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李敖全集

#《国民党研究续集》目录

• 《国民党研究续集》自序
• 一、国民党与云南起义
• 二、国民党的政治与司法
• 三、国民党的裁缝将军之一
• 四、国民党的裁缝将军之二
• 五、国民党大使垮台秘闻
• 六、国民党的大臣之体
• 七、国民党胡秋原的时光隧道
• 八、国民党胡秋原冒充“文化部长”
• 九、国民党特务统治外一章
• 十、国民党的特务信
• 十一、国民党一脑门子封建主义
• 十二、国民党的建堂问题
• 十三、国民党的入祠问题
• 十四、国民党的“集体向上空长号”
• 十五、国民党好人切腹记
• 十六、国民党的“家法办人”
• 十七、国民党的检举把戏
• 十八、国民党怎样制裁“邀驾”？
• 十九、国民党怎样指使黑社会暗杀别人？
• 二十、国民党的“治安秀”
• 二一、国民党的“栽诬大宣传”

《国民党研究续集》自序

在《国民党研究》付印之日，我再编定这本《国民党研究续集》，速度之快，不但吓了敌人一跳，也吓了朋友一跳。

我一生痛恨国民党，我痛恨它，与这岛上一般痛恨它的人不同。一般人从小被它骗，骗得加入它，成了或做过它的党员，最后才有所觉悟，但仍要跟它接龙、跟它画虎、跟它委蛇、跟它待兔。……我却全不如此。我从在北京念小学时就对国民党厌恶，这一厌恶使我一直坚持不做它的党员，虽然这一坚持，带给我几十年的不方便、“不识时务”，但我不但不后悔，反引为自豪，这是我一生中的“大德”之一。

中国传统对一个人的行为，有一种说法，叫“大德不踰闲，小德出入可也”。意思是一个人把握住大的行为，小的行为不妨有出入。我深信一个人入不入一个党，是属于“大德”的大的行为，不可以马马虎虎带过去。有一种人，他们很注意“小德”，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好好先生、好丈夫、好老师、好兄弟、好公务员，甚至是爱国者，但以“大德”来看他，他就不及格。以日本的广田弘毅为例，他符合好好先生等每一样条件，但他却是侵略中国的元凶，他在“大德”上是错误的、狭小的、教人不敢领教的。最后，在东京大审时被绞死。死前他的太太自杀殉情，他真是好丈夫。但好丈夫等“小德”并不能使他的“大德”正确、伟大、令人佩服，所以这种人，要上断头台。再以德国的史匹尔为例，他也符合好好先生等每一样条件，但他却是帮助希特勒侵略的元凶。纽伦堡大审时，他看到集中营犹太人惨死的照片，他自认有罪。他在“大德”上是错误的、狭小的、教人不敢领教的。最后，被判了二十年。他的太太一直等他出狱，他真是好丈夫。但好丈夫等“小德”并不能使他的“大德”正确、伟大、令人佩服，所以这种人，要坐二十年牢。

在日本军国主义的统治之下、在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统治之下，像广田弘毅、史匹尔这样的人，也不知道有多少，他们都只知“小德”而不知“大德”，只重小的行为而忽略大的行为、大的规迹。他们自以为在精忠报国、自以为卖命的对象是苦难的国家，因而做孤臣、做循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殊不知他们做的，只是对一党一家一姓的愚忠、对一党一家一姓的扶同为恶而已，他们在“大德”上，是“踰闲”的。

真正在“大德”上不“踰闲”的人，他们宁肯在“小德”上被小人物误会、被匹夫匹妇误会，也不肯在“大德”上让步。他们不得志独行其道，宁肯抱关、击柝、贩牛、屠狗、做隐士、做罪犯、做作家、做赌徒、做经纪人、做流氓……他们就是不同他们看不起的政权合作、不同他们看不起的一党独大合作。他们宁可因此被毁、被骂、被告、被关、被夹击、被围剿、被迫害、被整得家破财光……他们也不合作、也不入党。这种人，人格是何等崇高、何等坚苦卓绝！这种人的“大德”，哪里是只懂“小德”的人所能了解的呢？

所以，一个人，他在军国主义下不阿附军阀、在法西斯主义下不苟同纳粹、在国民党一党独大下不加入这个党，他在“先天”上，人格就高于阿附的、苟同的、入党的。这种人，即使沦落到去做下里巴人、去做下三烂、去做下水道的党外人士，他们的人格，都是高的。因为他们在“大德”上是正确的、伟大的、令人佩服的。因为他正是“大德不踰闲，小德出入可也”的大人物。

余致力不屑与国民党同流合污，凡四十年。四十年间，且由厌恶国民党，演变为痛恨国民党。不但痛恨，且能在有生之年、在国民党的地盘上，把这种痛恨，发之为文、印之成书、公之于世，这种“大德”，简直更积极了、更百尺竿头了。

我希望看这本《国民党研究续集》的读者，能够从这些背景来入门、来理解。《国民党研究》、《国民党研究续集》都不是简单的书，它的文章虽然浅出，使命却十分深人，这一使命是为中国人民争人格、争不被国民党作弄的人格、争被国民党侮辱、损害、摧毁了的人格。只有对这种使命认同的人，才是真正读懂这种书的读者，否则只看热闹而已，其器小哉！

1988年3月15日

国民党与云南起义

——谁再造了共和？

国民党党史曾出版《革命文献》，在第五辑《中华革命党史料》“编者序言”里，有这样的话：

本辑是以中华革命党史料为中心。中华革命党虽只有短短五年历史（自民国三年7月8日成立起，至八年10月10日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止），但它经过无数的艰险和奋斗；却建树了再造共和的重大史迹。这就是说：中华民国虽于民元创立了，不幸为野心家的袁世凯所乘。他利用帝制的余孽、军阀的党羽，解散国会，摧残革命主力的本党，以图达成他家天下的逆谋。那时中华民国的国命，几致中断。总理为维护共和，削平大难，遂率领忠贞同志，组织中华革命党，竖起讨袁的大旗。虽然无地区的凭借、有经费的困难，并且党内也不免发生若干的歧见，总理本其大无畏的精神，绝不气馁，卒能重奠革命组织，振奋海内外的人心。经过肇和兵舰起义后，继之云南又举义旗，全国风起云涌，使袁世凯众叛亲离，不能不取消帝制忧愤而亡。这次讨袁反帝维护民主的伟大成就，实发动于这组织并不庞大而革命意识绝对坚强的中华革命党，实在是历史上的奇迹。

这段写中华革命党“再造共和”的话，是十足歪曲革命文献的谎话。这段谎话的重点是：中华革命党是云南起义的“发动”者、是使“全国风起云涌，使袁世凯众叛亲离，不能不取消帝制忧愤而亡”的“革命”者、是“再造共和的重大史迹”的“建树”者。其实，这些都是吹牛、都不是真的。真的“再造共和”、挽回“中华民国的国命”的，却是别有其人、别有其团体，与中华革命党实在没有什么相干。中华革命党在“再造共和的重大史迹”上，所尽的力量，如果有的话，也是极为微小、间接、失败的。但是，中华革命党的后身国民党却不要脸的偷吃下这一“重大史迹”，并吹牛说这“实在是历史上的奇迹”。对这种卑鄙的行径，在国民党大肆庆祝建党九十年的前夜，我决定有所揭发，我先从云南起义说起。

请看国民党教科书

云南起义在目前“国立编译馆”主编的国民中学《历史科教科书》里，有这样的解释：

宋教仁被袁暗杀，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国父有鉴于国民党的组织涣散，革命精神消失，不足以完成革命大业，深恐经他多年牺牲奋斗方始缔造完成的中华民国，将被袁世凯的阴谋颠覆。便在民国三年将国民党改组成中华革命党，以讨袁为宗旨，以实现民权、民生主义为目标。民国四年袁世凯接受帝制以后，国父命陈其美在上海策动肇和军舰起义，发难讨袁，虽不幸失败，但确已唤起了革命精神。

云南将军唐继尧看到袁世凯的窃国行为，非常不满，同时国父也派党人吕志伊前往游说，唐氏决加讨伐，并迎接蔡锷和李烈钧前往云南，于四年12月25日宣告独立，共同组织护国军，誓师讨袁，是为云南起义。护国军出师后，节节胜利，贵州、两广、浙江、陕西、湖南、四川等省都纷纷响应，袁世凯见大势已去，乃于民国五年3月下令撤销帝制，但仍以总统自居，护国军坚不承认。不久袁氏便由于内外交迫，忧愤而死了。所谓“洪宪”纪元，仅仅只有八十二天。

以上这段“国定本”教科书的文字，若与四十年前在大陆时国立编译馆主编的初级中学《历史》对照起来，我们便有所发现了。四十年前的教科书是这样的：

当帝制运动正在酝酿时，全国人心极感不安，各方都进行倒袁，但这时袁氏的军队分布全国，只有云南、贵州二省可以作为发难地点，四年12月间，帝制运动酝酿成熟，前云南都督蔡鍔与其师梁启超决定倒袁计划，蔡氏就秘密离京，由日本转到云南，说云南督理军务唐继尧反对帝制，同时国民党李烈钧、李根源也派人到云南活动，促继尧发难。12月23日唐继尧和巡按使任可澄通电请袁取消帝制；继因不得袁氏答复，25日便宣告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北伐讨袁。袁军连战连败，接着贵州、广西也先后独立，于是西南各省联成一气，讨袁声势大盛。同时北京外交团又屡有反帝制的严重表示，袁氏知大势已去，便于五年3月22日通电撤销承认帝制案，明令废止洪宪年号，仍以是年为中华民国五年，借以缓和国内外反对的空气。

这两段教科书的最大不同是：

一、四十年前的教科书明说云南起义是“蔡锷与其师梁启超”为首事之人，是“说”动“唐继尧”反对帝制的；今天的教科书却说“唐继尧”是主角，“蔡锷”是后来被“迎接”去的。

二、四十年前的教科书绝口不提“国父”；今天的教科书却说“国父”也是主角，由于他派人“游说”，才使“唐继尧”下了决定。

三、四十年前的教科书还提“梁启超”；今天的教科书已绝口不提。

突出唐继尧

四十年来教科书的变化，不是偶然的，它是国民党偷吃别人革命果实的一贯作业。四十年前的教科书中，在提到蔡锷、梁启超首事之后，提到“同时国民党李烈钧、李根源也派人到云南活动”，本已有混淆视听之嫌，（因为那个国民党并非后来的国民党！）但还大致不离谱儿；但是今天的教科书却完全荒腔走板了，它显然在不断的动手脚，使本末倒置、使主从异位，删了不该删的英雄、加了不该加的帮手，于是，整个历史就被扭曲了、窜改了。

国民党扭曲、窜改历史的原因，是由于云南起义“再造共和”，照1916年孙中山《致黎元洪盼定云南起义为国庆日电》文所说，武昌首义只是“民国开创之功”，而云南起义却是“民国中兴之业”①。这样大的功劳，国民党岂有不眼红之理？何况起义元勋又是国民党眼中钉梁启超，是头牌的“党外人士”，国民党又如何老脸兜得住？于是，千方百计的扭曲与窜改，便要应运而出了。

不幸的是，当年云南起义是谁的功劳，太明确了，大家都知道蔡锷是主角，蔡锷的老师梁启超也是主角，事实俱在，是不容国民党胡说的。大体上，国民党在云南起义后三十年中，也不太敢胡说，只是一路吃瘪。但有一点，国民党绝不放过，那就是突出唐继尧的主角身份，用以平衡、冲淡或凌驾蔡锷的功劳。唐继尧，字蓂赓，别号东大陆主人。云南东川人。二十四岁去日本，先入振武学校，后入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刊行《武学杂志》、《云南杂志》。归国后，任云南督练公所参谋处提调兼讲武堂教官，旋调第十九镇正参谋官，后以功升第七十四标一营管带、讲武堂监督。辛亥革命时候，与第三十七协协统蔡锷等于9月9日在云南宣布独立，由蔡锷任云南都督，他做都督府军政、参谋两部次长，兼讲武堂总办。后来袁世凯调虎离山，使蔡锷去北京任职，蔡锷就保他的师长唐继尧接他任云南都督。蔡锷虽然北上，但他已是“隐隐为西南盟主”，他的根仍在云南。唐继尧本人本是拥护袁世凯以保禄位的，并不要反袁。云南地区的反袁运动，他甚至加以弹压，据《云南讨袁党人殉难或被捕概况》，唐继尧当时曾有上袁世凯的电文，内容是：

去年以来，党人忽改变方针，常令党羽来滇运动，已破获多次，斩杀多人，以为可以无事矣。乃近日又有所谓王荫南，给予资财，投入者已有百数十人。捕获王荫南，检出党人名册一本，共其事与谋者有百余人之多。其为首倡乱者蔡济五、董建章、罗海峰、赵飞凤、王荫南等五人，蔡斩首，而王枪毙。

从反动到“风派”

由此可见，唐继尧的反动立场甚为明显，他手下的“中级军官健者”向他进言，也是“莫得要领”。直到蔡锷逃离北京，王伯群先蔡锷五天到了云南，交给他蔡锷的信，他才决定跟进（《蔡松坡先生遗集》军政文电中五年1月《至梁新会函》）。刘达武《蔡松坡先生年谱》透露：蔡锷在20日抵阿迷县时曾被云南官方人员行刺未遂；21日抵昆明，“时云南第一师师长张□□欲拥袁，第二师师长刘□□意存观望，唐继尧不能决，人心惶恐。公以为不速发，恐生变，因谓继尧曰：‘余此行为救国而来，幸君早决大计，免生他变。又闻袁氏封爵电已至，君欲安富尊荣，则请持吾头去，并可博一公爵也。’继尧乃听命。”可见唐继尧的跟进，是由于蔡锷所迫和群情所迫。在这种所迫之下，1915年12月22日蔡锷在云南召集军政领袖会议，23日即由唐继尧领衔通电，要求袁世凯维持国本，并限二十四小时答复。袁世凯收到后，一面请英国公使朱迩典（JohnJordan）致电昆明英国领事葛福（HerbertGoffe），请他以私人名义劝告蔡锷、唐继尧别与他为敌；一面命政事堂于25日代复一电，大意说：云南一向赞同君主立宪，唐继尧曾经两次致电政事堂，吁请袁世凯早定大位；又曾于10月12日、12月18日、21日三度致电统率办事处，衷心劝进，并报告已严密防范革命党在滇活动，绝不致再有变故发生。“今据漾电，语多离奇，事隔三日，前后颠倒如此，想系他人所捏造。”因此要他们“另具印文，亲笔签名，迅速寄京，以明真相”。袁世凯这两道怀柔手续无效后，才在29日下令褫唐继尧的职务，令文中还提到唐继尧“两次劝进吁请早正大位，情词肫恳，21日以前迭次电称滇境虽有乱党，秘密煽惑，现在防范甚严，绝不致发生事变，乃未逾数日，遽变初衷”，言下不胜奇怪。其实老袁没什么好奇怪的，唐继尧的确是“遽变初衷”了的、“前后颠倒如此”了的，因为他是“风派”，所以倒来倒去，并不足为奇。

“当敌我血战之际，不肯加一兵一矢”

余不足观斋主在《蔡松坡的珍贵文献与轶事》（1965年8月16日香港《春秋》第195期）中，指出赵佛重《蔡松坡先生八十年祭》一文中“最精警一段曰”：

“……松坡先生由北京出走，间关来滇，起义倒袁，这时滇督还不能决心讨贼，松坡先生计料如果不速决定，恐生变化，便对滇督说：‘余此行为救国而来，幸君早决大计，免生他变，又闻袁氏封爵电已至，君欲安富尊荣，则请持吾头去！并可博一公爵也！’滇督经这一激，才肯合作。”

赵先生所述，证以滇人李华英氏（小川）之言，彼此颇相吻合，当蔡公率师入川时，李华英任行营副官处长，及蔡公离川赴日疗治喉病，李又随行，盖所谓始终其事者。李尝太息以语余曰：“云南首义前夕，苟非松坡以大无畏精神，剑及履及，争取一瞬间之决定，则蓂賡（指唐继尧）夜长梦多，恐局面又大不同！吾服松坡之智，吾尤服松坡之勇！而松坡之大公无私，更使蓂賡无法做一遁词也，今安得再见斯人！”

李氏语毕，并以蔡公手书致梁任公电稿相示：“火急，上海孟渊旅社，石醉六、袁士传兄：即转呈梁新会先生：马电所陈，为万不得已之请，查锷所部，自滇出发以来，仅领滇饷两月，关于给养，后方毫无补充，以致食无宿粮，衣不被体，每月伙食，皆临时东挪西凑，艰苦度日，今大局既定，欠饷不能不发，所借绅民贷款，更不能不依限偿还，以安众心，而全信用，计所需各款，在二百万元以上，除派员赴京交涉，请中央从速筹发。如承函文据电政府，提前拨领，俾锷得以早日脱身养病为感！锷叩敬。”李氏复为说明曰：“今读此电，可知松坡之领兵征川，冒有八分危险！饷既不济，兵又单弱，倘非松坡之善于运用，早已解体！”余闻说，为惆怅者久之！电中所称石醉六（陶钧），亦宝庆人，袁士传（华选）则新化人，皆蔡公士官同学，为向梁新会执弟子礼，故以请款事相属也。李华英氏，与蔡公亦前后同学，今尚健存。

余不足观斋主又说：

世人多知其与唐蓂赓（继尧）相处，率以谦退恭让行之，而不知其一遇有关国计民生诸要端者，则毫不徇情，辄忠告而善导之，正气凛凛，毋敢侵犯！据李小川氏相告：当项城倒毙，松坡正赶办善后，以备赴日就医。而蓂賡忽令滇军分别出发川黔，为攫取地盘之计，并派某亲信大员（忘其姓氏），来前方慰问松坡，略示出兵企图，松坡不待词毕，即毅然告曰：“论私唐都督（指继尧）要锷头颅，锷亦一割掷与之！论公，锷不能让过五步！吾人以义始，而不以义终，锷方敝屣利禄，洁身引退，以昭示天下，而唐都督，当敌我血战之际，不肯加一兵一矢，今战事告一段落，乃麾兵前进！人将谓锷狐媚以取天下、谲诈以骗国人，唐都督知我个性，如不明令停止前进，即溅血以谢同袍！请为我转告唐都督，莫令国人又以讨袁者讨唐也！”某大员惶恐谢曰：“传语恐有差错，还请总司令（时蔡公为滇黔军总司令）书复，俾便反命！”于是松坡一面为函一面手草一电致唐，函电措词相似，其电文曰：“万急！云南唐都督、贵州刘都督鉴：义密。蓂公删电悉，喉病增剧，加以感冒，热度达三十九，遂致稽复，歉甚！滇黔于此次起义，悉索敝赋，以赴国变，虽达拯溺之志，已陷额烂头焦之势，在我辈应亟谋善后，以图元气之恢复，在政府及一般人士浴共和之恩波，饮水思源，对于首义之军，似应有以安之劳之，使之得所。以锷计之，滇黔善后，当不甚难，需款亦不甚巨，政府对我，万不致有所歧视！吝此区区，而阴相掣肘也。所最宜注意者，我辈主张应始终抱定为国家，不为权利之初心，贯彻一致，不为外界所淆惑、不为左右私昵所劫持，实为公私两济；迩者滇省于袁氏倒毙之后，于刚出发之军，不唯不予撤回，反饬仍行前进，未出发者，亦令克期出发，锷诚愚陋，实未解命意所在，近则竟与川军启冲突于宁远矣，若竟徇某某等之一意孤行，必致败坏不可收拾，将何以善其后？锷为滇计、为蓂公计，不忍不告，务望设法力图挽救是幸，锷叩，皓戌。”②

今观电文语气，较对使传言，虽略和缓，但已面斥其非，蔡唐私交，有如手足，不知唐读电后，作何感想？

从守地盘到扩充地盘

唐继尧因为本是“风派”，所以云南起义后，在义师部署方面，他的表现就颇有问题。刘达武《蔡松坡先生年谱》透露：

出征时特设滇黔军总司令一人，都督一席。公与唐继尧互相推让。公曰：“唐公出征可将滇中军队悉数开出，保卫地方，警兵足矣。”继尧不欲行，公乃允督师出川③。

蔡锷出川后的唐继尧态度，李旭《蔡松坡》（1946年青年出版社版）有扼要的叙述：

唐继尧本来没有反抗袁氏之决心，因为不敢抗拒松坡，却得了首义的美名，但是他的心中，以保守云南地盘为唯一要招，护国军发难时，蔡氏表示或留守或出征，唯唐意是从，唐即表示愿任留守，这就是要保守固有地盘的意思，他给与松坡的军队仅三千余人，军饷仅平时给养费两月，后来松坡在前敌，屡次电请增援，唐始终以空言搪塞，后闻纳溪继叙城退却，终不接济一弹一钱、一械一兵，一切均由松坡自己罗掘，唐的隐衷，一则是忌松坡之功，二则是不愿把自己保守地盘的实权弄空虚了，及袁氏已死、战争已了，而云南援军，却又陆续向川省出动，据松坡致唐继尧皓电云：“迩者滇省于袁氏倒毙之后，于刚出发之军，不唯不予撤回，反饬仍行前进，未出发者，亦令克期出发，锷诚愚陋，实未解命意所在，近则竟与川军启冲突于宁远矣，若竟徇某某等之一意孤行，必至败坏不可收拾，将何以善其后？锷为滇计、为蓂公计，不忍不告，务望设法力图挽救。”因为唐继尧此时云南地盘的保守，已无问题，他想更进一步，以四川为云南的外府，将多数滇军送入川省④，造成一种大云南的势力，同样的，川军驻地，饷糈所在，又岂能将地盘让给滇军，这些大小军阀的酿成，卒使后来川滇二省兵连祸结，太与松坡的初衷相违背了！

国民党帮唐继尧抢功

唐继尧虽然是“风派”，但是云南起义成功后，在为自己贴金的努力上，他却非常起劲。在1917年2月，由他“鉴定”、由他的属下云南都督府总参谋长兼陆军第三师师长庾恩旸编印出上下两册《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书中却把首义之功，一一推在唐继尧的头上。唐继尧这一小动作，意在抢功，也算人之常情，但这一抢功，却正中国民党的下怀，因此国民党就顺其意而肯定之，目的有二：一来以消抑梁启超、蔡锷师徒之功；一来又可以统战唐继尧以巩固国民党的左翼⑤。后来唐继尧死了，国民党只剩下第一个目的了。为了使这个目的更发扬光大，国民党就幵始有计划的扭曲、窜改云南起义的历史。我举1946年南京《和平日报》为例。

南京《和平日报》是1946年总社自重庆迁南京的，总社社长就是“贰臣”官僚黄少谷。南京《和平日报》在黄少谷的主持下，扭曲、窜改云南起义的历史，不遗余力。它在1946年12月25日，由何慧青署名，发表《国民党与云南起义》，就有这样的话：

云南起义，拥护共和，今已届三十周年纪念。世人但知为蔡松坡所主动，亦有谓云南起义，早有筹谋，实非蔡氏所主动。言人人殊，征信不易。而一般人因受梁任公所著《盾鼻记》（李敖按：该是《盾鼻集》）及《国体战争躬历谈》先入之言，云南地既偏远，真相难明。笔者曾参与护国内幕，于唐蔡既无恩怨，于党派更少渊源，躬预其役，有为中外报纸未揭载、世人所未知者，略志如下，以昭信史。

云南起义，实出自云南之自动⑥，亦即出于国民党之活动，其准备早在癸丑革命失败以后，筹安会发生以前，绝非蔡松坡莅滇两三日之间，所能济事。阅者欲知云南何以有此先识、有此远见、有此勇气，须先知滇军之历史特性及国民党之关系，与夫唐蔡之深谋远略等等。今略述之：

一、滇军之历史与特性：云南于前清末叶，怵于英法强邻逼处，锐意编练新军。先成立陆军第十九镇，中下级军官多为留学日本士官生，高级将领则多为北洋健将如李经羲、钟麟同、靳云鹏、曲同丰等。其编练与武器均甚优良，另具一种风气。凡中下级军官，多为士官生，习染日军作风，为全军重心所在。其思想主张，往往能左右高级将领。如辛亥革命，即全出于中下级军官之主动，上级长官不从者，镇统钟麟同被杀、总督李经羲被擒、参议靳云鹏协统曲同丰微服潜逃。唯蔡松坡（时为协统）与唐继尧（讲武学堂监督）李根源（时为副参议）同倡革命，与部下一致，故被推举为军都督。此等中下级千部，非同盟会员，即国民党员。迨癸丑革命失败，袁氏解散国会，废弃约法，野心毕露，凡属国民党员，皆恨之刺骨，奔走运动最力者，为团长邓泰中、杨蓁，而运筹擘划者，则为在野军人罗佩金、黄毓成等。军中已全为革命倒袁之空气所笼罩，虽有大力不能遏止。唐氏由滇军中级干部而逐升至高级统帅，宁不知滇军之习性。潮流所趋，唯有因势利导，始能领导，从事准备布置，即始于此时也。

二、国民党与起义之关系：国父于筹安会发生时，深知国民党在云南根基甚厚⑦、素质尚佳，未染腐化恶习，甚觉可用，乃派前司法部次长吕志伊入滇联络。时滇越铁路沿线袁探密布，吕抵昆明，行装甫卸，即被警察厅捕去，盖巡按使署奉北京统率办事处密令所为也。旋为邓泰中、杨蓁所闻，亲率兵至警察厅，将吕劫出。呂即居于邓泰中公馆内，日与革命军人往还，并与罗佩金、黄毓成等筹商大计，所有讨袁策略，俱于此时决定，并讨袁檄文亦由吕预为拟定者。嗣以风声张大，袁屡来电严诘，唐始派吕赴南洋一带募捐，而对袁则以吕氏潜逃为词，敷衍了事，此民四10月间事也。吕后任立法委员，常与余道此始末（余曾编载于民国二十五年12月逸经中）。吕行后，方声涛、林虎、卢师谛、石青阳等纷纷至滇，据吕谈：护国军后之作战方略，俱为彼在滇时所定。唐继尧为同盟会中坚分子，云南起义时，唐曾派李宗黄赴沪请训。其函中有云：“继尧自入同盟会以来，受我公革命之灌输，始终无贰，宁忍以先烈志士艰难缔造之共和国家，断送于袁逆之手。用是厉兵秣马，决与周旋”等语。于此可见云南起义，实主动自云南国民党军人，而事先仍为国父倡率督导。

三、唐蔡之深谋远略：当癸丑之役，蔡松坡已隐隐为西南盟主，袁氏极忌之，阴示以赴京组阁，此为调虎离山。蔡明知之，而以赣宁四省新挫，无可如何。即自动辞职赴京，保贵州都督唐继尧继任。此时滇军第一师长为谢汝翼，第二师长为李鸿祥，实权亦操二人手，原应由谢李继任，而蔡必请调唐承之。以唐为同学，交谊甚厚，知唐深沉有为，可托以大事也。唐蔡既有此默契，而部下反袁空气殊浓，唯有积极准备于练兵、筹饷、购械、扩充实力诸事。观民国二十九年12月周钟岳在重庆《中央日报》发表《云南起义护国秘幕》一文，可知其梗概也。周氏道德文章，为蔡所钦服，始终任蔡之秘书长，为蔡所信任，其言当属真录。

四、云南起义之经过：蔡松坡与云南关系既如是之切，故滇人闻蔡在京被搜查之信，大为愤慨。唐氏于11月3日在其警卫团本部，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出师。当时由罗佩金计划，将滇军两师借剿匪为名，运动至滇川黔边界，出其不意，占领重庆、沪州、叙府，控制金、川，然后宣布滇、川、黔同时独立。此时蔡松坡在京消息不明，决定以罗佩金为前敌总司令，先遣邓泰中、杨蓁两支队赴镇雄，径向川边移动，于12月9日出发。唐氏则坐镇后方，策应补充。旋据密报，蔡锷、李烈钧已到海防香港，蔡为唐所尊重，李为唐之至友，深恐为袁所算，盖其时已得统率办事处巧皓两电，代传袁令，大意谓：“蔡锷、李烈钧偕同乱党，图谋入滇，应严密防范，准唐将军继尧以全权便宜行事，无论何人，但有谋乱行为，立置于法”等语。唐恐有疏虞，立派其弟唐继虞率兵迎护。17日李烈钩到省⑧，19日蔡锷亦由唐继虞迎护至滇⑨，唐蔡见面时，唐告以布置情形及作战计划，蔡极喜慰。21日，接梁任公自宁来电称：以外交上某种关系，须提前行动。吾人初亦不知为外交上何种关系，后乃知梁以未深悉云南内幕，恐夜长梦多，蔡遭危险也。遂决定于12月23日由唐继尧、任可澄名义急电袁氏，杀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协和⑩、胡瑛、段芝贵、朱启钤、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袁乃宽十二人，以谢天下，限二十四小时答复，否则以武力解决。至24日无答复，袁并电委张子贞师长为将军、刘祖武师长为巡按使，令其反唐，且托英领使朱迩典电滇英领转达唐氏，若能杀蔡，即封亲王，并立由汇丰银行汇款三百万元以犒军，唐皆一笑置之。乃25日宣布云南独立，拥护共和，组织护国军政府。由军政各界公推唐继尧为军都督，联名发布檄文，将滇军黔军编为三军，第一军总司令为蔡锷，第二军总司令为李烈钧(11)，第三军总司令由唐自兼，而以第一军出川湘为主攻，编制最充实，官兵亦最精干。云南宣布起义后，邓泰中、杨蓁两支队1月18日到达滇川之普洱渡，于21日攻克叙府。唯以发动过早，袁氏急派曹锟、张敬尧、李长泰约七八师入川，加以陈宦在四川之众，约二十余万，酣战于叙、泸、渝之间，于争夺叙、泸之战，牺牲最惨烈。幸贵州于1月25日响应独立，李烈钧、黄毓成在滇桂边境，亦将龙觐光战败俘其众。未几，袁氏暴卒，依法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云南起义遂告成功。

综观上述经过事实，可知云南起义，实由云南之革命军人为主动，事前早有准备，且由国父统筹领导，蔡松坡为幕中最重要之一员耳，并非蔡至而始发动义举也(12)。蔡于12月19日到滇，云南于23日对袁下哀的美敦书，25日宣布独立。滇军邓泰中、杨蓁于9日出发，1月21日攻克叙府，此不仅为全国所共知，且亦为梁派出版物所公认。若使云南初无预谋，一切听命于蔡，则蔡到两三日，何克发动？且绝不至于蔡未到之先十日，即出兵也。又昆叙相距三十三程站，即以蔡到滇之日即出兵，计日亦不能到达叙州。何况在滩头南安边横江即与敌人作战，至三四日之久乎？蔡在滇之谢李两师长，因蔡保唐继任而不及，谢李已生离异。至唐主滇已两年，师旅团营长迭加更易，与蔡更无关，唐不赞同，蔡绝无变动之力。且自赣宁失败后，党人纷投云南，李烈钧部中上级军官几全部投奔唐部下，唐皆全部收容而重用之。唐若欲附袁，希图封爵，何致如此耶？护国军自军都督总司令梯团长以下，均十分之九为同盟会员，或国民党员。即蔡氏原亦同盟会员，后因梁任公关系，始与进步党接近。凡此，皆铁证不移，所谓事实甚于雄辩者，乃过去梁任公既认云南起义全为蔡松坡主动，而蔡又全出梁之发踪指使。近坊间所出蔡松坡传，亦以此役归全功于蔡，蔡于护国军固功高矣，然不能指其背后尚有某人指使也。回忆云南起义，唐继尧曾以军政府名义宣告天下云：“中华民国护国军都督唐继尧、第一军司令官蔡锷、第二军司令官李烈钧，誓告于我全国同胞曰：（前略）一、同人职责，唯在讨袁。天助吾民，幸克有济。举凡建设之事，当让贤能，以明初志，个人权利思想悉予铲除。二、地无分南北、省无分甲乙，同此领土，同是国民，唯当量才程功，通力合作，绝不掺以地域观念，自启分裂。三、倒袁救国，心理大同，但能助我张目，便当引为同志，所有从前党派意见，当然融消，绝无偏倚。四、五大民族，同此共和，袁氏得罪民国，已成五族公敌，万众一心，更无何等种族界限。兹四义者，誓当奉以周旋，苟此志之或渝，即明神所必殛。皇天后土，实式凭之，唯我邦人诸友鉴此心期。（后略）”唐继尧于追悼蔡松坡会上曾云：“云南起义，当自云南人自主之，外间不察，有谓蔡松坡为主动，余为被动者，全滇军民深抱不平。余与松坡夙共患难，誓同生死，蔡即是我，我即是蔡。蔡松坡果然主动，余亦当然主动。余果被动，蔡松坡亦当然被动，一生一死，乃见交情。吾滇对松坡之死，应表示非常之哀悼。是非自有公论，一时之毁誉不足凭也。”蔡氏生前亦言：“失败就战死，绝不亡命；成功即下野，绝不贪权。”此举义中心人物之态度与用心，何等伟大、何等光明！今唐蔡李三公皆已下世，盖棺论定，始终纯洁，吾人固不必创为某主某从，而有所轩轾于其间也。

谁“统筹领导”了云南起义？

这篇扭曲、窜改云南起义的文章，用心无他，志在表明“云南起义，实出自云南之自动，亦即出于国民党之活动”耳，但它的论证方式却是很离奇而矛盾的。它一方面既说“云南起义，实出自云南之自动”，一方面又说出自“国父倡率督导”，可见此说成立，云南自非“自动”而是被动，而“国父”既非云南人，又没到云南参与，自不能解释说属于云南的自动诸公之一，这不是矛盾吗？这篇文章又说“亦即出于国民党之活动”，又说“此等中下级干部，非同盟会员，即国民党员”、又说“实主动自国民党军人”、又说“护国军自军都督总司令梯团长以下，均十分之九为同盟会员，或国民党员”，也是全无证据的胡说。根据李根源《永昌府文徴》中所开的名单，就可看出端倪。何况即使是同盟会员或国民党员，也并非就是“国父统筹领导”得了的，云南起义当时，孙中山“统筹领导”的是他的中华革命党，而非同盟会或国民党，何能把指挥权算在孙中山头上？以蔡锷而论，他就是国民党，但是孙中山“统筹领导”得了吗？能归功于孙中山吗？这篇文章又说蔡锷“于护国军固功高矣，然不能指其背后尚有某人指使也”，意在撇开梁启超，但是蔡锷为梁启超《盾鼻集》写序，已明说：“锷在京师间，数日辄一诣天津，造先生之庐，谘受大计。及部署略定，先后南下。”这又怎么解释呢？这篇文章口口声声说“国父统筹领导”，但是这与史实合吗？当时孙中山系的国内根据地已全凋零，在军队中的基础也不见影儿，要“统筹领导”，又从何而来？翻翻《国父全书》看，我们只看到一封事后募捐的信（1916年《为派冯自由筹募讨袁军饷通告南洋澳洲等处同志函》），至于事先有决定性的“统筹领导”，全无可寻。《国父年谱》中孙中山五十岁条下，全部云南起义过程中，孙中山也只是旁观者，不但旁观，还表现出对“非国民党”“非国民党气脉”的充分不予信任（1916年《讨袁之役与邓泽如各函》），甚至还说“倡义者之有派别可寻……共和之原，甚非野心妄人所得假借者也”（1916年《讨袁二次宣言》）呢！

这篇文章的基本立意是根本否定梁启超“统筹领导”的功劳，而把它移花接木。它完全抹杀了梁启超这一方面的先知先觉、冒险犯难、四处奔波、千辛万苦，这种不公正，自是国民党窄化、小化梁启超一贯作业的延伸。左舜生在《文艺史话及批评》中曾感慨说梁启超死后数年，“国民政府曾有褒扬令之颁布，但令文专就其讲学诱掖后进立言，于民五、六两度维护民国之功，乃只字不及，不知令稿出于谁氏之手笔，果置事功不谈，而专言学术，则严又陵、王静安辈之可褒扬者，又岂在任公下乎？是知党见中人之深，虽至今犹无药可医也。”可算确评。国民党口口声声诬蔑梁启超“反对共和”，但是真正“再造共和”的，真正救了中华民国的——并且救了不止一次而是两次的（一次是云南起义；一次是马厂誓师），却不是国民党而是这位“余孽”。事实俱在、功勋俱在，又岂容国民党胡说八道吗？

