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往谈旧录》2016版：为全国团结合作而奔走（代序）—回忆我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

为全国团结合作而奔走（代序）

[无论是抗日战争（1937年）以前，投身乡建运动，或抗日战争爆发后，奔走国共团结抗日，本书作者的根本用心莫不为谋求全国人的团结合作和国家的统一。而这也是本书上下两编内容的共同主旨，因以此文为“代序”。——编者]

我为全国人团结合作奔走的事实经过，约言之可分三段。一段指抗日战争前我致力乡村建设运动，曾经连续三年开了三次全国性乡村工作讨论会，并组成“中国乡村建设学会”。二段指抗日战争初起我访问延安，向毛主席提出确定国是国策，建立党派综合体的主张及其后的奔走活动。三段指我把两大党之外的小党派和各方面人物联合起来组成“统一建国同志会”。在新四军被蒋屠杀后奔走于两党之间，又改组成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去香港创办《光明报》，为民盟发表成立宣言及十大纲领，代表民盟参加旧政协，尽力于两党和谈。

三段事情在我思想上是一贯的，就是想结束三十多年军阀纷争之局，树立统一稳定的全国政权，向着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前进。这思想所由来的曲折过程不能不作几句简略的解说。

我生于清季国家多难之秋，早年参加1911年革命，原意推翻帝制，仿行欧美宪政于中国，却不料革命后就陷于军阀分裂政权而混战之中，经过1927年再度革命，高喊打倒军阀后依然出现新军阀，混战如前。我默察深思其故，乃有悟于中国社会构造特殊，在社会发展史上表见长期淹滞之奇迹，像欧美日本在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的宪政制度都是在中国行不通的。（详见我所写《我们政治上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民主政治的路》一文。）就在行不通的时候，产生出军阀来。瞻望前途，中国的出路只有社会主义一条（可看1921及1930年我旧著）。然而中国又不像俄国十月革命前那样统治被统治现形成对抗的两大阶级阵营，有可能一面翻下来一面翻上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故尔1924年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以俄国为师，卒于行不通，依然又出现新军阀（我写有《我们政治上第二个行不通的路——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一文。）社会主义是要以计划经济统制经济去建设并施行的，走向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必须在政治上结束军阀分裂之局，树立稳定统一的全国政权。当前问题就在我们怎样能实现这前提条件呢。

要知道军阀是武力缺乏阶级为其主体，落于个人手中，失去其应有的工具性的结果，是家族生活偏胜，阶级没有固定成形，流于散漫的老社会，每当其消极相安之局被破坏后的必然结果。今天我们既然再不能规复一姓一家的“家天下”老路，就陷于长期分裂内战了。在外国也有不少分裂内战的事例，但对照看来是不同的。他们总是裂痕存在于社会，武力掌握于集团，有时分为两国，有时虽表见为统一的国家，实际上只靠武力为强大阶级所掌握而遂行其统治，掩盖着内在矛盾罢了。我们恰相反，只不过国家政权随个人军权而分裂，矛盾只在军阀之间，初与广大社会无关。不要看欧美日本那些表面统一的国家，其社会是有许多分野、隔阂、对立的，从来为其分裂内战的导源；我国汉族与各少数民族虽是一种分野，却何曾为军阀产生的背景呢？因此可以说：外国之分，分于下；中国之分，分于上。分于下者恒在上面求得统一；分于上者其统一之道转过来就要求之于下。换句话说，就是从社会方面着手要使散漫者联合起来，混乱者得到调整，当下面联成一体之时，武力便有其主体，其何从更有上面的分裂呢？

乡村建设运动在我来说，即是着手于社会基层，从下面求得联合统一以解决上面政权分裂问题的一件工作。其内容要在建设地方自治组织（政治性的）和农民合作组织（经济性的）；当其从散漫进入组织之时，逐渐引进科学技术于生产上和生活上。如我所见，我们所短缺的东西不外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这两样，亟须把它补充到中国文化里来，此外更无其他。我们改造旧社会必须要向着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前进，亦是没有疑问的。所不同于西方人者，西方过去集团生活偏胜，干涉太强，要以争取人权自由达到民主，可说是走离心的方向，而我们病在散漫却要加强向心力，以团结合作达成民主。又不像西方先发达了个人资本主义再推翻它来实行社会主义，一前一后分成两段那样，而是经济生活的社会化与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循环推动，同时并进的；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非为二事，要完成一齐完成。

这富有理想的乡村工作，却因乡村遭到严重破坏（1930年特别严重）动摇国本，刺激起各方的深刻注意而得发展推广，即是多为救济农村、复兴农村而投入工作。全国性的乡村工作讨论会到会的不但来自南北东西各地，抑且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假如掩起“乡村工作”这个标题，只从到会人士来看，看不出开的是什么会来。单以教育界说，既有搞民众教育、社会教育的，搞小学教育的，搞师范教育的，搞职业教育的，又有各大专门学校的人。单以大专院校来说，既有农业，又有工业，又有医药，又有经济，又有法政……如是种种不一。其势不难把全国各地方各行业的人牵引集合到此一大运动中，组成一大联合体，为一共同目标努力。到那时节，代表广大社会的统一意志出现了，还会有分裂内战吗？人心所向是不可侮的呀！

但有一个要点必须指出：乡村运动的大联合体应守定在野，不亲操政柄。我援引孙中山先生政权、治权分开的说法，政权归于人民，治权赋予政府。军队、警察、司法机关等等均为行使治权而设，均属工具性质。这一划分开，是为保持乡运大联合体于统一立场上所十分必要的。而保持此统一立场则又是上面国权统一稳定的决定性条件。

1946年1月在重庆旧政协的整军方案中，我坚持军队脱离党派，归属国家，实行民盟所提“军队国家化”的要求。3月间我再度访毛主席于延安，明白指出重庆政协所取得的宪政制度不会行得通，到那时重新筹策，请考虑我1938年所提确定国是国策建立各党派综合体的主张，并亦强调政权治权分开，党派综合体掌握政权而以治权赋于政府之一点，用意所在正复与上说相同。

至若我先后发起组成“统一建国同志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其为求得国人之团结合作，可不烦解说而自明。

回顾家世与生平并试作检讨①

读者从前一篇《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②文中可以看出：我大不同于那些以超政治自居的学者，而相反地我为了中国问题忙碌一生，从不自认是个学者；我自以为革命，却又实在未能站在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一起；说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立场吧，又一直在策划着走向社会主义而反对旧民主。究竟我是什么立场呢？（附注：可以回答说，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士人的立场。如所谓“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不被其泽”；如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如所谓“志在温饱”等便是。）现在且从家世出身、生活环境、所受教育以及平生行事来检讨看看。

但一个人自己检讨是不够的，还得要识与不识的朋友们帮助。记得1950年我初到京，便发觉社会风气有些变好——包含着许多个人的变好。起初我想这是共产党之功，譬如我的侄女侄子（一党员一团员）在共产党领导下不到两年变得与以前完全两样。他们当初那种大小姐大少爷的气息和行径竟不知何处去了，而都自觉自愿地朴朴实实地站在各自岗位上为人民服务而辛苦工作着。见到毛主席我提出来说我真感谢共产党；不然的话，我是没有这本领把他们变好的。毛主席音调很重地答我说：“……不是共产党！这是靠了人民。”我听了当他是照例的谦词。隔了一年我才明白他这话是真的。什么事非靠群众不行，共产党亦是靠了人民群众才成功。我今作检讨，如有疏漏遗忘，或不能深入，甚至错误之处，还请远近朋友们帮忙为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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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我的家世出身、生活环境以及所受教育这一切，现有参考资料很不少。例如先父遗书——《桂林梁先生遗书》（192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有先父《年谱》一卷就叙到我的出生和父母先世。又如1942年我在桂林应《自学》月刊编辑之约所写《我的自学小史》，则十八九岁以前的我完全可见。又如1933年在邹平有《自述》一种，系我口述经同学们笔记而出版的小册，则连后来如何作乡村运动亦讲到了。③资料既多，反而现在不大好写，只能摘取几点与当前作检讨密切相关的说一说（当然不免亦有些是在摘取之外的话）。假如要查考其详，好在有原书在。

我的曾祖是进士，“榜下知县”。在今河北定兴、遵化等处作官。以忤上官意而罢官。罢官后，无钱而有债。债务便落到祖父身上。祖父十八岁中举人，先作京官，因穷而自请改外。——照例外官有钱而京官则穷，通常有“穷京官”一名词。债权人索债，有“好汉子还钱”一句话；祖父便刻“好汉子”一块图章以自励。不料在山西作官只一两年就病故了。病故时不过三十六岁，我父亲那时才八岁。这样回到北京，当然很穷。幸赖我祖母是个读书能文的女子，就自设蒙馆课儿童，收点学费度活。父亲先在一义塾读书求学，到二十岁那年便接着在义塾中教书。此时祖母在家设馆，父亲在外就馆，薄薄地各有束脩收入，据说就是生活最舒展的时候了。

父亲二十七岁中举，并于是年结婚。我母亲亦出于“书香人家”、“仕宦人家”，一样读书能文；所以其后清末维新时，北京初创女学堂，曾出来参与其事，并担任国文教员。母亲带来陪嫁的财物倒很有一点。据父亲自记：“余幼无恒产，而今较之则有屋可住，有茔可葬；此屋与茔多半由夫人春漪奁中物毁变而成。”又我和哥哥的学费有时不足亦求之于母亲的妆奁（两妹均系师范公费毕业不用什么钱，哥哥去日本留学是自费，就用钱多点）。

父亲四十岁入仕，但那个官——内阁中书——是没有俸米俸钱的（好像听说翰林亦如此）。除末后改官民政部其间有一短期有收入外，四十岁之前和后约近二十年都靠笔墨为生。根据父亲自记“八九年间约入三千四百金”一句话，似乎平均每年有三百八十两银，每月有三十两银光景。

读者从以上说的家世出身和生活来源，对于我家的阶级成分可有些估计捉摸了。

讲到我所受的教育是有些出人意外的：

第一，我没有读过中国的“四书五经”；四书五经没有在我小时经老师教过，只是到后来自己选择着看过而已。这在与我同样年纪又且同样家世的人所绝无仅有。不读经何以这样早？那自然是出于父亲的主张。如《我的自学小史》所述，我经过两度家塾四个小学而入中学，在其间很早读了些a、b、c、d，此外就是各科教科书了。有人误以为我受传统教育很深，其实完全没有。

第二，我读那个中学经五年半而毕业；我所受正规教育即此而止，没有再升学。我虽然后来在大学教过书，却先没有在大学读过书，更没有出过洋。为什么不升学呢？就在临毕业那年辛亥革命；革命潮流先已暗中传入学校，出校即作革命活动。接着便同朋友们办报，作新闻记者；接着便转到出世思想。出世思想否定人生，自不想求取世间学问（此时只有二十岁）。所以到今天依然不过一中学生而已。传统旧教育在我固然受的很少，受外来新式学校教育亦有限。

第三，有人推想我受的家教必然很严，其实恰巧相反。如《自学小史》所述，父亲给我的教育不外是：（一）讲戏。父亲喜看戏，即以戏中故事情节讲给儿女听。（二）携同出街购买日用品，或办些零碎事，教我们练习经理事务，懂得社会人情。（三）关于卫生或其他如何照料自己身体的许多嘱咐，却没有给我讲过书。我在父亲面前（在母亲面前更不必说）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迫。他从未以端凝严肃的神情对儿童或少年人。在我整个记忆中，没有挨过一次打，我们在父母面前几乎不晓得什么礼貌规矩。当十四岁后二十岁前那时候，父子思想见解非常相合，父亲最喜欢听我发议论。二十岁以后思想见解不相合，每天看报必谈时事（大局政治、社会风教），每谈必然争吵。吵得可以不吃饭、不睡觉。（以上均见《年谱》后我所作《思亲记》）

但毫无疑问，父亲对我的影响极其大。因此在《自学小史》里面，所以特有一节叙述父亲，还特有一节叙述我的一位父执彭翼仲先生。父亲给我的影响可分两面：一面是消极的，就是《自学小史》中已拟出题目尚未写的《父亲对我信任而且放任》那一节所准备说的父亲如何给我充分机会让我创造自己④；另一面积极的，就是从父亲的人格和思想给我一种感召和暗示。

近百年来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激起了中国人的爱国和维新，我父亲和我的一位父执彭翼仲先生便是距今六十多年前到四十多年前（约当1890——1910）那段时期热心爱国而勇于维新的人。那时爱国维新不是容易事。他们具有的一种反抗精神至今我留有深刻印象。反抗什么？反抗亲戚故旧一般流俗的窃笑与非议。流俗总是琐琐碎碎只为自己身家作打算而不问他事；流俗总是安于庸暗，循常蹈故，没有一点自己的识见。我父与此完全相反，但又不像彭公那样激昂奋发，爽朗表示出来，在含蓄谦逊之中而义形于色，给人印象更为有力。

回忆十六七岁时我很喜欢看广智书局出版的三名臣（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书牍和三星使（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书牍，圈点皆满。而尤其爱胡公与郭公之为人，正是由于受父亲影响。胡公主要是代表一种侠气热肠人对大局勇于负责的精神，把重担子都揽在自己身上来，有愿力有担当，劳怨不辞。郭公主要是代表独具深心远见的人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不与流俗同一见解，虽犯众议而不顾。我父和彭公的行动和言论，几乎无时不明示或暗示这两种精神；我受到启发之后，这两种精神亦就几乎支配了我的一生。并且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我总认为中国革命运动是爱国维新运动之一种转变发展，不认为是社会内部阶级矛盾的爆发；我总认为是先知先觉仁人志士领导中国革命的，不承认是什么阶级领导；所有那些见解亦都源于此。

我很早（约十四岁）有我的人生思想，极其与西洋功利派思想相近。这亦是受了父亲处处以“务实”为其一贯的主张影响而来。因为几十年一次一次的国难国耻给父亲的刺激，使他体会到西人所长正在务实，而中国积弱全为念书人专讲些无用的虚文所误。作事要作有用的事，作人要作有用的人。诗词文章、汉学考据、宋儒的迂腐等等已经把中国人害得太苦，今天再不要那些。他心里简直是深恶痛绝，但态度温雅，从不肯开口伤人。当我一懂得他的意思的时候，我马上很起劲地跟着他走了。

我常说我一生思想约分三期：第一期可说是西洋思想；第二期可说是印度思想；第三期才转回到中国思想。所称第一期即从上面那种观念开端，加以深化，加以组织而成。

我常说：我从无意讲哲学，我是不知不觉走入哲学之中，经人指明而后才恍然“原来这就叫哲学”。其所以无意讲哲学，就为当初把文学哲学那一类东西都认为无用而排斥之故。所谓不知不觉走入其中，即是从最初那种实用主义不知不觉慢慢加以深化，加以组织。

当初不止不要哲学，甚至于根本就把讲学问看轻。——重事功而轻学问。后来这种错误观念虽得纠正，但依然不甘为学者而总是要行动。三十年前旧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时，我主张重振古人讲学——特别是明儒泰州学派那种讲学——风气，而要把它与近世的社会运动合而为一，意正可见。这或者是从八九岁便参加那些在街头散放传单（例如为美国虐待华工而倡导抵制美货）的种种活动有关系。综观四五十年间，有革命思想就要革命，有出世思想就要出家，说改造社会就要下乡，说抗日就要到敌后工作，主张从联合求统一就奔走各方……如此之例不一而足。

说到行动，一个人在幼小时自难有多大自己主动性可言；但由于父亲启发我的心思而不干涉我的行动之故，养成了我在行动上的自主性。在学业上只读到中学而止，不再升学，就是行动上自主自决的表现。而这一决定又实源于学业上很早便是自学之故。几乎从幼年时起便在学业上是自学，在行动上是自主，到后来在自己一生表现则为有志业而无职业的一个人。关于有志业而无职业的话容后说，先把自学的话说一说以结束上文（讲我所受的教育）。

当我九岁那年（1902年）春上，彭翼仲先生创办《启蒙画报》出版；这就供给了我最初亦最好的自学资料。如《自学小史》所述“我从那里面不但得到了许多各科常识，并且启发我胸中很多道理，一直影响我到后来；我觉得近若干年所出儿童画报都远不及它”。《启蒙画报》先是日刊，随后改旬刊；而同时别创《京话日报》一种。讲到北京报业史，这要占第一页。它用白话文（远比胡适的白话文运动为早），意在以一般市民为对象，而不是给所谓“上流社会”看的。内容有新闻，有论说。新闻以当地（北京）社会新闻为主，约占三分之二；还有三分之一标题“紧要新闻”，则包涵国际国内的重大事情。论说多半指摘社会病痛，时或鼓吹一种运动，所以甚有力量，对社会发生了很大影响。但初时风气不开，被呼为“洋报”。取价虽廉，而一般人家总不愿增此一种开支。先靠热心人士出钱订阅，沿街张贴，或设立“阅报所”、“讲报处”之类，慢慢推广。坚持到第三年，而后才发达起来。然主要还是由于鼓吹几次运动，报纸乃随运动之扩大而发达的。第五年报纸被封闭，彭先生被发配到新疆，这些事今不及谈。主要说一句：《启蒙画报》出版约满两年，是我十岁内外的好读物；《京话日报》首尾五年，是我十四岁以前的好读物。它们都是非常有生气的。

十四岁入中学后，大部分精神都用在课外读物上。换言之，完全以自学为主而不是学习功课作一个普通中学生。我当时拥有梁任公先生主编的《新民丛报》壬寅、癸卯、甲辰三整年六巨册和他编的《新小说》（月刊杂志）全年一巨册，以及其他从日本传递进来的或上海出版的书报甚多。再往后（1910年）更有梁任公的《国风报》（旬刊或半月刊在日本印行）和上海《民立报》（属革命派）按期陆续收阅。这都是当时在内地寻常一个中学生所不能有的丰富财产。其中一小部分是自己设法得来，十分之九是从父亲或父亲的朋友得来。深有自学兴味的我，有了这些资料，便“寝馈其中”；自学之遂成在此。

二

何以说我一生有志业而无职业呢？通常一个人总要在社会上有一种职业而后能生存；少时求学即所以为后此就业作准备。但自己如何求生存这问题在我脑中却简直像没有出现过。占据我脑中的是两大问题：一个是当前的中国问题；还有一个则是普遍而渊深的人生问题。父亲似乎颇为我虑，但他反对作“自了汉”的思想启发我在先，到我“高谈大睨”起来，拒谈自己谋生之事，父亲亦只好不管了。从革命而作新闻记者；那个新闻记者几乎没有收入的，不是作为一职业在做。随后转入社会主义思想，又转到出世思想，对于个人谋生说乃愈去愈远。倒是在倾心佛法准备出家的那三年（1913——1916的上半年），想兼学些医术以矫和尚们坐享供养之偏弊。一面读佛典，一面读医书。除了中国旧医书之外，向上海丁福保医学书局购取大批西医书报，研究甚勤。《自学小史》中预拟“学佛又学医”为题而未及写的第十三节正指此⑤。不要说后来没有出家亦没有行医，出家了又怎算一项职业呢？

就在不放弃出家之念时，无意中被邀出任1916年（倒袁后）南北统一政府的司法部秘书。那时同任秘书的有沈钧儒先生。沈老是有他的政治关系；我不是。我一半为帮忙关系⑥，一半实迫于家庭负债而出。官吏虽是一种职业了，但这种出其不意的官，本不想以此为业，又没有担任好久（至次年离去），似亦算不得我的职业。

就在司法部任职之时，蔡元培、陈独秀（文科学长即现在的文学院院长）两先生邀我给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这又是我想不到的事。当时一时难兼顾，转请许丹先生代课。1917年暑后我才接任，后来又兼着讲儒家哲学，就这样在北大有七年（1917——1924年）。这算不算我的职业呢？连续七年以此为生，似乎要算是我的职业了。然而我的讲哲学，正像我自己说的话是“误打误撞”出来的，当初既非有意讲它，后来亦无意就此讲下去。且不说旁人认我够不够作哲学教授，在“不甘为学者而总是要行动”（语见前）的我，绝不承认这就算是我的本行本业。

于此有一证明：就在1917年尾，我到北大任课不久时候，我写《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一文，印成一种小册子到处分送给人，向全国呼吁组织“国民息兵会”以遏止南北战争⑦（此文收入《漱溟卅前文录》，商务印书馆出版）。

因这年南北军战于衡山，当北军溃败时我恰在湖南遇着，有感而出此。记得辜鸿铭先生捡起一册看了⑧，抬眼望一望我，说了一声“有心人！”胡适之则于事隔一年后对我说，他看完小册在日记上这样记着：“梁先生这个人将来会要革命的！”（胡氏此语曾于旧著引用。）咳！革命二字太惭愧了，不安于书房雅静生活是真的。

所以后来卒于发起作乡村运动，作起乡村运动来，倒是惬心恰意，仿佛“这才是我的行业”！当初所谓“重振古人讲学风气而与近世的社会运动并合为一”那句话，至此算是满了愿。假如社会各行各业之中有此一行业，我倒愿以此终其身。但这明明是我的志业所在。有志业而无职业，或者说以志业为职业，好像有人说“职业革命家”那样，实是我一生与通常人不大同之一点。

我曾说，我只是一个自己有思想又且本着自己的思想而行动的人，其他都说不上。（——见《中国文化要义》自序）

在这里有顺便交代说到的一点，就是很多知识分子作检讨常常不免有个人主义、小资产阶级向上爬的心理和贪图资产阶级的享受等等问题，在我身上差不多没有的⑨。这从前面叙说之中已经可见，不过亦可把我少年时的一种古怪脾气就此补说两句。

我少年时有一种反对阔绰享受的心理；古人说“不耻恶衣恶食”，我则以美衣美食为耻。父母兄长皆爱看京戏，我不要看，我表示反对。除幼小时可不计外，似记得我看戏是在司法部任职那一年才自己开禁的。像“第一舞台”（北京最早建筑最阔的大戏院），像“真光影院”（较早的阔电影院）那种车马盈门的情形我尤其憎恨，觉得我若厕身其间将是莫大的耻辱。哥哥的心理与我不同。他爱享受而喜欢作官。记得有一次（约在1911年）我与母亲在屋内谈话，哥哥从窗外走过，母亲叹道：“那一个是官儿迷，这一个就是革命党！”二十岁倾心佛法以后，茹素不婚。虽然到二十九岁还是结婚了，茹素则一直到今天已有四十年。后来丧偶，又曾十年不续婚。1942年住桂林穿山，有人称我是“苦行头陀”，有人说我矫情立异。矫情立异在少年时是有的，壮年时已经放平。在人生思想上，除所谓第一时期而外，四十年来我一贯反对从欲望出发，而支配我行动的大抵是一种义务或任务观念⑩，至少主观上如此。

关于我很早一度热心社会主义的事，见于《自学小史》第十一节，旧著《乡村建设理论》亦提到。当时所写《社会主义粹言》一稿曾自己油印几十份送人，现在早已不存。只民国十二年在《北京大学日刊》上有一文以《槐坛讲演之一段》为题，说到当初思想上如何反对私有财产私有制度。记得曾引起杜国庠先生（北大同事）的注意，为此谈过一次话。说“当初反对”不是说后来不反对。后来致力乡村建设运动，主张从农业引发工业而反对从商业里发达工业（反对资本主义），要有方针有计划地走向社会主义，当然还是基于早期思想。不过中间转变到出世思想，就把社会主义完全冲淡；其后虽从出世而又回到世间来，但是把一切放得很平，没有当初那种激烈感情了。

从二十几岁一直到现在，我对一切事情（大事小事）总像是存一种“不敢不勉”之意，前说义务、任务观念指此；一面自己不敢懈怠恒有所尽力，却一面又劲头儿不大。其不能革命而卒落于改良，或者与此有关。

三

综合以上所说，试作一论断吧：究竟我过去算是一种什么立场呢？

有人以为我既不是无产阶级思想，而反对旧民主（西欧宪政）又不像资产阶级思想，大概属于封建型；再误以为我眷恋旧中国社会，便断言我是代表地主阶级的。我想我不能承认。前不久看到这样几句话：

有时不深刻地自我检查，而盲目地接受一切批评，有时甚至毫无重大理由而突然改变了自己原有观点，这种自我批评于事无补，反将有害。（见1951年苏联《布尔什维克》杂志第二期，尤·日丹诺夫《论科学工作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一文；此据1952年1月《新建设》转引）

因此我更不应该轻易承认。

我们应当对于社会发展有一种深刻认识：固然社会发展全要在社会生产关系——它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上看，但其同时人类心理所起的变化正有加以体认之必要。因为只有从这种体认上乃更深切懂得社会发展是怎么一回事；然后什么是封建，什么不是封建才可分清。否则，在几大类型之中推来推去，无助于思想之清明，只是更加混乱而已。

据我体认，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不同阶段上，人类心理正在发展变化不同。其间有如近代资本社会这阶段的变化特别值得重视。近代资本社会很明确地各个人自有其财产，人们各自图生存，而且在经济上彼此可以自由竞争。这都是划然不同于前的一些事情。人类心理的新变化就建筑在这新基础上面。在这以前，每个人总是托存于一个单位（大小种种不一）之中，财产大半为那个单位所公有，以共同对外求生存，难得自己一个人处分之；单位内大抵没有竞争，单位与单位之间有竞争亦非自由竞争。这就是为什么欧洲中世纪人的生活比较有保障而安定的缘故。然而人对人的隶属关系或人对人的依附就伏于其中，多数人无自由，亦难得有个性表现。什么叫封建？这就是封建。造成封建局面而支配于其间的则是宗教与武力。封建社会中人（不管是领主或农奴或其他）一般说自觉心不够明强，更谈不到有理性地自作主张，独立活动。而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就正在打破那些单位，个体从集体中透露出来；其心理变化即所谓“我的觉醒”，实以“宗教改革”开其端。继此而起的一连串运动，为历史家所称为“启蒙时代”或“理性时代”的那整个时代，总不过在表现这种心理变化。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虽为今天趋向社会主义而仿佛不足取，在近代之初却具有绝大进步性，因为打破封建正在此。

从十八九世纪以至于今，社会生产力飞跃地空前提高，每一年间的发明创造要比过去每一千年还多，正得力于个体生命在新社会构造中所起的这种变化。——这种变化原亦是自有人类以来所未有的。

社会生产力提高到一定程度后，财产私有——特别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就不再促进社会生产力而相反地是扼制了它，那么，历史就要转入社会主义阶段。而此时呢，从一个人在社会里面的心理表现说，“个人本位”“自我中心”在当初算是好的，现在亦已经变为要不得。当初之所以好，因为它对治了封建，那时它是进步的而封建是反动。现在之所以要不得，是因为从个人营利、自由竞争而发达起来的资本主义此时已走入独占或垄断，而多数人被奴役着，抬高了的个人权利又大大妨碍着社会全体。当初唯恐其没有“我”，而今却落于“有我无人”。在那时它是药的，到现在它是病了。这样，心理状态即到非变不可地步，而实则一新的心理或一新的精神亦早在不知不觉间培养着而预备好了，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心理或精神。于是社会本位代替了个人本位，忘我精神代替了自我中心，社会主义竞赛代替了个人谋生逐利的竞争……一切不同于前。人的生命在此新社会里面所起变化是比前次更深进一层的；它具有无比伟大的力量，对于提高社会生产力提供了不能再好的条件。这不必远征苏联，即在新中国的公营厂矿中其气象惊人已经可见。

从似乎不知有我到有我，从有我又到无我，如是转出转进，转到现在并没有完，总之是一层深进一层，在这问题上还要转，但我们则不必说远去。

（以下缺失）

此抄件佚失不全，姑存之而已。

1976年12月梁漱溟识

附录：自我检讨提纲稿(11)

士人或为师或则为贼。

古人讲学与近世社会运动合而一之。

鸿一(12)之言：够味不够味。没有人味。过瘾不过瘾。

贞洁禁欲，慷慨牺牲皆属人情之一种。人情与人情可能有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不同。父子兄弟阶级成分是一，而那个是官迷，这个是革命党。

某杂志年终为年初征文，问你今年作个什么梦？我答：我是清清楚楚一步一步地向着预期目标而前进。

有志业而无职业，一生都从志愿和兴趣出发而工作着。工作不是负担。

一向反对享受。第一舞台、真光影院入之为耻。(13)

不耻恶衣恶食。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士尚志。无恒产而有恒心唯士为能。

思天下之有饥者由己饥之，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

志不在温饱。

恶莫大于俗，以俗为耻。

好高好怪，苦行头陀。

思想就〔是〕消遣，工作不是负担。

①标题为编者所加。原题为“检讨我的立场、观点和过去一切行事”，并注明为“试作自我检讨之二”，盖对首次自我检讨文字《我的努力与反省》而言。这两篇文字均写于1952年。令人遗憾的是此“试作自我检讨之二”于“文革”抄家时被收缴，后虽幸得寻回，但文字后一部分却丢失而不可复得。因此，作者于1976年复阅后有批注：“此抄件佚失不全，姑存之而已。”又，此文之后附有该检讨文之写作提纲草稿，可互相参阅。——编者（后此之注释，除著者自注注明为“漱注”外，其余均为编者所加，不再一一标明。）

②即《我的努力与反省》一文。

③《年谱》已收入《梁漱溟全集》卷一。《我的自学小史》和《自述》已收入《全集》卷二。

④著者已于1974年将此节补写出，只是较原计划为简略。

⑤“学佛又学医”一节已于1974年补写完，并已收入《我的自学小史》一长文中。

⑥时任司法总长的张耀曾（镕西）先生邀其任秘书，而张为其舅父，故说为“帮忙关系”。

⑦1917年7月初，张勋拥废帝溥仪复辟。段祺瑞（北洋军阀中的皖系军阀）以“讨逆”之名率兵入京，后又自任国务院总理。孙中山指出段为假共和真复辟，正式发出“护法”号召（维护《临时约法》与国会）。8月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孙中山被推为军政府大元帅。而段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下令通缉之。10月初，段宣布“出师剿灭”南方护法军，派遣直系军队（北军）入湖南，于是南北战争开始。

⑧作者本人有文字记载说，此小册子曾有一部分放在北大教员休息室内，任人取阅。辜先生即在此处见之，并发感叹。

⑨在作者《寄晓青甥》（1952年）一信，也曾写有这样的话：“我这里虽不能无人情，却不许有俗肠。像小资产阶级的向上爬心理，可说自幼没有。”

⑩作者曾有更为精要的表述：“我的生命就寄于责任一念。处处皆有责任，而我总是把最大的问题摆在心上。所谓最大问题即所谓中国问题。而我亦没有把中国问题只作中国问题看。不过作为一个中国人要对世界人类尽其责任，就不能不从解决中国问题入手。”（见《寄晓青甥》）

(11)此写作提纲稿原写于作者一小记事本中，现特附录于此，供参阅。

(12)王朝俊（1875——1930年）先生，字鸿一。山东郓城县人。清末秀才。山东高等学堂毕业后公费留日，于此时参加同盟会。回国从事教育工作，同时参与反满革命宣传活动。辛亥革命后，曾任山东省副议长。主张“村治”救国。梁漱溟先生怀有“乡治”思想，王即介绍梁主编《村治月刊》，并推荐出任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

(13)“第一舞台”与“真光电影院”为昔日北平之著名高级剧院与影院。

辛亥革命前后我的活动与见闻

我想谈的就是这个题目：“辛亥革命前后我的活动与见闻”。分三段叙述：一、辛亥革命前夕；二、反清又反袁；三、清廷退位之后。

一、辛亥革命前夕

辛亥革命前，我在北京顺天中学读书，后来顺天中学升为顺天高等学堂。辛亥革命那一年，我正好在这个学校毕业。我在顺天中学读书时，有位同班同学，他的名字叫甄元熙，广东人，他是后来插班到我们班上来的。他从广东来北京前，就有中国同盟会的组织关系。在学校里，我们两个人经常在一起秘密地讨论是革命还是立宪的问题。当时，他是革命派，我还算是站在君主立宪派那一边的。不过，由于清廷的顽固，我自己思想上受到革命的影响，也起了变化，后来也就成了革命派。

当时有一本在日本出版，秘密流传到北京的书，名叫《立宪派与革命派之论战》。这是革命派的胡汉民、汪精卫与立宪派梁启超等人，分别发表在《民报》《新民丛报》《国风报》上的，两派之间的论战文章，由旁人汇集起来出版。那时候我们都秘密地看这本书。

辛亥革命前一年，在上海有一张《民立报》，是由于右任主持出版的，这是革命派的机关报，我们在北京也能看到。当时，我们虽然还只是中学生，但已在秘密地搞革命工作了。那时候在华北一带奔走革命的，有一位叫胡鄂公的湖北人。他不是我们学校的同学，在哪里工作说不上来，他的任务是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做革命联络工作。那时在北方的秘密革命组织叫“京津同盟会”，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在北方的一个分支机构。“京津同盟会”的首脑是汪精卫、李石曾、魏宸组他们三位。汪精卫是在清朝末年的宣统年间，同黄复生从广东秘密地来到北京的，他们的任务是刺杀摄政王。因为那时宣统皇帝还只是个四五岁的孩子，实际当家的是宣统的父亲——摄政王。革命派想刺杀摄政王，他们在夜里去埋炸弹，炸弹埋在摄政王每天早晨从他自己的府第入朝，进皇宫时必经的路上。结果，汪精卫等人虽在夜里去埋炸弹，还是被人发现而遭逮捕，投入监狱。当时清廷居然没有杀他，一直关在监狱里。到了辛亥革命那一年，袁世凯才下令把他给放出来。当时，袁世凯是清廷的内阁总理大臣，他有他的阴谋和打算。他一方面站在清廷这一边，来对付南方的革命势力；另一方面，他又借革命派的势力，来威胁清廷。清廷这时是隆裕太后，小皇上就是那个宣统，刚刚几岁。袁世凯就利用南方革命派的声势，来威胁清廷，吓唬孤儿寡母，同时又借着清廷方面，向南方革命派讨价还价。这时候，我和甄元熙等一些京津同盟会的同志，就开展各种秘密活动。我们在北京的秘密机关有两处，一处设在东单二条，外面看起来是个杂货铺，里面是我们的秘密机关。另一处秘密地点，设在后孙公园的广州七邑会馆。现在这种各省会馆没有了。在清朝末年，这种会馆在北京是很多的。

以上这些，都是辛亥革命前夕的事情。

二、反清又反袁

底下就要说到反清又反袁。这里必须把反袁的事情说明一下。辛亥革命本来是为了反清，反清的时候，首先发动起义是在武昌，那天正好是阳历的10月10日（阴历是八月十九日）。开头倡义发难的，本来是一些军队中的下级军官，有好几位，如熊秉坤等人。暴动起来以后，他们推黎元洪为首，称都督。这时以大江南北来区分，江南，武昌方面是黎元洪的军队；江北，是袁世凯的军队，由段祺瑞、冯国璋统帅。袁世凯的大军压境，有意留在汉口这边不渡江。如果当时渡江进攻，他们是可以打败黎元洪的，因为他们的兵力强大得多。袁世凯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想法子培植自己的势力。当时他并不想消灭南方的革命势力，他要借着南方的革命势力，向清廷要价。所以他的军队就留在江北岸，不过江。并且还要段祺瑞、冯国璋领衔，包括其他许多将领，打电报回北京，要清廷让步，实质也就是要清廷退位。

补充说明一下。清廷退位之前，清廷的王公贵族都是懦弱不堪，没有勇气与革命派对敌。亲贵中只有一个人，名叫良弼的主战，他要跟南方打，他是日本留学陆军的。在这种情况下，京津同盟会决定要除掉良弼，就派彭家珍去刺杀良弼。当时良弼住在西四红锣厂，彭家珍印了一张名片，假造清廷的官衔，去拜访良弼。到了良弼住宅门口，叩门问询。门房回说：“大人还没有回来。”正说话时，良弼坐着马车来到门前。彭家珍即向他投下炸弹，彭家珍本人当场被炸死了，良弼先是受伤，后来也死了。这样一来，清廷方面就没有人再敢主战了。一方面革命派势力起来；另一方面，在袁世凯的威胁之下，清廷就只好退位了。

