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李敖全集

#《蒋介石研究六集》目录

• 《蒋介石研究六集》自序
• 一、蒋介石要挖陈炯明心肝
• 二、孙中山蒋介石与道统
• 三、蒋介石与“空中强盗”
• 四、孙中山蒋介石与迁都
• 五、蒋介石与“中华民国”亡国
• 六、蒋介石杀自己的俘
• 七、蒋介石与《中日和约》之一
• 八、蒋介石与《中日和约》之二
• 九、蒋介石与报告狂
• 十、蒋介石与开房间的自由
• 十一、蒋介石与“人人得而诛之”
• 十二、蒋介石与吴稚晖
• 十三、蒋家父子与吴家父子
• 十四、蒋介石与吴国桢事件
• 十五、蒋介石与《文星》
• 十六、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办公室
• 十七、蒋介石的卧室和书房
• 十八、蒋介石蒋经国父子读了些什么书？
• 十九、童轩荪笔下的蒋介石
• 二十、蒋介石与太阳不只一个
• 二一、蒋介石与“水晶寿星”

《蒋介石研究六集》自序

我写的《蒋介石研究》出版在1986年10月31日，312页；《蒋介石研究续集》出版在1987年1月15日，310页；《蒋介石研究三集》出版在1987年6月27日，324页；《蒋介石研究四集》出版在1987年10月31日，310页；《蒋介石研究五集》出版在1987年12月25日，310页。如今366页的《蒋介石研究六集》将在1989年10月31日出版。距离第一本研究出书之日，正好三年了。

三年来，从国民党官方的态度上，可以看出一些有趣的演变痕迹：《蒋介石研究》是出版后只一天（1986年11月2日），就被查禁了；被查禁后两个半月，我又出版了《蒋介石研究续集》以为回敬，出版后只一周（1987年1月22日），又被查禁了；被查禁后五个月，我又出版了《蒋介石研究三集》以为回敬，出版后一个月（1987年7月6日），又被查禁了；被查禁后近四个月，我又出版了《蒋介石研究四集》以为回敬，这时台湾已经解除戒严，原来查禁《蒋介石研究》一至三集的法令——《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不能用了，国民党的“文字警察”们顿失所依，只好一时眼睁睁的看我发售《蒋介石研究》一至四集，心里算计如何整我。法子在《蒋介石研究四集》出版后二十七天想了出来。1987年11月27日下午，台湾全岛各地警察同时出动，大肆查扣李敖的书，并传唤售书的书店书摊老板，制作笔录，以违警裁决，基本罪名是“陈列贩售行政院新闻局查处之《蒋介石研究》等书刊为警当场查获”。书店书摊老板不堪其扰、心怀畏惧，大都不敢再卖这些书，于是警察老爷欣然复命，以为大功告成。不料，就在这当口，我“查获”到这一同时出动的作业，起源在“行政院新闻局”（76）铭版4字第13645号密函，足证是原由“新闻局长”邵玉铭行文给警政署后交办下来的，所以这个案子邵玉铭构成妨害自由教唆罪，已知的八个警察分局长也一并涉嫌妨害自由。

我“查获”到这些违法查禁、变相查禁的证据后，除了把他们九个公务员一并告进法院外，为了对国民党花样翻新的钳制言论自由有以立即回应，我特别加出《蒋介石研究五集》，以为回敬。

告进法院后，台北地方法院推事苏隆惠，连一次庭都不开，就判决自诉不受理，认为我不是直接被害人，直接被害人是书店书摊老板；我上诉后，台湾高等法院的推事刘士元、薛尔毅、陈炳煌，也一次庭都不开，驳回上诉，理由和地院一样。不过，按照“最高法院”1953年台非字第18号判例，明说：“被害之是否直接，须以犯罪行为与受侵害之法益有无直接关系为断，如就同一客体有二以上之法益同时并存时，苟其法益为直接犯罪行为所侵害，则两法益所属之权利主体均为直接被害人，并不因另有其他之直接被害人而发生影响，即非不得自诉。”但是，刘士元这种程度的高、地院法官，程度自是最高法院的法官所不及的。因此，这个案子在官官相护下草草解决，自在意料之中。（对刘士元这种程度的法官，我在四天前曾写《刘士元配审许案吗？》一文，为他的程度，代为“永垂青史”矣！）

邵玉铭和八个警察分局长虽然在法律上被开脱，告不成他们，但也有一个收获，就是由“新闻局”暗中非法行文的把戏，从此亦稍收敛。当时密函中所谓李敖的书“对于先总统蒋公及蒋总统经国先生之生平事迹多有不实或无中生有之陈述，乃属谣言，足以影响公共安宁”的罪状，我的白纸黑字今犹在，只是朱颜改，这些三朝天子一朝臣的巧宦们，现在只关心我骂当朝天子李登辉了，对卫护他们以前的主子，已经兴趣缺缺了。

如今，蒋介石的冥寿又到了，我不以生死易志，照旧从一而不终，没完没了，出书以诛既死。但是，看到这些巧宦们的终于放弃与我纠缠，任我鞭尸鞭尸满天下，与其说他们“开明”，不如说他们无情。——新主子的马屁还拍不完哪，旧主子的“谣言”，谁还要追究呢？

1989年10月22日

附录

刘士元配审许案吗？

许信良案报载由台湾高等法院庭长刘士元审理。刘士元对记者说：“许案被告仅一人，不见得比其他重大刑案复杂，凡事凭证据依法论罪之有无。”

以我亲历的刘士元办案态度，却认为满不是这么一回事。

九年前我被萧孟能诬告，国民党官方王昇介入，高等法院庭长林晃、推事黄剑青、顾锦才竟以代造证据、窜改笔录、否定刑事警察局科学鉴验等手法，入我于罪。我出狱后锲而不舍，追究冤案；萧孟能已一入狱再入狱来“赔”我，等到他第三次将入狱时，他逃亡去美，至今犹在通缉中。

第三次是由地院推事童有德判萧孟能因诬告李敖，“处有期徒刑陆月”而来。萧孟能上诉后，由刘士元带领推事黄水通、薛尔毅审理，居然以萧孟能“未有言及”李敖所指诬告项目，为萧孟能开脱。但萧孟能明明言及了这些项目，如何能瞪着眼睛径予抹杀？经我上诉后，最高法院推事张祥麟、蔡诗文、蔡锦河、李星石、董明霈认为我有理，乃在判决书中驳斥刘士元，说那些项目明见于卷内“第五、十页”，事实俱在，“乃原判决理由竟谓被告并未自诉上诉人有……之事实云云，与此项卷存资料不相适合，已有证据上理由矛盾之违法。”由此可见，刘士元在“被告仅一人，不见得比其他重大刑案复杂”的案子上，竟可公然抹杀卷内证据，乱加判决；这样子程度的法官，说他能“凡事凭证据依法论罪之有无”，我们还敢相信吗？（《世界论坛报》，1989年10月18日）

蒋介石要挖陈炯明心肝

——从剜心肝到挖眼睛

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925年3月25日条下，记孙中山死后，蒋介石“撰感言一首”，内容是：

斩草需要除根，擒贼必须擒王。不诛叛逆陈炯明，不算革命真男儿。剜其心肝，祭我总理神灵。肃清东江余孽，实行三民主义，继续先烈生命，完成本党责任。

要剜陈炯明的心肝，来祭孙中山，足见蒋介石的品位，是何等低下！此公头脑，是何等封建、残忍！

事有可巧者，蒋介石手下的悍将——国民党四十军军长李振清，在澎湖防卫司令官任上也有无独有偶的杰作。据贾文斌《铁头将军李振清》，有这样的记述：

他每次召集陆海空军的将士，在澎湖防卫部大操场，举行纪念周或朝会时，他站在司令台上，先恭读领袖蒋公训词，再发表他自己的感想，剀切的向官兵训话，坦率真诚，令人感动，在谈及共匪叛乱祸国的罪行时，则不禁咬牙切齿，怒发冲冠，在检讨大陆失败之原因时，又不禁疾首痛心，悲愤莫名，向官兵说：“共匪若犯我澎湖，我们必须一枪打十个，都把他们打死在海中喂王八马虾。今后反攻大陆，抓住X匪，一定先剥他的皮、抽他的筋、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最后再挖他的两个眼珠子，给我们总统蒋公泡烧酒喝！”有一次国防部总政治部蒋主任（现任行政院院长），莅澎视察，李将军集合三军将士于澎防部大操场，面向蒋主任经国先生介绍于官兵时，也是以上同样的训话内容，不过最后一句话改为“挖XXX的两个眼睛给我们蒋主任泡烧酒喝”！总之李将军坦率真诚的言词，和亲兵爱兵的作风，官兵们无不深受其感动！所以他率领的部队，亦无不感情融洽，成为能征惯战的劲旅！

要挖XXX的眼珠，来为蒋介石父子下酒，足见李振清的品位，也是何等低下！此公头脑，也是何等封建、残忍！

从剜心肝到挖眼睛，我们看到他们自号国民革命，但是革的竟是什么？

1988年6月4日

孙中山蒋介石与道统

道统是中国圣道继承的系统，它的制式说法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最早有这种一脉相承雏形的，是牛屄大王孟子。孟子说：

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尽心下》）

这里所谓“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就是孟子给自己的时空定位；“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就是孟子见到没人能继孔子而起于是以继承孔子为己任，最后亮底：“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哉？”（《公孙丑下》）又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公孙丑上》）

孟子这一以道统自命的气派，当时理论基础还不够强，到了一千一百多年后，唐朝韩愈出现，这一理论才有了大发展。

从韩愈到叶适

韩愈字退之，河北昌黎人。他是进士，官瘾很足，可是时升时降，官运却不怎么样。唐宪宗听说凤翔法门寺的护国真身塔里有释迦文佛的指骨，特派宫人三十六名去奉迎，满朝大事铺张的时候，韩愈大表反对，并说东汉皇帝信了佛以后都短命，因此被贬到广东潮州。到潮州后，他上表谢不杀之恩，并歌功颂德一番，所以只待了六个月，就放回来了。韩愈为什么要“牴排异端，攘斥佛老”？因为他是儒家思想的拥护者，他写《原道》，说道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字里行间，俨然以道统自任。

韩愈的道统理论，到了宋朝朱熹时候，又有了进一步的阐扬，朱熹在《中庸章句序》里说：“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在这里，朱熹显然在言远旨近，也有在道统上插一脚的用意了。

正在这种道统论发扬光大的时候，有一个人出来表示疑义了，这人就是宋朝的叶适。

叶适字正则，人称水心先生。浙江永嘉人。二十九中进士，在金人的高压下，他力劝宋朝皇帝收复失土，他说：“二陵雠未报，故疆之半未复，而言者以为当乘其机、当待其时。然机自我发，何彼之乘？时自我为，何彼之待？非真难真不可也，正以我自为难、自为不可耳。于是力屈气索，甘为退伏者于此二十六年。”这种鹰派思想，影响了韩侘胄的北上用兵，结果仗打败了，他虽然反对韩侘胄的冒进，但是仍然洗不清，被夺职去官。

叶适在政治上是好战的，在思想上也是好战的。陈振孙说他除了“孔子之外，古今百家，随其浅深，无得免者”。可见他的议论之多！

叶适在思想上最精彩的，是他拆穿朱熹他们对道统的捏造，他不承认“曾子——子思——孟子”的继承孔子说法，他说：“曾子不在四科之目……舍孔子而宗孟轲，则于本统离矣！”他又攻击朱熹他们都是“出人佛老甚久”的非儒家，例如“程氏诲学者必以敬为始”，就“非孔氏本旨”，这种议论，真是痛快痛快。

康熙皇帝做了大窃案

虽然叶适拆穿了朱熹他们对道统的捏造，但是，捏造的道统还是一脉相传下来，不但相传下来，并且被治统中的政治人物给“仙人偷桃”过去，因为政治人物发现道统是个好东西，正可符合统治者的要求。

符合统治者要求的道统，可分人（圣贤）的方面和书（经典）的方面。清朝统治者康熙皇帝说得最清楚坦白：

朕维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之道统，即万世之治统所系也。自尧、舜、禹、汤、文、武之后，而有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自《易》《书》《诗》《礼》《春秋》而外，而有《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之书，如日月之光昭于天、岳渎之流峙于地，猗欤盛哉！（《东华录》康熙十六年记康熙“亲制”《日讲四书解义序》）

康熙皇帝公然说出道统就是治统之“所系”，是真正为道统做了大窃案，这正说明了统治者为什么要抢道统、为什么要说自己上承道统、为什么要给孔夫子的后人公费待遇、为什么要祭孔、为什么要读经、为什么要这个、为什么要那个。

国民党跟进

国民党是现代中国的统治者，它搜括了所有古代近代的统治技术，其中上好肥肉道统一项，自然绝不放过。国民党历来在道统宣传上汗牛充栋，我们试看一段“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的大作：

领袖的革命事功，继承了国父的革命遗志；而其道德思想和政治理想，更随国父之后，嬗接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道统。

四十多年前，有一个荷籍的国际共产党员马林来到中囯。有一次他向国父提出一个问题说：“你的革命思想的基础是什么？”

国父立刻回答他道：“中国有一个正统的道德思想，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子而绝；我的思想，就是继承这一个正统的道德思想，而予发扬光大的！”从这段话看来，国父是中国道统的继承者。而领袖对国父思想的继承和阐发、对民族伦理道德的实践和倡导、对中国政治理想的宏扬、对民族浩然正气的坚持，以及对传统学术文化的诠释和发扬，凡此种种，我们可以说：领袖是继国父之后，承继而且发扬了中华民族的正统道德思想。

综结来说，国父与领袖是中华民族两大伟人。而领袖是国父的信徒，奉行遗教，完成遗志，终生不渝，我们了解这一段革命史实，便应该学习领袖效忠国父那样，来效忠领袖，尽心竭力，完成领袖所赋予我们的革命任务。（王昇《领袖与国家》第六章《继承道统》）

“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这段话的依据，我们加以探源，最早自然是戴传贤的《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戴传贤的原文是：

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在这一点，我们可以承认中山先生是两千年以来中绝的中国道德文化的复活。去年有一个俄国的革命家，去广东问先生：“你的革命思想基础是什么？”先生答复他说：“中国有一个正统的道德思想，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子而绝。我的思想，就是继承这一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的。”那人不明白，再又问先生。先生仍旧把这一句话来答复。我们就这一段话，就看得出先生的抱负。同时也就可以认得清楚先生的国民革命，是立脚在中国国民文化的复兴上面。是中国国民创制力的复活，是要把中国文化之世界的价值，高调起来，为世界大同的基础。

文中“去年”是1924年。戴传贤写这《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是1925年。六年以后（1931年），蒋中正在教育部讲《中国教育的思想问题》，照引“戴季陶同志”这段话，他说：

总理主义的中心及其发生的所在，戴季陶同志在他著的《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上说：“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在这一点，我们可以承认中山先生是二千年以来中绝的中国道德文化的复活。从前有一个俄国的革命家，去广东问先生：‘你的革命思想基础是什么？’先生答复他说：‘中国有一个正统的道德思想，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子而绝，我的思想，就是继承这一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的。’那人不明白，再又问先生，先生仍旧把这一句话来答复。我们就这一段话，就看得出先生的抱负，同时也就可以认得清楚先生的国民革命，是立脚在中国国民文化的复兴上面，是中国国民创制力的复活，是要把中国文化之世界的价值，高调起来，为世界大同的基础。”由这一段话看来，凡是真正研究过总理主义的人，他一定要信仰总理主义，并来实现总理主义。

蒋中正又说：

再讲一句话，我们要晓得总理的思想，即是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来的仁义道德思想，将之发杨光大，三民主义就是从仁义道德中发生出来。总理讲这句话是在广西桂林，我当时也在桂林，那个俄国共产党问总理的时候，我也在那里。共产党当时只是宣传，头一次越飞还没有来，那个俄国共产党并不是俄国人，而是瑞士人，也是第三国际派来的。孙先生头一句话答复他的就是：“中国有一个正统的道德思想，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而绝，我的思想就是继承这一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的。”由这一段话，大家可知总理主义是怎么一个思想。

蒋中正这些话最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他在引戴传贤所述孙中山的话以后，并且透露：“我当时也在桂林，那个俄国共产党问总理的时候，我也在那里。”①这就是说，他给戴传贤的话做了人证，表示这话是真的。

道统字眼出现了

再过了两年（1933年），蒋中正在中央政治学校讲《进德修业与革命之途径》，又有了这样的话：

现在国家到了这样危急的情况，我们用什么方法可以把它挽救过来，完成我们的革命，使中华民族复兴起来呢？我很简单忠实的说，只有大家相信三民主义，而且要实行三民主义，就可挽救危亡。因此，我们要问：三民主义是怎样发生出来的？它的思想之渊源以及它的根本精神是在什么地方？简单的讲一句，它的思想渊源，就是继承中国从古以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脉相承所流传下来的道统，它的根本精神，就是要用中华民族固有的精神来领导革命、复兴民族。关于这一点，在从前共产党时代，共产党必当这句话是一种封建思想，且以把总理为偶像化这点来批评我们，殊不知道共产党别有鬼胎，所最怕的就在此点。我记得总理与苏俄代表见面时，当时他第一句话，就问总理：“你的革命哲学的基础是什么？”总理回答说：“我们中国有一个传统的精神，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遗传下来的固有道统，我就是继承这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来的道统，这就是中国民族固有的精神。”我们政治学校的学生，是总理的信徒、是革命党的正统，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这就是三民主义所从而发源的——三民主义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流传的大道，亦就是中国政治、伦理、哲学的基础，就是要以中国固有的精神来革命、来治国家、来平天下。这样，国家一定可以治平，革命一定可以成功，中华民族也绝不至于沦亡的。所以我们最紧要的，是将中国固有的德性，即从古遗传给我们最紧要的东西，不要忘掉，我们就要继承总理所告诉我们的固有的民族精神，来挽救国家、复兴民族。

两年以后蒋中正这段话，出现了两个最令我们注意的不同：第一，原来没有道统的字眼，现在出现了②；第二，原来说“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而绝”，但是现在不提“而绝”了。

再过了一年（1934年），蒋中正在庐山军训团讲《中国魂》，道统的出现更频繁了，并且引孙中山的话，在文字上也有了出入：

但是我们还要知道，总理绝不是凭空创造出来的，这个三民主义是有所本的，其渊源所自，早在总理以前，与我中华民族之历史的生命同流发展，不过到了总理手里，才拿这个东西重新整理，构成一部完善的思想体系，就叫三民主义。这个主义虽是最新的，而其本质和基本精神之所在，却完全是由我们历史文化的正统，历数千年一直传下来的。这个意思，总理在生时已经自己说明过的，我们只要将总理对苏俄代表马林所讲几句话，复按一下，就可以明白我们总理的学问、总理的思想、总理的道德和总理的革命主义，完全继承中国五千年来历史文化的正统。当时苏俄代表问总理：“你革命的哲学基础的出发点，在什么地方？你的革命主义由什么地方发生出来的？”总理当时告诉他：“我们中国有一个立国的精神，有一个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数千年来历圣相传的正统思想，这个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道统；我的革命思想、革命主义，就是从这个道统遗传下来的。我现在就是要继承我们中华民族的道统，就是要继续发扬我们中华民族历代祖宗遗传下来的正统精神。”大家由总理这一段话，就可以明白我们总理的三民主义的基本精神，就是中国固有历史文化的结晶和民族美德的遗传，亦即是民族的精神和国家的灵魂之所在。现在我们革命，就是要复兴我们中国的历史文化，恢复民族固有的美德，发扬我们中华民族的灵魂！我们要救国、要实现主义，就是要恢复这个国魂！具体的讲，就是要继续发扬我们中国固有的道统！

从“而绝”到“相继不绝”

再过了五年（1939年），蒋中正讲《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引孙中山的话，文字上的出入更多了：

我们更要知道，总理的基本思想，渊源于中国正统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总理既认定了“民生为历史的中心”，便根据这个思想，指出我国固有的“天下为公”的思想，为改造社会的基本法则与实行革命的最高理想。因为人类的生存最大保障，是在全体的生存，不在部分的或个人的发展。总理继承了中国固有的正统思想，认定利他是革命的本务，仁爱是救世的基本，利他和仁爱的极则，无过于天下为公。这张表上“民生哲学”下面这个“公”字，就是天下为公的“公”字。《礼记-礼运》篇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实在是我们中国一种最完美、最高尚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总理生平遇到有什么人请他题字的时候，一提笔总是写这几句话。可以说，这几句话，就是总理在实行革命中的最高理想。唯其如此，所以他创造的三民主义，是以民生哲学为基础，是以人类全体幸福为依归，而终结理想，是“世界大同”。我记得民国十年，总理在桂林，共产党第三国际有个代表马林（瑞典人）曾经问过他：“先生的革命思想基础是什么？”总理答复他说：“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那位马林先生不明白中国政治思想的历史，自然不明白总理答语的意义，他再问总理，总理仍然是这样答复他。实则总理当时的意思就是说：三民主义是以我国固有的“天下为公”的伦理思想与政治思想做基础的。

这段话跟蒋中正最早的引文，最令我们注意的不同是：原引孙中山说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而绝”，现在不但不提“而绝”了，并且出现了“相继不绝”的字样！（值得注意的是：1952年10月13日，蒋中正《对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说：“大家该还记得，民国十三年，荷兰人马林到桂林，问总理道：‘你的革命思想基础是什么？’总理答道：‘中国有一个正统的道德思想，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子而绝。我的思想，就是继承这一正统的道德思想，来发扬光大的。’”两相对照，也有“十年”与“十三年”的不同和“瑞典人”与“荷兰人”的不同。）

孙中山压根儿就没说过这些话

排比了上面这些文件后，我们不难会心的了解，前后所引孙中山的话，原来是经过这么微妙的演变的！正因为演变如此微妙，所以在钦定《国父年谱》1921年12月23日条下，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字：

马林居桂林三日，两次晋谒先生，并建议改组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先生未予具体答复。马林问先生曰：“先生革命之基础为何？”先生答曰：“中国有一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余之思想基础即承此道统，而发扬光大耳。”马林不解其意，再询先生，先生所答者依然如此。

《国父年谱》注中说引孙中山的话是根据戴传贤《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事实上，《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中原文并不是这样的，原文既未提到“道统”，也没说“相继不绝”，并且意思还正相反，这种把来源推在戴传贤头上的做法，显然是一种瞒天过海。

据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说马林到桂林后，

当时，孙先生并申言：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什么新东西。两千余年以前，中国经书就早说过（今按此指《礼运-大同》篇）。据马林忆述：孙先生也曾对张太雷解释：“我是与自孔子到现在的中国革命家完全志同道合的。假如我有生之年，中国没有重大改变的话，就要再等六百余年，中国才会有进一步的发展。”

吴相湘在注中说：

孙先生对张太雷的一段话，意在劝告当时中国青年不要盲目崇拜洋人。这是孙先生多年来，尤其民国八年来许多演讲及谈话的精义完全一贯。但戴季陶、张继两人记载都误作孙先生对马林说话。其实戴、张两人当时都不在桂林参加这一会谈，事后得自他人传述。故戴、张两人记载歧异，辗转失真也。③

这里说戴传贤不在桂林，是对的④；记载“辗转失真”，也是对的。综合所有的资料研判，我们可以肯定的说，所谓孙中山说了尧、舜、禹、汤那段话，其实是与事实不符的，孙中山压根儿就没说过这些话，更没说过“相继不绝”的话，也没说过“道统”的话⑤。遍查《国父全书》或任何有关文献，孙中山都没说过这些话或类似这些话，这不是怪事吗？

但是，怪事又怎样呢？没有像李敖这样会翻书、会翻底牌的出现，谁又能解开这一谜团呢？天不生李敖，万古如长夜，没有李敖，大家必然还在国民党瞒天过海的谜团里迷糊下去、沉沦下去、人云亦云下去。现在好了，长夜终于将尽、晨曦终于在望了。每月看看李敖的文化特技，人们终于知道什么是真的青天、什么是真的白日了⑥！

1985年1月18日下午

①据《国父年谱》1921年12月23日条下，这天“电蒋中正来桂”。电曰：“广州总统府谢秘书长转介石先生：电悉，作战计划，昨电略告廖、汪两兄，可询之。一切仍俟兄来商榷，即偕季陶兄启行。”可见当时蒋中正和戴传贤（季陶）都不在桂林。同天《国父年谱》说马林“留桂林凡三日”，并说：“先生与马林二次谈话，约集高级同志列席，参加者有胡汉民、许崇智、陈少白、邓家彦、曹亚伯、林云陔、朱卓文、李禄超、孙科诸人。”可见蒋中正和戴传贤都不在现场。蒋中正是第二年1月18日才到桂林的，那时候马林已经走了二十三天了。

②蒋中正1941年讲《哲学与教育对于青年的关系》，说：“我们追溯总理创立三民主义与知难行易学说，他这个革命的哲学，从何而来呢？总理曾说他自己的革命思想基础，是继承中国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正统思想，而加以发扬光大的，可见他的革命哲学，是由中国固有的哲学而来的，是集三代以来中国固有哲学之大成的。”1952年讲《当前几个重要问题的答案》，说：“总理尝说，他的政治思想，是上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贯的道统而来的，所谓‘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这些思想的脉络，就都弥纶在五经、四书里面。总理平生称述不忘的《礼运-大同》篇，以及我所整理过的《科学的学庸》，就都是四书、五经中的一部分；在这些经书里，是有许多‘放之天下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至理名言。”1953年讲《军事教育与军事教育制度之提示》，说：“在讲战争道德和战争精神修养以前，大家首先要知道，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是什么？这个传统精神，就是总理在桂林回答马林所讲的：‘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而总理也自承其是这个道统的继承者。”

③张继的回忆见于1941年9月21日《在西安劳动营纪念周训词》（《张溥泉先生全集》），回忆中固多错乱，但没提到尧、舜、禹、汤那一段话。

④见注①。

⑤蒋中正1959年订正《科学的学庸》，说：“今天要将我国四千年来一贯的传统哲学，亦是就总理所说的‘中国道统’，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来最精微而亦最实际的人生哲学——即中庸的道理，讲授给大家。”但是遍查所有文献，孙中山并没说过“中国道统”的话。

⑥1961年10月6日、7日，胡适有两封信给罗家伦，第一封是：

志希兄：

近日看见“三民主义研究所”编印的《五四运动论丛》一册（正中书局经销），其中有马璧先生的《救起中华民国垂危的文化》一篇，文里有这段话：

国父说过：“中国有一个道统，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第78页）中山先生这句话，我昨天翻张晓峰先生送的《国父全书》，竟寻不出。

《论丛》（第123—129页）又有许君武先生的《足感篇》，其中有这一句话：

民国十年（国父）在桂林，则对苏俄代表马林明白声称，其革命思想之中心，乃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统。

中山先生对马林的谈话也不见于全书。

在我们南港，我们公认徐高阮先生研究中山先生的著作最多、最详。但他也不能够替我寻出马璧先生引的原文。所以我写信请你替我查查。我疑心马君引的可能就是对马林的桂林谈话。

你送我的那部袖珍本《中山全集》，此刻已在海船上运来，所以没有检阅。

这本《五四运动论丛》，你也应该读读。

敬问双安

适之五十年10月6日

第二封是：

志希兄：

昨函未发，徐高阮先生借来戴季陶先生的《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封面有你的题签，国防部总政治部印）小册子，其二十二页上有这一段话：

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接近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在这一点，我们可以承认中山先生是二千年以来中绝的中国道德文化的复活。去年有一个俄国的革命家去广东问先生：“你的革命思想，基础是什么？”先生答复他说中国有一个正统的道德思想，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子而绝。我的思想就是继承这一个正统的道德思想，来发扬光大的！”那人不明白，再又问先生，先生仍旧把这一段话来答复……

这还不够做前函的那一段话的来源。第一，这段话里没有说到“道统”。第二，这段话里说“至孔子而绝”，与前引“不绝”不同。第三，这也不是民国十年在桂林答马林的话；季陶先生此文是十四年写的，文中“去年”应是十三年。

还得请你查一查。

适之五十年10月7日

这两封信，使我有一点感想：胡适和他们公认“研究中山先生的著作最多”的人，他们在“中央研究院”，研究不出这一谜团的原因，乃在他们并没有直接去精读一个个国民党大员的大量原书，他们光从《国父全书》中去找答案，是注定要失败的，难怪他们要被国民党作弄（其实那位公认的“研究中山先生的著作最多”的人，根本就是卧底的、不学无术的“国特”）。我这篇文字，完全是精读一个个国民党大员的大量原书后的示范表演，书要读到这种境界，才算出神人化、才算到家。

蒋介石与“空中强盗”

——记“来华助战洋人”——“空中强盗”承认了什么？

6月13日，《联合报》登出这样的消息：

张爱萍晤美前飞行员，声言曾有救命之恩

美方说法则大异其趣

〔本报华盛顿11日电〕中共国防部长张爱萍今天在美国五角大厦戏剧性的和三位前美国空军B-29轰炸机飞行员会晤，但这幕戏的剧本，双方有明显的差别。

美国方面的剧本，显得轻描淡写，不像张爱萍所说，他的部属曾对三名飞行员有多大救命之恩。

根据美国国防部提供的资料，三位与张爱萍见面的前B-29飞行员，是在1944年8月20日，从成都起飞，计划轰炸日本的钢铁之都八幡。他们在距目标区一小时航程，位于中国海上空时，飞机的二号引擎失火，一具螺旋桨脱落。

机上十二名机员有六人在海上跳伞，可能均未生还。几分钟后，其他六名机员在中国大陆沿岸跳伞，那是日本占领区，但中共的“新四军”也在该地区活动。

美国国防部说，这六名机员有五名被“友善”的中国人接走，送交民兵，再转给“新四军”的前哨。

张爱萍的剧本便复杂得多，而且有相当出入。他说，这些机员是在轰炸日本返回中国大陆基地途中被击中，飞机坠落在日本占领区，日军防卫严密。他的部队看到空中堡垒被击落，便派兵去营救；同时，日军也派兵去抓人，“新四军”把日本人打退，才把几位美国飞行员救出来。

当年的正驾驶沙沃依则说，他们在敌后只停留六天，经过几百英里路程，才由C-47飞机救出沦陷区。他没提到中共军队为营救他们而打仗的事。

张爱萍应温柏格之邀，今天开始他两周的访美行程。

看了《联合报》所下的标题，重点无非是“美方说法则大异其趣”，但是，据我们所知，这被救的三名飞行员是“分别自加州、德州和麻州专程赶来华府和张爱萍相会”（6月14日《中国时报》）的，他们这么起劲的和中共人员有缘千里来相会，其中必有渊源可寻，这渊源又在哪里呢？

这渊源又在哪里呢？

在陈纳德（ClaireLeeChennault）的书里。

陈纳德是当时来华助战的空军头子，1947年，他在回忆录——WayofAFighter里，有这样“为匪宣传”的文字与“通匪”事实：

中国人对于美国人的情感，并非空虚或想象的。它是用许多具体的行为来表现的，这其中且大都是一切有关系的人们生死的关键。在许多美国的假日，中国人总要给十四航空队在中国各地的分队送礼。十四航空队成立一周年纪念那一天，滇省中国人访问团送给我的人员母牛一头、酒一百坛和猪三只，以表示感念他们的功劳，这令我深切地感动了。每在地方空战之后，附近各城的市民常常特制纪念的丝绶带赠给飞行员。当日军对桂林的首次攻击暂时受阻的时候，商人们卡车满载礼品，送到城外各机场去。我源源不绝地接得了中国人的来信，用种种措辞来贡献意见、慰劳和鼓励。其中一封由一个华东难民寄来的，可算为代表作。他附了一张他家乡无锡（上海附近）的地图和一纸中国币二万元的支票，请我把它赏给第一个去炸那城市的美国驾驶员。他在信上写道：“你不妨在我家投一枚炸弹，可是千万请勿殃及我的邻居。请在中国新年实行，别让那些无耻的日本人安乐。”中国人的友谊最宝贵的表现，无过于在日军占领区救援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和从那些地区不绝地传递情报。为了应付这些事情，我跟各种政见不同的中国人交往，有共产党人、有独立的游击队，也有反国民党分子。蒋主席完全允许我这么做，他相信我只致力于进行战争，而不欲操纵当地的政治。最显著的例子是我们跟共党新四军的关系。新四军一直在反对蒋主席的军队，同时也向日军作战，且在我们目标很多的长江流域活动。他们在日军面前救了我们许多航空人员，而我们也投桃报李地供给他们医药、无线电设备、袖珍指南针和时表等物。蒋主席本人对新四军虽然十分痛恨，但他从未干预过这种举动。

日军极少俘获十四航空队员。在日军阵地后方降落而未死的美国航空人员，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五受中国人救助，而送回他们的基地去。日军在1942年初杜立特空袭日本后大兴问罪之师时，曾宣告凡协助美国航空人员的，不但一律处死，并且要连坐家属和当地民众。然而在其后的战争期间，却还不见有一个中国人不肯在日军阵地后面协助美国航空人员的实例。每当航空人员打开降落伞从空中降落，他们得到的协助，有的来自华南海面的海盗和私枭、有的来自长江沿岸的游击队、有的从各战线的国共军队，又有的从来未谋面的农民。这些救助，向来没有什么地下组织，也没有出过什么奖金。我们在可能时总要报酬帮助我们的中国人，但他们大都分文不受。这些救助是历来中国人对美国人的善意最妤的明证。同时也是在传统的无组织之下，把中国乡村系在一起的几乎不可见的地方组织的有力表现。所有被从日军阵地背后救出的美国驾驶员中，只有一人因了个人的虚荣，不计利害，而公开宣布他的脱险，结果坐令他的恩人受到日军的报复。

这些冒险事业，可以详细地写成一卷比任何小说都要引人入胜的书。这里我只愿略述其中一两个荦荦大者而已。

有一次，一个日本骑兵队巡逻到离一名美国驾驶员不过一箭之地。那驾驶员曾把因做过在白宫订立和约的豪语而知名的日本海军司令官山本大将击落，那便是雷克巴柏少校。他在西南太平洋服役时，曾在布肯维尔上空做那著名的伏击，对山本的运输机施以最后的一击。后来他便加入十四航空队作战。巴柏在九江上空把日方一架奥斯卡机从P-38型机的机尾射落之后，自己竟也给日本战斗机击下去了。他一只臂膀给炮火打碎，在跳出机身时又跌折了一只腿。着陆后他茫然望着九江，这时日本巡逻队正从城内四出搜索，志在必得。在日军还没找到他之前，当地的中国人已把他放入一个粗担架里，藏到密密的矮树林去，在日军巡逻队中间从一丛躲过另一丛里。有一个时候，一个骑兵巡逻队在巴柏和他的中国救命恩人匿身的矮树边停下来。率队的日本中尉勒住马儿，从包中拿出最后一支卷烟来吸，然后把空包搓成一团，丢到矮树里去。巡逻队继续前进的时候，巴柏能够不把身躯移开藏匿处一伸手就拈起了那个香烟包。在日人严厉封锁了进出九江城的每一个路口的时候，当地中国人居然把他偷带进城里来。他们让他在那里调养，等到空气缓和下来，他也已复原，这才给连夜兼程送到中国军队阵地去。