扭曲、窜改外一章

虽然如此，国民党蓄意扭曲、窜改云南起义，却是方兴未艾，我再举一篇为例。在上面那篇南京《和平日报》刊出《国民党与云南起义》同一天，国民党御用史家陆丹林也写了《云南起义纪念》（收在1948年独立出版社版《纪念节日手册》），文中说：

因云南地处边陲，袁逆暴力所不能及，实为讨袁运动的绝好根据地；故各地同志如李协和等，多间道往会，合谋讨袁。当时唐继尧正绾握云南政权，为贯彻讨袁目的计，遂组织护国军，推唐氏为领袖，歃血为盟，维护民国。12月23日，致电袁逆，促其立刻取消帝制，诛祸首杨度段芝贵等十三人以谢国人，并限25日午前答复，乃届时竟无回电，遂即日宣布独立，出师讨袁。计护国军共分三路出发：第一路军由蔡锷统率，向四川成都进攻；第二路军由戴戡统率，向四川成都进攻；第三路军为黔军，由王文华奉向湖南进攻。袁逆闻警，命曹锟张敬尧等率兵入川，马继增防堵湘西，龙觐光由粵入滇，取包围战略。蔡锷与曹张酣战于泸叙之间，大破之，军威大振，各省纷纷响应。袁逆见大势已去，众怒难犯，乃于民国五年3月22日下令取消帝制，随即忧愤而死。洪宪帝制终为本党所推倒，民国国脉乃得绝而复续。

护国之役，云南起义，讨伐袁世凯叛国。它的主动力究竟属于哪方面，三十一年来，还没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它的史实，都给社会的人们一个混乱的疑问。如康有为说：“云南起义，我命梁启超干的。”梁启超却说：“云南起义，是我命蔡锷干的！”且梁启超的著作，如《盾鼻集》、《躬历谈》等，都是铺张扬厉他自己和进步党的功绩。自然，这是政治上的作用，也是政客的手段。然而有些人竟也给他们蒙蔽了。甚至中小学的教科书，也是只标榜蔡锷的功绩，抹杀了中华革命党（同盟会以至国民党）的主动。是丹非素，颠倒黑白，这在党史上、护国史上、近代史上，都该有明白的辩明，来给我们研究民国政治史的一个正确的视听。

进步党的主干是梁启超，梁启超与康有为都是保皇党的要角。国父在《建国方略心理建设》第八章内有说：“其时有保皇党发生，为虎作张，其反对革命，反对共和，比之清廷为尤甚。”梁启超们与革命党势同水火的不兼容是事实；进步党效忠袁世凯排挤革命党，在民国初年，也有显著的事实。等到袁氏盗国，梁启超反对帝制，表面上，是梁的聪明处，其中内幕是带有政治关系，但是梁既反袁，国人对梁自当有相当的钦佩。因为护国讨袁，绝不是革命党人包办。但绝不能一手遮掩天下人的耳目，贪天之功，而为一己一系的标榜。

二次革命前后，国民党员遭受袁世凯的驱逐、逮捕、杀戮的很多，革命同志除了一部分亡命海外或潜伏内地运动之外，有一部分是别有见解，中途分流。又有一部分利用云南交通不便，袁的实际势力所不到，唐继尧别有抱负，善为招待，或任文职、或参加内幕、或在讲武堂任教官、或受军事训练，革命精神，在滇南异常团结，准备万一。民国四年8月，筹安会发生，袁世凯盗国阴谋，更加暴露。那时国父旅居东京，亲自综持中华革命党工作，洞悉袁氏背叛民国，应即策动各地讨伐，特派居正赴山东、朱执信返广东、陈其美赴上海、于右任返陕西、吕志伊返云南，从事规划活动讨袁；居等奉命，各有所布置。吕由日回滇，秘密运动。才到昆明，巡按使任可澄即接北京统率办事处电，令拘吕入警察厅。吕通信给邓泰中、杨蓁两同志求援，邓杨到警厅引吕往见唐继尧，唐请吕住在邓泰中家，因此得和禄国藩、李植生、董鸿勋等时相往来，又和高级将领罗佩金、黄毓成、张开儒、叶荃等密商，决定四项办法：一、唐继尧如反对帝制，则仍推其为领袖。二、如唐中立，则以礼送其出境。三、如唐附和帝制，则杀之。四、如实行二三两项，则拥罗佩金为领袖。邓杨也乘机探询唐的真实态度。唐表示如此大事，须由多数取决。这时怡值袁派专使江何二人到滇，征询唐的意见，暗中实系监视。唐于是暗嘱他的弟弟继虞召集团长以上军官秘密会议。其初，大家不肯发表意见，后改用无记名投票法表决，结果全体一致反对帝制，即席议决三事：一、积极提倡部下爱国精神。二、整理武装，准备作战。三、严守秘密。这是第一次会议的，是民国四年9月14的事。10月17日，第二次秘密会议，决定事项有四：一、中部各省，有一省可望响应时，即起义。二、黔桂川三省中，有一省可望响应时，亦起义。三、海外华侨或党接济饷械，亦起义。四、如以上三项时机均归无效，则本省为争国民廉耻计，亦孤注一掷，宣告独立。11月3日，第三次会议，决定起义时作战方略，推罗佩金拟定。大计决定后，唐于是沉着观变，施用计谋，一方面向袁虚与委蛇，讨取饷械，补充部队。一面暗派缪嘉寿赴日购置军械，刘云峰赴江浙、吴擎天赴粵桂、李植生往四川、李汇宾赴贵州、杨秀灵赴湖南、吕志伊往南洋筹款，并与党部联络。这些分头进行，都是由吕回滇后与唐等妥商讨袁办法才决定的。

在讨袁计划经过数度秘密会议，其中决定军事计划，军队即借托剿匪名义，向川边移动。在军队调度开拔间，各方同志，熊克武、程潜、戴戡、王伯群、方声涛、李宗黄、龚振鹏、殷承献等先后到滇，李烈钧、蔡锷等也先后电告抵达香港海防（梁启超虽有约而没有到），李蔡二人都是唐的士官同学至友，唐派继虞率队前往途中，分别迎护到昆明。当唐蔡会面之时，蔡对相迎各将领说：“真使我喜出望外，你们一切都早已准备好了，而且对我如此优礼。”这又可见云南事先筹划的事实。

在民四的12月23日，由昆明发出请袁世凯撤销帝制的漾电，是由唐继尧任可澄二人具名的，照录漾电通告请全国共同劝告，是由唐继尧、任可澄、蔡锷、刘显世、李烈钧、戴戡具名，后来所有对各方的通电，是由唐、蔡、李、任、刘、戴的次序具名无疑的，这是证明唐是领衔的人，绝非梁系进步党所主动(13)。起义后十多天，唐给梁启超信内有云：“松坡（蔡锷字）、循若（戴戡字）到滇，具述尊旨，弥用坚决。”我们细绎“弥用坚决”四字，便知道云南讨袁早有计划，绝非是因蔡到后才定的了。且蔡的到滇，是12月19日，21日唐召集会议，22夜由唐主盟参加的歃血宣誓。看此，则更加知道事前经有长久缜密的布置，否则三四天的仓卒期间，怎能够筹备得这样大事的呢。

梁启超虽然说云南起义由他指挥，是进步党的功绩，而非革命党所策动，但是事实胜于狡狯投机取巧的宣传。今将护国军高级将士姓名列后，便知道护国军编制和将领属于国民党籍的占最大多数了。

职别 姓名 籍贯 党籍

军都督 唐继尧 滇 同盟会 参谋厅长 张子贞 滇 国民党 秘书厅长 由云龙 滇 国民党 一军司令 蔡锷 湘 国民党 总参谋长 罗佩金 滇 同盟会 一梯团长 刘云峰 冀 同盟会 一支队长 邓泰中 滇 同盟会 二支队长 杨蓁 滇 同盟会 二梯团长 赵又新 滇 同盟会 三支队长 董鸿勋 滇 同盟会 四支队长 何海清 湘 无党籍 三梯团长 顾品珍 滇 国民党 五支队长 禄国藩 滇 同盟会 六支队长 朱德 川 国民党 四梯团长 戴戡 黔 进步党 七支队长 熊其勋 黔 未详 八支队长 王文华 黔 国民党 二军司令 李烈钧 绩 同盟会 一梯团长 张开儒 滇 同盟会 一支队长 钱开甲 滇 未详 二支队长 盛荣超 湘 未详 二梯团长 方声涛 闽 同盟会 三支队长 黄永社 同盟会 四支队长 马为麟 黔 未详 三梯团长 何国钧 滇 同盟会 五支队长 林开武 滇 未详 六支队长 王锡吉 滇 未详 三军司令 唐继尧 滇 见前 一梯团长 赵钟奇 滇 同盟会 一支队长 华封歌 滇 未详 二支队长 李植生 滇 同盟会 二梯团长 韩凤楼 豫 未详 三支队长 吴传声 黔 同盟会 四支队长 彭文治 滇 未详 四梯团长 刘祖武 滇 同盟会 七支队长 杨体震 滇 未详 八支队长 李友勋 川 国民党 五梯团长 庾恩旸 滇 同盟会 九支队长 唐继虞 滇 国民党 十支队长 赵世铭 滇 未详 六梯团长 叶荃 滇 同盟会 十一支队长 马聪 滇 未详 十二支队长 邓员 滇 无党籍 挺进军司令黄毓成 滇 同盟会 一纵队司令杨杰 滇 国民党 二纵队司令叶成林 滇 未详

我们看了上表四十五人，属于同盟会国民党籍（其实同盟会早已改组为国民党，那时又改为中华革命党，此是照其各人原来党籍而说）的二十八人，无党籍的二人，未详的十三人，属进步党一人(14)。事实胜于狡辩，护国之役云南起义，究属什么人领导、什么人策动，而功绩应该属谁，事实显然了。

而一般人之所以误会是进步党与梁启超的主动，是因为梁启超发表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文，倾动一时。第二、蔡锷是梁启超的学生。第三、梁启超在两粤发表文电，又参与两广都司令部、军务院两个讨伐帝制的机构。靠着文宇的铺张，便能炫惑一部分人们的视听。于是便造成习非成是的记载，把中华革命党事先策划，严密布置，在实际行动的将领，也轻轻地抹杀。这是颠倒事实，抑人抬己的政客手段。然而许多人都已受他的欺骗了，这是不得不罗列事实来纠正的啊。

不包办吗？

这篇扭曲、窜改云南起义的文章，用心也无他，志在表明“洪宪帝制，终为本党所推倒”耳，但它通篇布局的方式，却和南京《和平日报》的手法一样，全无史学方法的论证，并且与史料不合。例如它说“护国讨袁，绝不是革命党人包办”，殊不知孙中山当时的决策，却正是“包办”的。孙中山早就说“共和之原，甚非野心妄人所得假借者也”，他说他的“始意”，是“负完全破坏之责”，也“负完全建设之责”（1916年《讨袁二次宣言》）。不但如此，孙中山甚至还不赞成暗杀袁世凯呢！他当时回信给黄兴，说：“若兄分途并进，以行暗杀，则殊碍吾事也！盖吾甚利袁之生而扑之，如兄计划成功，袁死于旦夕，则吾计划必坏。”（《黄兴集》）由此可见，这种要自己包办的心态，是不容否认的，但是想包办和能包办是两回事。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中论当时反袁团体，明确指出：

至于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则与其他反袁团体不通声气，在这次反袁革命中居于次要地位；其主要贡献，只是陈其美在上海、居正在山东所发动的几次讨袁军事活动而已。3月间，孙中山还在坚持宣誓服从党魁的条件。但不到两个月，国内其他反袁团体势力增强，孙才命令所属各地义军放下他所偏爱的青天白日旗，改用其他讨袁军所用的五色旗，以此表示反袁队伍的“协同一致”。

关于“国内其他反袁团体”，梁启超这一系，国民党是怎么攀也攀不到的，于是只好捧唐继尧，并追说李烈钧是自己人。其实，当时孙中山已经用中华革命党取代了同盟会、国民党，李烈钧已被出局，当时既不承认于先，又何能追认于后呢？

李烈钧拒绝“盲从”

为什么李烈钧并非孙中山系呢？因为在组织中华革命党时候，孙中山坚持入党同志要：一、发誓服从他个人；二、盖指模以示服从。据居正《中华革命党时代的回忆》，当时孙中山并发表了这种口气的谈话：

一、革命必须有唯一（崇高伟大）之领袖，然后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为强有力之团体人格。

二、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

三、孙先生代表是我，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唱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忠心革命同志不应做“服从个人”看法。一有此想，便是错误。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一句，你们许多不懂事，见识亦有限，应该盲从我。我绝对对同志负责任，绝不会领导同志向专制失败路上走。我是要以一身结束数千年专制人治之陈迹，而开亿万年民主法治之宏基。

四、再举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我不是包办革命，而是毕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对于革命道理，有真知灼见；对于革命方略，有切实措施。同志鉴于过去之失败，蕲求未来之成功，应该一致觉悟。我敢说除我外，无革命之导师。如果面从心违，我尚认为不是革命的同志。况并将“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一句抹杀，这是我不能答应，而无退让之余地的。

在这种条件与口气之下，从黄兴以下许多老革命党，感到自己人格被侮辱（盖指模且是犯人和南洋殖民地亡国奴所为，他们认为对同志不可如此），拒绝接受。因此，他们都在“淘汰伪革命”的帽子下变成了“伪革命”，李烈钧便是其中之一（1915年8月4日孙中山《复杨汉孙论统一党权与服从命令书》中说“李即以牺牲一己自由，附从党魁为屈辱”即是指此），“伪革命”当然就“不认其为党员”了(15)。但是，这些被出局的老革命党，却不相信孙中山所说的“再举革命，非我不行”的“革命道理”，他们认为没有孙中山，自己也可以去革命，李烈钧又是其中之一，并且还是其中健者。李烈钧本是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命令中“震怒殊深”的“乱党首魁”，湖口誓师，反袁老将，非他莫属。他被孙中山出局后，跑到南洋去募款，准备卷土重来。不料在南洋募款时，且遭到中华革命党的阻挠与猜忌(16)。但是李烈钧还是排除万难，最后派方声涛打前站，进入了云南。护国军组成的时候，蔡锷是第一军总司令；李烈钧是第二军总司令，终于组成了反袁的部队。孙中山给杨汉孙的信，骂李烈钧他们“不为讨贼之军，先树异色之帜”，事实正好相反，“不为讨贼之军”的，不是李烈钧；“先树异色之帜”的，也不是李烈钧，真正干这种无讨贼之军有异色之帜的，反倒是别有其人呢！（不过，在别人讨袁成功之后，这些人也用五色旗而不用青天白日旗了，1916年5月23日，孙中山《致田桐居正朱执信等促与讨袁各军协同进行电》中指示：“至于旗帜，云贵桂浙均已一致遵用五色旗。吾党亦宜一律沿用，俾不致同一讨贼之军而有猜疑。”历史真相，原来如此！）

是黄兴旧属与蔡锷合作

在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代替国民党的时候，李烈钧就反对于先，李烈钧说：

吾辈今日之主旨，为推倒袁政府之目的，我们国民党名义，堂堂正正，国内国民党之机构，虽被袁氏解散，而海外之国民党，居留地政府从未干涉，而中山先生又发起组织中华革命党，岂不是将海外已成立之国民党取消，是以绝不赞成。现在唯有各行其是，尽力办去。（《革命文献》第45辑《李烈钧陈炯明在南洋组织水利公司反对中华革命党》）

1914年6月23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开选举大会，选孙中山为总理，依规章总理下设协理，孙中山推荐协理要曾任都督级的“公职人员”才可做候选人，当时合格者只有李烈钧、柏文蔚、陈英士、胡汉民，但李烈钧、柏文蔚不肯加入，所以协理就流产了。李烈钧弃中华革命党老二地位于不为，他跟中华革命党的划清界限，不是很明显吗？

但是，当中华革命党把同盟会、把国民党作废了，如今又由御用史家陆丹林列表，说参加云南起义的谁谁谁是同盟会、谁谁谁是国民党，这又有什么意义呢？若说参与云南起义的还有国民党的话，那么彼国民党也非此国民党、是黄兴系而非孙中山系、是欧事研究会而非中华革命党。为什么？因为欧事研究会是不赞同孙中山中华革命党的老同志的一个结合。云南起义之功，是在他们而不在中华革命党。张继《回忆录》中说：“欧事研究会，多克强旧属，计划讨袁。云南起义之发动最有力。”是明说中山旧属及其中华革命党不与也！1916年1月4日，黄兴有这样的信：

两书诵悉。蔡君松坡赴滇首难，邻省响应。昨接电云：东南各省亦相约保滇，除彼独夫，为期当不在远。兴义当归国，效力战场。唯今欧战方酣，不暇顾及东亚。能为我助以抗制日人之侵入者，厥为美囯。势不得不暂留此，以与美政界接洽，或为将来财政之一助。蔡君军事优长，亦负众望，指挥如意，所可断言。且自袁贼乱囯以来，一般士夫以权利相尚，即民党之铮铮者亦侈言之，恶德相沿，成为习气。若不改革，国必大乱，不可底止。兴屡与国人相勖，见义而不谋利、明道而不计功，兴所以不急急求归者，亦在此也。又目前经济奇绌，不能成行。缘发难前，将所有旅费并罗贷他款（不偿还不能动身）以汇归也。足下如欲归，请自筹及之。乞谅！书不尽意。即问年禧。黄兴手启。民国五年1月4日。

足见当时是蔡锷保持与黄兴联络，和孙中山毫不相干。黄兴、蔡锷是湖南同乡（黄兴湖南善化、蔡锷湖南邵阳），是留日湖南编译社同仁，在黄兴卷入万福华枪击王之春案时，蔡锷且曾奔走营救；，镇南关之役，两人且曾密计。黄兴1913年写对联给蔡锷，说“寄字远从千里外，论交深在十年前”，就是写这些渊源。李烈钧当时是黄兴旧属欧事研究会系，“再造共和”，功劳比黄兴尤多。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回忆说：

丙辰护国一役，克强未尝与闻；中山亦困顿异国，难于遄返。后虽在袁死边缘，间关到沪，终一筹难展。

又说：

袁世凯之自毙于帝制也，国民党殆全无起事能力，中山之命令无可发处。独赖蔡松坡虽注籍梁门，而革命抱负甚大，犹降心与吾辈合。

是明说云南起义之功，是蔡松坡“降心与吾辈合”(17)，才有所谓合作倒袁。

综上所说，可得确论如下：

一、云南起义由蔡锷首举义旗，这是定说（如岑春煊《乐斋漫笔》等，都说由蔡得首义）。起义前后以文字大声疾呼，使“已死之人心乃振荡而昭苏”（《盾鼻集》蔡锷序）的是梁启超。

二、唐继尧是“风派”，是被动的追随蔡锷。

三、李烈钧有功，但当时他的身份个人的多于团体的，并且身份也是欧事研究会一系的，正好被中华革命党排挤，而今天的国民党正是中华革命党脱胎而来的。

四、今天国民党说云南起义是他们干的、说“真正主动者是总理孙先生”（黄季陆《纪念李烈钧先生百年诞辰》，1981年2月28日《近代中国》(18)）、说“洪宪帝制，为本党所推倒”、说“建树了再造共和的重大史迹”，全是不要脸的吹牛。

根据这篇文章的论证，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再造共和”的历史，几十年来，怎样在被国民党颠倒黑白，蚕食鲸吞。他们的御用史家血口喷人(19)，说别人“一手遮掩天下人的耳目，贪天之功，而为一己一系的标榜”，正是活生生的夫子自道！为了维护真理、为了探求真相、为了揭发国民党的真面目，我决定把这一论证公开出来，给国民党“庆祝建党九十年”迎头一棒！因为许多材料是难以看到的，所以我尽量从松录取，给大家多一点机会接近原件——练习从原件里去去伪存真，是不受国民党欺骗的重要法门，有心人务请注意。

1984年11月6日下午

①孙中山1916年12月13日《致黎元洪国务院盼定云南起义日为国庆日电》：“北京大总统，国务院公鉴：溯自清帝退位，五族共和，国基已定，四万万人方想望太平。不图乘权者野心未除，诞生帝孽，筹安称制，民国几亡。虽其时，义士人人奋起相争，期以身殉，然首先宣告独立，誓师申讨者，实推滇省。遂使西南响应，举国普从，以有今日。方之武昌首义，一则为民国开创之功，一则为民国中兴之业，皆我五族人民人人所宜永留纪念者也。伏乞总统国务院主持，将云南起义日，定为国庆日外，更予唐督军暨起事诸人以懋赏，以彰勋劳，昭示来兹。临电无任盼祷。孙文。元”。

②电文与《蔡松坡先生遗集》军政文电下中《复唐刘两都督皓戌电》小有出入。

③据喻血轮《绮情楼杂记》中《唐蔡交谊》，说：“及起义之日，唐原欲将‘军都督’让于蔡，而自愿出川北征，蔡不可，并谓：‘吾此次来滇起义，完全为讨袁救国，并非争权夺利，若果喧宾夺主，不论理论与事实如何，总不足以服天下后世，更何以对滇中父老，深望蓂赓鉴此苦衷，无再固辞，并盼总揽全局，以赴事功！’唐不得已，乃聘蔡为第一军总司令，统军入川。”

④据唐继尧1916年9月复国务院电，已经明白承认“滇省五年度军费预算兵额仅两师、两混成团。举义以后，军队骤增数倍”！事实上，是成了八个军之多！

⑤孙中山《致黎元洪国务院盼定云南起义为国庆日电》文中只提唐继尧，用意即在此。

⑥这种云南自动说，云南人固优为之也。国民党张维翰《莼沤类稿》中有1970年作《云南起义出于自力自动》一文，说：“有了革命的人民和革命的军队，又得领导者洞烛机先，适时主动，乃有丙辰起义出师，讨伐袁世凯叛国称帝，使共和绝而复延，民国赖以重光的盛举。回溯云南起义，今已五十五周年，吾滇人于此纪念会中，缅怀护国元勋，唐公继尧当日英明领导，自力自动的伟大精神，无不同深感念，谨致崇高敬意。”“如谓唐公果无主动讨袁之意，固已拜受侯封，而拒蔡入滇矣，奚必以云南全省人民身家性命为孤注之一掷耶？是云南起义出师，实出于我滇人之自力自动，事实至为显明，岂可以党派之私，喧宾夺主而归美于蔡公也。”又有1971年作《云南起义基于云南士习之弘毅》等文，全是如此立论。

⑦国民党在云南并无根基，当然也无厚薄之可言。

⑧李烈钧并不是唐继尧“迎”到云南的，而是自己闯关的。据他《自传》：“其时革命党同志，如李根源、程潜、林虎、龚振鹏、熊克武、但懋辛、方声涛、陈泽霈、曹浩森诸人，均在南洋。因商诸声涛，率学生邹以庄、周汝康二人先行，声涛既达滇境入昆明，密隐于骑兵教官黄毓成家。初，声涛在讲武堂任教官时，宣传革命，已深得诸生之信仰。是时诸生闻方教官至，群来探视问讯。声涛告以余等在港，即行来滇，主持一切，特推我（声涛自称）先来，与诸生接洽耳。诸生大喜；盖其时诸生中，担任营长职务以上者，已有多人，即欲发动锄奸，而特别班学生李根沄（根源弟）尤为慷慨激烈。声涛并告以全盘计划，请少安以待余。余见形势日迫，遂率陈泽霈、曹浩森、吴吉甫、周世英、韦玉等，乘舟至海防转河内，见岸上满布法警。韦玉叩其故，则云为保护李将军也。因张继在巴黎曾商请法内阁电河内总督，加以保护。余等入滇，侨胞闻讯，立即通知河内阅书报社，余等乃入侨胞所准备之法国酒店憩焉。越二日赴老开，余以为至此，沿途当无阻碍矣。乃河口关监督闻余等至，即密电唐督继壳请示。居数日，正拟兼程前进，而监督来语余：谓唐公无电来，请先生勿孟浪闯关。余闻而讶之，因思此行，于中国前途关系极深，乃破釜沉舟之计，手拟一电致唐督，略谓：‘此来为国亦为兄，今到老开已多日矣，三日内即闯关入滇，虽兄将余枪决，向袁逆报功，亦不敢计也。’此电发出，翌晨监督复来，出唐督来电，略云：‘良朋远至，将莅昆明，造福至大，匪可言宣。尧喜迎公，特不敢预有表示，兹派舍弟继虞躬迎，愿稍候之。’有顷，继虞果来谒余。次晨即由老开登车过河口，则关监督已率军警鹄候矣。”

⑨照陶菊隐《近代逸闻》中《洪宪始末》说：“时滇军师旅长多与蔡契，蔡抵昆明，有湘籍师长沈某，蔡旧属也，蔡于昏暮中为不速之客，沈惊喜迎之。蔡曰，袁氏叛国，事不可缓矣！即夕召师旅长之厚于己者集沈宅秘议，侃侃陈词，泪随声下；与议者皆奋起曰，一切唯公命，生死以之！诘朝，蔡单骑谒唐于督署，唐骇然迎之。蔡率尔曰，吾行抵阿迷州遇刺，幸免于厄，君有所闻否？唐愕然。蔡曰，此必袁世凯之诡谋。时过境迁，吾人当研究救时方策。唐曰，吾誓从公后；先与诸将谋何如？蔡然之，即日召集军事会议征询意见，而不知先一夕已行之矣。及时，将校咸集，蔡致词沉痛，略谓袁势方盛，吾人以一隅而抗全局，明知无望，然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此次举义，所争者非胜利，乃中华民国四万万众之人格也。语竟，诸将视线咸集于唐。沈师长跃起曰，蔡将军有所命，吾人罔敢或违。众和之，声震屋瓦。唐慨然谓蔡曰，君以为可者，吾亦可之，吾二人二而一者也。旋举总司令，诸将之厚于蔡者皆欲唐行而以蔡为居者，蔡知其意，即以前驱自任，众无已从之。席终，蔡谓诸将曰，吾非不知君等意；然吾志在讨袁，若以责任属唐而自居后方，人其谓我何？众皆叹眼。”按蔡得任第三十七协协统时，他的下面有两个标统，一个是罗佩金、一个是丁锦。再下面有许多管带，是唐继尧、刘存厚、雷飙、刘云峰、谢汝翼、韩凤楼、李鸿祥等人。他能给唐继尧构成大压力，是很明显的。

⑩把“李燮和”当做“李协和”，这种作者的程度可想！李协和是李烈钧的字，正是反袁大将也！

(11)据《张继先生随笔》，当时唐继尧使李烈钧成立一军，别有原因。张继说：“协和欲带兵出滇，破坏者颇多，因蔡锷急于做领袖，招唐氏之忌，蔡氏出师时，发布告滇中父老文内有云‘扫境内所有之甲兵以属之我’，唐氏更疑之。随有人进言曰：君如欲坐轿子两足抬之乎？四足抬之乎？唐氏曰何谓。答曰蔡锷一人带兵出滇是两足耳，何不令李烈钧亦带一路下两粤，则四足矣！唐氏方允协和为第二军总司令。如非蔡氏跋扈，唐氏尚犹疑不决也。”按蔡锷1915年12月《告滇中父老书》中原文是：“锷远道南来，幸获从父老之后，以遘兹嘉会，而又过辱宠信，扫境内之甲兵以属之锷，俾得与逆贼从事。锷感激驰驱，竭股肱之力，济之以忠贞，以求勿负我父老之厚望而已。”

(12)国民党这种谎话，可有更甚于此的呢！叶夏声在《国父民初革命记略》中说蔡锷“初奔日本，志在出亡，旋抵香江，已闻滇变（云南起义），李根源因而劝驾”，才去了云南的。无耻造谣，颠倒史实，竟是这样的！《李宗黄回忆录》中也说：“当时唐继尧先生是获悉蔡锷京庙被搜，离京出走，风闻可能到了日本，方始临时更改笔者和唐继虞的任命，嘱唐继虞自云南出海防，沿途探访蔡松坡的消息，将他迎入昆明，邀其共襄大举的。邀蔡松坡入滇是唐继尧所主动，蔡松坡想重入云南说唐继尧起义，只能说是一厢情愿，一项巧合，至于蔡松坡抵达河内欣悉云南义师已举，北向四川的兵马已动，那才真教蔡锷大喜过望，出乎意外，不妨谓为巧之又巧。”也同样是一派胡言。

(13)领衔和主动，是两回事（《四库全书》是永瑢领衔的，但是真正主其事的，是纪昀）。且1916年1月《誓告国人文》、《誓师词》，都是蔡锷用“中华民国护国军总司令”、“护国军总司令”名义，这又怎么说呢？

(14)叶夏声《国父民初革命纪略》中又造出一个新统计，说：“大军出发，大都督唐继尧，总制三军，而蔡锷与李烈钧同为第一、二军长。按其统兵出发将领，全军四十五员，而民党占其三十有几，隶进步党者，只蔡锷戴戡二人，然则谓革命事业，乃听命康梁，何殊梦呓！”两相对照，可见“国民党统计学”之有趣！

(15)李根源《雪生年录》记：“孙黄两先生意见多龃龉，孙先生以国民党有惰性、分子复杂，已不能用，主另组党，定名中华革命党，入党者绝对服从，盖手印、宣誓，否则不认其为党员；黄先生主仍用旧党加以整理，力求扩充。陈英士、杨沧白、戴天仇主孙先生说；李协和、柏烈武、熊锦帆、钮惕生、田梓琴、周道腴、张溥泉、谭石屏、白楚香、冷御秋、程颂云、方韵松主黄先生说；胡汉民、居觉生则主调剂。余奔走其间，力求两先生意见一致，无效。故终未加入中华革命党。”

(16)洪喜美《李烈钧与讨袁运动》（1984年4月《近代中国》）说：“李烈钧之注意西南，是有历史渊源的。盖李在清末，自日本士官学校学成归国后，曾任云南讲武堂教官、云南陆军小学堂总办兼兵备处提调。李在滇两年，极力灌输革命思想于该省青年，甚有助于日后之辛亥起义。而当时滇省中下级军官多为李之旧属、学生，李对滇尚具影响力。滇督唐继尧、欧会中重要发起人之一的李根源，皆其士官学校同学。”“李、陈（炯明）之参与欧会，与东京民党稳健派声气相求，其距中华革命党之成立，不过数月，二者对国事主张缓急有别，但需款孔急则一，两派皆派人赴南洋各埠进行筹款，因此不无龃龉。”“中山先生之所以改组中华革命党，其最大原因在于统一事权，故特别强调服从，对尚未入党之朱执信赴南洋筹款，已表不满，对李、陈等人以‘水利公司’名义，在南洋各埠筹款的活动，更不能忍受。因此民国四年9月，中山先生在其委邓泽如为财政部长之函中，曾嘱邓转劝李烈钧勿自立门户，同时更进一步表示：如李肯出资百万，以乘此良机倒袁，则愿竭力运动同志，举为第三次成功之总统。李烈钧等用‘水利公司’在南洋的筹款行动，虽然进行并不顺利。但其间筹得款项，据日本外务省档案所记，李与岑春煊等，筹有一百五十万元之谱。据袁世凯之密探则言：‘李协和来滇时，携有四十余万元，由华侨寄来百余万元。’李根源称：‘12月13日，袁世凯下令称帝。次日，协和至，偕韶松、锦帆、颂云……等转道赴云南……协和带滇现洋百箱，余与（张）木欣所筹措’。其详确筹款数目虽不得知，然较欧会同仁原拟李、陈、岑在南洋共筹三万元之目标，颇有超出，其有助于赴滇起义之用，亦可概见。”当然，《蒋总统秘录》中所说的“李烈钧当二次革命失败之后，亡命日本，转赴新加坡居留；因孙先生的敦促，前来云南”等话，是事后之言，与当时真相是大相径庭的。

(17)1943年蒋中正《蔡松坡先生遗集序》中说：“国父教育革命军人杨橥智仁勇为必具之精神，若松坡先生者，盖兼备焉。当袁氏叛国，僭窃称帝，先生脱身虎穴，间关赴滇，与吾党同志共举义旗。”此处所说“吾党同志”，实在会使人以为是当时的国民党，其实绝非同一国民党也！

(18)国民党黄季陆不但为孙中山打歌，还为李烈钧打歌呢！他说云南起义“这一段史实，有若干人不明事实，以为云南起义以改良派（君宪派）梁启超等人立功最大，这是不对的，改良派虽然参加了云南起义，但立功最大的应是协和先生”。

(19)国民党的血口喷人，可多着哪！其中以《李宗黄回忆录》中最多。李宗黄说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一文，“首鼠异端，模棱两可，即谓为梁启超‘劝进之作’，细玩字里行间，也可以得到证明”，请看这是何等下流诬蔑！李宗黄又说：“梁启超的工作重心在宪政起草委员会，他曾迭次出席会议，至于在会外之多方活动，更是理所当然。殊不料8月14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所谓“洪宪六君子”发起筹备袁世凯登基的“筹安会”，梁启超竟名落孙山，于是，乃有那篇不温不火、词意含混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一文公诸于世。”请看这又是何等下流诬蔑！（梁启超声名在“六君子”之上，他要赞成袁世凯称帝，袁大头要高兴死呢！）李宗黄又说：“至于梁启超所说的‘密电’，如果袁世凯严密监视梁、蔡属实，即令出之以常识，要想在京、滇一北一南，迢遥八千里间密电相通，那是绝无可能之事。当蔡锷京庙遭了搜查，蔡氏‘妙施美人计逃出’之前若干时日，我正奉唐继尧将军之召，抵达昆明。即任上校参谋参加第三次秘密会议，我敢于说，云南首义的事，梁唐、蔡唐之问绝无事先联络的迹象。”请看这又是何等下流诬蔑，（他似乎忘了蔡锷在北京时，就“密电黔军唐继尧等共商大计，且招戴戡来京定策”的说法，明见于早年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训练丛书《革命先烈传记》中的《蔡锷传》，文征俱在，到台湾来翻案是不成的！）至于他说蔡锷“盗窃唐继尧之功，僭称滇军总司令”、“急功近利，欺世盗名”、“对长官为不忠、对朋友为不义”等等，自然统统是下流诬蔑之极了！国民党在教科书中的扭曲、窜改云南起义，李宗黄、张维翰等“下毒药”之功甚多，详见《李宗黄回忆录》中他们致“国立编译馆”的信。其实，李宗黄之流对蔡锷的诬蔑还算是客气的呢，因为至少还提到了蔡锷，在许多其他的印刷品中（像张其昀《中华民国创立史》、像“中央印制厂恭印”国民党高干专用日记），甚至连提也不提呢！

国民党的政治与司法

——《政治归政治，司法归司法》？

6月8日的国民党《中央日报》上，登出贰臣传中人物黄少谷的《政治归政治，司法归司法》，堂而皇之的说：

法官只凭证据，依法律办案，至于当事人有党籍或无党籍，当事人是否参加选举以及选举将于何时举行等政治因素，完全不在法官考虑范围之内，否则便是使司法受政治的影响。又此次冯沪祥君自诉陈水扁、黄天福、李逸洋等三君诽谤案，其关键在究竟冯著《新马克思主义批判》有无“抄袭”“剽窃”及“以翻译代替著作”等情形，因法院非学术机关须送请学术机关鉴定，台湾高等法院曾先后送请“教育部”、“国立编译馆”、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及“中央研究院”评鉴未果，最后始蒙台湾大学推荐陈文团、关永中两位教授及政治大学推荐沈清松教授予以评鉴。法院于本年4月间及4月底收到三位教授之评鉴意见，乃于5月23日开辩论庭（被告及独立上诉人，被告选任辩护律师均未到庭，一造辩论终结），并于5月30日宣判。台湾高等法院系于七十四年1月31日收文至七十五年5月30日宣判，历时一年四个月，其办案进行情形，该院列有详表，证明该院是完全照正常程序审理本案，既未提前，也未延后。总之政治归政治，司法归司法，司法案件必须依法处理，不可掺入政治因素混为一谈。

黄少谷这篇谈话，《中央日报》曾加《编者谨志》如下：

本年6月4日司法院邀请立法院司法委员会委员举行座谈会，费委员希平发言认为蓬莱岛杂志诽谤案之判决，使陈水扁、黄天福、李逸洋三人不能参加今年年底中央民意代表之竞选，是政治判决，黄院长少谷即席对本案处理之司法程序详做说明，强调指出此一司法案件，完全依法处理，绝未掺入政治因素。本文是黄院长答词的全文。

