倍，而物价则较抗战前上涨三千四百九十二万倍。”（资耀华《国民党政府法币的崩溃》）这种货币大贬值、物价漫天涨的局面，在古往今来的世界史上，也属罕见。其实这些数字还只是远景，若看大特写，更是要得。——以它宣告结束前最后一天的发行额计，就高达六百零四万六千四百二十七亿七千六百一十八万二千元！这种天文数字，连当年德国马克的震惊世界大贬值都望币莫及呢！

法币政策是蒋介石印一纸钞票骗中国人民手中的白银，把白银收归政府所有，其实这还不算最精彩的，最精彩的还在后面的金圆券政策。蒋介石又印一纸钞票骗中国人民手中的黄金。

1948年8月19日，蒋介石政府突然公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了金圆券，规定金圆券一元，折合旧法币三百万元。相当美金零点二五元，同时限期收兑金、银、法币。老百姓不准私存黄金，抓到了会要命，于是全国黄金尽入公有。中国老百姓真好欺负，1935年，实行法币那一次，首先领教了国民党政府的厉害。抗战以后，政府不能保护人民，老百姓沦为敌伪遗民，日本鬼子为贬低币值，将法币兑换日本军用票或伪钞，兑换率从军用票一比法币二点一滚成一比十点四，最后禁用法币，全用伪钞。不料抗战胜利后，政府又将伪钞以伪钞二百比法币一的显然不公道的兑换率，回吃老百姓一口。到了金圆券一元比法币三百万元出现，前后几年，老百姓的私有积蓄全给一一兑光。金圆券最初发行的四十天内，政府以纸易金，兑换到黄金美钞逾三亿美金，这是全国老百姓多年战乱的最后劫余，等于大家掏空腰包，都爱国了。

金圆券发行同时，又实行限价，物价限以8月19日为准，为保限价成功，蒋介石分别在上海、天津、广州派经济管制大员督导，检举或查抄投机居奇，扣押或枪决奸商巨贾，雷厉风行，耸动中外。但是，正如当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所说的，在“以警察国家的方法来压制经济定律”（an attempt to repress economic laws by police state methods）。经济定律岂是警察压制得了的？

蒋介石以金圆券政策巧取中国人民手中的黄金，首要都市是上海，派出去的经济管制督导员是他的账房即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事实上是由副督导员蒋经国一手包办。蒋经国在上海代他老子演了一出“打虎戏”，据当时上海联合银行总经理戴立庵《金圆券发行后蒋介石在上海勒逼金银外汇的回忆》，他早就看出“蒋介石在南京纪念周上的威吓和蒋经国在上海乐义饭店形同强盗绑票的胁迫”，方法是“父子串双簧”，口气就是向他们认定的有钱老虎示威：“你们究竟要命还是要钱！”但是，一方面警察力量压制不了经济定律，他方面老虎原来他们蒋家集团自己也有份。自己既然也是虎虎虎，又何能打得下去？寿充一《蒋经国上海“打虎”记》提到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拔枪拒检，与蒋经国闹僵，孔令侃：

便去南京向姨妈求援，宋美龄专程到沪，曾约蒋经国到永嘉路孔宅谈判，表兄弟相持不下，闹得很僵。宋氏姐妹没法，施出最后的撒手锏，由宋美龄拍一急电给在北平的蒋介石，叫他立即乘专机南下，处理上海发生的紧急大事。蒋南来当天，宋美龄向蒋多方说明原委，谊属姻亲的事，两家有共同利害，家丑不宜外扬等，得蒋首肯。第二天蒋召蒋经国晋见，训了一顿，叫他打消查抄之事，蒋经国无可奈何，只有让这只天字第一号的“大老虎”逍遥法外，一天风云也就烟消云散了。

周一志《上海金圆券案之一幕》中更记录了蒋介石训子的细节：

经过宋美龄一夜的“攻势”，次晨蒋经国进入蒋介石卧室，大约半小时出来，即现出垂头丧气的表情。接着蒋介石出来接见文武大员，说：“人人都有亲戚，叫亲戚大大丢脸的事情，请你们各位想一想，谁又能够真正铁面无私呢？我看这个案子打消了吧！”大家一听此言，只得诺诺而退。这次胜利属于宋美龄。蒋经国经过这件事的打击，仰天长叹道：“我只有先在家尽孝，尔后对国尽忠了！”小蒋因此辞职，上海人从此看不起他，金圆券更一跌再跌，市场出现抢购货物高潮。结果搞得死了人买棺材也得由棺材店派伙计去“验明正身”，以免有人囤积棺材。小花园一带的女鞋，连清朝以来几十年最老式的不论大脚小脚穿的各种鞋，都被抢购一空。

蒋经国在这年11月初《上月反省录》中自道：

……金圆券发行数目之大，造成了10月初的所谓抢购运动。由此而发生市场波动，一天不如一天的坏下去了，自己感觉到用下去的力量，已不十分有效了，在经济方面讲，是因为金圆券发行的数字太大，到处都是钞票，而这许多钞票，都是无路可走，所以造成了市场的混乱。吴蕴如来信说：“官吏白做了两个月的工作，民众白吃了两个月的苦，并且穷的愈穷，而富的还是一样的富。”这几句话说得太心痛，同时亦够刺激了，想起八九月间，人人拿美钞黄金来兑换金圆券时候的情况，以及今天金圆券的贬值，实在太使自己难过了，每次想起人家将金钞兑了之后，今天是如何的在怨恨我，真是惭愧万分，为了表明自己的责任心，并将向政府自请处分，并对上海市民表示歉意，以明责任。总之七十天的工夫，花了不少的心血，亦并不是白花的，读了一部经济学，得了许多痛苦的教训。……

好可怕的蒋氏父子的“经济学”！祸国殃民到这步田地，这是哪门子“经济学”！“经济学”是要在高等学府里读的，岂可在十里洋场上带着警察去读？蒋介石把国家金融命脉交到自称“粗人”（蒋经国到上海中央银行正式办公时自称，见其1948年8月23日日记）的儿子的手里，此真“儿戏”了！

追随蒋经国打虎的共犯王昇，在“经国先生无私无畏的人格”中回忆：“限价一放，一个月的薪水，拿到的金圆券，到了第二天，那就只能吃一碗豆浆，几根油条，国家就不能收拾。”其实，这话还太保留了的。岂止一个月的薪水变成“一碗豆浆，几根油条”，贬值的严重，其实连一碗、几根都买不到了。蒋经国的老师吴敬恒，在金圆券初行之时，“尚为万元之富翁”，但是，一场币制改革下来，最后换到新台币一百四十七元而已！（张文伯《吴稚晖先生传记》，第186页）——连蒋家的忠仆都被害得家破人穷如此，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依然黄金，几家能够耶？

金圆券演变到抢购与贬值，有离奇的画面出现。先是全国发生了抢购物资的风潮。上海的四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大新被抢购一空，人心惶惶，天下大乱。接着金圆券高速贬值，贬值得物价不但早晚不同，甚至一小时内都不同。市面商店本来挂上牌子，上写“目下一言为定，早晚市价不同”，后来变动太大，价目表要随时改贴。那时李敖是初中一年级学生，在饭店吃碗面，进门的价钱和出门就不一样。前一次价目表上的墨汁还没干，新的价目又贴上去了。这种目睹怪现状，真二千年所未有也！

金圆券发行不到三个月，11月11日，政府全无办法了，出尔反尔，又准人民持有金银外币了，并同意以金圆券兑回，但是比率却高于三个月前政府买进的五倍！用的是抗战期间黄金储蓄和美金公债的老套，失信于民，自不消说。但是老百姓即使大吃亏、特吃亏，也宁要黄金，不敢再领教金圆券了。于是，向黄浦滩中央银行挤兑黄金的大浪潮，就立刻展开。

上海那时戒严宵禁，老百姓只好在头天晚上，藏身在黄浦滩四周，或在陋巷里、或在舢舨内，等待清早5点的解除宵禁。清早5点一过，黑压压的人山人海，就从四面八方蜂拥中央银行，争取优先兑换。顿时万头攒动，水泄不通。上海警察局派出精锐部队——“飞行太保”，骑在马上，挥动皮鞭打人，可是都无济于事，每天被挤死踩死挤伤踩伤的，随处可见。李敖那时去买书，经过黄浦滩，已无法在马路上通过，只有踩着舢舨，绕水而行。这种目睹怪现状，也真二千年所未有也！

据当时的一篇记录——罗雅谷写的《人海战术挤兑黄金》，有这样的几段：

据说打仗有所谓“人海战术”，我没有看见过，也不能想象。用人海战术挤兑黄金，包围中中交农的四行堡垒，击溃政府的金圆券无限制兑换黄金政策，我却亲眼看到了。

伟大的场面！在上海的黄浦江边，交通完全阻塞了，各种车辆浸没在人的海里。每家国家银行门前，成千上万的人民，紧紧地挨挤着；有普通人，男的女的，有穿制服的军警，还有爬在窗上的，践踏在人群的肩头，向前蹿去的。紧挤得大家不能动颤，要喘口气，得先把旁人推一下。白的水蒸气，是汗水的蒸发，从人堆中冉冉上升，好像在蒸馒头或煮米饭。有人昏过去了，仍给前后左右的人群挤着向前去。倒不下来，也就淹死在人海中了。11月24日那一天，这样死的人一共有九个。受了伤的，有的给医院的救护车载去了，有的坐在路旁休息一下，又挤进人海去了。

政府想用少数黄金，维持金圆券不跌价的政策，就给这样的人海战术打垮了。

从货币学观点看，金圆券的发行，根本是违背金融基本原理的，政府在根本没有现金银准备金的情况下，大肆发行，是典型的卖空；收兑黄金美钞，又是典型的买空。买空卖空于先，自然出尔反尔于后。最后中央银行库存的黄金，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用作戡乱，以慰民望”的大道理，抢运到台湾，作为新台币发行的准备金了。国民党说这些黄金安定了台湾人事，但却不说这些黄金丢掉了大陆民心！

王昇又回忆：

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一个下午，我集合两千多名打虎干部，等经国先生回来讲话，可是到了6点钟他人还没来，我就打个长途电话到南京，我在电话里听到他的声音，好像曾经痛哭过的声音；我想他曾经力争，但最后没有办法，限价一开放，经济全面崩溃，国家就这样更加困难了。所以在上海管经济，是在最危险、最困难的情形之下，没人敢这样做，他这样做了。

当然，我们总是要回去的，我们相信，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绝不会忘记上海老百姓的这笔钱，我们一定要双倍、十倍还给上海的老百姓，我们一定要为上海做一番伟大的事业。

如今，蒋氏父子龙尸已烂、王昇共犯牛皮已老，他们纵使“绝不会忘记上海老百姓的这笔钱”，但是，不论是魂兮归来或人兮归来，上海的老百姓还敢领教这些武松么？

金圆券的最后下场是贬值速度远超过法币，据中央信托局储蓄处经理祝世康《孔祥熙、王云五与通货膨胀》的统计：“截至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时，金圆券的总发行数字达到八十万亿元。金圆券的贬值程度在不到十个月的期间内，竟超过法币在十四年内贬值速度的一百倍。”两种劣币大比赛之下，法币又算老几呢？英国16世纪即有“葛来舍定律”（Gresham’s law）出现，昭告世人“劣币驱逐良币”（bad money drives out good）这一真理，举世经济学家无不奉行，但是，他们的经济学全“错”了，原来金圆券最后劣得驱逐了自己。——当一百万面额最后出现的时候，蒋介石的中央印制厂终于不胜负荷了。原来印出那一张纸，成本就不止一百万了。古往今来的经济学家，谁也没想到“劣币驱逐劣币”竟可一至于此！从这种角度看，蒋氏父子的确有他们一套“上海经济学”，虽然金圆券上鼻青眼肿，但在“经济学”上却趾高气扬，——他们推翻了四百年的“葛来舍定律”！

当然，蒋氏父子以“上海经济学”作恶，一定有其帮凶，凶首即为财政部长王云五。王云五晚年在《岫庐八十自述》中坦承其事，还引傅斯年等鼓励他的信以自炫，可谓老而无良，同时也反证了傅斯年对经济的无知。据寿充一《王云五与金圆券》的调查，帮凶有二人最突出，就是部长王云五和次长徐柏园。该文初步判断是：“关于金圆券方案的起草，王、徐是合谋的，当初发动的是徐，后来卖劲的是王。”此说应属不实。徐柏园固非善类，但经济学常识应优于蒋氏父子与王云五，人又滑头，他岂敢做这样伤天害理之事？他一辈子给蒋介石小心翼翼做账房，垂老被蒋彦士、李焕弄得含冤莫白。这种连金碗案都吓破胆的胆小鬼，还敢出主意搞金圆券吗？

史特林·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在畅销的《宋家王朝》（The Soong Dynasty）第二十章中，叙述蒋介石如何于1949年2月，以下野之身，急着将国库黄金私运到台北等等。西格雷夫虽然洞彻隐微，但是毕竟因为他是洋鬼子，对中国事情还是难免隔了一层。例如他说1949年4月，“蒋介石来上海的真正原因，是请求大耳杜和青帮协助他劫掠‘中国银行’。”这话就不对。因为事实上，1949年时的蒋介石，已经不是二十多年前的蒋介石了，他要“劫掠‘中国银行’”，实在无须“大耳杜（杜月笙）和青帮”的“协助”。西格雷夫说“国民党部队在银行四周好几条街道外就设立警戒线”，试问可以这样动员大量军队的人，还须靠黑社会来“协助”“劫掠”银行吗？又如西格雷夫说：“蒋介石的劫掠中国银行的计划，执行得非常谨慎小心。一艘脏兮兮的货船，停泊在国泰饭店对面的海滨路旁。船上的苦力，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其实都是第一流的海军士兵伪装的。”这话也不对。因为事实上，当时派出去的根本是军舰，而非“一艘脏兮兮的货船”。又如西格雷夫说被“劫掠”的是“中国银行”，这话也不对。因为事实上，根本不是“中国银行”而是“中央银行”。……凡此种种瑕疵，都是这本《宋家王朝》美中不足的地方。不过西格雷夫所写的这一“劫掠”事件，值得细加追究、寻其来龙去脉，颇有奇趣。

有关这一事件，在蒋经国这年的日记——《危急存亡之秋》里，不乏蛛丝马迹可寻。1949年2月10日条下说：

中央银行金银之转运于安全地带，是一个重要的工作。但以少数金融财政主管当局，最初对此不甚了解，故经过种种之接洽、说明与布置，直至今日，始能将大部分金银运存台湾和厦门，上海只留二十万两黄金，此种同胞血汗之结晶，如不能负责保存，妥善使用，而供诸无谓浪费，乃至资匪，那是一种很大的罪恶。

3月11日条下：

……运至台厦的存金，李宗仁必欲全部动用。

3月22日条下：

李宗仁发动部分立法委员，要求政府将所存台厦现金运回，期作半年之用，用完了事。此种卑劣阴谋，不惜断送国脉民命，且以之资匪以为快也，可痛！

5月3日条下：

当此风雨飘摇，人心浮动，而忠贞之士正力挽危局之时，李宗仁突由桂林致函父亲谈人事、军权、财政等“条件”。他要索取已经运到台湾的库存黄金，并且要父亲不再过问国事，建议最好“早日出国”。父亲内心痛楚之余，因李代总统之误会与猜疑，如此其深，乃函复何院长，请转达李代总统及中央诸同志。函中首请李代总统立即莅临广州，领导政府。第二说明政治改革非二三个月短时间所能收效，必须树德养望，开诚取信，持之以久、行之以恒。第三说明其本人无复职之意。第四对于李氏六项要求之前五项，做如左之答复：

“一、总统职权既由李氏行使，则关于军政人事，代总统依据宪法有自由调整之权，任何人不能违反。二、前在职时，为使国家财富免于共党之劫持，曾下令将国库所存金银转移安全地点；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一切出纳收支皆依常规进行，财政部及中央银行簿册俱在，尽可稽考。任何人亦不能无理干涉，妄支分文。……”

蒋经国的日记中，最令我们注意的是这5月3日收录的蒋介石对李总统“答复”的第二项。蒋介石说：“前在职时，为使国家财富免于共党之劫持，曾下令将国库所有金银转移安全地点；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这些“答复”，只消对照起蒋经国2月10日的日记来，就证明与事实不符。2月10日正是“大部分金银运存台湾和厦门”之日，但是蒋介石是1月21日不在职的，他不在职后二十一天，居然“国库所存金银”还能脱离李总统的控制，“转移”而去，这不是天下怪事吗？若说蒋介石“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那么谁又有这样的斗胆、这样的权力和武装，能够“转移”国库呢？区区中央银行总裁自己吗？区区财政部长吗？谁相信呢？何况，蒋经国在《我的父亲》一书中，又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蛛丝马迹：

关于李宗仁来信所提到的库存黄金的搬运经过，我应该附带在这里说一说：当上海快要撤退的时候，父亲就派我们几个人到上海去，劝中央银行把库存的黄金全部搬运到台湾来。临行的时候，父亲又再三嘱咐我们：“千万要守秘密！”因为早已预料，李宗仁一定要以库存黄金作为“和谈”的条件之一。后来这一批黄金是很顺利地运到台湾了。政府在播迁来台的初期，如果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和经济情形早已不堪设想了。

蒋经国又说：

库存黄金到达台湾之后，父亲又记起还有一箱国家的珠宝，存放在中央信托局；命令我们再赶到上海去，劝信托局把这一箱珠宝也运到台湾。

在这里，蒋经国清楚的透露了：当上海快要撤退的时候，就是1949年4月下旬，也就是蒋介石不在职后九十多天，他还能以非总统的“平民”身份，“派”蒋经国等“几个人”到了上海，“劝中央银行把库存的黄金全部搬运到台湾来”！并且一搬再搬，连最后“一箱珠宝”都不放过！试问这是“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金银转移”的行为吗？说“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谁相信呢？何况，在前国民党“新闻局长”董显光的《蒋总统传》中，写出的，就全是蒋介石“引退之后”的杰作。董显光说：

2月间有一机会可从行将胜利的“共党”手中夺回国家的重要资产。蒋总统深信大陆不免于沦陷，乃以囯民党总裁的地位，命令干练而可靠之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密将政府所存黄金运往台北，以免将来沦入敌手。这些存金到了台湾，于必要之时，将可支持政府抗“共”。俞鸿钧立即遵命办理，此项存金运输遂于2月20日完成。李宗仁闻此消息，异常懊怒。蒋总统原来也恐此项存金留在李氏手上，难免不为劳而无功的和谈，增加一件交易的标的。幸而蒋总统把这些存金在不动声色之下迅速转移地点，李氏遂未能先占一着。

照董显光的说法，真使我们开了眼界！原来“中华民国”虽进入了“宪政”时代，居然还有一个党的“蒋总裁”，以该党“总裁的地位”，可以命令“密将政府所存黄金运往台北”！

在蒋经国的白纸黑字以外，从其他参与人的事迹里，也可找到蛛丝马迹。俞鸿钧曾任上海市长、1944年继孔祥熙为财政部长、1945年复兼中央银行总裁。1948年内阁改组，专任中央银行总裁。1949年蒋介石下台前两天（1月19日），他离开中央银行总裁职务，由副总裁刘驷业继任。换句话说，他这时已非中央银行总裁，但仍“毅然排除各方非难阻挠，密将全部库存黄金，于数夕之间，以海关巡舰悉数运台”。（《新会俞先生鸿钧事略》，《俞鸿钧先生纪念集》）俞鸿钧好像是在中央银行总裁任内合法密运库存黄金似的，其实这是瞒天过海，因为那时他已没有公职。（见彦远《俞鸿钧先生的风范》，1960年6月2日《联合报》）以没有公职的一介平民，居然可以主持搬运国库中的黄金，这不是奇事吗？这又是什么法治呢？又据于文华《恸失良师益友》（1960年6月2日《自立晚报》）一文访问严家淦的记录：

严氏说到来台湾的数年间，我们在财政上并没有遭遇到多大困难的原因，都是俞先生对国家的贡献。三十八年初，总统引退，国家的全部黄金数百万两，当时都存在上海，代总统李宗仁却禁止搬运，俞氏乃破除一切困难，从上海的中央银行把一箱一箱黄金运来台湾，妥藏在台湾银行的保险库里。四十三年6月1日，他出长行政院，组织“财经内阁”，以崇法务实的精神，深为国人敬仰。由于这位财政阁揆，才使国家最阴晦的时期，在财政上未遭遇困难。

更可反证当时密运黄金时，曾受到“代总统李宗仁”的“禁止搬运”，以总统之尊，竟不能阻止一没有公职的私人搬运国库中的黄金，可见这种私人已经横行到什么程度。如果没有蒋介石幕后撑腰，私人敢吗？能吗？蒋介石给俞鸿钧的考语是“崇法务实”，看了俞鸿钧干的事，“务实”或有之，“崇法”可就十万八千里了吧？再看王康《平凡中的伟大》（1960年6月2日《中央日报》）一文记录：

三十八年初，总统引退，国家的全部黄金数百万两，当时都存在上海，代总统李宗仁却禁止搬运，如上海一旦不守，而这批黄金落入共匪之手，则国家的损失将更惨重。俞氏不声不响，与当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副总统函电密商，决定将黄金全部运台。在某一个深夜里，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密令军舰一艘，停泊在上海黄浦滩央行附近的码头边，央行附近的街道，临时戒严，一箱一箱的黄金，悄悄运上军舰，在天未破晓以前，该军舰已驶出吴淞口，以最大的速率驶向基隆。两天以后，陈主席打电报给俞氏，全部黄金已妥藏在台湾银行的保险库里，坐在外滩央行总裁办公室里的俞氏，这时才感觉肩膀上的万钧重担豁然减轻。

俞鸿钧死后，纪念文字中透露他主持搬运国库中的黄金，只提到在台湾接应的严家淦。严当时正担任台湾省政府财政厅长，经手帮着整理自大陆撤运来台的央行物资和黄金（于文华《恸失良师益友》，1960年6月2日《自立晚报》），却漏提了在上海搬运的“总教头”吴嵩庆。吴是蒋介石军委会机要室秘书出身，兼任密本股长，掌理蒋介石与全国政要将领间密电本的编制与配发，极受蒋介石信任。后来又做宋美龄的秘书、做航委会主任秘书。随后再任粮秣司司长、军需署副署长、兵役部经理处长、湖北省财政厅长、联勤总部财务署长。到台湾后，且做上联勤总部副总司令，另担任唐荣铁工厂董事长十二年，以至退休。他在《嵩庆八十自述》中，绝口不提他在上海搬运国库中的黄金事，真能守秘密。不料他的一个手下詹特芳，写《蒋介石盗取黄金银元及外币的经过》，给他泄了底。詹特芳回忆：

吴是一个内线人物，对外没有什么太大的名气，地位也并不算高，但是他却可以通过侍从室的关系与蒋本人搭上钩。当然也不会为桂系所拉去。蒋规定：所有这些硬通货，全部由蒋本人亲自掌握，吴对蒋个人负责，有关开支调运及分配等事项的报告，直接送蒋本人亲批，不由任何人转，发款一定要见到蒋本人亲笔批条，才能办理。……由于这些工作关系，使我逐步了解一点蒋介石核心层的内幕及黄金、银元的盗用情况。

关于当时的“盗用”细账，据詹特芳回忆，共有“外币”、“黄金”、“银元”三大部分。在“外币”部分，詹特芳说“约合八千万美元”（这个数字，詹是听吴嵩庆口头谈的，外币提出后，马上就交给台湾银行了），因为当时“实际谁都明白，大陆已经站不住脚了。因此，设法将台币与金圆券脱离关系，台币直接与美钞挂上钩，有外汇牌价，金圆券在台湾不能流通，这样大陆与台湾就形成两个国家银行了，蒋政权就可以在大陆上毫无顾忌地发行金圆券。每撤退一地，人民政府手中的金圆券，只是废纸一张，不会影响台湾的金融。台币的准备金从何而来？主要是这次提取的外币”。“台湾由陈诚在那里主管，李宗仁根本无法染指。”在“黄金”部分，詹特芳说：“中央银行原报告有九十万两，经过这次彻底核对，实存九十二万两，多出二万两，绝大部分是金块，每块十余斤至二十余斤不等，块面刻有成色及重量字样。”“另外还有黄金四千二百余两，据说这是蒋介石私人存的，为了便于记载，我们将它立为专户，称为特种黄金存款，而黄金实物仍混在一起。这本来是个掩耳盗铃的事。蒋介石自取得统治权后，早已化家为国，又进而化国为家了。如这次他一下台，马上就将中央银行的全部黄金、银元及外币提走，这是根据银行规定的哪一条？历来蒋批发的不少私人赠款，还不都是在国库的金银中支出吗（四千二百余两，一直未动）？”在“银元”部分，詹特芳说：“约计三千万元。”再据1989年出版的《上海党史资料通讯》（第九期）所载，前后运走三批，合计黄金二百七十七点五万余两、银元一千五百二十万枚、美金一千五百三十七万余元。此外，汤恩伯又拿走黄金十九点八万余两、银元一百二十万枚。