我们看出袁世凯这个人太坏，他借着清廷来威胁南方，又借着南方的势力来压服清廷。我们京津同盟会这个组织，就要想法子除掉袁世凯。袁世凯当时是清廷的内阁总理大臣，他住在现在东四南边外交部街的一座西式洋楼里。那个时候，北京还没有汽车，最高贵的是双马驾辕的马车。袁世凯每次上朝总是坐着马车，前面是卫队长，骑着马开道，前后都有卫队保护。我们京津同盟会的同志，就在金鱼胡同那条丁字街口的酒馆楼上埋伏着。那里离东安市场很近，袁世凯去皇宫入朝，都要经过这丁字街拐角处。那个地方刚好有个酒馆，酒馆有楼，楼上可以供客人喝酒，楼下是卖熟肉和小吃的。行刺袁世凯是在1912年1月16日，执行刺杀任务的是张先培、杨禹昌、黄之明等四人（其中一人已忘其姓名）。我们称之谓“刺袁四烈士”。四个人在酒楼上一边喝酒，一边观察，等到袁世凯的马车正好在楼下经过的时候，他们就从楼上投下炸弹。炸弹爆炸，结果把袁的卫队长给炸死了，却没有炸着袁世凯本人。袁就此借口不入朝，不进宫了。卫队上楼把四个人都抓住了，后来都给枪毙了。这四位烈士与彭家珍后来被合葬一处，并立有五面碑一座，碑的每一面各镌刻着一位烈士的姓名。烈士墓和碑的地点，原在今北京动物园内现在熊猫馆的东南面，惜现已不知去向了。

三、清廷退位之后

我们虽然认识到袁世凯这个人坏得很，对于革命事业很不利，有刺杀袁的计划，但是没有成功。

当辛亥革命起来之后，孙中山先生当时还在美国。他得知革命军已经起来了，就从美国赶回国内。不久，就到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可是他知道革命军的力量在当时还很难达到北方，知道自己兵力抵不过袁世凯的兵力，为了把袁的势力拉过来，以求得全国的统一，孙中山先生决定把大总统的位子让给袁世凯，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要袁世凯南下就职，政府设在南京，不设在北京。这个计划很有意思，就是要袁世凯离开他那个老巢，这样就可以在政治上开展一个新的局面。尽管让袁世凯做总统，可是这样一来，政治空气和政局就不相同了。因此，南京方面派了蔡元培、宋教仁等六人为“迎袁特使”，来北京迎袁世凯南下就职。袁世凯很狡猾，他晓得南下于他不利，所以他就趁着迎袁特使到北京的时候，搞了个“兵变”。那是1912年阴历正月十一日傍晚，那时候市民都还不知道，各戏园子还在唱戏。那天晚上，我正陪着母亲在大栅栏广德楼看戏。大家正看得热闹，突然间锣鼓停止了，台上出来一个人，他说：“外边兵变了。到处抢东西，戏演不下去了，请大家各自回家去吧！”戏不演了，大家只好从戏园子里出来。我亲自看见变兵朝天放枪，到铺子里面来抢东西。街上碰见阔人就抢钱、抢表。热闹街道都放火烧；那次，东安市场就给烧着了。我当时住在崇文门外花市南边的缨子胡同，我们家的房子有个楼，上楼顶看到城里各处都起火了。

变兵还有意把六位特使的馆驿包围起来，吓唬他们。欢迎袁世凯的六位特使，这时还没有见过袁世凯。这个变动来了，袁世凯却先派人去安慰他们，表示北方形势很乱，非他坐镇不可，表示他不能南下就职。六位特使没有办法，只好回南京再开会商议。商议结果，最后只好同意袁世凯留在北京，政府也只好迁就他设在北京，孙先生让位，把大总统的位置让给了袁世凯。

当时南京公布过一个临时约法，约法的起草人就是宋教仁。也有个议会，就叫临时参议院。临时约法由临时参议院通过，最后由临时大总统公布。没有办法，只好承认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临时参议院也只好北迁了。临时参议院的组织内容，前后有变化。开始，由各省都督推派三个人到南京组织临时参议院。后来起了变化，三人改为五人，不由各省都督派遣，而由各省参议会推举。

说到我自己，清廷退位之后，革命暴力是用不着了，我们京津同盟会的一般同志，不少人转入文字宣传工作，都去办报了。我们当时办的报纸名叫《民国报》。《民国报》的社长大家推举甄元熙担任，总编辑是孙炳文。当年我是二十岁，孙炳文大我九岁，孙是一位老大哥。我当时的职务是外勤记者，任务就是对外采访新闻，偶尔也写一点短评之类的文章。我在文章上的署名没有一定，有时是写“寿民”，有时还写成“瘦民”。我们这位孙炳文大哥，有一次在给我写扇面题词时，在称呼上给我写了“漱溟”这两个字。我一看，这两个字比我的“寿民”、“瘦民”两个字好，从此我就改名为梁漱溟，这名字一直用到现在。

孙炳文先生号浚明，四川叙州府人。他是我们办《民国报》的总编辑。北京青年艺术剧院的孙维世，是我们这位孙大哥的女儿，孙维世的母亲叫任维坤，她是我们《民国报》的一位女编辑。任维坤是任芝铭的女儿。孙、任都是我们报馆的同事，他俩是在报馆工作时相识，而后来结成了伴侣。其后孙炳文在德国留学，和朱老总在一起，加入了共产党。因为他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清党时惨遭杀害。那时他从广州到香港，又从香港坐船到上海，被国民党发现后逮捕，惨遭杀害。他的夫人任维坤后来在延安工作，改名为任锐。我在1946年重庆的旧政协会议开会后，第二次去延安时还见到过她。当时她告诉我，她有一女一儿，孙维世是她的女儿，儿子叫孙泱，曾任教中国人民大学。

《民国报》开始创办是在天津，后来才迁到北京来了。民国元年，中国同盟会吸收其他小党派改组成为“中国国民党”，这时就把《民国报》改为国民党的机关报。我们这些人就退出来了。党本部派来接收报馆的是汤漪，他当时是国会议员。

当时参加临时参议院的小党派很多，都是临时发起组成的，并不是原来就有的。譬如说，一个关系较大的小党派——“统一共和党”，它的头头就是吴景濂。统一共和党当时在临时参议院里，共有十几位参议员。因为吴景濂是东三省人，这十几位参议员也大多数是东三省的，同时也有几位是华北的。原来的临时参议院议长是林森（他后来担任过国民政府主席），副议长陈陶遗。陈当时在南方没有北上。林森议长辞职。为了选举临时议院的议长，本来这个时候还没有组织国民党，这时在参议员中形成了两大派，一左一右。以同盟会为背景的为左派，以共和建设讨论会为右派。在这个基础上后来形成两个大党，一为国民党，一为进步党。进步党也是几个小党派合起来的，包括共和党。共和党以南通张季直为首，黎元洪也是共和党的。

最后还说这么一段事情。

临时参议院从南京迁到北京。我担任外勤记者，有记者证，凭证哪里都可以进去。临时参议院开会时，我经常去那里采访消息。有一次正是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在临时参议院行宣誓就职典礼，我亲眼看见袁世凯先在台上宣读誓词，读完誓词之后，由议长林森领他下了主席台，走出议会大厅，到外边照相留影。参加照相的有参议院议员，也有政府内阁阁员。新闻记者不让参加，但是可以远远地望见他们照相的情景。因为我们在楼上旁听席上赶着下楼来，走得快一点，先出来了。我正向外张望，林森议长领着袁世凯从我背后走来，正好在我右边身旁走过，所以我当时看得很清楚。我看到袁世凯穿了一身陈旧的军装。他这个人身材很矮，像是腿短了些，上身肩膀宽大，脸上既没有刮脸，也没有正式留胡子，头上也不戴帽子。看起来，他对于这次就任大总统并没有当一回事似的，没有郑重诚敬之心。

民国初年的见闻杂记

清末我在顺天中学读书时，即与同班同学甄亮甫（元熙）等参加革命运动。清廷退位，抛弃暴力，改业宣传，创办《民国报》于天津（嗣后移北京），我任外勤记者，往来京津间，出入于国务院临时参议院以及各党派总部从事采访，所见所闻可资记录者甚多。兹随笔写出一些如次——

1912年，袁世凯到临时参议院作为临时大总统宣誓就职之日，我在楼上记者旁听席。袁就职誓词宣读，纯用其河南地方音调。誓词不长，旋即由议长林森引导走出议场，将在一广阔场地同全体议员（约百人左右）照相。此时我适亦走出议场，站在一穿行路上，面向广场瞻望。出我不意，袁即从我身右侧走过，其身量似若短于我者，而宽阔过于我，头发斑白，既不蓄须，亦不修面，着军人旧服装，殊欠整洁，显然蔑视此一重大典礼。

我看到政府各部总长均着西式大礼服，先候立于照相场中。陆军总长段祺瑞军装整齐，神态严肃，则显然郑重其事者。后来袁贼公然叛国称帝，其左右亲信坚决反对于事先者二人，段其一，另一人则为张一麐。张原为机要局局长，即被调教育总长，由近而疏。段芝贵、雷震春等军人曾宴请张，威胁其勿得反对帝制，张不为所动，坚决反对。段之反对最力，坚辞陆军总长，不得请，即称病离职，去西山闭门休养。及帝制撤销（1916年），西南犹不肯罢兵。袁病重自知不起，乃交出政柄于段手，正为段不附和袁之称帝。于是政事堂改回国务院，段为国务总理。同时北洋军人势力又不可侮，西南各省顾全大局，遂同意于黎、段下组成南北统一内阁。其后渐渐发展出府（总统府）院（国务院）之争时，黎倚重西南以抗段，亦不得不然之势也。

黎、段之间初无不和情事，其卒演为府院之争者，始不过府秘书长丁世峄（佛言）、院秘书长徐树铮（又铮）两人斗气而已。徐之为人横霸弄权，而段又一意信任之，恣其所为。丁素有山东大汉之称（丁身量高大，且有长髯），不能相让，且黎左右又有哈汉章、饶汉祥等鄂省人士出谋划策，驯致黎、段相恶，政局顿翻矣。张勋领兵入京，拥宣统废帝复辟之一幕即由此引出来。

复辟之一幕（1917年）系在一后半夜即黎明时进行。先两年张勋在宣武门大街路东建有江西会馆，馆中有大演剧场。张特于是日（1917年7月1日）大宴宾客、演剧。张于演剧正热闹时，忽尔抽身退出，进入清宫而行复辟焉。此事当然是早有安排布置，故尔天明后官吏着旧衣冠入贺者纷纷。康有为、沈曾植等且从远道赶来参加，不误时机（当时有上谕发表康为“弼德院院长”）。

张勋原于清末驻军南京，辛亥革命被迫北撤，止于徐州，所部士兵蓄发辫，不改清制，其意不承认民国，殆不可掩。既与皖督倪嗣冲等联络一气，屡次通电指摘中央，及黎以抗段之故而竟许其领兵入京，以致黎自己倾覆，几乎亦败坏国家大事。此时幸赖段于马厂誓师声讨张勋，一举而扑灭辫兵，盖当时马厂驻有李长泰一师军队，段偕同梁启超驰入其军中，率以西进抵京也。于是康、梁师徒二人在现实政治上遂尔一时敌对起来。

叙事至此，顿然回忆及民国十三年（1924年）我曾亲见梁任公为庆祝康寿而撰写祝寿序文于四条屏幅之情景，屏幅先经装裱区划字格而后填写之。其时康似是寓居青岛，而任公方讲学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因我不时造访请教，故此偶尔相值也。观于此事则康、梁师徒间已恢复情谊，是盖出于任公忠厚念旧之情，康之为人无足取也（康之为人行事愈到后来愈恶劣）。

有关民国初年政史的见闻纪实

——辨李著陶著各书之误

这里所说的民国初年，指1911到1917年的一段期间。我是1893年生于北京的，民国初年不过二十岁内外。但我已经有机会亲自见到那时政治上一些事实了。首先这是因为我参加了1911年的革命运动，于清帝退位后随革命同志们创办报纸，曾任外勤记者。再则，我又与当时政治上人物之一的张耀曾先生（镕西）关系甚密，曾一度担任他的秘书。

清帝宣布退位之后，同志们放下了手枪炸弹，在天津同时有两家报纸出版，是属于中国革命同盟会的。其一名《民意报》，主其事者为赵铁桥（四川人）；又其一名《民国报》，社长为甄亮甫（元熙），总编辑为孙浚明（炳文）。我为《民国报》编辑之一，并从事外勤采访工作。此报不久迁到北京出版，末后由国民党本部派汤漪接收改组，我就离开了。

张公是我先母的堂弟，所以我称他为镕舅。然而他的外祖母却又是我先父的亲姑母，所以他又称我先父为表舅（在亲戚关系上是重叠而交错的），并自幼师事先父。1916年倒袁后，他出任南北统一内阁的司法总长，引我为秘书。其时同任秘书者有沈衡山（钧儒）及席、杨二位。

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我从当时的临时参议院取得一种证件可以随时出入于旁听席，并向秘书厅作采访。又如国务院等机关和各党的党本部亦是常去走动的。而不时晤及张公，亦能知道一些事情。虽云事隔四五十年，有些亦还记忆差不多。近来见到陶菊隐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关于这一期间政情叙述颇有错误和疏漏不明之处。复检看较早些年出版的李剑农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其错误疏漏之点如出一辙，乃知陶误盖因袭于李误。偶与郑天挺教授（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亦曾一度为张公任秘书）谈及此情，据他说不只李、陶两书有此误，还有其他书亦如是。我因写此文，借供史家采择。

临时参议院的党派情况

本文旨在说明民国初年政治上党派情况。党派分立之势，大抵因议会制度而形成的，本文即从临时参议院之时谈起。

当1911年革命后，国内政治上十分活跃，大小党团纷见杂出，离合无定，谁也难言之无误。而且在今日详切言之亦无何意义。但今之修史者于其当时情势变化之大端，却非胸中了了，论列明白不可。可惜李著、陶著两书之所短正在此。

本来清季在中央已经有了资政院，在各省又有了谘议局，政党便已见萌芽。然而这总不外乎走君主立宪一路的。而当时主张革命，要推翻清廷的，便是与之对立的另一路。1911年革命之获得短期收功，并非一方面之力，此固人所共知。同时更须知道，孙、黄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同盟会虽于此居主要地位，而其本身却又是走革命一路的几多团体合组起来的。革命一旦成功，其本身又起分化。所以从全国来说，只见其分合变化，很少见有单一组织慢慢发展扩大的情形。党派的名称说之不尽，分合变化说之不尽，我们只能从大形势上以左翼、右翼和中间来分它。同盟会当然算左翼，旧立宪派为右翼，恒居于左右之间者为中间派。革命之初，同盟会当然得势，临时参议院中党派单位约不下于五个，或者还多，而同盟会终究为第一大党。

临时参议院要分前后两阶段，前一段在南京开会，后一段在北京开会，然前后两段并不仅仅是开会地点不同，重要在于其内容组成上有些不同。前一段大致是全国各省区各有代表三人，多为各该省都督或议会（旧谘议局改）所推选派来。等到后一段则改为每一省五个人（蒙藏各区似稍异），并且规定要由议会选出。其人选有连任，有更换，并有大增加，所以其议长就要重新选举。

南京临时参议院的议长林森，为同盟会的人，副议长似为陈陶遗，是否同盟会人，我不清楚了。通例在议会中某一政党的许多议员必有它的一个领袖，称为院内总干事，在同盟会当时却非由林森担任，而是张耀曾。张在当时同盟会内部组织上是评议部（对执行部而言）的议长。他明明是同盟会议员的中坚人物，然而李著、陶著却把他列入了统一共和党之中。这一错误非小。因为这以后的事情都将无法说明。——所谓以后之事包含着同盟会之改组成国民党这样的大事。

据我记忆所及，临时参议院迁到北京初期，议长还是林森。譬如袁世凯作为临时大总统来向临时参议院宣誓就职的那一幕，我是在场的。当时便是在林森主持下举行此典礼。其后在何时改选议长，我不能明确言其月日，但记得似乎相隔不甚久。譬如李著说统一共和党当时占有二十五议席，同盟会、共和党各四十余席，而我记得在议长选票上，统一共和党只掌握十几张票。左右两方各三十几票。其数字均少于李之所说。可能是李说的数字为其后新组成分子陆续全部到齐之数，而议长之改选较早。

所谓统一共和党者，就是那时的中间派。因为其中有些个人如谷钟秀等是同盟会分化出去的，就算他中间偏左吧。右翼一面似有两三个单位（非如李说只是一共和党），较大的是共和党，而较重要的却是共和建设讨论会。因为它有梁启超这样重要人物为后台，有汤化龙、林长民作头目。它是民主党的前身，而民主党又是后来进步党的中心骨干。右翼综合起来虽有三十几票，却止于三十多一点，而同盟会则接近四十票。在议长改选前夕，同盟会自恃为第一大党，并有素常靠近的统一共和党，没有急于作布置，被右翼抢先了一步。右翼主动地早去找统一共和党商量合作，愿以正议长让给这个小党，而他们甘居副席。这样，当然一拍即合。及至同盟会向统一共和党来商洽时，那方面的协议已成立了。选举揭晓果然正议长是统一共和党的吴景濂，副议长是汤化龙。并且其较次的两个席位：院秘书长（此席由议长决定，不用选举）和全院委员长（由议员公选）亦分别为林长民、谷钟秀所得，全无同盟会的份。只是为不使第一大党的同盟会人难堪，总算把法制委员长一席选了张耀曾。

其实张耀曾正是同盟会内定的议长人选，因为林森不想干下去——既不干议长，亦不干议员。至于吴景濂是何许人，这里亦须说明一句。若论品德、才气、学识，他无一可取。十一年后（1923年）他正是在国会中为曹锟包办贿选总统的人，卑劣无耻到了极端，此时则恶迹未著而已。他是奉天（辽宁）人，而在统一共和党的十几票中（譬如说十七票），他们东三省同乡却占十票以上（譬如说十二票）。他身材高大，其头尤大（所以俗称吴大头），年齿亦较长，在十多个东三省议员中便成了领袖。其取得议长的由来不过如此。

正式国会开会前后的党派情况

临时参议院的重要任务，除了产生临时政府之外，就是制定国会组织法和国会议员选举法。即在制定这两部法律之时，各党派为了应付将要到来的大选，都在忙于党务。质言之，就是尽可能并合来以利于竞选。于是后来在国会中就出现了国民党和进步党两大党对峙的局面。本文这一段将主要说一说同盟会之改组成国民党。

同盟会原是一个要推翻旧统治而建设新国家的革命党，而不是一般宪政国家的所谓政党。这番改组，若只从其并合四小党①以扩大党势来看便错了。要深刻地来认识它的性质改变了。同盟会本有革命方略之规定，把建设新国家分为三个层次或三个时期，即是：军法之治或云军政时期，约法之治或云训政时期，宪法之治或云宪政时期。它是要自掌政权到几年，又几年之后，才转化为普通政党的，现在旧统治初被推翻，如何谈到此？然而在当时国内大势，却非放弃这个革命方略不可。首先就为推翻旧统治并非同盟会一方面之力，势不能强各方面听命于一方。而且对于这个革命方略，就在同盟会内部，也很少有人认真看待它。

同盟会里面的人的思想是多种多样的。孙先生虽自有一套学说和具体主张，却全然不能以此统一其党人的思想意志。大约不同于他的，至少可分为两大流派：一派是无政府主义者，例如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张继等许多人物都是，乃至汪精卫亦接近于此。他们于革命后，薄政治而不为，宣言不做官、不做议员，相率出洋而去。又一派则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思想，换言之，就是倾慕欧美近代政治，特别是英国式的议会政治（政党内阁），宋教仁即其代表。其实这是当时人的一般思想倾向，大约留学生们莫不如此，同盟会所有的议员们莫不如此。同盟会之改组为普通政党，固迫于党外大势而要以此为其内部基础。

然而改组运动大非顺而且易，险些不得成功。

以我个人记忆所及，此次改组，内部争执甚大。盖非止放弃了革命方略，还放弃了革命的宗旨目标。同盟会会章的宗旨一条，原为“本会以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为宗旨”，而国民党党章则改为“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了。只不过另外在政纲五条之中，列有“注重民生政策”一条。这明明是以社会政策代替社会主义，以改良代替革命。再则，同盟会原有女同志，而新党章却不收女党员。这一变动亦非小，都要算最引起争执风潮的问题所在。不止孙先生很难同意这种改变，许多老同志很难同意这种改变，凡富有革命性的人俱都激烈反对。然而在改组派却认为既要应付当前大选，争取作宪政国家大党而改组，非这样改就不能广结同志（吸收四个小党首先是统一共和党），就不能多得选民，就只有自陷于孤立，让敌党坐大，所以又是坚持断断乎不让步。经孙、黄考虑，勉勉强强定议之后，犹有人蓄意捣乱，破坏其事。改组成立大会分在上海、北京两地同时（1912年8月25日）举行。据闻上海的会就以当场争吵一哄而散。

北京开会那天我在场目睹其事。地点是在虎坊桥湖广会馆的大剧场，其最高容纳量亦只有一千多人，非常拥挤。当宣读党章要通过之时，有女同志唐群英、沈佩真等起而质问辱骂，并直奔台上向宋教仁寻殴。台下亦有多人鼓噪。虽有不少维持大局的人尽力劝阻，其势仍岌岌可危。幸得孙、黄二公临场讲话，以靖秩序。黄先到先讲，孙后到后讲。孙讲话将完，左右（张继等）频请续讲，不要他停，以致拖长数小时之久。便趁此时散票选举。比将票收齐，已是日落天黑（没有电灯）。从早八时开始，至此一整天，没有休息用饭。尤其受罪的是正当盛夏，而列坐台上的多半穿西服，孙、黄二公并且穿着大礼服，满面流汗，无时不在以手巾拭来拭去。却是幸得终局，便算成功。

宋教仁在党内初非有高出于其他人物的资望地位（1911—1912年宋且正遭党内外的打击。见李著），其卒能主持改组，使领袖如孙先生为之曲从，正为其有群众支持。而最具有发言地位的群众，莫如那些代表本党出席议会的议员们。议员甚多，又必得有其中坚有力人物与宋密切合作，方能成其事。这第一就是张耀曾氏。再则，国都既在北京，同盟会的党本部自须设于北京。当唐内阁在职的短短期间尚有些党内要人（宋其一）在此，不久都先后出京他去。然而像这样复杂严重的改组问题却多要在此商洽（对外）解决和进行，那么何人主持呢？这第一又是张耀曾。若如李著、陶著以张氏属之于改组时被吸收的小党人物，而非代表同盟会主持改组的人物，这一切均将无法说明了。

国民党成立之后，张氏以总干事兼政务研究会正主任，即见其是实际负责的人。又试举一事亦可见出张氏才具及其在党内外的资望地位。当国会两院合开宪法会议以制宪之时，两大党各有代表该党主张的一部完整宪法草案提供各方面研究。代表进步党的那部草案为梁启超手笔，而代表国民党的即为张氏手笔。世所称“天坛宪法草案”固为宪法会议所选出的宪法起草委员会所制作，却是委员会当时曾推定五个人执笔（代表五个方面），五个人中又是公推张氏主稿的。

关于民主党、共和党等几多小党合组进步党的事情，我不清楚，这里不叙。但我记得其成立是稍后的，而众议院议长之大争夺战实有以促成之。当全国议员选举揭晓时，参众两院议席均以国民党占过半数。在总名额八百多人中号称五百多人。但其具体数字极难言。因各地方新出人物的政治面貌尚不够鲜明确定，各党派既争相拉扯，其本人又往往有投机心理。我曾目睹此拉扯及投机之活剧。当时北京有东西两车站，除内务部主管方面为议员到京设有招待所，并派员在车站迎候外，各党亦各有其招待所，各都派人持旗帜在站候接。每见每议员下车，则招待人员蜂拥而上，彼拉此扯，各以能拉到自己的招待所为胜利。某人的党籍即以其住入某党的招待所为定。颇有住入甲招待所数日后甚至一二月后忽又移住乙招待所者。其内幕花样甚多，无非金钱酒食拉拢，可不必讲了。

对于国民党的声势最动心、最感到不能相容者莫如袁世凯。所谓拉议员，争议长，各党派皆是对国民党而拉而争。各党派之拉与争似乎各为其党，而在背后资助并运用之者都是袁，其所收效果亦都为袁所享有，此外任何人无所得。可惜当时那些聪明人如梁、汤等皆不悟。由于其对方是一，而此方后台又是一，所以就促成了此方合组进步党。然而进步党究竟还只能间接为袁用，不能直接为袁用。于是末后又出了公民党，由梁士诒（总统府秘书长）直接出面组织议员。

国会开幕，当然要先选出议长来，方谈到其他之事。然而众议院多次开会，几次投票，时间拖至一个月之久还没有议长产生出来。争夺之烈特见于众议院者，一则其权重，又一则其议员年轻，多新出人物。若参议员大半资历老，不易收买其脱党了。必须把国民党议员收买脱党，而后减少其议长选票，增多此方选票。议员声明脱党启事纷纷见于报纸。尤其是当时的《民视报》（其后公民党成立，即为该党御用报）满载于头版，数之近百数。就这样，众议院议长卒为进步党汤化龙（正）、陈国祥（副）所得。只有参议院议长早早选出了国民党的张继、王正廷。

如上所说，为了适应中国要走资产阶级的宪政道路而左翼改组出了国民党，为了对抗国民党而右翼形成了进步党，为了进步党尚不能直接地为袁用，袁部下于是又搞出公民党。当时党派情势变化发展之大端就是如此。但其后又出了新变化。

这新变化是什么？当正式国会末期，宪法未成，而袁世凯却取得了正式总统，他便悍然来干涉制宪。制宪原为宪法会议之事，国民党、进步党（还有其他）的一些有头脑、有心肝的人士正集于天坛，静心致力于此。他们很想本着他们的信念为国家效劳，不能不惊心于野心家的破坏威胁。他们恍然认识到野心家（袁世凯）是真正的敌人，而他们彼此间还是在思想信念上可以合得来的同志。于是以张耀曾、丁世峄（佛言）为首的两大党一部分议员（可以说两方议员的精粹吧）携手合组了民宪党。这已是临到国会被袁解散的前夕了。

说到此，我又记起了一段故事，无妨补叙出来，那就是宋教仁曾密访梁启超的事情。当唐内阁去职而宋尚在北京之时，他主要是布置改组，迎接大选，以谋政局之新开展。他不单照顾家里的事，还照顾到各方面。主要的如掌握实力并代表旧势力的袁世凯是一方面，作为言论思想界的权威并代表右翼政党的梁启超又是一方面。宋都希望把他们纳入他所梦想的宪政轨道，彼此在政治上和平竞赛。他之所以和赵秉钧往来屡作深谈，即是对袁的一方作功夫。同时他又访了梁。梁过去曾阻挠革命，此时为革命派所看不起，亦复自觉脸上无光。宋独向他表示彼此应以两党轮替秉政如英美相勉励。在即将到来的国会大选后梁若当政则他愿在野相助，否则，他出来时请梁善意监督。这原亦是梁的梦想，对此自然感激而且契合。所以其后宋被刺身死，梁真是痛惜不已。由此可见两方人物早有其共同的思想意识，其或离或合只看环境形势。

1916年国会恢复时的党派情况

民国二年（1913年）国会被袁世凯非法解散，到民国五年袁倒黎继，乃又得恢复开会。然而当年国民党和进步党两大党的局面却没有随之恢复。这是何故？

据我所知，当八百多议员被袁强迫解散后，不少头脑较清醒而于国家大局具有责任心的人皆有所后悔。第一后悔不应先选总统——把有关总统一章从整部宪法中抽出来制定，并选出袁的正式总统。更则后悔不该在制宪过程中牵于党派成见，多所争执，耽误时光，以致久久未完成制宪工作，实无以对国人。及至袁倒，酝酿复会，咸有惩前毖后之心。当群集上海，将次入京之时，即互约彼此虚怀同心以制宪，在制宪期间把党务暂时搁起来。一时风气如此，两大党以至其他党的招牌遂不见于北京。不过事实上，于议场外聚合一些熟人商讨问题，总不可免。于是不厌其雷同近似而有“宪法研究会”“宪法讨论会”“宪法商榷会”等名称出现。或者随便使用个“丙辰俱乐部”（这一年是丙辰年）、“韬园”“益友社”……为名。甚至不立名堂，只就其聚会之地而说“张寓”。总之一句话，不取组党形式，亦实无意乎组党。其聚合一堆的大抵还是旧日同党的人，虽无旧党形式，固未尝忘情于旧党。

“政学会”是其中稍晚出现的一个，而延续却稍久，本文将于后面个别叙说两句。这里继续说总的形势。

大家一心制宪自是好事，但不过初念如此。临到事实上，处在政局中，权势斗争仍居第一位。原非组党的这些集体仍然起着政争工具作用。最后又是政争覆灭了国会。国会再度被解散，宪法还是没有制定出来。其详就非本文所及了，这以后，国家大局日益恶化，军阀势力高于一切，只能从其时政治上人事彼此分合之间见出种种派系，无政党组织可言，过去两党卒不再见。至于北伐时的国民党乃是又回到革命党的路上，与前非一事。

应该指出，李著第十二章第二节题为“国会恢复后的党派形势与政潮”，陶著第三册有题为“国会中党派分化和转化的简单轮廓”一段（其中陶因袭于李，只加以简化），其所说几乎全无是处，例如说“进步党领袖提出不党主义”，梁、汤一向迷信政党政治，其一时不党（如上述）则有之，何能有此“不党主义”？且进步党领袖又何能同时使广大国民党议员为之景从？又说梁为宪法研究会，而汤为宪法讨论会，很短时间复合并为一，皆不符于事实。以我见闻所及，宪法讨论会始终以江天铎（粤人，国民党）、孙润宇为代表，曾未闻有所合并。观于李著讥笑梁、汤原是一家人何必分开，疑讶“研究”与“讨论”到底有什么区别等等的说话，正显露其于当时情势变化之由来隔阂无所知，误有所闻而不能辨其误。

陶著说，此时“国民党已经名存实亡”，其实颠倒了，应该说它名不存而实尚未亡。此时孙先生所领导的名为中华革命党。在京的议员们分化为几个单位，即如老同盟会人物亦用了丙辰俱乐部一类名称，更无人肩着国民党这招牌。然而正如我在前所说“虽无旧党形式，固未尝忘情于旧党”，彼此言论主张仍多从同，甚至行动上有联系。同时不要忘记自由散漫原是此时的风气，其不尽一致是不足怪的。

政学会是当时国民党议员的几个集合体之一，或者还是一个较大的集合体。张耀曾先生被推为政学会的正主席。我此时虽为他任司法部秘书，但在这方面帮助他的是另一秘书沈衡山，我未曾参与其事，因而所知甚少。当时任副主席的为李根源、钮永建、谷钟秀三位。三位先生的年纪均长于张（张生于1885年，此时只三十二岁未满），论资望，张亦并不出于三位之右。其卒被推为正主席者，似为他平素立身端正谨严而对国家大局一片公忠，易得群众信任之故。若以今天所谓“组织者”所谓“领导人”来衡量他，他是不够的。他参加同盟会甚早，却非一个激烈分子，而是民国初年流行口语所谓“稳健派”。其实整个政学会就是一稳健派，颇似有中间偏左那种意味。陶著（第三册102页）说“张谷二人所组政学会已成为背离国民党的另一团体，并且具有反对孙中山的倾向”，全不忠于事实。

但后来孙先生领导护法之役，“非常国会”在广州的那些年中有所谓“政学系”者则非我所知了。而且就在张氏怕亦不尽知。因为据我所知，张本人虽支持护法之役，却一直留在上海，未曾一去广州。又据其故后其家人所撰行述一文（张故于1938年7月，有行述一文刊于当时讣告之后，今有存本），他曾在上海宣布解散政学会的。至于末后蒋介石的国民党时代，道路传闻仍有政学系之说，那就更不相干了。

《有关民国初年政史的见闻纪实》一文的补记

此文出于政协《文史资料选辑》之先，经由申伯纯副秘书长面呈周总理阅过，又经沈衡老证明我所述事实无差误。但在文章刊出后，我却又弄清楚了其间某些问题或情节而来不及补充或修改。兹特分别补叙于后——

（一）后来“政学系”的称号是从杨永泰而来。杨原为当初政学会骨干之一，后来在广东任财政厅长，且曾代理省长。在“非常国会”集会于广州时，议员中如韩玉辰、刘治洲等均属政学会成员，仍有其派系存在。末后杨成为蒋介石亲信的秘书长，与张群、熊式辉相结合，于是杨、张、熊及其一群便被人呼为政学系。特别是因为陈立夫派所妒忌而名声更著，最后杨卒死于陈之手——为陈派刺杀于武汉。

（二）宋遯初（教仁）为中国革命同盟会吸收四个小党派组成中国国民党后的实际领袖人物。他有心出面组阁当政，非止与赵秉钧亲切交谈，而且有一段时间住在赵家中，接受袁赠的某银行支票簿，可以自己随意填写支取银款。据闻宋离京南旋，曾支用二三百元小款而交还了支票簿。其行动颇有分际，不即不离，其为袁所深忌而必欲杀之者正在此。—袁不杀宋，宋将依国会为后盾以组阁，袁且落于受制而无能为也。

①这四个小党是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和共和实进会。——漱注

忆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双十节”

——1936年国庆纪念会上的讲话

今天是我们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月十日国庆日。这日子是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永远不能磨灭的一个很深刻的很大的转弯。我们的历史，到近百年来是一个很特殊的时期——那就是因为世界大交通，让我们这老的文化国家，从来在文化上优胜独尊的，遇着一个不同的，新鲜的，也是很高的文化的西洋人在这时候到东方来，两下里相逢以后，我们即被包围在一个新的环境里，受到种种刺激压迫，不能不有一个变化。这个变化，至少已经过去了六十年，到今天犹变之未已，今后还在要完成这个转变。可是这一个大的转变中间，以二十五年前（1911年）的今天为最深刻的转捩关键，所谓是一个划时代的日子。比如就“国庆”这两字说，大概在古书里历史上找不出来。从前的中国没有这句话；勉强说有的时候，也不过是指皇帝个人的生日。国庆这个观念，实在是于国际的环境中由旁的国家而反映出我们自己的国家，才对国家之可庆祝的事情发生纪念的意思。从前中国缺乏国际环境，因为不知有别的国家，所以也就不知道有自己的国家，仿佛是忘了有国家这回事。自西洋剧烈的国际竞争包围了中国，才唤醒了中国人的国家观念，于是乎有国庆。

第一个国庆的纪念日，我曾在当时的首都北京参加过，那是袁（世凯）总统的时代①，民国的头一年（1912）。那时候北京当真是庆祝得很热烈，因为许多革命的党人同志，他们作了多年的运动，好容易才有成功，从这里完成了共和的建立，当然他们兴高采烈地庆祝历载奔走流血所换到的结果。当时北京尚没有多少能开大会的地方，仅有琉璃厂比较可以容纳较多的人，所以就在那里举行。那时候人之多，之拥挤，在我真是头一次看见。差不多人到那里就被夹住，完全不能动，妇女小孩很多被夹得哭出来。——自然一面是因为中国人不会开会，一面也因为人太多，故紊乱拥挤到不能形容。虽在深秋，大家都穿着夹衣，而以人多且须用力撑持，所以人人皆挥汗如雨。那时候许多革命纪念品的陈列，革命先进的讲演，分了好几个地方。那一天的大会，袁总统自己没到，国务总理赵秉钧和所有阁员，其他军政长官都到了。还有许多游艺。许多庙会上所有的玩耍、买卖，也都应有尽有。可是，我想就是那一个庆祝大会，或许还没有外国人对他们的国庆纪念得疯狂热烈。在人家，每人（男女老幼）都有很清楚的国家观念，中国人则一时不容易谈到；所以在那个时候只有热心奔走革命，曾经对民国用过一分心力的人，其庆祝纪念真是高兴热烈，余者则懵懵然看热闹而已！从第一次的国庆，到现在不知不觉已二十五年；在这二十五年中，让我们民族的命运更像是艰难困苦沉沦危险；可是也许就在这艰难困苦中，更锻炼了中国人的国家观念、民族意识！虽然我们不愿意要狭隘的国家观念，很小气的自尊心理，一味排斥旁的国家，然而究竟民族意识、国家观念，还是应当有的。