《中央日报》说这是“黄院长答词的全文”，是公然扯谎的。因为登出这篇“全文”的前两天（6月6日），国民党《联合报》上就有这样的消息：

〔台北讯〕司法院长黄少谷对立法委员说，法院审理蓬莱岛杂志诽谤案，完全基于独立审判原则，并未考虑选举等政治因素。

立法院司法委员会4日前往司法院考察，立委费希平提出陈水扁因诽谤案判刑，是否“政治判决”的疑问。

黄少谷指出，由于请学者审查冯沪祥的著作是否抄袭，耽误了一些时间，陈水扁此时判刑，完全依照正常审理程序；他并出示一份本案调查、审判过程进度表，说明法院审理情形。

黄少谷强调，他从未在法律个案上影响推事，任何案件都纯粹出于就事论法的态度。

他说，如果由他审判此案，他或会考虑对目前党内、外沟通可能造成的影响，但是法官有其个人见解，他无法干预。

这段消息中，赫然有黄少谷一段假设语气，显然被删去了。可见所谓“全文”，其实是根本不全的、是有意动了手脚的。

黄少谷说：“如果由他审判此案，他或会考虑对目前党内、外沟通可能造成的影响，但是法官有其个人见解，他无法干预。”这段话表面看来，俨然司法独立，其实反面看来，正是给司法不独立泄了底！堂堂司法院院长，竟说他审判此案时他“或会考虑对目前党内、外沟通可能造成的影响”，这种态度，一看就知道这不是“纯粹出于就事论法的态度”，因为“纯粹出于就事论法”，根本就不该“或会考虑”对目前政治局面“可能造成的影响”。黄少谷这一巧辩，正好弄巧成拙，反证了上行下效，国民党影响司法属实。

黄少谷是国民党第一巧宦，为人素以练达稳健著称，他这次欲盖弥彰，事后发现显有未妥，所以在新闻见报两天以后，仍不殚旧闻重播，以“全文”方式，掩饰老糊涂后的一段不失为真相泄底的失言。可惜的是，他再掩饰，也骗不过我们这些细心的人，掩饰的结果，只是愈描愈黑罢了！

1986年6月10日晨

国民党的裁缝将军之一

——记裁缝干政

金一的《水浒里的王昇》，是一篇有趣的寻根文字。这篇文字告诉我们宋朝的王昇曾“在中国的野史上永远留名”。其实，据我所知，王昇作为正人君子的名字，不止于野史中，即使在正史里，都不难看到。《明史》281卷就有进士王昇，是个好官吏；300卷又有外戚王昇，是个殉国者。由此可见，这个名字跟正人君子分家，是“世风日下”以后的事。

“世风日下”以后的王昇，他的背景，据《前进广场》说，是正统军人出身。但在日本的陈平景看了，不以为然，去年10月15日，平景写信说：

贵刊前曾评论王昇调职事，文中称王为正统军人出身，所持之依据为王毕业于中央军校第三分校十六期政训总队。若以此一学历，应称为正统政工出身，不能与正统军人混为一谈。但王不应只是正统政工出身，三分校十六期实际为编入之建制，王于1939年2月在江西吉安投入“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三团”简称“战干团”。3月日军攻陷南昌，战干团迁江西瑞金，才编入十六期政训总队，同年11月毕业。实际受训不足六个月。因此，我想王昇之另一正统科班出身应为名副其实的裁缝师傅。查王之实际学校学历为1931年十六岁龙南致良小学毕业，如此而已。同年拜师学裁缝，三十三年出师，遂跟老师傅一起到处做活。1937年参加周劲的地方部队，任文书上士，1938年参加廖宏壮丁常备大队任准尉副官，廖宏后助其考入“战干团”，此时王已与廖光美结婚生下一女，名王华，现在大陆江西安福县当小学教师。王之亲弟弟叫建南，现还健在，仍住龙南，是个木匠。陈若曦的父兄也是木匠，刘邦、朱元璋的出身又是什么？这都不必成为任何人内心的负担，更不应看不起。但是，一份以“最”接近事实的刊物标榜的责刊，我们读者要严格要求水平。以前我们对王云五自学成功，大加赞美，从不掩饰，依此，我们对王应称“小学毕业，裁缝科班，政工上将，名誉博士”庶几贴切，人人才服气。

平景这篇有趣的寻根文字，特别从王昇学裁缝的出身，穿针引线，是很重要的。孟绝子在十一天后写《将军身上衣——送王昇》（《民主人》第19期），有这样几段：

你鼎盛时期的局面是一头百臂千只脚，上面虽然只有一张嘴在微笑，下面却四面伸展，无孔不入，无所不在，上下更是失调、更是危险。结果更糟，临老还要远渡重洋一万五千公里去当一个七等小国的小大使。

但这又能怪谁呢？要怪也只能怪令尊大人，他不该在你十六岁那年让你去学裁缝。年轻时所学的专门行业技术会深深滲透潜意识里，主宰和影响终生做事的方向、方法和方式。回顾过去三十年你的工作内容，你正是一直把你认为不需要的和不喜欢的部分一剪刀一剪刀地“裁”掉，把你认为必要的和喜欢的部分一针一针地缝起来，也就是说，你把你政工干校的心爱毕业生一针一针地缝进台湾社会每个角落里。

如果你十六岁那年不去跟别人学裁缝，而跟令尊大人学弹棉花，今天台湾复兴岗政工干校的格局就不会是裁缝式的保守、刻板、狭窄、阴沉，而会是弹棉花式的活泼、生动、奔放、开阔，因为裁缝的剪刀声是“杀、杀、杀”，而弹棉花的声音是“塔、塔、塔、塔、登”啊。

往事虽如云烟，我想你午夜梦回一定也还是有“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之痛。但话说回来，三十年叱咤风云，最后又爬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峰，你也该一生无憾了。我知道你目前难以释怀的是人情冷暖耳。听说你极盛时，门口天天车水马龙，门里座无虚席；如今一旦流放，就门已可罗雀，门内无来宾矣。然世态炎凉，自古如此，并不自今日始。但年老投荒，究非佳事。为了不使晚景凄凉，你不妨把你留在大陆三十四个寒暑的首席夫人廖光美女士和大女儿王华小姐接到巴拉圭团聚，热闹热闹。

老孟这篇“裁缝师傅”的“潜意识”发微，也是有趣的寻根文字。

看了金一、平景、老孟三位朋友的有趣的寻根文字，我忍不住手痒，也来寻一点根。我寻的根是历史上的例子。

在《朱批谕旨》中《杜滨》卷内，雍正六年（1728）十月初四日，陕西管粮盐的官杜滨，打巡抚西琳的小报告，告诉皇帝说：

一巡抚西琳，器局褊浅，动作乖张，不达政务而专好小利。每接见属员，有二裁缝旁坐缝衣，不但司道恭揖，二裁缝稳坐；至府厅以下长跪回话，二裁缝稳坐如故。凡地方紧要事务一一听闻，大小官员莫不骇异。

这一小报告，在《朱批谕旨》中《西琳》卷内，我们看到雍正皇帝的谕旨：

西琳被人如此参奏，返躬自思，何颜立于天地之间耶？朕所用满洲外省大臣中，多无耻、不廉、器局狭小，其所以然之故，朕实不解。朕阅此奏之后，随于各处访询，尔虽无大贪之处，类斯营求小利等事，不可枚举。总因汝出身微贱、福量浅薄，不克负荷耳！满臣之颜面，被尔辈一二丧失天良之人坏尽矣！朕除愧恨之外，复有何谕！嗣后若不洗涤肺肠，痛加悛改，身家性命即在眼前。非但辜负朕一番擢用之恩而已也！

在这段有趣的皇家文学里，我们可以看到，雍正皇帝如何痛感于“所用”“外省大臣”多么“无耻”、“不廉”、“器局狭小”，雍正皇帝骂他们“出身微贱，福量浅薄”，满洲外省人“之颜面，被尔辈一二丧失天良之人坏尽矣！”而做皇帝的，“除愧恨之外，复有何谕！”

雍正皇帝此谕，当然痛感于他这些“外省大臣”的“出身微贱，福量浅薄”，以致闹出用裁缝干政的笑话。不过，在他死后两百年，新时代的“外省大臣”，非但用裁缝干政，并且大臣自己干脆出身裁缝了。这一后来居上，雍正皇帝思想起来，我想他一定会好过一点：——谁说国民党革了满清的命？满清人“除哈哈大笑之外，复有何谕”！

1984年1月15日晨以两小时写定

国民党的裁缝将军之二

——“王大将”外放感言

政工干校出身的刘维斌导演，是我的老朋友。他是王昇“王大将”的学生，有一次，他陪同王昇秘密访菲，回来后，约我同王昇见面，我拒绝了。刘维斌私下透露：“敖之啊！我警告你：‘王大将’一直对你很不满。”我笑着说：“维斌啊！这很公平，因为我也一直对他很不满。”刘维斌听了，哈哈大笑，我也哈哈大笑。

更令我哈哈大笑的，还在后头呢！我的朋友王威宁，有个四岁的小女儿，叫千千，有一次同我吃饭，我说：“千千啊！你看你的皮肤多好啊！”她说：“白里透红。”我说：“你这么可爱，咱们做个朋友好不好？”她说：“你这么老，谁要同你做朋友！”我听了哈哈大笑。王威宁告诉我，说千千讲话，就是这样旁若无人。他说千千的小朋友之一是王昇的外孙女，她到王昇家去玩，对王昇态度，比对李敖还要糟，因为王昇比李敖老多了，千千更不喜欢了。

我从不认识王昇，也从不想认识，但我自信很能知道他的心态，就像知道所有国民党大员的心态一样。他这次从“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垮下来，我丝毫不以为疑，因为这是宫廷政治的权力斗争老套，一点也引不起我研究的兴趣。引起我兴趣的反倒是他外放巴拉圭做大使——以军人身份，去办外交、去做大使，事关体制问题，我倒愿意感言一下。这问题说来话长，我不再哈哈大笑，我先从七十年前开始。

袁世凯反对东洋刀

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总统是袁世凯，袁世凯当了总统后，想把他的儿子做接班人，在他死后做总统，但是格于体制，他做不到，于是他异想天开，干脆做皇帝，干脆把总统改为皇帝，于是他就称帝了。

袁世凯称帝后，不料中华儿女一致斗他，他感到皇帝难为，乃宣布恢复原状，又做起总统来了。1916年3月22日，他宣布撤销帝制；4月22日，他任命段祺瑞做国务卿；5月8日，他恢复了国务院，由段棋瑞出面组阁。段祺瑞当时想用徐树铮当国务院秘书长，据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①，内幕如下：

（段想用徐为国务院秘书长），但是自己不敢出面推荐。就请王士珍代他向袁提出。王士珍是个阅世很深的黄老派，他知道袁最讨厌徐，但又害怕段责备他不肯帮老朋友的忙，因此他并不回绝段，但又不向袁提出。过了几天没有下文，段实在忍不住了，又请张国淦代他向袁提出。张向袁刚刚提了一句话，“总理想自己物色一个秘书长”，袁就满脸不高兴地频频追问：“他想用谁？用谁？”张被迫说出“想用徐又铮，以资熟手”。袁的脸色就显得更难看，说：“真正太不成话，军人总理，军人秘书长！这里是东洋刀，那里也是东洋刀！”

但是袁随即发觉自己正处在危急存亡的关头，不宜使出往日的威风来激怒别人，便又平下脸色来指示张国淦：“你去向芝泉说，又铮是军事人才，就叫他再任陆军次长吧！”

这个时候，张国淦偷眼看见王士珍坐在同一间房子里，不开口说一句话，脸上也没有一点与平时不同的表情。他不由得不佩服这位“北洋三杰之龙”的处世之道。

当天下午，张跑去见段回话。他隐瞒了袁不好听的话和不好看的脸色，只说到“总统想用又铮再任陆军次长”，一句话还没有说完，就听得哗喇一声，段把衔在嘴里的烟斗使劲地扔在老远的地板上，脸色比袁更要难看，说：“他到了今天，还是一点都不肯放手！”

这是6月6日袁世凯死前不久的事，独裁者尸居余气前仍旧紧抓权力“一点都不肯放手”，想来真正好笑。不过，袁世凯这里所用的借口，却实在发人猛省，袁世凯责备“真正太不成话”，因为到处都是留学日本的军人当道，“这里是东洋刀，那里也是东洋刀！”显然给人不良的印象，因为一个民国里，实在不该有这么多军人冒出来，民国的吏治基础该是文人政治，军人捞过了界，是不好的。

“北洋军阀”不敢胡来

段祺瑞想用一个军人做秘书长，都遭到袁世凯的反对，可见国民党整天丑化的“北洋军阀”，的确还有个样子，绝非国民党所说的一无是处。在“北洋军阀”时代，前后有大总统、临时执政、军政府大元帅九人走马换将，前后有内阁总理四十六人你来我往，前后有算不清的各路军人耀武扬威，但是，大体上，有一个最奇怪的现象却没被人注意，那就是“北洋军阀”尽管走马换将、尽管你来我往、尽管耀武扬威，但是，他们活动的范围，却只限于“东洋刀”的范围，换句话说，他们是不敢在本行以外胡乱伸手的。他们让教育归教育、司法归司法、外交归外交，他们是不敢捞过界的。

以外交为例，早在1933年，波拉德（RobertT.Pollard）在《1917年至1931年的中国外交关系》（China'sForeignRelations1917-1931）里就指出：

在军阀主义流行的时代，中国的外交政策，差不多完全只由一小部分很熟悉国际公法有外交经验及通晓国际情形的相当人物所定夺。这些外交官员中，有许多曾在中国教会学校毕业的。有几位是曾在美国英国或其他欧洲国家大学里得到高等学位的。实际上他们都能操一国或几国语言。所以内阁和党系可往复调动，各省也可任由以前的土匪去当政，可是外交部同外交官员，却终是在这种留学阶级的青年们手里。他们曾在巴黎与华盛顿会议里，申诉本国的怨嫌，他们决心要努力达到中国应受主权国待遇的原则②。

在这种“外交部同外交官员”都是清一色的职业外交人员的体制下，我们可以看到外放的人员，都是文人、都是能安于其位的文人。例如施肇基做驻英国大使，一做便是六年（1914-1920）；胡惟贤做驻新加坡总领事，一做便是六年（1912-1918）；胡惟德做驻法国公使，一做便是八年（1912-1920）；颜惠庆做驻德国公使，一做便是四年（1913-1917）；顾维钧做驻美国公使，一做便是五年（1915-1920）；汪荣宝做驻比利时公使，一做便是五年（1914-1919）。……这些事例，使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即使在“北洋军阀”时代，军人也是不可以办外交的、不可以外放做大使的。

杜勒斯之言

到了革了“北洋军阔”的命的国民党抓到政权后，到了这个国民党被共产党打败、逃到台湾后，国民党的儿戏体制行径，愈来愈变本加厉了，其中一个最特殊的，就是扩张军人的权限，这是绝对违反民主国家的规格的。民主国家为什么禁止军人的权限呢？因为军人的基本训练与文人不同。军人的训练是单一化的、公式化的，政治和社会的实际却是多元化的、有弹性的。丘吉尔说：“德意志帝国先天不足，因为她的军事领袖精通他们专业知识的每一个细节，却全然不通其他的知识。”这段话，一语道破了军人的缺点。因为军人有这种职业病，所以复杂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军人有的不能参与得太多、有的根本不该参与，否则就会闯出意想不到的大祸。过去德国、日本军国主义的害人害己固不必说，即以美国而论，一旦军人势大，也照样出纰漏。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尾声时候，提倡联合国精神，但在太平洋的一些战略小岛上，却受到军方压力，做了违背联合国精神的处理。结果不但惹起许多小国的反感，甚至惹起理想主义科学家的反感，而把国防机密外泄给苏联。美国国务卿杜勒斯（JohnFosterDulles），1950年在《战争或和平》（WarorPeace）③，曾有这样的论列：

我们所以必须有强大的军事设备，并不是说军事的考虑将控制我们的对外政策。所谓军事意见只是那些供给我们如果战事来临怎样可以确保军事优势的专家意见。自然的而且是正当的，他们当以充分保证的意见提供于我们。但如一一按照这些意见办理，其意义便不免要在冷战方面失败，而且会丧失了和平。

军事专门人才中固然也能产生伟大的政治家，艾森豪威尔将军和马歇尔将军便是在我们这时代中的两位。但当军事人员在军事范围内行动，他们不免倾向于其事业。他们从不想对于经济或世界舆论加以判断。他们也不会顾虑到隐伏于道德力的种种可能。他们也不想了解像联合国这般的世界组织，与其发射出来的不易领会却很强大的势力。至对于外交与调协资源的计量，也不是他们的任务。其在美国，则军事人员至少会假定联邦政府在所收集一切有关的因素经过专家判断后，将会做最后的决定。

这也是美国人无时不要如此的办法，其结果正如艾森豪威尔所称“军事权对于民事权之必要而贤明的屈服”。

那样的“屈服”在意义上表明美国人信仰战事并非不能避免，故认为我们的政策在探求和平，并且宁冒一些险去获取和平，正如我们在战时必须冒险以获取胜利一般。这样的涵义便是政府中对于政策做最后决定的民事人员，有时必须负责制止若干纯粹军事的判断。

苏联的领袖也是民事人员，而其判断都可以管辖军事的判断。这不是说他们漠视军权，事实上适得其反。斯大林于1946年5月劳工节中有言，军事力量必须保持其为“眼中的珍品”，但仍然是民事领袖，而非军事领袖，主持政策的制定，并决定如何应付战争的危险或是发动战争；若果如是，将要多久或在何时才发动。而且，苏联领袖们还能从他们的和平攻势中尽力榨取利益。

主持苏维埃政府的共产党常把军事机构作为从属的机构。他们恐怕那由人民构成而非由党员构成的军队或会发动一次反共的革命。因此，除了在实际作战的时候，共党常把将领们置诸次要的地位。克里姆林宫在战争结束时，并没有为将领们举行盛大的凯旋游行。大多数的将领却退居于遥远的乡村，度其休闲的生活。

从1945年之旧金山会议以来，五年之间，我曾经参加了十次的重大国际会议，平均每次会期约为两个月，在这些一切会议当中，我常与主要的苏维埃人物如莫洛托夫、维辛斯基与葛罗米柯等相对而坐。我永没有觉得他们曾受军人的意见所镇压，或者是他们的战略或政略曾受军事的考虑所控制。

这并不是说共党领袖爱好和平。我们却知道他们宣传武力——至少在阶级斗争中的武力。我也可假定他们在寻求并利用军人的意见，而且显然的，他们或会计划另一次的珍珠港，但若果如此，这并不是由于军人需要此举，而是由于政治局在考虑一切因素，特别是苏维埃共产党征服全世界人类的企图后，乃决定为此。

军人干政的危险

杜勒斯接着举例以明军人干政的危险，其中也提到太平洋的一些战略小岛问题④，他说：

军事人员坚主我们对于这些岛屿，应有完全管辖之权。而他们的态度使我们对于旧金山会议的准备遭遇不少的困惑，并阻碍我们促进联合国对于亚洲殖民地采取演进的原则，以对抗苏联所采暴力革命的政策。

军人对于我们用以对抗斯大林暴力革命计划的殖民政策，殊难估计其重要性。

他又说：

如令军事分子决定对外政策，那是很危险的。

由于军方的请求都是可见的而有具体的形式者，因而人们常有予以接受的倾向。人们都能目击大炮、战舰、飞机与基地。这些都是有体质可以计量的。而在另一方面，则有些是不可捉摸与不可见的事物。实际上，则这些不可捉摸者反而更重要。牺牲了善意而取得一个空军基地，那是一项不值得的交易。

苏维埃领袖们，在他们征服世界的计划中，很巧妙地置军事因素于其对外政策的背景。我们则使这些军事因素深入前景，故当共产党宣传大放厥词，并坚决指摘我们散布于辽远各处的基地时，世界的人——无论居住于北欧、地中海、拉丁美洲或太平洋者——不免因此为共产党宣传所煽惑。

此举大有助于苏维埃共产党之获取胜利，并有助于他地共产党人施展更大的势力，而增加其信徒的人数。

我以为这将是一个可以提出来的很公平的问题：如果使我们的对外政策变成一个军事型，则美国或苏联哪一方面将会得其助力最多？我们或者会获得一些军事上的利便，但我们却因此支付了道义上与心理上不利的很高代价。……现在请再问问自己另一个问题：“我们所获得的一切外国基地，其在军事上的价值是否大过现被泄露于苏联的原子弹与氢气弹的秘密，而这些秘密乃为具有和平倾向之人而完全信任俄国政策如福克斯博士之流者？”

福克斯（KlausFuchs）博士是泄露美国原子弹秘密给苏联的英国科学家，他被判十四年，并被剥夺国籍。杜勒斯这段话，写得语重心长，他不厌其详的告诉了人们：一个国家，让军人干政的结果，最后将是多么得不偿失！这种情形，连民主国家如美国者，都要赔上老本，而那些在美国卵翼下的极右派政权，又何能免于惹火烧身呢？

国民党敢胡来

美国的有识之士有鉴于此，所以在制度上，就先坚持“文官统制”“文人政治”“秀才管兵”，明定文人来做国防部长。这样做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前途，不得不然。法理上，“中华民国宪法”也是这样的。因为第138条明定“全国陆海空军，须超出个人、地域及党派关系以外，效忠国家，爱护人民”，第139条明定“任何党派及个人，不得以武装力量为政争之工具”，第140条明定“现役军人不得兼任文官”。这三条“基本国策”，并没被“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架空，也没被“戒严法”架空，更没被任何中国国民党的公开党方文件架空，所以，它们是应该被遵守的。但是，当我们一再看到“党派”并未超出“全国陆海空军”以外，一再看到“党派”以武装力量为工具，一再看到“现役”军人兼任文官，一再看到他们干各种“大使”、干“铨叙部长”、干“国防部长”、千这个、干那个，我们真忍不住要在枪口底下问问：国民党怎么了？

国民党这次把王昇外放做大使，其实已是它破坏体制的老套，因为在王昇以前，先后早有彭孟缉、胡琏、陈嘉尚、王叔铭、胡忻、董宗山、罗友伦等等“将军族”外放过，只是王昇这次因为身份特殊，特别引起注意而已。因为王昇外放的意义，比这些“将军族”的将军们复杂得多，它是国民党当年窜陈立夫于国外的故技。国民党当年把陈立夫窜到国外去，只是给他钱，叫他在美国养鸡，还没叫他做大使，目的是使CC派群龙无首，便于斗倒CC派。但是这次对王昇，却在窜他之余，不脱“这里是东洋刀，那里也是东洋刀！”的味道，这种情况，显然还是军权冒泡的结果。“政工派”本是学自苏联的体制，民主国家是没有政战系统和单位的，它是国民党“联俄容共”时候引进来的“德政”，第一任国民党的政工头子，不是别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共产党周恩来！这些秘史，追究起来，真是非常好笑。国民党的政工体制，在军事范围内，权力不如共产党；但在军事以外的势力上，却捞过了界，捞得使“党工派”（党方）、“技术官僚派”（政方）、“黄埔派”（军方）都备感压力。所以，“政工派”的一枝独秀，不但是军人干政的扩大，且是“那种军人”干政的扩大，这可就太那个了。这次国民党用对付陈立夫的故技使“政工派”群龙无首，从而使“党工派”、“技术官僚派”、“黄埔派”得以图存，从政治斗争的技巧言，外放王昇是一着狠棋；但从破坏体制言，不论国民党哪一派，其实都是共犯、罪无可逭的共犯。国民党就是国民党，在政治斗争中，他们只有争权夺利，并无体制可以尊重，只是王昇的例子，证明了国民党权力分担中，又多了“政工派”的破坏体制而已。由于这一破坏体制，逼使他们要用更多的破坏体制，来抵制这一破坏体制，于是，王昇外放了。

王昇外放真正可哀的，不是王昇自己，而是国民党本身。国民党革了九十年的命，最后革得要把自承“没带过一天兵”的“革命军人”外放为安、革得到处都是“东洋刀”、革得没有任何体制来新陈代谢、革得仍是宫廷政治的你死我活。……这真太可哀了。杜牧《阿房宫赋》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如今袁世凯不暇自哀，而国民党哀之。国民党哀之，而不鉴之。不知国民党是否还有后人可以复哀也。哀哉！

1983年10月13日

①这部书是中共出版的，当然是禁书，我只好从商务印书馆公开发行的《徐树铮先生文集年谱合刊》转引，在台湾看“匪书”是特权阶级的专利，我是看不到的。

②曹明道译：《最近中国外交关系》，1935年正中版。

③王鹤仪译：《战争或和平》，1950年华国版。

④太平洋的一些战略小岛外，杜勒斯又论列德国，他说：

直至1949年夏季以前美国在德国设有一个军政府。其他三个占领国家——英法与苏俄——则已于两年以前将其驻德当局改隶于外交部之民事的监督下。

军人对于德国的态度不尽与国务院相同。

我国和他国军人常因德人在军事上之勇武，而对他们估计很高。我们有些军事顾问似乎觉得德人既经击败法国，故我们的战后政策与其以法国为基础，无宁以德国为基础。他们没有看见，而且他们所处地位也不能充分看清，这种态度对于西欧之非德人国家发生怎样的严重打击。

又论列拉丁美洲：

我们与拉丁美洲的关系，由于我国政府应付全国安全委员会与联合参谋长对拉丁美洲基地所提出的意见，而往往感觉紧张。

巴拿马的基地颇引起公众的相当注意。巴拿马政府不愿长期租借该基地；而我们的军事人员则认为我国投下如许巨资，却非获得长期租借不可。

无疑的，军事人员的判断很正确；但为着巴拿马与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一致意见，我们不能低估善邻的关系。结果，我们只好停顿了这个基地的计划。

又论列意大利殖民地：

这一问题之解决，由于军事人员对于英国在北非洲利比亚基地的意见而变为复杂与延搁。由于英美西国间防卫设备的密切关系，两国政府对此事件不能不互相提携。结果，我们的立场须略有改变，俾可与联合国大会中多数的意见调和，而使此问题之解决有其可能。然而军事人员也不能估计，而且不愿估计，局势上许多不可捉摸的因素。

又论列北大西洋条约：

这个条约的缔约国较原来所拟者增加了很多。它的原来发起者为加拿大、联合王国、法兰西、比荷卢经济同盟三国及美国。这些国家在平时与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皆很密切联系，而其政治制度也很相似，在拟订此条约之际，许多人觉得它可以把这些国家结合为一个政治统一体，因而实现军事的统一与共同防卫，发生极大的效用。但是军事人员方面却认为最好是扩大缔约国之数，俾可以获得某些战略上的利便——尤显著者为格陵兰、冰岛、亚速尔群岛与亚平宁山峡。因此，北大西洋条约便采取了以战略为主的定形，而政治上的价值遂致丧失，此却为军方所未尝估计或可能估计者。

我们已从欧洲、非洲、拉丁美洲与远东获得五个例子——其实例子还多得很——表示军事与政治分子之间怎样难以平衡。

杜勒斯的结论是：

我们现在从事于军备的竞走，此项竞走异常热烈；而从事于此者很易为其狂热所支配，以致丧失其比例感者。

我们全国积极从事于原子弹氢气弹与喷射轰炸机的制造，因而感觉我们在各处都需要可以运用这些利器的良好地点。我们觉得政府当为我们获致炸弹与基地，而对于两者均以尽可能获得最多为宜。我们没有稍停一下，估计此举对于政治上与道义上所付的代价。对于此举的公众情绪如是强烈，遂使民事的公务人员，纵然自己知道安全不专以军事力量为根据，很难做适当的处置。

我们将没有资格继续生存，假使我们成为一个纯物质的国民，假使我们表现一种日益强硬与不人道的印象，假使我们不顾人类要求从死亡悲惨与身心饥饿获得解救方法的呼吁，而这些条件适足以构成循环不已的战争，特别是处于现代“总体战”的时候。

军事的需要固很重要，因而一个强大的军事设备确有其必要。但除非我们的政策在实际上与形式上均对于世界人民所企求的和平予以优先的注意，我们将怠忽了对于寻觅和平安全与正义的致力。我们必须牢记下列各项事实：

德皇乃完全遵从军事便利的指示者。

墨索里尼与希特勒在30年代的举措与此正同。

日皇之所为也正相同。

这些政府的每一个在战争初期皆获得大胜，结局则每一个都惨败。

世人长久认为美国乃爱好和平的国家，因此我们随处获得好感；及战事来临，我们则能组织庞大的联盟，结集了世界最多的人力与物资，以对抗世人认为黩武之人。我们在道义上的权威终久克服了初期军事上的不利。

我们不宜以道义上的固有权利与一盆的汤肴交换。由于对军方一切的建议过分迁就，我们不免使世人认为走向黩武方面。苏联殆已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武力，其领袖们实际上亦以暴力为必要，却在表面上主张和平。甚至在美国中也有重要组织如华莱士（HerryWallace）所领导者，接受此项意见；华氏竟在世界各地广为宣传。

当然的，我们政府必须接受良好的军事意见。我绝不怀疑政府所获得军事意见的良好，因为美国军官都是世界上最称职而最爱国的人士。但这些意见必须由那些深信战争非不可避免之人，而认为我们必须获得和平，与必须为和平冒一些险者，权衡其轻重。的确，历史昭示我们只有那些愿为和平冒一些险的人，才有在总体战中获得胜利的良好机会。

杜勒斯这些论点，三十多年后，大概都给人忘光了，我特别多引录一些，使我们多回味一下理论与实际。

国民党大使垮台秘闻

10月9日傍晚，碰到叶公超的司机先生，因为我平日对老农老圃级的人士最有礼貌，他们最愿意同我聊天。司机先生说，叶公超死后，留下的遗嘱，他的朋友们全都不执行，人在人情在，人死什么都没有了。我说他们这些达官贵人的交情啊，看起来最热络，其实最虚情假意、最浅盘没根。所以，人活着，交情不过文酒之会；人一死，交情就是公祭上香了，任何深入一点、有意义一点的事，他们生前死后，都是做不出来的。我说这些话，是有感而发的。我以胡适为例。我说胡适生前，他的周围俨然是他的畏友、良朋、门生、干女婿，是“蟠龙大花瓶”的赠送者、是生日酒会的拜寿者、是“胡适合会”的“标会”者……可是胡适死了以后，几乎在“尸骨未寒”的当儿，他们就变成了“不认得耶稣”的“彼得”。钱思亮尤为此中翘楚，他封了跟胡家来往的后门，甚至公开装作不认识干妈胡老太了。最严重的，他居然公然违反胡适的遗嘱，把应由台大处理的《胡适全集》，皮球踢给“中央研究院”，然后王世杰再接着踢，直踢到二十年后，一事无成为止。十七年前我编《胡适选集》，遭到国民党和它同路人的捣乱、围攻。理由千奇百怪，其中之一是说《胡适选集》影响了《胡适全集》的完整性，好了，最后《胡适选集》被法院宣判没收、销毁了（事实上他们一本也没搞到，全都卖光了！），可是他妈的《胡适全集》呢？二十年了，《胡适全集》呢？胡适的亲朋好友、胡适的门生故旧、胡适的干女婿钱思亮、胡适的床头人江冬秀、胡适的大徒弟毛子水、胡适的小学生胡颂平、胡适的“监护人”徐高阮、胡适的大秘书王志维、胡适的海外传薪人杨联升……他们都做了些什么呢？他妈的《胡适全集》呢？这些达官贵人的交情啊，原来如此！

司机先生又说，叶公超曾对他说，他后悔没听太太的话，竟去做官，结果做官做得得不偿失。我说二十年前，在美国新闻处副处长司马笑（JohnAlvinBottorff）的家里，叶公超就向我说，他加入国民党，原希望他两脚踩到泥里，可以把国民党救出来，结果呢，他不但没把国民党救出来，反倒把自己陷进去，言下不胜悔恨。六年前他约我到他家，他的悔恨，又加上衰老了。中国知识分子想同国民党合作、想做官，下场一至于此！

司机先生证实了叶公超垮台的真正原因，是出于沈昌焕的向蒋中正告密，告密内容，不是一般所说的内容，而只不过是叶公超私人谈话中有了“对元首不敬畏的语气”。一般所说的原因有二：

一是赵世洵《记叶公超先生二三事》所说的叶公超自言：“蒋先生是反对外蒙入会的，我是主张外蒙人会；蒋先生表示要向历史负责，责备我同腊斯克一鼻孔出气，问我‘是做美国的大使还是做中华民国的大使？’我向蒋先生进言：‘我们在外交上愈来愈孤单，朋友愈来愈少，会影响我们在国际上的生存。’但蒋先生要向历史负责，坚持汉贼不两立的原则。今天可以看出我们在外交上更孤单了。……”

一是曹志源《万里云天忆超公》所说的“叶氏过去因当部长当得太久，高高在上，对送呈之文稿，除特别重者者外，例皆闭着眼睛签字。……现在由一人主稿也不加细阅便签‘照发’情形便不同了。记得美国国务卿腊斯克于一次与叶使做摊牌性的会谈后，该秘书随即以大使名义写出一通洋洋可观的电报给先总统，报告谈话情形。如引腊斯克谓：‘请据实转达贵总统，如拒与美方合作，仍坚持否决外蒙，致使非洲七国无法入会，则美国将认中华民国为不可信赖的朋友，为不友善和忘恩负义的伙伴（Ingrate），则美国今后对贵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亦将洗手不予重视（Washingourhandsoff）。’……笔者未随叶氏赴会，究竟腊斯克措辞是否如此无礼狂妄，仅叶氏与该秘书知之。即令腊斯克说了那些话，驻外使节是否应改变语气或措词以呈报国家元首，都是值得注意的”。

照前一说法，叶公超是因外蒙入联合国的看法而垮台；照后一说法，叶公超是因据实转达了美国国务卿腊斯克的威胁蒋中正之言而垮台。但是照叶公超的司机先生之言，则真正原因显然不在这些。

李朴生《关于叶公超被免驻美大使职事》说：

公超先生之被黜，不是因其报部公文有引述腊斯克对元首不敬之语句，而是被某公密告其私人谈话中对元首不敬的语气，以致蒋先生大发雷霆，立予罢黜。故政府罢黜公超先生的经过，亦与普通行政手续不同，是先电召他回国述职。在他谒见蒋先生时，蒋先生面谕他留在台北，不必回任（公超先生曾告我，他以为回国述职，时间很短便可完事，故仅带几件衬衫、睡衣回国，不料留在台北，他要把美京的行李托人寄回来）。罢黜后，公超先生闲居无聊，便往台湾大学讲授英国文学，由于学生听讲太多，站在教室外听者亦甚拥挤。报纸刊登此项新闻后，台大校长得电话乃解除公超先生之聘约。我往问候，公超先生微笑而已。

李朴生这段话，应补正两点，第一，“被某公密告”的“某公”，不是别人，就是沈昌焕；第二，“罢黜后，公超先生闲居无聊，便往台湾大学讲授英国文学”，台湾大学是师范大学之误。此事当时是梁实秋安排的，后来梁实秋告诉我，国民党党中央不准叶公超恢复教书生活，连冷板凳都不准他坐了（梁实秋说他自己坐了多年的冷板凳，冷板凳坐久了，也就热了。叶公超突然由热变冷，坐立不安了）。

叶公超的故事，清楚说明了与国民党合作、想做官的知识分子，苟还残存一点性格，最后的下场是什么。

1983年11月4日

国民党的大臣之体

——外交官与“吃角子老虎”

黄秋雄致李敖

李大坐牢家：

本人是您多年读者，曾服务于“外交部”会计处，1971年11月外放驻莱索托王国“大使馆”工作，馆长为关镛“大使”。1976年11月调部回台，次年元月辞职，转任会计师。关大使于1972年5月调回“外交部”担任北美司长，其后调升次长，派驻南非大使，再调任“外交部”次长迄今。本人与关镛“大使”相处半年，颇了解关镛“大使”在任所之情况及其为人，对于李敖“千秋评论”五十六期第110页刊载一则《“外交部”次长关镛的丑陋》一文，所述情节与事实不符，觉得有挺身说明之必要。

