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李敖全集

#《民进党研究》目录

• 《民进党研究》自序
• 一、党外是谁喊出来的？
• 二、党外人士的一个毛病
• 三、党外与浑蛋
• 四、咬熊、斗牛与政治
• 五、谁窃盗了党外的“名器”？
• 六、大目标与小目标
• 七、这种人，我们还敢选他吗？
• 八、蚱蜢必读
• 九、不怕他拆怕你拆
• 十、“政治艺术”大走调
• 十一、答复费希平先生的答复
• 十二、有感于尤清等人的谈话
• 十三、尤清与阴沟
• 十四、一登记，就套牢
• 十五、“大师证明你不行，你还不听吗？”
• 十六、如此公政，何以服众？
• 十七、康系人物的政治公道
• 十八、康宁祥的时光隧道
• 十九、“台湾独立”的性交问题
• 二十、拿破仑与“台湾独立”
• 二一、民进党不“革命”吗？
• 二二、“你是半个王八蛋！”
• 二三、真是蠢极了！
• 二四、双重标准，何以自圆？
• 二五、讲民主，你没有风度
• 二六、民进党式意淫
• 二七、打着民主反民主
• 二八、砸报馆与打记者
• 二九、台湾的“夜郎症”
• 三十、抗错衙门议错人
• 三一、美独与“台独”
• 三二、民进党与“黑名单”
• 三三、台湾人的官迷
• 三四、民进党的堕落
• 三五、政治性暴露狂
• 三六、民进党的政治公道
• 三七、如此公开信
• 三八、如此党主席
• 三九、谁是“恶势力”？
• 四十、民进党的媚骨
• 四一、谁是“王莽第二”？
• 四二、民进党的不守诺言问题
• 四三、民进党的不守原则问题
• 四四、为民进党的无知抽样
• 四五、民进党的派系斗争问题
• 四六、民进党的声明战
• 四七、民进党，我们的噩梦
• 四八、民进党没有派系了吗？
• 四九、朱高正的无知
• 五十、民进党的派系奇观
• 五一、民进党的始乱终弃问题
• 五二、为民进党的迷信抽样
• 五三、所毁有甚于铜像者
• 五四、民进党的政治道德问题
• 五五、民进党的口水问题
• 五六、民进党的行规问题
• 五七、民进党的规则问题
• 五八、从替罪羊到替罪狗
• 五九、民进党的三不

《民进党研究》自序

我在去年3月，由李敖出版社出了《国民党研究》和《国民党研究续集》；今年3月，再出这本《民进党研究》。

在感情上，我无爱于国民党，却有爱于民进党；在理智上，两党对我都一样，它们的荒谬、错误与横行，都在我口诛笔伐之列，我只是用证据来拆穿邪恶、维护真理。在真理面前，我的爱憎之情显然已不重要，重要的是用证据来证明王八蛋是王八蛋。一个政党被骂王八蛋，谁都会骂，这是张三李四的事；但能证明它为什么是王八蛋，这就是思想家的事了。

我所以在感情上有爱于民进党，因为民进党脱胎于党外；而党外的暗结，有赖李敖这些前辈的床上功夫。虽然今天的民进党新贵们，数典忘祖，不知慎终追远、无情无义，但是被忘的前辈们，在感情上，未尝不以不肖子孙来看待他们，血脉相连，“丈夫亦爱怜其少子”也！

其实，对民进党的发展，我早在五年前就已做预言。这一预言，在我接受《花花公子》访问时，已经慨乎言之。我说：我在“千秋评论”第三十期有一篇《我为什么支持王八蛋？》我说党外人士“因为是政治人士，他们的品德即不能高估（对搞政治的人，不论哪一派，都要严予注意，不可轻信），我们支持他们，支持的，不是他们本人，而是支持反对党政治，我们为反对一党独大、一党独裁而支持他们，他们也就在这一‘反对’大方向上的正确，而值得我们支持。除了这一大方向正确外，其实由政客对政客观点对比，他们与国民党殊少不同，在习性上且尤其相近，他们的个人极少比国民党中拔尖的个人好。简单说来，他们只是在大方向上胜过国民党而已，而他方面，跟国民党是半斤八两。但话说回来，要完成两党以至多党政治，支持王八蛋打龟儿子就在所难免，否则全是龟儿子独大、龟儿子独裁，绝不是办法，在龟儿子的暴政下，只有支持王八蛋来取得平衡。”正因为真相不过如此，我……对党外人士无所谓失望，他们不懂“信义”不足怪、不懂许多应有的道德品质也不足怪，只要他们在大方向不迷失，就不必苛求。古话说“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我今下一歪解，该说“不贤者识其大者”，唯有对不贤者能识其大，其他他们的小把戏也就不足道了。

不幸的是，几年下来，他们的小把戏由于器小易盈、无知妄作，在“大方向正确”上，竟也偏离“反对党”应有的规格与眼界，而变得在比例上简直比国民党还国民党了。这种变化，可真令人倒胃！

早在党外时代，我对党外人士就在支持之中，从没放弃过批评；如今民进党成立了，由于党中新贵“飞上枝头做凤凰”，眼高于顶，翅膀硬了，自无需我的支持；相对的，由于民进党一建党就背离了党外的理想，摧毁了多少年来我们共同的希望，对这种堕落，我也不得不严予批评——这是李敖一贯的特立独行作风，固不以远近亲疏易其志也。

这本《民进党研究》，共收了六十篇文章，都是按照时间次序排列的，从中可以看出历史的脉络与变化，足以发人深省。研究的结论是：民进党除非改头换面，它绝无前途，但是，在牛头马面的控制下，又何从改换起呢？

1989年3月13日

党外是谁喊出来的？

民主国家里没有“党外”，因为民主国家里不允许一党独大。没有一党独大，自然就没有“党外”，因为你若说“党外”，别人不懂。别人不晓得是保守党外呢还是工党党外，是民主党外呢还是共和党外？只有在一党独大的情况下，党才变成了专有名词而非普通名词，党才变成了“就是那个党嘛！”变成“还有哪个党嘛！”变成了唯一的。

所以，你在公共汽车站等车，看到站牌上写着“中央党部”，就知道那是国民党中央党部，从公车站长到公车车掌，从七十岁老太太到七岁姑娘，大家想都“不做第二党想”，“中央党部”，“中央党部”当然是国民党嘛，还有哪个党嘛！明知故问！

所以，你报名参加什么什么，管事的问你“是不是党员”？当然是指“是不是国民党员”，他问得自然得很，丝毫没有指别的党的意思，也丝毫不以为你会把党想成别的党。这种自然、这种不在话下，使你不得不冒冷汗：原来国民党的党化教育与党化宣传，已经这样“成功”了！

当国民党这样“成功”的时候，国民党对一个词儿叫做“党外”的，开始愈来愈纳闷了：“党外”是什么意思呢？“党外”显然有排挤老子们的党的意味！这可要注意注意！于是，注意的结果，判定“党外”这词儿，是敌对人士捏造的、自号的；“党外”这词儿，是敌对人士居心不良的杰作。

事实上，“党外”这词儿是这么来的吗？那可未必。

对国民党历史略有所知的人，就知道远在五十三年前，国民党的领导人物胡汉民，就提出“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一党专政主张了。这是国民党最早创造“党外”的杰作。那时候的“党外”对象，什么共产党、青年党、民社党，统统是一网打尽的，连做“厕所里的花瓶”都不要的，尤其是法西斯骨架的青年党，国民党直到抗战前夕，才收为花瓶；抗战期间，青年党可以分到部长干，可见瓶功不小；到台湾后，国民党自己部长都不够分，当然又回复到小气局面了。青年党是靠国民党吃饭的，自然你说分就分，你说不分就不分，于是国民党只给他们津贴，他们也就忠党爱国了。当然他们忠的党是哪个党，是不在话下的。真的青年党按说早都死了，今天的青年党其实是老年党，看到沈云龙之的老态龙钟，你就知道他们实在不配用青年党三个字了，他们实在该叫国民党，这也就是国民党不再用“党外”对他们的原因。国民党的“党外无党，党内无派”，多少年下来，显然已经历尽沧桑了。其中“党外”的含义也就日新月异了。

国民党看到这里，也许会说：你李敖是学历史的，我们弄不过你。但你提出五十三年前“党外无党”的话，这是胡汉民说的，胡汉民后来被我们关了起来，他的话，就不再有代表性了。所以“党外”这词儿，我们是不追认的，除非你提出新证据。

好吧！那我就提出新证据，非教你们承认不可的新证据。

请翻翻“国防研究院”出版的，《蒋总统集》增订本吧，在“五十二年11月12日”的演说——《我们复国的精神志节和建国的目标方略》里，有这样两段：

在党员总登记之时，每一个同志都签订了一份实践规约，这是大家志节之所在，亦就是大家信誓之所在。不过我们党中以往有一种最可怕的通病，就是话说过了不算，字签过了就了，从不关心自己的诺言。……目前正有某些存心讪谤之徒，在指责我们“直把杭州作汴州”，有志荒意满的现象，这虽然是属于党外恶意的谤伤，但是大家仍然应该以“闻者足戒”的心情，格外警省惕励。……

除非国民党“话说了不算”，否则对以上引文中的“党外”字眼，就不能不承认，就不能再说是敌对人士捏造的、自号的，就不能再说是敌对人士居心不良的杰作！

所以，今天再说“党外”是敌对人士捏造的、自号的人，再说“党外”是敌对人士居心不良的杰作的人，实在该在好好研究一下自己的党史，好好阅读一下自己总裁的言论，不要再闹笑话给“党外”看了！

附录一

“党外”之说别有用心，应本良心以国家为重（郑一元）

今（9）日拜读贵报报道，指板桥市民要求释示何谓“党外人士”？这的确是个问题。事实上，今日所谓“党外”的人，常用似是而非的论调，来造成社会的不安宁，个人心所谓危，也愿就此事略抒所见，敬请指正。

我觉得，有人自称“党外”，在逻辑上这是共匪惯用的一个“二分法”的称谓。其目的在针对中国国民党。根据过去的经验，它都是先由理性的批评中国国民党，进一步到感性的丑化中囯国民党，最后打倒中国国民党。

我们要问，中国国民党究竟是救国救民的党，还是祸国害民的党？《大时代的故事》中告诉我们，中国国民党从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东征北伐、统一中国一直到领导抗战、戡乱建国。铁一般的事实，都证明中国国民党是救国救民的党。

再说，如果“党外”只是那一小批人，我们搞不清楚这极少数的人的真正立场是什么？在我国来说，真正对立的是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我们不明白所谓“党外”的人，赞成中国国民党抑赞成共产党？在复兴基地，有不同歧见的是中华民国政府与反中华民国的“台独”，我们也不明白所谓“党外”是赞成中华民国抑赞成“台独”？请问几位自称“党外”的先生们，能否划清一下界限？

以“党外”作竞选号召的几位先生，过去我们一般民众从没有看见他们对国家建设、人民福祉，有过什么具体贡献，他们今后要走什么样的路线也搞不清楚，更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中心思想与理论体系。大家都知道中国国民党有全民拥戴的三民主义，但没有人知道“党外”人士是一个什么主义。

敌人当前对我的统战阴谋是“外部孤立，内部分化”，用尽一切手段来进行“岛内革命”，分化本省人外省人、分化党内党外，最近大搞和谈，今后必将分化主战派和反战派。如果“党外”人士企图以狭隘的地域观念，作为少数人的政治资本，恰好走进了共匪的圈套，纵使能满足少数人的政治欲望，最后国家完了，“党外”诸公也将难以幸免。我们奉劝这几位先生，最好以国家利益为重、民众生命为重。政府实行公平、公正、公开的选举，任何品德好、才能好的参选人士，只要选民喜爱都可能当选，不要多耍花招，为害国家社会。谢谢。

读者郑一元11月9日（1981年11月10日《中央日报》）

附录二

“党外”（《联合报》）

“党外”一词，其实是不通的。我们国家现在有三个政党，是国民党、民社党、青年党。这三个政党是合法的，在这三个合法的政党之外，还有一个不合法的政党，是共产党。所谓“党外”既然不是三个合法政党以外的政党，又不是不合法的共产党，那么，这个“党外”，岂不成了既不合法，又不非法的四不像了？如果把执政党称为“党内”，非执政党称为“党外”，那就狂妄的抹杀了民社党和青年党的历史与存在。

如果把执政党党员以外的国民，都称之为“党外”，这种“两分法”是强奸民意；因为，除了极少数热衷于政治的人物外，绝大多数的人民并不认同他们是属于“党外”的。少数人不能不问大家同意与否，来他一个“党外”的“通吃”。

既然“党外”一词是不通的，“党外”并没有代表性，也就没有“推荐”候选人的主体可言，更没有推甲抑乙的权力，以及对真正无党无派的独立人士，进行“党同伐异”攻讦的立场。

用含混的语意来蒙蔽选民，虽然不违法，却是缺乏政治风度与政治道德的。（1981年11月11日《联合报》）

附录三

强分党内党外，根本不懂政治（《中华日报》）

〔本报讯〕台北市第三选区议员候选人陈怡荣，昨晚在中山区大同国中举行的公办政见发表会上，以政治学的观点，从学理上驳斥“党内”、“党外”之分，并认为这是经不起理论分析的论调。

专攻政治学和社会学的陈怡荣说，民主国家都有政党存在，而政党是某种共同政治意识的结合体，他们代表着一部分人，但不论一个政党其组织如何庞大、其党员如何众多，仍只是全体国民中的少数。他说，拥有一亿五千万人口的日本，其国内有自民党、民社党、公民党等大小政党好几个，但是全国国民加入政党的却不足一千万人。拥有二亿五千万人口的美国，其加入政党的国民也不过五千万人，如果照某些候选人的论调，未入政党的人都算是“党外”，或是非执政党党员的国民都是“党外”，则只是“少数结合体”，日本自民党怎能长期执政，美国的共和党及民主党又怎能入主白宫？

陈怡荣说，我国现有三个合法政党，国民党为执政党，那些未加入政党的候选人最多只能自居为无党籍人士，却不能称为“党外人士”，强分“党内”、“党外”，不但在学理上说不通，甚至也不知政治为何物。（1981年11月12日《中华日报》）

党外人士的一个毛病

英国文豪卡莱尔（ThomasCarlyle），在他的藏书票上印了一支点燃的蜡烛，下面题了一行字——“我燃烧才有用。”这句含义深长的话，值得我们党外人士想一想。

我们党外人士有数不完的长处，但有一个毛病，就是对燃烧自己的观念，有欠完整。蜡烛给别人光、给别人热、给别人火种，但给出这些，首先得冒自我牺牲的代价。自我牺牲不是那么可怕的事，今天党外人士自我牺牲的明码（暗码林宅血案、陈文成命案，无法预估），不过坐牢而已，坐牢又算什么呢？

为自由民主奋斗坐牢、为政治活动坐牢，对志士仁人说来，这根本是家常便饭的事，但是，我觉得今天的党外人士中，有许多人对坐牢考虑得太多，好像不坐牢变成一种成功似的，好像别人坐牢自己没坐反倒庆幸似的，好像监牢与他无缘是稳健、正确、自得似的，这种毛病，以康宁祥系诸公犯得最多，这是不太好的。另一方面，对已经坐牢的人们，我们当然热烈希望他们能出来，但是不可因为这种热烈希望而变得过分操切，以致给人老是向当道乞求什么的印象，这也是不太好的。

我们关切在水深火热中的受难者，我们要求依照联合国的最低处遇标准，改善他们的牢中生活，但是我们绝不该乞求当道放他们出来，我们应该有这种坚决的自尊与起码的立场。我们应该鼓励水深火热中的受难者，鼓励他们坐下去、坐下去、坐下去、不要老是给他们特赦的希望。那种希望对他们并不健康，只会摧毁他们的意志。

余登发事件后，党外人士的口号是大家愿为自由民主一起去坐牢；可是美丽岛事件后，这种口号不见了，见到的反倒是一片隐含求情之声。党外人士不是懦种的人，但是给人一种不够有种的错觉，那又何苦来呢？

杜鲁门（HarryS.Truman）说得好：“如果你受不了热，就滚出厨房。”干哪一行的，就要像干哪一行的，不要窝窝囊囊的干。对牢里的人如此，对牢外的人更是如此。

牢里的人该从容坐牢，牢外的人该慷慨赴义，这才是党外人士应有的修养。

1982年3月12日

党外与浑蛋

1976年冬天，我第一次做政治犯出狱，我最强的一个感觉是：“浑蛋比以前多了！”在1946年、在1956年、在1966年，这个岛上小百姓被污染的程度，显然没有1976年那么严重。1946年的小百姓，他们多少还受着大陆时代百花齐放的感染；1956、1966年的小百姓，他们多少还受着《自由中国》《文星》等开明刊物一枝独秀的感染。可是，当国民党在这岛上的紧箍咒愈念愈精的时候，当办事要党证、生活要补给证、上山要入山证、下海要出境证的时候，小百姓就很难躲开国民党的辐射与高压了。于是，在不断的教育与宣传的配合下与强打下，小百姓已变得那么“国民党化”了，甚至党外人士也未能幸免、也难例外。

为了给这种“国民党化”的局面做点拨云见日的功德，为了使小百姓以至党外人士不再那么浑蛋，我特别提出五项点化，提醒不要陷入“国民党化”而不自知，提醒该有相当的警觉。下面就是这五项点化：

小圈圈里与小圈圈外

第一项点化是警觉国民党的圈圈症。

明武宗戏李凤姐，说她身在北京城大圈圈里的小圈圈、小圈圈里的黄圈圈，这种圈圈症，实在是国民党意识形态的重要特色。国民党喜欢搞小圈圈，喜欢搞小圈圈，对一地一省一党一派的人也许有暂时的好处，但对整个国家说来、对真正的“天下为公”说来，一定有长远的害处。台湾在地理上是一个岛，—个大陆边上的小岛，不管怎么放大，先天上，“岛国的褊狭之见”（insularprejudice）总有它的比例。这种褊狭，配上外来的小圈圈，自然也就你圈圈我也圈圈。这种演变，是三十三年来在朝在野的最大悲剧。三十三年来，大家都变得鼠肚鸡肠，缺乏大气派，根本症结，就是圈圈症的作祟。国民党的圈圈症固然积重难返；党外人士的圈圈症也正方兴未艾。圈圈症兴起以后，最令人寒心的，就是对自己人的忘恩负义。国民党在取得政权后，对自己人曾展开大整肃，多少老革命党被“党内主流派”开除的开除、脚镣的脚镣，这种鼠肚鸡肠，党外人士却青出于蓝，他们尚未取得政权，就对自己人展开大整肃了：一些为党外坐牢、受难的先辈先进，被“党外主流派”开除的开除、排挤的排挤。当他们这样对苏洪月娇的时候，他们完全忘了苏东启坐牢十五年苏洪月娇孤军奋战的往事。苏洪月娇带着孤儿到“监察院”请愿，半路上被特务抓去、殴辱、下狱，那十五年间，今天的“党外主流派”没分过一块钱给苏洪月娇，那时候——当人家站在第一线对抗国民党的时候，“党外主流派”又在哪儿？

“党外主流派”为什么这样国民党呢？原因无他，原因在他们的领导级人物有“岛国的褊狭之见”。这种人的气魄与气度，不是20世纪80年代亚洲人的暖流，而是80年代褊狭国民党褊狭台湾人的一股寒风。这种人做党外的领导人物，是国民党最喜欢的事，因为这种人不会成为真正的气候。项羽看不起宋义，因为宋义所作所为，不是“领袖”的料，而是只会保护自己山头的“上将军”；刘伯温看不起张士诚，因为张士诚所作所为，也不是“领袖”的料，而是只会保护自己山头的“自守虏”（只照顾自己家门的小子）。党外在这种人的领导下，前途虽然不是“厕所里的花瓶”，至少也是“水肥大队的花瓶”，如果我是国民党，我心里高兴死了！

所以，小百姓和党外人士必须警觉：国民党的圈圈症和圈圈症的不良污染，把气魄和格局放大，否则的话，你和国民党又有什么不同呢？

大家族里与大家族外

第二项点化是警觉国民党的家族性。

国民党在现代中国史上，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庞然大物，一个又好气又好笑的新艺综合体。党外人士对国民党最不了解的一点是：他们总是从国民党的宣传品上，去认定国民党是民主政治的一个政党、政治学上的一个政党，这真是书生之见！他们不知道，国民党的前身是革命团体，它的第一代走过秘密结社的路线，所以它有党证、宣誓等不合现代民主政党的规矩。当它取得政权后，在形式上和形势上，要靠近民主阵营，所以又要把自己扭出现代民主政党的模样，这种转变，是很吃力的。这时候，国民党已出现第二代，第二代很少像第一代一样的“天下是老子打的”，而变成了“天下是老子的老子打的”，这一现象，使国民党的革命性减弱，家族性增强。每一个第一代的老子，都会培养出第二代的老子，配上高速的联姻、认亲、师生、同志、裙带种种关系，国民党与其说是一个党，倒不如说是一个大家族。进到这个家族里面的，会得到起码的利益与照顾，在这一点上，国民党极有“人情味”。这种“人情味”，从大陆来台的立、监委身上，已表露无遗。他们对国民党，完全是“人情味”的相依为命，他们是不讲是非的，既不能也不愿辨别国的利益是高于党的利益的，这种心态，完全是你我一家人式的，仔细调查他们的相互关系，也的确可瓜蔓出不同程度的血亲与姻亲，说一家人，真没有错。如果你只知道张继正是张群之子、陈履安是陈诚之子、沈君山是沈宗瀚之子、马树礼是顾祝同之婿、丁善理是费骅之婿，汪敬煦是何应钦之姪女婿……你只能这样数出十几个或几十个，你是不了解国民党的。国民党大家族的盘根错节，远比你想象的深入而复杂。所以，归根到底，凡是不能从大家族观点来看国民党的，根本就是书生之见。

因为国民党是一个大家族，自然发生各房妻妾的争宠现象，大家族里面，也有不断的走马换将、不断的起伏荣枯。当他们之中，在争宠斗争里转入败部或暂入败部的时候，他们有的会昭阳日影，有的就月照西厢，墙里墙外之间，一边撒娇，一边眉来眼去。大家族以外的人士，若以为这些骑墙的国民党或出局的国民党就不国民党了，可就错了，其实他们还是国民党，至少气质上和感情上十分是。以最近“围剿陶百川事件”为例，在警总无法无天的打击陶百川以后，陶百川和陶百川的党内拥护者张脉偾兴，说要把事情追究个一清二白。但是，当上面一安抚，陶百川立刻“谅解”了，要写的“可耻的案件、可怜的老人、可叹的官员”也不写了①；“立法院”的“邀请警总”案，被专程赶来表决的党籍“立委”否决了；“监察院”的“调查警总”案，也被紧压阵脚的党籍“监委”否决了。这种干净利落的双杀，不是最令人玩味的政治魔术么？最悍然显露这些老国民党心态的，是“监委”王文光的一段话，他说：“陶百川自己可以处理自己的事情，别人插手对他是一种侮辱。”“我与陶百川在监察院同事三十余年，就我所知，陶百川本人也不见得赞同尤清委员的调查警总案！”②试问若国民党不是一家人，哪个以国家为上的人，会用这种毫无体统的“家法”办事呢？哪个以国家为重的人，会这样不为原则争执而随便放水开脱警总呢？“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正因为党家在党国之上，所以王文光不以德爱陶百川，陶百川也不以不姑息爱警总，而可怜的国家，就在国民党诸公“爱你爱得口难开”里，体统全无了！

国民党这种勾肩搭背的大家族关系，这个岛上的小百姓是很难了解的。小百姓分得清发号施令的国民党、分得清拿刀拿枪的国民党、分得清约谈后不许回家的国民党，却分不清笑脸逼人的国民党。所以，小百姓看到有陶百川喊自由了，就随着喊“陶公”；看到徐复观喊民主了，就跟着喊“徐老”；看到杭立武喊人权了，就哭着喊“杭爷爷”了③！

殊不知事实上，国民党大家族有太多种脸谱，有唱红脸的、有唱白脸的、有唱黑脸的、有唱阴阳脸的。当脸谱变幻的时候，小百姓以为陶百川是包围警总的，却不知道他是替警总“解围”④的；小百姓以为徐复观是文化先锋，却不知道他是文化特务；小百姓以为杭立武是人权保障者，却不知道他是出卖人权的专家。

所以，小百姓和党外人士必须警觉：单单警觉到唱黑脸的，是不够的，必须警觉到国民党任何种类的脸谱，必须警觉在追求真正自由民主的长路上，不能同他们合作。因为他们大家族的利益，总是高于国家的利益；他们在感情上的牵挂，总是高于是非的辨别与原则的坚守，跟这种人一起走向自由民主，一定会上当，想与虎谋皮的人，必须想到这一点。

真历史里与真历史外

第三项点化是警觉国民党的历史障。

三十三年来，我们看到的国民党，不再是在大陆“刘三”式的国民党，而是在台湾“汉高祖”式的国民党；不再是在大陆弃甲曳兵的国民党，而是在台湾我武维扬的国民党。稍懂历史的人，都可这样论断：国民党自从建党以来，从来没像这三十三年这样痛快过、这样神气活现过、这样“密集安打”过。国民党在这三十三年来给了我们公开的党部、公演的梅花、公卖的烟酒、公营的当铺、公费的民众服务站，和公然的党化教育与宣传。国民党这样公来公去，当然是自认大公无私的。国民党相信三十三年来，给了我们一种新形象，经过三十三年的教育与宣传，对它统治下的小百姓，的确也收到不少定影效果。看到一些小百姓对国民党所说的信以为真，所做的不以为异，那样的天真、那样的归顺、那样的张晓风、那样的羊，我们真不得不承认：国民党的教育与宣传，真已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了！

国民党给了我们新形象，我们可以忍受；但国民党给了我们新历史，我们就无法忍受。半个世纪前，革命元勋章太炎为《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写序，他愤怒于“知当时实事者已少，夸诞之士，乃欲一切笼为己有”，已经明明指出国民党在历史上动手脚。到台湾后，国民党在历史中“自我涉入”（ego-involvement）的范围愈来愈大、他们的丰功伟业愈来愈多，多得令人起疑：如果他们那样行，大陆怎么还会丢？

但是国民党不管，还是一手遮天，他们的党史委员会主任委员秦孝仪，公然在“造假瞎编”⑤。一阵阵历史障成了障眼法，结果呢？出卖同志的吴敬恒立了铜像，置身事外的李宗黄端了云南起义，应入贰臣传的黄少谷做了司法院长，汉奸宣传部长陶希圣又主持了宣传。国民党施展历史障，效果可以一至于此！

大体上说，小百姓和党外人士大都是国民党丢掉大陆逃到台湾后成长的一代，大陆丢掉了三十三年，小百姓和党外人士在丢掉大陆时或未出生、或年纪还小、或年纪虽大一点，可是久住台湾，对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的真相与内幕，所知自然不足。所以，当国民党施展历史障的时候，小百姓和党外人士就全无招架之力，就被骗得死去活来。

这种对国民党历史的陌生与盲信，甚至到了近乎“条件反应”（conditioned-response）的程度，到了“随你怎么说，我们都相信”的程度，尤其对所谓“清流级”“学者级”的国民党，更是如此。陶百川说他做军法处长没杀过人，大家就相信他没杀过人，而置他的杀人纪录于不顾；徐复观说他“未有涓埃答圣朝”，大家就相信他两手没血，而置他的误国纪录于不顾。看了《政治家》登出的读者投书，说李敖“硬指徐复观先生是国民党同路人”，这种对徐复观无知的回护，十足说明了小百姓和党外人士对国民党历史的无知。徐复观跟过桂系、投过黄绍竑、靠过冯玉祥、入过第三党，又出身军法官、出身保安处参谋、出身军参谋长、出身师管区司令、出身最高当局侍从室、出身军统大特务唐纵“好朋友”，他办的杂志，从《学原》到《民主评论》，都是国民党一再拿钱办的（第一次美金两万元，第二次港币九万元，后来还陆续不断），他公开宣称他“除国民党党员外无朋友”，他公开宣称他“依日月之末光”。……这样一个国民党的私昵与亲信，难道还是“硬指”吗？他的身份，又岂止“国民党同路人”吗⑥？放着历史不去检查，却无知的硬行回护陶百川和徐复观没有这个那个、不是这个那个，这种小百姓和党外人士，岂不太天真、太偷懒了吗？

所以，小百姓和党外人士必须警觉：别被那些可疑的丰功伟业、可疑的淸白纪录给骗了！——国家给搞砸了、大陆给搞丢了，这些人该是忏悔者和惭愧公，而不该是无罪者和神气活现的人物，他们没有资格和脸面指导我们、教训我们，我们也不必接受。看了党外刊物对国民党的无知，“恶补”一下国民党历史，显然是必要的了。否则的话，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而不自知，反倒跟着揄扬式瞎捧，党外人士也未免太贱种了！

国民党里与国民党外

第四项点化是警觉国民党的两面人。

关于国民党把国家给搞砸了、大陆给搞丢了的罪过，国民党大将刘健群在《难困少年行》（《传记文学》第十四卷第二期）里明说：“来台之后，无论官大官小，都是待罪之身，都或多或少要负起相当错误的责任。”但有些人（像陶百川、徐复观）却脱身事外，好像在大陆上作恶，他们没份儿似的。这种态度，也是他们遭到国民党极右派打击的缘故。极右派曾抱怨：“当年浑水是你跟老子们一起蹚的，怎么今天你清高起来，让老子们单独背黑锅了？”极右派这种愤懑，是可想而知的。

以“国民党同路人”徐复观为例。徐复观在大陆丢掉后，以自由分子面具出现，对他作为国民党核心大将的历史，讳莫如深。直到1975年，香港刊物揭发出他在1948年，曾是国民党核心秘密组织的发起人兼第一书记的时候，他才不得不写《垃圾箱外》来辩白，他说：

民国三十七年9、10月左右，局势已经危急，南京的中层干部尤其是动摇。我当时激起了一股“兴师勤王”的念头，想先把党内颇负声望的中层而又属中年的人士，团结在蒋公的周围，稳定那种局势。我把此一想法报告给蒋公，蒋公当然很高兴。我的构想，先由少数人——有如胡轨、叶青、吴英荃等十人左右，以座谈会的方式开始，慢慢扩大。希望在座谈会中谈出些共同意见，以形成组织与行动的骨干和纲领，再向外发展。参加座谈会的人数增加到百多人。有一次夜间蒋公找我和胡轨先生，问进行的情形。又有一次单独找我，问要不要经费？他可想办法拨付；我说，还没有到需要钱的时候。但到了11月中旬前后，我决心撒手，并带着家眷赴广州了。因为时局变得太快，人心也变得太快；在座谈会中，一次比一次，更对蒋公不利；若顺着此一趋向硬组成一个团体，势必成为反蒋、投降的团体，最低限度，在我个人不能这样做。我撒手后，胡轨先生到他所统率救国团里去做，原来参加座谈会的，恐怕没有什么人在场了。“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但在胡轨的《关于徐复观及中国人民救国大同盟》里，却有不同的说法。胡轨说徐复观

似乎缺少一点道义心肝，所以没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牺牲精神，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道德勇气！因此他在政治社会上，老是充当“政治票友”和“社会谋士”的角色，而没有“易装下海的身段和披挂上阵的架势”。他亦坦白自认“不是那样的一块料”（徐文中语），尤其在友朋同事及长官属僚之间，偶有观点及意见出入之时，原来当面一谈即可解决者，他每不釆此负责的道义之途，而欲以不负责不顾道义的第三者自居，摇笔为文，宣传于众，表彰自己，损害他人。我认为这是他为人处事的大缺点。……

当徐复观这种悖格被胡轨指摘的时候，他写信给胡轨，表示深以为然：

弟昨因事来台北，晤及梁君铭涝，彼谓兄意，弟乃损人利己，欲自立声誉。梁君觉此乃良朋之言，不同悠悠之口，劝弟深加反省。弟亦深以为然。

但是，知过归知过，最后还是如胡轨所说：

可惜知过似未能改，日前（事隔二十余年了）在《新闻天地》（第三十二年第一号，六十五年1月3日出版）读到他一篇大作《垃圾箱外》，又在大放厥词，舞弄文墨，仍然是一副损人利己的老脸孔，真可惜！何苦来哉啊！难道不摇笔不写这些“垃圾箱外”的东西会难过吗？文中读到中国人民救国大同盟的事情，并涉及区区，有好几位朋友看到了，直接打电话来问，我不得不就此有所说明，以免忠贞爱囯之士有所蒙冤蒙羞，并免大家的疑虑。

胡轨最后列举出全部内幕，一一证实徐复观又在“损人利己，欲自立声誉”，整个“勤王”活动，“绝非如佛观所言，有成为投降与反蒋之趋势。即使退一万步言，真有此趋势，佛观本人要负一大半责任，在对党国、对领袖的道义上亦应力图挽救，而不能一走了之，而遗后患！”

徐复观这种两面人做法，八面玲珑的刊物显然是不清楚的，康宁祥系的刊物大捧徐复观“诚实、勇敢、自尊、自信”、“大儒的风骨”等肉麻话，也就毫不得体。所以，小百姓和党外人士必须警觉：我们不要给国民党的两面人和两面人的同路人骗了，不然我们也太窝囊了！

假君子里与假君子外

第五项点化是警觉国民党的乡愿风。

为什么康宁祥系的刊物要大捧徐复观“诚实、勇敢、自尊、自信”、“大儒的风骨”呢？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乡愿风。

在康宁祥系刊物这样大捧徐复观的同时，香港的左派刊物上公布了徐复观的手迹，证明了徐复观一方面匿名写文章投左派刊物，一方面真名写文章投台湾刊物，并在台湾国民党统治下养老、看病、送终。试问古往今来，哪一位“诚实、勇敢、自尊、自信”的人会这样做呢？哪一位“大儒的风骨”会这样软呢？而徐复观两面为之，不以为耻；康宁祥系刊物八面捧之，不以为异，这表示了什么？表示了不是别的，就是典型的乡愿风。

孔夫子说：“乡愿，德之贼也。”乡愿就是没有是非，也不追究是非，就是一一弥缝、事事伪善。并且，更严重的是，乡愿还会故意搅局，故意弄混正宗的颜色。孔夫子讨厌紫颜色，因为紫的颜色，对正宗的红色是一种搅局、一种似是而非。丘吉尔说他不喜欢委靡的棕褐色，他“不能假装对颜色不偏不倚”（Icannotpretendtofeelimpartialaboutcolors.）。但是，乡愿风的出现，就把一切弄浑，弄得天下为之变色！

国民党因为只是一个大家族，所以一旦成了大家族里面的人，国民党就特别宽大——比对小百姓和党外人士都宽大。这种宽大，甚至泽及狱囚。例如：国民党员居正头一天还戴手铐脚镣呢，第二天就当了“司法院院长”；国民党员李基鸿头一月还陷身囹圄呢，第二月就当了“财政部长”；国民党员郭衣洞（柏杨）头一年还唱《绿岛小夜曲》呢，第二年就可出境做“作家可以出境”的样板了。……看不出国民党这种家里家外双重标准的人，自然是不了解国民党的。

这种家里家外的双重标准，其实随处可见。同样是市长，国民党员黄启瑞出了纰漏只是下台，杨金虎却要下狱；同样是贪污，国民党员皮作琼拿两百万只判一年半，何济周拿四万却判八年；同样是“违反国策”言论，国民党员沈君山说了就算了，李庆荣就要坐牢。……

不了解国民党这种大家族特性的人，老是喜欢拿政党政治的尺度、法律公正的尺度、是非正义的尺度、国家利益的尺度来量国民党，结果愈量愈生闷气、愈量愈做搔不到痒处的判断。殊不知国民党根本不该这样量的，用这些尺度来量一个大家族，要它对内放弃“人情味”、放弃党的利益，就如同要求一个母亲不要家天下而要天下为公，不要袒护“自家的小孩子”而与“野孩子”一视同仁，这怎么行得通呢？

设想孔夫子生在今日，他若来看国民党，他该怎么说呢？在20世纪民主政治的时代，他若看到国民党“天下为公”如此、把民主政治弄得离奇如此，他除了感叹乡愿外，还有什么好说呢？

当乡愿风蔓延的时候，在这岛上，我们就愈来愈看不到义正词严痛痛快快的言论了，从国民党似是而非的宣传里、从两面人左右逢源的顾盼里、从座谈会专家模棱两可的取巧里、从康宁祥式党外人士对国民党大员致“最高敬意”“更多的敬意”的表率里，我们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充满乡愿气的岛，我们不得不警觉！

所以，小百姓和党外人士必须警觉：尽管对国民党所作所为，采取批判的态度、怀疑的态度，但这种怀疑和批判，受时空的影响，毕竟有它的限度。不论小百姓和党外人士觉得自己如何不同，毕竟还有太多的不自觉中被污染。大家同局促在一个小岛上，相激相荡总是无法避免的，统治者的不能脱胎，被统治者就很难换骨，这一现象，说明了“花对花，柳对柳，破扫把对箕帚”的俗谚，也说明了“什么样的执政者，就有什么样的反对者”的真理。大家在许多地方并非对立，而是太像了！这种相像，是国民党三十三年垄断一切大力同化之功。我们不可不注意。

在上面的一些举证里，我分别从国民党的圈圈症、家族性、历史障、两面人、乡愿风五方面，申论小百姓和党外的一些迷惘与错路。这些迷惘与错路，如果我们不努力检讨、努力认清与觉悟，小百姓和党外人士将永远是可悲的弱者、可怜的愚者和可笑的浑蛋。当一大堆人被人耍了三十三年，最后变成浑蛋还不自知的时候，除了浑蛋以外，也就别无称呼的法子了！

1982年5月23日

①可怜的苏秋镇，你帮陶百川的忙，他却先行撤退！

②可怜的尤清，你帮陶百川的忙，他却先行撤退！

③王迎先被刑警整死后，杭立武到苦主家，王迎先的儿女跪地喊“杭爷爷”，真以为这位老官僚是保障人权来了。

④民进党教授张忠栋《再谈“围剿”陶百川案件》（《自立晚报》1982年5月8日）中，明明有“陶文争取言论自由之余，也是帮警总解围”的话。

⑤参看李敖的《给秦孝仪先生上一课》（“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十册《文星围剿卖》）。

⑥这封投书又说李敖“最严重的缺失是他在千秋评论第九期里的一篇附录，引用《中国时报》的一则报道。写徐先生捐了五万元给国民党。此事《八十年代》《台北话题》里已有澄清，系徐复观先生退还周应龙先生欲赠给他的五万元。自称受到新闻界歪曲的李敖先生，不对新闻加以求证，就贸然引用，这对他个人而言，实在是一项严重过失”。这种回护徐复观的话，是不通的。第一，我的千秋评论丛书出版在1982年5月1日，《八十年代》的《台北话题》在同一天稍晚出版，这位读者凭什么推理说我能看到这种“澄清”？第二，徐复观多次拿国民党的钱并有拿国民党的钱的习惯，我一再指出，甚至列举了数目，这表示我已有证据为凭，这位读者不能对我的举证视而不见，就说我不加求证。第三，我是求证过的，事实并非这位读者所说“徐复观先生退还周应龙先生欲赠给他的五万元”，事实明明是当时收下了。第四，《八十年代》并未能举证，凭什么我相信这种刊物的回护之词？为什么这位读者相信《八十年代》的空话，而不相信我的实证？第五、《中国时报》报道后，徐复观的家人从未更正，这又怎么说？以余纪忠同徐复观酒食征逐的深交，余纪忠不会拒绝这种更正。以上五点，都证明了这种读者投书是太草率了的。《政治家》编辑委员会在选择投书的时候，应该注意起码的水准才好。

咬熊、斗牛与政治

——党外有路线斗争吗？

8月1日，邱垂亮在海外发表《1983年台湾党外的路线斗争》，五天以后，朋友从香港转来这篇文章的影印本，我读过后，忍不住要说一些话。

“畸形政治形态”

邱垂亮首先对党外沧桑做了历史性的陈述，他说：

1946年，因为陈仪军事统治的暴虐，触发了残忍的二二八事件。1948年，为了对抗中共的威胁，稳固台湾的动乱情势，国府宣布实施戒严法。这个取代宪政体制的戒严非常法，因为国共海峡两岸的长期对峙，一直实施到今天。三十五年来的报禁、党禁和其他宪法保障基本言论结社自由活动的禁止，使台湾的民主政治，不能跟随它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平顺利演进。结果，健康有效的反对党，不能组成、不能成长；1950年代雷震的《自由中国》和中国民主党不能容于当局，民主幼苗尚未抽芽，就被残酷折断。

虽然”台湾的民主政治“跟不上经济，但是，邱垂亮相信：

经济的高度发展，必然带动的政治、社会、文化发展，是不可能避免、不可能阻挡的。台湾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快速成功发展，加上长期“坚守自由民主阵容”的意识形态社会化，结果导致民主的政治体制、功用和文化的实质发展。这同样是不可避免、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甚至可以说是为历史所决定的时代潮流。

接着他指出雷震被捕和《自由中国》停刊后，“虽然是台湾政治气压最低沉的年代，还是有《文星杂志》在文化层次上制造了抗议的吼声和反抗的一代。”《文星杂志》以后又有《大学杂志》的崛起，有《台湾政论》《夏潮》《这一代》《八十年代》《美丽岛》等杂志的前仆后继。邱垂亮说：

《八十年代》大致继承了《台湾政论》的论政作风，而《美丽岛》则逐渐激烈化，由论政进入政治运动的行动领域里。运动刊物的《美丽岛》很快在言论和行动上迫近了“暴力边缘”的红灯地带，欲罢不能，终于不幸地引发了1979年12月10日人权节的暴力高雄事件。这是二二八事变以来，台湾发生的最大一个政治暴力冲突事件，国民党乘机大肆捕捉党外活跃分子，把十几年来辛苦培养起来的党外势力，还是戒严法下相当脆弱的党外势力，差一点完全摧毁铲尽。

1980年初，大批党外精英失去自由，进入牢狱，但是，在稳健的康宁祥、张德铭、黄煌雄和《美丽岛》姚嘉文、张俊宏的妻子周清玉、许荣淑等人领导努力下，在年底恢复的中央民意代表补选上，党外还是劫后余生，打了一个漂漂亮亮的选举战。高雄事件辩护律师尤清，又异军突起，赢得了不容易的监察委员的席次，造成了党外另一个生气勃勃的新势力。

一年后，在地方选举上，更惊人地涌现出了一批多才多艺、能言善道、品学兼优、又有高度政治意识和坚强政治斗争力的党外新生代，如林正杰、谢长廷、陈水扁、苏贞昌、陈定南等青年才俊，这些新生代参加选举，造成党外旋风，都以高票选入台湾省、台北市和高雄市议会以及重要的县长公馆。

配合他们的政治实践活动，这些日益壮大的党外势力，也紧随台湾千变万化激烈演进的政情，日新月异地突破报禁的限制，而推出了一个又一个严厉批评政府、提倡全面政治革新，甚至要求改变国家宪法体制的刊物。从康宁祥《八十年代》系统的严肃政论月刊，到《政治家》、《深耕》、《前进》等作风各异、性质不同的半月刊和周刊，虽然常常遭遇政府的查扣、查禁、停刊，但是名字一变，春风吹又生，雨后春笋一样，愈出愈多。1983年5、6月间，台湾杂志摊上，随时可以买到的党外刊物，还是有二十种之多。而且在言论尺度上，都相互竞争，愈来愈激烈，真的可以说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这个80年代台湾党外态势的形成和发展，是三十多年来囯府戒严法统治、党禁、报禁和其他正常政治活动禁止下，民主潮流不停涨大、不断冲击，而曲折产生的畸形政治形态。

所谓“象征冲突”

在“畸形政治形态”里，邱垂亮担心一种“恶性发展”在形成中，他说：

这个长期非民主的不正常发展程序，引起了中坜事件和高雄事件，同样不正常的政治发展，也正引起了现在台湾党外路线之争，“暴力边缘”政治运动的可能再出现，和党内外左右两派“象征冲突”（symbolicconflict）的升高两极化。这个隐隐约约浮动在政治水平线下的潜在危机（potentialcrisis），虽然仍属潜伏性质，可大可小，并且很多学者的看法也不相同，但是，无疑地，假如党内党外领导精英忽视它，不小心注意看待和处理它，它是很可能恶性发展，而导致另一个中坜或高雄事件的。

所谓“象征冲突”，邱垂亮进一步解释如下：

最近一段时间，台湾国民党内出现了保守自由路线斗争，党外也有“康一反康”的路线斗争。……

本来，路线斗争是政治多元化的必然现象，但目前党外的争端也同样避免不掉走火入魔，走向象征冲突的两极地带。

他又说：

最近一两年来，台湾国府警总围剿党国元老温和又坚强的民主人士陶百川，以及极右派行动刊物《龙旗》杂志红卫兵式的围剿较有民主精神的《中国时报》老板余纪忠，是这种国民党内保守自由路线斗争，象征冲突升高两极化的表现。

高雄事件八君子之一林义雄的灭门血案和留美学人陈文成的暴死台湾大学校园，则可能是这类象征冲突升高两极化后不良副作用的结果。

在提过国民党内“路线斗争”以后，邱垂亮话题转到党外：

同一期间，作者和康宁祥及其《八十年代》系统的主编人员有多次接触详谈，和《生根》、《前进》等围剿康宁祥的新生代也有多次见面细谈。和《生根》主编林世煜、《博观》主编林浊水等人的一次会谈中，作者还和他们进行了一个火药味十足但是基本上还相当理性的辩论。康派和反康派或是“体制内改革”和“改革体制”派（也有“民主派”和“革命派”之分的说法）之间的风风雨雨，实际利益和思想体系的分歧和争执，作者都有详尽的资料“输入”（input）、分析和研究。

作者是一个尽量客观公正的政治观察家，经过两个多月来的研究深思，发觉“康——反康”的路线斗争里面路线分歧，四面八方，并不只有两条路线，其主线起码就有四条。

党外四条路线

邱垂亮笔下的四条路线是这样的：

一、党外主流的康派是以康宁祥立法院的党外“同志”，包括德高望重的老委员费希平为骨干的温和自由民主派，他们比较正确地了解和判断国民党控制下三十多年来的台湾政治发展情况，他们知道，种种因素使台湾愈来愈缺乏革命的条件，使他们党外目前只能获得大约百分之三十选民的支持。他们坚决要求国民党推展全面性的革新，但是主张经过宪法法治的选择和议会程序。他们在立法院曾经“放过水”也曾经“杯葛”抗议。他们强调，台湾的前途一定要根据台湾一千八百万人民的意愿决定。他们有“台独”的倾向，但是并不反对统一①。

二、党外反康主流实际上有两派，一派是继承《美丽岛》政治运动的“台独”派，以许荣淑和林世煜的《生根》（前为《深耕》）为主，周清玉的《关怀》和尤清的《博观丛书》（前为《博观》）等为副，他们认为康宁祥已经和国民党妥协，已经失去党外的反抗本色，本来就不是《美丽岛》政治运动推翻国民党权力机构的支持者，所以康宁祥是党外向前突飞猛进的绊脚石。所以，他们主张，和国民党应该是“敌我矛盾”的革命斗争，台湾应该走向一个新国家体制的革命路线，康宁祥等非革命人物应该退出党外革命领导阶层之外。他们支持台湾乡土文艺和台湾“民族意识”的兴建，反对大统一的“泛中华主义”。

三、党外反康第二主流派以李敖的绝对反国民党、绝对反抗、绝对不妥协的绝对主义者和林正杰的“改革体制”主义为主的党外势力，《前进》周刊是他们成功有效的口舌，李敖是他们尊敬顺从的思想导师，林正杰是他们政治行动的领袖，创办《政治家》（现在的《民主人》）的邓维桢是他们的“奇怪同床人”（strangebedfellows）。李敖的文采没有一个人不崇拜，但是他的专制独裁的性格，恐怕连林正杰也不能忍受。他们围剿康宁祥的理由，和林世煜的差不多，但是李敖和康宁祥争取“谁应该造访谁”的“宗主”地位的争执，则使他们感觉难堪。在“台独”和“统一”之间，他们和康派一样站在中间，犹疑不决；和康派不同的是，他们比较倾向“统一”方向。

四、第四派是陈映真、苏庆黎等人《夏潮》的“社会主义统一派”，他们属于文化思想层次的党外，不属上述政治行动的“真党外”，他们的反康只显示在理论层次方面；不过，他们大统一的“反国民党”和“反党外”还是明显的。

邱垂亮接着说：

从理性的民主的原则来看“康——反康”的路线斗争，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地方；相反地，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政治多元民主化的必然现象，显示台湾社会的多元化发展的快速步伐。

但是，因为台湾国民党三十多年戒严法统治下的畸形政治形态，党外“康——反康”之争，同样避免不掉走火入魔，逐渐失去民主理性，失去“中间地带”（middleground），而走向象征冲突的两极地带。李教和康宁祥之间的“宗主”之争和“单向对谈”（one-waydialogue）就是这个象征冲突的恶化现象②。

画龙点睛

邱垂亮最后画龙点睛如下：

和《生根》林世煜等新生代辩论，他们张口他们和国民党的矛盾是“敌我矛盾”，闭口他们和国民党的争斗是“敌我争斗”，他们要“干到底”，但是他们又说国民党虽然也把他看成“敌人”，却不敢动他们。他们这种幼稚的“革命”理论，满口毛泽东的术语，但是，不管有没有读过毛泽东的《矛盾论》（他们不敢承认有读过），他们根本不懂毛泽东的革命思想的理论，实在使人啼笑皆非，感觉到“假革命”浪漫理想主义年轻人的可爱可笑。和他们谈了两个小时后，发觉他们的革命主义根本只是象征冲突的提升，和实际革命情况及行为相差简直是十万八千里。

李敖的批康，因其基本是绝对主义，全盘否定一切，根本缺乏民主精神，只有破坏性，只要别人当殉道者，为“革命”牺牲一切，结果一样只是象征冲突的提升，和台湾实际民主政治的实质推进没有丝毫关系。

他们罔顾台湾三十多年来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实际发展情况，罔顾台湾一千八百万大部分人民中产阶级的心态和意愿，而在“反共”、“反国民党”、“大统一”、“台独”、“革命”几个简单的象征极点上大做文章，兴风作浪，以否定主义打击党内外比较理性的领导精英，来吸引比较浪漫、无知、理想主义的青年人，尤其是台湾严谨控制教育出来的青年人，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乌托邦主义、革命浪漫主义以及殉道主义之类极端象征绝对性的意念和价值系统，来吸引、鼓动“信徒”们的政治行动和冲突，结果提升了象征冲突和两极化。

这是一个违反民主主义的政治行为。这是一个制造极端、暴乱，但是也不可能导致“真革命”的政治行为③。

邱垂亮最后说：

暴力边缘的政治理论和行为，在一个民主政治还没有正常制度化的社会，如台湾，是可能，也许必要使用的，但是“边缘”是很容易错过，它的运作非常困难，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和行动能力。李敖想当殉道者，是他的天赋人权，但是他没有权利要求康宁祥，更没有权利要求台湾人民也牺牲一切去当殉道者。

不过，国民党实在也不应该轻视、忽视这些“革命派”党外的感情和呼唤，他们的感情的呼唤还是合理的（legitimate），把他们全面堵塞，迫他们走投无路，投奔梁山，“假革命”还是有变成“真革命”的可能性，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④。

80年代的台湾，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都正进入重要的转变关头。上述象征冲突的困结，也许非常严重，可能使台湾民主现代化的转变阻力重重，甚至恶化失败；也可能只是台湾转变社会的必然发展现象，民主时代潮流必然澎湃前进，届时，水到渠成，这些困结必然自然克服消失。

