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长使《长征》泪满襟（李敖）—第十八章——歃血结盟

长使《长征》泪满襟（李敖）

曾任《纽约时报》副总编辑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E·Salisbury），是美国一代名家，是名作家、也是名记者。他一生遍访了许多战场，不是吊古，而是鉴今。1983年以前，他出版过二十四种书籍，尤以《列宁格勒被困九百天》（The 900 Days——The Siege of Lenin grad），为其中经典之作。可是，到了他出版第二十五种书——《长征》（The Long March）以后，真正的经典之作，又重新立下了里程碑。

这本《长征》是索尔兹伯里七十六岁时，用“脚”写出来的作品。七十六岁这年，他带着心脏病患者的心脏节律器、带着打字机、带着七十岁的老婆和朋友、助手，爬雪山、走草地、穿激流、登险峰，靠着现代的交通工具吉普车、面包车和越野车的帮助，穿过七八个省份，走了七千四百英里、历时七十四天，终于从中国赣南到达了陕北。这条长路，是当年中国共产党徒步走过的坎坷道路。当年他们离开赣南出发时，有八万六千名同志；在一年之后，在七千多英里的行军、战斗、挨饿、受冻之后，在翻越了一千座高山、二十四条大河之后，在备尝大地的荒烟漫草和人间的万苦千辛之后，他们到达了陕北。可是，沿途八万名同志牺牲了、走失了，最后，只剩下六千人了，九分之八的理想主义者，就这样离开队伍了。

“长征”，在中国共产党的说法是“长征”，也叫“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国民党的说法，是“匪军的西窜”、是“两万里大流窜”……虽然在沿途中，“似乎每走一里便要经过一次战斗”，但是，他们的目的不在战斗，而在保存主力，西走求生。他们像是《出埃及记》（Exodus）似的做出“出江西记”。江西虽是他们的“老巢”，可是，在他们的敌人蒋介石的“五次围剿”下，八个游击区都归于瓦解，就这样的，他们步上了征途。

索尔兹伯里在书里写道：“本书记录了五十年前的长征，资料是从数百次采访以及文件和档案中搜集来的，我向中国人提出了我能想到的所有难题，他们尽力做了回答，常常是一遍又一遍地查对史料，直到弄清事实为止。”在这种实地又实际的求真作业以后，索尔兹伯里写出了这一名著，并且加以意在言外的引申。

他引申说：“长征是一篇史诗。这不仅是因为淳朴的战士及其指挥员们所体现的英雄主义精神，还因为长征实际上成了中国革命的熔炉。它锻造了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打垮蒋介石、夺取全中国的整整一代的人和他们兄弟般的革命情谊。”可是，曾几何时，“这种兄弟情谊在毛晚年发生的疯狂动乱中消失了，给这部英雄的史诗抹上了一层悲剧的色彩。”

在“抹上了一层悲剧的色彩”下，在“毛泽东晚年的那些动荡不安的岁月，也是‘文革’和‘四人帮’当权时期。毛的那些参加了长征的同志，那些曾经在困苦和流血牺牲的战斗中休戚与共的人，都被整得七零八落。许多人离开了人世；许多人在‘文革’的恐怖之中去世；有些人是被害而死的；许多人还在监狱里苟延残喘。那些年，谁是长征英雄，谁就会被那些争当毛的接班人的人戴上罪魁祸首的帽子。”

在这种整肃当年“长征”同志的无情与炎凉下，绝处逢生的变化来了，——毛泽东终于死了，“那些幸存者现在又奇迹般地掌了权。他们在邓小平领导下，使中国踏上了他们所说的‘新长征’。这一新的长征与几十年前的长征同样艰巨，它很可能成为当代伟大的社会和政治试验。”

索尔兹伯里说，从1934年“长征”踏上征途，到1949年中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段时间里，中国政治舞台上充满了英雄主义、人间悲剧、阴谋诡计、血腥残杀、背信弃义、低级趣味、军事天才、政治诈骗、道德追求、精神向往和个人仇恨。纷繁杂陈，不一而足，即使是大文豪莎士比亚也写不出这样浩瀚的故事。而令人神往的是，故事还没有完，恐怕永远也完不了。”这种意在言外的论定，正是这本《长征》的具有经典之作的意义。读这本书，绝不止于看这些理想主义者们的坚苦卓绝，不止于看他们的伟大、勇敢、热情与牺牲，不止于看他们“兄弟般的革命情谊”，而要延伸去看，去往下看，看他们在“长征”之后的变化，在打天下成功之后、在为祖国建立天堂之后的变化。在这种变化里，残余的那九分之一大难不死的同志，“都被整得七零八落”了，或含恨以殁，或被害而死，或“在监狱里苟延残喘”……“长征”对那九分之八死者说来，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对那九分之一的残存者说来，却是“革命成功我该死，长使‘长征’泪满襟”。这种满襟之泪，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长征》的“故事还没有完，恐怕永远也完不了”，用冷眼与热情去看它、看它、含泪看它，泪下之余，才是我们最能掌握的血淋淋意义。（《长征》中译本下月由李敖出版社出版。）

1989年7月28日

《长征》短说（李敖）

李敖出版社即将出版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E. Sqlisburv）的《长征》The Long March，我亲加配图，补充附录，以期使这中译本，比原本更为完善。这种李敖出版社的版本胜于其他一切版本的信誉，已由我树立很久。此书也不例外。

在有心人开始读这本好书以前，我觉得我该加写这篇导读，以清眉目。

1954年，中共《历史研究》（双月刊）第二期里，有一篇《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概述》，对《长征》有简明扼要的叙述。作者缪楚黄说：“长征”是指1934年至1936年间，中国工农红军自长江南北各革命根据地，向陕西甘肃一带的大规模战略转移。参加长征的主要部队有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二方面军和第四方面军。第一方面军是毛泽东、朱德等同志领导的当时最强大的一支人民军队，本来活动于江西南部、福建西部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第二方面军在长征以前本来分第二、第六两个军团：第二军团是贺龙、关向应等同志领导的，本来活动于湖南，湖北、四川、贵州的边境；第六军团是任弼时、王震、萧克等同志领导的，本来活动于湖南东部、江西西部的湘赣革命根据地。红军第四方面军是徐向前等同志领导的，在长征以前，本来活动于四川北部、陕西南部的川陕革命根据地。上述红军的三个方面军，是红军的三大主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千百次战斗中锻炼出来的人民军队。1930年至1933年间，它们在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指导或影响下，在反对蒋介石匪帮的四次全面围攻中，曾经取得辉煌的胜利。1933年10月，蒋介石匪帮又动员了一百万兵力。对红军发动了第五次全面围攻。这次围攻本来也是可以粉碎的，但当时，‘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者，违背了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思想。采取了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和其他错误政策，结果红军在苦战一年之后，仍不能不离开革命根据地进行突围长征。”

这段话，显然在过誉了毛泽东，因为若照毛泽东所说。真的脱离了根据地，而“突进”到江浙平原，再“以主力向湖南前进”，能否成功，大有疑问。基本上，第五次“围剿”是蒋介石“堡垒主义的新战略”，这新战略是国民党的洋顾问，打垮了共产党的洋顾问。在新战略下，江西不能久守，乃势属必然。所以，“长征”的踏上征途，也是迟早的事。

“长征”虽然对中国共产党说来，是艰苦的磨难，但是因祸得福，却也是事实。在“长征”中因祸得福，从此取得领导权的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说：“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

毛泽东这段话，是1935年“长征”刚结束时讲的。他对“长征”的历史意义所做的肯定，有着预言式的准确。但是，历史意义是延伸的，它不止于“长征”结束时的1935年，也不止于中共打到天下时的1949年，而延伸到1959年、1969年、1979年、1989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都不错。

但是，从延伸的历史意义来看它，“长征”更是考验“英雄好汉”的试金石。这些“英雄好汉”，为理想和祖国，受尽了千辛万苦、跋涉了千山万水、历尽了千变万化、牺牲了千军万马。在任何单位都是千千万万的代价下，他们为理想和祖国打出了一片天下，使理想乍现、使祖国生光。可是，好景不常，他们之中的“英雄好汉”，竟以“杀功臣”式的封建方法，迫害起同在“长征”道上的自己同志来。这种无情、这种凶残、这种疯狂、这种不义，“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也是自古所无的。从这种延伸的历史意义看，今天我们重温“长征”，与其说是“为匪宣传”，却又何尝不是“思想反共”？——从“长征”的对比中，看共产宗教带给人们的瑰丽、多彩、褪色、与狰狞，岂不正是我们最好的教训？——为理想和祖国献身的人们啊！又心归何处？

1989年7月29日

《长征》中文版自序（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将近五十年前，美国记者斯诺通过他的优秀作品《红星照耀中国》首次向世界介绍了中国红军的长征。

《红星照耀中国》于一九三八年在美国出版。当时，几十万美国人，包括我自己，读了这本书，从中得到了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的初步印像，同时对他们的目标和救国抱负，对他们的艰辛和牺牲精神，也有了了解。《红星照耀中国》后来被译成中文即《西行漫记》，使整整一代中国人首次读到长征的英雄事迹。

我见到斯诺是在二次大战期间。这时我俩都是战地记者，恰巧都在苏联采访关于苏联红军作战的消息。我们一起上前线，报道苏联红军如何击退希特勒的部队，如何把他们从苏联领土上清除出去。斯诺和我自然常常谈到中国。那时，报社的编辑本来要我在莫斯科的报道任务结束后即动身去重庆。可是，后来计划变了。

尽管二次大战期间我未能去中国，但是我同斯诺的多次交谈，加深了我对长征的兴趣。关于长征，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这样写道：

“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一部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

斯诺本人就很想写这样一部史诗。

岁月流逝，到了七十年代初，中美之间长期的敌对情绪开始消融，美国人又可以前往中国旅行，接触开始增加了。这时，我下了决心：如有可能，一定要实现斯诺的遗愿，争取写出长征的全过程。当然，令人深感遗憾的是，斯诺本人没有写一部长征的历史，否则他可以趁几乎所有的长征干部都还健在，趁他们可以提供第一手材料的时候，把这部历史写出来。然而，斯诺未及如愿便与世长辞了。

因此，本书是我热望实现斯诺未完成目标的产物。我能如愿以偿，这多亏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了我莫大的帮助与合作。

一九七二年，我向已故总理周恩来首次提出要写这本书，请他批准。然而，此事直到一九七六年他和毛泽东主席相继逝世和“四人帮”垮台后，才有了进展。事实上，“四人帮”如不垮台，我写长征的事情，那是不可想像的。

一九八三年八月，终于获得了官方的批准。一九八四年三月，在我的妻子夏洛特的陪同下，随后在中国人的好朋友、中国社会及历史问题专家谢伟思的协助下，我在北京开始了研究和搜集资料的工作。

一九八四年四月、五月和六月，我们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馆长秦兴汉将军和外交部译员张援远的陪同下，进行了七千四百英里的旅行，几乎完全沿着第一方面军的长征路线行进，途中也涉足了第二、第六军团和第四方面军战斗过的部分地区。在那边远地区漫长的旅程中，我们主要乘坐吉普车、小型客车和指挥车，行进在当年红军男女战士们完全徒步走过的地方。这在一九三四年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今天仍然如此。只有亲身走过这段路程的人才能以现实主义的方式描绘出长征中的战斗和艰难困苦——特别是过雪山和草地。

在中央、省和地方当局的配合下，我对许许多多长征的幸存者进行了个人采访。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党和政府中曾担任过或仍担任着要职。我还向全国和地方的历史学家征求了意见。档案工作者还特别为我提供了新的材料和历史细节。

这本长征的纪实，就是在这种合作和协助的基础上脱稿的。它完全是中美人民合作、共同努力的成果。我并不认为它已经探讨并揭示了这部史诗的一切方面；也不认为每项细节都已披露于世。事实上，尽管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中国专家们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工作，仍有许多问题有待作更充分的研究。正如我的一位中国同事曾明智地说过的：“这并非盖棺论定了。”在某些问题上，幸存者们的回忆是相互矛盾的。还有一些问题的档案材料已在殊死战斗的混乱中散失了。

我必须强调，关于长征的结论和解释是我本人所作。我曾征询过中国当局的意见和看法，但是书中的观点和结论由笔者自负责任。

这本关于长征的书自从一九八五年十月在美国出版以来，在很短的时间里为数众多的读者都读了这本书，该书还在欧洲和亚洲的主要国家以及许多小国翻印出版。那些从未阅读过红军壮丽史诗的人们，现在可以从某种意义上开始了解那些为了中国革命事业而不惜牺牲的男男女女的品质。他们将从这里开始知道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大无畏事迹。他们仅仅从统计数字中就开始明白红军所作出的牺牲有多么重大——一九三四年十月，八万六千名男女从江西出发，到一九三五年十月，毛泽东率领的这支第一方面军抵达陕北时只剩下大约六千人。

现在，美国、欧洲和世界各地，人们对于这么多年以前由一支规模不大、不引人注目的中国男女组成的队伍所进行的一次军事行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如果中国读者对此表示不理解，我只能重复埃德加·斯诺就这场“激动人心的远征”说过的话——它过去是激动人心的，现在它仍会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钦佩和激情。我想，它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一九八六年三月于美国

《长征》及其由来（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每一场革命都有它自身的传奇。美国革命的传奇是福吉谷。福吉谷的战斗业绩已铭记在所有美国爱国者的心中。在度过了那次严峻考验之后，乔治·华盛顿和他的战士们踏上了胜利的征途。

法国革命摧毁了巴士底狱。对俄国革命来说则是攻占彼得格勒的冬宫。当时巴士底狱中仅关押着七名囚徒，而布尔什维克进入冬宫则易如反掌。因为冬宫只有一些年轻人和妇女在守卫。但是这些都无关紧要。它们都成了革命的像征。

一九三四年中国革命的长征却不是什么像征，而是考验中国红军男女战士的意志、勇气和力量的人类伟大史诗。

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行军”，不是战役，也不是胜利。它是一曲人类求生存的凯歌，是为避开蒋介石的魔爪而进行的一次生死攸关、征途漫漫的撤退，是一场险像环生，危在旦夕的战斗。毛泽东曾说，“长征事前并无计划，没有让我参加长征的准备工作”，他到最后一刻才接到撤离的通知。——但是长征却使毛泽东及其共产党人赢得了中国。本世纪中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地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从红军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在华南渡过浅浅的于都河，直至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即共产主义在地球四分之一人口生活的土地上取得胜利，长征把中国这段历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中国革命的道路是漫长的。清朝的没落是一个缓慢而又痛苦的过程。它国内软弱无能，国外受到西方军事、技术及经济上的强权压迫。历经一百年，中国革命才获得成功。最早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带有假基督教神秘色彩的太平军起义，接着是一九〇〇年同样神秘、疯狂和排外的神拳义和团。一九一一年，孙中山领导的组织涣散的民主革命者终于推翻了帝制，而其后中国却陷入了自公元前四百年的战国时期以来从未有过的混乱之中。

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至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这段时间里，中国政治舞台上充满了英雄主义，人间悲剧，阴谋诡计，血腥残杀，背信弃义，低级趣味，军事天才，政治诈骗，道德追求，精神向往和个人仇恨。纷繁杂陈，不一而足，即使是大文豪莎士比亚也写不出这样浩瀚的故事。而令人神往的是，故事还没有完，恐怕永远也完不了。

一九三六年，埃德加·斯诺在陕北的黄土高原采访了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人，首次向全世界揭示了这出悲壮的人间戏剧。这些共产党人是一年前到达陕北的。他们经历了六千多英里的行军、战斗，他们挨饿、受冻，他们穿越了地球上最险峻的峰峦沟壑和荒无人烟的辽阔地区，横渡了二十四条江河，据毛计算共翻越了一千座山。

据说一方面军开始踏上征途时约有八万六千名男女战士。一年后的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可能只有六千人与毛一道抵达陕北。

我首次在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中读到长征。许多中国人也是从这本书的中文版本中得知长征的。这本书使我，也使成千上万的人思潮澎湃。当时斯诺写道：“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他曾经想写过，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于一九七二年首次到达中国。随后，我与中国通谢伟思联名向现已故去的周恩来提出了沿毛率领的红军进行长征的路线采访，并撰写长征史实的建议。在此以后十几年里，这一建议又反复提出过多次。

建议如石沉大海。那时正是毛泽东晚年的那些动荡不安的岁月，也是“文革”和“四人帮”当权时期。毛的那些参加了长征的同志，那些曾经在困苦和流血牺牲的战斗中休戚与共的人，都被整得七零八落。许多人离开了人世，许多人在“文革”的恐怖之中去世。有些人是被害而死的，许多人还在监狱里苟延残喘。那些年，谁是长征英雄，谁就会被那些争当毛的接班人的人戴上罪魁祸首的帽子。

要在那种情况下撰述历史是没有多少机会的。即使是一九七六年毛逝世，毛的遗孀江青及其死党被捕与受审，我也未能迅速打开通往长征之路的大门。只是在邓小平逐渐掌权，老英雄们得到甄别平反并担任要职之后，更为重要的是，只是在对历史逐渐采取了较为现实的态度之后，才开始有了能实现沿长征路线寻访的计划。

那些年变化很大，但我要记录长征史实的决心没有动摇，只要力所能及，我就要实现这一计划。一九八三年八月，终于得到了来自北京的信息：通往长征的大门敞开了！我可以随意使用各种物力、档案和史料。我可以沿长征路线旅行，走遍两万五千里，一里也不少。后来我听说，这一决定主要是两个人作出的，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将军和前外长黄华。

一九八四年三月一日，我和妻子夏洛特飞往北京，对幸存下来的高级将领、党的重要人物（有些死于“文革”）的遗孀、档案管理人员和历史学家们进行了一场旋风式的采访。不久谢伟思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在北京逗留了一个月之后，我们踏上了寻访长征路线的征途，陪同我们的有北京的中国军事博物馆副馆长、长征历史专家秦兴汉将军和外交部高级译员张援远。

我们飞到长征开始的江西省的省会南昌。我们考察了共产党人最初扎根的边远山区，采访了参加长征的几十位男女幸存者。我们的脑子里很快就装满了种种危机和冲突的故事，这些危机和冲突都足以使长征成为毁灭性的撤退。

就这样开始了我们的旅程。我们沿着红军的路线走下去。不是每一段路都走到，而是这里略一段，那里跳一段，特别是跳过了贵州境内的部分迂回路线，同时还常拐出去看看非中央红军部队经由的地区。我们从金沙江渡口穿过离西藏不远的火焰山和狮头山，沿着一条崎岖小路攀登了一番，然后骑着骡子和马从群山中走出，向大雪山进发，以感受一下红军旅途中筋疲力尽的情景。时值五月底。小路穿过莽莽雪原，伸向可怕的草地。那里与帕斯钦达耳一样，有多少人滑入了无底的泥淖，并把伸手拉他的人也拖了下去，一道去见阎王。

此次的行程为七千四百英里，在大路和小径上乘坐吉普、面包车和越野车旅行，历时两个半月。随后又不断地进行了采访。我们于一九八四年秋又到中国去了一次。

只有到实地旅行才能感受到毛泽东及其男女战士所经受的艰难困苦。那些地方至今还是穷乡僻壤，没有城市，没有外宾，村村镇镇中没有人记得曾有外国人来访过。

没有一个中国人或外国人进行过这样的旅行，近期内也不大可能有人这样做。

本书记录了五十年前的长征，资料是从数百次采访以及文件和档案中搜集来的。我向中国人提出了我能想到的所有难题，他们尽力作了回答，常常是一遍又一遍地查对史料，直到弄清事实为止。

长征是一篇史诗。这不仅是因为纯朴的战士及其指挥员们所体现的英雄主义精神，还因为长征实际上成了中国革命的熔炉。它锻造了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打垮蒋介石、夺取全中国的整整一代的人和他们兄弟般的革命情谊。

这种兄弟情谊在毛晚年发生的疯狂动乱中消失了，给这部英雄的史诗抹上了一层悲剧的色彩。然而，那些幸存者们现在又奇迹般地掌了权。他们在邓小平领导下使中国踏上了他们所说的“新长征”。这一新的长征与几十年前的长征同样艰巨，它很可能成为当代伟大的社会和政治试验。但新长征、“文革”的浩劫以及“四人帮”属于另一篇故事。这里撰述的是长征的故事——是我在中国的史学家及长征幸存者的帮助下所能汇集的长征史实。

很可能人们还会不时地发现更多的关于长征的片断，但这本书所记载的已足以表明长征在人类活动史上是无可比拟的。也许，在长征途中发生的一切有点像犹太人出埃及，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或拿破仑进军莫斯科，而且我惊奇地发现，还有些像美国人征服西部：大队人马翻越大山，跨过草原。

但任何比拟都是不恰当的。长征是举世无双的。它所表现的英雄主义精神激励着一个有十一亿人口的民族，使中国朝着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未来前进。

第一章——月光下的行军

十月的阳光洒满了洁白的病房。院外阔叶成荫的樟树下传来阵阵喧闹，口令声、军号声响成一片，跑步扬起的尘土弥漫在平静的空气中。屋内躺着的是一个面容憔悴的病人，左腿上打着石膏。这时他正伸着脖子想看看外面的动静，显然发生了什么情况，红军要采取新的行动了。但还没有人告诉他。一个护士从他的门前走过，他喊住她：“出了什么事？”

“我不知道，首长。”护士往院外看了一眼说，“没有人告诉我们。”

这个病人就是有名的陈毅。他无奈地骂了一声，又躺下了。他自六个星期前因臀部枪伤久久不愈而从兴国前线被抬到这里以来，已咒骂了上百次。伤口中不断发现碎骨片，而当陈毅要求给予爱克斯光检查时，医生却以种种借口拒绝了：爱克斯光机出了故障啦，没有电源啦，电池太弱啦。

陈毅，四川人，当时三十三岁，已是红军的一位高级指挥员。他性格开朗，富有幽默感，是个乐天派。然而今天他却一反常态，变得忧心忡忡、烦躁不安。外边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却搞不清楚。他在病床上辗转反侧，严重的伤情使他一筹莫展。

几分钟后，那位护士又来了。“首长，有人要见你。”她一边说，一边匆忙地拍松他的枕头，整理一下床单。陈毅的目光越过她的肩头向窗外望去，看到向病房走来的正是自己的老朋友和老同志周恩来。后来，陈毅永远也忘不了周恩来看望他的这一天，那是一九三四年的十月九日——阴历狗(甲戌)年的九月初二。就在这一天，陈毅才知道了后来成为长征的消息。①

于都是赣南于都河畔一座寂静的小县城，人口不到一万。它不过是一个渡口，一个集市，这个小镇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的事件。一九三四年十月，这里是一派安宁富足的景像：天气很好，白天暖和，夜间凉爽，很少下雨。大多数庄稼都已收割完毕，地里只剩下晚稻、荞麦和红薯。青瓦屋顶上晾晒着豆秸和其它东西，有的耷拉在屋檐下。靠院墙放着的红陶罐里装着豆瓣酱。院角堆着绿皮红籽的苦瓜，桔黄色的南瓜和一串串鲜红的干辣椒。农民们都知道，他们的粮食足够吃到下一季庄稼收获时节了。但这时的于都却有一种令人不安的气氛：红军在夏天就征购了大批稻米，而且一直在进行不同寻常的扩红(招募新兵)。收成相当好，人们一年到头地忙着播种、收割、耙地、插秧，这时本来可以喘口气了，但又担心似乎要出什么事。到底是什么事，谁也搞不清楚。中秋节已过，家家户户门框上贴着的大红对联和凶恶吓人的门神已经有点破旧了。人们希望这些东西能继续保护他们免遭厄运。②

刘英已在于都搞了好几个星期的扩红工作了。她只不过是从事这项工作的许多年轻妇女中的一个。刘英今年二十六岁，还不到五英尺高，娇小得就像小孩子玩的布娃娃。海伦·斯诺曾经说她无法想像刘英在长征途中是怎么没被大风刮走的？③后来，当刘英和党的高级领导人洛甫结婚时，她自己也这样说过。刘英的个子虽小，但她具有钢丝一般坚韧的精神，毛泽东也一直关照着她。一天，毛带着一名警卫员来到于都的共青团办事处。他悄悄地要这位小扩红队员马上离开于都，去瑞金赣南中央苏区总部报到，接受一项非常特殊的任务。

“我对他说我离不开，”刘英五十年后回忆道，“我还没有完成任务，我还没有完成自己的扩红定额哩！”

但是毛泽东的态度很坚决，他命令刘英必须回去。刘英虽然困惑不解，但还是遵命回到了瑞金。四十英里的路，她走了两天，当然，与她不久之后将要踏上的路程相比，这不过是小小的散步而已。④

江西省会南昌市中湖畔，矗立着一座高大森严的楼房，楼里有一个身体消瘦、穿着考究的光头男人。这时他正坐在精美的红木写字台后面，手拿当地国民党报纸《民国日报》，他那薄薄的嘴唇上挂着一丝得意的微笑。他的目光掠过当日的主要消息，这是有关承建某座铁路桥合同的事，掠过春药、妇科良药和珠宝等杂乱无章的广告，然后集中在当日的主要社论上。这是一九三四年的十月十日，双十节，国民党政权成立的纪念日。社论的主题是当前面临的问题。它警告人们：天灾将至，第二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共匪趁机作乱，人们应崇尚仁义道德，戒酒禁舞，为祖国与中华之生存而努力奋斗。社论又要人们相信，乱世中之大幸，江西的局势正迅速改观，共匪一年之内即可肃清，他们已四面楚歌，不得不用绳索把士兵拴在一起，以防逃跑，“共匪土崩瓦解已指日可待”，云云。

看报的人轻轻舔了一下嘴唇，对报上的言词感到满意。其实，这些话都是在他亲自授意下写的。他，就是蒋介石，四十八岁，此刻他亲临南昌指挥对“赤匪”的“围剿”。形势不错，两三天后，他调来自己的专机，准备速赴陕西、宁夏和四川进行视察。⑤

共产党三军团驻扎在中央苏区首府瑞金稍北的石城地区。该军团侦察分队长姓孔，二十三岁。他身板结实、作风泼辣，是一位朴实无华、坦率诚恳的革命战士。三军团在两周前打了一场恶仗，战绩平平。目前，它正在进行休整，准备新的战斗。这一切都严格保密。孔的战友们只知道他们不久就要开拔。（后来，这种保密的作法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认为效果适得其反。（孔是个侦察员，所以知道得比别人多得多，但他对此事一声不吭。孔和许多同志一样出身于贫苦农民的家庭。他有四个兄弟、七个姐妹。他全家都反对他参加红军。爹妈认准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可是孔还是参军当了兵。他想得到土地，而红军答应给他土地。

在孔参加的头一次战斗中，红军击溃了国民党第十八师，并活捉了该师师长——人们深恶痛绝的大个子红脸湖南人张辉瓒。

五十年后，孔对此事的细节还记忆犹新。他说，那天我们在小山坡上召开大会（镇里的场地都太小了），张辉瓒被拖到一大群农民、乡镇贫民、手执红缨枪的年轻赤卫队员和身披征尘的愤怒的红军战士面前。张站在台上，双手反绑，头戴高帽。人群中有人高喊砍掉他的脑袋。张当场就被砍了头，头颅被放在木筏上沿赣江顺流而下，向其他国民党将领发出了“警告”。孔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情绪还十分激动，讲着讲着就不禁哼起了当年人们唱的一首民谣：“高兴高兴真高兴，我们战斗在龙冈上，活捉了恶霸张辉瓒，砍下了他的胖脑壳。”⑥

有位消息灵通的姓伍名修权的年轻人，身材修长，谈吐文雅，举止大方。那年十月，在苏区的首府瑞金，人们神秘地进进出出，气氛日益紧张，震动越来越大，红军中究竟在酝酿些什么，他几乎无所不知。这个根据地是五年前由毛泽东及其盟友朱德率领的共产党军队创建的。毛与朱的关系非常密切，在农民们看来，这支军队就是“朱毛”军队。许多农民坚信朱毛是一个人。这也并非完全说不通。实际上，身材魁梧、举止缓慢、纯朴忠厚的共产党将军朱德自己也曾说过朱毛是分不开的。中文中这两个字是双关语，“朱”意味着猪(不同的另一个字)，“毛”指的是体毛。⑦

这位年轻的伍修权对情况了如指掌，因为他那时正给一个叫李德的人当翻译。李德是莫斯科共产国际派来参加中国革命工作的代表。当时，李德指导中国红军活动已有一年多，可惜毫无建树。

伍修权这时二十八岁。十九岁时，他与一百名中国青年一起到苏联呆了五、六年，学习俄语和革命知识，也学习了军事。这时他回国已有三年。李德一九三三年十月抵达苏区后，伍一直是他的翻译。

伍目前操心的一个问题是烹饪，而不是军事。

当李德来到苏区时，中国人千方百计地要使他过得舒适些，特地为他建造了一套三居室新房子，坐落在离红军总部约一英里的一片稻田旁，离中央总部所在地不太远。这所房子孤零零的，它的周围环境促使伍修权和其他人把它称为“独立房子”。不久，“独立房子”就成了李德的绰号。

伍修权的烹饪问题是间接地由稻田引起的。他和李德的工作人员在青蛙出没的稻田里养了十来只鸭子。鸭子长得很肥。他不打算在撤离时把鸭子留下来。于是，那几天每顿晚饭都吃鸭子，直到最后离开。他仍记得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他们把最后一只鸭子做成了美味的香酥鸭块。因此，伍修权总是把这一天和红军撤离苏区的日子连在一起，尽管后来人们普遍认为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是长征正式开始的日期。⑧

秋天到了，党的干部们说话更公开了一点，甚至出版物中也有所暗示，那些善于从字里行间揣摩意思的人可以由此推测出未来的事情。例如，洛甫(张闻天)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为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写了一篇社论，指出为了保卫苏区、粉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我们不得不暂时放弃一些苏区和城市。……在某些地方，由于敌人堡垒密布，我们必须冲破封锁线，转移苏区，保存军队主力的有生力量。”

这时，红军高级领导层的每个人都知道部队即将转移，但是他们不知往何处去。一些人猜湖南，另一些人猜江西的其它地方，一些人说是贵州，还有人说是云南或四川。除了最高领导之外，其他人都不了解。为了躲避蒋介石飞机的轰炸，红军总司令部迁到了瑞金以西的云石山地区。在那里，干部们见面时总是互相会意地说：“转移的时间就要到了。”有时他们互相问“你走吗？”回答不一。一些人答：“当然。”另一些人则说：“不知道。”说这话的往往意味着不走。蔡晓乾回忆说：“这消息传来，就像在一池清水里投下一块大石头”，激起了人们的不安。很快，走留人员名单开始列出来了。一些家属带着柜子、箱子回了家乡，说是“他要走了”(但不说去哪里)；不少伤员从医院回到了原部队。关于谁去谁留的小道消息也开始流传了。起初，有人说徐老将留下来。徐老就是徐特立，他曾是毛在长沙师范的老师。人们说他年纪太大，经不起未来的艰辛。但后来又传说他也走，并被指定与休养队同行。已替他找了匹马，但尚未找到马夫。⑨爱传小道消息的人此时还不知道，有人悄悄地已让毛泽东看了一份留守人员名单。毛的许多亲近的人都在名单之中——他的弟弟毛泽覃及其妻子贺怡（毛的弟媳又是妻妹，因为她是毛夫人贺子珍的妹妹）；毛的朋友、湖南同乡、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何叔衡；早年担任共产党总书记、现已被罢免的瞿秋白（据说他肺病严重，难于同行）；陈毅司令员；共产党早期党员、毛的支持者贺昌；毛的另一个拥护者、宁都起义部队后来的领导人之一刘伯坚等等，许多人。毛的建议似乎一个也未被接受。甚至他请求带上瞿秋白的意见也未被采纳。与毛泽东的关系成了留在苏区的特许证，而根据当时留下来的陈丕显将军的看法，留下来的人只有十分之一能幸存。⑩

一九三四年秋，毛泽东四十岁。他双颊深陷，憔悴消瘦，黑发长得几乎齐肩，两眼炯炯发光，颧骨高耸，看上去很难受。他患疟疾，经常复发，一病数月。尽管教会医院出身的傅连暲医生使尽了浑身解数，他还是处在半恢复状态，感到虚弱和乏力。他知道红军将要采取什么行动，因为在作出决定之后周恩来给他报了信。周实际上是总参谋长，参加决策。然而，发号施令的是李德，他的命令又自然而然地得到党的总书记博古的拥护。即使周有不同意见，他往往也是以一比二处于劣势。所以他的任务就是作为一个优秀军人去执行上级的命令。

没有人同毛商量，也没有人征求他的意见，这毫不夸张。在党的领导层中占统治地位的“苏俄”派里，有一股强大的力量要把毛开除出党。(11)早在两年前，他就失掉了军事和政治决策权，仅剩下了有职无权的一个头衔——中央苏区政府主席。他主持地方会议，近几个星期，对于都地区的情况进行了有名无实的调查。于都是一个傍河的县城，他那时住在一条小巷深处一所舒适的灰砖房里，紧挨着于都北门。他和二十四岁的妻子贺子珍住在一起。这时，贺子珍已是第四次怀孕了，预产期是第二年的二月份。(12)

当时传说毛泽东在于都受到了软禁。他虽是政治局委员，但不能前往瑞金同政治局磋商，他同军事和政治领导人之间的一切联系都被切断了。多年来，一直流传着这种说法。但看来，他显然未被软禁。与本书作者交谈过的长征时期所有重要的幸存者和当代中国党史学家及档案管理人员都肯定了这一点。但是，在决定撤离中央苏区并执行这一决定的日子里却要把毛派往于都，这种主意至少是难以被人理解的。毛也不可能那么急切地需要亲自去于都搞他的“调查研究”。当时担任翻译因而了解内情的伍修权将军认为，有些人可不想让毛参加长征。“毛是被人有意排斥在外的，”伍说，“去于都调查，这只不过是不让他参加的一个借口罢了。”(13)

一九三四年春天就有人要把毛泽东转到苏联去“治病”。博古和李德向莫斯科提出了这个建议。这显然是李德的主意（虽然他在回忆录里对此只字不提）。但是莫斯科没有同意。共产国际认为，尽管它和毛有分歧，但是毛的威信和名字还是有用的。另外，据翻译伍修权说，毛曾声明：“我不去，我不离开中国。”(14)

气氛很紧张。据说，有一次，毛泽东和埃德加·斯诺在保安的一条街上看到博古时，毛告诉斯诺：“那个人曾经要置我于死地。”(15)假如一九三四年夏末秋初时，有人要把毛干掉，那并没有什么奇怪。但是，至今没有明确的证据能说明确实有过强迫毛留在苏区的计划。

毛到达于都后，很难再去离于都有一两天路程之遥的党政中央机关了。不过，他的私人警卫员还没有被撤掉，而且他依旧可以在于都和附近地区自由行动。

毛在于都的生活和他一九三四年九月在云石山的生活很不一样。在云石山时，从一个石崖往上走两层石阶，就到了他住的一所漂亮的小庙，离红军总部不到一英里。他的政治局同事、到那时为止一直支持李德的洛甫也住在小庙的一厢，这使他们俩有机会进行密切的交谈，后来发现这些交谈是非常重要的。那时，毛可以随便出入红军总部。但由于他的意见无人置理，他也就很少前往了。政治局开会他很少得到通知。由于他是苏维埃主席，所以中央政府机关他还是要去的。那地方不远，名叫沙洲坝。中央政府机关占据了一座一九二二年由杨氏家族建造的颇为壮观的祠堂。毛在那里住过一年左右。杨家词堂里有一座雅致的两层议事厅，暗红木架房，石板铺地。朱德和妻子康克清，陈毅和周恩来也住在这里。不过，朱德夫妇像陈毅(直到他负伤以前)和周恩来一样，通常是在前线。(16)

有意把毛泽东排除在决策圈之外还不是事情的全部。(17)这时，和其它一些紧张的时期一样，毛泽东又是疾病缠身了。从一九三四年仲夏到十月，由于身患疟疾，他时而卧床不起，时而只能勉强活动一下。他总是精力很差，情绪低沉。

这也是自然的，因为，由他主要发动的这场革命运动、他和朱德所建立的军队、他在五六年前所开创的苏区以及他建立的整套机构，如今都落入了来自莫斯科共产国际的那位神秘莫测的代表李德和他的献媚者博古的手里。博古很瘦，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英国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曾经称他为奇形怪状的黑面木偶，而他看起来也确是如此。毛泽东被剥夺了所有重要的权力，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同他势不两立，军事指挥机关也把他摒弃在外。毛泽东表面上显得很平静，其实却心急如焚。对于力量的对比，他并非一无所知。他知道，那时正聚积着一股反对李德和博古的强大力量。当他的追随者林彪和忠于他的聂荣臻这两位主要的军事指挥员溜进他在于都的小院，坐在长凳上向他请教的时候，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当他们小心地问他：“我们向何处去？”的时候，他知道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也知道怎样用同样隐晦的话来回答他们：“去命令你们去的地方。”他知道这些命令是什么，也知道这些命令是军事机密。但他守口如瓶，因为还不到说话的时候。他相信，这个时刻不久就要到来。

过了近五十年之后，聂荣臻回忆说，当时他和林彪急切地想多了解一些关于他们的去向问题。但是，毛泽东毫不留情地堵住了他们的嘴。他不想让人猜疑他和将军们正在秘密策划些什么，他结束了谈话，建议他们去参观一个新开的图书馆。(18)

十月十日，阳光明媚。正午刚过，一群人开始在梅坑——中央红军司令部所在地——村外的一个交叉路口集合。大约有一百多个男人和二十到二十五个妇女，看上去不像是军人。他们都是被派往休养队的——老、弱、伤、病和妇女。每人一袋干粮，十斤米，但愿够吃十天的。另外，每人还有一条毯子，一包换洗衣服，一把梳子，一把刷子，一个笔记本，可能还有一个手电筒（这是最难找到的），一些备用电池、肥皂、一两本书及其它一些必需品。每人腰带上都挂着一个大搪瓷杯子，里面塞着牙刷和毛巾。这群人中年纪最大的是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他已年过六十，因此为他配备了一匹马。董必武那时是四十八岁，他和毛一样，也是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他的同志们都认为，如果当时把他留下来，肯定是死路一条。徐特立五十七岁，他曾是毛的老师。徐特立精瘦、幽默，长着一脸胡须。他有一匹马；蔡畅也有马，她是一位天不怕地不怕的妇女。此外，还给毛的怀有身孕的妻子贺子珍配备了马匹。

很快，这支杂牌军被编成了排和班，每个男女成员都领到了一杆红缨枪，以备队伍一旦遭到攻击时作为自卫武器。落日时分，党的保卫部门负责人、整个非战斗部队的指挥员、曾当过水手的邓发出现了。他一反平日的严肃态度，讲着广东口音很重的普通话同这支队伍开玩笑。他想活跃人们的情绪：“这可是一支了不起的队伍呀。我们有音乐家、剧作家、作家。如果我们想演一台戏，那可是万事俱备。”气氛果然活跃了一点。队伍在暮色中向于都进发了。这是红星纵队的一部分。为了使他们不致迷失方向，沿途每隔一段就有红星标记指路。(19)

毛是过些时候才离开的。他还有任务，其中最艰巨的一项任务就是十月十五日要给留在于都的党的干部们讲话。他必须告诉他们，红军正在撤出；还要让他们了解今后的局势，并告诉他们红军主力离开后，他们应当如何工作。这时，于都城里所有的人都意识到情况非同寻常。成千上万的部队开进于都，然后又离开，或者过江，或者南下去安远。

当然，大部分年轻的红军战士都不知道这些情况。他们相信他们要去打一场大仗，也意识到他们要冲出包围圈。很多人还领到了过冬的棉衣（这使他们很吃惊），所有的人都要在干粮袋里储存十天的粮食。然而，这次行动的真正目的何在，却一直小心地不予透露。

疾病缠身、面带菜色的毛泽东仍在接受傅连暲医生的治疗。这时他正在对一群党员干部讲话，他尽力使自己的口气充满信心。他的讲话内容没有被保存下来，不过，无疑是传达中央委员会的指示。说明部队要冲出包围圈，粉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建立新的根据地的计划；号召干部要照常工作；告诉大家部队进行了分编，红军留下了很大一部分兵力保卫苏区，他们不会永远离开，他们会回来的。毛泽东坚信，革命最终必定胜利。

这是一次高、中、低三级干部会议。毛泽东对这些干部讲话的时候，周恩来、朱德、博古、李德，所有部队的首长和党的整个最高领导机关已经上路了。中央机关十月十二日到达于都，又乘夜色朦胧穿过了于都。几千名挑夫（一天付一块银元），(20)挑着苏区的大量财物——印刷机、纸币镌版、造子弹的机器、重新装填空弹筒的压床、爱克斯光机、满载重要（及不重要）文件资料的箱子，红军储备的银元、金条、大米、药品、备用的枪炮、收发报机、电话设备、大卷的电话线，等等。毛泽东后来说：“就像大搬家一样。”埃德加·斯诺则称之为“整个国家走上征途”。这太夸张了，还是毛说得确切。

十月十八日傍晚，毛泽东和大约二十名随从，包括警卫员、他的秘书和工作人员，在于都北门旁一所房子的石板地小院子里集合。他们走出院子，和中央纵队的其它单位会合了。毛带了一袋书、一把破伞、两条毯子、一件旧外套、一块旧油布，留下了他那有九个口袋的旅行包。(21)

毛泽东明知危险乃至致命的撤退就这样开始了。红军离开了共产党在过去几年中赖以生存的蓬勃发展的根据地。他们悄悄地行动，希望蒋介石的飞机不要发现并轰炸这支蜿蜒而行、前后长达六十英里的庞大而杂乱的队伍。现在是需要坚韧不拔、下定决心的时刻，不允许提任何问题。没有人知道他们将去何方，没有人知道走到哪里才是尽头。毛泽东不知道，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也不知道。谁也猜不出再过多久蒋介石就会发现这些蠕蠕而行的队伍。没有一个指挥员不为那些如牛负重的挑夫们担心，他们中间很多人挑着他们能够肩负得起的最大重量，一天挪动两英里都很困难。

工兵营在于都河上架起了五座浮桥。当时正值枯水季节，在于都一带，河面不过二百五十英尺或三百英尺宽。河面宽些的地方，河水很浅，人和马匹可以毫不费力地涉水而过。五座浮桥分别架设在于都两侧几英里长的河面上。

毛泽东和他的队伍沿着河岸没走多远，月亮就升起来了，河面很平静，没有一丝风。一会儿他们来到渡口，踏上喀喀作响的桥板，顺利地过了河。很快，这支队伍就到河对岸向西行进了。这静谧的夜，这月光，这河水拍击浮桥的声音，激发了男女战士的兴致。他们成一路或两路纵队沿着狭窄的小道行进，很多人轻轻地哼起了流行的红军歌曲。究竟走向何处，谁也捉摸不透。

①陈毅是这样告诉王愿坚的。（王愿坚是军队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成员，长征历史学家，写过有关长征的电影剧本和解说词。1984年3月5日北京采访）。陈毅也许在更早一点就听到红军撤离的传闻（瑞金博物馆资料工作者钟书棋，1984年4月11日）。中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1934—1935年期间担任陈毅助手的陈丕显基本肯定这一说法。陈毅的三个子女的看法也一样（1984年6月11日北京采访）。十月九日这一日期，见陈丕显《赣南三年游击战争》第一章。1980年，北京。

②钟书棋：1984年4月11日采访。

③海伦·斯诺：《中国红区内情》178页，1979年纽约。

④刘英：1984年6月14日北京采访。陈昌奉，毛的警卫员，在其《跟随毛主席长征》一书中没有提到这一点。这本1959年初版，并多次重印过的回忆录存在不少遗漏和失实的情况。

⑤摘引自在南昌江西省图书馆查阅的1934年10月10日的《民国日报》。该图书馆的楼房曾是蒋介石的南昌行辕所在地（戴向清，党史教授，1984年4月14日南昌采访）。

⑥孔宪权：1984年4月24日遵义采访。这次对国民党军队司令官的砍头示众是唯一的一次。反省起来，党认为这样做影响很坏。

⑦凌家传，南昌博物馆工作人员，1984年4月3日采访。

⑧这一日期系根据1984年3月28日在北京对伍修权的采访，及伍的回忆录确定的。长征命令的发布日期是10月7日。该命令指出，长征将于10月10日开始。各地单位的行军开始的日期不一。通常把10月16日这一天作为长征开始的日子是因为担任前卫的红一军团在该日开始撤离中央苏区。奥托·布劳恩（李德的德文名字）在其回忆录中没有就长征开始日期一事提供任何线索。他说开始时他住在瑞金郊外军营地带的一所小房子里，这一带驻有中央委员会、临时中央政府、军事委员会和红军总部等（李德：《共产国际代表——1932—1939》31—33页。加州，斯坦福，1982年）。

⑨成仿吾：《长征回忆录》18—21页。北京，1977年。

⑩王愿坚：1984年3月5日北京采访；伍修权：《我的历程——1908—1949》第七章，北京，1984年；陈丕显：1984年6月13日北京采访；蔡孝乾（音译）：《江西苏区和红军的西逃》，201页，台北，1970年。

(11)王炳南大使：1984年3月20日北京采访。

(12)毛泽东住宅细节来自本人于1984年4月9日在于都的实地观察；贺子珍怀孕情况来自本人1984年4月15日在南昌对毛的警卫员吴吉清的采访。

(13)伍修权：前书第七章；伍修权：1984年3月28日北京采访。

(14)关于把毛泽东送到苏联去的建议是在1934年4月广昌战役以后由博古和李德签发给共产国际的电文中提出的。5月间收到的回电，鉴于毛对红军和苏区的重要作用而拒绝了这一建议。在博古宣读这一答复时，当时担任苏区经济部长的吴亮平在场。李德情绪低落，而洛甫建议接受国际的决定。吴亮平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后来曾担任毛的秘书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吴在1936年毛和斯诺谈话时做过翻译。（胡华：1984年3月23日北京采访）

(15)毛关于博古的这段话无法在斯诺大量的笔记和文稿中找到，这是本人一位老友听斯诺讲的。毛的支持者经常宣称毛是被放逐到于都去的，并受到监视或软禁。李德的看法则相反，他宣称毛去于都是伙同林彪和其他高级军事指挥员密谋反对博古和他自己。

(16)1984年的中国历史界一致认为无论在于都或之前毛泽东都没有受到软禁。

(17)担任三军团军团长的彭德怀断言，离开根据地的决定事先没有同包括他本人在内的高级军事指挥员进行过讨论。他还说，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告诉他（彭本人不是成员），也没有同他们磋商过。（彭德怀《回忆录》，189—191页，北京，1982年）。

(18)这次谈话的细节来自中国人民大学胡华教授，1984年3月21日北京采访；于都县博物馆张德明，1984年4月9日于都采访；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到，这次谈话发生在瑞金，事先他和林彪已获知将要进行一次“战略行动”，准备工作将秘密着手进行。他们除了被告知同二、六军团会合外，什么也不知道。毛中断了这次谈话，建议两位客人参观一下前任党的中央书记瞿秋白开办的图书馆（《聂荣臻回忆录》第八章，北京，1983年）。

(19)成仿吾：前书18—21页；吴吉清：1984年4月15日采访；伍修权：前书第七章。

(20)伍修权估计挑夫达三千人。有的人估计高达五千人。

(21)钟书棋，瑞金博物馆资料员，1984年4月11日采访；张德明：1984年4月9日采访；陈昌奉：前书24—25页，陈昌奉在书中说，他们一行出北门，行二十里到渡口；张德明则说他们一行出的是东门，走了一小段路就到渡口了。

第二章——“赤匪”的兴起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五日，蒋介石在南昌登上飞机，亲自前往动乱的西北地区进行视察。这时，他确认此行一切顺利，非常顺利。和往常一样，他的夫人、宋嘉树漂亮的小女儿美龄陪他同行。自他们结婚以来，美龄很少远离蒋介石的身边。他们是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一日在上海的美琪饭店举行婚礼的。一千五百位客人应邀参加，一名基督教青年会的美以美牧师宣布他们为夫妻。一个俄国乐队演奏乐曲《新娘来了》，另有一位美国男高音演唱《请答应我》这支歌。这次，蒋介石首先要在陕西省省会西安逗留。

在对“赤匪”进行第一、二、三、四次和目前第五次“围剿”的四年中，蒋介石长时间住在南昌。他认为，由于采用了他的德国军事顾问的新战术，共产党人已是四面楚歌了：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翻脸对付他的共产党盟友时，苏联顾问撤走了，他随即聘用了德国人。蒋介石的刽子手们砍掉了无数共产党人的头颅，以致到后来，他们的胳膊酸疼得都举不动屠刀了。

苏联顾问是在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的时代来华的。蒋介石试图继承孙中山的衣钵，用他自己瘦小的肩膀来挑起这副沉重的担子。苏联加伦将军和其他几个人曾经赢得了当时广州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敬重。①不过，假如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的鞭长可及，他肯定会把所有这些人，连同斯大林在中国的特别代理人鲍罗廷统统杀掉的。后来为了争夺权力，蒋介石决心不惜杀死中国所有的共产党人。

但那是另话了。不过，蒋介石对那些在江西同他作战的共产党指挥员们曾怀有过某种同行间的尊敬。当年，他们在孙中山的旗帜下并肩行进的时候，蒋就结识了其中的很多人。“匪首”之一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时曾是仅次于蒋的第二号人物、该校政治部主任。还有很多人也进过黄埔军校。毛泽东却从未进过黄埔军校。蒋介石从来没有见过毛泽东，但对毛的情况却了解的很多。他当然也认识那另一位厉害的“赤色”领袖——年长的朱德(四十八岁)。朱德参加共产党之前是一位军阀将领，还抽过鸦片。

即使蒋介石轻蔑地将这些人称之为“匪”，他也绝不能低估他们。七年来，尽管他使尽了浑身解数，却未能把他们消灭。现在，多亏了阿道夫·希特勒的帮助，他觉得消灭他们的日子已不远了。

希特勒把自己最好的将军之一——汉斯·冯·塞克特——派到中国。塞克特制定的碉堡战术，即将置共产党人于死地。

在冯·塞克特的指导下，国民党军队极其缓慢地、小心翼翼地向前推进，一路上修碉堡、筑工事(上一年共修了三千个碉堡)，控制了所有的通道。这些碉堡在共产党人周围逐步形成一个坚固的包围圈。冯·塞克特将这包围圈越缩越小，切断了被围困地区的贸易，使那里的大米或玉米无法出售；没人能出入这些地区；农民们好几个月吃不上盐，用不上煤油，买不到棉布。

还有另一方面的变化。在蒋的第五次“围剿”之前，共产党人一直采用“打了就跑”的战术，把国民党军队引进苏区腹地，然后用伏击战把他们打得晕头转向。共产党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并以成千上万的国民党俘虏来补充自己的兵员。

后来就不是那样了。现在，共产党人正在同蒋介石进行正面的、代价高昂的战斗，以保卫他们的土地，似乎每一寸土地对他们都是宝贵的。一九三四年四月广昌一战，他们和国民党军队打成僵局，至少伤亡了八千人，也许更多。蒋介石的损失也差不多。但是蒋介石可以通过拉夫来补充损失，共产党则不能，即使共产党能打赢这种战争，他们也无力承担因此而造成的牺牲。②

蒋介石乘着他那架崭新的，闪闪发光的福特三引擎飞机北上时，踌躇满志地展望着前景。共产党人使他无法积聚力量来对付地方军阀，而这些军阀又无时无刻不在策划反对他。扫清共产党人以后，他甚至可以争取到一个外国盟友，这样，和日本人打交道时，就更有力了。日本人占领了满洲，现正威胁着中国内地。希特勒在帮助蒋介石打共产党人——希特勒或许可以悄悄地帮助蒋介石。苏联人也可能帮忙，但蒋介石和共产党人打仗时，斯大林是不会帮助蒋介石的。不过，斯大林是个现实主义者。面对日本的威胁，一个在蒋领导下的、统一的中国对斯大林来说是大有好处的。

蒋介石从南昌向北飞行。他飞过长江，飞过南方的大片稻田，飞过黄土高原的山丘。共产党人还被围困在赣南那个角落里，包围圈越缩越小。让他们去挣扎吧。这回他们可跑不掉了。照《民国日报》的说法，“今年他们就要被消灭了。他们四面楚歌，溃败已指日可待了。”蒋介石回来后，就要下令发起最后的进攻。

蒋介石坚信，共产党在江西的气数已尽。对于这一点，南昌城里没有多少人会认真地提出异议。在中国的其它地方，人们只是模糊地感到共产党的存在，而南昌则对共产党比较熟悉。共产党于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南昌城举行了著名的南昌起义，接着南下，企图拯救被蒋介石血腥扼杀在上海的革命，从那时起，共产党就已闻名南昌了。

南昌起义的关键人物是一个二十九岁的青年，他相貌英俊，才华横溢，能言善辩。他一生都在中国共产党内担任高级职务。这个人就是周恩来。他自称出身于“破落官僚家庭”。和同代的许多中国青年一样，他毫不犹豫地参加了激进的学生运动，漂洋过海到欧洲(巴黎和柏林)去工作(法国的雷诺工厂)、学习，并成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创建人之一。

一九二七年是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分水岭。其高潮是北伐战争。由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军一九二六年从广州出发，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作为盟友并肩参加了北伐战争。北伐的目标首先是武汉，第二步希望直取北京。周恩来奉命前去帮助上海的工人起义，却因时机不成熟前两次起义被镇压下去。第三次起义宣告成功，几十万工人涌上街头，夺取政权，准备迎接蒋介石和北伐军进上海。

然而，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清晨，一声号角在上海吹响，迎来的不是周恩来和他的同志们期待的革命胜利，而是一个“头颅的筵席”。就在工人们手举旗帜，准备欢呼“国民革命军万岁”和“蒋总司令万岁”的时刻，蒋介石和他在黑社会的旧友们达成了一笔交易。法租界稽查局长、青帮头子黄(金荣)大麻子和他的帮徒开始行动了。帮徒们在闸北、南市、吴凇和浦东地区扑向工人，蒋指挥的北伐军却袖手旁观。大刀挥舞，机关枪呼啸。

死难者不下数千，有的被枪杀，有的被砍头，还有的被活活扔进了烈火熊熊的火车头锅炉里，蒋介石悬赏八万元取周恩来的首级。共产党指挥部设在宝山路商务印书馆印刷厂的东方图书馆内。工会领导人顾顺章刚从楼里逃出来，过了一两分钟楼门就被砸开了。③

多年来出版的各种书刊报道都说周恩来被国民党军队逮捕，但又逃脱了，可能是化装一个女人。安德烈·马尔罗在他描写上海惨案的小说《人的命运》中也讲到了这件事。但是，周恩来早在一九三六年就告诉埃德加·斯诺：“情况完全不是这样。”④

实际情况是：大屠杀的次日，周恩来由六名卫兵和顾顺章陪同，来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师。二十六军军长是白崇禧将军。第二师的任务是“恢复治安”，它正在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周知道二师里有共产党员和同情共产党的军官。他和顾顺章到那里去是要对当时发生的镇压情况提出抗议。但他和卫兵们一到二师，就被缴了械，而且被关押起来了。

二师指挥官赵舒是国民党的党代表，同情共产党人，他的女儿是个共产党员。但赵当时不在。接待周恩来的是副师长司列，原以为他的态度会比较友好。因为他的弟弟是地下党员，他本人在黄埔军校时当过周恩来的助手。

但是司列的态度很坏。他们争论得越来越激烈。显而易见，他根本不想放周恩来走。最后，赵舒赶来，把司列叫到隔壁房间。人们可以听见他们争得很厉害。过了一会儿，两人回来，向周恩来道歉，交还武器，把人全部放走了。周恩来向党的总部报告了事情的经过，然后秘密地到武汉去了。如果没有赵舒出来干预，周恩来恐怕会像他无数的党员同志一样，葬身在血泊之中了。⑤

正是在这种白色恐怖的情况下，这位瘦瘦的身着灰色衣服、手提黑色皮包的年轻人，于一九二七年七月的最后一周悄悄地住进了南昌的江西大旅社二十五号房间。没人知道周恩来登记时用的化名是什么。大旅社是南昌最好的旅馆，建于一九二二年。时至一九八四年，它依旧矗立在南昌繁华的商业中心，周围是些商店、办公楼、饭店和银行。当年，这个十字路口挤满了黄包车，车夫们拉着银行家去他们的办公室，拉着阔太太小姐们到豪华店铺的漂亮试衣室去。⑥

大旅社是外省中国式建筑的一个典型，中间有一个院子，两边是讲究的房间，后面是一个装饰辉煌的宴会厅。这里有穿着软底鞋、彬彬有礼的招待员，能干的厨师，考究的饭菜和一种富裕、幽雅和古色古香的气氛。

这个星期，周恩来并非是大旅社里唯一的稀客。其实，大旅社从顶楼到底层都被占满了，地方军官们租了房间作为专用。住在二十号房间的是国民党二十军军长贺龙，他是个脾气有点古怪的共产党同情者，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第二方面军将领叶挺住在二十四号房间，他是正式党员。九号房间是刘伯承（他失去了一只眼，所以人称“独眼龙”），后来成为著名的共产党军队指挥员。林彪没有开单独的房间，那时他资历很浅，只是一个排长，但他后来在中国的军事和政治事务中扮演了引人注目的角色。朱德也没有在这里预定房间，他住在自己的司令部里。朱德是在德国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不过对外是保密的。此时，他是南昌国民党省政府公安局局长和国民党军官教育团团长，这也是党中央选择南昌作为起义地点并派周恩来去领导起义的原因之一。