两名战斗机驾驶员，格勒中尉和宾尼达中尉，在汉口上空一回大战中被击下来，六十天内毫无消息，我们认为他们已经死了，便把他们的名字从名册上划掉。四个月后，他俩竟走进了我们的前进基地来，满脸于思，腰围瘦损。两人都在空中受过焚伤，一个还断了一条腿。他们在日军防线内给农民救起，送到共党新四军那里，那时新四军的活动范围直达汉口市郊。他们在新四军阵地后的医院里住了两个月，然后被匿藏在舢板内，经长江支流偷过日军的防线。

另外四名战斗机驾驶员，在低飞扫射上海机场（距我们最接近的机场六百五十英里）的时候，被高射炮火打落。他们跳伞落到日军警备森严的上海近郊，而在日军未发现他们之前，他们就给中国人扶走，送至游击队那里，游击队又把他们护送回中国防线，沿路还袭击着日军的哨站。

第十一轰炸机中队空袭香港时，有一架8-25型机在低飞轰炸日本船只之后，撞毁在海面。其他参加攻击的驾驶员看见飞机在水面燃烧，以为机内人员难免一死。奇迹似的，机员们却以劫余之身乘上了救生橡皮艇，可是看来受俘是必然的了。日军巡逻艇从香岛开出去活捉他们。这一趟又是中国人捷足先登——最初是一只走私帆船，过后其他帆船也纷纷地合拢来。海面的航空人员们给从一只船带过另一只，活像在玩那海上贝壳戏一般，直到日军放弃了搜索才止。其后他们给移上了一只海盗的帆船，更由那海盗船把他们送到中国军队占据的海岸线上登陆。

在我们准备与日军一决雌雄当中，十四航空队人员就在这一种气氛里生活着、工作着。

“来华助战洋人”

陈纳德本是美国一空军少尉耳，原在美国陆军部空军组做飞行教官，1936年，宋美龄负责中国航空委员会，邀他来华视察中国空军，国民党为了拉他帮忙，给他升了空军上校。（据陈香梅《陈纳德将军与我》所说：“外子很受蒋夫人的陶染，他认为蒋夫人是当代最杰出的女性。外子来华时是上校身份，蒋夫人一直以上校称之，其后外子虽已晋级至三星中将，他仍请蒋夫人以上校相称，以示不忘中美双方同甘共苦之意。”）1940年成立“飞虎队”（“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1941年6月正式对日作战。因为作战，所以难免出事、受伤、失踪、被俘，因此国民党在这些美国宝贝的衣服背后，纷纷印上大字：

来华助战洋人

军民一体救护

以备不时之需。张爱萍他们救护的美国飞行员，就是这么来的。陈纳德因为是支持国民党的，为中共所痛恨，后来骂他是“空中强盗”。但纵从“空中强盗”的回忆里，我们仍可看到不少国民党抹杀不了的真相。

中国人打敌人不过，搞“来华助战洋人”的把戏，最为拿手。8世纪的唐肃宗就“借兵于外夷以张军势”，结果请来回纥军，给养是每天羊两百头、牛二十头、米四十斛，最后还得拿女人来“和番”，以示亲善；一千两百年后，国民党又唐肃宗了，据陈纳德夫子自道，他们“来华助战洋人”，在艰苦的抗战中国，每人“每月需半吨物资”！“美国人一顿餐所吃的肉比多数中国家庭里一年所吃的还多”！陈纳德说：

根据在美国志愿队时期我们跟黄仁霖将军和蒋夫人所订的合同，中国战地服务团继续供给我们房子、膳食，并替所有在华美国人员洗衣服，每日美金一元。美军部总以为有一天中国方面会送来一张数目更大的账单，向美国军官追索全部口粮津贴。然而中国人却从不出此。他们后来废止这个办法，只是因了在1945年初大批非战斗人员涌入中国，使驻华美军陡增至七万人，而大大加重了中国物资供应的负担之故。

得战地服务团的帮助，我们就地生活，省却了万千吨的驼峰吨位。战地服务团的食物并不常合胃口，但也足维持生命，同时教我们能够去在敌人目标上投下一吨如雨的炸弹。为美国人供膳，对中国人是一项很重的工作。一般中国人，在南方的多食米，在北方的则以面维生。这些食料通常和一点菜蔬和食，只在节日才有小量的肉吃。美国人一顿餐所吃的肉比多数中国家庭里一年所吃的还多。所以不久，美空军的肉类供应便成为严重的问题。虽然中国的鸡不能供给每天早晨一吃就是两三个蛋的美国人，鸡蛋总还是主要的食品。

关于陈纳德所说的只付“每日美金一元”的种种事，在战地服务团负责人黄仁霖的回忆录里，有了更精彩的透露：

他们的食宿洗衣以及其他服务费用，每人每天只支付美金一元。这自然只是表面上的一项数字，我们政府愿意承担其他一切费用，就是这一块美金，也是由陈纳德上校的坚持而才收取的。他说：他们都领有一份薪金，他们应当有些支出。

这就是说，国民党的民脂民膏太多了，所以洋人当头，一切都要免费供应了。而“每日美金一元”的账单，也就“中国人从不出此”了、“中国人”连这别人愿意付的钱，也一概免了！

“宾至如归”

这种免费供应的最高峰时代，据黄仁霖说，是四万八千人。免费供应的范围，照黄仁霖媚外之言，是很气派的：

对美国人员所提供的服务，大致可分为三种，分别为经常性的、杂务性的以及时间性的。经常性方面的有膳食、住宿、理发、制衣、洗衣等工作，尚有军眷住宅（为数不多）、办公场所、建筑招待所、训练译员、组织文化娱乐导游以及接待贵宾等项。我们亦曾出版一种英文日报名为《战地服务团日记》及壁报，以及有关中国文化、节日、习俗等各种小册子。

至于时间性方面的工作，如担任中国政府的联络工作，并时常举办歌唱欣赏会、戏剧表演会、演讲会、中文补习班、美术展览会、中美节日同乐会等，这些只在桂林、昆明、重庆、成都各地举行，另外有一项更形复杂的工作，那是装运和交付玉门汽油。

在各招待所供应美国人员的膳食方面，则系按照美国军医署所提供的伙食标准表办理。此项标准表规定每人每日所需的各种材料包括：肉类（牛肉猪肉或鸡肉）十八英两、鸡蛋四枚、蔬菜二十英两、洋芋十两、干菜二两、面粉十二英两、猪油二两、糖六两、盐零点五两、水果十一两、花生一两、茶叶零点五两，以及其他香料。看起来对一个人的需要，真不算少，但是这是美国作战部队的标准，我们自然必须照办。经双方商定，凡属主要食品在中国能买到的，均由我方供应，至于乳酪、牛奶、牛油、咖啡、发粉、香料以及其他在中国不生产的东西，必须由美国飞机运来中国，始能供应。

至于招待所，在南京开始，只有一处，在结束之前，曾在中国各地建立了194处之多，总计容量88853个床位。只在昆明一地就有32处招待所，总容量多达36673个床位。内部陈设并不华丽，但是总使得每位住宿者有最低的舒适感，以及他们所习惯的设备，诸如一张洁净的床铺，淋洛设备，有热水可以洗面刮脸，每天三顿正常的膳食，合乎标准如前所述的。在特别节日时，当地公共团体自动邀请美国人员去吃一顿中国筵席，或欣赏一场舞台戏剧表演，有些时候还由我们邀请一些名流来做演讲，诸如林语堂博士、朱友渔牧师、梅贻琦博士以及其他文学专家们。

每天有一份英文刊物，用油印机印制，分发到各招待所去，以供自由阅览，只求美军人员能如住在家里一样的自由自在。我釆用了一句俗语，“宾至如归”，张贴在招待所内。为了管理招待所，还必须训练管理人员，总计亦训练了七班，训练了429位管理人员。

训练译员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在八年抗战中，共计训练了2436位译员。每一位译员都指派给美军人员使用。他们的作用，尽人皆知。

“我不知道，如何能承担如此庞大的负担”

这样大气派的“宾至如归”，当然要花中国百姓的钱的。黄仁霖统计：

关于费用和成本在此也值得一提。总而言之，中国政府在美军方面花费的招待所服务工作一项而言，共计耗用了国币3383425768元3角4分，大概折合美金176619500元。按照当时一比二十汇率计算。这一数字尚未包括那在五个月时期内，由美军自行支付的每天食宿费国币85元或美金4元2角5分的数字在内。

此后因为我们接到了无数次的抱怨责难，所以委员长决定并且命令自民国三十一年12月1日起，住在战地服务团招待所内所有宾客，一律免费招待。当时中国在如此穷困的时候，我不知道，如何能承担如此庞大的负担。但是，这就是委员长做事的方法，他要对这些来到中国并肩作战的美国健儿们，表示他的由衷的赞佩。他觉得对他们供应任何事物，都是值得的。我们情愿束紧我们自已的腰带，而让美国战士们享受到他们所需要的全部生活需要。

黄仁霖最后说：

战地服务团的基本工作人员虽然有3315人，但在战事达最高峰时，竟达到13000人，等于陆军一个师的人数，但是如将那些间接有关系的而也曾贡献过宝贵服务的人员，一并计算起来，那便有十倍以上了。

由此可见，伟大的国民党对“来华助战洋人”的优惠待遇，比起“借兵于外夷以张军势”的老祖宗，的确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在“和番”方面，更是精彩百出，陈香梅正是此中翘楚——“千载琵琶做胡语，分明happy曲中论”，我们的“现代王昭君”，真是愈来愈喜上眉梢呢！

1984年6月23日晨2时半至6时半

孙中山蒋介石与迁都

——首都，首都，首个屁都！——兼斥康宁祥的“首都公政会”

南京作为古都，是个长寿的古都；作为首都，却是个短命的首都。

南京最早被用作首都，是三国时候孙吴开始的，后来六朝、南唐、明初、太平天国，都曾建都于此。1911年辛亥革命，因为南京光复在北京之先，大家临时设政府于南京，并选出孙中山做临时大总统。1912年达成暗盘，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2月14日，参议院接受孙中山辞职，并决议临时政府地点改设在北京。

不料这时候，孙中山忽然不民主了，他要推翻参议院的决议，坚持要设在南京。结果头一天的参议会，本以20票对8票通过设在北京的，第2天（2月15日）却又以19票对7票改通过仍设在南京。这种前后仅差一天，就180度的大变心表决，真是“中华民国”的第一鲜事！

孙中山的私心

孙中山不民主的坚持设在南京，是有私心的。骨子里的原因是让了总统位子给袁世凯，不甘心，老袁坐镇北京，根据地在北京，总要把老袁弄到南京来迁地为良，方好制住。至于表面上的原因，当然另有说词，乃说北京是明清两代的首都，帝王气与官僚气甚重，迁都南京，可以荡瑕涤秽，有利共和前途。

孙中山这一私心，袁世凯是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当2月18日北上专使迎袁世凯南下就职时，袁世凯就导演出2月29日的北京兵变，证明他离不开北京。于是，孙中山失败了，袁世凯当了总统，并且以北京为首都，南京作废！

创立“中华民国”的革命元勋章太炎，在自定年谱里有这样一段评论：

袁世凯被选为临时大总统，南政府将解，孙黄以袁氏难制，欲令迁都江宁以困之。余谓：“江宁僻左，不足控制外藩。清命虽黜，其遗孽尚在，北军未必无思旧主者；重以蒙古东三省之援，死灰将复炽，赖袁氏镇制使不起耳。一日南迁，则复辟之祸作矣。”克强闻之，愤甚，与余辩难。且遗使者三人入宛平迎袁公南下，袁公亦诱致兵变以劫之，卒不能成言。夫假人威力以翦建夷，名实归之，而又欲以小慧牵制，所谓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者矣。斯孙黄所以败也。

章太炎在这里责备孙中山黄克强等不该既借袁世凯之力推翻满清，又回头作弄袁世凯，耍小手段，这是很识大体的责备。至于建都南京不如建都北京的理由，章太炎也说得很识大体。无奈孙中山“愚而诈”，卒至欲摆人一道者反被人摆了一道，真是“中华民国”的第二鲜事！

孙中山本反对建都南京

孙中山被袁世凯反摆一道后，一直不甘心，闹个不停，但建都在北京一点上，他闹到死，也未能推翻。直到他死后两年（1927年），国民党拿下了南京，才有了建都南京的机会。

国民党口口声声恪遵总理遗教，认为建都南京是遗教之一，其实错了。错在他们不读书，并没深通遗教。因为孙中山的真意，并不以南京做首都为然的。孙中山的真意，隐藏在一本木版书里，这部木版书，就是《检论》。

《检论》是章太炎的作品，是一部文字深奥的书，很不易读，因此许多资料往往被人忽略。《检论》卷七中有一篇《相宅》，其中记民国前9年（1903年），孙中山和章太炎两人在日本东京有关首都的讨论。

《相宅》中记孙中山的意见是很有趣的，原来他根本反对建都南京。孙中山说：

定鼎者，相地而宅；发难者，乘利而处。后之林烝所起，今纵不豫知所在，大氐不越骆粤湘蜀。不骆粤湘蜀者，近互市之区，哭国之宾旅奸之。中道而亡……地大而人庶，则其心离；其心离，则其志贼；其志贼，则其言拢晾、其行前却。

可见南京作为首都，孙中山认为靠外国太近，会吃外国人的亏，政权会“中道而亡”的。并且南京在长江下游，“地大而人庶”，大家不能一心一德，会言论七嘴八舌、行为畏首畏尾，不是建都的好地方。孙中山又举太平天国洪秀全建都南京的错误说：

金陵则犹不可宅，当洪氏时，有上书请疾驱宛平者，洪氏勿从。非其方略不及此也，人主必视士心进退以整其旅。金陵者，金缯玉石稻粱刍豢之用饶，虽鼓之北，而士不起。

这又表示南京太富饶，建都以后，人易腐化而无斗志。洪秀全一建都了南京，大家就享受起来、就亡国了。孙中山的首都构想是：“谋本部则武昌，谋藩服则西安，谋大洲则伊犁。视其规模远近而已。”南京实在不是好地方！

建都南京的错误

章太炎说：“先武昌倡义九年，章炳麟与孙文遇于日本东京，纵言及建都，归而疏文曰《相宅》。其后十年，清主退，南北讲解，孙公不能持前议，将建金陵。……”显然指出孙中山主张在南京建都，是“不能持前议”、是言行不一的。孙中山为了一时的制住袁世凯的目的，不择手段，主张建都南京，十足是一个错误。据1912年3月2日《临时政府公报》第二十七号，黎元洪曾通电全国，要求以武昌为“将来宅中建国”的首都，这一提议，也正是当年孙中山“谋部则武昌”的原案。但是孙中山为了私心，却“不能持前议”，这当然是很可笑的。

更可笑的是，孙中山死后，国民党不读书，不能越过《建国方略》《实业计划》，深通遗教，反倒拘泥以建都南京为务，且把北京改为北平，这真是“愚而诈”的外一章。

南京比起北京来，实在不足做首都的格局，对内无险可守、对外易遭攻击。位在北纬三十二度，气候也不合进取（东京在北纬三十六度、华盛顿在北纬三十九度、罗马在北纬四十三度、巴黎在北纬四十八度、伦敦在北纬五十二度、柏林在北纬五十三度、莫斯科在北纬五十五度、北京在北纬四十度）。南京一直都是中国不能统一的偏安局面下的古都，以它为首都，是没出息的象征。傅斯年在1943年发表《战后建都问题》，有这样一段话：

国都应该自南京迀北平与否，完全看我们今后立国的决心如何。若照东汉安乐主义的办法，便在南京住下好了；若有西汉开国的魄力，把都城放在边塞上，还是到北平去。不过，不求安乐者，子孙有时可以得到安乐；求安乐者，每不得安乐。个人国家皆是如此的。

西汉开国者放弃河南的洛阳而转往陕西的长安，的确有伟大的眼光与气魄，他们不求一时的乡土情结，而放眼中国，的确是奠定汉家天下的张本。国民党建都南京的错误，在建都以后四十八年，方才透露了讯息。1975年7月27日，蒋经国主持党务工作会议，讲《主义领袖时艰党责》，有这样的悔恨：

总裁领导国民革命，东征北伐，目标就在使全国统一，可是国民革命军到了武汉之后，共产党滲透本党内部制造本党的分裂；等到本党内部渐趋合作，立刻继续北伐，而日本军阀又从中干涉，甚至出以武力，阻止中国的统一，但是总裁克服了一切的困难，终于打败了一个一个的敌人，统一了全国。

总裁曾和经国谈起一段历史：在全国统一之后，原有将首都迁到北平之意，可是由于当时北方还有军阀残余势力存在，情势非常混乱，为了谋求国内政治的安定，决定奠都南京。总裁沉痛的说，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如果将首都设在北平的话，时局可能会有不同的变化。

比起西汉开国者的气魄来，蒋介石实在是只求安乐的领袖，他没有眼光、没有气魄，建都了南京，结果在建都上面，就先伏下败笔。“求安乐者，每不得安乐”，报应很快就来到了。

南京唱空城计

章太炎批评国民党建都南京，用一副对联，写得淋漓尽致：

群盗鼠窃狗偷，死者不瞑目；

此地龙盘虎踞，古人之虚言。

南京在1927年变为首都后，首先就发现不易为都，因为一风吹草动，它就朝不保夕。果然建都南京后只4年多，就发生了“一二八事变”。事变一来，日本7条军舰，在南京下关一摆，国民政府已在大炮射程之内。国民党吓坏了，立刻决定政府迁都洛阳。迁都洛阳还不说呢！还放个屁，于1月30日发表《国民政府移驻洛阳办公宣言》，说：“兹者政府为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不受暴力胁迫起见，已决定移驻洛阳办公，望我各省区行政长官及军队长官，同心协力，各尽所职，以靖地方而安人民，尤望我全国民众，以勇毅沉着之精神，共赴国难。”（1932年2月29日《国民政府公报》洛字第一号）放屁归放屁，没人理它。南京本身呢？据陈公博《苦笑录》回忆：“那时真是在唱空城计，除了宪兵之外，恐怕也没有其他军队来拱卫这个首都。”

后来国民党向日本人低了头，危机暂时停止，十个月后，国民政府又从洛阳溜了回来。溜回南京还不说呢！又放个屁，于12月1日发表《国民政府定十二月一日移回南京办公令》，说前以日本“先占东北，继攻淞沪，南京首都，受其威胁，乃徙洛邑，用奠邦基”。现“定12月1日移回南京，俾获耳目之周详，试申正谊于坛坫，外以遵守国际条约之精神，感格邻国，内以持续长期抵抗之策略，昭告邦人”（1932年12月1日《国民政府公报》第992号）。就这样的，国民党又回到首都南京来。

蒋介石的哀鸣

1932年迁首都回南京后，好景又不长。又过了只不过四年多，1937年11月19日，日本攻占了上海；12月12日，首都南京连上次那出空城计都演不成了，终告失守。失守以后，蒋介石居然于12月13日来了《为国军退出南京发表通电》，竟说：“盖政府所在地，既已他迁，南京在政治上军事上已无重要性可言。”就这样的，首都南京不见了。

过了八年，抗战胜利了。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这天蒋介石来了篇《还都敬告国父文》，中说：“泛扫稽缺，倏经八载，城阙依然，山川不改。松柏青葱，威灵如在，青山绕郭，长江如带，殷轸市廛，趋跄冠盖。”蒋介石真以为这回可以长治久安了，他真要在“青山绕郭，长江如带”的风景中，“冠盖”京华了。

可是，好景又不长。又过了只不过两年多，1949年1月20日，蒋介石被迫下野了。4月23日，首都南京终告失守。4月27日，蒋介石发表《和平绝望，奋斗到底》，哀鸣说：

现在共党匪军强渡长江，南京业已撤守，我爱国军民同胞八年血战，从日本军阀铁蹄之下光复的首都，为时未及四年，又沦陷在共产国际铁幕之中。……

十一年前南京撤守，政府西迁，乃是我们政府长期抗日战事的起点；今日南京撤守，政府南移，更成为我们中国反共斗争唯一的转机。

我们是不懂玄虚的人，我们实在看不出来，首都都保不住，还是什么“唯一的转机”！但是蒋介石既然这样说，就随他去说吧，反正首都南京又失守了，国民党已精于失守首都之道，他们老脸皮厚，首都没了，他们才不在乎呢！

所谓“陪都”

三国时候孙吴建都武昌建业，前后五十九年；东晋时候建都建康，前后一百零二年；宋建都建康，前后五十八年；齐建都建康，前后二十二年；梁建都建康，前后五十四年；陈建都建康，前后三十一年；太平天国建都金陵，前后十一年；国民党建都南京，前后十四年。这个龙盘虎踞的古城，本是中国动乱之下的偏安所在，但是论起首都国祚，却以国民党最短。不但短，还短得三进四出。最后出到1949年那一次，再也回不去了，首都南京，终于成了国民党意淫的名词！

远在1932年国民党迁都洛阳之际，精于逃亡之道的国民党，就在3月5日四届二中全会上，由中央常务委员会提议，通过了“提议以洛阳为行都以长安为西京案”。案文中说：

窃以南京为中华民国之首都，载诸约法，本无疑问，但按诸目前情形，实有以洛阳为行都之必要，行政院已设有行都设备委员会经理其事。至于陪都之设定，在历史地理及国家将来需要上，终以长安为宜，请定名为西京。并由中央特派专员担任筹备，从本年3月起以一年为期，筹备完毕。（《中国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纪录》，1932年3月中执会秘书处编印）

这是国民党第一次搞“行都”“陪都”的把戏。后来抗战开始，没逃到长安而逃到重庆，重庆实在已是“战时陪都”（1949年8月24日蒋介石发表《反共战斗与重庆》中语），但不论怎么加帽子，究竟不是首都。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又把重庆定为“陪都”，1948年1月10日，又把北京定为“陪都”。可是陪也白陪，1949年1月30日北京失守，4月23日南京失守。国民党如丧家之犬，政府先逃到广州，10月13日广州失守，再逃到重庆；11月30日重庆失守，12月7日再逃到台北。从此在台北一逃三十七年，台北是个什么都，是“行都”？是“陪都”？还是“克难首都”？（我在台北国父纪念馆中看到的一件纪念品，上写“前孙大总统卫士陈威敬献中华民国四十六年二月于克难首都”。）连国民党自己都不好意思大肆张扬了。

虽然国民党自己不好意思大肆张扬，但是，台北毕竟是小朝廷的偏安之区，国民党欲说还休，究竟不好意思在南京丟后，径称台北是首都，不过为了维持小朝廷的国家假象，称台北为首都，却又极为必要。这怎么办呢？无奈之下，只好假造外电，说华侨四海归心，视台北为首都云云（如1986年1月17日的《新生报》登中央社华盛顿外电，就属此类）。虽然如此，华侨总隔了一层，总不如岛上的肯定来得自在，就在这种盼望下，乖巧的党外人士康宁祥帮了大忙，康宁祥成立了“首都公政会”，马屁拍到心坎里，国民党真要心花怒放了。首都，首都，康宁祥终于为国民党小朝廷配上大场面——台北真是首都了！但是，首都什么？首都，首都，首个屁都啊！

回想中国历史，商朝前后六百四十年，也不过迁都十二次；唐朝二百八十九年，也不过迁都五次。商朝平均五十三年迁都一次；唐朝比较密集，但唐玄宗唐德宗离开首都，都不过一年即回；唐代宗离开首都，不过半年即回；唐昭宗离开首都，不过两年即回；最长的唐僖宗离开首都，也不过五年即回。并且他们是五个皇帝责任分担的，不像国民党这种只不过一二领导人，就搞得“首都”“行都”“陪都”迁个不停，形成前无古人的丢人场面。国民党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丢人的一个政权，光在首都问题上，就已显出它的颜面失尽、尊严无存。谁想得到在它山穷水尽之际，居然有康宁祥这种党外人士跑出来捧场、来打歌、来以首都台北养生终老、快乐天年，这种莫名其妙的党外人士，真是政治上的大笑话，我们真不得不痛斥之！

1986年6月24日以八小时写成

蒋介石与“中华民国”亡国

——“中华民国”亡国考

国民党文学侍从之臣曹胜芬，在《陈布雷先生的风格》（《怀恩感旧录》）里，有这样一段记文学侍从之臣陈布雷：

晚近幕僚之道，不足论矣，不是主管不尊重幕僚的地位，把幕僚视同奴属，便是幕僚乘机弄权舞弊、结党营私，竟很少道义的结合。而布雷先生则是当代最理想的幕僚长之一。他与领袖之间，真所谓精诚无间，领袖对他特别敬重，他对领袖绝对忠诚。无论任何场合，他可以说没有自己的得失、没有自己的荣辱，他以领袖的得失为得失、以领袖的荣辱为荣辱。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个境地，乃是由于他的心境的纯洁，毫无私念和私欲。他从不位置私人，从不想扩张自己的权力。在侍从室的时候，领袖为事实的需要，几次要扩大他所主管业务的范围，他总是如若不胜的推荐其他的同志来担任。终其侍从室第二处主管任内，工作同志始终只有20余人。尽管他置身政治的里层，领袖对他信任有加，但他时有廊庙山林之思。34年冬，侍从室结束以后，有一天我和布雷先生闲谈，他说：“宋朝有一种制度，凡于国家有功勋的大臣，到了晚年退休的时候，他可以请求朝廷去管理一个寺院。我想我回到南京以后，无论鸡鸣寺或灵谷寺，如果让我管领一处，借那清静的环境来整理国家的文献，那才是名山盛业哩。”那种眉飞色舞的神情，及今思之，犹在目前。

陈布雷这一归老于鸡鸣寺或灵谷寺的好梦，在他“眉飞色舞”后不久，便大碎特碎了，最后，他在国民党连南京也要失去的前夜，悽然自杀。这一自杀，他的副官陶永标曾有回忆（《尸谏——蒋介石秘书陈布雷自杀经过》，1983年4月《七十年代》）。陶永标说：

作为陈布雷的贴身副官，对于他的饮食起居，我当然一向十分关注的，何况他的家眷又不在身边，我的责任更大些。我经常苦劝他多食早睡，保养好身子，他听时总频频点头，实际上并不在意。每夜我一定要见他熄灯后才放心回家休息（那时我住在丁家桥，离陈公馆所在湖南路很近）。有天深夜，我见他两眼熬得通红，神志疲倦，就缠着他非得上床躺下，睏不着也闭目养神，不能再用眼力。他便又向我要了几粒安眠药一口吞下，朝床架上一靠，望着我手中的药瓶叹道：“这瓶药给我一下子报销掉就好了，省得你再操心了。”

平时只要见到他打瞌睡，我就吩咐四周保持安静，不让任何声音惊扰他。有时他在汽车上睡着了，我就放慢速度在马路上兜圈子，尽量让他多睡一会。另外为了增进他的食欲，我不断安排厨师给他配制一些色香味较重的菜肴，可是没有什么成效。

我也注意到陈布雷这些天来心神特别不宁，我将他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及时地告诉了他的四弟训慈和八弟训愿，两兄弟当时都在南京政府任职，闻讯相继前来抚慰其兄长：“百事要看得浑些。”同时我也将此情形写信告知他在沪的太太，王氏频频来函开导。然而，大家都仅仅为陈布雷的健康担心，没有料到以后的事情会这么严重！其实，事后来看，所有人劝慰对他都不会发生丝毫作用，因为要改变一个决定去死的人的想法是非常困难的。陈布雷实质上是一个性格深沉、意志坚强而置生死于度外的人，一旦拿定主意，是不可更改的。

在陈布雷活着的最后几天里，流露出一些较明显的反常迹象，可惜我当时没能觉察，从而阻止这个悲剧的发生。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11月10日晚，适几位同事都不在，陈布雷提出要同我共进晚餐，我感到有点意外，因为往常用膳，我总是等他用完后我再用，这倒并非鉴于“主仆”的关系，对此他是一向不计较的，我顾虑的原因是他的牙齿不大好，进食须细嚼慢咽，而我习惯于狼吞虎咽，三口二口解决问题。如二人一起吃饭就不大协调。故这次对他的邀请，开始我还想推辞：“我去找蒋君章秘书来陪你吧。”因为陈布雷平时也常同自己的秘书一起用膳。然而这次他根本不由我作主，“叫你来就来了，不必再噜苏！”我只得遵命，拿了碗筷在他对面坐下。没想到，这竟是我同陈布雷的最后一次共餐。

饭间，陈布雷不时地仔细询问我家庭生活开支方面的情况，并清楚地道出我几个孩子的名字，我均一一详告。他问我经济上有什么困难，我说总能应付。他对当前兵荒马乱、物价暴涨的局势表示担忧。末了他用深情的语气说道：“你忠心耿耿跟着我十多年，任劳任怨，患难与共，你也知我是两袖清风，你和你家属也从没有沾到我什么光，我总以为很过意不去，不知该怎样谢你。”我听了这话顿受感动，眼睛一热，泪水差点滚下来，连忙答道：“主任这些话是过奖了，主任那样有名望的人如此器重我，已使我感到此生有幸了。”陈布雷继而又叹了一口气道：“近年来我的身体越来越差，自己也觉得一天比一天难以支撑，倘突然有个三长两短，请你自己保重，并望能时常去看看我的太太。”我见他情绪如此悲观，心中也很难受，便宽慰道：“主任不要想得太多，千万要爱惜自己身体，俟战事一结束，主任便可向委座告假回家乡养老，整理国故，著书论文，实现你从前当记者时的愿望。”我知道陈布雷对从政早已感到厌倦，从很久以来他都期望恢复一介平民之身，过恬静的农村生活，所以用这番话来安慰他，希望他精神上有所寄托。陈布雷听了似有感触，沉默良久，才长叹一声道：“恐怕等不到这一天了！”

11月11日上午，陈布雷出席中央政治委员会的临时会议，这是他生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的时间拖得很长，我接他回到公馆已是下午3点钟光景，几位秘书文员还在等他吃午钣，大家发现他开完会的脸色不好，便推测可能前线局势危急。可是在饭桌上，陈布雷一反近来沉默寡言的态度，从容地做了一番不寻常的长谈，达两个小时之久。

他从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推翻满清、北伐战争一直谈到当前的时局，表示无限的感慨惋惜。接着又忆及自己青年时代教书、办报、参加同盟会等一些遗闻轶事。最后语重心长地嘱咐大家要保重身体，免得将来像自己那样饱受未老先衰的痛苦，等天下太平了还可做些学术研究。在座听了无不深受感动。谈毕已是掌灯时分，他说要上楼休息，并吩咐我晚上不见客。这一天夜里11点敲过，我见他寝室的灯已经熄了，比以往早得多，我想他一定是太累了。其实陈布雷并没有早睡，他不过是躺在床上静静地思考一些事情，也可能在酝酿有关遗书的腹稿，因为第二天早晨我见到他时，他依然是一副倦容满面的神态。

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诞辰84周年，国民政府照例举行纪念活动。陈布雷称身体不适没有去参加，吩咐秘书代为请假。

这天，陈布雷彷彿显得比往常从容镇定。上午，他关照我去请来了理发师，替他理发修面。随后又去洗了个澡，换了一身干净整洁的衣服，一双新布鞋。午饭后，他睡了一个多小时的午觉。醒来正值总统府第二局局长陈芷町来访，二人促膝倾谈近两个小时，其中陈芷町不乏宽慰之词。辞别时陈布雷一直送客人至大门外，再三表示感激。

客人离去后，陈布雷要我驾车送他去郊外散散心。

我们的汽车掠过交通混乱的闹市区，出中央门，绕着玄武湖兜了一圈，陈布雷两眼发愣地凝视着车窗外的湖光山色出神。车子在湖的南端掉头，朝东面钟山方向驶去。在离中山陵不远处，陈示意我将车子停住，他下了车，吃力地攀上附近一个山丘顶极目瞭望。

宏伟壮观的中山陵，在夕阳的映照下反射出耀眼的光芒，它左邻明孝陵，右毗灵谷寺，依山傍水，气象万千。陈布雷环顾此壮丽景色，抚今追昔，感慨世事，心潮起伏，不禁热泪纵横。我仰望他那悲怆的眼神、那晶莹的泪水、那憔悴的神容、那在秋风中散乱的半白头发，想起他从政20多年来的忧国忧时、辛苦劳累，感到阵阵心酸和怜悯。我眼前彷彿出现了2000多年前屈原踯躅于汨罗江畔高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情景……中国几千年来的君子之忧是一脉相承的。

直至夜幕开始垂下，陈布雷才带着留连忘返的心情悻悻离别。临上车时他问我：“陶副官，你还记得我以前讲过的一则笑话吗？”我答道：“主任莫非指有朝一日辞官隐居，到灵谷寺或鸡鸣寺做和尚一事？”他点了点头道：“和尚做不成，死在这里也好。”（直到陈布雷去世后见到他遗书，我才领悟到他临自杀前一天来到京郊触目伤情的原因：他在给夫人王氏的遗书中嘱咐“即在南京薄埋之”。可见他对南京这座千古名城确是怀有一种特珠感情的。）

灵谷寺、鸡鸣寺都是六朝的名刹。灵谷寺是宋文帝元嘉年间（5世纪）宝志禅师盖的，最早叫道林寺。梁武帝天监13年（514），他以社稷存亡问于志公，志公答他说：“贫僧塔坏，陛下社稷随坏。”后来志公死了，梁武帝怕志公的预言成真，赶忙改以石塔代替木塔，以防塔坏，不料工程做了一半，就“亡国”了。梁武帝饿死的地点，就近鸡鸣寺。鸡鸣寺是当时同泰寺的故址，寺的东边有坡道通城，俗称为台城，86岁的梁武帝即殉国于此。陈布雷选上这两座古寺而寄情、而留连、而殉死南京，真选得无独有偶了！宋人题灵谷寺，说是：“六帝园林堕劫灰，独余灵谷葬崔嵬，行人指点云间鹤，唤得齐梁一梦回。”其实，国民党连“堕劫灰”的六朝都不如了，因为六朝至少还在原地“亡国”，国民党呢，连“亡国”都要亡得开小差呢！

写到这里，国民党一定说我目无“中华民国”了，一定对我大施挞伐了，且慢、且慢，还是看看贵总裁的一篇演说吧！贵总裁在1950年3月13日，在“阳明山庄”讲《复职的使命与目的》，就有这么一段：

