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研究》目录
- 《国民党研究》自序
- 一、国民党建党有九十年吗？
- 二、国民党“意淫大陆，手淫台湾”
- 三、国民党的“余态”
- 四、国民党与“光辉的十月”
- 五、国民党杂碎
- 六、国民党与钞票
- 七、国民党与公债赖债
- 八、国民党与国泰诈财
- 九、国民党细姨史
- 十、国民党乱点鸳鸯谱
- 十一、国民党怎样杀人老婆？
- 十二、国民党与老兵之一
- 十三、国民党与老兵之二
- 十四、国民党与老兵之三
- 十五、国民党与老兵之四
- 十六、国民党与忠烈祠
- 十七、国民党的酷吏
- 十八、国民党对付异己的法子
- 十九、国民党的通缉症
- 二十、国民党与印
- 二一、国民党的“反攻无望论”
- 二二、国民党李登辉当选的第三种谎话
- 二三、国民党与走狗
- 二四、国民党与种猪
- 二五、别把国民党的无知，当成国民党的宽大
《国民党研究》自序
一个老国民党员吴越潮，有一天向我说：“国民党中有坏人也有好人。因为有坏人，所以无法把国家治好，丢了大陆；但因为有好人，所以虽然丟了大陆，还没完全垮台。”我回答道：“我承认国民党中有好人，但是有了又怎样？有了还不是有意无意间帮助坏人作恶？二十年前，在美国新闻处副处长司马笑（JohnAlvinBottorff）的家里，叶公超就向我说，他加入国民党，原希望他两脚踩到泥里，可以把国民党救出来，结果呢，他不但没把国民党救出来，反倒把自己陷进去。可见纵使好人，加入了国民党，也无补于他自己的牺牲，只是帮国民党苟延残喘而已。”
1950年，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已自承“我们今天都已成了亡国之民”，其实他们亡国之日，也就是亡党之时，1950年以来在台湾的国民党，只是尸居余气的一个家天下而已。这个家天下随着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双亡，如今已濒临解体。目前这些蒋家家奴们，打算把“革命民主政党”的基本体制，有以转化，妄想适应新潮，其实绝无光明前途可言，在历史家眼中看来，他们只是回光返照而已。
这本《国民党研究》，就是从多种角度，对国民党的一番总检查、总验尸。这一检验，全中国没人能比李敖做得更好，因此我不惜付出时力，存此信史，为人间张大义、为士林存直笔——特立独行的伟大知识分子，岂不正该如此吗？
1988年3月10日夜深
国民党建党有九十年吗？
国民党大张旗鼓，要在11月24日“庆祝建党九十年”了。国民党建党九十年的算法是由1894年兴中会创立时起算，由1894到1984，正好是九十年。国民党把这九十年的长寿，分为五个阶段：
一、兴中会——1895（中华民国前十七年）起算。
二、同盟会——1905（中华民国前七年）起算。
三、国民党——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起算。
四、中华革命党——1914年（中华民国三年）起算。
五、中国国民党——1919年（中华民国八年）起算。
照这五个阶段，联结起来，是有九十年没错，但是，账不能这样算法——不能一网兜收、好事全归给自己这样算法，这样算法，就未免“贪天之功”又“贪人之功”了。半个世纪前，革命元勋章炳麟（太炎）为《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写序，他就愤怒于“知当时实事者已少，夸诞之士，乃欲一切笼为己有”，已经明明指出国民党在历史上动手脚。到台湾后，国民党在历史中“自我涉入”（egoinvolvement）的范围愈来愈大，他们的丰功伟业愈来愈多，多得如今不但长达九十年，并且一切丰功伟业都是他们一家的了，这种“一切笼为己有”的不要脸，是我这种历史家兼正义之士绝对看不过去的。因此，我要在国民党“庆祝建党九十年”的前夜，赶写这篇文章，泄泄他们的底、漏漏他们的气，把历史真相与革命实情，来一番大翻案，使大家恍然大悟不要脸的国民党怎样在捏造不要脸的历史，这种恍然大悟，对多年被国民党密集安打的宣传受害人而言，自当有暮鼓晨钟的启发作用。下面就是我的大翻案。
国民党宣传它的寿命已九十年，从1894年起算，其实1894年只是孙中山成立兴中会，兴中会并不等于是国民党前身，那时候谁也不知道什么叫“国民党”，包括孙中山自己在内。檀香山兴中会开会时有邓荫南、何宽、黄华恢、李昌、刘寿、郑金、程蔚南、钟木贤、刘祥、刘卓、李禄、宋居仁、曹彩、黄亮等人，谁也不是国民党，他们的革命之功，又何能算在国民党帐上？后来北京兴中会开会时，朱和中、胡秉柯、魏宸组、贺子才、史青、黄大伟、陈宽阮、孔庆睿、刘荫茀、李仁炳、王治辉、胡铮、李藩昌、喻毓西、程品之等人，谁也不是国民党；柏林兴中会开会时，刘家佺、宾步程、马法润、王发科、陈匡时、周泽春等人，谁也不是国民党；巴黎兴中会开会时，唐豸、汤芗铭、向国华等，谁也不是国民党；横滨兴中会开会时，冯镜如、赵明乐、赵峄、冯紫珊、谭发、温遇贵、温芬、黎炳垣、梁达卿、郑晓初、陈才、陈和等人，谁也不是国民党，……他们的革命之功，又何能算在国民党帐上？如今事隔八九十年后，国民党翻掌一扑，一律不由死人分说，把会吞下、把人吃光，天下滑稽之事，还有过于此吗？
国民党吞下兴中会、吃光兴中会会员，由于这些会员好歹与孙中山有点来往，一吞一吃，看在孙中山的面子上，或许可扯上一点边儿，但是若说到了同盟会时代，还要靠孙中山的面子而又要吞又要吃，那就更胡来了。因为同盟会的成立，是靠当时许多革命团体的成员，这些团体主要有辛丑年（1901）横滨郑贯一、王宠惠、冯自由、冯斯栾等的广东独立协会；壬寅年（1902）东京章炳麟、秦力山等的支那亡国纪念会、秦毓鎏、董鸿祎、周宏业等的青年会、上海蔡元培、章炳麟、吴敬恒等的中国教育会；癸卯年（1903）东京叶澜、秦毓鎏、程家柽等的军国民教育会、上海蔡元培、章炳麟、吴敬恒等的爱国学社、云南临安周云祥等的保滇会；甲辰年（1904）武昌胡兰亭、黄华亭、刘静庵等的日知会、长沙黄轸（黄兴、黄克强）、马福益、刘揆一等的华兴会和同仇会、上海龚宝铨、蔡元培、陶成章等的光复会。这些革命团体的成员，成立同盟会时，日知会、华兴会、光复会不但成员众多，并且都是比兴中会风光的大会，而兴中会那时候，已五年之久，没有革命动作了。1940年1月20日到2月5日，老革命党冯自由在《大风半月刊》第六十、六十一期上，发表《记中国同盟会》，就坦白指出：
吾国革命党人之提倡逐满建国，始于兴中会。然兴中会自庚子（1900年）秋惠州革命军之败挫，及广州史坚如之谋炸抚署二役以后，党中健将如杨衢云、史坚如、郑士良、黄福诸人先后斫丧，元气实力为之大伤。故从庚子秋以至乙巳（1905）夏之五年间，兴中会实无如何之军事动作可言。
冯自由这些话还是事后回忆，在早期的记录中，我们也可看到兴中会的早已没落。1906年，章炳麟在《民报》第六期有《演说词》，就说他壬寅年（1902）在日本时，见到孙中山，但“那时留学诸公在中山那边往来，可称志同道合的，不过一、二个人。其余偶然来往的，总是觉得中山奇怪，要来看古董，并没有热心救汉的心思。”宋教仁《程家柽革命事略》也说程家柽当时去日本，访孙中山，本来以为“孙文革命首魁，所党必众”的，但以“所谓兴中会，以康有为之煽惑，率已脱入保皇党。孙文惟偕张能之、温秉臣、尤列、廖翼朋者数人，设中和堂于横滨，其势甚微。”并说当时“东京留学不过二百人，无有知革命之事者，惟言维新而已。”可见当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的兴中会已是没落的团体。同盟会的成立，实在是其他革命团体对兴中会的振衰起敝。冯自由回忆开会时情况说：
及留东各省革命党同志第一次集会期届，兴中会员孙总理、梁慕光、冯自由三人自横滨莅会；各省同志之由黄兴、宋教仁、程家柽等通知到会者，有张继、陈天华、田桐、董修武、邓家彦、吴春旸、康宝忠、朱炳麟、匡一、鲁鱼、孙元、权道涵、于德坤诸人；由冯自由通知到会者，有马君武、何天炯、黎勇锡、胡毅生、朱少穆、刘道一、曹亚伯、蒋尊簋、但焘、时功玖、谢良牧诸人；由胡毅生带领到会者，有汪兆铭、朱大符、李文范、张树柟、古应芬、金章、杜之秋、姚礼修、张树棠诸人；由宫崎寅藏通知到会者，有内田良平、末永节诸人。计莅会六十余人中，与孙总理属旧相识者只程家柽、马君武，张继、黎勇锡、胡毅生、朱少穆、冯自由、宫崎寅藏、内田良平、末永节等十人，其余皆新同志也。
当时幸经德高望重的黄兴义薄云天，提议把“古董”孙中山“公推”为“本党总理，不必经选举手续。”孙中山才成了同盟会的领导人。要不是黄兴这样够味儿，六十多人的大会中，仅识十人的孙中山，恐怕要靠边站了。
虽然兴中会与同盟会的衔接真相，不过如此，可是有些革命志士，还是不承认它们之间有嗣续的关系，如老革命费邓家彦，在1954年10月11日的《中国一周》上，以《由同盟会说到南京政府》为题，就公然表示同盟会“本是一个开天辟地创造的革命大团体”，而决非兴中会的后身，兴中会也决非同盟会的母体；又如老革命党徐锡麟，他是光复会的老人，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说他“志大心雄，不欲依人成事”，根本就没加入同盟会。徐锡麟后来行刺满清大吏恩铭，成仁就义，如今国民党一网兜收，最近在报上大打马虎眼，俨然是本党先烈了，国民党的不要脸，真要加三级。《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中说徐锡麟根本就“志在光复，而鄙逸仙为人。”如今“逸仙”的同志竟不由分说，硬把徐锡麟给国民党化，徐锡麟九泉有知，真要死不瞑目矣！
非但兴中会，同盟会和今天的国民党牛头不对马嘴，即使1912年的国民党，也都无法硬加衔接。1912年的国民党是同盟会和统—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合并的产物。而那时的同盟会，主体乃是中部同盟会。中部同盟会是武昌起义的功臣，革命成功的是这个会的同志。“革命尚未成功”的孙中山虽然在武昌起义后回来做上总统，但他在1914年写信给邓泽如，自称“忝为总统，乃同木偶，一切皆不由弟主张。”为什么是“木偶”呢？因为他早已大权旁落。（他在《孙文学说》中自言“为民国总统时之主张，反不若为革命领袖时之有效而见施行。”）那个国民党，可是别有个性的国民党，不是今天这种尊他为总理的国民党！1929年，陈希豪写《过去三十五年中之中国国民党》，书中明说当时那个国民党孙中山“始终未尝过问”，就是指此。把彼国民党硬接上此国民党，严格说来，是不通的。今天的国民党，正式名称是中国国民党，它在1919年成立时，照《国父年谱》所说，“加上中国二字者，所以别于元年之国民党也”，显然在和“元年之国民党”划清界线。“其性质则元年之国民党为五党所合并者，今之中国国民党则中华革命党所递嬗而来者也。”当年党同伐异，界限唯恐其不分明；今天捏造历史，寿命又唯恐其不延续，国民党之可笑，竟一至于此！
至于中华革命党，严格说来，它跟1912年的国民党没有衔接性。1924年孙中山在《政党的精神在党员全体不在领袖一人》演讲里，明说“二次‘革命’失败，逃亡至日本的时候，我就想设法改组，但未成功，因为那时，各同志均极灰心，以为我们已得政权，尚且归于失败，此后中国实不能再讲革命。我费了很多的时间和唇舌，其结果亦只是中国即要革命，亦应在二十年以后。那时我没有法子，只得我一个人肩起这革命的担子，重新组织一个中华革命党，凡入党的人，须完全服从我一个人。”可见连孙中山自己，都认为中华革命党不是原有的国民党的“改组”，而是“重新组织”的新东西，它们之间没有衔接性，已很显然。
虽然今天国民党的建党，实在只不过是1919年的事、只不过只有六十五年而非九十年，但国民党为了把功劳“一切笼为已有”，就不得不把历史拉长上溯，但纵使这样，程度上也有今昔之不同。
1923年发表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也只是说“吾党组织，自革命同盟会以至中国国民党，由秘密的团体而为公开的政党，其历史上之经过垂二十年，其奋斗之生涯，荦荦大者，见于辛亥三月广州之役，同年十月武汉之役，癸丑以往倒袁诸役，丙辰以往护法诸役。党之精英，以个人或团体为主义而捐生命者，不可胜算。”
虽然字里行间，已在“一切笼为已有”，但也只拉长上溯到民国前七年的同盟会而止，还没拉长到民国前十七年的兴中会，可见这种越拉越长、越上溯越远的搞法，是今天国民党小朝廷变本加厉干的好事！
今天我们在台湾被国民党作为吹牛的对象，整天看这些窃国大盗和败军之将吹他们过去的光荣史，实在洗耳无从、痛苦不堪。
因此，惹得性起，只好翻出历史，以为反击，祭起火牛阵，直朝国民党的牛屄冲去。
我这篇文章的写作，就是这种反击的一项示范。
写完以后，身心大快，临文有诗，以为结束：
党生九十古来稀，
岂容他们把人欺！
半夜手执春秋笔。
冲破老K大牛屄！
1984年11月3日晨4时半
国民党“意淫大陆，手淫台湾”
中国笑话书《笑倒》中，有一则笑话：
一僧与一妇人同舟，屡目不已，妇怒命打之。僧乃闭目，及至岸，妇又命打。僧曰：“如今何罪？”妇曰：“你如今闭了眼睛正想得我好！”
这是说，和尚看女人，要挨揍；可是不看女人，还是要挨揍，因为不看女人会“闭了眼睛”想女人，想入非非，也是不成的。
另一本笑话书《笑禅录》中，也有类似的一则：
诸少年聚饮，歌妓侑酒。唯首席一长者闭目叉手，危坐不顾。酒毕，歌妓索重赏于长者，长者拂衣而起曰：“我未曾看你。”歌妓以手扳之曰：“看的何妨？闭眼想的独狠。”
这种“闭眼想的独狠”，也是说不看女人却想女人的可恶，想入非非，尤甚于看也！
这种对女人的想入非非，就是《红楼梦》中贾宝玉模式的“意淫”。“意淫”本是性心学的玩艺，可是国民党却独狠得紧，它能“科际整合”，把“意淫”推而广之，在性心理学之外，竟在政治学上硬插一脚，这种“意淫政治化”的杰作，的确是国民党的一大发明，我们不可不注意。
对女人可望而不可即，却要以意即之，此之谓“意淫”；和“意淫”相对的，可望而不可即，却要以手即之，此之谓“手淫”。“意淫”是干过瘾，“手淫”是湿过瘾；“意淫”是远在天边过癮，“手淫”是近在眼前过瘾；“意淫”是闭着眼因人成事过瘾，“手淫”是关着门自我取材过瘾。大体上，力所未逮而淫之，谓之“意淫”；力所有逮但所逮仅限于自己地盘者而淫之，谓之“手淫”。套《礼运-大同》之言，“手淫”是“‘精’（精子）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意淫”则是“‘精’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两者的不同，是很微妙的。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国民党的杰作，一切就恍然大悟了。国民党对大陆力所未逮而淫之，正是“意淫大陆”；对台湾力所有逮而淫之，正是“手淫台湾”。一切政治上的波谲云诡，一经此八字分析，立刻全无剩义、真相大白矣！
蒋介石“对于行政组织改革的构想”
国民党“意淫大陆”的最大远景镜头是：它不承认它被赶出大陆了，它自认它仍是大陆的主宰者、统治者，因此发号施令、颐指气使，完全是“全国”性的气派。首先，国民党保存了气派豪华的“中央政府”，虽然此一“中央政府”，国民党早已明知不过小岛台湾一省和小小岛金马两个而已，实与地方边陲无异。这一明知，在国民党“总裁训词”——《行政革新的要旨》一文中，早就透露在案。此文说大陆撤守时，
当时我就觉得，既然政府暂时只辖有台湾一省和澎湖、金门、马祖以及东沙、南沙群岛等几百个岛屿，虽说在制度上要有中央和地方的区别，但是在工作业务上，实可以化繁为简。我当时的意思，行政院长就可以兼任台湾省政府的主席，内政、财政、教育、经济各部部长，也就可以兼任台湾省政府的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各厅厅长，如此中央和地方业务，统一集中，其指挥运用或将更为灵活有效，这是我在当时对于行政组织改革的构想。当然，现在由于形势改变，对外关系发展以后，自不能这样来做，无论对外即使对敌也不能这样来做。但是中央与台湾省政府，相互之间的业务关系和组织功能，仍当根据此一精神，切实检讨改进，使行政上一些不甚合理、不切实际、形同浪费的组织，以及一些既不免重复、又相互牴牾反而使力量分散的工作，能逐一予以调整精简。
由此可见，在国民党总裁的机密“训词”中，早就肯定了“中央”即地方、“行政院长”即台湾省主席、“中央各部部长”即地方各厅厅长而已。“中央”跑到地方来，还不“化繁为简”，显然不是行政上需要而是政治上需要，正因为政治上需要“意淫大陆”，所以比叠床架屋的“中央各部”还光怪陆离的浪费公帑，国民党照样开支不误，不“予以调整精简”。试以蒙藏委员会为例，便思过半矣！
从蒙藏委员会看“化繁为简”
蒙藏委员会是国民党成立了五十多年的老衙门。据1971年蒙藏委员会编译室出版的《蒙藏委员会简史》：“民国十六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鉴于蒙藏边区，地处国防要冲，乃基于中国国民党重视边疆，扶植蒙藏边胞之政策，筹设蒙藏委员会。”不料，这个会成立二十二年以后，中央也逃到边疆——对角线的边疆——台湾了，逃亡之时，“以限于运输工具，致所有财物档案及簿册账据等沦陷于重庆，委职人员亦有部分未能随同来台。”而来了台的，也无所事事。本来是“民国三十九年6月行政院改组，中央各部会奉令紧缩编制，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暂由内政部长余井塘兼任”的，但是到了“四十年2月，蒙藏委员会恢复原建制，并派田炯锦为委员长”。从此“予以调整精简”，也就全是具文。《蒙藏委员会简史》中有文证如下：
三十八年12月蒙藏委员会初抵台湾时，系在台北市介寿馆办公，至三十九年12月12日奉准暂借台北市罗斯福路4段107号学生宿舍，作为办公处所，嗣于五十年2月复在台北县泰山乡泰林路兴建两层办公大楼一座，遂于同年3月1日疏迁至泰山乡新建大楼办公，下午在城内办公，并于上下城内乡间各置有留守联络人员。及五十四年底在现址兴建两层楼办公室，计大礼堂及办公室共九间，外加原有办公室七间，使全会职员均集中城内办公，对于增加工作效率，颇著成效。但近年来办公人员略有增加，业务亦较前繁多，且原借台大学生宿舍奉准拨归内政部使用。爰于五十九年又增建四层办公大楼一栋，兹录郭委员长亲撰《蒙藏委员会兴建办公大楼记》于下：
本会以原址狭隘，不敷应用，爰呈奉行政院核拨工程专款建兹大楼，于中华民国五十九年5月15日经始六十年4月20日落成，广厦崇闳，益见中央重视边政之至意，团结民族共策中兴，职思共勤，期同努力，谨同努力，谨刻石以志其事。委员长郭寄峤撰并书。
可见蒙藏之事，虽然离台湾愈来愈远，但是蒙藏的衙门，却在台湾愈变愈大。为什么要这样发神经“手淫台湾”？原因无他，“意淫大陆”耳！
还有“新疆省政府办事处”
据1983年5月11日“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薛人仰在“立法院”报告，他们现在的“特别筹划”工作，只是：一、协助制作《变色的香格里拉》（电视节目），二、举办“蒙藏故事讲演会”，三、编印“蒙藏知识丛书”，四、协商举办“蒙藏文物特展”！——一个年花民脂民膏五千万的大衙门，整天带着七百零四位人种样品（在台“蒙胞”五九二人；“藏胞”一一二人），所司无非做节目、讲故事、印小书、办展览，这不是胡闹吗？从行政上需要看，确是胡闹，但一想到这是国民党的意淫费，我们一切就都恍然矣！
由对“蒙藏委员会”这一意淫费的恍然，再看到其他的浪费公帑，我们就会依此类推、不以为怪了。类推之法，以“新疆省政府办事处”为例。
“新疆省政府办事处”坐落台北市四维路52巷37号，整个大陆的省都丢光了，在台湾全没有鬼办事处，唯独新疆省政府有鬼办事处，这真是一大怪事。据1982年5月24日《台湾时报》：
新疆省政府也有办事处
一年用掉九百万元
〔台北讯〕台湾地区也有“新疆省政府办事处”，您可知道？它一年又动用国家多少预算呢？答案是：七十二年度将动用九百零二万一千元，比七十一年度多了一百三十七万八千元。主要的开销是：人事费、事务费、业务费、维护费、旅运费、补助及奖励费等。（敖按：今年已涨到九百四十八万了！）
“新疆省政府办事处”每天除了升一面国旗外，屁事皆无，又何来什么“旅运费”？什么“奖励费”？难道在巷子里升个国旗还要“旅运”、还要“奖励”吗？这都是王八蛋也！同样的，新疆之事，虽然离台湾愈来愈远，但是新疆的衙门，却在台湾愈变愈大。为什么这样发神经“手淫台湾”？原因无他，“意淫大陆”耳！
还有“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
但是，对国民党说来，“意淫大陆”，光靠“蒙藏委员会”、“新疆省政府”等老衙门，岂够用哉？这些衙门在名义上，只是边疆地带的，只能外延上证明大陆之线，不能内涵上证明大陆之面，于是，国民党大发神威（神经之威），在1954年，成立了一个特大号的大衙门——“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纯粹以“国大代表”为成员，年耗上亿元公帑，把光复大陆的复建工作，看着地图，整天大做其纸上作业，其实它是最荒唐的：
一、它包括内政、国际关系、军事、财政、经济、教育文化、交通、司法、边疆和侨务等组，每年12月举行全体委员会议二天，另外各区组每年开会七到二十次，有时邀请政府首长和学者专家举行报告或座谈，作为委员从事设计研究的背景资料。其实设计研究所得，全是空话、全是空中楼阁、全无可行性。
二、它的秘书长郭骥说：大部分设计研究内容涉及国家军事机密，不能在社会上过分的张扬。三十年来，一共拟好了二千多个设计研究案，呈报总统的有一千余个，这些设计研究成果，也可以看出是在埋头做事。这些话，其实都是胡扯、都是“纸上意淫”的笑料。
三、它最近提出十七个草案。其中大部分的内容，都是“似曾相识燕归来”，与各单位过去发表的检讨或年度工作方针，完全一样。甚至有些资料竟是引用四年前的统计数字。有的甚至把去年有关单位的资料，一字不改的移到今年的草案内容中，闹出不少笑话。
四、它最近又提出国民住宅的专案研究，指出高雄市政府已建的国宅严重滞销，因而建议，在滞销国宅未解决前，应停止兴建国宅。这更是笑话了。高雄市国宅的滞不滞销，干光复大陆设计研究个屁事？
这个衙门的荒唐，更由此可见了。
这样一个荒唐衙门，无怪今年“立法院”审查预算时，江鹏坚他们要予以警告性的删除比上年度增列的三百六十二万元了（1984年度编列预算九千三百四十六万元，1985年度编列九千七百零八万元，计增列三百六十二万元）。
同样的，光复大陆之事，虽然国民党光说不复，但是设计研究，却至今不息。为什么要这样发神经“手淫台湾”？原因无他，“意淫大陆”耳！
“庞大”原因何在？
早在二十七年前，《自由中国》就写《小地盘、大机构》社论（第十七卷第八期），指出：
很显然地，今天的中央政府，相对于实际统辖的地区和实际应做的工作而言，其机构不仅过于庞大，而且也过于庞杂。庞大、庞杂，不仅是人力物力的浪费，而且也妨害行政效率；不仅妨害行政效率，而且也破坏中央与地方的权限。