詹特芳又回忆“盗用”经过说：

以上这些人民血汗，经由吴嵩庆以军费名义全部提走后，其中黄金及银元用了一艘海军兵舰，由上海运到厦门，在厦门存放了一个短时期，又移至台湾。当时具体负责这件工作的人，有财务署收支司副司长董德成、总务科长李光烈等，但他们都是临时抽调的，有的人可能还不知道其中内幕。

照《中华民国宪法》规定，蒋介石当时依第49条交出总统职务，已不是总统而是平民。这是常识，无庸多说。就连蒋介石自己也不能不承认。1948年4月27日，他发表《为南京撤守告全国同胞书》（即《和平绝望奋斗到底》），就说他“引退于野”，“为国民一分子”。但是上述实际行事，已可看到，这个“国民一分子”可真权势显赫！他居然可以越过总统，直接搬走国库中的黄金！对这一行为，对照起当时“宪政”体制下的真总统李宗仁的回忆，就别有会心了。据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口述《李宗仁回忆录》，李宗仁说：

使我不能有丝毫作为的第一项基本原因，便是蒋先生在决定引退之时，即已准备放弃大陆，退保台湾……为布置这一退路，蒋先生于三十七年（1948）12月29日突然命令孙科的行政院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陈诚上任后，蒋先生便密令将国库所存全部银元、黄金、美钞运台。因自民国三十七年八月“金圆券”发行之后，民间所藏的银元、黄金、美钞为政府一网打尽。……各项总计约在美金五亿上下。……因此在我就任代总统之日，手头一文不名，为维持军饷，安定民心，曾命行政院饬财政部将运台的国库银元金钞运回一部分备用。但是在台负保管责任的陈诚奉蒋暗示，竟做充耳不闻的无言抗命。

李宗仁也指出，蒋介石引退后，在溪口故里建立了七座电台，随意指挥军队。蒋介石在《引退谋和书告》中呼吁“务望全国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精诚，同心一德，翊赞李副总统”，话既这样说，说这话的本人，当不例外。可惜的是，他在兵权和财权方面，都给“李副总统”来个金蝉脱壳、釜底抽薪，最后兵撤走了、黄金运走了，还说“下野之人，不干预军国大事”！好一个“共矢精诚，同心一德”！好一个“翊赞”！这可真是中国现代史、中国宪政史、中国政党史上的最大谑画与笑话。

第四节、非法复职

蒋介石总裁国民党，操生杀予夺的大权，党内同志除几片凤毛、几只麟角之外，莫不匍匐畏惧，希旨承风。即使凤毛麟角也要有所凭借，如胡汉民与汪精卫靠元老资格，如冯玉祥与李宗仁则靠握有兵柄，尔后能说声“不”，有所抗争。在这些抗争中，蒋介石与李宗仁之间最具戏剧性，对国民党的影响也最大。蒋、李诚心合作并不足以挡住中共席卷之势，但蒋、李斗争无疑为中共席卷再助一臂之力。

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召开国民大会，选举正副总统。蒋当总统固不在话下，但他雅不欲李宗仁当副总统，而李居然选上，使蒋大为不快，乃不惜玩弄副总统于股掌，如在就职典礼的服式上玩小动作（《李宗仁回忆录》，第870、871页）等等。徐蚌（淮海）会战大败后，蒋介石被迫下台，李宗仁依法继任，但蒋仍幕后操纵，不令其为正式的继任总统而是“代总统”。和谈失败后，李宗仁想在长江以南部署战事，而蒋却不断扯后腿，私下命令，军队主力撤退台湾，以保守个人的实力。李宗仁指挥不动，成了背黑锅的空头代总统，只好抱病赴美就医，这些情况在《李宗仁回忆录》中，有毫不讳言的陈述。李氏的回忆录固然有其一己之见，但撰写者是史学家唐德刚，经过考订的功夫，有很高的可信度。

《李宗仁回忆录》中也提到蒋介石非法复职事，早在国府迁至广州时，“黄埔系将领及蒋先生夹袋中的政客已有请蒋先生复职的企图”，至撤退到重庆后，此一企图更是表面化，CC和政学系控制的报纸公然称呼蒋为总统。蒋氏“复职”，最便捷的方法，当然是由李宗仁劝进，但李岂肯“劝进”哉？李氏回忆道：

我不愿劝进的原因，并非对名位有何恋栈。我只是觉得，第一，蒋先生欺人太甚。我原劝他不应灰心引退，我本人尤坚决表示不愿出任总统，他迫我为之。在我任内，他却又处处在幕后操纵，并将国库金银擅运台北。先纵敌渡江，后瓦解湘、赣、粤、桂的防御。如今政府重迁，国亡无日，他居然又企图“复辟”，置宪法于不顾，未免欺人太甚。再者，我觉得蒋政权的垮台，多半是由于蒋先生玩弄国家名器、目无法统、一味独裁孤行之所致。如今国已将亡，他仍至死不悟。宪法既予我以总统职权，我绝不能助纣为虐，违反宪法与一平民私相授受。我虽知道我反对亦无用，蒋必然要复出无疑，但是我维护国家名器的原则却不能让步。（第993页）

蒋介石在重庆没有“复辟”成功，但到台湾之后，已是实际上的独裁者。不过为了面子问题，以及顾忌美国人的态度，一时未敢贸然行事，仍希望李宗仁的合作。居正孙女居蜜为我们提供几封李宗仁致居正的未刊函电，可补《回忆录》中所说之不足。第一封长函全文如下：

觉生先生勋右：

病中承令爱惠临，并携来手教，欣慰无似。自弟出国疗治胃病，不意转瞬间，西南半壁竟遭赤匪席卷，举世震骇，群情悲愤，今国军孤悬台、琼，既无饷械，复乏外援，闻美国政府对我总裁成见极深，曾一再声明不以军事援助台湾，近更公开嘲骂。在此情形下，吾党负责同志应警惕国家之危亡，不再感情用事，权衡利害，改弦更张，以挽回既失之民心，俾友邦对我增加信心，乐于相助，倘仍故步自封，一意孤行，逆料美国民主党主政期间有效援助，绝无希望，则反攻大陆，扫荡赤氛，更为空谈，即希冀固守台琼，势亦难持久，言念及此，不寒而栗，凡有血气、爱党忧国之士，谅有同感。日前接监察院哿电，对弟似有误会，颇为惋惜。察其言外之音，别有作用，醉翁之意，路人可知。本党二十余年来政治暗潮中，此种现象屡见不鲜，固不足怪。际兹国脉如缕，民不聊生，且政情复杂，积弊已深，虽思革新，与民更始，无奈障碍横生，阻力重重，名为元首，实等傀儡，尸位素餐，如坐针毡，有何留恋权位之足云？每感蝼蚁无能，难胜重任，早拟引退，以谢国人，无如再四思维，弟若下野，依法由行政院长代行职权，为时仅限三月。今既无法召开国大选举总统，则代理如逾三月法定期间，即为违宪。或曰可敦请蒋公复职，殊不知弟所代者为总统职权，而非代理蒋公本人，国家名器何能私相授受，譬如宣统逊位后，贸然复辟，国人群起声讨之，专制帝皇尚不能视国家为私产，蒋公首倡制宪，安可自负毁宪之责，弟何忍为个人安逸计，而陷本党于创法始而毁法终？少数同志倡斯说者，不仅毫无宪法常识，抑且故意歪曲理论，以乱视听，实属荒谬，贻害至深，国事败坏至此，诚非偶然也。先生明达，未卜以为然否？弟创口虽已平复，唯元气大伤，尚须休养一个时期，现正与美国朝野接洽反共复国计划。盖美国虽对我政府现状措施表示不满，然在其反苏政策下，并未放弃中国，事在人为，宜群策群力以图之，国家前途尚大有可为也。纸短情长，笔难尽意，敬祈不贻在远，时赐教言，以匡不逮，专此顺叩

勋安

李宗仁 拜启 2月6日

此函仅署2月6日。李宗仁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12月8日自香港飞抵纽约就医，此函当写于1950年的2月6日。函中主旨显然是针对台北方面压迫他“让贤”而发，故有“何留恋权位之足云”之语，但他反对蒋介石复职，讥之谓复辟，他更不能将国家名器私相授受，坚持他护宪的立场。居正当时在台北仍是“监察委员”，与李宗仁熟识，李曾提名居为行政院长，因一票之差而未成，李出国前，居亦曾至香港相见。李驰函居，也是兼复“监察院”的“责难”。总之，蒋介石虽据有实权，李宗仁仍拥有名器，坚不相让。

这封长函，当然不仅仅是给居正看的，蒋介石必然知悉此函的内容。但台北当局仍不死心，发动李宗仁在台旧部白崇禧、李品仙等人，屡电催促李代总统回台，如李返台，自会入蒋彀中，于是李又于2月21日自纽约发哿电给台北总统府邱昌渭秘书长。电文是：

密。迩来健生、鹤龄、煦苍、旭初、任夫诸兄对仁行止，屡电申述，仁以病尚未痊（愈），医嘱不能长途旅行，个人地位无所留恋，唯必须采取合理合法途径，方免违宪之咎，国事至此，安可再生枝节，自暴弱点，以快敌人？仁已于巧日托孔庸之兄将此意转达台方，希兄与各方接洽，从速寻求于宪法上说得过去之方法，仁自可采纳，若图利用宣传，肆意攻击，则仁当依据宪法公告中外，于国家、于私谊，将两蒙其害，宗仁哿。（原件）

其实，此时李宗仁的病体已大致复元，未尝不能做长途旅行，但他知蒋氏用意，自然不会贸然返台，他在《回忆录》中说得很清楚：

在这种局面下，我如贸然回台，则无异自投罗网，任其摆布，蒋的第一着必然是迫我“劝进”，等他“复正大位”之后，我将来的命运如何，就很难逆料了。以蒋先生过去对我衔恨之深，我一旦失去自由，恐欲求为张汉卿（学良）第二也不可得了。个人牺牲不足惜，然对国脉民命究有何补？（第1003页）

李宗仁既不上当，仍重申不恋栈、不违宪的立场。蒋介石知李宗仁不可动摇，乃不顾一切于3月1日在台北复职。复职之后，应该只有蒋总统，没有李总统了，但美国总统杜鲁门却仍以总统之礼接待李宗仁，国府驻美大使顾维钧承蒋意旨，企图以李为“副总统”作介，为美国务院所否定，杜鲁门并向记者说：“我以总统身分请他（李），我就应称呼他为总统。”（见同书，第1009页）这是美国政府故意给蒋介石难堪，替李宗仁出了一口气。3月2日，杜鲁门午宴邀请李宗仁，李自纽约拍电报给台北总统府，特别乐道此事：

台北总统府昌渭兄转觉生、右任、百川、敬之、岳军、理卿、亮畴、辞修、骝先、铁城、墨三、至柔、永清、兰友、彦棻诸兄。密。仁昨到华府，事前顾大使已奉台方令，通知国务院以副总统名义代表蒋先生往聘，但杜总统向记者宣称仍以代总统地位对仁招待午宴，席间与杜总统及国务卿、国防部长畅谈甚欢，举杯互祝。三人均称仁为李大总统。餐后杜单独与仁谈话，不令顾参加，内容未便于函电中奉告。特闻。宗仁，江。（原件）

电函中一再说美国政府以总统相称，以无视蒋氏复职，当然不仅仅是给那些国民党大员看的，也是给蒋看的。这一招可说是李宗仁对蒋介石一再作弄的最后反击，以证复职的非法，一个“临去秋波”！

杜鲁门如此做法，也可略见他对蒋氏之深恶痛绝。然而由于反共与冷战，美国终亦不得不与狼共舞，美援不断送到蒋介石独裁下的台湾了。

四年以后的1954年3月10日，蒋介石又利用在台湾的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第六次大会讨论监察院提“弹劾副总统李宗仁违法失职案”，才以一四八六票对八十三票，通过罢免了他。但是，“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他最后用回到大陆的行动，答复了他不屑答复的一切。其实他早已副总统继承为总统了，他又没有自己退回到副总统的职务上来，再罢免他已不存在的“副总统”，又是演一场戏而已。

国民党宣传众口一声，说蒋介石1949年1月21日下台后，副总统李宗仁只是代总统，不是总统，但在中外有识之士眼中，却明明认为李宗仁是总统，而蒋介石下台后已是平民。既已为“国民一分子”了，说回头重任总统就重任总统，而不依“中华民国宪法”规定的程序，自然是站不住的。因为蒋介石下台明明是“中华民国宪法”第49条“总统缺位”的情况，纵李宗仁在美构成“缺位”，依法仍应“由行政院长代行其职权”，再“依本宪法第30条之规定，召集国民大会临时会，补选总统副总统”。既然宪法硬性规定如此、既然当时已“由行政院长代行其职权”（行政院长是阎锡山），则蒋介石的“复职”，即属违宪。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复行视事文告》中说：“李代总统自去年11月积劳致疾，出国疗养，迄今健康未复，返旆无期，于是全体军民对国事惶惑不安，而各级民意机关对中正责望尤切。中正许身革命四十余年，生死荣辱早已置诸度外，进退出处，一唯国民之公意是从。际此存亡危急之时期，已无推诿责任之可能。爰于3月1日复行视事，继续行使总统职权。”（《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二卷，第254、255页）事实上，李宗仁当时是开刀割十二指肠发炎，他在1950年1月间，健康已大致复元。他能在蒋介石复职第二天就去白宫作客，足证所谓“健康未复，返旆无期”之说，不能成立。萨孟武《中国宪法新论》里说：“林纪东教授把第49条分析为四种场合：一、总统缺位，二、总统及副总统均缺位，三、总统因故不能视事，四、总统及副总统均因故不能视事。缺位谓因死亡辞职或罢免等，无法再于任期内行使职权。因故不能视事谓卧病或出国等，暂时不能行使职权。”李宗仁当时才真是符合总统“不能视事”条件的人。若照“中华民国宪法”延续“不能视事”的情况，理应由“行政院长”“代行其职权”，再“由立法院院长”于三个月内（第51条），召集国民大会临时会，补选“总统副总统”（第30条第1项第1款及第2项），以补足原任总统未满的任期为止，绝无“国民一分子”蒋介石突然“复职”之理。

中外有识之士眼中明明认为李宗仁是总统，是不乏证据的。李敖藏有1949年12月7日胡适给李宗仁信的原本，信封上明写“敬乞代呈李大总统”（H. E. The President of China），信中也明写“德公总统赐鉴”。原文是：

德公总统赐鉴：

今午因宿约出门，无法赶到机场迎候大驾，十分歉仄。昨曾托郭复初兄（现仍住公所在医院，一一五四号）转达歉意，想已达尊览。顷见友人赫德曼夫人，她说，医院特邀她去照料我公住院初期看护的事，我很高兴托她代带短信，欢迎我公与夫人同行诸友，并祝我公早日康复！赫德曼夫人曾看护我七十七日，其人最老成谨慎，可以完全信任。主持诊断的医士梅伦尼先生也是我的老友，最同情于中国，可以完全信任。匆匆敬祝

痊安

胡适敬上 三十八年十二月七日

明午去美京，明晚在彼有演说，两三日后可回纽约。

敝寓电话是Bu-8-5199

适附上

李敖还藏有胡适当时给李宗仁的一张名片，原文是：

德公总统赐鉴：

明天大驾飞到，适因有宿约，不能到机场奉迎，十分抱歉。敬留字奉候大安。

胡适敬上

在这些文证里，足见李宗仁在有识之士胡适眼中，是道道地地的“总统”、是“李大总统”，并不是什么“副总统”或“代总统”！蒋介石非法复职已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

第十一章、孤岛上的父与子

第一节、亡命又亡国

蒋介石下野原是情非得已，在国内，徐蚌惨败，精锐尽失，权力基础大受冲击；在国外，美国总统杜鲁门态度冷淡，宋美龄出访，毫无成就。国内外局势既已大大不利，和谈的呼声又甚嚣尘上，然而蒋介石又如何能厚颜再与共产党和谈呢？所以只有叫李宗仁出来顶。但这位下野的平民竟能使代总统的权力架空，照样以总裁的头衔行总统之实权，和谈代表出发前还须先到溪口，向他请示，国民党内部于是更加纷乱，和谈一破裂，共军于1949年4月21日横渡长江，不到两天，南京就被解放。亲蒋的美国司徒大使，故意不走，意欲与中共对话，果然与燕京出身的黄华见了面，并得知毛泽东、周恩来欢迎他以私人身分访平，他亦有意，并积极进行，只因美国国务院反对而未果。但司徒坚持不去广州，直接自南京飞返华府述职，结束了他的大使生涯（参阅Rea & Brewer ed. 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p. 316-317 ,325 ,333 ,341），他显然不愿意再给蒋介石抬轿子了。蒋介石得知首都易手，第二天下午就决定离开溪口。

4月25日的一别，竟是蒋氏父子永别故里。蒋经国在这一天的日记中，显然已有预感：“溪口为祖宗墓庐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蒋氏父子一行于当日下午抵达宁海县东北角的团堧村入海，先乘竹排，再改坐汽艇，登上久已等候的太康舰。（参阅王舜祁《蒋介石引退溪口始末》，载《拆穿蒋介石》，第545-547页）

太康舰把蒋介石送到上海，召集汤恩伯以下军官训话，表示要亲自指挥大上海保卫战，再度侈谈与城共存亡，及至5月25日，共军攻入上海，即乘静江号军舰逃出，再从澎湖马公坐飞机飞往台湾，于6月1日在高雄降落。当时蒋已成惊弓之鸟，降落后却不敢下机。孙立人将军晚年亲口告诉汪荣祖，他曾亲自上飞机报告蒋，“这里都是自己人”，蒋才下机。休息数日后，转往台北草山第一宾馆居住。据侍卫室特别警卫组中校警卫区长赵秉钰的回忆，蒋听说是草山，大发脾气，不甘心“落草为寇”，乃下令改称“阳明山”。（见《追随蒋介石逃台的点滴回忆》，载《拆穿蒋介石》，第562页）当时闽粤重镇均先后为共军所占，台湾的二二八事变才发生二年，大有风雨飘摇、朝不保夕之感。

蒋介石为了稳定内部，以国民党总裁名义，别组办公室，以便指挥、调遣与安保。对外则于7月出访菲律宾的季里诺总统，以及于8月往见韩国的李承晚总统，想组成一个国际反共联盟。但是由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不感兴趣，乃无疾而终。（见Crozier，The Man Who Lost China, p. 340）不过他在台北至少暂时站稳脚跟，他于下野之前，早已有所布置，省主席是心腹陈诚，国库黄金亦已私运抵达，在广州的国民政府无从“染指”。

7月中旬，阎锡山在广州继何应钦组阁，计划坚守湘南粤北，以保住广东。适于此时，蒋介石突率大批随员从台北飞抵广州，以国民党中常会名义通过设立“中央非常委员会”，自任主席，代总统反居副主席。此一组织显然成为太上政府，掌握最高权力，直接控制党、政、军、经大权。蒋虽然尚未复职，但“非常委员会”由他主持，一切实已完全复归其个人独裁之下，诸如在军事方面，他擅自撤走吴琏兵团、延宕刘安琪兵团，使防守广东徒托空言；在财政方面，他控制存台金钞，使广州国府求之不得，穷于应付，仍不免大军缺粮，通货膨胀。更彰明昭著的是，他可以一介“平民”，以手令叫汤恩伯撤福建省主席朱绍良的职，并立即押解来台，形同绑架，而代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阎锡山事前均不知情，独断独行连法统都不顾了。

蒋介石把兵调走，把钱扣在台北，破坏了防卫两广的部署，令粤籍将领十分愤慨，特别是张发奎一再建议李宗仁，趁蒋于穗台之间飞来飞去之时，乘机把他扣起来，怎奈忠厚的李宗仁不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参阅《李宗仁回忆录》，第654、655页）其实，“其人之道”是平民乱政，破坏军事部署，李宗仁大可以总统的职权，将其拘留，付诸司法机关公平审理，何至于“徒招恶名”呢？

就在这紧要关头，蒋介石还要离间李（宗仁）白（崇禧）。白氏反共心切，保卫两广之心更切，经蒋一番慰勉，动之以情，白尽释前嫌，信其诚恳，促李归政于蒋，真心合作。最后白崇禧显然误信蒋介石晚来的“诚恳”，失败后前往台湾与蒋共患难，结果不但当不上官，还遭到冷漠与歧视而又不得离境，郁郁以终。

广州撤退之前，李宗仁忍无可忍，把蒋介石约来，严厉地教训了他一顿，一五一十数说他过去的过失和罪恶。蒋最初显得“紧张尴尬”，接着“唔唔诺诺”，尔后“面色转现轻松”，令李大感意外，原以为“必定要反唇相稽”，“大闹一番”，最后竟是“含笑道歉”。（见《李宗仁回忆录》，第660页）这种反常以及与其性格决然相反的表现，未必如李宗仁所说，由于以元首的名器压服了一生专横的蒋氏，很可能由于多少年来无人敢在他面前有所批评，突如其来的“严厉教训”，令他初感惊诧，继觉新鲜。李氏有备而来，所举事证确凿无疑，使六十二岁的蒋介石天良一闪，问心有愧，反而有被申斥后若释重负的轻松。这当然还远远谈不上痛改前非，蒋介石毕竟还是专横至死。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月12日共军已临广州市郊，国民政府再迁重庆。蒋介石嫡系部队接管四川防务，李宗仁怕被逼劝进，甚至失去自由，乃决定出国就医，于11月13日离渝。翌日，蒋飞渝想部署西南保卫战，但军心民心早已涣散，同月29日重庆市内已闻炮声。蒋介石父子在危城中，虽有专机“美龄号”等候，仍有一段异常的亡命经历。蒋经国在《一位平凡的伟人》一文中说，蒋介石“起身赶到机场”，沿途并无阻碍，说是当“座车走到半路的时候，街道已经挤满了逃难的人群，水泄不通，汽车无法通过，父亲只好下车步行，走回寓所”。显然走回的目的地是“寓所”而不是“机场”。董显光在《蒋总统传》中说法相同。然而蒋经国在《危急存亡之秋》一文中的说法，则是“下午10时，林园后面已枪声大作，我只好向父亲告实情，希望早离此危险地区。同时罗广文自前线回来报告，知其军力已被匪部击散。而周围各兵工厂爆炸之声又四起，连续不绝。此时山洞林园前，汽车拥挤，路不通行，混乱嘈杂，前所未有。故不能再事稽延，乃决定赴机场宿营。途中为车辆阻塞者三次，无法前进，父亲不得已，乃下车步行，通过后改乘吉普车前进，午夜始达机场，即登中美号专机夜宿”，则是沿途已有阻碍了。

蒋介石死后，国民党《中央日报》出版《领袖精神万古常新》一书，收有秦孝仪的一篇《蒋总统的思想、生活、操持》，文中说：

领袖的行动，平时为着安全关系，虽然有车护从，但机动而简单。除阅兵大典必需的礼节之外，从不曾用摩托车、警笛、宪警开道过，在重庆危急的时候，车辆壅塞，寸步难移，但是清楚了是领袖的车子以后，大家都自动在困难的情形下把路让开。他真是贯彻了他从小所认为的“大总统应该和平民一样”的观点。

照秦孝仪的说法，则承认沿途有阻碍是实，但是并不是蒋经国所说的“父亲不得已，乃下车步行”；而是根本没下车。为什么没下车呢？因为“清楚了是领袖的车子以后，大家都自动在困难的情形下把路让开”。壅塞于途的难民潮居然会“自动让开”，绝不合乎逃难的原理与常情。不管怎样，蒋氏父子到头来是走成了。他们“下午十时”出发赶到机场，已经是午夜十二时了”。这两小时中，“途中为车辆阻塞者三次，无法前进。父亲不得已，乃下车步行，通过后改乘吉普车前进。”果真如此吗？还是秦孝仪所说的，蒋介石一直坐在车子里，并没下车步行呢？