我自去年一月下野以后，到年底止，为时不满一年，大陆各省已经全部沦陷。今天我们实已到了亡国的境地！但是今天到台湾来的人，无论文武干部，好像并无亡国之痛的感觉，无论心理上或态度上，还是和过去在大陆一样，大多数人还是只知个人的权利，不顾党国的前途。如果长此下去，连这最后的基地——台湾，亦都不能确保了！所以我今天特别提醒大家，我们的中华民国到去年年终就随大陆沦陷而已经灭亡了！我们今天都已成了亡国之民，而还不自觉，岂不可痛？我们一般同志如果今日还有气节和血心，那就应该以“恢复中华民国”来做我们今后共同奋斗的目标。

看到了吧！照贵总裁的说法，“中华民国”早在“去年（1949）年终”就“灭亡”了，这不是“亡国”又是什么？可见说“中华民国”未亡者，自不符合“总裁言论”也！感而有诗，翻作一首：

六帝园林堕劫灰，

独余灵谷供泪垂。

亡人指点亡国恨，

唤得金陵春梦回！

1984年9月3日夜10时半

蒋介石杀自己的俘

我在《蒋介石的被俘观》（《蒋介石研究三集》）中提到蒋介石演说，说他要被俘的军人“只有自杀”来解决这“人生最可耻的事情”，但我反问：蒋介石自己若适用同一标准，他自己在“西安事变”被俘时为何不“只有自杀”，而要“寡廉鲜耻”的活下去？

关于蒋介石在“西安事变”被俘的解释，蒋介石自己在《西安半月记》中就有“尔等以余为俘虏”、“余既为汝叛逆所俘”的话，可说无误。张玉荪《华清池之旅》中也有这样一段：

我们正在华清池门房内，惊疑不定。忽然听见门外吹起“三番号”来了，在军队中吹“三番号”，是大敬礼，是迎接最高长官的一种号声，谁听见了，都会立即注意，准备立正敬礼的。我们都以为张学良来了。从玻璃窗口向外张望，忽然看见委员长由两名卫队扶持着，踏进门来，似乎是负了伤的样子，正走过华清池上石板桥，向内行进中，这时，有当时的卫队营长孙铭九，从后赶来，口中连说：“请委员长不要进去，不要进去。”但是委座却仍然挣扎着，往内走。卫队听见孙的命令，便想强力挟持委员长往外走。委座这时非常愤怒，环眼圆睁，指着孙铭九斥责：“不要叫我委员长，要叫我委员长，便应当听我的命令，让我到里面去！你是在把我当俘虏！”声音非常高昂，孙在旁边，口中呶呶不休的说：“请委员长到外面去，到外面去！”彼此争持了一会儿，这时有人在偷偷的说：“委员长还没穿好衣服哩！”当时委座只穿白色的卫生衣裤，披了一件丝棉袍，赤脚穿着一双皮鞋，显得单薄了一些。又从我们窗前走过去。这时，外边又响起“三番号”，可能是委座坐车走了。俞秘书对我说：“只要委员长还在，我们还有一线的生机。”

可见蒋介石也是十足“当俘虏”的状态，只不过是高级俘虏耳！

在蒋介石提到的被俘后“只有自杀”的标准外，他在1933年5月8日讲《统军作战制胜之道》，曾有对付不自杀的“恬不知耻，欣然偷生跑回来”者的彻底办法。他说：

我以为以后处置被俘官兵的办法，就可简单地规定两条：一、返回之被俘官兵，一律视同敌探立即枪决，如有放纵隐瞒或收容掩护者同罪；二、被俘官兵如能携带枪械或斩获土匪，或真能探获土匪秘密，对于剿匪军事有重大贡献而返回者，无罪而有奖。第一条是原则的规定，第二条是例外的规定，只要这简单的两条，以后能切实照着实行就够了。所以大家要和一般官兵详细讲明，以后我们如果被俘，自处的办法只有两个，一个就是自杀，还有一个就是受编。或以其他方法停在匪区内，如果没有第二条所规定的条件，那就切不可回来，如果回来，我们就当作他是土匪的侦探，马上枪毙，对于过去有多少功劳、以后能如何努力，都可不管。大家要晓得，我们现在不怕土匪收编我们被俘的官兵，只怕他放回来，因为他放回以后，就能使我们的军队风气破坏、精神丧失，不能再剿匪作战了。

显然的，讲这段话后三年，蒋介石自己正好变成了他的理论的考验者，他被俘了、偷生了、放回了，可是照样老脸皮厚的“剿匪作战”不绝，而不怕“军队风气破坏”，这一窘局，岂不太讽刺了吗？

我做预备军官排长的时候，听到一个故事，说大陈撤退的时候，守一江山王生明的部下，有的并没死，被中共俘虏了。一天晚上，中共突然把他们放回来，但是大陈的守军奉命在黑夜里一阵乱枪，把这些归来的人打死在岸边了。有人一边打还一边喊：“你们回来干吗！你们已经进了忠烈祠了！”我无法找回人证证明这个故事，但从小说上和历史上印证，关公被俘后归来、文天祥被俘后归来，都在城门之下被拒绝过。照蒋介石的标准，我怀疑那时候若有机关枪，城上的人会不打他们。

一江山那些被乱枪追捕的先烈，他们显然是蒋介石杀自己的俘的牺牲者。蒋介石的无情、荒谬与残忍，在此更添一章了。

1987年10月28日

蒋介石与《中日和约》之一

日本政府在11月30日公布了《中日和约》的外交档案。《朝日新闻》在第二天（12月1日）以头版头条处理，大意说：日华和约议定书中台湾对日本的赔偿要求为了表示善意而自动放弃的说法，是蒋介石以德报怨的结果，但是30日发表的外交文书中，台湾并非爽快放弃，而是以此作为谈判筹码换取条件，过程中显然可见。过程中日方亚洲局长倭岛英二在1952年3月14日见到张群，张群说：“其他联合国会员国放弃可以，中华民国绝对非要不可。”倭岛英二则说，贵国不是宽大在前吗？到了第八次非正式会谈，叶公超却以“绝对机密提案”表示要向政府建议以“自动放弃方式，换取其他条件”。而所谓其他条件，则是“与旧金山和约规定的联合国会员国同等地位”及承认国府为全中国的代表等。《朝日新闻》的结论是：台湾的国府为了死要面子，争取大国的地位，终于为了虚名而放弃一切。

日本方面的档案公布和舆论评述，告诉了人们：蒋介石从对日本“以德报怨”到“放弃赔偿”，其中有不足为外人道、但外人却明明知道的心理背景。

根据1952年4月28日的《中日和约》第十条，明定：“中华民国国民应认为包括依照中华民国在台湾及澎湖所已施行或将来可能施行之法律规章而具有中国国籍之一切台湾及澎湖居民及前属台湾及澎湖之居民及其后裔；中华民国法人应认为包括依照中华民国在台湾及澎湖所已施行或将来可能施行之法律规章所登记之一切法人。”又在“照会第一号”中明定：“本约各条款关于中华民国之一方，应适用于现在中华民国政府控制下或将来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领土。”以上条文中的关键字就是那个“或”字。照蒋介石的原案，用“或”字则表示他没有控制中国大陆领土的含义，应该用“及”字，换成英文约本是，不能用or，而要用and。但是日本不肯。早在头一年，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冈崎胜男就对董显光说过：“我国固极敬重贵国政府，所惜者目前领土仅台湾耳！”如今签约之际，蒋介石自己以“仅台湾耳”的台面，却要日本签下“含大陆也”的牛屄帮凶，日本鬼子怕中共怕得要死，当然不肯。事实上，日本根本就不愿同“仅台湾耳”的蒋介石签约，日本的原意是附和英国的提议，“邀中共参加对日议和”。苏联也有志一同。美国不在乎苏联同志，却在乎英国异志。因此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赶赴英国，1952年6月15日，他把结果告诉“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顾维钧说：“此次在英与英外相等商议对日和约，余对英主张邀中共参加，坚决反对；而英对美主张中华民国政府参加签字，亦反对甚力。最后，余提折中方案——即由若干国家与日签订多边约；另由日本自主决定与何方中国商订大致相同之双边和约，英国已表同意。此虽未能满贵国希望，然十之九成当如贵国之意。”杜勒斯并以严守秘密为嘱，对顾维钧保证：“余知日本政府对贵国态度甚好，必愿与贵国签约，而反对与中共成立关系。”就这样的，1952年9月4日，对日媾和会议在旧金山歌剧院开幕了，“中华民国”根本不在邀请之列，签订的《金山和约》自然也和它完全无关。蒋介石脸上无光，只好眼巴巴等日本单独和他签约。所以第二年日本在美国压力下，跟“中华民国”做签约谈判时候，蒋介石就亟思不惜代价，挽回面子。

日本派来的代表是曾任藏相（财政部长）的河田烈，这鬼子是台湾通，是酒性发作、大叫要到北投去的家伙。他原在二次大战时任“台湾拓植株式会社”董事长，是搞亚洲经济侵略的能手。他被派出来同蒋介石的党羽谈判，早把蒋介石的处境与心态，摸得一清二楚。他在台北演的是白脸，黑脸留给东京那边演。谈判过程中，东京那边作弄蒋介石的小动作，一直此起彼落，一会儿说台湾是地方政府非中央政府了、一会儿又说中共如肯他们就同中共签约了、一会儿又推翻前议说有新训令来了、一会儿又把“中华民国”的秘密约本公布了。……反反复复，把蒋介石弄得团团转，前后闹了七十天（在对美国等签约时服服帖帖，只有四天），最后蒋介石乖乖就范——战胜国对战败国乖乖就范，屁股不要只要脸，签了。

签的文字中，最醒目的是“议定书”中这样的文字：“为对日本人民表示宽大与友好之意起见，中华民国自动放弃根据金山和约第十四条甲项第一款日本国所应供应之服务之利益。”这意思就是说，关于战败国赔偿问题，战胜国“中华民国”将《金山和约》第十四条所规定的“服务赔偿”予以自动放弃，换句话说，什么赔偿都免啦，你日本人侵略我，我的一切损失都认啦！侵略就侵略，一切免费啦！——整个的条约中没有提到赔偿条款，这在世界历史上，真是空前绝后的。此中屈辱，试看叶公超对日本代表的一段话，便见端详：

《金山和约》对战败国之宽大已属史无前例，而我方约稿甚至放弃服务赔偿，是较之《金山和约》不及则有之，绝无过分之处，有何令贵国难于接受者？自贵我两囯开始谈判以来，贵方所提异议者均属《金山和约》之条文，换言之，贵方所要求者无一而非更改《金山条约》之提议，是诚有令人难于索解者。

本人日来夜不成寐，阅读史料，至李合肥（鸿章）春帆楼（马关）议和一段记载，见李相国（鸿章）始终出诸至诚，不但尊重日本战胜国之地位，且视日本为朋友。此种高瞻远瞩之精神诚足为法。此次贵我两方交涉，我方未以战败国视贵方，处处着眼中、日将来之合作与友谊。我国对贵国作战最久、被祸最深，人命之损失更难数计，依惯例要求赔偿自属当然，今竟并服务赔偿而自动放弃，其欲与贵国永敦睦谊，已极显然。今本人感觉贵方非但不承认我之盟国地位，即相互平等之地位亦尚斤斤计较。

其实国民党何能上比《马关条约》？《马关条约》是中国以战败国保持尊严；《中日和约》却是以战胜国受尽屈辱，而这种屈辱，如果蒋介石没有媚骨与私心，是可以不受的。李鸿章在马关与日本议和，丢的是台湾；蒋介石在台湾与日本议和，丢的是中国人胜利者的实质。这种媚骨与私心的拙作，求诸古今中外的为政者，可谓只此一家，蒋介石真是日本人的大孝子啊！

这位大孝子，在抗战胜利时不同任何中国人商量，单独决定“以德报怨”；在退守台湾时又同党羽狼狈为奸，群谋佥同“放弃赔偿”。照《中日和约》谈判时日本首席随员木村四郎七的回忆，最初“中华民国”提出的，只是要日本承认他们是正统政府等三项，根本没提出赔偿问题，后来加入这一问题，乃是作为谈判筹码换取条件，换到手后，赔偿都可以不要，这不是“沽券”（日语“死要面子”），又是什么呢？

事实上，蒋介石正是如此。问题比较复杂的是，蒋介石在死要面子之时，对日本，又总是一摊媚骨，令人看不起。这种媚骨，抗战以前的不必论，抗战期间的也不必论，光看抗战胜利后的一些雨丝风片，就令人叹为观止矣！以他对日本头号战犯——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为例。冈村宁次以侵略中国总司令之尊，怎么可以被判无罪呢？可是蒋介石硬要判他无罪！不但要判他无罪，甚至在受降典礼前，把降书内容先给他过目，还“打派司”叫他不必当场献出军刀。另外还特别召见他，问他“贵官健康如何？生活上如有不便之处，希勿客气的告诉我或何总司令”。最后，当蒋介石兵败下野，李宗仁接班，下令逮捕冈村宁次时，冈村宁次还得蒋介石之荫命，快速潜归日本。如此媚外，如何不令日本鬼子感动呢？在遣送日侨回国时，当冈村宁次看到国民党宁肯使自己同胞回不了家而要日本人回家的时候，当他看到日本人有车有船可坐而中国人没车没船的时候，当他看到日本人有东西吃而中国人“大米不能运往接济”的时候，当他看到国民党因为日本人而“败于共产党”、“受到很大的牺牲”的时候，当然，日本鬼子感动了。——这样的不管自己国家死活，硬把自己人民的苦难，顺水人情送给日本人的贱种行径，日本鬼子即使再看不起，也要感动的。蒋介石这种“供应之服务之利益”，倒真是名副其实的“服务赔偿”呢！只可惜竟是战胜者干出来孝敬战败者的，多莫名其妙的媚骨啊！

跟蒋介石媚骨相伯仲的，是他的私心。……（编者略）蒋廷黻后来论断说：“个人尽管爱国，但一旦加入政权的争夺，免不了只顾目的，不择手段……这样的争夺，久延下去，国家将卖尽了。”蒋介石从“以德报怨”到“放弃赔偿”，除了对日本的媚骨外，为了保住他的政权，因而私心泛滥，一再丧权辱国而不惜，也是主要原因。蒋介石的不幸是他遇人不淑，对象总是无情无义的日本鬼子，结果纵然一身媚骨，却未能免于被出卖，1972年9月，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承认中共时表示：“《中日和约》已失去了它的意义，业已终了。”消息传来，蒋介石灰头土脸可知也。……（编者略）

最谑画的是，在蒋介石死后的今天，日本人又公布了《中日和约》的秘密文件，进一步出了蒋介石的东洋相，蒋介石死而有知，不但无面见江东父老，连扶桑父老，恐怕也没脸见矣！

1987年12月5日

蒋介石与《中日和约》之二

国民党卖国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和约》后，1952年5月10日，国民党“外交部”情报司以油印秘密印出《中日和约签订后各国之反应》，内容如下：

中日和约签订后各国之反应

本年1月16日日本政府公布吉田茂首相于上年12月24日致美国务院顾问杜勒斯函件，文中表示，日本政府将根据《旧金山和约》原则，与我国签订双边和约。越二日（1月18日）本部叶部长就此事发表声明，表示我国政府准备随时与日本政府商洽，俾和约得以早观厥成。结束两国战争状态之《中日和约》商订工作，于焉开始。

日本政府愿与我国签订和约之消息传出后，美国方面反应极为良好，英国外务部则至感“不愉快”。伦敦方面认此举实为英国远东政策之巨大挫折。

中共奉其苏俄主子之命，表示“坚决反对”。1月22日伪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发表声明，认为吉田致杜勒斯之函件，是美、日与国民党企图造成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军事威胁，准备新的远东侵略战争。章说“‘中国人民’支持日本人民反对美帝，反对吉田与台湾订约”。

苏联方面，莫斯科共产党机关报《消息报》，于1月26日评论吉田函件，将“遭遇全世界人民无比的愤怒，欧亚两洲人民对吉田函件的反应，在美国引起很大的不安”。

此外，在华盛顿、伦敦和东京的共产党工人报，也都一致指责美国施用压力，迫使日本与我国签订和约，将遭受各地“人民”之反对云。

《中日和约》于4月28日下午3时在台北签字后，当日杜勒斯发表声明，认为极为满意。杜勒斯所表示之要点如次：一、中日签订和约颇可欣慰，二、此和约之签订美国官方并未参加，三、从先美参议院批准金山多边和约时，曾有若干人士对吉田书简抱怀疑态度，以为和约一经美国批准则日本或不遵守其诺言。本人则认为吉田之诺言可以信赖；因其不仅是一诺言，而实可代表日本政府及其人民之利益及愿望，四、目前之事实已证明本人之估计不误。

《中日和约》缔结后，东京报纸大部认为因《中日和约》内容不致超越吉田咨文所谓“有限定媾和”之原则，故不会影响未来之对匪关系。但《朝日新闻》则指摘因我方之巧妙外交战术，终于使《中日条约》之形式在事实上已类似和约，故可能影响未来对匪关系。《东京新闻》略称如次：“日本于恢复独立后，除依靠对外贸易，尤其对东南亚洲贸易外，无法重建独立自主之经济态势。吾等深恐《中日和约》之订立不仅使斯毛同盟之压力指向日本，且将予已与中共修好之东南亚洲诸国政治上之微妙影响。”此外时事新报及产业经济新闻均于4月30日登载社论，叙述“《中日和约》之订立，不仅使自七七事变以来迄今十五载在断绝状态之中日两国恢复国交，且可能一面稳定国民政府之地位，一面加强东亚自由主义阵营之团结”。

《日本英文时报》在4月30日之社评中说，日本与国民政府和约签字，其意义之重要，不仅是与近邻之国家恢复友好关系，同时再行强调日本之明晰政策，在于反对共产主义散布于亚洲。条约中多处皆是折中中日双方之观点。日本承诺采用和约字样，换得台北方面之重要让步，如以太平洋战争开始为条约上之日期、条约之适用范围及赔偿等。《日本英文时报》认为，照《金山和约》规定，日本有权抉择国府与中共为缔约对象，今与国府签约，自使共产国家不悦，如此对怀疑日本具有双重面目之人，可以表明日本确立于反共阵营云。

中共“国务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于5月6日发布的声明说：“……美国政府强令日本吉田政府和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缔结所谓和平条约，显然是用这个所谓和约，把他所一手扶植的两个走狗联合起来，妄想借此构成对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威胁。而日本吉田政府于接受了敌视中苏，出卖日本民族利益的美制单独对日和约之后，竟敢公然进一步，依照其美国主子的命令，与早为全中国人民所一致弃绝的台湾蒋〇〇残余集团，勾搭一起，甚至狂妄无耻地说，他们所订的条约，应适用于现在在中华民国政府控制下或将来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领土；并在订约之后，立即释放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的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八十八人，包括臭名永著的闪村宁次在内。这就证明日本的反动统治，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为期将近七年，仍毫无悔过之心。现在它更决心追随美国帝国主义，妄图继续其甲午战争以来武装侵略中国的阴谋，准备重新进犯大陆。……对于美日反动派的这种狂妄图谋，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并将提高警惕，准备随时给予那些妄想侵犯我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战争挑拨者们，以严重的打击。……中国人民早就表示，现在仍然表示，愿意与日本人民和平相处，友好团结，互通贸易，互相尊重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杈，以保障远东和平，因为只有这样，才是对于中日两个国家和人民都有利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有必要再次声明，我们对于……公开侮辱并敌视中国人民的吉田蒋介石和约，是坚决反对的，这些非法条约的宣布和订立，是美国反动派及其走狗们在远东制造新的战争的阴谋又向前走了一步的表现。中华人民深信，只要中国、苏联和亚洲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在内，团结一致，把维护和平的事业担当起来，那就一定能够制止美国在远东的战争阴谋，保障远东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越南方面，《中日和约》签字后，西贡各报均已大字刊载和约全文，一般评论甚好，法国及越南两方对《中日和约》，尤为重视云。

《中日和约》签字后，澳大利亚朝野殊为注意，各报均以显著地位刊登消息。澳大利亚外交部并向我驻澳大使馆查询《中日和约》内容，足见澳方对中日签订和约之关切。

《纽约时报》于4月29日社论中评述《中日和约》之签订说：“国民政府中国和日本做得很聪明而实在。商谈中几个最困难之点，譬如日本应否承认国民政府之主权延伸至大陆，终于为欲努力达成协议而避免正式提出。实则双方对此点所同意的比之略而不提的更为重要。日本已正式放弃对台湾和澎湖之要求，并已放弃在中国之财产。”

《中日和约》签订之前，张群对日本代表谈话，说：“在中日战争之前，我们竭力消弭战祸，惜无所成。在日本投降战争结束之后，我们但有悲哀警惕之怀，从未以战胜国自居。”好个“从未以战胜国自居”！如今战败国在《中日和约》上无异是一个战胜国了，看到国民党外交部这一密件，不伦不类的国民党又以什么自居呢？

1987年12月28日

蒋介石与报告狂

国民党出版的《蒋总统与中华民族同寿》一书，是一部马屁大全。其中最全的，是张群的一篇《我们对于总统言行的体认》。这篇文章集合了“总统府”的大小文学侍从之臣们的马屁，每人拍一段。在第八节“总统之严肃家风”项下，有蒋孝杰署名的一段：“总统在家中，不论对人对事，都非常认真严肃，大公无私，即如蒋部长经国、蒋校长纬国欲晋见时，亦必须先行报告，获得允许，方可进去。”我读了这段话，联想起一个故事。

我住台大第一宿舍第四室时候，同房有法律系司法组第一届的王建人（跟苏秋镇同班），此公非常制度化，一切都有板有眼。最有趣的，是他时常自己批自己的“公文”。在他案头日历上，常常出现这样的自问自答：

某月某日，有某某某讲演。

决定：不去。

某月某日，有某某社郊游。

决定：去。

看到他这样自己批自己的“公文”，我打趣他，我说你何必这样脱了裤子放屁啊？他不以为忤，反倒说，这是家教。我问什么家教？他说他爸爸规定，儿子们有任何事或请求，都不可径自面陈，一定得先写书面报告，给爸爸批。他们家里就这样“公文”来“公文”去的，所以他养成习惯，也就自己过瘾了。我问他你爸爸过去在大陆是否做大官？他说是呀，可惜到了台湾，吃不开了，只做个“立法委员”。我说原来如此！你家这位“王爸爸”真是妙人！

“王爸爸”真是妙人！他自官场上退下来，可是官瘾未退，没了衙门，以家做衙门；没了属下，以儿子做属下，于是从缴学费、缴水费、缴电费，到买电影票、买卫生纸、买花生米，都无一不可大批特批一阵，以过干瘾。国民党沦落到台湾做政治穷措大，但还是“孔乙己”派的，“王爸爸”只是其中小焉者也。“王爸爸”的积习难改，不是他个人的事，这种行为、这种“报告狂”，其实是国民党流亡中的一种心理变态——以投闲置散之人，做大忙特忙之事，除了意淫大陆、手淫台湾，又干什么呢？

1985年7月3日夜1时

蒋介石与开房间的自由

袁方在《记者生涯》里，有这么一段故事：

总统每天的公务很忙，每周有多次固定的会议，然而，许多极小的事，他也非常注意。在四十一年12月22日年终校阅典礼的餐会席上，他宣布了两件事，使我大为惊讶。一是雨中在中山北路遇见一辆军用车，车上六七个打野外回来的军佐，弓背而坐，神态疲惫；一是在介寿路台北宾馆前遇见一个没精打釆的患病士兵，徒步缓行。当时总统均曾下车垂询，而且这两件事的发生月日时刻，也被记在他的一本小薄子上。关于前者，总统斥责军人不应弓背而坐，后者他责怪队部不关心病患士兵。此外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当俞鸿钧就任台省主席首次出巡的一天早晨，俞氏在松山机场守候飞机时接到一个电话，满口称：“是”。随行的记者大讶，即问是谁来的电话，俞氏未及回答，当即拉着同行的警务处长，在一旁私语了一阵。之后，他告诉记者：是总统来的电话，为的是某报上载了一条基隆男女教员被警察控以妨害风化的消息。由此可见，总统虽日理万机，对于若干小事也是极为关心的。

这故事里提到的“基隆男女教员被控以妨害风化的消息”，内情是这对男女教员到旅馆开房间，被警察临检，查到两人并非夫妻，因而找上麻烦，说是妨害风化。但是刑法上的妨害风化，明明规定犯了普通强奸罪（第221条第1项）、或准强奸罪（第221条第2项）、或轮奸罪（第222条）、或强奸杀人罪（第223条）、或普通强制猥亵罪（第224条第1项）、或准强制猥亵罪（第224条第2项）、或乘机奸淫罪（第225条第1项）、或乘机猥亵罪（第225条之2）、或奸淫未满十六岁女子罪（第227条第1项）、或对于未满十六岁男女为猥亵罪（第227条第2项）、或利用权势奸淫罪、猥亵罪（第228条）、或诈术奸淫罪（第229条第1项）、或血族相奸罪（第230条）、或引诱与人奸淫猥亵罪（第231至232条）、或公然猥亵罪（第234至235条），这对男女教员既是因情生恋，既都是成年人，既无强迫、买卖、公然等行为，自然全无妨害风化之可言，警察放着多少正经事不办，却跑到旅馆，找起“良家男子”和“良家妇女”的麻烦，这不是胡闹吗？但这种胡闹，却一直是警察的不务正业之一，直到“基隆男女教员”事件发生，直到省主席被国民党总裁打电话责备以后，才下令禁止警察的不务正业。这种行政现象，正暴露了国民党离奇的行政与法律结构，值得我们作为抽样研究。

逼死情侣

为什么直到国民党总裁打了电话以后才改善虐政呢？为什么“若干小事”还要国民党总裁来“关心”、还要国民党总裁来管呢？为什么省主席以至警察局长不能发觉并改善警察的不务正业呢？……原因无他，大家因循，没人愿负责也没人敢负责而已。这种态度，使大家只会做官、不会做事，结果一旦形成虐政，要改就难难难了。

说到要改就难难难，再以查房间为例。在国民党总裁打电话后，因为虐政已经形成，自然就会有阳奉阴违的局面、自然就难以消除。于是这种虐政，也就相沿不替。直到1959年，发生了“逼死情侣案”，我们才知道虐政已经虐到何种严重的程度。

“逼死情侣案”是这样的：1959年11月11日，嘉义县中埔乡同仁村的青年吴中村，十九岁，要去当兵了，临入伍前同未婚妻涂红线，在嘉义市吴凤路富义旅社开房间，被六名警察查房间，说是妨害风化，要罚三百元——二十三年前的三百元，不是小数目。吴中村没有钱，警察就把他的身份证违法扣留，叫他去借。吴中村借不到钱，问题无法解决，就服毒自杀了。

警察当天下午3点得知吴中村自杀后，立刻造了一份假笔录，上面写着涂红线承认自己是私娼，然后拉住不识字的涂红线的手，强迫打上指模，涂红线遂在几小时内，一面失掉了未婚夫，一面变成了私娼！直到笔录做完后，涂红线才被交保释放。警察方面手握有利自己的“证据”，什么也不怕了！

按照违警罚法第64条，“意图得利，与人奸宿”或“奸宿暗娼”等，都构成“处七日以下拘留或五十圆以下罚锾或罚役”的裁决，既然他们有“证据”证明涂红线是私娼，自然什么也不怕了。

于是，这一案子便不了了之。

于是，査房间的虐政，还是我行我素着。

气死老外

因为违警罚法给了警察去抓“意图营利，与人奸宿”或“奸宿暗娼”的方便，所以查房间便成了警察骚扰旅馆业者的一道特权，每在旅馆业者“公共关系”做得不够的时候，警察便使人无法安心做生意。1968年8月22日的《自立晚报》上，就有这样的消息：

〔本报记者周翔阳明山急电〕新北投六十八家温泉旅馆，顷向阳明山管理局陈情请求饬令警所改善临检办法，俾维护旅社观光事业的发展及营业。

陈情书中指出：自警所贯彻遏止色情泛滥运动以来，新北投地区因连日被警所做地毡式的临检取缔，以致各旅社营业深受影响！因此他们急切期望管理局饬令北投警方改善临检办法，俾使他们能渡过目前所遭遇的“难关”！

管理局潘其武局长于接获陈情后，对此案极表重视。除将陈情书中所列细节留待研究改善外，并当即以“国家荣誉，社会治安；旅馆营业，合理保障”四个重点慰勉晓谕陈情人员。

1969年2月3日的《自立晚报》上，还有这样的消息：

〔雾峰讯〕警务处对于旅馆的检查，业已通令各地警察局所：员警非经主管核准，不得任意前往检查，凡身份明确，且无不法嫌疑之旅客，不应检查；检查时应力求避免惊扰其他旅客之安宁。

警务处并严饬所属员警，在未完全查明其房内共舍男女之身份而确定系为奸宿之违警行为，不得敲门进入盘查。至于男女在旅馆内共宿，如确无营利行为，亦无其他不法情事，依法不罚。

警务处强调：目前许多旅馆，为贪图非分利益常勾结暗娼，从事媒合买淫之不法勾当，必须严格查禁取缔，以正歪风。

上面这些报道，都显示给我们，所谓“在未完全査明其房内共舍男女之身份而确定系为奸宿之违警行为，不得敲门进人盘查”的规定，事实上做不到也不肯做到，于是还是查查查，直到查到老外头上，惹出麻烦来了。

1973年9月里，警察以扫荡色情为由，查房间查进观光旅馆，把很多外国人查得鸡飞狗跳，纷纷抗议不已。在洋人的抗议下，“媚外”的“司法行政部”终于在12月27日有了表示，据28日的《中国时报》，有这样的消息：

男女租用旅馆房间幽会不构成妨害风化罪

辟室聚赌则为法所不容

〔本报讯〕各方争执已久的旅馆房间出租后，是否算是公众出入之场所，司法行政部依照司法院的解释，向所属各级法院做成如下的释示。

司法行政部的释示，包括以下几项重点：在旅馆中赌博财物，应构成赌博罪；若他人无故侵入，应构成妨害自由罪；但情侣在旅馆辟室幽会，因非到达公然的程度，则构不成妨害风化罪。

司法行政部是就实际情形，而做成上述重点释示。

司法行政部表示：按刑法上所称公众得出入之场所，为不特定之多数人可得随时出入之处所，例如饭店、茶楼、旅馆、寺庙等是。旅馆房间为旅馆之一部分，出租与否，仅生事实上占有与支配权谁属之问题，并不影响旅馆为公众得出入之场所之本质。至于是否可视为公众得出入之场所，参照司法院解字第4003号所释，应以实际情形定之。

司法行政部的释示，共有四点：

一、旅馆以出租房屋于不特定之人使用为营业，系属公众得出入之场所，其所出祖之房间，无论关闭与否，在客观上仍属旅馆之一部分，如在该房屋内赌博财物，自应构成刑法第266条第1项之赌博罪。

二、旅客租得旅馆房间后，对该房间为事实上之占有，即取得支配权，若他人无故侵入或隐匿其内或受退去之要求而仍留滞，应成立刑法第306条之无故侵入罪。

三、同上理论，若于夜间侵入租用之旅馆房间内窃盗、抢夺、强盗，应分别成立刑法第321条第1项第1款之加重窃盗罪，第326条第1项之加重抢夺罪，第330条第1项加重强盗罪。

四、若男女在旅馆辟室闭门幽会，因非公然，尚不构成刑法第234条之妨害风化罪。

今后各级法院对于上述案件，将以此作为量刑的标准。

“司法行政部”这种表示，其实等于没有表示，因为“刑法”第306条的无故侵入罪，无法挡住违警罚法第64条不来敲门，所以不论怎么表示，警察还是可以照查不误。

查查查

何况，“司法行政部”的表示，也早被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解释得体无完肤了，《中央日报》在短评中说：

这一问题之引人注目，系因去年9月间警方为扫荡色情，进入观光旅馆突查房间，给外籍旅客留下极坏印象的事，观光业乃因此提出呼吁。

若干观光旅馆过去确有容许客人携妓女入内甚至为客召妓的事，但绝不能因此而使所有观光旅馆及所有观光客受到困扰。警方扫荡色情自属应当，但似应有更根本的办法，从源头处去从事防杜。

与此有关的一件事是：司法行政部于上月27日发表一项释示，认为旅客租得旅馆的房间后，对于房间为事实上之占有，且已取得支配权，他人不可无故侵入，否则应负刑事责任。若男女在旅馆同辟一室，因非公然，除非触犯违警法或有强奸、通奸等情形，尚不构成刑法之妨害风化罪。

看了《中央日报》这种妙解释，所谓男女在旅馆同辟一室，“除非触犯违警法或有强奸、通奸等情形”，才不可无故侵入的高论，我们试想，大概除了夫妻，几乎都无法免于被查房间了！所以，结论是，一切说了等于没说，警察还是要查查查。

查到1981年，又有了更新的纪录，以1981年4月3日的《联合报》消息为例：

临检旅社四间房据说费时一晚上

警察执勤，传有此事。议员质询，大惑不解。

〔台北讯〕台北市议员林宏熙昨天向台北市警察局长胡务熙“请教”，警察临检旅社的四个房间，要怎样的“查”法，才需要七个半小时？

林宏熙议员昨天在市议会警政质询中说，月前台北市警局“风化小组”会同城中分局，前往武昌街二段八十二巷二弄五号英华旅社实施临检，该旅社的十七间房间，当天四间有人住宿，警方人员结果从晚间7时一直“临检”到深夜2时30分，才一无所获的离去。

林议员表示，警方人员对投宿人做笔录时，态度十分恶劣，问不出名堂，也没有表示歉意，特别是在四个房间内“检查”七个半小时，显然是意气用事，故意与民众过不去。

胡务熙局长答复说，将查清楚这件事，今后并将严格要求员警注意执行勤务的态度与技巧。

由此可见，警察的查房间，真查得愈来愈精彩了。

化名投宿

为了保障一点安全，有的情侣开房间，就试以化名的方法，给旅馆登记，但是，警察是挡不住的，警察还是要捣乱。1981年7月9日《自由日报》：

情侣化名投宿不违法不逮捕

孟昭熙昨指示员警注意

〔板桥讯〕化名投宿旅舍的情侣，假如未构成违警或非现行犯，警员不得径行逮捕，县警局长孟昭熙日昨要全体员警在执行临检任务时，切实注意。

据指出，警察人员在执行旅社临检时，常有偏差，对于热恋中情侣，用假名投宿旅舍者，动辄拘留法办，引起百姓不满，经民意代表反映，县警局特于日昨就法理阐释，通令员警注意。

