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李敖全集

#《蒋介石研究五集》目录

• 《蒋介石研究五集》自序
• 一、蒋介石在现场救孙中山？
• 二、为《蒋总统秘录》歪曲历史指谬
• 三、蒋介石与张学良之一
• 四、蒋介石与张学良之二
• 五、蒋介石与张学良之三
• 六、蒋介石笔下的孙铭九
• 七、蒋介石放水成性
• 八、《蒋总统传》信口开河
• 九、不平等条约是蒋介石废除的吗？
• 十、蒋介石卖国冠军
• 十一、蒋介石的“蒙古症”
• 十二、蒋介石与日本降将
• 十三、蒋介石与自己降将
• 十四、蒋介石与康将军之衣
• 十五、蒋介石与康将军之洞
• 十六、蒋介石与“雷案”

《蒋介石研究五集》自序

《蒋介石研究》是1986年10月31日出版的。出版后只一天（11月2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就查禁了它；被查禁后两个半月（1987年1月15日），我又出版了《蒋介石研究续集》以为回敬，出版后只一周（1月22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也查禁了它；被查禁后五个月（1987年6月27日），我又出版了《蒋介石研究三集》以为回敬，出版后一个月（7月6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又查禁了它；被查禁后近四个月（1987年10月31日），我又出版了《蒋介石研究四集》以为回敬，这时台湾已经解除戒严，原来查禁《蒋介石研究》一至三集的法令——“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不能用了，国民党的“文字警察”们顿失所依，只好一时眼睁睁的看我发售《蒋介石研究》一至四集，心里算计如何整我。

在“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适用期间，查禁李敖的书，用的都是该办法第4条第4款“诋毁国家元首”、第6款“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或危害社会治安”、第7款“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来作为罪名；可是解除戒严后，只能按照“出版法”来查禁了，而“出版法”中的罪名，只有触犯或煽动他人触犯内乱罪外患罪、触犯妨害公务罪、妨害投票罪、妨害秩序罪、亵渎祀典罪、妨害风化罪，或评论尚在侦查或审判中之诉讼事件，才能查禁。但这些罪名，都跟研究蒋介石扣不上，于是国民党的“文字警察”们，便挖空心思，另外想法子。

法子在《蒋介石研究四集》出版后二十七天想了出来。1987年11月27日下午，台湾全岛各地警察同时出动，大肆查扣李敖的书，并传唤售书的书店书摊老板，制作笔录，以违警裁决，基本罪名是“陈列贩售行政院新闻局查处之蒋介石研究等书刊为警当场查获”。书店书摊老板不堪其扰、心怀畏惧，大都不敢再卖这些书，于是，警察老爷欣然复命，以为大功告成。

就在这当口，我“查获”到这一同时出动的作业，起源在“行政院新闻局”（76）铭版四字第13645号密函，足证是原由“新闻局长”邵玉铭行文给警政署后交办下来的，所以这个案子邵玉铭构成妨害自由教唆罪，已知的八个警察分局长也一并涉嫌妨害自由。

除了把他们九个公务员一并告进法院外，为了对国民党花样翻新的钳制言论自由有以立即回应，我特别加出这本《蒋介石研究五集》，以为回敬。反正闹来闹去，倒霉的乃是他们主子蒋介石，李敖的春秋笔法，总是“微斯人，吾与谁归”啊！

1987年12月15夜

蒋介石在现场救孙中山？

——共患难的还有谁？

国民党同路人沈云龙，所谓青年党历史家也，在《传记文学》第三十二卷第二期上，写了一篇《陈炯明叛变与联俄容共的由来》，记1922年6月15日，孙中山在“陈炯明叛变”之际，

于深夜得秘书林直勉报告，从间道脱险至海珠海军司令部，督率各舰，还击叛军，并亲登永丰舰，指挥作战；一面命北伐诸军回师平乱，以中途受阻失利，许崇智部退入闽境，李烈钧部亦退广西。中山先生以援师无望，与叛军相持，又久而无功，乃于8月9日偕自沪奔粵与共患难之蒋中正离舰，取道香港赴沪，距就任非常大总统，仅一载余耳。

这段话中，所谓孙中山“乃于8月9日偕自沪奔粤与共患难之蒋中正离舰”云云，是有很大语病的。因为字里行间，显然给人一种印象，就是孙中山出奔期间，“与共患难”的，蒋介石是唯一一人，相对的，别的同志则不与焉、别的同志都成了见死不救的懦夫了。事实真是如此吗？

事实绝非如此。

事实既非如此，所谓青年党历史家为什么要曲笔呢？一言以蔽之，谄事国民党耳！

国民党为了宣传蒋介石是孙中山的唯一继承人，在他们两人之间，把真相扭曲、使历史短路之处，实在不少，经过一次又一次扭曲与短路之后，蒋介石自然成了孙中山的唯一亲密战友，其他的战友，自然也就电影镜头般的，一一“淡出”了！

以“陈炯明叛变”事件为例，就可看出国民党的这种宣传手法了。我举前“新闻局长”董显光的《蒋总统传》为例。《蒋总统传》第三章“由第一次革命至第三次革命”中说：

就是在这样的混乱政治局势中，陈炯明乃实现其长久准备而未敢实行的政变。民国十一年（1922）6月16日，他下令驻扎于广州近郊之白云观音两山的军队，向总统府进攻。他认为国父定然在出其不意的袭击中丧失生命；但或者是由于天意，国父的几位忠实信徒竟把他救出了乱军的包围线，而安全到达于停泊黄埔附近的永丰炮舰，该炮舰乃效忠于国父者。这一次对于革命主义上的打击，就是在国父仓促出走之际，有些不可补偿的文稿竟于乱军袭击时毁灭。其中有关于重建国家的详细计划，这些计划经国父长期辛苦写成，彼时正在准备出版者。

蒋总统获悉其领袖所遭遇的危险，立即由上海启行，个人冒了很大的危险，卒到达黄埔，追随国父于永丰舰上。国父和他的亲信随从者在该炮舰上忍受了五十六日等于禁闭的痛苦，而期待外来的援助。当时的希望集中于驻在广西的远征军队，认为他们将会回师广州，驱逐陈烟明，而解救孙总统。但这微薄的希望于8月6日粉碎了，因为那时候避居永丰舰上各人才知道这一支军队的回师，也遭陈炯明所部击溃。至此，他们认为除逃亡外别无他途。

国父与其同志们在这五十六日中所受的苦是极端痛楚的。粮食很缺少，水的供给也不可靠。他们的处境有如牢狱的幽禁。气候极度炎热。在这些时日中，蒋总统无时不追随国父左右，随时尽力协助与安慰。蒋总统有时像一个普通船员，亲自洗扫甲板；而且常常借黑夜的掩护，冒万险登岸，为国父购取日用必需品。

最后，一艘英国战舰把国父和他的同志接载到香港，他们在香港小住后，即于8月14日抵达上海。

在这炮舰上和国父相处的时日，划成蒋总统生涯的转捩点。在过去十年间，他曾为革命做重要的、却不很显著的表演。国父在许久以前已重视这位青年属员的才干，但唯有在患难相处的时日中，更使国父自觉前此还未能充分认识这位矢忠而富有训练的军人所具的才能，与其所做实际的判断。从此以后，蒋总统在革命集团中的地位较从前远为重要。他以流星的速度而兴起，不仅使其自身成为中国的主要人物，并以其声誉遍于全球。

不知历史就里的人，看了这段生花妙笔，脑中浮起的印象，自然是一派蒋介石“间关赴难”“生死与共”的图画，图画中有名有姓的除孙中山、蒋介石外，只有“敌人”陈炯明，至于其他人，显然都不足道矣！

《蒋总统传》中说“国父和他的亲信随从者在该炮舰上忍受了五十六日等于禁闭的痛苦”，所谓五十六日，事实上蒋介石是除外的。因为陈炯明“围攻总统府”是6月16日，孙中山是15日深夜3点逃走的，最后转登永丰舰。在永丰舰上和他共患难的，据黄惠龙《中山先生亲征录》，有胡毅生、林直勉、林树巍、陈策、熊秉坤、马伯麟、谢心准、杨虎、杨熙绩、周仲良、陈群、陈煊、马湘、黄惠龙。并且，“至19日，派人秘密招集前守粤秀楼之卫士二十余人至舰，同任守卫。总理则命马湘往香港筹集军饷，余因令湘亲至海员联义社（此为革命海员团体之有最长历史者），召集联义同志，潜来永丰。不数日，联义同志之报到者，有数十人，患难中有此两种老同志共任保卫，殊觉可喜。”照黄惠龙回忆，有名可稽者至少有十四人、无名可稽者至少有“守粤秀楼之卫士”二十余人和“海员联义社”同志数十人，再加上永丰舰上舰长欧阳格及原有的官兵，共患难的人数已极可观。另照陈肇英《八十自述》所说，他当时也登上永丰舰去“晋谒”；另照宋渊源《闽省参加革命经历纪要》所说，他当时也登上永丰舰去“谒见”。……足见在蒋介石“间关赴难”“生死与共”之前，早有大量人马去卫护孙山了。当然，其中还包括了一位伟大的女性——宋庆龄。《宋庆龄自传及其言论》中透露她“终于在舰上见到中山先生，真如死别重逢”。那时候的蒋介石，人还在浙江家里呢！

蒋介石是在接到孙中山电报后，才启程的。他6月25日离开上海，29日到了永丰舰。此后四十二天，他如孙中山在《〈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序》中所说：“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死生。”但是，这位共死生四十二天的固然可歌可记，那些共死生五十六天的，也不该抹杀吧？

孙中山在8月9日离永丰舰，照国民党同路人沈云龙所说，“乃于8月9日偕自沪奔粤与共患难之蒋中正离舰”，好像没有别人似的，这叫什么话！事实上，当时离舰的不止孙中山蒋介石二人。据黄惠龙《中山先生亲征录》，明说孙中山离舰时，“一齐离去”的还有蒋介石、陈策、陈煊、陈群和黄惠龙自己。沈云龙明知故隐，真是曲笔极矣！

今年10月31日蒋介石九九冥诞，国民党大事庆祝，军方的出版中心——黎明文化事业公司——特别出版了五百多页的《蒋介石传》，大力宣传这本书多好多好。今天午饭后，我散步到黎明公司，把它买到，一翻之下，不禁怒从中来，因为它捏造历史，乱拍蒋介石马屁，内容荒腔走板，已经比沈云龙还可恶。我举书中“陈炯明叛变”一节，先加揭发，以概其余。

书中“陈炯明叛变”一节中段是这样写的：

清晨3点钟，孙逸仙博士在广州观音山粤秀楼的大总统官邸，遭受陈炯明的数千名士兵以步枪、重机枪和小钢炮开火突击。此时，曾经数度劝告孙氏戒备陈炯明竟遭拒绝、而愤然返回上海的蒋公，预料孙将面临不测风云与不祥遭遇，故早已迅速赶往广州，在叛变发生前三小时获悉陈炯明突袭的计划，同多位同志劝告孙氏及早离去而未果，最后由林直勉、林树巍与陆志云三位同志，毅然决然“以数人臂力强挽总统出府”。蒋公偕同孙氏乔装农民，离开总统官邸，越过哨兵关卡，最后登上效忠孙氏的“永丰”炮舰。孙逸仙博士最后离开广州显出是明智之举，因叛军已杀害卫兵，纵火焚烧总统官邸，并将孙氏图书室及其著作付之一炬，而且叛军已开始抢劫广州市，“永丰”炮舰的射击火力亦未能发挥吓阻的功用。

双方敌对阵容，约坚持六十五日之久，蒋公日夜侍奉孙氏左右并指挥军事行动，对抗陈炯明的叛军。正如孙氏在他的日记中所写：“他（蒋公）同炮舰上的官兵出生入死，同患难、共存亡。”叛军为击沉“永丰”炮舰，在海里布置鱼雷，但上天保佑、吉人天相，并未爆炸，陈炯明因为英美的军舰同感威胁，提出抗议而停止继续布雷行动，此时“永丰”炮舰已粮尽水竭，同时孙氏又受心脏痉挛和肝病的痛苦，于是蒋公在目睹近期无援军急救希望之际，毅然亲自指挥炮舰冒险犯难，迅速穿越敌军的炮火驶向珠江下游，二人登上一艘英国军舰前往香港，并于1922（民国十一）年8月中旬，搭一艘俄国号轮船安抵上海。

这书竟说“陈炯明叛变”时蒋介石在现场救孙中山，真是胡说八道！这简直是更荒唐的捏造历史了！

《蒋介石传》这本荒唐的书，印的是“德籍远东问题专栏作家施德曼与费德林史坦夫妇”合著，由“国立编译馆主编”、“辛达谟博士译”，书中这样一段，可说平均每两行就有一个错，真是驳不屑驳了。书中最后说“二人登上一艘英国军舰前往香港”，倒真可跟沈云龙的马屁史相伯仲。——国民党的历史呀，真要命！

1985年11月8日夜一时一刻

为《蒋总统秘录》歪曲历史指谬

蒋介石篡夺革命以后，他对革命史的写作指示，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抹杀法，一种是丑化法。以对革命元勋陶成章为例，陶成章有大功于革命，但被对革命连小功都可疑的蒋介石暗杀，暗杀以后，就用两种方法对付。在抹杀方面，如在官方党方的出版品，根本不把陶成章列入先烈之传，好像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个人似的；在丑化方面，如在行文之际，提到陶成章时，必然加上他一大堆罪状，明明大流氓陈其美派把兄弟蒋介石暗杀了陶成章，却反说陶成章“谋刺陈其美”、“谋杀陈其美”，这种颠倒是非，真是太无耻了！

正因蒋介石对革命史的写作指示是这种格局，所以，这种既抹杀又丑化的套子，也就到处泛滥，于今为烈。非其族类的个人或团体，不知在什么时候，就会给摆上一道。

现在，我用十九路军做例子，以见一斑。

抹杀法

十九路军是陈铭枢、蒋光鼐等人的部队，它是以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生为领导人的广东部队，在蒋介石眼中，既不黄埔，也不浙江，自属杂牌无疑。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这部队不肯配合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挺身抗日，立下了大功劳。于是，既抹杀又丑化的套子，自然就从天而降。在抹杀方面，在现在的中学教科书里，已经不见了他们的名字，而一二八事变挺身抗日的功劳，却由八竿子也打不着的人出面顶替。例如蒋介石把兄弟陈肇英，到台湾后写《八十自述》，1932年条下，却有这样的妙文：

1月28日，倭寇再犯淞沪，中央各同志联电促蒋同志入京挽救危亡，国民政府宣布迁都洛阳，嗣何应钦同志指挥第十九路军奋起抗战，张治中率第八十七、八十八两师加入支援，中华儿女跃马疆场、忠勇奋厉、前仆后继，后方妇孺老幼，抗敌后援、万民同仇、气薄云天，战况之惨烈、死事之慷慨，终使国魂重振、囯际敬仰！而倭寇挟其锐旅来犯，遭遇猛烈抵抗，一再铩羽，终知我国持久抗战，确具决心，乃在5月5日勉从国际联盟的调停，撤兵言和，签字停战协定，国民政府遂亦于11月迁回南京。

请看这算什么！“十九路军奋起抗战”，竟变成了“何应钦同志”的功劳，把陈铭枢、蒋光鼐等人都给出局了。——这种手法，就是典型的抹杀法。

丑化法

在抹杀法以外，丑化法也是最拿手的。试看近年来国民党大力吹捧的《蒋总统秘录》，便可领教。《蒋总统秘录》第十章“九一八事变”里，写一二八事变后的战局，有这样的妙文：

就战术观点判断，将成为日军再增援部队的登陆地点，也就是中国军特别需要警戒的地点，是在上海西北四十公里面临长江的浏河方面。这一带河岸，是杂有碎石子的沙滩，最适宜于登陆作战。日军如果在这里构筑桥头堡，则吴淞要塞地区以及成为主战场的左翼一带之中国军队，便将会暴露在腹背受敌的危险态势之下。

蒋总统有鉴于此，乃于25日致电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指示注意浏河方面的戒备，电文如下：

第二次决战之期，约在艳（29）、东（1日）各日，我军后方援队，全已运来前线；其他非到鱼（6）日后不能参加战斗，务望于此数日内尽量节省前线兵力，抽调部队，厚集各地区预备队约在总兵力二分之一以上之数……对于浏河方面尤应准备三团兵力为要：如何部署，盼详复。中正有（25日）酉（时）。

但是，这个指示，蒋光鼐和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并未加以重视。

又说：

对于浏河一带，蒋总统虽曾预先下令第十九路军特别戒备，可是总指挥蒋光鼐却一时怠忽，以致仅有军官学校教导总队的一连人担任防务，在敌人登陆部队的压倒优势兵力之下，立即被歼。上午7时，日军在七丫口及六浜口登陆，构筑了滩头阵地；张军长匆遽调拨左翼军一旅赴援，可是汽车仅有十一辆，以致增兵不足，未能堵住敌人，挽回颓势。

轻易让日军在浏河登陆，实在已经是最大失策；而且在这个关头，蒋光鼐、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指挥部又犯了一个更重大的错误——就是日军的登陆部队实际只是第十一师团一个师团，但蒋光鼐等却误以为包括第十四师团在内的两个师团援军都已经全部到来；于是对于日军兵力做了过大估计的第十九路军指挥部，乃为避免正面决战而于1日下午9时下达了撤退命令。

第十九路军的撤退命令，并未能及时递达到第五军。

于是，第五军乃在孤立状态之下继续作战，牺牲甚大。及至翌日（2日）下午2时，才得知十九路军业已撤退，乃继之后退。①

《蒋总统秘录》这些话，有两个丑化重点：第一，它说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和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未重视蒋介石的指示，“一时怠忽”了浏河的戒备，以致日本军队乘虚登陆，吃了败仗。第二，它说“第十九路军的撤退命令，并未能及时递达到第五军”，以致第五军被放鸽子，“在孤立状态之下继续作战，牺牲甚大。”这两个重点，前者丑化十九路军不会打仗；后者丑化十九路军不够朋友。用字遣词，一看即明。

失浏河，该怪哪个蒋？

十九路军在一二八事变光荣作战后，被蒋介石又妒又恨的调防到福建去，不久发生“闽变”，被蒋介石解散。这个部队的重要干部，后来也多跟共产党走了、进了北京八宝山公墓了。在台湾虽然尚有跟十九路军有渊源的人，但这种人只是国民党的文化走狗而已，哪里敢替十九路军讲话？在蒋家之桀的统治下，要他尧犬吠桀，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我看不过去，决定由我站出来，为《蒋总统秘录》的歪曲历史，做番指谬的工作。

《蒋总统秘录》的第一个丑化重点，说蒋光鼐、蔡廷锴未重视蒋介石指示而失掉浏河的事，根本就是胡说八道。蒋光鼐陆军小学、南京陆军中学、保定军官学校出身，学成后，人粤军第一师，曾任大本营卫士营连长，后升营长、团长、国民革命第四军第十师副师长（师长陈铭枢）、第十一军副军长（军长陈铭枢）兼第十师师长、任中央讨逆军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裳）前敌总指挥。他在军事上的学历与资历，比冒充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蒋介石完整得多，防守上海，安有不知浏河重要之理，何劳蒋介石指示②？何况当时有中国第一军事家、前保定军官学校校长蒋百里在上海协助③，又何劳蹩脚的黄埔军官学校校长来遥控？事实上，蒋光鼐、蔡廷锴早就注意及此，这由1932年2月22日，蒋光鼐、蔡廷锴的老上司陈铭枢致蒋介石的养辰电里，根本就看得清清楚楚。养辰电中说：

现细察前线作战情形，及影响各国关系，依蒋、蔡等意见，绝不宜撤退，且因战斗日烈，亦不能抽兵回做工事，兹决定以南翔亘浏河之线为第二防御地带，由吴工兵监规划工事，请即饬上官云相所部，前来担任做工为祷。前方两军协同作战，情同手足，无殊一军，必能发挥最大之光荣，请释鉴虑。但为持久抵抗之计，务请俯照前言，迅调江西陈、卫、谭各部，兼程前来无误，现在前线如何牺牲，亦可达到目的也。

在这电文里，明白看出蒋光鼐、蔡廷锴如何在注意浏河防务，只是因兵力不足，故请蒋介石派出他的上官云相所部来助战。同时提醒蒋介石要守信用，“请俯照前言”，再把江西打内战的部队调上来。从这电文里，全部责任在谁，不是一清二楚吗？

三天以后（2月25日），蒋介石有径戌和有酉两电，后者有“对于浏河方面，尤应准备三团兵力为要”的话，但是援军却不见影儿。于是2月26日，十九路军打电报过去，最后说：“兵力配布，当遵所示要旨办理，但敌军不绝增援，我军死伤日众，空谈配备，至可虑耳！”一这电文里，已隐然在说，你蒋介石两次来电，只是“空谈配备”而已，不派兵来，空谈只是令人焦虑耳，又有个屁用哉？

写到这里，想起一个笑话。笑话中说苏联的赫鲁晓夫和中国的毛泽东还没翻脸时，毛泽东打电报请苏联老大哥援助：“快送粮食来！”赫鲁晓夫复电说：“没有粮食，请扎紧裤带可也！”不久毛泽东又来电了，打开一看，竟是：“快送裤带来！”——在别人一穷二白什么都缺的时候，蒋介石居然不派援军，空口说“对于浏河方面，尤应准备三团兵力为要。”试问“三团兵力”又从何而来？

查十九路军有三个师，每师七千五百人，分属六个旅十八个团中，防守上海市区都不够，并且一二八以后，已打得兵老师疲，又何来余力随便调出“三团兵力”？

《张治中回忆录》中的证据

何况，按照防区分配，浏河根本是蒋介石亲兵第五军的防区，据第五军军长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第二章第九节“首次抗日——一二八淞沪之役”所述：

我于2月26日上午9时从南京和平门登车出发，到达南翔，即奉蒋光鼐总指挥的命令：接替十九路军由江湾北端经庙行镇沿蕴藻浜至吴淞西端之防线，并以一部在狮子林炮台南北闸洞亘川沙口、浏河口、杨林口、七丫口担任沿江警戒。我就令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担任由江湾北端经庙行镇、周巷至蕴藻浜南岸防线，八十七师（我自兼师长，副师长是王敬久）二六一旅（旅长宋希濂）担任胡家庄沿蕴藻浜北岸经曹家桥至吴淞西端防线，军校教导总队（总队长唐光霁）之一部担任狮子林南北闸洞、川沙口、浏河口、杨林口、七丫口沿江一带警戒，于18日先后接替完毕。这天，我奉总指挥令任左翼军指挥官（蔡廷锴是右翼军指挥官）。吴淞、宝山、狮子林要塞地区司令谭启秀、翁照垣，也归我指挥。在17日黄昏，我由南翔进驻刘行镇。

可见浏河属于第五军的防区，并由军校教导总队唐光霁负责防守，固然形式上据2月15日军政部命令：“第五军着归蒋总指挥光鼐指挥”，但事实上，第五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蒋光鼐指挥起来，又谈何容易！何况蒋介石自己遥控、直接指挥部队的毛病，根本没改，大量证据在《淞沪抗日战役第五军战斗要报》中，比比皆是，又何能把账记在蒋光鼐、蔡廷锴的头上！（记在蔡廷锴的头上，更属荒谬，当时蔡廷锴是十九军军长，地位与第五军军长张治中平等，他何能为张治中失浏河负责？）

谁贻误了军机？

在《淞沪抗日战役第五军战斗要报》中，我们还可得到进一步的证据：

命令3月1日午前10时于刘家行军部

一、敌有一部由七丫口（在杨林口西北约三千米）登陆，似有扰我侧背之企图。……

二、本军为使敌在立足未稳之前，在浏河以西地区将其歼灭之。

三、着宋旅长希濂率所部两团由现在地经刘家行罗店向浏河前进，唯因汽车不敷，只可以一部乘车，其余徒步，用疏散队形向浏河前进。

四、军校教导总队之一营应固守浏河，并以一部在茜泾营严密警戒，俟宋旅长到达后即归该旅长指挥。

五、……

万、余在刘行。

上令

军长张治中

可见由你蒋介石遥控的第五军，也只能临时派出宋希濂的两个团“向浏河前进”，——你自己都派不出“三团兵力”，又何能苛责别人？

再看张治中3月1日致蒋介石的两封密电：

蒋委员钧钩鉴：密。一、顷据唐总队长报告，七丫口（杨林口西北三千米）忽来敌舰二十余艘、民船数十只，于今晨用炮火及飞机轰炸，并用烟幕掩护敌兵强行登陆，该处仅有守兵一连，不能支持，敌已有一小部登陆等语。职刻已令宋旅率两团向浏河前进，唯因汽车不敷大部步行，须申可到，着并谆属宋旅长详为侦察敌情，如敌系小部则立予解决，否则固守浏河至太仓之线，拒止敌人并请蒋总指挥派兵赴太仓浏河协助，二、敌现攻我正面用炮火及飞机轰炸极烈，在激战中。职张治中呈。东（3月1日）午。

蒋委员钧鉴：密。本日敌全线总攻，刻我右翼军七十八师正面即自竹园墩南端至江湾以北阵地，已被敌突破，战斗甚烈，职军正面亦在激战中，尚可支持。七丫口上陆之敌，已占浮桥镇，职刻令宋旅长派一部固守茜泾营，主力控置于浏河，待敌情明了，再决攻防。顷蒋总指挥电告，查敌既敢在七丫口上陆，以一般观察，其兵力当在一师以上，而我伤亡过大，预备队似将用尽，日内无强大增援到达，则似应为保全力量，再接再厉之第二步计划。不知钧座对此有何训示遵行也。职张治中呈。东（1日）下午。

同一天，张治中收到蒋介石的东戌电：

张军长文白勋鉴：顷得蒋总指挥东未电称：今午敌主力向小场庙夏家荡一带猛攻，被敌突破伤亡极多，现正力图反攻，但浏河西敌大部经已登陆，当派宋旅前往应付，望速派队至太仓对付浏河方面之敌等语。望兄竭力支持与十九路军共同进退，勿失连系为要。中正。东（1日）戌。

这是一封最重要的电报。它显示给我们：蒋介石怎样在自己遥控、直接指挥部队。浏河吃紧，还是蒋光鼐打电报给蒋介石，希望“速派队至太仓对付浏河方面之敌”，以维系全局的，蒋光鼐实际上指挥不了蒋介石的亲军！在浏河方面贻误军机的人，根本是蒋介石自己！

谁不重视蒋介石的“指示”？

再看《张治中回忆录》：

浏河在我军左侧背。沿江七丫口、杨林口、浏河新缜及小川沙一带，绵延数十里的沿江警戒线，只由本军教导总队一营会同少数冯庸义勇军④担任守备的责任。根据蒋的指示（2月铣戌电），对浏河方面应该早予准备，至少应该配备三团兵力。可是前线自从20日以来，无日不在激烈战斗之中，各部队都有重大伤亡，兵力实在感觉不敷。我所以把原守蕴藻浜北岸阵地的八十七师宋旅两团调往田湾为预备队，也就是准备一旦战事吃紧，前可以策应江湾、庙行，后可兼顾浏河、杨林口。

这段话清清楚楚看出来，达不到蒋介石的“指示”，无法在浏河配备“三团兵力”的，根本不是蒋光鼐、蔡廷锴，而是张治中；根本不是杂牌部队十九路军，而是蒋介石自己的第五军！真相既然如此，《蒋总统秘录》反倒怪“蒋光鼐和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并未加以重视”蒋介石的“指示”，这不是血口喷人吗？再看《张治中回忆录》：

这个时候，日将白川义则大将率领日兵十万来沪增援，令敌第十四师团全部驻运输舰中，泊在崇明海面；一面用飞机将我吴淞要塞及狮子林炮位毁损无余。3月1日拂晓，敌就开始在江湾、庙行一线向我总攻击，战舰二十余艘携带无数民船和马达船，利用烟幕掩护，以步兵在我兵力配备单薄的六浜口、杨林口、七丫口登岸，并以舰炮向我沿江各口猛烈射击，飞机十架从吴淞起沿江活动。敌登陆后，即连占浮桥等地，向茜泾要隘猛扑。我教导总队的一连死力搏斗，伤亡殆尽。我立即派遣八十七师宋旅两团飞驰截击，想趁敌人立足未稳时一鼓而歼之，同时报告蒋总指挥请派兵赴太仓、浏河协助。

宋旅奉令后，即依五二一团、五二二团及各营的顺序，于午前9时由顾家宅汽车站向浏河输送，但只得汽车十一辆，每次只可输送一营。宋旅长率先头部队五二一团第一营于正午12时到达浏河，得到一个紧急的情报：敌军约一万人，在占领浮桥后，有向我急进模样；教导总队的一营（欠一连）正在马桥附近坚强拒止敌人。他得到这个报告后，观察形势，以茜泾为浏河屏障，位置扼要，就打算先行将其占领，以掩护该旅后续部队的展开，即命五二一团第一营营长唐德率部迅速向茜泾营搜索前进。哪里知道，才走到茜泾营南门附近，敌已先我占领，于是与敌接触，展开尖兵白刃战。到下午3时许，五二一团刘安祺团长率第二营到达浏河，敌飞机正集中轰炸浏河车站，输送汽车及房屋全被炸毁，同时在途中装运部队的汽车也多被炸坏，使我后续部队不得不徒步前进。在这个时候，茜泾营附近的战斗愈演愈烈，敌机二十余架密罩天空，一律低空飞行，掷弹如雨，敌舰的重炮连珠发射。4时许，敌大部向宋旅左翼绕攻，右翼方面教导总队的一营，死伤殆尽。这时与敌在茜泾营苦斗的五二一团第一营，乃处于前、左、右三面受敌围攻的紧迫状态，死亡巨大。而全营官兵仍然沉着应战，几度冲进寨内，与敌肉搏，卒以敌火力过猛，众寡悬殊，不能得手。

看看到了6时，天色已昏，我五二一团第三营才赶到。宋旅长即命第一营仍在原阵地死力抵抗，阻敌前进，并命已到部队迅速沿浏河南岸积极布防，等五二二团全部到达后，再行趁夜大举反击。一直到深夜11时，五二二团以徒步行进，路程过远，还没有到达。这里我要指出的，就是我军仅以一营之众，在茜泾菅抗敌数倍之师，自晨以至深夜，使敌人不能有尺寸的进展，而我军视死如归、前仆后继，卒使敌密集茜泾营寨内，虽以一师团之众，仍不得犯我浏河。我教导总队孤军死战，我八十七师宋旅仓促应援，都抱必死的决心，以期挽回全线被围的危险。

这天夜里，我军奉蒋总指挥命转移阵地。攻击茜泾营的部队，撤至太仓占领阵地，五二二团还在黑夜中向浏河挺进，中途得令，才转向太仓。于是浏河一带陷于敌手，留下一个永远沉痛的回忆。

张治中这一回忆，印证当时第五军第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的回忆，也若合符节。俞济时在《“一二八”淞沪抗日战役经纬回忆》第三章第四节“我军撤退行动暨调整部署”中说：

自敌陆军大将白川义则于2月28日率领大批援军到沪后，鉴于淞沪铁路正面攻击，迭遭重创，乃决定从侧面进军，迫我撤退。3月1日晨，敌主力仍向我正面攻击，敌机尤为活跃，炮火之猛烈，为前所未见。此际在浏河附近江面，有敌舰二十余艘、汽艇百余只，满载敌兵，在飞机五十余架连番轰炸及施放浓密烟幕之掩护下，于七丫口、六浜口之间登陆。迄7时许，敌已先后登陆万余人，我浮桥镇、茜泾营两要点相继陷敌，杨林口、七丫口警戒部队教导总队第一营第一连遭敌包围，虽坚忍奋战，毙敌颇多，但本身亦伤亡殆尽。第五军军长张治中获悉当前状况，即饬令蕴藻浜北岸之第八十七师第二六一旅抽调第五二一团（团长刘安祺）主力，以汽车输送赴浏河增援，原拟趁敌立足未稳，予以迎头痛击，将其歼灭于江畔。卒以汽车太少（仅十一辆），输力不足，迄16时许，仅五二一团先头第二营到达浏河、茜泾营间地区。

第十九路军总指挥部获悉，敌约一个师团兵力，于浏河附近登陆后，深感我军已腹背受敌，复获知敌增援兵力将有五个师团之众。如仍在原地继续作战，则徒招牺牲，于事无补，当即决心撤守第二防线，待机反攻。爰于3月1日21时，下达撤退命令，各军随向指定地区撤退，迄3月2日凌晨4时许，各军主力均已脱离战场，并于拂晓前分别到达新阵地，此次大军战略转移，颇能出敌意表，直至大军撤退，敌始发觉。

从第五军军长和八十八师师长的回忆中，我们都可看到在浏河却敌吃了败仗（其实是未战而逃）的，不是别人，就是当时八十七师五二一团团长、今天的陆军二级上将刘安祺！——可见《蒋总统秘录》所说“轻易让日军在浏河登陆”、“未能堵住敌人”的责任，固赖不到十九路军头上也！

连当时误传浏河之失，责在八十八师，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都要写信去抗议⑤，不肯背同属第五军的八十七师失土的黑锅；如今把第五军失土的黑锅，全部拿来叫十九路军背，这叫什么公道呢？

第五军被放了鸽子？

至于《蒋总统秘录》的第二个丑化重点，说“第十九路军的撤退命令，并未能及时递达到第五军。”以至第五军被放了鸽子，“在孤立状态之下继续作战，牺牲甚大”云云，根本也是胡说八道。据《淞沪抗日战役第五军战斗要报》，明明在3月1日

午后9时奉蒋总指挥电话命令要旨如下：

本路军为与敌做长期抵抗决心本晚转移阵地，右翼军撤至黄渡方泰镇之线，左翼军撤至嘉定太仓之线，占领阵地。

遵即下达如下之命令：

左翼军命令3月1日午后9时30分于刘家行军司令部

一、奉总指挥电令本军于今晚变换阵地，以备与倭寇做长期抗战。

二、—九、……

十、各部队应于本日午后11时开始撤退，不得擅自提早。

十一、余现在刘行镇，尔后经嘉定移驻钱门塘镇。

上令

军长张治中

又有记录如下：

本（一）日午后11时各部队遵照命令开始分途撤退。

3月2日午前1时军长进至嘉定，因前令二五九旅之撤退目标娄塘缜过于突出，乃以手令该旅改在葛隆镇附近集结，但以一部在朱家桥头警戒。本日午前各部队陆续到达指定地点，军部及直属部队亦到达钱门塘镇。

本军为坚强抵抗敌人，拟在嘉定太仓一带利用河川为外壕构筑据点式之工事，逐次增强为主阵地线。特下达如下之命令：

命令3月2日下午2时于钱门塘军司令部

一、本军为准备长期抗战计，应即在新防御线构成坚固阵地。

二、—六、……

七、余在钱门塘镇军部。

上令

军长张治中

又有记录如下：

蒋总指挥昨（1）日所发之撤退命令，本日午后2时许接到，补录如下：

命令3月1日午后9时于南翔总部

一、敌援军十一、十四两师团已到达上海，由敌将白川统率企图与我决战，其一部既在浏河附近登陆威胁我军左侧背。

二、本路军为避免与敌决战，拟本日午后11时主力向黄渡方泰镇嘉定太仓之线撤退，待机转移攻势。

三、—六、……

七、余现在南翔，明日午前8时在昆山。

上令张军长治中

总指挥蒋光鼐

传达法先以电话通知令行动，随以油印命令追补给之。

岂非活见鬼乎？

从以上记录中，我们清清楚楚看到，3月1日“午后9时”，第五军就“奉”到“蒋总指挥电话命令”，说要“本晚转移阵地”，就是通知要撤退。所以，半个小时后（9点30分），第五军就发出“左翼军命令”，通知撤退，但规定“各部队应于本日午后11时开始撤退，不得擅自提早”。所以到了时间，遂有“本（1）日午后11时各部队遵照命令开始分途撤退”的结果。事实明明如此，《蒋总统秘录》却说：“第十九路军的撤退命令，并未能及时递达到第五军。”“于是，第五军乃在孤立状态之下继续作战，牺牲甚大。及至翌日（2日）下午2时，才得知十九路军业已撤退，乃继之后退。”这不是胡说八道是什么？《淞沪抗日战役第五军战斗要报》明明记录着“蒋总指挥昨（1）日所发之撤退命令，本日午后2时许接到”，但此命令，是“补录”的，因为最后注明“传达法先以电话通知令行动，随以油印命令追补给之”！可见油印的书面命令虽在3月2日午后2点到达第五军，但电话的口头命令却早在头一天3月1日“午后9点”就先到了。正因为口头命令早在头一天就先到达，所以第五军才可从容在“3月1日午后9时30分”发出“左翼军命令”、才可从容在“3月2日下午2时”发出另一道命令，并且第二道命令是在“钱门塘军司令部”发出的。——若不是十九路军早在头一天发出口头命令，试问此时第五军司令部已到了钱门塘，岂非第五军先开了小差？若照《蒋总统秘录》所说，十九路军的撤退命令3月2日下午2时才到，那么同一时间在“钱门塘军司令部”能发出命令，岂非活见鬼乎？

三位当事人的回忆

再看《张治中回忆录》：

这天（李敖按：指3月1日）夜里，我军奉蒋总指挥命转移阵地。攻击茜泾营的部队撤至太仓占领阵地，五二二团还在黑夜中向浏河挺进，中途得令，才转向太仓。于是浏河一带陷于敌手，留下一个永远沉痛的回忆。

3月1日午后9时，蒋总指挥为保全实力，待援反攻，决心转移阵地，在南翔总部下了命令。关于我们第五军的指示如次：

左翼军须派一部在胡家庄、杨家行占领收容阵地，主力于本日午后11时向嘉定太仓之线撤退，利用嘉定城、太仓城为据点，派出一部于罗店及浏河附近对浏河方向警戒。

9时30分，我在刘家行军部，下达左翼军变换阵地的命令，规定八十八师由马桥宅退集嘉定城，八十七师孙旅由唐桥退集娄塘镇，宋旅及教导总队由浏河退集太仓，独立旅第一团退集蓬阆镇，第二团集结钱门塘，七十八师翁照垣旅也集结于嘉定。各部队得令，都按时分途撤退，陆续到达指定地点，军部及直属部队也到达钱门塘镇。我一到就下命令，叫各部队即在新防御线构成坚固阵地，利用河川为外壕，构筑据点式的工事，逐次增强为主阵线。

张治中这一回忆，印证当时第五军第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的回忆，也若合符节。俞济时在《“一二八”淞沪抗日战役经纬回忆》第三章第四节“我军撤退行动暨调整部署”中说：

第十九路军总指挥部获悉，敌约一个师团兵力，于浏河附近登陆后，深感我军巳腹背受敌，复获知敌增援兵力将有五个师团之众。如仍在原地继续作战，则徒招牺牲，于事无补，当即决心撤守第二防线，待机反攻。爰于3月1日21时，下达撤退命令，各军随向指定地区撤退，迄3月2日凌晨4时许，各军主力均已脱离战场，并于拂晓前分别到达新阵地，此次军战略转移，颇能出敌意表，直至大军撤退，敌始发觉。

张治中、俞济时的回忆，印证当时第五军第八十七师第二五九旅旅长孙元良的回忆，也若合符节。孙元良在《亿万光年中的一瞬——元良回忆录》中“一二八淞沪抗日之役一庙行镇之战”里说：

本日（李教按：指3月1日）午后9时30分，上级指挥部下达命令，全线退守娄塘镇、嘉定、太仓一线（以后又下令退到吴家湾、东瘗、东湾港、唯亭、常熟、纪家圩一线，依托九里湖、阳澄湖、后塘湖、昆城湖几个湖区和河川地带，准备长期抗战。）这是由于增加的敌第十一师团主力五千余人在浏河附近的七丫口六浜口登陆，威胁着我军的左侧背，所以才不得不结束了历时三十三天的上海附近的战斗。

从第五军军长、八十八师师长和八十七师二五九旅旅长的回忆中，我们都可看到十九路军下达撤退命令是在3月1日晚上9点（第五军转达时是晚上9点30分）。这些铁证，无一不反证了《蒋总统秘录》所说“第十九路军的撤退命令，并未能及时递达到第五军”，以致第五军“在孤立状态之下继续作战，牺牲甚大”，都是蓄意丑化的胡说八道。

我这篇指谬文字，目的就在根据公开的材料，用精密的比对、高明的功夫，把国民党的谎话拆穿，以呈现出这个政党是何等下作、何等无耻，又何等卑鄙！我用的是详细的考证方法，表面上虽然小题大做，然而不这样折腾，也不足以取信于人。——对国民党的拆穿，党外那种粗心乱骂是不行的，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肯花上一天的时间写它的理由。——以志他过，且旌吾人，用为示范，不亦宜乎？