我们真没想到民国到了二十五年还是这个样子！我记得辛亥年（革命军武昌起义的那一年），我正十九岁，那时我也是跟着许多革命前辈在那里跑的一人。我参加革命工作虽然很晚，但我在中学念书的时候，就常常从上海、日本有许多报纸杂志寄给我们，已经是精神上相往来了，不过没参加工作。我参加工作，是在武昌起义之后。那时候实在还是小孩子。我们的工作，一面好像很凶，玩手枪炸弹的把戏；同时亦儿戏得很，并不知其中的轻重关系，拿手枪和拿小刀玩耍一样。记得当时我们的秘密机关在东单牌楼二道街②，为了避免清廷的注意，于是我到昌平州运了大批的煤油灯罩，前边开铺子，后边就是机关。像这一种的事，现在想起来如在眼前。在那个时候以前，就国内说立宪运动潮流较高；国外（如在日本）则革命情绪较浓。当立宪运动鼎盛的时候，各省都有代表到京，要求清廷缩短预备立宪的年限。——原来预备立宪的年限定为九年，全国的舆论以为九年的时间太远，最好缩短为二年或三年。要求的结果，清廷答应了缩短为五年，大家还是觉得远，以为五年以后才能立宪，政治上才能有办法，岂不太迟了。真没想到达到真正立宪的程度，虽五年九年亦不算长，谁知至二十五年之今日还是这个局面呢！那时候如果有人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才有办法，绝无人相信。可见在社会里对社会的前途能有先见，真不是容易事！当时一般的意识情绪都集中到政治改造上，经济的改造差不多没人注意，整个的社会问题更意识不到，而现在由二十五年的历史慢慢领着我们走，成功了一件事情，就是对问题的认识比从前进步了。大家从政治问题注意到经济问题，乃至整个的文化问题，社会改造；这是在一切没有成功里面的一个顶重要的成功。没有对问题的认识，则没办法能有大的成功（所谓大的成功即指旧社会改造，新社会建立而言）。今天可纪念的就是慢慢地我们认识了问题，在二十五年艰难困苦的经过中，像是指点告诉我们新中国的缔造是不容易；是很费事的。大家要知道，越是不容易成功的事情，越是一个伟大的事情；如果是一个伟大的事情，则一定是不容易成功的事情。中国历史的转变，没有法子不是一个大的转弯；中国的社会改造没有法子不是一个大的工作，没有法子小就。倘使立宪运动成功了，或革命共和一举成功了，那都算是小就；这许多的磨难就是指示给我们前途是伟大的，不能甘于小就，应当创造我们最理想的社会。好，在今天国庆的日子，我们祝望我们民族前途的伟大！

①1912年2月以袁世凯使清帝溥仪退位为条件，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而由袁出任此职。

②据著者晚年谈话，此秘密机关所在地为今日北京东单二条。

沈钧儒先生与政学会

——兼记袁世凯死后的南北统一内阁

沈钧儒先生是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发起救国会，代表广大社会群众要求南京蒋政府莫打内战而抗日的“七君子”为首人物。这是人所周知而共仰的。但1917年即民国六年沈老曾与我共事于北京政府司法部，且参与当时发起组织政学会的活动，似少为人所留意。兹先简述昔年政局变化的史实如次：

（一）袁世凯帝制失败，遂有南北统一内阁之产生。

袁世凯帝制失败，主要是由西南各省护国军起来后全国响应之故。然而袁虽倒而北洋军人势力仍然得以维系者则端赖有段祺瑞其人。远从清季以来段的权位势力即仅次于袁，而为袁所倚重。入民国后一向任陆军总长。他为人正直，与段芝贵、雷震春等许多人，大有泾渭之分，抗声反对帝制，即于帝制热闹中坚决辞职离京，退隐西山，袁再三慰留不得，只好以王士珍代长陆军部。

袁在称帝之前，为集权于总统府，废除国务院，而设置政事堂，一切机构大改。及至帝制失败，袁羞愤将死，乃挽段出山。段出，拥原副总统黎元洪依法继任大总统。黎任命段为国务总理，恢复国制如初。此时西南护国军方面与北京合乎法统的黎、段政权之合作乃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便出现了南北统一内阁。

（二）当时号称南北统一内阁者，盖以张公耀曾代表西南方面北来入京参加了中央政府也。在政府中张公任司法部总长，而徐谦氏为次长，二公同是老资格的国民党人，然而此时政界气氛却以隐没党派分野为特征。这是为何？于此，宜叙明张公本人的党派历史，再行阐明民国六年那时的特殊形势。

（三）张公青年留学日本时，早就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中国革命同盟会。民国开国之初，他为临时参议院议员，曾由同盟会的议员们公推为院内总干事，隐然一中心人物。民国二年正式国会时，云南选出他为众议院议员，为了把同盟会从革命党改组为宪政下一普通政党，他与宋教仁氏同心协力以同盟会为中坚基础，联合一些小党派建起了中国国民党。建党大会上有孙、黄二公亲临指导。（附注：笔者以同盟会员参加大会，存有记录。）在党本部组织中，他被任为总干事兼政务研究会主任。很明显，张公历来为党内一骨干人物，为一实干家。

（四）上文所云民国六年出现了党派隐没不见之特殊形势者，现在便好来阐明其故。

盖过去国会内曾是国民党与进步党一左一右对峙之局，而今当两院议员聚集上海准备入京复会之际，彼此交谈深悔过去各为党派成见所误，未能尽心协力于制宪之大业，有负国人重托，今番亟宜认识到制宪第一而从事。此即民国六年两院议员入京后更不见两党踪影，所见者有宪法研究会（梁启超、汤化龙一派系）、宪法讨论会（江天铎、孙润宇等人）、宪法商榷会（孙洪伊等人）、丙辰俱乐部（马君武等人）、益友社（褚辅成等人）、韬庐（佚忘其人），而政学会亦即彼时议员集体之一。

政学会萃集了两院议员百数十人，例如钮永建、李根源、谷钟秀、张耀曾皆在其内，取名“政学会”即张公所提出而为众人所同意者。钮、李、谷三公论年齿资历皆在张公之前，而卒以会长属之张公者，如俗所云：能者多劳也。遇有兼顾不及之时，则嘱托沈老为他的代表。

（五）吾文开首所云沈老与我曾一度同事者，即指沈老与我一同任司法部秘书而言。其时同任秘书者四人，各有所司之事，席上珍、杨学礼（皆云南人）两位负责部内公务，如阅看及草拟来往公文之类，我则负责张公私人函电，主要是与西南方面来往联系的密电。而沈老则作为张公的代表参加政学会了。记得那时张公三十三岁，沈老四十二岁，我二十四岁，而今张公、沈老逝世各已多年，独我年逾九旬，犹得写记此近期史实之一斑，以为治近代史学者参考之资。

1984年1月25日写竟

补正两点

（一）沈老当年之参加政学会，盖因他本人是国会中候补的参议院议员，而非徒以张公的代表而参加者。沈老在清季曾是浙江省谘议局（后改省议会）的副议长，富有资望，只因与张公交契甚厚，乃作为秘书以襄助一切耳。

（二）当年政学会成员有百数十人之多，其中骨干人物之一的杨永泰（广东人，号畅卿）后来任蒋介石的秘书长，与张群、熊式辉相结合，以致陈立夫一派深受排挤，因指斥曰政学系，其后杨卒为陈派刺杀于武汉。此所云政学系者与沈老固不相干，但曾经一时所习熟的政学系一词却沿袭自政学会而来，遂连带及之。

1月27日补识如右

访章行严先生谈话记

1964年3月18日访章行严先生于其史家胡同住宅，听其漫谈往事，愚亦偶有插言，分条记之如次。

一、章先生谈辟园先兄往昔在长沙主持实业学堂时，聘张溥泉（继）先生等多人任教员，章本人原在其内。辟园发现他年纪轻，劝他宜求学深造，不必当教员；章既纳其忠言，至今不忘于怀。愚即以辟兄与我的宗族关系告之。辟兄名焕奎，字璧元，与我同高祖。他的曾祖与我的曾祖为亲兄弟。但他的曾祖从桂林避乱出来，就在湘潭落户，后人遂成为湖南人。而我的曾祖在京得中进士，宦游北方，至我们一辈犹保持桂林籍贯未改。1938年我访毛主席于延安，一见面，毛主席就问我究竟是广西人呢，还是湖南人。盖1918年毛主席初到京时，住地安门鼓楼豆腐池胡同杨怀中（昌济）先生处，而辟园先兄则住缨子胡同我家。杨先生和我虽同在北大哲学系任教相识，但他时常来我家主要是看望辟兄。毛主席习知其事，却又听说辟兄为湘人而我为桂人，颇怪既是一家兄弟胡乃不同省籍？经我解释了，乃明白。

二、我于是谈及杨先生与辟兄交谊之非泛泛，杨称呼辟兄为师。章先生大讶不解，以为此两人同年辈，岂有师生关系。我因举所知来说明。光绪维新，湖南居全国之首。湘抚自陈宝箴以迄俞廉三、赵尔巽以来，辟兄皆以才识见赏于时。当时设施新政如矿务局，如学务处，兄皆参与其间。策国是者当时虽有维新革命两派不同，亦复不少联系。如张溥泉属革命派，而聘入实业学堂即其一例。庚子（1900年）国难后，时论群趋维新，而维新莫近于留学日本。辟兄建议于省当局从乡试落第诸试卷中，择优选取若干名送去日本留学。当局既嘉纳其议，即属辟兄任其事。经选定后，当局又派辟兄为留学生监督，率领东渡。彼时杨先生适被选取又在随同东渡中。此即其奉辟兄为师之由来也。杨先生诚恳木讷，是其特点，辟兄雅契于心；东游时携有幼弟焕均同行，即嘱焕均拜杨先生为师而从学焉。前文云非泛泛之交，指此。

周道腴（震鳞）先生是革命派老辈人物，当我读中学时先生任教中外地理。1950年相遇于全国政协会，当先生稔知我与辟兄关系后，曾语我，清末他因奔走革命困于南洋（群岛）某埠，曾得辟兄兑寄二千元。辟兄之赞助革命救国运动，于此见一斑。合附记之。

三、章先生谈民国初建，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他游北京时曾与袁一晤，袁遽发表他为北京大学校长，见于当时政府公报。他辞谢不就职。对我说明云，彼时他只三十六岁，非老师宿儒，如其竟然长此最高学府，在国际上将是笑话，被轻视。袁之为此，示恩拉拢，他决不受拉拢。这里须说明袁章之间是有些私人关系的。清季吴长庆统大军驻朝鲜，袁为其中军营长，甚见倚任。其后袁接掌兵权，干预朝鲜内政，盖基于此。吴公子彦复先生雅有才学，为一时名士。其二女弱男亚男并游学日本东京，与章先生相值。章与弱男恋爱结婚焉。袁为吴旧部，章为吴孙婿，此即其私人关系也。袁意欲从私人关系上结纳一革命派人物，在政治上可以彼此利用，其正所谓奸雄乎！

四、章先生谈及1916年的北京大学，蔡先生从欧洲应邀回国接任校长，引陈独秀为文科学长事（注：北大原分设文、理、法三科各置学长一人，其后改为三个院，学长改称院长）。他那时正在日本东京，得陈函电相邀，即回国入北大以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据谈他与蔡、陈两位原是老熟朋友。早在前清光绪三十年（1904）他与蔡在上海组织“爱国学社”，他担任体操教员，因他学过陆军。蔡先生同其他学生们一起排队练操。盖其时无所谓师生，彼此互教互学云。又谈1903年上海《苏报》（革命派机关报）被封禁后，他同陈独秀曾创办《国民日报》事。又谈1904年留日学生以汤尔和、钮永建为代表大批退出日本回国组织义勇队，陈为队员之一云云。所有这些事情在我都是珍闻，他们老前辈的救国活动创造精神皆值得我们学习。（附注：可惜汤尔和后来当了汉奸。）

章先生随谈到他介绍杨怀中（昌济）、李守常（大钊）进北大之事。杨在北大担任讲西洋伦理学史等课，李则接替他的图书馆主任又兼讲唯物史观。我与守常相识在前，曾记得在一次守常宴客席上遇到独秀。那时他原是为亚东图书馆募股，从上海来北京的，不期，而遇到蔡元培先生接任北大校长，便应邀入北大了。

章先生最享盛名是其主编《甲寅》杂志时（1914年），守常亦即因投稿而相熟。其后守常且被邀请为其家庭教师，教其子女章可、章用、章因。于是守常与吴弱男夫人遂相熟，且思想意识上相投契胜于章先生。守常、独秀雅相契合，一同发起组织共产党，章先生则保守，甚至不喜白话文。后来（1925年）章先生参加段祺瑞政府任教育总长时，从盛名在舆论上转为骂名，此则由其个性之强也。

附记：在《我的自学小史》一文中，记有关于章先生的一些事情，可以参看。

又附记：行严先生在学术界才思敏捷，冠绝一时；在时局政治上自具个性，却非有远见深谋。论人品不可菲薄，但多才多艺亦复多欲。细行不检，赌博、吸鸦片、嫖妓、蓄妾媵……非能束身自好者。每月用度不赀，率由其时其地秉政者供给之（如蒋介石、宋哲元、毛主席先后均曾供给）。

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

我到北大任教的经过

我到北京大学任教，始于1917年下学期，而受聘则在其前一年蔡先生初接任北大校长之时。蔡先生之知我，是因看到那年（1916年）六、七、八月上海《东方杂志》上连载我写的《究元决疑论》一篇长文。文中妄以近世西洋学说阐扬印度佛家理论，今日看来实无足取，而当时却曾见赏于许多人。记得蔡先生和陈独秀先生（新任文科学长相当于后来之文学院院长），以印度哲学讲席相属之时，我本不敢应承的。我说：我只不过初涉佛典，于此外的印度哲学实无所知。而据闻在欧洲在日本一般所谓印度哲学，皆指“六派哲学”而言，其中恰没有佛家。蔡先生反问：“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那么，你知有谁能教印度哲学呢？”我说不知道。蔡先生说：“我们亦没有寻到真能教印度哲学的人。横竖彼此都差不多，还是你来吧！你不是爱好哲学吗？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都聚拢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当是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他这几句话打动了我，只有应承下来。

虽则答应了，无奈我当时分不开身，当时我正为司法总长张镕西先生（耀曾）担任司法部秘书。同时任秘书者有沈衡山先生（钧儒）。沈先生多为张公照料外面周旋应付之事，我则为掌理机要函电。倒袁者本以西南各省为主，张公实代表西南滇川两粤而入阁。正在南北初统一，政治上往来机密函电极多，我常常忙到入夜。我既于此门功课夙无准备，况且要编出讲义，如何办得来？末后只得转推许季上先生（丹）为我代课。

及至次一年，经过张勋复辟之役，政府改组，镕西先生下野，我亦去职，南游入湘。十月间在衡山的北军王汝贤等部溃走长沙，大掠而北，我亦不得安居，随着溃兵难民退达武汉，就回北京了。因感于内战为祸之烈，写了一篇《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呼吁有心人出来组织“国民息兵会”，共同制止内战，养成民主势力。自己印刷数千册，到处分送与人。恰这时许先生大病，自暑假开学便缺课，蔡先生促我到校接替，于是才到北大。

许季上先生在佛学上的素养远胜于我，又且长于西文。他讲印度哲学，一面取材西籍，一面兼及佛典。我接替他，又得吴检斋先生（承仕）借给我许多日文的印度哲学书籍作参考。其后，我出版的《印度哲学概论》就是这样凑成的。我在北大，随后又开讲一门唯识哲学，自己编写了《唯识述义》三册，次第付印（今已无存）。对于讲唯识，我后来有些不敢自信，建议蔡先生由我去南京支那内学院请人来讲。初意打算请吕秋逸先生（澂），未成事实，改请了熊十力先生。熊先生来到北大，即有《新唯识论》之创作。他却是勇于自信而不信古人的。1920年我提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作了一个月的讲演，不在哲学系课程之内。然却由此在哲学系添讲儒家哲学一课。到1924年暑期我自己去山东办学，辞离北大，计在校共有六个整年。

当时有关佛学的其他讲座

当时我讲的印度哲学既括有佛学在内，又且专开一门唯识哲学。但在爱好哲学从而爱好佛学的蔡先生，犹以为未足，先后又请了几位先生任讲佛学。一位是张尔田先生（孟劬）讲《俱舍论》（代表小乘）；一位是张克诚先生曾讲了《八识规矩颂》《观所缘二论》（代表相宗或称有宗），还有一位邓高镜先生（伯诚）曾讲了《百论》（代表性宗或称空宗）。虽然其时间都不长，似亦不列入哲学系正式课程之内，然而蔡先生之好学却于此可见。其中张克诚先生，原是先在西四牌楼广济寺自愿宣讲，任人来听的。蔡先生和校中一二同事亲往听讲几次，便约请其到校内来讲了。

我们从许多处皆可看出蔡先生对学术、对教育、对社会运动有他一股热诚，不愧为应乎其时代需要的革命家，而全然不是一位按照章则规程办事的什么大学校长。所有的史料均足为证明，即如上述一些小事亦复可见。

哲学系的盛况

蔡先生曾创立以美育代宗教的学说，又尝在校自己讲授过美学。他为哲学系先后聘请的教员很多，我不能悉记，即不能备举。我且举一个张竞生。这是从美育、美学而联想起来的，因为张先生曾讲了一年《美的人生观》，并且把它印成了书出版。这自然是他自己的学说。其后，他在校外又出版一种《性史》，似是陆续发行的期刊，其内容猥亵，很遭物议。我虽亦认为给社会的影响不良，然却谅解其人似与下流胡闹者有别。总之，由蔡先生的哲学兴趣，又请了一些有哲学兴趣的教员，便开发了学生们的哲学兴趣。哲学系在当时始终为最重要的一个学系，估量比其他任何学系的学生都多。特别是自由听讲的人极多，除了照章注册选修这一哲学课程者外，其他科系的学生，其他学校的学生（例如琉璃厂高师的学生，太仆寺街法专的学生等等），乃至有些并非在校学生，而是壮年中年的社会好学人士，亦来入座听讲①。往往注册部给安排的教室，临时不合用。就为按照注册人数，这间教室座位可以容得下，而实则听讲的人竟然多出一倍。我自己的经验，当1923年前若后，我讲儒家思想一课，来听讲的通常总在二百人左右。初排定在红楼第一院某教室，却必改在第二院大讲堂才行。学年届满，课程结束，举行考试的试卷亦有九十多本。此即注册的正式学生之数了。大约胡适之讲课，其听讲的人可能比这还要多。

然而莫以为来听的人，都是钦佩这位主讲的，例如有彭基相、余光伟等同学，他们都不大同意我之所讲。据闻他们对旁人说：“我是来听听他荒谬到什么程度。”这种态度并不可厚非，这正见出当时学术气氛的浓厚。大家都在为学术，所以学生求学非只为取得资格、取得文凭。记得同学朱谦之曾反对学校考试，向校当局申明自己不参加考试。蒋梦麟代校长有书面答复张贴出来，说不参加考试是可以的，不过没有成绩分数，将来便没有毕业文凭。像这样不计较分数和文凭者颇有其人，非只朱一个。同时，我还清楚记得张贴出来的答复上面，竟称他“谦之先生”。这位校长先生又未免太客气了吧！

蔡校长在北大的一段历史意义不寻常

今天的新中国必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其造端，而新民主主义革命则肇启于五四运动。但若没有当时的北京大学，就不会有五四运动出现，而若非蔡先生长校，亦即不可能有当时的北京大学。直截了当地说，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1924年孙中山先生改组中国国民党，国共第一次合作，都是从五四运动所开出的社会思想新潮流而来的。毛主席曾说过这样一些话，可以为证：

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

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以上均见《新民主主义论》）

如所周知，这是远从世界历史、近从中国历史当其时机运会到来所起的一大变化，自有许多人聚合参与其间，不能归功于任何一个人。然人必有主从，事必有先后。论人则蔡先生居首，论事则《新青年》出版在先。许多人的能以聚合是出自蔡先生的延聘，而《新青年》的言论倡导正都出自这许多人的手笔。

陈独秀创刊《新青年》，始于1915年，经过一年多，1916年蔡先生聘他为文科学长。蔡先生一向主张办大学要以文、理两科为主，所有其他法、商、工、农、医等科都是在这两科学术基础上的发挥应用。故尔，作为全国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其任务全在把文、理两科办好。两科比较，文科尤为蔡自己兴趣所在，则其聘陈，非出一时随便可知。据我当时见闻，事情却又凑巧，蔡来京就校长职，居南城官菜园上街。陈适亦为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个出版社，《新青年》初由其印行）募集股款来京，住于旅馆中。两位先生虽早相识，然对于文科学长人选，蔡初未有意于陈，旁人力荐，经访谈几次极洽，乃定局。陈是反封建的一位闯将，是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其为人圭角毕露，其言论锋芒逼人，恰与蔡先生的为人态度不相似而极相反。人人皆知蔡先生长北大，于新旧各派人物兼收并蓄，盛极一时。然其内心倾向坚持在新的一面，我们从其用陈见之，尤于其后一力支持陈氏见之。校外固然把陈当作洪水猛兽来反对，校内亦有不少人对他有反感，因为他往往说话得罪人（例如在会议席上当面给理科学长夏元瑮以难堪之类），而且他细行不检，更予人以口实。然以有蔡先生自己出面对外承担一切，对内包容不疑不摇，故卒能俾陈发挥其作用。

胡适到北大，即由陈引来。行严先生与蔡与陈皆相熟至好，很快经邀聘到校，任教逻辑一课兼图书馆主任，但未能久于其事。②李大钊则由章行严力荐而来，并且以所任图书馆主任让李。鲁迅（周树人）则是早先经蔡先生引用于教育部，此时又请其来校兼课的。此外的人物当然还多。还有同学中亦出了不少有力人物，皆与当时运动有关。然人物尽多，其中要以陈、胡、李、周四人起的作用最大，其影响所及不限于校内，抑且不限于北京一地而能风动全国者，则以种种刊物是不胫而走的。这些刊物，《新青年》而外，如《每周评论》《新潮》《努力》等等尚多，然其中要以《新青年》起的作用最大，又不待言。以时间计之，“五四”、“六三”是1919年5月、6月的事，其时《新青年》刊行既满三年有半。正为在事前有这三年多的酝酿发酵而后乃有北京八校的学生行动和上海各地的罢工、罢市那些风潮出现，不是吗？

试看，毛主席之从湖南来北京大学旁听各课③，不正是被新思潮吸引而来，不正是在五四运动发生的一年之前吗？那时非独青年学子多被吸引北来，就是年纪大很多的，亦有不少人其思想有烦闷、生命有活力亦一样抱着为解决问题的心情而北来。例如今天年过九旬的张难先这位老人家，就是其中之一，当时他且将五旬了。据我所知，不一其例，且不多举。

核论蔡先生一生，没有什么其他成就，既不以某种学问见长，亦无一桩事功表现。然而他所成就之伟大，却又非寻常可比。这就是：他从思想学术上为国人开导出一新潮流，冲破了社会旧习俗，推动了大局政治，为中国历史揭开新的一页。在这里，他并非自己冲锋陷阵的。他之所以能成其功，全在他罗致聚合了上述许多人物，倾心倾力维护他们，并从而直接间接培养出了许多青年后起人物。

雄辩会

雄辩会是当时北大同学间发起成立的一种组织，主要以练习作讲演和彼此辩论为务。据我记忆，起始于1918年春季，参加者以法科同学居多数。我当时担任着印度哲学讲席，而在古印度社会公开辩论哲理之风最盛，其“因明”之学即发端并发展于此。因此同学们曾邀我在他们会上讲过一次话。其会务主要负责人，记得是方豪、雷国能等同学。此会后来发展如何，延续下去有多久，不详。

行知会

“行知会”抑或为“行知社”，其名称我记不明确。其发起成立似较晚，大约在1922年或1923年了。这是由哲学系同学们所发起，而参加者亦以哲学系同学居多。当时北大同学中间的种种组织非常之多，或注意知识方面，或注意艺术方面，或注意社会问题而有志于社会运动。唯此会则以个人的品德行谊为其注意所在，只要求各人就其所知所信而勉行之，故称“行知会”。参加的同学人数不多，约二三十人。不过教员方面被邀请参加者亦颇有人，我本人即其中之一。据记忆，还有徐炳昶先生（旭生）、屠孝寔先生（正叔）；乃至其时在校任课的德国人卫礼贤先生亦参加。凡会员初次出席与会者，即自己谈其所知所信和过去生活经历，以及今后如何自勉。记得我曾亲听到卫礼贤自谈其早年如何来到中国传教，久而久之，如何如何大大佩服了中国文化和学术，今后回国将以毕生精力从事译述宣传云云（他的中国语文很好）。其时负责会务者，只记得一个同学是河南人，姓杨，而忘其名。事隔十数年后，抗战期间忽遇其人于开封，似改名杨一峰。屠先生故去多年，现在谈及往事只有徐先生尚可为证。

①以我所知，广东伍庸伯先生（观淇）、苏北江问渔先生（恒源）在当时皆年近四旬，而天天在北大听课的。伍先生听课达一年之久。江先生在当时是一位农商部主事，他一面任职，一面听课，竟然取得正式毕业资格。——漱注

②据章行严先生谈，清末革命，他与蔡先生同搞“爱国学社”，与陈同办《国民日报》，多年相熟友好。蔡、陈于1916年接北大事，他恰去日本，经函电邀聘，立即应聘到校。但次年广东护法方面七总裁拥岑春煊为主，发表他为秘书长，事前并未征求他同意。在南北对抗局中，使他不得安于北大，遂尔离去云。——漱注

③毛主席在长沙师范求学之时，最受知于教师杨怀中先生（昌济），情谊极深。1917年间，杨任北大哲学系教授，讲西洋伦理学史等课，住家地安门鼓楼东豆腐池胡同。毛主席北来，即投住其家，一面经杨介绍为图书馆职员，一面缴费做旁听生听课。正值五四运动之时，毛主席却未在北京。我在当年与杨先生曾彼此互有过从，顾未及结识毛主席。——漱注

记彭翼仲先生

——清末爱国维新运动一个极有力人物

凡自幼居住北京而年在六旬以上的老辈人，一提到“彭翼仲”三字，大概没有不耳熟的。其人其事虽已过去五十多年了，而在不少人中间仍然留有印象。他于1902年为北京社会首创了第一家民间报纸，随后又陆续出版了两种报纸，倡导爱国反帝和维新改革运动，遭受摧残，身被重罪，如我后文所述。然而我今天查阅那些讲到中国报纸历史的各书，或则漏掉不提，或者止于提及报名，或虽则言及某报被封、某人被罪，却又错谬不合。至于其所从事的社会运动曾有若何影响成效，就更无只字道及。

我查阅的计有下列各书：

一、《中国报学史》，戈公振著，1927年初版，解放后有三联书店1955年新版

二、《中国新闻发达史》，蒋国珍著，1927年世界书局出版

三、《中国新闻事业》，黄天鹏著，1932年现代书局出版

四、《中国现代报刊史讲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系教研室编稿

五、《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稿》，张静庐编，中华书局出版

就这些书来看，对于过去各地报纸，还要算戈著《中国报学史》记得较详。原书第四章题为“民报勃兴时期”，在北京出的日报方面，首列《京话日报》，丛报期刊方面首列《启蒙画报》，而于《中华报》亦没有漏掉，这就很对。戈著把中国民间自出报章标为“民报”，以别于官报和外报——外国传教士或洋商办的报，这种分别亦极好。官报、外报、民报其背景立场本来是迥然不同的。例如不加区别的话，北京之有近代报纸，日商《顺天时报》还早于《京话日报》。但那是有日本帝国主义作背景的，别有作用的。北京有官报则更早。唯独从中国的民间立场来说，彭先生之在北京办报乃具有首创精神，不容埋没。

然而戈著对于彭先生之被罪和他的报纸如何被封，却又言之错谬，如原书说：

光绪三十二年《中华新报》以登载军机大臣瞿鸿禨卫兵抢掠事被封，主笔杭辛斋、彭翼仲递解回籍。

这里《中华新报》实为《中华报》之误。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当时北京并没有什么《中华新报》。而且向来军机大臣在京亦未闻有什么卫兵，更没瞿的卫兵抢掠之事。当时彭先生所办《中华报》和《京话日报》同时皆被封，实别有其原因，如我后文所述。彭、杭二公最初定罪虽同是递解回籍，严加禁锢，但后来只杭公递解回籍，彭先生则是发往新疆监禁十年。所以戈著说的大多不对。

戈著所说，有的对，有的不对。其他各书则更疏漏或有误，尚不及戈著。这就使得我今天不能不来写此一文了。

我和彭先生的关系非同泛泛，是有责任来作此记述的。他和我先父从年轻便交好，换帖订盟如兄弟。因为交好，彼此又作了儿女亲家，他的长女就是我的长嫂。在办报的同时，他又办了“蒙养学堂”，亲自教育儿童。学堂同报馆即设在一处（前门外五道庙路西），我就是那里的小学生，课余常常看到排版印刷。《启蒙画报》便是我自幼心爱的读物。1942年在桂林我五十岁时，曾写过一篇《我的自学小史》，叙说我既没有受过四书五经的旧教育，所受新式学校教育亦很少，一生全靠自学。而自学每每是先从报章杂志吸取常识，引起了某一方面问题的兴趣和注意，然后再寻求专书研究。彭先生所出各报正是最初助成我自学的好资料。彭先生当年的事业和他致力的社会运动，原都有我先父一分赞助力量在内，而到后来我之所以投身社会政治运动，自然亦是受他们两老的启发和感召。试问像这样，我焉能忘怀于他，不为他尽这份笔墨之力？

当我将要撰写此文，我先邀请彭先生的子女们会谈。这就是一位七十二岁的老姐姐彭清缃，还有清杰、清颐两弟兄，亦各六十岁了。向他们征集些材料并请其帮助作些回忆。又恐怕我们这关系太亲密的人叙述易流于溢美或偏于主观，我特访老舍先生，征求意见。老舍大为赞成，鼓励我放笔写，还又介绍我访问了徐兰沅、萧长华、郝寿臣各位先生，都请他们说一说当年对于彭先生及其报纸印象如何，感想如何，希望从旁面得到一些印证或矫正。本文在后面都分别引用了他们各位的谈话。

彭先生所办的三种报

彭先生所办报纸先后计共有三种，最先办的是《启蒙画报》，开始于1902年夏间出版；其次是《京话日报》，开始于1904年阴历七月出版；又其次是《中华报》，于同年阴历十一月出版。就在《中华报》出版后，感觉到三种性质不同的报刊难于兼顾得来，于是把《启蒙画报》停刊了。此后便是《京话日报》和《中华报》两种在发行，直到1906年阴历八月十二日同时被封为止。

说到《启蒙画报》，徐兰沅先生极有印象，自称幼年非常爱看它。这恰同我一样。他指出它给了我们许多自然界现象的科学说明，获得一些常识而免于糊涂迷信。它与今天的连环画、小人书略相近而又不同。少有国王、公主、老虎、狗熊的童话，却把科学道理撰成小故事来讲。讲到天象，或以小儿不明白，问父母，父母如何为之解答。讲到蚂蚁社会，或用两兄弟在草地上玩耍之所见来说。作算术习题，则以一个人买卖东西为缘由。讲历史，则先讲些较近的清史以至最近如庚子义和拳的经过。开初还有一门“蒙正小史”，专选些古时人物当其儿时的模范事迹来讲，儿童们看了很有益。至于名人轶事，则有如诸葛亮、司马光、范仲淹很多古人以及外国的拿破仑、华盛顿、大彼得、俾斯麦、西乡隆盛的种种故事，长篇连载。它行文之间，往往在人的精神志趣上能有所启发鼓舞，我觉得好像它一直影响我到后来。

《启蒙画报》最初是日刊一张，后改半月刊，又改旬刊，每册约二三十页。画图出于永清刘炳堂（用烺）先生手笔。刘先生作画不是旧日文人写意一派，他虽没有学过西洋画法，而自能得西画写实之妙。可惜当时只能用木板雕刻，不免僵拙，又墨印没有彩色。北京图书馆现存有此报1902年和1903年的，而缺1904年份的，约计所存不足其全数三分之二。

当年对于北京社会乃至广大北方社会起着很大推动作用的，却是《京话日报》。它是全用白话文的小型报纸，内容以新闻和演说（相当于社论）为主。新闻分为本京新闻、各省新闻和紧要新闻。紧要新闻包有国内和国际的大事。它原是给一般市民看的，但当时社会的上层人士看的亦不少。彭先生所致力的爱国维新运动，主要凭借于此报。本文随后将特加叙述，这里且不说。

据郝寿臣先生对我谈，他曾是《京话日报》一个热心的读者，每月累积装订成册，都保存起来，只为年代太久，又历经变乱，而今已没有了。其实这在谁家，亦难以保存得下来。幸好我从张申府先生处得悉北京图书馆有存本，还是解放后他为图书馆从旧书摊贩手中购置的。这便让我在此文撰写上得有所资据。

《中华报》又是别一类型，不同于前者。本来彭先生念念在开民智，其眼光总是向下看广大群众的，不像康、梁之向上看朝廷政府。彭先生又是力倡白话文的（详后），认为文言极不便于大众，必须要改。但《中华报》却全是用了文言而命意“开通官智”。——这句话是彭先生自己说的①。所以其内容除新闻消息外，以论政为主。它是专为当时社会的上层人士看的一种报。因我那时年幼，不大能看懂，就不多看它，现在对它已经印象模糊了。只记得它是订好薄薄一本的而不是一单张纸印的。北京图书馆虽存有前两种报，但却没有此报存本，大约现在无可寻觅的了。

《京话日报》和《中华报》之所以被封，彭先生之所以得罪，可能由于招人忌恨已久，而《中华报》的一篇报道却为事情爆发的导火线。有康、梁一党的吴道明、范履祥二人由日本回国内有所活动，在天津被袁世凯的北洋营务处（相当于军法处）秘密处死，经《中华报》以“保皇党之结果”为标题揭发出来。据彭先生的自述：

保皇党被捕杀一案，京津各报无敢言者。《中华报》访员由天津来稿，详述党人口供并暧昧处死之情形，附注云“事关重大，不负责任”。杭辛斋以稿示余。余曰：必专员赴津调查再登。专员往返五日，来稿不虚，遂决然宣布。盖当时方奉预备立宪之明诏，乃复有此暧昧杀人之事，立宪希望，岂非虚语。宁牺牲报馆之营业，以杜绝其将来，维持人道即所以维持政体也。（见《彭翼仲五十年历史》第46页）

这一揭发对于袁世凯，实在是他无可忍的刺激。恰好此时北京政府新设了巡警部（后改民政部），尚书徐世昌，侍郎赵秉钧，皆袁系人物。特别是赵不过一候补道员，先在天津为袁编练巡警，主持警政，遽以袁之特保，越级升任侍郎。所以袁一个电报到巡警部，巡警部就命令外城警厅（当时北京分内城、外城）封报抓人。随后乃又由巡警部奏明清廷封闭报馆，将主笔人杭辛斋、彭翼仲一同课罪。

可笑的是，巡警部命令和奏折上只空洞而抽象地用了“妄议朝政，捏造谣言，附和匪党，肆为论说”十六个字，而不具体指出犯罪事实。而且这十六字明明加于《中华报》头上的，而另一《京话日报》竟亦凭空连带被封。封闭报馆的处分和彭、杭二人“即日递解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禁锢”的处罪，皆未经任何审讯，就在命令中先予决定了。——部令到厅，厅里发出传票，票上录有部令原文，付给被拘传人阅看，所以知其如此。其上奏于朝是在下命令之后了。权臣的威力真好大呀！

隔不久，又以彭某在押所行凶为借口，转送刑部监狱。刑部改了法部，由法部奏明判发新疆监禁十年，于1907年被解往新疆。到1911年革命后，清廷既倒，民国元年彭先生才得赦回来。

1913年春，彭先生回抵北京稍事休息后，曾将《京话日报》恢复出版。但没有多久，又逢袁世凯以武力解散国会和削平南方革命党，报纸言论触犯忌讳，再遭封闭②。经过了一个时期之后，还曾作第三次出版。

第三次出版时，彭先生精神气力已有所不逮，加以北京的小型报纸此时很发达，都很讲“生意经”，使得《京话日报》甚感经营费力。有一友人吴梓箴愿意接办，即付托于他，自己退休。吴于1918年身故，彭先生自己重行接过来。到1921年冬彭先生病故，我和先兄试来接办。但人力财力两难维持，卒于1922年上半年停刊了③。

这三种报纸的始末大致如上，以下将就彭先生爱国维新运动分为两段叙述。

爱国自强，反对帝国主义

彭先生的办报，全由庚子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京，他身受洋兵欺侮，险些丧命，那一大刺激而来④。他常常说，如果那次不是勇往拼性命以争，此身早已不存，现存这条白捡来的性命正好再勇干一场，一切无所吝惜，一切无所计较。于是他豪勇地走上爱国维新运动的道路。