南昌起义一举成功的可能性似乎很大。周恩来组织了二万人的部队支援这次起义，而忠于政府的军队只有一万人。

但是对革命者来说，没有一件事是轻而易举的。这时，莫斯科共产国际的一位二十九岁的新代表刚刚抵达中国。他叫罗明纳兹，格鲁吉亚人，颇受斯大林的赏识。罗明纳兹对中国一无所知，可是斯大林却认为可以依靠他执行命令。他也确实带来了一项命令，这是斯大林的亲口信，断然下令停止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罗明纳兹宣布，如果坚持举行起义，共产国际将不允许它的顾问参加，（那时还有几名顾问隐藏在中国），也不允许把共产国际的资金用于这一行动。⑦

这项命令是在行动开始前二十四小时下达给周恩来的，他断然拒绝执行这个命令，决定继续准备起义。

起义进行得非常顺利。那天天气晴朗。八月的南昌，天气炎热，无雨。他们把大金鱼缸倒空，里面装上开水送到干渴的队伍里。士兵们都在院里露宿，那时的南昌是一个只有十二万人口的省会。到一九八四年，它已经是拥有一百多万人口的纷乱的大都市了。

天亮之前，城市被起义军攻占。国民党伤亡约八千人，共产党损失极小。不知道周恩来当初是否打算守住南昌，不过，南昌实际上是守不住的，因为第二方面军司令张发奎将军立即派兵进逼南昌，而起义者们还指望张发奎支持他们，即使不支持如果能保持中立也好。

三天之后，共产党人撤出南昌开始南下。到八月六日，南昌又回到了国民党手里。一起南下的朱德安慰部队说：“这就像一九零五年的俄国一样。”他指的是一九零五年俄国那次未遂的起义，列宁把这次起义称为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预演”。

不管其军事结局如何，南昌在中国革命中已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把一群杰出的人物聚集到一起，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人——周恩来、朱德、陈毅、贺龙、刘伯承、叶挺、林彪、肖克和聂荣臻——都成了领导人物。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著名的“十大元帅”中有好几位都出自这些人。为纪念南昌起义，八月一日在中国被定为红军建军日。

中国没有一个省份像遥远的江西那样聚集过如此众多的共产党人。江西多山，一条大河——赣江从南向北纵贯全省，然后流往鄱阳湖，汇入长江。

江西地方偏远，赣南很多地区十分贫穷，当局很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这块山峦起伏的土地上，这里没有公路(到三十年代中国大部分地区还是如此)，只有山间小径，人们把东西背在背上，人和马、骡成单线尾随而行。山路太窄了，连大车都难以通过。于是，江西成了造反者的避难所。赣江是江西的大交通干线，也是唯一的商业动脉。这里没有铁路。全省充斥着文盲、疾病、贫穷和愚昧。（江西省人口一九四三年是一千三百七十六万一千人，一九八零年增至三千三百一十万）。⑧

毛泽东没有参加南昌起义，按照中央委员会的命令，他正忙于秋收起义的准备工作，这是一次以攻占长沙为目标的农村起义。毛出生于离长沙不远的韶山的一个富裕中农家庭。他早期的很多革命活动都是在长沙进行的。他熟悉农村，在那里他创造了自己的革命哲学——充分了解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哲学。这些使他常常和那些比较因循守旧的共产党领导人，特别是由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说教者和由苏联训练、受苏联的熏陶的一群中国年轻人发生争执，他们中很多人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毕业生，先是受卡尔·拉狄克和尼古拉·布哈林的影响，后来又受一位非常年轻但又极为固执的苏联人巴甫尔·米夫的影响。米夫对中国一窍不通，不久前还在乌克兰做党的工作，⑨二十六岁就成了斯大林在中国事务上的重要代理人。

毛泽东于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发动秋收起义”使用一面他自己设计的旗帜——一颗红星中间有一柄锤子和一把镰刀。，起义结束了，九月十九日，毛泽东率领所剩的约一千人来到通往井冈山途中的文家市村。在文家市，他站在里仁学校泥泞的操场里临时搭起的讲台上高声问他的部下：“我们有没有胆量把革命进行下去？”人们答道：“有 ！”

井冈山是峻峭的岩层露头组成的山脉，海拔四千至五千英尺，是毛泽东的家乡湖南与江西的分界线。在中国，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偏僻了。井冈山位于两省交界处，向两边伸展，没有道路，森林茂密。千百年来，这里是亡命之徒出没的地方。没有任何一届政府认真地调查过井冈山一带的情况。

毛泽东了解井冈山，井冈山正好符合他当时的需要——在这里，可以聚集力量，可以检验他酝酿中的暴力革命理论，还可以用共产主义的实践来教育农民；用湖南人的话说，毛泽东是个“上通天文，下知地理”的人，也就是说，他通晓长沙地区的情况。井冈山这个名字对他并不陌生。政府鞭长莫及，整个地区由王、袁两股土匪控制着。袁自称大刀会，在茅坪周围活动，王的领地在山上。

近来，毛泽东听说王、袁表现出某些有觉悟的迹像。一九二七年上半年，他们允许一支共产党部队通过他们的领地到上海去参加北伐。一九二七年一月，他们参加攻打永新县城，帮助解救了关在永新监狱的共产党员。假如毛能把王、袁这些人争取过来，他们可以成为一支可观的力量。但如他们反对，准会使毛泽东在井冈山站不住脚。⑩

上井冈山是一场冒险——这里没有道路，田地荒芜，没有工业，山上没有学校，也没有什么地主的财产可以没收来补给毛泽东的队伍。井冈山充斥着迷信。人们相信鬼神和中国的所谓风水术，在他们看来，风水先生可以预卜男女是否可以结婚，可以使妇女生子，可以测定房屋和水井的最佳位置，能治愈疾病，还能用符咒迷惑敌人或对手。很少有人冒险进山。也没有人出山。这里对外界一无所知，一支国民党部队竟在这里悬赏捉拿一个名叫苏维埃的共产党领导人。而苏维埃是俄文 Soviet(代表会议)一词的中文译音。

县城里有两三个中医，用中草药治病行医。没有报纸，也没有书店。各种罪恶——奴役、压迫、卖淫、梅毒、高利贷——在旧中国的一切落后现像在井冈山应有尽有。山上居住着很多结有世仇的家族，他们的仇恨是多少年流传下来的，有些甚至搞不清起源于何时了。

后来，一些在苏联培养出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就开创井冈山根据地问题批评毛泽东；他们指责他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原理，说他没有依靠无产阶级，即城市工人阶级，说他应当攻打大城市，而不应当从他们叫作没落分子的土匪、乞丐、妓女、被遗弃的社会渣滓中拉队伍。他们说毛与土匪头子差不多，说他信奉的是枪杆子而不是《资本论》。

其实，早在到达井冈山之前，毛已经受过批评和处分。（他过去受过批评，将来还要受批评。）理由是秋收起义失败了！因为他没有攻打长沙！他因而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免除了在湖南省委的职务。这个消息过了几个月才传入荒凉的井冈山。不过，这并没有影响他作出上井冈山的决心。井冈山酷似《水浒传》里那些绿林好汉的巢穴，毛泽东正是一辈子颇喜欢看这本中国古典小说的。

毛泽东要实现理想的任务绝非易事。但困难和危险对他并不陌生。仅仅在几个星期之前，他在为秋收起义招兵买马时还被民团逮捕过。士兵们拿走了他的鞋子（作为战利品，而且说是把他的鞋子拿走之后，将来他的鬼魂就不能追赶他们了），把他押到司令部去枪毙。后来他回忆说，他向另一个犯人借了几块银元，想用来买通押解者逃跑，结果没有成功。但后来他还是设法在路上逃掉了，他在丛林里一直躲到天黑。第二天，他用借来的钱买了新鞋、一把雨伞和吃的东西，逃到了安全地带。韩素音听说，甚至在他初上井冈山时，他部下的一些军官还密谋要杀害他哩。(11)

井冈山地区并不都很险峻。毛泽东也没有（像我一直想像的那样）爬上高耸的山顶，然后像沃尔特·司各脱爵士描写的高地头领那样建寨扎营。整个地区大约有一千二百平方英里，六十多英里长，二十英里宽，全部或部分囊括了六个县，人口约九十万。

一共有五个不小的镇子，还有大约十二个小村子。山顶高度和欧内斯特·海明威的《战地钟声》一书中的马德雷山脉差不多。毛在山顶修筑了一个堡垒，周围有五个哨口。每个哨口都有石头砌的枪眼和石头掩体，各面安放着几挺重机枪和三门迫击炮，其中只有一门可以打响。三条陡峭山路通向供哨兵使用的石头小掩体。顶峰几乎是无法攻占的。

毛泽东对高山下的镇子很感兴趣，在这里，他建立了司令部，和部下们忙于组织地方苏维埃，宣传共产主义，招兵买马，扩大根据地。

但是，他首先必须和土匪们搞好关系。袁文才、王佐一伙活动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一九二一年。还有一些土匪的历史更长，人们都记不得他们到底存在多久了。每一股土匪都有二三百人，五六十支步枪。毛泽东先从袁文才入手。从理论上讲，袁文才这时早已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了。但他处处提防着毛。和这偏僻地方所有的人一样，他对陌生人怀着戒心。开始只要一提起毛泽东，人们就纷纷逃跑。但是，出于好奇心并看到这支队伍的行为规矩，人们又开始返回自己的住地。毛泽东的头发又长又乱，与其说是中国人，不如说更像个莫霍克族人。他常和人们拉家常，和农民们处得很好。他会走到一个男人面前，问：“你叫什么名字，大哥？”或者对一位妇女说：“大嫂，怎么称呼你？”人们的恐惧感很快就消失了。但袁文才还是很谨慎，他担心：毛泽东大概想消灭他，然后吞并他的队伍。

一九二七年十月六日，毛泽东在茅坪附近的大仓村和袁文才会面；毛解释说，他是共产党，他的部队在那里不是要干涉袁的活动而是要和人民一起改善他们的命运。他的军队不是国民党军队，不会压迫老百姓。袁终于同意支持毛——但是要有个代价。毛给了他一百支步枪。袁付给毛一些银元，并且同意在毛的司令部所在地茅坪的原攀龙书院的房子里建一所小医院。

茅坪是一个环境宜人的山麓小镇，有一百多户人家，大约七百人。毛找到一所漂亮的带院子的老房子作为自己的住处。这个院子就是谢家祠堂（茅坪几乎所有的人都姓谢），房子的顶层是一个很少见的八角形小楼，毛把它当做书房。星转月移，他在这里写出了两本小册子：《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这是他第一次阐述关于使用武装力量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理论。

王佐就比较难对付了。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荆竹山停留并会见了王佐的一些人。王同意第二天在靠近山顶的大井村和毛见面。井冈山由山上的“五井”而得名。五个村子像九子棋一样排开，分别叫做大井、小井、中井、上井和下井，每个村子都是四周峭壁，危崖高耸。一些想像力丰富的中国人认为，从上往下看，这些村子都像水井似的。

王总是心猿意马。最后，毛派了一个可靠的人——何长工去做他的工作，把他争取过来。(12)何长工发现王佐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他有个难以制服的对手——土匪头领尹道一，控制着赣州附近的三个县，妨碍他的利益。王表示，如果共产党能帮他除掉尹，他就可以帮助共产党。何长工答应了，并于一九二八年二月率领两支小队和王的一些人在拿山伏击并活捉了尹和尹的一些部下。据一位现代历史学家说：“王佐手下的人高兴之极，他们把尹道一的脑袋砍下来，连夜带给了王。”王当然也很高兴。这件事使　他对共产党的信誉和能力确信无疑，他投到了他们一边，并于一九二八年四月加入了共产党。

井冈山绝不仅仅是个盗匪出没的地方，后来很快变成了一个大有作为的革命根据地。一九二八年五月四日，朱德带领队伍来到宁冈，同毛的队伍会合，宣布成立工农红军第四军。党代表陈毅也和朱德一起来了。毛和朱在龙江边的一片空地上见了面。这里四面空旷，登上附近一座庭院的屋顶平台，可以看到带有飞檐的灰色槽形的屋顶，他们坐下来，谈了很多很多。在这里开始一起建立朱毛军队和军事政权，这个军事政权后来成了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核心。

朱德带来了近一千人的队伍。毛泽东原有一千二三百人。朱和毛逐渐扩大了根据地，奠定了一个独立的苏区的基础，这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最初贡献。这个基础在赣南的中央苏区得到发展，又在陕北的延安进一步完善，后来成了中国革命政权的摇篮。

初上井冈山的日子是相当平静的。地方军阀相互争斗，无暇顾及这片荒山里发生的事情。但不久形势就开始紧张了。广西的李宗仁和湖南的唐生智握手言和，把部队拉回来要打“赤匪”了。还出现了另一个问题。朱毛部队实力倍增，根据地容纳不下了。他们现有四千一二百人的第四军和八百人的第五军。山里没有足够的食物养活这么多的部队。必须另找地盘。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四日，朱毛军队开始向山下转移，留下彭德怀（他后来成为红军最优秀的指挥员之一）和滕代远领导的第五军(13)，任务是尽可能坚持保卫根据地，然后同大部队会合。这个阶段很快就结束了。在敌人强攻之下，第五军溃散，幼年的苏维埃被压垮了。到一九二九年三月，住在山顶苏区村庄里的大约二千人当中，一千人被杀害。有些村子的房屋全部被付之一炬。这都是吴尚和他的湖南军阀们干的。

有一点要说明。毛曾告诉埃德加·斯诺，红军撤离井冈山后，袁、王二人又恢复了他们的土匪习气，被农民们杀了。他们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故态复萌。在他们进行了一次烧杀掳掠之后，湘赣边区的地下特委会决定处决他们两人。决定是一九三零年一月中旬作出的。二月下旬，可能是二月二十五日，这两人被请去参加永新县特委会的一次会议。他们带几个随从去了，在当地一个旅馆下榻。半夜，执行小队包围了旅馆，破门而入杀了袁。王跳出后窗，骑上马在夜色中飞驰而去，但掉到河里淹死了——至少传说是如此。

当地的土匪就这样被瓦解了，其中一些人——但不是所有的人——参加了共产党的队伍。还有的人回到山上投奔了王的兄弟王云龙。井冈山又落到了土匪手里。从那以后二十年之久，直至人民解放军取得胜利，没有任何一个共产党人，没有任何一个红军战士能够进入这个革命圣地。只是在二十年之后，共产党才又回到井冈山顶。然而，在这里，毛曾建立了中国农村第一个苏维埃，并开始了名垂中国史册的长期斗争。(14)

时至一九四九年，王的兄弟早已去世，由他的儿子统治着井冈山。后来红军捉住并处死了他。对于袁和王，特别是对于他们的结局，迄今还有争论。毛告诉斯诺的是这两人碰巧被觉醒的农民杀了。然而，现在井冈山地区的官员却把这件事描述得比较正式：特委会开了会，正式决定处决他们，等等。“文革”期间，又出现了另一种说法。大字报指责彭德怀“谋杀”了袁和王。这是韩素音提到的，但她并不相信红卫兵的话。(15)

①加伦的真实姓名是V.K.布廖赫尔。他后来成为斯大林在远东的最高指挥官，直到1938年在大清洗中遭处决。蒋介石对他颇为器重，正如李德告诉海伦·斯诺的那样，蒋在1935年或1936年想把他搞到中国担任军事顾问（海伦·斯诺：《延安笔记》）。

②蒋介石自然不晓得，这种阵地战的新战法并非毛泽东和朱德所为，而是由一位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新代表强加在红军头上的。

③哈罗德·艾萨克所著《中国革命的悲剧》提供了可靠的描述（见176—177页，加州，斯坦福，1951年）。也可参阅斯诺《红星照耀中国》75—76页。顾顺章于1930—1931年之交的冬季，在汉口街头看杂耍时被捕，这时他担任共产党内的秘密警察头目。他叛变后向国民党供出情报，致使党在上海、汉口和其它大城市中的机关遭到破坏。（雅克·古尔勒迈兹：《中共党史——1921—1949年》，221—222页，纽约，1972年）。

④斯诺：《红星照耀中国》，457页。

⑤党史学家胡华，国防部研究员阎景堂：1984年10月30日北京采访。

⑥江西大旅社自1949年起就一直是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

⑦斯大林的命令是由尼古拉·布哈林签署后通过电报发出的。布哈林那时还领导着共产国际，但不久就被罢免，并于1936年被清洗枪毙了。罗明纳兹在武汉把斯大林的命令交给了党的中央委员张国焘。张则将其转交给在南昌领导起义的五人委员会。周恩来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书记和起义的指挥。其他几个成员包括李立三、恽代英，谭平山和彭湃。（前委由周、李、恽、彭等四人组成。谭平山列席前委会，但不是前委委员。——译注）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里，没有提到张国焘的名字，但在一幅描绘起义前夕的一次委员会会议的油画里有他的形像（凌家传，1984年4月3日采访）。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记述了他和罗明纳兹和周恩来的会面。他说，虽然他对这次行动有疑问，但他最终还是给予了全力支持（张国焘：《共产党的兴起》，第一卷674—675页，第二卷5—8页，劳伦斯，堪萨斯州，1971年）。凌家传引述张国焘对委员会成员的话：“除非你们肯定能够成功，否则就不应该发动这次起义”。罗明纳兹在二十年代末同斯大林决裂，1935年自杀身死。虽然他威胁说不允许任何共产国际顾问参与南昌起义，但不过是一句空话。M.F.库曼宁（音译）是派到贺龙部队的一位苏联军事顾问，他陪贺龙一道来到南昌，并参加了起义。他在中国一直住到1928年。（《在中国的土地上》，149—159页，莫斯科，1977年）可能还有别人也参加了。

⑧队伍离开南昌后，曾向广州方向转移，但没有到达目的地。大部分部队不是打散了就是被消灭了。他们确实在9月24日到10月1日期间攻占了汕头，但是周恩来病倒了，被悄悄地转移到香港，并在那里同贺龙、叶挺和聂荣臻等人会合。朱德、陈毅、林彪及其残余部队则暂时栖身在一位友善的国民党将军的驻地。（南昌起义的细节引自凌家传1984年4月3日的介绍，并见雅克·古尔勒迈兹在1962年7月出版的《中国季刊》的文章，161—168页）。聂荣臻在1921或1922年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了共产党，那时他是留学比利时的科技生。他后来领导实施了中国的核军备计划。（聂荣臻同志的入党时间是1923年初。在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由赵世炎、刘伯坚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译注）

⑨所有这些人都成了斯大林大清洗的牺牲品，1936年是拉狄克和布哈林，1938年是米夫。米夫的真实姓名是米哈伊·阿列克山德罗维奇·弗托斯。他取代罗明纳兹成了斯大林的“中国问题专家”。

⑩韩素音：《早晨的洪流——毛和中国革命1893—1954年》，173—179页，纽约，1972年。

(11)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158—159页）对毛的这次被俘有一段文字。关于军官在井冈山密谋一事是韩素音在1966年听人说到的。毛当时说，谁要是不愿意随他上井冈山可以自便，并赠送路费。大约有五分之一的人离开了部队（韩素音：1984年8月19日私人通信；可参阅韩著《早晨的洪流》158—159和175页）。

(12)何长工1984年仍健在，住在北京，担任军事学院的副院长。他新近发表了一本题为《难忘的日子》的回忆录。长征时，他曾担任九军团的政治委员。

(13)关于离开井冈山的日子，当地的官员有两种说法：即1月14日和1月29日。各个部队离开的日期有所不同，但主力是在1月14日离开的。

(14)见斯诺《红星》一书160页。几年之后，朱德留恋地对史沫特莱谈起他同王佐、袁文才的那次谈话。他记得两人说起一个叫朱聋子的土匪总是说：“不必知道怎么打仗，只要知道怎么包围敌人就行了”。朱德毕生遵循着这条原则（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232页，纽约，1956年）。

(15)韩素音：前书206页。虽然彭德怀早在王佐、袁文才出事之前的1929年3月就离开了井冈山，但他领导的红五军却以某种方式卷入了处决二人的行动。后来大字报攻击彭时，他声明，如果发现红五军通过消灭王、袁而获利（有人指控红五军夺取了王、袁的武器），他情愿偿命赔罪（张援远：1984年8月14日书信）。长期以来，无人愿意为这个被认为是“糟糕和错误”的决定承担责任，这也许是为什么井冈山纪念馆没有提及此事的原因。不过王、袁二人的画像还陈列着。此事的大部分细节来自对茨坪井冈山纪念馆工作人员桂玉麟的采访。何长工的故事及捕获尹道一的故事来自江西省外办张野副处长，1984年4月6日南昌采访。

“文化革命”高潮期间，每天有三万以上的红卫兵来到井冈山，造成严重的食物、住房、卫生和医疗问题，最后，军队动用直升飞机运送食品和疏散病号。这样的高峰期持续了两个多月，直到政府开始劝说青年不要再去了，每日上山的人数才逐渐降到二万，然后又降到一万。没有死亡人数统计（对井冈山县县长的采访：1984年4月7日）。

第三章——前夕

周恩来到医院看望陈毅。他带来的消息并不令人愉快。他告诉陈毅，中央委员会（几乎成为李德和博古的代名词了）决定红军主力几天后撤离，突破蒋介石的“围剿”，向西转移建立新的根据地。

一九二九年严冬，陈毅随毛泽东和朱德离开井冈山向南行进，和他们并肩战斗，在赣南和毗邻福建省的边区建立了中央苏区。他目睹了苏区发展到拥有三十五个县，三百万人口和有一块相当于以色列和黎巴嫩领土总和的土地。他看着这块根据地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建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瑞金成为“红色的首都”。

现在这一切都将结束，什么花言巧语也掩盖不了严酷的现实。陈毅看到了这一年多来的惨重损失，红军在反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战斗中一次又一次的失利。陈毅是讲现实的，他没有试图自欺欺人，把白菜清汤说成鲜浓肉汁。红军面临的是惨重的溃败以及艰险的撤退。

周恩来还带来了进一步的消息，中央委员会决定陈毅不随主力红军撤退。他将留下来在苏区指挥军事行动。他只负责军事指挥，另一位老资格的政工干部项英负责全面工作，他们俩将在一起共事。陈毅很清楚，项英与博古、李德关系密切，是“苏俄”路线的支持者。

陈毅将率一支二万五千至三万人的部队，其中至少一万人是伤员，许多人像他一样伤势严重，根本不能参加战斗，当时很难估计有生力量究竟有多少，现在就更难估计了。战斗人员的数字虽然高达一万六千人，而受过正规训练的只有六七千人。其余的是赤卫队，许多人从未握过步枪。而敌人方面，蒋介石能够部署二十万人，他还可从附近的部队抽调更多的人。陈毅没有问他的部队有些什么武器弹药，他知道武器弹药是不够的，因为从来就没有够过。①

周恩来非常敏感，他完全明白他传达的命令不可能激起陈毅的热情。他强调陈毅将起的重要作用，他赞扬陈毅具有经过考验的战斗能力，以及对农村情况的深刻了解。陈毅在这里战斗了多年，没有一条山路、一条蜿蜒的河道他不了如指掌。而且正如周恩来指出的那样，陈毅受了伤，长征对他来说是十分艰难的。

“你的伤口怎样？”他问陈毅。他对陈毅的伤势很了解，因为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四日，他和陈毅一起去兴国前线，陈毅就是在高兴峪那次战斗中负的伤。②

陈毅回答说伤势没有好转，医生还没有把所有碎骨片取出来。他一直要求拍一次X光片，但他们却没有给他拍。周恩来听后马上去找有关部门交涉。原来，X光机器和片子这时都已包装好准备撤离。结果不得不重新打开。因为没有电，周恩来命令把无线电台备用的汽油发电机运到医院，专门给陈毅拍了X光片子。

命令总是命令。陈毅是个好军人、好将军，他执行命令，接受了中央交与他的任务，即使心里并不痛快。当他发现他的同事项英对于下一步怎么做的想法与他截然不同时，他又增添了几分不快。项英主张硬拼，而陈毅主张避开敌人的锋芒进山打游击。他认为这是生存的唯一机会。然而，他的意见被否决了。③

陈毅对他的使命感触很深。他没有公开表示他认为这与反毛的政治斗争有关，尽管他的许多朋友持有这种看法。他承认对他的委任是有正当理由的，因为他比任何其他指挥员都熟悉这块土地，他是个有经验的领导人，他的任命会提高那些留守人员的士气，会使他们感到红军并没有放弃中央苏区。但是，陈毅对这件事的情绪很大，一直到二十多年后的一九五七年，他在一次讲话中既谨慎又明确地表示，把这样一个重大的任务交给一个指挥官，而事先不征求他的意见，这样的作法是不对的。④

十月中旬，这是个气候宜人的时节。但从于都出发的那一行人情绪都不高。这个决定周恩来不只告诉了陈毅一人。与陈毅谈话之前，他把毛从于都召到梅坑的总部，告诉他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毛对此事的反应如何，没有记录，但是他对当时的军事形势感到日益不安。他两次提出建议，都遭到李德和博古的拒绝。他每次都建议红军放弃阵地防御，迂回穿插到国民党封锁线之后，越过碉堡群，袭击敌人后方。有一次他主张向东挺进浙赣，进而直取南京；后来又建议打进湖南。这些就像对牛弹琴，没有人听他讲话。在北京的长征问题专家王愿坚说：“我们有一种说法，一项战略一旦开始执行，就必须坚持到底。”

周恩来详细地说明了新的计划，即红军向西出击，穿过蒋介石在冯·塞克特将军指导下设立的四条封锁线，然后向西北方向的湘鄂边境挺进，与贺龙会合。贺龙已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根据地。⑤周恩来把计划告诉一军团司令员林彪和政委聂荣臻，以及其它军团——第三、第五、第八和第九军团的司令员和政委。据聂荣臻说，没有把这个计划告诉低于这一级的干部。⑥除了这些最高级的指挥员外，大约八万战士——据伍修权说这是“实际数字”，“为了宣传，当时号称十万人”——并不知道他们正在执行什么样的任务。⑦

根据花名册上的数字，一九三四年十月八日红军的实际人数为八万六千八百五十九人，这个数字是本书首先发表的。具体分为：

第一军团一万九千八百八十人；第三军团一万七千八百零五人；第五军团一万二千一百六十八人；第八军团一万零九百二十二人；第九军团一万一千五百三十八人。还有两个独立纵队：中央军事委员会纵队四千六百九十五人，以及有时被称为中央军委第二纵队的九千八百五十三人。以上总数不包括雇用的担架员（他们有时仅受雇一、两天）。⑧

这八万人的经历各不相同。他们中有个姓危的妇女，如今虽已七十四岁高龄，但还是个硬朗的小个子老太太，黝黑的面颊，起皱的鼻子，灰白的头发上戴了一顶毛式帽子，灰色的上衣和裤子，白衬衣，黑色的中国布鞋，正配上她那双小巧的脚。危秀英的半生是在红军中度过的。她是随第一方面军长征的三十名妇女之一。她有一个坎坷的经历，我们的谈话从她五、六岁时被父母卖给别人当童养媳开始，她始终不知道家里卖她得了多少钱。

危秀英仍然记得当初她父亲要把她卖掉时的情景。她准备了一堆石子和一把镰刀，把它们藏在门后。第二天一早当一个男人来接她时，她向他扔石子，并用镰刀砍他。但那个男人力气很大，终于制服了她，并试图把她带走。她又踢又抓，还把他的耳朵咬出了血，他只得作罢。这时他们又把她父亲的兄弟，她最喜欢的叔叔叫来。她不能咬叔叔，就这样被叔叔带走了。她后来睡着了，醒来时已到瑞金。买她的这家在这里开设一家小店。

她是在地里干活长大的，肩能挑百磅重担。当红军到兴国时，她还在像奴隶一样地干活，经常挨打挨饿，还要放水牛、拾柴火。对于危秀英这样的妇女，参加红军无需多少动员。她自动剪掉长发并用头巾裹上，以免家里人发觉（会打她），径直来到红军总部要求参加红军。他们悄悄地把她送回家，但是她坚持要当红军。这样，她主人家终于发现了她的意图。有个朋友告诉她，主人家准备杀死她。危秀英把这个消息告诉红军后，红军才接受了她。

她还记得在吉安第一次参加战斗，在一个小屋里度过的一夜。小屋里亮着一盏没有灯罩的电灯。她从来没有见过电灯，也不知道怎么关灯。最后她拿过步枪，举起来用刺刀捅破了灯泡。这杆带刺刀的枪比她还高几英寸呢。⑨

危秀英是中央苏区“模范县”兴国参加红军的几万人中的一个。从兴国参军的人编成了一个师，叫模范师。兴国有二十四万人口，其中竟有八万像危秀英这样贫困的农民入了党和参加了红军。为革命捐躯的烈士达四万二千三百九十九人，中国没有一个县能与之相比。整个江西省的阵亡人数为二十三万。⑩

参军，参军，参军。这是红军在占领赣南最后一年的号召。当时小刘英正在于都干扩红工作，长征前夕，毛泽东命令她回到瑞金。

曾宪辉当时也在那里做扩红工作。他现年七十四岁，看上去有点像年迈的赫鲁晓夫，帽子戴在脑后，宽宽的（中国的）乌克兰人脸，眯着眼，一副乡村人精明能干的样子。他的父母是于都的贫农，姐姐卖给人家当童养媳。红军一到，他就加入了共产党。一九三四年五月，他在于都担任党支部书记，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扩红。由于广昌战斗伤亡惨重，部队需要征集每一个可以参军的人。当他登记了一千名入伍者后，他自己也参了军。他参加的部队是一个新编师，即第十五师，或者叫做第一军团少年共产国际师，当时才十八岁的肖华任政委。该师平均年龄为十八岁，最大的也只有二十三岁。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下午六时，曾宪辉踏上了征途。他身上背着五磅大米的干粮袋，一百发子弹，两颗手榴弹，一支步枪和一套棉衣（天气还很暖和，不必穿棉衣），一共加起来负重六十五磅。至此，他只知道部队要转移，对长征却一无所知。但他跟随部队一直到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长征在吴起镇结束。(11)

参军的人源源不断。组成了新编八军团，第三十四师和减员较大的三军团也补充了战斗力。红军队伍不断地扩大，各县男子已所剩无几。一九三三年长冈乡四百零七名青年中有三百二十名参加了红军，只剩下妇女和老人。瑞金县自毛泽东第一次到那里至一九三四年十月，近五万人参加了红军；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的一年里，有二万多人参军，仅一九三四年五月一个月就有二千人参军。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间参军的人中，大多数人参加了长征。(12)该县为革命牺牲的人达一万七千六百人，尚不包括被国民党报复残杀的大约五万人。研究长征的专家胡华教授估计开始长征的部队大约有一半是新参军的，因为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营以下的指战员伤亡惨重。

为动员青年参军，他们想尽了种种办法。军属在商店购物可以享受百分之五的折扣；有时还免征税收；红军家属的土地有人代耕；如果战士在前线牺牲，烈属可以得到抚恤金和免费劳力。向军属发了军属证和光荣匾，他们的家门前挂着用大红纸写的光荣榜，给军属送慰问品，包括最稀罕的商品盐以及火柴和大米。还举行群众大会让军属到台上发言，使他们觉得自己与红军有特殊的联系。(13)

由于国民党人的封锁，盐、燃料、棉织品和火柴等物品在苏区当时是无价之宝。共产党人想尽一切办法鼓励偷运和贸易。这些商人很机灵，他们惯于贿赂，他们能够经常来往这一地区。与苏区做生意有利可图，加上银元的刺激，出高价的激励，使得商人们不惜一切穿过封锁线，与苏区不断地进行贸易。赣江上经常有人用夹层船把煤油和盐（一个银元一斤，比外面价格贵十三倍）运入苏区。苏区有些钨矿，封锁也未能阻止矿石外运。毛的弟弟毛泽民当时住在于都，组织贸易，监督运输。(14)

共产党人没有让马克思主义教条阻挡自我生存的道路。那些化装成运粪苦力的小贩在臭气熏人的担子里把电筒和电池偷运进来。铁匠、粮商、米商，受到保护，甚至放贷者都获准做生意，但受到严密监督。共产党的军队在苏区纪律严明，享有良好的声誉。的确，他们没收富人的财产，然而中产商人却倾向于共产党而不喜欢蒋介石的军队。(15)

农民之所以特别拥护红军，是有其深刻原因的。贫困的赣南农民过着被奴役和被剥削的生活。地主出租土地收取百分之五十至六十的利息，借钱的利息是百分之三十，粮食的利息百分之五十，耕牛百分之七十五，食油百分之二十至二百，盐百分之一百五十。贫苦农民的债务越陷越深，根本无法还清。一九三零年十月和十一月，毛泽东视察了兴国县和另外六个正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县。他发现占当地人口的百分之六的富农和地主，拥有百分之八十的土地。而贫苦农民占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只拥有百分之二十的土地。于是他命令把富人的地分给穷人。他主张免除农民的高利贷负债，给农民分配土地，再免费分给未耕的山林荒地。他号召禁止赌博和抽鸦片，并杜绝抢劫。他说共产党正在建立一种夜不闭户的社会秩序。连残疾人和盲人也可分到土地，由壮劳力替他们耕种。(16)

老红军吴兴也来自贫困的、但给红军提供了巨大兵源的江西。他的家乡在会昌县吴村，与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同乡。他俩在南昌接受采访时，吴兴告诉我：“论辈份，我应叫吴吉清‘祖父’。”吴村的人几乎都姓吴，一九三零年当吴兴十四岁参加红军时是这样，一九八四年仍然如此。吴的一生都在红军中度过。他没上过学，家里没有钱供他上学。他说：“我一辈子都在前线。”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典型的红军战士。长征结束时，他被提升为排长，在延安的学校学习，后来当了师长。他小时候跟篾匠学手艺，但挣钱很少。他曾想参加国民党军队，可又觉得他们是一帮强盗。你就是有一把像样的雨伞，这些人都要抢。当朱德率领部队路过他家乡时，吴兴听说这部队的战士都是些公正老实的人，又听得部队里有人向他喊道：“来吧，小兄弟，加入我们的队伍吧！”他就参加了，从那天起便成了一名红军战士。

五十年后他回忆说：“当我们到达雪山时，我想起了这一切。我们翻越一座又一座雪山，我想我们这些人也许永远也翻不完这些山了，没有什么希望了。但我坚信，即使我们真的倒下去，中途失败了，那我们的下一代也一定会继承我们未竟的事业，继续前进，革命终将成功。”

不只是吴兴一人有这样的想法，许多战士离家时都曾感到害怕和孤独，但他们也抱着和吴兴同样的信仰踏上征途，勇往直前。(17)

让红军战士离开苏区可不是件容易事，那是他们多年的根据地，是他们的家乡。他们中大多数人来自江西，而这些人中多数又来自中央苏区——模范县兴国、瑞金地区、于都县、宁都和福建的周围地区。离开他们的故乡是痛苦的。

杨成武曾是红军第一军团二师四团政委。他回忆道：“苏区是这样的好，苏区的人们是这样的亲。要我们放弃这一切，到一个遥远的陌生地方去。我们即将离开这熟悉的山山水水，离开这朝夕相处的苏区人民，叫我们怎能舍得？”

杨成武出生于福建西部靠江西边界的长汀县，那里是共产党根据地的一部分。当红军已开到附近的消息一传开，杨成武家乡的许多农民都来看望并且慰问红军战士。他们爆玉米花，收集鸡蛋，扛来一袋袋的红薯干，织好了袜子，编好了草鞋，并选了十几个代表，包括杨成武的父亲和堂嫂都来了。杨成武的堂哥杨能梅是团里的司务长。这些代表走了一百多里路，跨过山山水水，在战士们离开驻地前和他们团聚了三天。当他们准备回家时，杨成武和他的同事们凑了所有的钱（并不多，杨只有五角钱）给他们作为回去的盘缠。杨成武的堂哥杨能梅这几天外出不在，直到堂嫂准备离开时，他才回来，他们只能团聚短暂的一会儿，能梅就得出发了。这一别就是十五年，到一九四九年他们夫妻才又相见。(18)

危秀英还记得她随第一方面军总卫生部干部营撤出瑞金的情景：在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他们头上戴着一束束树枝作为伪装，到天亮就停止行军。开头几天没遇到轰炸，因为敌人没有发现他们。后来，有一天下午将近黄昏时，他们集合在山坡上开会，一架国民党飞机飞过来扔下了炸弹。炸弹落在大约二十英尺以外的地方。当时董必武正在讲话。董时年四十八岁，已被认为是长者了。他和蔼可亲，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同志。他看了一下弹坑，炸弹掀起的土溅了周围的人一身，他看了看天，然后告诉战士们说：“马克思在捉弄敌人，炸弹没有爆炸。”接着他又泰然自若地继续讲话。(19)

①这些数字是北京军事博物馆秦兴汉将军估算出来的（秦兴汉：1984年4月11日瑞金采访）。还有其他种种估算，最高时达到四万。然而这些数字都必须大打折扣才行。曾同陈毅共事的陈丕显将军提出的数字是三至四万（见陈丕显：《赣南三年游击战争》第2页）。

②钟书棋：1984年4月11日，瑞金纪念馆采访。

③陈丕显：前文第一章；王愿坚：1984年3月5日北京采访；陈丕显：1984年6月13日北京采访。

④陈毅之子陈昊苏：1984年6月13日北京采访。陈毅的老朋友和同事陈丕显在五十年之后的现在说：“要是把陈毅也抬在担架上参加长征就好了。”（陈丕显：1984年6月14日北京采访）。

⑤人大党史教授胡华：1984年3月21日北京采访。

⑥《聂荣臻回忆录》第十章。

⑦关于红军的实力五十年来一直存在争议。这里的数字是根据一九三四年十月八日花名册统计出的实际数字，列为两栏。一栏是十月八日当天的实有人数，另一栏是截止十月十二、十三和十四日各部队获得兵源补充后将达到的数字。第一栏的总数约七万人，此处提供的系第二栏的总数，合计为八万六千八百五十九人。一九三四扩红高潮中征募的新兵先是编在同地方赤卫武装在一起的独立团里。这些独立团后被编入各军团。第三、五、九军团各补充两个团。一九三四年九月刚刚组建的八军团也补充了一个团。七军团和九军团都是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就组建了的。中央两个纵队里作战部队很少。江西于都纪念馆的张德明认为整个作战部队的人数有七万，这个数字看来比较可靠。一方面军号称十万大军系出于宣传目的，这也符合红军历来的做法。为了迷惑敌人，夸大实际兵力是常有的事。部队番号也频繁变动，不少“军团”叫作兵队（原文如此。——译注）或师更贴切些，随着兵员消耗加重，情况更是如此。提供这一档案资料的研究员阎景堂认为，一九三四年十月八日两个累计总数都是准确无误的。红军使用“方面军”一词，是指在同一指挥下的一组军团。第一方面军在初建时只有一、三军团。所谓“军团”就是“军”，由一军事指挥官和一政治委员率领（二人共同率领，通常政委的地位还要高一些）。这些番号一直保留到长征完结，虽然越来越名不副实。

⑧国防部高级研究员阎景堂：1984年10月24日北京采访。

⑨危秀英：1984年4月15日南昌采访。

⑩南昌省纪念馆资料。

(11)曾宪辉：1984年4月18日贵阳采访。

(12)钟书棋：1984年4月11日瑞金采访。

(13)井冈山纪念馆资料，1984年4月9日。

(14)韩素音：《早晨的洪流》第241页。

(15)江西省党校党史教授戴向清：1984年4月14日南昌采访。

(16)戴向清：1984年4月14日采访。

(17)吴兴：1984年4月15日南昌采访。

(18)杨成武：《忆长征》7—11页，北京，1982年。

(19)危秀英：1984年4月15日采访。

第四章——“独立房子”的主人

拟定红军撤出苏区命令的人是最后一批出发的。一匹马驮着他的给养，包括他积存下的一些珍贵的咖啡和几盒香烟。另一匹良种白马站在那里等着离鞍。而李德仍在磨蹭，他还有点什么事情没有办完。当黎明的薄雾在于都河上袅袅升起时，他才最后纵马飞驰而去。

从半夜到拂晓，李德一直在与项英进行最后的谈话。项英被留下来负责苏区工作。李德强调——而他自己也一定知道——他们这次放弃苏区并不是很快就会回来的；红军西进也不一定能够把蒋介石的军队引走，从而减轻被围困的苏区的压力，使项英在他的军事指挥员陈毅的协助下能够坚持下去。

李德回忆说，项英最后警告要提防毛泽东。他说毛眼下是沉默了，但不应受他的迷惑。毛泽东在军中支持者的协助下，一有机会就会重新攫取党和军队的控制权。李德表示他有同样的担心，但几天以后，当他把此话转告他的同事博古时，博古显得比他们有信心，他认为不会出什么问题。李德与项英谈得很久，以至于直到第二天他才赶上中央纵队。①

李德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人。他身高六英尺以上，在中国同事中如鹤立鸡群。他举止活像一个呆板的普鲁士人，如海伦·斯诺所描写的那样，是“一个纯粹的雅利安人，蓝眼睛，金黄色的头发。”他脾气暴躁，当他被秘密带入苏区时，他用一块手帕捂在脸上，遮掩他的大鼻子。他的一位密友称他为“一个典型的日耳曼人，僵硬而又迂腐。他告诉中国人，他的真名字叫奥托·布劳恩，德语是他的母语。隐退后他一直住在东柏林，直到一九七四年去世。至今无法确定他是德国人还是奥地利人，中国人直到一九八四年还不知道“奥托·布劳恩”究竟是不是他的真名。而共产国际的秘密特使档案材料恐怕永远是封存的，这就难以进一步考证了。②

李德或者奥托·布劳恩在中国留下的记录是矛盾重重的。据了解，他使用过的名字有：奥托·布劳恩（在护照上）；卡尔·瓦格尔；李德是他常用的中国名字（他认为李德的意思是姓李的德国人）；华夫是他在中国刊物上发表文章时使用的笔名（他自己认为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中国男子汉）。当然他肯定还有别的化名。多年来，除了极少数人外，外界对他一无所知。

他对自己的经历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不过在他的回忆录中公布的一种正式说法是，他原籍德国，名叫奥托·布劳恩，生于一九零零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军中作战，并在巴伐利亚参加了革命军队，一九一九年四月在慕尼黑进行过街垒战。一九二零年他作为德国共产党的工作人员被捕入狱，坐牢八年，一九二八年他以惊人的方式越狱，秘密逃往苏联。俄国人送他上了伏龙芝军事学院，他在这里接受了战术和战略方面的训练。随后转到共产国际，被分配到中国工作。

传说选派李德去中国的原因是他有多种语言知识（会德文、俄文和英文）以及他在德国革命期间积累了街垒战的经验。有人说他是在慕尼黑参加的街垒战，有的则说是在柏林。

据说，他的街垒战经验是他到中国工作的最关健的原因。共产国际希望中国革命成为俄国革命的重演——搞城市起义。一九二七年蒋介石确实在上海屠杀了起义的共产党人和工人。但是，用朱德的话来说，如果一九二七年是中国革命的“一九零五年”，那么下一步就将是“一九一七年的彼德格勒”。据莫斯科的设想，上海这样的事件无疑还会再次出现，届时，奥托·布劳恩这位德国的街垒战战士将比周恩来在一九二七年干得更出色。

关于这位独裁、专制而又架子十足的人被派往中国的上述原因难以得到全部证实，不过以上就是中国革命运动中反对毛泽东的所谓“俄国”派所得到的印像。

李德一九三二年离开莫斯科，向东经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到达满洲里火车站，在这里越过边界进入中国满洲里。据他后来说，他身上带了一本“新的护照，一本使用布劳恩这个名字的奥地利护照”。③

根据他自己在回忆录中的描述，李德于一九三二年春抵达哈尔滨，“去一些地方进行了调查研究”（他没提是去什么地方），随后乘火车到大连，转乘轮船抵达上海，于一九三二年秋天住进了英国殖民者特别喜爱的老式的阿斯特旅馆。几星期后，他搬进了一套“美式公寓”。他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讲，而且对中国革命的背景一无所知。与大多数派往中国的俄国代理人一样，他脑子里对中国的了解仅是白纸一张。但是他在执行命令方面是完全可以信赖的，而莫斯科所器重他的就是这一点。尽管莫斯科当时没有、后来也从未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有过多少了解，然而，对中国革命却下了很大的赌注。它在中国共产党身上花了大笔的钱，而且还通过柏林银行给上海的国际红救会④提供大量资金。

李德在执行任务时是很勤恳的。他拿着史沫特莱的介绍信去了一趟北平。史沫特莱是一位热情但又信奉无政府主义的美国人。她把自己的命运先是与俄国革命联系在一起，后来是印度，现在又是中国。靠她引见，李德结识了埃德加·斯诺和海伦·斯诺。埃德加·斯诺当时在燕京大学任教，而海伦·斯诺则在该校学习，他们都同情革命和改革。斯诺夫妇当时不信任这位三十二岁的德国人，李德也不信任他们，他似乎怀疑斯诺夫妇和史沫特莱可能是美国间谍。海伦·斯诺则永远未能改变对布劳恩的反感，在她眼里李德是个好色之徒（不少中国人有同感）。⑤

李德到中国时，本来已危在旦夕的上海共产党地下组织在蒋介石的秘密警察的打击下已土崩瓦解。最初的几天灾难，在李德到来之前就发生了，许多共产党高级干部被告密出卖，被捕遇害。

白色恐怖使得共产党在中国几乎无安身之处，危险性最小的地方是赣南的朱、毛中央苏区。党的领导人在一九三三年初就从上海转移到了红色首都江西瑞金。李德是后来追上他们的。他先是不得不留下来等待一位新的军事顾问的到达，他是李德的上级。最后，在春末夏初的时候，李德在上海街头碰上了他的新任上级。此人就是曼弗里德·斯特恩，他的俄国别名叫弗雷德。他后来在西班牙内战时期作为共和军的“克莱伯将军”而名声大噪。弗雷德长途跋涉，经欧洲、美国、太平洋和日本，转了半个地球，最后抵达上海，却未能与联络员接上头。

上海是苏联地下活动的中心，许多苏联情报人员都是德国或美国籍。美国人最受欢迎，因为正如史蒂夫·纳尔逊——一名在那里工作的著名的美国共产党人所说的那样，美国人持有所谓金皮护照，有了这种美国护照就不大可能被逮捕。李德抵达时，共产国际的首席特派员叫亚瑟·艾尤尔特。李德在德国时就认识他。⑥李德来之前，上海还有一位名叫艾尔·白劳德的共产国际特派员，此人后来成为美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另一位名叫尤金·丹尼斯的人，他是李德离开后来上海的，他后来成了美国共产党的负责人。还有一位叫哈里·甘尼斯，他也曾在上海干过一段时间，⑦后来成为纽约的共产党报纸《工人日报》的主编。

理查德·佐尔格一九三零年一月到上海，建立了著名的苏联军事间谍网。他在共产国际工作过，当然认识李德。尽管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的秘密活动都严格地各自为政，他们常常与对方的人不期而遇。佐尔格与莫斯科建立了自己的联系，与苏联设的另一个地下中心哈尔滨也建立了同样的联系，不过共产国际⑧不能利用他的军用联络线。

史蒂夫·纳尔逊和他的妻子在一九三三年担任共产国际的信使。他们当时给上海局带来了中国驻莫斯科代表王明的指示和活动经费。尤尔特是该局的负责人。据纳尔逊回忆，撤离瑞金的问题在一九三三年就开始讨论了。王明指示他们自己做决定。尤尔特倾向于不撤离，而中方代表却说他们必须离开。⑨

化名克莱伯的弗雷德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曾显赫一时。和李德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在奥匈军队中服役，曾被俄国人俘虏。加入布尔什维克后，他参加了俄国内战，随后去了伏龙芝军事学院。⑩

据李德说，他和斯特恩很快发生了争吵；但是斯特恩的到来使李德有可能继续深入到“红色首都”去。一九三三年十月初，李德藏在一艘货运船夹舱里被偷运过赣江。在苏区他受到共产党部队负责人邓发的欢迎，陪同邓发的是手持红穗短刀的警卫员。邓发乐呵呵地咧着嘴，李德以为他们俩将成为挚友。(11)

到中国不久，李德就知道，他支持中国共产党内博古领导的那一派，是被人们称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由在莫斯科留过学的坚决拥护苏联路线的一批中国青年人组成。王明是他们的领导。他基本上是常驻莫斯科的。他们一致反对的是毛泽东。

李德有很高的威望和权力，他在军事方面的特长是能言善辩。他举例时可以引用凯撒、塔西陀、拿破仑、弗雷德里克大帝、克劳塞维茨和毛奇等一连串名人的话。他决定问题从不犹豫不定。

在与翻译伍修权及其他人的交谈中，李德一点点地谈出了自己的经历，他讲的情况与这位“街垒战士”的传说在许多方面都不一致。(12)

据伍修权回忆，李德说自己是奥地利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响时被奥匈联军征募入伍，派往东部前线作战。

一九一六年李德做了俘虏，关押在西伯利亚，奥地利的许多战俘，包括捷克人、匈牙利人、拉特诺人和斯洛伐克人都被关在那里。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爆发后，几乎所有的奥地利战俘都站到了俄国革命的对立面，而李德却参加了红军，投进了俄国的怀抱。

李德谈到自己曾晋升为骑兵团的参谋长（一些当事人对李德所在的部队和军阶、职务的追述都不一样）。在俄国内战中，他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打了三年仗，之后，由于在军队服役中表现优异，被送到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了三四年。

由于他的知识和背景，他被选中派往中国工作。他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为中国共产党训练骑兵。此时中共的部队里缺少骑兵（鉴于山区地形崎躯不平，道路狭窄，骑兵部队行动不便，因此也不大需要骑兵）。(13)

无论是伍修权还是任何别的中国人都从未怀疑过李德自我介绍的可靠性。李德告诉伍修权说，共产国际给他奥地利护照的原因是，他一旦被怀疑，可借此掩护自己。他的战争经历对博古和其他“布尔什维克”来说是太专业化了，他们不可能提出异议，因为他们都没有多少军事理论知识。

据伍修权回忆，李德第一次与毛泽东会面时就傲慢地否定了毛泽东的想法，他说“游击战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他认为现在红军应该站稳脚跟，开展常规战争，不能放弃一寸土地。李德深受伏龙芝军事学院盛行的德国军事理论的影响。他的主张与蒋介石的顾问冯·赛克特如出一辙。李德认为红军必须用自己的碉堡战对付冯·赛克特的碉堡战。

据有的中国指挥员后来介绍，李德并不是只知道堑壕战和只赞成打阵地战。但是，李德确实顽固地反对毛或者任何红军指挥员继续开展或恢复他们随心所欲的作战体制。李德把他的进攻战术归结为“猛烈的短促突击”，从而给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然而这个战术并未能有效地消灭国民党军队，而朱毛却从国民党军队获得了大量的武器；弹药、给养和兵员补充。毛泽东用地地道道农民式的语言来对比红军和蒋介石的军队。毛说，红军是叫花子，而国民党不仅是国王，而且还是龙王。红军靠从龙王桌子上攫取东西来满足自己的需要。(14)

党纪是严格的。李德有共产国际做他的后盾，并得到自命为“布尔什维克”的一伙人的全力支持，而正是这些人控制着中国共产党。他们为了保全性命而逃离了上海，现在却控制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但是，就在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的秋冬之际。蒋介石对共产党控制地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苏维埃共和国被迫不断地缩小。到一九三四年秋，共产党失去了他们控制地区的百分之五十八，只剩下六个县了。(15)

共产党人之间的争论当然不仅仅是关于军事理论问题，还涉及到毛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之间的根本分歧。在李德那座小小的、四周都是稻田的“独立房子”里，有他的一间卧室，’另一间稍大一点作会议室，还有翻译和警卫住的一间屋子。年轻的伍翻译耳听四方，那里几乎没有一件事能逃过他的耳朵。李德和博古（一九三二年二十五岁时当上了中国共产党的书记）背地里对毛泽东大肆嘲弄。(16)说他不过是一个“无知的乡下佬”，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说他强调重视农民是肤浅的表现，“山沟里不能出马克思主义”。博古断言：“在落后的县城是不可能建成马克思主义社会的。”(17)这些说法反映了莫斯科的观点。斯大林手下年轻的中国事务专家巴威尔·米夫和中国党内苏俄派头头、同样年轻的中国布尔什维克王明都认为无论毛泽东还是朱德对马克思主义都知之甚少。米夫和王明说朱毛不过是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所描写的绿林好汉而已。(18)

正是在这种气氛中，排斥毛泽东的阴谋诡计层出不穷——剥夺他手中的权力；限制他的影响；想把他送往莫斯科；乃至要开除他的党籍，等等。他们使了一着又一着，如果不是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比较起来，莫斯科总是更关心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而不太注意中国的现实。

那时，国际上出现了日本对远东的侵略和希特勒在欧洲的威胁，这促使莫斯科重新估价中国。它感到需要利用毛泽东的威望来加强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因而，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举行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在毛没有参加会议的情况下，恢复了毛的政治局正式委员的地位，共产国际抑制了中共对毛泽东的批评，出版了经过大量删改的毛在一九三四年一月末召开的中央苏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一篇讲话。(19)

这些变化丝毫没有影响李德对中国军事方针的全面控制，决策权仍然掌握在李德、博古和周恩来所组成的“三人团”手中。

尽管李德至死坚持说，他被派到中国来仅仅是作为顾问；尽管中国现代的分析家认为，从技术上来说，博古说的顾问一职也没有说错。事实上，正是中国人自己把权力拱手让给了李德。

李德在回忆录里写道：“尽管我一再提醒（中国）干部们，我的职务仅仅是顾问，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了一种局面，好像我掌握了最高权力。”

担任过翻译的伍修权将军同意上述估价。他说：“我认为，李德自己并没有篡权，而是博古把权力交给了他，失败的责任在中国人身上。”

伍修权认为，用中国的话讲，李德来到中国真是“如虎添翼”般地助长了中国的“左”倾政策。

伍追述说，“我们称他为‘太上皇’，就是主宰一切的上帝。博古对他从来都是言听计从。”

伍修权承认周恩来对这种局面的形成也负有责任。无论周恩来是否同意李德的意见，有证据表明他最终还是对李德产生了意见分歧和不信任感，但他确实没有或者是未能进行有效的抵制。(20)

如果李德的建议使红军取得了胜利，那么这一切也就无关紧要了。但情况并非如此，他的建议使红军遭受一次又一次的损失，没有得到任何收益，没有战利品，没有增强兵力，相反，却使红军控制的区域不断缩小。

起初，李德得到了军事指挥员们的广泛支持，连朱德也几乎每天去那所“独立房子”拜访他，向他请教。其他将军对他的态度也一样，李德还得到有影响的洛甫（他曾在旧金山唐人街当过报纸编辑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力分校的图书馆馆员）和受伤的军队负责人之一王稼祥的全力支持。

也有一些部队指挥员，尤其是那位心直口快的第三军团司令彭德怀很早就与李德发生了争执。第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与彭的态度非常相似。而第一军团的军团长林彪的态度却比较暧昧。他请教李德，认真听取他的意见，因此后来有人指责他有时显得有点溜须拍马。(21)

像刘伯承这样的指挥员的态度是毋庸置疑的，他公开对李德提出质疑。有时即使是遇到一些小事情——如有一次李德在战场上打了刘部队里的人，还撤了那个人的职——两人都有争执。

有时是遇到更严肃的事情。例如，有一天李德痛骂总参谋长刘伯承，指责他在战场上指挥不力。李德责问说：“你怎么可能在伏龙芝学习过？在我看来，你不过是一个庸庸碌碌的参谋人员，你白白浪费了在苏联的时间。”翻译伍修权并没有把这些骂人的话都翻译过去，他觉得自己有义务设法缓和关系。但是刘伯承完全听懂了。他与李德一样，也在莫斯科伏龙芝学院学习过，他的俄文水平很高，是一位坚定而带点学究气的将军。

在博古、李德等人的瞎指挥下，红军伤亡不断增多，每次战役似乎都要损失二千到三千人，一个又一个县落入了敌人的手中，引起了指挥员们的抱怨。在毛泽东指挥的时候，情况并非如此。周恩来曾告诉埃德加·斯诺，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红军损失了六万人。过去从未发生过这种情况，最严重的是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的广昌战役——四千人阵亡，二万人受伤，这是红军遭受的最惨重打击。这就为蒋介石迟早占领仅有五十英里之遥的瑞金扫清了道路。事实上，战斗尚未结束，红军的前线指挥部就已转移到瑞金了。(22)

彭德怀的第三军团在战场上总是首当其冲，彭对这种打法颇为恼火。李德和博古来前线视察和指挥作战时彭痛心地报告说，战斗的第一天就损失了一千人。派去守卫“永久性”碉堡群的一个营全部牺牲。这个碉堡群是根据李德的命令修筑的，国民党飞机大炮的轰击把阵地夷为平地，而红军既无飞机也无大炮。彭指出，这个仗不能这样硬打。

当天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李德说彭应该发动反击，彭反问他军队没有子弹怎么反击。彭激动得几乎喊了起来，说李德的命令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自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即在李德指挥期间）红军没有打过一场好仗 ！他继续高声喊道：“你们这些教条主义者．只不过是地图上和纸上谈兵的战术专家。”