我们从《毛故上将人凤先生哀思录》中，见到王蒲臣有一篇《悼念毛先生》，说是“运用了特种技术”使蒋介石到了机场，文章中已明说“就是领袖的车子也无法通过”，但如果真是蒋经国所说的“乃下车步行”，步行就是步行，步行能叫“特种技术”吗？由此可见，这一“特种技术”，恐怕是见不了人的吧？恐怕是不宜流传青史的吧？“徐蚌会战”时，国民党大将胡琏逃亡，他的“特种技术”是和战车连长甘义三、副连长周名琴等人，乘坐战车“突围”，战车是何等威风的东西，什么也挡不住它，见人就压，压死人活该，最后“突围”成功了。我不知道毛人凤的“特种技术”是不是根本就是战车。若不是战车，那又将是什么呢？江南《蒋经国传》说：“当衣复恩驾驶的中美号专机临空之际，由江口过江的解放军，距重庆白市驿机场仅十公里，战时陪都半小时后失陷。”只要有“特种技术”在，任何英雄都可在半小时前从容脱险。——“特种技术”大矣哉！古话说：“ 一将功成万骨枯”，而此蒋得脱几冤魂呢？

蒋介石得脱后，飞往成都，于12月7日将“国府”迁至台北，三天之后，逃回台北，从此与大陆永别，一去兮不复返矣。从此台北成为小朝廷的偏安之区，国民党欲说还休，究竟不好意思在南京丢后，径称台北是“首都”，不过为了维持小朝廷的国家假象，称台北为“首都”，却又极为必要。这怎么办呢？无奈之下，只好假造外电，说华侨四海归心，视台北为“首都”云云。回想中国历史，商朝前后六百四十年，也不过迁都十二次；唐朝二百八十九年，也不过迁都五次。商朝平均五十三年迁都一次；唐朝比较密集，但唐玄宗、唐德宗离开首都，都不过一年即回；唐代宗离开首都，不过半年即回；唐昭宗离开首都，不过两年即回；最长的唐僖宗离开首都，也不过五年即回。并且他们是五个皇帝责任分担的，不像二十多年的蒋政权搞得“首都”“行都”“陪都”迁个不停，形成前无古人的场面。

亡命之余，蒋介石又自承亡国。他于1950年3月13日，在“阳明山庄”讲“复职的使命与目的”，就有这么一段：

我自去年一月下野以后，到年底止，为时不满一年，大陆各省已经全部沦陷。今天我们实已到了亡国的境地了！但是今天到台湾来的人，无论文武干部，好像并无亡国之痛的感觉，无论心理上和态度上还是和过去在大陆一样，大多数人还是只知个人的权利，不顾党国的前途。如果长此下去，连这最后的基地——台湾，亦都不能确保了！所以我今天特别提醒大家，我们的中华民国到去年年终就随大陆沦陷而已经灭亡了！我们今天都已成了亡国之民，而还不自觉，岂不可痛？我们一般同志如果今日还有气节和血心，那就应该以“恢复中华民国”来做我们今后共同奋斗的目标。（《先总统蒋公全集》，页一九五六）

蒋介石说得很清楚：“中华民国”早在“去年（1949）年终”就“灭亡”了，这不是“亡国”又是什么？遗憾的也许是必须逃到偏远的海岛上来亡国。当年陈布雷曾环顾钟山的壮丽，向往归隐或归葬于鸡鸣寺或灵谷寺（参阅陶永标《尸谏——蒋介石秘书陈布雷自杀经过》，1983年4月《七十年代》），果然于首都南京也要失去的前夜，戚然自杀。灵谷寺、鸡鸣寺都是六朝的名刹。灵谷寺是宋文帝元嘉年间（5世纪）宝志禅师盖的，最早叫道林寺。梁武帝天监十三年（514），他以社稷存亡，问于志公，志公回答说：“贫僧塔坏，陛下社稷随坏。”后来志公死了，梁武帝怕志公的预言成真，赶忙改以石塔代替木塔，以防塔坏，不料工程做了一半，就“亡国”了。梁武帝饿死的地点，就近鸡鸣寺。鸡鸣寺是当时同泰寺的故址，寺的东边有坡道通城，俗称为台城，八十六岁的梁武帝即殉国于此。陈布雷选上这两座古寺而寄情、而流连、而殉死南京，真选得无独有偶了！宋人题灵谷寺，说是：“六帝园林堕劫灰，独余灵谷葬崔嵬，行人指点云间鹤，唤得齐梁一梦回。”其实，在南京的蒋政权连“堕劫灰”的六朝都不如了，因为六朝至少还在原地“亡国”，蒋政权连“亡国”都要亡到海岛上来了。

“中华民国”原是国名，是“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取的一个国名。1928年，蒋介石定都南京，迁了国都、改了国歌、换了国旗、变了政体，成为一党专政。章太炎就公开说中华民国亡了，并自称“民国遗民”。所以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实际上已是第二共和了。1949年，毛泽东定都北京，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是第三共和之兴，取代亡了的第二共和。蒋介石亦于毛泽东建国五个多月后自承亡国，万里寄踪的萧公权教授亦在海外以“亡国大夫”自称了。最不可思议的是，蒋介石亡命之余、亡国之后，不但不下诏罪己，居然把自己升为五星上将，与麦帅相俦。失国而封帅，应该是史无前例吧！

第二节、老美又来帮忙了

蒋介石失去大陆，在美国的反共右派分子鼓噪下，杜鲁门也替蒋背上“失去中国”的黑锅。但杜鲁门是不服气的，当毛泽东宣布建国之后，他于1950年1月4日白宫记者招待会上，明确宣布不再介入中国内战，不再给在台湾的蒋介石任何军援，甚至将自台湾撤侨，显然是要放弃蒋介石了。

事实上，根据美国的情报与判断，在中共即将展开的庞大攻势，台湾是无法保得住的。美国虽不愿见台湾赤化，但是大势已去，无可奈何花落去，至少杜鲁门政府已准备接受无可逆转的事实，承认新中国也势所必至。蒋介石对此心知肚明，他有一封5月28日给胡适的信（亲笔函藏胡适纪念馆），从内容看应是1950年，他最关切的不是美国物资援助，而是希望美国不要承认中共，希望胡适与顾维钧“大使”在这一方面努力。可见此刻连蒋介石都怕美国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了。

然而不可逆转的形势，悄悄地逆转了。1950年4月，蒋自海南岛撤退，6月正待中共跨海征台，高唱“保卫大台湾”之际，北韩的金日成突然大举进攻南韩，想学毛泽东的武力统一。南北韩虽也是内战，但更加牵涉到国际政治。二战后，朝鲜自日本独立，由美、苏两霸权以三十八度线分割南北韩，犹如汉界楚河，金日成的越界立即使老美认为是共产势力的南进，认为金日成不过是“唐老鸭”，斯大林才是迪士尼（Walter Disney）。杜鲁门不仅断然出兵，而且为了阻止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派第七舰队巡逻台湾海峡。这一下子，老美又介入中国内战了，激怒中共抗美，抗美之不足，接着援朝，最后在朝鲜半岛上大打特打起来，北京与华府成为死敌，关系恶化二十年之久，更不必谈承认的问题了。

此一转机是蒋介石事前不曾料到的，所以当6月25日听到北朝鲜“南侵”，必有“柳暗花明”之感，诚如他的驻韩“大使”邵毓麟所说：“我们面临的中共军事威胁，以及友邦美国遗弃我，与承认匪伪的外交危机，已因韩战爆发而局势大变，露出一线转机。”（《使韩回忆录》）司徒雷登在回忆录里的言外之意，亦认为若非韩战爆发，美国势必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Staurt, Fifty Years in China, p. 273-275）不过，在一线转机真正到来之前，尚有一番惊险。当彭德怀统率的中国志愿军（应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编者）逼使美军仓皇南撤，使美军遭遇到“史无前例”的惨败时，联合国曾有请中共停战，然后把台澎交给中共的提议，但毛泽东不肯于和议开始之前停战，最后攻势受阻，形成拉锯战，不分上下，自然不会再把台湾送上门去，蒋介石在台湾才真正有了“安全保障”。

不过，蒋介石并不以受到美国的保护而满足，更希望美国卷入反共的世界大战，以帮助他反攻大陆，复国雪耻。所以韩战一爆发，他就表示可派出三个精锐师参战，以便参与反共战争。蒋愿意出兵，不惜牺牲，而别人居然不要。帮南韩作战的联军主要是美军，但也有一些别国军队，如英国已承认中共，当然不肯与蒋介石的军队并肩作战。不过，最主要的是杜鲁门根本不予考虑。当问起他是否仔细考虑过蒋介石派兵朝鲜的问题，杜说：

仔细个屁！他的军队会有什么用？那些军队从来不曾能够他妈的打好仗。我们给他价值三亿五千万的军备，结果他的五百万人向北平与南京之间的三十万共军投降，然后共军用这些装备把蒋介石及其徒众赶出中国。我告诉你，“他从来就不像个样子！”（He never was any damn good.）（Miller, Plain Speaking, p. 282-283）

可见韩战爆发之后，杜鲁门对华政策虽有所改变，但对蒋之鄙夷不屑却依然如故。美国军方派麦克阿瑟到台湾告诉蒋，用他的军队“不适合”。这位高傲自大的麦帅应该把这一消息带到，然而在蒋面前真正说了些什么，只有他们二人与上帝知道。麦离台后，蒋的发言人却说蒋麦二氏意见完全一致。这个一致，显然是麦帅虽也不要蒋出兵朝鲜，却鼓励蒋反攻大陆。这是有违杜鲁门的政策的，所以杜鲁门特别派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去东京找麦克阿瑟谈，告诫蒋有以台湾为跳板反攻大陆的渴望。麦说并无意让蒋把美国拖入国共内战，更重申服从总统命令乃军人的天职，但不久麦又声言说要鼓励蒋介石。杜命令麦撤销声明，但声明已经传播。等到中共跨过鸭绿江，右派政客公开支持麦克阿瑟鼓励蒋反攻的论调，麦也一再擅作主张要求动用蒋军，还要轰炸东北，扩大战争。（参阅Miller, Plain Speaking, ch. 24）不过，蒋介石所盼望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正是杜鲁门亟力要避免的，遂不顾任何政治后果，炒了麦克阿瑟的鱿鱼。

1952年的美国大选，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将军当选总统，使反共的共和党东山再起。新总统于1953年2月的国会咨文中，说明不再限制蒋介石对中国大陆的军事活动，而艾森豪威尔的国务卿杜勒斯（John F. Dulles）更是冷战时期的反共健将，对反共的蒋介石特具好感，独裁不独裁、民主不民主，也就无所谓了。此一发展卒有1954年底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为蒋介石提供军事上的保护伞，同时也拴住蒋，不准他随便反攻大陆，把美国卷入。（参阅Kirkendall，A Global Power, p. 104）总之，老美又来帮蒋介石的忙了，到60年代为止，又提供了四十余亿美援；到70年代底为止，一贯承认蒋“政府”为“唯一合法的中国政府”。蒋介石在台湾终于安定了下来，在全球冷战对抗的夹缝里安定了下来，享受他一生中少有的长期安定。

安定固然，但并不安分。他知道老美最气他用人唯私，认为是失去大陆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撤退到台湾之后，为了赢得老美的青睐，一方面把老美不喜欢的CC头子陈立夫充了军，我们从司徒雷登拍给国务院的电文可知，他一再向蒋建议陈立夫离华赴美考察政党政治，并曾要求“解散CC派”（dissolution of the cc clique）（见Rea & Brewer ed. 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p. 131, 137,238），另一方面起用了吴国桢当省主席，孙立人当陆军总司令，以示用人唯才、唯公，并表示民主开明。就是由老美自己来选任此文武两要职，亦非吴、孙二人莫属。但是老美帮定蒋之后，吴、孙二人的对外作用已小，而对内的问题立即浮上台面。民主开明、有才有能并不有利于权力的掌握，更重要的是，如果这一文一武建立了声望与权势，即使动摇不了他自己的地位，必将成儿子经国走向权力之路的拦路虎。处置吴、孙，于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即已开始酝酿，岂偶然哉！知道事件的根源，有助于明白事件的表象。

吴国桢是湖北佬，生于1903年，清华出身，1926年获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博士，翌年回国做官。抗战胜利后出任上海特别市市长，当大陆局势逆转，逃难到台湾的国民党大员不知凡几，而吴国桢官运仍然亨通，当上了“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台湾省主席，显因合乎老美的论才标准。但是这一任省主席干下来，却跟国民党党中央结了梁子，最后终以辞职闻。在他辞职前，一会儿请病假、一会儿递辞呈，已经暗潮汹涌，这一暗潮内幕，我们至今不清楚，大概政见之争者少，权力斗争者多。

吴国桢虽然丢掉了省主席，但是一官匏系，仍旧保留了“政务委员”。他不想干，前后五次请辞，可是都不为蒋介石所准，显因剩余价值未失，他也就不再坚持，只是愿到美国一行。因为只是不快，并没闹僵，他的美国之行就被批准了。吴国桢带着老婆去美国后，一开始尚没说什么，不料台北这方面发生了“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蒙混舞弊，不尽职守”案，王世杰被撤职，有贪污之说，牵连到吴国桢。吴国桢正在美国坐冷板凳，愈坐愈不是滋味，心有未甘，乃写好启事稿，寄到台北各报辟谣。台北各报不敢登，送呈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其昀；张其昀也不敢登，送呈蒋介石；蒋介石看了，说不必登了。吴国桢再由他在台北的父亲出面，再送稿到台北各报，请求刊登，各报一律拒登。吴国桢火了，在美国亮了一手，逼蒋介石登，蒋介石无奈，勉强登在1954年2月7日《中央日报》上。启事是1月15日的日期，可是拖了二十三天才登出，蒋介石以为可息事宁人，但太迟了，吴国桢已在2月7日同一天，发表了指摘国民党的话，16日又继之以再。不过这种批评，尚称空洞，如“不民主”、“过于专权”，以及“若干人士竟认为与共产主义作战，必须采用共产主义的方法”等等，说来说去，尚不落实证，不料国民党中CC派要做秀，也为了不甘让吴国桢这样神气的辟谣，乃决定予以制裁，方式是由吴国桢在南开的老同学“立法院院长”张道藩出面，在“立法院”开刀。2月26日，张道藩以“立法委员”身份提出质询，27日即见报。可是吴国桢厉害，当天就加以反击，27日有芝加哥合众社电及28日有纽约中央社电。同一天，吴国桢又扩大战场，发出致国民代表大会函一件，其中指责蒋政府之“一党专政”、“军队党化”、“特务横行”、“人权无保障”、“言论不自由”、“思想控制”等等，并建议“国民大会”查明国民党经费来源、取消军中党组织、限制特务机关权力、追究抑制言论自由的责任、撤销青年救国团等等，无不针对蒋氏父子而来。这封信，经“国民大会”秘书处根据主席团决议，在3月10日分发给每位“国大”代表，全信语气，显而易见已经不若“吴国桢启事”那样客气了。

吴国桢发出这封信后，台北的国民党还不知厉害，张道藩在3月4日召开记者招待会，大揭吴国桢疮疤，可是效果适得其反。《自由中国》第十卷第六期有朱启葆《吴国桢事件发展中的平议》，评论张道藩之笨，可是，张道藩之笨，是国民党之笨，国民党之笨，是蒋介石之笨，是一笨不可收拾的。蒋介石在吴国桢的反击下，像是日正当中走在马路中间的一只鸭子，头昏脑涨，笨态百出。最后发现张道藩式政客不足以御奸，于是祭出曲学阿世的知识分子来，大家来做秀，这就是所谓大学教授联名驳斥吴国桢事件。联名是3月17日见报的，首先是台湾大学毛子水、沈刚伯等七十五名教授出场。接着是师范大学（当时叫“台湾省立师范学院”）黄君璧、郭廷以等五十九名教授出场。蒋介石统治下知识分子的没有个性，在这两封联名文件里，已经昭然若揭。知识分子们不知拉自己的野屎，反倒忙着给国民党擦屁股，口口声声替国民党回护，还怀疑吴国桢的品格。大学教授们怪吴国桢在台湾不讲话，在美国才讲话，但是照国民党的体制，吴国桢能讲话吗？敢讲话吗？自己做不到的事，又何能苛责于吴国桢？至于所谓台湾言论自由“都可畅所欲言”、有“集会结社自由”，以及为政工制度、救国团制度回护等话，自然都是曲学阿世之笔，高等知识分子如此护航，所得结果，只是另一场笨戏而已。

在3月17日的同一天，蒋介石颁布命令如下：

据行政院呈：“本院政务委员吴国桢于去年5月借病请假赴美，托故不归，自本年2月以来，竟连续散播荒诞言论，多方诋毁政府，企图淆乱国际视听，破坏反攻复国大计，拟请予以撤职处分。另据各方报告，该员前在台湾省政府主席任内多有违法与渎职之处，自应一并依法查明究办。请鉴核明令示遵”等情。查该吴国桢历任政府高职官吏，负重要要责者二十余年，乃出国甫及数月即背叛国家诬蔑政府，妄图分化国军，离间人民与政府及侨胞与祖国之关系，居心叵测，罪迹显著，应即将所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一职，予以撤免，以振纲纪。至所报该吴国桢前在台湾省政府主席任内，违法与渎职情事，并应依法彻查究办。此令。

在老头子说话的同一天，“国民大会”通过临时动议“请政府撤职查办吴国桢案”，第二天国民党《中央日报》说：“该案系第一审查委员会提出之审查报告所列三件提案合并讨论之结果。三件提案是：一、章慎言等二十一人提：吴国桢身为现任官吏，在美竟公然发表荒谬言论，诋毁政府，迹近叛国，应予严厉制裁案。二、方念谐等三十四人提：建议政府对诬蔑政府之现任政务委员吴国桢，立予撤职查办以振纲纪案。三、向大蕃等三十二人提：行政院政务委员吴国桢诋毁政府，有损国誉，影响反攻复国前途，至深且巨，建议政府将该员迅即吊销护照，勒令回国依法处办，如违即予明令撤职通缉归案，以维国纪而正官常案。经第一审查委员会就上述三案合并审查，提出审查意见三点：一、查吴国桢系借口政见不同，在国外散播流言，掩饰其在台湾省政府主席任内之种种不法行为，送请政府明令撤免其政务委员职务。二、请政府彻查吴国桢在台湾省政府主席任内之各种不法行为，依法究办。三、请政府饬令吴国桢迅即回国听候查办。昨晨会中，讨论该案时，经全场代表一致无异议通过。”4月1日，国民党“对外秘密，列入交代”的“中央”半月刊上，已登出中央委员会党纪处分代电，全文是：

各级党部：查党员吴国桢在美发表荒谬言论，肆意诋毁本党及政府，违反党纪，经中央决议：“吴国桢开除党籍，并交从政主管同志依法查办。”除分电外，即希一体知照，为要！中央委员会纪印。

尽管蒋介石在台湾声讨吴国桢，撤职他、彻查他、究办他、开除他、并要他“你给我回来！”可是吴国桢哪里在乎，他在三天后（3月20日），又发信给国民党中央社纽约分社，原信如下：

敬启者：

查日来贵社在台湾及海外各处，散播台湾方面有组织的对桢之恶意宣传，兹谨将桢于本日上蒋总统函一件，抄送贵社，即请贵社转送总社及各分社，各办事处照样发表。如贵社不允照办，则当依法控诉，要求赔偿名誉损失二百万元美金（以华侨一千三百万及台湾八百五十万人计，本应超过此数，姑从宽以二百万元计算）。桢得此款后，除诉讼必需费用外，余款四分之三将归还美国政府，其余四分之一则捐由在美侨胞，共同组织基金保管委员会，作为救济流亡中国知识青年之用，桢绝不取分文。此函并限于本月25日以前答复。否则即进行法律手续，此致

中央社纽约办事处（“中华民国”驻纽约“总领事馆”转交）

吴国桢启 三月二十日

吴国桢这种一个人对一个集团的大缠斗，就这样一波又一波的展开着。最后，吴国桢拿出撒手锏，他说你们逼我，我可真要举出实证来了。于是，他亮了一手，公布了一点国民党党中央要他作恶的手迹与密件，像一颗原子弹似的，从天空上丢了下来。这下子蒋介石寒了，知道娄子给捅大了，原来吴国桢手里藏有秘密武器，吴国桢是惹不起的。于是台北方面一声令下，全部挞伐一夕停止，宋美龄秘密赶赴美国见吴国桢，费尽了口舌，才摆平了吴国桢事件。最后，吴国桢的儿子也被准许离开台湾了。

蒋介石整不了吴国桢，无奈之余，只好央胡适出面，跟吴国桢做另一层次的论辩。于是吴国桢和胡适在美国打开了笔仗。8月3日，胡适给吴国桢信，颇多曲学阿世之笔，其中为蒋介石做打手的痕迹已极明显。以胡适的职位，他从何看得到“二百六十九件判决书”？又从何看得到吴国桢的“亲笔签名”？这当然是国民党提供材料的！以胡适对国民党组织的了解，他当然知道吴国桢对安全系统的力量是有限的、是挂名的、是画行的，当时“台湾省政府主席”兼“台湾保安司令部司令”，只是名为“司令”，实权绝不在“主席”手中，胡适明明知道，又何能苛责于吴国桢？说吴国桢是“一个道义的懦夫”。这对吴国桢是不公平的，因为跟蒋介石走的、做官的，又有哪一个不是“道义的懦夫”？不是这种“懦夫”，又何来高官可做？胡适如此倒因为果，殷海光就责问过胡适，说吴国桢说的，都是真话，都是我们想说的话，为什么胡先生要如此为国民党护航？殷海光说，胡适晚年变成一个大乡愿，至少在吴国桢事件上，胡适真的是乡愿。

吴国桢是高级知识分子，跟着蒋介石下面做官，进入国民党权力核心，扶同为恶，同流合污，坏事自然有份。当他已经不在其位后，开始窝里反，反得实在有心机，我们可以视他有“赎罪”心态。蒋介石及其国民党低估了窝里反的人对它的伤害。吴国桢虽未被打倒，但形同放逐，蒋介石多少还是有点收获，为儿子经国除去了一个心腹之患。

吴国桢事件发生之后，紧接着的是孙立人事件。孙将军是国民党集团中最杰出的将领，学历之深，无人可及；练兵之精，无人可及；战功之高，无人可及；身上弹孔之多，无人可及；国际性声誉之隆，也无人可及。他从小感受到外侮，立志要雪耻，清华、普渡两名校毕业之后，投笔从戎。自美国弗吉尼亚军校学成，回国后南征北讨，脱颖而出，但受制于蒋介石的嫡系，一再被黄埔军头排挤。蒋介石落魄到台湾之后，为争取美援，打出孙立人牌，然而当鸟尽弓藏之时，便以冤案软禁孙立人。

能够洞悉蒋介石性格的人，便知孙案伏机极早，早到孙立人的出身。孙既非黄埔又比黄埔杰出，已注定了他被排挤、被嫉妒的“原罪”。再加上他的国际声望，贏得美国名将史迪威、艾森豪威尔、巴顿、麦克阿瑟等的礼遇与敬重，更令忌才多疑的蒋介石不安与猜忌。一旦情况稍稳，就把良将拉下马来。拉下马要靠罪名，于是冤案出矣。

孙立人军事素养深厚，技高一筹，印缅作战，出奇兵、打硬仗，反攻缅北时，得“东方隆美尔”的美誉，获英国皇家奖章，成为世界级的名将，战后被邀赴欧洲战场巡视，蒋介石麾下无人可望项背。国共内战，孙立人在东北打得顺利，忽遭黄埔排挤，最后被送到台湾训练新兵，让黄埔军头去立功，孰知立功不成，反而惨败，纷纷撤退来台。孙立人在台内有新兵，外有美国支持，“要枪给枪、要钱给钱”，一如韩信，他有“反”的大好机会，而由于忠于蒋介石之一念而不“反”，忠于上级，也如韩信。孙立人“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令上级不安，也如韩信；他“时至不行，反受其殃”，弄得“人有上书告楚王信反”、“人告公反”，也如韩信。至于看不起其他将军，韩信“生乃与〔樊〕哙等为伍”，孙立人“生乃与黄埔系军头等为伍”，更是一如韩信了。所不同的是，韩信的下场是身首异处、家夷三族；孙立人只是身囚台中、冤气难伸，家属奉陪，卖“将军花”维生而已。

1994年2月台北《新新闻》周刊第三六一、三六二合刊本，以醒目的标题，长篇报导所谓“孙立人案的大发现”、“CIA机密档案惊人揭露”、“独家报导美国中情局最新解密档案”，认为“在美政客、将领鼓吹下，孙立人答应与美发动兵变”云云，好像是落实了孙立人的兵变。其实，所谓“最新解密档案”，美国学者早已利用了；所谓“独家报导”的主要论述，实自1990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康明思（Bruce Cumings）著《韩战的起源》（Cumings,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一书下卷，有关孙立人部分抄译而来。这些解密的档案不过显示美方单方面的意愿，鲁斯克有一度想驱蒋之后，把台湾置于麦帅控制之下（见Schaller, Douglas MacArthur，p. 179）迟至1950年6月19日，美国国务院的文件犹谓：