作者比较相信后者的乐观看法。不过，国民党和党外的中坚领导精英，能真的坚守民主主义原理、原则，努力推展实质的民主事业，重建正常有效的民主宪政体制，进一步发挥、提升台湾的现代民主化，这样的努力，仍不失为阻止前者象征冲突恶性扩张和破坏的最佳途径。不知台湾党内外诸公同意否？

李敖的性格问题

邱垂亮现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教书，他在这篇文章里，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尽量客观公正的政治观察家”，他的自我期许，是我们乐见的，但在这种乐见里，如有导向上的偏差，我们也不得不加以讨论。

邱垂亮这篇文章，有一个导向上的目的，就是他希望“国民党和党外的中坚领导精英，能真的坚守民主主义原理、原则，努力推展实质的民主事业，重建正常有效的民主宪政体制，进一步发挥、提升台湾的现代民主化”。他认为李敖之流“兴风作浪，以否定主义打击党内外比较理性的领导精英，来吸引比较浪漫、无知、理想主义的青年人，尤其是台湾严谨控制教育出来的青年人，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乌托邦主义、革命浪漫主义以及殉道主义之类极端象征绝对性的意念和价值系统，来吸引、鼓动‘信徒’们的政治行动和冲突，结果提升了象征冲突和两极化”。

邱垂亮给我的罪状是我“以否定主义打击党内外比较理性的领导精英”，而这些“领导精英”是实现民主的带路者，李敖本人是“绝对反国民党、绝对反抗、绝对不妥协的绝对主义者”，“因其基本是绝对主义，全盘否定一切，根本缺乏民主精神，只有破坏性，只要别人当殉道者，为‘革命’牺牲一切，结果一样只是象征冲突的提升，和台湾实际民主政治的实质推进没有丝毫关系。”邱垂亮说：“李敖的文采没有一个人不崇拜”，但李敖有“专制独裁的性格”，邱垂亮显然是说，李敖对“实际民主政治的实质推进”是无与的。

邱垂亮所说我有“专制独裁的性格”，我想他不乏找到证人，至少我弟弟就是一个。我弟弟常常受我的“专制独裁”之苦，他比我小十岁，一直遭到我“高压”，我对他开玩笑说：“你小子是我唯一能压迫的国民党！”他对我毫无办法，只好以不断的倒账来“报复”，尤以我坐牢期间为甚。我弟弟以外，被我以兄弟相待的小朋友们，也会受到我“专制独裁”之苦，虽然这样，从我弟弟以下，大家对我都紧随不去，可见我虽“专制独裁”，但有迷人的绝对条件。我在《我的殷海光》（“千秋评论”第五期）里，曾经指出一个现象——一个好玩的现象，我说：

说起来很好玩，中国历来提倡自由民主的人，在气质上，都有点吹胡子瞪眼，而缺少英国美国那种自由民主的政治家，这些人里唯一的例外也许是胡适。胡适在气质上，倒非常自由民主，他的“卖相”极好，“卖幅”也不错，同他在一起，你会感到活在自由民主空气里，即使是在南港的高压电线底下，你也感到他的叔度汪汪。同殷海光在一起，就不行；同雷震在一起，也不行。

我又说：

胡适歌颂雷震为自由民主政治奋斗的功劳，主张给雷震立铜像，我却认为雷震铜像的肩膀上，该更立一个人，就是殷海光。殷海光和雷震，在鼓吹自由民主的功劳上，真可说空前绝后，但他们的气质，却是非常缺乏自由民主的。自由民主的气质是自然的、从俗的、快乐的、喜开玩笑的、幽默的、嘻嘻哈哈的、拍肩膀捏大腿（或看大腿）的、青年会总干事式的。……但是殷海光和雷震却全不如此。殷海光和雷震的气质是革命党式的、单调的、专断的、严肃的、不恢廓的、高高在上的、兴趣狭窄的、圣王、贤君、教主式的。……这些气质，很过瘾、很雄浑，可惜都不是自由民主的气质。

邱垂亮似乎不知道：我在“专制独裁的性格”上，其实比起雷、殷诸公来，薄弱得多、民主得多、和蔼可亲得多，我写《别人捧得不够》（“千秋评论”第二十四期），曾经自画如下：

很多人说李敖这个、很多人说李敖那个，但有一点，人很少说，那就是我在认真以外，喜欢玩世、喜欢戏谑、喜欢恶作剧那一面。我的为人的懔悍，多被这一面的我给中和了。而我的可爱，也就在此。若没有这一面，李敖就太可怕了，就可怕得变成了“文化包公”（“文化包龙图”）了，那多不好！

我想，一个在性格上“喜欢玩世、喜欢戏墟、喜欢恶作剧”的人，其实很难是一个“专制独裁”的人，邱垂亮从来没见过我，他似乎无法在我身上，感受到我“大哥式独裁”的魅力。

其实，话说开来，任何男子汉在性格上，都多少有“专制独裁”的梦幻，谁不想亚历山大一下？谁不想拿破仑一下？邱垂亮在澳大利亚做大学教授的痛快，绝对赶不上在澳大利亚做土王、做酋长的痛快。这种性格其实不足为病，为病的是自己不能约束这种性格。华盛顿、戴高乐都是最有这种性格的人，但他们是带给自己国家民主前途的功臣，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有这种性格，就忘了识其大者。对华盛顿、戴高乐如此，对雷震、殷海光如此，对李敖亦复如此。

另一方面，“专制独裁”有时候是一个高明的人在众人皆非时独行其是，在这种自己比别人高明的坚持里，往往被人误会是“专制独裁”，甘地一生中曾遭到不少这种误会，这也是我们批评一个人“专制独裁”之前，不可不提醒自己的。

说人“绝对主义”未免“绝对主义”

在李敖的性格讨论以外，邱垂亮认定我是“绝对主义者”，他在文章中用了五次“绝对主义”的字眼来形容我，我认为这种绝对式的判定一个人，才有“绝对主义”之嫌。邱垂亮的最大错误是：他把政治立场上的旗帜鲜明，错认做“绝对主义"，其实旗帜鲜明只是信仰、原则的坚持，不是“绝对主义”。

在政治立场上，我的旗帜是很鲜明的。我追求自由民主，但不相信能和老虎谋这张画皮，我前年在狱中，就偷运出来《给党外人士上一课》（“千秋评论”第四期），我告诉党外人士，注意《新约》（哥林多后书）的话，不要与国民党“同负一轭”，今年我写《泥罐、铜罐与共识》（“千秋评论”第二十一期），我重申这一意思，加以发挥，我说：

为党外人士计，党外人士真正该走的方向，不是走与虎谋皮的歪路，而该走不与国民党做任何合作的正路。《新约-哥林多后书》说得好：

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彼列（撒旦）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

党外人士在真正了解国民党以后，必须大彻大悟到，同国民党——任何造型的国民党——“同负一轭”，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在真正的自由民主的长路上，我们要自己走。国民党“菩萨低眉”也好、“金刚怒目”也罢、“小霸王招亲”也行，我们都不要中计，都不要迷失我们的方向。长夜漫漫路迢迢，我们不把星光当成萤火，也不把萤火当成光明。我们就是我们，我们不是国民党！

为什么我提出这样鲜明的旗帜出来呢？原因无他，是我“真正了解国民党”的缘故！我指出：

《八十年代》的下场，是它所走路线不通的下场。《八十年代》的路线是根本不了解国民党的，它不知道国民党的特性。国民党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党、是一个不识好歹的党，也是一个软硬都不吃的党。国民党有极浓厚的本位狂和自大狂，所以，它根本不把“非我族类”的任何异己看在眼里，这种异己，不论国民党消灭得了或消灭不了、不论国民党在大陆或在台湾，国民党的本位狂和自大狂是一点也不会改的。正因为国民党有这种性格巨星或性格巨驴的特性，所以任何异己，想跟国民党合作，是绝对灰头土脸的。今天党外人士，抱着一片痴心，想达到与人为善效果的，其实下场都是与虎谋皮而巳。李万居临死前结论国民党绝无诚意，其实这种结论早就该做出来，人之将死才如此发现，岂不太迟了吗？

国民党是毫无诚意的

我又指出：

所以，党外人士应该早就发现到，不要想和国民党达成什么共识，国民党是毫无诚意的。以共识为例，共识最早是孙运璿提出来的，但是它只是花样，没有别的。康宁祥在这次立法院质询中跟进，也大谈共识，但是立刻就给孙运璿打了耳光，孙运璿说：“临时条款是国民大会制定的，康委员对这方面有个人的意见，可以在立法院发表。我对于他的意见，我不承认我们有共识，我刚才也讲过，我们先不要谈共识，一谈共识就是不会走、先要跳，我们应先把共识的基础建立起来。”看到了吧，这就是国民党的魔术，你不谈，他引起你谈；你谈了，他宣布不谈。如果不知国民党是这样子的，还想同国民党较量，不灰头土脸，岂可得乎？

为什么我这样铁口直断国民党是毫无诚意的呢？原因还是无他，还是我“真正了解国民党”的缘故！

我“真正了解国民党”的第一结论是：国民党是不会赐给我们民主宪政的。

国民党定都南京后，宣布“厉行以党治国以党治军”，不但比1912年还一党独大，甚至宣布“党外无党”了。国民党在1923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宣言》中，虽然公然保障过“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之绝对自由权”，但是，当它取得了政权，它可没这样痛快，它要先实行“训政”再说。

“训政”是清朝西太后用的名词，国民党用这种字眼，真是好有一比。国民党1929年3月27日宣布开始“训政”，同年6月15日又宣布“训政时期规定为六年，至民国二十四年完成”。换句话说，就是1935年3月27日结束“训政”。但是，到了1935年3月27日以后，国民党却训上瘾来了，不肯结束一党专政。于是，“党外无党”的度量又延续下来，一直延到十二年后的冬天里，才象征性的摆上青年党和民社党，表示不再是一个党了——国民党实行宪政了！但是，宪政一宪，就宪到台湾来，并且，“临时条款”和“戒严法”等等直扑《宪法》，把《宪法》活活压住。《宪法》第14条明定人民可以组党，可是国民党硬是不准，说按照《戒严法》第11条第1项规定，戒严时斯得停止结社。但在法理上，《宪法》明明和《戒严法》冲突，行宪就不要戒严，戒严就不要行宪，两样全来，两样就都不伦不类，并且互相抵触。照《宪法》第171条第1项规定：“法律与宪法抵触者无效。”《戒严法》的无效是显然的，但国民党硬说鸡毛是令箭，令箭反倒不是令箭。结果一个自称民主国家的，竟有党禁；自称实行宪法的，竟戒严几十年；自称为自由而战，竟没有结社自由；自称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竟七折八扣的搁置民权主义！

国民党答应我们的组党自由，辛亥革命前答应的不算、1912年答应的不算、1913年答应的不算、1929年答应的不算、1947年答应的不算，我们眼巴巴的等了七八十年、等了五六十年、等了三四十年，等的结果竟永远是“非常时期”、永远是“大敌当前”、永远是“环境特殊”、永远是“国情不同”、永远是“将革命事业从头做起”，这样的等来等去、这样的等呀等的，难道我们还相信他们吗？难道我们还指望他们吗？

所以，我们这些“痴痴的等”的傻瓜，在等了七八十年后、在等了五六十年后、在等了三四十年后，必须噩梦初醒、必须大彻大悟、必须发愿不再相信国民党——对国民党，我们只相信一件事，就是他们没有诚意！

国民党不是政党！

我“真正了解国民党”的第二结论是：国民党根本不是政治学上的一个政党。

党外人士对国民党最不了解的一点是：他们总是从国民党的宣传品上，去认定国民党是政治学上的一个政党，这是蛋头之见、书生之见。他们不知道，国民党的前身是革命团体，它的第一代走过秘密结社的路线，所以它有党证、宣誓等不合现代民主政党的规矩。当它取得政权后，在形式上和形势上，要靠近民主阵营，所以又要把自己扭出现代民主政党的模样，这种转变，是很吃力的。这时候，国民党已出现第二代，第二代很少像第一代一样的“天下是老子打的”，而变成了“天下是老子的老子打的”，这一现象，使国民党的革命性减弱，家族性增强。每一个第一代的老子，都会培养出第二代的老子，配上高速的联姻、认亲、师生、同志、裙带种种关系，国民党与其说是一个党，倒不如说是一个大家族。进到这个家族里面的，会得到起码的利益与照顾，在这一点上，国民党极有“人情味”。这种“人情味”，从大陆来台的立、监委身上，已表露无遗。他们对国民党，完全是“人情味”的相依为命，他们是不讲是非的，既不能也不愿辨别国的利益是髙于党的利益的，这种心态，完全是你我一家人式的，仔细调查他们的相互关系，也的确可瓜蔓出不同程度的血亲与姻亲，说一家人，真没有错。如果你只知道张继正是张群之子、陈履安是陈诚之子、郑心雄是郑介民之子、沈君山是沈宗瀚之子、夏公权是黄少谷之婿、马树礼是顾祝同之婿、李元簇是徐世贤之婿、丁善理是费骅之婿、汪敬煦是何应钦之侄女婿……你只能这样数出十几个或几十个，你是不了解国民党的。国民党大家族的盘根错节，远比你想象的深入而复杂。所以，归根到底，凡是不能从大家族观点来看国民党的，根本就是蛋头之见、书生之见。

由此可见，国民党根本不是政治学上的一个政党，反倒是民族学上、人类学上的一个典型内婚制的大家族，一个靠生殖器串连起来的有刀有枪有镇暴车的大家族。即使瓜蔓不到血亲姻亲的，只要置身其中，也一律认亲式的认同它的大家族，所以，“体外射精”的，仍旧同样是属于大家族（我们总以为清政府中满洲人在搞内婚，其实满洲人的内婚绝对赶不上国民党的家族性，满洲人的自私还差得远哪！）。

岂不太天真了吗？

正因为在“真正了解国民党”之下，我们已经明知国民党原来如此、已经深知国民党没有诚意、已经确知国民党不会赐给我们民主宪政、已经洞知国民党根本不是政治学上的一个政治，所以，我才提醒大家说：“在真正的自由民主的长路上，我们要自己走。国民党‘菩萨低眉’也好、‘金刚怒目’也罢、‘小霸王招亲’也行，我们都不要中计，都不要迷失我们的方向。长夜漫漫路迢迢，我们不把星光当成萤火，也不把萤火当成光明。我们就是我们，我们不是国民党！”基于上面这些讨论，我们再回头看邱垂亮的文章，我们便不难查出故障所在了：邱垂亮是政治学者，他对国民党的了解，基本上便堕入书袋气，他优于在学理上做分析，但对国民党这样复杂的庞然大物，他在学理以外，是难以“真正了解国民党”的——国民党之为物，岂是书斋里、象牙塔里的人所能了解的？我说这话，并没有责怪邱垂亮的意思，我只是指出：学理的分析有它的限度，超过这种限度，便会堕入魔障，而这种墮入，反倒是学者们最容易犯的技术错误。邱垂亮分析国民党，像许多中外学者一样，一开始便被国民党摆了一道：他显然认为国民党是政治学上的一个政党，一个可以出现“领导精英”来和党外的“领导精英”合作实现民主的政党，这是他的大错误！邱垂亮不知道，国民党是压根儿不允许有实现民主的政党存在的。对这一点，邓维贤在6月16日的《民主人》社论《厘清党外的角色与意义——党外运动不应以选举为目的》里，有一段正确导向的话，他说：

在大前提上，要知道：在党禁、报禁之下，党外根本无法扮演“忠诚反对党”的角色，也根本不能以“忠诚的反对党”自居。党外不能看成是美国的民主党或共和党，也不能看成是英国的保守党或工党。目前根本看不出国民党有意让党外变成一个在野党。

他又说：

在探讨党外的角色与意义时，我们必须先认清自己不是民主国家的反对党；国民党开放的选举，是一党专政之下的选举，党外利用选举从事民主教育或给执政党施加某种压力，有其一定的价值，但是把选举当作目的，或者把选举看作政治竞争的途径，不是不自量力，就是判断错误。

又说：

党外人士千万不要以为在不民主的体制内，可能扮演民主国家反对党的角色。不错，民主国家的议会政治注重妥协，政客只要留下质询和表决的记录，就可以对选民有交代了。但是，扮演民主改革角色的党外民意代表，就不能一样做那么斯文的政治游戏；他必须更坚持原则，要敢杯葛、要敢辞职。

这样讲起来，出任党外公职，为了民主政治的长程目标，要有自我牺牲的心理准备，事实也的确如此。

正因为国民党根本没有“与人为善”的条件，要同国民党合作来实现民主，岂不太天真了吗？

“尾”与“瓶”

这种天真，都起源在对国民党根本缺乏“真正了解”，邱垂亮当然熟知实行民主的先决条件，民主的真正实行，根本不可能实行在“不民主的体制”内，但是从国民党当政以来，它不断用“不民主的体制”来封杀民主；“训政”也、“党外无党”也、“国家总动员法”也、“临时条款”也、“戒严法”也、“万年国会”也、“议事规则”也、“选罢法”也。……一样样叠床架屋，把民主压得面目全非。最妙的是，国民党在这种反民主的花样里，最优为之的一件事，便是物色“尾巴党”和“政治花瓶”来给他们捧场，用来向世人证明他们在“坚守民主阵容”。于是，自以为可以与虎谋皮的“尾”字号和“瓶”字号的人物，便甘愿相信国民党是有诚意的了、宁愿相信国民党是可以“与人为善”的了。于是，从“尾”字号的青年党、民社党，到“瓶”字号的所谓自由学者、社会贤达，便应声而出了。

但是，国民党既然没有诚意，它对应声而出的“尾”与“瓶”，只是限于尾巴和花瓶而已，一点也不多赏的。因此，青年党李璜这次回来，欲求只让青年党办一报纸，都不被允许。据《八十年代》第十九期转载的李璜《安全与自由谈开放报禁》的回忆：李璜公然表示“我不是需要政府普遍的开放报禁”，而是要求特别为他们的青年党开放报禁，并且开放的程序是“总统交办”式的。这种自私与毫无体统，根本不能算是“对民主自由的奋斗”，这只是向国民党一党专政与钳制新闻自由央求网开一面而已。并且，网开一面的央求，也是低声下气的，所谓“青年党宗旨为执政党一向所赞同而放心”、所谓国民党对青年党“屡次表示扶持”、所谓“否则我对于同志拿什么来交代啊”、所谓“要友党配合，我无不从命”等等，所有用字遣词，都不是正大的、正常的、正派的。这些心态，邱垂亮眼中“领导精英”的《八十年代》等党外刊物，不但不知加以纠正，反倒同样错误的说李璜“道出了他对言论自由的信心，也表露了他对争取言论自由的努力”，同时还说这是“书生谠论”，这不是胡拍瞎捧吗？把这种自私而毫无体统的可怜的老人的话，当作“书生谠论”，“书生”也太不要脸了、“谠论”也太不值钱了！

青年党的“领导精英”追随国民党近五十年，所得的实行民主的下场，不过如此，邱垂亮梦想的“国民党和党外的中坚领导精英”大结合，说它有前途、有指望，又其谁能信呢？

我在《青年党内与老年党外》（“千秋评论”第十一期）中写道：

青年党的历史与心态，很值得今天党外人士的觉醒。党外人士能有今天这点小局面，是来之不易的，但是却毁之很易的。如今有一些党外人士，他们显然在走“黑头老年”的老路，整天想持盈保泰，整天想与虎谋皮，整天想用与国民党协商的办法来取得谅解、存在与地位，这样发展下去，他们显然会有愚蠢的下场。青年党的前车之鉴，就在我们的眼前。有朝一日，党外人士也沦为李璜式的“让我每天都来配合政府”了，那时候，党外人士就老化了。到目前为止，一些党外人士在生理上虽然大都年轻，但在心理上，却经常显示出老成的、老奸的、老油条的面目，对国民党只肯打高空，不肯打硬仗，甚至还对国民党大员致“最高敬意”“更多的敬意”起来了，这样的党外，就真是老年党外了。党外人士到了这种地步，就是另一种帮闲的混子了。

镇暴精英

邱垂亮批评我，说我“绝对反国民党”、“以否定主义打击党内外比较理性的领导精英”，认为我做的，是“一个违反民主主义的政治行为”。看了随手所举的青年党“领导精英”的帮闲的混子的下场，我不知邱垂亮作何感想？近五十年来，青年党希望的与虎谋皮，正是邱垂亮所希望的两党“领导精英”“能真的坚守民主主义原理、原则，努力推展实质的民主事业，重建正常有效的民主宪政体制”！但是，五十年下来，国民党还是国民党，可是谁在不准办报？谁在查禁了邱垂亮1975年投稿的《台湾政论》？谁在一批又一批的关起了党外“精英”？谁在一做再做“违反民主主义的政治行为”？对这样一个怙恶不悛的政治大家族，邱垂亮岂可视而不见？邱垂亮明知50年代的台湾，是“健康有效的反对党，不能组成、不能成长”的环境；明知80年代的台湾，是“畸形政治形态”的环境，而三十年来，国民党在民主上，毫无善政可陈、只见恶法可作，邱垂亮又凭什么认为国民党可以合作了？——可以“精英”对“精英”的合作了？邱垂亮的“尽量客观公正的政治观察”，难道就是如此天真吗？邱垂亮以为“经济的高度发展，必然带动的政治、社会、文化发展，是不可能避免、不可能阻挡的”吗？去问问你所偏爱的党外“领导精英”《八十年代》主持者看看：他们印的《自由中国选集》中《反对党问题》是怎么被查禁的？别忘了这种文章，在《自由中国》时代，反倒是可以过关的！“经济的高度发展”“带动”了什么，难道还不觉悟吗？是进步，抑是退步，难道还看不出来吗？若说“带动”出像康宁祥那样漂亮的党外“领导精英”，那么国民党漂亮的镇暴车，岂不也是“带动”出来的“镇暴精英”吗？

综合上面的几个论点，我最后不得不说：邱垂亮所梦想的党内外“领导精英”合作实现民主，其实毫无可行之处，他所谓的康宁祥、费希平“为骨干的温和自由民主派，他们比较正确地了解和判断国民党控制下三十多年来的台湾政治发展情况”，其实和他自己一样，并不能“比较正确地了解和判断”，他们对国民党的了解和判断，其实是很浅薄的。最近党外人士在省议会聚餐开会，费希平点名批判李敖，说：“像李敖天天骂街有什么用，国民党不见得会理踩他。党外不能骂街，当前路线只有朝议会政治的方向去努力。”费希平又“要求党外在年底集中力量助选，建立党外选举制度，使党外具有政党的雏形，期望党外在‘立法院’占有二十个席位”。对这种一厢情愿的观点，我敢说，他们错了，因为“立法院”里有了二十个席位又怎样？国民党只消再修改一下议事规则，把提案基数提高，你二十个席位，还是上海人的一句话——“侬是一只卵！”（你是一个睾丸！）你的一切努力，还不是在表决部队下全部泡汤？国民党对你的“理睬”，不过如此而已！所谓“当前路线只有朝议会政治的方向去努力”，也不过如此而已！

“咬熊”与“斗牛”

在古代英国，有“咬熊”（bear-baiting）风俗，是把熊锁住脚，再放几只狗来咬它，熊只有在接受这种规则的前提下，最后力战而死；在现在西班牙，有“斗牛”风俗，是把牛先刺了背，再由人来斗它，牛只有在接受这种规则的前提下，最后力战而死。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其实任何民主的规则，都是国民党私订的、“表决大队”通过的，一如“斗牛”“咬熊”的规则，全无公道与正义之可言。邱垂亮所梦想的同国民党“精英”对“精英”实行民主，结果的下场，只是熊与牛的下场，党外人士会呕尽气、吐尽血，最后大呼负负而后已！

邱垂亮说我“根本缺乏民主精神，只有破坏性”，他的话是思虑不周的，因为我如有所破坏，我破坏的，就是与国民党合作下的那种假民主，那种又尾巴又花瓶的民主。我要清楚的告诉中国人民：看看历史、想想教训，不要再妄想与虎谋皮、不要对无望的残花败柳寄希望。让我们回归到自己，归根在同仇与敌忾；让我们不要相信敌人，也不要相信那老是想同敌人合作的“同志”。这些“同志”宣传他们跟我们是党外路线斗争，其实党外并没有什么路线斗争，党外只有一条大道，这条大道也就是正道，其他的所谓路线，其实是大错特错的路线，也是我们看不起的路线，更不配与我们“斗争”的路线。只有鹰派与超级鹰派才有路线斗争，鹰派和鸽派没有什么路线斗争，因为在鹰的天地里，鸽子根本算不得什么“斗争”的路线。牧野鹰扬的我们，要在志气、骨气、勇气的心境下，永远记得这一分际。

1983年8月10日

①原注：“这里的‘台独’和美国‘台湾独立联盟’的台独略有不同。这里的‘台独’指不和共产中国统一的台湾独立国家，可能是国民党控制的独立国家。美国‘台独’以暴力推翻国民党政权而建立一个台独民主共和国为其革命目的，所以两者含义略有不同。同样理由，下面谈到的‘统一’和中共支持的海外统一运动，含义上恐怕也略有不同。”

②邱垂亮接着有这么一段：“林世煜等新生代也承认，他们再也得不到和康宁祥理性对谈的机会，他们否定康宁祥一切，为了是争取信徒，尤其是年轻失落的信徒，还有是为了卖杂志。《前进》和《生根》骂国民党已经不能再卖杂志，只有大骂康宁祥才能大卖杂志，这是几位党外人士坦然说出的心里话。”对这一点，我是持怀疑看法的。我认为纵然邱垂亮没有记错，林世煜他们也绝非“为了卖杂志”而批评康宁祥的。林世煜他们都有纯真的品格，可能是他们生硬的意气话，使邱垂亮在“输入”上，有了小的偏差。

③邱垂亮又补上这么一段，痛骂新生代小子：“这就是80年代台湾党外象征冲突可能导致的潜在危机。林世煜、林正杰等新生代，要是认为他们比较极端‘革命’性的言论和政治运动，可能引起台湾一千八百万的人民揭竿而起，武力推翻国民党政权，那么他们是大错特错。和他们见面长谈后，发觉这些年轻才俊的新生代事实上并没有这么愚笨。假如，他们一方面认为他们和国民党的矛盾是‘敌我矛盾’，一方面又自我陶醉，认为国民党奈何他们不得，不敢捕捉他们，把他们锒铛入狱，那他们不只是完全低估、错估了国民党，他们简直是天真可笑到不可药救的极点。以黄信介、张俊宏、林义雄、吕秀莲等当年的壮大声势，国内国外（尤其是美国）都有巨大影响力的声势，国民党都不太把他们看在眼内，一有机会就把他们一网打尽，林世煜、林浊水等书生学子，真是算是‘老几’，在国民党的眼里，简直是乳臭未干，还没有出茅庐的婴孩。”在这里，我又怀疑邱垂亮在“输入”上出了小偏差，因为新生代是相信国民党奈何得了他们的，这次《生根》竟向警备总司令为弄错老子事件道歉，足见新生也会诈死的。

④邱垂亮前面说：“这是一个违反民主主义的政治行为。这是一个制造极端、暴乱，但是也不可能导致‘真革命’的政治行为。”这里又说：“把他们全面堵塞，迫他们走投无路，投奔梁山，‘假革命’还是有变成‘真革命’的可能性，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这两段话，一说不可能，一说可能，显然是矛盾的。

谁窃盗了党外的“名器”？

——正告“多位民意代表”

《左传》书里引孔夫子的话，说：“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名”是爵号、“器”是车服，引申开来，是一种“品位”（rank）和“级位”（degree）。照现在意味说名器就是一种“适位”（合适的人在合适的位置）的招牌，把不适位的人摆在这块招牌底下，或不适位的人顶下了这块招牌，这就是窃盗名器。孔夫子评论古人的一件功劳，他说那件功劳该用土地来奖赏，不该用“名器”来奖赏，别的可以马马虎虎，但是“器与名”，是不可以随便给人的，因为随便给人就会发生不适位，一不适位，“名器”就被人看不起了，招牌就给砸掉了。

近二十年前，在“披头士”流行的时代，英国女王把爵位封给了“披头士狂人”，就使得许多已得爵位的人看不过去，甚至纷纷退还他们的爵位，以示抗议。由这件事上，可以看出英国其他爵士对“名器”的重视——他们不惜为“名器”的不适位而不服女王之命！“名器”一旦所付非人或被人窃取，谁还稀罕“名器”呢？谁还愿意在那一招牌下献身效命呢？

国民党是最不知“名器”为何物的胡闹集团，在这一集团的胡闹下，我们看到有劝进袁世凯做皇帝的考试院长、看到有要向共产党投降的国防部长、看到有参加“闽变”叛国的立法委员、看到有用马克思主义来反共的政战专家、看到有警察出身的大学校长、看到有活着进忠烈祠的先烈、看到有将军挂帅的大使、看到有满面红卫兵之光的反共义士。……这些五花八门的“名器”大乱，使国民党自食其果，使它的一切招牌，都为人民轻视而唾弃，在历史上，也必然流传成一代笑话。

在国民党胡闹以外

在国民党不知“名器”为何物的胡闹下，党外人士最近居然也跟进起来了。9月27日，张德铭发出了一张请帖，内容如下：

桃竹苗党外后援会代表推选大会

时间：72年9月27日下午6时

地点：中坜市五光三街71号

邀请人：张德铭

请帖发出后，当晚的局面是“车如流水马如龙”的。第二天，“哀党外”的乡愿报纸《自立晚报》，用二版头条为它同一气味的人强打，说“多位民意代表支持张德铭竞选连任”，说：

一、费希平委员首先上台发言，盛赞张德铭是立法专家，并指出立法院不能放弃这位专家。

二、苏贞昌议员说，立法院是用法律辩论的地方，不是拍桌子就可以，现在很多人以为“法”就是“有办法”，碰到真的懂的人就讲不下去了。他同时讲了许多自己在省议会的“政绩”，当台下听得津津有味，苏议员说，那一切都是跟张德铭学的，徒弟出马尚且如此，何况“师父”？他还说自己只是“拿扫把在屋顶上走”，而张德铭是“拿拂尘在云上走”。

三、谢三升议员则夸赞张德铭、苏贞昌这两位“师徒”的智慧才能。

此外，还有别的“民意代表”讲话，我不引了，我这里先引上面三位，为什么？因为他们三位，连同张德铭，最牵涉到党外的“名器”问题，他们犯的错误太严重了，我不得不立刻评论一下。

“桃竹苗党外后援会代表推选”的“任务”，全在第二选区的四位筹备委员身上，也就是在林清松、简锦益、黄玉娇、傅文政四位身上，除了他们四位以外，任何人是不能假借“党外后援会”的名义，去发请帖的，这是常识，更是法学素养颇差的费希平口中“立法专家”张德铭所应知道的常识。但是，张德铭却可以目中无人的非法发这种请帖、非法召集这种名义之下的大会，这不是越俎代庖吗？

张德铭窃盗党外“名器”

10月8日的《前进广场》上，登有这样的访问张德铭对话：

■据说李敖对于你9月27日以个人名义召开“桃竹苗党外后援会代表推选大会”颇不谅解，认为你无权这样做，请问你的意见如何？

□我不知道说我无权这样做的根据何在，如果有明确的根裾，我绝对乐意遵守。民主政治所要努力的目标，其中相当重要的一项原则就是要使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人，不必受各种不明确的、莫须有的、千奇百怪的禁忌所拘束，我实在是不明了为什么我不能这样做？

何况自中央后援会成立以后，各地区纷纷筹备地区后援会的成立，当然需要有组成地区后援会的代表，基于后援会应该具有的民主性、代表性和参与性，总要有人负起这个责任召集第二选区各乡镇的党外朋友，来讨论推选代表参与第二选区后援会的有关事宜。所以，我觉得我这样做，其实是在带动整个民主运动往前走。如果有人认为这次的会议不够热闹、意见不够普遍、参与不够积极，我很乐意大家继续努力下去。

张德铭这里说他不知道李敖说他无权这样做的“根据何在”，这太可笑了。我在台大学法律的时候，张德铭还在念中学；他到台大学法律的时候，我早已在历史系毕业，我实在不愿意教训这个不争气的小学弟，但是他既然学的是法律，却连最基本的法律上“根据何在”都不清楚，我就只好教训他一次。

李敖教训张德铭

这次张德铭出面做“邀请人”的所谓“桃竹苗党外后援会代表推选大会”，张德铭本人，是公开的参与年底“立委”选举的民意代表，他自己属于第二选区，第二选区的筹备委员明明是林清松、简锦益、黄玉娇、傅文政四位，并明明以简锦益为召集人，按照9月10日党外后援会成立大会通过文件，明定：

三、后援会之任务

……

乙、地区后援会之任务

1.办理候选人登记。

2.召开协调会。

3.投票选拔候选人。

4.协助候选人联系地方支援。

5.协助候选人监督投开票工作。

6.协助候选人宣传及其他行政工作。

四、党外候选人产生之程序

1.由中央后援会决定推荐候选人名额。

2.地区后援会由各地区现任民意代表筹备、召集并办理候选人登记。

3.由各地区后援会召开协调会。

4.协调无结果，由各地区后援会投票选出候选人。

5.投票方式以无记名单记法行之。

可见“桃竹苗党外后援会代表推选”的“任务”，全在第二选区的四位筹备委员身上，也就是在林清松、简锦益、黄玉娇、傅文政四位身上，除了他们四位以外，任何人是不能假借“党外后援会”的名义，去发请帖的，这是常识，更是法学素养颇差的费希平口中“立法专家”张德铭所应知道的常识。但是，张德铭却可以目中无人的非法发这种请帖、非法召集这种名义之下的大会，这不是越俎代庖吗？越俎代庖后，还老下脸皮说：“总要有人负起这个责任召集第二选区各乡镇的党外朋友，来讨论推选代表参与第二选区后援会的有关事宜。所以，我觉得我这样做，其实是在带动整个民主运动往前走。”请问这又置四位法定筹备委员于何地？置后援会通过文件于何地？张德铭如果无爱于后援会，就不该打着“桃竹苗党外后援会代表推选大会”的招牌；如果有爱于后援会，就不该不尊重后援会明定的筹备人选与规则，后援会明定如此清楚，张德铭居然老下脸皮，说：“不必受各种不明确的、莫须有的、千奇百怪的禁忌所拘束，我实在是不明了为什么我不能这样做？”乖乖，原来张德铭的法律是这样学的。好丢人的“立法专家”啊！

声讨他们

我是9月28日晚上，知道张德铭这一窃盗党外“名器”的事的。当晚我就通知了邓维贤，请他在《民主人》上做点反应。10月1日的《民主人》上，登出郑南榕的《不容滥用“后援会”的名义》，写得简明中肯，最后说：

如果这次集会，只是为了推选张德铭个人的后援会代表，而劳师动众，尚有可说。但是，为了个人之事，却滥用“党外后援会代表推选大会”的大名，以张德铭“丰富的”法律知识，请他自扪良心判断——他可以这样胡乱搬用“后援会”的大帽子吗？

正因为张德铭学法律出身，却做下这种菜事，所以我们坚决要把他揪出来，予以声讨。我们不但要声讨张德铭，并且要声讨他的帮凶和“共犯”。郑南榕说：

至于康宁祥、费希平、黄天福、苏贞昌、谢三升五位先生，都参加9月18日的中央后援会成立大会，理应通晓“后援会章程”及大会决议。知道而不制止张德铭违反“后援会章程”的行为，反而在张德铭的台上说些不得体的大话。譬如费希平说：“立法委员必须具备丰富的法律知识和经验，否则难以胜任”。这话应该先拿去质询召开这次“大会”的张德铭。至于康宁祥说：“很多人眼见党外力量逐渐扩张，便争相出马，想享用现成的少许利益，这种心态应加检讨。”我认为康宁祥讲话之前，就该先检讨自己。同时康宁祥也该再检讨这些“现成的少许利益”，究竟是他“牢狱中的朋友”还是他“流亡海外的朋友”留下来的，还是他们这票靠国民党报纸吹捧的“党外人士”留下来的？

按照党外后援会的委员名单，我们知道：费希平是中央后援会“党主席”意味的执行委员、苏贞昌是第五选区的筹备委员兼召集人、谢三升是第四选区的筹备委员，他们所以得到这些头衔，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本身不参与年底“立委”选举，参与年底“立委”选举的人是不宜当委员的，因为立场不能超然、不够客观。因此，各地区选出筹备委员及召集人，就是请他们超然处理、客观行事。张德铭既是本身参与年底“立委”选举的人，他当然没有“负起这个责任召集”的身份，但他却这样非法召集了，这种根本反民主的行径，居然还说是“在带动整个民主运动往前走”，这不是可耻吗？而费希平、苏贞昌、谢三升之流，居然也忘了他们应该超然而客观的身份，也参与了非法召集的大会，做了根本反民主的行径，居然还说在推动后援会往前走，这不是可耻吗？

从“小康宁祥”到“小张德铭”

1887年4月3日，英国阿克顿励爵（LordActon,SirJohnEmerichEdwardDalberg，lstBaronActon,1834-1902）写信给他的朋友——《英国史学评论》（TheEnglishHistoricalReview）的编者克赖顿（MandellCreighton），留下了一句千古名言：

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腐化。（Powertendstocorrupt,andabsolutepowercorruptsabsoluley.）

这段名言，一语道破了政治人物的不可靠性。人一旦成为政治人物，哪怕当初是圣贤豪杰、仁人志士，一旦大权在手，就会有权必滥、就会把原来的理想与抱负丟到权力的脚下。看到张德铭这位民意代表，为了把持权力，竟强奸民意，腐化得一至于此，我不但为张德铭悲，更为桃竹苗的选民们悲。从张德铭这种权力使人腐化的显例里，我们不但看到了“小康宁祥”张德铭，同时也看到了“都是跟张德铭学的”的“小张德铭”，那些苏姓张德铭、那些谢姓张德铭，我们不能不同时指摘他们，指摘他们参加这种非法集会是可耻的。苏贞昌、谢三升以党外后援会第五、第四选区筹备委员的身份，不先在本选区善尽本位责任，却跑到第二选区“捞过了界”，公然目无第二选区的筹备委员，公然做张德铭强奸民意的帮凶，公然做愚弄桃竹苗地区选民的“共犯”，公然自行砸掉党外后援会的体制、作用与招牌，这样的民意代表，当然是我们要拆穿的。

我这篇文章的副题——“正告‘多位民意代表’”，在副题上，其实该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费希平是否真的是“民意代表”的问题。费希平是国民党逃到台湾以前的“民意代表”，这些人的当选，并不是人民投票的，而是党部硬圈的，这些内幕，1948年从大陆来的，几乎无人不知。所以，他们做“立法委员”的代表性，早就有了问题。按照“宪法”第65条，“立法委员”任期为三年，他们即使做有问题的“立法委员”，也早在三十年前就已满期。但是，国民党却以大陆沦陷不能改选作借口，硬说他们可以代表大陆同胞下去，他也就代而表之不疑，纷纷做了万年“国会”的终身委员，这当然是非法的、可耻的。费希平既然是这种身份中的一位，当然党外人士就不能说他的身份有异于万年“国会”的终身委员，党外人士为了一时的方便，收容了这么一位使党外立场站不住的人来在主席台上模大样，这是很不得体的。事实上，他只是一个被康宁祥和“小康宁祥”玩弄的有名无实的空头老倌（figured-head）而已。党外人士为康宁祥和“小康宁祥”所误，硬把这老鸡毛当令箭，这是很划不来的。我们与人为善，欢迎费希平加入党外，但不愿见他以终身委员的非法身份加入，更不愿他在这一非法身份下，主持起党外后援会来，这是会搅臭一锅粥的。果然他在胡乱主持之后，竟忘其所以的跑到张德铭的非法集会上“捞过了界”，公然目无第二选区的筹备委员，公然做张德铭强奸民意的帮凶，公然做愚弄桃竹苗地区选民的“共犯”，公然自行砸掉党外后援会体制、作用与招牌，这样的“民意代表”，当然也是我们要拆穿的。

“公道何在”？“天理何在”？

由整个的拆穿情况看，我们可以感到：权力的追求，是多么令人叹息的事！张德铭三年前受桃园地区人民的付托，进入庙堂之上“蹲点”，三年下来，他竟为了把持权力，不择手段的做出这种窃盗党外“名器”的丑事，这样子品格的人、这样子居心的人、这样子喜欢小动作小手脚的人、这样子放水的人，第二选区的选民们，在回想三年前选了他的时候，能不懊恼、能不后侮、能不伤心泪尽吗？另一方面，为了把持权力，不择手段的帮助张德铭窃盗党外“名器”的“多位民意代表”们，他们这样一同做可耻的事，我们能不谴责吗？党外的“名器”被这样窃盗，后援会还能被重视吗？这样一来，还有人稀罕“名器”吗？还有人愿意在那一招牌下献身效命吗？

如今，张德铭居然从“公道何在”逼问到“天理何在”了，我想，这些话由被他愚弄了的选民说出来，反倒更合“公道”吧？由被他愚弄了的党外人士说出来，反倒更合“天理”吧？张德铭口口声声问“公道何在”？“天理何在”？好像别人对他不起似的，这真太可恶了！张德铭是《美丽岛》辩护人中的开溜者、是别人坐牢的受益者、是别人放逐的得利者、是制衡国民党的放水者、是背弃选民的拥康者、是吃桃园奶水却跑到万华下蛋的忘恩负义者。……这样一个人，今天居然还大谈“公道”、侈谈“天理”，这成什么话？他如今不知自省自反、不知从光复桃园圣地上前瞻党外大局、不知从重建桃园光荣上后卫党外立场，反倒只顾把持一己的利益，干了一届佛教中“自了汉”式的民意代表，还意犹未足，还想师国民党故技，一干再干，这成什么话？这真太可恶了！

1983年10月8日

〔附记〕上午写完这篇文章，中午看到报纸，看到费希平之流昨天召开后援会，说要“协调第二选区张德铭和许国泰间的争执”云云，殊不知所谓“争执”之起，就是费希平之流忘了自己身份，参与张德铭非法召集之过！费希平这些浑人，真是浑得可怕。

大目标与小目标

——抢鸡骨头的心理建设

伟大的台湾人郭国基，是中国伟大的民意代表。他除了1950、1963年两次落选外，历任高雄市参议员、台湾省参议员、台湾省临时议员、第一、二、四届省议员及增选“立法委员”。1970年5月28日，他死在“立法委员”任上，活了七十岁。他在竞选时喊过“赐我光荣，死在议坛”的话，最后一语成谶，他真的这样死了。

郭国基在日本统治时代，做政治犯；在国民党统治时代，又做政治犯，国民党比日本人还狠，把“六斤半的脚镣”钉在他脚上，可是，郭国基不因受难而退缩，他还是一选再选，在国民党允许的选举游戏规则里，特立独行，把民意代表一做再做。在一般浅人看来，认为这是“郭议员”“郭委员”的光荣，其实在郭国基眼中，这不是光荣，而是耻辱，他的名言是：“国民党把鸡吃了，丢下鸡骨头给我们抢。”郭国基死后十多年，我把他这句名言重新提出，大家注意到了。最近，大家谈选举，都知道这不过是抢鸡骨头了。

既不慷慨给“职”，又不大方给“权”

宋庆龄死前九个月，给中共中央一封信，说：“共产党给职是很慷慨的，给权就不是那么大方了，处处掣肘，生怕别人把权夺去。”用这段话来衡量国民党，我们就更会心了。国民党不但不给“权”，甚至连“职”都不慷慨的，国民党给别人的“职”，只是自己足额提名后的鸡骨头而已。但是，党外人士你争我夺，总算抢到了鸡骨头，又怎么样？还不是有“职”无“权”吗？你如果真的相信当个个把“立委”“监委”“国代”就真的“大”起来了，就有什么体制内的作用了的话，阁下就太没见识了！

奇怪的是，居然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论调在蔓延着，这就是认为党外人士可以在体制内有作用，这种作用，尤其被他们强调在“议会政治”方面。前些日子，党外人士在省议会聚餐开会，费希平点名批判李敖，说：“像李敖天天骂街有什么用，国民党不见得会理睬他。党外不能骂街，当前路线只有朝议会政治的方向去努力。”费希平又“要求党外在年底集中力量助选，建立党外选举制度，使党外具有政党的雏形，期望党外在“立法院”占有二十个席位”。对这种一厢情愿的观点，我敢说，他们错了，因为“立法院”里有了二十个席位又怎样？国民党只消再修改一下议事规则，把提案基数提高，你二十个席位，还是上海人的一句话——“侬是一只卵！”（你是一个睾丸！）你的一切努力，还不是在表决部队下全部泡汤？国民党对你的“理睬”，不过如此而已！所谓“当前路线只有朝议会政治的方向去努力”，也不过如此而已！这一现象，原因无他，国民党既不慷慨给“职”，又不大方给“权”耳！国民党既志在不给人职权，党外人士认为当了“立委”，就会有体制内的职权，这不太天真了吗？这不太不了解国民党了吗？

不是真的“国会议员”

我曾写过多篇助人了解国民党到底是什么东西的文章，我以批评邱垂亮为例，公开指出：

邱垂亮是政治学者，他对国民党的了解，基本上便堕入书袋气，他优于在学理上做分析，但对国民党这样复杂的庞然大物，他在学理以外，是难以“真正了解国民党”的——国民党之为物，岂是书斋里、象牙塔里的人所能了解的？我说这话，并没有责怪邱垂亮的意思，我只是指出：学理的分析有它的限度，超过这种限度，便会堕入魔障，而这种堕入，反倒是学者们最容易犯的技术错误。邱垂亮分析国民党，像许多中外学者一样，一开始便被国民党摆了一道：他显然认为国民党是政治学上的一个政党，一个可以出现“领导精英”来和党外的“领导精英”合作实现民主的政党，这是他的大错误！邱垂亮不知道，国民党是压根儿不允许有实现民主的政党存在的。（《咬熊、斗牛与政治》，8月16日《民主人》）

正因为真相如此，所以，一切所谓“议会政治”，在国民党统治之下，说破了，只是有名无实而已。党外人士费尽千辛万苦，进入了“立法院”，其实只是有名无实的“国会议员”而已，如果真的忘了我是谁、真的以为自己是民主国家的反对党议员了、真的以为自己是“国会议员”了，那可就真的令人哭笑不得了。关于这一真相，邓维贤说得最清楚，他说：

在探讨党外的角色与意义时，我们必须先认清自己不是民主国家的反对党；国民党开放的选举，是一党专政之下的选举，党外利用选举从事民主教育或给执政党施加某种压力，有其一定的价值，但是把选举当作目的，或者把选举看作政治竞争的途径，不是不自量力，就是判断错误。

邓维贤又说：

党外人士千万不要以为在不民主的体制内，可能扮演民主国家反对党的角色。不错，民主国家的议会政治注重妥协，政客只要留下质询和决的记录，就可以对选民有交代了。但是，扮演民主改革角色的党外民意代表，就不能一样做那么斯文的政治游戏；他必须更坚持原则，要敢杯葛、要敢辞职。

这样讲起来，出任党外公职，为了民主政治的长程目标，要有自我牺牲的心理准备，事实也的确如此。（《厘清党外的角色与意义——党外运动不应以选举为目的》，6月16日《民主人》）

邓维贤的看法，一语道破了党外人士处境的真相，他无异提醒党外人士：把选举和当选当作目的、做“国会记者”票选的模范“立委”、在庙堂之上做“斯文的政治游戏”等等等等，都不是党外民意代表最该做的事！这样子做，其实不是“对选民有交代”，因为“为了民主政治的长程目标”，这样斯文是不行的、是舍本逐末的！法国大思想家伏尔泰，分解“神圣罗马帝国”，说这个招牌，既不“神圣”、又不“罗马”、也不“帝国”。所谓“中华民国国会议员”，其实正可如此分解。党外人士进了“立法院”，若真的以为自己是“国会议员”了，叼个烟斗、得意忘形了，那就格局太小了！

“最‘不’接近事实”的宣传

奇怪的是，大家在国民党小家子气的统治下，居然受了国民党的欺骗，认同了一种格局，就是党外人士可在“立法院”里发挥立法性的体制内的作用，这种作用的模范表现，就是所谓“三人行”。我们试看10月8日《前进广场》的封面故事，便看到这种格局了。封面故事说康宁祥、张德铭、黄煌雄“都是非常出色的国会议员”，出色的原因归纳一下，原来是：

一、谩骂式的发言只能自求过瘾，放火式的议事干扰行动只能招人反感，而不利于影响力的发挥。康、张、黄都是谨言慎行、讲求效果的人，所以在立法院的表现虽不令人感到痛快，却很能让人接受，愿意和他们协调折衷。

二、他们不仅识理清晰，极具说服能力，而且确实把立法委员的职权当一回事做，专心敬业的扮演立委角色，在政治性的问题上固然全力以赴，在一般性的问题上也未掉以轻心。康宁祥对预算问题下了十年功夫，目前被公认为立法院审查预算的第一把高手，黄煌雄不出三年也成为此中能手。

三、康宁祥、黄煌雄和张德铭虽然说理能力甚强，议事态度严谨，但毕竟居于绝对少数地位，所以在立法院中经常挫败，不具太大实质影响力。然而，他们在质询、立法和预算上的杰出表现，已经有效的传布了党外的政治理念，透过立法院扩延到整个社会中，发挥了宏大的政治教育功能。

四、苏秋镇在立法院受人尊重的程度远不及康宁祥、张德铭和黄煌雄，实际上发挥的影响力，也可能不如他们三位。主要原因是苏秋镇虽然战斗姿态架势十足，但不讲究战斗的效果，而康、张、黄三人虽然姿态较低，但十分讲究发言的效果，在台上剖析事理，在台下折冲尊俎，广泛斡旋，完成少数派难以达成的目标。

我生平看过不少的“最‘不’接近事实”的宣传，但像《前进广场》封面故事这样的，我还第一次见到，我认为这种宣传太离谱了、太不公道了。

谁删了国民党的预算？

就以《前进广场》封面故事口口声声的“康宁祥对预算问题下了十年功夫”而论吧，就算“下了十年功夫”，但是得拿出实绩才算啊！不然又叫什么“功夫”呢？又叫什么“第一杷高手”呢？又叫什么“杰出表现”呢？又叫什么“完成少数派难以达成的目标”呢？

但是，实绩呢？天知道实绩在哪里！康宁祥等是“立法院”预算委员会的委员，但是谁能想得到：删国民党预算而达成目标了的，竟不是预算委员会的，反倒是司法委员会的一位猛将、一位越俎代庖的猛将——苏秋镇，对比起来，这不是笑话吗？这种实绩的比较下，《前进广场》封面故事竟瞪着眼睛说瞎话，说苏秋镇“实际上发挥的影响力”，“可能不如他们三位”，这不是一手遮天下耳目吗？这样的前进，未免太后退了吧？

以“七十二年度”预算中国防预算为例，三十三年来，国民党的国防预算根本就没人敢碰的，“第一把高手”康宁祥自不例外，他照样追随国民党万年“国会立委”，一个屁也不敢放。因为，“立法院”传统的推论就是：“国防是保障全民安全，为了反攻大业，国防预算不可删，不然就是不爱国！”康宁祥是“受人尊重”的人，“十分讲究发言的效果”，所以，他对国防预算，是非常识时务的。他虽身为预算委员会的委员、虽然“对预算问题下了十年功夫”，但是，“讲究战斗的效果”的效果，原来就是不吭气！——像那些混蛋“立委”一样的不吭气！

不料苏秋镇进了“立法院”后，情形就全变了，他竟敢太岁头上动土，声言要删国防预算！消息传出，在会场上，康宁祥等立刻吓得开溜了。国民党“立法院”的护航专家立刻包围了苏秋镇，要他不要碰，但苏秋镇不为所动，还说服了党内人士黄志达和萧瑞征“附和建议”，最后逼得国民党没办法，只好让他删了。事成之后，康宁祥却拦劫了别人的战绩，对“国会记者”大大表功了一番，好像这是他干的英雄行径似的，国民党的报刊也就归功于康宁祥——预算委员会的康宁祥，直到今天《前进广场》封面故事，还誉为“预算上的杰出表现”呢！事实上呢？所谓“杰出表现”，真相原来如此！