彭德怀接着说，多亏红军战士觉悟高。否则“第一、第三军团早就全军覆灭了。”(23)彭喊道：“你的计划造成了大量的牺牲，难道你不感到良心责备吗？你就不痛心吗？”(24)彭把李德比作“崽卖爷田”那样不感到心痛的人。翻译伍修权把彭德怀的漫骂翻译了过去，但是他听不懂关于子孙卖地的故事。杨尚昆将军解释说，这是湖南人的说法，彭总以此批评李德随随便便牺牲红军战士的生命。

李德并没有发火，这使彭感到惊异，原来伍修权在翻译时缓和了他的措辞。他请杨尚昆将军再给翻译一遍，这回达到了他预期的效果。李德听明白了，李德开始咒骂他，说他是“封建脑袋”。彭德怀也不客气地回敬了他，然后收拾起自己的背包，准备被调回瑞金，撤去指挥官的职务，被审讯、判刑，准备丢掉党籍，甚至枪毙。他回忆说：“我做好了一切准备，什么都不在乎。”使他惊讶的是，居然什么事也没有发生。(25)

彭德怀和刘伯承都是心直口快的人，许多别的指挥员都不愿意公开表态，他们害怕遭到非难。因为李德这个人惩罚别人是从不手软的。对他认为失败或犯错误的人，动不动就处分。后来担任中国海军司令的肖劲光，当时已是老资格的高级指挥员。他第一次去苏联是在一九二一年，比那“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早得多。一九二七年他再次去苏联，在列宁军事政治学院学习。他的战绩优异，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指挥第七军团。他军中的战士许多是未经训练的新兵。在防守黎川县城时，面对压倒优势的国民党军队两三个师的进攻，他们无能为力，败退了下来。李德于是下令审判肖，判了五年徒刑。毛泽东等几名高级指挥员提出了不同意见。亲苏派的王稼祥拒绝签署命令。这样，肖劲光才免进监狱，而被分配做教学工作。李德请博古帮忙，以压倒军方意见，但是博古不肯过问。(26)

那时，共产党人处分之严厉，是司空见惯的事。湘赣边区苏维埃主席张启龙曾被指控为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分子，被贬为运输队员。他的上级省委书记王首道被撤职，但很快又恢复了职务。(27)

根据一种说法，当时还是红军一名年轻负责人的邓小平受到的待遇也不比别人强。他受到“亲苏”派的攻击，说他是福建省委书记罗明的支持者。在党内斗争中，罗明被当作毛泽东的替身，因为亲苏派不敢公开攻击毛泽东，于是，邓小平、毛泽东的兄弟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和其他几个人被当作“罗明派”的成员而受到了批评。邓小平丢掉了职位，以一个普通战士的身份参加了长征。有的说，他在由几千个民工组成的运输队中当担架员。几位中国现代史学家都否认邓小平曾当过担架队员，但是，无疑他在这件事中是倒霉的。(28)

红军干部一般都害怕被指责为托洛茨基分子，或者被指责背离党的路线。这类指责并不少见。他们对一次次清洗至今仍记忆犹新——反AB团分子的斗争（AB指国民党渗透到红军队伍中来的反布尔什维克特务分子），例如在富田事件中，据说有几千名毛的部下遭到清洗；反托洛茨基分子的斗争（尤其从苏联回国的年轻学生，他们被指责在苏联受到托洛茨基代理人的影响）；还有反对各种右派、资产阶级分子、机会主义分子和其他偏离倾向的运动。这些斗争有的反映了内部的政治争执，有的则产生于对秘密阴谋组织的恐惧。

十月十七日上午，李德匆匆走过于都河上的木板浮桥，尽管表面显得信心十足，但实际上内心是情绪不高的。

眼看要进行一次灾难性的撤退，要越过陌生的荒山僻野，随时会受到数十万敌军的攻击。此外，党内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可能突然使他失掉控制权（甚至危及他的生存）。

还有一个问题，当时没有人议论过，而且也是无法解决的。这就是李德与上海的联系，实际上也是他同莫斯科联系的问题。一年前李德逃出这个大都市时通讯就已经相当困难了。后来情况越来越糟。李德一向是通过上海与莫斯科联系的，红军虽然也有无线电台，但功率不够大，无法接通远隔几千英里的红都瑞金与红都莫斯科之间的联系。一切信息都须经转上海。通过中共上海中央局的秘密电台。

一九三四年春，李德在上海的上级曼弗里德·斯特恩被召回莫斯科，很快就要派往西班牙，但是没有人来接替他。无线电转送电报是由中共上海中央局负责的，事实上就是掌握在两个中国人手中，他们在莫斯科工作过。一位名叫李竹声，他在莫斯科的斯拉夫名字是克里奇卡。（每个去莫斯科的中国人都有一个秘密的俄国名字，伍修权叫普雅塔库夫）另一个中国人是盛忠亮，或者叫盛越，他的秘密名字叫米茨科维奇。六月，蒋介石的秘密警察逮捕了李竹声，在死亡的威胁下，他供出了电台的位置和盛忠亮的身份，盛也被捕，电台被破获，从此结束了上海局的活动，中断了莫斯科与中国的联系。据了解，中央苏区收到的最后一份电报是一九三四年九月十六日发出的。电报说，毛泽东一月份关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报告发表了。(29)

李德只好自行其事，博古也是如此，再也不能征求莫斯科的意见了；同时也无法援用共产国际的权威了。差不多两年后这条联络线才得以恢复。当时大家只能各自为政。过了近四十年之后，李德还特别提到：当时的那种状况，“对毛泽东是最有利不过了”。(30)

①奥托·布劳恩(李德)：《共产国际代表》第87—88页。伍修权在李德和项英谈话时担任翻译，但他不记得项英关于毛的一番警告。他记得李德对项英说：“我想你可以靠打游击生存下来。”（伍修权：1984年3月28日采访）。

②乔治·哈特姆（马海德）：1984年北京采访。李德自1939年离开中国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一直居住在俄国。他虽然没有像斯大林的绝大多数中国问题专家那样遭到处决的厄运，但被禁止过问任何中国事务。他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也许受到警察的监视，也许在一段时期内受到监禁或流放。他的回忆录在1969年首次刊登在东柏林杂志《地平线》上，并在他死后的1974年成书出版。

③大部分取自马海德对他的印像，马在延安时同李德过往甚密。这个时期苏联的做法似乎是，所派遣的情报人员均使用填有本人真实姓名的护照，据说“干净的护照”更有助于掩护，更不易引起怀疑。正因为如此，理查德·左尔格，这位最初是“国际”的工作人员而现在属于军事情报系统的鼎鼎大名的苏联间谍，使用一本填有本人真名的德国护照来到上海。（F. W. 戴京和G. R. 斯托里：《左尔格案件》第65页，纽约，1966年）。

④希特勒上台使经费来源中断。红色救济会的负责人遭到国民党的逮捕和关押。（胡华：1984年3月21日北京采访）王炳南大使认为，共产国际和中国党内的“俄国派”比毛泽东要强大得多，因为那时中国党的“领导、理论、策略和经费——所有这些，都是俄国人提供的。中国党就是共产国际的一分子”。（王炳南：1984年3月20日北京采访）

⑤海伦·斯诺：1982年1月10日采访。

⑥李德：前书第26页，史蒂夫·尼尔逊：1985年1月采访。

⑦西奥多·德雷珀：1981年10月采访。

⑧戴京和斯托里：前书，尤金·丹尼斯的妻子佩吉曾经是共产国际的交通员，她描述过1934年夏秋之交上海地下活动的情况。虽然她曾写到丹尼斯当时访问过“苏区省份”，但在1985年1月问到她时，她承认她可能搞错了。丹尼斯肯定没有去过江西。他违反国际的纪律，通过其妻向国际送去一份关于中国的报告。他向她解释，由于国际在华人员中间对红军撤出江西一事争论不休，他已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反映自己的意见。也许他的电台已遭到破坏。（佩吉·丹尼斯：《一个美国共产党人的自传》第82—84页，康涅狄格州。威士伯特，1977年）

⑨尼尔逊：1985年1月采访。

⑩V. B. 约翰逊：（《纷乱的年代》第125—126页，宾州，1967年）

(11)李德：前书29—31页。

(12)如果李德确如其回忆录所介绍的那样出生于1900年，那么他1914年充其量不过十四岁。

(13)取自1984年3月28日对伍修权的采访。李德回忆录中没有提到他参加过奥地利军队，成为战俘、参加红军进行内战或当过骑兵的经历。伍修权基于他同李德的私人谈话，认为所谓街垒战、越狱等情节均不属实。他说，从李德宣称自己抵达莫斯科的1926年到他来到中国的1932年，这期间的时间根本不足以使他学完在伏龙芝学院的课程。而且他感到，李德的俄语也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里就达到那样高的水平。伍认为李德在奥地利那套故事多多少少是真的。李德在回忆录里宣称他应用在伏龙芝学到的知识在1936年训练了红军的一个骑兵师。他说他不是骑兵。只是被派到坦波夫的一个骑兵师工作过一个时期并参加过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演习。李德回忆录的英译本没有提到坦波夫，总的来说有不少谬误。（李德：《中国纪事》225页，莫斯科，1974年；李德：《共产国际代表》第167页）

(14)这里对李德的评价反映了伍修权和胡华的意见。“太上皇”的比喻来自王愿坚。

(15)王愿坚：1984年3月5日采访，陈志让：《毛泽东与中国革命》182—183页，纽约，1965年。

(16)胡华教授坚持认为外国把博古称为“总书记”是不正确的。他说，1931年6月被捕叛变的向忠发是中共的最后一任总书记，直到1956年中共八大选举邓小平担任这一职务止。

(17)伍修权：《我的历程》第10页。

(18)这是根据翻译伍修权的报告得出的。许多年以后，尤其在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后，莫斯科的宣传机器也吹起了同样的调子。他们说，毛根本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中国也不是共产主义国家，称毛是“亚洲的希特勒”，称中国是由一群“匪帮”掌管着。

(19)这本很薄的小册子出版时题为：赤色中国——毛泽东主席报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进步，1934年1月22日。它的英译本在1934年末由纽约的国际出版社出版，售价每册五分。胡华（1984年3月21日）在北京说，小册子把毛的报告全编选掉了，只留下一段话。检查一下英译本的情况似乎确实如此。这已不是向第二届苏维埃大会的“报告”了，而成为鼓吹“苏维埃民主”、“苏区财政政策”、“苏区婚姻方式”、“反帝运动”和“苏区劳工政策”的宣传讲话了。读起来，与其说是在瑞金做的讲演，不如说是向外国发行的宣传材料。

(20)伍修权：1984年3月28日采访。

(21)由于林彪在“文化革命”中扮演的角色、他反毛的阴谋和他轰动一时的死亡，北京把他描述成一个李德的支持者，然而这也许是不准确的。一位叫胡继熙的法国华裔学者曾引刊登在1934年7月中共期刊《革命与战争》中的林彪的文章，认为该文包含了对李德战略的几乎毫无掩饰的攻击和对毛的支持。（胡继熙：《中国季刊》第82期，250—280页，1980年6月）李德在回忆录里带着一种委屈的情绪提到林彪的这篇文章。（第74页）

(22)这是胡华对伤亡状况的估计。周恩来的估计取自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第188页。彭德怀对广昌战役的评论见其回忆录189—192页。刘伯承的故事来自王愿坚。

(23)彭德怀：前书189—192页。

(24)胡华：1984年3月23日采访。

(25)彭德怀：前书189—192页。

(26)这里所述基本上是伍修权提供的情况。个别细节来自王愿坚。而胡华教授听到的说法则更加可怕：据说肖劲光因其“反领导”的态度被撤销军籍，下放当了挑夫。（当时公开指责肖劲光是因黎川失守而撤职查办的——译注）肖直至红军到达延安前一直没有恢复领导职务。但据长征老干部李一氓回忆，肖在长征时已担任了干部营的负责人（肖担任红大上干队队长——译注）并自始至终和他一道行军（李一氓：1984年3月22日北京采访）。

(27)胡华：1984年3月23日采访。

(28)王愿坚：1984年3月5日采访。

(29)这是向青教授在1985年1月14日纽约采访时得出的结论，部分细节来自伍修权和胡华。

(30)李德：《共产国际代表》第76页。1936年春，刘长胜从莫斯科回到陕北并带回一台大功率电台和新的密码，中共同莫斯科的联络得以恢复。1935年2月，处在地下状态的上海中央局的成员黄文杰被捕，但他没有叛变。（胡华：1984年3月23日采访）李德显然以为这数起被捕事件都是同时发生的。（李德：前书第79页）盛忠亮最终来到美国，并著有《中国革命和莫斯科中山大学》一书（盛在俄国期间曾就读于该大学）。

第五章——最初的行动

毛的警卫员小吴是从家里逃跑出来的。他与他的亲戚吴兴一起逃出吴村参加了红军。那是一九三零年，当时吴吉清正在一个地主家放牛。他没上过学，既不识字也不会写字，但这并不妨碍他加入红军，因为红军里大多数士兵都是文盲。

如今，七十四岁的吴吉清还具有杰出的军人气质，他经常昂首挺胸，长着浓密的眉毛、棱角分明的下额和一副又宽又平的肩膀。他极像堪萨斯州已故的威廉·怀特，但缺少怀特的风趣幽默。是博古说服他参加红军的。也许由于体格健壮，他一入伍就来到了警卫连。一年之内，他被选中当上了毛泽东的贴身警卫。同时，另一个名叫王亚堂的也被选上了。他们都是被共产党保卫局长邓发挑选来的。邓发对他们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审查。他们合格的主要条件是，出身都是赤贫，对统治阶级和剥削制度非常仇恨，所以都圆满地通过了审查。从此，吴吉清跟随毛工作了七年。

有时，吴吉清也担任其他任务。有一次，他和王亚堂被分配到毛的弟弟、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那里去工作。这件事发生在一九三二年。当时三十六七岁的毛泽民负责共产党的财政工作——红军从地主、土豪及富人那里没收来的大批金锭、银锭、银元、珠宝及各种贵重物品需要管理；红军还有自己的小型造币厂，可以铸造银元（银元是中国标准的硬币）；部队有制作金扣、发卡及鞋拔子的模具。他们往往以铸造金扣等方式携带出去，而不携带金子，因为装饰品较易隐藏。

据吴吉清回忆，当时有很大一批财宝，领导决定把这些财物藏到瑞金附近的山上去。两个警卫员被派去帮助毛泽民完成这项任务。被雇来的搬运工扛着这些财物沿着蜿蜒的小路走上陡坡。这并非易事。金银很重，一块银元大约重一盎司，价值相当于五十美分。每个搬运工大约搬一千枚银元。一共雇了一百多名搬运工，当搬运工快到山顶的时候，卸下担子，领了工钱，即被打发走了。只有两个警卫员和毛泽民留在那里。他们把财宝运到一个秘密的山洞里——这项任务可不简单。据吴吉清回忆，总共有一百多万枚银元。毛泽民封闭了山洞，三个人才下山，苏区没有任何其他人知道钱财藏在什么地方。

苏区没有发行过硬币。共产党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纸币是互相通用的。在苏区以外做生意和支付走私者的报酬都需用银子或国民党的钞票。红军靠着袭击地主的钱柜和挖掘地主埋在地里的藏钱泥罐弄到银子和钞票。一些农民的明亮眼睛常常能够发现藏钱的地方。

红军的这批财物一直藏在山洞里。直到一九三四年春天才叫搬动。这一次，财宝是从山上往山下运了。吴吉清又被调来协助毛泽民。他们雇来了搬运工，启封了山洞，把财物运回瑞金。后来，长征开始的时候就把金锭、银锭和钞票分给了红军战士，这样，他们一旦离开苏区，就可以有钱自己买东西了。红军的规矩最严格——从老百姓和农民那里买一只鸡，一袋米，从果园里摘一个桃子都必须付钱。除地主以外，任何人的东西都不许抢劫。①

一九三四年春为什么要把财宝从山上运下来？答案很明确。由李德、博古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决策核心，面临着日益恶化的军事形势，他们已开始准备撤离中央苏区。后来，对于何时决定放弃苏区，何时开始考虑进行长征，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毛泽东同亲苏派之间的论战中，毛泽东的支持者认为。长征是一个仓促、轻率、无准备的冒险，是惊慌失措的产物，不是有计划的行动。

证据有利于对方。“十万”大军的行动不可能是最后一分钟才决定的事情，早在数周或数月以前就作好了安排。不管是否下令长征，详细计划必须早就作出，否则长征将成为一场溃逃。将财物搬下山来的决定是同制定长远计划相吻合的。

根据伍修权的看法，“长征的准备工作在长征之前半年就开始了”。首先是开始大规模扩红，壮大红军力量，拆卸和包装重型装备就花了几乎半年的时间。

伍的回忆同李德的回忆是一致的。李德说长征的准备工作早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就已开始了，当时正值红军在广昌战役中失利。

“我同意他的意见，”伍修权说：“虽然在很多其他问题上我们意见不一致。”据伍的回忆，长征的计划工作开始时局限在很小的范围之内——博古、李德、周恩来、洛甫和王稼祥。②

一九三四年春夏进行的一场特别征兵运动是这一计划的组成部分，即恢复红军的力量，动员江西地区现有的一切人力。与此同时，另一项运动是征集粮食。红军下达了很重的征收任务，呼吁农民作出捐献。同时开展了借贷运动。铸出了更多的银元，做好了棉衣。车间开始修理枪支武器，生产了新的手榴弹，从老战场找回了子弹壳，铜壳里重新装上火药和铅头。铅用完了，就用木制弹头。李德参与了监督准备工作。伍修权记得有一天曾同他一起检查新手榴弹的爆破试验。不是所有的手榴弹都能拉响的。

很明显，这些都说明，有一件大事正在酝酿之中。同时，他们开展了宣传运动，号召农家妇女为战士编草鞋。草鞋很容易穿破。战士们想在长征开始时多背上几双草鞋。他们让妇女们把草鞋编得厚厚的，这即是将进行长征的某种暗示。

迄今中国的历史学家们还未能发现关于长征准备工作的任何具体指示、备忘录或命令。讨论这些问题似乎经常是限制在博古和李德两人之间，连周恩来都未能参加全部的商谈决策。后来听说这是出于安全考虑，怕蒋介石的奸细获悉红军的计划。经过仔细研究国民党的新闻报道，没有发现泄密的迹像，国民党官员也没有自称发现过长征的秘密，国民党的评论却暴露出他们对红军是极其无知的。那时毛泽东在政治斗争中输给了博古和李德，下台几年了，而国民党还一直以为他是红军的领袖哩；他们似乎从来就不懂得共产党的斗争阵势。

一位最小心谨慎的共产党历史学家至今依然承认说：“我们无法知道长征是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决定开始的。”③

一九三四年夏天开始的若干行动，后来被说成是长征的准备工作，包括突围和几支红军部队的转移。

第一支转移的部队是第七军团。七军团七月份撤离了瑞金，并编入了方志敏领导的第十军团。方志敏是位很有能力的指挥员，他是毛泽东的一位老同事，一九二八年一月领导弋横起义。第七军团是由另一名有经验的指挥员粟裕领导的，他一直活到一九八三年末。

据有些人估计这支部队有一万多人，但实际人数可能要少得多。他们向闽浙皖赣开进。这支部队被改编命名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既有战斗任务，又有宣传任务。它的目标是争取国民党军队联合抗日，结果没有成功。国民党粉碎了这支队伍，方志敏被捕后，被关在一个竹笼里，装在车上，游街示众，最后于一九三五年七月在南昌被砍了头。粟裕和一小部分人转为打游击而幸存下来，最后于一九三八年编入了新四军。④

紧接着又有一支部队进行了一次突围。这次是肖克为首的第六军团。六军团的根据地是在湘赣边界地区。肖克回忆说，他是七月二十五日接到出征命令，八月七日出发的。他得到的指示是穿过湖南，与驻扎在偏僻的黔、湘、鄂、川一带的贺龙的第二军团会师。肖拥有一支九千多人的训练有素的部队，但武器弹药不足。五十年后他说，他奉命带上全副装备，包括一台沉重的印刷机，这很不利于他的行动。⑤

后来发现，他所走的路线基本上就是红军主力部队很快跟上的路线。根据肖克的回忆，一路上恐怕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当地人都是文盲。一些人甚至像野兽一样地生活，他们抽鸦片成瘾，半裸着身子，对农村的地理一无所知。

肖克是一个善于思考、有学者风度的人。（ 他的部队被认为是红军中最强硬的一支部队，国民党怕他，恨他，同时也尊敬他。）半个世纪以后，他成了北京军事学院的负责人。当他谈起当年贵州的艰苦条件时仍然心有余悸。第六军团没有地图，只有从学校地理书上撕下来的一张普通的中国地图。这张地图只有10×12英寸大，上面仅标有省会、非常重要的县城以及大的山脉和河流。在边远地区打仗，这样的地图是没有多大用处的。他们在迷宫般的群山峻岭中行军，当地的农民连那里是什么地方都说不清楚，更无法告诉他们到下一个城镇该怎么走了。

十月二十二日，第六军团同贺龙的第二军团会师了。军团的兵力减到四千人，据肖克回忆，他们虽然打了一些胜仗，但没有证据说明他们曾把任何敌军引出了中央苏区。

这些部队行动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这一点在今天是很难想像的。仲夏时期的部队行动怎么会有助于十月底红军的大规模转移呢？ 这一时间的选择是没有道理的。两者没有什么联系。

北京的革命军事博物馆的秦兴汉将军后来说：“这是一个令人迷惑不解的问题。”秦认为物资准备和新的扩红工作开始得较早是为了使红军能有准备地应付各种紧急情况。红军在被迫的情况下是可以撤离根据地的。然而，第六军团和第七军团突围的时间则是另外的问题。他们与十月中旬的长征好像没有什么联系。即使他们牵制了大批的国民党部队——其实他们没有——也没有证据说明早在仲夏时节博古和李德就已打算放弃这一地区。

翻译伍修权是个有学识的将军，他听过李德和博古之间（还有周恩来）的讨论，他可能比任何幸存者都更了解一九三四年的指挥决定，然而连他也无法提供有关这一问题的线索。他说：“我觉得很难恰当地回答这一问题，必须由你自己来回答了。”

他认为第六、第七军团的行动是在红军大量征兵以补充缺员的时候用来转移国民党的视线的。当我问道，七、八月份的转移怎么会有助于十月中旬的长征时，他回答说：“你的疑问是有道理的。”

长征问题专家王愿坚称红军起初的行动是“交响乐的序曲”，但是序曲同交响乐似乎不是一个调子。

更使人不解的是第二十五军的转移。二十五军是留在鄂豫皖边远地区的一支残余部队。它原属第四方面军，后来四方面军撤到了川北。二十五军原有大约七千人，但到秋天减少到了二千九百人。

一个名叫程子华的红军政委五十年后回忆道，关于这个问题，一九三四年五月，周恩来曾把他叫去谈过好几次话。程子华现年七十四岁，身上还带着红军生涯给他留下的伤疤。他的双手双臂都受过重伤，右手现在还捏不起拳头，而是像一个爪子。他用左手写字，而左手也被子弹打伤，从未经过很好的治疗。⑥

如果程子华的记忆准确的话，他同周恩来的谈话证实了长征之前进行长时间准备的理论。程回忆说，周曾告诉他，红军处境困难（当时正值广昌战役惨败之后，也正是把财物从山头上搬运下来的时候）。周恩来说，国民党比红军强大得多。共产党的根据地正在缩小，这就减少了人力、物力的来源。红军面临着“现实的危险” ——如果红军无法获得自给，根据地就将丧失　怎样解决呢？周自问自答说：红军准备开始长途跋涉，建立新的根据地，使之能够得到物资和人力，重新开始壮大队伍。

周恩来说，如果红军这样做，国民党就会撤回他们的封锁部队，这将会对形势发生莫大的影响。周就是要同程子华讨论这一形势——即二十五军的处境。这支红军部队的压力很大，它急需加强领导班子。地方党要求给予帮助。周派程子华负责二十五军的军事工作，并把它转移到新的根据地。周告诉他，红军主力即将采取的行动会有利于他执行这项任务。

程子华匆匆离开了瑞金，然而要到达二十五军那里却并非易事。他先到苏维埃根据地的南部，再从那里偷越边界进入广东“白”区，接着去汕头港，从那里再乘汽轮去上海。他从上海经长江至汉口，最后于九月到达鄂豫皖地区。这时，长征很快就要开始了，但他在几个月后才获悉长征的消息。程子华和地方领导决定把二十五军转移到距鄂北更远的山区去，转移到豫西的桐柏山和伏牛山区。这支部队被重新命名为第二抗日先遣队。第一支先遣队是已被消灭的第七军团和第十军团。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六日，程子华率领二千九百人出发了。

二十五军的行动只与当地情况有关，同任何其他因素联系起来都是牵强附会的。同时，似乎也不可能假设早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周恩来就为红军的大转移作了充分的筹划。

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期。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也在这时遭受了莫明其妙的挫折。它驻在紧挨着苏区的福建，是一支独立的、非常爱国的部队，因在上海英勇抗日而闻名于世，却被蒋介石流放到福建，因为蒋介石惧怕它反日的爱国情绪和对他的政策的挑战。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九路军军长们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了独立的政府。这是对共产党人有利的形势，本来可以利用这一时机联合一支强有力的军事力量，使全中国共同反日——共产党宣传的主题。如同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那样，这正是毛泽东和他的助手们善于利用的一种机会。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驻在宁都的第二十六路军在共产党的配合下，举行反蒋起义。为了等待一批共产党需要的冬装和补给物资，起义甚至推迟了一天，改在十二月十四日举行。十四日晚，参谋长赵博生请他的部下到宁都梅河畔布满圆柱的路德教堂内共进晚餐。他的总部就设在这里。军官们在二楼用餐，警卫员们在楼下用餐。席间，赵博生派出亲信部队包围了这幢房子并宣布起义。两名军官从二楼阳台跳下来，企图逃跑，其余的都参加了起义。最后，十一个团中的九个团，总共一万七千人起义。投入共产党方面的事业。这些起义部队改编为共产党的第五军团，成为红军中最可靠、最守纪律的队伍之一，在长征中发挥了很好的后卫作用，一次又一次地使主力摆脱危境。⑦

在宁都起义中，共产党人工作沉着，有条不紊，信心十足，而与第十九路军打交道时，某些人似乎都成了呆子。最初的接触还不错。八月上旬，彭德怀的第三军团正在闽西作战。这时，一名代表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的“陈先生”（陈公培）拜访了彭德怀。彭请“陈先生”吃饭，并像彭后来写的那样，用一个铁皮大脸盆盛满了“从恶霸那里没收来的”猪肉、鸡蛋招待他，当晚谈得很成功。陈先生从如何联合抗日到存在的疑虑无所不谈，很多问题都得到了解答，陈先生接着又去了瑞金，并在那里找共产党中央进行谈判。但是消息传到上面之后，中央委员会决定不和他打任何交道。他们反而批评了彭德怀——不是因为他与“陈先生”进行了交谈，而是因为他在宴会上用洗脸盆盛菜太失礼了。⑧

这件事被搁置了一段时间，后来又从瑞金派了两人去同蔡廷锴会谈。一位是吴亮平，后来当了人民共和国的经济部长（也曾担任过李德的翻译），另一位叫潘汉年。他们是由作为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本人和相当于总理的洛甫派出的。据说谈判是成功的。这两人回来后向毛泽东、洛甫和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说他对大家能够联合一起反对蒋介石感到高兴。这份报告在沙洲坝散发，当时洛甫和毛泽东住在这里同一幢房子里。

关于十九路军发动事变的决定，意义十分重大。它一旦成功，就可以确保共产党人突破蒋的封锁，使他们的事业得到全国甚至国际上的支持，使红军被外界所知。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外国也很少有人知道红军）以为红军只是偏僻山区的一小股叛匪而已。

除了福建本身的意义外，甚至还有其他有利因素：当时，广东军阀对蒋介石持敌对态度。如果共产党人与第十九路军结盟，广东军阀也许有可能加入这一联合力量。有了广东的支持，其他军阀也可能参加进来。福建有福州这个海港城市。另外，苏联还有可能——尽管实际上不大可能——通过福州建立一条对外的运输线。

这个机会丧失了，因为共产党人内部意见分歧。共产国际的首席顾问曼弗里德·斯特恩仍在上海。他激烈反对与十九路军结盟，他称这支军队“只不过是一支军阀部队”。李德似乎对此半心半意，认为只能按照弗里德的指示行动。后来，他声称博古和周恩来都赞同联盟，但其他人，包括毛，都对此表示反对。当代历史学家找不到根据证实这种说法。他说最激烈的反对者是“中央委员会上海局”。不管他的意思是什么，当时，此“局”是由一小部分下级干部主持的乱摊子，不久就被蒋介石的秘密警察消灭了。⑨

乘共产党人自相争吵之机，蒋介石把十九路军消灭了。

一九三四年共产党领导在各方面都表现出内部不和——朱、毛坚决果敢的战略已不复存在。决定是由那些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战斗经验的人作出的，这些人更加缺乏与人民（他们称之为群众）打交道的经验。莫斯科和上海相距几千里，却企图发号施令。李德已在中国一年多了，但仍不了解这个国家，不了解中国。他不懂中文，也不肯学。他不了解这个国家的地形和地理，他不知道江西人和贵州人之间有很大的差别。一个江西人在福建，或一个福建人在江西时，由于不懂当地方言而不能与周围人讲话，离家几百里就不知道怎么回家或能不能回家，对这样的人的心理状态他一无所知。

长征开始两天以后，一些战士冲到杨成武政委面前提出问题时，李德大概是无法理解他们的。那天，队伍在弯曲狭窄的山路上行进，没有一个人说话，战士们低着头匆匆向前赶路。突然，两名江西的战士气喘嘘嘘地跑到杨成武面前。

“政委！”其中一名喊道，“我们已经走了两天了。我们究竟要往哪儿走啊？我们还要这样走多少天啊？”

这两名战士——事实上整个队伍——都处于焦虑的状态。这是往哪儿走啊？ 这是在做什么呀？到底还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家乡和亲人？杨成武怎么能回答他们呢？ 他自己也不清楚。他只能告诉他们目前是朝西北方向行进；告诉他们将冲破敌人的封锁。给国民党沉重的打击，并保卫苏维埃根据地。⑩

李德从未意识到，要红军打得好就必须提高他们的觉悟，让红军战士了解他们自己在干些什么。这些红军战士不是机器人，没有被训练成普鲁士军队或俄国军队那样只是服从命令，而从不思考，也从不提什么问题。

而李德却是一个信奉这类原则的人。他是个欧洲军人。他有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方法。他这种人和他所指挥的这些人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点，他来指挥是由于莫斯科一些外国人的一个考虑不周的命令。在中国，李德从来没能意识到做一名中国人是什么滋味。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他还经常喝咖啡，抽雪茄（只要能搞到这些东西的话）。他吃面包，而不吃米饭，尽管有时他不得不自己烤制面包。至于那些“苏俄”帮的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了解大都不比李德高明多少。他们是知识分子，镀了层莫斯科马克思主义的金，而且这层金使他们脱离了真正的中国。他们在莫斯科学到的重要知识是如何进行官僚主义派别斗争。而毛泽东和他的实干家们却大都受过战争的考验，到过山区、农村，和农民共同生活过。他们当中许多人都和毛泽东一样出身于农民家庭，了解中国，尽管他们不能随时恰当地引用马克思、列宁的辩证法语录。他们目前没有掌握实权，还是局外人，不能左右事态的发展。而毛泽东在作为一个革命者和共产主义者的生涯中，很长时期来一直是个局外人。现在，他开始意识到他人生中的重要转折就要开始了。

①吴吉清：1984年4月15日南昌采访。

②伍修权：《我的历程》第七章。

③这是江西省党校戴向清教授的结论。苏联方面的文献毫无补益，它们中间大多数仅能指出，撤离苏区的决定是1934年9月做出的。但也有一些不同说法，如由A.S.帕利弗塔依罗编撰的《中国现代史论文集》（莫斯科，1959年）说，这一决定是中央委员会在“1934年夏天”做出的（261页）。V.G.萨波日尼科夫在其《战火中的中国——1931—1950》（莫斯科，1977年）一书说，这一决定是由中央书记处在1934年9月6日做出的，并在9月8日召开中央和红军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讨论了突围计划。

④王愿坚：1984年3月5日采访；钟书祺：1984年4月11日瑞金采访；伍修权：1984年3月28日采访。

⑤肖克：1984年3月9日北京采访；1984年6月11日私人通信。

⑥程子华：1984年3月30日北京采访。

⑦1984年4月13日宁都介绍。

⑧彭德怀《回忆录》182—183页。

⑨根据胡华对当时情况的再现。李德的评语来自其《共产国际代表》一书62—63页。

⑩杨成武：《忆长征》第14—15页，北京，1982年。

第六章——计谋

起初，红军都是在夜间行军。白天，战士们不是躺在樟树的树荫下就是蜷曲在桤树丛中睡大觉。行军时他们尽拣小路走。赣南和毗邻的广东都没有公路，即使有，红军也要尽量设法避开。红军是悄悄地撤出根据地的，各部队的政委后来在对战士们讲话时，还说这次“重大行动”，没有任何迹像被敌人察觉。

夜间行军倒也并不枯燥。正如一位红军干部告诉史沫特莱的那样：“如果皓月当空，轻风拂面，夜行军也是很惬意的事。要是附近没有敌军。各个连队之间还要拉歌呢！”在长征初期，红军周围往往没有重大敌情，又往往是月色皎洁，微风徐徐的好天气。

当月亮被云遮住，部队就要燃起火把行军。这种火把通常是一束劈开后又捆扎起来的竹子。有时还用松枝，还有盛满了煤油的竹筒。这时，无论是从山脚下仰视，还是从山崖俯视这条忽隐忽现、逶迤盘旋的火龙，那都是一幅美丽的图画。①但是，行军并不都是那么轻松美妙的。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战士们有时在自己的背上拴上白布条子，好让后面的同志看清楚跟上来。有时在危险的小山路上夜行军，后面的同志要将双手搭在前面同志的肩上，以防偏离那条狭窄的小道。这些小道经常是很滑的，如果一个人摔倒了，后面跟着的一班人也会摔倒，搞不好，有时还会从二百英尺高的陡崖上摔下去。

一般来说，红军战士都有着非常明确的奋斗目标。宣传队又为他们加油打气。干什么，怎么干，为什么这样干，都有人告诉他们。但在长征初期却没有这样做。张盛继是在家乡江西兴国模范县参加红军的。那是一九三一年，他才十五岁。三年以后离开苏区。整个长征他都在作战。他记得一九三四年九月，他所在的部队仍驻在兴国，有一天，他看见两架国民党飞机在空中相撞，一团火球坠落在地。场面惊心动魄。一周以后，他所在部队奉命转移。他们为的是去湖南建立一个新根据地。五十年后，这位六十八岁、相貌堂堂的老战士回忆道：“当时我们对红军的困境一无所知。大家的情绪还是那么高昂，不知道后来要走那么远的路。一个晚上赶五十英里路。夺下三座县城，要是情绪不高那是干不了的。”②另一位江西人叫彭海清，是个七十五岁蓄着短须的小个子。风湿病使他半瘫了，他也说，部队并不了解红军正在节节败退，也不知道正在进行长征。彭是三军团的战士，经历了蒋介石发动的所有围剿，广昌战役是他一生中所经历的最激烈的战斗，但他不知道这一仗红军打输了。至于长征，“我们还蒙在鼓里呢。”③

宣传鼓动在过去的战斗中是那样有效地帮助了红军；而现在如果仍旧进行这样的宣传鼓动的话，就会产生对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团”指挥失误的激烈反感。

突围的红军摆出了奇怪的阵型。“独眼龙”刘伯承把这一队形比作皇帝的轿子。两个纵队分别由一、三军团打头阵，组成一个矩形的方阵，方阵的中间行进着总部各纵队和五千名挑着各种行李辎重的挑夫。

红军的指挥系统是复杂的。在李德、博古和周恩来“三人团”的中央军委之下有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及总参谋长刘伯承。

行进在方阵中间的两个纵队，其一是军委第一纵队，由后来的红军领导人并担任多年国防部长职务的叶剑英指挥；其二是军委第二纵队，由罗迈（李维汉）率领。罗迈的副手是共产党的保卫局长邓发。

长征开始前，每个单位都有一个代号。军委第一纵队的代号是“红安”；第二纵队叫“红章”；一军团叫“南昌”；三军团叫“福州”。④

军委第一纵队下分四个梯队，第一梯队里有最高指挥部的成员——博古、李德、周恩来、朱德和刘伯承。这个梯队的负责人是彭雪枫。第二梯队基本上是后勤部队。第三梯队有工程营、炮兵部队和野战医院。第四梯队则是干部团，陈庚和宋任穷分别担任团长、政委。中央纵队（军委第二纵队）也下分四个梯队：第一梯队是教导师，负责人是张经武；第二梯队有供应、维修、通讯、训练等部门，以及挑夫；第三梯队是贺诚领导的野战医院；第四梯队则由政府和党的官员……及一个保卫团组成，它由保卫部门负责人姚喆指挥，政委是张南生。

刘伯承把中央纵队比作轿子的座椅部位，该纵队的行动不能像作战部队那样迅速，数千名挑夫和他们的重担——伤病员和老人拖了后腿。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纵队成了沉重的锚链，拖累着行动较快的作战部队。最后，不得不甩掉那些沉重的包袱（挑夫居然还抬着办公桌椅和文件档案）。

中央纵队受到了很好的保护，伤亡极少。出现的伤亡更多是由于敌机轰炸和偶然的事故，如惊马带着背上的人一起掉下山涧，而不是由于战斗。

在这个纵队里，当然有指挥作战行动的李德、博古和周恩来，还有毛泽东、王稼祥等人，王稼祥一年多前腹部负伤至今未愈。这里还有三十位妇女干部，她们大多数是高级指挥员和高级干部的妻子，很多人自己就是高级干部。

红军像拖着圆木的像队，转移到苏区的西南角，从那里悄悄地越界进入白区。

十月二十一日夜，红军几呼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就冲破了蒋介石的第一道碉堡防线。这条防线设在江西西南端的桃江河畔。桃江是赣江的一条支流。进入广东省境内，红军行军的方向仍旧是向西偏南。在一些人看来，这是一条奇怪的路线，因为通知下来的行军目标是向北向西前进，同二、六军团会师。

长征出师大吉，红军胜利地冲破了第一道碉堡封锁线，随后又急速向第二道封锁线挺进，并于十一月三日以同样的速度顺利通过。此后推进的速度稍有减慢，但到十一月十日，红军已全部通过尚未竣工的粤汉铁路。

这是指挥有素的旋风般的作战行动。尽管李德曾提到指挥员之间就细节问题争论不休，特别提到因为缺少地图使一军团裹足不前，耽误了时间。

长征初期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因为周恩来通过谈判已同广东军阀陈济棠达成了一项秘密交易。在长征途中，对峙双方的军队指挥员之间进行秘而不宣的接触是屡见不鲜的。

这样做的原因很多，它符合中国传统的兵家之道。中国人是特别明智的民族，如果能够达成适当的安排，他们决不会执意非要血染沙场不可。意识形态的改变也没有能够破除这一传统。许多今日兵戎相见的人过去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在革命运动的早期，那时他们都在孙中山先生的旗帜下共同作战。国共两党曾有过多年的合作。

在错综复杂的中国政治棋局中，蒋介石并不总是万能的。他面对着地方军阀和政治掮客排列组合的万千世界，联合也好，结盟也好，无时不在变化之中，军阀们担心一旦蒋介石过于强大，自己的地盘（和财路）就会丧失。对他们来说。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共产党变得过于强大都是他们所不愿意的。如果和共产党搞交易可以捞到好处，他们又何乐而不为呢？他们中间有些人还对共产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爱国主张表示欢迎。

这些因素促使广东方面的陈济棠在一九三四年九月向周恩来发出秘密信函，建议举行私下谈判。李德认为陈济棠这样做的动机是惧怕国民党中央军冲破红军的防线，把军队一直开到广东边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共产党的根据地是广东的一道屏障。不管动机如何，粤系军阀派了一个密使去见周恩来，周当即作了积极的表示。他说：“我们可以利用陈将军的反蒋态度，我们必须吸取在十九路军问题上失败的教训。”

周恩来派了两位负责同志，一位是何长工（他曾劝说王佐参加了井冈山的红军），另一位是潘汉年（他后来负责同莫斯科联系的秘密使命），去粤北的一个小山村，在那里达成了一项互不袭击的协议。双方还商定交换情报，广东省长还答应向红军提供通讯设备和药品器材。因此，长征中的红军穿越广东及毗邻地区有时就像游客散步一样消闲自在。广东军阀的军队装作什么也没有看见。红军的情报工作十分出色，它对敌情了如指掌。⑤

这项中立协议对决定长征开始的时间有一定影响。虽然到了九月，转移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大的变化已不可能了。这一协议也许促使共产党领导人确定从毗连广东的一隅突围的选择。还有证据表明，广西军阀也同红军达成了某种谅解，由其在广西东北部让出一条“走廊”，以利于红军迅速通过。

广东军阀根据秘密安排向红军提供通讯器材并非孤立的一例。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在川北边境建立根据地时，已经拥有一支相当干练的无线电通讯队伍。陕西地方军队的参谋长、师长杨虎城将军秘密提供的设备器材使其如虎添翼。杨将军是共产党的同情者（这样的同情者遍及蒋介石军队的各个角落）。但是，他没有能够活着看到人民解放军的胜利。由于参加了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绑架了蒋介石），他被国民党逮捕，一直关押到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前夕被处决。⑥

对于红军来说，是否真正得到广东军阀答应提供的情报，这都无关紧要，因为红军本身已有一笔特殊的秘密财富，它可以侦听和破译国民党军队内部的电讯。红军对蒋介石拥有的这一优势，就像二次大战中的盟国能够破译绝密的德军电讯一样。红军有这种本事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周恩来。⑦自一九三零年始，周就负责党的安全保卫工作，他同莫斯科关系密切，安排中国的专业人员在苏联接受电子、暗语、密码和破译方面的训练。更令人叫绝的是，他还安排地下党学习魔术师哈利·胡迪尼的特技，一旦被捕，他们就可以打开手铐脚镣逃脱。至于他们是从哪里受到这样的训练，没有留下任何记载。

在江西根据地初建时期，红军还没有可以发射到上海的无线电台。一九三一年五月，他们从蒋军手中缴获了两部一百瓦的电台，不久以后，在俄国受训的第一个重要的电文破译专家刘鼎从上海来到苏区。他把整本密码都记在脑子里，从此，毛泽东就能够同上海、并通过上海，同莫斯科进行无线电联系了。

刘鼎开始了截听和破译国民党电台联络的工作，而国民党方面似乎从未在这方面起过疑心。

开始，国民党仅使用简单的密码或根本不用密码。第一次围剿期间，他们用明码发电，第二、第三次围剿期间，他们便用了简单的密码，这种密码不用什么特殊技能即可破译，而红军的侦听工作早已顺利进行多时了。后来担任电子工业部（原四机部）部长的王诤就是这一工作的负责人，他可以破译国民党前线部队联系的全部电文。几乎没有一次红军不知道蒋军的部署和接到的命令。往往国民党军队自己还没有接到电文，红军却已得到了。⑧

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也在忙于同一任务。长征开始后，他不断向一方面军发出截获的国民党电文。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他一连几天彻夜坐在电台边，监听电讯往来，并向一方面军发去重要情报；但他不知道发出的电文对方能否收悉，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不知道一方面军究竟在何处。有时候，一方面军的电台功率不足，无法同四方面军联系。⑨

共产党勤奋不倦的侦听工作使当时仍在上海的李德能够清楚地了解国民党军队的情报和战斗命令，胜过了解红军的情况。他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最新的国民党电文抄件。

由于报务员和设备器材长期紧缺，红军要想方设法俘获敌方的报务员和缴获器材（红军对敌方的医生和他们的药箱也有一个专门的俘缴计划）。为了鼓励被俘的报务员留下来工作，红军给他们各种优待，如额外报酬，优厚的食物供应等。一些报务员知道国民党军队的密码，对红军来说，这更是一种意外的收获。

由于设备紧缺，电台在长征中只用于军团之间的联络，同下级单位联络都使用电话或通信员。通信连要背着大捆的电话线走在司令部的前面，并在侦察队选定的地点架好线，这种办法非常累，效率低，并且经常造成通信兵的伤亡。

根据红军自己掌握的情报，国民党军队从未截获过红军的电文。

随着红军长途跋涉，出现了这样一个现像，即高层指挥员的生活方式要服从通讯工作的需要。白天，全军不是打仗就是行军，或者边打边走，除了战场上紧急联系外，指挥员没有时间阅读报告。只有夜幕降临，安营扎寨后，电台才开始工作，通信员才匆忙返回，也只有在这时，指挥员才能对战况有所了解。

作为从事秘密活动的革命者，红军许多高级指挥员已经习惯于夜间工作，而今战场上的局势又迫使他们连续彻夜不眠地工作。战士中流传着许多毛和周半夜三更还在工作的故事。那么，他们又是如何休息的呢？ 部队每天清晨六点钟开拔，战士和干部要提前一小时起床，收拾营地，吃一顿米粥，喝点茶水。领导人起床的时间是八、九点钟。此时他们的炊事员或警卫员已经出发三个小时了。他们在三小时路程的地方生好了火，做好了领导人的早饭。在这三个小时里，领导人通常是睡在自己的担架上，被抬到吃早饭的地方。他们被结实的担架员抬在肩上，就像摇篮中沉睡的婴儿一样。

“他们知道后面没有追兵。”一九八四年担任国际交流协会会长的李一氓这样说。他在长征中同干部团在一起，经常看见毛泽东和周恩来，他说：“除了养成吃安眠药的习惯外，睡担架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有害的影响。”⑩

直到十月底国民党才察觉到红军转移的一点风声、但又过了一个月，他们才搞清楚已经发生的情况。

这一点直接反映在国民党报纸的报道上。十月十八日的南昌报纸发表了一篇祝贺十四日攻克所谓“兴国模范区”的消息，据说该地从七月起就被包围了。当时，蒋介石正在西安，十月二十三日抵达成都。十月二十七日同一家报纸报道说，“赤匪”正企图突围逃跑，并说攻打信丰和安远的红军被击溃，损失达万人。还说是毛泽东和朱德指挥这些行动的。同一篇文章还说到红军已向瑞金方向撤退。次日，这家报纸又发表了一大堆失实报道，二十八日宣布宁都攻陷，三十一日宣布“赤匪根据地”已被粉碎，红都已从瑞金撤往他处。(11)

另一家国民党报纸于十一月八日报道说，共产党屡遭失败，但依旧“十分顽强”，“彻底剿灭，尚需数月”。

诸多新闻报道中没有一篇对实际发生的情况提供任何线索。诚然，有一篇报道提到红军正试图逃跑，但重点是指对某些城市的争夺，而红军这时对夺取城市根本毫无兴趣。一个月后的十二月一日，南昌的报纸头版刊出社论，标题是：“前赤区的清理工作”，文中提到共军伤亡近万，被俘四万。这一天，南昌召开了市民庆功大会，为蒋介石歌功颂德。

实际上，国民党的情报工作已一败涂地。或许这是由于蒋本人不在南昌的缘故，或许是由于谨小慎微的冯·赛克特顾问担心共军埋伏而禁止军队穷追猛打。国民党军队先是筑好碉堡，然后才小心翼翼地慢步前进。根据秦兴汉将军的看法，最早在十月三十日，国民党才开始意识到共产党正在采取重大的行动。

在十一月以前，以及在穿过第四道封锁线遭到攻击之前，红军没有受到敌机轰炸，敌机的空中侦察也很少。直到十一月二十八日红军到达湘江，国民党才大规模地动用了空军。这是一支由约二百架飞机组成的战斗轰炸机部队，进行空袭时通常三架一组。红军撤出瑞金后很久，国民党还在轰炸瑞金。

蒋介石情报工作的失败是惨重的，而整个世界对中国时局的无知却更为严重。(12)在《纽约时报》一九三四年十月整整一个月的新闻报道中，没有一则中国新闻，没有一次提到蒋介石，没有一处说到红军，没有一丝一毫有关中国的白银买卖和铁路事故的消息。

这个月《纽约时报》的大新闻是棒球世界大赛，糊涂的迪安·希特勒，日益激化的西班牙危机以及连日报道的林白绑架案。总之，这家有闻必录的报纸不认为中国有什么值得报道的消息。

十一月九日，《纽约时报》在一篇报道中说，有四万共产党军队撤离了被封锁数月的江西和福建，此时正在西行途中。他们沿着粤汉铁路两边的湖南边界行进，在一个一百英里长、十二英里宽的地区大肆抢劫。全文仅四行，登在第六版上。这是西方世界第一次了解到长征已经开始。

三个星期之后，《纽约时报》要读者放心，说什么国民党已在江西打败了共产党。

①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310—312页，纽约，1956年。

②张盛继：1984年6月4日兰州采访。

③彭海清：1984年6月8日保安（志丹）采访。

④这是国防部研究员阎景堂提供的红军档案材料。（1984年10月24日北京采访）这些代号由军委在1934年10月13日下达给各部队，并于10月15日起生效。这些代号包括：一军团——南昌；三军团——福州；五军团——长安（西安的旧称）；八军团——济南（山东省会）；九军团——汉口。第一军委纵队——红安；第二军委纵队——红章。一军团的三个师各有一以“昌”结尾的代号。一师——广昌；二师——建昌；三师——都昌。三军团的三个师的代号都以“州”字结尾，四师——赣州；五师——苏州；六师——汀州。各团的代号由各所在军团制定。

长征开始时，代替患病的王稼祥担任总政治部主任职务的是副主任李富春，他是毛的老朋友，他的妻子蔡畅同毛的友情还要更久一些。

各军团的指挥人员如下：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八军团军团长周昆（后在领导一一五师时投奔了国民党），政委黄甦；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到达陕北后担任过三十军的政治委员）。红军到达黎平以后，八军团合并到五军团，两个中央军委纵队也合并在一起，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委，叶剑英任副司令员。

⑤陈济棠不愿看到共产党撤出根据地。有一些证据表明，他感到自己上当受骗了。李德对这一情况的说法是含混不清的。他坚持说博古曾就此事请示过共产国际，并说这是同莫斯科所进行的最后一次联系（李德：《共产国际代表》78—79页）。胡华教授不相信外国关于共产党付给陈济棠五万元买路钱的传闻。（胡华：1984年3月21日采访）。

⑥来自胡华。这批电台设备是经由杨虎城的代表武志苹和四方面军的代表，后来出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的徐以新转交的。转交地点在汉中附近（胡华：1984年3月23日采访）。

⑦胡耀邦：1984年6月14日北京采访。

⑧1931年1月，红军缴获了一台十六瓦功率的电台，但功率不足以发射到上海（胡华：1984年3月23日采访）。红军当时有两个无线电通讯局：二局负责截获和破译敌台通讯，三局负责内部通讯。二局人员中有李克农等人，1984年以前均已牺牲或去世。（胡耀邦：1984年6月14日采访）后来担任过外贸部长的李强曾在上海受过密语和电台操作的训练，他后来还发明过一种新式天线。其他参与此事的人还有：后任邮电部长的王子纲，总工会副主席宋侃夫，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另一位主要专家是李白，他在解放战争即将结束时牺牲在上海（胡华：1984年3月23日采访）。

⑨胡华：1984年3月28日采访。

⑩李一氓：1984年3月22日北京采访。

(11)《民国日报》资料：南昌省图书馆。

(12)共产党一方在情报方面的失败同蒋介石相比可以说是半斤八两。菲利浦·贾飞在其未发表的《一个旅行者的游记》手稿中曾提到1934年10月发行的《今日中国》第一期的情况，他是这份杂志的编辑。这期《今日中国》刊载了一篇关于江西苏区根据地的文章。实际上，整个杂志的主要消息来源是当时在上海的共产党地下据点。直到两个月以后的12月1日前后，贾飞和他的同事才从上海的地下党那里获悉长征已经开始（贾飞：《游记》第127页）。

第七章——担架上的“阴谋”

一过于都河，毛泽东便开始坐担架长征。不过，这并不是因为他不习惯在乡间走路。红军的领导人中大概没有谁比他在中国的穷乡僻壤翻山越岭走过更多的路程。从孩提时起不论到哪里，他都是徒步行走。一个农民的孩子是没有其他交通工具的。在长沙师范学习期间。他与朋友肖瑜在六星期里步行周游了湘南的六个县。他们沿路乞讨，这是肖渝的主意。两人身无分文，衣杉褴褛，带着破伞和小包。装着笔记本和换洗内衣，他们靠农民、偶尔也靠城里人的施舍为生。这次外出周游既是一次探险，也是一次考察。他们发现，依靠自己的机智和人们的慷慨可以生活下去。这时，毛泽东第一次开始用分析的眼光来研究农村。

这次与肖一道外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他一九二七年一、二月考察农民运动的预演。当时中国革命正风起云涌，共产党和国民党在蒋介石的旗帜下一同北伐。毛这时回到农村，开始进行历时五个星期，足迹遍及湖南五个县的旅行。正是在这一次旅行的基础上，他写下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了他对农民运动的态度，报告了党的中央委员会，而中央委员会对此表示怀疑和反对。

毛预言：“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

他写道：“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

只能选择第一条道路，这在他的心目中是没有丝毫疑问的。“一切革命同志须知：”他说，“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无须为“过分”问题担心。“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暴烈的行动。”

基于这些调查的结果，毛泽东才坚定地高举起农民运动的旗帜。后来，他对埃德加·斯诺说：谁赢得农民就能赢得中国，解决了土地问题就能赢得农民。①

毛泽东和肖瑜的旅行以及历时五个星期的农村调查，也为日后的长征做了准备。从秋收起义开始，他就一直住在农村，有时骑马，有时步行。他身上的肌肉变得坚韧发达。可是目前他由于长期患疾病而身体虚弱。傅连暲用最好的奎宁药，治好了他的病，但未能有效地使他恢复体力。②傅大夫一直鼓励他多吃点东西。一天晚上，他给他带来一只炖鸡。但他说这是特殊化，一定要傅分吃了半只。

而这时和后来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他一直坐着担架赶路。担架是由两根坚韧的长竹杆和绳网组成的，既轻便，又有弹性，就像水手的网状吊床一样上下左右地晃荡。他那足有六英尺长的瘦高个儿，深深地陷在担架里，在睡觉时不会被晃出来，因此也没有必要绑在担架上。两名年轻力壮的战士抬着担架，把竹杆扛在肩上。竹杆很长，因此他们可以看清脚下的路——在羊肠小道上走路，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③

有的担架上盖着油布或油纸，这样，在细雨蒙蒙的山区，担架上的人就能免遭雨淋。毛泽东因此可以在雨中睡觉，而且常常如此。

差不多所有坐担架的都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那时患了肺病，不时地吐血，长征的大部分时间她也是在担架上度过的。④

一九八四年身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胡耀邦在一九三四年是青年团的领导人。长征开始后三天，他便患了疟疾，一个多月才康复。他说自己能够活下来应归功于担架和良好的医疗。⑤

有意思的是，担架变成讨论政治的舞台，为毛泽东重新掌权、领导长征免遭覆灭铺平了道路。

这些谈话就在毛泽东和曾在旧金山当过编辑的洛甫，以及伤口未愈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关键的“布尔什维克”王稼祥之间进行。王稼祥在整个长征途中都由担架抬着。长征初期，他与毛泽东形影不离，晚上一起宿营，谈呀，谈呀，谈个没完。王平时沉默寡言，酷爱看书。和毛泽东一样，他也出身于一个富裕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想让他接管家业，但他却执意要上学，结果到上海，进了进步的上海大学。他参加了激进的青年运动，并于一九二五年前往莫斯科。他不能算在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内，但他支持过他们的观点。

王稼祥长得瘦削。他受伤前就瘦，受伤后更瘦，一辈子都瘦。他的夫人朱仲丽形容说，他的脸略呈方形，前额显得较宽。他善于演讲，虽不像毛那样质朴，但也不乏幽默感。他最喜欢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不过他什么书都读。从俄国回来后，他特别喜欢高尔基和托尔斯泰的著作。

在担架上和篝火旁的朝夕相处，使毛泽东和王稼祥互相越来越了解，并有机会分析在江西所发生的事情，以及长征途中的情况。毛谈到战术上的错误，特别是导致广昌惨败的错误。他的论点给王稼祥留下了深刻的印像。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王便倒向了毛的一边。后来，毛泽东认为在击败李德和博古的斗争中，他起了最重要的作用。⑥

洛甫几个月来一直在向毛泽东靠拢。他们夏天在云石山上的多次谈话已使洛甫相信毛是正确的。四月在广昌遭到失败后，洛甫就曾严厉地批评过博古。他说伤亡太大，对于红军来说，打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是不明智的。他指出，照这样下去，红军不可能取得胜利。

李德不懂中文，因而听不懂他们的讨论。但他猜到了大意，劝解这两人说：“你们两人都是从苏联回来的，你们必须齐心协力，中国革命需要你们齐心协力。”

李德的劝说没有奏效。洛甫和博古等人愈来愈疏远了。他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他们不能光打蒋介石，还要同“左倾机会主义”和片面维护苏联的观点进行斗争，矛头是指向博古和李德的。⑦

毛泽东、洛甫和王稼祥不久便取得一致意见，他们都认为应尽早要求召开会议，以解决军事领导权的问题。事情发展到这一地步，李德和博古注定要失败了。⑧

李德对于担架上的“阴谋”一无所知。但是他知道毛正在同别人谈话，而且也知道这对于他的事业没有好处。在回忆录中，他抱怨毛泽东四处活动，一会儿找这个指挥员谈，一会儿又找那个指挥员谈，引来了对博古和他本人越来越多的批评。