1986年12月3日夜12时

①《蒋总统秘录》又引用董显光《蒋总统传》的话说：“战事之失败，实为第十九路军漠视蒋总统劝告之结果。……此为五星期抵抗之转捩点。蒋光鼐与蔡廷锴不待政府准许，亦未通知第五军，遽行下令第十九路军撤退。……同时，蒋总统假定十九路军能听从劝告，固守浏河，遂主张调遣援军，以期挽回危局。这些援军的前锋，已按时到达上海附近，但巳经是在蒋光鼐、蔡廷锴下达撤退命令的两天之后。”全是胡说八道。

②沈亦云《亦云回忆》二五“九一八沈阳霹雷”里有这样一段：“淞沪之战，尽东南精锐，自二十一年1月28日起，至3月2、3两日，我军撤退上海，放弃淞沪。国联调查团抵京之日，淞沪停战会议已正式通过停战。在战事期中，南京、上海间火车不通，往来以江轮。最后日军在浏河登陆，拊上海之背。膺白日记中记：浏河宜注意，予说过十余次。我不知其对谁所说，他每日出去开会，当是那时说的。”可见纵使这种“指示”，恐怕也是黄郛给把兄弟蒋介石捉的刀也。

③唐祖培《民国名人小传》（章太炎传）中说：“十九路军当一二八血战时，主之者为铭枢及其参谋长张襄、浙沪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林建铭，皆方震之保定学生，师门请益无虚夕，夜半喁喁细语，皆师生研究战略之秘密会议也。”又曹聚仁《蒋百里评传》第一章“文艺复兴与时代气息”：“有一天，那是一二八战后的第三天，2月1日。他和我们在一家咖啡馆喝茶，翻阅那天上海版的每日新闻，头条新闻是日本陆相觐见天皇的电讯。他沉吟了一下，对我们说：2月5日早晨，会有日军一师团到达上海参加作战了。他何以这么说呢？他说日陆相觐见天皇的意义是报告陆军正式作战。依日本当前的运输能力，三天之间，可运输一个师团兵力、四万战斗兵及其装备到上海，所以他估计这一师团，5日可以投入战斗（后来，他把这一估计告诉了蔡廷锴将军）。果然，一二八战役，日军的第一场反攻是从2月5日开始的，他估计得非常正确。我对于百里先生的钦佩，就是这么开始的。高子白先生悼诗中，有‘论兵迈古闻中外，揽辔澄清志羽纶’句，也说百里是现代的诸葛呢。”

④原注：“冯庸，东北大学校长。他组织的抗日义勇军，名冯庸义勇军。”

⑤俞济时的信是1932年3月9日写给杨虎的，登在3月16日的上海《时事新报》，全文如下：“啸天先生赐鉴：敌方新增第一师团之一部及十一、十四两师团来沪，于2月29日偷渡七丫口，3月1日遂向我江湾、庙行猛攻，所有阵线均被用烟幕弹大炮轰击，毁坏殆尽，致我无据可守，自晨9时至11时，苦战肉搏，又甚激烈，敌我伤亡，亦均甚众。本师自援沪以来，连日应战，兵力渐损，名虽为师，因伤亡过伙，减少战斗实力，影响良多，但官兵奋勇，誓死抵御，敌欲破我，亦甚不易。近因变更战略，为做长期固抗，善图进展，以达最后胜利起见，本师现已奉命撤至□□布防。查此次作战，任吾右翼者为七八师，3月1日，敌方进攻，所被破者亦只该师之守地，损失颇巨，后经增援，始得无虑；此亦不过一部分问题，于全线无恙。而本师所任阵线，屡为敌方攻击，重要之区，官兵伤亡虽众，但对于守土从未少失。而外间反以种种诬陷之词，指摘于我，测其用意，全为政治作用、挑拨离间之伎俩。如本师所任防区，乃属江湾经庙行至蕴藻浜一带之地，向未担任浏河之防务，而3月3日《新闻报》所载，谓八十八师在浏河被飞机大炮威迫紊乱，因而全线牵动退却云云。观此无端捏造之语，即可想知反对派之居心，明人自当晓察，诚不容一听其混淆。惟此来抗日，多赖民众之爱助，其一致救国之热忱，实堪敬佩。足见人心未死，后望有期，军人自忖，殊觉汗愧。但倭奴虽暴，我血未干，即仅留一兵一卒，仍当誓死以抗，矢志成仁，务必为吾民族争生存，湔雪奇辱，以谢国人。特此敬叩时祺。俞济时谨启。”

蒋介石与张学良之一

——别赖张学良了！

三十三年来，国民党一谈到丢掉大陆的原因，就赖别人，从张学良到马歇尔，等等等等，无一不赖。以赖张学良为例，国民党钦定的历史与宣传，标准本说法是中共“流窜”到陕北后，本来已经完蛋了，因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以致“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局处陕北一隅的中共党徒将全被消灭，中国和世界局势都不会像今天这个样子。”——西安事变使中共死灰复燃，最后坐大占领了大陆，国民党才来了台湾。所以，一切祸源都是张学良惹起来的，一切都怪张学良。

一切都怪张学良

这种标准本的说法到处都是，我引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张其昀的做例。张其昀在《党史概要》中写道：

赤匪至此，乃感饿寒交迫，企图他窜，残匪五六千人，沿川青甘边境窜向陇东，经囯军沿途兜剿，击散不少，仅剩二三千人，窜达陕北，与刘子丹合股。

赤匪自称这次流窜为长征，他们自己说，这次长征开始于二十三年10月，到二十四年1月，红军的主力已到达贵州的遵义。在那以后四个月中，军队差不多经常在移动，激烈的战斗也不断发生，经过无数的困难，穿过中国最长最深的河流、跨越最高最险的山隘，经历了广漠的草原。备受冷冻、炎热、风霜、暴雨，终至在二十四年10月底，抵达陕北。

二十四年7月至8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所举行的第七届世界大会席上，对中国共产党予以特别注意，选举毛泽东、周恩来等为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居留莫斯科的陈绍禹，并被选举为共产国际主席团主席之一，同时宣布在中国采取“联合战线”的政策，提出下列这些口号：“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停止一切内战”“各党派、各团体、各军队联合起来一致对日”“打倒一切卖国贼”。中共的用意，想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伪装下，进行着反政府的活动。他们要求立即抗日，并且立即停止剿共。本来共匪经长途流窜到陕北，沿途伤亡殆尽，与当地土共会合，全部亦不过二万人，再经国军的围剿，匪势日蹙，乃阴谋发动西安事变，而政府为积极准备抗日，故对共匪改采政治解决，因此共匪得有喘息的机会。

张其昀又写道：

不料仓促之间，祸起肘腋，12月12日，西安发生了张学良劫持统帅的双十二事变。此次事变，为我国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两星期至一月内可竟全功者，竟坐此变，几全隳于一旦，可痛孰甚！

这明明是说：“预计将于两星期至一个月内可竟全功者”，一下子被张学良给搅局搅掉了，“政府为积极准备抗日，故对共匪改采政治解决，因此共匪得有喘息的机会”，从而东山再起了。

真相果真这么简单吗？

但是，事实上的真相，果真这么简单吗？有点明辨是非能力的人、对国民党作风略有所知的人，一定就不会这么轻信、一定就要探索一下历史的真相。但是，许多材料都被国民党管制了或查禁了，要探索真相，不得不另想法子。

穷则变，变则通。终于被我想出一个法子了。

这个法子不是别的，就是精读目前没有被国民党管制或查禁的材料。这些材料都是公开流通的，自然我们就可以比对引证，从掩饰中得真相、自矛盾中求统一。这种结论，国民党是没有理由管制或查禁的，因为结论的获得，乃是从国民党自己的公开材料而来，这些材料因写作时间不同、场合不同、身份不同，没统一处理，以致在专家眼中可看出破绽。从破绽中细心观察，真相就大白于天下了。这样的大白于天下，国民党除了哑口无言，又有什么法子呢？

以上面引的张其昀的《党史概要》为例，我们只要把国民党“新闻局局长”董显光的《蒋总统传》拿来细心核对，就看出破绽。董显光《蒋总统传》明说：

此时，蒋总统对于盘踞延安的共匪业已暂停用兵，欲藉此以统一全国，以应付即将来临之对日战争，但不明真相的作家竟谓国民政府对共匪之停战，系由西安事变时受张学良所迫胁。

由此可见：在张其昀笔下所谓西安事变“对共匪改采政治解决”的因果关系，在董显光笔下，并不成立。董显光明明是说：“对于盘踞延安的共匪业已暂停用兵”，与西安事变并无因果关系。既然没因果关系，那么不继续“剿共”而导致后来中共的死灰复燃，又赖张学良个什么呢？

何况，董显光又明说：

那时候，中国的西北有三支重要的武力，第一是共匪武力，虽因当年流窜的损失而削弱，然在陕北与甘肃境内仍是一个危险性的游击分子。他们在延安的根据地实际上是不易攻破的，而且他们还可从其山间的巢穴，常向山西及陕西的不设防地区从事掠夺。

由此可见：在张其昀笔下所谓“预计将于两星期至一月内可竟全功”的“剿共”说法，在董显光笔下，并不成立。这不是最有趣的对比吗？

对比之下，董显光显然给了我们一道光，他无心泄露给我们：蒋介石停止“剿共”，另有直接的、内幕的原因，与西安事变和张学良是根本不相干的。但是，这直接的、内幕的原因是什么，董显光只透露这么一段：

事实上，在西安事变一年以前之民国二十四年，蒋总统已派其一位最亲信之同僚前往维也纳，作为他的私人代表，与俄国代表商议有无合力对抗日本侵略之可能。此举虽无结果，然亦足反映蒋总统在此时期的心情。他认识日本为我国最大的危险，甚至不惮考虑与所谓共党合作，以对付日本。但反共协定之缔结，其唯一效果只有加深中日间的裂痕，而不是将其缩小。

这件“与俄国代表商议”的事，“甚至不惮考虑与所谓共党合作”的事，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蒋介石秘密与苏联搭线

在董显光《蒋总统传》中文版出版后十年，我们居然等到了答案！

答案是1977年6月30日《近代中国》季刊中的一篇文字，是陈立夫写的，标题是《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从这篇回忆中透露：原来董显光所谓的“蒋总统已派其一位最亲信之同僚前往维也纳”，所谓同僚，不是别人，就是陈立夫。陈立夫回忆道：

日本之侵华日益加剧，其时外交部长系当时行政院长汪精卫兼任，其实际交涉工作，由次长唐有壬为之，零碎应付，日见其穷。一日余往谒汪，建议其本乎国父之理想提出远大之计划与日本洽商，至少可使转移日本军阀之目标，使之北进或南进而不西进，以减轻我国之压力，此乃吾人应有之当前外交政策，并推荐戴季陶先生以任其事，必要时余可助之。汪认为不可能，亦无意一试。余乃与先兄果夫详商，照此情形，中日战争必不能免，则我方应如何与中共接洽，使之共同抗日，并使苏联不利用中日战争以助中共扩展。唯兹事体大，且须绝对保密，否则足以瓦解剿共军心，且足以使日寇侵略之加速，利未得而害先至，故必须请示蒋公得其许可尔后进行。

由此可见：蒋介石在明着“剿共”的同时，已经暗中主动走“如何与中共接洽”的路线，只是走得“绝对保密，否则足以瓦解剿共军心”。陈立夫接着说：

余于二十四年圣诞节前数日②奉命去苏联，商谈对苏军事同盟，随行者为张冲同志，以其能说俄语也。……

余向来未办理过外交工作，初次尝试，深感惶惑，蒋公授以机宜，知此一使命须绝对保密，故均用化名之护照，余名李融清，张冲为江某（其化名不能记忆清楚矣）③。圣诞节日乘德国邮船Posdom启程，同船有赴德上任之程天放大使及其随员，二等舱中则有曾经听过余在该校讲演之电雷学校毕业学生二十余人，去德进修者。由上海至马赛航程十余日，保密工作几乎不可能。然终以计划周详而达成，唯一知晓余等在船上者为程天放大使，但亦不便与余等来往。由马赛搭车抵柏林，蛰居待命赴莫斯科时，希特勒当政，特工密布，即蛰居亦不易，蒋公认为去苏时机未到，命去他国走走，唯随时与程大使以电讯联络，因之余与张冲得观光法国、瑞士、捷克、匈牙利、南斯拉夫及意大利等国，行动十分谨慎，以防遇到熟人，致泄露事机，其间虽有数次惊险，幸未误事。在国内中央各种会议，报端未登载余出席之消息，已启外间疑窦，幸余书有亲笔信十数封，由内子从杭州邮寄南京亲友，告以在杭养病，隔数日寄出一封，故尚能应付保密。唯日本方面，首先放出试探之谣言，谓余被派赴苏，苏方对此消息至为害怕，恐轴心国家因此而早日动手，蒋公乃不得不改变计划，令余返国与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在京交涉，余遂与张冲同志分途返国，以避外人耳目。余经奥国之维也纳、南斯拉夫而达希腊，渡海至海法（现以色列都城），再从“甘如”搭荷兰KLM班机抵新加坡，再搭货轮去上海，不料该轮到达香港后，奉命先经日本装煤，抵埠幸未被日本海关上船之检查人员发现，否则余之使命将被日人暴露，解释不易矣。此一机密之冒险使命，将来有暇，可写成一短篇之小说也。

余出国已将三月，装病亦不宜太久，及时返国，亦所必需。返国后两事必须同时积极进行，以争取时间，一为与苏联鲍格莫洛夫大使进行交涉，二为与周恩来进行商谈。前者之目的在订两国军事同盟以应付日本之侵略，唯鲍大使于请示后，认为军事同盟仅对吾国有利，使日本不敢轻举妄动，唯一旦疯狂之日阀侵华事发，苏联亦必牵入战争，若德国乘机东侵，苏联仍将东西作战，且使苏联被侵之机会增加，殊为不安，故不愿考虑。余认为其理由亦尚充分，遂退一步要求订一互不侵犯条约，即日本如侵华，苏联不得乘机直接或间接（指援共）侵华；日本如侵苏，我国亦不得联日以侵苏，如此则双方有利，此一原则，鲍大使于得到指示后，同意进行。唯仍绝对保密，经多次磋商，互不侵犯条约之文字，渐渐就绪。

……一切商量妥当后，二十六年8月21日由当时外交部长王宠惠与鲍大使签字，唯余未经参加，这一条约在抗战爆发后两个多月（9月22日），才公开宣布。

这段秘辛告诉了我们：国民党怎样在主动“积极进行”与苏联搭线，并主动“积极进行”“与周恩来进行商谈”。

蒋介石秘密与中共搭线

但是，苏联有公开的政府，可以一找就找到；周恩来怎么找呢？陈立夫回忆，在“剿共”期间，

周逃赴香港，不敢露面，吾人苟欲与之接头，十分困难，遂托曾养甫同志设法，找谌小岑、黄华表等同志，觅取接头线索……

最后，线索终于搭上了，周恩来在1935年9月1日，交黄华表等一封给陈果夫、陈立夫的信，全文如下：

果夫、立夫两先生：

分手十年，国难日亟，报载两先生有联俄之举，虽属道路传闻，然已可窥见两先生最近趋向。黄君从金陵来，知养甫先生策划者，正为贤者所主持，呼高应远，想见京中今日之空气已非昔比。敝党数年呼吁，得两先生为之振导，使两党重趋合作，国难转机定在此一举。

近者寇入益深，伪军侵绥已成事实，日本航空总站且更设于定远营，西北危亡，迫在旦夕，乃国共两军犹存敌对，此不仅为吾民族之仇者所快，抑且互消国力，自速其亡。敝方自一方面军到西北后，已数做停战要求，今二、四两方面军亦已北入陕甘，其目的全在会合抗日，盖保西北即所以保中国，敝方现特致送贵党中央公函，表示敝方一般方针及建立两党合作之希望与诚意，以冀救亡御侮，得辟新径，两先生居贵党中枢，与蒋先生又亲切无间，尚望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则民族壁垒一新，日寇虽狡、汉奸虽毒，终必为统一战线所击破，此可敢断言者。敝方为贯彻此主张，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负责代表做具体谈判。现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但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如果夫先生公冗不克分身，务望立夫先生不辞劳悴，以便双方迅做负责之商谈，想两先生乐观事成，必不以鄙言为河汉。

临颖神驰，伫待回教，尊此并颂

时祉

周恩来9月1号

陈立夫接到这信后，立刻转呈“亲切无间”的“蒋先生”：

该函经呈阅后，奉命继续联系，由余等出名口头答复，允予转呈，唯不必立即告以蒋公已允予考虑。此一线索，始终联系未断，以待时机之来临。

陈立夫又回忆：

苏联的态度既已明显，对中共的交涉自然不难，我们首先决定把周恩来请到上海，惟中共派员与余谈判，必须有第三国际代表参加，这是潘汉年。他们两人必须先得到余之安全保证，始肯来上海，我方则由张冲任联络员。……

后来周潘二人，由我们招待至南京居住，由余直接和他们谈判，使彼等更为放心。经多次磋商，宣言及条件的文字都已大体谈妥，周恩来乃欲回延安复命，余乃令张冲陪其去西安，顺便往见张学良，由周口中说出我们双方对共同抗日，大致已有协议，以免张再唱抗日高调，以保实力。潘则留京续洽，不料事隔数日，西安事变忽起，当时张冲与周恩来都在西安，

外人罕知其原因何在也。其共赴囯难宣言，于七七事变后，于同年9月22日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同日公布④。

搭线与搭桥

陈立夫这些回忆，可以在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得到印证：

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我对于中共问题所持的方针，是中共武装必先解除，而后对他的党的问题才可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法来解决。民国二十三年底，五次围剿初告成功，中央即指派陈立夫担当这一政治任务。

蒋介石接着说：

到了二十四年的秋季，陈立夫向我报告，周恩来在香港与我驻香港负责人曾养甫，经由友人介绍见面，希望我政府指派代表与他们进行商谈，而且他只要求从速停战，一致抗日，并无其他条件，周恩来又于9月1日致函陈果夫及立夫，申明中共要求停战抗日的立场。

又说：

二十五年5月5日，中共发出“停战议和”通电。随即由周恩来代表中共，潘汉年代表共产国际，到上海与张冲会商。当时我得到这个报告，对于潘汉年代表共产国际一节甚为怀疑。但据立夫考验后，知道潘持有他与共产国际通电的密码及其来往电报无误。我认为此事真伪虚实，对本案不甚重要，故亦未再追问，潘汉年乃即到南京与陈立夫谈判。政府对中共所提的条件为下列四点：

一、遵奉三民主义。

二、服从蒋委员长指挥。

三、取消“红军”，改编为国军。

四、取消苏维埃，改为地方政府。

经过了长时间的谈判，最后他们终于接受这四项原则。一切条件大抵都达到协议，只待我回京做最后之核示。

这些当事人的回忆明明道出：在西安事变前，蒋介石早就主动与共产党“经多次磋商”了、早就把“宣言及条件的文字都已大体谈妥”了；同中共暗中接触，早在1935年冬天西安事变前一年的秋天，就秘密进行了。蒋介石一方面公开的“剿匪”，一方面却暗中“以政治方法来解决”，这一内幕，别人是不知道的，张学良当然也不知道。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一片热心，想在国共之间做一致对外的搭桥，他不知道：国共之间早就这样搭线了！

“我们两个都是浑蛋！”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写张学良当时的心理如下：

但张学良并不承认他被共党所煽动，而其初意，是他抗日复仇的心切，乃想利用共党力量来一致抗日。从张学良自述其事变以前的经过，分析他被共匪诱惑生效的原因，并不是共党有什么真正伎俩，而其根本还是在我们内部有了矛盾，自己心理发生动摇，所以共党才得乘机而入，针对我们的矛盾与弱点，来尽量扩大为其利用而已。他又自述其从二十余岁起，担当方面军任务以后，参加内战已是不少，乃用他自身过去的经历，来判断其利用共党抗日的看法。例如于学忠原系与他对敌作战的，但由他收编以后，乃成为他忠实的部下；宋哲元亦是同他对战很久的敌人，后来和谈后，就成为他的良友；而且他自己对我中央国民革命军亦曾是对抗作战的敌人，但一旦为了国家的统一，归向中央，他本人就是很忠诚的服从中央，完成了统一。因之，他认为与共匪停战以后，亦必如过去各种内战情形一样，他总觉得共党亦是中国人，今日在某一问题上，虽已成为敌人，但明日在某一目标下，亦尽可为良友。

这种心理，与张学良事实上的处境正好对立。因为他事实上却是“剿匪副司令”，以“剿匪副司令”的身份，又怎么化敌为友呢？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和东北军在陕西，处境极为苦闷，因为他们不能在东北打日本人，反倒在西北打中国人，他们是难以自解的。有一项记录说，事变前张学良的机要秘书苗剑秋劝他说：“我觉得陕北共党不过是癖疥之疾，日本军阀对我们的侵略才是百年大患呢！副司令应该建议蒋先生放下枪杆，同陕北合作对外。”张学良听了，说：“我的职务是剿匪副司令，你要我去和匪合作，这种想法太浑蛋了！”苗剑秋说：“你才浑蛋呢！放着国难家仇不报，一天到晚的替人家做走狗打内战，你凭什么资格骂我浑蛋？”张学良是有度量的人，他说：“你说得对，我们两个都是浑蛋！”⑤

西安事变的原因，简单地说，就是张学良和东北军不愿再做浑蛋。因此，他们希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去打日本人。

另一个原因是，张学良和东北军感觉他们是蒋介石“安内攘外”的牺牲品，他们感到“安内攘外”只是口号，真正目的是“消灭杂牌”——消灭非国民党的嫡系军队。国民党御用史家李云汉，在《西安事变的前因与经过》（《传记文学》第三十九卷第六期）里，有这样的话：

民国二十五年1月25日，中共对东北军展开了一项新的心理攻势；以红军总部名义，发表了一封《给东北军全体官兵的公开信》，极尽分化离间的能事。“公开信”诬指蒋委员长调派东北军赴陕剿共，其用意在使“两支自愿并绝对反日的军队——东北军与共军，相互杀伐，两败俱伤”，“蒋派自己的亲信到东北军内部去刺探、监视，并进行分化”，因此，“东北军除了‘抗日反蒋’以外，别无选择”，“红军愿与东北军联合组织国防政府与联军，联合抗日”。

终于，张学良本人和他东北军的干部们完全动摇了。他们决定要与共党联络并同杨虎城合作，做“停止剿匪”与“共同抗日”的“努力”。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反省录》里回忆：

当是时也，共产党之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高唱入云，实攻我心；不只对良个人，并已动摇大部分东北将士，至少深入少壮者之心，当进剿再见不能成功，良觉一己主张，自问失败，征询众人意见，遂有联络共产党同杨虎城合作、停止剿匪、保存实力、共同抗日种种献策。良不能委罪于他人，虽然策出于他人，实有动于我心。

天真的爱国者

于是，在“有动于我心”的情况下，在1936年上半年，天真的爱国者张学良就决定采取主动，试探中共的真意。他计划同中共接触，做这种计划的时候，他完全不知道蒋介石早在头一年，就同中共接触了，他一直被蒙在鼓里。——他还以为可在国共之间，做一点搭桥的工作，他完全不知道，蒋介石自己早就干上这种事了。

张学良做这种接触之初，也像蒋介石一样，发生了怎样搭上线的困难。他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该当时，未知共党真意何在？研讨之下必先设法同共党取得连系，方能知其真意，而良等皆从未同共党有过来往，遂想到李杜往事，派人到沪，向李杜征询，李派一代表来，名刘鼎者，彼自称曾参加共党，被捕经保释放，彼可向沪方共党负责者接洽，彼自身并非全权代表，由彼介绍，共党表示，愿同良个人一谈，但不敢来西安。良到沪，在沪西郊外某西餐厅会见一人（彼未露姓名，据留言，彼似为潘汉年），谈判未得要领。因当时良以招抚态度，而该人言辞含混，未有结果。

这是第一次接触。不久中共有了反应：

当此之时，甘泉自动解围，共匪表示，不敌视东北军之诚意。王以哲⑥来电言，共匪派来负责代表一人，到彼军部，请良亲为接见。此时良忆及昔年左文襄收抚马化龙之故事，同时心中已早存有上述种种，遂飞洛川，会见该人，彼自称为李克农⑦，良当时不悉李克农为共党中何等人物，谈判之下，所提之请，要与后来共党所提之条件大致相似，良答复如彼等真诚，可以容纳转陈（蒋总司令），但彼之地位是否可能代表该党，表示怀疑，但〔盼？〕其首领如毛泽东、周恩来辈来见，彼答以共党所提诸事，曾经其全体表决者，如良诚信，彼可商请毛、周来见，彼立即北返，得其答复，周恩来愿同来会见，请约地点和时日，良本先对李克农之约，谅彼等未必真敢前来，待周答复至，良衷心忐忑，本一动扣留之念，再一寻思，偶起“岂有鸩人羊叔子哉”之句，彼既卒然敢来，佘当磊落光明，既然彼等声言为国，声言抗日，何不推诚相见？本前已自动向彼方探索真意，今其自来，如能化敌为友，岂不正合佘之心意？如能将此一群强悍，为国家收抚，从事抗日，自以为对国家、对领袖为无上之贡献，并可实现良一往心中诸幻想。即毅然答复，约周来见，嘱周师长福成妥为款待。⑧

这是第二次接触。后来，周恩来真的来了：

某夜⑨，在延安天主堂同周恩来会面，约谈二三小时，良告彼，中央已实施抗日准备，蒋公宵旰为国，双方辩论多时，周询及广田三原则，良答以蒋公绝不会应允，周承认蒋公忠诚为国，要抗日，必须拥护蒋公领导之，但左右如何乎？又力言彼等亦蒋公旧属，如中央既决心抗日，为什么非消灭日人最恨而抗日最热诚之共产党不止？在抗日纲领下，共产党决心与国民党恢复旧日关系，重受蒋公领导，进而讨论具体条件：（大致如下）

一、共产武装部队接受点编集训，准备抗日。

二、担保不欺骗、不缴械。

三、江西、海南、大别山等地共党武装同样受点编。

四、取消红军名称，同国军待遇一律。

五、共产党不能在军中再事工作。

六、共党停止一切斗争。

七、赦放共产党人，除反对政府、攻击领袖外，准自由活动。

八、准其非军人党员，居住陕北。

九、待抗日胜利后，共产武装一如国军，复员遣散。

十、抗日胜利后，准共党为一合法政党。一如英、美各民主国然等等。

周更提出，如良存有怀疑，彼等言不忠实，愿受指挥，意受监视，任何时可以随意谴责。当时良慨然承允，并表示良有家仇国难，抗日未敢后人。上有长官，不能自主，当向蒋公竭力进言，以谋实现，各以勿食言为约⑩。……

自我牺牲的“兵谏”

但是，从这年4月以后，张学良却一直没有机会向蒋介石进言(11)。中共方面，等到了10月5日，才由毛泽东、周恩来联名写信给张学良，开始催他。张学良遂在10月28日向蒋介石表示了停止“剿共”之意，立刻被蒋介石面斥。10月31日，转到洛阳，张学良联合阎锡山一起向蒋介石表示同样意见，又被面斥。张学良后来回忆：

曾经在京，某晨，蒋公偕良同车至宪兵司令部，举行毕业典礼，良向蒋公陈述共产党有投诚之意，并拟乘时向蒋公直述已同周恩来会面之事，不幸车已抵司令部门前矣。……当日夜间本拟再续陈述，因东北军饷事，蒋公责良时以繁琐相扰，并催促速返，良遂未敢陈述，因之错过机会。尔后蒋公至洛阳，又逢阎百川先生同在，良预想此乃一好机会，不料蒋公在阅兵后训话，痛斥共匪为大汉奸，主张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良聆听之下，有如凉水浇头，良欲向蒋公陈请者，至是则绝望矣。沮丧万分，回至寝室，自伤饮泣(12)。

11月1日，张学良回到西安：

良由洛返陕，答复共党，一时无法向蒋公请求实行停战计划，遂乃共相约商，局部暂停，仍由良负担向蒋公从容陈情。共党曾派叶剑英求见，并携有双方停战计划如毛泽东之约书。愿在抗日前提下共同合作，军队则听受指挥。良要求彼等须暂向北撤退，以期隔离，给予时间，容余酝酿，彼等认为河套地瘠天寒，需棉衣和补给，良曾以巨额私款赠之，令彼自筹，共匪遂撤出瓦窑铺，向三边北行。该时共党在西安设有代表处，邓发已曾到过西安。救国会、学联会皆有代表。上海日人纱厂之罢工，良亦曾以私款接济，彼时阴沉空气已笼罩西安矣。

在这种心情下，张学良也就人在虎背、箭在弦上了。

张学良本来的打算是先由他跟中共谈拢，再由他向蒋介石进言，最后大家一致对外的。在跟中共谈拢一点上，他已经成功，中共对他信誓旦旦，甚至“愿受指挥，意受监视，任何时可以随意谴责”，都无不可。在与中共谈拢的过程中，张学良甚至大哭……周恩来也陪他哭(13)，这样子敲定，当然是使张学良感动的。于是“各以勿食言为约”后，就等张学良“当向蒋公竭力进言”了。不料他在“向蒋公竭力进言”一点上，始终不成功，他以“巨额私款”接济中共，中共自行撤出瓦窑堡等等，都表示了中共在套他的交情，等待他兑现中国人一致对外的大希望。

在这种等待中，张学良的心理压力愈来愈重，深感不达到“竭力进言”是不行了，最后，他在其他因素的相激相荡下(14)，终于走上了“兵谏”的路子，即使个人遭到任何损失，也甘愿为国牺牲了(15)。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终于发动了西安事变(16)。

政治上的交叉搭线

西安事变一出来，张学良立刻打入败部，他在三边关系里，立刻变成了出局者。三边关系在西安事变前两年中，一直在秘密发展着，其中俄共采取单线的方式，秘密与国民党搭线，也与张学良搭线；国民党主动与俄共搭线，不完全清楚张学良与中共搭线；张学良也主动与中共搭线，不清楚国共早已搭线。他们相互间的关系与时差，用一张动态表，便很容易看出来了：

时间：1934年底

国民党动态：“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指派陈立夫担当这一政治任务。

时间：1935年7月

俄共动态：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在莫斯科开会。季米特洛夫（GeorgiDimitrov）在大会上提出“统一战线”的报告，对于中国主张建立“广泛的抗日反帝统一战线”。

1935年8月

俄共动态：1日，中共从毛儿盖发出宣言，提出“抗日人民统一战线”，要求组织“全国人民联合国防政府”

国民党动态：报载陈果夫、陈立夫倡言联俄。曾养甫函邀周恩来会谈。

1935年9月

俄共动态：1日，周恩来写信致陈果夫、陈立夫。

张学良动态：13日，张学良飞抵西安，视察驻防部队。

1935年10月

张学良动态：2日，蒋介石兼西北“剿匪”总司令，张学良为副司令。在西安设司令部，由张学良指挥。

1935年11月

俄共动态：28日，中共发出“抗日救国宣言”。

1935年12月

国民党动态：24日，陈立夫秘密启程赴欧，与苏联洽谈。后被日本人发觉，乃在三个月后赶回。

1936年4月

张学良动态：5日，张学良在延安会见周恩来。

1936年5月

俄共动态：5日，中共发出“停战议和”通电。

国民党动态：张冲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共产国际代表潘汉年会谈于上海；陈立夫又与潘会谈于南京。

1936年6、7月

国民党动态：中共代表周恩来、潘汉年秘密赴莫干山见蒋介石。

1936年7月

国民党动态：14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闭幕，宣言对内以最大容忍与苦心，蕲求全国团结。

1936年8月

俄共动态：25日，发出“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

1936年10月

国民党动态：24日，蒋廷黻出发继颜惠庆为驻苏大使，积极进行与苏关系。

1936年12月

张学良动态：12日，西安事变。第三天派机接中共代表。17日，周恩来等到西安。

从这表上，可以明白看出：国民党与共产党搭线，早在张学良与共产党搭线之前。印证蒋介石《苏俄在中国》中“一切条件大抵都达到协议”的话，和陈立夫《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中“宣言及条件的文字都已大体谈妥”、“大致已有协议”的话，证明了国民党共产党即使没有西安事变，也要中止敌对了。由此可见，怪张学良和西安事变是说不通的。

中共事先不知情

发动西安事变，旧说法是中共同张学良合作的，殊不知中共既然与国民党达成协议在先，又何必干这种事？所以，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出来，明白点破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事前“并未与共党就此事有任何商量”：

但是这件震动世界的事变之真相，到了事后才得完全明了。此事最出人意料之外的一点，就是其主动者，实是张学良的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劫持主张者，则为杨虎城。且其事前，并未与共党就此事有任何商量。

为什么不商量呢？因为事变的目的是“向蒋公竭力进言”，照约定，这是张学良该兑现的事，自然就不必先同中共商量。这是张学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东北人大帅脾气，该自己办好的事，同人商量，多没面子啊！

因为张学良没同中共打个商量就发动了西安事变，所以，中共在得到消息后，感到非常震惊，甚至怀疑是不是真的(17)。等消息证实后，中共漏夜开会，毛泽东在13日下午4点，召集了一个有三百多人参加的会议，欢喜若狂，声言要把蒋介石“公审”(18)，可是隔了一天，情况全变了：

14日夜晚，莫斯科第三国际拍来的电令，却与毛等的愿望相反。莫斯科的电令对中共指示三点：

一、西安事变乃日本人的阴谋，目的在制造中国的混乱与内战；苏联不会受其欺骗去支持西安，而且还要反对西安。

二、中国所需要的是统一的民族战线；张学良永远也不能成为这一战线的领袖，相反的，蒋委员长可能是唯一具此领袖资格之人，只有他才能领导全国对日抗战。

三、中共应尽力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释放蒋氏，并利用一切机会接近蒋氏。

中共中央诸人，对莫斯科的电令，有两派不同的意见：一主完全接受，一主表面接受而实际备战。经讨论后，终于同意派遣周恩来、秦邦宪（博古）、叶剑英三人为代表，应张学良之请，进入西安。(19)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后感到“彷徨束手，问策无人”。他想到周恩来，于是“立即电请周恩来到西安，共商决策”(20)。可是等周恩来到了，却表示中共决定遵照莫斯科的指示。周恩来有歉意的表示了这些意见，张学良显得有点失望，但没有什么不安(21)。

莫斯科说话了

莫斯科有意见后，一切情况又变了：

为什么蒋委员长终于能够在圣诞节安全飞返南京呢？什么事情才使此事得以实现？事变时正在西安的史密德莱(22)小姐（A.Smedley）报告说：蒋委员长一行离开西安后，一群年轻的东北军军官以及救国会的领袖们对她说：“我们被欺骗了，红军引诱少帅释放蒋介石。”斯诺相信，曾被张学良召赴西安的共党领袖周恩来（及叶剑英及秦邦宪），是决定释放蒋氏的“最有力人士”。

美国国务院及戴林先生似乎均同意，蒋委员长的释放，显然是由于莫斯科的命令。国务院说：“中国共产党最初赞成枪决蒋委员长，但是显然由于莫斯科的命令，转而采取一保留了蒋氏生命的政策，由于莫斯科的鼓励，中共乃改变主意，与蒋委员长及国民政府共同组成一‘联合阵线’抵抗日本，此种打算，似乎是促成蒋氏生命保留的一个重大原因。”

然而戴林指出：在西安事变以前，莫斯科和南京已经就“一项极为重要的新的互不侵犯协定”谈判，而获得了一些进展，这个新协定（直到1937年8月才签订）就是后来中日战争开始几年内苏联援华的基础。所以戴林相信：“莫斯科……认为这项和蒋氏间的条件比和叛乱的非正规军队订约，价值要高得多。”戴林并相信：这个即可以解释为什么莫斯科要“对西安的叛乱明白釆取敌对的态度”(23)。

“东北军军官”也好、“救国会的领袖们”也好、中共欢喜若狂的激烈分子也好，他们都没想到，遥远的莫斯科表示了决定性的意见，那意见就是要和平解决。

莫斯科的纵横捭阖深谋远虑还不止此，斯大林把这一故事，在雅尔塔会议又卖了出来：

过去若干年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利用每个机会使美国领袖得到一个印象，即苏联无意支持中国共产党，因为他们根本不是共产党，苏联的领袖们曾坚谓蒋介石是一个伟大的人物，而值得他们加以支持，美国则应率先援助中国，1944年8月，莫洛托夫甚至把蒋委员长西安蒙难（1936年12月）的“内幕”，告诉赫尔利大使和纳尔逊先生，莫氏并对他们说：“由于苏联政府在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支持”，才拯救了蒋氏的性命，并使他得以复任囯民政府的职位。(24)

就凭这一“内幕”，斯大林取信于罗斯福，签了《雅尔塔密约》；就凭这一“内幕”，斯大林取信于蒋介石，签了《中苏友好条约》，条约中明订“苏俄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蒋介石相信苏联，牺牲了外蒙古。这种相信，当然是有“内幕”原因的。(25)

大前提下的讨债还债

在莫斯科的意见的大前提下，剩下的，只是技术上的讨价还价了：

周恩来告诉张学良：彼等初闻西安事变，深为惊讶。当时共党内部有激烈、和平两种主张，叶剑英属于前者，他本人属于后者。共产党最后的决议案是：拥护蒋公领导抗日，并愿与东北军、西北军绝对合作，信守延安会见之约言；万一和平绝望，共党绝不袖手，利害与共，武装部队听受指挥。于是共党亦参加了西安的叛变组织，与东北军、西北军结成所谓“三位一体”。张学良叙述这段经过说：

“周（恩来）等随即参加已成立之委员会，当时西安所谓‘三位一体’：东北军、西北军和共产党也，讨论当时情况。决议：坚决实现八项要求，勿再使变动扩大，早日和平解决。所求得遂，拥护蒋公回京。同时调动共党军队，集中耀县、三原，以备万一。”

周恩来到达西安之日，陕北共军即开始从张、杨驻军手中接防陕北延安等地。原驻陕北的东北军与西北军，均已奉调南移。有了周恩来等的协助和共军的支持，张学良的态度也变得强硬起来了。他本已决定要送蒋公离陕返京，并已派蒋鼎文携蒋公手函返京要求停攻停炸，现在却又要讨价还价。除于18日致电何应钦表示“委座南归，尚待商榷”，并责中央军“西入潼关肆意轰炸”外，又与杨虎城联名致电程潜、唐生智、朱培德、杨杰等，对程潜等14日来电强辞抗辩，自称西安之变为“万不得已”之举，“震惊止于一时，功罪待诸定论”，并认为与共党联合，乃为基于爱国抗日之合理之举；对于先行护送蒋委员长离陕返京之事，则率直答以“尚难办到”，其词曰：

“至于容共之论，弟等以为无论何党何派，苟能真具抗日决心，即可共赴疆场。长此剿彼御此，徒损对外武力，此理甚显，何言受人之愚？弟等此举，任何方面皆为对事而非对人，尤确信其志节极端纯洁，只求主张贯彻，绝不稍为身谋。如介公果即积极领导全国实行抗日，则弟等束身归罪，誓所不辞。介公在此，敬奉安全，尽请释虑。至先护节离陕，在抗日主张及行动未实现以前，尚难办到。”(26)

因为在台湾看“反动书刊”是国民党的特权，我只好间接引录国民党译印的《亚洲红祸记》（乔治克里尔著，《中央日报》出版）中的转引文字：

要想确切叙述委员长在西安被困两周中的经过情形，还有两种文件须得参考，一件是斯诺所报道的毛泽东的意见，另一件是委员长和蒋夫人合著的《西安半月记》一书，这两种文件在若干点都互有抵触，故须分别加以考量。

斯诺在声明的开端便说，叛逆者起初的行动是提出若干要求，其主要之点为：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赴国难，停止内战，释放全国政治犯，保证人民集会结社之自由。

斯诺称：叛逆者提出上述要求后，立即派机赴延安，接周恩来及其他共产党二领袖来，斯诺接着又说：

据说蒋氏经此番经历后，已心力交瘁，当他看见周恩来——他过去在政治上的僚属，他曾以八万元的悬赏要取他的头颅——走进来，对他做友谊的招呼时，蒋氏面色转白……！

但是因为周恩来和张少帅仍然尊称他做委员长，并且坐下来解释共产党对国家危机所持的态度时，委员长的疑虑立释，起初，空气异常沉默，但他在倾听共产党的意见时，面色渐趋缓和，这是他剿共以来的第一次。

斯诺接着说，结果在原则上获得一个一般的协议，包括蒋氏的释放。但是，在这时，在下级激进的青年军官中，就发生了严重的纠纷……他们声称，委员长须扣留“至南京开始实行八条款时”。事实上，大多数的都坚持主张将蒋氏交付他们正筹备中的群众大会，做“人民公审”，斯氏继称：

但是，至此，共产党代表团却发生了很大的作用，在他们和蒋氏会谈后，他们已获得了充分的保证（撇开从当时整个情势显然可推知的保证不谈）(27)，相信蒋氏获释后，将被迫停止内战，大体上可以实行整个“联合战线”计划，但是，要想这样做，必须保持蒋氏的地位，一定要保持着他原来的威望转回南京才行。