苏秋镇的确是“不讲究战斗的效果”的傻瓜！他甘冒“不爱国”之名、甘冒极右派武人干掉他的危险，竟然敢在这一战场上战斗，但是战斗成果，却被在战场上不作战却专捡战利品的懦夫们偷了去，变成了他们的“完成少数派难以达成的目标”！这种谑画，又公道何在呢？又天理何在呢？伪君子们苛责苏秋镇、狂捧“三人行”，这算是哪一门子正义呢？对这种真相，我们只要一查证，我们能不为苏秋镇仗义执言吗？我们能看得起康宁祥他们吗？连黄志达、萧瑞征等党内人士，都宁冒国民党不再提名他们做“立委”的代价，见义勇为了，而康宁祥这种党外人士，却把苏秋镇丢在战场上送死，自己不肯冒一点牺牲，这种党外人士，比起黄志达、萧瑞征等国民党来，都还国民党啊！对这种一次又一次的“放水派”，党外人士若还跟着国民党捧他们、选他们，还责备苏秋镇，这种党外人士还好意思吗？还有心肝吗？还有是非吗？还有良知吗？党外人士的知人论事，如果堕落到这种伪君子水准，党外还能前进吗？

一对照，便明白

删国防预算的例子，只不过是苏秋镇“战斗派”多次战斗的一例而已，其他方面，我们只要不自欺，我们就可查证出真相。以“立法院”七十一会期（1983年2月25日-7月21日）的质询为例，“战斗派”和“放水派”的实绩，一对照即明：

战斗派：苏秋镇——426

放水派：康宁祥——3；张德铭——16；黄煌雄——29

质询期间“立法院立委”共278名，其中老混蛋278名、海外混蛋30名、台湾增补选70名，党外“立委”有11名，书面质询次数，国民党526次、党外621次，其中苏秋镇一个人就占了426次！占全部“立委”质询次数百分之三十七强，超过三分之一！而我们的“康放水”呢？却只有3次！我们的“张放水”呢？却只有16次！他们加在一起的“为民喉舌”，只有19次，还赶不上苏秋镇426次中的零头！

是谁勤勉去“战斗”呢？是谁滑头去“放水”呢？是谁是“真党外”呢？是谁是“假党外”或“懒党外”呢？承认统计学的人，不会再欺骗自己！

在质询的统计以外，再看发言的统计：

战斗派：苏秋镇——477

放水派：康宁祥——112；张德铭——67；黄煌雄——116

“立法院”七十一会期的发言总次数是4435次，党外受发言限制，只占1306次，其中苏秋镇虽受发言限制，但也发言477次，占全部“立委”发言次数10%强，换句话说，不到10次，就听到一次苏秋镇的“为民喉舌”！

是谁勤勉去“战斗”呢？是谁滑头去“放水”呢？是谁是“真党外”呢？是谁是“假党外”或“懒党外”呢？承认统计学的人，不会再欺骗自己！

别再狡辩什么苏秋镇次数多就多而不精吧！去订份《立法院公报》每期看看吧！一看看你就知道苏秋镇对问题的探讨多么广博、多么深人。相对的，那些标榜问政几年的绅士们，反倒说的是空话而不落实。我无法在这篇文章中收进苏秋镇广博而深入的大量内容了，大家自己去查《立法院公报》吧！

大目标与小目标

从“战斗派”和“放水派”的比较里，我们清楚知道，说苏秋镇“个人英雄主义”、“单干户”、“独来独往”、“没有团队精神”等等等等，统统都是偷懒的诬蔑、无耻的诬蔑。你们大队人马在战斗中不敢向前，苏秋镇向前了，你却说他“没有团队精神”，这叫什么党外公论呢？这不是党外公论，这是懦夫公论、这是乡愿公论，你们少恶心人吧！

虽然苏秋镇一个人便足以做万人敌、虽然苏秋镇一位“立委”便可包办所有质询而有余，但是，在国民党封锁职权的大前提下、在国民党绝无诚意实行民主政治的大前提下，苏秋镇的一切努力，也是表示象征意义和保留历史纪录而已。换句话说，以苏秋镇的勇敢、苏秋镇的气魄、苏秋镇的勤勉、苏秋镇的造诣、苏秋镇的大膀胱（苏秋镇一上厕所，国民党便派人在厕所门口“把风”，便快速通过条文，所以，害得苏秋镇都不敢小便。自古以来，一尿之微，攸关一“国”立法者，唯苏秋镇当之矣！），他的实绩，也毕竟有他有限的体制内作用，苏秋镇尚且如此，其他党外人士更不足论矣！

照压力与环境比较，苏秋镇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国会议员”，但在国民党的封杀下，他在体制内的职权，纵然发挥得淋漓尽致，也不过事倍功半。这一事实，清楚告诉了我们：在国民党统治之下，根本没有“与虎谋皮的先决条件”，党外人士若以为当了“国会议员”就要真的斯文起来、立法起来，那就太天真了！

那么，党外人士怎么办呢？进“立法院”而不在立法，那干什么呢？目标又是什么呢？

目标是有大小之分的，分“大目标”与“小目标”。“小目标”是认为与虎可以谋皮，抢到了鸡骨头就真的以为鸡骨是鸡肉了，或以为能吃到鸡骨就心满意足了，因而就志在做“谨言慎行”的“杰出表现”了、志在立法了。“大目标”则不以此为足。“大目标”不把选举当作目的、也不以当选为荣为庆、当选后也“不能一样做那么斯文的政治游戏”。“大目标”是利用选举和职权来表达别的，表达更高层次的象征、杯葛、不合作，表达战斗与不屈，表达苏秋镇式的剽悍，表达美丽岛式的接力、抗议与哀愁。……总之，凡是有更高层次的意义，我们都要用这种管道来发挥；凡是有意在言外、言近旨远的默契，我们都要靠这种奔波去串联。只有这些，也只为了这些，才是我们介人选举进入议会的真正意义！

在这种真正意义下，我们才会恍然大悟：为什么要用许国泰取代张德铭。张德铭再好，也不会“重建桃园的光荣与新路”、也不会“开创自由民主的远景与坦途”，何况他根本也不够好，看了我上面的对比，他连苏秋镇的十分之一，都赶不上啊！

谁是“劣币”？

正因为目标有大有小，所以，国民党的报刊（包括乡愿报纸《自立晚报》），便为“小目标”的康系人马打歌，打歌的路数是制式的，我们试看1983年10月23日《联合报》的一段：

无党籍候选人之间，竞选能力和行使立委职权能力的不相称情形将趋于明显，有些参选的“美丽岛”家属未必具备担任立委的能力，却可能将同选区其他较有能力担任立委的无党籍候选人挤下去，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

再看头一天《中国时报》的一段：

不少的无党籍人士却因此充满对民主政治正常发展的隐忧。高雄事件受刑人家属今年从南到北的参选，使选举的政治诉求一方面与议会取向的功能与素质距离愈远，另一方面亦使政治张力拉紧，使政治互动关系的“非理性因素”增加。即使其结果在选票上获得“成就”，其意义对国内民主政治的发展，均绝非有正面的价值，对无党籍人士的议会素质，其影响亦是不令人乐观的。

这些话，都是别有用心的，也是恰恰把事情说反的。他们不知道：“美丽岛”家属的“从南到北的参选”，非但不是“民主政治正常发展的隐忧”，恰恰乃是最“正常发展”的“民主政治”！“民主政治”若永远掌握在“放水派”和国民党的搭配里，必将永远是塞住七窍的“民主政治”，永远不会翻身的！至于所谓“素质”问题、所谓“能力”问题、所谓“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也全是似是而非的胡扯：第一、康系人马的“素质”与“能力”，根本是有问题的，只是得国民党之助，控制传播媒体，得以自吹耳。黄天福说：“所有党外人士加起来的成绩，还不如‘独行侠’苏秋镇一个人的表现。”康系的“素质”与“能力”，又何足论？第二、讥讽别人是“劣币”，也是“狗眼看人低”的。为了证明这种报纸“狗眼看人低”，我举一个最浅显的例子。

例子的主人就是林肯。林肯穷苦出身，一生受的教育不到两年，这就是他的就学“劣币”。他做过邮政局长，而那个局长，事实上与邮局职员无异，要亲自计算每封信的邮资的。1835年，一个人家信中描写这个局长说：“邮政局长实在又疏忽又懒惰，今天我去取信，局里一个人都没有，昨天也一样，门幵着、窗户开着，抽屉也开着。”这就是他的行政“劣币”。他后来做了国会议员，被人的评价很低，说他只是“中等才器的可笑的西部佬”。他前后竞选了十八年，失败五次，成功只有一次。这就是他的议会“劣币”。共和党总统提名的时候，最初二十一个人上榜，可是根本没有他，最后相持不下，他毛遂自荐，才被当作“没有琢磨过的钻石”，因缘际会，成了总统。但是，林肯的诚意、林肯的努力、林肯的正直、林肯的对“大目标”的追求，最后使他成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补救了他一生的平凡和没有经验。

历史作证

林肯的故事告诉了我们：在苦难的时代里，能够追求“大目标”的一种人，该是多么可贵、多么重要。在苦难的时代里，人们常常因为丧失信心而变得小格局、变得曲从现状而没有远见、变得只争“小目标”而不知“大目标”。冷静想想，这真的是信念的迷失和群体的迷路。作为党外人士的我们，实在要保持清明与警觉，在苦难中，力求冲决网罗、脱颖而出。我们必须要点破：眼前这些领袖级的巨头们，他们其实是既迷失又迷路的政客，他们只会带领群众，去追求那“小目标”，把鸡骨头抢得津津有味，而不知我们真的“大目标”何去何从。从眼前情况看，他们好像是党外的“恩客”；从长程利弊看，他们十足是党外的罪人。作为先知的我，实在不愿历史为我作证，最后证明大家错了，因此我及早提出来，请大家在抢鸡骨头之余，先做心理建设。我们要在这种建设中认清抢鸡骨头的真正作用和隐含意义，抢鸡骨头只是手段，吃整个的鸡才是目的。不清楚这一分际的人，自然会投票给什么“模范党外”、什么“理性派”、什么“稳健派”；清楚这一分际的人，自然知道他们只是自欺欺人而已。在历史的动向中，他们冒充主流，其实大江东去，他们只是泡沫。古往今来，泡沫我看得太多了，总有一天，历史会为他们作证。而这一天，也不会很远了。

1983年10月27日清晨

这种人，我们还敢选他吗？

——为什么不选“康系”人物

10月10日的《生根》上，登有田朝明医师的《我看党外后援会》，隐名提到党外一个“资深立委”，文章中说：

1979年12月10日下午，有一个资深立法委员招林义雄律师一同去高雄参加世界人权日纪念会（我想林律师若不去高雄，可能不被掠，如邱奕彬君被掠也不会被关，他若不被关，他的母亲和双生女一定不会被惨杀），美丽岛事件发生后，林律师被掠去关，但这个立委依旧自由自在。

田医师这里所说这个招林义雄去高雄，结果让林义雄“被掠”（被捕），自己却脱身事外的“资深立委”，不是别人，就是康宁祥。

“康系”人物的第一可耻

为什么大家都去了高雄，国民党只抓林义雄而不抓康宁祥呢？田医师说：

为什么有这样巨大的差别？当时林律师只做两年的省议员，但他对民主运动的坚定信念和热烈的使命感，使国民党招架不住而引起甚大的危机感（请参照许荣淑立委编著《张俊宏、林义雄问政实录》），也就是他对民主运动的贡献大到使国民党不得不把他掠去关。

但这个资深立委呢？他虽然当了约十年的立法委员，国民党已看出他温和路线的真面目，国民党不把他看在眼内，因为他总是右顾左盼、踌躇逡巡、姑息妥协、唯利是图，他的存在确实对国民党不痛不痒，他们认为无掠他的价值，所以就不掠他。

在同一客观条件之下，应该被掠而不被掠是一件真见羞的代志。他有无感觉见羞，我不知道。听说他在政见发表会，大摇大摆说：“大家讲我去高雄而不被掠，大家希望我被掠吗？”这是感觉见羞的人的说法？

田医师说：“在同一客观条件之下，应该被掠而不被掠”是“真见羞”（很可耻）的，但是，这个“资深立委”不但不引以为耻，反倒“大摇大摆”说厚脸皮的话，认为大家希望他被抓是不对的，这就未免太不知耻了。固然大家不希望任何人坐牢，但是，林义雄去高雄，既是你康宁祥拉他去的，“在同一客观条件之下”，他坐了牢，你却“依旧自由自在”，毕竟是一件脸上无光的事、一件内心有愧的事。当年章太炎、郎容在《苏报》上搞革命，“苏报案”发生，章太炎被抓，邹容却自行投案，愿与章太炎共患难、同生死，这种同志感情，相对之下，又怎能解释呢？照“康系”人物的“懦夫标准”，和拥“康”的懦夫们的“懦夫标准”，一定会说邹容是神经病。但是，他们不知道古往今来就有这种伟大的人类品质，对这种品质，在他们的大脑里，显然是一无所知的——以上所说，是“康系”人物的第一可耻。

“康系”人物的第二可耻

田医师在文章里，又隐名提到党外一个“老大”，说：

老大9月27日在中坜为维护法统而反对新人的参选公开说：“……很多人现在想享用党外现成的少许利益……”，党外现成的利益是什么？是老大一手打出来的？难道当党外的立委就是老大所讲的享用现成的利益？

有人当立委而享受特权一久，未老先糊涂，把党外的使命和理想忘记一干二净。

又说：

一般人都以自己的尺度来评估他人，以造反（革命）起家的集团，看每一个人民都像叛徒，所以台湾叛乱事件层出不穷，人格低劣的人与高贵的心灵无缘。老大以小人之心推想现任者以外要参选的新人都是向他争取现成的少许利益，卑贱的人想不到竟然有人为奉献和牺牲而出来参选。

我们无意也无法要老大奉献和牺牲，因为他是属于“不想打猎，只想食鹿肉”的类型的人。他只想尽办法，要享用现成的少许利益到最后一滴。但老大有权排斥新人出来打拼，而为民主运动奉献牺牲？这种不尽责（只想享受的立委一定不尽责）又恶横的立委实在言语专断至极。难道老大的私利比民主运动重要？老大的享受比全台湾人民的幸福重要？

田医师这里所说这个厚脸皮的责备党外参选新人的“老大”，不是别人，也是康宁祥。康宁祥非但不以未能追随林义雄等入狱为耻，反倒接收了别人入狱的果实，变成了别人牺牲的受益人；反倒转过头来，责备参选新人不该“享用党外现成的少许利益”，这种尸别人之功于先、又尸“立委”之位于后的“独占标准”，真未免太离奇了——以上所说，是“康系”人物的第二可耻。

“康系”人物的第三可耻

田医师在文章里，又提到“康系”人物的似是而非的实行民主论：

老大想有时在立法院发表其堂皇的雄辩来问政，民主政治就可以问出来。他误认台湾已和英国同样民主。所以一直只想做英国式的“女王的忠贞的反对派”角色，这就是为什么台湾民主运动旧态依然一筹莫展的主要原因。

这种“一筹莫展”，原因在于“康系”人物根本怪错了对象。田医师说：

是否感谢他不被掠之德政，以后老大的所作所为确实无像一个党外。他在政见会公开说“民主政治要慢慢来，那无食紧会打破碗”之荒唐无稽之怪论，一来无视党外先烈的奉献和牺牲，而也否定党外的理想。二来替国民党大做宣传旗手，为什么民主政治要慢慢来？民主不对吗？要慢到什么时候？三十多年尚不算慢？

食紧会打破碗是在批判或嘲笑美丽岛人。像老大这种也想要批判美丽岛人，实在太可笑。因为美丽岛事件、台湾民主运动遭到最大的打击是事实，但这是美丽岛人的错？事实是用“盗食步”乱掠人的政府之不是。……

康宁祥“招”别人去战场上作战，到了战场，他不作战，只捡战利品，只捡战利品还不稀奇，稀奇的是他居然还对别人“批判或嘲笑”。邓维桢在“千秋评论”第十三期里曾经谴责康宁祥这种“批判或嘲笑”，邓维桢说：

姚嘉文、林义雄、张俊宏等人如果只为了个人的利益着想，的确“呷紧弄破碗”要懊恼不已。如果他们确确实实是为了台湾一千八百万同胞的人权着想，应该非常痛快才是——他们毕竟用他们的生命和自由，做了台湾民主政治的垫脚石。国民党已经从美丽岛事件中，明白铁腕政策绝对不能消灭台湾民主政治运动的发展。康宁祥不应该只想到这批同伴倒霉的一面，而没想到他们成就的一面。

在落后的国家从事政治活动，不要那么在意个人的生命和自由。从事政治和从事艺术一样，必须达到无我之境，才可能有所成就。我们不妨闭起眼睛数一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的国家的第一任元首，有几个没有坐过牢的？林浊水的太太陈文茜说了一句很深刻的话，她说，康宁祥为民主政治牺牲了，并不等于台湾的民主政治运动就完蛋了。我们要放开胸襟，只问辛勤耕耘，不问谁占便宜获得最后成功的果实。

康宁祥只宣传“这批同伴倒霉的一面”而不宣传“他们成就的一面”，并且坐享别人的“成就”，加以颠倒是非，这种背友负义、这种“呷紧弄破碗标准”，可真太无情、太可恶了——以上所说，是“康系”人物的第三可耻。

有意捏造的无耻谎言

对“康系”人物的无耻，郑南榕在10月1日的《民主人》上，发表《不容滥用“后援会”的名义》，曾经点破说：

至于康宁祥说：“很多人眼见党外力量逐渐扩张，便争相出马，想享用现成的少许利益，这种心态应加检讨。”我认为康宁祥讲话之前，就该先检讨自己。同时康宁祥也该再检讨这些“现成的少许利益”，究竟是他“牢狱中的朋友”还是他“流亡海外的朋友”留下来的，还是他们这票靠国民党报纸吹捧的“党外人士”留下来的？

“康系”人物之有今日，他们和他们的“国会记者”之流，口口声声是“温和”是“理性”是“稳健”之功，其实这是一种有意捏造的无耻谎言。事实上，真正的原因是拜他们“牢中的朋友”和“流亡海外的朋友”之赐！是拜别人冒险犯难之赐！10月1日《暖流》上登《公道在人间》，登“康系”人物的谈话，说：

在党外人物中，谁能够扩张党外最大的力量？那是，我张德铭。各位善良百姓，同张德铭在一起不会怕，一位同乡告诉我，“嘿！张委员哪！我跟你走不会危险！”如果一个党外人物你一接近他，派出所就来抓你，谁敢跟他在一起？

说这种可耻的话的人，完全忘了：今天有你张德铭，乃是别人“危险”了的结果，你是别人“危险”了的受益人，你享受了别人“危险”的成品，你非但不知惭愧、不知感恩，却还倒果为因，以自己不“危险”自得、以自己安全自得、以自己与懦夫选民相互陶醉自得，这成什么话？别人还在牢里呢！你们这样吹牛，居然说自己是“扩张党外最大的力量”，难道这叫“公道”？这样若叫“公道”，什么又叫无耻呢？

衬出别人的“路线”是偏激

“康系”人物的真正罪过，不在他们自己求名求利、得名得利，而在他们为了这一名利，所有意捏造的无耻谎言。这种谎言，环绕在三种似是而非的标准上，那就是他们的“懦夫标准”、他们的“独占标准”，和他们的“呷紧弄破碗标准”。他们用这三种标准，经由“国民党报纸”吹捧和他们的“国会记者”之流的吹捧，逐渐制造出一种所谓“主流”“路线”，“温和”也、“理性”也、“稳健”也，等等，都是他们的美名，相对的，就衬出别人的“路线”是偏激了。反过来说，别人的“路线”，其实只是正常的“路线”，本来是好端端的，正因为有“康系”的标准出现，才发生了所谓“路线”之争，其实党外本该只有一个“路线”，又何来“之争”？“之争”之起，都在“康系”人物另搞自己的形象。“康系”人物的政治技巧是以所谓“稳健”刻画自己形象，“稳健”不要紧，但这种“稳健”，却反衬出别人的不稳健，把许许多多正常的党外战士都给扣上“偏激分子”的帽子，结果入狱的入狱、潦倒的潦倒、形象不佳的形象不佳，而使“康系”人物变成了“模范党外”。模范党外者，得国民党钦定之党外也。因为国民党钦定了康宁祥，所以美丽岛事件前夜，林义雄本不要南下高雄的，但康宁祥拉他去，结果一起去了，到头来林义雄却入狱，康宁祥没事，这就是“牺牲同志，成全自己”的“稳健”效果！

对这一“牺牲同志，成全自己”的“稳健”效果，我在去年11月21日写信给邓维桢，特别予以点破，我说：

你说的“八面玲珑的人，到处受欢迎，那么真正正直、有勇气的人便被孤立，便被认为是偏激分子”一段话，真是醍醐灌顶之言。放眼看去，在国民党的蝙蝠人物与党外的蝙蝠人物的互捧里，（9月20日陶百川甚至测起字来，说“康”“宁”“祥”这三个字都是为训的好字！）一切八面玲珑都变成了正宗，一切真正正直、有勇气的人，都变成了偏激分子、变成了美丽岛派！做事最多、受苦受难最多的，反倒不算正宗，反倒被目为旁门左道，那是哪一国的公道和正义呢？

在今年6月8日，我写信给邓维贤，进一步提到这一真相，我说：

维桢最近谈到“政治塞子”，说国民党高兴有些成绩不彰的党外人士尸居其位，“以塞住其他党外野心分子的出路”。他的塞子论，引起我想到：今天所谓的稳健分子、所谓的理性分子、所谓的可透过协商共识方法与国民党为善的分子，说破了，他们也是“道德塞子”“真理塞子”“是非塞子”。就因为有了他们这些“乱朱”的紫色，所以我们对真正的红色才认识不清，我们才陷在道德水准、真理水准、是非水准之下，我们才错把蝙蝠当成朋友、把放水者当成同志，而对真正的战士，反倒相逢如不相识。

康宁祥在配合国民党

正因为有了“康系”人物这种“懦夫标准”、“独占标准”“呷紧弄破碗标准”，所以，整个党外的道德就给降低了、是非就给弄乱了、名器就给窃盗了、方向就给搅混了、节拍就给破坏了。许多人名为党外，其实是给国民党做尾巴和花瓶，这种人的存在，正好“塞”住了党外的前途与进路、正好是国民党所希望的“塞子”。在这种死水下，我们才恍然大悟：知道国民党为什么欢迎康宁祥了。难怪这次选举，记者问关中要不要配国民党的票给康宁祥，关中竟要打哈哈了。

自从去年“立法院杯葛事件”康宁祥放水后，康宁祥遭到党外刊物一致的批评，但是，最妙的一件事发生了：国民党却一直在为康宁祥护航，对他一再恭维，国民党“立委”党部书记长周慕文，在1982年5月26日的《联合报》上，单独夸了康宁祥一句，说：“他们都是讲道理的人，尤其康宁祥委员，他是很有政治智能的人，而且能识大体。”但是，“立法院杯葛事件”摆在我们眼前，我们左看右看，实在看不出“政治智慧”何在。牺牲了党外的决定，完成了国民党的“大体”，这难道叫“政治智慧”吗？

在周慕文以后，许多国民党的个人和刊物，一年多来，陆陆续续的恭维康宁祥，有的且已到了肉麻的程度，这不是一个很怪的现象吗？国民党一直视党外为仇雠，唯独对“康系”却青睐如此，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据我看来，这是国民党蓄意拉拢康宁祥的一贯作业。

国民党这一阵子搞“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已经邀康宁祥参加，康宁祥也参加了；国民党这一阵子安排“亚洲国会议员联谊会”代表团名单，由国民党中常会在5月11日通过邀康宁祥参加，康宁祥也参加了。……这些现象，无一不反证了国民党在干的是什么，也无一不反证了康宁祥在配合的是什么。

也许拥康的人会说：这是国民党在搞党外的分化，国民党既然要恭维老康，老康又如何能阻止？这怎能怪老康？但是，我们忍不住要问：为什么总是老康有这些若合符节的条件给国民党来打主意？为什么国民党总是认为老康是可以合作的？登徒子勾引女人，他对冷若冰霜的是不勾引的，对水性杨花的，他才去勾引，为什么总是老康失身失节，去参加国民党安排的鬼名单？

如果康宁祥真是真党外，真是纯度很高的党外，我认为他该为一年多来国民党对他的眉来眼去而引以为耻，但是康宁祥引以为耻了吗？看看他一再向国民党大员口口声声“致敬”的谈话吧，这样的恬不知耻，真是党外的大羞耻了。

“康系”人物的“德政”

“康系”人物不但不知检讨他们的无耻，反倒变本加厉自吹自擂，10月8日的《前进广场》上，“封面故事”刊出司马文武的谈话，说：“近代史上从没有任何一个政治人物，在一年之中连续受到那么多鞭策，那是老康的幸运。”请看这是何等自我贴金之言！“康系”人物只会贴金说他们一年之来连续享受多少“幸运”，却不想想，一年之中，康宁祥做了多少出卖党外的事？你不做这些出卖党外的事，又有谁高兴浪费笔墨来批判你？一年之中，康宁祥被我们查出来的出卖党外事件，具体一点，至少就有三十件，我试举例如下：

一、公开向国民党大员“致敬”、歌颂“英明”。

二、径自参加国民党安排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

三、径自参加国民党安排的“亚洲国会议员联谊会”。

四、“立法院杯葛事件”放水。

五、宣传对国民党“希望能充分沟通、磋商，这符合执政党的政策”，忘了我是谁。

六、宣传对国民党“谈不上制衡，彼此力量悬殊太大”，散播失败主义。

七、排挤为党外坐牢、受难的先辈先进。

八、捧国民党文化特务“诚实、勇敢、自尊、自信”、“大儒的风骨”。

九、支持单独为青年党开放报禁，自失立场。

十、“世台会”邀请访美，排挤周清玉、许荣淑，使她们不能成行。

十一、在“立法院”预算委员会“装哑巴”、“上厕所”，任由国民党预算过关。

十二、宣传“呷紧弄破碗”，破坏党外民主节拍。

十三、“九二八中山堂聚会”，排挤《美丽岛受难人共同声明》。

十四、出卖党外《中山堂共同声明》，径自放弃声明中“制定国家基本法，取消临时条款”，改为“支持孙院长充实临时条款的主张”，再度放水。

十五、《八十年代》诽谤案，能战胜却投降，长国民党志气，灭党外人士烕风，三度放水。

十六、蓄意不使索拉兹见到党外大众，拿索拉兹做进身阶，要同国民党联合搞小餐会。

十七、国民党拒绝后，又蓄意不使索拉兹见到党外大众，举行一百多人门禁森严的小餐会。

十八、邀请索拉兹请帖上，擅自删除周清玉和尤清，加入“康系”人物张德铭、黄煌雄和傀儡费希平。

十九、和司马文武私心自用，逞能自荐，结果英文错误百出，贻笑中外，使人以为党外人才不过如此。

二十、“入场券事件”点名排挤非康系的党外人士，不准进场。

二一、“人场券事件”把票给了许多国民党的狗腿、给了“外交部人员”、给了他自己的家臣与亲信、给了冒党外之名可是不肯再作战的“恐龙的传人”。

二二、在会场外，党外杂志赠阅分发，也横加干涉。

二三、党外致索拉兹文件，阳允代转，阴予扣留。

二四、不懂国际礼仪，出尽洋相。

二五、排斥“党外后援会”于先，又垄断于后。

二六、在“党外后援会”推荐中，“自己推荐自己”，完全违反民主秩序。

二七、在“党外后援会”中，排挤杂志代表。

二八、变造“入场券事件”、“党外后援会”记录，欺骗大众。

二九、变造外国报章访问记录，欺骗大众。

三十、参与张德铭非法召集的“桃竹苗党外后援会”，并发表诬蔑党外战士言词。

我们不选“康系”人物

以上所举三十件，都是康宁祥一年之中，所干下的出卖党外的杰作，当然这只是一部分，但光凭这一部分，我们就可恍然“康系”人物的真面目了。我们身为党外的死党，一次次看到他们如此私心自用、如此倒行逆施、如此背弃理想、如此戏弄我们，我们还能再忍耐吗？我们还能甘心这样被出卖吗？

基于对“康系”人物的检定，我们纵不断言他们是“假党外”，我们也该断言他们是纯度很差的堕落党外。对他们这种堕落，一年来，我们已经一次又一次的苦口婆心过，可是他们怙恶不悛、傲慢无比、横行依旧，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好用不投他们的票，来制裁他们、来表达我们对党外的维护、来表达我们对党外目标所执著的永恒信念。

邓维贤在《千秋评论号外》序里说：

我坦白承认，我有意要降低康宁祥在党外的声望与影响力。从促进民主政治发展的观点，我认为，降低老康在党外的声望与影响力，是符合现阶段党外发展的利益的。

这是我完全赞同的。党外人士的错误常常是拥护一个人，而不是拥护一个人所代表的东西，结果往往一个人已变质，却仍旧惯性的继续维护，当然就上当了。为今之道，必须警觉一个人是否与他代表的东西一致，如果通不过这种检验，大家就应该勇于抉择，不要因循纵容。在历史上，带领群众的领袖人物，在群众投票选他以后，他背叛群众，群众却迟迟不愿承认，这种事例太多了。我希望党外人士不要这样蠢。党外人士该学会对政治人物保持一点警觉与疑虑。政治是最毁人的陷阱，政治人物是最容易变质与发臭的，大家要督促他们，随时校正他们的方向。并且，如果他们执迷不悟，大家就该声讨他们、放弃他们、不再选他们。今年这次选举，我建议我们固然不选国民党，也不要选“康系”人物，我们要努力“降低”他们的“声望与影响力”，为了“现阶段党外发展的利益”、为了长程“促进民主政治发展”，我们必须“降低”他们，我们要把他们冷冻三年，请他们闭目思过。一且他们改过自新，我们会重新选出他们，可是这次不行，他们离谱离得太严重了，他们应该冷冷了。

1983年11月7日

蚱蜢必读

《伊索寓言》里有一篇《蚱蜢与猫头鹰》，故事说，一只猫头鹰昼伏夜出，晚上活动，白天睡觉。可是来了一只蚱蜢，光天化日之下，在草地里唱个不停，吵得猫头鹰不能睡。猫头鹰要蚱蜢不要叫，蚱蜢不听。猫头鹰计上心来，说，反正听了你的歌声，我也睡不着了，你的歌声美妙如阿波罗（Apollo）的七弦琴，开怀之下，不如痛饮雅典娜（PallasAthena）送我的酒吧，你就一起来喝吧。蚱蜢正唱得口渴，又被奉承之言弄得忘其所以，于是飞上枝头，跟猫头鹰相会。猫头鹰翻爪一扑，就把蚱蜢吃到嘴里了。

中国古话说：“渴不饮盗泉水。”就是说一个人要有原则与大义，在原则与大义之下，一定把敌我关系分得很清很清，绝不相信不入流的敌人。敌人中有入流的，像晋朝的羊祜（叔子）与陆抗对阵，陆抗生了病，羊祜派人送药过去，左右怕药中有毒，劝陆抗不要吃，陆抗说：“羊祜岂鸩人者！”（羊祜是正大光明的敌人，岂是拿毒药毒人的！）后来羊祜死了，他的敌人都为之泪下（羊祜死后，襄阳百姓建碑纪念他，叫做“堕泪碑”；荆州百姓避讳他名字“祜”与“户”同音，改“户”字为“门”字，后来称门户，本此）。

但是，像羊祜这种入流的敌人，现代已经没有了，现代的敌人都是不入流的，是《伊索寓言》中猫头鹰式的，他们全无诚意，只是花言巧语以设网罗而已。

今天的党外人士，他们在蚱蜢自得的当儿，常常忘其所以，要与猫头鹰交朋友、要猫头鹰称赞他们、要猫头鹰参加他们的酒会。……他们笨得不知道，猫头鹰就是猫头鹰，除非你大到是猫或大到是鹰，你无法使猫头鹰不是猫头鹰，但你是什么呢，你只是一只小蚱蜢，小蚱蜢还想飞上枝头吗？

1984年6月22日

不怕他拆怕你拆

国民党跟黑社会拜把子的“内政部长”吴伯雄，做官以后翻脸，大力“扫黑”之余，在11月21日宣布：“党外公职人员公共政策研究会”（公政会）等组织，均系未经登记的非法组织，挂的招牌要拆下来。消息一出，公政会诸公“不胜怅然心痛”，一阵紧急理事会与记者招待会后，放出消息，说：“如果取缔我们，我们就组党！”此话虽然是十分无奈，表面上倒也英雄好汉。不料12月6日下午，公政会却偷偷摸摸，以限时挂号寄了一封秘件给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蒋彦士，信中为了蒋彦士“勒劳可感”，“本会全体会员谨布诚款，奉书致意”，除了“恭贺先生新禧”之外，“并祝贵党万象更新”，信中还说了一大堆本会会员“非与贵党相敌作对”的话，说要“以在野之身，戒慎谨惧，期能作为贵执政党之浄友”，“研究问题，提供贵党执政之参考”，并称赞“贵党总裁蒋中正先生”在1937年“复函民、青两党党魁，促成民、青两党之合法地位”，认为是“开诚布公之容忍态度”（李敖按：这根本与史实不符，是乱拍蒋中正马屁）。引喻之下，希望“贵党”“与本会坦诚沟通”，本会是有“款款之意”的、有“拳拳之忱”的、有“耿耿之怀”的，最后“敬候指教”，“党外公职人员公共政策研究会理事长费希平敬启”。

从程序上错误到实质上错误

这封秘件发出后，不但党外一般人被蒙在鼓里，公政会的诸公有的竟也在见报后，才发现写的是什么。追查之下，林正杰的杂志说是由公政会“秘书处交由秘书起草”的，“完成后，并由理事长费希平、秘书长林正杰加以润饰，理事张俊雄亦看过”，就发出去了。林正杰辩称是“作业的正常程序”，这是既没常识又没诚意的说法。

第一，这种重大事件与重要内容，“作业的正常程序”必须有待于全体会员的公决与预审，纵会员缺席，亦应送审，综合每人阅后意见，再成定稿。任何智虑成熟而有诚意、不垄断、不弄权的政治工作者，都不会干出这种没章法、没水准的鲜事，但费希平、林正杰却优为之。他们一老一少，这样子目中无人、这样子擅权妄作，实在要不得！他们这样“予智自雄”，显然犯了程序上的错误。

第二，纵使费希平、林正杰自以为他们有权发这封信，但在信的内容上，他们也无权这样草率处理。这封信全文用的是很烂的半吊子文言文，思路不清、用语猥琐、立场含混、态度游移，例如把正常用于对父母身上的“劬劳”字眼，用在对蒋彦士身上，这叫什么！例如12月6日就给人拜年，这叫什么！更不得体的，是它通篇口口声声，都要求“沟通”、要求“指教”、表示我喜欢你（“期能作为贵党之诤友”）、你不要不喜欢我、请你承认我。这种低三下四，完全不合民主程序的常规，也完全失掉了党外人士的立场与尊严，这是很愚蠢的。费希平、林正杰一老一少，这样子目中只有国民党、这样子擅权妄作，实在要不得！他们这样“予‘愚’自雄”，显然犯了实质上的错误。

“又岂能代表民意呢？”

公政会本来就是一个党外关门设限的团体，它限定以公职人员为成员，基本上已示人以不广，但是如果他们好好干，让他们去“推动民主政治”，也是非公职人员的党外人士所乐见的。但是，令我们失望的是，这个会在今年5月成立以后，一开始就陷入不能坚守党外原则的流变，它首先冒出了一位理事长费希平，这位费希平，却正是三十多年前大陆上选出来的“万年立委”之一，这真是最荒谬的事！“万年立委”之不能符合“公职人员”的条件，不必我说，即使费希平自己，也这样夫子自道过：

这些人是大陆上选出来的，当时代表大陆上的民意，但是经过三十多年来，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代表性，说句实话，现在的选民可能都不认识他们了，又岂能代表民意呢？而且一个立法委员做了三十几年，很自然的，习惯上就不采取民意，而转向注重其既得利益。所以提出全面改选的主张，其主要原因就是老委员们巳完全失去民意的代表性，他们所代表的仅是党意。（《名人》月刊第八期）

由此可见，公政会把费希平这种“万年立委”当成会员，根本就是违反党外原则的事。

我们实在看不下去了！

但是，更严重的还不在此。若是费希平真能干好这一差使，也就罢了，无奈他实在是一个糊涂人、一个政治水平不及格的人、一个见风转舵的机会主义者，在气质上、习性上、程度上，其实与一般老政工、老国民党无异，他的党外性是很可疑的。美丽岛事件发生时，他公然说“被捕的人‘不值得同情’”（见1979年12月14日《台湾时报》），就是一个显例。去年他主持党外后援会的时候，按照规章，“桃竹苗党外后援会代表推选”的“任务”，全在第二选区的四位筹备委员身上，也就是在林清松、简锦益、黄玉娇、傅文政四位身上，除了他们四位以外，任何人是不能假借“党外后援会”的名义，去发请帖的，这是常识。可是，当张德铭非法发这种请帖、非法召集这种名义之下的大会的时候，费希平却忘其所以的跑到张德铭的非法集会上“撈过了界”，公然目无第二选区的筹备委员，公然做张德铭强奸民意的帮凶，公然做愚弄桃竹苗地区选民的“共犯”，公然自行砸掉党外后援会的体制、作用与招牌。费希平参加过后，召开后援会，说要“协调第二选区张德铭和许国泰间的争执”云云，殊不知所谓“争执”之起，就是费希平之流忘了自己身份，参与张德铭非法召集之过！费希平这浑人，真是浑得可怕。我们与人为善，欢迎费希平加入党外，但不愿见他以“万年立委”的非法身份加入，更不愿他在这一非法身份下，主持起党外团体来，这是会搅臭一锅粥的。果然他在胡乱主持之后，竟继搅臭后援会后，又来搅臭公政会，这种无知妄作，我们实在看不下去了！这样下去，公政会的招牌又何在乎国民党来拆呢？——它早被费希平给拆掉了！

至少要做到五点

对公政会这种团体，我们虽然早就知道这不过是“空头老倌”（figuredhead）的动机与玩艺、虽然早就不敢寄予什么希望，但是既然成立了、既然占据了党外的一些名器，我们自然也就不能听任他们胡来，给党外丢人现眼。如今亡羊补牢之道，我认为至少要做到五点：

一、请费希平辞职以谢党外。

二、林正杰给费希平抬轿子多年，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并且背离党外应有的路线，这种秘书长干得太差劲了，也请辞职以谢党外。

三、公政会设有理事七人（费希平、张俊雄、尤清、周清玉、谢长廷、黄玉娇、蔡介雄），监事二人（高信雄、陈金德），既在理监事联席会议中决定授权秘书处写这种信，也应负失察之责。

四、公政会应重新改选。

五、公政会应明确公布党外的纯正路线，并一体遵守。对不知堂堂正正反对国民党而妄图偷偷摸摸跟国民党玩“政治艺术”的浑分子，应予匡正。

以上五点，如果不能全部做到，身为公政会会员的人，应该立即退会以为抗议，以证明你们有洁身自爱、为原则争去留的决心。否则的话，我们必然把你们视同费希平、林正杰之流，到那时候，一切就都太迟了！

1984年12月21日下午

“政治艺术”大走调

——公政会致书国民党的历史错误

我在24日的《发扬》周刊上，发表《不怕他拆怕你拆》，提到公政会偷偷摸摸写信给国民党党中央的事。公政会原信说：

再者，民国二十六年，时值抗日非常时期，贵党总裁蒋中正先生曾复函民、青两党党魁，促成民、青两党之合法地位，此种开诚布公之容忍态度，实有利于当时非常时期之团结抗日。而今，国步犹艰，相忍为国犹恐不及，岂真有倾轧相煎之太急？

我在那篇文章里指摘这一段话，我说“这根本与史实不符，是乱拍蒋中正马屁”。为什么呢？因为稍知现代史的人，会知道根本全不是这么回事，知道国民党从来就没这样伟大过，费希平、林正杰之流马屁如此乱拍，非无知即无耻也！他们一老一少，无知无耻若是他们个人的事，也就罢了，但是他们口口声声是代表“本会全体会员”，他们的无知，是代表党外的无知；他们的无耻，是代表党外的无耻，这可就太严重了！因此我们不得不予以驳斥。

“一奉到此令，即对该派开始攻击”

费希平、林正杰之流所谓“民国二十六年”“贵党总裁蒋中正先生曾复函民、青两党党魁，促成民、青两党之合法地位”云云，乍看之下，好像“开诚布公之容忍态度”是国民党的美意，其实完全不对。

以“民、青两党”中的青年党为例。青年党在1923年成立于巴黎，成立的前六年中，它保持极端秘密，对外仅用“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名义，故被称为“国家主义派”。直到1929年，它才正式公开了党名。这时它在上海、北平、南京、汉口、成都、重庆、广州、福州、昆明、沈阳、香港、东京、南洋各地，已发行日报及期刊十余种，以及国家主义理论书籍多种，声势比今天公政会大了又大。虽然如此，国民党对它，是绝无“开诚布公之容忍态度”的，国民党那时的气派是“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什么他妈的共产党、什么他妈的青年党、什么他妈的民社党，统统是一网打尽的，连做“厕所里的花瓶”都不要的。当时青年党虽然是“思想落后之徒”，但也颇有公政会所没有的骨气，他们是公开反国民党也反共产党的。一开始国民党还没怎么注意它，可是到了1926年，就对它动手了。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印行的《反国家主义》里，我们就可看到1926年10月16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反对国家主义派命令，命令中说：“近年一班思想落后之徒，结成所谓国家主义派……对于本党主义及国民政府之设施，日事诬蔑破坏。本会早既严加注意，唯悯其愚昧，且反动未大，无足以撼本党毫末，故仅通饬各地禁止该派《醒狮》报销售而已。……乃……该派以我党我政府仁慈为怀，仅饬禁止，不但不知悔悟，近且……益加狂妄。……倘再优容，其流毒不知伊于胡底。……希一奉到此令，即对该派开始攻击或演说宣传，务使人民视听正确，邪说日就消灭。”这一番口气，颇有对付今天党外的臭味，只是今天党外连个办《醒狮》报的一点可怜自由，都没有了！

开始动手抓人

在国民党对青年党动手的当时，青年党无拳有勇，却也勇气可嘉。例如同年8月29日的《醒狮》周报上，青年党就发表《论蒋介石北伐不能成功之六大原因》，指出“北伐而以声讨军阀为名，本为人人所赞成，乃蒋氏于出师之初，宣言愿受第三国际指挥，且有俄人加伦亲临前敌，俨若‘监军’，是明明引异族以杀同胞，奉外人以为共主……如此而欲博国民之同情，盖亦难矣。”同年12月31日《醒狮》周报上，又发表《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总部十六年元旦拥护五色国旗宣言》，指出国旗“绝对不能变更”，“中国的五色国旗，是辛亥革命成功的产物，是合法的民意机关制定的，是五族共和的象征，是中华民国的唯一代表，这是无论谁人都不能否认的。”“北伐军出师之初，不是宣言只在打倒北方军阀谋国民革命之实现吗？五色国旗正是五族共和的代表，与军阀何干？……且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不过一党旗而已。在任何国家可以有多数政党，若果党旗可算国旗，那么，每个国家都有几样国旗了。试问世界上有过这种事吗？”……这些言论，比起今天公政会的，神气得多了。

到了1927年，国民党在动手查扣书刊外，开始动手抓人。青年党领导人曾琦，在这年8月30日被捕，幸亏他运气好，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王宠惠力保，才得脱身，避往日本。其他的青年党员杀的杀、关的关，全无宁日。青年党的中央党部，设在上海英租界西摩路静安寺路口一座弄堂房子里，只剩两个秘书看家，在外国人的庇护下苟延残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曾琦在《大公报》发表《一致对外与一党专政》，公开指出“在一党专政之下，唯国民党始有公开活动之权，其他政党之分子则等于褫夺公权之罪犯”，其实褫夺公权还算是客气的呢，照国民党特务头子之一陈立夫后来告诉李璜的话，许许多多青年党员根本就给丢到黄浦江里头了！国民党的威风，由此可见！

岂可得乎？岂可得乎？

青年党虽然备受国民党迫害，但是被迫害久了，也未免脸蛋走样、面目全非，首先他们只想如公政会一般的，想做国民党的“诤友”，但国民党是威风的，谁要你来浄！据陈启天《寄园回忆录》透露，当年青年党的困境是：“与国民党合作，但国民党只希望我们加入国民党”，只要你个人，并不要你青年党；“不与国民党合作……〔青年〕党的活动感觉困难”，也是一筹莫展。到了九一八事变以后，青年党的投靠斜度，开始愈来愈斜，首先是左舜生见蒋中正的事。据左舜生1966年9月跟我的谈话，他在1934年5月去庐山见蒋中正，起自蒋中正先给他一个电报，约他去谈。他去谈以前，在上海中国饭店曾与曾琉讨论利害得失，曾琦表示赞成。左舜生说：“你既赞成我去，我却有三点必守的原则：一、团体不失立场，二、个人不失身份，三、为国家之故，可能与国民党合作，但绝不参加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就这样的，他在庐山同蒋中正谈了两次话。第二年，蒋中正就要他到国民党党校中央政治学校（今天政治大学前身）教书，帮国民党训练党员，第一道与国民党党中央的线，就如此这般的搭上了。我没问左舜生，这么多年下来，他的与国民党合作，“团体不失立场”“个人不失身份”又如何能坚守不变，因为我知道他答不出来，他又如何能答得出来？与虎谋皮而要保持自己，岂可得乎？岂可得乎？

其实，纵使卖身投靠，与国民党合作，国民党也只是“只要个人不要党”而已。李璜《学钝室回忆录》中透露：“……青年党与国民党之是否能公开平等的合作，则我们都认为非等到全面抗日，蒋先生确认非团结全民不为功时始有其可能。因据舜生与我先后晤蒋先生所得之印象，蒋先生对舜生只谈及日本问题，对我只谈及四川问题，皆未当面提出党派团结合作问题。虽有黄膺白先生一再从中拉拢，似乎蒋先生本人尚未予重视，则我们只好静而观之。”

青年党在“静而观之”之余，其实仍不断的表态。1936年蒋中正五十大寿，曾琦就去洛阳见蒋中正，并亲撰贺联曰：“还我河山，敢因蜀洛怀私见；期君耄耋，直迈曾胡立大勋。”字里行间，已经一片公政会“恭贺先生新禧，并祝贵党万象更新”式的肉麻矣！

“丑剧”连台、“劣绩”满身

李璜在《民主潮》发表《述曾慕韩生平政治行动之一贯方针》里说：“民十六年冬，洪兰友持陈布雷之信（洪陈两先生与本党同志多有私交甚深）转达蒋先生之意，要求青年党解散，而加入国民党。”可见国民党对青年党“只要个人不要党”的政策，一开始就昭然若揭。青年党人跟国民党搭线，“你不要不喜欢我，请你承认我”，多年努力，全部无效。直到抗战开始后，1938年4月21日，左舜生致函“介石、精卫先生”，重申一厢情愿，信中和公政会这次写信一样，也用的是“半吊子文言文”，不过没那么烂，信中也同样提到“国步犹艰”之意、也同样抬出“中山先生”、也同样有“耿耿之怀”、也同样“敬候明教”，最后是“中国青年党代表左舜生谨启”。三天以后（4月24日），蒋中正、汪兆铭回了信，表示鉴此“拥护政府之赤诚”，“弥深感慰”。信中三次提及“本党”，却一次也不提及“贵党”，为什么不提？不高兴提！虽然这年春天，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抗战建国纲领》，发表宣言，愿与全国各党派一致合作，已隐含承认各党派之意，但严格说来，所指当时只中国共产党适用，国民党这时候早已承认共产党于先，对青年党，国民党与之换封信就算变相承认了，所以换信的内容，还是疙疙瘩瘩的，还是对人不对党，虽然这样，青年党还比今天的公政会风光得多多呢！——国民党今天对公政会的肉麻信，甚至理都不理呢！

由于换信时候青年党说“愿与国民党共患难”，国民党却根本不提青年党，只是承认这批人而已，当时青年党的“中央同志多不悦”。曾琦说：“今国难严重，国家主义者当以国事为先，不必拘此小节！”于是青年党就做起花瓶来了。因为瓶功不小，甚至一度分到农林部长、经济部长干。最后花瓶带到台湾，整天给国民党赏心悦目起来，小节固然不拘，大节也“青菜”了！最后在国民党党中央的分化下，闹到青年党党中央多胞案以至夺屋案，乃至今天的广告战启事战，整天丑态百出，令人又好气又好笑。曾琦在1947年4月23日“国府委员会成立时”，曾有臭诗二律，开头是：“亡命江湖廿四秋，朝堂初入泪交流。”一派只会自得不知自失丑态，真是诗中有画。三天以后（4月26日）他写日记，说：“所望无他，唯现在不演丑剧，将来不留劣绩而已。”事实的演变是，青年党做了花瓶以后，“丑剧”连台、“劣绩”满身，它对国民党的致书下场，最后不过如此！国民党“开诚布公之容忍态度”，最后原来如此！

从低调到走调

以“一片冰心在玉壶”起家的青年党，在前仆后继，多少血泪、多少入狱、多少伏尸之后，最后把棋走错，前功尽弃，落得“一片贪心在花瓶”，这一历史，在“民、青两党”中的民社党方面，也是大同小异，自然无须多写了。

今天费希平、林正杰之流致书国民党，论品格、论处境、论筹码、论文笔，其实全在当年青年党诸公之下，但在奇蠢无比一点，却远在那些“思想落后之徒”之上。至少当年青年党诸公还没有前例可循，他们容或失足，被国民党给种下千古恨，再回首已是百年身。但是，青年党诸公失足这一历史教训，今天费希平、林正杰之流却全然无知，或者明知故犯，而丝毫不以为前车之鉴，这就真令我们党外不敢领教了！

27日的《向前看》上，费希平、林正杰之流竟不知认错，还展开不辩或强辩，还挽出书呆子吕亚力、蔡墩铭之流说这封信“并未破坏原则”、“对党外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实质影响”、“‘应该’算很妥当”的话，他们真是浑得物以类聚了。看了上面我举的青年党的写信史，我们难道还敢说没有“实质的损害”吗？“背离党外应有的路线”与“纯正路线”，妄耍老小政客的“政治艺术”，究竟是什么下场，我们难道还怀疑吗？

林正杰说：“在政治世界中，如果认为唱高调就可以成事，就未免太单纯了。”不错，唱高调是不能成事的，但是唱低调能成什么事，也更为可疑，抗战前的“低调俱乐部”诸公，最后且是投降敌人的汉奸派，低调之不单纯，也就自不消说。今日的问题是，不管高调低调，调门儿总得党外就像个党外。最滑稽的是，以低调自命的人，最后甚至连低调都荒腔走板，“呕哑嘲哳难为听”，这样子的党外，只能称为走调了，哀哉！

1984年12月28日晨3时至9时

答复费希平先生的答复

费希平先生写了一篇《答复李敖的〈不怕他拆怕你拆〉》，投给《发扬周刊》，于1月7日刊出了。《发扬周刊》在“编按”中说：“本刊秉持‘示人以广’的原则，虽然对费文的观点不予苟同，甚至文中或有与事实不符之处，仍然不惜篇幅，全文一字不改照登，让读者比比看谁才是货真价实的党外。”为了给“谁才是货真价实”举证、为了给费希平先生的大作“与事实不符之处”进一解，我决定写这篇文字。