毛泽东、洛甫和王稼祥三人被称为“核心小组”，⑨或者用李德的话来说是“三人核心”。⑩不管叫它什么名称，这三人正渐渐地夺取着长征的领导权。

坐在摇晃不定的担架上发表议论的毛泽东不是什么乡巴佬，而俄国人和中国“布尔什维克人”却常常这样描绘他。这只能说明他们自己是多么愚昧无知。这些布尔什维克人大都只有二十几岁，他们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后来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由同样年轻的帕维尔·米夫及其追随者把他们像填北京鸭一样填满了马克思主义的信条。

直到一九七六年九月毛逝世后，四人帮被逮捕和粉碎，在邓小平领导下树立起一种新的、较为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只是在这个时候才有可能把毛泽东从造神者手中歪曲了的形像中解脱出来，恢复他本来的面目。

毛泽东比那些布尔什维克人要年长一代。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一九三四年时只有二十七岁。他曾在莫斯科学习了三、四年。博古在长征开始时是二十六岁。从十八岁至二十二岁，他在莫斯科呆了四年。长驻莫斯科领导博古他们的王明也只有二十八岁。洛甫当时是三十四岁，算是较为年长的了。

毛泽东没有到外国留过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中国学生大量外流时，他没有像周恩来和朱德那样前往欧洲求学。他也没有拜倒在莫斯科的圣坛面前。

毛泽东出生并生长在离湖南省会长沙市不到四十英里的韶山冲一个农民家里。这四十英里的距离在当时显得非常遥远。将近二十岁之前他从来没有到过省城。韶山冲和中国大部分村子一样，是个家族性的村庄，村里两千居民大多都姓毛。毛泽东的父亲是位强壮的、尽力想发家致富的农民。在俄国人们称之为富农，是一些冷酷无情、野心勃勃、贪婪而爱财如命的人。他的祖父把家里的土地卖给了放债人，父亲又把这块地买了回来，并设法积攒了四英亩土地，每年产七吨稻米——在当时来说，他们的生活算是不错的了。(11)

毛的父亲下决心要让他的长子上学念书，部分是从自身利益考虑——他很快地发了家，从事粮食买卖和放债，自己却没有文化，极需要有个儿子能写会算，能记帐——同时他也渴望提高毛氏家族的社会声望。

毛泽东七岁上学。他从四岁开始就像所有农家孩子一样在地里干活。他上的是一所乡村私塾。在五年的时间里，熟读了《论语》、《孟子》、《左传》（左丘明为注释《春秋》而撰著的）。

许多年之后，毛对自己学过的四书五经又加以贬低。他对罗伯特·佩恩说：“我从八岁起就讨厌孔夫子。”(12)但实际情况是，他把五经纳入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他的著作到处引用孔孟的话来阐明自己的论点。在他的最后十年里，报上常常发表他在自己的书房里接待贵宾的照片，可以看到他的书房从上到下都堆满了中国线装古书。中国的古典思想深深地扎根在他的心里，体现在他后来发展的复杂的个人哲学体系之中。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是“古为今用”。(13)

研究一下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中国最好的教学机构之一——的课堂笔记，就可以看出他是如何把孔、孟的思想结合到自己的哲学中去的。孔子和孟子主张改变现实，而不是逃避现实，这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占有中心的地位。

毛泽东在他的笔记（《讲堂录》）中抄录了孟子的话：“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毛在这段引语下面又加上北宋政治家范仲淹（989—1052）的一句话：“三思而行”。

这些准则将贯穿在毛泽东的整个政治生涯中。(14)

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中国杰出的传奇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15)和《西游记》。

他熟记《三国》和《水浒》中的许多故事。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还反复阅读这些稍加故事化了的中国史实。他多次对这些故事进行评论，并且在游击战争中参考这些故事用兵打仗。他的敌人挖苦他在井冈山和长征中是按照《水浒》中的办法来打仗的。他们说对了，这实际上是对他的恭维。

他阅读了两千四百年以前有关中国军事战略的经典著作《孙子兵法》，以及清朝末年曾国藩和胡林翼对之所作的评注。这两人密切共事，以曾——胡著称，正如后来毛泽东和朱德被称为朱——毛一样。

毛泽东对中国的情况非常熟悉，这是他对世界进行更广泛探索的坚实基础。他发现了十九世纪后期批判腐败的清帝国的改革派，特别是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郑呼吁中国朝资本主义和现代西方制度发展。这给毛泽东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像。他废寝忘食地进行学习。他的父亲却要他专心学习算术和记帐，认为哲学探索毫无用处。

他的母亲对他早年有很大的影响。他崇拜她，一再表示对她爱戴。她是位勤劳、善良、有思想的妇女。她乐意帮助他人，有时把米饭给挨饿的农民吃——但她这样做总是避开冷酷的丈夫的。她是虔诚的佛教徒，在她的影响下，毛也信佛。母亲生病时，他就求神拜佛，保佑她恢复健康。十五岁时，他还到离韶山一百英里以外的衡山大庙去拜佛——衡山是中国古代五座圣山之一。像所有的拜佛者一样，他几步一拜，一直拜到衡山。

母亲于一九一九年去世时，毛还写了一篇悼词。

不久，毛便不再信佛了，但是他的思想中仍留下了深刻的佛教痕迹。李锐是一位学者，曾经当过毛泽东的私人秘书，后来被毛放逐，在监狱里待了二十年。他认为佛教使毛相信，社会变革必须先破后立。

毛泽东在师范学校的《讲堂录》里写道：“宇宙之毁决不终毁也，其毁于此者必成于彼，无疑也。吾人甚盼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16)

毛泽东和父亲争吵一番以后，才争取得升学的机会。他父亲一心要他在附近的湘潭为一家粮商干活，为以后一起经营不断兴旺的毛家家业作准备。此时，毛家已是个殷实人家，他与两位弟弟和堂妹都各有自己的房间，父母占用厢房，另有冬夏分用的厨房及一间宽敞的起居室。房子还有个侧厢，大概也是毛家的，由姓邹的亲戚居住着。现在任何一位参观者都能看出，这决不是贫苦农民的茅舍。屋外有一个很好的鱼塘，可以养鱼，养鹅和鸭，还有宽敞的粮仓。附近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房子了。

他在与父亲的争吵中获胜。一九一零年初，他进入东山高小，学习自然科学、英语和中国古典书籍。他从未掌握一门外语，但晚年还努力学习英语，想强记一些刺耳的音节。他表现了写作和演讲的巨大才能。学习中他交了两个朋友，即肖氏兄弟肖三和肖瑜。

毛泽东的眼界由于学习再次开阔起来。肖三借给他一本书，叫作《世界英杰传》。他有生以来第一次阅读了有关乔治·华盛顿、亚伯拉罕·林肯、拿破仑、卢梭、彼得大帝、孟德斯鸠等人的故事。华盛顿使他着了迷。许多年以后，他还对埃德加·斯诺说：“我是在一篇文章里第一次听说美国的，这篇文章叙述美国革命，其中有这样一句话：‘经过八年苦战，华盛顿赢得了胜利，建立了国家’。”他曾对肖三说中国也要有像华盛顿这样的伟人。如果说，那些年里他已开始考虑走华盛顿的道路，这种说法并不过分。(17)

此时，毛泽东又知道了中国改良运动的两位领导人。一八九四年日本打败中国以及一九零零年发生义和团运动以后，改良运动风起云涌。这两位改良运动的领袖就是康有为和梁启超。毛泽东发现他们的时候。这两人的影响已在下降了。湖南农村对外界的消息不很灵通。慈禧太后和傀儡皇帝光绪死去两年之后，毛泽东才听说。

但是他前进的步伐正在加快。经过一段时期的阅读和思考之后，他来到长沙，恰逢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他立即剪了长辫子，这是像征反抗旧制度的行为。他投身于动乱之中，写了一篇文章，暴露了他头脑里的混乱思想。他呼吁成立新政府，由孙中山当总统，康有为当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有点像（美国）由罗纳德·里根当总统、沃尔特·蒙代尔和乔治·麦戈文分别当总理和外交部长的政府。接着，他借了一双胶鞋，打算匆匆赶往多雨的武昌去参加革命。在他启程之前，革命已发展到长沙，他便报名参加了新革命军（但这并不是太革命的军队）。

六个月之后，他认为革命已经结束，便离开了军队，到处寻找合适的学校（他曾考虑进警官学堂、政法学堂、商业学堂，甚至教怎样制作肥皂的学校），后来决定在省立图书馆里自学。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约翰·斯图尔特·米尔和卢梭的著作，斯潘塞的《逻辑》，孟德斯鸠的《法意》，以及有关美国和欧洲的历史和地理的著作。他阅读中国诗词和希腊古典文学的中译本，就像吃面条一样，狼吞虎咽地阅读各种书籍。从中国的传统思想到十八、十九世纪欧洲哲学，再到当代社会批判。许多欧洲作品都是中国的改良派严复翻译的。毛泽东阅读了他翻译的每一部著作。

毛泽东饱览了丰富的中、西方思想精华，于一九一三年进入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在他的作文上写道：“这样的文章，我辈同事中有几个做得出来！”

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是促使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成熟的温床。他在那里度过了五年半的时间。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伦理学教授杨昌济。杨曾在日本和英国学习了十年，因博学而被誉为“长沙的孔夫子”。毛泽东在这里还遇见了“徐老”徐特立（他后来同毛一起进行了长征）、方维夏教授以及一批同学——蔡和森、何叔衡、陈昌、罗学瓒和张昆弟，他们后来与毛泽东一起参加了共产主义运动，但全部在革命中牺牲了。(18)

李锐在研究了毛泽东那个时期的笔记（《讲堂录》）后，感到难以区别毛泽东自己的思想和杨教授的思想，两人的思想似乎融为一体了。毛正开始把自己接触过的形形色色的思想融合成一种较为有条理的学说。他在佛雷德里克·泡尔生的《伦理原则》一书上批注的一万二千字笔记就是明证。

他在《讲堂录》中写道：“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也，我眼一闭固不见物也。”后来，他把这一点发展成这样一条原理：“知识来源于实践。”

长沙师范学校大门的石头上刻着“实事求是”。这是“徐老”的手迹。毛泽东后来把这一格言当作他政治哲学的基础。

他学习知识如饥似渴。过去他从未读过报纸。实际上，他从来都没有看见过报纸。现在，他对能弄到的每一份报纸，决不放过任何一页。

泡尔生是康德的信徒。于是他又开始发现了德国人。一九一八年六月，他从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毕业，成绩在全班学生中名列第三，受到同学们的推崇，被他们誉为在品德、勇气和学识方面均属第一。(19)有些教授认为，他过于标新立异，太爱挑剔，太喜欢打破常规了。

一天晚上，他在蔡和森（他的同班同学，未来的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的家里感叹道：“中国如何才能有一位像俄国的托尔斯泰一样的伟大哲学家和伦理方面的革命者呢？谁能像他那样清除人们的旧观念，发展新思想呢？”(20)

他毕业时二十五岁。他谙熟孔子、孟子和中国的伟大文学。他懂得佛教和西方哲学。他学习了美国和欧洲的政治、地理。他吸取了中国古典的军事智慧和孙中山先生的改良思想。他能言善辨，是位诗人、爱国者，是位年轻但迅速成熟的哲学家。他熟悉中国的遗产，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了解其人民、农民，了解中国的问题，了解中国的特有的遗产和政治弊病。他知道，中国必须变革，他正在为领导这一变革作准备。

他努力使自己了解外部世界。他关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展情况。他知道冯·兴登堡、德皇威廉二世、伍德罗·威尔逊、克里孟梭和福煦等人的名字。他阅读了有关俄国革命情况的书刊，并以乔治·华盛顿作为自己的楷模。(21)

但是，迄今为止的证据表明，在一九一八年六月以前，他还没有阅读过马克思或列宁的任何著作。他知道列宁和托洛茨基在俄国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中发挥了作用，但这时“共产主义”一词尚未出现在他的任何笔记本中。他的朋友、老师或熟人后来也都回想不起他当时知道或听说过《共产党宣言》或《资本论》。

但他已处于脱胎换骨的边缘。从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他步行了好长一段路程，然后来到北京。几个星期之内，他便开始阅读《新青年》杂志里李大钊的文章和谈话，从此一头扎进了马克思主义。由于没有中译本，他到一九一九年才学习了《共产党宣言》。但是他已经全神贯注于俄国革命了。正如他后来说的：有三本书铭刻在我的心里，建立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卡尔·考茨基（列宁的死对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缔造者）的一部著作，书名他已记不清；以及一位名叫托马斯·柯卡普的粗制滥造的作品《社会主义史》。他对马克思主义知之不多，但认为这是他所信仰的东西。他同六十年代一些激进的美国青年不无相似之处。这些美国青年连毛泽东的书一行都没有读过，却自称为“毛主义者”。

毛泽东开始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但这并不能说明他的哲学思想。他倒相信门罗主义，他也没有摒弃乔治·华盛顿的楷模形像，依旧相信美国及其革命的进步性质。他同许多中国青年一样，受到无政府主义和克鲁泡特金的强烈吸引。

毛泽东此时才二十五、六岁——和他四十岁坐担架长征时一样——他智力过人，知识渊博。这个读马克思和列宁著作的人并不是胸无点墨的人，而是一个珠玑满腹，思想深邃的人。

长征中，他的同事里没有一人堪与他的博学多才相比。特别是那些自称的“布尔什维克”，几乎都是中国中层知识分子出身，他们对中国的社会状况了解甚少，而对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生活则一无所知。他们生吞活剥地吸收了辩证法去为自己服务，而这些都是斯大林用以训练列宁之后的政治机器人的。斯大林及其共产国际对于有头脑的中国青年是不感兴趣的。他们要的是把俄国及其利益放在首位的作为工具的人。

毛的智力集马克思主义、中国哲学、常识和中国落后农民的特点之大成，在悉心运用时，几乎是无往而不克的：不论他的目标是二十六岁的布尔什维克，是像朱德那样四十出头的将军，还是像林彪那样野心勃勃的青年。

“担架上的阴谋”所导致的结局，是不会使了解毛的为人的人感到吃惊的。

①斯诺：《旅行于方生之地》第173页，纽约，1967年。

②刘英：1984年6月14日北京采访。

③钟伶：1984年6月11日西安采访。

④刘英：1984年6月14日北京采访。

⑤胡耀邦：1984年6月14日采访。

⑥朱仲丽：1984年10月30日北京采访；刘英；伍修权。

⑦胡华：1984年3月23日采访。

⑧伍修权：1984年3月28日采访。

⑨刘英：1984年6月14日采访。

⑩李德：《共产国际代表》第88页。

(11)韩素音：《早晨的洪流》第10—11页；罗斯·特里尔：《毛泽东》第5—6页，纽约，1980年。

(12)罗伯特·佩恩：《毛泽东》第30页，纽约，1962年。

(13)这篇精辟透彻的分析文章是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锐在1983年12月为纪念毛泽东诞辰九十周年撰写的。它刊登在《时代的报告》杂志上并翻译成英文连载在1984年4月和5月的《北京周报》上。李锐估计毛在长沙师范的五年半时间里一共写了一百万字的读书笔记。

(14)此处所述毛阅读的书籍和哲学信仰基本取自李锐的研究文章。毛的笔记本存放在故乡韶山村。蒋介石同共产党反目后，出于对国民党报复的担心，全部加以销毁，仅有一本幸存。

(15)赛珍珠（质量很低）的英译本题为《四海之内皆兄弟》（纽约，1933年）。

(16)李锐提供。毛曾对斯诺谈到过他母亲的性格（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第115—116页）。

(17)肖的引语来自李锐（1984年4月30日《北京周报》23—24页）。斯诺曾写到毛“遵循和学习”华盛顿使用的游击战术。这也许言过其实，因为毛根本无从学到华盛顿的实际战例。看来比较可能的情况是，华盛顿的一支弱小的军队经过多年战争打败了英国，面对强敌而进行退却时设法保存自己并最终取得胜利，这一切使毛深受鼓舞（斯诺：《旅行于方生之地》第169页）。

(18)来自李锐。方维夏是长沙第一师范的主要教师，也是李锐父亲的朋友。他参加了革命，长征开始时留在中央苏区，1935年在赣西被国民党杀害（李锐：1984年10月26日采访）。

(19)李锐：《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第52—53页，怀特布莱恩，纽约，1977年。

(20)李锐：上书第34页。

(21)华盛顿又成为另一位亚洲革命者——胡志明学习的榜样。

第八章——妇女

毛的夫人贺子珍在长征途中没有与其丈夫一道行军。按规定夫妇不能在一起，而且这个规定很严格。参加长征的红一方面军中只有三十名妇女干部，女护士和女勤务兵也寥寥无几。但并非其他各军都是如此。四方面军就有两千名妇女，还组成一个妇女独立团，该团在长征中曾经历了一些殊死的战斗。

有关妇女的规定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朱德及其二十三岁的妻子康克清。在长征中，他们几乎一天没分开过，但这有其特殊的原因。康是战士、优秀的射击手，身带两支手枪和一支毛瑟枪。有时她肩扛三、四支步枪，以帮助劳累的战士，从而做出了表率。

康克清是位健壮的农妇，渔民的女儿。一九二九年一月，就在朱、毛撤离井冈山之前，她在井冈山与朱德结了婚，当时她才十七岁。朱德这时已四十三岁。朱的原妻伍若兰（一位革命妇女）已于一九二八年遭国民党杀害。康克清从十五岁起就一直在井冈山战斗。

像大多数妇女一样，她分到了一匹马，但她很少骑。她背着额外的枪支徒步行军。长征结束后，她对海伦·斯诺说，她觉得长征并不十分艰难，“就像每天出去散散步一样”。①

大约五十年后康克清女士说：“我确实对海伦·斯诺说过这话。”

一九八四年康克清仍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强有力的、信心十足的领导人。多年来，她一直是中国妇女工作的领导人之一。她是演说家、决策人、政治家。她并没有像她在长征中所期望的那样一生从事军事工作，而是献身于重要的社会工作和政治工作。

她对长征的感受至今未变。

她说：“我很善于走路和骑马。我总走在一群人前面几十米，这群人中有蔡畅（另一名党的妇女领袖）和几位留过学的党员。他们整天谈论他们的经历，谈论在国外的学习情况，吃过的好东西以及去过的地方。

“他们每天谈呀，笑呀！还开玩笑。和他们在一起感到鼓舞。他们不断地说笑，有时还唱《马赛曲》。我确实对海伦·斯诺说过，长征就像在野外散步一样。与这么多有意思的人在一起，我还能说些什么呢？”②

在她的同伴中，不论是男的还是女的，与她有同感的人却并不多，大多数认为长征是一次艰巨而又危险的行动，自始至终都是如此。

贺子珍由于怀孕，便与大多数妇女一起被分配在休养连。她只有在周末或在驻军休整的几天里才与毛见面，而这种休整在初期是极少的。他们可能比别的夫妇见面机会略多一些，但也多不了多少。③自从井冈山时期以来，“星期六晚上见面”的规定一直在执行。若遇丈夫有病，妻子需要照顾丈夫，则可以例外。除此之外，这一规定在长征中从来没有改变过。

幸存下来的指挥员和医务人员都坚持说，长征中不存在任何严重的两性关系问题。部队行军途中接触妇女的机会不多，当然，主力部队中也没有多少妇女。一九三六年朱德却告诉过海伦·斯诺，在长征初期，确有强奸的问题。后来由于严明了纪律，这种现像得以控制。强奸犯经军法审判后当场处决。部队到达延安后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但是，当时在陕北城镇居民中，梅毒仍很流行。

尽管红军的领导人原则上已经打破了有关两性关系的所谓封建观念，但红军仍有浓厚的清教徒色彩，干部战士未经正式批准不得结婚。干部和军官获准才能结婚，但并非轻易能得到批准的。

很多年之后，毛泽东与贺子珍之间产生了离婚问题，党不得不进行审议，并对于是否允许离婚作出裁决。红军在极大程度上是由青少年组成的。约百分之五十四的战士都在二十四岁以下。据傅连暲大夫估计，百分之九十的人未曾有过性生活的经历。④危秀英是个黄花闺女，曾被卖给人家当童养媳，她记得当她和一位年青战士一起趟水过河时，引起了那位战士的惊慌。她的黑裙子一直卷到臀部，这位战士喊道：“你受伤了吗？”她意识到，他看到了她的月经排血。他不知道妇女还来月经。在这方面许多战士与他一样无知。⑤

不仅是无知和规章制度限制了男女之间的关系，此外还有一种志同道合和患难与共的精神。身材娇小的刘英（当时尚未与洛甫结婚）说，男男女女在一起工作，根本没有两性那种感情。

“有时，”刘英说，“我们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在一起生活，有时在同一张床上睡觉。我们都不脱衣服。敌人离得那么近，我们又是那么累。我们找不到睡觉的门板，精疲力竭地一头倒在草堆上便睡着了。”⑥

这就是为什么领导干部中不论男的还是女的，都对李德的性要求感到极为不快。李德于一九三三年十月抵达中国时，满以为红军与其他军队一样，他指望有随军的女性可以陪他睡觉。但在苏区没有妓女。他们于是便努力为李德找个女性伴侣，可这也无济于事。⑦中国妇女很快就对他退避三舍，说他长得太肥大，太粗暴，使她们肉体上受不了。⑧

李德的寓所离共青团机关的宿舍不远。当时共青团的一位领导人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妻子。李德对这位年青妇女垂涎欲滴，想与她同枕共眠。他主动给她送礼。（中国人对李德的怨言之一就是他的伙食和供应比任何人都好。）李德的作法实在不够策略，那位丈夫很快就意识到他在搞什么名堂。一些同志，可能还包括翻译伍修权在内，采取措施挽救了局势。他们找到了一位年青的农妇名叫肖月华，当时她在胡耀邦身边工作。胡现任党的总书记，当时在共青团机关工作。

肖月华长得并不漂亮，但是她贤惠壮实，便成了李德的“出征夫人”。在红军控制苏区期间，他们一直住在一起。但在长征开始后、她像大多数妇女一样，被送往休养连。这就引起了麻烦，不论是肖月华还是李德都不识事务。他们不仅自己吵架，肖月华还与周围的女同志吵架。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和康克清等人花费了不知多少时间来平息风波，但都无济于事。⑨

康克清五十年后说：“他们怎么能相处得好呢？他们怎么交流？李德根本不会说中国话，而她只会讲中国话。他们怎么办呢？叫伍修权给他们翻译吗？我不知道肖月华内心是怎么想的。但他们怎么共同生活呢？我想，作为李德的妻子，她是把李德看成第三国际和革命代表的。但他们却没有共同语言。

“然而她还是凑合著与她丈夫一起生活了。我们有一句老话——嫁鸡随鸡，嫁狗随狗。”⑩

中国著名的女作家丁玲对肖月华嗤之以鼻。“她充其量只不过是个乡巴佬，”她说，“她是傅连暲大夫的勤务兵，没有多少本事。”丁玲说红军有责任使李德得到适当的照料。他需要女人，红军便给他提供了一个。她说：“他受到了良好的待遇。”(11)

肖月华随李德到了延安。她甚至在他指导下学会了烤面包。她还给他生了个儿子。这孩子长得挺黑，毛泽东开玩笑说：“这可无法证实日耳曼民族优越的理论了。”海伦·斯诺报道说，最后，肖月华提出要与李德离婚。这是个丑闻百出的过程。肖月华要求给她六百元的赡养费。离婚要求被批准了，但她是否得到了赡养费，我就不知道了。她后来到了长沙，在那里工作了多年。于一九八三年去世。她死后，胡耀邦亲自过问，满足了她生前要求(12)。

长征过来大多数的夫人都不操持家务。康克清宣称她从来没有照料过朱德。他有贴身警卫为他做饭缝补，也为她做饭。康克清没有当过家庭主妇。她的父亲是渔民，一贫如洗，家里把每一个出生的女婴送给另外一家贫苦农民——甚至是分文不取的白送。女孩子便成为仆人、雇农或守着锅灶的家奴。康克清生下后刚满月便送了人，她奴隶般地生活，直到十五岁才逃出去参加了红军。朱德的身世也一样，他家有五名婴儿都因养活不起而被溺死。他自己被送给一家没有后嗣的亲戚，并进了一个地主子弟学校读书。他如是个女孩子，一出生就会被溺死。也许正因为朱德和康克清有过共同的遭遇，才使他们这样情投意合。康在与朱德结婚前一直是个普通战士。当时她本应做政治工作，长征前夕，她正好在一个拥有八百名战士的营里，营长在一次进攻中阵亡，战士们让她来指挥。他们击败了敌军。红军称她为“女司令员”。她无意安居下来生儿育女。长征结束后，她就埋头学习，希望成为一名高级军官。(13)

贺子珍则不同。她喜欢照料毛泽东，而且一有机会就这么做。她善于烹调，为毛制作他爱吃的湖南风味菜。毛泽东非常喜欢吃辣椒，特别是贺子珍做的辣椒汤。“不喜欢红辣椒，你就成不了好的革命者。”毛泽东喜欢对李德这么说。李德则喜欢醋溜肉和酸白菜，为此李德极不愿听毛泽东这句话。(14)

贺子珍相貌隽秀，有点脾气，是个热情奔放的革命者。长征开始时，她二十四岁。她与毛在井冈山相会时仅十七、八岁。(15)

贺子珍并非毛泽东的原配夫人。毛的父亲曾强迫他在十五岁时就娶了一个比他大四、五岁的媳妇。他顺从地按礼仪拜了堂，但是拒绝接触那个年青女人。她的名字从未透露过（因为这是一次没有圆房的婚姻）。(16)

贺子珍也不是毛泽东的第一个爱人。他的第一个爱人和第一位真正的妻子是他的老师的女儿。这位老师便是杨昌济教授，毛泽东跟随他到了北京。在北京毛开始信奉马克思主义；几乎在同时也热烈地爱上了杨开慧。杨开慧是个身材苗条，才华出众的女子，比毛泽东小八岁，她立志献身于建立新中国的事业。两人对革命志同道合，并携手合作。

毛泽东和杨开慧一类的青年人蔑视中国的旧习俗。他们嘲笑中国传统的婚姻制度。一九一九年，毛的知心朋友及革命同志蔡和森与年青的湖南姑娘向警予（很多人后来都把她看成革命的化身）在去巴黎的船上相遇，并开始相爱。他们以自己的方式结了婚。他们在巴黎举行婚礼，并照了结婚照片。照片上除了小两口之外，前面还放着一本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照片下面顺序写着“向”、“蔡”两个字，这两个字包含著有趣的双关意义：既是他们两人的姓，又可解释为“向上的结合”。大家看到新娘的姓写在新郎的前面，既惊讶又赞同。(17)在革命者中，这对夫妇的命运最为悲惨。向警予在汉口的法租界被捕，并被押交给国民党。国民党于一九二八年五月一日清晨四点杀害了她。蔡和森于一九三一年在香港被捕，也被押送给国民党，国民党残忍地把他的手脚钉在墙上，用棍棒把他活活打死。死后还把他的前胸和肚子切成了碎块。(18)

毛泽东和杨开慧对传统婚姻的反抗没有他们两个朋友那么强烈。他们只是宣布他们“试婚”。他们一起生活了许多年，开慧生了三个儿子。一九二二年出生的毛岸英是一位才貌双全的青年，一九五零年在朝鲜被一颗美国炸弹炸死。一九二三年出生的毛岸青，一九八四年仍生活在北京，已与一位叫邵华的女子结了婚。据某些人说，开慧的第三个儿子毛岸龙是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出生的。(19)

一九二七年毛泽东举行秋收起义的时候，把开慧留在了长沙，从此以后两人再也没有见面。一九三零年十月。开慧住在长沙东郊时遭国民党军队逮捕。她和长子毛岸英一起被关进监狱，国民党企图让她背弃毛泽东。她拒绝了，于是便遭到酷刑。当时岸英可能也在场。她于一九三零年十一月十四日在长沙浏阳门外被刑警处决。一个名叫陈玉庭的护士把毛岸英带回了家。毛泽东的妹妹毛泽建（实际上是堂妹）是地下工作者，她比开慧被捕得早，于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日在衡山遭杀害。她们两人的死是没有相互联系的，但两人都与毛有关系。开慧的殉难则与一九三零年九月毛奉第三国际之命对长沙发动一次未遂的进攻直接有关。在毛的军队被赶出长沙后，国民党省长下令在长沙逮捕和处决了许多共产党人和共产党嫌疑分子，杨开慧便是其中之一。(20)

据“文化大革命”期间贴出的一张大字报说，毛泽东的几个儿子由一位姑姑照看。一位基督教牧师也曾经照看过他们。孩子们被带到上海，进入一所由共产党秘密监护的学校。但是学校被暴露了，警察把孩子们赶到街头。毛泽东的几个孩子颠沛流离，靠乞讨和卖报为生。他们露宿在街头巷尾和破旧的庙宇里，在庙宇门口贴上一张纸标说：“我们能讲故事——一个故事一分钱。”孩子们最后得救了，被送往延安。

毛在同开慧离别之前的几年里已经难得同她见面。他们常常在不同地方担任工作。离别后，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对开慧的思念日益深切。一九五七年，发表了一首题为《蝶恋花》的悼念开慧的诗词：“我失骄杨……泪飞顿作倾盆雨。”(21)

一九二七年，毛泽东和贺子珍在井冈山相遇。她是个刚从福音教会中学出来的优秀生，身材苗条，充满活力。她加入毛在井冈山的队伍之前就已在当地农民秋收起义中作过战。

不仅仅贺子珍本人是个革命者（她于一九二六年十六岁时就加入了共产党），(22)她的全家在其父亲的影响下都从事革命工作，她父亲是个开设茶馆的小商人，但也是主张变革的爱国者。共产党放弃江西，踏上长征之路的时候，贺子珍的父亲是遭国民党报复屠杀的首批人员之一。贺的一家住在井冈山北面永新县的黄竹岭，属红军的作战地区。贺子珍的母亲是位聪明能干的人，主持家务。从一九二七年起，贺家的其他成员都投入了革命工作。贺子珍的四个兄弟都参加了革命。其中之一当地下交通员，在送信时被截获，遭杀害。妹妹贺怡，于一九二七年加入共产党，同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结婚。毛泽东和贺子珍一九三二年在瑞金生下的儿子小毛，后来留给贺怡和泽覃抚养。一九三五年毛泽覃在江西游击战中牺牲后，贺怡把小毛留在福建的一个农民家里，这个孩子一直没有找到。一九五零年，贺怡在福建寻找小毛时，死于车祸。

贺子珍是在八月十五中秋节那天降生的，她父母因此给她起了一个娇滴滴的、富有诗意的名字“桂圆”。在中国，桂是八月的意思，而桂圆即龙眼，与荔枝差不多的一种水果。她长大成人后，觉得桂圆这个名字“太软绵绵了”，便改为子珍，意为珍贵的孩子。她长得很漂亮，可算得永新城里的一位美人，白嫩的皮肤，明亮的眼睛，活泼热情，又娴熟诗书。她是学校里最早从事革命事业的女子之一。她领导同班同学剪去长辫，推倒了庙宇神龛里的菩萨。她高昂圆润的声音和善于表演的才能更使全县的人望尘莫及。她是永新县中遭国民党通缉的首批人员之一。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她参与领导了三个县的起义，使监禁在狱中等待处决的二十八名共产党员（其中包括她的一个哥哥）得救。贺子珍他们在起义时仅有几支老式步枪，但是他们闹得满城风雨，终于取得了胜利。（井冈山王佐这帮土匪也参与了这次行动。）

贺子珍就在井冈山地区活动，后来跟随毛泽东上了山。不久她便从事敌后的危险工作。有一次她不得不装成奄奄一息的病妇人才使自己免遭逮捕。另一次，她在执行一次侦察任务时，把遭伏击的毛泽东和朱德救了出来。她跳上一匹马，双手各握一支手枪，一口气奔驰了十几里，转移了敌人的注意力，使毛和朱德得以脱险。

像这样的事迹使贺子珍在游击队中出了名。在井冈山早期斗争中，贺子珍多次与其他男同志们一起并肩作战。(23)

毛泽东和贺子珍在一九二七年相遇不久，就在井冈山共同生活，但是直到一九三零年杨开慧牺牲后才算正式结婚。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儿，出生于和江西省接壤的福建边界地区。一九二九年七月至十月，毛身患疟疾，在这里的一座山上养病。这个女孩出生的具体日期和地点不详，也许是龙岩县的古田。

毛泽东在赣南和闽西南的根据地尚未牢固地建立起来。他一恢复健康，就迅速转移。孩子交给当地农民照料。据说一九三二年，他曾寻找过这个女孩，但没有找到。时值漳州一仗，战斗就发生在毛泽东遗留孩子地区的南面。毛的另一个孩子是个男孩，一九三二年出生于瑞金，名叫小毛，长征时也留下了。一九三三年贺子珍又早产了一个男孩，是由傅连暲大夫接生的。但是这个孩子没有成活。

长征时贺子珍在西行途中，又怀孕了。毛泽东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尽力保护她免遭长征之苦。红军突破蒋介石的第一道和第二道封锁线之后，他派他的贴身警卫吴吉清和王亚堂去照料贺子珍。贺在休养连，毛在干部团。两人虽相距不远，却无法见面。(24)

毛泽东自激进的学生时代起，就是妇女平等权利的积极拥护者。他最早的著作之一就是谈这个问题的。他创造了这样一句话：“妇女能顶半边天。”然而，他并不是长征的总负责人，主力部队三十名女干部的生活每况愈下，简直就像走向阴间地狱一样。不论由谁来管，都弄得一团糟，什么事情也搞不好。许多早期发生的问题都是涉及一些基本生活问题，如食物的分配和搬运，由谁来背米，谁来做饭，以及做多做少等等。妇女们都很年轻，但没有几个是像康克清那样结实的农妇。她们整日整夜在嶙峋的山间小路上行军；往上爬三千尺，往下走两千尺，再往上爬三千尺；越过一座高山，又去一个长达三英里的崎岖山口，就这样翻来覆去。哎 ！这些妇女她们哪来这么大的劲呀！

博古的夫人认为她的经历是典型的。长征开始时，她二十七岁。她工人出身，祖父的职业是掏粪，并把粪便卖给农民。十一岁时，她被卖给一位工程师，充当童养媳。十四岁时，她逃了出来，在工厂找到了一份工作，一周工作六天，每天工作十六小时。一九二七年上海大屠杀之前，她加入了共产党，被派往苏联。她在苏联待了四年，与博古结了婚。在去苏联前她已在苏区工作了一年。

她有两个孩子，在莫斯科生了一个男孩，在上海生了个女孩，现在第三次怀孕了。在长征前约一个月的一次空袭中，一块弹片击中了她的头部。她流产了。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四日，她与其他人一道撤出瑞金时已基本恢复健康。

过了三四年，当她回忆长征初期的情况时，就觉得往事不堪回首。“行军非常艰难。”她说，“我的双脚疼得很厉害，不得不每天用热水洗脚。”

由于组织工作没有做好．妇女们得不到足够的食物。整天饥肠辘辘。男人们则宣称妇女的待遇比男的好，公平分配给她们的米袋也不背。“于是，男女同志之间发生了口角。”博古的夫人说。

接着，试用了新的编队办法。把妇女们单独编队，由博古的夫人当队长，杨尚昆将军的夫人李伯钊负责粮食补给。实行了严格的纪律，不得自由散漫。情况果然有了很大的好转。(25)但是，正如矮小的危秀英说：“对妇女来说要艰难得多。我们每天都困难重重，每天的日子都不好过。”

毛泽东从于都带回的小刘英被分配在中央纵队的第三梯队（在第二梯队的是休养连，行军中大多数妇女分在休养连）。

第三梯队是一支后勤部队。这支部队的五千名男的扛着沉重的印刷机、制币设备、邮票印刷机、制造枪支弹药的工具等。第三梯队的战士大多是新兵或非军人。搬运这些辎重的人有些入了伍，有些没有。要完成这些任务是不可思议的。即使把印刷机和工具部件拆开，一个齿轮、一个机器外壳或一台钻床也往往要由六个人来抬。然而，羊肠小道常常连两个人都走不开。行军又大都在晚上，一下起雨来，道路泥泞易滑。由于敌军离得太近，又不能点燃火把，经常有运输人员连人带物从一千英尺的悬崖峭壁摔下，物毁人亡。

长征开始后一、两天，一些运输员便开始开小差溜回家去了。士气低落。他们看到面前是愈来愈陌生和险恶的深山。他们觉得再也找不到返回江西的路了。天黑之后．他们便不声不响地潜踪匿迹……。小刘英等人必须设法制止所面临的队伍瘫痪的危险，但实际上他们是无能为力的。

五十年之后．刘英苦笑着承认：“这是一件非常棘手的工作。”(26)

担子是那么重，道路又是那么崎岖曲折，走了整整一夜也只不过能前进五里路。这支后勤部队拉下的距离越来越远了。包括第四突击团在内的战斗部队以及后来因战果辉煌而出名的袭击队，不得不来保护笨重的行李车免遭蒋军的攻击。这简直就像一部糟糕透顶的西部影片的镜头：印第安人越来越迫近，而没有第七骑兵队前来解救。

刘英与这些运输人员一道行军，在休息时，她还要努力鼓动，以提高他们的士气。她要给那些精疲力尽、思家心切、半饥半饱和常常神思恍惚的人们灌输革命热情。

“招募运输人员很困难，”她回忆说，“很难雇到，也很难征募到。”许多人的肩、背磨破了，疾病缠身，体质虚弱。他们担心，如继续同我们走下去，他们或他们的家属会遭到敌人的报复。”

即使是刘英钢铁般的精神也无法消除运输人员的颓丧情绪。他们开始甩掉背上沉重的负荷。已经没有那么多壮汉来运送所有的辎重了。队伍必须采取某种措施。(27)

三十名女干部中无一人在长征中牺牲。有些人就说女干部在长征中没有干多少事情，而李一氓对这一说法表示难予苟同。再如李伯钊，她本人是参加长征的幸存者，她的评价看来比较中肯。直到去年她七十三岁时，谈起革命征途中的女同志、女英雄和烈士们，她仍充满敬意。

她谈到了蔡畅，蔡畅是名门闺秀。她是清代著名将领曾国藩的后裔。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一八六四年六月一日他在南京屠杀了十万太平军。蔡的母亲有刚强的个性和坚定的政见。五十岁时，她与富商丈夫离婚，进入小学，完成了学业。其子女成为共产党人，受她的影响极大。蔡畅在长征期间一直把她母亲的一张旧照片带在身边。(28)

中国没有比蔡畅一家更为革命的家庭了。她在著名的周南女子师范学校读过书，这个学校是一个殷实地主朱剑凡捐助开办的。李锐说：“朱在今天会被称为‘民主人士’。”他很激进，把自己的很多房子和花园赠给学校使用。（他的女儿朱仲丽后来与受了伤的王稼祥结婚。他另一个女儿与肖劲光——新中国第一任海军司令结婚。）这个学校的另一名学生向警予，她后来与蔡畅的哥哥蔡和森结了婚。

蔡畅及其兄长蔡和森，按照与毛泽东共同发起的第一期勤工俭学计划，于一九一九年三月前往巴黎。他们的计划是“拼命念书，拼命翻译”。他们的母亲也去了。他们从亲戚处筹款六百元作为旅费。蔡和森受到新兴的法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强烈影响，可能是选择共产主义的第一位中国学生。他和周恩来同是中国共产党欧洲支部的创建人。蔡畅于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的哥哥对毛泽东有很大影响。他们同是湖南人，又是同班同学。蔡和森在欧洲、毛留在中国期间，两人书信来往极为频繁。蔡畅、蔡和森与毛泽东是非常密切的挚友。他们三人曾一同发誓都不结婚——可是谁也没有遵守誓言。(29)

一九三七年海伦·斯诺在延安见到蔡畅时，她一家已有三人被蒋介石杀害，另有两人身陷囹圄。她到国民党地区从事地下工作，一旦暴露也必定送命。她当时举止文雅，表情生动，说起法语略有点口齿不清，她一辈子都是如此。只有在细看之下，才能从她深邃的棕色双眼中看出忧伤的神色。(30)

蔡畅对于长征没有任何怨言。正如李伯钊所说，她意志坚强，给她备了一匹马，但她很少骑。而是让给伤病员骑，她认为他们更需要马。那时，她二十四岁，身材纤瘦，但她翻越了五岭，她和刘英一道行军，也像刘英一样，不仅翻越了五岭，并且在漫长的二万五千里崎岖道路上进行宣传鼓动，提高长征战士们的士气。康克清把蔡畅讲的故事和笑话称为“精神食粮”。

“我为什么要说起蔡畅呢？”李伯钊反问道，“因为她深得妇女以及我们大家的尊敬和爱戴。”

一九八四年蔡畅仍生活在北京，时年已八十四岁。她的健康状况不佳，双目已经失明。但是她仍尽力工作。如果说长征有什么圣徒的话，那末，这个圣徒便是她。

①海伦·斯诺：《中国共产党人》215页。威斯特波特，康州，1972年。

②康克清：1984年11月2日采访。

③李伯钊：杨尚昆将军之妻，1984年6月15日北京采访。

④斯诺：前书173页。

⑤危秀英：1984年4月15日南昌采访。

⑥刘英：1984年6月14日采访。

⑦伍修权：1984年3月28日采访。

⑧迪克·威尔逊：《长征》70页，纽约，1979年。

⑨伍修权：1984年3月28日采访。

⑩康克清：1984年11月2日北京采访。

(11)丁玲：1984年3月23日北京采访。

(12)海伦·斯诺：《延安笔记》第46页。

(13)海伦·斯诺：《中国红区内情》第214—217页。

(14)李德：《共产国际代表》55页。

(15)李红：《贵州青年》文章，1983年第2期。

(16)韩素音：《早晨的洪流》26页。

(17)李锐：1984年10月26日采访。

(18)李锐：《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334页。

(19)李锐，1984年10月26日采访。

(20)胡华：1984年10月采访。1977年第三期《东方地平线》刊载苏珊·韦格兰关于杨开慧牺牲的细节报道。胡华肯定了这些说法，但有几处小的出入。韦格尔说杨开慧是1930年10月26日遇难的，然而这也许是她被捕的时间。在1960年以后的中苏激烈论战中。莫斯科一方面把杨开慧和毛泽建之死的责任推在毛的头上，另一方面却缄口不提毛攻打长沙（包括早先一次失败的攻打）均是在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

(21)见威利斯·巴恩斯顿《毛泽东诗词》，纽约，1970年。“文化革命”中的大字报对杨开慧的孩子的情况有过许多报道。这些报道未必都准确，但总的来说，已得到其他方面，包括胡华的肯定。毛的第三个男孩曾交给老百姓照料，随后就失踪了，许多年之后找到时，他在一个公社当会计。大卫·米尔顿和南希·米尔顿在其《风不止》（153—155页，纽约，1975年）一书中谈到了大字报在这个问题上的说法。第三个男孩的存在已为胡华所证实。特里尔的《毛泽东》一书说，孩子的外祖母救了他们，并把他们的名字改成杨云福和杨云寿。1984年我在中国听说，毛岸青有几个子女，据说他由于脑部受伤失去了工作能力。受伤的原因一说是在上海讨饭时遭到毒打，一说是苏联医生治疗错误。据说毛岸青的妻子大部分时间要用来照料他。

(22)《革命文物》1980年第2期。

(23)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1984年担任福建省政协副主席。她的母亲在当地地下党的协助下从江西逃到延安，并在延安病逝。

绝大部分细节取自《贵州青年》杂志1983年第二期刊载的关于贺子珍生平的文章。这篇引人入胜的文章作者的笔名叫“李红”，她的父亲是贺子珍在上海度过最后十年的那家医院的大夫。1978年和1983年秋，李红两次采访了贺子珍。这些细节的绝大部分从未在中国发表过。贺子珍于1984年4月19日在上海去世。1985年，中国准备出一本回忆贺子珍的书。

(24)贺子珍怀孕的情况是吴吉清提供的（1984年4月14日南昌采访）。许多长征幸存者，包括不少身居高位的人，在1984年仍对贺子珍在长征中的经历毫无所知。

(25)海伦·斯诺：《中国共产党人》230—249页。

(26)刘英：1984年6月14日采访。

(27)刘英：1984年6月14日采访。

(28)海伦·斯诺：1984年8月私人通信。

(29)李锐：1984年10月26日采访。

(30)海伦·斯诺：《中国红区内情》182—184页。

第九章——第一场大战

在长征的头三场战斗中，红军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便胜利地穿过了蒋介石为阻止他们突围而设置的三道防线。但是，五十年后，正像中国军事博物馆秦兴汉将军所说，长征所遇到的不仅仅是枪林弹雨。长征面临的是同时进行的三种战斗——与蒋介石及地方军阀的斗争，与大自然的斗争，还有最关键的是，在共产党内部领导人与领导人、一种方针政策与另一种方针政策之间的斗争。

决定胜负的因素并不是那么容易确定的。特别是在这个问题上，秦将军沉思地说，“即使到今天，许多事情也还是搞不清楚。”

在长征途中，高山悬崖、冰雪雨雾、湍急的河流、莫测的风暴、灼热的沙漠、无底的沼泽、饥饿的威胁、无休止的行军，都使战士们随时面临着比蒋介石的枪弹更大的危险。而在这一“狂飚运动”的背后，一场关于方针、权力和人事的殊死斗争正在最高领导层进行着。

红军的指挥员都是些精明能干和久经锻炼的人。他们参加过多年的游击战争，共同经历过多次战斗。他们熟悉自己的国土，熟悉人民。他们了解敌人，也了解自己的长处和弱点。林彪的一军团在突击和伏击方面是超群的：而在正面作战和短兵相接方面，彭德怀和他的三军团最为擅长。他们学会运用策略和计谋战胜优势的敌人。他们行军神速，当敌人以为他们距离很远时，却又突然出现在敌人眼前。他们行装轻便．不怕艰苦，到处都能生存。他们很年轻，都是壮实的农民出身。他们体格健壮，不怕劳累，能像山羊一样地翻山越岭，可以夜以继日地连续行军，一天只睡几个钟头——或者根本不睡觉——又投入战斗，而且打则必胜。

红军战士都有非凡的理想和抱负。他们全心全意为事业而战，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但是一九三四年春夏突击扩军时招来的新兵就不同了。他们仓促应征入伍，军事上、思想上都准备不足，又没人告诉他们要到哪里去，或者去干什么。也许，部分原因是最高领导自己也心中无数。

不论原因如何。付出的代价可不小。那些没有明确目标的人从一开始就陆续落伍。有些士兵是掉了队．更多的是拔开双腿开了小差，就像传说中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前夕从俄国军队溜回家的农民士兵一样。这些人趁走得不太远。还不至于找不到回家的路时，索性就往回溜了。

按红军的标准来说，开始长征时他们的装备相当不错了。他们拥有步枪、卡宾枪、手枪、冲锋枪和轻重机枪等共计三万二千二百四十三支。其中，六百五十一件是轻重机枪。有三十八门迫机炮，少量火炮（基本上是山炮）。大口径火炮很早就扔掉了，他们携带了积存的一百八十万零一千六百四十发子弹，二千五百二十三发迫击炮弹和七万六千五百二十六枚手榴弹。①

这是一支强大的部队，但它的对手却是比它还强大许多倍的军队。据红军指挥员们估计，蒋介石纠集了大约一百个团三十万到四十万人来对付他们。总参谋长刘伯承估计敌人总数为四十万。八军团的莫文骅说，“粗算一下”，人数有三十万到四十万。一九八四年任共产党总书记的胡耀邦，在一九三四年是一位年仅十八岁的红军青年团领导人，他估计国民党的主力部队达三十万。②

蒋介石了解到红军活动的动向和规模后，当即组织部队去遏制红军。十月三十日，他命令两位可靠的中央军将领薛岳和周浑元带领四个师，配合广东的一支南路纵队和湖南军阀何健率领的一支西路纵队，去攻打红军。

两周之后，蒋改变了主意。他封何键为追剿总司令，并提出让何键同薛岳和周浑元会合，诱惑并消灭红军于湘江。湘江由南向北，流经广西进入湖南。这几位将军共有十五个师约七十个团的人马。蒋要求广西和广东军阀（他们还有三十多个团）协助把红军拦截在湘江前的全州、兴安和灌阳三个城镇，长约八十英里、宽三十英里的三角地带。

这是蒋介石的一箭双雕的锦囊妙计。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现，那么两广的地方军阀在同红军交战中会受到严重削弱，从而给蒋提供一个吞并他们的良机。

踏上征途的红军，已无法隐蔽自己，它不得不勇往直前跨过湘江。过了江就必须按预定目标挥师北上，同湘西的贺龙和二、六军团会合。蒋介石一看地图就可以知道红军的路线，这就是两个月以前六军团经这里同贺龙会合的路线。

五十年后，一九八四年时的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当年是六军团的一名二十岁的农民战士。他回忆说，六军团绕道去道县，然后一直向西走，在兴安附近过江。他记得当时“没遇到什么麻烦”。他说：“经过一些战斗，我们占领了一个山头，越过这座山，到达江边。江上有一座浮桥。我们从桥上通过，到黄昏时刻过了江。我记得当时士气很高。”③

是否有人暗地里对广东和广西军阀打了招呼？ 没有可靠的证据，可是六军团的行动没有引起广西方面的丝毫反应。就好像有人向他们说过，“我们只不过是暂时借用一下你们的道路”（也许有人说过这些话）。

在湘江的第四道封锁线，处于强烈反共的桂系军阀白崇禧控制的地盘。尽管白崇禧极其仇恨共产党，但他也害怕蒋介石，他首先考虑的还是保存自己。他不愿意上当受骗，不让蒋介石借机削弱和搞垮他。

除了上述因素以外，是否还有什么别的秘密“安排”，使红军得以顺利渡过湘江，翻越前方湘桂交界的五岭禁区？对这个问题，我一直在探索。

没有人提起过周恩来同广东独裁者陈济棠之间有什么秘密交易这样的具体事情，但有证据表明，同桂系军阀白崇禧和李宗仁之间存在一项谅解。红军第一位历史学家徐梦秋在一九三八年谈到了这点。他说，广西的首领“答应开放一个区域”，那是湘江的界首和全州之间十三英里宽的一条走廊。大约位于道县以西六十至七十英里。北京主要的党史专家胡华的结论是，“关于走廊的说法是有根据的”。他认为，这条“走廊”的存在对于了解湘江战斗是至关重要的。红军为了渡江，在渡口坚守达一星期之久。如果广西方面施加压力，红军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国防部研究员阎景堂和他的上司秦兴汉将军没有使用“走廊”这个词，但他们承认广西军队通过不寻常的调动留出了一条空白“地区”，从而方便了红军渡江。④

何键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四日起全面负责蒋介石中央军的指挥大权。国民党的主要将领薛岳沿共产党军队的右翼或北翼移动，与往西行进的共军平行，并从北面拦截他们。周浑元则在共军的后面不断骚扰他们。⑤

红军以其通常的队形向湘江挺进。林彪率领的一军团和彭德怀率领的三军团几乎是直线前进。九军团正好在行动缓慢的中央纵队前面。中央纵队现在已减轻了一点负担。不少挑夫开了小差，把包括戏装和道具等在内的重担都甩掉了。

八军团里集中了许多夏季入伍的新兵。这个军团在军委和中央纵队的左翼行进。博古、李德、周恩来、朱德、洛甫和毛泽东等多数军事领导人都在这个纵队里。

跟在这个指挥部后面的是拖泥带水的挑夫，他们中有些是受纪律处分被分配来的红军战士，包括一些降职的军官，可能有一些是被关押的军人。

忠实可靠的五军团殿后，他们是后卫，用当时担任翻译的伍修权将军的话说，后卫的职责是挡住国民党的“看家狗”，这些走狗不断对行动迟缓的辎重大队进行袭扰。

伍回忆说：“敌人在紧逼、包抄、堵截和骚扰。”⑥

蒋军有三四个师在与红军赛跑，争夺“走廊”北端湘江岸边的全州市。全州位于湖南和广西的交界处，是一座四周有城墙的古城。当红军侦察兵接近城墙时，发现国民党（何键的军队）已占领了这座城市。

这就引起了红军指挥部的一场争论：应当攻打全州，还是向南转移另找地点渡江？⑦

红军正向湘江的这块铁三角地区集中，他们还不知道这里已被蒋介石圈定为屠杀他们的地方。此处南起桂林以北。桂林境内遍布圆锥形的石山和云雾，是中国画家所喜爱的名胜之地，是大自然爱好者和诗人的仙境。

这里景色的特点是藓石成林，障眼的巨岩直插云霄，指向天际。湘江流域一向是广西到湖南的主要通道。由石灰岩构成的地质，经风雨侵蚀，已形成一条条深水的江河和奇妙的山峦。

兴安以南的灵川，是红军走廊的南分界线。从桂林到灵川，湘江沿岸石山林立，有如徘徊的鬼魂。接着，再往前走，江岸又变换成坚硬的花岗石山峰。圆锥形的丘陵消失了，不时地又突然进入壮观的花岗石山峦的画面之中，就像一群游荡的幽灵在寻找一块可供休息的场所。

这里是有历史意义的地方。此处有一条运河叫灵渠，据说是公元前二百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修建的，为的是把湘江和漓江连在一起，这样就出色地造就了一条从长江流域的上海到珠江流域的广州绵延而下的内陆河道。一九八四年，这里仍然运输繁忙。

在这个新月形的三角地带，正在酝酿着长征以来的第一场大战。

如果不是因为那个笨重的、不适当的、多余的辎重队伍拖在后面长达五十英里，红军几乎肯定可以越过湘江，通过蒋介石的第四道也是最后一道封锁线。尽管红军先头部队未能抢先到达全州，他们还是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全州以南跨过了湘江。一军团和三军团的部队到十一月二十六日也都过了江。恰在那时，广西军阀白崇禧从兴安把他的部队向南移动，佯作保卫桂林，实际上是开放走廊让红军从兴安前往全州。十一月二十七日晚，三军团和一军团的先遣部队没有遇到多少阻力便并肩渡过了湘江。在他们之后，九军团继一军团，八军团继三军团先后过江，中央纵队跟随在他们中间行动。界首和脚山铺是两大渡口。江水很浅，大部分人索性趟水过了江。

本来红军在两三天内就可以全部过江，而且不会有多大损失。但是，行动迟缓的庞大的辎重队伍和那些未经训练的蹩脚新兵改变了这个形势。

当时林彪的一军团第二师四团的年轻政委扬成武可以作证，长征在开始的几个阶段，一切都很顺利。杨成武在长征开始时还是个小伙子，他十七岁离开福建省农民老家参加红军以来，大部分时间是在打游击。红军成为他的学校、他的事业和他的生命。

一九八四年，七十岁的杨成武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一些，黑黑的头发夹杂着几丝银发，身着深蓝色的制服衣裤，回忆起往事来确切而了如指掌。他说话流利自如，圆圆的脸有点像已故的毛主席。他一开始就说，“长征开始时我二十岁，结束时我二十一岁。对我来说，长征经历了整整一年零两天。”

四团打第一场大仗是在湘江。在潇水西岸的道县县城以东约五十英里处有一个祠堂圩的小镇。杨成武的团在那里停留时，接到了紧急通知，命令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前进，赶在国民党军之前夺取道县和渡口。道县控制着山口，是通往湘江的咽喉要地，必须在第二天早晨拿下来。

他回忆说：“时间非常紧迫，在我们下达命令的同时，队伍就出发了。”途中他们遇到一批农民。农民说在道县潇水上有座浮桥，那桥是用铁链子把一些渔船串在一起而建成的。如果浮桥被拉到对岸，四团可以派人凫水过江把它拖回来。

队伍距道县五英里时，天空出现三架国民党飞机。战士们迅速隐蔽起来，没有被飞机发现。黄昏时刻，他们到达道县城郊。一道高高的城墙和很深的护水壕护卫着这座城镇。午夜，一排士兵凫水过江，夺取了船只。拂晓，先头部队进城占领了天主教堂。

杨成武政委走在挤满人群的大街上，听到两位老人在谈话。留胡子的老人问没有胡子的同伴：“他们的子弹都不多，怎么总是打胜仗？”另一个人神秘地答道：“他们日走千里，夜行八百，刀枪不入，他们哪里还靠子弹打仗？”

杨成武继续往前走，到了镇上的一座城隍庙。红军宣传队员们正在为召开群众大会作准备。会上将有讲演，还要把打土豪得来的粮食和衣物分发给穷人。他说，老百姓帮助了红军，没有他们，这座城镇是拿不下来的。⑧

第二天拂晓前，杨成武和他的突击团飞速向湘江挺进。他们毫不费力地过了江。

但是，现在开始出现两种不同的意见。杨成武等许多人都说渡江容易，伤亡不大。

但是，对于那些慢吞吞的人来说，等待着他们的却是一场浴血混战。八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莫文骅目睹的这场战斗是这样的：八军团经过道县前往湘江，他们比行动迅速的突击队晚了二十四小时。莫文骅看到形势急剧变化。敌人正在步步逼近，国民党飞机在轰炸，而且撒下了大量传单，宣称：“共匪们！听着！司令部命令我们等候你们。我们正等着呢！赶快！我们已经为你们撒下了一个小小的天罗地网。请你们赶快！请你们赶快！”