美国应该经由最可信赖的私人密使告诉孙立人，假如他愿意搞政变以便置台岛于其军事控制之下，美国政府准备为他提供必需的军事援助与意见。（译自Cumings,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p. 508）

韩战于6月25日爆发，韩战一爆发美国已转而又支持蒋介石，至战争发生前夕的6月19日，美方仍在单方面示意、仍用假设语气，并无孙立人正面回应的迹象！孙立人之所以一再被美方一厢情愿地看中，诚如康明思所说，“由于孙曾在弗吉尼亚军校受训以及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Cumings,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Vol. 2，p. 534）之故，当年美国驻台北代办史壮（Robert Strong）曾告诉康明思，前美驻台北领事克兰兹（Kenneth Krentz）于1949年年底与孙立人接触并告诉他，假如同意控制“国民政府”，美方将全力支持他，但是“孙断然拒绝如此做”（Sun flately refused to do so.）。（见同书，第534页，参阅第872页，注85）其他档案资料中所谓孙立人的“正面反应”，不过是“据报”、“传闻”或“假设性方案”之类，唯一较为具体的所谓证据是根据鲁斯克（Dean Rusk）的回忆：

1950年6月初，鲁斯克收到一封秘密又亲自交来的台湾卫戍司令孙立人将军所写的便笺……孙有一惊人的建议：他将要领导兵变逐蒋。此一兵变的含义不明，但孙要求美国的支持，至少默认。假如孙取得权力，他将中止政府中的贪污，亦会比蒋介石之对付共产党更具弹性。此事需要总统来决定。鲁斯克销毁了孙氏便笺以防止可能的泄密，因知若蒋发现，孙会被处死。然后他去见艾奇逊，艾答应与杜鲁门商谈此事。然而当总统做出决定之前，北朝鲜进攻南韩。此一变局很可能挽救了蒋政权，因为此后蒋介石获得美国进一步的支持。（见Schoenbaum, Waging Peace and War, p. 209）

这一段话破绽累累，且不论孙立人既有人传话（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竟然会写一便签留下痕迹与把柄，已不可思议。鲁斯克既谓此事由总统决定，竟然不让总统杜鲁门以及国务卿艾奇逊看秘笺，就径自销毁，更不可思议。试想阴谋密件有几件不涉及人命，如果孙立人不怕死留下把柄，鲁斯克又何爱乎孙将军之一命？亦有违常情。再说鲁斯克于6月初得孙秘笺，而国务院文件显示迟至6月19日，尚在试图告诉孙立人美方意图，试探孙立人是否愿意，正可破鲁斯克之谰言。美方看中孙立人及其示意既可确定，而鲁斯克反谓孙有求于美方，岂其然哉？美方倒蒋意图甚明，又一再向孙示意，即使由孙说出，亦不至于令鲁斯克感到“吃惊”（startling），已露马脚。康明思到底是一有见识的学者，立即怀疑“鲁斯克有贾祸于孙之意图”（Rusk may wish to place the onus for the coup on Sun）（见Cumings,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p. 537），以卸华府的责任。然而仍有一些学者继续驰骋想像，以事出有因，遽下论断，甚至说，孙立人已着手兵变，蒋介石调刘安琪自海南岛回师制止。当蒋责问孙，孙谓乃中共挑拨，蒋接受之，而孙遂放弃其计划云云（McGlothlen， Controlling the Waves, p. 105），何异信口开河？《新新闻》周刊虽也注意到康明思的怀疑，却仍然肯定确有此一秘笺，顺流而下还要妄改鲁斯克收到秘笺的时间为6月下旬而非6月初（见该刊，第29、30页），还要侈言“经本刊抽丝剥茧、爬梳核实，终于发掘到历史真相，拨开长达四十年的政治迷雾”。（同上，第18页）剥了什么茧？爬了什么梳？档案虽然解密，竟不会解读，孙立人何辜！

其实，蒋介石未撤退到台湾之前，美国早已想放弃他，认为再多给美援亦无济于事，所以一再要求他让贤，或完全授权给有能力的人。美国人当面向蒋一再提及这些，并不是什么秘密。蒋介石第三次下野固然由于徐蚌失利，美国的压力也是主要原因。美国人看上孙立人亦非秘密，事实上无论就军事素养、能力以及战功而言，国民党将领中实无出其右者，并非仅仅是曾经留美之故。真正的历史真相是，孙立人虽然满腹牢骚，瞧不起黄埔，不把蒋经国放在眼里，但因一念之差仍然效忠蒋介石。孙于1949至1950年间有足够的时间与条件联美倒蒋，更何况李宗仁也想除蒋。蒋当时虽幕后操纵，毕竟是下了野，失去了名分。既有美国的全力支持，里应外合，于蒋亡命之际倒之，实易如反掌。萧公权教授曾说过，他于1949年秋天离台赴美前，因与孙立人乃清华旧友，过从甚密，孙于周末照例派吉普车来接，无话不谈。谈到牢骚处，萧戏说若有决心，愿草檄文，而孙终无决心，更无意倒蒋，故萧氏谓“孙将军有勇无谋”，无谋者，没有政治野心之谓也，亦可为孙未尝对美方有所谓正面响应的旁证。

孙立人于1949年至50年代可倒蒋而不愿倒蒋，蒋于1955年孙无以倒蒋时，竟以莫须有之罪名指孙欲以兵变倒蒋，实欲借故除孙耳，可谓狠者胜、善者冤也。

从历史定位看，孙立人案的种种冤情，确如岳飞案。岳飞案的成立关键是凭“众证结案，而武穆竟无服辞云”。这就是说，全凭别人的旁证咬岳飞，并没有岳飞自己承认的证据，孙立人也是“无服辞”，真是古今同调；岳飞案的罪名是“措置别做擘划”，孙立人案的罪名是“明告叛乱计划”，也是古今同调；岳飞案中的罪名是“指斥乘舆”，孙立人案中的罪名是“辱骂元首”，也是古今同调。岳飞案中的元凶赵构杀岳飞以免直捣黄龙，迎回两宫；孙案的元凶蒋介石囚禁孙立人以免妨碍太子接班，更是古今同调。最妙的，岳飞本人并没“依军法施行”，而是以“诏狱”“特赐死”；孙立人本人也没“依军法施行”，而是“另案办理”，以手令特赐在家软禁，也是古今同调。岳飞手下的张宪、岳云等都“依军法施行”；孙立人手下的郭廷亮、江云锦等也都受军法审判，也是古今同调。所不同的是，岳飞案中有罪犯“送二千里外州军编管”；台湾太小了，只好送几百里外绿岛编管了。汪荣祖有诗为证：

һ

暮年不复旧英姿，一死余哀感此时。

本意沙场争爱国，岂知衙内每徇私。

伤黄泣李枉囚雪（黄氏姐妹与李鸿），摧骨槌胸午夜悲（闻孙将军被囚禁后，中夜醒来槌胸悲鸣）。

难望赵秦平冤曲，如闻怒发冲冠词。

二

秉钺专征追马班，江南浴血气如山。

伤痕累累终无悔，禁网深深久困闲。

百战功高罕有失，扬威域外竟成患。

天人共鉴还清白，又烛东窗构桧奸。

我们不难发现，真正制造冤案的，不是别人，而是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原因是孙立人反对政工制度，与太子为难。世人骂秦桧而不骂宋高宗赵构，是错误的。——没有宋高宗的“旨意”和“苦心”，秦桧扳得倒岳飞吗？真正制造风波亭冤狱的，乃是“领袖”父子自己！可悲的是，岳飞案是多少年前的历史陈迹，可是孙立人案呢，却是活生生的现代版，并且还有增订版。蒋氏父子的心术，实在超过宋高宗之上多多。因为宋高宗晚年，在让位给儿子宋孝宗后一个月，就由儿子承旨下诏，把岳飞“追复原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予录用”，表示对岳飞的抱歉。可是蒋氏父子呢？在他们有生之年，不但使孙立人一冤到底；甚至在他们死后，未亡人们也照本宣科，不肯平反。

蒋介石败退到台湾，似应痛定思痛，不再CC、不再黄埔了，国民党也要改造了。一时之间，文有吴国桢，武有孙立人，结果仍然是权宜之计。曾几何时，这一对文武，放逐的放逐、囚禁的囚禁，而蒋政权更加“私”了，私到儿子身上去了。吴国桢说老蒋“爱权甚于爱国，爱子甚于爱民”，可称一针见血之见。其实知蒋甚稔的司徒雷登，在回忆录里亦曾指出，对蒋而言，要区分他个人以及他本国的利益，并不容易（Staurt, Fifty Years in China ,p. 276），也就是说公私根本不分。蒋介石自称革命一生，到头来在小岛上建立小朝廷，传子接代，套一句殷海光的口头禅，“这教人从何说起呢？”

第三节、思想冰河文化沙漠

1959年，三位美国学者在台湾实地调查教育文化状况，写了一篇报告，直指台湾是“文化沙漠” （cultural desert）。台北的“学术权威”李济认为“旁观者清”，心有戚戚焉。他把这三位学者分析“文化沙漠”的成因，归纳为五条：

一、最初接收时，有些训练不够的人做了教授；二、大陆来的学人，精神颓唐不自振作；并且不少失去了读书兴趣的人以教书为临时职业；三、教育界五日京兆的心理，没有做任何长期打算；四、社会里、政治里流行的各种禁忌，因之思想的范围大大地受了限制；五、青年的学者不肯到大学来。（《文化沙漠》，《自由中国》第二十一卷第十期（1959），第302页）

其实，这五条之中，第四条是“纲”，其他都是“目”。“各种禁忌”，乃是政治高压的产物；在政治高压下，思想不仅受到限制，根本受到禁锢，以至于形成冰河状态。思想应该愈活泼、愈有问题愈好，因为活泼的思想才能产生创造文化的智慧，有问题的思想才能使文化进步与繁荣。然而在蒋氏父子的高压下，思想有问题是可以被枪毙的，有几个人敢惹“思想”，当然导致思想的冰河，而文化沙漠正是思想冰河之果。

蒋介石搬运了许多宝贝到台湾，除了国库黄金、故宫国宝等等之外，还有完整的国民党特务。军统、中统之名虽已消失，但其实体更为集中，由蒋经国一手掌管党政特务机构，所统率的特务人员一开始就有五万余名。蒋家的特务到了台湾之后，地小权大，更由于“戒严令”的配合，布下天罗地网，其得心应手为大陆时代所未有。何况作为特务头子的蒋经国，更远非大陆时代的戴笠可比。蒋介石与戴笠只不过是主仆关系，而与经国有父子关系，岂可同日而语？于是特务势力在太子的管辖与指挥下，笼罩全岛。至于1950年7月公布的“中国国民党改造方案”，名为“改造”，实系“集权”，把权力更加集中到蒋氏父子手中。至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52年10月召开时，“改造”完成，除蒋介石当然连任总裁外，蒋经国已跻身中央委员，名次仅在陈诚之下。

蒋氏父子初到台湾时，惊魂未定，草木皆兵。为了他们的“安定”，杀戮尤惨。政工干部学校出身的江南（刘宜良）在所著《蒋经国传》中，有颇为具体的透露，如谓：

位于台北植物园附近的马场町，取代过去南京雨花台的地位。据执教东京立教大学的戴国辉说：“我当时在南海路的建国中学念书，有天我看到一辆卡车，载着七八位犯人，双手背绑，口用白衣扎着，大概怕他们声张，一忽儿，传来枪声。我心里想，他们做了革命的烈士了。”翻开1950年前半年的《中央日报》，“匪谍××等数犯，昨日枪决伏法”的标题，一周出现好几次。以“匪嫌”名义，送往青岛东路军人监狱、台东绿岛，或用麻袋捆扎，未经司法程序，丢到海里喂鱼的，不计其数。台北的一位化学工程师陈天民，江苏靖江人，因为出言不慎，告诉投奔他的乡亲们说：“台湾都快解放了，你们还来这里干什么？”经人检举，判刑十五年。陈当然不是“匪谍”，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的指控，充其量，不过是对国民党的统治前途失去信心而已。诺贝尔奖金得主李政道的母亲张明璋女士，和儿子李崇道（后来曾担任中兴大学校长），因在淡水家中，留宿一位广西大学时候的同窗，卒以“掩护匪谍”罪，锒铛入狱。（第183页）

此一“恐怖世界”即为蒋经国指挥下特务们的“杰作”。在“恐怖世界”里，朝野诚惶诚恐，以蒋氏父子的马首是瞻。特务势力是蒋介石在台湾的权力基础，是蒋经国继承权力的阶梯。

在此一背景下，任何左倾思想固然十恶不赦，格杀勿论，连温和的自由主义与民主思想，在蒋氏父子控制下的台湾也绝无容身的空间，其荦荦之大者，就是发生于1960年的雷案。雷案的主角雷震字儆寰，原是老国民党员，大陆撤退来台后，与一些拥蒋的自由派分子如胡适、毛子水等办了一份以《自由中国》为名的半月刊。胡适在赴美的船上还替这份杂志写了发刊词，并由胡适担任发行人，后由雷震继任。《自由中国》这一名称是很好的宣传，以别于大陆上的共产中国，许多人便把台湾称作“自由中国”，其实蒋介石的台湾既不“自由”亦不“中国”！更具讽刺性的是，蒋介石终于把《自由中国》扼杀了，判了雷震十年徒刑。

《自由中国》的宗旨，原是要“支持并督促政府走向进步，逐步改革，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蒋介石在嘴巴上绝对不会反对“自由民主”，但骨子里关切的是巩固权力以及替儿子接班铺路，而这种“关切”往往与自由民主不搭调。《自由中国》的一个主要笔杆子殷海光（原名殷福生），原来也是国民党员，后来成为罗素的信徒，大唱英美自由主义思想，自然与封建独裁的现实相扞格，逐步增强对现实的批评，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各个层面。1954年，《自由中国》批评到蒋经国的“青年救国团”控制青年学生，蒋介石“勃然大怒”之下，于同年12月28日，亲自开除了雷震的党籍（见《雷震回忆录》，第360页），雷震被迫成为党外人士。

《自由中国》在蒋氏父子特务势力的阴影下，生存多年，主要利用了蒋介石为了讨好美国而打出的“民主”招牌，所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即以“言论自由”之矛攻“党化教育”之盾、以“自由经济”之矛攻“金融管制”之盾、以“多党民主”之矛攻“一党专政”之盾。1956年10月是蒋介石的七十大寿，《自由中国》又利用了蒋氏“婉谢祝寿”、“均盼海内外同胞直率抒陈所见”的声明，出刊了《祝寿专号》，对蒋介石个人提出直率而又剀切的建议和批评。专号的社论更明确地劝蒋“不要违宪连任总统”，并要求党部退出军队，使军队“国家化”。（见第十五卷第九期）

面对这些挑战，蒋经国直接控制的“国防部总政治部”发动了“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运作，《自由中国》的台柱胡适尤成为“攻击”的大目标。这有点像大陆上鸣放后的反右运动。不同的是：毛泽东明着干，而蒋介石暗中搞。胡适在围剿声中，感到回台湾比留在国外更重要，遂于1957年年底答应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参阅《胡适致赵元任函》，1957年7月28日）院长一职是由蒋介石圈选的，蒋任命胡为台湾最高学术机关的首长，未尝没有以“高官厚爵”笼络之意，使胡多少有所顾忌，最后胡适果然未能以“去就”争“自由”。

《自由中国》的命运也未因胡适于1958年4月回台长住后得到改善。特务们反而由“围剿”进而迫害，而胡适竟要《自由中国》的执笔者多“容忍”，引起殷海光的不满。雷震则在胡适回台以及美国舆论的鼓励下，更向民主的方向迈进，进而要想组织反对党了。至此，蒋介石不再顾民主的招牌，撕破脸皮，命特务制造匪谍案把雷震抓了起来。雷被捕后，胡适不肯主持组党，其他的人在齐世英的影响下主张“稳健”，新党遂胎死腹中。蒋介石达到“杀鸡儆猴”的目的。

雷案发生时候，胡适正在美国，曾公开支持雷震。他回台湾后，蒋介石故意冷落他，农复会主任委员蒋梦麟比他晚回来，却先见到蒋，而胡适却得在“不谈雷案”的约定下，才见到蒋。蒋平常与胡适见面，通常是两人密谈式的，这次却是秘书长、秘书、副官全在的官式谈法，显然是有象征意味、表示有距离了。但是见了面，胡适仍然忍不住要谈雷案，很诚恳地想说明雷案如何在国外产生“很不好的反响”，胡适在1960年11月18日的日记中说：

总统说：我对雷震能十分容忍，如果他的背后没有匪谍，我绝不会办他。我们的政府是一个反共救国的政府，雷震背后有匪谍，政府不能不办他。我也晓得这案子会在国外发生不利的反响，但一个国家有它的自由、有它的自主权，我们不能不照法律办。这是他在9月14日对美国西岸报人的谈话，今日重说一遍。

这最后二十五字，写得极见内功！不愠不火，但把蒋对他的态度，画龙点睛了。为了雷案，他显然被蒋介石“见外”了！不过，胡适在蒋面前一再“盼望此案能够司法审判”，未免书呆！军法或司法审判，在国民党内定判决结果下，又有何不同？又有什么好争的啊？胡适对蒋介石苦口婆心，而蒋介石居然说：“胡先生同我向来是感情很好的。但是这一两年来，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儆寰，不相信我们政府。”胡适听后，激动了起来，说是话说重了，在这天日记中，犹情见乎辞。胡适“愿意用我道义力量来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始终不渝。他早于1948年12月，蒋政权危急时，力求美国支持蒋作战，且在美国人面前流了泪（见司徒雷登函载Rea & Brewer ed. 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p. 292），有点像秦廷之哭。如此拥蒋使他根本没有多少旋转余地，却有无限伤感。他对国民党和党外，都有雾里看花的一派天真。中国政治中像他这种有地位的清客，最后是及身而绝了。最可怜的是，以他最后的苦口婆心，竟连一雷三毛都不能救，他的悲哀，也就可想而知。“雷案”发生后，胡适应该以不回台湾为抗议、以辞“中央研究院院长”之职为抗议，这样多少会给蒋介石一些压力。但是胡适回来仍做他的“院长”，甚至不便去探雷震的监，终于在蒋介石的权威下妥协了。胡适写文章喜欢宣传黄以周“实事求是，莫做调人”的立场，但他自己，却始终未能免于“调人”之讥。

《自由中国》被封闭之后，言论自由更无一点空间，怎么又冒出一个轰动一时的“文星”事件呢？文星书店是1952年创办的、《文星》杂志是1957年创办的。在《文星》杂志创刊后的前四年里，它只是一个正派而普通的刊物，成绩平平。真正的突破，在李敖进入《文星》以后，自此四年中杂志变色、书店改观。在李敖影响之下，《文星》主张中国走现代化的道路，它的自由、民主、开明、进步、战斗等鲜明色彩，表现在《文星》杂志上、文星丛刊上、文星集刊上，以及其他大量的出版品上。文星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在挖根上苦心焦思、在寻根上慎终追远、在归根上四海一家，定向方面的成绩，实在是思想冰河中的异数，文化沙漠中的奇迹。就这样的，《文星》成为《自由中国》杂志以后，官方眼中钉的递补者。在封杀文星的手法里，最耐人寻味的，除了照例扣红帽子外，更利用一批“出身”共产党或出身左派的人儿，去罗织《文星》。没问题，硬挑出问题，叫做“罗”；罗出问题再予以串连成罪状，叫做“织”。就在这种罗织作业下，文星的被迫陨落，也就指日可待了。

最有趣的是，当国民党中常会上，小人们向蒋介石报告《文星》闹事应该严办的时候，蒋介石说：“把萧孟能、李敖先给党纪处分。”小人们再说：“但萧孟能、李敖不是党员。”蒋介石说：“萧孟能的父亲萧同兹是啊！要萧同兹负责！”萧同兹在国民党里的老面子，延缓了《文星》之被消灭，并不能使《文星》免于被消灭。大祸临头像一张禁网，它是慢慢扣下来的。先是开始查禁《文星》第九十期，那只是一个动手的讯号，杀戒一开，自然就有好戏看。“杀身之祸”是1965年12月间筹印《文星》第九十九期时发生的。查禁命令，内容洋洋大观，《文星》被停刊一年。但这只是一个表面上的处分，骨子里，处分却是更严重的，那就是蒋介石下手令：“该书店应即迅速设法予以封闭。”在这一手令下，文星被封，就在眼前。不过，《文星》的问题是李敖，如果李敖与《文星》脱钩，《文星》仍然有救。在此一“希望”下，在蒋介石秘书长张群的“党党相护”下，萧同兹向蒋介石上了报告，“为文星杂志办理不善，受有停刊处分，为免于被外界利用，致产生不妥倾向，拟即由同兹负责整理，谨报请鉴察。”萧同兹的报告措词谨唯，虽为《文星》上报告，却处处站在蒋介石利益进言，所谓“为免于被外界利用致产生不妥倾向”、所谓“近闻海外有左倾分子托于言论自由之说，阴有支援文星，亦恐因此影响政府之威信”等等，都是站在这种立场进言的。报告文字洗炼，是出于李晋芳之手，再经黄少谷改正过的。这种文字，再经张群过目后，认为可以打动蒋介石，于是张群就附上相应的签呈，张群的签呈和萧同兹的报告送到蒋介石面前后，蒋介石在张群、萧同兹、黄少谷、黄杰四个人的老面子下，基于他自己的利益，终于网开一面，批示“可如拟试办”五个字。于是张群得令于1966年2月26日，以“极机密最速件”，写信专送给萧同兹，报告佳音。就这样，《文星》由萧同兹“老年人接青年人棒子”，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由萧同兹出面来挡，使《文星》渡过险境。但是到了1967年，《文星》杂志停刊一年处分已满，依法原可以自动复刊的，但是2月23日，国民党中四组以“五六宣50037”号秘件致萧同兹，说是“据有关方面会商结果，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文星》杂志不宜复刊”。于是，就在党的命令超过行政命令下，《文星》杂志永不复起。这就好像先用行政命令把你打昏，然后再用党的命令把你杀死。蒋介石纵使一时看老同志的老面子，放过文星，但蒋经国率领的一批政战系、情治系、党政系的人们，绝不放过文星。因此，萧同兹虽“心力交瘁”的挽救，文星改组仍不会成功。拖到1968年，官方终于忍不住了，首先，官方开始在税务问题上面找文星的麻烦，希望能够查出逃税漏税的证据，用做借口。不料，《文星》早防到这一着，税务机关追查之下，竟发现《文星》连卖一张报纸，都会自动开发票！在这种简直无懈可击的情况下，官方除非走栽赃嫁祸的路，也就别无他法。于是，官方决定硬来了。

1968年1月25日的下午，“警总”纠合各路人马，突击搜查文星资料室。三天以后（1月28日），萧同兹座车开始被跟踪；第四天（1月29日）起，文星书店门口有“计程车”两部及便衣多人驻守不去。情势发展至此，可见蒋经国他们的确不经过张群，“直接上报而要径自执行” 了。萧同兹感到“与人刃我， 宁我自刃”，就在2月5日写信给张群，“惶悚待命”了。萧同兹不愧是老于世故的，明明是你蒋介石两面做人、逼我关门，可是我绝口不提一个字，反倒字里行间，哀哀请求你恩准我自我结束。张群收到信后，只好转呈蒋介石，蒋介石批了一个“阅”字，意思是说知道了，你就去停业吧。于是，苟延残喘了两年的文星，终于还是难逃一死了。

虽然蒋介石那边决定了文星停业，但在蒋经国这边，却照旧一不做二不休开始抓人，以期把案子落实。在文星宣告结束的广告与海报出现后，文星读者为了抢购、为了抗议，也为了惜别，天天挤满了书店，买个不停，场面之大与声势之壮，也足欣慰，令他人胆寒。到了3月31日晚，是文星最后一天，正赶上星期日，整日书店挤得水泄不通，其中甚至有国民党大员如陈建中等，也混进来买书而去。10点后萧孟能亲去书店，在慰问中陪读者度过了最后的两小时，到子夜12点，正式结束。这时书店门口便衣与“出租车”很多，一个特殊身分的“客人”，一直陪到最后，临出店门，还在橱窗前看了好一会才走。

星沉之后，文星风潮的动力李敖，被封笔、被跟踪、被监视，最后因彭明敏案被诬指为“台独五大中央委员之一”而入冤狱五年半。李敖入狱之前，作家柏杨因刊登大力水手漫画，被指为讽刺蒋氏父子而入黑牢。柏杨原是蒋经国文学侍从之臣，根本无意逆蒋氏父子之鳞，而李敖则是存心对着干的。可见在蒋氏父子眼里，无意也好，有心也罢，只要冒犯了圣颜，就得由特务来收拾，打入黑狱，滥施刑罚来以儆效尤。