按司法行政部五十年台令刑字第1635号令释义，化名投宿旅馆者，并不构成刑法第214条伪造文书罪，但据了解，有些警员不谙法令，在突检各旅舍时，对于化名者均任意拘留法办，并揭人隐私，在不觉中已侵害人权。

不过，警员基于维护社会治安之立场，仍有必要于临检时，明了化名者之真实姓名及住宿原因，除非对方有违警行为或系现行犯，否则依法不得径行带案，或对外发布消息揭人隐私。

据某法界人士表示，警员于上述例行临检，若执行过当，揭人隐私，是足构成国家赔偿法要件，被害人可依法向警察单位提出赔偿要求。

但是，什么是“执行过当”和什么不是“执行过当”，可就大有解释余地。在这次“动辄拘留法办”的化名投宿前四个多月，竹东镇就有一对情侣化名投宿，而被警察依伪造文书罪移送法办的例子。这些例子都不是孤证，远在1972年，台中就有同类事件，当时地检处曾做了不起诉处分，“内政部”因此函请“司法行政部”解释。1981年3月2日，《中国时报》以刊出《隐私权与伪造文书》社论，谈到：

据司法行政部的解释说，除非旅社的人是明知其为伪造，否则就不能算触犯了刑法第215条伪造文书之罪。但是，本报也引据了法界人士的看法说，如果旅客在登记薄上自己签了名，则旅客仍然是犯罪的，因为另有一条217条，指明伪造印章、印文或署押是犯罪的。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题目。特别是社会走向开放社会形态之际，这种事情虽小，却能反映原来存在的保守心态之强大，尽管我们十分相信保守的心态一定会随时日而消失；但既然社会走向开放形态如此之快，给它加一点推力，使其早日消失，未始不是适时之举。所以我们愿就此题目做一些讨论。

首先该讨论的是刑法上伪造文书罪的成立要件问题：刑法上关于伪造文书罪共列了八条：即刑法第210；211；212；213；214；215；217；218。其中除了218条规定“伪造公印或公印文者”就成立伪造文书罪以外，其余的七条，包括伪造、变造私文书、公文书、印章、签押、护照、特许证、证书等等，一律都加了一个条件：“足以生损害于公众或他人者”。换句话说，除了伪造公家印信，一发现就要处刑之外，其余任何伪造，包括伪造护照和证明书在内，都得要证明这种伪造是“足以生损害于公众或他人”，才算犯罪。立法意旨精严，令四十六年（“刑法”公布于民国二十四年）以后的读者犹为之赞叹！

照这样的立法意旨，可见连伪造护照和证书都得证明其“足以生损害于公众或他人”才算犯罪，则化名投宿是损害了谁呢？

过去保守的心态下，“男女大防”为人生大节。对社会而言触犯了它，具有渎神的意义。所以不婚而同室是一种公认的罪恶。还要使用假名，更不要脸。把它视为一种犯罪乃是当然。

今天大家必须要接受，在新的社会变迁之下，对于男女之间的关系之观念已大有改变。法律规定了，纵使是有配偶之人通奸，也只关那配偶之事，与别人无关。至于无配偶之人间的性行为，只要是成年了，便属于两厢情愿的自由，与他人无涉——当然我们绝不鼓励或赞同这种不正常的关系。假如我们硬要说，写假名就是犯罪，则写文章的人都用笔名发表文字，应作何解？在过去保守的心态中，“文章华国”，乃清贵之事，写个假名，反属高雅之事；男女之事是见不得人的，还要用假名掩护，是更不应该了。但依法而言，到旅社用假名登记，与写文章用笔名发表，行为上是一样的，都避开了本名。

假如说用假名投宿的人可能是结过婚的，或是未成年的。那么用笔名发表的文字也有许多是被判定为有害公众或他人的（譬如挟嫌攻计或捏造事实）。我们只能就文章内容予以追究，并不追究用笔名的那一点。换句话说，我们的法院也从不认为用笔名、不用本名是犯罪的；即使那篇文字本身是犯罪的亦然。

从以上的讨论，大家能明白的看出，不用本名而用化名本质上并不是犯罪的。要指称它犯罪必须先证明其“足以生损害于公众或他人”。而从立法体例上把伪造护照和证明书都列举在必须证明其足以生损害的范围之内，尤足见立法意旨之不可从宽解释。连伪造护照都要证明其“足以生损害于公众或他人”才算犯罪，那么，一对热恋中的情侣相偕到旅社缱绻一番，又何必花精神去过问呢？

但是，谁能想到，警察就是这么喜欢“花精神去过问”开房间的事的，从违警罚法的使用到刑法妨害风化或伪造文书的移送，三十年来，案子层出不穷，多少该警察办的正经事，他们不去办，却专门“花精神去过问”这些扰民的，这又是什么心态呢？

违警罚法是1943年9月3日公布的黑法律，它的体制和内容学自日本，但日本的违警罚法，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废止，战胜国的中华民国却乐此不疲。所以，违警罚法变成了一枝独秀，并且在1946年、1947年、1954年，分别加以花样翻新，成了全世界文明社会中，只此一家的笑话。在查房间的例子上，警察胡作非为的张本就是违警罚法，此法不除，任何对警察的约束，都不能阻止他们的胡闹。不论国民党的总裁或是警察局的局长，一切指示都会被阳奉阴违着。所以，这种问题是制度的问题，只有从制度上着手，才是正办。

中国古代对夜间侵入人家的行为，允许主人格杀勿论；西方古代对纠众侵入人家的行为，法律以死刑论处，对人民居住自由的保护，古代绝对比今天的无法无天高明得多。今天“宪法”上保护的居住自由权，已被治安人员糟蹋得不成样子，上面反复讨论的查房间例子，就是典型的一个。

警察查房间是对人民居住自由权的严重冒犯、是对人民隐私权的严重亵渎。在人权零落、法吏横行的今天，我们该争取的自由太多了、太多了，我们实在该一项项具体争取、具体讨论。“开房间的自由”，就是具体争取与讨论的一个举例，我相信这种方式，可使我们清楚了解问题的所在，和解决这种问题的方向与方法。我们不能再用粗糙的、空洞的、过去的那一套了解方法了，我们该把问题彻底地揪出来，具体地处理过，这样才能打倒黑暗，走上光明的路子。

1982年6月7日

蒋介石与“人人得而诛之”

国民党的令人厌恶，不只它的胡作非为，更在它胡作非为后的解释、胡作非为后的大道理。

这次刘宜良（江南）命案，国民党唆使竹联帮去“为国除害”，基本的说服理由就是“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这一理由，在暗杀作业大功告成后，我们从舆论上和法庭上，一一领教了不少。陈启礼在亲笔自白书中说：“在情报局汪局长告诉我这些详情，并且要我制裁叛逆时，我心中面临了抉择；叛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吴敦在答辩时对法官说：“江南案发生后，美国派人来，我们以诚待他，就可以了，为什么其他人推责任，往我们身上栽？刘宜良是叛逆，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难道我们做错了吗？……”吴敦的父亲在接受访问时对记者说：“刘宜良这种人比摸进来的敌人破坏力更大，他侮蔑国家元首，腐蚀人心，曲解政府的政策，这种人是叛逆。国家元首怎么能任人侮蔑？吴敦是基于国民的天职，采取义勇的行为，有什么罪可言？法官不采信‘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吗？”雷渝齐风派杂志上登座谈会上“反共义士”言论也说：“江南事件是中华民国情报局肃清内奸、制裁叛徒的行为。因此不能和人权相提并论，也不能拿法律观点来衡量。……陈启礼刺杀江南是为国锄奸，功在‘党国’，‘党’是中国国民党、‘国’是中华民国。而汪希苓则是有担当、有作为、值得敬佩的情报局长，因此非但不该判刑，反而应该颁给勋章。”当然这也是“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了！

稍有人权法治观念的人，都知道这些理由根本不值得一驳，因为正如地院判决书中所说的：“至被告所辩刘宜良为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伊等不应有罪云云，然按法治国家，罪刑法定，无可曲解，不论刘宜良行为如何，尚非陈启礼、吴敦等可资为杀人之借口，所辩洵无理由。”这一段判决，简单扼要的说明了一切。

今天虽然有些明白人，他们虽然知道国民党所揭橥的“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的不当，但这一理由的脉络，他们却难以追踪，我愿在这一点上，给大家上一课。

国民党总裁蒋中正死后，国民党《中央日报》印了一本马屁大全——《领袖精神万古常新》。书中收有马屁大王秦孝仪的一篇《蒋总统的思想、生活、操持》，其中说：

领袖并时常以如下数义，来教导青年、学生、干部：

——我的所作所为，要皆本乎至诚。

——余如有丝毫自私自利而不为国家与民众之心，则无论任何人可视我为国家之罪人，即人人可得而杀我！

——如余之言行，稍有不诚不实，虚伪欺妄，而不为革命与主义着想，则任何部下皆可视我为敌人，即无论何时可以杀我！

十分明显的，蒋中正这段话，当然完完全全是“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的思想型模，“人人可得而杀我”的观念，当然是不合乎“法治国家，罪刑法定”的大原则的；“无论何时可以杀我”的观念，当然也是不合乎“法治国家，罪刑法定”的大原则的！

国民党怎么有“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的思想型模，当然是跟他们追随的总裁有关，这当然是“长相左右”的逻辑结果，一点也不令我们惊异。

令我们惊异的，毋宁是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离奇理解。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就便是“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也有它基本的一贯界定，不是国民党这样胡来的。我们试看《史记项羽本纪》那段鸿门宴后“沛公至军，立诛杀曹无伤”的话，就知道“诛”字有它基本的界定。“诛”的本意是“讨”、是“责”。《左传宣公十二年》：“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诛杀就是讨其罪而杀之。又《襄公三十一年》：“以敝邑褊小，介于大国，诛求无时。”注：“诛，责也。”诛杀就是责其罪而杀之。说“诛杀曹无伤”，就是先公开宣布曹无伤通敌的罪状，再明正典刑，公开杀他。可见就便是“人人得而诛之”，也要公开行之的，不能偷偷摸摸来的！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诛杀”与“盗杀”、“贼杀”之间，界定得很严格，不能乱用。国民党去杀刘宜良，是典型的“盗杀”或“贼杀”，绝非“诛杀”。如今国民党在胡作非为之余，反倒摭拾中国传统文化，以为护符，这可真太离谱了！——中国可没有这么丢人现眼的传统文化，别挨骂了！

1985年4月19日

蒋介石与吴稚晖

——党国元老的几副嘴脸

于右任在“吴敬恒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大会”上，讲《吴稚晖先生的生平》，指出“吴先生是开国元勋，于党于国，一向站在辅导的地位，竭智尽忠，多方翊翼”。国民党的机关刊物也指出：

先总统蒋公一直以父师之礼事吴稚晖先生，此一方面因吴年长，而最重要的是吴系国父孙中山先生的良友，民前宣传革命，辅佐中山先生，功勋卓著。蒋公既以父师之礼事国父中山先生，自然当以父师之礼事吴先生。故蒋公在致吴函中每称“先生”，自称“晚”，平居则称“吴先生”而不名。当吴八十寿辰，蒋公函贺，有云：“二十年来，同舟风雨，教诲之殷，气节之感，使中正受益无量。仰止之情，不能自已。”当吴之长逝，蒋公吊匾为“痛失师表”，均在在显示蒋公父事师事之谊。而吴稚晖先生也赤胆忠心——一生为国家民族，辅佐蒋公定乱统一、抗日建国、反共抗俄，忧时忧囯，数十年如一日，为书生报国，立下了典型。①

不幸的是，在我李敖这种小心求证的历史家眼中，所谓吴稚晖此人“为书生报国，立下了典型”，却满不是那么一回事！事实的真相是：吴稚晖“一向站在辅导的地位”，多少年来所干的，却全是一派不识大体的事！

由于不识大体，所以《苏报案》中，吴稚晖出卖同志，自己远走高飞。民国成立以后，他“竭智尽忠，多方翊翼”于国民党党中央，但是真正为党中央“辅导”出对外外斗、对内内斗的局面的，他就是祸首！

不党吗？

1928年6月27日晚上，党外人士胡适有一封未寄出的信给蔡元培，里头说：

先生不许我辞大学委员会，殊使我失望。去年我第一次辞此事时，曾说我的脾气不好，必至破坏院中和平雍穆的空气。15日之会果然证明此言。当时我已十分忍耐，故虽被稚晖先生直指为“反革命”，亦不与计较。但日后我绝不会再列席这种会，因为列席亦毫无益处，于己于人，都是有损无益。吴先生口口声声说最大危险是蜀洛党争，然而他说的话无一句不是党派的话，这岂是消弭意见的办法吗？我虽没有党派，却不能不分个是非。我看不惯这种只认朋友、不问是非的行为。……

这是吴稚晖排挤党外人士的一个例。章太炎远在1908年就说吴稚晖“党见狭陋，并世无双，而反以心量过狭议人”，跟二十年后胡适之言，正是所见略同。像这种党气十足的恶劣作风，左舜生回忆里曾特别提到，可见不是一两个人的感觉。吴稚晖虽然“伐异”，却不“党同”，在国民党内，逼冯（玉祥）也、诬阎（锡山）也、排汪（精卫）也、囚胡（汉民）也、驱李（宗仁）也，他无役不与，完全不识大体，不知大体为何物。胡汉民曾经骂这种人，说“闹这些，全没体统。这些冒牌无政府主义者，尤其虚伪得可恶”。因为这种人“利用国民党清客地位，貌为清高，却借党行私，专干些不光明的勾当”。②

这种“借党行私，专干些不光明的勾当”，终于自食其果，丢了大陆。逃到台湾来以后，吴稚晖还不识大体，斤斤研究如何推卸责任呢！据蒋经国《危急存亡之秋》③所载1949年11月11日日记：

上午，父亲特访吴稚晖老先生。其对国内外时事之观察与批评，皆比任何人为精辟；尤其对英、美、俄政策与当前人才之评判，更为深刻可佩。彼对父赴渝一事甚表赞成，但谓“万不可使李宗仁脱卸其政治上应负之责任”。老成谋国，令人折服。

看到了吧，大陆都丢在眼前了，吴稚晖的眼光，却还注目在要使李宗仁背责任的水平上！再看他不久写的《致李宗仁书》④全文水平，“无一句不是党派的话”，这样子的一个人，称得上“为书生报国，立下了典型”吗？

不逃吗？

张文伯《稚老闲话》里说1925年孙文死后，“稚老即在北京南小街开设海外预备学校，教授本党要人子弟，有蒋经国等二十人。”蒋经国在《永远与自然同在——追忆吴稚晖先生》⑤中说：“中华民国十四年，稚晖先生在北平的时候，曾经教过我的书。那时，我住宿、读书都随着他在一起。”蒋经国回忆：

当日寇进攻贵阳的时候，重庆已经很吃紧；我就去劝先生搬到成都去。那天，先生的心里大概也不高兴，他很凶地对我说：“笑话！你把我看成什么？我是不走的！我是不逃的！”这几句话多么简洁！多么有力！

吴稚晖的运气很好，日本人没打重庆，他不逃，押对了。到了1949年，他又表演英雄气概了，据杨恺龄《国丧元良》⑥一文所述，吴稚晖在1949年1月里，曾决心死在上海，把他一生小心保存的六十年的函件同纪录稿子，“撕成纸屑，亲自督率烧毁”，在一星期之中，烧去了“好几箱的东西”。杨恺龄回忆：

自从民国三十七年12月中旬，政府外受国际误会，忍辱负重，内部同人又很多中了共匪宣传毒素，动辄对政府妄加批评，恶意中伤，封疆大吏竟有妄主局部和平，动摇国本者，先生抱着满腔公忠体国的热忱，耳闻目睹当前种种光怪陆离的现象，眼看亲自参与建造的中华民国，或将遭遇空前浩劫，内心痛苦的刺激，日夜忧愤，使他已经平复多年的血压，又复冉冉上升，时时感到头晕。果然有一天晚上，正坐在热烈讲书的时候，忽然觉得天旋地转，头重目眩，自己不知动弹，于是立刻扶靠床上，医生即时赶到，施以急救，不久渐渐苏醒，未成中风。这样安睡三天，逐渐痊愈，在第三天的报上，看到陈布雷先生逝世的消息，怆慨万千，似有异常悲痛，蕴藏心头。接着徐蚌会战，局势日趋严重，先生从此心绪沉重郁闷，对个人前途生存乐趣，极大转变，一反以前满腔积极兴奋的情怀，并絮絮反复诉说：“国家危若覆巢之卵，既不见勤王之师，亦不见死节之臣，殊无以对国父及死难先烈，如陈布雷殉国之士，实在太少了。我生平不怕死，在北京看杀头（按当时看卫汝贵被斩首），参加革命党，从没有所谓怕死，我已活到如此高龄，夫复何求，假如共产党真到上海，我要尽情痛骂其灭国灭种的罪状，一泄胸头之恨，他们一定把我活埋⑦凌迟的，足见国民党还有硬汉吧？”当时相对黯然，不禁心如刀剜，无法为先生排解。

但是，曾几何时，我们从蒋经国的文字中，看到了“国民党还有硬汉”的真相：

后来，局势一天比一天恶化。三十八年初，我随侍总统回到溪口家乡后，还到上海去过几次；每一次去的时候，总统都命我劝先生早点到台湾。起初几次，先生的答复都是：“慢慢来好了。”直到三十八年4月初⑧，他托人打电话给我说：“现在是我走的时候了，你可以把我送到台湾去。”先生到了台北，就住在中山北路五条通⑨。

由此可见，这位“我是不走的！我是不逃的”英雄、这位国民党的“死节之臣”，毕竟又和《苏报案》时的自己一样，又坐上蒋中正的美龄号专机，远走高飞了！

不受酬吗？

在吴稚晖所“辅导”的国民党内斗里，吴稚晖为了古应芬骂他“如家狗，谁投以肉骨，即为谁而吠”一事，写信给教育部长李书华等，其中说：

……弟于党国，既无尺寸之补，故亦不敢滥糜公廩。数月以前，粤同人被弟调侃为垃圾堆。古襄琴先生反报以恶声，谓“弟如家狗，谁投以肉骨，即为谁而吠”。此实古先生夫子自道，弟尚不敢为此撤烂污。弟所累于党国者，可举一清账，告慰古先生，未尝有人投以肉骨也。今详举于下，以博三先生一笑。

一、辛亥总理在伦敦返国时，嘱我与石蘅青先生随后继行。各给川资六十镑。弟受之。

二、民元总理卸总统任后，嘱胡展堂先生作书，给我一千元。弟受之。

三、民国十三年，谢惠生先生传总理之命，言监察委员月俸三百元，自今折半发给。又公费八十元，亦折半发给。今送上两月之费，共三百八十元。弟则却之未敢受。因此时弟正教书，且以为党职不应有给也。

四、民国十六年4月反共，弟顿失其教书之业。故于是5月6月两个月，曾由中央党部领得六百元（监委月俸每月三百元也）。后闻蒋介石先生已饬人于5月起，月送三百元于吾家。于是党部之钱，遂未续领。

五、民国十六年5月起，至11月止，每月领到蒋介石先生所给三百元。12月时，因蔡孑民先生嘱于大部编审处有所尽力，弟愿担任将总理遗著分类整理。弟思此或可免徒食，且可免累蒋先生私人。因而于12月起，即辞蒋先生所给。

六、民国十六年12月起，在大部月领编审费三百元，直至于今。已糜三四年之公帑，竟未有所编撰。虽终思略尽报答之劳，愧栗陆尚未能，此为最疚心之事。然日游大观园中，无此生活费，几无以周旋于群公之间，得从容而谈笑。此所以历感孑民、梦麟及诸位先生不置也。

七、民国十七年间，蒋介石先生曾嘱陈果夫先生一次送给两千元，一次送给五百元，皆为小儿医药费。送至寒舍，山荆均未敢受也。

八、民十八至二十，曾有四次，因开中央全会，每次给川资三百元。弟均受之。

九、民十九，不记何次全会，中央党部忽送来三千六百元，言为一年之监察委员俸。弟以已受教部编审俸不能兼薪，却之。

十、省政府开江苏通志局，列弟为编纂。曾给过二百元一月之俸，约有三五月。减为一百元者约有六七月。弟因助一留比学生，受之。今已七八月无给，且裁撤矣。

这就是一笔与党国银钱往来之账。未尝有肉骨，不过小小猫鱼未尝间断，亦感党囯之惠⑩。……

这封信乍看起来，在金钱上，吴稚晖只吃“小小猶鱼”，“未尝有肉骨”，但从“小小猫鱼”之中，我们就不得不惊讶：它们的来源，却正是古应芬描写的一种情况，我们自然会奇怪：他在国民党中，竟经常自私人领钱，这又是一种什么体制呢？

1953年11月1日的国民党《中央日报》上，扯谎说吴稚晖“在党顺利的时候，他不要党或政府任何的酬佣”；1964年3月25日的国民党《中华日报》上，扯谎说吴稚晖“愿意为党国贡献一切，却不要党国任何的酬报”，把这些谎话，对照起吴稚晖的“银钱往来之账”，我们难道会不发笑吗？

再看蒋经国的回忆：

先生有一篇遗嘱，内容虽然都是讲的家事，但很富有教育意义。他把几年来的账目，算得很清楚。到台湾以后，先生的全部收入是：薪水一万四千元，总统府拨给的医药费四万九千元，写字收入的润资共计一万七千元。这些钱除了开支以外，本有些剩佘；但是因为存在合作社里，结果被倒掉了。所以他在结账的时候，写上“恰当”二字。后来，先生身边又余了一点钱，这是在他写遗嘱以后的少数收入。他希望把这点钱送给亲戚(11)……

我们若稍有金融常识，就知道，当新台币改制时，黄金一两只折合新台币二百八十元，在吴稚晖1953年死去时候，他有一万四千元的薪水收入和四万九千元医药收入，折合黄金，二百二十五两之多！他取之于国民党的“小小猫鱼”，似乎也非“小小”啊！

不爱钱吗？

国民党宣传吴稚晖不爱钱，但是他的表侄陈凌海《吴稚晖先生二三事》中，却告诉我们：早在1943年，吴稚晖的写字收费就是楹联四尺起一千元，四尺以上每尺三百元，堂幅三尺起八百元，三尺以上每尺三百元，尺页便面以二尺计六百元！“短短一年之中，竟积聚鬻书润金法币五六万元”！

先生对以后所收润金，加以分类整理，譬如：以十元钞凑成一百；百元钞凑成一千；或千元钞凑成一万，成为一礼一札，放置写字台之抽屉中，俟积有整数，移存银行，作为定期存款。迨抗战胜利返回上海，求者益多，鬻书润金每日源源而来，先生每日挥毫辄至精疲力竭，然书件仍常积盈尺，先生尝谓：“看在钞票源源进门，虽苦犹乐也。”后以政局之不安定，法币币值日贬，至法币更换金圆券之前日，先生在银行之存款，已积有相当巨大一笔数字，法币改换了金圆券，先生亦尚为万元之富翁。后来所收之润金，继续全部加存银行生息，不幸金圆币信尚未能确立，共匪全面叛乱又起，大陆各省即相继为共匪窃据。先生在银行存款，受了局势影响，全部几乎惨趺无存，先生于三十八年2月来台时，虽将存在银行中之存款携台，当时仅换得改革后之新台币一百四十七元而已。这是先生鬻书七年所收润金之总收入，亦可称为全部资产。倘使先生当时与一般人同样想法，以其鬻书所收润金，全部易成实物，先生则成为五百万以上之富翁矣，然先生未尝将所收润金加以运用，人或谓之愚，实则先生爱国之又一章，而不为外人所道也。(12)

照黄金换算，“当时估计可购得黄金三千余两”(13)！“三千余两黄金”，这是半个孙天勤了！这是典型的大富翁了！陈凌海以外，国民党弄臣魏景蒙也透露过一个秘密：

民国三十八年，吴稚老随政府来台，一直就住在台北的一处公家宿舍里。他没有钱，也不爱钱，先总统蒋公每逢年节，总会送些钱去，稚老都把它存了起来，而且一笔一笔的记得很清楚，在他临去世以前，想把存的钱分给亲友们，并且在遗嘱上写着：“生未带来，死乃支配，可耻！”由此可见他高风亮节的人格。(14)

现在，根据我上面所举的一些铁证，我们党外人士，对国民党口中笔下党国元老的“高风亮节的人格”，自然有了一番新领教。这些领教，教我们永远记得也永远认清：国民党的要人也好、元老也罢，在高手的铁证追踪下，原形究竟是什么。

1983年8月9日晨2点50续写6点写完

①这是《近代中国》第十八期中陈哲三《吴稚晖先生翊赞先总统蒋公定乱统一》一文中的肉麻话。

②胡汉民：《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三民主义月刊》第六期）。

③收入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

④据《先总统蒋公有关论述与史料》陈哲三《吴稚晖档案中先总统蒋公亲笔函电》所述：“三十五年3月吴草成致毛泽东书，送蒋主席核阅，10月13日，蒋公复以是时不值与彼等做文字之辩论，俟适当时期再发表函。”可知吴稚晖写这种信，有送请核阅的习惯，值得我们玩味。1964年4月20日《民主评论》有徐复观《纪念吴稚晖先生的真实意义》，透露吴稚晖“第三大特点，是对今总统蒋公无条件地拥护。有人告诉我，连他在阿里山多住上一两天，都要向蒋公呈明。……”这一透露，更值得我们玩味。

⑤1953年12月9日《新生报》，收入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

⑥1953年11月2日《中央日报》。

⑦活埋之说，另有文证。1963年8月1日《中国世纪》有《吴稚晖先生预言全文摄影》，收有吴稚晖1949年3月8日在台北的一封信，信中有“弟本拟坐沪以待活埋，然觉把戏可睹，将遵晓生先生等之召即来广州，今因奉化邀去台湾一行，将由台再来。……”等话，可以参看，反正国民党吹牛是厚脸皮的，此信益彰其丑矣！

⑧吴稚晖到台北的日期是2月24日。

⑨同③。

⑩国民党史会：《吴稚晖先生墨迹》。

(11)同③。

(12)收入《吴稚晖先生纪念集》。

(13)陆珍年：《芝兰之室君子之风——访陈凌海》（1964年3月25日《征信新闻报》：“……以后稚老继续写字，所得的润例放在抽屉里，满了一抽屉，就存入银行，十年以来，数目相当可观。在上海，曾有亲友劝稚老把钱购买黄金，当时估计可购得黄金三千余两”）。

(14)程榕宁：《魏景蒙对“中国人”的研究》（1982年11月21日《大华晚报》）。

蒋家父子与吴家父子

——吴申叔的生与死

7月17日出版的《政治家》周刊第二十三期里，以“蒋家”为主题，登了一篇立场暧昧的文字——《会不会出现“第三代蒋总统”？》在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如果依照人类对父母子女的行为而观察一个家族品质言，我们由蒋友梅身上观察，有理由相信她的父亲蒋孝文的本性，应亦属于善良的一型。约是民国五十二年的夏天，我在吴申叔家，此时申叔肺结核引发强烈咳嗽，吐出一口痰发现痰上有血丝，大家都慌了手脚，没多久孝文为了其他的事也来了，看到这一情形，连说：“我马上开车送申叔叔去荣总。”申叔连说：“不要紧，老毛病。”他就是讳疾忌医、怕到医院看医生的人。孝文说：“我求你吧！无论如何看我的薄面，我送你去。”申叔拗不过他，只好跟他去荣总办了住院手续，住进病房。孝文临走时一再说：“我会报告我爸爸，请他约替公公（指老总统）看病的陈耀翰大夫给你看。”果然第二天经国先生就亲自约了老先生的随从医官“胸腔外科”专家陈耀翰博士，一起到荣总病房给吴申叔看病了。由这一件我亲眼目睹的事，也可以证明蒋孝文不但很善良，同时也是很有仁慈心的人。

我们应知在五十二年时候的吴申叔，父亲吴忠信早在四十八年就逝世了，母亲王夫人也在这一年春天弃养，即使吴忠信和老先生有深厚的友情，到了此时，吴申叔只是一个孤零零的党国元老后代而已。因此蒋孝文和他老爸经国先生对吴申叔的生病照顾，可说是亳无其他原因的“纯照顾”。我们如果再知道：吴忠信生前经常把蒋经国像对自己干儿子蒋纬国一样的不假辞色、动辄“教训”的话，就知道蒋经国在此时照顾吴申叔的生病，是如何的难能可贵了。

看了这段话的人，如果不知真相，光从字里行间，就可感到一幅“善良”“仁慈”“难能可贵”的伟大画面，而那位当事人——“一个孤零零的党国元老后代”吴申叔，不论生前死后，应该为他的“幸遇贵人”而“感皇恩”、而肝脑涂地，自然也就不在话下了。

不幸的是，《会不会出现“第三代蒋总统”？》的作者，似乎在生花妙笔之下，忘了在他“亲眼目睹”的奇妙人间之外，还有别人也“亲眼目睹”了和他完全相反的另一面真相，这个别人，不是泛泛之辈，就是我李敖本人。

显然在蒋中正之上

“一个孤零零的党国元老后代”吴申叔是我的朋友。他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吴忠信。吴忠信字礼卿，安徽合肥人。生于1884年（清朝光绪十年），十七岁时候，入江南武备学校，二十二岁（1905）毕业后，做到管带（营长）级的军官。二十三岁（1906）时候，由杨卓林介绍，秘密加入同盟会，搞革命。第二年（1907），杨卓林谋刺清朝两江总督端方，不成被杀，吴忠信密谋日极，被端方怀疑，不准他再带部队，改任标（团）司令部正执法官。1911年武昌起义，吴忠信参与光复南京，任总司令部总执法官，兼兵站总监。1912年孙文任临时大总统，吴忠信任首都警察总监。二次革命失败后，亡命日本。1915年12月4日，参加肇和军舰起义。1917年到1918年间，在陈炯明任第一军军长、许崇智任第二军军长时候，吴忠信任第七支队司令兼汀州绥靖主任，当时蒋中正是第二支队司令官。1927年北伐军克上海，吴忠信任江苏省政府委员，旋改任淞沪警察厅长。1928年任中华民国建设委员会委员，任华北编遣委员会主任委员。1931年任导淮委员会常务委员，旋任监察院委员。1932年任安徽省政府主席。1935年任贵州省政府主席。1936年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1944年调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1似7年任国民政府委员。1948年任总统府资政、总统府秘书长。1959年12月16日逝世，活了七十六岁。

从吴忠信显赫的一生看，此公早年的风光，显然在蒋中正之上，蒋中正所有的参加肇和军舰起义等事迹，吴忠信都有，而吴忠信早在民国元年就做上首都的警察总监，其革命历史之悠久，更是先声夺人了。肇和军舰起义，据邵元冲《肇和战役实纪》，司令长官是陈英士、参谋长是吴忠信，吴忠信位在蒋中正之上。吴蒋之间交情虽早，但照国民党的政治伦理，吴既有纪录如此，显然就隐含了祸延自己和子孙的某种“原罪”，这自是这样的“党国元老”和其“后代”所不得不为之恍然的！

在这种恍然下，据吴申叔告诉我，在他父亲临死前，曾手执蒋纬国之手，殷殷交代说：“申叔这个小弟弟，在我死后，务必请你多加照顾。”吴忠信为什么做这样的交代？耐人寻味。申叔死后，我细查吴申叔先生治丧处公布的“吴申叔先生丧葬费用收支清单”与“吴申叔先生之丧亲友致送赙金征信录”，上列“蒋纬国先生交到建墓工程费”五万元；“蒋纬国先生”送赙金一万元，而别无其他蒋姓之人送钱，我才有所了解。照《政治家》中《会不会出现“第三代蒋总统”？》作者所描绘的“善良”“仁慈”“难能可贵”的伟大画面，显然颇不相当，这又是怎么回事呢？看了这篇《会不会出现“第三代蒋总统”？》大作中的离奇论证，如根本否定人所共知的章孝严、章孝慈的血统书，说：“近来若干传播体，把外交部美洲司司长和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章孝严、章孝慈兄弟，也给予一网兜收，将他们收人到‘孝’字辈的阵营，可说是一项太‘大胆’又太‘离谱’的事。”我们对这篇文章的生花妙笔，还敢全盘相信吗？

居浩然的《哭申叔》

吴申叔在向我谈到他的“原罪”的时候，如怨如诉，颇为感伤。这一感伤，在申叔死后，另一有“原罪”的“一个孤零零的党国元老后代”居浩然（他是“党国元老”居正之子，居正在革命史中，在任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时，下辖两师，蒋中正是一个师的参谋长）在写《哭申叔》的时候，曾有动人的描述。《哭申叔》是1967年居浩然在澳洲写的。文章发表后，他又加以修改，把修改本寄给我。十七年过去了，浩然也随申叔以去，做了隔世之人，我把这篇修改本现在发表如下：

中国自清末民初以来，在兵荒马乱中损失最大的，不是金银财宝，也不是文物古董，而是人才。这种损失千百倍于其他损失的总和，并且永远无法弥补。我曾想过：倘若民国后出生的婴孩个个都能长成，而又获得适当教育以充分发挥其潜力的话，今天世界上第一流的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中国人至少占了半数。据1949年北平市的统计，每一千个新生婴儿夭折的平均达一百一十七点六之多；这还是有最新式医药设备的大都市，若在乡间，两个新生婴儿中能养活一个已属异数。不但如此，刚出生的时候，能免于死亡似乎是天大幸运；等到长成以后，设或过着牛马般的生活，却又生不如死了。而大多数中国人的命运，在出生时已注定牛马不如。只有少数幸运儿才能长大成人，并有机会入学启蒙，吴申叔就是这少数之一。却又不幸从小染上肺病，因此身体一直不够强健。入学不久，即辍学在家休养。后来身体稍好一点，在家无事，喜欢拿起毛笔乱涂。遇到岭南名画家陈树人先生，认为很有天才，就教他国画，不久已画得颇有个模样。这一早熟的表现，反而毁了申叔的前途。

抗战期间在四川，申叔已有神童之目，胜利后回到京沪，虽然只有十几岁，却被捧成画家，于是索性不再上学，专事涂鸦。民国三十八年来到台湾，仍然如此，并且涂起西洋画来了。亲友们乃怂恿他出国习画，又因为肺病的关系，手续办了很久，最后从南美绕一大圈，才到了巴黎。初到时确实在画廊里揣摩了一阵，总因年轻，没有紧守初戒的定力，很快就流连红磨坊而不知返了。那红磨坊中有的是天仙美女，却需法郎美金奉献。所以到了留法的最后一年，申叔已欠了一身债，回国后也迄未清偿。

大约是十年前的一个傍晚，很久不见的申叔突然出现在我所住台北浦城街寓所的客厅中。他说他刚从法国回来，不知该做些什么好。我就问他：“你不是在巴黎学画么？当然应从事艺术工作。”他很坦白，自认没将画学好，无论是国画西画，都是一知半解。他不愿拿不成熟的作品骗人，所以不想从事艺术工作。这一来我怔住了，为安慰他起见，就说：“你刚回来，不急；且多休息几天，以后再研究。”