莱索托王国系位于南非共和国境内，内陆偏远山丘贫瘠黑人小国，首都马塞卢（MASERU）只有两三万人，1971年间，新设HolidayInn旅馆、附设CASIN0赌场，以吸引南非白人娱乐观光，增加莱国财源收入。南非共和国当时禁设赌场。该CASINO旅馆遂成为莱国唯一社交兼娱乐场所。中国人总共不到二十人，“大使馆”关镛“大使”夫妇、韩姓秘书、本人及内人住市区，农耕队长及队员住郊外，均为政府派遣人员。莱索托王国并无华侨，华侨均住在五百公里外之南非城市。当时本人尚不知如何切磋麻将。“大使”夫妇、韩姓秘书、张队长夫妇五人在“大使馆”确曾有麻将聚会，但也常三缺一，我们两位馆员倒常跟随关“大使”一起整理两甲多地之使馆庭园以消磨时间。本人到任一年后才由一位任职联合国驻莱索托王国所属机构之菲律宾人调教学会麻将。据我了解关大使陪客人上CASINO仅拉“吃角子老虎”不押“轮盘”。“吃角子老虎”每拉一次需放投二十分（CENT）或五十分（折新台币二十五元）铜板一个。关“大使”回国前夕驻在国大法官为关“大使”在HolidayInn设宴饯别，餐后关“大使”随兴拉“吃角子老虎”，结果铃声大响，惊动四周，贏了难得最高奖（JackPot）二千五百元当地币（合新台币十二万五千元），被当地人士一时传为美谈。关“大使”也津津乐道，据以茶余饭后话题资料之一。以上所述可作为《外交部次长关镛的丑陋》一文，所述第一段情节之说明。

本人在“大使馆”经管总务工作管钱管账，半年相处所认之关镛“大使”是：头脑清楚、待人平实、处事勤快、有条有理、公私财物分明、具有原则的人，在国民党政体中应属清官。

关于《外交部次长关镛的丑陋》一文第二第三第四段，所述情节，其时间本人已经辞职，离开“外交部”，在台北执业会计师，故不予表示意见。

大师李敖声名博得不少人尊敬拜倒，奉为神明，亦令多少人闻声胆破尿直流，干（台语发音）是魔鬼，也使许多人希望借您千秋之笔出点鸟气。您是当今台湾孤岛日月神魔真人。

本人与关镛次长之关系，除半年共事期间外，不认识于先，亦未继续攀交于后。在驻足莱索托王国五年期间之这一半年中浏览所得印象，与《外交部次长关镛的丑陋》一文第一段所载情节并不相同。本人觉得“外交部”这位投书者，文笔并茂，尚可担任《中央日报》记者负责撰写党外新闻报道。仅就所见所知陈述提供参考，敬请李大作家评断。

读者黄秋雄敬上1986年5月22日

李敖答黄秋雄

黄大会计师：

很佩服你肯“挺身说明”你以前的上司“关镛大使”的“清官”行为。你说：“本人与关镛次长之关系，除半年共事期间外，不认识于先，亦未继续攀交于后。”虽然你与他已不“继续攀交”，但仍勇于为他仗义执言，这种不以功利或现实决定去取行止的风度，今人已极罕见了，尤其令人佩服。

你信中所写“关镛大使”拉吃角子老虎的事，既得之于新闻，当是实情。不过，我认以大使之尊，动手拉吃角子老虎，总未免有失大臣之礼。至于得款折合新台币十二万五千元而不于当地即时予以散财乐捐式处理，反以“津津乐道”为务，尤未免有失大臣之礼。大臣之体是很重要的，这是中国政治人物很讲究的一个自勉条件。大臣之体的条件很多，诸如主敬、盛德、清介、雍容、识大体等等，都属之。

正因为有大臣之体的当事人身份不是常人而是大臣，所以立身行事，不能以常人论、以常情论。古代大臣有很多不成文的规矩，举凡持身之严、守道之坚、辞色之谨、原则之维护，都在常人常情的标准之外。恺撒休妻时说悟撒之妻必须在不容怀疑的标准上（“Caesar’swifemustbeabovesuspicion.”），就是类此。秋雄先生，“关镛大使”的行为，显然应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罢！虽然以大臣之体要求国民党的官吏，未免悬格太高、弄错对象，但这样要求一下，使人知道天外有天，不容国民党的卑下规格遮尽天下耳目，也是必要的啊！

李敖1986年6月14日

国民党胡秋原的时光隧道

二十年前，《文星》被国民党封杀。在封杀作业中，由王昇主持的“总政治部”，是媒孽最深的首席机构。当时文星的敌人胡秋原等，表面上是自由学人，其实骨子里却跟王昇这些大政工挂钩，同干这一票“文武合一”的摘星大业。当时因为事涉机密，流传出来的内幕有限，所以无从深究。直到十多年后，我才慢慢查出一些。

王昇本人是没有文化水平的下三货。林正杰的《前进》杂志说他是正统军人出身，这是美化王昇的说法。事实上，王昇只有1931年在龙南致良小学毕业的学历。毕业后，去做裁缝学徒。1937年参加周劲的地方部队，任文书上士。1938年参加廖宏壮丁常备大队，任准尉副官。由于廖宏的帮助，在1939年考入“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三团”，就是俗称的“战干团”，编入十六期政训总队，实际受训，不足六个月。所以，王昇只是旁门左道的政工出身，绝非林正杰杂志所谓的正统军人出身。

正因为王昇只不过小学毕业外加受训不足六个月的卑鄙小子，所以他的招朋引类，也就是“武大郎玩夜猫子——什么人玩什么鸟”式的，他所欣赏并重用的大将，其文化水平，也就可想而知矣！

王昇欣赏并重用的大将之一，是曹敏（曹慎之）。曹敏还不如王昇念过小学，他根本没进过任何正式学校。他在1926年混迹北伐队伍中，办党。抗战胜利后，办党报。大陆丢掉后，逃到香港做小生意。1951年来台湾，1952年到政工干部学校教书，见宠于王昇，自此扶摇直上，俨然学术与政治之间人物矣！

1979年3月，“总政治部”属下的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了一本红皮烫金的《慎师七十文录》，是庆祝曹敏七十生日的一本专集，其中有一篇《胡秋原先生序》，我看了以后，才得知当年他们“文武合一”的一些挂钩内幕，并且也起了不少疑问。胡秋原在序中首先说：

我是一个几乎没有所谓“社交”生活的人，与党政方面人士尤其少有个人的往来，所以我与曹慎之先生原不相识。民国五十一年，郑学稼先生和我因为一个同我们两人有投稿与书业往来的书店，在所谓文化论战后，忽然对我们两人先后送红帽子，我们便先后对那书店及其作者提出诽谤案之诉讼，法院合并审理。这种官司在中国原很少见，所以开始之时旁听的人不少。当时一般朋友对郑先生与我的批评大抵是“修养不够”，“不上算”，甚至于说“好事”；只有三个人同情我们的遭遇，经常到法院旁听，这便是任卓宣、曹慎之、徐高阮三位先生。任先生是我们两人的老朋友，徐先生则因我而认识郑先生，曹先生那时与郑先生在国防部的一个研究部门同事，他是因郑先生而去，于是我在法庭开始认识慎之。

这一透露，告诉了我们：在《文星》讼案一开始，曹敏便以与郑学稼“在国防部的一个研究部门同事”的身份，微妙的介入了。胡秋原又说：

当官司尚在进行之时，到民国五十五年，美国国会为越战举行听证，费正清、巴奈特乘机主张讨好中共以解决越战。有一天，慎之邀约我和学稼、高阮三人，主张写一封美国人民公开信，结果有一千数百人签名的公开信在《纽约时报》发表，一时发生相当大的影响。此我与慎之合作之一事。

这一透露，又告诉了我们：“当官司尚在进行之时”，曹敏已经“邀约”胡秋原、郑学稼、徐高阮共同合作为国民党秘密搞文宣。据1966年7月3日《联合报》，当时新闻局长沈剑虹曾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报告施政说：“国内学人教授一千六百余人驳斥美国姑息分子费正清之流的谬论，曾于5月发表《致美国人民一封公开信》，已由新闻局译成英文，现已洽妥《纽约时报》，于近日内连同签署者一千六百余人名单在该报刊登。”可见“总政部”黑势力之大，大到可以自行作业，然后叫“行政院”新闻局到美国报上买广告的程度！胡秋原说他们“写一封对美国人民公开信，结果有一千数百人签名的公开信在《纽约时报》发表，一时发生相当大的影响”。事实上，“一时发生相当大的”，不是影响而是丑闻。因为一千六百余人“国内学人教授”的众口一声，适足反证了这些知识分子的被强奸。正因为是被强奸，所以失格的学人教授们，也就乱签一气，一千六百人中，因为在各校兼课而见名就签，以致光“签名重复”的，就有六起之多！其中朱建民、董世祁、何静安、郑小杰、卢英权、林碧沧诸教授，大名都出现两次，如此丑闻，真是今古奇观也！

胡秋原又说：

民国五十七年我到美国旅行。我看见费正清派不仅甚为活动，而且他已教育出第二代、第三代的美国的“中国专家”了。而此处之反共理论家还在批评马克思的辩证法，以为这就是理论上反共的根本，而不知俄国人的“马列主义”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如以为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者，正是为毛泽东贴金。

大约五十八年初遇到慎之，和他谈到这些事，并且笑说，像你们这样反共，乃是为中共搔痒，如果我与郑先生几个人过去以后，恐怕没有多少人能在理论上对付费正清的门徒了。我劝你们能办个学校培养新的反共理论人才去。

到了五十八年夏天，慎之对我说，他听了我的话甚为重视，费了好多力气，现在决定在他办公的地方办一研究班，暂定二十人，招收大专毕业生而曾在军中服务有年者再研究二年。这是实行我的意思，希望我对研究科目指导教授提出意见，并且加以赞助。我义不容辞。我主张除了对苏俄与中共的马列理论策略以外，还应研究中国和西方的历史文化和哲学上的种种问题。在这个研究班的第一期，我讲的课甚多，并曾介绍许多朋友讲课。因为此事之故，我便常与他见面，并且在上课完毕以后谈谈。我觉得许多见解是很相同的。

这一透露中，所指的“办一研究班”，就是大名鼎鼎的“心庐”。据我仔细查证“心庐”最初设于台北市中山北路七条通（后来的皇后大饭店），四层楼房，一楼会议室、饭厅；二楼资料室；三楼寝室；四楼研究室及“曹教授办公室”。当时“指导教授”是郑学稼、曹敏、李廉、林一新、方东美、夏晓华，并无胡秋原其人。所以，胡秋原说“在这个研究班的第一期，我讲的课甚多，并曾介绍许多朋友讲课。”真是天方夜谭！并且，“心庐”成立于1964年，胡秋原说：“心庐”之设，在1969年，并且是曹敏“听”了他的“话”、“实行”了他的“意思”才成立的，这完全是“教祖母吸蛋”式的倒果为因！——大政工办秘密干训班，早在五年前就自行成立了，又何劳胡秋原献策啊？事实上，胡秋原只不过是因人成事的追随国民党大政工去效命而已，他投靠王昇属实，但地位并没他回忆的那么重要。

英国作家芒罗（HectorHughMunro）说得好：“年轻人有从没达成的大志，年老人有从没发生的往事。”（Theyounghaveaspirationsthatnevercometopass,theoldhavereminiscencesofwhatneverhappened.）年老的胡秋原达成了他与王昇挂钩的大志，但他却没有残余的年轻和无误的往事来禁得住仔细查证。看了他的回忆，仿佛走进了时光隧道里，轻重错位、前后倒置，真令我们大开眼界也！

1986年11月18日夜12时45分

国民党胡秋原冒充“文化部长”

3月5日出版的《人间》第十七期里，有一篇菜文叫《赤心巨笔的知识分子——胡秋原的青年时代》，中有一段说：

九一八事变后，1933年5月，国民政府和日本签定《塘沽协定》。一二八战争时我国第十九路军在上海击退日本军。“这一战，打起了中国人的信心，打出了一个榜样，使全中国的老百姓相信，日本人没有什么不可打！”胡秋原说。战后十九路军调到福建。至是，十九路军通电，反对《塘沽协定》，这逐渐形成中央与十九路军之间的隔阂，终于十九路军在福建组成政府。这即是发生于1934年春的“闽变”。这时期胡秋原被任为文化部长，年仅二十四岁。徐复观后来写文章，提及“闽变”这件事，他说秋原一向以此为讳。我们觉得这是人生摸索途中、国家摸索途中很寻常的事情，不关是非荣辱。”胡秋原说，他不是以此为讳，只是不愿标榜而已。

看了这段文字，我真忍不住好笑。因为“闽变”当时，根本就没有“文化部”的编制，又何来“文化部长”呢？何况，纵使有“文化部长”，也轮不到二十四岁的胡秋原来当啊！

“闽变”当时，“中华民国”改为“中华共和国”了；“中华民国二十二年”改为“中华共和国元年”了；“青天白日旗”改为“上红下蓝中嵌五角星旗”了。当时干的是改国号、易正朔、变国旗的大举，气派非凡。国号、正朔、国旗既然都改了，政府自然不在话下，当时的政府叫“人民革命政府”，下设“文化委员会”，胡秋原者，“文化委员会”中的一员耳！请看资料：1933年12月9日《申报》（教育消息）：

福建伪人民政府政变，教育厅由伪文化委员会接收。

可见这个“文化委员会”，相当于教育部，实际上只是教育厅的权限。再据1933年11月30日《大公报》福州专电：

……28日文化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推林植夫、徐名鸿等九人为教育行政委员，并指定程希孟为主席委员，推梅龚彬为民众训练处主任，胡秋原为文化宣传处主任，陈耀焜等四人为民众训练处设计委员。

1933年12月15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十二号《闽变发生的经过》中，也提到这个“文化委员会”：

……陈铭枢兼文化委员长，以李章达、徐名鸿（李敖按：徐名鸿在“闽变”结束时，逃跑不及，被枪决）、胡秋原等十三个为文化委负。

可见胡秋原者，只不过是九个“教育行政委员”中的一员、只不过是十三个“文化委员”中的一员，相当于今天教育厅中的一名专员，又何曾干上什么“文化部长”？何况，纵使硬说“文化委员会”就是“文化部”，那么部长也是“陈铭枢兼文化委员长”那个陈铭枢，也轮不到二十四岁的胡秋原！如今半个多世纪下来，“只是不愿标榜”的国民党“立法委员”胡秋原，竟然如此把自己大标榜特标榜，从“文化委员”之一标榜为唯一“文化部长”，这种自抬身价，想欺天下苍生，真未免太目中无人了。但目中无别人好说，目中无李敖可就麻烦了，我李敖实在看不过去，特检具当年《申报》《大公报》《申报月刊》等证据，以斥胡说，并予警告。

1987年4月2日

国民党特务统治外一章

——国特冒充症

我在“千秋评论”第四十九期里，写了一篇《蒋介石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吗？》拆穿蒋介石冒充日本士官学校的学历；又在“千秋评论”第五十五期里，写了一篇《“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拆穿吴心柳（张继高）冒充北京燕京大学的学历。蒋介石、吴心柳都算有头有脸的人，所以他们冒充，总是冒充学历。这些名流，可算是一级冒充。

等而下之的，由于个人的造型不适合冒充学历，有志此道的，就以冒充名人亲属为职志。例如有人冒充蒋经国之子蒋孝文，向歌星行骗（1980年12月24日《自立晚报》）；有人冒充陈立夫之子，向商人行骗（1980年9月25日《台湾时报》）；有人冒充李元簇之侄，向违建户行骗（1984年5月15日《联合报》）；有人冒充刘安祺之侄，向受害人行骗（1984年7月12日《自由日报》）。……这些“皇亲国戚”，可算是二级冒充。

再等而下之的，由于学历和亲属都冒充不上，一般阿猫阿狗，最终南捷径的法子，就是冒充情治人员。由于台湾是警察当道，特务占尽方便，所以翻开报纸，一有冒充新闻，十九都是此道人士。这些现代“锦衣卫”“东厂”“西厂”的家伙，可算是三级冒充。我随手举它一些：

一、1966年7月13日《联合报》上，标题《风尘女郎摇身一变，做得神气活现，自称调查员又是军法官，打人还要钱把戏终拆穿》，内文如下：

嘉义地检处12日扣押一位三十一岁的女人丁金枝，她是因为冒充军官和治安人员时，被朴子警察分局逮捕后移送检方侦查，经检察官黄金瑞侦讯后，认为罪嫌重大，谕令收押。

警方的移送书指出：丁金枝，住台南县白河镇车店里二二号，曾在嘉义县太保乡后潭村做过酒家女，一度与白河镇一位青年结婚，不久因感情不睦仳离，然后与朴子缜牛贩姘居。在这一段时期，她经常穿着军服，骑一辆黑色摩托车，佩带政工干校徽章及少校领章，自称是司法行政部特派员及军法处军法官，奉派驻嘉义、云林负责调查工作，今年6月30日，在朴子镇伙同金水明、金水来兄弟，殴打余文瑞、蔡天化等成伤，事后要余文瑞拿三千元作为和解费用，否则要将其逮捕送军法严办。经被害人向朴子分局报案，经朴子分局逮捕移送嘉义地检处法办。

二、1967年4月30日《联合报》上，标题《冒充治安人员，到处招摇撞骗，坐红色吉普，向商民借钱，警十分局传讯三人》，内文如下：

台北市警十分局刑事组，根据被害人的告诉，于昨（29）日侦破一冒用治安机关人员的名义，到处招摇撞骗的诈欺集团。警方已传讯涉嫌人林贵甫、林江姐、黄岱等，并继续扩大侦查中。

据警方调查，林贵甫（男，四十二岁，北市人）、林江姐（女，四十五岁，北市人）两人，自从去年12月份起，即冒充是某治安机关的高级人员，并利用黄岱等人已被金融机构拒绝往来的空头支票，向台北市延平北路、南京西路、重庆北路一带的商人“调头寸”。据警方初步调查，被害商人已有二十余人，被骗款额达二百余万元。

警方说，该诈欺集团拥有一部15-01392号红色吉普车，车形、颜色、设备等和警用吉普车完全相同，每次他们都对被害人声称，该车系警方配给他们使用的。

据警方调查，林贵甫等冒充是某治安机关的要员，对外声称专门负责办理税务有关案件，因此他们行骗的对象，主要都是商人。

警方说，该诈欺集团不但来来往往都乘坐红色吉普车，每一次商人在观光饭店请他们吃饭时，席中，也一定有人打电话到观光饭店找他们，自称某某要员临时召见，或有要事商量，因而借故半途离席，以取信于那些商人们。

警方说，已知的被害人计有南京西路郭锦章、林金春，延平北路太平香肉脯店，和重庆北路陈端雄等人。警方同时希望其他被害人提出检举，以便将该不法集团迅速移送法办。

三、1970年11月3日《中央日报》上，标题《冒充调查人员诈财，宋广文等三人地检处扣押侦办》，内文如下：

司法行政部调查局顷查获一起冒充司法调查人员向诉讼当事人家属等诈财案，涉嫌冒充调查人员的宋广文、张四维、胡溥元等三人，经该局移送台北地检处侦办后，已由检察官下令予以收押。

调查局呼吁被害人与该局合作，自动提供有关资料，俾并案处理。

据调查局发布称，宋广文（男，三十岁，又名宋哲生、孙朝楹）曾为不良少年，五十七年间因犯诈欺罪为法院判刑一年六月，在服刑期中结识同狱人犯胡溥元（男，三十九岁，又名丁觉民、吴源），出狱后即邀同张四维（男，二十九岁，又名张利群），由宋广文冒充“调查局科长”，张四维冒充“调查局台中调查站组长”，胡溥元冒充“调查局专员”，在高雄、台南、嘉义、台中及台北各地，招摇诈财。宋广文等涉嫌犯罪事实如下：

（一）今年5月间，宋广文冒充“调查局科长”，伪称将赴香港办案，需要现款，向台北市民生西路建兴外科医院谢某诈骗新台币两千元。数日后，宋又伪称已自香港返台，须至机场提取带来之物品，又连续向谢某诈骗九千元。

（二）今年6月间，宋广文冒充调查局人员，并自称系“政大法律系”毕业，诡称可以弄到大专联考之试题，向高雄市笑蓉电发院朱某骗得新台币五万六千六百元。并以同样借口，向高雄热海别馆地下餐厅韩某诈骗六千四百元。

（三）宋广文、张四维、胡溥元等于今年7月间，乘宜兰县苏澳农会干事张天良因案为法院收押之机会，冒充调查局人员，向张天良之子张肇雄勒索三十万元，并称可使张天良交保释放，张肇雄不明内情，即将三万元交付。宋等得款后，即朋分花用。

（四）今年中秋节前后，宋广文等三人在嘉义冒充调查局人员，以代办学历证件，介绍至司法机关任职为词，向魏姓少女诈骗两千元、萧姓少女诈骗三千元及向何姓少女诈骗一万六千元。

（五）宋广文于行骗期间，经常搭乘铁路“观光”号及“莒光”号列车，往返台北、高雄间，又冒充调查局人员，得识随车服务小姐刘某，刘女轻信宋广文之花言巧语，与之时常往来，复听信宋代其介绍好工作之谎言，而辞去铁路局之工作，至宋广文被捕后，刘女始知受骗。

（六）宋广文之女友刘某，曾向一位李姓少女借贷现款，后李女向刘催索借款，宋广文等三人乃冒充调查局人员身份向李女施以恐吓，谓：“若再向刘女索债，就对你不客气，修理你！”使李女心生恐惧，不敢再索欠款。

四、1980年9月25日《台湾时报》上，标题《假冒安全人员身份四处行骗，女子受骗失身屡遭威胁恐吓，警方据报正严加查缉李金评归案中》，内文如下：

男子李金评涉赚冒充国家安全局特派员及某报记者，到处骗色骗财，一名二十一岁女子被骗失身后，还屡遭其威胁恐吓，乃向警方报案，警方除严加缉捕外，并先行依防害自由等罪嫌将全案移送侦办。

警方说，涉嫌骗色且诈财的李金评（男，二十九岁，住板桥市中正路三二六巷四弄二十七之一号）平日无所事事，涉嫌冒充国家安全局特派员及某日报记者在外四处招摇撞骗、骗色又骗财，很多少女被骗失身均为了颜面不敢向警方报案，致李某胆子愈来愈大，目中无人，进行其“骗术”勾当。

去年6月间，二十一岁黄姓少女，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结识了青年李金评，黄女见李某为人正直，且经常带她到台北县政府开会，并以国家安全局特派员之身份带黄女至板桥元帅大饭店开房间休息，因此在交往期间，黄女未怀疑李某的身份。

李某见黄女逐渐上“钩”，乃于今年3月26日晚上，将黄女骗至台北市西门闹区华冠大饭店的三楼套房，花言巧语，与黄女发生“特殊”关系。

黄女被骗失身后，李某即恐吓威胁她不得报案，同时不准她交男朋友，并索取金钱花用，否则即以刀砍杀她，黄女因屡遭其威胁、恐吓，心生畏惧，乃于4月间向警方报案，请求查缉李金评。

警方据报后，屡传李某拒不到案，乃于昨天先行将全案依妨害自由乃妨害秩序罪嫌移送法办，同时严加查缉李某归案。以免很多无知少女上当被骗失身。

五、1980年10月13日《台湾时报》上，标题《冒充高级特工人员，向餐厅女副理求婚，嫌犯康宣仁事发吃官司》，内文如下：

男子康宣仁冒充国家特务高级人员，且身怀高级首长及军中电话通讯代号等机密文件，向台中市八仙餐厅副理林信求婚，并答应婚后委任她为台湾省管理委员会秘书等重要职务，昨天上午被警查获，正依法处理中。

警方调查，国小毕业的康宣仁（二十三岁，北市人）平素无正当职业，四处游荡，不知从哪里搜集到一些高级首长的电话、军中电话通讯代号录等机密文件，作为诈骗的信物。

前天深夜，康某在本市八仙餐厅认识餐厅副理林信（女，三十七岁）后，康某鼓其如簧之舌，展开追求。

康某自称是国家高级特务人员，先总统蒋公侍卫，在阳明山高级公馆有两辆高级轿车代步，听得林女几乎上当。

昨天康某再去大大茶楼找林女，并送她两张票额二十万元的支票，及台湾省管理委员会交办书，并要求林女与其结婚，婚后再委以国家重要职务。

由于康某吹牛吹得太过火，林女发觉有异，乃报请警方将其带回侦办。

警方在康某身上搜出有关的机密文件多达八九件，还在康某自写的台湾省管理委员会交办书上，发现康某竟要召见市长曾文坡及警察局长张世撚，并已按照日期排表妥当，弄得警方啼笑皆非。

警方据现有资料，已查出康某曾向贾文莺（女，二十五岁）诈骗得逞，警方目前除将继续深入调查康某有否其他不法情事外，已先依叛乱及伪造文书罪嫌移送有关单位侦办。

六、1981年7月12日《自由日报》上，标题《冒充调查单位组长，绑架勒索狐假虎威，妨害自由及诈欺罪嫌移送法办》，内文如下：

国际经济犯罪案中案，不法歹徒竟敢冒充调查单位组长，先绑架后勒索，四百万元的分期付款支票得手后，为被害人向警方检举而逮捕归案，并于昨天下午，依妨害自由及诈欺罪嫌移送法办。

据警方调查：曾犯多次诈欺、窃盗前科的男子沈煥真（男，三十七岁），现以代书为业。

警方说：沈焕真于今年2月间，因得知陈光前曾涉及香港、新加坡的国际期货诈欺案，现由法院通缉中，认为有机可乘，遂着手打听此事，想在这方面插一脚来浑水摸鱼。

经过一个月后，沈某竟冒充是调查单位的“陈组长”，找到与陈光前一伙诈骗的叶国溢，将其绑架押往高雄，借找陈光前之便而进行恐吓勒索，叶国溢告之回台北向家人设法筹款，又由高雄押回台北，发现叶某家贫如洗，沈某依然摆出一副办案人员的面孔，再向其恐吓，如不拿钱，即送法办。

叶某被逼得无法可想，乃供出陈光前一起诈骗的郭文兴，不但利用香港和新加坡的关系诈骗了千余万元，而且郭文兴现在财大势大，是供给陈光前搞国际期货诈骗的投资者，于是沈焕真出面，找到郭文兴谈判，在讨价还价中，双方以四百万元“摆平”此事。

郭文兴在警方应讯中供称，他以为沈某真是调查单位的“陈组长”，从今年6月16日，由他以国际商业银行支票，分每月一期付款，并开了三十万元的支票十三张，十万元的支票一张，从5月16日起，每月兑现两张，至日前案发为止，始弄清楚调查单位“陈组长”非沈焕真，同时也查出沈煥真系一代书，有诈欺、窃盗前科多次，因而向刑事局侦二队第六组检举逮捕归案而移送法办。

七、1981年10月3日《中央日报》上，标题《冒充安全局人员又查获一起，也是一通缉犯，临检老人茶摊顿时露出马脚，颜水田当场被捕警方深入侦查》，内文如下：

一名学历仅国小毕业的通缉犯，冒充大学法律系毕业的国家安全局人员，拿了警备总司令部所发的安全局服务证，前往老人茶摊临检，当场被人识破，报警逮捕，涉嫌的颜水田，目前正由台北市警局大同分局侦办中。

警方说，颜水田（三十二岁，屏东人）因逃亡案被通缉，昨天下午4时30分，他伙同在逃的不知名男子，前往台北市民权西路大桥市场二楼五号老人茶摊，向负责人杨叶桂珠（二十九岁）自称是安全局人员，因为听说茶摊有女人陪茶，遂前来临检，他怀疑杨妇是陪茶女，向她索阅身份证。

与杨妇合伙经营茶摊的蔡清福听说有人临检，赶来探询，请他出示证件。颜某遂拿出一张伪贴了自己相片，上盖有警备总部“所属”的安全局橡皮章的安全局服务证，背后写着姓名“颜馨田”，“中兴大学法律系毕业”等。由于该服务证字体潦草，而安全局竟由警总管辖，颜某又其貌不扬，旁观者认为可疑，遂向管区大桥派出所报案。

当大桥所主管王松镇率领警员前来时，颜某正与不知名男子架着蔡清福外出，两人见警员前来，即放手奔逃，颜某当场被捕。

据颜某向警方说，这张服务证，是他以五万元向一名徐姓男子买来，用意是为了掩护他被通缉的身份。警方对他的供词甚表怀疑，正深入追查是否涉及其他骗案。

大同分局说，至于大桥市场老人茶摊有女子陪茶之事，居然声名远播，引起不良分子冒充治安人员意图不轨，警方将对该处茶摊的色情，加以整顿与扫荡。

八、1981年10月3日《中央日报》上，标题《冒充情治人员行骗，南县也有一起，警方追缉嫌犯徐荣华》，内文如下：

继刘嘉仁之后，台南县亦发生冒充国防部情报局少将及调查局地下工作人员一起，涉嫌者徐荣华自六十六至七十年间，先后行骗，日前露出马脚，被人检举后开溜，现正由警方追缉中。

警方调查：徐荣华（三十二岁，住南县关庙乡埤头村三十三号），自六十六年起，冒充国防部情报局少将以及调查局地下工作人员，先后向郭来发、王陈秀英、黄雪玉、林振宏、方进兴、黄来清、苏仙启、余其裕、刘金看、陈黄金等十人诈骗，每人被骗走一至二万元不等。

九、1982年6月15日《自由日报》上，标题《冒称安全人员诈财骗色，前科犯王文秀吃上官司》，内文如下：

保外就医前科犯王文秀冒用“国防部情报局安全署长”及总经理身份，到处招摇行骗，并伪造“安全署长王文秀印”及国防部情报局公文，先后诈骗共九十余万元及骗色，案经板桥分检处依妨害秩序罪嫌提起公诉。

起诉书中说：被告王文秀（二十六岁、高雄人，在押）有诈欺、妨害兵役等前科多次。甫于去年11月6日因诈欺等罪，经高雄地院判决徒刑二年六月，因病保外就医中。

今年3月2日在高市，佯以亚美工程设计公司总经理身份，与夏启临订立合约书，聘任夏某为高市市立银行总行营业处装修工程工地副主任，并以此为借口向夏某诈骗保证金新台币一万元。

同年3月初，王文秀搭车上台北时，与同车王香兰相识后，竟冒充“国防部情报局安全署长”身份，与王女交往，使王女受骗与其在永和市永贞路租屋同居，自同年3月中旬起，迄同年5月中旬止，以上开身份及佯称其舅舅系统一企业公司总经理或渠有投资维康公司，要陈国安、林福雄、施美婉等人来接管经营为词，先后诈骗王女二十三万元，陈某三万元，施宪仁、王庆升二万元，施女重一克拉三分之钻石戒指一只，价值十四万元。

又同年4月1日，王某复冒充上开身份，并以国防部福利餐厅对外招标之名义，伪造“安全署长王文秀印”，与林福雄订定国防部参谋本部福利餐厅外包股份合约书，诈骗股金二十万元。

王某后来向林某诈借二十万元，支票五万元，合计前后共诈得九十余万元。

同年4月中旬，王某经林福雄介绍，认识陈明秋后，为防冒充之身份败露，伪造国防部情报局公文，恐吓陈明秋谓“伊思想有问题，已列警总黑名单，将于5月5日前送绿岛管训”“可随时枪毙伊”，致陈某心生畏惧。

案经被害人林福雄等诉由台北宪兵队移送侦办。

十、1982年7月27日《民族晚报》上，标题《冒充情治人员挟持勒索珠宝，商樊继勋等七名嫌犯，今晨被捕移送法办，起出赃物价逾六百万元》，内文如下：

台北市警龙山分局今天上午宣布侦破一起结伙、掳人勒赎八百万元案，逮捕樊继勋、万丽娟等七名嫌犯，并起出价值六百万元珠宝首饰，全案经龙山分局侦讯后以强盗、掳人勒赎罪嫌移送法办。

警方表示，主嫌樊继勋（男，二十八岁，湖南人）、万丽娟（女，二十二岁，江苏人）二人，伙同五名共犯张恒国（男，十九岁，福建人）、程国平（男，十九岁，安徽人）、王桂香（女，十八岁，河南人）、阮永煊（男，二十九岁，广东人）、陈燕红（男，二十二岁，云林人），共同于本月23日上午11时许，冒充情治单位人员，在台北市成都路二三三巷三弄一号将被害人梁惠澄（男，三十五岁，广东人）强行挟持，并勒赎被害人所有珠宝首饰共价值约八百万元，经龙山分局以不眠不休、锲而不舍的办案精神，经过四十八小时的调查埋伏，终于今天上午宣布全案侦破。

十一、1984年8月7日《自由日报》上，标题《冒充调查员诈财骗色，嫌犯刘志明被捕送办》，内文如下：

十九岁男子刘志明，涉嫌冒充调查局高级人员，到处招摇撞骗，并以甜言蜜语骗取女工失身于他，三重警方根据检举把他捕获，昨天依妨害秩序罪嫌，移送法办。

警方调查，有三次窃盗、一次侵占前科的刘志明（高雄县人）甫出狱不久，犹不知悔改，自上月起，假冒法务部调查局组长身份，在三重市正义南路十一号四楼，上上卡拉0K餐厅招摇撞骗。

刘某向餐厅负责人尤贤，佯称刚从南部调派到三重市，并表示要住在尤贤正在筹备中的旅馆。

由于刘某曾以小型收音机冒充无线电，使得尤贤不疑有他，任其在旅馆住宿。

警方说，刘某更借假冒组长身份，在餐厅结识前往用餐的工厂女从业员李x玲，他以花言巧语，骗得李女失身于他，先后陪他在旅馆住宿。

由于刘某终日无所事事，引起尤贤怀疑，暗中向警方报案，5日下午把他带回警所调查，他始坦承假冒不讳，警方遂依法移送。

十二、1985年1月28日《联合报》上，标题《冒充情治人员诈财骗色，吴武台触犯两罪嫌法办》，内文如下：

客运司机吴武台涉嫌冒充情治人员，以介绍工作及代训情报技术为幌子，在台北、高雄等地向数名女子诈财骗色，昨天被台北市警城中分局依诈欺、伪造文书等罪嫌移送台北地检处侦办。

警方说，去年7月间，吴武台（三十四岁）涉嫌涂改身份证，自称是某单位中校情治人员，在高雄向一名陈姓女子以介绍任职情治单位为由，向她骗了十二万余元，同时又以训练情报技术为幌子将她玷辱。

不久，吴武台的西洋镜被拆穿，陈姓女子有意离他而去，即独自到台北求职，但吴武台不愿跟她分开，也跟踪到台北。

昨天下午，吴武台找到陈女的住处，两人即发生口角，吴并恐吓陈女如果不和他在一起将对她不利；后来两人约好在怀宁街一家咖啡店内谈判，陈女则乘隙向忠孝西路警察派出所报案，警方据报前往处理，当场逮捕了吴武台。

吴武台向警方供称，他以同一手法骗了三名女子，警方认为可能还有许多女子受骗，希望她们出面指认。

十三、1985年2月14日《联合报》上，标题《冒充调查员，假扮庭长公子，中山大学技工苏文华，涉嫌诈财骗色被收押》，内文如下：

有伪造文书前科的国立中山大学技工苏文华，涉嫌冒充调查员及台南高分院庭长的儿子，诈财骗色，昨天经高雄市调查处查获，移送高雄地检处收押侦办。

据调查，七十一年间苏文华（三十二岁，设籍小港区，旗山高农毕业）被控伪造公文书罪，经高雄地院判刑两年六月，上诉后改判一年六月，现仍上诉中。

苏文华在犯案交保期间冒充高雄市调查处调查员，到吉祥钢铁公司查账，并借口举发漏税，向吉祥公司勒索数十万元，吉祥公司答允送他一万元，并向警方报案。

苏文华又自称台南高分院庭长的儿子，可以关说案情，向诉讼当事人江柏竹诈骗五万元。江柏竹被骗五万元后，向调查处检举。

前天晚上，苏文华又冒充调查员接受邱姓商人招待，先到“姑娘”酒店喝酒，又到宝岛别馆开房间作乐，昨天凌晨6时许被调查处机动组在房间内逮获。

调查人员询问苏文华时，发现苏文华的身份证变造过，他把捡到的身份证背页撕下，黏贴在自己的身份证上，因此他的职业记载成了空军中尉军官。

据了解，苏文华利用他的长相及冒充的身份，使七八个少女失身，侦办人员正进一步调查。

十四、1986年4月2日《自由日报》上，标题《高市一匹狼落网，林柏龄冒充情治人员强暴数十位国中女生》，内文如下：

前科累犯林柏龄，冒充情治人员或教育局督学身份，诓骗国中女生，加以强暴与猥亵，受害人约达数十人之多，昨日上午被高雄市少年警察队循线于高市一心二路住宅逮获，全案由警方扩大调查侦办中。