由此可见，文星虽由老国民党员萧同兹来接管，仍然不行，亦就不足为异了，因为赶尽就要杀绝。有人以为雷震若仅书生论政，不去组党，不会出事，亦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胡虚一已举证说明，组党之前，蒋介石就想以高价收买《自由中国》，然被雷震所拒，已触蒋氏之怒（胡虚一《雷震与蒋介石交恶述源》，载《清算蒋介石》，第277-284页），所以不组党还是会被封。《自由中国》反对蒋违宪连任，就会被消灭。组党不过是冒犯之一，任何冒犯都会导致同样的命运。

蒋介石从1950年3月1日复职起，到1975年4月5日死亡止，前后二十五年之间，他的“总统”身份，都是非法的。即使蒋介石以强势在1950年3月1日“复职”后，非法“总统”干到1960年，还是出了大问题，因为“中华民国宪法”第47条明定：“总统副总统之任期为六年，连选得连任一次。”可见纵使1960年以前干的都合“宪法”，1960年到了，既满了两个六年，也不能再超过“连任一次”的限制、也得下台。但1960年将届，蒋介石再变花样，以使“国大代表”加薪到和“立委”相同等贿选手段，由非法的“国民大会”通过了修改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案，竟通过“动员戡乱时期，总统副总统得连选连任，不受宪法第47条连任一次之限制”。1960年3月11日，蒋介石公布了这一“条款”：十天以后（3月21日），他就凭这一“条款”再干上第三任“总统”，以后如法炮制，至死方休了。

在蒋介石一连二十五年的非法“总统”过程里，1960年的一次，是个重要关口，因为这次“违宪”，比“复职”那次“违宪”还明确，照“中华民国宪法”第47条规定，根本没有第三任，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包括胡适、张君劢等海内外有识之士，十目所视、十手所指，都不赞成蒋介石再连任，所以蒋介石悍然“违宪”，必须要费一阵手脚。蒋介石在头一年（1959）召见钱穆，问以“此次选举，汝是否有反对我连任之意”，就是全盘手脚中的一个小动作。钱穆在蒋介石追问下，挺不起腰杆，否认此事。蒋介石“随即起身向书架取书”，要用书证明钱穆的否认不可靠。钱穆当时即连忙说：“总统勿再检此书，应是我民国三十九年初到香港时所写向政府进忠告，并非为选举总统事而发。”当年钱穆的文章题为《反攻大陆声中向国民政府进一忠告》，登在1950年4月20日香港 《民主评论》第一卷第二十期。统观全文，钱穆谈到的，纵全做反对连任解，也不过希望蒋介石功成身退而已。但是蒋氏猜忌之心，居然会在近十年后突然迂回而至，来兴问罪之师。当然，钱穆对蒋介石功成身退的希望，原是一种马屁，第一次假定在抗战胜利后，第二次假定在反攻大陆后，后者尤属一种天方夜谭。但是，纵属假定，蒋介石也是不高兴的，他的素性是大权在握、至死方休的，你叫他“适可而止，急流勇退”，他就会给你颜色看。所以，1959年9月召见那一次，钱穆虽以逊谢之态，一再解释，但蒋介石“屡颔首，不做一辞”。最后，虽“已届午刻”，却连一顿饭都不赏钱穆吃。这种小动作，看破以后，都是有文章的。

蒋介石撤退到台湾，不能说不痛定思痛，然而他的“痛定”是并非民主不够，而是独裁不足，张群先意承旨，早于1951年1月16日在“总统府”大礼堂召开的“行政院”设计委员会上，公然指出“宪法”必须修改，陈诚还补充说，“当年结束训政与制订现行宪法因受党外影响”，回到大陆后可研究仍采用训政。最后决定“权在总裁”，做最后的决策（见萧同兹未刊日记），日后一再“违宪”连任也就不足为奇了。

1966年11月12日，蒋介石发表了《中山楼中华文化堂落成纪念文》（收入《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三册），大唱发扬中华文化的高调，国民党人群起附和，称之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此一运动是否复兴了中华文化呢？

事实上，文化其名，政治动机与目标其实。从此一运动发生的时间就可以知道，那是针对毛泽东在大陆上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来的。毛要革文化的命，蒋就要复兴文化给毛看，基本心态就是如此。只是孤岛上的草山老人，力不从心，隔岸观火，杯水车薪而已。

蒋介石倡导的“文化复兴”，其政治性是十分明显的。他本人就毫不隐饰地把中华文化与三民主义挂钩，把孙中山与中华一贯的道统文化挂钩，更侈言：“今日复兴基地之台湾省，实为汇集我中华文物精华唯一之宝库。”（《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三册，第4230页）在蒋介石的政治号召下，全台湾各界人士热烈响应，于1967年7月28日，在阳明山成立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通过推行纲领与组织章程，并请蒋介石为会长。一呼百诺，又略见法西斯的臭味矣。

中华文化并没有在文化沙漠中复兴起来，由于复古意味较重，也不可能复兴起来，更与现代化运动有碍而少益，倒是可以勉强称之为反毛反共运动，或重振三民主义运动。蒋介石希望这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运动，但是像当年的“新生活运动”一样，昙花一现，无疾而终。如今蒋氏王朝终结之后，连三民主义都要被取消了、连中国文化都要被视为外国文化了，文化复兴运动之无根，可见一斑。

总之，在政治高压下、思想冰河里、文化沙漠上，蒋介石为所欲为，死而后已，无人可以阻拦。在父亲的荫庇下，蒋经国一再高升，由主任而后“部长”、“部长”而后“院长”、“院长”而后“总统”，似乎是水到渠成，实际上莫不是刻意的安排。

第四节、屈辱的对日“和约”

1987年11月30日，日本政府公布了“中日和约”的外交档案。《朝日新闻》在第二天（12月1日）以头版头条处理，大意说：“日华和约议定书”中台湾对日本的赔偿要求，为了表示善意而自动放弃的说法，是蒋介石以德报怨的结果，但是三十日发表的“外交文书”中，台湾并非爽快放弃，而是以此作为谈判筹码换取条件，过程中显然可见：日方亚洲局长倭岛英二在1952年3月14日见到张群说：“其他联合国会员国放弃可以，中华民国绝对非要不可。”倭岛英二则说，贵国不是宽大在前吗？到了第八次非正式会谈，叶公超却以“绝对机密提案”，表示要向政府建议以“自动放弃方式，换取其他条件”。而所谓其他条件，则是“与旧金山和约规定的联合国会员国同等地位”及承认国府为全中国的代表等。《朝日新闻》的结论是：台湾的“国府”为了死要面子，争取“大国”的地位，终于为了虚名而放弃一切。日本方面的档案公布和舆论评述，告诉了人们：蒋介石从对日本“以德报怨”到“放弃赔偿”，其中有不足为外人道、但外人却明明知道的心理背景。

根据1952年4月28日的“中日和约”第10条，明定：“中华民国国民应认为包括依照中华民国在台湾及澎湖所已施行或将来可能施行之法律规章而具有中国国籍之一切台湾及澎湖居民及前属台湾及澎湖之居民及其后裔；中华民国法人应认为包括依照中华民国在台湾及澎湖所已施行或将来可能施行之法律规章所登记之一切法人。”又在“照会第一号”中明定：“本约各条款关于中华民国之一方，应适用于现在中华民国政府控制下或将来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领土。”以上条文中的关键字就是那个“或”字。照蒋介石的原案，用“或”字则表示他没有控制中国大陆领土的含义，应该用“及”字，换成英文约本是，不能用or，而要用and。但是日本不肯。早在头一年，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冈崎胜男就对董显光说过：“我国固极敬重贵国政府，所惜者目前领土仅台湾耳！”如今签约之际，蒋介石自己以“仅台湾耳”的台面，却要日本签下“含大陆也”的条款，日本鬼子当然不肯。事实上，日本根本就不愿同“仅台湾耳”的蒋介石签约，日本的原意是附和英国的提议，“邀中共参加对日议和”。苏联也有志一同。美国不在乎苏联同志，却在乎英国异志。因此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赶赴英国，于1952年6月15日，把结果告诉“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顾维钧说：“此次在英与英外相等商议对日和约，余对英主张邀中共参加，坚决反对；而英对美主张中华民国政府参加签字，亦反对甚力。最后，余提折衷方案——即由若干国家与日签订多边条约；另由日本自主决定与何方中国商订大致相同之双边和约，英国已表同意。此虽未能满足贵国希望，然十之九成当如贵国之意。”杜勒斯并以严守秘密为嘱，对顾维钧保证：“余知日本政府对贵国态度甚好，必愿与贵国签约，而反对与中共成立关系。”就这样的，1952年9月4日，对日媾和会议在旧金山歌剧院开幕了，“中华民国”根本不在邀请之列，签订的《金山和约》自然也和它完全无关。蒋介石脸上无光，只好等日本单独和他签约。所以第二年日本在美国压力下，跟“中华民国”做签约谈判时候，蒋介石就亟思不惜代价，挽回面子了。

日本派来的代表是曾任藏相（财政部长）的河田烈，这鬼子是台湾通，是酒性发作时，大叫要到北投去的家伙。他原在二次大战时任“台湾拓植株式会社”董事长，是搞亚洲经济侵略的能手。他被派出来同蒋介石政府谈判，早把蒋介石的处境与心态摸得一清二楚。他在台北演的是白脸，黑脸留给东京那边演。谈判过程中，东京那边作弄蒋介石的小动作，一直此起彼落，一会儿说台湾是地方政府非中央政府了、一会儿又说中共如肯他们就同中共签约了、一会儿又推翻前议说有新训令来了、一会儿又把“中华民国”的秘密约本公布了。……反反复复，把蒋介石弄得团团转，前后闹了七十天（日本在对美国等签约时服服帖帖，只有四天），最后蒋介石乖乖就范——战胜国对战败国乖乖就范，签了。

签的文字中，最醒目的是《议定书》中这样的文字：“为对日本人民表示宽大与友好之意起见，中华民国自动放弃根据金山和约第十四条甲项第一款日本国所应供应之服务之利益。”这意思就是说，关于战败国赔偿问题，战胜国“中华民国”将《金山和约》第十四条所规定的“服务赔偿”予以自动放弃。换句话说，什么赔偿都免啦！整个的条约中没有提到赔偿条款，这在世界历史上真是空前绝后的。此中屈辱，试看叶公超对日本代表的一段话，便见端倪：

金山和约对战败国之宽大已属史无前例，而我方约稿甚至放弃服务赔偿，是较之金山和约不及则有之，绝无过分之处，有何令贵国难于接受者？自贵我两国开始谈判以来，贵方所提异议者均属金山和约之条文，换言之：贵方所要求者无一而非更改金山条约之提议，是诚有令人难于索解者。

本人日来夜不成寐，阅读史料，至李合肥（鸿章）春帆楼（马关）议和一段记载，见李相国（鸿章）始终出诸至诚，不但尊重日本战胜国之地位，且视日本为朋友。此种高瞻远瞩之精神诚足为法。此次贵我两方交涉，我方未以战败国视贵方，处处着眼中日将来之合作与友谊。我国对贵国作战最久、被祸最深，人命之损失更难数计，依惯例要求赔偿自属当然，今竟并服务赔偿而自动放弃，其欲与贵国永敦睦谊，已极显然。今本人感觉贵方非但不承认我之盟国地位，即相互平等之地位亦尚斤斤计较。

叶公超何能上比马关条约？马关条约是中国以战败国保持尊严；“中日和约”却是以战胜方受尽屈辱，而这种屈辱，如果蒋介石没有媚骨与私心，是可以不接受的。李鸿章在马关与日本议和，丟的是台湾；蒋介石在台湾与日本议和，丢的是中国人胜利者的实质。这种“拙”作，求诸古今中外的为政者，可谓只此一家。

蒋介石在抗战胜利时不同任何中国人商量，单独决定“以德报怨”；在退守台湾时又同党羽群谋佥同“放弃赔偿”。照“中日和约”谈判时日本首席随员木村四郎七的回忆，最初“中华民国”提出的，只是要日本承认他们是正统政府等三项，根本没提出赔偿问题，后来加入这一问题，乃是作为谈判筹码换取条件，换到手后，赔偿都可以不要，这不是“沽券”（日语“死要面子”），又是什么呢？

事实上，蒋介石正是如此。问题比较复杂的是，他在死要面子之时，对日本又总是一摊媚骨。抗战以前的不必论，抗战期间的也不必论，光看抗战胜利后的一些雨丝风片，就令人叹为观止矣！以他对日本头号战犯——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为例。冈村宁次以侵略中国总司令之尊，怎么可以被判无罪呢？可是蒋介石硬要判他无罪！不但要判他无罪，甚至在受降典礼前，把降书内容先给他过目，还“打派司”叫他不必当场献出军刀。另外还特别召见他，问他“贵官健康如何？生活上如有不便之处，希勿客气的告诉我或何总司令”。最后，当蒋介石兵败下野，李宗仁接班，下令逮捕冈村宁次时，冈村宁次还得蒋介石之荫命，快速潜归日本。蒋介石这种“供应之服务之利益”，倒真是名副其实的“服务赔偿”呢！只可惜竟是战胜者干出来孝敬战败者的！

跟蒋介石媚骨相伯仲的，是他的私心。他的私心师承孙中山，却又青出于蓝。当年日本人压迫袁世凯卖国，孙中山私下写信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提出更卖国的条件，要日本人支持他，变成了“中国朝野领袖大竞卖”。蒋廷黻后来论断说：“个人尽管爱国，但一旦加入政权的争夺，免不了只顾目的，不择手段，……这样的争夺，久延下去，国家将卖尽了。”蒋介石从“以德报怨”到“放弃赔偿”，除了对日本的媚骨外，为了保住他的政权，因而私心泛滥，一再丧权辱国而不惜，也是主要原因。蒋介石的不幸是他遇人不淑，对象总是无情无义的日本人，结果纵然一身媚骨，却未能免于被出卖，1972年9月，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承认中共时表示：“中日和约已失去了它的意义，业已终了。”消息传来，蒋介石灰头土脸可想而知也。——蒋介石为了“政权的争夺”，最后使中共也有志一同，无法逼日本人赔偿中国了。最谑画的是，在蒋介石死后，日本人又公布了“中日和约”的秘密文件，进一步出了蒋介石的东洋相。

“中日和约”签订之前，张群对日本代表谈话，说：“在中日战争之前，我们竭力消弭战祸，惜无所成。在日本投降，战争结束之后，我们但有悲哀警惕之怀，从未以战胜国自居。”好个“从未以战胜国自居”！如今战败国在“中日和约”上无异是一个战胜国了，看到“中华民国外交部”这一秘件（《中日和约签订后各国之反应》，1952年5月10日），怎不令人浩叹！

第五节、挡不住的经济起飞

蒋介石是一个独裁者，政治上高高在上，意犹未足，还想身兼各家。既然他本人上有所好，他的手下，自然也就高帽一顶顶送上来了。我们信手一抓，就可来上一大堆：照国民党中常委谷正纲说：“蒋公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军事家、思想家和政治家”（1986年11月1日《青年日报》）；照国民党驻美“大使”董显光说：“我民族领袖蒋公介石，为近代最伟大之军事政治家”（《蒋总统传》）；照国民党国大代表蒋一安说：“蒋公发明力行哲学”，是“大哲学家”（《先总统蒋公哲学思想之研究》，第1页）；照国民党理论家林桂圃说：“蒋公是当代世界上一位了不起的大政治思想家”（《先总统蒋公政治思想之研究》，页四八）；照国民党教育厅长刘真说：“蒋公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先总统蒋公文教思想之研究》，第87页）；照国民党训导专家洪同说：“蒋公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更是一位成功的教育实行家”（《先总统蒋公文教思想之研究》，第71页）；照国民党新贵魏镛及国民党教授缪全吉说：“蒋中正先生……更是一位推动行政现代化的理论家与实践者”（1986年10月29日《青年日报》）；照国民党台北市议会长张建邦说：“蒋公是都市管理学家、未来学家”（1986年10月29日《新生报》）。此外，照修泽兰说法，蒋介石无异是艺术家；照蒋复璁说法，蒋介石无异是书法家；照于斌说法，蒋介石无异是宗教家；照金克和说法，蒋介石无异是经济学家。……以上所列的种种家中，其实蒋介石只能跟政治家、军事家沾上边而已，并且，他还够不上是水准以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最不相称的无疑是“经济学家”那顶高帽，没有迹象可以显示他具有像样的经济学知识。然而台湾最足称道的却是60年代以后的经济起飞，对蒋氏而言，可说是无心栽柳柳成荫，因为蒋介石一门心思在“反共复国”，而非“经建台湾”。有意种的“反共复国”之花，早已成为明日黄花；无心栽的“经建之柳”，倒是处处成荫。

台湾光复之初，满目疮痍，乃战后的表象，日本亦复如此。日本经营台湾五十年，为了有利可图，在殖民地建置了不少经济基础设施，特别是农业的开拓与增产，以及南北铁路交通、乡村水电等等。此外还留下大型工厂，如铝厂、糖厂等等。总之，蒋介石退据的台湾，物质基础之佳，远非毛泽东退据的延安可以想象。

蒋介石的大撤退，带来近两百万外省人，使台湾人口增至八百万。总的来说，此一人口增加，“财富”多于“负担”，其中大多数的军公教人员，正是台湾所缺乏的，而大批技术人员更直接有助于经建。不要忘记，蒋还以非法手段把全中国的国库黄金运到台湾，稳定了台湾的金融。

此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关键便是美国因素。美国人并不喜欢蒋介石，甚至厌恶他。然而为了阻遏共产主义的扩张，于韩战爆发之后，主动派第七舰队保护蒋介石的台湾，封锁毛泽东的大陆。为了使台湾成为西太平洋上的“不沉母舰”，美国又恢复对蒋提供大量的军援与经援。从1951年到1965年间的经济援助，平均是每年一亿美元。凡耗资较多的建设，均由美援支付，如肥料工业、石门水库所需美元部分、交通运输设施、农复会项目以及文化交流、教育卫生等等。台湾经建的一个主要功臣尹仲容就承认美援的巨大功效：

美援一方面解决部分长期建设资金短缺问题，另一方面又弥补国际收支逆差。如无美援支应，则不但若干经济建设无法进行，即台币内外值亦无法稳定……美援成为经济发展及经济稳定之主要支柱。（尹仲容《台湾经济十年来的发展之检讨与展望》，第282页）

尹仲容在此没有提到的是，美国的巨量军援承担了蒋政府庞大的军费开支，减少财政赤字，不致严重影响到经建。美国也为台湾的经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技术和市场。不仅此也，即使美援停止后的十余年间，由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组织，继续为台湾提供贷款达六十五亿余美元（据“国府”官方数字），对台湾的财政与工农生产，都起了积极作用。

在日本殖民地时代留下的基础上，在美国的大力援助下，加上众多而又廉价勤奋的劳力，使台湾于1960年初开始进入经济起飞时期。工业生产于1963年首次超过农产，确定了以出口为导向的贸易经济，赚取外汇，引进更先进技术，增加就业机会，使经济持续高速成长，脱贫致富，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

蒋氏父子对经建完全外行，他们的贡献应从对经建阻力的大小来衡量。就蒋介石而言，他“一心一意都在反攻复国上致力”（语见蒋介石《掌握中兴复国的机运》），并未把经建放在第一位。他的经济学知识浅薄，又要以孙中山的信徒自居，受制于闭门造车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即使不是共产主义，至少是一种社会主义，绝对不会是使台湾经济起飞的资本主义，以至于往往扞格丛生，矛盾百出，必要时连蒋介石也只好暗中曲解行不通的三民主义。1967年6月7日，蒋介石主持国民党第十二次党务会议开幕典礼，以“机密”文件——“对本党实行三民主义党务工作之指示”，说：“实行三民主义优先任务，为民生主义。民生主义之中心工作，为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对此课题之意义，据我对总理平时训示所了解的，所谓平均地权之意义，第一、在交通发达之处及都市之土地，凡涨价者，借征收增值税之方法，以达到‘涨价归公’的目的，用意乃在求消除贫富之不均，故增值税，亦可谓为实行‘涨价归公’手段之一种。其次，则为现代都市政府如对其土地照价收买、区段征收、土地重划、超额土地之收购以及都市整建（如违章建筑）等之通例，亦皆为‘涨价归公’之手段，政府可以发行都市土地债券，以筹集基金而实施之。此种良法美意，如能在都市实施，则不仅为平均地权，而实亦为消除贫富不均，并且为建设都市之张本。第二、在交通未发达以及土地未开发之处——即乡村土地，如农田山地，其地价变动性较少，则可征收田赋或实物，而免征地价税，以便于‘耕者有其田’政策之实行。”如果我们细心一点，就会发现这一“机密”训词的立论，不但与民生主义中“平均地权”有极大的出入，并且和蒋介石以前论列“平均地权”的文字有极大的出入。试看在这一“机密”训词前三十二年——1935年9月，蒋介石在峨嵋军训团讲《国父遗教概要》，就指出：“因社会之发达进步，地价必有增无已，如果土地之增价，归之私人，则社会公共之努力无所护益，而地主反不劳而坐享其利；天下不平之事，未有甚于此者。所以总理说：‘地价之不可不先定，尔后从事于公共经营也。……定地价之法，……予以为当由地主自定之为便。其法以地价之百分抽一，为地方自治之经费。……此后凡公家收买土地，悉照此价，不得增减。……而将来所增之价，悉归于地方团体之公有。如此则社会发达，地价愈增，则公家愈富。……不平之土地垄断、资本专制，可以免却，而社会革命、罢工风潮，悉能消弭于无形。此定地价一事，实吾国民生根本之大计，无论地方自治或中央经营，皆不可不以此为着手之急务也。’这种办法，就是民生主义中‘平均地权’的实行。平均地权，是总理最大的创造，也是我们政治、经济上最重要的学问，同时又是解决民生问题最重要的一个办法。”

照孙中山的“创造”，四十年前台北东区的地价，地主申报，每坪也超不过一百元，如果“悉照此价，不得增减”，今日政府“收买土地”，每坪付一百元，则无异打劫土地、作弄地主，当然是行不通的。蒋介石终于知道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是行不通的。因此他在“机密”训词里，硬以“增值税”代替全部“增值”，而说“增值税亦可谓实行‘涨价归公’手段之一种”。殊不知孙中山的胃口，绝不止于“增值税”，而是“所增之价”的全部。蒋介石不得不违反总理遗教，是很显然的。显然固然显然，仍不肯公然违反，易辙而行，以至于孙中山把三民主义漫天喊价；蒋介石把三民主义就地还价，形成一种“知易行难”的困境，为经济发展制造了意识形态的障碍。

“涨价归公”之外，作为民生主义王牌的“节制资本”，亦因为事涉空想，没有可行性。蒋介石以下的国民党人也不肯明目张胆指它是空想，仍只好暗中予以曲解。1967年6月7日，蒋介石主持国民党第十二次党务会议开幕典礼，以“机密”文件——“对本党实行三民主义党务工作之指示”，指示说：“至于节制资本方面，亦并不能专在限制私人资本的发达方面着想，我以为节制之节，实为调节之节；节制之制，乃为管制之制。此即以政府对私人资本调节与管制之方法，来发展其国内公私经营之资本。此实为总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使社会均富，无复贫富悬殊之理想。这样的实行民生主义，亦即使社会平等之社会主义，而绝非如共产党假借社会主义，而实施其大私有的垄断集产之共产主义。”于是，蒋介石又进一步说：“至于总理所说：‘国家经营之企业，凡有独占性及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铁道、航路、矿产等，当由国家经营管理之。’又说：‘要发达大实业，照我们中国资本、学问和经验，是做不到的，便不能不靠外国已成资本。我们要拿外国资本，来造成我们民生社会主义。’由这段话来看，就可知道总理所说的节制资本，其目的乃在发达国家资本，并非是限制私人资本，而不许人民参加国家经营之企业。我以为总理之意，不但是奖励人民私人资本投资于国家企业，而且要奖励外国资本来投资于我们国家的企业，以发达国家资本。不过私人资本应由政府负责调节与管制，而防止其过分的畸形的发展，以免产生大富阶级的不平均而已，此意原甚明显，我故曰节制资本，并非限制私人资本，乃将私人资本由政府予以调节管制，使之有计划的发展，而且奖励私人投资于国家企业。如此只要国家资本发达，则私人资本亦必经过节制阶段，而更可使之发展，不过始终要由政府加以调节管制。因之亦就可知总理的节制私人资本之本意，不仅是加以调节管制，而且寓有保护之意。”蒋介石又说：“此实为节制资本之真谛，而于今日我国经济之发展更为重要。因为国家所经营的大企业，除了极少数具有国家特别需要性质，必须由政府单纯出资经营以外，其他大多数企业，皆可组织股份公司，让民股参加，而由国家经营（甚至也可以容纳外国资本在内，那对于国内私人资本，自然更无排除之理）。当时总理所指如铁路、航业、矿产皆由国家经营，我以为今后时代变迁，而且我国人民的经验学问，现在亦并不比外国人为差，故这种国家企业，一面自可组织公私合营的公司来兴办，一面还可运用我国人民自己所有经验学问来管理公司，以发达国家资本，乃为合理合时之举，我们不能将总理的良法美意，以胶柱鼓瑟、执一不化的心理来误解，使革命建国的事业遭受阻滞，以至于如过去那样的挫败。”