以上是斯诺对西安事变的报道，但是差不多在每一个重要之点，都与委员长及夫人的合著发生歧异，譬如，委员长及夫人合著中就一点没有提及和周恩来及其他共党领袖会谈这回事。……

蒋介石与周恩来

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是1937年6月南京正中书局出版的，是《西安半月记》《西安事变回忆录》的合刊本，著作者是“蒋中正蒋宋美龄”，《西安半月记》中只字不提周恩来(28)，《西安事变回忆录》中提到见过一个“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四十五年后，国民党御用史家李云汉公开证实了这个“有力分子”是周恩来：

张学良为劝解西北将领心胸中的疑虑，确费心机，他认为周恩来或可一助，因于今日介绍周某来谒夫人。蒋夫人《西安事变回忆录》中提及之“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实则周恩来其人。张学良认为周在西安组织中“甚明大体”，如能与其一谈，或可有助于问题之解决。夫人正直无私，坦然予以接见(29)。

在陈立夫《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里，也有这样的透露：

二十五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之起，杨虎城之罪恶，实较张学良为大，幸蒋公之德威感人，且其住处已移在张之势力范围之内，故终能化险为夷，其详见蒋公自述之《西安蒙难记》(30)，不再赘述。事发之次日，余召潘汉年来见，欲其将国内一致不直张杨之所为，以及中央釆取严正讨伐之方针，详电第三国际，并述其个人之意见，谓万一蒋委员长有不幸，则日本之侵华可传檄而定，日军可以中国为其基地侵苏，于苏联为最不利，其电报密码存在余处，且唯我方才有电台，可直接通莫斯科，潘同意立即照此意拟一电报发出，次晨余又召潘来，请其再发一电，问周恩来是否尚留西安，若然，应由第三国际去电，令周不得有损蒋委员长之行动，救蒋即所以救苏，潘亦照办。越二日复电来到，谓“两电均收到，尔之观察甚为正确，已电周遵办矣”，余始放心。25日蒋公被张护送回南京，全国欢腾，余随党内诸先进迎接蒋公从机场至其官邸，众皆散去，余独留，至床边，始知蒋公背部受伤，至为疼痛，亟待休息，唯余仍急急欲知者为周恩来在西安之态度，遂以此为问，蒋公答曰：“甚好”，余复以鲍大使告余之言告之，因中央军已入陕西，可供蒋公在军事方面做抉择也，蒋公默而不言，余遂辞出。

这些国共之间的秘密来往，当然张学良都被蒙在鼓里的。我说张学良是“天真的爱国者”，因为他完全不是国民党的对手，也不是共产党的对手，更不是国民党加共产党的对手了！

军法大审张学良

在西安事变尾声的时候，张学良做了一次动人的收场——他要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写这一幕道：

张告委员长，彼已决心随委员长赴京；委员长反对甚力，称无伴行之必要，彼应留其军队所在地，并以长官资格命其留此。张对余解释：谓彼实有赴京之义务，盖彼已向各将领表示，愿担负此次事变全部分之责任；同时彼更欲证此次事变，无危害委员长之恶意及争夺个人权位之野心。

张学良的态度是光明磊落的、是不失英雄本色的，他显然已经置个人危险于度外，他把这决定告诉了他的手下，手下全体反对，但他还是表示要亲送。他这一决定没有告诉中共，所以，等到周恩来得知，急忙赶到机场阻止时，飞机已经起飞了。

因为至少宋子文、宋美龄有过不咎既往的担保(31)，所以张学良没想到他会永远回不去了，他对“他送蒋先生回到南京后，结果中央却拿他当‘犯人’看待这一点，似乎表露过十分的不满”(32)而“宋子文觉无以对朋友，一怒而走上海，直至抗战未担任政府正式工作”(33)。显然也不无内疚与抗议的双重意味。因为张学良“亲送蒋先生回南京这件事上，当时或是有点什么附带条件的，但这一真实的内容如何，只有蒋先生、蒋夫人、张先生、宋子文和戴先生几个人知道。”(34)

所以，1936年年底，当张学良最后被移付军事审判的时候(35)，据审判长李烈钧《李烈钧自传原稿》的回忆，竟出现这种局面：

开庭之日（31日），命副官先行布置。及竣事，余遂偕朱培德、鹿钟麟二审判官至法庭。坐定，见布置周密、戒备威严。

乃命将张学良带上，俄顷，至门外，逡巡不敢入。余招之入。学良苦笑，趋立案前，余因其为陆军上将，所犯系未遂罪，乃赐之座。学良仍鹄立。复呼其前，曰：尔知尔所犯何罪乎？答曰：不知所犯何条。余以陆军刑法示之，且曰：前数条皆尔所犯，何竟敢出此？学良颜色扬扬如平常，答词直率无忌。吾自忖曰：宜其为张作霖之子也。

乃复问曰：君应供之事已备记录，逐条询问，愿先睹否？学良曰：请先示之。读已，余问曰：尔胁迫统帅，有人指示乎？抑尔自策划耶？学良对曰：吾自欲出此耳；我所做事，我自当之，我非任何人所能指使者。言语爽直，侃侃而道。已而复曰：有一言，欲问审判长，可得乎？余曰：可。学良曰：当民国二年，审判长在江西曾起义讨伐袁世凯，有是事乎？曰：然。学良曰：为讨其施行专制乎？曰：然。学良乃曰：我在西安之举，亦对中央之独断欲有所谏正之耳。学良语甫已，余乃叱之曰：胡说！委员长人格高尚、事业伟大，岂袁世凯所能望其项背！尔不自省，冒昧演西安事变，自寻末路，夫复谁尤！审判官见佘语词益趋激烈，乃语余曰：请审判长稍事休息，遂偕朱、鹿二人至休息室谈话(36)。

最后，张学良被判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国民政府在1937年1月1日核准。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同时要求请予特赦，理由是：“当今国事多艰，扶危定倾，需才孔亟，该员年力富强，久经行阵，经此大错，宜生彻悟，尚复加以衔勒，犹冀能有补裨，似又未可遽令废弃。……予以特赦，并责令戴罪图功，努力自赎。……”1月4日，特赦获准：

张学良所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此令，主席林森、司法院院长居正。

张学良转入静态

张学良虽被特赦，但是，蒋介石的宽大是很可怕的，因为“加以衔勒”、“严加管束”，最后淹没了“需才孔亟”、“戴罪图功”，张学良还是“遽令废弃”了。于是，在国民党共产党的由冲突到归于和好里、在张学良的由绚烂归于平淡里，我们又看到这样一张表：

时间：1937年1月

张学良动态：4日，国民党政府明令特赦张学良，免除徒刑，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褫夺公权仍有效。13日，移张学良到溪口。

时间：1937年2月

俄共动态：10日，中共发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

国民党动态：顾祝同着手收编共军。21日，二中全会通过“根绝赤祸案”。

张学良动态：1日，张学良自溪口函劝东北军遵照中央命令撤防(37)，8日，中央军入西安。17日，国民政府令恢复张学良公权。但仍看管，无从行使公权。

1937年3月

俄共动态：12日，中共宣言，接受“根绝赤祸”四项决议，愿开始谈判。

1937年6月

国民党动态：19日，召集庐山谈话会，会外约中共参加。

1937年8月

俄共动态：15日，中共发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22日，中共宣言服从国民政府，参加抗战。

国民党动态：21日，秘密签订《中苏互不侵犯协定》。22日，任命朱德、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正副总指挥。29日，公布《中苏互不侵犯协定》。

1938年9月

俄共动态：22日，中共发表《赴国难宣言》。

国民党动态：9日，国防参政会成立，包括中共代表周恩来。23日，蒋中正就中共《共赴国难宣言》发表谈话，望其实践。

国民党和共产党又哥俩好了。在蒋介石的声望如日中天里(38)，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声浪里，在“停止一切内战”的实行里，在“开放言论”、“集中人才”、“赦免政治犯”的谈话里(39)，在“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的释放里(40)，在西安事变八条件无异大部分的同意里(41)……中国在走向自由，张学良在失掉自由。——“冠盖满京华，斯人独僬悴”，对照起来，岂不太怪了吗？

李金洲仗义执言

西安事变时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秘书兼办公厅第六科科长”的李金洲，在西安事变三十五周年纪念日，在巴西写《西安事变亲历记》，最后感慨道：

西安事变，张副司令当然应负责任，毫无疑义；但因受环境各方面之刺激，以致促成此一不幸事件。然当事者之措施，如中央方面之有人对张氏歧视嫉妒、幕僚长之遴选非人、剿匪失利不予补充反将部队番号撤销、两师长殉职申请特恤之被批驳，皆为事变之重要因素。……当西安事变时，张副司令致孔院长电中有“弟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确系由衷之言，如非受上述种种之刺激，危险分子何得乘虚而入，此点颇值吾人深思者也。张氏爱国之切，因国仇家恨，尤逾常人。民国十七年之不受日人威胁，断然易帜，使国家完成统一；二十二年背起不抵抗的十字架，毅然下野出国，皆足表现其爱国之深、谋国之忠。事变后在幽居生活中，仍一再手令部属服从最高领袖，东北军在抗战及戡乱期间，在中央统一指挥之下，从无一人怀有二心，皆秉承张氏之意志也。八一三上海战役，东北军之六十七军伤亡殆尽，军长吴克仁阵亡，为抗战中最先牺牲之高级将领，其参谋长吴汉翘亦受重伤，与杨虎城部下之孙蔚如、赵寿山等之全部投共，为极明显之对照。而对张氏之处分，军事法庭判决为十年有期徒刑，虽蒙特赦，交军委会严加管束，三十余年未能恢复自由，反超过主刑三倍半，而无形中变为无期徒刑。按北伐以还，如1927年张发奎、黄琪翔之广东事变，唐生智之三次造反，李济深、陈铭枢之福建人民政府，广东陈济棠，广西李、白之一再反抗中央，冯玉祥之两次反蒋，阎、冯之中原大战，每一事件都几乎危及国本，伤亡动辄数十万人，事后皆未受丝毫处分；且于抗战期间，皆蒙重用，而张副司令不与焉。何以厚此而薄彼？此又为值得吾人深思者也。

李金洲又说：

抗战胜利后，东北虽由于俄共支持，使共匪坐大，而人谋不臧，亦为不可否认之事实。在军事方面，所谓伪军不收，致使训练有素之伪军，尽入共匪掌握。当时某军事当局巡视华北，在北平行辕开会，各军事长官皆主收编华北伪军，不然将尽入共匪之手，某当局竟厉声告出席人士：“让他们都去当共产党好了，中央有把握，在六个月内肃清共匪。”军事已到危急关头，而仍固执己见，因而将国家断送，良堪浩叹。在政治方面，共匪尚知利用张学思以军司令员兼辽宁省主席，以争取人心。按张学思为张副司令之四弟，南京中央军校毕业，短小精干，相貌极似乃父张作霖氏，先在于学忠部代职，及至抗战爆发，而张副司令仍不能恢复自由，一怒而走延安。反观我方措施，东北旧人在人民中有信仰者，无一当政者，各省主席虽多为东北人氏，但皆为年轻一辈，在东北人民脑中极少印象。东北同胞重感情、讲义气，共匪利用投共东北人氏及伪军皆为东北子弟，以沟通人民感情；而国军精锐，多为外省籍，最高军政负责人亦然，与人民难免隔阂。经济方面，以俄共掠夺，中共破坏，生产停顿，所有军政各费，全部依赖中央，形成政府之经济陷阱，以致通货膨胀无法遏止，造成经济总崩溃，终于使东北尽入共匪之手。兹节录香港出版之《张学良幽居生活实录》两段，以与本文互相印证。该书执笔者，为军统局监视张氏之负责人，与张氏朝夕相处，为时甚久，对张氏之为人处世，认识极为深刻，其纯为客观由衷之言，无可置疑。一、“张学良长处甚多”：“在我和张先生相处那几年里，尤其是在患难之中，彼此常流露着真情，所以我以为对张先生这个人已有着深刻的了解。第一，他有承认错误的勇气，并不文过饰非，固执己见。第二，他对人有丰富的感情，坦诚可亲。第三，他的胸襟非常豁达，什么事都想得开，绝不钻牛角尖，而自寻苦恼。第四，他对部属很宽，如果犯了过错，只要你能改悔，他能原谅人们的小疵小非，便乐于给你自新机会。第五，他非常富于幽默感，是一个十足的乐观派。第六，他很懂得把握现实，把精神寄托在某一件事上，绝不憧憬过去，追求幻想。第七，他对蒋先生自始至终，非常谅解，在悠悠岁月中，绝无半点怨言。我当年是蒋先生派去保护张先生的，如果没有事实根据，实无理由替张先生说好话，何况张先生仍未宣告恢复自由，纵使在不久恢复了自由，而现在情势下，张先生既已隔离了二十余年，一切荒疏，也不能出任什么要职，执是而言，我更无为他宣传之必要，不过，我总不能忘记张先生是一个好人、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无论在抗战期间、剿共期间，甚至今日反共抗俄期间，失掉像张先生这样一位帮手，都是蒋先生的损失。”二、“三个机会皆未获释”：“若释放张先生，原有几个好机会。第一，是在七七事变后的全面抗战当时。第二，是胜利以后。第三，是国民政府播迁台湾，高唱团结之际。第一个机会中最好的理由，是一致奋起，全面对外。在第二个机会中，是抗战已胜利结束，过去恩怨是非一笔勾销。第三个机会中，最响亮的口号是内外团结，反攻复国。可是这几个机会，在蒋先生未加考虑下都已经轻轻的过去了！”惋惜之情，溢于言表，吾人试想，假如在上述第一个机会中，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开始时，能起用张氏，则张氏为发泄其久已抑郁于胸中之国仇家恨，必能发愤为雄，不惜为国牺牲。而东北军旧部亦必激励奋发，以一当百。而尤其重要者，为所有东北人氏，如伪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崇民，伪省主席于毅夫、栗又文，伪军司令员兼辽宁主席之乃弟张学思，伪国务院办公厅主任阎宝航，及其他成千成万之东北青年，不致投入共党怀抱，在东北为共匪工作，其影响之大，可想而知。胜利后，如能假张氏以军政全权，率东北军接收东北，东北民众以少帅率东北子弟归来，必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伪军不必招抚，而自动来归，因东北人民，皆信赖副司令之为人，愿受领导，与政府通力合作，对付共匪。东北人民在日俄战争时，备受帝俄蹂躏，中东路抗俄之役又饱受苏俄屠杀。胜利后苏共开入东北，奸掳惨杀，无所不为，其痛恨苏共程度，远超过对敌人日本。提起共党，无不咬牙切齿，谈虎色变。东北民间多有自卫武器，如能与国军配合，中共在东北虽有俄共支持，亦绝无法坐大，甚至无法立足。东北如能保全，大陆又何至于全部沦陷，而演成现在局面！言念及此，不禁令人掷笔而长太息也(42)。

少帅老矣！

近半个世纪来，蒋介石“拿着培养一个团部队的经费”(43)，看住张学良，说着要起用他，但是，起用、起用、起用，没有人看得到起用，看到的，反倒是一直失掉自由。从浙江溪口关到安徽黄山，从安徽黄山关到江西萍乡，从江西萍乡关到湖南郴州、沅陵，从湖南郴州、沅陵关到贵州修文，从贵州修文关到台湾新竹、北投，在国民党逃到台湾来以前，谁也见不到他，连东北耆宿兼国民党同路人莫德惠，也不过在十二年中，只见到他三次，——好个“需才孔亟”、“戴罪图功”啊！

莫德惠《民国莫柳忱先生德惠自订年谱》1937年条下记：“余于二十六年初，偕同刘尚清、王树翰、刘哲、王树常诸兄前赴溪口，谒慰蒋公及探访汉卿。”1946年条下记：“是年夏，余曾赴贵州，访张汉卿先生于桐梓天门洞。”1947年条下记：“是年5月余由南京抵台北。……16日访问张汉卿先生于新竹井上温泉。”这是国民党逃到台湾前仅有的允许张学良会见故人的记录。莫德惠在1947年的访问以后，提供照片，由攻玉写《张学良在台湾》一文，发表在《艺文画报》第一卷第十二期（1947年6月上海艺文书局发行）里，那是张学良被囚十年后，第一次有照片传出。再过了十七年，1964年7月21日《联合报》上，登出张学良与同他一起囚居的赵四小姐结婚的消息。再过了十五年，1979年10月6日的各报上，登出中央社的消息，说：

〔中央社台北5日电〕蒋总统经国伉俪，于今天下午4时，在大直寓所，举行中秋茶会，应邀参加的有张群先生、何应钦先生、张大千先生夫妇、黄少谷先生夫妇、张学良先生夫妇、马纪壮先生夫妇、张宝树先生夫妇等多人。

蒋总统伉俪和来宾们闲话家常，共度佳节。

是为国民党第一次正式透露张学良又为座上客。当天《自立晚报》上，以《张学良、柏杨和李敖》为题，认为“他们三人先后重现大众眼前”，是一种“宽容形象”。1979年10月10日，张学良被邀参加国庆阅兵。1980年10月21日，各报登出他访问金门的消息，有他“在金门前线以高倍望远镜眺望大陆河山”的照片，这是距上次传出照片后三十三年，又一次有照片传出，照片上的张学良已经垂垂老矣(44)！

张学良从三十八岁关到八十三岁，一切毛病，都出在国民党太“宽大”，并且强迫张学良接受这种“宽大”。设想当时无此“宽大”，张学良判十年，坐十年牢，早在三十六年前就恢复自由了，又何必受“无形中变为无期徒刑”的德政？张学良的一生，告诉我们一个教训，就是：国民党的“宽大”是很可怕的，我们要对国民党的“宽大”，敬而远之才好！

1982年10月14日作；1987年11月29日稍加订正

①这是于衡《张学良访问记》（1981年9月18日《联合报》）中的话。

②陈立夫日子记错，事实上是“圣诞节”前一天而非“前数日”。据《公祭陈果夫先生纪念册》（1951年9月16日陈故委员果夫治丧委员会编印）中《陈果夫先生年谱初稿》1935年条下：

是年11月24日，立夫先生奉命秘密乘德邮船朴次丹号赴欧。

这次赴欧，据陈立夫另在“‘对历次共匪假借和谈扩大叛乱史实之研究’讨论会”（1979年12月28日《近代中国》双月刊第九期）上说：

这一谈判，如果在我国谈，消息容易走漏，促使日本提早攻华的时间，必须要到莫斯科去谈。

③陈立夫说他自己化名“李融清”，张冲化名“江某”（其化名不能记忆清楚矣），事实上是“江帆南”，见朱开来《怀念张怀南先生》（《传记文学》第三十五卷第二期）。

④陈立夫又把日子记错。《中苏互不侵犯协定》是1937年8月29日公布的；中共《共赴国难宣言》是9月22日公布的，并非“同日公布”。

⑤右军：《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

⑦王以哲是第六十七军军长，西安事变后被暗杀。

⑦李克农是中共联络局局长。

⑧周福成是一一九师师长。蒋介石《苏俄在中国》中说：

因为他们在西安勾搭，恐易被我中央发觉，故张与共党的秘密接洽，乃在陕北的延安举行（当时延安守军还是张的所部）。

⑨时间张学良记不得了，事实上是1936年4月5日。

⑩张学良与周恩来的见面，石川忠雄据苗剑秋的回忆，有更细腻的叙述，据李云汉《西安事变的前因与经过》所引，内容如下：

其事约在二十五年6月或8月，学良赴延安，意图说服中共由“反蒋抗日”或“联蒋抗日”改为“拥蒋抗日”。学良与周恩来、彭德怀及秦邦宪等会见于肤施。学良问恩来等：“是否真心抗日？”恩来答：“真心。”问：“是否倒蒋抗日？”答：“是的。”学良立谓：“那么，请让我回去或者杀掉我。”恩来急问：“为什么？”学良谓：“你们的抗日和蒋委员长的攘外，如果都附带倒蒋或安内这些条件，我实在不能苟同，因为日本军部绝不会等着你们倒蒋或剿匪。”言罢，痛哭。恩来亦陪之哭，问：“那么，怎么办呢？”学良答：“只有在拥蒋抗日的目标下促成民族统一抗日战线。”在座诸中共头目报以冷笑。独恩来轻声谓：“我们怎么能拥蒋呢？”学良问：“联蒋如何？”恩来不待向毛泽东请示即答：“可以。”（石川忠雄：《中国共产党史研究》中《中共在西安事变前改变对蒋态度的史实凭证》一文）

(11)张学良在1936年9月23日上蒋介石电，文中只请抗日，没谈到与中共接触，但已苦衷毕现：

居今日而欲救亡图存，复兴民族，良以为除抗日外，别无他途。北来寇入益深，华北半壁河山，几乎沦陷，而多数民众咸感觉忍无可忍，抗日声浪，渐次弥漫于全国。中枢领导民众之责，似应利用时机，把握现实！坚民众之信仰，而谋抗敌之实现。否则民气不伸，骚动终恐难免。彼时中枢或反处于被动地位，其失策孰甚！良年来拥护统一，服从领袖，人纵有所不谅！我亦矢志不渝，固为分所当然，情不可已，亦以深仇未复，隐痛日甚，愧对逝者、愧对国人，所日夜隐忍希冀者，唯在举国一致之抗日耳。至此间东北青年暨官佐，尤多富于抗日情绪。赤匪投机，更往往以抗日口号肆其谣惑。良为领导部下铲除共逆计，尤不能以明示抗日为镇压纷歧统一意志之策略。区区苦衷，谅蒙垂察。总之，就各方言，欲救亡必须抗日，欲抗日必须全国力量之集中。良此时在钧座指挥下尽剿匪之职责，尤愿早日在钧座领导下为抗日之牺牲。唯冀钧座于国防会议内确定整个计划，实行抗日。良决负弩前驱，唯命是从。

(12)李金洲《西安事变亲历记》：

当二十五年委座在洛阳祝寿之前一日，阎百川主任偕随员多人乘包机飞抵西安，答拜张副司令（学良）太原之行也。阎氏到达西安，假陕西已退休将领李虎臣之住宅休息，曾与张杨作竟日之谈，当夜即联袂乘陇海路局特备之专车去洛阳。在祝寿典礼完成后，张阎两氏实行诺言，联合晋谒委座长谈讨论继续剿匪，抑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委座一再说明攘外必先安内之必要，共匪已成强弩之末，只要大家努力，短期内不难彻底消灭，永绝后患，态度正确而坚决。张氏对剿匪意志业已动摇，而阎氏因晋绥西北部与共匪接壤，已被共匪滲入，不堪其扰，因此张阎二氏亦反复申述其主张，最后激怒委座，厉色质问张阎两人说：“你们只答复我一句话，是我该服从你们呢？还是你们该服从我？”张阎两人一闻此言，知无可再说，只有表示当然服从委员长命令而退。建议未被采纳，张、阎二人颇感沮丧，晚饭后摒去随从在军校场散步，曾做长谈，内容无从得知。及至事发后张副司令命作者以代表身份飞太原时，临上机前，告作者说：“他（指阎氏）在洛阳和我晚间散步时，曾对我说：‘汉卿呀！看委员长态度，咱们不能再说话了，只有咱们自己以后看机会慢慢的做吧。’现在我已做了，看他怎么办？”事发后阎主任致张、杨电中有“前在洛阳时，汉兄曾泣涕而道……记曾劝汉兄云……不治之争，与国不利，当徐图商洽。”可见张、阎之联合进言及事后密谈，皆为事实也。

(13)见⑩。

(14)据刘振东《孔庸之先生演讲集》，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致孔祥熙电如下：

孔部长庸之我兄勋鉴：弟对国事主张，曾经商讨，区区苦衷，谅蒙鉴及。不意介公违反众论，一意孤行，举整个国家之人力财力，消耗于内战，吾兄职掌财政，当能洞悉。绥东战起，举国振奋，乃介公莅临西北，对于抗日，只字不提，而对于青年救国运动，则摧残备至。弟陈辞再三，置若罔闻！伏思中华民国，非一人之国家，万不忍以一人而断送整个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弟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今不敢以私害公，暂请介公留住西安，促其反省，绝不妄加危害。我兄遇弟至厚，当能谅其无他，披沥奉闻，并乞明示。此间一切主张，共以丑文电奉陈。张学良叩震印。

孔祥熙复电有“此次之事，弟意或兄痛心于失地之久未收复，及袍泽之环伺吁请，爱国之切，必有不得已之苦衷”的话，显然已由国民党中枢口中，道出张学良的理由。

(15)李云汉《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

这天下午5时，张学良召集西北剿匪总部的全体人员讲话。目的在说明发动这次“兵谏”的原因，对蒋公的主张和做法，亦有所批评，但不敢损及蒋公人格的尊严。他说他这样做，不是反对蒋公个人，而是反对蒋公的主张和办法；只要蒋公放弃过去的主张，毅然抗日，他仍然是要拥护蒋公、服从蒋公。他说：“我们对蒋委员长绝没有私仇私怨，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使他反省，正是爱护他。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那时甚至他认为是叛逆而处置我们，我们绝对坦然接受。”

(16)张学良在通电上说，他这一举动，意在“对介公做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外，并胪列“西北军民”的“一致主张”八条，要求政府“俯顺舆情，开诚采纳”。

(17)WuTien-wei（吴天威），TheSianIneident:APivotalPointinModernChineseHistory.

(18)郭华伦：《中共史论》。

(19)李云汉：《西安事变的前因与经过》。

(20)张学良：《西安事变反省录》。

(21)WuTien-wei（吴天威），TheSianIneident:APivotalPointinModernChineseHistory.

(22)即史沫特莱。

(23)胡适：《斯大林征服世界战略下的中国》（1950年10月19日《中央日报》译载）。

(24)同上。

(25)陈立夫《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中有这样记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Bogomolov）的话：

在讨论《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时，鲍氏曾数次向我保证一旦中日战争爆发，他们绝不帮助中共。在抗战前期及中期，他们确是做到承诺。

极可注意。

(26)李云汉：《西安事变的前因与经过》。

(27)张学良《西安事变反省录》中也有这样的话：

就是到最后，因蒋公离陕问题，良与杨虎城发生歧见，亦为此点，良责杨，我等最初动机，是不顾一切，请求蒋公领导抗日，我等既已看过蒋公之日记，确知蒋公有抗日之决心，并已应允准我等把其他意见，提出中央会议讨论，我等目的可达，不应畏首畏尾，患失怕死，既然如此，你又何必当初乎？

值得特别注意。又《蒋廷黻口述回忆录》中，明说：

西安事变促成中日之战提早爆发。不论南京官方如何解释，日方认为委员长如果不答应实施张学良的统一抗日主张，张是不会释放他的。

也值得特别注意。顾祝同《墨三九十自述》中，明说：

张学良既随护蒋公飞返南京，共党乃以边区政府特殊化方案，经由杨虎城所派代表李志刚、米春霖、阎宝航等，与中央商讨善后，中央未予接受，杨乃以中央军队向西压迫为词，谓与蒋公在西安不做内战之诺言不符，在军政部上项办法公布时，竟于同日通电诋毁中央。

也值得特别注意。胡适《斯大林征服世界战略下的中国》中，明说：

在中国人真正自发的欢腾声中，蒋委员长回到了南京。他离开西安时没有签下任何条件，但是这位耶稣的清教徒却在一项有力的战略袭击下输了一着，也许这是他平生中的第一次。

也值得特别注意。至于蒋介石自己，在十三年后，更明白承认“西安事变，后来影响所及，反而更加强了全国军民对军事领袖的信仰，而奠定了后来八年抗战全国军民意志统一的基础”（《本党革命的经过与成败的因果关系》）。

(28)陈布雷《陈布雷回忆录》1936年条下：

26日中午往机场迎迓蒋公，随至官邸。蒋公授余草稿一纸命与夫人详谈，即为整理记录，于5时前赶成之，即对张杨之训词也。

1937年条下：

2月2日蒋公赴杭州，余与郑医师等同行，在杭州初度阴历年，辟室新新旅馆，撰《西安半月记》。

(29)李云汉：《西安事变的前因与经过》。

(30)陈立夫又记错，书名是《西安半月记》。

(31)李云汉《西安事变的前因与经过》说：

宋子文亦费尽口舌，往各处对张、杨所部各将领反复劝说。其意在向彼等说明：蒋委员长在此绝不能有亲笔命令，但返京之后，余信其绝不咎既往。众疑渐释，杨亦终于同意。

李金洲《西安事变亲历记》说：

蒋夫人与宋子文担保以张氏勇于悔过，维护委座安全，免予处分，令其戴罪立功等。

(32)高山流：《张学良幽居生活实录》。

(33)李金洲：《西安事变亲历记》。

(34)高山流：《张学良幽居生活实录》。

(35)陈布雷《陈布雷回忆录》1936年条下：

军法审判张学良之日，蒋公恐有人为张说情，徒多烦扰，至余颐和路寓中小住半日，何部长询蒋公所在，余亦未以告也。

(36)马五（雷啸岑）《西安事变逸话》（1951年9月5日《香港时报》）中记李烈钧：

李协和军阶本为二级上将，与张学良同，因奉命任军法审判长，主讯张氏，夤夜由国府颁令，晋李为一级上将。事后余询李以审讯经过，李谓：“没有什么，只是我因此升了官而已！”余亦大笑。

(37)陈布雷《陈布雷回忆录》1937年条下说：“张部要求释张回部，中枢不之许，几不免用兵。经张学良在不能出面时写信，方告解决。”参看田雨时《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致于学忠长函》（《传记文学》第四十卷第一期）

(38)董显光在《蒋总统传》中，明说：

另一事实由西安事变而出发者，即此举不仅未稍减蒋总统的威望，实际上已将其声誉提得更高。此举引致极大的民众运动，以拥护现代中国历史上之全国领袖。民众之反应实可表征蒋总统的人格所以把握全国人民之想象者实最深切。

邓文仪《西安事变与中国命运》（《传记文学》第三十二卷第三期）中，明说：

全国军民欣闻领袖安返南京之日，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举国为之鼓舞欢腾、同声庆颂，认为领袖安然脱险，象征国家不会灭亡，民族一定复兴，殷忧启圣，多难兴邦，又得到一个新的证明。

陈立夫《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中，明说：

西安事变，为一最惊险之局面，然民心士气之盛，已可以证明领袖德威，足以领导抗日。

这些记录很多，无一不证明了西安事变的演变，有助于“同声庆颂”蒋介石的“威望”“德威”，对国民党并非无利。

(39)蒋介石1937年2月24日谈话。

(40)因组救国会被捕入狱的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等七人，1937年7月31日在苏州出狱，第二天由苏州返上海。

(41)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中综合八条件的“实质意义”说：

张杨通电所提的八项条件，就是：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救国会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自由。六、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这八项条件显然就是当时共匪及其同路人的政治口号。其实真的意义就是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剿共军事，放任共党及其外围团体的活动，采取联俄容共政策，召开所谓党派会议，改组国民政府为联合政府。

(42)卜少夫在《与张学良纠缠经过》（1962年2月11日《新闻天地》）一文中说：

张学良虽年将花甲，若干年来的生活正常、起居有序，且从未废弃体育活动，他的体力精神依然可为国家效命。何况他的资望，在国人，尤其对大陆上的东北同胞，犹有他的强大号召力。当此与中共斗争最剧烈时际，让他投闲置散，不仅浪费，抑太可惜。（中共连陈叔通、马叙伦、黄炎培那样的老骨头尚不放过，牵出来跳跃当猴耍，我们为什么要埋没张学良呢？）。

(43)右军：《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

(44)于衡《现代史的关键人物张学良》（1982年7月1日《联合月刊》第十二期）记有他和看管张学良的人员的对话如下：

“少帅去过金门，蒋总统经国先生邀他赏月，他不是自由了吗？”

“他当然早就自由了。但是张先生的父亲在东北有些恩恩怨怨，共产党也可能要对付他，还有……为了万一，我们有责任保护他。我们得特别防范。”

“他既然自由了，我应该有访问他的权利。”

“但张先生有拒绝访问的权利。同时我们认为：凡是未经允准的，一律视为不可以访问。”

理由之离奇，可见一斑。

蒋介石与张学良之二

——我看周恩来的一封信

1977年6月30日，陈立夫在《近代中国》季刊中发表了《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文中公布了周恩来在四十二年前（1935年9月1日）写给国民党CC系大将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信，信中有“黄君从金陵来，知养甫先生所策划者，正为贤者所主持”的话，“黄君”是指黄华表、“养甫”是指曾养甫、“贤者”是指陈氏兄弟，“所策划”“所主持”是指什么呢？

指的不是别的，而是蒋介石公开“剿匪”声中的秘密“通匪”作业，这种鲜事，真不能不说“骇人听闻”了！

这一秘密作业，奇怪的是，竟是由蒋介石这边主动的。

在江西缴费期间，吾方最重要之工作，为安定后方，使共党在各省之秘密活动，随起随灭，余为主持我方此项工作者，助余之高级干部大半为美国留学生，且多半为自然科学及应用科学者。吾人所采取之政策为渗透与招抚，不采杀戮，使共党自首自新，而予以思想之改造，其有能力者并予录用。故来归者甚为踊跃，清党后十年之间为数几达两万人，其最著者为共匪方面主持特工之顾顺章亦经蔡孟坚之接洽暗中来归，此一转变，几使共党各地之地下组织全部瓦解。周恩来竟以毒辣手段将顾之妻子密捕，活埋于上海法租界一屋中，而自身亦无法躲藏于上海租界中以指挥工作，周本人苟不十分机警，迟走五分钟，则亦为吾方人员捕获矣。（此一经过为周来渝关政治协商会议时，在余家吃饭，亲口告余者。）周逃赴香港，不敢露面，吾人苟欲与之接头，十分困难，遂托曾养甫设法找谌小岑、黄华表等同志，觅取接头线索，盖据吾人之推测，苏联之策略既为促成中日之战争，而共匪又怕吾军之继续进剿，苏联势必令共匪表示愿意投降，以加强吾人之抗战决心，而共匪本身由江西逃至陕北，精疲力薄，亟待休息，唯有采共同抗日之政策，始可图存，而周之寻觅与我方接头之心，实较吾方为更殷切，而接头之对象，亦以余为最适合之人选，否则将无安全之保障也。

正因为主动的是蒋介石这边，所以周恩来信中有“黄君从金陵来”的话，陈立夫文章中有“吾人苟欲与之接头，十分困难”的话，可见主动在蒋介石这边，是无法掩饰的。

这边主动找共产党，那边周恩来有了反应，就写了这封信。陈立夫写他在收信后：

该函经呈阅后，奉命继续联系，由余等出名口头答复，允予转呈，唯不必立即告以蒋公已允予考虑。此一线索，始终联系未断，以待时机之来临。

后来，时机来临了，陈立夫续写道：

苏联的态度既已明显，对中共的交涉自然不难，我们首先决定把周恩来请到上海，唯中共派员与余谈判，必须有第三国际代表参加，这是潘汉年。他们两人必须先得到余之安全保证，始肯来上海，我方则由张冲任联络员。那时候的情形，我们好像是接受中共投降，他们只要我方肯停止剿共，提其他条件，他们都可接受。日寇一旦侵华，就是给他们以复活的机会，条件可以随时食言，到了那时候我们自己抗战不暇，他们不打日军，我们自难对他们为有效的约束及处分。我们知道他们怎样想法，他们亦知道我们怎样做法，但是为对外必须表示全国一致抗日起见，我们要求他们在战争爆发以后，即须发表共赴国难宣言。……

后来周、潘二人由我们招待至南京居住，由余直接和他们谈判，使彼等更为放心，经多次磋商，宣言及条件的文字都已大体谈妥，周恩来乃欲回延安复命，余乃令张冲陪其去西安，顺便往见张学良，由周口中说出，我们双方对共同抗日，大致已有协议，以免张再唱抗日高调，以保实力。

可见西安事变前国共之间“都已大体谈妥”、“大致已有协议”在案，国共合作——第二次合作——已经不是西安事变发生不发生的问题了。后来国民党的御用“历史家”，把国共合作自西安事变之后，好像西安事变前国民党只“剿匪”而不“通匪”似的，“通匪”的只是张学良，这明明是嫁祸于张学良，按诸历史，是与真相不符的！

陈立夫的文章发表后，被国民党掩饰了四十二年的文件，终于亮出给我们，使我们见识不少、恍然大悟不少。不料就在我们见识之余、恍然大悟之余，沈云龙、李云汉等与国民党同一鼻孔出气的“历史家”，忽然发出怪说，说周恩来的信中“9月1日”，不是1935年9月1日，而是1936年9月1日，这显然是捏造历史了（沈云龙文见于他的《抗战前后国、共商谈的历史教训》等，李云汉文见于他的《西安事变的前因与经过》，均发表在《传记文学》）。因为不是1935年而是1936年，则该信发出后三个月就发生了西安事变。照蒋介石《苏俄在中国》所说，西安事变前，张学良与中共直接接触已有半年，则张学良接触中共，远在国民党之前，这不是沈云龙、李云汉替国民党御用历史开脱吗？周恩来在1941年11月重庆《大公报》上发表《悼张淮南先生》，明说“淮南先生伴我一登莫干、两至匡庐”的话，朱开来《周恩来“悼张淮南先生”文的考订》（《传记文学》第三十五卷第四期）中明说：

周文内所谓“一登莫干”，系在二十五年夏，由张先生陪周由南京赴莫干山晋见蒋委员长。所谓“两至匡庐”，系在二十六年七七事变以后，由张先生陪周赴庐山晋谒蒋公。

张冲（淮南）的助手杜桐荪在致萧铮信（《传记文学》第三十六卷第五期）中明说：

记得在民国二十五年一个盛暑热天，张怀南（冲）兄命弟陪送周恩来、潘汉年自南京出发，取遒京杭国道，上莫干山晋见蒋委员长，张本人不偕周、潘同行而由弟陪送，无非因事未至公开，避免外间猜测而巳。当日弟与周、潘抵达莫干山时，张已先期到达山庄等候，弟任务毕即下山，夜宿西湖蝶来饭店，翌日张与周、潘亦至蝶来饭店，共进午餐后即各自分道，周、潘去上海，弟与怀南兄返南京。此次周、潘上莫干山晋见蒋委员长即周之悼张怀南兄文中所提“一登莫干、两至匡庐”之事，其事既发生在二十五年六七月间，因此周致陈果夫、陈立夫两先生9月1日函之年份，当为民国二十四年无疑。

何况，蒋介石《苏俄在中国》也明列周恩来“9月1日”的信，在“二十四年秋季”一段之后；陈立夫在信尾也加注“民国二十四年9月收到”字样，信是1935年写的，自无疑义。沈云龙、李云汉之流，竟如此歪曲史料，真不可思议！当时国共秘密接触，已经到了周恩来“一登莫干”的最高阶层程度，如周恩来的信是1936年写的，则“一登莫干”之事，将置于何处？沈云龙、李云汉之流掩饰国共合作的历史，竟荒谬到这一程度！呜呼台湾的“历史家”！

更荒谬的，是沈云龙在《抗战前后国、共商谈的历史教训》（《传记文学》第三十四卷第四期）中说：

唯周函确系从未公开的第一手资料，为以往研究国共关系史者所无法搜集者，今由陈立夫氏提供，当可了解国军追剿残共数千人不难一鼓荡平而又改釆国共商谈之由来，此函实为重大转捩点。其从中转递周函者，一为谌小岑，湖南安化人，北洋大学毕业，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人部指导主任、上海市党部监委、铁道部劳工科长，从事工运，思想左倾；一为曾养甫，广东平远人，北洋大学毕业，留学美国，曾任国民党中委、浙江建设厅长、铁道部次长、广东省府委员兼广州市长等职。周恩来以谌、曾与陈氏为北洋先后同学关系，由是而敲开商谈之门，亦即中共实行“抗日统一战线”之初步，其心思之细、运用之狡可知。

这一段话，更是荒谬了：

一、沈云龙说“国军追剿残共数千人不难一鼓荡平”，是与常识不合的，因为事实上如果很容易“一鼓荡平”，国民党岂有不荡平之理？又何必“改采国共商谈”的手法呢？董显光《蒋总统传》中已明说共产党“在延安的根据地实际上是不易攻破的”，当时的情况如果是那样容易荡平，国民党不去荡平，国民党也太笨了。国民党在江西，可以一连“五次围剿”共产党，又何吝于在陕西“一鼓荡平”一次？可见事实上，没那么简单吧？

二、沈云龙说：“周恩来以谌、曾与陈氏为北洋先后同学关系，由是而敲开商谈之门……其心思之细、运用之狡可知。”可是在陈立夫文中，我们明明看到的是陈立夫“托曾养甫设法找谌小岑、黄华表等同志，觅取〔与周恩来〕接头线索。”主动既不在周恩来，周恩来又有何走陈立夫老同学路线之可言呢？这不是瞪着眼睛，歪曲史料吗？

我写这篇文章，重点不在研讨国共的暗盘激荡，而在维护历史解释的规则。解释历史，不可以逸出常识以外，也不可歪曲史料以逞臆说。不幸的事，在国民党统治之下，这个岛上的“历史家”不但不敢说真话，反倒曲笔以应官方的标准了。所以，我不得不把他们揪出来示众，以儆效尤！