莫文骅一听就知道，这意味着又一场苦战。八军团奉命从道县强行军赶到湘江。他们不能停留，只能强行通过。离湘江约七十英里，一支国民党纵队在他们北面只有八英里，正与他们争时间赛速度。国民党猛烈的炮火像浇下的“一场弹雨”；但八军团仍在继续挺进。

夜幕刚一降临，八军团就进入山区，在闻名的桂林山水中的一块绿州——水街镇停了下来。黎明前部队又开拔。莫文骅说：“很遗憾，我们没有时间、也不可能去欣赏这些名胜风光了。”

八军团跟在三军团后面步履维艰地前进，在他们之后是处境日益困难的第三十四师。先头部队正在突破国民党的最后一群碉堡。这些碉堡都是按照德国顾问的设计用钢筋水泥构筑的，机枪火力也打不透。而红军的碉堡则是用木头构筑，用泥土加固，几乎什么也抵挡不了，连一场大雨也挡不住。但他们有一个有利条件、他们的周围有壕沟和一排排错落的尖头竹扦，这些竹扦非常锋利，可以刺透穿着破鞋的士兵的脚掌。（北越对付美国士兵也用过同样的武器。）

为了干掉一个碉堡，红军战士不得不悄悄地爬上墙，从炮眼中把手榴弹投进去。红军的任务就是摧毁这些工事，然后渡过湘江。江水本身并不是很大的障碍。江上有几处地方可以涉水过去，江面大约三百英尺宽，而水深却不超过腰部。江水冰冷，流速湍急。但果敢的战士们还是可以趟水过去的。

当八军团向前挺进时，可以听到背后三十四师与敌人交火的枪声。三十四师正在守卫水街。前面也传来了主力部队渡江时战斗的枪声。几小时之后，八军团又听到水街方向传来激烈的枪炮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听到三十四师的战斗声音了。这个师在这场战斗中被消灭，只剩下师长及几个散兵。

经过激战摆脱敌人以后，八军团有一段时间是在没有任何干扰、周围突然静得有些可怕的山野里推进的，但是走不多久，这暂时的寂静被嗒嗒的机枪声打破了。和莫文骅一起走在队伍前头的一位指挥员应声倒地身亡，他是被第一排子弹射中的。而刚刚过去的九军团并没有遇到敌人的袭击。显然，广西军在一个小时内赶到了。他们埋伏在路旁的小山密林中，向红军突然开火。当时是下午三点钟。一群国民党的飞机出现在八军团的上空，距地面不到一千英尺，用机枪向下扫射，但战士们没有止步，队伍继续前进。敌机飞得很低，战士们可以看到飞机底下卸空的炸弹架。直到黄昏时刻，敌人才中止了进攻。精疲力尽的红军指战员们跌跌撞撞，边行军边打磕睡。天将破晓时，江岸上出现了依稀的亮光，看上去那是在堤坝上露宿的红军后卫部队。但莫文骅没有看到哨兵或岗哨，也没听到喝问口令的声音。这是红军用的计谋，是由几名侦察兵组成的有名无实的小分队，燃起篝火是为了诱使敌人相信，那里有一支大部队正保卫着渡口。这时莫文骅听到马嘶声，原来是他自己的战马。他的勤务兵已提前到达在那儿等待他的到来。

太阳升起了。莫文骅环顾四周，到处都是书籍和文件——军事手册、地图、兵法书，关于土地问题、中国革命问题和政治经济学的著作，马列主义读物，各种小册子以及英、法、德文书籍。红军的挑夫一路摇摇晃晃挑来的图书馆全部在这里了。书页被撕得稀碎，书面沾满了污泥。莫文骅回忆说：“我们全部的思想武器，所有的军事文献，都被扔到了一边。”

如果莫文骅留神观察，他也许还会发现杨尚昆将军的夫人李伯钊在湘江岸边为减轻装备而扔掉的剧本。总之，一切都扔掉了。从那以后，红军演出的话剧都是新编的。李伯钊是位矮小的妇女，过湘江有困难，因为个子不高，江水可能会漫过她的头顶，无法趟水过江。刘伯承看到了，急忙让她揪住他的骡子尾巴过了江。⑨

由于敌情严重，指战员们不吃饭，不睡觉，又继续连夜赶路。上午八点，飞机又出现了。国民党已把他们的指挥基地往前移到衡阳，离这里只有一百英里，使共产党处于不断挨打的态势。队伍冒着敌机的扫射继续前进。除了前进，没有别的选择。如果部队停下来，就无法及时过江，不是被击毙，就是被俘虏，不是现在被杀死，就是以后被杀死，所以他们只有一往直前。莫文骅评论说：“最困难的事莫过于在飞机的扫射之下行军，但是我们已顾不得自己，不能考虑生命安全了。我们看到战友们在敌人的射击中倒下，真使人难过。但是，我们相信，飞机能打死打伤我们中的一些人；会使我们的前进更为困难；会夺去一些人的生命；但它们不会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

部队依然前进。然而，当他们到达湘江时，已无法过江了。他们处境险恶，不得不与敌人展开一场新的生死存亡的战斗。⑩

在以后的年代里，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回忆起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和十二月一日这两天，认为那是长征途中最危险的时刻。

一军团和三军团的精锐部队顺利地渡过了湘江。可是后续部队再渡江已经没有时间了。行动迟缓的中央纵队、伤病员、妇女、还有辎重队伍都还没有过江。(11)

白崇禧的及时撤退本来已给红军提供了涉水过江的条件。但是，现在一切都在变。不仅何键派了四个师来攻打红军的北翼；而且最令人吃惊的是，白崇禧竟也卷进了这场厮杀，为的是向蒋介石证明，他还是忠于职守的。

这时红军处于典型的军事危机之中——队伍被分割在湘江两岸。何键在十一月二十八日发起进攻，红军在这里进行了三天的激烈战斗。

杨成武的四团和五团接到命令向北进军，保卫中央纵队，使其免受刘建绪指挥的湘军的攻击。国民党嫡系部队沿着湘黔公路向南进攻。杨成武在公路的两侧各部署了一个营。在战斗最激烈时，他右膝受伤。几位战士为了救他也受了伤。最后，他终于爬过了公路，他的警卫员小白把他背到隐蔽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了担架，又经过一番争吵，最后，小白威胁要开枪打死抬担架的人，才把杨成武转移到安全地带。十天之后，他又回到部队。

在红军中，聂荣臻是最有才能、最可靠和责任心最强的指挥员。一九三四年，三十五岁的聂荣臻已经算是一个“老人”了。这位红军高级将领出身于重庆附近一个富庶的农民家庭，一九二零年参加留法勤工俭学小组。他在比利时（应为法国——译者注） 施奈德尔军工厂做工，同毛泽东的好友李富春一起研究马克思主义。聂荣臻曾在莫斯科的红军学校学习过，后来在广东黄埔军校做过政治工作。他是一个遇事不慌的人。他随一军团来到湘江，在先头部队到达西岸之后，’于十一月二十六日也过了湘江。他接到的命令是让他保卫渡口，阻击国民党部队，直到两个中央纵队和红军大部队全部过江。

十一月三十日，战斗整天都在激烈地进行。一军团全部投入了战斗，并且逐渐被压到了第二道防线。

那天夜间，聂荣臻无法入睡。他心潮澎湃，想到红军主力面临的危险。他和林彪以及其他指挥员花了几个小时来分析形势。十一月三十日午夜前，他们给中央军委发了电报：

朱（德）主席：

“……如敌人明日以优势猛进，我军在目前训练装备状况下，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军委须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一、二师明天继续抗敌。”

十二月一日凌晨三时半收到了复电。电报是以最高军事机关的名义发来的。明确指示：一军团必须坚守阵地。

“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迟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我一、三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人员，分入到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

十二月一日战斗更加激烈，一军团守住了自己的阵地。大约正午时分，主力部队和中央纵队终于渡过了湘江。

在一军团的历史上，从未遇到过如此巨大的威胁。军团指挥部多年来第一次受到敌人的攻击。指挥部设在一个山坡上。突然，警卫员邱文熙冲进来报告说：敌人上来了。

聂荣臻不相信，认为一定是警卫员搞错了。他连忙出去看了一下。警卫员没有错。一支国民党部队端着刺刀正向山坡上爬来。聂荣臻命令收起电台赶紧离开。他一面组织指挥部一部分工作人员抗击国民党小分队的进攻，一面命令刘辉山（后来成为中央警卫团团长）将敌军进攻的事告诉山下的刘亚楼（后来为空军司令员）。当刘辉山往山下跑的时候，他的草鞋叭哒、叭哒地拍打着快掉下来了，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鞋底，但没有伤着他的脚。五十年后聂荣臻还记得这件事，他说：“这是我经历过的最奇特的场面。”

一军团不仅要掩护行动迟缓的中央纵队，而且还要掩护新成立的几个军团，特别是八军团和九军团。聂荣臻说：“我们既要完成我们自己的任务，又要掩护他们。”(12)

这是长征突围中很多部队面临的共同问题。当八军团指挥部在湘江东岸被阻时，它不得不担负起原来分配给第三十四师的后卫任务。军团宣传部长莫文骅回忆说，三十四师“走了另外一条路”。事实上，他们陷入了敌人的重重包围：几乎全军覆灭。八军团先头部队不得不在湘江岸边接应所有其他部队过江。然后，才眺进齐腰深的冰水里过了江。八军团也遭到了很大的损失。(13)

十二月一日下午，八军团的一位指挥员向聂荣臻请求紧急援救八军团一部分被敌人阻隔在江东的部队。聂荣臻不得不告诉他，此刻已毫无办法。因为夜幕已降临。

十二月二日，聂荣臻获悉，被阻滞在江东的有彭绍辉和肖华政委率领的少共国际师。一军团指挥部派了一支救援部队把他们接过江来，

聂荣臻的结论是：“我们行动太慢，敌人来得太快。”少共国际师、三十四师、三军团的十八团，还有八军团的几支重要部队都被打垮了。一军团本身损失也很严重；如长征开始时，第一师第三团有二千八百人。过了湘江后，只有一千四百人了。(14)

湘江这一仗，从十一月二十五日到十二月三日，打了一个星期。根据多数人的记述，这是一场灾难。刘伯承写道：“虽然（红军）最终渡过了湘江，但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折损过半。”

秦将军说：“部队在每道防线损失的准确数字尚不清楚。突破湘江防线时的损失最为严重。红军到达遵义时（大约一个月后）所余兵力只有三万来人。”

肖华将军是当年在湘江覆灭的少共国际师的政委，一九八四年时六十八岁，是一个矮胖而活跃的人。他的头剃得光光的，有点像蒋介石，这一点不大讨人喜欢。虽然他穿着一套讲究的制服，但却带着歉意说，“我没有穿军装”，因为他最感到舒适的服装就是军装。

少共国际师奉命同彭德怀的三军团一起担任后卫，它的一万名年轻的士兵损失大半。最后，幸存者被编进担任前卫的四团。(15)

据零散而且往往互相矛盾的记述表明，许多装备包括 X光机和用来给陈毅的伤处拍照的感光胶片，都被扔进了湘江，剩下的较重的枪炮也多半扔掉了。比较沉重的电台设备和发电机可能也在过湘江时扔掉了。辎重队伍大大减轻了负荷，挑夫的数量减少了；军队的机动能力增强了。

彭德怀在回忆录中作了对比，他的三军团与广西军队交火时“战斗艰苦”，“困难重重”；“右翼”的一军团与湘军作战时则“情况比较顺利”。(16)各种记述有许多矛盾。中国专家们认为，一军团和三军团分别位于左翼和右翼。事实上，在渡口，红军部队都紧紧地挤在一起，原有的正规行军序列都搞乱了。

湘江一战究竟损失了多少部队，又有多少人脱离了红军，中国现代的党史专家们众说纷纭，谁也提不出准确的数字。在长征的头十个星期中，如果说红军损失了四五万人（这是种种估计数字的平均值），那么战斗伤亡至少有一万五千人（其中大多数是在湘江伤亡的），这样的估计似乎比较恰当。

红军的新兵部队损失最为严重。据伍修权估计，在离开中央苏区之前的几个月中，新征了五万兵员。

李德估计，红军过贵州省边界时，已损失了一半新兵和百分之七十五的“后备兵”——所谓“后备兵”，他指的是那些挑夫。因为他们已经没有挑东西的任务了，曾经打算把他们也编入红军。李德说，八军团的二十一和二十三师，九军团的二十二师都被消灭了。据他说，由老兵组成的师损失不大。(17)

湘江战斗之后，李德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削弱了。周恩来更多地接管了工作。然而李德没有轻易放弃他的特权。三十四师师长周子昆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回到司令部。李德把他叫到面前辱骂了一顿。他说，周子昆的部下都没有了，而他自己怎么会逃出来？为什么不执行他的命令？为什么全师都消灭了，而他的妻子却仍和他在一起？

李德气愤地说，周子昆应当受到军法审判并枪毙。他命令警卫人员把周子昆捆起来送往军事法庭。可是警卫人员拒绝执行。博古当时在房间里，坐在那里一声不吭。毛泽东也在场。当李德大发雷霆时，毛泽东走向前去，把周子昆从房间带了出去，他说：“让我来处理这件事吧！”(18)

李德在他的回忆录里很少谈到湘江战斗。他暗示，尽管红军受到损失，但它的战斗素质提高了，部队还是增强了。他把失败的主要责任归咎于周恩来。他说，周恩来起草了撤离计划，计划要求从中央苏区撤走大量的重型装备，这些装备使红军负担过重，因而迟缓了前进的速度。他不承认，既然他能支配博古，他就对长征的一切组织和作战计划都拥有否决权。(19)

久经战斗的红军指挥员经过湘江一战的惨败之后，个个义愤填膺。这种愤慨将化为要求改变现状的强烈情绪。

不久后就有人说，三十四师被消灭时发出的最后几阵震颤的枪声和红军辎重大队沿途百里丢盔弃甲的惨状，就已经宣告了李德、博古统治的结束。

①国防部研究员阎景堂提供了红军在1934年10月8日武器清点数字的档案材料，这些材料是首次公布。同李德在其《共产国际代表》第81—82页中粗估的数字相比，这里的数字显得略小一些，但李德是在没有原始记录的情况下，在事情发生后三十年凭记忆写的。各种武器的分配情况如下：步枪等——一军团，8383支；三军团，8287支；五军团：4925支；八军团：3476支；九军团：3945支；军委纵队：1987支；中央纵队：2240支。迫击炮——一军团：8门；三军团：8门；五军团：2门；八军团：2门；九军团：2门；军委炮兵营：16门。

一军团有子弹546，649发，迫击炮弹612发；三军团有子弹482，736发，炮弹680发；其他部队的子弹与炮弹数量分别为，五军团：213，661和93；八军团：180，351和104；九军团：208，697和164；军委纵队：70，610和880；中央纵队仅有98，936发子弹，没有炮弹。

出征时，红军有马338匹，其中一军团90匹；三军团71匹；五军团49匹；八军团21匹；九军团29匹；军委纵队34匹；中央纵队44匹（阎景堂：1984年10月24日北京采访）。

②莫文骅的估计见《伟大的远征》158页，莫斯科，1959年。《伟大的远征》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北京，1958年）一书的俄文本。这本书译得十分准确。由于本人熟悉俄文而不通中文，故使用这部译本。刘伯承估计有四十万敌军（见其《回顾长征》65页，北京，1978年）。1984年，刘伯承九十二岁，住在北京的医院里，成为健在的长征高级指挥员中最年长者。胡耀邦是在采访中提出自己的估计的。

③余秋里：1984年10月31日北京采访。

④由于缺乏文字证据，关于是否存在“走廊”的问题很难做出结论。国民党方面的文字记录中没有提到“走廊”，但薛岳谈及湘江战役时那种轻描淡写的态度曾被引用做为这种说法的间接根据。白崇禧和蒋介石之间矛盾十分激烈，1936年就有过一次流产的桂系反蒋运动。桂系军阀同样反对共产党，红军指挥员对战斗的情况莫衷一是，就是因为战斗本身发生了变化，从最初的顺利渡江变成危急的后卫战。各个不同地点的战斗情况也大不相同。徐梦秋对存在某种“安排”是很肯定的，但他仍谈到战斗的激烈程度。胡华教授也提到徐梦秋关于“安排”的说法（胡华：1984年10月24日通信）。然而，徐梦秋在1937年会见海伦·斯诺时，对这一点却不是很明确的。他说到为渡湘江苦战了五天——显然是指战斗的最后一段时期（尼姆·韦尔斯，即海伦·斯诺：《红色尘土》65页，威斯特波特，康州，1957年）。1938年，徐梦秋在为一部长征回忆录作序时，提到湘江之渡是“平静”的。陈志让曾引用另外一条共产党方面的材料说，缪楚黄提到白崇禧撤回他的部队，为红军渡江留下一条通路。（陈志让：《中国季刊》第40期，第32页，1969年10—12月）。

⑤谭政：《伟大的远征》第166—167页。

⑥伍修权：《我的历程》第七章。

⑦李德：前书90页。

⑧取自杨成武《忆长征》第四章。杨的这本书出版时叶剑英作了序。（原文如此，实为聂荣臻作了序——译注）

一里合半公里或1/3到1/4英里。

⑨李伯钊：1984年10月31日，北京，采访。

⑩八军团的情况取自莫文骅：《伟大的远征》158—165页。

(11)《聂荣臻回忆录》第八章。聂荣臻、杨成武和彭德怀均把一军团的位置放在右翼。彭写到一军团在右翼一方同湘军作战，而军事博物馆秦兴汉将军和他的同事说是三军团在右翼，一军团在左翼。

(12)聂荣臻：前书第八章。

(13)莫文骅：前书158—165页。

(14)聂荣臻：前书。

(15)刘伯承：前书第七章；秦兴汉：1984年3月8日，采访；肖华：《艰苦的岁月》97—98页。

(16)《彭德怀自述》360—361页。

(17)李德：前书89—90页。

(18)作为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当时也在场，他在回忆录中记录了这件事，采访时又补充了细节（1984年3月28日采访）。王愿坚对此事的说法相似（1984年3月5日采访）。李德对这件事的说法是混乱的，他把周子昆和后来担任海军司令的肖劲光搞颠倒了。他同肖劲光之间积怨甚深。（李德：前书91页）

(19)李德：前书89、91页。

第十章——改变行动路线

红军过江进入贵州省后，侦察员孔宪权遇到了麻烦。每天他都得远远地走在部队前面，侦察地形，了解敌军部署，估量路途中高山和江河的艰难程度。他有时穿军装，但更多的是穿便服，竭力不暴露自己的身份。孔宪权是在湖南出生和长大的，在与湖南毗邻的贵州省，他只要一开口，人们就会发觉他是“外乡人”。还有，在湖南，他可以和大家一样用扁担挑东西；而现在，来到贵州境内，他必须像贵州人一样地用背篓背东西。如果他“露了馅”，就会被抓去枪毙。

越过湘江是够艰难的了。但红军过江为什么很不顺利，侦察员孔宪权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原因之一是用了浮桥。马和骡子对浮桥很不习惯，以致惊恐万状，途为之塞，队伍出现了混乱。当红军一半人马过了江，一半还在对岸等待渡江时，国民党的飞机进行了狂轰滥炸。①这样，红军的损失当然很大了。

孔宪权告诉我，爬老山界也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这座当地人所说的老山可能有五千英尺高，上山时坡陡路长，下山时坡也陡，但路程短。山路狭窄，战士们只能排成单行前进。据说，上山三十里，下山十五里。他们这时才明白“里”是个“活数”。中国老百姓说“里”，是随着路途艰难的程度而变化的。上山的“里”只有下山“里”的一半。不管这个“里”是如何算法，“老山界”是很难爬的。根据陆定一的回忆，队伍上山只走了四分之一的路程天就黑了。肚子饿了，没有干粮，也无法做饭。黑暗中，队伍不知为什么停止不前了。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战士们站在那里睡着了。最后才知道，有人传话说，前面有一段危险的峭壁，有些人和牲口掉了下去，大家要等到天亮才能走。陆定一走在红星纵队的后面，红星纵队里有许多重要的老干部。大家时醒时睡地过了一夜，队伍才又出发了。昨天没有吃晚饭，今天也吃不上早饭。

湘江一战之后，伤员大大增多，许多人都被抬在担架上。但是，当队伍来到前面那一段名叫雷公岩的峭壁时，不论多重的伤员都要从担架上下来，在别人的帮助下才能爬上陡峭的雷公岩。雷公岩与地面几乎是九十度直角，上面只有宽一英尺的狭窄石阶作为通道；峭壁实在太陡；红军伤员无法坐担架上去；许多马都摔断了腿，躺在悬崖之下呻吟。伤员们在别人的帮助下，缓慢而又痛苦地爬上石岩，一次只能上一个人，有些是被推上去的，有些是用绳子拉上去的。牵马往上走就更困难了。有的人用尽了所有的气力也未爬上去。有些马连同马夫一道跌了下去。陆定一认为，红星纵队的妇女们的勇敢是谁也比不上的，她们照顾伤员，扶伤员爬峭壁，如果没有她们坚实的肩膀，许多伤员就完了。②

曾宪辉是江西省的一个贫苦农民，他从未见过如此贫瘠的山地。红军开始向贵州挺进时，就进入非汉人居住的地区。红军来到苗族居住的地方；苗族是少数民族，原居住在汉人居住的地方，后被赶到这些偏僻多山的丘陵地带，过着十分贫苦的生活。妇女们无法走出家门，因为她们没有衣服穿。她们一丝不挂地待在屋里，蜷缩在烧草的灶旁，炊烟从屋顶的隙缝中冒出去。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赤身裸体在田间劳动。许多人家三四个成年男子才有一条裤子。一开始，苗族人对红军都很害怕，纷纷从家里逃到山里躲藏起来。对他们来说，军队就意味着奸、淫、烧、杀，意味着掳掠、抢劫大米和小米。

这个地方盛产鸦片。正如曾宪辉所说，十五岁以上的人几乎个个都抽大烟。男人、妇女和青少年都坐在茅屋前，目光呆滞，吸着鸦片；男人和青少年下身还缠着一块布，妇女身上连块遮羞布也没有。棕褐色的鸦片像晒干的牛粪一样堆在棚子里。③这里看不到温驯的水牛在稻田里精耕细作，而是由农民自己拉木犁，或者用瘦骨嶙峋的黄牛拉犁。有时还可以看到一些年轻姑娘赶着几条没精打采的狗时断时续地在粘乎乎的泥地里耕作。贫苦农民住的房屋，墙是用木条涂上泥巴做成的，屋顶铺着茅草。有钱人家比较好的房屋，用乌木建造；灰瓦铺顶，屋檐像飞鸟展翅一般。这里的草堆都堆成圆锥形，好像小丑的尖顶帽子。在这里看不到江西的樟树，只有梧桐树。

鸦片这东西最坏不过了。那时贵州的鸦片已到饱和状态。它使这些赤贫如洗的穷人变得迟钝，浑浑噩噩，丧失劳力，鸦片也侵蚀了当地的军队。贵州军阀部队被称为“双枪兵”每人一支步枪，一支烟枪。

在讨论红军应当到什么地方去、下一步应往哪里走时，鸦片却起了令人信服的特殊作用。因为大多数地方军的素质差，吸鸦片使他们的战斗力降到了最低点。这对红军是有利的因素。

人们说贵州是“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人无三分银”。这大体符合实际。这些农民从法律上说不是奴隶，但在许多方面，他们连奴隶都不如。他们没有土地，从生到死一辈子都欠地主的债，没有别的出路。如果有人要，他们就卖孩子。将女婴闷死或溺死是司空见惯的事。男孩子卖不出去也被弄死；孩子们的价格是浮动的。一九八三年，一位在贵州出生的华侨回到自己的故乡。他七岁时被人贩子用五块银元买去”这个价钱已经很不错了。人贩子把他带到香港，又转卖了四次。最后，他终于逃走，去了美国。去年他回到贵阳时已是七十五岁的老人了。

一九三四年贵州的婴儿死亡率大约是百分之五十。由于婴儿死亡率太高，孩子刚出生是不庆贺的，至少要到满月才庆贺。贵州人的平均寿命是三十岁。由于这个地方太穷，所以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差别不大，至少在苗、侗这样的少数民族之间是这样。所有的人都是文盲。④

朱德有一个笔记本，上面写了他对农村的印像。关于贵州，他写道：

“玉米和少量的白菜是老百姓的主要食物。老百姓穷得吃不起粮食，……老百姓自称‘干人’——什么东西都被榨干了。三种盐：阔人吃白的，中等人家吃褐色的，穷苦大众吃黑盐巴。……到处都是又黑又烂的茅草屋。玉米秆和竹片编成小门。……老百姓从地主旧谷仓地里挖掘陈米。和尚称之为‘神米’——老天爷给穷人的米。”⑤

贵州农村的贫困状况给农民出身的曾宪辉出了难题。作为干部，他的任务之一是监督没收那些富有的地主和富农的财产；然而在贵州东部，他找不到多少地主和富农。对于少数民族，红军又有严格的规定。处理少数民族问题要十分慎重，因为他们曾经受到汉族地主的残酷剥削。一九八四年，曾宪辉还记得当年的情景，那些衣衫褴褛、几乎一丝不挂的人们蜷缩在路旁。红军把从地主那里没收来的衣服分给他们。至于鸦片，曾宪辉记得，当时打开存放鸦片烟土的仓库，让大家全拿走。他说红军不需要鸦片。

曾宪辉的回忆也许不完全准确。鸦片在这个落后地区是值钱的东西。有的红军战士回忆说，他们曾用鸦片当作货币去购买生活必需品。当时在贵州，鸦片通常代替货币流通。曾宪辉记得很清楚，红军没有销毁鸦片。他说：“我们打开地主的库房让农民把鸦片拿走，因为这些东西是他们用劳动和汗水生产出来的，是属于他们的。”⑥

从于都河开始长征之时起，红军指挥部里就出现了缓慢而微妙的变化。损失惨重的湘江战斗之后，指挥员之间的争论越来越激烈；这时毛泽东越来越活跃起来了，他经常同王稼祥和洛甫商量问题；有些将领也悄悄地同毛泽东谈问题。越来越多的下级指挥员谈话时表现出关切甚至惊恐。很明显，由于伤亡实在惨重，部队减员太大，因此重新整编，势在必行。

周恩来是一个严守纪律、性情温和、有教养的共产党人。据人们所知，党的规定凡已形成决议的，他总是坚决执行，从未抵制过。然而，这时他似乎也对李德失去了耐心，这是人们所知道的他对李德的第一次反抗。通常麻木不仁的李德也开始感觉到了这一变化。⑦

红军过了湘江进入山区之后，军事压力减轻了。两广的地方军队确信共产党军队不会进入他们的地盘，便掉头回去了。湘军似乎只是在红军的后卫虚张声势地骚扰一番而已。只有薛岳率领的国民党嫡系军队继续与红军齐头并进，但他们也避免与红军交战。

一天夜里，在五岭苗族县城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约午夜时分，周恩来的警卫员魏国禄被一阵“救火！”的呼叫声惊醒了。他听见火焰发出哔哔剥剥的声响，急忙从床上跳下来，发现周恩来的住房着火了。他帮助周恩来离开熊熊燃烧的房屋。这时，街上已挤满了人。其他领导人也来了，其中有国家安全局局长邓发。看来很可能是有人纵火。有三人被抓起来并就地枪决。但在红军宿营的苗族城镇和村庄，每夜都发生神秘的火灾。⑧这场大火究竟是不是国民党特务放的，始终没有弄清楚。双方都利用火灾作文章，各方都指责是对方干的。

代替敌人枪炮威胁的是湘黔高原的天然障碍：险峻的山峦，危险的河流。还有部队的极度疲劳，食物的匮乏和少数民族的敌对情绪。红军电台截获的情报表明，如果红军部队挥戈北上去同贺龙和肖克的部队会合，就要一路同二十万或者更多的国民党军队作战，其中十万人已在湖南等候。虽然没有全面清查过人数，红军知道自己的部队已经减少到三万人左右，这是很危险的。包括非战斗人员，总数也超不过三万五千人。⑨

对这些问题，当时没有时间进行有组织的讨论。但是当部队到了位于贵州边界上的通道县城时，召开了一次仓促的非正式会议，主要的军政首脑人物都出席了。

人们通常说通道会议是十二月十一日举行的。根据周恩来夫人的回忆，⑩会议是在城外附近农村某处一家农民的厢房里举行的，当时这家农民正在举行婚礼。李德说，这次会议是领导军队的党的机构——军事委员会的紧急会议。两年多以前，毛泽东曾被军委撤职，而现在，他又被请回来参加会议，并且立即起了主导作用。

讨论的问题是，红军是否应该继续按既定的路线向北前进与贺龙会合。关于通道会议，没有文字记载——或者说，至今尚未发现文字记载。红军长征的文字记载在行军途中很多都已失落，为减轻负担，他们不得不把宝贵的文件和器材烧毁或投入江河之中。正因为如此，尽管事情是在半个世纪以前发生的，参加者的回忆却变得越来越珍贵。

长征期间担任红军政治部秘书处主任的徐梦秋，是一位上层社会学者的儿子。长征结束到延安毛泽东就指示他写一部长征的历史。一九三六年徐梦秋告诉海伦·斯诺，他已收集了七百份文件，其他几乎全部丢失了。一九三八年他在上海发表了第一集有关长征的个人记载。他在过雪山时没有受伤，但到达陕西后，双腿冻伤，不得不截肢。他于一九三八年去苏联治病，回国后渐渐与共产党疏远。一九四五年后，他投入国民党的怀抱。一九四九年，他在南京被解放军俘获后，在狱中死去。(11)

由于缺乏文字记载，政治形势多变以及对中共政治和军事人物的态度不断变化，至今还难以弄清长征中许多具体事实的细节。

尽管关于通道会议连一片纸也没留下（人们只是在最近几年才慢慢知道举行过这么一次会议），它作出的决定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毛泽东参加了那次会议，这是他自一九三二年以来第一次在军事委员会上发言。他建议红军放弃与贺龙会师的打算，改变路线，不向湘西北挺进，而挥师向西，而后向北，进入贵州。他认为到贵州情况要好得多，因为黔军力量较弱，类似在广西走廊遭受两面夹击的可能性极小，所以在贵州有可能获得喘息的时间，以便整顿被打散的部队，研究今后的行动计划。而如果继续按原定路线前进，就会遇上蒋介石部署来截击的强大部队。

会上几乎没有什么争论。朱德和其他军事指挥官立即接受了毛的建议。其余的周恩来、王稼祥、李德也同意了。在李德表明同意之后，博古也表示赞成。长期以来红军领导人在一个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这还是第一次，更不用说是对毛泽东的建议了。不过，毛泽东向他们指出，采取别的办法几乎肯定会导致全军覆灭。

红军在通道会议作出的改变行动路线的决定是至关重要的关键性的决定。说明了毛泽东等人“担架上的阴谋”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中国人开始团结在毛泽东的周围，形成反对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顾问的阵线。李德说，在非正式的讨论中，中国人说话太快，他听起来有困难。第二天，他要周恩来跟他详细说说，周恩来显得不耐烦，说红军累了，需要休息，大概要到贵州才能休息。他从前同李德说话可从来没有这么生硬过。(12)

十二月十二日上午，红军又踏上了征途，向黎平挺进。

黎平位于贵州东南部，刚过湖南省边境，是一座比较繁华的县城，当时全县人口约二十万（一九八四年为三十七万）。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中旬，红军几乎没打一仗就占领了黎平，一军团二师六团和三团首先发起进攻。主力部队和中央军委是十二月十五和十六日到达黎平的。毛泽东、王稼祥和洛甫先前曾一致同意，一有“合适的机会”就召开会议讨论军事计划和方针。在匆匆召开的通道会议上，大家默认了这一决定。现在，军事压力暂时没有了，最艰险的高山激流也已经越过（指的是中国贵州这一地区最艰险的路程，实际上更艰难的历程还在前头）。在黎平给养又比较充足，每个人都能吃饱肚子。这是难得的好机会。

十二月十八日晚，进黎平没几天就举行了政治局会议。(13)会议在红军总部举行。总部设在黎平市中心一个徐姓商人的相当漂亮的店房里，隔壁是德国路德教教堂。(14)徐老板听说红军要进城，早就逃离了黎平。那次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博古、王稼祥、洛甫、毛泽东、朱德和林彪都参加了。李德和其他领导人大概也参加了。会议开得很紧张，发言人都提高了嗓门。周恩来几次发言，公开批评李德。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他在通道发表的意见。他正式建议放弃北进与贺龙会合的计划，而提出红军西进贵州，向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挺进，并在该地区建立一个新的苏维埃根据地。他强调指出，现在红军不再受到湘军的袭击了，黔军又有烟瘾成疾的致命弱点。因此他建议在遵义召开一次正式会议。据说，李德又提出，如果能把国民党部队引开，还是可以北进的。李德借口有病，未参加黎平会议。他在会前向周恩来概述了自己的意见，他建议红军避开贵阳，因为有情报说，“国民党六七个半机械化师”正向贵阳集结。他极力主张红军渡过乌江，把遵义作为同蒋军作战的临时基地。李德的计划（据三十年后的回忆）同毛泽东的计划分歧不大。博古作了一番争辩之后，会议接着便通过了毛泽东的方案。红军决定向乌江挺进，渡过乌江，向遵义前进，并建立新的根据地。(15)

在黎平至少对两支部队进行了改编：红八军团的残部并入后卫五军团；取消“特别军团”，即大部分附属于中央纵队的后备队和后勤队伍，其士兵被派去补充减员严重的部队，包括三军团。(16)

十二月十九日，向二军团、六军团和四方面军发了电报，向他们通报了两项决议（改变行军路线，向贵州挺进以及准备另开一次会议）。各军团奉命作相应的配合。二军团和六军团向湘南挺进，意在牵制湘军对主力红军的压力。红四方面军则要向四川出击，吸引川军向北，使其放弃在黔西北作战的计划。此外还给在瑞金附近基地作战的陈毅发去了通报。这个基地很快就要消失了。(17)

十二月十九日晨六时，红军按照新的指示开始行动，到二十日，所有部队均已离开黎平地区向乌江前进。他们的行动相当顺利，没有遇到多少抵抗。乌江成为他们向遵义前进的主要障碍。

黎平会议结束了，会议作出的简明扼要的决议得到了贯彻。没有迹像表明李德意识到他指挥中国革命军队的日子从此宣告结束，除非他有了什么疾病，可以得到某种心灵上的暗示，他所担心的事情正在发生。毛泽东也未必意识到他当时已赢得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权，而且后来便一直掌权，直至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肯定也没有别人想到这一点。事实上，除了少数几个共产党领导核心人员外，多年来无人知道曾经举行过黎平会议。

①孔宪权：1984年4月24日遵义采访。

②定一：《伟大的远征》170—176页。定一即陆定一，长征时是位杰出的党的干部和宣传工作者。他的地位稳步上升，进入政治局并担任了党中央的宣传部长。他在文化革命中被打倒，遭到逮捕并于1966年12月12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同杨尚昆将军、彭真和罗瑞卿将军一起受到红卫兵的揪斗。罗将军此时因从六层楼上跳楼自杀（或被推下）而受重伤。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四个人的胳膊被“监护”他们的士兵强力扭在身后。就在这次批斗或在以后的一次批斗中，陆定一的四肢被绳子捆住，全身吊起，来回摇摆。他倍受折磨，伤势严重，红卫兵只好放弃继续批斗他（斯诺：《红星照耀中国》485—486页；爱德华·E·赖斯：《毛的道路》，272—274页，伯克利，加州，1972年）。

③曾宪辉：1984年4月18日贵阳采访。

④孙日昆：贵州博物馆资料工作者。1984年4月16日贵阳采访。

⑤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315—316页。

⑥曾宪辉：1984年4月18日采访。

⑦李德：《共产国际代表》92—93页。

⑧魏国禄：《周恩来长征片断》6—8页，北京，1978年。

⑨对蒋介石军队数字的估计有很大差别。胡华教授提供的数字是十万，是诸数字中最低的，但这只包括在湖南的国民党中央军。伍修权将军的数字是二十万；王愿坚的数字是三十万，而肖华将军的数字则是四十万。造成差别的根本原因是在统计总数时包括了不同方面的地方军队。

⑩大多数中国材料认为会议是12月10日举行的，但党史学家孙日昆认为，会议是在12月份头十天也许在10日这一天举行的。周恩来关于此事的回忆就是他提供的。是周的遗孀邓颖超转告他的（孙日昆：1984年4月18日采访）。

(11)徐梦秋编撰了《随军西征的经历》文集并为之作序（上海，193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10月1日）以后，该集中的材料也以其他方式发表过。海伦·斯诺在其《中国共产党人》一书中报道过徐梦秋。徐晚年的情况来自胡华（1984年3月21日和1984年3月29日采访）。

(12)关于黎平会议的情况，胡华教授（1984年3月24日采访），伍修权将军（1984年3月28日采访），王愿坚（1984年3月5日采访），孙日昆（1984年4月18日采访）和吴定国（黎平文化馆馆长，1984年4月21日采访）之间，没有大的分歧。李德说这次会开得“很短”，并说他建议让追击的国民党部队赶到前面去，然后绕到敌人身后，向湘西北前进并同那里的二、六军团会合。没有人对他的意见感兴趣。

(13)黎平会议公报发表的日期是十二月十八日，这一天一般被认为就是会期，但贵州博物馆的孙日昆和他的同事认为会期是十五到十六日。在不少情况下，会议公报的日期要晚于会议实际召开时间一天或几天，这是由于文件需要时间编写和传阅。关于黎平会议本身，胡华教授称它为政治局会议；王愿坚称之为中央会议；孙日昆及其同事指出公报署名是中央委员会和军委；吴定国也说是政治局会议，刘伯承也这样说（见其《回顾长征》第8页）。

(14)直到本人1984年4月访问贵州黎平前不久，中国史学界里才把徐记货栈确定为黎平会议的会址。但确定会址的工作早已进行多时，包括询问当地居民，拍摄有可能成为会址的房屋的照片。然后，这些照片送给何长工，他就是那位争取王佐参加毛泽东领导的革命的那位杰出的政治委员。还送给黄鹤显以及周恩来当时的警卫员范金标。这些照片是1978年送到北京去的。范金标记得会场的隔壁是一家德国路德教教堂。教堂早已不复存在，但唯一符合范的记忆的房子就是徐记货栈。1984年，这所房屋已恢复其1934年的原貌。有关这所房屋的情况是吴定国提供的。

(15)黎平会议的基本情况来自吴定国（1984年4月21日采访）和党史学家孙日昆（1984年4月18日贵阳采访）。最初计划中的一部分是在湘南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李一氓被任命担任从事这一工作的营的教导员。这个根据地计划设在湘江以西的山区，那里的党组织基础比较好，可能以为同毛在井冈山上的根据地差不多。当时预计，一旦红军向西转移，就会吸引国民党军队西进，离开这一地区，以利这一地区的苏维埃政权的重建。“不幸的是，事情并未像我们预计的那样，”李一氓后来回忆说，“我们赶到那个地区，但又不得不分散，因为那里的战场形势不允许我们进行工作。”胡华肯定了李的说法。他说，湘南根据地计划仅仅是辅助性的，要等到红军主力同二、六军团会师之后才进行。他还说龚楚也参与了这些计划，那时他留在江西，后来叛变投敌并企图诱捕陈毅。龚在其美国出版的《我和红军》一书中写到了这些经历（胡华：1984年3月23日北京采访）。在黎平，没有人能够记得外国人曾到了那里，虽然那里的路德教教堂已说明外国人曾到过。我们一行的到来引起成千人围观，警察在军队士兵的帮助下维持秩序。

(16)孙日昆：1984年4月11日贵阳采访。

(17)孙日昆：1984年4月11日贵阳采访。

第十一章——进遵义

黎平距遵义约二百英里，途中无高山大河，直至遵义东南约四十—英里处才进入乌江流域。一路西行，乡村景像越来越富裕。茅草房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是半用木料造成的房屋，颇像古英格兰式的造型。庄稼也长得不错。这里看到的不是圆锥形的草堆，而是以树干为轴心码起的草垛；绕在树的周围，活像跳舞穿的大裙子。这里是汉人居住区，少数民族多住在山的那边。

红军快到乌江时，正值一九三四年的十二月，寒风刺骨。乌江是贵州境内一条最大的河流，奔流在两岸深灰色的坚硬山岩之间，江底也都是大块的板状岩石。水深且急，而沿江几乎没有渡口，桥梁就更少了，根本没有可供涉水过江的浅滩。红军沿江飞速前进，一路上没有遇到抵抗。沿途的县城里倒有小股民团驻防，但这些地方民团经常不发一枪一弹就逃之夭夭了。

阳历除夕，红军部队抵达距乌江约三十英里的集镇——猴场，意思就是猴子镇。附近的森林里常有猴子出没，据说古时候这里猴子更多。除夕，政治局的人员开会，毛泽东参加了。会议迟迟不散，致使他的警卫员（除了照顾贺子珍的两个警卫员，毛现在有四个警卫员）开始发愁他们准备好的年夜饭可能要耽误了。政治局内又发生了争执，这次可能是李德提出的一个新意见引起的。据情报部门报告，三支敌军正在迫近。李德认为，红军应停止前进，打一仗再走。毛泽东反驳了李德的意见，坚持部队应继续全速向遵义进发。那天给部队的命令是：“先抵黔北，夺取遵（义）、桐（梓），发动群众。”①

警卫员陈昌奉认为，分配给毛当时住的是长征路上他住过的最好的房子，比在中央苏区时的房子还好，（我可以作证，那些房子的确非常高级，很多都是家族的祠堂。）新的住房像征着毛泽东的地位大大提高了。这是一所很大的院落，四周都有厢房。院门两侧各堆起一个威风凛凛的雪人。院子里的砖石非常干净，可以在那里吃饭。供毛泽东使用的是三间朝南的屋子。正屋中央挂着一盏煤油灯。屋子一侧靠墙放着一张古老的中式桌子，墙上挂着一幅画，画上是笑嘻嘻的弥勒佛，把双手搭在袒露的大肚子上。警卫员们领到了可以美餐一顿的食物，期待着将军们和领导人来同主席一起进餐。

政治局会议终于结束了。外面阴沉的天空，又纷纷扬扬地落下了雪花。警卫员们在送毛回住处的一路上，兴致勃勃地对他讲着他们怎样准备吃年饭的打算。听着听着，毛提高嗓门对他们说，今晚不能大吃大喝了，必须抢在敌人三个师之前赶到乌江。大家匆匆赶回住处，他对大失所望的警卫员们说，他在开会时已经吃过饭了。当他走进那雅致的房间，看了一眼准备好的饭菜，说：“真像个过新年的样子哩。”说毕就伏案工作了。一个警卫员忍不住说；“可是我们还特意准备了您最爱吃的酒酿呢！”毛泽东听罢，本来严肃的态度变得温和了一些。他和警卫员们一起坐下来，吃了一点东西，然后又去工作了。清晨四点，消息传来，先头部队的一支分队已到达乌江。于是，毛泽东和司令部人员一起收拾行装，直奔乌江而去。大家都希望成功地渡过乌江——这将是新的一年的吉祥之兆。

和往常一样，这次又是林彪的部队——一军团二师四团领受了强渡乌江的任务。二师政委刘亚楼直接从林彪和政委聂荣臻那里接受命令。遵义是地方军阀柏辉章的司令部所在地。柏是贵州军阀王家烈的走卒，统管着这片被称为贵州的“西北王国”的地方。贵州的这块宝地靠的是生产、贩卖和走私鸦片（鸦片走私多在四川），酿酒（以茅台为中心），以及贩卖奴隶——这是贵州原始封地王冠上的一颗“珍珠”。

元旦凌晨，作为先头部队的四团在团长耿飚和现已康复的政委杨成武率领下，到达乌江。指挥员们观察了地形，河面约二百五十码宽，流速每秒五、六英尺。通向河边的小路约有两英里长，陡峭难行。河对面的小路也大致如此。两岸是悬崖峭壁，一条渡船在水上飘来荡去。四团试图夺取渡口，但开始没能成功。经过四十八小时的激烈战斗之后，才攻占了渡口。毛连长带领一支队伍渡江到达江北岸，但又被敌人困在悬崖之下。他们等了三十六个小时开始突围，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形势非常险恶，直到第一营派出的两个班偷渡乌江，爬上峭壁，从侧翼压向守卫的敌人时，才解了围。

战斗进行的同时，一个工兵营用竹子搭了一座浮桥，由大约一百节竹子连在一起，好像小孩的结构玩具一样。这里水流湍急，架桥工作很难进行。敌人炮火打伤了几个工兵，但没能把浮桥破坏。有一次，由于一节竹子被冲走，险些把三百英尺的浮桥整个冲垮。一个叫石长阶的红军战士为保护浮桥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一月三日或四日早上，红军大部队开始跨过浮桥。最困难的问题已解决，其余的事都好办了。刘亚楼命令二师六团立即夺取遵义。六团在团长朱水秋和政委王集成的率领下，冒着倾盆大雨急行军。到离遵义约十英里处，他们与当地一营敌军遭遇，将敌军全部俘虏。他们想方设法说服这些俘虏帮他们的忙：他们诱压兼施，还给了每个俘虏三块大洋。午夜过后，他们到了遵义城门外。化了装的红军和他们的新盟友大叫开门，还吹起了军号，故意喧闹。他们声称是自己人，是外卫营逃回的残部，红军正在后面追击，赶快打开城门放他们进去。半小时后，他们终于进了城。一月七日拂晓，遵义被攻克。第二天，全城被占领。一月九日，红军总司令部、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也都先后到达。举行了隆重的入城式。雨一直在下．战士们满身污泥。他们在城外停下，洗脸洗手，然后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进了城。歌词是朱、毛为部队制订的行动准则。

三大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

八项注意：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

宣传队员举着红旗，张贴标语。人们都站在街道两边。这时，四团和六团已经出发去攻打桐梓了。②

三十年代初，也就是红军到达遵义前一年左右，柏辉章在城中心为自己建造了一座豪华的住宅。柏是贵州的一个自由商贾和银行家。在约五万（一九八四年是三十万）人口的遵义市周围的凡是有利可图（而且经常是非法的）的企业中，都有他的股份。柏辉章和他的几个兄弟一起振兴着家业。柏的豪华的新居像征着他的社会地位。他被贵州省长官兼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任命为其所辖的第二师师长。

柏的住宅是三十年代中国军阀的典型住所，这是一所二层柱廊式的灰砖建筑，屋檐略微突出，二层上有带顶篷的阳台，可算得上现代军阀的摩登式样，是中国传统建筑和少许西方风格的结合体。房子周围当然有围墙，漂亮的大门正对着遵义一条主要街道。外院是青砖地，房子旁边有一棵大槐树，一九八四年仍挺立在那里。

在这所古色古香的房子里，到处都是沉重的中国古式红木家俱，中国式的屏风、轴幅和小巧的暗房。奇怪的是，这里居然没有内院。

柏的住宅自然是遵义最好的房子，很快就被用来做了红军的司令部。中央军委和第一方面军都在这里设了办公室。周恩来和他的妻子邓颖超住在二楼一间靠阳台的舒适房间里。邓颖超记得她曾站在二楼阳台上摘槐树叶子。她这时还患着肺结核，咳血。不过，在遵义她难得地有机会和她的丈夫团聚在一起。朱德和妻子康克清也住在柏宅。另外还有刘伯承和其他军事指挥员，如张云逸、彭雪枫等人。彭德怀、刘少奇和李卓然也在这儿住过。

毛泽东没有住在这个大宅里，而是住在另一个军阀的宅子里。那是黔军一位旅长易怀之的房子。这房子也是砖砌的，二层有带顶篷的阳台。这里还住着王稼祥和洛甫，他们和毛泽东一起被称作“中央队”。

毛的妻子贺子珍和其他养病的妇女一起住在遵义第三中学。那时，三中是一所有名的学校，后来的林业部长雍文涛和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都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

在住房安排中，引人注意的是，这几个地方都没有博古和李德的住处。他们住在城边一所漂亮的老式中国庭院房子里，对面是一座宽大的罗马天主教堂，已被征用为医院和公共集会的场所了。一月十五日，朱德在这里发表演说，纪念被害的德国共产党人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⑧

住房安排很说明问题。博古和李德搬出去了，被孤立在外；毛泽东和“中央队”则搬了进来。

决定于一月十五日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地点在柏辉章的住宅内，目的是讨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后果和长征迄今失败的原因，以及如何采取适当的军事行动。

双方都积极进行政治活动。在博古一边，主要是共青团领导人何克全（凯丰），他四处游说，争取支持。他找聂荣臻谈过好几次，一谈就是半天，试图争取聂支持博古和李德，但未能得逞。④

占领遵义后，并没有把所有的时间都花来进行政治讨论，头几天主要用来巩固军事阵地。一军团和三军团负责保卫整个地区，而且花了很大气力准备在这里建立一个新的苏区。接着，遵义革命委员会成立了，桐梓和湄潭县也开始建立革命委员会。由邓小平主编的军报《红星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号召加强革命宣传工作。⑤

然而，黎平决定带来的乐观情绪很快就在事实面前消失了。红军情报部门离开黎平时报告说，守卫贵州的只有王家烈的四个师，这些部队都是大烟鬼，因而确实虚弱，不堪一击。可是，就在毛泽东进入遵义的当天，国民党的两个高级将领，周浑元和吴奇伟率精兵也跟着进入了贵州，并迅速接管了首府贵阳。贵州司令王家烈倍受鼓舞，也采取了相应的行动。他派遣他的第三师共七个团的兵力，去攻打彭德怀的第六师。

红军的情报部门很快掌握了敌人的这些调动情况。他们得知，蒋介石亲自坐镇重庆，指挥这次行动，并且调动了湖南的四个师、川南的两个旅和云南的三个旅。共拥有一百五十个团大约四十万兵力，这些兵力可能都是用来对付红军的三万人残部的。

在黎平时设想的建立新根据地的美好前景破灭了。不仅如此，其它令人不愉快的问题也出现了，遵义地区经济落后，盛产鸦片，却没有多少粮食，所以很难维持一支不断扩大的红军。

在地理位置上也有不利因素。这个地区三面环水——三条重要的河流——乌江、赤水，这两条河在西边形成了一条曲折的边界，北边是滔滔长江。如果红军在这里驻扎下来，就会被围歼。从所掌握的情况来看，在此地建立根据地的想法是不能实现了。⑥

一月十五日晚饭后七点钟，二十个人来到了柏宅里一间长方形的房间里。屋内是普通的灰泥墙，红木色的地板和门窗。屋子很空，天花板上吊挂着一盏煤油灯，中间放着一张破旧的桌子，二十五把形状各异、大小不一的椅子大致摆成了一个半圆形，还有一个小铁火炉（当时天气相当冷），以及几个摆得颇为得当、粉红和白色的搪瓷痰盂和烟灰缸。间或，警卫员进来冲茶倒水。

从某种意义说，这二十个人在这里开会，是为了正式确定长征的领导和方向的彻底改变，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说，则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领导和方向的彻底改变。后来很多人都说，这是整个中国革命史上最重大的一个事件。

屋子正中坐着三个人，在历时三天的会议里，他们始终坐在那里。会议主持人是二十六岁的中国共产党书记和名义上的领袖博古。他长得很瘦很瘦，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他由此得了个绰号叫“黑面木偶”）。他聪明、用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四年使他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他早年曾在共产党在上海办的一所大学里学习过，所以英文也不错。他受共产国际中国处的苏联领导控制，是德国军事顾问李德的亲密伙伴和坚定拥护者。第二个人是毛泽东，第三个人是周恩来。其他与会者不断地掉换座位，哪儿方便就坐在哪儿。椅子的摆放没有什么既定的次序，而且始终有位子空着。

李德坐在门旁边，他的椅子放在一个很别扭的地方，“处在一个被告的位置”。翻译伍修权挨着他坐着，他的地位也不舒服。他心烦意乱，随着会议的进行，他越来越生气。伍十年后也承认，他那次没有译出正常的水平。

有两个人是躺在担架上来开会的。其中一个就是王稼祥，他自一九三三年四月、第四次反“围剿”时在乐安县古公村负伤后一直躺在担架上。那次战斗中他带领周恩来、肖华等几个人去防御工事的路上被一颗国民党炸弹击伤了。一块弹片穿过他的臀部进入肠子，伤势很重。外科医生在不施麻药的情况下为他做了八小时的手术也没能缝合伤口，只好塞进一根橡皮管。他一直发着高烧。因为要经常使用吗啡止痛，结果上了瘾，直到一九三六年被送到莫斯科治疗时才断然戒掉了。

大家都知道，王稼祥是要支持毛泽东的。人们普遍传说“王、毛成亲了”。

这些人相互知道底细，甚至连大便的情况都知道。例如，大家都知道，只要时间允许，周恩来就要拿着一叠文件到厕所去，经常在那里读上一个钟头。他们也都知道，毛泽东患有慢性便秘。他经常一个星期才大便一次。后来在延安时，只要人们一听说“主席大便了”就要欢呼一阵。他曾告诉埃德加·斯诺，一打仗，他的大便就正常了，最正常的是他早年攻打长沙的时候。

直到一九八四年春天，人们对于遵义会议的一些细节——例如时间和与会者的身份——还是不甚了了。然而，从未有人对遵义会议的结果产生过疑问。一九八四年三月四日，党中央的历史学家们透露，他们在档案里翻出了一份很早以前的备忘录，提供了很多失传的资料。

按现在的说法，参加会议的有：

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他的丢失多年的回忆录提供了很多失传的细节）、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和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安全保卫负责人）、刘少奇（多年后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牺牲品），共青团领导人何克全（凯丰），共十人。

七位红军指挥员：刘伯承、李富春（他接替受伤的王稼祥，担任红军政治部代主任，一直是毛泽东的伙伴）、林彪、聂荣臻（林的政委，毛泽东的坚定的追随者）、彭德怀（第三军团司令，态度强硬，反对李德）、第三军团政委杨尚昆以及第五军团政委李卓然。

红军报纸《红星报》的编辑、新任命的党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也出席了会议。在场的还有李德和翻译伍修权，他们是列席代表。总共有二十人出席会议，中国的前途就取决于他们做出的决定。⑦

博古首先发言。

他谈了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把共产党的失败归咎于国民党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和中央苏区以外的共产党军队配合不灵。博古没有稿子，是即席发言。他着重讲了形势的客观一面。据翻译伍修权说，他相当客观地分析了当时的军事形势，并批评自己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但他同时又力图为自己辩护和开脱。⑧

秘书们不得参加会议。可能除了邓小平以外，与会者都没有做记录。大部分发言都是即席的。甚至到今天，这些发言的内容也未全部公布。现在在世的几个与会者凭记忆也狠难把内容凑全。

博古显然没有赢得听众的同情。他的同志们说他企图推卸责任。李德列席会议，但态度并不客观，他的看法与众不同。他认为博古干得不错，他强调蒋介石正在从“帝国主义列强”那里得到贷款、武器和军事顾问。（博古显然没有特别提到冯·塞克特。）李德在回忆时还说，博古认为，共产党的战略是正确的，只是在执行中有错误而已。

第二个发言的是周恩来。他承认政策不对头，特别是不应当打阵地战。他说，这是造成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他自我批评的态度很坦率，丝毫不想推卸责任。他愿意承担责任的态度给同志们留下了很好的印像。⑨

周恩来的发言使李德感到不安。他认为周强调了主观因素，巧妙地使他自己同博古、李德保持了一定距离，并为毛泽东把周和博古、李德之间划清界线创造了条件。

毛泽东一向总是等到最后才发言，这次一反常态，他首先讲了话。他作了一篇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发言，比任何其他人讲得都长。他点名批评了李德和博古，指责他们无视红军打运动战的传统政策。李德的“短促突击”取代了朱、毛诱敌深入、围而歼之的战术。毛反驳了李德认为失败是由于数量上的劣势造成的这一观点。第一、二、三和四次反“围剿”中红军都是同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作战并取得胜利的。所以问题不是数量，而是战术。伍修权回忆说，毛泽东坚持认为军事路线错了。博古和李德的政策是“防守中的保守主义”、“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毛泽东发言说，领导者最重要的任务是解决军事方针问题。而博古和李德根本不顾这样明白的现实，即战士也是人，也要用双脚走路，也要吃饭、睡觉。假如一个指挥员不了解实际地形和地理情况，只知道根据地图布置阵地和决定进攻时间，他“肯定要打败仗”。⑩

毛泽东还猛烈抨击了未能和十九路军联合这件事。他说，这就使红军失去了一个迂回到国民党防线背后、从后面攻击敌人的大好时机，而周恩来、洛甫和他本人都曾经主张和十九路军联合。(11)

毛泽东的讲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他说出了大多数指挥员长久以来没有说出的心里话。

李德被毛泽东的话深深地刺痛了。三十年后，他对遵义会议只讨论军事问题而没有同时也讨论政治问题的做法表示了极大的不满，指出会上根本就没有提及苏联和世界政治。但是，中国人早在会前就已决定只讨论军事问题，因为他们知道，一讨论政治问题，会议很可能会开崩。(12)

李德的处境很不利，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远远地坐在门旁，被有意地排斥在中国人圈子之外了。他只能通过伍修权的翻译来了解他们在说什么。而入夜以来，伍修权变得愈来愈不安和疲乏，翻译的内容也越来越简短，有时完全停了下来。李德长得体阔肩圆，平时总是不动声色，除非要发言，否则总像块石头似的坐在那里纹丝不动，而现在他却怒形于色了。博古发言时，他的脸涨得通红，当毛泽东开始抨击他时，他的脸又变白了。他表面上一点没有失去控制，只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把刚在遵义没收而分配给他的烟卷也抽了不少。看起来他变得越来越沮丧和抑郁了。(13)