警方调查，林柏龄（三十岁）自六十五年起，连续触犯强奸暴行，业经高雄法院判刑后，仍不知悔改。自七十三年起，林某就在高雄市各国民中学附近，等候有单身的女生返家或前往补习时，就近身搭讪，出示身上所携带之未曾缴回军人补给证或者驾驶补习班学员证，谎称自己是情报人员或调查人员或教育局督学，对女学生详加盘查，施以恫吓，然后将女生带往就近的高楼阳台或地下室、或空地，加以施暴、猥亵，以达到其兽行之目的。被害人年幼无知，心身受此创伤，深感恐惧，大都不敢张扬，而少部分则办理转学。

据了解，少年警察队于接获多位被害人控诉后，即由干员查访，汇集被害人提供的资料，查知嫌犯林某作案时所骑乘的机车后，随即向高雄地检处请得拘捕状，于昨日上午前往高雄市一心二路一九二之七号七楼逮获嫌犯林某后，正由警方扩大侦办中。

少年警察队李思邻队长呼吁，提醒各位家长与学生返家途中，应尽量避免与陌生人搭讪，以保护自己安全。

上面这些三级冒充的人士们，他们在诈骗行为中，虽然也有身兼一级冒充和二级冒充的多面性，但大体上，却是以冒充特务为本。冒充特务的范围，从泛指的治安人员调查员、要员、“国家高级特务人员”，到确指的调查局科长、专员，到调查站组长、人员，到“国家安全局”特派员，到情报局少将、安全署长等等，五花八门，一应俱全。这些人打着国特招牌，招摇撞骗、作奸犯科，只要不出纰漏，真可谓得心应手、风光八面。试看最后一个例子的林柏龄，他从1976年到1986年间，打着“情报人员”“调查人员”的招牌，竟可连续强奸几十位国中女学生而横行十年无阻，可见这种招牌，是多么管用了！

随手举出这些《二十年目睹怪现状》所无的怪现状，以志国民党特务统治的外一章，凡我国人，未可忘也！

1987年1月2日夜11时半

国民党的特务信

——国特的八行书

国民党蒋家王朝被共产党打出大陆后，在台湾搞小朝廷，一切编制，仍是大朝廷排场。排场虽然仍大，无奈人浮于事、粥少僧多，有官无职的情况，自然就多乎哉了。并且即使有职，也与官不相称。蒋介石的官是非法中华民国总统，但他的职却不过是中国东南一省——台湾——的封疆大吏耳。蒋介石如此，其他的人更可知矣！即以我在台中一中时见到的老师为例：程东白在大陆时是教育厅长、郭大鸣在大陆时是上级外交官、都本仁在大陆时是联合国顾问，到台湾后，都沦落一中学教员耳。其实在台湾当个中学教员还算运气的呢！国民党上将刘峙，还跑到南洋当小学教员呢！——在兵败山倒之际，人人都鸡飞狗跳了，谁顾得了官居何职啊！

前些日子我收集到一批国特（国民党特务）的信，内容多是介绍职务的八行书，从中可以看到人浮于事、粥少僧多的怪现象，在下面，我公布一些。

第一封是郑介民写给滕杰的。信封是“中央改造委员会，滕杰先生勋启，国防部郑缄”，内容是：

俊夫吾兄勋鉴：

展读7月14日大札敬悉种切至慰念忱承介伍天纬同志来处帮忙甚感惟本处员额已满无法位置容有机时再予借重搿此奉昨并祝勋祺

弟郑介民7月24日

郑介民是黄埔二期的，是大特务。在抗战胜利后出任国防部二厅厅长兼保密局局长。1947年调升国防部常务次长，复改任参谋次长兼大陆工作处处长。1954年出任“国家安全局局长”。这封信是他任参谋次长兼大陆工作处处长时候回给滕杰的，信中表示“本处员额已满”无法帮忙，可见当时人浮于事、粥少僧多的情况，当然也可能是大特务防大特务，不愿你的人来挖我墙脚，故不帮忙也。滕杰是黄埔四期的，也是大特务。曾任中华复兴社（三民主义青年团前身）首任书记、中央军校政训处长、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厅长、第三战区政治部主任、陆军总部徐州司令部秘书长、南京市市长、国大党部书记长、国防研究院讲座、中央委员及“中央信托局主席”等党政军各方面职务三十余种之多。如今以“国大代表”一官匏系，兼给“疾风”系统做掌门人，无聊之至矣。

第二封是贺衷寒写给滕杰的。信封是“中央改造委员会，滕杰先生勋启，交通部贺”，内容是：

俊夫吾兄勋鉴：

大翰敬悉承介徐谟嘉君已派为本部设计委员会专门委员惟以该会尚无固定经费现仅为名誉职知关渥念特以复闻敬颂

勋安

弟贺衷寒拜启7月3日

贺衷寒是黄埔一期的，是大特务、是政工头子。1933年出任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处处长，并先后兼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及武昌行营政治训练处处长，复兼中央组织部军队党务处处长。1938年调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一厅厅长，再调秘书长仍兼第一厅厅长。1950年出任“交通部部长”。他这封回信甚妙，你滕杰要安插你的人，我安插了，可是“仅为名誉职”，不发薪水的，真大滑头也！

第三封是陶一珊写给滕杰的。信封已佚，信纸是“台湾省警务处”的，内容是：

俊夫吾兄勋鉴：

7月6日大示敬悉承介张鸿杰曹席珍两同志均具警察资历自应予以录用惟曹席珍一员系江苏警员总队人员前奉国防部令该队人员应不予录用有案现除张鸿杰一员已派充台南市警局警员外曹员格于功令未能派用

专此奉复敬请公绥

弟陶一珊拜启7月31日

陶一珊（陶大伟的爸爸）是大特务。曾出任重庆卫戍总部稽查处长、军事委员会别动军副司令兼华中总指挥、军事委员会中美合作特种技术训练班代主任、淞沪瞀备部稽查处长、上海民政局长。1952年出任台湾省警务处长。他这封回信也甚妙，他提到“国防部”一道密令，说“江苏警员总队人员”是“应不予录用”的，所以你滕杰介绍来的“曹席珍二员”，我帮不上忙，妙哉！

第四封是夏惟上写给徐鹤寿（松青）的。信封是“台北市南昌路一段四号，台省烟酒公卖局视察室，徐主任鹤寿勋启，台湾高等法院检察处夏缄6月8日”，内容是：

鹤寿吾兄台鉴：

兹有恳者前介赵惇懋君（赵检察长堂侄）请予调补局缺一节原承允为相机安插毋任感荷近闻贵局尚有调查员悬缺敬祈推爱予以签请录用是祷祈颂

日祺

弟夏惟上敬启四十九年6月8日

夏惟上后来做到台湾高等法院检察处检察长，洵非偶然，看到他这封为当时检察长赵琛的堂侄找肥缺的马屁劲，可见此公宦道之精。收信人是负责台湾省烟酒公卖局安全的“徐主任”，这些人相互之间有这些交情，可见国特真是行行皆在也！

第五封是张炎元写给徐鹤寿的，信封是“面陈徐主任松青亲启（限3月25日下午送到）张缄”，内容是：

松育吾兄勋鉴：

前介朱大强同志至贵局安置工作一案兹以朱同志另有任用敬请改以温亚望同志派用查温同志现年三十一岁海南万宁人广东省十三高中及国防部游干班八期毕业曾任报务员科员队员等职为人忠实做事负责即请吾兄栽成见复为荷专此函达并颂

勋褀

弟张炎元拜启3月25日

张炎元是黄埔二期的，是大特务。抗战胜利后出任国防部二厅厅长，后调任广东省保安副司令。逃亡到台湾后出任情报局局长。这封信是他在情报局局长任上写的。看全文语气，从先介朱同志安置到改以温同志派用，显然情报局在烟酒公卖局有工作人员卧底也。

第六封是张炎元再写给徐鹤寿的，信封是“面陈，徐主任松青勋启，张缄”，内容是：

松青吾兄勋鉴：

查有本局退役人员熊光辉同志江西安义人现年五十二岁军校驻豫军官教导团一期毕业曾任科员会计管制官等职人甚忠实可靠学验均佳退役后以家口众多生活颇为困难用特函介敬请推爱惠予设法安置工作无任感荷专此顺颂

勋褀

弟张炎元拜启4月21日

这是一封安置情报局退役人员的信，自然是把烟酒公卖局当成肥缺，因而一再朝里面塞人。

第七封是张炎元又写给徐鹤寿的，信封是“专送公卖局视察室，徐主任松青勋启，张缄”，内容是：

松靑兄勋鉴：

兹有本局前训练班上校副主任苏业光同志，湖南新化人，大学毕业，忠诚干练，因限龄退役，家累甚重，亟须谋一工作，借维生计，探请吾兄设法予以助理调查员职务，必能称职也。专此布达，并颂勋弗

张炎元手上5月3日

这封信情况和上一封一样。

第八封是叶翔之写给徐鹤寿的。信封是“面陈，徐主任松青勋启，叶缄”，内容是：

松青主任吾兄勋鉴：

兹有王练身同志湖北武昌人现年五十岁中央警校特警班三期毕业曾任组员通讯员组长等职为人精干学能均佳因失业甚久生活颇为困难顷悉贵局尚可在配销会方面安置人员用特函介趋谒敬请惠予栽植为荷专此

顺颂勋祺

弟叶翔之拜启3月16日

叶翔之（叶依仁的爸爸）是大特务。先后出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及国防部保密局情报及行动处长十多年，I960年起出任情报局局长，一干十四年。这封信是1962年3月16日写的，内容在为一个失业的老国特求职。按情报局的前身是保密局，再前身是军统局，由于国特众多，内斗激烈，很多人到了台湾，都被出局了。叶翔之介绍的这位还算是幸运的，有的人就倒霉多了。一位山西省的外围小国特宗荣禄，曾回忆他流亡到台湾后，“由保密局招待，住新北投旅社，房饭均由保密局负责”，但“上级有关单位并派人从旁监视”，人到台北，亦被跟踪。半年后，他转移到桃园员树林招待所，每天尸位素餐无事可做。要以人台证换领身份证时，局本部说：“以后还要回大陆，为免办出境手续，不要申报户口。”到了1951年政府取缔游勇散兵，招待所通知他不要外出，以防被当游勇散兵抓去，经他再三请求，局本部方出具证明，并替他伪造证件，说他与田俊、郭俊秀三人，系从监狱刑满释放，要补领身份证！有功不赏，反以囚犯相待，真气死人。宗荣禄是外围的小国特，怎么对待，固无论矣！但是田俊是军统局太原站站长，竟也比照“监狱刑满获释”方式铨叙，可就真太精彩了。——做国特的下场，原来如此！叶翔之这封信写去后，“徐主任”复信的批示极妙，原文如下：

复：目下无相当缺额可补，为维持该王君生活，暂以网民雇用，月给生活费三百元，如有案报办，则可另得甚多奖金也。

一个台湾省烟酒公卖局的主任，竟可用公帑雇线民，说国特无所不在，洵非虚语也！

第九封是张超写给沈之岳的，是底稿。内容如下：

之岳局长先生钧鉴：

敬启者前承台命于本处设置安全组织当以限于本处编制员额为兼筹并顾爰由超以人事组组长兼安全室主任并就本处职员中择优调用年来虽乏显著成绩亦幸尚无殒越惟以体力日差不堪繁巨并须住院检查近已奉准调任本处秘书原任人事组组长职务已于9月5日交由新任夏组长学周接替，今后安全室业务实难再行兼顾敬恳惠赐另行物色妥员接替以免贻误为祷惟本处编制员额早告满足似仍以兼任为宜合并陈明耑上祈颂

大安

张超谨上9月日

张超是“国民大会人事组”组长兼“安全室”主任，大特务沈之岳是调查局局长。沈之岳为人阴柔奸险，在各机关单位遍设安全室，由调查局直控。1958年3月11日，“立法委员”张九如向“行政院”质询，有这样的话：“今又于维持治安之正常设置外，复于各机关遍设安全室达七百五十五单位之多，尚拟增设者二百八十九单位，置各机关熟习业务人情之全体职员不之信，而唯寄安全重任于三数新进人员之肩，逼使其凭捕风捉影、向壁虚造之报告以塞责，将至人人疑之、事事防之，以为邀功之地。疑之深，则人无奋志；防之密，则人有遁心。一室之内，即有千里之隔；肝胆之间，亦成吴越之势，各以计智相御，无复同寅协恭。倘遇少数好事之徒媒孽其间，则既开诬构倾轧之端，更授匪共挑拨离间之机，求通而反至不通，本和而渐至不和，岂不可忧。”——张九如这番话，正是安全室弊政的针砭。从张超这封信中，可以看到调查局怎样在无孔不入。但是，由于“国民大会秘书处”“编制员额早告满足”，所以安全室主任只能兼任。张超当时是“国民大会秘书处”专门委员兼人事组组长兼安全室主任，他调任秘书后，新任人事组组长大概跟调查局渊源不够，不能再兼安全室主任，所以他“谨上”沈之岳，而有这一陈明。这也算是人浮于事、粥少僧多情况下国特统治的一个难题。当然，难题一定是暂时的，因为反正安全室设立愈来愈多，“我欲特务，斯特务至矣！”搞特务还愁没钱吗？

1987年1月1日夜12时

国民党一脑门子封建主义

——国特与迷信

我在《谁侮辱了壮烈殉国先烈？》里，引了军统局南京办事处主任刘启瑞《先室事略》。这篇事略中，刘启瑞提到他在南京得知1946年3月17日戴笠飞机出事后，“各方派员大索三日”，寻找残骸不得。3月20日傍晚，老婆高东平忽然对他说：“伴汝乘车先沿京宪公路（南京至芜湖）以最笨之原始方法，逐村、逐乡探查如何？”他听了老婆的话，就这样出发了。后来很巧，发现了残骸。刘启瑞的结论是：

此事仅在一夜之间得以发现，完全出自先室一念所促成，或亦戴将军灵爽所感应。余非迷信论者，询之土著，此山何名？答以岱山（戴岱同叶）；山下见一水潭，询以何名？答以困龙潭（农龙同叶）；巧合如此，毋乃有数存焉，斯真不可思议得矣。

刘启瑞说他“非迷信论者”，但口口声声说“或亦戴将军灵爽所感应”，这岂不是典型的迷信？

其实，刘启瑞这种二挡头的迷信性格，是其来有自的，那就是他们大铛头戴笠的迷信性格。戴笠的迷信性格，可探索如下：

在“国防部情报局”出版的“非卖品”——《戴雨农先生传》中，就有他在1946年3月17日上午起飞前的一段记述：“距离11点起飞，还有段时间，戴先生偶然想到青岛风景的清丽；于是由梁、王等陪同，游览汇泉区。依山面海，气象万千。戴先生看到一处特别幽静葱翠的别墅，不禁感慨系之的表示：‘如果我能在此，可供息肩终老之所了。’当时他语意凄楚，无限委曲顿时使梁、王等人为之恻然惊异。王志超当即向他报告，正准备另租一处，以供戴先生再来青岛时，做休假小憩之用。戴先生才释然开颜。”再据杨明堂《从无名英雄到有名英雄》中改引青岛市警察局副局长王志超的回忆：

距起飞时间尚早，忽以青岛最佳风景区为问，乃在笔者及崇五、若节两兄陪同之下，赶车驶向汇泉，汇泉乃青岛之外侨区，面海，依山傍水，风景绝佳。近谌山附近，气象万千，尤称幽胜。

忽至一处，嘱停车，此处位于山麓，有极为婷秀整洁之各式洋房，高级路面之前，呈现一片青葱色松树林，再望去即为波涛汹涌之大海。戴先生即指临近一壮丽之屋宇问曰：“此屋谁属？”崇五同志答以：“系前外交部长王正廷博士之别墅。”“有屋于此，可供做休息矣”，戴先生语带凄楚，若不胜怨者！闻者为之惊异。然转向笔者询曰：“前嘱另觅者已妥乎？”笔者答称：“较此尤胜者，月内即可定夺。”闻此，心情始转为释然。

原来青岛三面环海，日常住家或别墅，以能观海者为贵。上次临别，即曾面嘱另觅。临时住所虽富皇都丽，无奈欠缺面海条件，以是推知不惬于怀。同事中多知戴先生颇信星象家言，认本身五行欠水故化名多用水旁。前海沿葛君之别墅，愿与三十六号相易，谈判已近签约阶段，故有以下之回答（返后，戴先生罹难，其事遂寝，及今思之，有负所托者良多）。

由此可见，所谓生活朴素的戴笠，不但斤斤于要人替他物色“富皇都丽”的青岛别墅，并且因嫌这栋别墅缺他迷信中的水，还特别嘱咐给他另换一栋呢！上面这些鲜事，证明给我们：国民党口口声声把中国带入现代化，其实他们的大脑里，是一脑门子封建主义。他们迷信的五行风水，且是封建主义中最荒谬的一门魔道，这种可笑，真是他妈的极了！

1985年2月3日晨

国民党的建堂问题

——只准我建堂、不准你建堂

3日下午自“太原五百完人”招魂冢散步，经圆山饭店而儿童乐园而动物园。

“太原五百完人”招魂冢祭堂中，已经有了许多与“太原五百完人”无关的牌位，可见已被“鸠占”的严重。1960年11月15日“行政院”以“台49人字第638号令”答复“阎伯川先生治丧委员会”说：“该冢系专资纪念坚守太原而牺牲殉国之烈士”、“专祀坚守太原殉国之烈士而设”，既然如此，祭堂中这么多年来，却平添了这么多与“坚守太原”无关的各方神圣出来，却又如何解释？

“太原五百完人”是国民党在大陆撤退前的一批死难者，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嫡系，而是阎锡山的人，他们在山西太原，在城陷以前，自知逃不掉，共产党也不会饶过他们，乃在太原城中最高的山头死守，其中有的还强掳城中美女一起世纪末，最后一起死了。国民党嫡系精于逃难，死难非其所长，以致烈士缺货，缺货之下，就只好挖阎锡山的死人来充数，一网兜收，唤做“太原五百完人”。阎锡山死在台湾后，他们山西帮要把阎锡山在这招魂冢建座纪念堂，用意至明；国民党党中央立予反对，用心甚苦当时由“行政院”答复“阎伯川先生治丧委员会”说：

一、四十九年8月呈请国葬总统府故资政陆军一级上将阎锡山，并请在台北市圆山太原五百完人招魂冢地界内，建立阎伯川先生纪念堂一案，已悉。

二、经交据内政部四十九年10月22日议复，以阎故资政毕生尽瘁国事，懋绩昭垂，核与国葬法第一条规定，尚属相符。似可依照国葬法之规定，由行政院提出会议，决定后，呈请总统明令施行。至在圆山太原五百完人招魂冢地界内建立纪念堂一节，因该冢系专资纪念坚守太原而牺牲殉国之烈士，在该冢地界内另建阎伯川先生纪念堂，实非所宜。唯以阎故资政对国家贡献甚大，如建纪念堂，所需经费不多时，似可准由该治丧委员会择地筹建等语。

三、总统府故资政陆军一级上将阎锡山早岁追随国父，著籍同盟，辛亥之役，倡举义旗，光复三晋。民国肇建，历任中枢及地方军政要职，数十年勋勤备著，核与国葬法第一条之规定，尚属相符，似可照内政部核议意见援照国葬张故资政人杰案例，俟可能举行时，再依国葬法第二条之规定，由本院提出院会会议决定后，呈请总统明令施行。至所请在圆山太原五百完人招魂冢地界内建立阎伯川先生纪念堂一节。内政部核议意见，以该冢为专祀坚守太原殉国之烈士而设，如在该地界内建堂纪念阎伯川先生，殊非所宜，当属实情。唯建议如建堂所需经费不多，可准由该治丧委员会择地筹建，亦尚有待考虑。查以往核定国葬之国家元勋，均未另行建堂纪念，所请应予免议。

四、除函请总统府秘书长查照转陈外，希即知照。

院长陈诚

这一答复中，最使我感兴趣的，是它说“以往核定国葬之国家元勋，均未另行建堂纪念，所请应予免议”一段，这显然是说，谁也没建纪念堂，你们山西帮的阎锡山自然也不可以。但是，事后的众堂林立，却明明反证了“均未另行建堂纪念”，十足是一大谎话。“中正纪念堂”固无论矣！远在“中正纪念堂”以前，国民党早就为它的特务头子戴笠（雨农）偷偷以公帑盖了大纪念堂，该堂气势雄伟，比“太原五百完人”祭堂大得何止十倍！据“国防部情报局”出版的“非卖品”——《戴雨农先生年谱》，国民党早在1946年戴笠死后，就在南京鸡鹅巷五十三号设立了“雨农纪念堂”，另查在重庆“中美合作所”内松林坡设立了“戴公祠”；再根据另一“非卖品”——《戴雨农先生传》：“民国三十八年，旧属毛人凤局长，在台湾近郊观音山建‘戴公祠’，在芝山岩建立‘雨声小学’；民国五十一年，旧属叶翔之局长再在芝山岩建立‘戴雨农先生纪念馆’，塑像设祀，以为纪念。”再据《戴雨农先生年谱》，这纪念馆塑像设祀，以继承先生事业之郑介民及毛人凤两故局长陪祀，军统局保密局情报局之革命先烈曾澈、吴赓恕、麻克敌、江志强、冯运修、王春晖、朱山猿、徐松坚、萧崇辉、罗丙乾、叶吉粦、林炳招、洪岫、陈实曾、郭汉、赵锡光、马荣、邓宝、李秉铭、陈复新、翟家宝、陈介民配享。“塑像设祀”也、“陪祀”也、“配享”也，这是全套孔庙的体制呢！国民党真未免太“僭越”了吧？但是，想到明朝东厂人物为大铛头魏忠贤盖祠堂，也拟制于孔庙，我们倒真也见怪不怪了呢！

这个只准我建堂、不准你建堂的故事，在在都说明了国民党口口声声革新革命，其实背后是一脑门子封建主义。对他们任何向前看的漂亮话，我们绝对不要相信才好！

1985年1月6日晨

①传记文学社《民国人物小传》有阎锡山小传如下：“阎锡山，字伯川，号龙池。山西省五台县人。光绪九年（1883）生。幼读私塾，十二岁时，为打抱不平，曾刀伤村中一恶人。十八岁被举为村中纠首（等于现在村长）。十九岁考入太原国立武备学堂，历三年，由清政府选送日本习陆军。连续在东京振武学校、弘前步兵第三十一联队、东京日本士官学校，攻研五年。并结识孙中山先生，加入同盟会。旋纠合同盟会习军事同志二十八人，组织铁血丈夫团，光绪三十三年，一度奉命由东京携炸弹回晋，布置革命工作。二十七岁由日本毕业返国，初任山西陆军小学教员，旋考中举人；并任山西陆军第二标教练官，习年升任标统，成立‘辛亥俱乐部’，鼓吹革命。辛亥年九月初八日（阳历1911年10月29日），举义旗，光复山西，被举为山西都督。民元，兼任山西民政长。民三，任同武上将军督理山西军务。民五，任山西督军。民六，兼任山西省长。民九，由被苏联驱逐回晋万余商人处，得悉共产主义之可怖，乃召开进山会议，研究‘人群组织怎样对’问题，会期达二年两个月，提出‘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期以和平手段改革社会。民十四，督办山西军务善后事宜。十六年，当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并任国民政府委员，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太原政治分会主席，平津卫戍总司令，内政部长。十八年，兼任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十九年，兼任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曾与冯玉祥联合对抗中央，引起中原大战。九一八事变后，高倡‘自强救国’，并拟定土地村公有计划。二十一年，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二十五年，兼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发动晋绥军民积极备战。二十六年对日抗战开始，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三十二年，于兼任山西省政府主席任内，提出‘兵农合一’制度。三十八年6月13日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三十九年3月，退就总统府资政。四十九年5月23日病逝台北，享年七十八岁。其著作有：《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中的哲学》、《世界和平与世界大战》、《反共的什么、凭什么反共》、《大同之路》、《孔子是个什么家》、《中国政治与土地问题》、《人应当怎样》、《安和世界言论选集》、《世界大同》、《三百年的中国》。”

②蒋中正《对全国各界纪念太原五百完人二十周年大会颁词》（1969年4月24日）中，已经绝口不提阎锡山。

国民党的入祠问题

——特务头子也进忠烈祠吗？

写完了《只准我建堂、不准你建堂》，想到国民党并非把特务头子戴笠私设祠堂就算完了，其实他们意犹未尽，还把戴笠朝忠烈祠送呢！

在忠烈祠的“战乱复国烈士”牌位中，我们在第一排，就可看到“故戴笠烈士之灵位”赫然出现，这真是有史以来最具讽剌性的烈士灵位了。

据“国民革命忠烈祠管理组”致“传记文学社”的公函（《传记文学》第四十卷第五期，1982年5月），忠烈祠的入祀标准，是这样的：

一、国民革命忠烈祠入祀条件，严格限于“作战阵亡”与“被俘不屈殉难”二者。凡合乎此要件，虽军阶再低，如二等兵，亦得入祀；不合此要件，虽贵为一级上将，亦不得入祀，举例言之，金门古宁头大战与嗣后八二三炮战殉职之官兵，因均系在战阵上殒命，故虽为一名列兵，仍具入祀资格；反之，曾任金门防卫司令官之胡琏将军与刘玉章将军，其生前固然战功彪炳，然最后系积劳病故，并非阵亡，故虽贵为一级上将，然均未入祀。其他类似例子，比比皆是，不及一一列举。

二、国民革命忠烈祠入祀作业，也极为谨慎，均须经“初审”与“复审”两个阶段。前者又分由两个部门掌理，凡具有军人身份者，一律由联勤总部初审；如系文职人员，则由内政部负责。初审合格者，报请国防部复审，经详细核对人事资料、战史档案或相关佐证资料，确认合乎前述“作战阵亡”或“被俘不屈殉难”之要件后，始层报总统核准入祀。

由上述可知，仅仅“亡故”，尚未具备入祀要件，必须确属“作战阵亡”或“被俘不屈殉难”才行；至于生前级职高低与功绩大小，则与入祀并无必然之关系。

有了上面的人祀标准，我们再看看戴笠人祀，合标准吗？据1946年6月11日的“国民政府令”，戴笠之死，是“航机失事，竟以身殉”，是明明指出这位大铛头是飞机失事死的，这飞机之飞也，既未“作战”，自不属“作战阵亡”；既未“被俘”，自亦不属“不屈殉难”，自然都不合忠烈祠的“严格限于‘作战阵亡’与‘被俘不屈殉难’二者”的标准了，那么戴笠竟能入祀，这不是邪门了吗？

为了更明确了解一下戴笠是怎么死的，我们不妨看看“国防部情报局”出版的“非卖品”——《戴雨农先生传》，看看他们钦定的说法吧：

戴先生原决定17日上午11时，乘航委会派给他使用的0471-222号专机，飞往上海。但当天气候不好，不适宜飞行。梁、王等劝导他暂留青岛，等天好再走。他因为必须于18日赶回重庆，向蒋主席报告，并且亲自参加19日的重要会议，所以坚决不同意延期飞行。

距离11点起飞，还有段时间，戴先生偶然想到青岛风景的清丽；于是由梁、王等陪同，游览汇泉区。依山面海，气象万千。戴先生看到一处特别幽静葱翠的别墅，不禁感慨系之的表示：“如果我能在此，可供息肩终老之所了。”

当时他语意凄楚，无限委曲；顿时使梁、王等人为之恻然惊异。王志超当即向他报告，正准备另租一处，以供戴先生再来青岛时，做休假小憩之用。戴先生才释然开颜。

戴先生在青岛逗留的一天当中，对梁若节的工作和私事，都特别注意。在工作上，除了对梁做原则的指示，甚至和他同车的中途，他还念念不忘的嘱咐梁，对美军的联络与交谊，不要吝惜花钱。在个人的私事上，他看梁穿的衣服，还是由新疆撤回来的那套破旧的中山装。当时端详了一下，说梁还是穿军服好看，命梁开个尺码给他，他到上海以后，再着人做好寄来。当时盛意难却，梁不好表示婉拒；可是，自以为如此小事，岂能劳动戴先生的精神？于是“阳奉阴违”的没有遵办！但戴先生隔了几个钟头，又特地催问，为何还不将尺码拿来？并且指定交付马佩衡，梁只好遵办；由此可见戴先生对部下爱护，真可谓无微不至！

随行的人员，先到沧口机场等候；戴先生在郊外看房子以后，来到机场，凄风苦雨，如烟如雾。戴先生问飞机上人员，“上海天气如何？”有人回答，“气候恶劣，不宜飞行。”梁若节当即再请戴先生考虑在青岛多留一天，戴先生正在沉思考虑之中；忽然飞机上另一人说“南京气候好”。戴先生听说，立即命令随行人员上机，他和送行人员逐一握手（梁是最后一人）后，也上了飞机，决定如上海不能降落，在南京降落。

当天下午4时，军统局南京办事处主任刘启瑞，接到上海办事处电话，询问戴先生的飞机有未在南京降落？刘知道内情后，计算飞机起飞时间，发觉问题严重，再向汉口查问，也无结果；于是立即电告重庆。军统局的秘书主任毛人凤特商请“中美合作所”的美方同仁，派飞机前往东南一带搜寻，也无结果。而3月19日，天津大公报却刊载《戴笠飞机失事，毛泽东在延安举行同乐大会》的头条新闻。姑不论其消息是否正确，但事隔两天，戴先生的专机毫无下落；戴先生的高级干部纵然不愿提起他的生死问题，但事实上也不能不对此事加以彻底的澄清。因此，在南京的刘启瑞与任职陆军总部调查室主任李人士商定，分京杭、京芜两路向郊区深山处，寻觅可能已经坠毁的专机；当时还抱有戴先生可能生还的希望。

刘启瑞一脚微跛，不良于行，但此事体大，未便假手他人；于是，在他的太太高东平和戴先生的副官贾金的陪同之下，由南京出发。一路大雨倾注，路滑泥深；经过江宁板桥镇，刘已不胜劳乏，只好到镇公所暂作休息。可是，偶一讯问，竟然得到附近山区曾有爆炸声响的消息，而且还找到戴先生所持用的手枪和龚仙舫的图章。

在乡人的向导之下，刘等一行，冒着风雨，向崎岖的山路探索；终于在岱山的困雨沟，发现了专机的残骸和戴先生等人的遗体①。刘等痛哭之下，由贾金南留下看守。刘力疾赶回南京，一面电告重庆，一面密送白绫上山，包襄遗体，运回南京。一直延到3月25日才正式发表，开始治丧。

国民政府蒋主席听到戴先生殉职的噩耗，非常震悼；当以戴先生功在国家，特予明令公葬；派军委会办公厅主任朱绍良为治丧处长，并予6月11日颁褒扬令：

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局长戴笠，志虑忠纯，谋勇兼备，早岁参加革命，屡濒于危。北伐之后，戮力戎行，厥功甚伟。抗战军兴，调综军事情报，精勤益励；因能制敌机先，克奏肤功。比以兼办肃奸工作，不遑宁处；讵料航机失事，竟以身殉职；缅怀往绩，痛悼良深。该故局长戴笠，应予明令褒扬，着追赠中将。准照集团军总司令阵亡例公葬，并交部议恤；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用示政府笃念勋劳之至意，此令。

看到了吧！戴笠之死，只不过是死于单纯的②飞机出事，飞机出事的人，死了也可比照“作战阵亡”或“被俘不屈殉难”铨叙，我说这是有史以来最具讽刺性的烈士灵位，说错了吗

1985年1月6日午1时

①原注：“与戴先生同机殉难的，有军统局人事处长龚仙舫，专员金玉坡，翻译官马佩衡，译电员周在鸿，副官徐燊，卫士曹纪华、何启义；以及专机驾驶员冯振忠等五人，总共十二人。”照国民党用的戴笠入祀模式，这些人当然也是忠烈祠人物矣！

②当然啦，若照《金陵春梦》式的解释，戴笠之死，乃死于其主子的谋杀。如此自不单纯了，而谋杀他后再把他入祀，则更具讽刺性了（但我不相信《金陵春梦》这一说法）。

③戴笠入祀忠烈祠只是国民党在忠烈祠部分的颠倒黑白而已。同样的模式，还多着哪！例如国民党出版《革命先烈先贤为党牺牲奋斗事迹》等书；乃至“国父纪念馆”举办革命先烈先贤展览，戴笠都是与真正的革命先烈先贤“俎豆其间”！真令诸先烈先贤死不瞑目矣！1969年4月7日《中央日报》有誓还写的《忠烈祠》，说：

好了，这座国际观瞻所击的忠烈祠，最近业已改建，春祭时，一进大门，即感焕然一新！第一进左右两庑，乃办公及警卫处所；其后，为钟、鼓二楼。第二进正殿，供有国民革命先烈总神主。左殿是文祠，供开国、讨袁、护法、抗日、戡乱五类先烈个别神主。右殿是武祠，供东征、北伐、剿匪、讨逆、抗日、戡乱六类个别神主。各殿红墙黄瓦，金碧辉煌，古色古香，气势雄伟；纯为中国式建筑。瞻仰之后，见英灵已寄托得所，心中无限安慰！

因为心里太高兴了，在致祭之余，继续在那里多徘徊了一会儿。在对全局加多一些了解之后，又感到有些美中不足！

缘文武两祠，所供忠烈神主，约以千计，其上只写先烈姓名，而无半点事迹，使到祠瞻仰之人，对各先烈都朦胧无知，又何从生效法之念？

我怀疑国民党“只写先烈姓名，而无半点事迹”，其目的，正在使人“朦胧无知”，以便夹带假先烈入境，若个个都给弄得一清二楚，则一切穿帮矣！又先什么烈来哉？

国民党的“集体向上空长号”

——仰天长啸与仰天长号

岳飞《满江红》中有“仰天长啸”的句子。中国人念《满江红》、背《满江红》、唱《满江红》，只是顺口溜，不求甚解。其实“啸”是中国人很有趣的一个传统。古代有一本神怪书，叫《拾遗记》，里头说西方有一个国家，“人皆善啸”。“善啸”成绩，男女有别：“丈夫啸闻百里，妇人啸闻五十里。如笙竽之音。”中国在西方之东，虽善啸水平不及善啸之国，其啸也不无可观。照晋朝成公绥《啸赋》，长啸之奇妙，可使

绵驹结舌而丧精、王豹衽口而失色、虞人辍声而止歌、商子敛手而叹息、钟期弃琴而改听、孔父忘味而不食、百兽率舞而拃足、凤凰来仪而附翼，乃知长啸之奇妙，盖亦声音之至极。

可见“长啸之奇妙”，真是玄之又玄了。

长啸之风，盛行于晋朝（《诗经》中有“其啸也歌”的句子，当然是早期的啸），在曹植、刘琨、郭璞、陆机、陆云、鲍照、陶潜、谢眺、庾信这些名流的诗文中，我们都可看到有这种痕迹。《晋书-阮籍传》记阮籍“尝于苏门山遇孙登，与商略终古及栖神导气之术，登皆不应，因长啸而退。至半岭，闻有声若鸾凤之音，响乎岩谷，乃登之啸也”。（《水经注》中说：“孙登尝经宜阳山，上峰行且啸，如箫韶笙簧之音，声振山谷。”）晋朝以后，啸声渐歇，但仍有人长啸不误。《宋史-范镇传》说他“少时常赋长啸却胡骑，晚使辽，人相曰：‘此长啸公也！’”苏轼《后赤壁赋》也有“划然长啸”的句子。都是可见的例子。范镇的“长啸”，竟能吓跑胡人人马，倒真有人猿泰山的气势呢！

宋朝以后，啸声大歇特歇了，歇得只变成诗文中寄傲之资了，已经难得有真啸传世了。

真的“仰天长啸”虽然失传了，但是国民党是何等中国功夫，他们是不会就此罢休的。于是，他们由国特出面，表演出一番亘古所无的中国功夫——“仰天长号”来！据1946年6月13日“军统局内外全体同志”祭戴笠文，最后说：