1982年10月13日夜两点半

蒋介石与张学良之三

——大时代的故事，大时代的造谣

我在《从陶百川绑票大学生说起》（“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十三册《战斗禁书K》）里，替历史还公道、替张学良喊冤，我说：今天国民党宣传家宣传他们抗日的历史，是很英武的、决绝的、始终一贯的。但是，这种宣传，在我这种又细心又内行人的眼里，显然通不过去。例如1931年九一八事变，国民党一口咬定对日本不抵抗政策责在张学良，但这绝非张学良一人的责任。为了证实我这种话，我特别引证了国民党御用史家梁敬錞的一段泄底的文字。梁敬锌在《九一八事变史述》里，有这样不自觉的透露：

综观各种措施，除申诉国联，属于积极动作外，其他多含有消极性。盖即不妥协、不作战，亦不直接交涉，自不能为当时学生民众舆论所满意。大公报社评对于不抵抗政策，指摘尤烈，其辞曰：

张学良在九一八之前，已知事态严重，他总以为日本不敢打，……不抵抗主义，不创自张学良，而创自蒋主席。济南之役，蒋以不抵抗，制福田于无形，一面吁请国联，且不得国联之承认！今之办法，与济南无殊。国府文告中，对日“避免冲突”之指示，即是国府对于张学良不抵抗主义之承认。蒋本人“逆来顺受”之演讲，亦是蒋承认不抵抗主义之证据。

吾人今自日本外务省情报档案中，检得民国二十年7月，万宝山事件发生时，蒋、张之间，确曾交换过对日避免冲突之意见，蒋在7月12日、于右任在7月13日，均曾密戒学良，勿生事端，蒋电文中，有“此非对日作战之时”之辞句，于院长电文中，有“中央现在以平定内乱为第一，东北同志，宜加体会”之论调。……

由此可见，把不抵抗主义，一股脑儿记在东北人张学良的账上，是不公道的。

我的文章发表后十八天，《中国时报》（1982年9月18日）登出对梁敬錞的专访——《中国人永远忘不了九一八》，引录梁敬錞的看法说：

九一八事起，东北军采不抵抗政策，时人及后世治史者每以此深责于张学良，对此梁氏则认为政府当时的所以决定采不抵抗，非不为也乃是不能也，因此自不应全部怪罪于张学良。但是，话又说回来，眼见国土被侵而仍坚持不抵抗，平情而论终是说不过去。

梁敬錞这种话里，有一个问题还没澄清，就是：既然“不应全部怪罪于张学良”，那么由张学良独背黑锅，又是怎么一回事？其中必然有有意陷害的成分、必然有张学良为顾全大局而“打掉牙，和血吞”的成分，这个真相，在张学良失掉自由近半个世纪后，已经无法再掩饰了。

是蒋介石命令张学良“不抵抗”的

最早引起我发掘这个真相兴趣的，是我的三姐夫石锦。石锦和我一样，也是学历史的。石锦的爸爸是石九龄。石九龄，辽宁省锦州市人，北京法政大学法律系毕业。1925年参加国民党，在“孙、段、张（孙文、段祺瑞、张作霖）三角联盟”的空气里，出任司法总长杨庶堪的秘书，而杨庶堪在段内阁任职，却又和孙文有关。1926年，石九龄回到东北办党，曾任军法官、军法处长等职务，以掩护国民党的秘密发展。1928年张作霖被炸死，他的儿子张学良和国民党合作，石九龄遂在1929年公开出任吉林省党部常务委员。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国民党将辽宁、吉林、黑龙江、哈尔滨四省市党部合组为东北办事处，石九龄仍任常务委员，直到1939年，前后十年，分别在秘密、公开与地下三阶段领导东北党务，所知内情独多。据石九龄向石锦无意中透露，所谓张学良不抵抗，事实上是国民党中央给张学良命令不抵抗的，这种命令曾公然形之于文字来传达，所以事后说张学良不抵抗，无疑是叫张学良替国民党党中央背黑锅。

当十多年前，石锦告诉我这件内幕以后，我问他：“为什么不请你老子写出来？”石锦摇摇头，说他爸爸不敢写，写了也没处发表。

石九龄现在是终身职“立法委员”，并且还很活跃，这次强制表决通过蹂躏人权的“刑事诉讼法”，他就是老不死委员中的一名共犯。以这样一个国民党的应声虫和可怜虫，叫他主持正义，替历史还公道、替张学良喊冤，当然是不可能的了！

是“中央”的“主意”

正因为真相被这样掩饰着，所以张学良不抵抗的内情，就连当时在第一线的负责人都不清楚。以九一八事变时六二〇团长王铁汉为例，王铁汉在去年9月18日，在《中国时报》上写《“九一八”事变经过及其起因后果——“九一八”五十周年感言》，还有这样的话：

我愿把“不抵抗”之由来，做一说明。九一八之夜，我两次接奉电话命令：“不抵抗……”，“不准抵抗……。”这就是事后备受舆论攻击的“不抵抗主义”了。当时王旅长、荣厅长何以下令不抵抗？尔后知道，“不抵抗”是出自“不与反抗”的鱼电，那是二十年9月6日，张司令长官从北平发给沈阳荣厅长的电报。原电要旨：“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这就是“不抵抗”之由来，也是“不抵抗”的依据。可是，不与反抗，系以“寻事”为条件，当不会以“占领”为条件，如果电信不被日军切断，张司令长官所得为日军“全面攻占”的情况，究竟是否仍遵照“鱼”电“不与反抗”，应有问题。

迄今，我总认为“不抵抗”并不是“主义”，更不是中央的“主意”。而是由于电信不灵、情况不明所促成的。再则为当时在沈阳军政负责人员，昧于情势，事前未能提高警觉，来防备敌人的侵袭，临事又未能适应情况，做权宜积极的措施。既系敌人“攻占”，而非“寻事”的情况，就不应做消极的“不与反抗”之处置，仓皇中，以“不抵抗”来应付问题，实为一大错误。这是一个接受“不抵抗”命令的人，而又抵抗的人，对“不抵抗”之感受及“不抵抗”的由来做的见证。

王铁汉后来做到辽宁省主席，现任“国策顾问”、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他在五十年前做团长的时候，容或不知道不抵抗的真相，但是九一八事变后五十年间，王铁汉历任师长、军长、警备司令、防守区司令、省主席、“国策顾问”、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五十多年的身居高位，如今却还写出不抵抗“更不是中央的‘主意’”的话，他自然也是应声虫和可怜虫了！

究竟谁在温柔乡？

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虽是东北边防司令长官，但人不在东北，而是“驻在北平主持陆海空军副司令北平行营事务”。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为国民党党中央背黑锅，成了全国爱国者嘲笑与责骂的活靶。嘲笑与责骂中最伤他的，是国民党马君武①的两首《哀沈阳》的诗，原文是：

赵四②风流朱五③狂，

翩翩蝴蝶④正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

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

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

更抱佳人舞几回！

这两首诗显然在骂张学良在扯名女人，以致丢掉沈阳的事。诗虽然为全国传诵⑤，但是内容却是造谣。以诗中“蝴蝶”（胡蝶）为例，胡蝶一生不认识张学良，又哪来翩翩共舞的事？胡蝶在1964年来台湾，公然声明这一点⑥。可见张学良被国民党造谣诽谤，已是定论。

可是，我们看看国民党党营的正中书局怎么说。正中书局印彭国栋《艺文掌故续谈》，却继续胡扯，说：

胡蝶在沈阳事变后，艳名噪一时，影入银幕，不啻月殿嫦娥也。中岁演《锁麟囊》，七彩缤纷，犹有玉环体态。无怪当年张公子时相见也。

可见国民党用心之险恶，至今未已！

所谓“翩翩蝴蝶正当行”的事，是日本一家通讯社“为了打击东北军领袖张学良的声誉”，而造的谣。马君武不察，所以舞文弄墨害人。马君武自己讨小老婆、捧戏子、搞男色，最后倒真的死在“温柔乡是英雄冢”里，按照他自己的诗来，倒真是一幅绝妙的讽刺！

黑社会要杀张学良

张学良成为全国爱国者嘲笑与责骂的活靶后，所蒙受的，还不止口诛笔伐，还有被爱国者动作的威胁。1972年10月，余子〔朱惠清〕在《张学良与我的一段因缘》里回忆：

某次，与杜月笙等闲谈中，有人说到张汉卿。余道：“汉卿在雪窦寺时，数次提到杜先生，说是：‘很够朋友！很够义气！’颇表怀念。”杜欣然问道：“伊阿有讲起上次出国时的故事？”余道：“他自家当不便多谈，杜先生可讲把我们听听。”杜即眉飞色舞的说道：“伊在北方未动身前，就接到许多匿名信、恐吓信，还有宣布罪状的文书一大堆，多是从上海寄发的。伊派人先拿到上海来，送把我看。阿拉仔细研究了一阵。想到，一定是张子廉的阴谋（子廉为洪门一头儿，辛亥革命时，曾偷取杭州旗营所有炮闩，致满兵无法开炮，亦沪抗闻人之一），就请来问道：‘子廉哥！听说侬要同张汉卿过不去，阿有格桩事体呀？’子廉虎的站起来道：‘大家都要同伊过不去。何止阿拉！伊把东三省送掉啦，热河又完了，就想一走了事吗？’我说：‘请坐，请坐。慢慢交讲。’随又说道：‘东三省格桩事体咧，是伊的大错。但是伊丟脱勒，仍旧要伊拿回来呀。伊还年轻，又有志气，想到上海来戒烟后再出国，但若到了吾俚格地头上，有格三长两短，伊连戴罪立功的机会也都没有了，那时人家不怪伊，反怪吾俚上海人把东三省永远断送，连拿回来的希望也没有了，真是何苦呢！’子廉气鼓鼓的不响，等了一阵，气慢慢平下了。伊说：‘杜先生！侬那哼讲，阿拉就那哼做。我回去劝告大家，不要对付伊吧。’”

杜向我们续道：“一场祸水，方才平息，倒也呢啥。令阿拉为难的，倒是戒烟。只好把伊五花大绑，捆在床上，伊大喊大叫了四五天，才松绑，交关好笑。”——从这段谈话，即可知国人对汉卿印象之一斑。

可见张学良这场黑锅可真背得身败名裂！

张学良有充分证据

张学良自从替国民党党中央背了黑锅后，国民党一直不放过他，一直把这种糗史总归户到他头上。1936年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失掉自由，自浙江溪口移到安徽黄山，再移到江西萍乡，再移到湖南郴州、沅陵，再移到贵州修文⑦，再移到台湾新竹，一直被严密地监禁着，严密得二二八事变时候，他虽在台湾，可是“三天以后才知道”⑧！

在这样一连几十年的监禁中，张学良除了对看守他的人说一说，已经毫无其他自白的机会⑨。对西安事变，他是绝口不谈的，但对“不抵抗”的黑锅，他却有这样的反应：据余子《张学良与我的一段因缘》中追记：

当在山道上漫步时，我忽问道：“副司令！当年日本鬼炮轰北大营时，假定咱们的部队硬同它干，一面从关内急调大军赴援，您看是不是顶得住？”他面容忽变惨淡，默默地走了一阵，对我说道：“这事我有充分证据，证明俺没有对不起国家、对不起领袖的地方。只是现在还不便公开。”余亦自不便再提。

把这段话同石九龄的透露对照起来，就知道张学良的确不是“不抵抗”的祸首，他有证据，但是无法公开，他做了替罪羊，被蒋介石给耍了⑩！

何世礼说话了

就这样的，十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三十年过去了、四十年也过去了，但是国民党还不放过他。在张学良八十岁的时候，国民党在电视《大时代的故事》联播里，居然还搅起九一八那天张学良的行踪问题。《大时代的故事》由台视节目部经理李圣文主播，由陈在俊编撰，实际上是国民党党史会秦孝仪支援的。他们在1980年6月2日的节目上，又拿这个问题来臭张学良。这一无知的举动，终于使何世礼将军看不过去了。何世礼是九一八事变时的东北少校参谋，他是广东宝安县人，在英国、法国学炮兵，被东北军看中，请到东北去。他当时宁愿不做高级军官，而从低级军官干起，以获取较多经验。后来他升到国防部次长、驻日代表团长、驻联合国军事代表团团长，以陆军二级上将退役。现任“国策顾问”、香港《工商日报》董事长。他看了《大时代的故事》后，在1980年10月号的《中外杂志》第二十八卷第四期里，写了一篇《为历史作见证：“九一八”之夜张学良在何处？》全文说：

民国二十年9月初，本人服务于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北平行营参谋处，充少校参谋，嗣奉调沈阳北大营，任第七旅第六二〇团第二营营长（本人前曾在北大营该旅王铁汉先生之三十七团；新番号六一九团，任平射炮连连长），正拟遄往沈阳到差之际，适先父晓生公亦应张副总司令汉卿（学良）先生之邀赴平，洽商东北边业银行改组事宜，盖其时张先生系以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身份，驻节北平，仍兼东北边防司令长官，主理东北军政事宜，故先父偕先母张太夫人由港赴平，只以不谙国语，张副总司令遂命余内子留平数天，担任临时传译，以便讨论改组银行事宜。

迨9月18日，在平之东北军政要为筹募辽北大水灾救灾基金，当晚举行平剧盛大义演，地点在开明大戏院，所有在平著名伶工，如梅兰芳等等，莫不参加演出，极一时之盛，各国驻平使节及当地绅商名流，亦踊跃观赏，座无虚席，因先父有所捐助，遂亦偕同先母与本人夫妇，应邀趋陪末座，当演戏至精彩阶段时，忽见张副总司令随员（当时行营副官处处长汤国桢〕，趋向张副总司令报告，谓沈阳有长途电话，请其亲往接听，张先生尚轻松地嘱该员代为接听，退不旋踵，该员迅速返报，谓沈阳出事，务请张副总司令亲自接听，张先生始行离席，此后即未见张先生再行返座，先父母当时亦甚诧异，不意翌日北平各报之头条新闻，均报道日寇已于“九一八”一夜之间，攻占了沈阳等地，震惊了全世界，也预先点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火种。事隔虽已半世纪，但由于印象深刻，所以至今尚历历如在目前。

本年6月初，本人适在台北，于6月2日晚间看联播节目时，听广播员报告：谓当晚张副总司令汉卿先生究在何处，尚无法查明云云，又看到老长官王铁汉先生讲述当晚情形，爰特说明事实如上，以为历史见证。

这篇文章，算是九一八之夜真相的第一次正式澄清(11)。何世礼这篇文章中，有三点可以补充的：第一，那天演的戏是《宇宙锋》；第二，那天晚餐张学良是与宋哲元等北方将领吃的，吃完了还举行一次时事会商；第三，张学良那时刚刚重病（恶性伤寒）后下床，他还在抱病之中，更不可能“更抱佳人舞几回”了！

张学良是爱国者

就这样的，九一八事变之夜张学良行踪的真相，才在五十年后，正式大白于世；国民党五十年来对张学良的造谣诬蔑，对为他们背黑锅的爱国者的迫害，也正式大白于世。

多少年来，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在国民党的宣传下，好像是坏蛋似的、不爱国的人似的，这是绝对与事实不符的。相反的，“张家父子在东北的治绩与对国家之贡献，远超过同时代之各省主政者。”(12)以西安事变为例，即使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里也承认，张学良他们“始终未提及金钱与权位问题”，“足见此举有异于历来之叛变”。张学良的为人与评价，在沉冤五十年后，我们不得不站出来说几句了，我们不容国民党关人五十年又臭人半世纪了！

1982年10月10日晨作；1987年11月29日稍加订正

①马君武（1881—1940）广西桂林人。原名和，以字行，号厚山。年轻时家贫而好学，后留学日本，曾为《新民丛报》写随笔，很有名。是同盟会会章的起草人之一，又是首任同盟会本部书记，与胡汉民等创办《民报》，后回国创办中国公学，又转赴德国学工程。辛亥革命后，被推为代表，参加组织临时政府和起草临时约草等工作，并任第一次内阁中的实业次长（部长是张謇）。又当选为参议院议员，被推起草宪法工作。国会解散后，在海外奔走反袁。袁世凯死后又回国会反对段祺瑞的对德参战。后又赴德国，重新读书，得柏林大学工学博士学位。再回国后，任护法政府交通部长、大元帅府秘书长、广西省长、上海大夏大学校长、国立北京工业大学校长、吴淞中国公学校长、广西大学校长。抗战开始后，任国防最高会议参议、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9年夏天再度任广西大学校长，死时年六十岁。马君武除了在努力国事、作育人才上有表现外，他还致力于提倡科学，改良社会问题，介绍西方名著，他的主要译著有《马君武诗稿》（文明）、《德华字典》（中华）、《失业及贫民救济政策》（商务）、《中国历代生计政策批评》（中华）、托尔斯泰《心狱》、席勒《威廉退尔》（中华）、达尔文《物种原始》（中华，四册）、达尔文《人类原始及类择》（商务）、密尔《自由论》、斯宾塞尔《社会学原始》、赫克尔《一元哲学》（中华，二册）、赫克尔《自然创造史》（商务）、基尔伯特《微分方程式》（商务）、温氏（Wentworth）《平面几何学》（商务）、卢梭《民约论》（中华）、杜本尔《平面几何》、玩荪《化学原理》及《有机化学》、何塞克《矿物学》、朗约斯丁《机械学》、费里包维《农业政策》（中华）、《交通政策》（中华）、《商业政策》（中华，二册）、《工业政策》〈中华）、《收入及恤贫政策》（中华）。

②赵遂山（前津浦路局局长）的女儿，当时的大学生，叫赵一荻。

③朱启钤（前交通总长〕的女儿，当时的大学生。秦羽是她女儿。

④陈蝶衣在《胡蝶星海浮沉四十年》（《艺文志》第一三一期）中说，九一八晚上“胡蝶有亲戚在北平，有一位长辈下午就接她‘串门子’去了”！

⑤秦道坚在《忆恩师马君武先生》？（《自由谈》第十二卷第八期）中说：

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入沈阳，相传张学良坐镇东北，按兵不动，日与当时名媛赵四小姐、朱五小姐及明星胡蝶过从甚密，生活糜烂不堪，国人怨声四起。马先生遂作诗二首，发表于报章，一时传诵各地，竟成千古杰作，曾纳载于某些国文教科书内（这正是我住在他家中他亲自告诉我的）。

⑥胡蝶也亲口对李翰祥说过。李翰祥在《三十年细说从头》中说：

胡蝶女士曾经亲口和我讲过，她从来没见过张学良。日本留学的马君武博士完全是看了日本通讯社报道的谣言，而以讹传讹的。

⑦外面说张学良住过贵州息烽，是错的。

⑧马岳：《蜕变中的张学良》（《生活》创刊号，1947年6月上海出版）

⑨高山流在《张学良幽居生活实录》中引看守张学良十几年的一位S君的话，说张学良认为马君武造谣，是汪精卫他们“有计划的一种行为，马君武只是在他们攻击我的行动中，表示了文人无耻的卑鄙助阵的行为”。“他们表面上骂我是不抵抗将军，骨子里是反对中央不抗日的措施。”这段纪录，又反证了张学良在替当时的“中央不抗日的措施”背黑锅。

⑩西安事变的发生的合理原因之一，是张学良想用行动表明他不是“不抵抗将军”。据陈立夫《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近代中国》季刊，1977年6月30日），明说张学良“并期以‘不抵抗将军’之头衔，转加诸中央领袖，终致造成西安事变”。显然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对背了五年的黑锅，已经不愿再背，所以弄出西安事变。不料事变后，他更没澄清的机会了，不但没机会卸下以前的黑锅，反倒又加上许多新黑锅！

(11)陈国桢：《“九一八”之役少帅在哪里？》（《民生报》1980年10月1日）：

现在七十五岁的王铁汉先生，在接受记者电话访问时表示，张少帅在“九一八”之夜的行踪，他确实不清楚，只知道人在北平。他说，何世礼将军在《中外杂志》上的见证，应属可信。

王先生说，民国六十六年间，他和中影公司一名友人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和胡蝶共餐，席间询及此事，胡蝶的回答是：她根本未曾见过张学良先生，流言初起之时，她也“不方便出面”澄清（李敖按：这显然是演艺人员为打知名度，宁肯牺牲别人名誉的行为。）

王铁汉先生说，最重要的当事人张学良先生自己，却从未为此辩驳：“九一八事变以后迄今，很多人谈论他在对日战争里的功过，而他却从未置一词。”

(12)严先德：《关于“张老帅与张少帅”》（《传记文学》第四十卷第三期）中说：“国人每以‘张老帅’为‘胡匪出身’、‘张少帅系’系‘公子哥儿’视之，似一无是处。时间是无情的、历史是残酷的。在历史上张家父子仿佛只有过而无功，此固受靠‘历史’吃饭的‘史学家’，只重‘正统’的褊狭眼光所致，但由于史料湮没不彰，实亦为重大原因之一。张家父子在东北的治绩与对国家之贡献，远超过同时代之各省主政者。‘张老帅’以一老粗出身，处于日俄两大强邻夹缝之中，不丧权、不卖国，用人唯才，不分省域，创办兵工厂、航空学校（抗日初期空军英雄多系此校出身）及许多新兴事业，最后因不应允日本卖国条件而以身殉。‘张少帅’以一不满三十岁青年，不顾父辈旧势力之反对，毅然易帜，使中国统一早日实现；中原大战与扩大会议，由于其出兵拥护中央，而得消弭于无形。即此两端，较当时西北、西南、东南各省拥兵自重看风使舵的军阀们，对国家之贡献大矣多矣。”这段史论，是很公道的。

蒋介石笔下的孙铭九

蒋介石《西安半月记》提到捉拿他的孙铭九。1936年12月12日清早兵变时，蒋介石“越墙而出”，但“墙外下临深沟，昏暗中不觉失足”，“勉强起行”后，失足陷人一岩穴中，就在岩穴中“以观其变”。

叛部乃四出搜索，经过余所在之穴前后两次，均未为所发觉。忽闻距余二三丈外之地，有与叛兵厉声争执者；察其声，知为孝镇。时叛部搜索益急，闻岩穴上叛兵相语曰：“此间有一服便衣者，或即为委员长也。”另一叛兵曰：“姑先击以一枪再说。”又一叛兵喝止曰：“不要胡闹！”余乃抗声答曰：“余即蒋委员长，尔等不得无礼！如尔等以余为俘虏，则可将余立即枪杀，但不得稍加侮辱。”叛兵称不敢，向天空发枪者三，高呼：“蒋委员长在此矣！”旋孙铭九营长前来，向余长跪而泣，连言：“请委员长下山。”余乃知围攻行辕者，为张之卫队第二营也。孙随护下山，至华清池行辕前，余欲入内稍憩，见门内物件纷乱，尸体枕藉。孙坚请余登车入西安，谓：“委员长所居之室，已凌杂不可居，营长奉上官命，请委员长入城。”余命孙：“找尔之副司令来！”孙曰：“副司令在西安相候。吾人非敢对上官叛变，实对国事有所请求，将面陈于委员长，望委员长接纳吾人之所请。”余怒斥曰：“叛逆狂谬至此！无多言，欲毙佘，则速毙余可也！”孙与第一〇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又向余敬礼，请登车入城。余欲见汉卿询其究竟，遂登车行。

孙铭九与唐君尧旅长既扶余登车，夹坐余之左右；另一副官坐车前，即张汉卿亲信之侍从谭海也。车向西安城直驶，经东关，遥见张汉卿之车，唐旅长谓：“副司令来矣！”既近，实非张，乃来传令送余至何处者。唐旅长询前座之谭副官：“送委员长至何处？”副官答：“新城大楼。”新城大楼者，即西安绥署，杨虎城所居。余闻而大疑，以围攻叛变者为东北军，何乃送余至杨处？时车已近东门，见守卫士兵均佩“十七路”臂章，余更为骇异。继思昨晚约宴客各将领，虎城未到，必以先赴张宴，为张所绐，被其扣留。更念中央在西安之高级将领，必为其一网打尽矣。顷所见佩“十七路”臂章之兵士，疑系张部将第十七路军留西安部队缴械后，褫其军衣而令东北军服之，以掩人之耳目者。盖虎城参加革命之历史甚久，亦为本党之老同志，信其不致附和叛变也。既入城，唐君尧向余喟然叹曰：“委员长鬓发渐白，较二年以前我等在庐山受训时，苍老多矣！国家实不能一日无委员长！只看西安城内之繁荣景况，与二年以前大不相同，非委员长主持西北建设，曷克臻此？甚望委员长善自珍重！”余未及答。10时，抵新城大楼。

余既入绥署，未见虎城。移时，绥署之“特务营”营长宋文梅来，孙铭九以护卫之责交付于宋而去。……

到了第二天，12月13日：

是日，张连来见余四次，神色较前沉默。晚间，又穿军服来见，启门见余睡，即言：“委员长已睡，不惊动了！”旋即出至大厅，似集多人有所商，声细不可辨，似闻有交人民审判之语。是夜12时半，宋文梅入言：“孙铭九来见。”余告以已睡，宋又言：“孙必欲入见，乃来请委员长移居者。”孙即入内，携手枪见余，频言：“今晚必请委员长立刻移居。”佘曰：“此处即我死处，佘誓死绝不移出此室。尔等二人俟我死后，可传令即以此室外大厅为茔墓可也。尔持武器入室，形同胁迫；余此时虽无武器，须知余有正气，欲杀则杀我可耳，但绝不移居。”孙辞色稍和缓，频频请移居，至2时尚不去。余大怒：“黑夜持武器缠扰不已，是何理由？余为尔之上官，命尔立即出去，即应遵命立即出去。”孙乃退。

以上蒋介石的说法，对照起孙铭九“临潼扣蒋”的回忆，却是这样的：

一、蒋介石说听到他的侄儿蒋孝镇“与叛军厉声争执”，这是替蒋孝镇脸上贴金，事实上，孙铭九说蒋孝镇“这个家伙已经吓得面无人色”，讲话“半吞半吐”，又何来“厉声争执”？在蒋孝镇表示不知道蒋介石行踪后，孙铭九即拿枪对着他说：“你不说真话，我马上毙了你！”于是蒋孝镇“赶紧回头向山上看了一眼”。孙铭九就按着“目指的方向，指挥队伍往上搜查”。

二、蒋介石说他被发现时“抗声答曰：‘余即蒋委员长，尔等不得无礼！’”孙铭九回忆却是：“我们沿这个方向搜索至大石头旁，见洞里蜷伏着一个人，便喊道：‘是不是委员长？赶快出来，不出来就开枪了！’里面连忙回答：‘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随后钻了出来。”

三、蒋介石说孙铭九一见他就向他“长跪而泣”；孙铭九回忆却是：“我走到蒋介石的面前，只见他全身冻得发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赶紧避开，说：‘你打死我吧……’我说：‘不打死你，叫你抗日！’此时，蒋的脸色苍白，赤着双脚，上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穿一条白色睡裤，浑身都是尘土。‘你们是哪里来的？’蒋问。‘是东北军！是张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的，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我回答。‘啊，你是孙营长，你就是孙铭九？’‘是我！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嗯，我知道，有人报告我的。’蒋可能看出我不伤害他，便说：‘你是个好青年……你把我打死好了，你打死我吧。’‘副司令要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没有叫我打死委员长。’我解释并催促蒋说：‘委员长快下山进城吧！副司令在那里等着你呢！’”

四、蒋介石说：“找尔之副司令来！”孙铭九回忆却是：“蒋一歪坐在地上，发怒地说：‘叫你们副司令来！我腰痛不能走！’蒋的腰痛，是真的，是他从五间厅往外逃跑翻越后墙时摔的。”

五、蒋介石说“遂登车行”；孙铭九回忆却是：“我见蒋不走，便劝他：‘此地不安全，请委员长还是赶快下山去吧。你腰痛，我们背你下山。’蒋还是不动，并要马骑。我示意左右卫士把蒋从地上挟架起来，拥推着下山了。来到华清池，蒋又不愿意进西安城。我和几个卫士便连推带拉把他弄上了小汽车。我也上了车。”

六、蒋介石说上车后“孙铭九与唐君尧旅长既扶余登车，夹坐余之左右；另一副官坐车前，即张汉卿亲信之侍从谭海”；孙铭九回忆却是“在车里，我坐在蒋的左边，唐君尧坐在蒋的右边；前面是副官长谭海和司机。蒋皱着眉头刚说出‘太挤了’一句话，随即又把话咽了回去。车子向西安奔驰着，蒋不断地用手抚摸胸前，紧闭双眼，口中嘘嘘地呼着长气。我问道：‘今天以前的事过去了，今天以后怎么办？’蒋说：‘你们副司令有办法了。’‘我们副司令拥护委员长抗日。’我说。‘我也没有不抗日呀。’蒋小声说，‘打共产党是国策，没有错，是我决定的。’蒋显然是动气了。我据理反驳。他说：‘你！……我是国家领袖、我是国家的最高统帅，国策是由我决定的，国策没有错！你不懂！’蒋此时神态改变，怒形于色。并说：‘你不要再和我说话，你不要再和我说话了。’遂闭上眼睛。到灞桥附近，路上军队甚多（后来知道这是张学良派来协助卫队营扣蒋的），汽车时停时走，蒋眼睛向外看，不一会儿沉寂打破了，他问我：‘这是哪里的军队？’‘我简单地说：‘东北军。’车到西安城门，门口有岗哨值勤。蒋又问：‘这是哪个军队？’我说：‘十七路军。’进城门后，车子一直开到新城大楼绥靖公署，我和蒋下车进入早已预备好的住室。”

七、蒋介石说抵新城大楼后“孙铭九以护卫之责交付于宋而去”；孙铭九回忆却是：“我同蒋进屋后，把他引到一张靠椅上坐下，我站在蒋的右后侧，靠着一个小茶几。蒋仍手抚胸膛，一言不发。隔了一段时间，他才开口，几次让我坐下，并重复说：‘你是个好青年。’这时有人进来送茶，又有人送来张学良的大衣，以后又送来牛奶。蒋不喝也不穿。他问我：‘你们副司令怎么还不来？’我随口答应道：‘马上就来的。’蒋又叫道：‘叫你们副司令快来！’我没有答应。约半小时左右，张学良穿着蓝色丝绸棉袍推门进来，脸上显出得意的神情，对蒋微欠身子，劈头便说：‘委员长受惊了！你这回交给我做做看！’蒋说：‘我看你有什么好办法！”这时我后退了出来，刚出门，便听到张与蒋争吵起来，声音很高。上午10时，我走出了新城大楼。”

八、蒋介石说第二天孙铭九来见，请他移居，他说：“此处即我死处，余誓死绝不移出此室。”孙铭九回忆却是：“12月13日晚间11时许，张学良把我找去，说：‘我想把委员长搬到咱们这里来住，刘师长去请，他不肯来。我看你与他对付得很好，你去一趟吧。想办法请他一定搬到这里来。’我即去新城大楼，为了免除蒋的恐惧，我特意将服装整理一下，把腰间手枪顺着皮带转到身后，才小心地推门进去。刚向蒋敬礼还未开口，他便惊慌地急问：‘你这么晚来做什么？’我立正答道：‘副司令请委员长搬家，命令我来接委员长。这里不舒适，副司令公馆旁边的新房很清静，请委员长起来同我一起走吧！’蒋即说：

‘我不去，我不去！今天这样晚了，你来干什么？明天再说，你回去。今天太晚，我不去。’我上前一步说：‘请委员长起来走吧，晚间外边无人，方便些。’说了半天，他还是不去。这种情形说明，蒋是误解了我们的用意，以为我们要在黑夜间把他拉出去枪毙，因而怕离开住地。我看不好再勉强行事，便后退一步说：‘今天黑夜委员长不愿意搬，我回去报告副司令一下。’蒋松了口气说：‘好，好！你快回去吧。’我出来用电话报告了张学良，张说：‘就等明天吧。’这时已是凌晨1点钟了。次日（12月14日）下午，张学良又叫我去看蒋，并问他是否需要什么东西，以便使他心情平静下来，便于进行谈判。这次见面，蒋似乎已明白我昨夜来此并无加害他之意。我一进门，蒋即说：‘你是一个好青年、好青年。’接着讲了一套文天祥、史可法忠诚爱国的故事和孙中山蒙难得救的经过等等。神色与昨天不同了。又说：‘我是国家的最高统帅、军事最高长官，军人应以服从为天职。你是军人，应以服从长官为重。’我看出蒋的用意是要我服从他，便说：‘我绝对服从我们的副司令。’他又转了话题说：‘你们家中都有什么人，东北家乡还有父母吗？我也是贫农出身的。’想用这些话来取得我对他的同情。蒋最后还说：‘以后你常到我这里来听故事吧！’我回去把这些情况都向张学良做了汇报，张说：‘随他讲去吧。’”

根据以上的八点对照，发现在蒋介石的笔下，他自己是威武不屈的、临危不乱的、视死如归的、神气活现的、大义凛然的；但在孙铭九的笔下，他却是藏头缩尾的、狼狈不堪的、贪生怕死的、张皇失措的、喜怒无常的、坐在地上耍赖要马骑的。最妙的，是他不止一次称赞孙铭九是“好青年”，据孙铭九告诉陈平景，从捉蒋那一幕，他充分看出蒋介石的性格，一面是上海青皮的无赖性格，一面是上海奸商的奸诈性格。蒋介石最后且以“孙中山蒙难得救”的故事想打动孙铭九，一切就都呼之欲出矣！

1987年10月28日

蒋介石放水成性

何应钦将军在1956年出版了一册《八年抗战之经过》，这书在1955年增订再版，“再版序言”中点明“荷蒙总统蒋公核定，交国防部刊印”，它的内容，自然就由蒋介石、何应钦同其责任，书中所说，谁也赖不掉。

书中“兰封附近诸战斗”一节下，有这样一段记1938年“陇海路沿线之作战”：

自5月18日以来，由菏泽南下之敌第十四师团土肥原部主力，向铁路集南进，企图遮断我陇海线交通，其一部17日由新兴集向兰封以东之仪封前进，18日其主力进至大黄集附近，我当准备于21日夹击该敌，5月19、20两日，窜仪封之敌一部已与我宋希濂军在仪封及内黄附近发生激战，同日我空军第一五两大队，曾出动轰炸永城蒙城贯台集三叉砦及蚌埠敌机场，毁敌桥梁车辆无数，我马丁机二架，并飞往日本长崎散发纸弹，促其军民觉醒。21日，仪封之敌向西南窜扰，一部当日窜抵兴隆集附近，罗王砦白岩附近均发生战斗，同时贯台之敌益逐次渡河增加，我程司令长官乃以俞济时李汉魂宋希濂三军向兰封杨垌集之线急进，胡宗南军团由开封方面沿铁道东进，扫荡当面之敌，刘和鼎军任兰封开封间之河防。22日，敌一部续窜罗王砦，23日我胡宗南军团向该敌攻击，刘和鼎军拒止该敌北窜，23日土肥原窜据罗王砦三义砦一带者已陆续增多，又有一部由陈留口开始南渡，我李汉魂桂永清两军24日晨由阳垌集协同开始向该敌攻击，斩获甚众。但兰封方面敌本晨以一部于我宋军换防之际乘隙窜入，26日我宋希濂军反攻，27日乃告克复，斯时我军仍以主力向罗王砦三义砦一带行连续之围攻，颇有进展，25至29日之间，予敌军以巨大之创痛，终以敌负隅顽抗，凭险死守，未能完全歼灭。28日我战略要点之归德被陷，黄军主力退集睢县柳河一带。29日晨敌骑一部窜抵宁陵附近，我程司令长官为避免敌在豫东平地决战，乃决定转移各军，6月1、2两日陆续向平汉线以西地区撒退，7、8、9日陆续到达指定地点。兰封西侧之敌于我军西移后，即继续向开封前进，6月5日我放弃开封，敌分攻中牟尉氏，该两地亦于6日失守，随即进扰新郑，7日敌轰炸黄河堤，赵口附近河堤崩溃，水流经中牟尉氏沿贾鲁河南泛，敌我遂沿黄泛两岸成对峙形势。

这段战史最令我们注意的，是最后6月7日“敌轰炸黄河堤”那几句话，说由于日本飞机炸了黄河堤防，所以“赵口附近河堤崩溃，水流经中牟尉氏沿贾鲁河南泛，敌我遂沿黄泛两岸成对峙形势”。乍看起来，这话没什么不妥，细想一下，就破绽见矣。想想看，本来中国军队是一路败退的，突然间，日本飞机炸了黄河堤，河水泛滥之下，敌我双方“遂沿黄泛两岸成对峙形势”，这无疑是说，河水泛滥，把敌方攻势阻止了，因此我方占了便宜，但是河水泛滥是敌机炸堤的结果，敌机为什么这么三八，要炸堤跟自己过不去呢？日本鬼子虽然笨，似乎尚未一笨至此，其中大有文章，就可想而知了。

董显光《蒋总统传》掀底

《八年抗战之经过》这段话，事实上，是道道地地的谎话，黄河堤被炸，没有错，错的是炸它的，根本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自己。——是中国人蒋介石下命令干的一粧大惨事！

这一惨事，最早落墨于传记书刊者，倒是国民党宣传部长董显光的《蒋总统传》。《蒋总统传》在“四年的战争”章下，有这样的话：

台儿庄日军溃败后，继以徐州的持久战。虽然日军终将该城占据，李宗仁却使他们付了极大的代价。他把所部军队撤退得很巧妙，故能保持全力以供将来作战。

纵然这些战役没有一次得免除日军的最后胜利，但在心理上则大有助于中囯的抗战。这可以表明中国士兵只要有相当的装备，而人数亦复相同，定能对抗日军，并获得显著的胜利。此种胜利的实现在以后的艰苦战斗中大可鼓励中国军队。

在长江以北，中国第三个重要的门户为郑州，该地掌握通入湘鄂等省的途径，并控制陇海铁路的西段。日人由于在山东省所得的最后胜利，业已握有陇海铁路的东段。他们若能夺取政府在郑州的基地，自可直达汉口。

日军在进攻郑州时，又踏入一个设计巧妙的政府陷阱。日本畑俊六自继任为华中总司令后，遂向郑州进攻。在兰封，日本土肥原部下军队之一部分被中国军队在三方面隔断，致使土肥原不得已而向黄河溃退。畑俊六乃倾其全力以救援土肥原，并进达郑州。6月间，日人占据开封，于是他们的目标似已暴露于面前。

但中国方面对于日军之前进早有惊人的准备。我方将郑州的黄河堤炸毁，以滔滔之水对抗侵略的敌人。数千日军为水所截，致遭淹死。然此举对于日军的真正损害则为一切贵重的日本装备，大炮与摩托化单位皆为水淹。在此大水造成的混乱中，我军乘时反攻。这样的局势使日军不易支持，只得迅速后退，遗下不少的装备。于是陇海路一役日军便告败绩。

中国方面此一重大胜利纵然不能拯救汉口的命运，但已延缓其被占领之时日三个月以上。中国政府在此严重压迫之下，至少可藉兴奋的消息以鼓舞失望的人民。据中国宣传，郑州之胜利可以比拟蛇吞象的一个传说。初时，蛇把象鼻吞下，但这样一来，象便将其鼻卷起以足践踏，直至蛇被压死而后已。由此可见庞大如象的中国纵被日本蛇暂时击败，最后必能制胜。

董显光这些话，口口声声都是敌方的损失，却绝口不提我方的损失，这种宣传，固然用心良苦，却也技术奇劣。因为河水是没有眼睛的，岂能只淹日本人，不淹中国人哉？

轻描淡写

到了《蒋总统秘录》时代，国民党的宣传有以兼顾了。《蒋总统秘录》在“日军溯长江进攻”一节下，有这样的话：

日军推进到徐州之后，可以料想其下一个目标是河南省的开封和郑州。这里是平汉、陇海两条铁路的交叉点，为东西、南北的交通要冲；自古代春秋战国以来，就是英雄逐鹿、争战不绝的中原之地。

由河南省只要循平汉线垂直南下，就可以直达武汉三镇。故而日军必然会来攻击此一地区，俾据为进窥武汉的前进基地。

6月上旬（1938年），日本“北支那方面军”主力攻陷开封；8日，进达中牟、尉氏，一部分骑兵更伸展到郑州南方的平汉铁路附近。

此时，中国军准备了一个秘密策略——就是掘开黄河堤防，以人工洪水遏阻日军进攻。

6月4日，在中牟县境的赵口进行掘堤作业，预定在当天下午使河流决口，然而该处水量过少，虽经连续三昼夜作业，但未达目的。

于是，乃将掘堤位置移到花园口进行，9日上午9时，打开了缺口，河水遂即流出堤外。横决的河流，淹及豫省东南大平原的中牟、尉氏、扶沟各县以及皖、苏两省的一部分地区，使日军的车辆、战车、重武器等类陷入泥淖，进退维谷。

