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一〇五、梅花山巅黄土一抔瘞骨—一七〇、两辆客货车数十名家丁

一〇五、梅花山巅黄土一抔瘞骨

汪政权中人对汪氏之丧，最初不能不焦虑于日本的态度，及至日政府发表声明，谓“关系既已确立，结盟将愈加强”，既有这样明朗的表示，只有硬着头皮再干下去。但陈公博以次，也明知这只是苟延一时，而且已为日无多了。故对汪氏身后之事，不得不急求料理，乃决定先为择地安葬。汪政权先于十一月十四日明令公布，举行国葬。十八日，又召开“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一四二次会议”商讨此事。而陈璧君起立发言，反对国葬之举，她说：

“汪先生生前曾有遗言，死后切勿有国葬仪典。革命党员身许党国，死后之哀荣，应非所计。而且劳民伤财，袭用往昔封建帝王之恶习，尤为汪先生平所痛憎。当清末革命初期，汪先生曾与革命同志数人，于广州白云山麓，合购墓地七亩，相约以此为革命成仁后共同长眠之所。此数同志不幸均先后谢世，汪先生生前曾言，此数同志有生之日，既为革命而生，余纵不能共死，但死后亦必埋骨一处，偿此宿诺。又谓墓旁但植梅花数株，墓碑亦不需有官职，书‘汪精卫之墓’五字，于愿已足。其后于民国二十六年三月六日，朱培德上将逝世时，中央对国葬问题颇多争议。会议之后，汪先生心有所感，即书一纸，重申前意，以授之其挚友某氏”云云。

既然陈璧君以汪氏遗言如此坚决，乃决定在紫金山麓之梅花山先为卜葬，不用国葬仪式。该地在中山陵园之侧，明孝陵之前，有梅柏、桃林、樱花、红叶，景物幽丽，堪作佳城，陈璧君亦予同意。葬典事宜，始行大定。同日，“宣传部”发表公报云：“本日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一四二次会议，决追认‘国府’明令国葬汪主席案。并以汪主席遗嘱愿与已死之革命同志，葬于广东，故已在广州白云山下，择定葬地。为兼顾主席遗嘱及‘国府’命令，拟暂行安葬南京明孝陵前梅花山，俟全面和平实现后，再奉行国葬。”会议中并决定了陈公博十一月二十日正式就任“代理主席”，二十三日正式举行葬礼。从上面“宣传部”的公报来看，汪政权事实上已到了日暮穷途之境，而犹念念不忘于全面和平之实现，可笑，亦可慨矣！

十一月二十三日汪氏的葬典之期，倒是晴朗的一天，不过山城的南京，已进入于隆冬的气候。所有汪政权的高级人员，规定需于上午六时前抵达灵堂。我们都通宵未寐，凌晨五时许，曙色未开，而街道上已有幢幢人影。我们冲着晓寒，准时赶往。灵堂中灯火通明，群情肃穆，许多人想到汪氏阶前的凄酸之泪；绕耳的悲哽之音；谁无铜驼荆棘之思？谁无身世茫茫之感？现在，汪氏不但盖棺论定，而且埋骨今朝，人孰无情？讵能免于黯然之慨？

六时三十分，在灵堂举行了移灵祭，“代理主席”陈公博主祭，“参谋总长”杨揆一读祭文，祭文本是千篇一律的东西，原无足观，而对汪氏，则别有一番意义，可以见当时公博等内心之反映，文云：

“维中华民国卅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奉移国民政府主席汪公灵舆，哀典委员会委员长陈公博，副委员长王克敏、周佛海、褚民谊，谨率全体委员，告祭于我公之灵曰：呜呼！自公上殂，淹逾浹旬。百僚失仰，哀恸群伦。兴悲罢社，引慕乘城。庶民子幼，朝夕瞻临。非公盛德，曷克斯臻？惟灵永护，载妥山陵。应钟戒律，玄冥司晨。鵷行肃穆，貔貅骏奔。霜严纁旆，日曜旛旌。灵驭载启，攀挽何胜！敢申祖奠，罄此哀情。尚飨！”

七时正，灵柩发引，首为骑兵长官一员，乘黑马，擎开导旗。后随骑兵两员，乘黑马，背骑枪，枪尖向地，分任护旗。继复有骑黑马之骑兵两员，分执党国旗。其后复有骑黑马之骑兵二员任护旗。后为第一方面军军乐队，紧接其后的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骑兵一大队，各倒背骑枪，再后为花圈队、“国民政府”军乐队、中央军校步兵一连。再后为“主席旗”，由一陆军军官执持，护旗兵五名，左右各一，旗后三名。汪氏之佩刀、勋章等九件，由侍从室人员捧持随于“主席旗”之后，分两列前进。再次由陈公博率领汪政权中重要人员、学生代表等全体步行。陈璧君及汪氏遗属，穿丧服，列于灵车前后。灵车上覆国旗，用白马八匹载引，前为遗像，左右为党国旗。灵车之后，为中央军校学生一连，卫士大队一队。再后为外交团代表、外宾以及民众团体代表等十余万人。

十时正，灵柩抵达梅花山麓墓地，随即改用六十四抬独龙京杠，移至山巅墓园，停放于墓穴之上。用六十四抬京杠，为汪夫人陈璧君所坚持，她以为中山先生奉安紫金山时，用的是六十四抬京杠，所以一定要依照中山先生的体制办理，于是由哀典委员会致电王克敏，将杠夫用专车由北平运送南下。

那天自梅花山的山麓以迄山巅，均用黑白布相间扎结，山路两侧山腰，搭松柏牌楼，墓门正中，悬“汪主席之墓”布幕，四周环挂挽联，墓穴前供汪氏遗像。日大使谷正之、德大使韦尔曼，日总司令畑俊六，暨汪政权重要人员，依次序立。十时卅分，行安葬典礼，仍由陈公博主祭，并将党国旗覆于灵柩之上。至正午十二时正，入墓式开始，由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林柏生、陈君慧、陈春圃等六人，面对灵柩而立，两旁为家属等，舁棺人员，以带系棺，徐徐放入墓穴。首由陈璧君洒土穴内，继为各家属、各首长、及军校一二三期学生代表，陆续覆土，迄十二时半，葬礼始告完毕。

自汪氏于民国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脱出重庆，至其黄土瘞骨，不足六年的时间。以舍身建立民国之志士，卒蒙垢受叛逆之罪名！尽管他抱着“士为天下生，亦为天下死”的宏愿，千秋万世，其谁知之！然而“落落死生原一瞬，悠悠成败亦何常！”汪氏生前早已自咏及之，则又何恨于九原哉！

关于汪氏的家世，这里也可以附带一谈。查汪姓相传为周公之后裔，周公封于鲁，鲁成公生一子，其左掌纹曰水，右掌纹曰王，及长，封于鲁之汪邑，后人即以汪为姓。至鲁哀公时，童子汪踦与齐师战于郎而死，仲尼曰：“能执干戈以卫社稷，虽欲勿殇也，不亦可乎？”汪氏之双照楼诗词稿中，亦曾有句云：“生惭郑国延韩命，死羡汪踦作鲁殇。”

汪氏出身于诗书之家，代有名儒，其十二世祖明代汪应轸，以翰林出为泗洲知州，官至江西提学，若有青湖文集十四卷，其行谊见之明史。高祖伦秩，字幼湖，乾隆丁卯科举人，初官江西新喻县知县，后调广东长宁县，卒于官。曾祖炌，字明之，历佐督抚大幕。祖云，字曼亭，道光壬午科举人，官浙江遂昌县训导，著有《枕上吟草》两卷。父琡，字玉叔，原籍为浙江绍兴，咸丰年间，洪杨起事，渐次波及浙东，乃只身由海道乘帆船至粤。咸丰十年，佐四会县幕。值县城被洪杨所围，前后十阅月，四乡绅耆，被洪杨胁迫署名，后清廷援兵至，围始解。清兵检获名册，送县究办。玉叔知诸绅系被胁从，非出本愿，漏夜将名册焚毁，所全以万计。娶浙绍同乡卢氏为室，生一子三女。子兆镛，字伯序，号憬吾，中光绪己丑恩科举人，曾官湖南知县，是为汪氏之长兄。

玉叔中岁悼亡，娶吴氏为继，又生三子三女，次子兆鋐，字仲器，曾以番禺县案首入庠。三兆钧，字叔和，早世。四即汪氏，名兆铭，字季恂，用精卫的别号，本为光绪乙巳年在日本创刊民报时的笔名，后即以此为号。幼年考取广州府案首，与胞兄仲器同案入庠。汪氏与其嫡出之长兄伯序，相差达二十余岁，故其胞侄祖泽（字通甫），年尚长于汪氏者三龄。伯序之次子宗洙（字道源）则与汪氏同庚，且同出朱孝臧（祖谋）侍郎门下同案入庠。三子宗澧，早死。四子宗准，字蛰菴。五子宗藻，字希文。仲器亦早卒，仅一子，名宗湜，字彦方。汪氏两子，长文婴，字孟晋；次子文悌，均尚未有男孙。现蛰庵、希文、彦方、孟晋、文悌五人，均在港。

一〇六、陈公博以殉葬精神继位

谁也料不到汪氏卜葬未及一年，以太平洋战争日军节节溃败，美国又在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爆炸，日皇不得不下诏投降，抗战终于赢得最后胜利。而接收人员，或许因突然的胜利而忘形失常，竟将梅花山的汪墓炸至粉碎。是谁授意？是谁主动？也许政府也认为这是一件并不太文明与并不太光荣的事，固讳莫如深，而据外间传说，实施者为新一军廖耀湘部六十四师的两个工兵排。以汪墓用钢骨水泥所筑成，乃以大量炸药爆破，至使汪氏遗骨化为灰烬。在汪氏早已一瞑不视，又何惜于其身后之皮囊？即其生前吟咏之中，亦似若有前知。

民国纪元前二年汪氏在北京刑部狱中被逮，口占中有一绝句云：“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又“百字令”后半阙云：“堪叹古往今来，无穷人事，幻此沧桑局。得似大江流日夜，波浪重重相逐。劫后残灰，战余弃骨，一例青青覆。鹃啼血泪，花开还照空谷。”诗词中竟两次提到“劫灰”字样，是则怨禽精卫之命名以外，又复成为一项语谶了。但听到这毁坟消息的人，即使与汪政权毫无关联，也总会感到有些错愕难解。在一个号称文明国家中，即使不念汪氏追随中山先生建立民国的功勋；即使不问其建立政权的目的何在；就算他“叛国”怎样的情真罪当，一死也应可以蔽其“辜”了吧！罪及尸骨，何乃太忍！即使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寻常百姓，毁损尸体，尚且国有常刑。此举如出于当局之授意，那气度未免太狭窄；行动未免太任性了！假如是军人的违法乱纪，胡作非为，又为什么事后不听到追究责任呢？胜利后的一切——炸坟、劫收等的怪状，层出不穷，卒之把留在人们心里八年抗战的勋劳，一扫而空；把这大好河山，于短短四年之中，又全部断送了！

且说当汪氏在南京开刀后把留在体内的子弹取出以后，病势非但未见减轻，反而日渐加剧，医生们认为除非再度开刀，否则已经绝望，但要开刀，京沪医院的设备不够，非赴日不可。而即使再动手术，也是仅尽人事，寄以万一之望。陈公博等主张既然希望甚微，不必让他再受一次旅途的劳顿，以影响病体，如有不测，客死异乡，以一个元首的地位，也觉不好。而陈璧君坚决主张尽一切可能的挽救方法，飞日作最后之努力。谁又能改变陈璧君的意思？赴日疗治终于决定了，而汪氏却自知此去恐难生还，他在飞日前两三日，召公博到他病榻前作了一番叮咛，他告诉公博说：

“你与我共事最久，你应该最能了解我的心境，我病况至此，恐怕已无力再为国尽瘁了。今后，我们的成败不可知，而责任不容放弃。一切，我付托在你的身上了！对这东南几省的孑遗，要你挑起这副重担了。世界无不和之战，国家也不容许长期的分裂下去。今后怎样使国家再归于统一，使党再能团结，不必斤斤为我的毁誉辩护，尽我们的心力吧！我出国以后，职务由你代理，重要的事，可与佛海和思平共同商量。”

这恐怕是汪氏对汪政权中人的最后遗言了。公博流着泪向汪氏说：“我不会有负先生；也不会有负于先生的付托之重。请先生自己为国珍重！”

等到汪氏逝世以后，而日政府的态度，也有了明朗的表示，汪政权就不能不有一个领导的人，当时公博推周佛海担任，自己反而愿意退为从旁协助的人。但是国内与日本方面，都属望于公博，形势上已不容他诿卸，他是反对建立政权的人，那几天他无限彷徨，而最后慨然地说：“汪先生以跳火坑的精神，来收拾这半壁的破碎河山，我对汪先生有知己之感，时局已竟如此，我应当继承他的遗志，也抱一个殉葬的决心吧！”

公博的事前一再推辞，倒真是并非诿卸责任，他认为有三点他无法做好的事：第一、以汪氏的才能、声望、尚且无法使日本人改悔；第二、为了将来国家的统一，与重庆蒋先生的关系之密，他自认不如周佛海；第三、汪政权内派系纠纷，他无力改善，所以他力推佛海继任。他以为佛海是日本留学生，而又侍从蒋先生多年，所差的就是“公馆派”中人，势必因他的擢居高位而发生更大的磨擦。

当汪氏的遗体运抵南京以后，当晚，许多汪政权中人开了一个重要会议，商量善后问题，即席一致推举公博继任主席，而公博则推佛海，最后经不过众人的苦劝，他答应考虑以后再作决定。事实上，佛海与重庆暗中往来，本已成为尽人皆知的秘密，而公博的与重庆间也通款曲，那就很少人知悉其事。公博任上海市长时的“经济局长”徐天深，是郑介民的代表，也是直接为戴雨农（笠）工作的人，他的参加汪政权，是奉命而来，公博固深知其事，徐天深所建立的两个秘密电台，都由公博为他掩护，电台直通重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当晚，公博就以继汪氏而任主席的事，由秘密电台向重庆请示，数天之后，据徐天深出示重庆的覆电，希望公博担任“主席”并兼“行政院长”。这事与周佛海的出任上海市长前，事先向重庆请示决定，如出一辙。以汪政权中重要人物的出处，而一切取决于形式上敌对的重庆政府，这不是什么滑稽的把戏，而可以说明中华民族对外能表里相辅，有人不惜辱身蒙垢，以拯救国家民族于垂危，这正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处、可喜处。在这种情形之下，公博虽明知将来之祸福难料，而卒以殉葬精神，由中政会一四二次会议推选代理。

这样，就在汪氏下葬的前三天，即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他就任了代理主席，那天并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只发表了一纸宣言。宣言的原文我已无法觅录，但我清楚记得有几句重要的话：“国民政府（按即汪政权）还都以来，自始即无与重庆为敌之心。”“党不可分；国必统一！”这是汪氏的遗志；也是汪政权中有良心的人的老实话。而在当时处身于敌人枪刺下的环境中，公博能坦率地表白他们的心境与立场，也真算是难能而可贵的了！

附录一：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

时间：二十六年十二月六日上午九时

地址：汉口中央银行

出席：于右任、居正、孔祥熙、何应钦

列席：陈果夫、陈布雷、徐谟、翁文灏、邵力子、陈立夫、董显光

主席：汪副主席

秘书长：张群

秘书主任：曾仲鸣

徐次长谟报告：

“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于上月二十八号，接得德国政府训令，来见孔院长，二十九号上午，又见王部长，据称‘彼奉政府训令云：德国驻日大使在东京曾与日本陆军外务两大臣谈话，探询日本是否想结束现在局势，并问日本政府欲结束现在局势，是在何种条件之下，方能结束；日本政府遂提出条件数项，嘱德国转达于中国当局。其条件为：

（一）内蒙自治。

（二）华北不驻兵区域须扩大；但华北行政权仍全部属于中央，惟希望将来勿派仇日之人物为华北最高首领。现在能结束，便如此做法。若将来华北有新政权之成立，应任其存在；但截至今日止，日方尚无在华北设立新政权之意。至于目前正在谈判中之矿产开发，仍继续办理。

（三）上海停战区域须扩大；至于如何扩大，日本未提及，但上海行政权仍旧。

（四）对于排日问题，此问题希望照去年张群部长与川樾所表示之态度做去，详细办法系技术问题。

（五）防共问题，日方希望对此问题有相当办法。

（六）关税改善问题。

（七）中国政府要尊重外人在中国之权利云云。

陶大使见孔院长王部长后，表示希望可以往见蒋委员长，遂即去电请示，蒋委员长立即覆请陶大使前往一谈。本人乃于三十日陪陶大使同往南京。在船中与陶大使私人谈话，陶大使谓：中国抵抗日本至今，已表示出抗战精神，如今已到结束的时机。欧战时，德国本有几次好机会可以讲和，但终信自己力量，不肯讲和，直至凡尔赛条约签订的时候，任人提出条件，德国不能不接受。陶大使又引希特勒意见，希望中国考虑；并谓在彼看，日本之条件并不苛刻。

十二月二日抵京，本人先见蒋委员长，蒋委员长对本人所述加以考虑后，谓要与在京各级将领一商。下午四时又去，在座者已有顾墨三、白健生、唐孟潇、徐次辰。蒋委员长叫本人报告陶大使来京的任务。本人报告后，各人就问有否旁的条件，有否限制我国的军备。本人答称：据德大使所说，只是现在所提出的条件，并无其他别的附件，如能答应，便可停战。蒋委员长先问孟潇的意见，唐未即答。又问健生有何意见。白谓只是如此条件，那么为何打仗？本人答：陶大使所提者只是此数项条件。蒋委员长又问次辰有何意见？徐答只是如此条件，可以答应。又问墨三，顾答可以答应。再问孟潇，唐亦称赞同各人意见。蒋委员长遂表示：

（一）、德之调停不应拒绝，并谓如此尚不算是亡国条件；

（二）、华北政权要保存。

下午五时，德大使见蒋委员长，本人在旁担任翻译。德大使对蒋委员长所说，与在汉口对孔院长王部长所说者相同，但加一句谓：如现在不答应，战事再进行下去，将来之条件恐非如此。蒋委员长表示（一）对日不敢相信；日本对条约可撕破，说话可以不算数。但对德是好友，德如此出力调停，因为相信德国调停之好意，可以将各项条件作为谈判之基础及范围。但尚有两点须请陶大使报告德国政府：（一）关于我国与日谈判中，德国要始终为调停者，就是说，德国须任调人到底；（二）华北行政主权须维持到底。在此范围内，可以将此条件作为谈判之基础。惟日本不可自视为战胜国，以为此条件乃是哀的美敦书。

德大使乃问：可否加一句？蒋委员长说：可以。德大使说：在谈判中，中国政府宜采取忍让态度。蒋委员长云：两方是一样的。蒋委员长又谓：在战争如此紧急中，无法调停，进行谈判，希望德国向日本表示，先行停战。陶大使称：蒋委员长所提两点，可以代为转达，如德国愿居中调停，而日本愿意者，可由希特勒元首提出中日两方先行停战。蒋委员长说：如日本自视为战胜国，并先作宣传，以为中国已承认各项条件，则不能再谈判下去。

在归途中，陶大使表示，以为此次之谈话有希望。离京时，陶大使并对蒋委员长说：此项条件并非哀的美敦书。陶大使在船中即去电东京及柏林，但至今尚未有回覆，此后发展如何，尚不可知。’”

附注一：国防最高会议主席是蒋中正，副主席是汪兆铭，当时国府表面上由南京迁往重庆，实际上在武汉办公，蒋主席因军事指挥，留在南京，故国防会议由汪副主席代理主席。

附注二：外交部长王宠惠，亦为常务委员之一，是日因感冒请假，故由次长徐谟列席，且徐次长新偕德大使由南京回，亦有列席报告之必要。

附注三：徐次长报告中所说墨三，是顾祝同；健生，是白崇禧；孟潇，是唐生智；次辰，是徐永昌。

附录二：艳电原文

重庆中央党部，蒋总裁，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均鉴：

今年四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说明此次抗战之原因，曰：“自塘沽协定以来，吾人所以忍辱负重与日本周旋，无非欲停止军事行动，采用和平方法，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再进而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在经济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自去岁七月芦沟桥事变突发，中国认为此种希望不能实现，始迫而出于抗战。顷读日本政府本月二十二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的阐明：第一点，为善邻友好。并郑重声明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日本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则吾人遵照宣言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第二点，为共同防共。前此数年，日本政府屡曾提议，吾人顾虑以此之故，干涉及吾国之军事及内政。今日本政府既已阐明，当以日德义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与阴谋，对苏邦交不生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则应即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完全遵守中华民国之法律制度。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之最高原则，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吾人必自动的积极的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第三点，为经济提携。此亦数年以来，日本政府屡曾提议者，吾人以政治纠纷尚未解决，则经济提携无从说起。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郑重阐明尊重中国之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并阐明非欲在中国实行经济上之独占，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则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

以上三点，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日本政府十一月三日之声明，已改变一月十六日声明之态度，如国民政府根据以上三点，为和平之谈判，则交涉之途径已开。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钜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以上三点，为和平之原则，至其条例，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适当。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此为中国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必须如此，中国始能努力于战后之休养，努力于现代国家之建设。

中日两国壤地相接，善邻友好有其自然与必要，历年以来，所以背道而驰，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责任。今后中国固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日本尤应令其国民放弃其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而在教育上确立亲华之方针，以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同时吾人对于太平洋之安宁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须与关系各国一致努力，以维持增进其友谊及共同利益也。谨此提议，伏祈采纳！汪兆铭，艳。（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附录三：民国二十八年一月四日汪精卫覆孔祥熙亲笔函

庸之先生勋鉴：

漾日赐电，因辗转周折，直到今晨始获拜读，稽答为歉。弟此行目的，具详艳电，及致中常国防同人函中，无待赘陈。弟此意乃人人意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出者，弟觉得缄口不言，对党对国，良心上，责任上，皆不能安，故决然言之。

前此秘密提议，已不知若干次，今之改为公开提议，欲以公诸同志及国人，而唤起其注意也。来书谓“此时国际情势，爱恶益为明显”，诚然诚然，然此等爱恶，仅能因势利导，使和平谈判有利于我，不能以为各国必出于参战，此吾兄所洞悉者。然则于相当条件之下，以谋和平，当亦公忠谋国如兄者所不以为河汉也。谨覆，并颂

勋安！

汪兆铭谨启。一月四日

附录四：汪精卫致中央常务委员会暨国防最高会议书

兹有上中央一电，除拍发外，谨再抄呈一纸，以备鉴詧。

本月九日，铭谒总裁蒋先生，曾力陈现在中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局，日本之困难在如何结束战局，两者皆有困难，两者皆自知之及互知之，故和平非无可望。外交方面，期待英法美之协助，苏联之不反对，德义之不作难，尤期待日本之觉悟；日本果能觉悟中国之不可屈服，东亚之不可独霸，则和平终当到来。凡此披沥，当日在座诸同志所共闻也。

今日方声明，实不能谓无觉悟。犹忆去岁十二月初南京尚未陷落之际，德大使前赴南京谒蒋先生，所述日方条件，不如此明确，且较此为苛，蒋先生体念大局，曾毅然许诺，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其后日方迁延，南京陷落之后，改提条件，范围广漠，遂致因循。

今日方既有此觉悟，我方自应答以声明，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而努力折冲，使具体方案得到相当解决，则结束战事以奠定东亚相安之局，诚为不可再失之良机矣。英法美之助力，今已见其端倪，惟此等助力，仅能用于调停，俾我比较有利；决不能用于解决战事，俾我得因参战而获得全胜，此为尽人所能知，无待赘言。苏联不能脱离英美法而单独行动，德意见我肯从事和平谈判，必欣然协助，国际情势，大致可见。至于国内，除共产党及惟恐中国不亡，惟恐国民政府不倒，惟恐中国国民党不灭之少数人外，想当无不同情者。铭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始敢向中央为此提议。

除已函蒋先生陈述意见外，谨再披沥以陈。伏望诸同志鉴其愚诚，俯赐赞同，幸甚，幸甚！

专此，敬候公祺。

汪兆铭谨启（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附录五：汪精卫在刑部狱中两次亲笔供词全文

（供词亲笔真迹原件旧藏北京刑部档案中）

（一）汪精卫在刑部第一次供词

汪季恂别号精卫，前在东京留学时，曾为民报主笔。生平宗旨，皆发之于民报，可不多言。丁未年（著者按：即光绪卅三年）孙逸仙在钦州镇南关起事时，曾与其谋。兵败后携炸药军器等出，潜以此等物件纳入书麓内，寄存友人处。后复在南洋各埠演说，联络同志。继思于京师根本之地，为震奋天下人心之举。故来。又自以平日在东京交游素广，京师如宪政编查馆等处，熟人颇多，不易避面，故闻黄君（著者按：即黄复生）有映相馆之设，即以三百元入股，至京居其处。黄君等皆不知精卫之目的所在，故相处月余。后见精卫行止可异，颇有疑心，故映相馆中有人辞去。至于今日，思闻价言相馆中有事，故即往阅。知事发，不忍连累无“辜”（亲笔原供下半张字迹，已漫漶不辨，而抄本则书辜为“股”字，恐为刑部书吏誊写时之笔误），故复回寓，拟留书黄君自白。未至寓，遂被收捕。

（二）汪精卫在刑部第二次供词

自被逮以来，诘者或曰：今中国已立宪矣，何犹思革命不已？呜呼！为此言者，以为中国已有长治久安之本，而不知其危在旦夕也。自吾党人观之，则数十年以来，其益吾民之悲痛，而不可一日安者，固未稍减于曩昔，且日以加甚者也。今之特立宪之说者，以为立宪则必平满汉之界，而民族主义之目的可以达。立宪则必予民以权，而民主主义之目的可以达。如是，则虽君主立宪，奚不可以即于治？以吾党人论之，姑勿论所谓平满汉之界，与所谓予民以权者，为果有其实否？即以君主立宪之制而言，其不能达济国之目的，可决言也。谈法理者，每谓君主仅国家之最高机关，有宪法以范围之，则君主无责任，而不可侵犯，故君主立宪，未尝不可以治国，此于法理则然矣；以事实按之，而有以知其不然也。

大抵各国之立宪，无论其为君主立宪，为民主立宪，皆必经一度革命而后得之。所以然者，以专制之权力，积之既久，为国家权力发动之根本，非摧去此强权，无以收除旧布新之效故也。法国当路易十六即位之初，盖已几树立宪君主政体矣，而后卒不免于大革命，其故实由于此。此非惟民主国之法国为然，以君主国言，若英，所谓宪法之母者也；若德、若日本，所谓君主立宪政体之强国者也。今之言立宪者，多祖述之。其亦尝一按此三国之历史乎？英国无成文宪法，其所谓权利请愿，与所谓大宪章者，实由几度革命所造成，其宪法发达之历史，盖递迁迭变以至于今日者。法学者谓英国之国体，虽为君主制，而以其政治而论，实为民主政治，非虚语也。德国之宪政，由日耳曼诸邦自治制度，夙已发达，足以为其根本，故君主立宪之制，可行之而无碍。至于日本，则所谓最重君权之国也。其宪法上君主之大权，远非德国可比，微论英国。今中国之言宪政者，或谓宜以日本为法，或谓其君主大权过重，戾于法理，为不足学。吾以为前说固无足论，即后说亦徒为法理之空谈，非事实之论也。

夫谓日本宪法，君主大权最重者，于法理上则然耳；至于事实，则大权固不在君主也。维新以前，幕府专制，天皇仅拥虚位，是故倒幕之役，实为日本政治上之大革命。西乡隆盛以兵东指，德川幕府以兵迎降，政治上之大权，已移于维新党之手。于是德川归政，天皇总揽大权，要其实，则天皇高拱，国事皆取决于倒幕党之手。是故日本之宪法，以法文而言，则大权总揽于君主；而以历史而言，则其国家权力发动之根本，固已一易而非其故矣。今以此三国立宪之成迹，衡之中国，乃无一相类，既非如英国宪法之以渐发达，又非如德国有自治制度以为根本，而又非如日本之曾经废藩倒幕之大革命。其专制政体，行之已数千年，自二百六十余年以来，且日益加厉，而所谓国家权力发动之根本，在于君位，而政府及各省行政官，特为奴仆，供奔走而已！一旦慕立宪之名，而制定宪法大纲，其开宗明义，以为宪法所以巩固君权。夫各国之立宪，其精神在于限制君权，而此所言立宪，其宗旨在于巩固君权，然则吾侪谓如此立宪，适为君主权力之保障，为政府之护符，其言有少过乎？呜呼！如此之立宪，即单以解决政治问题，犹且不可，况欲兼以解决民族问题乎？夫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有密切之关系。民族主义，谓不欲以一民族受制于他民族之强权。民权主义，谓不欲以大多数之人民受制于政府之强权。然所谓强权者，即政治上之权力。今号称立宪，而其目的在于巩固君主之大权，是其强权，较昔加厉，其终为民族民权两主义之敌，不亦宜乎？

论者又曰：此惟国会未开时为然耳；国会已开，则民权日已发达，故为政治革命计，当以速开国会为惟一之手段。为此言者，可谓惑之甚也！夫立宪所以巩固君主之大权，上文已言之矣，而国会者，即为此大权所孕育而生，如婴儿之仰乳哺，得之则生，不得则死。如是，国会而欲其能与政府争权限，以为人民之代表，庸有望乎？吾敢断言：国家权力发动之根本，未有所变易，而贸贸然开国会，以生息于君主大权之下者，其结果不出三种：一曰：国会为君主之傀儡，前此之土耳其是也。土耳其尝立宪矣，其宪法悉模仿欧洲君主立宪国条文。颁布之后，以亲佞之臣，组织内阁，以各省总督为上议院议员；以阿附朝廷之小人为下议院议员，粉饰苟且，殆如一场戏剧。未几，新内阁颓然而倒，而国会亦闭歇不复开，至昨岁而有少年土耳其党之大革命。二曰：国会为君主之鱼肉，今之俄罗斯是也。俄自与日本战败后迫于民变，不得不立宪，其宪法条文之完善，较之宪法大纲，相倍蓰也。其宪法由民党数少年□□（此二字原本已漫漶不辨）所购得，较之今日所谓立宪，又不可同日而语也。然而国家权力发动之根本，无所变易，国会终不能与政府之威权相敌，故自有国会后，以持正义之故，屡被解散，议员之逮捕者，累累不绝，脓血充塞之历史如故；革命之风潮亦急激如故。三曰：国会为君主之鹰犬，今之安南议会是也。安南隶属于法，法欲苛敛其民，而虑以是激民怒，乃开议会，以安南人之有资望者，为豪杰员，为会同员。每欲加税，辄开议会，使议决号于众曰：此议会所议决也。故安南有议会，实为法国官吏之鹰犬，协力以搏噬其人民者也。

由是观之，即如请愿国会者之所期，其结果不出此三者，请愿诸人，其果有乐于是乎？醉虚名而忘实祸，其罪实通于天也！

立宪之不可望如此，以故革命诸人，以为欲达民主之目的，舍与政府死战之外，实无他法，此实革命党所久已决议者也。若夫避战争之祸，而求相安之法，则前此革命党人……（此段原文有遗漏，据前清刑部档案封皮上之批注，谓系审案时辗转传送所散佚。）宪政体，则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之目的，皆可以达，而战争之祸，亦可以免，诚哉言也！或有虑此为不利于满人者，不知果不言立宪则已，如其立宪，则无论为君主国体，为民主国体，皆不能不以国民平等为原则。谓民主国体为不利于满人者，非笃论也。或有虑此不利于君主者，然以较诸鼎革之际，其利害相去当如何？历史所明示，不待详言也。所谓愿汝生生世世勿在帝王家，及所谓汝奈何生我家者，其言抑何惨也！设不亡于汉人，而亡于邻国，则法之待安南，与日本之待朝鲜，视去其国王，如一敝屣，而其国王，乃日仰鼻息以求活也。以较之日本德川幕府奉还大政，身名俱泰者，其相去何如乎？

上之所言，于国内现象，略陈之矣。至于国外之现象，其足使中国一亡而不可复存，一弱而不可复强者，尤令人惊心怵目，而不能一刻以安。国人于庚子以来，颇知敌国外患之足惧。至于今日，反熟视若无所骇，此真可为痛哭者也。夫中国自甲午战败以来，所以未致于瓜分者，非中国有可以自全之道，特各国平均势力之结果而已。庚子之役，俄国乘势进兵于东三省，久驻弗撤，实启瓜分之局。日本以均势之故，遂与之战，战役既终，而各国之形势为之一变。前此日英同盟，与俄德法同盟相对抗。迨日俄战后，而有日俄协约，有日法协约，有英俄协约。所谓协约，质而言之，以协约谋中国而已。前此欲谋中国，而各国自顾其利害，势有不均，遂相冲突，今则鉴于战祸，而以协约为均势之不二法门，一旦各国势力平均，则保全瓜分，惟其所欲。顾所以苟延至今者，以英法虑德为之梗，而日本又虑美国之议其后也。

比年以来，日美之冲突，日以弥甚，数月前且有日美开战之说，而日英美同盟之议，嚣然大起，日本新闻从而论之曰：日英美同盟成立，则可以制支那老迈帝国之死命，其谋我之亟有若是也。夫美富而日强，两国虽各怀敌意，终不敢遽如日俄之肇衅，则其彼此利害冲突之点，终必以协商定之。诚使英德法俄美日对于中国之均势政策略定，则自甲午以来中国所赖以苟安偷活者，至是已失其具，保全在人，分割在人，有为波兰之续而已。分割之惨，夫人而知之矣，抑亦知所谓保全者，其实祸无异于分割，国不能自立，而赖保全于人，已失其所以为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此所谓一亡而不可复存，一弱而不可复强者也。识者有忧于此，乃渴望清美同盟。

夫同盟之目的，在于互相扶助他。故有两强国同盟者，而决无以强国与弱国同盟者。以强国而与弱国同盟，是必强者以同盟为饵，而钓此弱者也。前此之清俄同盟，是其例矣。夫国不自强，万无可以与他强国同盟之理，而非于国家权力发动根本上，有大变革，又无可以自强之理，爱国者可由此以知其故矣。今之谈国事者，不以此为忧，而顾以迩来中国与外国交际，其体面较优于前，遂怡然用以自慰。夫曩者中国所以不见礼于外国者，以其有贱外排外之思想，然虽如是，而俄人固尝以深情厚貌相结，而因以攫大利矣。今日国人之思想，已由贱外排外一转而为媚外，而各国之智，孰不如俄？知中国之所重者，不在主权，不在土地人民，而惟在体面，遂亦竞以深情厚貌相结，以期外交上之圆滑，而中国之人，遂以沾沾自喜。间有一二小小权利，得侥幸争回，则尤大喜欲狂，而于外国之协以谋我，瞠乎若无所见，此真燕雀巢于屋梁，而不知大厦之将倾也。此无它，由人人 心目中以为已豫备立宪，凡内治外交诸问题，皆可藉以解决，醉其名而不务其实，如相饮以狂药。猥曰期以八年，迢迢八年之后，中国之情状，真有不忍言者矣。

由此言之，则中国之情势，非于根本上为解决，必无振起之望，及今图之，其犹未晚，斯则后死者之责也。

自白

在每一本书正文的前面，照例应该有几句废话。这次我破例用了这自白两字。“自白”就是被指为一个犯罪者的供辞，是的，我确曾为了参加汪政权而被作为罪犯；而且，又确曾于十五年前在法庭上写过自白。以自白体来为序文，因为有过这一段太宝贵的经验，我自信或许可以写得更为胜任愉快。

我曾经执业为律师，代人写过无数的自白书，而不料最后竟为自己写自白书了。我又曾经为无数的罪犯辩护，但当我为自己辩护时，却并不曾发生一丝效力。我当年写的自白书，原期获得法律公平的裁判，而结果反而被拿来作为“犯罪”证据。现在我再写自白，是呈献给我所有的读者，而且愿意接受读者们不论怎样的裁判。

我家圣叹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杀头，至痛也！无意得之，不亦快哉！”我却犯了杀头的罪名而结果并不曾杀头，不亦尤其快哉？圣叹又说：“抄家，至惨也！无意得之，不亦快哉！”而我家竟得与红楼梦之贾府媲美，亦无意得之也，又岂不快哉？为此沾沾之喜，因乐于以自白名我序。

自白书中，应该沉痛地表示出若干忏悔之意，我现在衷心忏悔：忏悔于一生中搞政治，为报人，做律师这三项无可补救的错误。

以我完全不懂政治手段的人，为什么要搞政治？像我不具有政治家心肠的人，又为什么要站到政治圈的边沿？“国家事，管他娘！”他人的娘，我又为什么想管？“天坍下来，自有长人去顶。”中国既有那么多的“民族英雄”，我是什么东西？又为什么也想去帮着顶？而顾亭林害苦了我，我中了他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书毒，不问那时是什么时代，什么世界，又是怎样的一个现状？盲人瞎马，胡闯乱撞，最后的为罪犯，写自白书，还不千该万该！

过去我以为报人是一项清贵的职业，清得号称为指导舆论，贵得自命为无冕帝王。因此，我选择了这个职业。不意四十年浮沉其间，使我知道报纸只是政治的工具，有时且是一个政权的帮凶。同一个人，同一枝笔，于局势多变的时代，可于炎凉易势之中，显出臧否无常之妙。“替天行道”的法庭判你为“罪犯”——报纸更添油加酱地指责你的罪状了。我骂完了别人之后，不意竟让别人骂我。我忏悔！我得到了报应！我选择错了一个专事吠声的职业。

我一向天真地视法律为庄严神圣，甚至我费了多年的时间去加以研习。当时我做律师的时候，也俨然以保障人权自负。但我忘记了中国“法律不外乎人情”的一句话，有钱好使鬼推磨，我曾为了保障人权而向“替天行道”的法官们关说贿赂，而得邀网开一面。但至自己被指为罪犯时，一样也行贿求情，虽荷末减，却又并不能网开一面。我经过了一次体验，使我明白法律也者，以之为欺世惑众的工具则可；以之为立国之大本，社会之准绳，将无异如痴人之说梦。一场官司，却给了我十分宝贵的启迪。

际此书发行之际，我应先感谢读者对我的包容。为了偿付每天的文债，每一章都是仓卒成篇。为了顾虑周遭的环境，若干地方不得不隐约其辞。而读者厚我，本书于出版之后，更纷纷对我也加以督责与鼓励；更承日本时事通信社社长谷川才次先生经多方审查，尚不以我笔下所写的为臆造，要求将日文版的版权让渡，且已与我签署契约，现正延请名家，从事日译，预定赶于本年九月份在全日本发行。使汪政权的一段往事，能够让日本方面的朋友读了，于事过境迁的今日，或许为之哑然失笑。这更是我一项意外的收获。

最后，我更得对政府道达我的无限愧谢之意。当年让我置身牢狱，我是律师，恰如做医生的更多了一次临床实习的经验；我是报人，更使我有实地采访的机会。政府慷慨地让我获得那么多见闻，吸收了那么多资料，真是万分成全了我，使我于现在飘泊潦倒之中，得以摭拾旧闻，疗饥易粟。更使本书得以详叙收场之经过，而无负于读者的殷望，其亦有塞翁失马之意乎？是为白。

西元一九六〇年七月　金雄白写于香港旅次

一〇七、冒险家乐园里的冒险家

上海地区长江之口，外洋巨舶直通黄浦，环绕于周遭的又是江南的一大片沃土，先天上已得地利之胜。英法等国经过近百年不断的全力经营，两租界繁荣日甚。自清末以来，虽变乱频仍，咸同间洪杨之役，东南几无一片干净土，而租界以弹丸之地，独能巍然自保。光绪末年的“红头”股匪作战，邻邑都遭蹂躏，租界以内，还是匕鬯不惊。以后民初革命，钮永建等率党人攻打南市华界制造局；民十三江浙督军齐燮元卢永祥构衅，民十六国民革命军驱除军阀，直捣淞沪，对租界都一例秋毫无犯。反而时局愈动荡，愈增加了租界的繁荣；国势愈衰弱，愈显出了外人的威力。到了“一二八”的淞沪抗日，“八一三”的全面抗战，上海四周，火网交织，炮声震天，而租界以内，熙熙攘攘，笙歌不辍。居民们爬上屋顶，以悠闲的心情，遥望炮弹掠空而过，火焰直冲霄汉。租界四周的一条短短的铁丝网，楚河汉界，就划分出地狱天堂。

兵燹中，各地难民扶老携幼，从各地蜂拥而至，或求苟全性命，或图保全财产，满坑满谷，以生以息。一世纪中就把上海造成为避乱的桃源，经济的中心，工商业的集中地，全国的第一大都市，以及冒险家的乐园。但是好景不常，八一三后四年的极度繁盛，也只是回光返照。“一二八”太平洋战争爆发，一宿之间，百年的租界，立成为日军阀的占领之地。昔日威风凛凛的英美等国人士，都向日军登记，最初手臂上缠上一条白布，上面标明着姓名和国籍，神色沮丧，到处受到日军的盘诘与凌辱。以后一声令下，抛弃了奢华舒适的家庭，放弃了辛苦经营的事业，一律禁闭到集中营去，以等候不可知的命运的支配。市区中心静安寺路旁的跑马厅，数十年中，一向是欧美人士驰骋豪赌之地，也成为“反英美大会”的会场，数以万计的群众，在日人指挥之下，振臂高呼：“打倒英美”“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口号。而又是短短四年以后，再看到原子弹结束了第二次大战后的情景，又是数以万计的日本在上海的居留民，在一九四五年的八月十五日，被召集在过去是西洋人的娱乐胜地，一度成为反英美会场的跑马厅，垂头丧气地肃立着，日皇昭和无条件投降的广播，像利刃一般地每一句刺在日本人的心上，没有赛马时疯狂的呼叫了，没有反英美时响彻云霄的口号了，除了日皇的广播录音以外，死一般的沉寂。渐渐的啜泣声起来了，几乎每个人取出手帕，拭着像泉水一样涌出的眼泪，勉强掩住了口鼻，不让悲声高纵。广播停止了，日本人对“御诏”行超过九十度的鞠躬时，那时真已泣不可仰了。唯有战争，才会不断出现那样的场面，胸头块垒，眼底沧桑！也许那时每个人神经都给刺激得有些麻木了，谁也说不出所目击那一幕又一幕的演变，如打翻了一个五味瓶似的，辨不出究竟是什么一种滋味！

一般的上海人当太平洋战争发生，日军进驻租界以后，起初是有些惊惶，惴惴于本身未来的安危，及至看到日人既并不续演南京大屠杀的杰作，除了繁盛地区及日军机关门口派有兵士站岗，行人走过，必须向“皇军”一鞠躬敬礼而外，日军也且无意于变更佚乐的海派生活。在表面上看，汽油是实行配给了，普通市民有过一个时期停止使用，但不久木炭汽车出现街头，汽油从黑市中又能随时买到，一切也就恢复了战前的状态。上海市民好似一百年中已习惯于为外人所统治，而上海人更充满着一份自傲，以为不论满洲人、法国人、英国人、日本人，只要长期居留在那里，上海人一定会以物质与声色来诱惑，一定可以把异族同化。各界各业的人，于是与过去同样地活跃，冒险家的乐园里有了更多的冒险家与更多的冒险事业。沪人心目中的日本人，很快就成为过去的法国人或英国人了。反正祖国离得已很远，抗战从东南大撤退，只是撤退了作战的军队。土地、人民以及物资，一样也没有带走。

人类有争取生存的权利，更有享受物质条件的欲望，又以在殖民地主义下久受熏陶，国家民族思想在脑海中久已淡薄。只须战火不直接烧到自己身上，管他是英国人或日本人；也不管它是蒋政府或是汪政府。酒楼、戏馆、妓院、舞厅中，依然充满了欢笑，上海人有一句俗语：“天塌下来自有长人去顶”，留沪的大资本家们与汪政府中人，谁都去勾勾搭搭，希望能获得他们的垂青，能够向日本军人直接发生关系的，自然更成为天之骄子了。工厂照常开工，商店利市几倍，投机市场更是大进大出。赤贫的人们，则以负贩为生活，走单帮蔚为一时风气，把乡间的土产交换都市中的日用品，一往来之间，就可以解决几个月的生活。火车上挤满了单帮客，公路上也尽是负贩的人潮。女人以天赋的本钱，博取物质上的收益，那时对有势力的日本人，她们都情情愿愿地以身相献。交际花、影星、舞女、妓女，以及坤伶等，有几个敢说当年不曾受过日人的“雨露”之恩的？

但是，统治者也不会放松他的统治手段，表面上做得很宽大，暗地里侦查得却很严密，租界以内，有多少宪兵队与特务机关驻扎在那里？被认为与重庆有联系，或者有抗日思想的人，随时会遭到逮捕。宪兵队里的各种酷刑，使人战栗，皮鞭、口鼻中灌水、老虎凳、用擅长摔角的武士把人摔扑，这种种太平常了。在一间斗室中，放进几条凶猛的警犬，咬得你体无完肤；水牢里水深过胸，浸你个三日五日，使你周身肿胀；严寒的隆冬，剥光了衣服直挺挺地跪在雪地上，旁边还加上一把风扇；盛夏的暑天，炎炎烈日之下，四周还开起几个电炉，等你昏过去了才停止。十八层地狱里尖刀山血污池，样样俱全，不肯招供，则周而复始，请遍尝一切的刑罚。女人给脱得一丝不挂，给大兵们指点调笑，羁囚的处所，男女不分，某一位影星在宪兵队中时，起卧、饮食、大小便，就一直与男人在一起。宪兵队就是阎王殿，中国人的性命是他们作为泄愤取乐的对象。许多事实说明当丈夫被捕以后，宪兵借调查为名，胁迫其家属，榨取资财倒也罢了，有几个以杀死她的丈夫为威胁，强迫奸淫。“皇军”的威风，真是不可一世！

这还不过是个人所遭受的悲惨命运罢了！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后，决定了以战养战的政策。中国地大物博，战后几年，日军已占领了中国最富庶的地区，米粮、五金、钢铁、皮革，任何与战争有关的物资，予取予求，一律在搜括之列。日本政府所成立的“中支振兴会社”下的各种国策公司，商人组织的“三菱”“三井”等大财阀的大洋行，都是榨取的机构，民间是无力反抗的，汪政权则在主权独立的名义下，成立了“全国经济委员会”、“商业统制委员会”等，暗中予日人以掣肘，尽量加以牵制，不让日人随心所欲的竭泽而渔。然而人们只知道这是汪政权帮助日人搜括的机构，谁也不会体察到汪政权暗中所发挥的作用。

足使原来是租界内的人民怵目惊心的，则是局部的封锁问题。凡是任何一个地区发生了暗杀事件，只须预先在街道安放的电铃铃声一响，日本宪兵立即出动，用麻绳将出事地点的广大四周封锁，画地为牢，在屋内的不许跑出门外，在街头的直立着原来地位不准走动一步，等候检查身分证，接受盘诘。封锁的时期，有长至数星期的，大马路贵州路一段一次大封锁中，且有饿死人命的事件发生。中国人为了想活下去，口头中也在说亲善，表面上在竭力敷衍，而私室中谈话，则称日本人为“萝卜头”，意思是有朝要把他们像萝卜那样放在俎上切成为一段一段，这只是徒作阿Q式的咒骂而已。

一〇八、为物望所归的上海三老

上海的租界，虽然完全是外国人的势力，但为了最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居民是中国人，外国人也不能不对若干有声望的绅士加以笼络。绅士们为了中国人的利益，有时也出来讲几句话，以表示出他的绅士身分。所以到日军进入租界以前，公共租界工部局（事实上就是英国的上海租界政府）也已在形式上安插了几名华人董事，为了维护华人利益的，更有纳税华人会。但是抗战后国军撤退，租界已经成为孤岛，原来最有力量的地方团体——市民协会的正副领袖，史量才在沪杭公路上，已被人枪击毙命，杜月笙先留香港，后已赴渝。另一上海人所熟知的虞洽卿，也因了他所经营的三北轮船公司，船只给征用的征用，被击沉的击沉，业务无形停顿，更以向海外采办米粮经营得不好，亏累太钜，远赴重庆，一走了之。市商会会长王晓籁，那时也早已离开了上海。社会上似乎完全失去了可以获得民众信仰的有重量的人物。当时既并没有人推举，自然更并无人组织，忽然有了一致公认的闻兰亭、林康侯、袁履登的三老出现。

他们既并没有担任什么崇高的职务，又并不凭藉像“三大亨”那样政治或帮会的势力，在沦陷期间，也并不与任何日人勾结，用一句最通俗的话，是民众心理中认为年高德劭的三位。是社团，都请他们担任一个名义，有纠纷，请他们出而排解，有婚丧喜事，请他们点主证婚。他们在上海社会中数十年，有着他们在社会上一定的地位，但是他们同样过着清贫的生活，这或许是他们所以能够赢得民众信仰的原因。

沦陷区的老百姓，那时像是失怙的孤儿，人们相信三老不会媚敌卖国。尊重他们，就像为了获得内心的一种安慰，于是尊呼三老是表示内心的崇敬。虽然后来有一个名叫徐铁珊的自居为四老之一，但是只招来了社会上的嗤笑。三老当时的所以肯任劳任怨，除了为社会为民众服务这一个目的以外，我相信绝不会有其他理由。以我平时与他们晋接的观感所得：三老的个性，总评一句，兰老是方正，康老是通达，而履老则是忠厚。

闻兰亭是江苏武进人，民国三十七年逝世时，是七十九岁，他幼时就从家乡的常州来沪习纱布业，渐渐的在本业中有所建树，当民十上海交易所正在风起云涌的时候，最大的一家是虞洽卿主持的华商证券物品交易所，闻兰亭就是常务理事，另外一家华商纱布交易所则担任理事长。谁都知道在民国十年左右，当二次革命失败之后，革命又陷于另一个最低潮的时代，经费异常枯窘，许多党中重要人物，都蛰居在上海，而藉交易所的盈利来为革命经费的挹注之方。陈果夫、孙鹤皋等均曾为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人，连蒋介石氏也时常出入其间。虞洽卿固然对于革命曾经有过劳绩，即闻兰亭也不无赞助之功。

当日军进入租界以后，汪政权想抵制日人的独占经济政策，而成立了“全国商业统制委员会”，又必须延揽一个方正而熟悉上海商场的人物，自然以闻兰亭在上海商场中的地位，为最适当的人选了。兰老一生不直接参加政治，敬业乐业以外，惟以社会福利为事。他于三十余岁丧偶，即不再续弦，茹素念佛，寡欲清心，在现代为物欲所蔽者太多，兰老倒确是一个难得的人物。他虽然不是上海的土著，但他早已以上海作为他的第二故乡，为保全物资，减除商民痛苦，他觉得义不容辞。当时他提出两个人能帮他的忙为条件，一个是大陆银行的叶扶霄，一个就是林康侯，经他几度的登门劝驾，林康侯刚自香港被俘后解往上海不久，他觉得以他在上海的社会关系，无论哪一方面，都不会让他永远韬光养晦下去的，以兰老的盛情难却，于是答应了担任“商统会”的秘书长。

商统会下面有“米粮”、“粉麦”、“纱布”、“日用品”等五个分业委员会，兰老在那时对物资的保全，确是厥功匪浅，尤其如我在前面所述，收购纱布后的不为日人所运走，他的擘画之功，不应抹煞。事实上以闻兰亭那样很刚的个性，更以他的高龄，要他周旋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环境中，无论如何是不可能让他做得得心应手，他出任商统会的理事长时期并不久，即毅然辞职，以后由唐寿民陈国权等先后继任。事实上，兰老最多的精力是用诸市民福利会方面。关于冬赈、回乡等的几次救济运动中，他都尽了最大的努力。爱麦虞限路他的家里，而且还设着一个秘密电台，为他的干儿子余祥琴与军统间通报之用。而胜利以后，他也被捕下狱了！起初羁押在福理履路军统优待所。每天他以打坐与念佛为排遣他心中的愤怒，有时他自言自语地说：“我反躬自省，为了百姓，为了国家的物资，我是汉忠，而决不是汉奸！”最后被解往提篮桥监狱。

他起初不肯出庭，禁卒来传他时，他闭目趺坐着，不闻不问，红红的面色，飘拂着的一部银丝样的长须，有凛然不可或犯的庄严。禁卒不敢强制他。而经同难的人苦苦劝他，既然抱着我佛入地狱的宗旨，尽管去受审，看国家如何对待你？虽然他到庭了，而还是一言不发。结果似乎判处了他五年有期徒刑，罪状自然是“通谋敌国，不利本国”了。他的被判为“汉奸”，上海人都曾为他呼冤。他在胜利以前，本已尿道有结石的病症，不久终于在狱中病倒了，终算法官一念之“仁”，交保后送入海格路红十字会医院，而病势已经有进无退。

民国三十七年的初夏，我出狱后去探望过他一次。病榻上的他，已经失形了，他睁开眼一看到是我，口中不住地说：“咦！咦！咦！是你！是你！你回来了！”他再也没有别的话，两行热泪代表了他心中的无限悲伤。当我不堪刺激，来港作小住的时候，噩耗传来，他撒手西归了，海格路红十字会医院中的一面，竟是永隔人天的最后诀别。

林康侯是上海人，前清秀才，清季任南洋公学的小学校长，旋又主上海时报笔政，以后弃儒服贾。宣统末年，一直至民国二年，他与张菊生、沈曾植、唐蔚置等创办苏州铁路，以后由政府收回，改为宁沪铁路。又与张謇、王丹揆、汤寿潜、梁士诒等创办新华储蓄银行，对于国内交通金融事业，不特开风气之先，也有过很大的贡献。民十七以后，一直担任着上海银行公会的秘书长。抗战国军自东南撤退以后，他目击情势不稳，来港侨寓，不幸为日军所俘，押解返沪。固以闻兰亭的促驾，而在铁骑横行之时，确有敬恭桑梓之意，除出任商统会秘书长外，他为社团奔走，尽瘁于慈善事业。人民赖其掩护保全者不少，而日军于予取予求之际，他与兰老同心同德，为国家保全元气。乃和平之后，被捕入狱，先押南市拘留所，受到非人的待遇，经亲友的奔走营救，始改押“楚园”军统优待所。

那时政府似乎不问功罪是非，只论形迹，而他既不曾担任汪政权中的官职，而终于不免渡过了几年的牢狱生涯。康老今已八五高龄，现侨寓香港，精神矍铄，杖履清健，犹在为苏浙同乡会等奔走尽力，不但是当代的人瑞，而对其不幸的遭遇，且绝无一句愤懑之辞，前辈丰仪，自更非我辈能望其项背了。

袁履登是浙江宁波人，他本是教会学生，又为圣约翰大学的第一届毕业生，一生以乐育英才为其素志。他在上海社会中，有人缘，亦负时望。先后任公共租界工部局华董、纳税华人会理事等职。其所创办的宁绍轮船公司、宁绍保险公司等，为上海大企业之一。为人和平敦厚，桃李遍于沪滨。在沦陷期间，他出任了米粮统制委员会及保甲委员会主任委员，对于民食治安，颇多劳绩。日军投降，履老亦以名重闾阎，难逃缧绁，我还记得他在法庭上说：“我出任米粮的事，以必须按期配给民食为条件；我出任保甲的事，以不许再封锁为条件。”是上海曾处身于沦陷区的人，都知道那时的米粮于海运中断以后，是何等的重要，日军划地为牢的封锁办法，是何等的惨酷，他在庭上的口供，真是披肝沥胆之言，然而一朝被逮，谁也难逃罪责。如三老而负“汉奸”之恶名，未免太忍心了！履老于中共南下之初，一度来港，旋又返沪，即以病卒，死时年七十九岁。

一〇九、无意中揭露了伦常巨变

在沦陷的八年之中，上海曾经先后发生过两件伦常惨变的巨案，当时都曾轰传遐迩。一件是詹周氏谋杀亲夫案。詹周氏因为有了外遇，把她的亲夫在新闸路的一间亭子间中，用刀戮毙以后，更一段段的亲手把尸体支解，藏诸皮箧，以图灭迹。乃因血水下流，被同居所发觉而报警破案。这事的经过，虽相当曲折有趣，但我仅得之于报载，现在已苦不能详其颠末了。而另一件华美药房小主人胞弟砍毙胞兄案，更曾成为上海人所注目的最大社会新闻。而其破案经过，若以迷信来说，冥冥之中，真若有神差鬼使，而且以后又牵涉到汪政权司法界高级人员间的磨擦，以至凶手终于伏法。首先揭露此案的，却是我于无意中所酿成。

这事的发生，大约是在民国三十年间。一天，我去我所主办的上海“平报”。那天来信特别多，而里面却有一封匿名函件，来信是在责问我：“华美药房发生了胞弟杀兄巨案，如此伦常巨变，何以报上一字不登？是否在华美药房的银弹攻势下，你们也被收买了？你们得到了多少钱？”报社中每天收到读者来函，是习见之事，有些都是不尽不实，目的只在挟嫌攻讦，本来并不足以重视。但我仍然照例找负责采访社会新闻的记者来，给他看了这封来信。像这样的匿名函件，记者甚至可以不去覆查，报社也不会再去追问，即使经进一步采访而仍无新发现的话，也就一笑置之。那天，因为我对那位负责社会新闻的记者，数日前刚有人告诉过我，说他在外边有些不大干净，我就无意中采用了来信中的一句话：“这事你得了多少钱？”他当时的声辩，说既未受贿，而且也绝不知道有此事实。我不再说什么，他也退了出去。这件事我办完了例行手续以后，也已完全置之度外了。

不料这事倒真是冤枉了那位记者，他没有尽职去注意每天发生的每件新闻，倒是事实，因我疑心他受贿而代人遮掩，他觉得有些气愤，因此一经我的提出，就以全力奔走，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目的仅在想洗刷他个人的受贿嫌疑而已。

华美药房在上海四马路画锦里口，外表上规模虽并不十分宏大，但主人徐翔荪却是西药业中的巨擘，而且家产巨万，为上海的富豪之一。他生有两个儿子，长子一向帮他管理业务，前数天突然暴卒，尸体曾经车送法租界的同仁辅元堂验尸所，经法医检验结果，谓系因病身死，尸体且已由家属具领收殓，本来此事已告一段落。我报社中的那位记者初步调查，觉得毫无其他疑点，但依照匿名信上的言之凿凿，又受了我的责问，心有不甘，一定要穷根究柢，作出一个结论，以便向我交代。而他的本意，是希望匿名信中所说的全出于捏造，那末他的受贿嫌疑，不辩自明。

数天中，因他怎样也见不到徐翔荪，就想到辣斐德路的济华医院，是他女儿徐济华开的，因而改以死者的胞姊为目标。他去到了那里，假如徐济华能好好的招待一下，把真相用言辞来巧为掩饰，记者手里并无证据，这事仍然可以遮盖过去。不料她心中有病，以为事过境迁，报社记者又是来上门敲诈的，竟然给他以最不礼貌的待遇，什么话也没有谈，就关门把他赶走了。他既为我所怀疑，又受了徐家女儿的闲气，格外激使他欲罢不能。事有凑巧，报社中的另一位编辑，却与徐家有一些葭莩之谊，采访记者就托那位编辑从旁探听，不料他向徐家的有关方面一查，匿名信上所指陈胞弟杀兄的事实，竟然一点不假。

徐翔荪那时年事已高，虽然华美药房还是由他亲自主持，而款项的出入，均交托给他的长子管理。长子已经结婚，专心店务，倒是一个克家的令子，或许由于得了父亲的信任，性情不免恃宠而骄。次子那时刚在二十左右，在血气未定之年，未婚而又染有纨绔习气，那时正沉迷舞榭，与一个舞娘打得火热，旋且有嫁娶之约，用钱自然如流水一般，因老父严厉，要钱总向管理经济的长兄索取，一个是收得紧，而一个是用的多，兄弟之间，龃龉本来已非一次。

有一晚，弟弟又向哥哥要钱，长子责次子为挥霍，而次子则指长子为把持，两人之间，遂大起冲突，而偏偏做老弟的出言无状，哥哥赶着要打他，一追一逃，至无路可避时，无巧不成书，刚刚屋角放有一把利斧，次子顺手拿来当武器，当头一斧，哥哥应声而倒，伤在要害，又以流血过多，立时毙命。等家人赶到，已经返魂乏术。伤痕是那样显著，殡仪馆向由警局管理，发现有尸体情节可疑时，必须呈报。徐家知道无法掩饰，一时没有了主意，经亲友商量的结果，自己把尸体送往法租界的同仁辅元堂验尸所。那里是一个民间的慈善团体，而由法租界当局监督，经常收殓路毙的流民乞丐，给棺埋葬，有意外事件发生，则报官检验。

徐家把尸体送去之后，又忽然中悔，因为如其验出因伤致命，则凶手难逃罪责。徐翔荪有偌大家产，又只有这两个宝贝儿子，长子已经横死，如次子再要抵命，若敖氏之鬼，不其馁尔？语云：“钱可通神”，而徐家正好有的是钱，于是买通了同仁辅元堂的职员，把一个病死乞丐的尸体拿来顶替，法医检验结果，所填的尸格，自然是：“委系因病致死，并无别情。”但各报派驻在那里的采访记者倒都是耳目难瞒，于是徐家又花了一笔钱收买记者。

事实上，记者们起初倒并不曾发觉偷天换日的事实，收到了钱反而要探问一下别人何以会大破悭囊。一经查问，真相就无法掩饰，而且知道了事主是豪富的徐翔荪，但用以贿买记者的钱，又如此其少。中间自然有人不满。但得人钱财，与人消灾，既然已经接受了，也就不好意思再公然反悔。当时居然做得四平八稳，各报一字未登，除了徐家较接近的亲友以外，谁也不知道有此伦常惨变的案件发生。尸体也已领回棺殓，事情总算做得毫无痕迹，假如没有受贿记者之一封匿名信向我揭发，这事自将永无暴露的一天。

我报社中的记者和那个与徐家有戚谊的编辑，穷数日之力，把全案的源源本本写了出来，向我缴卷。纯以新闻的立场来看，不失为一篇不易得来的特稿，我批了照刊字样，在翌日的“平报”上，就以本埠的头条新闻披露，顿时也轰动了整个上海。以后又连续登了两天，申报、新闻报、中美日报等几家同业，也接着报道这案的内幕，乃成为街谈巷议的新闻。这样一来，却急坏了徐翔荪，曾挽出中法药房的经理许晓初转托报界出身而与我又有私交的章正范来向我疏通，希望停止刊载。我的答复是，对于此事，本来毫无成见，但是别报既已同样登了，我们报纸自不便单独中断，如其他能保证各报同时停止再登，我也一定可以办到。而事情既已闹大，终于未能取得别报的同意。这样，每天的各报的社会版中，这一案成为最重要也最引人注目的新闻。

一一〇、政治上的磨擦逼送一命

因为各报的渲染过甚，法租界警务处不能不采取行动了。由捕房律师向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提起公诉，首先开棺检验的结果，斧痕斑斑，证实了因伤毙命，罪证确凿，凶手也就被捕锒铛入狱。徐翔荪舐犊情深，自不忍其次子之再死于非命，他几乎不惜毁家以图挽救。外面盛传那时第二特区地方法院（原法租界会审公堂）的院长孙绍康，以及承办的推事，有收受苞苴之嫌。而徐家所延聘的律师，也忒嫌高明，教导被告装傻，法庭上怎样对他盘诘，他永远默不作声。而最后的判决，是宣告处以有期徒刑十年。

在那时的社会，伦常还是受到极端重视，以弟杀兄，归入于逆伦之列，徐翔荪一开始对各报的社会新闻记者出钱太少，于是有人恨他的吝啬，不惜用匿名信告发。迨至长子身死，次子又陷身缧绁，方寸与步骤都乱了，钱又用得太多，行贿受贿，风风雨雨，传遍了全沪。对此案的判得太轻，更是人言啧啧，一致认为其中定有蹊跷。其实，就案论案，被告如当庭承认长兄动手在前，因防御过当，一时失手，既无预谋的证据，那末误杀罪充其量也不过判个无期徒刑，社会上也不至于发生那么大的反响，况且以后逢到大赦等仍然会有出狱机会。而结果乃爱之适所以害之，被告的当庭不出一声，不答也不辩，非但不是一个聪明的办法，反而显得有情虚之嫌。

最不幸的是刚巧以“廉明公正”自命的罗君强出任了“司法行政部长”，他太懂得迎合一般人的心理，一向主张“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以表示他的廉洁。所以地方法院一经宣判，他立刻命令检察官以原审处刑太轻为理由，提起上诉。司法行政部长干涉审判，原是违法的事，但在过去数十年中，几曾真正有过司法独立的时候？行政长官，也有几个不于明示或暗示中曾干涉过审判的？而此案的上诉法院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院长乔万选，又是对君强一味唯唯听命的人。徐家知道情形险恶，既然上诉是出于当局授意，凶多吉少，这一条小命也就岌岌乎可危。

那时我很讨厌政治圈子中奔竞倾轧的习气，君强出任“司法行政部长”以后，屡次约我担任政务次长，我认为以君强的个性，我绝难与之合作，过去既然已有过一些芥蒂，如何再可以与他共事？因此我又悬牌重新执行律师职务，以示决绝。但外面人不了解我与君强之间的微妙关系，以为可以向君强说话的就是我。他们托了耿嘉基请我辩护，条件是愿意支付不论多少的律师公费与其他任何费用（当然指的是所谓运动费在内），只要我开价，他们就照给。除了耿嘉基以外，还有其他许多人向我包围絮聒，以利诱外，有人更以见死不救的大义相责。说案情是我于无意中揭发的，如徐翔荪的次子再遭极刑：徐氏之嗣，将自此而斩。但是我还是拒绝了，因为我办的报纸首先揭发了这一宗罪案，而我又为此案作辩护，或者会有人疑心我觊觎多金，最初就怀有制造这一起案子的私意，人言可畏，我终于坚决地谢绝了。

徐家这起案子，经罗君强一关照，承办人员自然只能仰承意旨，上诉审理中被告还是效金人之三缄，而判决则由十年徒刑，一变而为死刑。最后的希望，只有系于最高法院的一线生机。那时最高法院院长为张韬（孔修），据说徐家已与他通了关节，甚至外边的传言，已决定可免一死，改处为无期徒刑。张韬倒是一个好好先生，不知何以罗君强对他始终取了敌对的态度？案子在最高法院还未到判决阶段，在一次“行政院会议”席上，君强公开提出质问，说徐家这一起案子，最高法院有受贿的谣言，将改处无期徒刑，问张韬是不是已经有这样的决定。张当然极力否认，但此后这案如其不维持原判，无异张韬就有了受贿嫌疑，以此政坛人事上的磨擦，最后竟造成了被告非死不可的结局。

最高法院的判决是最后的判决，所留下来的手续就剩执行问题了。原任地方法院院长孙绍康已因该案涉嫌受贿去职，继任的是陈秉钧。刚刚执行的翌日，我因别的事去了君强那里，陈秉钧以法院院长奉命为监刑官，执行完毕之后，他正来向君强报告。我在旁听他陈述执行经过：执行的地点，不在原来羁押的法租界薛华立路监狱，而把犯人移送到南市，似乎那里是漕河泾监狱前面的旷地上，竖了两个短短的木桩，把犯人提出去跪在地上，两手则反绑在木桩上，头上替他套了一只蒲包。到这时，被告知道死期已至，不能再继续装傻，于是又呼救命，又喊冤枉。法警用两根弓弦扣上他的颈部，中间有一段木头把弓弦越绞越紧，直至完全不能呼吸为止。经过了一两分钟的时间，又把弓弦慢慢放松，他长长地喘了一口气，接着再绞，到第三次时，肚腹逐渐膨胀了。执行绞刑，一定要经过三收三放，至此法警用脚在他的腹部猛力一踢，嘶的一声，气从肛门中泄出，这样才算毕命，而目突舌伸，七窍流血，形状很为可怖。死囚气绝之后，还要露尸一宵，等第二天法医验过，始允家属收殓。这是一个很残酷的刑罚，比了枪毙还惨酷得多。家庭变故，兄弟阋墙，徐翔荪的两个儿子，就在一年中好端端的先后送命。

陈秉钧向君强报告执行经过完毕后，先自告辞去了。君强倒真是一个忍人，我看他神色不变，像在听一件完全不相干的故事。他看见我流露出悲切的容貌，睨着我只是笑，他又说：“这条命是我与你两人合送的，不是你报上揭发这一起案情，本来已经做得神不知鬼不觉了。如不是我坚持依法惩处，徐家有的是钱，可能捕房不会上诉，也可能张韬会从轻处断。断送了这条命，我与你应该各负一半的责任。”我闻言为之悚然。我不是为自己辩护，我是无心，而他是有意，尽管杀兄罪有应得，又何必因我而死？由此足见政治太龌龊，司法界太黑暗，而新闻业也真是可为而实不可为也。

一一一、特殊政权下的畸形地区

汪政府已经是一个特殊的政权，而在汪政权的治下，更多畸形的地区。华北数省，自其建立，虽经青岛会议之后，取消了“临时政府”，成立“华北政务委员会”，而仍如战前“何梅协定”之后的华北特殊状态，徒有名义上与形式上的隶属关系，实际为汪政府的权力所勿及。即江、浙、皖数省，支离破碎，国军、共军、日军、和平军，杂处其间，如犬牙相错。其间广东一省，则又为属于另一种形态的特殊地区。

民国二十七年秋，于全面抗战一年以后，日军从大亚湾登陆，粤省韶关以南，全部沦陷。广州就在日军导演下出现了“治安维持会”，由彭东原为会长，吕春荣则收集了地方上的游兵散勇，成立了什么“和平救国军”，那些自然都是些助桀之辈，人民在铁蹄下过着悲惨恐怖的生活。

汪政权建立了，最初发表的“广东省政府主席”是陈公博，然而公博在汪氏离渝的前后，一直为反对另创政权最力的一人，他自更无意于收拾疮痍遍地的广东残局，始终并未到任，乃由“建设厅长”陈耀祖代理。“秘书长”为周应湘、“民政厅长”王英儒、“财政厅长”汪宗准、“教育厅长”林汝珩、“建设厅长”张幼云。以后“省主席”改为“省长制”，“民政厅”亦改为“政务厅”，由周应湘调任。“建设厅”则由“广东省银行行长”李荫南代。王英儒以后又出任“粮食局长”。至广州市长则由彭东原、周化人、张焯堃、周应湘、汪屺等先后充任。彭东原由“维持会会长”，而“广州市长”，最后调任为驻日本神户领事。“省政府”的警务处长一职，初为汪屺。广州市警察局长先为郭卫民，汪任“市长”后，一度升任警务处长。宣传处长由顾士谋、郭保焕、林珈珉等先后担任。盐务处则为李尚铭、谢匡、陈伟枢等。其间陈耀祖为汪夫人陈璧君之族弟，汪宗准为汪氏之胞侄，周应湘最得汪夫人宠信，历陈耀祖、陈春圃、褚民谊三任“省长”终始其事，而从未去职。郭卫民战前曾任广州燕塘军校教官。林汝珩年前死于美国，为公馆派三林之一。（三林为林柏生、林汝珩及林珈珉。）

我对于当年广东方面的事，以远处京沪，情形相当隔膜，但知首任“省长”为陈耀祖，其后陈在文德路古玩肆中为渝方特工人员所狙击殒命，先后由“行政院秘书长”陈春圃、“外交部长”褚民谊继之，以迄胜利为止。上面所述人事嬗递之迹，系得之读者邓瀚钧先生所函告，其间有无误忆之处，不敢必也。

我所以称那时的广东，为特殊政权下的畸形地区，因广东虽名为汪政权所直辖，而其一切用人行政，均由陈璧君直接在幕后指挥主持。此种特殊状态的形成，固然由于陈璧君的爱强好胜，颇欲于其桑梓之乡有所表现；自亦由于汪氏的伉俪情深，辄多曲徇其意。而最初则以陈公博之不愿赴任，陈耀祖资历较浅，汪府与粤省除遵海或航空外，中间为渝方所遮隔，鞭长莫及，亦望能有一大员坐镇其间。于是由汪氏委任陈璧君为“广东政治指导员”，对一切政务，即“省长”亦须向其请命而后行。故三任省长陈耀祖、陈春圃、褚民谊等或为同族，或属姻娅，胥出于陈氏的推荐，亦所以便利其指挥也。但汪政府对陈璧君的此项委任，并未正式公布，仅指令“广东省政府”遵照办理而已。此种内幕，现在港的周应湘、李荫南、陈良烈诸人，应该都深悉其事。

形成广东畸形状态的原因，不尽在陈璧君与汪氏的夫妇关系，大半由于陈氏过分刚强的个性，她总是想影响别人，而不肯受别人的影响。或许她自恃对中华民国开国的功勋，中山先生生前且对之优礼有加，不同于其他的同志。所以她的个性有些流于骄矜，我所看到她的外表，就一直如面挟重霜，从不露一丝笑容。