呜呼，胡苍苍之不仁兮，夺我严傅；邦之殄瘁兮，失楷模。愧无回天倒日之力兮，焉能挽鸾驾于天衢；恨百身之不可赎，怅令仪之不复作，日永思长兮奈何。吾行当结万众之心，竭毕生之力，朝兢夕惕，殚精竭虑，遵矩诲，循旧规，勉为先生之百千万化身，继续担当神圣伟大之使命，完成险阻艰难之任务，以上报领袖，而慰先生在天之灵也；且将朝朝祈祷，求能与先生以精诚相聚，以魂梦相接也；更将于年年三一七，集体向上空长号，盼先生复活自天际飞来也，呜呼，哀哉，尚飨。

这一年年3月17日，“集体向上空长号”，盼戴笠“复活自天际飞来也”的奇妙，自属“长号之奇妙”。其奇妙程度，自比“长啸之奇妙”尤有过之。古人“长啸之奇妙”，充其量只是“百兽率舞”、“凤凰来仪”而已，而我们国特“长号之奇妙”，却是“大铛头复活”，连耶稣复活都不敢“从天际飞来”，而大铛头复活，却复活之不足，还要凌空而降，国民党的僭越，真他妈的太不像话了！

1985年2月3日傍晚

国民党好人切腹记

1980年4月13日夜里，一个身影神秘的人，偷偷溜出了台大医院，上了计程车，开到林森北路，在一家来福宾馆登记进房，进房后就全无动静。十几个小时后，服务生觉得溪晓，呼门不应，开锁以后，赫然发现死尸一具。死状甚惨，是切腹自杀的。死者登记的身份是“宗荣禄，民国三年8月3日生，山西省霍县人”，是荣民，经查在台全无亲戚，只是孤家一人。于是，像千千万万只身在台的老兵一样，“大有为政府”一把火烧掉了死尸，除了骨灰，把这六十六岁大陆人的一切，都烧得一干二净。

这六十六岁的大陆人，虽然像千千万万只身在台的老兵一样，最后尸骨无存，化空为幻，但是，这个人却奇迹式的留下一部自传——《天民回忆录》，使他身死形灭以后，别有幽愁暗恨，细存端详。

《天民回忆录》

宗荣禄在《天民回忆录》中说：“天民之意，摘自《礼记-王制》篇，取‘鳏寡孤独’此四者，天民之穷而无告者之意。”虽然“穷而无告”，但他有所不甘，决心别有所告，于是就写了这本书。他说：“水有源头木有本，人到老来思故乡。回忆往事乱如麻，擅借拙笔叙端详。”显然的，他要把他的往事叙个端详。

宗荣禄生在山西省霍县，霍县就是周厉王暴虐无道被人民驱逐、死于彘的那个县。全县有人口七万，地广人稀，田地大部分都是旱地，交通不便，生活很苦。宗荣禄家里世代业农，他运气很好，有去山西省会太原读中学的机会，那时候，霍县二十个人中，只有一个人能读上中学，他居然读上了。因为“到太原读书，非有大志与贤明的家长以及富有者，绝非一般人能办到”。宗荣禄回忆：

我于民国十九年第一次到太原上学，当时是乘坐四匹牲口拉的一辆骡马车，车上坐不到十人，无车棚，冬天冷风刺骨，全凭衣服、帽子、鞋袜、手套等御寒，夏天酷热，下雨时满路泥泞，天晴时遍地尘沙，驻店休息必须先行拍落身上尘土，起早摸黑，整整走了五天路程，走山路必经韩信岭、郭家沟，坡陡路险，平地四匹牲口拉的车，在该坡要加到十匹，仍感特别吃力，尤其是车夫赶车技术，更非一般人所能胜任！必须有经验而熟练，何时何地，如何呼喊，如何鞭策，有其一套驾御技术和道理。冬季地冻坚硬如铁，遇坡度较陡之地，铜制烟杆掉落，可以直滑三十多米，牲口蹄子虽钉有铁掌，上一道坡，不知要滑倒多少次，以致膝前鲜血淋漓，乘客皆惨不忍睹，每每自动下车步行，故岭南之仁义缜与岭北之坡地镇居民，每天均备长鞭一条，专门等候受雇赶车上山者约两三百人，分班轮流，靠赶车过生活。

沿途有一小庙，名叫夫妻庙，传说两夫妻推车上山，夫拉妻推，夫怕妻吃力，尽力拉，妻怕夫出力尽力推，结果夫妻二人都把力量用尽，即地死亡。当地人为其盖庙，以志相爱之诚。如走富家滩河川，遍地石头，一颠一簸，整整要走一天路程，骡马车震动甚烈，一天下来，震得腰腿臀痛，比步行还难受。若完全步行，石头撞得脚掌起泡。故到太原读书，非有大志与贤明的家长以及富有者，绝非一般人能办到！加之农业社会，常感人力不够，从小即随父兄在田工作。因衣食不缺，故不想向外发展，只要有体力可以耕种，识字与不识字对彼等毫无影响。

宗荣禄的老家是霍县东南三十里的一座村落，叫南杜壁村。这村子有一百多户人家，半数以上信天主教。宗荣禄能去太原念教会中学，也渊源于此。山西省是天主教传教很有成绩的地方，宗荣禄生在穷乡僻壤而能跑到太原读中学，这种开通，显然是拜西方文化之赐！

……（编者略）

1938年秋天，趁国民党中央第九十三军八十三师派人到霍县成立自卫队时，自动参加了。不料不久八十三师调防，自卫队解散，宗荣禄生病在家。第二年，他决心投奔雷鸣远神父，参加雷神父组织的团体。

谎报被日本人抓去了

为了怕突然人不见了，被“地方军政势力找家中麻烦”，宗荣禄决定趁日本人出城搜索时间，蒙混出走，这样家中可以谎报壮丁给日本人抓去了：

二十八年3月17日，即阴历二月二十八日，天未拂晓，约莫4点多钟，睡梦中被隆隆炮声惊醒，心中悲喜交加，喜的是脱身机会到了，悲的是将要离开家乡。推开被子穿衣下炕，未对妻说一声，恐其纠缠离不开，再去辞别祖父与父亲，祖父尚未起床，我把要走的话告说，祖父说：“我把你养大，你不养我送终，反而往外跑，要跑，等把我送了葬再走！”我答：“我走了不在此地，还可到别处谋生，总有通信见面机会，如不离开家，各种拉夫、应差、抓兵，恐怕还要死在你前，那时哭也哭不活！”祖父很明智，当即允许，说了一声：“也好。”并说：“你要保重身体，千万不可做出卖人格的事！”我答：“请放心好了，我赚到钱会给你寄回。”祖父大声说：“我要你出去好好做人！救国救民！不是叫你去发国难财，如你有钱，到处有需要做的事、到处有需要帮助的人，克己复礼，为善最乐！你不要忘记这两句话！包管你永远快乐！”父嘱我多念经，多与神父主教接近；一切依靠天主！顺主圣意！就此毅然辞别。

于是在天方亮的时候，“日军从村西上来，我们由村东逃走。”最后，他终于见到雷鸣远神父。

雷鸣远神父与“华北督导团”

雷鸣远祖父1877年生在比利时，1901年到中国。他热爱中国，在1921年正式取得中国国籍。北伐时代，他组织公教（天主教）志愿救护队，带领教友队员到战线救护伤兵，成立耀汉兄弟会、德来姊妹会，以全牺牲、真爱人、常喜乐为信条，做传教工作，并倡导每一修士必要学一技能，必要时能自给自足、自力更生，所以有的做园丁，耕地种菜；有的做医生、做护士，济世救人。雷鸣远神父的伟大怀抱，最后被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看中，就思加以利用。据情报局秘密出版的《戴雨农先生传》，1938年间，

政府为了与日敌进行长期战斗，命令山西一带的国军，在中条山建立坚强的军事基地，准备以较大规模的游击队，与敌军周旋。但此种长期困敌的战术，必须有效的发动广大民众，军民结合一致，才能事半功倍。而北方交通闭塞，声气难通；如何加强宣传，发动组织，展开工作；由哪些人深入敌后，由何人负责领导，才能卓有成效？都是问题。戴先生有鉴于此，深思熟虑之下，觉得唯有以军统局的干部和雷神父的救护队合作，由雷神父负责领导，最为理想。于是，他拟好了一套计划，呈请蒋委员长釆纳，于民国二十七年9月4日电邀雷神父赴汉口会商。……

“华北督导团”于民国二十七年10月1日在武汉成立，以天主教教友（扩大原来救护队）为基干；军统局也派一部分干部（组成一个直属流动组），参加该团从事政治宣传、心理作战等工作。团的名额为五百人，任命雷神父为团主任，下辖秘书、政训、事业、总务四个处，和六个工作队。军统局的李敦宗同志为团副主任兼政训处长，计划以中条山基地为起点，陆续发展。

正因为“华北督导团”被军统局的国特渗入，所以，中共对它极为敏感，导致雷鸣远神父被中共俘去四十天。雷鸣远死后，

华北督导团，自雷神父去世后，先由李敦忠代理主任，三十二年由美籍主教米干继任主任，仍然积极推展服务民众，组训民众工作，至三十三年秋结束，前后历时六载。为国牺牲的达三百余人之多……因为华北各地教友，感于国族兴亡的大义和雷神父的热诚感召，随死随补，前仆后继，所以始终保持五百人的名额和高昂的士气。由于团员十九皆为天主教友，所以牺牲的也以教友为多。

宗荣禄是教友，也是“华北督导团”的成员，就在这一渊源下，他模模糊糊的成了军统局的一分子、成了国特。

真被日本人抓去了

在一次出任务的时候，宗荣禄被日本人抓走了，日本人要杀掉他：

到临汾后，日本人把我先拉到北城墙下刑场行刑，将捆绑解开，先照相，我振起精神，挺起胸膛，无畏无惧，让日本人看看中国人的死难精神，然后日本人对我说：“你们中国人刺啦刺啦的都死在这里！”我四顾一看，果然荆棘森严，我就向日本人说：“我要写信与家人诀别。”日本人给我纸、笔、邮票，我写了两封信，一封给家中，一封给李之仁神父，嘱他们为我献黑弥撒，多念经，公审判时，天主台前见面。我又怕日本人不转信，我要求将信转交给附近用水车浇地的老百姓，请他们代我投邮！我仰天一看，三月天气，晴朗无云，气候不冷不热，心平气和，无限轻松愉快，以为马上就与天主见面，何况又是为国而死，闭目省察自己所犯罪过，打开通功经，念临终经，发上等痛悔，想不到，竟蒙到天主降福，开启了日本人的心，居然将刺刀从我脖子收回没有杀死，至今脖子仍有刀割伤痕，原车把我带到临汾城内关押。……

最后，日本人奇迹式的放了他：

我怕他们把我编入部队，我说我不是中国兵，翻译官问：“你到底是做甚？”我答：“我是天主教友，出来传教。”该翻译知道教会道理，又问我说：“圣经有句话说：‘人打你左腮，你把右腮给他。’你知道吗？”我答说：“知道。”翻译官又问：“耶稣所受的苦难，你知道吗？”我答：“知道。”翻译官说：“那就放你回去。”立即叫来日本军官，三人坐在桌旁谈话，每人一份纸笔、一杯茶。日本人说：“你们中国人是虎狼。”翻译官翻话，我答：“中国人是羔羊良善和平，你们日本人才真是虎狼，要吞并我们中国。”日本人说：“我们是要维持东亚新秩序。”我说：“你们是要称霸亚洲、控制亚洲、领导亚洲。”日本人说：“你头脑很好。”当即准许放我，我因遍体鳞伤，疼痛无法行走，日本人允许派汽车送我。我说，既然准我回去，就请给我开一张通行证，免得再被人抓回，日本人遂给开一通行证，准许我在临汾、洪洞一带传教，我又向日本人要我的东西，他让我自己找，我趁此机会，顺手拿了他们的文件，汽车把我送到临汾柴村教友会会长家。

“以为只有国民党才是抗日功臣”

在“华北督导团”，宗荣禄见闻了不少“大有为政府”的德政，例如不给新兵吃饱饭，就是其中之一：

督导处设在庙中，庙内驻有军队，军人生活苦不堪言，大都是抓来的新兵，吃饭不敢让他们吃饱，恐怕吃饱身体强健而开小差，吃饭时仅听到吸声，很少有咀嚼声，我走近仔细去看，原来是吃小米稀粥，米粒很少，问其管理人员，始知不敢让其吃饱的原因。夜晚睡觉，鞋袜衣服都脱光，集中保管，赤身关在一起，卫兵持枪看管，解大小便，报告请示，武装监视，俨然以囚犯对待，半数以上都是病夫，不是泻痢，就是疟疾，简直把人不当人，俗云：“好男不当兵”，是有其原因的，也许我所看到的是新兵。

当时山西地方，“同一地区，有四个不同政权，即山西政权、中央军政权、八路军政权、日本伪政权。”山西政权就是山西王阎锡山的“二战区”、八路军政权就是中共。宗荣禄身处这一怪局面下，见闻自然新奇：

当时在山西之工作，不仅要抗日反共，还要防避二战区，处处时时都需要潜伏保密。二战区仇视中央，不在日本人与共产党之下。李树滋、李友兰等之被活埋当天，白天尚和二战区工作人员一起聚餐，夜间即被包围捆绑，他们被迫自己挖坑，自己人埋自己人，剩下最后一人，才由当地老百姓埋。

在四面是敌的艰苦中，抗战总算胜利了。

好不容易熬到日本投降……我因不满阎政权苛征暴敛，二十六七年即与当地政府发生摩擦，因牺盟会县政府倒行逆施，反使曲突徙薪者冤上加冤，乱扣特务帽子，误将我家列为特户及特务，血气方刚的我，忍无可忍，遂毅然离家，奋不顾身，忘其身以及其亲，只身逃出，参加抗日工作，出生入死，冒险犯难，挨打受气，自以为报效国家，为国民应尽天职，乃执政者不作此想，以为只有国民党才是抗日功臣，其他都以杂牌行伍视之，一律编遣解散，我参加的是华北督导团，团主任雷鸣远神父已于胜利前六年逝世，该团体大部为天主教友，以行动表现工作，不重形式，未受任何训练，故胜利后即被裁撤，每人仅加发一月薪饷，就此结束。真是“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我是有家归不得，遂流落洪洞，吃饭到表兄段蛋娃处吃，睡觉到天主堂睡，因鹿神父在我村当过本堂，颇有怀旧之情，后经孙逸贤介绍，到李聚源处报到，任情报工作。

在国民党眼中，宗荣禄是杂牌抗日队伍，所以一律遣散。虽然被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但在走投无路之时，他还是回头投效“任情报工作”，当然这是外围又外围的。

控告阎锡山

宗荣禄这时的对外身份是开益旅栈老板。这时他的硬脾气倒也大发特发。他曾为保护良家妇女，抵抗无法无天的军人：

在我开益旅栈时，第二战区护路军一排长，见一过路单身少妇搭车，他们以护路军身份，盘查该少妇，从上午问到晚上，直至误了车，他们又装好人，为其找住处，和我商量，要到我旅栈与该少妇同宿，我说：“开旅栈要保障旅客安全，该妇人住无问题，要想同宿，绝对不可以。”因此触怒了该排长，声言要叫其士兵捣毁我的旅栈，我到车站向客人收账，他即乘机要打我，他拿的手榴弹，准备拉火线，我用我的两手抓住他的两手，火线拉不开，他也不敢拉，我的意思是，要死就同归于尽，看的人都躲避开，惊动驻军到来，我将事实说明，将该排长带去法办，嗣后我到介休，当时在场看见的人，一见我就说，洪洞人真强悍，拿上手榴弹打架，事实是护路军刁难旅客，企图非礼，变成劫路军。

也曾为横征暴敛，质问洪洞县政府：

我在洪洞火车站开益旅栈时，洪洞县十二万人口中，我的负担是总数的三百五十分之一，我去县政府质问，不等我回来，县府即派人变更通知，减少了一半，变成七百分之一。事实上，七百分之一我仍吃亏，且分派负担，必须经过大家开会，我往返不到两个钟头，就做决定，事情太显草率，为此我以书面质问，问得县长吴世才无话应答，由此可见地方政府之黑暗，真是民不追，官不究，于是我黏贴壁报，要县政府说明分摊负担开会时间地点以及参加人姓名记录等，官司打到洪洞沦陷，不了了之。

最后，

好景不长，我的客栈开张不到半年，共产党来到，地方政府与驻军撤退到临汾，我虽表面开旅馆，但中心任务，还是以敌后情报为主。因我与洪洞县政府闹得满城风雨，恐时间久了，被共产党发觉，对公对私都不利，不得不转移地方。

……（编者略）

中央军“比土匪还差”

在国民党中央军收复洪洞的时候，宗荣禄首先领教了“比土匪还差”的中央军的厉害：

三十五年，中央派第一师收复洪洞，要找当地人带路，我即应邀带路，顺便搜集情报，不料中途遇到一士兵，要拿他的破皮带，换取我的新皮带。因我于上次赤身逃出，一切重新购买，致引起该兵贪心，我不给他，他诬告我不是好人，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又况是在火线上，不容解释，强把我带到苏堡，押在草房，不审不问，草房门口一道岗，院子大门口又一道岗，吃饭由他们送，大小便上刺刀押解，睡觉在麦草里，第五天被一参谋散步发现，经我说明经过，亲自把我送到临汾，并向我们主管道歉谢罪！以如此军队收复失地，真比土匪还差，土匪抢人，人还可以告状，堂堂中央军如此行为，真是官逼民反！幸而我是过来人，知道阎王好见，小鬼难缠。

宗荣禄回到洪洞后，重开客栈，并把妻儿接来，一家团聚。不久局势又变，他又要离开：

我离洪洞时，正值二十三军招集城附近村干部开会，仍是以坚强语气叫老百姓安心，协助守城，并令其送粮送草，声称只要粮草充足，决可守住。乃会尚未开完，军车已装好，停在马路等候撤退，我见此情况，连妻都赶不及嘱咐，仅对杨张保说，托其经理客栈。我即爬上军车，军队不许可，说是军车老百姓不能坐，我不听其话，强行爬上。……

天主教徒论中共

在逃难过程中，他路过崔煜庭家，崔煜庭是他们天主教友，

抗战初期曾在二战区当过县教育局长，为了公教人员待遇菲薄，养不了家，辞职后，买一头小毛驴卖煤炭，驴驮八十斤，他背二十斤，他累了，就将自己背的二十斤放在驴背上，驴累了，他又从驴背上取下，自己再背上，如此替换休息，到处卖煤。共产党占据汾西后，居然而成了劳改英雄，不仅不以智识分子清算斗争他，并说他觉悟早，自己改造自己，反而以长者身份备受尊重，形若村顾问，连共产党还经常向他请教。

崔煜庭送了他干粮和路费，并请亲戚带路，护送他一段。宗荣禄回忆：

据崔煜庭说，共产党就是不信教，是他唯一不能接受之处，此外像打富济贫，改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生活，即以他们村的一般人生活与旧社会时代相比，即改善很多，冬天天冷，村民都在家里避寒，不易看到人，天气热了，大家都蹲在门外或大树下吃饭时，即可以看见生活情形比旧社会时代吃得好。旧时代吃饭只听见吸声，很少听到筷子敲碗声，原因是过去生活苦，饭是汤多面少，用不着咀嚼，所以只听见吸声，现在是面多汤少，不嚼即吞不下去，不挑抖分散，一大块就塞不进口，所以才发出碗筷敲打声。此语想崔必不会虚构。诚如阎锡山云：“三民主义中，最好最关系农民者莫如民生主义，民生主义中最精华者，又莫若耕者有其田，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已被共产党抢先实行，刀把已落到共产党手中，我们要反攻，等于逆水行舟，不用力夺不下刀子，用力即被刀刃割破手，共产党分田地给谁，就属谁所有，则分到地的人都感激共产党，因他们的地，是共产党分给他们的，如向农民收回，再归还原地主，则用不着共产党下命令，农民即要自动拼命抵抗。”

天主教徒能说出这些公道的话，真是有味儿极了。

“妻送我走，我送妻回”

接着就是继续逃难。宗荣禄从太原下来，逃到柏沟，他的岳父住在柏沟。正好妻子也逃难回娘家，夫妻得以相聚。可是相聚即是永诀，他不能久住柏沟，还得朝前走。回忆录中写他与妻子永诀一段，很是动人：

最难忘者为与妻别离时，妻送我走了不到一华里的路，却从下午2时走到下午6时多，其时已是太阳西沉，晚风徐徐，往前送三步，往后倒两步，妻送我走，我送妻回，妻嘱我小心，我嘱她保重，全心、全灵、全意依靠天主，烦恼时多念经，同样的话说了无数次，眼看太阳将落，遂忍痛别离。

“忍痛别离”后，宗荣禄逃到陕西，逃到国民党中央军辖区，不料“比共产党区还严密”：

下船就属陕西辖地，自以为已到安全区，一切自由方便，想不到比共产党区还严密，毫无人情味，每经一村，都是催得叫走不准停留，敬鬼神而远之，好像不敢接近我们，从无一人问到吃喝，倒是在共产党区，只要知道我是逃避共产党，不管认识不认识，起码还有个一部分反共人士同情，指路线，送食物，尽量为我们安全设想。到韩城后就是马不停蹄的昼夜底跑。跑到朝邑，却被保安队扣押，我和张光祖二人分别扣押，其他三位军人如何，不得而知。拘留室窗户无光线，一片漆黑，仅有一个饭碗大的送饭口，房门上锁，轮流站岗，人关在里面，眼睛蒙两层布，里面是黑布，外面是毛巾，手铐脚镣齐上，吃饭才开眼罩和手铐，小解在房内用马桶，大解上厕所，脚镣昼夜不去，全不把我们当人看待。不审不问押了二十八天，求生无门，求死不得。押到第二十七天中午，彼等正准备吃饭，我从厕所出来，一时气愤，就地拿起一块砖块，用力往饭摊一砸，饭摊没砸到，却使彼等大吃一惊，想不到我会来这一手，我拼命大喊，要他们把我处死，只要求给南京毛人凤（按：毛人凤是戴笠死后的国民党特务头子）去一电报，再给西安胡长官（按：胡长官胡宗南，国民党的西北王）去一电报，说我宗荣禄死在朝邑，他们一听我提毛人凤、胡长官大名，也不敢难为我，不多时县政府派人来安慰我，叫我不要生气着急，明天就派车送我到西安。当天中午连张光祖也叫来以酒席请我们，席间县长薄如英说他误会了，叫我们到西安见到胡长官为其多讲好话！我当面告他说：“你把我认准，黑黑的，胖胖的，从今天起你开始数，如果你能逃避过不坐牢，就算你先人积下德，你做的比共产党宣传的还坏，国家设官要保国卫民，团结民心，你简直是祸国殃民，我被你关了二十多天，不审不判、不杀不放，你如认为我是共产党你就杀了我，认为不是就该放了我，如你不能决定也该转报上级处理，我若不砸饭摊，你不知道还要关我到何时，我到西安后第一件事就是告你，叫你也尝尝铁窗生活的味道。”

第二天他们用轿车把我们送到大荔县，当作游勇、散兵收容，集体管理，此地比在朝邑好一点，不蒙眼也无手铐和脚镣，在院内看守，可以自由活动，下棋、讲闲话、聊天，但不能出大门上街走动，抬水时两人抬一桶，每十人用一条绳子捆绑，捆一臂，形若拐子马，一人出事，则九人受牵制，换肩休息要集体行动，每次抬水，沿途观看的老百姓，都当我们是共产党，喊说看八路军！某天，正在抬水时，张文海来到，我一见面即很生气的问他：“你来做甚？”张文海不解语意，以为我应当欢欢喜喜欢迎他、安慰他，怎么这样的脾气，以生气的语气质问他，我的意思是：我已登上贼船，进退维谷，你为何还来受罪自找苦吃？从此张文海也被拘押，在拘押中我们相约，无论谁先获释，或死或活，如见到亲友，必须告知实情。大荔住了几天，押送陕西迎驾回军官总队，押送途中，仍是十个人捆绑一条绳子，各人还要扛一袋小麦，途中也是集体换肩休息，中午12点到西安南关，中秋节前，天气还很热，五六十人，关在一间楼上，楼板是用树条编制，形同篱笆，楼下住户正在烧木炭烤月饼，煤烟熏得比毒气还甚，熏得我们鼻涕眼泪一齐流，真不好受。下午4时方到迎驾回。……

你关我关

宗荣禄自叹“登上贼船，进退维谷”后，他又目睹了国民党部队的妙事：

在迎驾回期间，同僚中，安分守己者，在队部休息。调皮捣蛋者，聚众赌博，有的寻花问柳，被人检举告状，闹得民怨沸腾。说什么“军官总（按：军官总队）、青年从（按：青年从军成为青年军），成了社会上的害群”。这时部队始编队点名，管吃、管住，但不发衣服。因此集合点名时，破军装、旧棉袄、长袍、马褂、单衫、短裤，更有披棉被、棉被套、盖毯子者，五花八门，军不军、民不民，俨然难民收容所。为了观瞻起见，改在寝室点名，大家又围上衣服、被子、毯子，靠在墙壁，形若罗汉。总之，是不让出去，免得胡作非为，惹是生非，偶尔长官部也派艺工队演戏剧供娱乐。

有一次听说胡长官要来，队部下令又要大家整理环境，并派大队人员到曲江池抬红土和成泥，刷地垅与墙壁，并叫每人撕白布做成衬领，伪装成新衣模样，我当场提出抗议，声言我受尽人未受的苦，挨打受气，冒险犯难向人要衣讨饭，侥幸未死，上峰不周济，反而叫我蒙蔽长官，自欺欺人，我不但不做，还要向胡长官报告，让他看看本来真面目，弄得大家不欢而散！胡长官结果并未到，可是队部却开始发了衣服和鞋袜。

接着他被移送国特单位，再如此被作弄：

我与张光祖由西安调查室要回押在该室拘留室，当天晚上，把我们二人押在囚车上，眼睛蒙住，囚车转来转去，一会儿下车，牵住手过桥，一会儿上台阶、一会儿进山洞，就这样折磨迷惑了一两个钟头，最后押进一间小房，吃饭有人送，上厕所有人武装押解，月余后解除武装看管，和卫兵睡在一起，方才有机会在大饭厅吃饭。从卫兵口中，始知以前所演之过桥、钻山洞、坐汽车、步行走路，以及软禁小房间，都没出调查室本院，被关了月余，获得自由。……

是这样收复延安的！

宗荣禄回忆中，又透露了收复中共大本营延安时，国特们的胡作非为：

在调查室住了月余后，我与张光祖均派到潼关豫西特别组，组长车祥生，副组长陈廷珍，名义上是秘密工作，实际上是公开的秘密，无人不识车、陈二人，每天与地方机关勾结一体，利用军统局关系做投机生意，囤积居奇，陈廷珍自诩于收复延安时，曾任延安警察局长，据其亲口向我说：“彼到延安后大肆报复，临走时，住老百姓家里，宰杀牲畜，并将大便放在老百姓煮饭锅和吃水缸内。”自以为是得意杰作，功不可灭，讲起来洋洋得意，我即当面指责其违背政府德意，政府收复延安，并要收复延安人心，不是要你去断送延安人心，所谓收复，不仅是收复失地，还要收复人心，给老百姓留个好印象、好感觉，使共产区老百姓愿意接近政府，进而拥护政府、依靠政府、服从政府、怀念政府，如同做生意一样，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让老百姓比比看，究竟是谁好？谁坏？好在哪里？坏在哪里？里克谓荀见曰：“使死者复生，生而不愧乎其言。”不是入则附之，出则恶之，收复时是百姓，撤退时是仇敌，不能因自己撤退而怨恨百姓。阎锡山有云：“政府收复大陆后，应向百姓道歉，请求处分，就说政府未尽到职责，将你们保护好，教你们受痛苦，不管任何人加于你们的痛苦，都怨政府没有保护好，请你们给政府最严厉处分！这样百姓才会心平气和的原谅政府、同情政府、体贴政府，知道政府有良心，这样才会与政府合作！”如你所说，你是给共产党的宣传作证，教延安人说政府无天良、无人道观念，饭锅水缸内放大粪，倒行逆施，且你所说所为的，是在老百姓家，并非是共产党领导人家，即领导者的家，亦不可如此。狗可以吃大便，人不可以吃大便，政府是为民爱民，土匪是祸国殃民，既是奉政府命令，收复延安，就应有政府风度，以牙还牙，在百姓心目中形成以暴易暴。陈廷珍被我说得哑口无声。

“国民党已寿终正寝，你还想亲视含殓。”

由于国特上级只给他三块钱，派他回山西工作，他气起来了：

在王宗山家，给南京局本部写一报告，说明车祥生给了我三块钱，派我到晋南工作，人不怕死，肚子怕饿，我现在兰州自谋生活，请上峰给予违命处分！

到兰州后，他摆香烟摊过活，在烟摊旁碰到军统局太原站站长田畯:

烟摊上遇到田峻，他看到我即说：“局本部来电报叫找你，正好遇到，你把烟收起来，先和我去看史泓。”史原任北平傅作义华北剿总部第二处长，傅在与共产党和谈前，为了思想问题，先将史泓及军统局同志送走，史遂往兰州，一见面，除口头安慰外，还给了我二十元，钱虽不多，情意无量，究竟不失为北方人性格。

在兰州，他碰到一位教授：

在兰州田畯处认识了宁伟霖，字曼云，山西大学国文系毕业，曾任东北长春大学教授，我来台前，约他同来，他说，他要到新疆找陶峙岳。他亲眼看到东北接收，敌伪财产、太太小姐一起接收，叫接收就不是汉奸，不叫接收就是汉奸，一听东北人讲日本话就打巴掌，国人叫喊杀陈x（按：指陈诚）以谢天下，政府不仅不杀，反推陈x管理台湾，天理国法不讲，四维扫地，你去干吗？国民党已寿终正寝，你还想亲视含殓。

“国民党已寿终正寝，你还想亲视含殓。”这真是千古名言！虽然如此，宗荣禄回忆说：

我因家父无故受共产党诬赖，扣以特务罪名，逼得我加入特务工作，曾发誓只要活一天，就要反抗共产党一天，诸葛亮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雷鸣远神父云：“鞠躬尽瘁，死而不已。”故毅然应田畯之邀，到绥远报到。

先领教了台湾的“人情淡薄”

到绥远后，他一筹莫展，只好“从北平搭火车到广州”。车上碰到了国特毛耀华，得以来台：

从北平搭火车到广州，与南洋华侨巨子陈嘉庚侄儿伙用一卧铺，他也是天主教友，虽是萍水之交，但因有神亲关系，一见如故，经常通功念经，尤其念玫瑰经，光口诵心唯，尚不合教规，必须手捻珠数，到了澳门，就因为手持念珠念玫魂经，而被同车中毛耀华问起，问我认识不认识李广和，我答认识，我问他与李什么关系？他答李任天津稽察处长，是他主管，我问：“你怎么知道我与李广和有关系？”他答：“我在车上看见你们拿念珠念经，李也是天主教，也经常拿念珠念经，又都是山西人，想可能认识。”我答不仅认识，还是督导团同事，他当主任，我当团员，犹如家人弟兄，加以李先生更无架子，平易近人，我们相处很好。”他说：“那你到香港可到海光大楼找他，我出来时他在香港。”我到香港海光大楼找李先生时，别人说李已到了台湾，地址是台北建国北路，我即遵照地址通信，李先生风骨为人，颇为言大而夸，但心术不坏，因他也想从我口中得些大陆情报，接到信后，他马上向保密局报告，洽办我入台证，不到二十天入境证即寄到香港。

不料一到台湾，他就先领教了这个地区的“人情淡薄”：

来台后，第一天住基隆旅馆，我因晕船需要安静休息，而该旅馆靠近舞厅，音乐吵闹不停，比起大陆秧歌声，有过之无不及！因忆古诗一首：“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汴州。”真是悲感交集，勉强睡了一夜，第二天即到台北，正值下大雨，初到台北，一切生疏，以为如香港一样须上车买票，上了汽车却被车掌小姐赶下，天又下雨，一时找不到卖票处，只好到建国北路找李广和，孰料李已搬家，搬到哪里，现住户又不肯告知，倒先把我审问一番，最使人难堪的，就是怕我湿了他家地板，把我推到门外讲话，真是房子比我的命还值钱，回想在大陆人情淳厚，人对人很亲切，只要你到他家，不管相识不相识，先问吃饭了没有？尤其是只要说是反共志士，更是从心里欢迎，有一碗饭，甘愿让给你吃，自己忍饿都甘心情愿，大有舍己成仁之精神，全不像台湾，人情淡薄，自私自利，常是存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念头。

“今天是被妈妈所吃”

宗荣禄到了台湾，军统局已改名保密局，本来让他来台，是要从他“口中得些大陆情报”的。得了情报，却不由分说，跟踪起他来，并且不许他申报户口：

我由保密局招待，住新北投旅社，房饭均由保密局负责，上级有关单位并派人从旁监视，我到台北，亦有人跟踪，半年后，我转移到桃园员树林招待所，每天尸位素餐无事可做，初要以入台证换领身份证，局本部称：“以后还要回大陆，为免办出境手续，不要申报户口。”迄四十年政府取缔游勇散兵，招待所通知我不要外出，以防被当游勇散兵抓去，经我再三请求，局本部方出具证明，并替我们伪造证件，说我与田畯、郭俊秀三人，系从监狱刑满释放，要补领身份证。如此颠倒是非，自欺欺人，将我们颁奖升级身份竟说我等是从监狱放出，有心之人孰不痛心！以堂堂锄奸机关，竟乃违犯法纪，伪造证件，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不向自己脸上贴金，竟往自己身上涂粪。苏洵《辨奸论》云：“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常说日本人杀我、汉奸打我、共产党吊我，是我的光荣，证明我还有抗日反共精神意志，唯独国民政府，不仅不承认我的功劳苦劳，反而伪造证件，说我们是监狱刑满获释，狼吃了小孩，人不以为奇，妈妈吃了小孩才是真奇，我今天是被妈妈所吃。

宗荣禄是外围的小国特，怎么对待，固不足论矣！但是田峻是军统局太原站站长，竟也比照“监狱刑满获释”方式铨叙，可就真令人寒心了——做国特的下场，原来如此！

刘有成与处长之婴儿

宗荣禄回忆中，还有这么一段对照：

视人命如草芥，刘有成同志从大陆逃出，冒险犯难，身体瘦弱，二十多岁青年手无缚鸡之力，去厕所解手，蹲下站不起来，竟晕倒厕所内，口吐白沫，不省人事，经人发现救活，报告队部，招待所长李增逊令先打报告，待奉到局本部核准后，再去休养治疗，而局本部第三处处长郑修元，三个太太共十个儿子，三太太亦住员树林，三太太最小婴儿，亦即第十儿子生病，局本部医务处派一医官住在三太太家中，按时间吃药打针，照顾小孩。又从大陈岛撤回来一批同志，少衣无鞋，7、8月大热天无钱理发，生活座谈会上提出，亦要先打报告，奉准后才能理发，经我与刘伟同志自掏腰包为彼等理发，语云：“官庭薄如纸”，诚不诬也。喊的是大同主义，做的是自私自利，有地位身份者命贵，无钱无势的活该，受苦忍痛，吊古战场文云：谁无父兄，谁无子女，提携捧负，畏其不寿。以刘有成与处长之婴儿对照之下，有心人谁不寒心？

在这种寒心的觉悟下，宗荣禄决心脱离他妈的保密局、决心自谋生路。同意令下之日，他连最后一顿饭都不屑吃，就上路了：

在员树林招待所接到自谋工作核准令时，正是中午11时，再过半小时就开中饭，魏化民、谢步程等听说我要离所，要加菜为我送行，我坚决辞掉，毅然搭车到台北，赶到风渡里吃饭，当晚住五福宫小庙，与土地公做伴。第二天一早上山，到天母矿场做苦工，挑硫磺矿，工具向何木枝借用，工资按斤数计算，挑多少算多少，不受限制，我的要求是吃饭，赚够饭费即休息，所以挑的重量是由我自己决定，路程虽是不远，尚不到一百步，只是山路崎岖，比上楼梯还难，尤其是过独木桥，肩挑重负，举步维艰，真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沟虽不深，但下面尽是石头，倘一脚滑跌，纵然不至于死，腰腿难保不折骨断筋。我初挑体力充沛，不下一般人，只是走路稍慢，以后屡挑屡减，最后竟减到二分之一重量，尤其肩膀，更是难受，又烧又痛，烧得难忍耐时，只好用水涂抹，第二天乔风藻从何木枝处知道，叫我到士林与李培楠到后大车站卖香烟。