黄河治水，自有史以来向为中国为政者的最大事业之一，建筑的堤防宽度达三百公尺，极其坚实，现在由中国军自行决口，实在令人思之肠断。

诚然，洪水淹没了田地，民众生活难免受到影响；不过，当时黄河水量不多，水流速度每小时只不过三公里，浸水地区最高水位不到一公尺，农民都还可以步行往来。

假定对决堤之举有所踌躇，则日军机械化部队便会由郑州一鼓作气冲到武汉。是故面对暴虐侵略而谋保卫国土，有时乃不得不采取有牺牲决心之非常手段的。

实则，由于此一洪水得以遏阻日军向武汉推进达半年的时间；又在淹水一带的以西地区，在此后的六年之间，得以一直未许日军侵入。

虽然在宣传上对敌我损失都有以兼顾，但是，“洪水淹没了田地，民众生活难免受到影响”寥寥数语，还是轻描淡写了的。

这样的剖面

到底中国“民众生活”受了多少“影响”？据罗毓凤《我与孙连仲将军》（1967年自印本）中的追忆，当时她随军办理收容救济工作，有这样的剖面：

将军在信中并说：黄河泛滥成灾。尉氏、鄢陵、扶沟、太康、洧川一带尽成泽国。房屋被淹没者甚多，加以年来的旱灾、蝗祸，无数难民流离失所。唐河一带已有成群的孤儿涌入，惨不忍睹。要我随军办理收容救济工作，孩子们何罪，竟遭此浩劫，遥闻之下，戚然就道。时值雨季，途中桥梁多遭大水冲毁。按正常情形由沔县乘汽车至唐河算是不远。这次却走了十数日。

到达防地时，因途上劳累过甚，竟而病倒，复元后已是秋末冬初。无家可归之孤儿，衣不蔽体逢人乞食。寒风瑟瑟里都在庙前街头，三个一帮五个一簇的偎缩在一起取暖。呻吟哀号到处可闻，触目所至就是铁石心肠也得落泪。我忧惶地对将军说：难道地方上就能袖手旁观吗？将军很沉痛地讲：地方政府财源有限，又加连年战乱，无力收容救济。而军事单位在战局紧张之时也无法兼顾，因此希望你能计划较妥当的办法。

我接受了这项任务，彻夜未眠，脑海里不断地想如何救济法呢？外面不断的哀号喊叫声音，使我心如刀割，我不能再听下去。不待天明就乘车至各地村镇，察看民房情形，唐河因为接近战地，人民大都早已逃避他乡，地方上已成十室九空现象。我在离总部较近而交通方便的焦庄，选择了一些民房作为收容所，定名为二集团军临时难童教养院，并向军方洽借余粮及被褥等用具，由战士们协助用稻草铺地作为临时床铺，待一切准备妥当后，即赴街头巷尾加以收容。起初难童尚不明白为何要收容他们，反而有点害怕，等我耐心地讲明后就蜂拥而来。三四小时之间就收容了五百多名，到了收容所时，我才发现这批难童的问题不仅只是衣食住而巳，他们大多数都患上不同的疾病。例如肺病、黑热病、疟疾、伤风等症。当时除了烧热水给孩子们清洗污垢头虱而外，使我最感困难的就是如何来解决孩子疾病治疗问题？又如何找医生和药品呢？经过和将军商议之后，决定先召集全县现有医疗人员，协助成立一处独立医务所，并向军方洽借储存的药品用具，如此才算完成了战地抢救的初步工作。

这种随军办理收容救济工作，“德泽”只是“水泽”的沧海一粟而已，真正的灾情，还有待发掘。

“人类史上最悲惨的灾难之一”

发掘之下，蒋介石下令炸堤，造成的损失可分前期后期两阶段。前期的损失以1938年为主，后期的损失以1943年为主。前期1938年的炸堤，使黄河改道，水淹二十余县，平汉铁路以东的广大土地，尽成泽国。其中十一个城市遭到水淹，农田和作物多被冲毁，四千个乡村全被淹没，两百万人流离失所，淹死的人数接近一百万；后期1943年的损失，是1938年的后遗症。由于河水冲毁了农田和作物，再加上国民党的政治腐败，终于引来了1943年的河南大饥荒，大饥荒的人命损失在五百万至一千万间。报道这大饥荒的，首先见于1943年2月1日的《大公报》。《大公报》上先刊出一篇《河南灾情真相》的报道；第二天，又刊出一篇社论《看重庆，念中原》。“看重庆”是看重庆国民党大官家的酒肉臭，“念中原”是念河南五百万贫苦老百姓的饿死骨。照1985年12月14日美国《国家询问报》（NationalEnquirer）所刊载的估计，1938年淹死的中国百姓有一百万，日军只有几千人，1943年的大饥荒中国百姓死了一千万！——两颗原子弹杀死的日本人也不过十万人，蒋介石杀自己同胞，光这一次就是两百颗原子弹！

据孟绝子《国民党放水成性》（1984年9月30日“万岁评论丛书”第九册）的综合论述：《大公报》的报道和社论刊出后，国民党不但不赶快设法救灾，反而老羞成怒，悍然下令罚《大公报》停刊三天。然而国民党办的中央通讯社记者所写在内部传阅的密件里却说：“河南的情况甚至比《大公报》所说的还要坏。”1943年2月2日《大公报》被国民党处罚停刊三天之后，隔了将近两个月，美国的《时代周刊》上也刊出了河南大饥荒的新闻和评论，描述河南的灾情，评论国民党是大灾难的罪魁祸首。《时代周刊》的报道和论述不是取材于《大公报》的新闻和社论，而是该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Theodorewhite）亲自到河南省灾区去实地观察采访之后写成的文章。文章在《时代周刊》上刊出后，举世为之震惊。当时正在美国访问的蒋宋美龄女士看了则勃然大怒，马上打电话给《时代周刊》老板亨利鲁斯，要他马上把造谣生事的记者白修德开除掉。亨利鲁斯断然拒绝。1978年8月中旬，美国名记者兼名政论家白修德的新著InSearchofHistory在美国出版，立刻造成轰动，成为畅销书。在该书问世之前的一个多月，在7月3日那一期的《时代周刊》就特别摘要介绍了书中有关中国的部分，所介绍的内容，正是当年惨绝人寰而震惊世界的河南大饥荒的灾情。那一期《时代周刊》的介绍，除了文字，还有照片。有两张照片是并排在一起的。一张相片中是一个愁眉苦脸悲伤欲绝的饥饿妇女坐在地上，看着身前正在饿死边缘的小儿子。另一张相片上是蒋介石身穿军装坐在办公室里，专心看着双手拿着的一本书。那本书是署名蒋中正著的《中国之命运》。这两张照片下面有两行英文字，意思是：“人类史上最悲惨的灾难之一，已有五百万人死去……”那一期《时代周刊》中这篇摘要介绍一共有十几页。这本周刊进入台湾后，这十几页全被国民党动手脚弄掉了。

白修德的报道

孟绝子又综合论述：那一次国民党制造的水灾破坏了河南灾区土地的生态，影响了后来的农作收成。到了1942年，春天没有下雨，夏天没有下雨，秋天没有下雨，冬天下了雪，农作没有收成而天气又冷，饥寒交迫之下，开始有了死亡。河南三季没有雨，国民党就应该知道那个地区的农作物全部没有收成，进一步也就应该知道有人会饿死。这时候如果国民党下令把隔壁陕西境内仓库中丰富的存粮拨送一部分到河南，河南饿死人的灾难也就不会发生了。结果，最应该做的，国民党一样也没有做；最不应该做的，国民党偏偏全做了。1942年，驻在河南的军队向重庆的国民党中央当局要求补给军粮，国民党中央当局的指示是“就地征粮”，所谓“就地征粮”就是要军队在驻地自己设法弄军粮。在这一道指示命令下，军队变成了“合法的土匪，有执照的强盗”。他们纷纷到老百姓家搜劫粮食，他们不是搜劫到他们够吃的为止，他们是尽量收集。之后，各级指挥官再偷偷地拿一部分卖到黑市市场中去。卖到后来，士兵只能吃到九成饱、八成饱、七成饱。大户人家都有关系、背景和特权，“就地征粮”的对象是贫苦的小农小户。小农小户除了被“就地征粮”之外，还要向国民党地方政府缴田赋。老百姓从春雨没有来的时候起就请求免掉田赋。远在重庆的国民党中央当局，拖到10月31日蒋介石生日那天，为了表达“蒋委员长的德意”，才宣布免掉河南旱灾灾区农民1942年的田赋。不幸，这个德意宣布得太迟了。河南国民党地方政府已经把1942年农民的田赋收过了。在“就地征粮”之后，为了向国民党缴田赋，小农小户或变卖家产、或变卖用具、或变卖儿女。天气转凉之后，饥饿也开始了。天气愈冷，灾情愈惨。在饥寒刚刚开始后，远处各城市的妓女院老板都纷纷到灾区来廉价“收购”女孩。大地主们则乘机廉价大量收购农地。通常一块一年收成二十磅或三十磅小麦的地，这时候投机地主只要用十六磅到十八磅小麦就买到手了。后来，那些家人死光了的无主农地，在官商勾结下，由大地主和贪官分掉。白修德一路上看到有冻死的、有饿死的。死的人当中，男女老幼全有。有一些还没有饿死的人还在抢着吃草根、啃树皮。有些大人把死掉的孩子煮熟了吃，有些大人把别人家死掉的孩子弄来煮熟了吃。人们原来养的狗几乎都变成了野狗，不再住在农家里吃人屎，而去到处游荡，专吃人的尸体。一路上各村庄十室九空。有的整个村庄只有一个老人在等死。有的村落死寂如坟，一个人声反而就会如同一下晴天霹雳。令白修德毕生难忘的人间悲剧是在雪地上看到一幕景象：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躺在冰冷的雪地上，互相紧紧地抱在一起，没有力气说话，也不想再说任何话，只是在用濒死前最后的一点力气，在如怨如恨如诉的低泣。

陈文忠夜谈

《蒋总统传》说炸堤的效果延缓了汉口被占领的时间“三个月以上”；《蒋总统秘录》又说延缓的时间是“半年”，可见各说各话，真相堪疑。石觉在《石觉先生访问记录》中论“黄河决堤”，说：

徐州会战后，敌寇囊括津浦全线，并侵入豫东，趁我徐州突围后措手不及，企图沿陇海路西犯，占据平汉路中段。而当时抗战心脏之武汉，情势岌岌可危，军事当局为破坏敌寇计划，迟滞敌军行动，争取所需之准备时间，乃于中牟县之花园口附近决黄河堤，使河水泛滥豫东，阻止敌寇之进迫，虽付出重大代价，然安定华中要域，获得长期抗战之从容准备时间，亦属值得。

令人费解的是，“长期抗战之从容准备时间”，在开战之前那么多年干的是什么？为什么独独要紧迫到这种程度，——到连自己人民都不通知就大放其水的程度？为什么这三个月这么邪门儿起来，要自己人民付这么惨痛的代价？这叫“亦属值得”吗？何况，这么惨痛的代价，对日本鬼子造成的延缓，究有多少，亦颇可疑。在攻势上，日军很快的便放弃了自中原南侵武汉的意图，而改取东侧陆路及溯江西上的进攻途径。以畑俊六大将为司令官，将“中支那派遣军”重行改编，并将由“北支那方面军”抽调而来的第二军司令官东久迩稔彦中将所属三个师取道陆路、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中将所属四个师及一个支队配合海军第三舰队溯江仰攻，两路进军，不久就拿下武汉，放水者蒋介石逃得比谁都快，可见这种战略，划得来划不来，固大有可议也！

在当时作战的敌方阵营里，有一位台裔日籍的川村成功，正以陆军通译官的身份，在河南省新乡河村部队司令部，给司令官河村中将做翻译。1940年川村成功恢复中国国籍，改名陈文忠，后来做到政大日语教授，因为他是我的难友韦正中太太陈丽德的父亲，一天他们齐到我家夜谈。据陈文忠说，当年他半夜醒来，发现水深及膝，才知道黄河决了堤。我问他日本人有没有想到中国人会炸堤，他说日本人早就想到了，但日本人判断，要淹死日军三个师，中国老百姓至少要死三百万，蒋介石不会这样残忍。殊不知日本人判断错了，蒋介石的残忍，固大出日本鬼子意料之外也！

参谋处长说话了

蒋介石虽然残忍炸堤，若真“获得长期抗战之从容准备时间”，估算一说。但是即使是放水作业，也都没有“从容准备”，而是乱来的。

蒋介石放水作业因为见不得人，所以一直赖在日本人头上，说水是日军放的。因为是扯谎，说法未尽统一。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说堤是日本飞机轰炸开的；《中华年鉴》（1948年9月南京中华年鉴社版）却说是日本大炮轰击开的；赖不在日本人头上时，甚至说是“大雨滂沱”后河堤自己裂开的（国民党党史会编《中华民国史画》中说法），……其实都是造谣。当时奉蒋介石命炸堤的是国民党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商震转命上校参谋处长魏汝霖主其事。魏汝霖到台湾后，一开始不敢公布经过，后来因为《蒋总统传》出版，才在1976年9月的张其昀监修《战史论集》里，由当年陆军中校工兵参谋刘叔琬出面，发表《抗日战争期间黄河决口经过纪实》；六年后，魏汝霖再将此文以自己名义，改题《抗战时期黄河决口纪实》，在1982年12月31日《战史会刊》第十四期发表。文中记录没有“从容准备”的放水作业甚详，择要如下：

民国二十七年5月，徐州会战方酣，日敌于同月（5）中旬，以土肥原师团由黄河以北，冀鲁交界地区渡河，袭击我兰封、归德。军事最高当局遂于6月1日，策定豫东大军向豫西山区，做战略上之转进，同时决定黄河决口计划，做成大规模之泛滥，阻敌西进。先总统蒋公以决口事关重要，当时指定第二十集团军商总司令震负责执行。汝霖时任总司令部参谋处长，奉命前往河堤主管其事，昼夜监临，知之最详。

接着按日日志。首先是“赵口决堤三度无功”：

6月4日

第五十三军一个团奉先总统蒋公电令在中牟县境赵口掘堤，并限本（4）日夜12时放水，该团当于上午6时开始工作。

时敌人已迫近开封，并与我守备开封宋肯堂师（一四一师）发生激战，柳园口至杨桥口之河防，则由刘和鼎军守备，杨桥口至郑州黄河铁道桥河防，则由蒋在珍师守备，此当时之概略形势也。

6月5日

赵口放水，因决口工程未完成，未能如期施行，正午商总司令奉先总统蒋公电话，严厉督促实行，商总司令遂携余等赴赵口视察，并令工兵营营长蒋桂楷携带大量黄色炸药与地雷准备做爆破河堤之用，到赵口后，见担任工作之第五十三军一团因昼夜未得休息，官兵极度疲劳，又加派第三十九军一团协助之，并悬赏银元千元，期于当夜工程完成，实行放水。

下午8时许，用炸药炸开堤内斜面石基，开始放水，仅流丈余，即因决口两岸斜面过于急峻，遂致倾颓，水道阻塞不通，先总统蒋公及商总司令闻之，均甚焦灼，仍令各部加紧工作。

是日第三十九军公秉藩师，亦在柳园口与敌接触，而第一四一师之守开封，与敌血战益为激烈，情势危急。

6月6日

第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之一团昼夜加工，迄未能将已塌陷之口掘通，水仍未能流出，时第三十九军刘军长和鼎，以上峰交相责议，自觉第一次决口已告失败，乃在第一次决口迤东五十米处，另派兵一团，做第二道之决口，着第五十三军之一团仍继续修理第一道决口之工作。

花园决口

第一道决口失败后，战局已极危急：

工兵营长蒋桂楷以所带炸药及地雷除用于堤内斜面砖石部之爆炸外，对土堤无效，该营长遂指挥所部，在附近河堤做一中径两米之坑道，以期另辟决口之新途径，上午10时开工。

时担任杨桥黄河铁桥间河防之新八师蒋师长在珍，每日均到决口地带参观，伊深虑决口之不成功，迭与汝霖商议，拟在该师防区内郑县属花园口另做第三道之决口，经转报商总司令后，当蒙釆纳，并悬赏二千银元奖励之，蒋师长于本日（6日）晚召集所部在花园口开始工作。

是日开封我敌酣战，业已三日，终以众寡悬殊，入暮后遂陷于敌手，我军改守中牟县南北之线。

6月7日

第三十九军所开第二道决口工程，于下午7时完成，虽较第一道工程稍微宽大，但因黄河主要流线北移，决口内面河身发现沙洲，阻塞口门，决口仍告失败，考其原因即以黄河河底尽系流沙，流线朝夕有变，决口时系选主流最接近之地方施行，不意决口时主流线尚接近南堤，而放水时已北移数十公尺。

工兵营之坑道工程，亦于下午8时完成，起初水势甚猛，后以颓塌阻塞，虽数次悬赏疏通，亦未收效，遂又告失败。

先总统蒋公及商总司令闻赵口第一、二两道之决口与坑道作业均告失败，且开封城已不守，敌军即将趋平汉线而西，异常焦灼，日必三四次询问决口情形，赵口决口之计划已属无望，遂于当晚移驻花园口，与蒋师长在珍同往堤下霍屯，监督花园口之决口工程。

转到“花园口第三道决口”后，因开封已失，决口效果已大打了折扣，但还是要决：

6月8日

花园口此次做工，经余与蒋师长在珍绵密计划，根据赵口决口屡次塌陷之经验，遂将决口上口幅员加宽至三十米达，如是则斜面徐缓，放水时不致颓塌阻塞，掘土时复做梯次之除土，同时可容纳多数人做工，加以官兵非常努力，故咸谙成功之公算最大，至傍晚已掘下约二十公尺。

6月9日

上午6时起，用炸药将堤内斜面石基炸坏，9时决口工程完竣，开始放水，初水势不大，约一小时后因水力冲刷，决口扩至十余公尺，水势遂增猛，黄河主流亦渐渐南移，时值天雨，河水稍大，决口愈冲愈大，水势漫延而下，由中牟而尉氏，而扶沟、淮阳，由豫而皖而苏，遂造成广漠莫大之障碍矣。

“狗撒尿！狗撒尿！”

《复兴关怀念集》（1981年10月31日国父实业计划研究学会出版）收有魏汝霖的《生平自叙》，中说：

徐州会战后，先总统蒋公决定掘开黄河堤防，造成泛滥，阻止日军西进，自策划至完成，悉由汝霖主持之，时值季春，正当枯水时期，先在河南封城北赵口掘堤，失败三次，最后始在郑州北之花园口成功。“失败为成功之母”，信不虚也。抗战八年，黄泛阻敌西进，保障西北，功不可没。

其实这些“功不可没”的说法，早已被“水”没矣，当然魏汝霖之流不肯面对这种真相，所以他在《抗战时期黄河决口纪实》中，还来了三段“揭穿中共歪曲说法”的“检讨”：

一、黄河决口成功，造成广漠无比之大泛滥，宽约数十里，水深仅数尺。尤以决口初期，水行极缓，开封南北，全为沙地。故灾区人民，扶老携幼，均平安逃至平汉铁路豫西地带，政府分发大量救济金，非但无任何人员伤亡，即猪狗牛鸡都随人逃避，并无损失。至于耕地之破坏、村落房屋之淹没，当所难免。当年全国人民都有焦土抗战之决心，只要能阻止敌军，有利抗战，任何牺牲，绝无怨言。

二、当时敌军乘徐州会战之余威，期图以机械化部队与骑兵占领郑州，继续西进，以拊武汉之侧背。故我最高统帅部（在武汉）日必长途电话多次，询问黄河水势东进到达情形，最后竟以水行太慢，疑决口并未成功，特派第一军军长李铁军（现居美国）至决口工程地，视察实情。李军长初见佘等，情急有怒色，大呼“狗撒尿！狗撒尿！”余与蒋师长在珍及黄河水利会人员，共同详细说明后，李军长似渐明了，始半信半疑而去。数日后，先总统蒋公又派胡宗南上将携其参谋长罗列再来决口工程处视察，罗参谋长列为汝霖陆军大学十期同期同学，战场上遇故友，畅谈决口经过，胡上将始相信成功，报告先总统蒋公而去。

三、共匪前数年，曾在匪区及香港报章上宣称：抗日之战黄河决口时，淹死人民数十万，造成重大灾祸等之痛恶攻讦。此固为当年参加抗战，实地眼见之中原人士所洞悉其奸伪惯计。回思当时若非由黄河大泛滥阻止日军，郑州早已陷敌，西安可能不保，延安亦将遭受日敌袭占。

这种检讨，可真滑稽之至。一百万老百姓都淹死了，魏汝霖居然还说“灾区人民，……非无任何人员伤亡，即猪狗牛鸡都随人走避，并无损失”！这种《出埃及记》式的画面，岂不太神话了吗？至于放水的效果，也是害民远过于困敌的，这由“水行太慢”、“狗撒尿！狗撒尿！”等情况可以概见。据1981年9月出版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二)所收总统府机要档案“蒋总统来台后批阅之‘徐州会战经过——民国二十七年1月至6月’”，也不过说“6日开封失守。次日敌续陷中牟、尉氏，并进扰新郑；同时，以飞机对我黄河沿岸守军滥施轰炸。6月8日，花园附近黄河决口，洪水夺贾鲁河南泛，中牟尉氏一带尽成泽国。敌我乃隔黄泛两岸成对峙之局，徐州会战遂告终结”等话，看不到魏汝霖所描绘的那样神话式的画面与效果。魏汝霖的“战史”，连老蒋都不好意思相信也！

“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中论“黄河掘堤阻敌”说：

5月31日，中国军避免在豫东的平原上和日军决战，第一战区的主力也向平汉铁路以西撤退。这时，决定掘毁黄河堤防，构成泛滥，阻止日军。6月4日，中国军就在中牟县境的赵口掘堤。原定当天午夜可以放水。不料掘了三昼夜，水流不畅，而日军已进占了开封，情势危急。7日晚上，中国军改在花园口掘堤，到9日上午9时掘开了缺口，冲出的河水在10时以后就逐渐增多，缺口愈冲愈大，黄河主流就蔓延开了：从中牟、尉氏、扶沟，直到安徽和江苏是一片汪洋。

这片汪洋，因为黄河含沙量过大，地势多变，水流靡定，自决口以来，河南省的中牟、通许、尉氏、太康、鹿邑、淮阳、西华、商水、沈丘等十县；安徽省的亳县、太和、涡阳、阜阳、颍上、凤台、蒙城、怀远、寿县、凤阳等十县，或沉沦经年、或忽涨忽退，偶可耕作，亦无补于实际，灾区之广，竟达二万三千平方公里；又如黄淮同时并涨，则运海不能容纳，且危及江苏省里下河一带。1938年开放归海坝，汛区及于高邮、泰县、东台、盐城、兴化等五县；灾区面积达六千平方公里。合计二万九千平方公里。灾区主要都地处豫东、皖北、苏北一带，正好是农业要地，这样子下去，其惨可知。拖了七年，才算完工合龙。据1947年9月黄河堵口复堤工程局出版的《黄河花园合龙纪念册》中张群题词，全文是：

荡荡黄河，溥利万世，

中更兵革，遂荒遂敝，

溃自花园，毒痏岁岁；

哀我孑遗；生命如缀。

倾天捍御，竭地收功，

万人悉力，庆此合龙。

民其有瘳，国运无穷。

惩前毖后，永式崇封。

一点也没错，在“生命如缀”的“孑遗”下，中国人民重新合龙了黄河，但是人民心底的创伤，却永难平复。两千四百年前智伯说得好：“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蒋介石的下场和智伯一样，用水淹人，其实淹的是他自己，他不把中国人民当人，最后自己国运有穷，亡到台湾了。——“中更兵革”的“荡荡黄河”，给了我们这么精彩的结局，“惩前毖后”，我真要感谢它！

1987年8月18日下午

《蒋总统传》信口开河

人类自古以来作战，掘堤淹敌人的冠军，莫过于蒋介石；但干出淹敌人少淹同胞多菜事的，也莫过于蒋介石。国民党“新闻局长”董显光，在《蒋总统传》中歌功颂德，说：

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间，蒋总统曾下令掘开黄河堤，使河流改向南方许多里之地，然后经江苏省注入太平洋；因此一举，遂得阻止日军进达开封。

其实这话大错特错，真是信口开河。蒋介石决定掘开黄河堤，提议本出自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的程潜（由做客的吕公望、何遂向参谋长龚浩提出），当时拟议在河南考城附近掘堤，但是等到官僚无能的蒋介石批准之日，日军攻势已越过考城西进。蒋介石命令1938年6月4日在河南中牟县赵口掘堤放水，但是掘堤计划配合不上，当天就被日军拿下兰封，6月6日又被日军拿下开封。掘堤计划又改在花园口。黄河自花园口南流的时候，已是6月9日，开封早已丢了三天了。《蒋总统传》说“遂得阻止日军进达开封”云云，都是谎话！因为赵口、花园口都在开封以西，流经的中牟、尉氏等城也在开封以西，西边的河都决了，又何来东边的鱼不烂呢？

萧白帆《中国近百年革命史》论蒋介石这段掘堤菜事，最为简明：

就在台儿庄大捷以后，日寇已大量增兵，分四路漫山遍野的向徐州包围而来。这时国民党的一些将领和坐在徐州的李宗仁，大吹什么“反攻已将开始”，集中数十师的兵力在徐州，要和日寇进行什么“准决战”，等到敌人压境，兵临城下，连撤退的后路也被切断了。5月19日，徐州守军才在四面包围中不得不冒险突围撤退，这时，敌人一重一重的包围而来，一路的追击而来，敌机在空中残酷的扫射轰炸，我军民死伤载道，损失非常惨重。指挥无能的蒋介石，想利用黄河大水来阻止敌人的前进，竟炸开郑州东北的赵口、花园口黄河大堤，致使黄河改道，水淹二十余县，平汉铁路以东竟一片汪洋，广大土地尽成泽国，田庐荡然，数百万同胞的生命财产都遭惨劫。

“数百万（陈纳德《我与中国》中说千万华民与日本人同尽）同胞的生命财产都遭惨劫”的代价，如果真能发挥阻敌的积极效果，也自成一说，但是敌人照样侵略中国不误，并且还学会了“水淹七军”法回敬中国。1943年8月，日军就掘山东卫河之堤，淹死中国人民上百万。——蒋介石始作俑者，其有日本之后乎？

1987年8月21日

不平等条约是蒋介石废除的吗？

1978年暑假前，一群高中学生，对高中历史课本第三册第98页及三民主义课本上册第32页有关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时间，提出质疑。他们说：历史课本叙述废约时间为“三十一年10月10日”，三民主义课本叙述废约时间为“三十二年1月11日”，两个时间不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1978年6月8日，“国立编译馆”在各报公开答复，说：“三十一年10月10日，美、英‘宣布’撤销不平等条约，而正式与我签订平等互惠新约则为‘三十二年1月11日’，故两书所述均正确。”这种滑头的答复，是很有问题的。因为“三十一年10月10日”只是美英两国通知废约的时间，尚未完成法律手续，又怎么能算呢？至于“三十二年1月11日”的新约，照国民党教科书和御用历史写法，认为是空前绝后的废除不平等条约“光荣纪录”，这种叙述，难道就能算吗？我看也没那么简单吧？

我是学历史的人，就让我用公开的史料，检查检查国民党是不是吹牛吧！

“完全废除”了？

先看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内容。照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出身的张其昀《党史概要》所抄，内容如下：

（一）领事裁判权：美国与英国人民或社团在中国享有的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撒销，今后美英在中国领土内的人民或社团，应依照国际公法的原则及国际惯例，受中华民国政府的管辖。

（二）使馆界及驻兵区域：美国与英国依《辛丑和约》所取得的特权，如使馆界、北宁路驻兵权等，一律撤销。使馆界的行政与管理，连同使馆界一切官有资产与官有义务，均移交中华民国政府。

（三）租界：美国与英国在中国的租界一律撤销，其行政与管理，及一切官有资产与官有义务，均移交中华民国政府。

（四）特别法庭：美国及英国在租界内的特别法庭，一律撤销。

（五）外籍引水人等特权：美国及英国在中国各口岸使用外国引水人等特权，一律撤销。

（六）军舰行驶之特权：美英军舰驶入中国领水之特权撤销。以后中国与他们两国之间，军舰互相访问时，均依通常国际惯例相互给予优礼。

（七）英籍海关总税务司之特权：英国放弃其要求中国任用英籍海关总税务司之特权。

（八）沿海贸易与内河航行权：美英两国人民在中国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之权，一律撤销。

（九）影响中国主权之其他问题：此次新约未涉及的问题，如有影响于中国主权者；应由中国与美英各国之间，依照普通承认的国际公法原则及近代国际惯例解决之。

张其昀又综合写道：

自从三十一年双十节，美英二友邦自动对我声明，愿放弃在华特权，另订平等新约，历数月之商讨，中美中英新约，于三十二年1月11日正式签字。佳音广播，中外腾欢。当新约签订之日，我国民政府特颁明令，激励全国人民，淬砺奋发。……民心士气为之一振。

如果张其昀所说的这些，都是事实，我们自然要“淬砺奋发”，“民心士气为之一振”。但问题是，在我们又发又振的同时，是不是还要看看真相呢？真相是不是真的同条约一致呢？

照国民党的宣传，当然认为是一致的，所以1978年10月31日台北《中央日报》上说是“完全废除”，并且“从此，解除了中国近百年不平等条约的枷锁，而于立世界平等地位。这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有其光荣地位，即在世界史上亦有其光荣地位”。

但是，如果我们拿出九龙的地位出来，国民党又怎么解释呢？九龙明明是中国的领土，它在1898年被订了九十九年的租约，国民党怎么不要回来呢？

九龙地位怎么说？

1942年10月10日，英国各报登出英国政府声明说：

帝国政府曾于1939年1月14日、1940年7月18日及1941年6月11日公开宣布，准备于远东军事行动结束后，与中华民国政府进行谈判，以废除英国人民迄今仍在华享受之治外法权。帝国所与咨询之美国，亦曾发表相似之声明。帝国政府兹为强调其对中国盟友之友谊与联系计，决定就此事做更进一步之表示。……愿于最近将来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

但是声明归声明，在谈判时，九龙地位英国却不算在内，拒绝谈判。

蒋介石当时也摆姿态，暗示九龙如不在内，“则谈判可能破裂”。不料姿态刚摆好，陶百川主持的重庆《中央日报》就先泄了底，在马屁社论《向罗斯福致敬》中，透露了中美中英即将签约的消息，于是姿态就摆不成了，陶百川当然变成了误国者①。董霖在《中英平等新约与收回九龙问题的补充》（《传记文学》第三十八卷第三期）写道：

其实，中美、中英新约，虽有拟议定于1943年元旦在重庆、华盛顿及伦敦三地同时公布，当时中国政府因收回九龙问题与英国政府屡经交涉而不得结果，曾予英国驻华公使一印象，若九龙问题不解决，则谈判可能破裂。兹由一富有权威的中国国民党党报提早发表元旦签约消息，不啻使政府失去所谓“讨价还价的力量”，此亦为引起当局震怒的重要原因。当时驻英大使顾维钧奉召返国，参与其事，曾于所撰回忆录中提及此点，可供参考。

在英国坚持不谈九龙地位以后，蒋介石就屈服了②。王世杰、胡庆育在《中国不平等条约之废除》一书里说：

关于九龙租借地问题，英方认为不在新约谈判范围以内，我方则以租借地与租界性质相似，应一并解决，双方相持不下。我方最后以其他问题均已解决，若因九龙租借地使此次谈判破裂，则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前途，将遭受障碍，中美新约，即使签字，一时亦无从实施，而其他国家准备与我缔结新约者，亦将观望不前，对于中英邦交及联合国之共同阵线影响尤巨，乃决定先行签订中英新约，而将九龙问题保留于日后提出，至是中英谈判始告结束。

于是，九龙地位问题，就成了平等新约的一个最大讽剌。九龙收不回来，还叫什么收回租界呢？还叫什么“解除了中国近百年来不平等条约的枷锁”呢？国民党吹牛自己的“光荣纪录”、“完全废除”，真相竟原来如此！

时间落在汉奸后

国民党口口声声说他们首先废除不平等条约，但是，事实上和形式上，蒋介石都无法不面对一项挑战，那就是汪精卫南京伪政权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行动。这项行动，发生在“三十二年1月9日”，正好比蒋介石早两天③。国民党的“国立编译馆”“不愿汉奸废除不平等条约废得比国民党早”，就只好窜改历史，硬把没签约的“三十一年10月10日”，张冠李戴起来，这当然是煞费苦心的，难怪骗得高中学生都搞不清是怎么回事了！

但是，就便是“三十一年10月10日”，还是落在汉奸后面，因为早在“三十一年8月29日”，在“江宁条约百年纪念会”上，汪精卫就率先演说已将英美驱逐、已取消领事裁判权、已废除不平等条约了。因为汉奸都先发制人如此，所以10月6日的重庆《大公报》上，就趁美国总统特别代表威尔基（WendellL.Willkie）来中国时候，呼吁赶快跟进。于是10月10日，才有了宣布。但是宣布不是签约，当国民党赶到“三十二年1月11日”与美英两国签约的时候，汉奸早就于“三十二年1月9日”与日本要回这些权利了。同年6月30日，汉奸与日本再订了《日本交还上海公共租界行政权实施细则条款》，8月1日，正式从日本人手里收回租界，并把这一天作为“复兴节”！

汉奸的这一行动，使蒋介石大感遗憾。在日记上说：“日汪先行发表伪废除不平等条约，殊为遗憾。一般人士虽明知伪约为儿戏，然而中美新约继其后发表，未免因之减色。”④

但是，汉奸的快马加鞭又不止此。他们不但跟日本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并且跟意大利也废除了。王世杰、胡庆育书里说：

民国三十二年1月9日，日本政府与南京伪组织签订协定，规定将北平使馆界之一切行政权与所有公共及日本租界早日交还伪组织，日本人民所享受之治外法权，则予取消。同月14日，意大利政府亦发表同样之声明。

但是，汉奸的快马加鞭还不止此。他们不但跟日本、跟意大利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并且跟法国也废除了。王世杰、胡庆育书里又说：

日本于做出此一姿态后，在外交上则向法国维琪政府行使压力，要求该政府采取同一行动。维琪政府因已感受到日本对于法租界所施行的压迫；又恐日本进一步使用武力压迫越南；同时又认为法国在中国之租界，均在日本统治区内，法国自难单独维护此项权利，因此再度在日本淫威下屈服，遂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2月23日在维琪发表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并交还在华各处租界之宣言，同日法将此一宣言之内容通知我方，并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亦将宣言之内容通知南京伪组织“外交部”。虽经我方一再向法方表示我对本案的关切，以及我对法方通知伪组织的不满，唯维琪政府仍一意孤行，不但不与我政府商谈，且竟于5月中旬陆续与南京伪组织签订协定，将北平使馆界、上海公共租界与厦门公共租界行政权及天津、汉口、广州等处法国租界移交伪组织接管。我外交部遂于5月19日向维琪驻华大使馆，递交一项措辞强硬之照会，抗议维琪政府此种违背国际法之举动，并声明法囯依照中法间不平等条约取得之权利已归于消灭。……

我方对维琪政府种种不友善行动所提之抗议，虽均义正词严；但是维琪政府仍一味蔑视中国政府历次之抗议，不顾国际信义，背弃条约义务，复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7月22日与南京伪组织签订“法还沪租界协定”一种，将上海法租界移交伪组织接管。该协定规定：一、法国于7月30日以上海法租界内之道路、运河、船厂、堤遒、船坞等交与南京伪组织；二、南京伪组织无须赔偿款项；三、南京伪组织尊重并承认前法租界内法政府及法国人民之私有财产。

上述协定之签订，实为维琪政府之另一次重大不友谊行动，我政府忍无可忍，乃于8月1日毅然宣布与维琪政府断绝关系，并重申法国根据不平等条约所取得之权利，一概消灭。⑤

可见汉奸的爱国戏，演得比蒋介石又早又快。在中法关系上，蒋介石同法国签平等新约，乃在1946年2月28日，更远落汉奸三年之后，比人晚了三年，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国民党吹牛自己的“光荣纪录”、“完全废除”，真相竟原来如此！

时间落在“军阀”后

蒋介石废除不平等条约不但落在汉奸后面，并且落在“军阀”——他们口口声声骂的“军阀”——后面，这自然又是大感遗憾的了。

前面说对日本、意大利、法国的废除不平等条约是汉奸完成的，比蒋介石要早；此外，在德国、奥国、苏联、比利时方面，是“军阀”完成的，比蒋介石要早得多。

以德国、奥国为例。“军阀”在1917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国民党在南方极力反对，但是参战可以把中国国际地位拉高，最后证明了“军阀”比国民党判断正确，与德国、奥国的不平等条约，就因此作废了。所以这种功劳，是“军阀”的，不是国民党的，不但废除不平等条约是由“军阀”开始的，即使订立平等新约，也是由“军阀”开始的，那就是《中德平等新约》。王世杰、胡庆育书里说：

中国既未签字《凡尔赛和约》，中德两国间的战争状态，仍未终止。当由北京参众两院于民国八年（1919）8月1、2两日决议对德恢复和平。9月15日中国大总统正式宣言对德战事终了。……

我国虽经宣布对德战争状态终止；然而恢复两国外交关系，却仍另待交涉。我国旋于民国十年（1921）5月20日与德国订立协约七条，另附声明及照会各一件。此项协约为中国自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以来，第一次缔结的平等条约。

在声明文件中，德国声明凡因与中国订立1898年3月6日的条约，及其他一切关于山东省的文件，而获得的权利、产业、特权，一律拋弃；并声明取消在华的协定关税权和领事裁判权，及抛弃德国政府对于德国驻京使馆所有操场上的全部权利，而仍归属于中国，承认《凡尔赛和约》第130条第1段中所载公产字样，系包括该地而言。可见德国未因中国不签字于对德和约而有所狡赖，实属难得⑥。

可见在1921年5月20日就订了的《中德平等新约》，要比国民党的中美、中英平等新约早十一年，国民党的吹牛，用历史一对照，就牛皮破矣！

再以苏联为例。苏联早在1918年7月4日，由外交部长齐采林（G.V.Chicherin）对苏维埃第五次会议提出报告，说将对中国撤废沙皇政府对东北的各种压迫，和它在中国和蒙古的治外法权，放弃沙皇政府以各种口实对中国人民所加的负担，撤回沙皇政府对于驻在国的领事馆所设的武装部队，并将中国各种赔款中的俄国赔款交还中国。1919年7月25日，加拉罕（LeoKarakhan）签署的宣言，就是根据齐采林这个报告。其中说：“苏维埃政府不要求任何补偿，而交还中东铁路，以及一切采矿权、伐木、开采金矿，及其他为沙皇政府、俄国军人、商人和资本家从中国取得的权利。”接着就是中苏两国的谈判，而主其事者，就是顾维钧。董霖在《顾维钧与中国战时外交》（《传记文学》第三十一卷第二期）写道：

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顾氏屡将中国之愿望诉诸1919年之巴黎和会及1921至1922年之华府会议。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德、奥两国因战败而丧失在华特权。唯最早由外交途径而废除不平等条约实由顾氏主持。彼以中国外长资格与苏联特使加拉罕于1924年5月31日签订《中苏协定》，附有宣言、换文，同意解决两国有关问题之普通原则。该协定包括事项甚多，其最重要者为取消中国与帝俄签订之各项条约合同等；“依1919及1920年苏联政府所发宣言之精神，以平等、互惠及公道为基础”，另订新约；苏联政府承诺废除所有帝俄与第三国家签订有碍中国权益之条约等，并相互保证不与他国签约有损中苏两国任何一方之权益。日后中苏关系虽多变化，但“顾加协定”确开中外平等订约之新纪元⑦。

再以比利时为例。董霖写道：

顾氏在外交上另一果敢举动乃为宣告1865年11月2日之《中比条约》失效。比国曾凭此约，援引最惠国条款，得于中国拥有片面权益，但约期将于1926年11月2日届满。中国政府因而通知比国议订新约以代旧者，但对方则以该约第46条为根据，认为只有比国有权要求修改。当顾氏于1926年10月重主外交时，亲自处理此事，建议比方在议订新约期间，商订一临时协定，不意未被采纳。中国政府嗣因此案久悬不决，毅然于1926年11月6日颁发明令，宣布1865年之《中比条约》失效。

后来，国民党在1943年10月20日与比利时签《中比新约》的时候，已经晚于“军阀”十七年；在1945年8月14日与苏联签《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时候，已经晚于“军阀”二十一年，并且《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绝非平等新约，是典型的卖国条约⑧，因为：