王稼祥接着毛泽东发言。他已经对聂荣臻说过：“到时候要把他们轰下去，把李德拉下台！”他拥护毛和毛的立场是大家意料中的事，因为他们一直注视着王稼祥在担架上与别人讨论的情况。他明确地说，博古和李德必须让位，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14)

李德在回忆录中声称，他在遵义会议上没有发言，因为他对当时的发言情况没有全面的了解，所以他决定在研究了会议记录或至少是总结性决议之后再说。看来并没有会议记录，而决议也是到了一九四八年才公开发表。斯诺一九三六年在保安同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的长篇谈话中，也没有人提起过遵义会议。

李德回忆自己没有参与讨论的说法和别人的回忆不一致。翻译伍修权记得李德为自己作了辩护，坚持说，他只是作为一个顾问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这一点完全正确。）他为总的作战路线进行了辩护，但却说任何责任都应由中国领导人承担，是他们把事情搞糟了，应受谴责的是中国人，是中共中央委员会，等等。他没承认有任何错误。伍修权认为李德问心有愧，但是读过他的回忆录的人却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事情过去三十年了，可他的态度似乎还是和他在遵义时一样坚决。

李德一再说，他只不过是个代表。他确实提出过各种各样的建议，但是，“这些建议是否被采纳就是你们的问题了。”(15)根据中国的档案材料，胡华教授说，李德断然拒绝了一切批评。

批评火力持续了三天。会议一般都是晚上七点开始，持续了四五个小时。措词越来越激烈，翻译伍修权也感到越来越紧张了。

白天主要是处理军事事务。这期间正在对部队进行一次重大的改编。解散了中央纵队及其庞大累赘的挑夫队伍。剩下的重型设备或者被破坏，或者被埋藏起来以备后用。必须携带的东西都分散到各个部队去了。中央纵队的年轻人和留下的挑夫都尽可能被编进战斗部队里。第三梯队的政委李林凯病了，所以这些工作大都由小刘英负责。(16)

征兵工作正在积极开展，又增加新兵四千人。清点人员后证实，红军现在只有三万人。

随着会议的进行，越来越多的人站到了毛泽东的一边。很多指挥员指出长征缺乏思想准备的问题。他们认为，部队的严重损失，特别是因开小差而造成的损失，主要是由于新兵在思想上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和往常执行任务不同，这些新兵不知道自己要到哪儿去，也不知道为什么打仗，为什么必须作出牺牲。指挥员们认为保密工作做得太过分了，连很多指挥员都不了解情况，这样就影响了战斗意志和官兵们的士气。

洛甫和朱德坚决支持毛泽东。周恩来再次发言，认为毛泽东对博古和李德的“左”倾路线的批评是正确的，并提议毛泽东任红军总指挥。(17)

李富春的发言给伍修权留下了深刻的印像。李富春是毛泽东在湖南时的老朋友，他和毛的另外一位老朋友、才华横溢的蔡畅结了婚。聂荣臻的发言也使伍修权深受感动，聂荣臻对李德的表现非常生气。伍修权同意聂荣臻对李德的批评，因为他本人也经常领教李德的粗暴态度。有一次，他曾对一个部门的领导说，“李德是个帝国主义分子。如果让我自己选择，我绝不给他当翻译。既然分配我给他当翻译，我只好干。”(18)

聂荣臻是躺在担架上来开会发言的（过湘江时，他的脚负了伤，尚未痊愈）。他说话时很气愤。每次见到李德，他就恼火，因为使他想起李德的瞎指挥，李德对每门炮的位置以及哨兵设在哪里等具体部署都作指示，而这些细节连军团指挥员也无须亲自过问。(19)聂荣臻对李德的尖锐批评，伍修权至今仍然记忆犹新。聂荣臻作为第一军团的政委，对李德的那种只允许和敌人正面作战的命令，并不是一概照办的。有时，他们用传统的朱毛战术诱敌深入，因而仍然打了一些胜仗。(20)

彭德怀在发言中坚决支持毛泽东，并严厉批评博古和李德。刘伯承也是如此。令人奇怪的是，李德倒觉得，和其他人的发言相比，朱德、彭德怀和刘伯承还是比较“温和的”。(21)

看来林彪在遵义会议上并没有起多大作用。当然，他在“文化革命”中的所作所为以及他的未遂政变可能歪曲了人们的记忆。和我交谈过的大部分军人都曾受害于他。伍修权断言说，林彪在会上一言不发，他因支持博古和李德而受过批评。聂荣臻同意伍修权的说法。(22)可是其他有些人都记得林彪在会上支持毛泽东主张解除博古和李德职务的建议。据说，在湘江战役和第一军团遭受损失之后，林彪就开始公开批评这两个人了。临到开会，他讲了很多意见，对他们表示了很大的敌意。(23)

会议所有的参加者当中，只有何克全几乎完全支持博古和李德。他曾在莫斯科学习过，是个“正统”的“布尔什维克”。他承认他们确实犯了错误，但不同意解除他们的职务。聂荣臻认为何克全“相当狂妄自大”。何对毛说：“你根本不懂马列主义。你只读过《孙子兵法》。”尽管遵义会议采取了行动纠正错误，何还是一味坚持己见，直到后来，才勉强承认他是错了。(24)

聂荣臻和刘伯承建议红军改变路线，打过长江，在四川西北部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他们认为，那里的条件比贵州好得多，——四川省比较富裕；而（公路）交通极不便利。这就使得靠两条腿走路、且行动迅速的红军占了点优势；那里的军阀一般来说对蒋介石怀有敌意；另外，四川省人口较多，可以补充兵员。(25)

最后，周恩来建议停止目前由博古、李德和他本人组成的“三人团”工作。这个建议得到一致通过，据说没有进行表决，整个会议期间一次正式表决也没有。军事指挥权现在落在朱德和周恩来两个人身上。没有提到毛泽东。但在另一项决议里，毛被选为领导核心——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不管纸上写的如何，大家都知道谁当家。另外一项决议写进了洛甫为毛的批评发言所作的摘要。最后一项决议指出，常委内部的分工以后再讨论决定。

这时彭德怀已经离遵义去对付国民党将军吴奇伟了，吴正在威胁着他的第六师。(26)打点行装，收起帐篷，毛泽东和司令部的人马也于一月十九日离开了遵义。出发前，在罗马天主教堂召开了一次军事指挥员会议，博古（做政治报告）、周恩来和毛讲了话、可惜，发言稿未被保存下来。

遵义会议结束了。长征继续进行，毛泽东在掌舵。中国的道路——至少今后半个世纪的路——就这样确定了。(27)

①过新年的细节来自陈昌奉《长征中》30—44页。新年命令摘自韩素音《早晨的洪流》第277页；前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文章谈到命令中有这样一句话——有可能是后来加上的——“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长征故事》11页，北京，1958年。）这项命令是由朱德、周恩来和王稼祥签署的。（阎景堂：1985年3月1日通信）秦兴汉将军认为这次政治局会议的时间是1935年1月1日，也许就是该命令发布的日期。秦补充说，这项命令明确说明了要在贵州建立根据地。李德回忆他在渡过乌江的第二天向毛建议让红军停止前进，并同从湖南方向赶过来的三个敌军师进行战斗。陈昌奉回忆毛明确指出，正是由于敌薛岳、周浑元三个师迫近，红军才必须赶快渡过乌江。这次开的很长的政治局会议很有可能讨论了敌军三个师迫近的问题。李德在写自传时，没有原始笔记参考，仅凭自己的记忆，以及参考他本人于1939年在莫斯科写的汇报，和其他能在苏联搞到的有关文件。

②四团作战情况取自刘亚楼《长征故事》21—22页；六团作战情况取自王赤成《长征见闻》（22—28页，北京，1963年）；架桥情况取自黄超田《回忆长征》（26—32页，北京，1975年）；攻取遵义情况来自遵义纪念馆田兴咏主任（1984年4月24日采访）。在夺取遵义的日期问题上稍有不同。架桥也许在1月4日，进入遵义城也许在1月5日。官方的记载认为红军是在1月7日夺取遵义的，包括毛在内的指挥部是1月8日入城的。贵阳和遵义的权威人士同意上述看法（孙日昆：1984年4月18日采访；田兴咏：1984年4月24日采访）。遵义入城情况取自魏国禄《周恩来在长征中》11—12页。

③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315页。

④《聂荣臻回忆录》10页。

⑤柏辉章公馆，毛和博古的住所以及天主教堂的情况来自本人实地观察（1984年4月24日）；其他细节来自遵义纪念馆田兴咏主任（1984年4月24日采访）。

⑥孙日昆：1984年4月18日贵阳采访。

⑦遵义会议房间的描述来自本人实地观察；座位安排情况来自伍修权，他说现在使用的桌椅都有所改变（在场有人说“有所改进”）。今天摆在这里的椅子显得很华贵，黑木材料，椅子靠背是竹子编成的。所有的椅子整齐地围着桌子，给人以庄严之感，又像是戏剧中的一台道具。那个据说被李德盛怒下踢翻的烤火盆（伍说李德并没有这样做），不知搬到哪儿去了。出席人员的名单取自新华社1984年3月4日援引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材料。就是这个委员会在1982年发现了陈云的传达提纲。据说陈云在1935年3月24日前后四渡赤水过程中向中央纵队的干部作传达报告的。早些时候认为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也出席了会议。王稼祥情况来自其遗孀朱仲丽（1984年10月30日北京采访）。伍修权在其回忆录中和接受采访时均提供一些材料。

⑧伍修权：《我的历程》第七章以及采访。

⑨伍修权：前书第七章。

⑩伍修权：前书第八章以及采访。

(11)胡华：1984年3月23日采访。

(12)王愿坚：1984年3月5日。

(13)伍修权：1984年3月28日采访。

(14)《聂荣臻回忆录》第九章；伍修权：前书第七章；胡华：1984年3月23日采访。

(15)伍修权：1984年3月28日采访；李德：《共产国际代表》98—107页。

(16)第三梯队的司令员是红军后勤部长叶季壮。解放后，他担任过外贸部长。刘英接替工作的政治指导员李林凯现已去世。刘英回忆时说，这支梯队是个大难题，因为很难雇到挑夫来取代偷偷溜走的人，他们怕国民党报复，最后只好工作两三天就让回去。陈云负责这次改编。原来梯队的大部分工作都由李维汉（罗迈）为首的地方工作部负责（刘英：1984年6月14日采访）。

(17)伍修权：前书第七章。

(18)伍修权：前书第七章以及1984年3月28日采访。

(19)《聂荣臻回忆录》10—11页。

(20)胡华：1984年3月23日采访。

(21)李德：前书103页。

(22)伍修权：前书第七章和第五章；聂荣臻：前书11页。

(23)胡华：1984年3月23日采访。

(24)聂荣臻：前书10页。

(25)聂荣臻：前书11页。

(26)彭德怀：《回忆录》195—200页。

(27)此处展示的遵义会议情况是汇集多方材料而成，但主要参考材料是伍修权的回忆录和他在北京接受长时间采访时在此基础上的发挥和引伸。胡华教授补充了许多重要的细节，王愿坚也提供了少许花絮，但这些材料的可靠程度则无法证明。李德的评论则从反面提供了一种看法。他的记忆不甚准确，而且，正如伍修权形容的那样，他像个与世隔绝的囚徒。李德的回忆录不过是他企图粉饰自己的过失，诋毁以毛为首、周恩来为副的反对他的人们的一种努力。一部分细节来自伍修权在1985年1月举行的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及当时公布的文件。现代中国史学界确认，陈志让在《中国季刊》第40期（1969年11—12月）第1—17页发表的遵义会议决议的文件是准确无误的。

第十二章——毛泽东掌权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九日上午，红军在毛泽东的实际指挥下撤出了遵义，与三个月前渡过于都河时的力量相比，此时只剩下很小一部分部队了。

红军丧失了几乎三分之二的人员和所有的重武器。它已无任何大炮，只有一些破旧的迫击炮和两门山炮。出于宣传目的，仍号称四个“军团”——第一、第三、第五和第九军团，而实际只有十六个战斗团和一个干部团。尽管不遗余力地招兵买马，兵力仍不到三万五千人。

红军离其原定目的地越来越远了。它到了更加偏僻的内地。它夺取了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它的位置。红军的地图很少，而且这一带的许多地方从未在地图上标出过。

的确，红军已突破了蒋介石在江西苏区周围所设的包围圈，成功地渡过了湘江。然而，它并未也根本没有摆脱蒋介石的军队。蒋介石就在北面的重庆忙着调集更多的军队，如狼似虎地企图围歼“赤匪”。他部署了四十万大军来拦截红军，不管红军走哪条路，他都要封锁。如果说，蒋介石在江西、在湘江几次围剿都未能得手的话，他可不愿意在贵州再次失手了。黔军之涣散不堪、烟瘾缠身，这已为共产党所知。可是，此时蒋已集结了四川、云南、湖南的军队和他自己的嫡系军队，准备在红军一接近贵州同邻省的边界，特别是当红军往北向滔滔的长江移动时，来一个迎头痛击。对此决不能低估。

红军已有两次被迫改变前进的方向，先是放弃了与湘、鄂、黔地区的贺龙和肖克的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接着是放弃了在遵义周围建立根据地的想法。离开遵义后的第二天——一月二十日——在通往桐梓路上的凄凉的泗渡村里，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将行动方针上的最新改变确定下来。这一回是准备同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会合。①但第四方面军究竟在何处，他们并不知道准确地点。一、四方面军之间的通讯联络很差，他们几乎是盲目地寻求会师。毛泽东以为四方面军在四川西北部有个繁荣的基地，拥有十万以上的大军。但他却不知道四方面军不久就要拔营，向“荒无人烟的西部”和川藏交界地区转移。李德认为毛在离开遵义后，会派出通讯员与第四方面军联络，但是没有证据表明有任何通讯员到达第四方面军的总部。②

情况也并非一片黑暗。例如在武器装备方面，由于人员伤亡严重，红军的步枪和机关枪现在差不多够用了。他们在遵义又弄到了一些毛瑟枪。红军使用的枪支五花八门，但是毛瑟枪算是标准的，因为它们是国民党政府兵工厂统一制造的，而国民党军队正成为共产党军队武器的主要来源。再说人员虽然减少了，但剩下的都是身经百战的精锐部队。在甩掉辎重大军之后，红军又恢复了快速和灵活机动的特点，这是红军最宝贵的财富。他们的速度可以超过蒋介石用来对付他们的任何部队。他们徒步行军，一天走四五十英里，真是不同寻常。有时他们一连几天都保持这种速度，而且还是翻山越岭，强渡江河。五岭早被抛在后面，然而　贵州，云南和四川又是山峦重叠，山山之间都有河流相隔。在江西南部有些地方固然根本无路可走，这里可走的道路也是为数极少，只有一处不同——有一条虽未经铺面，但却是一条真正的公路，可以通行各种车辆，这条公路从贵阳往北，通过遵义和娄山关至川黔边境的赤水河。

至于其余的路程，红军总是在窄得只能二人并行的羊肠小道上翻山越岭。今天一眼望不到头的“ S”形和“之”字形的柏油公路，在当时是根本没有的。这些羊肠小道通常是直上直下，根本不管山坡多么陡峭，红军必须从这里通过。在一九八四年，农民们仍然走这些羊肠小道，因为走山间小道的路程要近得多。平地走十英里，而山路只要走两英里。今天的电话线和电线杆就是顺着这些过去的羊肠小道竖立的。贵州北部的人说，任何一个老太婆进城赶集都能赛过一辆汽车，因为她顺着羊肠小道走，比车子少用一半时间。③

由毛泽东指挥后，军队就感到放心了。政委们终于可以明白地告诉战士们为什么要行军，以及行军的目的地是哪里；部队士气也高涨起来了。中国和全世界都没有任何部队能像红军这么快地翻山越岭。共产党军队每每突然在一个城镇出现，人们无不感到吃惊，因为他们在这之前不曾听说附近有什么共产党军队。红军战士大多身材不高，但是意志都坚如钢铁。他们离开遵义时，体质比长征开始时好了。大多数人已休息了十天。他们吃得也不错。军队到达遵义时，每个战士都发了一、两块银元。遵义有一家川菜馆子，花一元钱就可以美餐一顿。不到一、两天的工夫，红军就把遵义好吃的东西吃得差不多了。许多人品尝了毛泽东喜欢吃的名菜——四星伴月——这是用羊肉、鱼、鸡、蔬菜、特别是芋头（叫做天麻）（原文如此——译注）层层摆好，放入米粉之中，蒸一个晚上。据说这种肉汤可以医治头晕头痛。④有些人还买了一种珍贵的草药天麻，当地传说天麻能治体虚。

在遵义，战士们有了新草鞋。有的人还有皮底鞋，厚实的衣服，竹编防雨斗笠和新的草编雨帽。他们的米袋装满了粮食，医疗队从药铺里补足了碘酊和氯仿，也补足了草药。甚至还有新的手电筒、电池，此外还储存不少煤油、糖和盐。

毛泽东有理由感到乐观。红军在朱、毛制定的十六字诀方针的指导下又重新前进了——在“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和李德到来前的岁月里，这十六字诀曾指引着红军取得胜利：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这是游击战的精髓，它使朱毛部队成长壮大。现在要靠这一方针来挽救军队免遭覆灭了。

遵义会议之后，一切都变了。这是分水岭——毛泽东牢牢地掌握了领导权，而且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宣布独立于莫斯科的指挥棒。在以后的二十五年里，世界并没有意识到这种独立性，但斯大林却早已把这种独立性同毛泽东的名字连在一起了。

遵义会议还标志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政治大联合，从此以后，他们一辈子保持了这种伙伴关系，至少一直保持到他们去世前的一、两年。

直到遵义会议前夕，周恩来还是毛泽东的对手。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毛泽东被解除了党中央局书记的职务，而同年十二月来到中央苏区接替这一职务的正是周恩来。接着，一九三二年十月在宁都会议上，周恩来又替代他担任了第一方面军政治委员。

周恩来确实曾表示反对解除毛的职务，主张让毛留职。但是他服从决定，于一九三三年五月成为红军全军的总政治委员。实际上，他与博古、李德一起组成了大权在握的“三人团”。从宁都会议时起，毛泽东在红军事务中没有发言权，这也是事实。宁都会议期间他身患疾病，奉命“休息”，但会后也一直没有返回红军。⑤

那时，周恩来与“三人团”中的其他人站在一边，阻挠毛的战略，否定毛的建议。周、毛之间没有什么合作。如果说，没有证据表明周恩来支持博古和李德要搞掉毛的阴谋的话，也没有证据表明周恩来曾参与反对此种计谋。

许多年之后，周恩来悲痛地承认，自一九三二年十月宁都会议至一九三四年十月长征开始，他从来没有主动去征求过毛泽东的意见。⑥其原因可能是他对组织纪律观念看得有点过重了。他在宁都会议上曾表明，他认为毛应继续参与指挥军事，但当领导作出了反对毛的决定之后，他没有对决定提出异议。不过他还是表示出他是尊敬毛的。当毛离开宁都时，他骑马为毛送行了一段路，表示希望毛恢复健康，回到红军来。有一段时间，周恩来自称是“代理政委”，意指毛泽东可能恢复原职。他偶尔也把文件送给毛：“如有便请阅。”⑦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与其丈夫一样，严守党的纪律。一九七六年春，当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恩来的游行遭到“四人帮”的谴责时，她没有表态，只是在毛去世及“四人帮”被逮捕后，华国锋和党修正了官方的立场，她才表态。当杨尚昆将军请她帮助查明她丈夫对一些问题的态度时，她很干脆地说：“他从来不跟我讲他认为我不应该听的事情。”⑧

对于党的决定，他与毛泽东的态度不同。毛对于每个决定都要提出自己的意见，力图使自己的观点占上风，长征开始前后一段时期他就是这样。周偶尔也表示反对意见。他在一九三四年夏也曾提出从中央苏区突围的建议，但因“三人团”中的多数——博古和李德——表示反对，他就让步了。⑨

毛掌握领导权前后，不时感到自己与斯大林有矛盾。有时他向斯大林屈服，那是因为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特别是在三十年代，他和其他中国共产党人感到，出于维护苏联作为世界革命堡垒的需要，他们只能把苏联的利益放在自己利益之上。

在力量的对比发生变化之后，这种情况也发生变化。斯大林曾强烈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毛泽东对蒋介石的战争；竭立敦促毛泽东同意成立联合政府。毛坚决拒绝了这一建议。一九四八年末，当毛抵达河北省的平山县，准备拿下北平并挥师南下时，斯大林派米高扬带来了一个特别口信：不要南下长江，让蒋介石生存下去。毛不仅表示不予接受，相反，他还向米高扬提出了为什么要打过长江去的强有力的论据。他认为，他最终使斯大林的特使信服了他的路线是正确的。他把米高扬送回莫斯科后，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发表了一篇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他是这样答复斯大林的：“凡是劝说人民怜惜敌人、保存反动势力的人们，……而是敌人的朋友了。”⑩

周恩来像领导集团中的大多数人一样，是个“外国通”。他在法国和德国度过多年，他在莫斯科度过的岁月也比大多数人所知道的要长。他对外部世界见多识广。在文化方面，他对巴黎也许比对任何其他地方都更感兴趣。他没有像毛泽东那样在青少年时代双脚沾满牛屎，也不像毛泽东那样熟谙农村的习俗，更没有毛泽东那种中国农民的天性。周恩来与邓颖超是志同道合的伴侣，在欧洲和中国大城市的共同经历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他们相互间的密切关系是世界上少有的。

周恩来以其政治家的风度和杰出的才智而著称。他有丰富的军事经历，曾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他在莫斯科学过军事，并在血雨腥风的上海和大胆的南昌起义中进行了实践。而在长征之前他还在南方打了三年多仗。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他都是杰出的人物，他具备足以担当一名领袖的才能和背景。他现在已全力支持毛泽东，直至一九七六年生命终结之时，他都从未对毛的领导提出过任何异议。对于周恩来之所以作出这一抉择的复杂因素，不可能完全弄清楚。对他内心深处的感情，人们没有足够的了解。但是从遵义以后，不论他担任何种职务，实际上他都充当了毛泽东的参谋长。周、毛这种伙伴关系，也是中国政治中史无前例的。

显而易见，周恩来和毛泽东在政治观点和作风上存在着、而且将永远会存在分歧。毛很“土”（这是王炳南大使的用词），他是个乡下佬。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九日，他来到上海码头，向那些去法国半工半读（他本人也积极地参与制定这个计划）的最好的朋友挥手告别。但他自己却没有同他们一道去。

学者们对毛泽东的这一举动早就有所猜测。有的人认为他因为没有盘缠而回去了；或者是因为学习法语有困难，或许是因为他与那些穿着比他讲究、比他富有的人在一起感到不自在。

这些解释看来都没有充足的理由。花了大半辈子研究毛泽东的中国历史学家李锐认为，毛从未打算过出国。毛认为他的朋友应当吸收西方文化，把其中有用的成分带回中国。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但毛的天地就在中国。要是他出国的话，留在国内的领导核心就会分崩离析。

李锐认为，毛泽东那时就已经得出结论，中国必须进行改革和重建，而实现这一目标就要靠他，他一定要当领袖，因而感到有责任留在中国。他对西方并未表现出应有的兴趣。李锐觉得，这是一个缺点。(11)

上述情况在毛泽东的整个生涯中都起著作用。“洋包子”与“土包子”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和关系紧张。有的人认为，毛历来妒忌周恩来的处世手腕，后来还妒忌他的国际威望。尽管如此，这两位不同人物之间的联盟却是牢不可破的。他们两人相辅相成。毛是哲学家、诗人，头脑里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幻想。他具有一种炽热的精神，准备作出任何牺牲；准备为实现自己的见解而采用任何谋略。他追求目标，坚定不移，不容改变，但在实现其目标的方法上则机动灵活。（直至生命最后几年）他还是位善于用人的天才，不断地把自己的敌人和对手变成有用的盟友。周恩来则是一位实干家、外交家、人道主义者，是一位“管家”。

多年以后，周恩来和毛泽东早已掌握了中国的最高权力，当周依靠其敏捷的思维、雄辨的口才和大无畏的勇气度过了疯狂的“文化大革命”的难关（毛却坐视不救）之后，他感慨万千地谈到毛泽东：“我们都是他的学生，但是我们不可能做得像他那么好。”我相信他这番话是完全真诚的，是肺腑之言。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仍这样认为。但是，他对毛的晚年几乎使他本人和整个中国遭受灭顶之灾的大动乱是怎么想通的，我却无法想像。常听到外国人和一些中国人说，周是位十全十美的朝臣，是忠实可靠的政策执行者，是位务实的行政管理大师。尽管毛有时心血来潮，无法无天，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周恩来却稳稳地把握住了国家的航程。除这一切之外，他还具有许多可贵的品质，这是任何人都可以从中国人那里听到的。他事无巨细，对人和蔼可亲。长征途中，他亲手把伤员轻轻扶上担架，唯恐别人的手用力太重；当他得知他的老朋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医院里奄奄一息而身旁没有任何亲友陪伴时便大发雷霆；在他晚年动荡的岁月里，晚上他常工作到深夜，常常疲乏不堪，忧心忡忡，在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又一次正式宴会之前，他会像普通工作人员那样，先溜进北京饭店的厨房吃一碗面条，等等。难怪近年来形成了对他的个人崇拜。

在遵义会议之后，长征的许多事情有了头绪。二月五日，红军抵达黔滇川三省交界处的一个名叫鸡鸣三省的小镇时，博古的中央委员会常务书记一职便悄悄地由洛甫替代了。毛正式被指定“协助”周恩来作军事决策。三月十一日，毛泽东与周恩来、王稼祥一起被任命为“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当然，毛在其中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毛泽东最初的行动之一是设法同莫斯科取得联系，把遵义会议的情况告诉他们。当时除了派信使前往外，没有其他别的联络办法。派出的第一名信使是潘汉年，他曾奉命执行过多次对地方军阀的秘密使命。潘汉年先到了上海，但在那里没有找到共产党的组织。共产党组织已被蒋介石的秘密警察破坏了。(12)

一九三五年五月，毛泽东派出第二位秘密使者陈云，即新发现的有关遵义会议记实的作者。他化装成商人，在红军渡过大渡河之后便动身。他在上海同宋庆龄取得了联系，宋庆龄安排他坐船去海参崴。一九三五年八月五日，陈云等人一起坐船前往海参崴。同行的还有何实楚，她是毛泽东在长沙时的朋友、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何叔衡的女儿（何叔衡被留在中央苏区）；已经去世的四川官员陈刚的夫人；潘汉年；党的前领袖瞿秋白之妻杨之华；以及陈潭秋。这时瞿秋白已于六周前被国民党处决。国民党对瞿秋白被处决一事大肆渲染了一番。他的遗孀杨之华同国际红救会有联系，这是共产国际的一个下属机构，为那些被捕的共产党和地下工作者提供援助。陈潭秋同毛泽东和何叔衡一样，也是一九二一年建党时的共同发起人之一。

陈潭秋当时留守福建，他接替罗明担任那里的党的书记，他本人也受到了批评。这也许就是他未能参加长征的原因。他比一些人幸运，因为他设法离开了福建，同赴苏的这些人会合，一起前往莫斯科。（但他后来于一九四三年同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一起，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杀害。盛世才同俄国及共产党毁盟后，转而同蒋介石结盟。）

陈云后来说，他们一行共有七八个人。这是一个级别很高的小组，此行目的名义上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当时正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曾于一九三四年向中国人发出邀请，请他们派遣一个有六十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原定于一九三四年召开的会议，但是会议后来被推迟到一九三五年夏天。(13)

代表团未能及时赶到那里。他们于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日抵达，这是会议的最后一天，已来不及向大会报告遵义会议或其他任何问题的情况。大会本来可以利用一点来自中国的第一手信息，但没有这样做。在缺乏真实情报的情况下，共产国际听取了王明关于中国革命不断高涨的讲话。最后，一九三六年二月，共产国际的杂志发表了陈云题为《英勇的西征》的文章（用假名施平发表，此名无人知晓，文章也就完全被忽视了），文章没有提到遵义会议的情况。遵义会议是绝密的。

陈云的文章只字未提军事和政治领导的变更。他提到从中央苏区撤出的情况，但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被说成是失败；说西征大军“伟大的行动”正胜利地取得进展（实际上红军早已抵达陕北，但这一情况没有说明）；说红军正在保存实力，其目标是要壮大到一百万人。全文提及的唯一的消极面是，在他们离开中央苏区时，背着沉重的行李。(14)

此后，共产国际立即采取秘密措施，重建同中国的联系。潘汉年被派遣回国，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或十二月抵达上海，他带来了密码本，这样就能恢复密电联络了。关于他是否带回电台一事，不甚清楚。大概没有带回。但是，据说他们曾安排使用安置在宋庆龄寓所中的一部电台。宋庆龄的寓所坐落在法租界莫里哀路，她和孙中山过去曾在这里居住。

多年来，对宋庆龄寓所中是否有一部共产党电台在工作一事．一直是众说纷纭。她的许多密友，包括路易·艾黎，都矢口否认，他们说国民党的警卫日夜把守着寓所，电台怎么可能工作呢？但是，研究中国共产党的两名主要历史学家胡华和向青声称，电台确实在那里工作过。

潘汉年是一位老于世故、文化水平很高的人。那时，他乔装成宋庆龄的秘书，实际上是共产党同共产国际和孙夫人之间的正式联系人。直到一九五三年他被指控为日本间谍而遭逮捕前，一直是宋夫人最亲密的同事之一。他被监禁二十年之后去世。但在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垮台之后，他已被全面平反，恢复了名誉。(15)

①孙日昆：1984年4月18日贵阳采访。

②李德：《共产国际代表》105页。

③孙日昆：1984年4月18日贵阳采访。

④余秋里：1984年11月4日采访。

⑤宁都会议开始时，周恩来不在会场，只是在建议让他担任一方面军政委时才从前线召回。1932年10月21日召开的宁都会议发布了如下简报：

“对前方战争领导，留在后方中央局同志提出由恩来同志负战争领导总责，泽东同志回后方负政府工作责任。因恩来同志坚持要毛同志负主持战争责任，恩来同志已在前方负监督行动总方针责任。最后通过了批准毛同志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宁都会议未接受周把毛留在前线的建议。（阎景堂：1984年11月3日北京采访）

⑥胡华：1984年10月29日采访。

⑦胡华：1984年10月29日采访。

⑧杨尚昆：1984年11月3日采访。

⑨杨尚昆：1984年11月3日采访。

⑩杨尚昆将军提供的这一证据。他说，斯大林显然担心，一旦毛穷追蒋渡过长江的话，将会引起美国直接干涉中国事务。杨认为，在雅尔塔协议上签字的斯大林或许对蒋介石承担了某种义务。对此，苏联领导人至今都没有向中国人通报过（杨尚昆：1984年11月3日采访）。在这次会晤中，毛请求苏联允许蒙古回到中国势力范围之内。苏联对蒙古的控制在德黑兰会议之后得到了蒋介石的同意，但在二次大战以后，他又予以推翻。毛的请求遭到拒绝（凌青大使：1984年12月8日谈话）。

(11)关于1919年3月19日为出发日期的说法来自斯图尔特·施拉姆。李锐对毛的分析基于其深入的研究和观察。李生于湖南，其父李积芳，又名筱溪，1882年生于湖南平江，死于1922年。他是长沙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之一，是方维夏的朋友，支持孙中山，也是长沙第一师范的主要教员。方维夏是毛参加创立的长沙新民学会的成员，也是对毛影响很大的杨昌济教师的密友，他在赣南和粤北从事游击战争期间牺牲。李锐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从事新闻工作，曾在延安“解放日报”工作并担任过湖南省委的宣传部长。1952年调来北京，由于他有理工文凭，被任命负责水电发展工作。在大跃进年代里他担任毛的秘书。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被撤职，李锐也被解职。在随后二十年时间里，他被下放劳动、放逐和关押。他在北京秦城监狱（江青目前关在这里）度过了八年。1979年到1982年他任电力部长，后来又担任了党中央的组织部副部长。李锐现已退休，集中精力进行毛泽东和党史的研究。他关于毛青年时代的一部二十万字的著作于1957年出版，后被撤销。一部三十万字的新版本已于1980年出版（李锐：1984年10月26日采访；阎景堂：1984年11月3日采访）。

(12)胡华教授做出了这一总结。名目繁多的委员会带来很大混乱。胡华说，由于在做决定的问题上屡次三番出现问题，所以成立了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把所有的问题提交二十人的军事委员会处理是很不便的。在遵义附近一个地方，就是否应攻打当地军阀一个据点一事出现了争论。军委决定攻打，但毛不同意。军委又否决了毛的意见。当晚，毛找到周又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服了周，二人在第二天又把问题提到军委会上，同时建议成立由周、王稼祥和毛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处理日常军事工作，这一建议得到批准。

(13)胡华：1984年10月14日采访；向青教授：1985年1月14日。

(14)北京大学党史专家向青：1984年3月16日北京采访。李德说，陈云的使命是劝说莫斯科向中国的红军提供军事援助。（李德：前书105页）所谓“百万红军”是“布尔什维克”早在1932年就在中央苏区大力宣传的主意，完全是脱离实际的。

(15)宋庆龄女士的住宅藏有电台一事已由两位重要党史学家所证实，他们是胡华（1984年3月29日北京采访）和向青（1985年1月14日纽约采访）。但是《红旗》杂志皮平非的文章（1984年4月16日）说，《红旗》84年4月16日出版的第八期没有这篇文章。——译注）电台是潘汉年领导的，放在路易·艾黎的住宅。路易·艾黎谈到过他住宅的顶楼曾被用来存放电台。可见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一些疑点。

对潘汉年的指控看来毫无根据。指控说，潘在日本人占领南京时被捕，答应为日本从事间谍工作之后被释放。宋庆龄女士的一位密友回忆说，1953年的一个星期天他被叫到宋的官邸，宋女士气色十分不好。她说：“潘被抓了。”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潘被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陈毅当时是市长。另外一个当时被指控为日本间谍的人叫刘尊祺，1985年他是英文《中国日报》的编辑。他曾被流放北大荒达二十五年之久。

第十三章——“棉里藏针”

邓小平是在阴影的笼罩下开始长征的。那时他才三十岁。他被撤销了军政职务，受到了严厉的“斗争”，被武装看押和公开批判，连妻子也跟他离了婚。虽然这还不是他生涯中的最低点，但确实也是一个低点。有关这一时期的某些传说肯定是不真实的。看来没有证据表明，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他真的被送去劳改了。他作为红军总政治部的一名工作人员，像数以千计的其他红军战士一样扛着自己的行装，开始了长征。但他并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成了五千名用肩膀扛装备的挑夫中的一个。然而，这些都是有关邓小平的早期典型情况的传说。

遵义会议改变了邓小平的低级地位。就如在他的生涯中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情况那样，他从政治上的底层上升到参与毛泽东的高层梯队。

邓小平降职后又东山再起的所有细节在参加长征的人的记忆中并不都十分清楚，但是他的提升却是毫无疑问的。

他支持毛泽东，但因为脾气急躁和心直口快而吃过苦头。人们形容四川人是有名的辣椒罐子，邓小平恰好就是这种人。他出身于一个传统的中国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广东常见的“客家人”，后来往北迁至四川，在重庆市北面约三十英里处的广安县的仕绅组织的地方保安队中任队长，主管一支一百人左右的队伍。邓小平早年便离开了家，上了中学，接着在重庆上专科，准备去法国勤工俭学。十六岁时，他随一批九十二名中国学生一起乘船去法国。①

在巴黎，他先在雷诺公司的一家工厂做工，后来在火车头上当司炉。他钱很少，也没有多少东西吃。他对杨尚昆将军说：“每当我能买得起一块羊角面包和一杯牛奶时，我总是感到很高兴。”邓小平认为，他身体矮小（身高只有五英尺多一点）可能与他贫乏的饮食有关，因为他吃得太少。他在巴黎的日子使他一辈子喜爱法国食品，特别是羊角面包。一九七四年，他作为中国代表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讨论经济问题的特别大会，领到了三十元（约十六美元）的零用钱，他决定用来买羊角面包。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建议他在回国途中经过巴黎时再买，这样回家时面包就比较新鲜。他采纳了这个建议；他一下买了一百个羊角面包，带回国送给周恩来和其他那些早年在巴黎就爱吃羊角面包的老朋友。西哈努克亲王在柬埔寨失败后在北京待了很长时间，他有时就做上一顿法国饭菜赠送给邓小平品尝。在巴黎时，邓小平学会了自己做饭，还为同住在一所老房子里的其他中国学生做饭。②

他在一九三六年时对埃德加·斯诺说，他在国外的大部分时间是做工，而不是学习。他是从法国工人同伴那里学到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以后才加入由周恩来和其他中国青年创建的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③在这方面，他走了另一名亚洲革命家胡志明的道路。胡比他年长一些，也在法国工作，他们两人在巴黎相遇，在以后的岁月中他们也常常见面。在那些日子里，邓小平与周恩来搞得很熟。他在由周恩来创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中表现得很活跃。他散发传单，刻写蜡板，干了很多工作。

邓小平于一九二六年经过蒙古和宁夏回国，在这之前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了几个月。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也在那里学习。后来邓小平曾回忆说，蒋经国在这所大学里“学得不错”。这所大学当时既面向国民党也面向中国共产党。回国之后，他在接近共产党的“基督教将军”冯玉祥的部队里工作了一段时期，还在西安附近为冯玉祥建立了一所军事训练学校。蒋介石在上海实行恐怖统治之后，邓小平被派往武汉，接着又到上海转入地下工作，他在上海曾担任中央委员会秘书长，这是一个处理日常事务的行政职务。

他在党内的第一项重大使命是一九二九年被派往广西西南部去组织一次以所谓第七和第八军为中心的大规模游击战，他被任命为政委。④

邓小平有位弟弟叫邓垦，后来任武汉市市长，一九八四年时已退休。还有位妹妹，一九八四年仍在北京的一所科学研究所工作。他们的母亲在孩子们幼年时便去世了，孩子们是由继母扶养长大的。

第七和第八军并非真正的满员军——充其量不过数千人。鉴于第八军的基地在广西和印度支那的边境龙州，邓执行这次使命时极其困难。为了前往该地，邓不得不从香港乘船至海防，穿越印度支那北上，过了边界到龙州。他得到了印支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帮助，该地下组织正在龙州对面的印支边境地区举行起义。至于胡志明本人是否积极参与了这次作战行动，不得而知。⑤印支共产党于一九二九年五月才成立，它是在上海跑马厅举行的一场足球赛期间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成立的。胡志明曾与中国人密切配合，在上海、香港和广州开展地下活动。

邓小平在第七军的生涯很快便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斗争的影响。他被撤销了前委书记之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名叫邓岗的人——人们有时把他与邓小平混淆起来，邓小平的真名是邓斌（在法国时，人们知道他叫邓希贤）。⑥到第七军奉命从广西撤至湖南时，他又恢复了职务，但是第七军只剩下很少一点点人马了。它号称有三个师。空架子的二十一师留在广西，由韦拔群指挥。邓指挥十九师，陈豪人指挥二十师，此时两个师已分别改称为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这倒比较符合实际。不久，邓被派往上海向党的地下中央领导汇报广西的情况。他于一九三一年二月抵达上海。⑦

邓小平在第七军里至少已有两次大起大落。后来，在毛逝世以后，他终于成为中国的领袖。有人问一位知情的中国人：邓小平坦率而固执，这使他卷入一次又一次的党内纠纷，那么人民究竟是如何看待他的？这位中国人说：“正因为如此，我们信得过他。”

当邓小平一九三一年八月回到中央苏区，担任瑞金县委书记时，他陷入了困境。该县正在搞“肃反”运动，这是定期在秘密革命运动中搞的清洗运动之一。肃反运动是因一系列莫名其妙的事件引起的。

一九二六年，南昌的一些中国的民族主义右翼分子成立了一个亲国民党的组织，叫做AB团。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AB团是个无足轻重的小组织，不久就销声匿迹了。但许多年青的中国爱国分子都曾加入过AB团。

一九三零年，当许多中国青年从苏联回国参加共产主义运动时，党的保卫人员就要他们交代过去曾参加过的组织。不少人说他们曾参加过AB团。一系列的主观推断和无端猜疑使得保卫人员相信AB团就是国民党企图渗入共产党队伍的特务组织，“AB”二字代表了“反布尔什维克”的缩略语。这一危险的胡诌尚未全面传播开来，便发生了三四千名AB团嫌疑分子被逮捕，许多人被枪决的所谓富田事件。⑧

由于国民党造谣说它有地下组织（实际并不存在），更增加了人们对AB团的恐惧感。党的保卫人员采取逼供手段，使数百人无中生有地“坦白”自己是AB团的成员。邓小平接管瑞金时，在瑞金监狱里究竟有多少人坐待处决，没有可靠的估计。但是大概不下数百人。

邓小平制止了这一政治迫害。他下令对所有被关押的人进行详细的审查。大部分人恢复了原职。如果发现他们滥用职权或犯了错误，则予以撤职。周恩来在一两个月后抵达苏区时，也支持采用同样的办法。在制止这种疯狂行动的过程中，邓小平得到了谢唯俊和瑞金其他党的干部的协助。情况就是如此。在那里，杀人的现像停止了。⑨

那些被捕者被称为“隐藏在党内的敌人”。所有这一切同三十多年以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统治时期有着奇妙的相似之处，邓小平在这个时期成了一个著名的受害者。一九三一年在瑞金与一九七七年在北京一样，他最终制止了歇斯底里的发作，释放了无辜的人。

邓小平担任瑞金县委书记的时间不太长。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宣布成立“临时中华苏维埃政府”，瑞金成为其“红色首都”。几个月之后——邓已记不得确切日期——他被调离瑞金，去担任不太重要的职务——会昌县委书记，紧接着又兼任寻乌和安远县委的书记。这听起来相当不错，实际上并非如此。这三个县都是不久前才获得部分解放的新区。当时红军并没有占领这三个县的县城。

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冬，邓小平的日子又不好过了。众所周知，他是毛泽东的积极支持者。此时，博古及其反毛派开始接管中央苏区，发起剥夺毛的剩余权力的运动。

邓在一九八四年回忆说，他担任三个县委书记之职约半年之久。尽管邓告诫他的同事们对于编写和研究历史必须精确，但他却拒绝写自己的回忆录，也反对别人为他写一部正式传记的建议，这也许是因为他厌恶以毛为中心的个人崇拜。⑩

那时的反毛运动是由党内刊物一篇不署名的文章掀起的，这篇文章大概是由博古或洛甫写的。“布尔什维克”们不敢公开攻击毛，而是采用中国政治中指桑骂槐的方法批评福建省委书记、毛的坚定支持者罗明。文章没有提及邓小平，但是谁都知道，邓与罗明的观点相同，并且都拥护毛泽东。

罗明几乎立即被解除职务。邓小平被调至江西任省委宣传部长。

四月十五日，洛甫在《红色中华》上发表一篇文章，由此，反邓的运动便公开了。洛甫公开点名，首先指责邓小平是“罗明路线”的追随者，被点名的第二个人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还有帮助邓反对清除AB团歇斯底里运动的谢唯俊和长期支持毛泽东的古柏。四人均被解除了职务。(11)红军开始长征时，其中毛、古两人被留下来，而且都丧了命。

此时，邓被送到了红军的总政治部接受“批斗”。有关这次“批斗”的报道是相互矛盾的。斗争绝不是温良恭谦让的。用暴力伤害肉体是司空见惯的事。挨斗的人被关押起来，显然，邓也不例外。五月六日党中央局杂志《斗争》上发表罗迈（李维汉）的一篇文章，文章号召对邓和“罗明路线”的其他追随者进行“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罗迈是党的组织局书记。他激烈要求对邓进行处分。正是在这个时刻，邓的夫人阿金（金维映）和邓离婚，改嫁给高大英俊、深思熟虑的罗迈。这是否促使罗迈对邓采取严厉的态度，无法证明。阿金是广东人，人们记得她是一位颇具天资的女人。和邓一样，她在瑞金时是党的一位书记，而且据说有点个人主义。阿金和罗迈一起完成了长征，但他们在延安离了婚。(12)

邓小平被指责执行了一条“富农路线”，因为他主张没收富农的土地分给穷人，而不去触动中农。他还认为应当在各县保留地方武装力量，而不应当像“布尔什维克们”所坚持的那样，把所有的武装都统一到中央指挥之下。他还支持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围而歼之的战术。(13)

邓小平在被批斗时写了两三份检查，承认他低估了“进攻路线”，但指控他的人对此还是不满意。他坚持说：“我再没有别的可说了。我说的都是实话。”说罢，他把腰板一挺，直直地站在那里，不愿为此再费口舌了。(14)

一天，在被卫兵押回禁闭室的路上，他遇上了陆定一的妻子唐义贞。陆定一是苏区宣传部长。“文化革命”期间，红卫兵曾把他打成重伤。

“我饿坏了，”邓小平对她说，“肚子根本吃不饱。”她可怜他，花一块银元买了两只鸡。做好后，她给卫兵捎了个信，要他们把邓小平带到她的住所吃饭。邓小平吃了一只，把另外一只拿回禁闭室留着下顿吃。红军撤出苏区时，唐义贞被迫留在苏区。她的丈夫走完了长征，并幸存下来了。(15)

邓小平在被“批斗”期间的表现同他在以后年代中的表现是一致的。他愿意承认错误，但当他相信自己正确时，他就不肯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他支持毛泽东的战略，在这一点上毫不动摇。

关于后来发生的事情，大约有六七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他被送到农村去劳动改造。(16)杨尚昆将军说：“他被送到基层去了。”但不知道具体做什么。(17)最准确的一种说法是，他被派到离瑞金很远的乐安县南村区去当“巡视员”了。但似乎谁也不知道他在那里巡视了些什么。所有的人都一致认为那是个很低的职位。他在那里呆的时间很短，可能不超过十天。那是个游击区，用军史研究员阎景堂的话来说，共产党和国民党军队在这片无人地带周旋，打得“难分难解”。瑞金有些人担心“会出事”，所以又把他调了回来。(18)

他被调到红军总政治部担任秘书长，当时总政治部主任是受伤的王稼祥。他担任秘书长这一职务有两三个月时间，后来据说他主动请求解除了这个职务，成为一名普通的政工人员。另一种说法是，根据邓自己的请求：担任红军机关报《红星报》的编辑。但是，李一氓指出，长征期间，不可能发行《红星报》，所以在总政治部邓没有什么事可干，只是同李一氓一起徒步行军。李一氓后来又纠正自己的说法，说他们每人分到一匹马，实际上是骑马行军。(19)

不论情况如何，在遵义会议，或在此之前不久，这些都发生了变化。邓小平以《红星报》编辑的身份出席了遵义会议。不过，据他回忆，在遵义会议前不久召开的黎平会议期间，他已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秘书长，或按照刘英的说法，他担任“中央直属队”的秘书长。

这个职务听起来很重要，实际上并非如此。根据现在的回忆推断，秘书长的职责是整理会议记录、整理文件、文件归档、收发信件和起草命令等。事实上至今没有发现邓小平以秘书长署名的电报或文件。

邓出席遵义会议的问题直到最近才成为历史研究的问题。邓自己记得是出席了会议，杨尚昆将军亲自进行过一次调查。杨出席了会议，但记不得邓是否也在场。七十年代初，杨曾问过周恩来总理。周说邓确实在场。后来，杨回忆起他看到邓坐在一个角落里忙着记笔记——不是为了《红星报》，就是因为他是秘书长才记笔记的。不管多么重要，这些笔记也像有关遵义会议的几乎所有文字材料一样都丢失了。

一九三五年七月，就在红军翻过雪山之后，毛命令后方机关所有人员都必须在前线担任军事职务。邓小平去第一军团领导政治宣传工作，身材矮小的刘英接任秘书长，一直到红军到达陕北为止。红军到达陕北时，邓患了某种伤寒病，病得很厉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无法工作。(20)

没有一个人像毛泽东那样使邓小平经历了那么多的大起大落。毛有一次发脾气说，每次他讲话，邓就故意坐在屋里很远的地方；邓耳聋，反正也听不到毛在说什么。可是在一九七三年，当周恩来身染重病时，他把邓小平从文化大革命的炼狱中解脱出来，并热情地称他为“棉里藏针”，意思是邓柔中有刚。毛还说，邓“行方思圆”。

红军从遵义出发时，邓已不在部队的下层了。他有了自己的马，而且从毛那里接受了新的任务。但是，随着邓的时来运转，另外一个人却倒霉了。红军向西北方向开辟新的路线时，骑在马背上的高高的李德已从红军最高指挥部里消失了。在遵义会议结束之前，李德就要求并被批准参加了林彪的第一军团。用他自己的话说，要“通过在前线的亲身体会，了解毛推崇备至的中国内战战术。”他的马背上驮满了从军需官那里领来的特殊供应物品，这又招致了中国人的一阵臭骂，然后他就匆匆去追赶林彪的部队了。三四天之后，他终于见到了林彪。他说，他受到了无礼的接待。不过，他还是收起了他最喜爱的娱乐——打扑克，开始研究毛的战争方式了。在此之前，很多长夜都是他和博古以及两个翻译靠打扑克打发过去的。

当红军第二次打下遵义并再次短暂停留时，翻译伍修权来看望过李德。伍被任命为第三军团副参谋长，上了前线。李德坐在桌旁，不慌不忙地砸核桃吃。伍坐下来，也开始砸核桃。李德抬起头来看了看他，说：“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军事关系，和砸核桃毫不相干。(21)

在此之后的长征途中，李德就成了一个旁观者。

①杨尚昆：1984年11月4日北京采访。

②杨尚昆：同上。

③斯诺：《红星照耀中国》498—499页。

④红七军军长是张云逸，红八军军长是俞作豫。张后来成为大将并担任过广西省政府的主席，他于七十年代初去世（阎景堂：1984年10月27日采访）。

⑤胡华：1984年10月29日采访。

⑥胡华：1984年10月29日采访。

⑦阎景堂：1984年10月24日采访。

⑧胡华：1984年10月29日采访。

⑨细节来自阎景堂（1984年10月24日）和胡华（1984年10月29日）。洛甫曾告诉斯诺，在整个中央苏区被处决的“反革命分子”，即同一般“阶级敌人”有区别的政治犯，不超过一千人。他估计，在江西处决了四百到五百名地主和数百（不超过一千）名高利贷者，在长征过程中处决的地主和官吏不超过一百名（斯诺《中共杂记》88页，哈佛，1957年）。

⑩杨尚昆：1984年11月3日采访。

(11)毛泽覃的独立师政委职务虽然没有撤销，但他在一段时间里和在于都的毛泽东住在一起（胡华：1984年10月29日采访）。

(12)胡华：1984年10月29日采访。

(13)罗迈文章《为捍卫党的路线而斗争》批判邓的正式指控有：①在军事上执行单纯防御路线、反对党的进攻路线；②反对攻打大城市和把红军扩大到一百万员额的政策；③对四中全会选举的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不信任。

(14)细节来自胡华1984年10月29日采访。罗明夫妇均参加了长征，但在贵州留了下来，因为罗明在1935年2月的娄山关战斗中被炸弹炸成重伤，其妻又患病（胡耀邦：1984年6月14日北京采访）。二人痊愈后，先是为地主干活（罗明当帮工，罗明的妻子当厨工），后来逃回广东梅县，从那里又去新加坡和马来亚当了教员。解放后他们返回祖国，罗明担任了华南大学的校长（张援远：1985年1月11日来信）。1985年，罗明仍健在，时年九十岁，担任广东省政协的副主席。杨尚昆将军回忆1950年在北京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上看见罗明的情景。一个人走上前同他握手说：“你不认识我啦？我就是罗明路线呀！”（杨尚昆：1984年10月28日采访）。

(15)王愿坚：1984年3月5日采访。

(16)王愿坚：同上。

(17)杨尚昆：1984年10月3日。

(18)阎景堂：1984年10月24日采访。

(19)关于邓主动要求调动的说法来自阎景堂。这一说法同其他说法有矛盾。一种说法形容邓像普通战士一样参加了长征；另一种是李一氓提供的，他说他同邓一道在干部团行军，每人都有一匹马。阎是从党的文件研究部门取得上述说法的，而该部门是通过访问长征期间的领导干部来了解情况的。由于邓不愿就其经历接受采访，所以他早期的许多活动情况仍多少有些模糊。胡华教授认为，邓虽被指控追随罗明路线，但由于领导上意见分歧，所以处理得比较宽大。当时周恩来和洛甫都主张从宽处理，而罗迈主张严厉惩处（胡华：1984年10月29日采访）。

(20)关于邓担任党中央秘书长职务一事已由杨尚昆将军主持进行了调查。邓在遵义会议前就担任了这一职务的主要证据是他本人的回忆。1985年1月在北京举行遵义会议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对此给予肯定。周的遗孀邓颖超回忆说，她在黎平会议以前一直担任着秘书长的工作。由于患病，这一职务改由邓小平担任。如果她的记忆是准确的，那么秘书长基本上是一闲职，因为不论在长征开始前还是在长征期间，她都病得无法履行公职，正如她在1984《中国建设》中写的“我不过是休养队的病号罢了”。北京史学专家提供的党中央秘书长任职情况如下：陈独秀任总书记期间：蔡和森和王若飞；瞿秋白任总书记期间，年仅二十三岁的邓小平；向忠发任总书记期间：李立三；“党中央到中央苏区以后”，即博古当政期间：邓颖超；“黎平会议以后”：邓小平；“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刘英；“1935年底”：王首道（后来担任过交通部长）。

刘英担任中央秘书长的事实，直到她同本人谈起之前，仍不为党史界所知。刘英这一回忆得到康克清的确认（1984年11月2日北京采访）。

(21)伍修权：1984年3月28日采访。

第十四章——摆脱危局

队伍出了遵义向北进发。这是自从长征开始以来，红军第一次踏上一条真正的公路，毛泽东也是第一次骑着高头白马走在队伍的前头（该马已制成标本现陈列在延安博物馆内）。他的老战友朱德和新战友洛甫也骑着马，分别在他的右手和左手与他并辔而行。疲惫不堪的部队进入桐梓时受到两千名群众的热情欢迎，景像十分壮观。桐梓是两周前由林彪的一军团攻克的。①

在桐梓，红军开进了一个神秘的王国——仙女洞和天门洞。那是一片充满传奇故事的土地，一片富有诗意和历史传统的土地。地下是巨大的石灰岩溶洞，深邃的洞身，岔道横生，还没有人进去探过路。有人说，天门洞是中国、也许是世界上最大的溶洞，它的主洞可以容纳几万人。

桐梓城不大，以出武将而闻名。桐梓县出的武将比中国任何地方都多。这里是不少小军阀的栖身之地，每个军阀都为自己造了一栋小楼，式样千篇一律，第二层有个阳台，院子里大多停着一辆小轿车。②这些军阀个个都有不少黄金和小老婆。桐梓和在它西南五十英里处的茅台是有名的鸦片和酿酒中心。红军到达桐梓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到石灰岩溶洞里寻找军阀和地主逃跑前仓促藏匿起来的金银财宝。红军在这里富裕了好几个星期，因为它没收了大量的银元（但是缺乏大米和其他食物，这个地区除了生产黄金和鸦片外，其他出产极少）。

仙女洞和天门洞这样的人间奇境在二次大战中出了名。当时国民党为了避开日本人的轰炸，在这个偏远而隐蔽的地方建了兵工厂和地下发电厂。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时劫持了蒋介石的“少帅”张学良曾被押来囚禁在这里，看守们令其在洞里不断地转圈，直到他晕得辨不出方向，才让他出来重见天日。张学良被安置在一座小公馆里，墙外就是小西湖，因仿照著名的杭州西湖而得名。张学良单独住在那里，身旁只有一位才华出众、忠贞不渝的女秘书赵小姐。他们倾心相爱，一起生活。当蒋介石离开大陆去台湾时，把他俩也带走了。一九六四年张学良和赵小姐在台湾正式结婚。③

一九四九年红军再次攻入这个富有浪漫色彩的角落。军阀们再次把财宝藏进洞里。红军很快又把它们取了出来。可是逃进深山的许多国民党军官和部队，是好多年以后才被全部消灭的。④

参加过长征的罗炳辉将军告诉海伦斯诺：红军打贵州时“像是一只猴子在小巷里耍弄一头牛。”

我想，毛泽东不会做那样的描述。他的目标是清楚的——找到一条北上渡过长江的通道，以便同张国焘率领的四方面军会合。蒋介石的心里也已早有打算，毛泽东想北上，他就调动精锐部队来堵截。

毛泽东离开遵义前，就已派林彪率先遣部队先走一步，希望他能扫清道路，使红军得以在泸州和宜宾之间渡过长江。位于重庆西南的这段长江长约九十至一百五十英里，蒋介石就亲自在重庆坐镇指挥他的部队，企图在云贵川地区将红军团团围住，就像他早先在江西红色区域所做的那样。

毛泽东自有对付的妙计。他已分兵几路，由林彪亲自率领精锐的一军团第二师行动。该师突击团四团正尝试从赤水县一带渡过赤水河并为横渡长江做准备。他自己则亲率一军团第一师和其他高级机关离开桐梓西行。这条道路泥泞不堪，同遵义城外的公路无法相比。陈云（笔名廉臣大夫）在一篇文章里写道：这是长征途中他所见到的最糟糕的一条路。他看见毛泽东拄着棍子爬山。天下着雪，泥浆没过他的双膝。他显然滑倒过，因为他从头到脚都沾满了泥巴。⑤