关于“理性”与“牛”“鸡”部分

费希平先生文章劈头就说李敖是“毫无理性的人，和他来谈大道理，简直是对牛弹琴”。对这些话，我不在我身上答辩。我只是说，有“理性”的费希平先生口出此言，是否“理性”，恐怕就有点可疑。因为有“理性”的人，绝不全盘否定别人的“理性”，当然费希平先生也许说你李敖不是人而是“牛”，但纵使是“牛”，也非“毫无理性”。拉丁文有Boslocutusest.之谚，意谓Theoxhasspoken.“牛”亦人言以为警世也。费希平先生的问题是他的“琴”弹得不好，弹出了“政治艺术”大走调，以致人也好、“牛”也罢，都听得无法忍受，因此我们就说几句、哼几声，不料却惹来费希平先生这么“理性”的谈话。费希平先生把反对他的人，总是喜欢赐予没理性的大帽子，他骂陈水扁先生“实在什么也不懂”、“实在不可理喻”①，就是骂李敖的同一模式。费希平先生骂陈水扁先生，说：“他初出茅庐，太不懂政治艺术，也不懂从政之人应有政治风度，‘政治是艺术，不是斗鸡。’”②但我实在不明白，有“政治风度”的人，可以这样骂人吗？写信给国民党蒋彦士，“政治风度”不厌其小生有礼；骂起公政会自己会员来，“政治风度”不厌其老气横秋，这种弹性风度，又算哪一国的风度呢？你说“政治是艺术，不是斗鸡”吗？我看费希平先生却正正被国民党当作“斗鸡”处理，国民党不但“斗鸡”，还斩了党外的鸡头呢！费希平先生同意取消“党外”字样，此非被斩鸡头而何？费希平先生说：“我们与国民党沟通，才能引起民众对‘公政会’的同情，此时此刻，‘公政会’如果姿态过高或摆出架子，反而会引起民众的反感。国民党如果不和党外沟通，责任在国民党③”。现在可好了，“沟通”的结果却是引来砍头式的戏剧效果，当然“责在国民党”、当然“引起民众对‘公政会’的同情”，但是，又怎样呢？你的鸡头没有了，“不怕他拆怕你拆”，你果然把党外的招牌给拆了，这种丧权辱党外的低能与低段，还自吹自擂是“政治艺术”，我们实在忍不住要套伏尔泰（Voltaire）骂“神圣罗马帝国”的句子，而要说它既非“政治”也非“艺术”了！

关于“程序上的错误”部分

我在《不怕他拆怕你拆》中指出：“12月6日下午，公政会却偷偷摸摸，以限时挂号寄了一封秘件给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蒋彦士……这封秘件发出后，不但党外一般人被蒙在鼓里，公政会的诸公有的竟也在见报后，才发现写的是什么。追查之下，林正杰的杂志说是由公政会‘秘书处交由秘书起草’的，‘完成后，并由理事长费希平、秘书长林正杰加以润饰，理事张俊雄亦看过’，就发出去了。林正杰辩称是‘作业的正常程序’，这是既没常识又没诚意的说法。”费希平先生答复我，说：“这封信除了经过理事会的授权之外，副本也分送各报社发表，《自立晚报》并将全文一字不漏的刊登。李敖所谓‘一般人被蒙在鼓里’以及‘偷偷摸摸’者，完全是一片谎言。”费希平先生这种答复，显然在瞒天过海。因为依照公政会组织章程第6条、第9条及第11条规定，理事会只不过是执行机构，而会员大会才是决议机构。理事、秘书长行事要依大会的决议，才是合乎程序。这样致函国民党的大事，不经过大会决议，就写了信、发了信，当然是越权的，也是不合乎“常识”与“诚意”的。

费希平先生又答复说：“李敖这番话真是‘既没常识又没诚意的说法’，根据公政会的组织章程，会员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发生重大事故时才能召开临时会员大会。所以在吴伯雄发表声明之后，我们也召开了一次会员大会，在会员大会中决定，如何应付国民党拆招牌的问题，由理事会全权处理。按照‘作业的正常程序’，会员大会既然决定由理事会全权处理，而理事会又决定写信给国民党秘书长蒋彦士，表示我们与国民党沟通的意愿，至于信中的内容，只要不违反我们‘坚持不拆’的原则，公政会秘书长当然有权处理。如果像这些鸡毛蒜皮小事，都要召开会员大会公决，恐怕公政会的会员也不耐其烦了。关于李敖所说：‘纵会员缺席，亦应送审，综合每人阅后意见，再成定稿。’更是荒谬之极。按会议规则，未出席会议者，即表示放弃发言权，而服从会议的决定，没听说会议所做的决议，再送各会员个别审查的说法，难道多数人要服从少数人的意见吗？不知道李敖先生是从哪国学来的会议规则？像这种‘政治水平不及格’的谬论，居然出之于自封为‘大文豪’的李敖之口，我感到非常遗憾！”费希平先生这种答复，显然又在瞒天过海了。第一，这种致函国民党的事件，绝非“鸡毛蒜皮小事”，说它是“鸡毛蒜皮小事”，是欺人之谈。我说的“任何智虑成熟而有诚意、不垄断、不弄权的政治工作者，都不会干出这种没章法、没水准的鲜事，但费希平、林正杰却优为之。他们一老一少，这样子目中无人、这样子擅权妄作，实在要不得！”正是指此（至于判断大事与“鸡毛蒜皮小事”的分际，看过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中他和叶恭蜂讨论那一段，自然立刻会心而知）。第二，费希平先生说：“按会议规则，未出席会议者，即表示放弃发言权，而服从会议的决定，没听说会议所做的决议，再送各会员个别审查的说法。”此一答复，又是不通。公政会在12月9日召开临时会员大会，主要目的是讨论公政会的合法地位问题，而致国民党的函却早在12月6日就寄出了。寄信在先，开会在后，费希平先生假惺惺的怪反对他的人不来开会，其实来开又怎样？信早寄出去了。第三、政治上重大文字发文前，为集思广益，先把文件送有关人士表示阅后意见，再成定稿的做法，是古今中外从政者都会做的事（甚至蒋中正《中国之命运》出版前，都知道此一例行手续！），费希平先生为何不能？苟“智虑成熟而有诚意、不垄断、不弄权”，把草稿给大家先看看又何妨？这样既周到又有礼貌，又何乐而不为？

所以，总归起来，我所指出的程序上的错误，费希平先生的答辩都不能成立。

关于“实质上的错误”部分

我在《不怕他拆怕你拆》中又指出：“纵使费希平、林正杰自以为他们有权发这封信，但在信的内容上，他们也无权这样草率处理。这封信全文用的是很烂的半吊子文言文，思路不清、用语猥琐、立场含混、态度游移，例如把正常用于对父母身上的‘劬劳’字眼，用在对蒋彦士身上，这叫什么！例如12月6日就给人拜年，这叫什么！更不得体的，是它通篇口口声声，都要求‘沟通’、要求‘指教’、表示我喜欢你（‘期能作为贵党之诤友’）、你不要不喜欢我、请你承认我。这种低三下四，完全不合民主程序的常规，也完全失掉了党外人士的立场与尊严，这是很愚蠢的。费希平、林正杰一老一少，这样子目中只有国民党、这样子擅权妄作，实在要不得！他们这样‘予“愚”自雄’，显然犯了实质上的错误。”关于上面这些实质上的错误，费希平先生没有一语自辩，自属全部默认无疑。

关于“万年立委”的代表性部分

我在《不怕他拆怕你拆》中又指出：公政会用费希平先生做理事长，是不能“坚守原则”的、“根本就是违反党外的原则的事”。因为费希平先生“正是三十多年前大陆上选出来的‘万年立委’之一，这真是最荒谬的事！”“万年立委”之不能符合“公职人员”的条件，不必我说，即使费希平先生自己，也夫子自道过。费希平先生答复我，说：“我是三十多年前大陆上选出来的立委，我也承认现在不能代表大陆上的民意。但是，李敖先生却不了解，中央民意代表不是地区性代表，而是全国性代表。这三十多年，我在“立法院”的言行，完全符合党外所追求‘民主法治’之目标，所以我所代表的民意，可以说是党外的民意，因而党外选我做公政会理事长，当然也不违背党外之原则。”费希平先生这种答复，是完全站不住的。因为他把“没有合法地位”和“有追求‘民主法治’之目标”的“言行”，混为一谈。“三十多年前大陆上选出的立委”，他们一、不合法；二、纵合法也过期三十年；三、已完全失去民意的代表性。总归一句：他们是“没有合法地位”的。这一没有合法地位，自不容你说你有“追求‘民主法治’之目标”的“言行”就反证为合法，这根本是两码事。有“言行”是你自己的事，是另一回事，根本和“合法地位”牛头不对马嘴。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没有任期届满后的议员，只消宣称自己有“追求‘民主法治’之目标”的“言行”，就可继续不经选举，老下脸皮再干下去，并且一干三十多年的！费希平先生这种答复的理由，于情理、于逻辑、于政制，都是不通的，并且都是笑话——厚脸皮的笑话。说这种笑话，“也不知道‘羞耻’二字作何解释”了。

费希平先生又答复说：“也许李先生问我，你既然认为能代表党外的民意，为什么不辞去万年立委之职，再参加选举呢？我不辞职与不参选的理由很多，其中最主要的理由是，党外能争取的名额有限，因此我宁愿做国民党的塞子，而不愿做党外的塞子。”费希平先生这种党外名额论，真是一种奇论。他口口声声说他代表的民意，“是党外的民意”，但他不知道，不论他多么努力，他既然在“立法委员”的合法性身份上站不住，他的努力都会在自我矛盾中互相抵消或扭曲。为费希平先生计、为整个体制内外改革着想，费希平先生实在应该表现人间大勇，干脆辞去“万年立委”以谢国人、干脆辞去“万年立委”以为抗议。“立法院”中的党外人士反正是少数，多费希平先生一个没有意义，但少费希平先生一个就意义无穷。费希平先生辞职，丝毫没有说费希平先生不重要的意思，费希平先生如认为自己重要，何不辞职后再参加竞选？如果人民选你，你失而复得，该多风光、该多磊落；如果人民不选你，你也值回票价，因为那时候，你倒真可代表那些“万年立委”们，证明给他们看：人民已如何弃他们如破鞋，他们如何禁不起民意的考验。你在去留之间、得失之间，可达到这样高的效果、这样妙趣无穷的余味，你有这样重要，岂不一身系天下公论了吗？一个人的自处，可以这样动关天下，今日台湾，除了费希平先生以外，又有谁呢？可惜的是，费希平先生智不及此、仁不及此，也勇不及此，他仍旧非法的、无耻的眷恋“立委”的职务，并编出一大堆连他自己也不相信的理由来粉饰他自己，这真是他的悲哀！

关于“党外性”部分

我在《不怕他拆怕你拆》中指出费希平先生“实在是一个糊涂人、一个政治水平不及格的人、一个见风转舵的机会主义者，在气质上、习性上、程度上，其实与一般老政工、老国民党无异，他的党外性是很可疑的。”费希平先生答复我，说：“如果党外所追求的是‘革命’、是‘台独’，我的确没有这种‘党外性’，在许多场合我曾公开发表过这种论点。如果党外所追求的是民主、自由、法治、人权，我的‘党外性’是百分之百，稍有良知的人是不会怀疑的。”现在就以“党外性”如费希平先生自己的定义来看费希平先生自己：费希平先生口口声声说“在《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中国民主党创办人雷震先生被捕之后，全台湾的民主人士都噤若寒蝉，没有人敢为雷先生讲句公道话”，就“只有费希平”讲了，这是抹杀别人、贪人之功的。当时为雷震先生讲话的，大有人在，殷海光先生就是此中翘楚。费希平先生自承当时他和“《自由中国》毫无瓜葛，与雷先生也仅有一面之缘”，这话就大穿帮特穿帮了。《自由中国》停刊时，已是1960年，已经在台湾为“民主、自由、法治、人权”奋斗了十多年，请问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你费希平先生那时人在哪里？“百分之百”的“党外性”又在何方？你那时候，正是“噤若寒蝉”的国民党党员啊。在别人为“民主、自由、法治、人权”奋斗、受难的时候，你老先生正躲在一边纳福哩！你说你“这三十多年”，“在立法院的言行，完全符合党外所追求‘民主法治’之目标”，在时间上，未免算得太长太早了吧？我说你是“一个见风转舵的机会主义者”，正是指此。我不会说你是在雷案高潮、举世同情时跑出来作秀，但你十多年中埋头做国民党党员，“和《自由中国》毫无瓜葛”，在雷案发生时摇身一变，却是我会说你的。你说你为雷案讲话，“只因为国民党政府，在民主宪政金字招牌之下，给无辜之人乱扣帽子，我基于义愤，才发出不平之鸣。”但我们奇怪的是国民党政府”这种行径，又何代无之？何时无之？你的“义愤”，为何又迟到1960年才发作？并且发作也只是县花一现，在雷案“不平之鸣”后，又睡觉了？

这觉可睡得长，一睡就是九年，在费希平先生自吹自擂的“三十多年”“党外性”“言行”中，雷案以前的十多年里，他几乎一直埋头大睡；雷案以后的九年里，他几乎又回头睡个不绝，在三十多年中的二十年的“费伯大梦”之后，在就发生了美丽岛事件，这时最奇怪的事发生了，就是费希平先生的落井下石。费希平先生在美丽岛事件前，还跟黄信介先生等一起联合质询呢，可是事件一发生，“百分之百”的“党外”费希平先生就反打黄信介先生一耙，费希平先生首先在1979年12月14日《台湾时报》上见风转舵，说“被捕的人‘不值得同情’”、“政府当然应该依法严办、继而在次年1月15日《台湾时报》上发表《对美丽岛事件应有的认识》长文，歌颂国民党政府使台湾“安居乐业”，指责“党外人士的错误”，一口咬定暴力事件是党外人士干的，而不是国民党唆使流氓干的。当我在前年写文章挖出这一落井下石行径以后，费希平先生在《前进》第一期答复我，说“被捕的人‘不值得同情’”之说，“或许报纸误载，或李敖的引用发生错误。”还想狡赖④。但是今天他答复我，却改口了。他说：“首先我应该说明，我不是《美丽岛》杂志的一分子，在美丽岛事件发生前，我也没有参加过党外的活动。在《台湾时报》我写的那篇文章，纯粹是以第三者立场评论美丽岛事件。我的一贯主张是，台湾没有革命的客观条件，我们应以民主方式改革当前的政治，因此我不同情美丽岛党外人士这种冒险作风。可是后来，国民党当局以叛乱罪审判他们，我认为这是违法的裁判。这些人所犯的罪，顶多是妨害秩序罪与妨害公务罪，判三年五年已经够重了，没有想到军法机关竟判了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这不是一个法治国家应有的现象，所以我才转而同情美丽岛的受刑人。”⑤看到了吧？

费希平先生在雷案发生前，“和《自由中国》毫无瓜葛”；在“美丽岛事件发生前”，“也没有参加过党外的活动”。他这位“百分之百”的“三十多年”的“党外”，竟还摇身一变以“第三者”身份帮国民党发言呢！他自己承认“转而同情美丽岛的受刑人”是在判决重刑以后，在判刑以前，他不但落井下石，还把他那伟大的“同情”，吝不施予呢！费希平先生质问李敖，说：“现在你居然诬蔑我是‘见风转舵的机会主义者’，你的良心何在？”检讨了上面的铁证，我不在他处的“良心”还是忍不住要说：费希平先生实在是不折不扣的“见风转舵的机会主义者”，他在雷案发生后是第一转；在美丽岛事件发生后是第二转，每一转中都包含了“将往复旋若有情”的大小转、前后转、来回转。费希平先生举出他为“李庆荣的文字狱、林宅血案、陈文成命案以及王迎先命案”先后提出的多篇质询，我们都承认有“不平之鸣”的表现，我们奇怪的是：这些都是美丽岛事件以后，党外风起云涌举世同情后的事、是最近几年的事，费希平先生“三十多年”的“百分之百”的“党外性”，竟拖到最后几年才“不平之鸣”起来，这不是“见风转舵的机会主义者”，又是什么？他今天时过境迁后在“立法院”为柏杨先生放马后炮了，但是，在当年柏杨先生出事时、在李敖之流冒险义助柏杨先生时，他的“不平之鸣”又在哪儿？费希平先生真不愧是“赶搭巴士”的能手……（编者略）他以其能手也，在短短几年中，坐直升机蹿起在党外阵营，非正色而夺朱，属异种而称王，扶摇直上，干上党外公职人员的虚君地位，党外之待他，不可谓不厚，他如能在巴士上、直升机上，去好好干，我们自然也不因他是后起之老秀，而不与人为善，但他却老而不改其“见风转舵的机会主义者”的性格，这次公政会致函事件和改名事件接踵而起，就是最新拷贝，这就真令我们无法一忍再忍了！

关于“谁制造党外分裂”部分

我在《不怕他拆怕你拆》中指出，费希平先生在前年主持党外后援会时，忘其所以的跑到张德铭先生非法集会上的错误，费希平先生答复我，说：“我参加张德铭的集会，是为了要调节张、许之间的冲突，如果我完全站在许国泰的一边，不理张德铭的邀请，就失去了我的中立性与公正性，我又如何去调节他们之间的纠纷呢？当张德铭召开集会的时候，第二选区并未成立后援会，也许有个筹备会。我记得在第二选区成立后援会时，也邀请我参加，后来由于双方无法妥协，所以后援会对第二选区并未提候选人。在未提候选人之前，两方面的集会我都应该参加，谁也无权说对方召集的会是非法的。其实张德铭在第二选区从事竞选的部署在先，而许国泰原来没有参选的意愿，他的参选是受李敖的怂恿所致，由许国泰参选声明是出于李敖的手笔，就是一个有力证明。李敖这种分化党外的卑鄙手段，明眼人一看便知。所以张、许之间的争执究竟是李敖制造的？还是费希平所引起的？我想张德铭与许国泰心里都很明白。”看了这些话，我不明白的有两点：一、按照规章，“桃竹苗党外后援会代表推选”的“任务”，全在第二选区的四位筹备委员身上，也就是在林清松、简锦益、黄玉娇、傅文政四位身上，除了他们四位以外，任何人是不能假借“党外后援会”的名义，去发请帖的，这是常识。可是，当张德铭先生非法发这种请帖、非法召集这种名义下的大会的时候，费希平先生却跑去参加了。费希平先生说：“在未提候选人之前，两方面的集会我都应该参加，谁也无权说对方召集的会是非法的。”这话大错特错，因为两方面的集会尽管集会，但任何一方面都无权假借“桃竹苗党外后援会代表推选大会”的招牌，而当时张德铭先生却正假借着这种招牌（许国泰先生并未如此）。当时费希平先生首先上台发言，盛赞张德铭先生是立法专家，并指出“立法院”不能放弃这位专家，这是明显的为一方助选，而非“调节张、许之间的冲突”，这是“中立性”吗？这是“公正性”吗？当时苏贞昌先生、谢三升先生，也都上台捧了场。但是，按照党外后援会的委员名单，我们知道：费希平先生是中央后援会“党主席”意味的执行委员、苏贞昌先生是第五选区的筹备委员兼召集人、谢三升先生是第四选区的筹备委员，他们所以得到这些头衔，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本身不参与年底“立委”选举，参与年底“立委”选举的人是不宜当委员的，因为立场不能超然、不够客观。因此，各地区选出筹备委员及召集人，就是请他们超然处理、客观行事。张德铭先生既是本身参与年底“立委”选举的人，他当然没有“负起这个责任召集”的身份，但他却这样非法召集了，这种根本反民主的行径，居然还说是“在带动整个民主运动往前走”，这不是可耻吗？而费希平、苏贞昌、谢三升三先生，居然也忘了他们应该超然而客观的身份，也参与了非法召集的大会，做了根本反民主的行径，居然还说在推动后援会往前走，这不也是可耻吗？今天费希平先生不自己认错，反倒侧过头来，咬李敖一口，说李敖“怂恿”许国泰先生参选，是李敖“分化党外的卑鄙手段”，这岂不太好笑了吗？李敖正是代他们诸公坚守党外规章的“忠贞分子”啊！你们订了规章你们自己不守，李敖劝你们守；你们背离了党外路线，李敖请许国泰先生维系路线，李敖有什么错？错的是你费希平先生自己啊！

关于“究竟什么时候党外忽然冒出一个李敖”部分

费希平先生答复我的全文中，我觉得最鲜的一件事：就是他老先生对李敖的身份，居然怀疑起来了。费希平先生说：“请问，你李敖除了会骂人之外，对民主运动究竟有多少贡献？你除了帮助国民党破坏党外团结、制造党外分裂之外，你又为党外做了些什么？”他又说：“究竟什么时候党外忽然冒出一个李敖，也自称是党外，他的党外身份值得怀疑！他对党外有什么贡献？他参加过党外的活动吗？他参加过党外的聚会吗？他为党外候选人助过选吗？这位李敖先生不但自命为党外，而且大言不惭地以党外的太上皇自居，君不见他所说的：‘以上五点，如果不能全部做到，身为公政会会员的人，应该立即退会以为抗议，以证明你们有洁身自爱、为原则争去留的决心。否则的话，我们必然把你们视同费希平、林正杰之流，到那时候，一切就都太迟了！’李敖以这种命令式的口气，来指挥党外，威胁党外人士，他真是太狂妄自大、目中无人了，也不知道‘羞耻’二字作何解释！”看了这些话，我觉得太好笑了！看了费希平先生全盘抹杀李敖“三十多年”来反国民党的完整纪录、看了费希平先生自己“三十多年”来见风转舵的摇摆历史，对比之下，我真觉得好笑极了！想当年李敖做党外先锋、为党外披荆斩棘时，我们的费希平先生真不知道还在哪里，如今究竟什么时候党外忽然冒出一个“费老”，他摇身一变，居然还怀疑起我们来了、还给我们下起“羞耻”的定义来了，天下滑稽之事、数典忘祖之事、大言不惭之事、不知“羞耻”之事，真正无过于此了！同样是这么一个人，他在当年是公然的冷血国民党、公然表示不同情坐牢的党外人士，可是曾几何时，在三普饭店欢迎政治犯归来的餐会上，他居然摇身一变，成为“致训”的主持人了。我们真要引以为耻！我们真要被他给羞辱尽矣！

如今，这位费希平先生羞辱我们之不足，居然还见风转舵，要配合国民党的羞辱，要自己拆掉党外的字样与招牌了，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党外有志气、有骨气的人，实在不能再忍耐了！我们必须揭发他、拆穿他，使他知过，然后知过能改。只要费希平先生知过能改，我们当然欢迎他是党外，只是—定要限定他的权限范围，别再让他胡来了——他胡来得太久了，实在该歇歇了！

1985年1月8日

①1984年12月15日《民众日报》。

②同①。

③同①。

④1983年9月3日，费希平先生在《前进广场》写《答李敖的<费希平自处之道>》，有这样的话：“最奇怪的是，我本来与《美丽岛》毫无瓜葛，可是，当‘美丽岛事件’发生后，《疾风》杂志社一群文化流氓，冲进立法院，手里拿着标语，要‘枪毙费希平’之后，《自立晚报》与《台湾时报》来访问我，我说了几句公道话。第二天《疾风》杂志社劳政武打电话威胁我，要我小心。但是，李敖却说：‘连发生个美丽岛事件，费希平先生都见风转舵，说被捕的人不值得同情。’不知道这些话从何说起？”可见他直到1983年冬天，还想狡赖他没说过“不值得同情”的话呢！

⑤费希平先生明明在1979年12月14日《台湾时报》上主张“政府当然应该依法严办”的，怎么忽然又慈悲起来了？

附录一

1979年12月14日《台湾时报》

立委费希平说讲民主不能用暴力，被捕者不值得同情，因为他们做得太过火了

〔台北讯〕立法委员费希平昨晚表示：姚嘉文等十四人的被捕，对民主政治“当然”有影响，但被捕的人“不值得同情”。

有人认为，所谓“党外人士”的存在，对政府还是能产生些监督作用，这些人的被捕，对民主政治很不好。不过，他特别强调，民主不能实行暴力，真正的暴民政治还不如专制。他说：法国在大革命之后没有法治，完全是暴民政治，老百姓很痛苦。

费委员认为《美丽岛》这些人，对客观环境的了解不够，做得是过火了，冲劲很大，却没有谋略，把今日的政府当成革命对象，根本上就是一种错误。他表示，他对现在的政府也不十分满意，但却承认它是一个进步的政府。

早在《美丽岛》各分处被毁的消息传出时，费委员就有预感，知道会有今日的情况发生，他随即和《八十年代》的总编辑司马文武联络，表示如果有机会，愿意和黄信介等人见面谈谈，希望能再以自己在政治方面的经验，告诉他们要多做考虑，不要太冲动，也不可轻看国民党，要想参与政治，只能规规矩炬的走民主路线，正当的参加选举，绝不能使用暴力。

知道他们被逮捕后，他反复的说：“都太年轻了！”不过，费委员觉得他们这些人“不值得同情”，竟然不智的选择暴力这条路，为了社会安宁与国家秩序，政府当然应该依法严办。

附录二

对美丽岛事件应有的认识（费希平）

一群不成熟的政治狂热分子，不了解民主政治的真谛，不了解客观的环境，也不了解国际的形势，盲目地、冲动地，欲以革命的手段夺取政权，以致造成高雄暴力事件。这是国家的不幸，也是民主政治的不幸。美丽岛事件虽然已成过去，但尘埃还没有落定，这群党外人士的错误何在？国人应该有个清楚的认识与了解，才不会重蹈覆辙。

民主与法治不可分离

谈民主就不能离开法治，因为法治是民主政治的有效保障，只谈民主而忽略法治，必然形成暴民政治。法国大革命之后，旧的秩序业已崩溃，新的秩序没有建立，国家的政权落入一群暴民手中，人民没有法律的保障，生命朝不保夕，当时法国的国民大会分为三派：其一为基隆德派，党员多为富裕阶级，反对暴动，政策趋于保守；次为山岳党，党员为中产阶级与工人，主张共和，政策过于激进；再次为平原党，占议会多数，无一定政见，依违于两派之间。后来山岳党控制了政府，铲除异己，大开杀戮，1793年与1794年是沾满了血腥的两年，历史上称为“恐怖时代”。1795年拿破仑以法律与秩序为号召，获得国人的拥戴，最后他顺理成章登上了皇帝宝座，于是法国的民主政治只落得昙花一现。这段历史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暴民政治不如专制独裁。从事民主政治运动的人士，对这段历史的教训，应该有所了解。

美丽岛党外人士自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革命事业，可是革命的对象必须具备革命的条件。就法国大革命而论，因为法皇路易十六仇恨英国，他不顾人民的痛苦与国库的空虚，全力援助美国独立战争，使得法国财政陷于破产之境地，结果他也被迫走上了断头台。当时法国社会的经济贫富悬殊……少数贵族与僧侣拥有大部分土地，他们享有特权，不纳赋税，每天沉醉于声色犬马之中……占大多数的农民与布尔乔亚，只有小部分土地，而负担最大的税额，他们挣扎于饥饿与死亡边缘，因而形成了法国革命的有利形势。

他们找错革命对象

我国在清末，清廷政权掌握在一个无知无识的妇人手中，朝中充满了唯唯诺诺的奴才，光绪皇帝自幼生长在西太后淫威之下，懦弱无能，他虽有变法图强之意、百日维新之政，终为保守势力所摧毁。彼时中国之处境异常危急，甲午之役，清廷一败涂地，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义和团之乱，八国联军攻进北京，中国陷于瓜分之危；全国上下莫不切齿痛恨满清政府腐化无能，于是革命之花开放、革命之果成熟。有识之士在国父领导之下献身革命大业，前仆后继，经过十次失败之后，武昌举义，全国响应，两千余年专制政体终告瓦解，中华民国政府于焉建立。

认清台独分子的理论

看今日台湾的情况如何？自政府实行耕者有其田政策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民所得逐年升高，社会财富渐趋平均，生活在安居乐业环境中的人们，谁愿意铤而走险，从事于暴力革命？此次美丽岛事件引起国人普遍反感，便是一个有力证明。我们认为，美丽岛党外人士找错了革命对象，他们的革命对象应该是中国大陆上的共产政权，而不是丰衣足食的台湾。

美丽岛事件发生后，一群不满政府的人士，在美国宣布成立“台湾建国联合阵线”，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台独组织。台独的组织既已公开，我们对台独的理论似乎应该有个正确的了解。

在美国“台独分子”不承认他们是中国人，这种说法是非常荒谬的。根据历史记载，台湾人除了山地同胞外，都是福建与广东的移民，台湾人与大陆人的血统相同、文化相同、生活习惯相同，如果说台湾人不是中国人，简直是数典忘祖。台独分子因为不满意政府，居然不承认他们是中国人，这好像与家庭意见不合的孩子，在外面不承认是他爸爸的儿子，同样幼稚可笑。

台独分子另一种说法是，他们不喜欢共产政权下的生活方式，所以不欢迎中共来统治台湾，如果台湾成立一个独立国，就可以避免中共的统治。台湾独立是否能阻止中共统治台湾呢？结果恐怕是适得其反，台湾政权一旦落入台独分子手中，必然形成一个混乱的局面，中共面对一个不安定的政权，正是进攻台湾的最佳机会。唯今之计，只有全国上下团结合作，同舟共济，才能抵抗中共的侵略，免于中共的统治。

台独分子认为台湾独立之后，就有资格重新进入联合国，继而与我国已经断交的国家再建立外交关系，我们不致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这种想法似乎过于天真，中共进入联合国之后，已取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而常任理事国是具有否决权的，即使台湾宣布独立之后，申请加入联合国，试问，能够通过安理会这一关吗？至于那些已经承认中共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国家，又怎能承认台湾独立呢？进而言之，现在与我国有邦交的国家，尚有二十一国，台湾若是宣布独立，这些国家何去何从？是否会转而承认中共政权，谁也无从逆料。

台独分子的错误想法

台独分子对外宣传，台湾经济之有今天成就，应归功于日本人奠定的基础与台湾人的勤恳努力。台湾同胞的勤恳努力，当然是我们发展经济的重要因素之一，可是如果政府没有实行土地改革，没有大力扶植私人企业，没有农复会的孜孜研究，改良品种，辅导耕作，台湾的经济怎会有今天的繁荣？试想，民国三十四年政府接收台湾的时候，人民的生活状况如何？今天人民的生活状况如何？那时候国民所得多少？现在囯民所得多少？台湾在经济上的奇异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已经博得国际人士的赞誉，不是少数人的宣传所能抹杀的。

台独分子对外宣称，台湾人在外省人统治之下，没有参与政治的机会。这种说法更是一派胡言，台湾省级以下的行政首长及各级议会议长，统统是台湾人；在中央方面，行政院八部之中，有两部首长是台湾人，政务委员七人之中，有三人是台湾人，至于在立法院与监察院中，自实施增补选以后，台湾委员所占的比例，远较其他各省为高。请问，在日据时期，台湾同胞有这么多的参政机会吗？此种欺骗国际人士的谎言，实在不值一驳。

在今日人类的知识领域中，没有十全十美的政治制度，政府中的官员也不可能人人都是圣人，因此政治上的缺失，在任何国家都是无法避免的，只要执政者有接纳批评的雅量，有迁善向上的诚意，就是一个值得我们维护的政府。

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

政治家与政客是大有分别的：政治家的修养，必须有天下为公之胸怀，先忧后乐之抱负，邦有道则显，邦无道则隐，不为名利所困；政治家的言行，必须出之以至诚，不应该以演员的姿态，说些言不由衷的台词；政治家的作为，必须以多数人的幸福为前提，不可把个人利益或其团体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政客则不同，他们追逐于名利之间，谎言欺世，哗众取宠，名利所驱，无所不为。美丽岛党外人士，若是抱着政治家的崇高理想，为民主政治而奋斗，我们是百分之百赞成的；可是他们这次在高雄的表现，竟置国家安危与人民福祉于不顾，采取暴力行动，企图夺取政权，这是政客之流的行径，有识之士对于他们大为失望，我们不妨大胆假设，如果在这次美丽岛的事件中，他们达到了夺权的目的，以他们的学识、能力、经验，能否把台湾治理得有条不紊，实在是值得我们怀疑的。根据他们以往的作为，只能把这个安定的局面搅得一片混乱，给中共铺好一条大路来接收台湾。（1980年1月15日《台湾时报》）

（李敖读后感：一、此文通篇说党外坏话，并一口咬定暴力事件是美丽岛党外人士干的，而不说是国民党唆使流氓干的；二、此文通篇说国民党好话；三、此文如不标明作者，再由人们猜作者是谁，大家都会猜是宋楚瑜也！）

有感于尤清等人的谈话

5月1日，“台湾民主党建党委员会”在纽约联合国广场大酒店宣告成立。

5月3日，《自立晚报》登：

对于海外人士组织“台湾民主党建党委员会”，并将“迁党回台”，由党外人士担任常设干部一事，部分党外领导人士均持慎重态度，认为党外组党宜在国内自行进行，并采稳健步骤，以免引起政府及民众的疑虑。党外公政会理事长尤清表示，任何民主政党都是在国内组织发展的，不应在海外先行成立再移回国内，所谓“台湾民主党建党委员会”的成立，事先并未与国内党外人士有所联系，成立之后，党外人士也不会与其联系，而将循稳健脚步，先发展公政会组织，俟时机成熟，再行组党。

公政会理事谢长廷说，海外人士此一举动，虽然悲壮，但不易被国内民众所接受，只显示了我国民主政治的不成熟。党外公政会是党外人士长期共同经营出来的组织，未来将朝组党的方向努力。但政党是自然形成的，既不应莽撞从事，也不应擅加阻挠。立法委员江鹏坚指出，海外台湾同乡关心乡土的心情，值得肯定，但海内外环境不一样，组党运动不宜由海外引导，以免导致政府与民众疑虑，组党是宪法保障的人权，大可堂堂正正地在国内进行。

尤清等人的谈话，我认为是站不住的。海外组织新党，对在台湾组织新党（如果组织的话），并无害处，唯一害处也许只是使一些“占着茅坑不拉屎”的美丽岛事件受益人脸上无光而已。按人间常理，一个人提着裤子上茅房，蹲在茅坑上，占着茅坑，当然要拉屎，不管是干屎稀屎黄屎黑屎，他总该拉。可是他占着茅坑、蹲在坑上，却居然死皮赖脸，硬不拉屎。他不拉一大堆，反倒说了一大堆，推托什么没吃饱、闹胃病、生痔疮或便秘之类，其实都不能成为赖着不拉的理由。尤其不可以在别人在别的茅坑上拉屎之际，还说大话与风凉话。所以，尤清等人的谈话，是非常不得体的，至少此时此际，这些谈话是可以不说的。

何况，海外新党的姿势，一开始就很低。他们坦白表示：一旦台湾组织了新党，他们在海外的党，就愿降为台湾新党的海外支部或根本解散，这种低姿势，尚不能取悦或见谅于尤清等人，就更不可理解了。

我总觉得，尤清是一个好人，但他太糊涂、太缺乏抓到问题核心的能力。他运气极好，光凭一个好造型、好学历，就在别人受难之际，自己坐直升机蹿起成党外的大头。不幸的是，他的为人与才具，其实只能做李登辉式的figurehead而已，实在不足以表率群伦，或承当开创局面的大业，他误党外之罪，终不可免，只是其罪尚比不上康宁祥而已。

总之，尤清也、康宁祥也，他们号称党外，其实都是贻误党外的罪人。党外一天在他们的错误导向下，国民党就可一天高枕无忧。这些人“跟着巫婆学拜神”都不会，却妄想在国民党统治下耍手段、搞政治，真要被国民党笑煞也！

1986年5月9日

附录

冷眼看海内外打组党牌（杨正）

尤清真健忘！去年施明德绝食时，尤清经国民党百般阻挠获准与施明德见面。施明德以自己绝食呼吁党外立即组党。施明德知道国内党外人士不成材，组不了党，才退一步说：“如果不能马上在台湾组党，可以先在国外成立‘民主党’。”施明德讲这些话时是去年7月（他从4月1日开始绝食），十个月来，尤清不组党，现在海外人士要组党，要迁党回台，尤清却又搬出“应该在国内组党”的论调来与之划清界限，争夺组党主导权。但是，尤清到底要什么时候才组党呢？回顾尤清自从以获得五位党外省议员支持——五票当选监察委员，六年来，他“组党”一词不离口。监委任期就要满了，他的目标是年底竞选立委。可预见的是，尤清当上立委后还是念念不忘“组党”！等待尤清组党，就如同等待国民党反攻大陆一样！

去年，公政会邀请编联会筹备选举后援会之初，尤清甚且在编联会举办的座谈会中狮子大开口说：“党外可以仿效韩国反对派在选举前成立新党。”然而，事情后来的发展，却是——尤清担任理事长的公政会充分发扬康宁祥“保障现任者竞选连任”的“法统”精神，在选举火烧到眉头时，霸王硬上弓式的成立了一个完全不符政党精神的“选举后援会”。

最早，党外人士筹组选举后援会，是要突破党禁的变通做法。选后将后援会改以“党外公共政策研究会”之名称，成立常设组织。但是，它的成员是现任及历任的党外公职人员，并未把抬轿人、对民主运动有贡献的前辈、地方民众包容进去。公政会浪得“党外中央”虚名，其成员也挟此虚名迷惑社会大众。事实上，公政会最大的作用，是公职人员互相包庇，盗用“党外”名器，垄断党外参选。这一小撮党外公职人员搞“公政会”的作风与国民党垄断选举，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这样的公政会如何能担当推动党外组党的大任？公政会成员尤清等人一再说党外将循稳健脚步，先发展公政会组织，俟时机成熟，再行组党。”真是自欺欺人！（李敖按：这三段文字，是从5月12日的《新观点周刊》上节录的，可以补充我5月9日这篇短文，值得细看。）

尤清与阴沟

沟通沟通，统统掉在阴沟里

5月8日的报上，登出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会指示中央政策委员会，“应本着诚心诚意的态度，与社会各方面人士进行意见沟通，以促进政治和谐与民众福祉。”

配合得可真好！当天报上，就登出陶百川、杨国枢、胡佛、李鸿禧，一“国策顾问”三“学者”具名邀请的饭局。邀请的对象，“党外人士包括尤清、康宁祥、费希平、江鹏坚、张俊雄、谢长廷等六人，执政党方面有萧天赞、梁肃戎、黄光平。”（后来又追加邀请了党外人士黄天福和游锡堃，但黄天福没赴会。）

配合得还有更好的呢！5月9日的报上，登出“党外公政会理事长尤清昨天表示，他十分赞同执政党蒋经国主席在中常会中的谈话，党外也十分愿意和执政党进行沟通”。更妙的，尤清不但立刻响应了“蒋经国主席”“进行沟通”的指示，同时买一送二，还免费奉上了两点：第一，尤清表示：“海外筹组的‘台湾民主党’，其事前并未与党外联系，而在事后，党外也不打算介入。”第二，尤清表示：“党外公政会对于党外新生代推动的‘五一九绿色运动’，由于未经大会讨论，因此，目前尚无介入此一行动的计划。”这两点表示，不早不迟，恰于这时候综合提出，当然是显明的先向蒋经国表态。尤清这种行为，是很可耻的。

尤清的可耻

海外筹组“台湾民主党”，一开始就姿势很低。他们有言在先：一旦台湾组织了新党，他们在海外的党，就愿降为台湾新党的海外支部。不论从任何角度看，海外组织新党，对在台湾组织新党（如果组织的话），除了使台湾某些人脸红外，并无害处。可是，纵使低姿势如此，仍不能取悦或见谅于尤清，尤清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尤清过去并无尺寸之功于党外，只不过趁做美丽岛被告律师之便，在别人受难之际，坐直升机蹿起，他是好人，有好造型与好学历，党外省议员把票投给他，使他轻易当上“监委”；在党外逼走不伦不类的费希平后，又轻易当上了党外公政会理事长。他得之于党外者，超乎任何人之上，但所肯付出的牺牲与回馈，却不成比例。例如他早就宣称要组党，去年在编联会座谈会中，且明说“党外可以仿效韩国反对派选举前成立新党”。但是，年复一年又过去了，党呢？尤清自己，光说不练，别人练了，他却跑出来拦路，这是什么意思呢？拦路还不说，还冒整个党外之名，向蒋经国以此表态，这不可耻吗？（党外公政会理事长至多只能代表公政会，他凭什么代表整个党外，说“党外也不打算介入”海外新党？）

至于“五一九绿色行动”，尤清又说不介入，就更可耻了。“五一九绿色行动”是抗议国民党从1949年5月19日起的长期戒严，尤清自己不努力抗议活动，郑南榕发起后，尤清还说这种话向蒋经国表态，这不可耻吗？

全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判断

也许有人说，尤清所以做这些不得体的可耻谈话，目的可能为跟国民党沟通做垫底工作，先表了态，然后有利于沟通的进行。殊不知谈到沟通，就是尤清犯的大错误，犯这大错误也不止尤清一人，凡是5月10日参加了饭局的党外人士，其实人人有份。——他们参加跟国民党沟通沟通，其实统统掉在阴沟里。

为什么呢？因为国民党提出沟通，基本上，就是一场骗局。在蒋经国指示下，设下骗局，让你上当。你不参加，尚可自幸；你一参加，必定倒霉。搞沟通把戏，本是国民党的老套，老套不必远求，不健忘的话，前年就有殷鉴在焉！前年11月21日，国民党“内政部长”吴伯雄宣布要拆党外公政会的招牌，配合得可真好！立刻就有“杨国枢、胡佛、李鸿禧、张忠栋等”承国民党之命，以“学者”身份，进行沟通。据前年12月28日国民党同路人吴三连的《自立晚报》透露：“有关方面人士透过多名学者与党外公政会沟通，达成初步协议，拟由‘公政会’以其他名义向内政部登记，名称暂定为‘政治建设研究会’。党外‘公政会’已决定在下月间将本案提交会员大会决定，预料将能获得多数会员的支持。”到了去年1月3日，国民党林正杰（林正杰并没退党，自然仍是国民党）的《向前看》周刊透露：“据了解，‘公政会’一直希望能以原名向内政部登记，而沟通结果，则显示‘公政会’登记有望，但必须改用其他名称。”消息传出后，我立刻写文章、写信警告，我说：

党外字样是我们的根本，一如国民党的字样是他们的根本，试问国民党跟人谈判，会撤销国民党字样，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吗？绝对不会！为什么？因为这是根本问题，是不能讨价还价的。任何谈判，都先“名从主人”（称呼要照用这称呼的本人的定名），岂有让人“仙人偷桃”之理？

党外一旦丟掉了党外的字样，那么所让的步，绝非“一些”，而是根本上的一败涂地，《尹文子》说：“世有因名以得实，亦有因名以失实。”公政会的出卖党外之名，正是典型的“因名以失实”。

赵高“指鹿为马”的时候，赵高知道鹿不是马，别人也知道鹿不是马，但赵高要羞辱别人以树淫威，就逼你来做改名游戏，使你名不正言不顺，最后自打嘴巴。鹿虽然存在，但那叫什么鹿？所有的亡国奴都是〔国家〕名称不存在但是事实仍存在，但是这种存在只是羞辱下的自以为存在而已，真的循名责实，毕竟是不存在了。

终于在党外有识之士的大力压制下，国民党同路人吴三连的《自立晚报》所预料的改名“将能获得多数会员的支持”，却未实现，公政会有识之士终于压制了会中出卖党外的投降主义者，改名之议，终于胎死腹中。

在为党外维护“正名主义”的当儿，出卖党外的投降主义者配合国民党，恫吓说不改名国民党就要动手了！但是，有识之士却不相信，也不怕。如今，一年半过去了，没改名的公政会还是好好的，招牌尚未被拆，人也尚未被抓，足见一年半前的张皇失措，全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判断，至少是一种早产的政治判断，全都不值我们的一笑。

康宁祥作弄党外，国民党作弄康宁祥

不料，一年半后的今天，老套又来了。5月10日的饭局，沟通的结论达成三点。其中第二点是：“参加人士对党外公政会及分会之设立，咸表同意，至于登记及名称问题，彼此有不同意见，有待继续磋商。”看到了吧？什么叫登记及名称问题有待继续磋商？5月12日，国民党中常委余纪忠的《中国时报》上登：“居间促成沟通的陶百川事后则表示，执政党在这次沟通中，已经做了相当大的让步，公政会人士似不必对登记及名称问题多所坚持。……有关人士指出，处此情况，公政会人士亦应给执政党的沟通代表对党内保守人士有可以交代的回馈，这样才有助于沟通的继续和谐进行。”原来一切还是一年半前的老套，还是要你去掉“党外”名字，并办登记也。

打着党外旗号的放水派康宁祥，5月11日发表谈话，说：“公政会及其分会的设立获得执政党方面的同意，这是台湾三十多年来政治发展的重大突破，以后从事党外政治活动的人，不必屡在非法的阴影下活动，而可以以较正常的方式来争取民众的支持。”我看，这位放水派未免太天真了吧？康宁祥幼稚的政治判断，使他一直对国民党不能深入了解，所以，每次的局面总是：康宁祥作弄了党外，然后国民党作弄了康宁祥。我先举一个例。

三十年来的“最大收获”？

四年前（1982年9月28日），党外人士在中山堂集会，公开发表声明，声明中公然“就教于全国同胞”，要“依据宪政精神，适应现状，制定国家基本法，取消临时条款”的，并且“呼吁海内外同胞共同促其实现”的，这一声明，康宁祥也具名了。不料，六个月后，国民党“行政院长”孙运璿在“立法院”表示临时条款不能取消，但“应加充实”，康宁祥听了，顿时把党外中山堂共同声明立刻出卖，当场宣布赞同孙运璿！事后且由康系刊物《亚洲人》大吹大擂，说：

最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整个质询策略的运用上，有令人激赏的表现，尤其是张德铭、黄煌雄、康宁祥三位压轴的连贯质询，逼得行政院长理亏词穷，招架无力，不得不低声下气的提出了“临时条款应加充实”的答复，这一点，无疑是党外这次总质询最大的收获，对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是一项重大具体贡献。

康宁祥以其无懈可击的质询技巧，逼迫孙院长做出“临时条款应加充实”的答复后，引起了新闻界广泛的回响。《中国时报》与《联合报》两大报即以访问学者、专家及政界知名人士的方式，大篇幅报道“如何充实临时条款”，而且大多数接受访问者不但赞同临时条款应予修改、充实，并都认为，此时谈论有关临时条款，时机上正是恰合其时，所以，两大报的报道和评论，与其说是对孙院长的呼应，毋宁说是对康宁祥的呼吁的肯定。

就当前国内的特殊情况而言，国民党一向以强调“法统”来维系现行非常体制的合法性，因此，党外立委在这次总质询中，针对这种客观情势，采取一贯性的攻击，由黄煌雄先对“法统”提出批判，继而由康宁祥深入检讨临时条款，终迫使孙院长不得不答应改造——充实临时条款，而获致了三十多年来党外争求民主政治的最大收获。

国民党早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看了这种大吹大擂，我真又好气又好笑，因为我左看右看、前看后看，怎么也看不出来所谓“最大收获”在哪里；看不出来“孙院长落入圈套”、“招架无力”在哪里；看不出来“迫使孙院长”、“逼得行政院长”在哪里；看不出孙运璿“低声下气”、“不得不答应”在哪里；看不到“两大报”“对康宁祥的呼吁的肯定”在哪里。……

相反的，从常识上，我就可以感到：在康宁祥放水性格的泛滥下，不可能有“最大收获”；在国民党老奸巨猾的熟练下，不可能“落入圈套”、“招架无力”；在康宁祥向当政者自言“学习”、“致敬”的软骨下，不可能“迫使”、“逼得”了“孙院长”；在国民党神气活现的强奸民意下，不可能“低声下气”、“不得不答应”；在国民党中常委的“两大报”下，不可能不呼应孙运璿，而反过来肯定康宁祥。如果中常委中央常常阳痿的报，居然肯定起康宁祥来，那么不是“两大报”不再是“两大报”了，就是康宁祥不再是康宁祥了，哪会有这种事情呢？

经过我上面的仔细检证，可见康系刊物所赞美的“声东击西”，所歌颂的“完美无瑕的作战策略”、“无懈可击的质询技巧”，纯粹都是阿Q式的自我陶醉！不但自己出卖了党外而不自知，甚至自己被人作弄了都不自知。关于被人作弄了这一点，只要看看三年来国民党自己把充实临时条款一事忘得一干二净，就可证明。国民党早都把充实之说忘得一干二净，而康系刊物却还说康宁祥“获致了三十多年来党外争求民主政治的最大收获”！如今又来了，饭局之后，康宁祥又说“这是台湾三十多年来政治发展的重大突破”！比照起三年前的“最大收获”论来，我们还敢相信国民党的诚意和康宁祥的判断吗？

胜利属于又有判断力又有勇气的颜锦福

和前年要拆党外公政会的招牌手法一样，这次国民党在饭局前，也一连几天虚声恫吓，大喊要抓人要取缔要法办，就在5月10日的当天，在颜锦福随身携带牙刷牙膏内衣裤，赶在饭局前两小时成立党外公政会分会时，《自立晚报》还说“执政党不满党外公政会分会成立，认为严重影响双方沟通进行，将迫使有关单位采必要措施”云云。可是，五小时饭局下来，突然就出现了所谓“咸表同意”公政会及分会之设立的转机了。试问准许设立分会是何等大事，岂是饭局中国民党代表梁肃戎他们所敢擅决的？但他们最后却“咸表同意”，可见他们在赴宴前，早就被上级授以底价并且身怀底价而来了，而底价就是分会之设立既拦不住，应作为谈判筹码，讨价还价。光此一事，就可看出康宁祥是多么没有判断力、没有勇气了！康宁祥想投机，吵着要成立分会在先，可是国民党一虚声恫吓，他就吓得不敢推动了。结果两个分会，胜利属于又有判断力、又有勇气的颜锦福。康宁祥的分会，只敢在饭局以后第八天才成立，并且“取名首都公政会”。天啊！连失守南京两次的国民党，都不好意思在定重庆为陪都、定北京为陪都后，再宣扬台北为陪都了，康宁祥却如此马屁拍到心坎里，为国民党小朝廷配大场面，国民党真要心花怒放了。这样子的党外，真难怪国民党这样喜欢他！

三着狠棋

非常明显的，这次饭局，其实只是国民党三着狠棋的起步，第一着是先诱你上桌，造成党外响应“蒋经国主席”“沟通”的假象，并引起御用学者御用舆论的一致赞扬。试看5月11日国民党第一党报《中央日报》的消息，明说：“所有与会人士对日前中国国民党蒋主席经国在中央常务会委员会议中，发表‘应本着诚心诚意的态度，与社会各方面人士进行沟通，以促进政治和谐与民众福祉’的谈话，都认为是执政党进行沟通的诚意。”就思过半矣！诱你上桌，你一上桌，就先在宣传上被利用了。第二着是造成分化党外的效果，安内以攘外（外者，海外新党也），并以被邀的党外为钦定争取对象（5月12日《中国时报》登御用学者余荚时的文章，中说：“党外受邀对象，代表性相当强，尤清、康宁祥、费希平、张俊雄、江鹏坚、谢长廷、游锡堃、黄天福等八人，目前的党外人士，大约都与八位代表有脉络依属的关系。因此，来自内部反对或干扰的声音自然减弱，甚至有乐观其成的心理出现。”其实，御用学者余英时不知道，党外的真正豪杰却是别有其人、别有所属的）。第三着是造成假象，再从“继续磋商”中重新勒逼改名与登记，迂回达成一年半前对付党外公政会的老套。（5月12日《中国时报》登：“不过，公政会另一沟通代表康宁祥，也就是另一公政会台北分会筹备召集人，他对‘党外’两字并未表示意见，并且已经决定将他筹备的分会定名为‘首都公政会’，以有别于另一分会。”可见康宁祥又放水矣！）三着狠棋之下，党外就范，国民党可和个“清一色”；党外不就范，国民党亦可和个“海底捞”，届时发动宣传媒体，证明其曲在彼，维持政治“和谐”不成，乃党外不识抬举，非我之罪也！