先就庞大这一点来讲，我们可以行政部门为例。行政院的组织，现在除仍保持大陆时期八个部（内政、外交、国防、财政、教育、司法行政、经济、交通）、两个委员会（蒙藏、侨务）以外，还添设了一些经济管制的机构。而今天的实际行政区域，则只有台湾一省加上两三个隶属福建的小小岛屿，总面积比起大陆时期已缩减到千分之三强。我们固然不能说统辖区的大小可以比例地决定中央政务的繁简，但我们可以说，中央政务确随统辖省份的多寡而增减。因为我国政制，是以省为区域行政单位，中央颁给地方的一切政令，都是以省为转承机关。所以省份的多寡，与中央政务的繁简是直接有关的。现在中央政府所实际统治的省份只有一个，而其行政部门不仅仍保持大陆时期统辖三十五省、十二个直辖市的规模，而且还有增加，这显然过于庞大。
《自由中国》主张对这些“庞大”，来一番“大裁减”。但是《自由中国》只就行政上需要就事论事，却未能就政治上需要、就国民党心态探索清楚。《自由中国》遗漏了对国民党基本上的“意淫大陆，手淫台湾”心态的评论，这种心态，是一切顽固、僵化、自大、自欺的根源，《自由中国》显然是忽略了（二十七年后，今天有人提到“彻底革新政府体制”的意见，像1984年6月30日《民众日报》所登的，同样是这种忽略的延续）。
“中央”绾领心态
国民党“意淫大陆，手淫台湾”，立意在它们自命它们不论到了哪儿，所到之处，都赫然是“中央政府”，都要绾领“全国”，这种绾领“全国”症，我们只要细心看资料，就随处可见。我在《立法院公报》第七十二卷第一〇一期上，看到“交通部运输研究所组织条例草案审查修正案”（二读）的发言，就正好作为抽样。
在发言中，“陆委员京士”说：“本席主张增订一款‘关于大陆运输状况的调查与研究’，不知召集委员以为如何？”“吴委员延环”说：“我们所有的法律，都是全国性的，共匪是一叛乱组织，我们现在不承认匪伪政权，因此，不宜把‘大陆’字样规定在法律条文，不仅是本条例如此，其他法律也是如此。”“黄委员云焕”说：“本席认为宜于第2款与第3款句首各加‘全国’二字，第2、3款修正后的条文分别为‘二、全国运输系统配合及运输计划之研拟、评估事项’、‘三、全国运输发展与政治、经济、国防及社会关系之研究与配合事项’。如此一来，就能包括大陆地区，而且条文上没有‘大陆’的字样，不知各位以为如何？”
我举这三段谈话，就在它们虽在表面上有不同意见，但在骨子里，其实却是同一的，那就是处处以“中央”绾领心态出现。这种心态走火入魔以后，他们不但“直把杭州做汴州”，并且还“直把台湾做大陆”呢！国民党在小岛之上，一会儿主张烟酒公卖应归国营、一会儿主张台湾铁路应归国营、一会儿主张爱国奖券发行权应归中央……他们侜张为幻，所争当非实际利益，因为今天“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实际有效管辖的地区，除台北、高雄两院辖市及金马两小岛外，都属台湾省政府管辖，就土地面积而言，约占百分之九十八，即两者重叠率高达百分之九十八，中央和地方之别，所差百分之二而已，百分之二又有什么好争的？争的所在，显然别有洞天。
1966年，蒋介石对“国民大会”宪政研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致词，以《文化复兴的主力》为题，重复他在“国民大会”第四次会议开会词中的一段话，他说：“我们一切措施，乃是以一省的范围，为全国的规模来实施的！”国民党的信徒们，似乎是以这话为张本而别有发明，他们整天在做“同室搬家”呢！不了解国民党心态的人，一定搞不清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自己搬自己的庄、何苦自找麻烦？这一情况，只有从他们心态上去追踪研究，我们才能获得真相，并把疑难杂症，在恍然之下，一次解决。
“明年南京见”
国民党“意淫大陆，手淫台湾”，范围是无远弗届的、手法是无微不至的，因此也自然不只我上面所举的一些实例，其他的实例，只要准此以求，也就随处可见。例如自己丢了福建，却至今还有一个预算一千零二十六万的福建省政府，这是为什么？自己在中苏条约、在联合国投票放弃了外蒙古，却至今还说外蒙古是它的，这是为什么？自己对美国把琉球还给日本，不敢抗争，同意“那霸——台北”航线，却至今还说琉球地位未定，这是为什么？自己在二次大战后，拍英国马屁，放弃日本在香港的受降，却至今还说香港主权属它，这是为什么？……凡此种种心态表演，无一不是国民党“意淫症”的泛滥成灾、无一不是它欲振乏力后的阿Q式反射。
国民党这种心理变态，在心意初动之时，未尝不是想回大陆的一厢情愿。但这种一厢情愿，随着年复一年的坐困孤岛，最后连说“明年此时南京见”的顺口溜，也溜不出来了。直到1959年5月，国民党总裁讲《掌握中兴复国的机运》，明告党员：1969年是“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二十年满期之年，“超过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期限，还不能反攻复国的话，那就任何希望都要破灭了。”但是，很快的，1969年到了，过去了。甚至1979年都到了，1984年都到了。前后三十五年之久，还是不能回大陆，想大陆来望大陆，但是除了“意淫大陆”外，其他一切，也就人人心里明白。国民党革命革了几十年，最后沦为这种境界，自属可悲；但看了他们整天耀武扬威的“手淫台湾”，却又深感他们可悲之外，亦复可恨。不论可悲也好、可恨也罢，国民党的历史，已经逐步走向它的终站。国民党总裁在1950年3月13日，在“阳明山庄”讲《复职的使命与目的》，已经明白承认“中华民国”早在“去年（1949）年终”，就“灭亡”了，“今天我们实巳到了亡国的境地了”。自古以来，党亡国不亡者有之；国亡党不亡者，未之有也。国民党为了使党显得“源远”，故意拉长过去的历史，吹牛高寿已九十年，但是，过去的“源远”，并不能证明未来的“流长”，为了“流长”几年，我看还是“意淫”停止、“手淫”减半吧！
1984年11月25日，国民党大举庆祝建党九十年之日
国民党的“余态”
——只好诉之以吹
最近我在“千秋评论”、“万岁评论”上，一再揭发国民党吹牛建党九十年，以及“意淫大陆，手淫台湾”三十六年等内幕，惹得国民党文工系统和特工系统的忌恨，出动人马，大力搜查这些书刊，想来不禁好笑。
我在《国民党建党有九十年吗？》里说：
虽然今天国民党的建党，实在只不过是1919年的事、只不过只有六十五年而非九十年，但国民党为了把革命功劳“一切笼为己有”，就不得不把历史拉长上溯，但纵使这样，程度上也有今昔之不同。1923年发表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也只是说：“吾党组织，自革命同盟会以至中国国民党，由秘密的团体而为公开的政党，其历史上之经过垂二十年，其奋斗之生涯，荦荦大者，见于辛亥三月广州之役，同年十月武汉之役，癸丑以往倒袁诸役，丙辰以往护法诸役。党之精英，以个人或团体为主义而捐生命者，不可胜算。”虽然字里行间，已在“一切笼为己有”，但也只拉长上溯到民国前七年的同盟会而止，还没拉长到民国前十七年的兴中会，可见这种愈拉愈长、愈上溯愈远的搞法，是今天国民党小朝廷变本加厉干的好事！今天我们在台湾被国民党作为吹牛的对象，整天看这些窃国大盗和败军之将吹他们过去的光荣史，实在洗耳无从、痛苦不堪。因此，惹得性起，只好翻出历史，以为反击，祭起火牛阵，直朝国民党的牛屄冲去。我这篇文章的写作，就是这种反击的一项示范。
在国民党大力搜查我的文字以后，我想起1977年6月份Playboy中的一幅漫画。漫画画一个美人鱼，因为人身鱼体，所以只好看一册FELLATIO画册以自遣。据FernandoHenriques的LoveinAction-TheSocioloyofSex所述，“Fellatio，thatistheoralstimulationofthepenisbythewoman;cunnilingus，thatistheoralstimulationoftheclitorisbytheman，andthejointperformanceofboth，whichisknownassoixante-neuf,duetotheoppositionofthenumerals6and9(69),arefarlesscommon”。故fellatio者，中国文言之“品箫”、白话之“吹喇叭”者也。喇叭本是军中道具，早见于明朝戚继光《纪效新书》。“吹喇叭”自战场转进到床上，不知起于何时。国民党之表功，一如美人鱼之做爱，内弛而外不张，无奈之余，一切只好诉之以吹、一切只好付之一吹，此吹牛九十年之本质也！（由吹牛、“吹喇叭”联想到“吹法螺”。佛教认为螺具菩萨果，妙音吉祥，吹起来可驱恶魔。所以不但要“吹法螺”，还要“吹大法螺”。《金光明经》说：“吹大法螺、击大法鼓、燃大法炬、雨胜法雨。”后来引申“吹法螺”为吹牛。“吹法螺”虽然也声大中空，但与“吹喇叭”绝不相同。）
我在《意淫大陆，手淫台湾》里说：
“意淫”本是性心理学的玩艺，可是国民党却独狠得紧，它能“科际整合”，把“意淫”推而广之，在性心理学之外，竟在政治学上硬插一脚，这种“意淫政治化”的杰作，的确是国民党的一大发明，我们不可不注意。
对女人可望而不可即，却要以意即之，此之谓“意淫”；和“意淫”相对的，可望而不可即，却要以手即之，此之谓“手淫”。“意淫”是干过瘾，“手淫”是湿过瘾；“意淫”是远在天边过瘾，“手淫”是近在眼前过瘾；“意淫”是闭着眼因人成事过瘾，“手淫”是关着门自我取材过瘾。大体上，力所未逮而淫之，谓之“意淫”；力所有逮但所逮仅限于自己地盘者而淫之，谓之“手淫”。套《礼运-大同》之言，“手淫”是“‘精’（精子）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意淫”则是“‘精’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两者的不同，是很微妙的。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国民党的杰作，一切就恍然大悟了。国民党对大陆力所未逮而淫之，正是“意淫大陆”；对台湾力所有逮而淫之，正是“手淫台湾”。一切政治上的波谲云诡，一经此八字分析，立刻全无剩义、真相大白矣！
在国民党大力搜査我的文字以后，我想起1974年9月份Playboy中的一幅漫画。漫画画一个意淫成性的闺中少妇，本以意淫黑白壮男及小马为乐，不料有朝一夜，她的神奇体贴的丈夫竟把这些给她挟之俱来，使她意淫成真。少妇为之惊喜，大呼：“But,darling，whenItoldyouaboutmysecretsexualfantasies,Ididn'tmean…Ididn’tthinkyou’d…”我想，国民党十足就是这种少妇心态，但不知谁是神奇体贴的丈夫耳！（总不是老美吧？）欧阳修《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诗，说：“譬如妖韶女，老自有余态。”人老了，要有“余态”，国民党“妖韶”不足，“余态”倒是有余。我的文字，拆穿了国民党的意淫好梦，当然为国民党所不喜，于是“余态”变成了“余怒”，大禁其书矣！
1984年12月9日夜
国民党与“光辉的十月”
每逢10月，国民党就大铺张特铺张，说要庆祝光辉的10月。庆祝之下，怪现状也就特别多，随写三则。
何来党旗？
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光辉的10月，首先就被中共开了苞，国民党当然最恼火。所以每逢10月1日，就思有以“厌胜”之。今年10月1日用的是“党旗厌胜法”。这天《民生报》登出“《国父传》昨天在中山堂拍摄国父在南京就职大总统的大场面戏”，刊出三张照片，其中两张是国旗党旗对列，国旗用的是五色旗，没错；党旗用的是青天白日旗，就大错了。按当时绝对没有这种青天白日的党旗挂出来，如今却捏造一面，用为宣传，这岂不太不要脸乎？
何来五星？
路过贵阳街“国军历史文物馆”，进去一看，有一件斗篷，上标“总统蒋公于抗战时期穿着之军服”。但是领子上却赫然五星在焉！可见国民党不但捏造历史，还捏造证物呢！试问“抗战时期”，蒋介石不是三星吗？又何来五星？
何来宽大？
10月31日，《中央日报》登出“十三名叛乱犯悛悔有据，核准假释昨天出狱”。十三人是陈深景、熊杰、陈水清、刘松雄、赵信雄、曾桂生、吴荣元、黄曦、倪文举、张树绩、余日昇、张兰亭、林见中。“国防部同时表示：陈深景等开释返家之日，适逢先总统蒋公百年诞辰纪念前夕，将更具意义，深盼假释出狱人能感念蒋公生前仁德爱民之遗志，更新向善，重作新民”云云。令人好笑的是：这十三人中，判的都是十五到十二年的徒刑，并且都几乎坐足了刑期，如今不过只差几天，就得依法放人了，国民党却趁此大做宽大状，这种人情，他妈的谁要领啊？说“深盼假释出狱人能感念蒋公生前仁德爱民之遗志”，试问多年前抓他们坐牢的，又是谁的“志”啊？
1986年11月5日晨
国民党杂碎
研究国民党，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炒大菜式”，是做大刀阔斧式的大面手艺；第二种是“炒小菜式”，是做细部绝活式的精致针线；第三种是“炒杂碎式”，是做一锅炒式的综合零星处理。“炒杂碎式”其实倒是满适用的，因为文体自由、一切不拘，何况国民党本身就是老杂碎，如今炒之，谁曰不宜？
“情不可却”与“情非得已”
过去的国民党大员说国民党不得不负责任，原因是“情不可却”（《陈果夫先生全集》第二册《中国国民党对于中华民国所负的责任》）；现在的国民党大员说国民党不得不戒严，原因是“情非得已”（1984年6月2日《联合报》）。如今“情不可却”的责任，已因大陆丢了而形成丑态；“情非得已”的戒严，已因老美压力而形成窘局。——国民党老脸皮厚虽存，但不知情归何处矣！（1987年8月22日）
救亡复兴与纣王复生
国民党的南腔北调，惹来了不少笑话，其中一个是《逸经》半月刊第十五期的一篇《纣王复生》：“友人衡阳王君，奉派下乡宣传。至一市场，乃站立凳上向市集民众招呼道：‘各位请来听我说说现在救亡复兴的办法！’一头脑冬烘之老叟，闻此语乃掉头不顾径去。后对人道：‘当这乱世，我虽希望真命天子出现，却不愿再有纣王复生……’盖误以救亡复兴为‘纣王复生’也。”——其实，这老叟头脑一点也不冬烘，因为国民党救亡复兴的结果，正正是纣王复生也！（1987年8月22日）
没人要看的“总统致词”
“司法院秘书处”由蒋经国心腹范魁书主持，编印《司法院公报》第二十九卷第一期中，闹了笑话：它在刊出《中华民国七十六年元旦总统祝词》之后，糊里糊涂又刊出《中华民国七十五年行宪纪念总统致词》，而这一致词本是头年刊登过的，此时刊出，不但牛头不对马嘴，并且重复不当。笑话闹出后，乃在次期公报偷偷夹上一函，声明“恭载总统七十五年行宪纪念日致词重复刊登”、“此致贵订户”了事。可见“总统致词”根本没读者要看，编者自己也不要看，所以才出此“鬼编”（非“鬼笔”）重复也！（1987年8月23日）
还没问，就先答
1982年，为了解决“美丽岛”家属以参加“世台会”为由的出境申请，国民党在“立法院”，出人意外的以郭荣宗等六人提出紧急质询，然后由“行政院”马上透过“中央社台北27日电”，在6月28日的各大报刊出“世台会被台独人士把持”的答复，明白否决“美丽岛”家属的出境。不过郭荣宗等的质询是在6月29日提出的，可是“行政院”却在早两天（27日）答复了。——质询尚未列入议程，“行政院”又凭什么来答复？这显然与“宪法”第57条，和“立法院议事规则”第67、68、69条的规定不符。国民党搞议会政治套招，竟套出招外有如此者，真荒唐极矣！（1987年8月23日）
国民党与钞票
国民党的财经头子张兹闿，在《君子和而不同——我所认识的蒋硕杰先生》（1982年12月20日《中央日报》）一文里，有这样的话：
硕杰于1945年返国，直至大陆沦陷后来台任教，在这一段时间，他亲眼看到金圆券崩溃所发生“恶性通货膨胀”的经过，印象极深，而对于通货膨胀，谈虎色变。我在台银时，他对我深有不满，亦是此故。其实在我任职台银时通货膨胀年增率已较老台币时期减低很多了，而且我不仅经历过金圆券的崩溃，并曾经过抗战时期老法币恶性通货膨胀的痛苦经验，深知“恶性通货膨胀”之可怕。
“恶性通货膨胀”就是hyper-inflation，在国民党统治之下，曾创造过古往今来世界货币史上最精彩的“恶性通货膨胀”，张兹闿讲故事一则如下：
在“恶性通货膨胀”的情形下，我可举一个例子，使人心惊胆寒。在上海撤守以前，我仍在上海，就听说电车的售票员发了一笔横财，因他由杨树浦一路卖票到法租界的终点，在回程以前，先将卖票价款在法租界买了黄金，然后开车回程，到了杨树浦的另一终点，又将回程票款买了黄金，于是周而复始，到了交班后，始将黄金换成金圆券，交款与公司，金价早晚不同，他就能将较少黄金，折成金圆券去缴账，剩下来黄金使他发了一笔横财。
今天在国民党统治下的老百姓，虽然也遭到过百分之二十通货膨胀之苦，但是还是无法想象这种故事的逼真情境，除非身历过来的有心人。我是这种有心人的一个，我十三岁时在上海，曾经身历过国民党“恶性通货膨胀”的“德政”，至今记忆犹新。在金圆券高速贬值的日子里，贬值得物价不但早晚不同，甚至一小时内都不同。市面商店本来挂上牌子，上写“目下一言为定，早晚市价不同”，后来变动太大，价目表要随时改贴。我在饭店吃碗面，进门的价钱和出门就不一样。前一次价目表上的墨汁还没干，新的价目又贴上去了。这种目睹怪现状，真二千年所未有也！在国民党统治之下，我能开此眼界，真三生有幸也！
张嘉璈日记
1948年，国民党在摆不平经济财政的当儿，忽然念头转到老百姓头上。8月19日，它公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宣告改行金圆券制。紧急处分令包括下列四种办法：一、《金圆券发行办法》十七条，二、《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十五条，三、《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十五条，四、《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三十三条。这些办法内容包罗一切，举凡财政收支、军公待遇、税制税率、工资物价、金银外币、贸易外汇、工商生产、金融利率、人民资产，全部在内。
从货币学观点看，金圆券的发行，根本是违背金融基本原理的，国民党在根本没有现金银准备金的情况下，大事发行，是典型的卖空；收兑黄金美钞，又是典型的买空。这种情形，有识之士当时就看出来了。试看金圆券发行前夜中央银行总裁张嘉璈的日记便可了然。张嘉璈1948年7月31日日记：
蒋总统由莫干山抵沪，邀余于下午6时往晤。准时前往。见面后，总统告我，目下法布日跌，钞票发行日增，致钞票来不及供应，势非另发行一种新币以代之不可。问我意见。当即答以如发行一种新币，必须有充分现金银或外汇准备。或则每月发行额能有把握，较前减少，方可行之。否则等于发行大钞。如谓大钞面额太大，人民将失去对于钞票之信用，而换发一种新币，又不能有充分准备金，则至少必须能把握物资，有力量控制物价，使新币不再贬值。同时须注意东北流通券能否不因换发新币，而遭人民拒绝使用，及广东省人民因此欢迎港币，而不愿收受国币。总统唯唯未置可否。又云下月17日将赴庐山，问我可否上山一谈。当即应允前往。
8月17日日记：
下午4时晋见总统。总统仍以币制不能不改革为言。我告以根本问题在财政赤字太巨。发行新币，若非预算支出减少，发行额降低，则新币贬值，将无法抑制。总统云，物价必须管制，使其不涨。现决定各大都市派大员督导，彻底实行。我答以：中国地大，交通又不方便，无法处处管到。仅在几个大都市施行管制，无法防止内地各县各镇之物价上涨，从而影响及于都市；或则内地物产不复进入都市市场。故期期以为不可。并告以希腊之痛苦经验，拟将最近所撰文字呈阅。长谈半小时。总统云隔日再谈，即告辞。
8月18日日记：
晨接总统官邸电话，通知总统嘱中午1时前往。准时到后，总统将《改革币制计划书》一本交我先行阅看，俟渠稍事休息后再谈。我即从头至尾，细细阅读。此项计划包括：一、改革币制，二、收兑金银外币，三、登记并管理外汇资产，四、整理财政并加强管制经济四大部门。要点如下：一、改革币制——本位币定为“金圆”，每圆含纯金0.2217公分纯金；每四金圆合美金一元；每一金圆合法币三百万元。人民不得以金圆券兑换金银外汇。二、金圆券十足准备——其中百分之四十为金银外汇，余为有价证券及国营事业资产。金圆券发行额最高不超过二十亿圆。三、限制薪资与物价上涨——民营事业工资不得超过8月上半月之工资率。物价不得超过8月19日之价格。四、限令人民交出金银外汇，兑换金圆券。五、整理财政与管理经济所用方法，与以前宣布者，大同小异。
我细读后，认为成败关键在：一、能否保持二十亿圆发行额之限度，二、能否维持8月19日之物价限价。总统休息后，来问我意见。其时云雾满天，副官来催上飞机，不便多谈。因答以我已阅过，认为物价绝对无法管制，因之二十亿圆发行额无法保持。恐不出三四个月，即将冲破限关。再我所最顾虑者，人民对于法币已经用惯。若对于新金圆券不加信任，势必弃纸币而藏货品。若四亿人民弃纸币而藏货品，则情势实不堪设想。故请总统慎重考虑。总统答以此案将于明日提出国务会议，今曰必须赶回南京。明日会议后，看情形再与我通电话云云。
8月19日，改革币制公之于世了，张嘉璈日记如下：
得悉币制改革案已通过国务会议及行政院会议。当晚我在牯岭市街询问物价有无变动，得知鸡蛋已经涨价。
命令早上出来，鸡蛋晚上就涨了。专家的看法，毕竟不出所料。8月20日日记：
晨往游市街，询知米价亦涨，乃知金圆券之命运已定，奈何奈何。
想用警察力量推翻经济定律
金圆券发行同时，又实行限价，物价限以8月19日为准，为保限价成功，政府分在上海、天津、广州派经济管制大员①督导，检举或查抄投机居奇、扣押或枪决奸商巨贾，雷厉风行、耸动中外。但是，正如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所说的，这是想用警察力量推翻经济定律，必无成功之理。很快的，全国就发生了抢购物资的风潮。上海的四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大新——被抢购一空，人心惶惶，天下大乱。11月11日，在金圆券发行不到三个月，国民党全罩不住了，张嘉璈日记如下：
本月1日政府颁布《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后，除数大都市外，均未能实行。即此数大都市，只以慑于军警威力勉强奉行。而外埠来货日少，当地商店存货日减，最后形成市民抢购商货，以致十店九空。结果政府不得不放弃限价政策，而物价于是突飞猛涨。例如食米在限价政策修正后之第一日，公开市场之价格较之限价高出三倍。第六日涨至六倍。当局至此，遂不得不颁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同时并颁布《修正人民所存金、银、外币处理办法》。
金圆券发行不到三个月，国民党就出尔反尔了，又准人民持有金银外币了，并同意以金圆券兑回，但是比率却高于三个月前政府买进的五倍！用的是抗战期间黄金储蓄和美金公债的老套，失信于民，自不消说。但是老百姓即使大吃亏特吃亏，也宁要黄金，不敢再领教金圆券。于是，向黄浦滩中央银行等挤兑黄金的大浪潮，就立刻展开。12月29日张嘉璈日记：