毛泽东率领部队西行朝赤水河前进，准备在林彪突围成功后立刻向北尾随林彪的部队。彭德怀的三军团（“军团”仅比师稍大一些）几乎沿同一路线单独向西运动，比毛所在的位置略靠北一些。九军团的任务是摸清敌情；五军团像往常一样，担任后卫，几乎紧跟在三军团后面。毛把有限的兵力分成这么多的几路是否明智，对此是有争议的。但是他的目的在于迷惑蒋介石，使蒋摸不清红军的意图，并趁其不备，在蒋介石尚未设防的地点强渡过江。他希望蒋和四川军阀本来的矛盾关系能对红军的行动有利。

但是战争中常有判断失误的时候。林彪素来机警、稳健，善于绕过敌人前进，现在却遇到了麻烦。他顺利抵达赤水河畔的土城，老百姓举着红旗欢迎他。黔军惊慌失措逃过赤水河。林彪接着向土城以北的不远的赤水城挺进。他料想会受到同样的欢迎。城里一个小军火库的工人于一月十六日举行过一次反政府的示威，林彪以为这可能对他攻城有所帮助。林彪手下有四千人。他们为能见到赤水城而兴奋不已，因为城里有电灯，而他们大多从未见过电灯。但是，当林彪抵达赤水附近的黄洞陂村时，他发现敌人在道路的一侧筑有坚固的碉堡，在另一侧的小山顶上修了强大的工事。敌人的重机枪朝着红军猛烈扫射。第三团竭尽全力战斗，仍冲不出敌人的火力网。林彪派出一支队伍绕到小山后寻找通路，但是找不到，战士们打了一整天，还是毫无进展。这时，他们又看见一英里以外的公路上尘土飞扬，显然，那是国民党部队在驰援赤水。林彪坚持着打到黄昏，然后撤过公路，拉回一段距离。他无可奈何地连夜向毛报告了失利的消息。⑥

毛泽东率领的主力这几天也受到一股敌人的追击。但这似乎没有引起他多大的注意，而任凭敌人穷追不舍，他想那不过是几团黔军“双枪”兵而已。一月二十七日，毛率部来到赤水河边的土城郊外。彭德怀的三军团就在附近，五军团离这里也不远。当晚决定，三军团第二天一早迎击追兵，把他们消灭掉，估计敌人有两个团，约二千至三千人。这类战术是朱毛的拿手好戏。成功后既可摆脱追兵，又可在林彪打出一条道路后，立即跟进过江。他们估计林彪随时可能报来得手的消息。届时，他们将把敌人甩掉，并在蒋介石醒悟过来前就到达长江北岸。这是个大胆的方案，但又似乎完全有可能做到。⑦

一月二十八日拂晓，三军团发起攻击。毛在位于土城以东数英里的青杠坡村建立了指挥所。指挥所设在村外的小山顶上，视野广阔，几乎可以环视四周三百六十度。按照以往的惯例，这类战斗通常只需几个小时。五军团这时已摆开了速战速决的阵势，准备全歼“双枪”兵。

不料，毛于清晨收到了林彪突进赤水受挫的消息。林已在前一天晚上下令他的部队停止前进。他的位置在毛以北二十英里，急行军大约半天就可以到达青杠坡。

林彪失利的消息很快就使毛泽东明白了这场歼灭“双枪”兵的速决战出了毛病。到了上午十时左右，敌人显然没有仓皇溃逃。红军固然打得很好，敌人打得也不错。实际上敌人反而越战越强了。中午时分，毛和他的部下意识到他们正在进行一场危险的战斗。敌人并不是不堪一击的黔军，而是驻守宜宾的川军总司令刘湘手下的精锐部队，前线指挥官是外号叫“熊猫”的郭勋祺。敌人的兵力也不是他们原来所想的两个团，而是两个旅即四个团。不仅如此．激战当中，又出现了更多的川军，总数增至八个团，至少一万人，而且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指挥有方。毛因失算使红军遇上了长征中最关键的一次战斗。他得到的情报错得不能再错了。

就数量而言，川军人数大约同毛部署的人马一般多。他原来预料兵力对比是四对一，现在成了一对一。离战场不远的地方确实应当另有一万或一万五千名红军部队，然而从未让他们投入战斗。林彪率领的大约四千人还在二十英里之外。半天以后各个方面都出现了险情。

高级指挥员两次亲临战场。朱德和刘伯承离开总司令部到前沿阵地督战，表明情况已很危急。川军指挥官显然已把八个团全部投入战斗，红军成败未定。

形势十分危急，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亲自指挥战斗。⑧

红军手中仅剩下两门幸存下来的山炮。战斗后期，朱德动用了其中的一门。开炮猛轰充当急先锋的川军教导旅。仅剩的那三发炮弹打完后，朱德下令把炮扔进赤水河，因为再没有什么用处了。⑨

下午两点，出现了新的紧急情况。二十英里以外的林彪接到命令，要他火速赶到青杠坡增援正在激战的三军团。但林彪最早也要到天黑以后才能赶到，这表明他们当时担心凌晨时红军的处境会更困难。

下午三点，战斗仍在激烈进行。伤亡越来越大。朱德的妻子康克清也遇到了突然袭击，她从密集的枪林弹雨中死里逃生。⑩军事委员会为此召开了紧急会议，这是大家知道的红军在战斗中召开的唯一的一次紧急会议。可见这绝非是一次普通的战斗。现在清楚了，战斗中红军的命运可能危在旦夕。如果敌人投入更多的兵力，红军能不能顶住？谁也不敢说。到了下午三四点钟，军委干部团——司令部的近卫部队、后备中的后备也都投入了战斗（他们表现得很出色）。紧急会议决定采取非常措施，命令黄昏时停止战斗，迅速毁掉赤水河上的桥梁，取消了北上渡江的计划。主力红军究竟能不能、以及何时才能同张国焘的四方面军会合，要看事态的发展。眼下红军不得不推迟入川，暂时栖身云南。

军委向林彪下达了新的命令。让他必须在敌人封锁渡口之前过河，同其他部队一起撤退。要竭尽全力后撤，以保存红军的战斗力。毛泽东指挥红军已有十天，而现在红军的命运是生死未卜。

毛泽东终于获得了一个喘息的时间：林彪数天前到达土城时，夺取了赤水河上的一座浮桥。浮桥还在原地。下午六时，工兵奉命把桥修好，并再搭两座桥。夜间，周恩来三次来到河边视察，鼓励工兵加快进度，强调桥必须在日出前架好。

天气温和，没有再下雪。五岭的严寒稍有缓解。河面狠宽，河水很浅，每年这个季节赤水河水流总是比较平缓。工兵修桥进展顺利。浮桥像公路一样宽。林彪在略往北一些的猿猴（现元厚）及时渡河完毕。一月二十九日拂晓前，红军迅速渡过赤水河。这一仗实际伤亡数字没有记载。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一些材料看，双方伤亡均十分惨重。国民党的统计材料认为，共产党方面伤亡了两千多人。共产党方面现在无人敢于估计当时的伤亡情况，甚至也不愿提到国民党的数字，因为数字“太高，容易造成错觉。”

红军到达云南扎西（现名威信）时，号称约三万人。如果这个数字确切．他们的伤亡一定很大，基本上抵消了红军在遵义一带招募四千多新兵的人数。

红军进入云南后，川军和黔军就开走了。红军和毛暂时脱险，但确实是一次侥幸的脱险。毛在掌握领导权后的第一仗中幸免予难。青杠坡这一仗不会载入史册。事实上，这是它第一次见之于书本。(11)

天亮前，红军川流不息地走过三个浮桥。到了十时，全军包括林彪的部队，均已抵达对岸，浮桥被拉上岸毁掉了。接着，毛指挥红军向四川的古蔺前进，随后又转向扎西。红军将在那里进行整编，招募新兵，重新部署。

很可能是在刚过赤水河以后，悲惨的遭遇再次降临到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身上来了。一天晚上九时，在傅连暲医生的看护下，她生下了一个女孩，这是她的第四个孩子。当时国民党正在追赶红军，毛和红军总部凌晨四时就要撤离，因此无法作出照料婴儿的适当安排，也不可能把孩子带着一起长征。孩子生下来几小时后就从贺子珍那里抱走，也没来得及给孩子起个名字，只用一块黑布把孩子裹着，连同十六到二十四块银元托付给一对农民夫妇抚养。这对夫妇保证照管好小孩。天亮前，毛、贺和红军又启程了，后面是紧追的敌人。以后再也没有打听到那个女孩的下落。

这个故事是毛的警卫员吴吉清讲的，他当时负责照顾贺子珍。开始说这孩子出生在名叫白沙的地方，但白沙离赤水有一百三十英里。后来他说也许出生在遵义北面的枫香坝或云南境内的威信（扎西）。可是这几个地方都同红军当时在行进中的情况不完全吻合。——尽管红军总是在相当紧张的情况下行军的。(12)

贺子珍的不幸反映了长征路上妇女的不幸。尽管刘英直到长征结束后才同洛甫结婚，但她很了解妇女的处境。据刘英回忆：“长征开始时，贺子珍已有身孕，她生下孩子后，只得把孩子留下，没有别的办法。部队在行军。这样做很惨，但在那样一种危险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考虑个人的感情了。”

长征途中，妇女无法照料孩子。刘英说，听起来可能很残忍，但他们不得不把孩子托给别人或扔掉，这样她们觉得还好受一些。扔掉孩子就像扔掉装备一样。

长征中，遇到这种可怕困境的妇女不光是贺子珍。“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前纺织工业部部长张琴秋也有同样的遭遇。她负责指挥红四方面军的妇女团。她的丈夫陈昌浩是四方面军的政委。她也生过一个孩子，留下来给了别人。青年团领导人何克全（凯丰）的妻子廖似光也是如此。他们把孩子留在一户农民家里。起初，这家农民不愿收养．最后还是被说通了。六军团司令肖克的漂亮妻子一九三六年初怀孕了。当时六军团正在前往同第四方面军会合的途中。七月初部队正过草地，专门为她围出十英尺见方的一块露天地，四面的墙约有五英尺高。她在那里生了一个男孩。

肖克回忆道：“生得还相当顺利。一两天后她又骑马行军了。”她和孩子平安地到达了延安。孩子成了有名的“草地婴儿”，很受大家的宠爱。一九三六年底孩子被送到湖南常德附近祖母家里。后来死于日本人发动的细菌战中，当地死者多达一万余人。(13)

托付给农民照料的孩子大都夭折了。有几个后来找到了。有些母亲把孩子领了回去，有些孩子对亲生父母一无所知，就让他们留在把他们抚养大的那些农民家里。

刘英说：“妇女必须作出选择。爱革命还是爱自己的孩子？她们更爱革命。作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14)

丁玲认为长征中当女人很难。丁玲是中国著名的作家，长期生活在争论的漩涡之中。她是革命者、浪漫主义者，也是文学、道德修养和政治方面的人物。她没有参加长征，但红军抵达延安后不久，她就到了那里。她对红军里的人都很熟悉。她是中国最桀骜不驯的人物之一。她被蒋介石监禁过，她的情侣是个诗人，被蒋杀害。她一度觉得毛泽东有大男子主义，为了维护妇女权利反对过毛泽东。自然，在“文革”中她是个受害者。

她说，参加长征的妇女当然是“贤惠的女性，但她们又是一批能吃苦耐劳的女性，不然就不可能长征两万五千里，从江西一直走到陕北”。不错，她们有马，但她们常常不骑。不少人有丈夫，但她们常开玩笑说：“骡子比丈夫好。可以没有丈夫，但不可以没有骡子。”

怀孕是最苦的。有些妇女说，在长征途中怀孕堪称最大的灾难。挺着不断胀大的肚子日夜行军可不是闹着玩的，骑在马背上也一样不好受。(15)孩子生下后又得扔掉，……她们无论如何要坚持继续工作下去。

同长征中贺子珍等妇女一样历尽艰辛的是另一个诗史般的远征——美国开拓者的车队穿过大草原西行的壮举。在那次远征中，不少美国妇女面临着同样的选择：是带着孩子而危及全家，还是扔掉孩子继续前进？

毛泽东带领他的部队迅速地避开同川军交锋。长征途中多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一旦地方军断定红军已经改变路线，离开他们的地盘，他们就减弱攻势甚至逐渐停止对红军的进攻。毛在滇北的威信（原扎西）过了中国农历猪年的新年。一九三五年二月四日刚过，先头部队便到了威信。毛泽东于二月六日到达。没有举行会餐。既没有什么可庆祝的，也没有食品。有些部队已经饿了整整两天。天气很坏．阴冷而潮湿。部队进行了整编，压缩了部队番号。他们休息了一天。陈云记得很清楚。他概括地指出：“天气很冷，夜间下起了雪。”(16)

红军原计划西行，然后转而北上入川。毛及时改变了计划。因为他得到的情报和电台截听来的消息表明，蒋介石正向西调动部队，打算在红军再次靠近长江时一举予以歼灭。毛决定采用朱毛式出其不意的战术。二月十一日在扎西开会通过了毛泽东的决定。全军掉头转回贵州，并回师攻占遵义。他的打法越来越像《水浒传》中的故事。所不同的是，当红军成一路纵队前进时，许多人丢掉了文盲的帽子，洛甫发明了他称之为“看后背”学文化的办法，战士们在背上都挂块白布，上面写着汉字。他们边走边认字，懂得文化的重要性。

①遵义纪念馆副馆长，田兴咏：1984年4月24日采访。

②廉臣（陈云）：《伟大的远征》66—67页。

③田兴咏：1984年4月24日采访。

④解放后，这一地区仍遗留有严重的“土匪”问题。在某县，土匪杀害了除二人以外的全部“剿匪队”成员，后调来解放军正规部队才将土匪消灭。土匪依仗宗亲制度并同在贵州、湘西的国民党残余部队保持联系，正如在缅甸、老挝和泰国边界的“金三角”的国民党部队一样。国民党在遵义地区的指挥官柏辉章，在解放军取得胜利的前夕投降了共产党，并被任命协助当地的剿匪委员会工作。后来发现他给国民党军队暗中报信，在1951年被审判处决了。到1952年土匪才消灭干净（田兴咏：1984年4月24日遵义采访）。

⑤这位被形容成被红军吸收的前国民党军医“廉臣医生”，在1958年北京出版的长征回忆集中发表了自己的文章，这篇文章于1959年在莫斯科以《伟大的远征》为题译成俄文出版。（本文章以及其他收入集子的文章曾在1936到1937年期间单独发表过。）“廉臣”的回忆文章是书中的第一篇文章，也是最宝贵的文章之一。文章的记述在过泸定桥后中断了，据作者解释，这是由于他另有公务。作者的真实身份就是陈云，这是1985年1月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时才披露的。陈云中断记述的真实原因是，在那时他被秘密派往莫斯科，向俄国人通报遵义会议决议去了。

⑥谭政：《伟大的远征》205—210页。

⑦田兴咏：1984年4月24日采访。

⑧魏国禄：前书24页。

⑨成都军区副参谋长丁甘如：1984年5月13日成都采访。

⑩成仿吾：《长征回忆录》53—55页，北京，1977年；五十年以后的今天，康克清试图缩小这场战斗的危险程度：“当然，如果我们行动慢了，我们有可能被抓住。”在她看来，青杠坡一仗打得“还是好的”。这一仗不打不行，否则敌人就追上红军了，整个形势就会更糟。（康克清：1984年11月2日北京采访）周恩来夫人的一位年轻的警卫员顾玉平，把这次渡赤水河的突然行动说成是“迷惑敌人”的战术。

(11)战斗细节来自实地观察，遵义纪念馆田兴咏（1984年4月24日采访）；来自孙日昆（1984年4月18日贵阳采访）。秦将军的解释对澄清那些相互矛盾的细节尤为有助。谭政的记述是现有关于林彪和第二师作战行动的最好记载。李德的回忆录在这方面的论述是矛盾百出的，他说毛两次到林彪的指挥所，但指挥所设在何处，毛为什么来，都没有搞清楚。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的著作都未提到这场战斗，就连廉臣（陈云）也只字未提青杠坡战斗。无论毛还是其他人，都没有在1936年斯诺在保安的采访中提到这次战斗。实际上，围绕这场战斗，日后还出现了相互指责。1959年毛批判彭德怀以后，有人企图诿过于彭，让他当替罪羊。曾在一军团政治部工作的肖华，当时不点名地评论了青杠坡战斗。他说：“我们打的不很理想，伤亡相当大。军阀的军队反倒没受损失。”（《星火燎原》第三卷83页）

(12)吴吉清：1984年4月15日南昌采访。

(13)肖克：1984年6月11日通信。

(14)刘英：1984年6月14日采访。

(15)丁玲：1984年3月23日北京采访。

(16)廉臣（陈云）：前书68页。

第十五章——牵住蒋介石的鼻子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六日那天，红军得到的命令可作为长征的口号：“我们必须准备走大路，也必须准备走小路。我们必须准备走直路，也必须准备走弯路。我们决不能损坏财物，因为我们还可能回来。”

虽然这是军事委员会发布的命令，可读起来纯粹像是出于毛的手笔。在以后的六周里这个口号主宰了红军的命运。红军忽而前进，忽而后撤。令人难以捉摸（这种情况以后就不再发生了）。蒋介石和他的指挥官们对此困惑不解。共产党军队行踪的情报往往过了近一个星期国民党才收到。①毛自己的将军们有时也迷惑不解，尤其是他的门徒林彪。他抱怨说，部队的调动太快，压力过重，需要休息。他的反对意见被否决了。

蒋介石预期红军将采取新的行动，穿过贵州西部，向长江挺进，因而调动了他的军队。可是，当他的军队部署就绪时，红军却在向相反方向运动。红军在太平渡和二郎滩二渡赤水河后，迅速折回，在回师遵义途中于二月二十四日重新占领了桐梓，一个连的地方军在红军到来之前就望风而逃了。

当时，一部分红军指挥员反对令人晕头转向的曲线行军。林彪就是其中之一。至少在今天反林彪的气氛中，人们是这样回忆的：他为了减少行军的压力，建议缓慢地接近遵义的咽喉要地娄山关。据情报说，娄山关有敌人的重兵驻守，林彪力争晚一天行动，给部队以喘息的机会。骁勇的彭德怀说，他们最好利用敌人的弱点，在第二天——二月二十六日——拂晓发起进攻。军事委员会赞同彭的意见。长征期间，彭德怀与林彪多次发生争执，彭的意见总占上风，这是其中的一次。

部队以强行军速度疾进。甚至连彭德怀也承认，连续的行军使他们疲惫不堪。二十六日晨八九点钟，贵州军阀王家烈率部从遵义出发，试图在红军到达娄山关之前将其截住。大约十一点钟，彭德怀得到了这个情报。对方部队距离娄山关还有四十五里（十一或十二英里）的路程。彭命令部队跑步前进（几天来他们常常跑步行军）。②

这是同时间赛跑。在这次行军中，三军团归林彪指挥。但是，是彭德怀率领三军团于二月二十六日下午三时左右比敌人提前几分钟占领了陡峭的娄山关，取得胜利的。当他的部队登上顶峰俯视遵义方向时，发现山北侧的敌军距离他们只有二三百码远。好险啊。彭报告，他的部队仅伤亡一百人。③

今天的娄山关，看上去像一个宽阔而相当平缓的斜坡，载重卡车和大客车汇成了一眼望不见头的车流，向黑色的蜂顶爬去。五十年前，陡峭的娄山关双壁中间有一条可通行汽车和畜力车的宽宽的土公路。红军并没有利用公路乘车行军。因为走公路反而会偏离命令中规定的小路而减慢速度。④

彭德怀的部队比敌人早五分钟占领了娄山主峰，这是红军和毛泽东在长征中取得伟大胜利的第一个捷报。守卫娄山关的敌人只有一个团，被彭的部队打垮了。在夜幕降临之前，红军已牢牢控制关口。但是，在娄山关与遵义之间有王家烈的八个团，敌吴奇伟将军率领两个师正向这里靠近。⑤

二月二十七日，三军团以雷霆万钧之势从娄山关上压了下来，会同一军团迅速向遵义挺进，沿途所遇敌军都被粉碎。在以后的几天里，他们消灭了敌军两个师又八个团，毙伤敌人三千，俘虏二千，缴获步枪一千支和子弹十万发。国民党新闻机构承认受到“极其重大的损失”。⑥

但是，红军也蒙受了损失，亲自指挥攻打遵义的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就是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在第十一团攀登城墙受挫时，他正在四百码外的一个小山丘上用野战望远镜观察。他让该团政委张爱萍（一九八五年时任国防部长）下令再次发起进攻。一名侦察员前来报告说，一道内城墙挡住了进攻部队。侦察员的行动引起敌人的注意，他们向观察所猛烈射击，邓萍被一颗子弹击中，当即阵亡。⑦

久经征战的老侦察员孔宪权率领他的部下作为突击队参加了娄山关战斗。他们配备有轻、重机枪，孔挎着自己的驳壳枪。他们在第一次攻克遵义时，每个人都领了新军装，可是现在服装仍然不够用。孔的部下每十二个人只有四件棉上衣，只好大家轮流穿。突击队来到娄山关以南的绥阳县，距遵义还有一半路时，一颗国民党的炮弹在孔的近处爆炸，弹片打烂了他的臀部。他被人用担架抬到遵义，送进了一座罗马天主教堂，在那儿，一个外科医生用“鸦片水”给他麻醉，动了手术。⑧

那天晚上，这座旧教堂中挤满了伤员。国民党的飞机企图用轰炸来阻止红军的进攻。一九八四年任共产党总书记的胡耀邦当时是一位十八岁的共青团领导人，属彭德怀三军团先头部队第十三团。胡耀邦是参加长征的三十二名共青团中央委员之一，抵达陕北时，他们中间只有十四五个幸存者。胡身材矮小、精力充沛、消瘦而结实，长征开始不久就患伤寒病倒，此时已痊愈。他是红军中央工作队队员，他对此非常自豪。⑨

二月二十七日下午，胡耀邦和他的宣传队在遵义城不远处待命。一旦部队打垮了敌人的主要抵抗力量，胡耀邦就进城帮助维持秩序。一群低空飞行的国民党飞机吼叫着俯冲下来，一块弹片击中了他的右臀部，造成重伤。

胡耀邦被人用担架抬入遵义，送进天主教堂。在那里，王彬医生给他动了手术。一九八四年，八十多岁的王彬医生仍健在。胡耀邦认为他是红军中最好的外科医生。王彬是后来在长征中为患肝脓肿而生命垂危的周恩来治过病的几个医生之一。他是被红军俘虏后受到优待而争取过来的国民党外科医生。他曾是一位少校。胡耀邦回忆说：“红军的政策是争取技术人员，尤其是争取报务员、医务人员和会使用重机枪的人。”⑩

动手术后，胡耀邦坐了几天担架，然后就骑马了。在马上颠簸，他感到伤口十分疼痛。他骑了八九天马，又把马让给更需要的人了。

“我已经把死亡置之度外了，”胡耀邦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没有任何选择。我们只能战斗下去。不战斗，也得被杀死。”

胡耀邦对侦察员孔宪权印像很深。在遵义，还有一些红军的重要人物负了伤。一个是著名的“罗明路线”的代表，前福建省委书记罗明。他也被一块炸弹片击中。三军团的一个政委钟赤兵也是如此。

“孔害得我们一夜睡不着，”胡耀邦回忆说，“他一直喊：‘杀！杀！’这是红军战士向敌人发起冲锋时喊的口号。”

孔宪权是在娄山关南一个叫黑神庙的小村庄负伤的。在遵义做手术后，用担架抬着他走。他的胯骨被打碎了，伤口不愈合。他又坐了约两个多星期的担架，一直到赤水河畔的毕节专区黔西县，他才被留在当地养伤。他在床上躺了二十个月。

但是，孔宪权的处境并不算太糟糕。红军领导为他作了很好的安排。一位医生和一位卫生员留下来照料他，并发给他三百多块银元的生活费，并把他安置在当地一个财主家里。红军告诉那个财主：你要负责这个人的安全，你把他保护好，我们会感谢你的；如有差错，唯你是问。还给医生和卫生员留下一些银元作生活费和药费。给孔留下了他所需药品的单子。(11)

这是非常特殊的待遇，当时的红军条例规定：如有必要，负伤或生病的团级和团级以上的军官必须用担架抬着走完长征全程。孔仅是营级军官。他以胆大勇敢而出名，所以给予他特殊的待遇。留下的普通红军伤员一般发十至十五块银元。(12)

那个收留孔的财主对红军有好感。他迷信，觉得红旗是交好运的兆头。把孔送到财主家的红军战士，把财主和他的一间房子拍了照，对财主说，“别忘了，”他们警告说，“我们有照片。我们会回来检查你的。”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发生了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接着国民党和共产党组成了统一战线。此后不久，当地的省长呼吁所有红军战士从隐藏处出来，保证赦免他们。但是，孔的房东财主不放他走。他说，“三四年后假如红军回来了，你不在这里，怎么来证明我保护你不受伤害呢？”

后来，孔恢复了健康，出去作了泥瓦匠，别人称他为“跛子瓦匠”。一九四零年，孔结了婚。他老婆死后，一九五零年他再次结婚。一九八四年他已有七个孩子，四男三女。他说：“今天要是生这么多孩子，人们就会把我送到医院‘阉’了。”共产党掌权以后，他担任了一个小小的行政职务。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中把他抓了起来，说他是叛徒，让他站在卡车上游街。(13)

国民党将军吴奇伟率领两师残部向南往乌江方向逃遁。一、三军团紧紧跟踪追击，他们整整追了一天，没顾得上吃饭休息。追到乌江边，吴奇伟正命令他的军队开始过浮桥，尚未全部渡过河，一看红军赶到了，他急忙下令砍断固定在南岸的桥索。浮桥摇晃着掉进激流中被撞得粉碎。吴将军的一千八百多人被丢在北岸，孤立无援，只得向红军投降缴械。(14)

娄山关的胜利令人欢欣鼓舞。几周以来，红军战士跑步行军、吃不着饭，睡不上觉，一仗接着一仗，人人都已疲乏到了极点，这一胜利提高了他们的士气。正如彭德怀所说，红军实际上是赢得了两个胜利，一个在娄山关，另一个在乌江畔。胜利使红军得到了迫切需要的补充。红军将俘虏的官兵集中起来，由共产党宣传员讲话，然后动员他们参加红军。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参加了，组成了一个新的红军师。每个新兵领到三块银元，还发了缴获来的枪支。不想参加红军的就发给路费，并告诉他们到哪儿去都可以，东南西北都行。朱德与被俘的军官不论是高级的还是低级的，都亲自谈了话，他介绍红军抗日救国的宗旨，并希望全中国的军人能够组成统一战线。(15)

彭德怀有了一位新的政治部主任，他就是刘少奇。刘后来成为中国国家主席和“文化革命”的主要对像。刘当时三十五岁，在中国人中算是个高个子，但是没有毛那么高。他出生于一个相当富裕的农民家庭，家乡距离毛泽东的诞生地韶山约三十五英里。在发家致富方面，刘家比毛家落后了一代人。刘的父亲和叔叔成为中农时，毛的父亲已经是富农了。刘少奇的兄弟后来也成为富农，并像毛的父亲一样雇农民为他劳动。

刘少奇到长沙第一师范要比毛泽东稍晚一点，他随后来到了北京，并在那里认识了毛泽东。刘少奇本想到法国勤工俭学，但是钱不够，因此他于一九一九年去了莫斯科，并于一九二一年成为共产党员。他和毛泽东在一起组织了安源煤矿工人大罢工，这使他们的关系密切起来。刘少奇精力充沛，纪律性很强，襟怀坦诚，有演说家的天赋，但是在个人生活中举止文静。他喜欢与自己的孩子玩耍，他教给孩子们的一个游戏是打扑克。(16)

长征开始时，刘是红八军团的中央代表，在湘江惨败中幸免于难，后来又调到了五军团。现在，他开始与彭德怀共事。他参加了长征的全过程，后来被派到中国北方去作危险的地下工作。(17)

刘少奇参加了遵义会议。他和彭德怀进行了长时间交谈。彭告诉刘少奇，他的士兵不怕强行军或夜行军，但是怕生病掉队。(18)

红军又疾速向西进发。这时毛和周恩来、王稼祥一同自三月十一日起正式当选为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从那时以后，红军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声东击西、迷惑敌人的战术。这样做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摆脱敌人，向北转移。蒋介石已派周浑元的一个装备精良的军驻扎在遵义以南。国民党的各路将军接到命令：全力阻止共军过江。而且规定没有蒋介石的手谕，他们不得擅自行动。在蒋介石看来封锁长江，已是万无一失。除非毛能把这些军队从堡垒中引诱出来，否则它们对红军任何试图渡过长江的行动都构成致命的威胁。(19)

实际上，毛泽东已放弃了从这里直接渡过长江的计划，不过他要使国民党人相信这仍然是他的意图。其实，这时他已决定向西移动到长江的上游——金沙江渡江。

刘伯承回忆这段情况时说：“红军掌握了主动权，它在晕头转向的国民党军队之间快速穿插。有时，看来红军似乎正在向东行进，而实际上是在向西走。困惑不解的敌人以为我们在计划渡过长江向北渗透，而实际上我们准备转过身来再一次打击他们。”(20)

一天，毛泽东在地图上划了一条线，他说：“我们要取得胜利就必须把滇军引出云南。”只有这样，毛才可以渡过金沙江。

田野里，油菜开始泛黄，小麦一片葱绿，黑土地里高粱茁壮，水田里稻秧葱绿。在桑树成荫的大路上，红军在行军。他们时而走，时而跑。他们的目标是拿下茅台。柚子成熟的时节尚早，这种硕大而难看的果子看上去好像大个的畸形葡萄柚，籽粒极多；大田收割的季节尚未到，而田野中的罂粟已开出浅白、淡蓝、粉红的花朵。

尽管急行军使人精疲力尽，但部队的士气是高涨的。红军取得了大胜利，摆脱了自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长征开始以来如乌云一般压在红军头上的沉闷情绪。在青杠坡的惨痛经历之后，毛泽东又充满了信心。他写下了长征中他的第一首词以祝贺娄山大捷：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21)

部队顽强地行进着，穿过一座座村落．经过一家家榨糖小作坊。他们随手抓起些甘蔗秆，用牙齿咀嚼着，让粘粘的蔗汁滋润着干渴的喉咙。在温暖的阳光下，妇女们坐在屋前，用大红土罐捣米。半赤裸的孩子们在尘土中戏耍。接近茅台时，红军看到了一些小酿酒坊，每家作坊里都有铜做的大蒸锅，鹅脖状的管道和发酵缸。一种无色透明的烈性酒就是在这样的作坊里酿造出来的。

茅台是一个又赃又乱的小村镇，大约有三千到四千居民，拥挤不堪的住在赤水河畔六十英尺高的陡岸上。街道狭窄泥泞，房屋是灰泥或泥和枝条混合结构的，有些是茅草顶，有些是红瓦顶。在小村上的上空弥漫着高粱和小麦混合物发酵时的刺鼻味。这就是茅台人做的生意——酿制一种近乎纯酒精的烈性酒，并将酒和鸦片运往四川。茅台是运输这两种货物的中心。它也是盐巴的大转运站。盐巴是马帮从四川驮来的。商人卸下货物后又装上酒和鸦片带回去。茅台的百姓是贫苦的，而酿酒厂老板和商人却是富有的。红军突然出现时，这些富人都已逃之夭夭了。(22)

今天，茅台酒主要由国营酒厂酿制生产，这些酒厂集中在沿河一英里多长的地段。赤水河与以往一样仍是一条浑浊、缓缓流动并令人望而生厌的小河。（在整个长征路线上，茅台酒厂是唯一不让我进去的地方。不要问我原因何在。）

据传说，当时那些稚气未消的红军战士不知什么是茅台酒。他们涌入街道两侧的酿酒作坊，用茅台酒冲洗他们疲惫和打了泡的脚，以至酒汇成河，流出作坊，淌入泥沟。也许，编造这个荒诞的故事是为了表明红军的清教主义。实际上，部队是禁止进入茅台酒作坊的。当然，还是有人进去了，而后果当然可想而知。（有三家雇用三四十人的大酒厂，还有许多小的家庭酿酒作坊。）据谣传，李德喝茅台酒过量，以至一个星期不省人事。这仅仅是对这位从前的红军顾问种种恶意传说中一个典型例子罢了。(23)几乎每个人都品尝了茅台酒，并将没有喝完的酒装起来带走了。(24)

几乎一枪未发就拿下了茅台。一军团第二师的精锐部队攻占茅台仅伤亡二十人。三月十六日和十七日，红军大模大样地在茅台附近的渡口三渡赤水，部队在一个渡河点日夜过河，似乎故意引起国民党的注意。国民党立刻发现了这个情况，派出飞机骚扰红军部队。一枚炸弹在周恩来附近爆炸，击中了他办公室旁边的一所房子。人们竭力劝他隐蔽一下，他拒绝了。轰炸并不猛烈。有些飞机投下的是漆有白色弹药号码的大石块。当时国民党可能暂时缺少炸弹。(25)

看来这次的行动非常奇特。当然．毛泽东自有他的用意。红军刚一过河，毛就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只派出一个团向北跑步行军一百多英里抵达古蔺。古蔺是刚入四川境内的一个人口稀少的大县。该团又向镇龙山前进，沿途虚张声势以引人注意。他们忽东忽西，令人莫测。一些国民党报纸错误地报道说，贵阳已被红军攻陷。实际上，毛的目的是要使蒋介石以为红军正奔向长江某个渡口，尽可能促使蒋介石把部队向西调遣。当向长江挺进的那支红军部队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开时，毛泽东率领主力悄悄返回了赤水河。三月二十一日晚和三月二十二日拂晓，他命令部队从三个渡河点再渡赤水河。

毛泽东的战略奏效了。蒋介石在重庆密切注视着形势。现在，她认为红军行动反复无常，相当混乱，已是瓮中之鳖，正在垂死挣扎，危在旦夕。三月二十四日，蒋介石由他的澳大利亚顾问W·H·端纳以及夫人宋美龄陪同，从重庆飞抵贵阳，在一幢宽敞的新楼房里设立了他的指挥部。楼前有一条小河，景色宜人。现在，这幢楼是贵州水电林业厅的办公楼。当年，蒋和随从人员住在二楼，除了他的贴身卫士以外，在楼梯口设了双岗。他还带来了十几位将军。

用蒋的话来说，此行任务就是收紧对已陷入绝望的红军的包围圈，将其消灭。他在这个地区部署了五十万到七十五万军队，各部队防区之间衔接紧密，以防红军从北面漏网渡过长江（蒋认为这是毛的意图），或向西进入四川或云南，或向南穿过贵州去广东和广西，或向东返回湖南、江西。蒋确信无疑，这一次他把毛泽东真正套住了。

实际上，蒋介石在贵阳并没有多少军队。第二十五军的所有高级军官都在前线，贵阳警察局局长王天锡成了城里军阶最高的军官。蒋介石让他来汇报当地的情况，当面委任他为警备司令，并与他进行了亲切的交谈，请他搬到司令部来住。王天锡当时年轻，容易受人影响，这一点后来他自己也承认。他说：“蒋介石和蔼可亲的态度使我上当了。”没过几天，蒋介石对红军令人不解的行动开始感到担忧了。他的司令官薛岳因为三天没有搞到空中侦察情报，被他在电话里臭骂了一顿。他的一个贴身卫士告诉王天锡，蒋介石真发火的时候，会把电话听筒摔在地板上，捶胸顿足，破口大骂。

数天后，有情报说，红军正在穿过息烽和开阳县向东运动，显然企图渡过乌江进攻贵阳。三月三十日，红军又打了几场硬仗，突破了乌江。这时，贵阳城里也开始紧张起来了。蒋介石把自己的军队分派到四五个方向去阻截红军，而贵阳城里却兵力空虚了。(26)

据有些人说，蒋的妻子宋美龄十分恐慌，开始向全国各地发报，要求派兵火速驰援贵阳。(27)蒋介石命令警备司令王天锡加强贵阳的防务。王天锡组织一营宪兵以及两连消防队员和警察，共四百人，花了二十四小时沿城墙修建了一道新的防御工事。蒋不相信这项工程会完成得如此之快。清晨，他和宋美龄、端纳出来视察。他们到达城墙时，顾祝同将军跑来报告，红军已到贵阳东北方向，离城只有七八英里了。（实际上，红军这时正在路过扎佐，离贵阳几乎有二十五英里）

蒋介石已下了命令，尽管他不知道命令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却使毛泽东的高明计谋获得成功。这个国民党领袖电令云南的滇军司令孙渡将军率领三个精锐旅火速救援贵阳。他认为这样就足以抵御毛的任何进攻了。可是毛并没有进攻贵阳的任何意图，他却非常希望蒋介石相信这就是他的计划。蒋介石让孙渡驰援贵阳，实际上为毛的部队奔向金沙江让开了路。

当然，毛和蒋当时尚不清楚这一点，孙渡距离贵阳尚有一段路程，而毛的部队可在一、两小时内抵达贵阳城下。

“这儿离机场多远？”蒋介石焦急地问。警备司令王天锡开始估算距离。他还来不及答复，又来了一个报告：在机场附近已发现共产党便衣队。

“想乘飞机逃跑已为时太晚了。”蒋介石焦急地考虑着，默默地来回踱步，然后突然转过身来对王天锡说：“给我找二十名可靠的向导，弄些壮实的高头大马和两顶好轿子，越快越好。”王天锡飞跑出去张罗组织逃跑的车队。太阳升起一竿子高的时候，他集合好车队便回来向蒋报告。他正报告时，又来了一个情报：红军正绕过贵阳，向东面二十五英里的龙里方向运动。

蒋介石沉默片刻，手拿红铅笔仔细地查看地图，然后他说：“我想他们正在返回湖南和江西。”正当他在讨论这个可能性时，滇军孙渡将军到了。他报告说，他的三个旅正在进城。蒋介石问孙渡对形势的看法。孙渡圆滑地回避了蒋的问题，说：“我相信您的看法。”

“我知道你们一定很疲劳，”蒋抱歉地说，“可我还得让你帮个大忙，率领你的部队向龙里方向前进。”

蒋介石进一步向孙解释说，他已指示薛岳从遵义向东前进，去截击红军，他还打了电话让何键在湘西部署部队。

“你的官兵一定很累了，”蒋介石再次强调说，“我将赠送数千元以示犒劳。”

次日凌晨又出现了新的警报：城南面枪声大作。

另一位国民党将军陈诚对警备司令王天锡说：“我们这个敌人真是狡猾透顶。它突然改变方向向西，现在又向南运动。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

王天锡后来若有所悟地总结道：“这是一次非常机动灵活的军事行动。红军牵住了蒋介石的鼻子。”(28)

①卡琳·杰尔南特：未发表的论文引用1935年2月23日天津《大公报》。

②孙日昆：1984年4月18日贵阳采访。

③彭德怀：《回忆录》365—366页。

④来自本人1984年4月25日在娄山关实地观察。

⑤秦兴汉：1984年3月6日北京采访。

⑥杰尔南特论文，引1935年3月6日天津《大公报》。

⑦张爱萍：《伟大的远征》230—232页。

⑧孔宪权：1984年4月24日采访。

⑨胡耀邦：1984年6月14日采访。

⑩杨尚昆将军不同意胡耀邦对王彬医生的高度评价。他认为王要对王稼祥治疗上的问题负责，王稼祥由于腹伤在整个长征过程中都要坐担架。王彬在长征结束后成为红军卫生部门的负责人（杨尚昆：1984年10月26日北京采访）。

(11)孔宪权：1984年4月24日采访。

(12)秦兴汉：1984年3月6日北京采访。

(13)孔宪权：1984年4月24日采访。

(14)廉臣（陈云）：《伟大的远征》70—77页。

(15)廉臣（陈云），前书70—72页。

(16)刘少奇子女提供，1985年2月15日。

(17)胡华：1984年4月24日采访。

(18)彭德怀：前书365—366页。某些中国人士对刘少奇是否走完了长征有疑问，胡华认为，刘一直长征到了陕北，参加了12月在瓦窑堡举行的政治局会议，然后赴天津北京重新组织当地党的工作，特别是加强一二·九运动之后的党的工作（胡华：1984年3月23日）。刘的遗孀王光美也赞同这一说法（1985年6月通信）。不少西方的研究专家对刘少奇是否参加了长征长期抱有疑问，现在，这一点已可毫不含糊地加以肯定。

(19)孙日昆：1984年4月18日贵阳采访。

(20)刘伯承：《回顾长征》11页。

(21)《毛泽东诗词》11页，北京，1976年。

(22)1984年4月27日实地观察；1984年4月28日采访秦兴汉和田兴咏。

(23)孔宪权：1984年4月24日采访。

(24)成仿吾：《回忆长征》59页。

(25)秦兴汉和田兴咏：1984年4月28日采访。

(26)王天锡：贵州《文史资料选辑》，1964年4月版。

(27)陈士榘：《伟大的远征》55页。

(28)王天锡：前书。

第十六章——兵不厌诈——毛泽东计胜一筹

兵不厌诈。毛泽东的计谋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蒋介石及其将领们被搞得晕头转向。他搞不清红军的去向。在他们眼里，红军成了令人讨厌的海丝草，这儿有，那儿也有，到处都有。

事实上，红军的确是无处不有，无处不在。它能如此分散地同时向各个方向运动，令人难以捉摸。这种神出鬼没的行动，恐怕是空前绝后的了。

甚至红军官兵自己也常常不明白自己在干什么，也不清楚为什么要这么干。队伍里已经有人开始抱怨毛方向不明，缺乏计划，全凭一时冲动行事。这种议论也许有些根据。但不管怎么说，蒋介石被搞糊涂了。现在看来，毛泽东的指挥确是天才。

要重新画出毛泽东反复穿越贵州的复杂路线是不容易的。当年蒋介石的指挥官弄不清，今天读者们要弄清也同样困难。

最令人费解的莫过于毛给九军团下的命令了。正当九军团迅速东进穿越贵州中部，抵达乌江北岸准备过江时，毛泽东突然命令它停止渡江，原地待命。他让九军团停在那里好几天，摆开了北进湖南的架势。

九军团军团长是罗炳辉，尽管他也摸不透这样做的用意所在，但还是忠实地执行了命令。他原是福建一名有经验的游击队员，极能干，被提拔为第十二军（早因改编而不存在了）军长。现在他领导着九军团。毛泽东同埃德加·斯诺谈话时对他评价很高。他后来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他的妻子随他一起参加了长征，是参加长征的唯一的缠足女子（自幼缠足）。用她这双伤残的（小）脚走完了两万五千里路程。这比男人所面临的所有考验都更为严峻。此外，她还怀了孕，在长征途中生了个孩子。

九军团留了下来，与其它友邻部队失去了联络，既不知道以后要命令他们干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还会与主力会合。后来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长的王首道回忆说，他的一位同志当时说，他们肯定会回到自己的总司令朱德的身边，不会孤零零地死去。他的话反映了人们确曾有过这种担心。九军团在乌江地区与黔军将领犹国才作战，打了几次胜仗。直到四月二十九日他们才奉命南渡北盘江西进。①

毛泽东将他的主力第一和第三军团分开，派他们沿贵阳周围的大道和小路运动，直趋贵阳。一部分部队先是向东佯动，然后转向朝南，再折向西南。而蒋介石误以为红军向东运动是主要威胁，这也许是因为他断定红军将返回它在湖南和江西的老家。红军在贵阳附近又突然改变了行军方向，先是迅速南移，然后朝西向云南方向急进。

蒋介石命令他手下最能干的司令官之一薛岳率部跟踪追击。他沿着红军的北翼几乎跑遍了贵州全境。当蒋介石确信红军不是在威胁贵阳时，他命令滇军也参与了追击。

贵州以雨雾闻名，然而初春过后，天气逐渐好了起来。只要是好天，蒋的飞机便来轰炸，红军往往无处藏身，连过夜的住处也很难找到。一军团某教导营政委陈士榘当时率部队从龙里地区南移，但找不到宿营的地方。差不多过了半夜，才找到一座破房子，里面早已挤满了红军战士，有的睡着了，有的在脱衣服，有的在烧水。这是一个星光灿烂的春夜，微风和煦，万籁惧寂，唯一的声响是报务员“嘀嘀哒哒”的按健声。在一个小棚子里，陈士榘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他们正在制定第二天——一九三五年四月十日的行动计划。他们要陈士榘继续前进，找个像样的地方让战士宿营。部队又走了好几里路才找到一些茅棚。陈士榘将部队安排在棚子里，战士们分享了两块从地主那里没收来的肥猪肉，在火上烤着吃。吃完后，一躺下就睡着了。这时已经是凌晨一点多钟，而他们从头天早晨六点钟起就一直在赶路。

早晨，全营官兵狼吞虎咽吃完了剩下的猪肉，便向大约十英里以外的定番（现为惠水）开去。定番位于贵阳以南二十英里。那天早晨春光明媚。部队沿河行进。吱吱作响的古老水车声与战士们的歌声交织在一起。辽阔的田野上长满了绿油油的麦子，来自河对岸的微风轻拂着微颤的柳叶。陈士榘感到心旷神怡。他几乎不能相信此时此刻人们正在几里之外的地方进行着殊死的战斗和厮杀。

教导营在温暖的阳光下前进，把苦和累全抛在脑后。他们接近定番时赶走了当地的民团，在定番休息了一天，而其他部队却超过了他们朝西南方向前进了。②

国民党的报纸大肆宣传红军仓皇逃窜，溃不成军。薛岳、龙云一类的国民党将领报告说，共产党损失惨重，每天死伤在一千人以上。红军当时的兵力可能只剩下两万多人，如果每天损失一千，五月一日以前就该被消灭光了。可是红军并没有被消灭。③

从国民党报纸的报道来看，蒋介石或他的司令部对遵义会议和毛泽东重掌领导权这样的大事一无所知。实际上，材料还说明国民党根本不知道在此之前毛泽东曾经失势。对朱德也是一样。蒋介石自始至终一直认为自己是在和朱毛的红军作战。不知朱毛的关系。共产党人对内部政治争吵是严守秘密的，有的至今仍秘而不宣。

英国路透社记者托马斯·周在一九三五年四月九日的一条电讯中报道说，朱德在进攻贵阳时在猪头山战斗中丧生了；还说朱德的战友抬着他裹着红绸的遗体继续前进。该电讯又宣称，红军只剩下一万人。当美籍传记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几年后向朱德问及这篇报道时，朱德大笑起来。他说，尽管国民党常常报道说他死了，可是在长征途中连受伤都没有他的份。近五十年之后，朱德的遗孀康克清证实了她丈夫的话。她说：“他在整个戎马生涯中从未受过伤。我也一样。”④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朱德从一家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他住在玉溪的第二个妻子陈玉贞和住在花溪的儿子的家被抄，他的妻子，被抓走，逃跑了的儿子受到“通缉”。此后两人便都杳无音讯了。⑤

据国民党的报纸报道，贵州军阀王家烈在贵阳以北又和共产党打上了。王家烈宣称红军试图向北突围，要与贺龙和肖克会合，他将进行十次激战把他们全部歼灭。没有证据表明这是真的。相反，老红军们都说，甚至有些国民党报纸也这样报道，王家烈张皇失措，因为乡村和城镇的人民都成群结队起来反对他，而去欢迎红军。王家烈的部队是不战而溃。后来当了国防部长的张爱萍也说王家烈对红军的到来“怕得要命”。⑥

形势十分混乱。红军和国民党部队在贵阳西、南、东三个方向相互交错。然而在动乱之中，红军仍招募了数千新兵，补充由于战斗和疲劳造成的减员。

有一件事本来可以归功于王家烈。四月十九日，他报告说红军正在向云南方向前进。这是国民党方面提出的第一份确切的战报，他反映的情况是正确的，但这已经救不了他了。贵州的危局一结束，蒋介石就把王家烈调往军校，另外安插了一个听话的新军阀。

北盘江流经贵州的西南角，自西北向南，流入滔滔的西江，在广州周围的三角洲上通过众多的出海口流入南海。有人把北盘江称为“小黄河”，这是相当夸张的。

毛的战术使国民党将领们晕头转向。但是他的行动指南却是最质朴的现实主义。红军根本不可能渡过长江，因为防守太森严了，各条通道都有国民党重兵把守。蒋介石可以迅速地沿长江宽阔的两岸把部队由一地调往另一地。

对毛泽东来说，北上的唯一可能就是渡过金沙江。但如何渡江，他的选择余地也十分有限。金沙江发源于喜马拉雅山，波涛汹涌，渡口很少。除非他能够在滇川两省交界的金沙江大转弯处夺取一处渡口抢渡，否则就会被迫西进，走上通往西藏的危险道路。西藏到处是无法翻越的大山，缺乏粮食，居民稀少而又深怀敌意，根本不可能招募新兵，以弥补兵员的损失。

毛不得不冒极大的风险。他能否渡过金沙江取决于两个条件：迷惑敌人，再次让蒋介石摸不透他的意图；加速行动，争取顺利渡江的时间。

曾任一军团主力二师师长的二十岁的青年农民肖华写过一组关于长征的史诗。他在一九八四年回忆说，毛泽东和周恩来总理都很喜欢这组诗。（一九七六年一月，周因患癌症而即将去世时，曾要求播放肖华所作的这首谱了曲的长征组歌，但根据“四人帮”的命令，这个要求被拒绝了。）周恩来特别赞赏其中一首，这首诗说，毛主席在贵州战役中“用兵真如神”，在国民党将领看来，往往也是如此。但李德不这样看。当时，李德已经离开林彪和一军团，重返中央纵队。他不同意说毛有什么计划或战略指导，坚持认为长征“越来越像一次撤退，并且最终成为彻头彻尾的逃跑”。当时，部队疲惫不堪，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他谈到有次夜行军，他走着走着便睡着了，直到跌进一条冰冷的小溪，从头到脚都湿透了才醒过来。⑦

从某种意义上说，渡过北盘江是后来抢渡金沙江的一次排练。

先派了几支突击队去夺取渡口，其中有政委杨成武率领的四团。一九三三年，当福建青年农民杨成武加入该团时，这个团就已经很出名了。它是由参加过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义的人和另外一些与毛泽东一道在井冈山上打过仗的人组建的。杨成武在所有激烈的战斗中——在反“围剿”，抢渡于都河，突破四道封锁线，湘江以及贵州大战和后来的所有战斗中，始终和这支部队在一起。他说，在整个长征途中他一直与这个团在一起，这对他写回忆录很有帮助。杨成武在长征中两次负伤，但离队的时间都不长。⑧

四团对北盘江的进攻是从奇袭紫云这个集镇开始的。全团行军一百里，于凌晨四时抵达紫云，迅速赶跑了张皇失措的守敌。四团得到了意外的缴获。当地的裁缝说，他们为国民党缝制了二百套军装。可那些国民党士兵还未来得及将衣服取走就逃跑了。四团付钱买下了这些军装，后来发现利用这些军装很能戏弄当地国民党部队。紫云的群众挂起了红旗欢迎红军，大开店门，晚上还向四团赠送了两千块银元。

四团途经一片彝族居住的地区。那时彝族人极端仇恨汉人，可是四团却成功地说服这些彝族人让他们通过。红军向他们担保毫无恶意，绝不停留。彝族人竟然给红军拿来了食物，这几乎是前所未有的。四团到达了北盘江，在河边发现了大片的竹林，又砍了一些树，悄悄地搭起一座浮桥，于暮色中开始渡江。⑨

十一团担任了彭德怀和杨尚昆政委率领的三军团的先头部队。团长张爱萍奉命夺取并确保北盘江一处渡口。需行军五六十英里才能到达北盘江。出发时气候反常，大雾弥漫，寒气逼人，但行军却很顺利，因为地方军都愿意与红军谈判，以便在红军通过他们的地盘时平安无事。当地的民团头头同样也允许红军自由通过，并且赠送了大米和猪肉。因此，十一团一路顺风地抵达了江边，发现可以涉水过河，于是一营便沿江下行十五英里赶到白岑，在这里，为军团指挥部和五军团等重要单位抢占了一个大渡口。他们对当地守军说：“我们只想过河，别无他求。”当地守军同意不予干涉，还给了他们一些渡河的船只。⑩

毛泽东在白岑渡河时说了些什么，没有文字记载，不过他的胸中一定涌起了对祖国往事的回顾，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历史感吧。这时，他身在白岑，与诸葛亮安息的地方孔明冈相距不过一二英里。诸葛亮是三国时期一位传奇式的战略家和受人爱戴的大英雄。他生于公元一八一年，卒于二三四年。《三国演义》一书使他英名永垂。这本书是毛少年时代的“圣经”，也是他进行长征的“兵书”。穿插迂回，避实就虚，安排巧妙的贵州战役和南下云南以打开北上之路的战略，完全可能是（也可能就是）从诸葛亮那里学来的。事实上，红军中许多将领都称毛为诸葛亮。在白岑，毛有没有花上一两个小时拜谒他所敬仰的大英雄的安息之地呢？没有文字记载说明他去过，可要使人们相信他没有去过也是不可能的。(11)

国民党的飞机像一群围着红军打转的铁蚊子。红军每天都有伤亡。第三军团还未跨过省界进入云南，一群国民党的飞机就飞了过来。军团司令部设在沾益县白水镇外约五英里处一片平坦的开阔地上。唯一可以隐蔽的地方就是一小片树丛。军团政委杨尚昆和翻译伍修权正策马前进。伍骑的是一匹大白马，其余人骑的都是棕色或黑色的马。在红土地的衬托下，白马显得十分突出。轰炸机群发现了它，扔下一串炸弹，杨尚昆的小腿被弹片炸伤。他每次见到伍，总要抱怨那匹马。虽然那匹马在那次轰炸中被炸死了，但还不够解气。伍安然无恙，杨却不得不坐了好几天担架。然而那条路太糟糕了，快到金沙江时，他不得不下担架走了好长一段。三块弹片有一块直到一九八五年还在他腿里。(12)

一支红军部队距离主要渡口以北的云南边界越来越近了，傍晚抵达云贵边界上的盘县羊场。贺子珍在赤水河渡口附近生完孩子后，又回到休养连。此刻队里的伤病员分散在绿色的山坡上，正在阳光下休息。许多伤病员都无法立即离开担架。

“快！”贺子珍喊道，“快把伤员隐蔽起来。”

大家还没有来得及行动，一架飞机就俯冲下来，投下了一串小炸弹，并用机枪向人群扫射。好几个担架员被打死了。贺子珍看见一名受伤的干部正努力从担架上往外爬。他是在娄山关受伤的团政委钟赤兵。当那架飞机返回来再次攻击时，贺子珍扑倒在他身上，一枚炸弹的弹片使她十七处负伤，包括头部的一处重伤，她倒在血泊之中。她一连昏迷了好几天。醒来后，她告诉护士不要让毛知道她负了伤。她说：“他很忙，我不想让他操心。”她要求医生把她留在一个农民的茅棚里养伤。医生坚持不同意，而是用担架抬着她上路，有时走到难行之处就背着她走。(13)

从此，贺子珍就和悲剧结下了不解之缘。她到了延安，体质虚弱。她在那儿生了个女儿，取名李敏，昵称娇娇。她因为毛与一个来自上海、名叫吴丽丽的漂亮女演员眉来眼去而与毛吵了架。吴丽丽的中文名字是吴匡柳。她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曾担任史沫特莱和海伦·斯诺的翻译。她是在她与史沫特莱和海伦·斯诺合住的窑洞里认识毛的，因毛有时上那儿去。毛喜欢喝咖啡，用饼干蘸着咖啡吃，爱玩单人纸牌或在她们采访时听史沫特莱的手提式留声机。吴丽丽在延安剧团上演的剧目中担任过角色，包括高尔基的《母亲》。贺子珍曾责怪史沫特莱怂恿她的丈夫与别人调情。据斯诺夫人说，有一次她还威胁说要杀史沫特莱。史沫特莱当了真，与斯诺夫人易床而眠。后来，这场丑闻使吴丽丽被调离延安，史沫特莱也提前离去。(14)

一九三七年，贺子珍离开延安前往西安，想从那里去上海治病，可是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上海。她得到了毛的同意后去了莫斯科，在那里她生下了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一个男孩。据刘英回忆，当时，贺心情很愉快。在去莫斯科的火车上一路都很高兴。刘英是随行者之一。同行的还有毛以前在长沙的老师、年长的徐特立，党内历史学家、失去了双腿的徐梦秋．以及在长征途中被贺子珍救过命的指挥员钟赤兵和独臂将军蔡树藩。(15)

毛泽东是同意此行的。他觉得贺子珍怀孕生孩子占去的时间太多，从来没有真正的学习机会。她在莫斯科也许既能得到治疗，又能学习。但事与愿违。她的小男孩在托儿所得肺炎死了，那里没有青霉素。从此她精神深受刺激，在莫斯科长期待了下来。毛把他们的女儿娇娇送去陪她。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她与毛通过娇娇通了几封信。她给他送了些礼物——他喜欢吃的新鲜雪里红，一只冬笋和几个瓜。毛给她送了些中国水果。

直到一九四八年贺子珍才回到中国。这时毛早已与她离婚（得到了党的批准），并和江青结了婚。江对贺十分冷漠。西方的一些猜测是不对的，江青到延安与贺子珍去莫斯科这两者之间没有联系。用小刘英的话来说，“毛身边无人，江青就是钻了这个空子。”