总而言之，目前众口一声，说国民党让步了，有诚意表示了云云，我看都无此事。看来看去，只是一场重新布局的新骗局而已！因为基本上，国民党根本志在消灭异己、软化异己，国民党是没有诚意的。

国民党是没有诚意的

谈到国民党是没有诚意的，我举一个例。5月13日《中国时报》登：

〔台北讯〕据悉，执政党有关方面对于“党外公政会”不应再保留“党外”两字的立场十分坚定，主要的理由是“党外”并不是确定的名词，不能代表现有政党以外的一切人士。有关人士呼吁公政会人士多加斟酌，不要再保留“党外”的名词。

上周六执政党与公政会人士沟通，决议文的第二项是“参加人士对公政会及其分会之设立咸表同意，至于是否登记及名称问题，仍有不同意见，仍待继续磋商”。

据了解，在沟通进行当中，执政党代表曾要求，公政会分会准予设立的前提是公政会总会必须登记，并且不再沿用“党外”两字。此一意见得到陶百川等调和人士的赞同，但党外代表却表示不能接受。

经过陶百川等的协调折衷后，终于在结论上确定为分会准予设立，不过，其登记与名称问题将再继续磋商。

由于决议文并未明白规定“党外”两字应该取消，并且业已同意分会之设立，执政党方面不少人士事后认为将来再继续磋商时，应该坚持公政会取消“党外”两字。据执政党方面人士指出，执政党之坚持取消“党外”字眼，主要的理由是“党外”两字并未能代表现有政党如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以外的一切民众和从政人士，语气上不严谨。

此外，执政党要求公政会依法登记一事，目前也还继续坚持当中。

同一天的《自由日报》也登《党外动向攸关沟通成败》：

据悉：党内外10日中午在来来大饭店湘园厅所做的“沟通”餐叙中，由于执政党让步所获得的突破，准许公政会成立各地分会，可能会面临新的困扰，党外如果不能在“登记”及“更名”两点，同样做相当的让步，即使已有十一个公政分会成立的事实，新的冲突仍在所难免。对这两点，党外必须迅速做出明确的决定。

一位参与沟通的人士透露：10日党内外餐叙沟通中，虽然做成三点结论，但是国民党做重大让步的同时，对成立各地公政分会事，提出了两个前提条件：一个是公政会总会必须先行依法办理登记；另一个是不能冠以“党外”字样。该人士表示：当时与会的党外人士承诺，此事须俟回去后与党外其他人士协商，商定后才能做成决定。

因此，这位参与10日“餐叙沟通”的人士指出：国民党同意公政会可以成立各地方分会，是一种民法中所谓“附条件的承诺”，条件成立后承诺才告有效，如果条件不成立，依据民法规定：承诺自然失效。因此这位中间人士明确的表示：在党内外这次沟通上，确实已在政治和谐方面跨了一大步，而且执政党确已相当容忍，今后则要看党外采取如何相应的步骤，俾使上述附带条件的承诺，能够先行成立。

以上的消息告诉了我们，国民党千方百计要党外改名字、办登记，这种锲而不舍，正反证了国民党的无礼与蛮横。

“党外”、“党外人士”乃是蒋介石喊出来的

在无礼方面，国民党口口声声“党外”两字应取消，为的是“党外”字眼“并未能代表现有政党如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以外的一切民众和从政人士，语气上不严谨”。但是，国民党从没想到党外”与“党外人士”等字眼，其实始作俑者，不出于党外自己，乃出于国民党的祖师爷——蒋介石。1963年11月12日起，蒋介石在《我们复国的精神志节和建国目标方略》演说里说：

在党员总登记之时，每一个同志都签订了一份实践规约，这是大家志节之所在，亦就是大家信誓之所在。不过我们党中以往有一种最可怕的通病，就是话说过了不算，字签过了就了，从不关心自己的诺言。……目前正有某些存心讪谤之徒，在指责我们“直把杭州作汴州”，有志荒意满的现象，这虽然是属于党外恶意的谤伤，但是大家仍然应该以“闻者足戒”的心情，格外警省惕励。……

这是“党外”两字的钦定出处。1966年3月7日起，蒋介石在《本党在反共革命大形势中的责任》演说里又说：

老实说，党外人士如其不明是非、不辨曲直，诽谤本党、反对本党，我们本于政党宽容的精神，可以曲谅，亦可以承受，但是党内这种不明大义、不识大体、不守党纪，而徒挂党的招牌，来图他个人自私自利的党员，在党的内部，破坏党的纪律、破坏党的革命力量、破坏复国的行动，这是我们全党同志所不能许可的，都应该予以严格的警戒和纠正的。

这是“党外人士”四字的钦定出处。除非国民党“话说了不算”，否则对以上引文中的“党外”字眼、“党外人士”字眼，就不能不承认，就不能再说是敌人捏造的、自号的，就不能再说是敌对人士居心不良的杰作！

所以，今天再说“党外”是敌对人士捏造的、自号的人，再说“党外”是敌对人士居心不良的杰作的人，实在该去好好研究一下自己的党史、好好阅读一下自己的“总裁言论”，不要再闹笑话给“党外”看了！连国民党的祖师爷蒋介石都“语气上不严谨”的这样大用特用呢，又怪谁呀？

由此可见，国民党逼党外改名，除了反证国民党自己不看“总裁言论”外，纯粹是全无诚意，志在用改名羞辱对方耳，说国民党无礼，不亦宜乎？

借尸还魂可也

在蛮横方面，国民党口口声声公政会及分会向政府登记，但国民党自己却说可以免于登记。据1986年4月3日国民党“行政院”“台75专字第6531号”函公然说：

中国国民党与中华民国之关系，密不可分。中国国民党之前身兴中会及同盟会，团结革命志士，以生命及热血建立中华民国，领导爱国同胞粉碎帝制，为共和国体建立不拔之根基。而中国国民党自成立以来，更汇合全国同胞之力量，完成消灭军阀、打倒日寇，以及制宪、行宪之伟大使命。中国国民党总理为全国同胞尊为国父；中国国民党总裁为全国同胞尊为民族救星。若无中国国民党，即无中华民国，更无中华民国之民主宪政。中国国民党、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宪法，已是血肉相连，共荣共存。至于中国青年党成立于民国十二年，中国民主社会党成立于民国二十一年，此二政党之领袖，均曾于民国二十七年与中国国民党总裁互换承认函件，共同为抗日努力。民国三十五年，亦同时参与宪法之制订工作，在建国及行宪之历程中，有其卓越贡献及悠久历史。由于此三政党均系在行宪之前即已成立，故不发生登记之问题。

从历史真相检查，国民党所谓它的前身是兴中会及同盟会，其实是吹牛的，我在《国民党建党有九十年吗？》（“千秋评论”第三十八期）曾有考证，这里不多说。至于国民党所谓“三政党均系在行宪之前即已成立，故不发生登记之问题”云云，则是千古怪论。试问如果行宪前成立的政党即可不登记，但行宪前的政党并不只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三家，党外人士如果援此怪论，随便找其他的政党，像1941年成立的民主政团同盟（民盟）、像1945年成立的中国民主建国会（民建）、像1945年成立的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像1947年成立的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三党）、像1925年成立的中国致公党、像1944年成立的九三学社等等，党外人士只要借尸还魂一下，做个寄居蟹，岂不就都“行宪之前即已成立，故不发生登记之问题”了吗？这通吗？

由此可见，国民党逼党外登记，除了反证国民党自己也一体适用之，纯粹是全无诚意，志在登记羞辱对方耳，说国民党蛮横，不亦宜乎？

以青年党为例

国民党既口口声声诚意诚意，并以青年党等作为沟通成功的样板当范例，这里不妨回顾一下历史，借以鉴往知来。

青年党于1923年，秘密成立于海外（照今天党外新责尤清、谢长廷、江鹏坚诸公的怪论，在海外成立，自属不稳健不成熟不乡土），成立后六年（1929），它才正式公开了党名。这时它在上海、北京、南京、汉口、成都、重庆、广州、福州、昆明、沈阳、香港、东京、南洋各地，已发行日报及期刊十余种，以及国家主义理论书籍多种，声势比今天党外风光多矣！那时候，国民党是标榜“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什么他妈的共产党、什么他妈的青年党、什么他妈的民社党，统统是一网打尽的，连做“厕所里的花瓶”都不要的。当时青年党虽然是“思想落后之徒”，但也颇有今天党外所没有的骨气，他们是公开反国民党也是反共产党的。一开始国民党还没怎么注意它，可是到了1926年，就对它动手了。从“国民党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印行的《反国家主义》里，我们就可看到1926年10月16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反对国家主义派命令，命令中说：“近年一班思想落后之徒，结成所谓国家主义派……就于本党主义及国民政府设施，日事诬蔑破坏。本会早既严加注意，唯悯其愚昧，且反动未大，无足以撼本党毫末，故仅通饬各地禁止该派《醒狮》报销售而已。……乃……该派以我党我政府仁慈为怀，仅饬禁止，不但不知悔悟，近且……益加狂妄。……倘再优容，其流毒不知伊于胡底。……希一奉到此令，即对该派开始攻击或演说宣传，务使人民视听正确，邪说日就消灭。”这一番口气，颇有对付今天党外的臭味，只是今天党外连个办《醒狮》报的一点可怜自由，都没有了！

“其他政党之分子则等于褫夺公权之罪犯”

在国民党对青年党动手的当时，青年党无拳有勇，却也勇气可嘉。例如同年8月29日的《醒狮》周报上，青年党就发表《论蒋介石北伐不能成功之六大原因》，指出“北伐而以声讨军阀为名，本为人人所赞成，乃蒋氏于出师之初，宣言愿受第三国际指挥，且有俄人加伦亲临前敌，俨若‘监军’，是明明引异族以杀同胞，奉外人以为共主……如此而欲博国民之同情，盖亦难矣。”同年12月31日《醒狮》周报上，又发表《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总部十六年元旦拥护五色国旗宣言》，指出国旗“绝对不能变更”，“中国的五色国旗，是辛亥革命成功的产物，是合法的民意机关制定的，是五族共和的象征，是中华民国的唯一代表，这是无论谁人都不能否认的。”“北伐军出师之初，不是宣言只在打倒北方军阀谋国民革命之实现吗？五色国旗正是五族共和的代表，与军阀何干？……且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不过一党旗而已。在任何国家可以有多数政党，若果党旗可算国旗，那么，每个国家都有几样国旗了。试问世界上有过这种事吗？”……这些言论，比起今天党外公政会的，神气得多了。

到了1927年，国民党在动手查扣书刊外，开始动手抓人。青年党领导人曾琦在这年8月30日被捕，幸亏他运气好，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王宠惠力保，才得脱身，避往日本。其他的青年党员杀的杀、关的关，全无宁日。青年党的中央党部，设在上海英租界西摩路静安寺路口一座弄堂房子里，只剩两个秘书看家，在外国人的庇护下苟延残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曾琦在《大公报》发表《一致对外与一党专政》，公开指出“在一党专政之下，唯国民党始有公开活动之权，其他政党之分子则等于褫夺公权之罪犯”，其实褫夺公权还算是客气的呢，照国民党特务头子之一陈立夫后来告诉李璜的话，许许多多青年党员根本就给丢到黄浦江里头了！国民党的威风，由此可见！

“团体不失立场”？“个人不失身份”？

青年党虽然备受国民党迫害，但是被迫害久了，也未免脸蛋走样、面目全非，据陈启天《寄园回忆录》透露，当年青年党的困境是：“与国民党合作，但国民党只希望我们加入国民党”，只要你个人，并不要你青年党；“不与国民党合作……〔青年〕党的活动感觉困难”，也是一筹莫展。到了九一八事变以后，青年党的投靠斜度，开始愈来愈斜，首先是左舜生见蒋介石的事。据左舜生1966年9月跟我的谈话，他在1934年5月去庐山见蒋介石，起自蒋介石先给他一个电报，约他去谈。他去谈以前，在上海中国饭店曾与曾琦讨论利害得失，曾琦表示赞成。左舜生说：“你既赞成我去，我却有三点必守的原则：一、团体不失立场，二、个人不失身份，三、为国家之故，可能与国民党合作，但绝不参加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就这样的，他在庐山同蒋介石谈了两次话。第二年，蒋介石就要他到国民党党校中央政治学校（今天政治大学前身）教书，帮国民党训练党员，第一道与国民党党中央的线，就如此这般的搭上了。我没问左舜生，这么多年下来，他的与国民党合作，“团体不失立场”“个人不失身份”又如何能坚守不变？因为我知道他答不出来，他又如何能答得出来？与虎谋皮而要保持自己，岂可得乎？岂可得乎？

直到抗战开始后，1938年4月21日，左舜生致函“介石、精卫先生”，再申诚意，三天以后（4月14日），蒋介石、汪精卫回了信，表示鉴此“拥护政府之赤诚”，“弥深感慰”。信中三次提及“本党”，却一次也不提及“贵党”，为什么不提？不高兴提！虽然这年春天，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抗战建国纲领》，发表宣言，愿与全国各党派一致合作，已隐含承认各党派之意，但严格说来，所指当时只中国共产党适用，国民党这时候早已承认共产党于先，对青年党，国民党与之换封信就算变相承认了，所以换信的内容，还是疙疙瘩瘩的，还是对人不对党，虽然这样，青年党还比今天的党外公政会风光得多多呢！

一片贪心在花瓶

由于换信时候青年党说“愿与国民党共患难”，国民党却根本不提青年党，只是承认这批人而已，当时青年党的“中央同志多不悦”。曾琦说：“今国难严重，国家主义者当以国事为先，不必拘此小节！”于是青年党就做起花瓶来了。因为瓶功不小，甚至一度分到农林部长、经济部长干。最后花瓶带到台湾，整天给国民党赏心悦目起来，小节固然不拘，大节也“青菜”了！最后在国民党党中央的分化下，闹到青年党党中央多胞案以至夺屋案，乃至今天的广告战启事战，整天丑态百出，令人又好气又好笑。曾琦在1947年4月23日“国府委员会成立时”，曾有臭诗二律，开头是：“亡命江湖廿四秋，朝堂初入泪交流。”一派只会自得不知自失丑态，真是诗中有画。三天以后（4月26日）他写日记，说：“所望无他，唯现在不演丑剧，将来不留劣绩而已。”事实的演变是，青年党做了花瓶以后丑剧”连台、“劣绩”满身，它对国民党的致书下场，最后不过如此！国民党“开诚布公之容忍态度”，最后原来如此！

以“一片冰心在玉壶”起家的青年党，在前仆后继，多少血泪、多少入狱、多少伏尸之后，最后把棋走错，前功尽弃，落得“一片贪心在花瓶”，这一历史，在“民、青两党”中的民社党方面，也是大同小异，自然无须多写了。

“礼让”云乎哉？

5月14日报上登党外公政会高雄分会发起人张俊雄表示，党内外沟通结果，显示执政党表现了相当的“礼让”，此一基础应持续发展云云，我看了以后，真替这些目光如豆的参加饭局的台湾政客难过。张俊雄看了上面这些青年党上当史，试问作何感想？当年国民党对青年党，才算“礼让”呢！至少国民党一度让青年党发展党务，而今天对党外不准也；至少国民党让青年党办报纸，而今天对党外不准也；至少国民党的上驷可接见青年党的中驷，而今天却派出下驷与党外上驷吃饭也；至少国民党领导人礼遇青年党个人，并请去上座，谈两次话，而今天尤清失态请见蒋经国则一次都不赏脸也；至少国民党有信必回青年党，而今天却对党外公政会的肉麻信置之不理也；至少国民党还分部长级的官给青年党做，而今天对党外吝而不予也。……“礼让”云乎哉？“礼让”云乎哉？今天的党外新贵，被国民党赏饭沟通一下，就飘飘何所似了，其器真小哉！

掉入国民党的“阴沟”

反过来看，“礼让”了，又怎样？“礼让”青年党的目的，在消灭青年党、软化青年党，青年党奋斗多年，最后吃了“礼让”的亏，弄得前功尽弃，下场可为殷鉴。如今党外在国民党眼里，还不如当年青年党，认为国民党可与虎谋皮，岂不是幼稚的政治判断吗？

沟通的基本理由既不能成立，也许有人专从现实政治考虑，而别有权宜之说。关于这一点，陈水扁在5月5日的《新观点周刊》上，已经评论得极为精到。陈水扁说：

“党外”可贵的不是这个名词的意义，而是它所具备的跟国民党毫无任何妥协余地的精神。

也有人说，党外要跟国民党沟通，乃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这种说法是“政治老千”一直挂在嘴上而念念不忘的理由。试问，是不是基于现实考虑，要对国民党予取予求有所让步？是不是基于现实考虑要来博取当局的欢心？所以我们除了看到公政会出现的怪现象之外，也听到某一位俨然是“党外领袖”的人士（指康宁祥），最近也是基于“现实考虑”而发表“充实国会的比例代表制”的说法，而自失党外的立场及原则！我们更看到曾经是雷震筹组“中国民主党”七人小组之一的高玉树先生，也是基于“现实考虑”投靠国民党，而在《自立晚报》发表“肉麻当有趣”的文章——《执政党三中全会后的建言》。说什么“执政党开始拉开胸襟，接受党外因素参政，走上民主开明体制途径”，“使笔者感恩怀德永念弗忘的是先总统蒋公……”，“而这种开明进步的政治革新，完全出于先总统蒋公之主意，当时全国同胞大惊大喜而讴歌，共庆我国的政治已在国民党领导下大步迈向开明的大道。”

这许许多多的“现实考虑”说明了什么？是不是打着“党外”招牌另有所图？是不是被着“党外”的外衣，与国民党“互通有无”，甚至要摇尾乞怜地博取国民党的信任及欢心？

所以我们不禁要说：作为党外的一分子，組不了反对党，是党外的奇耻大辱，如果“无沟可通”，还妄想“沟通”的话，小心“沟通”的下场，就是掉入国民党的“阴沟”。

我百分之百赞同陈水扁这些话，我深信，如今参加饭局，响应蒋经国的沟通阴谋的党外人士，他们沟通沟通，统统掉在阴沟里！他们毁了自己，或不足惜；但是打着党外旗号，误导了党外，却是千古罪人，永远愧对党外了。

直道而行

所以，为党外人士计，党外人士真正该走的方向，不是走与虎谋皮的歪路，而该走不与国民党做任何合作的正路。《新约-哥林多后书》说得好：

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彼列（撒旦）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

党外人士在真正了解国民党以后，必须大彻大悟到，同国民党“同负一轭”，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在真正的自由民主的长路上，我们要自己走。国民党“菩萨低眉”也好、“金刚怒目”也罢、“小霸王招亲”也行，我们都不要中计，都不要迷失我们的方向。长夜漫漫路迢迢，我们不把星光当成萤火，也不把萤火当成光明。我们就是我们，我们就是不要同国民党合作。甘地的一段话，该是我们最好的营养：

这是可笑可耻的事，十万个白种人，竟能统治三亿五千万的印度人。他们能这样做，无疑是凭借暴力，但也因其能使用千百种办法，取得我们的合作，使我们日复一日感到无能为力，依赖他人。千万别弄错，将那革新的议会、更多的法院，乃至发表几名印度省督，当作是真自由、真权力。这不过是阉割的另一妙法。英人不能全凭暴力统治我们。所以他们不惜釆取各种手段，光荣的、卑鄙的，只要能控制印度。他们需要的资源与人力，满足帝国主义的贪婪。如果我们拒绝给他们金钱与人力，我们就达到了目的。……

党外人士必须学到拒绝给国民党任何金钱与人力，用同仇敌忾的决绝，与国民党断绝往来，不跟国民党打任何交道。要练习在品格上做一名狷者，做狷者虽难免“过正”，但是在一片是非颠倒、敌我不分的混沌里，“矫枉”的激烈态度就自有必要。党外人士要“直道而行”，努力去做不走捷径不走小路反对派——够规格的反对派，不要再怪现象百出，成为人类历史中的笑话！

1986年5月14日午

尤清来函照登

5月19日，贵刊第十六期李教先生《沟通沟通，统统掉在阴沟》一文中，指责本人，显有误解。按海外筹组台湾民主党，本人曾应《自立晚报》、《第一线周刊》及《前进月刊》电话访问而发表谈话，其要点有：一、组党自由为基本人权，应尊重；二、海外筹组台湾民主党事先不知，也未介入；三、党外朋友仍以组党为目标继续努力。也许由于报刊标题致生误解；本人对于组党之理论及行动，固已在各界亮察之中，既然李先生有此疑虑，似应在此澄清。又对于“五一九绿色行动”，党外公政会既未经会员大会或理事会决议，本人自不便以公政会团体名义发言，唯本人曾在事前于板桥及三重举行两次大规模说明会，也参加18日台北中山国小的说明会，而且当（19）日实际参加行动，在风雨中与警方对峙十多小时，也许李先生未曾加入说明会，当（19）日也未在龙山寺，频生猜测。敬请惠允刊登，俾资澄清。此致《民主时代周刊》社暨发行人颜锦福先生

尤清5月22日

简答尤清先生

尤清先生今天写了一封信给《民主天地周刊》社，说我在5月19日发表的《沟通沟通，统统掉在阴沟里》对他的指摘，“显有误解”。今晚南榕转来这封信，我要简答几句。

一、尤清先生说他在报章发表谈话，“组党自由为基本人权，应尊重。”这话说了，等于空话。其空话程度，与国民党孙中山、蒋介石的空话，别无二致。因为在孙中山、蒋介石的言论中，此类空话，所在多有，何劳尤清先生来重复？问题在有人只说空话，不准别人组党；有人也随着说空话，不去组党，殊途同归，归于空话。说空话有什么意义？又骗得了谁？

二、尤清先生说：“海外筹组台湾民主党事先不知，也未介入。”问题不在尤清先生事前知不知、介不介入，问题在尤清先生事后的态度，和他表达这一态度的时机。5月1日，海外筹组了台湾民主党，可是5月3日，尤清先生就在《自立晚报》发表了谈话，说：“任何民主政党都是在国内组织发展的，不应在海外先行成立再移回国内，所谓‘台湾民主党建党委员会’的成立，事先并未与国内党外人士有所联系，成立之后，党外人士也不会与其联系，而将循稳健脚步，先发展公政会组织，俟时机成熟，再行组党。”尤清先生这种话，显然是不得体的。第一、你自己不“在国内组织发展”政党，又凭什么不欢迎别人从外“移回国内”？第二、你凭什么代表党外人士发言，说“党外人士也不会与其联系”？尤清先生这种不得体的话，到了5月8日，蒋经国的沟通骗局出现后，更变得不得体了。5月9日的《民众日报》上，登出“党外公政会理事长尤清昨天表示，他十分赞同执政党蒋经国主席在中常会中的谈话，党外也十分愿意和执政党进行沟通”。更妙的，尤清先生不但立刻响应了“蒋经国主席”“进行沟通”的指示，同时买一送二，还免费奉上了两点：第一，尤清表示海外筹组的‘台湾民主党’，其事前并未与党外联系，而在事后，党外也不打算介入。”第二，尤清表示党外公政会对于党外新生代推动的‘五一九绿色运动’，由于未经大会讨论，因此，目前尚无介入此一行动的计划。”这两点表示，不早不迟，恰于这时候综合提出，当然是显明的先向蒋经国表态。这种不得体，当然是愈发严重了。以上所引尤清先生的谈话，尤清先生并没更正，可见并无他所说的“也许由于报刊标题致生误解”之处，既然如此，白纸黑字俱在，自不容尤清先生一纸来信，只用“海外筹组台湾民主党事先不知，也未介入”等十七个字轻予带过。因为如果尤清先生只说了这十七个字，问题还比较简单。可是事实上，他说得太多了，并且说的时机也极为不当。他现在却想用十七个字瞒天过海，又骗得了谁？

三、尤清先生说：“党外朋友仍以组党为目标继续努力。”这话说了，还是空话。尤清先生自从坐直升机蹿起于党外后，他组党的空话，我们所见已多。最后一次，是他去年在编联会座谈会中，明说“党外可以仿效韩国反对派在选举前成立新党”。但是，年复一年又过去了，党呢？“为目标继续努力”，这是多么令人熟悉的套语！国民党不是年复一年，为“反攻大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等目标继续努力吗？我们还没听够吗？又何劳尤清先生鹦鹉学舌呢？这样做，又骗得了谁？

四、尤清先生说：“对于‘五一九绿色行动’，党外公政会既未经会员大会或理事会决议，本人自不便以公政会团体名义发言。”这就怪事了。“五一九绿色行动”早在3月17日，即由郑南榕在《民主时代周刊》提出，那时尤清先生为何不经公政会做成支持决议？若说一个月后理事会要改选，不便预定行动，以限制后任，但改选后，尤清先生连任了理事长，到“五一九绿色行动”之日，还有好长一段日子，足供公政会决议，为什么公政会从无这一议案，也从无正式讨论？若说改选后，康系成员操纵了会议，不能通过支援“五一九绿色行动”，那么也该以记名投票方式或公开自清方式，表达出谁是不支援“五一九绿色行动”的败类，尤清先生又何必代遮此丑？可见“五一九绿色行动”之日，公政会未加入，尤清先生要负的责任，谅不在小。何况他5月8日拿公政会“目前尚无介入此一行动的计划”向蒋经国表态，而不努力在最后十天，转園使公政会加入，用心已至为明显。妙的是，尤清先生说他“本人自不便以公政会团体名义发言”，但是，他口口声声的“党外人士也不会与其（台湾民主党）联系”、“党外也不打算介人”等话，岂不正是“团体名义”的口气吗？他又代表谁呢？更妙的是，尤清先生擅自跟国民党沟通，说是以个人身份前去，结果却代表了整个党外，给国民党占便宜；如今该以团体参加的“五一九绿色行动”，却用了个人身份前来，这种轻重颠倒、人我失序的怪现象，不可笑吗？今天报上说，尤清先生又宣称党外公政会“将推派与执政党层次相对等的人士，于5月24日和执政党进行第二次沟通”了，足见第一次沟通不是个人身份了，并且是上了当了。现在尤清先生在信中又说“五一九绿色行动”未经公政会决议，“本人自不便以公政会团体名义发言”了，比照尤清先生的沟通谈话以观，足证他忽而团体、忽而个人；忽而个人、忽而团体，完全像个阿米巴似的变来变去，又骗得了谁？

总之，尤清先生的这封信，说来说去，全是空话与瞒天过海的话，他说我对他“显有误解”，在我举证以明之后，证明他“对于组党之理论及行动，固已在各界亮察之中”，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谁也没误解了他。他得之于党外的与回报党外的，两者是否相称，各界也都该明白，尤清先生自己在整天大言作秀之余，清夜自思，当然也该明白。

至于尤清先生说我没参加他的说明会，我的确没参加，我有我夜以继日打击国民党的独立作业，实在没工夫参加走马灯式的会局。我是思想挂帅的指导者，也不必如此浪费时间。但我不参加并非就不了解，思想家的本领就是老子所谓的“不出户，知天下”。尤清先生说我“频生猜测”，其实我李敖能混到今天，得在文海称雄，本领就在我能举证为文，频生证据而不频生猜测。例如我的证据告诉我：“五一九绿色行动”时，把郑南榕“抗议”“示威”层次，降低到“请愿”“示弱”层次的，不是别人，就是在场的尤清先生！这样子的参加“五一九绿色行动”，居心何在，真未免太那个了！

“五一九绿色行动”，我早就声明不参加，不但这种集会我不参加，任何集会我都不参加。我要挺身去做我打击国民党的独立作业。小朋友在被老师逼功课时，不该说老师你自己为什么不做功课。——老师做过他的功课，老师有老师年龄要做的事。老师在坐牢时，小朋友又在哪里啊？别说孙中山为什么不参加黄花岗之役吧，孙中山伦敦蒙难时候，参加黄花岗的小朋友又在哪里啊？请尤清先生不要数典忘祖，今天你们这些党外新贵得以这样英姿风发安全无比，别忘了是二三十年来多少党外先进流血流汗流泪的代价！自己享受到的光明，却忘了或奚落那些在黑暗中执烛的人，这种新贵，是要反省反省的。尤清先生是党外的最大受益人，就请先带头反省反省，为台湾人做番知耻的示范吧！

1986年5月22日夜12时半

（《民主天地周刊》编按：对“五一九绿色行动”，李敖先生曾鼓吹鼓励，并捐助十万元。5月17日到19日，李先生且被国民党情治人员在家门跟监三天，足见国民党是比党外更“认识”李先生。）（李敖附记：这一编按，是郑南榕写的。）

一登记，就套牢

自从前年11月21日，国民党“内政部长”吴伯雄宣布要拆党外公政会的招牌以后，一些希旨承风的所谓“学者”“清流”，就发动沟通，主张党外公政会“改名”和“登记”，以换取国民党的承认。这种沟通，前年有杨国枢、胡佛、李鸿禧、张忠栋等，今年有陶百川、杨国枢、胡佛、李鸿禧等。他们的高论，无非说“改名”和“登记”对党外有利，并说这是国民党的让步。5月12日的《中国时报》上，陶百川公然表示：“执政党在这次沟通中，已经做了相当大的让步，公政会人士似不必对登记及名称问题多做坚持。”这种国民党让步论，官方舆论也一再鼓吹，甚至不明就里的一些党外人士和外国新闻媒体也不乏此种感觉，我看了，一直好笑。

连你们的爷爷都这样称呼我们呢！

关于“改名”方面，我已一再写文章指出照“名从主人”（称呼要照用这称呼的本人定名）规矩，“党外”之不能改名，一如“国民党”之不能改名。国民党要党外“改名”，是既无理又无礼的。何况，根据蒋介石1963年11月12日《我们复国的精神志节和建国的目标方略》演说和1966年3月7日《本党在反共革命大形势中的责任》演说，明明用的是“党外”、“党外人士”的字眼。党外字眼既是你们国民党祖师爷钦定的，今天你们要党外改名，说什么用党外字眼是党外人士捏造的、自号的、居心不良的、语气上不严谨的等等，就全是血口喷人了。——连你们的爷爷都这样称呼我们呢！你们这些儿辈孙辈，还要数典忘祖吗？

关于“登记”方向，国民党口口声声说要公政会登记，但国民党自己，却说可以免于登记，国民党说它自己是在“行宪之前，即已成立，故不发生登记之问题”，试问如果行宪前成立的政党即可不登记，但行宪前的政党并不只国民党一家，党外人士如果援此怪论，随便找其他政党，像民主政团同盟（民盟）、像中国民主建国会（民建）、像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像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三党）、像中国致公党、像九三学社等等，只要借尸还魂一下，做个寄居蟹，岂不就都“行宪之前，即已成立，故不发生登记之问题”了吗？这通吗？

先领教“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的厉害

其实，“登记”不“登记”，倒不像形式上这么简单呢！所谓对党外有利、所谓乃国民党让步之说，只要一细核法令，就知道满不是那么回事！原来“登记”“登记”，别有玄机在焉！试看“登记”后，国民党可有多少套牢党外的花样吧：

一、一“登记”后，国民党就有了选择消灭权——国民党可按“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第8条“人民团体在同一区域内，除法令另有规定外，其同性质同级者，以一个为限”的规定，堂而皇之的只准许一个公政会成立。至于分会能否准许，不无问题。纵使准许，恐怕也只准许假党外康宁祥那种“首都公政会”吧？

二、一“登记”后，国民党就有了指派书记权——国民党可按“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第10条“各职业团体置书记一人，以曾经训练合格之人员充任。必要时，得由主管官署指派”的规定，堂而皇之的把“书记”派了进来，党外一切活动立刻全在掌握之中了。

三、一“登记”后，国民党就有了派员指导权——国民党可按“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第13条“人民团体之组织应由发起人向主管官署申请许可。经许可后，主管官署应即派员指导”的规定，堂而皇之的把“员”派进来“指导”，党外一切活动立刻全走样了。

四、一“登记”后，国民党就有了向我备案权——国民党可按“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第14条“人民团体经许可组织，其发起人应即推定筹备员，组织筹备会，呈报主管官署备案”的规定，由官署强制你先向我备案，党外一切活动立刻“春江水暖鸭先知”了。

五、一“登记”后，国民党就有了派员监选权——国民党可按“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第15条“人民团体于召开成立大会前，应将筹备经过连同章程草案，呈报主管官署，并请派员监选”的规定，派员监选，党外一切活动立刻可以上下其手了。

六、一“登记”后，国民党就有了备查名册权——国民党可按“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第16条“人民团体组织完成时，应即造具会员名册、职员略历册连同章程各一份，呈报主管官署立案，并由主管官署造具简表，转送目的事业主管官署备查”的规定，轻易得到公政会会员名册，党外大鱼小鱼立刻可以了如指掌一网兜收了。

七、一“登记”后，国民党就有了惩罚解散权——国民党可按“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第18条“人民团体违反法令，妨害公益或怠忽任务时，主管官署得分别以下列处分：（一）警告。（二）撤销其决议。（三）整理。（四）解散”的规定，随它高兴，把公政会予以警告、撤销决议、整理或根本解散，党外一切活动立刻全部泡汤矣！

以上一至七项，是“中华民国三十一年2月10日国民政府公布”的“非常时期人民面体组织法”，至今国民党仍在使用，此法之厉害一看便知。

再领教“加强督导各级人民团体实施办法”的厉害

八、一“登记”后，国民党就有了会前备查权——国民党可按“加强督导各级人民团体实施办法”第7条第1项“人民团体应于召开会员（代表）大会十五日前，或召开理、监事会议七日前，将会议种类、时间、地点连同议程报请主管机并及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备查”的规定，事先得知党外会议种类、时间、地点与议程，党外一切活动立刻可以一清二楚。

九、一“登记”后，国民党就有了备查记录权——国民党可按“加强督导各级人民团体实施办法”第7条第二项“会议记录应于闭会后十五日内，报请主管机关备查”的规定，饱览全部党外会议记录而无余，党外一切活动一翻即得。

十、一“登记”后，国民党就有了备查清册权——国民党可按“加强督导各级人民团体实施办法”第14条“人民团体在理、监事改选前，应造具印信、档案、业务、财产及人事清册一式三份，于下届理事长选出后当场以一份连同图记移交新任，并于十五日内办竣点交手续及将各该清册报请主管机关备查”的规定，使党外一切内务全部曝光。

十一、一“登记”后，国民党就有了核准组织权——国民党可按“加强督导各级人民团体实施办法”第15条“人民团体依法令或章程设置办事处、委员会、小组或其他内部作业组织者，应拟具组织简则，提经理事会通过，报请主管机并核准，并应于每年度终了后两个月内将其办理工作情形向理事会提出书面报告，列入会议记录”的规定，控制党外任何细部活动与组织，并有“书面报告”存查。

十二、一“登记”后，国民党就有了李代桃僵权——国民党可按“加强督导各级人民团体实施办法”第21条“人民团体经主管机关辅导其整理者，其理、监事之职权应即停止，由主管机关就非现任理、监事之会员（代表）中遴选五至七人组织整理小组，并指定一人为召集人，于成立之次日起三个月内完成整理工作”的规定，只要对现任公政会负责人不满意，立刻可将他们职权停止，另外以阿猫阿狗的其他会员代替，使党外躯壳未变，人马却都是“国王的人马”矣！

以上八至十二项，是“行政院70、11、26台70内17035号函核定内政部70、12、19台内社字第59762号函发布”的“加强督导各级人民团体实施办法”，国民党正在大用特用，此法之厉害也一看便知。

从国内控制到国外

十三、一“登记”后，国民党就有了控制出国权——国民党可按“人民团体派员出国申请办法”第10条“人民团体所派出国人员于其任务完成后，应即如期回国，非经事前报准不得借故转往其他地区或逗留国外，并应于回国一个月内，提出书面报告”的规定，控制党外人士的出国活动。

十四、一“登记”后，国民党就有了强迫宣传权——国民党可按“人民团体派员出国申请办法”第12条“人民团体所派出国人员于执行任务外并应加强国际联系，促进友好合作及宣扬我国各种进步实况”的规定，强迫党外人士代为宣传。

十五、一“登记”后，国民党就有了禁止出国权——国民党可按“人民团体派员出国申请办法”第15条“人民团体派员出国其出国人员及申请之人民团体经核准后，违反本办法规定者，内政部得于一年内停止受理该团体出国之申请，情节重大者，并得依法处理”的规定，在党外人士不就范时，停止受理出国之申请，把党外人士扣在台湾，不准外出。

以上十三至十五项，是“行政院68、8、22台68社字第8435号核定内政部68,9,10台内法字第35415号发布”的“人民团体派员出国申请办法”，国民党也正在大用特用，此法之厉害也一看便知。

按照“中华民国宪法”第14条，明明列有“人民有集会及结社之自由”的规定。按照世界及文明国家的法律，人民结社，法所不禁，更无事前需政府许可之说。美国宪法在结社自由上没有明文规定，但除1940年《史密斯法》（SmithAct）禁止暴力结社推翻美国政府和1954年《共产党管理法》（CommunistControlAct）禁止共产党行使法人权利外，都一任人民结社的自由，绝没有国民党这种种叠床架屋的恶法，来自行违宪为乐。正因为国民党根本自行违反了“中华民国宪法”第14条，所以任何形式的“登记”，都无异党外自伸脖子给人套，这是万万不可的！

我这篇文章举证十五点，说明了只要党外一“登记”，就立刻给了国民党选择消灭权、指派书记权、派员指导权、向我备案权、派员监选权、备查名册权、惩罚解散权、会前备查权、备查记录权、备查清册权、核准组织权、李代桃僵权、控制出国权、强迫宣传权、禁止出国权。这样子一登记，就套牢，还不清楚吗？难道这还是对党外有利、乃国民党让步吗？别他妈的自欺欺人啦！

1986年6月3日午

“大师证明你不行，你还不听吗？”

7月8日，国民党“立法院”以表决方式，强行通过议事规则修正案，目的是在使不公平的议事规则变得更不公平。国民党把提案人数变花样，把法律案提案，由连署人二十人增为三十人；把其他提案，由连署人十人增为二十人。当年“立法院”刚开锣，有七百七十多位委员时，法律案提案人数也不过二十人，其他提案人数也不过十人，如今三四十年下来，老不死纵然能活，也死了一半多，在只有三百人时，却反把提案人数增加，使“非我族类”的其他“立委”，几乎陷于一个案也提不出的状态，这种倒行逆施、愈老愈混蛋的多数暴力，当然是令人气愤的，气愤得连“厕所里的花瓶”青年党“立委”，都老脸兜不住，来个部分缺席；其他党外五“立委”，为之集体退席，自然也是事理之常了。

“无异于狗吠火车头”

党外五“立委”退席后，第二天报上登出消息：

部分无党籍立委昨天表示，执政党在议事规则修正上，不尊重少数意见，迫使他们必须走上街头运动，并将重新考虑党内外继续沟通的意义与必要。

费希平、江鹏坚、许荣淑、张俊雄、郑余镇等五位无党籍立委，昨天退出议场后，即于立法院委员研究室举行记者会，说明他们退席抗议的动机及看法。

费希平表示，执政党对于议事规则修正的小问题尚缺乏诚意，且不肯妥协，则有关重大政治问题是否能借沟通解决，更令人怀疑。他对于是否继续参加党内外沟通，将做考虑。张俊雄说，执政党以多数把持议会，对于少数毫不尊重，如果此一情势没有改变，他将不参加今后所有的党内外沟通餐会。

许荣淑则指出，如果“温和改革”不能得到成绩，无党籍人士将考虑走上街头，以和平的手段诉诸群众。她并说，无党籍可能举行公开“说明会”，向民众表达立场。江鹏坚也表示，无党籍立委希望在目前的“法治框框”中进行政治活动，然而这次议事规则修正，执政党的态度带给他们不良的经验，往后可能将他们的政治主张，以和平方式诉诸学者、舆论及民众

在分别发表谈话外，党外五“立委”又集体发表退席声明书，由费希平代表宣读，全文如下：

党外从事民主政治运动者，一向有两种主张：一部分人主张走议会路线，一部分人主张走群众路线，主张走群众路线者认为，在国民党一党独大的政治形态下，走议会路线无异于狗吠火车头，对民主政治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就这次审查立法院议事规则修正案而论，在野人士所提十六条修正条文，全部封杀，由这件事可以证明，所谓狗吠火车头者，不无其道理也。至于立法院议事规则修正案之强制表决，其结果自在我们意料之中。因此，党外委员没有再参加讨论之必要，我们宣布退席，以示抗议。

看了上面的谈话和声明书，我们了解到：党外五“立委”的内心是沉痛的、态度是决绝的、行动是一致的，他们的表现值得我们鼓一次掌。

愈战斗连署人愈少，愈捧场连署人愈多

不过，在鼓掌过后，有些讲评也不可缺，我就写它一些。

这几年来，我曾一再表示我对党外参加国民党议会政治的疑虑。我本人是根本不承认国民党的体制的，我说过在国民党当道时候，我就要甘心做无政府主义者、做“安那其”（anarch，这个字ch发k的音，三十年代以前的文人却把它发出其的音），我是不屑于同国民党做任何形式的合作的。承认它的体制，即使反对它，也会有余憾的。所以古代的不合作主义者，第一条就是不奉他所厌恶的政权的正朔，只有这样，才算彻底。这点意思，在这岛上，了解的人恐怕不多了。此国民党三十三年大力宣传之功也，三十三年的外压力，足以使匹夫匹妇产生内屈服了。所以大家都习惯性的不疑有他了、习惯性的承认国民党的体制了。国民党把鸡吃了，丢下鸡骨头给大家抢，大家抢破头要进入议会，这种动作，就无异是承认国民党的体制。党外人士头包着纱布，进入体制内后本当有两种觉悟：第一，要觉悟到这是耻辱，不是光荣；第二，要觉悟到这是有职，不是有权。正因为真相实际如此、不过如此，所以，党外人士在议会中，如果真以为己可以发挥什么体制内的作用，那就太没见识了！

为了给党外人士一点自嘲之资，我曾近乎恶作剧的从蒋介石《苏俄在中国》中转引出列宁的话。《苏俄在中国》有这样两段：“马克思主义是反对议会政治的。”“但在一个自由国家里，共党并不是不参加议会。列宁在1920年说道：‘布尔什维克参加过最反动的国会。经验告诉我们：这种参加，对于布尔什维克准备第二次革命（指十月革命）不但是有益的，并且是必要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共党参加议会，不是赞成议会政治，而是为了破坏议会。列宁说得非常明白：‘我们参加国会，不但无害于无产阶级，而且使我们更容易向群众证明，为什么这种国会必须解散。’”我虽用这两段话言近旨远，给党外人士自嘲，但我内心深处，却根本怀疑党外人士在议会中，能有“布尔什维克”式的火候，即以提案连署人数为例，当年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参加国民参政会，硬把旧议事规则第17条连署人二十人的规定，斗到降低为五人，是愈战斗连署人愈少；可是今天的党外人士参加“立法院”呢？却是愈捧场连署人愈多！党外人士在议会不能发挥作用，光此一小事，就可以喻大矣！

阿拉的睾丸

虽然我的立论已经如此明确，可是，无知的党外议员却对我大力攻击。以费希平为例，他在1983年到省议会聚餐，席上曾公开点名批判李敖，说：“像李敖天天骂街有什么用，国民党不见得会理睬他。党外不能骂街，当前路线只有朝议会政治的方向去努力。”费希平又“要求党外在年底集中力量助选，建立党外选举制度，使党外具有政党的雏形，期望党外在立法院占有二十个席位”。费希平公开谴责我后，我曾写文章答他，我说：

对这种一厢情愿的观点，我敢说，他们错了，因为立法院里有了二十个席位又怎样？国民党只消再修改一下议事规则，把提案基数提高，你二十个席位，还是上海人的一句话——“侬是一只卵！”（你是一个睾丸）你的一切努力，还不是在表决部队下全部泡汤？国民党对你的“理睬”，不过如此而已！所谓“当前路线只有朝议会政治的方向去努力”，也不过如此而巳！这一现象，原因无他，国民党既不慷慨给“职”，又不大方给“权”耳！国民党既志在不给人职权，党外人士认为当了立委，就会有体制内的职权，这不太天真了吗？这不太不了解国民党了吗？

我的文章是1983年10月发表的，如今两年九个月不到，国民党在“立法院”的手法，完全证实了我的预测与先知！党外“立委”“二十个席位”才凑足了五位，国民党早就把提案基数先二十三十的等着你来了——想不做阿拉的睾丸吗？侬别傻啦！

党外幸甚、钢琴幸甚

如今“立法院”强行通过了议事规则，党外五“立委”总算大彻大悟了一下。他们共同声明，说党外从事民主运动者，一向主张有二，一为走议会路线，一为走群众路线，现在他们在议会碰了钉子，足证走群众路线“所谓狗吠火车头者，不无其道理也”！——两年九个月前，费希平还大骂李敖走群众路线的错误呢，如今曾几何时，他老先生带头在“立法院”招待记者，最后证实了到底谁有道理了。费希平灰头土脸之余，又个别谈话，表示他“是否继续参加党内外沟通，将做考虑”；貌似许不了的大傻瓜张俊雄也个别谈话，表示他“将不参加今后所有的党内外沟通餐会”。……与其如此，又何必当初啊！当时若听李敖的话，又何至于今天公开downdowndown啊！

临文之末，来一段故事：大钢琴家鲁宾斯坦一天演奏归来，被一位女士拉住不放，说：“我的小儿子迷钢琴，整天苦练，无论如何，要拜托大师听一听他的练琴。”鲁宾斯坦无奈，就去听了。听后这位女士问意见，鲁宾斯坦说：“我这辈子从没听过弹得这么糟的琴！”不料这位女士竟高兴得跳起来，抱住儿子大叫：“宝贝，大师证明你不行，你还不听吗？别再立志做音乐家了，好好去念书吧！”

劳动大师级的人证明笨蛋多笨，未免太辛苦。但是，如果经此劳动，笨蛋能改走别的路线，而不再做睾丸，则党外幸甚、钢琴幸甚，大师虽劳动一番，也心甘情愿啊！

1986年7月10日午

如此公政，何以服众？

党外公政会的成立，本来就是“为避免政治尖锐对抗”而出现的胆小组织。今年4月25日，尤清发表《个人为党外公政会说几句话》，曾经公开承认两年前筹组公政会之初，本来是明知“组党自由是基本人权”的、明知“政党是民主宪法不可缺乏的制度”的，因而要“干脆直截了当地组织反对党”。但是转念一想，“为避免政治尖锐对抗，我们这些朋友还是忍气吞声地只组织党外公政会”，就这样的，这些一点险也不肯冒的朋友，以清一色的公职人员身份，成立了公政会。

丧权辱党外的文献

公政会成立后，国民党“内政部长”吴伯雄宣布，说这个会是非法组织，挂的招牌要拆下来。消息一出，公政会诸公“不胜怅然心痛”，一阵紧急理事会与记者招待会后，放出消息，说：“如果取缔我们，我们就组党！”此话虽然是十分无奈，表面上倒也英雄好汉。不料十五天后（1984年12月6日），公政会却偷偷摸摸，以限时挂号寄了一封秘件给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蒋彦士，信中为了蒋彦士“劬劳可感”，“本会全体会员谨布诚款，奉书致意”，除了“恭贺先生新禧”之外，“并祝贵党万象更新”，信中还说了一大堆本会会员“非与贵党相敌作对”的话，说要“以在野之身，戒慎谨惧，期能作为贵执政党之诤友”，“研究问题，提供贵党执政之参考”，并称赞“贵党总裁蒋中正先生”在1937年“复函民、青两党党魁，促成民、青两党之合法地位”，认为是“开诚布公之容忍态度”（李敖按：这根本与史实不符，是乱拍蒋介石马屁）。引喻之下，希望“贵党”“与本会坦诚沟通”，本会是有“款款之意”的、有“拳拳之忱”的、有“耿耿之怀”的，最后“敬候指教”，“党外公职人员公共政策研究会理事长费希平敬启”。（这封自失立场的信，由现任康系“首都公政会”的“党外史编纂委员会召集人李筱峰”执笔，除非“党外史”被窜改，这种丧权辱党外的文献，自当与“党外史”密不可分，而永留公政会耻辱的标记！）

脱得太快了！

在这封秘件以后，公政会诸公又酝酿把公政会的“党外”招牌给自动改名。消息传出，我忍不住了，写文章怒斥，最后在党外有识之士的大力压制下，国民党同路人吴三连的《自立晚报》所预料的改名“将能获得多数会员的支持”，却未实现，有识之士终于压制了会中出卖党外的投降主义者，改名之议终于胎死腹中。

在我们为党外维护“正名主义”的当儿，出卖党外的投降主义者配合国民党，恫吓说不改名国民党就要动手了！但是，有识之士却不相信，也不怕。如今，一年八个月过去了，没改名的公政会还是好好的，招牌尚未被拆，人也尚未被抓，足见一年八个月前的张皇失措，全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判断，至少是一种早产的政治判断，全都不值我们的一笑。

这一政治判断，使我想起1978年11月《阁楼》（PENTHOUSE）杂志的一幅漫画。漫画是一对情侣，碰到一个收恋爰税的，女的一见来者举枪，就赶快脱裙子。她的男朋友急了，说停下来别动嘛！〔只是抢钱而已〕没人说要搞你呀！（Nowjustholditonegoddamnminutenoonesaidanythingaboutrape……）

公政会改名事件，一图以蔽之，正是如此！

“嗜好毕同星命异，大郎尤贵二郎清”

当时公政会的理事长不是别人，就是万年“立委”费希平，从偷偷摸摸写信给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到慌慌张张在收恋爱税的面前赶快脱裙子，一阵下来，真可谓颜面丢尽、判断全失。于是，费希平黯然下台，尤清欣然登场。

尤清过去并无尺寸之功于党外，只不过趁做美丽岛被告律师之便，在别人受难之际，坐直升机蹿起，他是好人，有好造型与好学历，党外省议员把票投给他，使他轻易当上“监委”；在党外逼走不伦不类的费希平后，又轻易当上了党外公政会理事长。他得之于党外者，既超乎任何人之上，此番主持公政会，如能虚心求教于党外前辈，大公无私、捐弃小我、争名不先、攘利退后，纵然做了党外的最大受益人，我们也与人为善、乐观其成。不料，尤清自从当选公政会理事长后，不但监委式的说大话、作空秀积习不改，反倒色急式的抢起鸡骨头来。

去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是尤清抢起鸡骨头的初次牛刀小试。首先在1985年10月4日，党外候选人推荐名单出现了，高雄县部分，由无尺寸之功的尤清弟弟尤宏出马选省议员，排挤了吴大清；台北县部分，由无尺寸之功的尤清自己出马选县长，排挤了郑余镇。开票结果，尤宏惨败，没被推荐的吴大清反倒当选；尤清和郑余镇都落败，国民党的林丰正当选。尤氏兄弟不恤地方强出头后，我想到清朝龚定盒“嗜好毕同星命异，大郎尤贵二郎清”的诗，实在忍不住一阵反讽。