金圆券存兑限制办法实施后，存兑人数及申请存兑人数愈来愈多。每日上海黄浦滩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门前，自清晨至傍晚，鹄立群众拥挤不堪，现象十分恶劣，终于发生挤毙人命。政府遂不得不下令暂行停止存兑数日。特于本日宣布新办法如下：一、每人存兑数目照旧，但其价格则改为按照侨汇挂牌，黄金每两合美金五十元计算。二、除存兑数目仍为两千元外，差额另收平衡费（按当时黄金黑市，每两已达金圆券六千圆）。
上海那时戒严宵禁，挤兑黄金时，老百姓只好在头天晚上，藏身在黄浦滩四周，或在陋巷里、或在舢板内，等待清早5点的解除宵禁。清早5点一过，黑压压的人山人海，就从四面八方蜂拥中央银行等，争取优先兑换。顿时万头攒动、水泄不通。上海警察局派出精锐部队——“飞行太保”，骑在马上，挥动皮鞭打人，可是都无济于事，每天被挤死踩死挤伤踩伤的，随处可见②。我去买书，经过黄浦滩，已无法在马路上通过，只有踩着舢板，绕水而行。这种目睹怪现状，也真两千年所未有也！在国民党统治之下，我能开此眼界，也真三生有幸也！
四个半月中，物价上涨五十倍！
董佳木在《金圆券的恶运》（1949年2月24日《新闻天地》），对当时的国民党的“德政”，曾有近距离的描写：
今日金圆券的命运，是十分可悲的，其贬值速度之快，不下于法币崩溃前两个月的情形。那个时期的物价，据统计在改币前十一周之内，每周涨率在百分之五以下的，仅有7月底的一周，每周涨率在百分之十至十五之间的，仅有8月初和币制改革前的一周，其余八周，均在百分之二十以上，最高达百分之四十左右，有时一天之内，可激涨二三成。当时一般人民凭着常识，就可以断定法币的时代即将结束。可是半年后的今天，同样的恶梦又成事实。从旧历除夕起，至市场开红盘之日，短短不足一周，但是物价的上涨，就在三倍左右，也就是表示金圆券的币值，惨跌百分之二百左右。金圆券的产生，本是不科学的，左倾的经济学家在其诞生之初，就预言金圆券如果成功，古今中外的经济学书籍可付之一炬；但想不到其失败的过程，竟迅速到如此。有人估计法币的价值，是从民国二十八年春季起，因武汉广州失守，战局失利，开始明显的跌落，至三十年年底，物价指数才高至五十倍以上。但是金圆券在发行四个半月之后，物价就平均上涨五十倍，易言之，法币历时三年所走的覆辙，金圆券以七分之一的光阴就走尽了，其贬值之惨，诚非政府决策者所能预料。
搞金圆券的祸首是财政部长王云五，他是在10月29日提出辞职函的，11月1日，又提出第二次辞职函，承认：
此次币值突变，原因虽多；然云五为建议与主持改币之人，无论由于计划未周或议而未行，责任所在，实不能辞，一也。今后应付局势，似非就财经紧急处分原案做重大转变不可。云五以主张原案最力之人，信用既失，从事转变，断不能取信于国人，不如易人主持，面目一新，事半功倍，二也。财长职责，首在平衡预算，就目前情势言，行将提出之三十八年度国家总预算，支出如此庞大，收入之责端在财部，云五既乏点金之术，自难为接近平衡之计；按宪政先例，财长苟不能平衡预算，实不容须臾恋栈，三也。其他理由尚多，不胜枚举。
就这样“不胜枚举”的，王云五下台了。
人民财产，化为乌有
王云五下台后，在台湾又做上“行政院副院长”，死后不但被明令褒扬，还被所谓史学家沈云龙曲笔回护，说他搞金圆券，是“勇于代人受过”，这种曲笔，可真太不像话了。沈云龙的文章登出后，在新加坡的赵世洵看不过去了，写了《〈王云五与金圆券案质疑〉之补充》（1979年12月1日《传记文学》），赵世洵说：
顷阅《传记文学》第三十五卷第四期（第二〇九期）第四十二页近代史学权威沈云龙教授致本刊社长刘绍唐先生之《王云五与金圆券案质疑》函中，有：“……此一币制改革，于金圆券发行四十天内，以纸易金，经兑得黄金、美钞逾三亿元，充实外汇准备，厥功甚伟。唯四十天后，金圆券币值低落，几同废纸，千万人民财产顿化为乌有，不值一文，影响民心士气及国运兴替者殊巨，大陆沉沦，要为主因，弟终疑此项改革原案，非王氏本意，而为勇于代人受过所致。……”沈教授的这段话，虽时隔三十年的今天听来，心上犹楚痛非凡，因为我是当时参加上海经检督导员公署及中央银行兑换金钞的唯一生存在海外的一名记者（当时我是代表《新闻报》，今日在台当时和我一起采访这类新闻的尚有中报记者丁维栋兄）。去拿黄金和美钞，送至外滩中央银行柜上兑换金圆券的，有各色人等，有大户，也有升斗小民，大家都信任政府，加以法令又严，没有人敢私藏金钞，同时这个新币的名字，实在太美丽动人了，它叫“金圆券”，老百姓是单纯的，在敌伪时代沦陷区的岁月，苦头吃足，天天盼中央回来，老百姓之盼中央，如天涯游子之盼亲娘，谁会怀疑亲娘关照儿子的话。既是金圆券，必然以黄金为准备，以金易券，有何不好？所以有金钞的人，纷纷去央行兑换，我亲眼看见，梅兰芳在某一天的早上，亲自坐车到中央银行，将两包各十条足赤的黄金，计二百两，交上柜台，办妥兑换金圆券，即存在银行的手续。当时和我同去的尚有《新闻报》的复旦同学徐世勋兄（陷大陆），记得世勋兄还将梅兰芳遵照法令以金易券，写成一条小的花边新闻。事后闻得梨园界朋友传出消息，这二十根金条，是梅兰芳唱戏积存下来的血汗钱，四十天后全化为乌有了。梅兰芳伤心之余，只好投共，以雪此恨。
金圆券贬值，一天不如一天，弄得朝野上下怨声载道，升斗小民无以维生，这时老百姓方始恍然大悟，这个亲娘是耍的一套大魔术，把我们手中一些血汗，俱化为乌有，于是大家真的变成一穷二白，当时民情莫不指誓天日，“与汝偕亡”，盖“民无信则不立”，从此国军节节败退、连连失地，一直退到台湾。……
结论
照当时中央银行副总裁刘攻芸的说法，金圆券之事，明明是“形同欺愚百姓”，明明是在共产党要来以前，先由国民党大捞一票③。正因为如此，所以，国民党在最后，把中央银行库存的黄金，以“取之于民，用作戡乱，以慰民望”的大道理，抢运到台湾，作为新台币发行的准备金了。国民党说这些黄金安定了台湾人事，但却不说这些黄金丢掉了大陆民心，真会说话啊！
上面这个《国民党与钞票》的故事，清清楚楚告诉了我们，当老百姓相信了国民党，最后换得的，究竟是什么。
1983年10月20日夜十时到十二时一刻
①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第三十五章《改革币制与引咎辞职》：
在8月19日发布的紧急处分令内容，正如在7月7日我所提出的方案中，无不认为改革币制不能专靠本身而已足，必须与控制金银外汇、整理财政和管制经济三者密切配合。关于管制经济和控制金银外汇方面，事前商定在行政院中组织一个经济管制委员会主持其事，而由该会在沪津穂汉等重要都市，设置经济管制督导员，负责督导各该地区执行财经紧急处分令事宜。除政院经管会以行政院院长兼主任委员外，并设委员六人，由行政院院长聘任之，其下设一秘书处，置秘书长一人主持之。各重要都市之督导员，在财经紧急处分令发布以前，其人选亦早拟定，即上海方面以俞鸿钧兼督导员，蒋经国协同督导；天津方面以张厉生为督导员，王抚洲协同督导；广州方面以宋子文为督导员，霍宝树协同督导；汉口方面，人选尚未定。8月20日，行政院首先颁布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组织规程，并聘定我与俞鸿钧等六人为委员，并以徐柏园为该会秘书长。同时呈请总统分别派徒沪津穗三区督导及协导人员。
②罗雅谷：《人海战术挤兑黄金》（1949年1月16日上海报刊）：
据说打仗有所谓“人海战术”，我没有看见过，也不能想象。用人海战术挤兑黄金，包围中中交农的四行堡垒，击溃政府的金圆券无限制兑换黄金政策，我却亲眼看到了。
伟大的场面！在上海的黄浦江边，交通完全阻塞了，各种车辆浸没在人的海里。每家国家银行门前，成千上万的人民，紧紧地挨挤着；有普通人，男的女的，有穿制服的军警，还有爬在窗上的，践踏在人群的肩头，向前窜去的。紧挤得大家不能动颤，要喘口气，得先把旁人推一下。白的水蒸气，是汗水的蒸发，从人堆中冉冉上升，好像在蒸馒头或煮米饭。有人昏过去了，仍给前后左右的人群挤着向前去，倒不下来，也就淹死在人海中了。12月24日那一天，这样死的人一共有九个。受了伤的，有的给医院的救护车载去了，有的坐在路旁休息一下，又挤进人海去了。
上海的夜现在并不属于上海人的。戒严令规定夜11点到明晨5点，是宵禁的时刻，禁止在路上通行。谁违反禁令，就要受军法的制裁。但是挤兑黄金的人，却甘心冒这样的危险。午夜2时，埋伏在各处的“袭击者”，纷纷出动，向四行堡垒进军，好像和巷战一样。深夜3时许，四周“伏兵”已布满了：江边的船上有人，路旁停的汽车里也有人；还有臂上缠着通行证的，公然在附近的街上徘徊，这是伪装的“伏兵”。海关的大钟打3点半，水陆两路伏兵，一齐冲向四行堡垒，占据最优先的地位。于是，防守的军警挥动鞭子，把他们打散；散了又聚拢来，就像这样一直闹到天明。
政府想用少数黄金，维持金圆券不跌价的政策，就给这样的人海战术打垮了。政府开始时明白宣布，金圆券可以无限制兑换黄金，以后是每人限兑十两，再是只限一两，最后，在挤死了九个伤了几十以后，就另订办法：停兑了。官员们说，挤购黄金的人民中，多的是“黄牛”，兑取了金子，再高价转卖出去赚钱的人，上海话叫做“黄牛”。说实话，倘然不会挤死人，谁都要去做黄牛的。你想吧，一两黄金是金圆券二千圆，黑市是三千圆，挤到十两，一天就有一万圆的收入。这是笔多好的买卖！以后跟着政府的宣布的限制，每人十两——一两，黑市也就上涨。今年1月5日，宣布另加“平衡费”后，每两是六千五百圆，后来涨到九千圆（9日），黑市就跟着要一万三四千圆。
有人说，政府可以多增加几十处兑换的地点，尽量让人民把金圆券去兑，兑到大家手中没有钞票了，不就一切太平无事了么？
这话会使政府里的人听了哭笑不得的，因为他自己肚里顶明白：开支大得很，征税加捐得来的钱太少，太不够用，只有大量发钞票。倘要尽量兑换，他又没有这许多黄金，只好限于少数几处地方，弄得挤死人。
③赵世洵：《侯官刘攻芸先生传》（1973年11月3日《新闻天地》）。
国民党与公债赖债
——真是不要脸透了！
与承厚晚餐。承厚的父亲在大陆时买过国民党发行的许多公债，可是到台湾后，国民党却拒绝兑付，失信于民。
按1951年1月5日国民党“财政部”公布的《国家行局大陆撤退前所有各项债务暂缓支付电》，悍然拒绝兑付的理由如下：
一、案经财政部前准中央银行代电，略以本总分行在各该地区撤退时，有因时局突变，大部人员账册未及撤出，致各项债务一时无从清理，近以一部分债权人持据来行要求清债，甚有委托律师依法诉追，应付殊感困难，盖（一）本行年来因大陆军事失利，一再播迁，七十余分行处相继沦陷，未及清理之债权债务必不在少，一二案件之清理，虽不甚困难，但此例一开，其他散失陷区之人员账册，虽免被匪方劫持，伪造证据，流台效尤。（二）本行在大陆之损失不赀，政府垫款及各地军政机关提借款项，亦难收回，致负债方面，一时更难清偿。（三）目前本行资力，悉已支持戡乱军事费用，犹虞不足，何堪再事分散。综上理由，为保持现有资力，并免各持据人来行追索及杜流弊起见，拟附办法，请转陈核定公布施行等由。
二、当查银行业务战前存款放款清偿条例补充条例，业经呈奉行政院三十九年5月9日台三十九（财）字第1905号指令略开，已转咨立法院暂缓审议，至中央银行所有各项外汇存款，未经收回之结汇证及外汇移转证，一律暂缓支付，俟大陆光复后，酌加利息偿付各案，亦经呈奉行政院三十九年6月17日台三十九（财）字第2880号及1881号两指令准予照办各在案。又查中央银行所称：在撤退前所有各项债务暂时不能清偿之困难，系属实情，且各国家行局在撤退前所有各项债务之清偿，均有同样之困难，除中央银行外汇债务，应照核定案办理外，各国家行局在大陆撤退前所有各项债务，自可依照国家总动员法第16条“本法施行后，政府于必要时，得对货币流通与汇兑之区域及人民债权之行使、债务之履行，加以限制”之规定，由行政院令饬一律暂缓偿付，俟光复大陆后另订处理办法，经呈奉行政院三十九年12月22日台三十九（财）字第7011号指令略开：“呈悉，准予照办，除报告本院第一六四次会议外，仰即转行知照”等因。
三、除分电外，合行电仰知照。
这一文件，是典型的国民党赖债文件。这文件中明说“一二案件之清理”是“不甚困难”的，但是“此例一开”，就怕大陆的“伪造证据”会流到台湾“效尤”，也要求兑付，所以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拒绝了，请看这叫什么话？
第一，纵有“伪造证据”的公债等流传到台湾，也有轨迹查证、查验、追惩，岂可一躲了之？
第二，在台湾持有公债的人，其实可宣布限期兑付，例如限期一周内，这样一限期，陷在大陆的公债等，来不及运到台湾，只有在台湾的现在持有人可以兑付，这样不就可以“杜流弊”了吗？
“民无信不立”。但国民党为侵占几个小钱，就干脆不立，索性躺在那儿纳福，真是不要脸透了！
1984年7月25日
国民党与国泰诈财
——谁是支持国泰诈财的祸首？
国民党第一党报在1983年选举期间，就大力为蔡家财阀打歌。早在这年11月17日，《中央日报》就宣传“中国国民党提名”的蔡辰洲“从事企业及爱心服务工作达十余年，深知工商界困难，基层民众困苦，为了让经济再起飞，其愿以至诚为工商企业界向政府进忠言、献良策、立善法，并将在台北市设立十六个服务处，积极服务大众”。两天以后（11月19日），又展开用大篇幅详细报道：
蔡辰洲立下誓言！
他要在十六区设立爱心服务处，以全天候为地方父老竭诚服务
〔本报讯〕十八号候选人蔡辰洲，昨天在台北市林森公园第一场政见会中说，如果他能当选为立法委员，他将在台北市十六个区设立爱心服务处，聘请十六个学有专长的年轻人代表他，再结合每一个区的爱心人士，为全体老百姓提供最亲切最适当的服务。
蔡辰洲强调，有很多人常说，选举时才看到候选人，选完后经常找不到人，但是他当选后，每天会有十六位热心的年轻人代表他，为民众服务，为民众到立法院去进忠言、立善法；所以一般的立法委员一天有二十四小时，而蔡辰洲每天有三百八十四小时为大众服务。……
有一群残障朋友，为感谢蔡辰洲平日对他们的照顾，昨天特别到政见会场上为他打气，并献花致意，他们有的坐轮椅、有的拿着拐杖，现场听众目睹后都为之感动不已。
再过了五天（11月24日），国民党第一党报又刊出蔡辰洲的专栏：
……我们认为，追求民主、自由、人权是每一个国民的责任，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期望，绝不是少数人的专利，但是，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在追求的过程和方式上，一定要先考虑人民的生命、社会的安定与国家的安全，如果置一千八百万人的生命于不顾、置十亿同胞的前途于不顾，不但是不负责任，欠缺道德，更是相当危险的事。
民主、自由、开放如美国的民主国家，对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人民生命的问题，不但都有一套有形、无形的约束，对于参与政治的人更要求道德与责任感。诚如前美国总统肯尼迪所言：“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些什么。”因此，我们应该明了，“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自由、民主是有代价的，只有人人都能以无比的爱心来关注、灌溉，才能享有真正的民主与自由。如果不顾一切危险，只知追求民主、自由，极可能在诉诸群众产生激情的情况下，形成社会的混乱。
俗语说：“治乱世，用重典”，古今中外皆然，任何国家在战争、动乱情况下，只有牺牲个人自由争取国家生存，因为社会动乱，只会压抑民主自由的生根，因为民主自由只能在安定和谐中才能真正成长、开花、结果。愿所有关心民主政治的人，都能用爱心来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第二天（11月25日），国民党第一党报又报道：
蔡辰洲昨晚在北投对许多摊贩朋友说出一段小故事。他说，他的父亲蔡万春原本是竹南乡下一个佃农的儿子，当年赤手空拳带着一根扁担、二块七毛钱到台北，在现在的中央市场卖菜，靠他个人的辛勤努力，才能够有今天的小小成就，因此蔡辰洲愿意秉持着中国人传统“孝亲、养亲、显亲”的孝道观念，以代替父亲来回报社会大众的支持与鼓励。
同时还有这样的报道：
蔡辰洲建议有关单位，整顿证券市场，健全交易制度
〔本报讯〕基于股票市场一再发生令人惋惜的事件，甚至出现暴力介入的情形。蔡辰洲沉痛的指出，由于有关单位的不重视，缺乏一套完整健全的证券交易制度，造成国内的股票市场成为投机取巧者的乐园，如今甚至由“投机市场”走向“暴力市场”。
蔡辰洲在政见会中大声呼吁，要整顿证券市场，让投资人建立信心，他并提出了下列改善方案：
——建立发行公司财务资料公信制度。
——加强会计师管理及其签证的可信度。
——建立交易市场秩序与公平性，早日实施交易制度电脑化。
——釆取优良奖励措施，及宣布一次停缴七年证券交易所得税，以配合奖励投资条例实施期限。
四天以后（11月29日），国民党第一党报又用大幅专栏报道蔡辰洲，标题是：
蔡辰洲生活在爱的世界
他为残障朋友争取权益解决生活困难，他为前线将士建图书馆报答卫国辛劳，他为国民体育播种生根争取国际荣誉
一开始说：
“钱！不错，我是有钱，但是，对国家付出了爱、对社会付出了关怀，才是我最大的财富。”青年企业家蔡辰洲很诚挚的说。
蔡辰洲一直怀抱着“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胸襟，希望以自己的力量对栽培他的国家社会奉献心力。
最后说：
他不喜欢别人以有钱人看他，他宁愿和部属聊天或打乒乓球，却不喜欢应酬、出风头。
闲暇时，他喜欢练练书法、观赏字画，和子女们一起在书房中整理、裱褙书画。蔡辰洲的妻子陈藤枝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妇女，因为蔡辰洲喜欢一切有关“中国的”东西，受到蔡辰洲的影响，蔡太太对于民俗文化几乎到了入迷的境界，所以家里的摆饰，墙上挂的、地上摆的，都是充满中国文化气息的物品。
生活中充满了爱、工作中布满了爱，蔡辰洲的“爱”不仅给予他的家人，同时更给予社会上许许多多需要人们关切的同胞，因而，面对着每天的生活与工作，蔡辰洲不仅没有一丝厌倦，反而更充满了信心与希望。
再过两天（12月1日），国民党第一党报又从好人好事观点大力吹捧蔡辰洲：
蔡辰洲爱心获肯定
当选好人好事，定期接受表扬
〔本报讯〕蔡辰洲昨天上午，接到由“全国好人好事运动推行委员会”所函寄的当选公文，通知他12月16日上午9时，在中山堂接受全国好人好事表扬与颁奖。
蔡辰洲对于这个突然而来的当选消息，感到十分惊喜，因为他多年来，一直默默地从事各项社会服务工作，11月12日，才获得教育部颁赠一面社教奖章，但他并没有声张，这次的获奖等于再次肯定他的“爱心”成就。
蔡辰洲表示，他获奖虽然很高兴，可是责任却愈来愈重，他希望最大的奖是来自大家神圣的“选票”，支持他能为社会做更多的事。
12月3日投票日后，蔡辰洲当选，国民党第一党报又吹捧如下：
蔡辰洲表示，他准备将“爱心”带入立法院，以“理性”的态度来问政，和所有的委员协调合作，作为民众与政府的桥梁，帮助政府进步再进步。
蔡辰洲并说，他决定以积极的态度问政。但积极并不是指言词激烈、想法激进，而是以科学的方法经由调查、研究、分析、检讨的方式来就教行政机构，力求其改进，力求其谋全体同胞的福祉。
12月5日，国民党第一党报又登出：
横排直排都是榜首
开票结果沦为第四，蔡展洲让出铁票是主因
〔本报讯〕原先被认为“横的排”“直的排”都是排行“榜首”的台北市区域候选人蔡辰洲，开票结果只得个第四，还差一点就落到第五，个中原因何在？
蔡辰洲这次分配到的责任区为中山、建成、延平三区，总选民人数只有十七万八千九百八十人，在所有提名候选人中，是责任区选民数最少的一位，但一般认为蔡有国泰关系企业及十信的支持，可以打有系统的组织战，触角遍及十六个行政区，基础最稳，实力也最强，名列榜首应无问题，辅选单位也有这种看法。
蔡在责任区的经营不遗余力，其他各区的部署也相当严密，在他的竞选办事处有一间“密室”，就像作战演习的“沙盘作业”一样，每一个据点都标出“兵力”（预估得票数），智囊团预估掌握的票数在九万票出头，很有可能“夺标”。
在投票前两天，情况有了变化，两位提名候选人“频频告急”，辅选单位在最后关头向蔡情商，临时在中山区以及延平、建成两区，共拨出了约一万两千多票给这两位候选人，而他在大安区的六千多票“铁票”也给了另一位候选人。
这一来，蔡原先预估的票数，就少了一万八千票，实力削弱了不少，开票结果，只得到七万两千多票，因而落到第四。
由于责任区的票源临时拨出，蔡辰洲在自己责任区的得票数，只占总得票数的百分之三十八左右，是所有提名候选人中，责任区得票占总票数比例最低的一位。尽管如此，就责任区以外的其他区而言，蔡的得票数还是相当平均，为其他提名候选人所不及，这就证明，他的组织战还是相当成功的。
国民党第一党报为蔡辰洲打歌，并不因竞选已经“胜利”而停止，在“胜利”以后第五天（12月8日），还以“好人好事代表介绍”专栏介绍蔡辰洲，说“虽然出身富裕家庭，但蔡辰洲平日生活俭朴，工作踏实。目前他主持国泰机构社会福利基金会，历年来已动支三千余万元办理各项社会福利工作”呢！在“胜利”以后第二十一天（12月24日），还以“嘉惠盲胞”图文并茂，说“中华民国残障福利促进会理事长蔡辰洲，为鼓励视觉障碍同胞利用资讯系统充实生活领域，昨日特捐赠盲人有声图书馆高级录音器材一批，由盲人有声图书馆馆长纪金池代表接受，以嘉惠盲胞”呢！
从上面所举的一些片段里，我们清楚看到：蔡家财阀正是国民党大力支持下的畸形“金牛”。这种“金牛”，明明是以特权与诈欺手段，向成千成万小百姓巧取豪夺的资本家，但在国民党第一党报的打歌下，他们变成了有“爱心”的人、变成了深知“民众困苦”的人、变成了“为全体老百姓提供最亲切最适当的服务”的人、变成了“回报社会大众”的人、变成了“对国家付出了爱、对社会付出了关怀”的人、变成了“作为民众与政府的桥梁”“谋全体同胞的福祉”的人。……这种人口口声声大谈“道德与责任感”、大谈“孝道观念”、大谈在股票市场投机的不当、大谈“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但在事实上，正好相反，他们在国民党一连多年的保护特权政策下，却是一连多年的一两百亿的大拆烂污者，他们内吃国家银行，外吃民间存款，最后使成千成万的老百姓共蒙其害，终于使我们可怜的老百姓大梦初醒，领教了他们的“爱心”是什么。
今天大家口口声声指责蔡辰洲、指责蔡家财阀，他们固然可恶，但是只指责他们，而忘了他们背后真正的祸首，就未免弄错目标。上面所举国民党第一党报的一些明证，就说明了一切：国民党在经济上大力保护特权，目的正是制造出“金牛”，在政治上作为羽翼，作为掌握财源、掌握铁票的鹰犬，真正支持国泰诈财的祸首是国民党，国泰只不过是国民党大狩猎下的鹰犬之一。国泰的错误是在前去捡回主子打下的猎物时，自己就地先大吃特吃，吃得太多，以致惹得主子不高兴，而要说几句“反对垄断！反对特权！反对投机！”的话来“以正视听”。其实这只不过是一个偶发的特例而已，国民党基本政策还是要继续保护特权下去。因为只有保护特权，才保护了官僚资本的国民党自己。国民党根本是官僚资本的党，它一直是以“金牛”做火牛，想去完成田单复国式的大业。但是，用“金牛”做火牛，最后永远是“在莒”，而不能“毋忘在莒”，“莒”是他们最后的汤沐邑，也是他们最后的坟场，他们的悲剧是铁定的，虽然坟场处处是发光的——全是金子。
1985年2月28日晨