在战前，汪氏并不是什么国家元首，而当汪氏会客的时候，不问来者是怎样一个有分量的人物，倾谈稍久，陈氏即昂然排闼而入，高声说：“汪先生疲倦了，你们可以去了。”一面说，一面伸手示意，逐客出门，但是在沦陷时期，她仍然不改其故态，当她出门的时候，有日方的人向她包围要求谈话，她的侍从人员就把众人一拦，高声说：“夫人不谈话，不照相。”说完，不管前面是什么人，把手一推，头也不回的径自扬长去了。前后二十年中，不论处于何等环境之下，她总是维持着这个一贯的作风，也不管对方是什么人，似乎她从不曾对别人假以辞色。

在汪政权六年之中，陈璧君留京留穗，大约是各半的时间，汪氏死后，则以在粤的时间为多，所以她的受逮，也在广州。虽然说广东那时有些割据的情形，但原则上，陈璧君对于汪氏的立场，还是能够坚守不渝。许多人或许因为她的性情，而影响了对她的观感。惟在她幕后主持粤省的六年之中，有若干措施，也实在是未可全加抹煞。

一一二、陈璧君出任粤政指导员

当彭东原组织“治安维持会”时代，欧大庆是建设处长。此人小有才，而又具有很大的野心。

陈耀祖出任粤省“省长”以后，欧大庆藉日人卵翼之力，得任中山县长。中山顺德一带，本为盗薮，欧莅任之后，与大天二辈大事联络，他的计划是组成一个支队，以增厚其实力，而且还得到日本驻军的支持，助以器械，遂得顺利进行。迨支队组成，欧大庆首先拟进攻恩平开平两县，欧以为可以为“粤省府”开拓地盘，事前公然呈报陈耀祖备案。

但陈耀祖于莅任之前，曾先谒见汪氏请训，汪谆嘱枪口决不可向内，只望与重庆合流，谋致全面和平。在此原则之下，所以汪政权的武力，尽量避免与重庆军队作战。陈耀祖抵粤以后，曾向日方将汪氏的意见提出，且得日方同意。陈耀祖即以汪氏的立场告之欧大庆，而欧以有日人奥援，意态恣肆，以为计划已定，万无变更余地，且日军亦欲利用之以肃清粤省渝军。陈耀祖阻止无效，乃向陈璧君报告，陈氏谓：欧大庆为粤省府的中山县长，又兼任支队长，如其引导日兵进攻恩开，则无异于广东省府与日军协攻重庆，这与汪先生枪口不向内的主旨，大相违背。陈璧君乃令陈耀祖立刻把欧大庆撤职，而以鲍文接任。迨日方特务机关长矢崎勘十闻讯，向“省府”交涉，而明令已下，已属无可挽回。陈璧君能于这种情势下，不顾一切而断然为之，其倔强的作风，亦自有其可爱之处。

太平洋战争发生之后，香港沦陷，日军既纪律废弛，奸淫烧杀，无所不为。而莠民乘机劫掠，民不堪命。其间如革命老同志邹鲁之子及媳，且因拒奸至被残杀，香港已成为人间地狱。陈璧君听到了这种消息，她告诉陈耀祖说：香港虽然已经割与英国，但人民十九还是中国人。你为广东“省长”，在势不能久离职守，我当代你一行，为民请命。但我不愿直接与日人接触交涉，最好由民政厅长王英儒、外交特派员周秉三、教育厅长林汝珩与我同行，由我亲往主持，而以王英儒周秉三负交涉之责。广东大学、鸣崧学校（鸣为曾仲鸣，河内刺汪案件误中而殒命者；崧为沈崧，汪氏外甥，在港遭斧劈身死）成立未久，正在物色师资，旅港侨胞中不少饱学之士，大可抢救回省。陈耀祖当然一切唯命是听。陈璧君遂与王、周、林三人去港，而特务机关长矢崎那时已经先在香港，遂由王周向之交涉，以先行疏散难民，俾其归返原籍为第一要务。

那时交通未复，请日军派轮运载，而日人则以军事倥傯，无轮可以调拨。结果雇了大眼鸡船七艘，用小轮拖带返穗，直至满载为止。其不及搭船者，则结队步行，由“粤省府”派队沿途保护，一路并遍设米站，接济粮食，总计得以脱离魔窟者约在万人以上，其间如老翰林张学华、古应芬夫人何明坤等，教育界如谢祖贤、陈焕镛、郑震寰，西医如梁金龄、蒋歧、林开第等，都得藉此机会，脱离虎口。此外有不愿赴省者，如胡汉民夫人陈淑子，及女公子木兰等，则由陈璧君资助其转往内地，此举得赖以保全者不少。

广东一直是缺米的省分，承平之时，除输入泰越洋米及安徽之芜湖米外，东北流域，则赖湘赣两者的接济，西江流域，则赖桂省的分润，自太平洋战起，美舰实施封锁，越泰遂无颗粒进口，而湘赣桂三省，则以旧法币为本位，与粤省之中储券，币制不同，两不通用，购买綦难，以至米源枯竭，渐至路多弃孩，乏人抚养。陈璧君为之恻然，创设难童学校，以附设于广东大学，而由教育系学生主办。更以汪文恂汪德馨躬亲其事。所有难童衣食，均由粤省库拨给，人数也由数十人增至数百人，穷苦之家，更纷纷把儿女送往教养。陈璧君常亲往规划照料，并组织太太团，轮流为难童沐浴制衣。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三日汪氏以鸣崧学校落成，特由京赴粤植树，并特往难童学校参观，颇加嘉许。曾有两诗纪其事云：

（一）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在广州鸣崧纪念学校植树，树多木棉及桂。

仲鸣殁于三月二十一日，次高（沈崧字）殁于八月二十二日，适当两树花时也。

两手把树枝，两泪滴树根。故人不可见，见树如见人。

木棉花殷红，桂花皎以洁。想见故人心，如火亦如雪。

花飞还复开，叶落还复生。有如故人心，万古常青青。

故人心何在？乃在人心里。相爱复相亲。故人良未死。

树人望成才，树木望成林。收拾旧山河，勿负故人心。

故人若归来，临风闻此曲。愿山益以青，愿水益以绿。

（二）三月二十六日别广州，飞机中作此寄恂儿。

秦淮绿柳未抽芽，南海红棉已着花。

四野春光融作水，千山朝气蔚成霞。

老牛含笑看新犊，雏鸟多情哺倦鸦。

乍喜相逢还惜别，却愁风雨阻行槎。

上诗第一首，曾仲鸣、沈崧均为汪氏的“和平运动”而死，故汪氏诗中，备切哀思。后一首中，老牛用以自况，而以新犊称文恂，嘉其为难童服务也。文恂为汪氏之女公子。

在太平洋战争时期，海上交通为美舰所封锁以后，一向赖以调剂民食的暹越洋米，已无法输运，这对粤省来说，是一项严重的威胁。而日军方面反又向粤省府通知，日本所需军米，拟在粤境划分军米区，由日军直接收购。香港仓库中洋米存底虽丰，只限于移作日本军米之用，香港民食需由粤省接济。同时澳门葡督又派经济局长罗布赴穗，以澳门米粮存数无多，要求粤省府对侨民立予供应。“省长”陈耀祖面对如此紧急情况，束手无策，即面请陈璧君核示。她当场就决定了八项办法，交省府施行：

（一）缺米既成定局，不患寡而患不均，处此情况，广州市应先试办配给制。

（二）如日军直接采购，不仅对农村之骚扰欺压堪虞，政府亦且大权旁落，应责成粮食局统一收购，以一事权。

（三）广州既施行配给制，日商三井三菱两公司购存之大量洋米，应全数照来价交粮食局为配给民食之需。

（四）应筹谋对策，设法就近收购湘赣桂闽四省产米。以前日军封锁边境，不许将食盐运往抗战区，抗战区人民久苦淡食，为今之计，应即弛禁以盐易米。潮汕盐场由盐务处汕头办事处接管，责成广东财政特派员督饬重价收购，用帆船运省后用以易米。

（五）广东军饷，向由中央财政部发给，即以广东财政特派员所收国税抵拨，并不另发军米。此时师长彭济华、黄克明、警务处长郭卫民颇感焦虑。陈璧君认为军警生活不足，足为地方隐忧，应以三井三菱移交之洋米等免价发放，庶不致影响治安。

（六）香港既需粤省接济食米，应由粮食经济两局与港方商洽，以日用品如火柴肥皂等交换，俾资互利。

（七）澳门既无存米，又无存货，既不忍侨民绝食，如不供应，亦恐蜂拥来省就食，可准由澳门政府出价购买。

（八）中国田亩，向征田赋，清代称之谓地丁钱粮，简称为丁粮。本来以征收粮米为原则。以后变为有本征的，有折征的，有本折各半的。本征是全收谷米，又称为漕，故清代设有漕运总督。折征则按谷价折钱。广东原为本折各半省份，自海禁大开，洋米输入，始改为折征。广东虽然为缺米之区，而各县仍多田稻，陈璧君以为因时制宜，应规复征粮旧制，改用征实。又广东田赋，向分钱粮与警学费附加两种。钱粮为省财政收入，警学费附加为县财政收入。征实之后，规定由钱粮所收之谷，由各县汇解财政厅核收，拨充为军警及难童食米之用。

如此八项办法，陈璧君能于嗟咄之间，断然有所决定，使皇皇不可终日的米粮问题，获得解决。其中收购日商三井三菱存米一事，与京沪收购纱布时由汪政权力争先由日厂着手为同一深得人心之举。而盐米互易办法，以抗战区缺盐已久，一旦实行，争先轮换，抗战区与沦陷区间，肩挑负担，耶许之声，相属于道。此事实行年余之后，以盐船常被美机轰炸，盐源减少，陈璧君又令“中央储备银行广东分行”将从前收换得来之法币，为向抗战区购米之用。粤港澳民食之得以勉渡，实以陈璧君擘画之力为多。

此外尚有小事数则可记者，于以见陈璧君平时虽似骄蹇无理，而不畏强暴，虽细故必据理力争，亦不以日军而稍易其故态。当日军攻陷广州后，于通衢要道，遍设岗位，市民经过，必须向之脱帽行礼，稍有疏忽，辄受凌辱。自粤省府成立，陈璧君返穗，目击此种情形，立召陈耀祖饬与日本特务机关长矢崎勘十交涉，终获以警察驻岗，解除市民不少行动上心理上之威胁。又广东沦陷之后，彭东原即出而组织维持会，而竟以广州沦陷之日，定为广州的纪念节，机关放假，报纸且发行特刊。民国二十九年“广东省政府”成立后，适陈璧君在粤，见报纸的纪念特刊，大为震怒，立召陈耀祖与“省府委员”至其寓所训话，谓广州沦陷之时，西濠口双门底等繁盛地带，尽付劫灰，市民创钜痛深，尚何纪念之可言？彭东原而为此，尚不足怪，“省政府”竟对此熟视无睹，殊觉荒谬。乃于翌年起，一切纪念仪式，从此全部革除，连日人所办的迅报，亦不复敢再发行特刊了。

一一三、日本中共相表里的组织

汪政府的建立，形式上是一个多党政制，除以汪氏所领导的国民党为中心以外，国社党有诸青来（即现在的民社党之前身），青年党有赵毓崧，无党无派有赵正平、赵叔雍等人的参加。而国民党以内，又分成公馆派与CC壁垒森严的两个系统，仍与战前的国民政府时代一样，“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但国青两党不过是素餐伴食，分得杯羹，丝毫不曾起过一丝作用。

在汪政权成立的前后，一度在京沪地区出现过一个“兴亚建国运动”，藉日人的包庇，大肆活动。表面上算是像国社党青年党那样的一个政党组织，实质上是一个受日人驱策像“大民会”“新民会”一般的民间团体。日人想利用无耻的亲日中国人渗入汪政府，以获得情报，左右政权，加紧控制。谁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日本人利用中国人，而共产党则利用日本人和被日本人利用的中国人，作为在沦陷区的活动机构。

“兴亚建国运动”的“兴亚”两字，一望而知就充满了日本人的味道。当汪精卫于民国廿七年底脱离重庆，转抵河内，翌年夏赴日，与日首相平沼骐一郎会商组“府”计划，一切都通过在华著名特务机构“梅机关”的影佐祯昭在幕后策划（汪政权成立后，影佐被任为最高军事顾问，太平洋战起，又调往南洋，战后的第二年病死）。当时日本政府希望汪政权以汪氏所领导的国民党为中心，而容纳各党各派与无党无派人士。换句话说，日本人的真意，是希望一手扶掖的“维新”“临时”两“政府”人员的不被踢出。影佐是清楚未来的汪政权将以怎样一个形式出现的，有“维新政府”的人参加，还不能满足他包办的欲望，他希望培养出一批直接可以听他指挥供他驱策的中国人，渗透在内。他就想到了组织一个变相的政党。

当民国二十八年汪政权正在积极酝酿的时候，影佐急急找他在日本时已有交谊的岩井英一商量此事，并以组织所谓“政党”的责任委托了他。岩井是上海同文书院出身，能够讲颇为流利的国语，与写出相当通顺的华文。在民国二十年左右，重光葵任上海总领事时，他已在驻沪日领馆服务，那时他的职位，虽然还不过是一个副领事，但因为他是日领馆的发言人，由于职务的关系，与中国报的记者、知识份子，以及上海社会的各界人士熟识。从“九一八”以后，他一直在上海活跃，他所负的任务，可以相信也不止名义上仅是保护侨民的外交为止（岩井于抗战后期，首调任为广州与澳门的日本总领事）。

岩井接受了影佐的委托以后，他一念就想到“一二八”以后曾经与他合作过情报的袁殊。经过几次密谈，袁殊表示愿意为岩井效力。既有日人作靠山，又有日人供给经费，在当时的环境中，事情还有什么不好办的？于是“兴亚建国运动”就在上海开始露面了。

说到袁殊这个人，真是有他的一手！侏儒其形，而诡计满腹，他又名学易，号逍逸，籍隶湖北，留学日本，一口纯熟的日语，人们就不会相信他是中国人。他好似天生的一个特工人才，在抗战前后，情报工作的迅速而正确，推他为第一手。他能与绝对不相容的四个方面，都发生了密切关系，分别供给情报。日本方面，是受岩井的领导。军统，他是驻沪的情报员。同时他又受命于中共，或许他还是党员。中统，他因为与CC的健将吴醒亚为同乡而又有一些世谊，因此又为中统工作。他从一个方面以自己人资格得来的情报，供给其他三个方面，又以同样的手段，窃取情报，供给情报，交互运用。他负责四个不同的方面，而又深入里层，情报的准确而迅速，也就无怪其然了。

他能够抓住任何机会，利用任何一个他所能接近的人。我也曾经于不知不觉中受过他一度的利用。时间大约是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不久，有人把他介绍给我。他那时初到上海，还不过是严谔声所主办的“新声通讯社”的一名练习记者。相见之初，他就着实恭维了我一阵。以后他又常来看我，表面上是当我为新闻界的前辈，而向我虚心受教。我是太没有城府的人，而又犯了好胜与爱受恭维的习性，渐渐我与他交上了朋友。

一次当上海市新闻记者改选的时候，他向我表示希望当选为执行委员。爱出风头，是少年人的常情，我绝不怀疑会有其他作用。论他在新闻界当时的地位，无论如何他是不可能当选的，而我竟为他全力奔走，终于使他如愿以偿。从此，他在上海新闻界开始露头角，在这一段时期中，与我的形迹也相当密切。

渐渐我开始对他发生了怀疑，因为他每天在舞场与酒楼中挥霍，这排场决非是一个正当的新闻记者所能负担，更不是一个通讯社的练习记者所应有。同时他除了与一个影星××有不寻常的关系而外，在各级的妓院里他都是豪客。他又为我介绍了岩井英一，时常约我到最豪阔的“六三花园”等有日本艺妓的酒家饮宴。他们以日本语交谈，显然在避忌着我，而辞色之间，透露出谈话内容有很大秘密。种种的迹象，使我意识到袁殊一定在为日本方面作情报，但我绝不曾想到他与中共、军统、中统都有关系。

抗战前，吴醒亚到上海来担任社会局长，他是奉有CC的命令负着其他特殊任务，因为我与醒亚一度在陈立夫所办的“京报”同事（他任总主笔，我任采访主任），有时去到醒亚那里，每遇袁殊也总在那里，更使我确定了他关系的复杂，而开始对他怀有戒心，遂决计与他和岩井疏远。直至抗战发生，国军后撤，政府迁往武汉，在报上看到袁殊以间谍罪在武汉被判处有期徒刑，我过去的怀疑，此时才完全获得了证实。

汪氏等在沪筹组政权的时候，袁殊刑满后又回到了上海，有时在欢场中邂逅，仅一颔首而未作深谈，我可以想到他与日人有关系，而我完全不知他究竟此来又将搞些什么。大约是民国二十八年，忽然他被“七十六号”拘捕，罪名是“军统”的在沪情报工作人员，情形相当严重。而不料去保他的不是与重庆有关的中国人，反而是敌方的岩井。

袁殊被捕的时机，太有利于他了，刚好在他接受岩井委托他筹组“兴亚建国运动”之后。那时，他每天与岩井见面，忽然有一天在约定的时间袁殊例外地不曾去。经岩井分别向各方面查问，才知已被“七十六号”所拘捕。岩井正在需要运用他的时候，于是以袁殊被捕消息报告了影佐，要求影佐向“七十六号”疏通，同时更迫不及待地直接去了“七十六号”看丁默邨，以及日宪派驻在那里为联络官的塚本中佐，请求把袁殊释放。给默邨与塚本拒绝以后，岩井改变说法，说有一项重要任务正交给袁殊办理，尚未终结，必须由他出来完成，岩井最后的要求，是借用两星期。

以当时日人的声势，“七十六号”终于不能不予以同意。袁殊获得释放了，岩井就把他藏在虹口外白渡桥北堍，也正好是日本驻沪总领事馆对面的礼查饭店。他以几天的时间，用“严军光”的笔名，草成了一篇“兴亚建国论”，大意说了些如何应与日本协力，早日回复全面和平等一派极端亲日的言论，并声明首先要推动兴亚运动，俟发展至一定阶段时，将成立政党。所谓“兴亚建国运动”，乃因袁殊的被捕，反而提早露面了。

一一四、兴亚建国运动一篇旧账

“兴亚建国运动”的主干袁殊，除了过去假新闻记者为名，进行种种不同方面的特务活动以外，他在社会上是绝没有任何地位的。论他的资格，更绝不配搞什么政党。但是在他的背后，有日本人的全力支持，影佐祯昭做了幕后的动力，岩井英一以总顾问名义实际指挥，更由岩井的拉拢而予以支持的日人，尚有千原楠藏（称为“中国通”的朝日新闻记者，为前副首相绪方竹虎亲信之一，战时回日，以反对东条政策而瘐死监狱）、儿玉与士夫（现在日本政界活跃，与自由民主党要角河野一郎有密切关系）、武井龙男（大川周明的学生）、岩田幸雄（现任广岛竞艇协会会长）、高桥忠作（战后在日成立亚细亚恳话会，自任理事长）、富冈天行（战后曾访问大陆，现在东京创办亚细亚研究所）。看一看“兴亚建国运动”的日方人物，就可以知道日方对此如何的加以重视了。

而且，“兴亚建国运动”一开始，本部就设在闸北宝山路岩井私人的寓所（那里原为新华银行行员宿舍），挂的牌子不是什么“兴亚建国运动本部”，而索性称为“岩井公馆”，其性质更不问可知。当时中国人方面参加的除袁殊外，有翁永清（时任兴建机关报“新中国报”经理，战后重回中共工作，在石家庄因所乘汽车出事身死）、刘慕清（那时易姓名为鲁风，为“新中国报”总编辑，太平洋战争发生，又兼任新闻报总编辑。战后重回中共工作。大陆易手，出任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之主任秘书，“三反五反”后杨帆遭整肃，刘亦失踪）、陈孚木（陈铭枢任交通部长时之政务次长，后任招商局总办。和平后转入新四军区，再赴大连。共军南下，任国华银行董事长。一九五一年来港，旋被解除国华银行职务，闲居多年。三年前突然赴穗，据传他之参加“兴建”，系奉廖承志之命，此去为结束此一段公案，向中共作一交代，去岁已因心脏病死于广州）、张资平（著名三角恋爱小说家，曾与郭沫若郑振铎等合办“创造社”）、彭义明（北京国会议员，北洋政府司法部次长，战前在沪与章士钊合作执行律师职务。参加汪政权后，一度任上海市长陈公博之秘书长，胜利后赴日，在东京病死）、汪浩然（洪帮有力份子）、周伯甘（旧云南军人，现在港办“周末报”）、张修明（汪政权时曾出任县长）、唐巽（CC系）、白某（军统人员）、汪馥泉（大学教授），以及费一方等。

就这张名单而论，形形式式的人物，杂凑在一起，已极光怪陆离之至。实际上，一切的实权由袁殊秉承了岩井的命令执行，而左辅右弼则是中共的翁永清与刘慕清。以日人的傀儡组织为形式，而其实是中共在沪的活动机构，在沦陷八年之中，现在可以肯定说：中共在沪的地下组织，“兴建运动”也是其中之一。

在民国二十八年的秋天，岩井率领了袁殊等八个最高干部，堂而皇之地赴日拜访阿部信行首相、近卫文麿枢府议长，以及陆、海、各首脑，在东京耽搁了好几天才回到上海。他们那样地公开活动，于是引起了汪政权的密切注意。周佛海是创立中共的最初十个代表之一，他是敏感的，他就不以为“兴亚建国运动”是日本的傀儡组织，而确定为中共的潜伏机构，他已在暗中准备采取行动。此事终为岩井所悉，通过日本驻华大使馆一等书记官清水董三（前数年任日本驻台大使馆参事官，现已退休）与佛海约晤，岩井亲往佛海家里当面解释，全力为袁殊等辩护，坚决不认为他们与中共有任何关系。佛海与岩井只作了假意的周旋，但并未改变他应付的决意。

佛海所采取行动的第一步，因为袁殊被“七十六号”拘捕后，岩井当时出面要求保释，本约定以两星期为期的。因此由丁默邨交涉，向冢本提出要岩井负责将袁殊交还。岩井既有影佐为之撑腰，当然置之不理，而袁殊又经常躲在日军警备的虹口地区，“七十六号”更无法将之实施拘捕，迫得佛海不能不直接向影佐责问。当时佛海的态度相当严厉，说假如在汪政权下日本要扶掖一些背景复杂的人另树一帜，公开活动的话，那末汪政权即停止组织。佛海一掼纱帽，迫使影佐不能不让步，在“兴建”发起后的第二年，即民国二十九年的三月间，影佐找岩井到他家里，严令解散。岩井不能不同意，袁殊等更自然不得不同意。“兴亚建国运动”的名称虽宣告死亡，但袁殊等的活动却并未终止。他们决定改采思想文化运动为形式，进行他们预定的工作。并以袁殊为主干，负责领导。于那年七月间，由岩井、袁殊、陈孚木三人往南京与周佛海商谈，由佛海答应每月给予三万元的津贴，作为经营文化事业的经费，就我记忆所及，似乎还把袁殊补为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以为“兴建”解散的交换条件。

“兴亚建国运动”是完蛋了，而袁殊等的活动更为积极，首先创办了一张“新中国报”，因为每月要向周佛海领取三万元的经费，于是推佛海为董事长，实际上则除利用日本人以外，更利用佛海为掩护。该报以袁殊为社长，翁永清任经理，刘慕清为总编辑。出版的第三天，第一版正中就登了一张日皇昭和的照相，下面的说明，俨然是“天皇陛下御照”。虽然说：汪政权表面上与日人合作，但在汪政权治下的报刊，从不曾出现过什么“天皇陛下”一类的奴相尊称。那天我与佛海谈到了这个问题，因为他是董事长，弄得他也摇头叹息。现在想来，不能不使人佩服共产党，当他们需要利用别人时，可以不顾一切的做得十足，使人们毫不怀疑。过去潜伏在国民党机构的份子，还可能被认为是最忠实而可靠的人员。共党的手法，确实另有他的一套！

“新中国报”中还隐匿着另一个中共重要份子，他是恽逸群。过去他是严谔声所办的新声通讯社记者，后来谔声与成舍我合办“立报”时又调任为编辑，那时他早已加入了中共。沦陷期间，他在“新中国报”写稿，形式上并不担任什么重要职务，而可能袁殊还要听他的指挥。他每天往“因风阁”（那是一群写稿人聚集的地方）抽抽鸦片，讲讲笑话，有时还为我创办的“海报”写稿，为文殊不足观，内容也从不稍露痕迹，谁也不知道他竟是一个潜伏的共党重要份子。胜利后不知去向，直至中共占领上海，他做了华东大行政区的“宣传部长”又兼“解放日报”的社长，显赫一时，在三反五反中被斗倒，现在不明下落。

附设于“新中国报”的，还出版了其他许多刊物，如“兴建”月刊、“杂志”等。单行本也出了不少，“蓝衣社内幕”等都曾行销一时。在沦陷时期，崛起了几个女作家，如周炼霞（经常为我所办的“海报”写作）、苏青（原名冯和仪，先为朱朴之办的“古今”一捧成名，后为陈公博周佛海赏识而自办“天地”杂志），而现在驰名海外的张爱玲，她因是前清显宦张佩纶的后裔，自称有贵族血液，有些恃才傲物，但她一面与曾为汪政权“宣传部次长”的胡兰成秘密同居，一面开始写作，她倒是为“兴建系”的“新中国报”与“杂志”所捧红，《倾城之恋》等长篇说部，就是在那时发表的。

袁殊这个人，也真是不可捉摸，“兴建”停办以后，他一度出任江苏“教育厅长”，先与李士群如水乳交融，以后又依附了罗君强，他与熊剑东一文一武，曾成为君强左右的哼哈二将。他的私生活的浪漫，也不改战前故态，为了要抛弃发妻，另娶新欢，不惜报告日宪兵说她是重庆份子而拘捕受刑。曾经为杜月笙宠眷的花国副总统含香老五，与他生过一个男孩子。影星英茵的自杀，外面只知道她因旧情人重庆的地下社会局长平祖仁被“七十六号”枪毙而以身殉情，实际上为袁殊始乱终弃而怨愤自尽。他又曾想与某政要的“敝眷”结婚，其“敝眷”提出先要试婚。在苏州同宿两宵，嫌他鼾声太重，扰人清梦而告吹，此事曾喧传京沪，成为一大笑话。胜利以后，袁殊还每天出入于罗君强的家里。迨君强随周佛海飞渝，他也转入共区，现在北平“外交部”日本问题研究室做事。

“兴亚建国运动”虽并不值得重视，但当时除周佛海外，连岩井在内，都不知道是中共的运用机构。中共胜利后对外宣传说：“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是做过汉奸的。”看“兴建”中共党的人才济济，就可以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

一一五、李思浩不愿做和平工作

战争，促使社会道德堕落，尤其于对外战争时，常常会发觉到人心有时竟那样地可怕！为了一己的私利，不惜甘心媚敌，为虎作伥。日本人的翻译，宪兵队的宪佐（宪佐是被雇用的中国人，协助日宪执行职务），其残忍凶恶，鱼肉同胞，有时且较日人为尤甚。但是沦陷区中，岂尽是些丧心病狂之辈？当时社会上流行着一种说法：认为抗日气氛，沦陷区恐较抗战区更为激昂。因为沦陷区中，目击身亲，国未亡而先受亡国之痛，即使平时想明哲保身，苟全乱世，而一旦激于义愤，即不遑顾及辱身蒙垢，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旨，与敌周旋。如我前文中所写的上海三老之外，真正为了哀哀无告的人民，牺牲其一己的，还有李思浩（赞侯）与张一鹏（云搏）两老。

李赞老是浙江慈溪人，他是前清举人，在北洋政府时代，屡屡出总度支，向为段合肥所倚畀。直皖战争以后，曾被列为十大祸首，而遭通缉。自国民革命军北伐建都南京以后，他早已退隐。抗战军兴，避居香港，而太平洋战起，香港沦陷，赞老以过去政治上的地位，为日军所俘，软禁在香港大酒店，以后又被押解赴沪。

那时的李赞老，已近古稀高龄，早由绚烂而归于平淡，茹斋礼佛，不复萦心于俗务。我原来并不认识他，而且当我正在青年时代，可能受了国民党过多的宣传影响，对北洋政府中人，事先存有成见，尤其赞老曾被称为安福系的人物，在我的理想中，他一定是锋芒毕露或者会有浓厚的官僚气息。不料以后我与他竟然成为同业，而且又共事了二年，他外表完全是一个恂恂儒者，而精细、切实、温厚的作风，使我对之完全改观。

赞老由港去沪以后，不久即恢复了自由，住在惇信路一宅狭小陈旧的洋房中，一直在闭门养晦。除了与他接近的亲友以外，社会上很少人知道他已以俘虏身分，又回到了这歇浦之滨。

日军阀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一夜之间，占领了上海中心地区的租界，日军也像过去我国的军阀一样，陆海各有其一定的地盘。上海是被决定为陆海共同管理的地方。为全国舆论中心的上海报社，丛集在以望平街为经而以二马路至四马路为纬的一带地区。那里靠近黄浦江，因此被划入为海军管理的区域，抗战时原有上海的几家大报：时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大公报、文汇报、中华日报、中美日报、正言报等，都已先后停版。中华日报自汪氏由渝行抵河内，即由林柏生重予复刊，鼓吹“和平运动”。其他则有日人直接经营的“新申报”、周佛海系的“平报”、“兴亚建国系”的“新中国报”、李士群系的“国民新闻”，加上“申报”与“新闻报”。

从日军进入租界，申新两报仍照常出版，原有人员，无一人敢于离职，但以过去激烈的抗日言论，深恐日军报复，在职诸人，都为之惶惶不安。此时要希望免为敌人所残害，只有期望于汪政府的保护了。因为我是望平街的旧人，因此两报同业，都恳托我能为他们先容。两报的重要人员，几乎没有一个不曾由我分批陪着他们去谒见周佛海。佛海除面加温慰而外，答应如其日人有不利于他们的行动时，一定事前消弭，或事后疏解。因此，两报人员，除新闻报的严谔声中途辞职、申报的赵君豪、严服周在日军接管以后，又继续做了几个月，再转赴内地而外，其他的人，都一直服务到胜利为止。

初时申新两报的人是那样地不可终日，而汪政权中人则觊觎者却大有人在。因为申新两报是一直赚钱的报馆，而且是居于舆论界领导的地位，许多人钻头觅缝，全力奔竞，但日海军既然声明置于直接管理之下，那末，出面主持的人选，当然是要为日海军所可以相信的极端亲日的人。一切活动的人都失望了，首先发表的是申报以陈彬龢为社长。他算是申报的旧人，抗战前史量才左倾了，黄炎培主持总管理处的时候，彬龢很为史量才所信任，而担任过申报的笔政。他在香港为陈济棠办“港报”的时候，就与日本人发生了关系，所以他的出任申报社长，人们完全不感到意外。

新闻报本来是公司组织，从创办的美人福开森退出以后，汪伯奇汪仲韦藉其尊人汉溪的余荫，数十年掌握了报馆的大权。在民十七八改组时，史量才想成为中国新闻业的托辣斯，收买了新闻报的大量股票，一部份则为银行界方面所购得。那时金城银行的吴蕴斋方任新闻报董事会主席，汪伯奇任总经理，李浩然、严独鹤分任正副总编辑，日海军认为力量尽够控制，人事方面，不欲多事更张，因此一仍其旧，仅责成该报遵循日本的国策而为日本宣传而已。

吴蕴斋却不失为一个好好先生，周作民由港去沪，一切退居幕后，而由蕴斋代他出面管理着金城银行，又为北四行（大陆、金城、盐业、中南）共同经营的国际饭店的董事长，同时也为银行界投有大量资金的新闻报看家。蕴斋为了团体与友谊，以照顾辛苦经营的事业，却并不曾为重庆当局所谅解，尤其在他仍然为新闻报董事会的主席，重庆对他下了严重的警告。其实蕴斋对新闻报很少问事，什么都由他的一个亲戚郑鸿彦办理。重庆的警告，使蕴斋彷徨了，他急于想摆脱这一个职务，而又苦无善策。有人献计给他，如非他能寻到一个可以为日海军满意的人物做他的替身，才有脱身的机会，而且提出了李思浩这样一个人选来。

蕴斋一面托人向李思浩劝驾，希望他出来在被人侵夺时期中，保全一张全国销行最广的报纸。赞老通过秘密电台向重庆请示，重庆也认为由他出面担当，是最理想的人选，因此覆电同意。蕴斋一面向日军驻沪武官长近藤提出由李思浩继任的意思，近藤以赞老肯出山，立即表示了极大的欢迎。不久，李赞老也真是出任了新闻报的社长，他过去与新闻界向无渊源，乃引起了别人的疑讶，但谁也不会知道这其间曲折的经过。蕴斋这样的苦心周旋，而胜利后仍被捕入狱，虽然钱永铭等到庭为他作证，仍然不免于处刑，难怪他这几年寄迹香江，投身禅院，要以红鱼青磬、呗叶梵经，来渡他的余年了。

汪精卫病逝以后，陈公博代理主席，由周佛海继任上海市长。佛海倒决心想把上海好好的整顿一番，延揽了地方上有分量的人士，组织了一个“市政咨询委员会”，事实上就等于是一个变相的民意机关。搜罗的人物有颜惠庆、上海三老等，而以李思浩任主席。那时上海的市政，佛海忙于财政、外交等其他工作，日常公事，委之秘书长罗君强，而对于兴革事宜，无不采纳咨询委员会的意见。前后将近两年中，赞老主持着会务，对于民食、治安、市民福利等，都有很大的贡献。凡是不能由汪政权直接与日人交涉的问题，他都以民意的名义与日人折冲。他几乎完全不谈政治，而关心的只是在敌军枪刺下的民生疾苦。我当时也备位其间，最初我很奇怪于赞老的过于和易，从没有疾言厉色、剑拔弩张的时候，而后来发觉他自有一定的不可让步的尺度，到了这一个限度时，他坚持下去，而态度和缓，不激使敌人引起反感，这样使问题反而很容易地于谈笑中解决。他不时要我们到他的寓所，研究问题的症结，并指出应采取的步骤。

他也真是一个诚心为人民服务的人，使我无限钦佩于他的前辈风仪与老成典型。日本人屡屡希望他与重庆谈全面和平，因为翁文灏是他的亲家，当政中许多重要人物又都是他的同乡后辈，而他总是说二十年来早为闲云野鹤之身，久已不问政治，始终拒绝了这一项任务。我知道他的内心，他是坚决主张抗战到底的一人，自然不会为日人所利用。当一九五〇年，我离开上海时，我去向他辞行，他向我表示：将以余年本着我佛慈悲之意，做一些慈善救济工作。十年不闻他的消息了，在羁旅中，仍不时为这样一个慈祥恺恻的老人祝福。

一一六、张一鹏出山一语竟成谶

另一位肯舍身救人的前辈是张一鹏。苏州二张，一麟（仲仁）一鹏（云搏）昆仲，颇得东南之民望。在抗战前夕，敌忾同仇，曾开抗战风气之先，要组织“老子军”与敌周旋。谁也料不到张一鹏最后竟然会在汪政权中，做了六个月的“司法行政部部长”。

张云搏是苏州人，前清留学日本时，与汪精卫氏为法政同学。归国后在北洋政府曾任司法行政部次长，此后在苏沪执行律师职务，担任上海律师公会会长很久。他为人短小精悍，而其刚毅倔强的赋性，恰与李赞老的优容相反。东南沦陷之后，他仍留在上海未及撤退。他是不肯自逸的一个人，上海有一个民间福利团体“贫病救济会”，表面上是由闻兰亭、林康侯两老主持，而实际则由张云搏在幕后负责。他与闻兰亭之间，常常因意见相左，而两人又都是容易动火的人，就会不时大闹，但是他们倒都不是为着自己，各人坚持着的只是怎样才能做好会务。

其实，日本人也真够可怜！许多自命“支那通”的人，事实上对中国的一切，并不能深切了解。日军一面残杀抗日的人，而他自己机构以内，就容纳着许多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如前面我写的“兴亚建国运动”就是一个例子。日本驻在上海的军部，称之为“登部队”，具有对中国人生杀予夺的无上淫威，而“登部队”以内一个名叫苏森的高级翻译员，就是与多方面发生关系的人。他是台湾人，本姓林（此人于胜利后回台，陈诚任台湾省政府主席时期内，曾任民政厅主任秘书，现已辞职，迁住嘉义），在日本士官学校受过政治训练。他具有新知识，而又研究中共问题。他虽然是日军部的雇员，但他是反日的。在上海梅格路大沪花园内，就建有一个直通重庆的秘密电台，而且有重庆的工作人员派驻在内。同时，登部队与新四军作物资交换，又是他从中居间促成。那时他不过三十二三岁的年纪，与一个复旦大学毕业生瞿女士结婚。他对张云搏却非常景仰，不时去向他虚心请教，由于他对登部队方面的影响力，张云老渐渐的为人所注意。

一次日大使向汪氏闲谈中，提到汪政权的人事问题，日大使表示如能罗致张一鹏在“行政院”内任职，以他的资望，可以增强阵营。汪氏想到了在日的一段同窗之谊，也起了请其出山之意。经陈公博与周佛海一商量，认为如能得张云搏参加，当然是好事，但苦于过去并无深切交谊。他们想到陈彬龢是与他苏州同乡，于是由佛海打了一个电报给彬龢，以后公博赴沪，又约了彬龢谈了一次，要他去向张云搏先容。那时云老住在静安寺路仙乐斯舞厅对面的一条弄里，彬龢一见就道达了来意，不料他闻言大怒，拍着桌子说：“你与我兄仲仁为朋友，我与你也已两代世交，你为什么不为我谢绝，却反而来劝我？这分明你是有意来害我。”

彬龢在港办“港报”的时候，张一麟住在九龙汉口道，相处密迩，往来有素。他们的立场，应该为彬龢所深知，所以张云搏以严辞相责。彬龢当时却接着说：“我没有为日本人拉过一个人，但重庆从事地下工作的爱国份子，有六百余人被日宪逮捕后分别寄押在镇江、常州、无锡、苏州的中国监狱中，不审也不判。他们的生命正处于危险的境地，非有肝胆的人出来主持，将不能挽救。我请你出任司法行政部长，希望你能运用权力，使他们得重睹天日，这与你的立场并没有什么抵触。”云老听到这一番话，半晌没有作声，最后叹了一口气说：“那末，三天后你来听回音吧！”

三天后，彬龢遵约前往，原来他已通过徐采丞设立的秘密电台，把经过情形向重庆请示，重庆的覆电，是由钱新之与杜月笙具名的，电文只短短的两句：“请念令兄遗志，公病万勿食冰。”他取出来电给彬龢看，问他懂不懂电文的含义？彬龢一看就知道“冰”字与“彬”字是谐音，意思很显然教他不要听彬龢的劝诱。彬龢叹了一口气道：“像你还只会为自己打算，那六百人的命运，只可委诸天命了！”不料云老跳起来说：“我做，但我只做六个月，一天也不多。”彬龢又说：“六百人如能由公释放，就是三个月也可以，六个月后的去留听公自便，决不再来相强。”事情就这样决定了。彬龢覆电给公博，就由汪政权发表为“司法行政部部长”。发表后汪精卫去沪，还亲自往张寓去存问过一次。

还记得张云搏就职以前，在上海华懋饭店招待各界，起立致辞，我清楚记得他声明了两点：一、任职以六个月为限，决不多一天恋栈。二、他说：“人家以为南京政府（按指汪政权）是有传染病的，而我是戴了口罩去的，我保证自己不会被传染。”他的演辞，公然指汪政权为有毒菌的传染病，在报上公布之后，自然引起了汪政权中部份人的不满，结果还是汪氏支持他，汪氏说：“我一向主张负责任，说老实话，他说的就是老实话。能牺牲一己，现在肯实心为国为民的人太少了，我们不能徒作口舌的争辩，予他以不快。”这事因汪氏的恢宏，而终于没有生出别的枝节。

另一次是汪政权收回了租界，上海各界假戈登路“美琪大戏院”举行民众庆祝大会，请张云搏演讲。那天我担任主席，我对收回租界有两种不同的想法，就国家的主权来说，这自然是一个一百年来的污点；但在中国动乱时期中，租界不但保全了无数仁人志士与避乱逃难者的生命，也积聚了东南的财富，租界收回以后，将失去了这一项人为的保障，今后从事革命工作者，势必永无藏身之地。因为我心理上有着这项矛盾，我根本没有准备演辞。事实上主席需要讲的话，只须对演讲者作简单的介绍就够了，而那天云老来得迟了，我勉强敷衍了十分钟已经期期艾艾，再有二十分钟的时间，不知将从何说起，正在为难的时候，他赶到了，一上台说了一些照例的法权等的意见而外，而他的结论，却寄以无穷感慨，他说：“希望租界收回以后，不要使举国再无一片干净土。”言外之意，对日人势力的踏入租界，表示异常的不满。两次演讲中，他能不为当时的势力所屈服，侃侃而谈，处处表现出他的倔强精神。

在他担任“司法行政部长”任内，经他与日方的交涉，真把寄押在镇常苏锡一带监狱中的爱国份子，如三青团的王维君等全部释放了。他是法界的前辈，对司法界也雷厉风行的加以整顿，记得一次上海北四川路宪兵队长去看他，说有一个他的寄女在镇江被中国法院拘捕了，要求他徇情下令开释。云老只厉声反问他一句话：“你是不是要干涉我们的司法？”使得那个宪兵队长哑口无言，狼狈而去。

他并不整天做磨桌子的功夫，常常出巡各地监狱，与羁押的狱囚谈话。不料他在巡视狱中时沾到了专门传染斑疹伤寒的白虱，因此得病，终于不治而死。他死的一天，刚刚不多不少，是就任“司法行政部长”后的整整六个月。一语成谶！事实上，竟为了六百个爱国份子而牺牲。他保证自己不会得到传染病，汪政权却并没有给他任何一丝不快的影响，而他终于死在真正的传染病中。

苦难的沦陷区民众！还幸而有几个人能挺身而出，为他们解除若干痛苦，上海的三老，是大家知道的，三老背后的李赞侯、张云搏两老，今天还有谁纪念他们的辛劳？胜利以后，沦陷区有人上书当局，为张云老表白，而政府终于在他的身后，把他苏州原籍的祖产都没收了。人死了，论理刑事责任也自然归于消灭，不料民国时代，还有类似鞭尸的古风！

我与这两老，私人间并无什么恩怨，而在当时受他们一柔一刚的熏陶，对他们“我为人人”的精神，犹觉不尽低徊景仰。沦陷区中的一切，本来全是变局，即表面上与敌人合作的人，不少都有他们的抱负与苦衷，但是千载而后，又其谁知之其谁悯之呢？

一一七、周佛海拒不听书生之见

汪政权好似注定要成为历史上的一幕大悲剧，不待二次大战的终结，在短短六年之中，患难重重，不幸事件已接踵而来。当在沪酝酿时期，想全力进行的全面和平，重庆方面几乎全无反应，政权既已决定成立，而以日方坚持以“满洲国”为蓝图，汪氏等以尽力挣扎之故，日期又一改再改，中间加以高宗武陶希圣的叛离，发表的日方提案原件，为举世所诟病、所腾笑。汪政权成立于民国二十九年的三月三十日，汪氏于同月十九日往紫金山谒中山先生陵寝祭告，为其序幕，而悲声泪影，俨同丧仪。其后不及两年的时间，日本倒行逆施，太平洋战争爆发，珍珠港的爆炸声，已成为日本与汪政权同归于尽的丧钟。旋汪氏以不堪精神上的磨折，民国卅三年冬，又抱恨以终。那时盟军麦克阿瑟元帅领导的跳岛作战，已发挥无比的威力，美国空军对日本本土的地毡式轰炸，由东京而遍及各大城市，日海空军已近于歼灭的阶段，乃不得不以神话式的“神风特别攻击队”，用血肉之躯，与炽烈的炮火相拚。而在沦陷地区，以汪氏的声望与才智，尚且只能稍解民众一时倒悬之苦，终未能扭转乾坤，有所作为。陈公博于日暮途穷之日继位，更何能有裨于大局？汪政权的将随日本以“共死”，任何人都知道已仅是时间的问题。

到了和平的那一年，即民国卅四年（一九四五年）的春夏之交，日本在太平洋方面的败绩，已至无法掩饰的地步，于是不得不叫出“本土作战”的口号了。汪政权中人，尤其惶惶然感到紧张危急。其间最为焦虑的当然是周佛海。他负着双重任务，一面要与日本人继续敷衍，不使老羞成怒，至使沦陷区的地方与人民为其泄愤的对象；一方面更要负起重庆所交付他的使命，等一天大反攻发动时，如何配合策应。因此与重庆军委会暨第三战区的两个秘密电台，这期间每日通报频繁。正如佛海写给蒋先生的密函中所云：“急则泄漏堪虞；迟恐准备不及。”以佛海的处境，诚难做到自全与两全之道。

在华的日军，总数约在三百万人之谱，汪政权区区六十万军队，加以武器窳旧，真要在反攻时担负敌后作战的使命，实属不堪一击。而佛海于无可奈何中仍对之寄以重视。他时常与我谈及军事问题，以为他可以掌握的部队，有孙良诚、吴化文、任援道、李长江、郝鹏举、张岚峰，以及他直接可以指挥的财政部税警团，与上海保安部队，尽管作战不足，牵制总是有余。但是这不过是他所作的万一之想，他自己也知道以当时情形的复杂，今后实属毫无把握而言。

一次，他与我谈到未来的问题，他一再以处境的艰苦，频频叹息。我为了与他私人间的情感关系，发为卤莽之谈。我说：

“你现在的做法，是被动的，是等候着局势的演变再定应付的方针，事实上，你是在等待不可知的命运的支配。为今之计，应该只有两条路可走：假如你是忠心于蒋先生的话，并为了洗刷你的与敌人合作的嫌疑，现在应该立即采取主动。一面秘密调遣你认为绝对可以信任的部队，出其不意，与敌作战，从里应以求外合，或许可以提早中美联合大反攻的时间，也加速了敌人的崩溃。准备完成以后，应该光明正大地发表宣言，表明心迹，历数日人在沦陷区的罪状，以及揭发其如何有灭亡我国的野心，昭告世界。这宣言，我愿意在我所主持下的南京‘中报’、上海‘平报’与‘海报’揭载。以微弱的兵力，而且在敌人占领的地区，这样做当然万无侥幸之理，但人生自古谁无死？这一死不但洗刷了被人所加于你我‘汉奸’的恶名，死得也太有价值了，我认为这是你应走的上策。中策是为着你个人打算了，一切维持现状，与日人和重庆两面敷衍，但以精锐的主力，集中至苏北一带。日本的失败，已可以断言，一旦重庆赢得最后胜利，东来接收，因为你有兵力在手，当局为顾全地方的糜烂，不能不对你有所羁縻。而且，依照过去的事例，在中国，有兵斯有权！当局更不能不有所顾忌。上策是采取积极的主动，中策是运用消极的主动，陈兵以待，看风使舵，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留一个退步，比之将来俯首贴耳，受人宰割，为保身之计，这中策也值得你的郑重考虑。你曾经对我说过：‘张汉卿的结局，就是我的榜样。’像你现在的踌躇却顾，静候别人到时的生杀予夺，这无疑是下策了。”

我自以为这一席话说得头头是道，振振有词，以佛海的智慧，或者会有所斟酌改变。不料他对我的反应。只轻描淡写地在苦笑中叹息，他说：“这是你的书生之见！”话不投机，我自然不便再多说。佛海也就如常的一直因循了下去。

其实这时离日本的投降，已仅仅几个月的时间。我也问过佛海，日本还能有多久的挣扎。而他的判断，认为至少还有一年以上，理由很简单，到此时为止，日本的海陆军还保有四五百万人的实力，他们一向热心于军国主义，即使太平洋方面完全败绩，日本本土作战还是有此力量。尤其大部份的兵力在中国战场，他们夸耀从“七七事变”起，还没有打过一次真正的败仗，所以甚至日本本土的战争结束，而在中国领土上还可能继续顽抗。佛海的完全不理我的献策，以为我想得太单纯。他所焦虑的是日本在中国战场作困兽之斗时，人民比侵略当时将要遭到更大的浩劫。他希望以螳臂之力，配合重庆的反攻，阻止日军最后失去理性的蹂躏。当然，那时他不会知道结束大战，仅凭藉了两个原子弹就避免了以后牺牲于战争中无数人的生命。雅尔达会议中，虽然罗斯福曾经以美国已有可用的原子弹透露给邱吉尔与斯大林，但相信重庆的最高统帅，也可能不会知道。美国的在华军事人员在决定投掷原子弹之前，与重庆当局，仍在会同部署反攻计划。佛海也在暗中着手布置驻军的分配，以及经费的筹措。

负责对东南地区反攻责任的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虽然他与佛海之间有秘密电台经常保持密切联系，但卅四年的夏季，又派遣了高级参谋章鸿春来沪。（陈公博在南京宁海路狱中所著《八年来的回忆》中，指顾氏派了高参柏良与公博商订军事共同行动纲领。我没有见过柏良，可能顾墨三在从事两面手法，分别与佛海公博商洽。）当然，我事前并不知道，老友何西亚（战前曾任上海时事新报香港国民日报总编辑多年，与陈布雷因同事关系，有深厚友谊。太平洋战起，在港被俘，来沪后在我主持的平报撰稿，虽未参加汪政权，但生活由周佛海李士群和我维持的，他向我亦不讳言在第三战区中负有名义，在沪工作）来告诉我，顾司令长官派了高参章鸿春来沪，布置地下军事，希望我引见佛海。当天我见了佛海，他承认电台中顾祝同曾经事前通知过他。那晚由西亚偕章鸿春到我福开森路的家中，佛海的家与我仅相隔十余步之遥，我立刻就陪了章鸿春去见佛海。他们谈话时我没有参加，记得以后他们又继续面谈过一次。

一天，西亚又来看我，说章鸿春向周佛海商定了要由佛海派一个比较熟悉佛海情形的人，常驻第三战区司令部，顾祝同所属意的人选已决定是我，要我向佛海请示何时可以偕章鸿春同赴内地。虽然我有些奇怪为什么会要我去，因为我想到可能是出于西亚的推荐，也可能当顾祝同任江苏省政府主席时，曾经枪毙了一个新闻记者刘煜生，而引起举国的轩然大波，尤其上海的报界更为愤激。虽然最后由顾祝同托杜月笙出面调停，无形消弭，但当时佛海方任江苏教育厅长，曾经有电报给我从中斡旋，得使事态不至扩大。也许顾氏还记得我与佛海的关系，就随便指定了我，所以我并没有问西亚，等我去见佛海提出这个问题时，佛海说：“我向章鸿春曾表示同意派你去，不过是敷衍他。日本人这几年对你相当注意，如你去而复返，会立时发生问题；如你常驻那边，那我有许多事是你居间联络的，我还想不出可以继续你未完成任务的人。况且策应反攻军事上的共同纲领，我已与章鸿春当面说得很清楚，以后从电讯中接洽也就可以，事态会随时变化的，派去的人一经离开，就会变得隔膜。”

我以佛海的坚持，就失去了早日离开沦陷区的机会，也就完全改变了我后半生的命运。以后章鸿春何时离沪，我完全不清楚。而大约三个月后，日本就宣布无条件投降了。佛海终于没有接受我的这“书生之见”，他太信仰政府，绝不曾为自己设想，至落得个瘐死狱中。而其他握有兵权的，政府多予优容；佛海反正最先，联系最密，终不免于家破人亡，可慨也！

一一八、以临终的心情赶办后事

章鸿春的事方告一段落，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本部的机要秘书袁惕素又潜行来沪了（惕素现在台湾）。我与他的胞弟是共同发起“南京兴业银行”的人，而且平时的感情也不坏。他来要求我对他的哥哥予以掩护，说他的哥哥只为探亲而来，并无其他任务。但我知道探亲一定是饰词，军统局本部的机要秘书，如无特别使命，不会随便放他到沦陷区的。我仍爽脆地答应了尽我的可能后，随后他们同来看我。我毫无隐讳地谈到佛海的用心与处境，我说：“假如戴先生（笠）真心与佛海合作的话，这里的一切策应反攻筹备工作，不必费重庆一人一枪一钱，一定尽力接受重庆的任何调遣。从佛海起，大部份人都愿意为国家效命，所虑的是军统局与佛海间的联系，不知是否全出于最高当局的意思。”

惕素似乎颇为我诚恳的态度所感动，他表示虽然他是军统局的工作人员，而他曾经在侍从室做过事，与陈布雷又是同乡关系，他似乎与布雷有更深的交谊，他说：“我知道佛海先生与布雷先生为好友，布雷先生一直关念着佛海先生，我回渝以后，愿意把此地的一切，除呈报军统局备案外，同时也以私人关系，报告布雷先生。”

我把与袁惕素的谈话经过告诉了佛海，更附加了一些意见，我以为现在佛海与军统间的联络，在我们是出于真挚，而军统可能仅是一种手段上的运用，所有通过秘密电台的来电，虽一律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但蒋先生是否真知此事，无从证明。况且由蒋伯诚带去给蒋先生的信，迄今尚无回音，既然袁惕素自告奋勇，愿与陈布雷接洽，以布雷与蒋先生的关系以及对佛海的友谊，他为人谨慎，或许可以窥探蒋先生的真意所在，而我们也可以有所准备。佛海颇以我言为是，要我详细告诉袁惕素此间的一切真实状况，以及兵力的布置情形，请他避开了戴笠，直接向布雷说话。如其布雷接受为蒋先生与佛海之间的桥梁，需要进一步接洽时，只要布雷随便写一个纸条，上下不必具名，给日军搜到了也不要紧，反正我们认识他的笔迹，佛海可以派我赴渝与布雷作具体磋商。惕素以为因此或可立一大功，他在军统中曾一度被禁闭于息烽集中营，他希望能重回侍从室跟布雷做事，于是匆匆提前离沪。他说初步见到戴先生以后，将先有电报。但是他这一去，从此就如石沉大海，直到胜利以后，才随同军统参谋长李诵诗等来沪襄办所谓“肃奸”工作，我又与他再度见面。

又一天，佛海要我去谈话，他说：“陈立夫要他办一个较具规模的印刷机构，以为反攻时作敌后宣传之用，我付托给你负责尽快筹备。需要多少钱，可以问我要。”我没有问他是谁带来的信，我认为不问是否出于陈立夫的意思，既然佛海决心付出生命的代价，从事策反工作，宣传工具是必要的，而且我也乐于担任这一项任务，但是我以为要筹备一个印刷机构，钱是小事，需要的时间太久，战事以后，海运中断，器材的购买极为困难，因此我提议不如把毫无用处的“平报”停刊，不必另起炉灶，就利用“平报”原有的职工与机器，留待他日之用，佛海同意了我的建议，并且要我立刻进行。

那时已经是卅四年（一九四五）的六月，即使完全昧于太平洋战争的形势，佛海彷徨焦虑的神态，已明白告诉了我局势的紧张，我像一个患有癌症者经医生告诉了他的死期一样，不必佛海的叮咛，我也急急的需要办理我经手的一切后事，平报终于在三十四年的六月底停刊了，我是以战时节约物资为辞，但我写的休刊辞出了毛病，在那篇文章中，我说：“等待国家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将随时立即复刊，起而效命。”这双关的语意，并不曾逃过日本人的注意，他们知道我说的“国家需要”的含义，日本宪兵将对我采取行动。幸而为日人所信任的“申报社长”陈彬龢陪了我分向日本陆海军报道部、宪兵队、大使馆，以及其他有关机构费尽唇舌，再三解释，才算又逃过了一关。

“平报”是停版了，但全部职工，一个也未曾解散，因为我个人同时办了一张“海报”，虽然是一张小型四开报纸，但内容绝不谈什么“和平运动”，更不谈什么“大东亚圣战”，写稿的人也极一时之选，现在台湾、大陆，以及香港的许多文化人，还都是那时的编辑与撰稿人员，销路曾经盛极一时，钱也赚得不少，我就以海报的盈余，维持“平报”职工的生活。那时纸张来源已缺，早经由“宣传部”配给，我在停版前抑低了“平报”的发行额，把积余的纸张，有数百吨，把它砌在夹墙之内，以避日人耳目。更恐怕反政时电厂被炸，电源中断，更装置了植物油发电机，以备不虞。我比了“平报”未停版前反而更为忙碌，其实一切的准备，徒然白费了心力，胜利后吴绍澍来接收后改为正言报，原班人马，原来设备，换了一个报头，就顺利出版了。原意作为敌后宣传之用的，却始终没有机会能有所表现。

其他，我没有担任过汪政权的任何实际职务，排的空名，不须做什么结束，而我一手创办的“南京兴业银行”，在南京有自建的大厦，在上海有分行，因为这是能供给佛海机密费用的所在，他也曾以全力来支持。因此行中有著庞大的存款数字。我算一算积存的盈余，不动产、物资等不计外，所掌握的金条与现款，照那时的开支，即使立即停止业务，也足够维持两年之久。我为了一旦反攻开始，将无暇料理，因此分别通知几个大存户，如上海市政府、统制会、禁烟总监部、盐公司以及许多政府机关，将存款全部尽于六月底前提前清，准备开门坐食。不料我手下的经副理等，他们固然不知我用意所在，同时，没有了存款，他们也将无从于中取利，他们误会我一时为了什么意气，竟去通知别人提款，他们却反而去疏通存户照常存放。平报是顺利结束，毫无后累，而“南京兴业银行”则仍继续营业，和平后乃加重了我无限的困难。

我真是以临终的心情，在积极赶办后事。我不以为国家会对我有所处分，因为我幼稚得确信“国无信不立”的话，虽然我没有建立一点功绩，只是帮着佛海奔走，但秘密电台上不断传来对佛海等的嘉奖电报我是看见的，又因为我代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沪代表蒋伯诚办理了一切他所应办的事，他一直向我提出过无数次保证。而自称有蒋先生亲笔手谕、从事敌后工作的前北平市长袁良，我又参加了他的秘密组织。徐采丞从日本人手中取得来的钱，成立了民华公司，把沦陷区物资尽量送往内地的孔祥熙、戴笠、杜月笙、顾祝同等所办的通济隆公司，我又是常务董事，而且采丞确言曾向军事委员会备案。我甚至没有想到我曾经前后遭遇三次通缉，将来在“整饬纪纲”的名义下将不会幸免。我想到的只是眼前的事：日本人可能发觉我的行动而随时牺牲，反攻时我必须如常奔走，锋镝下也无法避免危险。我自己知道不论哪一样遭遇，总之已到了生命的尽头，要趁我一息尚存，把可以料理的事料理清楚。

两个月内，差不多一切整理得已有了一个头绪，随时准备接受局势的突然变化。因为自维死期不远，心理上有了变态，要趁未死之前，尽量享乐，有人看到我带了成群的女侣，过着豪华的生活，以为我是得意忘形。除了佛海，谁也不了解我那时怀着的是怎样的一种心情。

八月四日美国在日本长崎所投掷原子弹的爆炸，报纸上已宣布了这一个消息，我们只知道这个新型炸弹威力的伟大，但日本并未发表死伤人数，我们更不知道什么叫做原子爆炸，这爆炸将迫使日本放弃本土作战，而日本的投降已在眼前。八月十日的中午，我还在佛海家里与他同饭，他说由于长崎广岛被炸损失的浩大，看来战事将缩短于半年以内结束。反正总有这一天会来临的，我仍然不以为意。那天晚上，我在上海亚尔培路二号的私人招待所中，依然自得其乐地约了许多朋友饮宴。

八月上海的天气，还是十分酷热，我们在草地上的晚风中进餐，餐毕回到室内平剧清唱。记得那天宾客不多，有名伶姜妙香、张淑娴以及名票张四小姐（影星葛兰之姊），以及影星胡枫等人，他们在轮流吊嗓。我悠闲地坐在沙发上静静地听着。忽然，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侍役告诉我是周公馆来的电话，我一接听是佛海的声音，他说：“有要紧事，你立刻来吧！”我送走了宾客，急忙去至居尔典路周家，佛海坐在楼上起坐室中，面容很沉重，一看到我进去，第一句就说：“电台广播，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宣布无条件投降了！”我为突如其来的消息所惊愕，不料这可以想到的这一天竟是那样快就来了，我为他的话所惊住，呆立着不知如何作答。

一一九、飞下来钻出来放出来的

佛海所告诉我的日本投降广播，这消息来得太突然了！使我情绪一时有些陷于混乱，心里浑不知是喜是忧。八年抗战，终于赢得了最后胜利，尽管胜得很惨；胜得很侥幸，而凡是稍有良心的中国人，一定会因国家的得救而感到高兴，沦陷地区也可以不再因反攻而重受锋镝之苦。但是日本在华军人的态度既不可测；自己未来的遭遇更不可知，思潮起伏，既然彼此具有同样复杂的心境，我与佛海遂至相对无言。

正在此时，罗君强醉醺醺地也来看佛海，他刚从虹口参加了一个日本人的宴会回来，宴会是磋商有关上海的某一个问题，君强以上海市政府秘书长的身分代表前往，交涉中，大概日方作了若干让步，君强满怀得意地向佛海絮絮作报告，因带有几分酒意，就显得特别轻松，而佛海似乎完全心不在焉地在敷衍着他。最后君强又说：他曾经与在座的日军人谈论到战局，一致认为日本还保持着强大的陆军实力，即使在太平洋各岛中战况不利，海空军损失重大，而一旦在日本本土作战时，将一定给美军以惨重的打击，时期也至少能维持至一年以上。再不幸日本本土作战失败，那末中国境内的三百万兵力，更将战至最后一人。

佛海在苦笑中说：“难道你们还没有听到日本投降的广播？”君强愕然，好似酒意也就醒了一半，默然不复唠叨。我忍不住问佛海道：“你今后将何以自处？你有没有准备好收拾残局的整个行动计划？”佛海道：“此时我心里乱得很，不知应如何着手，大体上我一面将先向重庆请示；一面将赴京与公博洽商。政府（按指汪政权）一定应该迅予解散，但要应付这复杂的环境，与收拾六年特殊的局面，我焦虑的是是不是能不再另生枝节，至使地方再遭糜烂。我所能为力的，也只能随机应变。你与君强经手的事，也先好好的作个结束，以等待我最后的决定。”我与君强在黯然中一同离开了周家。

那晚回家以后，自然不再能好好的入眠。我告诉妻以日本投降的消息，彼此商量了一阵，也谈不出什么道理。一切当然应该作最坏的打算，彻夜我在检讨自己六年中的所作所为，更在猜想不知重庆将采取怎样的手段。我为佛海的命运焦虑；也为了自己的前途而烦乱。这样辗转反侧，直到天明始朦胧入睡。忽然妻来唤醒我，说蒋公馆（伯诚）来电话，有要紧事要我就去。我匆匆起床，一看时间已是中午，胡乱吃了饭，就赶着到了百乐门公寓蒋家。

蒋伯诚自经那次于病况危笃中，为日本宪兵掩捕，替他抽出两百CC血液以后，高血压虽未平复，半个身体也仍然瘫痪，惟一时已无生命危险，但一直仍卧床未起。他的继室前名女伶杜丽云把我领入房内，有两个已先坐在他的病榻之前，我认得一个是曾经为了要优待被捕的重庆地下份子而与他谈过的提篮桥监狱的典狱长沈关泉，另一人却并不曾见过。伯诚招呼我坐下，为我介绍这一位生客，说就是上海市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书记长庄鹤礽（庄现在香港办学校，胜利后曾帮吴绍澍接收我主办的“平报”，恢复“正言日报”，后赴台主持台湾省党部，并出版“平言日报”。我所认为惊异的，是他的报名竟合“平报”与“正言日报”为一。在我刑满归来赴台旅游时，他并曾托人请我担任笔政，我以一个被接收人员而不免于自惭“形秽”，终于谢绝了他的邀聘）。伯诚一介绍，使我想起了我与他虽未谋面，而渊源不浅。在他刚遭逮捕，还羁押在贝当路宪兵队时，因他自己不肯供认为庄鹤礽，而限期要毛子佩交人，结果由我供给了“平报”的职员证助子佩脱逃，我也且险遭连累（事详前回）。而在他坐牢期内，他的一位为邵式军任看护的胞妹，又不时来我的银行作经济上的通商。我与他虽非故人，经伯诚一介绍，就上前与他挥手，欢然道“故”了。但是我心里在想：他还在服刑期间，如何会自由出入？而且公然由典狱长陪同而来？

伯诚终于开口了，他说：“鹤礽等已经知道了日本投降的消息，他们急于出狱展开工作，提篮桥全体被押的同志推他为代表，要我设法，所以请你来去与佛海商量一下，让所有关闭在提篮桥监狱中的地下工作同志，一律予以释放。”庄鹤礽也接着说：“我们今晚要出狱，而且一定要今晚出狱。我坐等在此，听你的回音。”我照事实告诉他：“这事我不能擅作主张，我转告周先生后再给你们答复，但我不能担保能如庄先生所提出那样紧迫的期间。”

我辞别了伯诚，径往佛海的家里。不料佛海一场大病之后，并未复原，一受刺激，又复病倒，我去时正发着高烧。日本驻沪军队“登部队”的参谋长也去看佛海，两人正在病榻前密商。我不便进去，在起居室中坐候，大约经过了一小时有余，才看到“登部队”的参谋长辞出。由于他面部所表现的一脸愠怒的神情，使我感到事态的可虑，我进入佛海的卧室时，看到佛海烧得满面通红，而且发出微弱的呻吟之声，本意不必急急冒昧代陈，但想到沈关泉与庄鹤礽还坐等在那里，我鼓勇把蒋庄两人的话和盘托出地告诉了他。

佛海听完之后，哼了一声说：“你不要理这般孩子们的胡闹，伯诚竟也会不顾当前环境，如此卤莽！”他喘息了一阵，又继续说：“刚刚‘登部队’的参谋长来看我，他表示：‘在华部队，将不奉日皇的谕诏，拒绝投降，继续与中美联军作战。’他进一步希望我能统率我所能指挥的军队，共同进退。”我反问他道：“那末你是怎样答复他的？”佛海又说：“自然，当重庆军队未开到之前，我还不能有太明显的立场。我敷衍着他，但坚持不应再使疮痍未复的地方，再受浩劫。但他毕竟也窥察出了我的真正态度，谈无结果，含怒而去。在如此情形之下，日人正在谋作困兽之斗，假如我把日本寄押的狱囚释放了，我相信他们还没有走过外白渡桥，势必再被抓回，可能日军在失却理智之时，会加以杀害。我不忍他们到胜利以后，因一时之冲动，枉送生命于日人之手。况且，狱囚是寄押的，要放也得与日方交涉，我虽是行政院副院长，但无权下令，此事也得商之吴颂皋（当时的司法行政部长）处理。他们给我期限，那竟像是哀的美敦书了，谁也不能强迫我这样做。你去告诉伯诚，要他们想想明白，但我也一定尽我力之所及。”

佛海的话也自有他的困难，他的见地，我于不得要领中，去答复在焦待中的庄鹤礽。

我把佛海的话改得尽量和缓，惟仍然把佛海说的意思完全转告。不料庄鹤礽跳起来了，他厉声说：“到今天，你们还怕日本人，我们却不怕。胜利了！这是你们的立功机会，最迟今晚，我们一定要出狱，你们倒要想想明白。”

当时他说的话还不止这几句，言辞神态，都超出了请求帮忙的应有礼貌，虽然我原谅他因胜利的消息而陷于狂乱，因有了出狱的机会而失之冲动，我仍然感到愤怒，我认为这是胜利者的姿态，胜利者的面目！他自己不知道现在还是生杀由人的时候，而已忘记了当前的危险，我于怜悯中忍住了怒气，我告诉他：“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而是生命的问题，有生命的危险是你们而不是我们。我们并不是重庆的工作人员，过去与现在，基于我们的良心，以尽做一个老百姓的责任，不想立功，也无意邀功。假如你认为我们是同志而来商量的话，不应当有此态度；假如认为我们是敌人，那暂时我们无法接受。希望你能恢复理智，转告大家忍耐一时，周先生一定尽力设法。”

一场无结果的争论，经伯诚的调停而结束，伯诚劝鹤礽仍暂回监狱，我眼看着沈关泉带了他离开了蒋寓，再渡最后几天的狱囚生活。

我往佛海那里告诉他这事的经过，我声明不愿再预闻此事，怀着不快的心情回家。那天是八月十一日，似乎到第二天不知第三天晚上，终于由佛海向各方安排好了，让这批关在提篮桥监狱中渴望恢复自由的地下工作人员，提出释放。我知道那晚佛海夫人杨淑慧还亲自带领了一批人去至监狱，并给予每一个人以一笔现款。因为局面尚还未定，周太太谆嘱他们这几天要格外小心。沦陷区的老百姓颇有不满于当年的接收人员的，说是一声和平，有些从地下钻出来，有些从天上飞下来。其实应该说：第一批实实在在是从监狱中放出来的。

一二〇、上海第一个被接收的人

局面一变，社会上的一切也全都变了，连友谊与人情也不例外。胜利的消息已传遍全沪，除了我主办的《平报》，以及《国民新闻》先期停版外，各报都照常出版，而且又回复刊载出不利于日本的言论。人心于兴奋中很安定；就是物价突然高涨。全市重要地区仍然由日兵站岗，日军布告继续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汪政权所属的一切有关机构，都纷纷赶着办理结束，静待接收。

八月十三日的下午二时，我在亚尔培路二号吃了中饭，事前接到了中国实业银行召开董事会的通告，因为我代表官方财政部担任着常务董事，那天开会办理结束，这是最后一次的会议了，各种文件都等待我会签，为了责任关系，我必须参加。我正待出发，忽然黄敬斋来电话，说有要事面商，务必要我等他。我告诉他中国实业银行董事会开会的时间已到，有事可在傍晚时见面。不料他的口气突然变得严厉，他说：“中统局与市党部的嵇希中与朱应鹏因要立即开始活动，责成我为他们预备廿辆汽车，五百枝木壳枪，以及配备五千发子弹。”

我对敬斋说：“你是知道我的，我既不管理物资，也不带领军队，我哪有这种东西？”他说：“这是伯老同意的（按对蒋伯诚的尊称），你必须照办。”敬斋的口气，既不像是汪政权的当年同僚，更不像是一向相处无间的朋好，他用的竟是命令的口气，与敌对的态度。我那时虽已像丧家之犬，而又并不希望成为漏网之鱼，惟许多事亟待处理，因此什么人也不敢得罪，我曾对庄鹤礽隐忍了，何妨再对黄敬斋退让，我急得要去开会是事实，我说等我考虑后再行报命。我知道他是不会满意于我这不识时务家伙的态度的。

我与敬斋的交情，过去不太泛泛。他是李士群的心腹，继傅也文之后负责七十六号特工总部总办公厅，李士群出任“江苏省长”，被日宪下毒暴卒，他又曾以秘书长代理“省长”，他又是士群左右与唐生明等为反周集团之一人。不料士群死后，《国民新闻》的董事长是周佛海，他呈周要求辞职，佛海因为《国民新闻》曾著社论骂过他，早已声明不管，敬斋的辞呈，也就如石沉大海。他既不敢擅自停办，而又无力维持。他想到与我曾经同赴伪满，庆祝“满洲国建国十周年纪念”的同伴，一路上也谈得很投机，因此他与我设法一天一天接近，目的是要我向佛海疏通，准许他脱卸《国民新闻》的责任。我也真为他一再向佛海进言，《国民新闻》乃终得继《平报》之后而停刊。在胜利以前，我们常在一起吃喝玩耍，而他的夫人金光楣，因为与我同宗的关系，承她的不弃又认我做大哥，谁知时移势易，连他也来迫我了。但我当时很谅解他自全的苦衷，因此，中国实业银行会毕以后，我急急又去看蒋伯诚问个究竟。

伯诚告诉我：“事情是有的，既然胜利了，中统急于开始工作，嵇希中来要我转请你帮忙。但汽车并不需要，枪弹也不必有那么多，我看能有二十枝快慢机，与二百发子弹，也就够了。请你与佛海商量一下，早晚能送给我发给他们应用最好。”我又转往佛海家里，转达了伯诚的意思，佛海打了一个电话给“上海市政府保安司令部”的参谋长，让我直接去取枪弹。我又驰往那里，从士兵身上挑了二十枝木壳，加上二百发子弹，傍晚时分，又亲自送到蒋家，伯诚向我道谢时，我说：“务请伯老转告他们，希望不要以我送来的枪弹，就用来对付我们。”伯诚只是向我微笑。

十四日的清晨，还未起床，我银行里的一个襄理仓皇来看我，说亚尔培路二号给中统占据了，把所有的职员逐出，扣留着工人与厨子为他们服役，因为来人持有枪械，所以无抵抗地退出了。我想不到他们竟然以我之枪，攻我之屋，而又来得好快也！既然事已如此，职员们除了报告我以外，实已无能为力。我叫他回去以后，独自考虑应付的办法，我明知不会有用，在历史上、在舞台上，我看惯了被征服者的如何俯身刀俎，任人宰割，但我并不甘心于束手待毙。