爱国和维新在当时直是不可分开的事情，却是先出的《启蒙画报》代表着维新，而稍后出的《京话日报》则爱国反帝的色彩极其浓厚。因为他感到庚子义和拳虽代表着民族反帝正气，却可惜迷信幼稚，无补于国，所以他认定开民智最为急务。《启蒙画报》正见出他想引进科学而破除迷信这一要求。在画报中虽亦偶有“时闻”一栏对儿童谈及时事，究竟还未能随时针对当前具体问题向广大社会倡导爱国反帝运动。于是他就再创办了《京话日报》。

《京话日报》开头一篇演说，只平泛地说明出报之意，不足以见其激动着的内心。真正的发刊词却见于出报七十多天后和一百多天后的报上。试摘如次：

我实实在在对众位说，我们出这《京话日报》的本心，原为的是我四万万同胞糊糊涂涂的倒有一多半，不知如今是怎样一个局面。外国人的势力一天增长一天，简直要把我中国人当做牛马奴隶，要把我国的矿山铁路都作为他们的产业。你想想，等到那时候中国人都得听外国人的号令，如同现在埃及人、印度人一般，还有什么人味儿？但凡稍明时势的人不能不着急。心里着急，由不得嘴里要说。但单凭嘴说，能有几个人听见呢？所以赔钱费工夫做这《京话日报》，就是想要中国的人都明白现在的时势，知道外国人的用心。然却不是叫我同胞仇恨外人，学义和拳那样举动。……要人人发愤立志……不要把国家的事当作与自己无关。

以上这一小段话，见于一〇八号到一一三号六天报上的一长篇连载演说中。演说的题目是：“本报得罪了德国钦差”。

原来在九十五号报上的紧要新闻登了“德国人在山东的举动”一段，其中说：

德国人经营山东，最注意军政上一切布置，其次便是商业。……（胶济）铁道经过的地方皆有德国陆军来往，其用意可想而知。……请大家闭眼想一想德人在山东是怎样举动。

德国驻京公使持此报纸到清政府外务部提出了交涉。

在此事之前，就有一次英国公使行文外务部为《京话日报》的言论提出交涉了。那是因为英属南非洲虐待华工，惨无人道，报纸揭载并极力反对其在京津一带以及附近各地招工，同时还将洋商汉奸在闽粤一带勾结贩卖华工的惨剧编成小说《猪仔记》，加画图连载多日。外务部为英使所迫，札饬五城公所（一种旧警政机关）勒令具甘结以后不再登载。彭先生一面从容应付，一面在报上发表一长篇演说（见于七十三号到七十六号四天的报上），其标题竟是：“本报幸逢知己”。

“知己”指英国公使。为什么说他是知己呢？彭先生文中自述他在办不办《京话日报》这问题上原有些犹豫未决，只为这年（1904年）五月间亲见一批华工被送出洋，其状甚惨，深受刺激，才促成了他决心办这个报，末后就结束说：“这是我办《京话日报》的始末根由，却从没有向人说出过，现在被萨道义公使看透我的心事，岂非是一位知己吗？”

我说它真正的发刊词在出报七十多天后和一百多天后，正为此。

请试想一个报纸出版不过二三个月，便引起了外强迭向这弱国政府提出交涉，其爱国反帝的精神气魄岂不可见。

更妙在彭先生的应付很得法。他对五城公所的勒令具结难以当下反抗，便先口头应承，却马上自己去见英使。英使派员接见。彭先生指出，当初中英订约招工，限定在通商口岸招募，所以你们在此外地方招工我就非反对不可，至于所传虐待各情，倘非事实，请来函本报指明更正。若三日不见来函，仍将接续登下去。其结果是英使竟不再问。而官府——五城公所，倒因报纸之鼓吹，最后亦张出告示来禁止其招募，告示还在一三七号报上登出。

及至这次德使来向外务部麻烦时，外务部就有了经验，不再施用压力，而嘱人示意报馆自行了结。彭先生又亲访德使馆，说明本报所载各节，皆从上海某某中外报纸采摘而来，只不过简略地演为白话而已。原报如其更正，本报自必更正。同时就在那篇“本报得罪了德国钦差”演说文中，坚决表示不能屈服于帝国主义。原文说：

本报出版以来，幸得英、德两公使的提倡。假如是因此封了门，把这《京话日报》永远停止，也算中国的国民与外国人争权的纪念。将来外交史上必要说道某年月日因《京话日报》记载英属南非洲招工的事，与英国钦差如何交涉，又某年月日因其记载德人在山东的势力，又与德国钦差如何交涉。怎样个起头，怎样个结果。本报就只出这一百多号，总算没白费工夫，岂不是两位钦差大臣的成全。……

然而后来竟亦没有事。

其后德使又有另一次向外务部麻烦的事情。那是有一天彭先生在东交民巷口遇见德兵赶车运货回营，嫌其前面的一个中国人力车迟滞，连连举鞭痛打那车夫和车上一老者。彭先生愤其凶暴，特尾随到德国兵营，就其门岗对一对表，知是午后二时又十分钟。次日将其事在报上登出，痛论德兵无礼，警告德使非惩罚那个兵不可。德使这次还算未作过分无理要求，只说要彭先生亲去辨认那打人的德兵。外务部当然更是要彭先生自了其事。彭先生就在报上作答复说，自己当时尾随在后面，未能看见那个兵的面貌。但可指出是两个德兵的右边一个，而且出事的时间地点既然都言之明确了，谅德兵营的官长应不难据以查出其人来。后来德兵营居然认真查追，惩戒了那个兵。

经过这几桩事情，《京话日报》在社会上的信誉和声价顿为之一再增高，销数由五千骤升八千，由八千而超过一万多份⑤。

爱国反帝的言论在他报上随处可见，本文无须亦不可能详述。下面大略摘列其新闻或演说的一些标题出来，便可想见其概：

忠告日本内田公使（一一二号报）

胶济铁路（德国修建）扰民实情（一一九号报）

告我国人（一二六号报）

敬贺各国新年并预告各国使馆卫兵长官（一三五号报）

论近十年来中外通商情形（一四四号报）

外患图说（一五七号报）

论国债（一六六号报）

法国兵不法二则（一七七号报）

醉洋兵（一七八号报）

俄国兵照旧逞凶（一八八号报）

好霸道的日本人（一九五号报）

大呼四万万同胞（一九六号报）

再忠告内田公使和日本兵官（二五一号报）

外国府（使馆或兵营）的势力可怕（一五四号报）

抵制美国禁止华工续约（二八二号报）

洋老爷（三〇八号报）

《京话日报》截至被封为止，共出七五一号，这里不过仅就其一小部分报纸来摘取的。

读者结合前述德兵打人之事，再从上列许多标题上一看，不难看出庚子后外国洋兵在中国的骄纵横暴，是当时令人十分头痛的一个问题。既然官府怕他们在先，散散漫漫的普通人民还有谁敢抗一抗？况且受欺的大多是劳苦大众，那是更难出头来抗的。唯独彭先生本人的侠勇，配合他的报纸这一文明武器，却让各外使不能不有所忌惮，让中国人民的积愤稍得抒快。《京话日报》和彭翼仲的名声所以传遍京城内外，首先在此。

然而要紧的还在于把爱国反帝形成一社会运动，指导人们如何去实践。这却有待于机会，看题目行事；大题目可以大作文章，小题目小作。例如：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被辱激出风潮，陈天华蹈海，遗血书以告国人；杭州惠兴女士热心教育，以身殉学；南昌知县江大令在外国教堂不屈被害，老百姓仇教，又杀了洋人。这些都连续报道其事，号召人们开会演说追悼，以至集资募捐等等，便算小题目小作。其较大的，有如美国禁止（排斥）华工，中国驻美公使与美政府交涉相持经年，不得解决，沿江沿海各埠发起抵制美货运动，北京方面就全靠《京话日报》来响应，来宣传号召。我还记得连我们这样小学生都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并向各“洋货店”（当时商店招牌即如此）检查劝告。那一次运动颇不算小，延续了亦很久。从其震动朝廷，清帝出了上谕来说，“抵制风潮过激，应加意防范，以维大局”（见三七二号报），就可知道了。

在类此反帝运动中以及南昌教案风潮中，爱国的基督教徒往往和外国教会或其教士有许多矛盾发生。《京话日报》不止一次刊出中国人要自立教会的消息，并演说鼓吹自立教会，以摆脱外人势力（见五八四号、五九〇号报），这与今天的“三自运动”，颇有些暗合。

从《京话日报》自身来说，它所倡导的各次运动中声势最大的，得到了广泛响应的，莫如国民捐运动。

其缘故是这样的：有一位热心的读者王子贞先生（基督教友，开设尚友照相馆），自己出资成立了“尚友讲报处”，专替《京话日报》做宣传。他在一次演讲中偶然提到庚子赔款四点五亿银两，莫如由全国四亿同胞一次凑齐还清的话。这话原是报上曾有过的话，他就写成一篇讲词，请彭先生阅正修改，随即作为彭、王二人合稿登出来。不想马上有太医院院判张仲元投函说自己首先捐银二百两，促请速订章程办法，早见实行。接连投函者纷纷而来，有个人，亦有集体（如消防队全体官兵），不出五天时间，累积认捐数字便达七百多两。于是一篇议论就这样行动具体化起来。那篇讲稿大意说：庚子赔款言明四点五亿两，分年偿付，要到光绪六十几年上才得还完，连利息一起便是九亿两。这是中国人的沉重负担。现在东亦加捐，西亦加捐，各项加捐，要皆为此。为了抽捐，设局所，派员役，薪水工饭开支而外，还不免若干中饱，末后民间所出的恐怕一百亿两不止。民间负担不了，难免抗捐。官说“土匪抗捐”，民说“官逼民反”。前途痛苦，不堪设想。何如全国四亿人齐心合力，赶快一次自动地凑出来，救国救民即以自救。——这样就叫它为“国民捐”。

始而报上辟出一些篇幅，标题“国民义务”四字，每天专登各方认捐的衔名、姓名或集体（仍注明各个人名）和捐款。由于认捐一天踊跃一天，所占篇幅愈来愈大，势非另想办法不可。到四二六号报上（距其开始不过五十天）即宣布其暂停，将其另印出一附张，随报附送。此后除有关国民捐的特殊提倡消息在新闻栏登出外，报上即不再见认捐人名和数字。从后来新闻中知道一些贫苦人愿捐的感人事迹，而达官贵人自捐和出面提倡的倒亦很多。例如：以庆亲王为首的五位军机大臣就都捐了；管理内务府大臣世续下堂谕于内务府三旗来提倡；学部尚书荣庆独捐一万两；吉林达将军自捐一万两，还募集了四万多元；广东岑制台、河南陈抚台皆各捐一万两。北京的佛教八大寺庙出头号召全体僧徒开会认捐，而直隶（今河北省）同乡京官全体则集合在松筠庵会商认捐及向全省劝捐事宜。如此之类，不必悉数。意想不到的是涿州在监囚犯亦有三十一人投函认捐，而远远的南洋群岛华侨亦闻风响应。举此二例，其如何澈上澈下和由近及远，均可想象，不烦多说了。

捐款总经收处设在户部银行（户部即当时的财政部，户部银行后改大清银行）。户部银行对于收款即行生息，声明如国家将来不提用，便本息一并发还。计为期约整一年而彭先生被罪，这运动就自然停止，随后由银行出来宣布发还捐款⑥。

维新和社会改革运动

彭先生念念在开民智，其意所指是很宽的，在一七四号报的演说中曾提出过五个项目：一、多开工厂，人人自食其力；二、改良戏曲，激发人心；三、多作对众演说；四、广传白话报，教人人明白大局；五、多设蒙学堂，从小时就教他爱国。大约许多维新和改革事项，他皆认为是开民智，初不止此，而大都类此。

本文既将他爱国反帝划分在上面说了，这一段要叙述他所倡导的一些维新改革运动。

当我访萧长华老先生，问他对彭先生曾有何印象时，萧老回答大略如下：

我本人没有见过彭先生；但我师兄徐宝芳（兰沅之父）却在一次彭先生邀集戏界同人谈话之后，把彭先生对大家谈的话讲给我听，我真是万分赞成和佩服。彭先生要唱戏的朋友们不要自轻自贱，在演戏中负起社会教育责任。要引导人们学好，不要引导人们学坏。第一不要唱“粉戏”——那亦就是今天所说的黄色戏文。记得当年在彭先生提倡下，就禁演了三十多出戏。

这里说的某些戏禁演自必有当时地方行政方面之力，不能全归功彭先生。不过戏曲改良确是彭先生所致力的一种运动；所要改革的亦还包含鬼怪迷信和情景凶惨可怕的戏。同时当然更积极提倡有教育意义的新戏。

郝寿臣先生曾向我陈说，当年戏剧界一位名角田际云，是能配合彭先生搞这运动的人，应当表扬⑦。郝本人见过彭先生，便是曾在田家一同吃过一次饭。在彭先生的鼓励和帮助下，田把杭州惠兴女士毁家兴学并以身殉学的一段时事（见前）编成剧本，他自己扮演惠兴女士，就是当时新戏之一。事前向官厅申请，所有演此戏的全部收入都捐助杭州那个女学。有人说北京市上之有“义务夜戏”，即开始于此；但郝先生则说义务夜戏是为了国民捐而开始的。不管哪个说法对，总之不出乎彭先生搞的那些运动开始的。

我先父亦是当时力赞这改良戏剧运动的，曾取古书上鲁漆室女忧鲁的故事，编“女子爱国”一剧本，由名角崔灵芝演出多次。其剧本全文就披露在《京话日报》上。

新近出版的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二集第一章，梅先生自述其初次试演新戏《孽海波澜》的事，有涉及彭先生的一段话：

《孽海波澜》是根据北京本地实事新闻编写的。故事是叙说一个开妓院的恶霸叫张傻子，逼良为娼，虐待妓女，让主编《京话日报》的彭翼仲把张傻子的罪恶在报上揭发出来，引起了社会上的公愤；由协巡营帮统杨钦三讯究结果，制裁了张傻子。同时采纳彭翼仲的建议，仿照上海成例设立“济良所”，收容妓女，教她们读书识字，学习手工；最后这班被拐骗的女子由她们的亲属到济良所领回，骨肉得以团聚。

此外还有许多话，这里不必全引来，原书俱在，读者不难取阅。这事出在清末（1906年），而把它编戏演出却在民国二年（1913年）。作为一个新戏来说，不能算在彭先生戏曲改良运动之内。但这一事件本身却应该认为是彭先生所倡导的社会改革中的一事。

当时济良所的开办费和经常费是一面靠了报纸鼓吹劝募，一面靠了官府没收的张傻子的财物房产作一点基础。管理上则推举几个绅董负责（彭先生居其一），官府立于监督地位。后来规模逐渐扩大，完全改归官办，陆续收容的人很不少。凡明暗娼妓受欺压虐待的，或厌苦这种生涯的，都可自己投所请求收容，无论何人不能再追她回去。有人愿领取某一所女的，得其本人同意，经过一定手续核准，即可领出。这样，确实救了一些人。

还有以庙产兴学，亦是彭先生在他报上提倡之一事。南下洼龙泉寺道兴和尚办的孤儿院，即其一例。孤儿院内容办法大致像个小学堂，收容无依无靠的儿童，供给膳宿书籍等一切。开办的一天，彭先生亲去指导并演说。

反对旧日的私塾而鼓吹多办学堂，是那时维新运动最主要的事。改用些什么新教材呢？记得最初用的有上海澄衷学堂的《字课图说》，有《地球韵言》，有《格致读本》等等。彭先生和先父都认为四书五经不适于给儿童去读；为此，我和彭清杰、清颐弟兄竟一直未曾读经书。对于经书，我只是后来自己看的。

我们在彭先生自办的学堂中，是男女同校而且合班的。有不少十几岁的大姐姐和我们一起上班学习。这在当时的社会上，没有一种魄力是作不出来的。

彭先生虽没有明白提出女权运动来，而其鼓吹男女平等，力倡要兴女学，那是旗帜鲜明的。他反对旧日妇女缠足的陋习，倡导已缠足妇女的放足运动。这些都见于报纸。

彭先生提倡白话文早于胡适等十几年。报上演说有“文言不喻俗”一篇，另一篇又曾指出白话文有八大好处。但报上却总还免不了有文言出现，有读者来函请他们自己注意。（就像“文言不喻俗”这题目便非白话。）本来中文不同西文。西文走拼音的路，用笔写与用口说是合一的。中国文字既以形体为主，笔写口说难以合一。于是彭先生又写“语言和文字不同的病根”一篇答复读者，承认自己旧习未净，要与朋友们共相勉励着改造。

官话字母是当时一种有助于文字改革的运动。所谓“官话”，就是大致以北京口音为准的普通话，官话字母即是其拼音的工具。彭先生为了开民智，极力赞助这一运动。

他反对在儿童教育中用体罚——打孩子。报上每每见有某处学塾的老师用了体罚、八旗某某学堂用了体罚这一类新闻揭出来，加以指责。

当时清廷已有谕旨停止刑讯——就是在审问讼案时不许再用刑逼供。但京内京外各处官衙很多仍然不改，《京话日报》若有所闻，必予以揭出，斥为“抗旨”。

当时鸦片烟正流毒社会，贻害甚深，报上总劝人断烟和鼓吹禁烟，其例不胜举。

旧日社会还有早婚的陋习，报上演说它的种种害处，力劝人不要早婚（见五二五号报）。

对于迷信神佛、烧香还愿、求仙乞药、迷信风水等等，往往随时在新闻报道中切实指出它的害处，惊醒一般人；而作专题演说亦有的。

总结一句话：在距今五六十年前的那时代，彭先生的言论主张和行动乃处处见出有其进步性，有其人民性，实在难得。

彭先生的家世、为人、办报的艰难及其特殊作风

当1913年彭先生由新疆回京后，《京话日报》二次出版时，曾有《彭翼仲五十年历史》一书出版。书为一友人所编次，内有一部分出于彭先生自己撰述，又汇集了很多有关文件。本文的这一段有些处自不能不资取于此书。但此书论体例既说不上是什么体例，内容亦不见佳。它于彭先生所尽力的那些社会运动既未加叙列，亦未能表出彭先生的为人行事及其报纸作风。关于那些运动，本文既经在前两段扼要叙说了，这一段主要在把彭先生的为人及其报纸的特殊作风简略表一表。

彭先生名诒孙，号翼仲，原籍江苏长洲县（今苏州市）人，世居葑门砖桥，是当地数百年名门望族。祖父彭蕴章曾任清咸丰朝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领班（相当于首相地位）。1864年，先生即生于其祖父的旧宅中，一直在北京长大起来，说北京话而亦能说苏州话。其熟悉于北京社会，远过于其故乡的苏州。

他自是那时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个世家子弟，但他为人富于感情而体壮气豪，称得起血性男子。在遭际到帝国主义侵凌，我民族陷于颓败和危难并直接地给他以刺激时，他不能不动心，不能不用思想，从而就不能再安于其累代相沿的仕宦生活。故尔一度很短的尝试入仕途之后立即放弃⑧，而卒归走上他自己辟创的这条道路。

他的思想大致不外乎那时一般维新人士的思想，并无独特的见解和主张。他的妹夫杭辛斋先生可能有革命意识，而他则没有，他始终只是一改良运动者。既然在思想主张上无以异乎当时一般维新人士，而何以他表现得有些突出呢？这就为别人仍然不免在仕途中或旧社会各种生涯中混来混去，自为身家之谋者多，而他却不是。他敢想就敢作，勇于实践，不怕牺牲。似乎不妨说：他虽无革命意识，却有革命精神吧。

徐兰沅先生就曾给我指出说，彭先生有一种面对旧社会而孤军奋战的精神和他不畏强御的胆量，这是不错的。他在一般具有维新思想的人士中不见其新鲜，而由于他力行其所知，不顾一切险阻和人们非笑，在广大的顽旧社会中却显得他新鲜别致而不能不落于孤军奋战了。

这就要说到他当时办报的艰难及其报纸的特殊作风。

首先说，办报是需要一些资本的，而他并没有什么钱。因他祖父下面有八个儿子（他父亲居第七），到他这孙辈上人更多，分不到什么遗产。而他父亲又幼患耳疾，一生只有个官衔，实际没有做官。他本人是非自谋生计不可的。这资本（据他自述）是将他堂弟彭谷孙售出房产的一项存款挪用而来⑨。像这样借贷投资于毫无把握的事业，除了彭先生谁肯干？

办报之初，是委托他家印刷厂代印，托铁老鹳庙报房代为发行。后来一步一步自办印刷，自办发行，又由办一个报而办两三个报，其投资乃愈投愈多。当时北京铅字排印机尚不多见，技工不易觅。记得彭先生还是请得一日本人叫米田的来担任印刷技工。自办发行，亦是备受旧报房之欺而后迫得自己来经营的。

现在我把他自述其艰难的几句原文引录于下：

《启蒙画报》开办未半年，赔垫约千金。弟有急需……设法筹还后独力支撑，备尝艰苦。售去永光寺街房产，典质衣物，勉强度岁。……至甲辰七月创办《京话日报》……是年仍有赔累。岁除之夕，避债无台。家有钻石表，先君一生仅留此物。……拟以此为质暂押数百金，向吴幼舲筹商，得其慨允。而此物又不在己手，取之极难。不得已函乞吴君凭空暂假二百金。一面遣人送信，一面即作殉报之准备。倘吴不应，决计一死。盖有所激而然也。用裁纸刀刻字壁间云：“子子孙孙，莫忘今夕”。吴君交原人带回二百金。此二百金之关系与庚子年洋兵之枪弹同一生死关头，而性质不同矣。一仇一恩，皆终身不忘之纪念也。（见原书第37页）

由于朋友通财之义，彭先生此种困难，我先父自不能置身事外，前后接济款目立有借字折据。彭先生被罪后，先父于折据上批注“同心救国，何意求偿”。事实上仍得到偿还的，那是在彭先生回京后了。然可见当年报馆一直负有债务的。

彭先生办报的艰难，非止在经济上；社会上的阻力更居重要，而且它又影响到经济。首先是社会上不习惯，群呼为“洋报”。有些老年人戒其子弟不要看。竟有人付过订报费，送去报纸而被其家老人严词拒绝不收（见二六四号报）。报纸取价虽不多，但无论铺户或人家初时总不想增多此一项开支。报纸的经营是要销路多和广告多才行的，而这两者当初皆不可得。陷于经济困难者正在此。然而待风气慢慢转变开通，这种阻力可消，还另有更大的阻力。

更大的社会阻力却与其报纸作风有关。我们来说一说其不平常的作风。

这里说作风，主要就《京话日报》而说。本文在前曾说过《京话日报》对于社会起着很大推动作用，其作用正从其作风而来。这作风约可分列出下面几点：

（一）报上无论是记新闻，是作演说，其笔锋上总带着感情，语气上总有抑扬——有指斥贬抑或称赞表扬。有时甚且是极其重的抑扬。例如它竟有这样字句出现：

……丑……更丑！

……可哭……更可哭。

而且其字体特用了大号铅字印出，格外触目。这是遇到了甘心做洋奴的中国人（翻译或杂役）借着外人势力欺压本国同胞，或其他的令人伤痛之事而出此，自然极不多见，却亦非止一二见。

总之，其好恶之心太强，衷怀所感，恒不觉形于笔墨。举此一端，其他可以想知。

再则，除了排印时把某几个字突用大号字体之外，有时文字右旁加圈加点，甚且连圈密点，以表示其重要，希望读者特予注意。这亦是一般报纸所少见，仍不外报纸编辑人感情要求迫切的一种流露。

（二）报纸的编者与读者之间，往往结成了许多同志好友，而亦不免有所结怨。报纸使得社会上有许多人支持它、拥护它，而亦使得一些人怨恨它、咒骂它，几乎像是要形成两大壁垒的样子。

支持拥护它的人就替它推广和宣传。例如：有的人辟设“阅报室”，买来报纸供众阅览，并备茶水座位，不取分文。有的人在街道旁边设立“贴报牌”，让行路人随意停立阅看。还有的设立“讲报处”，为的是有好多人不识字，不能看报就可以来听。在前曾提到王子贞的尚友讲报处即其一。而多数是说书的茶馆改设或兼办。还有自号“醉郭”的一老人，原来流动街头说书卖唱，后来专讲《京话日报》。

至于那反对它、怨恨它的一面，只举出一事可以概见。有一位刘瀛东先生独力出资设立贴报牌三十处，分布于内外城各通衢要道，屡屡被人推倒砸毁。初时没有好办法，只有自己修复重设。幸得后来巡防局承认保护，哪知依然不行。据三五八号报所载“五城防局赔补报牌”一条新闻内说，三十处报牌经检查被毁的共达二十五处之多。

此外，如一青年热心讲报而被老父知道，不许其讲（见二八七号报）；如有人在路旁广场讲报多日，忽有巡长来干涉不准，并且说出的话很难听（见七一七号报）；如有练勇劈毁报牌并从墙外向报馆内抛砖辱骂⑩（见三五一号报）等等。像这类事情，其不见于报上的当然还多。

在出版届满两周年时，报纸已得畅销，而那篇纪念演说文末还结束说，“但愿从今以后骂报的人一天比一天少，中国可就算进步了”（见七一七号报），足见其时咒骂的人仍然很多。

（三）读者来函和投稿特别多，形成了报纸与读者间一种文字往来，精神交流。有时并且从而发生了实际行动。例如前述之国民捐运动就是这样发生的一桩事。

试更举一小事为例。彭先生因为每值阳历新年各使馆洋兵放假，出来纵酒闹事，常常打人，特撰“敬贺各国新年并预告各国卫兵长官”一篇演说，向他们致意劝告（见一三五号报）。结果很好，各国洋兵居然受到约束，东城市面为之平安许多。事后就有崇实学堂同人写信给报馆，称颂致谢。过了不久，阴历年来到，便有人投函报馆说，各王公大臣府第的轿夫马夫等人，每值年节亦是容易闹事欺人的(11)，希望为此再撰一篇演说。于是一五八号报上就发表“奉告各王公大臣左右留意”一文，以应读者的请求。

读者投稿之多，是由于编者欢迎人们投稿，取了一种奖掖态度。只要其稿命意确有可取，稿中有错别字或文句欠通顺，不能自达其意，必替它润色修改登出（注明其经加修改）。最可注意的，是投稿的各式各色人无不有之(12)，而偏以不能文的居多数，大半是识字可以看懂白话报而不大会写的人，质言之，不是知识分子，不属知识阶层。往往这种粗俗不文的人，易受彭先生的感动而胸中有其要吐的话，就来投稿。似此修饰过的来稿，报上常常见。

当然，能文会写的人投稿亦不少，颇有人由于投稿渐熟而经常负责撰稿，变成了报馆内部人一样。那些文字欠通而经修改登出的投稿人，又每每来面见彭先生，认老师(13)。

在当时办报既是新鲜事，给报纸投稿更少经验，曾有投稿人询问是否需要付出刊资的。报上答复说，报馆本来应该付给稿费，今无力支付，哪里还有取刊资之说。又于二二九号报上发表彭先生一篇给投稿人公开的信，信中大意有几点：（一）来稿言论皆有功大众，非止帮我们报馆的忙，打算约期聚会订交；（二）请将姓名、住址、籍贯详细开明，不必隐名或写假名；（三）稿件登报后，有什么是非皆归本报一面承担；（四）千万不要讲些夸奖赞扬本报的话，若是再来夸奖，我只好把原稿焚化成灰，用眼泪和成丸子，吞到肚里去。这末一点是因为来稿每每从赞扬报纸、恭维彭先生说起，而他感触到社会上那些反对的怨恨的情绪之高，再登许多恭维自己的话，反更招嫉忌恼怒，于事有损无益。

投稿踊跃，难以全登，亦且难于估计哪篇何日登出。但又怕久不给登将使投稿人悬望不安，曾用“来稿题名”的办法，选择一批（十二件）可用的稿件披露了其论题和撰稿人姓名（见三五一号报）。稿多，于此可见。

这样，《京话日报》就成了人民的喉舌——一个公众的言论机关。

（四）以办报发起和推进社会运动，又还转以社会运动发展报纸；把办报与搞社会运动结合起来而相互推进。这是彭先生不自觉地走上去的道路，其报纸后来所有之大发展，全得力于此。

再说明白些：社会运动当然是从其社会存在着问题而来的。有些先知先觉把问题看出得早而切求其解决，就提出一条要走的路号召于大众，而报纸恰是作此号召的利器。身在问题中的众人响应了这种号召，便形成一种社会运动。报纸以运动招徕读者，以读者推进运动。以当时存在的问题而论，一面是封建制度的积弊，一面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其可能走的路，一条是维新自强，一条是大革命。彭先生从其感性认识到的问题，取了切近易行的前一条道路，是适于北京社会乃至北方社会这土壤来滋长发展的。1902年开创后不到两三年，在北京便声动宫廷，西太后亦要看看这报纸；在北方则东至吉林、黑龙江，西至陕西、甘肃，都在传播(14)。到它报纸被封前夕——1906年下半年正是其发展的最高峰，而这一发展亦就戛然而止了。

本文至此，要转回来说它这种作风招出来的社会阻力，以致报纸如何被封。

彭先生的报纸既然有所主张，有所反对，好恶爱憎，随事揭露无隐，当然引起了社会上拥护他和恼恨他的两面。后一面即其阻力所从来，可无待言。但有两点还待剖说剖说。

一点是他的不畏强御，招致了权威方面的恼怒忌恨。譬如当时驻在北京的姜桂题军队（属淮军系）是一般商民们最怕的，而报纸屡次指斥“姜军野蛮习气不改”，甚且说到了姜桂题本人。又如当时制度上以兵力统治北京的是“步军统领”，又称“九门提督”，可以随时捕人治罪。而报纸竟以“提督衙门的弊病”为演说题作了长篇大论（见七〇六号报）。在此之前，还指责了刑部的积弊。刑部和提督衙门俗号为“南衙门”、“北衙门”，那是极黑暗凶惨可怕的。后来制度渐改，由巡警部直辖内城警厅、外城警厅以统治北京地面，彭先生又去触犯巡警部（详后）。这样积恨已久，如何能逃其毒手。

再一点是，彭先生虽只不过倡导维新改良，而在老顽固守旧者却把他混到革命方面去而分不清，问题之落归严重在此。有两个鲜明事例。

有一次内外城各阅报社——如前所说的阅报室、讲报处，此时很发达，统称阅报社，约不下四十多个——约期各派代表到“首善阅报社”聚齐，商量为冯、陈、潘、惠四烈士(15)合开一个大追悼会的事。而届期竟未得聚商，因到场的人太少。查其缘由，是许多阅报社有巡警前来探问查询，又像是通知的样子，说据报革命党进了京，订期二月二日起事，而你们怎么要二月三日聚齐呢？所以吓得许多人不敢到场了。

再一件事是，有一台湾人任文毅，日本名字叫藤堂调梅，偕其日妇到京，经朋友介绍借住报馆内。巡警部的探访局把他认为是革命党首领孙文而捕去了。任文毅原自认为是中国人的，一向不愿作日本人。彭先生根据事实为他力争无效，卒由其日妇诉于日本使馆，还是作为一个日本人而由使馆出面交涉，才得开释。释放的第二天，《京话日报》上登出一行大字：

巡警部拿获的孙文已经释放。中国人的事本可自了，而竟作了国际交涉。哭！哭！（见七二九号报）

虽被捕、营救各事从未见报，除此一行大字外亦不说旁的，而只此一行大字给官府的刺激亦就很够——够他们恼羞成怒的了。

所以等到袁世凯的电报一来（见上文），巡警部马上动手。所以彭、杭二人先则同罪，后则异罚。——非借口其他的事加重其罚不解恨。(16)

当时不是没有支持彭先生的那一面人来营救，无奈清廷顽固派总把维新和革命连通一气来看待，难于进言。

报纸的被封，彭先生的得罪是用不着惋惜的。在“它”和“他”不是都已经尽了那时节的历史任务吗？所可惜的是彭先生还不能深刻地认识社会问题，当他二次办报时候没有他认真要搞的一种社会运动在胸中，从而其报纸亦就缺乏生命力。这样，他的报纸亦就办不下去，而彭先生这个人物亦就止于此了。

补记二则

当巡警部命令外城警厅逮捕彭先生时，其内部就有人把这消息送给彭先生。这正是本文一再说过，他是一面遭到一些人忌恨，另一面又获得人们同情的。消息到来，彭先生何以处此呢？据他自记：

先一日（1906年阴历八月十一日）友人望桂臣约饮于正阳楼。酒半酣，报馆来人，踉跄奔入，谓：祸将不测，速速藏避，万不可归。余谓辛斋曰：“‘保皇党之结果’发作矣。”盖《中华报》所登保皇党吴道明、范履祥一案标题为“保皇党之结果”也。座中有人献策，嘱急入使馆界暂避，再作计议。辛斋不答。余曰：“平日自命何如？事急而托庇外人，华商之名扫地尽矣！余决不往。”于是置若罔闻，饱啖痛饮，归报馆坐以待捕。久之寂然。十二日黎明入城至道胜银行清理账目，不谈昨夕事。又至各债户处问明欠款数目，午前即归。静候至申刻。汪士元（警厅佥事）持传票来，面作哀惜之色，嗟叹无词……（见《彭翼仲五十年历史》第47页）

这里见出彭先生的气概、节操和定力，应须补入本文。

又彭先生常常说，他原没有积极要求办第三种报纸的，《中华报》之办起来，是有外因凑成。当1904年秋《京话日报》销路扩大，原有印刷力感到紧张，适有广东人朱淇要举办一个大型报纸叫《北京报》(17)，来与彭先生商量增加机器设备和工人，给他代办印刷。既经签订合同，接受他的委托和资金，乃知他是以“德商”申请登记的，似另有背景。这就与彭先生在思想上不大投契，卒于言语闹翻，取消了合同。而机器设备和技工多人却已从天津到达北京，不能退回。于是自己才加办了第三种报纸，并特定名《中华报》。因他久已厌闻北京市面上把他的报纸呼为洋报，所以要如此定名，而一面恰亦有激于朱某之事而出此。彭先生末后不去东交民巷托庇于外人势力，盖早决定于此时了。——此亦应补入本文。

①见《彭翼仲五十年历史》第40页。——漱注

②袁解散国会时，杭辛斋先生是国民党议员，曾为陆建章的军政执法处捕去，几遭杀害。其事即在《京话日报》二次被封的同时或前后，两件事有无多少关联则不详。——漱注

③1922年春我曾为接办《京话日报》奔走，访梁任公先生于其天津寓所，承他捐助了二百元。我又先后对李大钊、张难先两位先生谈过，希望得到人力帮助，两位先生亦各曾亲自来过报社。——漱注

④见《彭翼仲五十年历史》第33页。——漱注

⑤见《彭翼仲五十年历史》第38——40页。——漱注

⑥民国元年南京留守黄兴倡办爱国捐与此相类似，其运动亦曾发展到北京，但不论从北京看从全国看皆不及国民捐的声势。——漱注

⑦据郝寿臣先生说，当时戏剧界同人的组织名为“正乐育化会”，会长是谭鑫培，而副会长即田际云。——漱注

⑧见《彭翼仲五十年历史》第32页。——漱注

⑨见《彭翼仲五十年历史》第37页。——漱注

⑩清末官府制度复杂而又变更频繁，现在难以记忆。练勇俗呼“看街兵”，似属于五城巡防局，它与五城公所似尚非一事，后来不久皆以改制裁撤。——漱注

(11)当时王公大臣多乘坐四人大轿以至八人大轿或一种特制的大鞍车，其随从则乘马。轿夫马夫往往横暴欺人。戈著报学史所传瞿鸿禨卫兵抢掠者，实为其马夫横行街道闹事之误，其事见七一五号报，恰在报纸被封前不甚久。——漱注

(12)当时投函投稿的既有商店老板、伙友、小贩、手工人、家庭妇女、少年学生、蒙师、基督教友等人，而亦有那时较上层的人士。更有当时封建制度下所有而今天之所无，甚且今天所不懂得的许多各色人物，例如“宗室”（清帝室族人）、“世职”（世袭职位者）、“书吏”（各部衙门世传掌档案者，品位低而势力大）、“家臣”（王公府第护卫）、“家人”或“家丁”（府宅杂役）、“侍女”（府宅用婢往往是买来的）以及当兵吃粮饷的。又彭先生一演说中，有“梨园”（伶人）、“勾栏”（妓女）的函稿皆曾登过的话。——漱注

(13)《彭翼仲五十年历史》一书为陈干出资印行。书中有彭撰“弟子陈干事略”一篇，并附有八年前陈对《京话日报》投稿两篇。当年陈正是一个兵丁，是以投稿而认彭先生为师者之一人。——漱注