国民党细姨史
国民党口口声声革命革命，推翻旧制度旧社会，其实啊，这个党在许多腐败方面，十足是旧制度旧社会的拥抱者，其中一项，就是他们喜欢拥抱细姨（小老婆、姨太太）。写国民党历史，可以从四面八方写起，细姨一方面，自然可以一以贯之，写个痛快。在这篇文章里，我就写一个国民党大员及其细姨的鲜事，读者举一反三、闻一知十，对国民党的了解，自然也就更上层楼或更上一床了。
袁世凯出学费
这位国民党大员，不是别人，就是外号“太子”的孙科。孙科是孙文的儿子，1891年10月20日（清光绪十七年九月十八日）生于广东香山县翠亨乡。他的母亲，是孙文的元配卢夫人。他六岁后到美国读书，一直念到大学。据他《八十述略》回忆：
民元前一年（公元1911年），我在圣路易斯学校毕业。这年7月，先父召我到旧金山，要我进入加州大学，其时蒋梦麟先生正在加大读书，先父特别托他就近照顾。
那时加大的入学条件很严，除一般课程外，还须懂得德文、法文、拉丁文和希腊文。当我正忙着补习这四种语文时，国内已经发生了辛亥革命。我竟日参与海外的宣传工作，无法静下心来读书，就干脆把求学的事暂时停止。
1912年，辛亥革命成功，改元为民国元年。2月初，我奉先父电召返国，稍后，先母也带着妹妹金琰、金琬和堂姐巽霞到南京来，住在临时大总统府（原为大平天国的天王府，后改为国民政府）。4月，先父辞临时大总统职，接受湖北各界的邀请，西上武昌，我和妹妹随侍。未几，又同先父回到上海，坐海船南下至福州，晤福建省都督孙道仁，再赴广州，晤广东省都督陈炯明。
同年7月，袁世凯拨了约一万美元给我和两个妹妹，做我们去美国求学的教育公费。我便带着她们二人，再度赴美求学。途经檀香山时，于7月22日，与内子陈淑英结婚，时年二十二岁。
孙科的学费由袁世凯拨出，这倒真是一件有趣的事。
三任广州市长
再看《八十述略》：
民国六年，我回到广州，先任大元帅府秘书。八年，除改任参议院议长林子超先生的秘书外（前考试院首席参事陈天锡君，就是那时的同事），并和黄宪昭合办了一份英文《广州时报》（CantonTimes）由我编写国内政治新闻。
不久，他就脱离新闻界，专在政界活动了。吴相湘《民国百人传》记录如下：
桂系军阀盘踞广东，势正猖獗。民国九年9月，国父与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等联名声讨。孙科与朱执信、古应芬等奉命在香港组织行动机关支援讨桂军事。10月26日，孙科获得桂系主角岑春煊、莫荣新等有乘英舰离粤讯，急电国父报告后，即准备于香港依法提刑事控诉，指控岑、陆私吞广东公款。30日，陈炯明率粤军克复广州。11月1日，国父任命陈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12月29日，国父返旆羊城，恢复军政府。民国十年2月15日，任命孙科为广州市长。
孙科当上广州市长，前后三次，国民党中也有别人，为什么这一肥缺老是孙科干？直到1948年，孙科竞选中华民国副总统时，我们才公开得到答案。
市长乃威胁得来
1948年4月23日南京《救国日报》上，有这样的答案：
当国父孙先生于十三年在广州任大元帅时，孙科要求任广州市长，孙中山先生以其年轻经验不足却之，讵孙科即声言要到澳门接卢太夫人到广州祝寿，并积极做筹备祝寿工作姿态，以强硬手段，威胁国父及宋庆龄女士，几乎弄成僵局，后经党中元老调解及宋庆龄女士之建议，始得国父允许，名义以代理市长委之，祝寿事始得平息。
可见广州市长的得来，是孙科挟老母以胁老父的结果、是以“卢夫人”给“宋夫人”好看的结果！这种国民党的秘辛，我们最后竟能大幵眼界，真是三生有幸了！
同一天的南京《救国日报》上，还列有这位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的劣迹多起，如：
广州市长任内之大贪污也。当孙科任广州市长时，以其为国父之子，总统大权，市府下各机关首长完全无权，市府之内或各独立单位之大员，必须经其委派或同意者，遂分阶级分性质索价，鬻卖官吏。开辟马路则乘机勒索各房主，市内公产为其变卖殆尽，即有名之六榕寺及海棠寺亦宣布变卖，经市人一致反对，及铁禅和尚多方活动，且私挪巨款送礼，始得停止，然其变卖公产，则又用种种奇妙方法，从中攫取巨利。其时广州尚有烟赌，他又与滇桂军总司令杨希闵、刘震寰勾结，运用妙术，低价承包烟赌，种种不法行为，当民国十三、十四、十五年，据一般估计，已得孽钱四五百万元。
又如：
请外国外交人员看中国春宫电影也。广州市南堤二马路，有名之南堤小憩者，乃孙科所主持之高等倶乐部也，专为打牌跳舞弄女子，做不当娛乐之用。有一次法国公使到广州，孙科请其及各国领事各国外交人员，看中国春宫电影，此事经某元老以有辱国体，密告国父。国父大怒，叫孙科至，给以两耳光，并着卫兵将之关禁一夜以惩之，得邓泽如、萧佛成两先生从中说情，始得解脱。
又如：
违抗国父命令杖击胡汉民也。当国父在广州任大元帅时，滇军总司令杨希闵，奉令出发东江，进攻惠州，杨以无饷，夜谒国父，时国父已寝，叫秘书长胡汉民嘱条谕孙科（时任广州市长）迅交二十万元与杨，胡遂奉谕函告孙科饬陈副官送往，讵孙科不但不交款，反谓胡汉民何人也，敢以命令令我？以恶言对陈副官言之。陈副官以其事两大之间，难以处理，耽搁两天，不敢照直报胡。然杨希闵因不得饷，逗留不出发，国父知杨尚留广州，召而询之，以不得饷对，国父又召胡询之。胡云已照谕交陈副官函致孙科。再召陈副官询之，此时陈不得不照直报告。国父遂召孙科至，打以耳光，并责即刻送款二十万与杨。讵孙科不甘心，到胡汉民办公室大骂，胡以前辈自居，严词责之，孙科遂以手杖击胡之头，胡则以凳反击，两人大闹，轰动元帅府人，得数元老来劝导始息。国父知之，又给孙科以耳光，并关闭一晚，要其到胡处认罪。
又如：
忘恩负义不见父执老同志也。粤三水县人谭发，在日本东京开商店，颇有积蓄，早岁参加兴中会、同盟会，金钱接济国父者，为数甚巨，国父与孙科常住其家，一切生活均为谭发供给，孙科呼谭发则为“谭伯”，谭发呼孙科则为“阿科”。然谭虽参加革命，但并无猎官之念，仍以商业为务。讵十五年（？）北伐成功后，谭在日本东京之商业失败，且妻子倶亡，迫得返国，在南京、上海，往见孙科十余次，俱不接见，嘱传达托词拒避之。谭在上海生活无着，迫得住其同乡工人之杜鸿富家，为革命老同志杜天一知悉（粤清远县人），接谭到海外联义社居住（此社为海外革命党人组织），为购新衣，供以膳食，并送以使用款。有一次孙科至海外联义社，拜会各革命同志，谭则在室内不出，孙大发言论，盛赞各老同志功勋，国家应为褒奖之语，此时谭忍至不可忍，乃出至厅堂，大叫“阿科”你识我吗？你说“革命老同志功勋，囯家应要褒奖，然我是否有功勋？你在东京生活是谁供给？我拿了多少钱给你父亲革命？现你做了大官（时任铁道部长），我生意失败返国，十余次访你，却不见我，这是何故？还说要国家褒奖吗？你这为人，真狗都不如”等语，孙科至此，面红耳赤，无词以对，只说“我确是不在家，并非不见你”等语，后经多人劝止，孙始悻悻辞去。然谭以后，始终不再访孙科，而广州政府则每月照送五百元与谭为生活费。
细姨行运
上面这些国民党大员的劣迹，还不是最精彩的。最精彩的，乃是所谓“敝眷蓝妮案”。
蓝妮本名蓝业珍，是个颇有姿色的交际花，曾一度是孙科的情妇，并有两个喊孙科爸爸的女儿。抗战时候，蓝妮一直留在上海，没到重庆去，并得到一笔来历不明的庞大财产。胜利以后，所有伪官的财产都被没收，也波及蓝妮，蓝妮找到孙科，要孙科站出来，孙科就站了出来，写信给负责人，把蓝妮称做“敝眷”。1949年3月17日《新闻天地》有华三祝《蓝妮颜料案始末》，写来龙去脉甚详，内幕如下：
本月3日孙科院长在京强调他的“光荣的和平”口号之后，复在国际联欢社宴请立委席上，要求大家为了争取和平，做各种的忍耐与牺牲，他说：“不但各人要牺牲权利名位，连信仰也可与时改换。”他更说：“政府负责的人要牺牲一切，去为人民求得和平。”（3月4日《新闻报》）
孙院长是如此的“慷慨”、“大度”，志愿牺牲一切以求和平，甚至把我们的国父他自己的生身之父所手订的三民主义都可以拋弃，这种“信仰”也可“与时改换”。但是我们奇怪为什么孙院长的陵园官邸一定要“强卖”给中央银行？为什么上海哥伦比亚路的私邸要叫中央信托局“收购”？为什么连他的“敝眷”蓝妮价值五千美金的八十四桶颜料也要从多年的“没收”变为无条件的“拨还”？
信仰可“与时改换”，而财货则“锱铢必争”。这种人生哲学，我们实在不敢恭维。若说这是从出卖耶稣基督的犹大一脉相承下来的“道理”，那我们不能不替创建中华民国的耶稣叫屈！
不相干的话姑且拋开，我们且回谈本案。
卜内门敌产颜料，中信局决议没收
远在三十四年胜利之初，上海敌伪产业处理局正在为“接收”大忙特忙的时候，突然接获一封告密信，说是住在山东路139号原任卜内门公司职员的日本人木村昌私藏敌产颜料八十四大桶，于日本投降的8月17日那天，冒出块“华商福利公司”的招牌，把它隐匿在天后宫源通仓库，企图逃避接收。敌产局接报后派员往查，发觉这批颜料已先由海关以“敌产嫌疑”加以查封，于是就一面通知海关把它加封接管，一面查究所谓“华商福利公司”的负责人乐润庭。
乐润庭查无下落，结果出面来的是个自称吴祖淦的（这人又名吴永吉，又名吴荣阶），写封信给敌产局说乐润庭经商在徐州，一时不能到案，请求从缓处分。拖到三十五年3月，又有个自称林美钧的人出面，跑到中央信托局敌产处理局说：“颜料还是三十四年8月10日向吴姓的掮客买进的，完全是乐润庭个人的东西。”同月28日乐润庭又出现了，他亲自跑到敌产处理局否认这批颜料是敌产，并邀一家“合兴仓库”负责人庄鼎新具书担保，负完全责任的证明这颜料是乐润庭的。
敌产处理局既证明这颜料的“原主”乐润庭的存在，复经过详细的调查审议，认为确是“敌产”，于是在三十五年5月9日第七十七次审议会上，堂堂正正的通过了决议案——“没收”。
“半夜里杀出毛贼”，孙科保镖蓝妮登场
从三十四年9月一直到三十五年9月，这整整一个年头中，这八十四桶颜料的“主人”，还是一个曾在徐州经商的商人乐润庭。
但到三十五年10月间，“像半夜里杀出的毛贼似的”（某主管敌产审议的专员语），敌产处理局接获立法院长孙科的一封亲笔签名信，直率地说明这批被没收的敌产颜料是“敝眷”所有的东西，连下去就是一派官腔，“既非敌伪物资，似不能由贵局任意处理”，结语提出“迅予发还”的要求。
敌产局的主管人员接得这封信，真有点“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孙院长夫人的芳名曾一再见诸报章，是陈淑英而不是乐润庭啊！当然这封信也不知从何复起。
直到同年的12月，敌产局才正式接得一位自称为“民”的蓝业珍的呈文，敌产局的主管各人员都无不莞然失笑了。谁不知道这位“蓝妮小姐”呢？她的玫魂新村的房子不正在动劳我们孙院长写信向吴国桢市长“讨还”吗？这位交际花在呈文中侃侃而辩。她说：三十四年9月曾被军统局以汉奸嫌疑逮捕，年边释放，奉令不准在南京、上海、重庆三地居住，因而迁住杭州，于是她不得不把这大宗颜料委托吴永吉代为料理，不料吴某借此向她借得巨款而高飞远走，这才不得不迫使她拖出“敝眷”孙院长来要求发还。
这一着棋显然来得有点离奇，那时上海的敌产处理正成为众矢之的，参政会还组织了清查团，来究办这些不明不白的案件。当时的敌产处理局局长刘攻芸、中央信托局局长吴任沧，当然不敢把业已决议的案件再有所更张，于是遂冠冕堂皇的把蓝妮原呈和孙院长原信，提出第一五七次审议会中复议，结果仍然维持原案，“仍予没收”，理由是蓝孙二人并未能提出强有力的证件，足以推翻原案。
秘书长两名碰壁，蓝小姐交易未成
这当然使太子大大的扫兴，不过因为当时他仅是立法院长，有虚名而无实权，也就无可如何。到今天在监察委员金越光、熊在渭的纠举书中，对刘吴两人还来了个“十步芳草，洵可嘉许”的好评。
处理局对这件事仍以“公事公办”的严正态度处理，在三十六年3月，这一宗被没收的颜料被依法在上海标售了，由宁海东路91号金鑫染织公司得标购去。3月31日标售款法币二千一百二十六万元，由处理局悉数解缴国库。就一般的公文处理程序，这件案子至此已到最后阶段，可说全部结束；可是事有不然——
蓝妮小姐她偏要起死回生！
她一面钉牢她的“敝眷”我们的孙院长，在他身上用尽工夫；一面在、京沪以“孙太太”身份周旋各显要之间。孙院长自己既不好再出面，于是就挽两位秘书长出场转園，一位是国民大会的秘书长洪兰友，一位是当时立法院的秘书长楼桐荪。这两位哼哈大将都不惜亲函中央信托局局长吴任沧“求情”，洪兰友说这是“哲公如夫人再三言及”并“顷晤及哲公亦有此意”，希望吴买账；楼桐荪则更亲笔直言拜上，说是“孙太太”已急不及待，要中信局及早发还。可是中信局敌产局对决议案自无法推翻，所以除婉函复谢外，仍难“买账”。洪楼二人的“无趣”可不必提，而院长大人的“光火”更是不难想象。
蓝妮呢，则正如《杭州天行报》所说，只是做了一件尚未完成的买卖！
翻陈案公文一纸，赔颜料黄金十条
一年容易又秋风，到了三十七年的冬天，孙院长继翁文灏爬上行政院长的宝座。蒋总统发布元旦文告之后，我们哲公大权在握，“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蓝妮既荣膺“行政院长副夫人”，对中信局敌产局这笔陈年滥账，正可旧事重提了。
于是，中央信托局敌产局三十八年1月20日又接获行政院三十八年1月18日七外字1848号的指令。我们的孙科院长在盖着煌煌大印的指令中说，这批颜料不但“应予发还”，而且要“时值估价”，如何“发还”？如何“估价”？还不是我们“哲公如夫人”的一句“纶音”。照原仓单，八十四桶颜料中只有七十七大桶德制阴丹士林，其余都是较差的靛青，且有许多只是半桶的，但货已标售无法追回，于是按八十四全桶阴丹士林作价了，据中信局敌产审议会二八三次会议的估值：“颜料计重四二四〇公斤，合值黄金一百零九两六钱六分七厘，以每两美金五十元计，应发美金5483.35元。”
决议是如此做成了，倒霉的是国库；蓝妮小妹也南飞了，我们的院长在替人民替政府办完这件大事，也可如释重负地吐口气了。我们的院长，诚如他在欢宴立委诸公时所说，是能“忍耐”的，为了替如夫人蓝妮争回这批颜料，他不惜从三十五年“忍耐”到如今；他更是能“牺牲”的，他不但已为此“牺牲”若干“家庭”幸福，即连这八十四桶颜料给中信局卖了一二年，他竟“牺牲”到没跟中信局算回一笔美金的利息。
要国库做凯子
从上面这一报道里，我们多少领教了国民党大员的“财”“色”双绝史。这种双绝史，在1949年4月7日的《新闻天地》上，有更进一步的揭发。该期有章闵《孙科出卖房产给政府》，内幕如下：
孙太子的民生主义，推行得显然很努力。比如说，他在南京的住宅，就曾经一而再的霸占他人产权，夺为己有的。最初，他复员回京时，是住在武夷路7号的，那幢房子是一位当时在行政院任参事的黎琬的。因为被孙看中了，而且他是堂堂院长身份，自应有幢像样的公馆，因此非霸占不可。谁知一住就是两年，虽然这其间一再经黎琬的要求，请予迀让，可是总不得要领。一直等到他在陵园的“阿房宫”官邸落成布置就绪后，才算迁出。可是，陵园的官邸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话说太子在老子的陵墓旁造一所官邸，以尽人子之孝思来守墓，也是人情之常，理所当然之事。何况郊外空旷，空气新鲜，对身体有益，更是不消说得。太子有了这种想法，立刻就设计打造起来，大概到三十七年夏就造好了，在将成未成的时候，太子就想要把这笔建筑费收回来，因此向蒋总统说，要政府拨一笔钱给他。当时总统未曾做表示，也就是说，他不同意。可是太子的目的未达，心实不甘，某次，背着总统的时候，和吴鼎昌谈起来，就大发牢骚：“他有官邸，就不准我有官邸吗？”言下不胜愤怒之至，似乎总统只顾他一个人的享受，总统当主席的时候，太子是副主席，主席有官邸，副主席当然也应该有官邸，话是说得一点也不错，但是，这番话怎么去对总统说起呢？吴达公听在心里，晓得如果不给他解决这个问题，迟早是不得了的。因此凡碰到总统的时候，就找机会，等待总统精神愉快的时候，向他进言，说明还是给他拨一点钱吧，于是去年9月里某日，终于由蒋公批了个一百万元的补助费，算是了结了这场公案。按当时正是改革币制实施金圆券之初，一百万金圆券是很值点钱的。太子拿了钱方算心满意足。而我们原来在陵园就有个官邸的蒋公，反因之罚誓不去住陵园官邸了——后来，这座官邸就由蒋公献作礼拜堂，题名是基督凯歌堂。
太子的房子住定了，钱也拿回来了，理该说，这是公家的房产了。可是太子却想利上加利，当南京一度紧张之际，他已决定了南迁的时候，就把当时的财政部长俞鸿钧叫来，说是我这所房子要出卖给中央银行，价钱是八十万美金，你给我办了吧。OK俞虽然乖巧，但因为数目太大，不敢就这么做主，何况这到底是件不公开的事，因此当时首先来个“是，是”，继之则称：“我叫负责人来估价看看”，就此走开。过了几时，他叫中央信托局局长刘攻芸写个报告来，再由他签注意见呈阅，同时和刘攻芸会商的结果，也认为央行在此时此地没有买进这一幢华贵的公馆之必要，何况这八十万元的美金，由国库里拿出来，似乎也未免太大了一点，因此，即由央行负责人的名义，写上了一个报告，呈给财政部长，说是央行无此必要购屋。俞鸿钧也就手携报告，呈给太子行政院长，以便了却这笔“公”案。
太子看到了俞鸿钧这种做法，显然是在推托，不自己直说，却耍这一套花样、兜这个圈子，非常震怒。因此，在某一次的政务会议上（这时俞是中央银行总裁而徐堪是财政部长了），徐堪报告了一大篇上海公教人员抢购官价黄金的风潮后，立刻就来了个“撤职查办”的决议。其实，徐堪最初的意思倒没有这么严重，他只是想借此对俞鸿钧来个下马威，因为中国的事，都是事在人为，俞鸿钧做财长时，受中央银行总裁的威胁，今天，俞做了央行总裁，自然也就要给财长一点威胁了。真是因果循环，出乎自然之事。谁知徐堪一要表现自己的“才能”，再要“换上风水”，使在他任内的央行总裁，要受他的调度。对于俞鸿钧的限制配给官价黄金一事，深表不满，认为没有得到他的同意，因此做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境地，应由俞来负责。谁知这一奏报，就正中了太子下怀，认为今日不开刀，更待何时？于是当场很痛快的下了这个结论。在外面不熟悉内情的人看来，还认为太子登台究竟还有这么一手，不徇人情，斩了就是，谁还晓得俞鸿钧的命运，并非由于金潮，也不是由于徐堪的一奏，而是人不知鬼不觉的太子房事纠纷呢？
俞鸿钧虽然下了台，而太子的房产不只这一处，如何解决得了？陵园官邸是拿了官家的建筑费的，尚且要卖，来个一货两价的办法，何况他上海的房子？
陵园官邸的房子，后来还是吴铁老打的圆场，劝了劝太子，不能再这么做下去了，万万不能卖，才算结束。但是，上海亚尔培路的金屋——蓝妮小姐的公馆还是非卖不可，哥伦比亚路的大公馆更是非卖不可，前者索价三十五万美金，后者索价二百万美金，真是他的魄力不小，很有意思把千辛万苦叩头礼拜借来的外债，拨这么几分之一来做他的房价，把国库里的外汇搬一搬家。
可怜刘攻芸真是走投无路，岂可一口囫囵吞下？但又没法交差，只好拖一拖再说。
正是水到渠成的际会，中央银行的外汇要搬场了，不知哪里来的风声，报纸上接二连三的透露出了这项消息，接着监察院的监察委员也来进行调查了，弄得满城风雨，谁不骂，好一个孙太子相国误国！
房子是没有卖成，为的是舆论可怕。但是牺牲了个俞鸿钧在前，苦了个于胡子（右任）在后，因为监察委员是于胡子的领导呢！不怪于胡子要痛哭流涕，要说四十年交情毁于一旦，他是进退两难啊！太子的房子出卖，据说大都是夫人陈淑英的主意，因此有人批评她是对太子有百害而无一利。
别信清一色的宣传
从上面这进一步的报道里，我们又多少领教了国民党大员的“财”“色”双绝史，我们举一反三、闻一知十，对他们这票人的误国祸国，总会有点心得吧？
孙科竞选副总统失败后，不久国民党给赶出大陆。他在1949年3月8日交卸行政院长职务，自香港转赴欧洲、美国，并在美国一住十三年。1980年12月《传记文学》有庄政的《孙科与民国政局（下）》，说孙科在美国，“生活非常清苦”，说他在美国寄居十三年，每天走到附近的图书馆看书，有时直到图书馆关门了，管理员催他时，他才依依不舍地回家。及逾古稀之年，这习惯仍未改变。显然地，孙科久居高位，却能与其父一样地‘不蓄私财’，他蛰居加州期间，因无收入，生活困难，有时啃番薯，连买新书的钱都不够，只购报纸、期刊阅读而已。”这些鬼话，我们能信吗？据孙科《八十述略》:
在纽约时，分期住在长女穗英及二女穗华家里。四十三年夏，始迁加利福尼亚州，此时次子治强也自香港举家搬来同住，劫后余生，始得于异域重叙天伦之乐。先是，我们在洛杉矶之Anaheim，以二十五年分期付款方式，买了一幢房子，住了四年。后来，因环境欠佳，乃将房子卖掉，又在洛杉机南面临海的LagunaBeach再买一憧，就此定居到回国。
在美国还一换再换房子呢，是“啃番薯”的“清苦”吗？
1964年，国民党纪念“国父百年诞辰”，怕孙科回归中国大陆，把他拉回来，送给他“考试院院长”宝座，把属于台湾省政府的公产——阳明山第一宾馆（北投区新园街1号）让给他住，一直到他七年后死去。孙科回忆：“回国以前，自忖年事已高，本想不再从政，但因总统之命，不敢不遵；而今日反攻复国大业，凡为国民皆有责任。接掌考院，亦所以尽绵薄、赎前愆，故未便谦辞，毅然受命。”——好一个“赎前愆”！又赎到我们头上来了。
孙科八十岁时候，由王云五、杨亮功、林柏寿、黄朝琴、梁寒操、端木恺署名，写《孙哲生博士八秩双庆筹募学术基金缘起》，说：“德配陈淑英夫人婉雅静穆，与先生鸿案相庄，数十年如一日，殆所谓坤德济以贞恒者也！”我看了，真忍不住笑。我只好把“敝眷蓝妮”等细姨故事写出来，把“相庄”的“鸿案”翻它一下。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对国民党大员的一切，我们在国民党清一色的宣传下，最好保留一点，别忘了他们若如他们所说，一个个都忠孝两全、两手清廉，大陆怎么还会丢？别信他妈的牛屄吧！
1984年2月14日晨5至8时
国民党乱点鸳鸯谱
——短评《中央日报》短评
国民党的文化水平，是很差的，在全面很差的水平里，它的第一党报《中央日报》的水平，也就可想而知。国民党《中央日报》的主持人曹圣芬，读书极粗，却喜附庸风雅，还写书呢，但白纸黑字出来，笑话却颇不少。例如他写《怀恩感旧录》自序，就捏造清朝顾贞观的词，把“十年来”写成了“念平生”；他写《红纸廊回忆录》序，就把大苏苏东坡弄成了老苏苏老泉。……这些笑话，是涉及中国部分的，还算有个边儿；若涉及外国的，那就更离谱了。例如曹圣芬在1956年12月24日的国民党《中华日报》上，以《蛇口里的玫瑰》为题，就说：
有一个刊物——《自由中国》，发表了一篇极端无礼——而且无理——的文字，以慈禧太后来影射我们总统，以“满清”即将亡国的政权来影射我们自由中国政府，从诅咒总统到诅咒我们的国家，这真是毒蛇口里流出来的东西，无比的腥臭，也无比的恶毒！
政府现在极力维护言论自由，对这种毒液的流播，似乎不会采取什么行动了；我们老百姓是不是可以想点办法呢？这里有一件美国的例子。
在华盛顿总统退休的那天，《费城晨报》写了一篇文章说：“这位万恶之源的独夫，今天退而与平民并处了；他再不能凭借权力，为非作歹了。我们应该把今天定为美国的国庆。”这篇恶意文章发表的当天，费城群众砸了晨报馆，把主笔巴哈结结实实地揍了一顿。
富兰克林后来论到这件事说：“在言论自由的国家，要政府来取缔恶毒的谩骂和不负责任的言论，总是缓不济急的。倒是群众激于义愤，直截了当，给这些文氓一点教训，反能收制衡之效。”
我们老百姓不要忘记了自己所能发生的制衡作用，对于这些毒蛇、黄鼠狼必须迎头痛击，它们才不敢为害社会。