说到亚尔培路二号，以后曾成为上海谈虎色变的地方。接收以后，至中共南下，一直是中统的上海站。在国民政府退出大陆以前，不少朋友都曾被拘禁在那里，许多近年出版的书籍中，不时发现“亚尔培路二号”的名字。不料我当年谈笑周旋之私寓，竟成为审讯看押之机关。那里占有十余亩地的面积，一所三开间三楼的旧洋房，面对着松柏参天的大庭园，原来是我所办的“南京兴业银行”没有在上海设立分行前的办事处。以后宁波路有了分行，而亚尔培路二号的地方仍旧保存着，就作为我日间会客、夜晚欢宴宾朋之所。因为那里地方宽敞，又不是公开场所，而且我有几名擅制法国菜、福建菜与四川菜的厨子，朋友们也时常借来为宴客之所。屋内除了家具陈设以外，杨惺华的中央信托公司与财政部印刷厂借我地方储藏有一部分的资财，我银行里配给职员的米油等物资也放在那里。

朱应鹏原为上海市党部委员，但我与他是时事新报的同事，一次敬斋陪来要借我那里举行画展，因为我不想开放，自己也每天需要作为憩息之地，当时就婉谢了他，不想这样就开罪了一个朋友。至于嵇希中我与他原不相识，陈希曾的令弟宝华，战前向在上海社会局任事，与我本为旧交。他在香港被日人拘捕后，又遣解赴沪，在沪就依附着李士群，间或也去看佛海。和平之前，他取得佛海的同意，潜返重庆，行前把嵇希中领到亚尔培路二号来介绍给我，说是他的表弟，要我照顾。我绝不知道他是“中统局”的专员，而且他也不曾对我提出过任何要求，我自然不知如何对他帮忙。和平前间或在蒋伯诚那里见到，相见仅一颔首，且没有深谈过。或许他认为我对人不够慷慨；也或许他认为我那里的地点与设备，合乎他的理想，所以收到了我交给他的枪械以后，就立刻以我为目标而采取行动了。

那时我除了去看蒋伯诚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我责问他：“这几年你以卧病之身，在沪指挥地工人员，我为你奔走效力，你屡屡向我提出过保证。今天政府没有回来，你是蒋委员长的驻沪代表，有权可以指挥他们，为什么上一晚我亲手送给你的枪，第二天清晨就用来对付我？中统嵇希中接收我的亚尔培路二号，是否出于你的意思？”

伯诚听了有些愕然，强调他绝不知道此事。说着就叫人打电话把嵇希中找来，伯诚问他：“金先生是自己人，历年也帮过我们不少忙，你为什么首先要对付他？”

希中的话讲得漂亮得使我有些受宠若惊，他说：“正因为金先生是自己人，中统上海站缺乏适当办公地点，所以向他商量借用的。”我肚子里在想：这样的方式还说是借用？但我并没有出口。伯诚当然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的，他却乘机劝解了，他回过头来问我：“既然如此，你能不能借给他们暂时应用呢？”我还敢说不借吗？从前供利用时是自己人，现在是罪人敌人了，落得一个“借”字，已经是十足的面子，我说：“现在，我何敢再享用那样的大房子了，借用不敢当，我愿意奉让。我提出唯一的请求是屋内所有的任何东西都可以一律奉让，但我藏有线装书近万卷，这是我半生心血搜罗得来的，预备自己晚年与儿辈阅读之用，机关中用不着那些骨董，好不好还给我呢？”

当着面，伯诚也许内心本来就有些抱愧，于是嘱咐嵇希中翌日让我把全部书籍车走。虽然政府对中统并未授有接收之权，在形格势禁之下，我终于同意了像租界那样九十九年期的租借。这是胜利后全沪第一处被接收的地方。我侥幸独占鳌头！

第二天我派了个职员居然把书车寄到别处，中统的办事人员告诉我的职员说：“叫你们的老板识相些，再要向伯老噜苏，我们就要对他不客气了。”我闻言悚然，从此俯首贴耳，噤若寒蝉。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沪西福开森路的住宅，同日下午，当我在外料理其他事情的时候，又出事了。第三战区驻沪工作人员张叔平派人把我的住宅封了。张叔平是湖南人（此人现在港，与影星张织云同居），倒是世家出身，他的父亲是满清学部尚书张百熙，本人也酷似一副书生模样，他与佛海是同乡，不时在周家出现，我去时常遇见他，也偶而彼此胡聊。不料他也向我首先下手了，我与他一向客气，自信无开罪之处，或许因我开着一家银行，住宅的外表也不坏，遂至引起他的好奇。中统对我还是奇袭，而张叔平索性公然查封了。“借用”的“借用”了，“查封”的又“查封”了，难道我还能反抗？乖乖儿地把家人寄住到亲戚那里，我也住到了朋友家去，好好的一个家，就此于一日之间，拆得东分西散。

第二天，我为了别的事去看徐寄廎，因为我与他有过一段帮助他解决浙江兴业银行内部纠纷的渊源，谈话中他说出第三战区在沪的最高负责人是何世桢，他与他有交情。他要我坐一坐，自告奋勇地去为我疏通。不到半小时他回来了，他说何世桢也不知此事，他表示第三战区并未奉令接收，这是他部下的胡作妄为，现在已经下令启封了。我谢了他，通知家人重回旧居。这一来，使我完全信仰政府是依法的、讲理的，我为自己庆幸；更为胜利后的中国庆幸！

一二一、周佛海被任行动总指挥

国军还未开到，接收人员也尚未抵达，而就是地下钻出来的几位过去与我相识甚至相熟的人们，已经弄得我焦头烂额。胜利以前，我们对他们做到谬托知己，惟力自视；一旦局面变动，他们就这样分清敌我。若论搞政治，倒本来应当如此的。谁教我们天真得背了“汉奸”的恶名，而做可以为日人杀头的事来？这是对我们这批不懂“政治”大道理而要搞什么政治者的惩罚！但是这时悔之已晚，而且一切还在开始，未来的遭遇，谁也不敢预为悬揣。

我所参加或投资的工商业虽然不少，但我都不是主持人，无需由我来料理。我在上海实际负责了两个机构。《平报》在那年的六月底早已停版，我因全部职工患难相从，在出版期间，又被人投了两次炸弹，放了一次火，他们以生命来博取微薄的薪金，所以停刊时，我出私囊发了一年的解雇金。全体仍照原薪容纳于《海报》工作。此时中宣部已经对沦陷区的文化机构广播：各守岗位，保全全部器材者有奖！所以《海报》仍照常出版，职工们也并未向我提出什么要求。总算由于他们的谅解，平安无事。

惟有“南京兴业银行”却纠纷不绝，弄得我筋疲力尽，穷于应付。南京行先来电话，说第一批开到的宪兵，勒令要给他们以一笔“慰劳费”，因为数额太大，而我又不在南京，无人作主，磋商半天，未有结果。宪兵们一怒而将朱雀路总行自建的大厦，把店堂中的全部大理石的柜台等设备，一夜之间，捣个稀烂。在此情形之下，总行赶着办理结束，请存户提清存款，解散职工，行址也就拱手让人。

这倒先替我解除了一个包袱，反而免得我多一个后顾之忧。本来房屋落成之日，当贺客盈门纷纷向我道贺之时，我早就公开对人说过：“时局如此，几年之后，谁来做主人？也不知将会变成为什么机构？”短短五年，竟不幸而言中了。但这毕竟是商业银行，我又不过是股东之一，大部份南京商界的股东们，他们并未参加什么汪政权，而终因我不祥之身，连累了他们池鱼之殃，至今我还对他们感到衷心的歉咎。

上海宁波路的分行，那时虽然并无接收人员光顾，但应付得也够苦了。我因战时币制不断贬值，所以把大部份的存款，都买了金条作为库存。胜利前，金子曾涨到每一两达一千四百万元中储券，而胜利消息传播之后，连日暴跌，几日之内低至三百余万元一两。银行既已宣布结束，存户当然要来提款。我行里几年中有着太多的存款，我不得不出卖金条来应付，市价变动，损失当然不少。到存款提清，库存也已空空如也了。

本来，在六月底前，我一面通知存户取回存款，而行里的人，不肯照我的意思做，以至吃此大亏。我一面曾发给职工以半年的花红，另加金子、米油等实物。当时我声明过，将来如局势突变，环境不允许我另行补偿时，请原谅我不另发解雇费了。而正当六年心血废于一旦之际，不料少数职工们发动风潮了。拉上了铁门，把副理襄理等软禁在办公室内，要求另外再发照原薪八个月的遣散费，相持一日，我不能不挺身而出了。

我打了一个电话去，要为首的人听电话，我说：“我遗憾于共同相处了六年，到分散的时候，还有这样一次不愉快的收场。我很珍惜这六年的宾主之情，不管你们的要求是否合理，假如行里有此力量，我愿意接受。但你们都比我还要清楚，应付存户以后，现在库存还有没有现金？我希望还有得多，那么拿来你们怎样分我都同意，能每人有八十个月更好。否则，就是事实问题了，能不能相信我的人格，如我能平安渡过这一个时期的话，将来我一定会补偿你们。”

听电话的人回答我，要商量以后再给我正式答覆，半小时后我再去电话，他们过分尊重我用以保证的人格，放弃了原来的要求，风波竟这样意外平息了。到今天我还对行里的职工们内心里觉得感谢与抱歉，因为以后放出去的巨额存款一笔也不曾收回，银行完了，连我的家也毁了，我这以人格为担保的诺言，今生已不会再有兑现的一天了。

佛海于十六日去了南京，我为一切意想不到的事搅得昏天黑地。初以为自己的事已可告一段落，此后将帮同佛海为收拾残局而奔走。到十九日上午从周家知道佛海将于下午回沪，午後两三点钟，我就去了周家等待，适巧罗君强也在那里。从他的神态上可以看出他很轻松，我心中暗暗地钦佩他临危不乱的定力。

枯坐了一阵，君强向我招招手同到佛海的卧室去，他把门先顺手带上了，面容突然变得很严肃，他一开口就说：“老兄：这几年恐怕你钱揽得不少吧？‘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你是最懂得明哲保身之道的。我看你不必将来等别人问你要，识时务者为俊杰，痛痛快快自动献出去以后，反而可以使你脱然无累。”

我不料第一个追问我财产的，竟然是两度结有金兰之义的他，但我还想或许真是出于他对我的关心，我说：“是不是交给你？”他摇摇头说：“你知道上海区归第三战区管的，张叔平是此地的负责人，昨天他与我谈过，希望你交给他。现在你先开一张你私人的财产目录给我。”他的口气竟然是命令，我真有些愤懑，但佛海不在上海，与他作口舌之争也是徒然，我认为他太不了解我，以为我真发了大财，一使气，在佛海卧室外洋台上的小书桌上取了几张纸，把所有不动产与值几个钱的动产等，就我自己记忆所及，一古脑儿开了出去，双手交与君强。他取来端详了很久，瞪着眼望着我的面说：“你的财产怎样会这样少的？”那时我真也忍不住了，我以讥讽的口吻回答他，我说：“我没有做过官，括不到地皮；我懂得今朝有酒今朝醉，不像别人的装腔作势，伪示清廉。”我看他面色变得青白了，彼此就不出一声，一时陷于沉默的窘境中。

正在僵持的时候，佛海从南京回来了。他上楼时步履显得有些蹒跚，头发散乱，本来他是力疾而去，这时更觉得他满脸病容。一上楼，先发出微弱的叹息声，接着没头没脑的自言自语：“我很难过，我很难过！与公博从发起共产党起，数十年的交情，到今天会酿成这样的误会！”我们还不曾知道佛海在南京险至与公博因周镐接收中央军校事件而造成武装冲突的一幕，所以都莫名其妙他在说什么，但当时并没有人追问他。说完，他颓然地坐在沙发上默默出神，充满了一副懊丧的神气。

为他管理秘密电台的程克祥来了，取出了一束电报递给了佛海。他一读完就从沙发上直跳起来，高声说：“重庆军事委员会来电，委任我为京沪行动总指挥！在国军开到以前，责成我维持京沪一带治安。”他精神一振，但立即又显得满腹踌躇。筹思了半晌，过来向我说：“请你立刻代我拟一个就职谈话，即晚送交各报发表。”

我一提起笔，就觉得难于措辞。以佛海在汪政权中处于那样重要的地位，突然接受重庆当局的命令，担任新职，应该用怎样适当的话，向民众解释呢？是不是也装出地下钻出来的一副面孔，大打官腔呢？况且新职的“行动”两字，更充满着特工任务的味道，是不是仅是过渡时期的继续利用一时，佛海又将怎样应付当前那样的环境呢？我比之佛海自己，当然要客观一些，我不禁为他的前途而担忧。

我在这样的情绪下，一时搔首摸耳，隔了半小时，竟不曾写出一个字来，只有苦笑着对佛海说：“我今天心里太乱，这个就职谈话，只能交白卷了。”幸而那时陶希圣带来留在汪政权的学生沈巨尘来了，我转请他起稿，亏他敷衍了几百字，一下就写好了。佛海平时任何文稿都是自己写的，一向不假手记室，那天要我们来为他代拟，足见他的心绪之乱，也一定不下于我。

周太太问我：“方才你与君强关了门密谈些什么？”我据实讲了。佛海插口对我说：“莫要以为张叔平一副书生模样，这几年他以第三战区，的名义，不知用了我多少钱。这次我与他一起去南京，已清楚知道他玩的是什么一套把戏，我已上够了当，你不必理他。现在你如其把财产交给了他，假如有一天重庆的人回来了，又要追问你的财产，你将怎样交代呢？”

佛海的一席话，使我完全明白了张叔平何以本来无权接收而偏要接收的原因。当然也不尽是他的主动，或许还出于君强的授意。中国的政治竟是那样可怕的一件东西！利害置于一切的最前面，离胜利消息还不到十天，重庆人员既未抵达，政府还在不断声明“宽大”，而我个人，已遭逢到了这样多的麻烦，而且迫我搞我的又多是平素很熟的人。我如此，其他汪政权的人这几天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战争已本来会促成社会道德的堕落，更何况于不上轨道的政治？

一二二、新任命下笼罩着的阴影

抗战胜利后的国民政府，其威望超登到了巅峰状态。所有沦陷区的民众，以为政府坚持抗战直到敌人的屈膝为止，国家且已跻于世界五强之一，多难兴邦，此后，怎样抚慰敌后孑遗，怎样使之重登衽席，必然会是真正的太平盛世了。因为存了过高的期望，于是加以过分的信仰。甚至汪政权中人，也毫无例外。他们相信政府将会有合情合理合法的措施，无偏无枉无纵的纲纪，来收拾这破碎山河，来昭苏这劫后黎庶！谁也没有料到并未奉命撤退的沦陷区民众，将被目为伪民顺民的；所有必须不废弦诵的学生尽成为伪学生的；而或者为了某一理由而参加了汪政权的人则尽是“汉奸”的。胜利消息传来了，大家静候着政府的复员，等待一脑子幻想的出现，确信来的当然是西望八年的王师了。有谁会预料到接收的一幕，将成为历史上的又一悲剧！

在我无数的朋友中，只有陈彬龢是有其不同的看法。当我亚尔培路的房屋被武力“借用”的上一日，他特地跑来看我。他说：“我已准备了妥当的地方，将有一个长时期的隐藏。今天我来，与其说是辞行，不如说是劝驾，没有人知道我将离开，除了你，我只看了三个人，佛海先生、李赞老（思浩）与闻兰老（闻兰亭），对他们还只是公事上的交代，为了市政府、市政咨询委员会及市民福利会的缘故。对你，则完全基于私人的友谊。”

我看到他态度的诚恳，我竟“恬不知耻”地告诉他：“我不走，而且我不需要走。我在佛海先生之下，为重庆做过一些工作，秘密电台中曾不断有过奖励，蒋委会长驻沪的代表蒋伯诚向我一再提出过保证，我完全信仰政府。关于你，政府不会对你原谅的，你应该离去，我祝颂你的平安。”他惋惜地说：“你过去的事，我有一些知道，但做政治工作怎样可以如此地天真呢！功罪将基于成败利害，而不会讲什么是非信义的，你如坚持，我不便勉强，我希望你考虑，否则你会后悔的。”他那时执着我的手，竟流下了眼泪，我颇为他的友情所感动，而我不以他的意见为正确。最后我送他出大门，眼看着他已舍弃了汽车，雇了一辆三轮车疾驰而去。这是朋友中唯一有先见的人，也是惟一劝我不要发傻劲的人。

八月十五日，又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决定沦陷区民众是否将会遭受另一次浩劫的命运的一天。那天是日皇昭和与日本铃木内阁正式公布无条件投降的一日，在华日军，已决定放弃负隅的困斗，所有留居上海的日本侨民，事前都被召集到静安寺路跑马厅的广场上，日兵在四周布置了周密的戒备。临时装置的扩音器里，把日皇的投降广播，一字一句地送入每一个日人的耳朵里。在场的日侨，听到日皇低沉的声音，他们渐渐地垂首至臆，渐渐地泣声四起。这满眼的亡国凄凉景象，使目睹这一幕的中国市民们于同情中发出的是痛快而不是怜悯。甲午战争以还半世纪所受国家的耻辱，才算在这一天获得湔雪，而且能目睹他们受到应得的惩罚。当广播完毕日侨退出广场时，一个个垂头丧气，露出失神的目光，拖着歪斜的脚步，茫茫然像是面对着世界的末日。六年来的无比威风一扫而去，但中国神圣的国土，仍将永留余腥！

在佛海由京回沪的翌日，一清早我就去看他，他正忙着部署京沪行动总指挥部的事，他看到我以后，表示要我担任宣传处长一职，而天真得已到了愚騃程度的我，竟会向他提出要求说：“假如你定要我帮忙，我愿意担任军法处长。”佛海听了我的话，似乎觉得有些意外，他问我：“你怎样会想做军法处长的？”而我的答覆，却愈来愈可笑，我说：“我想杀几个我所知道的与看到的汉奸们！”佛海为之失笑了，他说：“军法处长是不适宜于你的，为了驾轻就熟，还是帮忙我搞宣传吧！”我还有些不服气，我说：“我学的是法律，我为什么不能当军法处长？”佛海摇摇头，最后说要让他考虑后下午再给我答覆。

饭后我再去时，在他楼上一向作为起坐室的宽敞洋台上，堂皇高坐着另外有两个人，一看就是我前文中所记一向被目为佛海手下小人物的程克祥与彭寿，过去他们在周家地位，几乎相等于被随意使唤的副官，他们一向追随在杨惺华的左右，以惺华为靠山。当我进去时，不知道这两位已经是风云际会的人物了，我竟然有眼不识泰山，仅对他们随便略一点头。

佛海要我坐下后，立刻告诉我：“总指挥部的人事安排已定，而且已去电重庆军事委员会备案。克祥任秘书长兼军法处长，述先（彭寿字）任副秘书长兼宣传处长，钱大櫆任经理处长。请你担任宣传处副处长一职。”佛海的话刚说完，程克祥立刻接着说：“现在已不是敌伪时代，你要好好的做事。”这一番话使我听得心惊胆战，程克祥以一个为“满洲国”与“维新政府”科员的脚色，彭寿是道地为虎作伥的江西皇协军的嘱托，一夕之间居然成为佛海的左辅右弼，而且当着佛海的面，说出对我教训的口吻。我没有置可否，默然退出。但以这样的两个人来充任这样的要角，使我最早怀疑的“京沪行动总指挥部”是一个过渡时期的特工机构，完全证实了。

晚上，我打了一个电话给佛海，问明没有别人在他家里，我又去了。佛海拉着我说：“克祥与述先担任正副秘书长是雨农（戴笠）来电所推荐，他们似乎与你不对，反对你任宣传处长，此后你要特别小心，暂时委屈一下，先敷衍了一个时期，再谋脱身的机会吧！”我看到佛海的神色，知道他正有一肚子的难言之苦，而且他此时已失去了自主，我如推辞，将徒然会增加他的困难。我什么也没有说就离开了。

既然佛海透露了这样的消息给我，虽然我想不出程克祥与彭寿对我不对的原因，唯一可以想到的，平时也许我的态度对他们有些傲慢。继而我又想到了蒋伯诚，自他经我保出之后，一向视我为上宾，我应该把佛海的处境以及我个人的问题与他商量一下，因为他此时已是重庆在上海的最高人物了。

我仍然赶往百乐门公寓去，不料他已迁到了大西路。我转往那里时，门口已挂出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沪代表公署”的招牌，门口停满了各式各样的汽车，正有臣门如市之概，与以前蒋寓的冷落，崇朝之间景象已完全不同。我投刺请谒，居然仍立刻被延见。本来我进入时一路就满腹怀疑，我在想，他为什么不住到早已布置完成了的福履理路去呢？

这里有一段插曲，应该先向读者补述。原来在民国卅四年的初春，有一次我去看伯诚，闲谈中他忽然对我发出叹息。他说：“为了国家，我把上海的一所住宅都卖了，现在住在这租来的简陋公寓中，倒也罢了。不过政府正在布置大反攻，一旦实现的时候，日本人是不会放过我的，那时恐怕我连躲藏的地方也没有。”当时我虽不曾有什么表示，而事后我也确然为他耽心，我与佛海商量以后，由我在“南京兴业银行”盈余项下拨出了一笔款子，恍惚记得是金子一千六百两，我在三天内就买下了福履理路的一所洋房。前面一宅是两开间三楼，中间一个花园，后面一宅是三开间三楼。买定以后，我把道契（租界时代的土地所有权凭证的名称）与印鉴当面送给了伯诚。他当时还与我客气，我说：“这是为你到紧要关头时隐避的所在，我知道你目前的景况，所以垫款先代你买了，这是紧急措置，你收下再说，将来有钱时再还我吧！”承他们夫妇两位，向我再三道谢。那所房屋比之现在的大西路的公署还要宽敞得多，而且我早已为他布置好了室内的设备，伯诚为什么又要另起炉灶呢？避嫌还是别有原因？但我知道这情形绝对不利于我，四周笼罩着的阴影，在我心上越来越深。

好不容易，等到一批又一批的宾客去了，我进入他的卧室，他与以前一样的殷勤招待着我，问了一些外间的情形，他更对我表示关切，他说：“这几年承你对我的照顾，以我病废之身，一切工作全仗你代为出力，你放心吧！我会履行我对你保证的诺言。”那时，我对当前形势还存有幻想，我说：“谢谢你的好意，国家胜利了，个人的得失，已是微不足道的事。我自己做的事，我愿意对政府有个交代，你如能为我证明，当然求之不得。”他又说：“现在外面很乱，恐其他机构对你过去的形迹有所误会，我先设法保护你吧！”说着就叫人请他的秘书长黄伯樵（前京沪沪杭两路站长）进来，要他立刻办一张证明书给我。一会，黄伯樵真的就把证明书撰好送进来了，上面写得很道地，什么“查××同志，于沦陷期内——掩护同志，供给经费，效忠抗战，著有劳绩，……合为证明”等语。

这太使我喜出望外了，因为这不但保护了我免于受滋扰之苦，也为我洗刷了与敌合作之嫌，我向他再三道谢。接着我又说明了来意，他皱着眉说：“你卷入了这新的漩涡，对你虽然不好，但坚辞不就，恐怕会另生枝节，不如敷衍一时，让我再为你设法脱身。”我觉得蒋伯诚对我这样古道可风，关怀备至，是这几天中唯一的安慰，而他的意见也都是正理，我应当照做。自此，我也摇身一变，胜利后做起政府委任的“京沪行动总指挥部宣传处副处长”来了，这机关不是“伪组织”，而我也不再是“伪员”了。于是一身武装，满脸官气，带了四名卫兵，坐着保险汽车，招摇过市。但是又有谁能知道我那时内心的彷徨与痛苦反十倍于以前呢？

一二三、兴奋与惶惑中过了一月

照理说：“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政府于胜利后公开以明令发表一个重要地区有关治安的官职，即使不是说为了以酬有功，至少也应该不会是一种手段的延续。周佛海在汪政权中所担任的角色是那样重要，故如政府要整肃纪纲，即不应再颁新命，如承认其输诚有案，则显然在念其微劳，弃瑕录用。所以当佛海从秘密电台中传来了“京沪行动总指挥”的委任时，自难怪其满怀的欣奋与感激。而我，似乎真是太不受抬举的人，虽然我在被人称为伪组织的汪政府中，担任过不少名义，而我却并不曾感到有丝毫内疚。一旦在抗战胜利后的正统政府下，又做起什么行动指挥部的副处长来，反而有些彷徨不能自已。尽管那时也抱着政府既经任用，或可以不追究既往的侥幸心理，但我还是处心积虑，以求摆脱。也尽管我求去之心，由于翻了身的程克祥与彭寿两人的气焰委实难受，但假如只求苟全，又何妨吐面自干？而我不此之图，受职一星期以后，终于要求蒋伯诚藉辞“委员长驻沪代表公署”有所驱策，行文“京沪行动总指挥部”准我辞职。

佛海是知道我的真意的，一笑就立即加以批准了，那时我倒真有着无官一身轻之感。我所希望于未来的：今后跳出是非圈外，做一个安份良民，甚至是一头太平之犬。我把所有的武器分别送给了朋友，本来为防卫“平报”与保护我自己的安全，我有着三十六名武装保镖。他们原是在中条山作战的国军，被俘后，经佛海要求改为他所主持的税警团税警。最初我那里的警卫人员是由“七十六号”派来驻守的，自“平报”那次被人纵火，而发现把化学品的火种带进报馆的，就是“七十六号”来人中之一。因此，我亲往税警团挑选了廿六名比较精壮的汉子，以代替“七十六号”的那批旧人。我辞去了“行动总指挥部”的职务以后，又把这批保镖给资遣散了，他们身上都有比较犀利的武器，我收了下来一律送与别人。最后我防身用的一枝新式转轮枪，也送给了蒋伯诚的儿子宇钧。

虽然从八月中至九月初，国军还没有开到。南京由周镐为首的地下钻出来的人员，已闹得烟雾瘴气。上海的秩序，大体因仍由日军维持而表面上看来还平静，但重庆的地下工作人员，已四出活动。只要与重庆的大员沾亲带故的，就以地下工作人员自居，有人承认为中统，也有人承认为军统，但谁也不知道他们身分的真假与职位的高下。所有汪政权的人没一个不提心吊胆，只要有人向他示意一下，不是自动的以金条珠宝奉献，就是乖乖儿的让出自己的住宅，以及所有的家具与应用东西。短短半月之间，全沪已有了“王侯宅第皆新主”的情形，日军不管你们中国人自己的事，“行动总指挥部”更不敢管土行孙们的自由行动。虽然重庆还在不断表示宽大，要沦陷区的旧员各守岗位，而许多人已预感到事情不妙，溜走的溜走，隐藏的隐藏。惟有我，丝毫未曾作出任何准备。

佛海与钱大櫆每天照常到“中央储备银行”办公，一面办理结束，而另一方面因为市面上流通的还是“中央储备券”，所有与重庆有关的在沪工作人员，只要凭一纸字条，就可以领取现钞。佛海他们忙于应付的，还是为了无限制的支付经费。到最后，“中储券”领光了，更取出库存的法币与关金券。只有金条、银块与外汇外币没有动用。以后钱大櫆在狱中告诉我，从胜利到中央财政特派员陈行来沪正式接收中储为止，于此一个多月中，中储券的付出，约略相等于六年沦陷时期的总数。所以前文我写过政府宣布法币与中储券的折合率为二百作一，让人民受不应受的损失，是不公平的。依照重庆中央银行当天所挂出的牌价，与“中储”库存的金、银、外汇、外币相抵，中储券与法币的兑换，实值每二十八元中储券抵一元法币。而其中半数，还是胜利后为重庆方面自己所动用的。所以那时重庆来的人，只要身边带个几千元法币关金，一换中储券，就成为相当可观的数字，正因为来得太容易了，所以从天上飞下来的人，其浪费挥霍，也到了惊人的程度。

重庆正式宣布派来接收上海的队伍，不是近在咫尺可以立时开到的第三战区顾祝同部，忽然变了有待空运的汤恩伯部。那时共军加紧活动，浦东方面已有不稳的情势，而谣传宁绍方面的共军游击队“三五支队”有来沪袭击的消息。一时风声鹤唳，人心惶惶。佛海向日军“登部队”提出要求，声明只有中央部队有权接收，如共军进袭，希望日军还击，否则沪市如为共军捷足先得，日方应负完全责任。同时，佛海把他可以指挥的沪市保安队与税警，开赴浦东一带防守，以为万一之备。幸而经先期部署，共军又以实力悬殊，总算上海又侥幸避免了一次兵燹之祸。

表面上，上海居于最高地位的委员长驻沪代表蒋伯诚，他并不曾因为胜利而带给他喜悦，相反地他充满了失望与烦恼。抗战六年，他以病废之身，始终冒险在上海力疾工作，被日本宪兵拘捕时，他又几乎送了性命。他得到佛海的全力协助，也不能不说他曾经为抗战立过一些功勋。以他与最高当局的关系，他满以为胜利后的第一任上海市长，舍他莫属。不料重庆广播发表的竟然是钱大钧，他辛苦一场，什么也没有得到。听到这消息之后，一时使他血压上升，屡屡陷于昏迷状态，他经常服羚羊角为治标之计。加着他与军统之间，又搅得不好。一次，军统人员接收了一处房屋，屋主与伯诚的儿子宇钧有些交谊，宇钧就持着我送给他的枪前往出头交涉。事后军统以很不客气的态度通知伯诚，说代表公署无权干预军统的行动。伯诚一怒，叫宇钧在申斥之际，顺手一记，把他的耳朵也打聋了，半个月才恢复听觉，身上的枪也给父亲缴械，蒋伯诚的满腹牢骚，与他形式上的优势，很少人知道有这种微妙的情形。

大约在九月初，正确的日期我已记不起了。第一个到达上海的是副市长吴绍澍，他以英雄凯旋式的姿态进入沪市。那天全沪如痴如狂，以欢迎由重庆派来的正式官员。爱多亚路一带人山人海，满街的爆竹声，欢呼声震耳欲聋。人民在敌人的铁蹄下渡过了八年的凄凉岁月，虽然汪政权的确曾尽过一丝回护的力量，而到了国家胜利的时候，民众对于政府拥护的热烈，满怀将再过承平盛世的日子，不由得不造成那空前的场面。吴绍澍抵沪的当时，严惠予为他设宴接风，主要的陪客是周佛海，那晚因绍澍说出了初春佛海给蒋先生的一封秘密信，由他带渝面呈之际，蒋先生读到最后，不禁热泪盈眶的话（事详前记“一封专送重庆的秘密信”一节中），使佛海一切听命于重庆的决心，发生了更进一步的影响。

第二个抵沪的，是所谓“海上闻人”杜月笙，那天赴梵王渡车站迎接他的亲友故旧，以及徒子徒孙，又是万人空巷。传说中他在重庆时因金潮案而声势远不如前的谣传，也为之一廓而清。总之，胜利之初，凡自抗战区来的人，都被人望若神仙，又何况在上海社会有过深厚基础的杜月笙呢？当他抵沪的第三天，徐采丞来电话要我去看他一次，并且已为我约定翌日下午二时。起初我婉谢了，我声明过去与他并没有什么交谊，不想冒昧惊动。却承采丞的好意，他说：“一切已为你安排好了，杜先生与戴先生（按指军统局长戴笠）有着很深的关系，或许他能帮你的忙，我已将你的一切告诉了他，他也欢迎你能去一谈。”这样我就不便固却，第二天准时去华格臬路杜宅。

那里宾客满堂，重见国民革命军抵沪后清党时代的杜宅盛况。他的手下哼哈二将唐世昌与万墨林迎我进去，告诉我这几天杜氏喘病剧发，要我谈话尽量简单。我进去后稍作寒暄，他问我在汪政府担任过什么职务，我据实说了。他说话已很艰难，有些上气不接下气之概，发出的声音极为微弱，他说：“你就做过这一些事，当然没有什么关系，采丞告诉我，你曾帮过我们不少忙。将来戴先生前，我一定会尽量替你解释。”我立即起身告辞，前后还不到五分钟时间，世昌与墨林惊讶我谈得何其快也，我苦笑着说：“本来，我就没有什麽可以与杜先生谈的。”但杜月笙与戴笠之间，倒是不仅有通常密切的友谊，而且更有著工作上的联系。以后军统在沪的办事地点杜美路七十号，就是杜月笙战前新盖好的私宅。我与杜一面以后，始终并未得到任何反应，我不知那次他又何以要与我见面。

第三人来沪的，实际上为有关汪政权收场命运最重要的人物戴笠了。军统是奉命全权主持逮捕、接收等的一切工作。最后他由青岛乘机飞京，在南京近郊戴山撞死为止，才由郑介民、毛人凤等接替了他的任务。

一二四、戴笠出现在周佛海家里

戴笠不仅是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又主办着中美合作所，得到最高当局宠眷，具有无比的潜力。他悄悄而来，事前我当然完全不知道这个消息。有天中午，我往佛海居尔典路的家去。警卫是知道我的汽车号码的，驶抵门口，两扇大铁门还像平时一样地不待询问呀然而辟。车子沿着通过花园的甬道，在室门前停落，推门而入，右面就是楼梯，我毫不介意地也像平时一样地拾级而登，不料梯旁一名驻守的副官，伸手把我挡了一下，我向他瞪了一眼，仍自管自的上去了。不料周太太的同学一向为她管家的吴小姐与慧海（佛海的女儿）听到有人上楼，已先等在楼梯口，看见是我，轻轻地告诉我佛海有客，要我到慧海的房里去坐，意思就是不让我到佛海的起居室去。我觉得今天的气氛太不寻常，只好随着到了慧海的寝室，隔着窗可以望到佛海正与一个肥黑的人交头接耳地在密谈。我忍不住问吴小姐来客是谁，她细声细气地说：“是戴先生。”我又隔窗端详了一下，竟已完全不认识这就是鼎鼎大名的戴雨农将军了。

十八年前，我是见过他的。就是民十八蒋氏北上与易帜后的张学良在北平见面，我以随节记者身分在蒋先生的专车上，也就是蒋氏为我介绍佛海的那一次。当时戴氏虽是蒋先生的随从之一，不过他还是不受人们重视的总司令部随从副官而已。记得是瘦瘦的身裁，白净的面孔，远不像十八年后那样的黝黑肥硕了。前后的形态已经变了很多，难怪对他我已完全想不起了。

在汪政权的这几年中，佛海曾写过不少文章，登载在“古今”杂志与“平报”上。一次，主办“古今”的朱朴之为他整理已经发表的文字，刊印《往矣集》单行本，佛海因为北伐时我当过随军记者，拍过不少新闻照，要我为他寻几张旧照，作为卷首的插图。大部份的照片，在抗战初起时，我乡间的房屋被炸，早已荡然无存，而在箧底中，我终于找到了一张摄于泰山顶上日观峰前的旧照，里面有蒋氏、孔祥熙、熊式辉、赵戴文、陈布雷、周佛海等数十人。

我拿去给了佛海，他正在欷歔展玩之时，罗君强忽然指着立于最后卫队中间的一人说：“这是戴雨农。”以后戴氏负责保密工作，为了他本人的安全，他的照相，向不公开刊印于书报之上。因此这张照片被认为是难得的一帧，《往矣集》出版后，此影就成为主要的插图。说明上还特别指出戴氏，更把摄影者是我也标明了。《往矣集》发行以后，传来的不经之谈，说我公开了戴氏的照相，使他极度不满。我想或许佛海的不让我与戴氏觌面，这一段往事，不无原因所在。但毕竟那天周家的情形，显得过分有些严重而紧张。

我不曾逗留多少时候就走了。等同日晚上再去时，佛海蹙着眉头，正在室中背着手往来盘旋。佛海见我上楼，招招手要我到他的寝室中去。他关上了门对我说：“雨农来了，今午还在我这里午饭，他表示得很好，或许他能负起一切的责任。”他又踌躇一晌，话题转了，忽然问我：“你银行里还有多少金条？”我问他：“有什么用，需要多少？”他说：“总数要二千条（按为二万市两），我希望由你与（邵）式军、（孙）曜东、（杨）惺华四人平均分担。假如筹足交去了，我相信大家将会获得平安。”我忍不住冲口而出，问他谁要那么多金条，他期期艾艾的尚未出口，我自己已觉得这问得委实是多余的，所以不等他的答复，我就接着说：“银行里本来不止这许多条子，但前几天因为应付存户提取存款关系，大多数已经卖出了，而且你知道还是卖给中央储备银行的。既然你急需，我尽我的力量设法就是。”他木然没有再作他语。

要我分担的五百条金条并不是一个小数目，那时，我已不死而僵，怎样也凑不出这个数目来。三天以后，我再去看佛海，先把我的实际情形告诉了他，我说：“你需要的东西当然是必要的，现金条我已所剩无几，不敷此数，但银行里还有不少房产，我南京的银行大厦连房带地，时值就不止五百条，我另外又带来了几处住宅的房产道契，由你挑选随便作什么价钱，为求简捷，最好卖给中央储备银行，解决你当前的困难。”佛海说：“现在不要了，因为从前的那个办法已经作罢。”到现在为止，我到底不知道谁问佛海要这二千条的。佛海的所谓作罢，究竟是托辞呢？还是他已另行设法交付了。在当时，盛传有关接收怪现状的所谓“五子登科”：条子、房子、女子、车子、与面子，有此五子，可以免罪，也可以买命。但一要就是二千条，这未免太有些骇人听闻了。

从戴笠到沪以迄与佛海一同飞渝的这段时期中，戴氏几于没有一天不在佛海家里，两人唧唧哝哝地促膝深谈，表面上像是水乳交融，而佛海的神色却愈来愈沮丧，脾气也愈来愈暴躁。到了晚上，周公馆中还是高朋满座，罗君强、熊剑东、邵式军等，也几乎每天必去。事实上都是去探听吉凶消息的，虽济济一堂，已无复如胜利前的满室欢笑之声。沉寂得形成大家面面相觑之状。比较泰然的是罗君强，他还是那样地轻松。他告诉我，他的前途，决无问题，他与第三战区有关系，而又与蒋经国有联系，他表示得很乐观，而且好似怀有充分的信心。

但周家的情形，显得愈来愈黯淡，原来像下人一样的程克祥彭寿，此时飞扬跋扈，颐指气使，早有喧宾夺主之概。周家住宅门前本来以厚砖建成的防御堡垒的，家中数十名警卫人员本来一律穿军服的，从戴笠到沪以后的一星期，门口的堡垒拆除了，警卫也已改穿了便服，据说就是出于戴氏的劝告。

从胜利以后的一个月中，社会上已渐渐的显得趋于混乱，到处都是接收机关。而原来留在沦陷区的人，谁也无可否认，明的、暗的，直接的、间接的，不是与日人有关系，就是与汪政权中的人有来往。当然他们都有其不得已的苦衷，有人为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更有人想浑水中摸鱼。而真要如政府那样地严格相绳，那所有沦陷区的人，谁都是顺民，谁都可以戴一顶汉奸帽子，人人都犯了滔天大罪。那时接收机关林立，军统的李诵诗等已在杜美路七十号成立了机构；中统的嵇希中等也在亚尔培路二号开始活动；宪兵队姜公美已经开拔抵沪；三民主义青年团庄鹤礽等接收了金神父路盛幼盦的住宅挂出招牌；第三战区张叔平则在五金商人陈咏仁家里十分忙碌。而且下面各有很多分支机构，有许多单独活动的工作人员，没有人知道哪一个机关是有权接收，哪一个机构是奉命工作的。凡是重庆方面来的人，就有无上权威。新新公司的总经理李泽、新闻报的副社长陈日平，首先以汉奸嫌疑遭到了逮捕。

正式开始拘捕汪政权的人，是九月二十七。那天清晨，我已听到了外面传来的消息。一早我就到佛海家去，不料进门以后，下面的会客室已经改为卧室，罗君强迁来住在那里。他一眼看到我进门，嚷着说：“大家都去自首了，你为什么还不去？我部下比较重要的如满其蔚、蔡羹舜、葛伟昶等全都听了我的话去了。”我心里对他置身事外的优悠态度与风凉话有些反感，但我不想与他争执，笑笑说：“譬如这次是盛大的招待宴吧！我既没有接到请帖，就不好意思自己送上门去了。”说完话不等他再说，掉首径自上楼。

佛海方在独自进早餐，满面愁容，他懒洋洋地告诉我：“军统已奉命对我们采取行动，许多人被拘捕了；许多人已经去自首。吴颂皋、闻兰亭等三老都去了，听说地点是在南市火车站的看守所，雨农说：‘进去的人，都予以生活上的优待。’但政府最后的处置，尚未决定。”我说：“刚才楼下君强也要我去，你看如何？”他迟疑了一阵说：“暂时你可以不必去，等待情势的变化再说。”

这几天之内，不断传来朋友们被拘捕的消息，某人锒铛入狱了，家里也同时有“中美合作所”、“忠义救国军”等的武装人员看管，要供给他们住宿，任何东西的毁损与取走，不受物主的干涉。中间也有些不自爱的抗战英雄们，对妇女有些轨外行动的。令人想到在专制王朝时，对叛臣的妻孥们，可籍没为官妓的，易代之际，这现象也就不足为奇。我是学过法律的书呆子，还以为假如参加汪政权的人，都违犯了国家的法纪，为什么不堂堂正正由法院来办理，而要交付给军事性的特工机构来主持呢？败则为寇，当然这只是我的空想！我决定不逃避任何责任，静候未来不可知命运的来临。

一二五、人人自危的上海市民们

这时，所有重庆的军政人员，尤其是从事于特务工作或者负有接收使命的人，他们个个以英雄自居；抗战期内，住在沦陷区的“顺民”们，自然更以英雄相视了。凡是被目为“顺民”的人，八年之中，谁没有吃过“敌”“伪”配给的户口米？谁又不曾与“敌”“伪”来往过？因此，每个人都有着洗不掉的“汉奸”嫌疑。谁不想自保？而自保的方法，不是说理，更不是讲法，他们运用着两项武器：第一、消极方面，尽量唾骂汪政权中人怎样“无耻”，怎样“压迫”他们做不愿意做的事。越是抗战期间与汪政权中人关系越密切的，骂得也越是厉害，忠义奋发，溢于辞表。这是太值得怜悯的事！不骂，就显得有同情之嫌，自身就更有遭祸之虑。第二、积极方面，尽量使重庆人员谅解，口头上的歌颂以外，除了性命，就愿献出所有的一切。于是，重庆有关的人员，住的是设备完善的华丽洋房，坐的是八汽缸的名牌汽车，袋里有用不尽的金子、美钞与法币，身边有“顺民”或“叛逆”们的妻孥、交际花、红伶、红舞女等。平时身价自高的影星们，有些是经“敌”“伪”一手培植起来的，有些做过反英美的“春江遗恨”“万世流芳”等一类的电影。那时，投怀送抱，更献出她们的灵魂与肉体。抗战英雄们为了抗战流血流汗，此时还不应予取予求？真是一朝得志，八面威风！

重庆对收拾沦陷区的手段，也发挥了最高度的技巧，就地取材，因利乘便，运用参加过汪政权的人，以对付不必再运用的汪政权的人。捉人有“七十六号”横行一时的万里浪、陈恭澍等。接收有周佛海部下的小人物程克祥、彭寿，以及吴四宝的干儿子余祥琴等。既驾轻就熟，更大义灭亲。办得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其情形大可以借用中共目前的两句口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但是上海的市民们却有了人人自危之感。参加过汪政权职位或大或小的人，自然一体“罪”有应得，做生意的难免不与敌“伪”有交易，安份的居民，就与用以自保的保甲有着关系，是“顺民”，更是附“逆”！只要抓住任何一点，就有毁家杀身之祸。这就是说：为了整肃国家的纪纲，所以，只要有人检举，只要被林林总总的执“法”人员所注意，谁也就逃不了未来任何的遭遇。其间应付有术、趋附有方的人也不是没有，这只能说是法外开恩了。

胜利以后的一个月中，看情形越来越严重，不像政府所三令五申的将出以宽大。接收人员抱着“超额完成”的热忱，执“法”如山。程克祥、彭寿等换上了校级的军服，好不威武！霞飞路的家中，过去一向是冷冷清清的，此时宾客如云，臣门如市，送礼的络绎不绝，其间有案可稽的如孙曜东送给XXX的妻子六克拉钻戒一枚，另卧室红木家具全堂。钻戒的重量还够，自然欣蒙笑纳了。家具则彭太太认为质料不好，饬令重换。此事以后曾经闹到高等法院检察处，也居然开庭侦查，结果当然为了“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不了而了。

原“维新政府”旧人中，搜罗古代书籍字画最多的，要推陈群、梁鸿志两人。陈群倒不愧有先见之明，胜利以前，早将所有藏书公开，在南京设立了一个“泽存书库”。自杀以前，更遗嘱以全部藏书奉献国家，料理得一干二净。梁鸿志一生收购了不少宋代字画，以及古版孤本，平时摩挲展玩，爱不忍释。一声胜利，其家人想寄藏他处，而为他所阻止，他说：“我无事，这东西将来还是我的；否则一经搬迁，即易散失，即使由别人拿去，还是让它留个完完整整的吧！”所以全部珍藏，还是好好地放在上海毕勋路他的家里。谁料梁鸿志避匿苏垣，尚未被逮，忠义救国军陈默部队进驻，放在案头上的一幅苏东坡的真迹，立刻不翼而飞。许多宋明版的书籍，家人眼睁睁地望着兵士们已经用来拭秽了。

在提篮桥监狱中时，忽然一天把梁鸿志提审，原来在陈默家里发现了上面有梁名字的扇面，因此有劳法院查问，似乎陈默还因此被羁押过一时。梁鸿志开庭后回来告诉我说：“我这次被逮，生命不足惜，毁家无所憾，但有两事将永不能释然于怀。第一、拘捕我的人却是我所提携的‘维新政府’的部属；第二、像苏东坡墨迹那样的稀有国宝，而竟落入于武夫之手。”他又叹了一口气说：“你还年轻，而我已是大梦初觉的人了。我诚恳地告诉你：世间有两件最肮脏而男人最欢喜玩的事，是政治与女性生殖器。你是会出去的，今后，希望你要有勇气能对这两样东西远而避之。”虽然，这是他出于一时的愤激之谈，到今天，我还是一直萦回着他这几句将死的善言。

在汪政权中最有权力的人是周佛海，而对重庆效命最力的人也是周佛海。他向重庆军事委员会反正有案，他奉命经办了许多地下工作，秘密电台不断传来的命令，是立功有奖！但当我于胜利后每次去看他的时候，反而见得神色沮丧，心绪历乱，他常常一个人独坐着呆呆地出神。原来是他部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如程克祥、彭寿之流，现在居然在他面前，指责这样，诉说那样。他们完全不像是他的僚属，而俨然成为太上行动总指挥了。许多跟从他六年的人，大半都已在缧绁之中，幸而还未入狱的，也都在束手待捕，他更不能不无动于衷，我看他时移势易，已失去了当年的气派，竟至一无作为。

军统局长戴笠留沪时期，几乎没有一天不在他家里详谈，我相信戴氏一定给他以安慰，而且也一定曾对他提出过安全的保证。因为以后佛海在狱中听到戴氏撞机殒命的消息以后，他曾露骨地表示说：“雨农死，我也完了！”对京沪行动总指挥的事，除了从“中央储备银行”中取出钞票尽量供应以外，他几乎全不过问。每天他仍照常到“中储”去办公，回家后仅剩得借酒浇愁。我去看他时，也不再如前的有说有笑，往往相对而坐，默默无言，偶尔在他脸上露出微微的一丝苦笑，在神情上已可以看出他有了“凶多吉少”的预感。

胜利以后，佛海也的确曾经为了自己的命运而挣扎过。他于八月十六日赶往南京的时候，因为他与顾祝同战前共事于江苏省政府（顾任主席，周任教育厅长），战时靠了密设的电台有很好的联系，电讯不绝，信使不绝。战后第三战区以驻地关系，应该是受命接收京沪的负责机构，佛海也且视为最大的助力。所以那天同去南京的人，就有第三战区的在沪人员何世桢、张叔平等。他于启行时一团高兴，而回来以后，始终就绝口不曾提过此事，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

当他在留京期内，曾任汪政权“宣传部次长”的章克去看过他，章克自称是新四军的代表，要佛海带兵往江北与新四军合流。佛海因为是中共的“元勋”，所以太了解中共的真相；佛海因为还是在长沙曾公祠劝毛泽东加入中共的人，因此也太知道中共领袖们的性格。他拒绝了章克的诱劝，在南京与陈公博闹了几乎兵戎相见不愉快的一幕以后，又垂头丧气地回到上海。从戴笠与他见面以后，在无数次的长谈中，他已死心塌地把自己未来的命运，完全付托在戴笠之手。从战时直到胜利之初，军统的运用周佛海，可称为特务工作上的一项最辉煌的杰作！

一二六、蒋伯诚向周佛海进忠告

我记得那一天是九月二十八日，也就是周佛海飞往重庆前的两日。他以电话要我到他家里去一次，我立即前往。他领我进到他的卧室，把房门紧紧地关上了，情形显得异常严重。他沉思了一下，对我说：“我想要你到蒋伯诚那里去一次，因为有人劝我避开上海这乱糟糟而又多是非的环境，飞往重庆去易地静养。我心绪已乱，你代我去问问伯诚对此的意见如何？”我听了他的话有点感到突然，不便详询究竟，我只轻描淡写地问了一句：“那末你决定了没有？”他摇摇头说：“因为没有决定，所以请你去听听伯诚的意见。”

这样，我辞出后就直接去大西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沪代表公署”去看蒋伯诚。那天，代表公署的宾客特别多，我去时会客室里已坐满了候见的各式人等。蒋伯诚的太太杜丽云要我在她的房里守候，因为她与伯诚的房间正好相对，她说：“今天客人那样多，不知你要等到什么时候。你小坐片刻，等里面的人出来了，你就先进去。”我谢了她的好意，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她向我招招手，我随着她到了伯诚的房门口，而从房里出来的人竟然是丁默邨。他看见是我，有愕然的表情，他莫名其妙地问我，“你也来这里？”我含糊其辞地答他：“有事。”

伯诚还是病废在床上，我落坐后直截了当地道达了来意。他沉吟了一下，又皱皱眉头说：“这事使我为难了，你知道我与戴雨农是不对的，如照我旁观者的立场说真话，可能会破坏了戴雨农的好事，招人之恨；但不说真话，过去我和佛海是嫖友，这几年他也照应了我不少。那这样吧！照我的想法告诉你，你回去和佛海转述时，千万不要说出是我的意思。”他停了一下，又继续道：“其实，佛海既已决定偕雨农飞渝，又何必多此一举，再來问我？”我忍不住问他：“你怎么知道他已决定飞渝了呢？”伯诚失笑了！他说：“丁默邨将与佛海雨农同去，刚才你还不是看见默邨来向我辞行的吗？”我有点出乎意外，这六年中，我发觉佛海竟然会对我讲假话。

伯诚突然精神似乎显得有些亢奋，自言自语地说：“雨农真够聪明，也真有他的一手！佛海留在上海，虽然已经诚心诚意的听命中央，但他手里还拥有可以指挥的数十万军队，雨农不能不防会碍手碍脚，或许有人会出而反抗。调虎离山之后，蛇无头而不行，这样更方便于他的‘肃奸’和接收工作了。妙计！妙计！”

他忘记我还坐在旁边，说到妙计时，把他一只无力的手拍着床沿，此时他回头望着我，向我正颜相告：“绍澍回来告诉我；尽管委员长对佛海的态度很好，读到佛海的去信时，还为之流泪。但是，我以为佛海此去，前途还是凶多吉少。因为（一）美苏两国的态度不可知。如其美苏有不利于佛海的主张时，中国与美苏为盟国，即委员长也将无法为佛海回护。（二）国民参政员都是好事的破靴党，像佛海在汪政权的地位，他一下飞机，他们自会立刻起哄了。（三）报纸最爱唱高调，有这样的好题目可抓，还不大做文章？（四）佛海可惜了！他与CC有这样很深的渊源，而他竟然为后辈戴雨农所主持的军统效力，恐怕CC对他也不会谅解吧！佛海一去，情形会变得格外严重。以他的聪明，而且过去太熟悉于当局的事与当政的人，又何必再来问我？”说着，他又长叹了一声。我向他道谢之后，再回到佛海那里。

我上楼到佛海的起居室中，一个在上海前后数十年的老日侨船津辰一郎坐在那里，正与佛海密谈。我那时心里乱得很，面上完全露出了不安的神情，佛海虽然与船津用日语在交谈，但他不时回过头来看我。等船津去了，他急急忙忙来问我：“伯诚怎样说？”我一五一十地照伯诚讲的话都照直告诉了他。他听完之后，在室中盘旋，我问他：“CC究竟对你怎样？”而佛海的喉咙忽然拉得很高，他含有怒意的说：“难道他们不要我，我跪在他们面前去求他们不成！”我看到佛海的神态已经失常了，仅仅又加问了一句：“到底你去重庆是否已经决定了？”他很干脆地答复我：“不曾。”我再没有话说了，我向他告辞，这是我与他最后的一面。前后三十年的朋友，从此再也没有能见他了。

因为从他那一天的态度来看，佛海似乎已换了一个人似的，他与我见了面也已没有什么可谈，程克祥、彭寿等又每天在他家里，我更看不惯他们飞扬跋扈的情形，周太太又出出进进的一片忙碌，不暇招呼别人。去既显得无聊，我也就没有再去。那天晚上，我知道汪政权已到了“天下无不散的筵席”的一天，我决计离家暂时住到朋友那里。这时天气还很燠热，我命厨子特别制备了平素欢喜的西菜，在花园内草地上设了长桌，于夕阳余晖中与家人作最后一次的团聚。孩子们还不知家破人亡，已迫于眉睫，高高兴兴地狼吞虎咽。我与妻子漠然相对，对一草一木，都像有无限的留恋。匆匆地食毕以后，往每间屋内巡视了一周，挟着几件更换的衣服，悄然而去。从此，就永远离开了我半生辛苦经营的家。

直到九月三十日的下午，我从晚报上看到了大字标题佛海飞渝的消息。我才知道佛海没有留给我一句话真的去了。新闻中报道同机而去的除戴笠而外，有罗君强和佛海的内弟杨惺华，以及“中央储备银行总务处处长”马骥良。那时佛海病体未痊，每天本是勉强支持着起来应付当前的一切。马骥良一直在他身畔照顾着他。君强、惺华、铁良三人的同去，当然出于佛海的要求，此外，丁默邨是与戴笠当中统局初成立时，同任处长的同事，那当然是与戴氏直接的关系。起飞时间是那天的清晨，起飞的地点是引翔港飞机场。等我看到报纸的时候，大约佛海等已经到了重庆。

佛海飞渝以后，初在嘉陵江畔的一间大宅中软禁，供应还算周备。一度他的夫人杨淑慧、子幼海等也被一同关在那里。戴笠死后，移禁到重庆的土桥监狱。到翌年，又解往南京老虎桥监狱。两审判处死刑，国民政府蒋主席以其反正有案，明令特赦，改处无期徒刑，直至瘐毙为止。这是后话。

周太太在重庆一度被羁，旋即释放回沪，军统局又因追查财产，把她与其女慧海，由余祥琴（在军统中易名林基）经手，拘押在上海福履理路楚园的军统看守所，朝夕逼查，弄得周太太吞金求死，终于把所有的财产献出以后，才得留着一条性命回来。

我对佛海的飞渝，个人受了很大刺激，我追随他六年之中，承他推心置腹，无话不谈。当我几度想退出汪政权时，他总流着泪，拉着我的手，凄然地说：“我们同心协力的做一分是一分，将来如不获政府谅解，死也死在一起。”言犹在耳，而到了最后关头，尽管他对君强的骄矜作风，平时深致不满，对惺华的年少轻浮，颇多戒责，而结果还是相携与俱。我们之间的关系不能算不深，而及其行也，竟至无一言相告。我从伯诚那里回来问他时，他还说未作决定。看到了他飞渝的消息，我不能不自笑过去的太谬托知己了。

本来，当我为蒋伯诚奔走的时候，承伯诚的好意，对我的一切，他愿意一力承担，时常拍着胸膛说：“我对你负责，我向你保证。”我总是向他道谢，我说：“为了国家，我愿意对自己负责，斧钺之诛，我不会逃避，功罪是非，我愿意受国法的裁判。”这时佛海去了，我有了前途茫茫之感，没有人再可以商量，也不知将怎样自处？自己的命运，只有等待自己的决定了。那时每天不断传来了朋友们不幸的消息，某一人进去了，某一家被占了。我彷徨得很，也矛盾得很。几个比较接近的朋友，已有了应变的方法，在亚尔培路一条幽静的弄里，住的都是在中国有优越地位的外国人，他们约了四个人，雇了一名厨子，单身住在那里，打打小牌，谈谈笑话，即以此为世外桃源。他们要我也住过去，他们有他们的理由：以为搞政治即不必谈是非，现在户口办得并不周密，决不能挨户搜索，况且此地住的都是外国人，当局如非得到确实情报，否则决不至于卤莽行事。他们的意见事后证明是准确的，这几位藏匿在那里的朋友，终于一个也不曾出事。而我，有不同的意见，以为我个人对国家的行为应当不逃避任何责任。同时，经过了八年身处在沦陷区中，使我天真地完全信仰了政府，尤其我是学法律的人，我不能不信仰法律的尊严。因此，我不理朋友们的劝告，想以“英雄”的姿态，昂然作出了自首的决定，把六年中的一切，向回来的政府有个坦白的交代。

一二七、曲终人未散的南京情况

和平以后的上海，虽然因接收手法所引起的人心极度惶惑，但表面上还能维持平静。各式各样的接收人员忙着于幕后进行交易，大约由于无往不利之故，晚间酒楼、舞厅、妓院空前热闹。捉人是尽量用“诱捕”方法；接收更是得心应手。汪政权中人，以至在沦陷区所有有地位的、有财富的工商，社会上的各式人士，一个个任凭摆布，无人敢于反抗；甚且无人愿意反抗。政府此时的威严，发挥到了极点，使“顺民”们看得眼花撩乱，动魄惊心！

作为汪政权首都的南京，反而例外地一片混乱，且一度几乎酿成巨祸。日本投降的消息，京沪两地都于八月十日黄昏后不久收到的，但日政府既未正式公布，日本陆军大臣南部还是倔强地下令继续作战。在华的日本驻军，尤其少壮派军人，叫嚣激动，他们固然不甘于身受亡国之惨，更不甘心于向中国投降。他们傲慢地说：我们在华作战八年，节节胜利，前锋曾推进至独山，假如没有“大东亚战争”的发生，最低限度国民政府早已迁至西康。今天，在华还有三百万人的军力，大可一战，如以战胜者而向战败者投降，誓死反对。一部份军人且以行动迫着直属长官不接受日政府投降的命令。如前文所述，上海驻军“登部队”的参谋长，还曾奉令正式访问周佛海，声明在中国地区将继续作战的意向。大约那时驻华日军内部的争持，与东京少壮派军人因反对投降而采取激烈行动的情形正不相上下。直至八月十五日日政府正式公布投降，由于日人传统上对皇室的尊敬，少壮派军人终于被上级说服，和平也终于获得了实现。

周佛海于十五日证实了日政府已正式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消息，因为按照当时的情势，京沪地区接收部队，必然是顾祝同的第三战区，因于当晚带同第三战区的在沪地下工作人员何世桢张叔平等，搭乘京沪夜车赴京，与陈公博会同结束政权，收拾残局。

汪政权最后的解散会议，公博直等至佛海抵京以后，于八月十六日下午，在南京颐和路新“主席官邸”举行，凡是汪政权在京的“部长”以上人员，全体出席。由公博任主席，报告日本政府已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而无条件投降，在华日方，亦已分别由谷正之大使、陆军今井少将、海军少川少将正式通知，奉行日政府命令。和平愿望既已实现，“政府”自应宣告解散。各机关应照常办公，负责结束，静待接收。出席各人，无一人对汪政权之解散表示异议，公博即取出预先拟就的解散宣言，当场宣读，大意是勉励各地军队以统一为重，不得拥兵反抗。会议中对解散宣言仅有字句上的修正，经过很短的讨论，就顺利通过。惟以政权既已结束，而重庆军队尚未开到，在青黄不接之际，把汪政府改为“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而以原“军事委员会”改为“治安委员会”，以为指挥办理各部门的结束事宜以及维持各地方治安的总机构。同时拟就了电报，托何世桢电第三战区司令部，转电重庆呈报蒋氏。至此，汪氏所领导的“国民政府”永成为历史上的名辞了。自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〇）三月三十日建立，至卅四年（一九四五）八月十六日宣告解散，前后仅经过五年四个月又十七天的寿命。

虽然说：眼看大势已去，不得不然。但陈公博、周佛海等以次，那时手中还拥着数十万受过训练的军队，如负隅反抗，东南一隅，即不言逐鹿，或许他们本身不必引颈待戮，尚能有幸存之道。但看伪满军队的一经转向，试问结果如何？而他们既欣忭于抗战之胜利；热望于国家之统一，尤尊敬于蒋氏之声威，乃不顾一己前途的祸福，俯首贴耳，以等候雷霆斧钺之诛。这些人，假如真是国家“罪人”的话，这最后的表现，是否还值得人们予以一丝的怜悯？我在本文开始时曾写出汪政权之创建，沦陷区民众曾经认为是蒋汪双簧。周佛海也屡屡笑着告诉我：重庆与南京虽是分别下注，实为共同赌博。譬之在赌场中押“大小”，重庆押大，南京押小，总有一面是押到的，不管开出来为大为小，而押到的却一定是中国。看到汪政权人最后的态度，也真像在唱双簧，而再看胜利后国府处置之严厉，又好像全不是那么一回事。读者们一定会感到疑诧，其实连此中人的我，也一样糊涂！

汪政权有疾而终，气一泄，什么“治安委员会”之类，也不过徒有其表，迨至镇慑无人，于是魑魅尽现。天上还来不及飞下来，如上海一样，地下就先钻出来了。就在汪政权宣布解散的当晚，一个名叫周镐的人出来行动了。周镐我绝不认识他，而且以前也从不曾听到过是怎样一个人。据陈公博在狱中亲撰的“八年来的回忆”中的记载，说是由周佛海推荐为军事委员会的科长，以后又荐为江苏无锡区的行政专员，大约是不错的。他趁情势混乱之际，存浑水里摸鱼之心。自称受重庆委任，用了“京沪行动总队”的名义，首先占据了新街口财富所聚的“中央储备银行”，在门前挂起了“蒋委员长万岁”的红布标语，狐假虎威，先声夺人。而且公然张贴“告示”，就利用汪政权中少数部队，胡作乱为。他希望汪政权中人服从他的指挥，但是高级人员有谁会去理他？他想把“陆军部长”萧叔宣拘捕，萧在奔避中周镐竟发枪在后轰击，中弹当场身死。“司法行政部长”吴颂皋、“南京市长”周学昌、“宣传部长”赵尊岳，都曾给他禁闭在“中央储备银行”。

周镐觉得汪政权既不镇压，日军也不干涉，于是肆无忌惮，益发为所欲为。他于晚间派人至“中央军官学校”演讲，说要接收军校，军校向兼校长陈公博请示，公博的答复是“倘然对国家统一有好处，于地方治安有好处，那就让他接收！”但是军校学生都是一群血气方刚的少年，偏又不肯就范。从十六日晚僵持到十七日的下午两时，军校全体员生全副武装到西康路公博的办公室四面布岗，一面表示反抗接收，一面保护公博安全，学生代表要求见公博，表示国家胜利，他们绝对拥护蒋委员长，但不愿受不明来历的人的“收编”。众意所趋，连公博的劝解也全归无效。周镐也居然派兵对垒，双方建筑工事，中间且曾开枪互轰，西康路、珞珈路一带，子弹横飞，南京秩序陷于最大的混乱。幸而佛海及时与日军部小笠原交涉，由日军部派人通告周镐，在国军开到正式接收以前，日军仍负有维持治安之责。周镐看到日军出头，不敢反抗，就被日军解除了附和他的部队的武装，并释放了被拘禁在“中储”的人员，轩然大波，总算得以化险为夷。周镐于国军开到后，被审讯枪决了。这事我得之传闻，经过详情，却毫无所知。

由于周镐接收军校事件，使陈公博与周佛海从民十共同发起中共时起，数十年的交情，付之流水。公博方面的人，认定佛海倚仗了重庆的力量，卖友求荣，对他发生了最大的反感。今天，公博与佛海先后死事都已十余年了，身后是非，我殊不必再为佛海作无谓的辩解，但我写本文的目的，既在提供事实，发抒观感，则我所耳闻目击的真相，我还是愿意加以赘述：

公博方面认为佛海故意与他为难的理由：一是佛海早已为重庆效力，而公博则并无直接联系；二是汪氏逝世后，公博代理“主席”，或许佛海有意存阙望；三是周镐既是佛海的人，且重庆发表佛海的名义是京沪行动总指挥，而周镐则自称为京沪行动总队；四是当周镐“行动”之际，公博要求佛海制止，佛海先说找不到周镐，也不与公博见面，情形可疑。

佛海于八月十五日晚车赴南京时，我没有同去，事实如何，不敢悬揣。但佛海于十九日下午回抵上海后，到家一进门，于沮丧懊恼中连说：“我很难过，我很难过！与公博数十年交谊，最后竟然险至兵戎相见，他以为是我主使的，我有什么话可说！”说着连连叹息，且凄然几至泪下。那时家中并无外人，他又何必这样的来向我们装腔作势？周镐是他的人，那是不容否认的，论周镐在汪政权时地位，亦仅是佛海部下的一名小人物。政治也真是一样太可怕的东西！一旦情移势易，和平前在周家站着报告的人，此时高坐堂皇，横眉怒目，指责这样，数说那样，佛海只有苦笑而默无一言。

周镐的“行动”事前没有得到佛海的同意，是可以想像的。至秩序大乱，佛海真找过他而抗命不来，也是可能的。周镐自称地下人员，真正的来历不明，连佛海也不免于投鼠忌器。据我确实知道佛海南京西流湾家里的卫队长周某，我已经忘记了他的名字，他是湖南人，而且与佛海为本家，平时一向对佛海忠顺恭敬，而此时首先被周镐收买，不但不再听佛海的指挥，事实上佛海已被他在监视之中，一次周太太要坐车出外，那位周队长也要坐车，竟戟指对周太太说：“哼！到了这个时候，还摆什么架子？”附和周镐者且如此，周镐的气焰更可知了。

再有周学昌被非法拘禁经过，倒是事后佛海亲口告诉我的，周镐先想追捕学昌，学昌急了逃往佛海家里，学昌正在向佛海诉苦，而周镐持枪直入，虽然当时经佛海喝止，暂时退出，学昌就躲在楼上，经半日之久，以为周镐已经去远了，逡巡出门，而一离周宅，就为周镐所捕。学昌是佛海左右十人之一，而且平时也与佛海处得不错，这时佛海既已不能使妻子免于被侮辱，又不能回护一个亲信人物的被拘辱，假如周镐的行动，真是出于佛海的指使，最后又何至乞援于日军的干涉？周学昌为佛海之亲信，吴颂皋为佛海之亲家，除非是佛海神经错乱，否则又何至一发动而即以亲友为侮辱之对象呢？汪政权于曲终人未散的最后刹那，还造出那样的误会，这又是大悲剧中的一幕小悲剧了。

一二八、陈公博避往日本的真因

正在南京乱糟糟成为无政府无秩序状态之时，传来了陈群仰毒自戕的消息，他死得干脆，也死得干净，倒是值得一提。陈群是福建人，字人鹤，行八，人家背后都叫他陈老八而不名。日本明治大学毕业后回国，参加革命很早，中山先生在粤任大元帅时代，他已经很露头角。北伐时期，任白崇禧的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后来在昆明被杀的李公朴，还是他那时的中级部属。民十六清党，他与杨虎主持清党委员会事务，杀戮甚多，后因他与胡汉民接近，开始反蒋。除孙科为行政院长时期，又做过首都警察厅长而外，一直赋闲在沪。但与杜月笙形迹甚密，挂牌做过律师，也做过杜月笙主持的浦东中学校长。抗战军兴，国军西撤，他竟参加了梁鸿志领导的“维新政府”。汪政权创建，他历任“内政部长”、“江苏省长”诸职。他姬妾众多，行为放荡，其实佯狂玩世，八面玲珑，他在受歧视下参加了汪政权，既得日人的信任，也为汪政权人所戒忌，周旋应付，锋芒毕露，与任援道两人，为以“维新政府”旧人身分参加之红人，在汪政权中声势且犹在梁鸿志温宗尧之上。

胜利以后，他还在南京，深知决不能见谅于蒋氏，早已蓄有死志，但以他的外表而论，谁也不会相信他会决意自杀。他对第一个透露出他真意的人，是“司法行政部次长”汪曼云。曼云是与杜月笙有着师生关系，在陈群看来，则是自己人。一天曼云去看他，他正式告诉曼云说：“重庆不久要来接收了，对我是绝对不会放过的，与其将来受不必要的罪，还是趁早自裁，求一个痛快。我预备有毒药，毫无痛苦，只需几秒钟的时间，就好脱离这恶浊的尘世。你要，我可以分一些给你。”曼云固然不相信他会藏有毒药，而且也不相信他真会有自杀的勇气，还以中央屡屡表示宽大等的话来加劝慰，而人鹤正告曼云：“政治失败了，对胜者不必寄幻想，对自己不必图侥幸。”曼云竟未为所动，以为是他的一时的愤激之谈，于一笑中辞出了。

而陈群真是从从容容地料理好了家务与后事，写了一封长长的遗书，最紧要的意思是：“他是中山先生的信徒，愿意死后听总理的批评，而不愿生前受蒋氏的裁判。”他独自上楼，仰毒毕命，前后只有几分钟的时间。迨家人发觉，早已陈尸榻上。据猜测，他吃的是氰化钾，大约很早就向日人方面要来的。陈群的死，证明了他决非像他外表那样真是狂放不羁的人，看到最后政府对汪政权中人的严刑峻法，也证明了陈群也确有其先见之明之处。最少他是真能了解蒋先生的。

陈公博与陈群相同的一点是，对于生，已毫不留恋。但公博的责任不同，他要对政府有个交代，并且愿意受法律的裁判，丝毫不想逃避责任。他要留着个不死之身，面对现实，在庭上声述他的理由，对国人剖诉他的衷曲。不过他既已放下了权力，一切变得束手无策，他周遭的环境，随时可以遭遇不测。实在不容他再存身下去。他决意飞日的真因，有如下的几点：

（一）周镐的事情，已使他怵目惊心，他既与佛海有了芥蒂，佛海又接受了重庆的命令，在公博甚至不能不防佛海会对他有不利行动。

（二）他既已负责结束了汪政权，声明接受重庆命令，重庆军委会也已委出了先遣军、行动总指挥等名义，照理他只能听从先遣军等的调度，但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告诉他，说接到蒋委员长的正式通知，不承认先遣军可以执行职务，于是更使他左右为难。

（三）有人谣言公博挟兵自重，如他留在南京，可以指挥反抗，将为国家统一之障碍。他为表明心迹，尤不能不急急于远离这是非之地。

（四）任援道向他表示蒋先生希望他暂时离开南京，以免增加处置善后的困难。

（五）先遣军要着手接收军队，而“警卫师长”刘启雄与海军人员却不愿受编，他无力迫使他们听从先遣军，也不能对他们作同意的表示。

（六）开往西康路保护公博的军校学生，于周镐事平之后，仍不肯撤退，使公博如芒刺在背，最少形式上有了拥兵自卫之嫌。

（七）那时中共已发动攻势，南京城内繁盛地区的新街口，已发现新四军散发的传单。自称新四军的代表章克，且公然向日军要求投降。江北一带叠次告急，时安徽的宣城，已为新四军占领，芜湖被围，六合告急，南京岌岌可危。如共军长驱而来，公博既无可以指挥之军队，不但己身可以被俘，也将会无法向政府交代。

（八）林柏生与陈君慧两家的狗，同于十四日中午被人毒毙。在混乱中，公博等更觉人人自危，可能于不明不白中会被人谋死。

他所唯一感到踌躇的仅是重庆接收人员尚未到达，负责无人，不便擅离职守。刚巧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派其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于八月二十一日专机赴芷江向主持中国地区受降的何应钦氏接洽受降事宜，于二十三日又返抵南京。翌早今井往颐和路新“主席官邸”谒见陈公博，报告赴芷江接洽投降经过。并说代表何应钦的副参谋长冷欣将于二十六日来京，中央部队将于二十七日起开始空运，何应钦本人可于三十日抵达。公博认为这样可以暂卸仔肩了，他向今井表示：认为他如留在南京，会使重庆对接收工作发生疑虑。他希望能离开南京暂避，以待后命。今井同意他的见解，乃与军部及日使馆方面联络，最后借定了中华航空公司的飞机作为交通工具。但因为盟军总部已有通告给日本政府，日本飞机于二十五日正午以后，就不许再在日本国内飞行。所以如不得已而赴日，公博必须于二十五日中午以前赶到日本。

一切计划拟定以后，他先写了一封信呈蒋氏，说明他的心情，信内有“钧座一有命令，公博自当出而自首”之语。这封信是留给浅海和冈田两顾问转致何应钦王东丞代呈的。一封信留给任援道胡毓坤，要他们负责维持治安，因为他们是“治安委员会”的“副委员长”。另一封信是留给冷欣的，请他到达后召集原有军警机关，维持地方治安。最后还发出了一个通电给庞炳勋、孙良诚、张岚峰、吴化文、孙殿英、郝鹏举等。谆嘱要静候重庆命令，不得意图反抗。