(14)西太后曾遣内侍到报馆传谕说每天要看。当时报上刊出了“进呈两宫御览”字样，两宫指太后和皇帝。——漱注

(15)见五三九号报，陈即陈天华，惠即惠兴女士，冯、潘二烈士待查。——漱注

(16)关于任文毅的事情和后来加重彭先生刑罚的事情，在《彭翼仲五十年历史》一书中记述甚详，并附录一些有关文件，今本文一切从略。——漱注

(17)《北京报》后来在北京出了很久，从光绪末年到宣统年间以至民国初年。——漱注

怀黄远庸

1912年我任天津《民国报》驻京记者，这是我步入社会的第一个职业，时年十九岁。此时黄远庸（名为基，字远庸，以笔名远生行世）于新闻事业已卓有成就，作为同行的后辈对他颇为仰慕，但无缘结识。不意在离开《民国报》后却因一法律问题登门求教于他并由此而缔交。因他又是一位著名律师。

黄远生，江西九江人，极富才思和才情，年仅十九即中进士，此后东渡日本习法律，归国后常在《少年中国周刊》《论衡杂志》和《东方杂志》发表论文，又为上海《申报》等拥有众多读者的大报撰写新闻通讯，深受社会人士注目。因他在上层社会广交游，善于从言谈中获悉政治内幕，于字里行间予以透露，在舆论界的影响仅次于梁启超、章太炎诸先辈。

梁启超曾以《中国三少年》为题对民国初年三个有为的年轻人表示赞赏，第一人即为黄远生，余二人为张君劢和蓝公武。三人中我与黄相识最早，彼此深具好感，不幸三年后他便遇害身亡。君劢后为国家社会党主席，抗日战争时期与我往还甚多，有一段时间几乎天天见面。君劢与我同属中国民主同盟发起人。蓝公武民初曾在北京办《国民公报》，也很有名望，似乎不曾晤过面。

我与黄远生前后仅三次见面而甚相契，是因彼此肯定对方的为人。1912年家兄先往西京大学（今西北大学）任教，不久家妹亦受聘于西安某女校，时年仅十七，由我送她去西安。其时京汉路已通车，自郑州往西则须以骡车代步。此时我正倾心佛法，有意剃度，我茹素至今七十余年，正是始于此时。在西安逗留期间常去卧龙寺盘桓，某日与寺僧交谈中得知康有为尝来此寺将珍藏于寺中的部分佛典径自携去据为己有。康有为海内知名，寺僧敢怒而不敢言。我闻知此事深感不平，返京后遂为此往访黄远生，以依据法律维护卧龙寺权益问题请他给予指点。当时黄远生作为名律师、名记者居处考究，但对我这身着竹布长衫的青年毫无轻慢之意，接谈得极为恳切，对我提出的各项问题，答复甚仔细，指点得很耐心。接谈时间虽不长，彼此却似有一种相互理解并由此而产生信任感。这便是我与远生先生的首次见面。

次年，我编纂了一册类似《古文观止》的范文文选，取名《晚周汉魏文钞》。自清季以来，世人多推崇桐城派古文，桐城方苞、姚鼐一派的古文注重气韵乃至追求读之音调铿锵。我颇以此为病，认为文章重在说理，应以表达思想为第一要务。这便是我编这一文范的动机。书成后，我登门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如他同意我的意见即烦作序，蒙他慨然允诺。序文中他有如下的话：“……梁君漱溟病古文辞之毗于美术，不适于著述学术。以为适用文字，唯晚周汉魏为近，因辑此抄且谓此非教科书，聊为世人破古文辞之迷执而已。”（见《远生遗著》杂著第四）表达了他对青年后生嘉许鼓励之意，令人至今难忘。

民国初创，政局极不稳定，全国貌似统一，实际上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势力只限于东南沿海一带，华北为袁世凯系统的军人所盘踞，其余边远各省则又分属地方势力。而国际上，列强又胁迫民国政府以出卖重大权益作为承认民国合法地位的交换条件。此时的中国，可谓内忧外患无时或已。但对国家危害最大者乃是袁世凯。袁之策划废除共和，阴谋称帝方在酝酿时，黄远生即以《京华通讯》的栏目在上海《申报》陆续刊出新闻报道，揭露袁及其党羽的某些阴谋活动。这些通讯引起关心国事者的注意，这自然也便是日后袁世凯运用种种手段必欲迫黄远生变节为其所用的原因。

及至民国四年，袁世凯谋行帝制的活动日益露骨，为制造舆论计，乃收买、贿赂知名人士为之鼓吹，且包括所谓“中国通”的外国人。记得日本法学博士有贺长雄、美国教授古德诺都曾发表文章，诡称行帝制最宜于中国国情。于国内人士，袁必欲加以利用者，首推对当时舆论大有影响的梁启超，企图以二十万元换得梁任公赞成帝制的一篇文章，得到的却是一篇宏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明确表示反对改变国体。梁启超国内外闻名，袁世凯固莫可奈何。不久，我见报端刊出黄远生的文章，就国体问题两面立论，语意模糊，态度似模棱两可，既不言反对帝制亦未见拥护，读后且有顾左右而言他之感。为此我投书章士钊所主编《甲寅》杂志（当时最重要的政治论坛，在日本出版），表示迷惑不解。信中主要谈了两个意思，即：或许是黄远生于国体问题另有主张，盛传袁世凯在上海拟出版《亚细亚报》，黄已受聘主持其事，而我终觉其操行可信，当不至如此。

待黄远生读到《甲寅》杂志上我的投书时，他已脱离袁世凯控制下的北京，只身潜抵上海。他两次投书《甲寅》杂志，一为致士钊先生信，一为就我所投书的复信。在这两封信中他始得直言不讳地申明自己的政治见解，痛陈衷曲，公布袁氏见逼之情状。两信皆表示渴望得到海内人士的谅解，承认那篇论国体问题的文章是一篇“不通之文字”，虽有一些东拉西扯的话，但“劈头便言此事（国体问题）在法律上不得讨论”，即虽有违心之处，仍坚持了不得改变国体的大原则，可说“主旨尚未过于没却良心”。至于我误认他已同意为袁世凯主办《亚细亚报》，他表示“决不敢谓足下所疑之过情，且深感足下即见疑矣，乃不以为不可教，且誉其操行可信，远诚不知何修而得此于足下”。“足下试询与远雅近者，即知远之对于兹事始末用心之可哀。”这时我才知道，黄在北京已处于袁世凯党羽包围之下，身家性命有不保之虞，读此两次投书，不仅解除了我的疑惑，且使我理解到他处境极为艰险，袁及其党羽不容黄不屈服，及胁迫之亟。黄事后以“图穷匕见”形容当时的情况。

说到黄的离京出走，须提到编纂《远生遗著》的林志钧（宰平）先生。林志钧福建闽侯人，久居北京，是民初极有清望的知识分子。林、黄同是留日习法律的，林归国后曾在司法部任职，他们的相识并成为知交，大约与此有关。我认识林先生并成毕生挚友是在黄远生遇害之次年。宰平先生亲口对我讲，黄习于晚睡晏起，一日清晨突然来访，以袁氏见逼的情况相告。林先生促他即刻离京，“这是你的生死关头，决不可再事迁延。就从我这里直接去火车站，连家都不要回”。黄远生抵上海后立即在《申报》刊登广告，声明绝对反对帝制，与袁氏出资强要他主持的《亚细亚报》自始至终没有半点关系。言词愤慨凄苦，足见当时见逼之甚。在其致宰平先生信中有“去都以还，心襟开拓，自由之乐，不可言也”的话，表达了获得政治自由，可直抒己见的愉快心情。

黄远生抵上海不久即筹划赴美。其动机不是远离是非之地寻求个人安全，而是经过一番沉思为自己立下新的生活目标。在致《甲寅》公开信中，他表示“此后将努力求学，专求自立为人之道”，“期于恢复人类之价值于一二”。在给我的信中谈到在北京时，“日思湔拔”，“无日不在痛苦之中”。这和我与他接触中所得印象是相符的。黄远生所与交游者虽颇混杂，然我彼时即有一种感觉：他没有把自己的真面目拿出来，他是有良知的人，常在痛恨自己，是在内心矛盾中生活的人。这种感觉在他给我的最后一信中得到证实，自言“其或有一二疑似之迹、一二徘优应答之作，皆东坡所谓此故我非真我也”。

黄远生的自责十分痛切而真实，他正准备有一新的开始，不意抵旧金山数日后便死于非命。当时盛传系因旅美华侨误认黄为袁党，属误杀，后经证实远生之死与袁世凯无涉，却是丧生于国民党枪口之下。初闻似颇费解，但细读《远生遗著》的论说、通讯诸卷中的文字，便可看出，他实是受民初党争之害。远生屡屡痛责民初各政党不以国脉民命为念，但知为一党之私而争夺，“如古部落人争据城堡”。认为当时政党的作用只是误国，如《铸党论》中曾谓“破坏共和之罪谁尸之，则今之所谓政党者尸之矣”。他深知此种直率的言论遭人忌恨，因而有“然自问发愿作此文时，胸中眼底，无冤无亲，披肝沥血，冀吾国人之一悟，区区此诚天地可鉴也”的话。其于国民党也颇有指责，这便招致了惨祸。

黄远生决心“探求人生之学”，不是极宜寄予同情和期望的吗？执迷于党争者竟仍忍心下毒手结束了这一大有厚望的生命。故我于远生之死于无妄痛心之极，深憾没有来得及把我刚找到的真理贡献给他。此真理即指佛家对人生的认识。以是之故，我遂有《究元决疑论》之作（发表于《东方杂志》）。结束语便是：“余欲造新发心论而未就，比见黄君远生《想影录》悲心愤涌不能自胜，亟草此篇，原为世间拔诸疑惑苦恼，惜远生不及见矣！”

袁世凯为人狡诈，是国家的罪人。无论革命派、维新派、保守派都厌恶他。但民国成立之初，却流行着稳定大局“非袁不可”的看法。对此种似是矛盾的现象的解释无他，即承认现实。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旋即让位于袁，即是承认此一现实。清室退位以前袁之势力已成，清室退位之后中国几无全国政府可言，涣散、混乱达于极地。凡以国事为念者无不希望出现一全国政府、出现一可以维持大局不致更趋恶化的人物。国人望治，而袁世凯不仅窃取权力还包藏着更大的祸心，事先谁何能料想得到呢？1912年，我作为《民国报》记者，出席了袁大总统就职的仪式。记得袁在众人簇拥下从我右肩擦身而过，瞥见出席此一庄严大典的袁世凯竟未理发剃须，着半旧军装，漫然步入庭中照相。我对袁向无好感，及见这般表现印象自更恶劣。当时不明其故，事后则不难理解，在袁心中何尝有民国？当时中国人中属望于袁者不可谓无，但确可谓甚少。姑且信任之，期待局势逐渐向好的方面转变者居绝大多数。黄远生在其文章中曾谓袁“并非不可与为善之人”，还举出袁的“五点长处”，此即当时大多数善良中国人的认识和心理。稍后便感到袁“乃善日少而恶日多”。作为密切注视局势的政治记者，黄远生对袁世凯时时在观察中并最后得出结论：“政局之日趋于险恶者，非他人为之，乃袁总统自为之也。”敢于在报端直指袁应对政局恶化负责，在当时实属不易了。

女孙梁彤读《远生遗著》遇不解处以述往事为请，念此为七十余年之往事，与远生先生有旧者皆谢世，而对当时种种情事近人多不熟知，因据所述整理成文，题曰《怀黄远庸》。

九四叟漱溟识

张公耀曾生平及家世①

——答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函

前奉尊函征询已故张公耀曾生平各事项，当即向张公表弟郑天挺教授（现任天津南开大学历史学系主任，曾为张公任秘书五年），又张公之第四女张丽珠教授（现任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妇科教研组主任），共同商量各就所知汇集具答如次：

（一）家世：张公字镕西，云南大理府太和县人。清光绪十一年即公元1885年生于北京。祖父某清季官湖南衡永兵备道，后告老还乡，有子十三人而成进士者三人。父士鏸于兄弟辈中次居第十二，清季以进士官内阁中书。光绪二十八年即1902年病故。盖仅及中年云。母陆氏嘉年字祖庚，广西桂林人，能诗文，1903年随亦病故，其时公年方十九。

（二）学历：公于1903年考入京师大学堂师范馆，1904年经学部选派赴日本留学，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四年毕业，升入东京帝国大学法科肄业，中间曾因病休学。1911年（辛亥）国内革命爆发，被云南本省革命政府推派为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回国，因而再度辍学。1913年即民国二年任国会议员期间，因袁世凯违法解散国会，乃再往日本帝大复学而得卒业。

（三）经历：在日本留学期间值孙中山先生在东京组织中国革命同盟会，即与同乡李根源、吕志伊等一同参加。辛亥革命既起，孙先生回国，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公布临时约法，组织临时参议院。公被本省革命政府推派为代表之一而参加。在同盟会议员党团中被推为本党院内总干事兼评议部议长。继而参议院随政府北迁，各省议员又经一度改选，公被选如初，并在议院内被选为法制委员长。1913年即民国二年正式国会成立，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在院内复被选为全院委员长。此时同盟会联合其他党团改组成立国民党，公任党内总干事并政务研究会主任。国会为起草宪法共选出起草委员五人，在党派间五人各有所代表。公代表国民党参预其事，又负执笔之责，即世所称“天坛宪草”者。袁世凯强行干预不得逞，遣散国会，公即东渡复学，完成学业。1914年回国受北京大学教授之聘，为法科主任。值教育部设暑期讲习会，公讲“国家与国民”一题，反对袁世凯帝制阴谋。1915年夏为参加西南倒袁运动与蔡锷先后秘密离京入滇，是有西南护国之役。袁毙，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黎元洪继任大总统，组成南北统一的政府，公代表西南入阁，任职司法总长，时为1916年，公只三十二岁耳。

当国会被袁解散时，制宪大业未得完成，有识之士深以误于党派成见之斗争为悔。1916年国会恢复，遂趋向于固有党派之屏除，一同积极于制宪。但议员们事实上又不可免地各就熟友形成一些小集体，一时就有“宪法研究会”“宪法商榷会”“宪法讨论会”以及“丙辰俱乐部”“益友社”等组织出现。张公暨其熟友百数人则集合起来组成“政学会”；此后数十年间流行于政界的“研究系”“政学系”的称呼即由此延续而来。

“政学会”成员百分之九十多皆是两院议员或由议员而入政府者，公被推为会长，而李根源、钮永建、谷钟秀三人为副会长；三人皆年长于公而久负资望于世者，彼此难分高下乃以会务之责付托于公耳。然此办见公之为人有其邀信任者在也。

1917年府院之间不和，政局不安，公力不能救，即辞职离京。黎既逐段，又误引张勋入京而复辟清帝。黎自动去职，段引兵驱张之后，不复遵行原有法统，于此南方各省有护法之役，形成南北对立之局。北方更有直皖之间、直奉之间诸战役。全国陷入军阀混战中。1922年北方总统徐世昌下野，公从法律上解释应由黎元洪复任大总统职，并恢复旧国会。公再出任司法总长，旋辞职。改任法权讨论会委员长（此会为收回治外法权而设）。1924年11月黄郛代理总理摄行总统，公再出任司法总长，旋辞职。1927年即民国十六年六月辞却法权讨论会委员长；计公在职凡五年，聘请专家张志让等多人，将中国民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法院编制法等均各译成英文法文出版，用使各国人士晓然于吾国极重法制情形。公又曾与沈家彝、戴修瓒等司法界人士偕往上海、汉口以及张家口、绥远等地参观各法院和监狱，写成《考察司法记》及《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出版。1928年即民国十七年，公移居上海执行律师业务，每为重大诉讼出席法庭辩护，辄倾动旁听，轰传社会。例如为上海某公司答辩三井洋行的控诉，卒致其控诉被驳回。又如去苏州为救国会沈钧儒等辩护，旁听席上掌声雷动，南京政府为之惊慌。公如是以律师服务于社会者终其身。

1937年日寇入侵，国民政府特于国防最高会议内设置参议会，征辟社会贤达、在野名流共图御敌之策，公与沈钧儒、黄炎培、胡适、蒋方震、梁漱溟等同受邀聘。公草一意见书数千言，以所知日本国内军阀暨党派情况为贡献。政府西迁武汉而公遂病逝于沪矣，形寿五十四。

（中略）②

以上谨就来函征询各节缕缕奉答，即希公鉴。此复近代史研究所。

梁漱溟手复

1979年10月16日

①张耀曾先生（1885——1938年）是近代著名法学家、政治活动家，早年参加同盟会，系《临时约法》与“天坛宪草”主要起草人，为国民党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因蒋介石个人独裁，实行一党专政，与先生所怀宪政治国、多党议会政治理念不合，拒不参加政府，遂淡出政界，又因不幸早逝，遂多为世人所不知晓。

②原信函中“现存亲属”与“遗稿文物保存情况”两节均略去。

纪念蔡元培先生①

民国三十一年二月自香港返桂林，《文化杂志》以时届蔡先生逝世二周年，嘱为纪念之文。余于蔡先生逝世之初，曾为一文发表于重庆《大公报》，大意申论中国近二三十年之新机运，蔡先生实开之，今不重述。今只述蔡先生的伟大兼及余个人知遇之感于此。

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这当然非他一人之力，而是运会来临，许多人都参与其间的。然而数起来，却必要以蔡先生居首。

我说运会，是指历史演到那时，刚好是上次大战将了，好多旧东西于此结束，而人类一新机运于此初步展开。在社会人生，在经济，在政治，种种上面都茁露新潮流，与十八九世纪所谓“近代潮流”者不同。而中国呢，刚好在感受“近代潮流”引发第一度革命之后，反动的（袁氏）帝制运动（民国五年，即1916年），清室复辟运动（民国六年，1917年），此伏彼起，新旧势力相搏之际。蔡先生即于袁倒黎继，南北统一内阁之下，应教育总长范静生先生之请，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范先生原是蔡先生做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时引为次长的，两公之相得，自不待言。而况蔡先生以清朝翰林为革命巨子，新旧资望备于一身。此时欲从扩演近代潮流之中，更进而输入最新潮流，使许多新意识在中国社会一面深刻化，一面普遍化，俾克服旧势力于无形，实在除蔡先生能肩负此任务外，更无他人具有这气力的了。

这还不单是说蔡先生能得政府和教育界的支持，蔡先生的资望品格能服人而已；更要紧的乃在蔡先生的器局识见，恰能胜任愉快。从世界大交通东西密接以来，国人注意西洋文化多在有形的实用的一面，而忽于其无形的超实用的地方。虽然关涉政治制度社会礼俗的，像是“自由”“平等”“民主”一类观念，后来亦经输入，仍不够深刻，仍没有探到文化的根本处。唯独蔡先生富于哲学兴趣，恰是游心乎无形的超实用的所在。讲到他的器局，他的识见，为人所不及，便从这里可见。因其器局大，识见远，所以对于主张不同、才品不同的种种人物，都能兼容并包，左援右引，盛极一时。后来其一种风气的开出，一大潮流的酿成，亦正孕育在此了。

关于蔡先生兼容并包之量，时下论者多能言之。但我愿指出说明的：蔡先生除了他意识到办大学需要如此之外，更要紧的乃在他天性上具有多方面的爱好，极广博的兴趣。意识到此一需要而后兼容并包，不免是人为的（伪的）；天性上喜欢如此，方是自然的（真的）。有意的兼容并包是可学的，出于性情之自然是不可学的。有意兼容并包，不一定兼容并包得了。唯出于真爱好而后人家乃乐于为他所包容，而后尽复杂却维系得住。——这方是真器局，真度量。

譬如在蔡先生包容中，当时发生最大作用的人，第一要数陈独秀先生，次则胡适之先生，且不论他们两位学问深浅如何，但都有一种本领就是能以自己把握得的一点意思度与众人。胡先生头脑明爽，凡所发挥，人人易晓。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自不能不归功于他。然未若陈先生之精辟广悍，每发一论辟易千人。实在只有他才能掀起思想界的大波澜。两位先生固然同得到蔡先生的支持，却是胡先生为人和易平正，原不须蔡先生怎样费力支持。陈先生就不同了。在校内得罪人不少，在校外引起的反对更多。而且细行不检，予人口实。若非得蔡先生出大力气支持，便不得存立住。若问蔡先生何以能这般出大力气支持他呢？就为蔡先生虽知他有种种短处，而终竟对他的为人抱有真爱好，对他的言论主张具有真的同意和同情。——不是蔡先生，换任何一人都不会支持他；而在蔡先生若不是真爱他、真同情他，亦不会支持他的。

胡先生的白话文运动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主干。然未若新人生思想之更属新文化运动的灵魂。此则唯借陈先生对于旧道德的勇猛进攻，乃得引发开展。自清末以来数十年中西文化的较量斗争，至此乃追究到最后，乃彻见根底。尽管现在人们看他两位已经过时，不复能领导后进。然而今日的局面、今日的风气（不问是好是坏）却是那时他们打开来的，虽甚不喜之者亦埋没不得。自然是说起当时人物并不止陈、胡二位。例如李守常（大钊）、顾孟余、陶孟和、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高一涵诸先生皆其著者，且亦各有各的神通。所有陈、胡以及各位先生任何一人的工作，蔡先生皆未必能作；然他们诸位若没有蔡先生却不得聚拢在北大，更不得机会发抒。聚拢起来而且使其各得发抒，这毕竟是蔡先生独有的伟大。从而近二三十年中国的新机运亦就不能不说蔡先生实开之了。

这时我个人固然同在蔡先生聚拢包容之中，然论这运会却数不到我。因我不是属于这新派的一伙，同时旧派学者中亦数不到我。那是自有辜汤生（鸿铭）、刘申叔（师培）、黄季刚（侃）、陈伯弢（汉章）、马夷初（叙伦）等诸位先生的。我只是在当时北京大学内得到培养的一个人，而不是在当时北大得到发抒的一个人。于此，我们又可以说蔡先生的伟大非止能聚拢许多人，更且能培养许多人。除了许多学生不说，如我这样虽非学生而实受培养者盖亦不少也。

我到北大任讲席始于民国六年，而受聘则在其前一年，即蔡先生初接任校长之时。蔡先生之知我，是因我有《究元决疑论》之作，发表于上海《东方杂志》（约在民国五年夏，连载于六、七、八三期，后来收入东方文库为一单行本）。此论之作盖兴感于黄远庸先生之惨死。那时我在北京得到远庸从上海写给我的信，同时读到他的忏悔录（渡美舟中作，发表于《东方杂志》），随亦听到他在美国被刺的讯息。此论发挥印度出世思想，指示人生唯一的路在皈依佛法。原稿寄给章行严先生（士钊）。适章先生奔走倒袁离沪，为蒋竹庄先生（维乔）所得，付《东方杂志》刊出。不久袁倒黎继，蔡先生既应范公之请，由海外返国，我以自十几岁爱好哲学，很早读到蔡先生的《哲学要领》一类著作，久慕先生而未一深谈（民国元年我为新闻记者，蔡先生为阁员，见过几面），特因范公介绍晋谒先生于其家，不料一见面，先生就说要请我到北大任教的话。

记得有一天，蔡先生约我与陈仲甫先生（独秀）相会于校长室，提出请我担任印度哲学一门课程（陈先生新聘为文科学长，相当今所谓文学院院长）。我说我何曾懂得什么印度哲学呢？印度宗派那么多，我只领会一点佛家思想而已。要我教，我是没得教的呀！蔡先生回答说：你说你不懂印度哲学，但又有哪一个人真懂得呢？谁亦不过知道一星半点，横竖都差不多。我们寻不到人，就是你来吧！我总不敢冒昧承当。先生又申说，你不是喜好哲学吗？我自己喜好哲学，我们还有一些喜好哲学的朋友，我此番到北大，就想把这些朋友乃至未知中的朋友，都引来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是当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共同学习好了。他这几句话打动了我，我只有应承下来。

虽则答应了，无奈我当时分不开身。当时我正为司法总长张镕西先生（耀曾）担任司法部秘书。同时任秘书者有沈衡山先生（钧儒）。沈先生多为张公照料外面周旋应付之事，我则为掌理机要函电。倒袁者本以西南各省为主，张公实代表西南滇川两粤而入阁。正在南北初统一，政治上往来机密函电极多，我常常忙到入夜。我既于此门功课夙无准备，况且要编出讲义，如何办得来？末后只得转推许季上先生（丹）为我代课。

及至次一年，经过张勋复辟之役，政府改组，镕西先生下野，我亦去职南游入湘。十月间在衡山的北军王汝贤等部溃走长沙，大掠而北。我亦不得安居，随着溃兵难民退达武汉，就回北京了。因感于内战为祸之烈，写了一篇《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呼吁有心人出来组织“国民息兵会”，共同制止内战，养成民主势力。自己印刷数千册，到处分送与人。恰这时许先生大病，自暑假开学便缺课，蔡先生促我到校接替，于是才到北大。

我在北大前后共七年，即自民国六年至十三年（从新思潮的酝酿、五四运动的爆发，到国民党改组）。中间曾因脑病求去两次，皆经蔡先生恳切挽劝而留住，其详不烦说了。七年之间从蔡先生和诸同事诸同学所获益处，直接间接，有形无形，数之不尽。总之，北京大学实在培养了我。论年辈，蔡先生长于我廿六岁，我只算得一个学生。然七年之间与先生书信往返中，先生总称我“漱溟先生”，我未尝辞，亦未尝自称晚生后学。盖在校内原为校长教员的关系，不敢不自尊，且以成蔡先生之谦德。后来离校，我每次写信，便自称晚学了。

近年四川报纸有传我初投考北大未见录取，后乃转而被聘为教授者，非事实。从上面所述可以看出（那时蔡先生以讲师聘我亦非教授）。不过我初到北大时，实只廿四岁，与诸同学年齿相若，且有比我大两岁者。如今名教授冯友兰、顾颉刚、孙本文、朱谦之诸君皆当日相聚于课堂的。更有少时与我为同学友，而其时却正求学于北大的，如雷国能（在法科），如张申府（崧年，在理科）诸兄是。

当时蔡先生为什么引我到北大，且再三挽留我呢？我既不属新派（外间且有目我为陈、胡的反对派者），又无旧学，又非有科学专长的啊。此即上文所说蔡先生具有多方面的爱好，极广博的兴趣之故了。他或者感觉到我富于研究兴趣，算个好学深思的人，放在大学里总是好的。同时呢，他对于我讲的印度哲学、中国文化等等自亦颇感兴味，不存成见。这就是一种气度。这一气度完全由他富于哲学兴趣相应而俱来的。换言之，若胸怀意识太偏于实用，或有独断固执脾气的人，便不会如此了。这气度为大学校长所必要的。老实说，这于一个为政于国的人有时亦同属必要吧！

由于蔡先生爱好哲学，又请来有哲学兴趣的教员，亦就开发了学生们的哲学兴趣。在我眼见的七年中，哲学系始终是最重要的一个学系。当其盛时，比任何一学系的学生都多。除了注册选修哲学课程者外，其他学生自由来听讲的亦很多。校外的人（例如琉璃厂高师的学生、太仆寺街法专的学生，还有些不是学生的人）经常来听讲者亦颇有之。注册部所安排的教室每不合用。就为按照注册人数，这间教室本可以容纳下，而临时实到听讲的人数却加多，甚至加多达一倍，非掉换大教室不可。依我自己的经验，当民国十二年（1923年）及十三（1924年）年上半年，我讲儒家思想时，必须用第二院大讲堂才行。通常听讲人数总在二百左右，到课程结束，举行考试时的试卷亦有九十多本，此即正式注册的学生了。闻人言近年（指抗战前和抗战中）南北各大学哲学系学生少得可怜，几乎没有人愿入哲学系。此固一时风气不同，然亦可见蔡先生当年倡导总算成功。

若问蔡先生何以能有这种种成功——他能罗致人才，能造成学风，能影响到全国大局，使后之言历史者不能不看做划时代的大节目，其成功之由果何在？我可以告诉你：此无他，他只是有他的真好恶。何谓真好恶？儒书上指点得明白：“如好好色，如恶恶臭”便是。有真好恶，而后他的一言一动，不论做什么事，总有一段真意行乎其间。这样，他便能打动人。人或者甘心情愿跟着他走，或随着他有一段鼓舞于衷而不自知。朱晦翁尝说的一句话：“是真虎，必有风”，正谓此。他不要笼络天下人，他更不想强制天下人听他的。一切威迫利诱的手段，他都不用。然而天下人却自为他所带动。他毕竟成功了，毕竟不可磨灭地成功了；反之，那玩手段的欺人自欺，亦或自觉得一世之雄，却每每白费力，落得一场空。这亦就是儒书上“不诚无物”一句话了。

总之，我所了解的蔡先生，其伟大在于一面有容，一面率真。他之有容，是率真的有容；他之率真是有容的率真。更进一层说：坦率真诚，休休有容；亦或者是伟大人物之所以为伟大吧。

今者距新思潮之风动全国既二十年，距余之离开北大既十七八年，距蔡先生之身故既满两年，而余亦寝寝五十之年矣。自顾尚无所成就以答蔡先生之知遇，以报北京大学之培养。窃不敢妄自菲薄，将致力于新文化运动之建设的工作，无使蔡先生之精神徒如过去新思潮所表现者而止，而更有其最后之成果焉。是则区区心愿之所在也。因纪念蔡先生，并志于此以自励。

附记

此文写于民国卅一年，即1942年；1970年忽于乱纸堆中发见吾手稿原迹，计廿有八年矣。既审视其不无可存，则重为抄录一通，复就回忆所及五十年前之往事附记于其后。

文中说蔡先生有多方面之爱好，极广博之兴趣，其可征之事例甚多。今试举其一。尔时（约在1927年）京中有蜀人张克成先生宣讲佛家唯识论著于广济寺，任人听讲，蔡先生时出任北大校事非久，竟然拨冗偕友几次往听。其实张先生信佛虽笃，却不通唯识，其错解可笑，愚著《唯识述义》曾指出之。然蔡先生之好学岂可及耶？

文中说北大哲学系尔时之盛况，曾及1923—1924年愚讲儒家思想时来听者之多。却须知听众非尽属思想上的同调，为求学习而来者。愚曾闻有反对派来听，倡言“我听听他荒谬到什么地步”。（注：同学中有彭基相、余文伟以我为唯心主义，夙示反对。）此正见出当时思想自由活泼之气象，凡哲学界所以成其盛况者讵不在此耶？

1970年11月3日记

又文中“他不要笼络天下人，更不想强制天下人听他的……反之那玩手段的自欺欺人，亦或自觉得一世之雄，却每每白费力，落得一场空；这亦就是儒书上‘不诚无物’一句话了”，盖有感于当时执政者蒋介石而发，时当抗日战争中期，百事望之于蒋，而误于蒋，深有慨于心也。

同年11月8日又记

此文纪念蔡先生兼及当年愚受任北大哲学系讲席之事，因回忆往昔同学盛况如次：计同班同学有孙本文、顾颉刚、冯友兰、黄文弼、朱自清诸君。其时我廿四岁，论年齿彼此大致均相若。班上唯一年长者为谭鸣谦，即是后来革命运动中出名的谭平山其人，他年近三十矣。同学诸友固远不止此数，此举其后来学问上各有造诣，且均为大学的名教授，我此一时偶尔回忆中者数人而已。且在北大首尾七年之间，所熟识交好者初不止于哲学系诸同学，而泛及于其他系科。如罗常培、罗庸皆国文系，如陈政则德文系，如叶麐则理科，如黄艮庸则在预科，朱谦之（自由听课，不属任何学系）、王恩洋（旁听生）。谷源瑞则属哲学系，后因在国民参政会任秘书，而特别相熟。至如王星贤（英文系）虽在学校时不相知而晚年来过从颇密，十分契合。

1984年2月5日再识

①作于1942年。

纪念梁任公先生①

今天为梁任公先生逝世第十四周年，友人张旭光、周之风诸君提议撰写纪念文。去年漱溟自香港返桂，尝应友人嘱写有蔡孑民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文一篇。愚往昔既同受知于蔡、梁两先生，则兹于纪念梁先生之文，自不容辞。纪念蔡先生文中曾指出蔡先生之伟大处，复自道其知遇之感。今为此文，大致亦同。

一、怎样认识任公先生的伟大

欲知任公先生的伟大，须同其前后同时人物作一比较。例如蔡先生即其前后同时人物之一。两位同于近五十年的中国，有最伟大之贡献。而且其贡献同在思想学术界，特别是同一引进新思潮，冲破旧网罗，推动了整个国家大局。然而奇怪的是任公少于蔡先生八岁，论年齿应稍后，而其所发生之影响却在前。就在近五十年之始，便是他工作开始之时。在距今四十年前，在思想界已造成了整个是他的天下。在距今三十五年前后的中国政治全为立宪运动所支配，而这一运动即以他为主。当他的全盛时代，年长的蔡先生却默默无闻（蔡先生诚早露头角，但对广大社会而言则是如此）。蔡先生从五四运动打出来他的天下，那是距今二十四年的事。欧战以后的新思潮于此输入（特别是反资本主义潮流），国民革命于此种其因。所以他的影响到大局政治，不过是近二十年的事。

当任公先生全盛时代，广大社会俱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其势力之普遍，为其前后同时任何人物——如康有为、严几道、章太炎、章行严、陈独秀、胡适之等等——所赶不及。我们简直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可以发生像他那样广泛而有力的影响。康氏原为任公之师，任公原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但是不数年间，任公的声光远出康氏之上，而掩盖了他。但须注意者，他这一段时期并不甚长。像是他登台秉政之年（民国二年，民国六年两度），早已不是他的时代了。再进到五四运动以后，他反而要随着那时代潮流走了。民国八、九年后，他和他的一班朋友蒋百里、林长民、蓝志先、张东荪等，放弃政治活动，组织“新学会”，出版《解放与改造》，及其学社丛书，并在南北各大学中讲学，完全是受蔡先生在北京大学开出来的新风气所影响。

因此，论到所给予社会影响之久暂比较上，任公每又不如其他的人。所以有人评论他几句话：

其出现如长彗烛天，如琼花照世，不旋踵而光沉响绝，政治学术两界胥不发生绵续之影响。——此正任公之特异处。（《思想与时代》，第十三期陈伯庄通讯）这是很对的。我们由是可以明白诸位先生虽都是伟大的，然而其所以伟大却各异，不可马虎混同。任公的特异处，在感应敏速，而能发皇于外，传达给人。他对于各种不同的思想学术极能吸收，最善发挥。但缺乏含蓄深厚之致，因而亦不能绵历久远。像是当下不为人所了解，历时愈久而价值愈见者，就不是他所有的事了。这亦就是为何他三十岁左右便造成他的天下，而蔡先生却要待到五十多岁的理由。他给中国社会的影响，在空间上大过蔡先生，而在时间上将不及蔡先生，亦由此而定。

从前韩信和汉高祖各有卓越的天才，一个善将兵，一个善将将。蔡、梁两先生比较，正复相似。蔡先生好比汉高祖，他不必要自己东征西讨，却能收合一批英雄，共图大事。任公无论治学和行文，正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自己冲锋陷阵，所向无前。他给予人们的影响是直接的，为蔡先生所不及。

任公为人富于热情，亦就不免多欲。有些时天真烂漫，不失其赤子之心。其可爱在此，其伟大亦在此。然而缺乏定力，不够沉着，一生遂多失败。

二、任公先生的生平得失

吾人纪念前贤，亦许应当专表彰他的功德。无奈我想念起任公先生来，总随着有替他抱憾抱悔之心。任公学术上的成就，量过于质，限于篇幅，不能悉数。今就其在政治上得失说一说。

清季政治上有排满革命和君主立宪两大派。任公一度出入其间，而大体上站在立宪一面，且为其领袖。固然最后革命派胜利，而国人政治思想之启发，仍得力于他者甚多，间接帮助了辛亥革命者甚大。国人应念其功，他自己亦可引以为慰。

民国成立，宋钝初（教仁）想实行政党内阁，正与任公夙怀符合。当时曾约定以全力助宋，可惜宋氏被刺，两派合作机会遂失。加以袁世凯方面种种笼络，国民党方面种种刺激，卒成组织进步党对抗国民党之局。更进而有熊希龄受袁命组阁，隐然由进步党执政之局。末了，就陷于副署袁氏解散国会命令之重大责任，而不能逃。国会既散，政党根据全失，熊阁当然亦站不住。政治脱轨，大局败坏，任公于此悔恨不及。这是他政治生活第一度失败。自然当日之事，由各方造成，任公不独尸其咎。却是春秋责备贤者，贤者引咎自责，不能不如此。