曹圣芬提到的《费城晨报》，就是《曙光报》（Aurora），是富兰克林（BenjaminFranklin）死后五个月零十三天（1790年10月1日）创刊的。创办人是他的外孙本杰明富兰克林巴哈（BenjaminFranklinBache），当时叫《广知总报》（GeneralAdvertiser），在1794年才改名《曙光报》。巴哈的父亲是理察巴哈（RichardBache），理察巴哈讨了富兰克林的女儿萨拉（Sarah），所以本吉明富兰克林巴哈是富兰克林的外孙，文章是外孙写的，曹圣芬却把外孙当成外祖父，以致闹出笑话。
富兰克林在死前一年，有过一次讽刺的谈话，说应保障出版自由，让它充分发展，但是要准许“棒打的自由”（LibertyoftheCudgel）来做法律救济的另一方式。曹圣芬读书不精，弄错年代、弄错对象、弄错语气，竟起富兰克林于地下，主张棒打起自己的外孙来了，这当然是大错特错。曹圣芬等国民党高干舞文弄墨，出手是如此错误低级，真要见笑大方了！
曹圣芬等高干在对党外杂志“喊打”以后二十七年，他们老毛病又犯了，今天早上，他们用“《中央日报》短评”的方式，以《政府要负起责任来》为题，高叫说：
在一个营共同生活的社会之内，任何自由都不是毫无限制的。如果毫无限制，必然会抵触共守的规律，破坏了共同生活的基础。
以言论自由来说，首先它不应违反法律。违法便是犯罪，犯罪就应受到限制和处罚。言论自由不容损害国家安全，也不能诽谤他人。无论从情、理、法的任何一个角度去看，皆须如此，所以说不是毫无限制的。
据本报“读者之声”反应，最近无党籍政论刊物之言论内容已严重的超越法律保障言论自由的范围，其内容，有涉及诽谤、造谣、攻击国家元首、破坏社会价值共识，不一而足。最过分的是公然鼓动叛变。这诚然是极为严重的事情。虽然这种刊物变来变去，销行有限，其居心为何，早已为明察事理关切国家安危的大众所洞悉，不受其蛊惑；但是它已经滥用了言论自由，违反了法律规定，政府对国家、对国民要负起责任来，即不容置之不问。而应速釆行动，制裁那些造谣、诽谤、鼓动叛乱的不法之徒！
法囯罗曼罗兰夫人有言：“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之！”我们是爱好自由的社会，必须严防假自由之名以行罪恶的企图。是大家应该提高警觉的时候了。
前后对照之下，国民党高干的唯一进步，似乎只是由“喊打”到“叫押”而已，其他一切照旧，舞文弄墨，照旧大错特错，笑话不绝。例如这篇“《中央日报》短评”中提到“法国罗曼罗兰夫人有言：‘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之！’”其实，“罗曼罗兰夫人”何曾有这种话！这明明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罗兰夫人”（MadameRoland）的话，罗兰夫人的全名是Roland（deLaPlatiere）,Jean-MariePhlipon，也叫ManonPhlipon，她是罗兰先生的夫人，罗兰先生的全名是Roland（deLaPlatiere），Jean-Marie，他在罗兰夫人上断头台后第七天（1793年11月15日）自杀。他们死后七十三年（1866年1月29日），罗曼罗兰（RemainRollaml）才出生，纵罗兰夫人要如国民党《中央日报》乱点鸳鸯，要嫁给罗曼罗兰，也得死后重生长大，也是近百年后的事了，但天下有此奇事哉？
1984年7月27日
（附记）罗兰夫人的话，出自拉马丁（AlphonsedeLamartine）的书（HistoiredesGirondins），原文是“Oliberte!Quedecrimesoncommetdanstonnom!（Oliberty!Howmanycrimesarecommittedinthyname!）”但经考证，拉马丁弄错了，当时罗兰夫人所说的，根本是“OLiberty,commeont’ajouee!（OLiberty,howyouhavebeentrifledwith!）”，乃是自由弄人之意。并且不是在断头台上说的，而是在她被捕前说的——国民党无知之徒不可不知也。
此外，国民党刊物《显微镜》第三十六期中，有刘士强的《勿假民主之名，行罪恶之实！》劈头就是：
罗曼罗兰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现在我来套他的话，改说：“民主、民主，天下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这种与《中央日报》同一水平的笑话，更是无独有偶的了！
国民党怎样杀人老婆？
——伏虎-伏虎-伏虎功
后来做过国民党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在1915年，从美国三藩市（旧金山）中国国民党美洲支部，写了一封信给同志曹汤三，信里主张在正义立场上与人争，但在“所见不同”的时候，“可不必争此闲气”。“伏虎有术，手法亦有异同，吾道必行，不从者多见其不知量耳。”这一伏虎功，可算是国民党式的伏虎功。
共产党也有它的伏虎功。不过却出之以诗词表达，那就是毛泽东1957年的一首作品《蝶恋花》：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这首词是毛泽东怀念他的太太杨开慧和其他殉难同志的。大意说因为太太杨开慧被国民党捕去枪毙，她在死后，上了九重天了、上了月亮了。月亮上吴刚伐桂，以桂花酒招待他们。寂寞的嫦娥在万里长空之中，也为他们这些为理想而死的忠魂跳舞。忽然间，消息传来，地球上老虎给伏了（蒋介石给打敗了），他们自己虽然牺牲了，但是听到这个好消息，也忍不住要泪洒长空了。
词中所指其他殉难同志是柳直荀。据遁叟《李淑一其人》（1967年4月6日《中央日报》）所说：
“君失柳”的柳，是指李淑一的丈夫柳直荀，当民十六“马日事变”（大约是5月21日？）以前，柳直荀是湖南省农民协会负责人，农民协会有梭镖队，长沙藏书家叶德辉的被杀，据说就是柳直荀下的手令；马日事变后，柳是到汉口“请愿”的代表之一，随即宣告失踪。在李家，也都是“守口如瓶”的不再提起柳直荀这个人；好像？李淑一曾经给“四总部”传讯过；似乎？并曾羁押过一些时日，但为时并不太久；由乃父李肖聃出面具结领回“看管”。自此，李淑一便带着一个年约三四岁（？）的女儿和一个更小的男孩子，住在长沙顺星桥的李家。柳直荀的父亲柳午亭有一个日本太太；柳直荀和他父亲合不来，因之，李淑一自嫁为柳家妇后，从未和翁姑在一起过；柳直荀的生母，似乎早已弃世？关于柳直荀的消息，传闻不一：有说他和易礼容辈潜伏在上海，有说他随同毛上了井冈山。民十九的七八月间（？）共匪袭破长沙时，事后，传说柳直荀是和李立三在一起？再后，听说柳到了江西的瑞金；又听说柳已经在“富田事变”里给整肃死去，但也有说不是被整掉而是在窜逃途中遭病死的。总之，柳直荀是已不再在人世间了；不过，李淑一为着怕官家追究，却不敢为其夫“发丧”，当然，更不敢服孝；寂寞岁月，凄凉身世，时李淑一只不过三十未届的少妇呀！
事实上，柳直荀是1933年殉难的。他的太太李淑一是杨开慧的好朋友。她在柳直荀死后二十四年，写了一首诗纪念丈夫，并把这诗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感而有诗，就是上面这首《蝶恋花》。
词中“我失骄杨”的杨开慧，毛泽东的老同学萧瑜在《毛泽东与我讨饭吃》第十一章里，曾有这样的描写：
杨怀中老师有两个小孩，一男一女，儿子叫开智，女儿叫开慧。开慧的身材很矮小，圆圆的脸，长得很像他的父亲，眼睛与她父亲一样又深又小。但她的皮肤非常白。1912年我第一次看到她时，她是十七岁，正在长沙中学读书。
从那年起，我与另外二个同学，熊光祖和陈昌，每个星期天早上都到杨老师家去讨论功课，直到吃过了午饭才回学校，吃饭的时候，杨师母与开慧常常来跟我们一道吃，每次她们进来的时候，我们仅是礼貌地向她们鞠躬，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就这样，每个星期天，中午去他家，去了两年。在这两年中，我们每次吃饭都是保持安静并尽快吃饭，没有一个敢讲一句话，静得就好像没人似的。我与同学只有在夹同盘菜时，才看到对方的脸，一切事情只有用眼睛及眉毛示意。1918年我们到了北平杨老师家时，我们吃饭的规矩还是一样。……
当我1919年在巴黎时，意外地接到开慧写给我的一封长信，在信中，她详述她父亲逝世的情形。她知道我非常尊敬她的父亲，她想我对杨老师的死一定会像失去了自己父亲一样的悲伤。她的信写得很感动、很真挚，信末说她要回长沙去了。但她没有给我回信地址，所以，我一直没法回她的信，我与她从未谈过话，这封信是她写给我的仅有的一封。
1920年毛泽东回到了长沙以后，娶开慧为妻。他们有了两个孩子。其中一个曾留学莫斯科，非共的中囯人叫他“毛王子”。但开慧不是毛的第一个恋人，在我们学校同学中有位陶斯咏小姐，陶小姐也是杨怀中老师的得意门生之一，非常优秀。1920年她与毛泽东在长沙开“文化书局”，最后因意见不合而分手。后来陶小姐跑到上海去办了个学校，叫“立达书院”，在那所学校中，她度过她的余年。她比毛泽东的太太杨开慧年纪大很多。
1920年，我从巴黎取道北平回到长沙后，我向毛打听杨师母及开慧的消息，因为我想去拜访拜访她们，但他只告诉我她们住在很远的乡间，关于他与开慧间的恋情，一点也不透露，最后，我只有请杨师母的朋友黄太太带一点东西给杨师母。当时没有回开慧的信，我感到很抱歉。没有把她父亲的原稿加以保管，也很令我内疚。
1927年，我在南京听说湖南省政府要逮捕开慧，因她是共产党毛泽东之妻，我曾为她奔走，写信、打电报至有关方面，请求开恩，但这些努力都徒劳无功。
1936年，我第三次到巴黎时，我的老朋友熊光祖跑来看我。我们见了面以后，很伤感的谈到我们的学校、杨老师的家庭以及开慧被枪毙等事。……（编者略）
萧瑜在这一章最后，用诗收尾，谴责毛泽东“太息无情贪霸业，害妻饮恨在黄泉”。这种笔法，是很奇特的。因为要谴责，使杨开慧“饮恨在黄泉”的刽子手国民党也不能不作为对象来一下吧？可是萧瑜却只字不提枪毙杨开慧的国民党，这公道吗？
枪毙杨开慧的国民党是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湖南醴陵人，是国民党中最有名的顽固分子。此公顽固的程度，光在反对小学教科书“鸭小姐”“狗先生”一事上，便可使人领教。当年小学教科书模仿外国童话，采用鸟兽对话方式编书。何键出面反对，说这样会影响儿童身心。国民党国民政府遂下令重编了小学课本！
据李静之写的《何键》，说何键做湖南省主席，
将全省划为二十二个团防区，各区设指挥一人，大都以县长兼任，并以“清乡”反共的成绩作为考核县长的主要标准。说：“当县长就要不怕杀人，婆婆妈妈当什么县长！任用县长就要看这一条。”他在全省严密保甲组织，办理“十家联结”，清乡队、挨户团，烧杀淫掠，无恶不作。靠近苏区的地方更是血洗火烧，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杀。
何键统治湖南期间，竭力宣扬孝、佛、忠、信、礼、义、廉、耻“八德”，提倡尊孔读经。他经常到机关、学校、部队演说，侈谈“八德”、五经与三民主义的关系。他认为“学生必须研究孔子经义……正其思想”，规定学校从小学到大学都要读经。
何键统治湖南期间，对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他开办银行，滥发纸币，操纵金融；用各种名义发行公债；苛征田赋，恢复厘金，加征盐税；和贵州军阀勾结贩运鸦片；将湖南所产锰砂盗卖给日本。用搜括的民脂民膏，在长沙、汉口、庐山、上海、香港等地购买大量房地产。
何键枪毙杨开慧，在1930年4月24日。杨开慧死后十九年，蒋介石和手下何键都被赶出大陆。1950年何键逃到台湾，蒋介石给他干“国策顾问”，干到1956年七十生日前夕死去。他的著作有《救国的道德》等小册子。好一个“救国的道德”！他们大谈道德、大谈固有文化，其实竟连个“罪人不孥”这一起码标准都做不到，以至要枪杀无辜妇女，这样子的国民党，真是太要不得了！
孟绝子写《国民党怎样失掉大陆》（1985年9月30日“万岁评论”第二十三期），谈到国民党当年以“清党”办法赶走共产党，
清党的结果也产生出一个副产品，那就是共产党开始建立军队，武装自己。这个副产品演变发展，到了1949年冬，把原来享受清党胜利成果的国民党完全打败，使之完全退出大陆。……
如果不清党，国民党就不能用军队、特务和黑社会分子杀共产党分子。这样，国民党与共产党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唯一的相处方式，就是英国式或美国式的两党和平竞争，方法是通过人民的投票选举。
如果真的这样，也许共产党永远不会得势；也许即便得势，也不会提早到1949年。……
既然“清党”不可避免，清党的方法能不能避免“杀”？如果清党的手法做得有点弹性，会不会不发生1949年国民党退出大陆这一事件呢？弹性的手法就是“不杀”，就是把所有原来被杀的分子全部抓起来，集中在一个城市里或一个地区，让他们过一般人正常的生活。这样，可以把他们当做人质，也就是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留着一点“香火情”。
例如杨开慧。如果数以万计的人质中再有一个杨开慧，那些在逃的共产党分子，包括毛泽东在内，大多数都会被人质“牵肠挂肚”起来，以后的做法也许就不会太走极端，不会建立军队了。那么，国民党也许就不会在1949年退出大陆舞台了。
不幸的是，这个“如果”也难有存在的可能性。因为那时候国民党当权派的自信心已经强得超凡入圣，强到“想怎样就怎样”的地步。
所以，国民党以消灭的方式清党时，做梦也没有想到二十二年后居然会被“清掉的党”打出大陆；同样地，1947年3月19号攻下红都延安时，囯民党做梦也没有想到两年后的4月24号，共产党军队居然就进了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城。
“清党”的是非固然很难说，“清党”的后果却让人不禁又想到那句俗话：千算万算，不如天算。
就史论观点上看，孟绝子的话未免太简单了一点；但就因果论观点上看，国民党的愚蠢和残忍，的确是它失掉大陆的重大原因。国民党伏虎无术，以致自己最后变成为人所伏之虎，夹尾逃到台湾。“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理想主义者的血和泪，毕竟没有白流啊！
1986年5月21日夜2时
国民党与老兵之一
——老兵永远不死，因为要做老牛
陈平景从日本转来他写的《从贵州来的退伍军人》……（编者略）
平景的文章，提到退伍军人“一人分到一亩地”的现象，使我想起国民党统治下的退伍军人中的老兵。
留下老命之后
老兵只是俗称，他们被国民党订了学名——“荣民”。据吴守成《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制度史》：
荣民二字就是荣誉国民之简称。因为他们参加战斗是追求荣誉，争取胜利是创造荣誉，每个人都有说不完的荣誉事迹，而不同于一般国民，故加“荣誉”二字，以表示对他们的崇敬。
这些昔日战场上的英雄，在退除役后，又参加国家生产建设行列，仍然坚毅不拔，刻苦奋斗，仍然保持荣誉，其一生充满荣誉，更不断的争取荣誉，故称荣民，实当之无愧。
“荣民”在战场上没被打死，留下一条老命，“在退除役后，又参加国家生产行列”，对台湾的贡献，是新建了四百八十三公里的公路、修造了三十九座桥梁，共长五千七百四十米，兴办了二十八宗的水利工程、十五处港口和九十处其他艰巨工程、开垦了五千八百五十二甲的荒地、生产了价值新台币十四亿三千零五十二万的农产品和工业品、完成了别人所未能完成的东西横贯公路和其他公路。……他们在身经百战之后、垂老投荒之余，把剩余价值发挥得像一个个轧干了的柠檬，他们的可敬与可怜，真是古今无与伦比。
老兵的出身，绝大多数是中国农民，他们勤劳、朴实、忠厚、愚鲁，他们爱乡土、爱母亲、爱老婆、爱小孩小狗、爱成长中的稻田与麦穗。但是，当政府不再能保护他们，他们反倒被政府拉去，拉去保护那永远保护不完的政府。他们有的是上街买菜，就一去不回；有的是新婚之夜，就被从床上拉起。从此就远离了属于自己的一切，自己属于国家了！
老兵属于国家后，在万劫余生，又以出于农民、归于农民的辛苦，被国民党给“解甲归田”了，可是这种“田”，并不是什么好田，而是活生生的“集体农场”，这些“集体农场”的情况，有如下表：
活生生的“集体农场”
1952年11月成立彰化大同合作农场，1954年11月辅导会接管，现在叫：彰化农场
1952年12月成立嘉义大同合作农场，1954年11月辅导会接管，现在叫：嘉义农场
1952年12月成立寿丰大同合作农场，1954年11月辅导会接管，1965年1月改为花莲合作农场，现在叫：花莲农场
1953年1月成立隘寮大同合作农场，1954年11月辅导会接管，1962年7月与竹田农场合并改为屏东合作农场，现在叫：屏东农场
1953年5月成立宜兰大同合作农场，1954年辅导会接管，现在叫：宜兰农场
1954年3月成立池上大同合作农场，1954年11月辅导会接管，1969年10月改为台东合作农场，现在叫：台东农场
1955年3月成立桃园大同合作农场，1969年11月与苗栗农场合并，改称新竹农场
1955年3月成立高雄大同合作农场，现在叫：高雄农场
1955年3月成立竹田大同合作农场，1962年7月与隘寮农场合并，改称屏东农场
1955年3月成立鹿野大同合并农场，1961年2月归并池上大同合作农场
1955年4月成立苗栗大同合作农场，1969年11月与桃园农场合并，改称新竹农场
1957年6月成立福寿山荣民农场，1969年改为福寿山农场，现在叫：福寿山农场
1958年7月成立兰屿农场，现在叫：兰屿农场
1959年7月成立西宝荣民农场，1969年2月归并花莲农场
1961年2月成立见晴荣民农场，1967年改名为清境农场，现在叫：清境农场
1962年7月成立屏东合作农场，1969年10月改称屏东农场
1963年4月成立武陵荣民农场，由荣民农垦处武陵垦区改名，现在叫：武陵农场
1966年7月成立长良实验农场，1964年8月1日成立，原为花莲农场忠义分场，现在叫：长良农场
1966年8月成立东河合作农场，1972年7月归并台东农场
1966年8月成立泰来合作农场，1972年7月归并花莲农场
1969年2月成立知本农场，原为台东农场知本分场，现在叫：知本农场
1969年11月成立新竹农场，与桃园、苗栗两场合并改称新竹农场，现在叫：新竹农场
1971年1月成立金门农场，1969年成立金门农场筹备处，现在叫：金门农场
老兵除了用血用汗用老命，先后完成公路、桥梁、港湾、水库、堤防、电力、机场、建筑等无数工程，参加生产建设，担负“十大建设”中的八项工程外，他们之中的许多人，余生就在“集体农场”里卖命，耕田啊耕田，耕那永远“耕者有其田”的田，像一条条命中注定的老牛，他们欠了土地什么似的，今生今世，都在耕个没完，都在耕耕耕！
“反共抗俄战士授田条例”
最惨的，还在后头呢！国民党不但使老兵“解甲归田”，归到台湾的田，还对老兵来段“授证秀”，要老兵大意其淫，归到大陆之田。所谓“授证秀”，就是颁发证件以使老兵过干瘾的作秀。这种作秀证件，就是所谓“战士授田证”。
“战士授田证”的特色是等到国民党反攻大陆成功后，让持有此证的退役老兵回到自己的故乡，凭证向当地国民党政府领一片田地，然后“耕者有其田”，借以终老。
“战士授田证”的法理根据是所谓“反共抗俄战士授田条例”，这条例是“立法院”在1951年10月5日制定、同年月16日公布施行的法律。条例中第四条明定：“每战士授予每年出产净燥稻谷二千市斤面积之田，或与其同值产量面积之田地。”第8条又明定：“战士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给以地价，不再授田：一、本人原有耕作田地已达法定限制最高额者。二、前条所定无力自耕不愿领受田地者。三、不愿领受第6条第1项但书规定酌授田地者。四、依其就业志愿不愿领受田地者。”
自从这条例公布施行后，如今已经三十三年过去了。三十三年前领到“战士授田证”的战士，如今已多是六七十岁的老兵了，六七十岁的老兵，又何来体力耕田呢？纵有老兵把锄犁，隔着海峡，又何来田可耕呢？
在这种局面下，终于有立法委员们看不过去了，他们纷纷提出质询。我引李志鹏的一段质询如下：
复查反共抗俄战争，因为客观条件及国际环境之限制，三十余年来迄未全面展开，当年服役军中之战士，多已因年迈力衰而退役。不仅事实上因未光复大陆无法授田，即使授田，年迈之退役战士亦无法从事耕作，因此本席建议行政院对于有第8条各款规定情形之一者，应依法律规定给以地价，不再授田。
所谓地价，自可参照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第14条“征收耕地地价，依照各等则耕地主要作物正产品全年收获总量之二倍半计算”之规定办理。准此以观，稻谷二千市斤之二倍半，仅有稻谷五千市斤而已，以每斤新台币九元计算，也仅有新台币四万五千元，数目不大，所以给以地价，衡量国家总预算之庞大，影响应属轻微，因此本席建议行政院，在下年度即民国七十五年编列预算时，应根据《反共抗俄战士授田条例》第8条之规定，编列预算，对不愿意领受田地之战士给予应得之地价，以符立法之本旨。
谁给你折现！
但是，国民党政府搞出“战士授田证”的把戏，本来就无异玩具支票，既是空头的，就不宜认真，又何能要它兑现呢？所以，一旦认真起来，国民党的太极拳就纷纷出笼了。4月24日《中国时报》：
战士授田证折现金，限于财力无法办理
〔台北讯〕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会主任委员郑为元23日表示，战士授田证系属国防部主管，依照战士授田条例规定，须返原籍授田，不宜折发现金。他同时表示，如在目前改发现金需款甚巨，亦非政府财力所能负担。
郑为元昨天下午在立法院国防、内政、经济联席会报告辅导会业务概况，于答复郭荣宗委员的质询时，做了以上表示。
郭荣宗委员质询指出，很多荣民对于政府发给的“授田证”，都认为形同废纸，没有任何作用，因此他们都希望政府能修改战士授田条例，将授田证折换成若干现金，发给拥有授田证的荣民们。他希望政府能加以考虑。
黄主文委员于日前亦曾提出类似的质询。
这一答复，还算图穷匕首见，干脆说老子没钱，办不到。但是再过几天，太极拳就花样翻新了。5月15日《台湾日报》：
战士授田法制政策，政院认以不变为宜
〔台北电〕行政院昨（14）日以书面答复立法委员黄主文质询表示，现行战士授田法制政策，仍以不变为宜。如退除役官兵生活困难，可依规定径向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申请救助或收容安置。
行政院指出，民国四十年10月公布“反共抗俄战士授田条例”，其立法精神在鼓励官兵反共抗俄工作，并于反攻作战时奋勇杀敌。故在条例中明确规定于反攻大陆后在原籍地办理授田，其所授之田以公有、没收、无主或捐献者为限。但目前大陆尚未光复，依法无法实施授田，自无违背信诺可言。且依本条例规定，凡领有战士授田凭证如死亡者，仍可由其遗族承领，对其所享权益并无影响。