八天的公民资格

尤清抢鸡骨头于台北县，事情不大，大的毋宁是他的态度。他在参选之初，本来声明在先，如果台北县有党外候选人出来不让国民党候选人轻易当选，他愿只做备胎，不同党外地方人士争。可是，言犹在耳，他就食了言，在郑余镇宣布竞选台北县长的时候，尤清咬住想象中的鸡骨头，坚不肯放。这一态度，我看在眼里、冷在心里，觉得他实在名实不副、愧对党外。我对他的评价愈来愈低了。我觉得：难道尤清在党外做最大的受益人，还觉得不够吗？口衔着不竞而当选的“监委”鸡骨头、坐着党外党中央的鹿皮椅，难道还非得抢地方的缺不可吗？抢也罢了，但是，比起在台北县经营多年、为地方民众服务多年的郑余镇，尤清难道不惭愧吗？参选之日，尤清时年四十三岁，在四十三年即五百一十六个月里，他做台北县民，只有六个月。他在1985年5月8日户口迁入台北县，到11月8日满六个月，取得公民资历，得以参选。一加一减，原来在台北县做公民的资格，前后只有八天！他无尺寸之功于台北县，居然来抢辛苦耕耘的郑余镇和党外人士的收成，他可真好意思！抢也罢了，他又说大话、作空秀呢！在邱连辉竞选屏东县长失败、高速投靠国民党、竟出任省政府顾问兼诉愿委员会主任委员之际，康系刊物《八十年代》登出尤清谈话说，事先他劝阻邱连辉，理由有二：“第一点，选举的失败不值得灰心，因为以他一人的力量与国民党对抗自然是处于劣势。第二点，依他的身份、地位‘管’邱创焕是绰绰有余，何必屈就邱创焕之下呢？”尤清的话都言之成理、都没有错。但是，令人不解的是：你尤清这次抢破头来竞选台北县长，幸亏你落选了；如果你没落选，当上台北县长，试问以那时候的县太爷“身份、地位”，是受谁“管”呢？国民党省主席邱创焕岂不正是你的顶头上司么？你不正是抢破头要“屈就邱创焕之下”吗？——明于责人如彼、昧于知己如此，他可真好意思！

手脚分三类

尤清这种态度，到了今天公政会成立分会的时候，更变本加厉了。按照1984年9月2日大会制定、1985年12月26日大会修正的“党外公共政策研究会组织章程”第2条之一，公政会在各地“得设立分会”；再按1985年12月26日大会制定的“党外公共政策研究会分会设置办法”第4条、第5条：

四、分会之成立手续如下：

（一）分会应有各该地区基本会员三十名以上为发起人。

（二）发起人应检具基本会员名册、申请表、发起会议记录及筹备进度表，送交本会理事会。

（三）理事会同意后，应指派辅导理事或会员参加分会之各项会议，辅导成立分会。

五、分会发起人应由本会会员结合当地对党外民主运动热心人士（历任公职人员之候选人、助理、秘书、助选人员、积极支持者及其他党外组织之成员等）为之。

可见符合这些规定，公政会总会就无刁难之理。不料1985年12月26日分会设置办法制定后，尤清却以公政会理事长身份，大做手脚。手脚分三类：

第一，跟尤清自己在台北县抢鸡骨头直接有关的分会，立刻给予方便。例如台北县分会，4月18日提出申请，4月18日当天就过了关，速度之快、效率之高，可称全台湾第一！

第二，跟尤清没有恩怨利害关系的分会，虽没当天过了关，但也给过了关。像屏东分会、高雄市两个分会、宜兰分会、台北市两个分会、台中市分会、高雄县分会，等等都是。

第三，跟尤清有恩怨利害关系的分会，手脚可就来了。例如云林分会，苏洪月娇早在分会设置办法制定后第十四天（1985年1月9日）就率先提出申请，这是全台湾第二早（第一早是高雄市打狗分会，1月6日提出的）申请的分会，可是，提出以后，一直石沉大海，直到今天，还不见过关的影儿！

是“协调”呢？还是捣蛋？

苏洪月娇申请的云林分会过不了关，尤清主持的公政会竟说出了理由，说是云林有另一组许哲男的申请出现，因为闹了双胞，“尚待协调”，所以碍难照准。这一理由，表面上十分堂皇，可是我却发掘出破绽：

第一，苏洪月娇的分会，早在1月9日就提出申请，虽不能比照尤清私心荟萃的台北县分会，得蒙当天过关，但多少可比照其他分会，在短期内予以过关。不料苏洪月娇1月9日提出申请后，2月9日过去了、3月9日过去了、4月9日过去了，到了4月18日，也就是三个月零九天之后，也就是被积压了九十九天之后，忽然冒出了许哲男的分会来搅局，而尤清主持的公政会，居然立刻接受了这种搅局，宣布两个分会都不同意，试问这种“尚待协调”说得通吗？若说为了不妨碍地方和谐，而不得不如此，但是，我们忍不住要问：地方不和谐的原因，难道不正是你们制造的吗？你们积压住一个会，硬拖了三个多月不同意，三个多月的稽迟，不正是给地方冒出第二势力的最好鼓励吗？这种态度，是“协调”呢？还是捣蛋？

试问如此公政，又何以服众？

九十九天对九天

第二，若说苏洪月娇申请的分会，其成员只代表地方部分派系，不足以涵盖一县，所以不得不等许哲男的另一派系，才算圆满，此中苦心，你李敖不知道。但是，问题又来了。试问这种辩解若能成立，屏东分会又怎么说呢？屏东分会，在1月27日提出申请，只过了九天（2月4日），尤清主持的公政会就给过了关。令人不解的是：屏东分会的领导人是邱连辉和康系的苏贞昌等，其成员岂不也只代表地方部分派系吗？岂不也不足以涵盖一县吗？为什么不等另一派系的潘立夫、邱茂男、邱武男、戴雅各他们，协而调之，才算圆满呢？苏洪月娇申请云林分会，拖了九十九天还在等待“协调”其他派系，为什么邱连辉申请屏东分会，只等了九天就不等了呢？这种双重“党外伦理”又是怎么回事？尤清尤有不清者，你卵翼的台北县分会，4月18日当天申请当天就过关，试问可曾为了不妨碍地方和谐，等另一派的郑余镇一天过？或等另一派的黄煌雄半天过？对照起来，一切大白，试问如此公政，又何以服众？

苏洪月娇是尤清的恩人

第三，也许又有其他的风言风语，说什么因为苏洪月娇有青年党的身份，所以不便速予过关，此中苦心，你李敖不知道。但是，问题又来了，宜兰分会的游锡堃是什么身份呢？岂不也是青年党吗？游锡堃的宜兰分会，3月28日提出申请，十五天后（4月12日），尤清主持的公政会就给过了关，这又怎么说呢？试问如此公政，又何以服众？

除了以上三点破绽，值得探讨的还多着呢！其中流传最多的苏洪月娇“罪状”，是她在投票选“监委”时，没投尤清的票，以致要遭到“密裁”。但是，当时在投票前，仆仆风尘，带刚出道的尤清全省找党外省议员帮他忙的，又是谁呢？不正是苏洪月娇吗？苏洪月娇又何负于尤清？苏洪月娇在配票给尤清，使他可稳当选后，把多余的票投给周哲宇，以期党外多一人上垒，又有什么错？党外可以这样对待她吗？我看也许党外人人可对苏洪月娇忘恩负义，唯独尤清不能忘恩负义——苏洪月娇是尤清的恩人哪！不错，尤清选台北县长时，许哲男曾跑来助选，但比起苏洪月娇来，苏洪月娇是在尤清初出道时雪中送炭，许哲男却是在尤清直升机飞起时锦上添花，能相提并论吗？

“你那好冷的小手”

公政会分会成立的目的，虽不出“以研究公共政策及推动民主政治为宗旨”，但在实务上与地方选举成败攸关，也是尽人皆知。如今尤清卵翼的台北县公政会，快马加鞭，抢先起步，在打着尤清为“永久荣誉理事长”的肉麻旗号下（注意：连蒋介石都不好意思学海地，说自己是永久总统、终身总统呢！），与尤清三重服务处两位一体，整天吃饭也、募捐也、卖书也、演讲也。……不一而足，相对的，还在云林的一角或新竹的一角，却有一个个分会正在被冻结着，在“尚在协调”的美名下，被打击着。

尤清最近写信给公政会“亲爱的会员同志”，信中谴责国民党“吓阻不准设置分会”，并声言“设置分会乃大会既定之决议，且为社会多数民众所期待，理事会自当贯彻执行，继续推动”云云。但是，看了我上面一一列举的证据，我们可以恍然大悟：真正“不准设置分会”的黑手中，除了国民党的魔掌外，还有一只“你那好冷的小手”在“推动”着。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前几年，银霞出了《你那好冷的小手》专集唱片后，请我吃饭。她问我可喜欢这首歌。我笑说我太老手了，不知道小手怎么冷法。写到这里，我顿悟小手怎么冷了——“亲爱的会员同志”尤清啊，可真有他一手！

1986年7月17日午

康系人物的政治公道

在康系人物成立“党外公政会首都分会”以后，他们为配合竞选作秀，出版了一份《首都周刊》（登记证局版台誌字第5361号），这周刊的排行阵容是这样的：

发行人：张德铭

社长：康宁祥

总编辑：林正杰

社务委员：首都公政分会全体会员

执行社委：王玺瑜、林文郎、林正杰、林一雄、李肇基、周弘宪、洪寿美、洪维国、徐明德、陈清钊、康宁祥、费希平、蔡武渊、谢三升、萧裕珍

阵容之浩大，令人侧目，自不消说。

在1986年9月6日出版的《首都周刊》里，我却在令人侧目之外，看到了令人更侧目再侧目的文字。文字内容是“台湾人权促进会”的公开声明，其中说：

本会会员台北市议员林正杰因议会中言论，本（9）月3日被台北地方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剥夺公权三年，这是继陈水扁、黄天福、李逸洋、郑南榕、颜锦福等言论官司后，国民党再一次利用司法程序整肃政治异己的恶例，本会基于维护人权立场，深感痛心并着手最严重的抗议。

又说：

林正杰议员本于民意代表之职责，为民喉舌，在议会中揭发特权贷款，自属宪法中民意代表议会免责权之范围。如今司法竟自甘沦为政治工具，丧失正义防卫的功能，人权保障只是徒托空言。

乍看起来，康系人物张德铭发行的刊物，发出这种声明，不可谓不义正词严，但是，细究起来，我却大惑不解了。因为声明中提到的郑南榕案这一“言论自由官司”，它的告诉人，岂不正是张德铭自己吗？你自己把郑南榕告到台北地方法院去，你的目的，不正是要法官判决郑南榕吗？这样一告，法官沈银和是不判呢还是判呢？不判，你张德铭会干休吗？你张德铭又何必来告？判了，下场就是“国民党”“利用司法程序整肃政治异己”了，就是“司法竟自甘沦为政治工具”了，这种教人里外不是人的“圈套”，我实在看不过去，我一定要揭发出来，给大家看！

我不认识法官沈银和，我还写文章批评过他，但他遭到了这种“圈套”，我也不以其人而废我言。——李敖之所以为李敖，正是在此。

1986年10月26日

康宁祥的时光隧道

在9月10日出版的康宁祥任社长的杂志——《亚洲人》里，有一篇《李敖的放水纪录》。据文前编者按语：“本文是吴祥辉在其《李敖死了》一书中的文章，本刊得到作者同意，特在其书出版前先予以刊载。”可见这篇文字，是《亚洲人》以先散布为快的目的，抢先发表的。《亚洲人》主持人当然得负共同责任。

任何人都有根据事实批评别人的自由，但是没有捏造事实批评别人的自由。事实一经捏造，则对所谓言论自由只是一种亵渎，而所谓批评云云，实与诽谤无异了。这种批评怎么站得住呢？

我就从《亚洲人》的这篇文字中，随手举一段为例吧。

《亚洲人》说：“李敖为什么要批康？”答案是离奇的，原来竟是——“李敖批判康宁祥只是为了报私己之仇”！乍看起来，这一说法颇有新闻性，大家愿闻其详。但一闻之下，其详原来如此：

李敖批判康宁祥的原始动机很简单。一言以蔽之——新仇加旧恨。新仇也没什么，只是老康过去老大当习惯了，不愿和其他人一样亲自登门向李敖拜码头。更该死的是，他竟然在李敖生日那天，不但不“举香跟拜”，还千里迢迢跑到李敖的“死敌”柏杨家中去寒暄。

旧恨可就离奇了。当我向康宁祥求证时，连老康都被我弄得一头雾水。

话说十多年前的某一天，张白帆（《少女殉情记》的主人翁，前《文星》编辑）陪着李敖开车到台北市大龙峒，拜访黄信介，李敖希望黄信介能弄本杂志让他办，车抵黄宅，李敖只身进去，张白帆在车内留守。李敖回来后告诉张白帆，黄信介没有反对，但黄表示要征询康宁祥的意见。

不数日，张白帆再度陪李敖到大龙峒，他仍留在车内。不一会儿，李敖怒气冲冲，从黄宅走出，李教说，黄信介表示，康宁祥反对和他办杂志。一路上，李敖骂声不绝，他向张白帆扬言，此仇不报非君子，总有一天，他要让康宁祥后悔！

康宁祥搞不清是否有这段往事，黄信介人在狱中，李敖打死也不承认。然而，却有人牢牢地记住。当批康的战火一起，这个“轶事”早就在非党外圈传开（当时，我尚未进党外）。熟知李敖个性的人，一方面为他“有仇必报”“无毒不丈夫”的行径叹为观止，一方面也为老康捏把冷汗，更为党外新生代受李敖利用而悲伤莫止。

这篇文字说“十多年前”，这四个字，是关键所在，可大大值得追究。

第一，再过六天，就是11月19日了，我正好自警总军法处出狱十周年。张白帆在我出狱时早已是我的敌人，既为敌人，总不会陪着李敖开车到大龙峒吧？——所以，照这篇文字所说的事，必不发生在这十年之间。

第二，我入狱期间，是1971年3月19日到1976年1月19日，一共五年八个月。这五年八个月中，人都在牢里，自然也不可能由张白帆陪同开车到大龙峒吧？——所以，五年八个月加上去，这篇文字所说的事，必不发生在这十五年八个月之间。

第三，我在入狱前，自1970年1月彭明敏偷渡起，一直被警总专车跟踪、专人软禁，到1971年3月19日被捕为止，近一年四个月，自然也不可能到大龙峒找黄信介办什么杂志。——所以，一年四个月加上去，这篇文字所说的事，必不发生在这十七年之间。

这篇文字说“十多年前的某一天”，事实上，长达十七年间，都根本没有这么一天！

事实上，我根本就没去过大龙峒“拜访黄信介”，更不要说是张白帆陪去了，更不要说是一去再去了。

事实上，我生平只见过黄信介一次。那是二十一年（1965年）前。二十一年前，我正主持文星，黄信介正做市议员，发生了省议员杨玉城的案子。杨玉城是台北市长高玉树的亲弟弟，黄信介是高玉树的“五虎将”，他和李福春两位想找我帮忙，特别约我在波丽露二楼吃西餐，谈得很高兴。事后我整理出议员保障法例，打好字，叫已被文星请走但为我私人收容的张白帆送去给黄信介。那天是1965年12月31日。自那天以后，我和黄信介没有任何来往。

事实上，文星在1965年被查封后，我再想办杂志，也不可能找上黄信介，一来两人全无渊源，只吃过那次饭；二来纵有渊源，我也不会找他，因为搞街头选举，他是老大哥、是内行；搞笔下宣传，他却是小老弟，是生手——他办《台湾政论》，是文星查封十年后的事；他办《美丽岛》，更晚之又晚了。换句话说，他办杂志，是我办杂志结束十多年后的事——我怎会找上十多年后才学会办杂志的黄信介呢？

何况，纵使造谣，说我找上黄信介，也绝无“黄表示要征询康宁祥的意见”的可能，因为黄信介那时候是否知道有康宁祥这个人，都大成问题——康宁祥那时候是加油站的工人，这种工人，全台湾有千百位，黄信介纵使想办杂志，也不会问道于盲吧？（纵使想办个《汽车杂志》、《石油通讯》，也不会到加油站去找人吧？）

对今天那些速成党外、即溶党外、退票坐牢出来摇身一变的党外而言，康宁祥在党外，的确有资深的历史。但他再资深，比起黄信介、李敖来，还要差上一大截。如今康宁祥任社长的《亚洲人》，居然把康宁祥的历史，拉长到黄信介都要“征询”他的程度，并把康宁祥的本领，扩充到可以定夺跟李敖办杂志的程度，这是百分之百的天方夜谭！并且只有从天方夜谭里，才能看到这么往脸上贴金的时光隧道也！

我直到今天，还没见过康宁祥本人什么模样，我和他全不认识、毫无瓜葛，何来“私己之仇”？造谣说我批康是“有仇必报”、“无毒不丈夫”；并造谣说我因找黄信介办杂志不遂而怀恨康宁祥。这种捏造事实，无论从时间、地点、人物、情节、身份上看，完全牛头不对马嘴。这种谣，未免造得太粗糙了吧？——康系刊物竟是这种水平吗？

1986年11月13日夜1时

“台湾独立”的性交问题

之鉴台弟：

拜读台弟《外交成绩单小统计》，其中列举“台湾要突破外交困境”的四途，第四途为“台湾独立为台东国、台西国、台北国、台中国、台南国、澎湖国……仿俄国加盟共和国方式，分别争取与国，互相建交（至少可增加五个以上邦交国），并加入联合国。台湾组中华民国‘邦联’或‘国协’。自得其乐，意淫梦遗。”台弟此议看来极为有趣。现在全世界承认台湾的，只剩二十三国，此议若成，“至少可增加五个以上邦交国”，对一百三十七国承认的中国大陆说来，虽然好没有一比，但是对自己“意淫梦遗”而言，却有益小家气国民党和小家气台湾人的身心，吾人不可不拭眼镜以待也！

由台东国、台西国、台北国、台中国、台南国、澎湖国……的“互相建交”，使我最先想起蚯蚓。蚯蚓每条都是阴阳人、雌雄同体，他可以用身体第十五节射出精液，然后用第九节和第十节受精，此犹台南国派出苏南成，而由台北国许水德接受“互相建交”也。

我继而思之，蚯蚓不够看，似不如蜗牛。蜗牛也是阴阳人、雌雄同体，他的阴性器官有个囊，其中充满爱之箭，一发情就乱射。两只蜗牛交配时，就彼此发射。此犹台南国苏南成压在台北国许水德身上，“互相建交”也。

我再思之，蜗牛也不够看，似不如欧洲扁牡颇（Europeanflatoyster,Ostreaedulis）。欧洲扁牡蛎不同时阴阳人、不同时雌雄同体，而是每只都分别扮演两性的角色，先扮雄的，后扮雌的。用他具有的两性器官，做规律性的两性变化。在较寒冷的大不列颠水域，每几年为一变化周期；在较温暧的地中海水域，每一季为一变化周期；在台湾水域更温暖，理当每个月即可为一变化周期，如此台南国苏南成和台北国许水德自可隔月为雄，“互相建交”也。

我又而思之，欧洲扁牡蛎也不够看，似不如海兔（seahare）。海兔是群交专家，因为无法借一对一的交配来互相受精。在群体交配时，第一只海免卧底，第二只爬到第一只身上，第三只又爬到第二只身上，如此叠罗汉式的纷议其后，一次群交，可叠成十二只之多，足够台湾各独立小国“互相建交”之用，当然最下面的仍是台北国许水德，最上面的仍是蒋经“国”蒋经国，最后占便宜的仍是蒋胖而非苏胖、许胖，自在意中也！

今早四时半开写，先写此篇，边写边笑，笑中遥祝之鉴台弟在“台中国”早安

小兄“台北国”李敖手启1987年8月24日

拿破仑与“台湾独立”

拿破仑（NapoleonBonaparte）做法国皇帝，横扫欧洲，固一世之雄也，但奇怪的是，拿破仑父母都不是法国人，他们都是科西嘉（Corsica）人。科西嘉是地中海第四大岛，因为战略地位重要，自古希腊以来，先后为强权所争，而该岛人民也亟思独立。拿破仑父母就是当时的“科独”（科西嘉独立）激进分子，他的父亲是“科独”英雄包力（PasqualePaoli）将军的左右手，他的母亲十几岁就献身独立。当时科西嘉是被“外省人”——意大利的热那亚人（Genoese）统治，在风起云涌的“科独”压力下，“外省人”政权不堪其扰，也不甘心让它独立，于是就干脆把科西嘉偷偷卖给“大陆”——法国。在“大陆”的强大压力下，科西嘉人的独立运动，终于好梦一场，他们努力跟“大陆”来的军队打了三个月，最后弹尽粮绝，一个少女在战场上退下来，在通往教会的小路上，生下了小孩，这小孩就是拿破仑。

十年过去了，十岁的拿破仑到“大陆”去读书，他对“外省人”敌视，“科独”的愿望，时在心中。他念了幼年士官学校，也念了士官学校，他熬夜秘密写信给流亡英国的包力将军，表示对“科独”的向往。在“大陆”本土发生大革命时候，“科独”有了机会，拿破仑身为“大陆”政权的中尉，却跑回科西嘉，当了独立军的中校，最后独立军动还是失败了，但这一失败，却带给拿破仑一次觉悟。他慢慢觉悟到：‘科独’并不能带给科西嘉真正的独立，当包力将军提议勾结英国以反抗法国的时候，拿破仑拒绝了，他说：“这样做，等于把科西嘉由法国转卖给英国。”这不是科西嘉的前途。

拿破仑的远见，不见谅于包力将军和不识大体的“科独”同志，他举家逃到丛林，遥见他家被同志烧掉。他跟母亲说：“我们不要在这块小地方上为生活忙碌了，现在的拿破仑已不再是科西嘉的拿破仑了，而是世界的拿破仑了。”他母亲答道：“离开科西嘉，对我像被针扎一样痛苦，可是，妈妈愿意跟你到天涯海角。”于是，他们回到了“大陆”。

十多年后，拿破仑不但做了“大陆”的统治者，并且当了皇帝，他统治了大半的欧洲，当然包括科西嘉在内。两百年来，科西嘉一直属于“大陆”，从一个省变为两个省，跟法国一同变为强国，“科独”的梦幻早已云散烟消了。

拿破仑献身“科独”运动，他可以举出一千个科西嘉应该独立的理由，但是，一朝他有了世界性的眼光和“大陆”的胸襟，他觉悟到他不该再以一个小岛褊狭之见来夜郎自大，当然也毫不自卑，你看，他以一个又矮又小的科西嘉人，最后统治了“大陆”——只有有自卑感的守财奴，才斤斤保护小台面，声声要躲开“大陆”；真正有大志的人，他不怕“大陆”统治小岛，而要用小岛统治“大陆”。

三万六千平方公里的台湾，只不过比八千七百平方公里的科西嘉大一点点儿，有眼光和胸襟的“台独”豪杰们，不妨想一想。

1988年7月3日

民进党不“革命”吗？

国民党在7月7日召开十三全会，民进党针对国民党宣布不改“革命”民主政党属性一事，决议在同一天，举办“反革命”群众大会，以为对垒云。

四十年前，胡适写《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指出：英美的政党叫甲式政党，苏联的政党叫乙式政党，甲式政党的特色是党员没有确定人数、党籍没有记录可查，人人可以自由登记为某党党员，没有党的纪律可以约束投票等；乙式政党的特色正相反，它有严密的组织、有确定的人数、有详细精密的党籍、入党必须经过调查，成为党员后必须服从党的纪律，否则将受惩戒等。乙式政党虽然也用“政党”的名称，但性质和甲式政党完全不相同，这些区别，往往为一般人所忽略。胡适这一提醒，转眼四十年过去了，到了今天台湾，这一忽略还在方兴未艾呢！

为什么？因为今天台湾的政党，都还是变形的乙式政党，都还在“革命”的情怀下不肯“甲”天下，最妙的，连民进党自己，居然也一出道就自甘“乙”类，这就未免太讽剌了。国民党等乙式政党，个个有它的历史包袱，脱胎换骨，谈何容易；但民进党是新成立的党，党中才俊无一不以提倡英美式民主政党政治为目标，如今自己成立的党，却一出手就苏联式起来，故意不肯一身轻，而要把包袱朝肩上背，同时还指摘别人不该背包揪，这种妙事，岂止讽刺，简直太滑稽了！

民进党在政党属性上，我们看来看去，看不出它的“反革命”反在哪里？党章也、党旗也、党徽也、中央党部也、县市党部也、乡镇市区党部也、特种党部也、中央执委会也、党主席也、中央执行委员也、中央常务执行委员会、中央评委会也、中央评议委员也、中央常务评议委员也、入党介绍人也、填表也、宣誓也、缴纳党费也、颁发党证也、全国党员代表大会也、县市党员大会也、乡镇市区党员大会也、中央党部秘书长副秘书长也、本党内规也、纪律及仲裁也、警告也、公开谴责也、留党察看也、开除党籍（除名）也。……种种种种，无一不是乙式政党的模子，并且青出于蓝之。试看英美式民主政党政治中，参加政党，乃人民参政权的一种，任何政党无权限制人民加入它，但民进党入党条件限制之严、门槛之高、不便之甚，在在令人惊异。人党要党中大亨介绍、工作委员引进，久而久之，其结果可想而知，一方面陷入封闭性而不能成其大，一方面助长山头性而适足见其小。美国人想要成为民主党员或共和党员或其他党党员，只消有同一政治理想，就可以自认是那党党员，除了登记一下，并无其他条件，正所谓“我欲党，斯党至矣”！这种柔性政党的良法美意，岂不正值得民进党去学？但民进党却缺乏开党气象，一开始就小鼻子小眼，露了相。台湾三十多年没有一个反对党，如今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就这样误入歧途，真是可悲！

民进党还没执政，所有名位还是空头的、还是画饼状态，他们就荒腔走板、弃尽所守如此，将来一旦飞黄腾达，还得了吗？基本原因，就在要过做中常委等名位的干瘾，当一名中央民意代表，至少要掌握七万选票，可是当一名中常委，只要掌握百来名即可，民进党有党员千人，选民一百六十万，以千人选出的代表，来领导一百六十万选出的代表，又何乐不为？但党员乐，党却苦矣，哀哉！

1988年7月6日

“你是半个王八蛋！”

民进党既不民主也不进步的地方很多，单就它的“民主进步党纪律仲裁办法”看，便可领教。该办法第五条明定：“党员违纪之处分，分为下列四种方式：一、警告。二、公开谴责。三、留党察看。四、除名。”按照台湾地区的政治教育，乍看起来，党纪处分就是处分处分嘛，不算什么，但若知道这种处分自己人的模式，乃是极封建极苏联式的时候，我们就不禁大吃一惊！为什么一个号召民主进步的党，在建党一开始，就不走正路？英美式柔性政党中，绝对没有这种极封建极苏联式的党纪处分，民进党为什么不学学这种好的，而要专学坏的？

封建帝王奴役臣下，纪律的花样很多，其中一项，叫“传旨申饬”或“奉旨申诉”。方法是“太监传旨，京官跪听”。太监代表皇上，向跪在宫门外的大臣公开叫骂，骂的内容悉听宦便，从祖宗三代骂到子孙万代，都不稀奇。大臣是有头有脸的人，哪吃得消被这种小人骂，只好偷偷贿赂于先，以缓其骂。清朝邮传部刚成立时候，张伯熙做尚书、唐绍仪做侍郎，两人不和，被皇上处分要公开挨骂。唐绍仪偷送了红包，骂就放了水；张伯熙没送红包，就被顿足大骂了好一阵，最后饬以“混账王八蛋，滚下去！”张伯熙叩头而起，面无人色，归而疾作，一命呜呼。可见此种处分，威力不轻。当时红包的价码不低，是银四百两。有一次，一个大臣没有钱，只送了一半两百两，希望过关。两百两太监也笑纳了，不过在公开叫骂时，改为“你不是一个王八蛋，你是半个王八蛋”——封建帝王奴役臣下，最后演变，竟令人哭笑不得，一至于此！

民进党对党员有“公开谴责”的处分，不但见之于党章，并且见之于事实。在去年3月27日的报上，我们便可看到“公开谴责公告”，其中“说明”指出：“本党为抗议国民党以选罢法和贿选垄断选举，封杀反对派人士，并以分赃酬傭（庸）党友方式，安排民主花瓶掩饰败行劣迹，使监察功能荡然无存，民主生机沦丧，对于此种全民深恶痛绝之监委选举，唯有以全面罢选对抗，始能瓦解国民党导演的丑剧和粉饰的策略。唯有少数党员却违反本党之决议，参加选举投票，本党分别依情节予以停权及公开谴责之党纪处分。其中周伯伦、张德铭、康水木、蓝美津、徐明德、陈胜宏、王昆和、王兆钏八人应受公开谴责之处分，特此公告。”这一公告，是以广告方式登出的，我看来看去，发现它十足是封建帝王“传旨申饬”的翻版，所不同者，太监公开或报上公开而已！

我这里所写，绝不是说这些被谴责的政客该不该做他们的事，而是说：一个号召民主进步的党，根本不该用极权退步的方法处分党员凡是有党章和施行细则中有这种处分规定的，都是苏联式的政党，都不是有出息的政党的该效法的。

民进党口口声声指摘国民党，但它忘了，即使国民党，在党纪处分上，也早已扬弃公开谴责的方式了。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纪律委员会规程”第五条中，本有“对于违犯纪律之党员”，得予“公开批评以诉诸舆论”的规定，但在党章第四十六条中，处分仅余“一、警告，二、留党察看，三、停止党权，四、开除党籍”四种了，早已不再流行公开谴责了。由此看来，以民主进步号召的党，其实比国民党还封建、还苏联式。宋朝《汾河谣》说：“汉似胡儿胡似汉，改头换面总一般。”所谓民主进步，原来如此！

1988年7月8日

真是蠢极了！

民进党在党章中，订有纪律仲裁条文，又在“民主进步党纪律仲裁办法”中，订有施行细则。条文和细则出笼不久，就有了牛刀小试的机会，那就是1986年的“监察委员”罢选案。

民进党党中央开会，认定监委选举，自从被国民党改为限制连记法后，民进党若想当选，绝无可能，除非靠国民党“礼让”，便得靠“不正当”手段取得，在这样无法清清白白的情势下，认为只有用罢选——台湾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罢选——来抗争，才能显示出民进党的道德形象。在党中央开会讨论过程中，基于现实利益，反对罢选者也列席陈述理由，但他们表示，一旦党做成决议，他们就无条件尊重，像政客周伯伦就这样信誓旦旦过。

不料，在党中央决议罢选后，变化来了，许多党员悍不遵守，纷纷欲罢不能。事后，党中央做成决议：黄玉娇、林纯子二人停止党权三年；林文郎、苏洪月娇、庄姬美、朱星羽等四人停止党权二年；周伯伦、张德铭、康水木、蓝美津、徐明德、陈胜宏、王昆和、王兆钏等八人予以公开谴责处分。

处分宣布后，政客林文郎接受访问，愤愤的说，罢选的决议，“只不过他们十几个人关起门做出来的，而且当时谢长廷他们提出什么道德形象，再加上一些中评委在旁助阵，所以虽然费希平、苏贞昌、康宁祥、周沧渊、游锡堃等人反对罢选，也不敢坚持，才会通过这个议案。而且政治是讲实力，像吴乃仁这款人连里长都选不上，他凭什么来领导我们。……”林文郎这些话，在抨击党工吴乃仁方面，颇有别趣。党工没有人民投票而跻身新贵，不无幸进，令人不服。但既然大家聚而成党，党工挟道德以令诸侯，虽费希平、苏贞昌、康宁祥、周沧渊、游锡堃之流，“也不敢坚持”不罢选，所以，在道德形象上，这是一次胜利。

不过，从民进党党章和纪律仲裁办法来看，这一处分，其实还是被康系人物网开一面了的。中央评议委员会主任委员是康宁祥的律师郭吉仁，在这种人的护航下，明明该有像样处分的，结果却成了四不像，按照纪律仲裁办法第七条，明定“党员故意违反本党党章、决议、党之基本政策，或显著违反纪律而使本党蒙受重大损害者”，是符合“除名”（开除党籍）标准的，可是却无一除名，可见党纪处分也是虎头蛇尾。应处分而不处分，固属党纪荡然；应做除名处分而不除名，也是一种党纪荡然。

整个的“监委”罢选案，从开幕到落幕、从幕前到幕后，都证明给我们：纵使民进党中不无坚守道德形象的高明之士，而在某一程度上，有道德形象上的胜利，怛由于整个政党的错误——一开始就没走上英美式柔性政党的路，而误入歧途走上苏联式刚性政党的路，以致一切努力都变得劳而无功。刚性政党的成立，多有其历史条件，多在经过长期酝酿和斗争，有强人通吃，出而为英雄式领导。而民进党呢？它的山头与山头之间，地丑德齐；党员与党员之间，你我同大；前主席与后主席无殊；党中央与党地方少异，党员彼此的地位，既然差距甚小，正适合成立英美式柔性政党，从党内民主产生大力量，进而蔚成风潮，使政客不敢撄其锋，这样才是正途。可是民进党智不及此，反倒舍本逐末，以控制个别党员为能事，最后忠奸同场，丑戏连台，为官场现形又别开一次生面，真是蠢极了！

1988年7月9日

双重标准，何以自圆？

民进党在国民党十三全大会之日，举办群众大会，予以声讨，他们散发了一份“民进党反‘革命’群众大会宣言”，指摘国民党“披着‘革命’的虚伪外衣，企图以‘革命’手段做戕害民主的借口”。这种指摘，很有道理。不过，自己以反“革命”自豪，指摘别人动辄“革命”之不当，首先自己得不“革命”才成，若自己也一丘之貉，“企图以‘革命’手段做戕害民主的借口”，纵然不“披着‘革命’的虚伪外衣”，也照样对民主构成戕害，只是戕害的程度与手段，有所差异而已。

例如民进党动辄召集群众大会，稍有历史和政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群众大会其实是最“革命”狂的杰作，从法国大革命的群众大会，到极右派纳粹式的群众大会，到极左派的共产式、公审式的群众大会，所披外衣固有古今之别，但其戕害民主别无二致。搞群众大会，没有不走火入魔的，走火入魔后，什么效果都冒得出来。法国大革命的群众大会，整死的自己人比整死的敌人多得多，罗兰夫人（MadameRoland）在群众大会前上断头台，就是显例。为什么群众大会到头来如此谑画？原因无他，群众无知，徒被政客煽动耳！政客一切权力挂帅，表面上，大声疾呼的都是冠冕堂皇的大是大非，事实上，政客全无是非，至少他们的是非是变动无常的、不可倚赖的。所以，他们眼中的“革命”，转眼之间，也可变为反“革命”，法国大革命时丹东（Danton）最后也上了断头台，可见“革命”也、反“革命”也，是非在政客嘴里，根本是没个准儿的，谁该升天、谁该下地，全凭他们在群众大会上的一句话！

如今在台湾的群众大会上，政客们声讨国民党“革命”罪状中，有一条是国民党“继续霸占政权”，不肯实现“国会全面改选”，以致“万年国会”老不死议员充斥云云。这种指摘，我也赞成。不过问题出在你们民进党自己，是不是绝对不犯这种毛病呢？你们指摘国民党这样做，是由于“国民党的‘革命’属性在作祟”，但是，我们奇怪，民进党中费希平的赫然成为中常委、赫然成为立法院党团大员，这样做，又是什么属性在作祟呢？

费希平是老国民党出身，以政工人员进入“立法院”，大体上，他在“立法院”的前二十年，是失职的，直到二十年后，在党外人士的相激相荡下，他才投身又投机的，变为一名“风派”。费希平自己宣称：国会三十多年不改选，“我也承认现在不能代表大陆上的民意”，但他自命他有“追求‘民主法治’之目标”的“言行”，因此就厚颜一干至今。而民进党呢，鉴于费希平这种“万年立委”可使他们在“立法院”多了一席，所以也就欢迎了这么一位怪老子。

现在，问题来了，民进党忘了：你们是凭什么反国民党的？你们凭的，不就正是你们自谓有理、他们没有吗？不就正是你们自谓合乎正义、他们不合吗？国民党由于“革命”属性作祟，弄出费希平这种“万年国会议员”来“继续霸占政权”，既是你们反对的、鄙视的、开群众大会要打倒的，可是你们呢？你们为了区区一位“立委”名额的便宜，就全无原则，也“革命”属性起来了，好意思吗？国民党虽虚伪，至少还不讳言其属性；可是民进党却同一属性却还指摘别人，所穿虚伪外衣，恐怕更厚一层呢！

1988年7月10日

讲民主，你没有风度

近代中国的最大悲哀是，中国人勇于实验制度，却拙于选择制度。中国人试验过君主立宪、试验过开明专制、试验过保皇、试验过革命、试验过勤王复辟、试验过再造共和、试验过新华春梦、试验过金陵春梦、试验过督军团、试验过军政府。……各种国体与政体、各种统治的花招与好梦，都被各路英雄豪杰獭祭而试之，结果呢？中国至今犹在时值非常中、犹在国家多难中、犹在革命反革命之声不绝于耳中。千年古国经此百年折腾，还要想不焦头烂额，其可得乎？

不过，中国人虽实验了这么多，却独独忘了最该实验的一种，就是英美式的民主政治。

所谓英美式的民主政治，是指道道地地的英美式民主政治，而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英美式民主政治。《镜里风云》（ThroughtheLookingGlass）里，罕不旦丹不旦（HumptyDumpty）对阿丽丝（Alice）小姑娘说：“当我用一个字眼时候，它的意思就只是我要它表达的意思——既不多，也不少。”（WhenIuseaword,itmeansjustwhatIchooseittomean-neithermorenorless.）阿丽丝抗议说：“问题是，你不能拿字眼又当这个讲又当那个讲。”罕不旦丹不旦答复倒也干脆，他说：“问题是，谁说了算而已。”当然有人说中国也在实行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但所实行的，其实只是罕不旦丹不旦式的，只是他说了算的民主字眼而已，这种字眼，只是他要表达的集团专政的民主羊头而已。

英美式民主政治的最大特色，在于他们把民主当成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养、一种格调，这种种优良品质，形成了所谓民主风度。巴特勒（N.M.Butler）说当：“一名绅士的难处之一是，你不被允许粗暴的主张自己的权利。”（Oneoftheembarrassmentsofbeingagentlemanisthatyouarenotpermittedtobeviolentinassertingyourrights.）英美式民主政治下，不论议会问政也好、抗议游行也罢，都不时兴粗暴。政治立场仅管坚定，但表达这种立场，却“其争也君子”。

反看中国，中国的民主政治，在台湾，四十年的嗟跎，失掉了建立民主橱窗的好机会。民进党一出道，攻击国民党不民主，我有同感；但民进党的民主又在哪里，也令人着急。民进党内部结构上如何不民主，姑且不谈它；外在表现上的粗暴，却是有目共睹的。不论在议会论政或在马路上抗议游行，都是一派粗暴，这就太没水准了。

汪精卫曾悍然对青年党说：国民党的天下是自己打来的，你们不满意，去革命好了。民进党如性好粗暴，不如去革命，不必假民主之名养成许多非民主的坏习惯，这样荒腔走板，没把国民党搞垮，却先把民主搞垮了。张鸿学批评朱髙正，说：“讲民主，你没有风度；搞革命，你不敢。”若不以人废言，这话说得真不错。民进党的最大悲哀是，它有机会建立民主橱窗，却一开始就误入了歧途，一切弄得不伦不类，却还懵然不知、洋洋自得。

有风度去讲民主吧，或有胆量去搞革命吧，都好，只是别再这样干法了，这样干，看似热闹，实非民主；看似英武，实乃懦夫，是令人看不起的。

1988年7月23日

民进党式意淫

国民党总裁在1966年12月19日有篇秘密演说——《行政革新的要旨》，当时是“机密”文件，一二十年下来，没有保密必要了，所以今天出版的《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中，可以公开看到了。

这篇讲词中，透露了当年迁台之初的一个重要构想。

讲词中有这样两段：“今天我还想带便讲一讲，在十七年以前迁台之初，我对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组织结构，直觉的想法。”“当时我就觉得，既然政府暂时只辖有台湾一省和澎湖、金门、马祖以及东沙、南沙等几百个岛屿，虽说在制度上要有中央和地方的区别，但是在工作业务上，实可以化繁为简。我当时的意思，行政院长就可以兼任台湾省政府的主席，内政、财政、教育、经济各部部长，也就可以兼任台湾省政府的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各厅厅长，如此中央和地方业务统一集中，其指挥运用或将更为灵活有效，这是我在当时对于行政组织改革的构想。”

上面这一讲词，显然秘密肯定了中央即地方的形势，中央跑到地方来，本该“化繁为简”的。“实可以化繁为简”却未“化繁为简”，显然基于政治上需要而非行政上必要。国民党党中央明明知道“既然政府暂时只辖有台湾一省……”，却不能不负荷庞大的中央与地方双轨编制，此中困扰，自然情见乎词。

这一讲词以后二十二年来，国民党政府的中央编制，一直未能如它总裁的构想，“实可以化繁为简”。主要原因，是它“心怀大陆”。在这一心怀下，蒙藏委员会的预算，至今未已；新疆省政府的空衙，赫然犹列；福建省政府的用费，天天报销；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的开支，月月照付。我曾在美国《中报》写专栏，挖苦国民党“意淫大陆，手淫台湾”，正因为对大陆有家归不得而意淫之，故花费特多。我本以为这一意淫，为国民党独得之秘，不料看到民进党今天的作为，却发现我的挖苦，需要大加增订。

5月25日，台湾省议会四十位省议员联合提案，主张将台湾划为五省二市，将目前的十六个县市划为三十个县市。四十位省议员中，有国民党议员二十四人，“无党籍”议员三人，民进党议员十三人。省议会的提案，本来以党同伐异为主，如今异中求同，居然有“共识”如此，联名提案，民进党与国民党不分，岂不怪哉？

这个议案的提出，国民党与民进党显然各有打算，对国民党说来，可以把中央即地方的距离拉开，中央政府下辖五省，自然比下辖一省来得风光，台湾变大了；对民进党说来，台湾不但变大了，并且“台湾省”都变没有了，有的是五省规模的未来台湾国，可为将来的独立埋下伏笔。虽然双方各擅胜场，在我看来，却全是败笔。

为什么？因为政治上调整省区，必先有它地理上的条件，地理上的条件配合不上或根本没有必要，硬分只是笑料耳！末代皇帝溥仪的“满洲国”，把好好的东三省划为十九省，此后又一转为十七省，再转为国民党的九省，最后镜花水月一场，可为殷鉴。不过，“满洲国”比台湾大三十倍，不论怎么以划分省区来过瘾，还有它空间上的本钱，台湾呢？划为五省以后，每省小得已成小人国矣！可见纵以意淫论，老派国民党也比省议会的国民党和民进党气派得多，前者尚知意淫大陆，后者只会意淫台湾，目光豆豆如此，其器小哉！

1988年7月18日

打着民主反民主

国民党性好媚外，媚外之道多端，其中一项，是喜欢把条条大路冠以外国人名，从史迪威公路到麦克阿瑟公路到罗斯福路，一干路等，都是证据。罗斯福路是纪念美国小罗斯福的，此公能当上总统，得力于一员大将使他上路，这员大将就是史密斯（AlfredEmanuelSmith）。

史密斯外号“快乐战士”（HappyWarrior），他是美国民主党的掌门人，四任纽约州长，同时也是民主制度的热情拥护者，有的人发觉民主有流弊，主张来点别的，史密斯笑起来，他说下千古名言——“治好民主的所有毛病是更多民主一点。”（Alltheillsofdemocracycanbecuredbymoredemocracy.）

这句名言，国民党曾加以剽窃，说是他们祖师爷说的。事实上，这是往自己脸上贴金。因为只有对民主有深刻理解与信仰的人，才会说出这种话，国民党差得远哪！

国民党差得远，民进党又如何呢？民进党是国民党的公开学生或私淑弟子，许多民进党员对民主的理解与信仰，其实也是可疑的。可疑中最有趣的，是他们对民主的行动诠释。民进党争民主，我双手赞成；争民主付诸行动，我也双手赞成。但是行动起来，必须“更多民主一点”，才能无负初心。可是，事实上，一次又一次的，民进党却在以行动作践民主，对民主做走火入魔的行动诠释，这样子干法，又比国民党高到哪儿去呢？

例如民进党式民主，动辄搞群众大会声讨，进行请愿。群众大会是最欠理性的，是独裁国家的煽情法宝，本来就容易对民主构成伤害，民进党搞群众大会于先，再进行请愿于后，配合之妙，无异火上加油。请愿并没有什么不对，“请愿权”（rightofpetition）是今日各国宪法（包括“中华民国宪法”）所承认的人民权利之一，当然可以行使，但是请愿的本质有它的历史背景，那就是向统治者陈情。英国国会在起初并不能制定法律，法律是国王制定的，议员仅能向国王陈情，请求制定法律以纾民困。由于同类案件过多，所以请愿开始合并，以集体作业行之。进而演变成国王根据两院的献议（byandwiththeadvice）制定法律，而国会遂取得制定法律之权。进而在1689年，以“人权清单”（BillofRights）规定向国王请愿为人民权利。这一观念与制度自此风行世界，形成了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之一。正因为请愿的历史背景是向统治者陈情的，所以在气氛上，它是一种心平气和的陈述行动，而不是一种慷慨激昂的暴乱行动。今日各国宪法所规定的请愿权，立法原意都是要求下情上达、有话好说，这样才符合民主风度的规格。

以前在大陆，安徽学生向军阀请愿，军阀开枪，有的竟被打死了。后来胡适写了一首诗，诗中有一句是：“请愿而死，究竟是可耻的！”意思是说，人要作战而死，不要求情而死。请愿基本上是一种陈情行动，被陈情者如顽如军阀，就该革他的命，而不要向他求情；相对的，如对“更多民主一点”有所理解与信仰，就该有民主风度的去请愿。一方面向“立法院”请愿，一方面又拆“立法院”招牌，这不是民主风度，这种人，有种就去革命，实在不必作践民主。国民党打着民主行独裁，固为我们所痛心；民进党打着民主反民主，也为我们所疾首，热爱民主的人，务必保持警觉，别被他们带入殊途。

1988年7月24日

砸报馆与打记者

读者刘秀达先生投书，指出7月24日上午，有几位记者在中正机场被打，足见“新闻自由不受尊重，民进党又有什么前途可言？民进党口口声声高喊着自由、民主，却在记者出示记者证后，把记者同仁打得头破血流，真是太可恶了”。刘先生感慨之下，点名要我就这一事件评论一番。

世界上有报纸，起源很早，17世纪德国出日报，18世纪英国出日报，到了1920世纪，全世界各地都报纸竞出，不论独裁政府或民主政府，都靠报纸做宣传，报纸的功能，人人承认，但报纸的令人头痛，也人人承认。报纸和人一样，有好的，也有坏的。报纸的灵魂人物记者也是人，也有好的，也有坏的。在坏报纸坏记者作恶的时候，读者看了生气，但在对方强大之际，生气也白生。例如苏联最大的两家机关报——《真理报》和《消息报》，就被讽为《消息报》中无真理；《真理报》中无消息。报社和记者如此作弄读者，读者也莫奈他何，原因无他，对方太大耳，你打不倒它。

不过，打不倒尽管打不倒，有人却要炸一下，1983年4月26日，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与《联合报》双双被炸，就是一个显例。炸一下的结果，两报所受，不过皮肉之伤，报纸照出、眼中钉照旧。

报纸和记者成为眼中钉，并不全因它作了恶，许多时候，报纸和记者做了义举，照样引起一些人的不满。例如，四十年前，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在南京搞大选。龚德柏的《救国日报》支持李宗仁出任副总统，撰文一篇，标题《反对孙科当副总统》，数说孙科的不是，进而刊出许多读者投书，挖孙科底牌。这下子，引起广东代表和亲孙人士的公愤，他们在上将张发奎、薛岳带领下，纠合国大代表一百多人，乘坐国民大会交通车，浩浩荡荡，直奔南京太平路《救国日报》社，一拥而入，见人就打，同时捣毁桌椅，砸烂报社，然后扬长而去。事后，龚德柏发表声明，指出：“盖国民选出之代表，尚对言论机构施以暴力，其他则可类推了。世界各国将认中国人绝无行宪资格也。”“民主政治，完全诉诸言论自由，故允许反对者发表任何言论，只有共产党与法西斯则不许有反对的言论，有之则以暴力对付。孙科以自由民主相号召，在竞选途中，即动员一部分同乡代表，以暴力搞毁本报，这完全丧失了民主自由立场，这种人若得势，则中国人尚有噍类吗？”

龚德柏这一声明是1948年4月25日发表的，如今正好四十年了。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的民进党砸报馆、打记者事件，如此比较，便可以得到结论如下：一、民进党的坏毛病，其实是跟国民党学的，不过国民党是上将级出马，民进党则是上驷级藏在背后，不敢出马；二、国民党虽恶劣，但敢作敢当；民进党则肇事争先、承认落后，没人敢作敢当。比较之下，可见国民党虽为恶棍，不失好汉；民进党则纯系懦夫，到了法庭，没有人敢挺胸说是我干的，这是十足的懦夫行为。

民主政治是一种光明正大的政治，它不是恶棍与懦夫造成的。打砸一阵固然痛快，但是打砸之下，小焉者自己成为恶棍懦夫，大焉者“完全丧失了民主自由立场”，这就是一种愚蠢了。民进党立党之初，便沦入蠢道，学起国民党来，其愚真不可及也！

1988年7月30日

台湾的“夜郎症”

7月19日，友人李嘉先生在《联合报》发表《日本人眼中的夜郎》，提到日本《朝日新闻》驻北京分社主任斧的报道。斧踏破千里路，深入贵州西境偏僻的“夜郎”旧国，记述那里三万多居民的生活近况。李嘉说，夜郎在两千多年前是西南强夷，但狂妄无知，不悉天高地厚，史称“夜郎自大”，结果为汉所灭。这四个字今天还时常脍炙人口，但很少人知道地在何处、遗民犹存。因之斧的那篇游记曾被香港《大公报》译成中文转载过，足见中国读者对夜郎亦大感兴趣。

《史记》有西南夷列传，一开头就说：“西南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后面说：“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正因为地处边陲，不知汉朝有多广多大，所以要问汉朝的国土跟我的国土比起来哪个大，这种井蛙之见，至今成为笑料。

这种地处边陲因而有的夜郎自大，其实不以大陆为然，也不以古代为然，今天在台湾，也照来不误。

国民党党营的正中书局出版国民党教授李定一译《世界史纲》，不识原文中“MegalomanialedthematlasttotheprossessionofEgypt.”中“Megalomania”（自大狂）一字，竟翻译成“最后麦格隆满尼（Megalomania）王竟征服埃及”（应该译为“最后自大狂使他们占有埃及”），闹出了大笑话。不过话说回来，国民党未尝不有“麦格隆满尼王”的气派，这个党在失国以后，犹能在台湾表演“台湾自大”，岂不正是王者之风么？1961年11月15日的党营刊物《中国一周》上，图文并茂的宣传“以台湾为中心之全球形势”，可见在国民党眼中，“万国衣冠拜台湾”不是盖的。国民党本是以大陆为着眼点的，退守台湾后，竟堕落到以只占大陆面积二百六十六分之一的小岛为着眼点了，其身罹“夜郎症”，可以概见。

国民党目光狭小如此，本来就目光狭小的台湾人，也就更不消说。民进党“立法委员”张俊雄在竞选演说“台湾客栈？美丽乡土！”中，公然说：“台湾的面积占世界第三十二位，比以色列大好几倍！”我看了这种大言不惭，真吓了一跳！苟有一点世界常识，都知道纵使台湾独立成国，它的面积排名，也在一百零八名以外，又何来第三十二位？至于说“比以色列大好几倍”，也是笑话。台湾面积三万六千平方公里；以色列面积两万零七百平方公里，连半倍都没有，又何来好几倍？