一、承认外蒙古独立自治；

二、东北长春铁路的共同经营；

三、宣布大连为自由港，对于长春铁路直运苏俄及由苏俄直运出口的货物，免除关税；

四、旅顺口由两国共同使用为海军根据地。

我在《谁是卖国者？》（“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十册《文星围剿卖》）里写道：

国民党不但整天骂“军阀”，还骂“军阀”卖国，这真未免血口喷人了！因为远在1912年，国民党就知道外蒙古的重要，戴传贤主持上海《民权报》，就在《蒙古去了》一文中，警告“若犹梦梦也，则蒙古非我有矣！蒙古去，而中华民国亦随之去矣！”可见国民党深知外蒙古绝不能丟。外蒙古由“军阀”手中收回，国民党却不知“军阀”爱国；外蒙古由国民党手中失去，国民党却反骂“军阀”卖国，天下还有比这更滑稽的“公论”吗？

国民党口口声声说废除不平等条约是他们的杰作，但是吹牛怕历史，在历史的核对下，却适得其反。国民党吹牛自己的“光荣纪录”、“完全废除”，真相竟原来如此！

“军阀”的苦心

由此可见，整天被国民党骂来骂去的“军阀”，他们并没像蒋介石那样丧权辱国；他们废除不平等条约，也远在蒋介石之前。上面所说他们与德国、奥国、苏联、比利时的关系，就是铁证。

其实，这些还只是荦荦大者，在其他细节方面，“军阀”的努力，也都被忽略了，以租界和租借地为例，我列两个表，就可看出来：

“军阀”收回的租界表

天津德国租界：划定时间——光绪21年（1895）；收回时间——1917年收回改为第一特别区。

天津俄国租界：划定时间——光绪27年（1901）；收回时间——1920年收回改为第三特别区。

天津奥国租界：划定时间——光绪29年（1903）；收回时间——1917年收回改为第二特别区。

汉口德国租界：划定时间——光绪21年（1895）；收回时间——1917年收回改为第一特别区。

汉口俄国租界：划定时间——光绪22年（1896）；收回时间——1920年收回改为第二特别区。

“军阀”收回的租借地表

胶州湾：条约名称——《中德胶澳租界条约》；租借期限——99年；签订日期：光绪24年2月14日（1898）；收回日期：1922年2月4日中日订解决山东悬案条约日本将胶州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

这些细节，如果我们一一探讨起来，发现“军阀”的苦心，可真令我们起敬。以收回上海会审公廨为例⑨，便可见一斑了。

外国领事的会审权，始于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普通华洋间民事案件，大都由知县与领事会商了结。至于华人在租界内犯罪，由租界警察送交知县审理，由领事会审。但租界设有会审公堂的，情形就比较复杂。1869年4月20日，上海道与英、美领事缔结《洋泾浜设官章程》。开始设立公共租界会审公堂，不久法租界也成立会审公厅，分别专理上海租界内华洋诉讼，华人为被告案件，概由外国领事派员会审；至于纯粹华人民刑案件，仍由中国厅员自理。辛亥革命发生，上海道不能执行职务，领事团乘机于1911年11月10日，接管会审公堂，中国厅员亦由领事团委派。从此不但涉外案件要会审，就是租界内的纯粹华人案件，也要会审了。外国领事握审判大权，虽经中国多次抗议，也没结果。

直到1926年8月31日，在“军阀”孙传芳的主持下，才订了《收回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暂行章程》，将上海公共租界原有的会审公廨改设临时法院，凡界内民刑诉讼案件除属于各国领事裁判权者外，均由临时法院审理，法官也由江苏省公署任命。上海关系各国领事同江苏省公署缔结这一章程，同意在1927年1月1日起生效，曾实施了三年。法院中任命的推事像徐谟、像吴经熊，都是同国民党挂钩的人，试问蒋介石可有这种“军阀”的度量吗⑩？

何况，蒋介石后来废除了部分不平等条约，那点成就，也得利于“军阀”所用人才的余荫。早在1933年，波拉德（RobertT.Pollard）在《1917年至1931年的中国外交关系》（China'sForeignRelations1917-1931）里就指出：

在军阀主义流行的时代，中国的外交政策，差不多完全只由一小部分很熟悉国际公法有外交经验及通晓国际情形的相当人物所定夺。这些外交官员中，有许多曾在中国教会学校毕业的。有几位是曾在美国英国或其他欧洲国家大学里得到高等学位的。实际上他们都能操一国或几国语言。所以内阁和党系可往复调动，各省也可任由以前的土匪去当政，可是外交部同外交官员，却始终是在这种留学阶级的青年们手里。他们曾在巴黎与华盛顿会议里，声诉本国的怨嫌。他们决心要努力达到中国应受主权国待遇的原则。因此，在南京政府一部分所成功的事业中，他们曾培植其基础。

正因为“军阀”有度量让职业外交家去办外交，所以中国能以弱国办外交，办得并不逊色，并且为国民党“培植其基础”。最后，当国民党的局面愈来愈小的时候，蒋介石发明了以军人或党棍当大使、办外交的菜事。终于，就连“军阀”培植的一点点基础，也被蒋介石给糟蹋掉了。

结论

综合上面这些真相，我们一眼便看出来，国民党口口声声说他们最早废除不平等条约、完全废除不平等条约、只有他们废除不平等条约、别人没有废除不平等条约等等，是完全与历史不符的吹牛；相反的，蒋介石自己订的新的不平等条约——像《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1)等等，其丧权辱国的程度，连清朝、“军阀”、汉奸都干不出来！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追求真理与真相的人，我实在无法坐视国民党如此歪曲历史、美化自己、丑化别人，我一定要根据公开的材料，把国民党给公然开掉。古话说：“勿谓秦无人也！”国民党别以为一切都是你们说了算，至少在这岛上，历史、正义和公论绝不在你们手里，你们即使又一次以冤狱整我，即使第三次以黑牢关我，你们也逃不掉历史、正义与公论。李敖在此，你们还是聪明一点、放明白一点吧！

1982年10月31日草成、11月7日补完；1987年11月29日稍加订正

①陶百川误国的共犯还有国民党文化特务卜少夫等。这一事件，使这些国民党文化打手全部垮台。陶百川在《关于重庆〈中央日报〉一篇社论问题的更正与补充》（《传记文学》第二十八卷第一期）中回忆：

查蒋公对该社论确表不满，但仅对弟稍加训诲，并未加罪。

唯蒋公确因《中央日报》提前透露中美平等新约不日即将签订之一则简讯，认为泄漏外交秘密，饬将该报总编辑袁业裕先生交付军法审判，但并未罪及他人。袁君旋经叶楚伧先生保释，不了了之。

卜少夫在《布雷先生对一个新闻界后辈的关顾》（《传记文学》第二十八卷第四期）中回忆：

为什么蒋公会如此大发脾气呢？因为政府已与英、美两国事先约定，这条消息要在元旦同时在伦敦、华府和重庆一起公布，现在重庆预为披露，变成不守信约，同时也说明我们外交部不能保密。所以蒋公第一个就是追究外交部，后来所有报告呈上去，他老人家看后明白真相！对我的处分是罚薪三个月，我的上级或记大过或被解职，陶百川先生也就因此丟掉《中央日报》的社长。

②董显光《蒋总统传》中说：

此次平等新约之订立，亦有其遗憾之处，就是九龙租借地本为我国领土，而英国未能将此问题在新约内同时解决，实为中英两国间美中不足之缺点。英国认为九龙与香港在地理上有互相依恃的连带关系，故不肯交还租借地。当初我国坚持收回九龙之主张，否则宁不订新约。复经再四考虑，以新约对我之利益最大，不宜为九龙局部问题而致破坏全局，且于同盟国之形势亦多不利，故决定退让。

使我们不能理解的是：英国租借地，北有威海卫，南有九龙。1922年华盛顿会议，“军阀”曾经要求收回各国租借地。当时英国允许退还威海卫租借地，至1930年正式收回。所以不还九龙的理由，已因威海卫一例而不成立。国民党的误国外交，真不知道是怎么办的？

③早两天还只是就这次废除不平等条约而说的，其实，若照1940年11月3日汪精卫与日本人阿部在南京签的协定，明明“已有平等条约的形式”，那就早了不止两天而是两年了，见傅启学《中国外交史》第二十四章。

④见日本《产经新闻》连载、《中央日报》译印《蒋总统秘录》第十三册。按英美拖到这年才放弃不平等条约，其实做的，只是顺水人情、空头人情而已。傅启学《中国外交史》中曾有论列，他说：“是时英美在华的势力和地位，已完全被日本侵占。在三十一年的太平洋战争，是英美的惨败年。香港、新加坡、马来半岛、菲律宾、荷印（即印尼）、越南、泰国、缅甸等地，都被日本侵占。英美当时放弃的在华特权，是已经丧失了的特权，对中国是‘惠而不费’；所以英美这项措施，是最贤明的措施。”

⑤王世杰、胡庆育又说：

我与维琪政府断绝外交关系后，遂于同年8月27日正式承认在北非由戴高乐领导之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为法国之政府。

戴高乐政府对于维琪政府依协定将租界移交伪组织一节，认系法国非法政府之行为，应为无效，法国断不能承认；对于我宣布法国基于不平等条约所取得之权利已归消灭，中国不再受其拘束一节，则认为依国际公法，国际条约不能由缔约一方片面宣布取消。因此，认为法国在华仍享有上述种种权利。唯该政府在政策上亦认为此等特权应予放弃。例如1943年8月19日法解放委员会在阿尔及尔曾通过决议称：解放委员会一经中国政府承认，即考虑修改过去法国在中国保存之特权。

其后法方即坚持其与中国订立新约以废除法国依不平等条约所取得之权利之立场。民国三十四年（1945）8月30日，法方正式向我致送“中法关于法国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约稿一种，共计十一条，内容大致仿照中英新约，唯文字间有出入处。我方之立场，原认为法国在我国所享特权，前因法国维琪政府与南京伪组织发生关系，早经我宣告失效，法国在华已不复有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可资放弃；唯为正式结束中法旧日关系计，允予商谈，并即参照我与各国前此所订新约之规定，拟具对案向法方提出。双方谈判进行至为顺利，在当年年底本来便可签字；但当时同时进行之中法关于中越关系协定之谈判，法方颇多坚持之点，我方认为中法新约之谈判，纯为中国向法国表示友好之举措，应俟越南问题解决后一并签字，新约之签字因暂告搁置。民国三十五年（1946）2月间，中法关于越南之谈判，卒告结束，中法新约遂与中越关系之协定及换文同时于2月28日在重庆签字，同年6月8日互换批准书生效。

由此可见，国民党变成一约两签，自失立场了。这无异自打嘴巴，把自己同人家伪组织签的约，自行认错作废，这真是国际法中的大笑话！

⑥可见自1842年来，第一次缔结平等新约的，是“军阀”，而非国民党！《民国二十四年中国外交年鉴》论《中德平等新约》说：

中国因拒绝签字巴黎对德和约，于同年9月发表对德和平布告，声明虽拒签和约，但对德战事则一律终止。民国九年（1920）德国派代表至中国，要求恢复通商，交涉结果，于同年5月中缔结中德协约，该约由德政府先向我国声明愿基于完全平等互惠之原则，恢复中德之友谊及通商关系，德国承认取消在华之领事裁判权；抛弃驻北京使署所属练兵场之全部权利，及偿还中国各处收容德国军人之用费。此系民国成立后中国对外第一次平等条约。

“对外第一次平等条约”，这才是持平之论。国民党说他们是第一次，是胡说的。

⑦《民国二十四年中国外交年鉴》论这一协定说：

俄国革命成功，共产党执政，新政府于1919及1920年对中国发表两次宣言，声称俄国愿废除前订之中俄不平等条约，及与第三者所订对于中国不利之协约及一切条约，并盼中国速与俄新政府另订新约，恢复国交，同时并迭派代表、来华磋商一切，结果，于民国十三年5月底成立《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其内容要点为：一、恢复外交关系；二、一切悬案之详细办法另行开会讨论解决；三、以前所订条约概行废止；四、缔约两国声明不订有害对方之条约；五、俄国承允拋弃特权及庚子赔款，取消领事裁判权及治外法权；六、缔约国关税税则，采取平等互惠主义；七、中东路问题，按照所定原则再开会协商之。此为民国成立后中国第二次与外国签订平等互惠之条约。

“第二次与外国签订平等互惠之条约”，这才是持平之论，国民党也是胡说的。

⑧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凌鸿勋先生访问记录》中“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丧失国权》条下，凌鸿勋说：

中国对外的各种不平等条约，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与八年抗战的牺牲才一一取消，而抗战一胜利，忽然成立此一协定，加上许多新的约束与主权的丧失，因抗战刚胜利，对这件事谁也不敢多讲话。

可见当时对国民党的丧权辱国，没有人敢讲话。

⑨关于收回上海会审公廨的情况，可看：

1.梁敬錞：《所谓临时法院者》（《法律评论》第320期）

2.戴成祥：《评收回上海会审公廨章程》（《法律评论》第185期）

3.Hon,Chieh-shing:ThtS'haiProvisionalCourt:ItsPast,Present,andFuture（TheChinaWeeklyRev.Oct,10,1928）

4.孙晓楼、赵颐年：《领事裁判权问题》。

5.吴圳义：《上海租界问题》。

⑩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里，曾写出“军阀”的度量，他说：

我们在三十年后回想起来，丁在君当日担任的建立一个统一的“大上海”的工作确是一件有远见，有开创的魄力的建设大事业。若没有孙传芳与陈陶遣的完全合作，这个试验绝没有成功的希望。陈陶遣是一位公道的绅士，平日佩服在君的道德和才干，他能合作是意中的事。孙传芳向来不认得在君，居然能完全信任他，给他全权，在他八个月任内从没有干预他的用人行政：这不能不算是孙传芳的政治家风度了。

就在“军阀”这种“政治家风度”下，丁文江做到了这些成绩：

三人委员会议定的一些原则成为8月中磋商的《收回会审公堂临时协定》的基本原则。这件重要的临时协定是8月31日签订的，代表江苏省政府的是丁文江和交涉使许沅，代表领事团的是首席领事挪威国总领事Aoll。协定的第一条说：江苏省政府收回上海公共租界之会审公堂，设立上海临时法院。除依据条约有关领事裁判权之案件外，一切民事刑事诉讼均归临时法院受理。这就是孙传芳5月5日演说里所谓“照现在情形看来，只有江苏省政府能够做这样一个试验”的一个最好例子了。

协定的主文只有六条，另有第七条说：临时协定有效期间为三年。三年之内，中国的中央政府可以在任何时期与有关各国的公使交涉，订立最后协定，此种正式协定成立后，临时协定即行废止。如三年之后还没有成立最后协定，临时协定得继续有效三年。又有第八条说：中国的中央政府将来与各国政府商讨废除“治外法权”时，不受这个临时协定的任何拘束。

那是一个地方割据的时期，中央政府的命令行不到割据的地方。所以在君当时替孙传芳起演说草，抓住这一个主要观念：“照现在的情形看来，只有江苏省政府能够做这样一个试验，而可以有成功的希望。”建立“大上海”是江苏省政府负责做的。收回会审公堂，设立上海临时法院，也是江苏省政府负责做的。临时协定第七第八条，处处给中国的中央政府留地步，这就是“一个真实爱国者”的用心了。

协定最末条说：会审公堂收回的日期，另由江苏省政府的代表与首席领事换文决定。协定是8月31日签字的，而规定1927年1月1日实行收回会审公堂的领事团代表换文到1926年12月31日才交来。同日江苏省政府用电文发表任命徐维震为上海临时法院院长，并同时发表临时法院推事胡诒谷、徐膜、吴经熊等十人。徐维震曾任大理院推事、山西高等法院院长。胡诒谷曾任大理院第三民事庭首席推事。谢、徐、吴诸君也都是有名的法律家。当日临时法院的人还是中外舆论同声赞叹的。

可见“军阀”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还能那样的尊重中央政府、尊重政敌、尊重异己的法官，这些“政治家风度”，真不知今天在台湾的吴经熊之流作何感想也！

(11)王世杰、胡庆育在《中国不平等条约之废除》里公开承认说：

在雅尔塔协定设计下所成立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无疑的是在我国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已告成功后唯一的不平等条约。这一不平等条约之主要内容，不但其决定未经我国参与，而且经过四个整月。才于同年6月中旬由美方向我透露。当时我政府所以签订该约，实为迁就当时国际环境之勉强措施。我政府原冀在中苏公营中长铁路、中苏共同使用旅顺海军根据地、开大连为自由港及承认外蒙独立等之屈辱条件下。中苏关系可以维持和平，藉谋抗战疲困之余，争取于我有利之时间，从事国内经济之复苏与政治之统一。且可使东北的主权与行政，大体上可以收回。无奈苏联仍本其一贯之阴谋，不以坐获如此重大之权益为满足，一再违反条约，支助匪共扩大武装叛乱，乃造成整个中国大陆沦入匪共魔掌之悲惨局面。

其实这里所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乃是“在我废除不平等条约已告成功后唯一的不平等条约”云云，也是国民党往自己脸上贴金的。因为：一、九龙等问题没告成功，何能说“已告成功”？二、国民党后来同美国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中美关于在中华民国之美军地位协定》及照会等等，也是不平等条约，又何能说是“唯一的”？足见卖国者王世杰还在曲笔回护也！

蒋介石卖国冠军

一、国民党卖国第一、失土最多（车之鉴）

李敖学兄：

国民党长期以来，在一贯党化教育、奴化教育政策下，灌输莘莘学子说，清朝由于政治腐败、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甚至还在高中历史教科书中撒谎说“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的《瑷珲条约》是近世以来中国丧失领土最多的一个条约”，其实只要看看这信的附表，事实摆在眼前，不容推倭，真正丧权辱国，损失土地最多的，不是大清王朝的《瑷珲条约》，而是领导中华民国的执政党中国国民党在1945年所签下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古今中外真正卖国以及卖国最大的，也是中国国民党！

清朝在公元1644年入主中原，自明朝政府手中，接收了35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然而却带来了248万平方公里的“嫁妆”（满洲），入关后积极开疆拓土，努力经营，又增加了内蒙古、外蒙古、台湾、西藏、新疆、青海等地方，连带满洲在内，总共增加了947.6万平方公里，合计1300万平方公里（不包括藩属部分），成为中国历史上仅次于元朝的最大帝国，其实元朝扣除四大汗国，本部还不及清朝。

自清中叶以后，由于西方资本帝国主义挟着工业革命的余威，进行炮艇外交，对中国进行全面的疯狂侵略，自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以迄1895年的中日《马关条约》，清廷总共割让了161万平方公里土地面积，虽然“力足空前”，但却“势难绝后”，比起国民党卖国，那可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1912年清朝覆亡，清廷移交给中华民国政府的土地面积是1142万平方公里，仍较明朝多出三倍有余。如此说来，清朝不但自明朝手中得到的土地几乎原封不动地交回，而且还“连本带利”交给以汉人为主体的中华民国政府更多、更辽阔的土地面积，严格说来，大清王朝绝对没有对不起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

领导中华民国的中国国民党，无论丧权辱国、出卖国土，比清朝那可有过之而无不及。国民党常常恬不知耻、大言不惭的宣传说是由其废除一切的不平等条约以及收回租界等等。其实熟习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国民党压制、屠杀学生爱国运动的血腥罪行真是罄竹难书、史迹斑斑，至于北伐、抗日等功勋完全是非嫡系的“杂牌军”（非黄埔系）所立下的汗马功劳；有人统计过，抗战期间投降日寇的清一色均属国民党的嫡系军人。真正的国民党子弟兵却专门干那些伤天害理、祸国殃民的勾当（国民党的中统、军统差不多清一色出自黄埔军系）。至于1927年1月4日收回汉口英租界、1月6日收回九江英租界，国民党的官方历史书一向把这份功劳往自身一揽，照单全收，其实这是“在（中国共产党）刘少奇操纵下”的成果（见张玉法《中国现代史》下册第404页）。总而言之，北伐、抗日根本不是国民党的功劳，而是全国上下真正的爱国同胞流血流汗所换取的，那一小撮的国民党党徒根本是“坐收成果”、“窃取功劳”，捡了大便宜罢了。

谈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经过，国民党宣称：“民国三十一年（1942）10月10日，英、美、法宣布撤销以往不平等条约，隔年1月10日另订‘平等互惠新约’，新约成立，所有领事裁判权、使馆区及驻兵区、租界、内河航行权、军舰行驶中国领水权等，一律撤销。百年桎梏，一旦解除。”（高中历史课本第三册第98页）这可真是自欺欺人，撒谎不脸红。其实最早自动对华宣布放弃不平等条约的是苏俄，苏联外长曾先后两次在1919年7月25日和1920年9月27日对华宣言，声明放弃帝俄时代（革命前的沙皇俄国）与清政府所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汉口、天津的俄租界，不久在1920年9月即由地方当局收回，1924年3月中俄订定了《平等新约》（这约比1943年1月的英美法《平等互惠新约》还早了十九年），1924年5月，中俄终于“关系正常化”，两国签订了建交公报——《中俄北京协定》，相互承认，苏俄废除中俄以前所订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在华所得租界、租借地、庚子赔款、领事裁判权（唯事后苏俄并未完全履行，如中东铁路问题即悬而未决）。

当年英、美、法三国所以主动放弃对华不平等条约，实在是因为日本侵略中国，所有不平等条约的优待条款因受日本阻挠，根本无法享受，因此干脆顺水人情，佯示慷慨。至于法国当时根本已经亡国，戴高乐的流亡政府屈居伦敦大英帝国的屋檐下，放弃不放弃又有何不同？再说英国如真有诚意放弃不平等条约，为何香港、九龙不一并归还，却迟至1984年9月《中（共）英香港协议》签订，才被迫答应1997年归还中国？

在国民党统治下，中华民国于1931年9月18日“沈阳事变”，在国民党蒋介石委员长的密令之下，张学良不抵抗把东北三省（抗战后改为九省）外加热河拱手让给日本。

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在一群“蒙混舞弊、不尽职守”的颟顸官员宋子文、蒋经国、王世杰等人，以及职司中枢大权的蒋介石共同协作之下，于1945年8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外蒙古独立问题由公民投票决定”不啻承认外蒙永久脱离中国版图，其面积为180万平方公里，比清朝历次不平等条约所损失的领土还要大20万平方公里，国民党这种豪赌和卖国之大方，真叫人叹为观止。外蒙之损失，其遗留给中华民族子孙后代无穷祸害，比五代后晋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予契丹，贻害二、三百年，恐将有过之而无不及。国民党卖国可真是空前绝后，冠盖寰宇，独步全球。

1954年国民党为了获得美国的卵翼保护，不惜签下丧权辱国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1970年，中日为钓鱼台群岛发生争执，国民党在亲日派主致之下，又一次演出“不抵抗政策”，无视于海内外爱国青年的奔走呼号和发起的“保钓运动”，再度眼睁睁的看着日本人霸占钓鱼台，国民党丧权辱国、出卖国土又增添一章。

当然国民党也不是完全没有收复失土，淡水红毛城的收回，大概要算国民党唯一的一次“漂亮安打”，始免交白卷。但详究实情，红毛城英领事馆是英国自动撤退（放弃），而非国民党去力争而来的。国民党恐怕也不好意思再大言不惭，自欺欺人的说“收复失土——红毛城”了！

一向被国民党丑诋为窃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以来，并未曾损失一寸一毫的土地。1962年6月的中印战争，中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战法，击退了印度政府的领土野心（妄图以麦克马洪线为国界，把中印边界往中国国境推进），因此巩固了中国神圣不可侵犯的疆界（此一战役，美国参谋本部幽默的描写为“像快刀切牛油一样的干净利落”）；1969年10月，中苏珍宝岛发生战争，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汇流处的珍宝岛附近冰冻的江面上大打出手，双方出动了团级以上的兵力互争胜负，结果把俄军打得落荒而逃，大杀俄人气焰，也争取到东北黑龙江下游有力的战略地位；1974年9月，南越阮文绍政府霸占西沙群岛，中共调动海空军，在数小时之内一举攻下了西沙，收复了失土，南越军舰被打沉了三艘，另外最大的一艘也受了重创，狼狈的逃回了岘港；1979年2月，由于越共当局屡次扰乱中越边界，烧杀掳掠、奸淫强暴我边疆同胞，双方边界事端纷起，中共忍无可忍，终于发动了对越共的“惩罚性战争”，据悉那次战争，中共仅用陆战，以步炮兵联合作战，深入越境三十多公里，然后按照原宣布时间，在两星期内如期撤退，守住中越边界，维护了领土的完整；1984年又与英国签订《中英香港协议》，议定1997年收回港、九、新界失土；最近又据报载，中共亦将在今年内与葡萄牙当局商洽澳门归还问题，一般相信，将比照香港模式解决澳门问题。对以上这种种如山铁证，不知口口声声“汉贼不两立”、一味骂中共为“匪伪政权”的国民党当局，看了要做何感想？

弟车之鉴，1986年5月28日

附表一：明、清、民国、中共、外蒙土地面积

明朝：353万平方公里

清朝：1300万平方公里

中华民国（1911-1945）：1142万平方公里

中华民国（1949以后）：3.6万平方公里

中华人民共和国：960万平方公里

蒙古人民共和国：156.65万平方公里

附表二：明、清土地面积比较（清朝增加部分）（清朝比明朝增加土地面积947.6万平方公里）

东北：248万平方公里（东北指大东北，包括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

内蒙：100万平方公里

外蒙：180万平方公里

台湾：3.6万平方公里

西藏：160万平方公里

青海：66万平方公里

新疆：190万平方公里

合计：947.6万平方公里

附表三：清朝割让（丧失）领土（未包括藩属部分）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丧失76平方公里土地。

1858年《中俄瑷珲条约》，丧失64万平方公里土地。

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丧失34万平方公里土地。

1864年《中俄塔城界约》，丧失58万平方公里土地。

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丧失2万平方公里土地。

1883年《中俄哈巴河条约》，丧失3万平方公里土地。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丧失3.6万平方公里土地。

合计（大约）161万平方公里（注：香港、九龙面积太小不列入统计）

附表四：中华民国割让（丧失）领土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丧失东北、热河，115万平方公里土地。

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丧失外蒙古，180万平方公里土地。

1971年《美日钓鱼台协定》，丧失钓鱼台群岛，5.6平方公里。

合计（大约）180万平方公里土地。（注：东北在二次大战后已收回）

二、国民党卖国，巨细不遗、无微不至（李敖）

之鉴老弟：

来函论国民党卖国第一、失土最多，并且拿它与前朝比较，很见巧思。

关于英美法三国放弃不平等条约事，国民党方面的废除行动，实际上比汉奸还晚。在英美两国方面，汪精卫南京伪政权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行动，发生在“三十二年1月9日”，正好比国民党早两天。国民党的国立编译馆不愿汉奸废除不平等条约废得比国民党早，就只好窜改历史，硬把没签约的“三十一年10月10日”，张冠李戴起来，这当然是煞费苦心的，难怪骗得高中学生都搞不清是怎么回事了！

但是，就便是“三十一年10月10日”，还是落在汉奸后面，因为早在“三十一年8月29日”，在“江宁条约百年纪念会”上，汪精卫就率先演说已将英美驱逐、已取消领事裁判权、已废除不平等条约了。因为汉奸都先发制人如此，所以10月6日的重庆《大公报》上，就趁美国总统特别代表威尔基（WendellL.Willkie）来中国时候，呼吁赶快跟进。于是10月10日，才有了宣布。但是宣布不是签约，当国民党赶到“三十二年1月11日”与美英两国签约的时候，汉奸早就于“三十二年1月9日”向日本要回这些权利了。汉奸的这一行动，使国民党大感遗憾。蒋介石1943年1月10日日记上说：“日汪先行发表伪废除不平等条约消息，殊为遗憾。一般人士虽明知伪约为儿戏，然而中美新约继其后发表，未免因之减色。”就是证明也。

在法国方面，你说“至于法国当时根本已经亡国，戴高乐的流亡政府屈居伦敦大英帝国的屋檐下，放弃不放弃又有何不同？”但法国虽“已经亡国”，但有亡国政府在戴高乐之前为国民党所承认，此政府即维琪政府。维琪政府在1943年2月23日发表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并交还在华各处租界之宣言，同日将宣言内容通知国民党外交部和南京伪政权外交部。虽经国民党外交部一再表示对法方通知伪政权的不满，但维琪政府根本不理，并且于5月中旬陆续与南京伪政权签订协定，将北京使馆界、上海公共租界与厦门公共租界行政权及天津、汉口、广州等处法国租界移交伪政权接管。复于1943年7月22日与南京伪政权签订《法还沪租界协定》一种，将上海法租界移交伪政权接管。国民党气得七荤八素，乃于8月1日与维琪政府断交。后来勾搭戴高乐，签平等新约，乃在1946年2月28日，更远落汉奸三年之后，比人晚了三年，还有什么好说的？

关于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密令张学良不抵抗的事，早在《国闻周报》第十卷第三十七期中，即引《大公报》社论说“不抵抗主义，不创自张学良而创自蒋主席。”梁敬錞《九一八事变史述》承此说，但是欲说还休、意存闪躲。但是，根据1946年8月24日《东北日报》张学良机要秘书郭维城所述，九一八事变之夜，蒋介石命令张学良不抵抗的电文，保存至今，蒋介石是无法抵赖的。再据《西安事变资料选辑》，在西安事变前，张学良自己曾向群众公开说：“自从失掉东北四省，全国人民无论男女老少，无不骂我张学良，我何尝不敢打日本强盗呢？上级不许我打，这种隐痛是一时不能对人说的。”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军法审判，他又公开说：“过去国人都责怪我出卖东北，现在我要读一封蒋委员长给我的电报，请大家看看我是不是抗日？”说着从衣袋里掏出个小钱包，从中拿出蒋介石的电报宣读，电报明明是命令张学良不抵抗的。再对照起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的一段，真相就大白了：

张学良的参谋长由辽宁打电话报告张学良，问张怎么办，张正在戏园子看戏。才打完了吗啡针，张回答他的参谋长说：“日本人要占什么地方，随日本人占，我们是不抵抗主义。”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张请示过蒋介石，蒋对张学良说：“无论日本人占什么地方，都随日本人占，我们是不抵抗主义。”蒋说：“这话是我说的，但你不许对别人说。”当时全国的舆论，因为张学良说的不抵抗主义，大家都攻击张学良，但张学良有苦说不出来。

至于“外加热河拱手让给日本”的事，日本是以180人就占了热河省会承德的。这天是1933年3月3日。蒋介石在三天以后（3月6日），还下命令说“有言抗日者杀无赦”，卖国卖得如此淋漓痛快，真是古之所无、今之罕有也！

关于你提到“颟顸官员宋子文、蒋经国、王世杰等人”和蒋介石共同出卖外蒙古事，你说“外蒙之损失，其遗留给中华民族子孙后代无穷祸害，比五代后晋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予契丹，遗害二三百年，恐将有过之而无不及。国民党卖国可真是空前绝后，冠盖环宇，独步全球。”这段话，我认为比拟不伦，实在对不起石敬瑭。盖石敬瑭割十六州，乃得力于契丹的帮他打天下，但是苏联要外蒙古，又帮了国民党什么？国民党固石敬瑭之不若也！《旧五代史》说石敬瑭“其为君也……能保其社稷，高朗令终”。但蒋氏父子呢？其为君也，社稷都不能保啊！

因南榕被捕，两周来忙得不可开交。“千秋”因而脱期。关于国民党卖国之事，待写者仍多，今晚偷空三小时匆匆论列，不成意思。细细揪出，有待异日也。

李敖，1986年6月15夜1时

蒋介石的“蒙古症”

——从断送到保送

国民党的牛屄学，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不要脸的牛屄学。例如它吹牛说抗战胜利收回了台湾，但它却不说它丢了外蒙古。台湾在中国东南，面积一万三千平方英里；外蒙古在中国正北，面积五十八万平方英里，比台湾大四十四倍。吹牛只吹东南不吹正北、只吹一万三千不吹五十八万，这算什么英雄？

断送外蒙古

1945年8月14日，国民党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中大卖其国，同意外蒙古独立，为的换取苏联对国民党政权的支持。可是签约后，事实上换得的却是苏联全盘的违约背信，换得的却是苏联军队在在东北强奸、轮奸中国女人，换得的却是八十亿美金的劫掠与失！……

国民党这一上当事件，第一负责人当然是蒋介石自己。1952年10月13日，蒋介石石在中国国民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发表《对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有过这样的秘密谈话：

……战后情势的发展，竟不出我们预想之外。我们中央处于这样的内忧外患交相煎迫，而国内社会、经济、在长期抗战之后，更是百孔千疮，随时可以发生危险的局势；在这种局势之下，自然希望要求一时之安定，以从事复员建设。当时我个人的决策，就是要求战后确保胜利战果，奠定国家独立，民族复兴的基础，必须求得二十年休养生息，和平建设；只要能够争取这一个建设机会，那就是任何牺牲，亦是值得的。于是我们政府对俄帝，乃决定忍辱谈判，不惜承认外蒙独立，做此最大牺牲，来忍痛签订和约和附件。无如墨迹未干，竟被俄帝一手毁弃，这是万万所不料的。我亦永不相信，这样一个中国，就会被俄帝囫囵的永远吞下去；而且我深信，只要我们中华民国今后能够自立自强，统一独立的时候，那我们固有的领土外蒙古，必会归还到其祖国怀抱里来。这是我对外蒙古问题最后解决的信心，是始终一贯，而没有动摇过的。至于承认外蒙独立的决策，虽然是中央正式通过，一致赞成的，但是我个人仍愿负其全责。当时我决心的根据有三点：

第一、我对于民族平等、自由的思想，向来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只要其民族有独立自主的能力，我们应该予以独立自主的。

第二、外蒙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自民国十年设立以来，事实上为俄帝所控制，我们政府对于外蒙领土，实已名存实亡了。

第三、只要我们国家能够自立自强起来，外蒙这些民族，终久必会归到其祖国怀抱里来的，与其此时为虚名而蹈实祸，不如忍痛割弃一时，而换得国家二十年休养生息的机会。那是值得的；因为割弃外蒙寒冻不毛之地，不是我们建国的致命伤，如果我们因为保存这一个外蒙的虚名，而使内外更加不安，则国家更无各平建设之望了。

我主张放弃外蒙的的决心，实基于此。这在现在看起来，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决非谋国之道；但我在当时，对外蒙问题惟有如此决策，或有确保战果，争取建国的机会。这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所以我不能不向大会报告的。

这段话里行间，蒋介石明确的归属了责任所在。他说签约是“我个人的决策”、“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负其全责”。他在签约七年后，自己承认当年签约放弃外蒙古，“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决非谋国之道”。在这《对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开始，蒋介石就表示他“对总理，对革命，对国家和人民应该引咎自责”。可见这段秘密谈话，开宗明义，就在承认国民党“谋国之道”的错误。这一承认，因为出自蒋介石本人之口，最值得我们的重视。

“为顾虑美国关系，迟未采取行动”

国民党上当四年后，自己流亡到台湾。到了1953年2月25日，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对国会正式否认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存在，国民党文学待从之臣邵毓麟，当天上午即请见蒋介石。他对蒋介石说：“我国在联合国大会所提‘控苏案’，大会仅决议苏俄并未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未予惩处。实则苏俄利用雅尔塔美俄英秘密协定，既逼我签订中苏条约，又凭此约，占领东北，协助中共，使我大陆沦陷。过去我为顾虑美国关系，迟未采取行动，如今美国总统既经公开否认雅尔塔密约，我实应立刻废除《中苏友好同盟协定》，昭告国内外人士。”蒋介石听了，连声说：“很对，很对，就请你立刻去告王秘书长办理。”于是邵毓麟立刻到了王世杰的办公室，说明“奉谕”经过，王世杰一面说：“没有想到，没有想到”，一面电邀外交部长叶公超立刻前来会谈。就这样，在当天下午，由国民党外交部发表声明，正式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奇怪的是，既然苏联早就违约背信了，国民党为什么不早点废约呢？为什么拖到八年后才废约呢？这一颟顸行径，在1949年11月9日，国民党外交部在《宣布与苏联断绝邦交声明》里，透露了答案：

中国政府于1945年不惜重大牺牲而缔结中苏条约，原冀远东和平及安全得藉此奠一基础，因之虽苏联屡次违反该约，但中国政府仍一向恪守其由此约产生之一切义务。……

这种作风，岂不是太贱了吗？事实上，明明是苏联签约起就违约背信，国民党外交部却从来不肯昭告世界，直到被苏联耍得七荤八素之后，才在1949年在联合国提出控苏案。其实控苏的理由，早在四年前——1945年——早已成立；废约的理由，也早在四年前——1945年——就已成立，但是为什么要那么晚、那么迟才表态呢？这种颟顸，古往今来的执政党中，又有谁干得出来呢？

保送外蒙古

国民党1953年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固对外蒙古独立等既成事实，不能移动分毫，但是，国民党敢在上当后八年，顺着美国人眼色废除此约，也算稍舒窘局，趁此大宣传特宣传，在手淫台湾时意淫大陆，兼及外蒙古，自然也是一件快事。

不料，好景不长，又过了八年，外蒙古独立之未足，竟要加入联合国了。国民党大吃一惊！因为这时国民党在联合国安理会有否决权在手，外蒙古入会而不否决，即无异于承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根本没废；若予否决，则苏联必然也否决非洲许多小国入会，国民党是禁不住非洲小国和美国的迁怒的。于是，国民党放水了！对外蒙古入会问题，它不敢使用否决权了！蒋介石在1961年11月12、14、16日主持国民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及中央评议委员第六次会议，发表《贯彻本党的时代使命和革命任务——动员、革新、战斗》，秘密的说：

蒙古是中华民国的领土，而伪蒙在目前则只是俄帝的附庸；其加入联合国，当然是我们所要坚决反对的。为着这个问题，我们对美国和其它有关友邦，曾多方接触，严正表示我们的立场。最后由于美国肯尼迪总统向我们诚挚表示：“中华民国必要时准备退出联合国。但美国却无法准备退出联合国。”如其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自然直接是是联合国的解体，间接是美国对自由世界领导声的坠落；我们为阻止俄共最近挟匪入会，为着防止俄共对自由阵线的渗透分化，特别是为着尊重中美共同反共的长远利益，乃不得不勉循盟邦之请，在坚持反对外蒙入会的立场之下，忍痛避免使用否决权。就整个世界战役来说，在防阻匪伪入会的间接目的上，我们可以算是换取了一次迂回战的胜利；但在防阻伪蒙入会的直接目的上，无可讳言，乃是我们的一次严重的失败和耻辱！这个问题，在国际上所发生的影响并不太大，但是对国内民心士气的影响，则是相当沉重的，不过我要告诉大家，徒然愤激痛恨，那又有什么用处呢？只要我们一旦收复了大陆失土，我们就不怕没有拯救外蒙人民的机会，不怕不能贯彻自由正义的主张。现在我们一切忍辱负重，就都是在光复大陆这一总目标上“坚忍图成”的作为，“将飞者翼伏，将奋者足局”，今日之伏翼跼足，乃就是为明日奋飞致远，作一地步。我们在收复大陆以后，自当积极的进一步使蒙古同胞，确实获得自由的权利，实现其真正的意愿。这乃是今天我们在这一挫败之余，一个沉痛庄严的检讨和信誓。

这段话字里行间，蒋介石又明确的归属了责任所在。他说他“避免使用了否决权”，是“不得不勉循盟邦之请”，因而不得不又来一次“严重的失败和耻辱”。他说他“避免使用否决权”、“对国内民心士气的影响，则是相当沉重的。”——国民党查禁我们的书，理由都是说影响民心士气的是我们，这回总算夫子自道了！

国民党几十年来，一路把持政权，我们小百姓自然不懂“谋国之道”。但是，看到懂“谋国之道”的国民党“忍辱谈判”，断送外蒙古于先；又看到“不得不遵循盟邦之请”，保送外蒙古于后，我们真的领教了，也服了。——国民党“谋国”谋了四十年后，最后竟然是一挫再败，要靠“一旦收复了大陆失土”的远期支票来解决蒙古问题，这一“谋国之道”，可真是“蒙古症”（Mongolism）的“谋国之道”呢！

1985年8月24日午。

蒋介石与日本降将

——战犯可以无罪吗？

二十多年前，在阳明山的国民党高干训练班——革命实践研究院——里，有一个特级军事教官，这个人黄面孔，有中国名字，可是不是中国人。国民党高干要向他行礼，叫他老师，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大名鼎鼎的侵略中国元凶——日本冈村宁次大将！

冈村宁次是当年发起九一八事变的日本少壮军人。九一八事变的秘密作业，在日本陆军省方面，有三个重要负责人，就是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后来做到首相）、军事课长永田铁山和补任课长冈村宁次，当时冈村宁次是大佐（上校），但是他主管日本所有校级尉级军官的调补，权力之大，可以左右局面。果然他在1929年8月上台后，就分别安插党羽，积极侵略中国。据高宫《军国太平记》的记录，冈村宁次早在1921年，就和同班的永田铁山在德国温泉有密约，要大干一票。他和永田铁山掌权后，自然加速了这一“樱花社”思想的节拍。所以两年以后，九一八事变就发生了。

侵略中国的头子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冈村宁次有功，从关东军副参谋长而参谋本部第二部长、而仙台师团师长、而华北陆军最髙指挥官，最后做到日本侵略中国的头子——派遣军总司令。