这就愈说愈离谱了，这无异是说，你不“奋勇杀敌”帮我抢回土地，我就不分你土地。但是何时派你去“奋勇杀敌”，我还不知道，虽然害你枕戈待“地”了三十多年，但是这并不是我失信，而是“目前大陆尚未光复”也。你如等不及，先等死了，不要怕，将来仍可由你的遗族代你享受耕田的乐趣，对你“所享权益并无影响”。但是，但是，多少老兵都断子绝孙了，又何来遗族呢？这不是寻穷人开心吗？
5月15日《自由日报》上，太极拳最后一套是：
行政院表示，目前如修正《反共抗俄战士授田条例》或将原籍地授田改为折发代金，将使人误认我已放弃反共国策与光复大陆的神圣任务，因此现行政策仍以不变为宜。
原来对老兵好一点、对老兵实惠一点、对老兵不画饼充饥、对老兵不意淫成性，而把土地折成现金的后遗症竟是“将使人误认我已放弃反共国策与光复大陆的神圣任务”！这种寻穷人开心，已经开到这种地步，可真到了吃人不吐骨头的程度了；国民党瞪着眼睛扯谎，可真到了漫无心肝、一派胡言的程度了！
吴守成《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制度史》中说：“美国麦克阿瑟元帅曾有‘老兵不死’之名言。”按麦克阿瑟并无此名言，而是他引证过旧军歌中这一名言。原句是：
老兵永远不死，他们只是调谢。（Oldsoldiersneverdie；theyjustfadeaway.）
麦克阿瑟错了，他显然不知道，国民党的老兵永远不死，也不凋谢，因为他们还要被派做老牛——世世代代做老牛，在那遥远的中国大陆，魂兮归来，魂兮归来，易服那永远做牛做马的劳役！
1984年5月22日
国民党与老兵之二
——今日圣人的下场
《日月明》第三期有文珂坚的《大人！可怜老兵！请给我一口残羹剩菜！》值得一读。文中说老兵年龄超出六十五岁的进荣民之家，三十多年，物价涨了几十倍，中央民意代表的薪资调高了几十次（由原来的二百元，加到今天的部长薪资），还不满意、还在吵、还在争。不是今日要求增加办公费，就是明日要求增加棺材费，死要钱、要到死。而这些过去在枪林弹雨中出生人死、为国家流血流汗的老荣民，其发给的零用钱，三十年前是八百元，现在只是九百元耳！退役老兵能当上工友、清洁夫，和进入荣民之家的，算是他们洪福齐天，祖上积德还有一批比他们更为可怜的，就是那些一文未领，空手下来，自谋生活的。想进荣民之家年龄不够，进不了荣民之家，体弱多病，住无定所。这些昨日的圣人、今日的社会边际可怜虫，为了解决一日三餐，只好终身出卖劳力。每天一大早，就围绕在职业介绍所，大排长龙，乞求上苍保佑，找到工作。可是他们的结果都一样，抱兴而去，失望而归。因经济不景气，失业率增加，再加上自己的年龄愈来愈大，精力每况愈下，功利社会的老板，谁也不愿意花钱请个年老的病人养闲。他们之中，有捡破烂的、有抬死人的、有为病人倒大小便的，真是五花八门，形形色色，应有尽有。尤其令人不堪卒睹的，每天中午12点，经常看到三三两两的，轮流在狮子林一楼的垃圾桶，捡百货公司小姐剩下来的残果剩饭。……大有为政府的口号，军人是今日的圣人，难道圣人的下场是这样的？
满嘴胡言的郑为元主委，说战士授田证折发现金，限于财力，碍难办理。这种打高空的话，如何取信天下？中央银行总裁俞国华表示，台湾外汇存底是一百三十八亿美元，以这样外汇存底，来办理战士授田证折发现金的事，可以说，应该是易如反掌的。这不是不能，而是不为。
所谓大有为政府在老兵身上如此大无为，就是国民党的典型德政，我们可别忘了！
1984年5月23日
国民党与老兵之三
——卖“国旗”的老兵
10月7日是星期天，“中华民国”国庆在望，“国父纪念馆”已四处插上“国旗”。下午散步，看到一位头发花白的小老头，衣着朴素，手里抓着一大把塑胶“国旗”，在路上兜售，边走边喊着：“中华民国万岁！”“三民主义万岁！”这小老头，一看就是退役的老兵，但是精神状态却显然有异，他令我想起法国文学家都德笔下《柏林之围》中那位朱屋大佐。朱屋大佐是拿破仑部下的退役老兵，他在垂暮之年，整天幻想自己的胜利：“大……捷！大……捷！”“七日之内，可抵柏林矣！”最后得知真相，被围的不是柏林而是巴黎，他无法适应了，他全身戎装，四肢颤动，绝望死在面朝凯旋门的窗台上。
比起朱屋大佐来，这位卖“国旗”的老兵显然老骥伏枥得多，他理该早就经历过国都被围的场面，当年在首都南京，他可能已躬逢其盛，但是“中华民国”的国都是经常被围的，1937年被日本人围、1949年被共产党围，只不知道他躬逢其盛的，是哪一围，也许两次全赶上了，也不一定。但在亡国前夜，朱屋大佐却殉死在面朝凯旋门的窗台上；而卖国旗的老兵呢，却被国民党拉去了重庆、拉去了台北，他没有殉死，只好隔着台湾海峡，故国不堪回首了。
就这样的，一年过去了、三年五年过去了、三十年过去了、三十五年也过去了。卖“国旗”的老兵从战士变成了老战士、从老战士变成了“荣民”，蜷缩在大都市的一个小角落——那小角落也许是整年日晒的楼梯顶间、也许是永远不见阳光的地下室——靠着一点微薄的收入，卖卖奖券、捡捡有钱人丢下的残羹剩饭，勉度余生。
国家对于他，已是一个遥远的抽象，他什么也看不见了，只看见一面面青天白日在招展，旗子是那样鲜艳、那样熟悉、那样塑胶得物美价廉。批发一堆吧、零售一面吧，那是使大家都能想起什么也忘掉什么的日用品呢！老兵终于憬悟到：他要在这几天，爱一番国了。国虽然没了，卖卖“国旗”也好啊！“中华民国万岁！”“三民主义万岁！”
1984年10月10日晨5时半
〔附记〕蒋中正在1950年3月13曰，在“阳明山庄”讲《复职的使命与目的》，早已公开宣称“中华民国”已经“亡国”，说：“我们的中华民国到去年年终就随大陆沦陷而已经灭亡了！我们今天都已成了亡国之民。”详见我的《〈中华民国〉亡国考》（“千秋评论”第三十五期《叛国-亡国-洗》）。
国民党与老兵之四
——为老兵李师科喊话
土地银行抢案说破案了，报纸满版、电视满档、警察满面堆笑、“内政部长”满口胡言——竟要全体人民做警察耳目，处处一片叫好声，一点也不奇怪。
奇怪的倒是这名嫌犯——计程车司机李师科。一般认为他会去酒廊赌场，他却不吃不喝不抽不赌；一般认为他是江洋大盗，他却身材瘦小相貌和善；一般认为他有犯罪习惯，他却纪录清白全无前科；一般认为他是年轻小伙子，他却年过半百五十有六了。
更奇怪的是，认识李师科的人，对他都是一片赞扬之声：“老实”“诚恳、和善”“客气”“义气”“豪爽”“人缘不错”“生活很俭朴”“不但尊敬老年人，更疼爱小孩子”“在长巷弄里，他是可人的‘糖伯伯’”“如果他是个伪装的好人，怎么可能十几年来一点破绽都没有？”“好多的邻居，都没有人说李师科是个‘坏人’！”
不但如此，李师科在邻居办喜事时候，免费提供计程车队；在乘客遗落物品时候，主动送到广播电台；在自己吃馒头喝白开水时候，花一千元为小朋友们买玩具；在绿灯户见到那些可怜女人时候，加倍给她们卖肉钱！
而李师科自己，却一二十年，长住陋巷之中，房间只有三坪大，破床、破桌、破椅，一切都是破的，包括一颗对家国破碎的心。
中国农民的凄凉身世
李师科生在1927年3月5日，是山东昌乐人。他在家乡念小学时候，日本侵略中国，他书也不念了，上山去打游击，那时他十几岁，已用枪声和行动，证明了他是爱国者。
李师科是中国农民，在抗战胜利后，他想解甲归田，重新回到家乡和土地，但是，巨掌拦住了他，他要继续爱国下去，他一次又一次的参加战斗，在枪林弹雨中，他只被打败，没被打死；最后，他跟到台湾。他眼看政府退后，自己却不能退伍，因为，正如政工人员所说：“国家需要他！”
“国家需要他！”“国家需要他！”在国家的需要下，李师科付出了他的二十岁、付出了他的三十岁、付出了他的四十岁，付出了他的青春和自由、付出了他的血汗与眼泪。为了防守台湾，他不准退役而不断服役，不准结婚也无力结婚。直到他老了、病了，才获准自军队离开。
在1960年到1961年间，我做预备军官第八期排长，在野战部队中，见过成千上万李师科型的人物。他们省籍容有不同，性格自有各异，但在风沙里、在烈日里、在恶臭的营房里、在粗粝的伙食里、在昏暗的灯光里、在迷茫的回忆里，他们却有着共同的身世与凄凉。
他们绝大多数是中国农民，他们勤劳、朴实、忠厚、愚鲁，他们爱乡土、爱母亲、爱老婆、爱小孩小狗、爱成长中的稻田与麦穗。但是，当政府不再能保护他们，他们反倒被政府拉去，拉去保护那永远保护不完的政府。他们有的是上街买菜，就一去不回；有的是新婚之夜，就被从床上拉起。从此就远离了属于自己的一切，自己属于国家了！
自己属于国家了
唐诗里写古代拉夫的情形，写“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的凄惨，其实一千年后，还在中国变本加厉的重演着。据红十字会会长的调查，在贵阳的一个壮丁收容所里，就有这样的惨相：
我曾经和广州来的壮丁谈话，我问：“你们从哪里来的？”他们说：“广东曲江来的。”“你们一共有多少人？”他们说：“我们从曲江动身的时候有七百人，可是现在只剩下十七个人了！”我说：“怎会只剩了十七个人呢？是不是在路上逃跑了？”他们说：“先生，没有人逃跑啊！老实说，能逃跑到哪里去呢？路上好多地方荒凉极了，不但没有东西吃，连水都没有的喝。我们沿途来，根本没有准备伙食，有的地方有得吃，吃一点，没有吃的，就只好挨饿。可是路却不能不走。而且好多地方的水啊，喝了之后，就拉肚子。拉肚子，患痢疾，又没有药，所以沿途大部分人都死了。”听了这些话，我不禁为之悚然！当时那十七人中有几个病了，有几个仍患痢疾，我便找医生给他们诊治。照那情形看来，我相信他们的确没有逃跑，像那荒凉的地方，不但没有饭吃，喝的又是有传染病菌的溪水，能逃到哪里去呢！
我看到好多壮丁被绳子拴在营里，为的是怕他们逃跑，简直没有丝毫行动的自由，动一动就得挨打了，至于吃的东西，更是少而粗粝，仅是维持活命，不令他们饿死而巳。在这种残酷的待遇下，好多壮丁还没有到达前线就死亡了。那侥幸未死的一些壮丁在兵营里受训练，大多数东倒西歪地站也站不稳。这是因为长途跋涉，累乏过度，饮食又粗劣而不洁，体力已感不支，又因西南地方恶性疟疾流行，因此一般壮丁的健康情形都差极了！
押送壮丁的人，对于壮丁的死亡，似毫无同情心，可能因为看得太多，感觉也就麻木了。
我在湘西广西的路上，屡次看见野狗争食那些因死亡而被丟掉的壮丁尸体，它们常因抢夺一条新鲜的人腿，而红着眼睛厉声低吼，发出极其恐怖的叫声，令人毛骨悚然！有的地方，壮丁们被埋起来，但埋得太草率，往往露出一条腿或一只脚在地面上，有的似乎还在那边抽搐着，可能还没有完全死去，便给埋进去了！
在贵阳城外，有一块壮丁经过的地方，因为弃尸太多，空气里充满了浓烈的臭气，令人窒息欲呕。有一天晚上，贵州马场坪一个小市镇里，屋檐下的泥地上零零星星的躺着不少病倒的壮丁。我用手电筒向他们面部探照了一下，看见其中的一个奄奄一息。我问他怎样了，他的眼睛微微睁开，向电光注视片刻，只哼了一声，便又闭上，大概从此就长眠了。
在云南一平浪，我看见一班办兵役的人，正在赌博。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输赢的数目很大，大堆的钞票放在桌上，大家赌得兴高釆烈，根本不管那些巳濒于死亡的壮丁，有一个垂死的壮丁在旁边，一再要求：“给我一点水喝，我口渴啊！”办事人非但不理，反而怒声喝骂：“你滚开去，在这里闹什么？”我沿途看见的，都是这些残酷悲惨令人愤慨的事。办兵役的人这样缺乏同情心，可以说到处可见。
有一天我看见几百个人，手与手用绳子穿成一串。他们在山上，我们的车子在山下驰过。他们正在集体小便，好像天下雨，从屋檐流下来的水一样；他们连大便也是集体行动。到时候如果大便不出，也非大便不可。若错过这个机会，再要大便，是不许可的。
有好多话都是壮丁亲口告诉我的。因为他们不防备我会报告政府，所以我到各兵营里去，那些办兵役的人都不曾注意我。
以我当时估计，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下一千四百万人。当然，曲江壮丁从七百人死剩十七个人，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可作为常例。当时我曾将估计的数字向军事高级长官们询问意见，他们异口同声的说：“只会多不会少。”可惜我把估计的方法忘记了。
一次又一次的劫后余生
在我接触过的和经年累月一起生活过的这些中国农民，他们当兵的前夜，都大同小异的历经过“挨打”、“少而粗粝”的食物、“拉肚子”、“集体大小便”、“奄奄一息”、“手与手用绳子穿成一串”等苦难，最后，他们劫后余生，正式编入了部队，又面临一次又一次的战场上的饥饿与伤亡。在多年的“子弹没眼，上天有眼”以后，他们再劫后余生，困守在台澎金马，年复一年的升旗、点名、操练、换防。他们手下的充员士兵，在服役两三年后，可以退伍回家，但是他们却不准，他们无伍可退、无家可回，眼看着一批充员走了，一批充员又来，来去之间，又是两三年过去了。几次来去，一二十年就过去了。
当他们老了，当他们受伤难医、有病难治了，国家开始放走他们，让他们自由，由他们自力更生。但是，他们也知道他们跟社会脱节太久了、“以军为家”太久了，太久的单调军人生活，使他们除了放枪以外，什么都不行了。因此，回到社会，他们满怀欣喜，却也为之情怯。我排里的一位老兵，当他手提包袱，脚穿球鞋，泪流满面的接受我们欢送的时候，他突然坐在地上，不肯走了：“我为国家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在我年轻时候把我抓来，不让我走；如今我老了，打不动了，又要赶我走。我到哪儿去啊！”
到哪儿去？去做蹩脚工人、去做蹩脚工友、去做蹩脚门房、去做蹩脚守卫、去做蹩脚司机，能找到这些差使的，还是他们之中的幸运者。等而下之的，就要去基隆海边做贫户、去屏东河床搬石头了。
他们老了，也需要亲情。大陆上的家，对他们已恍如隔世。在台湾成个家吧，那又谈何容易！只好“买”个残障女人、高年寡妇或山地姑娘。有人真的“买”到了，那是靠他们多年累积的储蓄和不可思议的财源。有一次我看一位老兵摊出他的储蓄——一捆捆钞票——在数，数完一捆，朝床上一丢，说：“这捆可买条大腿！”又数一捆，又一丢，说：“这捆可买只胳臂！”有朝一日，整个的老婆，就在这样分解结合中凑成了。在他数钱的时候，面露得意之色；在旁围观的老兵们，面露羡慕之色，那种对比的神情，我至今感到心寒。
自己属于自己了
李师科是千千万万老兵中的一位，他退役时间在1959年，是因病退下来的。退下来后，在兵工基地做工两年，再申请到巴西做工，可是不准出境。于是，他奔波谋生，“日子过得好苦”。到了1968年，才找到开计程车的职业，“车子是向车行租的，每天租金就要五百块，有时跑了一天车，还不够吃饭。”
不够吃饭还不够，还得应付警察找麻烦。李师科多次遭到交通警察不公平的开“红单”，要不断的缴罚金，使他非常怨恨。警察是国家权力的象征，他恨上这种两脚会走的国家。
生活的困苦与对警察的怨恨，随着他的年纪，情况愈来愈深了。他戎马一生，到头来一无所有，他既不能养儿防老，又不能获得任何退休金，他的老境，是注定要堪怜的。现在的困苦，都没人理他；将来的死活，又有谁理他呢？现在尚有能力谋生，都拮据如此；将来更老了，又怎么度余年呢？这种没有安全感，在他也是与日俱增。
要退伍不让退，要出境不让走，困苦、怨恨、没有安全感，每一项原因都是合理的、正常的，都构成一个老兵的抗议、都构成一个公民的抗议、都构成一个人的抗议。没有这种抗议，人还叫人么？
在另一方面，李师科没有家乡，也没有家庭，这种情况，是国家造成的。李师科的问题，实际是一种变相的“家庭破碎”（thebrokenhome)问题，他在大陆的家庭，已因战乱而不能重建；他在台湾的家庭，也因战乱而不能新建。他的爱、他的感情，都没有归宿与寄托。他没办法“老吾老”，也没办法“幼吾幼”，最后“吾老矣”了，只好“幼人之幼”。他爱小孩子，更爱以前房东的一个两岁小女儿，他把自己的一无所有、自己的没有安全感，都投射在这两岁的小女儿身上，他希望这小女儿不要像他一生那样困苦失败、那样飘零而没保障。因此，他要想法子，想法子给这个小女儿美满安全的一生。
道德问题
当他看到国家银行千千万万的钞票放给特权、成为呆账的时候，当他看到他牺牲青春、牺牲自己与家庭来桿卫的国家竟这样对待他的时候，当他看到这个国家如此缺乏公平与正义、公理与正道的时候，他涌起抢劫银行的念头，他终于在五十六岁的年纪，完成了这一任务。这样高龄又没有前科的银行劫犯，在犯罪学上，都是古今罕有的奇例。这种奇例，我们无法从犯罪学中的“体形学派”（typologicalschool）来解释，也无法从“精神病理学派”（psychiatricschool）来解释，甚至无法从蛋头们的学理研究来解释。这种奇例，只有从几十年来，一个老兵，他的生与死、他的爱与恨、他的委曲与耿直、他的汗斑与泪痕来解释，我们才能恍悟事实的真相。
李师科在抢劫前对朋友说：“要抢也不要抢老百姓辛苦赚来的钱，如果是我就抢政府的钱”；在抢劫时对银行职员说：“大家不要动——钱是国家的，命是自己的！”这些表现，充足证明了他是道德性极高的。他显然认为抢这种国家这种银行的钱绝非不义之财。抢钱，是为了补偿“他爱国家，国家不爱他”的代价；抢钱，是为了向贫富不均的社会抗议；抢钱，是为了给警察好看、给穷人出气；抢钱，是为了给自己养老、给两岁小女儿念大学……他每一个抢钱的动机都是罗宾汉式的、廖添丁式的、“打渔杀家”萧恩式的，从道德观点看，李师科实在是一位非常高段的人。国民党官方和国民党舆论丑化他的道德，这是十分不道德的。李师科的道德之高，实在超出一般人的想象：
记者问：你抢劫银行的动机何在？
李师科答：我看不惯社会上许多暴发户，经济犯罪一再发生，所以我早就想抢银行。
问：那天如果银行警卫在场，你会下手抢劫吗？
答：不一定，也许会把警卫打死。不过，我曾考虑到警卫薪水没多少，他们的妻儿可怜，所以我问明警卫不在才下手。
由此可见，李师科是恩怨分明的人。这种分明，在目前这种混沌的社会里，只有在道德极高的人身上，才能显示出来，而老兵李师科，就是这样动人的一位。
问题道德
更动人的是，李师科把抢到的钱的五分之四——四百万，都包在一起，送给那两岁小女儿。据小女儿的母亲回忆：
那天下午大概5点多，我先生不在，李师科拿了一包东西来说要寄放我家，因为他从来没有到过我家，而我们跟他多少还是有点距离，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我问他里面是什么东西，他只简单地说了声：“钱”，然后又说：“没有什么关系的，有事我负责！”我觉得更怪，再问他：“你这个钱是要做什么的？”他只是摇了摇头，眼泪突然落下来，便什么话都没说地走了。
当记者追问这位母亲：李师科说他只打算留一百多万花用，放在你家的四百万是留给你的小孩做教育津贴的，你知道吗？这位母亲“黯然无语，只是低着头”。
合理的研判是：李师科知道这种行为有被小女儿父母告密的可能，但是他还是做了。告密的奖金是赃款的一半，小女儿的父母告了密，至少还可合法拿到两百万。两百万留给小女儿，那也差强人意了。
就这样，在小女儿父母告密以后，几乎不可能破的抢案，等于由李师科自己给破了——李师科求仁得仁、李师科盗亦有道、李师科甘愿自我牺牲、李师科不惜从容一死。
美国文学家休伍德（RobertEmmetSherwood）写《化石森林》（ThePetraifiedForest），写那个穷苦文人斯魁尔（AlanSquier）甘愿请强盗杀死他，为了死后可领五千保险金，送给他心爱的女孩，帮她离开沙漠，去过好日子；法国文学家雨果（VictorMarieHugo）写《悲惨世界》（LesMiserables），写那个砍树枝的穷苦工人尚万近（JeanValjean），甘愿坐长年大牢，为了养育他姐姐的七个小孩，而偷一个面包，这些动人的故事，告诉我们，穷苦的人有他们的价值观念与正义。国民党的下三烂报纸《民族晚报》，恬不知耻的以《重振社会公义精神》为社论，满纸“人心大快，社会公义得到伸张”，“秘密证人制度的弹性运用，实际上也是公义精神的高度发挥”。这真是颠倒是非的谬论。因为真正的“社会公义”，是抑强扶弱，而不是欺负穷人；是哀矜勿喜，而不是人心大快；是鼓励行侠仗义，而不是收买卖友求荣。国民党《中国时报》说告密者“以无比的道德勇气，出面向警方举发”，“道德勇气发挥淋漓尽致”，也是谬论。告密者“淋漓尽致”的，可以是恐惧、可以是勇气，但绝非道德。古往今来的道德里，从来没有把卖友求荣当道德的，国民党把卖友求荣当道德，这种道德，是问题道德、是线民道德、是国民党的道德，不是人类有史以来千千万万志士仁人所献身的道德！
“此水本自清，是谁搅令浊？”
国民党《联合报》也登出谬论，是台湾大学心理系蛋头教授写的。写李师科：
对侦讯人员说：国家亏欠他太多，所以他要抢银行。从这种种蛛丝马迹看来，李师科反社会心态的对象，很明显的是“公家机构”“警察”“银行”等等代表“国家”的象征。
李师科的行为很明显的是错了。“国家”本身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任何人都可能对政府的措施感到不满，都可能觉得国家对自己有所亏欠。按理说，一个人对政府或“国家”有所不满，他应该循合法的途径，向政府提出抗辩，或要求国家给予赔偿或救济，绝不能肆意攻击代表“国家”的象征。
这话说起来堂皇，但是蛋头教授可曾想想：像李师科这样穷苦的人、这样低层的小市民，他们有什么“合法的途径，向政府提出抗辩，或要求国家给予赔偿或救济”呢？他们能吗？他们敢吗？纵使做了，又有效吗？正相反的，他们但求政府不再扰民就谢天谢地了！试看李师科这件案子，在没破案前，多少计程车司机遭了殃？老兵王迎先甚至被刑求致死，警察可以公然没有法院的传票，把他们一个个私设公堂，灌水修理，他们啊他们，他们有什么“合法的途径”，拒绝警察的非法抓人呢？
李师科的“合法的途径”，想来想去，还有什么呢？
在法律上，李师科的途径是不合法的。但我们别忘了，李师科绝非普通的杀人越货的罪犯。李师科不是千千万万罪犯的缩影，而是千千万万老兵的化身。李师科如有错误，那不过是他对国家对不起他的一种回馈，国家对不起他，远超过他对国家不起。他十几岁就上山打游击，如今从爱国爱到寒心、爱到有罪，我们何不问问：“此水本自清，是谁搅令浊？”何不问问：这种罪，真该李师科负担的，究竟该有多少？究竟该占几成？
千千万万的李师科在活着
当李师科被捕，治安人员把他推出展示的时候，他被包围在一个个彪形大汉里，一副手铐铐住他，再一副手铐铐住他的右臂，一只巨掌抓住手铐，右臂再被一只巨掌套住，左臂再被一只巨掌套住，左臂再被一只巨臂握住，右肩再被一只巨掌按住，太多的手铐和巨掌，更显出权威的膨胀和个人的渺小。但是，在鞭炮声里、在庆功宴上、在奖金的分红中、在内政部长的谈话下，我们看不到一丝悲悯的气氛，大家都在无情的对待这位老兵，像对待一只过街的老鼠。这种现象，不是太没心肝了吗？
在大陆，李师科用子弹保护我们的国家；在台湾，李师科用子弹保护我们的安全。当他老了、病了，孤苦无依，三餐不继，他用子弹保护他自己，保护他老去的一点血本，保护他老去的一点爱、一点希望。他的方法是错的，但他没有更对的方法；他不会巧取呆账，只会豪夺现款，用蒙面的豪夺，暴露他一点悲愤与抗议。他这种行为，难道还得不到被他保护多年的统治阶级的怜悯吗？但统治阶级却要把他“速审速决，明正典刑外，并应要求三家电视台联播行刑实况，以吓阻歹徒效尤”（1982年5月10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了。这种现象，不是也太没心肝了吗？
国民党的宣传媒体上，已经用新文艺的词汇做着这样的预言：
李师科，在证据确凿下，一颗子弹，代表着法律，正飞向他的心窝！
也许，子弹正如他们所说，“代表着法律”，但它绝不代表着正义。照正义法学家的看法，法律必须和道德同一。和道德分离的法律，只会使人“目无法纪”！