“愿意者不苦！”

自卖香烟而“士林庙前卖水果”、而帮朋友看杂货店、而拣废物、而拉手拉车：

白天拣废物，夜晚睡防空洞，无本取利，所以吃饭并不成问题。但因拣废物是与最穷苦人竞争，显得自己太没量，遂经在防空洞墙上写标语的陆景云与周飞介绍，到广告公司工作，该公司老板一开口就说：“做广告工作很苦！”我答：“愿意者不苦！”当天下午他就叫我用手拉车，从贵阳街淡水河边，将五千块砖拉到警察总局，第一车拉了一千七百块，很感吃力，第二车又拉了一千七百块，拉得我筋疲力尽，原因是手拉车，辕杆比人低，前面高了，砖块从车后掉下，若要前后平衡，即不能挺起腰，拉得我几乎要了命，真是活受罪，可是又想起自己曾对老板说：“愿意者不苦，再苦也要拉下去。”所以只好咬牙拼命。拉到西门町火车道旁，火车道比马路高，拉不动了，抬头一看，适值情报局同志许秉雪过来，我立即大喊：“许同志快来帮忙！”许把我看了一眼，竟扬长而去，我愤怒的用力一拉，砖块从车后全部落地，这时又怕火车汽车过来，急得我汗流如雨，幸亏路人帮忙装上才推过铁道，总算勉强拉回，三车已拉回两车，再苦也要拉完，抱定愚翁移山、耶稣背十字架之精神，死不退却，心中边走边念，自己鼓励自己，并想起老子的话：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遂对许秉雪之态度不以为然。到祖师庙口，心内灵机一动，在街上拣一草绳，量着肩膀与车高低，拴在辕杆上使车平衡。再将剩下的一千六百个砖装上，结果轻而易举的拉回，由此想起韩非子的话，做事要有方法。……

“卖下钱再吃饭”

干这行不是办法，他又转去卖酸梅汤:

先到中央市场打听卖菜生意，到了中央市场，只闻人声喧哗，尽是台湾口音，连一句也听不懂，又转到街上，边走边看，天气酷热，工作无着落，饮料就喝了将近二十元，比一天饭钱还多。因此我就想到卖冷饮冰水，煮酸梅汤出售，于是马上开始购置家具，武官富看到后，说了一堆泄气话，断定我做不成，而我不仅自认为有把握，更要与武官富争口气，就教他看看，虽无本钱无经验，仅靠毅力决心，家具勉强买起，身上早已一文不名，早饭中饭忙得忘了吃，想吃也没钱，只等酸梅汤开市，卖下钱再吃饭，武官富也来隔壁，他也不提吃饭事，我也不给他讲，心中自作安慰，耶稣受难四十天，孔子绝粮陈蔡，汉高困于平城，诸葛亮五月渡泸，孔子云：“君子固穷，小人穷思滥矣！”相信不会饿死。对面向太太知道我一天没吃饭，晚7时后送我一碗米，我就煮成稀饭，无盐无菜，和砂糖而吃。酸梅汤生意开市，大杯一元，小杯五角，乌梅是从迪化街批发行称斤买来，洗净用水煮成，然后加糖装盆，盆外围冰使冷出售，无有染色，较街上所卖化学制成品，是混柠檬酸、糖精、色素、自来水而成者，虽然看起来鲜艳不如，但吃到口里就大不相同，所以生意极好，不到两小时就全部卖光，这才正式吃晚饭，结算下来，两小时净赚，比广告公司做工两天工资还多，因此更增长了信心，第二天就加倍准备，尤其晚上七八点时，找钱都来不及。自小南门起东至南昌街，西至老松国民学校，南至三军总医院，北至中山堂，独此一家，生意虽不大，顾客却拥挤不断。每礼拜当我到长安东路望弥撒时，顺便就把钱存放赵宾实神父处，以那时物价，三天准可买一两黄金，比一般公务员收入还要多。

不料，卖酸梅汤也好景不长：

我卖酸梅汤，别人看得眼红，前后左右不出百步，居然增加了十多家，我是初创，一切草率简单，且我只身一人，人手不足，他们都是后起，仿效我的长处，而改良我的短处，且都是人手足、地方大，终被他们竞争垮了！不得已又改卖水果，最初也是只有我一家，生意很好，可是他们又看得眼红，又是十多家出来和我竞争。水果不像酸梅汤那样好赚钱，且容易坏，第一天卖出，绝对赚钱，第二天卖出，恐怕只能够本钱，若第三天卖出，必定赔钱。事实我虽不会做生意，但每做一样，最先都很赚钱，可是每次都是别人看得眼红，出来和我竞争，结果都是亏本，直赔到亏债为止。

与吴三连理论

幸亏阴错阳差，他混到了一间小房：

初从武官富家出来，睡防空洞，当时小南门门下住一江西籍军官李端赞，携家带眷，其老太爷很有同情心，给我分出一部分居住，后国防部给其分配宿舍搬离时，遂将全部地方让给我。……

在小南门附近的防空洞住了些时日，市政府通知要拆房屋，强迫我搬出城门洞，遂在马路旁搭盖竹篷，盖时无人过问，将盖好，市政府又派拆除队来拆，拆完我即坐拆除队卡车到市政府与市长吴三连理论，他说我是违章建筑，妨碍交通，我问他宪法规定国民政府首都在南京，今天搬到台北，政府可以违宪迁都，而老百姓搭盖竹篷，市府就要拆除？又中山堂横跨延平南路，整个堵塞了大路，车辆均要绕道行驶，市府不仅不拆，反而保护，真是察秋毫不见舆薪。又宪法明文规定大总统只可连任一次，为了非常时期，增加临时条款，可以连任，难道为百姓者就不可同沾雨露之惠？问得吴三连无话可答，遂派该拆除队用原车把我送回，就原地搭盖，从此和平共存，编为延平南路一四三之一号。

当选好人好事代表

在廷平南路一四三之一号的竹屋中，宗荣禄却与人偕穷，帮不少学生的忙：

事实我是人穷心不穷，大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倶欢颜”之雄怀。自住城门洞开始，经常收留两三位大学生居住，以文会友，从不收房金，酌情津贴其吃饭、买书、车费、穿衣等，借债接济他们。……

我抱的是施与慎勿念的观念，所以一直不被人知，但是日久天长，还是被人发觉，曾被记者访问，并且刊到报端，复经选为好人好事代表。事实我也常受人帮助，堪称一报一还，一粒米煮成汤大家喝，与其说我帮助学生，不如说是我的邻居陈添喜、秦营之、张杰等帮助人，因我经常是寅吃卯粮，若不是他们，我焉有今日，不过我也敢自豪，我的助人，不仅是银钱衣物，乃是我亲手为学生们洗衣、补衣、补袜，其至借钱为他们买脚踏车、手表等，助人而不求回报。……

关于热心帮助学生的事，他自己有一套理论：

二十年来，为了接济青年学生，常是东拉西借，因我做的是摊贩小生意，每天营业本息总和不到五百元，赚钱也不过一百两百元，如遇到风下雨，三天卖不到一百元，最难过者为雨季，有两天才卖五角钱。

为了接济学生，岂止是寅吃卯粮，简直是打肿脸充胖子，借上钱给学生吃饭，还不敢教学生知道，恐怕学生知道心中难受，拒绝不接受，就这样五元、十元向人借，二十年不只两千次以上，七时借，八时还，上午借，下午还，真是“剜却心头肉，医得眼下疮”。一粒米煮成汤，大家喝，田慰农当面责我无钱还要养瘦马。殊不知我从小只有一个哥哥，早已死亡，别无姊妹弟弟。家境虽不富有，但在村中颇受人注意羡慕，因此遭到地方政府苛征摊派与土匪綁票勒索。二十六岁离家，即过流浪生活，除却同事朋友而外，别无亲人，我常对人说，五伦之中只剩一，除却朋友还有谁？复因祖父一生急公好义，乐善好施，在我临别时嘱我：“不要拿钱回家，但望多做有益与人的事。”故我也立誓绝不发国难财，更不将钱带回家中，只希望多结识些益友及有为青年，故我平日对助人工作，绝不受任何人影响，只要是刻苦有为学生，我不吃，也要扶助他，但生活条件超过我者，我绝不锦上添花。

控告高玉树

宗荣禄在延平南路一四三号之一的竹屋，台北市政府为拓宽马路，拆除违章建筑，给它拆了。市政府忽视单身住户，不分配房屋，仅给三千元拆迁费，逼得他无法生存，只好到处申冤求援。最后配到中华路二段三〇〇巷五弄四号房屋一间。

该中华路二段房屋，在工程仍未完工前，即先举行落成典礼，为了掩饰偷工减料情形，邀请当时副总统严家淦先生剪彩，意在狐假虎威，偷关过渡，故该工程不仅是剪彩后还做了几近半年，并且墙壁破裂，至今仍无法弥补，其他水电问题，更是有目共睹，弄得居民怨声载道。尤其是水费问题，水厂先按其流出量计算，再按各户分表流入量计算。但水表并非每户都有，装表者有度数，不装表者按户计算，而户内人口有一二人者、有十几人者、有住家者、有开饭馆饮食店及开洗衣店、开理发店者。而水厂收费，不按实际用水情形收费，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按户计算。更有甚者，总表与住户分表间漏水，水厂不去检查，擅将漏水水费，按户增加到住户名下。我是单身，按水厂规定，每户有基本数，用不到也得付基本数，超出基本数，按度数加收，而我不仅用不到基本数，反而还要分摊漏水数以及无表户之错误数，逼得我忍无可忍，遂具状告当时台北市长高玉树。

开庭时，地院首席检察官焦沛树竟以大话吓我，说：“以一小小市民，怎可告一市之长？”我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拆房、配房、盖房都是高玉树署名，我当然要找他。”焦沛树听我说得理直气壮，心中有些不服，即制止我发言。我问他：“你不教我讲话，你何必传我出庭？”焦说：“我想问清楚。”我说：“你不教我讲话，你又如何能弄清楚？”焦又说：“你的报告在此。”我说：“我有报告在此，你还要传我，高玉树缺席，又当何说？你不追究高玉树，反而说我的不是。”焦说：“那是他的事，用不着你管。”我说：“我是原告，高是被告，两造不能当庭对质辩证，如何能清楚？”我把焦问得无话对答，焦老羞成怒，问我知道他的身份不知道？我说：“你是名副其实的赃官、污吏，官官相护。”焦拍案大叫说：“我敢关你！”我说：“你敢关我，我不否认，但你上面还有管你的人，还有说理的地方，中华民国不是你最大，更不是都不讲理。”叫喊的声音惊动其他法庭，都来看热闹。杜玉铁老先生直在身上找身份证，生怕我被关监牢，吵得难分难解，庭谕饬回，改日再办。

事后判决：市政府拨款补修破坏部分，水厂给各户退还错收水费。这场官司，前后总共打了五年，我孤军奋斗，不要大家花一毛钱诉讼费，纯粹为争正气、争公道，为大众争利益。古人云：“除恶务尽，树德务兹。”也许我是做到了。

“不是拉票，而是拉倒车”

这种不畏强梁的浩然之气，也正是他在大陆时与县衙理论、控告阎锡山，乃至到台湾后与吴三连理论种种作风的一种延伸。在“正人君子”眼中看来，宗荣禄的作风简直就是“习民”作风；但在我看来，他却正是伟大的卫道者，只是力量很小而已。宗荣禄本人对人无成见、对事有是非。他虽然控告高玉树，但是他也为高玉树拉国民党倒车。内情如下：

保密局改称情报局后，每年“三一七大会”（3月17日是戴笠忌旦），也有通知给宗荣禄，邀他参加。后来发现他“常给总统去信”，深恐他“告御状”，就不邀他了。不过事有可巧者，在高玉树与周百炼竞选台北市长时候，情报局为了替周百炼拉票，又邀请了宗荣禄：

周百炼与高玉树竞选，高玉树非国民党，周百炼系国民党员，由总统提名，国民党支持，前任市长黄启瑞系国民党党员，被非国民党党籍监察委员陶百川检举贪污，缠讼经年，终于宣判无罪，并准复职，因此引起人心不平，认为一党专政，不若两派制衡为佳，所以拥护高玉树而不支持周百炼，最显著者，周百炼宣传车所经之处，大鸣鞭炮，表示市民对周百炼的爱戴与欢迎，事实鞭炮是从宣传车上取出，自备自放，自己为自己脸上贴金，市民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纷纷不平，人言啧啧！情报局招集同志为周百炼拉票，声言总统提名，党内支持，虽然周百炼得票有把握，但还要取最高票额，以示国民党实力与威风。笔者应邀参加，并由情报局备车接送。会中发言者，第一为党部派来负责人，第二为情报局叶局长翔之，第三发言为笔者，曾将市民实情反映介绍出来，当时会场情绪纷乱，要求主席制止笔者发言，认为笔者所言，不是拉票，而是拉倒车，笔者认为竞选如作战，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知己而不知彼，形同闭门造车，终难通行。开会不要讲话，除非解散，果然不欢而散，会后情报局派人跟踪监视笔者数日。待开票后，高玉树以最高票当选，跟踪者始才消失，当时会场好多同志当面责我说话太爽直，拉票就要说拉票话，说实话自己只有吃亏，说实话不如说好话受人欢喜，自己自讨苦吃，管他选到选不到，上边喜爱听甚你就说甚，上边教你说甚你就说甚，保证不会吃亏，你的一生不得志，完全是太耿直，这年月说实话准行不通，忠言逆耳惹人讨厌。……

最有趣的是他说他发言后，情报局派人又跟踪他好几天，直到高玉树当了选，跟踪者才告消失——国民党的令人又好气又好笑，一至于此！

“好话行不通时，必须以武力对付”

宗荣禄不畏强梁的“刁民”作风，还多着呢！

我在做生意时，有警备司令部一军人来买东西，我找他五角钱纸币，该纸币缺一小角，该军人拒绝接收，我允许下次来再换，他不愿意，当时我确实再无五角钱，否则早已另换，正在理论时，因我说话声大，旁边来一理发师，开口就说：“老百姓怎可与军人打架？”该军人遂改变语气说我打他，说得我怒火冲天，既有人证，打也是打，不打也是打，干脆就打。打得警备司令部人出来干涉，直把官司打到法院，我说钞票价值，全凭政府法令维持，不要说五角纸币，常是十元百元，不如一张草纸卫生纸的用处，五角钱少一角即不能用。中华民国原有三十五省，现在只剩下台澎数小岛，七八亿人口只剩下一千多万。如此说法，简直不成政府国家。我今天是卫道护法，谁拒绝此钞票，谁就是不承认政府，谁就是破坏法令。我本来没打人，更无打人计划，就是为了他听到人说我与军人打架，他就诬赖我打他，我才开始打他。我打的是看不起中华民国，拒绝使用中华民国钞票者，因此法院判我以不起诉处分。为此五角钱，我花了一百多元，在法院出了两次庭，卫道护法，花钱也还值得。

宗荣禄为什么动手打警备司令部的人？因为他相信“人性非善，好话行不通时，必须以武力对付”，因此就来粗的了。他举例说：

我于礼拜六下午，到左营海军司令部找秘书赵福顺，军区卫兵看我身穿便衣，骑一部脚踏车，不让我进去，我到区公所去询问，答以礼拜六管区负责人不上班，叫我礼拜一再来。我再三请求，他们推托不查，说得我忍无可忍，问明管区负责者座位，我扛上管区办公者桌子要走，他们上来阻挡，我说：“他的事你不管，叫你查你不查，我扛的是他的办公桌，与你不相干，你何必管他？”结果区长出来，叫他们查，不到一分钟即查出。由此经过，证明人性非善，说好话行不通时，必须以武力对付。……

“看来执政都是贼”

前面提到宗荣禄“常给总统去信”的作风，最可看出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动态。宗荣禄是反对家天下的，他曾写道：

家天下：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人可得而私有，故有天下者，须为天下所拥戴，而有能力为天下人服务。然而历代有天下者，其开国君主，大致都是有能力，深得人望者，但一经取得政权，就得意忘形，私心作祟，家有敞帚享千金，不管子孙贤愚，千方百计，总要将政权传给自己子孙，为子孙者不知持盈保泰，视国家为私产，骄奢淫逸，纵情肆欲；以为国人皆赖其生活，生杀予夺，随其妤恶，最后落得以暴易暴，亦在所不计。非经人打垮，剿家灭户，绝不罢休，诚如《阿房宫赋》中所云：“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亡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本于这种信念，他多次写信给蒋介石父子，直言毕露：

宪法明文规定，总统任期为两任，不得连任三次，为防养成私人势力，变成独裁，但行宪后第三次改选总统，而海内外纷纷上电，请求蒋总统连任，并修改宪法，增加临时条款，笔者曾以双挂号信，连发两封双挂号信给总统云：“总统万福！一言而为天下法，匹夫而为天下师，此孔子所以称圣也。查宪法乃国家根本大法，本固则邦宁，近阅报端，屡载恭请总统连任之消息，此乃陷总统于不法，给历史遗污玷，犹如宋人之助苗长者，爱之反而杀之，以夏禹治水之功，史家尚不能宥其传子之罪，何况际此民主宪政时期，凡抵触宪法之事，千万做不得，悬崖勒马，善用理智，慎为裁夺！福寿无疆！恭颂金安！匹夫宗荣禄呈。”此信发出，不少友人为笔者担心捏汗，深怕惹下杀身之祸，而笔者处之泰然，平心而论，笔者是为总统的历史及中华民国宪法设想，并非为个人，退一步讲，如总统看到此信，一定欢喜！认为他还有此国民，为其身后历史及宪法着想。假如因此招致杀身之祸，处此昏君暴政之下，生不如死。

他又写道：

八年抗战，日本列为头号敌人，而政府对日和约，竟放弃日方一切赔偿，还说什么以德报怨，尝听说：“老国民党，不如真共产党。”“忠贞爱国，不如投机投降。”民国十九年阎冯联合倒中央政府，发动举国震惊之南北大战，而近代史中竟只字未提，张学良入关，阎冯败北，日本乘虚窃据东北，继而扩及华北，发动七七卢沟桥事变，因此毛泽东才有机会乘机兴起，占领整个大陆，结果张学良成了终身囚犯，阎冯归顺中央，却均有高官厚禄，位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对日和约，放弃一切赔偿，以德报怨，化敌为友，而笔者创伤未愈，说话声哑，开口思情，不觉凄然中生，尤其是追随雷鸣远神父及戴笠将军工作，冒险犯难，出生入死，至今情报局有名，国防部却无名，竟取不到公职证件，非但生了病不能享受优待，即花一毛钱也得自掏腰包，曾给先总统蒋公及前行政院长蒋经国先生信中云：“生离死别古今有，为国流血国册无，看来执政都是贼……”其二云：“生不逢辰枉徒然，冒险犯难来台湾，多年血汗等白流，仰卧大街望苍天。”其三云：“礼义廉耻曰四维，知而不行奈若何？口口声声喊反攻，万万千千人不信，果真能有收复日，除非太阳出西方。”

当然他这些信是到不了收件人蒋介石父子的眼中的，大概到了下级办公厅，就给转送到情治单位了。（他说他每次写的信，“均批交军统局办理，形成我与军统局对立，因此军统局对荣禄愈加监视注意，真是伸冤愈冤，冤沉海底！”）情治单位对这么一个“下决心做苦工、睡马路、拣废物，搭盖竹篷栖身”的老同志也别无他法，只好“注意”了事。

“忠贞不如反对，老国民党不如真共产党”

在多封写给蒋介石父子的信中，1968年6月10日的一封，全文如下：

窃宗荣禄，年五十五，原籍山西霍县，家世业农，系一天主教家庭，自幼接受教会教育，未染任何嗜好，中日战争开始，即追随雷鸣远神父及戴笠先生，参加抗日剿匪等工作有年，出生入死，历经华北各地，虽未尽歼敌匪，亦算略尽绵薄。三十八年共党政府成立时，荣禄即在北平潜伏工作，三十九年奉命来台联系工作，终因上峰拖延不决，原留大陆同志相继归来，致使大陆工作无形消失，曾蒙团体豢养，并派保安司令部工作，终因缺乏证件，而遭摒弃，自感尸位素餐，遂请准在外自谋生活。荣禄自此痛下决心，拣废物，睡马路，节衣缩食，搭盖了现住延平南路一四三之三号之竹篷，户籍设于四十一年4月11日，店号万里程书店，菅利事业登记证“北市商54字第53107号”，烟酒公卖局“零售商25498号”，月缴营业税36元，年缴所得税559.9元，尽国民应尽之义务，顷奉“520府违一字第23795号通知，限6月10日前自行拆除，逾期市府派工拆除，希即来府洽领救济金”，遵即持函洽办，而该违建处理委员会面称，单身不配房屋，只领救济金三千元，以目前物价三千元可维持多久生活？且荣禄系合法商人，无房屋就无法营业，无职业就不能生活，无生活就无法缴税，无税收影响养兵施政，何况食衣住行为民生必需之四事，难道单身就不是人？闻政府辅导人就业，游民流氓尚且予以职业技艺训练，因单身不配房产，形成陷民废业，驱其流浪，如此情形处理事务，是否共党伪装分子潜伏在我政权内破坏政府和人民间感情，其手段之毒，无所不用其极，我执政当局亟应切实注意，发觉并铲除之。或曰碍于法令制度，察政治是保障人之善生安死，订法令制度要为社会上百分之八十以上无办法的人想办法，则法令制度才能行得通，宪法为国家根本大法，明文规定，国民政府首都为南京，总统任期为两任，能以非常时期增加临时条款，权变处理，凡为国民者亦应同沾雨露之惠。又曰妨碍交通，中山堂就是第一，察秋毫而不见舆薪。又马思聪、王朝天、刘承司等均得到政府特别优待，升官颁奖职业婚姻食住等问题应有尽有，真是忠贞不如反对，老国民党不如真共产党。胜利后裁员教训诚使亲者痛仇者快，又如联合国也如违建会一样拘于法令及众寡权势，则我中华民国之席次，岂不早已完蛋，还有什么四十几年，五十几年。忠言逆耳，良药苦口，恳祈垂察并饬所属，本先建后拆原则按需分配房屋，且荣禄曾当选过第九届好人好事代表，蒙全国各界颁奖表杨，并与各大学生出现台湾电视大同世界节目，十七年来扶持了四十多位大学生，已出国深造者七人，身虽孑然，济济多士，真是“和尚没儿同道多，野鹤无粮天地宽”。祈熟思慎行，重修法令，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临笔神驰，不胜迫切待援之至。

这封信中提到“忠贞不如反对，老国民党不如真共产党”的话，真是最妙的话。在这一段话前，早在头一年（1967），他甚至出之以玩笑似的，打算“申请登记为共产党籍”。

“申请登记为共产党籍”

1967年5月26日，宗荣禄写信给台北市议会，全文如下：

事由为申请登记为共产党籍，俾便获得政府以往一切不咎权利。

窃荣禄原籍山西霍县，家世业农，系一天主教家庭，追随雷鸣远神父有年。二十八年加入特工头子戴笠先生之组织，历经太行、中条、吕梁、山西、陕西、甘肃、宁夏、绥远、北平、天津等地，参加抗日剿匪工作，虽未能尽歼日、共，亦算略尽绵薄，功欤？罪欤？情报局有案可稽。三十八年共党政府成立时，奉命在平做潜伏工作。三十九年受令来台联系，终因上峰稽延不决，致使大陆原有工作无形消失，复经团体介派保安司令部工作，因证件未曾带来，而遭摒弃，遂蒙政府豢养，自感尸位素餐，于心不安，遂请准在外自谋生活。拣废物，睡马路，忍饥寒，吃一餐，摆地摊，省吃节用，搭盖竹篷，即现在台北市延平南路一四三之三号，以出租小说糊口维生，月缴税金三十六元，身虽孑然，济济多士，经常免费收留两三位就读大学生，酌情资助学杂费用，并获得中华民国各界表扬好人好事（五五）扬状字075号表扬状，而值勤警员竞辱为沽名邀誉。计所住过之学生有台大、政大、师大、成大、中兴、东吴、中原、淡江、台北工专、北商、桃农、高工等校学生，十五年如一日，现在还住三位。其他深造者美洲、欧洲、日本等国者已有十多名，总计四十余名，个人十五年来未曾进戏院、影院，烟、酒、茶都不用，以世俗之乐为苦，以耶稣之苦为乐，牛马精神，圣贤怀抱。复念魏文帝云：“人生有七尺之形，死为一椁之土”，唯有立德扬名，才可永垂不朽，其次即是多读书，多写篇籍。是故日以读书为主。如《老子》《庄子》《韩非子》《管子》《荀子》《杨子》《墨子》《慎子》《列子》《四书》《五经》《日知录》《资治通鉴》《二十五史》《十三经》等，几览无遗，虽不敢自言贵人多忘事，但很少上街，名副其实的都市草地郎。即昨天下午4时许出事之单行道，究系武昌街？汉口街？犹未记清，只记得是东西马路，值勤警员不在街口早为指正，而在街当中，迹近埋伏，使人误走至中间，进退不得。东莱博议云：“钓者负鱼，鱼何负于钓？猎者负兽，兽何负于猎？”且荣禄一遇到值勤警员，即要求返回，而该警员坚欲要到分局缴罚金，经多次要求，概不动心，总之非罚不可。最后将车扣住，形同绑票，至今车还在警五分局。为此荣禄申请登记为共产党籍，好能取得政府以往不咎之权利，如高佑宗、邵希彦、王朝天、刘承司等，名副其实之共产党，公开与政府为敌，迫害同胞生命财产，反得到政府优待嘉奖。荣禄因急于到铁路警察局安全室给友赶车送东西，粗心无看到禁行牌示，欲返不得，与王朝天等相比，真是忠贞不若敌对，拥护反不如对抗，王朝天坐摩托车，荣禄骑破脚踏车，王朝天花公费，荣禄坐马路，卖劳力维生。斩关之盗，人不责其穿窬，杀人之囚，人不责其斗殴。以斩关而概穿窬，余事也；以杀人而概斗殴，微罪也。尝说韩国来者，为义士，大陈来者，为义胞。荣禄来不逢时成为废民，为党国旗及国父像行了无数次礼，为国流血汗，还不如我们多年为仇为敌、跑过来的共产党！为此荣禄拟申请登记为共产党，以免每天在衣食税捐上伤脑筋。即无人敢于附从，一人意旨力量倒还集中，吾非乐此而为也，官逼民反是事实。孔子云：“苛政猛于虎。”或登记为美国籍亦好，如报载板桥掘墓案之白狄杰，以不知者无罪获释。荣禄之不知其为单行道，亦系事实，法有劝告、警戒、处罚等分别，荣禄并非屡犯惯犯，只是粗心误犯，牵牛过蹊而夺其牛，未免小题大做。当知为政不猛。书云：“皋陶曰杀之三，尧白肴之三。”总统蒋公说：“不是敌人，就是同志，知过必改，既往不咎。”荣禄所犯焉有不能恕之理？请问左右邻居及管区警员，如我是坏人，“周处除三害”，请加倍惩办！如我系好人，就该同情获释，何必扣留车子？专此奉呈，伏祈鉴察惠予办理！

这封给台北市议会的信，和他给蒋介石的信一样，在小事以外，又谈到大事，那就是国家的忠奸鉴定问题。宗荣禄声言他要“申请登记为共产党籍”、“拟申请登记为共产党”，显然意存讽刺。他痛感于“忠贞不若敌对，拥护反不如对抗”，因此他要化忠为敌、化拥护为对抗，这种奇思巧计，真是“刁民”之尤了！

……（编者略）

“鞠躬尽瘁，死而不已”

1977年1月6日，宗荣禄留字给朋友，自承：“天赋愚劣，薄德乏能，虽弃亲救国，乃因认识不清，误国误己。”他说：“国民党以党同伐异，凡未参加训练者，以异己对待，因此，至今国防部无名，连退伍士兵与反共义士都不如，比难民还差，处处受人监视跟踪，落了个不忠不孝、无家无国的结果。”虽然如此，他最后“早已将人生看清……最不讲信用者是政客，最爱人者是天主”。他还是深信天主，不失爱人之心。这些留字以后第二年（1978）9月，“经过二十多年告御状”，国民党政府被他烦死了，给了他荣民资格。但这时他身体不行了，赶到荣民医院去治，发现得了胃肠癌。开刀以后，因癌细胞已扩散，不能切除，只好缝起。

宗荣禄一生服膺雷鸣远神父，他描写说：

雷神父特别爱中国人，且加入中国籍，别人怕死，不敢上战场，雷神父亲赴火线背伤兵。别人图享受，雷神父以苦为乐，以乐为罪。别人怕穷人要求帮助，雷神父专找穷苦人，为其解决困难。……（编者略）肝胆生病全身发黄，大家为其难受，雷神父还说他已真的成了黄种人。走路跌倒，碰坏鼻梁骨，大家为其疼痛，雷神父反说：“这样才是中国人。”大家为他的病情惋惜，雷神父说他是鞠躬尽瘁，死而不已。信教人灵魂不死不灭，到了天主面前，更好对天主面诉世上一切，析求天主降福保佑世界和平、人类幸福。盖棺论定，雷神父真是完人，不愧为基督信徒！天主教神父！为天主而生！为天主而死！爱人如己！真是名副其实的好牧人！

宗荣禄立身行事，显然受了雷鸣远神父的不少身教，不同的是，雷鸣远神父“专找穷苦人，为其解决困难”；而宗荣禄本身就是穷苦人，却也“专找穷苦人”，自顾之不暇，还为他们解决困难。宗荣禄早在1968年就捐出了遗体给台大医院；后来又把平日阅读的经史子集书刊两千册，捐给了台大图书馆；一生节余的三十万捐给了台大文学院，为了他好学不倦，曾在台大文学院旁听过课。一切捐出之后，他已一无所有，决心一死了。

决心一死

1980年3月29日，他特别选在黄花岗死难烈士纪念日这一天，“自了残身”。这天上午11时整，他走到台大医学院解剖大楼旁边，把荣民总医院病历、捐尸志愿书、捐书与设置奖学金往来信件、身份证、绝命书等一并钉在一起，用石头压住，以策安全交代，就饮药自杀了。他在身上留字说：

我患的是胃肠癌，曾开刀已无法挽救，不能吃不能睡，痛苦难忍，现服安眠药五十二粒，自了残身。谢绝灌肠解救。医生治得了病，治不了命，多活一天，多受一天苦，还要累及别人。总之，人终有一死，于（与）其疼痛忍受，倒不若早死，少受苦痛。

3月29日上午11时整

饮药以后，他被发现了，送到台大医院急救。但他仍不要活。十五天后，他溜出台大医院急诊处，终于切腹而死。死前四天（4月9日），他备述始末，写了绝命书。绝命书且经事先打字清楚，他老兄从容一死，真是一点也不含糊。

“也向西风舞一回！”

宗荣禄“早已将人生看清”，他告诉朋友们：

绝对不开任何形式追悼会，且不要惊动任何人，只要神父一人做弥撒就够，至嘱至盼！圣经云：“人是受造之物，原属于土，将来还归于土。”到公审判时，天主台前自然复活团聚，何必做此人世虚假追悼，劳民伤财，倒不如利用此人力财力，多做些天主喜悦的事，补赎其罪过，生前得不到国家及朋友正义爱护，反而开此虚假追悼会，对生者死者都无好处。借追悼来粉饰友情，有名无实，形若猫哭老鼠，有不如无。犹如雨淋罗汉两行珠泪假慈悲，雪塑观音一片冰心难救苦。倒不如生前多见几面，有话当面讲。

这里看到：除了对天主的肯定以外，宗荣禄对人世的种种，甚感虚无；对人世的虚假，尤感厌恶，虽然他本人一生仆仆风尘，如“绝命书”所说：“抱定牛马精神，圣贤怀抱，以耶稣基督及释迦牟尼救世救人之精神，舍己助人，数十年如一日。”但是，他孤独凄凉一死，显然已对如此人生，有了某种程度的感伤。感伤归感伤，但是仍要去做好人不懈。好人的完成自我，不只对外的，也是对内的。墨子自苦救世，内在自我的完成，都和外在的成绩一致。宗荣禄是小人物，他对外的成绩有限，但是对内的完成，却“鞠躬尽瘁，死而不已”。最后，在他的范围里，他的一致，比诸武训，也洵无愧色，这真是他的伟大了！

来台湾的大陆人，其实只有两类，一类是压迫人的，一类是被人压迫的。前者总是积极活现，后者总是消极自失。宗荣禄是被压迫者，但他显然是一个例外，他一生忧患，但在忧患中刻苦奋励，以求觉悟；觉悟之后，永不消极。格于环境与际遇，他的智能，虽然都有它的极限，但是看他在极限边缘，奋进不已，倒真令人起敬。他给了我们不少人性的光辉，虽然那种光辉，他却误献给了天主。

花了八个小时，写完这篇文字。临文之末，想起一首小诗，正好作为他的安魂曲：

但见萧飕万木摧，

尚余垂柳拂人来。

西风莫笑长条弱，

也向西风舞一回！

1985年8月8日午

国民党的“家法办人”

国民党是一个不知法律为何物的“和尚打伞”团体，它有的一些法律，表面上是法律，其实却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松紧带，一切唯保护政权是从。我第一次政治犯坐牢时候，被押在警备总部保安处，由各情治单位组成的联合小组承办，有一天，调查局的刘科长（昭祥）来，对我说：“法律是保护政权的。我们的法律就是为保护我们政权设计的，不是为了保护你们设计的。”这段话，说得我至今难忘（在我跟国民党打交道的经验中，其实跟国特打交道反倒来得干脆，国特有时反倒不像党棍那样讲假话，他们一切悍然出之，当然就无须讲假话了）。

正因为国民党不知法律为何物，所以他们整起人来，不论对自己人、对外面人，都是胡来的。其中整起自己人来，尤其别有门道，这一门道，就是所谓“家法办人”。

国民党认为“生我之门死我户”，你既然进到我这大圈圈、小圈圈、黄圈圈里来，你就是我的“家丁”“家奴”。“家丁”“家奴”犯了错，还讲什么公开的法律，一切只消“密裁”就可以了。

国民党“家法办人”的例子不少，我举两件罕见的例子。

1957年10月14日，情报局秘密出版过一册《毛故上将人凤先生哀思录》，书中有一篇周开福的《贤明忠贞的毛先生》，里头说：

三十四年秋，抗战胜利，笔者正在东南班任教，先后奉命派充杭州敌伪产业处理机构及上海警察局服务，均辞未赴任，直到三十五年3月下旬，雨公殉职之噩耗传来，始赴京奔丧，好友同志都替我担忧，深恐将受严重处分，我也怀着戒惧的心情去马台街报到，担着一卷铺盖及大包书籍，准备接受处分。

只不过是对“雨公”（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字雨农）的任命辞未就任，这位自己人周开福就得藏起来，躲到戴笠死后方得露面。为什么？为了怕“家法办人”办得太重，他吃不消。他最后“去马台街报到”，“马台街”不是国家的监狱，但它能关人，凭什么关人？凭“家法”！

再看另一篇——赵仁的《训垂金石最难忘》，里头说：

三十二年奉调衡山查干班一期受训，因毕业成缋幸列前茅，承李人士先生预留湖南缉私处工作，讵戴先生赶来主持结训典礼时，对前五名毕业学员，概予分发重庆总署服务。当时笔者以留恋桑梓，曾请改派留湘，无如报告甫呈，戴先生即大发雷霆，认系违抗命令，延不启程，手谕一通，禁闭九月。延至翌年戴先生再度过湘，始蒙潘先生签准开释，并蒙晋升两级，发特别费三百元，唯仍须遵照前令于一周内赶赴渝局报到。

只不过是对“戴先生”的任命上个报告，这位自己人赵仁就惹来九个月的牢狱之灾。当然他也去什么什么街报到，这什么什么街不是国家监狱，但它能关人，凭什么关人？凭“家法”！