公博把一切安排妥当之后，研究此行地点，他认为原汪政权的辖区，均有军队驻守，他去了，更有拥兵割据之嫌。青岛为华北地区，为公博势力所勿及，故决定初步先至青岛，再定行止。不得已时，候船转日本。

至二十五日天色尚未破晓之前，陈公博与他的夫人李励庄女士、“安徽省长”林柏生、“实业部长”陈君慧、“行政院秘书长”周隆庠、“经理总监”何炳贤、秘书×××等一行七人，齐集颐和路官邸，由军事顾问部的小川哲雄大尉随机任向导，而在机场照料的也只有军部的小笠原参谋一人。一行静悄悄地黯然乘中华航空公司的飞机启飞，离开南京，初步的目的地则预定为青岛。

一二九、专机中一笑飞回作楚囚

陈公博等一行所搭中华航空公司的飞机，出南京起飞后不久，忽因气候关系，转向直飞日本。事实上公博如留在青岛，那时日本既已无条件投降，海空运载的交通工具，都已成问题，能否再去日本，了无把握，或许随机作向导的小川大尉为了责任关系，藉口天气，改道飞日。原定日本的目的地是京都，可是又为了机中燃料将罄，乃经济州岛而达西京附近的山阴县米子机场降落，本来还预备加油续航。那时已近中午十一点，离盟军通告在是日正午以后，不准日本飞机再在国内飞行的禁令，已只有一小时的时间，乃决定先留在米子暂住。可是公博此次飞日，事前与日本政府毫无联络，米子又不是预定降落的地点，因而毫无招待的准备。且机场已先破坏，场中亦且阒无一人，幸有载货汽车经过，始得载往市区。临时只找到了一家小旅馆，暂时安身。可是战争末期，日本国内一切物资已非常缺乏，米粮、副食品等都实施配给，公博等也只好被视为一个普通的旅客，食物就很成问题。直至三天之后，东京外务省始得讯，请前汪政权的经济顾问冈部长二，及事务官山本晃仲村清市及科长吉川赶往照料。

公博表示在南京混乱时期，来日暂避，束身待罪，以后如蒋先生一有命令，将立即启程回国。惟以米子地方太小，起居不便，要求在京都觅地居住。乃从米子机场附近温泉场的望海楼，迎往京都。为避免耳目起见，经商得天龙寺管长关牧翁师同意，借住郊外幽静的金阁寺为居停之处。他们一行七人，就住在寺内较为深邃的一角，连京都市民，也不知汪政权内的几个重要人物，在那里做了最后亡命的藏身之地。

他们行动当然没有受限制，但谁也不出寺门一步。特别是公博很沉默，也很镇静，对于他今后自身的命运，已经有了一个决定，每天只以看书来消遣他最后的岁月。食物是由日本外务省配给的，每隔三天送来一次，面粉白米是够吃的，副食以小小的几尾鱼类为多，猪牛肉已被视为珍品，白糖尤其缺乏。他们此时的心情，对食物已经不是一件注意的事了。来往的人，也只有非正式代表外务省的冈部，不时来探视，对他们的生活上作一些照料。

如此在金阁寺住了半月有余，约在九月十八九日，外务省突派大野局长往见公博，说何应钦有一个备忘录给冈村宁次，指公博私行逃日，而对外宣传已经自杀，要日本负责护送回国。公博问大野，他离开南京时曾留给蒋氏一函，究竟浅海和冈田已经负责转递了没有？大野表示不知此事。公博乃又托他致电冈村，候得到确实消息，再定行止。至九月二十四日晨，大野又去看公博，说公博呈蒋氏一函，迟至九月十九日才由冈村交给何应钦。何氏曾派处长钮先铭往见冈村，希望公博归国自首。公博当时草了一封电报，要大野回东京拍发，另又照录一份，寄交何应钦氏。函电原文如下：

南京何总司令敬之兄勋鉴，并请转呈蒋主席钧鉴：

公博于八月二十五日离京之前，曾留呈一函，想达钧览。数年郁郁之私，一旦得达，殊快所怀。公博原决留京待罪，只以当日传闻，有请公博宜早离京沪，庶免钧座处置困难。以故对于京中善后事宜，处理完毕，即匆遽离京。此行决非逃罪，故留呈函中，曾有钧座若有命令，即行出而自首之语。顷闻本月九日总司令部对于公博之事，有一备忘录致送冈村。二十日复派钮处长传达钧意，辗转传递，今始得悉。公博能回国自首，本为日夕祈祷以求。今既出钧意，归心更急。惟交通困阻，船机不通，伏望能派一中国飞机至日，俾得早日回国待罪。区区之忱，尚希明鉴。陈公博叩。有。

敬之总司令我兄勋鉴：

八月二十五日曾于离京之前，曾呈蒋先生一函，托兄及东丞兄转呈，内容想已达览。弟之离京，决非逃罪。只以当日传闻，谓弟再留京沪，将使蒋先生处置困难。因是不得已匆遽离京，以待后命。顷闻总司令部对弟归国之事，曾有备忘录致送冈村，复派钮处长传达尊意。弟决本留呈蒋先生函中原意，归国自首。惟有一事请兄代弟转达者：当日来东，本非夙愿，惟无论暂居国内何地，皆有军队，深惧予人口舌，造作蜚语。今蒋先生之意既明，弟归心更急，最好能由国内派一中国飞机来日，俾得早日成行。此种请求，或为逾分，然区区之心，度亦为兄所深谅。再者：本月二十五日，弟为自首事，曾有一电致兄，并请转呈蒋先生，恐电报梗阻，文意或有不明，兹再抄录一份，尚乞转呈为祷。专此即请勋祺。弟陈公博谨启，九月二十五日。

在这两封函电中，实已赤裸裸表达出公博当时的心境，胜利后政府颁布的“惩治汉奸条例”中，指汪政权中人为“图谋反抗本国”，虽然日本已无条件投降，而公博佛海等尚各有可以指挥之军队，与有可以负隅的土地，而俯首贴耳，唯命是从，公博非但毫无反抗的意图，而且渴望于国家之统一，适身异国，避嫌唯恐不远，更置一己之生死于度外，一闻明令，即急急求归。国家整饬纪纲，形式上之如何处置，自为应有之措施，但公博等对国家的心迹，或尚足以邀后世读史者之同声一叹乎？

公博的电报托大野拍发以后，消息沉沉，直至九月三十日夜间，日本外务省驻京都的办事人山本往见公博，谓已接到外务省的长途电话，中国派来的飞机已飞抵米子。公博闻言，表示稍事摒挡，即当于翌日赶往米子搭机返国。十月一日，公博正在收拾行装，而近卫文麿为了祭扫他先母的坟墓，去至京都，特往金阁寺与公博密谈了两小时。近卫是发表中日谈判三原则，至促成汪政权建立的一人，而公博则是于太平洋战争日本已濒于崩溃之日，继汪氏而支持残局的一人，此日穷途日暮，又值公博挺身回国，甘受法律裁判之时，两人都已抱有死志，形同诀别。谈话内容，以无他人参加，虽不可知，而两人的相对欷歔之状，自可想见。

在公博等由日回国之前，中间尚有一段插曲。护送公博等由京赴日的小川哲雄大尉，以为公博等一经抵日，即永不会再行返国，所求的恐仅是羁旅异土，了劫余生了。忽然看到公博作摒挡归国之计，他暗中竟进行为公博等寻觅藏匿处所，东京的中野，奈良的郊外，以及别府、鸟取等地，均有了准备，粮食亦早为储藏，以为计策万全。故于公博离日之前夕，全力劝阻，谓将来如事败，愿以一身当之。而公博死志已决，愿挺身以俟斧钺。故公博与近卫谈毕以后，仍于当日晚间，除其夫人李励庄女士（以何应钦致冈村之备忘录中无其名字），仍暂时留日而外，与林柏生、周隆庠、陈君慧、何炳贤、×××等六人匆匆就道，赶搭火车至米子。本拟翌日（二日）下午由米子启飞，乃为风雨所阻，在福冈又住了一晚，始得于三日正式启程回国。计自八月二十五日抵日，十月三日飞回，留东前后为一个月又八天。在京都时期，公博等也真是做到了闭门思过的地步，并没有特殊的事情可以补写。

国府派往日本的飞机，是一架运输机，除驾驶人员外，派有宪兵连长一人，士兵八人，由日直飞南京。公博在机上，仰视白云变幻，俯瞰沧海汹涌，态度平静得像一次旅游后的重归故乡。他曾口占一绝云：

烽火纵横遍隐忧，抽刀空欲断江流。

东南天幸山河在，一笑飞回作楚囚。

公博一向具有潇洒的风度，此诗尤显得其能临危不乱之状。第三句系指东南于胜利之后，未为中共所据，飞回自首，犹能身履国土。而结句的潇洒从容，于沉痛中备见其风度。飞机飞抵南京上空，已在下午。因为事前消息封锁，市民全不知公博等之又如旧燕归来。机场四周，有疏疏落落的宪兵布岗，迨飞机降陆，戒备森严，机场是一片冷静，仅有武装宪兵等候。押机的兵士，将公博等移交之后，即分别押上预停在机场上之三四辆吉普车，两旁各有兵士防守，由一个连长率领，直驶何应钦之陆军总司令部。本来陆总决定就把他们安顿在陆总二楼的办公室内暂住，而且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床铺。迨到黄昏时候，忽然又用一辆公共汽车，把他们载向城南宪兵司令部拘禁。

在宪兵司令部大约又是一个多月，没有审问，也无其他动静，至双十节前后，一行又被解送到宁海路二十五号去了。那里，是一所三楼的民房，在汪政权时代，是“七十六号”的南京特工站，曾经羁押过不少政治犯。现在变成为军统局的临时看守所了。二十五号的后一幢房屋，是关的陈璧君等，三楼已先有梅思平、岑德广等二十余人在那里。就以二楼的一部分，共两三间囚室，为公博等的羁幽之处。

胜利后的一切，都有些不寻常的现象，譬如宁海路二十五号，不是司法衙门，而是特工机构。那里的看守所所长，又原是汪政权里的下级人员，而摇身一变，竟然成为支配汪政权最高级人员的堂堂看守所所长。他不念昔日的一段香火之缘，颐指气使，毫无惭色。而且克扣囚粮，曾使公博等受着最恶劣的待遇。依照法律，有犯罪嫌疑的人，应于被捕后二十四小时以内，移交法院开审，但公博等在宁海路二十五号两月有余，除了责令各人写一纸自白书，要详述参加汪政权前后经过外，也绝不提审。公博的“八年来的回忆”，就是在那时候所写成的。

一三〇、起诉书罗列了十大罪状

在拘禁中，唯一值得一提的事，是主持“肃奸”工作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戴笠曾亲往探视。他与陈公博密谈了二小时以上。因为戴笠是与蒋氏最接近的人，所以公博曾经把这八年的经过，详细地向戴笠诉说了全般心事。也许戴笠也透露过对他最后的处理办法。事后公博告诉同囚的难友，此事有用政治手段解决的可能。而以后戴氏于飞行中撞机身死了，无人再担得起不付司法审判的千斤重担，情势一变，所有被拘的汪政权人员，一律移送各地高等法院审判。

在民国三十五年的初春，陈璧君、陈公博、褚民谊三人，首先提出押送至苏州狮子桥监狱。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这三个人要单独易地受鞠，当局也并没有宣布任何理由。大约政府对“肃奸”案件，是采取政治内定的办法，再通过司法审判的形式。所有汪政权人员的命运，因戴笠之死，而完全改变，此时当局已作出了最后的决定。

汪氏逝世以后，陈公博成为汪政权的最高领袖，一旦失败，当然天下之罪皆归之了。苏州的江苏高等法院，为郑重将事，由首席检察官韩焘，亲自主持侦查手续，亲自起草起诉书，洋洋万言，罗列了十大罪状，兹为摘要录下：

一、缔结密约、辱国丧权

“被告与汪兆铭于组织伪政府之初，即与日寇缔结基本条约，继又改订同盟条约，均承认伪满帝国，承认华北驻兵及经济合作，此无异将东北四省割让敌人，无异放弃华北自主之权。虽签订条约者为汪兆铭，但被告身任伪立法院长及中央委员，不能谓未参与未议，自应共同负责。”

二、搜索物资、供给敌人

“伪政府于民国卅二年以后，陆续在上海及各县，组织各种物资统制委员会。表面虽以确保军需，安定民生为词，实际则以贱价强迫收买物资，供给敌人。对于当时沦陷区内米麦面粉棉花物资之收买，雷厉风行。此为被告任伪立法院院长、伪上海市长及代理伪主席之行动。”

三、发行伪币、扰乱金融

“伪中央储备银行，系于民国三十年间成立，滥发纸币，毫无限制，一面以二对一之比例，收兑法币，削弱我政府之经济力量；一面做成通货膨胀之现状。此项伪币之发行，虽另有主持之人，但伪储备银行之法规，则确经伪立法院通过后方能施行。被告身任立法院院长，对于扰乱金融之罪责，亦应共同负担。”

四、认贼作父、宣言参战

“自太平洋战争发生后，我国对德日宣战，始终与盟邦合作。故与英美在此次战争中，实为一不可分之整个集团。反抗英美，即无异反抗我国。乃该被告竟认贼作父，附和日寇，对于我国之盟邦英美，公然宣战。至汪兆铭死后，被告继任伪主席，仍保持其一贯政策，毫无变更，其通谋敌国反抗本国之罪行，更于此可见。”

五、抽集壮丁、为敌服役

“查敌寇自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即感兵力不敷分配，乃迫令南京伪政府征集壮丁，运至南洋训练，被告与汪兆铭并不誓死力争，密令各地区抽募壮丁，以应敌人之命。尝据某报登载河南伪政府运送壮丁数百名至南京时，伪政府大加奖励。虽当时有无承认敌寇密约，无从发现，然就沦陷区内各地乡镇保长，或径征壮丁，或向业主勒派壮丁捐款之事实窥察，则伪政府之允许以壮丁为敌寇服兵役，可以断言。”

六、公卖鸦片、毒化人民

“抗战军兴，各地区之沦陷于敌寇者，范围甚广。敌寇在其占领区以内，实施麻醉政策，大量贩卖毒品。伪南京政府不设法制止，乃从而抽收捐款，允许各地开设烟馆，公然吸食。据三月十四日上海新闻报所载，在沦陷区内吸食毒品者，数在三千万人以上。”

七、改编教材、实施奴化

“抗战以前，各学校所用之教科书，至伪组织时代，一律改编。凡有关于抗日言论及爱国思想之文字，悉予删除，且禁止教授英文，改习日语。虽主其事者有主管之伪教育部，然被告身为伪中央委员及伪立法院院长，不能诿为不知。”

八、托词清乡、残害志士

“伪政府于民国三十二三年间，曾制定法令，分期清乡。实行之时，设置封锁线，断绝交通。名为肃清奸匪，实则除搜括民间储藏而外，殆以残害中央官吏及抗战志士之伏处沦陷区者为唯一目的，如李士群之在江南，张北生之在苏北，忠贞之士，牺牲于清乡旗帜之下者，何可胜数？此等清乡法令，系被告任伪立法院长时所制定，即至被告继任伪主席时，犹在雷厉清乡之中，其残害志士之罪责，当然应由被告负之。”

九、官吏贪污、政以贿成

“查南京伪政府成立后，上自伪中央官吏，下至各县伪县长、伪区长、伪乡镇保长，无一不以搜括金钱为目的，卖官鬻爵，贿赂公行。机关之内，几至无一事不要钱，无一人不要钱。有充当区长数月而腰缠数百万者，其他可知。上行下效，因而火车轮埠之搬夫苦力，亦从而大敲其旅客之竹杠，当时有红帽子黑帽子之称，京沪线上，黑幕重重。即被告本人代理主席时，曾一度至苏北泰县，抵达之日，凡床帐被褥，以至毛巾杯碗，无不一一备办。濒行时为其随从之人，席卷以去。一夕之间，该地商会开支招待费用，达一万万元之巨，其贪婪成性，至于如此，可为浩叹！”

十、收编伪军、祸国殃民

“查伪南京政府于成立之后，犹积极收编杂色部队，先后编制所谓第一方面军，第二方面军，及第一集团军等伪军。合计其数，何啻数十万之众。既无军饷，又未训练，因而类似土匪之军队所在皆是，掳人勒赎，视为固然。其祸国之深，殃民之烈，古今中外，无与伦比。”

本来相骂无好言，于法院之起诉书为尤然。周内锻炼，几成为检察官的天职。江苏高等法院对陈公博的起诉书，不像是一个法律文件，而极似不负责任的报纸上一篇夹叙夹议“有闻必录”的杂评。公博当时怎样逐条抗辩，皆另详于以后的庭审情形中。而公博对起诉书的一段结论，有先抄录在此的必要。不知当时主办该案的法官，阅后是否也且为之啼笑皆非。公博当庭对起诉书的结论侃侃陈述，他说：

“我看起诉书各点，很多臆测之辞，如‘不能谓未参与未议，自应同负其责。’‘虽另有主持之人……亦应共同负责。’‘然就……可以断言。’‘不能诿为不知。’‘当然由被告负之。’其次，有许多不是我的事，或者我都不知道的事，或者绝无其事，也罗织起来。又自白书中常有某一件事，不引全文，而只截取了某一段。因此我觉得起诉书中，不是割裂事实，就是摭拾谣言。而且文字间很多是徒快口舌的文章，而不是根据事实的起诉。不过我对检察官是很谅解的，当日我在重庆、在香港，极力谋党的团结，国的统一，那情形太曲折而复杂了，并非今日检察官所能了解的；迨至南京以后，为保存国家人民元气，和日本苦斗，那情形也太曲折而复杂了，也非今日检察官所能了解的。在今日众议沸腾，真相不白，尤其是政治是那样困难而波折，承办本案的检察官，即使他心里很明白，而又肯负责任，哪一个敢挑起千钧重担，说陈公博可以功罪相抵？哪一个敢说陈公博无罪呢？不过，汪先生在生时，我是辅佐汪先生的一个人，在汪先生死后，我名义上总是负政治军事的全责，那就够判重罪，其实不必要再苦苦罗织成齐齐整整的十大罪状也！”

一三一、褚民谊甘为汪精卫牺牲

日本无条件投降了，汪政权亦随之而解体。重庆国民政府，阳示宽大，意在株连。陈公博既由日提回，周佛海又送渝囚禁，自九月二十七日起，逮捕汪系人员，各地同时并举，雷厉风行，竟欲一网打尽而后已。则地位如汪夫人陈璧君者，自属更无幸免之理。但迄今事隔仅十余年耳，其被捕经过，报刊已多臆测之谈。当时政府既不依通常法律程序进行，竟付特工人员出之以诱捕之手段，用心之深，设计之密，自无怪外间之莫明真相。兹篇所述，则作者得之于随汪夫人同入笼牢者之口述，事经亲历，堪信其全为当时之事实。

当汪氏病逝日本，于民国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十一月卜葬于南京梅花山巅之际，汪夫人在广东之亲信赴京送葬者三人，为陈春圃（广东省长）、林汝珩（教育厅长）与汪屺（警务处长）。葬事既毕，陈璧君召诸人集商今后行止。春圃等力劝其及时引退，他们的意见是：“汪先生当时之所以主张和平，纯以抗战屡遭惨败，土地日蹙，外则国际形势，英美且对日惟求抚靖，内则共党坐大，渐成割据之局。如一旦抗战不克持续，后果何堪设想？故挺身支柱，以不易见谅世人之变局，预为国家维一线之生机，则不论抗战成败，不患担当无人。汪先生毁身为国之精神，早为同人所深仰。但目前战局已定，德意败降，日本海空军亦渐次被歼，胜负之局，不问可知。为国家计，果无继续提倡和平之必要，而为夫人计，自北伐统一以来，汪蒋之间，屡生歧见，而汪先生在中央党部遇刺之日，夫人以一时之愤激，出言过于率直，曾使蒋先生怒形于色。他日胜利归来，能否恝然相谅？更有值得考虑之处。夫人此时勇退，于国无损，而于己有利。”云云，林汝珩、汪屺两人持之尤力。

陈璧君沉吟良久，卒不谓然，她说：“汪先生赴日疗病之日，曾力疾亲下手令，以职务交公博佛海负责，现陈周均照常供职，我独飘然远引，则凡是我的干部，势必随同进退，无异拆陈周之台。就个人言，我对汪先生为有违遗命，对公博佛海言，则有负友谊，祸福可以不计，良心上殊不愿为。对国家言，今日之抗战必胜，已仅属时日问题，即我与公博佛海同时引退，亦已无损于国家，但日本驻华部队，尚有三百万人，和平政府不惜扬言参战，造成与日本为盟国同等之地位，以杜塞军人对我施政的干涉，有我等在，陷区人民尚有交涉回护之人，如我等同时引退，造成政权解体，日军于屡败之后，势将益加迁怒，以我为敌，横加摧残，则陷区人民，将何堪命？我不忍以一己之安全，贻亿万人无穷之祸害。”

林汝珩又言：“公博佛海对重庆均有相当之联系，已成公开秘密，汪先生生前与夫人今后，不知与蒋先生间，亦有相当联络否？”陈璧君答复得很干脆，她说：“汪先生秉承孙先生大亚洲主义之遗训，认为东亚两大民族，必须和平合作，故欲于战祸方烈之际，以精诚斡旋一切。汪先生留渝之时，留蒋一函，即有‘兄为其易，弟为其难’之言。自汪先生离渝之后，各行其是，即与蒋无联络。至如何劝蒋合流，并明白我人的处境，因佛海与蒋之左右陈布雷戴笠有深切之关系，故任由佛海为之。目下情形，合流既已谈不到，我们亦已尽过我们力量之所及，前途如何，可以一任其自然之发展。”林汝珩又说：“陈周既与渝方有联系，则一切善后事宜，自应由陈周负责，夫人既无联络，何必躬冒危险，徒快不慊者之心意。汪先生既已病逝，夫人亦宜去国以跳出这是非圈外。”陈春圃、汪屺亦附和甚烈。陈璧君虽为他们的说辞所感，而意不为动，即出汪氏“双照楼”遗稿，指一诗相示，原题为“见人析车轮为薪，为作此歌”，诗云：

年年颠蹶关山路，不向崎岖叹劳苦：

只今困顿尘埃间，倔强依然耐刀斧。

轮兮轮兮！

生非徂徕新甫之良材，莫辞一旦为寒灰。

君看掷向红炉中，火光如血摇熊熊。

待得蒸腾荐新稻，要使苍生同一饱。

陈璧君又凄然道：“这是汪先生早年得意之作，一生行事，均本此意。清末入京谋刺摄政王时，致胡展堂（汉民）函中，即有‘我愿为薪，子当为釜’之语。汪先生的离渝为和平运动，亦仍是红炉一掷，甘作寒灰，待新稻蒸腾，为苍生一饱。我与汪先生患难相从，中道诀别，不愿使汪先生手创之局自我毁之。任何牺牲，所不敢辞。”林汝珩仍以为强支残局，已为不必要之牺牲。陈春圃与汪屺亦持同一论调。陈璧君又朗诵汪氏在北京法部狱中口占之诗云：

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

孤飞终不倦，羞逐海鸥浮。

她说：“如你们不愿再干，我自不便勉强，但我以敬服汪先生而仍当于沧波万里之中，孤飞不倦。京粤同人中，我也仍当以此勉之。”由于双方坚持，终至不欢而散。事后陈璧君又以此事问褚民谊，褚说：“我与汪先生既有葭莩之亲，兼受知遇之德，将不辞一切牺牲，惟姊之马首是瞻。”以后褚民谊的被发表为汪政权最后一任的“广东省长”，即以有此情深义重之言，由陈璧君所保荐。卒之同时被捕，由粤之鱼窝头，而南京、而苏州，而终遭枪决。

陈璧君虽然于汪氏死后，决定了她的态度。但自此留京时甚少，一直住在广州，对汪政权事，也就颇少过问。在汪氏生前，人每以其对汪氏多所干预，不为世谅，但此则纯出于夫妇之私，提供意见。而此时避嫌远引，诚足征其能识大体。迨日本宣布投降，她的态度极为镇静，有人说她因为接收广东地区的是张发奎，在国民政府的军人中，惟唐生智与张发奎曾与汪氏有过深切的渊源，遂谓其以私谊而寄望与侥幸。实则汪氏与张发奎之间早有芥蒂，而造成芥蒂之原因，陈璧君以平时态度倨傲，自有其相当的责任。她自己明知尽管是开国的元勋，此时将未必能邀别人的谅解。而她的甘于遭受未来不可知的命运，当陈春圃林汝珩等苦苦相劝之时，由于这一席之谈，可见早已立定了决不逃避现实的志愿。

褚民谊真是一个太倒霉的人，他外表好似很糊涂，其实为人还不失为忠厚，虽无力为善，但也绝对是无心为恶的人。当汪氏脱离重庆，潜赴河内之际，他正在上海担任中法工业专门学校校长职务，只因他与汪氏有亲戚关系，一经去函要他参加，他就无法推辞。在汪政权六年之中，他虽担任过“行政院副院长”、“驻日大使”、“外交部长”等职，都是有名无实。汪氏目击日人无悔祸之心，而生灵有涂炭之苦，肝火太旺，更往往以褚为出气之对象，他也总是逆来顺受，始终对汪氏从无愠色。迨最后发表他继陈春圃之后，为“广东省长”，既有“政治指导员”名义的陈璧君在粤，即使战局不急转直下，也仍然只能伴食而已。

褚民谊赴穗就“广东省长”职务，已是民国卅四年（一九四五年）的七月五日，即离日本的投降已仅一月有余，褚也明知赴粤有汪夫人在，不会有多大作为，所以只带了“立法委员”高齐贤与日文秘书徐××两人，抵达广州以后，前后有两周的时间，耗于应酬接洽。迨对广州各方面稍有头绪，又于八月初匆匆至香港拜会日本华南司令官兼香港总督田中，作礼貌上之周旋。回穗就职未及一周，至八月十日，从广播中传来了日本投降消息。这消息自然不胫而走。幸市面仍极平稳，褚的态度，倒也能镇静如常，除考虑粤省善后问题，以及遣散省府所属职员以外，对自身前途，好似全不关心。至八月十五日，日皇及内阁正式下诏投降，褚即与日本驻军方面接洽，维持治安，静待政府接收。那时重庆已派招桂章为广州先遣军总司令，原警察局长郭卫民为副司令，共同负治安之责，褚每天也照常赴省府办公。

一三二、陈璧君在粤被诱捕详情

大约到了八月二十日那天，一个自称军统在粤负责人的广东人郑鹤影，突来法政路褚寓求见。经褚延接以后，郑鹤影除表露他的身分以外，谈的仅是在国军开抵前的地方治安问题。翌日又来，表示关于褚的个人问题，或须赴渝解决。至二十二日，郑鹤影三次见褚，当场取出重庆来电，交褚过目，原电如下：

重行兄（按褚字重行）：兄于举国抗战之际，附逆通敌，罪有应得。惟念兄奔走革命多年，自当从轻以处，现已取得最后胜利，关于善后事宜，切望能与汪夫人各带秘书一人，来渝商谈。此间已备有专机，不日飞穗相接。弟蒋中正印。

来电上并附有密码，毫不像出之伪造。郑鹤影而且说：他所得重庆另一电文，知专机后日即可抵穗，望即转告汪夫人早为准备云云。郑当时的态度不但保持相当礼貌，而且外表极为诚恳，褚对他所说的一切，因之毫不怀疑。他的法政路寓邸，与汪夫人所居，刚刚望衡对宇，所以他立刻去谒汪夫人转达了郑鹤影的来意。当时陈璧君表示：所有老友既都在重庆，也应把汪政府六年来的情形，去渝开诚面告。所以同意重庆如派机来接，即当首途。并决定汪夫人带其长婿何文杰与女佣一名，褚民谊带高齐贤与徐××同去。两人分别漏夜整理简单行装。那时粤省特产洋桃刚才上市，还购备两筐，陈璧君拟送与蒋夫人宋美龄女士，褚则拟送与吴稚晖。这样一切整理就绪以后，就专等机来启程。

在这几天之内，市内一切虽无特殊事故，但唯一值得疑讶的是民政厅长周应湘、财政厅长汪宗准、教育厅长陈良烈、建设厅长李荫南，忽然不知去向。鹄候至第三天，郑鹤影始来告飞机业已抵穗，希望立刻动身。陈璧君褚民谊及随员等遂于是日下午三时，齐集省长官邸。陈国强等多人也往送行。郑鹤影派来了汽车十余辆，宣布每车只准乘坐二人，车内其余各人，当然为军统的“陪送”人员，褚民谊看到那时的形势，已经知道情形有些不对。车行后，褚问“陪送”人员是否开往白云山机场登机，而军统中人说，来的是水上飞机，所以要至珠江上船过渡。

车至珠江大桥附近，已有小汽船两艘停泊等候，一艘则已满载了军统人员。陈璧君等相继下船以后，郑鹤影向汪夫人称，他有事留穗，不能去渝，介绍另一年约三十余岁的人相见。说完，郑鹤影即急急登车离去，汽艇亦即开行。那个代郑鹤影执行职务的人员先宣布说：在飞机上不能携带武器，如有，即须交出。汽艇开行方五分钟，他又取出一通电报宣读：“蒋委员长现因公赴西安，四五日内不能回渝，陈璧君等一行此时来渝，殊多不便，应先在穗移送安全处所，以待后命。”

那时褚民谊已明白有了变故，知道郑鹤影过去说的一切，都是预先做好的圈套，但他并没有出声。陈璧君此时则已再也沉不住气，起立拍桌厉声道：“既是老蒋不在重庆，我就没有去的必要。若论安全，我自己的家里，才是最安全的地方。”她坚持着要把船开回原处，而军统中人见她大发雷霆，不住向她解释，说是奉命办理，请她原谅。褚民谊也帮同婉劝，暂时忍耐，以等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以后陈璧君虽已不再坚持开回原处，但一路仍在大吵大骂，使军统的人，面面相觑，竟也对之毫无办法。

汽艇就这样一路开到了市桥，军统人员又要他们改坐小船，这时，一切已经显明是怎样一回事了。陈璧君厉声说：“我决不下小船去，再听从你们的摆布，除非你们用枪打死我。”四边的手提机枪也正环向着她，形势显得很紧张，但她毫不畏缩，还像她平时一样地用着申斥的口吻，与命令别人的态度，她老实不客气的瞪着眼说：“老蒋都知道我的脾气，你们是什么东西！”双方一时相持不下，成为一个僵局。

反而褚民谊又向她劝解，认为这样闹下去，与事无补，假如重庆方面立心要为难的话，我们只能听天由命。这批人是奉命办事，与他们争吵，也不会有用。陈璧君想想褚的话也不错，才算下了小船。又开行了一截路，到了李辅群的住宅，那里显然早已给军统接收了，而且已早有了布置。那里是一所二楼的房屋，在一个空大院子里，有十余个士兵携着卡宾枪防守。陈璧君等一行被领上二楼，指定两人合住一房，陈璧君与她的女佣，褚民谊与高齐贤，何文杰与徐××，另一间是看守人员的卧室。

看守人员告诉她们，除了不准下楼以外，行动完全可以自由。饮食用品有需要的，可以通知他们照办。床上蚊帐、毛毡、凉席等也一切齐备。每天，她们唯以看书、下棋来消磨最无聊的岁月，以及等待不可知的前途。最可怪的是，楼下每天大声开放着留声机片，从清早到深晚，终朝无休无歇。与看守人员交涉；推说是另一机构，不便干涉。忽然一天留声机有了故障，只发出沙沙之音，喧声一静，忽然传来了一阵吃吃的笑声，陈璧君与褚民谊听觉很灵敏，断定这是周应湘与汪宗准的声音，他们事前失踪之谜，至此也已明白了一半。

这样到了十月下旬，约在农历重阳之后，郑鹤影又来了，通知要重回广州。下楼时与四厅长周应湘、汪宗准、陈良烈、李荫南相遇，原来久已同系一屋，而彼此不知。当时不许彼此交谈，只能相视以目。每一人被送上一辆汽车，两面有武装兵士夹持，已经完全是押解的形式。汽车一直驶到广州法政路附近的一所房屋，胜利前是一个日本军官的住所，就作为他们新的幽囚之处。每一个人住一间房，待遇很坏，已远不是市桥时代的情形，但看守人员的态度还算客气，表面上也还不是监狱的样子。

那时国军已开穗正式接收，所有军政人员，与陈璧君褚民谊非部属即为旧友，但自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以次，谁也没有一念旧谊，前去探望。仅余汉谋派了一个高级人员代表前去，与褚民谊寒暄慰藉了几句。此时他们也已经陆续听到了消息。当他们被诱送往市桥的那天，凡是赴省长官邸送行的陈国强等人，全部已被扣留，禁闭在另一地方。所有各人的住宅，亦已被接收占领。渐渐的天时转凉，衣服棉被，全付阙如。乃要求分赴各家取回应用，经再三交涉，始准由高齐贤一人前去。高到汪夫人家里的时候，里面满地杂物狼藉，一片苍凉，所有较为贵重的陈设，以及有些革命历史价值的文物，亦已全部不翼而飞。最近有人在香港过去某要人的家里，曾发现了不少是当年汪家的旧物，在胜利后“逆产”人人得而有之的普遍现象下，又有谁还去追究什么来历呢？高齐贤去了，真是只许拿了一些简单的衣被，其他较为贵重的东西，则完全已非复己有了。

在广州又是两周余的时间，军统方面，派了一个姓徐的去告诉他们，不日将送往南京解决。陈璧君当时说：“我有受死的勇气，但决无坐监的耐性。”而来人却委婉解释：“将来一定用政治手段解决，不会付司法审判的，请暂时委屈一下，为时也不会太久了。”至十一月初，先一日，军统方面著各人把所有贵重物品全部交出代为保管，连各人身边的手表、墨水笔等也无一幸免。飞机清晨由穗启飞，陈璧君、褚民谊等原来六人外，有陈国强、汪德敬，以及汪氏的长女公子文惺、次公子文悌，再加上一个年甫两岁的汪氏外孙女何冰冰。许多人挤塞在一架美国军用飞机里。至下午四时，飞抵南京。

陈璧君等的幽禁之处，也在宁海路二十一号，战前本是冯玉祥的住所。他们的囚室，也就是陈公博的后院。我在前文说过，那里的看守所所长徐文祺，原是汪政府的旧人，胜利前任汪政权的行政院庶务科科长，不知如何摇身一变，又担当起看管汪政权要犯的所长来。或许他为避嫌之故，对在押诸人，尽量予以恶劣的待遇，除不准接见外人外，食物竟至以黑面粉加一些盐粒制成的面疙瘩为囚粮，此时他们才算真正的在过着牢狱生涯了。

在翌年（一九四六年）的初春，陈璧君与陈公博褚民谊三人，于午夜解送苏州。旋陈公博褚民谊先后枪决，陈璧君亦被处无期徒刑。共军南下前，又移送上海提篮桥监狱转入共手，前后在狱几达十四年，终以不堪磨折，于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七日在狱病死。其他与汪夫人同去各人，也分别被处有期徒刑，无一人得邀宽免。

关于陈璧君被捕的经过，约如上述。尚有一亦趣亦惨的小插曲，附带一叙，或足供读者之啼笑。

当陈璧君等由穗解京之时，被捕同机而赴京受审的尚有汪夫人之两岁外孙女何冰冰，不意襁褓之儿，亦犯通敌叛国之罪！在宁海路看守所时，她时常哭着说：“妈妈！我要回家去。”同囚的人们都哄着她说：“这里就是家呀！”而她还是哭闹着：“不，不，这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不是这样的。”以一个无知的孩子，竟陷身于缧绁，已经够辛酸、够滑稽了，而她照样还经过侦讯的形式。如狼似虎的狱卒提人时，对每个人一定高呼“×逆××”，冰冰当然也不会例外。她对这样的称呼在狱中听惯了，以后虽然当局念其无知，从宽开释。但此后好几年中，有人问到她叫什么名字，她还泰然告诉人说：“我叫何逆冰冰。”天真无知的孩子总以为这“逆”字是她名字的一部分。我不知这样是维持国家的纪纲呢？还是给尊严的司法以一个嘲笑？

一三三、冠盖满沪滨的接收大员

周佛海悄悄地随戴笠飞往重庆，给了我精神上一个很大的打击。本来，日本的覆败，汪政权的同归于尽，随着太平洋战争中日军的逐步被歼灭，不但佛海清楚地知道，凡是沦陷区的民众，也已没有不知道的了。在过去，佛海曾不知反复向我说过多少次：“我们死也死在一起。”不料最后他一声不响地带了罗君强杨惺华走了，行前没有告诉我一些消息，遂使我陷于极度迷惘之中。

但佛海对自己六年中经手的事，倒一一都先有个清楚的交代。上海市政府已由新副市长吴绍澍接收，军事方面分别由戴笠与汤恩伯负责，金融方面，重庆派了“财政金融特派员”陈行到沪整理。而佛海所负最大的责任，应该是流通的“中储券”如何善后的问题。当民国三十年“中储券”发行的时候，本来以换取日本收回“军用票”为最大的目的。当时几经交涉，始决定以二作一收回原由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此时经过了四年的时间，又以战事关系，法币固然贬值了，“中储券”的同样贬值，也为当然之理。但希望政府以原价一作二收回“中储券”，其间如有损失，可向日本索偿，这一点，连老百姓也知道将是不会有的。而照胜利时重庆与上海的物价相比，大体上是二十五比一，即“中储券”二十五元作法币一元。虽然南京市商会为了表示对胜利的欢欣；又为了博取接收人员的欢心，毫无根据地宣布了“中储券”与法币的兑换率为二百作一，老百姓方面也相信是不会有的。

当佛海飞渝前将“中央储备银行”移交给陈行时，曾正式布告民间：“中储券”的全部发行额为一万九千万万元。而“中储”的库存准备，白银、瑞士法郎、英美等国的外汇、法币以及“中储”的附属机关“中央信托公司”的地产与物资，都不计在内。仅黄金一项，除提前付出市民购买的金证券以外，就有五十万七千两。以当时重庆官价黄金每两十七万元计，共值法币八百六十一万九千万元，即每二十二元“中储券”合法币一元。以后重庆的黄金官价，从每两十七万元减为售价八万九千元，收进价八万五千元。如照售价计算，“中储”的黄金值四百五十一万三千三百万元，照收进价计算，为法币四百三十万零九千五百万元。照前者折算，每法币一元可收回“中储券”八十四元，照后者计算，则每法币一元可以收回“中储券”八十八元。然而不知何以陈行决定的比率，竟然为二百作一？

财政部长俞鸿钧对这一项决定，还发表谈话说：政府为顾念人民，不使受过多损失。事实上单是政府接收到的黄金，不论从什么时候的牌价计算，最多售出百分之四十，就足够收回全部“中储券”了。而国民政府在这一次币制的整理工作上，少说点一举手而赚到了黄金三十万两以上，约合法币二百七十万万元之谱。更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如我前面所说：“中储券”流通额的一半，还是胜利后中央接收人员所取用。当“中储”副总裁钱大櫆以其经手发行“中储券”指为扰乱金融而被判处死刑后，在狱室中，他从身边取出一张黄金、白银、外币、法币等的清单告诉我说：“个人的生死不足惜，但法币与中储券的折换率是应当二十八对一才算合理。现在使老百姓于战祸之后，再受不必要的损失，对于这一点，将使我死不瞑目。”

从前有过这样的话：“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汪政权的人，在重庆人的眼光里看来，自然是“乱臣贼子”了，但诛不诛倒是次要，着重的是其财产似为人人得而“搜”之。因之，上海接收机关之多，连复员的人，自己都弄不清楚。周佛海的京沪行动总指挥部，正副秘书长程克祥彭寿气焰薰天。蒋伯诚以上海党政统一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被发表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沪代表，以王伯樵为秘书长。第三战区由何世桢、张叔平等成立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驻沪办公处。军统由李诵诗在杜美路七十号杜月笙宅成立了中美合作所。中统以化名为刘青白的三人组织，由嵇希中接收了我的“亚尔培路二号”而变为上海站。

汤恩伯抵达上海以后，成立了两个接收委员会，军用品接收委员会以三方面军副司令官张雪中为主委，非军用接收委员会以市政府秘书长沈士华为主委。十月中旬宋子文到了上海后，又发表设立一个全国性的“敌伪产业处理委员会”及“上海敌伪产业处理局”，委员会的秘书长及上海处理局长由刘攻芸一人兼任。在中央信托局内，更成立了一个逆产组，以军统的邓宝光负责其事。

据张雪中的报告，上海地区共缴到日本枪枝六万左右，但胜利之前，上海的日本驻军由松井中将统率的登部队（即第十三军军团），在太湖三角洲一带，就有七个师团的实力，人数不少于二十万人。收缴的枪枝何以变得那样少？也是一件令人难以索解的事。

除这上面的许多机构以外，其他还多着呢！上海市党部接收了盛幼盦的金神父路住宅，三民主义青年团又接收了盛幼盦主办的古拔路裕华盐公司公开挂出了招牌。何民魂以军事委员会宣导委员名义，在京沪各地设立了地方工作委员会。上海的负责人是王克修，原来是汪政权的上海市银行性质“复兴银行”的秘书，而又自称是蒋经国一系的人。那时罗君强的有恃无恐，认为既是中央明令发表京沪行动总指挥部的副指挥，因与张叔平一时交好，以为有第三战区作后援；王克修把他吸收，又以为与蒋经国有了渊源。社会部特派员陆京士由军统委为“工人忠义救国军总指挥”。忠义救国军的张阿六驻在浦东，而忠救的淞沪区指挥官阮清源（即袁亚承）部开入了市区。而武装部队到得最早的有中央宪兵司令部特派上海宪兵队姜公美，直至宪兵二十三团开抵后，姜公美部份才告结束。

这样多的接收机关，对于汪政权人员财产的接收，也只好不分彼此，先下手为强，各行其是了。刻薄的上海人至称接收为“劫搜”，老百姓对胜利后的政府，初步已流露出不满的表示，而内部的倾轧，也回复了战前的状态。军统与中统之间的磨擦，本属由来久矣。军统对委员长代表公署也屡起纠纷，一次军统接收了一处房屋，蒋伯诚的儿子宇钧与屋主有旧，出面干涉。军统不客气地用正式公事行文给代表公署，指为无权干预，气得蒋伯老把儿子叫到床前，一记耳光打得一只耳朵聋了半月之久。

吴绍澍本为杜月笙的学生，自贵为副市长，而且又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三民主义青年团上海支团部支团长、国民政府上海政治特派员、军事委员会上海军事特派员、上海市社会局长。论官阶大有青出于蓝之势，他居然敢与戴笠杜月笙相抗。十月底的一天，他坐着汽车驶经大马路时，被人打了四枪，幸而坐的是保险汽车，得以有惊无险。其他因接收有贪污行为遭到处分的，宪兵队长姜公美被枪毙了，陈默被拘押后移送至法院了，阮清源据说是因与戴笠争辩而被禁闭了。到十一月，吴绍澍飞回重庆之后，副市长也被明令撤职了。这时期的上海，实在又是一番混乱的景象。

上海的报馆，因为都有比较完备的设备，自然更为各方争夺的对象。其中经过，也显得极光怪陆离之至。新闻报先由“忠救”方面的陈默接收，因戴笠不同意而又退出。直至十一月，由中宣部派了程沧波为社长，詹文浒为总经理，仍以原来的名称复刊。申报在胜利后被接收前一直照常出版，以后由陈景韩（冷血）为发行人，潘公展为社长，陈训畬为经理，名称也一仍其旧。日文大陆新报在外滩十七号，原是英商字林西报。大陆新报又附设华文的新申报，为日军在沪的机关报，由汤恩伯接收后改出日文版的改造日报。林柏生的中华日报，原设于天后宫桥堍的市商会商品陈列所内，先由三青团接收，改出青年日报，后经中宣部命令胡朴安恢复战前的民国日报。新中国报在河南路汉口路转角，由袁殊主办，表面上是极端亲日的报纸，实际是中共的地下机构，八月十五日日本正式投降的晚上，中统地下工作人员就派人去接收了，十六日又有吴绍澍系的地下总部去接收，出版正义报。仅一天，何民魂又把他们赶跑了，改出革新日报。八天之后，顾祝同的前线日报又去接收，同时文汇报也奉了中宣部东南专员冯有真之命再去接收。冯有真直接主持的中央日报又占了一份，于是“新中国报”成为中央日报、前线日报、文汇报的三位一体。李士群的国民新闻，胜利后由代理社长黄敬斋送给了CC方面的朱应鹏，出版光华日报，又代印中美日报、时事新报与大晚报。但国民新闻，军统认为是“七十六号”特工组织的机关报，后又为戴笠所接收。至于我所办的平报与海报，在四马路石路口的平报，由庄鹤礽代表吴绍澍接收而改出正言报，海报由我送给毛子佩而改为铁报。

一三四、天真造成了绝大的错误

接收财产以外的所谓“肃奸”工作，除了中统、宪兵队等同样随便捉人外，实际上是政府命令由军统主办。开始对汪政权人员的实施逮捕，系发动于九月二十七日。事前由程克祥彭寿觅定了原南市火车站附近的烟犯拘留所作为看守所。许多汪政权中较为重要的人员，数天之内，就先后束手就擒，俯首入狱。外面也传说当局列有一张人数庞大的黑名单，势将按图索骥，一网打尽。除了极少数的人见机离沪他避外，大家都安坐家中，听天由命。只要有人驾临，不问是什么机构，也并不索阅逮捕证，就默无一言地随着就走。甚至我许多朋友，有人千方百计地去探明了哪里是接收“人犯”的机关，自己带了一些衣被去自首的。更可怪的是，竟尔有人上门自报汪政权中的履历，要求收押，而被认为身价不够，被拒绝接受的。

我自佛海离沪以后，一直在盘算如何作自处之道。眼看着还留在外面的人，已经是亲朋寥落故人稀了。佛海一去，我内心已决定了自首，我不怕入狱，因为我太相信政府所一再表示的宽大政策；与胜利前秘密电台传来的嘉勉之辞。况经八年苦战以后，河山重光，政府惩前毖后，也一定将是一个循法循理的民主政府。而我所耽心的是机关太庞杂，而且“肃奸”以外，还包含着别的因素。所以我先离开了自己的家，避居在一个朋友那里，再作最后的考虑。

当然，我与蒋伯诚之间相处不恶，也寄望于他能为我说几句公道话。在这时期，我到大西路的代表公署去过几次，承他夫妇俩如前一样的延见我。但在病榻之前，谈的是他个人的事情。他因当不着上海市长而大发牢骚，又因受军统的压迫而表示愤慨。没有一句话问到我的前途，也没有一句话作关切的慰问。我觉得那时的身分，已经不再是沦陷时期的他家唯一的上宾了。

也就在我决定自首的前三天，我与伯诚谈过后退出时，他的夫人杜丽云忽然要我到她的卧室中去（伯诚病后，夫妇分房而睡），她把一卷土地证与一枚印鉴坚决退还给我，她说：“你不肯收回，将连累伯老。”我自不便强人所难，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这份房产，就是民国三十四年的春季，我所买的法租界福履理路一处包括两所的花园洋房，因他的暗示而送给他的。当时这块一两亩的土地，产权凭证却太复杂了，有租界的道契，市政府发给的土地证，前清时代的方单，还有与隔邻共有的分道契。当时费了很多的力，才把它统一起来了换成了整个的土地证，我又把篱笆拆了改建围墙，屋内也为之装修粉饰一新。诸事完毕，才把产权凭证和印鉴送给了伯诚，他要他的夫人与儿子宇钧去看了一次，认为满意，才向我千恩万谢地蒙他赏收了。胜利后，他既没有搬去住，此时又把原件退还给我，对于我来说，自己的生命且难保，要这身外之物何用？但蒋太太既如此坚决，我也只好于赧赧然中又收下了。同时，使我明白现在的蒋代表已不再像从前那样稀罕一两所房屋了。

我对此正在为难之际，上海市党部委员毛子佩从屯溪与吴绍澍又一同回到了上海。他是给日本宪兵队拘捕后经我保释，仍在沪照常活动，第二次日宪又要捉他时，我给了他一张“平报”职员证才得安然归返内地。这时他来看我，当然彼此的地位，已因局面变动而大不相同。他率直地向我提出了许多问题：一、他在宪兵队保出后，借了朋友的一张道契，放在我处，问我借过不少钱，此时他表示好不好先把道契还给他。我的回答是：“好！钱不必再还，道契拿去。”二、他过去曾经在小报里混过，希望把我办的“平报”交给他，易名出版。我向他进了一些忠告，我说：“老兄，我不客气的说，你办报还是半内行，平报是大报，拿去了对你没有好处。我的一张小型报‘海报’，有个五六万份销路，人事方面还健全，京沪杭沿线，发行网也还周密，反正我是办不成了，送给你好好的干，已够你今生吃着不尽。”他欣然表示感激。但他又代庄鹤礽要求为吴绍澍恢复正言报。我说：平报本来周先生要我准备策应反攻时作敌后宣传之用，所以停版后，机器、铅字、纸张等备得样样齐全。人员也都未遣散，那末就送给绍澍吧。以后平报的成为正言报，海报的改为铁报，就是由于这一次的私相授受而来。三、他又说：我有两个太太，过去住得太局促了，有没有较宽大的房屋？我一想，立刻说：有！本来在福履理路有一处是买来送给蒋伯老的，现在空着。我派人领你去住。那天，他真是出乎意外的满意。

后来他住到那里，先是住在前面的一所，不料以妻妾争闹，如夫人一时气愤，跳楼死了，他认为不利，又搬到了后面的一幢，把前面的一幢，送给了章士钊住。前几年章士钊由北平来港，我为了朋友的一件家务事去看他，也许我这个人太平凡太渺小了，他已不认得我这律师同业，待我通名道姓之后，他才好似恍然里钻出了一个大悟，“噢！我上海住的房子，不就是你的吗？”这早已是被指为“逆产”的，我还敢说是我的？但我又不愿抹杀事实，我只好忸怩地向他表示着歉意说：“招待不周，”不知何以他横了我一眼。

我还在徬徨不决之时，军统的局本部秘书袁惕素（现在台湾）也调沪在杜美路七十号协助“肃奸”工作了，承他还念及民国三十三年来沪时我为他掩护的微劳，虽然他回到内地前约定由他全力进行，分别向戴笠及陈布雷接洽如何使与佛海作进一步的联系，必要时由我赴渝的计划，去后就不曾有过消息（事详前記），总算他一到上海就来看我。一见面，他说：“我回去后，就把我们洽商的经过报告了戴局长，他因为本来就已联络得很好，所以认为不必再别辟蹊径，我也因此一直没有给你回信，但李参谋长（诵诗）也知道这一件事的经过，所以我一到上海，他就对我说：你应当帮帮你那个姓金的朋友了。今天我来看你，就是告诉你这一件喜讯。”我问他，承当局对我的谅解，使我感愧，但是不是还需要经过一个手续？他说：李参谋长表示：最好你自动向军统报到，这样我们才能帮你。否则，目前机构太多，你又不是组织里的人，在外面，我们就无能为力了。他走后，或许由于他的话，我坚决了我的意思，初步作出了去自首的最后决定。

当天晚上，我偕了妻同去看蒋伯诚。我对他说：“过去，我一直向你表示，抗战如能获得胜利，政府有日重新回来，我愿意负责我所做的一切，我会向国家作一个交代。现在，我决意日内去自首了。基于这几年之间的私谊，希望你能对我的家属有个照顾。”伯诚点了一下头，我妻插口问他：“伯老，我丈夫过去做的事，你是清楚的，而且你不断向他提出过保证，他去自首以后，你是不是会保他出来？”伯诚又摇了一下头，迟疑地说：“只要已经进去的人，有一个人能保出来，我一定会保你。”

承杜丽云的好意，自动代我迫了他几句。她对伯诚说：“金先生这几年帮得我们够了，你为什么牵丝扳藤地一定要等有人保出来你才去保他？”伯诚用责备她的口气说：“你是女人，哪懂得政治上的一套！假如保释是由我去开的端，以后随便放人，他们会向委员长报告，一切都推到我的身上。雨农（戴笠字）对我不好，你又不是不知道的。”我怕事情弄僵反而不好，我向妻望了一眼，意思要她不再多说。我又对伯诚道：“保不保倒在其次，我进去以后，希望你能为我证明心迹。”他连说“当然，当然。”我立刻向他告辞。不，我应该说是在向他告别。以后讨来两年半的狱中生活，完全由我自己凭一时天真的主观所作出的错误决定。

一三五、毛森拍着我肩头说可惜

把自己的命运作出了一个决定之后，反而又使我有些踌躇起来。为了我是一个报人，而且又是一个律师出身的人，前者总不免有些书呆子气，后者则过分相信要入人于罪，最少要符合法律所明定构成犯罪的要件。

从“八一三”抗战发生以后，政府为了防止被日人利用的莠民在后方破坏和捣乱，尽管刑法中已有着外患罪内乱罪等周密的条文，但政府一向是欢喜制定特别法例的，所以那时又颁布了一项所谓惩治汉奸条例。做过律师的我，当然知道即使是去自投罗网，也得准备一切必要的手续。

在九月三十日的晚上，我开始缮写自白书。首先我把民国二十六年公布的“惩治汉奸条例”逐条细读，尤其把构成汉奸罪责的十款犯罪行为，逐款研究。什么井中下毒、扰乱金融、供给敌人军械之类，都是清清楚楚指在后方的人民助敌而言。我在淞沪作战时，绝没有此丧心病狂的行为，我又不曾去过抗战区，这罪名套不到我的头上。我更以自己的良心，在暗室中逐条逐款与我在汪政权六年中一切的所作所为相核对，对自己下裁判，最后我确认无论事实、证据、法律，我都绝对没有触犯。我坦然了，逾加确定了我自首的决心；也加重了我无可挽救的错误。

我以通宵之力，写成了洋洋万言的自白书，分为序论、政治之部、报纸之部、金融之部、律师之部、社会之部、结论等七章，把全部事实，赤裸裸地写了出来，并附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沪代表公署等的公文证明书，以及其他有关文件。这一篇写得哪里还像是什么去投案吃官司的自白书，倒有些像要申请发给胜利勋章的呈文了。书呆子也照例要咬文嚼字的，记得开首要辩明我不是汉奸，所以我为自己写了这样两句：“既非守土有责之吏；更非开门揖盗之奸。”最后也总得自谦几句。所以我又写了“报国无方，曾无寸功之建立；附‘逆’有据，虽有百喙其奚辞！”的酸腐冲天的屁话。

这样去自首，总算准备好了应备的手续，但我又再度踌躇了，那样多的接收机构，哪一处是奉命专责办理之处？更恐怕有些机构，是接财而不接人的地方。政府没有明令，机关也不分职权，使我有些茫茫不知何去之感。

事有凑巧，当我奉佛海之命，赴伪满庆祝其“建国”十周年纪念之时，与我共同出席的有一位天津庸报的总编辑童漪珊，我与他相处几日之中，认为他为人似还不错。天津的“庸报”，正如上海“新申报”同一性质，是百分之一百的日本军部的华文机关报，我觉得老童为日人服役，太可惜了，我劝他辞职到南方来，我愿意负担他的全部生活费用。我由伪满回沪以后，老童真是举家南迁。他于数年之中，我并不曾为他在汪政府中安插一个位置，只是每天跟随着我一起为游宴逸乐之事。他有一位旧同事蔡英，据说为了不愿再为日人做事而也南下向他投奔。我就介绍在我的一个做南京米粮统制分会的部属那里工作。

就在十一月一日那一天，有人告诉我蔡英在四处找我，终于我约了他在一个朋友处见面了。他告诉我说，他已在陈恭澍那里做事，陈恭澍奉了军统戴局长的命令，成立了一个小组，专管部份的“肃奸”工作。“因为陈恭澍过去是‘七十六号’的健将，耳目较近，知道你的事较多，他很‘钦佩’你在胜利以前所做的地下工作，他愿意保护你，并且为你洗刷。”我听了蔡英的话，固然觉得突兀，却完全不知道特工人员的神机妙算。因为陈恭澍原是军统的上海区区长，抗战时期，他投降了七十六号，对昔日军统的同僚，曾展开过激烈斗争，吴开先被捕以后，他还亲自审问过他，为了显耀他在特工中的地位，他为“新中国报”写过一本暴露军统秘密的书，叫作“蓝衣社内幕”，不料现在又还原做起军统的工作来了。

蔡英转述陈恭澍的一番话，与几日前军统局本部秘书袁惕素对我讲的若合符节。我就深信他真是出于善意，于是欣然与蔡英一同去看陈恭澍。说来惭愧，他是“七十六号”当年的一员大将，我却还是与他初次见面，他竭力把我恭维了一阵，并力劝我去自首，认为躲避不是办法，他表示最多三四天的时间，稍加调查，一定就可平安归来。

虽然他说的话，十分冠冕堂皇，但他为了牺牲别人立功自赎的真相毕竟在辞气之间流露了，我觉得素昧平生的人不会那样热心，显然他不是为公道，而是为的工作表演，我告诉他我早有决定自首的准备，正苦不得其门而入，既然承他热心，就请帮忙送我到负责的机构去。我告诉他我预备明天再来，今天回去先料理一下家务。他完全同意了我的要求，送我出门时，他以命令的口吻告诉蔡英：“好好的保护金先生，明天同来看我。”从此蔡英就与我寸步不离，他说恐防在这一晚之间，别的机构不明经过，把你先抓了反而误事。至此，我完全明白了他的来是诱捕，现在的陪我是监视。我仍然完全装着糊涂，丝毫不露声色。我通知了我的妻子来与我诀别，在她哭泣声中，我还竭力对她安慰，要她负起责任来照顾所有未成年的孩子。我还以为即使要入我于罪，也断然不至于累及妻孥。

那晚，狂风暴雨，落了一个整夜，前尘后事，起伏萦回，无限的感慨，无限的凄凉！虽然此去的祸福不可知，此时，我忽然想到基于曾经执行过十年律师职务的经验，深知中国司法界的内情，又追悔于何以竟如此地于卤莽中作出了决定。曙色未开，我再也不能入睡，风雨虽已停止，而满天阴霾，仍是天低欲压的气候。挨到了九点多钟，蔡英陪着我先到陈恭澍那里去，我与他坐上了我自己的车。途中，为我驾车已十余年的司机，忽然回过头来向我说：“先生，不料前几年一批一批关在七十六号的重庆份子，由你去保出后，就是用这部车把他们送回去的。今天，你却自己坐了这辆车自愿去吃官司了。先生，你为什么那样的傻！”说着，他有些哽咽了。我颇为他的话所感动，想到皮包里还留着的一些钱，就取出来一古脑儿的送给他。他连望也没有望我一眼，他说：“留着你自己用吧！哪一个衙门不需要钱的？”说着车子已到陈恭澍的门口，他以得意的笑脸预先迎候着我，蔡英像是个押货员，把我点交给他以后，就匆匆一挥手逃也似地走了。

我坐了陈恭澍的车子，一路开到了贝当路附近的一宅小洋房，那房子显然也是接收来的。他上楼去了不久，又下楼领着我到了楼上中间的一间，那里已经站着一个穿军服而矮矮很结实的人，陈恭澍为我介绍了以后，连招呼也没有向我打又掉首而去。那个人先向桌上一翻，取出一叠用十行纸写的表格，翻到第二页，我的名字就赫然在内。他指给我看，并用浙东口音告诉我，这里你是有名字的。说着他在我名字下面的备注项下，填上了“十月二日自首”字样。我才知道这就是外面喧传揣测的黑名单了。我从皮包中取出了自白书与其他证件授给他。他要我坐在他写字桌旁的一张椅上后，把我的自白书全神贯注地从头到尾读了一遍。

他放下了自白书，又向我端详了一阵，开始与我谈话了。他说：“你不认识我吧？我倒是深知你的，我叫毛森。老实告诉你，前几年我奉派在此地从事地下工作时，被敌宪拘捕后，曾担任过沪西日本宪兵队的密探长。以后我又逃往了内地。所以，你们过去的事，什么也瞒不了我。你在自白书上所写的，我知道大部份都是事实。……”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突然伸过手来向我肩头一拍，转为同情的语调，又继续说：“金先生！可惜可惜！你过去所做协助抗战的工作，只算是友谊上的帮忙，而不是什么工作上的表现。”我接口说：“毛先生，承你对我的了解，我表示感谢。我一切做的仅是求心之所安、以尽国民的天职。我也没参加过任何特工组织，我更绝不计较什么工作成绩。”毛森说：“到今天可就完全不同了，哪一个机关能为你的工作承认证明？恐怕代表公署的文件，不会发生多大的效力吧！”说完，他陷于沉思中，而我也在想：“原来为国家效力，还有什么组织关系与工作表现那一套。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了。”

毛森又继续说话，才把我从幻想中惊醒过来。他说：“这样吧！我所能帮你的就是送你到优待所去，上海三老之一的闻兰亭也在那里，那里你可以与家中通电话，可以在花园中散步，一切受优待，就是不能出去。”说完他起身与我一起下楼，登上他的汽车，向西疾驰。他忽然问我有没有带行李，我才想到除手中的一只公事皮包外什么也没有。就要求他把车子开往福州森路我的家。车到门口，出来的是帮我多年的一名男佣，我嘱咐他赶快把简单的被褥与更换的衣服取来。当他再送上车时，他告诉我上一晚有大批武装人员到家里来搜捕我，现在还留有八名忠义救国军的“定平”部队的士兵驻守着，我妻子儿女都已失去了自由。我默然点了一下头，汽车继续向西开行，我向家门投下了最后的一瞥。我所作错误的决定，这时初步证明了实实在在是错误了。

一三六、戴笠提出政治解决保证

汽车终于到达了愚园路一条长长弄底的一家住宅门口，使我记起了这原来是吴四宝的家。毛森吩咐卫兵帮同取了我的一肩行李，一直上楼，几间卧室中已经疏疏落落有了十几个人，温宗尧、唐寿民、闻兰亭、袁履登等都已先我而在。看到我上楼，大家一握手，彼此就黯然相对。毛森向负责的人关照了几句先自走了。他们有的比我先来一天，有的仅早到数小时。他们告诉我自当局于九月廿七日开始捉人以来，已有几百人关在南市看守所，这里是军统的优待所，与重庆政府的私人有渊源，或者认为沦陷时期有微劳足录的，才得享受这里的优待权利。每个人虽尚未习惯于羁幽生活；但每个人都充满了信心，确信政府将会分皂白、别功罪，有兼顾人情与国法的处置。

在我到达那里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我还清楚记得继我而来的又一个人，我对他只是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他形色仓皇，言语激越，看到每一个人都诉说他的焦急，他宛如一头飞鸟初初关进笼子里时那样的慌乱。他过来招呼我，因为知道我曾经做过律师，所以问我对前途休咎的看法。我既说不出他的名字，又不知道他在沦陷时期做过什么？其实连我自己未来的命运，也完全不知，教我如何能为他解答？所以我只摇摇头对他苦笑。他误会了我的意思，以为我与他没有交谊而不肯说什么，他很诚恳而又焦急的向我诉说了一大段，他说：“我是严庆祥，前年苏州商业银行开幕时，你以董事长身分主持揭幕礼，我来道贺，与你见过的。我不曾在汪政府做过事，只是家父严裕棠一生辛苦创建的大隆铁厂、泰利铁厂、苏纶纱厂与成德纱厂四处大企业，淞沪沦陷后，为日人占据了。家严委任我做了四厂总经理，几经艰苦交涉，始得收回。我只是办工业，军统要拘捕家严，我挺身出来承担了，试问我有什么罪？我有什么罪？”我看到他惶急失措的情形，忘记了自身的遭遇，反而对他无限同情。我对他说：“照你的说法，那是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了。”他长叹了一声，又转头去和别人诉苦了。

当晚，睡眠就发生了问题，床铺不够，睡地板倒也罢了。前广州大元帅府七总裁之一的温宗尧，以为一室中不应睡那么多的人，还大摆其总裁架子，坚决拒绝让我睡在里面。唐寿民、闻兰亭等都在帮我说话，我觉得到了今天的处境，这样的小事，哪里还值得计较？我自动退出，睡在梯头的地板上。警卫人员来回的脚步，彻夜在我头边跨过，我眼睁睁的直望到天光。

几天之内，陆续又来了七八十人，楼上的三间卧室，已挤得满满地。上至汪政府的院部长，下至赌场老板，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大概在我进去后的一周左右，军统局长戴笠突然光降了，他由看守的负责人陪同向各室巡视。当他进入我们的一室，我是不久前还在佛海家里看见过他，唐寿民本来是与他为熟人，但我们都装作不认识。袁履登看到来人声势不凡，趋前问他贵姓，他头一侧，胸一挺说：“戴笠！”他回过头去对温宗尧说：“温钦老，我与令侄应星是朋友，以你过去的资望，又为什么要投身做那样的事呢？”温钦甫用广东音与他喋喋不休地诉说他的理由，戴笠似乎有些不耐烦听下去，摆着手要他停止。

他又向我们说：“请各位安心暂时在此地委屈一下，我奉委员长的命办理这起案子。我知道许多位在沦陷区中为国家出过力，我将尽力为各位洗刷，因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我可以向各位保证：将不经过法律程序，而最后会以政治手段来解决。这里你们姑且当作一家漂白厂，把诸位在沦陷区中容或沾到的一丝污渍漂洗干净，时间也不会太久。此地太局促了，我已觅定了一个比较宽敞地方，不日请各位搬过去。你们辛苦了多年，那里就算是一间疗养院，先作短期的休养。可能，政府还想借重各位。”

他声音很低沉，说完话邀唐寿民到楼下去一谈。半小时后，寿民回上楼来了，脸上充满了满意的笑容，他偷偷地告诉我们：“雨农表示，政府不为已甚，将对我们出以宽大的处理，且将甄别各人的专长再加录用。雨农要我草拟一份收复区的整顿金融计划，我也告诉了他在此环境中，实在无从着笔。好在健庵（陈行）最初是我介绍给政府的，他既已受命为财政金融特派员，还是一切由他来主持的好。”

戴笠又到了别的两室作了同样的谈话，复与沈长赓等几人作了个别谈话，才离开那里。戴笠一两小时的逗留，给了许多本来垂头丧气的人以无穷希望与无限幻想。这里确是太挤了，大家等待着到一家“疗养院”去享几天清福。

在双十节的前一天，忽然不知谁说出了一个不好的消息。他说听到下面的警卫人员在讲，双十节庆祝国庆的那一天，将要把我们这一批人装上卡车，在全市热闹地区游行示众。许多人听到了这消息，都为之失色，纷纷议论着假如事情不幸而实现的话，自己将在卡车上采取怎样的态度？我倒不客气的说了：“真是要把我们尽情侮辱以求取快的时候，当然不容我们不去。在这六年中，我们的所作所为，上海的市民应该心里有数，我们自信并非不能见人，我会昂着头向天微笑，瞪着眼看市民的表情。他们这样做，应该不是要市民看‘汉奸’游街，而是我们要看人民是否还存着一点公道。”我的话虽然说得有些牢骚，也近乎高调，但大家还是以我这个态度是对的。到了双十节的那一天，大家怀着一颗忐忑的心，而政府却真能矜恤我们，而并未实行传说中的活剧。

双十节平安过去后的三四天，我们在吴四宝家里也已停留了约半月。忽然一天清晨，一声令下，说要当天迁移，大家纷纷整理了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行李，又在耽心不知将迁往何处。终于开来了多辆汽车，把我们分批装到了福履理路的楚园。那里有一宅五开间三楼的房屋，前面是一个花园，底层是禁卒们的办事之处，二三楼一排五间房，每房五人，就“优待”着我们这一批待鞠之囚。这里原来是“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长”卢英的住宅，因为他的号是楚僧，于是房屋就称为楚园，这个不祥的名字呀！结果就成为一群楚囚的居所。

当我们全体到达以后，看守所主任上来招呼我们了，连声说：“招待不周，招待不周。”每一间并派发了当天的报纸。他谦恭的态度，真使我们有些受宠若惊。他宣布办法，是供饭不备菜。梁鸿志的私人厨子也被拘留在这里，专为我们制菜，每天可集合多人，隔日自由点定。需要金钱、衣服、用品、香烟，可开条由所方派人往家中去取，食物可给资代办。除了限制下楼及不准亲友探视而外，总算尽其优待的能事。

中间有两个人是更受到特异的待遇，梁鸿志独居在二楼的一间亭子间中，但准许他的一位新太太每天进来为他料理私人事务，早出晚归，给了他以最大的方便。另一人是盛老三（幼盦），他那时已七十余的高龄，而且有很深的烟瘾，军统特准他取来烟盘，公然进吸。鸦片烟味，于是每天弥漫在这一所特殊的牢房之内。

看守我们的一批警卫人员，是中美合作所的青年学员，他们在抗战区受训练，习闻于“敌伪”的如何如何，最初几天，他们以敌视的眼光向着我们，在他们的心里，以为所谓“汉奸”也者，必然如他们过去想像中杀人放火无所不为，像日本宪兵队中翻译密探那样的人物。所以看到我们就怒目相向。而几天以后，渐渐觉得我们这一批中，有些是风烛残年，有些是翩翩文弱，于是渐渐地与我们交谈了，一问某人是留美的，而某人又是留法的，都有其一套的学历与资历，完全使他们惊异得出乎意外。在慢慢对我们刮目相看之时，似乎他们反而同情了我们的处境，非但不再是监视，而处处给予我们以帮助，甚至不惜做出违反纪律的行为，替我们做传递消息等的勾当。有过一个时期，林康侯教他们春秋左传，郑洪年教孟子，唐海安教英文，孙曜东教唱戏。我们竟由狱囚而变为师尊。我相信，假如戴笠不因撞机身死的话，对于汪政权的这一重公案，真如戴笠所说将有完全不同的处置，至少不会全体交给法院，在“有条有理，无法无天”的怪状下，见人就判，一判最少要坐牢几年。

一三七、军法官不断来审问我了

戴笠说楚园将是一所漂白厂，可以洗尽认为因为参加了汪政权而染上的政治污点，而结果却证明事实并不如此。本来有人认为汪政权的创建，是在与重庆唱双簧，尤其周佛海等的行迹，加甚了这项传说，所以论到实际，该是灰色的，是在半白半黑之间的、而所有的人自送入楚园以后——除了一个盐商周吉甫因毁家脱难，另一个五金商人陈咏仁因将一只毛公鼎献给了政府，又把设备得不坏的家招待了第三战区驻沪工作人员张叔平住居，因而得以省释外，其他的人，一律转解法院。不论有何地下工作，也不问有何犯罪证据，或轻或重，结果全部判刑。所以楚园应该像是染厂而不是漂白厂，把原来的灰色，依照了黑名单所列，一律加深，染成为纯黑色。我不敢武断事态所以会有这样的演变，是否由于戴笠的突然撞机身死而无人担当所致。

那里名称上是优待所，实际是军统的看守所，除了所长一名看守我们的行动外，另有军法处侦讯我们的“罪行”。军法处长是沈维翰，我没有见过他，好像他原来也是上海的一个不大为人知道的律师。下面有十几名法官，倒不愧为人才济济！凡是参加过汪政权的，以后法律上都指为“汉奸”——而法官之内，却就有了好几个应该也一样是“汉奸”的人。让我先介绍出他们的姓名和担任过的伪职吧！计开：程克祥，伪满的科员，维新政府宣传局的科员，汪政权的边疆委员会藏事处处长。彭寿，江西日本皇协军嘱托，汪政权赈务委员会委员。林基，七十六号大队长吴四宝的干儿子。李时雨，汪政权上海市政府警察局的刑事处处长。其他，还有的事，我不再清楚地一一指出了。再加上行动方面有沪西日本宪兵队密探长毛森，七十六号行动队长的陈恭澍与万里浪等。新贵虽是旧人；而同僚已成敌对。当局的意思，恐怕欲责令戴罪图功，乃不惜以“毒”攻“毒”。

在我们移送楚园之后的第二天，就发下一张表格，要我们把过去种种，详细填明。再过了几天，开始问案了！第一个出现的是程克祥，对我来说，那是太熟的人！他是上海洪帮领袖徐朗西的学生，由徐朗西的介绍而投效尚在上海酝酿中的汪政府，经我的审查而核准的。以后我任边疆委员会的常务委员时，他是我下面的藏事处长。在佛海家里，我时常看到他把秘密电台中重庆军委会发来的电报送给佛海。在舞场中，我看到他一直趋奉在杨惺华的左右，而使惺华得到私生活的种种便利。可是，我与他工作上并无直接联系，我又是有很深成见的人，我认为人格上我所看不起的人，我承认我的态度会有些傲慢。所以六年中我与他甚至连谈话也是很少有的。