蒋介石这一“机密”文件，充分说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实早被他的信徒给“修正主义”了，蒋介石以为“节制资本”中的节制，乃是“调节之节”、“管制之制”，其实孙中山的原意，绝非如此！由此而下的所有演绎与解释，除利用外资一点外，也全部与“总理遗教”不合。当年孙中山公开说：“吾人之所以持民生主义者，非反对资本，反对资本家耳！”如今蒋介石却暗中说：“今后时代变迁”，不可“以胶柱鼓瑟、执一不化的心理来误解”“总理的良法美意”，因而反师孙中山“节制资本”之名而羊头狗肉之。挂羊头固然仍可以卖狗肉，然而总比不上货真价实的大商号。

蒋氏父子由于知识上以及信仰上的限制，固然不可能主动地去推行政治自由化，在经济自由化上亦十分被动。这些多多少少给资本主义经济起飞的台湾带来负面或消极的影响。

第十二章、朝代的终结

第一节、不能兑现的时间表

中国的特色是地大人多，地大人多就会有多样的地区特色和人文特色。这种特色，表现在分省上面，尤为明显。各省又可再细分，分出更细的地区特色和人文特色，或统计、或归纳、或屡试不爽、或约定俗成，最后演变出一般的观感与结论。这种观感与结论，对特定例外言，容或失之武断，但它的一般性，却往往令人深思、令人警惕。例如一般的观感与结论，湖北省人太奸，所谓“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但湖北佬中又可细分，分出更细的地区特色和人文特色，湖北人中黄陂人、孝感人、汉川人，都是奸中之尤者，但段数又有不同。所谓“奸黄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汉川”。可见大同中有小异，细分之下，九头的鸟相，固有所不同。

湖北人以外，浙江人也是一样。一般的观感与结论，浙江人也奸。但奸中也可细分。靠北部的浙江人，接近江苏的江南，比较奸得温文；但靠东部沿海的，就奸得邪门儿了。东部沿海最有名的是宁波人。宁波从明朝以来就是有名的商埠，这里人精于做生意，在上海尤有恶势力，所谓“无宁不成埠”。但是虽精于做生意，却往往逆取不能顺守，做到头来，经常赚到金玉满堂后又赔个扫地出门，最后吃个茴香（回乡）豆，完蛋大吉。

蒋介石是浙江人，籍属奉化县，但奉化县从明清两朝以来就属宁波府，所以他是道地的宁波人。他虽冒充是周公之后，其实根本是盐商世家，并且是专卖生意。蒋介石从小在宁波府城读书，后来在上海靠宁波帮做买空卖空的股票经纪，透过姨太太与浙江财阀搭线，搞上奇货可居式的政治，最后成为中国的领袖。这种过程，是全盘的宁波商贾逆取的生意，逆取以后，下场却是老子所预言的“金玉满堂，莫之能守”。最后被他通吃了的中国大陆又被他通吐了出来，不能顺守，扫地出门，最后连茴香豆都不得吃，完蛋到孤岛台湾来。

这种完蛋到孤岛台湾的窘境，1951年4月30日，蒋介石在台湾讲《干部教育训练的要旨及干部自反自修的要领》，曾经有如此哀呼：

我们目前革命的危机，更是到了大祸临头的最后关头，试问大家退到了这样一个孤岛以后，还有何处是我们的退路？至少我们每个人今日的环境是一个天涯沦落、海角飘零，这样一个凄怆悲惨、四顾茫茫的身世，真所谓“命悬旦夕，死亡无日”的时期。……

在这一讲演前七天（1951年4月23日），蒋介石讲《人事制度的重要与考核人才的方法》，也曾经有如此感叹：

从民国十三年到现在，经过二十七年之久，先后完成了东征北伐剿匪抗战各任务，这样多的战争胜利了、这样大的事业成功了，但是仍然要遭受前年那样惨重的失败，所谓革命建国，只成了一场春梦，没有一点结果。

这种退守孤岛，“只成了一场春梦”的哀呼与感叹，岂不正是一个宁波商贾忙碌终生“没有一点结果”的告白吗？虽然宁波商贾只剩下了孤岛，但是春梦以后，有孤岛，总比没有孤岛好，最大的好处，是它可以供给蒋介石在兵败山倒喘息甫定之余，大开空头支票的乐趣。他在孤岛上开“反攻大陆”的支票，前后有多张，逐一排比一下，可以使我们对宁波商贾的信用，有个通盘了解。他开反攻大陆的支票，首先见于1949年6月26日，在台北东南区军事会议的讲话，他讲《本党革命的经过与成败的因果关系》，曾经说：

我以为我们一般高级将领如果能够消极的不贪污、不走私、不吃空、不扰民；积极的又能精诚团结、事事公开、实事求是、精益求精；尤其是对部下能够同甘共苦，信赏必罚，那我们部队战斗的精神和力量，在最短的期间，就一定可以恢复，不出三年，我们就一定可以消灭共匪！为坚定大家的意志，并指示大家努力的目标和进度，我今天特别提出几句简单的口号，希望大家刻骨铭心，一致努力，贯彻始终。这几句口号是：

一、湔雪耻辱，报复国仇！

誓灭共匪，完成革命！

二、精兵简政，缩小单位！

自动降级，充实战力！

三、半年整训，革新精神！

一年反攻，三年成功！

在这里，蒋介石清楚的明定“一年反攻，三年成功”是他的时间表。“一年反攻”是时间表上的起点，“三年成功”是时间表上的终点，语句一点也不含糊。说话当然要算话，可是就在一年将尽的时候，蒋介石又提出了新的时间表，原时间表自动作废。1950年3月13日，蒋介石讲《复职的目的与使命》，有这样的话：

现在我把去年“一年反攻，三年成功”的计划，改为“一年整训，二年反攻，扫荡共匪，三年成功”。就是说：从现在起，少则三年，多至五年，要来达到我们消灭共匪，复兴中华民国的目的。

在这里，蒋介石明显的改变了时间表，一年前“一年反攻”的支票，言犹在耳，可是一年一到，就摇身一变，变成“二年反攻”了。“一年反攻”摇身一变成“二年反攻”还不打紧，两个月后，蒋介石又吃了败仗，舟山和海南相继撤退。1950年5月16日，他在台湾广播电台讲《为撤退舟山、海南国军告大陆同胞书》，有这样的话：

我现在先将政府当时所决定根本大计与步骤，明白报告大家：就是第一步要集中一切兵力，第二步巩固台湾及其卫星岛屿，第三步反攻整个大陆来拯救全国同胞，第四步复兴中华民国，建设三民主义独立自由的新中国。因此，半个月之前，我们撤退了海南的军队，今天定海的军队也主动的向台湾及其卫星岛上集中了，这就是我复职以后第一步的计划完全实现了。……

蒋介石接着说：

我可以很确实来告诉你们：今后三个月内，共匪如果来侵犯台湾，那就是我们国军迎头痛击乘胜反攻大陆的时机，这样三个月以后，我们就可以正式反攻大陆了。如果共匪始终不敢来侵犯台湾，那我们亦要在一年之内，完成我们反攻大陆的准备，至迟一年以后，亦必能实行反攻大陆。

蒋介石这种你打我，我就立刻反攻、立刻在三个月后反攻；你不打我，我就不立刻反攻、要一年后再反攻的说法，是根本不通的。因为有能力反攻，就该反攻，和敌人来不来侵，又有什么必然的牵连关系？从三个月展期到一年，用这种“待敌之不来”的立论，决定反不反攻，是与古今中外任何兵法都不合的。蒋介石虽然开出了“三月反攻论”的支票，但他的预算，还是偏向“一年以后”的，因此他谆谆而道，叫大家稍安毋躁：

现在我再将政府反攻大陆的计划，总括四句话对同胞们重说一遍，就是“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希望你们含辛忍痛，埋头苦干，依照这确定的步骤和时期，准备你们今后接应国军反攻的行动。

在这里，我们清楚看到蒋介石开出的“反攻大陆”支票，是从“三月反攻论”转而为“二年反攻论”的，所谓“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支票文字是一清二楚的，同胞们遵命“依照这确定的步骤和时期”，准备“今后接应国军反攻行动”，自然不在话下了！不过，一个有趣的变化是：这年 3月13日，蒋介石还说“扫荡共匪，三年成功”呢，可是只过了两个月零三天（5月16日），他就改口说“三年扫荡，五年成功”了。这种差距未免太快了一点吧？蒋介石“复职日期”是1950年3月1日，他在十三天后（3月13日）说了“扫荡共匪，三年成功”的话。可是，五十天后（5月2日），共产党就拿下了海南岛；六十四天后(5月16日），共产党就拿下了舟山群岛，大概是失败冲昏了头脑，三年之期，就连忙改成了五年，这种何时反攻、何时成功的时间表，随意而变，对照起来，岂不有趣吗？

看了上面蒋介石的种种谈话，我们只见半年、一年、三年、五年等的翻来覆去；“整训”、“反攻”、“扫荡”、“成功”等的代换不停，真令人眼花缭乱了，亟需列个简表，教人看个明白：

蒋介石“反攻大陆”空头支票表

开票日期/准备年限/反攻年限/扫荡年限/成功年限/兑付结果

1949.6.26/半年/一年//三年/退票

1950.3.13/一年/二年//三年/退票

1950.5.16/一年/二年/三年/五年/退票

列表之下，一切文字戏法都现出原形，使我们恍然失笑。我们计算一下，蒋介石空头支票最后的“五年成功”日期，应该是1955年。在1950年时候，蒋介石说“一年光阴实在是很短很短的时间”，但是，“很短很短”的一年过去了、三年四年过去了、五年也过去了。在台湾梦想反攻的，和在大陆“接应”反攻的，终于发现信誓旦旦的蒋介石，在“确定的步骤和时期”中，竟然毫无动静——原来他黄牛了。

蒋介石1949年、1950年的时间表，都在“很短很短的时间”内一一退票后，他有很长一段日子，不敢再明定时间表，直拖到1959年5月19日，他在国民党八届二中全会讲“掌握中兴复国的机运”，才有这样的预言：“老实说再过十年，超过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期限，还不能反攻复国的话，那就任何希望都要破灭了。”蒋介石这句话是1959年说的；1959年说“再过十年”，当是1969年。在这里他明确说，到了1969年，“超过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期限，还不能反攻复国的话，那就任何希望都要破灭了。”现在，1969年早就过去了、1979年也早就过去了、1995年亦已经来了，蒋介石也走了二十年了。一切的时间表，都已随他这一走变成了死证。不过，死证归死证，并非死无对证，我们的求证拆穿了他的政治谎话。

第二节、希望渐灭油尽灯枯

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逃难到台湾，虽于1950年3月以非常手段恢复“总统”的职务，但杜鲁门袖手，前途仍然黯淡，共军随时可能打过海峡来，局势依然风雨飘摇，蒋政权的生命不绝如缕。

然而韩战重新点燃了蒋介石的熊熊希望之火。他于下野之初，国民党仍控有大江以南以及大西北与大西南，然而已把重点摆在东南海中的台湾岛上。他显然早已想把台湾作为复兴基地，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到来，一决最后的胜负。所谓第三次大战就是国际性的反共战争，他一再强调中共是斯大林的第五纵队、强调苏联侵华，就是要把国共内战转化为全球反赤斗争。这种论调在韩战爆发以后的美国，极有市场。美国于是又视蒋为盟友，并以其超强的声势，帮助蒋介石将已经亡了的“中华民国”牌子，又高高挂起，以台湾为中国而继续占据联合国的中国席次，拒绝中共取代。

蒋介石因美国的大力支持，他的“国民政府”仍然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承认为“唯一合法的中国政府”，但他心里明白，如果不能反攻大陆，台湾终究无法等同中国，“中华民国”的招牌也迟早会掉下来。美国的实力再强，亦无法永远撑得住一个神话。但是要反攻大陆，他已败退到台湾自知无法独力实施，唯一的战略就是拖美国人下水。据麦克阿瑟将军的情报官魏诺比（Charles Willoughby）1950年6月15日的报告，蒋介石有一“极为机密”的请求，即愿意将其本人以及政府与军队，听由麦帅总部直接指挥，但不愿把权力交给孙立人。（MacArthur Archieve RG6, BOX 1，转引自 Cumings,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p. 552,876）蒋愿出此“下策”，实是套牢老美的上策。韩战之后，蒋又一再要求出兵，亦无非想要卷入国际反共战争，混水摸鱼，但均未得逞。

韩战休兵，北京与华府之间结怨未减反增，台澎、金马等外岛成为对峙的交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务卿杜勒斯尤为右倾反共，认为即使让中共取得外岛，亦有鼓励共产党进取台澎之虑。不过，美国共和党政权再右倾，仍以其本国的利益为重，对付共产党的基本策略是“防堵”（containment），而非“解放”（liberation），绝不肯牺牲美国人的性命帮助蒋介石反攻大陆，只愿意守住台澎。此乃美蒋之间反共共识中的主要不一致处。美国政府很怕蒋利用高涨的右派反共势力，被蒋牵着鼻子走。如诺兰参议员（William Knowland）即曾激动地要求其本国政府封锁中国沿海。果如此，岂不正中蒋之下怀？因而艾森豪威尔派杜勒斯于1954年12月与蒋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一方面以军事保卫台湾，另一方面防止蒋反攻大陆，所谓“拴住蒋”（leash on Chiang），也就是不要被蒋拖下水。蒋接受美国的保护，只好勉强接受“反攻无望”。蒋虽然嘴巴上仍说，“大陆是中华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收复大陆是我们神圣使命与天职”，但是没有美国人插手，连边都摸不着。

蒋介石当然不会就此死心，美国的反共热情仍高，冷战愈演愈为严峻。天下一旦有变，他仍有反攻大陆的希望，更何况当时美国军方大都好战，如前第八军军长佛理特（James Van Fleet）在《生活》（Life）杂志上，公然主张美军占领金门、马祖，并以原子武器回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当被问到会不会在亚洲冲突时使用原子武器，回答说可能会以原子武器攻击军事设施（参阅Dulles，American Policy Toward Communist China, p. 157-158），此为艾森豪威尔在韩战结束前做核子威胁后的再度威胁。如果真的使用原子武器，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又有了可能性吗？蒋介石怎么会不感到鼓舞呢？他的希望又炽燃了。

他的策略则是积极向金、马等外岛增兵，以便使美国将保护台澎与保护外岛连成一体，并在中共的脚底下放火，以便卷入美军。一旦演成大战，乘胜反攻大陆，老美即使要脱身，亦将身不由己。艾森豪威尔当然看到这一着，要蒋减少金马的军队，蒋拒绝考虑，老美终于知道“他们后面跟着一只熊”（The American knew they had a bear by the tail）。（引自前书，第160页）至1958年，由于国际局势动荡以及大陆内部出现一些困难，蒋更不顾美国人的劝告，将金马的驻军增到十万人之多，并以外岛为基地向内陆做零星的攻击，又高唱反攻大陆的口号，艾森豪威尔虽担心蒋的企图，然而中共于8月23日发动规模宏大的炮战还击，迫使美国总统派第七舰队助蒋突破封锁。北京与华府之间的军事冲突立即升高，《纽约时报》登出“假如共军侵入金门，美国决定动武”的醒目标题。美国一动武，不就是蒋介石梦寐以求的吗？不就可能跟老美一起乘胜“反攻大陆” 了吗？

但是老美毕竟不是傻瓜，舆论出现不同的批评意见，连最反共的国务卿杜勒斯于9月30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也改变了态度，希望金门停战与裁兵。蒋介石断然拒绝裁减外岛的军队，以表示不悦。他最不悦的是，套牢老美以便“反攻大陆”的希望又将落空。杜勒斯更明言不会支持或容忍蒋进攻中国大陆。至此中共方面已知道，攻下金门若不能解放台湾，反而有助于台湾的独立，亦就借故打打停停，悄然结束了轰动一时的八二三金门炮战。

此后蒋介石再也没有机会在外岛制造事端，牵入美军，帮助他反攻大陆。1960年上任的美国新总统民主党的肯尼迪（John F. Kennedy）于当选之前就已表明态度，只保台湾，不保外岛，金门对美国而言，全无战略价值，对蒋亦不如共和党政府之友善。1964年中共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美国的介入更不可能了，连核子威胁也不便再出口了。蒋介石的希望也渐暗渐淡，连“文革”大乱，亦不敢独自出兵，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老美的支援固然不可能反攻，没有老美的允许，也不可能反攻。而老美此时正在越南泥足愈陷愈深，更不愿在台湾海峡别生事端。蒋当然也想介入越战，曾命已当了“国防部长”的蒋经国于访美时提出，明知美国不可能接受的“好意”，仍要提出，可见想介入国际反共战争之迫切。

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最后“出卖”他的竟是共和党的反共健将尼克松（Richard M. Nixon）。尼克松虽是反共健将，也是现实主义的政客。形势比人强，在中苏交恶，越战胶着的情势下，军师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打通前往北京之路，美国总统遂于1972年在人民大会堂与周恩来杯酒交欢，在中南海与毛泽东书房密谈，斯人独憔悴的是在台湾的蒋介石。毛初见尼克松时还打趣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介石不会赞成此会”，接着说：“他叫我们共匪。”尼克松的兴趣很高，问毛：“你怎么称呼蒋介石？”毛笑而未答，周恩来插嘴说，“我们一般说他们是蒋介石集团，在报纸上有时也称他为匪，总之我们相骂。”毛最后说：“事实上，我们和他的友好关系比你与他的要长！”（见Nixon，The Real War, p. 144）

就在尼克松北京交欢前三个多月，联合国终于票决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为唯一合法的中国政府，代表中国。这样一来，不再是“大陆乃中华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是“台湾乃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中华民国”的招牌终被国际断定为赝品而被取下。蒋介石的大陆梦完全碎了，要大家“处变不惊”了。他骂“联合国已向暴力屈服，已成众恶之源”（见流云《卡特你错了》，第197页），未免过于阿Q。他应该想想“罪恶”的联合国让他以台湾一隅代表全中国达二十余年之久。如此白吃的筵席，迟早会散席的吧！

于此大势已去之际，蒋介石已入风烛残年。他一身系台湾的安危，台湾朝野自然会关心他的身体情况，但是在集权的强人体制之下，人民并无“知的权利”。直到多年之后蒋氏父子身边的副官翁元口述往事，才知道1969年7月间“老先生夫妇”前往阳明山避暑时，曾经遭遇到严重车祸，此后身体出现了“恶化的警讯”。1971年11月，又因副官钱如标润滑老蒋的肛门时，不慎使肛门受伤，血流如注，在“老先生只说了一句：把他给我关起来”之后，钱副官就这样被关了五年。（参阅翁元口述，王丰记录《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的日子》，第128、132、134页）一叶知秋，仍然是侍君如侍虎的时代，蒋介石的心态到晚年依然是君主式的，副官们的命运也无异于旧时代宫里的太监。

根据翁元的口述，蒋介石又开始便血，且有血管硬化与肺部缺氧的迹象，不久又双手发抖、两腿无力。所以当1972年5月，蒋介石就任他的第五任“总统”时，身体已见不得人，只好尽力掩饰。就职不到一个月，心脏已经扩大，医官认为必须隔绝静养半年，也就是说根本不能继续“总统”的职务，然而竟被宋美龄否决，还数落了医官一顿。事实上，蒋介石绝不能真正视事，病情每况愈下，心脏病有一触即发之势，特派人到美国去请国际心脏病权威余南庚来台。余大夫尚未抵达，蒋突于7月22日下午昏迷，大小便失禁。余南庚抵台后，全心诊治，并于8月5日将蒋送到荣民总医院总统病房居住。以余南庚为首，一共十一位医生组成治疗小组。就在这样不计工本、全体动员的医护下，蒋介石又延续了三年的生命，于1975年4月5日晚上过世。（参阅翁元前引书，第135-188页）

我们从贴身副官得知，蒋介石根本无法执行第五任“总统”的职务，为了蒙蔽天下人耳目，连代行职务的人都没有。也许因为儿子蒋经国已是“行政院长”，大权已由儿揽，然而如此私拥名器，多少反映了蒋介石及其政权的本质。

国民党的媒体称蒋介石之死是“崩殂”。这种封建字眼的出笼，显然在以帝王相应他们的主子，国民党自称革了九十多年的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革到头来，一代民国竟落到蒋氏两代的家天下里，父死子继，一崩再崩，真是民国的大讽刺了。比较起来，袁世凯的“新华春梦”实在不如蒋介石的“金陵春梦”，袁世凯不甘形为总统而要形为皇帝，结果两样皆无；蒋介石甘于形为总统而实为皇帝，结果两样皆有，形式上，他把“总统位”传给了蒋经国；实际上，他传的无异是“帝位”。——民国的总统竟沦为世袭，“中华民国”之去“中华帝国”也，又几希！

翁元副官在忆述中透露，蒋介石在昏迷时仍口中不断念念有词：“反攻大陆……解救同胞……反攻大陆……”（见翁元前引书，第150-151）这更证明他念兹在兹要“反攻大陆”，但韩战与越战的机会连边都沾不到，失望之余，在垂死之际，仍做哀鸣。这又是一种亡国的哀鸣。事实上，“中华民国”之亡，不亡于1949年，早亡于蒋介石篡夺成蒋家王朝之时。所以1949年所亡的，无异是蒋家王朝。蒋家王朝定都南京，兵临城下前夜，蒋介石文学侍从之臣陈布雷，在黯然环顾南京灵谷寺、鸡鸣寺后，服毒自杀，这一“先你而死”，最有深意。八十六岁的梁武帝，即殉国于此。梁武帝殉国于南京后，前殉后继，又来了殉国者，就是陈后主。通常大家都说陈后主是中国有名的昏君，但细查他的身世，却也昏中不乏令人欣赏之处。他在位六年（583-589），深知司法黑暗，除大赦外，还要用亲自大审的办法，以为救济。同时还主张言论自由，宣布“一介有能，片言可用，朕亲加听览”。除了这些“德政”外，陈后主最有气派的，是他居然把失掉故土的人质（今犹老兵也），“遣送回大陆”。他下诏表示：我既没有能力光复河山，但我不为难你们，你们要回去，要跟骨肉团圆，我送你们回去，送你们到对岸敌人那里去，并且保证送到家，绝不“陈文成”！至于想留下来的，“亦随其意”。这种气派，陈后主干了四年皇上就开放了，但他的浙江老乡干了四十年才开放，可见陈后主做昏君，其实也有令人欣赏的一面。最后，在亡国之日，这位浙江人守不住南京，却也临危不逃，还在原地亡国。陈后主以外，再看明思宗。明思宗是17世纪的明朝亡国之君崇祯。崇祯为人猜忌有余，能力不足，治起国来，整天走马换将，文武大吏个个是“门神”。为什么是“门神”呢？这是有典故的。崇祯要王洽做兵部尚书，王洽长得相貌堂堂，崇祯私语说：“好似门神。”门神都是一年一换的，表示你小子做不久。其实一年一换还是好的呢！崇祯做了十七年的皇上，可是宰相换了五十个！（宋朝开国起一百三十年间，宰相也不过五十一个！）他这个皇帝实在不会用人。虽然如此，他还在亡国前夜写条子，表示“文臣个个可杀”。他恨他的手下，他说他非亡国之君，但是手下是亡国之臣。但是亡国之臣是谁任命的？舍亡国之君外，谁又有权干此好事哉？最后，在李自成进北京的日子，万岁走上万岁山（煤山，现在的北京景山），上吊死了。三十四岁的年纪，就这样自杀了。他死后，在衣襟上留字还埋怨“诸臣误朕”、埋怨他的手下害了他，真可说是至死不悟的浑人。但是，浑人虽然浑，却不失他颇知廉耻的信仰：第一、他“因失江山，无面目见祖宗于天上，不敢终于正寝”，他要“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上吊殉国；第二、在大臣劝他向南方逃走的时候，他拒绝了，他说：“国君死社稷，朕将安往？”他虽然有“台湾”，可是他没脸去逃了。他终于为亡国之君的最后殉国，做了一次好榜样。这个浑人皇帝虽然误国失国，但他的从容一死，却多少引起人们的同情与怀念，——比起只会亡国不会殉国的蒋门神来，他真有帝王气象了！