李师科“目无法纪”，但他谈笑自若，干脆而从容，他显然毫不怕死。老子说：“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人民不怕死的时候，不论明正典刑多少个，也吓阻不了“歹徒”的效尤！
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的头子郑为元，声言李师科是荣民的耻辱，郑为元显然错了！去问问那些老兵看，他们就不会同意这种将军的评论。李师科是他们的兄弟，他们一无所有，但还有着微弱的悲愤与抗议。李师科的打前站，使他们多少知道了他们兄弟的血没有白流，使他们多少知道了他们也有声音嘲讽了这无情的社会。李师科代表的，是千千万万被侮辱者的悲愤与抗议；李师科遭遇的，是千千万万被损害者的反射与回声。他的音容，就是他们的宛在；他的笑貌，就是他们的热情；他的流血，就是他们的牺牲。
恰像狄更斯（CharlesDckens）《双城记》（ATaleofTwoCities）中卡尔登（SidneyCarton）临刑前的说话，李师科做完了比他做过的更好的事，即将走向比他知道的更好的地方。李师科不会死，因为千千万万的李师科在活着。
1982年5月17日
国民党与忠烈祠
——谁侮辱了壮烈殉国先烈？
“千秋评论”第四十期《涨价-涨价-买》是1月25日出版的。国民党警备总司令陈守山上将在1月27日就发出了（74）剑佳字第0475号查禁令，理由说：“部分文字内容扭曲事实，并捏造谰言，侮辱壮烈殉国先烈，淆乱视听，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足以影响民心士气，核已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3条6、7款之规定，依同法第8条，应扣押其出版物。”
这一查禁令没有列举文章篇名，本意是要含糊罪名来钳制言论自由的，但是令文中加了一句“扭曲事实，并捏造谰言，侮辱壮烈殉国先烈”，这就别有洞天了。我在《涨价-涨价-买》中有一篇《特务头子也进忠烈祠吗？》明白指出：据“国民革命忠烈祠管理组”致“传记文学社”的公函（《传记文学》第四十卷第五期，1982年5月），忠烈祠的入祀标准一共有两个，一个是“作战阵亡”，一个是“被俘不屈殉难”，“凡合乎此要件，虽军阶再低，如二等兵，亦得入祀；不合此要件，虽贵为一级上将，亦不得入祀”。根据这两个标准，国民党把特务头子戴笠（雨农）也入了祠，就完全不通了，因为这位大铛头是飞机失事死的，这飞机之飞也，既未“作战”，自不属“作战阵亡”；既未“被俘”，自亦不属“不屈殉难”，自然都不合忠烈祠的“严格限于‘作战阵亡’与‘被俘不屈殉难’二者”的标准，那么不合标准而入祠，与真的壮烈殉国先烈俎豆其间，这不是侮辱壮烈殉国先烈吗？
为了印证“国民革命忠烈祠管理组”的解释，我特别查出两项法令根据。
第一项是1969年2月5日“国防部公布”的“国民革命忠烈祠入祀办法”，这办法第五条明定：
第五条：国民革命阵亡殉难之忠烈官兵有下列事迹之一者得入祀国民革命忠烈祠：
一、领导国民革命创建民国有特殊之勋绩而殉国殉职者。
二、国民革命在民元以前各次起义阵亡殉职或入狱致死者。
三、民元以后讨袁、复辟、护法等役殉职被害阵亡者。
四、东征、北伐、剿共、讨逆、抗战、戡乱等役阵亡或被俘不屈而殉职者。
另一项是1940年9月20日“国民政府公布”、1969年7月25日“行政院修正公布”的“忠烈祠入祀办法”，这办法第二条第三条明定：
第二条：殉职官兵有下列事迹之一者，得入祀忠烈祠，并得建立纪念碑或纪念坊。
一、身先士卒冲锋陷阵者。
二、杀敌致果建立殊勋者。
三、守土尽力忠勇特著者。
四、临难不屈或临阵负伤不治者。
五、其他忠烈行为足资矜式者。
第三条：殉难人民有下列事迹之一者，得入祀忠烈祠，并得建立纪念碑：
一、侦获敌方重要情报者。
二、组织民众协助军队工作或执行军队命令者。
三、刺杀敌方酋目者。
四、破坏敌方重要交通路线者。
五、焚毁或破坏敌方工厂仓库及其他重大军用物资者。
六、破坏敌方之间谍组织者。
七、被掳不屈者。
八、救护作战官民者。
九、其他忠贞事迹，足资矜式者。
根据以上明文规定，可见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不论从哪一个角度看，都丝毫没有入祠的条件。
为了给戴笠是怎么死的再进一解，我再举出“事实”，给国民党警备总司令陈守山上将恶补一下。
据刘启瑞《先室事略》（《刘母高夫人东平哀思录》），记他主持南京军统局办事处任内，正好发生了戴笠飞机出事事件，全文如下：
余既抵南京，千头万绪，集于一身，先室亦洁身自爱，摒绝一切肆应：盖知稍一不慎，极易引起是非也。不意戴将军忽于三十五年3月17日，由北平南飞时，坠机失事；经中美双方空军遍索坠机地点不得，唯据疑似情报，或在东南沿江一带，各方派员大索三日，毫无确息。3月20日傍晚，先室忽语余：“伴汝乘车先沿京芜公路（南京至芜湖）以最笨之原始方法，逐村、逐乡探查如何？”余此时未遑考虑，立即接受；立即偕一随员首途。其时天仍大雨，大雾弥漫；战后公路破损不堪，泥泞载道，车行至为困难。行至午夜，始抵江宁县板桥镇；就镇公所小憩时，因就工友闲聊，询其迩日附近地带，有无飞机失事情况；据答：数日前下午在东南山顶，曾见火光一闪，间杂爆炸声，山下乡民曾拾得飞来手枪一支，牙章一只，已缴来镇公所，随即持以示余，枪系屈尺，已熔至不成枪形，牙章较完整，就油灯下观之，则系戴将军随员之一龚仙舫三字；余与先室遂断定戴将军必已罹难，其忠骸必在此山上矣。再询该工友，此山位在何处，即导余及先室至门外，但以手一指；因在雨夜，无法辨认；不过示以方向而已。询以距离远近及路程情形，答约二十华里，无道路可通，因系一石山，山石嶙峋，人迹罕至也。余遂请其雇用附近土著数人为向导，为余备一竹椅，作为肩舆乘坐。先室及随员司机，则持灯笼手电随行；行抵山边，竹椅已无法通行，余遂在先室等上拉后推之下，爬行前进，甫抵山腰，先室已足破血流，几至不能举步矣。强抵山巅，赫然十三具遗骸，尽呈眼前，首触余目者，则为戴将军！其他均模糊无法辨认；厥状之惨，不忍复述；余与先室默哀多时，始含泪夤夜为之料理后事。
此事仅在一夜之间得以发现，完全出自先室一念所促成，或亦戴将军灵爽所感应。余非迷信论者，询之土著，此山何名？答以岱山（戴岱同叶）；山下见一水潭，询以何名？答以困龙潭（农龙同叶）；巧合如此，毋乃有数存焉，斯真不可思议者矣。
余在《六十自述》中，对此事经过，业经扼要提及；唯先室对此事一幕重要性，攸关戴将军殉职之史实，一若戴将军身后之责，必须付余夫妇为之料理者然。兹先室已逝世，故特表而出之，以免长此泯灭而不彰也。
再据刘启瑞《六十自述》：
迨至三十五年春，余之工作行将结束时，不幸戴雨农将军于3月17日因飞机失事，殉职于江宁县板桥镇之岱山，政府通令各方寻觅遗骸，并动员美空军会同搜索，历三日不可得；卒由余夫妇于20日深夜冒雨发现于上述地点，在风雨交加、山路崎岖之下，彻夜移灵。翌晨奉电暂守秘密，延至25日，始由重庆公布消息，播至内外。在此期间，周旋肆应，悲苦可知！默念当时情势，斯人怛化，实为国家无可比拟之重大损失。盖棺论定，奚止于私恸！而饰终之典，仍由余一肩负之。至中枢还都后，余始结束一切，还我初服矣。
根据上面这一戴笠手下二铛头的记述，戴笠之死，是单纯的飞机失事。戴笠赶搭这班专机的目的，据国防部情报局出版的“非卖品”——《戴雨农先生传》（有单行本，另收入《戴雨农先生全集》），是“他因为必须于18日赶回重庆，向蒋主席报告，并且亲自参加19日的重要会议。”去向“蒋主席报告”和开会等事，总不是“作战”吧？这样子死了，总不能进忠烈祠吧？若这样子能进忠烈祠，那么我们贵为上将的陈守山将军，在后方搭飞机去报告、去开会，万一飞机失事，岂不也堂而皇之的进入忠烈祠了吗？这样子的忠烈祠，恐怕已不是国民革命忠烈祠，而是国民革命殡仪馆了，这又成何体统呢？
1985年2月1日
国民党的酷吏
——扰者酷吏非庸人
法学家们说刑是法律中的名目，却不知道刑远在法律之前就出现了，同时远在法律之外逍遥着。我们看不到殷商的法律，却看到殷商的刑罚，我们现在用的字，像“执”字、像“囚”字、像“圉”字，都是甲骨文中吓人的字。“执”是用刑具抓人，“囚”是抓到人放在牢里，“圉”是放在牢里还挂上手铐脚镣。从原始的意义来说，刑不是法律的名目，而是无法无天的名目。后来法律出来，把刑开始文明分类，摩登的分法是：一、生命刑（死刑——电椅、绞架、枪毙），二、自由刑（徒刑、拘役、假释等），三、财产刑（罚金、易服劳役、没收），四、资格刑（褫夺公权）。以上四类，在中国古代却别有分法。例如古代不欣赏自由刑，统治者认为人民犯了法，统治者不喜欢监狱伺候，而喜欢大刑伺候，大刑就是身体刑。身体刑中有一种叫“刖”刑的，也叫“剕”刑，是砍掉脚或脚趾（重刑欲右趾，轻刑欲左趾）。它的最早名字是“膑”，后来被第一任司法行政部长皋陶给改了，但还通用。不但通用，并且像黥布一样，出来一位“孙膑”。他被老同学庞涓陷害，砍去了脚，他虽然最后得到了胜利，可是却失掉了名字，大家都叫他“孙膑”，谁也不知道他本名了。古人用刖刑整人，范围也不下于“违警罚法”，偷车的，刖；跳城墙的，刖；向统治者扯谎的玥。《韩非子》记楚人和氏璧故事，和氏得到了宝玉，向统治者拍马屁，可是统治者不识货，先后被“刖其左足”又“刖其右足”。他哭的时候，人家还告诉他：“天下之刖者多矣！”可见这种整人法多普遍。《左传》《晏子春秋》《孔子家语》《说苑》《庄子》等古书里，到处都有刖的记录，写不完的。我们现在说“踊跃”，不知道“踊”字就是被刖的人所穿的鞋，普通人穿的鞋叫履，古书里有“踊贵而履贱”的话，意思是说：没脚的，比有脚的流行，法法法法法，太黑暗了！
古书中有“赭衣塞路”（《汉书-刑法志》）、“赭衣满道”（《北史-酷史传》）、“赭衣半道”（《汉书-贾山传》）等话，是“踊贵而履贱”的另一描写。赭衣是红颜色的衣服，是罪人穿的；罪人多了，多到马路上都被穿红衣服的堵住路（“塞路”“满道”），或有一半人要穿红衣服（“半道”），可见犯了法的人民的百分比之多！
在统治者的严刑峻法下，人民易蹈法网，简直就是家常便饭。这是中国人民的悲哀！
与中国人民的悲哀相对的，是那些国民革命者的新猷。国民革命者刘邦（汉高祖）在推翻秦廷之后，他对老百姓说：“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因此他除了“与父老约，法，三章耳”之外“余悉除去秦法”。可是，很快的，就“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了、就开始大立其法了。立到汉武帝时代，“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偏睹。”法令牛毛化已一至于此，老百姓愈活愈苦了！
汉武帝是一个长寿的暴君，他统治时间长达五十四年。他的拿手好戏是制造酷吏。司马迁写《史记》，特别为酷吏们写了一篇传。他提到赵禹，赵禹为人清廉，可是周亚夫不肯重用他，人家问周亚夫为什么，周亚夫说：“极知禹无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我知道赵禹是清廉的、能干的，但是他办事用法太深太刻，这种人，不可以在大衙门掌权的。）这就是说，有酷吏习性的公务员，他们老是不识大体的找人麻烦，这种人得志，别人就活得太吃力了。
赵禹的酷兄酷弟是张汤，张汤小时候，他爸爸出门，叫他看家，家里的肉被老鼠偷吃了，爸爸回来，揍他一顿。他气得要死，把老鼠捉来，先审问，后处决。而他审问老鼠的判决书，“文辞如老狱吏”，非常内行！他后来当权，当然整天搞“捕鼠专案”，杀鼠无算。后来他被整肃，终于自杀而死。死后家产只有“五百金”，穷得草草掩埋了事，证明了他绝非贪官，他的毛病，只是喜欢把人当老鼠而已。
但是，张汤式酷吏只是酷，还不贪，但酷吏多了，也就不止于酷了，也就贪了。张汤手下的酷吏杜周，一开始上任的时候，只有一匹马，后来却家财万金了，所谓司法清明，也就满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汉书-刑法志》上说：“今之狱吏（司法官）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功名，平者多后患。”在“以刻为明”的酷吏作风下，再加上法令牛毛化的撑腰，自然要谁有罪，谁就有罪，满街都是穿红衣服的，自然也就愈来愈多了！
汉朝的人说：“刀笔吏不可做公卿”；宋朝的人说：“本来无事只畏扰，扰者才吏非庸人。”“刀笔吏”和“才吏”都是干练的公务员，但这种人有一个大缺点，就是不识大体也不务大体。这种人一旦做了“公卿”，扰起人来，比庸人自扰祸害得多。这种人进入司法界，便成为酷吏。
酷吏自汉朝以后，代有传人，传到现在，于今为烈。国民党中的酷吏典型，是它的司法掌门人黄少谷和李元簇。在他们的带班下，多少无辜的老百姓，都一一难逃法网；多少不成其罪的中国人民，都一一陷身囹圄、苦难加身。国民党的法条是比古人多千百倍的，它的细密程度，几乎可以使任何老百姓都可构成有罪——如果国民党想整你的话。举例来说，在法条上，哪个杂货店的老板娘不是逃税的？哪个去银楼换儿女汇来美金的老妈妈不是犯法的？哪个下飞机的旅客不是藏私酒的（飞机上虽可买烟酒，但这烟酒要另行登记才算合法持有）？哪个打几圈麻将不构成麻烦的？哪个跳几场舞不构成拘留的？哪个拿掉个小孩不构成堕胎罪的？哪个批评了韩愈不构成诽谤的？……严格说来，几乎人人在国民党的法条里，都难保完璧，只是轻重之别而已、小大之别而已、古代“刖”刑穿赭衣与现代罚金坐牢之别而巳。所以，一旦国民党的酷吏要整人，他们就不愁整不到人，因为应有尽有的法条在他们手里，天王老子的“自由心证”也在他们手里，他们要整谁就可整到谁，只要他们高兴！
孔子说：“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又说：“今之听狱者，求所以杀之；古之听狱者，求所以生之。”正因为在舍本逐末的酷吏眼中要“不失有罪”、正因为在酷吏眼中要“求所以杀之”，所以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法令愈立愈密、罪犯愈来愈多，不论是曾犯罪的、正犯罪的或将犯罪的、随时犯罪的（套句“隐藏性失业”的词儿，我把这些叫“隐藏性犯罪”，上面举例皆属之），都是古今所无的。根据国民党法务部1985年度施政计划及收支预算报告，1985年度预算将较1984年度增加十三亿八千三百余万元，这项经费一半以上将用于扩建监所及所谓改革狱政，这种大手笔，是古今所无的。国民党光在去年一年，就把十六万六千人判决了有罪，其中十一万九千多是违反“票据法”，占犯罪人数66.67%，这种大手笔，也是古今所无的。1955年联合国颁布《囚犯处遇最低基准规则》，规定每一座监狱收容的人犯以不满五百人为限。但国民党各地的监狱容量都订得奇高，像台中监狱的核定容量是一千一百五十二人，本已超过了五百人标准的两倍多，而实际收容量在1982年间已是一千九百一十二人，等于超过联合国规定标准的四倍！台湾目前有十六所监狱、十六个看守所，再加上独立的少年观护所、少年辅育院、分监、外役监等，具有监所性质的单位一共六十多个，几乎每一个监所目前都达到“过饱和”的状态；十六所监狱原来设计的容量是一万两千四百七十五人，可是截至今年春天，却收容了两万一千三百零七人，超额录取，将近一倍！《汉书-刑法志》说“囹圄成市”，比起国民党关人来，真小巫见大巫矣！国民党这种大手笔，更是古今所无的。
去年6月25日，酷吏头子黄少谷在司法官训练所结业始业典礼上致词，说：
自六十九年7月起实施审检分隶以来，现在届满三年。审检分隶的目的在推进司法革新，提高司法功能。平心而论，三年以来，审检双方从建立制度规章到提高工作绩效，都兢兢业业尽力以赴。但社会人士对司法的信心却未见提高，司法尊严仍然没有为社会所普遍肯定，其原因何在？很值得我们深自警惕，虚心检讨。
黄少谷问：“其原因何在？”其实不在别处，就在你们是酷吏、就在你们“以刻为明”，到处跟老百姓结怨、找老百姓麻烦。你们这些酷吏，根本是谋杀司法的真正罪犯，所以你们任何“深自警惕，虚心检讨”，都是官样文章，老百姓是不信的。二十七年前，曹德宣在“监察院”年会公开说：
我们看看台湾在日据时代，人民受日本的奴役统治、压迫，可是今天台湾人对日本还念念不忘。原因他们看到日本的司法是尊严的、是平等的，上至台湾总督，下至一般人民，在法律之下，一律平等。台湾光复后是否能做到这样？台湾老百姓对于法院的观感是一落千丈。这实在是值得我们警惕的。究其原因，诚如刚才陈委员所说，由于司法的威严、司法的独立精神丧失了。
正因为“司法的威严、司法的独立精神丧失了”，所以，任凭黄少谷、李元簇等酷吏头子的呼号，国民党的司法也无药可救。在我第二次政治犯出狱后，李元簇在一篇演说中奇怪地说：
有些顽劣狡黠之徒，藐视法律、玩弄法律，他们不仅不畏法律，甚或以受刑为光荣，这是今天社会严重的奇特现象，如何发挥司法功能以维护法律尊严，应为目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酷吏头子们不知道，司法尊严的被破坏，正是你们干的好事！正因为你们知法玩法、掌法毁法，所以我们才“以受刑为光荣”，因为我们一受刑，就清楚证明了你们是利用法律来整我们，结果你们整不到我们，反倒毁灭了法律和你们自己。我不知道御用的历史家将怎么写你们，但我清楚知道：他年的青史里，你们必难逃酷吏传——如果你们进得了历史的话。俗话说庸人自扰，错了，庸人是扰不了人的，扰人的都是你们酷吏——本来无事只畏扰，扰者酷吏非庸人，你们的可悲不足惜，可惜的是，这一代的中国人竟因你们而虚耗、而报废，你们的罪孽，可真一死不足蔽其辜了！
1984年5月6日
国民党对付异己的法子
——骆驼背上最后一根草
17世纪时候，有一句英国谚语：“最后一根草，压垮骆驼背（Thelaststrawbreaksthecamel’sback.语出JohnRay的EnglishProverbs）。”意思是说，一根稻草虽然轻得微不足道，但在骆驼背上负荷量到达边际点的时候，纵使再加上一根稻草，也足以搞垮骆驼。这种骆驼背上最后一根草的观念，活用在国民党身上，非常有趣。
国民党对付异己的法子，有两类：一类是立刻消灭法，一类是积分消灭法。立刻消灭法是立刻杀立刻抓；积分消灭法则是靠累积的分数够了，再杀再抓。累积的法子是东一件，打分；西一件，打分；上月一件，打分；这月一件，打分。最后一件，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只要积分够了，也就构成消灭的条件。而这最后一件，就无异胳驼背上最后一根草。有的人不明白，奇怪为什么我只犯了一个“小错”就被国民党整了，他不知道，他犯的“小错”正是最后一件、正是骆驼背上最后一根草。
国民党虽然得意洋洋，或快或慢，高兴怎么整人就怎么整人，可是，国民党之命运并非中国之命运（虽然国民党一直以为是），国民党作恶多端，最后年纪老大之时，恶有恶报的情况也就呼之欲出。宋朝陆放翁的诗说——
一年老一年，
一日衰一日，
譬如东周亡，
岂复须大疾？
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衰亡情况下，拖到最后，无须“大疾”（大病），一个政权就可以完蛋。它奇怪为什么我只生了一场“小病”就亡国了，它不知道，它犯的“小病”正是最后一场、正是骆驼背上最后一根草。
1984年9月9日
国民党的通缉症
……（编者略）
到了孙中山死后，国民党成立国民政府，大权在握，当然性好通缉的毛病，也就更大发特发。1928年7月3日，蒋介石到北京，据《李宗仁回忆录》：
蒋总司令驻节北平日子虽短促，但做了两件富戏剧性的事，令人玩味。第一件，他忽然以总司令名义通缉前曾历任国务总理和执政的段褀瑞。此公年迈，隐居天津，不问政治已有五年。门生满全国，革命军中将领均多呼段氏为“老师”。某次，我特对蒋先生说，段祺瑞不问政治已久，何必通缉他。蒋先生回答说，段为北洋军阀的巨头，不把他的威信打击一下，对我们国民革命很有妨碍。
事实上，蒋介石“打击一下”他的老师段祺瑞“威信”的法子，是7月7日发出的一封信，此信7月10日段祺瑞曾有回信。就在回信当天，蒋介石以劣迹昭著等罪名，下令通缉了北洋政府大员，包括王揖唐、曾毓隽、吴光新、曹汝霖、姚震、汤漪、章士钊、陆宗舆、章宗祥、顾维钧、汤芗铭、王印川等十二人。但是这种通缉，最后都不了了之。据《顾维钧回忆录》，他后来到上海时，王宠惠去看他，告诉他蒋介石他们要他谅解那道通缉令本是不应有的，因此已被取消了，并且要他别误解云云。过了一阵子，国民党反倒有求于他，最后，还请被通缉的顾逆维钧做了外交部长。
由此可见，国民党的通缉其实只是具文。
在1928年9月10日，国民党又通缉张宗昌，看令文样本，颇堪一读：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令：张逆宗昌，拥兵直鲁，闾舍邱墟，人民涂炭，大军进讨，一鼓聚歼，乃显戮幸逃，犹作隅负，啸集残部，冀燃死灰；似此估恶不悛，断难姑息遗患；着交军事委员会、内政部通行各军民长官饬属一体严缉，务获解办，以靖乱源，而申国纪。此令。
其实这也是官样文章，因为并未“一体严缉，务获解办”。而是在张逆宗昌1932年返乡回济南时，被韩复榘邀宴后，送上火车，再唆使仇家刺杀的——人最后是给除掉了，但通缉令仍是具文。
在1939年6月8日，国民党又通缉汪兆铭（汪精卫），令文样本，也堪一读：
汪兆铭违背国策，罔顾大义，于全国一致抗战之际，潜离职守，妄主和议，并响应敌方谬论，希冀煽惑人心，阻挠大计。经中央加以惩戒，犹复不自醒悟，倒行逆施。似此通敌祸国行为，显属违犯“惩治汉奸条例”第2条之规定。比来海内外民众同声愤慨，先后呈请通缉严办者不下千余起之多；政府如尚曲予宽容，其何以伸张国法，慰我军民；应即由全国军政各机关一体严缉务获，依法惩办，以肃纪纲！此令。
当然，汪逆兆铭是通缉不到的，所以通缉令还是具文。
到台湾后，除了共产党外，所谓台独分子，也都上了通缉榜。不过发令的方式已有所不同。以通缉彭明敏为例，1970年2月1日的《中央日报》是这样登的：
彭明敏偷渡出境
军事审判机关明令通缉
〔本报讯〕据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发言人夏学周少将31日对记者发表谈话称：查彭明敏一名，未经依法申请，偷渡出境，复在国外做违反国策、背叛国家之言行，实已违反戡乱时期台湾地区入境出境管理办法之规定，并触犯惩治叛乱条例第2条第3项之罪嫌，业经军事审判机关依照戒严法第8条第2项、军事审判法第102条规定，明令通缉法办。
当然，彭逆明敏也非通缉得到之流，所以，通缉了十六年，通缉令还是具文。
在历来国民党的通缉大业中，最妙的，莫过于许信良这次了。许逆信良是通缉犯，此番却万里投案，要自己送上门来，让国民党抓。国民党中情已怯，怕生事端，对通缉犯竟采缩头主义，闭门不纳。堂堂政府，公然弃置“刑事诉讼法”第87条规定于不顾、公然牺牲法律威信，以致腾笑中外，真是鲜极了！许逆信良的通缉犯来犯，证明了国民党的通缉令实在已是具文之尤——一个政府竟被通缉犯羞辱作弄，一至于此，国民党真气数尽矣！
1986年12月8日夜1时半
国民党与印
——不幸腰间印又失
国民党统治中国，有许多特色。其中一个特色，就是在行政上割裂中国，以施分肥。中国在清朝时候，本来是省、道、府（州）、县四级制，国民党当道，废除了道与府，改为省县二级制，把清朝的二十二省改为三十五省，又冒出院辖市十二个、省辖市五十七个、行政督察区二百零九个、县两千零一十六个……分肥之下，自然职多；职多之下，自然官多；官多之下，自然印多；印多之下，被共产党赶出大陆时，自然逃命要紧，印也顾不得了，也就丢得多。所以，国民党“做官把印丢了”的笑话，也就独步中国了！