由任公先生之知悔，遂在袁氏帝制时，有奋起倒袁之举。在倒袁运动上，先生尽了最大力量。假如说创建民国是革命派的首功，那么这次再造共和，却不得不让他的一派居首功了。当日事实自有史家载之史乘，兹不多述。这是任公先生的政治活动对于国家第一度伟大不磨之贡献。

可惜在倒袁中忽遭父丧，袁倒后，先生治丧持服，未得出面秉政。于是种下了民国六年（1917年）佐段（祺瑞）登台之事。在这里面还夹着一段反对康（有为）、张（勋）复辟。信有如任公几十年前所说“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者，可算作他第二度对于国家的贡献。

复辟既败，共和三造，段、梁携手执政，居然又有几分进步党内阁气概。此固为任公登台应有之阵容。但千不该，万不该，不肯恢复国会，而另造新国会，以致破坏法统，引起“护法之役”，陷国家于内战连年。这是他政治生活第二度严重失败。这次责任别无可诿，与前次不同。我们末学只有替他老先生惋惜，而他的政治生涯亦于此告终。

总论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撼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这是与我纪念蔡先生文中所说，蔡先生所成就者非学术，非事功，而在其酿成一种潮流，推动大局，影响后世，正复相同的。

三、我个人对任公先生的感念

我早年是感受任公先生启发甚深之一人。论年纪，我小于先生二十岁。当他二十几岁举办《时务报》、《清议报》之时，我固不能读他的文章。即在他三十岁创刊《新民丛报》亦还不行。直待我十五岁，好像《新民丛报》已停刊，我寻到壬寅、癸卯、甲辰三整年六巨册《新民丛报》和《新小说》全年一巨册（约五六百万字以上），又《立宪派与革命派之论战》一厚本（任公与汪精卫、胡汉民等往复辩难所有文章之辑合本）才得饱读。当时寝馈其中者约三四年。十八岁时，《国风报》出版，正好接着读下去。这是比我读五年中学更丰富而切实的教育。虽在今日，论时代相隔三十年以上，若使青年们读了还是非常有用的。可惜今日仅存《饮冰室文集》，而原报殆不可得。那其中还有旁人许多文章和新闻时事等记载，约占十之八，亦重要。至今想来，我还认为是我的莫大幸福。

蔡先生著作无多，我读到亦不多，在精神上却同深向往。民国五年（1916年）曾因范静生（源廉）先生介绍而拜见蔡先生。但对任公先生则未曾求见。因我先父多年敬佩任公，当他从海外返国，亲往访四次未得一见，两度投书亦无回答，我更不敢冒昧。到民国九年（1920年），任公渐渐知道我。一日忽承他偕同蒋百里、林宰平两先生移尊枉步访我于家。由此乃时常往还。民国十四年（1925年）我编印先父遗书既成，送他一部。书中有先父自记屡访不遇投书不答之事，而深致其慨叹。我写信特指出这段话，请他看。他回信痛哭流涕数百言，深自咎责。嘱我于春秋上祭时，为他昭告说“启超没齿不敢忘先生（指我父）之教”。盖先父于慨叹其慢士之余，仍以救国大任期望于他也。此事在先父若有知，当为心快。而在我为人子者，当然十分感激他（注：任公先生此一回信附后）。

十八年（1929年）春上，我在广州闻任公先生逝世之讯，心中好大难过。念相交以来，过承奖爱，时时商量学问，虚心咨访（先生著作关于佛教者恒以初稿见示征问意见），而我未有以报。第一，他奔走国事数十年，所以求中国之问题之解决者甚切，而于民族出路何在，还认不清。第二，他自谓服膺儒家，亦好谈佛学，在人生问题上诚为一个热心有志之士，而实没有弄明白。我于此两大问题渐渐若有所窥，亟思以一点心得当面请正。岂料先生竟作古人，更无从见面谈心，只有抱恨无穷而已。今为此文，虽时间又过去十多年，还是不胜其追怀与感念！

1943年1月

附：任公先生十四年答漱溟信

漱溟宗兄惠鉴：

读报知巨川先生遗文已裒辑印布，正思驰书奉乞，顷承惠简先施，感喜不可言罄。读简后，更检《伏卵录》中一段敬读，乃知先生所以相期许者如此其厚，而启超之所以遇先生者，乃如彼其无状。今前事浑不省记，而断不敢有他辞自讳饰其罪。一言蔽之，学不鞭辟近里，不能以至诚负天下之重，以致虚骄慢士，日侪于流俗人而不自觉，岂唯昔者，今犹是也。自先生殉节后，启超在报中读遗言，感涕至不可仰，深自懊恨并世有此人，而我乃不获一见（后读兄著述而喜之，亦殊不知兄即先生之嗣，宰平相告，乃知之，故纳交之心益切）。岂知先生固尝辱教至四五，而我乃偃蹇自绝如此耶！《伏卵录》中相教之语虽不多，正如晦翁所谓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其所以嘉惠启超者实至大。末数语，盖犹不以启超为不可教，终不忍绝之；先生德量益使我知勉矣！愿兄于春秋絮祀时，得间为我昭告，为言：启超没齿不敢忘先生之教，力求以先生之精神拯天下溺，斯即所以报先生也。遗书尚未全部精读，但此种俊伟坚卓的人格感化，吾敢信其片纸只字皆关世道。其效力即不见于今，亦必见于后。吾漱溟其益思所以继述而光大之，即先生固不死也！校事草创，课业颇忙。又正为亡妻营葬，益卒卒日不暇给。草草敬覆奉谢，不宣万一。

启超再拜。10月1日。

①写于1943年。

回忆李大钊先生①

革命先烈李大钊先生是我的故交，是至熟至熟之友，通常都称呼他“守常”——这是他习惯用的别号和笔名。在1919年以前和其后那些年，我每次到北京大学讲课，在上课之前和下课之后，必定去他图书馆主任办公室盘桓十分钟至二十分钟。因为彼此很熟，他忙他的事，我进门或离去，均不打招呼。他主编的《每周评论》，我顺手取阅。他有时主动地要我看什么书刊，便顺手递给我，亦不加说明。我接过翻阅后，往往亦无表示。遇有重要书刊，我就声明带回家去看，下次来时交还。总之，彼此十分随便，没有什么客气俗套。

我们相识稍先于北京大学同事之时，彼时（1916年）守常在北京《晨钟报》（后改名《晨报》）任职。曾记得一次他宴客于南城瑞记饭庄，我和陈仲甫（独秀）在座上初次相遇。陈当时是为亚东图书馆募股来京的。恰值蔡元培先生方接任北大校长，蔡、陈早相熟，立即邀陈入北大担任文科学长（后改称文学院院长）。同时，我亦受印度哲学讲席之聘，而守常则是以章行严（士钊）先生之荐接任图书馆主任的——此职原由章任之，章离京南去。于是，我们便同聚于北大了。

1921年冬月，我走访守常于其家，告诉他我即将结婚。他笑着说，这在他已是过去二十年前的事了。因而自述生在父死之后，而母亲又在生他之后不久亦死去。所以他竟没有见到父母的面，全靠祖父母抚养长大。《光明日报》1979年10月31日纪念李大钊一文，说他两岁丧父，三岁丧母，全不对。另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传》一书，说他尚未生而父先死，他生后十六个月母亦故去，与我所闻于守常自述者尚差不远，祖父母自顾年老，便为他早早成婚。婚后不太久，祖父母就故去，只余他和他的赵氏夫人。赵年长于他好几岁——似是他十一二岁，而赵十八九岁。赵夫人甚贤慧，自愿守在家园而促他去永平府中学求学。中学卒业后，他进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后又去日本留学。这些是后话，非当时所谈及。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中为首的是陈独秀、李大钊两先生，一时曾有“南陈北李”之称。我记得1927年春，有一天去东交民巷旧俄国使馆内访看守常，只见来人满屋，大都是青年求见者，守常接待忙碌，我不便打扰他，随即退出。不多日后就闻知他全家被捕的消息，原来他家大小同住一起，还有些同志亦同住，因而被拘捕时一同遭难者颇有多人，但亦有恰好出门而幸免于难者。当时正是张作霖自称大元帅驻军和执政于北京之时，我闻讯从西郊赶入城内访章行严先生，愿与章老一同出面将守常家眷保释出来，俾守常少牵挂之念。惜章老不同意，自称与张的亲信参谋长杨宇霆相熟，他将去见杨，可保守常亦不死。其结果，直至守常死时，不知道他的家属儿女有没有受到连累；熟友如我未得尽小小之力，抱憾于衷。

当我闻悉守常被害，立即从西郊赶入城内，一面看望其家属情况，一面看视他装殓的情况。他家属已回到西城朝阳里旧居。我望见守常夫人卧床哀泣不起。我随即留下十元钱，退出来，改往下斜街长椿寺——据闻守常遗体停柩在此。我到达寺门时，门外一警察对我说：“你们亲友到来，我有交代，我就走了。”我点首应承，随即入内巡视。只见棺材菲薄不堪，即从寺内通电话于章宅吴弱男夫人。盖我夙知守常曾为其子女章可、章用、章因的家庭教师，宾主甚相得。弱男夫人来到时，各方面人士亦陆续而来，共议改行装殓之事。

我出寺门，路遇陈博生走来。他是福建人，与守常同主《晨钟报》笔政。其他的人今不尽记忆。

守常当年的熟友，眼前现有张申府（崧年）、于树德（永滋）和我几个人。张、于两位原与守常同为中国共产党人，但有始无终。我则根本是个党外人。今天回首思索起来，奇妙的是守常他们各位朋友全不曾介绍我入党——连半点意向亦不见。于此，显然我这个人条件不合。守常为中国共产党发起人和领袖，终且为党捐躯，而我则根本不在党。那么尽管友好相熟，究不便冒昧地自居于交谊深挚之列了。此点应当先自己坦白的。

提起正当五四运动时代的那些社会活动、政治活动，我十分惭愧没有能像守常那样勇往地和诸同学们在一起，甚且可以说，他是居于领导而我则追随亦不力。因此，许多事就记忆不清，现在亦就说不清楚了。再则，事情过去且将六十年之久，而今脑力衰颓的我，就只能点点滴滴列举其目如次：

（一）少年中国学会组织的发起成立，守常实为骨干。此会在当年十分重要，会员包含了南北许多青年有志之士，其后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主义派（中国青年党）有些人就是从此会分裂出来的。倾左的有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黄日葵等人，倾右的有曾琦、左舜生、李璜、余家菊等人。他们在中国近代史上各自表现不同，而却是具有一定分量的，虽然分量大小轻重不同。

我仿佛未曾参加此会为一成员，却曾应邀为此会的田汉和曾琦两成员之间在宗教问题上的争论，作过一长篇讲演（讲词大意可见旧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

（二）当年守常先生的活动繁忙，有些群众大会开在前门大街，我亦曾去过。有一次在总统府门外的集会，我没有参加，类乎此者，现在记忆不清。

（三）记得守常和我两人曾致力于裁兵运动倡导。当时蒋百里（方震）先生且曾写出裁兵计划一书问世。可厌的南北军阀混战既多年不休，在洛阳的吴佩孚颇有势力，恰好守常的同学白坚武正在吴的幕府。守常因白的殷勤介绍，走访洛阳，似乎不止一次。访吴谈一谈是次要的，根本要造成舆论，发动广大社会力量才行。我们曾想联络上海、天津的工商界人士，而就近人手则在眼前的知识阶层。正在要邀请北京八校同人聚谈，不料被胡适、陶孟和等几位抢先召集，且又转变出“好人政府主义”一场戏来。随后果然出现王宠惠、罗文干为首的政府。我们二人只有苦笑！王、罗二位即是参加了胡适那次集会者。

（四）1919年秋末，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因学生李超自杀身死开追悼会，守常和我亦偕往参加，在蔡元培、陈独秀、蒋梦麟各位讲话后，守常和我亦各有发言，后来我的发言录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五章内。

（五）我与守常既而相熟，有时便一同游息。中国革命博物馆存有一张守常、张申府、雷国能和我四人在中央公园照的相片，推计其时间当距今五十年以上。五十年来，既有日军入侵，世局动乱剧烈，此照片我手无存，展视之余，不胜追怀感叹之情。

①此文约写成于1985年。

略谈胡适之①

一九一七年，我与胡适前后相差两个月到北京大学。那年胡适二十六岁，我二十五岁，他长我一岁。当时他正是才华最盛的时候。他最早开始用白话文写文章，提出《文学改良刍议》八项主张，倡议用语体文，这是开创性的。从前一讲学问，写文章，都用文言文，他打破了这一点，这是他的功劳。当时很多人表示反对，其中有两个知名人物，一个是林琴南，再一个是章士钊。但不久，使用白话文的人还是越来越多了。蔡元培先生在北大的办学方针是开放的，不受任何拘束，一般都称赞他执行的兼容并包办学方针，这个人态度好，能够广罗人才，我就是被他“兼容并包”的一个人。我进北大讲的是冷门，没有人讲，我讲的是印度哲学。印度是东方古老文明之国，佛教在印度是后起的一个教派，但它在印度的消失也很早。中国有名的玄奘法师虽然赶上，但已是接近尾声。佛教传到中国来，玄奘起了很积极的作用，他一生艰苦卓绝。我很喜欢钻研佛教，也算是玄奘这一派。

刚才我讲了，胡适先生功劳很大，提倡语体文，促进新文化运动，这是他的功劳。他的才能是擅长写文章，讲演浅而明，对社会很有启发性。他的缺陷是不能深入；他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上卷，下卷就写不出来。因为他对佛教找不见门径，对佛教的禅宗就更无法动笔，只得做一些考证；他想研究佛法，但著名的六祖慧能不识字，在寺里砍柴、舂米，是个卖力气的人，禅宗不立语言文字，胡先生对此就无办法。

胡适喜欢谈墨子，梁启超同样也喜欢谈。墨子很了不起，他的书有《经上》《经下》，墨子书保存有古代科学内容，许多是自然科学。人们开始不懂，后来才慢慢明白他说的是什么。墨子的书传下来却是放在道藏中。《韩非子》的《显学篇》讲到，儒分为八，墨分为三，后来大都失传了。儒家传下来的只是《荀子》和《孟子》。

胡适为人有个弱点，就是怕共产党。五四时期，北大出现陈独秀、李大钊，还有顾孟余等人，他们都讲社会主义学说，有好几派，有人讲英国的基尔特主义，有人讲法国的工团主义。学生中的思想也有很多派，有很多出名人物，如傅斯年、许德珩等等。毛泽东那时也在北大，他是旁听生。傅斯年创办的刊物是《新潮》，还有个刊物是《国故》。“国故派”里就有名教授黄侃。北大还有“三沈”（沈兼士、沈尹默、沈士远），“二马”（马叙伦、马裕藻），“二周”（周树人、周作人）等等。当时人才济济，因为蔡先生爱才，奖励后进。我现在已是九十四岁，离那时很远了，但是对当时经常讲的那几个字——兼容并包，至今记忆犹新。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二日

①著者口述，曹月堂、丁介辉笔录整理，后经著者阅过。

怀念我敬佩的陶行知先生

顷者戴自俺、刘大作两位同志为陶行知诞辰九十周年将出版纪念册事访问于我，要我写一些追怀回忆的文章；我少于陶先生一岁，今既八十又九，脑力衰颓，笔墨迟钝，然而我又何敢辞谢不敏呢。想到我亲切接识的并世人物而衷心折服者不外三个人，而陶先生实居其一，其他二人便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莫笑我把服务社会的教育家和秉国钧的政治家毛、周二公相提并论为可怪，须知三位先生大有相同之处，这就是他们致力的事业虽在中国一国之内，然而他们的胸怀气概却卓然朝向着世界全人类，廓然没有局限，从而三位先生在我心目中实同一钦重的，却是又岂得笼统无分别于其间。

毛主席领导群众创建起新中国，惜乎晚年错乱多失。周总理信乎为遗爱在民的好总理，却天生是毛主席身旁第二把手。陶先生终身奔波乡野之间，在教育界独辟蹊径，风动全国，论其业绩固自不同。

当1946年陶先生在上海逝世时，我曾发表一篇悼念文章，有云：陶先生是一位直前地奔赴真理的一个人，好恶真切分明，有时不形于色，却力行不怠，沉毅踏实，许多人受他感动，就跟着他走……我简直要五体投地向他膜拜。

陶先生不可及处：他本是游学外洋回国后做大学教授的人，竟然脱去西装革履，投身乡村要和农民打成一堆，创办起晓庄乡村师范学校，志在以乡村小学为中心，推进广大社会的改造。

对于昔年晓庄校内外“教学做合一”的一切措施，我在1928年初次访问时，参观考察一日之不足，次日再往，曾写有一篇较详的记述，刊入我的教育论文集，今不复述。1931年我既在山东邹平县创行乡村建设运动，迭次请于陶先生，先后从晓庄借调杨效春、潘一尘、张宗麟诸君来邹助我工作。其后张治中将军到邹平参观，又邀聘杨效春君为他的家乡建设起黄麓乡村师范学校。

1937年抗日军兴，国民政府初有国民参政会之设置，陶先生与我同膺选为参政员，然在第二届则政府视为左倾者多不入选，陶先生居其一。1939年，我从华北、华东巡历各游击区域之后回川，联合两大党以外人士发起“统一建国同志会”之组织，陶先生亦参加。但陶先生仍忙于其教育事业，在合川县澄江镇草街子办起育才学校，收容战乱中流离失所少年儿童百余人。1940年春，我亦送次子培恕入学。

其时培恕年十二岁，却于学校和陶先生为人留有深刻印象。据他后来诉说有如下几点：

一、全校师生员工百余人和乐相处，宛如一大家庭，使那些无家可归的儿童无复孤闷之感。二、学校经济有困难，大家却清苦而愉快地生活着。三、陶先生似乎很忙，难得来校。他一来时，人们便有喜色。他像是一位长者，却又是平等亲切之一员。四、学校与当地群众恍若相联相通，正亦改造着它所处社会环境。

行文至此可以结束。陶先生为人可爱可敬，然却非深于学问修养者。一个人总不免长短互见。吾为此言或非赘欤！

1981年6月27日于北京

附录一：悼念陶行知先生

陶先生之死，人人都以热泪痛悼他，人人都抱无限悼念的话要说。这里，我说一些我的话。

陶先生是一个一往直前，奔赴真理的人。他心目中，有他对于社会的理想要求。就在这里，他好便真好，恶便真恶，好恶真切分明，虽然有时不形于色。大家谁都佩服陶先生是一个力行的人。但须晓得，他所以表著出来如此者，正为他内心好恶简捷有力。当今天这个“好话说尽”的世界，一切只见说不见做，越显得陶先生朴勇卓绝，任何人都落在他后边。你只见众人随着他走，受他感动鼓舞而向前；不是吗？他不唯勇往，而且踏实沉毅。因此，勇于奔赴理想的人尽还有，而终不及他。我在此等处，最折服陶先生。我简直要五体投地向他膜拜。

陶先生又是一个富有创造力，遇事能独出心裁的人。反之，“人云亦云”“蹈袭故常”，在他是绝没有的。陶先生既从事教育，所以在他事业里面无处不具有一段新意趣、新作风，乃至完全新的一套。你看，早的如“晓庄师范”，后来的如“山海工学团”，末后如合川草街子的“育才学校”，不都是如此吗？他心思用在实际问题上，总要寻个诀窍来解决问题。因此，他手到之处便见光彩。这又是我极端佩服的。中国今天最不能因袭，但可怜这老民族竟乏创新之力。对当前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大家总在几种外国模型中转来转去，不能自出机杼。我很可惜中国政治上、经济上没有陶先生其人。只有多出几个陶先生，中国才能得救，这是莫有疑问的。

陶先生一生的美德懿行，谁都能数出好多点来。陶先生在教育上的创造，更须写几本书来叙述。我只就其根本处提一提而已。上面所云，是不足尽之的。

末了，我却据实声明，我和陶先生彼此感情虽好，而在思想见解上很有距离。陶先生的言论主张，我常常要保留，而不能马上赞成。每次见面，我总喜欢他，衷心敬爱他。但从没有作过长谈、深谈、畅谈。我自信能了解陶先生，但陶先生尚不十分了解我。

附录二：一件有兴味的事（摘录）

1927年，陶行知先生于南京北郊创办晓庄学校。1928年，梁漱溟前往参观后，曾以《一件有兴味的事》为题作过一次讲话，讲述其所见，从中可见其对晓庄学校的称道，自然这也是对创办者陶行知先生的赞许。现摘录部分如下：

晓庄学校有三点很合于我们的意思：（一）有合于教育道理；（二）有合于人生道理；（三）注重农村问题。

这学校教育的目标……是在培养乡村儿童和民众所敬爱的导师。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盼望本校的学生一面能够教导学生，办一所良好的乡村学校；一面又能辅导民众，将他自己所办的学校成为改造乡村社会的中心。为达到这样的教育目标，于是它把下列四事为培养人才之准的：

一、要养成农人的身手；

二、要养成科学家的头脑；

三、要养成艺术家的兴味；

四、要养成社会改造家的精神与热心。

这些说法，都很合于我们的意思。

我第一次去参观，因为去的人太多，妨碍我个人参观的计划，所以只过两小时就回来了。第二天早晨我再去，细细参观一天，当晚在学校里住宿，第二天才回来；事实的调查，这次算比较的满意。

首先令我们注意的，就是：“事情怎么做就怎么学，怎么学就怎么教。”在我觉得这很合于教育道理的。譬如种田是一种生活，我们就应该在田里做，就在田里学，也就在田里教。……教育要本于生活，教育必须教学做合一。

我在那里住一夜过两天的生活，它每日的生活的秩序是：

早晨天未明起床，举行晨会。全校的人都到。首先唱校歌（“锄头镰刀歌”），其次有各种办事的报告、各种讨论。晨会后便是早操。早操后食粥。我也加入，米很不好，粥却很浓。吃粥只有咸菜，吃饭则每桌三大碗菜；菜也很粗。没有座位，大家都站着围桌而食；学生、指导员、校长以及校长的母亲，都在会食。大约九时至十一时读书办公；午后大家到田间去，或到前方去；晚间写日记。这是大概的情形。

学校的创办在民国十六年三月；校长告诉说，开办时无屋可住，在山下立起三五个帐幕，几个人对着帐幕升起旗子来，就举行开学的典礼。后来人渐多，才分投到附近农家去住……他的用意在使学生能和农人一般吃苦，并且深知农民的问题。……校长常说他们要有三种打破：

一、打破课程与生活的分离隔阂；

二、打破老师与学生的分离隔阂；

三、打破学校与社会的分离隔阂。

照此办法看去，我们可以断定这样的学校，一定会有结果的。培养出来的学生，至少有两种好处：

一、有能力。分别言之，有三种能力：甲、劳作的能力。……乙、智慧方面的能力。……丙、作团体社会生活的能力。……

二、有合理的生活。因为他们的生活很平民化……我们啊！无能力又不平民化，不能做事又要享贵族生活。——社会的病痛，是学校制度给予社会的病痛！

忆蒋百里先生①

1920年（民国九年）一个夏天，梁任公（启超）、蒋百里（方震）两先生由林宰平（志钧）先生陪同来我家（北京崇文门外缨子胡同）访我，以前辈而枉顾我一后学；这是我与两先生彼此交往之始，但其后交往并不甚多；尤其是我同百里先生往还不算多。现在只就其中较重要的两三次回忆如后。

1935年8月20日，百里先生经青岛忽到山东邹平，访我于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不巧得很，那正是我前妻黄靖贤病故之日。他上午便已到达，而我正守护着垂危的病人不得抽身见他。实则我当时并不知道蒋先生到了邹平，因院中同事没有通知我，而代我接待了他。及至下午病人身故，他料知我没有心情与其相见，便径自返回。我于事后得知，也无从明白其来意。

1936年初的一次会见

这年寒假，我应广州教育界的约请，去作讲演，路经上海，造访百里先生于国富门路他的寓所，一面向他表示歉意，一面向他请教，问他为何去邹平访我。蒋先生说：我是想找你谈谈国家大事，谈谈日本侵略我国的问题。这才清楚他是为了时局紧迫（按日本人大搞所谓“华北明朗化”、“华北五省三市自治”，就在1935这年夏秋间），关心我在山东的乡村工作，想对我有所指教而到邹平的。记得去访问蒋先生的那天恰是旧历元旦，承留午饭，盘桓颇久，谈话甚多。

蒋先生素来熟习日本情况，而各方情报又很灵通，对我首先指出日本大举入侵我国将不在远。他说，中国人固是大难临头有不待言，而最后失败却将是惹是生非的日本人自己。日本人眼光短浅，它很不应当侵略中国。日本文化是接受中国的文化，它侵略中国，对它毫无好处，而给它带来的将是很大的灾难。他断言，华北纵然有失，将为时不久；就连已失去的东北，将来收回亦不成问题。理由是国际情势转变甚快，说不定三年五年就有机会到来。不过外面机会虽不难有，甚且一遇再遇，而我们自己没有准备，不成一个力量，对此种机会不能加以利用，则仍然无希望。……结论就在中国人自己要努力。

蒋原是著名的军事学家，谈得最多的自是将来的中日之间的战争问题。他说到他的所见有以下几点：

一、中国民族夙非以武力见长，民族历史不以武功著称；但每从自卫上发出力量来，亦能战胜强敌，也就是说中国不能打侵略战争，而长于自卫。

二、国家观念在中国人向来不够明强，作为一个国家的中央若非一代开国之时，亦往往力量不强。因为中国人国家观念不够明强，从这方面不容易发挥出力量来，而保卫地方倒能发挥出较大的力量，因而有时一个新的有生命的力量常从地方（民间）兴起来。

三、中国人在种族上素无狭隘之见，却在文化上自具信念。中国人国家疆界与种族界限很模糊，不大与人分，很缺乏国家成见与种族偏见，而文化问题却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占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中国被外族征服，非第从种族观念上抱亡国之痛，更从文化上而有亡天下之戚，不甘心于文化之灭亡（外族辄俯从中国文化以此）。中国人的力量往往为保卫民族文化一念而显发出来。诚如中国古语所说，“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蒋先生还举例说，曾（国藩）胡（林翼）之奋起抗洪（秀全）杨（秀清），曾胡之所以胜，洪杨之所以败，原因甚多，但其中含有一个文化问题。

他又说，决定战争胜败的条件原很多，总括来说不外物的条件与人的条件两大方面。物的条件如地势、经济、资源、武器装备等等，人的条件如主帅的才略、将领的团结、战士的士气等等，也包含很多。可以说这两大方面都很重要，都关系战争的胜败，但总以人的条件为主为先。因为物总是靠人来运用的；如果没有人的运用，或有人而不善于运用，物的条件在战争中的作用就不能很好的发挥或发挥不出来。而人的条件，就一次战役而言，往往担任指挥的将帅才能胆略最显，地位很重要。但如果战争规模很大，持续时间极长，则士兵的关系更为重要。这就是说在此种战争中，其胜败的决定因素却在全体士兵。将来的中日战争可能是长期的，其规模之大也将是世界战争史上所少见。那么，士兵的重要性将居首位。士兵优劣长短，自有许多方面，如体质、年龄、文化程度以及技术精熟与否等等，都关系很大，但它们究不如其心理方面（精神方面）的因素更为要紧。而在心理方面大概又以士兵对其作战之意义有亲切的认识，而从内心里发出力量者为最后制胜的基本条件。

就心理方面而论，在不同社会，人们作战心理各不相同。譬如游牧民族或工商业社会的人们，对于侵略性的作战便有兴味，或说天然是侵略性的，而农业社会则否；农业民族天然不能从事侵略性战争，而长于自卫，他们只有在自卫性战争中乃得发挥出力量。上面所说的三点，均系指出中国人在这类战斗中才亲切有力。这即是说：对自卫战争亲切，对侵略战争则否；对保卫国家的战争不够亲切，而对保卫地方的战争则很亲切；对种族成见不深，而文化理念颇强，愿为之而死。长期的、大规模的战争、战斗不止一次，敌人的优点长处在一次中表现，在二次中表现，三次中表现，但总不能永远表现下去；我们的优点长处，第一次不表现，第二次可表现，第二次不表现，第三次可表现……总不能永远不表现出来。最后一次表现，即可制胜于最后。

蒋先生又论述了山东的战略地位。他说，在他看来全国形势以山东半岛为最关紧要。其紧要之点有许多，可惜我现在多已记忆不起。有一点将于后文叙述，这里且略提一句，那就是：中国人假如控制了山东高地和山西高地，坚守一些山区，始终把它们掌握住，则中原（北方广大平原）非敌人所得而有。此外山东对徐、海及其以南地方也有屏障作用。蒋先生还提到，袁世凯时代有一位美国名叫乌德的将军来中国考察；袁曾派他去青岛招待陪伴此人，沿胶济、津浦线到北京，随处下车察看访问。乌德曾对他盛赞山东地位之重要不已。后来日本乘第一次世界大战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之时，他曾向袁陈说利害，指出必须保全山东；其他可让，唯独山东不能让。他还从历史文化方面对我指出山东的价值与意义。他还说山东人的体质和民气也好，等等。

他又询问我们在山东的工作和设施，我大略告之。在我这次访问蒋先生之前，即1935年10至12月间，我们刚好推动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拟定了一个以改革地方行政和民众自卫训练为主要内容的“三年计划”（1936——1938）此时正好着手执行，为应付敌人入侵，实行自卫做准备，如一旦中日关系破裂，即可发动民众与敌人相周旋。陈述这些是应其所请，同时也是为了向他请教。他于赞许之中，对我备加勉励，并再三向我讲明军队抗击敌人全靠人民力量之理。他说，不唯军队的组成和补充全从人民而来，军队的供应给养和支援全靠人民，作战时还有待人民的配合、掩护等等。最后他期望他所认识到的中国民族的伟大力量（如前分析的三点）将取验于山东。

百里先生谈起话来滔滔不绝。他平素谈话容易兴奋，而这一天更见其兴致之高和精神之好。他的识见和热情使我既受到很大启发，又深受感动。

1937年“七七”事变之初的一次会见

“七七”事变前夕，7月2日我由四川经武汉到北平，深感华北局势严重，形势紧张，即于五日赶回到山东邹平，两天后卢沟桥战火即起。山东韩复榘原对应战有所准备，至8月初转而有保存实力避免作战的表示。更为重要的是南京政府蒋介石是否决心一战还看不清楚。于是我特地于8月初去上海、南京一行，以便弄清当时时局的动向，尤其是要访问蒋百里先生，以便向他请教。我是8月9日到上海的，9日、10日、11日，天天去国富门路他的寓所与他长谈。但他一见面却力促我速回山东，要我催促山东当局将重要的物资——特别是兵工厂和民用工业的机械设备、运输工具汽车及车辆修理厂等——尽快西迁。这一则是免于资敌，一则是将来被敌人封锁时需用，缺少它不得。而这类物资多很笨重，运输力又有限，非及时筹划，早日动手不可。他还告诉我，上海工商、金融各界均在政府催促动员之下开始西迁了。此事要紧，我亦知道，只是自己刚到京沪一带，不想立刻回去。经他热心督促，我决定先到南京，打算从南京的山东省驻京办事处向济南通电话或电报来谈此事。

此番到沪听他谈话，知他对抗战前途充满了信心。他总是说：“打不了，也要打；打败了就退，退了还是打；五年、八年、十年总坚持打下去，不论打到什么田地，穷尽输光不要紧，千千万万就是不要向他（指日寇）妥协，最后胜利定规是我们的。你不相信，你可以睁眼看着，我们都会看得见的，除非你是一个短命鬼。”他的这番议论听到的人很多，未曾直接听到而间接听到的人也很多，几乎是传诵一时。然而料想不到百里先生本人却竟未及亲见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先自身逝，真是令人惋惜！

8月11日晚，我乘夜车离沪。车过无锡时，忽然通知旅客一律下车，说车已被军运征用，将运送候在车站上的部队东去上海。后来又候得另一西去列车，继续旅行。因为此时我认为上海战火已起，遂临时改变计划，未在南京下车，而径返山东了。待我12日到达济宁专署时，又得知有电报催促我去南京开会，于是我当日又折返南下。待我14日晨赶到南京时，知道上海“八一三”战事已爆发了。

1937年8月的又一次相会

8月17日夜，我出席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会上又见到蒋百里先生。我告诉他，蒋（介石）约我明早谈话。他说：“好极了！就请你对委员长替我说，我自动请求派去山东视察防务，望他能同意，并通知山东方面。我不再去见他面谈此事，亦不另具书信了。”次日晨见蒋时，我除了谈对大局意见及山东情况，随即将百里先生的请求转达了。蒋介石表示同意，并说：“我即委托你陪同百里先生前去，帮助他多了解山东情况。”待我将此决定回复百里先生时，他很高兴。当下约定次日（19日）即起程离京去山东。随后他又忽然提出说，此时胡宗南驻军徐州，胡听他谈过我，曾要求他介绍与我相识。他问我，此次路过徐州时是否可以下车与胡见一见。我回答说，今当共赴国难，谈谈是好的。20日中午车经徐州，胡收到百里先生电报，亲来车站迎接，我们就在徐州停留了二十四小时，次日又乘同一车次北上。那时胡宗南任第一军军长，驻兵徐州。胡要见我是想了解我们在山东的工作。我把在济宁、菏泽、邹平等地开展的民众自卫训练工作和地方行政改革的情况向他做了介绍。胡表示愿去济宁参观训练壮丁的工作，蒋先生也表示要去看看，就约定随后电报联系。

22日晨抵济南，有民政厅厅长李树春奉韩复榘之命来站等候迎接。李陪同百里先生去石泰岩饭店下榻，我去省府见韩。韩一见面就问：他（指蒋百里）干什么来？我答说：他来视察山东防务，不是蒋委员长有电报说明了吗？对这样的答复从韩的神情来看似乎不满意，可能认为这是打官话，而非实情。我于是将百里先生一向如何重视山东在全国的战略地位，此次来山东纯出于他自己主动的要求的话告诉了韩。当我说明百里先生认为，我们中国人控制了山东高地和山西高地，则广大中原非敌人所得而有，同时我们如控制山东，敌人亦难据徐州，而徐州江北在我之手，南京便得其屏障时，韩竟笑了起来，说：“难道他们南方人还想守住南京！？”随后他说出自己的看法：中国现在只有西撤至平汉路以西，待国际局势变化，合盟国之力乘机反攻，才能收复国土。最后韩嘱托我代为向百里先生致意，请来省府午饭，却没有请我作陪的话。我转身到石泰岩饭店率直地把韩的神情态度以及所说的话全告知了百里先生，他倒说韩之所见并没有错。对此我不免有些诧异不解。于是百里先生给我讲明了其中道理。大意如下：

单靠中国自己的力量无法抗得住强敌，大半国土皆要沦陷而不能守，那是没有问题的，抗且抗不了，要战胜它就更有待国际大势的变化不可了，所以西撤，待机反攻，合盟国之力以求收复失地，这些话自然是都没有错。不过单是这样讲却很不够。单是靠他人，而没有“求诸己”的一面，那怎么能行？须知反攻战胜敌人的主要条件仍然在中国人自己。于此，至少可以举出两个事关紧要的问题：

一、抵抗不了而西撤，要看怎样地撤。在政治上、军事上中国一直不像一个统一的国家，若一旦败退，更见其分崩离析，而不是有领导地、有步骤地西撤或是撤至西部后闹不团结，缺乏能够对外说话有力的一个中央政府，那纵然有了有利的国际机会到来，怕亦无用。

二、待机反攻，要看如何等待。要积极做准备工作待机反攻，不能无所作为消极等待反攻。反攻的准备工作也不能待西撤之后再作，而要从西撤之日起就着手准备东返。更确切地说，应在未曾西撤时，即做好向东反攻的准备才行。这是从时间上说。再从空间上来说，在西部有西部须做的准备工作，在东部又有东部须做的准备工作；并非撤到西部就放弃东部不管。不然的话，失土岂易收复？

以上两问题，前一个侧重于上面军政（包括外交）领导之协和统一；后一个侧重在下面广大的东部地方留在敌后的民众组织活动。问题虽分为两个，实际上是一体相连的事。过去所说“控制山东高地与山西高地”、“坚守一些山区不放”，这些任务既指正规军而说，亦兼指非正规军（游击队等）而说；既就西撤前而言，亦包括西撤后而言。