冈村宁次在中国横行的时候，他提出“治安强化运动”；珍珠港事变后，又提出“完成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的号召，努力把中国作为侵略世界的基地。在侵略中国的作战计划方面，他更是积极的。据《日军在中国方面之作战记录》第二卷，明说：

12月1日宫崎参谋返部，向总司令官冈村大将报告大本营案之概要，总司令官之全般作战指导与大本营之所示完全不同，遂具申攻略重庆之意见。

这表示冈村宁次对侵略中国，跟大本营的看法完全不同，他是有独到的心得的：

冈村总司令官于1944年12月15日，对派遣军各参谋宣示进攻四川、昆明，建设大陆要塞（对西方），覆灭中国空军基地，及中国东南沿海之作战准备等意见，以做1945年之作战课题，特别指示大东亚战争获胜之道，唯有在太平洋上与美军死拼，并使中国政府迅速屈服。派遣军应排除万难，达成屈服中国政府之目的，并对此迅速研究，俾向大本营具申意见。

在“使中国政府迅速屈服”的方法上，冈村宁次主张“进攻四川”。在《中国派遣军今后之作战指导腹案》里，有这样的决定：

太平洋方面美军之反攻，虽已及于中国大陆，然因日军一号作战之结果，中国政府已形动摇，其西正面之总反攻，预期可能延至本年中期以后，派遣军判断彼时中、美联军将由陆、海两面实施总反攻，作战态势对日军至为不利。故现下应捕捉政战两略上之最后好机，以最大决心，覆灭中国抗战根据点之四川省要域，制止中国军之总反攻于未然，并促使中国政府之崩溃，以利全盘之战争指导。

目无上级也目无下级

但是，日本大本营基于全面作战的考虑，使冈村宁次的积极侵略中国计划打了折扣；冈村宁次手下的第六方面军也不赞成进攻四川。在《沿海岸对美作战准备纲要要旨》里，有这样的记录：

关于进攻四川之建议，始终未获大本营之完全同意，而于1月22日下达大陆命令，但总司令官之作战思想，毫无变更，经研究结果，为打破1月22日大陆命令及大陆指令之限制，决再相机向大本营具申意见，于1月29日命第六方面军研究进攻四川作战——最低限须依1月22日大陆命令及大陆指令之规模——速行提出报告。

然第六方面军冈部司令官之见解，原与总司令官不同，1月29日在南京集会时，曾面谒总司令官，拟提供中止进攻四川，专心对美战备之意见，但因总司令官先已宣布大陆命令，并命第六方面军倾注全力准备进攻四川，故不便再行申述，但迄6月前后冈部司令官与总司令官之作战思想，仍未一致。

冈村宁次这种目无上级也目无下级的专横，由此可见！记录上说：

第六方面军迄未呈出有关四川作战之研究报告，故总司令官于3月底巡视汉口、衡阳，以资督促，对方面军司令官之消极态度，颇表不满，于4月2日归还南京。

不久以后，日本就投降了，冈村宁次“神州不灭，战争必胜”①的气焰，也就不得不收拾起来了。

如此无罪判决

日本投降以后，冈村宁次的运气极好，因为他碰到的对手是国民党何应钦。国民党何应钦，照冈村宁次所说：“多年的亲日态度，早为日本国民所周知。”②非但如此，国民党何应钦并且是一直对日本军人矮半截的人物，从《何梅协定》时代到南京受降时代，腰弯得一直比日本人还多。于是，冈村宁次虽然是九一八事变的元凶、虽然是侵略中国的死硬派、虽然是天字第一号的刽子手，可是，国民党居然让他过关，判他无罪！我们试看1949年1月26日的判决全文：

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决，三十七年度战审字第二十八号

公诉人：本庭检察官

被告：冈村宁次，男，年六十六岁，日本东京人，前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官，陆军大将。

指定辩护人：江一平律师、杨鹏律师、钱龙生律师

上被告因战犯案件，经本庭检察官起诉，本庭判决如下：

主文

冈村宁次：无罪。

理由

按战争罪犯之成立，系以在作战期间，肆施屠杀强奸抢劫等暴行，或违反国际公约，计划阴谋发动或支持侵略战争为要件，并非一经参加作战，即应认为战犯，此观于国际公法及我国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第2第3各条之规定，至为明显。本案被告于民国三十三年11月26日，受日军统帅之命，充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所有长沙徐州各大会战日军之暴行，以及酒井隆在港粵，松井石根、谷寿夫等在南京之大屠杀，均系发生于被告任期之前，原与被告无涉（酒井隆、谷寿夫业经本处判处死刑，松井石根经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先后执行在案）。且当时盟军已在欧洲诺曼底及太平洋塞班岛先后登陆，轴心既形瓦解，日军陷于孤立，故自被告受命之日，以迄日本投降时止，阅时八月，所有散驻我国各地之日军，多因斗志消沉，鲜有进展，迨日本政府正式宣告投降，该被告乃息戈就范，率百万大军听命纳降，迹其所为，既无上述之屠杀强奸抢劫，或计划阴谋发动或支持侵略战争等罪行，自不能仅因其身份系敌军总司令官，遽以战犯罪相绳，至在被告任期内，虽驻扎江西莲花、湖南邵阳、浙江永嘉等县日军，尚有零星暴行发生，然此应由行为人及各该辖区之直接监督长官落合甚九郎、菱田元四郎等负责，该落合甚九郎等业经本庭判处罪刑，奉准执行有案。此项散处各地之偶发事件，既不能证明被告有犯意之联络，自亦不能使负共犯之责③。

综上论述，被告既无触犯战规，或其他违反国际公法之行为，依法应予谕知无罪，以期平允。

据上论结，应依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第1条第1项，刑事诉讼法第293条第1项，判决如主文。

本案经本庭检察官施泳莅庭执行职务。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一月二十六日

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

审判长：石美瑜；审判官：陆超；审判官：林健鹏；审利官：叶在增；审判官：张体坤

赎罪新解

稍有历史和常识的人，看了这种判决书，就会立刻感到：以侵略中国总司令之尊的日本军阀，怎么可能无罪呢？至于判决书中所谓无“计划阴谋发动或支持侵略战争等罪行”的话，对照起我上面所举的冈村宁次侵华史，就知道国民党的军法官在如何抹杀历史、为日本军阀开脱了！——冈村宁次开风气之先，闹出九一八事变，正是“计划阴谋发动”啊！冈村宁次统大军于后，一心要“进攻四川”而后已，正是“支持侵略战争”啊！这样明目张胆的侵略元凶、这样昭然若揭的侵略史实，竟这样的抹杀、这样的开脱、这样的判决，我们能不佩服国民党吗？

这样的判决下来，是不是国民党根本不知道冈村宁次有罪呢？非也，国民党再无知，也是知道的。这种知道，在国民党邵毓麟的回忆——《胜利前后》——里，已经透露，国民党邵毓麟在1945年8月30日夜，曾与冈村宁次会谈，“讨论到一个重要问题”，讨论后第二天清早——

我单独飞返芷江，向何总司令报告请示，随即奉何总司令命，飞往重庆复命，并请示一切。再度衔命于9月8日随同何总司令飞往南京，参加了历史性的9月9日正式受降典礼。这以后，我虽曾有数度机会和冈村晤面，但一切都已有我陆军总司令部指令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办理，进行颇为顺利，直到民国三十八年冈村离华返日以前，可以说他确已忠实执行降书所列各款及我陆总的指令，而尽了最大的努力。这和俄军接受东北地区日本关东军的投降，而将所有收缴武器，转送中共扩军，违反中苏条约的事实相比，可说完全不同。因此，中国政府准予以其劳绩赎罪，而免以战犯起诉。

可见既然有“罪”可“赎”，自然反证是有罪的了。但是既然有罪，为什么在堂堂判决书里，我们一点也看不到有罪的痕迹呢？这种判决、这种“平允”，我们能服气吗？

同一职务，一无期，一无罪

至于国民党所谓的“准予以其劳绩赎罪”，所谓“劳绩”，不过奉命投降而已，奉命投降算什么“劳绩”？从纽伦堡大审到东京大审，被审的，哪个不是奉命投降了的？哪个在投降以后算了“劳绩”了的？但是，国民党哪里管这些！它要判无罪，就是无罪！于是，在1949年1月26日，在东京那边，把前任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判处无期徒刑后七十三天，南京这边，竟把后任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判了无罪！——国民党真不愧是表演“国情不同”的能手，在国际法庭判处无期徒刑的国际标准下，国民党居然能判出完全无罪的中国标准，全世界的法学家都要脸面丢光，而该被请到革命实践研究院去喊老师了！

冈村宁次无罪回到日本后，国民党何应钦在1956年去日本看他。同年4月号的《文艺春秋》上，登出这样的对话：

冈村：久违久违，您好么？

何：托福托福。我初次见到同村先生，好像是1933年，在北平谈判塘沽停战协定的时候。

冈村：是的。在士官学校我比您高好几班，所以没见过您。在九一八事变时代，我们才首次见面。当时我是关东军副参谋长，您是中国军总司令官，不过，互相并没有敌对的感觉。那时候我时常到北平去见您，而到现在仍然未能忘怀当时您所讲的一句话：“日本应该就此罢手了，如果仍继续向中国本土挥兵侵略，则必使中国共产党日益坐大，结果，也必使日本吃个大苦头。”经过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在东京聚首，回忆起来，不幸得很，当年您所讲的这句话，到今天变成事实了。

何：是的么！当时我一直忧虑日本的一般军人想要侵略我国，可是，碰到冈村大将……

冈村：当时还是少将。

何：碰到少将，一谈起来，才认识您是一位值得敬佩的人，您认为中日两国非携手友好不可。

说到这里，国民党何应钦当然把这九一八事变的侵略元凶，从“日本的一般军人”给开脱出来了，这是何等无耻啊！再看他们怎样攀同志：

“看来很像是同志”

何：总而言之，中国和日本是同文同种，从历史上、地理上或从文化方面来说，都必须携手合作，关于这一点，先生和我们看来很像是同志，这是我得到的第一个印象。

冈村：其后我们再度见面。是在1935年11月我在任职参谋本部第二部长的时候，适值排日运动最激烈之时，空气紧张，我在南京宿了一夜，当然无法访问中国官厅，只好到领事馆找现任国会议员的须磨弥吉郎君。可是，您来了电话，要我到您公馆去吃饭，并约定不做任何有关政治的谈话，这使我高兴极了。那时候我记得您是参谋总长。

何：不，是军政部长。

由此可见，国民党何应钦跟日本军阀是什么交情！再看：

冈村：您在重庆的时候，常常受到很厉害的轰炸吧？

何：时常有轰炸，就是日本的疲劳轰炸较为讨厌，你们叫做什么？

冈村：日本叫做神经轰炸。

何：一连轰炸一整天，教人无法工作。

冈村：都是我的部属干的。

何：多谢多谢！（笑）

冈村：可是那里的气候很坏，真使飞机师吃不消。

何：冬天一直看不到太阳，有“蜀犬吠日”之说。

冈村：府上受过炸么？

何：我住的地方炸中了两三次。

同村：不是有防空洞么？

何：但若中了一千磅重的炸弹，就是避在防空洞，人也会晃动。这种情形前后有过三次。

冈村：真抱歉，如果您先在公馆屋顶上做一个记号，我可以叫他们不来炸呢！（笑）

看到了吧！他们把中国人民所受的苦难，竟悠然以玩笑出之！再看：

冈村：还有一件事，应该向您深深感谢：就是我们打了“败仗”，却没有一个人变成“俘虏”，这是您的鼎助所赐。照国际上的惯例，战败的军队应被缴械，分别拘集军官与士兵，并分开受战俘待遇，一般情形都是如此，苏俄、中共均是，但是我们却不同。我们所受的称呼，不是俘虏而是“徒手官兵”，就是说，没有武装的军人。在签字投降次日，9月10日清晨您召我去。当我去见您的时候，您一开口就说：“日本已经没有军队了，现在我们两国可以不受任何阻碍而真正携手合作。”您鼓励我：“我们一同努力做吧。”那时您并曾把中国政府的派令递交给我，把日本全军及侨民的遣回事务委任我来办理，那张派令是怎么写的？

何：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官。

冈村：是的，是的。是釆用这样军队式的派令承认我的指挥权，这样，数达二百几十万的人，因此才获得顺利地遣回。

何：那个派令，曾使您正正当当地发布命令。

冈村宁次所说的9月10日，正好是9月9日南京受降后的第二天。头一天还是降将，第二天就封起官来了。

如此舍己为人！

接下去的对话，才更妙呢！

何：我们为遣返贵国人民，曾调配船舶三十万吨，这占当时中国船运力的百分之八十。

冈村：中国也曾给我们增配火车。因而，自1945年11月起至1946年7月止，在短短十个月期内二百万人终获全部遣返完毕，然而，看到四五年前中共遣侨回国的情形，令我不胜其愤慨。中共在酷使日人后，感觉不需要时，便任意遣回。如果以他们遣侨的速度来计算，我们自中国大陆回来，必须要四十二三年的时间。

何：若按这种苏俄式的速度来说，是需要四十多年。

冈村：你们当时因把整个运输力量集中到杨子江沿岸，致未能接济东北的军队，从而影响到国军败于共产党，实使我们感觉抱歉！

何：不，事情已经过去了。

冈村：关于这一点，根据我所听到的；美国顾问团也不好，我相信是美国贻误了远东的局面。她妄图国军开往东北，但拥有美式装备的精锐部队，多为南方人，中国自黄河以北没有水田，北方人吃稀饭，吃馒头，而南部多是水田，南北情形完全不同，必须吃米的精锐部队开往东北，而为遣返日侨，大米不能运往接济，结果在内战上招致了不利的条件。也可以说，为了尽速遣返二百多万的日侨，结果受到很大的牺牲。

何：战争结束的时候，斯大林曾扬言以此报复了日俄战争的宿仇。但是当时蒋总统却声明“以德报怨”。

当冈村宁次看到国民党何应钦宁肯使自己同胞回不了家而要日本人回家的时候，当他看到日本人有车有船可坐而中国人没车没船的时候，当他看到日本人有东西吃而中国人“大米不能运往接济”的时候，当他看到国民党因为日本人而“败于共产党”、“受到很大的牺牲”的时候，当然，冈村宁次感动了。——这样的不管自己国家死活，硬把自己人民的苦难，顺水人情送给外国人的行径；这样不论败也好、胜也罢，一律向日本人做免费服务的可耻的、莫名其妙的贱种行径，日本军阀即使再看不起，也是要感动的。何况，这种免费服务，还在继续服务，服务到底呢！

继续服务，服务到底

怎么继续服务，服务到底呢？

冈村：我最佩服的是您总不懊丧诉苦，您也许更谦虚地说你们本身有致败的原因。当时美国报刊等对于何应钦先生和接收上海的汤恩伯先生，颇有酷评，说你们过于“袒护日本”。

何：不，日本军队的复员，还是由于冈村先生的决心坚强，在战后混乱时代未得日本陆军部任何命令及日本复员局的援助，卒以自已力量完成了二百万军队的复员，这是世界上史无前例的。

冈村：我所以能摆脱战犯，亦多亏了您派来的律师帮助。这虽然是件私事，我是应该向您致谢的。现在我又想起来的一件事，就是您认为我过去打仗的对手是中国，所以您叫我批判中国军队。我答应，如果对外不发表，我可以做，因其内容一经发表，我必被杀害。于是我以鏖战了八年的中国军为对象，以其缺点为主，写了一篇《从敌阵看到的中国军》。

何：那一篇文章到现在我都没给外人看。

在提供律师服务以后，1949年，冈村宁次投入日本祖国的怀抱——国民党把大陆给丢了。虽然丢了大陆，但对冈村宁次却仍旧继续服务，服务到底。冈村宁次回到日本后，因为麦帅总部对他不肯轻易罢休，仍背着“追放罪”，不能从事政治活动，因而仍旧要国民党给想办法。据国民党大特务蔡孟坚《由中日和约谈到董显光使日经纬》的回忆，详情是这样的：

在敬公（指何应钦）返台后，我仍驻东京，某日松野、冈村二位偕同一位京都财阀坂内义雄请我在上海酒家吃饭，坂内带一部日本历史名画家狩野探幽所绘的中国七十圣贤图，计数十册，因总统尊奉圣贤，求我携呈总统，表示“以德报怨”的大恩，当予接受转呈，松野即席说话，谓重光葵（系投降时外相）、有田八郎（系战时外相）、冈村宁次（系战时“支那派遣军总司令”）、谷正之（系战时驻南京伪大使）均系因侵华被判追放罪，再有一年日本独立后，才可解除，而从事政党政治活动，因系侵华定罪，如中国方面能向麦帅总部表示不予以追究，则他们四人即可提早一年解除追放罪，他们若获准解除，即可从事政治组织成立政党，必做亲华（台湾）主张，盼我返台，请我政府以外交方式向联合国占领军总部提出“对此四人侵华罪犯不予追究”。当时我想到这些敌人，既未杀他，即可救他，所谓“非敌即友”，不费之惠，自亦未可厚非，若加拒绝，一年之后，可能又成敌人，因此我即作答：“……不致对四位侵华罪犯，予以苛求，如我下情上达，我料必可邀准，待我返台后，再做答复。”

等到蔡孟坚返台后，就立刻办妥了这件事。最后由张群出面“转知彼时外交部电驻日本代表团长，就此事向东京占领总部提出备忘录，迨总部接得此备忘录，即批准该四人解除追放的申请，他们即从此再从事政治活动”。由此可见，国民党对冈村宁次的关爱，真是无微不至的了！

“非汉奸”

冈村宁次的故事，告诉了我们：国民党对侵略自己国家的外国人，有着离奇的度量和宽大。国民党对自己同胞中的异己，绝不放过；但对非我族类的外国人，却“看来很像是同志”，亲热异常④。这种作风，使我想起清朝政府“宁赠外人，不与家奴”的心态，今昔对照，真是好有一比！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中总是出了这么多莫名其妙的品种，说他们是汉奸吧，却又稍重；但不说他们是汉奸，实在又找不出任何词汇来说他们，想来想去，想到那形非肥皂实乃肥皂的“非肥皂”，只好把他们暂叫“非汉奸”吧⑤！

1983年3月3日

①这是1945年1月29日，冈村宁次对各军司令官训示中的名言。在这次训示中他说：

余当与全体官兵一致奋勉，在北方确保大东亚复廓之宝库，在东方建立沿海岸要域之铁阵，敌如登陆时，将其击溃歼灭之。在西方排除万难，向中国西南腹地，挺进突入，以覆灭其根据地。

神州不灭，战争必胜，然以现下一般之精神状态，战胜之望，至为渺茫。切盼全体官兵一致振奋，唤起日本传统之大无畏精神，勿使南洋方面战友忍饥耐劳、浴血苦斗之精神，专美于前。

武在严而仁在遍，无论进击突破、守备扫荡或服行勤务，对敌务须严峻，对民则应仁爱，盼全体官兵贯彻击美爱民之精神，争取民心，以备在大陆上与美军决战，获致最后胜利。

②这是战后冈村宁次在“何应钦将军感谢会致谢”中的话。

③审判长石美瑜逃到台湾后，写《审判战犯回忆录》，还有这样所谓“公允”的话：

日军大将冈村宁次，虽身为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官，但系受命于轴心瓦解日军陷于孤立之顷，所有长沙徐州各大会战日军之暴行，以及酒井隆在港粵、谷寿夫在南京之大屠杀，均系发生于冈村宁次任期之前，固不能使负共犯之责。况在日本天皇宣告投降后，冈村宁次遵以降将身份，率领百万大军听命纳降，并无违反国际公法之罪行，自不能仅因其身份系敌军总司令官遽以战罪相绳，故经笔者主持之军事法庭判决无罪遣返，以昭公允。

④1946年3月26日桂林《中央日报》载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向参政会报告，说战犯处理方面，“计经审査认为罪行成立者，共计二千八百七十九案，被害民众可考者一万九千九百四十六人”。但是据石美瑜《审判战犯回忆录》，却说“全国各法庭统计共受理战犯二三八八名，除南京大屠杀案罪魁谷寿夫，及蹂躏港粤之酒井隆等主要战犯，经判处死刑以昭炯戒外，其余二千余名，悉以罪嫌不足，经宣告无罪或不起诉，遣回日本”。石美瑜所说的“罪嫌不足”的二千余名，自然就是谢冠生报告中“罪行成立”的二千余名，显然最后还是被国民党给放水了。何应钦《中日合作与远东之集团安全保障》演说中，对日本人明说：“对于战犯以其为非作歹在贵我两国之间闯下滔天大祸，处置虽较严峻，但一至中共进迫京畿、上海危急之际，本人即设法征得盟总同意，将当时羁留上海的贵国重要战犯二百五十余名，遣送返日，交由盟总送巢鸭监狱执行，其中一部分服役成绩良好，且先后予以假释。”可见国民党所处分的日本战犯，只是谷寿夫、酒井隆、田中久一（华南最高指挥官）、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南京大屠杀中以杀人比赛出名的三个日本人）等几个人而已，最后的二百五十余名，也都给放水了。国民党的莫名其妙，一经统计，淋漓如此！

⑤这篇文章排印时，我看到3月16日《民族晚报》的一篇《戴笠将军的机智与胆识》，是国民党特务裴可权写的，里头说：

三十四年8月10日，戴公得知敌投降消息后，立刻派刘方雄先生驰赴南京，与敌“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约：“在我军未接管前，在京、沪、杭等重要城市日军，如纵容中共进入或以武器交与中共，中国政府将视彼为第一战犯，依法惩治。反之，我政府将予优待，并使其安全返国。”这不但使冈村在心理上得到安定，亦使其有所准备，是一件很要紧的事。

早在二十八年，刘方雄先生被派在香港工作，由于任务关系，得以结识当时日本陆军省派驻香港代表今井武夫，经戴公授意，与之交往，情感日增。今井后调敌军总部参谋官，继升副参谋长，刘公方雄转介曾政忠与之保持联络，未曾中断。迨他到南京，今井始知他是戴公干部。他通过今井关系，得与冈村晤谈。今井又特为解释，戴公为一可信赖之人，彼既负责保证，就不须犹疑。于是冈村乃严令所属坚拒中共要挟，不得以防区及武器，给予中共。

政府以后给冈村以“遣俘联络官”名义，亦是出于戴公之建议。

这一段公案，在当时为一秘密。直到翌年审讯战俘时，始由冈村亲口说出。他并指陈戴公所约诸事，他已忠实执行，其经过情形，如何如何。法庭认为可以釆信，乃据以宣判无罪开释。

由此可见，战犯无罪，早就暗盘于先了！国民党通日，早就暗度陈仓了！（1983年3月17日追记。）

蒋介石与自己降将

——为“活先烈”开清单

5月15日，在《泰山泰水命》（“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三十二期）出书的当天，“台湾警备总司令陆军二级上将陈守山”，以(73)隆撤字第1882号函，查禁了它。理由是：

一、由桂冠图书公司代理发行之“千秋评论丛书”(32)《泰山泰水命》一书，其中之《康泽殉难了吗？》《上山、上山、爱》等文字，蓄意为匪宣传、诬蔑政府、侮辱壮烈殉国先烈、扭曲事实、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严重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3条第3、6、7各项之规定，依同法第8条，扣押其出版物。

二、请依权责转知各有关单位、各警察机关、各级学校、各社教机构、各工（矿）厂、各图书馆等清查报缴。

我是国民党有史以来，出书被查禁得最多的一个人，对查禁理由早已司空见惯，不但每次以欣赏官方查禁理由为乐，并且也在拜读之余，知所遵循，“下次不敢了”。例如这次查禁，理由之一是“侮辱壮烈殉国先烈”，这就是说，对国民党钦定的“壮烈殉国先烈”，是不许你碰的。在此路不通之下，我只好掉转矛头，去碰碰“‘非’壮烈殉国先烈”，这总可以了吧？下面就是我的一点碰碰碰的新成绩，请大家和陈守山将军指教。

“被俘受屈，而不能慷慨成仁”

什么是“‘非’壮烈殉国先烈”？“‘非’壮烈殉国先烈”者，就是被上级要求“壮烈殉国”，但是临时既未“壮烈”，也未“殉国”，反倒给共产党俘而虏之了的“先烈”，这种人该“先烈”却没“先烈”、该死却偷生，我们无以名之，只好叫他们做“活先烈”。

“活先烈”是“被俘受屈，而不能慷慨成仁”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这种人的大量产生，是1946年以后的事。1946年国民党败相毕露，在大陆一路打垮，1948年8月3日，蒋中正在南京出席军事检讨会议，在开幕典礼上讲《改造官兵心理加强精神武装》，就慨乎言之，他说：

过去两年——尤其是最近政府改组三个月以来，我个人深深的感觉到自己责任的重大，这几个月以来，无论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情形的表现，的确是严重而危险。这个危急存亡的关头，正是我们一般革命干部砥砺志节、建功立业的机会。但是我体察一般高级干部的情绪，大多数对于革命前途信心丧失，心理动摇，以为本党的地位真是岌岌不可终日，这种现象的发生，是我个人最感惭愧痛心的一件事。因为今天一般高级将领，不是我亲自领导出来的干部，就是我亲自教育出来的学生，我不能使他们对主义建立生死不渝的信心、对革命抱定百折不回的志愿，这就证明我个人领导无方、教育失败，我对国家就不能辞其责任！

他又说：

今天无论我们的党和军、政，都因为我领袖个人监督不严、考核不周，以致组织涣散、纪律废弛，而形成奄奄一息的现象。以军队而言，现在我们大多数高级将领精神堕落、生活腐化，革命的信心根本动摇，责任的观念完全消失！这样的将领，如何可以领导部下，和万恶的共匪来作战呢？尤其使我痛心的，这两年以来，有许多受我耳提面命的高级将领被俘受屈，而不能慷慨成仁；许多下级官兵被匪军俘虏，编入匪部来残杀自己的袍泽，而不能相机反正，这真是我们革命军有史以来所未有的奇耻大辱！我一想到这些人都是我多年领导的部下，我心中更觉得沉痛万分，无地自容！

“靦颜偷生，苟全一时”

两年以后（1950年4月2日），蒋中正在台湾阳明山庄讲《国民革命军“第三任务”如何达成》，根据最新的事实，对“高级将领被俘受屈，而不能慷慨成仁”的现象，做了更进一步的说明，他说：

我们要做一个真正的革命党员、革命军人，就一定要有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决心，切不可因为家庭子女关系，效小丈夫之所为，竟以一念之私，就丧失了我们军人的人格。今天的局势很明显，大家如果能够不惜牺牲，誓死奋斗，使我们国家不致为苏联帝国主义者所灭亡，然后我们的妻室子女才能免于敌人的蹂躏；反之，如果大家只顾目前个人的全躯保家，不能牺牲奋斗，则国喙灭亡，任何人的家属子女亦无法保全，都要做异族的奴隶牛马。即使你腼颜偷生，苟全一时，但如此不知廉耻、毫无气节的民族败类，亦必遗臭万年，则生不如死。事实上自从剿匪以来，我们高级将领所表现的怎么样？这是你们亲身的经历用不着我来细说。在三十八年春季以前，还有几位高级将领，因为作战阵亡慷慨成仁的：如张灵甫、蔡仁杰、卢醒、皮宣猷（孟良崮之役），刘戡、严明（陕北之役），黄伯韬、陈章、熊绶春、李骧、邱清泉（徐蚌之役），以及戴之奇（苏北之役），李仲莘（开封之役），鲁英麐（莱水之役），王作栋（石庄之役），刘声鹤（青驼寺之役），马培基（莱芜之役），田君健、韩增栋、冯用民（长春之役），李传宗（义县之役），戴炳南、王敬鑫、苏景泰（太原之役）等各军师长，但这个数字在前方作战失败的将领中，已不过是十之一二。而自从我去年下野以后，在一年之中，我们国军自长江到南海、自东南到西北，一路崩溃，只听到某军长、某师长被俘，某人投降，除了杨幹才军长在宣城自戕及廖定藩师长在上海阵亡以外，其他再没听到有慷慨成仁、尽职殉国的高级将领，殊为可痛！这固然由于我们军事教育不良，领导无方；但同时也就证明我们一般将领的精神堕落到什么程度。真是廉耻道丧，气节荡然！我们国民革命军人格丧失到这种地步，使整个的党国都蒙受奇耻大辱，不但腾笑中外，无颜见人；而且真是上无以对先烈，下无以对后代！

“偷生怕死，被俘投降”

在这篇演说后十四天（4月16日），蒋中正在台湾阳明山庄讲《军人魂——一名革命军人成功成仁之要义》，对“高级将领被俘受屈，而不能慷慨成仁”的现象，再做说明：

我讲这一段话，我自已觉得非常惭愧，而且认为是平生最大的耻辱，想不到我们国民革命军的官长，尤其是高级将领，气节荡然，廉耻道丧，竟到了这种程度。大家知道：整个大陆这样广大的版图，就在去年不到八个月的时间，竟丧失净尽，这是何等可痛可耻的事！我们有三百万以上的大军，担任高级将领的不下数千人，在那种盗寇凭陵、大陆沉陷的大失败之中，而其能临难殉职、慷慨成仁的，竟只有杨幹才军长和廖定藩师长二人。其余不是临阵逃亡，就是被俘或投降，这可说是把本党五十年来的革命光荣，和中国五千年来的民族历史完全断送了。这不仅是一般将领的耻辱，而是整个党国的耻辱；而我个人因为领导无方，使一般部属寡廉鲜耻到了这种地步，尤为惭愧万分！

接着蒋中正讲了“一个事实”：

讲到这里，我要告诉你们一个事实。我自从前年徐蚌会战军事挫败之时，我就抱定了以身殉国的决心，来报答我们总理和全国人民付托的重任，尽了我的职责。我这个存心，从来就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本来也就没有对你们说的必要。但是我们今天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每个人心里，都应该有一个最后的打算，所以我今天要把我年来的决心告诉你们。

当徐蚌战役失败后，我就决定与共匪在京沪线上实行决战，我当时认为这一次战争是国家民族生死存亡最大的搏斗，如果决战获胜，使军事形势转危为安，当然是国家之福；如果不幸而失败，南京为首都所在地，我是国家元首，就决定以身殉职，死在南京，以尽我个人的责任。因此我在未下野以前，就严令在京沪各地加强工事构筑，就是为了要和共匪背城借一，也可以说是求得我的死所。当时有一班亲友同志，窥见了我这尽职殉国的决心，而且知道我平日的性格，不愿临难苟免，因此时时怕我自杀，所以他们时时在暗中提防着。我当时明告他们：现在最希望我自杀的，第一是共匪，其次是一般投机分子。如果我自杀了，他们就可以达到他们投降卖国的目的，徒使他们逞快一时，于国于民于我革命主义皆无有补益，所以我说此时尚未到应死的时候，亦未到最后的关头。我绝不自杀，我一定要忍辱负重，与共匪周旋到最后关头，为死难官兵复仇、为国家民族除害。只要我们国家民族还有一寸土地、还有一部军队，我一定要在这块土地上，高举青天白日的旗帜，再接再厉，百折不回的奋斗。我这一段话，今天到会的同志中亦曾经有几位同志亲自听到的。实在我观察那时候革命失败的情形，体念总理“我死则国生”的遗训，如果不幸南京陷落的时候，我唯有死在南京才可以上报总理，下对国民。但当时有一部分意志不坚定的动摇分子，听信共匪挑拨离间的谣言，一定要我去职下野。我在当时不得不离开这我亲自建立的首都，和总理陵墓所在之地的时候，你们以为我必悲伤不堪、感想千万么？其实我毫无其他遗憾，唯其中内心所不堪忍受的就是自感“今后我无死所了”！只有这句话，才可以形容我当时心境悲哀的情绪。我离京以后，国家的形势当然更加危急，但当时一般将领如果在京沪一带，仍能体念我的意志，不忘革命责任，人人抱定其杀身成仁的决心，拼命作战，保卫缔造艰难的首都，那我们即使失败，还可以对得起国家和人民。万不料一般文武干部没有看到敌人的影子，就只身逃亡，无形瓦解，使敌人不放一枪、不损一弹，就占领了首都，且因之不到一年而丧亡了整个大陆。历史上军事的失败，从来没有这种可耻可痛的情形；亡国先例虽多，但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悲惨的现象！

我今天为什么要和大家讲这一段话呢？这就是因为我们今天退缩到台湾和东南的几个孤岛上来，真正已到了最后的关头，没有地方可以再退了。如果我们一般捍卫国家的高级将领，对于个人的生死问题不能彻底领悟，再像过去一般无耻之徒，那样偷生怕死、被俘投降，那不但你们个人无法全躯保家，徒使国家民族和本党革命历史遭受无穷的污辱。所以我不能不申述我个人的决心，亦不能不昭告我们一般革命党员，今后对于生死问题大家应该在此时要采取态度。尤其在此地，应该要下决心了。

“使你们国家受辱，使你们父母蒙羞”

蒋中正在台湾要求同志“要下决心”的最后，他告诉他们：“我们今后只有反攻大陆，消灭共匪，能够彻底成功，我们才可以不死；如其不然，台湾一旦为敌人所陷，我个人决定以身殉国，绝不愧为你们的上官、不愧为你们的领袖，绝不要你们做党员干部的同志因我而受耻辱。你们大家也必须立定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誓死达成任务。如果没有这个决心，只是偷生苟活，那不但毫无意义而且只有使你们国家受辱，使你们父母蒙羞！”在这种叮咛之后，在叮咛之后三十四年的今天，我们当然相信国民党高级将领个个都是恪遵总裁遗教的了，“不成功便成仁”是绝对没问题的了。虽然三十四年来，他们没有马革裹尸，死在战场；反倒一个个寿终正寝，死在床上，但是他们的接班人，一定可以“誓死达成任务”，而不再使“国家受辱”、使“父母蒙羞”了，这当然是我们小百姓乐观其成的！

不过，为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不妨查考一下国民党当年“被俘受屈，而不能慷慨成仁”者的清单，把这些“活先烈”、这些蒋中正口中“廉耻道丧，气节荡然”的“民族败类”一个个揪出来，一则“遗臭万年”、一则以儆后世，当然也是必要的。因此，我就试开一下清单了：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杜聿明（黄埔一期名将、国民党第五集团军总司令、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中将司令、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司令、前进指挥部主任）、王耀武（黄埔三期名将、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兼山东省政府主席）、曾扩情（黄埔一期名人、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郑庭笈（国民党第四十九军中将军长）、宋希濂（黄埔一期名将、新疆警备总司令、国民党川湘鄂绥靖公署中将主任）、杨伯涛（国民党第十八军少将军长）、陈长捷（国民党天津市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今）、邱行湘（国民党青年军第二〇六师少将师长兼洛阳警备司令）、周振强（国民党浙西师管区中将司令兼金华城防指挥）、卢濬泉（国民党第六兵团中将司令）、赵金鹏（国民党第三绥靖区上校参谋）、周震东（国民党徐州总司令部定国部队中校副支队长）、杜聚政（国民党第二十五军四十师上校副师长）、业杰强（国民党第七十二军第二三三师第六九八团上校团长）、唐曦（国民党第七十军参谋处二科少校科长）、白玉昆（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建军会少将课长）、贺敏（国民党晋冀区铁路局总务处长）、孟昭楹（国民党北平警备司令部少将参议）、廖缉清（国民党内调局西南办事处代主任）、杨怀丰（国民党山西省新闻处长）、曹钟麟（国民党天津市民政局长）、徐以智（国民党南京中央训练团少将团员）、甄肇麟（国民党第九十九军少将高级参谋、代理二六八师参谋长）、刘化南（国民党北平行营少将参议）、罗祖良（国民党第六兵团第四处少将处长）、李宝善（国民党第七十七军第三十七师少将师长）、陈启銮（国民党第十二军上校高级参议）、董世理（国民党闽南暂编纵队一支队上校副司令）、王中安（国民党第六十四军第一五六师第四六八团上校团长）、蔡射受（国民党第一一六军第二八七师政工处上校处长）、李仙洲（黄埔一期名将、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范汉杰（黄埔一期名将、国民党东北“剿匪”总司令部中将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罗历戎（国民党第三军中将军长）、胡临聪（国民党第四十一军中将军长）、陈金城（国民党整编第九十六军中将军长）、李以劻（国民党第五军中将副军长兼独立第五师师长人宋瑞珂(国民党整编第六十六师中将师长〉、庞镜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沈醉（国民党军统局总务处长、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许长林（国民党第七十七军少将副军长）、杨团一（国民党整编第八十四师少将副师长）、欧阳午（国民党第六十军整编第五十二师少将副师长）、杜永鑫（国民党第七十二军第二三三师少将副师长）、许文庆（国民党第五十五军第四十四师少将参谋长）、董益三（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部少将处长）、夏建勣（国民党第一一四师上校师长）、陈芳芝（国民党第一〇五军第一八〇师上校代师长）、陈庆斌（国民党第六十四军第一五六师上校副师长）、王友宜、张晋霖、阳丽天、高广荣、冯国典、庞铮、丛潜滋、李绍汤、李清源、戴霖、冯志修、贺清源、袁正、张静山、应昂、徐玉璞、盛正林、张应中、廖光武、刘伯华、邹德裕、姜士行、刘冠生、蒋植五、马保民、王抡楦、韩光琦、廖耀湘（国民党第六军军长、第九兵团中将司令）、林伟俦（国民党第六十二军中将军长兼天津防守副司令）、何文鼎（国民党第七兵团中将副司令）、黄淑（国民党第十三兵团第九军中将军长）、韩浚（国民党第七十三军中将军长）、王凌云（国民党河南第一路挺进军中将总指挥）、孙楚（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中将副主任）、马瑛（国民党云南绥靖公署中将副主任）、杜建时（国民党第九战区参谋长、中央军校长沙分校主任、国防研究院副主任、天津市长）、张文鸿（国民党第四十八军中将军长兼滇桂边区绥靖司令部副司令）、李猷龙（国民党西康省党部主任委员）、李帆群（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代理书记长）、郭旭（国民党保密局少将经理处长）、覃道善（国民党第十军少将军长）、娄福生（国民党第六十一军少将副军长兼第十兵团司令部代参谋长）、苏本善（国民党华中长官公署视察专员、湖南省财政厅长）、公秉藩（国民党湖北省保安司令部少将参谋长）、娄渊泉（国民党河南第一路绥靖总指挥部少将高参）、贾宣宗（国民党第三十九师少将师长）、彭斌（国民党整编第五十二旅少将副旅长）、于一凡（国民党第十二军第一一二师少将师长）、霍冠南（国民党华中区桂北军政区少将副司令）、丘士深（国民党国防部工程署少将副署长）、李寓春（国民党吉林师管区少将司令）、杨彬（国民党后勤部第二兵站总监部少将副总监）、陈振东（国民党第三十三军少将副军长）、陈中和（国民党国防部第七视察组少将视察官）、徐中平（国民党国防部青年救国团沪浦义勇军总队少将总队长）、陶子贞（国民党暂二总队干训班少将教育长、兼暂第三师代师长）、王御之（国民党国防部少将部员）、马润昌（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少将参议）、董绍周（国民党第八十五军第一一〇师少将副师长）、康健东（国民党军统局热〔河〕察〔哈尔〕站副站长）、曾传垣、亢凤翔、吴文光、刘建庭、冉启前、程立志、霍静斋、厉建华、王志贵、庞进科、石渭崇、全裕谦、蔡培元、严桐光、蒋开庚、马伏勋、陈枢、陈剑声、郭振疆、杨功臣、崔言复、刘润珊、巩兴加、何治洪、孙孝良、常铁生、欧阳浩、黄毓源、康泽（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官）、严翊（国民党第四十七军中将军长）、李益智（国民党第八兵团第五十五军第七十四师中将师长）、孙渡（国民党热河省主席、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中将副长官）、高建白（国民党第二十四军军官总队中将总队长）、覃毓芝（国民党第四十三军少将副军长兼迫击炮师师长）、邓军林（国民党第二兵团第七十军少将代军长）、褚静亚（国民党第七十六军少将副军长兼二十师师长）、黄志圣（国民党第六十四军第一五九师少将师长）、蔡钲（国民党第四十一军第一二四师少将师长）、杨焕彩（国民党中央军官训练团少将团员）、刘庄如（国民党湖北绥靖总司令部第二处少将处长）、姚轻耘（国民党第六十四军第一五九师少将副师长）、余耀龙（国民党华中长官公署少将部员）、舒靖南（国民党中统局鄂汉区情报组副组长）、周上凡（国民党川湘鄂绥靖公署第七绥靖区少将司令）、谷文化（国民党山西青年军官教导团少将教务处长）、陈维忠（国民党军需署储备司令少将专员）、李建白、陈卧云、余用明、萧佛南、吴克信、石建中、项其科、谢涵三、吴靖洲、陈应瑞、屈能伸、陈开国、王陵基（国民党第七绥靖区司令官、江西省主席、四川省主席、上将，是国民党被俘军阶中最高的）、方靖（国民党第七十九军中将军长）、杨光钰（国民党第三军中将副军长）、孔庆桂（国民党江阴要塞中将司令）、李佩青（国民党河南省党部书记长）、徐锺瑞（国民党川鄂边区绥靖公署中将高参）、杨安铭（国民党国防部中将部员）、牟中珩（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部中将副司令官）、潘澄清（国民党保密局贵州站副站长）、曹秉森、于静远、于镜涛、宝贵廷、黄维（黄埔一期名将、国民党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李九思（国民党第十三兵团中将副司令）、庄村夫（国民党豫鄂皖边区绥靖总司令部中将总司令）、宋清轩（国民党晋陕边区挺进纵队中将司令）、汪宪（国民党华中剿匪总司令部豫鄂皖边区自卫军中将司令）、王绪镒（国民党第六编练部新兵纵队中将司令）、郭一予（国民党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办公室中将主任）、陈士章（国民党第二十五军中将军长）、王秉铁（国民党第五十一军中将军长）、刘镇湘（国民党第六十四军中将军长）、文强（国民党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军统局北方区区长）、胡靖安（国民党保密局中将设计委员）、文文修（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少将代参谋长）、沈策（国民党第一一四军少将军长〕、周开成（国民党第八军少将军长）、李荩萱（国民党第六十四军少将军长）、蔡省三（国民党青年救国团赣东青年服务总队少将总队长）、陈远湘（国民党第四十一军少将副军长）、李子亮（国民党第四军少将副军长）、刘德溥（国民党第四十九军少将副军长）、郭吉谦（国民党第五军少将副军长）、武文棻（国民党第二十五军少将参谋长）、刘剑石（国民党第三十七军少将参谋长）、陈燕茂（国民党第六十三军少将参谋长）、李慎言（国民党第九十九军第二六八师少将师长）、尹锺岳（国民党第一一八师少将师长）、骆周能（国民党第二十一军第二三〇师少将师长）、李介立（国民党第二十军第一三四师少将师长）、龚时英（国民党第七十军第三十二师少将师长人王学臣（国民党第二三四师少将师长）、张光汉（国民党第四十七军第一二七师少将师长）、唐连（国民党第四军第九十师少将师长）、李贯一（国民党暂编第三十二军教导第三师少将师长）、胡运鸿（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书记长）、尚传道（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顾问、吉林省民政厅厅长兼长春市长）、胡梦华（国民党天津市社会局局长）、陈旭东（国民党军统局东北区少将副区长）、周养浩（国民党军统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鲍志鸿（国民党军统局第一处少将处长）、郑锡麟（国民党军统局本部训练处处长）、段克文（国民党军统局少将专员）、岳烛远（国民党军统局河南站站长）、何崇校（国民党军统局广东站站长）、谢代生（国民党军统局广西站站长）、黄康永（国民党保密局湖南站少将站长）、章微寒（国民党保密局浙江站站长）、沈蕴存（国民党保密局第二厅少将副厅长）、邱沈钧（国民党国防部第二厅通讯总所少将所长）、张文（即张国栋，国民党中统局本部秘书兼重庆区区长）、王从先（国民党中统局西北区副区长）、刘桂楠（国民党中统局蒙藏调查室主任）、邵平（国民党中统局四川调统室主任）、胡涛（国民党中统局四川调统室书记）、吴汝成（国民党中统局西康调统室主任）、先大启（国民党内调局四川调查处处长）、孙秉礼（国民党内调局云南调查处处长）、李汉元（国民党天津市警察局局长）、乌云毕利格（即赵城璧，国民党绥远党部书记长、调统室主任）、王云沛（国民党浙江保安司令部少将副司令）、张海商（国民党青年军第二〇四师第六一二团上校团长）、杨南村（国民党第一五〇师上校团长）、张铁石〔国民党第六十八军政工处上校处长）、赵一雪（国民党第二八一师上校团长）、郑洞国（黄埔一期名将、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中将副司令、吉林省主席兼东北剿匪总司令部长春指挥所主任）、郭勋祺（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徐远举（国民党军统局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成希超（国民党军统局总务处长）、廖宗泽（国民党军统局大将）、邢森洲（国民党军统局大将）、黄逸公（国民党军统局业务处长）、陈林达（国民党中将军长）、杨文琼（国民党中将军长）、赵云飞（国民党青年军第二〇六师第一旅旅长）、锺彬（黄埔一期、国民党十四兵团司令）、刘进（黄埔一期、国民党宝鸡警备总司令）、郭仲容（国民党军令部派驻八路军联络参谋、绥靖总队长）、孟恒昌（国民党第六十八军第八十一师少将师长）、周福成（国民党第五十三军军长）、彭济群（国民党嫩江省主席）……