很显然的，申叔开头不急，过些时就有点着急了。从法国留学回来，再进大学读书，面子上说不过去，何况他连中学毕业文凭都没有。找事做，做什么呢？还是先找人吧。说起找人，除找我以外，就是纬国，因为申叔、纬国和我的母亲是结拜姊妹。纬国毕竟比我有办法，他认为申叔老是做无业游民不妥，就给了一个装甲兵司令部秘书的名义，从此申叔成为有业游民，虽然仍长住台北，过几天游到台中去一趟，在司令部伴食。

这样过了一年多，实在感觉无聊。日常既然在台北时间多，与三教九流人士来往的结果，想起拍电影来了。而为了拍一部《海浦春潮》的电影，种下了申叔今日的死因。这里面曲折良多，一言难尽。总之，《海浦春潮》是拍成了，制片人吴申叔，债务人吴申叔，一身是债不说，片子始终未能上映。我不愿在申叔死后重翻旧账，我只想由申叔的例子说明这一代中国青年的命运，大半像釜中的豆子一样，只有哭泣的份。少数当柴烧的豆萁，火光融融，煎迫着豆子，固然很神气，但当成灰以后，还不如豆子落得个全尸呢。

《海浦春潮》试映时我去看过，十足证明申叔有那份潜力，若能充分发挥，可以成就一份事业。制片人的责任在选择剧本、选择导演，并根据导演的意见决定角色名单，再就是决定预算，调度资金，并严格审核支出。这些申叔都做到了，但在发行时触了礁。申叔有他一厢情愿的想法，其实也不是什么奢望，但却遭遇到困难，于是申叔因电影成为泡影而只活了三十六岁就抱恨以终。制片计划失败后，申叔已显得很消极，只因母亲在堂，有如宝玉为哄着贾母而未出家一样，表面上还生活起居如常。一度并很兴奋地告诉我说，他可能出国当外交官，但不久这计划又成泡影。

吴老太太逝世后，申叔原已一无留恋；他能活到今天，可说完全是王莫愁的功劳。这位弟媳妇的贤惠真是罕有，在申叔和她尚未结婚而已密切往来的时候，莫愁倘使和别的男友外出，申叔要加干涉；反之，申叔公然带了别的女友在莫愁面前炫耀，还不准莫愁吃醋。这种变态心理，无非想在潜意识中求补偿，事业未开始已告失败，只有在爱人面前逞逞威风。好在莫愁很能原谅他，也多方迁就他，可惜申叔大限已到，无福消受这如花美眷的深怜蜜爱了。我出国三年来，不断接到噩耗。有的颇出意外，如清华级友外交部公使衔参事刘振鹏兄；有的辞行时已知一别成永诀，如体育界名宿江良规兄。申叔的情形则在两者之间，又像意外，又像早有预感。至少我知道：申叔的心早被环境折磨死了，肉身几时物化，实已无关紧要。我现在哭申叔，是哭他心死？还是哭他人死？泪眼模糊之中，连我自己也分不清了。

吴申叔的真正死因

浩然这篇伤逝文字中，写申叔之死，点出了拍《海浦舂潮》电影的事，“种下了申叔今日的死因”。但浩然只点到“这里面曲折良多，一言难尽”，真正内幕，却欲说还休，语焉不详。浩然只点到《海浦春潮》拍得不错，“但在发行时触了樵”“片子始终未能上映”。为什么“触了礁”？为什么“未能上映”？浩然知道，可是“不愿在申叔死后重翻旧账”，事实上恐怕是翻旧账有所干碍，不敢写出来。据申叔告诉我，他这部影片，其实是一部主题上肯定“国民党德政”的影片，可是不晓得怎么回事，“国防部总政治部”就是不让他这部片子过关，他弄得一身都是债，困窘难言，在走投无路之时，他说他只有去拜托当时的“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经国哥哥”（他是一直用这样的老称呼称蒋经国的），可是没有下文；他无奈，感到吴、蒋两家关系已经非比从前了，蒋经国也许不喜欢这一老称呼了，于是他自行知趣，改用晚一辈的身份，重新提出陈情，可是仍旧没有下文；他又想到，过去吴、蒋两家关系非比寻常，吴忠信手中，有不少蒋中正写的信件，也许这些信件物归原主，会邀得一点垂怜。……（编者略），于是他便把所有的信件都交出了。可是，还是没用、还是没有下文。

申叔在向我叙述了这些感伤之事以后，最后说：“李敖兄，最令我不服气的一点是：没有我们吴家替他们打天下，哪有蒋家的天下！如今他们有了天下，却连场电影都不准我们拍，这算什么公道！”这段话，对照起浩然《哭申叔》的豆萁典故，所谓申叔的例子说明了“大半像釜中的豆子一样，只有哭泣的份。少数当柴烧的豆萁，火光融融，煎迫着豆子，固然很神气，但当成灰以后，还不如豆子落得个全尸呢”。天道好还，难道真是如此吗？

我初识申叔，是1964年1月14日，他请我在台北喜临门吃饭；最后一次见申叔，是1966年4月9日，他约我在他家吃饭。这次饭局中有林文奎将军，林文奎是孙立人将军的参谋长，孙案发生，他饱受惊吓，精神状态遂渐有异，这时已是满口怪力乱神，申叔拜他为师，也就病中生幻，益发不可收拾。不久以后，申叔就闭户不见朋友，以至于死，前后不过一年多时间。这次最后的晚餐，如今回想起来，好像是申叔有意设下的惜别宴，席中申叔和莫愁做主人，周到亲切，一如往常。谁也没想到，这样一位热情而有才华的朋友，就这样悲愤莫名的离开我们了！

1984年8月5日

蒋介石与吴国桢事件

——吴国桢窝里反妙史

今天报载，吴国桢死了。合众国际社佐治亚州萨凡那城的电讯说他是5日死的，享年八十岁。电讯上说，曾在1950年被《时代》杂志选为封面人物、并撰文介绍的吴国桢，十七岁到美国进入艾奥瓦州的格林奈尔学院读书，后来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政治学及历史学博士学位。吴国桢于1953年赴美，1965年迁居萨凡那任教于阿姆斯壮州立学院，在届六十七岁的限定退休年岁时，由于该学院学生的抗议，继续留校任教，因而成为州立学院任教到七十岁的第一位教授。

吴国桢是湖北佬，生在1903年，他在1926年得到博士学位后，1927年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江苏交涉公署秘书兼交际科科长。1928年任外交部第一司副司长、条约委员会委员、湖北烟酒事务局局长。1929年任汉口特别市政府简任参事，旋调任汉口特别市政府土地局长、财政局长。汉口特别市制废止后，1931年任湖北省财政厅长。1932年任汉口市长。1939年任重庆特别市市长。1942年任外交部政务次长。1945年任中央宣传部部长。抗战胜利后任上海特别市市长。

《吴国桢启事》

吴国桢到台湾后，官运仍亨通，当上了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台湾省主席。但是这一任省主席干下来，却跟国民党党中央结了梁子，最后终以辞职闻。在他辞职前，一会儿请病假、一会儿递辞呈，已经暗潮汹涌，这一暗潮内幕，我们至今不清楚，大概政见之争（如他反对“耕者有其田”政策等）者少，权力斗争者多——吴国桢是国民党中的显宦，能做到显宦，早就得“天下乌鸦一般黑”，哪还有什么自己的政见？所以吴国桢的丢掉省主席，比例上，自是政见之争者少，权力斗争者多。

吴国桢虽然丢掉了省主席，但是一官匏系，仍旧保留了政务委员。他不想干，前后五次请辞，可是都不为蒋中正所准，他也就不再坚持，只是愿到美国一行。因为只是不快，并没闹僵，他的美国之行就被批准了。

吴国桢带着老婆去美国后，一开始尚没说什么，不料台北这方面发生了“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蒙混舞弊，不尽职守”案，王世杰被撤职，有贪污之说，牵连到吴国桢。吴国桢正在美国坐冷板凳，愈坐愈不是滋味，心有未甘，乃写好启事稿，寄到台北各报辟谣。台北各报不敢登，送呈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其昀；张其昀也不敢登，送呈蒋中正；蒋中正看了，说不必登了。吴国桢再由他在台北的父亲出面，再送稿到台北各报，请求刊登，各报一律拒登，吴国桢火了，在美国亮了一手，逼国民党登，国民党无奈，勉强在1954年2月7日《中央日报》上，登出这样的文字：

吴国桢启事

桢远在国外，忽闻道路谣传，谓桢苟取巨额外汇，并云前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之去职与此有关等语，查桢此次来美，曾经由行政院陈院长批准，以私人所有台币向台湾银行购买美金五千元，作为旅费，此外并未由政府或政府中之任何人员批准拨给分文公款，桢亦从未有此项请求，与王氏更从未谈过去美费用问题，桢闻此谣传后，已于1月2日以党员身份函请张其昀秘书长转呈总裁请饬政府彻底查明，公布真相。至桢在美生活，除夏间遵医嘱曾赴美国西部高山地带休养医治气喘外，自10月起即在伊利诺伊州艾凡思顿城公寓旅舍居住，房屋两间另一小厨房，内子执炊，桢自洗碗，以旅费不敷，遂接受各方请求演讲，已接受者约二十余处，每次讲费约四百五十元美金，一面借以维持生活，一面亦以国民一分子资格为国宣传，以演讲关系曾赴纽约四次，旅馆费用，间由请演讲者供给，曾在所谓最华丽之华都饭店演讲两次，广播一次，但从未寓居该处，此间本国侨胞及美国友好均深知悉，毋庸置辩，查桢为国服务二十余年，平生自爱，未曾贪污，在此国难当头之际，若尚存心浑水摸鱼盗取公帑，实将自觉不侪于人类，唯以道路阻隔，深恐以讹传讹，故特启事周知，如桢个人有任何劣迹，敬请国人检举，政府查办。

吴国桢启事1月15日

吴国桢开始反击

启事是1月15日的日期，可是拖了二十三天才登出，国民党以为可息事宁人，但太迟了，吴国桢已在2月7日同一天，发表了指摘国民党的话，16日又继之以再。不过这种批评，尚称空洞，如“不民主”“过于专权”，以及“若干人士竟认为与共产主义作战必须采用共产主义的方法”等等，说来说去，尚不落实证，不料国民党中派要作秀，也为了不甘让吴国桢这样神气的辟谣，乃决定予以制裁，方式是由吴国桢在南开的老同学“立法院院长”张道藩出面，在立法院开刀。2月26日，张道藩以“立法委员”身份提出质询，27日即见报。可是吴国桢厉害，当天就加以反击，27日有芝加哥合众社电及28日有纽约中央社电。同一天，吴国桢又扩大战场，发出致国民代表大会函一件，其中指责蒋政府之“一党专政”、“军队党化”、“特务横行”、“人权无保障”、“言论不自由”、“思想控制”等等，并建议“国民大会”查明国民党经费来源、取消军中党组织、限制特务机关权力、追究抑制言论自由的责任、撤销青年救国团等等，无不针对蒋氏父子而来。

这封信，经“国民大会”秘书处根据主席团决议，在三月十日分发给每位国大代表，全信语气，显而易见已经不若《吴国桢启事》那样客气了。

不听话，就揭疮疤

吴国桢发出这封信后，台北的国民党还不知厉害，张道藩在3月4日召开记者招待会，大揭吴国桢疮疤，可是效果适得其反。《自由中国》第十卷第六期有朱启葆《吴国桢事件发展中的平议》，评论张道藩之笨：

张院长在3月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所说的那些话，如〔指吴国桢）“私自滥发钞票”“私自拋空粮食”“包庇贪污”“营私舞弊”“勾结奸商”“牟取暴利”，以及吴任上海市市长时，“临阵脱逃”、“上海市银行的款项是否有一部分落入吴国桢的荷包”等等，一方面涉及刑事问题，一方面也是涉及我政府的声誉。涉及刑事问题者，不是可以随随便便讲讲，而是要对薄公庭的。涉及政府声誉者，就是说吴国桢任上海市市长时是如此如此，政府迁台以后为什么又要用这样的人做台省主席？吴在台省主席任内既又如此如此，政府为什么又让他辞职了事，并且又让他出国去自由自在，（台省出入境不都是要经过审查核准发给出入境证的吗？）等到他在国外发表批评政府的言论时，才去追究他那些劣迹呢？张院长这一番话，为的是要揭露吴国桢的劣迹，但同时也使国人对政府有一个很坏的印象，即是国人认为政府用人，违法乱纪者没有关系、营私舞弊者没有关系、有贪污嫌疑或包庇贪污者没有关系，只要你恭恭顺顺；如果你要批评政府，发表于政府不利的言论，对不起，那就要查办你过去的劣迹，以惩罚你的不恭不顺了。国人如果对政府有这样一个坏印象，岂不是大损我政府的声誉吗？张院长在指摘吴国桢“破坏中华民国政府的声誉”的时候，不知道也想到这一方面没有？

可是，张道藩之笨，是国民党之笨，国民党之笨，是一笨不可收拾的。国民党在吴国桢的反击下，像是日正当中走在马路中间的一只鸭子，头昏脑涨，笨态百出。最后，国民党发现张道藩式政客不足以御奸，于是祭出曲学阿世的知识分子来，大家来作秀，这就是所谓大学教授联名，驳斥吴国桢事件。

台湾大学队出场

联名是3月17日见报的，首先是台湾大学队出场：

对吴国桢君上囯民大会函，我们的感想大致相同，特发表意见如下：

一、吴君任台湾省主席，有三年之久，且兼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行政院政务委员，对政治改革有任何意见，均有机会贡献。吴君在任要职期间，没有任何改革意见建议，到美国养病十月之后，以现任阁员身份，居然攻击政府，发表似是而非的言论，对于自由中国极尽挑拨诬蔑的能事，我们对其个人品格，实有绝大怀疑。

二、在自由中国之内，人人享有基本的自由。如信仰自由、居住自由、迁徙自由、言论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等，这是铁的事实。吴君说自由中国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实与事实不符。我国并无新闻检查制度，出版的刊物我们看见的有一百余种，都可畅所欲言，吴君恶意攻击的原函，也可在报上发表，就是一个证明。

三、自由中国今天的处境，非常困难，对外不能得整个自由世界的支持，对内又有凶恶横暴的敌人。我们唯有统一意志，集中力量，才可突破难关，复兴中国。

四、军队政工制度的建立，在推行军队的政治教育，策划军中对匪的思想战。

五、青年反共救国团的组织，在团结中国青年反共抗俄的力量，防制共匪的宣传毒素。吴函所述，是想分散自由中国的团结，给共匪渗透宣传的便利。

六、政府当局对吴君此种叛变行为，应得一严重教训。此后对一切政治设施应详加检讨，尤其对用人行政，必须选择朴实忠贞之士，不可再用此种浮华不实患得患失的小人。

“国立”台湾大学全体教授：

毛子水、毛寿彭、王作荣、王伯琦、王抚洲、朱仲明、朱国璋、安裕琨、阮维周、李顺卿、李举贤、李祥麟、李兆萱、沈刚伯、姚淇清、吴立生、宋希尚、汪帏成、金城、金祖年、易希陶、周桢、周玉津、英千里、洪应灶、洪耀勋、洪逊欣、施建生、姜荣林、陶心治、陈国新、陈克诫、陈华洲、陈顾远、高化臣、高天成、高伟时、高造都、袁世斌、孙云遐、孙清波、孙嘉时、曾伯猷、曾繁康、张德粹、张国键、张乃维、雷崧生、梅仲协、冯承基、冯建维、曹文彦、黄正铭、黄锡和、杨镜清、杨希震、傅启学、赵琛、赵兰坪、蒋丙然、蒋君宏、蒋左文、翟楚、蔡章麟、刘南溟、刘纯白、刘崇铵、刘荣标、钱思亮、钟皎光、龙冠海、戴运、萨孟武、阎振兴、魏火曜

师范大学队跟进

接着是师范大学（当时叫“台湾省立师范学院”）队出场：

在反共抗俄的斗争中，由于自由中国八百万军民的克难努力，海外各地一千六百万华侨的团结奋斗，韩国战场一万四千义士的举义来归，局势已由黑暗而转入光明，我们正在欢欣振奋，共匪正在战栗恐惧。而身为政府大员的吴国桢，竟逍遥美国，滥发谬论，诋毁政府，淆惑友邦的听闻，摧毁国家的信誉，不惜给我们自由中国海内外两千多万的孤臣孽子以无情的打击，给大陆上四亿余急盼援救的苦难同胞以意外的失望，给蓄意奴役我们民族的俄帝奸匪以极端的鼓励，如非丧心病狂，何至出此！我们对这一事件的发生，实在痛心之至。

我们是从事教育的一群，对吴国桢攻讦青年救国团，尤觉其卑鄙无耻。青年救国团的设立，在行政院研讨时，吴是政务委员，没有听说他反对，在台湾省推行时，吴是省府主席，他还极力宣传其必要。现在他却出尔反尔地攻讦青年救国团了。站在教育的立场，我们真想不出把青年纳入一种救国的组织，训练他们救国的技能，有什么不对？

我们想正告政府的：吴国桢叛国的这一桩事，是一个很好的教训。这一个叛徒如果不严惩，将何以正国家的纲纪？今后政府的选任官吏，如果不慎重考虑，而仍让一些只知私利、不知公义的小人担当重任，替国家丟脸、使民族遭殃，将何以答全国国民付托之重？惩前毖后，我们对于整肃官箴，真是要特别注意了！

师范学院全体教授：

黄建中、田培林、林本、邹谦、沙学浚、黄君璧、戴粹伦、郭廷以、范锜、李亮恭、孙亢曾、管公度、高明、潘重规、李辰冬、王寿康、沈亦曾、萧忠国、吴文忠、顾柏岩、戴修骑、郑尧拌、李新民、唐子宗、谢循贯、臧广恩、魏北淇、章微颖、马白水、杨宝乾、卢绍稷、王伟侠、戈定邦、傅溥、王德昭、吴奚真、王华隆、张易、李树桐、陈致平、萧而化、陈泮藻、黄开绳、潘璞、孙石公、钱苹、李九仙、鲁传鼎、余书麟、李金土、许世瑛、朱德群、廖继春、许志杰、谢冰莹、高亚伟、陈祖文、范传坡、刘圣斌

国民党统治下知识分子的没有个性，在这两封联名文件里，已经昭然若揭。知识分子们不知拉自己的野屎，反倒忙着给国民党擦屁股，口口声声替国民党回护，还怀疑吴国桢的品格，真是天大的好笑的事、“真见羞”的事。大学教授们怪吴国桢在台湾不讲，在美国才讲话，但是，照国民党的体制，吴国桢能讲话吗？敢讲话吗？自己做不到的事，又何能苛责于吴国桢？至于所谓台湾言论自由“都可畅所欲言”的胡说、有“集会结社自由”的胡说，以及为政工制度、救国团制度回护等话，自然都是曲学阿世之笔，高等知识分子如此无耻护航，所得结果，只是另一场国民党之笨而已。

国民党动员戡“吴”

在3月17日的同一天，蒋中正颁布命令如下：

据行政院呈：“本院政务委员吴国桢于去年5月借病请假赴美，托故不归，自本年2月以来，竟连续散播荒诞言论，多方诋毁政府，企图淆乱国际视听，破坏反攻复国大计，拟请予以撤职处分。另据各方报告，该员前在台湾省政府主席任内多有违法与渎职之处，自应一并依法查明究办。请鉴核明令示遵”等情。查该吴国桢历任政府高职官吏，负重要要责者二十佘年，乃出国甫及数月即背叛国家诬蔑政府，妄图分化国军，离间人民与政府及侨胞与祖国之关系，居心叵测，罪迹显著，应即将所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一职，予以撤免，以振纲纪。至所报该吴国桢前在台湾省政府主席任内，违法与渎职情事，并应依法彻查究办。此令。

也在同一天，国民大会通过临时动议“请政府撤职查办吴国桢案”，第二天国民党《中央日报》说：“该案系第一审查委员会提出之审查报告所列三件提案合并讨论之结果。三件提案是：一、章慎言等二十一人提：吴国桢身为现任官吏，在美竟公然发表荒谬言论，诋毁政府，迹近叛国，应予严厉制裁案。二、方念谐等三十四人提：建议政府对诬蔑政府之现任政务委员吴国桢，立予撤职查办以振纲纪案。三、向大蕃等三十二人提：行政院政务委员吴国桢诋毁政府，有损国誉，影响反攻复国前途，至深且巨，建议政府将该员迅即吊销护照，勒令回国依法处办，如违即予明令撤职通缉归案，以维国纪而正官常案。经第一审查委员会就上述三案合并审查，提出审查意见三点：一、查吴国桢系借口政见不同，在国外散播流言，掩饰其在台湾省政府主席任内之种种不法行为，送请政府明令撤免其政务委员职务。二、请政府彻査吴国桢在台湾省政府主席任内之各种不法行为，依法究办。三、请政府饬令吴国桢迅即回国听候查办。昨晨会中，讨论该案时，经全场代表一致无异议通过。”

4月1日，国民党“对外秘密，列入交代”的《中央》半月刊上，已登出中央委员会党纪处分代电，全文是：

各级党部：查党员吴国桢在美发表荒谬言论，肆意诋毁本党及政府，违反党纪，经中央决议：“吴国桢开除党籍，并交从政主管同志依法查办。”除分电外，即希一体知照，为要！中央委员会纪印。

吴国桢有秘密武器

尽管国民党在台湾声讨吴国桢，撤职他、彻查他、究办他、开除他，并要他“你给我回来！”可是吴国桢哪里在乎，他在三天后（3月20日)，又发信给国民党中央社纽约分社，原信如下：

敬启者：

查日来贵社在台湾及海外各处，散播台湾方面有组织的对桢之恶意宣传，兹谨将桢于本日上蒋总统函一件，抄送贵社，即请贵社转送总社及各分社，各办事处照样发表。如贵社不允照办，则当依法控诉，要求赔偿名誉损失二百万元美金（以华侨一千三百万及台湾八百五十万人计，本应超过此数，姑从宽以二百万元计算）。桢得此款后，除诉讼必需费用外，余款四分之三将归还美国政府，其余四分之一则捐由在美侨胞，共同组织基金保管委员会，作为救济流亡中国知识青年之用，桢绝不取分文。此函并限于本月25日以前答复。否则即进行法律手续，此致

中央社纽约办事处（中华民国驻纽约总领事馆转交）

吴国桢启3月20日

吴国桢这种一个人对千万人、对一个集团的大缠斗，就这样一波又一波的展开着。最后，吴国桢拿出撒手锏，他说你们逼我，我可真要举出实证来了。于是，他亮了一手，公布了一点国民党党中央要他作恶的手迹与密件，像一颗原子弹似的，从天空上丢了下来。这下子国民党寒了，知道娄子给捅大了，原来吴国桢手里藏有秘密武器，吴国桢是惹不起的。于是，台北方面一声令下，全部挞伐一夕停止，宋美龄秘密赶赴美国见吴国桢，费尽了口舌，才摆平了吴国桢事件。最后，吴国桢的儿子也被准许离开台湾了。

胡适也曲学阿世

国民党对吴国桢是打不过了，无奈之余，他们只好央胡适出面，跟吴国桢做另一层次的论辩。于是，吴国桢和胡适在美国打开了笔仗。8月3日，胡适给吴国桢信，颇多曲学阿世之笔，其中一段说：

你说：“但是我对（军事法庭）那些审判不能讲话。”而你却不告诉你的美国朋友们和读者们，你曾经有三年半的时间兼任“台湾保安司令部司令”，而所有在“国家非常时期法令”及“货币法规”之下送审的案件，都只是送到保安司令部的军事法庭。ABMAC的加赛德先生在他对你文章的“分析”中指出：“吴国桢做台湾省主席的那几年，他也是保安部队的总司令（那支力量就是他所描绘为所谓警察国家的核心力量），完全有权负责。”而你在对此做答复的时候就发表了一个更加有意的诳语：“我被任命为保安司令，当时的条件是要我把我的图章交给副司令，而我不得做任何事干涉他的行为。”假如实情如此，你应该被责判为一个道义的懦夫，而仍应对你的副手的错误与劣行负起道义的责任——理由很简单，因为你把你的图章交给他并且答应（或者说接受“条件”）你“不得做任何事干涉他的行政”。

可是实情并非如此。在至少二百六十九件判决书上，我曾经不仅看见你的官印，也看见你亲笔签名（你的名字“祯”字这都是你的军事法庭所拟订的判决草案，呈请你与你的副司令最后批准。

这二百六十九件判决书表示，军事法庭所拟订的判决，必须经你和你副手批准，你怎么能对全世界说你“对那些审判不能讲话”？

就连你自己在的文章中所说的话，也对你的“否认有权有责”提出反译。你在文章中说你“时常使这些犯人被释放”（第42页），又说在台湾火柴公司总经理案件中，你先“下令加以释放，因为所控证据不足”，而到后来你“抗议该项拘捕不合法且不公道”，因而得以将他的死刑减为“七年徒刑”。由此看来，你那时的确拥有那种力量与权威，只要你能鼓起勇气去使用它。

你给加赛德先生的信中说：“我常常连档案都看不到。胡适博士自己就知道有这样一桩案件。”你所指的是我在1951年8月11日那一天之内连着给你写了两封强烈抗议信的那个案件：一直到两年半之后——到今年3月——我才第一次从你的秘书长那里听说你曾告诉他没有看到那一案件的档案；而在我们4月间会晤时你自己证实了他这一陈述。你知不知道当你在1954年4月17日深夜告诉我这件事时我心里怎样想？我那时对自己说：“我有这位见先生的全部档案，并且仔细研究过它。见先生是1951年6月18日被捕，扣在保安司令部的拘留所六十七天不准保释。我在8月11日给你写了两封信。你在8月23日给了我一封很短的信。许多天后，我读到那判决书，它的日期是8月7日——比我写信的日子早四天，比你下令释放他的日子早了十五天！对于伟大的吴国桢，‘法治民主’的倡导者，这是多么漂亮的档案！”“连档案也看不到”是一种侮辱，足以指证你是一个无道德可言的人，对于以你自己的名，使用你的图章，并且往往（虽或不是经常）由你亲笔签名所做出的许多错事和冤枉事毫不在意。

在这里，胡适为国民党代打的痕迹已极明显，以胡适的职位，他从何看得到“二百六十九件判决书”？又从何看得到吴国桢的“亲笔签名”？这当然是国民党提供材料的！以胡适对国民党组织的了解，他当然知道吴国桢对安全系统的力量是有限的、是挂名的、是画行的，当时“台湾省政府主席”兼“台湾保安司令部司令”，只是名为“司令”，实权绝不在“主席”手中，胡适明明知道，又何能苛责于吴国桢？说吴国桢是“一个道义的懦夫”，这对吴国桢是不公平的，因为跟国民党走的、做官的，又有哪一个不是“道义的懦夫”？不是这种“懦夫”，又何来高官可做？胡适在此倒因为果，实在不对。殷海光就责问过胡适，说吴国桢说的都是真话、都是我们想说的话，为什么胡先生要如此为国民党护航？殷海光告诉我胡适晚年变成一个大乡愿，我觉得至少在吴国桢事件上，胡适真的是乡愿。

几点重要结论

综合吴国桢事件，我们可以看出几点重要的结论：

第一，吴国桢是留美博士，是高级知识分子，他进入国民党权力核心，是和国民党一样的货色，他扶同为恶，做坏事、做祸民殃民之事，自然有份。他在扶同为恶的过程中，代表高等知识分子的无耻。

第二，吴国桢不在其位后，开始窝里反，反得实在有心机、反得漂亮。我们可以视为他有“赎罪”的心态。他显然对跟国民党作恶多年，有所悔恨。

第三，国民党是个又笨又自大的集团，它低估了窝里反的人对它的伤害，国民党拿手好戏是优于制造它打不倒的敌人，但吴国桢事件上，却又证明了国民党还优于制造它打不倒的“同志”。

第四，知识分子的联名为国民党护航、擦屁股，是一种集体的无耻。

第五，清流如胡适者，也会为人所浼，干糊涂事。

在吴国桢事件如日中天时候，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社论（1954年3月18日）说：

吴国桢的狂诞，是有计划的狂诞。他的悖逆，是有计划的悖逆。他有什么计划？他是为了躲闪其刑事责任，不恤否认我中华民国。他以为否认我中华民国，才能否认我中华民国的法律制裁。他忘记了毛邦初也曾为了否认国家的制裁而否认国家。后来怎样？一个否认祖国的人，便是“天下之大，无容身之地”的人。今日吴国桢又重蹈毛邦初的覆辙，不顾一切，否认我中华民国了。我们拭目静观他无地容身之一日。

这段社论发表后，吴国桢在美国好端端的“容身”，一容就三十年。前天他以八十高龄死了，我“拭目静观”之下，花了三个半小时，一口气写这篇文章，以为遗矢之快。

1984年6月10日

蒋介石与《文星》

——星沉之夜

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李商隐《碧城诗》

二十八年前（1958年），我做大学生的时候，就写信给马戈，谈到知识分子从事文化事业的构想，我构想大家“真不妨做‘文化商人’”，以利于“思想的传布”。我在信中举“台北文星书店及敦煌书店的主持人”为例，认为他们是优秀的“文化商人”。这封信所构想的“文化商人”，其实我们那些穷大学生是没能力做的，因为我们都没有有钱的老子可以资助。所以，最后我们所能做的，是提升别的“文化商人”，使他们少一点商业，多一点文化。

我是1959年台大毕业的，1961年退伍回来，夏天考入研究所，冬天就投稿到《文星》，稿子是《老年人和棒子》。《文星》发起人之一陈立峰那时做主编，对我极为倾倒，他介绍萧孟能认识了我。至于萧太太朱婉坚，我倒早就认识，因为我们到衡阳街逛书店，都会看到她。她亲自照顾店面，每天十二个小时，既能干又肯为理想吃苦，早就给我们很深的印象。

文星书店是1952年创办的、《文星》杂志是1957年创办的，但是开了十年书店、办了四年杂志，成绩却很平平。原因很简单：“文化商人”受格局所限，因而他们虽“万事俱备”，总是无法突破水准，真正的突破，有赖于“东风”型的人物，才能达成。

无疑的，“东风”型的人物没有比李敖更合适的，于是，在李敖进入文星以后，杂志变色、书店改观。在李敖影响之下，文星主张中国走现代化的道路，它的自由、民主、开明、进步、战斗等鲜明色彩，表现在《文星》杂志上、《文星》丛刊上、《文星》集刊上，以及其他大量的出版品上。文星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在挖根上苦心焦思、在寻根上慎终追远、在归根上四海一家，定向方面的成绩，至今空前绝后，没有任何杂志和书店赶过它。

造成了龙盘虎踞四年的奇迹

《文星》杂志创刊后的前四年里，它只是一个正派而普通的刊物，它很像美国新闻处办的《今日世界》，以报道新知或谁跳多高谁跑多快为主，它虽标榜“思想的”、“生活的”、“艺术的”，号召“不按牌理出牌”，但事实上，它的表现却可怜得很，在“思想上”的表现尤其可怜、尤其“按牌理出牌”得很：一个杂志，不能鼓动风潮、不能造成时势、不能一言而为天下法、不能使老顽固血压高……这全是“按牌理”的结果，而不是“不按牌理”的结果。所以，创刊后前四年的《文星》杂志，特色并不明显。直到第五年开始以后，也就是从李敖进入这杂志以后，《文星》杂志才开始从质变到量变，成为最有特色的杂志。这种特色，从第四十九期持续到九十八期，共有四年之久。

《文星》杂志前后八年两个月的生命，乍看虽不算短，细察却并不长，因为它的生命，不是从第一年开始的，而是从第五年开始的。《文星》杂志半年一卷，第五年开始正好是第九卷第一期（总号第四十九期），从这一期开始，李敖出现，《文星》改观。在李敖影响下，《文星》造成了龙盘虎踞四年的奇迹。这四年的奇迹，成果是多方面的、对群众的影响是深远的。梭罗说“有多少人是因为读了一本书才开始他的新生命”，《文星》带给群众的，果真做到了这一点。

《文星》主张中国走现代化的道路，它的自由、民主、开明、进步、战斗等鲜明色彩，使官方串联出这些推论：一、《文星》是卖国者。二、《文星》捧汉奸，是汉奸。三、《文星》是“匪谍头子”。四、《文星》走《自由中国》的路。五、《文星》是“生活书店”翻版。六、《文星》叛乱，协助台湾“独立”。七、《文星》勾结国际奸人（费正清等）。八、《文星》鼓吹两个中国言论。九、《文星》“在海外通匪”。十、《文星》“为匪宣传，与共匪隔海唱和”。十一、《文星》反对中国文化。十二、《文星》煽动青年。十三、《文星》影响民心士气。十四、《文星》诬蔑先烈、元首。十五、《文星》推翻法制。十六、《文星》反对政府。十七、《文星》反对国民党。……就这样的，《文星》成为《自由中国》杂志以后，官方眼中钉的递补者。在封杀《文星》的手法里，最耐人寻味的，是官方竟利用一批出身共产党或出身左派的人儿，去罗织《文星》。没问题，硬挑出问题，叫做“罗”；罗出问题再予以串连成罪状，叫做“织”。就在这种罗织作业下，《文星》的被迫陨落，也就指日可待了。

胡秋原的“幻想被迫害症”