胜利后，他一跃而为周佛海的京沪行动总指挥部的秘书长，我由于他的反对，只当了宣传处的副处长。那时与他有“通家之好”的副秘书长彭寿，两人的神情上显出对我有着成见。他告诉过别人，说我平时架子太大，他曾经问我讨二十担米，我都靳而不予，这明明是不给他面子。言下大有不轻轻放过我之意，所以别人曾经要我当心。我能安心任“伪职”，而对胜利后的副处长的皇皇官职终于百计辞去，说老实话，这也是原因之一。

说我架子大确是有原因的，我对他们平时不甚假辞色是事实，他与彭寿捧过一个三流的女戏子，写了一篇不甚通顺的宣传稿，要登在我主办的平报与海报，我没有为他刊出。就在胜利那一年的初夏，佛海的女儿慧海与吴颂皋的儿子在佛海毕勋路的寓所订婚，于花园草地上散步的时候，程克祥曾过来向我要求，他说秘密电台里的职员生活太苦，要我捐二十担米给他们。当时我虽然感到惊讶，何以为周佛海卖命的秘密电台职员，甚至连吃饭也发生了问题？但是区区二十担米，那时是一个很小的问题，我仍然答应了。可是，我事情太忙，过后我忘记了关照银行里的庶务处送去。程克祥等急了，送来了一封信，拆开来只有“二十担米如何？”六个大字，我以为他太不懂礼貌，哼了一声，把来信撕毁了就没有去理他。不料睚眦之怨，他竟然会发挥出无毒不丈夫的威风！

那天，他在楚园出现，他的随从高呼着我的名字，我预感到这时是应该他哼我的时候了。就在我们卧室外面的穿堂中，放了一张桌子，他在中间高坐堂皇。我上前去尊称了他一声程秘书长，承他挥挥手要我一旁坐下，从身边掏出了一只金香烟匣，取了一支茄力克烟给我，我取来把烟端详了一下，以不大尊敬的态度开口说：“程秘书长！你不再抽过去的高乐牌而改抽茄力克了！谢谢你赏我好烟！”他瞪了我一眼，接下去查问我的房产，而他的注意力是集中于我同谢克明、许冠群等合办的沪东齐齐哈尔路仁丰染织厂的股权。那是一家上海首先能自造阴丹士林布的染织厂，战前的资本是一百万元，杨惺华看到了设备而眼红，曾经想攘夺，给我打破了他的迷梦，因之一直恨得我牙痒痒地。这一天他的严厉追究，我明白除了要报他自己的睚眦之怨以外，还替他过去一向趋奉的人仗义“锄奸”。而我所有的答复使他失望，我太高亢的声音与一副吊儿郎当的态度，损伤了他的尊严。我感谢与我同房的唐寿民与闻兰亭怕我吃眼前亏。当我抗声争辩的时候，他们一直在房中为我念着佛经。程克祥无法以声势夺人而不能获得他预期的收获，满面孔不高兴而悻悻以去，到梯口还听到他口中在喃喃地说：“这家伙！真是一个宝贝！”

为我到家中去取衣物的职员，也偷偷地告诉了我，我福开森路的家，家人已完全失去自由，由彭寿派了八名士兵驻守着，不许出入，只有一个厨子，早上可以出去买菜，但也有兵士随同监视。彭寿每天出枪对著我的妻子，逼问财产，形势非常凶险。竟然罪及妻孥，此时我已经有些追悔为何要充什么好汉而去自投罗网？

再几天之后，看守员又来唤我去问案，地点在楚园同一弄内的另一所房子，下面客堂中间放了一张案桌，一位瘦小而面上微微有麻点的法官坐在那里，我一看原来是战前的同业楼允梅大律师。过去他的事务所设在恺自迩路小菜场侧的一个衙堂里。刻薄的人，对没有在大楼中另设写字间的律师，称为衙堂律师。楼大律师也就是衙堂律师之一。过去颇承他不弃，每逢案件上发生了疑点，总蒙光临寒舍，不耻下问。此日情移势易，他是堂上的法官，我已是阶下的囚徒，觌面若不相识，情也，亦理也！

他问了我姓名、年龄、籍贯，以及在汪政府的职务之后，我一一都照供了。他接着问：“南京兴业银行的董事长是谁？”“是我。”“总经理呢？”“是我。”“上海行经理呢？”“也是我。”“那末你在平报担任的是什么职务？”“社长兼总编辑兼总经理。”“怎么重要职位都是你一个人兼的？”“请法官明鉴！我们本来就是站在轴心国一面的嘛！意国首相墨索里尼曾身兼八部部长，我与他比，已经觉得太渺小了。”他重重地拍了一下案桌，再也问不下去了。就结束了这一次的审问，我又回到了自己的囚房。

又是几天之后，另一位不相识的法官又提我去问案，问到中政会的部分时，他问：“你是伪组织中央政治委员会法制专门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吗？”我承认“是。”“主任委员是谁呢？”“梅思平。”“伪组织的一切法令，都须先经过法制委员会的起草通过，可见你对伪组织倒曾经出过大力。”“回法官的话，我一次也没有出席过。”“胡说！岂有身为副主任委员而不出席一次之理？你倒推得干净！”逼得我有冤难明，我不能不拖朋友落水了。我说：“如其法官不相信我的话，你总该相信你同僚的话，我请隔室也在问案的李时雨法官和我对质，他是我过去法制委员会的同僚，请问他，他去出席时有没有看见过我去出席。”他说了一句“岂有此理！”掩好了卷宗起身去了，我还是呆呆地恭立在案桌的前面，直等禁卒牵着我走，才算把我惊醒了。

楚园里面，倒曾有不少军统要人光临过。前香港区的区长王新衡来过（战后他任上海市政府调查室主任，现在是台湾的立法委员），态度倒还和气，与熟人唐寿民等亲热地招呼了一次。戴笠也来过一次，却没有上楼。林基（余祥琴）也亲临视察，闻兰亭是他的干爷，战时他的秘密电台，也设在兰老的家里。胜利之后，大义灭亲，兰老又是他伴送进来“疗养”的。此日见面，官职在身，当然不会亲亲热热地再叫一个老囚徒一声干爸爸了。而兰老的态度却是妙极，他趺坐在沙发上，白须飘拂，闭目凝神，口里在默诵着佛号，听到他干少爷的声音，连眼睛都不曾睁过一睁。

一三八、缪斌为何被杀得那样快

更有一天，听到楼梯上人声杂沓，知道又有什么贵宾来视察了。我们真是以待罪而又自负的心情，从不向人望一眼。只听得来人上得楼来，不断在询问“金××在哪里？”我想不到有谁会来找我。一下有人进房来了，拍著我的肩头说：“××兄，你太可惜了！你在伪组织担任过什么职务？你又为什么去参加呢？”我抬头一看，原来是王一之。

潘公展在上海办晨报时，最初我担任过采访主任，他那时是一个采访记者。殊不料他也是军统局的高级职员。我听过了毛森说我可惜，现在王一之又再来一个可惜。我且不暇自惜，更不受别人的怜悯。我有些负气地说：“你甚至不晓得我在汪政府里做过些什么，又为什么先来个满嘴可惜？”他说：“老朋友久不相见，不要抬什么杠了。我今天在名单上看到你的名字，特地来探望你的。我是杜美路七十号的主任秘书，别的事我没有力量帮你什么忙，你太太那里如有什么话，我可以为你转言。”他这样诚恳地对我，刚才的发作，反而使我有些不好意思了。我不得不谢谢他，我说：“对家里我已无话可说。但罪不及妻孥，有罪，也应该让我一身做事一身当，请寄语彭寿，不要对内人逼得太凶了。”他点了下头，皱皱眉，又与我殷勤握别了。

楚囚生涯，倒也颇不寂寞！有那么多的熟人聚在一起，每晚商量好了菜色通知厨房，天天有鸡鸭鱼肉，足供大嚼。有人饮酒遣愁，有人对奕解闷。闻兰亭吴蕴斋等劝人学佛，间或还升坐说法。卢英留在那里还有一部四部丛刊，许多人取来翻阅。梁鸿志博闻强记，于书无所不读，大家又争着向他为学问上的请益。有时他也做几首小诗寄慨，或者发起来一次做对。

有一次，他要几个人以眼前风光，各做一个小说回目。十九是做得无限牢骚，说不尽的满腔愤怒。我是顽皮惯了的人，以为越是处身困境之中，越要能善自排遣。难友之中，一位在战前曾任某省民政厅长的，此时虽随着闻兰亭念经学佛，本来是一个老尚风流的人物。他在书橱中发现了一本木刻的淫书“肉蒲团”，又不好意思当众展览，地上放了个坐垫，盘膝坐了，双手合十，谁都以为他在一心南无，向十方礼赞，不料那本书就铺在一旁，却正看得津津有味。另一位于战前久任海关监督，家中本多姬妾，此时犹在中年，每逢酒后，难免绮思。一根未甘闲废，时时变作怒蛙，他于万般无奈之中，出而自击。我就摭拾了这两件眼底风光，做了一个回目，上联是：“发动春心，×监督痛打生殖器。”下联是：“皈依佛法，×次长偷看肉蒲团。”引得难友们暂展愁眉，哄堂大笑，忘记了这是处身在什么地方，竟值得如此地高兴？

在楚园数月之间，似乎并没有什么人进来。就是杨揆一、林康侯、唐海安三人由南市的看守所调至楚园优待。一进门看到我们还有床铺可睡，有可以下饭的菜，看不到看守们狰狞的面目，听不到士兵们凶恶的叱声，呆呆地立在那里，嘴里不住地说：“天堂，天堂！”两行眼泪，已禁不住簌簌地直流了。而我们看到他们形销骨立，囚首垢面，须发鬑鬑之状，数月睽违，几已完全变了一个模样，尤其林康老宛如贩马记中的李奇，触目伤心，大家只有握手唏嘘，更不知如何出一言以相慰了。另一位来的特客是陈公博夫人李励庄女士，她与公博同去日本，交涉引渡回来时，照会上因为没有她的名字而仍留在日本，此时才由轮船押解回国。在楚园只住了几天，总算恩施格外，把她放走了。

在还可以有一丝自由的时候，还会高谈法律，等到完全失去自由的时候，再也无人谈什么法律了。依照政府自己所制定颁布施行的提审法，嫌疑人犯应该于逮捕后二十四小时内，非释放，即需解往审判机关。而我们“疗养”“漂洗”了数月之久，一直在“优待”之中，政府既迟迟没有解决的办法，家属谁也不敢声请提审。转瞬却已是农历的年关。那一天，却意外地又添了一个新人。缪斌穿了笔挺的西装，手里夹了一只装满了文件的皮包，满面笑容，气概轩昂地由人陪了进来。

我认识他还是在民国十六年北伐时期，他正担任何应钦的东路军政治部主任的时候。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他又出任过江苏民政厅长，政声却不甚好。抗战事起，华北沦陷后，他曾去当真正汉奸团体的什么大民会的副会长。与名坤伶新艳秋一同在北平戏园里看戏，遭人狙击，虽未命中，已够他丧胆了。不久南下就汪，一度担任过立法院副院长。在胜利前不久，他去过日本，据说是奉了重庆某当局之命，去与日本谈全面和平。以后汪政权的驻日大使蔡培告诉我，说他携有某人的亲笔函件，对全面和平，提出了七项原则。缪斌在东京时期，东条政府曾以国宾之礼相待，为稀有之殊宠。我与他是一度同事，分任“东亚联盟”文化委员会的正副主任。所以看到他在外几个月能平安渡过，于此时又姗姗而来，不免上前去殷勤问讯。他笑着说：“雨农因为外面机关庞杂，恐因误会被别的机关误捉，反费手脚。所以要我来这里暂避几时，随时可以回去。”说着，他指指胁下夹的那只大皮包说：“里面全是奉命工作的证据，我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不料三天之后，他忽然解往南京，临行前面上不似进来时的神情，已充满了焦急之容。解送南京以后，他还是看押在宁海路的军统看守所，与汪政权的其他诸人关在一处，但情形显得太不寻常。当他解京的前夕，宁海路先是一片忙乱，把关在三楼的人一起迁出，将三楼完全腾空。据看守人员私底下的透露，将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人进来。等缪斌解京的当日，所方却又接到了来自重庆有关方面的电报，要对他充分优待。于是看守所长的办公室，临时重新布置，缪斌解到以后，即改为他的卧室，此时他完全像是一个贵宾，而决不像是什么囚徒。而这样不过短短几天的时间，所方又续奉重庆来电，着严加看押，因此他不再能享受特惠待遇，迁入三楼，独自一人羁禁在那里。不过显然他的身分仍然与众不同，由何应钦的总司令部每餐送来丰盛的食物，是指定菜馆为他特制的，丰盛得近乎像是筵席，由他一人据案大嚼，狼吞虎咽。也有同难的人偷偷上楼去看他，他态度与在上海时一样乐观，坚信当局一定采取政治手段解决，而且将于极短时期内实现。

一天深晚，大家都在酣睡中听到了不平常的履声杂沓，每人于惊慌中又不知出了什么变故。第二天清晨，才知道缪斌又忽然被解送苏州去了。他从“贵宾”一变而为重犯的原因，据无稽的传说：他之所以受特惠优待，战争后期赴日斡旋和平，确有微劳足录。而后来的突变，则谓盟军当局在日政府档案中查出了缪斌携去的和平条件。依照在开罗会议中会谈的决定，任何一个盟国，不得对日单独媾和。因此向重庆提出了质问。重庆虽坚决否认了这一件事，而缪斌则终于立解苏州。解抵苏州以后，法院以全速度进行审判，司法行政部以全速度加以核准，短短几个月，首先提出执行枪决的就是缪斌。他皮包中的法宝，也终于全无用处。

他在五花大绑临刑之前，一路对当局破口大骂，我不便在这里代他写出这将死之言了。缪斌究竟何事赴日？是奉了谁的命令？皮包里有些什么证据？当局何以要急于把他处死？这是抗日战争中的一个谜。现在缪斌与日本的东条都已尸骨早寒，死无对证，又安得再起死者于地下而问之？读者原谅我对这事不能再有什么交代了。反正整个汪政权的事，又何尝不是谜样的一段往事呢？

缪斌进来的一天，因为是民国卅四年旧历的除夕，所以那天大家要厨房多预备了一些菜。晚上，起初大家饮酒吃菜，还杂着笑谈，到了将近半夜，人人酒已半醺，四面的爆竹声已震耳欲聋。此时谁都念到了一样在患难中的家；谁都想到了不可测的前途，不免悲从中来，梁鸿志发起写一张字，有一天能够重见天日，大家不要忘了这同处的患难之情。他噙着一包眼泪，用笔在白纸中间写了“息壤在彼”四个大字，后面还有一个短跋，他首先签了字，唐寿民、吴蕴斋、朱博泉等几人与我也都签了。其实这又有什么用呢？只是泄一时之愤而已！我们的字还未签定，而几间屋里的呼声与哭声已四起，只听到有人在喊：“我是汉奸吗？我是汉奸吗？”这样引得不哭的人，也随着为之泣不成声了。

时间已到了翌年的初春，对我们将如何处置，还是没有什么动静。一天，忽然看守唤我下楼去接见。我觉得奇怪，这里是不许别人探望的，难道老妻竟有通天的本领？进到看守所长的办公室，所有看守所长以及法官人等都在那里。而来人竟是军统局局本部的秘书袁惕素。他一见我，立刻拱拱手说：“恭喜！恭喜！你是光荣的！”我听了他没头没脑不伦不类的话，以为他又是来审问我的法官。既来审问，又何必再来挖苦我一下？我面上毫无表情，恭聆着他的下文。他又继续说：“我是奉了戴先生与李参谋长（诵诗）的命令，作为公事来看你的。你的事调查清楚了，等戴先生北方去一次回来，你就好恢复自由了，现在再暂时委屈几天，戴先生或许还想借重你呢。”此时我才相信他真是出于善意的来探望我。他又轻轻地问我：“你与程克祥过去有什么不睦？前天杜美路七十号举行会报，程克祥攻击你得很厉害，说像你这样年青的人，为什么要受优待？毛森倒帮着你讲话，说你是他送来优待的，因为他确信你有过营救与掩护地下工作人员的事实，应该优待，他指程克祥假公事来报私怨是不许的。还有王一之也为你说话。你与两人有什么关系？”我告诉他毛森本不认识，我是向他地方自首而由他送进来这里的。王一之则是过去的同事。惕素又说，“现在好了，程克祥碰了这个钉子。以后想来不敢再提，你可以不必耽心会把你送往南市去受苦了。况且不久你一定可以回去了。但今天我来说的话，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我谢了他，他匆匆地走了。我满怀高兴地回到楼上，朋友们问我谁来接见，我含糊其辞地搪塞了过去。每天我等候着有人再来唤我，那将是重见天日的时候了。谁知这仅是一场春梦，以后怎样也逃不过两年多的厄运，以及终身被套上的一顶压死人的大帽子。

一三九、量身裁衣式的惩治条例

不料一切希望完全归于幻灭！我初意以为袁惕素既然奉了戴笠之命，来通知我不久可以恢复自由的消息，我既已身入樊笼，特工人员当然没有再施用手段之必要。这消息应该是可信的，而在我焦急地等待之中，不幸的消息却反而接续而来。

当惕素来过后不久，又有军法官来提我审问。地点在同一弄中的另外一所房屋，样子像是一间会客室。来的人却例外地是三个，他们过去我都么有见过的。他们居然很有礼貌地要我一旁侍坐，而且有意无意间，让我看到他们带来一张压在桌上的字条，我一眼就清楚瞥见上面写着严厉的字句：“提金逆雄白严行追问其财产，查明具报！程克祥。”原来昔日“伪组织”里我的部下，一度为我“上司”的程法官，此日大义灭亲，有似三堂会审，又要把我苦苦地折磨一番了。难道他真是怕了我这个他口中所谓的“宝贝”？难道他在靳惜一枝好烟？自己又为什么不亲来审问呢？今天这个关恐怕会难逃的，但我只有硬着头皮，等候着他们的摆布。

一位瘦得有些猥琐的人首先开口了，他说：“你是做过律师的人，应当懂得法律。我问你的话，你要据实回答。否则，哼！”“是，凡是法律以内的问题，我一定据实答复。”“那么我问你：你有几个太太？”“回法官的话，法律上既不许同时有两个太太，我也就苦于不能有两个太太了。”“你不要狡辩，人家都说你是有两个的。”“那是别人说了不懂法律的话。”“难道你不曾玩过女人，也不曾送过女人东西？”“我很惭愧，瞒得了你法官，也瞒不了派你来审问我的人。我玩过，程先生亲眼看见过我，而且非常羡慕过我的。今天我是囚徒了，而从前我自命还是个阔少呢！”“那末她们是什么人？你送过些什么东西？”“论人，长三堂子里有老三老四，舞场中有曼丽、莉莉之类，玩得多，实在记不起了。送的东西有衣服、首饰、现金等，送得多，也实在记不起了。”“你不要尽是这样油腔滑调，不从实招供，优待了你还不知好歹，你是不是想送到南市去？”“请为我谢谢程克祥先生，已经多多承他栽培了。但我既来此地，生杀由人，何苦还要征求我的同意？请问法官，我实在无供可招，是不是我现在就回去收拾一下东西，随着你们到南市去？”

我这样过分强硬的话，完全出于他们的意外。固然那时我心里怀了满腔怨愤，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以言辞挺撞，徒为取快一时。但我也并非真是什麽好汉，袁惕素前数日来告诉我的话，使我有恃而无恐。但是这三位奉命差遣的法官大人，又哪里会知道其中的底蕴呢？三人窃窃私语了一下，向我又横了一眼说：“今天对你客气，是给你一个机会。你自己好好考虑一下，下次还不把你隐匿的财产供出，我们只能对你不客气了。”那一次，我像与他们在赌“沙蟹”，我看准了他们的底牌是一张小“二”，我在全军覆没中，竟赢了这一场舌战。这是在羁押时期我的最后胜利了，因为从此，再也没有人来向我问案了。

主持全案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长戴笠，那时他押送周佛海赴渝之后，一直以留驻在上海的时候为多。有一次，楚园的一名看守人员，参加了杜美路七十号的纪念周之后，回来偷偷地告诉我们，他说：“戴先生今天在纪念周上，指名指姓痛骂了许多人，其中对潘三省尤其骂得咬牙切齿，他认为有血债的、为日人服役而直接危害人民的，将一律枪毙。其他的人，不会徒以参加的形迹与名义而送法院。”自从这个消息传出之后，许多同难的人，又很欣奋地无限乐观。反正凡是失去了自由的人，所以能够把生命支持下去，就是把一切的消息，自己加以乐观的想法，让自己安慰，让自己陶醉。

但是所有汪政权的人，不待戴笠之死，命运已先决定了大半。在民国三十四年的十二月六日，国民政府又把十三年前公布施行的“惩治汉奸条例”重加修订了。我们初由看守透露了这个消息给我们，为了这条例有关我们的身家性命者太大，千方百计地觅得了一份，我详细看过之后，立刻知道情形太不利于我们了。我在前面写过，当我自首之前，曾以自己抗战八年中的行为，与民国二十六年所公布的“惩治汉奸条例”逐条逐款的对过。因为那时所谓汉奸罪行，条例中都是指在后方帮助敌人为破坏工作与间谍行为者而言，没有一条是针对沦陷区的。那时立法的人并没有错，因为国土一经沦陷，政府既未命令人民随军撤退。那末，人民为了争取他自己生存的权利，或者在敌人威迫下而从事工作，文明国家，以政府既不能保护人民，因之即使有行为失当之处，原情略迹，也就概不为罪。

现在，政府把条例又于汪政权解消之后，而且把汪政权的人员一网打尽之后，而又重加修订了。修订条例的第一条，犯“汉奸”罪成立之要件，为“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也就是说，其真意是只要参加汪政权的人，就将被认为符合了这一个规定。据说：当时国民政府把条例起草完成之后，送交国民参政会审议，而由好为高论以博清誉的参政员傅斯年主持了这条例的审议工作。原来条例中也规定有“有协助抗战，有利人民之事实者，得减免其罪。”而傅斯年轻轻地把“免”字改成为“轻”字。换句话说，不管你对抗战有着天大功劳，只须参加过汪政权的，也不管你为了什么目的，与怎样参加的？以及当时有无其他罪行，依据这条例罪是办定了的，最多只有轻重之分而已。当然，由特工机构派驻在沦陷区工作的，自然不但无罪可言，而且还得论功行赏。故在羁留中，以“汉奸”审“汉奸”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我自首时，毛森拍着我的肩膀说：“你太可惜了！你的一切工作，只算是友谊上的帮忙，而不是组织上的表现。”也就是这个意思。政府虽然不谈法治，但无可怀疑倒是一个太讲所谓“组织”的政府。

同难的人，推出了几个过去是法律界的人来研究这个条例。许多人酸腐冲天地居然就法论法。有人认为“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不应当仅以参加汪政权为已足，必须有“通谋”与“反抗”的具体事证与积极证据。也有人以为不溯既往，是刑法上的一大原则。譬如说：今天政府公布了一个禁止吃饭条例，那末昨天吃的饭，因为是在条例公布以前吃的，老百姓不知道“吃饭”是犯罪，也就不应作为犯罪，否则，就成为古人所谓“不教而诛”了。所以刑法第一条就明定：“行为之处罚，以行为时之法律有明文规定者为限。”同法第二条又说：“行为后法律有变更者，适用裁判时之法律；但裁判前之法律，有利于行为人者，适用最有利于行为人之法律。”许多法学高深的难友，引经据典，坚决认为所谓“通谋”“反抗”，即使参加汪政权就算有这种罪行，但那时法律上还无此明文，依法即不能处罚。虽然法律变更了，裁判时可以适用，但显然是最不利于行为人的，依然仍不应援用。

我独持着相反的意见，我以为这次的事件，拘捕等既不以通常的法律程序而出之以特工手段，则将来的审判，决然是以政治手段而巧妙地通过法律的形式。一谈政治，就要看当局的运用之妙，如何存乎一心了。假如修订的条例，不适用于现在的情形，许多政府的大法学家们又何必庸人自扰徒劳一场？况且，这时还在训政时期，五权虽云分立，但党权高于一切，党方的一纸训令，司法官敢不奉命唯谨？有人反驳我说：“你以为政府把条例修订，是要削足适履吗？”我说：“不，不是削足适履，而是量身裁衣。修订的条例，不仅为我们戴一顶帽子，而且为我们着一件衣服，制订的人，于量过身裁后定出的寸尺，一定是十分合身的，谁也不必再妄想逃避吧！”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会知道当局的心理怎样呢，卒之，法理之辩，仍成为一场无结果的争论。

据事后所知道的消息：假如戴笠不死的话，将有完全不同的处置。认为应当惩办的，移送法院，概依修订的条例治罪。认为可以不办的，则用政治手段解决。或者如张学良之长期禁闭，或者径行予以开释。但谁也料不到人有旦夕祸福，戴笠竟会撞机身死！难怪周佛海在重庆听到了这个消息，立刻就说：“雨农死，我也完了！”戴笠一死，所有在押人的命运，完全改变了。最幸运的当然是见机而能百计隐避，不受诱骗，不存幻想，不为弋获的人！

一四〇、戴笠撞机身死情势大变

在楚园中虽然在室内行动还自由，到底与外界完全隔绝。袁惕素来看我的时候，曾告诉我戴氏即日要飞回重庆一行，预定于民国三十五年的二月十二日离渝，遍历北平、青岛、济南等地，视察“肃奸”工作，要等去了北方以后，再回上海。我与戴氏素乏渊源，为了他的再度返沪之日，即是我恢复自由之时，因此，对他的盼念，乃真有一日三秋之概。

大约在三月中旬，有一天，楚园里的一切看守人员，有紧张的神色，与诡秘的行动。我们这一批待决之囚，只要看到一些风吹草动，就惴惴焉唯恐大祸之将临。起初他们守口如瓶，渐渐的有人告诉我们戴氏身死的消息，其中最失望的自然是我了。

因为戴氏的存亡，关系于我们之命运者太大，这里我搜集了一些资料，先补叙出他撞机殒命的经过。本来戴氏于三月十七日，经过平、济等地的视察以后，决定返沪。那时，据军统的公布，截止此时为止，全国已经拘捕直接为日人工作的，以及汪政权的人员，总数共为五千四百五十五人，当然人数以上海为最多（东北因地区特殊，虽然伪满成立较久，人员参加较早，反而网开一面，除为苏联俘走者以外，其他人员，概不追究。在同一国土之内，同一法律之下，乃有不同之处置。）戴的急于返沪，就为首先决定上海这一批人的命运。

所不可解的一事，戴氏抵平以后，将比较重要的十三人，立即决定移解南京。计有：王荫泰（华北政务委员会司法总署督办）、江亢虎（汪政权考试院长）、齐燮元（临时政府治安总署督办）、余晋和（北平市长）、殷汝耕（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长官）、潘毓桂（天津市长）、汪时璟（华北经济总署督办，兼联合准备银行总裁）、唐仰杜（山东省长）、陈曾栻（河北省长）、文元谟（教育总署督办）、刘玉书（北平市长）、邹泉荪（北平商会会长）、周作人（华北教育总署督办）。而最主要的“华北政务委员会”前后两任的“委员长”王克敏与王揖唐，独不与其列。东北的附伪份子放弃追究，还有理由可说。而本来拘押在南京的陈公博、陈璧君、褚民谊、缪斌四人，为什么要独独解往苏州？华北的这十三人，又为什么要解送南京？东移西调，真不知当局葫芦里在卖些什么药？

戴氏于三十五年（一九四六）三月十九日上午十一时四十五分，由青岛率同军统局人事处长龚仙舫等七人，搭乘航空委员会DC47型二二二号专机起飞，目的地为上海。在起飞之前，据报上海天气恶劣，所以临时改为在南京降落。如果南京的天气也不佳，那末改飞重庆。为了准备长距离飞行，所以带了汽油八百加仑。飞机一路平稳地前进，迨飞抵南京上空时，已为下午一时零六分，机上报务员与上海机场联络不通，而南京的天气，云层过厚，使飞行员视线不清，也不能下降。本来已拟折向青岛，同时已有电通知了北平方面。不知他有何要公，非要当日在京沪两地着陆不可？所以折回青岛的飞行不久，北平方面又接机上来电，说决定在南京穿云下降。

自发出这电报后，即杳无消息，连飞机的下落也不明了。这样一直到了晚间，南京方面认为飞机定已遇险。当晚即由航空委员会，及中国航空公司与美国海军分别派机沿途搜索。直至二十日上午，由美空军在南京板桥镇附近二十华里之山上，发现了飞机残骸。奇怪的是，这一座山的名字，竟就叫作戴山！经美空军通知军统局后，派员驰往查看，飞机机身已经全部焚毁，仅仅剩得机尾。遗尸共十三具（戴氏与其随从共八人，连机上驾驶员、报务员等五人，合为十三人。他在北平决定解京的是十三人，现在全机又是十三人。十三，好似真是个不祥的数字了），均已模糊难辨，经寻获了龚仙舫的图章一枚，戴及其随员所佩的手枪四枝，以及戴氏常用的物品几件。经该局多数人员的研究辨认，根据齿牙特征及所佩手枪，将戴氏及其随员七人，分别辨认清楚。乃于二十二日运京成殓，并组织治丧处，以朱绍良为处长。

据目击该机失事情形的农民称：当时该机飞行甚低，先碰及一高约三丈的大树，螺旋桨一枚即告脱落。继仍前冲，先碰山脚，再撞山腰，遂发生巨响，全机起火焚烧，火势直至晚间方始熄灭。

查戴笠，浙江江山人，中央军校六期毕业。由总司令部副官而军统局处长，而升为局长，为蒋氏左右最亲信之一人。死时年五十岁。戴氏奉令主办“肃奸”工作，有若干人本已由他决定处死，讵其任务方在开始，遽先撞机殒命，修短有数，天道难知！但以戴氏之横遭不测，负责无人，本来决定有部份人员可以政治解决的，此时政府虽发表了郑介民继其遗缺，但谁也担不起如陈公博在苏州高等法院中所谓的“千钧重担”，只好不论情节，不辨轻重，一起送向法院，以预定之刑期，作形式上之审判了。但当时我们这一群，对戴笠之死，并不曾感到关系的重要，且更有人正在拊掌称快。

戴笠死后，楚园以内，表面上仍一切如常。本来楚园是一所私人住宅，周围都是民房，在最左面的一间房间中，仅不到一丈远的一弄之隔，窗口相对是一家普通人家。有一天，忽然有人轻轻的拉我过去，我从窗口中对面一望，赫然是我妻子在那里，那时我心中说不出的惊是喜。因为下面有士兵驻守着，虽然声息可达，自然不便讲话，难为她想得周到，预先用大字写在白纸上，像幻灯字幕那样的一张又一张的取出来，好让我们看见，第一张写的是我的姓名，所以别人看到了就拉我过去。她看到我于强笑中挂着泪痕，先是一张写着：“家人平安”，再一张是“财产已被全部接收”，又一张是“家已另行赁屋居住”，最后一张是“自己保重！”我点头表示看清楚了，她急急地如逃一样地离去了。

以后有好几个人的家属，都曾这样地如法炮制过。而为我取钱物的人，受我妻子的嘱托，事后暗中又告诉了我家中的经过情形，他说：“彭寿每天取了手枪逼着你太太供出财物，三四个月来，被禁闭在家里，完全失去自由，一天要经过几次的逼查。她实在受不了这样的威胁，已把所有的动产与不动产全部交出了，是祖传的、是她自己所有的，什么也没有留。她要我告诉你，三只银行保管箱都领去打开了，连祖宗的手泽也当为财产而被拿去了。她说：要请你对她不得已的环境加以谅解。现在你一家已搬到沪西一处湫狭简陋的租屋里住去了，大概可以不再发生什么问题。”无财一身轻！只要家人平安，我可以放心了，我也实在累得她们太苦了，我如何还会忍心对她有什么误会呢。

而有人还痛惜于一生血汗之积储顿时化为乌有，还斤斤到法律的问题。当然他们也有他们的理由，以为我们不要说判罪，连起诉也还没有，如何先把房屋占据了，财产没收了呢？不依法律程序，谁给他们以这样的权力的？假如说是民法上的假扣押吗？法院又没有下过裁定。况且刑法上规定要没收的，也只应限于犯罪所得之财产，怎么连千百年祖遗的也包括在内？田亩没收了，连祖宗的坟墓骨殖也当作财产吗？那不但是罪及妻孥，简直是祸延祖宗了。我倒听了为之好笑起来，秀才遇着兵，尚且有理说不清，败则为寇，还叫什么撞天屈？抄家就是抄家，从前只要下一道谕旨，家人且要没官为奴，现在能这样，已经算深仁厚泽了。法律，又岂是对罪人讲的？社会上的口碑，称之为“劫搜”，不正是已经代我们说了吗？

在三月底的一天，楚园当局，忽然要我们开出一张随身的贵重物品，包括手表、墨水笔、手指上套的结婚戒等在内。我们遵命照开了，当晚就要我们把东西一起交了上去。到第二天，又命令我们全体在押人员，下楼赴花园散步。等我们离开了羁囚之室，发现看守人员在忙乱着澈底搜查房间，情形显得一天紧张一天。大约戴氏一死，群龙无首，也就无心“肃奸”，显然已把我们视为是一群的累赘。

到了四月一日的晚上，看守所长通知杨揆一、温宗尧、盛幼庵、沈长赓、罗洪义等五人，收拾行李，第二天的清晨，即将起解赴京。当第二天他们锒铛就道时，我们都送到梯口，兔死狐悲，此时真有“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之感。大家知道案子终于发动了，半年来的一切希望，已经成为泡影。政府在整肃纪纲的口号下，每一个人都得准备着接受不可知的遭遇。在自首以前，我是过分的天真，而自成为罪犯以后，忽然变得聪明多了，我能抛开了法律的立场设想，如此竟不幸而居然臆则屡中，而且一一迅速地出现在我的眼前了。

一四一、楚园以外的另一看守所

军统在上海的捉人行动，始于九月二十七日。刚好于一个月以前，即八月二十七日起，国民政府开始以飞机将武装部队分运京沪。每天天空中不断传来马达的怒吼声，儿童们一听到就响起一片欢呼，在他们幼稚的心灵中，也以为带来的将是安定、繁荣与幸福。经过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政府已经能够控制原来的沦陷地区了。日军既已由驻华总司令派了参谋副长今井武夫赴芷江洽降，在华的三百万日军，亦已等待缴械与接受任何所加给他们的命运。汪政权中人，陈公博等一行，既已远飞日本，周佛海亦已接受了所加给他过渡时期的京沪行动总指挥名义。所有汪政府的六十万军队，全部归顺，无一人反抗。政府眼看大势已定，且已布置好了天罗地网，乃收拾起“宽大”的诺言，在“整肃国家纪纲”的名义下，实施逮捕行动。所有汪政府的人员，一个半月以前还像是丧家之犬，此时一个个不啻成为瓮中之鳖了。

我在前面写过：当军统于二十七日开始行动以后，较为重要的人士，如“广东省长”陈春圃、“中央储备银行副总裁”钱大魁、“司法行政部长”吴颂皋等，都已纷纷俯首就缚，但外间还不尽知道此事。我于二十八日清晨往周佛海家里去时，罗君强就怂恿我去自投罗网，周佛海则要我再稍为观察一下。我还记得那天佛海独自一个坐在上海居尔典路家里骑楼的起居室中，愀然似陷入于沉思。见我上楼，他就告诉了我吴颂皋被捕的消息。颂皋是他的儿女亲家（佛海的女儿慧海嫁给颂皋的儿子，不过那时只订了婚而尚未结婚），应该在他关心之列。也许因颂皋的进去，而佛海问过戴笠以那里的待遇情形，佛海那天还对我说，南市特辟了一个地方，进去的人只是表面上失去自由，当局极尽其优待之能事。在里面，是每人一室，而且还可以自带厨子。佛海没有骗我的必要，我只能说，他曾一再指我为书生，而他毕竟也同样是一个可怜的书生而已。

还有一个事后的传说，很可能是事实，按说戴笠要佛海自己开一张他左右重要人员的名单，说是拿来作为优待或者继续“借重”的参考，而佛海真是毫不怀疑而照开了。当然，在九月杪的几天中，正是佛海要决定自己命运的几天，心绪历乱，他完全失去了思考力、主动力，甚至应有的一份镇定。起初他很怕会上了军统的当，但当戴笠每一次与他谈话以后，样子又显得有些释然了，而周遭的形势，又不能不使他仍然有所戒惧。京沪行动总指挥部的正副秘书长程克祥、彭寿，系由戴笠推荐，过去虽是周几年来部属，但摇身一变，现在他们的主人是戴局长了，佛海对他们有了顾忌，而他们再不必对佛海要有所顾忌了，所以他们在周家颐指气使，咄咄逼人。

佛海自己意味到他已在被旧时部属的监视之下，所以戴氏要他把家里一切警卫的措施撤除，他照做了；要他飞赴重庆，他同意了。现在要他开一张名单，自然尤其不必说了。也许佛海的心里，真还以为是他对旧时部属的一项最后的照顾。他把可以想得到较为重要的人一起照开了。在他笔下所开出的，不是他主观上认为有才能的，就是与他私人间有感情的。或许由于他的选择；也或许由于他的烦乱，名单中有些较为次要的人物倒开上了，而若干地位较高的反而遗漏了。以“中央储备银行”而言，局处长中如国际汇兑局长夏宗德等有几个就没有列入。谁也不料军统以后的查抄拘捕，所有关于佛海方面的人，就以他所开的名单来作为蓝本，按图索骥，几乎无一漏网。所以在牢狱中时，就听到许多人在抱怨他、诅咒他，以为是他把朋友与部下出卖了。

我是不幸中还算侥幸的一个，当九月二十七日政府开始捉人的时候，罗君强已经迁入了佛海家的会客室居住，而且他知道在“戴先生照顾”下将随同佛海飞渝，脑子里装满了幻想，心中充满了喜悦。他代军统向我促驾，要我去南市军统的看守所自首，我没有能曲徇朋友的好意。佛海也许因我不曾实际担任过汪政权的正式职务，也要我再看一看情势的发展。虽然最后我还是去了，而且意外地由毛森送我到了楚园而获得优待，精神上的折磨当然是一样的，毕竟肉体上能减少了半年多不堪忍受的痛苦。

军统在上海收容汪政权中人的地点，一是我前面所写的楚园优待所，另一处则是南市的看守所。一样是失去自由的地方，假如说：楚园还是人世的话，那么，南市只能说是人间地狱了。那里离沪杭铁路的上海南站不远，原来是汪政府实施禁烟政策后来作为烟犯拘留所的。前面一所是二楼的房屋，楼上每一边相对着各十间房屋，楼下部分是看守人员的办公室，有几个女犯也关在那里。本来这里并不是真正的监狱，所以房间还是用的木门。每间大约十尺阔十九尺长的地位，容纳十人以上。但是每一层梯口仅有一具抽水马桶，排泄就很成问题。后面一所是军统禁闭自己人的所在，著名的如忠义救国军淞沪区指挥官阮清源，军统旧人，“七十六号”行动队长，胜利后捉“汉奸”有功的万里浪等，功成身退，铁索锒铛，此时也在那里渡囚犯生涯了。

南市看守所中，除了军统自己人以外，汪政权中人一共有二百余名，其间较为重要的有钱大魁、吴颂皋、赵叔雍、严家炽、张韬、汤良礼、汪曼云等。父子同囚的有“中储国库局长”俞绍瀛、“最高法院院长”张韬父子，翁婿同囚的有“宣传部长”赵叔雍与谭仲将，夫妇同囚的有“国信银行”行长章叔淳与阚四小姐。初在南市而以后因人事上的关系得调往楚园的，有杨揆一、林康侯、唐海安三人。不待解法院而立即提出枪毙的，有中统旧人而后为丁默邨一派的翦建午。

被拘的女性，大约一共是六个人。除其中一个日本女人我已记不起她的姓名外，有李士群太太叶吉卿、吴四宝太太佘爱珍、章叔淳太太阚四小姐、孙科的“敝眷”蓝妮（业珍），与徐佩玲。至于她们的罪状，主要理由，李士群太太是因为她是李士群的太太，吴四宝太太则因为她是吴四宝的太太。平心而论，叶吉卿除了妻以夫贵，对李士群主管部门的人事安排上有些干预，平时态度倨傲而外，对汪政权的事可说毫无关系。士群有些惧内，对妻子就不免于放任。有一次我对士群谈起过这个问题，我劝他公事方面不应让她多所置喙，而士群却回答我很痛快，他说：“我过去以留俄而加入了共党，前后曾遭当局八次拘捕下狱，她为我送牢饭、求人情，曾吃尽辛苦。今天我做了部长省长，还不应该让她痛快一下！”

士群话说到如此，外人自不便再有什么可讲了。至于佘爱珍，双手放枪，骁勇善战，相夫有术，周旋有方，她可以出马捉人；她有时也对女犯亲加审讯。蓝妮与徐佩玲，则于六年之中，天生丽质难自弃，不免与日人有些来往，不一定有什么政治上的关系，最少也为了生意而勾搭，乃以形迹之嫌，至受缧绁之苦。至于阚四小姐，叔淳仅担任过完全商业性的国信银行的行长，与汪政府毫无牵涉，论理，怎样也轮不到对他按上一个“汉奸”头衔，阚四小姐更完全是一个家庭主妇，他们的夫妇同牢，却完全因了祸从口出，一言贾祸。

她与一位名门贵妇朱太太不睦，沦陷期间，曾于背后批评过她与某一位“肃奸”当局间的“交谊”。指摘别人的隐私，就不免招来了睚眦之怨，胜利以后，贵人贵妇久别重逢，一经于无人私语中告发，倒真是变成犯了“莫须有”的重罪。以后叶吉卿与佘爱珍解送法院，各被判处了五年徒刑，蓝妮以太子妃而得以免究，徐佩玲不知因何神通而获得释放。阚四小姐解往法院以后，连最懂如何入人于罪的检察官，也苦于乏辞罗织，只好网开一面，但已经平白地失去了七个多月的自由。

与蓝妮、徐佩玲有同样幸运的，在男“犯”中只徐天深一人，他是陈公博任“上海市长”时代的经济局长，但他是军统人员，因误会而被拘，以查明而释放。公博那时的与重庆方面联络，徐天深也是其中的接线的一人。应该“汉奸”就是“汉奸”，而竟有奉命而为“汉奸”，有获得默契而为“汉奸”，也有因手握兵权而不当他是“汉奸”的，形形式式，不一而足。莫怪民间对接收一幕，已觉动魄惊心，而于“惩奸”巨案，尤且为之瞠目结舌了。

一四二、二百余囚人半年多时间

南市的军统看守所，当然绝不同于还具有“疗养”形式的楚园了。那里是十足的一所监狱，看守人员也是中美合作所的“定平”部队，名称既非优待，情形不问可知。十个人住一间，都是睡在地板上。虽然衣服等也可以写了条子由所方派人到各人的家里去取，但食物是绝对不许带进的。而所方所供给的，是一只洋铁皮碟子中装着一些米质很粗粝的米饭，象征式的加上两样菜，名义上算是一荤一素。吃饭的时间到了，木门一开，十碟饭菜，像抛一样地在地上推了进来，有时一半就倒翻在地上，看守们当然不理这一些，迅速地又把木门锁上了。虽然曾经由在押人犯集体罢食，但那里是牢狱，而且是由特工机关管理的牢狱，“罪犯”会有什么争取改良待遇的权利？罢食的结果，自并未邀得当局的矜怜。偶尔在押的人，向若干看守人员贿通了在取衣物之便，偷偷地夹带进一两只咸蛋，那就是无上的珍馐了。想到家，就不忍吃它；因为是难得，更不敢吃它，等看守人员不注意时，取出来展玩着，到高兴得忘形的时候，像孩子玩球一样地，抛上了又接住，接住了又抛上。

吃，已很成问题，吃了还需要排泄，那更是一件惨事了。一层楼上二百多人，只有一只抽水马桶，清晨“开封”，排着队轮流上厕，轮到的人一急就便不出，后面的人却嚷着已迫不及待，患腹泻的当然更不得了。平时要小便，木门上有一个小洞，伸出一只手让看守看到是需要排泄的表示，有些是视若无睹，仍优闲地在踱步，直至走近门口，“犯人”哀声乞怜：“同志，我要小便。”“谁和你做同志？汉奸！”“不，先生！对不起，我要小便。”“这样忙，我是你用的？”他又远远地走过了。便急的到底是大人了！难道就让它像孩子那样拉在裤裆里？年轻一些的，还好咬着牙忍下去，老年的如严家炽等；只有便在漱口杯里。明天，当然还得如常地拿它来作为漱口之用。

法官们也如楚园一样的跑来问案，注重不在案情而在财产。可能当时政府打错了如意算盘，以为“中央储备银行”库存的金银外汇等，只限于充实国库之用。在抗战期内，美国曾经两次借给国府以美金五亿，与金子五万两。这一笔借款，当时宋子文想取偿于“汉奸”的私产上面，所以在“惩治汉奸条例”中，明定着：“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之生活费外，没收！”不要说以后事实上没收就是没收，执行人员也并不曾为“罪犯”的家属留什么必需之生活费，而且不待定罪，早已由接收人员照单全收了。“扫地出门”倒还是这时开的先例。无如“汉奸”们的财产，也并不如他们所想象的那么多，最大的财产是房屋、设备与汽车，而一律化公为私，只让接收人员自动分享。可怜时期又不久，不到五年，竟双手让给中共受用了。对于国库，却并不曾有什么实际裨益。胜利后复员人员一到上海，就很得意地逢人便说：“我们抗战八年，流血流汗！”但他们并不曾向日人方面取得赔偿，而只在“汉奸”头上打尽主意。没收来的财产以后怎样支配了，当然没有人问讯，大部份移不动的，送给了中共，我知道前数年台湾还发行过珠宝奖券，这当然就是由没收而来所留下的次货了。其间有些当然是“汉奸”们自己的，而恐怕大部份还是“汉奸”们在不曾做“汉奸”时候妻子的妆奁吧。

戴笠也去过那里几次，但不曾与“押犯”谈话。其他军统要员王新衡等也去视察过。而其中有一个是特殊的，他敢于去那里的勇气，曾深得汪政权中人的钦佩。他是唐生明，是唐生智的胞弟，他毕业于黄埔军官学校，与戴笠同期而又具有深厚的交谊，他曾经靠了他哥哥的荫庇，在湖南做过警备司令。在民国二十九年汪政府刚成立的时期，他忽然由重庆间万里带了他的妻子，前电影明星，黎锦晖太太，号称标准美人的徐来，以及标准秘书张素贞来到了上海。招待他的，就是于沦陷后与日人合作经营内河轮船公司起家，以后又在戈登路开过大赌场发财，专为汪政权人拉马的潘三省的开纳路家里。

潘三省倒真曾奉他为上宾，供应他住食以及一切花费，那时两人同出同游，形迹之亲，逾于昆季。莫说潘三省如此，周佛海因为与他是湖南同乡，也待他很好。汪精卫且推屋乌之爱，更对之另眼相看。他一到上海，汪立刻要他到南京去，殷殷问讯唐孟潇（生智）的近状，还给了他一笔数目可观的现金。因为在国民党的军人中，唐生智与张发奎都曾与汪氏有过密切的关系。汪对唐生明的一召见，谁都不再怀疑他为什么而来，因此他得以安居下来而且过着最舒适荒唐的生活。

而此后，唐生明忽然又与李士群非常接近，士群任“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时，他宁愿随他到苏州在他下面担任一名处长，更进而成为结拜兄弟。唐生明在苏沪两地，整天没有事做，他打得一手好麻将，每天与士群等作豪赌，而他总是赢的。徐来管得他很严厉，游必有方不算，每次出去回来，还得除了亵衣，要验明正身，才能放过。但他与影星陈××就曾缱绻过一时，东窗事发，又让渡给了张善琨。影星们因为他是徐来的丈夫，如李丽华等都争着叫他姐夫，他也嬉皮笑脸地欢喜与她们鬼混。当李士群反对周佛海最厉害的时候，他是士群左右反周最激烈的一人。士群被日人毒毙，他又成为佛海家里的常客。而胜利以后，基于他一家和戴笠的特别交谊，非但无事，更委任他主持了苏州的“肃奸”工作。

那天，他随着军统的一批要员赴南市看守所视察。潘三省也正好羁押在那里，因为戴笠对潘特别憎恶，所以还替他加上一副重镣。唐生明昂然而过，连正眼也没有看他一眼，而潘三省自恃对他不止有一饭之恩，急急呼着：“老四，老四！”（唐生明行四），唐生明不能不立住脚了，潘三省用手指着他的一副脚镣说：“老四！你看这算什么？替我说说情，帮帮忙开了它吧！”唐老四却哈哈一笑说：“这有什么关系？”说完，不等潘三省再讲别的话，径自匆匆地走过了。这使听到的人回想两人过去的情形，不免发生了异样的感想，也钦佩于他气派的真是不凡！

在南市看守所发生的另一件故事，是万里浪的被杀。万里浪原是军统中的一名行动方面的重要份子，身高才五尺有余，瘦弱如一书生，谁知他竟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当“七十六号”成立了不久，他就向李士群投诚，因为心狠手辣，得与吴四宝、潘达、夏仲明、杨杰、林之江等同为行动队长；上海一时成为腥风血雨之场，都是这几个人的拿手杰作。据我所知道的，申报的投弹案，就是由他亲自表演的。在“七十六号”中他与陈恭澍一样，是一个“劳苦功高”的人物。而胜利以后，军统固弃瑕录用，而两人为了立功自赎，更毫不留情地以逮捕汪政权人员为卸免其罪责的唯一手段。

当我于自首后还在吴四宝家中的时候，目见万里浪就曾几次押着他的猎获物亲来交账，他看见了我们，还得意洋洋地满脸骄矜之气。由他经手以围捕诱捕方式而来的，总数就在数十人以上。狡兔死，走狗烹，捉人事件初步告一段落之后，军统下令把他禁闭了。拘押的地点就在南市禁押汪政权人员的后面一进房屋中，小小的一个身裁，拖着一副沉重的脚镣，这样的处境，是他兴高采烈捉人时所万想不到的吧。而当时关在南市的一个日本宪兵队的中级人员，名字似乎是中村什么的，他曾经派在“七十六号”里工作，与万里浪拍过档。眼看到时局一变，万里浪却反过脸来捉汪政权中旧日的朋友，连日本人都感到气愤了。当军法官审问他有关杀害与拘捕重庆地下工作份子时，他自己什么都不否认，但说一切都由于万里浪的献策与行动。这样万里浪变成积案如山，结果不待汪政权人员的解送法院，他已先被提出枪毙了。

在南市拘留期中，曾经有一个日本人用毛毡撕成了条子在囚室中悬梁自尽。另一个我忘了姓名的汪府人员，患病不得适当的治疗，而终于瘐毙在内。南市看守所自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开始，至翌年四月三日分批解往上海的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为止，前后经过半年多的时间。汪政权的人腾空了，那里又变成了军统内部的禁闭之所。

一四三、首批七十一人移解法院

这事也确然难怪，由于戴笠的意外撞机殒命，对于汪政权中人的处置，以前的所谓“政治解决”，这时自然更没有人能挑起这千钧重担了。但既然人已捉来，而且家产亦已接收了，总不能平白地就随便再放出去。留下来的唯一办法，只有通过审判的形式，以达到预定惩治的目的。大约政府方面等戴笠一死，立刻就作出了如此的决定。我们这批待鞠之囚，却还在痴心妄想地等候“宽大恩典”的降临。然而军法官的问案此时已完全停止了，从看守们的口中，约略知道他们正在紧张地工作，但是祸是福，谁也不敢悬揣。至四月一日的清晨，温宗尧、杨揆一、盛幼盦、罗洪义、沈长赓等五人解送南京后，至少我就预感到案件在发动了，情形也显然有些不妙。

四月二日的上午，楚园的看守当局宣布要各人收拾行装，准备随时离开楚园。没有说明去处，也不说迁地的原因。有人还以为可能是将邀释放了，但大部份都怀着一颗忐忑的心，预感到前途的凶多吉少。当天傍晚，一个年轻的看守偷偷地告诉我，我家里已经向杜美路七十号查明，所有在押诸人，将分批移送法院，而且名单上，我是在第一批移解之列。不久，这消息知道的人已经很多，有几位很天真的朋友，他们还满怀高兴，因为戴笠曾来声明过，我们的在优待所，既是疗养，也是为我们漂洗去一重“污渍”。所以梦想一旦送交法院后，将由检察处略一侦查，即可不起诉处分而获得开释。这样，政府会让我们完全洗清“通敌叛国”的罪嫌，更以实践其宽大之诺言。我并没有什么先见之明，但因我曾经吃过律师饭，所以知道司法界的情形。我深信一经司法程序，将会用量身裁衣的法律来指出我们这批人的情真罪当。但此时知道了又有什么用呢？既然已经自投罗网，也只好听天由命了。

四月三日的清晨，早餐过后，楚园当局分别通知第一批应该移解的人迅速集中行李，准备立刻动身。问他们将去哪里，都回说不知道。我也是被通知者之一，反正行李也真正只有一肩，胡乱地整理捆扎了一下，各自拎了下楼。不久，开来了五六辆十轮军用大卡车，逐一验明正身后，四五个人被驱上一辆车，全副武装的兵士，握着卡宾枪，坐在车内的前后，形势的严重，好似我们都是能飞檐走壁的江洋大盗，惟一的恩典是没有把我们另外加上一副刑具。许多不在移解之列的朋友们，面上表现出复杂的情绪，对我们的要去对簿公庭，总不免有些兔死狐悲之感。同时，凡是人，也一定有冀图徼幸的幻想，因为他们的并不一同起解，于是联想到可能会网开一面，因此于同情中可以看到眉梢上透出的一丝愉悦。

楚园部份的三四十人上齐了车，即用高速率一直向东行驶。卡车是用帆布遮掩着的，不许揭开向外看望，但在隙缝中依然隐约可以看到马路上的景象，熙来攘往，六个多月与世隔绝，情形完全没有改变。仅仅冲要地区的岗位，国军代替了日军。车行数十分钟，车辆停止在一处墙高墉厚的大铁门前。坐在我左右的一是梁鸿志、一是唐寿民。他们几乎同时推着我异口同声地问：“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口气中充满着焦急。

等我说出了“提篮桥”三字，唐寿民是咬牙怒目，梁鸿志则默无一言。大铁门呀然而辟！全部车辆都开了进去，铁门又訇然而阖。我们都跳下车来，已有几十名各报的记者预候在那里。有些是我多年的同业，有些是我过去的旧部，他们远远地向我点头招呼着，我报给他们以勉强的微笑。不久，又有车辆开到，钱大櫆、赵叔雍、严家炽、吴颂皋、柳汝祥（中储业务局长）、张韬等都来了。那是从南市开来的，两路会师，第一批一共是七十一人。我们在楚园的半年来都是吃自己的饭，形体上的磨折较少，外表上就与前无大差别。而南市来的一批人，苍白憔悴，须发鬑鬑，半年不见，前后竟已判若两人。

提篮桥监狱是我太熟悉的地方，当我在执行律师职务的时候，凡公共租界内第一审判决有罪的被告，立即从捕房移解到这里羁押。遇有委任我办理上诉手续的，为了询明案情，签立书状，必须到此接见，因此过去就不知来过多少次了。提篮桥监狱，是上海以西牢著名的地方，现代化的建筑，严格的管理，最多可以容纳一万余人，平时也总在八九千人之谱。过去为一代国学宗师的章太炎，也曾是此地的狱囚，因苏报案被清廷要求租界当局逮捕，判罪后送来执行，做裁缝以渡其多年的狱中岁中。

那里一共有十二所大监房，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所而外，有囚禁西人的真正西牢，有医院、女监与儿童感化院。当我们站在庭院中等候分配入监的时候，使我猛然间想起了一件一年前的旧事。吴颂皋从上海市政府秘书长调任为司法行政部长时，我们为设宴致贺，饭后他要出发视察提篮桥监狱，他因为我挂着中央政治委员会法制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名义，坚决邀我一同去一次。记得当时我告诉他：我做律师的时候是常去的，至于内部情形，一次全国律师代表大会在上海开会，我以上海区代表出席会议，也曾经去参观过这所全国最大的牢狱。这不是什么名胜风景之区，我不想再旧地重游了。那天颂皋带了几个随从去匆匆巡视了一周，回来时还赞不绝口，他说：那里高爽洁净，远非内地监狱的湫隘肮脏可比。那时在夏季，他还说这竟像是避暑的地方。我想到了这件旧事，特别上前去向他说：“戴先生生前要我们疗养，他一死，当局格外优待了，索性让我们到这里避暑来了。”他也想到了以部长身份视察时的观感，听了我的话，显得有些哭笑不得的样子。

依照提篮桥普通罪犯入狱的规矩，一进到办公室，登记了姓名、年籍、犯罪案由、刑期等以后，先打十个手指的指模，接着在另外一间小室中把头发剪成光头，一把轧剪，足有一尺多长，宛如花园中轧草的大铁剪，坐下去不到两分钟时间，三千烦恼丝已剪个精光，因为人多刀钝，常会把头发吊得眼泪直流，这些他们当然不管了。好在剪自由他剪，头还自我头！做罪犯，什么也不再计较，什么也不再在乎了。剪光了头，进入另一室，把周身内外衣服剥个精光，赤条条到洗澡室中，冷水和着臭水，淋浴冲洗一遍。发给囚衣一套，毛毡一条，竹筷一双，于是进到指定的监房，才算完成了入狱的手续。而当局对我们确是特别优待，除打十个指模以外，其他一概恩准豁免，仍然穿了常便服，也不必加带什么南冠，从此，就让我们“从容作楚囚”了。

我们被指定集中在“忠监”，那里原有的普通刑事罪犯早已迁移一空。因为依照中国的法律，犯内乱或外患罪的，以高等法院为第一审法院，所以“忠监”划出来成为“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的临时看守所了。我们被称为“汉奸”，犯的是“汉奸”罪，照例忠奸不两立，而偏偏要“忠”中藏“奸”，把“汉奸”关在“忠监”之内。或许是当局故意对我们的讽刺吧！已到了家破人未亡的现在，只要扪心自问，即使当我们为人彘，又将怎样呢？

每一所监房都是四层楼的建筑，每一边有三十余间囚室，三面是厚墙，一面是粗粗的铁窗，建筑的牢固，任何人插翅难飞。每一间囚室长约七八尺，宽约四五尺。照例每室非一人独占，就要合囚三人。照西人管理牢狱的经验，如每室两人，在心情恶劣之下，容易引起互殴而乏第三者从中劝解；又以性欲无从发泄，更容易发生鸡奸行为。但是三个人同囚一室，阔度就不够并头而睡，所以要两人睡在一面，而一人睡于另一面。

囚房之内，什么也没有，只是墙角一只洋铁皮做的马桶，供排泄之用，大概用过多年了，古色古香，已大可进得古物博览院。问题就是积秽太多，臭气薰蒸。左邻右舍，每一便溺，到处就弥漫着一股不可向迩的恶臭之味。而且桶口锈烂了，坐上去就像有千百把小刀，直扎你的尊臀皮肉。

囚室之内是没有电灯的，每隔五六间，外面走廊上高高地装着五枝光的一盏小电灯，只有一丝黯淡的红光。更显得阴森而凄厉。室内当然是不会有床铺的，水泥地上就是我们的安眠之所。

那里已经先有十几个人在那里，是别的机构因去接收财产而发现了人犯，就顺手牵羊地捉来了送交法院的。经手逮捕的机关，有中统，有姜公美的宪兵队，也有忠义救国军。我还能记得这批我们的“先进者”，有“广东省长”陈春圃、新闻报副社长陈日平、新新大百货公司总经理李泽等人，又加上我们这七十一人，总数就有了近百人了。

这是汪政权中人的最后归宿之地了！不管是要没收你的财产，杀死你的生命，或者给加上一个恶名，在法律的名义下，自然最为名正言顺。中国人唯一的本领，是最能在文字上显出功夫，过去皇帝对臣民生前有封号，死后有谥法。字字斟酌，褒也褒到极点，贬也贬到极点。而民国建立迄今，政治上的嬗递之迹，也可从若干恶毒的名辞上得其梗概。有所谓“满奴”、“乱党”、“军阀”、“奸匪”、“蒋帮”等等。而汪政权中的人，一旦解往法院，不待其身后，已先赐谥曰“汉奸”！不给一批人加上个奸字，怎样能显出另一批人的忠贞呢？应当！应当！

一四四、提篮桥监狱的五光十色

进入提篮桥监狱的当天，照例上午十时与下午四时，分送两次牢饭。每人一只椭圆形洋铁皮做成的饭匣，大约装着半匣红黑色的米饭，饭面盖上没有油水的几叶菜皮，从饭里发出的一股霉蒸味，直冲鼻观。谁也不敢下咽，谁也不愿下咽。这一天，就没有一个人进食。本来已经到了性命关头，一天的不吃，又算得什么呢？

狱方规定，上下午再开放半小时，可以在囚室外面的走廊中散步。其馀时间，都需锁闭在囚室之内，到了应当退入囚室的时候，看守人员一盘吆喝，即纷纷自动入内。接着一间间大铁门沉重的关闭声，看守们以成把的大钥匙的加键声，这声音就好似一声声的直接打着在押人的心头。大家在囚室中坐在地上，眼睛所望到的就是前面铁窗上一根根的铁条。到了晚上，一切声音沉寂了，只听到走廊中看守们来回的步履声，每一间囚室中间歇地有着叹息声，偶然，有人于梦魇中发出了惊呼声。

交谈是被禁止的，同室的人彼此窃窃私语着。这景象非但是黯淡，而且是凄凉。幸而监狱的看守们，倒并不像想像中那样地如狼似虎，他们不但有人情味，而且懂得生意经。当走过我们室门前，有意无意地与我们攀谈。他们表示都是从租界时代开始服务，经国民政府、汪政权，以迄现在。所以对我们同情，也愿意为我们效劳。如需要什么东西，只要在他们制服中可以掩藏的，都可以为我们带进，就是除了枪械与女人。家书的传递，自然更是义不容辞了。当天的晚上，几乎每一个人都已接洽好了一条夹带的路子。他们甚至从身边掏出香烟来送给我们，公然狂吸。

一宵都在辗转中渡过，清晨，指定为监狱服役的犯人，每一层楼的每一边，运来了一大桶滚水：限定每人只许装一漱口杯。看守偷带进来当天的报纸，大家争着看，哗！本埠新闻第一条大字标题：“七十一名大汉奸起解了！”次一号字的小标题更有“政治梁鸿志等，经济钱大櫆等，文化金雄白等。”我自己感到面都红了！我不敢自高身价，说我是“汉奸”，已经受之有愧，而这“大”字，尤其未免太抬举我了。我本来在社会上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自由职业者，参加汪政权以后，还是个半官半商的起码脚色，而政府对我过分优宠，六年之中，已先后经过了三度通缉。从汪精卫等离渝以后，国民政府于民国廿八年的春，明令通缉了汪氏一人；到了那年的夏季，第二度的通缉命令是陈璧君、周佛海、褚民谊三人。是年十月，当汪政权在沪酝酿时期，又通缉了梅思平、林柏生、丁默邨、罗君强等二十余人，而我，竟然也列名在内（我已记不得那次通缉名单中，有没有以后急流勇退的陶希圣与高宗武两位重要人物在内）。第四度重庆最高检察署的通缉命令，是发表于汪政权创建之日，即民国二十九年的三月三十日，把汪政权自汪氏起，院部长以至次长阶级的人，又再全部通缉一次。我当时并不曾担任什么实际职务，而当局却又并不曾把我遗忘。至太平洋战争发生，日军开入租界，中国、交通两行复业，又把两行的董事全部通缉。我因周佛海要我担任了一个中国银行的董事名义，自然更得敬陪末座了。过去政府的对我逾格重视，已经受宠若惊，现在同业们又意外捧场，我倒反觉不敢再妄自菲薄了。

和平以后，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事事都有着歧见与争执。而唯有一事是情投意合的。在方始胜利后的重庆时代，中共因汪政权是揭橥反共的，向政治协商会议提出了许多政治条件中，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是严办“汉奸”，国民政府却完全照办了！现在国民政府治下的报纸，又把我跻于“大汉奸”之列，虽非“元恶”，竟成“大憝”！在我那时读到了这样的标题，不禁大感意外。而最近，朋友送了我一本书——《蒋党真相》，是中共占有大陆后，于一九四九年八月由“大众出版社”出版，惲逸群以“翊勋”的笔名写的，在该书第一五五页上，居然有如下特别写我的一段：

“报界败类金逆雄白，是周逆海手下的红人，一身兼金融、新闻、律师三界的领袖。不久之前，以八十条（八百两）黄金购进一住宅，他对部属说：‘过去是混混的，老中央来后，我才真正兜得转（有面子，有办法）！’”

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看我倒也是一致的，而中共的所以称我为“逆”、为“败类”，口气之间，显然以为我与“老中央”有些勾结（当时沦陷区称重庆国民政府为老中央，而称汪政权为新中央）。总之，既同被目为“汉奸”，而又一样被目为“大汉奸”。这一次的自投罗网，最早，我对政府存有幻想；以后袁惕素来看我后，又寄以希望。而经过了六个月又二天的密藏，直等把各人的财产抄没以后，这时首次把我们的下落向社会公开了。而我，还被划入于“大汉奸”之列，我是惭愧于不克当此大名，恐怕社会上也不会相信我竟能膺此殊荣，但我清楚在“大汉奸”的头衔之下，这罪名将是不会太轻的了。

大家正在看了报相顾错愕之际，忽然狱中另一批服劳役的犯人，两个人一组，身上系着铁链，大包小裹的分送食物来了。原来是各人的家属看到上一日晚报上我们起解的消息，也查明了监狱对未被判决人犯每周可以接济两次食物的规定。据说：天还没有亮，各人的家属，已经在狱外排成了长长的行列。把东西依次送入，经过了领取卡片、检查东西等许多手续，到此时才得送进。一只菜格里装满了平时所喜爱的东西，有鸡、有鱼、有肉。另一只锑锅里，外面还做好了棉套，严密地包藏着。揭开一看，一满锅白米饭还是热气蒸腾。一个送菜的同难难友偷偷地塞给我一张字条，一看是妻的笔迹，上面写着：“请安心！我们会以全力奔走的。菜是我自己送来的，这样我觉得与你离开得可以近一些了。希望你能努力加餐！”许多人在家庭这样的关切之下，大家都感到了一阵心酸，痴痴地望着饭和菜，谁也不忍下箸，有些人且在掩泣了。大约这一天，又是很少人能够下咽。

其中胸襟豁达的也未尝没有，梁鸿志是当代的诗坛祭酒，赵叔雍又是词林巨擘，两人面对着这样的场面，竟然以宫体诗互相唱和，把一所阴森森的监狱，描写成皇宫似的锦簇花团，诗成传观，以博同难诸人的破涕一笑。梁鸿志本刻有《爰居阁》诗集，自楚园羁禁，以迄魂断篮桥，先后又成诗二百余首，分为两集，上集名为《入狱集》，下集名为《待死集》，手稿原存我处，几经沧桑，竟至散佚，我又健忘，迄今连一首也已无法背诵，诚觉多多有负故人于地下了！

汪政权此时命运已定，真是到了收场的时期了。接收已经是五光十色，而审判更属光怪陆离，我写本文前后已近五十万言，更将趁此未死之身，将当年的耳闻目击，有关陈公博、梁鸿志、周佛海、陈璧君等主要人物的如何受审，如何死事，再详详细细地慢慢写来，以显出法治国家的如何执法如山，让我对朋友留个纪念，对历史有个交代，也让读者中有些踯躅快意，有些欷歔凭吊吧！

一四五、陈公博被押上法庭就鞠

若说汪政权是一幕时代悲剧的话，悲剧的主角那当然舍汪氏莫属了。因为汪政权的创建，一方面形式上是与正在作战的敌人为友，实质上则如陈公博所说是一个和平抗日的组织；而另一方面，形式上又与本是同根生的重庆国民政府为敌，但汪氏于创建政权之前，渡日访平沼内阁，与陆相板垣的正式会谈，即郑重声明即使不得已而建立军队，也永不与重庆作战。汪氏在抗战最黯淡的时期，建立政权，其最大的作用是很明显的，如一旦抗战无力持续，或者以此作为全面和平的桥梁；或者以已建的政权备为法统之延续。周佛海于高陶在港发表秘密文件时，即在报端公开声明，他说：“如抗战获得最后胜利，则现在与日方所订之一切条约，自然成为废纸。”（见周氏所著《往矣集》。）直截指出，这已经不仅是弦外之音了。而不足六年的汪政权，终于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而归于覆败，汪氏更以旧创新愁而病逝日本，迄今十余年来，人们于窃窃私议中，时间寄以哀矜之意，而一到公开场合，又未敢直谅其谋国之心了。

汪氏以外，陈公博的为友殉身，从容赴死，成为悲剧中的第二主角。当汪氏离渝之前，他于民国二十七年十一月初，从成都赴重庆，汪氏告诉了他对日和平主张以后，即力持异议，以为对日既不应和，更不应走。陈璧君甚至厉声对他说：“你反对，那你尽管做你蒋介石的官去。”到那年的十一月底，汪氏又去电要他赴渝，告诉他决定离渝发表和平主张的决意，他仍然加以劝阻，至汪氏于十二月十八离渝至昆明，派人通知他赴滇会晤，以班机受天气延误影响，等他抵达昆明，而汪氏已于先一日去了河内。他曾写信给张群朱家骅转呈蒋氏，效辞曹故事，追踪赴越，目的还拟挺身斡旋，希望汪氏既已离渝，也应至发表主张为止，而不再进一步作出实际行动。无如民国二十八年一月一日，重庆中央党部既下令处分汪氏，接着三月二十一日，又发生了高朗街的行刺案件，误中曾仲鸣。以汪氏易于冲动的性格，一连串的事实，无异驱汪氏于一不做二不休的地步。

六月，汪氏且已赴沪展开“和平运动”，迫成形势的剧变。公博先于那年夏末，赴广州与汪氏晤面，还是一贯地怀着劝阻之意。到十二月再赴上海，而所谓“中日基本条约”草约已在开始讨论。他看到了草约，认为内容显然是日本要控制中国。他曾对汪氏恳切指出了这一点，而汪氏非但有冲动的个性，且以自信太深，他对公博说，他的所以要组府，就是偏不使日本控制中国。终于公博又于那年除夕，废然返抵香港，而出乎意外的是首先发动与日本接洽和平的高宗武，以及在渝参与汪氏出走密勿的陶希圣，突然拆台而在港出现。他想到汪氏冲动的性格，而左右又少可以进言的亲密同志，如顾孟余、陈树人等既未随往，次一等的曾仲鸣已死了，彭学沛等亦复留渝。汪氏左右，此时只剩得一向为蒋系的周佛海梅思平等。佛海虽与公博于民国十年因发起中国共产党，在沪开创立会时已经相识，但此后近二十年中，以派系关系，很少见面。佛海与蒋氏关系之深，不同泛泛，而佛海过去与汪氏的素乏渊源，亦尽人皆知。以是外间传言，佛海的忽然随汪出走，有衔命监视之嫌。至梅思平向来又是CC的一系。汪氏已经易于冲动，而陈璧君更甚。随汪而去的，陈春圃、林柏生等在汪氏之前，尚无犯颜直谏之力，他觉得汪氏的处境太危险了，而且组府先声的青岛会议亦已仓卒举行。他为汪氏牺牲的意念，此时实已油然而生。所以当三月初旬，一经汪夫人来港再邀公博赴沪，他就放弃了原有主张，毅然应允。

离港赴沪前夕，还与钱新之杜月笙谈了一次，他表示一面将赴沪劝阻汪氏的组府，仍然寄以一线之望；一面希望蒋氏能有转圜的办法，以免国家分裂局面的出现。当他于民国二十九年三月十一日抵沪之时，周佛海于日记中云：“本日公博到沪，相见之下，悲喜交集。渠谓高陶实非人类，我人因政策不同而离渝，从未对蒋先生有一恶语相加，亦未宣布其秘密，高陶如此，实人类所不能作之事也。”云云。可见公博的参加汪政权，直接原因，系由于高陶之叛汪而纯粹为友道上的义愤所激。

但他抵沪以后，目击组府已如箭在弦，非口舌之争所能打销，但汪氏要他出任行政院长，仍坚辞不就，而只允任立法院长。在这六年之中，他最初虽任“立法院长”与“上海市长”，但态度消极，第尽其为友之心，平时亦唯以醇酒妇人为事。迨汪氏于三十三年十一月十日在日本名古屋逝世，那时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败象毕露，覆亡之祸，已迫眉睫。他终于又以殉葬精神，毅然出任“代理主席”职务。

胜利以后，他为避嫌之故，而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乘机飞日，静候政府命令，愿意面对国法，以明责任。至十月三日，以何应钦交涉提回，而以专机由日押解回京。初押宁海路军统看守所，政府最初尚拟以政治手段解决，等主持全案的戴笠撞机身死，于三十五年三月间，乃与陈璧君、褚民谊同时转解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径付司法审判。事实上由京解苏，他的命运也已被最后决定了。