后话

以上所开清单，其实是很不完全的，因为人太多了，无法完全，只是就高层人士，聊做实录而已。国民党黄埔一期的老大哥邓文仪将军，在《黄埔学生六十年（中）》（《中国人》杂志第一卷第二期，1983年7月15日）中明说：“各级被俘的十数万军官与三万政工人员，其中十分之八均为黄埔学生，大部分均遭共匪集体屠杀，或监禁在集中营里做劳工，受尽非人的折磨迫害。”“十数万军官与三万政工人员”的大名单，我李敖当然是开不起的，这种“十四万人齐解甲”的大场面，只有靠千秋以后的历史家去增补了。

1984年6月7日

蒋介石与康将军之衣

——可怜飞将倚新装

康泽字兆民，四川省安岳县人，1925年入国民党黄埔军校第三期，后来被派往苏联，进莫斯科孙逸仙大学。1927年回国，应聘为中央党务学校训育员。1928年任北伐军总司令侍从参谋，并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师（师长顾祝同）政治部主任。1929年军中政治部撤销，改任总司令部宣传大队大队长，在职两年，曾参加中原大战及湖南“剿匪”战役。1932年任南京《中国日报》社长，与黄埔同学贺衷寒、滕杰、萧赞育、邓文仪等，在兼校长蒋介石领导之下，搞所谓中国革命复兴运动，而以“中华复兴社”（简称“复兴社”）名于世。1933年任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总队长，这段经历，是康泽最重要的一段经历。原来国民党的特务系统中，重要一支是“复兴社”。“复兴社”又分三支，一支是贺衷寒系的“政训”系统、一支是康泽系的“别动队”系统、一支是戴笠系的“特务处”系统。康泽的“别动队”系统起源在南昌开办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驻赣暑期研究班”，这班召集军官再加训练后，编人“庐山训练团第四营、团长蒋中正、副团长陈诚、第四营营长韩文焕）。1933年在庐山成立“军委会南昌行营别动队”。“别动队”是一种武装特务部队，在战地工作时候，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为口号，担任“组织民众、训练民众”的工作，包括：一、推行保甲与清查户口，二、编成“剿共义勇队”，三、收容逃亡的地主恶霸，四、监视部队，五、促进新生活运动等。权势之大，可以想见。

康泽的神秘

1973年11月，第二十三卷第五期的《传记文学》上，登出了一篇罗才荣写的《星子——纪念康兆民先生》，里面有一段描写康泽的神秘：

民国二十一年，我浪迹在南京，当时的革命形势是：中原讨逆战争已经结束；日本军阀野心暴露。政府在励精图治，党的组织秘密中不断加强，剿匪战争进展到五次围剿的前夕。

从敌人的文件叫嚣里，似乎有一个神秘的政治权力集团——蓝衣社——存在，当时我年轻气壮，一腔热血，便好奇地去追求这一个神秘的政治权力集团——蓝衣社。

我终于接近了这个神秘集团，考取了“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班”。

一个严寒的冬天，我在南昌入伍，第二年夏天，全队转移到庐山万杉寺集训。

从南昌乘船横渡鄱阳湖，在星子县登陆，从此，我的生命便与这小小荒芜的县城，结了不平凡的缘。

暑期集训快结束，一天早点名的时候，大队长宣布：“政训班合并到星子特别训练班，改为政治队，就在今天上午10点钟，特训班主任康兆民（泽）先生要来训话。”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兆民先生，他穿一套士兵衣服，系一根小皮带，穿草鞋，腰间还挂一支左轮枪。看惯了原来班主任贺君山先生的哔矶军服、斜皮带、长靴，闪闪的两颗金星，和一柄军人魂宝剑，对这位领导人，有一点不太信服的感觉。

以后在班里，只能有时在晨曦濛濛的升旗典礼中，看见他挺直的影子，听见他坚决有力的声音……对于这位领导人，我意识里是淡漠的。

毕业了，我留班服务，任上尉课员，杈责上当然是兆民先生核定的，但我想他当时对我的认识，只凭书面的考核记录和主管的签报而已，对我的印象是非常间接的。

有一天晚上，我在睡梦中，突然被人叫醒，月色迷潆一片，随着叫醒我的人到一间隐秘的小屋，四周是荷花池，一道小桥通过。

屋内挤满了人，灯光不十分明亮，门轻轻的推开，进来一个穿士兵服装的军人——兆民先生——我很奇怪，竟没有人叫立正敬礼，他和我们一一握手，态度非常亲切，连声说：“欢迎，欢迎……”

这是我第一次和兆民先生面对面相遇，自然他在众多人中，也不会认识我是谁。

就在这天晚上，我正式加入了“民族复兴社”。

兆民先生只说了几句话，特别强调从此我们是“同志”。

五次围剿的战局日益进展，共匪自瑞金突围，向西南流窜，就在这个时候，特训班领导人变更，兆民先生离开了，我只在盛大的欢送行列中，看见他似乎被群众感情所激动，带着痛苦的微笑离去。

新任的班主任是潘佑强先生，有一天，叫我到他的办公室，严肃地对我说：

“康兆民有电报给我，要调你到别动队去，你去不去？”

“去！”我毫不犹豫地答复他。

就这样，我离开了星子，到别动队总队部去报到，才知道被派任为别动队第七大队二十中队的上尉指导员，并立即由九江上船，带着一队队员，溯长江进驻重庆张家花园。……

康泽的炙手可热

别动队实际上是一支突击队兼负责军事特工训练的队伍。队员或三两组成一小组或个别单独一组，有时以正式军官身份公开出现、有时则化装改扮，暗佩手枪，进行秘密活动。他们在地方上任意搜查、逮捕，以至秘密刑讯和枪毙人。其为人也，到处生杀予夺，自然炙手可热。

康泽的炙手可热，延续到抗战开始，更是风光。抗战期间，国民党决定朝延安共产党八路军总司令部派“联络参谋”，派出去的，按照惯例和业务性质，是由军统和军令系统选定的，但是康泽却可以越过这一程序，派出了他的手下大将徐复观（那时叫“徐佛观”）！徐复观的特务黑资料，只此一项，就教我们一身冷汗矣！今天还把徐复观当宝贝、当自由学人来捧的浑蛋们，“错认颜标是鲁公”，他们的无知妄作，可真令人又好气又好笑了！

康泽在抗战中的职务是1937年兼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复兴社总社书记。1938年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组织处处长、武汉支团部主任、战时青年服务总队总队长。1945年奉派出国考察第二次大战各同盟国家战后复员工作。1947年返国。翌年1月膺选为行宪后第一届立法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蒋中正要他做热河省主席，他没做，改到襄阳去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正好赶上襄阳之战。罗才荣回忆：

最后我看见兆民先生是在南京，他正准备去襄阳，就任第十五绥靖区司令，我对他去指挥军队作战认为太不适合，曾提出不同意的看法……兆民先生只简单的提示我：“这是领袖的命令。”

到了襄阳，遭刘匪伯承的围攻，传说在军事会议席上，“守城”、“守山”分为两派，争论不决，适时奉到领袖电令，大意谓：“襄阳为古之名城、宜坚守以待援军。”兆民先生遂力排众议，决心守城，终于战到最后困在碉堡，自杀不遂，被俘不屈，折磨以死。就这样光荣地结束了他的一生。

康泽的“自杀不遂”

罗才荣说康泽“自杀不遂”的事，在1973年10月25日《政治评论》第三十一卷第四期上，登出一篇万子霖写的《悼康兆民将军》，颇为详细：

襄樊保卫战，从三十七年7月1日开始序战，在双方备战时期，康将军的副手，副司令官郭勋祺，经常轻车简从（大都时候是单独一个人）渡河到樊城去“视察阵地”。但颇为奇怪的是戍守阵地的官兵却不常见到他的面。他到樊城那边，究竟跟哪些人接触，做些什么？不得而知。郭是民国初年，四川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与李家钰、陈鼎勋这些人是同学，他们这批人号称军官系，在四川军阀派系中是保定系、速成系以外的一个第三势力。他的资格相当老倒是真的。四川内战时期，他十足的是一员猛将，绰号郭莽子，与共酋刘伯承同隶老一军熊克武部，同任团长，谊属同袍，有相当深厚的交情。现在双方处于敌对状况，共党统战渗透的手段是无孔不入的，刘瞎子（刘伯承绰号，因为他只有一只眼）是否曾经透过某种关系，与郭进行联络，不得而知，只好存疑；有一点值得一提的，郭之就任这个副司令的职务，是十分十分勉强的，他公开的发牢骚，以他的资格、经历、战功，不应该再去做黄埔学生的部下。不过康将军很推崇他，双方相处得极好，襄阳保卫战从城守，到遂屋争夺，郭是尽了他的力的，没有丝毫放水的迹象，最后把康将军举枪自杀的手打下来，使康将军未能壮烈成仁，不幸而落得受伤被俘的也就是他。他是同时被俘，受刘伯承礼遇而释放回来的职位最高人。其次才是参谋长易谦、政务处长燕德炎等。

关于“康将军举枪自杀”，郭勋祺把康泽的手打下来的事，万子霖又写道：

康将军自杀的手被郭勋祺打下来，身负重伤，被敌人寻获后，是用担架抬出坑道的。因受重伤又中了毒气，人是昏迷的。这些碧血丹心的忠勇的事实，都是康将军身边的侍从人员，脱险归来，亲自告诉笔者，并经遍访有关是役的友朋查证实在的。民国五十六年4月在台北出版的《湖北文献》载有夏钦三先生忆襄阳一文，有云：“我们目击劫后城池，形同废墟。血流成渠，尸积如山，那一股强烈的血腥腐臭，真令人心软，鼻酸泪落！且城墙半倒，雉堞全塌，当我们到达杨家祠堂时，见康氏自杀的血沉犹在。……”足见此一战役的惨烈。郭勋棋被俘释放回来后，伪装耳聋，任何人问到襄阳战后的事情，他都用两手分指两耳，表示听不见，拒不作答。这位莽子，也是粗中有细的。

最令我们注意的，是郭勋祺被俘归来“伪装聋子”的事。这位将军为什么要装聋子，因为装了聋子，才可以做哑巴；做了哑巴，一切真相才可以按下不表，真相显然是不能说的！

大哥莫话小弟

郭勋祺以外，另一使我们难明真相的，是另一内幕。据万子霖说：

襄阳是苦撑到三十七年7月17日弹尽粮竭，才陷落的。城郊保卫战的进行，十分悲惨壮烈。先是湖北第三行政区的行政督察专员李朗星，建议康将军突围转进。他的理由是：“你是第十五绥靖区的司令官，只要不离开十五绥靖区泛地，尽可选择任何有利的地方，利用任何城池、山岳、河川，保存战力，与敌周旋，不算是失职；对敌来说，你的目标太大，来自敌方情报，敌人对于你，志在必得，不惜下任何的赌注……牺牲十万人亦所不惜；你一突围撤离，襄阳城的压力马上减轻；我是地方官，守土有责，守城的任务，由我来负责。”李朗星是当地土著，地方情形熟悉，人缘极好，号召力也强，襄樊保卫战我地方团队先后奉征调或自动来参战的先是万余人，后来增加到两万两千多人，李朗星以及襄阳县长方殿甲的协助，不为无功。李朗星的建议，不是没有见地。可是，康将军基于对国家的忠诚以及自己的责任，断然拒绝了，城破之前，李朗星衣冠整齐的提了一只大皮包去见康将军，向将军表示“愿共存亡”，并慷慨大言：“从前史阁部（可法）在扬州殉国，扬州太守任民育是穿起整齐的官服，在知府衙门大堂上成仁的。今将军忠肝若铁石，朗星窃欲效任民育，俾他年与将军同传耳。”及至城破之日，李朗星把外面的“官服”一脱，里面穿的却是一套破旧的、前胸后背都绣有斗大的红十字的卫生队的标准制服，大皮包里面不是公文印信，却是一只救急药囊，纱布、药棉、红药水、阿司匹林，色色俱全，这位太守，就这样聪明的摇身一变杂在乱离的人群中，溜之乎也。大陆沧陷，李来台湾，住在台北县中和乡，见不得人，和他熟识的人间或开玩笑式的叫他“任太守”或“任民育”。外惭清议，内愧神明；加上家庭发生变故，结果几年前上吊自杀了！他这一吊，吊错了地方，如果不是中和乡而是襄阳专员公署的大堂上，其价值为何如？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古训，岂不信然。

万子霖这里说李朗星之死是“外惭清议，内愧神明”等，是有感于没在大陆殉难而上吊的。其实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又有谁殉难了？大哥莫话小弟，苟且偷生者，自封疆大吏到守土大员，人人皆是也、比比皆是也，又何能责人“吊错了地方”耶？

“是不会被俘的”？

在襄阳失守时候，国民党为了人造奶油式的赶造先烈，在1948年7月22日，特由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宣布：“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于襄阳作战中业已殉难。”据同月下旬的《新闻天地》报道：

7月20日的晚上，蒋总统召重要军事将领餐叙。出席的有何应钦、顾祝同、秦德纯、林蔚、刘斐、萧毅肃、郑介民、李及兰、卫立煌、宋希濂等。席间，谈到了康泽中将的下落。据总统说，他所了解的康泽，是不会被俘的，很可能像张灵甫样的壮烈成仁。不过到20日还没有接到任何方面关于康氏下落的报告。直到20日，参加保卫襄阳的行政专员李朗星负伤突围，带着一千多青年学生，脱险的电报到了汉口，大家对于康泽脱险的希望，更是渺茫了。

蒋介石在聚餐时，表示“他所了解的康泽，是不会被俘的”，显然是基于他对康泽为人的一种判断。在蒋介石眼中，康泽是“壮烈成仁”的料子，这种料子，临危受命，在千古艰难之时，必然一死。康泽死了，国民党便不愁没有做先烈的样板了，这对国民党的形象，也算虽败犹荣啦！

“抗节不屈的情形”

不料，老康却放水了！——康泽并没有死。

康泽没死，国民党不得已求其次，改行样板转换，决定把康泽形象转为“被俘不屈”型，康泽如“被俘不屈”，纵然没死，也是虽败犹荣啦！

于是，国民党的宣传重点，就是康泽“被俘不屈”矣！

1964年7月，蒋介石在第九次党务工作会议上，讲《对党务工作的检讨指示》，就有这些话：

现在我们再从党的基本精神上来检讨——

记得在前年党务工作会议里面，我曾经提到康泽同志在大陆上被俘囚禁之中，十几年来抗节不屈的情形，今天我愿意重复提出来再说一回。康同志遭受共匪炼狱的折磨，身体早已衰谢不堪，据说他的牙齿都脱落得快没有了，这十多年，真不知道他是怎样熬过的！他的儿子曾经见到他，其时正是大陆隆冬天气，可是他却还是破衣一袭，寒彻骨髓。他对他的儿子表示：无论共匪鼎镬刀锯，任何威胁利诱手段，都不能磨损他革命的意志，当他的儿子将要回来与他告别的时候，他曾经向其儿子很低声的叮咛着说：“你回去要告诉在台湾的同志，国民党只要能团结，就有希望，就必成功……”康同志这种见死不更其守，凛然的节概，实在使人怀念和感叹！

大家知道，康同志原为在大陆时代青年团领导干部之一，他曾经参加每一次的革命斗争工作，对党团以往种种内外工作关系，和本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当然他最为了解，现在于其身罹百苦之余，说出了我们党的失败之由和复兴之道，这不是他后悔莫及之言，而乃是的确献出了他出自肺腑的血诚，这岂不是我们今日在会的每一同志所当瞿懔然，永矢勿谖，痛自忏悔，而宝贵的教训么？所可惜的，是他今日不能与我们同在台湾基地，来共同参加雪耻复仇的工作！念之令人痛楚！

大家须知，很多陷身大陆、抗节不屈的同志，他们之所以不幸，并不是他们奋斗不力的缘故，而乃是由于当时一般闹派系、逞私见、争权夺利、违反纪律、破坏团结的败类，造孽贻祸，陷害了他们的一这应该是过去负责的干部，尤其是今日在台湾的，更要彻底忏悔，如何为本党、为这一班身陷匪区的忠贞同志，来负咎自赎！他们今日在匪区内忍受苦难，坚贞表节，乃又是在力穷势蹙，无可奈何之际，本其革命党员志节的最后操持，为本党、为主义、为国家，保存了浩然正气的革命人格，来感发大陆以及海内外的人心血性，其遭遇至堪悯念，其志行则又是至堪敬重而为大家所当取法的！

大家体悟了康同志这一则事实，和他“团结就必成功”的这一句忠言的规诫，就可以更清楚的认识：团结就是力量，就是成功的希望，亦就是大家的生路！没有党，就没有今日的台湾，就没有我们今日每一党员个人生存的机会！如其再不团结，乃就是在毁党、在祸国，也就无异于是在自绝和自杀！

他要是“不屈”，共产党是不会那么痛快放他的

蒋介石这里讲康泽“十几年来抗节不屈的情形”，说他“身体早已衰谢不堪，据说他的牙齿都脱落得快没有了，这十多年，真不知道他是怎样熬过的”；说他“见死不更其守，凛然的节概，实在使人怀念和感叹”。对照起罗才荣所说“被俘不屈”的话，自是同一宣传路数。不过，“康泽同志在大陆上被俘囚禁之中”，真如他们所说，是“抗节不屈”、“被俘不屈”的吗？据我们所知，恐怕也大不尽然。原来中共释放国民党高干，前后共有七批：第一批1959年12月4日，特赦杜聿明、宋希濂等三十三人；第二批1960年11月28日，特赦范汉杰、李仙洲等五十人；第三批1961年11月25日，特赦廖耀湘、林伟俦等六十八人；第四批1963年4月9日，特赦康泽、孙度等三十五人；第五批1964年12月12日，特赦王陵基、李守信等五十三人；第六批1966年4月16日，特赦方靖、徐钟瑞等五十七人。第七批1975年3月19日，特赦黄维、李九思最后一批二百九十三人。共计特赦释放五百八十九人。康泽既是1963年释放的第四批，比后面的第七批要早十多年，足见他行为“良好”，不在话下，他要是“不屈”，共产党是不会那么痛快放他的。

万子霖的文章中以挽联描写康泽，说他“十七日阁部扬州”，是用史可法的典；“廿五载文山土室”，是用文天祥的典。但是，这种典岂可用得？史可法死守扬州，最后是殉难了的；文天祥土室坐牢，最后是死节了的，而国民党的康泽呢？他显然既不史可法，也不文天祥。文天祥土室坐牢是1279到1282年，前后三年；康泽被共产党关是1948到1963年，前后十五年。他在1963年被共产党释放后，还在到处参观、留影纪念、游山玩水、好整以暇，又何来“廿五载文山土室”呢？用“廿五载文山土室”，未免太过分了吧？至于罗才荣说康泽“被俘不屈，折磨以死”，似乎也同样引起人对康泽死难生错觉吧？文笔也好、史笔也罢，措辞总不能这样瞒天过海吧？

蒋介石说康泽在牢里“破衣一袭，寒彻骨髓”过的“隆冬天气”，一个人能不能这样一过十五年，姑且不论，但是中共放了康泽以后，康泽在特赦战争罪犯大会上，当场穿上共产党发给他的“新衣一袭”时，却全无“不屈”之色。可怜的国民党！他们最后一个希望——“康泽同志”会“抗节不屈”、“被俘不屈”的希望，也在共产党多年的恶作剧中，终使老康放水无误！“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国民党的“飞将”，在阴山已失之日，虽然健在，但是终场演的，却是“可怜飞将倚新装”的压轴戏！哀哉老K！哀哉！

1985年8月23日午

蒋介石与康将军之洞

——没有三窟，却有一洞

写完《可怜飞将倚新装》，意犹未尽，想起明末的降将洪承畴。洪承畴被俘时（1642），消息不明，满朝宁信他已殉国，崇祯皇帝设坛都城，“予祭十六坛，建祠都城外”。并且“将亲临奠”。不料消息再来，证实他已投降，于是窘态毕露、兴致全失。不到两年（1644），明朝的首都不保，江山不久只剩台湾了。

《清史稿-洪承畴传》记中国的新统治者劝降洪承畴，最画龙点睛的一笔是：统治者亲自去看洪承畴，“解所御貂皮衣之，曰：‘先生得无寒乎？’”洪承畴感激之下，就投降了。

当然康泽不是洪承畴，共产党也无须用貂皮优待他，最后一袭解放装，一切足矣！

蒋介石坚信康泽必定殉职，不会被俘，事实上却是被俘无误。被俘细节且多奇趣。据野史中蒋介石的侍从室官员报告，是这样的：

6月16早晨5点钟，天还没亮。襄阳巷战已经发展到城东康司令总部的核心堡垒。对方突入围墙后，在院子里打了十几分钟，司令部里的人就缴了械，对方开始搜索康司令的下落。后来他们在中间大碉堡的第一层里，找到了副司令郭勋祺。直到下午，他们还没找到康司令，便命令已经被俘的、康司令的少尉随从傅起戎做向导，到处搜索。……他们在司令部门口的下面，找到一条地道。阴湿、狭窄，什么也看不见。一阵阵闷热夹着血腥气，他们都快呕吐了。里面的尸体横一个竖一个躺着，祥子难看极了。他们亮着电筒一步一步搜索，顺着地道向左侧一拐，尸体还是堆得满满的。对方感到很奇怪：“这个地方并没有经过激烈战斗，为什么有这样多尸体呢？”……再向前走一个石梯，爬上石梯之后，他们又往下走，到达一个很深的大坑里。每个人都弯着腰连爬带走，闷郁几乎使他们窒息。这时他忽然看见一洞，洞口塞着一个死尸，脑浆或血水还在一滴一滴淌着。他们都把尸体拖开，看见里面有五具尸体。猛的有一具尸体爬了起来，把他们吓了一跳。傅起戎脸色都变，扭过头来就往外跑。……共产党一把拉住他，叫他别害怕，傅起戎一面喘气一面说：“我不敢见他，他就是康泽。”后来对方有一个名叫安秉仁的副教导员用电筒一照，康司令却又猛地倒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了。安秉仁问：“快说，你是不是康泽？”等了好大一会，康司令才说：“我是一个军官，把我弄出去再说吧。”对方就把司令抬出来。刚出地道，我们已经被俘的士兵都哇啦哇啦地叫道：“司令给捉住了！司令给捉住了！”康司令一听又猛地躺下，说什么也不肯立起来。……他在地下躺了很久，对方的人连哄带劝、连说带骂，最后算是立了起来，给押到前线司令部。康司令满头满脸满身满胸都用泥抹遍，还抹了一些死人血。草绿色的咔叽军服，给血泥涂得不成样子。后来他们给司令换了衣服，洗了脸，人们才看清楚的确是康司令：高额角、粗眉毛、方脸大口。他两腿给炮弹片擦伤一些皮，伤得不厉害，见了共产党的第一句话，就问：“贵部有医生没有？我的腿子该不会残废吧！”

1949年4月16日，在台湾的蒋介石演讲《军人魂——一名革命军人成功成仁之要义》，曾感慨于国民党革命军人“其能临难殉职，慷慨成仁”者寡。康泽是蒋介石最欣赏的一个心腹、一个心中内定的烈士样板，他的不能“临难殉职”、不能“慷慨成仁”，的确漏尽了国民党的气，这是很没面子的。

在蒋介石这一感慨后八个月——1949年12月12日，他又在台湾演讲《西南战局演变之经过》，又有这样的感慨之言：

共匪在战斗中专门袭击我们各级指挥部和指挥官。这一点我曾一再的提醒你们。大家知道：共匪对于我们的军长以上的指挥官都派有侦探，经常不断的跟踪监视，而且想种种办法打入我们的司令部里面。所以他对于我们一般军师长的相貌、个性、能力、嗜好，都要设法探听明了。尤其是在作战的时候，他对于我们行动的路线、宿营的地点，特别注意。一到匪军接近，他们的侦探就用种种预定的通讯方法，指示匪来进攻。所以我们各级指挥官不可不特别留意。在战地我们团以上的指挥官至少要设立三处指挥部。一处是形式的指挥部，可以对外公开，一处是幕僚办公的地方，一处才是我们指挥官自己办公的处所，是真正的指挥部。这个指挥部对于电话线的架设、对于交通地形的选择，都不可使人认识是一个司令部，尤不可借用市集上较好的房屋，致使敌人注目。最好我们军、师司令部能够随同一个普通连、营行动，军长师长的服装、行动和生活，和连排长完全一致，那敌人就无法分别出来了。

看了蒋介石这段话，我们才恍然大悟：康泽的被俘，岂不正因为他没得此真传么？他的司令部，没有“三处指挥所”、没有狡兔三窟，所以被共产党一举拿下。不过，他虽没有三窟，但也别有“一条地道”、别有一“洞”，以备尸遁，这也可算是他粗中有细之处。无奈的是，他再怎么细，也终于难逃被俘的命运。康泽苟延偷生了二十五年，1973年六十九岁时死去。红色传播宣布了他的死讯，国民党脸都绿了！

1985年8月25日

蒋介石与“雷案”

——关于“雷案”的一些秘辛

有关国民党封杀《自由中国》杂志和新党、雷震入狱的事，我保留了两个文件，一件是1968年9月12日齐世英跟我谈话后我的日记！一件是1960年11月18日胡适见蒋中正的谈话后的日记，我都公布在这里。同时我加了一点导读性的评注，使一二十年后的有心人，能够从这些评注里，得到一点会心的了解与觉悟。

1968年9月12日李敖日记

晚齐世英①请吃牛排，并同散步于百龄桥，近11时回。齐世英谈雷案秘辛颇多：

一、雷震在狱中，每索稿纸，雷太太问写什么？雷说：“狗屁狗屁。”②

二、雷被捕一周后，新党筹备会开会，高玉树约齐表示意见，齐持稳健，主暂缓，新党因此未成立。齐说到今天为止，他还不知道这件决定做得对不对③。

三、齐言雷虽为国民党中监委，但缺办党经验。新党筹备，齐以多年办党经验，已看出台湾政界人士尚不足与国民党斗，但已不及阻止。（我意此事早该看出，齐言雷办《自由中国》，已怄尽气，后创新党，有孤注之意。）

四、雷被捕后，胡适归来，与齐长谈两次，齐劝胡主持新党，胡不肯。胡托张群约见蒋，张说条件是不谈雷案，胡许诺，及见蒋，还是谈起来了。

五、殷海光已告诉齐我为他出钱看病等事。

六、齐来访我，齐说警总等方面都已知悉。

七、齐言《时与潮》不得不关门事甚详④，又送文件两份，合订本五册。文件中最令人好气好笑的一点：竟一再指出《时与潮》的罪状是“攻击政府钳制言论”、“指政府剥夺人民言论自由”，而忘了这种文件是什么样的文件了！——这种文件岂不正是钳制言论的铁证么？

1968年9月13日晨追记

1960年11月18日胡适日记

1960年11月18日（F）

早11点出门，11点半之前几分到总统府。今天有两位大使递国书，第二位（希腊)大使还没有出来，门内外有特别荣誉卫队，故我入门就往左侧转，从左边楼梯上去，在接待室小待。

约11点半，秘书长换了衣服来陪我坐了一两分钟，就同进去见总统了。今天除岳军⑤之外，有一个秘书、一个副官，手里没有纸笔，任务当然是用心听话做记录的⑥。

我带了中美学术合作会议最后一天的三组科学的分组委员会报告中文摘要一份。我首先对总统表示他支持这个会议的好意：他批准了我们二十一个出席学人都可以用官员护照出国，他又请了我们全体午餐。

我摘出三个报告中几点说说。说完了，我说我此次在美国留了三个月，今天上午总统太忙了，现在时间也快到午饭时间了，我不知道总统有什么问题要问问我。

他说，请你谈谈政治形势吧。

我问，国内的，还是世界的？

他说，整个世界的。

我略谈了两大事：一、今年联合国大会，到了赫酋（赫鲁晓夫）与其他许多巨头，——包括狄（铁）托与尼赫鲁，——从9月20日到10月8日，中国代表团可以说是天天坐着挨骂。中国代表权直到10月8日才表决。……二、美国大选，我看了一半，10月17日才离开。今后的美国政治趋势，——我特别指出四十年来民主党何以变成绝大多数党的历史原因，就是罗斯福总统任内的“新治”确曾有大恩德于广大民众，使许多人至今不忘。

说完了，——我忍不住说：我本来对岳军先生说过：我见总统，不谈雷案。但现在谈到国际形势，我不能不指出这三个月来政府在这事上的措施，实在在国外发生了很不好的反响。我在9月4日早晨，已在大使馆看见沈外长的长电报了，他说，此事曾经过长期慎重考虑，政府深知在今日国际形势下，此事必发生于我不利之反响，但事非得已，不能不如此办。我已见了这电报，我还不敢不说话，还打了两个电报（9月4日、8日）给副总统，后来还写了一封长信给陈雪屏。我盼望这两个电报、一封信，他们都报告总统了。

他说，口头报告过。

我说两电报内容，都主张司法审判。8日电说：“果如尊电所说，被捕四人中已有一人自认匪谍，则此案更应该立即移交司法审判，否则全世界无人肯信军法审判的结果。……”

我又略述给陈雪屏信中的主旨：沈部长长电说政府深知此案的不良反响。我说，政府绝不会“深知”。总统没有出过国，副总统也没出过国，警备司令部的发言人也没出过国，他们不会“深知”此案会发生的反响。所以我不能不做这笨事：向政府谏说。我举出HenryLuce对游建文说的话：“我是中华民国的好朋友，但我是杂志发行人、编辑人，我是一个报人，不能不替报人说话，不能不为言论自由说话。”

总统说：我对雷震能十分容忍，如果他的背后没有匪谍，我绝不会办他。我们的政府是一个反共救国的政府，雷震背后有匪谍，政府不能不办他。我也晓得这案子会在国外发生不利的反响，但一个国家有它的自由、有它的自主权，我们不能不照法律办。

这是他在9月14日对美国西岸报人的谈话，今日重说一遍⑦。

我说，关于雷震与匪谍的关系，是法庭的问题。我所以很早就盼望此案能够司法审判，正是为了全世界无人肯信军法审判结果⑧。这个案子的审理，十四年加十二年，加五年，总共三十一年徒刑，是一件很重大的案子。军法审判的日子（10月3日）是10月1日才宣告的，被告律师只有一天半的时间可以查卷，可以调查事实材料。10月3日开庭，这样重大的案子，只开了八个半钟头的庭，就宣告终结了，就定期8日宣判了！这是什么审判？我在国外，实在见不得人、实在抬不起头来，所以8日宣判，9日国外见报，10日是双十节，我不敢到任何酒会去，我躲到Princeton去过双十节，因为我抬不起头来见人。

总统忽然讲一件旧事。他说，去年□□⑨回来，我对他谈起，“胡先生同我向来是感情很好的。但是这一两年来，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儆寰，不相信我们政府。”□□对你说过没有？

我说，□□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句话。现在总统说了，这话太重了，我当不起。我是常常劝告雷儆寰的。我对他说过：那年（民国三十八年4月）总统要去美国，我坐的轮船4月21日到旧金山。4月21在中国已是4月22日了。船还没进口，美国新闻记者多人已坐小汽轮到大船上来了。他们手里拿着早报，头条大字新闻是“中国和谈破裂了，红军过江了！”这些访员要我发表意见。我说了一些话，其中有一句话：“我愿意用我道义力量来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我在十一年前说了这句话，我至今没有改变。当时我也说过：我的道义的支持也许不值得什么，但我说的话是诚心的。因为，我们若不支持这个政府，还有什么政府可以支持？如果这个政府垮了，我们到哪儿去？——这番话，我屡次对雷儆寰说过。今天总统说的话太重，我受不了，我要向总统重述我在民国三十八年4月21日很郑重的说过的那句话。

说到这里，我知道时间已不早了。我打定主意，要加入一段话。我说，我回到台北的第二天，所谓“反对党”的发言人——李万居、高玉树、郭雨新、王地、黄玉娇⑩——来看我。我房中客多，我答应了那个礼拜三晚上（10月26日）同他们吃饭面谈。礼拜三（26日）的上午，我去看副总统，我把我要向他们说的话先报告副总统。我说“李万居一班人既然说，他们要等我回国，向我请教，我有责任对他们说几句很诚恳的话。我要劝他们两点：一、在时间上要展缓他的成立新党的时期，他们应该看看雷案的发展、应该看看世界形势，如美国大选一类的事件，不可急于要组党。二、我要劝他根本改变态度：第一，要采取和平态度，不可对政府党取敌对的态度。你要推翻政府党，政府党当然先要打倒你了。第二，切不可使你们的党变成台湾人的党，必须要和民青两党合作，和无党派的大陆同胞合作。第三，最好是要能够争取政府的谅解，——同情的谅解。——以上是我对副总统说我预备那晚上对他们几位说的话。同时我还表示一个希望：十年前总统曾对我说，如果我组织一个政党，他不反对，并且可以支持我。总统大概知道我不会组党的。但他的雅量，我至今不忘记。我今天盼望的是：总统和国民党的其他领袖能不能把那十年前对我的雅量，分一点来对待今日要组织一个新党的人？

时间已很晚了，我站起来告辞，总统很客气的说，将来从南边回来，还要约我再谈谈。他送我到接待室门口，岳军先生送我到楼梯边。我下楼时看表，已是12点17分了。

回到南港，见着日本植物学大家酒井宽一博士（国立遗传学研究所应用遗传部长），招待他午餐。

客散后，才看见桌上有Prof.JohnK.Fairbank的信，附有他为雷案寄给NewYorkTimes的信（10月27日写的，11月7日登出）。他给我的信是11月10日写的，正在大选揭晓后一日。他的大意说，新总统Kennedy是一个genuineliberalconcernedaboutcivillibertiesandfreedomofthepress，他的新政府将继续注意像雷震案一类的事。他怕将来会发生一派思想，主张为了解决“我们的中国问题”，不谴责台湾，视为“不关重要”或认作一种负担、或一个警察国家、或不配做同盟国家。

他不懂得为什么中国政府竟容许这个案子发生！“为今之计，最好是让人们把案子平静的忘了，愈快愈好。”

我想了一会，把费正清的信及附件照了相，把原件带到今晚副总统晚饭席上，交给张岳军先生(11)。

1983年6月28日，暮色苍茫中写于草山

①齐世英是国民党中CC系大将，是东北党务头子。到台湾后，因派系斗争，被开除党籍。

②雷震在狱中写的四百万字稿子，出狱前一个月，趁他到外面会见家属，全被偷走，这些稿子，至今下落不明。

③做错了。

④《时与潮》是齐世英以“立法委员”身份办的一个党外性周刊。我说这周刊办得太窝囊了，他也承认。周刊的发行人是东海大学教授蓝文徵（孟博），也是“立法委员”。国民党死劲的找发行人麻烦，齐世英最后只好放弃杂志。

⑤当时“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字岳军。

⑥雷案发生时候，胡适正在美国，曾公开支持雷震。他回台湾后，国民党故意冷落他，“农复会主任委员”蒋梦麟比他晚回来，却先见到蒋中正，而胡适却得在“不谈雷案”的约定下，才见到蒋中正。蒋中正平常与胡适见面，通常是两人密谈式的，这次却是秘书长、秘书、副官全在的官式谈法，显然是有象征意味、有表示距离的明示了。

⑦胡适这二十五字，写得极见内功！不温不火，但把蒋中正对他的态度，画龙点睛了。为了雷案，他显然被国民党“见外”了！

⑧胡适真是书呆子！军法司法审判，在国民党内定判决结果下，又有何不同？又有什么好争的啊？

⑨胡适原件就把人名给框框了，我猜此人是蒋廷黻。胡适在自己日记中竟用框框，显然是要把这日记给人看的。

⑩黄玉娇今天是在台湾硕果仅存的健者。她出道之早，由此可见！

(11)胡适对国民党的苦口婆心，在这天日记中情见乎辞。二十三年后重读他这天的日记，我觉得他对国民党和党外，都有雾里看花的一派天真。中国政治中像他这种有地位的清客，最后是及身而绝了。最可怜的是，以他最后的苦口婆心，竟连一雷三毛都不能救，他的悲哀，也就可想而知。我总觉得“雷案”发生后，胡适应该以不回台为抗议，再回来就错了。1960年12月我写诗祝胡适七十岁生日，其中有“高鸣何须求‘灵鸟’，忍看老友渐凋零”的话，也有“苦口婆心君莫笑，只做‘调人’不组党”的话，就是责备他的。胡适写文章宣传黄以周“实事求是，莫做调人”的立场，但他自己，却始终未能免于“调人”之讥，这真是他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