在《文星》被迫陨落的过程里，国民党曾试图改正《文星》的方向，希望《文星》重走四十八期以前的老路，但是，由于李敖是死硬派，此路自然不通。

但此路不通不是立即的，而是有一段过程的。最早的端倪，出现在我写文章批评胡秋原的事件上。胡秋原早年参加共产党CY，又参加闽变，抗战时加入国民党做中央委员并办党报，大陆丢掉时“打算做共党百姓”，不肯出来，后来才到台湾。有一次被派出去，竟“在英国与共党有过接触”而遭国民党党纪处分。他是一个反复多变的人，由于反复多变，政治上，自然也就不能被一再信任。因而在心理上，他有了一种“幻想的被迫害症”（Persecutionmania也就是躁狂症、被虐狂），他的自高自大自我膨胀，过分重视自己，使他老觉得有人想打击他，他完全不能了解何物胡秋原？胡秋原何物？谁要打击这样一个宦海失意和学界走板的人呢？但在这种心病下，他总是刻意寻找“幻想的迫害者”（imaginarypersecutor）。他公开中说《文星》“自恃有强大后盾，这后盾即我说的参谋团，其中有教授，包括一个教逻辑的，有我们的同业新闻界人士，还有政治上的权威人士等，这是一‘奇异同盟’，毫无原则的，但不知为了什么，也许由于一种‘反胡秋原Complex’，结成了一个‘反胡秋原联合战线’”。又说反胡集团的组成分子为“青年后面有中年、有老年、比我更老的前辈”。又说组成分子的单位“是由一个教育机关，一个学术机关的人，组织了一个参谋团，还加上一个后勤机关，不断集会三个星期”。……这些自高自大自我膨胀、过分重视自己的“幻想的被迫害症”，使他一开始就不相信批评他只是李敖一个人的事。他用尽对我人身攻击的字眼，像“豪奴”“狾犬”“背后有中年有老年”“有传授有计划”“有组织攻击”“有参谋团、顾问”“危险打手”“幕后人”“雇佣诽诗者”“奉命骂人”“问了顾问”等等。一口咬定许多机关和人士利用李敖来打击他。胡适死后，他首先怀疑的，就是姚从吾。但他也不照照镜子，姚从吾打击他干什么？姚从吾是学界的“当权派”，是台大教授、是“中央研究院”院士，胡秋原全没当上，是学界走板的人物，谁要打击他啊？可是，没有用，一个人患了“幻想的被迫害症”，是没救的。1962年4月14日，我有日记如下：“姚先生在课堂上说佩服我矛盾战术，使胡秋原气焰不敢太盛。并说日前在南港跟胡秋原打招呼，胡秋原不理他，盖以姚李一气故也。”这表示说，胡秋原早在4月间，就认到姚从吾头上来了。另一方面，胡秋原又认到陶希圣头上，但他又不照照镜子，陶希圣打击他干什么？陶希圣是政界的“当权派”，是国民党中常委，坐文学侍从之臣的第一把交椅，胡秋原全没当上，是宦海失意的人物，谁要打击他啊？可是，没有用，一个人患了“幻想的被迫害症”，是没救的。陶希圣告诉我说：“胡秋原说我打击他，我打击他干什么？大陆撤退时，胡秋原投共未遂，到了香港。当时不能来台，还是我设法使他入境的——我要打击他，我会这样帮他吗？”可是，当时胡秋原的“幻想的被迫害症”已深，怎么都要一口咬定了。

胡秋原的“幻想的被迫害症”，除了自高自大自我膨胀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无知和孤陋寡闻。在他参加闽变的照片被公布后，他一口咬定这些照片只有情治机关有，一定是情治机关提供出来打击他的。事实上，所有闽变的照片都是当年中文日文杂志上登过的，胡秋原不学，因而陷入疑神疑鬼的疯狂状态。不过他这样一闹，对他倒有一个好处：情治机关为了避嫌、为了打击《文星》，倒也乐得跟胡秋原更形接近。他跟总政治部王昇、曹敏等的关系是不简单的，跟其他情治单位的暗盘，从他的密友徐高阮身上，也可见一斑。左派出身的徐高阮是攻击《文星》的第一裨将，他死之日，吊丧行列里居然出现了总政治部主任王昇、调查局局长沈之岳、情报局局长叶翔之！他的背景，原来这般！——徐高阮在职务上只不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一名副研究员，在这种冷衙门的清高之地，身死之后，居然冒出成群大特务为他吊丧，双方关系的不简单，由此可证！

《文星》园地上的“优胜劣败”

胡秋原“幻想的被迫害症”和疑神疑鬼的疯狂状态，导因于文化论战，他被李敖之流打败了，因而迁怒《文星》，但《文星》在处理双方论战文字上，当时其实是偏袒胡秋原他们的。我在1962年4月，曾写信给《文星》主编陈立峰（小鲁），有这样的话：

最近听说有人批评你们偏袒“李敖之流”。我想，这些批评你们的人的心眼儿一定长在胳肢窝里！据“李敖之流”看来，你们偏袒的对象正好相反。“李敖之流”深觉“陈小鲁之流”在偏袒“他们”。盖陈小鲁萧孟能似绝舍不得拿六万字的篇幅，让李敖登篇“一泻千里尽见浑水”的大文。——但却让胡秋原空前绝后的开了例！同时你们似乎也绝不答应李敖写篇破口大骂的十二页长文，直骂到别人的爹妈。——但却让郑学稼毫无忌惮的开了风气之先！

唉！小鲁兄！你不公平！

《文星》当时所以偏袒，因为主持人跟胡秋原他们有私交，跟李敖却只是初识。胡秋原当时跟《文星》过从之密，已到了从小儿学费到房子押租到支票贴现，都要向萧孟能伸手的地步（有三信为证）。他翻脸后，对萧孟能百般丑诋，是不公平的。这种不公平，胡秋原的密友郑学稼也参加一份。郑学稼说萧孟能如何如何，但他为什么不感谢萧孟能为他砸招牌印他翻译的《自由论》？这本书，译得错谬连篇、笑话百出，文星书店竟出版这种程度的书，真丢死人！（这样子胡乱出书，直到我进入文星后，才替文星稳住水平。）又如徐高阮在胡秋原的杂志上痛诋《文星》利用胡适，殊不知他早就肯定“《文星》对得住胡先生，只有《文星》对得住胡先生”了（有一信为证）。……如今我翻出这些底牌，目的就在说明，《文星》本来未尝不是胡秋原他们的园地，只是这块园地，最后被李敖“优胜劣败”了而已。

“儿大爷难做”

在胡秋原发动消灭《文星》的端倪里，如果我李敖不做死硬派，还有得拖。这关键是李敖的身份问题——李敖不是国民党，给了国民党胡秋原最好的借口。陶希圣过去是把殷海光拉进国民党核心的人，他颇有“慧眼”，认为乘机要拉李敖加入国民党，一来李敖可以自保，二来陶希圣和国民党可以“深庆得人”。1962年10月4日我被胡秋原告了后，陶希圣和他秘书高荫祖重申前意，明确的说还是入党才好办事，入党变成了“自己人”，那时候他胡秋原是党员，你李敖也是党员，党员对党员，支持李敖，也名正言顺。警总方面想整你，也可以讲得上话。对这一好意，我都谢绝了。

我与国民党既无渊源也不愿有渊源，且不善自保如此，一路死硬派下来，我与《文星》的前途，也就愈来愈可知矣！

在我以外，《文星》的萧孟能倒与国民党有渊源，这种渊源不是政治的，是血缘的。萧孟能的老子是国民党萧同兹。萧同兹1932年起任国民党中央社社长，做到1950年，做了十八年，后改任中央社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到1964年离职。随后受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及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他在国民党中德高望重，人事关系极佳，《文星》能够拖那么久，萧同兹挡在那儿，极有关系，虽然萧同兹本人，却是大而化之，从不管事。他同我吃过多次饭，也聊过多次天，我过三十岁生日时，他在他家亲自招待，颇见盛情。显然的，他把《文星》看做他儿子萧孟能的事业，他曾说：“儿大爷难做。”意思是他管不了萧孟能，萧孟能有跟李敖的独立立场，但有人或许不了解这一点，或有意不愿这样了解，自然就把萧同兹扯进来了。这是绝对与萧同兹的立身行事不符的、也与事实不符的。事实上，萧同兹跟《文星》的关系，一如萧孟能同国民党的关系，不是政治的，是血缘的，他是《文星》萧孟能的老子，如此而已。当然他乐见儿子事业有成，但他能置身事外的，他都置身事外。所以，怪《文星》怪到萧同兹头上，是对这位老先生不公平的。至于说因为他成为靠山而使《文星》得以不那么容易被消灭，则是实情，但这种靠山作用，是国民党权力结构的怪现象，在国民党眼中，你儿子的事业，你是脱不了干系的。正因为如此，当国民党中常会上，小人们向蒋介石报告《文星》闹事应该严办的时候，蒋介石说：“把萧孟能、李敖先给党纪处分。”小人们再说：“但萧孟能、李敖不是党员。”蒋介石说：“萧孟能的父亲萧同兹是啊！要萧同兹负责！”——青天白日下的奥妙，原来在此！萧同兹对《文星》虽然无为不治，但他的老面子，却使消灭《文星》的作业为之碍手碍脚不已。萧孟能得幸有这样的好老子，使他先天得以自保，这是不消说的。最后李敖不能免于为《文星》坐牢而萧孟能能免，这自是主要原因。

“很不客气的指责孟能”

早在1963年7月18日，陈立峰就让贤，荐我为《文星》主编，我不肯。后来陈立峰离开《文星》，萧孟能找我帮忙，我不拘形式，替《文星》稳住水平。萧孟能的长处是能欣赏人才，麻烦是他的人事关系太好，因人情而来的稿件太多，所以清除起来，颇费口舌。萧孟能很容易被我说服，但是要一一说服，并把他的人事关系一一破坏，也太累太没必要，我常常提醒我自己：“《文星》只要稳住水平就好了，那是萧孟能的杂志，可怜可怜他吧！”于是，就在这种互相迁就下，《文星》一期期办了出来。严格的说，它不是李敖水平的产物，只是就原有水平，经李敖提升的产物而已。

有一次，萧孟能受了压力，在1964年9月1日第八十三期《文星》上，登出“内政部来函”，函中要求“嗣后注意改进”，不要攻击医师法及“肆意攻击民意代表及整个舆论界”，我就大为不满，在次期《文星》上，我就登出“李敖的两句话：今后我对《文星》杂志的编务，不再过问。特此声明。”在10月8日的札记里，我写道：

我极为这封窝囊的复内政部函恼怒，傍晚很不客气的指责孟能。孟能夜来寓，谈到清早5时。

在《文星》共事的日子里，我和萧孟能从没吵过架，但为了维护立场，我也颇为坚持我的信念。那时萧孟能极能表现萧同兹的大家风度，所以在他的礼贤下士下，我还是继续替《文星》稳住水平，直到大祸临头为止。

《文星》杂志被停刊

大祸临头像一张禁网，它是慢慢扣下来的。先是开始查禁《文星》第九十期。1965年8月31日，警备总部以“(54)训唤5984号”代电来，说：

查《文星》杂志第九十期张湫涛撰写之《陈副总统和中共祸国文件的摄制》一文中，附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原文，有为匪宣传之处，触犯“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第2条第3款，应依同法第7条之规定予以查禁，并扣押其出版品。

这一查禁命令是真的，罪名却是假的，因为这篇文章反共有据，何来“为匪宣传”？反共文章容或要配图片，岂可一配图片就是“为匪宣传”？但警总是有理讲不清的衙门，《文星》虽于9月30日、10月28日先后两次要求“撤销对于《文星》杂志第九十期查禁及扣押之处分”，当然毫无效果。

《文星》第九十期的查禁，只是一个动手的信号，杀戒一开，自然就有好戏看。这年11月，正好是孙中山百岁诞辰，台湾省医师公会以孙中山为西医出身，特约我写《孙逸仙和中国西化医学》，由《文星》出版，我同意了。不料在出版过程中，台湾省医师公会忽然来信，要求出书前文稿“送达本会转呈中央党部审核认可”，这是很荒唐的事，因为它依法无据。我自然严词拒绝了。书出版后，山雨欲来、风声四起，《文星》已经岌岌不可终日，这时已是11月中旬。正好发生了国民党中四组（文工会前身）主任谢然之与《征信新闻报》（《中国时报》前身）余纪忠的冲突，我索性“趁火打劫”，乘机以“清君侧”的讽刺，在12月1日《文星》第九十八期发表《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直指国民党党中央，因而招致“杀身之祸”。

“杀身之祸”是12月间筹印《文星》第九十九期时发生的。第九十九期预定1966年1月1日出版，可是12月15日，警务处转下警总(54)训唤字第8706号代电查禁《文星》第九十八期；12月25日，又发生了情况：台北市警察局五分局（中山分局前身）的警员直扑中山北路1段67号清水商行印刷工厂，收扣了部分稿件。12月27日，由市长高玉树出面，下达了停刊一年的命令（二十年后，萧孟能在今年9月1日出版所谓《文星》复刊号，说当年《文星》九十九期“在民国五十四年12月27日印好，正要上市，却在当天接到‘最速件’的停刊处分通知”云云，这显然在给国民党的暴政开脱，事实上，九十九期《文星》只印好了封面，内容因为原稿在工厂被警察抢走，根本无从“印好”）。

查禁命令是“(54)1217府新字第62933号”，内容洋洋大观，今天再也看不到写得这样细腻、这样耐心的命令了，特将处分事由存录于下：

查该杂志系以“研究艺术之专门性杂志其宗旨在配合当前教育政策提倡美育培养博爱精神美化人生提高社会道德实现三民主义育乐两篇昭示期于潜移默化中扭转社会风气充实反共力量”为其发行旨趣登记在案唯查年来该杂志内容与上开原登记之发行旨趣显不符如本（五十四）年4月第九十期“所谓《小疯狗与法律》”同年5月第九十一期《就一张台中地方法院的刑事裁定说说一个法官的法律知识》攻击法院审判不当承办推事滥用法律故出人罪并讥为“内容荒谬已极真是法界奇观”又同年6月第九十二期《一封给大法官的公开信》指责司法院大法官会议议决违法等多篇利用公开发行之杂志散布片面之意见且肆意攻击国家司法官吏措词偏激冀图造成错误之印象凡此均与该杂志原登记之发行旨趣相违显属违反出版法第40条第1项第1款“出版品就应登记事项为不实之陈述而发行者”之规定经层奉内政部核定予该杂志以定期停止发行一年之行政处分。

萧同兹上报告给蒋介石

《文星》被停刊一年，只是一个表面上的处分，骨子里，处分却是更严重的，那就是蒋介石下手令：“该书店应即迅速设法予以封闭。”在这一手令下，《文星》即将被封，就在眼前。

蒋介石下令封闭《文星》，这当然会造成他和老同志萧同兹间的不快。为防止这一不快，萧同兹早先得到党方高层人士传达的三点秘密意见：

一、萧先生为吾人夙昔敬重爱护之本党先进，希望不致因《文星》问题使总裁对萧先生有所误会。

二、关于《文星》书刊中如邓肯传、蒋廷黻文集序、孙中山先生与西医等文字，希望萧先生能阅看一遍，俾能获知其错误所在。

三、希望萧先生能说服孟能，使其不再与李敖接近，并将此类书刊停止发行。

很显然的，萧同兹还未能“说服孟能，使其不再与李敖接近”之前，《文星》已被李敖惹出更大的祸事来了。于是，蒋介石不耐烦了，终于下达了封闭手令。

这时候，萧同兹在国民党中的多年耕耘有了收获，在蒋介石封闭手令到达“总统府秘书长”张群手中的时候，张群“党党相护”，偷偷压住了公文，火速通知了萧同兹。于是决定大家演戏如下：第一步，由黄少谷、黄杰拜访张群，表示萧同兹愿出面整理《文星》，盼能转陈“总统”。第二步，由张群表示应提书面报告。第三步，由萧同兹提书面报告并向张群恳陈衷曲。第四步，由张群签呈“总统”。以上第一次手续，显然向蒋介石保证，萧同兹的报告是由黄少谷、黄杰两人“背书”的，同时也可使张群推卸责任，表示他所以代呈报告，乃是基于黄少谷、黄杰的面请，并非他个人有私于萧同兹也！——国民党元老真老吏哉！

于是，在1966年2月6日，萧同兹上了蒋介石这样的报告：

报告五十五年2月6日于台北市

事由：为《文星》杂志办理不善，受有停刊处分，为免于被外界利用，致产生不妥倾向，拟即由同兹负责整理，谨报请鉴察。

一、同兹长子孟能创办文星书店于台北市，迄今十四年，创刊《文星》杂志，亦达八年之久，《文星》杂志原为研究文化艺术之综合性杂志，其申请登记之宗旨为“在配合当前教育政策，提倡美育，培养博爱精神，美化人生提高社会道德，实现三民主义育乐两篇昭示，期于潜移默化中，扭转社会风气，充实反共力量”，其初期之发行旨趣，确能无背于其登记之宗旨，以是深得社会之好评，尤为青年所爱读。

二、《文星》杂志风格之亏堕，实始自中西文化之论战，论战之末流，不免互流于人身之攻击，由于人身攻击之激怒，遂至互讼于法庭，互讼于法庭而又不胜，遂益肆行谤毁，如马脱缰，乃益不免为社会所诟病。

其事之起因，为民国五十年11月6日胡适之先生在“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中以“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为题，发表演说，徐复观为文攻之，李敖起而对徐反击，于是形成攻胡与拥胡之两面，攻胡者以徐复观胡秋原为首，拥胡者以李敖居浩然为首，是即社会所称之中西文化论战，双方均投稿于《文星》杂志，主编者以其属于中西文化之讨论，因而对于双方文字等视齐观，一并发表，其后双方论战益激，渐至不能保持学者风度，不免流于人身攻击，因至互讼于法庭，在台北则有以胡秋原为原告而对居浩然李敖等之控案，在台中则有以李敖为原告而对徐复观之控案，孟能对于中、西文化论战，虽不曾自有文字发表，但亦以发行人之地位，为胡秋原郑学稼所控，同兹在以上讼案进行中，始终训诫孟能，对于胡郑等应尊以父辈，谦下谋和，但终因一方坚持须以谢罪、登报、赔款为和解条件，以致不为另一方所接受，终于不协，讼争之结果，致原被两方倶被法院判处罚金，至今上诉未决。

三、双方均有抨击法院之文字发表，李敖抨击法院之文字系发表于《文星》杂志，台北市政府以《文星》杂志先后于第九十期、第九十一期、第九十二期肆意攻击国家司法官吏，措词偏激，冀图造成错误之印象为由，于“五十四年12月27日”对之为停止发行一年之行政处分。

在此以前《文星》杂志第九十期亦曾因发表《陈副总统和中共祸国文件之摄制》一文而受到扣押之处分，第九十七期亦曾因发表《新夷说》一文而受到扣押之处分，第九十八期亦曾因发表《我们对于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一文而受到扣押之处分。

四、《文星》杂志对于如上扣押及停刊之处分，经先后为解禁及复刊之申请，《文星》绝未希求任何外界之支援，但近闻海外有左倾分子托于言论自由之说阴有支援《文星》复刊之活动，同兹深虑此类活动，若不即时加以遏止，听其发展，不唯将陷孟能辈于罪累，亦恐因此影响政府之威信。

五、鉴于上述之可虑倾向，同兹不得不出而采取担当责任之行动，以积极遏制此一不利形势之发展，兹幸得排除一切之障碍，取得各方之合作，以完成如下之部署：

（一）训诫孟能即日起放弃对于《文星》杂志解禁及复刊之申请，并坚拒与所谓支援之活动发生接触。

（二）关于文星书店之出版业务，由同兹负责发起改组为公司组织，用以替代原来之独资组织，此后出版业务之方向，期能更积极的配合反共复国大业之需要。

（三）《文星》杂志在一年停刊期满之后，如果复刊，亦将由同兹亲自主持，站稳立场，刷新其风格。

六、窃念同兹虽朴讷无长，然为党主持部分文化宣传事业垂三十年，差以处事谨慎，上蒙钧座所信，频年以心脏病未痊，以致对于小儿孟能所经营之事业殊少过问，坐使乖错屡见，至感惶愧，兹既感于事势需要，不得不出而收拾，仰冀钧座信任如昔，俾少分宵旰之忧，理合缮具报告如上。谨呈张秘书长转呈总统

职萧同兹谨呈

张群上签呈给蒋介石

萧同兹的报告措词谨微，虽为《文星》上报告，却处处站在蒋介石利益进言，所谓“为免于被外界利用致产生不妥倾向”、所谓“近闻海外有左倾分子托于言论自由之说阴有支援《文星》复刊之活动，同兹深虑此类活动，若不即时加以遏止，听其发展，不唯将陷孟能辈于罪累，亦恐因此影响政府之威信”等等，都是站在这种立场进言的。报告文字洗练，是出于李晋芳之手，再经黄少谷改正过的。这种文字，再经张群过目后，认为可以打动蒋介石，于是张群就附上这样的签呈：

签呈

一、前据黄少谷黄杰二同志来谈以萧同兹同志对其子萧孟能主持《文星》杂志及文星书店越轨言行至感愧疚愿负责整理以免被外界利用致产生不妥倾向请转陈钧座等语当告以应提出书面报告以凭转陈

二、兹据萧同志携呈上钧座报告一件并向职面陈衷曲谓教子有负钧座厚爱表示忏悔其报告略称：

“同兹长子孟能创办文星书店于台北市迄今十四年创办《文星》杂志亦达八年之久该杂志原为研究文化艺术之综合性刊物初期确能无背于登记之宗旨其风格之亏堕实始自中西文化之论战嗣流于人身攻击互讼于法庭肆行谤毁乃不免为社会所诟病近因发表抨击法院之文字于五十四年12月27日受停止发行一年之行政处分在此以前亦有数期受到扣押之处分《文星》杂志经先后为解禁及复刊之申请绝未希求任何外界之支援但近闻海外有左倾分子托于言论自由之说阴有支援《文星》复刊之活动同兹深虑此类活动若不及时加以遏止听其发展不唯将陷孟能辈于罪累亦恐因此影响政府威信同兹不得不出而釆取担当责任之行动以积极遏制此一不利形势之发展兹幸得排除一切障碍取得各方合作以完成如下之部署

（一）训诫孟能即日起放弃对于《文星》杂志解禁及复刊之申请并坚拒与所谓支援之活动发生接触

（二）关于文星书店之出版业务由同兹负责发起改组为公司组织用以替代原来之独资组织此后出版业务之方向期能更积极的配合反共复国大业之需要

（三）《文星》杂志在一年停刊期满之后如果复刊亦将由同兹亲自主持站稳立场刷新其风格

窃念同兹朴讷无长然为党主持部分文化宣传事业垂三十年差以处事谨慎上蒙信任频年以心脏病未痊以致对于小儿所经营之事业殊少过问坐使乖错屡见至感惶愧兹既感于事实需要不得不出而收拾仰冀钧座信任如昔俾少分宵旰之忧”等语

三、查《文星》杂志言论荒谬前经内政部予以停刊一年之处分后关于文星书店出版内容不妥之书籍一节奉钧座谕示“该书店应即迅速设法予以封闭”等因业经中央党部遵即转知国家安全局及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从政同志会同研办

四、谨查萧同兹同志追随钧座深受培植担任中央社文化宣传工作历二十余年不无微劳其所呈各节情词尚属恳切兹既愿对文星书店负责彻底改组拟饬做如下之处理

（一）文星书店应即彻底改组由萧同兹同志完全负责主持

（二）据报该书店正在高雄筹设分店而其主要编著人员李敖陆啸钊等亦尚未脱离关系应即责成萧同兹同志一并负责处理予以停办并开除李陆两人

（三）应切实防止台港两地分歧分子，企图利用该书店进行渗透活动，萧同兹同志应对其子萧孟能严加督导管束

（四）至于《文星》杂志停刊一年期满后应否复刊问题拟到时再行核办

以上所签是否可行谨检呈萧同兹原报告一件敬祈核示谨呈总统

职张群五十五年2月15日

“可如拟试办”

张群的签呈和萧同兹的报告送到蒋介石面前后，蒋介石在张群、萧同兹、黄少谷、黄杰四个人的老面子下，基于他自己的利益，终于网开一面，批示“可如拟试办”五个字。于是，张群得令，遂写信给中央党部秘书长谷凤翔，全文如下：

岐山秘书长吾兄勋鉴：

前据黄少谷、黄杰二同志来谈以萧同兹同志对其子孟能主持《文星》杂志及文星书店越轨言行至感愧疚愿负责整理以免被外界利用致产生不妥倾向嘱转陈总统当告以应提书面报告以凭转陈嗣据萧同志面呈上总统报告一件并向弟恳陈衷曲经即签拟处理意见连同萧同志原报告一并呈报兹奉总统2月22日批“可如拟试办”用将签呈及萧同志原报告一并抄送即请詧照办理为荷专此顺颂勋祺

弟张群敬启五十五年2月26日

同一天，张群以“(55)台统（一）仁2197”号的“极机密最速件”，写信专送给萧同兹，报告佳音：

同兹顾问吾兄勋鉴：

前承过访畅叙至为快慰所交2月6日为《文星》事上总统报告经即如嘱加签转呈顷奉总统亲批发下经巳函达中央党部谷秘书长岐山兄谅将与吾兄洽办特此奉复即请荃詧顺颂勋棋

张群敬启五十五年2月26日

香港书展，一叶知秋

蒋介石批示“可如拟试办”的四点内容，张群已偷偷出示给萧同兹了，但萧同兹为了掩护张群，仍要假设自己没看到，仍要向中央党部去问。中四组副主任陈训愿是陈布雷的小弟，与萧同兹有旧，乃由他回信如下：

同兹先生尊鉴：

顷再承电询上峰对于《文星》案批示四点内容，兹特遵嘱抄附，敬乞查阅。本案因谷秘书长所收到者系副本，故已请总统府方面径行通知，党方当不另转知矣。

据闻香港本年所举办之书展，孟能兄将计划再往参加，中央获悉后认为此际参加殊不相宜，盖香港环境复杂，此去极易引起各方猜疑。此与先生前上总裁报告中“……并坚拒与所谓支援之活动发生接触”之旨正复相符，中央此一顾虑当能曲蒙谅察？便中可否婉为开导暂缓此行之处，尚乞垂察。肃此敬颂日祉

弟陈叔同敬上3月26日

这封密件里提到的香港书展，本来是文星的“绝活”之一。前次书展，台湾去参加的单位共有二十二个，参加种数有一千七百八十二种，册数有两万七千四百册。在两万七千四百册的图书中，文星书店一家，却独占了两万四千五百三十五册，竟是总册数的百分之八十九点五四，几乎是百分之九十。换一种说法，就是文星书店在台湾参加书展的图书总数中，占了十分之九的地位，其他十分之一，才是其他二十一家公营私营党营单位的展出品。独此一点，就可见《文星》的声势和国民党的丢人了。所以，这次书展，国民党就决定不让萧孟能成行。最后文星决定由萧孟能太太朱婉坚去，可是国民党直到书展结束那天才准朱婉坚离境，其欺人之甚，有如此者！（到了1967年，文星索性就识相的不参加了。）

蒋介石批了一个字——“悉”

文星由萧同兹“老年人接青年人棒子”后，经过两个月的改组，在稍有眉目之后，由萧同兹出面，写信给谷凤翔，请他转报蒋介石：

岐山先生秘书长勋鉴：

同兹于本年2月6日为长子孟能所经营之文星书店及《文星》杂志办理不善，拟由同兹负责整理事，函请张秘书长岳公转呈总统签呈一件，旋奉岳公2月26日函复以经加签四项整理办法，奉总统亲批发下，经已函达中央党部办理，同兹奉命之下，遵即趋指左右并与中央委员会有关各组负责诸同志洽商，均承惠予指示协助，深用感幸。现经一月余之筹备，改组工作业已就绪。兹将遵照岳公签奉总统批示各项之办理情形汇报如次：

一、文星书店重新改组为文星书店股份有限公司，设立董事会，推黄少谷、许孝炎、邵华、端木恺、魏景蒙、叶明勋六同志为董事，同兹为董事长，另推张明炜同志为监察人，并聘胡汝森同志为总编辑，郑锡华同志为总经理。

二、文星书店高雄分店迄未开办。原《文星》杂志主编陆啸钊早于去年12月间即已离去，李敖亦已与文星书店脱离关系。

三、对长子孟能言行，同兹当负责督导管束。

四、《文星》杂志早经遵照内政部命令停刊。

五、关于书店今后所出书刊，以介绍科学知识及儿童读物为主，同兹自任发行人，负其责任，并设立编辑委员会，聘请吕光、李士英、李荆荪、黄雪村、张继高、胡汝森诸同志为委员，审阅出版书刊，以期缜密。

六、文星书店已出版之书籍，刻正详加审核中，凡思想言论有不当者，当停止发售。

上列六项，谨报请鉴察，并乞转报总裁，至所感祷。专此敬颂勋安

萧同兹敬启五十五年4月29日

副本抄送张秘书长岳公，第四组谢主任炳文，第六组陈主任怀璞，第二组叶主任翔之，警备总部陈总司令养浩

到了6月7日，谷凤翔和谢然之以“55宣50143”号函，联名回信如下：

同兹委员大鉴：

4月29日惠示拜读，函中所陈文星书店改组情形，经呈报总裁鉴督，并奉批示“悉”在卷，专此复闻。并颂党祺

弟谷凤翔谢然之同敬启6月7日

黄少谷咬文嚼字

萧同兹在4月29日初步转报蒋介石在卷后，决定以“萧同兹启事”的通告方式，把《文星》改组情况做一番宣布。经此一番宣布，“父代子职”，就算完成。启事稿先由专人拟好，再送请黄少谷改定，全文如下：

〇〇〇启事

年来屡以文星书店若干出版言论、态度失当，使各方友好困扰不安，〇〇对此深感歉疚。现文星书店已于4月27日改组为文星书店股份有限公司，由第一次股东大会选出黄少谷、端木恺、邵华、许孝炎、魏景蒙、叶明勋诸先生及〇〇等七人为董事，张明炜先生为监察人，同日举行第一次董事会，推举〇〇为董事长，邵华、叶明勋两先生为常务董事，并决议由董事长兼发行人，另通过聘请胡汝森先生为总编辑、郑锡华先生为总经理，及设置编辑委员会，负厘订出版方针及审查出版品内容之责。〇〇业于〇月〇日接管书店业务，今后当致全力于中国固有文化之发扬与西方科学知识之介绍，以期对我国学术教育有所贡献，尚祈各方友好鉴察，一本过去对〇〇之爱护，不吝指导鞭策，无任感幸！

黄少谷是精于文案的老手，心思极度细密，在改过“萧同兹启事”以后，他认为在文前几句，应该再加修饰，他写信给叶明勋，说：

明勋吾兄：

启事文前几句似可分拟甲乙丙丁四案请兄与友好研酌后再送三爷核定：

甲案“年来屡以文星书店若干出版品言论、态度失当，使各方友好困扰不安，〇〇对此深感歉疚。”（照原文）

乙案“迩来以文星书店若干出版品之内容有疏于审订之处，引致各方之关切与不安，〇〇对此深感歉疚。”

丙案“迩来以文星书店出版品中有言论失检之处，引致各方之关切与不安，〇〇对此深感歉疚。”

丁案“迩来以文星书店出版品中有言论失检之处，引致各方关切，〇〇对此深感不安。”

弟意拟请对乙丙两案多赐考虑。又弟对启事文后段亦酌易数字并祈诸兄核夺。匆颂刻祺

弟少谷5月2日

不论黄少谷怎么咬文嚼字，目的其实只有一个，就是由萧同兹出面来挡，使文星渡过险境。黄少谷是萧同兹老朋友，其他董监事也都是，萧同兹卖老面子请他们出来跨刀，他们情不可却，也义不容辞，虽然心理上，并不一定愿意趙此浑水，这种心理，以董事之一端木恺可为代表。

讼棍的闹场

端木恺历任“立法委员”“司法院秘书长”“行政院秘书长”“总统府国策顾问”、东吴大学校长，长得一脸讼棍的奸相，并且就是讼棍性格。只是因为他在大陆丢掉前投机跟李宗仁，为蒋介石所不满，幸赖大家维护，得以不蒙深究，因此欠了大家不少人情债。为了偿还人情债，只好出来跨刀。但他最不合作，老是找碴，以为脱身。首先在4月27日，他就写信给萧同兹，表示要赶走萧孟能：

同兹吾兄赐鉴：

昨晚孟能过舍适弟赴朋友餐约未返失迎为歉日前承示决改组文星自行接办董事七人嘱任一席弟以为孟能可获小憩改变环境两全之道亟愿促成故未考虑即表同意顷悉新公司仍以孟能为总经理是则新瓶旧酒吾兄但负一名义而已窃恐未能缓冲徒贻口实弟滥竽其间殊无作用且十数年来弟之处境左右详知虽幸友好多方维护周旋之间亦非单简与其此际参加文星重增复杂不如暂时保留或者中立身份更可效奔走之劳也区区苦衷想爱我者必能曲谅耑肃祇颂道祺

弟端木恺拜启4月27日

附还认股书及股款收据等件

端木恺退还认股书是4月27日，正是萧同兹安排底定向蒋介石上报告的前两天，如此变生肘腋，岂非笑话？于是一再挽留，端木恺也就不再坚持。

“完全是为三爷着想”？

拖了四个多月，为了银行作保的事，端木恺认为机会来了，遂在9月13日写信给许孝炎，有妙论说：

文星的症结，在孟能遭受重大误会，三爷决心自行主持，改组为公司，邀我们担任董事，当时因一、曾为某公传话，亟盼早日了一公案，二、三爷既自接办，更应促成，所以我便一口答应。嗣闻总经理仍属孟能，即于4月27日写信给三爷，认为那样做法，“未能缓冲徒贻口实”。第二天早上你告诉我，孟能一定脱离，总经理已有适当人选，我才参加第一次股东会，并且接受了董事的名义。三爷提出以孟能为顾问，我不便反对，只请求不载入纪录。谈到高雄分店，你我都主张缓办。这些想你还记得。但是公司成立后，一切仍由孟能掌握，高雄分店还是一度开幕，尔后不愉快的停止。8月29日董事会，事前你又告诉我，明勋以常董实际负责，财产账目全部盘查移交，孟能不再问事，我欣然到会，以为这是消除外界对孟能的误会的最好办法。会议中有一营业计划，预备迁移店址，建造仓库，你说此时不宜扩大，我极赞成，并且指明新公司法规定扩充设备必须增资，不能借款。当时有人说明，计划定了，并不立刻实行，而且不向银行借款。昨天三爷找我商量向某行贷款，须全体董监连保，我尊重大家的意见，请求从长计议。我知道这会使三爷不开心。但是到现在三爷的图章与银行的支票，据闻仍在孟能手中，明勋毫无支配权力。这样的发展，我们陪同三爷负了无限的责任，并不能挽救他父子的困难，甚且将三爷更重陷一层下去，于心何忍？我们对孟能殊无偏见。不过眼见一位老友的儿子，而且是一位能力极强、前途无量的青年，不愿他遭受误会，影响将来，尤不愿四十年的老友无辜受累，才不避嫌疑，直言劝谏。三爷说的不错，孟能并非“段某”，只是不幸受了一个人的利用。孟能是否承认，我不得知，但我们万不能间接帮助那一个人继续利用了孟能，再把三爷送给他利用。这完全是为三爷着想。至于银行借款，法既不许，我这靠法律维生的人，怎能明知故犯？如果一切真正的照某公原议方案进行，一切依法办理，我绝不推诿，否则我只得烦你婉转向三爷请求原谅了。