民国三十五年四月五日，苏州高等法院定期讯陈公博，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处由首席检察官韩焘亲自承办侦讯手续，并且草拟了齐齐整整的十大罪状为起诉书，欲以证公博的“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庭期是定于那天的下午三时，而临时天气忽然转变，彤云密布，狂风四起，阴森森地一派暗无天日景象。甚至苏州高等法院庭院中的古柏，也为狂风吹得摇曳不定。下午二时二十分，高院法警警长苏子民、宪兵第十五团班长叶桂，分率警员四名，宪兵四名，至看守所迎提。那天公博穿淡青夹布袍，西装裤，戴黑呢船帽。当他步出看守所时，面带笑容，态度的潇洒一如平日。经过走廊时，各地报馆记者排立走廊两侧，纷纷摄影。旋由宪警押上道旁停候之马车，解赴法庭。沿途由宪兵十五团协同警察担任警戒，路旁民众驻足而观的拥塞于途。车行七分钟而抵达法院，直入刑事第五候审室。

是日第一刑庭的布置，也显得异乎寻常，庭上除满布摄影机与录音器外，中央摄影场更在庭内遍置水银灯，以摄取纪录片。庭角设有坐椅一把，以供公博的休息。在上午十一时许，全庭已告满座，高院发出的旁听证虽仅二百八十张，而到者却达五百余人，法院临时把法庭的长窗全部卸除，使旁听席伸展至阶石，人多秩序也显得有些混乱。民众的如此踊跃旁听，究不知在沦陷区内，于身亲目击之余，为对汪政权之首长出于一念之同情，抑真为称快而视其就鞠也？

至二时三十分开庭，院长孙鸿霖亲任审判长，庭长石美瑜为主任推事，陆家瑞为陪席推事。最奇怪的是主任推事石美瑜不伦不类，那天在普通法庭执行职务，而法衣之内，偏偏穿了军装，而且还挂上了少将领章。他在沦陷时期，一直留在上海，领市民证，吃户口米，直到胜利的上一年，英雄能识时务，眼看大势已定，始转赴内地。他的夫人刘玉琴女士（任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庭长主审上海“汉奸”案件刘毓桂之女公子），却仍留上海，不辞玷辱门庭，躬向“汪记伪组织”领有律师证书，在所谓“敌伪时期”，加入费席珍律师事务所，执行保障人权的职务。首席检察官韩焘，则戴黑粗边眼镜，一部乌乱长须，飘拂胸前，更觉外相威严，风头十足。

宣告开庭后二分钟，法警两名，押公博到庭，而公博似抱有坚决之死志，亦且知这决不是法律问题，所以并未延请律师，仅由高院随便指定了一位花甲年龄老态龙钟而又一口吴侬软语的高溶律师为其形式上的辩护人，却与操着满口江北音的首席检察官韩焘相辩答。这配搭得太妙了，庄严法庭，乃如上海舞台上的开演方言滑稽话剧。

一四六、对十大罪状的逐款答辩

正式开庭了，首先公博答复审判长照例的询问：

问：“年五十五岁，广东南海人。住南京北平路六十四号。”

答：“未参加伪组织前，担任过什么职务？”

问：“我的履历说来很长，大略是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国民党中央党部民众训练部部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五部部长。抗战退渝后，并兼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等职。”

问：“你是否国民党党员？”

答：“光绪三十三年即参加同盟会，以后改称国民党，也一直是党员，直到如今。”

问：“你有没有财产？”

答：“这一点倒很难说，如果我自称没有财产，人家会不相信；但说有财产，那末连我自己也不相信了。我在地上没有房子，在银行里没有存款。最好还是请法院依职权调查吧！”

问：“那末你在南京的住所呢？”

答：“是租来的。”

至此，首席检察官起立宣读十大罪状的起诉书后，公博也当庭逐条答复（起诉书摘要已详前载）。兹记其答辩的大意如左：

关于“缔结密约，丧权辱国”部份，他说：

“我反对中日基本条约，是路人皆知的事实。在‘基本条约’签订以前和签订以后，我都一直反对。二十九年底算是正式签定了，在正式讨论的时候，汪先生叫我参加讨论，我坚持不肯。因为我知道修改也只是文字上的事，如果我参加讨论以后，那么签订以后，我再不好反对。我要保留我反对的地位，所以不肯参加。

“在签定后，阿部信行其时是驻南京的大使，他问我基本条约会不会发生影响。我说：绝对不会发生影响。因为：第一、所谓基本条约，顾名思义，应该谋两国的根本大计，照这个条约的内容，连停战协定都够不上，更谈不上基本。第二、照近卫声明，口口声声说东亚新秩序，而基本条约内容无一条不是旧秩序，而且是旧秩序中最坏的恶例。不过这个条约固然发生不了好影响，也再不会发生恶影响。

“阿部问我这是什么意思。我说：一般现象已经恶劣极了，大家都已对日本不谅解，这个条约不过是对日本不谅解中的一个证明而已。其后不论本多、重光来任大使，我都这样反对。三十一年和东条英机见面，也一样反对。直至三十二年底，才把所谓中日基本条约废止。至于同盟条约内容，已取消一切密约附件，更取消所谓华北驻兵及经济合作，而且更将内蒙返还中国。所剩下来的，只有一个东北问题了。

“对于‘满洲国’这一个问题，我认为不撤销终为中日间一个极大障碍，而且将为中国生存的一个致命伤，在三十三年的夏季，柴山陆军次官衔小矶内阁之命来南京，希望与重庆媾和。我首先提出不撤销满洲国，则一切无从谈起。柴山的答复，说是可以讨论。是年十二月我赴东京，也为了这个问题，小矶对我的答复可以于和议席上讨论。我曾把撤销‘满洲国’的消息通知了重庆，可见数年来我对于东北问题的真意及设法谋撤销的事实。现在检察官单单提出签订‘基本条约’这一段为起诉，对于我反对‘基本条约’及其后废止基本条约，以及对日要求撤销‘满洲国’的事实只字不提，我认为过于割裂了事实。”

关于“搜索物资，供给敌人”部份，他说：

“检察官愿意引用我的自白书作为起诉的理由，那是再好没有了。因为看看我的自白书，就知南京因为争取物资和日本苦斗的情形，不独不是搜索物资，供给敌人；而是争取物资，反抗敌人。我的自白书中说：‘日本是以战养战，物资在所必需，倘然由南京支配，南京一定不肯尽量供给日本的需要。’又说：‘日本在二十九年乃至三十年还企图南京能够进行全面和平，及后慢慢承认南京是含有敌性的政府了。几年以来，除对汪先生表面尊重以外，他们发出一种批评，说重庆是武装抗战，而南京则是和平抗战。因为日本既视南京为其敌性政府，对于政治上以前所采取的一种半干涉态度，即不复打算解除。对于南京军队的调动，亦且故意拖延，遂使南京无集中军力的机会。对于经济，以办理统制应由民间办理为名，要求南京在上海成立各种统制委员会，而实际上是由日人把持处理。’关于物资我还有一段说：‘南京和日本间的斗争一天天的尖锐化，末后日本已采取孤立南京，转而直接压迫民间的政策。所说商统会、食粮统制委员会、棉纱布统制委员会等，都是孤立南京的一种奇妙方法。’

“至于征集废铜废铁，日本曾以献铁为名，要求南京协助，南京始终敷衍不理。所谓雷厉风行，我实不知怎么说法。外间谣传说：家屋的铁门铁窗，都已拆卸。现在我请查查上海的铁门铁窗真是都已拆了吗？征集的数量若干？便可作为我的反证。因为南京无意于征集废铜废铁，日本曾说南京毫无战意，绝不协力。日本且对于南京暨各地政府，起了极大恶感。说到军粮，日本径自划定了他的军米区，都是日军自行购买，南京还在与他们争。这种斗争，直至日本投降，尚未解决。所谓供给敌人制造军械原料及供给敌人军粮，全非事实。而且因为南京和日本斗争，使许多物资，日本都不能拿走，单以棉纱布一项而论，尚有数万捆存于上海，可以问接收人员，都应该知道的。”

关于“发行伪币，扰乱金融”部份，他说：

“立法院通过的案是根据中央政治委员会交下，原则是不能变更的，这一点我应该声明。起诉书说：‘此项伪币之发行，虽另有主持之人。’那么，我不必负这种责任了。不过，我最喜欢说公平话的，当时中储券的发行，最大目的是在抵制日本军票。日军当日发行的军票，完全没有准备基金，把几种物资统制起来，非用军票不能购买，藉此抬高军票价值。因此影响其他物价，一日数涨，真是民不聊生。南京曾经和日本经过几多艰难交涉，才能发行中储券，曾使一个时期物价稍告安定，这也是事实。其后物资缺乏，日本更不恤南京抗议，滥加收购，才有膨胀现象。至于今日之物价高昂，我以为是政府的处置问题，而不是中储券的本身问题。中储券是有库存现金准备的，何以与法币的兑换率一定要以一对二百？使日本占极大的便宜；使物价继长增高不已，这真使我无从索解。”

关于“认贼作父，宣言参战”部份，他说：

“太平洋战争是发生于民国三十年十二月八日，南京政府的参战是在三十二年一月九日。为什么南京要参战呢？因为日本太平洋战争后，在中国搜集物资，供给军用，毫无止境。南京政府既不能过问，而人民痛苦更不能申诉。因此南京以为欲保存中国元气，争回物资，舍利用参战名义以外，别无良策。而且一用参战名义，可以要求收回租界，可以要求撤销治外法权，更希望因此而要求政治与军事之自由独立，脱离日本的军事束缚，以待时机的转变。

“南京政府自参战以后，没有出过一兵一卒，参加太平洋战争；也绝不曾出过一兵一卒，和重庆作战，这都是不可磨灭的事实，应为国人所共见共闻。至于说到‘被告继任伪主席，仍保持一贯政策，毫无变更。’那么我更有话可说了。我于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就任代理主席那天，曾发表声明，说：‘国民政府还都以来（按指汪政权），自始即无与重庆为敌之心。’继之强调声明‘党不可分，国必统一。’我的声明，当然是指在蒋先生领导下的党不可分，国必统一，难道要在我陈公博领导之下来统一国民党和统一中国吗？

“在对太平洋整个问题，我希望早日结束，我在三十四年五六月，劝日本托中国（重庆方面）出面调停太平洋战争，曾对日本大使谷正之表示我的意见。可是谷正之不敢作主，要电东京请示。以后九月，我才知道日本在铃木内阁登台之前，决定请俄国调停，并有派近卫文麿赴俄商讨的决议，遂置我的建议于不顾。我为什么主张日本托重庆调停？我有我的深意，以为能如此，中国可以增高国家的地位，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发言权，并且将来收复东北，不致有其他意外。我这些行动都是有人证物证，绝对不是虚构的。如果这样行动说可以构成‘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之罪责，那我不愿再有所辩白了。”

一四七、国家胜利就恐难免骄盈

陈公博在苏州江苏高等法院庭上的作供，与其说是辩论，不如说是提供事实，他不延聘律师，不声请覆判（上诉），是求死而不是求生。他的所以侃侃陈辞，也只是为明心迹。检察官所起诉的十大罪状，就法论法，实在是以想当然的态度而出之以罗织的方法。

关于原起诉书中第五点“抽集壮丁，为敌服役”一款，他说：

“我可以断然答复，南京政府不独绝无此意，而且绝无其事。我从未闻南京政府替日本征集壮丁，运至南洋训练，参加作战。至于所谓密令各地区抽募壮丁，以应敌人之命。至少我没有下过这样密令，同时也相信汪先生没有下过这样密令。至于起诉书说：‘曾据某报登载：河南伪政府运送壮丁数百名至南京时，伪政府大加奖励。’要知河南省政府系属于所谓华北政务委员会范围，从不听南京之命，某报如果有此种记载，那此种记载是连造谣也失了根据。且所谓某报究属何报？起诉书并未说明。至于各地乡镇保长有无迳征壮丁，或向业主勒派代募捐款，我既没有接到报告，也没有接到人民控诉，有无其事，不得而详。起诉书认为南京允许以壮丁为敌寇服兵役，且加以‘可以断言’的结论，我认为纯系摭拾浮言，未免过于疏忽。”

关于“公卖鸦片，毒化人民”部分，他说：

“事变以后，日人利用所谓宏济善堂运售鸦片，绝非南京所得而过问。据传说：此种收入，均为内阁及军部之机密费。南京对此，非常疾首痛心，延至三十三年三月，日本以国内政潮关系，才允由南京政府接办。南京当时拟定三年为禁绝期，由三十三年起，每年递减三分之一，贩售所亦依三分之一数目关闭。同时月拨一千余万元交卫生署设立戒烟医院，命令各地凡开灯吸食之烟馆，勒令闭歇，此皆有档案可稽。至扬州一地究竟有无大烟馆至五六十处，小者不计其数，及沪报所传沦陷区吸食毒品者数在三千万人以上，是否事实，我没有这种报告。不过更比鸦片尤甚的，厥为白面海洛英等，多由北方私运而来。南京对之更比鸦片嫉恶，曾处制贩者多人以极刑，这又是在档案及报章上可以查考的。如果以公卖鸦片毒化人民为南京的罪状，事实上实在适得其反。”

关于“改编教材，实施奴化教育”部分，他说：

“原起诉书也知道我不是主管人，我可以不必多说了。但据我所闻，教科书的改编，是在维新政府时代，而不是在还都的南京政府时代。南京政府还都后认为不满意，又复重加修改，并且教育部和当时日方的所谓兴亚院曾起过极严重的冲突。（按：当曾任南京政府教育部长的李圣五在首都高等法院开庭时，此点也被列为罪证之一，但经承审推事金世鼎将过去维新政府之教科书与南京政府修订之教科书罗陈满桌，两相比照，判决书中只有确认汪政权之教科书，并无涉有奴化教材之处。）然而这还是小事，现今教育的最高精神，莫过于三民主义。南京政府还都以后，把维新政府的五色旗恢复为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国父遗像又重挂起来了，国父遗嘱又重新在开会时朗诵了，三民主义又正式公开宣传了。但我自己还以为不够，对于提倡民族主义，尤其特别加以注重。

“我自白书中有一段说：‘南京政府自还都之后，三民主义重复在沦陷区内宣传，我尤极力提倡民族主义，我深怕人民习惯于日本统治，更怕军人习惯于日本支配，使中国永远不能翻身。我对汪先生提议重复设立政治训练部（按公博且曾兼任该部部长职务）。我的用意，因为南京政府还都的时候，一个兵都没有，所有的仅为维新政府任援道的绥靖军，和日本利用完了的谋略部队。这些部队在民国二十六年底即归日本军队支配，到了二十九年初南京政府还都，已有两年多的时间。日本称谓谋略部队，只求他们不向日本放枪，其他概所不问。因此部队中思想庞杂，纪律废弛。我深怕他们贻害人民，尤其怕他们倾向日本，将贻国家以无穷之患。因此我把各部队的军官抽调来京训练，灌输他们以民族思想，提倡不可依仗外力，更鼓励他们以国家自由独立的精神，勿为外人利用。我就用在成都时对中学生演讲的《三民主义与科学》作为蓝本，另外写了一本《政治工作须知》，最注重三点：负责任、求知识、守尊严。我的所谓守尊严，固然一个军人，一个国民，不能骄傲，同时却决不应卑屈。我当时实在看不惯有些人对日本那样卑屈的态度，我不独引为国耻，更恐怕由此堕落而使民心不能自拔。’我这番话都不是虚构的，《三民主义与科学》，及《政治工作须知》两本小册子还在，可以覆按。如果以改编教材实施奴化教育为我的罪状，事实又是适得其反了。”

关于“托词清乡，残害志士”部分，他抗辩说：

“我首先应该声明的，当时所谓清乡，本为临时的行政和军事处置，一切规程命令，无须交立法院通过。我对这一点声明以后，可以用个人的地位，作清乡的平心观察。当时的所谓清乡，南京政府和日本的见解不同。南京的见解：以为事变之时和事变之后，人民实在痛苦不堪，应当设法使他们能安居乐业，稍稍解除痛苦。当日农村对省政府要纳税，对新四军要纳税，对游匪要纳税，水深火热，因此南京才有发起清乡之举。而日本的见解则想借此题目，使得容易收购物资。

“起诉书中所以残害中央官吏及抗战志士为唯一目的，我想当时谁也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清乡多所任非人，则完全为一种事实。自然有些地方因清乡而百姓得以安居；但有些地方也因清乡而更加骚扰，因此至三十三年八月以后，已无形把清乡撤销了。起诉书内所说：如李士群之在江南，张北生之在苏北，忠贞之士，牺牲于清乡旗帜之下者，何可胜数。如果李士群、张北生有此罪行，应由他们本身负之。我固然素来不诿过，也未便冒昧代人受过。而且我自白书中说过：凡是重庆人员有被日军逮捕的，除非我不知道，或者出乎我力量之外，否则必定设法保释。我不是藉此欲见谅于同志，而是援党不可分之义，实行我的主张，这都是大家所知的事，可以去查问的。”

关于“官吏贪污，政以贿成”部分。他说：

“我对起诉各款中，以这一点最所怪诧，因为我最痛恶人发国难财，同时更痛恶人发和平财。以我平生以廉洁自矢的一个人，而加以‘其贪婪成性，至于如此，可为浩叹！’的按语，我不知检察官是故意加以毫无故实的罪名，让我容易开脱呢？还是故意拿我来消遣？我在自白书里曾说：‘我最引为耻辱的，是在民国廿三四年，听到日本批评中国说：中国无一公忠体国之人。同时我更反省到中国之受外侮，常因政治不修而起。我感悟四书有句话：‘夫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因此我想：我不来则已，既来应当示日本人以中国并不是没有公忠体国之人，因此首倡廉洁政治以为表率。而且我更标出四句格言：‘复兴中国，从做人起。建树人格，从立志起。’我以为不会做人，也无从救国。国家虽然丧败，如果人人立志做人，不以和平为发财门径，或者中国还有出头的一天。

“不过我承认失败了，我虽然这样标榜，而且在上海实际干了四年，连对僚属也发生不了很大的影响，贪污一样层见叠出。对社会也发生不了影响，奢侈淫靡还是茫无止境，人们如饮狂药，似世界末日将至，能够享乐一天算是一天，什么是中国危险？他们似乎毫不在乎，怎样才可使中国复兴？他们更以为全不干他们的事。这真是使我非常痛心！我和检察官也一样为之浩叹的。

“我在自白书中说：‘最后更有一个严重问题，那是民德的堕落。自此次战争发生，不独物资打完了，道德也打完了！内地情形怎样我不深悉，但在沦陷区中，我觉得大众如趋狂澜，如饮狂药，一切道德都沦丧尽了。大家不知道有国家，有社会，有朋友，只知有自己。不知道有明日，只知道有今天。不知有理想，只知道有享乐。我也想过，在一个国家破败之余，明日我将如何？我还不知，倒不如尽此一日之享乐，以求一时满足。但这种风气所趋，恐怕非一时所能挽救。一个国家胜利，是不是会骄盈？充骄盈之所至，是不是会宴安淫逸？这是我引为极大忧虑的。’我为什么要洁身自矢？因为我常见许多人做学生时候骂军阀、骂官僚。及自己做了军人便是军阀，自己做了官也便是官僚，我深恶而痛绝之，因此绝不肯蹈这般人的覆辙。而且我们的聪明才力并不下于人，要钱可以做商人，何必做官？既做了官，而且更做了革命时代的官，既应替国家和人民打算；就不应当替自己打算。要之，在别的地方我不敢说，若在京沪两地，说我贪婪，虽执途人而问之，恐怕没有一个不失笑的。

“至说到招待费一事。我视察苏北回京之后，也听到这种谣言，说泰县曾因我视察一回，摊派了很大的一笔招待费。我不禁大怒，曾去一函给苏北绥靖公署政务厅长谢卿云责备，大意说：‘如此实属骇人听闻！我承孙良诚总司令的推荐，派你作政务厅长，原想你能辅助孙总司令，现在如此，我实在非常失望！’我虽然不知道这笔招待费是否由谢卿云摊派，但谢卿云是政务厅长，我自应责备他，这封信在南京有许多朋友都知道的。至于说床帐被褥以至毛巾杯碗，皆为随从之人席卷而去，我深信不是事实。因为我去泰县是轻车简从。在泰县仅食了一顿饭，宿了一夜。以几个随从，焉能席卷？我以为起诉的理由，也应当使人能够相信，才可成为信谳。而且我于三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离京，曾将支配所余现款中储券五十七万万元交回国库，所谓‘贪婪至此’的人，恐怕不会那样做吧！

“说到这里，我也想替南京官吏辩护一下。在南京之下，我们不能说没有贪污及发和平财的人，尤其在各地受日人支持的官吏军人，肆无忌惮，这都是南京所深恶痛绝的，但洁身自好之士，也不胜缕指。所谓卖官鬻爵，所卖何官？所鬻何爵？没有见起诉书指出。所谓贿赂公行，也没有说明公行为何事，倘以‘几无一事不要钱；无一人不要钱’两句话来赅括一切，殊不足以服南京之心。如以在日人管理下铁路的红帽子黑帽子的黑幕，也加在南京头上，更类于深文周内。南京为铁路腐败问题，屡向日本使馆提出抗议，不下百十数次，这都可以问历任的丁默邨、傅式说等主管人的。”

关于“收编伪军，祸国殃民”部分。陈公博说：

“南京之整编部队，完全为防共及保护地方。同时各部队亦不愿归日本支配，成为日本之谋略部队，都希望归中国政府管辖。南京对于各军每月均有的饷，均有军米，在经理总监部有案可查，不能说没有的饷。各军的军官，皆曾分别调京受训，不能说没有训练。至于今日在东南各省，未如山东等地沦入共产党之手，致劳中央忧虑，各军不能说没有微劳。至于说各地有种种捐税，则南京未接各地控诉，无从制止办理，亦不能负此等责任。

“说到卅四年春间某伪军由河南调防苏北，那当然指的是孙良诚部队了。那是三十三年年底的事，起诉书说三十四年是错了。我为什么调孙良诚的部队到苏北？因为我收到情报，共产党以延安为第一根据地，苏北阜宁为第二根据地，并且以苏北为基地，推进江南，以实行所谓‘三山一湖’计划。我为中国前途计，为使蒋先生容易统一计，不能不作出一个对东南的全盘考虑。在苏北，仅有李长江部的兵力是不足的，因此才调孙良诚部南下，以作东南的屏障。所谓勒派捐税及拆毁孔庙来作戏院，我均未闻，自更不与闻。南京对于军队风纪是极为注意的，首都且设有‘平价维纪委员会’维持纪律，雷厉风行。若如起诉书所说，那变成我命令军队派捐拆庙了。平情而论，当日若不作此军事打算，不但苏北全部沦于共军之手，恐江南亦早已受其蹂躏。起诉书谓‘收编伪军，祸国殃民’，当时若不收编军队，今日东南必全陷于共手，国之受祸，民之受殃，恐更千百倍于今日。我不是替各军鸣功，这是一种事实，希望大家作一公平的判断。”

一四八、一段结论为汪代明心迹

陈公博对于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处起诉他的十点，逐款答复，他所历举的，我相信都是事实。在他的抗辩中，对于起诉书中所指的一切，正如公博所说：“很多是臆测之辞，许多是不是我的事，或者知都不知道的事，或者绝无其事，也罗织起来。起诉书中，不是割裂事实，就是摭拾谣言，而且文字间很多是徒为快口舌的文章，而不是根据事实的起诉。”若就法律上的证据法则而言，公博为自己的辩护之辞，反因承办人员的无能，起诉书的徒托空言，显得公博的理直气壮。他在第九点“官吏贪污，政以贿成”中的答复，明说：“中日战争以后，不独物资打完了，道德也打完了。……大众如趋狂澜，如饮狂药，一切道德都沦丧尽了。大家不知有国家，有社会，有朋友，只知有自己。不知有明日，只知有今天。不知有理想，只知有享乐。……一个国家胜利，是不是会骄盈？充骄盈之所至，会不会宴安淫逸？这是我引为极大忧虑的！”他把胜利后的情形倒给他完全料到了，也骂尽了只知有自己，只知有今天的人。而惨胜的结果，居然骄盈淫逸了，他的杞人之忧，此后四年间，一切事实，都证明了他的不幸而言中，公博的一死不足惜，而国家如此，当政者的远虑，且不如一个被指为“祸国殃民”者的预见，这真是太值得惋惜了！

公博对于起诉书所指的各点，他还有一个结论。他说：

“起诉书说，我‘以伪专使职衔，率领使节团赴日答谢，低首虏庭，歌功颂德。’我那次被派赴日，不是答谢，而是答礼。因为阿部信行以特使名义先来，我才被派答礼。我一生就没有对任何虏庭低过首，歌颂过功德。那次赴日，首先对米内内阁总理，及外务省的有田提出质疑：北平兴亚院的森冈，很怕南京政府还都，影响到北方，曾秘密电东京，主张华北应当采取永久半独立的状态，有无其事？这一段是载在自白书内，可以查考的。

“我尤其在日本各处和九州帝国大学公开演讲，批评日本对华政策。说日本人常说中国人没有诚意，但中国没有一个人知道日本对中国的要求怎样，而要求又什么是日本的限度。这不是中国没有诚意，而是日本应该反省。这也载于二十九年我的‘文存’中，原文俱在，可以覆按的。而且我历年所手写的文章，并没有称呼过日本‘友邦’，因为我确认日本还不足为友。至于说我‘自动取消伪政府，然犹秘密赴日，托庇敌人，一面散布自杀消息，以冀幸免。’我的离京，是经先遣军总司令任援道的两次直接劝告，两次托人劝告。说蒋先生对我谅解的，我若留京，反使蒋先生为难。同时京沪还发生一种谣言，说我要拥兵反抗，因此我才延至八月二十五日，俟治安稳固之后才离京。临行之时，又曾留呈蒋先生一函，说明我离京的理由，并说：‘钧座一有命令，公博当即出而自首。’至于所谓散布自杀消息，还是我回京之后，才知道有此谣言。我既离京，何从散布？事前呈明蒋先生，又何得谓为‘以冀幸免’？我在日本全盛时候，在各地独往独来，没有托庇过日本，焉有在投降时候，反希图托庇？而且日本在交战时候为敌人，在投降时为俘虏，一个人而希图托庇于俘虏，虽至愚还不会出此罢？

“再说到政府电令引渡回国，实在说，我是回国自首的，而谈不到是引渡的，我在九月二十四日，为了履行我留呈蒋先生函中的诺言，曾拍一电致何总司令（应钦），并托其转呈蒋先生，希望派一飞机至日，使我早日回国，而飞机也于九月三十日到了日本。但是在回国之后，各报登载都不说是自首，而说是引渡和逮捕，我不胜骇异！然而我在羁押之中，又哪能向报纸更正？并且我也不愿更正，说引渡被捕就算引渡被捕吧！”

“原起诉中所说，目我为‘甘心降敌，卖国求荣，在敌人铁蹄之下，组织傀儡政府，予取予求，唯命是听。’至比汪先生为张邦昌、刘豫。我虽不赞成汪先生离开重庆；我虽不赞成汪先生组织政府，但如此比喻，殊为不伦！在从前，汪先生受人痛骂，数年以来，我都没有替他辩护。因为汪先生曾说过：为国家，为人民，死且不怕，何畏乎骂？而且在战争时期，最要紧是宣传，非骂汪先生不足以固军心。我认为抗战时是应该，而和平是不得已。汪先生既求仁得仁，我又何必替他辩护？但现在不是抗战时期，而已是在胜利时期，汪先生也逝世了，我们已不再需要宣传，应该抑制感情，平心静气去想想。当日汪先生来京之时，沦陷地方至十数省，对于人民，只有抢救，更无国可卖。在南京数年，为保存国家及人民之元气，无日不焦头烂额，忍辱捱骂，对于个人，只有煞苦，更无荣可求？我对汪先生的行动是反对的；而对汪先生的心情是同情的。到了今日，我们应该想念汪先生创立民国的功勋，思念他的历史和人格。更应想想在事变之前，事变之中，如何替国家打算？如何替蒋先生负责？对一个已逝世而不能复生起而自辩的人，不应该如此的谩骂和比拟罢！”

“末了，我愿意声明的：我于自白书中曾几次说，我对于汪先生的心事是了了，而对于蒋先生的心事还未了。所谓未了，因我想：如果中国今日还不能统一，恐怕更没有良机了；除蒋先生以外，恐怕更没有人能统一中国了。在日本投降以前，我的工作是铺好一条统一之路，等蒋先生容易统一，最低限度是使东南不致有意外发生。在日本投降以后，我的心情是绝不愿损害蒋先生的尊严，蒋先生要我离就离，要我回就回，要判罪就判罪，束身以为服法的范则，使蒋先生更容易统一。本案说复杂是太复杂了，说简单也太简单了。因此，请法庭随便怎么判，我决定不再申辩，不再上诉了。”

陈公博答辩终结之后，又将其自白书计四十七页，朗诵一过，历时两小时始毕。至五时三十分，庭上宣布休息十分钟。继续开庭时，审判长孙鸿霖问：“大家齐心抗战，而你独向敌人求和，你知道是违法的吗？”公博答称：“和平运动是一个政治问题，所以以政治观点言，并不违法。”最后检察官韩焘提出八点为攻击的理由。再问公博说：“你还要辩论吗？”公博含笑道：“还要辩论啊！但因检察官说的满口江北口音，有些未听得懂，就能懂的可以稍作辩论。使我最受感动的，其惟方才检察官所谓‘春秋责备贤者’一语，虽然我非贤者，但承认许多事情应该由我负责。不仅华中，即华北种种恶劣罪行，也可由我负责。在南京被押时期，戴笠曾问我何不致函蒋委员长，然我并不肯哀求他人，以有罪终是有罪，无罪终是无罪也。至于说到清乡是坏事，而将一切罪孽都加诸余身，则我真要大呼‘大老爷冤枉矣’！所谓伪和平军，死于剿共者甚众，足见彼等颇忠于国家，请勿轻视他们。今天我所陈述各节，不像被告之供辞，全为第三者以客观立场说话，因只有第三者之立场始能将话说明白也。深望我的心情能为人所了解，至于个人生死，非所计及，但望当局早日判决。”

审讯至此，由年届古稀之指定义务辩护人高溶律师起立陈辞，声细如蚊，几不可辨，寥寥数语，即敷衍了事，即立于其前之陈公博，亦且不闻其所作何语。至晚间八时三十分，由审判长宣告审讯终结，定于同月十二日下午二时宣判。如此钜案，一庭草草终场，当局对陈公博生死之早有内定，即在形式上之审判，也可以窥见一斑了。

一四九、陈公博束身为服法范则

关于所谓“肃奸”案件，依据以后判刑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两点：一、是由政府先决定了原则，而由法院作形式上的审判。虽然行政干涉了司法，但表面上仍不失为一个法治国家，政府仅知“整饬纪纲”的威严，当然不再斤斤于五权分立的虚务了。二、量刑的标准，只问职位，无关罪状。大致“维新”“临时”与汪政府的最高首长，自是“罪无可逭”，所以王揖唐、梁鸿志、陈公博都难逃一死。其他省长以处死刑为原则，以幸邀末减为例外。部长为无期徒刑，次长为七年至十年有期徒刑，局长为二年至五年有期徒刑。其他，不论是谁，凡稍有涉嫌之处，而被拘解到法庭的，概处以二年六个月的徒刑，用示“薄惩”。

汪氏死后，陈公博为代理“主席”，所以四月五日一庭终结之后，同月十二日即宣告判决。虽然开庭是定在下午四时，到午后一时，旁听的已纷纷涌至。到三时左右，观众云集，像戏院一样，不得不临时添座。三时一刻，高等法院签发提票，派出武装法警六名，往看守所提陈公博到庭聆判。那天公博穿青灰色花条呢夹袍，黑皮鞋，戴船形帽，态度非常镇静。三时五十分押解到院，四时正，宣布开庭。审判长孙鸿霖、主任推事石美瑜、陪席推事陆家瑞、首席检察官韩焘、书记官秦道立升坐第一法庭。中央摄影场预在庭上装置的炭晶灯，此时电光大明，照耀全场，加上摄影的机声轧轧，法庭又变成为拍戏的摄影棚了。

孙鸿霖起立宣读判决主文：“陈公博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之生活费外，没收。”公博听完判决主文，依然神色不变。孙鸿霖再宣读判决理由，约五分钟匆匆毕事。

判决理由是公式的，依据的法条，当然是事后修订以为追溯既往的“惩治汉奸条例”，陈公博是汪政权的“主席”，即此名衔，已属罪该万死！况且条文的制订，即在为一网打尽之计，凡是汪政权的人，必然就是通敌；是通敌，也就必然反抗本国。至于如何通敌与如何叛国，都可以因想当然而加以附会，不必列举什么罪证。虽然该条例也订了：“有协助抗战有利人民之事实者，得减轻其刑。”而以公博之职位，自更不在考虑斟酌之列。但是孙鸿霖还告诉公博：“如不服判决，可向最高法院声请覆判；即使被告不声请，法院也将依职权呈送。”公博向庭上说：“刚刚听到判决理由，对我的答辩书虽未采信，毕竟是采用了，应该向庭上表示感谢。况且上次开庭时，还容许我宣读自白书与答辩达两小时之久，而事后还在报上公布，我的希望已达，就无容再声请覆判了。法院所以判我死罪，是为了我的地位关系，也是审判长的责任关系，我对此毫无怨意。本来我回国受审，就是要表示出我束身以为服法的范则。”

公博说完话，就宣告退庭，那时为四时二十分。仍由法警把公博押回看守所羁押。

陈公博在苏州审讯期内，当然这新闻轰动了全国，他的自白书，以及在庭上的供辞，论理应该是一派的“汉奸理论”，沦陷区民众受过汪政权的“鱼肉荼毒”者，一定将戟指唾骂，然而，旁听者面上既表露出同情之色，而至公博侃侃陈辞之际，且不时杂以哄堂掌声，怪状也，亦奇事也！

他的自白书与答辩书，上海书商汇印成书的，不下十余种，而民众竟又争购一空。甚至某报说他：“开庭时昂首直立，态度从容，至诵读其长凡二万余字之‘自白书’时，更见理直气壮，口若悬河，滔滔直下，竟使听者动容。”某报则说：“照其声辩，实无死刑可判。”另一报亦谓：“如此人材，殊为可惜！”当时的舆论，人所共睹，不是我现在在装点臆造吧！

四月十二日苏州高等法院初审判决了，三天后，把判决书也送达了，而至五月十四日高院照例呈送以后，最高法院就迅速宣判了，主文是：“原判决核准。”照法律规定，所有死刑案件，虽经最高法院为终审判决，其应否执行，与何时执行，尚须送司法行政部核准。大约司法行政部对陈公博核准执行死刑的公事，于六月一日即送达苏州高院，距最高法院判决之期，仅为半个月。所以苏州高院接奉司法行政部命令以后，于六月二日，即将陈公博、陈璧君、褚民谊三人，由高院看守所移送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公博既已身入狮口，更安有幸免之理？

在公博临命之前，我愿意再稍述我一些私人对他的观感。我对公博在汪政权之前，了无渊源，在汪政权时期，也可说绝无来往。说句老实话，我除了对他潇洒的丰度很欣赏，当他于汪氏赴欧，他在上海办杂志时所写的文章，有些共鸣以外，若论他的私生活，我觉得他不免流于狂放。当他在任实业部部长时代，与南京秦淮歌女曹俊佩的艳事，虽然我不知道是否是事实，也或许政治上有作用地予“改组派”人物以打击，但是在报上写得如此有声有色，自不能不使人对他发生不良的印象。

到汪政权时代，虽然我与他私人间并没有什么接触，而在佛海家里与其他私人寓所，见到的时候，自然要较前为多，因此我对他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可以坦白的说，除了发觉他头脑清晰，谈吐爽朗以外，我对他的印象依然不佳。有时看到他与周佛海、梅思平等睡在烟榻上纵谈风月；有时风传人语，说他与女作家、女明星等不免于欲海浮沉，我颇以为他在汪政权中处于那样重要的地位，让汪氏于荆天棘地中为痛苦而煎熬，而他是汪氏左右唯一亲信的人物，何醉生梦死，一至于此！更其他任上海市长而后四年，不仅颇少建树，其本身尽管未闻有什么贪污之事，而市府所属机关人员的并不干净，亦殊无可为讳。尤其警察方面的公然勒索，道路上啧有烦言。虽然佛海告诉过我，公博对汪氏，每到重要关头，常能尽言。那时汪政权中所谓公馆派与CC之间，壁垒森严，互相对立，而公博与佛海、思平等朝夕过从，往来无间，有问题时能互相平心静气开诚熟商，一致对外，他虽不拘小节，而能识大体。这种浮光掠影的观感，其实以我与他的疏远，又何能窥察到他内心的所在？

在汪政权中，汪氏是有所为而然；佛海是有所为而来，反对建立政权最烈的则唯公博一人。他在重庆时反对汪氏离渝，在河内，主张以发表艳电为止，希望不再作进一步的发展。在上海、在广州，他力劝汪氏悬崖勒马。他在重庆本来不怕没有官做，汪氏离渝，如他能留而不去，当局为示羁縻，更不怕没有大官做。而他终以避嫌远引，又自居于汪氏之知己，犯颜极谏。谏而不听，来港蛰处。迨闻高陶叛离，深恐汪氏左右再无心腹之人，瞿然以起，兼程去沪，为了朋友，自愿牺牲以尽友道。他在汪政权时代一切的趋于消极，而且甘于逸乐，原情略迹，不能不说他是在不得已中以醇酒妇人来忘其当前的苦闷。

叔世友道凌夷，政坛上尤其只知趋炎附势，暮楚朝秦。公博对汪氏的数十年追随不舍，耿耿愚忠，方之古人，恐关壮缪之与刘皇叔差堪媲美。有一件小事，可以证明公博确不失为是一个性情中人。我与公博的毫无渊源，已如上述。我创办了一家南京兴业银行，以有佛海做后盾，营业自是不恶。有一天，禁烟总监部的会计处长顾宝廉，突然送来一笔为数极钜的款项，说要向我银行存放，而且口头约定提款的日期，等于是定期性质。那时币制正在贬值，只要几个月的时间，可能会跌去数倍的币值。我感到太突然了，因为不论为公为私，都没有存放到我那里的理由。论公应该存到“中央储备银行”，论私应该存在他手创的农商银行，我以为可能是经手人弄错了。而来人坚决说：这是陈兼总监（公博）亲自批办的。我又想到搞政治最怕人事关系复杂，我收了公博的存款，又怕佛海起疑。所以为了我帮佛海的忙，那时我愿意开罪多年的老友林柏生，避嫌疏离，几至绝迹。因此对送款的人说，让我问清楚了再定应否收受。

那晚我把此事告诉了佛海，他也感到有些奇怪。第二天他打电话要我去，他说：“此事我问过了公博，没有错，你尽管收受好了。原因是以耿嘉基对于上海法租界情形的熟悉，以及他为人的不错，前年收回租界改为第八区后，区长一职。应该由他出任，而公博听信了别人的浸润，最后自兼区长，使耿嘉基郁郁不得志，以后的举枪自杀，虽然由于他不甘受日人的折辱，而以自杀的手枪，于遗书中，写明送给公博留为纪念，使公博愈觉对他充满了歉咎之情（事详前记）。绩之（耿嘉基字）生前负债累累，公博一问身后事都由你一手料理，于是乃有此爱屋及乌之举。”从这一件小事来看，更发现了公博能处处笃于友道，我对他的改观，当然决不是为了存款，因为如他那样太富情感的人，搞政治就难免不召杀身之祸了。

一五〇、有面目见汪氏于地下了

六月三日的清晨八时半，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的囚房开封了（狱中术语，囚房之启闭，称为开封与收封）。许多人都在外面散步与谈话，以疏散他们一夜局促在铁窗以内的身心。陈公博正在写字，虽然应该知道死期已不远，但怎样也料不到执行的命令，会来得如此其快！他写的是一副对联，倒是管理犯人的典狱长求一个囚徒写的，联语是：

大海有真能容之量；

明月以不常满为心。

联意是显然的，上联还寄望于当局能放宽气度，对不是真正什么“民族罪人”，或者政府曾经加以运用或利用的“汉奸”份子，加以宽容，要如大海能容百川之所汇注。但是我相信公博自己决不再存一丝侥幸之心。因为他既要求派机回国受审，为服法之范则，在审讯中，又没有延聘律师为他辩护，判处死刑以后，更声明不再上诉。他说得很清楚，这是为了他的地位关系，也是法官的责任关系，他的难逃一死，已成定局，此时自再不必有所哀吁了。下联却不能不说是充满了讽谏之意，希望当局不要因胜利而骄盈；但愿能如明月有心，一轮岂能常圆？应知朔望盈亏之道。又谁知政府之终于不克持盈保泰，以至复员未定，战乱重临，仅及四年，神州易手，其祚命且不及称为伪组织的汪政权焉。

当他这副对联写得只留最后三个字时，他发现身后有几个法警立在那里，这情形是不寻常的，因为狱室中平时绝没有法警会进入。公博是够机警的，他已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了。他回头笑笑问法警：“是不是来提我执行了？”法警们竟然不好意思直认，还是呆呆地立在那里。不回答就是证实，于是公博又说：“那末请劳驾再等几分钟，让我先把这对联写完了吧。”他又继续写了“满为心”三个字，又加写了上下款。一掷笔。起身向法警说：“好了！真对不起，再请稍候一下，让我回囚室收拾一下吧！”他从容地回到了只留过一宿的监房，取出一支烟，点上了火，送向口里，悠闲地吸着。把东西略一整理，身上也更换了干净的衣服，外面穿着一件蓝布大褂，样子像是要去远行。

许多难友已经知道了这消息，立在外面个个神色凄婉地看着他。最后公博忽然变得有些踌躇，他在挑选一样东西，一时委决不下。终于取了一把小茶壶，双手捧着，退出监房，头也不回地去到了陈璧君的羁囚之处，面容表现得十分严肃，先向陈璧君深深地鞠了一个躬，又庄重地说：“夫人！请恕我先去了，今后，请夫人保重！我此去，可以有面目见汪先生于地下了！牢中别无长物，一把常用的茶壶，就留给夫人做个纪念吧！”

当公博伸手来与她握别的时候，陈璧君纵声痛哭了！面对着她夫妇数十年来最亲密的朋友和同志，此时却眼睁睁地望着一个活生生的人，在一刹那之后，就将永隔人天。她应该会想到在重庆时，因公博的反对汪氏离渝，曾厉声说过：“你反对，那你尽管做你蒋介石的官去。”在香港，因高陶的叛离，她曾由沪专诚去港，怎样以朋友的大义相责，让公博违反了自己的本愿，而赴沪参加。此刻，他因可以了却对汪氏的心事而表现得视死如归，生者何堪！当此生离死别之时，陈璧君诚何能免于追悔悲恸之情！

公博又去看了褚民谊，在握手之际，同样说了：“重行（民谊字）！我先去了，保重保重！”回头来更向所有的难友们点首招呼以后，才让法警们簇拥着大踏步走向法庭。

法庭上奉令执行的江苏高等法院的检察官、书记官等，早已坐候在那里，公案前放了一张小桌，一把椅子，上面置好了笔砚纸张。监刑的检察官先向公博照例问了姓名、年龄、籍贯以后，告诉他说：“你的案子经最高法院覆判维持原判后，又将全案移送司法行政部核准。今天已接到部令执行，你还有什么遗言？”公博只要求给他写几封遗书。于是就在那小桌边坐下，写了一封给家属，另一封是写给蒋氏的，意思是要陈述对于今后时局的意见，以贡献于政府应如何的措置。

两封信都写得相当长，那时已近中午，而给蒋氏的信，还只写了一半，公博看了一下手腕上的表，微叹着说：“当局自有成竹在胸，将死之人，说了也未必有用，不如不写吧！”他搁笔起身向法官说：“快要到中午了，我不再耽搁你们用膳的时间。我死后，遗书请代交家属，现在就去吧！让法官也早些了却一桩公案。”说完，伸手与监刑官、书记官等握手道别，法官们居然也情不自禁地与他相握。死囚临刑，竟与监斩官相互握别，这未免是千古稀有的奇闻了。

刑场就在第三监狱以内，当局总算对公博特别优待，没有像缪斌那样地还用五花大绑，手脚上也并没加上刑具。可是情形还是特别严重，四周跟满了武装法警，木壳枪取在手里，随时准备着开放。公博安步前行，当将要行抵刑场之前，回过头来向执行的法警说：“请多帮忙，为我做得干净一些。”他的意思就是希望能一枪了毕。刚走到刑场的一半，法警不让公博知道，就从后开枪，弹从前面穿出，立时俯到地上，鲜血不断汨汨流出，又经过了几分钟的抽搐，才气绝身亡。经法医检验后，移送于狱内的停尸室。

公博执行的时候，他的家属都不知道，以后由法院通知了公博一个在苏州的亲戚，至四日下午一时，才由他的表妹林徐X嘉赴监狱把他的遗体领去，因为这日已是端午节的前一天，天气炎热，尸体已有些发臭，即移送娄门苏州殡仪馆，于下午六时三刻匆匆入殓。棺木是公博生前的朋友刘觉所购赠，价为早已贬值后的法币一百六十万元，乱世而犹有不避嫌忌如刘觉者，其风义诚属难得！此后由其家属运送上海，连墓碑也没有立，就悄悄地埋葬在一处公墓中了。从此，荒草蛮烟，永埋地下！

这个想以身殉友的人，还希望由他在中间斡旋，能看到党不可分、国必统一的一天，而终于以叛国的罪名伏法。尽管不说公博求仁得仁，而他早有拼将一死酬知己的决心，他只是求死得死而已！公博对“汪先生的心事是了”了，而另一半对蒋先生的心事，只能抱恨于九泉了。他所认为胜利后的上下骄盈之状，将贻大患，不料于他死后的三年，居然被他不幸而臆中，大陆也终于不旋踵而变色了！周佛海在南京开审时，应新闻记者的要求而题过“十年以后真知我”的一句，谁知陈公博所预料的局面，竟于三年以后就出现了。

公博死时为五十五岁，还有一妻二子。夫人李励庄，子陈干、陈迈，长公子为正室所出。在汪政权当时，许多要人们的少爷，都不免染有一些纨裤之气，独陈干能够安分读书。自公博死后，即赴美留学，现年已三十二三岁了，任职于有名的“西屋电器公司”为工程师，奉母居美，有子如此，公博宜可瞑目于地下！

公博的死讯真是太突然了！当局似乎决定了要把几个必欲处死的人早日了毕，所以法院的审判草草终场，法部的核准迅速办理；公博倒有预见，明白当局的意思，所以放弃了上诉的权利，决不希冀一份侥幸，也显出他到死的一份风度。当公博执行的第二天，报纸上自然都登载了这一件胜利后最大的事件。我们在提篮桥监狱里的一群，从看守手中取得了报纸，看到这消息以后，谁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感伤，与说不出的感想。

记得立在我旁边的是梁鸿志，他急急的读完以后，默不作声，离开我们回到了他自己的狱室，半小时后，他取出了一首哀挽公博的七律，以梁众异的诗才与公博生前的交谊，以及想到他自己的未来，诗意于沉痛中另有一种哀怨，可惜我现在只能记得其中的两句，那是：

逝者如斯行自念；

路人犹惜况相亲！

一五一、梁鸿志匿居苏州铸大错

苏州高等法院以闪电式的手段，先后把缪斌与陈公博判决执行。上海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的看守所，羁禁人数之多，为收复区各地之冠，而犹迟迟未开杀戒。但铁窗中人，以事实已经明显地摆在眼前，把过去的一切幻想，已都从睡梦中觉醒，知道不可测的恶运之来，将只是时间问题。在一千多政治犯中，论地位之重要，无过于梁鸿志，别人有此感觉，曾为“维新政府”首长之梁鸿志本人，自然更明白他自己未来的结局了。所以他挽陈公博诗中，即有“逝者如斯行自念”之句，自知将终于不获幸免也。

梁众异（鸿志字）是福建长乐人，为清季名宦梁章钜之后，出身于诗书仕宦之家，读书能博闻强记。蚤岁举于乡，公车北上，会试由房师龚心钊荐而未中，终其身对之执礼最恭。后从段祺瑞游。民初段任执政，梁为执政府秘书长。直皖战后，被指为安福系十大祸首之一，列名缉捕，遁隐大连、上海等处，以诗酒自娱。其所为诗，闽籍人士中，与黄濬（秋岳）齐名，为民国以来之诗坛祭酒，刊有《爰居阁诗集》，为海内外传诵。

当“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华北沦陷，日本先想怂恿吴佩孚出组政权，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的工作几乎成功了，吴佩孚且曾经由他伴同露面招待过记者，当众表示和平主张，但是最后为了条件问题，卒因吴氏的倔强而破裂。于是，又捧出王克敏组织“临时政府”。王克敏甘为傀儡，据可信的传闻，事前得到过重庆当局的默契，一切旧时著名的军阀政客，如王揖唐、齐燮元、王荫泰、董康、汪时璟、朱深、殷同、余晋龢，甚至鲁迅的胞弟周作人等都被网罗在内。

“八一三”淞沪继起而作全面抗战，不久，国军后撤，政府把东南几省的人民、土地、财富，就全部丢给了敌人，哀哀无告的老百姓们顿时像失恃的孤儿，一任他们自生自灭。

各地立刻就有汉奸们如“一二八”淞沪事变时那样地组织了维持会，以供日军驱策。上海是全国最大的都市，连汉奸组织的规模也有所不同，不再如“一二八”时代由苏北流氓胡立夫组织什么维持会，而是由一个台湾人苏锡文出面在浦东出现了连名称都不伦不类的叫作“大道市政府”。这名称最初传播的时候，人们听了认为是“大盗市政府”，不免为之失笑。本来中国有句成语：“窃国者侯”，历史上称帝称王的，试问有几个不就是大盗的行径？真叫“大盗市政府”的话，细想也就并不可笑。

日本军阀们以“九一八”北大营事变，一夜之间，而攫得东北三省，“满洲国”成立了，连国际联盟形式上派了一个李顿爵士调查团后，并不采取进一步的积极手段，英美等国竟也视为既成事实而袖手旁观。日本军阀尝到了第一次的甜头，看清了现世界中并没有什么所谓正义，乃想以整个中国成为“满洲国”第二。华北既已有了“临时政府”，在华中也就依样葫芦，再来制造一个傀儡政权。

最初，日方属意于唐绍仪，工作已经做了一半，不料风声外泄，给重庆的特工人员冒充骨董掮客，在唐氏的上海寓所中用利斧将他劈死。于是，闲废多年髀肉复生的梁鸿志，经由特务机关长臼田宽三的怂恿，即出而领导组织了“维新政府”。

不知是国民政府不能忘情于沦陷区的民众呢；还是沦陷区的民众不能忘情于国民政府？传说中“临时政府”的王克敏，是与宋子文有联系，而“维新政府”的梁鸿志，则与当时的行政院长孔祥熙通款曲。后者应该不再是什么传说了，因为以后在梁鸿志开审当时，孔祥熙曾不惜仗义执言，特派报界旧人薛大可到上海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出庭为梁氏作证。事后梁亦曾有一亲笔函向孔致谢，原文如下：

庸公院长赐鉴：昨者对簿法庭，得知我公曾经覆函章薛两君，证明鸿志曾输诚中央，俾薛君得以出庭作证，足征我公古道热肠，不遗患难待罪之身，感激涕下。倘邀公之福，得以余生，著书蚕室，成全之德，生生世世，所不能忘也。谨申谢悃，恭颂道绥

鸿志谨上

“维新政府”的组织更有些不伦不类，没有“政府”的“主席”，仅置有“行政”、“司法”、“立法”三院，以前北京执政府秘书长梁鸿志为“行政院长”；以前广州大元帅府七总裁之一的温宗尧为“司法院长”；似乎陈群是“立法院长”。附和的更有任援道、高冠吾、夏奇峰、杨翰西、王子惠、周凤岐、严家炽、陈箓诸人。政府名义上是设在南京，而实际办事的地点则在上海四川路桥北堍的新亚酒店。旗帜与“临时政府”一样，恢复了北洋军阀时代的五色旗。当那面废旗又在租界苏州河以北的虹口地区，以及闸北、南市、浦东等区出现，人民看到了，有说不出的感想，也有说不出的难过。

事实上，“维新政府”什么事也没有做，参加的人，命倒送了不少，“绥靖部长”周凤岐（前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军长）、“外交部长”陈箓（前中国驻法大使），先后被重庆特工人员暗杀于上海租界。南京一次大宴会中，有人在菜肴中下毒，全部重要人员，几至同归于尽。而就在“维新政府”的大本营──新亚酒店中，前晶报主人余大雄被杀死在浴缸之内。

汪政权建立了，由于日人的奥援，青岛会议中，把他们几乎全部兼收并蓄，梁鸿志做了“监察院长”，温宗尧做了“司法院长”，陈群做了“内政部长”，任援道做了“军事参议院院长”，夏奇峰做了“审计部长”，严家炽做了“财政部次长”，杨翰西做了“水利委员会”委员长。

在汪政权中的梁鸿志，倒是名副其实的“伴食宰相”，他还是做他的诗，收买他的骨董字画。在我的记忆中，“监察院”总是息事宁人，连一起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弹劾案也不曾有过。

胜利以后，他希望仍如直皖战争以后能以隐匿而逃遁者之目，他知道京沪两地，目标太显，于是他把家里草草的料理一下，就携了他的以位新娶的姬人及年才两岁的幼女，赁屋匿居苏州。在“维新政府”诸人中，他与陈群两人搜罗古物最富，陈群藏书多，因为日军攻陷南京时，所有国府要人家的珍藏之品，以仓皇逃奔，不及携走，都散佚在外面。陈群陆续收买了几万卷，在胜利以前，日军在太平洋作战已节节溃退，自知不免，在南京建了“泽存书库”，以供市民阅览。至于梁鸿志除购得若干宋明版本，与珍本、孤本，以及抄本外，更有宋代字画三十三幅，因以名其斋曰“三十三宋”。当他走避苏州以前，坚嘱家人不许携置他处，深恐一经搬动，难免散佚，他说：“我无事，仍为我有；我不免，则籍没归官，仍求完整。”不料在接收之初，即已被搜劫一空，最后真由政府接收的，早已所剩无几。

他所以选择苏州为逋逃之处，或者因为“维新”旧人任援道奉重庆之命为先遣军司令之故，他原是汪政权的末任“江苏省长”，那时以苏州为省垣，所以常驻苏州。梁鸿志尚以为任或能念及当年同僚的一段旧谊，暗中便于回护。谁知这样对任援道反而加给了他以一项困难，而在梁鸿志却选择了一个极端错误的地方。

本来那时的户口管理并不严密，苏州又多深邃的旧宅，如其真是能蛰伏而毫不露面的话，也可能避过锋头，再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但人总不能深藏不动，他的那位新太太一次要到上海去料理一些私事，不幸在车上给先遣军司令部的人员发现了，追踪的结果，查出了梁鸿志匿迹的所在，于是派人围捕，束手成擒。这是梁鸿志在狱中亲口告诉我的经过，他还认为是生平最大的遗憾。然而也有其他方面的传说：则是梁在苏州的居处，为他的一个侄婿暗中告密。谁捉了他，应该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像梁那样的人物，终究是不会逃过这一关的。尤其胜利后的苏州，军事虽操之于任援道，而肃奸工作，却由军统局委令担任过汪政权清乡职务，而又为李士群拜把兄弟的唐生明主持其事。驾轻就熟，本来就何求不得？

梁鸿志被捕以后，立刻打了个电话给任援道，任在“维新政府”因“绥靖部长”周凤岐被枪击殒命，他以“次长”坐升“部长”，又是“绥靖军”的总司令，但当时他是梁的僚属。因此任于得讯以后，立即赶去会晤，并把梁带回司令部。这事在人情上言，使任处于一种微妙而又尴尬的地位。考虑结果，由任陪同去沪，与李思浩商量决定。李思浩与梁鸿志是段执政时代的同僚，梁任秘书长，李任财政总长，两人都是当年段祺瑞的左右手。

李思浩在香港被日军俘虏以后，与颜惠庆、陈友仁等一同押解赴沪，虽然表面上出来做了一些民间工作，但他与重庆的关系始终并未中断。胜利以后，军统局长戴笠的族人戴菊生就住在他沪西淳信路的家里，保护着他。梁鸿志送到以后，李赞侯自顾不遑，筹思至再，认为除与军统接洽以外，别无他法。结果，军统决定把他送楚园优待，与别人一样，说是最后将会用政治手段解决。

一五二、上海首被判处死刑的人

在汪政权六年中，我与梁鸿志素鲜往来，偶而在公开场合中见到，也仅一颔首而不交一语。可是我自投罗网之后，戴局长要我们易地“疗养”，从吴四宝的家里迁到楚园，梁鸿志已经先在那里。记得那天他穿着一件蓝绸大褂，方面大耳，有些南人北相，福建人而说得一口流利国语。看见我们解到，他以欢迎而又难过的表情，与我们握手。而我们都是五个人合占一间大房，惟他独居在二楼梯头的一间小亭子间中，身分就显得太不寻常。

在楚园中，有两个人是获得优待中最优待的：盛老三（文颐）可以公然吸鸦片，家里还派人来为他装烟，整日与帮会头子徐铁珊一灯相对；另一人便是梁鸿志，容许他的新太太早晨来，傍晚回去，为他料理一些身边的琐事。做楚囚而有特别待遇，在我们看来，就不是一件什么好事。同样，在饮食方面，他也比别人为便利。因为在“肃奸”运动中，他家里的厨子也竟因池鱼之殃而给拉了来，专门为楚园的一群囚犯做菜。我们可以每天点菜，而菜钱则由各人自己支付。梁鸿志是老东家，厨子知道他欢喜什么，每天都给他做几碟他平时所喜爱的菜。

从那时起，我与梁鸿志每天闲聊着，我才发现他真是无愧为博闻强记，在史的方面，他能够随便说出某一朝、某一帝王的某年发生过什么事，他连难记的数字也绝不会错。在诗的方面，那里有一部全唐诗，我们随便抽一本选择一个很冷僻的诗人的诗，读出上一句，他能应声而背诵下一句。腹笥之富，我所见当代的鸿才硕学之士不为少，而如他的渊博，还不曾见过。在文学上，我对他是无限钦佩，因此把“前汉”的成见，也为之减低了不少。他鼓励我做诗，愿意为我指点润饰，而我以自惭形秽，因循蹉跎，终于把这个难得的机会错过了。

在楚园的几个月中，他似乎对我特别好，所以由楚园起解到提篮桥监狱之初，囚室还可自由选择，我的两面，一边是唐寿民，而一边就是梁鸿志。当每天开封的时候，他时常拉着我谈话。到提篮桥的第二天，清晨，他就愀然告诉我：“我不会再回去了，昨晚我做了一个不祥的梦，我身上的红痣都隐没了。‘红痣’与我的名字‘鸿志’同音，这噩梦不是明白告诉了我的前途？”但第三天，高等检察署开始侦查，而我与他又一同被提讯。法庭就暂设在监狱之内，有高厚的墙，坚固的铁门阻隔着，插翅难飞，而这几步路还得替你带上一副手铐，每两个连在一起，把这一个的右手铐住另一个人的左手。我与梁鸿志是例外，禁卒只要我们手拉手装着上铐的样子。这不是格外开恩，而是钱能消灾。家属在外面早已打听明白哪一天开庭，预先付了一笔钱，就获准通融，免尝镣铐的滋味。

那一天开庭的情形，梁鸿志又显得特殊，别人是由一个普通检察官随便问几句，姓名、年龄、籍贯，以及在汪政权中担任过什么职务，主要是还有没有隐匿的财产。至于如何“通谋敌国”，如何“反抗本国”，自都在不暇查问之列。反正参加汪政权的就一定有罪，理由总是千篇一律，对梁鸿志问的倒也与别人一样，而问他的人，除了一个普通检察官外，为昭郑重，由首席检察官杜保祺亲自出马。那天回来后，梁鸿志告诉了我以他的开庭情形，我就觉得事情有些不妙。

梁虽在缧绁之中，而吟咏不废，在楚园时代，成诗一百余首，名曰“入狱集”。自解牢狱起，以迄其死，又成诗百余首，名曰“待死集”。曾将其手稿交我保存，而自我出狱，又经世变，不特原稿早已散佚，即其念女诸作，缠绵悱恻，可称绝唱，只以健忘，竟已不复能再忆录，而他对我或者在患难之中，有所偏爱，曾赠我五律和七律各一首，亦已只记七律一首之起句云：“所见今知胜所闻，亦狂亦侠亦温文”，虽系集龚定庵句，而未免出之于溢美，乃反觉有肉麻之感。

客中抄得其“七无诗”，辗转传抄，自不免鲁鱼亥豕之误，姑录如下，以见他狱中生活的一斑：

一、“高大禅床佛所诃，只今寝处似头陀；泥涂已辱心无滓，鼾睡从人笑老坡。”（无床）

二、“隐几纷纭况据梧，了无依傍是吾徒；不须更袭龚开法，儿背图成汗血驹。”（无几）

三、“不爱长檠爱短檠，谁教驼坐数鱼更；十方昏暗灯何用，留取心光伴月明。”（无灯）

四、“旧时端歙几云腴，片罐亲磨墨亦濡；莫道砚田无恶岁，今年穷到砚全无。”（无砚）

五、“手挈方壶日乞浆，点茶风韵已全忘；纵教留得龚春在，狱吏前头不敢尝。”（无茗器）

六、“北海尊前亦屡空，放言吉利论英雄；余生似酒从渠泻，拚付囚中更病中。”（无酒，时身体劣极）

七、“难全性命书何用，粗解文章盗亦知；我自读书半袁豹，并时谁是庾元规。”（无书）

记得提篮桥狱中，第一个被判决的是新闻报副社长陈日平，一判就是无期徒刑，这完全出于一般人的意料之外，他在新闻报仅是挂名性质，除名义外无他罪行。则名位高于他的，又将如何？而对于梁鸿志，法院也似乎特意提早办理，不久，检察处的起诉书就送来了，历叙官衔之外，对罪行都属推定之辞。承办人员的颟顸低能，读后为之啼笑皆非，连欲加之罪，竟患无辞，更是不可思议之事。而天下事竟然无独有偶，有如此的检察官，也竟有如此的辩护律师。

梁鸿志延聘的律师是诗酒风流的章士钊，他们又是段祺瑞执政时代的同僚，章于那时曾任司法总长与教育总长，论文章自无愧为古茂。梁的家属还出了一大笔公费，求得了章氏的一纸辩诉状，偷偷地送来，引经据典，洋洋洒洒，极像报上的论文。但以法律的眼光看，一派空言，毫无是处。梁鸿志因为我在律师界滥竽过几年，首先拉我去拜读一下。我一读开头的两句：“为依法答辩事，窃被告虽曾为汉奸……”就吓了我一跳，当时我说：“众老！既然诉状中开头就自承为汉奸，那还辩些什么呢？”他也似乎猛然有所醒悟，他说：“那你替我改一改吧！”我有些惶愧，我说：“大文豪章行老的手笔，我安敢佛头着粪？”他坚决要把这致命的一句修改，我踌躇了一下，还记得结果是这样改的：“窃被告虽曾组织维新政府，但并未设置主席，权宜之计，足证仍奉中枢为正朔。……”反正当局既然决定了惩治的原则，辩诉也不过是聊尽人事。

果然，梁鸿志案很早就开庭了。梁在庭上的答辩，主要是出任伪职，曾获得中央的默契为理由，并且提出了人证与书函为证。但这些事实，结果当然也没有让一味“自由心证”的法官采用，似乎与陈公博一样，一庭了结，就定期宣判。时间我已记不真切，大约在公博执行了死刑的一月之后。

宣判的那一天，当他由庭上回来的时候，我们这同难的一群，都十分关心他宣判的结果。从走廊的铁栅中，可以看到他远远缓步被押送回来。窗口挤满了人头，表情都显出是在为他焦虑，他仰头看见了我们，开颜一笑，伸出手来举起了他的大拇指。他意思是说：被判的是第一等的重刑。兔死狐悲，见他还从容镇定，谁都不免于黯然之感。这是上海方面第一个被判处死刑的人，虽然还可以声请覆判，无疑最后也必然归于绝望。

一五三、梁鸿志生前的两大遗恨

梁鸿志在声请覆判的一段时期中，虽然还寄望于孔祥熙方面的证言，能为法院所采信而邀末减，但他当然也明白这只是万一的希冀。所以，自初审判决之后，情绪显得不像初来时那样的安宁。有时他也于无人时问我：“你看我的上诉会有希望吗？”我除了用假话慰藉以外，还有什么可说的？事实上，他在被移解到提篮桥监狱以后，以其所成诗，称为“待死集”，即可见其早有自知之明了。

有一天，他忽然拉我进入他的囚室，他于微喟之后说：

“我清楚当局的意思，将不会放过我。我死，无所憾。所不能释然于怀者有二：不应拘捕我的人而竟然拘捕了我；我一生所收藏的宋代字画，乃为傖夫所取走，不料，我遭此劫运，而连国粹所系的书画亦不能免！这两事，将是我的遗恨。此外，我所生的幼女，年方两岁，我已不及俟其成长。我死，如其生母在，自不敢以之相累。过去我与你很少来往，而自陷缧绁，相聚经年，看到你有时为别人打抱不平的傻劲，还有一股难得的血性。而读你的家书，于字里行间中，深佩嫂夫人的贤淑，同为难友，况我待死，不复辞冒昧，如我幼女不幸而将来照顾无人，你是一定会重见天日的，就请贤夫妇代尽教养之责。趁我未死，分嘱家人，在外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先拜尊嫂为母，使弱息付托有人，我亦庶几可以死而瞑目。”

当时我突然听到了这意外的要求，于凄惋之中，错愕不知所答，踌躇了一下，我说：“众老！你是我的前辈，况且我与令袒又曾有金兰之谊，承你器重，你所加给我的这份重担，我不敢辞，而此事则万不敢当。这样吧！我通知家里，就认令媛为义妹。”他说：“这是狱室中一个死囚在临命前的托孤，客气就是推却。如以交浅，那么，我不敢过分勉强。”话说到此，我只有说：“那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他握着我的手，相对欷歔，我看到他已经面容惨淡，泪盈于睫，他取出了事先写好给这幼女的一张遗嘱，写着他累代的家世以及他本人的身世与最后的遭遇，谆谆嘱咐她将来如何为人之道。他把自己的死期留着空白，要我将来为他再补上。连同他在狱中所珍藏女公子的一张彩色小照，小照后面又题了一首诗，诗意中充满了无限的亲情，他郑重地授给我，说要等她长大之后再交付给她。我接受了，而且各别通知了家里，以后也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真的收了她为义女。这事离现在已经十五年了，而我已十年不见这位义女了，想必早已亭亭秀拔。我受了托孤之重，乃以世局屡变，自顾不遑，万里萍飘，孤身客寄，对于她，曾未尝尽半丝的责任，回想当年囚室付托之情，殊觉深负故人于地下！

众异在羁幽的一段时间中，好似颇不寂寞，自己每于无可奈何之时，吟诗寄慨，而许多难友，又都以诗稿丐其润饰，其他，请其题纪念册的、写条幅的，纷至沓来。惟提篮桥的囚室像是一只空气不能流通的花瓶，一面是铁栅，三面是坚壁，又小又狭，季节还没有到夏令，已经斗室如蒸，他有着一个肥硕的身体，往往爬在地上写字，常有汗流浃背之苦。而自己的诗稿，还顺次用工楷誊正。我觉得他一生浮沉宦海，尤其曾经参与过段合肥的密勿，他的所见所闻，颇多关系于民初的史实，我自然不便明说他的生命将为日无多，曾屡屡对他用暗示的方法，劝他写下他的回忆。但是在半年之中，他只写了一篇六七千字的“直皖战争始末记”，内容确多未经人道之处，他也郑重地交给了我。并且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一段往事，虽然我写得很简略，但都是事实，我全没有加以讳饰，请你代我保藏好，留待他日有机会时再发表吧！”而我则竟因于两度无可抗力的世变中，不知又把原稿散失到哪里去了。

“人生自古谁无死？”其实死倒并没有什么，而最可伤可悯的，是明知死期已近，而仍然保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与一颗清晰的头脑，即不能不有对生命之留恋，对家属之眷念，以及对身后种种的踌躇，蝼蚁尚在偷生，更何况于人？在梁鸿志声请覆判以后，一两个月的时期中，毫无消息。最高法院对死刑的判决书并不送达，一经核准原判，就送司法行政部作最后的核夺而迳付执行。梁鸿志原已不同于其他难友的两人同室，一送提篮桥，就指定他一人独住一室，连居处也确有与众相异之处。大约高等法院于知道了最高法院驳回他声请的判决之后，在他的囚室之前，夜间专派了一名狱卒，彻夜在门口守视。我们都发觉到形势的不寻常，而梁鸿志自己也已觉察到这一点。

有一天，他忽然与我偷偷地说：

“你看到我门口夜间的特别加岗吗？他们防着我自杀，其实，在牢狱中自杀又谈何容易？我曾经写信给家人，要他们送一些毒药给我，让我用自己的手，了却我自己的生命，落得一个干净。但是她们太傻了，以为我还会有万一之望，也许她们不忍我早离尘世，靳不给我，然而又何苦让我多挨几天，受尽精神上的磨折呢？现在，我知道为期已近，死没有什么可怕，然而假如有一天提我去执行，在我与你握手诀别的刹那，我真将受不住这一份与朋友生离死别的痛苦！”我听到了他的这一段太沉痛的话。使我也想到那时眼睁睁地看他给人牵着去像一头待宰的牛羊，将不免于“生者何堪”之感。

于是我急急地想回避他，与他能够隔得远一些。我不忍真有一天与他握手诀别，使终生留着一个惨痛的印象。运用了许多人事的关系，而且支付了一根金条的代价，狱医认为我“有病”，必须迁入监狱医院治疗。我离开了忠监，由几个犯普通刑事案件的难友，为我搬着少得可怜的行李，正式住到病房中去。我总算达到了我的目的，但对他来说，让他更加寂寞，未免太残忍了。

病房虽然防范严密，一样插翅难飞，但一间大房间中，排列着二十几张病床，有着钢丝的床垫，经年没有床睡了，一旦得此，说不出有一种舒适的感觉。房里除了病床，还有宽敞的地位，可以容得我们绕室而行，已不像普通囚房那样局促得令人窒息。而且狱医真是“仁心仁术”，得人钱财，与人消灾，让我们与鸡鸣狗盗之辈分层而处。还指派了若干人为我们服役，房里有电灯，医生用的煤气灶让我们煮食物。在失去自由中，用了那一条金条的代价，其所得实益，比了送给法官数十倍的贿赂，要有用得多了。唐寿民、傅式说、赵叔雍、严家炽、汪曼云、孙耀东、郑洪年、周毓英、谢葆生、张松涛等总有几十人，都成为无病的病人，享受着特别的待遇。

记得是梁鸿志被执行死刑的前三天，他突然来看我了，送来他为我写的一张条幅，在我床上靠了一下，他慨叹着说：“到底是床舒适啊！我大约不会再有睡床的机会了。”他与别人也周旋了一阵，才怏怏地回去。

照牢狱中的规矩，从这一所监房要到别一所监房去，事前必须有正当理由，声请核准，核准后还得派看守押同来去，咫尺之间，往来委实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更何况他是一个判处死刑的重犯。所以当我送他下楼，到门口的时候，我不能再越雷池一步了，他握着我的手说：“你来，比我便利，为什么那样久也不来看我一次？”我用别的话搪塞了一下，答应他日内即去回看他。他接着说：“没有几次可以相见了，要来，早些来吧，来晚了恐怕就会见不到了。”我心里有些辛酸，哽咽得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明知他死期已近，人总是(有感情的)，竟不知如何说出一言以相慰藉，望着他远远地走进忠监，我才黯然而回。

这是我最后一次与他见面了，三天之后，果然他就被提出执行了死刑。除军统直接枪决的万里浪、翦建午等诸人外，形式上经过司法程序的，上海却以梁鸿志为第一人。

一五四、提篮桥狱中四人遭枪决

日期已经完全记不起了，应该是一九四六年的秋季。那天提篮桥的忠监里，有着不寻常的情形，清晨送了热水，清除马桶中的粪便以后，立刻提早收封了。每个人屏着气退回囚室，从铁栅门中注视着长廊中的动静。有时，有人来视察参观，也会有那种情形，所以大家还在希望不是有什么恶运降临到任何一个难友的身上。

几分钟过去了，听到楼梯上履声杂沓，一群法警出现在眼前，最先一个狱卒手里拎了大把的钥匙，直趋梁鸿志的门前。因为已经有了半年的时间，朝夕相见，搞得很熟，人孰无情？当他投钥启门的时候，由于一时的激动，手抖得连开门的腕力也失去了。结果，换了一个人上去，才算把铁门呀然而辟。梁鸿志这时当然知道这已是他生命的尽头，他过去徬徨焦虑之状，此时倒反而消失了。整理了一下囚室中的杂物，穿齐了衣服，外面是一件蓝色长大褂，布底的缎鞋，神色自若地走了出来，向左右邻室的难友们握握手，嘴里连声说着“珍重！珍重！”就随着法警等下楼，步履那样地安详，还回过头来向所有同难的人表示告别。法警等他一到楼头，前后左右都拿出手枪指向着他，形势的严重，使旁观的人也会觉得有些心悸。