若不是经他这一番深入一层的讲清阐明，原来对他的见解我显然理解得太粗浅，太不够了。数十年后的今天来看，他的远见卓识正是一丝一毫不差，全应验了。试看，若不是共产党毛主席将民族矛盾改在首位，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在西部后方共戴一个政府以对外，蒋先生所说西撤后必须有“对外说话有力的一个中央政府”，以利用“有利的国际机会”将如何实现？若不是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我国东部敌后工作，发动和组织群众，坚持斗争，与国民党部队在西部正面战场抗击敌人相配合，中国人民怎能收复国土，取得最后胜利？

这天中午蒋先生应韩之约时二人谈话详细内容似不曾告诉我，或者告诉了我一些，现在我已记忆不起。印象中他们谈得虽不太坏，当然也更不算好。韩复榘既出自私心一心准备西撤以保存自己实力，这何能满足百里先生对山东那样一片深切热情的期望？次日（23日）蒋先生似是由韩的参谋长刘书香陪同，由济南往青岛一带视察。我也因时局紧张，回邹平抓紧布置。我们分手时相约于25日他由青岛、我由邹平同时到济南相会，然后相偕赴济宁。先期电知胡宗南，请他亦同日到达济宁相会。

在火车上听百里先生谈其视察经过，他既语焉不详，在我今天更回忆不起，似是沿胶济线曾在高密（曹福林部驻此）等处下车看过，其他如烟台、黄县亦谈及，但记不确切。末后抵青岛，即由市长沈鸿烈（海军出身）陪同视察青岛防务，似曾讨论到将来撤出青岛时破坏各码头等问题。

在济宁我们与胡宗南相会合，由当时济宁专区梁仲华专员陪同参观，主要是了解为准备应付敌人入侵开始推行“三年计划”的情况（详见《七七事变前后的韩复榘》一文）。参观完了，当夜百里先生即随胡的专车南下。此时大战既起，各自奔忙，一经分手，彼此便未见面了。偶尔通信，因行踪不定亦极少。记得他奉命为争取外援，出使欧洲——特别是德国后，我曾收到他寄来的一张明信片，上面印有欧洲风景，虽寥寥数语，而承他远地相忆，颇动我心。今写此文，殊草草不足以尽纪念蒋先生之意。

附录

蒋百里先生聪明绝顶，清末中举，去日本留学，又转德国留学，习军事，早露头角，得到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赏识，赵专折奏保蒋为特异人才，可以大用。奉清廷上请：“举人蒋方震交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任用。”袁世凯当国时亦加延揽，任为保定军官学校校长，时间不长。有一次他为改进校务到北京陆军部有所请求，被拒绝，愤而回校，召集全体学生讲明经过，说：我作这样的校长对不起学生。当众开枪自戕，幸而受伤未死。事闻于袁世凯，延请一日本医官治疗，医官留一日本女看护护理服侍，蒋对此日女发生感情，向之求婚，日女说家有父母，且彼此为异国人，不敢自主，须由父母决定。蒋伤愈后真的赴日本女家求婚，遂与日女结婚，生二女，一名蒋雍，一名蒋和，其中一位嫁给钱学森，蒋百里的日本夫人即住在此女儿家中，直到去世。

蒋百里与蒋介石、汪精卫的关系我不清楚。听人说蒋介石也很器重蒋百里，想重用他，但蒋百里与蒋介石合不来。至于蒋百里和冯玉祥的关系，据我所知，冯玉祥对蒋百里相当崇敬。大约在民国十一二年间，冯任陆军检阅使、军长兼师长，所属五个旅驻南苑。这一年旧历正月，冯请我去给他的干部讲话，在南苑住了三天，讲了五次话。我亲见冯编印分发给所部将领每人一本小本子，辑录古今名将治军格言，内有“岳飞曰”“曾国藩曰”“胡林翼曰”等等语录，而“蒋方震曰”亦赫然并列其中。可见冯玉祥对蒋百里是崇敬的。

（摘自《蒋百里轶事数则》，梁漱溟谈，万永光记）

①蒋方震（1882——1938年），字百里，浙江海宁人。我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将近代先进军事理论系统介绍至中国的第一人。曾学习军事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01）与德国（1905）。曾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1912）、国民政府军委会顾问（1935），及代理陆军大学校长（1938）等职。著作有《国防论》等。又，此文据著者口述，由编者笔录，整理而成；时在1985年。

怀念卢作孚先生

卢作孚先生是最使我怀念的朋友。我得结交作孚先生约在抗日战争军兴前后（1937年），而慕名起敬则远在战前。我们相识后，彼此都太忙于各自所事，长谈不多，然而在精神上则彼此契合无间。

大约是民国七八年间（1918年或1919年），我去拜访住在天津的周孝怀（善培）老先生，就首次听到他谈起作孚先生。周老先生为宋儒周濂溪之后，在清末曾任四川省劝业道台，后又出长广东将弁学堂，任监督（校长）；著名将领如伍庸伯、邓铿、熊略、叶举等，都是周老主持该学堂时培养出来的。周老先生在向我谈起作孚先生时，对其人品称赞备至。在六七十年后的今天，周老谈起他时的情景我至今依然记得。周老将拇指一翘，说道：“论人品，可以算这个！”由此可见周老对作孚先生卓越不群的品德之称道。

可是我得与作孚先生见面相识，则在此之后将近二十年。那是因抗日战争爆发，我撤退到大后方的四川之后。当时作孚先生与我所从事的活动虽不同，但地点均多在重庆，因此交往较多。在彼此交往中，更感到作孚先生人品极高。我尝对人说：“此人再好不过！他心中完全没有自己，满腔里是为社会服务的事业。这样的品格，这样的人，在社会上找不到。”作孚先生有过人的开创胆略，又具有杰出的组织管理才能，这是人所共见。人们对他的了解较多的在此，人们常称道他的自然也多在此，但岂知作孚先生人品之高尚更是极难得的呀！

作孚先生是民生轮船公司的创办人和领导者。他在当时旧中国，内有军阀割据，外有帝国主义的压迫侵略的情况下，创办民族工业，迂回曲折，力抵于成，真可谓艰难创业，功在国家社会。毛泽东主席五十年代谈到民族工业时说有四个人不应忘记：讲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作孚先生受到这样的赞誉是当之而无愧的！

作孚先生还热心致力于地方和农村建设事业。重庆北碚就是他一手筹划和开创而发展起来的，作孚先生及其胞弟卢子英，从清除匪患，整顿治安入手，进而发展农业工业生产，建立北碚乡村建设实验区，终于将原是一个匪盗猖獗、人民生命财产无保障、工农业落后的地区，改造成后来的生产发展、文教事业发达、环境优美的重庆市郊的重要城镇和文化区，现在更成为国内闻名的旅游胜地。1941年，我将创办不久的勉仁中学迁至北碚。1946年尾，我退出和谈，辞去民盟秘书长职务后，便在这景色宜人的北碚息影长达三年之久，静心从事著述；《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即写成于此时。1948年，我又与一班朋友创办勉仁文学院于北温泉，从事讲学活动，直到1949年底四川解放后来北京，才离开北碚。在上述我在北碚从事的种种活动中，自然都得到作孚先生以及子英先生的热心支持和帮助。

作孚先生是1952年故去的，距今已有三十余年！作孚先生与我是同年，都出生在甲午之战前一年，如果他今天仍健在，也当是九十岁高龄了！

作孚先生是个事业家、实干家，是个精神志虑超旷不凡的人！我们应当永远向他学习！

1983年

景仰故交卢作孚先生献词

余得结交作孚先生在抗日战争军兴之后，而慕名起敬则远在战前。忆我早年一次造谒周孝怀（善培）先生，曾闻周老赞誉作孚人品才能卓越不群，我既夙服膺周老，于老前辈之言固铭记在心不忘也。我入川抵渝后，又幸得作孚令弟子英之协助建起勉仁中学校于北碚。贤昆仲之为地方造福为人民服务者，固有目共睹、舆论共许，又不待我言之矣。民生轮船公司之创建暨抗战期间作孚先生所为种种奔走救济者，信乎劳苦功高，然而切莫误会他亦有个人英雄主义，相反地，作孚先生胸怀高旷，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庶几乎可比于古之贤哲焉。

梁漱溟敬题

1987年

我国锑矿开发的先驱者

——梁焕奎五兄弟与华昌炼矿公司

1938年1月我初访延安，第一次会晤毛泽东主席时，他曾问我：“据闻你是广西人，怎么又和湖南湘潭梁姓是一家呢？”这里所说“湘潭梁姓”，就是指我的族兄梁焕奎兄弟一家。焕奎兄字璧元，是杨昌济（怀中）老先生的恩师。杨老先生当时与我同在北大哲学系任教，常去看望那时（1918年）暂住于我家（崇文门外缨子胡同）的焕奎兄，而此时毛公又借住于杨老先生寓所（鼓楼豆腐池胡同），想必是因此有所耳闻，遂产生以上的疑问。

焕奎五兄弟与我

我原名焕鼎，和焕奎五兄弟为同高祖的同族兄弟。我们祖上世居广西桂林。1851年举家北移，焕奎兄的曾祖在湖南湘潭落户，于是成为湖南人；而我的曾祖则宦游北方，先在桂林得中举人（当时录取举人按省分配名额），后在北京中进士，但仍沿袭为广西桂林籍。北京湘潭相距虽远，但两家来往联系未曾中断。

1917年7月我与沈衡老（钧儒）在司法部同任秘书后，曾有机会去湖南长沙看望他们一家。这时焕奎兄已年届五十，而我二十四岁。焕奎兄一家当时住长沙浏阳门（东门）外自置的名为“青郊”的别墅内。别墅占地不小，内有楼，名“平远楼”，可远眺长沙城南；楼后为小山丘，上有橘林；有荷花池；有桂花两大株，当时正逢盛开时节，香溢满园。我在此逗留了三个多月之久，十月初，皖系军阀段祺瑞以“出师剿灭”护法军为名，进军湖南，至衡山一带后，因内部矛盾，部队将领王汝贤、范国璋通电停战，主动北撤，从此湖南政局不稳，治安混乱，人心浮动。为了避难，焕奎兄一家先去汉口，又迁北京，借住在我家一年多。我也于此时返回北京。于是我又常得与焕奎兄时时晤谈，因而得知不少有关他们兄弟五人——焕奎（璧元）、焕章（端甫）、焕彝（鼎甫）、焕均（和甫）、焕廷（硕甫）从事湘省锑矿开发事业的事迹。

湖南锑矿的发现·久通公司的建立

我国锑矿蕴藏丰富，居世界前列，而湖南锑矿储量在国内又首屈一指。据焕奎兄之长女培肃所写的《湖南华昌炼矿公司经过事略》（《湖南实业杂志》一七八号）记载：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湖南巡抚陈宝箴姻家刘鹤龄，以他在安化、溆浦一带田庄所产不知名矿石出示，后送汉口外商亨达利洋行化验，确认为锑矿，并从此由该行收购。随后又发现新化、益阳、安化、沅陵等县境内锑矿数十处。当时（即甲午中日之战的1894年）巡抚陈宝箴正热心于维新运动，积极推行兴办实业和设学堂等新政，于是决定在长沙设矿务局，任命焕奎兄为该局“文案”（秘书）。这时焕奎兄二十五岁，正当他中举后一年。不久又升为“提调”（秘书长），负责筹划全省矿业开发事宜。可以说这是焕奎五兄弟参与湘省采矿事业的开端。

当时已查明的锑矿中以新化蕴藏量为最多，品位也高，而在新化境内各矿又以锡矿山（地名）为最多，约占当时全省已探明储量的三分之二。益阳、沅陵等地矿砂品位则较低，其中益阳境内官办板溪矿开发较早，因久未获利，于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即义和团“庚子之乱”前一年）招商承办。焕奎兄弟于是接办了益阳板溪矿，创立久通公司，由二弟焕章为驻矿经理，从事管理工作。这是焕奎兄弟直接经营锑矿业的开始，它为日后创建华昌炼矿公司打下了基础。

板溪矿距益阳县城约二百里，矿砂品位不高，含锑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但储量大。当时为了降低运输成本，久通公司在距矿山五十里的沾溪设厂，用土法冶炼后外运。土法只能将矿砂炼成“生锑”（硫化锑）。“生锑”按规定又由官方统一收购。再加开采愈久，矿场距炼厂愈远，运输成本不断增加，所以当时久通公司利润有限，无力扩大再生产。至1906年，锑价开始上涨，利润增加，焕奎兄弟于是有改用新法炼锑的打算。

杨度支持购得法国专利·久通改组为华昌炼矿公司

焕奎兄在从事矿业多年之后认识到：“国家富源在尽地利，而地利在矿，开采矿利在得人，非先作育人材，无以阐发地藏。”（见为梁焕奎所作之《哀启》）他在参与湖南实业学堂工作的同时，注意培养他的几个弟弟，使他们能从事矿业开发工作。三弟焕彝、五弟焕廷先后送往国外学习。1902年焕彝先去日本、美国，1906年又转至英国，进入伦敦矿业专门学校。在该校学习期间得知法国有一名为赫伦士米的冶炼厂，采用一种炼锑新法，于是偕王宠佑博士前往巴黎，了解到此法对冶炼低品位锑矿砂最相宜，是当时最好冶炼方法，如久通益阳矿能采用之，生产定可改观。但专利要价极高，非出重金，不能到手。焕彝急忙将此消息函告国内，要求尽快作出决断。焕奎兄及其四弟焕均虽然极想购得此项专利，但限于久通公司的财力，无法实现采用新法冶炼的计划。

恰好杨度先生此时由北京回到湖南。杨度为湖南湘潭人，与焕奎兄同乡，又是挚交，关系不同一般。记得焕奎兄1918年来京借住我家时，杨度先生即曾来我家看望过他，而焕彝来京时，又常借住于杨度寓所。当杨度先生从焕奎兄处听到购买专利的种种情况后，认为此机会不可错过，如能获得此专利，不仅有益于久通公司，而且将对湖南省经济发展甚为有利。因此表示愿全力支持。杨度首先向湖北总督赵次珊借得银元五万，先汇往巴黎作购专利预付款，随后又向军机大臣袁世凯、直隶总督端方和山东巡抚袁树勋等，筹得十一万，部分用于补足购买专利款，部分供按专利设厂之用。久通既获得了专利，又增加了资金，生产规模势必扩大，于是决定将原来的久通公司扩大，改组为华昌炼矿公司，而从此时（1908年）焕奎兄弟所从事的锑矿开发事业也开始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华昌之创建得杨度之助实多，因此以干股五万元赠杨度，后来杨又陆续投资，共拥有股金二十万，成为华昌一大股东了。

焕彝购得专利后，又在英、法采购机械设备和冶炼炉等，然后与王君宠佑及一法国机械师回长沙，在南门外西湖桥按专利建厂，设各种冶炼炉数十座。从此，三弟焕彝就成为公司技术方面的领导者。为探矿，他常奔走于深山穷谷之中。益阳境内矿场采掘工程全部机械设计，更由他朝夕指导建设而成。后来铺设由板溪至桃花江的轻便铁道，也全在其主持下进行。还应附带提及，焕彝曾深入湖南宜章发现安源之锡矿，又跟踪向东，发现瑶岗之钨矿，更沿五岭山脉至江西境，于大庾发现丰富钨矿。据他所著《生平略历自述》中记载：“瑶岗钨矿实由余用化学干试法鉴定于始，李炳麟（即李国钦）在美证明于后，华南一带始有钨矿之名。”可见我国首先发现钨矿者，当推焕彝为第一人。至1935年他曾受聘于当时国民政府之资源委员会，协助大规模开采钨矿的工作。

华昌公司创建后，因技术改进，业务发展，在长沙设立总公司事务所，下设冶炼、化验、水电、修理、翻砂、航运各部，机构复杂，组织庞大，全部员工达数万余人。焕奎兄因早自1905年即患眼疾，至1908年华昌创建时，眼疾更加重，于是公司总经理一职由四弟焕均出任，负责领导全公司事务。为了便于焕均出入官府，代表公司进行联系交涉，我曾听说他们向清廷吏部纳银万两，为他捐得一个二品衔候补道（二品衔方可戴红顶子）。

1914年欧战爆发·华昌公司大发展

长沙建成之华昌新冶炼厂竣工后，益阳板溪矿所产矿砂全部运长沙用新法冶炼，从此不再以生锑出口，而且所炼纯锑质量一流，在国际市场上颇有竞争力。同时华昌在购得法国专利后，向清廷商部奏准立案，自1909年起十年内任何外商、官商及私商均不得采用此项专利设厂，从而取得独家新法冶炼全省纯锑的特权。当时省内小公司甚多，锡矿山一地即有采矿公司百余家、炼锑（生锑）厂三十余家。这类厂家所产生锑均由华昌炼为纯锑。辛亥革命后，湖南实业司呈请工商部，欲取消华昌此特权。1913年，杨度曾就此事致电工商部说：“……度于华昌宗旨，求统一不求垄断。若不统一，必如曩年散漫相倾，为外人所乘……唯有由部责令华昌，包炼全省锑砂成纯……”（转引自《杨度集》，原载《大中华民国日报》，1913年1月16日）于是又得延长此项特权。由于华昌拥有当时最好冶炼技术，规模最大，又享有此项特权，公司在湘省矿业界地位最高。1912年，在天津成立之“中华矿务联合会”，参加者有六大公司，其中即有华昌（其余五家为开滦、汉冶萍、临城、井陉、中兴，见《杨度集》）。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因为当时军火生产及军需储备的需要，欧美各交战国争相购进，锑价扶摇直上。次年锑价更暴涨，华昌盈利随之猛增。而且在此之前，因外销全由英商廓克逊代理，利润落入外人之手不少。待大战起，华昌借口英商难于如期付款，废除了其包办外销合同，改在纽约设立分公司，由曾留学国外之五弟焕廷出任经理（后由其姻亲李国钦继任，李由华昌资助于1910年送英国学习矿业，1914年毕业后即在华昌任职）。同时又在欧洲各国设代销处，从此外销大权全部自理。由于上述种种有利条件，华昌业务繁荣兴旺，盛极一时，可以说进入了它发展的巅峰时期。1916年，获纯利竟多达一百二十万银元（见《湖南华昌公司报告》，转引自《湖南省志》第一卷）。当时之长沙城南一带，可以说是华昌的天下，“机声喧扰，烟突林立，厂屋房舍，鳞次栉比，湘江沿岸，火轮电艇，络绎于途，无非皆华昌所有，景况之盛，规模之大，可见一斑”（引自《梁公鼎甫传略》）。华昌成立之初在领得清政府补助银款时曾奏明“俟营业发达再报效国家”，现在公司利润大增，于是在1916年7月将此款缴还民国之农商部，了清了杨度经手的公司一笔大债务。

1918年大战结束·华昌公司走向衰落

后来新化锡矿山所产矿砂量日多，当地矿商因远道运长沙冶炼不便，同时又有人创造了一种土法炼纯锑的技术，至1915年采用此法之小厂已达数百家之多，于是华昌不得不同意矿商就地自炼，只是规定所产纯锑仍用华昌双环商标出口。华昌原来独享之新法冶炼权从此开放。而待大战结束后，又有德商多福公司等设厂在锡矿山用改进之新法冶炼。在此种形势下，华昌更是只有统办出口业务的权利了。

但直接影响华昌事业的重要原因是大战结束，国际上军需纯锑量锐减，锑价一跌再跌，而公司的开支反而增加。这是因为湖南绅商各界见华昌一度利润丰厚，均欲染指，纷纷要求入股，公司迫于压力，只好扩股（1916年由原来的九十六万扩至三百万银元），公司机构随之膨胀，冗杂人员充塞，办事效率降低所致，再加驻纽约经理李国钦及国内公司中有人监守自盗，均促使公司处境日窘。

又由于国内连年政局不稳，军阀混战，而湖南这一军事要冲，向为兵家必争之地，多次沦为南北之争的战场，产多业大的华昌在生产上既不能不时时受战事的影响，在经济上又难免成为征派勒索的对象。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兴盛一时的华昌日趋衰落，锑产量由1917年的八千二百吨骤减为1918年的四千二百吨。至1920年，华昌炼矿公司已是债台高筑，寸步难行，矿场与冶炼厂全部停顿。次年经股东大会决定，不得不变卖部分产业，偿还债务。债主以长沙债团为最多，后即由他们另行集股，缩小范围，继续经营板溪矿，而华昌只能以部分产业入股，分得半数利润，用以偿还未了债务。至1927年，华昌终于因破产而倒闭。

华昌兴衰史的简略回顾

我国一些现代史的著述指出，中国民族工业在中日甲午之战以后有了初步发展。例如我国著名的轻工业的先驱者张謇，他所创建的南通大生纱厂即成立于1899年。而华昌之前身的久通公司也于是年开办。又例如，华昌炼矿公司创立之时（1908年），也正是盛宣怀向日本借款，将汉阳、大冶两铁厂与萍乡煤矿合并，成立著名的汉冶萍公司，并由官办改商办之日。这当然都不是一种巧合，而是由共同的历史背景造成的。

至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年），由于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放松了对我国的侵略和掠夺等原因，我民族工业获得空前发展，因此有人称之为是民族工业的“黄金时代”。及至大战结束，帝国主义卷土重来以及我国国内政治动乱等影响，自1922年以后，民族工业转而陷入停滞、萎缩和危机之中。回顾焕奎五兄弟所经营的华昌炼矿公司，由创建（1908年）至倒闭（1927年），前后二十年大体上也走过了这样的兴衰历程。它于创建之初，由于在资金上得到官府的支持，在技术上引进了国外先进专利，因而在湘省并在全国矿业界崭露头角。待一次大战爆发，华昌事业迅猛发展，仅两三年间即达到了它的巅峰时期。但好景不长，待大战结束，即转趋衰落，虽力图挽回颓势，仍终以破产倒闭作为华昌炼矿公司的最后归宿。

上述焕奎五兄弟从事我国锑矿业的种种情况，部分系我耳闻于他们兄弟，部分根据其亲属的回忆或记录，并参考了一些所能得到的资料，错误或遗漏之处在所难免，但其中所记述者或可有助于研究近代中国民族工业史人士的参考。有心于此的研究者，如能进而作些调查考证，加以核实、勘误和补充，将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另外，我曾写有《梁焕奎事略》一文，刊载在《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八辑（1984年），可供参阅。

追记广州往事

愚以民国十六年（1927年）五月到广州，十八年（1929年）二月离去，首尾约近两年。其间之事，不无可记；但今事隔十数年之久，亦只能追忆大略而已。

关于愚到广州之由来，及初到时一段情形，往年于《村治月刊》写《主编本刊之自白》曾述及之。读者试检《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书便得，今不再叙。兹从十七年（1928年）春间，李济深（任潮）、陈铭枢（真如）戡定广东，愚稍参预广东政局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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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宜先点出愚平素见解主张之与当时政局有关者，此约有下列几点：

一、中国今后要以建设完成革命，从进步达到平等，绝对否认一切暴动破坏及任何对内作战之理由。

二、必须大局统一稳定，乃能施行建设而得到进步，故国家统一实为第一要件。

三、但中国只能有一种宽弛的统一局面（尤其彼时为然）：建设之实施在地方，而不在乎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至如所谓建设，固意在愚所主张之乡村建设，却暂亦不甚计较。唯上列三点，则不能放松。盖事之缓急先后自有别也。

愚于中国之前途，既自有其见解及主张，不能苟同于当时之国民党；而当时之广东则完全一国民党秉政之局，愚故不愿滥行参预。十六年（1927年）七月南京发表愚为广东省政府委员，愚辞不就职者以此。然国家之事，人人有责，我自当因机缘以尽力，断无局外旁观之理。十七年（1928年）之广东，李陈为政；两公既属知交，即一机缘。尤以任潮一向指望国民党统一中国，却自经张黄事变，暨上海会议而后，大为灰心；此时（民国十七年）乃始有味乎愚初抵粤见面时之所言（具见《主编本刊之自白》文中），更是一大机缘。以此，愚故留粤稍参预其事，冀为乡治运动之推行。愚在广州年余，对广东政局总取不即不离之态度，一贯到底未尝变也。

二

十七年（1928年）春，任潮回粤戡乱，既邀愚自新造细墟出广州，愚为任所陈说者，除乡治道理外，特提出三个问题请其注意：

第一，广东对南京国民政府之问题；

第二，任潮对真如之问题；

第三，任潮对国民党左右派之问题。

第一问题，实即李对蒋之问题，或地方对中央之问题。盖当任回粤时，蒋已恢复其中央之地位，而对任之回粤戡乱，不特不为之助，且种种为难。其事实甚多，不烦枚举。此当前一大问题，不可不亟决定应付之态度。第二问题，则以粤局之戡定，实得真如自沪入闽，率其旧部协助之力。今后真如在广东政局中自占一分量，亦不可不知所以善处之也。第三问题，则此次变乱（张黄之变），既出于左派所为，左派关系已绝，却虑右派势力，又来侵入广东。假使不善为应付，其足以贻误粤局，将有甚于左派者。必须此三问题应付得当，而后粤局可安，建设可施，事业有望。非然者，前途必不容乐观也。

任潮于问题之提出，颇为首肯。愚因又陈其意见如次：

第一，当认定自己之事业在地方，立志为地方尽力，不作他想。却为达此目的，必须维持大局之统一稳定，对蒋（中央）软硬兼施，总求不破裂而又能容自己作事为主。万一相逼太甚，卒不见容，则只有放弃地盘，绝不与之动武。盖一则吾人以大局之统一稳定为重；二则吾人若果负人望，虽一时退让，又何难再出也。

第二，当力谋与真如合作。欲合作之有成，第一必须事事开诚相见，不使有一些隔阂；第二必须诸事包容退让，不与之争。万一广东内部不能相安，必授人以隙，徒为他人造饭而已。

第三，当知右派腐化可畏，尚不如左派较有革命气息之可取。切勿因自己与左派决裂，而接近右派。必须胸中有主，左右之间无所偏倚，而后可以保持一种自主力量。有自主力量，乃有事业可谈。

凡愚所谈，任潮靡不谓然，亦缘任之为人雅与此种态度相近也。后来事实上亦大致循此方针，而卒不能无问题焉，则其间殆有天命矣！

三

方任潮回粤戡乱之际，蒋既种种与之为难；洎粤局大定，宁粤对立之痕迹日显。张黄之变，原出左派阴谋，意在攫取广东地盘组织中央政府。故与汪偕来者有左派中央委员八人。此八人者既经监察会议议决予以处分，暂停其出席中央会议之职权，而此时南京召开中央全会，蒋竟使之出席。张黄军人，其举动干犯军纪尤甚，而蒋乃接济之，收容之，使其驻兵浦口。人之为任潮计者，咸主联合其他中委通电指斥，俾蒋无得挟中央会议之最高权力以相钳制。盖此时若予默认，将来欲说话，便已晚也。然任卒隐忍未发一言。党中元老念非抟合宁粤无以竟北伐之功：既见任潮有包容之量，遂专使曾养甫持吴（稚晖）、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手翰抵粤，劝任入京面蒋，以消嫌怨。

任潮究竟去南京与否，在广州当时颇成问题。劝其勿去者固多，主张其去者似更有力。一日晚间，愚闻其将成行，特往送之。至其家，则重要干部多人皆来送，而任潮意不欲行。真如约定同行，既先期候于港。而港督金文泰闻讯，则专人持函来省劝阻。交涉员朱兆莘手金函译述之。略谓：省港密迩，祸福相倚；公此去必无幸，为粤计亦为港计，不能无一言之奉（此可见帝国主义者之利于我不统一）。而陈伯南（济棠）、冯祝万等在左右，促行甚力。伯南至跪求之。任则隅坐俯首，默不为答。时晚餐酒肴毕陈，彼此相持，无人入席。愚于此，初无定见；然睹状，知必须速其行。因趋前语任曰：吾非热心劝公去南京者，公所知也。然今日公左右所与共事，乃至共生死之干部，既皆主张必有此行，公不得自私其身矣。此身安危且当付之天命！危，亦安足恤！若其不然，夫岂某氏所能为祸者邪？公其行矣！我愿伴公之行。任闻言似有所动。旋即让客就餐；餐罢起行，愚与之偕。

比抵沪，尚有以不必入京为言者，任则不复犹疑。

此行结果甚佳。不独蒋李释嫌，真如更持蒋函西行经汉入湘，晤白健生、程颂云解释一切。盖其时白、程与蒋亦不睦也。内部既和，北连阎、冯，分别出师，全国大局由此底定焉。

于时蔡先生（元培）在政府，身兼数职，谋北伐最积极。北伐之得以完成，先生实预有力焉。愚既游南京，数谒先生。先生语我，邵元冲人格卑鄙，为任潮秘书长（广州政治分会秘书长），多不宜；幸转语任潮更易之。愚问：孰宜？则曰：金湘帆（曾澄）可。其后以金易邵，卒如先生旨，即此次由京返粤事也。

四

张作霖出关，北伐军入北京，全国统一在望，蒋电粤，约任潮北上共商大局善后。其时，遂有五巨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会于北京之事。方任潮将北上，愚语以全国事难有好希望，粤事重要，不如勿往。任曰：诚知其未必有望，但此会关系至大，岂可不尽我心？愚曰：善哉！公其勉之矣！

先是，蒋以国家统一在望，有一极长电文，分致阎、冯、二李，论裁兵及划分国防军区事，于军政军令之统一，计划甚详；举凡各地军官学校、各地兵工制造、南北海空军等一切，皆收归中央。电末总结：以上计划拟由我等五人联名向中央提出建议，谅必荷诸兄赞同云云。愚当时在任潮处得睹电文，心窃笑之。夫裁兵与军事统一，为国人之所祈求者久矣。顾若干年来卒不易就，今日讵得急迫求之乎？抑今日之不统一，岂不正在诸巨头彼此间邪？问题既不在外，则如何得使公等同心合力以成此业，此当前第一义也。此处大有功夫在，为之领袖者，正宜知所从事。乃蒋氏遽以其主观要求，为片面之拟议，迫各方以同意联署。谓如此，将不得更持异议于后。抑知问题非揭出不得解决，意见非宣白无从消弭。唯彼此开诚相见，仔细磋商，乃庶乎有望。此等手段不见其巧，只见其拙。联署非难也，联署之后，彼此各有怀抱，弥以深刻隐伏，问题解决更难耳！中国之统一，原非易事；而蒋氏尤非其人。愚早有见于此，故语任潮云云。

果也，五巨头会于北京者七日，仅相偕一谒孙总理灵而已。对大局问题，曾无一度之切实商讨，匆匆遽去。濒行时，蒋又以南京相会为约。盖在南京，举行中央全会也。会前，对阎、冯、李等又不作任何商量，而遽于会中提出撤销各地政治分会案。政治分会者，中央政治会议分会之简称，于时全国有四：太原政治分会，阎主之；开封政治分会，冯主之；武汉政治分会，李宗仁主之；广州政治分会，任潮主之。各分会代表中央，主持一切，所辖两省、三省不等。分会之宜存宜废，非此所论；然军事未臻统一，遽先求政治统一，此又必不可得之数也。任潮愤其相逼，不出席会议。诸元老颇寄同情，亦相偕去沪，不出席。李石曾且倡为“分治合作”之说。一时顿成僵局。其后，虽得转圜（决定撤销，而延期三四个月实行），而十八年、十九年接连内战，伏于此矣。

五

任潮对待真如，大致甚好。粤局初定，即欲以省政付托真如，俾愚劝驾。真如力辞不受。其时岳阳彭君一湖，方得真如倚信。一湖，君子人也。与愚一见如故。又嘱一湖劝之，卒不肯。愚与一湖察真如之情，非虚伪也，因共覆任公，请无复谈省政问题。于是主席不复易人，而真如荐一湖出任秘书长。一湖又邀其友高阳（践四）、钟泰（钟山）诸君来任秘书。任潮悉从之。愚与高、钟友谊，亦始于此焉。

大局安定，因谋建设；于政治分会内成立建设委员会，为设计筹划机关。任潮真如又俾愚与一湖主其事（任潮为主任委员，愚代理之）。然一湖在省府，愚在建委会，功力唐捐，均无一毫结果。盖吾侪本是书生，当日于世事多未谙达，有甚于今日也。

十七年（1928年）秋，任潮卒以省政畀真如。其间经过，愚颇预闻。方蒋氏提出政治分会问题，政局一度陷于僵持之时，适胡展堂（汉民）自海外返国，抵香港；真如自广州往晤之。旋即陪同入京，共任调停。愚以关心大局①，不久亦到沪。政局既转圜，遂入于蒋、胡合作时期。胡欲留任潮于南京，而使真如主粤，亲函广州陈、冯诸人主张之。诸人悉赞成其议，并以函告真如。一日在沪，真如邀愚为钱塘观潮之游。于游息间，真如微露其事，并疑任潮恋位，未肯同意。愚讶其言之无因，而遽悟粤事由李畀陈之不可再迟。急入京晤任潮言之。任初未犹豫，即日见胡，请其提出于中政会，翌日真如以奉蒋命北上晤白健生，自沪过京渡江。愚以其事告之，且曰：此出任公自动也。

然当时广州诸人竟疑愚阻挠于其间。冯祝万，最为任潮亲信；陈伯南，则与真如并肩为任潮部属；黄季宽又与任潮夙厚。诸人者，果何所利于去任潮而易真如，愚实不得而知。顾其一意主张以陈代李，俾李留南京，则信然也。意或皆积极拥护统一者邪？愚平素对于强性统一之不抱大希望，平素劝任潮重视粤事皆诸人所知。此诸人疑愚为阻挠之本因。又在愚入京晤任之前，任适有派副官长李民欣自京返粤之事。李之返也，为传达任潮手谕十事。十事不可具详；但知其一，则嘱由政治分会提出通过真如为广东民政厅厅长，又其一，即嘱以愚所建议之“乡治讲习所”即速开办。诸人方与胡氏协议，以真如为广东主席，而兹乃以长民厅，遂认为任潮一种拒绝之表示。同时，愚所建议之开办乡治讲习所一案，尝遭政治分会之延宕者，兹乃特嘱从速，其必出于愚之要求无疑。两事合观，遂疑前一事为任潮听信愚言之结果。愚遭此误会，初不自知。伍先生（庸伯）以急电促愚返粤，乃始知之。愚具白前事经过，始得释然。

六

愚之来粤，本为推行乡治运动。然深知个人可以有先见，社会却不能有。一种运动，非至时机成熟，必不能推行。强之，无益也。抵粤之初，知非其时，则忍待之。除为人讲说外（例如在地方警卫队编练委员会作乡治十讲），未尝有所进行。逮十七年秋，乃始为开办乡治讲习所之建议。先经建设委员会通过后，送交政治分会请核定实行。其时任潮、真如皆不在广州（正在京、沪），政治分会委员出席者，似为黄季宽、朱家骅、李文范、李禄超、冯祝万等。诸人以愚言论夙不本于党义，虑所作为亦多不合，不肯通过。顾又碍于情面，难予否决。又未悉任潮、真如意向如何。第一度提出，以各自携回研究为词，下次再议。第二度，则议决转请中央政治会议核示。平素许多大问题，皆径自决定，未尝请示中央；今顾慎重如此，其为有意延宕明矣。秘书长金君具以语愚，愚颇谅诸人苦衷。

其后，此案提到中政会上，又交行政院内政部核议。内政部覆称可以试办。中政会即据以覆广州分会。广州分会又令饬广东省政府试办。时则十七年初冬，任潮、真如皆在广州，一切原可顺手，不成问题。愚终以怀疑气氛尚在，不愿亟亟。适南京之晓庄师范、河北定县之平教会以及其他各处乡村工作，兴起者既多，愚遂以先赴各处考察为由，不即开办。一面向省府请得旅费，偕同志数辈，离粤北游。

北游以旧历过年后成行，时则十八年（1929年）二月初间矣。愚离粤不久，粤局遽变。此后留于北方，不复返，固初所不及料也。

七

粤局之变，盖由武汉问题引起。然任潮自身应付未善，亦不为无因。十七年初冬，广州政治分会撤销，瞬已届期，省政府亦交替在即；任潮意怏怏不快。其时，方自南京返粤未久，而蒋乃一而再，再而三，来电敦迫入京。任之不愉快益甚。覆电陈述因真如割盲肠炎，省政尚未交替，不能即刻入京外，颇发牢骚，自请归田。此电拍发，于大局于个人均无所取义；徒使蒋了知任心内之不平，益以遭忌取祸而已。