蒋介石死后，国民党媒体说棺材里放了四本书，过了几天，四本书又变成五本书。这四本或五本之间，颇有奇趣，先看蒋孝子的记录。蒋经国在《守父灵一月记》4月9日条下记录：

东方发白之时，余在荣民总医院照乡俗为父亲穿衣服，并着长袍马褂、佩勋章。十时许，母亲将父亲喜读之三民主义、圣经、荒漠甘泉和唐诗四本书，亲自置于灵榇之中，另有呢帽一顶、手杖一根

又在《难忘的一年》（七十岁生日有感）4月9日条下记录：

到荣民总医院为父亲着衣，此乃最后一次为儿能为父亲所做身边之事。照乡例穿七条裤子、七件内衣，包括长袍马褂。遗体贴身包扎丝棉，穿黑袜、黑皮鞋、佩勋章，并以平时父亲喜读之书：三民主义、圣经、荒漠甘泉和唐诗四部书，置于灵榇之中。另有毡帽、小帽各一顶、手套一副、手帕一方、手杖一支。此皆父亲平日常用之物也。

在这先后两段同一个蒋孝子的记录中，书是四本没错，但在《守父灵一月记》中，朝棺材里放书的是蒋宋美龄；而在后来写《难忘的一年》（七十岁生日有感）中，朝棺材里放书的，蒋宋美龄却出局了，变成了蒋孝子自己了。

再看《总统蒋公哀思录》第一编《治丧报告》4月9日条下记录：

总统蒋公灵柩定今日正午移国父纪念馆，晨六时在荣民总医院灵堂举行小殓，蒋院长遵古礼为总统蒋公衣蓝色长袍及黑色马褂，胸前佩“采玉”大勋章，左右则为“国光”及“青天白日”勋章，夫人亲将总统蒋公平日常读之圣经、四书、唐诗、三民主义及荒漠甘泉，以及常用之礼帽、手杖置于棺内，家人并在灵前行跪拜礼哭祭。

在这里，《治丧报告》把装棺材的功劳给“刀切豆腐——两面光”了。——给蒋介石穿寿衣的功劳，归之于儿子；给蒋介石送读物的功劳，归之于太太。《治丧报告》是由中央大员们的集体创作，按说应比“五内摧裂”神志不清的蒋孝子的记录可信度高，但毛病就出在画蛇添足，书给硬加了一本——多了一部“四书”，变成五本了，这显然是与事实不符的。这一不符，在《治丧报告》4月16日条下，自己就穿了帮：

八时，行大殓礼，由严总统主祭，治丧大员陪祭，与祭者均就原位肃立，奏哀乐、默哀（全国同胞就地肃立默哀一分钟）、献花及恭读祭文后，夫人、长公子经国、次公子纬国及两孙公子孝武孝勇于痛哭中将棺盖盖妥（盖棺时，又增置四书一部于棺内）。张群、何应钦、谷正纲、黄少谷、黄杰、谢东闵、陈立夫及薛岳等八覆旗大员恭将党旗覆盖于棺上，再由严总统、倪文亚、田炯锦、杨亮功、余俊贤、徐庆钟、王云五及于斌等八覆旗大员恭将国旗覆盖于党旗之上，全体公祭人员行三鞠躬礼，再奏哀乐，大殓礼成。

既然说“盖棺时，又增置四书一部于棺内”，则对照起4月9日已放棺中的《四书》来，就显然矛盾了。——一口棺材总不可能放两部《四书》吧？这幕在七天以后又加放一部《四书》的杰作，《中央日报》出版《领袖精神万古常新》（“总统”蒋公哀思实录）中《蒋公崩逝丧厝纪实》4月16日条下，有这样一段：“清晨，蒋公的两位公子，蒋经国院长和蒋纬国将军率同家属蒋公的爱孙孝武、孝勇将一部蒋公平素最喜欢读的‘四书’，安放在蒋公身旁。”对照起《治丧报告》来，又穿了帮。《治丧报告》是说“盖棺时，又增置四书一部于棺内”，是太太带头；但《蒋公崩逝丧厝纪实》却说是早在“清晨”，儿子孙子即将《四书》放进棺中，到了“上午八时正”，儿子才扶持太太出现。——蒋宋美龄又给出局了。这些小动作与不一致，无他，因为蒋介石死后，生平“喜读”的书中，竟不见代表中国文化正统的《四书》，未免太笑话了，乃临时把《四书》改列为蒋介石生前“最喜欢读的”书，赶忙朝棺材里塞（蒋经国在《守父灵一月记》和《难忘的一年》中，都没提加放《四书》的事。所以到底塞了没有，也是疑案一桩），因为塞得仓皇，结果反而闹了笑话。

服侍蒋介石的贴身副官翁元证实：“老先生归西时，没有交代任何的遗言。”（《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的日子》，第188页）但是国民党却发表所谓《总统蒋公遗嘱》，其中名言是“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此遗嘱见证人有“五院院长”，但照“司法院长”田炯锦回忆：

到了6日凌晨1时许，狂风骤雨大作，雷电交鸣，他突然接到了来自官邸的电话，请他赶快到官邸去，当他到达时，立刻被请上二楼，瞻仰故总统遗容。总统蒋公睡在床上，盖着一床被单，很安详的长眠。蒋院长悲恸莫名，当他和立法院长倪文亚、考试院长杨亮功、监察院长余俊贤等人向总统蒋公遗体行礼敬悼时，蒋院长曾跪下回礼，他们再三拦阻，蒋院长仍坚持不已。蒋夫人则坐在床后的一张椅子上，神态哀戚，但镇定逾恒，并安慰蒋院长不要太悲痛激动。当大家行礼敬悼时，蒋夫人曾和大家点头致意。（《总统蒋公哀思录》）

足见到达时蒋介石已死。人已死才在遗嘱上签名，来证明遗嘱真实性，其谁能信？何况遗嘱字迹又非死者亲笔（是秦孝仪的代笔），如此见证，岂不更加荒唐？按《民法》第1194条明定：“代笔遗嘱，由遗嘱人指定三人以上之见证人，由遗嘱人口述遗嘱意旨，使见证人中之一人笔记、宣读、讲解，经遗嘱人认可后，记明年月日及代笔人之姓名，由见证人全体及遗嘱人同行签名，遗嘱人不能签名者，应按指印代之。”蒋介石的遗嘱上列日期是3月29日，是死前七天的事，当时为什么不“指定三人以上之见证人”“同行签名”？为什么要等到死后才冒出见证人来补签？其又违法又不通也，一看即明。而对此依法无效之遗嘱，国民党犹命天下“从蒋而颂之”。其实，比照起“总裁精神”来，说“长相左右”，恐怕还意犹未尽呢！据蒋介石大将贺衷寒《遵训践誓为总统寿》（《蒋总统与中华民族同寿》，中央文物供应社发行）文中所说：“总统的内心，无时无地不有总理之灵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的感觉。昔人谓：‘虞舜慕唐尧’见尧于羹，见尧于墙。’‘颜回希孔圣，孔趋亦趋，孔步亦步。’总统之于总理其景象可谓亦复相若。”可见说“长相左右”，还不够呢！应该说“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才更加周延。

第三节、论定蒋经国

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在岛上相承大位，中间插上一个严家淦，乃是刻意的安排，作为缓冲而已。严氏苏南人，显然是中国历史上出身吴侬软语之乡，官做得最高之一人，但是他是为别人作嫁衣裳。最有趣的是，他个人的造型正是像上海话所说的“裁缝师傅”。蒋介石阅人多矣，自然看中了这个既无政治野心更无政治实力的技术小官僚，提拔为自己的“副总统”。蒋介石于第五任的任期未满死了，严“副总统”继位。诚惶诚恐的严“总统”，在蒋“院长”兼党主席的“指示”下，好不容易挨到1978年下届“总统”选举，立即让贤，亟称蒋经国的盛德。这使我们想起汉献帝的禅让，《三国志》说：“汉帝以众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告祠高庙，使兼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尔绶禅位”。（见中华标点本第一册，第62页）我们若把“汉帝”代换为“严总统”，易“魏”为“蒋”，一样适用。等而下之的则是，汉献帝尚在两汉帝王之列，严家淦只是续完蒋介石的第五任，第六任便是蒋经国，连名义上的一任都没有！

江南在《蒋经国传》里已曾指出，经国为改变形象，做了一些引进“青年才俊”“惠而不费”的措施之后，“马上声名大振，观感一新”。（见第234页）早在1973年，海外学人谢文孙就经由台北《大学杂志》上，遥望台北，称蒋经国为“伟大的政治家”、“为台湾政治领导带来了一个崭新明亮的新象征”。（见该志七月号《从海外遥望：蒋经国在台湾象征什么？》）蒋经国继统之后，国际形势日益恶劣，岛内反对势力汹汹，老兵“想家”，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做了一些改革，放松了一些控制，而这一些都是拖驴上山式的。就这样，他于1988年年初死于第七届“总统”任上时，海内外竟有不少歌功颂德之声，甚至有人恭维他是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伟大政治家。

其实，蒋经国从1939年任赣南第四行政区行政督察专员起，到1949年逃往台湾以至于死为止，实际所统治的中国，在赣南，不过二万三千平方公里；在台湾，不过三万六千平方公里，只占全中国的千分之二到千分之三，可见对中国的全面性统治，相差极远。他做青年军政治部主任、东北外交特派员、上海地区经济管制督导员办事处副主任，除了促成卖国的“中苏友好条约”祸害整个中国外，其他影响，不过一时一地而已，并且成绩都是负面的，谈不到什么事功。从整个中国的观点对他歌功颂德，比例自然不当。唐德刚把他上比毛泽东、邓小平等整个中国的统治者，可谓比拟不伦；许倬云说“经国先生的贡献，在中国历史上有其炳耀千秋的地位”，蒋经国在中国历史上的真正“炳耀千秋”，乃在他赛过石敬瑭，蒋氏父子把外蒙古割让给苏联，其祸害整个中国，比五代后晋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遗害二三百年，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整个中国的比例与历史来看，蒋经国固乏善可陈，试问他在台湾搞四十年的小朝廷，是否尚有可足“炳耀千秋”的呢？以客观的历史家看来，蒋经国 在台湾搞四十年小朝廷的成绩，实在也大有问题。

歌功颂德者的主题有两个，一个是说蒋经国制造了“经济奇迹”，一个是说制造了“政治奇迹”。关于前者，歌德派的错误在溢美；关于后者，错误在胡说。台湾经济的发展，功劳是这个岛上人民全体的，不是蒋经国个人的，纵为了方便论个人功劳，尹仲容等也占前几十名，还轮不到蒋经国。蒋经国在苏联留学，懂的是“格别乌”，对经济却鸦鸦乌，他的经济政策，其实是恶魔附体式的。医学上有所谓“小发作”（Petit Mal）、“大发作”（Grand Mal）。“小发作”代表一种癫痫（Epilepsy）的发作，症状没有全身或局部剧烈抽搐，时间也很短，不过几秒钟；“大发作”则相反，症状是全身抽搐且意识丧失。这种发作，古人不知道是由于脑皮质神经细胞全面性的过度放电，反以为是恶魔附体。法文这字原意，就是大恶魔，即因此而来也。蒋经国四十年前在上海“打老虎”，调来“戡建大队”，动员六个军警单位（金管局、警察局、警备部稽查处、宪兵、江湾以及两路警察局），想要解决经济问题，正是恶魔附体式的招数。经济定律岂是警察压制得了的？别以为蒋经国的无知妄作只是四十年前的旧事，就在上世纪70年代之初，蒋经国还声言对“限价措施”“有成功的绝对信心”呢！就在1986年，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还呼吁“每个人都扮演理想的‘物价警察’角色”呢！四十年的台湾经济，事实上是在恶魔附体下前进的，恰像那《天方夜谭》童话中赖在年轻人身上不肯下来的背上老人，他实在是前进中的一个大负担。没有这种负担，台湾今日的经济发展，当不止于此。所以论定台湾经济发展，当从没有蒋经国岂不更好着眼，而不是有了他才很好着眼。事实上，以台湾此岛的本身条件，加上日治时代的一些基础、大量美援，以及大陆上带来的黄金与人才，四十年的岁月，经济发展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领导者以中人之资、行无为之政，便可达到一定的成果。辜鸿铭讥笑袁世凯，说除老妈子倒马桶无需学问外，天下事皆需学问，但使台湾经济发展到目前程度，实在也无需太高的学问，当然恶魔附体式的学问是不行的。美国总统杜鲁门（Harry S. Truman）说，美国至少有两百人若干总统会干得跟他一样好，看台湾经济发展，当知两百老妈子中，必有芳草。今归天下之功于一人，溢美蒋经国，窃恐台湾两百老妈子都不服也！

至于说蒋经国制造了“政治奇迹”，则失之太远。事实上，蒋经国是真正祸害台湾政治的人。“政治”祸害的程度，才堪称“奇迹”。从1949年蒋介石下野起，蒋经国虽然名义上是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是“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是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但他另负“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实际责任、“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的实际责任，指挥一切党政特务情治机构，后来名义上是“救国团主任”、是“国防会议副秘书长”、是“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是“行政院政务委员”、是“国防部副部长”、“部长”、是“行政院副院长”、“院长”，以至于最后干上“总统”，不管他名义上干什么，骨子里的一切党政特务情治机构，都归他指挥、都由他负实际责任。换句话说，台湾四十年的恐怖统治、四十年的严刑峻法军事戒严、四十年的人身自由没有保障、四十年的言论出版自由被迫害、四十年的集会结社自由被限制、四十年的在人权上的高压、四十年的民主宪政不能发荣滋长、四十年的志士服刑、豪杰受难、亲人望眼、稚子含悲、老兵有家归不得。……这些局面的形成，蒋介石固为罪魁、蒋经国亦为祸首，并且在执行上，他比他老子还负更多的实际责任。尤其在他老子死后这十二年来，他负的更是无可推卸的绝对责任。所以，台湾四十年的“冰河期”、四十年在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上的大冻结、大逆退，蒋经国是众“妄” 所归的真正负责人！

这一真正负责人，在四十年的强人统治之后，在死前几个月里、在衰病侵寻中、在美国人的一再压力下，只不过虚晃几着、搞一点开放党禁、报禁、探亲的噱头、一点换汤不换药的解严戏，有的成效如何尚未可知、有的愈解愈严变本加厉（如对书刊的查禁，竟杠上开花，用到“违警”、“妨害秩序”等法令，尺度之严，前所未有），就被海内外赞不绝口，奉为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上的守护神了，由此可见，夏志清所谓的“政府在蒋经国先生领导下走上民主宪政之大道”、余英时所谓的“他已成为‘中国民主’前途的象征”、杨力宇所谓的“经国先生……创造了……高度民主的局面”、郑竹园所谓的“如无经国先生的英明领导，绝难如此辉煌”、张旭成所谓的“对台湾的民主化……有很大的贡献”、戴国辉所谓的“经国先生一直致力于推行民主改革”、林毓生所谓的“蒋总统在历史上的地位，无过于推动民主的改革”、胡平所谓的“在促进台湾民主化方面，蒋经国做出了重大贡献”等等，都是知识分子信口乱拍马屁。

也许有人说：“声妓晚景从良，一世之烟花无碍；贞妇白头失守，半生之清苦俱非。”“看人只看后半截。”蒋经国既然宣布开放这个、解除那个，我们就该与人为善，称赞称赞。可是我们认为，称赞任何人都可以，但不能背离事实与真相，蒋经国辣手摧花四十年，最后死前几个月才来了一点怜香惜玉的噱头，我们岂可轻予认定？这位“声妓”风骚四十年后才宣布（注意：只是宣布而已）老娘洗手不干了，这种最后几个月的“从良”，为时也未免太晚太短了吧？

在咚咚马屁声中，一个最荒唐的说法是：蒋经国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领袖。试问蒋经国就便是汉武帝了又怎样？汉武帝内多欲而外好仁义，死前三年时候，对被他统治了五十年的中国人民有所歉疚，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汉武帝尽管这么说，但历史上，并不因他有所歉疚就把他五十年对中国的祸害置而不论，——历史的定论是绝不含糊也绝不客气的。你可以说汉武帝繁刑重赋、信惑神怪、巡游无度、黩武穷兵、北逐匈奴、西通西域、东平朝鲜、南置九郡，因为这都是真的，但你不能说他是爱好和平的仁君；你可以说蒋经国繁刑重赋、信惑神怪、巡游无度、戒严弄兵、北卖外蒙、西通老美、东媚日本、南联新加坡，因为这也都是真的，但你不能说他是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上的守护神。正相反的，他的一生，所作所为，正是这些伟大字眼的侮辱者与损害者，对他在这方面的赞美，是对自由、民主、人权、宪政的最大亵渎。一个人踩你的脚，一踩四十年，最后他的贵脚高抬了一下，你却反而歌颂他，这叫什么政治伦理？又叫什么人间是非？要歌颂，该歌颂任何使他贵脚高抬的客观压力与变化，而不是他的贵脚啊！至于政治犯陈映真、王拓、柏杨之流，在蒋经国死后所做的奉承阿谀之言，则更属失态之尤者，他们当年正是他贵脚脚踩下坐穿牢底的可怜虫，如今竟以逐臭为荣而不以为辱，未免太忘本了。

蒋经国不单是一踩四十年的台湾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上的真正负责人，并且在“政治奇迹”上，还别有“奇迹”，那就是他和他老子一样，不尊重政治制度，搞个人独裁。蒋介石出身青色上海流氓、蒋经国出身红色苏联干部，他们对政治制度的理解水平，本来就有限，蒋经国回国后，在庭训之下，红中带青，从做青年军总政治部主任，到搞小组织“燕廉”、“铁血救国会”、“中正学社”活动等等，走的都是不尊重制度、搞个人独裁的路线。这使台湾政治局面，迄蒋氏父子死亡之日，犹陷在党内无民主、党政不分、一人领导等特色之上。金耀基说“经国先生已在民主的转化中，尽了他的责任，发挥了强人的积极功能”，全是不实的阿谀。事实上，蒋氏父子的整个作业的“积极功能”都在违反“民主的转化”，父亲做“总统”、儿子做“行政院长”，这叫什么“民主的转化”？父死子继为“主席”、父死子继为“总统”，这又叫什么“民主的转化”？蒋介石做“总统”则为“总统制”、蒋经国做“行政院长”则为“内阁制”、做“总统”又为“总统制”，这又叫什么“民主的转化”？正因为所有转化都是不民主的，所以一切都配合这一强人统治的方便，而把制度扭曲。例如蒋介石一无战功，由上等兵一跃而为陆军少将，这算什么制度？蒋经国毫无战功，也没打过仗，由老百姓一跃而为陆军二级上将，这又算什么制度？但蒋氏父子公然星光闪熠，自己不以为异，人亦不敢以为异，原因无他，搞个人崇拜使然耳！鹿桥说蒋经国是“不搞个人崇拜的领袖”、徐一鸣（大陆无知的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说蒋经国“不搞个人崇拜”，统统是不知所云。蒋经国不但搞个人崇拜，门槛之精，甚至出蒋介石而上之。蒋介石的个人崇拜，使民畏其威；蒋经国搞个人崇拜，使民惑其亲。以无党无派自命的台湾人吴三连竟亦说蒋经国“仁民爱物，功在国家”；台湾政客朱高正说蒋经国“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国家领导人”，这些不实的谀词，究其原始，都和蒋经国的“亲民‘秀’（Show）”不无关系。而这一“亲民‘秀’”，正是蒋经国搞个人崇拜的现身说法。

蒋经国搞“亲民‘秀’”，可算是他一生最精彩的演出。他光在1978到1981的四年间，就下乡一百九十七次、“与民同乐”一百五十五天。细部举例，像开东西横贯公路，他亲自入山二十一次；像盛产西瓜的丰田村，他连续五年来个五访；他一会儿到南部佛光山四度莅临；一会儿又到北部唐山木器行登门道谢。……歌功颂德者连篇累牍的称道蒋经国这种为政之道，殊不知这是为政的小道而非大道。中国政治哲学的为政大道是《淮南子》所说的“重为惠，若重为暴”。“重”是不轻易，统治者要不轻易施小惠，一如不轻易做坏事一样。统治者要节制自己，做到“无智”、“无能”、“无为”的三无。“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无能，故能使众能也；无为，故能使众为也。”正因为统治者自己不显配聪明、不炫耀能力、不捞过界下决定，这样大众才能发挥他们的责任与才干、才不做奴才。但是蒋经国却一反其道，他要亲施小惠，并且政由己出。结果呢，一个七层慈云讲寺算不算违建、一片九孔养殖场该不该拆除、一次中秋节应不应弹性放假、一家小琉球发电厂要不要抢救整修，都要领袖说了算，到头来领袖永远是“一生劳瘁”、“力疾从公”，他累得要死，手下奴才却闲得要命！

汉朝皇帝向大臣周勃问行政业务，周勃不清楚，又脸红又流汗，表示惭愧；汉朝皇帝向大臣陈平问行政业务，陈平坦然说不知道，说这些细节去问专业的行政人员好了，不必问我，我是大臣，是管大事的。陈平不但不脸红流汗，并且夷然自得。陈平是国家大臣，大臣怎么能管屁事？管屁事，自然就影响到办大事的时间与精力。蒋经国生前四度访问基隆市仁三路的奠济宫，并且和住持下过两次棋，这是干什么？一座小庙，值得这样探求民隐，才能了解吗？民隐并非不可探求，但是这样子频繁、这样子毫无章法，不是作“秀”又是什么呢？记录上说蒋经国在开东西横贯公路时候，“亲冒危险，深入荒山，披荆斩棘，餐风露宿去勘察路线”，其实这是一名区区公路局工程师干的事，何劳“大政治家”亲自出马？如果这样为政算是正道，试问一朝“反攻大陆”“光复大陆”了，可怎么办？占中国千分之三的台湾，建设起来，蒋经国都要神出鬼没的穷忙至此，一旦千分之九百九十七的来了，再躬亲细务而能分身有术者，岂可得乎？何况，蒋经国这种为政之道，如真能解决问题，也就罢了。事实上，他在1980年永安煤矿灾变时挨家挨户去致哀慰问，八年后的矿工依然悲惨；他在1972年女票据犯代夫坐牢时慈悲为怀去下令改善，十五年后的女囚犹在牢中。多花时间去上山下海做“亲民‘秀’”，何如关起门来多做点亲民事？慰问孤苦不如解决问题，蒋经国的勤政爱民，其去伪善也，又几希？

我们的结论是：蒋经国瞎忙了一辈子，却从来不懂经国之道！如今他死了，丘宏达说“乃是国家一大损失”，真不知道“国家”“损失”了什么？1950年，蒋经国说：“复兴活在中国，失败死在台湾。”他如今死在台湾，证明他一语成谶，也证明他的失败属实。这四十年，蒋氏父子本来有很好的机会，可以从容建立自由、民主的橱窗，可是他们太自私，结果先死后死，都为天下笑。1958年蒋经国说他们“绝不会重走郑氏当年失败的旧路”，其实他们还不如郑成功，郑成功至少反攻到南京、至少传位到第三代。蒋经国宣布“未来蒋家的人不能也不会担任总统”，一时传为美谈，但他为什么不使自己不做第二代的“总统”？那样岂不更漂亮？他有四十年的机会、又有三十年的机会、又有二十年的机会、又有老子死后十二年的机会，他都执迷不悟，失掉了。最后以垂死之人、做无望之语，纵属临终悔罪之言，难逃历史无情的论定。

第四节、扶不起的蒋三世

蒋介石实际上只有一个儿子经国，毛福梅所出，蒋纬国是抱来的。经国的俄国太太蒋方良替他生了一女三子。女儿蒋孝章嫁给俞大维的长子，中德混血儿俞世扬，蒋经国起初很不高兴，嫌俞世扬年纪太大又结过婚，但结果倒蛮好，安分守己，这个中、德、俄三国混血家庭，住在美国，完全脱离是非圈之外。三个儿子孝文、孝武、孝勇，为蒋氏王朝第三代的希望所寄，麻烦就不少。蒋经国在赣南与情妇章亚若所生的双胞胎章孝严、章孝慈，因章女坚持要名分，被特务奉命害死后，冠以母姓，一直没有归宗，反而在朝代终结之后，还能维持一官半职。

蒋介石初对长孙孝文，寄以厚望，内定接班人也。从蒋介石送他进军校并大肆宣传起，布局已天下皆知。不料此子是花花太岁，学书不成，去而学剑；学剑不成，去而镀金；镀金不成，去而从政；从政尚待有成，却酒色戕身以遗传而来的糖尿病并发以废以死。其间拜现代医药与皇家病房之助，荣总高卧达十八年之久。蒋孝文的自暴自弃，乃蒋家的最大恨事，否则在年龄上，孝文接经国之棒，犹可如经国接介石之棒也。