现在不算小图章，光看看丢掉大印的纪录吧！话不必我来说，光看看前行政院长阎锡山的自我检讨，大家就立刻明白了。据《阎院长政论辑要》第四编《报告与建议》，他说重庆、成都撤退时，
本院所属各部会遗失印信事，姑无论原因如何，要皆为政府之羞耻，其各别原因与处分经过如下：内政部于成都撤退时，被自愿资遣人员及警察第一总队第三大队警察包围总务人员，夺去新颁未启用之部印一颗；已指令仍用旧印，未启用之新印作废。财政部部印、国防部及参谋总长印，系携抵昆明，以滇局突变，致沦落匪区；原负责保管印信人员，免予置议。交通部印信由渝迁蓉时，系交由代理总务司长汪启新、文书科科长陈家明亲自携带，因联络中断，未能携出；已将该代理司长、科长等分别免职。经济部印信系交主任秘书席新斋保管，由渝迁蓉，未能赶乘飞机，迄无消息；已将该主任秘书撤职。司法行政部印信，因在渝撤退仓促，未能携出，已将监印科员张大惠予以撤职。蒙藏委员会印信，因撤退仓促，未及携出，已将人事室主任田廷章记大过两次，负责保管印信科员任畅和撤职。
看到了吧！当时国民党逃命要紧，堂堂中央部会之中，丢了印的有内政部印、财政部印、国防部印、参谋总长印、交通部印、经济部印、司法行政部印、蒙藏委员会印。……试问全世界的政府中，会有比这个笑话更精彩的吗？
其实，更更精彩的还在后头呢！国民党在自己国内丢大印，还不算本领，它还丟到人家国内呢！据1981年4月9日《中国时报》，记1975年越南“陷共”时，
同年4月25日晚，我驻越南大使许绍昌率馆员搭乘中华航空公司飞机返回台北后，才突然发现在闭馆撤退的混乱中，遗失了大使馆的大印及制发护照时在持照人照片上加盖的小型钢印等重要图记。
又看到了吧！当时国民党逃命要紧，堂堂大使馆的印也给弄丢了！好在这次不打什么鸟紧，反正越南“亡国”了，国民党大使馆也“亡馆”了！大印没了，就没了吧！
回想清朝时候，吴大澂在朝鲜一役吃了败仗。吴大澂是大名士，李慈铭《越缦堂日记》里说他“清客材也……浮躁嗜进”（光绪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王闿运《湘绮楼日记》里说“其人书痴，非吾意中人”（光绪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里说“怖其河汉无极”（光绪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二日），都说明了他是一个好吹大牛的大名士。他本是一个翰林，训诂辞章是拿手、金石篆籀是专家，可是实在不能带兵，结果落得统治者对他“着即革职，永不叙用”的命令，为了他吃了败仗，还“居心狡诈，言大而夸，遇事粉饰，声名恶劣”（《东华续录》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上谕）。《新民丛报》（二十三“文苑”）有一首《渡辽将军歌》是黄遵宪写的，颇挖苦吴大澂和他的嗜古癖。诗里的名句：“有将军慷慨来渡辽，飞鞭跃马夸人豪。平时搜集得汉印，今作将印悬在腰。”“两军相接战甫交，纷纷鸟兽空营逃。弃官脱剑无人惜，只幸腰间印未失。”吴大澂仗打得再败，印还是不会丢的，可见清朝的大官再腐败，也比国民党的大官高明。
国民党在1929年4月13日公布《印信条例》，1943年7月6日修正公布，但是条例了半天，却没规定丢了大印怎么办——因为没想到会出这种洋相。逃到台湾后，国民党在1957年5月9日又修正公布，但是还没规定，这就说不过去了。为今之计，我建议重新修正“印信条例”，规定：一、把大印缩小，缩小到汉朝官印2.4厘米左右以下（现在是7.5厘米），以便逃难方便，可与牙刷同行；二、比照警察为了防歹徒抢枪而把枪配在胸前的新猷，规定部长级大官都要在胸前配印，以便逃难方便，可与警察比肩。我想，在采纳我的建议以后，国民党将来到海外做寓公或开流亡政府，至少不会混得连大印都没有，那时再意淫大陆也意淫台湾，岂不太不方便了吗？
1985年9月7日
国民党的“反攻无望论”
——恭候最新昭示
三十四年前，国民党丢了大陆、退守台湾时候，给了我们一个伟大的昭示，就是：“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但是岁月如矢，革命未成”，一年过去了，二年过去了，三年过去了，五年也过去了，这个昭示，一直到了十三年以后，我们才得到未能实现的原因，1963年11月12日起，国民党总裁讲《我们复国的精神志节和建国的目标方略》，有了这样的透露：
在三十九年的时候，我曾经说过：“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就其时匪我战力衡量，这原是一个合理的公算，但其后由于奸匪获得大量俄制新式武器支援，改变了整个战争形势，我们即不得不保持计划的弹性，而采取了间接路线，从政略战略大迂回行动当中，以求达到“先弱敌而后求战”的目的。记得四十四年双十节的时候，曾经有记者问过我：“反攻何时开始？”我答复他们说：“你无须问我何时反攻，我倒可以告诉你们说，我们反攻战争在哪一天开始，我们就将在哪一天获致成功。”现在反攻战争的准备和部署就是这样的，胡林翼曾经说过“兵事不必性急于一时，唯在审察乎全局，譬如破竹，数节之后，迎刃而解”。
这段话是昭示“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后十三年说的。说这段话后五年，国民党总裁在1968年3月6日讲《对反共革命历史的回顾与策励》，又有了新的昭示：
古人说：“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矣。”我们本党每一同志，如其都能不忘前事之痛以为后事之师，不妄以为耻辱与我全不相干，不尚以为此尺寸之地犹可以优游卒岁，奋励自己的良知血诚，发挥自己的德慧术智，那少则三年，多则五年，即必能完成革命复国的任务，而无负于本党全体党员的期许，亦无负于全体大陆同胞的喁喁之望了。
这段话说“少则三年”，三年是1971年；说“多则五年”，五年是1973年，“岁月如矢，革命未成”，又到了，又过去了。
在1959年5月15日起，国民党总裁讲《掌握中兴复国的机运》，为我们做了这样的下限：
客观的中兴复国的机运，自然要有主观的中兴复国的新精神和新气象来掌握的。可是说起来很惭愧，这十年以来，大家虽然一心一意都在反攻复国上致力，但是要说中兴复国的新气象，除开社会生活日趋于奢侈繁华以外，就很少可以指陈和复按得来的。因此外电往往指责我们说，现在政府中已经很少有人再谈反攻复国的问题，又说，他们近来最乐于称述的，只是台湾的经建数字的增高，他们也很少再自称为中华民国，而多是说台湾如何如何了。又说从大陆来台的人，他们也都在漫长的岁月中，淡忘了大陆上的家园，因为他们在台湾大多数都有了一个重新建立起来的家庭了。当然这只是外国记者的一种皮相的不正确的说法，但是这却足以说明我们日常的生活行动，并没有一些可以开创中兴复国的新气象和新精神，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而且实在说，由于大家从大陆撤退来台，已经十年，当时国破家亡的悲哀沉痛和污辱血债，也多少为岁月所侵蚀！又由于社会的安定和经建的发展，也有一部分人确实在特别忙于照顾自己的生活，并且企图提高其个人待遇为主要的目的，因而或多或少的忘记了自己反共雪耻的责任，模糊了自己报仇复国的目标，当然还有很多知耻奋发的同志在埋头苦干，尤其是一般基层工作同志，不求人知，而唯期效忠报国，在我见到这种情形的时候，更引起我对复国的前途无限的乐观。所以外人反多看得起我们的基层工作人员，以为自由中国是有前途的，可是像前面所说的那种心理上、生活上、精神上的病态，的确是在我们中兴复国途程中，第一严重的障碍，如果不予以彻底根除，并奋励其知耻雪耻的朝气锐气，那还谈什么反攻复国呢？老实说，如果再过十年，超过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期限，还不能反攻复国的话，那就任何希望都要破灭了①。
这段话说“再过十年”，十年是1969年。国民党总裁明告我们，1969年是“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二十年满期之年，他明明昭示我们，“超过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期限，还不能反攻复国的话，那就任何希望都要破灭了。”
如今，1969年又到了，又过去了。甚至1979年也到了，也过去了。十五年又过去了，今年是1984年了。过去国民党给自由民主人士戴“反攻无望论”的大帽子，因为未届1969年的下限，自由民主人士只好依例坐牢或自退，没得话说。但是天灵灵，地灵灵，1969年毕竟到了，而国民党尚在台湾按兵不动，也按住自由民主人士脖子不准动，但照国民党总裁昭示的下限，所谓“任何希望都要破灭了”，若指的不是“反攻无望”，究竟又何所指呢？
虽然如此，我们小百姓还是不敢跟进“反攻无望”的，但我们在读书仔细之余、在一篇又一篇看了“总裁训示”之余，忍不住要恭抄几段，温故知新。我们恭候国民党给我们最新的昭示，俾便“重寄希望，不要破灭”。虽然“重寄希望，不要破灭”自与“总裁训示”不合，但是，怎么办呢？国民党为了清除“反攻无望论”，总不好连他们的“总裁言论”也一起查禁吧②？
1984年7月18晨一小时作
①这篇演讲，1960年国防研究院印《蒋总统集》全篇删去。二十四年后，今年中国文化大学、中华学术院印的《先总统蒋公全集》予以收入，但是大加删改，删改内容，只保留了“客观的中兴复国的机运，自然要有主观的中兴复国的新精神和新气象来掌握的”三十三个字，其他自“可是说起来很惭愧”以下，直到“那就任何希望都要破灭了”，原文共二十二行，统统不见了。这种删改“总裁言论”，若非蒋中正自己生前或是死后“长相左右”的意思，从亊删改的，又是何方神圣呢？我根据的未删本是1963年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恭印”的《八全以来总裁对党的重要训词总辑》。
②国民党若不査禁“总裁言论”，总该把《自由中国》杂志的“反攻无望论”大帽子，给摘了下来了吧？总该给雷震“昭雪”“冤狱赔价”了吧？
国民党李登辉当选的第三种谎话
19世纪英国首相狄士累利（BenjaminDisraeli），是近代保守党的开山大师，是犹太人。他对自己倒不犹太，衣服考究，气派非凡。他是作家出身，能说能写。事实上，当然也不能什么都写，该写的才写。狄士累利说：“人生短得不够扯鸡毛蒜皮（Lifeistooshorttobelittle）。”知识分子该争该争的，不该争不该争的。
对狄士累利的看法，我小有不同，我认为人生许多事，都可由小见大，所以有时表面上扯的是鸡毛蒜皮，骨子里却是杀鸡吃大蒜——从一些小事上小题大做、个案详追，倒也不乏有真理真相可寻，至少对中国的许多事、对国民党的许多事，扯鸡毛蒜皮，倒也不失为一绝招。
谈到绝招，就涉及方法学，近代方法学之一，是所谓统计方法而出的统计学。狄士累利不相信统计学，他说谎话有三种：“谎话、可恶的谎话和统计学（Therearethreekindsoflies；lies,damnedlies,andstatistics）。”①狄士累利的看法，我本来是深信的，不料今天打开报纸一看，看到大笨蛋大傀儡大歪嘴李登辉当选了国民党的所谓副总统，我却觉得我的看法，又和狄士累利小有不同了，因为我弄出一张统计表：
国民大会选举历任国民党“副总统”得票表
任别/地点/时间/出席人数/当选人/得票数/得票率（％）
一/南京/1948.4.29/2766/李宗仁/1438/51.99
二/台北/1954.3.24/1570/陈诚/1417/90.25
二/台北/1960.3.22/1505/陈诚/1381/91.76
四/台北/1966.3.22/1424/严家淦/782/54.92
五/台北/1972.3.22/1307/严家淦/1095/83.78
六/台北/1978.3.22/1189/谢东闵/941/79.14
七/台北/1984.3.22/1000/李登辉/873/87.3
从这统计表中，可以清楚看到，国民大会出席人数自两千七百人下降到一千人了，但是得票数却只不过下降五百六十五票，而得票率却从第一任的51.99%，上升为87.3%了。这一统计数字，清楚地告诉了我们一条定律，就是：
国民党愈死得多，残余的国民党就愈团结、愈效忠、愈依附、愈谄媚、愈没有骨头。
这一定律，多少使我们知道，为什么二次大战柏林之围时候，纵使兵临城下，国社党在完蛋前夜，仍可完全有效的统治它的党员，日虽暮矣，途却不穷，这一定律，从统计学上，我们终于寻到真理与真相——狄士累利错了，因为国社党、国民党的伟大，终于印证了统计学是真话，不是谎话。
1984年3月23日
①马克吐温（MarkTwain）在《自传》（Autobiography）中说：“Figuresoftenbeguileme,particularlywhenIhavethearrangingofthemmyself；inwhichcasetheremarkattributedtoDisraeliwouldoftenapplywithjusticeandforce：‘Therearethreekindsoflies:lies,damnedlies,andstatistics.’”盖师狄士累利之意而发也。
国民党与走狗
——“以后的走狗还有人当吗？”
重读徐复观《纪念吴稚晖先生的真实意义》（《民主评论》1964年4月20日），有一段如下：
稚晖先生的第三大特点，是对今总统蒋公无条件地拥护。有人告诉我，连他在阿里山多住上一两天，都要向蒋公呈明，以免蒋公挂念。说到这里，可能会有人以为稚晖先生这一点上，给国民党人的影响最大；其实，事实上恰恰相反。稚晖先生是蒋公的前辈。但他拥护蒋公是不要官，不要钱，不要任何生活上的便宜、利益。此之谓真拥护。我看到许多蒋公自己乃至经国先生所培植的干部及其学生，能不要官、不要钱、不要名位、不占任何便宜，而会拥护到底吗？我在南京时，亲自看到许多干部，在为了争取中央民意代表的又叫又哭的闹声中，居然有人向一位负责组织责任的先生喊着：“我当了你这么多年的走狗，你连这样的名义都不给我，以后的走狗还有人当吗？”国民党人，在稚晖先生的潜移默化之下，只有在无条件地拥护领袖这一点，丝毫不曾被人觉察到；更不说影响了。一直到现在，大家只要有机会，便会狠狠地敲一记。
徐复观本人是又要官又要钱又要名位的国民党，他一直是国民党核心的、私昵的人物，所知秘密不少，这一条走狗的故事，由他道出，非常有趣。
我亲历过两条有趣的国民党走狗故事：
1971到1972年间，我被国民党关在警备总部保安处看守所，看守所所长跟我熟了，一天感慨地说：“我是神仙、老虎、狗。”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一看到老婆，就是神仙；我一看到囚犯，就是老虎；我一看到长官，就是狗。”我听了哈哈大笑，他补充说：他真觉得他干了这么多年，其实只是国民党的一条狗！但他毕竟是假狗，看到真狗会害怕。国民党抓雷震那一天，他被派去参加，自由中国社有条大狼狗，差点咬了他，他说：“他虽然是国民党一条狗，但还是怕真狗。”
1972年间，我自警总保安处看守所移军法处看守所，住在第二房。第二房正对面是第十房，关的是调査局“匪谋”处长范子文。此公英国留学，相貌堂堂，气焰很大，被调查局局长——不懂ABC的沈之岳整，诬以“匪谍”之名，关了起来，不但把他关起来，连他的太太也关起来，太太就住楼上。范子文被关，自认不得活命，他的姐姐来看他，他双手抓住铁栏，大叫道：“我给国民党做走狗做了这么多年，就是这种下场啊！”经大家劝说，他才不叫了。他后来专心信佛，整天大声念佛，念佛以后，口中连说：“报应！报应！”可见他内心对过去杀生忏悔之重。念佛以后，他说不杀生了，可是牢里蚊子太多了，赶也赶不走，他没办法，就用扇子把墙上的蚊子一一拍死，一边拍一边说：“这不是杀生，这是打沈之岳！这是打沈之岳！”中国古人笑话书《笑得好》中，有一则《斋蚊虫》，说：
有一和尚发愿，以身血斋蚊，少晚蚊虫甚多，痒痛难忍，用手左右乱打。旁人问说：“老师既然斋蚊，因何又打他？”僧曰：“他吃过又来吃，我所以打他。”
这则笑话，比起国民党的来，真是无独有偶了。
过去国民党情报头子戴笠，曾公然说我们要以领袖“走狗”自居，可见走狗风之渐，盖有所本焉！
清朝郑板桥佩服明朝的徐文长，自称“徐青藤门下走狗郑燮”；民国以来，齐白石也有“我欲九原为走狗”的诗，这种文人画家的玩笑雅趣，如今却被国民党真的给咬住不放，一本正经了，国民党之有趣、国民党之汪汪叔度，真说也说不完。
1983年12月16日
国民党与种猪
——“文化种猪”面面观
写完了《孔融〈父母于子无恩论〉申义》，感到孔夫子有这样一位二十代的孙子，真是孔门之光。其实孔门之光的还不止汉朝的孔融，还有一位清朝的孔尚任。
孔尚任（1648—1718），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自称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是孔子六十四代孙子。他年轻时候，在石门山中读书，博学多才，精通音律。清朝康熙皇帝“南巡北归”时，到曲阜祭孔，三十七岁的孔尚任，在御前负责讲解《论语》等书和文庙车服礼器，得到国子监博士头衔。后来他出差在外，结识了冒辟疆等“遗民”，使他对明末清初的遗文逸史感慨颇多，就以之为主题，完成了《桃花扇》。
《桃花扇》共有四十出，是中国有史以来，结构最好的历史剧。全剧以明朝复社文人侯方城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故事为经，以明朝亡国的大小事件为纬，举凡政治腐败、军事黑暗、党派争斗、贵族糜烂，种种情节，都波澜纸上，要人从“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告诉人当“私君、私臣、私恩、私仇，南朝无一不私，焉得不亡？”
《桃花扇》的写作，达十年以上，1699年问世，次年孔尚任就丢官了。孔尚任垂老以说真话丢了官，可是孔夫子第七十七代的孙子孔德成却垂老以演假戏做上官（国民党的“考试院长”），他们人格的高下之分，真是判若云泥了。
其实孔德成卖身给国民党，并不始于今日。早在1934年5月31日，国民党中央常会就大开倒车，决议每年8月27日为孔子诞辰，全国举行纪念。同年8月27日，全国首次举行纪念时，国民党物派叶楚伧至曲阜孔林孔子故宅致祭，这是孔德成与国民党官员第一次正式接触。9月29日，国民党中央常会又通过以《礼运-大同》篇（天下为公）为孔子纪念歌。1935年春天，国民党又决定废除旧有的“衍圣公”封爵名号，新订“至圣先师孔子奉祀官”，同特任官待遇。7月8日，孔德成在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就任这一新职，他这时只十五岁，是“中华民国”历史上最年轻的特任官。这特任官一做就近五十年，真是猗欤盛哉了！
孔德成是1950年全家迁到台湾的，1957年他应日本道德科学研究所之邀，赴日本讲演，以日本所受儒学文化之深，对孔德成以学者和圣裔双重身份莅临东土，予以空前欢迎。天皇、首相以及东京、京都、名古屋、大阪各地各阶层人士都以异常礼遇接待，“东京都”还以荣誉市民赠予他。孔德成在日本闹了一个多月。据他的翻译郑清茂告诉我：“孔圣人在日本，白天‘仁义道德’，晚上‘男盗女娼’。——花酒可吃得凶哦！”孔圣人真面目，原来如此！
孔德成的大女儿叫孔维鄂（1938年生于湖北汉口，故名“鄂”），1960年“和番”，嫁给美国军人康莱德（LesterM.Conger），孔夫子没披发左衽，他的孙子孙子孙子的孙子倒真的披发解衽了呢！
孔德成是国民党的“文化种猪”，万世一系，一路公费到底，如今做了五十年的奉祀官，还官瘾未足，在“无一不私”的亡国政权中，又干起自己不考试（自己儿子也不考试）却专考别人（别人儿子）的试的“考试院长”来了，真是无耻之尤！孔夫子有这样一位孙子，真是孔门之辱了！
1984年12月13日晨
别把国民党的无知，当成国民党的宽大
唐德刚先生在5月4日写了一篇长文——《十载功勋才一半——为邓小平半途结账》，发表在香港《百姓》三周年纪念刊里。文中对邓小平的“小平中兴”极为肯定，当然这些肯定，在国民党眼中，是十足的“为匪宣传”。在这篇长文最后，唐德刚先生有“秃子的结论”，内容涉及李敖，原文说：
我们今日所谓“华侨”，实在是“洪杨时代”的秃子——他可在“长毛”“短毛”两边跑。看过大陆再看看台湾，倒颇有所感。台湾近年的“地方选举”和“增额立委选举”，乖乖，真吓坏人。再看我的小友李敖。这小子终日在骂“混账国民党”，骂得名满全岛，稿费如潮，施施然“总统候选人”焉！
“敖之呀！”一次我告诉李敖，“你是国民党民主橱窗内的模特儿啊！”但是李敖不以为然，他认定那是他不怕死的结果。
敖之，小麻雀也。就把你“陈文成一下”，看你怎样？小蒋先生不闻不问者，非不能也，大可不必也。不理你，你小子能撒出丈二长的尿？
有此经济和教育的基础，再加点“退让政策”，就不怕你李敖那套“骂人的自由”了。18世纪的英国，早已如此。……（编者略）
对这些话，我有不同的看法。因为我把国民党放大放大再放大之下，发现的真相，早与唐德刚先生不同。我认为“不怕李敖”，真的原因是国民党根本不真的知道思想力量的可怕，正因为国民党不真的知道，所以，他们虽然粗糙的大力扑灭思想，但他们自己却不会细腻的建树思想。远在1920年，孙中山就指出：“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国民党口口声声革命革命，但是革命尚未成功，个中原因固多，但第一原因，端在此耳！
国民党无法以思想扑灭思想，就妄想以暴力扑灭思想家，但扑灭思想家，绝非“军法处一下”或“陈文成一下”所能奏效。相反的，这些“一下”之后，后患无穷，更令国民党得不偿失。这时碰到李敖这种公然“长坂雄风”式的思想家出现，既不怕死，又会撒尿，国民党自然只有头痛。唐德刚先生说：“不理你，你小子能撒出丈二长的尿？”殊不知为何不能？认为不能者，其心态同样是不知思想力量的可怕。丈二之尿，可以使丈八长矛无用武之地，这是人间思想家最“虽警备总部，吾往矣！”的大勇表现，李敖在千军万马之中，一身当之，李敖之为人间大勇，明矣！
……（编者略）
公叔座病的时候，魏惠王去看他，他推荐公孙鞅（商鞅），说公孙鞅是第一流人才，你不用他，就请杀掉他，免得他为别人所用。可是魏惠王呢？他不用也不杀，原因是宽大吗？非也，魏惠王才不“退让”呢，只是他根本没把公孙鞅看在眼里、根本就不重视公孙鞅、根本就不知道公孙鞅的厉害——不要因为国民党不知道李敖的厉害而错以为国民党宽大吧！李敖之流的能够“苟存性命于乱世，又能闻达于诸侯”，真的原因，是现代魏惠王不识货！我们是国民党自大狂中的幸存者，把国民党的无知，当成国民党的宽大，这就大错特错了！
1984年7月13日
〔附记〕当然，即使国民党识货，我们也是和它不合作的。引公孙鞅的例子，只是就魏惠王不识货一点立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