端木恺口口声声说他们“不愿四十年的老友无辜受累”，说法固极堂皇，但他忘了，“四十年的老友无辜受累”的对象，不是别人，而是老友之子！老友之子受难，老友又如何能坐视？端木恺为了不甘“间接帮助那一个人（指李敖）继续利用了孟能”，因而反对“再把三爷（指萧同兹）送给他利用”，这完全是讼棍的托词！因为《文星》改组，以求苟存，根本为李敖所反对，我坚决相信：蒋介石纵使一时看老同志的老面子，放过《文星》，但蒋经国率领的这批政战系情治系党政系的人们，绝不放过《文星》，与其屈辱自己委曲求全换得一时苟存，自砸《文星》的招牌，不如干脆轰轰烈烈把《文星》结束。我这种看法，萧孟能理智上知道我判断得对，但在感情上对《文星》却难做快刀斩乱麻的处理，所以说李敖“继续利用了孟能”，全是借口而已。端木恺口口声声“完全是为三爷着想”，试问如此教人家老子坐视人家儿子受难，是为人着想吗？一切放手不管，这是哪一国的解决问题的法子呢？

出于李敖手笔当然“如刀”

又拖了三个月，由于萧孟能为了《胡适选集》纠纷，登报有所剖白，端木恺认为机会又来了，于是展开第三次闹场。他写信给叶明勋，信封上却赫然是“台北市安东街231号萧公馆转叶明勋先生亲启”，这可真是怪事！这显然是写给萧同兹看的，全文如下：

明勋吾兄惠鉴：

今晚三爷赏饭，适已预有他约，不克分身。请柬附注“为报告出版《胡适选集》经过”。此事已详见孟能兄启事，刊登不止一报。启事笔锋犀利如刀，想口头补充，亦不逾是。回忆春间三爷决心自行接办文星，改为公司，邀约弟等列名。为期孟能兄暂时休息或有补于当时之环境，故均乐助其成。半年以来诉讼未息，困难如故，现与胡适之夫人发生争论，又仍由孟能兄出面，独当其冲，不但组织公司之作用完全丧失，且使读者眼花缭乱，不知文星究竟何人负责。文星本系萧氏资产，孟能伉俪经之营之十有余年矣。设立公司，萧氏父子外，余不过股东代表，非真有分文资金投入。然公司受公司法之拘束，反使萧氏父子权利不能随意行使。弟等对外既不能分谤，对内又不能分劳，与其虚膺其名，滥竽遗讥，不如恢复原状，还政萧氏。用烦代为请求即日召集股东会，决议解散公司，庶几弟等对朋友对社会可以交代。弟等承三爷折节下交四十余年，夙钦其博大宽厚、平正通达。此后倘有驱策，凡力之所及，自当竭尽绵薄，以报知己。附奉前上三爷及孝炎兄函稿，以见弟一贯主张，直言无隐，非临事而惧，中途退却也。三爷前乞善为说词，希能原谅。匆匆不尽，请维心照。专此并颂晚安

弟端木恺再拜五十五年12月20日

端木恺说“孟能兄启事”，“启事笔锋犀利如刀”，没有错，因为这是出于李敖的手笔，当然“如刀”。端木恺说启事不该“由孟能兄出面”，但胡老太告的被告是萧孟能，萧孟能不出面，又谁出面？难道由改组后的文星公司出面吗？端木恺是上海复旦大学文学士、东吴大学法学士、纽约大学法学博士，试问他学的哪一国的法律，可以把被告萧孟能“给负责”“给分劳”了呢？端木恺不甘“虚膺其名、滥竽遗讥”，但萧同兹请你们来，你们所能做的，岂不正是挂虚名、充竽数吗？想干实事吗？连个银行作保，你端木恺都要闪躲呢！你口口声声帮四十年老友的忙，可是帮忙了几月，前后三次耍骨头闹场，如今又要“还政萧氏”“解散公司”，还口口声声“对朋友对社会可以交代”，这种态度，岂不太滑头、太可耻了吗？

萧同兹“博大宽厚、平正通达”，回信给端木恺，说：“明勋兄顷转示左右本月20日大札，额手诵之至再，非交之至笃者固不愿为是言，非见之至明者亦不能为此言也，弟生平无尺寸之长，但世路风波，克免于陨越者，皆因获交直谅多闻之友，有以随时宏其匡救之美也，敢不拜嘉，敬当依示研求处理办法，先此报谢，并请少宽锦注，专此敬颂刻安。”——萧同兹真是有气度的人！

“心力交瘁”的报告

拖到了1967年，《文星》杂志停刊一年处分已满，依法原可以自动复刊的，但2月23日，国民党中四组以“56宣50037”号密件致萧同兹，说：

一、据悉《文星》杂志准备于本年4月份复刊事，兹据有关方面会商结果，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文星》杂志不宜复刊。

二、特函请查照，即请转饬该《文星》杂志负责人停止进行复刊事宜，并希将办理情形见复，以便转报为荷。此致

萧评议委员同兹

中央委员会第四组

中华民国五十六年2月23日

于是，就在党的命令超过行政命令下，《文星》杂志永不复起。这就好像先用行政命令把你打昏，然后再用党的命令把你杀死，形式上是缓和的、宽大的，骨子里却是激烈的、小气的。

5月27日，萧同兹写信给张群，把他“期年以来，心力交瘁”的改组成绩，做了报告：

岳公秘书长钧鉴：

前以文星书店，出版书刊，乖错屡见，同兹于儿辈失于教导，深用惭惶，比承我公于昨年2月条举改进办法，签呈总统核示，奉批可如拟试办，同兹上感总统之督责，不敢不勉，期年以来，心力交瘁，兹幸仰仗各同志友好之扶助，一切粗有头绪，谨将遵谕改进情形，恭缮如别纸，伏乞鉴核转呈，敬纾上注，仍乞时赐指示为幸。专此敬颂勋安

萧同兹谨上五十六年5月27日

“恭缮如别纸”的列报“遵论改进情形”，是这样的：

一、将原属独资经营之文星书店，改组为公司。

原为独资经营之文星书店，经已改组为文星书店股份有限公司，去（五十五）年4月27日召开股东大会，选举董监，并经董事会推选萧同兹为董事长。

同时成立编辑委员会，自是有关出版计划之审核，悉由编辑委员会负责，关于每一书籍之发行，均须先通过编辑委员会会内或会外专家之审定。

二、停止《文星》杂志之复刊。

《文星》杂志前于“五十四年12月27日”经台北市政府为停止刊行一年之处分，其原由为《文星》杂志于九十期至九十二期有“攻击国家司法官吏”之文字，该项停刊一年之处分，至本（五十六）年1月届满，同兹对于该杂志复刊之计划，其难其慎，未敢轻举，嗣于本年2月23日奉到中央党部第四组之指示，谓《文星》杂志应以不复刊为宜，同兹遂决定停止复刊之筹备。

三、解除与陆啸钊李敖等之聘用关系。

由于《文星》杂志之停刊，及《文星》编辑委员会之重新组织，所有文星书店原来与陆啸钊、李敖间之聘用关系即告完全解除，与陆李等不再有任何关系。

四、对于所有查禁书刊之命令，均撤回诉愿及诉讼。

所有以前文星书店奉到查禁书刊之行政处分，因而循例提起诉愿或行政诉讼者，同兹均经分别令其撤回诉愿或行政诉讼，以示对于处分之服从。

五、取消高雄门市部之设立。

文星书店于五十四年12月间，经拟在高雄市筹设门市部，所有赁屋装修正在进行之际，文星改组，奉令取消高雄门市部之设立，为免于装修设备之损失，因将原有生财作价转与林金楷君，林君即用以开设大勇书店，嗣后大勇书店亦别因触犯违警罚法，经高雄警察局勒令停业。

“公私合营”式的消灭

萧同兹“心力交瘁”的挽救，时间证明了我的判断：——文星改组不会成功。我坚决相信的蒋介石纵然一时放过文星，但蒋经国不会放过，这一判断，愈来愈证明准确了。在表面上，文星似乎惹来了私人方面的不少麻烦，从“皤然一公”（胡秋原）到“公然一婆”（胡适夫人江冬秀），都大有人在。但这些纠缠，不论当事人是自知的还是不自知的，其实都是公家方面的棋子而已。文星既成为《自由中国》杂志以后，官方眼中钉的递补者；封杀文星既成为定案，手法自然也不厌其精，是“公私合营”式的——在“公”的手法动手前后，多次以“私”的手法打前站，先制造空气，也就不足为奇。

1966年3月国民党开三中全会，胡秋原希旨承风，扩大事态，上三中全会书，说萧同兹“背党卖国”、“萧同兹父子书店近四年来之活动，乃与XX盲进运动相符应”、“与XX近数年之全面盲进相呼应”、“相配合”等等；另一方面，早在1964年起，情治背景的国民党就加入批斗，其中最明显的一人，就是与林正杰打得火热的侯立朝。去年5月25日，林正杰的《前进》上透露，侯立朝告诉他们，“他曾是‘蒋经国的打手’，说他当年亲奉蒋经国之命，对文星集团开火。”我真“感谢”林正杰背离党外，大力批我，由于这种串联国民党情治人员批李敖的联合作业，我才在二十年后得知了这么奇妙的真相，并得到蒋经国亲自指挥消灭文星的人证！

不论“皤然一公”也好、不论“公然一婆”也罢、不论“蒋经国的打手”也行……这些都是外表的纠缠与制造空气，最后消灭文星，还得靠内部的作业的完成，和官方正式出面动手。

政工口蜜腹剑

早在《文星》杂志被勒令停刊后第八天（1966年1月4日），警总就以(54)训唤字第9354号查禁了《文星》第九十七期和李敖的《孙逸仙和中国西化医学》。3月22日，蒋介石批下了“可如拟试办”的张群签呈，表面上，似乎有诚意让文星活下去；骨子里，却大有花样！在文星改组过程中，7月18日，警总忽然以(55)莒控字第4364号到4374号十一张联号公文，查禁了殷海光的《中国文化的展望》，李敖的《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教育与脸谱》《历史与人像》《文化论战丹火录》《上下古今谈》《传统下的独白》，陆啸钊的《恶法录及其他》，李声庭的《人权法治民主》《我志未酬》，和于熙俭翻译的《邓肯女士自传》。这种印钞票式的联号查禁，是很荒谬的。例如李敖的《传统下的独白》，此书初版于1963年9月25日，如今事隔四年，竟发现不妥，才予以查禁，试问这四年间几万本的上市流传，若“影响民心士气”，警总负责书刊审查诸公是吃什么的？所以这种查禁，纯属给文星改组好看，并无其他玄妙也。

当时文星改组，总编辑请的是军方人物胡汝森上校。胡汝森与警总政战部副主任段春理少将、政三处副处长伍一心上校、政战部第二处文化组主任李国瑾中校多次会面，1966年9月17日会面那次，据事后胡汝森记录，有这些对话：

李国瑾中校：最近李敖登广告要出十本书，我们对他一切来往读者的情形十分清楚，但仍有两点疑虑。

一、不知这十本书的内容是什么，是不是搅什么花样？

二、最担心是怕李敖借此搅问题，而萧孟能从中资助他，如果萧孟能万一在财政上帮助李敖出书，而不幸出了问题，则又将牵连“文星案”，一切将不好处理（李再三强调此点）。

胡汝森：

一、我对李敖出书的内容完全不知。

二、据以我的常识判断，李敖出书，可以不必别人资助。萧孟能亦不会资助李敖。

10月28日，又有这些对话：

胡汝森：萧同兹先生嘱以私人身份将《文星》编委会第七次会议记录一份，附11月份出版书目及内容表，拟出版书籍初审意见表各一份，托转交段副主任。

李国瑾中校：谢谢。这种私人方式的联系很好，可以加强互相的了解。

胡汝森：本公司原租之店铺，业主要收回拆建大楼，现准备搬往峨嵋街5号，大约在12月份在新址营业。

李囯瑾中校：

一、并非夸大的说法，警总自总司令起下至各级官长，对萧老先生均表敬仰，绝不会找他老人家麻烦，所有警总对《文星》的态度，均是善意的。

二、《文星》案原是一件相当严重的大事，萧老先生毅然担负《文星》改组的责任，将来在党国的历史上，将占重要的一页。

三、《文星》案至今未了，仍在试办阶段中，警备及中央党部对《文星》改组后的进展，都曾有报告给最高当局，迄未认为达到试办完成的阶段，这可能需要一段较长时间，希望以后对书刊的出版，仍多慎重，以免另生枝节。

四、关于“保持原有风格”问题，警备已与中四组交换过意见，中四组确曾有过此表示，但希望《文星》所保持者，乃其过往良好风格的一面。

在警总抢劫并查禁我的告别文坛十本书的时候，李国瑾中校约我见面，此人是个典型的政工，面目可憎、程度低下、口蜜腹剑，又因态度虚伪，跟口中的蜜搭配不上，所以那种蜜，尤其令人作呕。胡汝森所说萧孟能没有资助李敖出书，全是事实，因为事实上，萧孟能当时够朋友得连个李敖在银行开户都不肯介绍（后来还是彭明敏看不过去，仗义介绍的），又何来资助？（胡汝森且以《文星》总编辑身份，参加这年11月7日徐高阮、胡秋原拳办的声讨李敖大会呢！）至于萧同兹这边，“以私人身份”不断把文星内部作业向警总交心，实际换得的，却是空忙一场。李国瑾到了10月28日，还说“《文星案》至今未了，仍在试办阶段中”、还在向“最高当局”“报告”中，可见官方毫无诚意，一定要消灭文星而后快的。

萧同兹日记

拖到1967年，情况愈来愈不对劲了。这年3月25日，萧同兹到“行政院”拜访“副院长”黄少谷（黄少谷任公职后，早已辞去文星董事），归来写了这样的日记：

下午4时半去行〔政〕院访少谷，到达时徐泽予教授已先在小客室等候传见。徐与少谷谈话时间不长。我们是4点50分开始谈起，到6点结束。话未谈完。下面他约见的保君健大使，我不愿他人老等。

开始我请少谷看四个文件：一、三中全会党务报告中之：甲、严密审查国内外重要书刊杂志；二、关于《文心（星）》杂志复刊问题中央第四组给萧评议委员的信；三、我回信的底稿；四、关于胡秋原诬我为干涉审判，又诬我为匪谍卖国，我于本年1月27日给司法行政部长郑彦棻的信，请他注意查究澄清。

少谷很重视四中全会的党务报告。他也认为这种报告，既不得体，也不公平。但他推测这个报告可能谢然之未曾看过。其原因是谢的身体不太好，遇事大而化之。他再三提到他要查个明白。

少谷认为《文星》杂志不复刊，是一种明智处置。

我又说明去年2月我给总裁的报告岳公所签报的四项，我都做到了。有若干同志到现在还不谅解，只有继续拿事实和时间去证明、去澄清。谈话计一小时零十分钟。

这时候的萧同兹，发现他一年多的辛苦努力、一年多的卖老面子、一年多的委曲求全，似乎都无法挽救那既倒之狂澜了。官方的禁网，显然在愈收愈紧，他也不知如何是好，只好拖一天算一天。

到了5月25日，有军方的秘密指示出现了，指示人是神秘的代号“端木青先生”，文号是(56)治侠字1216号函；内容略开是：“……军中禁买文星书刊……检扣呈部凭处。……”这是许多讯号中的一个讯号，“春江水暖鸭先知”，官方正式出面动手，为期已不远了。

张群的意见和黄少谷的情报

萧同兹把他的困境，托密友转告了张群和黄少谷，并透露了有结束文星的意思。密友转来了张群的七点意见和黄少谷的六点情报：

张：

一、同兹对党的功绩与忠贞，大家都了解，不是胡秋原或其他人等所能抹杀的。

二、他很关心，也诚意帮忙，但要了解，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事如经过他，他一定设法挽救，就怕他们直接上报而径自执行。

三、文星负债如许，万一如此，同兹如何下台，所以必得维持下去。

四、要使文星维持下去，孟能必须彻底离开，即令不出国，也不可再问文星的事。

五、董事会要改组，另找一适当的人任董事长，在政治方面挡风。

六、同兹自任经理，另找人佐理，如明勋或友德等。

七、要改变生活方式。

黄：

一、他和某已经谈过数次，终不能Convince（说服）他。

二、文星破坏心防。

三、杂志如复刊，则同兹和老先生的关系便濒于破裂的边缘，而使岳公无法下台。

四、官司一定打不赢。

五、老先生说，老一辈的人常易受儿女的蒙蔽，如布雷（这下面，似乎还有话）。

六、对父亲，百分之百相信；对儿子，半信半疑；对李某，完全不相信。

张群的七点意见和黄少谷的六点情报

张群的七点意见中，第二点最值得注意。他说“他很关心，也诚意帮忙”，应属可信，因为张群固不懂什么文星的使命，但他懂萧同兹，他与萧同兹交情甚深，自然会帮忙。他说“事如经过他，他一定设法挽救”，显然指他在总统府秘书长经手的事项与公文内，可以想办法，但是如果蒋经国“他们直接上报而径自执行”，他就帮不上忙了。黄少谷六点情报中，都值得注意。他说他不能说服“某”，“某”似是指蒋经国本人；他说文星的关键在上面已经认定“文星破坏心防”。他说“老先生（指蒋介石）说，老一辈的人常易受儿女的蒙蔽”，显然指萧同兹被蒙蔽而言。但奇怪的是，蒋介石自己又受谁蒙蔽？蒋经国不正是他的“儿女”吗？他自己也不正是“老一辈的人”吗？明于知人而昧于察己，这岂不好笑吗？至于说：“对父亲（指萧同兹），百分之百相信；对儿子（指萧孟能），半信半疑；对李某（指李敖），完全不相信。”倒也真是符合国民党作风与判断之言，在这种真相与原案下，萧同兹纵有“中朝大官老于事”的通天本领，又能苟延几时呢？

蒋介石批了一个字——“阅”

拖到1968年，官方终于忍不住了，首先，官方开始在税务问题上面找文星的麻烦，希望能够查出逃税漏税的证据，用作借口。不料，文星早防到这一着，税务机关追查之下，竟发现文星连卖一张报纸，都会自动开发票！在这种简直无懈可击的情况下，官方除非走栽赃嫁祸的路，也就别无他法。于是，官方决定硬来了。

1968年1月25日的下午，警总纠合各路人马，突击搜查文星资料室。文星资料室本在我家隔壁，有六十六坪大，原与三十三坪的我家内部有门相通，我离文星，这道门就用砖封死了。这天下午我正和小情人小蕾在家，听到隔壁有异动，开门一看，便衣与警察甚多，立刻就明白了怎么回事。

事后得知，警总方面，是由李国瑾中校带头，说查出违禁书刊云云。

三天以后（1月28日），萧同兹座车开始被跟踪；第四天（1月29日）起，文星书店门口有“计程车”两部及便衣多人驻守不去。情势发展至此，可见蒋经国他们的确不经过张群，“直接上报而径自执行”了。萧同兹感到“与人刃我，宁我自刃”，就在2月5日，写信给张群，“惶悚待命”了：

有关文星书店出版业务，由同兹负责改组整理各情，前于五十五年2月6日呈奉我公条举改进办法，签呈总统核示，奉批如拟试办，同兹经于五十六年5月27日遵将一年以来依示办理经过，恭缮列报，请求鉴核转呈，敬纾上注。

由于文星公司之改组，由于编辑委员会之建立，规模粗具，同兹原意使文星书店今后之出版计划，侧重于儿童读物及科学书刊，期与国家延长义教及长期发展科学之政策相配合。

但同兹年来发现，文星书店财务未臻健全，对于所定出版计划，难望悉为适应，近顷情况尤为不支，甚至经常事务亦须举债应付，同兹试尝设法筹维，苦无善策，若令苟简从事，因循无改，窃虑以此上违总统之责望，是为罔上，断非同兹所敢为，念之煌灼，计唯有出于停业之一途，已嘱店员即为办理结束，伏望鉴核转呈，说明同兹心余力绌，迫于不得已之故，所冀上蒙于宽宥，愿期报答于将来，临书毋任惶悚待命之至。

萧同兹不愧是老于世故的，明明是你蒋介石两面做人、逼我关门，可是我绝口不提一个字，反倒字里行间，哀哀请求你恩准我自我结束。张群收到信后，只好转呈蒋介石，蒋介石批了一个“阅”字，意思是说知道了，你就去停业吧。于是张群以(57)台统（一）仁字第3843号函件，回复如下：

同兹吾兄大鉴：

展诵2月5日惠书敬悉一是关于文星书店财务未臻健全不能继续维持已决定停业一节业已如嘱转陈奉总统批“阅”用特函复即请詧照并颂时绥

张群敬启五十七年2月23日

于是，苟延残喘了两年的文星，终于还是难逃一死了。

我出来顶罪

虽然蒋介石那边决定了文星停业，但在蒋经国这边，却照旧一不做二不休的开始抓人，以期把案子落实。2月15日上午10点，文星总经理郑锡华以“叛乱嫌疑”被捕，警总保安处人查问他，到下午5点半才放回;第二天和第三天，又叫郑锡华自动去报到，又查问他两次。

到了2月20日上午10点，萧孟能的秘书钱翊平告诉他，有两位先生受友人之托，有事找他面谈。萧孟能请钱翊平邀他们上楼，一进办公室，两人就出示“叛乱嫌疑”的传票，把萧孟能押进15-01952号黑色吉普车，开进保安处。问来问去，直问到下午4点半才放他出来。当晚11点，萧孟能来我家，说警总说在文星资料室查到《思想杂谈》一禁书，想入他于罪。我说，文星资料室是我一手筹设的，有什么书我也一清二楚，根本就没有这本书，这是他们趁搜查时栽赃的！既然事已如此，还是由我出来顶吧。说完我就立刻写了一纸证明书，由萧孟能带走了。

证明书内容如下：

文星资料室于五十四年8月18号正式集中资料，当时由本人负责管理、添购，当然由本人负全责。本人于五十五年4月1日致信萧孟能，正式宣告离开文星，于8月1日正式完成交接，在这段期间内，资料室内一切责任，仍应由本人担负，特此说明如上。今晚萧孟能来问有否《思想杂谈》一书事，经回忆，似无印象。文星资料室中图书太多，且无清册，又以隔时甚久，对一些书，实难确断其有无，合为附陈如上。

李敖手具，1968年2月20日夜

〔附记〕以上所说，如有疑义，本人愿作人证。

萧孟能把我的证明书送到警总，大概他们知道李敖有“有福先享、有难独当”的四海作风，且他们意在整文星，故对证明书并没重视。最后文星既听命结束，此案也就不了了之。

股东会做成决议

1968年2月25日，段春理少将拜访萧同兹，当面询问文星是否确实自动结束？何时结束？萧同兹拿出他2月5日致张群的信和张群2月23日的回信给他看，说拟定在3月1日结束（后因百举待废，时间太促，改为4月1日）。当天下午5点，萧家的老佣人老彭（彭吉昌）留条子给萧孟能，请求介绍他另谋出路，晚上萧孟能问他，说你做了这么多年佣人，大家处得很好，为什么不干了？老彭痛苦地说：“在家里做不下去了！”——原来警总逼他打主人的小报告，他不肯做不义之事，只好求去。

2月28日下午6点，文星召开临时股东会，做成“同意解散”记录。第二天，萧同兹致信警备总司令刘玉章，附上这一记录，全文如下：

麟生总司令吾兄勋右：

有关文星财务未臻健全，不能继续维持，因决定停业一节，前经函上张秘书长转呈总统批“阅”，业奉秘书长转示。

弟原定以本（五十七）年3月1日宣告结束，但经提付股东会决议时，因筹措债务支付之必要，不得不改延于同月犯日宣告结束，仍依原议以4月1日起门市部对外停止营业，兹将敝公司本（五十七）年2月28日临时股东会记录另纸抄奉，伏候鉴察。

窃念弟于公司业务失于整理，以致有辜责望，良用愧怍，对于结束计划，头绪纷如，尚望不吝指示，俾免陨越。专此敬颂勋安

萧同兹谨启五十七年2月29曰

张小燕哭了

3月3日，萧孟能托我代写结束广告与海报，以做最后的促销活动。3月4日，报上登出文星结束启事。

在文星指日可垮的情况下，人情冷暖也就怪态百出。2月26日，萧同兹的老朋友张明炜连二十四万都不放心借给文星了。2月29日，萧同兹的老朋友辜伟甫甚至派会计查问文星账目以防倒账了。3月8日，余光中来电要求收回他在文星出版的书，萧孟能答以：“如果作者都做此要求，文星的结束工作就没法办了。”于是余光中只好很勉强的挂了电话。3月15日，朱婉坚电告萧孟能，说郑少春告诉她，听说余光中、梁实秋、陈瑛三人在与律师研讨文星结束后，作者有无权利收回已出售了的出版权。萧孟能为之又好气又好笑：“难道他们这班文人，最后逼我跟他们来一场官司，制造一个文化界的高潮？”……

在文星宣告结束的广告与海报出现后，文星读者为了抢购、为了抗议，也为了惜别，天天挤满了书店，买个不停，场面之大与声势之壮，也足令自己欣慰、令他人胆寒。到了3月31日晚，是文星最后一天，正赶上星期日，整日书店挤得水泄不通，其中甚至有国民党大员如陈建中等，也混进来买书而去。10点后萧孟能亲自去书店，在慰问中陪读者度过了最后的两小时，到了子夜12点，正式结束。这时书店门口便衣与“计程车”很多，一个特殊身份的“客人”，一直陪到最后，临出店门，还在橱窗前看了好一会才走。

文星的结束，许多青年人为之惋惜、为之愤懑、为之泪下。其中一位泪下的大学生，就是今天的张小燕。

一个杂志、一家书店，最后下场如此感人，也真可说是有史以来绝无仅有的了。

《经济学人》报道

文星结束后，4月6日的英国《经济学人》（TheEconomist）登出报道，这一报道，国民党新闻局在4月19日出版的内部刊物《国际舆情分析》里，有了秘密的翻译：

台北《中央日报》曾刊出一节广告说：“购买文星书刊的最后机会”。这家台湾最富生气和最有名气的出版机构，就这样的宣布它关闭之意。上月底文星书店关闭，执政党国民党保守派已把中华民国发表自由言论的最后机构封住了。

文星书店的开办完全为了商业利益，到了1960年它交上了好运，《文星》杂志因刊载批评保守的文化政策，受到学生广大的欢迎。该杂志曾讨论过关于西方和中国文化的价值问题，甚至论及政治自由化和给予青年更大自由的要求。虽然这些问题是以中国的含蓄方法来讨论，但在台湾谈到这些问题需要相当的政治勇气。

虽然它有若干作者因偶尔与政府官员发生冲突而致被免职和下狱，可是文星书店能比其他敢言的刊物寿命较长，主要是因为它有朋友高居要津。但两年前文星触犯了台湾不成文法，指名批评国民党第四组主任谢然之，并对总统亦有微词。《文星》杂志的登记执照被吊销一年，文星书店董事会改组，使之容纳更多的国民党党员。从此《文星》杂志一直不准许复刊，但《文星》杂志继续有它影响力量，并对青年成为一种吸引力。

大约一年前国民党暗中支持和经常预言政府政策的《中华杂志》攻击《文星》“走共党同一路线”。该杂志要求以戡乱时期阴谋制造分裂的理由，关闭文星书店。同年3月替补的董事名单拟定了。

文星书店之关闭系根据最近台湾权力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命令，其理由是禁止浪费，“改良当前社会风气”，并指令增加大众传播的爱国内容。中华民国政府显然害怕日趋繁荣的台湾会受到更大民主的压力，所以尽量减少台湾目前容许的自由限度。

《经济学人》的报道，是很简明扼要的。其中提到“国民党暗中支持和经常预言政府政策的《中华杂志》”，正是胡秋原的杂志。胡秋原也许高估他做了一定程度的推波助澜的效忠工作，事实上，国民党本身就是要消灭文星，没有推波助澜，波澜本身还是波澜，在波澜之下，“星沉海底”，根本是早晚的事。

特别祝福萧太太

李商隐写《碧城诗》，其中两句是：“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与文星同归于“禁”也同归于尽的我，目击了文星的一切，不论是“当牕见”还是“隔座看”，看见它生前死后，的确有不少沧桑。其中最沧桑的是萧同兹，他真可谓无端受累，卷入文星，把几十年培养的党国关系与人事关系，毁于一旦。如今他墓草久宿，我真愿他灵魂安息；其次是萧孟能太太朱婉坚，她为文星贡献了青春，也是无端受累，卷入别人的理想活动，赔上她自己辛苦的店面和一生的事业，最后还家庭破碎，与丈夫和“新女性”对簿公堂。如今她垂老投荒、远托异国，我要特别祝福这位既婉且坚的伟大女性。

前年（1984）6月5日，我有信给萧太太朱婉坚，我说：

回想十九年前，在国民党掐死《文星》杂志的时候，我曾说：“文星是一道主流，虽然这主流反对国民党，但反对之道，还有规格可寻，还可聚合各路细流，成为高明的导向；文星一旦没了，主流就会变成乱流，国民党早晚会更惨，还要赔上国家的命脉和别人的青春。国民党有一天会知道：当一切情势改变了的时候，他们将欲求有《文星》而不可得！甚至欲求有《自由中国》而不可得！他们那时候才会发现——迟来的发觉——《文星》《自由中国》式的反对他们，是太客气了的！可惜笨得要命的国民党永远不会明白，他们总是不见棺材不流泪。马歇尔说国民党会做好事但总做得太迟，他的看法真是一针见血了！”

如今，在党外杂志乱流四起的当口，我佩服我李敖是最准确的预言家，还算吹牛吗？他妈的国民党，真是报应啊！

“开倒车的文化事业接管”

在当年文星被迫改组之际，1966年5月5日的《纽约联合日报》上，曾以《开倒车的文化事业接管》为社论，不客气地指出：

国民党当局接管《文星》，改为宣传的外围机构，不外两种作用：消极方面，压制自由言论，禁止批评政治，使台湾报刊全受国民党控制，毫无例外的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积极方面，利用《文星》的成就和声誉，作为党宣传工具。即是党官永不能办成功的文化事业，就夺取别人的成果，化私营为党有。国民党当局多年来对海内外独立的民营出版刊物，不外釆收买和打击。当然运用一个政权力量，予自由独立的民营报刊打击，当然增加其困难，甚至不能生存。其结果只有使民气消沉，加速腐化。如果借收买接管已成功的独立报刊为党或个人利用，未有不彻底失败。独立报刊之容易树立权威，是能为人民喉舌，不畏权势，敢言直言。一旦因被收买或接管而丧失这立场，再也不能发生任何作用。因此，党官接管文星，欲加以利用，实在枉费心机。

我看不出当年国民党聪明到想把文星这样接管；但我仿佛看到：二十年下来，在乱流出现以后，国民党笨到想有文星可以替他们汇集主流了。最近萧孟能搞《文星》复刊，我总觉得来路甚怪、人马甚杂。前几天获得《文星》副社长林金开给中华民国防癌协会理事长范光霃的信，词意凶悍，其中竟有“本社保安人员备查中”字样，真令我好奇已极！复刊后的《文星》杂志社中，竟赫然有“保安人员”驻社，我说它来路甚怪、人马甚杂，还说得太客气了哩！记得在萧同兹出面抢救文星之际，国民党中四组会同警总曾有要文星“保持原有风格”的原案。什么是“原有风格”？一言以蔽之，就是清除李敖影响下的风格、回复李散没来文星以前的风格。看了这两个月来的所谓《文星》复刊号，除李敖之恶可谓务尽，“先李敖时代”那种“按牌理出牌”，又复花枝招展矣！复活、复活，复活云乎哉？

也许一件不为人察觉的小事，可以喻大。1965年12月24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开始拒登文星广告；但是，二十一年后，1986年9月3日，同一个《中央日报》上，赫然重现了文星的广告！——国民党是不会变的，那么变得能够配合它的，又是谁呢？

“不自由，毋宁死。”文星是为争取自由而死，若失掉这种精神开倒车，纵使复活，也是行尸走肉了。

1986年10月8日

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办公室

蒋介石死后，国民党“副总统”严家淦继任为“总统”，可是为了拍死人马屁，只敢在自己原来的“副总统”办公室办公，不敢到蒋先“总统”办公室办公；到了蒋经国当了“总统”，照样虚位以待死人。据1985年8月12日《中央日报》，说蒋经国

为了纪念先总统蒋公的丰功伟业，把蒋公过去的办公室留作“史迹馆”，保存了原有的一切布置。自己则用了一间占地二十坪的办公室和一间小型接待室。那间大型接待室，如非访客人数过多，或为国家庆典所需，平常很少使用。

可见怎样在把“国家”的“名器”当成了“冥器”，马屁胡来，不识大体，不成体统。

如今蒋经国死了，国民党“副总统”李登辉又继任为“总统”，这个马屁精很会“严规李随”，他为了拍死人马屁，也只敢在自己的“副总统”办公室办公，不敢到蒋故“总统”办公室办公。据1988年1月15日《中国时报》，说李登辉

为表达对蒋故总统经国先生永恒的崇敬，在他就任总统职务后的第一天，决定将原来副总统办公室作为总统办公室，原来蒋故总统办公室将作为陈列室，一切维持旧观，作为永恒的纪念。

可见又怎样在把“国家”的“名器”当成了“冥器”，马屁胡来，不识大体，不成体统。

幸亏国民党国祚不长，总统府中办公室尚可一间间成为“史迹馆”“陈列室”，若国祚长起来，后代的严家淦、李登辉之流，想来无噍室矣！这些马屁大王除了退居厕所办公外，尚有生存空间哉？

1988年2月29夜

蒋介石的卧室和书房

花了三刻钟写完《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办公室》，意犹未尽。想到这种虚位以待死人的鬼把戏，又岂以总统府的总统办公室一处而已哉？总统府以外，蒋介石的官邸也、行宫也，无一不是保持着虚位以待状态的，并且其虚位以待状态，还是非常生动细腻的。

在蒋经国的一篇讲词中，就对这一生动细腻，有过泄底的描述：

自从父亲逝世那一天开始，母亲就把父亲的卧室和书房，保持了原来一样的布置。放在卧室里的，有父亲生前所睡过的一张床，在书房有父亲生前所用的书桌，书桌上有毛笔、铅笔和信纸。从父亲逝世到今天，卧室床上所放的棉被、毯子；在床旁边所放的衣服，在床前面所放的鞋子，不但是父亲所常常用的、常常穿的，而且按照春夏秋冬四季气候的不同来更换；在夏天还要把父亲用了差不多九年的一把扇子，放在床边。就在本次大会开始以前，经国又到父亲卧室静坐了一下，一方面感到无限的悲伤，一方面在经国心目中间，父亲始终是在安安逸逸的睡眠，总觉父亲仍然健在。