法庭也就在监狱之内，监刑的高院检察官等早已坐候在那里，他被解上法庭，宣读了最高法院的判决的主文，理由自然省略了，再告诉他已奉到司法行政部电示核准，今天就要执行，如有遗言，可以在旁边已经安放好纸墨笔砚的小桌上书写。梁鸿志向庭上颔首表示知道了，坐向桌边的椅上，把袋里的手表等杂物，一一取出来放到桌上，特别把他会试时房师龚心钊送给他随身佩带的一样玉器，摩挲了一下，继以一声叹息，就伏案作书。一封是给家属处分家事的，一封是给蒋先生贡献国是的。他仍然用悬腕写小楷，写得一笔不苟，历时一句余钟，把遗书写完了，立起身，他是知道陈公博赴刑场前与监刑官握手的一幕，他趋向公案前伸手待握，而上海的法官却比了苏州的法官威风要大得多，心肠也要硬得多，理也不理地拒绝了。

法警们一片忙乱，簇拥着他走出临时法庭。好在庭外就是刑场，那是一片大草地，四周有着一条水泥路，刑场事实上也就在忠监的下面，从忠监楼上的铁窗中，可以清楚地望到。所有忠监里的羁押之囚，一等梁鸿志提出，立时又开封了，于是大家都聚在窗口要看一看同难一个活生生的朋友，怎样在片刻之间，用人为的方法来弄死。大家看到本来法警还要让梁鸿志绕场一匝，他瞥见草地当中放着一把椅子，知道这是他最后的坐席了。他似乎不耐烦再多走，径自由草地斜穿过去，走向场中的坐椅，端坐到上面，仰首看了一下皎皎白日，淡淡青云，忽然回过头去，对持枪行刑的法警在说话，不问可知是在打招呼，希望他能够打得准确一些，少受一些痛苦。他正回转头去，后面离开他不到两尺的法警发枪了，克察一声，原来是轧住了子弹。梁鸿志听到枪机声跳了一下，法警立刻扳了一下枪，子弹始能射出，从后脑直贯而进，再从口腔穿出，连带把两枚门牙都击落了。法警在后再用足把坐椅用力一踢，人也随椅而俯倒在草地之上。鲜血从枪洞中流出，抽搐了几下，两分钟内就气绝身死了。

我受他托孤之重，成了儿女亲家，因此，对他的为人，以及他帮段合肥的一段，与组织“维新政府”的一幕，我不愿再有所置评。我所感到弥足惋惜的事，论他的学识诗才，并世颇少能与其颉颃，当局为什么不原其曾与国家最高行政机构的输诚在前，贷其一死，俾以著述了其余生，于现代荒芜的学术界，或可不无有所贡献吧。

当局既然在上海方面也开了杀戒，除梁鸿志以外，其他较为重要的人，自然也不能免。这里我先附带谈一谈我在狱时目击被执行死刑的其他三个人。其中傅式说、苏成德是汪政权方面的；常玉清则是日人的爪牙，实际上却与汪政权无关。

傅式说（筑隐）是上海大夏大学三个创办人之一，在教育界有相当地位，夫人是章太炎的女公子，唱随甚得。而他的参加汪政权，则以日本通的关系，又出以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身分。当汪政府在沪酝酿时期，他设立了一个机关在法租界亚尔培路一号，吸收了不少大学教授及专家等人物。至汪政权成立以后，初任“铁道部长”，以后又调任为“浙江省长”，照政府的内定，“部长”如在汪政权中不是特别重要的人，以无期徒刑为止，“省长”则就很难幸免。所以他被逮入提篮桥监狱后，初审就判了死刑，理由是“开府两浙，罪不容诛”，接着上诉也被驳回了。

在他死前的一段时间中，他一直与我们同住在监狱医院，而犹孜孜于小学的研究。自被判死刑以后，我看他对生死之间，很踌躇也很畏怯，每一次听到传唤接见，他总以为是来骗他出去执行死刑的，趑趄不敢举步。我们很怕他临死的时候，可能会表现出贪生的态度。不料真到执行那一天，却反而显得很自然，在法庭上写完给家属的遗书以后，还做了给他夫人的五绝一首，结尾的两句是：“人间欢乐少，天外月长圆。”他视死为解脱，似已了澈人生的真谛了。那天是民国三十六年的六月十九日。

苏成德是山东人，曾经在苏联受过特工训练，一向是中统方面的人。“和平运动”在沪展开，他很早就成为“七十六号”李士群下面的一员健将，担任过“特工总部南京区区长”、“首都警察厅长”、“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长”等职，而他的被判处死刑，倒不是为了职务，而是为了“罪行”，但这“罪行”却是冤枉的。原来重庆方面的上海市党部委员张小通，在沪活动，被“七十六号”拘捕了。其实一个市党部委员，在当时的情势，也未必一定会死，如吴开先、王先青、毛子佩等都不是捉了仍然放了吗？而惟有张小通却以过去人事上的倾轧关系，在抗战前与他同事的人，有不慊于他的，在丁默邨与李士群面前说了他许多坏话。丁李因恐已经参加汪政权而从前是他市党部的旧同事，必然也会有营救他的，于是索性解到南京去执行枪决。苏成德是那时的南京特工区区长，他以职务关系而为“监刑官”。法院遂认为张小通是他所杀，遂被判处死刑。

苏成德在被执行之前，自知不免，预先写好了遗嘱。执行的那天，被押赴法庭时，依然健步如飞，法警要在左右扶持他，他摔脱了。一到法庭，他看到庭内白昼开着电灯，不等法官照例告诉他奉令执行的话，他先问法官：“为什么白天还要开电灯？是不是法庭里面太黑暗了？”法官只好显出一副很尴尬的样子。他的身体又特别壮健，到了刑场，坐上椅子，执行的法警在后持枪发弹，已经贯穿脑壳，别人是立时俯倒，而他一挣扎竟仰倚椅背，两目圆睁，形状极为可怖，法警把他推倒地上，又补上一枪，才算气绝。他以张小通案奉命监刑而被杀，代人受过，知道内情的人，不免为他叫屈。

常玉清本来是一个帮会中人，一向是上海的地痞流氓，在上海公共租界泥城桥开着一家“大观园”浴室。淞沪抗战，国军西撤之后，日人就利用无耻的败类，为其鹰犬。常玉清有着不少亡命之徒的徒子徒孙。日军就要他组织了一个叫做“黄道会”的机构，给他钱，要他暗杀抗日份子。在民国二十六年冬至二十八年的一段时间中，上海租界以内，就曾发生过不少暗杀案件，那都是常玉清的“杰作”了。而“黄道会”的成立，事实上还先于苏锡文的“大道市政府”。胜利以后，他当然被捕了，也羁押在提篮桥监狱，积案如山，百口难辩，所以法院立刻判处了他死刑。

他肥得像一头猪，体重总在两百磅以上，而又生着一对猪眼。执行死刑的那天清晨，他还在走廊中穿了缎子长袍，在练他的太极拳，成群法警上来通知他要去执行枪决了，他挣扎着说：“我还在上诉！我还在上诉！”赖着死也不肯下楼，法警把他推的推，拖的拖，才算拉了出去。到了庭上，还在说上诉的话。而结果被押赴刑场时，半途中已经昏倒了。那样重的一堆肥肉，法警们为之束手无策。就在通向刑场的一条长衢中，半途就开枪击毙了事。就当局处死的数人中，我感觉到一点，为什么平时杀人不眨眼的家伙，到自己临死的时候，就会惶怯得昏厥？上海有常玉清，而南京有丁默邨。文弱书生如陈公博、梁鸿志、林柏生、梅思平、傅式说等反而能从容不迫，视死如归，这或许真是读书养气之功吧？

在国民政府时代，上海被执行死刑的，就是我上面所说的这几个人，至于钱大櫆、卢英、潘达等的以后被枪决，则都已在国民政府撤退时，将羁押在提篮桥无期徒刑以上的人留交给中共之后的事了。

一五五、江阴之虎常熟之狼的死

日本的民族性在战争中暴露无遗，得意时的骄横自大，咄咄逼人。在他们所谓占领区的所在，一个尉官阶级的军人，已经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佐级以上，自然更不必说了。一副狰狞的面目，周身神圣不可侵犯的神气，满嘴粗鄙的言辞，完全像是失去了人性似的。及至失意时候的卑屈恭顺，表演得竟又那么自然，不由我不想到“惟骄人者能谄人”那一句老话了。但是，我们也不应当完全抹煞了他们忠君爱国以及能守纪律的精神，尽管他们是敌人，看到了投降以后他们的遭遇，他们的表现，也不能不使人感动。

统兵作战，打胜仗容易，打败了而要于兵败如山倒时收拾残局，就不能仅仅依靠主将的指挥驾驭了。平时没有严格的训练，士兵没有严守纪律的精神，就会弄得不堪收拾。日本于战败之后，在中国境内有着三百万的部队，他们甚至于八年战争中说出“没有打过败仗”的狂言，而一旦日皇下诏投降，终于没有再制造出一件抗命的不幸事件，这以日本自身来说，是难能而可贵的。前文我所写上海跑马厅中日本侨民恭聆日皇投降广播时的情形，全体肃立饮泣，一片凄凉景象，虽然是他们自食其果，但也不能不使看到的人承认日本确是一个有充分组织的国家。除此之外，我在处身牢狱之时，又目击了日本民族性可钦与可畏的两幕。我钦佩他们忠君爱国的精神，我震悚于日本一定将会再有一天重起，黷武主义也不会因战败而从此戢止。

在缧绁之中，中国人有了一个可悲的现象，散漫、自私、偏狭，都会于在在处处中流露。当人类在社会上周旋的时候，谁也戴起了绅士的假面具，彼此之间，总保持着相当的礼貌，自己也竭力要装出一些风度。但是一到牢狱，立刻把真面目暴露无遗了，正如男女一成为夫妇，再也不必有婚前谈爱时的种种顾忌，再也不必装出过去一派虚伪的殷勤，随便说出他们要说的话，做出他们想做的事。同为难友，而不能如“涸辙之鲋，相濡以沫”，反而是倾轧、争执，以至于陷害。有许多以往是属员，在外间一见面就会奴颜婢膝的，而此时可以反唇相讥；有许多本来曾受恩深重的，而此时可以怒目戟指。譬如说：有一个人在汪政权中曾经担任过相当高的职位，而判处了较轻的刑期，就有人可以上前去当面责问：“你为什么判得那样轻？你化了多少条子？”其实这人判轻的刑期，不会加重到别人头上，而竟然会有人不代难友庆幸，反而表现出嫉妒的劣根性来！这难道也是人类的本性？

日本人反而有着完全不同的情形，他们看到牢狱里的禁卒，规规矩矩的向他行礼，对于过去的长官，仍然与平时一样的尊敬，并不因情移势易而前恭后倨。本来，日军投降以后，有一部份也羁押在提篮桥监狱中，不过与我们并不在同一所监房，我们是“忠狱”，而他们是“孝监”，以后大部份在“以德报怨”的“宽大政策”下遣送回日了，一小部份有血债的，移送到了军事法庭审判。不知何以有一个海军大将（我已完全记不起他的名了）仍然留在那里？

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的寒冬，那位日本海军大将犯了重病，移送到监狱医院来等死。监狱医院虽也有几个狱医，也备了一些药物，但几乎全靠美国战时剩余物资的捐赠，要应付一万多囚犯的疾病，供求相去太远了，肯去做狱医的，学术也当然决不会高明，于是让汪政权的两任“上海市卫生局长”袁濬昌与袁矩范担任了义务医生。我迁到医院以后，狱方指派我做他两位开方的助手，所以让我知道了一些真实状况。药物是那样少，有寒热而能给他一两片“阿司匹林”，已经算恩施格外了。外症，普通给他一些冻滚水洗洗。一般的刑事犯，家中没有食物接济，牢狱中的囚粮，营养是谈不到的，一般都以缺乏维他命而犯着严重的脚气病，而监狱所给他们的药物，是将麸皮煮了水，给他们饮服。在如此的医疗状态之下，曾业律师而又是帮会人物的张德钦囚死了，那个海军大将的卧以待毙，也自然不必说了。

等他扛到病院时，已经在弥留状态中。他的病房，就在我那一间的前面，刚是在楼梯口，一面是墙，三面是铁栅，毫无遮掩，那时正在隆冬天气，寒风阵阵，我们本来就叫那一间为“风波亭”的。那位海军大将就直挺挺的躺在两块木板上面，身上只盖了薄薄的一条棉毯。板床的左右，放着两条长板凳，分坐着四个日本海军军官，大约都是尉佐的阶级，原是这个海军大将的旧部。他们笔挺的坐在那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个旧日长官临终前的面容，各人脸上毫无一丝表情。这样在朔风中整整坐了一日一夜，我们奇异于他们竟然没有走动过一步，直等那个海军大将咽气了，他们替那死尸拉上毯子，遮盖住面部，才深深的鞠了三个躬，满含眼泪，列队正步离去。这是何等的精神！使目击的人，在钦叹中不期会有震惧之感。

而本来在“忠监”对面的“和监”里，也奇特地关着两个日本宪兵头子，报纸上称他们为“江阴之虎”与“常熟之狼”的。那“江阴之虎”的名字，似乎是下田二郎。胜利后，经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以后，我又目击到他们执行前壮烈的一幕。

所有汪政权的人的执行死刑，刑场都在狱内，而“江阴之虎”与“常熟之狼”的枪决，临刑前还曾游街示众。那天，大约是民国三十五年的初秋吧！狱中旷地的通道上，已站满了武装军警，形势突然显得十分紧张。当局为了怕这两个死囚的倔强挣扎，派了一个会说日语的翻译，同了一名狱卒，去通知他们家属接见，当他们向下面一看这不寻常的情势时，当然知道这是什么一回事了。他们笑笑，对那个译员说：“不要骗我们了，那是……”说着两手平举，作出开枪瞄准的姿势。两人又对语了几句，再告诉那个译员说：“我们等待这一天已很久了，我们早求能光荣地为国捐躯，现在成全了我们，一小时以后，得以重归国土，我们也将永远置身于神社中了。”说完，回到囚室，把衣服脱个精光，周身用清水洗抹了，穿上了进入牢狱时的军装。两人并立着，向东方行了很深很深的九十度鞠躬，嘴里像在默祷什么。遥向祖国行完礼，回身随着译员下楼，一出门看到两行的军警，举手行军礼，大踏步前进。这不像去伏法的死囚，还很威武地像在检阅部队。如此，一直走出了狱门。

下一天，更从报上看到，他们押赴刑场游街示众时，直立在卡车上，意气轩昂，大声唱着日本的国歌与军歌。这一狼一虎，在沦陷时期的无恶不作，当然死有余辜，但看到他们为国家而真能视死如归，日本到今还只有十余年的时间，国势已在重振，这不能不归功于忠君爱国的精神。对这狼虎的死，也使我曾经深受感动。

一五六、有条有理无法无天数例

和平以后，在东南地区的复员情形，对所谓“敌伪”产业的接收，民间目之为“劫收”，而法院对汪政权人的审判，既制定了量身裁衣的惩治条例，一网包收，其间的暗无天日，笑话百出，早已口碑载道。从前叫做“八字衙门荡荡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而那时社会上送给法院八个大字的定评，叫做“有条有理、无法无天。”下句的“法”，兼指法币而言，上句的条，竟然不是法条，而是金条。不管是“劫收”，或者是“有条无法”，在汪政权中人身受者固觉痛心，而国事如此，军政司法人员的行为又如此，为国家想，即除了身受的汪政权以外的人，也会觉得痛心吧！

无“法”则一定无天，有“条”真能有理吗？也并不如此。因为所有在沦陷区的人，无可避免不与日人接触，所以不问是否曾在汪政权做事，几无一不可说是符合于惩治汉奸条例的规定，任何人判决有罪，也决不至抵触量身裁衣的法律。惩治汉奸条例所定的刑罚是死刑、无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判死刑是不错的，不但显得法官的奉“公”守“法”，而又可表示出他的弊绝风清。当然判无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也都法有明文。即使从轻判了五年以下，依照刑法的加减，青天大老爷对量刑也自有权衡。其间轻重出入，妙用就在这里。当时凡是被捕的一定起诉，起诉的也一定有罪。有“条”也并不真能有理。但有了条即不说你全属无理，据说论情节应判无期徒刑的，因为有“条”的关系，采信了一部分辩诉理由：得减处为十五年或十年的有期徒刑了。

用了条子的结果，不在乎理之有无，而获得轻判的优待。我因为曾经执业做过律师，所有同难者的诉状，大部分都交给我过目，而且很多人的辩诉状还是由我写的。因此关系，难友们也给我看偷带进来的家书，某人用了多少条，某人事前法院方面据中间人的传言，本应判多少年，因有了“条”“法”的关系，可以从轻末减为多少年，在家信中让我知道得一明二白。这一笔条子的数字，应该我知道得比别人更为详细，除了中间也的确有人假名招摇以外，“有条有理，无法无天”的话，并不曾冤枉了当时号称庄严执法的人员。

无“条”而又无“法”的又怎样呢？且不要说审判的结果，会被处远浮于罪的刑罚，即在开庭时法官的严厉申斥，已足够你魂飞魄散。数万人的案件中，本来极光怪陆离之至，而对无条无法者的庭讯，一问一答之间，有时会使人哭也不是，笑也不得的。就我记忆所及，先举出两起案子的实例吧。

一件是上海三友实业社的以物资供敌的“汉奸”案件。三友实业社起初是制售棉织品的，沦陷时期，一度改营成药，也附设了一所牛奶棚，供应鲜奶。或许老板沈九成出名有几个钱，不知如何却会把他的儿子捉来了，也居然以“汉奸”罪起诉了。开庭时法官问被告：“你牛奶棚的牛奶供给不供给敌人饮用？”被告答：“是订户，我做生意，不能拒绝。”法官说：“日本人是我们的敌人，那你显然在以物资供敌。”“请庭上明鉴，敌人向我订饮牛奶，我怎敢拒绝？一拒绝，他们会说我抗日的，又谁能保护我？”法官把桌子一拍说：“你不会去报告警察？”这位倒不愧是乌天大老爷，亏他怎样说出来的？警察且怕日军，报告岂不惹祸？而且据我知道，那位大老爷在沦陷时期也是在沦陷区中一样吃户口米，一样向日本“皇军”鞠过躬的，当时老百姓是怎样的处境，他何尝不知道？而此时他高坐堂皇，老百姓的不敢与他分辩，也正如沦陷时期他的不敢与日军分辩，反正被统治的老百姓永远是错的！这案审理结果，也居然以牛奶为物资，判处了两年半的刑期。

另一起案是“中央储备银行国库局局长”俞绍瀛的儿子，在该行某一处小县中任办事处主任。承审的法官邱焕瀛问他：“为什么你要在伪组织中做事？”他的答覆是“家庭开支大，不做不能活，所以父亲要我在他做事的银行里担任一名职员。”法官厉色说：“你父亲做了汉奸，你就应当杀了他！”懂得法律的法官，居然当庭教唆杀害直系尊亲属！无他，没有钱的“汉奸”，而有劳法官费心升堂问案，怪不得使他肝火大旺也。我所举这两个例子虽然是事实，但读者正不妨当它笑话看算了。

为了无条无理，闹得最大的一件事，是周更生的病毙案。周更生原是上海的一个小商人，沦陷时期与日本人做了些生意，发了些小财，胜利后也被拘送到提篮桥监狱，以汉奸罪待审。入狱以后，一直患着病，缠绵不愈，而且病势日见沉重，屡请交保出外就医，法院始终待价而沽，搁着不予恩准。

大约是民国三十六年的三月，一天清晨起来，“开封”以后，有人去探望周更生的病，不料发觉他早已气绝多时。更一检查他的遗物，有他母亲的一封来信，大意说：“你的病怎样了？我忧急得日日夜夜不能安睡。关于你交保的事，我向法院已递了好几次声请状，一直没有批下来。原因是必须先送十条金条，我四处张罗，已筹到了七条，现在尚缺三条。但不论用什么方法，我一定会设法筹足的，望你安心养病，再忍耐一时。……”谁知周更生的一条命，竟为了缺少三条金条，终于不救。当时看到他家书的人，不免兴了兔死狐悲之感，消息一传出去，全狱顿时沸腾了！

事前我完全不知道有这一件事。因为那所监房是五层楼的建筑，我住在五楼，而周更生是住在底层，而且平素我与他向不交谈。这时我只听到呼号声、叫骂声、捶胸顿足声、震撼铁门声，一呼百应，全狱天翻地覆。不要说监内一片混乱，人人如醉如狂，声音不但闹到了外面的街上，连高等法院也知道了这事。狱中吏役怎样的喝止，以积怨在心，当一千余人情绪激动的时候，已经无法轻轻地平息下去。

这样大闹了一小时有余，高院派了庭长刘毓桂出现在狱内。高院方面表示如此人多口杂，无法查明真相，要每一层楼推举代表二人，有什么意见，可向刘庭长当面陈述。我在狱中一向是好事的人，而这次例外地不想多事，听到要推举代表，就躲向厕所中去了。五层的十个代表推定了，本来并没有我在内，不知是谁突然喊出了我的名字，立刻引起一片掌声，苏成德等从厕所中把我拉了出来，五楼的一群难友把我高高擎起，坐在他们的肩头送下楼去，在喊着我的名字与掌声中，我已经绝无推诿的余地。十个代表先一商量，又推我做发言的总代表，这样我虽不是祸之首，形式上是成为罪之魁了。

刘毓桂已坐待在一间办公室中，当我们鱼贯进入，居然恩施格外，还让我们这班囚徒坐下。他板起面孔说：“你们如此闹监，是不是想暴动？有什么话，可以提出来，这里是法院，也是监狱，不许随便胡闹。”他说完，众人望着我，我战战兢兢地起立，先尊称一声“刘庭长”，我说：

“请庭长明鉴万里，政府替我们戴上了一顶‘汉奸’帽子，已觉百身莫赎，现在庭长再替我们按上一项暴动罪名，更将万死难逃。但我们这一群手无寸铁的文弱书生，又处身在铁窗之内，怎样能够暴动呢？到现在为止，发生的就是呼号，有过什么暴动的事实呢？庭长给我们下的暴动罪名，我们实在再也当不起了。同难的人死在里面，法律难道不许我们有一丝同情之心的表现吗？现在庭长准许不自由的囚犯能够自由陈述，但我不敢在尊严的法官前面乱说。我想先请问庭长：你学的法律与我学的法律是不是相同的？假如我读的与刘庭长用的根本不同的话，那我因不懂现在的法律而自然不敢有所胡说乱道了；但假如现在你用的还是我从前学的那一套，那我愿意一知半解地在庭长面前放肆了。”

说到这里，我停了一下。刘毓桂知道我在讥讽他，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却以他的白眼当为青眼，我又接着说：

“当然，应该我所读的法律也就是现在高等法院所通用的法律。那末，我又要问；周更生应当不应当交保呢？依照我所学的法律而论，一个羁押的犯人，不问其犯罪情节之轻重，假如在狱患病非保外显难痊愈的，必须予以交保！刑事诉讼法上规定得那样地明确。周更生现在死了，死的事实，已足以反证当时实在具备必须交保的原因与理由了，然而法院居然并不曾准予交保，终于让他死在监狱之内。

“以周更生的死，就可以这样说：法院是违法了，而法官是渎职了。反过来讲，假如周更生的病决不是绝症，所以法院不给他交保，但周更生现在的死是事实呀！如此，最少他的死可说不应死而死，那就足以反证监狱没有尽其应尽的责任，给他以必要的照顾与适当的治疗，以至草菅人命。但监狱既是高等法院的看守所，则高等法院就不能辞其咎了。法院违了法，而不许犯人作合法的要求，这不像是一个法治的国家，我们也不像处身在法律的围墙之内。”

说到这里，刘毓桂的头低了下去，连向我白眼的兴致也消失了。

我继续说：“同样犯的是‘汉奸罪’，为什么有的患了重病而不准交保，而有的并没有病而特许交保？”刘毓桂插嘴了：“是谁？”我说：“有重病不准交保就医而死的是周更生；没有病而交保外出且在报纸刊登广告为人治病的，也是犯‘汉奸罪’的是储麟荪医生。不知庭长有什么理由来加以解释？”我又故意等了一下，接着说：“我们不想听刘庭长解释了，为什么犯同样罪名，有人可以交保，而有人不能交保呢？犯人虽不敢与法官相视而笑，最少也应该彼此莫逆于心吧！”

这时，刘庭长又忍不住向我白了一眼。我想，在他的心里，恨不得再加我以亵渎尊严罪，立刻起诉。但刘庭长我一向是认识他的，他的女儿刘玉琴、女婿石美瑜都与我很熟，刘庭长终于隐忍了，真也显出他的宽大。我说的这一段话，还仅是我们的开场白，我为一时的血气之勇，忘记了自身的处境，以及将遭逢的后果，竟又滔滔地说了下去。

一五七、对一个放肆囚徒的惩罚

一个犯人放肆到如此程度，真像目无王法似的。现在想来，若是专制时代的官吏，一定会一拍惊堂木，大呼混账，或者拖下去重责三百屁股。但刘毓桂到底不愧为民主政制下的公务员，真有风度；也真有修养！他不动声色地整襟危坐，让我这个犯人一味的昌言无忌。

正在这时，一位平时很具威风姓江的牢狱科长，走进室内。他好似真怕我们“暴动”，因此虎视眈眈地立到了刘毓桂的身后，预作防卫。许多同难的朋友曾受过他不少次的侮辱。我这时情绪已很激动，一年半积储的满腔怨气，但求尽量发泄。我指着这位顶头“上司”说道：

“以这位江科长为例，倒是牢狱中的三朝元老，他在租界时代是洋人的雇员，‘伪组织’时代是道地的‘伪员’；现在却蝉联为真政府的科长了。别的人只要与‘伪组织’拉扯上一丝关系，有人用匿名信向法院一告发，检察官就照例起诉；审判官更照例判罪，一判也就是起码两年半的徒刑。而这位江科长呀！却洪福齐天！非但没有做犯人，而且由伪员一变而为管理犯人的真员。在他，应该知道帝德皇恩，政府对他可谓仁至义尽；在他，也该想想毕竟是漏网之鱼，理应稍稍敛迹。尤其对昔日的‘汉奸’同僚，念过去的一段香火之情，多少该有些惺惺相惜，怀着兔死狐悲之意。不料，狐非但不悲，还要假借虎威呢！对在押诸人，稍不当意，一开口就‘妈的’连声，若是现在他仍然是‘伪组织’的汉奸，伪员而不知自爱，犹有可说。岂有‘妈的×’三字，竟出之于堂堂真政府官吏之口？实觉有玷官箴，不成体统！况且说我们‘犯法’，‘犯’的是国法，还不是犯什么人的家法。请刘庭长明鉴！为使国家稍全体面，请他以后郑重说话。

“最后我不得不声明的，我对江科长的斗胆冒渎，仅是一群犯人们哀吁，我们已备受磨折，更不愿他人的同遭厄运。所以对江科长尽管认为荒唐，还不忍有检举其为‘共犯’的意思。不过，以后希望他摸摸自己的良心，给我们以一丝同情。”

话说到这里，我斜睨了这姓江的一下，他那具二百磅左右臃肿的身体，已在微微颤抖，额汗不断地在两颊下流。这副可怜相，我忘记了他平时的威风，实在更不忍再往下说了。

最后，我代表向刘庭长提出要求了，我说：“庭长！过去，在南市的军统看守所中，张国元（汪政权的国民政府委员）病死了，而在钧院管理下的看守所中，张德钦以外，周更生已经是第二人了。假如我们这批人真是罪大恶极的话，不必使我们一个个的囚死狱中，还是让我们暂时苟延残喘。反正生杀予夺，都在庭长的一念之间。留着这许多条命，多费政府一颗子弹，明正典刑。这样，大可以一显国家的纪纲，一显法律的尊严！所以，我们提出的要求是：一、以后如其再有患病的人，与认为犯罪嫌疑不重的人，应该依照我们所知道为政府所公布施行的法律，予以交保释出；二、延长‘开封’时间（开封就是开启囚室，使押犯得在室外走廊中有散步的机会），免致继续削弱健康；三、狱吏应停止以秽语骂人。这三点最低限度的要求，我们以为是合情、合理、合法的要求。”

我说了话，刘毓桂不愧为一个老吏，也许当时他也认为我们的要求，天理、国法、人情上还说得过去，他心平气和的说：“你们提出的要求，让我回去向郭院长（云观）报告后，下午给你们答复。院方将尽量考虑接纳，但以后不许再吵闹！”说完，他急急地离去了。我们也各自回去，向全体难友们报告经过。大家听到刘庭长的结论，都觉得兴高采烈地，以为我声泪俱下的一席话，真是感动了笔下随便可以要人性命的法官大老爷的天良，连我自己也有些陶醉了，因为刘庭长当时的确曾经表示出同情与诚恳的态度。

到了收封的时间，有人主张在没有得到满意答复之前，全体不回囚室，也不让周更生的尸体迁出，可怜而又糊涂的我；“犯”了法，还想守法，我反而做了法院的帮凶，劝告人家，刘庭长既未拒绝我们的要求，那末在他没有正式答复以前，我们就应该等待。否则，不服从监狱的管理，将是我们错了。

这捞什子的法律真害死了我！当我自首以前，彻夜检讨，以为我并不曾犯法。关起了已一年半之后，仍丝毫未曾获得启迪，还在迷信法律。难友们也同我一样的谨愿，居然接受了我的劝告，乖乖儿各自回自己的囚室，我们又听到铁窗沉重的落锁声。同时，周更生睁着眼还在等待他慈母凑满三根金条保他出去的那具尸体，也被狱方迅速地移走了。

到了下午，照平时应该到了开封的时间，却并不曾开封，走廊中反而加多了大批禁卒，形势显得很严重。谁都看到有些不妙，起初还有人嚷着开封，而狱方的宣布，却代替了高等法院的答复。谓由于押犯的无理取闹，决定以禁闭为惩罚的方法，最少今后的几天中，不再开封。禁闭到几时，要看监犯们的改悔情形而定。

这一个宣布，太出于我们这十分愚蠢的一群的意外了，政治解决已经变为司法惩治，而不料为了这一点人类应有的同情心，向法院的哀吁，刘庭长考虑请示的结果，竟然作出了如此的决定。在政府一贯的手段下，本来，以已经失去自由的人而想争取自由，即使是最小的一点，既成笼中之鸟，也就无异于梦想了。所以我对同难的人说：犯人“犯”字的俗写，本已明白告诉了我们，一边是犬旁，古人造字的时候，原就说明一做犯人，便被视同畜类，而另一边的“己”字，也就是“死”字的一半。周更生白白关死了，再关死几个又有什么关系呢？

有人提议用绝食的方法来抗争，而有人认为以挨饿来感动司法当局太不值得，于是全监寂静无哗，不知是为对周更生的静默哀悼呢；还真是在闭门思过？逆来顺受，也许人类就是一种最抵受不了压迫的动物，汪政权中人，又一次俯首贴耳！胜利后的一切，对汪政权中人来说，政府的威严，实在已达到巅峰状态。

对一般人的惩罚，就以禁闭作为了事，但惟有对被认为是“祸首”的我，当然不肯从轻发落。下午，突然一个看守来通知我，要我立刻收拾一下所有的东西，随着他走。因为现在羁押的地点是从前外国人住的监房，虽然里面有一所问吊的刑室，住在里面，不免觉得阴风惨惨，但一切设备，较之其他关中国人的监房为好，面积宽大一些，而且里面建有简单的抽水马桶。这或许是当局的苦心，对一般“卖国的汉奸”们的特别优待，但优待了还要肇事，就难怪当局要震怒了。

在周更生一事发生以前，高院方面本想把我们这一群废物利用，有已经判决确定的，本应送大监执行。所谓大监，就是与普通犯盗窃案的刑事犯杂处在一起，不再有通融优待之处。法院利用的决定，凡其中曾经学过法律的，仍然留所服役，指定把一部英文的英国民法，分担译成中文。其中李祖虞、赵钲镗、孙绍康、孙祖基、吴凯声，和我等诸人，已经确定了担任这一项工作。就因为我开罪了刘毓桂，胆敢为首滋事，出言顶撞，所以取消前定，要提早解往大监执行，把我移送的地点是仁监。

这消息当然立刻传遍了整个监房，但没有人再提出抗议，也并无人发动为我声援，几乎是全体一致沉默，寂静得像看到一具尸体的将要放进棺木，谁都会想到让我孤独地一个人解送大监，一定会遭到加倍的凌虐。尽管我为了大众，而大众并不能为我的后盾，而我应该原谅他们在积威之下，已经是敢怒而不敢言了。事已至此，畏怯又有什么用？我等待着任何磨难降临到我的头上。整理好了所有的东西，还记得那天身上是穿了一套浅灰色的呢质夹袄裤，一手提了一捆被褥等杂物，腋下夹住了少得可怜的衣服，另一手拎了一只搪瓷的便桶，由两名看守押在身后，我昂起头准备离开那里。当我一回顾的时候，发觉每一个难友的面部，像是目睹同难者押赴刑场殉难前同样的表情，我知道他们在为我耽忧，我点一下头来表示诀别，就这样走向不知将遭到些什么的另一处。那一天是民国三十六年的四月一日，也刚刚是我自投罗网的一年半。谁教我如此的不受抬举不知死活呢？对这样一个桀骜不驯的囚徒，还不应该好好的收拾一下！

一五八、最后胜利属于放肆囚徒

沿着监狱里的夹巷，一路行去，越过了几所监房，寒风一阵阵袭着我的身体，一片苍凉。那时神经好似已变得麻木，茫茫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行行重行行，终于走到监狱的办公室，那是我们于一年前由楚园解来的时候已办过手续的地方。狱吏要我按了十指的指模，登记了姓名、年龄、籍贯、犯罪案由等以后，还蒙另眼相看，并不曾办理照例手续，不须换囚衣，不必脱光了衣服检验肛门曾否有过被人鸡奸的痕迹，也不需去洗和着臭水的冷水浴。仅仅检查了一下名为行李的杂物，在我胸口的衣服上缝上了一块布质的囚徒的号码，推我进向里面的一间。原来这是一间新犯的理发室，里面有几张凳子，我坐上了一张，一个中年的矮胡子过来为我剪发，手里一把剪发大轧刀，大得可以在花园刈草，连着皮带，通向下面脚踏的木板，用脚一踏，轧剪的齿轮自动开阖，剪一个头，只要推动三四次，就把满头黑发剪个精光，时间最多是两分钟。因为齿轮不太犀利，往往把犯人的头发一根根吊起来，痛得眼泪直流。

我刚刚坐下去，过来的那个矮胡子本来也是服役的犯人，他向我端详了一下，失声叫道：“你是金老师？”我愕然，因为我从不曾教过书，以为也许是他误认了。我回过头去说明了这一点，当他看清楚我以后，反而说：“真是老师！”原来周佛海创办财政部税警团时，曾先开办了一个干部训练班，要我去担任学科方面法律部份的讲师，他就是税警团里的一名营长，确曾上过我的课。居然因为有了这一段师生之谊，他不忍让我受痛，脚踏时改缓了许多，剪一次发，经过了五分钟的时间，才算毕事。那晚我就待在监狱办公室墙隅的铁栅之内，睡在冰冷的水泥地板上。与我一起的人，都是普通的刑事案犯，肮脏，粗犷，我有如羊入虎口。而我那位“高足”，也极尽其弟子之道，偷偷地又塞给了我一包香烟，我就在那里眼睁睁地渡过了一宿。

翌日的清晨，解往大监去了！当我进入仁监时，监狱里的一名看守长张福林，是著名凶恶的酷吏！他出现了，双手背在身后，握着一根大竹片，教我们排齐了队，点过了名，指着其中一个犯人问道：“你犯的是什么罪？”那个人答复的声音很轻，回说：“是窃盗。”张福林立刻举起了竹片，向他的浑身上下乱抽乱打，口里还不住地骂着“臭贼！臭贼！”挨打的人只用双手抱着头，莫说不敢反抗，连走避也不敢。也许看守长打得手酸了，一停打，就横了我一眼，厉声说：“到这里的人要知道安分守法，否则，哼！”我才明白原来刚才表演的那一幕，是在向我施下马威。我不知哪里来的勇气，还他一个白眼，同样也回了他一声“哼！”

这样，我被送进了仁监的监房，独占一室，左右的邻室，每间都是三个人，而且都是杀人强盗等判处大刑的重犯，脚踝上都有一副铁镣，日日夜夜只听到不断地传来铛锒、铛锒的声音。格外使人心烦意乱。看守长又下令对我的处置：一、长期禁闭，不得享受开封散步的权利；二、不准任何人与我交谈，否则重罚！我就被孤零零地隔绝着。

好动成性的我，最初几天，在一间七尺长四尺宽的囚室中绕室盘旋。早上，门一开，一个难友由狱吏押着把我的便桶取出了，迅速地关上门，又迅速地离去。吃饭的时候，把一只洋铁皮制成的囚粮罐，从铁栅中塞进，急急地走开了。一个星期之后，我自己觉得四肢瘫软，浑身无力，食欲完全消失，情绪更极度低落，自己唯一的感觉，是等候死神的降临。

每天，我就睡在水泥地上，像是患了重病那样地已剩得恹恹一息。而张福林真有他虐待犯人的一手，把认为犯了狱规的监犯，特别拉到我室前的走廊，施行体罚。不是几个如狼似虎的狱卒，把一个监犯按翻在地，用木棍打屁股，直打得皮开肉绽；就是喝令监犯双膝跪在地上，把他们一只手绑实在椅上，用竹板打手心，十几下打下去，立时红肿高胀。朴击声、呼号声闹成一片。最初，我不忍看，闭着眼装死，做出不闻不见的模样，忍受一切的横逆。

两个星期之后，不知怎样又重起了求生之念，为了求取生存，就会产生无比的力量。忽然我有了决心，有了勇气。再一次有同难者在我面前被打时，我索性站起身，圆睁着眼，注视着他们。张福林对我说：“你看看，不守规矩的人的处罚，就是你的榜样。”我的声音却比他高，我不客气地说：“你敢？”他哈哈说：“我管理过几十年监狱，说我不敢打一个囚犯？”我说：“看守长！对我，我不客气地说，你是不敢的。我没有什么神通，我只知道有法律。假如你打我，我一定反抗，反抗的结果是激怒了你，你会下毒手的，下毒手一定重打得让我受伤。而这正是我所祈求的，那时我会向法院告你，刑法上的规定，狱吏虐待犯人，可以判个几年徒刑。尽管现在司法黑暗，官官相护，我倒不在乎，因为官司打输了，最多加我几年，我还是住在这里。你输了，对不起，也来做犯人，那时你与我平等了，你失去了权力，平时受你虐待的人一定报复。看守长！我知道做犯人的痛苦，我不愿你来，所以忠告你，你要郑重考虑，同时，我也因此断定你不敢打我。”

我看到他有些毛骨悚然的样子，回身走了，连继续打人的兴趣也立时消失了。

一不做，二不休。当天晚上，我写好了一封呈文，与一纸信件，呈文是预备送给国防部、司法行政部、上海市政府等许多有关机关。信是写给上海各报的，题目叫做“一个犯人的呼吁”，罗列了监狱当局的十大罪状，有克扣囚粮、虐待犯人等等。当张福林巡视走过我门前时，我叫住了他，我说：“张看守长，对不起，你们这样对付我，我不能坐以待毙，困兽犹斗，我要反抗了。明人不作暗事，我已写好了两个文件，但在寄发之前，要先给你看看，里面说的都是事实吧？在八千多囚徒之中，我写得还不愧为一个刀笔能手吧？这是我给你们的最后机会。”

张福林一手把我的文稿抢了去，也许他还看不懂，因此并不先读一下，就先急急问我：“不经许可，你有什么本领可以将这书信送出狱墙之外？不要糊涂得再自讨苦吃吧！”说完还显出一副很得意的神情。

我倒并没有故弄玄虚，连做法也不想瞒他，我说：“假如四十八小时以内我没有办法把文件送出，那我甘愿领受你有甚于打手心打屁股的任何私刑，好让你逞足威风。但我要明白告诉你，你不要以为狱卒是你管理的，在你管理之下，他们为犯人私带东西进来，夹带私信出去，早成公开的秘密。尽管我告诉你以后，你检查得严，我可以请狱卒带口信，或者打电话到我家里，要我的律师来接见我。政府还在装作法治的模样，总不好意思公然剥夺犯人接见律师的权利吧！那时，我公开交给律师要他投递，你只好对我瞠目而视。当然，你也会自己监视我，但你不能四十八小时不眠不食。当然，你也可以派心腹的狱卒不替我带口信，但是，看守长，待遇那样菲薄，狱卒会贪我的钱而不听你的命令的，我这个办法，不是吓吓你吧？”

张福林到底是一个不识字的粗人，还没有刘毓桂的老练，不等我的律师来，已经瞠目结舌了，声音也放得缓和了，他告诉我说，让他报告典狱长后，再给我答复。

第二天，他就来告诉我，奉典狱长之命，从现在起，对我停止禁闭，白天，可以在狱内自由行动。十天以后，索性把仁监的五楼，专门作为政治犯的执行所在（感谢他称我们为政治犯而不是汉奸了）。因为现在还存放着囚衣，而且需要扫除，要我耐心再等待。

果然，在这十天以内，他发动了数十名狱囚，把五楼存储的东西搬移一空，而且重新粉刷一新。我的一间狱室外，还装了一盏光明的灯泡。整理好了，要其他的狱犯把我的“行李”搬上去，而且把楼头的总钥匙交给了我，对我说：“自己关好梯口的总门，不要让普通犯人上来。钥匙你自己管，给你自治。以后，到晚上才收封，这样你该满意了吧？”

这时，我倒真是衷心感谢政府对囚徒的宽大。我又高踞到铁窗里面的窗槛上，嘴里衔了一支香烟，有悠闲自得之概。那里居高临下，可以遥遥看到我原来关在一起的许多朋友们，他们也抬头望到了我，起初是一愕，以后发觉了我已打开了一条血路，抢回了一条性命，不禁有人竖起了一只大拇指表示我有办法。但我并不得意，因为我感到法院的唯利是图，监狱连收拾一个囚徒的本领也没有。贪污一定无能，我是身受者，为了国家前途，这应该不是件好事，一时忘记了小我的胜利，不免有些感伤之意。

一五九、有啼有笑的狱中人百态

但是，不能不说上海提篮桥监狱方面，对汪政权中人确实曾给予以最大的优待。在我牢狱生涯的两年半时间内，两度换过典狱长，他们似乎对汪政权中人都抱有一丝同情。监房既然与普通的刑事犯隔离，连监狱的病院也并不例外，让我们这一群，另外分占着一层楼，而又特别指派了几个年富力强的普通刑事犯为我们服役。所有粗重的工作，一律由他们担任。典狱长更不时邀请几位到他的办公室去谈话，口称×先生，让坐，奉茶，谈笑风生。最尴尬的是狱卒，平时在囚室内是叱骂随心，而此时则变为趋承恐后了。

看守长除了要显一显小吏威风的张福林以外，其他大部份也并不曾当我们是囚犯，有时来作闲谈，态度竟完全是请教的样子。就是普通的狱卒，也很少故意为难，一方面由于他们都一直住在沦陷区，在他们的心目中，我们还并不真是“罪大恶极”的一群，而且许多现在归他们监管的人，都是不久以前耳熟能详的人物，多少还有些偶像作用。同时，他们又做着囚犯们的大主顾，当他们轮值上班的时候，帽子里、衣服的内层，以及绑在裤内小腿上的，都是被监狱认为违禁的物品。其中有家书、香烟、火柴、刀片、药品、金钱，以及任何不能公开带入而又为极端需要的东西，这就是说：危险品除了枪械，体积大得像一个女人而外，一律可以带进。狱卒那时的任务，已变成为犯人的运输工具了。

这样整齐的人物，而且是集体的囚犯，在提篮桥的监狱史上应该还是第一次。这一批罪犯，尽管已经过了洗劫，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仍然不是如平时监犯那样地都是赤贫之辈，家属为了尽量减少狱内人的痛苦，把罗掘得来的钱，尽量化用在法院以及监狱方面。法官是一定巨数才收，倒真成“一芥不取”，而狱卒则是细大不捐，冒着职务上被开革的危险，以博收戋戋之利。所有带入的东西，并不按件计值，一般的情形，都由家属预先接洽好，每个月给予固定的酬劳。也许从一个犯人身上所得的月费，还要远远高出他原来的薪水。在这样两利条件之下，狱卒与犯人之间，就融融泄泄，显得一派祥和。

人类本是最虚伪的动物，身上披了一重衣服，就觉得人类真是有异于禽兽，至于冠裳黼黻之流，好似尊严神圣，而一旦把彰身之具剥光了，也许其丑恶且更甚于禽兽。在人性方面的表现，亦复如此。在社会上周旋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带着一副假面具，谁都彬彬有礼，俨然绅士模样，及至置身牢狱，彼此之间，同属囚犯，就不再有什么利害上的关系，也就不必要什么虚伪的掩饰，于是本性暴露了，也许可以说得更深刻一些，是兽性流露了。几乎大部份的人，变得自私、偏狭、暴戾、阴险，为了一个很小的问题，或者一样很小的东西，会发生很大的争执，礼让等所谓人类的美德，一古脑儿不再存在了。

过去我对有几个很钦敬的人，在牢狱中原形毕现，立时使我完全失望了。像温宗尧那样曾做过广州大本营七总裁之一的身分，而在楚园时期，竟不惜对难友向军统打小报告而冀图获得优待。像“中央储备银行副总裁”钱大魁，在胜利以前，何等的享用，而到了牢狱以内，由于家产的被查抄得很彻底，而他的妻子又正热恋着一位医生，食物的接济全无，连香烟也至断绝，同囚的有着他不少“中储”的亲信旧部，谁也不再理睬这过去趋承唯恐或后的上司了。囚粮是难于下咽的，迫得他过去的一名保镖见义勇为，以劳役换来的钱，对这旧日的主人按时送食。什么朋友的道义，什么夫妻的恩情，这时都让你看个清、受个够。

但是，也应该原谅狱中人的心境，在备受磨折，而又到了生死关头的当儿，悬悬于未来的命运，忧伤煎熬得影响了性情。加以长期禁闭，生理上的刺激，变得容易动怒而流于暴躁。性欲是囚犯的一大问题，狱中尽管也有着不可避免的同性恋的现象，若干普通囚犯中，同样会有卖淫的人，而且有人还在从中兜揽，代价是香烟一包。但汪政权中人，相信还无人有此雅兴。

坚强的是暴躁了，而素性懦弱的则变为颓丧，常常发现有人作歇斯底里式的哭泣，想到家，想到过去，想到前途，就无法抑制他的情绪。失去自由的人，才会知道自由的可贵。收封以后，在一间狭小的囚室中盘旋，心里说不出的愁闷，胸口像要爆裂，脑子陷于昏沉，天上的飞鸟掠过，恨不得也插翅高翔。我是莫名其妙的人，到真正闷得无可排遣时，独自回想着过去舒适的生活，一个腻侣的声音笑貌，一件得意事的得心应手。自己在幻想中陶醉于已往。因为我想保护我自己，身体既已受到了折磨，不要再把脑子自己再去摧残，看到别人在哭泣时，我去鼓励他们的勇气，我时常说：“搞政治，成功为主席、院长、部长；失败就被枪毙、坐监。一时成功的人，不必忘形；一朝失败的人，又何用追悔。”

真的，许多人在胜利以前，官唯恐做得不大，钻营得唯恐不力，而现在的政府，偏偏判刑不问罪行，但论官阶。此时我倒占了很大的便宜。汪政权的人事之权，几乎完全操在周佛海手里，我是近水楼台，有时有空缺出来，承他总先来征求我的意见，而我也一直摇着头表示婉谢。有一次，他说：“你真不想做官？”我笑笑说：“不是不想，而是无官可做。”在他的疑诧中，我接着说：“这次政府成立，高官厚爵，裂土分茅，不是讲的什么资历与能力，全凭私人关系，立地鸡犬同升。在‘还都’以前，我们的十人组织，预备分任十部次长，现在，周学昌已任南京市长，罗君强先后任司法行政部长与安徽省长，而李士群则兼任警政部长与江苏省长。即不是十人组织中的顾宝蘅，还都时仅为司长阶级，而现在且已为粮食部长。要我做，除非也做部长。但我看看他们都不像什么部长的样子，如真要我做，我自己先照过镜子了，我也不像。所以，我没有官可做。”佛海当时固然给我说得啼笑皆非，以后也就不再提对我安排之事。胜利前也许有人以为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而现在我倒可以少却一重追悔了。

我们这一群人，精神上的刺激过重，而身体上的不至太受影响，还是靠了家中食物的接济。普通罪犯，每月只准家属送食物一次，而我们特别准许每周两次。泰半的家属，都亲自将制成的食品，于破晓前后，携来狱门前排队，依次轮候。饭锅用了棉套包裹着，里面是热腾腾的白米饭，大口热水壶里沸滚的是汤，饭格里是各式各样的菜，加上水果、罐头、乾点，惟恐狱中人的饿死。我们就以两次的接济，精打细算，用为一周的粮食。此外，亲友还被指定在永安公司购买罐头，可以写明姓名，由公司直接送至狱中，人们看到汪政权中人到了日暮途穷，依然有此享用，又谁知家人节衣缩食，奔走张罗之苦？

狱中生活，最难挨的是漫漫长夜，下午五时收封以后，每一个人都关闭在自己的囚室之内，每一层楼头的铁门也下键了，廊间只剩得狱卒的履声躞蹀。于是一片喧声，隔着几间房还在高声交谈，此外有的在引吭高歌，有的在揎拳叫骂，间杂着叹息声、呻吟声，闹得人们片刻难安。声浪到午夜以后才渐渐地低息了，在如豆的灯光下，静得无比凄凉，睡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转辗反侧，忧虑、愤怒，在胸中交织，再也不能阖眼。灯光斜射，把铁窗的黑影横照在狱室的墙壁上，一眼望去，百感交萦，阴森森地好似置身在墟墓中，在人间的地狱中。这难挨的岁月呀！但由不得你不能不一日又一日的挨受下去。

说荒唐，也荒唐得可以！说腐败，也腐败得委实不成样子！记得民国三十六年农历的岁暮，不知是谁发起，在狱中来一次盛大堂会，这请求居然还被狱方批准了。丝管都从外面送入，狱内还用木板搭上平台，八音齐奏，一阕高歌，人才显得还嫌寥落，更从别的监房里调来几名原来是唱戏为业的烟毒犯，登台表演，与众同乐，歌声掌声，惊天动地，谁会相信这还是监狱？

我因为学过法律，这时见得特别忙碌，难友们都以法律上的意见相询，大部份人的辩诉状都要我起草。政府对我们的惩处，本来成竹在胸，死谈法律，不免庸人自扰，而人们处于绝境之中，总想稍尽人事，狱内人对我的直接请求，已觉应接不暇，而每一个都聘有律师，他们因为与我同业，我又是个中人，索性转言由我捉刀。每天我日以继夜的手不停挥，到了晚上，数十步外高悬在半空的五枝烛光电灯，光线实在不够了，我索性把铺盖一卷，坐在上面，膝头铺了一张硬纸板，不看行数，就用铅笔在上面乱画，积累了几个月的时间，把我的一双眼睛生生地弄坏了。但是我也有收获的，不但打发了无聊的岁月，因为难友要我写，一定得将真相告诉我，于是把秘密传递来的家书也给我看了。某人向法院用了多少金条，法官允许减判几年徒刑，并且指示辩诉应着重于哪一方面，才能使他定谳，这秘密让我全部知道了。当年的司法界，下自高等法院，上至最高法院，以及司法行政部、司法院等，此中有人，呼之欲出，我不敢说这几个人全是贪污的，但也未必都是有人假名招摇，从中取利吧！当年的污吏之中，在港在台，现在优游余年的还不少。口碑早已载道，稍存忠厚，让他们自己去抚躬自问吧！

一六〇、褚民谊在苏狱临刑情形

在东南一带，各地牢狱中，都系满了汪政权中的大小人物，但除上海的提篮桥以外，大部分较为重要的，不是关在南京的老虎桥，就是放在苏州的狮子桥监狱，换句话说，不膏虎吻，定饱狮腹。

从民国卅五年春，当局决定于戴笠死后，变政治解决为司法惩治后，苏州方面，第一名以闪电手法被枪决的是缪斌，其次则为陈公博，中间除陈璧君当局忽以一念之仁，得免一死外，论资历，自然应轮到褚民谊了。

谁能了解为什么当局一定要置褚民谊于死地呢？他在任何政权中，都碌碌无能，只是一个帮闲的角色，大家都应该可以承认他是不能为恶也无力为恶的人。而在国民党里，他是具有相当深长的历史。还在他留法时期中，已经与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郑毓秀等从事革命工作，为了出版宣传刊物，自己排过字，为了筹措经费，更开过豆腐店，在革命历史上不能不说他有微劳足录。他学的是医，而他的博士论文，是把雌兔解剖后，研究其月经与性欲方面的现象，因此人家曾称他为“兔阴博士”，在学术方面，也显出他为人好似不拘小节的样子。

褚于回国以后，在党的方面，历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而在政的方面，因为他与汪氏有姻娅之谊，一直追随着汪氏。汪任行政院长，他当过政院秘书长。但他本人对做事，倒真是俯仰由人，自己并没有什么政见、抱负与政客必有的野心。他过去为人所不满的是他于公余之暇，好踢毽子、放风筝、打太极拳、拍昆曲，学医而一生不为人治疾，闲来则临摹几笔颜字。而最为人所诟病的是全国运动会在南京举行时，曾为香港的游泳选手杨秀琼执鞭赶马车。也许那时风气未开，于是有人认为有辱官箴；若以近代眼光来看，一个政要于公余打高尔夫、玩桥牌，事实上并不为奇。但，我相信他与杨秀琼之间，却并无什么暧昧关系。反而到汪政权的后期，年事已高，忽然与某要人的“敝眷”来往甚密。临老入花丛，也许也是于无可奈何中的醇酒妇人吧！

中日抗战发生时，他正担任着上海“中法工业专门学校”的校长，国军西撤，他仍然留在上海，暗中还为重庆政府担任一些工作。汪氏离渝由越抵沪以后，由于他和汪氏过去的渊源，要他参加，他自然没有拒绝的勇气。在汪政权六年的时间中，他虽担任过不少名义，在沪酝酿时期，他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秘书长。汪政权成立之前，又任“还都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汪政权创建了，起初汪氏想给他“海军部长”的位置，事实上汪政权哪来什么海军，冷衙门也不过把他投闲置散而已，而且还遭陈公博、周佛海认为滑稽而告吹。以后虽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外交部长，但政院既由汪氏自兼，而实权又操之佛海之手。至驻日大使，那时日本政府既一切仰军部鼻息，试问尚有什么外交可办？汪氏死后，他又任治丧委员会副委员长，把汪氏饰终之典办好之后，更随着陈璧君同样以殉葬精神，赴粤任广东省长。此时离开日军的投降，已仅一月有余，事实上又为汪政权的广东地区办后事而已。

胜利以后，为军统工作人员与陈璧君同时在广州被捕，先解南京，旋又与陈公博、陈璧君同解苏州。民国卅五年四月十七日，苏州高等法院开庭审讯，对他的起诉，指出五大罪状：

一、附和汪逆，反抗中央；

二、随同签订丧权辱国条约；

三、对英美宣战；

四、助敌成立振兴公司；

五、在广州擅加关税。

褚在庭上答辩的大意说：

“年六十四岁，住南京西康路二十一号。我与汪先生的关系，论亲戚为连襟，论私谊为早期留法同学，在党则为同志。而我以对汪先生的为人，一切非常敬佩，所以与他感情之笃，非仅为亲戚同学同志之故。在‘一二八’事变之后，方出任行政院秘书长，直至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汪先生在中央党部被刺后同时辞职。二十七年七八月起，担任上海中法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其间曾因校务，两度赴渝有所接洽。至汪先生如何与日本接洽谈和，根本不知其事，即近卫声明与汪先生发表艳电，亦均毫无关系。至南京政府（按即指汪政权而言）成立，已距首都沦陷，在两年之后，沦陷区民众痛苦万分，以为有一政府与敌折冲，可以稍解人民倒悬。况南京政府承党国大统，与重庆实为相辅相成。我的所以参加，亦不欲以国家作孤注一掷，南京政府之建立，可为国家前途留一余地。至对日所签条约，虽为外交部长的责任，但我并未副署，不应责令负责。若论粤省加税，我且不知有此事。若说我是叛国之凶，实觉太不敢当。但我仍然愿意请求一死，一死或足以满足若干人之希望，省得我再活十年，虚耗国家囚粮。如能将我囚粮供我子女求学，我愿足矣！总之，蒋汪两先生救国心同，今一则賚恨而终，一则光荣获胜，汪先生在九泉之下，对国家的剥复，当亦笑于九泉。我能于国家胜利后随汪先生于地下，更所甘心。”

苏高院于同月二十二日下午，终于宣告了死刑的判决。在向最高法院声请覆判期内，党内老同志，不少为他向蒋氏缓颊，其间以当年留法同志吴稚晖、李石曾等奔走尤力。且曾以美国方面的一位白司令对褚联络协助的证明文件，面呈蒋氏。经蒋氏考虑后，亲笔于美军文件上批准免予一死，文件交由褚之家属收执。亲友欢庆，以为可有生理。果然，褚案以其保存中山先生手迹有功为理由，由最高法院发回苏州高院更审。褚氏女公子孟嫄持蒋氏之续命符由沪搭车专程赴苏，向高院呈递时，不料在车上独有此重要文件竟被人窃去，虽然事出离奇，但无从证明是否另有原因。而褚民谊终以铁券既失，起死无方，更审仍判死刑。

褚当庭说：“我对判决极为满意，因为死刑是我自己所要求的，相信当局与检察官也一定可以满意了。”据一个从事特务工作的人，事后亲口告诉我，当他在胜利以前，奉派至沦陷区工作，临行请训，当局即说万勿与褚民谊接触，像他那样毫无作为之人，当局何以早怀成见，对他见嫉如此之深？实在令人难以索解。

褚民谊受刑的一天，是卅五年八月二十三日。苏州狮子桥监狱于清晨开封后不久，他正领导着许多难友在作太极晨操。突然若干法警出现在他的身后，他知道事有蹊跷，回过头来笑着问：“是不是提我执行？”法警们倒忸怩地不好意思直截承认，还向他摇摇头。他又与难友们继续操了一节，再回头一看，法警依然未去，此时他断定真已到了生命的末日，遂向难友们一拱手说：“对不起，只能就练到这里了！”法警们跟着他回到监房，他整理了一下杂物，又整一整衣裳，复检出了一双新袜想换上，踌躇了一阵，又放下说：“还是留给孩子们穿吧！”有同难的朋友在旁帮他料理，结果还是劝他换了新袜。

首先，他向汪夫人陈璧君诀别，当陈璧君涕泣的时候，他还是连声“珍重”。这样，法警就押着他出去，许多难友都跟在后面，一直到二门口，已到了狱犯不许超过这界限的地方，大家站住了，他回过身，抱拳过顶，作了一个大揖，嘴里还在说：“请各位留步，请各位留步，还是请先回去吧！”但是谁也没有走。他又指指旁边的一间空屋说道：“反正半小时后，我又重回到这里可与大家见面了。”原来那正是一间停尸室。在褚民谊有些视死如归，而听到他的人，就不免同声饮泣了。

过堂以后，立即押赴刑场，成群的新闻记者，早已聚候在那里，有些过去还与褚相熟，手里的摄影机对准了他在拍照。褚那时已须发皆白，又向他们笑笑说：“请各位当心，这次希望能照得好一些，因为这是拍我照片的最后一次机会了。”就这样，一路走向狱内的刑场，还未到草地的中央，执行的法警乘他不备，突然在他脑后开放一枪，子弹贯穿脑壳而出。照例，受枪的人，一定直仆倒地，大约褚氏平时练习太极拳确有些功效，当他中枪之后，一个鹞子翻身，又挣扎了几下，才仰跌在地。鲜血从创口不住的流出，经过了一两分钟的抽搐，才算毕命。继陈公博之后，又一人追随汪氏于地下了！

以褚在国民党里的历史，以及他在汪政权中所担任的职务，若论罪行，应该罪不至死，而终于难逃极刑！迄今其夫人陈舜贞等犹羁留大陆，情况不明，但其遗属之凄凉现状，自不待言。

一六一、陈璧君到底是怎样的人

陈璧君在汪政权这一幕中，自不失为一重要的人物。不仅仅由于她是中华民国开国的元勋、汪精卫的夫人；更由于她有著强项的性格，与不同于寻常妇女的作风。

汪精卫在民国史上是应该有其地位的，但也不能不说陈璧君对汪是有着相当的影响力的。她以同志的立场，儿女的私情，鼓励汪氏献身革命。同谋行刺前清摄政王载沣，就是惊天动地的一幕。但也因为她不逊的态度与凌厉的辞色，不断为汪氏招怨树敌。在汪政权一段时间中，她所负公开的名义，仍然是从国民党第一届起一直蝉联着的中央监察委员，那是完全一个空洞的名义。而实际的任务，则是广东的政治指导员。单就汪政权而言，她在粤时期的专权，形成割据之局，令人有“请看今日之广东，究是谁家之天下”那一种感想。但她不畏强暴，对日本人且为所欲为，也不能不说在胡骑纵横之下，确实曾经为民间减除了一分痛苦。

人们不慊于陈璧君的，最主要就是因她辞色的凌厉，以为她凭借了汪氏的地位，乃有此一股骄矜之态。几乎曾经与她晋接过的，都会有同样的批评。不问怎样有着高贵身分的人士，往访汪氏，她可以毫不客气地代为挡驾，面上无一丝笑容而厉声地说：“今天汪先生不见客。”就随便飨人以闭门羹。或者某人与汪谈得正在兴会淋漓，她可以排闼直入，瞪着眼说：“汪先生疲倦了，有话改日再谈。”又毫不留情地下了逐客令。国民党的老同志，固然无人不对之摇头蹙额。即如民国二十年中央党部举行五中全会，汪氏被暴徒开枪行刺，蒋氏闻警出来抚慰，她会愤然向蒋氏曰：“蒋先生，用不着这样做的，有话可以慢慢商量，何必如此！”其意显然指蒋氏为主使者了，如此怎安得而不结怨于人？又如军人中亲汪者有张发奎等人，而最后的疏离，说者也归咎于由陈璧君的骄蹇所致。

她与汪氏的待人接物，适得其反。汪氏态度温文俊朗，而辞令更婉委动人，一席晤谈，就能博得人们的好感，每于谈笑之间，化敌为友。至于陈璧君，则非但不假辞色，而且每每出语伤人，常有挟善意而来，终怀睚眦而去。但我们不能不原其半由性格使然，半由于积渐之故。当年中山先生在日，且对之另眼相看，其余如何香凝辈，一向趋承恐后。在汪政权时代，她已经垂垂老矣，人矮而肥，面頳而厉，更傲岸不近人情，直有冷若冰霜之势。汪政权中人无不怕她，也无人不讨厌她，背后我们不客气地称她为“老太婆”。但是她对朋友与汪氏的部属如此，在沦陷区敌人枪刺之下，对任何日本人也是如此。

最近我去日本时，遇见了前广东特务机关长兼香港民政长官的矢崎堪十，他在广东时与陈璧君时有直接接触的机会。一次在宴会席上谈到汪政府当年旧事。他问我：“汪夫人判的什么罪名？”我说：“当然是什么通谋敌国了。”矢崎听说，哑然大笑，他说：“说别人通谋敌国犹可，说汪夫人通谋敌国，就有些近乎滑稽。莫说她向我们通谋，有时我们去晋谒她面谈一件事，她看到我们日本人就像有气似的，不是指责这样，就是诉说那样，喋喋不休。我们都怕了她，连声辩的勇气也没有，只好诺诺连声而退。所以，说她通谋敌国，连我们日本人也万难置信。”

当汪氏病逝东瀛，在京安葬已毕，太平洋战争日军之败象毕呈，她那时尽可飘然远引，陈春圃、林汝珩、汪屺等劝之尤烈，而她认为“今日之抗战必胜，已仅属时日问题。有我等在，陷区人民，尚有交涉回护之人，如我等引退，造成政府解体。日军于屡败之余，势将益加迁怒，以我为敌，横加摧残，则陷区人民，将何以堪命？我不忍以一己之安全，贻亿万人无穷之祸害。”这是怎样一种肝胆！又岂寻常妇女所能有此？

她平时的态度凌厉，就是我，也以为她凭借了汪氏的地位。而胜利以后，已经是屈为阶下囚了，在粤被诱捕的经过，已详前述，她仍然对军统中人颐指气使，呼叱诟责，并不曾稍易其常态。据说她系在南京狱中时，最初提讯的时候，狱卒照例直呼其名为陈璧君，她立时瞋目怒叱：“陈璧君这个名字是你叫的吗？当年国父孙先生不曾这样叫过我，你们的委员长不敢这样叫我，你是国民党下面雇用的人，你配这样叫我？”从此，狱卒们不称她为汪夫人，就叫她为陈先生了。她这态度的对不对，是另一问题，而以一巾帼妇人，能不为威武所屈，不是我的阿私，大丈夫且难，况于为一狱囚之女流？

陈璧君晚年，不为人谅的又一点，是指她为好货，在粤东的时候，人言啧啧，诚不免有聚敛之嫌。还记得有一次，周佛海因公将由沪搭专机赴粤，那时我们都还住在上海愚园路一一三六弄的时代，佛海正将启行赴机场，忽然汪邸的副官送来箱箧一事，说汪夫人之命，托佛海带往广州。箱箧体积不大，而极为沉重，佛海笑笑对我说：“或许里面尽是黄白物吧！”这虽然是笑话，而弦外之音可知。

她蚤岁以华侨富室女，毁家输财，投身革命，而晚岁如此，是否都难逃于如孔子所说“及其老也，戒之在得”的公式？但据接近她的人解释她那时的心理状态：

“汪夫人的不免于好货，主要还是在民国二十七年脱离重庆之后，一旦抵达越境河内，艳电发表了，和平主张提出了，汪先生本决意偕同汪夫人、周佛海、曾仲鸣、陶希圣等赴法，而孑身离渝，旅费立成问题，至不得不请重庆派往河内挽劝的谷正鼎向政府请求资助。以后因曾仲鸣的被刺，汪先生认为被迫太甚，起了组府之念，搞政治就需要钱，而汪先生犹留居河内，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林柏生等在香港开始展开活动之时，几乎不名一文，而有赖于周作民、钱新之、杜月笙等以友谊关系资助了港币三万元。汪夫人一生初次受到了那样左支右绌的教训，也许这是使她突然改变常态的最大原因。”

许多人先不满于陈璧君的，迨其身陷缧绁，而依然能强项不屈，对军统人员，对狱卒，对检察官，掀眉怒目，捶台戟指，绝不因环境而有所畏惧，在法庭上的侃侃陈词，理直气壮，须眉且难，就不能不对她刮目相看了。惟其她有着强项的性格，所以她就毅然参加革命；也惟其她有着强项的性格，而后为汪氏开罪了不少同志故旧。

她是虎虎有丈夫气的人，也许一生中很少有流泪的情形吧，但她于民国三十五年六月二日，移送苏州狮子桥江苏第三监狱以后，当陈公博、褚民谊先后提出执行枪决，趋前与她诀别之际，也不免于老泪纵横，泣不成声。汪氏停灵于中央党部之日，卜葬于南京梅花山巅之时，我并不曾看到她如何的哀恸，而与同志生离死别，就无法再抑悲怀，以她一生的倔强，在此等处，可以见得其自不失为情性中人。

当她在苏狱的一段时间中，不少汪政权的人都同系在一处，也许这是她一生中所没有过的温柔吧！她不再是落落的神态，对难友们常常殷勤地抚慰，常欷歔着说：“你们的被累，都是为了汪先生！”有家境贫寒，而不能接济的，她真肯解衣推食。到了盛暑，买了成担的西瓜，分享各人。狱室燠热，她又恳求当局由她出资盖搭凉棚。这时，她又完全表现出是一个慈爱的母性了。

一六二、有须眉气概有儿女情怀

行将于本文中结束陈璧君一生之际，我既已指出了她的小疵，也不能不再补叙她的略历。无论如何，她献身革命的功勋是不应抹煞的，而与汪氏一生的情深伉俪，至死靡他，也是足风末俗的。

陈璧君，字冰如，原籍广东新会县外海人。生于光绪十七年旧历十月初四日，死于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七日，享年六十九岁。她的先人在槟榔屿经营橡胶业，渐成巨富，举家就一直侨居在那里。当清末汪氏奉中山先生命，赴南洋筹募经费，宣传大义。汪氏在各地演讲，而陈璧君还在龀龆之年，竟然醉心于革命而无日不往听讲，她对汪氏似乎是一见倾心，固然为中山先生“驱逐鞑虏”的革命精神所感召，也无可讳言她为汪氏俊朗的丰神所吸引。等汪氏在南洋的任务完成，拟赴日覆命时，她毅然提出了舍弃家庭投身革命的要求。她携带了家财，偕汪赴日，立得中山先生的批准，参加同盟会，并指定住在东京的同盟会女宿舍中。那时革命经费正在最拮据的时代，陈璧君的捐献，起了很大的作用。从此同盟会中的女性同志，陈璧君乃与秋瑾、何香凝鼎足而三。

在留日时期，汪氏与陈璧君之间，除同志关系外，私人情谊也与日俱增。光绪三十四年戊申，汪氏随中山先生河口起义失败之后，再度返日，而同盟会忽起内哄，张继、章炳麟等拟倒孙拥黄（兴），而同盟会在日的唯一机关报——民报，又以清廷交涉，被日政府所封锁，革命大业竟陷于空前低潮。汪精卫认为非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不足以激扬意志，重图团结。他屡与黄复生、陈璧君计议，决定舍身谋刺摄政王载沣，以为震惊天下之举。计议既定，由黄复生先赴北京，设“肖真”照相馆为掩护。汪与陈璧君也于宣统元年十一月相偕而往，因清廷早已悬赏五万元购缉，于是变易姓名，潜踪密藏。经过了三个月时间的勘察，终于觅定载沣由私邸进宫每日必经的地安门外什刹海之银锭桥下，埋藏炸弹，以电流通桥上，拟俟车过，按钮轰之。

自宣统二年庚戌二月十五夜起，汪与黄复生冒寒往桥下掘土，至第三夜，因犬吠惊觉巡逻者，黄汪先后被逮，羁法部狱，清廷以不欲杀汪激使革命行动之加速爆发，又以汪氏文弱韶秀，当庭所书供辞，洋洋数千言，意气激昂，字迹尤挺媚，肃亲王善耆有怜才之意，乃判处终身监禁。直至武昌起义，弛党禁，咨询院对汪案提质询，两广总督张鸣岐，徇粤人请，亦电奏释汪，乃于宣统三年九月初六日奉旨出狱。

当汪氏系狱时期，陈璧君虽以未曾参与掘土工作而独获幸免，但她仍不避艰险，留住北京，奔走营救。在汪氏定谳之前，以为此“大逆不道”的罪名，自将万无生理，而陈璧君独于此时，密函汪氏，示爱意，愿以终身相托，不以生死而易志，这实为恒人所难能。

此后两人情好之笃，可于汪氏在狱中寄陈璧君“金缕曲”一词之缠绵悱恻见之。原词系以长叙，尤反映出那时紧张严重之情形，特为照录如后：

金缕曲（民国纪元前二年北京狱中所作）

余居北京狱中，严冬风雪，夜未成寐，忽狱卒推余，示以纸片，褶皱不辨行墨。就灯审视，赫然冰如手书也。狱卒附耳告余：此纸乃传递转辗而来，促作报章。余欲作书，惧漏泄，仓猝未知所可。忽忆平日喜诵顾梁汾寄吴季子词，为冰如所习闻，欲以书付之，然马角乌头句，易为人所骇，且非余意所欲出。乃匆匆涂改，以成此词。以冰如书中有忍死须臾句，虑其留京贾祸，故词中峻促其离去。冰如手书留之不可，弃之不忍，乃咽而下之。冰如出京后，以此词示同志，遂渐有传写者。在未知始末者见之，必以余为抄袭顾词矣。此词无可存之理，所以存之者，亦当日咽书之微意云尔。

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万事，不堪回首！

国破家亡无穷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了离愁万斗。

眼底心头如昨日，诉心期夜夜常携手。一腔血，为君剖。

泪痕料渍云笺透；倚寒衾循环细读，残灯如豆。

留此余生成底事？空令故人僝僽。愧戴却头颅如旧！

跋涉关河知不易，愿孤魂缭护车前后。肠已断，歌难又。

词中“诉心期夜夜常携手。”“一腔血，为君剖。”又“跋涉关河知不易，愿孤魂缭护车前后。”诸语，一字一泪，柔情如许！与陈璧君函中“忍死须臾”句，均至情流露，感人肺腑。