孝文病废之后，剩下小十岁的孝武，以及年纪更轻的孝勇。两个小兄弟长大成人后，分别从政从商。幼弟孝勇插手党营事业，大做生意、大赚其钱。年方三十五岁就当上全岛最大企业之一的中兴电子公司的头头，大肆包揽工程。诸如包揽了桃园国际机场的工程以及摩托车正字号安全帽等大生意。反正是肥水不落外人田，由我独沾。孝武从政，则势所必然，朝代需要接班，别无选择也。

当蒋经国登基正式成为“总统”之后，孝武的太子架式益为明显。刻意培养的最佳例证莫过于阳明山上办了三期训练班，蒋孝武于第三期毕业后就此结束，其中人马包括后来成为“行政院长”的连战、“内政部长”的吴伯雄、“外交部长”的钱复、国民党秘书长和省主席的宋楚瑜等等，这些号称“山胞”的“青年才俊”，名义上与蒋孝武结成“同学”关系，实际上就是太子党，想上比李世民的十八学士。结果蒋家的十八学士一一出线，封官受禄，而蒋家的二太子却功亏一篑，没能出得来当上唐太宗。

蒋孝武固然绝非唐太宗的料子，美国人从旁观察，就看出这个洋名叫艾里克斯蒋（Alex Chiang）的中俄混血儿，情绪极不稳定，酒鬼兼烟枪，又好声色与喜交黑道朋友（见Kaplan, Fire of the Dragora, p. 305，362），显然是品学兼“劣”。时代毕竟不同了，蒋家在“民主”的招牌下搞家族政治，总不好意思像旧时代皇太子那样明目张胆。所以不能明来，只有暗搞。很自然的以中广公司董事长的名义，从逐步掌握特务，参与党务入手。明眼人一看便知，当时的党营广播事业与情报组织原有密切的关系。

蒋经国当上“总统”，党政军特更是一把抓，军特部分的第二号人物王昇，亦因而气焰强盛，组织“心庐”等等小团体，使特务大大加强对学校的控制，台大哲学系事件即此一例。江南在《蒋经国传》中提到：

王昇利用刘少康小组的名义，结党营私，专横跋扈，成为国民党的“文革小组”，经国因病，未予觉察，了解实情后，一纸命令，将其铲除。王昇削权，且流放南美，说明经国的魄力和当机立断的决心。（第362-363页）

江南所见并不深刻，未悉王昇再凶猛，不过与戴笠一样，只是蒋家养的狼狗；“将其铲除”，何须什么“魄力”？江南也没有看到，告发王昇的是当时台北驻美代表钱复，密告蒋经国，王昇访美时私晤美国中情局（CIA）人员，犯了蒋家的忌讳，而钱复者，“山胞也”、“太子党”也，未尝不是透露蒋孝武要插手特务的时间到了，王昇安得不“流放南美”呢？

孝武插手特务，不必很高的职称，以“总统”的助手介入“国安会”，即可接替王昇的实权，有谁敢不买皇太子的账呢？自此特务每天都要向孝武汇报，孝武每周向他父亲简报。（见Kaplan, fire of the Dragon，p. 362）孝武既插手特务，其黑道朋友即可派上用场，尤其是外省子弟的竹联帮，更可作为外围。其实，国民党与帮会有密切关系，早已历史悠久，蒋介石更借青帮之助，并且一直引为外援。

1984年10月15日上午，作家江南在旧金山自宅车库中，被暴徒枪击身亡。江南原名刘宜良，在旧金山开了一家礼品店，但真正的兴趣是写时评，因出身政工干校，对蒋经国的事知之甚稔，曾出版与官方口味不合的《蒋经国传》，并从事写作《龙云传》和《吴国桢传》，更触蒋家的忌讳。因而江南被谋杀，明眼人一望便知是文字贾祸、铲除异己的政治性谋杀。具有杀害江南动机的政权，非蒋家莫属，而蒋政权派特务杀害异己文人，又史不绝书，在大陆时代有史量才、杨杏佛、闻一多等等，到台湾又有许寿裳、林义雄家属以及陈文成等等。然而特务杀人，何从破案？上述这些要案都破不了，岂非无故。不仅此也，事过境迁之后，特务们还会自吹为国除奸呢。

但是江南案却有与众不同处。他虽一样是黄肤黑发的中国人，然而人在美国，又具有美国公民身份。换言之，从法律上讲，等于是台湾派人到美国去杀一个美国人，而美国又是国民党政权所依靠的，东窗事发之后，岂不是要吃不完兜着走吗？诚如曾隶中统的万亚刚所说，“上得山多终遇虎”。（见氏著《国共斗争的见闻》，第153页）

直接枪杀江南的凶手是竹联帮老大陈启礼麾下的吴敦和董桂森。他们在现场留下脚踏车后，搭接应的汽车逃跑。他们回台北之前又在旧金山飞机场与台北“国防部情报局”高级官员通了电话，留下“交易成功，将要庆功”的语音。陈启礼并预作防备，以免被“情报局”出卖，当替罪羊，留下录音带，明言曾于1984年8月14日，在阳明山“情报局”基地受训，“局长”汪希苓奉命派他去美国杀叛徒刘宜良，“副局长”胡仪敏、处长陈虎门均在场（陈启礼录音自白英译见Kaplan，Fire of the Dragon，p. 446-448），这一切证据都被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先后掌握到。

当凶手的竹联帮背景在美暴露时，台北当局立刻发动扫黑的“一清专案”，把庆功宴上的座上客陈启礼、吴敦，投入监狱做阶下囚，董桂森见机脱逃。当竹联帮与“情报局”的关系被美国警方掌握后，台湾官方才立即将代处长陈虎门、“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三人撤职查办，扣押待讯。这一下子等于国民党政府自认“情报局”涉案，事态已极为严重。美方十分清楚，此绝非台湾“情报局”的个人行为。事实上，美国新闻调查记者卡朴兰（David E. Kaplan）在《龙之火：政治、谋杀、与国民党》（Fire of the Dragon: Politics, Murder, and the Kuomintang）一书中，详列国民党特务在美活动有四十余年之久，包括监视美国人、向国会议员行贿、偷窃武器和科技机密、贩卖毒品，而今又在美国土地上谋杀美国公民。美国的司法与立法部门力主彻查、要求引渡，以便追究“情报局长”以上更高层次的幕后指使者。但是行政部门，尤其是里根（Ronald Reagon）总统的白宫，为了美国的利益，不愿相逼太甚，因为如果事态再扩大，势必导致武器禁运、经济制裁，岂非要把台湾搞垮？乃决定把此一法律问题当作外交问题来处理。里根竟亦不公开提江南案一字，引起日裔众议员岭田（Norman Mineta）的责难，斥里根虽强烈谴责并欲消灭恐怖主义，却对此江南案沉默，说是“我很遗憾地告诉你，在我们亚裔美国人之中，愈来愈感到你这个政府并不认真关切少数民族的基本权利”。（引自Kaplan,fire of the Dragon，p. 442）平心而论，里根沉默，不愿深究，并不是种族歧视，而是美国国家利益交关，雅不欲让北京得渔人之利也。不过，里根仍然下令驱逐了所有的国民党在美特务，一个不留，可说是一史无先例的举措，也够国民党瞧的了。

美国方面不打破砂锅问到底，才使国民党方面能够“弃车保帅”，到汪希苓为止，不把后台老板掀出来。不过，后台老板是谁，明眼人心中明白，蒋家脱不掉关系，中外舆论尤一致指向蒋孝武。首先，孝武此时确已插手特务，连李敖在文章中自称坐牢是“蒙难”，孝武都要过问，提出来认为大逆不道，因唯有孙中山、蒋介石可以“蒙难”，李敖“蒙难”便是“玷污国父，亵渎总统”。（见《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八十四期，第311、312页）由于孝武可以指挥特务，又是皇太子，当时台北文武大官趋炎附势之状，已在公众场合出现，根本不避人耳目。其次，孝武与竹联帮早有勾结，来往频繁，而出事之后，竟扯大谎说从来不认识陈启礼，根本没有见过面，情急否认，忘了有不少见过他与陈启礼曾在一起的人证。《纽约时报》记者包德甫撰文报导，直指蒋孝武与竹联帮有关系，孝武扬言要控告毁谤，却不敢有所行动，显然心虚。再说，竹联帮在美头目白狼张安乐，以及在美受审的凶手董桂森都明言，指使谋杀的幕后“大老板”是蒋孝武。张安乐于1985年3月1日在美国加州一家名叫“林肯广场旅馆”（Lincoln Plaza Hotel）当众忏悔自白，并确认蒋孝武命令陈启礼杀害江南之后，陈启礼的父亲急忙自台北打电话给张，说是如果竹联帮再继续指控“总统”的儿子杀人，国民党将要杀陈启礼于狱中。（见Kaplan, Fire of the Dragon, p. 468-469）显然受到台湾官方的威胁，使在海外的竹联帮人马投鼠忌器，不敢再事声张。

台湾官方同时发动宣传机器，并利用香港中性刊物《九十年代》，公布所谓江南七封信，把江南降格在“情报局”线民一级的层次。他们认为把被害人名誉破坏，则暗杀被害人就是可以被接受的道德行为了。杀了人，还要“杀人家的品格”（character assassination）。其实，江南不仅与国民党的情报机构有往还，亦与美国以及中国大陆的情报机构有往来，我们可以骂他是线民，但他绝非某一方面的间谍，更不可能是三方面的间谍。没有一个间谍会如此抛头露面、明目张胆地写有争论性的文章。国民党无论如何贬低江南，也不能说杀江南有理，更不能弥补杀害江南所造成的后遗症。

对蒋氏王朝而言，后遗症尤其是灾难性的。美国人为其本国利益不愿赶尽杀绝，追究祸首，但亦雅不欲再见蒋家再传子接代。蒋经国在内外交困，以及美国强大的压力下，无可奈何花落去，宣称蒋家人不能也不会接班，并将孝武“流放”到新加坡去当代表。孝武之流放就像当年王昇之流放，权一放再难收矣。从孝武离台一刻起，蒋经国必然明白，不可能继续再走他父亲蒋介石走顺的路子了。

江南案与蒋孝武有关，应无可疑；与蒋经国是否有关呢？陆铿在《江南案对台局的影响》一文中说，涉及“蒋经国似乎有点离谱”（见《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八十三期，第237页），其实并不离谱。蒋孝武虽插手指挥特务，但特务的最高领导仍是蒋经国。蒋孝武干这样一件事没有理由瞒他自己的父亲，何况他们杀人的动机自认是制裁叛徒的爱国行为，特务们津津乐道的爱国行为，蒋经国从来没有制止过，甚至批评过这种行为。强人如蒋经国也不可能被自己的儿子和特务们瞒住。最大的可能性是，蒋经国事前默许，事后掩遮。即使退一步说，他事前不知，也难逃道义上的责任。一家公司出了纰漏，董事长能卸得掉责任吗？

我们眼看蒋氏王朝楼起楼塌。蒋介石于1912年枪杀陶成章，始有闻于世；蒋孝武于1984年命令竹联帮枪杀刘宜良，惊动太平洋两岸。相隔七十三年的两度枪声，象征一个开始与一个终结，亦可谓有始有终矣。

历史天平上的蒋介石（汪荣祖）

蒋介石是民国史上少数几个元首级人物之一，曾一度君临全球四分之一的圆颅方趾，自有其应有的历史地位。然而蒋介石的历史形象却出现不同的扭曲。在国民党统治以及影响所及的地区，由于长年“无限上纲”式的涂脂抹粉、亟力抬高、捧成丰功伟绩书不胜书的民族救星，连蒋介石本人亦不自觉地自称“民族救星”，向大陆同胞喊话，甚至更有人加以神化，径谓“蒋总统是神”！共产党则把他从神降为魔鬼，视为“人民公敌”、“两手沾满人民鲜血”的“第一号战犯”。近年为了统战，却又溪口修墓，撰史写传，做了一些未必完全恰当的正面描述与肯定，但基调仍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以及“官僚”资本的代表。似乎是有褒有贬，其实褒贬仍各走极端。在西方，尤其是美国，蒋介石早已被论定为失败的负面人物，普遍被认为是一既独裁又无能的政治人物，接受大量美援仍然失去中国大陆的常败将军。我们在书中述及杜鲁门晚年对蒋氏夫妇极为轻蔑的批评，可见一斑。这些不同的极端形象，不论正面或负面，都是经过“包装”的蒋介石，见不到蒋介石的真面目。

但是我们从事历史研究，就是要展现过去人与事的真相。像蒋介石这样的人，若真面目不露，许多民国史事亦就难以大明。读者看完这部《蒋介石评传》，应可觉察到作者求真的用心，以及对不少疑难的民国史事起了照明的作用。我们愿意在述论蒋介石真实一生的基础上，进而采宏观的角度，以历史天平为准，再做若干综论性的总结。

在众多的评论中，几乎没有人争议的乃是蒋介石为一革命者，是一爱国的民族主义者，他与他的国民党员在国际上也被称为“民族主义者”（Nationalists）。但是根据我们的理解，这样的提法仍有可议之处，并不确切实在。

蒋介石当然自称是革命家，以承继孙中山的革命法统自任，视政敌为反动或反革命。但是革命两字自有其客观的含义，最简单地说，乃是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的政教秩序之谓。当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要推翻的是代表旧社会的军阀与地主势力，以及代表外国利益的帝国主义势力，要建立的则是三民主义的新中国。然而蒋介石却一一与军阀、地主、帝国主义势力妥协，挂三民主义“羊头”的南京政府，实际上是卖一党专政的“狗肉”。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便讥嘲蒋介石执行的三民主义是“卖国主义、党治主义与民不聊生主义”，虽极尽挖苦之能事，却有其真实性，故能引起共鸣，亦足以说明蒋介石的“革命”连虚有其表都没有。蒋介石在短短几年内，从“红色将军”到“白色恐怖”也就不足为奇，更不必徒劳说明他从极左到极右的思想转变，因为他的“革命思想”本无真实的内容，原是一种作为政治诉求或贏得政治利益的口号或形式。真正的革命思想必须要能突破既有旧思想的“情结”（emotional evolvement），蒋介石并没有；如果我们说列宁、托洛斯基、甘地是革命家（参阅Wolfenstein, The Revolutionary Personality: Lenin, Trotsky, Gandhi），蒋介石根本不是。

当蒋介石下级军官出身的历史家黄仁宇提倡“大历史”，呼吁从大处与宏观来看待历史事件与人物。其实治史原当如此，不过他从“大历史”来看蒋介石，有意无意之间，以历史之“大”来掩遮个人之“小”，以“非人身因素”（inpersonal factors）来解脱个人因素，个人的历史责任就可推给不可抗御的历史趋势，于是蒋介石的“有所作为”或“无所作为”，都成了历史之“必然”而无可厚非，若加以谴责便犯了“道德裁判”的谬误！有趣的是，黄仁宇既认定蒋介石个人在“大历史”中，身不由己，无可奈何，却又说蒋氏建成“高层建筑”，主持“人类历史罕见”的“群众运动”，以及在“统一的军令之下”，动员三五百万兵力抗战，为“洪荒以来所未有”，为中国现代化铺了路。（参阅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这些论断，且不说在思维上的矛盾，与史实也多有不合。

1924年国民党改组，请共产国际的鲍罗廷当军师，的确组织并发动了群众运动，但是自从蒋介石清党之后，已与群众运动“划清界限”，视为暴动，采取敌对的态度与镇压的政策。工会、农会一体解散；工运、农运头目，迭遭杀害。被清除的共产党倒是在“朱毛匪帮”的领导下，大搞特搞工运农运学运，与蒋抗衡。足见蒋自执掌大权之后，始终站在“群众运动”的对立面，他虽然“革命”不离口，以革命做标榜，实际行动根本是反革命的，最后也就是被革命暴力所击溃而失去大陆、退居海岛的。一个自称革命的人结果被人革了命，不知是“反讽”还是“吊诡”？至于说抗战时期“统一的军令”，只是蒋介石的“梦想”而非“实际”，那“洪荒以来所未有”的“动员”，悲壮有之，凄惨更有之，几乎毁掉了一个国家，于中国现代化绝对有碍，遑言“铺路”？蒋介石建筑的“高层机构”，无非是说他成立了一个南京中央政府，但此一机构并不比北洋政府更高层，而同样缺乏中下层的基础，何足深论？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最后做这样的结语：“蒋介石不是大独裁者，他缺乏做独裁者的工具。他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民主斗士。纵使他有此宏愿，他也无此机会。”（见前引书，第427页）事实上，蒋介石并不缺乏独裁的工具，除了直接控制军队外，还有中统、军统等特务机关，所谓“蓝衣社”根本是效法墨索里尼的“黑衣社”（The Black Shirts）与希特勒的“褐衣社”（The Brown Shirts），只是比不过希特勒的“集权”，又因中国幅员辽阔，“魔掌”尚不能涵盖全域耳。正由于独裁心态，他绝无可能有做“民主斗士的宏愿”；若有此宏愿，则绝对有足够的机会。且不论抗战胜利后，在自由民主的潮流下，他仍坚持一党专政，反对联合政府，即使在美国的压力下，完成政协决议而又故意破坏之。至少撤退到台湾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中，有足够的时间与环境，逐步推行民主，然而他却以一再违宪连任、严禁言论自由、使反对党胎死腹中终其生。“无此机会”云云，完全不能符合事实，大历史的角度竟把历史铜镜看成哈哈镜了。

蒋介石生长的时代，正值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之勃兴，在空前激烈的内忧外患震荡下，仁人志士们的救亡意识特别强烈。蒋介石身历其境，具有显著的民族主义与爱国情操，原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我们细察他一生的言行，这位普遍被认为“深具民族主义”人物的爱国情操，并非如是简单。他的反帝民族情绪很不一致，例如对英帝表现出深恶痛绝，而对美帝却委曲求全，未免势利眼；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他心目中国家民族利益与其个人利益孰轻孰重的问题。我们不难看出，他常把个人与党国的利益，二而为一，他的危机就是党国的危机、他的挫败就是党国的挫败、背叛他就是背叛党国，例不胜举。两者的利益固然也有互相吻合的时候，例如他“绝对反对”台湾独立、美国托管，既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他本身的根本利益，因为无论“台独”或“托管”都将动摇他的权力基础，以及蒋政权的合法性。周恩来于1959年说：“民族立场很重要，我们对蒋介石还留有余地，就因为他在民族问题上对美帝国主义还闹别扭，他也反对托管、反对搞两个中国”（见《周恩来统一战线文献》，第397页），并不尽然，哪里仅仅是“民族立场”呢！蒋介石本身利益与党国利益冲突的时候未尝没有；至此时也，孰轻孰重，便见分晓：在抗战之前，他为了清除异己以稳固一己的权位，一再容忍日帝的蚕食鲸吞；抗战期间，若非日本军阀过于狂妄，不愿意撤军，他已准备承认满洲国，接受长城以南的国土了；抗战胜利后，为了拆中共的后台，不惜牺牲东北权益、出卖外蒙，以与苏俄签订友好同盟条约；他与史迪威闹翻，似乎是因为不愿把军队指挥权交给外国人，然而当国共内战失利，竟主动要求美国全权主持以救其危亡，唯遭杜鲁门拒绝耳。类此可见，他把自己的重要性明显置于党国之上。他是“皮”，党国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最可表达他的心态。

然则我们又如何来看待这位历史人物？台北的野史馆馆长刘绍唐曾透露一则大内秘闻，说是大陆上大闹“文化革命”之时，国民党内策士议论纷纭，而蒋总裁一言搞定：“权力斗争是真，其余都是假的！”且不论此一惊人之语，是否完全正确或过于简单化，至少透露出此语者的心术，并可从他1936年3月26日的日记里得到印证：“政治生活全系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这种不择手段的以术谋权，原是打天下或争天下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项羽与刘邦，一个说“彼可取而代之”，另一个说“大丈夫当如是也”，都表现出这种野心，而蒋介石在发迹之前，于1921年岁暮，自沪赴港海行途中，向他新婚爱妻道出“我很有野心”的心声（见《陈洁如回忆录》上册，第129页），所谓“野心”的具体内容，乃是不为他人做“嫁衣裳”，而由自己来开创基业。既然把国事视为自己的基业，何异自古以来的帝王思想？蒋介石终于把基业传给儿子蒋经国，岂是偶然？俗称“蒋家王朝”，并非虚妄，而蒋氏牢固的封建迷信意识更带有传统色彩。

从帝王的角度看，蒋介石的“野心”、“权术”与“际遇”，已使他实际上成为开国之君，他的名义是蒋总司令、蒋委员长、蒋主席、蒋总裁、蒋总统，实质上与操生杀大权的皇帝无异，他手批枪毙实在比皇帝批杀头更无拘束、更可不按程序。但是他马上得天下，枪杆子出了政权，却不能马上治天下，奋斗了一辈子、忙碌了一生，落得二世而亡的结局。我们重读孔尚任的《桃花扇》，能无历史重演的感慨？请看这一段：

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第148页）

岂不是又一场金陵春梦？而其兴亡之遽，照诗人史家陈寅恪的说法，古来没有几回；而其亡也，使公（蒋介石）“自我失之”！（见己丑夏日诗）

“自我失之”的原因很多，但主要不在使公的出身。蒋介石少年顽劣无赖，成年混迹帮会、拜老头子、炒股票，以及在十里洋场的荒唐放纵行径，固乏善可陈。然而在绵长的国史中，以流氓而成国君者并不罕见，开创两汉四百年江山的汉高祖与大明三百年基业的明太祖，都出身寒微，与流氓少异，所谓英雄不怕出身低，盗亦有道，已故政治思想史权威学者萧公权在口述中曾提及，假如蒋介石有杜月笙拍拍胸脯“闲话一句”的气派，或不至于失败。可是蒋介石早年对付汪精卫、胡汉民；中年处置张学良、杨虎城；晚年整掉吴国桢、孙立人，以及把叶公超打入冷宫，不得翻身，在在显示他一贯的、异曲同工的“心胸狭窄”，不仅假公济私，而且以私害公。不仅此也，他还要刻意掩饰他过去不光彩的历史，甚至为了掩饰，对明媒正娶的陈洁如做出违乎常情的不合理待遇。掩饰之外，还要伪装，在官方文书以及中小学的课本中，竟谎称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我们在这本评传中，有专节澄清，证明他不曾进过士官学校。考证事小，正误纠谬事大，更重要的是，可以小见大，一叶知秋，正如浙儒马一浮所指出，蒋氏之褊狭与矫揉，影响其治国，非同小可。所以就古帝王的标准而言，蒋介石的表现亦殊乏王者博大的气象。

蒋介石的时代毕竟有异于古帝王，作为一国的领导人，基本的现代知识必不可少，而蒋在这方面显然是不够的。经济学家马寅初曾将蒋光头的脑袋比作电灯泡，里面真空，外面进不去，也许失之严酷，但绝非虚构。开罗会议时，蒋介石在国际场合不知“季风”是什么，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领导人本身虽然知识短缺，若能起用人才，以众智为己智，未尝不可截长补短，胡适以“乘势以为本，御众智以为马”祝蒋“总统”七十寿（见《自由中国》第十五卷第九期），就是这个意思。胡适的献言固然来得太迟，而七十翁不仅不与见听，反被激怒。因此终其生，唯凭自身的不足，一味蛮干，以军警特为鹰犬，无人敢于纠正其误，鲁莽灭裂的后果，断非偶然的了。

由于这样的蒋介石操生杀之权、掌党国命运，其影响所及，固不仅止于一群人、一个党，势必波及全国全民。他一个人的决策可以影响到千百万人的身家性命、国家前途、民族根本利益，诸如中原大战、八年抗战、国共内战、中苏以及中美关系等等。这一切的功过成败、代价巨细，都记在历史的账上，这部评传也有所交代。可以更进一步指出的是，朝代虽已终结，他留下的影响并未完全消失。宏大巨硕的“中正纪念堂”仍然高耸在台北的精华地区，留下一个难以视而不见的具体象征。

更具现实意义的是，当今台海两岸的现状，就是蒋介石遗留下来的问题。当年国民党仍拥有大陆半壁江山时，蒋引退下野之际，即预先布置将主力迁移到台湾，因此韩战爆发后，形成海岛与大陆对峙的局面，以迄于今。蒋介石的灵柩暂厝于慈湖，显然按照他的遗言，“待来日光复大陆，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蒋经国《守父灵一月记》，第2页）“光复大陆”于其生前早成虚愿，更有人讥为“神话”，不过归葬紫金山的遗志，应可于两岸和解与统一后得酬。他的盖棺入土虽尚未尘埃落定，但他的一生足可于其逝世二十周年之际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