这次刘宜良（江南）命案发生，国民党新闻局长张京育在美国电视上亮相，只说情报局长汪希等他们已经失掉自由，但又不在监狱，言下洋洋自得。殊不知洋相就出在这里！试问一个民主国家，如何能用法律系统以外的地方与方法，去使人失掉自由？能法外关人，正反证了国民党无法无天“家法办人”的特性。

陈恭澍《上海抗日敌后行动》（《传记文学》第四十三卷第四期）中回忆：

“军统局”的纪律很严，据我所知，执行纪律所引用的法规，除刑法、海陆空军刑法外，还有一套“家法”，也就是“军统局”的内部单行法。是经由上峰批准施行的。它的名称是什么，我虽然于二十八年5、6月间代理过局本部的第三处长，主管的就是“行动”与“司法”，可是真的没有接触过这部“家法”，更遑论它的全部内容了。不过，我却知道它比陆海空军刑法中的量刑还要重得多。

又说：

严虽严，但也有比较“开放”的一面，一是在工作上有需要，无论判刑有多重，都可以一笔勾销，去戴罪图功。其手续大概是经军法判决的，要经过一番呈请“调服x役”的程序，若是由“家法”判决的，一张条子就恢复自由了。笔者于民国二十五年在南京羊皮巷“乙地”（关人的场所）守法时，就是这样放出来的。当时我自己苦于不知道刑期多久，不过，只关了五个月零七天而已，太便宜了。

国民党的无法无天，由此可见！

“军统局”的后身是情报局，情报局的座右铭仍是“发扬清白家风，创造光荣历史”。为什么是“家风”？因为一切不天下为公，所以才只此一家。在只此一家的族制下，所有个人都是“家丁”“家奴”，完全失去了自己，变成了奉命唯谨的工具。但是，若说这些“家丁”“家奴”全然不能抗命，也不尽然。良雄《戴笠传》中就有这样一个抗命的故事：

〔1946年〕3月13日，戴氏集合在北平工作干部讲话后，即准备前往天津。很多干部要到机场送行，戴氏不允。他的干部王蒲臣说：“戴先生任何命令，我们从不敢违抗。送行只是表示我们敬意，希望能允许！”戴氏如他往时一样，先用他极具威严的眼色，环视在座干部一下，然后笑容可掬的说：“好吧，那么，这次送送，以后可不要送了。”

可见“家丁”“家奴”是可以抗命的，可惜只是在拍马屁上面的抗命——你不许拍，我抗命要拍，拍马屁总不能“家法办人”呀！

1985年4月19日

国民党的检举把戏

——他领奖金你坐牢

早上屠申虹在电话里笑谈，说：“我生平最大的目的是想检举个匪谍，领点奖金花花，我穷死了！”我说：“‘匪谍’岂是好检举的！我在军法处坐牢时候，看到不少检举‘匪谍’的，糊里糊涂，弄得同‘匪谍’一起坐了牢！‘国特’们办案，你不知道他们心理，他们是被告宁滥毋缺、宁多毋少的。他们‘闻过则喜’——闻别人的过；也‘诲人不倦’——毁灭人的毁，他们办案，觉得被告人数不足时候，就会把检举人一并拉进来充数，所以啊，你检举了‘匪谍’，你可能同时也变成了‘匪谍’！”申虹听了，哈哈大笑。

在检举“匪谍”以外，还有一种同类的检举，就是检举反动传单、反动标语。“国特”们鼓励检举这些，声称检举者有赏，不检举者有罚。于是，小民领命，在地上捡到了传单，或在公厕里看到了粉笔字，就直奔官府报告去讫。不料“国特”们收到这些，破案为难，可是不破又不成，于是干脆就地取材，把检举人横加罪名，说发传单者即阁下、在茅房门后写“打倒蒋xx”者亦阁下，阁下以检举人始，以谎报人终，他领奖金你坐牢，一幕反共抗俄大戏，最后以鼻青眼肿收场。

还有一种检举，是跟以上检举别异其趣的，以上检举是检举别人，这种检举却是检举自己，这就是所谓“匪谍自首”。“国特”们号召“匪谍自首”，信誓旦旦，保证自首以后既往不咎，有些人弄不清自己是不是“匪谍”，为了安全，先“自首”了，这下子麻烦大矣！因为你一“自首”，“国特”们就如获珍宝，以为你是中共地下工作负责人，一切唯你是问。结果一问三不知，“国特”们于赫斯怒，遂赐阁下以最新罪名——“自首不实”，就是虽然“自首”，可是有所保留，不老老实实交出关系。结果阁下“自首”未成，反倒罪加一等。他领奖金你坐牢，一幕弃暗投明大戏，最后也以鼻青眼肿收场。

我三十多年目睹怪现状，对以上这种检举把戏，所见不少，聊写心得，以供“匪谍热”之屠申虹参考。

1984年9月22日

国民党怎样制裁“邀驾”？

——《魂兮归去》读后

虚一老兄：

读了你的《魂兮归去——哀悼同乡难友王斯岳先生》，有点感慨。

王斯岳的冤狱，你早在《我的牢狱之灾》中，有一简单记录，你写道：

王斯岳先生，湖南华容人，时巳四十大几。他在未坐牢前，就和我们兄弟相识。他抗日期间投军，毕业于陆军官校第十五期，由见习官当起，到抗日胜利后，他已升官到中校营长。来台湾后，曾在陆军的军事学校，历任队职官、教官和训练基地的裁判官。后来被考选去普通中学当中校军训教官。当他在云林县一所省立职校任教官时，曾和一位本省寡妇结婚。有颇多现役和退役的昔日军中同事，前来吃喜酒。大家酒酣之余，慨谈国家大事，不免多所牢骚。未隔多久，他竟被人扯进一宗“退伍军人叛乱组织”的案件内，人被治安单位捉去收押多日，还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后来才知有某几位退役友人，鉴于世风日下，政府官员贪污腐化，如此下去，如何可以反攻复国。因拟号召退役的陆军官校学生，集体向其校长的蒋总统谏陈《改革国是的方案》。不意首倡者还在奔走各处联络，却有人向治安单位密报，说他们“私结组织，图谋不轨”，于是使得与闻其议的清一色军校毕业生的退役军官，几十人一起都做了被判处重刑的“叛乱犯”了。而斯岳以现役陆军中校军训教官，被介入其中，亦被军法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褫夺公权七年，并没收其财产。他被判刑确定后，即在军法处看守所服刑，先后在某工程队之砂石组和缝纫工场做外役。我在军法处看守所判刑确定当外役时，即和他同住三区缝纫工场外役押房区数月。民国五十四年我到泰源不久，他被移送新店国防部军人监狱服刑。民国五十八年10月，国防部军人监狱内的“政治叛乱犯”，都被送到泰源感训监狱来，他又和我同在仁监约九月之久。这时我已到刑期尾声，他的十二年刑期，剩下也只有两年不到了。

在这段文字中，你提到王斯岳他们是想“集体向其校长的蒋总统谏陈《改革国是的方案》，结果惹来十二年的牢狱之灾。这次你在《魂兮归去》中进一步提到这冤狱的判决书，“只因‘不满台湾的贪污腐化，无力反攻复国，拟思团结军校学生力量，向校长蒋中正力谏改革’之事，竟被人检举成为‘集结非法组织，图谋不轨，企图非法推翻政府’的‘叛乱犯’”，而被“其校长”所属，严判重刑。读后想起，王斯岳他们被如此对待，其实与传统中的禁止不该谏而谏不无关系。陶岳《五代史补》卷二中有这样一段：

庄宗好猎，每出，未有不践躁苗稼。一日，至中牟，围合，忽有县令，忘其姓名，犯围谏。……庄宗大怒，以为遭县令所辱，遂斥退将斩之。伶官敬新磨者，知其不可。乃与群伶齐进，挽住令，佯为诟责曰：“汝为县，可以指麾百姓为儿。既天子好猎，即合多留余地。安得纵百姓耕耜，偏妨天子鹰犬？而又不能自责，更敢咄咄。吾知汝当死罪！”诸伶亦皆嘻笑继和。于是庄宗默然，其怒少霁，顷之，恕县令罪。（这个故事也是颇有渊源的。王士祯《池北偶谈》卷三说：“《说苑》齐景公使烛雏主鸟，而亡之。公怒，欲杀之。晏子曰：‘请数烛雏之罪而诛之。’《汉书》东方朔责武帝乳母；《五代史补》敬新磨责中牟令。同以滑稽回人主之怒。实皆由晏子之语出来。”）

《五代史补》提到的“犯围谏”，（“围猎之诛”云乎哉？）倒近似王斯岳他们的行为。因为此种谏并非兵谏，而是一种“清君侧”、“上条陈”的“邀驾”行为。“邀驾”就是“邀车驾”，“邀”是遮留，“车驾”是统治者的车队，唐律“诸邀车驾……以身自理诉而不实者，杖八十”。明律清律加重，杖一百，可见纵使在专制时代，向统治者“以身自理诉而不实”，依法所罚也不过如此。何况王斯岳他们所诉者非为私谋而为国是、所述者非为不实而为有据、所行者非为兵谏而为连署、所犯天条者非为已遂而为未遂，怎可一判就是十二年？国民党如此狠毒，真是千古所无。

老兄说王斯岳“他们这些军官要是想‘叛乱’，当年何必带着战败的队伍，撤退到台湾来”。王斯岳自己也说：“我王斯岳，自陆军官校毕业后，一直服役军旅，从未稍间。过去在大陆，执干戈以卫社稷，出生入死多少次，我这样的军人，如何会是一个‘叛乱犯’呢？你们相信我是个‘叛乱犯’吗？”其实老兄与王斯岳都有所不知。只要“看法有异”，他们说你们是叛乱犯，你们就是叛乱犯。“过去在大陆，执干戈以卫社稷”，又怎么样？到了台湾，“举目有河山之异”之日，正是“看法有异”之时呀！1968年6月29日，蒋经国在成功岭讲“要往下扎根，往上结果”，引证而言曰：“‘举目有河山之异’，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所共同有的最大悲哀。”这段话，你知道国民党是怎么翻的？据《中央月刊》第一卷第九期的译文，竟翻成“DifferenceinConceptisthemostregrettabletraitprevalentinmodemChineseyouth.”这还是出自名家赵丽莲之手，你说多他妈的！

老兄被国民党抓去坐牢，牺牲一只眼睛，成了独眼龙。今天仍一目别具，勤奋为死友仗义不懈，令人感动。独眼龙虽苦，但有成就者史不乏人，英国大诗人弥尔顿（JohnMilton）、英国大元帅、民族英雄纳尔逊（HoratioNelson）、意大利无线电报发明人马可尼（GuglielmoMarconi）、英国作家、印度总督韦弗尔（ArchibaldpercivalWavell）、英国内政、外交大臣莫里森（HerbertMorrison）、美国大导演约翰福特（JohnFord）、英国大明星雷克哈里逊（RexHarrison）、以色列国防部长达扬（MosheDayan）。……一个个都是独眼健者。纳尔逊战争中失掉的是右眼；韦弗尔、达扬战争中失掉的是左眼，不论左右，为健则一。老兄独眼，其道固不孤也！拉杂写出，以当加油之意。顺颂

高处也胜寒

敖之1985年10月18日

国民党怎样指使黑社会暗杀别人？

——为江南被暗杀而作

国民党喜欢搞暗杀，源远流长。早在1919年7月1日，国民党总理曾有答王鼎的信。当时王鼎认为：“救亡之策，鼎以为非组织暗杀团体不可。”可是孙文却把来信批给秘书说：“代答以暗杀一举，先生向不赞成。则在清朝时代，亦阻同志行此，以天下恶人杀不胜杀也。道在我有正大之主张，积极之进行，则恶人自然消灭，不待于暗杀也。”其实话归这么说，国民党雅好此道，一直积习难改。国民党本来是在夺取政权前养成这一习惯的，后来夺取到政权，老毛病改不过来，还是照杀不误。并且由于自己台面大了，可以命令手下的特务系统要杀谁就杀谁，自然更是得心应手。不过，派特务系统出面去杀，在有些场合，或有未便，因此就假手于黑社会“代司杀者杀”，这种卑鄙行径，例子颇多，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指使青帮老大杜月笙暗杀汪寿华事件。

1927年国民党和它哥俩好的共产党决裂，共产党抢先，由上海总工会出面，组织成五千人的工人纠察队，弄垮军阀，攻下上海。在与军阀的斗争中，国民党军队开抵龙华，却屯兵不进，坐山观虎斗。后来军阀垮了，国民党指使刚由军阀方面投降过来的周凤岐部队（当时已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开进上海市区，组织黑社会，收缴工人武装，实行全面屠杀。这年4月5日，上海各报刊出“中华共进会”筹备处成立的广告，由大流氓们领衔发起，略谓：“本会自民二解散后，十五年来，处于军阀压迫之下，恢复不能。兹值党军旗帜之下，已呈请当局，核准恢复在案。现设筹备处于法租界格洛克路紫阳里七号，凡本会旧日同志，幸希从速到该处报名，再有赞成本会宗旨者，经审查后亦得加入，另订日期开成立大会，特此通告。”同时由警察厅长吴忠信发出布告，说：“已奉总司令蒋谕，中华共进会准予成立；并于4月3日呈奉军长（周凤岐）批示。据此，除准予备案外，并给予保护，仰即一体遵照。”这就是国民党授权黑社会大开杀戒的张本。七天以后（4月12日），大屠杀便开始了。

在大屠杀前三天（4月9日），国民党先透过黑社会之手，暗杀了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暗杀经过，据章君谷《杜月笙传》，首先是由杜月笙请汪寿华吃饭，派万墨林亲自去送帖子。《杜月笙传》说：

11日晚间7点钟，华格臬路杜公馆气氛严肃紧张，首脑人物都在客厅里，电话钤声忽响，万墨林跑过去接，他一听声音，就晓得是汪寿华打来的。于是他嘴里应声：“啊，汪先生！”同时向杜月笙以目示意，问他要不要接这电话。

张啸林机警，伸手夺过电话筒，大声的问：

“是寿华兄吗？”

“是是。您一定是——嗯，张先生。”

“我是张啸林，今天晚上老杜请客，你要准时来啊。”

“要来的，要来的，”汪寿华急急的说，又是一阵干笑，“我正是打电话来问问，杜先生怎么这样客气，是不是公馆里有什么喜庆？”

“没有，没有，只不过老杜和我，有点事情要跟你商议，请寿华兄过来嘛，比较方便一点。一小时以后，就只有你、我、老杜三个人。”

“好好，8点钟，我准时到。”

张啸林接电话的时候，在场的杜月笙、马祥生、芮庆荣、顾嘉棠等人，统统跑了过来，团团的把他围在当中。于是张啸林一等汪寿华那头说话，便把听筒平举在面前，让大家凑拢来听。一直听到对方咔嗒一声，将电话挂断了；人人脸上显露宽慰的笑容，长长吁一口气。

打完这个电话，万墨林方始晓得，今晚将有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要在杜公馆发生。共进会弟兄举事在即，“擒贼先擒王，射人先射马”，共进会决定在这一晚的八九点钟，开刀祭旗，讨个吉利，先送汪寿华的终。此贼一除，将使赤色纠察队和总工会骤失重心，不知何适何从？在这种情形之下，打胜仗便多了三五分的把握。但是，要想在湖州会馆解决汪寿华，可能要动用千军万马，赔上无数条性命，而轻飘飘送一份帖子过去，叫他移“头”就教，自投罗网，当然要便捷得多。

那夜，杜公馆里里外外，人影幢幢，埋伏重重，小八股党八位头领是主力。大门之内，由顾嘉棠、芮庆荣、叶焯山、高鑫宝四大金刚负责，再加上老一辈的狠角色马祥生和谢葆生助阵。大门外头又有一支机动部队，包括两部汽车，一部车上除了司机还坐好两名彪形大汉，停在华格臬路通往李梅路的转角。另一部车则在杜公馆大门口，后座车墨黝黝的，车垫下掖好一只麻袋，一根绳索，铁锹铁铲一应倶全，车子里却连个人影都没见。

7点3刻，顾嘉棠亲自到外面去巡视一周，回到客厅报告杜月笙，一切按照预定计划部署，妥善周密，保险万无一失。如今诸事齐备，只等汪寿华的人头送来。

蓦地，远远传来汽车马达声响，杜月笙神情紧张，放下了烟枪，他欠身坐起，侧耳倾听。万墨林望望墙上的自鸣钟，八点差两分，果然是汪寿华如约来到。

汪寿华坐的车子，刚刚在杜公馆门口停下，预先等好在华格臬路李梅路转角的那部小包车，开始徐徐滑动。汪寿华人到门口，门灯一亮，铁扉移开，杜公馆司阍笑容可掏的喊：“汪先生！”汪寿华向来动作快，脚步洒得急，他一面跟司阍打招呼，一面大踏步进入铁门，迅即没于黑暗之中。

铁门在他身后重复关上，徐徐滑行的神秘车辆，恰好驶近汪寿华座车的左边，两部车齐头并进——因为汪寿华的司机又在起步，想驶往前面找一处停车的地方。于是，神秘车辆右侧的两扇门同时打开，跳下来两条彪形大汉。

汪寿华汽车的前座只有司机，后座坐一位保镖，两条大汉身手矫捷，力大无穷，正好一人服侍一个，硬邦邦、冷冰冰的枪口抵住他们太阳穴，然后低声喝令：

“喊一声，动一动，你们就此没命！”

司机踩定刹车，车停了，两条大汉开车门，挤上来，挟持保镖，指挥司机，命令他尽快把车子开走。汪寿华的司机又一次发动马达，这回是驱车疾驶，拋开了并排停着的那部空车。

汪寿华的车子和司机自此杳如黄鹤，不知下落。

与车子加速飞驰的同时，汪寿华正穿过杜公馆宽敞辽阔的庭院，一步步迈向灯火辉煌的大厅。他走进中门，大客厅灯火辉煌，灿然在望，汪寿华偶一抬眼，吓得他急忙倒退一步。

客厅檐前，一盏顶灯散放着熠熠强光，恰巧罩在张啸林的头顶上，他穿一袭东洋和服，双手抱胸，昂然直立，豹眼怒睁，薄唇紧抿，脸孔上显得杀气腾腾。在他的身后，一左一右，站定的是黄浦滩上两颗煞星，怒目横眉，跃跃欲试，汪寿华久闻他们的大名，一个是马祥生，一个是谢葆生。

汪寿华看看苗头不对，当下大吃一惊，一个急转身，抽身便往回走。他心摧胆裂，魂飞魄散；因此脚步踉跄，跌跌撞撞的逃回中门。然而中门里外，早巳埋伏得有四大金刚，里二外二，静静的在守候。只是方才汪寿华进来赴宴走得匆忙，不及发觉。这会儿汪寿华吃了张大帅的一吓，掉首逃跑，四大金刚就再也不能放他过门。

于是，当汪寿华一脚跨过门坎，匿身在左的叶焯山，便以蛮牛挑虎之势，斜抗右肩膀，用尽全身之力，猛的向汪寿华左胸一撞。这一撞由暗里来，汪寿华冷不提防，但觉痛彻心肺，一阵摇晃，险险乎被撞倒在地，他不由自主，发出一声哀呼：

“哎唷呀！”

然后顾嘉棠应声闪出，一把捉牢汪寿华的胳臂，在前的芮庆荣又猛伸出手，捂住汪寿华的口与鼻。汪寿华嗯嗯啊啊，无法求救，瘦小的身躯被四大金刚捉小鸡似的拎着。这时杜月笙在前楼听到他那一声“哎唷呀”的惨叫，他额头沁汗，脸色大变，从鸦片烟榻上一跃而起，抢出门外，登登登的跑到扶梯口。万墨林则急起直追，亦步亦趋，紧紧跟在他身后——杜月笙一直跑到楼梯口，高声一喊：

“不要‘做’在我家里噢！”

“晓得了，月笙，”张啸林回过头来宽慰他说，“妈特个x！他们就要把他架出去啦。”

杜月笙右手撑着扶梯栏杆，左手松弛的垂着，万墨林抢过去扶好他，轻轻的喊：

“爷叔，爷叔！”

杜月笙仿佛不曾听见，他一面转身回房，一面喃喃自语：

“不能做在我家里。否则，以后就没有客人敢上门了。”

躺回烟榻，又休息了二三十分钟，杜月笙坐立不安，焦灼烦躁，万墨林不敢问他缘故，只是不时暗暗的望他一眼，不久，楼下有人上来通报，黄老板来了，杜月笙正待欠身离榻，准备迎迓；紧接着，下面报告杨先生、陈先生到，又是王先生汽车停在前门，杜月笙只好振作精神，下楼接待络绎而来的客人。

那一部黑暗飞车，由高鑫宝把定方向盘，连车灯都不开，出华格臬路，绝尘疾驶。车中的四大金刚，任务早经分配，高鑫宝担任驾驶，顾嘉棠坐在前座，负责眺望把风。后座里，芮庆荣和叶焯山四条铁臂，把浑身动弹不得的汪寿华，紧紧箍住，尤其芮庆荣那只蒲扇大的右手，五指揸开，仿佛五根钢条，他始终紧握汪寿华的口鼻，使汪寿华既透不过气，又喊不出声。他只有竭力扭动全身的肌肉，在做无效的挣扎。

前座的顾嘉棠暗中取景，视线落得很远，当中分法华两界的枫林桥遥遥在望，他头也不回，低声提醒后座的人：

“快到枫林桥嘞！”

芮庆荣望一眼掌握中的汪寿华，恨意陡生，他从鼻孔里迸出声音，咬牙切齿的说：

“姓汪的，你造的孽也够了。北火车站前面，被你送到枉死城里的人，血迹未干！今朝是上海人跟你讨还这笔血债！你好生记住，枫林桥是你归阴的地方！”

说时，他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运足全身气力，集中在他的右手五指，那五根钢条自汪寿华的口鼻移向咽喉。动作快得不容汪寿华发一声喊，车中各人只听见他喉间咯咯有声，叶焯山和汪寿华的身子贴得很紧，事后他说，他能觉察汪寿华垂死刹那浑身的痉挛和肌肉的战栗。然后，突的他身体一挫，极力向前抓爬的那只左手，松散的坠落下来，恰好落在叶焯山的膝盖，叶焯山一阵恶心，把那只死手拎起来甩开。——死手软绵绵的，仿佛有些儿微温。

芮庆荣从牙缝里吁一口长气，松开右手，收回去时便去揩脸上的汗，于是，汪寿华重心不稳，先是头一歪，然后身体往下溜，看上去他巳断气。

“怎么样？”顾嘉棠在前座急切的问。

“解决了。”芮庆荣大声回答，侧脸关照叶焯山，“推他下去，用脚踏牢。”

两弟兄合力把汪寿华的尸首，从后座沙发推向地面，认真说来，那不是推，而是硬塞。前后座之间的空隙太小，汪寿华像一团烂棉絮被塞下去。由芮庆荣和叶焯山伸脚把他踩住。叶焯山后来追忆说——“就像踏在一团烂泥、一堆牛粪上面。”

……

有一道稀疏的树林，四周罕见人迹，汽车停在马路边，再往下走二三十步，这是他们预定的汪寿华埋骨之所。高鑫宝把车子停好，打开后座车门，芮庆荣反躬着身子下车，他跟叶焯山一前一后，抬着汪寿华的尸体。

顾嘉棠很快的掀开后座椅垫，取出麻袋与工具，四个人七手八脚，把汪寿华像只龙虾似的，塞进了大麻袋里。于是分执铁铲铁锹，仍由芮叶二人搬运麻袋，一阵小跑，进了树林。

相度了一下地势，顾嘉棠伸手一指说：

“好，就是这里吧。”

芮庆荣和叶焯山听他这么说，四只手同时一松，把麻袋拋下，他们两个也来参加掘坑掩埋的工作；四大金刚各据一方，用最快的速度，在树林里挥土如雨。

时近9点。

汪寿华被暗杀后，虽然国民党出布告严禁罢工，可是上海总工会还是要罢，并在4月13日宣告实行全上海总同盟罢工。这天中午，总工会召集的群众大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举行，主席王炎於大呼“新军阀和帝国主义者缴我们工人枪械，杀我们工人，我们的委员长汪寿华已被新军阀杀死”之后，即和群众走向宝山路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据说第二十六军为“自卫”计，当场“还击”，遂酿成大血案。

在大血案以后，国民党宣布在沪共产党首要分子汪寿华、罗亦农、陈延年、赵世炎等，都先后被捕正法。显然意在替黑社会遮盖暗杀汪寿华的事。事实上，汪寿华并未被捕正法，而是被黑社会给私刑解决——给“正”了他们的家“法”。

汪寿华死后二十多年，当国民党逃到台湾以后，经过二三十年的投闲置散，许多老国民党黑社会分子，开始对过去的“光荣”愈来愈怀念了，他们忍不住有“白头宫女谈天宝”的兴致，或是“古董山人说晚明”的心情，而要把当年老子如何如何，口沫横飞的给抖了出来。就这样的，从他们的口述里，透过章君谷的笔下，我们得知了汪寿华被暗杀的全部真相；同时共产党那边，也挖出了汪寿华的尸体，举行汪寿华血衣展览，并且“扫黑”式的捉到了当年暗杀汪寿华的凶手马祥生和叶焯山，予以公审处决。

汪寿华的故事，告诉了我们：不论国民党怎么暗杀别人，但是天道好还，总有真相大白的一日，到头来并没有秘密之可言。江南说得好：“秘密只不过是泄露得晚一点的事实罢了。”我们横眉冷对国民党，所得结论，正是如此。

1984年12月17日夜1时3刻

国民党的“治安秀”

——从杀人灭口到抓人脱罪

今早看报，得知美国旧金山市联邦调查局负责官员和加州大理市警察局长共同宣布：他们已逮捕到刺杀江南（刘宜良）的疑犯俞大钧，并宣布：另外三名华人竹联帮分子也涉及此案，目前可能在台湾，美国警方将设法将其逮捕。此三人为陈启礼、吴敦与董桂森。

在答复记者询问时，美国官员表示：未发现任何迹象或证据显示台湾政府涉及本案，但他表示希望台湾能与美国警方合作处理本案。他们对江南被枪杀的原因仍表示不明，并表示目前不愿意揣测。虽然如此，在江南案发时，大家众口一声揣测凶手来自台湾，就无异得到证实。

报上同时有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说：

中华民国政府发言人、行政院新闻局长张京育博士，今天凌晨在获悉美国警方就刘宜良案宣布发展情形后，应记者之请发表谈话如下：

“美国警方宣布刘宜良案已有进展，并逮捕嫌犯一人，我已获悉。美警方所称同案尚有嫌犯三人在台一节，查其中二人在此次‘一清专案’中，已由我警方拘捕，现正调查中，我方将继续与美方保持联系。”

看了这些消息，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哈哈！我终于明白国民党为什么突然发动‘一清专案’扫起黑来了！——我终于完全懂了！”

上月17日，在江南案发时候，美国《美南日报》主持人刘竞学找到我，问我看法，我说这是国民党指使黑社会干的，绝对不是国民党自己的特务干的，因为国特自己去干，被逮到无法嫁祸于人，所以只好指使黑社会去干这一票。

我对整个过程的大胆假设是：国民党指使黑社会去干掉江南，本来以为做得干净利落的，但是想不到美国联邦调查局和警察局并非饭桶，他们居然能够得到旧金山地区华人社区的协助与合作，抽丝剥茧，使凶手呼之欲出。这时国民党慌了，唯恐在美方宣布凶手姓名时候，这些凶手还在台湾纳福、还在台湾逍遥，那时必将无以自解于天下，于是突然发动“一清专案”，借扫黑为烟幕，先使陈启礼他们落网（这也就是抓来抓去，所抓的对象都以竹联帮为主的缘故；也就是陈启礼被抓第二天即送调查局秘密侦办的缘故）。这样先把人抓起来，有许多好处：第一、不会在美方宣布时过窘（上帝作证，我老K并非无能之辈，我们也能抓到坏人，也不掩护坏人）；第二、人扣在手里，可防泄密、可防凶手在心有未甘时掀出真相；第三，对凶手、对美方，都有讨价和谈判余地。……正因为真正原因在此，所以，扫黑行动在一夜之间脱黑而出。我并非说国民党绝无扫黑的其他理由，我是说在许多方面，黑道其实是国民党的同路人和猫脚爪，对国民党说来，并非大害，国民党并无雷厉扫之的必要。如今一反常态而扫之，除了在为自己脱罪外，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其他意义。黑道被国民党纵容了几十年，这样的扫法，只是促成黑道的新陈代谢而已，绝无斩草除根的可能，国民党当然深知这一点，所以，扫黑扫黑，一言以蔽之，“治安秀”而已。

历来黑暗的统治者都会“杀人灭口”；如今国民党杀人无名，只好“抓人脱罪”以欺天下，不甘被欺的人们，务必保持警觉，要从新观点看穿老K，千万别给它骗了！

1984年11月30日下午

国民党的“栽诬大宣传”

——说他妈的谁干的——他们又赖人了！

每当一桩政治性案子发生，不论是爆炸案还是谋杀案，国民党的习惯总是先来番“栽诬大宣传”，在没破案前，先咬定谁谁谁是凶手。当然啦，凶手绝不是他们自己，而是他们叫嚣多年的死敌。问题是，国民党的死敌不只一个，并且死敌与死敌之间，也呈相斥状态，而爆炸案或谋杀案的祸首，又只是敌中之一，是甲敌即非乙敌，是乙敌即非甲敌；情况也只有一种，是甲敌所为即无异证明说乙敌是说错了；是乙敌所为即无异证明说甲敌是说错了，信口乱说是不行的。可笑的是，国民党就是爱信口乱说，以1983年4月26日《中央日报》《联合报》爆炸案为例，案发后，国民党的“栽诬大宣传”即有这些互相矛盾：

类别；说他妈的谁干的；谁说的；时间；内容

一、“共匪”、“台独”；国民党《中央日报》；1983年4月27日；我们的敌人只有两个，一是祸国殃民的万恶共匪，一是卖国忘祖的无耻台独。昨日之事，论其用心极险恶、论其手段极卑劣，除了共匪或台独之外，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人做出这等违法乱纪、破坏治安的狐鼠之行！（《中央日报》社论）

二、“台独”；国民党情治单位；1983年4月29日；连续发生于新闻事业单位的爆炸案，经过情治单位的调查发现系台独分子所为，其目的是为了要制造社会秩序的混乱与不安，为了维护整个社会的安定，社会大众尤应提高警觉，检举不法之徒。（《新生报》报道）

三、“共匪”；国民党“中常委”谷正纲；1983年5月26日；《中央日报》和《联合报》的爆炸事件，已经证明是中共所做的恐怖事件。（在“国民大会”谈话）

国民党“栽诬大宣传”既然如此粗糙、如此自说自话又各说各话，当然也就毫无“公信力”可言，所以宣传了半天，只是信口开河而已。但这种信口开河，在1984年10月15日“江南命案”后，又有全新拷贝。我们再看国民党的互相矛盾：

类别；说他妈的谁干的；谁说的；时间；内容

一、中共；囯民党《香港时报》；1984年10月19日；但这两天，香港的几家左派报纸却别有用心，以头条地位竭力渲染此案，并多方暗示此次凶杀事件与台湾有关。其主要背景理由，是说江南在数年前写了一本《蒋经国传》，近年又写了《龙云传》，并拟写《吴国桢传》，有些“内幕消息”，对国民党不利云云。此种说法颇难成立。左派报纸为虚构什么“政治动机”，暗示与台北有关，正是贼喊捉贼，暴露出共产党的“政治动机”因此，我们可以断定，江南是死于共党之手，江南命案是共党制造的。这次共党为什么要枪杀江南呢？扼要言之，其作用有三：一是破坏中华民国的形象；二是冲淡和平衡红虹及陆雨浙投奔自由之不利影响；三是借此展开宣传攻势，转移港人不满《联合声明》的视线。（《香港时报》社论——《江南命案是共党制造的》）

二、中共、“台独”；国民党《雷声周刊》；1984年10月27日；江南因撰写《蒋经国传》而惹来杀身之祸，应该也是事实，因为他平日与人无怨。但我们必须了解，美国环境复杂，正因江南此一著作引起国民党之不满，派人与之交涉未果（或根本未派人交涉而系他人假借名义交涉），则与国民党进行激烈政治斗争之中共、台独或借机枪杀江南而图嫁祸于国民党政府，这种可能或许不小。（《〈蒋经国传〉的作者江南之死》）

三、党外；国民党《黄河杂志》；1985年1月1；从有关评论、分析、报道的文章上，发现“党外”作者群中，拥有大批侦探、判官，可以未探先知，不侦而判，“人才辈出”，不亦快哉。除非“党外”杀手参与了这件事，否则对江案的来龙去脉，又岂能了如指掌。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在美国警方宣布凶手何人，美国国务院也表示该案与政治无涉后，若干“党外”杂志仍然“死鸭硬嘴巴”，一口咬定国民党与竹联帮挂钩，案子还是与国民党有关。（《党外随想录》）

上面国民党的“栽诬大宣传”，随着发现台湾竹联帮老大陈启礼等涉案，到发现国民党情报局局长汪希苓等涉案，案情峰回路转，一一不攻自破。记得江南被暗杀后第九天（10月24日），国民党北美事务协调会曾公开警告：“如果有人别具用心，蓄意破坏中华民国的声望，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将考虑采法律行动，以维护其声誉。”可是，曾几何时，“破坏中华民国的声望”的，不是别人，原来就是它自己！天下滑稽之事，真无过于此了！

想当年袁世凯暗杀宋教仁，也嫁祸政敌，最初说是国民党干的。后来纸包不住火，于是弄出一件滑稽之事，就是案子的凶手应桂馨竟自承是国民党，他说：“平日与宋教仁毫无嫌隙，并无唆使行刺，无暗杀政客思想，宋教仁为何人行刺，均属不知。余人国民党多年，与宋同党，自前日闻宋被刺之耗，嗟叹不已。彼时由医院扶柩至湖南会馆，余亦执绋致送。”这一滑稽之事，真令人联想到今天说江南也是他们自己人。在这一滑稽之事外，袁世凯又弄出新花样，由一个所谓“监督议院政府神圣裁判机关”发出印刷品，上说：

宋教仁莠言乱政，图窃权位。梁启超利禄熏心，罔知廉耻。孙中山纯盗虚声，欺世误国。袁世凯独揽大权，有违约法。黎元洪群小用事，擅作威福。赵秉钧不知政治，罔顾责任。黄克强大言惑世，屡误大局。其余汪荣宝、李烈钧、李介人辈，均为民国神奸巨蠧，内则动摇邦本，贻害同胞，外则激起外交，几肇瓜分，若不加惩创，恐祸乱立至。兹特于3月20日下午10时40分，将宋教仁一名……判决死刑，先行实时执行，所有罪状，另行宣布分登各报，以为同一之宋教仁儆。

这一文件的用意至明，就是指出：包括袁世凯在内，大家都是坏东西，都要被一不明团体制裁，只是先从制裁宋教仁开始而已。既然连袁世凯自己也不能免，所谓袁世凯暗杀宋教仁之说，自然就是诬赖好人了。

虽然如此滑稽之事层出不穷，但是，在纸愈来愈包不住火的时候，袁世凯终于不得不找他的心腹出面解释。袁世凯那时太笨，还没有新闻局长的编制来替他说谎，他找出京师警察总监王治馨替他发言，不料王治馨弄巧成拙，竟穿帮的脱口说出“杀宋绝非总理，总理不能负责，此责自有人负”的话！袁世凯得知后，暴跳大骂：“措词太不检点，王治馨可恶！赵总理何以任其乱说，说后若无事然，并不声明更正！”后来王治馨因勒索牙行一千六百多元，被袁世凯抓住小辫子，下令枪决，这一事件，真可说是滑稽之事外一章了！

从案子是别人干的逼到案子是自己干的，但干的人是“个人行为”、是“此责自有人负”，这一过程，全套都是欲盖弥彰的一幕幕丑剧、是一连串“栽诬大宣传”的最后破产。“中华民国”自成立以来，我们一一领教了这种破产，国民党师袁世凯故技，最后下场，自然也不出历史重演之外，我们看得太清楚了！我们看得太清楚了！

1985年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