汪氏出狱以后，有情人亦终成眷属，两人于民国元年结婚，女傧相即为何香凝。终其生，双方情爱无间。民国十二年黄埔军校创办之际，经费不敷，陈璧君犹鬻饰物以助其成。但她除对中山先生执礼甚恭外，其他党内同志，常盛气开罪，国民党元老，几无人不对之不满，近亲中如朱执信为汪氏之甥，且常扬言汪氏而有此内助，将为终身之累，甚有杀之为快之语。汪氏温婉如处子，丰神有玉树临风之慨，陈璧君则肥矮而貌仅中姿，性情又傲岸，但终汪氏之生，未尝有二色。自国事以至家庭细故，汪辄曲徇其意。而陈璧君之对汪，亦爱护无微不至，虽然平时汪氏对之备极容谅，而凡值真怒，陈璧君亦从不敢争。汪氏于民国二十五年结婚纪念日赋七律一首以赠云：

依然良月照三更，回首当年百感并。

志决但期能共死，情深聊复信来生。

头颅似旧元非望，恩意如新不可名。

好语相酬惟努力，人间忧患正纵横。

情意深厚，二十五年如一日，亦正有如诗中所云“恩意如新不可名”也。后五年，陈璧君早垂垂老矣，而汪氏诗中，仍有“悲欢离合无数重，喜尔清光总如故”之句，是真情人眼里出西施矣！

当汪氏在日本名古屋医院病剧之时，前后数月，陈璧君有衣不解带的精神，而为汪氏治疗之胜沼医生告人，汪氏的骨癌症，其疼痛有异寻常，这唯有医生才能知道，但汪氏于病中，尽管在极度痛苦之际，而从不出呻吟之声，对医疗人员的态度，还是谦恭和婉，一如平时。医生嘱咐他的饮食起居，也无不尽量遵守。但陈璧君独多所干预，辞色亦咄咄逼人，但大家原其爱夫心切，从不与争。他们夫妇给人的观感，就一直如此。

以陈璧君的性格，尽管她到狱中，一再表示她有受死的勇气，而乏坐牢的耐性，但当局似乎不欲其死，也不欲其生。民国三十五年初春解抵苏州后，屡经侦讯，就于三月二十八日经检察官起诉，控以“汉奸”之罪。起诉书已编列为“起字三九六号”了，指她在汪政权中担任中央监察委员的职务而外，因她粤寓的案头有着“明”“崖”两本密电码，于是说她“足见与汪骈肩主政，把握实权，声势烜赫，至为明显。”也罗列了她五大罪状：

一、说她惨杀地下同志，但并未举出被害人的姓名。

二、说她两月驻京，两月驻粤，取决粤政，目的在断绝政府物资来源。此点非但说得笼统，而且情罪不当。

三、与汪同恶相济，陈春圃辞广东省长以后，返粤主政达四月之久。又收编张逸舟及前第四路军李辅群部，并派王英儒赴泰为联络员，许少荣调任为民政厅长，何丽闻代汕头市长。

四、主持特务，是因为特工总部华南区本部廖公劭、陈赓廷、简树等有各项情报分送给她之故。

五、用人行政，一切仰敌鼻息。

一六三、陈璧君偿精卫填海之愿

至四月十六日开庭，那天旁听的又是人山人海。其有不慊于陈氏的，以为她平素傲岸，此日俯首就鞠，想看看她的狼狈之态；或有同情于汪氏的，也想听她如何供述，以打破汪政权六年中谜样的内幕。

陈璧君出庭时穿了一件黑色的旗袍，架上一副细边的眼镜，圆圆的面孔，虎虎的生气，仍然是神色自若，目空一切，态度之骄蹇如前，辞锋之凌厉益甚，在面对生死关头之际，而仍能有不屈不挠的表现，汪政权下数以万计的人被逮、被审，当庭不是诿责于被迫参加；就是侈言于先有默契。许多人更作茧自缚，斤斤于当局特制的法条之内，以求解脱。而陈璧君却以为汪政权是一个政治问题，而绝非法律问题，她在庭上的抗辩，为汪氏辩白，为汪政权辩护，为从汪诸人开脱，很少说到自己的个人问题。对当局抨击，对法官讥嘲，有时且近乎申斥，常使检察官韦维清为之狼狈不堪，她的强项，虽巾帼而有愧须眉。在她辩论的时候，旁听席中不时传出掌声，而她的若干言辞，事后更予人留着一深刻的印象。

她指检察官不懂政治，而且也不配懂政治。她不承认汪氏有甚么错误；更不承认汪政权的卖国。她问检察官：“说汪先生卖国，重庆治下的地区，由不得汪先生去卖；汪政权治下的地区，是中国的沦陷区，也就是日军的占领区，并无一寸之土，是由汪先生断送的。在沦陷区是沦陷了的土地，只有从敌人手中争回权利，还有甚么国可卖？日军攻粤，广州高级长官闻风先逃；几曾尽过守土之责？我们赤手把沦陷区收回，而又以赤手治理之，试问我们收回后怎样能交还重庆，重庆又怎样能来接收？”

她又说：“今天，你们以胜利者的姿态来审问我，为什么不想一想？假如当年日本的炸弹，不投于珍珠港而投之于西伯利亚，今天将又是怎样的一个局面？若说为了国家的利益，不得不与他国出之以盟好的手段，这样而就被认为汉奸。那末，中国的汉奸应该不止亲日的汪先生一人。我等为救民而死，我死也甘心了。”

陈璧君在庭上的辩论，虽然赢得若干人民的同情，但并未能变更当局对她预定的处置。或许还是顾念她为中华民国开国的元勋；也或许平时受够了她的睚眦之怨，所以，在民国卅五年(一九四六年)四月廿三日，给她定谳了，却没有要她死，是判处了她无期徒刑的终身监禁。她聆判后对法官说：“我对判决绝对不服；但也绝对不要上诉，因为上诉的结果，必然还是与初审一样。”从此她就在苏州狮子桥的江苏第三监狱中执行，她自称没有吃官司的耐性，而此时偏要让她受尽余生的煎熬。以她躁烈的脾气，又加上目击同囚的陈公博、褚民谊等先后被提出枪决。公博是汪氏最亲密的同志，陈公博、顾孟余为汪氏之左右手，其情形正如中山先生对汪精卫与胡汉民同样的倚畀。而褚民谊又是她的妹婿。当他们就刑前趋前诀别的时候，一向坚强的陈璧君也不免为之老泪纵横了。重重刺激，她致命的心脏病乃种因于此。

当一九四九年的初春，中共渡江前夕，国民政府为应变而南迁，政府重要档案、库存、物资，以及从汪政权中所没收得来的珠宝，非迁穗，即运台。而对羁押在牢狱中的汪政权人物，不知是谁作出了一项特殊的决定，就是：除了已经执行死刑者以外，凡被处无期徒刑以下的一律释放，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分由南京的老虎桥、苏州的狮子桥，一律移送上海提篮桥监狱继续羁禁。当局移走了他们的私产（不能移动的房产等，接收者享用了仅得四年，此时当然也只好拱手让人了），而仍然扣押他们的人身，倒很合古谚“弃椟藏珠”之义。汪政权中被处重刑的百余人，中共抵达沪滨，就像剩余物资那样地转入了中共之手。

那时集中在提篮桥的，现在我还能想得到的名字，已寥寥可数，只及全部的几分之几了。此刻经过了十年的时间，有的已被中共枪决了，如钱大櫆、卢英、潘达等人，有些是瘐毙了，如陈璧君、汪时璟、吴颂皋、徐苏中、盛幼庵等；唯一侥幸的是蔡培的因病得以保释。大部分人则因为禁止与家属通信接见，早已生死不明。

国民政府移交给中共的汪政权狱囚，就我记忆所及，有陈璧君（中央委员）、王荫泰（华北司法总署督办）、江亢虎（考试院长）、余晋龢（北平市长）、潘毓桂（天津市长）、汪时璟（华北联合准备银行总裁）、唐仰杜（山东省长）、陈曾栻（山东省长）、王谟（华北教育总署督办）、刘玉书（北平市长）、邹泉荪（北平商会会长）、陈春圃（广东省长）、罗君强（安徽省长）、吴颂皋（司法行政部长）、钱大櫆（中央储备银行副总裁）、卢英（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长）、潘达（七十六号行动队长）、蔡培（驻日大使）、杨惺华（中央信托公司总经理）、陈日平（上海新闻报副社长）、周学昌（南京市市长）、徐苏中（文官长）、周隆庠（行政院秘书长）、陈济成（驻伪满大使）、郭秀峰（宣传部次长）、夏奇峰（审计部长）、盛幼庵（裕华盐公司董事长）等，我太健忘了，这张名单当然是挂一漏万，而且还不免有误记的。旅中并无参考资料，容俟他日再为补正吧！

我真有些莫测高深，不知当局何以会作出如此的决定？假如汪政权中人真是罪大恶极的话，国有常刑，杀之可也！否则国事至此，何不网开一面？即不然，亦尽可押解台湾，以贯彻其刑罚的目的。汪政权是揭櫫反共的，而那时国府面临的危机，是与中共作生死斗争，那何以定要以反共的人而交诸共党之手？其他的人不必说了，陈璧君既为国民党同盟会时代的老同志，又是对缔造中华民国有功勋之一人，中华民国有国法，国民党有家法，怎样处置她都可以，为什么要以党的元勋，党的中委，而委诸敌人之手，使其备受折磨而终至瘐死狱中？是则徒使亲痛仇快而已，又抑何其忍也！

当一九五〇年我还留在上海的时候，中共对提篮桥的狱囚们依照一般常例，每隔相当时期，还准许家属接见一次。那时据狱内传出的消息，附共的国民党中人宋庆龄、何香凝等，曾经为陈璧君向中共当局疏通释放。而中共的条件，必须陈璧君有“悔过”的公开表示。那年的初春，提篮桥狱内特别集中群囚，召开大会，要陈璧君当众认过。

四年的羁幽岁月，却仍不曾使她豪气消尽，她登台演讲，她说：“如其中共与苏联友好，是为了国家的前途，那末在当年抗战形势不利于我的情况下，汪先生的离渝与日人周旋，彼此又何能分其泾渭？假如说中共政权的建立，是为了为人民服务，那汪先生才是真为沦陷区哀哀无告的人民服务。我是最知道汪先生的人，我有为汪先生表明其心迹的责任。”她并历举汪氏生前与日人争持的事实，始终无一语有所谴责。这一次的演讲，就确定了她的命运，从此也就断绝了她出狱的希望。

移沪以后，陈璧君的病势逐渐恶化了，以狱中营养的关系，以及身受的遭遇，况且已届高龄，至此，也只不过仅能迁延时日。而其家属又都离开了上海，经过接收之后，家产荡然，其公子乃不得不在港重刊汪氏生前遗著《双照楼诗词稿》，以书款戔戔所得，汇沪为她的疗病之需。

至一九五九年的三月，陈璧君病势已到了危急的程度，于是狱方把她移送至监狱医院。又缠绵了三个月，终于在六月十七日下午九时，病逝狱室。自胜利被逮以迄撒手西归，两易朝代，六迁囚处，前后在狱渡过了十三年有余的羁幽生涯，距汪氏之死，且已十六寒暑。因为长子孟晋，次子文悌，长女文惺，次女文恂均在港，三女文彬，又在印尼为修女，上海没有直系亲属留居。当她病殁之后，才由狱方辗转询问其亲友，领尸收殓。有些为了环境关系，不敢挺身出任，最后由一个子媳的近亲，将其遗体领回火化了，一代半命女杰，也终于化为劫灰！

遗灰不久由沪运抵了广州，迟至一九六〇年的仲秋，因办理手续需时，始由家属派亲戚赴穗垣迎来香港。骨灰是陈在一只红木小匣内，洁白无垢，先供在她次女公子的寓所举行了一次家奠，然后雇了一艘游艇，集合了在港的亲友暨同志部属四十余人，静悄悄地乘艇出发，环绕着香港的领海，将骨灰散放在烟波浩淼的海水中。留下小小的一撮，以备他日的归葬首丘。以陈璧君的不以贵贱而易态，与汪氏的不以生死而易志，及其死也，犹以遗灰一偿汪氏精卫填海之愿，她尽管有许多可以指摘的地方，也不能不说始终没有因环境的变易，而湮没她反抗的革命精神，女流中又能有几人可以企及之哉？

一六四、周佛海的私产究有多少

汪政权中汪氏以下最有权力的人物，应该不是陈公博而是周佛海。有人认为我写的汪政权几乎写成周政权，固然我以私人交往的关系，所得资料，实际上偏于佛海的一面，而我于最近一次旅日期内，日人谈到当年的经过，也无不认为汪政权的一切重要事务，自决策以迄执行，事实上泰半也确由佛海独任其难。佛海终于与陈璧君同其命运，瘐死狱中，而政府对佛海的处置，总算在汪政权诸人中已能独邀“宽大”的“恩典”了。

佛海在胜利以前，还清楚当局的态度，他不是亲口向我说过：“张汉卿就是我的榜样”吗？而自日本的突然投降，把他的心思搞乱了，他既自恃有些“功勋”，陶醉于秘密电台中不断传来的嘉奖之语，也许他又中了“国无信不立”的书毒，政府宽大的宣示，使他迷乱了。胜利以后，先之以京沪行动总指挥名义的发表，继之以吴绍澍所说当他面谒蒋氏呈送佛海的私函时，蒋氏读后竟为之流泪的告语。戴笠抵沪以后，又无日不在佛海家中盘桓，两人闭门密谈，当然戴氏更一定曾给他以许多保证。我所看到的佛海那时的态度，有些以戴氏所开远期的支票当作免死的铁券。戴氏对佛海的说服，应该可认为特工史上最大的成功吧！

佛海那时手里握有数十万可以指挥的军队，中央储备银行中存有可以运用的五十多万两黄金，确有举足轻重之势。当局的把他以全力争取过来，真是太聪明的办法，而戴氏仅凭三寸不烂之舌，竟取得了佛海的完全信任，甚至他忘记了身边两个军统中的小角色——程克祥与彭寿且如此其跋扈。他也绝不理蒋伯诚认他飞渝四不可的诤言。在一九四五年的九月三十日清晨，戴笠押了周佛海、丁默邨、罗君强、杨惺华、马骥良等专机飞渝了。从此，周佛海做了瓮中之鳖，也许他还以为只是嘉陵江畔的一名特客罢了。

政府的“肃奸”，照例以肃产始！如周佛海在汪政权中所担任“财政部长”与“中央储备银行总裁”两项职务，一定被认为是堆金积玉，富可敌国了。就在汪政权未覆亡以前，民间早对佛海有过谣传。大约是民国卅二年，他南京西流湾的住宅，以失火重建，实际上日人为见好于佛海，一切建筑材料且都为日方所赠送，而社会上就曾轰传过这一次祝融之祸中，佛海家藏的数十箱现钞，给全部焚去了。连佛海自己也听到了这传说，曾经为之失笑。这几年我又在报刊上看到有人写佛海当年穷奢极侈的生活，说目击过他家里的痰盂也是纯金制的。佛海即使有钱，他到底还是读过几年书的人，又何至庸俗浅薄一至于此。而社会上往往对臆造不经的事实，也居然有人会信以为真的。

如其我说佛海真是一芥不取的话，那是讳饰得太过分了，我为他经手的，盐的方面，盛老三就每月有一定的贡献，其他方面自然也可能会有相当的收入，但我相信他真不曾向他部下要索过。而他所必须支付的机密费，以及应酬各方的津贴与酬劳，每月也为数不赀。尤其他受命担任的地下工作，重庆不会给他经费，他更不能报在汪政权的账上，靠他的官俸，又有多少？挹彼注此，事所难免。然而那时财政部附属的税务机关，也确实贪污盛行。就我直接获得资料，上海所得税局向商人勒索，有一次我一个亲戚因为局方要他交付几十倍于应付的税额而向我叫苦，经我出面斡旋而解决。又有一次，我先父母卜葬沪郊，运柩经过中山路税关时，竟公然要我出卖路钱。有许多事佛海当然是不知道的，有的佛海在“用人不疑”的自信心下，乃使墨吏敢肆行无忌。当时有贪污情形完全是事实，人们当然把他部下的账，一起都上在他的身上了。

佛海也真有他莫名其妙的一套用人哲学。更有一天，我们许多人在与他谈到财政机构的贪污情形，有人且指出某人的如何如何，而佛海却说：“天下乌鸦一般黑，现代还有谁能见利而不忘义的？某人做久了，也许刮得也不少了，应该可以适可而止。如换一个新人去，那将像一个饿瘪的臭虫，吮血吸髓，恐怕更要变本加厉。”他说来似言之成理，但他的言论，有时也自陷于矛盾。民国三十三年，浙江省长项致庄有调动的传说，项方有人托我为他缓颊，我问佛海项致庄是否将调动，他承认是事实。我说：“你与他过去是江苏省政府的同事（佛海任教育厅长，项致庄是保安处长），况且他在浙江任内，不要钱总是事实。”不料佛海竟然说：“假如做官只要不爱钱，那请个泥菩萨去，岂非连饭也可以省了？”而项致庄毕竟调走了，卒由丁默邨继任，以迄于胜利。

佛海手里并没有太多钱的另一证明，他在我所办的南京兴业银行开了一个往来户，专为支付一切机密费之用，盛老三盐方面的钱，也就直接存入这一个账户中，而数年之内，他时常会开出空头支票来，而且数目缺得很多。但周太太手里，不能说毫无积蓄。那时币制在不断贬值的时候，谁都手里不会放什么现款，周太太钱的来源，也并不全是汪政权时代佛海搜括所得。她有的是很名贵的珠宝饰物。

在民国二十八年，佛海刚由香港抵沪以后，有一天，周太太忽然与我谈到“富贵在天”的大道理，她说：民国十六年国民革命军刚刚底定淞沪，有一次淞沪特派交涉使郭泰祺举行盛大的晚宴，参加的都是金融界与所谓上海名流，那晚赴会的贵妇们都盛装而往，满身尽是珠光宝气，而我则了无饰物。当回到我们住的霞飞路霞飞坊的亭子间中时，佛海问我是否羡慕她们的财富，我还笑着说：“我有这个命，将来不怕没有，没有这个命，有了也会保不住的。”不料十二年之后，我现在所有的，珍贵且远远超过我当年在贵妇人身上所看到的。

她说得一时高兴，翌日还坚邀我去国华银行的保管箱中，参观她的宝藏，钻石、翡翠、珍珠、宝石、无一不有，多而且精。我倒禁不住问她佛海哪里来这么多钱买这许多宝物，她说：“我嫁他时，他还是饔飧不继的穷学生，从日本回国后，教书时写出了这本‘三民主义理论的体系’为教材，民十六年后由上海新生命书店印行，成为国民党党义书籍中最权威的著作，全国中等以上学校都采为党义教科书。十余年中，版税的收入着实可观。佛海与我约定了这书得来的版税全部归我，我没有其他用途，就陆续都购置了饰物。”

周太太告诉我的，我相信也是事实。但以后因佛海与女伶筱玲红的一段罗曼史，周太太约了我与筱玲红又同去过一次银行，她愿意以饰物之半分给筱玲红，而换取她正式嫁佛海为妾，三人同住，以便监视为条件。那一次我又看到她的东西是添了不少。也许佛海比较值钱的私产，就是保管箱中的这一批饰物了。

胜利以后，军统的追查财产，不管佛海的实况如何，自然也以他为最大目标了。大约军统也知道佛海手里不会有钱，所以当他与他的儿子幼海一起关在嘉陵江畔时，并没有向他直接查问。而周太太与女慧海则在沪被拘押了，就关在我们移解到提篮桥以后的上海福履路“楚园”，由军统的余祥琴主持追查。日夜不断的疲劳询问，周太太不堪磨折，一度吞金求死。最后，除上海居尔典路以及南京西流湾的住宅早被占据外，国华银行的保管箱被打开了，寄存在亲友处的细软都献出了，仅以身免，才算获得了自由的恢复。

当局有一件不太合理的事：佛海有每天写日记的习惯，汪政权前后六年之中，也一日都未曾间断过，这是有关汪政权最重要的史料，佛海于胜利以后，也把它郑重安放在国华银行的保管箱中。以后保管箱被打开了，这起自民国二十八年，迄于三十四年的七册日记，也一并给军统所没收。而没收以后却不曾当作为文献来保管，而是由主管的中央信托局逆产处处长邓宝光取来供他为私人消闲的读物。当我自牢狱归来以后，周太太以为日记并不是财产，要我交涉索回，整理后为佛海写传记。我曾为之交涉再三，而终遭拒绝。

一九五〇年邓宝光在沪投共。还曾来过香港一次，他抽了佛海民国二十九年的那一册，以为途次阅览之用。带港后为陈彬龢所见而借去。迨邓宝光由港返沪，竟忘未索回。以后陈彬龢以港币三千元的代价卖给了创垦出版社，一度登载于“热风”杂志，又曾出过单行本。这是佛海日记流落人间的经过。至其他的六册，刻已不知散落于何处了。

此外，佛海的私产，有为国民党所漏未查抄的，是愚园路柳林别业的一所房屋，那是民十八佛海正为蒋氏司笔札时，皖主席陈调元为见好于佛海而送他的。共军抵沪以后，周太太自动献交中共，而中共特为此发表了新闻，又把佛海痛骂了一顿，造成求荣反辱的事实。筱玲红成为佛海秘密的外室以后，生了一个女孩子，佛海死后，她则有意为佛海守节抚孤，而周太太余恨难消，与幼海又向中共报告后，籍没了她仅能恃以活命的私蓄。现在从报上看到，迫得她重现色相，又在偏僻的乡镇中登台演唱，重为冯妇了。

一六五、渝郊特客变成虎牢狱囚

国民政府决心兴大狱，以严刑峻法，惩治汪政权中人，别人自不待言，连与军事委员会有直接联系、最高当局承认反正有案的周佛海，对他也仅网开半面。所谓整饬国家纪纲，似乎还在其次，而政府之所以如此雷厉风行，或许更有其外来的压迫，与内在的原因在。 由于美国原子弹的在日境爆炸，苏联大军的向东北进兵，旬日之间，使日本不敢再作困兽之斗，而宣告无条件投降。这使重庆方面全出意外，不期而有胜利来得太快了之感。在手忙脚乱之余，对沦陷区的如何接收，对汪政权中人的如何处置，凭一时的意气与一时的利害，不能不说措置有些乖张凌乱。若说通日即为“汉奸”，那末“满洲国”成立在先，何以恩施格外，政府却下令对满洲中人除溥仪等已被苏联俘虏者外，概置不究？若说伪满中人在东北沦陷后为国家权力所不及，至被迫参加，因而法外施仁，则伪满久经日人训练且有较佳装备之数十万军队，又何以不予收编？反供中共利用，增厚其力，而贻陆沉之祸？

民国二十六年抗战军兴，本来刑法中早有着外患罪与内乱罪的规定，而政府还特订了“惩治汉奸条例”。胜利以后，又感觉所谓“汉奸”也者，其成立之要件，要在政府管辖区域内为虎作伥通敌谋叛者而言，汪政权成立于沦陷区内，根本不合条例之规定，于是事后量身裁衣，于行为完成之后，而又因法无明文处罚，于是重加修订，以贯彻严办的目的，这不能不说根本违反了刑法“不溯既往”的大原则，也伤损了国家的法治精神。修订之前，政府草案中本有“协助抗战，有利人民者得减免之”的规定，一送国民参政会讨论，主持审查的为专唱高调的大炮傅斯年，把草案中的“免”字改为“轻”字，于是即使立过天大的功劳，只要一有形迹之嫌，即难逃“汉奸”之罪。

国家惩“奸”以外，却还附带着另一项副作用。抗战期内，军费支出浩繁，财政不免于拮据，因此乃谋桑榆之务，于是而法币对中储券，应该以二十八对一收回的，弄成为两百作一，使人民于劫后余生，更负担这一项不合理的损失。而对汪政权中人，更有没收全部财产之规定。本来籍没抄家，系封建王朝之苛政，现代刑事政策，应没收之物，明定仅限于犯罪所得，当局不择手段的措施，不特为后来开恶例，也只便了贪官污吏的私图，于国库既无裨补，徒使社会秩序陷入混乱。

国民政府本身，在抗战八年中，鉴于汪政权中人不乏“身在曹营，心存汉室”之辈，在敌人铁骑之下，犹躬冒万险为中枢效命，未必一一都欲置之于死地。中共尽管于胜利以后，对汪府中人收容了不少，我所知道的军人就有吴化文、郝鹏举、李明扬等，文人就有高冠吾、邵式军、袁殊等。但中共有着他的政治目的，第一：汪政权揭橥反共，此点与重庆不无有些声应气求之处，而对中共则自然视为敌人。其次，沦陷区为全国的心脏之区，地域且广及苏、浙、皖、鄂、赣、粤、冀、鲁、豫，以及内蒙诸地，而规复接收，悉由政府主之，共产党乃以惩“奸”为借口，实欲造成收复区混乱之局面。因此，重庆时代的政治协商会议，中共所提政治条件的第一项，即为严办“汉奸”。大概重庆当局只要对本身并无直接利害，也落得顺水推舟，于是收拾起“宽大”的诺言，实行“纪纲”的整饬。在中共的心目中，是以“毒”攻“毒”。于是军事上则东北的伪军，人弃我取，林彪悉数收容之后，即资为攻略之资本。而收复区内，既称伪民，即无人不可涉嫌，至弄得鸡犬不宁，人心全失，卒成失去大陆悲剧的原因之一。

迨至实行“肃奸”，倒霉的一批，家里有些钱，则“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平时有些睚眦之怨，则一封匿名信，如响斯应，缇骑立至，罪责难逃，连祖宗传下的基业，也一并没收，本人则两年半徒刑，已算从轻发落。至于法院经办人员的贪污盛行，“有条有理，无法无天”，那是口碑载道，通国皆知。幸运的则除了被认为有“组织关系”而得幸免之外，还请他们驾轻就熟，箕豆相煎。此外，势力与人情，也有起死回生之效。这里可以举出男人女人的一个例子：蓝妮初押在上海南市看守所，立法院长孙科表示是他的“敝眷”，于是当局爱屋及乌，得邀释放。从维新政府而转入汪政府为“水利委员长”的杨寿楣，胜利以后也拘押在南市，据说他的令妹杨令茀，在美国与杜鲁门的特使马歇尔相识。马歇尔使华后，在与最高当道谈话中提及了他，又因投鼠忌器，而免予追究。如此的“肃奸”，一切表现的事实，又几曾真像为了整饬国家的纪纲？

而“肃奸”运动的由“宽大”而严办，由政治解决变为司法审判，关键所在，可说完全由于军统局长戴笠的突然撞机横死所致。戴笠一死，没人再挑得起这副千斤重担。事实上除了部份日宪兵的密探、翻译等丧心病狂之徒，利令智昏，甘为虎伥以外，其他以人事上的关系，或多或少都会与派驻在沦陷区的地下工作人员有所接触。而反间谍工作，则以军统总其成，事关保密，其间细微曲折之处，唯戴笠一人知之。戴笠死，既无人敢向蒋氏直接进言，亦且无人有此肝胆，敢蒙庇“奸”之恶名，挺身为人洗刷。所以戴笠一死，上海的军统看守所就把所有羁押的人，一律移送法院，卸除重担。也正因为戴笠一死，周佛海就憮然地说：“雨农死，我也完了！”

这个嘉陵江畔的特客——周佛海，因相信戴笠的话而毅然赴渝，因听到戴笠的死而爽然若失。他是向不会作诗的人，狱中于无可奈何的生活中，也学吟咏以寄慨，录其两诗如下：

偕妻儿幽居渝郊嘉陵江

山草萋萋山鸟飞，乡居虽好意多违。

亲朋远隔音书断，妻子同羁事业非。

满目疮痍悲浩劫，连天烽火欲安归？

国忧家难浑无赖，愁对嘉陵送落晖。

送内子由渝飞沪

前途风浪恶，骤别更魂消。

家室皆分散，天涯共寂寥。

凭栏温旧梦，对月立中宵。

明月惊相顾，关山万里遥。

佛海的诗是不足道的，但可以反映出他狱中哀怨的心境。“前途风浪恶”这一句，也可见其一旦身入瓮中之后，自知前途必然凶多吉少。果然，在一九四六年的秋季，汪政权的人早已全部解送法院，陈公博梁鸿志等且已执行死刑，他也被以专机押解赴京，关在首都高等法院的老虎桥监狱。这里我先抄一段佛海任江苏教育厅长时，为其编审室主任的湖南同乡易君左所记探望佛海在京狱时的情形如左：

“我从西北回南京，遇着周佛海的夫人杨淑慧。我说：‘我要看看佛海去。’淑慧很惊奇，同时淌出了眼泪来。这是因为当时在南京的周佛海的朋友以及他的部属，都讳莫如深地怕提起周佛海三字，免遭‘汉奸’的嫌疑，自然更没有人敢到监狱去探视他。

“一天，我随杨淑慧到老虎桥。杨淑慧真是一位既淑且慧的太太，她费了多少心思，化了多少钱，才打通了狱吏的途径，每周可以出入监狱两三次，送点衣服和牢饭，还得经过严厉的检查，看人嘴脸。

“我被引进去后到了一处，一派高墙里面，有一栋小房子，周佛海等便幽禁在那里。墙中间开一个小小的圆窗，由粗铁丝网着。周佛海从小窗子那边出现了，穿一件长袍，光着头，气色还好。一见我来，笑着说：‘君左，隔着铁窗，我们今天无法握手了。’这次是他重庆出走后，我们第一次见面，百感茫茫，而他还幽默如常。我站在窗口和他谈了一小时之久，他只希望我送些画报给他，因为这里太寂寞，旁的东西又都不许看。

“和佛海谈话将毕，发现窗内小院里一个正打着拳的停下手脚，走来窗口看我，原来就是罗君强。君强是我的朋友，又是我的学生，他还那样年青、漂亮，比以前还胖了些，满脸堆着笑容，向我频频点首。我和罗君强又谈了一些话。接着窗口又出现两个面孔，一个是丁默邨，一个是杨惺华。丁默邨罩着一个口罩，说是伤风，杨惺华有些憔悴，神态仍自若。

“哪知第二天，丁默邨便被拖出枪毙了。周佛海那时已由特赦改判死刑为无期徒刑，罗君强是无期徒刑，杨惺华比较轻一点。（笔者按：杨惺华初审亦被处无期徒刑，上诉中政府迁穗，案卷遗失，无法定谳，共军渡江前夕，亦被移沪转入中共之手，以迄于今。）我和他们谈话后便告辞出来，周佛海忽然又喊我回去，我问：‘还有什么事？’佛海又笑道：‘你回去最好写一篇文章，题目是虎牢探奸记，是汉奸的“奸”，不是监狱的监字呀！’我也笑了，对佛海道：‘你还是这样开玩笑。’

“关在牢狱里还开玩笑，我真佩服他的镇定。”

一六六、蒋氏官邸中低沉的哭声

佛海解抵南京老虎桥监狱以后，经过了首都高等法院检察处的例行侦查手续以后，不久就被正式起诉了。除了一视同仁的所谓“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之罪外，更着重他所负财政与金融两项的责任。为了预防听审的人太多，特地借了夫子庙的大殿为法庭。而法院对他，也显得特别郑重其事，由首都高等法院院长赵琛亲任审判长。开审的那天，果然旁听席上座无虚席。在鞫讯中，周佛海的抗辩，也不时为掌声所打断。这现象，陈公博、陈璧君而外，周佛海鼎足而三。我们不应引以为喜，该为国家的法治前途而叹息。

赵琛与周佛海原是朋友，那天当然一个是堂皇高坐，一个是局促阶前。赵院长倒真是不念旧谊，执法如山，当照例问过了姓名、年龄、籍贯、住址以后，奇峰突起，问到了题外文章。赵琛问：“你的离渝随汪，参加伪组织，是否为了想做部长？”佛海答：“审判长是知道的，我部长做够了，民国十八年我就做了中央民众训练部长，民国二十七年我又代理了中央宣传部长，我并不希罕为了想做部长而参加南京政府。”

佛海对于被诉“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的抗辩，他说：“这一点的起诉，与我的情节太不相符。我参加南京政府的前半段，是‘通谋敌国，图谋有利本国。’因为民国二十八年底我随汪先生离渝之时，唯一国际通道的滇缅公路被英国封锁了，我们的与国英美两国，仍然对日本一味抚绥，抗战形势极度危险，我希望能与日本直接谈和，以挽救危亡。我参加南京政府后半段的情节，是‘通谋本国，图谋不利敌国。’在与日本直接谈判之后，我发觉日本的并无诚意，我更通谋了本国，希望做些不利于敌国之事。我与中枢数年之中，既已取得直接联系，我的一切工作，也大都奉中央之命而行，假如不是原子弹提早结束了战争，在中美联合反攻时，或许我会能有更多的表现。”他并举出了戴笠、蒋伯诚、吴开先、何世桢、袁良、张叔平等许多有关人士为证人。

佛海在庭上说的话，以我与他六年中交往之密，我相信他说的话的确是由衷之言。而且，有部份太机密的话，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领袖的尊严，他因顾识大体，宁愿不为自己辩护而隐忍了下去。退庭之后，当他被押返监狱时，成群的新闻记者上前去请他在纪念册上题字，他只写了一句话，是“十年以后真知我。”现在已是离他题字在十年之后了，国际的形势如何？中国的现状如何？台湾与日本间的关系又如何？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无奈给他不幸而言中了！

佛海一切的辩论，并不曾影响政府既定的方针，初审的宣判，还是处了他以极刑。虽然还有声请覆判的机会，但前途太渺茫了，也真太险恶了。佛海的夫人杨淑慧知道刻舟求剑，一味倚仗法律的正当途径，将无法挽救她丈夫的性命。她了解到中国人法律不外乎人情的话。佛海在参加汪政权以前，不但随侍蒋氏，前后十有余年，而且为部长、为中委、为CC的十个最高干部之一、为黄埔系的领导人物。凡是政府中的要人都是他的同志与朋友。周太太几乎向所有有力量的人磕遍了头、诉尽了苦，但谁也为了避嫌之故，不敢向蒋先生进言。

她救夫心切，不得已而呼吁于异党。因为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在沪成立时，佛海以日本海外支部代表资格为出席的十代表之一，而且还被选为副主席（主席是陈独秀），据说：毛泽东还是由他在长沙曾公祠会面谈定，而由他介绍入党的。毛以次周恩来等中共要人，在沪、在汉，也都与佛海曾经有过一段香火之缘。所以当周恩来到南京时，她去看了他，要求他向当局说情，这本来是病急乱投医的办法，也不过姑妄试之之意。而共产党人不愧透剔玲珑，真能窥测别人的心意，他告诉周太太说：“我不是不肯为佛海帮忙，我不说，有人还能念他十余载追随之旧谊，六年中驱策之微劳，或许尚能有一线生机。我一说，是反速其死了。甚至，你今天来看我，也万不要让别人知道。此外，假如佛海手里还握有任何证据的话，赶紧呈送上去，好让别人放心，也许还能有救。”周太太听得毛骨悚然，知道他说得有理，倒并不是托词推却。

在“肃奸”运动中，自有许多掮客在四处活动，招揽生意，有人介绍她与某一个保密机关的首长夫人见面，那位贵夫人拍胸担保，自称回天有术，代价是黄金一百五十条（一千五百两），周太太相信她的丈夫确实有此魄力，于是东拼西凑，如数筹措到了这一笔巨数送去。以为赎命有方，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不料钱是化了，而最高法院的判决，还是维持了高等法院死刑的原判。现在佛海唯一可以不死的机会，只有国民政府主席依照约法之规定（那时宪法尚未制定），予以特赦之一途了。

佛海生前最好的朋友，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的同事陈布雷，从民国十六年起，蒋氏所发表重要的文电，大半出于他们两人之手。他们私人间更有著很深的友谊，平时两人几于朝夕相见，无话不谈。佛海离渝随汪以后，固无时不以布雷为念，民国三十四年春，由蒋伯诚转给吴绍澍面呈蒋氏的那一封佛海的私函，一开头就是这样写的：“职离渝经过，惟布雷知之最详……”有人怀疑佛海离渝，不会让布雷知道，但我誓言目睹佛海的亲笔函中，确实有此二语。周太太一切营救的方法都走尽了，最后只有不断向布雷哀吁。布雷一生唯谨慎，他只知如何效忠于蒋氏，很少应朋友的请托而肯向当局有所进言。为了友谊，也经不起周太太的纠缠，他竟破例地为他昔日的朋友，向蒋先生恳求，而且终于得到了蒋氏的同意，给予周太太谒见的机会。

到了蒋氏指定的日期，由保密局局长毛人凤陪同下，领她到南京蒋氏的官邸。进入室内，蒋氏已经坐候在那里，周太太一见到这国家的元首，是她丈夫多年忠心相事的领袖，现在，生死就操在他的手上，她止不住眼泪簌簌地下流，面向着他，立刻就跪倒在地上，她只剩得抽咽与悲泣，什么话也没有讲。其实，什么话还用得着讲吗？佛海为什么要参加汪政权？参加以后与蒋氏之间的关系如何？胜利前这六年中他做了些什么？戴笠虽然死了，蒋氏应该是最清楚的一个人。今天，周太太所祈求的，不是什么功罪是非，而只是能留得她丈夫的一条性命。她以无言来代表千言万语，除此而外，她还能说些什么呢？

室中的空气，显得凄凉而严肃，除了周太太低沉的泣声而外，万籁俱寂。蒋氏面色也很郑重，还不时皱着眉头，终于他向周太太以轻缓的语调说话了，蒋先生说：“这几年，对东南的沦陷地带，还亏了佛海，我是明白的。起来，安心回去吧，让他再在里面休息个一两年，我一定会让他再归来的。”蒋氏的寥寥数语，以一个私人的家室来讲，已经是生死肉骨的纶音。她爬在地上再磕了三个挚诚的感激的头，含着一泡眼泪，随了毛人凤退出官邸。

这一段事实的经过，是我从牢狱里回来以后，周太太在怅惘与悲痛中亲自告诉我的，应该不会是什么空中楼阁。

周佛海的一生，风险重重，这次已经是他第二次的死里逃生了。民国十六年清共的当时，他由武汉逃奔南京，途次上海，为陈群杨虎所捕，几遭枪决，也是由周太太的奔走营救，得以逢凶化吉。这次终审已判处了死刑，最高当局又以一念之仁，面允贷其一死，而他终于在精神体力无法支持下，最后病死狱中，而他的不克自永其年，未免太辜负了当局对他破例顾恤的大恩大德了！

一六七、全国一人政府下令特赦

是蒋先生所答应的事，还有什么办不到的？更何况区区周佛海的一条性命。终于经首都高等法院初审判处死刑、又经最高法院覆判核准、更经周太太声请覆审遭驳回之后，事实上已只等司法行政部的命令执行了。山穷水尽，正是束手待毙之时，民国三十六年春，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公布了一条特赦令，承认周佛海于民国三十年起，已向政府反正，胜利以后，维持地方有功，依照约法，予以特赦，将死刑改处为无期徒刑，终身监禁。原令如下：

民国三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国民政府令：

查周佛海因犯“惩治汉奸条例”第二条第一项第一款之罪，经判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现据该犯呈报：其在敌寇投降前后，维护京沪杭地治安事迹，请求特赦。查该犯自民国三十年以后，屡经呈请自首，虽未明令允准，惟在三十四年八月十九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续为转呈，准备事实表现，图赎前愆。曾令该局局谕转知该犯，如于盟军在苏浙沿海登陆时响应反正，或在敌寇投降前后，能确保京沪杭一带秩序，不使人民涂炭，则准予戴罪图功，以观后效等语，批示该犯，则可免其一死。经交司法院依法核议，前据呈复，该犯既在敌寇投降前后，能确保京沪一带秩序，使人民不致遭受涂炭，对社会之安全，究属不无贡献。可否将该犯原判死刑，减为无期徒刑，理合呈候鉴核等情。兹依约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准将该犯周佛海原判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此令。

主席蒋中正

对这一条特赦令初看一下，觉得一派官腔，无穷笑话。若逐字细读，更觉矛盾百出，好似为作者所杜撰。当这一份特赦令发表时，我犹在缧绁之中，报纸为狱中禁物，转辗觅得一份，略一过目，就觉怀疑满腹。数年来我只记得其大意，而早已忘记了明令的原文，直至本书写到此处，为求真实起见，穷了数日之力，始于香港大学的冯平山图书馆中，检出民国三十六年香港“国民日报”的三四月份合订本，将所刊载之原令，一字不易，照抄发表。于再度捧诵之余，前尘历历，益使我发生了无限感想。

因为：政府之所以对周佛海颁令特赦，说是由于周佛海于判处死刑之后，始行自动呈报其于敌寇投降前后，维持京沪杭地治安有功。佛海的曾否呈请，我并不知道，但他对东南治安真是维护有功的话，事非细小，有关机关，所司何事？而必待本人呈明经过，始予考虑？这说法徒然显得官吏的太过懵懂，而国家对功罪的太过马虎。

其次，命令中事实上无异承认了周佛海的与重庆暗通款曲，最迟亦为民国三十年（即一九四一年汪政权成立之翌年）间的事，而命令中偏偏不说反正，巧妙地称之为“自首”。试问周佛海人在京沪，又何能向重庆自首？如系通过与军委会联络之秘密电台为之，双方既经通报，则既经取得联络，自为获准反正，而决不应再称为自首。况佛海时犹置身虎穴，当局尚须加以运用，更何能“明令允准”？如“明令允准”，不啻明告敌人，加速其死。再按当时“惩治汉奸条例”中本有明文规定，凡于胜利前自首有案的，得免除其刑。佛海如果确已自首，则司法之判决应为“免刑”而不必再劳国家元首之特赦。即依普通刑法之规定，犯罪自首，应减轻其刑，法律仅有鼓励之规定，从无拒绝之理由（刑法总则第六十二条），所谓“屡经呈请自首，虽未明令允准”云云，就法论法，束身待罪的自首，居然也有准不准的，是奇闻也；亦笑话也！

而更大的笑话是明令中说：“惟在三十四年八月十九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续为转呈，准备事实表现，图赎前愆。曾令该局局谕转知该犯，如于盟军在苏浙沿海登陆时响应反正……准予戴罪图功，以观后效等语。”查日本政府通过其国家通讯社（同盟社）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为民国三十四年的八月十日，日皇与铃木内阁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则为同年八月十五日。那末八月十九日，日本早已投降了，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为什么再要于此时转呈？国民政府又为什么再要令周佛海“如于盟军在苏浙沿海登陆时响应反正”？假如我当时对这一条特赦令，不留一些印象，现在又于国民党主办的党报“国民日报”上照抄下来，连我也将认为是语无伦次了。当局的所以在这三百余字的一条明令中弄得矛盾百出，而又完全抹煞了在胜利前佛海对于抗战的“不无贡献”，也足见其还有着我所不知道的微妙曲折在内。

此外，再就这条特赦令来看，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纯以法律立场来说，假如佛海真是屡经呈请反正，那末“处理汉奸条例”中本有明文规定：“有协助抗战，有利人民之行为者，得减轻其刑。”姑不论佛海之投汪，是否做过有利人民之事；而佛海之反正，总属为了协助抗战。那么佛海在法庭上的自白，以及他所提供的人证物证，足够证明他确已反正，那何以司法人员毫不采信，不予末减，而仍处极刑？即不说司法官有违法之嫌，也就不能辞其失入之咎。

其次，胜利以后，政府对参加汪政权的较重要人员，一概否认了暗通款曲之事实，如陈公博对军事方面，与顾祝同、何柱国有联络。情报方面，民国三十一年（一九四二）起即有两个秘密电台与重庆通报：一是与委员长侍从室的刘百川，一与军统局的陈中平。甚至为“维新政府”首长的梁鸿志，也且与行政院长孔祥熙有联络，而法院对之，全加抹煞。

周佛海的离渝随汪，事前是否先得当局的核准，事关国家机密，佛海生前，我从来不敢向他探问，但他的离渝，既然陈布雷“知之最详”，我是深知布雷的为人的，他对蒋氏的忠贞，与他一生处事的谨慎，我想他是绝不敢欺蒙领袖，如此大事，竟会隐忍不报。即佛海等抵沪以后，汪政权即将创建之际，谈全面和平，则沪渝之间，犹且信使络绎。与重庆有密切关系的钱新之、杜月笙、周作民等，在港仍公然作双方桥梁，暗通声气，且曾资以经费助其活动，一切蛛丝马迹，通国皆知，而政府竟撇得一干二净，何以必要装得如此壁垒森严？

其实政府能运用几个“叛徒”，正显的手段高明。或许当局既以汪政权中与日人周旋，称之为“通敌”，则政府与“伪组织”的“汉奸”们有来往，岂不成为“通奸”？通敌叛国固不可，通“奸”谋国，其名亦不雅驯，为了政府的尊严，为了领袖的威信，牺牲几个人以显出当局的威风正派，大约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吧。问题就在司法人员的颟顸无能，既不懂法律，更不懂政治，对周佛海两审中本可依据事实、证据、法律，判他一个无期徒刑，岂非可以丝毫不着痕迹？而定须于严刑峻法之后，再劳国家元首出头露面，法外施仁，下了一条牛头不对马嘴的赦令，使民间加深了“双簧”的误会。这一批法官，委实太不更事了！

蒋先生亲口向周杨淑慧答应羁押一两年后，仍然将让佛海回复自由，而结果特赦令下，仅能免其一死，据说那是蒋氏左右，有人竭力反对之故。然而不使佛海“明正典刑”，即使这一份恩典，已经算是浩荡的异数了。抗战八年中，陈公博之外，沦陷区南北政权首长中，“临时政府”的王揖唐，“维新政府”的梁鸿志，以及“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殷汝耕，既无一幸免，而次一级的人物，如梅思平、林柏生、丁默邨、齐燮元、傅式说、胡毓坤、李讴一、管翼贤、姜西园等也不稍宽贷。

据民国卅六年（一九四七）七月廿三日中央社发表司法行政部正式公布关于处理全国“汉奸案件”情形，截止是年六月底止，检察方面已结者四万零九百五十四件，未结者八千二百六十一件，其中起诉者二万三千四百二十四人。审判方面，已结者二万一千五百九十件，未结者七千一百五十七件。其中科刑者二万六千九百七十人，判处死刑者三百卅一人，处无期徒刑者九百零二人，其他为年期不等之有期徒刑。连同军事机关合计，处死刑者已有二千七百二十人，无期徒刑者有二千三百人。如此说来，周佛海的特邀宽赦，虽不能还其自由，已属全国一人，恩出自上了。

特赦令中也提到他于胜利之后，维护地方秩序，不无贡献，对此我更有两点感想：

第一、所有汪政府的武装军队六十万人，佛海可以指挥的，总在半数以上。如其他负隅以求自固，或投共再图一逞，东南半壁，尚不知是谁家之天下。中枢也未尝不明白这一点，所以尽管对汪政权的军队称之为伪军，而仍悉予收编，对伪官几概予录用，孙良诚、吴化文、郝鹏举、李明扬、张岚峰等只要手上有实力，即不再问其功罪是非，甚至佛海的直系部属熊剑东（税警团副团长），也且为中央所重用。而佛海独以输诚出于至诚，所保全者尤多尤大，乃俯首听命之余，反而难逃罪责，虽宽赦而仍为罪囚；虽非明正典刑，仍然病死狱中，与其他诸人相较，不能不为佛海叫屈。

第二、胜利后佛海所保全的，所谓地方秩序，不幸而涂炭者为生灵，对政府来说，尚非有关痛痒之实利，但“中央储备银行”移交之黄金五十万七千两，既不无对国库稍有裨补。所谓敌伪物资，珠宝已经入库，房屋供官员居住，其他于“劫收”时代大部份早已化公为私外，而政府于民国三十五年六月二十日公布：已经变卖之敌伪物资（未变卖者与直接公用者当然尚未估计在内）价值已达法币二千五百六十九亿余元。这保全的力量，也应该归功于佛海。中枢的予以特赦是情真理当，但特赦而仍为终身监禁，仍不免显得其尚有欠恢宏也。而在佛海则已觉出于望外，他听到了特赦的消息，曾吟有句云：“已分今生成隔世，竟于绝路转通途。”时年恰为五十。

一六八、周佛海身历兴亡感慨多

政府特赦的结果，并不能留得佛海一命。他于一九四四年患过一场心脏病的重症，缠绵经月，本已到了绝望的地步，幸赖日政府派遣专家由日飞京，携带了一枚特效药及时抢救，始得夺回一命。但是医生曾告诫过他，最少要充分休养半年，不仅要戒酒戒色，而且绝对不能再劳心劳力。而以当时佛海在汪政权中所处的地位，委实由不得他偷闲憩息。起床以后，仅仅经过两三周的时间，就照常办事了。他需要应付汪政权的政务，又要完成重庆所加给他的任务，日夜操劳，当时即感有难于支持之势。

胜利以后，事实上佛海已经一反常态，完全失去其固有的光芒。半生酒色淘空了的身体。汪政权六年中要应付宁渝两方繁剧与复杂的任务，他时常因发高烧而卧病，当呻吟床榻之时，仍然要力疾处理必要的工作。胜利后局面初变，就给他重重刺激。他与陈公博从民国十年共同发起中国共产党时起，已经为朋友、为同志。在汪政权时期，又同为汪氏左右的股肱，两人也比较投机，而汪政权才告解体，在南京就因周镐事件，几至兵戎相见，造成无可解释的误会。我更明白他内心中的无限彷徨，因为他为重庆所做的工作，都是由秘密的无线电台通报。从重庆发来指示与嘉勉的电报，尽管由军统局出面，电文前面也总写着“奉委座谕”等字样，但都是由他自己派人录下的电码，如其当局否认，就算不得什么反正的真凭实据。他唯一认为可以表明心迹、表现事实的，就是如特赦令中所说：“如于盟军在苏浙沿海登陆时，响应反正。”

从民国三十二年，日军在太平洋作战初露败绩时起，他已处心积虑地在积极布置。军事方面，他与汪政权下的各地军人积极联系，俾一旦有事，收指臂之效。而他更以“税警团”与“上海市保安部队”的几万人，为基本武力，拟俟美军与国军联合大反攻时，在敌后发动，里应外合。在日人监视之下，就是这样的秘密行动，也正如佛海上蒋氏的亲笔函中所谓“急则泄露堪虞；迟恐准备不及。”至卅四年的夏，第三战区派来的高级参谋章鸿春，就是为了作策反配合的决定。在军费方面，他以“中央储备银行”的名义频年购进了大批金条，更以收购纱布、发行金证券等名目，逼迫日本将成吨成吨的金块运沪积储，表面上是为“中储券”的发行作准备，实际上是筹措未来策反的军费。

在宣传方面，于民国三十四年的六月底，将我在沪主办的“平报”停版，积储资材，留用人员，加强设备，以为反攻时敌后宣传之用。无如两枚原子弹结束了战争，胜利真是来得太快了！他的苦心尽付流水，让他永远失去了明心迹、建功勋的机会。已往的劳绩既不可恃，未来的命运无限渺茫，于是使他变成焦急、烦躁、彷徨与深思。以我旁观者的观察，一切既已转眼成空，壮志销磨，只落得个求生之念。戴笠来沪与他数度见面，他已经失去了自主力，要他拆除家门口的防御工事，他照办了；要他解除卫士的武装，他听命了；甚至要他飞渝候命，他也随同启程了。

在重庆郊外嘉陵江畔幽居的时候，妻子杨淑慧、儿子周幼海也同被羁禁，而军统对妻女追问财产的严厉，处处显出情形险恶。他所唯一寄望的人物戴笠，又复撞机身死，使他禁不住说出了“惊心旧友成新鬼；澈耳呼声变怨声”的哀诉。陈公博、褚民谊等的先后执行死刑，不仅是兔死狐悲，自然更是惊心怵目。

由渝解京以后，当年是何等声势，此日情移势易，与一般旧属同作狱囚，尽管他故作旷达，还说什么“敢嫌朋旧世情凉”，然而人情上的刺激，毕竟给他以过分的难堪。同难中人，有的因为他舍弃了其他的同僚部属飞渝，说他独善其身，而不断的加以冷嘲热讽。甚至有人在法庭上的供辞，一切都诿责于佛海，自称所以参加汪政权，是为佛海用手枪所逼成，过去所做的事，又都说是奉了佛海的命令。我敢说佛海从未强逼过一个人参加汪政权的，否则如潘××如贾××等，谈得不合，就任其半道中止，毫不为难。如吴开先早为瓮中之鳖，且百计让他远走高飞。其他的人，当汪政权盛时，钻头觅缝，事唯恐不成，官唯恐不大。即有些不失为可用之才的，一经表示婉谢，佛海总说士各有志，不要去勉强他们。这时一切诿过于佛海，他虽不怕担当许多的枝枝节节，但在心理上总不能了无感触。

所使他最伤心的是他一向认为最亲最信的杨惺华与罗君强，对他从当面指骂而至觌面不交一语。他们会白着眼、横着眉向佛海说：“都是你害了我！”他们两人的竟至如此，这是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杨惺华是她夫人杨淑慧的胞弟，交大土木系毕业，一向在内地做建路造桥的测绘工作，生活得很清苦，随了佛海于民国二十八年抵沪时，年纪还不过二十六七岁，他为佛海管理经济，佛海因他年纪轻，总说他是小孩子，而惺华也向以孩子自居，“哥哥、哥哥”地叫得异常亲热，一切奉命唯谨。佛海有时天真地问别人，“惺华这小孩子怎样？”人们因为是他的内弟，秉疏不间亲之义，也异口同声的说他年少有为。于是佛海由怀疑而深信了，推心置腹，委他做财政部的总务司长，做中央信托公司的总经理。他好货而又好色，这六年中着实享受过不少的福，而平时也以恩人视佛海。佛海飞渝时，到了这生死关头，且还带了他同去，足以见得佛海的心理上对他亲到什么程度。

至于罗君强从学生时代就受佛海的提携，以他一个大同大学与大夏大学都读得未曾毕业的人，把他栽培得战前为总政治部的主任秘书、为海宁县长、为南昌行营秘书、为行政院秘书。汪政权中，为部长、为省长，那时他当着佛海的面是一味恭顺，背着他的身是骄蹇万状。他恨不得包办佛海的一切，也为佛海树了无数的敌，人们不满于佛海的，大都由于君强的开罪，对陶希圣就是一例；与李士群又是一例。他平常老着面皮对人说，他与佛海，就是曾左。佛海居然相信他“忠实”而“廉洁”，关于后一点，在他犹在存亡莫卜之时，我不想说什么了。记得当他由空洞的“边疆委员会委员长”发表为“司法行政部长”时，他高兴得有些忘形了，竟然向我说：“以前我只知随周先生为进退，现在我对汪先生有了知遇之感，以后唯汪先生的马首是瞻了。”

佛海是自命用人不疑的人，他就相信君强操守的廉洁，与对他的忠诚。而到了狱中，如此亲者信者的面目且毕露，他如梦初醒，追悔莫及，刺激既深，还会有什么生趣？以他一个久病之躯，能经得起几多身体上精神上的折磨，当他在五十初度时吟出了“身历兴亡感慨多”的诗句以后，病了，病了，而且这一回是致命的绝症了！

一六九、廿八天惨叫口鼻中血痕

周佛海何以不病于特赦之前；反病于特赦之后？则以特赦令只免其一死，自分前途之命运已定，终身将永无重见天日之时，一年多强自打起的精神，挣扎到最后，此际乃于绝望中不复能支持，气一泄，从精神的打击，而影响到躯壳的崩溃。

胜利前他的“通谋本国”，本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原为尽其在我，不存一丝徼幸之想。既曾经对我说过：张学良的遭遇，就是他的榜样，最后呈蒋先生的一封私函中，更有：“俟最后胜利之来临；甘愿受钧座之严惩，斧钺所加，死且瞑目”之语，他这时真是置死生于度外。而最后胜利终于来临了！当局对他，好似恩宠备至，他既陶醉于蒋氏读其私函后为之雪涕之传言，以为前情可恃。而委令皇皇，复锡新命，付以维护京沪之重责，亦不啻为承认其反正之证明。军统局长戴笠在沪时之密室私谈，必有承诺。专机送渝，亦且以为政府曲庇有心。这不期而来的际会，让他忽然滋长了偷生免祸之念。尽管在重庆幽居时不免于终朝忐忑，而仍然寄望于过去密电中所传来的温辞。

所以，尽管他再由重庆押解到南京，尽管昔日共事诸人如陈公博、如梁鸿志、如梅思平、如缪斌、如褚民谊等，已先后身殉。而他还以为或可独邀恩遇，因此还能保持着一股旺盛之气，与病魔相搏斗。尤其在首都高等法院受鞠时，南京市民的赶赴听审的，数以万计，旁听券争领一空，使法庭上坐无隙地，迫得法院特装扩音机而通院外，以便利无数市民能在街头倾听到他在庭上的供辞。市民观审的心理，不像在看一个“大汉奸”最后的结局；而似在考验一个号称法治国家的能否持法维平。

他最后一次审判是在民国三十五年的十月二十一日，那天他穿了一件灰绸的长袍，手里挟着一大叠文件，态度镇静，他自己所作最后辩论，历时竟达三小时之久，且不时为听审市民的掌声所打断。

他说到：“请到庭的市民为我作证，当年被指为‘伪组织’统治下南京的物价与治安情形，较之胜利后的今天现状如何？”全庭报以一片掌声。他又把策应大反攻时，所布置与配备的兵力，加以详细说明，认为没有原子弹而实行反攻，政府不知将如何地倚重他？胜利以后他如不为国家，不为地方，只为自己的话，则凭他一念之间，东南半壁又岂是今天的局面？

佛海殊无愧为蒋氏多年的近侍，循理说法，侃侃陈辞，供未毕，而掌声又大作。政府认为可杀的“汉奸”，而人民乃给以同情与鼓励，但这样对佛海并没有一丝好处。他是一生搞政治的人，而于此生死关头之际，忘记了政治的是非功罪，岂真会凭什么公道人心！从开庭到宣判这期间，他竟另外有了一番陶醉。因为他认为家属的到处磕头请托，必然会有人肯向当局仗义执言。一百五十根的金条，也应当能发生一些法外的效力。人民在听审时所表现的同情，或许让法官能有一些考虑。此外蒋氏读信时的泪影，军委会堆积如山的档案，许多人证在法庭上的证言，在在对他有利。

陈公博、陈璧君、褚民谊等从辩论终结到宣告判决，法官们好像成竹在胸，所定的日期只是短短几天，而佛海十月二十一日开庭至十一月七日判决，历时竟达半月有余，大约是以他在汪政权中那样重要的一个人，而与蒋氏过去关系又是那样密切的一个人，主审者不敢擅专，大有可能是欲向层峰请示。他想得太多太好了，但幻想终属幻想，宣判之日，庭长赵琛、主任推事金世鼎、陪席推事葛之覃升座宣读主文，还是认为罪大恶极，判以死刑！

据说：在向最高法院声请覆判以后，家属已经事前获得了消息，不能平反，不邀末减，仍将维持原判。他在接读家书时，看到了自己未来的命运，始知欲求为张学良之续而不可得，悔恨交萦，忽然眼前一片漆黑，对纸上的字迹竟至全难辨认，他用一只颤抖的手，将家书授给同室的人代为诵读，他听完了就默然而倒。这时，他明白了兔死狗烹，毕竟是千古一辙！

最初佛海是心脏症复发，慢慢的变成为其他疾病的并发症，牢狱里一个囚犯的抱恙，本来算不得什么大事。他自己也到了哀莫大于心死的地步，就一任他的病况一天一天地加剧。在特赦以前，他是被禁押在看守所，还是几个人同一囚室，先后与盛幼盦、卢英、马骥良等同室过。

三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国民政府恩施格外，把特赦改死刑为无期徒刑后，案已确定，就于四月四日，移解首都监狱，独居一室，从此更乏人对他照顾了。在病势恶化中，同难的人也看到情形有些不对，劝他赶紧医治，他总叹口气说：“我太相信了政府，而我太对不起那么多朋友，还是早点死了的好。”

病势就于迁延下越来越沉重，前后约有一年的时期，已经变得形销骨立。至民国卅七年的初春，渐趋于绝望之境。当局倒特别为他指定了陆军医院的郭院长为他诊治。连政府的军医也认为如继续幽囚，在医药与设备等一切处于如此缺乏的状态下，生命将无法挽救。

佛海的家属，在接见时自然也知道了这么危急的情况，日夕在外四处奔走，要求保外治疗。按理，依照法律，囚犯患病非保外治疗显难痊愈者，一定应当准予交保（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十四条第三款，又监狱行刑法第五十九条第一项），即依人情而论，既然蒋氏有让他再休息一两年后可以回来的诺言，也有再度施恩的可能，而杨淑慧尽了她最大的努力，用尽了一切人情上的请托，都丝毫未能稍动当局之心。

佛海与死神经过了将近一年的挣扎，已到了油尽火灭的阶段，在他死前的一两个月，变得既不能睡，亦不能坐。他把被褥叠高起来，就日夜俯伏在这上面，喘息着、呻吟着。最后周身痛楚，经过了二十八昼夜不停地惨呼号叫，至死前的六七日，因为全身的肌肉已经销尽。郭院长为他施行肌肉注射时，以臀部只剩得一层宽弛的皮，不得不改在大腿的后肉为他勉强注射。甚至已经为他注射过了，而佛海竟茫然不觉，还连问医生针打过了没有。到了此时，佛海身体上的感觉也已完全丧失，病入膏肓，连郭医生也为之摇头叹息，毫不讳饰地告诉狱中人，周先生已经危在旦夕了。

延至民国三十七年的二月，终算他受尽了两年半的折磨，以五十一岁的中年，就这样静静地死在南京老虎桥的囚室之中。死后，同难的人发觉佛海的口鼻等处，有流血现象。他致命的病源是心脏，即使有其他并发症，又何至惨怖一至于此？这委实太使人难以索解了！我想佛海是不会瞑目的。

记得他那次大病之后，曾写过一篇文章交给“古今”杂志与“平报”发表，内容完全叙述他那次的病况。结尾的一段大意说：古人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其实并不尽然。他引用了一段广东的民间故事，说有一次某县洪水为灾，一村的人都被淹毙了，独有一老翁因攀登树巅，未遭灭顶，于是大家都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相祝颂，谁知过了一年，他上茅厕大解，失足下坠粪坑中，因年老力衰，无力自拔，乃不死于清流，反而淹毙于粪窟。他文末更慨叹地说：“我这次的病已处绝望之境，而意外地告痊了，但局面如此，不让我寿终正寝，恐怕未必是福兆吧，我尚不知将来何处是我的死所呢？”

他那篇文章是交给我去发表的，我当场看了一遍，至最后一段，觉得他病既好了，又何必再作如此悲观的论调，认为不但语出不祥，而且也太觉气短，曾力劝他加以删除。而他当时还认为是我迷信，苦笑着向我道：“一切我们只能尽人事以待天命，不幸处身在这样的环境中，而又担任着这样尴尬的角色，日本与重庆，反正总有一面不会放过我们的，我文中的这几句话，有感而发，并不全是无的放矢。”当时我是瞭解他的心境的，于是不再多言，就让他全文发表，这一篇还收入在他所著的《往矣集》中。谁知一语成谶，而他不病死于四年前安适的家中，而终于病死于四年后凄凉的牢内。大难不死，也真是如他所说的未必定有后福！

佛海也不能不算是一个人才，否则他历事蒋汪，何能如此获得两巨头的信任？他前后侍从了蒋氏十有二年，久参密勿，在蒋氏左右，陈布雷与他，应推为当代两枝健笔，在民十六至二十八年之间，蒋氏的重要文告，几乎都出自这两人之手，以后虽离渝随汪，以他过去与汪氏毫无渊源之人，而汪氏对他言听计从，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而能够应付裕如。我所看见佛海所有政治上的决策，以及人事上的安排，凡有签呈，汪氏照例亲笔批“如拟”字样，佛海之对汪氏，不仅有知遇之隆，且有知己之感。而他自汪政权之建立，更无日不思全面和平之实现，俾蒋汪再度携手，以收拾这残破的山河。

他于民国三十年前与蒋氏的有無默契，虽不敢悬揣，而三十年以后的密电来往，终朝不绝，佛海在汪政权中的任何措施，几无不向重庆事先请命，而当局于胜利之后，似乎把这一切全部抹煞了。不过，为什么要赦？既赦了，为什么不让他生还？而政府只知避“通奸”之嫌，任令一个有为的人，瘐毙狱室。佛海是否真是辜负了国家、辜负了蒋先生呢？盖棺也未必就算论定吧！

一七〇、两辆客货车数十名家丁

佛海逝世的消息，翌日刊载在报上，我那时刑期未满，在牢狱中看报才知道这噩耗。我与他有二十余年的交谊，在汪政权六年的时间中，他之对我，更可说是推心置腹，既从未有疾言厉色相加，而有时在私室之内，我反而时以直言诘难，他非但不以为忤，而且与我心平气和地于研讨之后，立即幡然改图。这样做朋友且不易，更何况在政治圈内？人生难得者知己，当其撒手尘寰之际，安得不使我有腹痛之情？我的刑满释放，本离他的死期只一月有余，我还在打算一经出狱，立即赴京探问，谁知缘悭一面，就此永隔人天。在报上看到了他的噩耗，回想到从前我所耳闻目击的一切，更使我兴了人间何世之感。

我出狱三四个月以后，是民国三十七年的秋季，佛海定期卜葬，我特地由沪赶往南京。

他西流湾的住宅，早已在“王侯宅第皆新主”的情况下，不知作了哪一位达官的私邸了。周太太在成贤街后面一所陈旧的民房中借了两间破烂的房间，前面的起居室中设了他的灵位，后面是她的卧室，陈设简陋，一派的凄凉景象！短短三年，再也想不到这就是烜赫一时周佛海覆巢后的家了。我向他的肖像行了礼，周太太一面哭，一面为我诉说了这三年来的经过。她看到她丈夫的朋友，居然又活着回来了，自然更增加了她的一份伤感。我只呆呆地望着她，竟不知怎样用言语来对她慰藉。

南京是我太熟悉的地方，那里有着我的许多朋友，更有过我一手辛苦经营的事业。民国十七年与十八年，我先后曾经担任过陈立夫主办的“京报”，继罗时实而为采访主任。在阎冯战争时代，中央日报因需要派往平汉线的随军记者，又奉陈立夫之命而承乏采访主任，都曾有过短期的勾留。汪政权建立以后，我先在那里办了一张“中报”，又创办了一家南京兴业银行，我更必需不时去南京照料。这次刑满归来，为送佛海之葬而重莅斯土，面目全非，本已有隔世之慨。

最使我感喟的两件事，我忽然踅到过去常去的“三新池”洗澡，而一群侍役看到我又复生还，以惊喜的表情来欢迎我，听到此来是为了送佛海之葬，一致对佛海说出了无数悼惜的话。他们身处在胜利后的环境中，而竟意外地还在怀恋“伪组织”的一切。当我洗完离去之时，他们一致说账已代我付过了，是他们怜悯我破家之后的贫穷？还是对“汉奸”竟会另有一番亲切？这一份人世间的温暖，使我感动得几乎下泪。

出来路经中华路，那里是我手建的南京兴业银行的大厦所在，当然此时已易主多年了。而我那天经过那里时，门口有人正在工作，我上去一看，原来大厦兴建时，门口有一块石碑，我是立石者，上面自然刻着我的名字：“立石者董事长×××”，而石匠的工作，却正在凿去我的名字。为什么竟那样凑巧呢？好像特地选择了此日此时，专为凿给我看似的。凿石的工匠，又哪会想到旁立的一个人，就是石上的我。从前看到咏别人的“起高楼，楼坍了！”尚且那样地伤感，我自己面对着如此场面，那时心里所感到的滋味，自然更可想而知。如我一个渺小的人身经世变，且复如此，又何怪周太太那样地悲伤欲绝了。

佛海卜葬的一天，更是凄凉万状。他过去是蒋氏的亲信、蒋氏左右的红人，此刻胜利重回，满朝朱紫，也尽是他当年的老友。而今天到了老友黄土埋身的时候，谁还会想到这当年的旧侣，敢去灵前一吊？政治上无形的威胁，甚至竟毁灭了五伦中的友情。即使有人有诣奠之心，又谁敢作蒙嫌之举？同志的勇气，还不如听审的市民。

佛海的灵柩是寄放在一处佛寺中，那天只雇了两辆大汽车，一辆是运货的卡车，一辆是南京载客的公共汽车。运货车上装了佛海的棺柩，亲朋远避，只剩所有佛海京沪两处公馆中的副官侍役，此时虽早已星散，都改投到别处服务，而全部数十名，此日却整整齐齐地请了假，远道赶来，向他们的旧主人致最后的敬礼。他们就团团围在运货车上的棺柩之旁，还像对佛海生前那样地小心卫护，柩前也寥落地只放着我所送的一枚大花圈。那辆公共汽车上面，家属之外，昔日亲友故旧就是我、“中央储备银行”的总务处副处长石顺渊，以及“财政部次长”陈之硕的夫人。当两辆大车在通衢行使时，谁也不知道这是周佛海的葬礼，谁也不曾特别投以一瞥。

车子停到了南京郊外的永安公墓，静悄悄地数名扛夫，把棺柩慢慢地送入了墓穴，那时万籁俱寂，四野萧条，只有周太太的悲恸声，秋风初动，震撼着四周的树木声。大家围着墓穴，眼睁睁看到佛海的下葬。他生前的声容笑貌，他当年的苦心孤诣，使我感不绝于心。墓穴中石灰只装得半满，周太太为了劫后艰难，连这区区小费也靳惜了。棺木入土，就潦草地封闭了墓穴。一个曾经为国家尽过力的人，就这样长眠于地下，而且将永远带给他以一个“汉奸”的恶名。但是佛海应该可以瞑目了！且不说什么遗爱在民，元首的皇皇特赦，市民的盈庭掌声，还不够补偿你六年中的蒙垢受辱吗？

佛海在湖南原籍本有发妻，生死不明。元配为他生有一子一女，子一向在抗战区军队中工作，与佛海已久不通音讯。女亦已适人，在胜利的前一年，由湘来沪，依父以居，搬家后即不知所往。续娶杨淑慧，本出湖南世家，其父杨卓茂，为留美前辈，还是我在上海市商会任职时的同事。民国十年，佛海由日本来沪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时，两人由邂逅而热恋，那时佛海不但是一个穷学生，而且原籍还有妻子，她家长反对他们的结合，而淑慧不顾一切出奔偕赴日本，亲操井臼。

她也生有一子一女，子幼海，胜利后鉴于父亲的遭遇，以一时的愤激而远赴苏北，加入中共。因为参加了曾任“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的一系，中共进驻上海后，曾任公安局下面的经济组长。在一九五一年中共“三反五反”时，上海部份的饶漱石、潘汉年、杨帆等遭到整肃，幼海也多年已不知踪迹。他娶了交际花施丹苹，一度夫妇都表示得十分“积极”。女慧海，与吴颂皋之子离婚后，改嫁给一个在美商保险公司做事的广东人，我只知道他的英文名是Winston陈，前数年在港，现在已到了星洲去。此外佛海与筱玲红还生有一女，在日本与一个日妇生有一名女孩，是托他的好友冈田与伊藤照顾的，现在应该都早已成长了。

当我于一九五〇年离沪来港前，还不时到周太太南阳路赁居的一所小公寓去，她那时已经病了，饱经患难，忧伤成疾之外，生计也已陷于拮据。或许为了佛海之故，愤国民党之无情，而又幻想于佛海为中共的最早发起人，因此与中共方面颇有来往。那时中共正需要熟手，认为佛海方面或许有几个专门人才，就经过她的推荐，借用了不少汪系旧人，其间如戴霭庐（中储沪行经理）、戴英夫（原名鹏天，清党前为中共江苏省委，汪政权时代任教育局次长、上海市教育局长等职）、刘星晨（浙江财政厅长）等，都曾正式为中共工作。她还不断写信给毛泽东、周恩来等，希望赴北平一谈，而覆信总被婉拒。

国民党把她抄了家，独有愚园路柳林别业的一所房屋，是陈调元送给佛海的，竟漏未籍没，而周太太又自动献给了中共。中共发布新闻时，直称“查周逆佛海，为著名汉奸，通国皆知，……”等语，周太太如此的求荣反辱，我对她“丧家之犬”求自保的心境，却寄以无限同情。这几年消息不通，据说她已经又被逐出了南阳路的小公寓，而且以贫病交迫而去世了，但愿这是海外东坡之谣。

当我还留沪时有过这样一段经过。有一天我方去看周太太闲谈，有一位穿着“人民装”的人来访，一问是奉了“上海市长”陈毅之命，因为中共要修党史，而对于民国十年在上海白尔路渔阳里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后以法捕房的搜捕，而逃往嘉兴泛舟开会的情形，已经无人能详道其颠末，佛海写过那次会议的详情，刊在他生前所著的《往矣集》上，因此毛泽东来电索取。而周太太手头已无存书。因为《往矣集》后来是我为他出版的，我家里还留着仅有的一本，就取来交给来人带走了。想不到佛海生前对于国民党，仅留得一本《三民主义理论的体系》，而对于共产党，则是这一篇最重要的党史了，人已云亡，一切又何关于他的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