贺子珍想回北京，可是江青设法让她最近只能到天津。一九五零年，贺子珍和毛在上海见了一面，后来在庐山又见了一次。她的身体在一段时间里还不错，但恢复得不很稳定，有时会产生幻觉和偏执的恐惧感。在上海的时候，她住在一所普通公寓的一个小间里。老司令员陈毅当时是上海市市长，听说她在那儿，便出面帮她的忙。一九六零年陈离开上海时，将她迁入了他原先居住的二层小楼，但是她的生活依然与世隔绝。江青的阴影时刻笼罩着她。江青甚至一度使娇娇疏远了自己的母亲。老战友照例是不允许去看望她的。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后，贺子珍要求去北京。但直到江青“四人帮”一伙被捕以后，她才获准透过毛的玻璃棺瞻仰了遗容。（北京有未经证实的谣传说贺子珍曾在调查江青时作过证）一些与贺子珍一起经历了长征的妇女到她住的军队医院来看望她。她坐在轮椅上接待了她们，热泪盈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一九七九年六月，她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她的名字第一次在报上出现。

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九日，贺子珍在上海去世。公布死因为中风。实际上，多少年来，她一直处于半瘫痪状态。当然，早在长征时她就负伤了，现在去世，就如同一九三五年那颗炸弹在贵州把她当场炸死一样。她的死，使她成为随一方面军完成长征的三十位年轻女性中的第十五名死者。

刘英说：“她是一个朴实的农村姑娘。”在长征中曾照料过她的毛的警卫员吴吉清说：“她是个勇敢刚毅的女同志。”

①王首道：关于九军团活动，见《伟大的远征》第281—286页。

罗炳辉妻子的情节，见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第173页以及1984年3月30日对戴正启医生的采访。

②陈士榘：《伟大的远征》第255—260页。

③杰尔南特在未发表的论文中引用1936年4月南京《中央日报》。

④康克清：1984年11月3日北京采访；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316页。

⑤史沫特莱：前书第314页。

⑥张爱萍：《伟大的远征》第255—268页。

⑦李德：《共产国际代表》第112—114页。

⑧杨成武：1984年3月15日北京采访。

⑨邓华：《伟大的远征》第271—280页。

⑩张爱萍：前书第271—275页。

(11)廉臣（陈云）：《伟大的远征》第69页；张爱萍：前书第274页。

(12)据国民党报纸报道，杨尚昆约于1935年4月27日受伤。天津《大公报》错误地报道了一军团政治委员杨乃昆（原文如此——译注）在白水遭毙。该报道比较准确地报道了一次红军伤亡消息，颇不寻常。（杰尔南特第八章，第25页；杨尚昆：1984年10月26日采访；张爱萍：前书第287页）。

(13)李红：《贵州青年》1980年第2期；《红旗飘飘》24卷：“对贺子珍一张照片的联想”，《革命文物》1980年第2期。顾玉平是邓颖超的公务员，他错误地把这次轰炸地点写成扎西附近，看来他把轰炸地点与贺子珍生孩子的地点弄混了。

(14)海伦·斯诺：私人通信。

(15)钟赤兵尽管受伤还是完成了长征。他坚持要乘担架走，听说人手不够后，他要了一匹马，不顾伤势骑马上了路（杨尚昆：1984年10月26日北京采访）。蔡树藩开始长征时是九军团政委。1935年8月1日九军团改编为三十二军，蔡树藩改任军委纵队政治部主任；红军到达陕北后，他担任三十军政委（阎景堂：1984年10月24日北京采访）。

第十七章——金沙江畔

云南府，现名昆明，是个宁静的城市。

在这座省城小小的法国区内，离火车站不远的一条偏僻的小巷里有一座小楼，那是法国体育俱乐部的所在地。楼前有两个水泥地网球场，来打球的人可以坐在舒适的走廊里，喝一杯佩诺德酒或加苏打的威士忌，等着轮到自己上场。

法国体育俱乐部是当地外国人活动的中心。里面没有酒吧，但是有一位中国服务员，他认识每一个人，不用吩咐、就会端来黑醋粟酒或调好的杜松子酒。这里没有烈性威士忌，只有苏格兰威士忌。可以要葡萄酒，但要葡萄酒的人不多。

外国人一般下午到法国体育俱乐部来，打网球，玩桥牌，打麻将，同时喝点酒，交换一下当天的马路新闻。他们当中的常客你一扳指头就能算出来：法国总领事和他的两位副领事，英国和美国领事以及他们的助手，中国海关署的美国署长，负责邮政的法国人和负责食盐专利的法国人。一九三五年新来了一位日本领事，但他既不懂法文，也不懂英文，所以很少露面。

在这个偏僻的中国西南角还住着一些其他外国人。其中有基督教男青年会的罗杰·阿诺德；脾气古怪的美国博物学家约瑟夫·洛克博士；几个法国商人；四个希腊旅馆老板；几个美国传教士，其中多数人属于规模较小的教会。有一个传教士家庭有十二口人，不得不依靠乞讨为生。①

三十年代初，昆明有十万人口。整个城市带有淡淡的法国色彩。在一九零零至一九一零年期间修成的窄轨铁路把昆明同北越的河内（当时称东京）和海防连接了起来。市中心有几条林荫道，两旁种着法国梧桐树（中国人至今仍然把它们叫做法国梧桐）。火车站周围是法国“区”，有几家希腊人经营的小旅馆，还有几个从河内或西贡来的法国商人或法国——希腊商人开的铺子。当时云南被称为法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

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九日晚，年轻的英国副领事赛伊·卡尼正同年轻的美国同行约翰·谢伟思及其夫人卡罗琳共进晚餐。两周来，他们不断听到有关共产党的传闻。红军在邻省贵州十分活跃。从贵阳来的旅客带来了打仗的消息。这几天，外国传教士也因害怕“赤匪”迫近，纷纷离开贵州，逃来昆明。

传说要外国人撤出昆明。卡罗琳·谢伟思已经把贵重物件装入一个箱子，其中有从蒙哥马利，沃德商场买来的婴儿衣服（她的第一个孩子将在七月份出生），结婚时买的银器和谢伟思的金表。因为近来谣传减少了一点，所以她装箱还没有完毕。但是四月二十九日那天晚上，卡尼副领事去谢伟思家时一路上颇费周折，所有的人力车都被当地军队征用去运输沙袋和弹药。一路上巡逻的士兵多次拦住他，要他别在街上行走。士兵在主要街道和南郊高级住宅区的一个外国人称之为匹克迪利广场的地方用沙袋等筑起街垒。卡尼决定在谢伟思家过夜，免得回家还要穿过这些路障。

深夜二时，有人砰砰地敲谢伟思家院子的门。美国领事阿瑟·林沃尔特派人送来一张便条，报警说城东八英里一个叫大板桥的地方发现三千名共军，后面不远还有七千名共军。法国人准备了一列专车，准备把外国妇女和儿童疏散到东京（河内）。火车定于早晨七时四十四分离开车站。

于是，谢伟思和卡尼天没亮就在昆明市里奔走，把消息告诉那些传教士和其他为数不多的外国人。一清早，卡罗琳·谢伟思带着她的那只箱子（从此她再也见不到谢伟思那块金表了）和装在藤篮里的两只暹罗猫上了火车。她决心设法把这两只猫送到上海她婆婆那儿去。火车上挤满了人。同车的还有一位孕妇。昆明市所有的外国妇女和儿童都上了车。洛克博士也在车上，他考虑到由于他身体虚弱，他的书籍和文物又是无价之宝，所以决定这次拿着所能带走的东西一起离开昆明。火车在滂沱大雨中扑哧扑哧地向北越的东京开去。②

昆明对“赤匪”的恐惧不亚于贵阳，所不同的是昆明的防卫能力更为虚弱。市内只有五百名当地的民团。如果共产党想拿下昆明，他们完全可以不战而胜。

但是共产党并不想占领昆明。他们只想使蒋介石和云南军阀龙云调回更多的军队保卫昆明，如同蒋介石以前抽调滇军去保卫贵阳那样、毛泽东对蒋介石故伎重演，而蒋介石则像巴甫洛夫训练出来习惯于条件反射的狗一样，毛泽东要他怎么样，他就怎么样。蒋介石果然从金沙江附近撤回三个团到昆明，一下子使金沙江变成了几乎是不设防的地带。③

许多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文章里都说蒋介石本人匆匆跑到昆明去了，事实并非如此。他留在贵阳，召集了一次高级军官特别会议，然后才离开贵阳。与许多人的报道相反，蒋介石和他的夫人宋美龄并没有在昆明吓得半死，也没有沿着法国铁路仓皇逃往河内。蒋介石离开贵阳后，去的是成都。④

毛为渡过金沙江向北突围，极为小心地做了一切准备。红军大体分三路从贵州向云南挺进，部分原因是蒋介石手下最得力的一员大将薛岳率领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国民党部队在黔西摆下了阻截的阵势。

红军主力，即中央直属队，第一、三、五军团，穿过从南面的南盘江到北面的盘县附近共一百二十英里宽的地带进入云南。

进入云南后，毛运筹帷幄，巧妙地调动部队迷惑国民党，尤其是云南军阀龙云。龙云在昆明胆战心惊地注视着红军的行动。他已经把精锐部队派到贵州去了，无法迅速调回保卫昆明。他急不可待地召来了民团，尽管这些民团根本不是身经百战的红军的对手。

毛把第一、三军团调入云南．从东面直逼昆明，然后又让他们迅速向北穿插。当红军总部向昆明以东六十英里的马龙前进时，空中出现了一中队国民党飞机。这些飞机没有扔炸弹，在东边消失了。红军指挥官开始感到困惑不解，后来才明白，原来国民党没有料到红军正深入云南腹地。不久，周恩来及其警卫看到从昆明方向开来三辆卡车，扬起一片尘土。他们一直开到红军队伍面前。直到周恩来命令部队把他们包围起来，他们才惊慌失措，停了下来。车队是云南军阀龙云派往国民党将军薛岳驻地去的。应薛岳的要求，车队给他送去云南地形图。龙云本来想派飞机送，但是驾驶员正好病了，于是他改用卡车送。车里还装了食品——云腿，同美国的史密斯费尔德火腿差不多，被视为中国最好的火腿，此外还有医药用品，都是给薛将军的礼物。现在成了红军的战利品。

毛充分利用了这些地形图，制订了抢渡金沙江的详细计划。正如他的同事所指出的那样，这与毛所爱读的《三国演义》一书的某些战争情节十分相似。英雄人物刘备就是在云南王张松献给他的地图的帮助下才征服云南的。⑤（原文如此——译注）

扼守乌江北岸的第九军团接到新的命令：开到云南的咽喉要道附近坚守阵地，不让国民党军队接近金沙江渡口。同进入云南的大多数红军部队一样，第九军团遇到的困难少得惊人，因为当地人民对他们很热情。九军团先后攻占了好几个县城，先是宣威，然后是昆明以北一百零五英里左右的东川（当年称会泽）。东川离金沙江二十英里。这里的民团同别处的民团一样不愿同红军打仗，但是县长杨茂章坚持要保卫县城。居民纷纷起来反对，他们欢迎红军。他们把杨县长和当地的一个“恶霸”拉到有一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宣布判处他们死刑，就地枪决。红军把云腿、小麦、大米分给贫苦群众。红军从地主手中缴获了六万银元，还吸收了几百人入伍。⑥第九军团缴获的银元太多，只能蹒跚前进，用很多骡子来驮银元。在同第一军团重新会合后，他们同一军团分享了这笔财富，用来买煤油、电筒、电池、棉布和新的武器。云南省博物馆的徐继涛对我说：“红军这下可发大财了。”⑦

一、三军团的主力向北挺进，而五军团同往常一样担任后卫。毛派了精锐的干部团赶在前面抢占了金沙江往南拐入云南的第一个渡口。

关键任务落到林彪的肩上，他是红军中年轻的雄鹰。在一九三五年那明媚的春天里，云南的田野万紫千红，到处是雪白、桃红和淡紫的罂粟花，在阳光下迎风摇曳。在红军这道星河中，没有比林彪更为灿烂的明星了。

毛交给他的任务是对他的能力的最大考验。这一任务是使龙云、薛岳、蒋介石相信红军的目标是攻克昆明。林彪必须率领部队尽量逼近昆明，仿佛真的要拿下昆明。调给林彪的是整整一个师的第一流部队共六个团，据估计近一万人。⑧

林彪从贵州的兴义进入云南，稍稍南进后，即从东南方向插向昆明，四月二十九日到达昆明以东八英里处的大板桥。在早晨明亮的阳光下，林彪部队的侦察兵从山上可以看到昆明。昆明城内一片惊慌，外国人的女眷仓促逃往北越的东京。林彪在大板桥一带停住脚，以使昆明更加惊恐，同时也让急行军后的部队稍事休息。与此同时，毛的精锐部队干部团已于同一天到达金沙江边，他们派一个特遣组到江对岸寻找适合的登陆点。就在四月二十九日那一天，毛完成了渡江计划的部署。第一军团在最南的渡口龙街渡江；第三军团在东北方下游三十至四十英里处的洪门渡江；然后干部团在皎平渡渡江，他们已在渡口附近进行侦察。⑨五月三日，干部团拿下了皎平渡。同一天，林彪收到毛发来的一封电报，命令他立即停止对昆明的佯攻，尽快回师金沙江。并说，如果五月七日前还到达不了，最高指挥部便无法保证仍能守住渡口。⑩

林彪的部队按照命令，以空前的速度行军，同时仍装着要进攻昆明。他们先绕到城北，然后向西，占领了昆明西北二十英里的富民。昆明城内的惊慌情绪依然有增无减。龙云不断调部队增援昆明。国民党嫡系部队也向南直奔昆明，而不是向西朝金沙江前进。(11)

当时没有公路，没有今天这种两旁种着桉树（最初是英国人从澳大利亚引进的）的柏油路。山坡上的桉树还没有成林。当战士们翻山进入云贵高原时，看到漫山遍野全是异常红艳的罂粟花，如今这里到了春季则是小麦一片金黄。做鸦片用的罂粟是云南的财源，红军没收了大量鸦片。在农村，鸦片同粮食一样重要。红军把鸦片当钱花，用它换给养，或者干脆分给农民，心想反正这也是农民流血流汗种出来的。解放初期，人民共和国继续遇到了这个可怕的鸦片问题。于是禁止种罂粟，还尽一切努力医治吸鸦片者。虽然进行了说服、教育、治疗和惩罚，但还是不能在一夜之间解决这个问题。国民党残部造成的土匪问题也不能一下子解决，他们躲在深山里，靠做鸦片生意为生，一直呆到五十年代初。(12)

林彪把追兵远远地甩在后面，向北前进，五月三日晚到达元谋，金沙江已近在咫尺。他的部队从大板桥出发后四十八小时内走了一百英里。林彪的部队行军速度极快，不少战士跟不上大部队的行动，结果落在后头，其中许多人被国民党抓获就地枪毙。(13)

金沙江附近一带道路十分崎岖。甚至到现在离金沙江大转弯处二十英里之内还没有一条南来的道路。如果长征老干部或历史学家想重访这一昔日的战场的话，他们也只能步行或骑骡子。

第二天，林彪继续前进，抵达指定渡江地点龙街。他在那里遇到了困难：没有船，江面很宽，水流湍急。他用竹筏搭了一座浮桥，很快就被江水冲走。五月六日，毛命令林彪率部队到皎平渡，这样他就要沿江翻山越岭行军五十至六十英里，而五月七日渡江的最后期限并没有改变。(14)

皎平渡自古以来就是有名的渡口，满载食盐、白银、皮革或粮食的车队，从四川进入滇北都要从皎平渡过江；由于进出西藏的孔道就在附近，从西藏运出来的草药、藏药、金银丝细工饰品也从这里摆渡。从云南运出来的则是鸦片、黄金（产自金沙江沿岸的金砂矿，金沙江自古以来就因出产沙金和块金而闻名）、贵重的金银丝绣品以及其他特产。

金沙江北岸（或西岸，因为江水在这里大转弯，方向都给弄乱了）有一个骡马大店。四月底或五月初时，约有三十名商贩带着驮马和骡子在这里歇脚。他们的货物已运到江边，等云南那边的车队渡过江来，同他们做买卖。

这家骡马大店是洪门场村张姓四弟兄中的老大开的。他的弟弟张朝满一九八四年时已七十一岁，身体依然健壮，行动矫捷，肌肉发达，只是有点谢顶。他坐在位于四川一侧能够俯视金沙江的一家接待站的阳台上，同我谈起五十年前的经历。他仍然清楚地记得一九三五年春天发生的事：

有一天，几个人找到他，这些人原来是干部团的宣传队员，正在找渡船。其中一个人对他说：“别害怕，我们是红军，是来消灭地主劣绅的，现在想找船准备渡江。十年后我们还要回来把地分给你们。”

张说，红军找不到船，因为船全被藏起来了。他们一再表示需要船只和艄公。张去找他的哥哥，他哥哥也说无法搞到船。宣传队员自己在江边找到一条一半沉在水里的船，他们从商贩那里买了布，想堵住船上的洞，与此同时又发现江对岸有几条船。他们拼拼凑凑，最后总算一共搞到了五条船，两条在四川一侧，三条在云南一侧。艄公尹梦之很有本事，同意送九个红军战士到对岸搞偷袭。他们带着盒子枪和电筒，用灯光吓跑了当地的驻军。

他们接着又来回渡了几次，把一些红军战士送到对岸去偷袭当地一个税务所。他们“砰砰”地敲税务所的门，让艄公用四川话叫门，说是他们要来缴税，“不开门我们就不付税了。”转瞬之间就有人开了门，红军一下冲了进去。屋里正有几个人在打麻将，抽鸦片，这些人很快交了枪。红军战士把搜到的五千银元的税金带走充入“抗日储备基金”。他们抓了大约六十人，其中一半是国民党当地部队的士兵。第二天，他们又发现两条船。先后一共找到了七条船和三十六位艄公。

刚搜查完税务所，红军部队就开始渡江，一共渡了七天七夜。艄公每天领一块银元的工钱和一块银元的奖金。如果愿意要鸦片，一天可以领五两。大一点的船一次可运六十人，而最小的船只能运二十人。渡一次要三分钟时间。每条船都编了号，还指派了船长。

渡口两岸都是峭壁，云南一侧到渡口的路又长又窄，要在峭壁上爬行二三英里，才能走到很窄的沙滩上。离金沙江边五十英尺处有一块十英尺高的圆石（现在还在那里）。总参谋长刘伯承在这块大圆石上站了七昼夜，指挥渡江。他的助手叶剑英担任渡江指挥部政委。(15)

敌人的侦察机两次飞过，但是江面太窄，无法轰炸。马匹不敢上船，只好让驭手牵着，随船游过江。夜间燃起大堆大堆的篝火，使渡江能昼夜不停地进行。他们为妇女和伤员安排了专门的渡船。整个行动没有损失一个人。渡江自始至终顺利地进行。

五月四日黎明前，毛泽东、周恩来和司令部其他人员摸黑渡过了江。那天他们骑马走了整整六十英里。四川一侧的金沙江岸没有云南那样的金色沙滩。船到了对岸缓缓地靠近石滩，狭窄的石滩很陡，坡高约有二十英尺。有一条羊肠小道从江岸通向另一处更高的石坡。几乎找不到驻扎部队和存放给养的地方。坡面上有几代船工打出来的十一个砂石洞。总部就设在这些洞里。毛、周各占了一个石洞，其他指挥员、电台报务员、警卫人员以及中央机关其他人员也都分住在砂石洞里。

在这里，毛婉转地批评了警卫员陈昌奉，因为他没有抓紧去找一块能当桌子用的木板。警卫员为毛在地上铺了一块油布，上面再铺上一条毯子，这便是毛的床了。砂石墙上钉不进钉子，所以警卫员无法把毛的地图挂到墙上。

一九八四年时这些砂石洞还在，五十年来没有多少变化。洞很小，里面黑暗、阴森，洞外是条从峭壁上开出来的小路。住在洞里可以躲避空袭，但是我想司令部人员会觉得在峭壁顶上搭个帐篷住进去更舒服一些。现在那里盖了一座招待所。(16)

天气十分闷热，干部团向北急行军到金沙江的途中吃尽了炎热天气的苦头。我曾在天气炎热的五月去过那里，深知在那种气候下翻山越岭走山路的滋味。红军的行军速度之快令人难以置信。国民党的报纸对此进行了报道，但总是比红军的实际行踪晚五至七天。例如，五月五日天津的《大公报》还在说，红军的目标“看来是四川”。此刻，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已有六天时间，再过三天，整个行动计划就完成了。

第三军团在皎平渡下游的洪门（现名新村）渡口遇到了困难。他们在江上搭了一座浮桥，派了先头部队十三团过江，但是江水冲走了浮桥。周恩来命令他们转移到龙街第一军团那里的渡口去，可是很快就取消了这一决定，因为第一军团发现那边也没法过江。

于是，第一、三军团的主力都转到皎平渡过江。五月七日，第三军团渡江完毕；五月八日，第一军团渡江完毕。后卫部队第五军团约有三至五千人，整整一个星期，他们在皎平渡以南的禄劝县阻击着吴奇伟率领的一个近一万人的国民党师。直至五月八日和九日才渡江。(17)

第九军团仍在为主力部队阻击敌人，到五月六日才抵达位于皎平渡以北下游三十五英里左右的树节渡，并于五月九日渡过金沙江，不久，在西昌以北的沪沽同主力部队会合。

五月三日，干部团渡江后几小时内就把从皎平渡上岸的道路打通了。他们只睡了两三个小时就奉命出发，攀登离上岸处不远的山坡，坡高足有三百英尺，有一条曲折的小路直达坡顶。坡上是一块长长的冲积平原，有好几个橄榄球场那样宽，地上到处是玄武岩和花岗岩，有的有一人高，有的只有篮球或垒球那么大。左边是险峻的石山，右边是通向皎平渡的悬崖。许多人都记得这么一句民谚：“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悬崖边的小路窄到两个人都难以并肩前进。

就是壮实小伙子也很难在这种山路上连续行军。红军在烈日下艰难地走了四英里，爬上一条陡峭的山路来到另一片高地。这里一半是石头，一半长着青草，抬头往西望去，怪石嶙峋的“狮子山”就在眼前，“狮子头”拔地而起，高一千英尺，俯视整个高地。山岩上，国民党军队早就筑好了阵地，以逸待劳，正等着向干部团开火。干部团的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昨天一天走了六十英里，接着又渡江和在冲积平原的卵石地上行军，已经累得半死。险峻的“狮子山”看来真是“一人当关，万夫莫开”的雄关。

红军战士开始冲锋，敌人从山顶上滚下来的沉重的石块向战士们飞来，有的战士腿被砸断，有的战士头被打中，失去知觉。国民党的机关炮打到岩石上，火花四射，碎石飞溅。

红军隐蔽在大石块后面一点一点地向前进攻，有些人利用地形，躲进沟垒掩护自己。然后一步一步地逼近敌人。突然，冲锋号吹响了，他们高声喊着“杀！杀！杀！”，向敌人冲去。国民党的一营人是地方部队，他们慌忙撤离山头，向通安逃窜。

先头部队继续追击。山路越来越陡，一边是峭壁，一边是七百英尺高的悬崖。山路迂回曲折，盘旋上升。他们爬呀，爬呀，爬得肌肉酸痛，两腿发软。烈日当空，照得左侧的山岩如火炙人。战士们汗都流干了，一些人脱水了。尽管如此，他们又咬牙前进了七至八英里，接着是一段弯弯曲曲的下山路，路陡得好比瀑布，飞流直下。山谷中的小镇就是通安。守敌业已逃走，红军先头部队在镇上等候，但是既见不到后续部队，又见不到增援部队，他们只好拖着疲乏的身子返回狮子山，筑起一道防线待命。(18)对这些年轻的红军战士来说．这只不过是戎马生活中的又一天，而对五十年后步行追索他们足迹的人来说，这简直是奇迹。

毛泽东在皎平渡等到五月八日第一军团全部渡过了江，然后他同中央总部纵队一起翻山越岭到了通安。前方，红军已经在进攻这个地区的中心会理县城了。

总参谋长刘伯承站在大圆石上，一直坚持到最后。他指挥部队架起机关枪，保护后卫部队不受迅速赶来的敌人的最后袭击。同时，他们把大船全都带到红军这边的江岸，然后，割断绳索让船随波而下，很快就在湍急的江水中碰上岩石撞得粉碎，被金沙江的激流冲走了。坚持摆渡到底的艄公每人得到三十块银元。红军没有赔偿船主的损失。只有一条船是艄公自己的，他获得了八十块银元的赔偿。

红军一走，许多艄公就被国民党抓了起来，惨遭迫害。张家老大被捕，挨了毒打，还罚款二百八十元。包括张朝满在内的其他三兄弟都跑了，没有被国民党抓住。(19)

红军全部安全渡江并将所有船只破坏之后，刘伯承骑上马，迅速登上山路，准备迎接下一个战斗。(20)

红军过了金沙江，等于在追兵面前关上了大门。虽然毛泽东尚未完全摆脱蒋介石的追赶，但他已到了长江以北。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以来，红军的行动第一次如此成功，第一次赢得了主动。他们辗转作战已有七个月之久，伤亡很大，现在只剩下两万五千人，但是他们坚持了下来。毛的战略成功了，横渡金沙江将成为红军历史上史诗般的壮举。

还有一个因素不应该忽略；红军在云南各地均得到群众的支持，地方部队又不肯卖力作战，地方官吏对红军常抱同情态度。在矛盾面前，军阀龙云在走钢丝。他没有帮助红军，但也没有让滇军同红军作战时过分消耗。在他看来，贵州王家烈的遭遇是前车之鉴。王家烈被红军打得一败涂地，损失惨重，威信扫地。蒋介石曾向他提出，他可以在黔军司令和贵州省省长两个职务中选一个，但不能兼任。王家烈选择当司令。蒋介石接着便唆使王的部下要求增加军饷。事情闹得不可收拾，蒋介石趁机解除了他的职务，调他去军事学院，另外委任了一名傀儡取而代之。龙云不想让这种事落到自己头上。

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七日，龙云收到香港一些有影响人士的代表打来的一封电报。电文说：“我同湘黔人士晤谈后得出印像，他们只希望红军早早离开这一地区，而红军是想借道云南进入四川，因此最好让他们过去，不要动武。”龙云批注，“此文符合西南的利益。”

龙云未以全力对付红军，可能与这封电报有关。(21)

穿越粤、桂两省的边远地区时也有类似情况。中国各个军阀之间的矛盾、他们对蒋介石的疑虑以及保住自己地盘的想法，使共产党在关键的战役中得到了无形的优势。

①小E. J. 卡恩：《中国通》第57页，纽约，1975年。

②约翰·塞维斯（谢伟思）和卡罗琳·塞维斯：1984年12月2日采访；卡罗琳·塞维斯1984年3月通信；赛勒斯·卡内1935年5月1日致佩吉·达罗的信。

③王愿坚：1984年3月5日采访。

④蒋和妻子从昆明仓皇逃遁的事，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一书问世起就不断流传。蒋夫妇的确去过昆明，不过是在战事结束之后。卡罗琳·塞维斯记得很清楚，蒋夫妇是六月中旬到昆明的，恰在她从东京返回后，1935年7月生小孩前。当时鸦片业已收获，地方当局甚感宽慰（因为蒋推行的“新生活”运动反对鸦片（卡罗琳·塞维斯：1984年12月2日采访））。

⑤廉臣（陈云）：《伟大的远征》第75页；魏国禄：《随周恩来副主席长征》第28—30页。

⑥王首道：《伟大的远征》第284—286页。

⑦徐继涛：1984年5月5日云南省博物馆采访。

⑧徐继涛：1984年5月5日采访。

⑨徐继涛：1984年5月5日采访。

⑩会理党史研究室主任王中华：1984年5月7日采访。

(11)徐继涛：1984年5月5日采访。

(12)徐继涛：1984年5月5日采访。

(13)吴兴：1984年4月15日南昌采访。

(14)徐继涛：1984年5月5日；此地以及沿途其他地区的地势描述，来自本人实地观察。

(15)主要细节来自1984年5月8日在皎平渡对仍健在船工张朝满的采访。他所讲的与莫文骅《红军先遣队队员，《伟大的远征》第281—284页）、肖应棠（《星火燎原》第三卷，北京，1982年）等的说法稍有出入。根据某些说法渡江用了七天时间。持这种看法的人认为，干部团渡江的时间是5月3日，而不是当地权威人士认为的5月1日。

(16)本人实地观察。细节来自1984年5月7日在会理对王中华的采访；陈昌奉：《跟随毛主席长征》第45—49页。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李一氓在其回忆录中得出同样结论，该文以“一氓”为笔名刊于《伟大的远征》。文章提到山洞闷热难忍，他不得不移到外面山脊处（第302—322页）。

(17)徐继涛：1984年5月5日采访。

(18)莫文骅：前书第290—299页。李一氓感到，沿着火焰山（神话中美猴王在此烧焦了尾巴）热气逼人的羊肠窄道行进，是长征路上最艰难、最危险的经历之一。本书作者一行也有同感。（一氓：《李一氓》：前书第303—322）。

(19)张朝满：1984年5月8日金沙江采访。

(20)王中华：1984年5月7日采访。

(21)有关龙云的情节是云南博物馆徐继涛提供的。许多1935年在昆明生活过的外国人认为，龙云亟望红军迅速北上入川，他担心蒋介石对他有所图谋。美国行为孤僻的生物学家和探险家约瑟夫·洛克，在他当时日记里写道：“假若我是龙，我将让他们（共产党）经过，让（国民党）见鬼去吧……蒋封锁共产党北去的道路，逼他们南下入滇，但龙无疑会玩弄手腕，让他们从西边溜走……蒋将蒙受挫折，活该。”1949年龙云参加了共产党政权，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S. B. 苏顿：《在中国边境省份：生物学家兼考察家约瑟夫·洛克的坎坷生涯》第246—248页，纽约，1974年）。

第十八章——歃血结盟

古城会理建于十五世纪的明朝，它坐落在皎平渡西北大约三十五英里的地方。毛和红军渡过金沙江后马上挥师攻打会理。红军在渡江还未结束时，就派部队把会理围了起来，但是城市还未落入共产党手中。

毛希望能在这里使红军得以休息几天，并在向北进入彝族聚居的山区之前补充给养。

当时有不少政治问题有待解决。从遵义会议作出决定让毛来领导，已经过去四个月了。而红军还在继续减员，只剩下两万多人了。在彝族地区以及山那边的藏族地区补充兵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此时，毛已把红军安全地带到了长江上游的北岸，他再次挫败了蒋介石，然而前面等待着毛和红军的是过不完的河和爬不完的山。

毛的对手蒋介石又怎样呢？早先，他原以为共产党已被他封锁在江西苏区，但是红军突破了封锁；他以为能在湘江一带歼灭红军，但是红军却打过了江；他以为红军已落入他在黔西设下的圈套，但毛却又从中脱了身；最后，蒋自以为能在毛到达金沙江前抓住他，结果又没有成功。

这场战斗看上去有点像沃尔特·迪斯尼早年拍的一部动画片。影片中，米老鼠一次又一次地躲过了大笨猫的爪子。

用现在的话来说，毛似乎一直是个赢家。他一切如愿以偿。但他的同事并不都这么看，特别是林彪不这么看。自从毛重返领导岗位以来，林彪一直干得很出色。他几乎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就攻克了遵义。他虽未能在黔西北突围打过长江，但这对任何指挥官来说都是不可能做到的。他出击昆明的大胆行动，他回师金沙江时的神奇速度，无不显示出他的才能。

但是林彪内心对毛的指挥十分不满。几个星期前，他曾抱怨说，毛变化无常的运动战术把部队搞得精疲力尽。现在拿出来的一些证据表明；在毛指挥部队迂回前进的过程中，林彪多次对毛的命令感到不快（尽管他总是执行这些命令）。“文革”期间，林彪迫害了不少老红军，他们提供上述情况时可能言过其实，但由于林彪玩弄的阴谋，使他们当中确有不少战友死于非命，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长期坐牢，甚至还受过刑。

毛泽东想把会理变成第二个遵义，让红军在会理喘口气，以便组织政治讨论和进行整编，并补充人员、物资，但是他的希望破灭了。会理几乎是座中世纪的古城，三百年前挖的护城河很宽，两道城墙又高又结实。红军本想出其不意地攻下会理，但未能成功。被国民党第二十四师某部一千人挡住了。国民党兵紧闭城门，守在城墙上，击退了彭德怀的第十、十一和十二团。第一次进攻时，十一团攻进了东城门，十二团攻进了西城门，但都未能攻破第二道城墙。

两道城墙之间的空地上挤满了房子和草棚。城防部队把居民撤走，放火烧着了这些建筑，大火迫使红军撤回第一道城墙。①国民党下令让居民用大锅熬稀粥，然后把滚烫的稀粥浇到竹梯上正在往上爬的红军战士头上。三军团许多战士被严重烫伤，掉下梯子。第二次进攻也于五月十日被击退了。

红军接着采用了过去从未用过的办法。他们在东、西城楼下挖了地道，进行爆破。会理居民对此十分害怕。但红军仍未能突破敌人的防线。②

五月十二日晚，毛泽东在城外的一家铁匠铺里召开了会理会议。

这是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十八人出席了会议。他们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云、博古、王稼祥、刘少奇、杨尚昆、何克全（即在遵义反对毛的凯丰）、刘伯承、林彪、聂荣臻、洛甫、彭德怀、李卓然、董振堂、邓小平和邓发。③

李德说他在会议召开前的最后一刻接到邀请。他没有翻译，全靠博古一边听一边简单作些介绍。据李德说军人没有出席这次会议。④但别人都不记得有李德在场。而那几位军人却能详细介绍他们和其他人在会上的发言。李德的回忆很可能是错的，他经常出错，因为没有当时的笔记，而且是事隔三十年之后凭记忆写的。

会议集中讨论了林彪的意见。这位二十七岁的指挥官起草了一封信交给毛泽东，要求毛把战场指挥权交给三十七岁的彭德怀。彭是三军团的老领导，是个土生土长性格倔强的红军指挥官。他看上去有点像倔强的牛。他为人粗豪，长得膀阔腰圆，这是他自小从事劳动的结果。用彭的亲密战友和同志杨尚昆将军的话说，“彭的脸像雕塑，两眼又黑又亮，充满了力量和不屈不挠的精神。”⑤

中国农民在生活中忍受的所有艰难困苦，彭德怀都经历过。他的祖母七十岁了，还要在过年时拖着一双小脚带彭的三个弟弟一步一扭地在湖南乌石坪沿街乞讨。彭最小的弟弟不久就饿死了。彭只讨过一次饭，后来再也不干了。他宁肯上山光着脚在雪地里砍柴，也不低头向人乞求。他放过牛，每天挣五文钱，后来在煤窑拉过“孔明车”，每天工资三十文。后来这家煤矿亏本倒闭了，欠下彭一年的工钱。

彭的一位伯祖父，参加过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太平天国起义。他在彭的心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他常同彭讲太平军的故事，什么有饭大家吃啦，女人放脚啦，平分田土啦等等。

“这使我产生了打富济贫的思想。”⑥这是彭德怀在“文革”中为那些拷打他并最终把他折磨死的人所写的自传提纲中的一句话。

一九一六年前，彭一直在湖南洞庭湖做堤工，后来加入一支军阀部队，月饷五块半银元。此后，他的军事生涯从未中断过。他毕业于湖南讲武堂，一九二八年参加红军，后来在朝鲜指挥过中国军队抗击美国人。

彭一生中说话坦率，不转弯抹角；彭写文章措词明白有力，篇幅往往很长，言词诚恳而激烈，使人一听就了解他的观点。他的部下常说，“他和革命结了婚”。⑦面对那些折磨他的人，他捶着桌子，厉声斥责他们，响声震动了牢房的墙壁。“我什么都不怕，”他大声吼道，“你们可以枪毙我。你们的末日不远了。”⑧

林彪看上去不像彭德怀那样直率和精力充沛。他比彭年轻十岁，长得十分瘦小。他的脸是椭圆形的，肤色浅黑，显得很清秀。彭经常和部下交谈，而林却同他们保持一段距离。对许多人来说，林似乎生性腼腆和含蓄。找不到说他对部下热情和爱护的故事。他在红军指挥官中的同事都尊敬他，但他一开口就是谈正经事。

长征期间在林彪司令部的警卫连里任排长、一九四八年担任师长的吴兴说：“林会打仗，是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又说：“林对那些同他一起工作的人很好。”吴也承认，林彪这个人不健谈，吴回忆说：“林喜欢单独行动。”⑨

红军到了延安后，每逢星期六，就在枣园院子里举行跳舞晚会。毛泽东和朱德常拥着舞伴跳起华尔兹，他俩不停地带着一个又一个兴奋的年青舞伴转圈，彭德怀也是一样。周恩来舞姿优雅。但是，林彪却从不上场，尽管有许多从上海、北京跑来延安投奔革命队伍的年轻女子劝他跳。他最终还是和一位外来的美人结了婚。⑩

林彪是毛泽东的宠儿。林在著名的广州黄埔军校受训期间，也曾是蒋介石和后来成为苏联元帅的勃留赫尔的宠儿。那是在蒋于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对共产党翻脸之前。林彪的父亲在湖北开厂，因无力纳税而破了产。林彪这个工厂主的儿子竟把自己的命运同共产党连在一起，他投奔周恩来后，参加了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的“南昌起义”。一九三二年林才二十四岁，但已成为第一军团的军团长。召开会理会议时林才二十七岁，他的胆量和善用疑兵超过任何人。不过，据说他只在有十分把握时才出战。

毛手下的高级军事指挥官们，虽然秉性各异，但在长征中他们配合得很好。林彪善于声东击西和隐蔽自己，善于奇袭和伏击，善于从侧翼和敌后发起进攻和使用计谋。而彭德怀总是从正面进攻敌人，他打仗极为勇猛，对手一次又一次被消灭。彭认为打一场战斗，必须使得失相抵，或得大于失。要多缴获枪炮，多抓俘虏，并更多地把战俘转化为红军，这才能算打好了仗。

红军到了会理后，官兵们已是衣衫褴褛，疲惫不堪。大家不断地问：到底要到哪里去？有什么计划？红军中江西人和湖南人很多，现在到了四川的边远山区，他们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很陌生，茫然不知所措。他们不会讲四川话，他们担心再也找不到回江西或湖南老家的路了。

李德是一个不十分可信的见证人，据他说当时问题十分严重，而且由来已久。他认为，遵义会议后不久，人们便开始对毛的领导感到不满。娄山关一仗的胜利起了缓和作用，但不满情绪并没有消失。他声称，洛甫和林彪曾指责毛“在敌人面前逃跑”，是“军事破产”。还说彭德怀和杨尚昆将军也“基本同意”这种指责。没有其他材料可以证明情况有这么严重。看来可以肯定，由于李德与毛不和，他夸大其词了。李声称洛甫曾向他暗示，希望组成一个新的三人领导班子——林彪、彭德怀和刘伯承。李德说博古所害怕的是红军会被挤到西藏或缅甸一带去。

一天，李德意外地发现，毛要找他谈谈。毛承认局势严重，但确信最终会渡过金沙江。如果有必要，他准备带领红军取道西康和青海前往新疆，向苏联请求援助。(11)

毛挽救了红军，然而问题依然存在。他们未能同贺龙和肖克会合，未能建立一个新的苏区。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还在转移中，离开遵义以后，就失去了同他们的通讯联系。下一步怎么办？人们在议论。

使林彪感到不安的正是这些问题。他曾和一些指挥员讨论过这些事，其中包括他的同级第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参加议论的还有参谋长左权、保卫工作的负责人罗瑞卿和高级参谋朱瑞。

林彪建议把战场指挥权交给彭德怀，让毛集中精力与周恩来和王稼祥等军委其他成员一起考虑全面政策和规划。

林抱怨说，毛迫使部队走冤枉路。他把红军的路线比作一张弓，说部队是沿着弓背而不是弓弦行军，走的不是捷径。

林说：“在此情况下，部队的精力已消耗殆尽，毛这样指挥不会成功。”

聂荣臻激烈反对。他说：“我们是在敌人的口袋里。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出其不意地迂回行动，怎么可能突围？”

林建议让彭德怀担任前敌指挥，负责作战。

据聂荣臻回忆，彭断然拒绝了这一意见。(12)彭在监狱里写的材料说，他在会理会议时看了林的信。彭说：“当时也未在意，以为这就是战场指挥呗。”他指出，林指挥的第一军团和他指挥的第三军团常在统一指挥下行动。(13)

由于人员减少，红军再次进行了整编。第一军团从三个师的编制减为两个师，第三军团从三个师减为四个团，第五和第九军团取消了师一级的编制。

毛决定从中央直属队中裁减人员，把所有身强力壮的人都充实到战斗部队中去。邓小平便是其中之一。免去了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的职务后，邓调往第一军团。代替他担任中央秘书长的是瘦小的刘英，她兼作“中央直属小队”的书记。这一调动成了刘英一生的转折点。这种工作她以前从未做过，作为小队成员的洛甫给了她很多帮助。他教她如何整理会议记录，如何查档案，如何起草命令。刘英在莫斯科时就认识洛甫，当时她是中山大学的学生，而洛甫是该校的教员。他们回到中央苏区后，刘英偶尔能见到担任教育委员会主任的洛甫。她以前说过不想结婚，不愿意“被孩子拴住”，此刻两人却开始接近起来。当她在一九八四年回顾那些日子的时候，不禁笑出声来。她说：“毛主席当时常常开我俩的玩笑。”不过她和洛甫的关系在一段时期内并没有更大的进展。(14)

拿到会理会议上来讨论的还有一份材料，那是一份由刘少奇和杨尚昆将军签字的电报，提出了对下一步行动的建议。遵义会议后刘去了第三军团，彭德怀常同刘少奇交换看法，这些建议就是来源于他们当时的谈话。彭的看法是，红军疲劳，国民党部队也疲劳，因此目前可能是按原计划同贺龙的第二方面军会合的好时机。(15)

毛泽东轻而易举地就把这些对他的权威的挑战对付了过去。他讥笑林彪道：“你知道什么，你还是个娃娃。部队绕道前进是必要的。”(16)

用彭德怀的话来说，毛认为林彪的建议以及刘少奇和杨尚昆的电报代表着一种“右倾情绪”，这里毛显然是指他们没有表现出进取精神。彭德怀当时作了一些自我批评。这件事后来给彭德怀、杨尚昆和刘少奇（但不包括林彪）都带来了不幸和严重的后果。当时，这件事似乎就这样过去了。彭德怀在狱中自述里写道，“我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17)然而结果并非如此。

会议研究的另一个问题是，下一步如何行动。毛已经决定，他们必须向北穿过彝人地区，渡过大渡河。大渡河是一大障碍，蒋介石有可能切断他们的退路。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唯一的出路就是穿过藏族山区突围，而这是非同小可的行动，成功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

一旦过了大渡河，如果一切顺利，他们就有希望与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会合。讨论到这里，还有一个小问题：他们不知道第四方面军的确切去向，而且也许还不知道四方面军已经放弃了川陕边界的根据地，正在别处行动。两支部队之间最近一直没有听到对方的消息，无线电联络似乎从一九三五年初，一方面军在贵州一带行军起就中断了。双方都知道对方在行动，也知道对方活动的大概区域，但都没有确切的消息。(18)

没有人对毛的决定提出异议。李德记得也征求过他的意见，他也表示同意。大家一致感到目前需要的是团结一致，而不是相互责备。他们面前的困难够多的了。(19)

军事博物馆秦兴汉将军认为，会理会议起了很好的作用，缓和了遵义会议以来积累起来的不满情绪。虽然有人私下表示了和林彪类似的看法，但是没有人发言反对毛，毛借此机会向到会人员说明了自己的想法，这些想法又传达到部队的指挥员和干部、战士中去。

如今最重要的是就下一步如何行动作出坚决而明确的决定。毛提出的向北穿过彝区、越过大渡河的计划得到了批准。这不是一项轻松的任务，红军知道会遇到困难，因为无线电侦听到的消息表明，蒋介石也已开始向大渡河方向调集部队。红军又要开始和时间赛跑了。

从会理到大渡河距离大约一千里，一半是上山，另一半是下山。两点的直线距离大约是三百英里，但是红军战士要走的山路则将近有五百英里长。这条路一大半和从皎平渡经狮子山到通安和会理的路一样，是在悬崖峭壁上开出来的小道。

下达的命令同以往一样：抢在蒋介石前面占领渡口。红军分别于五月十四日或十五日开始行动，错开出发时间是因为道路太窄，同时通过的人不能太多。

天公还算作美。五月中旬的四川，春色正浓。群山换上了五彩斑斓的盛装，几百尺长的山坡上到处都是杜鹃花，大片大片的蝴蝶花正在怒放，看上去犹如蝴蝶张开了蓝色的翅膀。空气中充满了夹竹桃和玫瑰花的清香。这里简直像天堂一样美，无论是一九八四年还是一九三五年五月中旬路过这里的人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没有多少红军老战士记得当时山间的美景了，但他们都记得，红军翻山越岭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的场面，群众打着旗子向红军欢呼，把他们当作凯旋的英雄。行军几个月来，要数这里的群众最热情、最好客。他们送上一桶桶糖果、甜食，一筐筐新摘的杏子和一串串红樱桃。红军多数在夜间行军。这时他们似乎已在国民党飞机搜索的范围之外。当红军五月二十三日上午九时到达四川中南部的冕宁时，(20)他们已经连续八天夜行军，行程五百五十里，完成了去大渡河一半以上的路程。人们放起了鞭炮，摆出了茶摊，请红军喝糖水。战士们要付茶钱，反而惹得老乡生气。街上到处挂着标语：“欢迎红军”、“拥护共产党”。红军的政工人员提前到达，为安排这次热烈的欢迎场面做了准备。(21)

部队在大街上露宿，以解除行军后的疲劳。有些人去了天主教堂，受到中国神父的欢迎。教堂里有五名避难的外国传教士，文彬政委劝他们留下来，并向他们介绍了最新消息。(22)

国民党政府发布的号令在安宁河谷一带起不了多大作用。冕宁的老百姓告诉红军战士，他们一点也不害怕，为等红军进城，城门整整开了一夜。有钱人早跑光了。当时群众蒸了猪肉包子招待红军。红军打开监狱，释放了所有的犯人，其中有许多彝族人。(23)

到达冕宁意味着红军已接近一个令人生畏的地区，这就是许多汉人称之为“倮倮”的地区。“倮倮”是对住在这一带的彝族的蔑称。这些汉人不知道，彝族远在汉人到达之前就已来到这里，彝族是中国西部缅——藏民族中的一支。长得身材高大，肤色较深，外表同汉人很不一样。他们有自己的宗教，迷信魔法和鬼神，信奉黄教。他们有自己的语言，但文字还不完善。他们惧怕汉人，同时也仇视汉人。这种恐惧心理，如果不是几千年前至少可以说几百年前就已存在。发达的汉族文明和原始的彝族之间的冲突造成了这种心理。汉人统治者把彝人逼上山，彝人只好靠在山上放羊和种点玉米、小米来糊口。他们穷得大多数男人只有一件破烂不堪的斗篷，妇女只有一、两身破衣服，孩子们则什么也不穿。后来，他们又受到军阀和国民党的压迫。不待说，在他们眼里，这些当兵的个个都是土匪，他们采取一切办法对付这些当兵的，他们念过咒，施过魔法，放过滚石，射过毒箭，也放过从国民党游哨那里缴获来的冲锋枪。他们甚至用神奇的泉水当武器：离冕宁不远有一股神秘的山泉，只有彝族人知道这股泉水。水中含有一种物质，能彻底破坏人的声带系统。这种水类似笑气，能使人大笑不止。彝族人用这种水对付过敌人，使他们狂笑致死。(24)彝族社会是一个奴隶社会，彝族人分成“黑彝”（贵族）和“白彝”（奴隶）。白彝常常不是彝族本族人，而是俘虏来的汉人、苗人、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这种等级制度十分森严，任何人不准越雷池半步。黑彝妇女和白彝男子发生了性关系，这个黑彝妇女就要处死。如果黑彝男子这样做则要罚一大笔钱。人们外出必须带把刀或带付弓箭，或带支枪，没有人敢不带武器外出。抢劫东西被认为是件光荣的事，抢汉人的东西更是如此。举行各种仪式，念咒、宣誓和歃血，构成彝族社会的生活。(25)

红军对少数民族执行了开明的政策，非常尊重体谅他们，希望这样能够挽回过去汉人压迫少数民族所造成的影响，把他们争取过来。在红军进入彝区之前，毛泽东在冕宁已向红军领导人就此作了说明。红军必须尽量避免和彝人发生冲突，因为要抢在蒋介石之前到达大渡河，一点时间也不能耽误。

毛在这里把部队分为几部分。一部分红军直奔正北面七十英里以外的安顺场，那是大渡河的一个重要渡口。另派了一支牵制性的小部队走小路迅速赶到越西，然后直插南面的大树堡，渡河到对面的富林镇。据说国民党在富林镇驻有一支小部队。(26)

刘伯承和聂荣臻率领的主力部队准备翻过湘山插向安顺场。先头部队是第一师第一团，肖华率领的一个特别工作组随先头部队行动。先头部队还配备有一个工兵连，带了不少在冕宁搜集到的架桥材料、木板、绳索、托梁和滑车。

五月二十二日上午九点左右，先头部队到达彝区边上的大桥镇，距离冕宁已有十五英里。

这天的天气是晴间阵雨。战士们在山路上奋力攀登，两旁山崖上到处都是红白相间的杜鹃花。

到了牯麻子村，几百名彝人手持棍棒、枪支、石块、长矛和弓箭，不让肖华率领的工作组靠近。彝人高声喊着：“我们要钱！留下买路钱！”

五十年后，军人兼诗人的肖华还能清楚地回想起当时所发生的一切。肖华对彝人的要求早有准备，随身带了一些银元。他递过去二百块银元，彝人接过钱走了，但不久又返回来要求给更多的钱。看来给钱解决不了问题。工兵连先是被彝人包围，后来被迫退回出发地，设备也给没收了。

肖华请一名翻译（一位当地的汉族商人）向彝人解释，说明红军只是路过此地。一些彝人喊道：“不能过！”正在僵持不下时，一个身材高高的中年彝人骑着骡子来到了阵前，他是头人小叶丹的叔叔。肖华告诉他红军的领导刘伯承希望同头人小叶丹谈判并与小叶丹结拜为兄弟。肖华送给这位叔叔几支步枪和一支手枪，以表示诚意。

过了一会儿，小叶丹带着十来个随从，骑着马来了。小叶丹长得身材高大，十分英俊，看样子就是个好骑手。他的坐骑是一匹黑色的烈马。肖华把刘伯承介绍给小叶丹。刘伯承戴着眼镜，对人和蔼，是红军有名的身经百战的指挥员。小叶丹见了这位红军高级指挥官，慌忙跪下，刘伯承把小叶丹扶起来，和他亲切地谈话，并发誓要同彝人结拜兄弟，答应在推翻国民党之后，帮助彝族兄弟恢复自己应有的权利。小叶丹欣然同意了。

他们随后来到一个湖边，湖水清澈见底。他们舀出两碗清清的湖水，拿来一只羽毛十分美丽的大公鸡，割断鸡喉，鲜红的鸡血滴进碗里。刘伯承、小叶丹和他的那位叔叔都跪在碗前。在蓝天和阳光下，刘伯承举碗发誓：“我刘伯承对着苍天和大地发誓，我愿与小叶丹结拜为兄弟。”说罢，他举碗一饮而尽。小叶丹和他叔叔举起另一只碗，把水喝光，然后说“如果违背誓言，让我们像这只鸡一样死去。”仪式结束了，誓言正式生效。(27)

红军部队退到一个汉族村庄过夜。第二天早上，小叶丹带着一队随从护送红军穿过彝区。他们骑马和红军一起走了五十公里，到达第一座汉族村庄。那里的汉人想杀死小叶丹（仅仅因为他是个彝人）。共产党人花了一个多小时来进行调解，接着继续行军。此后，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困难，只是山路不好走，急行军使人感到疲劳。

五月二十四日天亮前，他们来到可以俯视大渡河的一处高地，透过晨雾，可以看见安顺场闪烁的灯光和河边的百余座草棚。

但是，后面某些部队通过彝区时，就没有这样方便了。照例担任后卫部队的第五军团，在彝区就损失了不少人。他们都是掉队的战士，只要一掉队，彝人就闪电般地扑过来。彝人并不在他们身上浪费子弹，只是拿走枪支，抢走粮食和背包，扒光他们的衣服，然后把他们留在树林里。这些扒得一丝不挂的战士能活着回去的很少，不是活活冻死就是饿死。

七十五岁的彭海清仍然清楚地记得过彝区时的遭遇。彭个子矮小，由于患了关节炎行动不便，干瘪的脸上长着稀疏的胡须。他的老家在江西吉安，家境很苦，毛当年下井冈山作战时，彭海清告别了父母和三个兄弟参加红军．从此便把自己的命运同红军拴在一起。他参加过江西境内的所有战斗，长征中一直在林彪的第一军团任职。那时，他不知道中央苏区的情况十分不妙，只知道广昌战役是一场恶战，也没有人告诉他部队要长征。他所在的部队只知道要开始行军，结果是走了一路打了一路。当问到他关于彝人的情况时，他仰起头来，发出刺耳的喊声：“喔……喔……！”这种声音和二次大战期间，帕特里克·赫尔利将军在延安下飞机去见毛泽东时，发出的印第安人柴罗基部族战争的叫声一样惊人。

据彭说，彝人冲下山就高声喊着：“喔……喔……。”上级事先认真交待了政策，要求他们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和彝人动武，不许放枪。因此，当百名彝人呼啸着冲下山来，把彭和他的四名红军同志包围起来时，他们没有动手。彭说：“我们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离开的。”他带着一挺重机枪，其他同志都拿着步枪，然而他们却一动也不动地站着。彝人拿走他们的枪和衣服后一哄而散。彝人把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拿走了，但是没拿彭的重机枪，因为太沉。彭和他的伙伴还算幸运，他们很快就被部队发现，又继续行军了。(28)

一九三二年十五岁时参加红军的丁甘如，一九八四年已经离休。他原来是成都军区副参谋长。整个长征途中，他都在第五军团。他回忆说：“我们是后卫部队，当好后卫是很困难的。”他认为彝人的主要问题是太穷。彝族妇女穷到下身只围一块类似短裙的破布。彝人从山上向第五军团打冷枪，“幸运的是，他们瞄得不准。”第五军团为安全通过彝区，给了彝人不少钱，但用处不大。丁又说：“彝人把自己的锅拿走，同稻米一起埋起来，然后跑上山。尽管我们愿意用一百块银元换一百斤稻米，他们还是往山上跑。我们有时挖到稻米后就留一张借条。一九四九年解放以后，一些彝人还拿借条来找我们，我们照样给他们付钱。”

偶尔，他们也不得不违反自己的规定，从地里收走一些稻谷，不付钱。这是因为除此没有任何其他办法可以搞到粮食。(29)

那支牵制性的红军分队——似乎没有起到任何牵制作用——在五月二十一日下午二时穿过彝区越西镇之后，于五月二十三日到达大渡河边。他们刚进大树堡，驻守在那里的一小支国民党部队未放一枪就退到河对面富林镇的兵营中去了。

红军终于抢在蒋介石之前到达了大渡河！下一步就是准备渡河。

①当地摄影者曾拍下房屋被烧的照片。在1982年会理博物馆失火前，那里还保存着几张。几乎可以肯定，不存在长征的照片，长征中没有人带照相机，仅在当地照相馆找到过几张拍照的集体合影。除了黄镇的几幅粗糙素描外，没有任何反映这一壮举的形像东西。

②王中华：1984年5月7日会理讨论会。

③王中华：1984年5月7日采访。

④李德：《共产国际代表》第117页。

⑤杨尚昆序：《中国元帅的回忆》（彭德怀自述的英译本）15页。

⑥彭德怀：《回忆录》第19—23页。

⑦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中国战歌》第167—168页，1943年纽约出版。

⑧彭德怀：前书第9—10页。

⑨吴兴：1984年4月15日南昌采访。

⑩海伦·斯诺：《中国红区内情》第62页。

(11)李德：前书第114—116页。

(12)聂荣臻：《回忆录》第八章。

(13)彭德怀：前书第368—369页。

(14)刘英：1984年6月14日采访。

(15)彭德怀：前书第367—369页。

(16)王中华：1984年5月7日采访；聂荣臻：前书第13页。

(17)彭德怀：前书第369页。

(18)对此问题争论颇多。两个方面军从一月中旬到六月初这个期间没有通讯往来，是成都四川省博物馆研究专家沈果正的判断（1984年5月19日采访。）

(19)李德：前书第117—118页。

(20)一氓（李一氓）：《伟大的远征》第303—322页。

(21)文彬：《伟大的远征》第322—325页。

(22)文彬：前书第325页。

(23)文彬：前书第324—325页。

(24)廉臣（陈云）：《伟大的远征》第80—81页。

(25)戴维·克罗克特·格雷厄姆：《中国西南土教研究》第75—79页，史密森学会，华盛顿，1961年。

(26)廉臣（陈云）：前书第89—96页。

(27)肖华：1984年3月18日采访。

(28)彭海清：1984年6月8日保安采访。

(29)丁甘如：1984年5月18日成都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