别以为这种“台湾自大”，只是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干的事，看看一些台湾人的大作，我们就可发现其道不孤。1987年3月28日国民党报《中华日报》上，就登出这样的妙文如下：“日月潭是全世界最大的湖泊，它的海拔有七百五十米，潭周围三百五十公里，九百余公顷，平时水深三十米。……”苟有一点世界常识，就知道整个台湾的面积，也不过相当于贝加尔湖（Baikal）！而贝加尔湖也只不过是世界第七大湖！明明世界第一大湖里海（CaspianSea），可以装下四万八千二百八十六个日月潭，而台湾的新闻媒体上，却硬说“日月潭是全世界最大的湖泊”！这种狂妄无知，吾无以名之，只能说它是“夜郎症”也！

古代夜郎的自大，在于交通不便，因而不知别人之大和自己之小；现代夜郎的自大，却是狂妄无知，抹杀别人之大和膨胀自己之小。世之比夜郎还夜郎者，吾在台湾见之。

1988年7月31日

抗错衙门议错人

从8月6日雷震案同案人傅正到“监察院”面晤此案调查委员谢崑山起，到8月10日所谓“1960雷震案后援会”四五百人向监察院抗议止，整个局面的发展，都是一幕幕全无水准与体统的政治秀。

首先是“监察院”出现了两个阿Q。“监察院长”黄尊秋明知“监察院收受人民书状及处理办法”第4条规定“人民请愿由值日委员接见”，他既非值日委员，就不该在群众大喊“黄尊秋出来”的胁迫场面下示弱，出面接见，一边接见，一边还说是因为有“立法委员”在其中，基于“同道”立场，加上“客人”到来，礼貌上他才与之见面云云，说这种话，不但很失体统，并且非常阿Q；无独有偶的是，“监察委员”谢崑山，在群众高喊“谢崑山下台！”“谢崑山对不起国家民族”的叫嚣下，照样勇于前往上班，这是很不错的，但他事后答复记者说：“其实我也知道这些人是被人花钱雇来的，我就当他们是在为我高呼‘万岁’好了。”说这种话，不但很失体统，并且也非常阿Q。

所谓“1960雷震案后援会”四五百人到“监察院”，究竟去干什么呢？当“监察院”秘书长朱炳麟拿着麦克风要求“请依监察法进行请愿”的时候，群众的反应不是依法请愿，而是嘘声、是嘘声下的行动抗议。现在，问题来了，如果是抗议，先弄清对象是起码条件，而谢崑山与“监察院”，似乎还够不上被各路英雄们当成抗议对象的，至少另有人与衙门更为适合。

谁更为适合呢？在人方面，谢崑山固然此案兴亡、匹夫有责，但有一匹妇，责任更重，那就是雷震的遗孀之一——宋英。宋英当年是借丈夫的光，当上了“监察委员”，她当“监察委员”的时候，谢崑山还在台南县做土头土脑的小学生，可见宋英做“监委”之资深，谢崑山又算老几？1960年雷震案发生后，宋英却以当代御史之尊，一连二十四年不讲一句话，试问这算不算失职？该不该被各路英雄们喊几句：“宋英下台！”“宋英对不起国家民族！”雷震回忆录问题，早在1970年就发生了，于今已是十八年；傅正交付二次感化问题，也早在1963年就发生了，于今已是二十五年，试问在这十八年到二十五年间，“监察委员”宋英在干什么？她为什么不大声疾呼？为什么不提案弹劾？为什么不为先夫平反？为什么不为傅正喊冤？为什么这些该一做再做锲而不舍的事，她自己一二十年来袖手旁观？却独独要求坐上“监察委员”没几天的后生晚辈谢崑山去做好，这公道吗？谢崑山十七天间草草结案，固属颟顸，宋英十七年间不做一点事，又属什么呢？奇怪的是，宋英自己身为资深“监察委员”，竟毫不自我检讨，反怪谢崑山；傅正出狱后二十二年不找宋英，却恶形恶状找谢崑山；各路英雄们也不分青红皂白，好像一切坏事都是谢崑山干的。谢崑山固然无知妄作，但是黄狗睡觉、黑狗遭殃，却是不公道的。各路英雄们在宋英授意下这样争公道，争到头来，我看迹近红卫兵而已，所谓公道早给游戏以去矣！

至于抗议的对象，在衙门方面，明明烧《雷震回忆录》的是军人监狱，祸首是军法处、“警备总部”、“国防部”，各路英雄们如真有良知与常识，当知“监察院”并非首恶元凶，向“监察院”抗议而不敢向军方抗议，乃舍本逐末，与各路英雄形象亦不相称，反倒懦夫得抗苍蝇不抗老虎矣！结论是：“监察院”应该退还苍蝇拍，留给行家自己用吧！

1988年8月10日

美独与“台独”

人们做任何事，都不愁找不到理由。主张“台湾独立”的也如此，他们可以找出许许多多动听的理由，当然反对“台湾独立”的也一样。不过，理由的提出，如果涉及他所依据的事实，就得小心，因为一弄不清楚，就会闹出笑话，连带使他们的主张也动摇了。

主张“台湾独立”的，常有一个引为他豪的例证，就是虽然中国人和台湾人同文同种，但是同文同种并非不能新建独立国家。美国人当年从英国移民而到新大陆，但却无碍其建立独立国家，看到美国独立后如此风光、如此跟祖国（英国）友好，“台湾独立”的前程岂非似锦哉？

主张“台湾独立”的，说同文同种并非不能新建独立国家，是对的。不过问题出在这种新建独立国家，个个都有它不同的历史背景，不能只从皮相看，不能只看结果不看原因，否则硬朝框框里套，就闹笑话了。

例如说美国人与英国人同文同种却要独立，殊不知美国当年的革命，原因甚小，它比起法国革命、1848年欧洲各次革命和俄国革命来，都无法伦比。美国革命的目标，既无真正的暴君，也乏专擅的教会，更无构成殖民地经济负担的军政特权阶级需要供养。这一革命的产生，基因是七年战争（法国人与印第安人战争）的余波，最后又相激相荡出另一个七年战争（独立之战），事实上，原因主要在经济上的冲突。英国当时的政策大而化之，得罪了美洲殖民地的巨室，这些巨室个个都是大财主，这由美国开国元勋中，至少有十四个人是土地投机者可证（美国的国父华盛顿且是特大号的富翁）。英国对美洲的政策本来是放任主义的，但在1763年与法国的战争结束后，为了避免再发生战争，曾下令殖民地人民不准任意向西发展，认为西部是印地安人的。英国这一构想未尝不好，可是却跟土地投机者发生冲突，此后接二连三的税务事件等等，都构成了美国革命的导火线。所以，美国革命的基本原因，实在没有其他各国那么显赫、那么迫切、那么必要，因为祖国实在并没那样大逆不道，只不过它的重商主义，运用得失之颟顸而已。正因为如此，所以即使在独立战争的岁月里，赞成独立的，也只不过占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一反对独立，剩下三分之一没意见。所谓独立，并不是绝大多数的要求。美国史家内文斯（AllanNevins）和康马杰（HenrySteeleCommager）在《袖珍美国史》（ThePocketHistoryoftheUnitedState）里论断道：“一个以争取‘英国人的权利’和稍稍改善处境（the“rightsofEnglishmen”andthemereredressofgrievances）而开始的斗争，经过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变成了争取独立的战争，这是非常自然的。大陆会议起初还热烈表示效忠英王，可是流血与破坏带来的痛苦，乔治第三（GeorgeIII）的蛮横态度激起的愤恨，加上美洲人认为他们天生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遂一发而不可收拾。”可见美国独立的造反家，他们素志，也不过在争取“英国人的权利”而已。他们是因做完整的英国人而不可得，才愤而离家出走的做了美国人，他们的独立是很勉强的。美国独立后，多人都气愤的离开美国了，他们的口号是：“走，不管是赫尔、哈里法克斯，还是黑地狱！”（Hell，Hull,Halifax！）赫尔是英国一市、哈里法克斯是加拿大一城，他们的离开美国，强烈表达了悲愤与抗议。

美国大陆离开了英国小岛，在两百年前的世界里，都真情不过如此；两百年后的天真人士，居然以为台湾小岛可以离开中国大陆，并引美国为证，他们真昧古而不知今了！

1988年8月16日

民进党与“黑名单”

民进党中央党部主办的声援海外台湾人自由返乡大游行，共动员两千多党员，在8月21日下午2时，兵分三路，同时出发，下午4时左右，顺利在中正纪念堂会师，没有冲突场面出现，民进党主席姚嘉文、世台会长李宪荣太太叶琼姿及代理人罗益世，共同举起由龙山寺引来的“民主圣火”火种，将民进党党中央事先制作的“黑名单”当场烧毁，以掀起政治诉求的高潮，群众情绪激昂，鼓掌叫好，最后大喊“台湾要独立”散会。

所谓“黑名单”，是民进党说有、国民党说无的一纸文件，内容是不准入境的异己名单。国民党说无，自不可信，因为纵然无此名单，也有此事实，一如说没有“何梅协定”文件却有此类事实一样。不过民进党说有，也是想当然耳，当然也掏不出来，于是他们便等而下之，自行捏造一份。这回当场烧毁的“黑名单”，就是如此这般来的，想来未免下作而滑稽。更下作而滑稽的是，他们由龙山寺引来火种，美之曰“民主圣火”，其实这两百五十年的老庙，供的是观音、妈祖、四海龙王、十八罗汉、城隍爷、注生娘娘、山神等等，牛鬼蛇神一大堆，讲迷信，画栋多有；讲民主，片瓦皆无。这个庙和民主一点也沾不上边，又何来“民主圣火”？民进党为了目的不择手段，这种“以神道设教”的把戏，其实是很封建的，这种封建，与他们攻击的国民党别无二致。

对民进党自行捏造“黑名单”的行为，和它托言圣火很封建的行为，无足深论，我这里要写的，是他们烧毁“黑名单”的奇怪心态。

《阿Q正传》中阿Q被赵太爷打了，他躺在地上想：“现在的世界太不成话，儿子打老子。”随即想到赵太爷的威风，“而现在是他的儿子了，便自己也渐渐的得意起来。”他又被未庄的闲人们打了，他站了一刻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于是也心满意足的得胜走了。阿Q这种心态，显然使自己得到一种舒泄，他精神胜利了。

看到民进党的烧毁“黑名单”，我忍不住觉得：这些人跟可怜的阿Q究竟有何不同？阿Q虽然精神胜利，但赵太爷和未庄的闲人们毕竟还是欺负他的人，毕竟不是他的儿子；民进党虽然精神胜利，但国民党毕竟还是作弄它的政党，毕竟真的黑名单依旧悠然健在。你民进党的一厢情愿，毕竟不是事实。

在儿童行为中，有一种“扮演或假装活动”（make-believeactivity），所谓“家家酒”之类是也。在这种活动中，儿童可以不受现实的限制而自由想象，可以任意改变环境的条件而符合个人愿望。这种扮演或假装活动，是儿童心理成长的重要过程。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活动就递减了，原因一来是自己能力增加了，无须以扮演或假装满足了；二来是自己白日梦增加了，白日梦比这种活动精彩多了。不过，这种儿童行为，如果人到成年还止不住，就会转成“我向思想”（autisticthinking），以歪曲现实来使自己过瘾，形成“自闭”（autism）。

民进党豪杰们的精神状态应该没有问题，但是他们带领党员，集体从事烧毁“黑名单”的举动，却无异开着大门在表演自闭。这种心态，既幼稚，又落伍，又不健康，民进党如想发展成一个现代化政党，这一套还是少来才好。

1988年8月22日

台湾人的官迷

官迷的含义，共有两层：一层是羡慕当官的、谄媚当官的、惧怕当官的；一层是自己千方百计想去当个官，即使这个官职不大，甚至根本不像个官，也没关系，反正有个头衔就好了。

为什么有个头衔就好了呢？因为这个岛上的人眼界狭小、不识货，根本分不清官有多大。《西游记》记孙悟空被封了“弼马温”的官，猴王欢喜到任，半个月后，在酒席上他问大众：“我这个‘弼马温’是个什么官衔？”众曰：“官名就是此了。”又问：“此官是个几品？”众道：“不大、不大，只唤做‘未入流’。”猴王听了，一怒而归。回到花果山后，小的们也以官位相问，猴王摇手道：“不好说！不好说！活活的羞杀人！那玉帝不会用人，他见老孙这般模样，封我做个什么‘弼马温’，原来是与他养马，未入流品之类。我初到时不知，只在御马监中顽耍。及今日问我同僚，始知是这等卑贱。老孙心中大脑，推倒席面，不受官衔，因此走下来了。”孙悟空是有志气的，当他一发觉原来官是“未入流品之类”，他立刻“推倒席面，不受官衔”而去，比起这个岛上的官迷们，孙悟空可高得太多了！

这个岛上的人所以眼界狭小、不识货、根本分不清官有多大，基本原因，来自历史。早在三百年前，清朝政府中，就曾认为台湾是“一块荒壤，无用之地”、是“海外丸泥，不足为中国加广”。因为台湾只占中国三百一十分之一，又地处边陲，实在不算什么，因此在施琅呈上《恭陈台湾弃留疏》后，清朝政府决定纳台湾入中国版图时，台湾的建置也不过一府三县耳！一府三县，还是小焉者也，因为中国本土上，大于台湾整个面积的县，比比皆是，换句话说，在台湾主政称王者，其权势再显赫、其官衔再动听、其作风再称孤道寡，究其实际，也不过一县太爷耳！连头头都不过如此，等而下之的什么“院长部长”、“立委国代”，又算老几哉？

在清朝以后，日本人的统治下，眼界狭小、不识货、根本分不清官有多大的现象，更严重了。日本人统治台湾半个世纪，所有当官的，都以日本人为主。荐任以上，几乎清一色是日本人；委任以下，才分出一些给台湾人。在五十年间，台湾只有一名简任官，台湾人对大官的渴想，尚有奚疑哉？根据昭和十九年台湾总督府的调查资料，当官的，简任二十一人，台湾人只分到一名；荐任两千一百七十四人，台湾人仅占百分之一；委任两万九千九百零五人，台湾人仅占百分之二十。这些数字就人口比例来看，台湾人任荐任官者，每二十五万六千五百三十九人中才有一人，占一百万分之一；任委任官者，每九百三十七人中才有一人，占千分之十。由此可见，日本人在官位上的吝啬，更使台湾人积累出“不辞小官”的洋相。一旦国民党来，携大量泥沙官位俱下时，台湾人自然就抢破头了。头破之时，尚得意洋洋做官态，其可笑也，自不消说。国民党大官小官那副德性，我们所见已多矣；民进党新贵的跟进，可笑更在国民党之上。康宁祥为人题匾，落款竟是“立法委员康宁祥”；张俊雄父死登报，标题竟是“立法委员张俊雄”，种种失态，唯恐天下不知其为大员也，哀哉！

中国历代官迷多有，但迷得如今天“满朝朱紫贵”者，却青史所无。新版《官场现形记》，吾在台湾见之。

1988年8月26日

民进党的堕落

中国文字中的“黨”（党的繁体字）字，是“尚”“黑”两字的合体字，是从“黑”而以“尚”为声的字。在文字学，上以“尚”为声的字，都有长远高大的意味，例如高土为“堂”、大树为“棠”、长衣为“裳”、长旗为“常”、梯田为“當”、好味为“尝”等等，都是。“党”字下面的“黑”字，是古代的“墨”字，所以“党”字的本义，就是将墨写在长大的木板上。

我们老祖宗住家，以五家为邻、二十五家为里、五百家为党、一万两千五百家为乡。那时候每一邻的名字写在一块木板上，一党的名字正好用一百块。每块木板三尺高一尺宽三分厚，装在大口袋里，由人背着走，叫“负式版者”。《论语》里记孔夫子对“负式版者”尊敬，因为不能不尊敬，他们是查户口的啊！

“党”字在中国历史久远，《书经》里早就有“无偏无党”的话，《论语》里也有“君子不党”“群而不党”的说词。孔夫子强调“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意思是有党就有争执和偏执，有党是不大好的。但是，反过来看，这些反对“党”的字眼，正好也显示了“党”是未能免的，“党”是事实上存在着的。所以有“君子亦党乎”的疑虑；而孔夫子晚年，也发生“吾党之小子”之叹。

虽然“党”字的古代定义已与后来不同，但从孔夫子对它不大喜欢以后，再加上汉、唐、宋、明的“党”祸以后，中国人对这个字，已经不大敢领教。所以，甲午战争打败，先知者康有为组织“强学会”，明明是开组党的先河，却不愿用“党”字；同一时代的革命者们，他们组织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同盟会等，也不愿用“党”字；辛亥革命前清朝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公开出现的宪友会、帝国宪政实进会等，也不愿用“党”字。

这种避讳，直到1912年8月25日，宋教仁在孙文主持下举行“国民党”成立大会，才算明显的打破。所以，国民党敢“党”字当头的作风，是其来有自的，我们不可不领教。

国民党“党”字当头以后，所有党的丑恶,它都无不具备，在它丑恶的统治下，孕育出来一个怪胎，就是民进党，有什么样执政党就有什么样在野党，民进党正好应了这一定律。民进党党员大都出身国民党，也在国民党党化教育与宣传下长大，因此搭配起国民党来，真成绝配。这一绝配，从制度和行为两方面看，便见端详。

在制度方面，民进党全是国民党的翻版，从党章到党旗、从中央党部到地方党部、从党主席到中常委、从颁发党证到缴纳党费、从入党介绍到党纪处分。……没有一样不是跟国民党学的，而国民党是跟苏联学的……

在行为方面，光看8月28日一天的民进党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党员代表选举，我们就领教足矣！幽灵党员也、代缴党费也、送礼贿选也、大摆筵席也、不法拉票也……所有丢人现眼之事、所有他们谴责国民党的选举丑剧，如今他们自己无一不学得维妙维肖！而其中派系的快速离合（如金牛级的林文郎和走“新路线”的周伯伦倒入康系；号称“前进”的林正杰欲倒入康系披拒后再倒入美丽岛系），更令人惊叹民进党政治道德与原则的面目全非，国民党固然不堪，其堕落速度尚自愧弗如也！

古话说：“为善若升，为恶若崩。”意思是说，学坏是比学好速度快的。民进党有机会学好，可是一开始就学坏了，并且比国民党还堕落得快。这样下去，民进党不是一个有前途的党，它只是另一个国民党而已！

1988年8月29日

政治性暴露狂

8月30日《中央日报》登载：洪奇昌的一辆宣传车，昨晚在台北地方法院门口，被人砸坏挡风玻璃，洪奇昌的同伙二十多人怀疑是两位学生刘智鸿、顾维裕所为，竟围殴这两位学生成伤，其中一名涉嫌参与殴人的陈火木又因殴人之前曾在现场脱下裤子露出下体，由台北地检处检察官李进诚侦讯后谕令五万元交保，但陈火木无保暂押。“六一二”事件被告洪奇昌，昨晚8时40分由其妻办理交保时，有二十多名声援他的同伙在场，其中就有陈火木（六十八岁）。陈火木于8时45分许，先在台北地院门口叫骂，同时又脱下裤子露出下体，当场被警方制止拍照存证。不久，台北地院门口停了一辆洪奇昌的宣传车，车上之挡风玻璃被人砸坏。而这时正巧有三位学生刘智鸿（十七岁）、顾维裕（十六岁）、陈昭颖（十六岁）在场，陈昭颖且到附近打电话回家。陈火木见这三位学生，怀疑是他们砸坏车子，乃告诉同伙，于是二十多位洪奇昌的人马遂不问青红皂白，围殴刘、顾二人，致使顾、刘二人受伤。警方立即赶到，逮住其中一人陈火木，刘智鸿且指称是陈火木教唆他人来围殴，陈也参与围殴。检察官侦讯时，陈火木否认，但刘姓学生指证历历，陈火木乃涉嫌妨害风化、伤害罪。据悉，刘智鸿等三位学生系小学同学，已分别念高中、专科，昨晚三人在法院门口是为等候陈昭颖之父亲来开车分别送他们三人回家，因交通阻塞，陈的父亲开车迟到，不料却被陈火木指称他们砸坏车子，招致殴伤。

上面这一报道，使我们有司空见惯的一面，也有花样翻新的一面。在司空见惯的一面：一、照旧是民进党大员身边，总是出现大量声援者；二、这些声援者，总是喜欢打人；三、被打的人，常常是无辜的路人，甚至是未成年的人；四、因打人被捉到后，总是武士顿时变成羔羊，没有武士敢对他的英武拳头负责任，事情总是别人干的，我这羔羊总是被冤枉的。上面四种情况，已经形成一种公式，使我们对民进党上下的男子汉作风，不胜遗憾之至。

在花样翻新的一面，这回更破纪录了。洪奇昌的声援者陈火木，竟然“殴人之前曾在现场脱下裤子露出下体”、竟然“先在台北地院门口叫骂，同时又脱下裤子露出下体”，这种心态，倒真值得我们研究。

变态心理中有一种“暴露狂”（exhibitionism），主要项目之一是朝妇女露出小鸡、中鸡或老鸡以为快慰。陈火木是六十八岁的老头子了，虽有老鸡，但在台北地方法院门口，面对的是一排排的警察，自无暴露之必要，由此可证，他老先生的“露出下体”，与变态心理无关，而是别有缘故。这种缘故，我猜和中国一种文化有关。俞蛟《临清纪略》记清朝山东王伦之乱，官兵守城，王伦贼兵攻城，贼兵中有个穿黄绫马褂的头目，会妖术，官兵用炮轰他，可是铅丸（炮弹）一到他身边就坠地了，大家都不知如何是好。这时一个老兵出现了，找了一位女士来，对准头目，“露出下体”，登时发炮，头目应声倒地，“一时兵民欢声雷动”，眼前敌人自形瓦解矣！我猜陈火木老先生的“露出下体”，其微意，厥在以自己老鸡瓦解国民党警察，虽然出鸡未捷身先垮，但是台鸡独立之概，却尽人皆知矣！

我特别写出这些中国文化，看看台湾文化在哪里？民进党的水准又在哪里？

1988年8月30日

民进党的政治公道

古今中外搞政治的人，都难免苛责政敌，但是苛责之中，仍要心存一点公道。这点公道，即使不为了政敌，也该存一存，因为它说不定是为了你自己。在你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你看不见想不到的地方，这点公道，使你免于进退失据，出了洋相；免于赶尽杀绝，不留余地，最后保护的，不是政敌，而是你自己。

不过，心存一点公道，对一种既偏执又智慧不高的搞政治的人来说，他们是不懂得的。这种人，古今中外尚不多见，但是台湾的民进党却一网兜收，从他们不懂心存一点公道的品格上，我们便可判定他们了。

我随手举几个例子。

一、8月27日出版的民进党机关报——《民进报周刊》第一篇就是《赶走外来殖民政权》。全篇文字在谴责国民党不让一些台湾人返乡。这种谴责，尽可行之，但是用了“外来殖民政权”字眼，就未免不够公道。试问四十年来的政权若是“外来殖民政权”，那么四百年来压迫高山族的，是什么地方来的政权？在台湾原住民高山族的眼中，是不是也该“赶走”？并且从“殖民”标准上，愈早来台湾的，才愈够格，国民党只是外来流亡政权，以“殖民”骂它，不但没骂成它，反倒骂到了自己。中文说：“五十步笑百步”，英文说“Thepotcallsthekettleblack.”正是如此。

二、8月29日拘提民进党国大代表洪奇昌事件，民进党上下对国民党推事郑春甲的行径，尽可谴责，但是所用理由，用到了国大宪研会开会期间，未经国民大会同意不得拘提，就未免不够公道。因为国大宪研会这一机构，为民进党所大力反对者，审查预算时，且刻薄得一无是处，如今为了做免于拘提的护符，何能摇身一变，援引起这鬼衙门起来？这样的非法求助，岂不令人看不起？

三、8月20日，返台参加世台会年会的陈翠玉死了；8月22日，施明德的哥哥施明正死了。民进党上下纷纷把他们的死，归罪于国民党。我痛恨国民党，但民进党这样归罪，我却认为未够不够公道。陈翠玉七十二岁，年事已高，染上急性肺炎；施明正酒喝得狂，每天起床，就先啤酒两瓶下肚，最后得了心脏衰竭及肺积水，他们的死亡，怎可赖到国民党头上？如果这样赖法可以成立，泛滥起来，蒋经国之死，照样可把账记在民迸党头上，这样荒腔走板，冤冤相赖，岂不被明理人士笑死吗？

四、1986年9月6日出版的《首都周刊》里，刊出公开声明，抗议国民党“利用司法程序整肃政治异己”，这周刊由张德铭任发行人、康宁祥任社长、林正杰任总编辑，登出这种声明，不可谓不义正词严。但是，细究起来，却令人大惑不解。因为声明中提到的郑南榕案，它的告诉人，岂不正是康系大将张德铭自己吗？你自己把郑南榕告到台北地方法院去，你的目的，不正是要法官判决郑南榕吗？这样一告，法官沈银和是不判呢还是判呢？不判，你张德铭会干休吗？你张德铭又何必来告？判了，下场就是国民党“利用司法程序整肃政治异己”了，这种教人里外不是人的“圈套”，未免不够公道，却是今日民进党大员优为者也。

上面随手举的几个例子，无一不说明了政治也是要讲起码的公道的，可是民进党连这点起码都没有，他们和国民党一样要不得！

1988年8月31日

如此公开信

民进党的林正杰，在9月1日写了一封公开信给民进党的主席姚嘉文，他首先点破，谁说他写这封信跟党主席的选举有关，谁就是“恶意”。但是，事实太明显了，现在党主席是黄信介与姚嘉文争夺战，林正杰投奔在黄信介旗下，如今在双方密锣紧鼓之际，你林正杰在与黄信介开会后，突然以公开信出现，批斗姚嘉文，在为达到最佳效果而选定的时间（timing）下，这太明显了。先想以“恶意”两字封人之口，这就太低估了读者的判断力。明明是以公开信行之的党内内斗，却说得这样冠冕堂皇，一开始就不能示人以诚了，一开始就拿读者当傻瓜了。

作为这封信的读者，纳闷的是：信里的话并非不能说，姚嘉文此人的可议之处并非不能提，问题是，这封信为什么不早一点写，而要在林正杰“前进”系在党代表选举中失利后才写？早一点写，并且把对象变为对全党同志的公开信，岂不更妥当？林正杰既然说“我的信绝不是针对个人”，却明明以个人为对象点名批斗，这岂不太矛盾了？可见这种信的发表，无论从时机上和对象上，都是项庄舞剑式的，项庄舞剑，其意不在舞剑也，所有舞剑内容都是空的；林正杰的公开信，内容千言万语，也是如此，目的既然是要干掉沛公，则所有内容的客观性便大打了折扣。如果林正杰不介入派系斗争，甚至不是民进党员，或者立身行事可为人表率，他出面写公开信，自又不同。滑稽的是，林正杰本人可议之处太多了，以他的为人纪录写这种信，我看是帮了黄信介倒忙。林正杰信中说：“此次我表示支持黄信介当主席，竟然造成天福兄和美津嫂的恐慌，原因无他，林正杰被很多人当成统派罢了！”其实，照过去黄天福、蓝美津来我家的谈话，可知他们夫妻对林正杰的为人，实在别有所恐，只是林正杰自以为是，有所不知罢了。

林正杰信中责备姚嘉文：“您公然的反对自己的政见。”“您所以自己否定自己，是因为派系因素在作祟。”事实上，姚嘉文固然如此，林正杰本人却犹有过之，甚至“愚而好自用”的姚嘉文在暗中师法林正杰也极可能，因为姚嘉文在党外作秀，比起林正杰来要晚得多。林正杰自从投入许信良旗下后，暴得大名、运气太好，以致养成了一股“不知稼穑之难”的骄气。这股骄气，使他一切都自以为是，以为一手可遮天下、人人易与；以为鸢飞鱼跃、翻云覆雨，都可随我高兴。因此他反复善变，从改革体制到遵从体制、从宁为党外到摒弃党外、从党外公政会挂招牌到拆招牌、从秘密上书国民党秘书长蒋彦士到公开护航国民党税吏头子武炳炎、从秘密向国民党议长张建邦借钱到否认得穿帮百出、从声言只干一任市议员到背诺竞选连任、从自谓“批康”到投康、再从投康不遂又转而投黄、从骑五十CC破机车到医院向李敖“朝圣”到写文章捧李敖“侠骨豪情”到趾高气扬当上议员买了汽车楼房转而对李敖忘恩负义等等等等，他的反复善变，的确令人对他诸多疑虑。如今他信中所痛责的“街头运动”也、“同志相残”也、“致命的危机”也、“脸红脖子粗”也，其实无一不是他夫子自道并且有带头之功，以这样的人，居然写信大夸自己有“理性思维”，斯言之滑稽，信可知矣！

1988年9月3日

如此党主席

9月1日民进党林正杰给了民进党主席姚嘉文公开信后，我在9月3日写文章批评了林正杰，今天9月4日，再写文章批评姚嘉文。为什么双方都批评呢？因为双方都不成体统，双方都闹了政治大笑话。

我昨天提到姚嘉文“愚而好自用”，原因是他是民进党政客中，智能最差的，他出身穷困的乡间，为人踏实、肯干、苦学成功，都是他的长处，但他天资不高，又学的是法律，拼命死读书之下，人更变得拘泥不化。他在1978年参加彰化县国大代表选举，自此涉入政治，但他的政治判断力很弱，在美丽岛事件被捕的前夜，他居然还浑然不觉，大谈国民党没有抓我们的理由、大谈“我们的政府不至于不明是非，不依法律，随便乱捉人”。这种政治判断力已经迹近笑话。后来在美丽岛大审中，所有被告的表现，都比他放得开，唯独他对笔录记载，字斟句酌，斤斤计较，因为他相信法律。——在那样明显的政治性审判下还相信法律，可见此人的头脑实在是一盆浆糊！

姚嘉文的智能问题本已麻烦，更麻烦的是，他有了一位非常依赖他的太太。周清玉在《姚嘉文——我的敬爱的丈夫》一文中公然说：“除了信靠上帝之外，我就是依赖他。”这一依赖，对姚嘉文构成了大麻烦。在姚嘉文坐牢的时候，周清玉为了切盼她依赖的人能够出狱，给姚嘉文带来不少苦恼和软弱。有一次周清玉来我家，我曾不客气的责备她说：“你去探监，老是哭哭啼啼，这会给坐牢的人增加负担的。很多坐牢的人在会见家属后郁郁寡欢，这样的接见，我看不见也罢；这样的探监，我看实在使人活受罪！”可是周清玉哪管这些，她们一心以把丈夫弄出牢来为职志，甚至到了不择手段的程度。国民党看到了这一弱点，就跟她幕后协商，而姚嘉文在狱中的处遇，比黄信介他们好得多，即因此而来。这对政治犯而言，是耻辱的。周清玉这种不识大体，在她以“国大代表”身份把票投给蒋经国一事上，显得更为惊人。她不但在“总统”选举上投了票，并且当众违法亮票，以为取信。这太可耻了！因为自己丈夫还被对方关在牢里，自己以反对党大员的身份，居然投票给关她丈夫的人，全世界古往今来都无此荒唐鲜事也。事后周清玉在《关怀》杂志上把投票给蒋经国“正常化”，制作了她个人的彩色页，历数她对党外的贡献，并刊出她与金大中夫人、阿基诺夫人的合照，以为佐证。但是，金大中夫人会投票给朴正熙、全斗焕吗？阿基诺夫人会投票给马科斯吗？周清玉的政治判断，可真要命！

国民党是何等会作弄人的，它终于提前放了姚嘉文。当人们问到许荣淑为什么张俊宏没放出来的时候，许荣淑说：“我是个运动者、我是公众人物，绝不能牺牲大原则，来换取我先生出狱。”相形之下，人品立见。最妙的是，姚嘉文出狱后，居然还肯定他太太的作为，而不知引以为耻！由此可见，此人的头脑又岂止是一盆浆糊而已！

周清玉说姚嘉文“相当知足，他从不奢求”；姚嘉文自己在7月12日公然表示他出马竞选党主席的意愿“是零”。可是，曾几何时，他要改变初衷，也要国民党式的来个连任了，可见笑话连台，我们还有得瞧呢！

民进党根本无需党主席，也没人够资格有主席气象，姚嘉文当主席，令人益增此感耳！

1988年9月4日

谁是“恶势力”？

9月6日的《中国时报》上，登出报道民进党林正杰的文字，说：“对一个在台湾土生土长不喜欢国民党的外省第二代而言，要找一个认同的对象并不容易。林正杰在投身反对运动十三年之后，仍然感慨地说：‘在民进党中我属于另一个族类，我和他们之间有一道跨海大桥，永远也无法跨过。’”在这一心境下，终于爆发了公开信事件。“真正使他下决心孤注一掷的，恐怕还是统独的问题，他认为目前民进党内独派的声音太大，却没有内涵，凭着‘台独’两个字就可以批判许多人，可以逼人表态，十足的法西斯倾向。‘我不怕这股恶势力！’林正杰说。”

看了这段报道，我颇有感触。第一，林正杰说他投身反对运动十三年，事实上，在十三年前，他是国民党员，在国民党中没混出头，才在迄今犹未脱党的微妙状态下变成党外，加入民进党。第二，基本上，民进党是器量比国民党还狭小的台湾人的党，它收容外省人，纯粹是当作样板或花瓶使用，凡是不甘为样板或花瓶而别有野心者，自然难混迹其中，林正杰入党前竟无此见识，足证他的政治判断力不足。第三，林正杰本人的政治立场，非常不坚定，并且反复善变，令人对他诸多疑虑。他公开说他不是这派也不是那派而是什么“百姓派”，事实上，整个党外中，今天投奔这派，明天投奔那派，这样逐水草而居次数最多者，就是他们“前进派”。林正杰如此骑墙、风派，自然不得任何忠于理想者的信任。第四、林正杰说：“我不怕这股恶势力！”更显出他的偏执性格。关于这一点，我愿详细说一说。

1983年，林正杰写《如何利用李敖》一文，其中说：“李敖所写的文章，只打老虎、不拍苍蝇，比监察院还像监察院。细数他的批判对象，国民党的大官员曹圣芬、李元簇、宋长志、宋楚瑜、林洋港、秦孝仪、严家淦……等，只有老虎级以上的大官才在他的射程之内。……对一些乱世里的小人物，李敖永远不放弃为他们申冤翻案的天职，……这些喊话申冤的文章，在目前的司法体制之下，还不能纳入法官的判决意旨，但是，在历史法庭上，都将成为新一代法官的教材。除此之外，李敖还兼‘党外纪律委员会’主任委员，又兼‘反对派血统鉴定师’、‘反对理论建筑师’。这些炮口朝内的文章，李敖言者有心，只怕听者无意。在发育中的党外，如果要避免成为类似当前官场的小格局政客，对李敖的文章应多参考，少生气。”“利用李敖只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如远流出版社的王荣文。王荣文请李敖编《中国历史演义全集》，开价□□万，编《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开价□□万。这是李敖的编辑行情，这种行情，只有大出版家有此气魄。另一种利用李敖的方式，完全免费，但要诉诸李敖的侠骨豪情。党外新生代所办刊物与党外会师之后，联手打击魔鬼，修理传统，制裁恶势力，李敖所写的五十多篇文章，从来没有收过一毛钱的稿费。”在这些话中，我们清楚的看到林正杰怎样在捧李敖联合他们一起“制裁恶势力”，可是，在不到一年时间，林正杰却变了，变了还不稀奇，稀奇的是，他竟用“恶势力”来诽谤李敖了，他的“没有收过一毛钱稿费”的恩人变成了“恶势力”，这种反复善变，帽子乱丢，真令人叹息他的政治品格了。

如今，他发誓投入的民进党，也在“入主出奴”的反复善变下，变成了“恶势力”。呜呼，天下“恶势力”何其多，怎么都被林正杰碰上了？

1988年9月6日

民进党的媚骨

电影手法有“远景”“近景”“大特写”，昨天写《台湾人的媚骨》，只是“远景”；今天写《民进党的媚骨》，可说是“近景”“大特写”。

民进党中猛将如云，听他们讲演、看他们表演，你会发现他们个个都是与国民党决不妥协的英雄好汉，其实你错了，他们另有媚骨的一面，令人发噱、令自己漏气。这种媚骨表现，同样从一个焦点上，最使我们清楚的看出来，那就是他们向当道拍马屁，拍得咚咚直响，构成千古笑谈。

我在《如此党主席》中提到周清玉，说她以“国大代表”身份，不但把票投给蒋经国，还当众违法亮票，以为取信，讨好国民党，这太可耻了。其实这种可耻，不独周清玉为然，民进党大员中，可多得是。例如1984年蒋经国连任“总统”，2月12日，台湾报上同时登出省议会议长高育仁与副议长黄镇岳，携带一份七十七名省议员的联合签名册，前往国民党中央党部，“吁请蒋经国先生竞选连任”！这七十七名是全部省议员，自然包含以党外身份当选的十四位省议员在内，他们是康宁祥系的三位大将——苏贞昌、谢三升、游锡堃和余玲雅、黄玉娇、苏洪月娇、简锦益、陈金德、周沧渊、蔡介雄等人。这种公然签名劝进，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因为蒋经国连任不连任，是国民党的家务事，这份名册是送到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这些以反对党自居的省议员怎可如此失格？这不太可耻了吗？

康宁祥系的三位大将都如此媚骨，康宁祥本人自然更领导有方。在蒋经国生前，康宁祥的表现是一路对他“致敬”、“学习”的，1978年12月16日“美匪建交”后，且和王兆钏联合表示，大家要“更团结在蒋经国总统的四周”！康宁祥这种效忠之忱，真令国民党党员愧死呢！何况这一效忠之忱，尚且是死生以之的，在蒋经国死后，他还亲自去鞠躬呢！1988年1月15日《自立晚报》登：“康宁祥仍永难忘怀蒋经国先生宽阔的政治胸怀，他步入灵堂内，向经国先生为台湾民主政治的努力致最敬礼，并代表着在野人士对经国先生的景仰。”当然，在表现媚骨的时候，民进党其他大员是不会后人的，所以，我们在蒋经国死后，看到朱高正的号啕大哭、看到许荣淑的连署致敬、看到费希平的表示悼念、看到周平德的深感悲悼、看到余陈月瑛的大呼“非常沉痛，那种心情，实不亚于月前我丈夫逝世”、看到民进党紧急中常会的谄媚声明、看到民进党北港服务处和桃园县党部的下半旗（分别由朱高见和邱垂贞主持）。……所有的“媚骨征候群”，都登时一一发作，真不知道反对党应有的起码规格何在也！

这些千古笑谈，其他还多得是。例如1980年2月5日余登发发表出狱感想，竟说：“我要感谢政府及蒋总统的大恩大德”，“准我保外就医”。1982年6月十几日的报上，邱连辉刊登防台广告，竟说：“6月10日总统面谕：请大家切实做好防台准备。”1986年12月3日的永和拜票活动中，洪奇昌竟在“总统，我们敬爱您！”的签名簿上，大签其名。……诸如此类的事件，真是写不胜写，大笑之余，真浩叹民进党“忘了我是谁”也！

1988年9月8日

谁是“王莽第二”？

民进党中常委朱高正在急于出道前，由邓维桢介绍，到我家来拜访。事后邓维桢问我印象，我笑着说：“曾国藩见客人，先暗中相客人的面，以决定这位客人是哪一种人。我李敖从不迷信，但你这位朋友，却一再引起我要用曾国藩的法子套在他头上。他给我的印象是格调不高、心术不正。你这位朋友，以后别带他来了。”

那次见面后，我再也没见过朱高正。今年的一天晚上，林永丰来电话，说朱高正在他身边，要一起来看我，我拒绝了。我实在不想再见到朱高正，因为他出道后的种种作为，更充实了我对他“格调不高、心术不正”的论断，我不想倒胃口。

所谓“格调不高”，是朱高正有太多粗暴的动作，一开始就把民进党带坏了。郑南榕发起“五一九绿色行动”的时候，向我募捐，我捐了十万元，在龙山寺，每人胸前佩带的圆形五一九绿色抗议标志，就是用这笔钱做的。一分钱都没出的朱高正，胸佩标志，在现场作秀倒无妨，但是他乘机偷踢女警察，却未免太不光明，令人对这种粗暴生厌。后来他作秀成功，当上“立委”，在“立法院”的粗暴表现，更显出他格调出了问题，并且给民进党做了坏榜样。汪精卫曾悍然对青年党说：国民党的天下是自己打来的，你们不满意，去革命好了。民进党如性好粗暴，不如去革命，不必假民主之名，养成许多非民主的坏习惯，这样荒腔走板，没把国民党搞垮，却先把民主搞垮了。张鸿学批评朱高正，说：“讲民主，你没有风度；搞革命，你不敢。”若不以人废言，这话说得真不错。朱高正暴投出没有民主风度的坏习惯，却还暴得大名，得人称道，足见非但他本人“格调不高”，连带使群众的格调，也一低至此。——这样胡闹的一个人，居然获得掌声，这在英美等民主国家将引为笑谈！朱高正的蹿起，正好证明了在国民党统治下，群众的水平是多么低，严格说来，国民党当然要负教育失败的责任。

“格调不高”的祸害，比起“心术不正”来，其实还是小焉者也。朱高正竞选“立委”，为了拉票，公开扬言1988年6月以前，他如不能逼使国民党全面改选国会，他将退出“立法院”，放弃“议会路线”，改走“群众路线”。可是，言犹在耳，1988年6月忽焉已至，全面改选“国会”，毫无影儿。这下子朱高正发急了，他一方面恋栈“立委”身份，一方面又不愿背自毁诺言的恶名，乃心生一计，改以劝进方法，诉诸群众，以找台阶。他回到云林、嘉义、台南地区，举行座谈会，事后自称他得到选民及地方民进党干部“一面倒”的支持，要他重返“立法院”。他就决定顺应民意了。他同时假惺惺的说：若十天以内，有一千人以上的连署，连署人经证明不是国民党所为，且能证明是选举时投他票者，他才继续查访民意云。事实上，这是技术上无法成立的。于是，他安心重返“立法院”，以劝进方法遮盖了他的无信。他欺骗选民于先，又作弄选民于后，这种“心术不正”，求之古今中外政客，都很少见。

朱高正重回“立法院”后，第一天就向他的老师——“财政部长”郭婉容提出劝告，劝她不要做“王莽第二”。我看了报道，哈哈大笑。王莽一生搞政治，最会搞劝进的把戏，从“安汉公”、到“假皇帝”、到“摄皇帝”、到“真天子”，他样样都谦辞不干，可是他总不愁有“九百二人”、“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来逼他非干不可，使他免掉不义之名。如今谁是“王莽第二”，还等什么啊！

1988年10月1日

民进党的不守诺言问题

国民党是一个不守诺言的党，从“结束训政”、“两年反攻”、“不日召开反共救国会议”，到小自一个“过桥费”，都可说了不算，然后脸一点也不红，好像话不是他说的一般。对这些不守诺言的行径，国民党有个标准来解释，就是所以如此，乃是客观环境发生变化的缘故。其实这是废话，宇宙万象中，客观环境无日不变，自其变者而观之，则任何承诺都可以不认账了，用这种理由开脱自己，还成何理由呢？

民进党口口声声骂国民党，自然自己应该比国民党高明才是，但是，从事实检验，发现原来和国民党是一丘之貉。其中在不守诺言一项上，甚至比国民党还青出于蓝呢！例如当年中山堂决议，大家有“取消临时条款”的共同声明，康宁祥也在其中，可是六个月后，他自己却单独行动，向国民党交心表态，支持起国民党大员的“充实临时条款”来了，这种高速不守诺言的行径，连国民党政客都干不出来。

这种不守诺言的行径，不单在“充实临时条款”上为然，在“充实自己权位”上，也照样说了不算。例如台北县县长选举时，尤清公然说他只是做备胎的，欢迎其他党外人士出马。可是，一旦郑余镇出马了，“尤备胎”却拦路不放，这叫什么诺言？又如台北市议员选举时，林正杰为了一新耳目，表示政治上要大公无私、要新陈代谢，他当选后，保证“只干一任”的。可是，一旦当出了甜头，“林议员”却又出马连任了，这叫什么诺言？（至于他推出老婆来选“立委”、推出妹夫来选党代表，自然更属“大公无私”“新陈代谢”之尤者矣！）

林永丰医师在《二二八医界再出发》一书中，曾谈到“重然诺”的问题。他说：与国民党相比，外表看来，在势态上党外相差悬殊；若稍加深思，必然会发现情势正正相反：以赤手空拳能与镇暴部队、军、警、宪在手中的国民党抗衡，党外所恃的是什么？党外所恃者无他，党外所恃者就是全人类所最珍惜的理念——崇高的理想与坚定的原则。而崇高的理想与坚定原则的实践，就是“重然诺”。“重然诺”翻成白话就是“信守诺言”，说得更白一点，就是“有信用地遵守承诺的话”。要信守诺言者，不是你，也不是我，而是指讲过“只干一任”的这位先生。信守诺言就是信守这位先生，对你、对我——而最要紧的是信守他自己对自己忠实——的诺言。你、我相信他“只干一任”的诺言，你、我相信他，所以没选择别人，而将神圣的一票投给他。他要信守他的诺言，当然也包括他自己口中说出“只干一任”的诺言。在民主国家，没有人有权利要求某人“只干一任”，也没有人有义务被要求“只干一任”；但是当某人对党外选民许下“只干一任”的诺言时，他有义务为党外选民信守“只干一任”的诺言，党外选民也有权利要求他信守竞选时“只干一任”的诺言。党外应该唾弃“为目的不择手段”的做法，党外所争无他，党外所争者诚信而已。

如今，继康宁祥、尤清、林正杰之后，朱高正又不守诺言了。他的关键不是“只干一任”而是“只干半任”，他竞选“立委”之初，扬言1988年6月不全面改选，他就不再出席“立法院”而“走上街头抗争”的，可是，他欺骗了选民，说了不算了。由此可见，民进党前仆后继，竟都是这种不守诺言的货色，这样子不讲诚信的党，又怎么教人看得起呢？

1988年10月2日

民进党的不守原则问题

搞政治的都“有奶就是娘”，固不足以语原则问题，但国民党和民进党似乎都不甘于做下三烂的政客之党，因此，双方都喜谈原则，而以守原则号召天下。既然他们都取法其上，我们也乐于与人为善，以较高标准，测量一下他们的行径。

关于国民党不守原则部分，我写过两部书——《国民党研究》、《国民党研究续集》，早由李敖出版社出版，此处不赘。这篇文章，只略谈一下民进党的部分。

民进党口口声声国民党不守原则，但它自己，却比国民党不守得更精彩。例如它开大会声讨国民党，不肯实现“国会全面改选”，以致“万年国会”老不死议员充斥云云，固然理直气壮，但我们忍不住要问，你们党中的中常委费希平，又是怎么回事？费希平岂不正是“万年国会”老不死议员吗？你们为了在“立法院”中多一名“立委”名额，就可以这样不守原则吗？

关于“万年国会”老不死议员的身份，费希平曾公开写文章答复我，他说：“我是三十多年前大陆上选出的立委，我也承认现在不能代表大陆上的民意。但是，李敖先生却不了解，中央民意代表不是地区性代表，而是全国性代表。这三十多年，我在立法院的言行，完全符合党外所追求‘民主法治’之目标，所以我所代表的民意，可以说是党外的民意。”其实，费希平这种答复，是完全站不住的。因为他把“没有合法地位”和“有追求‘民主法治’之目标”的“言行”，混为一谈。“三十多年前大陆上选出的立委”，他们：一、不合法；二、纵合法也过期三十年；三、已完全失去民意的代表性。总归一句：他们是“没有合法地位”的。这一“没有合法地位”，自不容你说你有“追求‘民主法治’之目标”的“言行”就反证为合法，这根本是两码事。有“言行”是你自己的事，是另一回事，根本和“合法地位”牛头不对马嘴。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没有任期届满后的议员，只消宣称自己有“追求‘民主法治’之目标”的“言行”，就可继续不经选举，老下脸皮再干下去，并且一干三十多年的！费希平这种理由，于情理、于逻辑、于政制，都是不通的，并且都是笑话——厚脸皮的笑话。费希平本人如此厚脸皮，已属不守原则，但民进党把他拉住不放，就更不守原则了。

同样的笑话，又发生在朱高正身上。朱高正竞选“立委”之初，许下诺言，公开说1988年6月不全面改选，他就退出“立法院”，结果国民党不睬他，如今6月早过去了，他恋栈“立委”，只好食言而肥，老下脸皮再千下去。不过朱高正比费希平占一点便宜，他有选民可以鼓动，搞出劝进的把戏，以为下台。9月30日《台湾时报》登朱：“高正表示，他始终认为重然诺是责任政治的基础，要以身作则，但他在27、28两日至嘉云南听取党员与民众的心声，当时以全面倒的要求他重返立院，有人甚至以责备的语气，在大多数民意的驱策下，又经尤清的催促，他才决定报到”云云。朱高正这种理由，其辩解和费希平的牛头不对马嘴一样可笑。因为你竞选当时的承诺，是你自己的品格问题，你的背信，绝不因你今天鼓动劝进把戏就反证为合理，这根本也是两码事，也是厚脸皮的笑话。朱高正本人如此厚脸皮，已属不守原则，但民进党把他拉住不放，由费希平、康宁祥、许国泰、张俊宏、黄尔璇之流发言认同于先；再由尤清、许荣淑等人伴送报到于后，则是一种集体的无耻，就更不守原则了。

1988年10月3日

为民进党的无知抽样

民迸党不学无术，源在无知。本文聊做抽样，以做佐证。

民进党大老费希平是国民党政工出身，程度奇差。例如1982年10月16日的《政治家》上，他写《急待澄清的观念差距》，竟说慈禧太后在戊戌政变时“腰斩六君子”；又在1983年6月16日的《民主人》上，写《政治家与国运》，再说慈禧太后“腰斩六君子”。这是很无知的鬼话。因为“腰斩”是中国秦汉以至中古时期的刑名，到了清朝早已不来这玩意儿，可是费希平全不知道，“万年立委”的他，却以为“腰斩”万年犹存呢！结果，戊戌六君子何辜，砍头一次不够，还要腰上两度挨刀呢！又如1983年9月3日的《前进广场》上，他写《答李敖的<费希平自处之道>》，竟说：“为全国人民所尊敬的七十二烈士是国民党，视死如归的林觉民是国民党。”这也是很无知的鬼话。因为七十二烈士、林觉民死难之日，国民党还没出生呢，历史事实有它一定的顺序，岂可这样颠倒黑白？

民进党大老首开无知先河以后，其他大员的无知笑话，也自然滚滚而来。例如民进党中常委康宁祥，在他主持的杂志——1985年2月15日的《亚洲人》上，刊出《开会跳舞队传奇》，竟说段剑岷与辛亥革命无关。事实上，康宁祥之流只要看看《河南革命史》（1977年辛亥革命同志会河南分会编印），就知道自己是何等无知了。

康宁祥以外，朱高正的无知也是很惊人的。例如1986年6月23日的《自由台湾》上，他写《重建“人格主义的自由主义”》，竟把孟子“滕文公”写成“藤文公”；把《易经》“自强不息”写成“自彊不息”，岂非笑话？这也许可托词为笔误，但他在《立法院公报》第七十六卷第三十二期的院会记录中，说“法国大革命一样经过二十年的大震荡”，这种笑话，难道也是口误吗？什么时候法国大革命经过二十年了？岂可这样信口胡扯！这是什么博士！

谈到《立法院公报》，我们还可看到黄余绣鸾的无知。在第七十二卷第二十四期的院会记录中，黄余绣鸾竟发言说：“雅尔塔、波兹坦会议时，国民党总裁与英美首长同起同坐，参与制定战后的世界和平宪章，可谓替中国人争了不少的气。”事实上，雅尔塔、波兹坦会议时，根本没有“国民党总裁”的影儿，又何来“替中国人争了不少的气”？