这段话出自蒋经国1967年11月18日的讲演——《逆境坚定力风雨生信心》，是在国民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十一届中全会闭幕时透露的，蒋经国对国民党高干这样宣扬事死如生，当然是意在奉死人以治天下。因此，死人的一切就自然成为道具，连一把扇子都不放过、都派上用场。于是，一幕幕欺尽苍生的大戏就连台演出，久而不知其丑矣！

1988年2月29夜

蒋介石蒋经国父子读了些什么书？

蒋介石的教育程度，相当于蹩脚初高中。他不学有术，不学之中，纵依文学侍从之臣楚崧秋所转述的书单，也不过如此：

中国经典：五经、四书、孔子家语、左传、战国策、六韬、孙子、吴子、管子、庄子、韩非子、离骚、史记、汉书、资治通鉴、清史辑览、古文辞类纂等。

西洋著作（军事学为主）：西洋史、普法战史、拿破仑战史、日俄战史、战时正义、巴尔克战术、其他军事学名著。

社会科学：中国地理、亚洲地理、世界地理、心理学、统计学、经济学、社会学等。

中国名家专集：诸葛武侯集、岳武穆集、文天祥全集、戚继光丛书、曾国藩全集、胡林翼全集、左宗棠全集、骆秉章全集、李鸿章全集、樊山批牍、中国哲学史等。（《沧海微言》）

以上书单，据楚崧秋说，是蒋介石三十八岁时“自订”的“经常阅读书目”，并且，“以上所列各书，蒋公显然不会有足够的时间一一看完”，所以，这些书蒋介石真正看过的到底有哪章哪页，连楚崧秋也说不上来。何况，“以上所列各书”，有些根本不是书名，世界上既无此书，蒋介石又从何“经常阅读”乎？

至于蒋经国，教育程度还在他老子之下，他也不学有术，但不学之中，全无书单可开。他自己竟写了这样一段：

那么我们念什么书呢？国父和领袖的学问，融贯中西，我们如果能将国父遗教领袖训词详细阅读，反复研究，则一生足够研究，尽够应用了。（《胜利之路》3月17日《择书精读》）

原来一个人只读孙中山、蒋介石的训词，就足敷一生之用了，蒋经国如此无知妄作，真要笑煞中国读书人矣！

1988年2月21日

童轩荪笔下的蒋介石

——写在童轩荪致李敖信的后面

致李敖信（童轩荪）

敖之先生：

敬语恕免，且述私衷。回忆民国三十八年秋末冬初之际，台湾在陈诚主政下，大举实施苦迭打，我成网中之鱼，险些送去马场町。计时老兄尚在读国中，未必详知其情况。昨年郭衣洞夫妇来此，我于席间语郭，你虽去了绿岛多时，依资历论，我应是“黄埔老大哥”。因绿岛前身是内湖集中营，当一批难友被点名押往基隆外海喂鱼后，其余则开拔台东转往绿岛开荒。我在他们临去之前被释，可称险哉！故按理我属“第一期”，非“老大哥”而何？柏杨笑答，虽然你是老大哥，依资深论，你不过是“尉官”，我乃“少将”之阶，席间笑语实含隐痛也！

所以对于大作写的“二进宫”诸情，深有同感。我在十三个月里辗转刑警队（队长是河内刺汪的杀手之一余监声，此人先于王鲁翘被汽车撞死于上海路）、情报处及军法处，听到、看到的惨况例不胜举，而笑话也特多，可以写一本“回忆录”。在押来押去之际，发现他们执有有关我的“罪状”证据，竟是一本我儿子课外读物汤姆索亚童话，检察官不看内容，只看封面，便问我：“你思想左倾吗？这本书明明写的是马克吐温著，是不是马克思一家的人写的？”使我当时哭笑不得，这伙特工其知识之低下有如此，提起外人不相信，可见国民党率兽食人的话，一点儿也不假啊！……我真想写一本这些真实的“笑话”，再翻成英文，应可畅销（很多此地朋友做此提议）。另一原因他们查出我不是国民党，据当时的标准不列党籍，“其心必异”，视为最早的“党外分子”是自然的事了（罪加一等）。

我在内湖的体验，大概XXX所有的洗脑办法，那里全有。纸短言长，不提也罢。总之，以XXX的办法，照方全抄来反X，其结果会好得了吗？据说现在已“进步很多”，改抄此地的FBI办法，但还是出了“陈文成事件”，怎么得了！

去年炎夏，居浩然自波士顿西来，在敝寓住了五天，这五天里上下古今谈了一番，他却特别推崇你老兄，说是“念书太多，我们不可及”云云，使我对你的印象颇深。大著《千秋评论》洛杉矶只有长青书局有售，我全看过了（只缺第十一期），在十四期第一二九页中有“……因为岸信介当年做日本驻天津总领事（？）负责窝藏溥仪七年……”此节有待再考。我的印象中应是吉田茂之误。因为我生长平津，在天津住家最久，和陈宝琛更有不平凡的世谊（见拙著《文化城故事》），故有此怀疑也。

这段小消息，迹近招摇，你可借知我是“前代人物”了。

童轩荪伉倆金婚之喜，文化界人士举觞庆贺

〔洛杉矶讯〕新闻界的老前辈、资深的名作家童轩荪先生旅居圣地亚哥已达十五年，今(20)日他的家人和亲友，在DelMar的真北平饭店，举行盛大宴会，庆祝童轩荪和夫人结婚五十年的金婚之喜，参加的有朱葆瑨、孙立轩等学术界人士，电影明星卢燕也特自金山飞至圣地亚哥赴宴。

童轩荪写作极为丰富，来美国后曾出版《生的哀歌日记》，是感于“临老去国，昔人所悲，唯借楮墨，以遣旅怀”，及所居SanDiego谐音而命名，语意双关，足见他为人的风趣幽默。（1982年11月25日刊于洛杉矶《世界日报》）

此文系今年5月间应加州论坛报征求（该报主持人是你的乡长齐世英先生令郎齐振一兄，想也是熟人），为纪念“老先生”逝世七周年所写，文末有些“乡愿”之辞，为的是不使朋友为难便于发表而已。请勿见哂。

我看蒋老先生

谈起蒋介石先生生平，为他写传的人已多。所提到的不是东征北伐，便是讨赤抗日这些“丰功伟业”，很少涉及其终局逼处海隅，一挫至此的原因，不能不使我们慨叹所谓“史学家”的良心。至于二十多年前大陆方面有一本“郑三发子”的小书，更是摭拾传闻，存心侮蔑，不足取信，只是向海外作为统战宣传，另有居心。

老先生临终遗言，有“坚守民主阵容”之语，此语真假不去管它，实际他是最不讲民主的人。当他睥睨一时，掌握党政军大权，便暗杀了杨杏佛和史量才。一位是学术界精英（哈佛出身，“中研院”总干事），一位是舆论界领袖（上海申报社长），仅是喜谈民主人权的人士而已，竟成了他老先生摧残高级知识分子的开端！其后许多年，更驱迫囚杀不少这一类人物和青年，以致给共产党制造机会，其例证不胜赘举，早为世人所共知共见的（以后的囚禁雷震等，实无足异）。

我们不能因为共产党指摘蒋先生所作所为是法西斯独裁统治而代为否定。回溯30年代之际，世有“蓝衣社”之说，虽然近时尚存人间的“十三太保”中人，不断为文正名，乃是“力行社”或“复兴社”之误传，这只是名称不同，实际一样是标榜“巩固领导中心”；换言之就是拥护独裁统治，唯我独尊。其时如果有人非议，“反动分子”的帽子立刻被戴上，谁人不怕？其结果整共产党不足，整异派分子和老百姓有余。也因此特务遍布域中，横行无惮，至今被目为“警察国家”。皆因上有好者，下必有甚，岂非蒋先生始料所未及？

其次是自招内讧。民国十三年以前，蒋先生革命事迹，似少有所闻。自奠都南京之始，他老先生便将革命元勋胡汉民、李济深囚禁了起来，造成国民党的分裂，自是内乱无已。日寇侵华事件的提早发生，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专家，认为肇因于此（演变到民十九的中原大战），也给共产党制造了机会。

如所周知，蒋先生一度藏身于上海证券市场，自然难免接触些帮会人物。早时搞革命多是利用帮会暗中协助，中山先生尚不讳言有赖“会党”之力，不足为蒋先生病。但会党有其必须的“江湖义气”，蒋先生却少具这种特质。且以对待张学良为证：张氏的功过不去谈它，究竟西安事变时，他能知悔而不加害蒋公，并亲送回京领罪，这种戏剧性的举措，结果经军事法庭判了十年坐监，十年之后该恢复其自由之身，但历经三十年辗转各地，幽囚如故，在江湖义气与国法私情上都说不过去的。蒋先生一生“盛名之累”，此亦一因。

昔时“反蒋”人士批评蒋先生有句话：即“用人唯浙”，说他不是笼罩全局的领袖所应为。然亦有其原因在。老先生出身属于陈英士、黄郛之一系，斯三人行都是浙江人。彰明较著位居要津的部署如陈果夫、立夫昆仲、陈诚、胡宗南、周至柔，甚至于戴笠等等亲信，何莫不是浙江人？以此起了离心作用，给他许多麻烦。也说他性格躁急睚眦必报。在此且插进一节小笑话，一位在侍从室任事多年的奉化老乡他说，当蒋先生任黄埔校长的时候，有一天他的内侄王世和，当时任职卫队长，不知何故触怒了他，一声“娘西匹”（宁波三字经）将王世和咕噜噜一脚踢到楼下。像这样动手打人的事情，在所难免。观人于微，可见老先生的性格之一斑。但也有人以挨了老先生的打，引以为“荣”，因为非亲信不足以语此也。

崇仰中山先生的人，盛赞他“休休有容”，说做一个革命领袖人物，须具有“江海有能容之量”的风度。蒋先生在这一点上，稍欠一些。你若惹急了他，一声“娘西匹”教你吃不了兜着走！也许是当年在上海商场上的反射作用。例如在徐州会议和冯玉祥换帖结拜把兄弟这一幕，都属于此。不是高估那时候的冯玉祥，北伐就凭这一套才获得成功。其后二位却杀得日月无光（百万雄师大战），那是后话。

以上限于论坛报所举题目的字数，只略提其荦荦大端，其他不宜多所谈述。最后我们还是对蒋先生的功勋，加以表扬的有一点，在抗战末期，他终于向列强交涉，为我民族取消了不平等条约，那是了不起的一举！虽然民国到了六十多年了，他还是新旧交替的人物与思想，少有进步的变化，传统观念滞留未褪，才有“宁以一姓之尊荣，拂万民之好恶”，安排下父业子继这一幕，有违民主的兴替常轨。这是对他老先生应加以原谅的。何况现在台湾的局面，真难为了蒋经国先生的撑持，也确是有子“跨灶”此胜于彼。“安危他日终须仗”，作为自由民主治下的海外遗民，我们这一代只有仗他们父子二人先后撑此危局和后遗症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寄自圣地亚哥）

写在后面（李敖）

童轩荪先生给我这封信，我早在1982年年底就收到了，我一直想写一篇后记，可是为了要找一些材料，竟拖到今天才能提笔。

童轩荪先生信中，谈到国民党的种种黑暗，令我看了，深有同感。他说他对我“写的‘二进宫’诸情，深有同感”。这种相对的同感，是我们这些身受国民党刑狱之苦的人，最能体会到的。国民党为中国人民制造刑狱之苦，种类是很多的，一般都是令人泪下的悲剧，但偶尔也有令人哭笑不得的悲“喜”剧。这种悲“喜”剧，令你在同感之时，也忍不住悲“喜”随之。童轩荪先生个人的例子，就是典型的悲“喜”剧。

童轩荪先生说：

听到、看到的惨况例不胜举，而笑话也特多，可以写一本“回忆录”。在押来押去之际，发现他们执有有关我的“罪状”证据，竟是一本我儿子课外读物汤姆索亚童话，检察官不看内容，只看封面，便问我：“你思想左倾吗？这本书明明写的是马克吐温著，是不是马克思一家的人写的？”使我当时哭笑不得，这伙特工其知识之低下有如此，提起外人不相信，可见国民党率兽食人的话，一点也不假啊！

这一把“马克吐温”当成“马克思”一家人，而要你代为坐牢的妙事，就是典型的悲“喜”剧。

关于这一悲“喜”剧，童轩荪先生在给我信后第二年，有过详细的口述，发表在1983年9月《台湾与世界》第四期里。记录他口述的文章标题叫《李政道母亲被捕经过》，记录人是“成中雄就是陈鼓应的化名）。文章中说：

童轩荪原籍福建福州，生长在北京，民国大学毕业。1930年左右，在天津和董显光合办《庸报》。抗战期间，在上海担任《神州日报》总编辑。光复后，在上海、台北经商。他笑着说：“去台湾时我不是文化人。”在他事业的鼎盛时期，曾在上海昂贵的“国际饭店”租了一间房招待客人。1946年到台北，筹办化学工厂，做批发生意。他在台北市衡阳街复胜大楼（后改中央商场）设公司，将台湾茶叶运往华北，在天津设办事处，又将华北豆饼、草药运来台北。

由于生意做得大，认识面广，1949年间许多从大陆逃到台湾的朋友找到他办公室来。阔朋友到他家憩脚，穷朋友来找他避难，客人一多，就引起了特务的注意，给他带来了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

1949年11月8日深夜3点多，情治人员猛敲大门，闯入童宅。他们借户口检查为名，到处搜查，但一无所得。仅搜去一本翻译小说《汤姆历险记》作为罪证，便将童轩荪押走。

在逮捕童轩荪之后，情治人员又将他公司的经理、会计及其他职员全抓到刑警总队。保安司令部出示封条，将公司查封，童家偌大财产，就这样毁于一旦。

童轩荪最初被送到刑警总队，三天内被押往西宁南路保安处。保安处坐落在日据时代的东本愿寺，警备司令部最早时在那里设立调查处，侦讯政治犯。提起这“最可怕的黑地方”，童伯伯余悸犹存地说：“那里无须法律程序随时可以枪毙人。”

童轩荪在保安处关了三个月，刑求盘问，查不出任何罪证。童太太问说：“没有罪是不是可以释放？”他们回说：“进来容易出去难，还要留一段时间做‘参考资料’。”

由于查无罪证，情治单位便以“思想左倾，意志不坚”为名，发交内湖新生营感训七个月。这样，童轩荪又开始了他的另一段“历险记”。

所谓“思想左倾”，唯一能够找出的“罪证”便是一本小儿读物《汤姆历险记》。童轩荪大为不解，问说：“这本书和我有什么关系？”侦讯人员说：“这上面明明印着马克吐温的字样，那不是马克思一家吗？你看这种书就是思想有问题。”

童轩荪被关十三个月放出之后，才知道自己被人诬告。诬告他的人，是在大陆军警界显赫一时的上海警备总司令宣铁吾。原来有位孙二小姐借住童家，宣将军追求孙二小姐未遂，以为童先生作梗，于是移恨童轩荪，诬告他一状①。

童轩荪先生提到无知的国民党特务们见“马克”就认亲家的行径，使我想起军阀时代的查禁《马氏文通》。《马氏文通》是中国文法学的开山专书，由江苏丹徒马相伯、马建忠兄弟合著，由马建忠一个人挂著者名，标题《马氏文通》。这书在清朝光绪三十年（1904）出版的时候，由于清朝大官人尚不知马克思其人，所以书没被禁；不料十稔以还，军阀时代来了，有马皆查，无赤不禁②，于是《马氏文通》遂以一马当先，终不免耳！军阀无知，固不足异，但是口口声声打倒军阀的国民党，却更进一步，不止逢马禁书而要凭马关人，这就未免更荒唐了！

其实，国民党还不止凭马关人呢！马以外，左也犯忌。陈映真被捕时，国特们要他开列看过的书作者与书名，以查考他思想路数。当他开出“左拉”的时候，国特狗眼为之一亮，睁目问曰：“这是谁？这是谁？”陈映真立刻顿悟，声明左乃音译，非左倾左派之左，乃得过关。在陈映真下狱之前，国民党连《马克思欤农民欤》③这种反共著作都要查禁，为的是书名有马克思；梁实秋翻译的《沉思录》也遭遇了麻烦④，为的是作者名字是玛克斯奥瑞利阿斯安东耐诺斯（MarcusAureliusAntoninus）！（玛克斯奥瑞利阿斯安东耐诺斯是公元121年生的；马克思是公元1818年生的，相差近一千七百年，可是国民党哪管这些！什么名字不好叫，却叫什么玛克斯！此非马克思之前身乎？）

国民党的马克思恐惧症，我想他们到了德国，恐怕连马克都不太敢用呢！

一个东欧铁幕笑话说，一个人被秘密警察刑求，嫌只抓到他一个太少，要他咬出共犯。他无奈，就乱说共犯是波兰音乐家肖邦（早在1848年就死了）。后来他被移送到另一单位，乃翻供。不料另一单位的秘密警察说：“你别翻供了——肖邦已经招了！”

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时候，在军法处就听说，一个被告自白影响他的人，其中有梁启超（早在1929年就死了）。国民党的军法官连查带问说：“梁启超抓到了没有？哼，我们会把梁启超抓来，你等着瞧吧！”

童轩荪先生是在国民党东厂西厂受难的老前辈，他大概不知道在他以后，我们还有这么多悲“喜”剧可看，马字当头的跑不掉又算什么！连梁字当头的梁兄哥，恐怕也会偏劳阎王老爷呢！

童轩荪先生似为当年他有公冶长式缧绁之灾有所轻怒薄怨，其实他实乃运气大大的好之人。他那时候，正是国民党“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时代，他没被干掉，实乃祖上积德。江南《蒋经国传》中就写50年代蒋经国一手包办“一切党政特务机构”时：

“保密防谍”的口号，透过各种传播媒体，普及全岛每一个角落。功效亦有目共睹，破获的中共间谍网，如蔡孝乾案、吴石案、新生报董事长李友邦案，国际间谍如李朋案，居高职的“台糖”“台电”总经理，亦因“通匪”伏法。

位于台北植物园附近马场町，取代过去南京雨花台的地位。据执教东京立教大学的戴国辉说：“我当时在南海路的建国中学念书，有天我看到一辆卡车，载着七八位犯人，双手背綁，口用白衣扎着，大概怕他们声张，一忽儿，传来枪声。我心里想，他们做了革命的烈士了。”翻开1950年前半年的《中央日报》，《匪谍XX等数犯，昨日枪决伏法》的标题，一周出现好几次。

以“匪嫌”名义，送往青岛东路军人监狱、台东绿岛，或用麻袋捆扎，未经司法程序，丢到海里喂鱼的，不计其数。台北的一位化学工程师陈天民，江苏靖江人，因为出言不慎，告诉投奔他的乡亲们说：“台湾都快解放了，你们还来这里干什么？”经人检举，判刑十五年，陈当然不是“匪谍”，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的指控，充其量，不过是对国民党的统治前途失去信心而已。

诺贝尔奖金得主李政道的母亲张明璋女士，和儿子李崇道（后来曾担任中兴大学校长），因在淡水家中，留宿一位广西大学时候的同窗，卒以“掩护匪谋”罪，锒铛入狱。

受害人童轩荪的遭遇，提供我们活生生的故事，益证特务们如何荒唐与无知。

江南提到的李政道的母亲、哥哥的被捕事件，与童轩荪先生也有关系，因为他们是患难之交。“成中雄”的文章中也有访问：

6月中旬，我去圣地亚哥会见了50年代被捕的“老政治犯”童轩荪先生。3月间在《论坛报》上他发表了悼念李政道母丧的文章，提及他本人的遭遇，并透露李老太太曾被保安司令部逮捕的消息，引起了侨界的关心。于是我去圣地亚哥的老人公寓，拜访了七五高龄的童老先生和童老太太。两老精神矍铄率直忠厚。见面后，他们追述了三十多年前的一段坎坷的遭遇。

李老太太本名叫张明璋。“我管叫她明璋”，童老太太说，“明璋常提起她的子女，宏道是老大、崇道是老二、政道是老三（由大陆逃到台湾的李根道，不是老太太的儿子），还有一个女儿是造船专家，留在大陆。”

张明璋母子全家的被捕，是三十多年前的事。

1949年间，李母随次子崇道住在淡水。李崇道毕业于广西大学畜牧系，专治牛瘟，来台后便在淡水血清试验所工作。有个广西大学老同学借住李家，不久这人被特务机关以“匪谍”罪名捉去，李崇道夫妇和他妈妈一家遂以“护匪谍”罪名被捕。

李崇道是个书生，与现实政治并无牵涉，在侦讯期间，受到相当不友善待遇，迫他招认。传说中，李老太太不堪折磨，在狱中曾一度打碎粉镜，企图吞吃玻璃碎片自尽，其怨愤的心情，可想而知。其后，幸经友人袁惕素等多方援救，李氏一家才以“自新分子”名义保释在外。

李崇道获释之后，依然被列入看管之列。李家的境遇，一直要到李政道得诺贝尔奖之后，才获改善。

台北当局获悉李政道得奖之后，即刻令教育部长张其昀驰函邀请前来“‘自由’中国”观光。李政道回信，要求给予家人恢复自由，“观光”一事，则只字未提。

于是，国府当局紧急召集了七个情治单位来会同“平反”工作。那七个情治单位是：安全局、情报局、调查局、警备总部、中央党部六组、知青党部及刑警总部。童老先生称此为“七堂会审”，来替李崇道“摘下‘自新分子’的大红帽”。

由于李政道的得奖，在台的李氏家人才得以转危为安，学有专长的李崇道乃步步高升，荣任农复会主任委员，而至擢升中兴大学校长⑤。而李老太太也由“自新分子”被选为“模范母亲”。

李老太太出狱后，搬到乡下大浦住，每次进城，便过童家，由于大家境遇相似，因而和童老太太成了知己。故她在狱中遭遇种种，都向童太太吐露。那段坎坷的际遇导致她罹患腹部鼓胀症，对她的健康有很大的损害。

今年2月间，李老太太高龄病逝，国府政要均参与吊礼，“冠盖云集，备极哀荣”，李政道在办理母丧之后，携带着母亲的骨灰离台前往苏州与父同葬。

李母的横遭下狱及刑辱，在这位名震全球的学人心灵上，未尝不刻下一道难以磨灭的伤痕。李老太太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从狱中释放出来的人，阴影依然罩着。童老太太说：“明璋常来我家憩脚。我家巷口有个卖馒头的，样子古里古怪，我们怀疑他是特务，轩荪还说我多心。有一天到西门町看电影，在戏院门口看见那个卖馒头的穿着警察制服，才肯定他是监视我们的特务。”

虽然在李政道得诺贝尔奖之后，势利眼十足的国民党前倨后恭，紧急开会，大拍李家的马屁，但是，一切都好像太迟了一点，他们当年对李老太太、李崇道的刑求、凌辱、下狱，其实已是他们恶有恶报的因果律结果。李崇道为了宦途春风，固可以不念旧恶，暂做官于一时；但是李老太太的“昨日之怒”，却显然和她的“腹部鼓胀症”一样，终生未能消除“难以磨灭的伤痕”。李政道不愧是深体母意的孝子，他在母亲死后，向国民党要到了骨灰匣，明目张胆地带到大陆去。故国尸重归，成了对国民党最大的讥讽与抗议。——不许三通嘛？阿拉通给你看！阿拉把阿妈带走了，阿妈死也不跟侬这些猪猡在一起哟！

童轩荪先生毕竟是避地的仁者，他在出狱以后，终于做了远离国民党的长远计划，他“寄迹异邦”，并许下“他年得遂投闲计，只对青山不著书”的“心愿”⑥。但是，责任感和怀旧之情，还是使他写下不少揭发“国民党率兽食人”的杰作。国民党虽不让他吃饭，但他很大度，仍愿让国民党拉屎⑦，他只是以白头宫女的心怀，告诉我们屎多臭罢了！

1985年5月15晨

①童轩荪在《北洋残照与没落的后人》（《传记文学》第十七卷第五期）中，提到这位孙传芳之女“孙二小姐”说：

二小姐家慧，是她们姊妹花中的佼佼，也可以说乃父那些精明灵秀，钟其一身。此妹秀外慧中，中英文根柢俱佳，交游既多达官军要，也有阛阓中人，堪称到处逢源，做股票、搞地产、拉胡琴、唱平剧，无不来得。那时候也不过二十多年华，已经是饱经世面的“历劫红颜”。所以我夫妇常背后称她为“乱世佳人”的斯佳丽奥哈拉，就可知她的生活如何的独来独往多彩多姿了。其后仗天主教神父的提掖引领（她曾先后在北平法国女学和上海震旦大学攻读），这位小姐成了虔诚的天主教徒。如今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现居华府近郊，和一位中国工程师结婚，情好綦笃，有一个女孩，她不时参加“美利坚大学”上课听讲，成了标准的主妇，生活美满可知……

上海沧陷前夕，孙二小姐避乱来台，打算小住即赴美国，因此暂居舍下。她昔日交游的达宫军要闻风络绎不断来访慰问，我这小商人（其时我改业贸易已多年）之家，顿呈“高车驷马”之盛，怎不引起外间讶异？不久她就离台赴美留学，却给我留下不大不小的“麻烦”。只因彼时局势危岌，区区的流年也太不利、无干何方，从此舍间再不备“陈蕃之榻”接待宾客，这也是生逢乱世的一大经验啊！

②其实“无赤不禁”，国民党是超军阀而过之。——军阀只禁中文的，国民党却连洋文的也不予幸免。我在“千秋评论”第三十六期《叛国亡国洗》中，说“〔罗〕小如当年在阳明山家中打字，被特务诬指为向大陆打电报；后来开敦煌书店，又被诬指为卖禁书。（他们不识货，凡是英文书封面上有red字眼的，一律以匪货视之！）最后不堪其扰，乃放洋做美国人矣！”当然，在这种无赤不禁的泛滥之下，英译本《红楼梦》自然也在查禁之列，因为书名THEDREAMOFTHEREDCHAMBER也有red呀！

③英文书名MARXAGAINSTTHEPEASANT，作者是美国普林斯顿髙等研究院终身院士兼教授D.米特兰尼（DavidMitrany），译者是明君。1954年香港友联出版社版。

④这是梁实秋在二十多年前，亲口告诉我的。据1983年6月《亚洲人》第36页，曾有这样三段，可供参考：

曾有一个关于此间检查制度的真实笑话，说我们是反共的，所以不许读任何马克思有关的书，设在海关的检查员一看到任何“马”字头、M开头及书中内容提到马先生的书，都扣起来不许进口。于是，有好一阵子，莘莘学子向国外采购罗马皇帝奥瑞留斯及社会学家韦伯的书籍都收不到。

后来经过查访，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们那些敏感又尽责的检查员看到奥瑞留斯的名字MarcusAurelius及韦伯的名字MaxWeber，若非错认为马克思从Marx，就是认为姓马的一定有亲戚关系，Marcus,Max与Marx不是兄弟，就是连襟，大约都不是好东西。在宁可错杀一百，不能放过一个，荼毒了同胞纯净的心灵，就干脆也禁掉了吧！

这是一位国立大学的教授告诉我的真实笑话。据他说，故事是真实的，但实在是个笑话。讲给外国人听，他们一定捧腹大笑，我们自己听了却笑不出来，还有点欲哭无泪的感觉。

⑤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961年5月18日条下：“今早先生在报上，看见李崇道在核子显微镜里，发现猪瘟的病毒，是生存于发病细胞核内的滤过性病毒，十分注意。说：‘李崇道是李政道的哥哥，一直到了李政道得了诺贝尔奖金后，才准他出去的，他在康乃尔大学发现猪瘟的病菌是很有用的，我很高兴。’”

⑥童轩荪在《会见晚境凄凉的赛金花》（《传记文学》第十八卷第六期）中说：

回溯几十年来，多少时光耗于笔墨生涯，自从寄迹异邦，曾下了他年得遂投闲计，只对青山不著书的心愿。如今却面对南加州圣加洛山又继续写作的原因，只为时常系恋那已逝的华年，和那些人物事迹，笑貌謦欬，和我的第二故乡。亦正如李义山的感怀诗句：

如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

但愿他年归去北平，犹可见到劫余朋辈，那就好了。言念及此，掷笔怆然！

⑦童轩荪在《一张图照的启示》（1967年4月2日《新闻天地》）中说：

有人说，〔台湾〕这个地方太嫌狭窄了，即使都是大陆来的人，也一天天被潜移默化，化成“岛国的心理”，以致凡事都感“车多碍路”，各不上下，必须弄得“你不让我吃饭，我也不叫你拉屎”，结果是明枪暗箭，两败俱伤。

蒋介石与太阳不只一个

——政治比赛中的一个规则

奥运期间，偶尔看到了电视画面，它的画面以外的意义，常常吸引了我，那意义就是“公平竞争”中强者和强者的竞争，其争也公平，其公平也立判，它使你那样明确的感觉到“我比你强”，使你觉得胜固欣然，败亦不窝囊，因为那是“公平竞争”下的胜败，胜败也就没话说。强者只有靠“公开竞争”，才能取胜，狗屁倒灶的行为，是很难见容于世的。

运动比赛上如此，政治比赛上就比较麻烦。

政治比赛中有许多规则，其中最重要的是“公平竞争”，但“公平竞争”迹近理想化，实行起来，很不容易，所以搞政治的，多把“公平竞争”奉为目标而已，骨子里也未免狗屁倒灶。只是在民主国家里，狗屁倒灶也有其规格与限度，不能胡来、不能离谱，胡来离谱者，就要天下共弃之了。

和运动比赛一样，政治比赛中，也是强者和强者的竞争，弱者是没份儿的，搞政治的可以忽视、排挤、压迫弱者，但他无法忽视、排挤、压迫强者。把弱者看扁，还算人之常情；但把强者看扁，就是胡来离谱了。

好笑的是，国民党几十年来，却正好扮演着这样胡来离谱的角色。

国民党的戏路，是它老是想“唯我独尊”，但“唯我独尊”的地位，必须采取“公平竞争”的运动规则以取之，在“公平竞争”中你考了第一，自然你就是老大。可是国民党却不如此。美国老罗斯福推动反托拉斯法案时候，大法官霍姆兹说：“修曼法案是不公道的，因为它不让强者在比赛中获胜。”（TheShermanActisn'tfair,itwon'tletthestrongmanwintherace.）国民党的悲剧不在它忽视、排挤、压迫弱者，而在它忽视、排挤、压迫强者，它错估了别人，把别人都看扁了，结果当它被强者翻身一扑的时候，它就眼冒金星了。国民党狗眼看人低，招惹了李敖，被李敖翻身一扑，国民党为之内伤累累；它又狗眼看人低，招惹了施性忠，被施性忠翻身一扑，国民党为之土脸灰头。施性忠第二次当选后，国民党说为“尊重新竹市选民的决定”，不再把施性忠拉下马了，但它忘了，施性忠第一次当选，又何尝不是“新竹市选民的决定”？——国民党“不让强者在比赛中获胜”，但是强者是忽视、排挤、压迫不倒的，国民党被赶到台湾来，就是谁是强者的最后说明。

1966年，左舜生到台湾来，向我说：他在延安时候，见到湖南老乡毛泽东。毛泽东激越的说：“蒋介石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我‘不信邪’，偏要打出两个太阳给他看！”①国民党在日落余晖的今天，能不能临终悔悟到太阳不只一个，没人相信它会，也许国民党已自大狂到迷信它是“燔如羿射九日落”中的神性人物，但是，又怎样呢，九个太阳落了，后羿还不是身死族灭、为天下笑了吗？

1984年8月21日

①左舜生《近三十年见闻杂记》中是这样写的：“在我们离开延安的前一天——7月4日，毛泽东特别要周恩来通知我和章伯钧，说他要邀我和伯钧到他私人住的地方去吃午饭，并且可作竟日之谈，我的目的本来是要来探探行情，同时也想进一步研究研究毛泽东这个人的，既有这个机会，当然是欣然同意。毛住在延安城外的延园（原名枣园，不久以前才改的），这一天，除毛和我们两个客人以外，还有周恩来和朱德，从早上九十点左右谈起，一直谈到下午的四五点左右才走，真可算得是一次长谈。谈话的内容异常广泛，甚至连《水浒》和《红楼梦》，乃至我的《万竹楼随笔》，毛也发表了他的批评。朱德也说了不少的话，我始终觉得他是一个老实而朴素的军人，貌似李德邻，而稳重过之。谈到时局问题，毛很激越的说：‘蒋先生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我‘不信邪’，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不信邪’是一句道地的湖南话，意即不管三七二十一之谓。）谈到美国，他说：‘我这几条烂枪，既可同日本人打，也就可以同美国人打，第一步我要把赫尔利赶走了再说！’毛有这一股子湖南人的蛮劲，我是早知道的，所以，并不觉得奇怪。”

蒋介石与“水晶寿星”

——祝寿-祝寿-祝倒寿——写给林秉钦

秉钦：

你好像比我隐居得还彻底，简直无法联络得上你，特写这封信。因为你“下落”不明，这信也只好以“印刷品”处理。

“千秋评论”出了满五年了。我在五周年特大号第5960期合刊里，特别印了一篇《吴大猷假公济私的一面》，为你出了一口恶气——我公布了当年吴大猷鼠肚鸡肠迫害你的内幕，并对吴大猷狠狠批了一阵。现在吴大猷八十大寿，远流出版公司为他出集子，集中杂文，类多是当年“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印行的，如今改以私人文集由远流出版，正好反证了当年他们如何在假公济私！

我真是一个奇怪的“祝寿人”——我这样大批八十老翁，也不失为祝寿的一种，只是“祝倒寿”而已。

其实为八十老翁“祝倒寿”不算本领，还来个一百的。本月底蒋介石一百岁冥寿，我也要大倒一番，我出了一本专书《蒋介石研究》——我在台湾，就他妈的看不过去，一千八百万人齐拍马，我一个人就是要鞭尸！我就是不服这口气！国民党可以奴役所有的知识分子、封所有人的嘴，可是就休想过得了李敖这一关！

“故宫博物院”所藏雕刻类什物中，属于装饰花纹的居多，造型雕刻的甚少。有一件“水晶寿星”，立像高约二十厘米，左手搢圭、右手拄杖，很有趣，使我想到百年冥寿的蒋介石。我写了一首诗：

百年祸害一元凶，

死后还要做寿星。

我要把你肺肝见，

一眼看穿变水晶。

正此之谓也！

由于当年蒋介石慷全国人民之慨，“以德报怨”，日本那边的马屁精，也在搞什么“蒋介石先生遗德显彰会”，如今我出版《蒋介石研究》，就是要用千秋之笔，证明蒋介石对中国人，根本就没什么“遗德”可言，哈哈哈！

你是“千秋评论”的“开国元勋”，如今五年下来，“闻鼓鼙而思良将”，非常感念你。也感念圣康，他最近在美国再婚了，新娘是纯种洋婆子。即祝光华和你大好

敖哥1986年10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