黄余绣鸾以外，张俊雄也在无知上绝不后人。他在竞选演说时发表“台湾客栈？美丽乡土！”公然说：“台湾的面积占世界第三十二位，比以色列大好几倍！”苟有一点世界常识，都知道纵使台湾“独立成国”，它的面积排名，也在一百零八名以外，又何来第三十二位？至于说：“比以色列大好几倍”，也是笑话。台湾面积三万六千平方公里；以色列面积两万零七百平方公里，连半倍都没有，又何来好几倍？

还有更精彩的呢！1988年9月15日《中时晚报》登林正杰谈话，说“有人称我为‘街头小霸王’，我不敢当。冯道善搏虎，但搏虎者不应只有冯道。”事实上，搏虎的是冯妇，而不是五代的大臣冯道，这种笑话，证明了林正杰冯妇冯道两无知，他的无知，使中国大臣变成了搏虎者，这样子不守“妇”“道”，谁还敢做大臣呀！

1988年10月16日

民进党的派系斗争问题

当年国民党大员胡汉民曾做豪语，说国民党要“党外无党，党内无派”。其实党外愈无党，党内就愈有派，因为党外无党，则天下归一，搞政治的人走投无路，必然尽归于“墨”——大家黑心起来，在党内争权夺利，结果发生派系斗争，没完没了。

民进党胚胎于党外，在建党之初，本来该听任各路人马，基于各路的相同理念与利益，分别“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的。换句话说，本来该先成立许多单纯团结的小党，小党林立后，再凝聚而为志同道合的大党的。这样子形成的大党，固然有其流弊，但有个好处，就是可以减少暗斗、维系明争。一切暗斗，都在小党形成时过滤泰半了，所以形成大党时，阵痛渐远，“其争也君子”了。不幸的是，民进党一开始就走了错路，它也要学国民党“党外无党”了，结果党内有派就是必然的。按说这些派，每派本身，都该先成立自己的小党的，可是因为大家胆小，不敢发难成立，就只好聚牛鬼蛇神于一堂，成立了民进党了。

两年前一天与林永丰、谢长廷小游阳明山，我笑问谢长廷：“怎么公政会一开始就搞成了这副样子？”谢长廷笑答说：“大家把公政会当成了‘汉献帝’，谁都不肯放掉这块招牌。”三国时代，各路人马争雄，货色是自己的，可是招牌却是共有的，谁都想“挟天子以令诸侯”，于是大家乐，招牌苦矣！

正因为民进党在走国民党的老路，所以建党伊始，就洋相出尽、私心毕露。其中负最大罪责的，是民进党中的新潮流系。新潮流系的基本成员，是一群书呆子，对内比公职人员有文化，对外却既不文又不化，作文不文、读书不化。新潮流的名称，起源于他们办的一本杂志名字，这些书呆子因为既不文又不化，所以拙于宣传，杂志办垮。不过，这些人不会办杂志，却会办国民党式的政党，做他的党工人员。他们一开始就看准了国民党的体制最对他们有利，因此尽弃平日所守，居然不建立一个英美民主国家的政党，而建立一个苏联极权国家的政党，从党章、党主席、中央党部、中央委员、中常委、中评委，乃至宣誓、党证、纪律及仲裁等等，无一不向国民党亦步亦趋的学。结果呢？一个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党，竟是千呼万唤“屎”出来，一开始就臭不可闻矣！

在逐臭之下，新潮流系快速的效法国民党党工人员，进行夺权，他们这些人，没坐过一天牢、没打过一天公职人员选举的硬仗，只凭做党工的取巧，就占尽便宜。为什么是取巧？因为当选一名中央公职人员，至少要七万票；而当选一名中常委，只要掌握一百票就成了，天下猎取政党名器者，还有比他们更“爽”的吗？

如果猎取到名器后表现良好，也姑成一说。可是，事实上，这个派系却像康宁祥系一样的器量狭小，他们示人以不广，是最大特色。反对成立海外党部也、对许信良等忘恩负义也、对党章政纲动手动脚也、对“台湾独立”走火入魔也、没原则的支持没原则的姚嘉文也。……种种乖戾离奇之举，它无不优为之。民进党其他派系固然不成格局，但比起它来，却小巫见大巫。整个民进党的派系斗争问题，都以新潮流系为主轴，其他派系固不足以回该党之生，新潮流系却自速该党之死。如此民进，真可悲矣！

1988年10月23日

民进党的声明战

民进党和动物的分别之一是，前者有抽象感，后者却望尘莫及。两条狗抢骨头，一定有了实际的骨头在那儿，才会发生争夺与狂吠，但民进党却不然，它只要为了想象中的骨头，就可良友反目、同志翻脸了。一般说来，为美丽理想共同奋斗的人，他们在理想没达到前，都颇知分寸，但民进党则不然。它还没执政，所有名位还是空头的、还在画饼状态，他们就荒腔走板了，这样子器小易盈，将来一旦飞黄腾达，还得了吗？而这种现象，古今中外的政党中，只有台湾人（包含台湾化的外省）的党，才有如此怪现象，台湾人的格局之小，由此可见一斑。

民进党抢骨头的嘴脸，我们所见已多，这次党主席的对抢，更令人侧目。黄信介为了对方的不守行规，在10月23日发表了声明。首先他点破政治受难者联谊会有“扣帽子行为”，他说本人一向主张民进党内应团结和谐，党员间只宜做良性竞争，不宜做恶性斗争，今见本党同志为支持姚君不惜搞“小动作”、捕风捉影、造谣生事，破坏党内团结与和谐，如此积极“整肃”同志，搞恶质斗争；本人甚感痛心，相信身为政治受难者联谊会荣誉会长的姚君，亦有同感焉！对黄信介的声明，姚嘉文第二天也来了声明，否认他是荣誉会长，并说他并未与闻政治受难者联谊会的事，推得一干二净，一如黄信介把林正杰写公开信的事，推得一干二净一样。事实上，搞恶性斗争、搞“小动作”等等，双方都优为之，黄信介手下的林正杰，且是此中高手，说破坏党内团结与和谐，林正杰的公开信，效果如核子弹，林正杰可以动用国民党大号宣传媒体帮他斗臭对方，这种动作，又大在哪儿呢？

黄信介又声明民进党曾两次决议出大陆政策，姚君理应明此。今年5月间，他且面告大陆政策构想，曾得姚君首肯和鼓励，如果这一构想已构成“通匪”罪名，则姚君岂非通匪的共犯同谋？姚嘉文的答复是：黄信介又要他同去大陆“谈做生意”，他告以民进党不做生意，自己也不懂生意，加以婉拒，并无首肯与鼓励情事。事实上，民进党今年6月13日曾在中常会中通过“对于党员同志以个人身份前往大陆观察、了解，本党并不反对”的决议，黄信介的相邀，并无不妥。黄信介固然爱钱，但把他说的“谈做生意”做那样狭义的解释，则显然不够光明。我们相信挟中共以制国民党的构想，他们两人理应有此谋议，只是见风转舵，如今都不承认罢了。不承认以后，据此以打击黄信介，则是卑鄙的行为。黄信介说自本党推动返乡运动以迄至今开放大陆探亲政策，曾获社会广大共鸣；许多台湾同胞至大陆或参观考察或探亲访问不绝于途；其中或多或少于大陆或海外旅途中曾遇到中共人员或官员招待，如果这些皆可扣上“出卖台湾人”、“心向大陆”的帽子，如此罗织千千万万生民以“莫须有”，未免太过于“法西斯”的苛酷！这些话说得不错，姚嘉文也不敢有异辞。不过在事实上，民进党中的“法西斯”的苛酷，已经弥漫在整个党内，哪一派系都不能免，只是新潮流系更明目张胆而已。

看了整个的声明战，我们恍然于民进党的真面目，竟是如此丑陋！

1988年10月25日

民进党，我们的噩梦

民进党三全大会在激烈的文斗与武斗下结束。武斗中不但把一再提供义卖物资的自己人当成特务，一路追打；并且连有头有脸的周伯伦也被追打一路，直到他飞奔一百米，才得脱身。最后，黄信介当选党主席，原定要召开的记者会，也基于安全理由，躲开闹事党员，取消了。他在众人保护下匆匆离去，为暮夜增添了几许噩兆与忧愁。

在大会期间，余登发登台发言，呼吁姚嘉文宽宏大量，让出党主席，给黄信介干，并突然转身，要向姚嘉文下跪。回想姚嘉文当党主席之初，当得顺利，并没有争执场面，干了一任下来，竟闹出这种场面，他真该引以为惭。尤有甚者，民进党规定的党主席只干一任，也因人而修改了，民进党口口声声国民党无耻，以临时条款自毁宪法规定，使总统连选得连任，但民进党自己呢？政权还在画饼状态，他们就对画饼吝于予人了。我常说民进党是国民党的好学生，因为样样学得惟妙惟肖，光此一事，就可看出他们是多么不学好了。

民进党的三全大会，使我们更具体的看出它的真面目。党主席之争，正是它真面目的大特写。谢聪敏说民进党的内争基本原因在政治犯不能复权，固非无见；但是，更基本的原因乃是民进党不识大体、不长进、不上路，一开始就跟国民党学，组织了苏联式的政党的缘故。正因为这种极权国家的政党有党主席及各级委员的编制，所以，名器易人、衣冠易人，自然就诱使人心大坏，当年推心置腹的难友，如今尔诈我虞的抢画饼，就是制度害人的活生生例子。

正因为我是先知，我有眼光看出，在国民党的春风化雨下，这个岛上的反对势力必然变成凄风苦雨、变得不成材，因此我早在六年前，就提出“不党即党”的构想，我曾说：政党的定义，本来就不限一家，只因为我们被一党独大和宣传搅久了，总以为政党的造型就该是那副德性，就该有巍巍的中央党部，就该有堂皇的主义，就该有严密的党证、宣誓、组织，就该有确定的人数，就该有威风的党纪，就该有几全会、常会或什么什么会，其实这都是没必要的，都是极权政党的特色。在真正的民主国家里，政党其实不是这副德性的，真正民主国家的政党是松散的，他们不重视空洞的主义、他们没有确定的人数、他们没有列管的记录、他们没有约束的党纪、他们没有霸占的党营事业、他们也没有慷国库之慨的党费开支。这种政党是自由结合的：竞选前来也欢迎、去也随便；竞选时成固欣然、败亦可喜，他们没有庞大的党工人员，他们有的是共同理想与政见的结合，就凭这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他们就顺利滑进政党政治的运作，这种境界，才是第一流的政党政治境界。因此我提议，台湾的反对分子应该争取非国民党籍的乌合之众。从共识与认同上号召乌合之众，形成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公道大围标，形成松散的英美式政党，这才是我们应走的道路。

这一构想提出后没几年，我的先知就不幸言中了。不成材的台湾人和外省政客，利令智昏，组成了国民党式的民进党，注定了它的悲剧命运，变得丑陋不堪。姚嘉文以《民进党，我们的梦》为题提出报告，说：“民进党有我们共同的梦，这个梦逐渐在实现。”事实上，在逐渐实现的，正是一场噩梦，它摧毁了多少年来我们共同的希望，它什么也不是，只是第二个国民党而已。

1988年10月31日

民进党没有派系了吗？

黄信介接任了民进党主席，致词时宣称，人人口中动辄指美丽岛系、新潮流系及康系相争剧烈，他希望这些派系都成历史名词，今后要搞派系，只有民进派云云。我看了这一报载，对黄信介之言不禁质疑。

自来政治团体无不有派系，关键在如何面对它。……（编者略）

国民党在联俄容共时代，体制是学共产党的，也自有其派系，但国民党自己讳言之。二十四年前，段宏俊主持自由太平洋文化事业公司，出版马五先生（雷啸岑）著《人鉴及新官僚的嘴脸》一书中，有回忆如下：民国十六年夏，国民党在南京实行清党反共后，谭先生亦由武汉到了南京，仍被推戴为国府主席。那时国民党人的革命精神尚未消散，南京市党部很郑重而认真地办理首都党员总登记，除填写表格外，还要举行口试，规定任何人皆不能例外，必须亲自到市党部大礼堂应试。谭先生按时前往受考如仪，而担任口试大员的尽是年轻小伙子，忘乎其形地开口就问道：“谭同志，你是在哪年哪月哪日入党的？介绍人是谁？党证号码是怎样的？”谭先生蔼然对答后，考试员又问：“你是左派，还是右派呢？”谭扬声答曰：“本党是没有派系的！”一时这市党部组织部长段锡朋在隔室听到谭先生的声音，急忙走出请“谭主席”进房里休息，才将尴尬场面终止了。

这位“谭主席”，就是陈履安的外公谭延闾，他是个老滑头，自然当了主席以后不肯承认有派系。但是并不因为他不承认，派系就消灭于无形，国民党的派系还照样存在。到了胡汉民口中，他大声疾呼“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但这又怎么可能呢？国民党的派系可多着呢！不过他们的共同特色，是自己绝不承认。到台湾后，否认得更厉害。例如张群就公开写文章驳斥别人，说他既非政学系，也无所谓政学系；陈立夫也公开一再说，根本就没有所谓CC系，CC系乃共产党造的谣云云。

国民党这种公然想一手遮天下耳目，民进党中的巧宦康宁祥自然有样学样，康宁祥说：“‘康系’是国民党的《双十园》杂志为分化党外，所创出来的名词。”试看这种睁着眼睛说瞎话，岂不正是陈立夫的翻版吗？

这次黄信介的宣称中，不提民进党中的前进系，因为前进系已在几天前由林正杰宣布“解散”了，好像一宣布“解散”，一个派系就顿时烟消云散了似的，这种自说自话，全天下大概只有林正杰和他的黄信介才会以为人们会相信。黄信介在新定重要党工名单时，前进系的大量占取高位，从面目可憎、能力有限的蔡式渊以下，一一上榜，引得陈水扁提出指责，陈水扁“坚认前进系色彩的实质仍在”，这是很正确的判断。试看前进系宣布“解散”之日，《前进》周刊第二十二期就公然表示他们要读者“别忘了开信箱”，他们要“邮寄通讯”、要“设立一个服务处”，试问若前进系“解散”了，为什么还留下这些尾巴？为何这些好事，不以党的名义做而以派系的名义做？由此可见，所谓“解散”，全是斯大林（J.V.Stalin）解散共产国际式的解散，只有傻瓜才相信它！

1988年11月13日

朱高正的无知

11月17日《自由日报》登：“立法委员”朱高正昨日表示，中沙问题只是我外交问题冰山的一角，希望站在第一线的外交官能努力提出实际的策略，来改善外交上奋斗的条件，他并提出与中共谈判的建议。朱高正认为，现在不宜把中共当作叛乱团体，而把它视为交战团体，承认内战其实并不违背一个中国的事实。只要外交当局逼使中共相互承认为交战团体，就可以让我们拥有国际法人的地位。

我看了这一报道，对民进党朱高正博士的无知，至感好笑。——亏他用得出来“交战团体”这一学名！但在实际上，他根本不懂这一学名的真正含义，他说了一大堆，都是侜张为幻的胡扯与梦呓，并且还夹杂着国民党式的一厢情愿与自我膨胀，这种胡闹太要不得了！

什么是“交战团体”？“交战团体”是国际法中的学名。一般所谓交战，交战双方（belligerents）都是国家；但在一国国内，出现内战，到了近似国际战争的程度，这时候，如果其他国家或本国合法政府承认敌对的团体——一般都是反叛者（insurgents）——为有交战一方的性质，就成为“交战团体”（belligerency），从而适用国际法中战争的法规。

“交战团体”的认定是有条件的，一般包括：一、内战状态的存在；二、反叛者业已占领一大块领土并能控制行政；三、反叛者系为政治目的作战，如欲推翻合法政府、变更政体，乃至脱离母国而另建新国家等等；四、反叛者有负责的领袖指挥，遵守战时国际法规则。

这种有关“交战团体”的国际法，最早发生在19世纪，当西班牙和它南美各殖民地进行战争时，英美两国都承认反叛者为“交战团体”；当美国南北战争时，英国就承认南方反叛组织为“交战团体”。这种对“交战团体”的承认，“适时”与否是个很重要的关键，这种承认如出自外国，攸关是否对合法政府友善。例如武昌首义时，革命党方面及时派出夏维松等分访各国领事，得到驻汉口俄领事奥斯特罗韦尔霍夫（Ostroverkov）、法领事罗氏（Ulysse-RaphaelReaii）的同情，宣布严守中立、承认革命军为“交战团体”，对革命军的声势帮助极大。

另一种承认出自本国合法政府，这种承认，一般方式是默示的。美国南北战争时林肯正式宣告封锁南方各州的海岸，由于封锁是国际法允许交战国的一种合法作战行为，英国便认定林肯在默示承认对方为“交战团体”了。如今朱高正表示把中共“视为交战团体”，这显然是打算以本国合法政府的立场，“逼使中共相互承认为交战团体”。问题是，国际法上“交战团体”的存在，都是暂时的现象，哪有一拖几十年的？朱高正这样提议，岂不是腾笑中外？何况，中共这种“反叛者”，早在大陆完成近四十年的得到国际承认的统治，在它眼中，海峡两岸到底谁是本国合法政府，根本自不消说，你朱高正要“外交当局逼使中共相互承认为交战团体”，岂非妄自尊大、痴人说梦？你算老几啊，去“逼使”它承认？说穿了，朱高正这种心态，完全是国民党自大狂的翻版，并且其无知有甚于国民党。这种货色的人，居然在台湾拉风走红，正好反证台湾是一个没水准的地方。

1988年11月17日

民进党的派系奇观

11月13日，我写《民进党没有派系了吗？》发表后，有民进党员打电话到书报社，大骂“干你娘”不绝。当然，这种水准的党员，打电话的目标是在找李敖的，因为找不到李敖，就只好祸延别人之娘了。我总觉得民进党一成立，就收进了太多太多没水准的党员，这种人动辄要干别人之娘，自由民主运动交到这种人手里，天下之娘固不得保，天下亦危矣！

民进党主席黄信介早在做市议员时代，就请过我吃饭，不失为老朋友，如今他接任了党主席，致词时宣称，民进党不再有派系，我是不相信的，因此写文章纠正老朋友。纠正结果，竟有干字当头的护驾党员来抗议，我不禁好笑，乃决定再写这篇文章，就算是“清君侧”吧。

老朋友郑南榕的《全元时代周刊》第二五一期中，报道黄信介第一次主持民进党中常会的详情，说谢长廷含蓄的表示，他相当尊重主席，但也希望主席能实现选前包容不同派系人事的承诺，“人评会”所安排的人选，不要都是“同一方面”的人。他认为五人名单内，主席所安排的人选已有三人，剩下的两个人若不能由“其他人”担任，就没有不同的声音了。谢长廷并希望人事安排不要成为选举的酬庸。黄信介听到此，有点不高兴的说：“谁来都一样，不要一开始就要分派。”谢长廷则表示，黄信介虽说没分派，但是，一看名单就知道是“同一方面”的人，所谓没分派，只是黄信介单方面的说法，外面的人又是怎么看的？黄信介干脆表示，党主席是由党代表选出，做主席的只要直接向党代表负责即可。这时前秘书长黄尔璇强调，前两届“人评会”成员均曾考虑到派系平衡，尽量“包容”各派系。黄信介听到这里，气愤得拍桌大声说道，不要再说派系，从今后民进党再也没有任何派系，只有一个民进党系，党主席是“赔钱的头路”，他哪有偏袒谁？接着，林正杰表示他已解散前进系，他没有派系立场。黄尔璇则反驳道，有没有派系立场并非自己认定即可，还要相对的看别人的看法如何。谢长廷举例说明，以《前进》杂志而言，若仔细予以统计，便会发现它对党内人物有特殊品评，歌颂的也是特定的某些人，此乃难免，因为《前进》与某些人较有接触，因此，不可能真正超然中立的。陈水扁更是涨红着脸略显得激动的表示，林正杰一再强调“诚意”“包容”，这些不是光用讲的，还要视实际作法如何。关于中央人事，黄信介亲口告诉他，系《前进》开出的名单，蔡式渊甚至坚持名单要则全盘接受，不要就全部拉倒，一个人都不准调动。……

从上面这些报道中，我们清楚看到黄信介所谓的民进党不再有派系，其实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宣示。至于林正杰所谓的前进系已解散，更是纯属欺人。试看《前进》杂志中，每期的版权页上都赫然印着“社会运动部负责人张富忠”，全世界人办杂志中，都不会印出这种头衔来的，因为一个杂志何来什么“社会运动部”？这一疑团，直到《前进》解散，张富忠成为民进党“社运部主任”的内定人选时，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前进是这样子“解散”的！——“解散”了自己的窝，却集体搬到党中央去下蛋，这种偷天换日，岂不太划得来了吗？由此可见，黄信介、林正杰诸公，在睁眼说瞎话而已。说瞎话以欺苍生，他们的如意算盘可真会打哟！

1988年11月19日

民进党的始乱终弃问题

这两天为了民进党要费希平辞职、费希平提出三条件的事，闹得风风雨雨。事实上，民进党今日实行的，正是当年一位先知的指示，这位先知叫李敖。早在五年前，1983年3月8日，我就写《费希平先生自处之道》一文，公开要他辞职。我指出：“不论费希平先生多么努力，他既然在立法委员的合法性身份上站不住，他的努力，都会在自我矛盾中互相抵消或扭曲。为费希平先生计，为整个体制内外改革着想，费希平先生何不表现人间大勇，干脆辞去万年立委以谢国人呢？干脆辞去万年立委以为抗议呢？立法院中的党外人士反正是少数，多费希平先生一个没有意义，但少费希平先生一个就意义无穷，费希平先生何不让万年国会少他一个呢？”“费希平先生如认为自己重要，何不辞职后再参加竞选？如果人民选你，你失而复得，该多风光、该多磊落；如果人民不选你，你也值回票价，因为那时候，你倒真可代表那些终身职立委们，证明给他们看：人民已如何弃他们如破鞋，他们如何禁不起民意的考验。你在去留之间、得失之间，可达到这样高的效果、这样妙趣无穷的余味，你有这样重要，岂不一身系天下公论了吗？一个人的自处，可以这样动关天下，今日台湾，除了费希平先生以外，又有谁呢？”

不幸的是，李敖的先知，别人是跟不上的。我的劝告提出后，党外人士也好、党外公政会成员也好、民进党党员也好，多不明了我的真知灼见，他们攻击我，说我犯了“小儿病”，勾结国民党特务诽镑我的林正杰骂我是“恶势力”，费希平本人也写文章骂我，说：“像李敖这种毫无理性的人，和他来谈大道理，简直是对牛弹琴。”……我看了，心里好笑，我说：“这些笨东西，有朝一日，他们会想通的，知道对的是我李敖。”

五年过去了，这些笨东西果然想通了，如今数典忘祖倒不重要，重要的是，当年骂我的那些妙句：“小儿”也、“恶势力”也、“无理性”也、琴边之“牛”也，恐怕都得收回去自己享用啦！

当年我所以反对费希平，主要就在我反对党外没有原则的收容他，但是台湾人贪小便宜，硬把他死拖活拉的乱引为同志。民进党成立后，一误再误。及至今天大唱国会全面改选，才想到非丢弃这一老贼，无以自圆其说。始乱于先，终弃于后，与费希平的孽缘，正所谓“始乱终弃”者也！但是费希平是国民党老政工出身，他是何等人物，岂容你们这些后生晚辈来耍？于是他反提三条件，作为退身之阶。三条件由费希平凄然提出，由黄信介欣然同意（大体同意），殊不知却上了大当。三条件中第一条要肯定资深民代贡献，设无老贼，台湾四十年来在“形式”上成为军事统治矣。在我看来，老贼之罪，正在四十年来造成民主“形式”来掩护军事统治，黄信介却智不及此，还随声附和费希平，真笨矣哉！第二条应以比例代表制选出大陆代表，在我看来，民进党一旦同意，则过去信誓旦旦的国会全面改选口号，立刻全部完蛋。第三条给退职金，在我看来，民进党一旦同意，则过去信誓旦旦反对国民党退职条例口号，也立刻全部完蛋。

民进党拉费希平，贪小便宜于先；如今赶费希平，自讨苦吃于后，当年既然不守原则的引狼入室，今日就得不守原则的贼去“开”门，不管怎么样，费希平的去留，都要民进党付出不守原则的代价，究其原始，都是不听先知李敖之言的报应。活该！

1988年12月18日

为民进党的迷信抽样

10月16日我写过一篇《为民进党的无知抽样》、11月17日我写过一篇《朱高正的无知》，两篇文章，分别就民进党中费希平、康宁祥、黄余绣鸾、张俊雄、林正杰、朱高正等的无知，做了“点名批判”。我目的无他，乃在证明民进党中的显赫人物，其实都是无知之徒，台湾的没有水准，由此可见一斑。

正因为民进党普遍都是这种货色，所以泛滥之下，无知的表演，也就不以书本上的笑料为已足。从书本上看，堂堂东海大学毕业的林正杰竟分不清“冯妇”与“冯道”，而要在知识上“不守妇道”，固是笑话；但从书本外看，这种人的迷信表现，也同样是无知的发作。现在我随手举几个民进党迷信的例子，看看他们是多么没有水准。

1982年12月14日，北港朝天宫妈祖庙第三届董监事选举，候选人在该庙圣台抽签决定号码后，立即跪在妈祖神像前发誓，说在竞选活动期间，绝不贿赂信徒，如违反誓言，愿遭“五雷殛顶，绝子绝孙”！这些发誓的人中，苏洪月娇就是其中之一。其实这种选前发誓的迷信行为，早已司空见惯，从斩鸡头、拜神明以下，花样百出，甚至还有联合行动的。1985年10月11日，台中市市长候选人许荣淑、省议员候选人何春木及刘文雄，就组成“铁三角”，主动要求国民党提名的“四金刚”，及所有助选人员一百多人，一起到台中市民认为极“灵”的元保宫寺庙，共同发誓不贿选。这馊主意还是许荣淑的助选军师洪照男提出的，许荣淑能请到这么迷信的军师来教她，真难怪她这么笨！许荣淑是民进党中最迷信的，怪力乱神，样样全来。当年我一块钱稿费都不要，长期帮她办《深耕》杂志，后来她飞上枝头，却忘本胡来了。1987年5月18日的《深耕报周刊》上，甚至一页页大批尤清的八字，来预言尤清“贵为元首之尊”了！这种低级的迷信，不是胡闹吗？这周刊的创办人是许荣淑、社长颜锦福、名誉顾问王义雄、王聪松、许国泰、张俊雄、黄天福、黄煌雄，都是民进党大亨也。

1986年9月，林正杰入狱則大搞街头活动，其中之一是由康宁祥、康水木、陈胜宏、周清玉、游锡堃、洪奇昌、尤清、萧裕珍陪同，在龙山寺演说、进香，祈求组党早日完成。令人奇怪的是，龙山寺供的是观音、妈祖、四海龙王、十八罗汉、城隍爷、注生娘娘、山神等，牛鬼蛇神一大堆。这些牛鬼蛇神，跟组成民主国家的政党全沾上边，林正杰他们大脑如此封建，真不知他们标榜的“前进”，又在哪儿？

说他们标榜“前进”，其实封建，又岂止“前进”的头头林正杰自己呢？即以“前进”的大将蔡仁坚为例，就可看出这个系统的人多么封建。1987年11月，蔡仁坚以新竹市议员的身份，坚持要把他在议会的座位换一下，因为他的座位是第四号，不吉利，他上任后，事多不顺，因此要换个位子改改运。这种低级迷信，又不知“前进”在哪儿？

今年2月22日，搭乘被劫持班机的高雄县长余陈月瑛因惊吓过度，特别在县长公馆延请法师“收惊”。民进党迷信之风，已经沦落得一至于此，若说这些人能带领人民走向现代化，其谁能信啊！

1988年12月19日

所毁有甚于铜像者

1988年12月31日，包括十余名高山族在内的二十多名男女，乘坐民进党的宣传车，到嘉义市火车站前，把吴凤铜像拆毁。同时发表演说，指吴凤“杀身成仁”的故事，是日本人和国民党制造的神话。

这一事件不是偶然的。八年来，随着政治作用的炒作，吴凤问题渐渐变成了政治斗争的靶子，国小课本中吴凤故事虽予删除，并未缓和了局面。相反的，反倒助长了“倒吴派”的气焰。如今“吴通事”再次落马，身首异处，惨被“政治出草”，他若死而有知，岂不情何以堪也哉？

八年来，我看遍了每一件“倒吴派”的论证，发现他们说国小课本与历史不符，固非无据；但是他们自己的宣传，与历史不符者，却也半斤八两。如果为了政治作用，则其心态与国民党固无二致，没有什么好说；如果为了历史求真，则这一公案，就有待我这种历史家来讲评讲评了。

反对“吴凤神话”的豪杰们，他们口口声声的论据是：在连横《台湾通史》中，吴凤是因背约、骂人、与曹族格斗下被杀的，并不是什么“杀身成仁”而死；而曹族的终止猎人头的“出草”习惯，是因族人遭天花传染病侵袭和大举迁移的缘故，与吴凤固无涉也。

说吴凤是因背约、骂人、与曹族格斗下被杀的，并没有错；但是若口口声声引据连横的《台湾通史》，却予以断章取义，就不对了。《台湾通史》卷三十一吴凤传中，首先即赞美“士有杀身成仁，大则为一国，次为一乡”，但吴凤却为一族而死——“为汉族而死”，言外之意，吴凤“杀身成仁”的伟大，显然有胜于为国而死。连横又说，吴凤做通事时，以前的通事与番人有约，每年以汉人男女二人给他们“杀以祭”，但是番人“犹不守约束，时有杀人”，可见番人背约在先。吴凤接通事职务后，乃对番人说：“今岁大熟，人难购，吾且与若牛，明年偿之。”则意在以牛代人，他的人道精神可以肯定。后来连牛也不给，确是背约。番人声言要杀他，他“固不得去”，也就患有所不避。番人来了，他“危坐堂上，神气飞越。……叱曰：‘蠢奴！吾死亦不与若人！’”这种我宁死也不肯把汉人男女送给你们这些蠢东西来杀的气概，不是“杀身成仁”是什么？最后“番怒刃凤，凤亦格之”而死。“已而疫作”，番人“各社举一长老，匍匐至家，跪祷曰：‘公灵在上，吾族从今不敢杀汉人。……’尊凤为阿里山神，立祠祷祀。”由此可见，吴凤的“杀身成仁”，的确于史有征，虽然细节部分，如骑白马赴义之类，不见《台湾通史》，但他基本上为台湾人（汉人）“杀身成仁”，却不容否定！

如今说吴凤“杀身成仁”，是日本人和国民党制造的神话，这种人，显然是不真读《台湾通史》的，《台湾通史》的作者既非日本人，又非国民党，他是台湾人哟！

吴凤故事本来是人类中罕有的伟大动人故事，纵与史实小有出入，也不该引起高山族的自卑感，因为他们已经不再杀人；更不该引起台湾人的政治作用，因为吴凤根本就是台湾人。但在无知与褊狭的盲动下，却有人刻意要摧毁吴凤，并从铜像开始。他们不知道，所毁有甚于铜像者，是他们毁掉了历史与正义，他们毁掉了台湾人史无前例的一个义人，和永不再有的伟大动人故事。

1989年1月1日

民进党的政治道德问题

我在七个月前写《讲民主，你没有风度》，指出民进党“外在表现上的粗暴，却是有目共睹的。不论在议会问政或在马路上抗议游行，都是一派粗暴，这就太没水准了”。我在三个月前写《台湾没有水准》，指出三十年前台湾就被讥为“文化沙漠”，三十年沙漠上的贫乏与干枯，自然导致出许许多多水准上的笑话。我所以有这些结论，原因在这个岛上的许多表现，都是不入流的。不入流本已可悲，更可悲的是，居然不入流还被人肯定、被人鼓掌叫好，明明不入流却不自知其不入流，这就更要不得了。

以民进党的朱高正为例，朱高正应该有长处被人肯定，但滑稽的是，他被人肯定的，恰恰却是他的短处——他在议会中所表现的种种粗暴动作，虽然热闹非凡、戏中有戏，但对民主政治与民主风度而言，却构成很大的伤害，并且留下极坏的榜样。连多年伪装理性的康宁祥，都不得不大摔椅子来近朱者“摔”了，其他嚼槟榔的下里巴人，动作也就更可知了。

表面看来，朱高正横冲直撞，所向披靡，摧毁了国民党的议会伦理与秩序，惹得大家鼓掌叫好，朱高正也以此“暴得大名”、以此起家；但不从表面看，从更深远的角度看，却知道真正被摧毁的，不是国民党，而是更高层面的伦理与秩序；被摧毁的，乃是一种对敌人的政治道德。

政治道德有许多基本的项目，内涵虽异，约定俗成则无不同。以美国西部拓荒时代为例，一个道德项目是不可以背后开枪，这个项目是有情味的，大家一体遵守，不在话下。但是后来来了“西部朱高正”，为了增加效果，居然背后开了枪，于是你开我开，大家都开，这一道德项目，就被乱枪射杀了。如果世风如此，有人还坚持古典派，还要正面开枪，那他只有背对着法医，听数子弹孔的份儿。又以中国古典盗亦有道时代为例，流氓打架，一比一，空手打——“空手道”。但是后来来了“台湾朱高正”，为了增加效果，变成一大堆比一，外加扁钻、武士刀齐上。如果世风如此，有人还坚持古典派，那他只有在急诊处感慨人心不古了。由此看来，人类为了增加效果，改变了道德项目。效果既然重于一切，道德就只好堕落了。

写到这里，有人看了也许会笑，说李大师你别扯了，你谈政治道德，但政治是最脏的东西，政治何来什么道德？我却说不然，政治是讲究道德的。庾公之斯不朝生病的子濯孺子射箭；羊叔子派人给生病的敌方元帅送药，此中国人之政治道德也；阿贝拉会战（TheBattleofArbela）时，亚历山大不肯夜袭敌人，他说他不愿偷取胜利，他要公开又公平的打，使对方输了也心服，此希腊人之政治道德也；他如征服者威廉送还敌人之尸、华盛顿送还敌人之狗、拿破仑拒绝不够光明正大的潜水战，此英国、美国、法国之政治道德也。……谁说政治没有道德？

民主政治的最大特色，在于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养、一种格调，这种种优良品质，形成了“其争也君子”。但是，台湾没有水准，竟以粗暴可以取宠于大众、以不入流可以人我同钦，这岂不给世界民主国家笑死？试问这种作风可以成立，有朝一日，你民进党当了政，别人是不是也照样对你粗暴呢？——当你摧毁了一种政治道德，你再要别人不背后开枪，不扁钻、武士刀齐上，不动手动脚，不吐口水，那就永远不可能了！

1989年1月19日

民进党的口水问题

民进党在1月17日发动了诉诸群众的攻势，包围“立法院”，这次攻势又来了新花样，就是对国民党“立委”大吐起口水来。口水是广义的，包括口水、浓痰、槟榔汁。据今年1月18日省议员黄木添、黄铃雄公布的调查报告，台湾人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吃槟榔，平均每粒槟榔二元，每人每天以二十粒计算，一天吃掉四十元，五百万人一年便要吃掉两千一百五十亿元。如今吃槟榔吐槟榔汁还可以满足政治“口腔期”（oralstage）的快感，则台湾槟榔文化的发扬，每年两千一百五十亿外，更可突飞猛进矣！

这次大吐口水的攻势，发难者又是没有水准的朱高正。朱高正虽然没有水准，但是口水却准，他在头一天，在法制、内政两委员会联合审议退职条例时突然进场，捏住主席——资深委员何适的脖子，除大声谩骂外，并三次朝何适吐口水，这种台湾功夫，影响了也鼓励了“立法院”外的英雄豪杰们，所以在第二天就集体跟进。英雄豪杰们堵在“立法院”门口，专找落了单的“非我族类”的“立委”欺负。“立委”林联辉是被团团围住的一位，英雄豪杰们除了遭遇暗拳外，口水、浓痰、槟榔汁齐下，林联辉奔进“立法院”，大叹：“我这么好的人，还对我这样。”另一位“立委”黄河清，他不信邪的走出“立法院”，马上当场十几口口中物罩在头上、脸上、西装上。最惨的是“立委”吴德美，她走出“立法院”，除了被骂“国民党的走狗”“婊子”等之外，一路被拦、被挤、被推、被抓、被踢屁股、被毛手毛脚，她的外套被英雄豪杰们一度扯下，并呼啸“把她的衣服脱光光”，同时用瓦斯枪喷她，唾液攻势一波又一波，直到她奔进来来饭店，才得脱身。

一位在附近上班的台北市民谢美美，投书说：“我是台北市青岛东路、镇江街口一家商店的女店员，今天上午我亲眼看见立法委员吴德美被许多暴徒追击的情形，暴徒失去理性以残暴的手法攻击一名女士，同为女性的我，看到这种场面，除不寒而粟外，同事们亦人人自危，不敢出店门食用午餐。……民进党所聚集来的那些人，大都口嚼槟榔，横眉竖眼，动不动就口出秽言，更使得我们担心受怕。……昨天中午12时许，立委吴德美在镇江街、青岛东路口遭到民进党暴徒攻击，有人以瓦斯喷雾器喷得吴德美咳嗽不止，眼泪直流，还有人推拉吴委员，致其背部衣服被扯破，更可恶的是有人还对她吐口水，高喊给她死，现场情况真的很恐怖。……民进党暴徒昨天攻击吴德美的暴行，更是最可耻、最没人格的兽行，试问五六十个男人，在大白天追打一名女性，还追逐了五六十米不放，这是什么世界！”看了这种投书，文明人作何感想？照1月18日《自立早报》的估计，当时“大约有二百以上的群众尾随她进入来来大饭店，一路上施以口水和粗话”，可见这位女店员所写的五六十个男人，还是少说了的呢！

这种民进党的口水攻势，其实是有理论基础的。早在民进党员办的《民进周刊》第七期里，就“发起‘吐口水’运动”，用以“避邪”。可见这种行径，不但下流肮脏，还有着“避邪”的无知迷信。这种迷信，由民进党员在现场烧冥纸的伴同行为，可以概见一斑。一个宣称带领人民走向自由民主的政党，表现出来的竟是这样迷信、残暴、不尊重女性，这样子的政党，我们还能寄希望吗？

1989年1月20日

民进党的行规问题

中国人讲三百六十行，其实人间行业岂止三百六十？三千六百恐怕都有。不论哪一行，照中外的规矩，都有它的“行规”。所谓“行规”，就是干这一行必须遵守的一些“约定俗成”的规矩，这些规矩，大都是不成文的，可算这一行的不成文宪法。至于所干行业，不一定都是入流的，即使不入流的，照样有它的“行规”。

“行规”两个字，新式一点的说法，以“职业道德”四字，略得其神似。我做预备军官第八期排长的时候，在南部查访“军中乐园”资料，只买票入场，但不性交。有一次一个小雏妓奇怪的问我说：“排长，你怎么花了钱，却不打炮？收了你的钱，却没满足你，老板会怪我没有职业道德。”可见纵沦为妓女，不能守身如玉，却还能守“行规”呢！

这次发生的荣星案，侨福建设董事长黄周旋在香港发表谈话，说：“有些钱是我自愿作为礼物送出去的，所以我不能伤害部分善意接受礼物的人，至于那些事前恶意威胁勒索，事后又摆出一副清高脸孔的人，才使我忍不住说了出来。”明明所有的钱都是贿款，但黄老板却守“行规”，对前者放他一马，对后者却不留情，原因何在？就在民进党周伯伦之流黑吃黑得太过分，里子面子全要，天下哪有这种“行规”？

记得几年前，民进党林正杰做市议员的时候，秘密向国民党议长张建邦借了钱，被揭发后，他在1984年10月7日的《民众日报》上，只承认“十五万是议会补助款”、“是议会的公费”，另外五万才是他向张建邦“个人借支”。但是，他这样理直气壮，却忘了他1983年11月26日写给我的白纸黑字了！但这白纸黑字上，明明“公费”只是“九万”，而他向张建邦的“个人借支”，却不是一位数字的“五万”，而是两位数字的“十一万”！其实，这不是重点，你林正杰身为党外议员，去向国民党议长秘密借钱，“五万”也好、“十一万”也罢；一元也好、一百万也罢，又有什么不同呢？以你的身份、以整个党外的荣誉，你做这种事，不失态吗？不走样吗？不丢人吗？不现眼吗？至于你说纵使向人借钱，“并没有因此在市议员立场方面，有过任何让步”云云，此理通吗？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这是人间常情啊！若说你可以“政经分离”，又其谁能信啊！你要笑死张建邦呢？还是要气死他？若说一边向人秘密借钱，一边又公开整人，这种行径，可以问心无愧，那么这种人，就十足是不守“行规”的里子面子全要的人，除民进党外，天下罕见也！

《庄子-胠箧篇》中有这样一段：“……故跖之徒，问于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而无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人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翻成白话是：“……盗跖的徒弟问盗跖说：‘做小偷也有行规吗？’盗跖答道：‘无论什么地方，哪里会没有行规呢？做小偷的，能先评估出哪家屋里有金银财宝，这就是圣；进到人家下手的时候，自己走在前头，这就是勇；得手以后出来，自己断后，这就是义；斟酌情况决定能不能下手，这就是智；所得赃物大家平分，这就是仁。如果这五样德行都不全，而能成为小偷大王的，天下是没有的。’”这个小故事，正好用来给民进党诸公参考，天下事，里子面子全要，哪有这种好事？以为别人都是傻瓜的人，自己才真傻！

1989年1月24日

民进党的规则问题

昨天写《民进党的行规问题》，提到每行都有它的“行规”，所谓“行规”，就是干这一行必须遵守的一些“约定俗成”的规矩，这些规矩大都是不成文的。但是民进党却不守“行规”，里子面子全要，结果搞得里外不是人。

所谓“约定俗成”，本出自《荀子-正名篇》。其中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意思是说：事物的名称本来没固定要用哪一种才合适，经过大家共同约定了、命名了，用惯以后，就说这样是合适的了，而那没约定的就不合适了。荀子这段话，不但在正名上如此，其他人间的许多规范，也莫不如此。许多规范习用既久，为社会所公认，虽没有一一明文列举，其实也人人皆知，固不在话下也。

正因为人间的许多规范是不在话下的，所以灵活的法律学者，他们对某些法律不崇尚“列举权力说”（TheoryofEnumeratedPowers），而崇尚“隐含权力说”（TheoryofImpliedPowers），他们认为，这种包含由习惯（customs）、惯例（practices）、常规（maximsorprecepts），以及其他社会制约的许多非法律项目，其实也隐含在法律精神里。所以，事事用明文法律来规定，是没有必要的。换句话说，法律精神的维系，乃在于“约定俗成”，人人皆知的规范，是不在话下的。

不幸的是，民进党一出道，便不守“行规”的摧毁了许多人间规范。以1月17日的“立法院”前抗议活动为例：抗议之前，民进党林正杰于宣传车上表示，此次抗议乃采“和平”手段，请群众遵守下列规定：一、不撕毁或污损国旗。二、不侵犯记者。三、除非“立法院”内动用警察权，否则群众请勿采用暴力行动。乍看起来，这样子约法三章何其文明，但实行起来，竟是两百以上的暴民一路对女立委吴德美吐口水、踢屁股、扯衣服、毛手毛脚！民进党们为什么这样肆无忌惮？理由是林正杰约法三章中，并没规定不可以这样做！

民进党员这种奇怪的行动标准，其实早在几个月前，就由林正杰先做示范动作了。几个月前，林正杰率众到立法院旁听，可是个个身穿“抗议的衣服”，大闹会场。同时民进党的朱高正在旁助威，认为：“旁听人穿着有标语的衣服进入议场，那是他们的表现自由。”但是，主席反问了一句：“假使有人在身上贴有‘我要进来打朱高正’的条子，警卫是不是能让他进来？当然不能，所以有些事情希能自我反省一下。”可悲的是，民进党和国民党一样，是疏于自我反省的。林正杰以一副被迫害狂的激越之情，大喊立法院会议旁听规则并没规定不可以身上贴字进场，为什么不能贴字？但是，我们忍不住要问，旁听规则中也没规定不可以当众小便，是不是照民进党逻辑，也可以在旁听席上尿一下呢？——对人人皆知的规范，是不在话下的，这样子事事要枚举规定，列入规则，岂是讲理的人干的事？

徐道邻说过一个笑话。他说：“有一次参观某一行政机关，看见厕所墙上悬着‘XXX厕所使用规则’，内容有六七条，最后一条是：‘本规则如有未尽事宜，得随时修改之。’他们问我有何意见。我说，这个规则，似乎还可以补充一条，就是‘本规则如无未尽事宜，得不修改之’。”规则观念泛滥至此，正是民进党诸公大脑的构造，真不知林正杰在东海大学的政治学是怎么学的。

1989年1月25日

从替罪羊到替罪狗

替罪羊（scapegoat）是犹太教的用语，指在规定的赎罪日，弄出个山羊来，由大祭司把手按在羊头上，表示全民族的罪过都已由这头羊承担。《旧约》中《利未记》第十六章有这样的记述：“亚伦为圣所，和会幕，并坛，献完了赎罪祭，就要把那只活着的公山羊奉上。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要把这羊放在旷野，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所指就是这回事。大祭司亚伦未入圣殿之前，要先斋戒自洁，拿两头公山羊做赎罪祭物，又拿一头公牛做赎罪祭、一头公绵羊做燔祭。他把两头公山羊放在会幕门口，就耶和华面前拈阄，一头给耶和华，一头给亚撒色（Azazel）。大祭司再把手按在给亚撒色的羊头上，由羊认罪，放之旷野。因为一切罪恶，以羊代之，并且负之以去，所以事后大祭司与放羊之人，都要来番自洁之礼，因为他们曾经离这头罪羊最近过，以防传染也。亚撒色是旷野的魔鬼，既爱其羊，又爱其礼，得分一羊以去，真给耶和华没面子也！

这种替罪羊的心态，其实不只古犹太人有，古希腊人也有。古希腊人在泽尔及里亚节（thefestivalofThargelia）的第一天，就要献上一头绵羊以洗雅典之罪。这种替罪，甚至以人易之。其人或为乞丐、或为囚犯、或为常人而其貌不扬者，都有成为“替罪人”的可能。

正因为替罪羊有这样的妙处，所以在人类行为中，凡是由挫折而激起的不快，即有转移其攻击到无辜者或弱小者头上的可能，这种行为，在心理学上，正好叫做“替罪羊”、叫做“替代性攻击”。1882到1930年间，美国南方的棉花价格，和黑人被处私刑的行为正好成反比，即棉花价格愈低，被处私刑的愈多。研究的结果，原来是大家拿黑人出气，把经济上的挫折，转移到人权上的虐待。这种“替代性攻击”，正是“替罪羊”的美洲版。

心理学上解释说，受到挫折的人们，往往没有办法直接攻击挫折的来源，有时来源太模糊，找不到对象；有时来源太强大，不敢攻击它，所以这种人就干出“替代性攻击”，专找弱小以为迁怒、以为发泄、以为阿Q摸尼姑式的满足。这种人，在教养上，当然是没有水准的。

如果这种缺乏教养出在个人身上，问题还算简单；但是出在群体身上，问题就很严重了。本月23日上午，号称“高雄市各界九十六团体声援朱高正立委”的活动，在市议会门前展开，三百多人集合在一起，他们弄来一只小母狗，身披国民党党旗、头系“走狗母”白条，大家把它痛打，或用手、或用扫把，一边打得可怜的小母狗哀叫不已；一边大声以秽语咒骂女立委吴德美。这些大男人们同时群相大笑，得意非凡。

我从没想到古人替罪羊的心态，如今竟真的这样开倒车的发生在现代台湾人的头上；我也从没想到古名“打狗”的高雄，如今竟真的这样虐待动物的发生在今天高雄人的头上，这些朱高正的追随者，真未免太没水准了吧？而朱高正个人缺乏教养的品格，显然对他们起了相当的带头作用。这些人，像朱高正一样，其实是懦夫，他们不敢直接攻击国民党党中央，只敢欺负弱小，并且小得是一条小母狗，拿小母狗来撒气，这算哪门子英雄好汉。小母狗何辜，凭什么要来做“替罪狗”？这些没水准的“今之古人”，他们真太可鄙了！

1989年2月24日

民进党的三不

两百年前，当一群人称道“神圣罗马帝国”（HolyRomanEmpire）的时候，个别具只眼的哲学家浇凉水说：“神圣罗马帝国”啊，其实“既不神圣，又不罗马，也不帝国。”（……TheHolyRomanImpireisneitherholy,norRoman,noranEmpire.）二十年前，当一个台湾留学生到美国，自称他来自“自由中国”（FreeChina）的时候，一个别具只眼的美国人浇凉水说：“自由中国”啊，其实“既不自由，又不中国。”（……thefreechinaisneitherfree,norchina.）今天“民进党”成立后，看了它所作所为，我也别具只眼的浇凉水说：“民进党”啊，其实“既不民主，也不进步，也不党。”

民进党党章第一条开宗明义说：“本党定名为民主进步党（英译DemocraticProgressiveParty），以实现本党之纲领为宗旨。”可见它是以“民主、进步"”为职志，组成的“党”。他们既然这样标榜，我们与人为善，自然也以这些标准来期许，来要求。在这样期许。要求下，我们不禁大失所望。

民进党标榜民主进步，但它首先采用了脱胎苏联式的政党结构，组织的，完全不是美国式政党。美国式政党是民主的，所谓党员，是自认的，自认属于哪一党就是哪一党，甚至不告诉别人。艾森豪威尔将军百战荣归，民主党拉他做1952年美国总统候选人，但他在同年年初才透露，他原来是共和党！正因为美国政党是民主的、进步的，政党的党员，绝没有介绍、审查、宣誓、党证那一套，党员是冥冥中一盘散沙，但这盘散沙却为理想支持这个党，在表达民意时发挥作用，使党在竞选上胜利。孔夫子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美国式政党真正民主进步到群而不党的境界，中国的政治哲学自己做不到，洋鬼子反倒不谋而合了。

反观采用极权国家政党形式的豪杰们，他们出道，站上讲台，无一不以民主进步为号召，但一有机会组党，他们就原形毕露。党的组成，是脱胎苏联式的，中常会即政治局、中常委即政治局委员。民进党的中常委，规定由党员间接选举，由党员选出执行委员，再由执行委员选出中党委，层层选举就是层层拉拢，必然形成派系、出现党官、出现党中央。这种党不坐大则已，一坐大又是祸害，是真正民主政治的绊脚石。试看凡是脱胎苏联式政党的国家，至今无一走上真正民主政治，可知矣！

民主国家选出来的政治人物，虽然不怎么样，但是选票是向人民争取来的，权力得之于外；而向极权国家政党形式学样的党官呢，选票是层层拉拢来的，权力得之于内。政治上，凡权力得之于内者，都是小人者多。民进党县党部执行委员中已出现包娼包赌的货色，而党员中角头、流氓充斥，也令人侧目，这些人以个人身份玩政治，已非民主政治之福；如今加入政党玩政治，更是民主政治之祸了。美国在19世纪后20世纪前期，曾盛行“党霸核心”（bossanmachine），利用党的组织，成为党霸和他手下谋取私利的工具，这种人在党中并不一定有什么名位，但是具有地区性的恶势力，可以掌握选举。这种党霸虽然不堪，但他们比民进党的党霸还略高一筹，至少他们不挂民主进步羊头，卖极权国家政党形式的狗肉，而民进党呢？可真倒胃了！

民进党是新生的党，我们希望看到白胖胖的婴儿，结果却生出一个赤色怪胎。——党霸挂帅，何来民主？大开倒车，何来进步？取法苏联，何来民主国家的党？三不象如此，真怪胎矣！

1988年7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