愚所为至今歉然者，草此电文时，实一度经过愚手也。任潮左右素无得力之秘书。此一电文，初嘱邓君孟硕（时为总部秘书长，只负名义，不甚问事）起草。任不洽意，自己动笔修改之。愚偶至其家，即出以见示。愚谓为未善，稍从文字上为之修饰整理而还之。于其意义所在及后果如何，未深考虑。臆度此必早经诸干部要人共决定者。而不料任之出此，曾未咨之任何人也。电既发，诸人闻讯皆惊。真如在颐养园病榻前，邀众集议，相顾搓手叹息，以为大祸之来，将不在远。比悉电文出愚手，又无不切齿怨嗟。愚于是，遭第二度之误会焉。

恰在此时，有武汉政治分会将湖南主席鲁涤平免职之事；内战卒以发作。盖自上年编遣会议以来，内战之声，喧聒在耳久矣。所未知者，对冯对桂之孰先。桂者桂系。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及任潮皆桂人；其势力既掩有两广而及武汉。北伐既成，更远及平津。于时，遂有桂系之目。湖南主席，前为程潜，既已见逐；兹又逐鲁。在人视之，自为桂系打通粤汉，无使有所梗于其间之企图。而不知其内容固无所谓桂系者，更无何等企图可言。唯其如此，乃以虚名而招实祸。煊赫之势，曾不旋踵，即被消灭。

二李、黄、白，以乡土之谊，彼此昵近则有之；初无组织之形成。抑且较密切之联系，亦复缺乏。其一举一动，往往互不相谋。湖南之事，第一次逐程，广州方面事前不知也。二次逐鲁，广州方面事前又不知也。武汉政治分会令免鲁职，李德邻方在上海，收得胡宗铎等电报，即据以转粤，征询意见。彼自己，亦诿称事前不知。意或胡等一面举动，一面报告；虽承意希旨而动，却未先请示耳。广州要人集议，知大局之严重无以复加，除电覆沪李，请其向中央引咎自请处分，并劝撤销免鲁命令外，决定任潮、季宽、真如、伯南、祝万等全赴南京，以示两广之无他。此其所以挽回危机者，不可谓不至。顾无如蒋之蓄意已久，战志早决，何也。

八

十八年二月初间，愚以北游面任潮辞行。任曰：我亦摒当即行矣，行且在上海相会耳。愚抵沪，晤蔡先生。先生喜曰：汝来甚好，且毋北去，留此共同斡旋大局。盖其时中央决议，派蔡先生与李德邻两人，负查办武汉事件使命也。愚尽举所知以告先生。指出问题在南京，不在武汉，更不在两广。愚又断言，纵使南京进击武汉，两广亦不会出兵。愚所稔任潮、真如而已，不久到沪，自能助先生斡旋大局，无取某为居间。此外则武汉、南京，又非某所能尽力。故愚未多停留，即辞先生北上。

其后，广州方面果倾家而出，唯留一参谋长邓世增而已。任潮先抵沪，余人继之。独真如过港忽逢火灾，折其足，竟不得来。任潮入京面蒋被拘，邓等自粤发电抗争，将以武力为后盾。电内列真如名。真如通电否认，有国家养兵不为一人一系而用之语。陈、李友情于是为不终。（此非责其不从邓用武，第谓其不当出以如是态度。）盖愚及一湖既不在，又有宵小从而煽惑之也。蒋对任潮左右部属早作离间分化功夫。（愚离粤前，曾见蒋亲笔信致真如、伯南、祝万三人，有以政治付真如，以军事付伯南，以财政付祝万各语。）比拘任潮，功夫益勤。伯南在京，真如在港，首为其对象。二陈既为蒋用，粤局乃变。后此，两广之间，战祸连年矣。

在广州，曾无一人不拥护中央，以求统一。此其事实，真如皆身预其间，可为之证明者；而真如不为。桂系之为诬，桂之不成系，知之最审，孰逾真如？此又可为之申白者；而真如不为。蒋氏翦除异己，对内用兵之非正义，此在真如亦不难发其覆，诛其奸者；而真如不为。顾从夫悠悠之口，日一系云，一系云；愚于是不能无憾焉矣！由是与真如不见面、不通书问者累年（十九路军淞沪抗日后乃见面）。

九

附记闽事

追记广州之事已竟。复念二十二年（1933年）李陈尝以闽事咨访于我，则亦附此记之。

二十二年福建建立人民政府之役，愚友徐名鸿实为内中主要角色之一。愚则未尝参预，抑且尝劝止其事而未得也。在北伐前，愚既遣青年朋友（沿旧习，应曰门人，顾愚素少用此等字样）王平叔（维彻）、黄艮庸（庆）并名鸿三人，南来谒任潮、真如；遂皆追从二公于役军中（武汉时，名鸿为第十一军政治部主任）。任潮爱重艮庸，真如雅厚平叔。名鸿则蔡贤初（廷锴）始有欲杀之心，后乃甚相得。二十一二年间，名鸿从蔡在漳泉，与当地人士傅柏翠等，推行一种土地政策（亦兼为一种农民运动），于社会问题有所解决，一时大得民心。因自信为保守的国民党、激进的共产党之间一条新路。此盖闽事发动背景之一。其后，死于闽事者亦唯独名鸿一人。他日当另为文记之。兹未能详。

二十二年暑假，艮庸自港来信，谓承二公命，将北来访愚。愚时适有上海汉口之行，因嘱其相会于沪。晤面后，备悉其事，即语艮庸：愚仍坚决反对内战。谓非去某氏不能抗敌救国，理或可信；但必须在武力以外觅取途径。速覆二公慎其事（据当时所闻，将先图粤）。愚至迟双十节前后到港，更当面谈。未料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事稍有变动（更替院长），愚届时不得践言而南，既而闽事发作，欲进言已无从矣。比闻艮庸从任潮于闽，怒其背愚宗旨，飞函严令离闽北来，否则后此勿相见。艮庸得书，闽局已危，欲行则嫌于临难苟免；卒伴任潮一同出闽。后一年（二十四年一月），愚视真如于港，视任潮于其乡，致朋友关切之情而已，于往事不复置论。不忍论也。况有自觉歉然者乎！（事前未尽力劝止。）

此次之事，种种错误，不一而足。而错误最大者，莫过于不站在党的立场以反对某氏，顾必自叛其党。真所谓聚九州铁不能铸此一大错者也。

此次之事，任潮自系为真如所误。顾其所以为人所误者，亦自有故；则汤山被禁两年，一念不平，未能消杀得下也。愚素重任潮，以为大器，必可远到：今知其度量未宏，前途有限矣。

三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于八步临江中学

①胡氏到香港前，曾从海外有一极长电文致国内各方面，大谈其五权宪法，谓全国今既统一，当奉行总理遗志。愚先于任潮处见之，深觉其一味逞书生虚见，对于大局前途之艰难全无认识，而满纸骄盈自得之色实属可鄙。然素闻任潮少时尝一度受业于胡，彼此有师生之谊；真如亦一向盲目崇拜胡氏。当时局方陷于僵持，而报载蒋忽飞奉化不出，愚深恐李、陈拥胡以代蒋，于大局实无好处，因赶赴京、沪阻其事也。——漱注

读《李济深先生略历》书后①

我读此《李济深先生略历》（刊《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七辑）之笔录稿，颇觉其间有待补充和纠正之处不少，特写出此文用备考证。

首先应将我与任潮先生相识交往的经过一为叙明，此大约可分三段：一、在北京的阶段；二、在广州的阶段；三、我离粤北归之后。

一、在北京的阶段

民国九年即公历1920年，伍庸伯先生（观淇）每周假日在西什库夹道冯竹贤家聚合一些朋友谈学，任潮先生为其中最勤恳之一人，我亦偶然一往旁听，就在那里开始与任公相识。

彼时任公似是任职于陆军部军学司，家住在东四牌楼钱粮胡同，而我任北京大学讲席，位居崇文门外缨子胡同，他曾到我家来过，穿长衫便衣，而非军服。

二、在广州的阶段

信如任公自述所云，1920年秋季，他返粤，就开始了新的生活，那亦就是后此他一生业绩的造端。但他之所以返粤，则有两点前提事实在：（一）当时北京政府各官署学校，除交通等部门自有收入者外，均发不出薪金，每月每人只发有很少的几成，以致莫不生活困窘。（二）当时粤军第一师师长邓铿函电交驰邀请伍先生返粤担任参谋长，但伍先生则绝意仕宦而志在服务其乡里。于是，转荐了李任公。——以上情节因彼时我与伍、李二公相熟，是以清楚知道。

我是1927年旧历五月偕同王平叔、黄艮庸到广州，而在1929年旧历正月离去广州的。初到粤时，我居住新造细墟黄艮庸家之时为多，任公未征求我同意遽然电南京中央政府宣布我为广东省政府委员，我未就职。1928年春在两广政治分会下设立建设委员会，我代表任公主持其事。1929年因为要成立乡治讲习所，我有北上考察之行，就在我离粤后不久，任公突被蒋介石拘留于南京汤山，我便不回广州而留于北方了。

三、我离粤北归之后

即留于北方致力乡村运动，先在河南，后在山东，每因奔走四方仍与任公不断有相遇晤面机会。例如，他在南京任训练总监时，抗日军兴，他和白崇禧在南京时，我们均曾相遇晤会；后来国民政府退守重庆，他任战地党政委员会事，我在国民参政会，亦曾同聚重庆；他担任桂林办公厅主任时，我们又曾在桂林共同策划大局之事；以及末后毛主席领导建国，我们又同在北京之类；直到任公病故之前，彼此都有不少晤对交谈机会。

根据从上所述我和任公的交往，我有资格对任公晚年自述此一笔录稿，就我所知提出一些异议。这些异议，有因笔录者不谙悉往昔情事而致误者；更有任公自己于往昔之事记忆不清而致误者。但我的记忆亦岂能保证一切不差？故而我于此所提异议仅限于我本身亲历之事，以示郑重而可信（其他我觉得有疑问者暂且不谈）。试分条列举如下：

一、笔录者之误

1928年广东局面大致无扰之后，乃更进行绥靖工作，全省划分为四区，陈铭枢任南路，徐景唐任东路，陈济棠任西路，其负北路责任者为王应榆氏（号芬庭，一个富有学识的人），笔录稿一四二页却误写为“黄应如”。笔录稿一四二页此处记有陈铭枢就职省主席，对于任公讲话我感动流泪一层，借此顺便一为说明。李、陈二公原都是我的熟友至交，然任公厚重少文，陈则不免轻躁；任公早曾表示让位于陈，陈先一度恳辞不就，后且猜疑任公让位非真，所以当他就职时，我痛惜朋友交谊之不终，盖朋友相交所贵在一信字也。李、陈之间共事多年，岂同恒泛，而竟然如此，我当场伤怀饮泣（不好放声），痛哭不已。蔡廷锴等许多人在旁怪讶不解其故；大约陈亦不解，任公虽注意亦不甚晓然也。

二、任公记忆有迷误

1932年初春，十九路军在上海抗日，由蔡廷锴指挥奋战，市民踊跃支持，结队犒劳，声势甚盛。此时蒋介石适不在南京，李任公代表军委会到北平敦促张学良乘机“打回老家去”。我在邹平忽得李证刚（翊灼）先生从北平来电相邀；我到北平，证刚先生介绍东北军将领王以哲与我相见。原来他们深知张学良精神不振，又知我为任公朋友，要我从旁加一把力，做推动东北军出关工作。任公到平系住在北京饭店，我立即趋访，彼此正谈话间，恰好据传报张学良来了。他们商谈军国大事，我不便冒昧参与，即退避一旁去。然而张的面容气色，我却清清楚楚看到了。他的面色晦暗，容颜消瘦，头发不剪，髭须不修，不难想见其吸食毒品、打吗啡针的生活。张、李谈话时间不甚长久。张走后，任公对我说蒋已回南京，电嘱张不可动兵，他自己此番北来的希望落空。于是，我也只好以此转报证刚先生和王以哲将军，而回邹平去了。（附记：王以哲人甚好，可惜后来他在西安被害）

笔录第一四四页所说，张学良于任公之北来“非常高兴，商量得很好”云云，我可断言是任公记忆迷误，与事实不符。其不违离事实者，只张学良没有出兵，任公北来空跑一遭就是了。

三、政治上一次严重失策

1933年，在福建成立了人民政府反蒋，是任公政治立场上的一次严重失策。要反蒋应站在国民党立场上反蒋，指斥蒋窃取国民党领导权；为了忠于孙故总理，伸张正义而讨伐他。乃计不出此，却另举旗帜，实是政治立场上的一次严重失策；末了仍然不能不回到国民党的旗帜上来；抗日军兴，追随国民党政府且不说，全国解放后，不是以领导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而参加毛主席领导的新政府吗？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前后进退失据，无可讳矣！在福州时，黄艮庸随侍任公左右，我即飞函嘱其速速退出，否则，永不要见我面。且不论此番举动不旋踵而失败，纵令不失败，也是一次严重错误。

任公于1959年病故，距今几将二十年矣。任公长于我八岁，时光流逝，我今亦八旬有八，脑力、体力均已衰颓，而当年友好又环顾无人，鲜可咨访者，右方所为书后之文，不审有无错误之处，姑以为治现代史者之一种参考资料。

1978年10月国庆前夕

（梁漱溟印）

附几点意见：

一、目录上文字欠妥。例如（一）汤山被扣；（二）拒绝赴渝。

二、关于张难先交往关系欠叙述。

三、我创办《光明报》于香港，曾得龙云和刘文辉资助，但李任公则未曾有之。稿内一三二页错记。

四、稿内一八三页关于联合政府委员名额问题完全说错了。

①系因民革中央秘书处向我征求意见而写。——漱注

记十八年秋季太原之行

往者，愚凡三度游太原。民国十年（1921年）岁杪，讫十一年初，应阎（锡山）、赵（戴文）邀聘作讲演，住太原约一个月；初度也。十八年（1929年）春，由广州北上游历，考察山西村政（有《北游所见纪略》一文），盘桓亦约一月；二度也。是年秋季，复有太原之行；是为三度。今记第三度游太原事。

是时，盖正在蒋解决桂系之后，对冯阎作战之前，冯既离去军队，息居晋祠（去太原六十里），由阎向蒋力任调停之时也。各方代表云集太原，议论纷呶，多所酝酿；而汪（精卫）、陈（公博）则尚未北来。愚时居北平，方草《中国民族之前途》一稿（即后来之《乡村建设理论》一书）。阎氏特嘱友人王鸿一先生邀愚入晋一谈。

先是，愚在广州（十七年），阎氏既以顾问聘书见寄，并嘱鸿一致书道意。鸿一与愚为至交。其人粗豪任侠，虽文采不足，文理不密，固一世之豪杰，卓然有志圣贤之学者。（有《悼王鸿一先生》一文，以上各文并见《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中华书局出版。）尝以世俗靡然于欧化（指欧美资本主义化）、俄化（指苏联共产主义化）为不平，纠集同志，草拟建国方案，深信吾华立国自有其道。愚素留意乎中国文化，立言不同于俗，鸿一故引为同调，雅相契重。据其此次来书，则谓阎、赵深感中国必须别求出路，誓愿尽力村治建国运动，亟盼愚北来，共商一切。当时愚未之应。

然阎、赵实各有长处，值得钦佩。赵公热诚有肝胆，感受其乡贤徐松龛先生（继畲）学风，颇宗陆、王。惜天资非高明一路，然固一可交之朋友也。阎氏为人未易品评，民十年，愚来太原，尝参预其所谓“进山会议”者，谈人生问题，社会问题，游心于远，椒思入深。每周定期集会，勤勤不倦。其天资特出，则无疑也。粤局既变，愚留于北方，即受其聘。此时见召，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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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行确期，不复省忆，但记似于太原度中秋。阎、冯、蒋彼此间之种种交涉，当时虽有所闻，今已不能言之。但记阎初求避免战争，卒知其不可得，转而谋改造政局。其改造理想，初意盖有如鸿一所云“别求出路”者。别求出路：意指中国不当追从于欧美或苏联。其时值革命高潮没落，青年苦闷彷徨，而国民党内则值改选第三届中央委员，当局多以圈定出之，群不承认，发生党统问题。党外，则各方久受排斥者（如国家主义派等）无不乘机思动。一时颇有以民治代党治之呼声。而老辈革命家章太炎（在南方）、周震鳞、黄一欧等（在北方）唱之尤力。十三年改组以来之国民党，步趋于苏联者也。及其既衰，国人观念乃复返于西欧之旧，一如清末民初之所为者。抑何不知悟之甚也！愚著《中国民族之前途》书中，弁首《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章，曾为核论。阎氏从鸿一备闻之，故欲以具体规划征询于愚。其后汪等北来，阎所以语汪者殆亦在此。汪在北京，特发表《两种模型心理之瓦解》一文以和之，是其征也①。

阎氏以为欧美民主、苏联党治，各有其制度，吾人今皆不取，而必求其所谓中国者；然则其制度当云何？索愚为规划。此则有所未达也。真制度皆从事实逐渐形成，非悬想可得。愚信中国社会经济政治一切制度，三十年后当可眉目粗具，五十年而体制大定。然非所语于今日也。今日者，吾人正于旧制度崩溃新制度未成之过渡期间。假愚闭户构思，悬揣以成文章，纵或得之，亦非今兹所适用。故愚对阎氏之问，首以不作空文章覆之。②

一纸文章，不可为制度也；倏兴倏废，不可为制度也。真制度皆相当稳定，而非必著在文书。虽不必著见文书，顾乃为人所承认而生效。此岂可得之民族文化根本崩溃，外来文化杂然并陈之今日邪？今日非只制度不良之为患也。今日所大患，在法制屡更而均归无效。《大公报》尝痛论“法律制度在今日都无可凭，唯凭枪杆”是已③。处兹际也，仁人志士唯运以至诚恻怛之心，尽力之所及，冀求消弭祸难于万一而已。他无可言也。故愚覆阎氏，深奖其避免内战之用心，而益勉励之。愚请其委曲小心，不易不移，终竟斯志。

至于法制问题，则且去其太甚，可矣。不宜猛骤更张之。例如以一党为治，此模仿外国而模仿不成者，吾侪久所不取。然不尊一党，则必尊民意。民意诚美名也，顾此枪杆势力弥天盖地之世，安得民意而尊之乎？其时太原颇有人主张开国民会议以解决时局问题者（唐生智派来代表即其一）。欲解除党治，殆必行此一着。愚极不赞同。政争主角，南北诸巨头耳；于吾民几若无与。选举代议之事，国人素所未习；而诸巨头则各霸一方。谁信其能从容以行自由投票邪？假有国民代表来自山西，有不被人指目为代表阎某者乎？其来自浙江，则代表蒋也；来自吉黑辽宁，则代表张也……如是名为国民代表，而实不外诸巨头之所遣。自欺，欺人，彼此相欺。民国以来乱无已时，由此道也。何解决时局问题之有！今后欲睹清明，不在虚慕民主，而必在国人肯说老实话始，愚故劝阎氏，以沉痛之言，揭穿时局真相，一切党治民主之名，均无所用之。直自承与过去军阀局面并无本质不同，唯视诸巨头自己是否甘心作军阀？如不甘心，宜自警觉，而互尽规箴，更求国人为之监督。在绝对避免内战，力求相安之局面中，发展经济，普及教育，建设民主政治。——所谓中国的民主制度当于此出现。

揆之当时情势，党治亦未易骤废。然此甚不洽国情而适为专横者作凭借之制度，不可不有以缓弱其势。愚主张对于当时所谓党统问题，作如下之解决：

一、新产生之第三届中央委员，尊重舆论不予承认。

二、第一届、第二届中委，早失时效，且彼时容共，现在清党，情势绝然不合，自亦不能再予承认。

三、假令总理尚在，一切自有所秉承；今既不可得，唯有公请党中先进，追随总理最久者吴、蔡、张、胡等诸元老，出而领导一切，重新建立中央。

盖如是，则党统之统不啻打破。而以诸公受中国文化陶养较多，识见较老成，必鲜少年躁妄之失。且皆为人公正，借以制蒋氏之偏私专横。蔡先生尝言：党外无党，则党内不能无派。此论甚通。“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既事实所不可得；则与其党内有派，盖不如党外有党。国民党应自今后承认异党之存在。盖国民党在政治上之领导地位，于大局本有利而无害；所不可存者，其独据之统治地位耳。凡此改革，表面上不为大更张，而内里精神倾向已移。愚命曰：“虚党制。”

在虚党制之外，愚更有所谓虚中央制者。以今日国际竞争之剧烈言之，以经济建设将必趋于统制经济计划经济言之，今后皆应有统一强大之中央政权。然两千年传统之中国政治，大抵以消极为得计，过强之中央非所素习，且疆域广大而交通未便，亦难于集权。吾人固无安于旧习之理，而转变太骤，亦非历史所许。民国以来，统一鲜能久者，半由当局见不及此。为国家计，若并统一而不得，固毋宁以宽大处之矣。窃意中央之于地方，（一）宜以领导地位自处；（二）以联络中心自处；（三）以监督地位自处。今世建国不能无方针，如孙先生所云三民主义者，大端可谓不谬。中央领导云者，谓谋此方针之统于一也。试以经济建设为例。召集会议，统盘规划，方针自寓于其中。设施之事，则委于地方自为之。国际经济竞争今世最烈。此非一地方所能应付也。又在统盘规划内，必有全国联贯一体者，或各地方须配合调剂者。凡此对外对内胥仰赖乎中央。联络中心云者，谓此也。其云监督地位者，则指二事。如前言揭穿时局真相之后，更指明强邻谋我之亟。诸元老宜邀诸巨头为盟订约，列举数事，申其儆戒。有不如约者，则与国人共弃之。除彼此互为监督外，中央特超然在上，秉公监督，不稍予姑容。此第一事也。内战果以是杜绝，则中国自登建设之途程。建设既规划于会议，而分别进行于地方，乃由中央课督其功，检考其绩。此第二事也。此监督任务最重要。然此不属法律之事，而为政治的。故不宜归诸监察院职掌。仍依恃诸元老之德望，以号召国人；资借全国人心之支持，以发挥其监督力量，措大局于盘石。愚意当于中央设元老院或枢密院等机关，俾诸元老居之；初无一定职守，而隐然关系甚重。譬如英王之于英国政治、日皇及西园寺等元老重臣之于日本政治，各有其无用之妙用。此所拟议之中央制，盖亦有其虚而不虚者。

二

愚在太原未多留。与阎两三晤；一视冯于晋祠而已。所有愚之意见，如上述者，与鸿一谈最多。与阎面谈外，并于离太原时留一书达之。返北平后，从报纸得悉阎与南京电文往复中，曾提出有设立枢机院之议，似本于愚之主张而来。第其内容又自不同。愚原主张诸巨头分负地方责任，而以诸元老居中央，监临于上。阎电则请蒋与冯、阎等皆解除实际责任，同入枢机院也（阎与南京蒋、胡往复电文计今尚可检考，此只记其大意如此）。

其后，愚离北平，居辉县河南村治学院，与外间消息颇隔。鸿一既鲜书信，愚亦不复过问。蒋、阎、冯之间，最后仍出于一战。从报纸所见，阎、冯对蒋之最后通牒，似为一漾（？）电。电文内容，专就党内第三届中央委员问题说话，主张付党员总投票公决。电末具名，阎、冯而外，胪列将领五十余人。著名土匪刘桂堂亦在其间。内战又作，固使我痛心失望，更有种种令人不解者。阎既求免内战而蒋实相逼，则何不宣布其间情节曲折，俾明战争责任之在蒋，而必取自己向蒋宣战之姿态？阎非忠实党徒，而蒋之罪状可数者甚多，何必专从党员立场，争一党内问题？在诸巨头各霸一方之情势下，公众意见无从取征；国民议会为自欺欺人之举，党员总投票抑又何殊邪？凡愚在太原所痛论而切戒者，一一蹈之而不辞，亦可怪矣！愚为之愤慨累日，即函辞顾问，并谢却其每月致送之厚币。

鸿一即于此时在太原得病，转至北平就医，不久故去。度其精神上必有难堪者邪。方病时不乐谈话，愚因亦不获悉此中真情。推想或系阎引汪以倒蒋，一切不免从汪、陈支配耳。然愚实未料其荒谬遽至此也。由十九年之中原大战，而国内元气大伤，而引张学良入关，而有“九一八”日寇之窃发，而有东北四省之断送，冀察之变局……如是种种巨祸奇灾相寻而至。蒋罪不可逭，阎亦当分任其咎。以彼天资优越而陷此大戾，则不学之过也。惜哉！

上述广州、太原各事，间及愚当时对大局种种意见，与后此主张未必悉合。半为适应时势则然；而由今视之，盖亦未成熟之思想也。述此，为民国政治存一史料，且以见愚过去思想行动之一斑。

三十四年（1945年）元月31日记于临江中学（广西贺县八步镇）

附录：会晤阎百川先生④

我于留滞西安的几天，以电报与阎先生约好，由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驻陕办事处派车送我去看他。他驻在宜川黄河边上的秋林镇，隔岸便是山西的吉县。车经三原，先晤赵戴文、贾景德二先生于李家花园。赵公为熟人，亦为多年以来于大局有关系之人，见面领教甚多。

从洛川到宜川，要盘过黄龙山，据说为杨虎城发祥地。可注意者，土地肥沃而久荒无人烟。车行草中，草高可隐车。雉鸡成群，飞起可以蔽天。今已辟为垦区。从宜川到秋林，汽车不能通，换马前进。古语：千里不运粮，现在不然。大宗粮草均走此路运济山西。兵站总监周玳驻洛川，调度一切。

秋林居山谷中，尚不到河岸。虽名其曰镇，大约原来只剩有几家人家。但现在则驻有军政人员几千人。大多数都是凿山为窑洞，如延安一样。建筑物只有大讲堂一座，可容二千人。我到达时，阎公正召集会议，所有各高级将领如孙楚、杨爱源、王靖国等均在。而且省政府各厅长、委员亦都在，并有中下级军官受训者一千五百余人。毛泽东先生数曾为我言：“战争改变一切”，信然。

阎公为十几年前相识，但自民十九以后未见面。此番相见，精神气色身体皆大胜于前，足使我吃惊。军中辛苦万分，又数度危险，而乃如此，岂不可异。细加理会，完全由于他兴趣好，而兴趣所以好则由对于前途乐观，对于抗战具有极大信心。我在他那里盘桓三天（旧正月一日到，四日走）。他每天早五时起床，传见高级军官，分别谈话，然后用膳。膳后即登讲座，为受训军官讲话极多。中午小睡，睡后即开会议，办公事。和我谈话，都在午后或晚上。天天骑一小驴，在山谷中跑上跑下，真是兴会淋漓的样子。

他的左右已经换了一班新人。他后来有一套自创的思想学说，此时似更新有进益。他有四句要言，或提作口号，或揭为标语，再三叮咛告之部下。四句是：建立中心思想；发展集体企图；健全组织责任心；要过自我批评互相检讨错误的严格小组生活。这似乎将共产党的精华，都能融会贯通了。所谓集体企图，是说不要你有你的打算，我有我的打算，他自己亦不作他的打算。所谓组织责任心，是说要认识组织关系，对于团体负其责任，不对个人。他除了承认共产党有其中心思想外，其余的似都嫌其中心思想未能建立。但他自己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他要建造“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社会；他不相信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从哲学到社会问题，所有经济政治之一切，他都有主张发表。

在阎先生领导下，原有两个大团体组织：一个名为“主张公道团”，是红军进攻山西时，寓有防共意义的组织。一个名为“牺牲救国大同盟”，是双十二事件前后所酝酿，以抗敌为意义的组织。两个组织不易并立，后来合并而为“牺公联合工作委员会”，实际以牺盟为主。牺盟的势力普遍全省，而又贯彻上下。第一，一切民众组织运动（大致与八路相同）皆在其手；第二，一切军队政训工作在其手；第三，区长、县长、行政专员一串地方行政系统在其手。后来我过陵川、晋城时，看见牺盟开某届代表大会的文件，其口气盖以国民党、共产党之间的第三党自居。同时有一种新兴的武力，名为“青年决死队”，是牺盟所发动培植，成为山西军队的新派。

不过此所说者，现在大半已为陈迹。政治上的牺盟派和反牺盟派，军事上的新军和旧军，其势力消长，冲突分裂，变化已多。阎先生在山西的势力，似降至第二位了。我承认阎先生在抗战中尽了他最大力量，并且很少有人能赶上他的本领。他常能把握几个正确的认识点而致力。例如在行政上，他提出“强民政治”一词，要强化人民力量；又提出“说服行政”一词，要事事取得人民谅解承认。他真看清楚，这是抗敌之本，非涂饰耳目。又如军队须要改造，提高其政治意识；要加强民众运动，组训一百万有国家观念、民族意识，有“自己负责，不容人不负责”政治力量的民众；都是很对的。但大体上都没十分成功。只有他用过的心思，这是后来人再用心时，所必要的参考。

①汪精卫此文在十九年扩大会议前，愚当时曾于《村治月刊》引用之，试检《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第一一四页可得。原文指出第一种模型心理即清末革命派之于十八世纪自由主义之制度，如法国美国者。第二种模型心理则民国十五六年最盛，不是法美式而是苏联式了。言之未尝不明白，顾未自承两度革命运动领导者同在此模型心理中，而第诿归于青年无识。盖不只自讳其失，并为孙总理留颜面也。——漱注

②二十三年立法院公布宪法草案时，愚有《我们尚不到有宪法成功的时候》一文，犹是此意，可资参照。原文见天津《大公报》，收入《乡村建设论文集》。——漱注

③见十九年十月三十一日天津《大公报》社论，《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第一八〇页曾引用之。——漱注

④1939年初，著者自重庆出发，往山东敌后考察，途经西安时，利用滞留西安时的间隙，而有宜川秋林镇之行，走访阎锡山。时在1939年2月17日至26日。

河南村治学院和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①

河南村治学院的创办是在民国十八年。当时我从广东回北方，正赶上参加村治学院的创建工作。我在思想上认为：要建设新中国，必须从地方自治入手。新中国就是皇帝专制改为立宪国家。从清末，全国就要求清政府立宪，宪政呼声很高。我认为要成立一个宪政国家，须从地方自治入手，真正的“地方”是乡村。我和李济深是朋友，在李济深掌管广东军政大权时，我有机会在广东打算开办乡治讲习所。后来广东局面变了，蒋介石与李济深有矛盾，李被蒋扣留，我就回北方了。当时是民国十八年的夏天，正好赶上河南村治学院的筹建，彭禹廷为院长，梁仲华为副院长。彭、梁要我担任教务长。我在广东用的名词是“乡治”，彭、梁他们用的是“村治”。因为学院是刚筹备，一切章则还没有定，他们要听取我的意见，我就写了一篇长文，题目叫《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我的思想和主张都在这篇文章里。院里的章则是我们大家商量，由我执笔写的。还在北平出了《村治月刊》。

河南村治学院只办了一年。为什么只办一年呢？1930年，蒋、阎、冯中原大战一起，学院办不成了，所以刚满一年就结束了。冯玉祥同蒋打仗，张学良在东北宣布拥蒋，冯部下将领韩复榘脱离冯投向蒋，蒋发表韩为山东省主席。梁仲华是河南孟津人，他去济南向韩报告，说河南村治学院办不成了。韩说，好，我现在山东，欢迎河南村治学院的一班朋友们到山东继续办。这时我们商谈把名称改了，不是广东的“乡治”，也不是河南的“村治”，改成“乡村建设”，在邹平成立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河南创办村治学院，王怡柯（柄程）是主要人物。王非常有才干，河南村治学院没他是办不起来的。王是河南辉县人，北京法政学堂毕业，同彭禹廷、梁仲华是同学，又非常友好，结成了盟兄弟。他在北京毕业后，回到了河南，担任中等学校教员。当时河南教育界各学校经费归省政府支出，省政府常拖欠各学校款项，学校常闹风潮。王怡柯出头倡议，说事情并不难办，我们教育界人士，可与省政府交涉，把教育经费划出来，成立一个河南教育款产处。款产处成立后，公推王怡柯为处长。王有办法，善理财，担任处长后，加以整顿，每月各校经费十足发放，不欠钱，且有节余。于是他就倡议以节余的款项办河南村治学院。王怡柯很有心思，他认为河南乃四战之地，南方革命军往北，奉军往南，陕西岳维峻往东，都要经过这里，老百姓受不了。全省各地地主为保卫自己的财产，也为保卫自己的家乡，组织红枪会。红枪会是一个有迷信色彩的组织，王怡柯写了一篇论文，叫《农村自卫论》，意思是要开明的知识分子来领导这支农村自卫力量。我写的《乡村建设理论》一书后边附有参考书名，其中就有王怡柯写的《农村自卫论》。他就是主张开明知识分子来领导、组织保卫农村的工作，为的是农村自卫力量不致落入迷信组织之手。这是河南村治学院成立的主要原因。可以说河南村治学院的真正后台是他。

河南村治学院停办之后，院长彭禹廷回到了镇平。彭先生主张“地方革命”，站在贫雇农立场，得罪了豪绅，所以被害。彭禹廷规定了一些章则，减轻农民负担，加重地主负担，这样，贫雇农当然拥护他了。全县原分成十个区，他慢慢成立了“十区自治办事处”，取代了县政府，减少贫民负担，把这种运动叫做“地方革命”。他死后农民大众都怀念他，还给他立祠堂——关于我说的彭先生在家乡办自治的一些事，都是我听说的。

乡村建设工作，不只在山东邹平县一个县，还发展到鲁西，在菏泽县成立了一个乡村建设研究院分院，县长还是我们推荐给省府的。最后还发展到济宁（管辖十个县），梁仲华担任了济宁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南侵，韩复榘撤退到平汉路西边，日军占领山东大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也就结束了。

1985年11月

①此文由《河南文史资料》编辑部据访问记录整理成文后，曾经作者审阅。

回忆我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

我的家庭，从曾祖父、祖父、父亲，到我，都是生活在城市中，没有在乡村生活过。我是怎样去搞乡村建设的呢？怎么起了这么个念头呢？这要从我的中学时代说起。

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就很关心国事。那时候，中国很落后，经常遭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侮。我认为，要改变这种局面，中国的政治必须改造，救国也必须从政治入手。根据当时的知识，我心目中好的政治模型，就是英国式的宪政。英国宪政一开始不是靠广大人民，是靠中产阶级，靠有钱的人，后来范围逐渐扩大，工人和劳动人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广大的人民有权与闻政治。因此我认为英国式的宪政是最理想的政治。这种认识现在看来，当然是很粗浅的想法，但是在当时，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认识，可以说是要求改造中国政治者的共同认识。举例来说，清末中国许多人要求君主立宪，辛亥革命后，民国二年开国会，国会分参议院和众议院；袁世凯称帝后，全国要求宪政，这些都是学习英国。还有，中国同盟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时，国民党的党章，也是参照英国式宪政政党的。

当时，我还有一种认识，或叫觉悟，就是认为英国宪政成功、有效，是靠英国人民争取来的。英国公民的公民权、参政权、对国事的参与过问权，都是英国人自己要求和争取来的。自己不要求、不争取，是不能实现的。在民众没有要求的情况下，靠赏赐是不行的，一纸公文，没有用。当时，中国的民国宪法中也规定了公民的一些权利，但不过是白纸黑字，广大民众不懂这个事。选举时，让他们走几十里地去投票，他们不去，没有时间，把选举权送给他们，他们还不要。我看到这一点，感到要改造中国政治，必须从基础做起。国家宪政要以地方自治为基础，省也是地方，但是太大。从基础做起，就要从最基层开始做，搞乡村的自治，一乡一村的地方自治。一乡一村的自治搞好了，宪政的基础也就有了。具体的做法，我设想是把农民首先组织起来搞合作社，由低级到高级，由小范围到大范围；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把它运用到生产和生活中去，进行农业的改革和改良，进行农村的各种建设事业，搞工业化的农业。科学技术的运用和生活的提高是互为因果的关系，生产技术改革了，生产就会发展，也就使生活得到改善；生活改善了，对先进的科学技术的要求也就更强烈了。科学技术的运用和组织生产团体也是互为因果的两面，互相影响，互相促进。运用新式的科学技术，个人的力量不行，需要团体组织的力量。有一个团体组织，才能引进一份科学技术；有一份科学技术，才能促进一个团体组织。团体组织越大，能够引进和运用的科学技术就越先进、越多。这样团体组织也会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经济上的合作组织和政治上的地方自治团体是相因而至的。随着经济上合作组织的建立，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生活的改善，他们参与过问国事的要求和可能就增强了。这样政治上的地方自治团体也就会搞起来。总之，乡村工作搞好了，宪政的基础就有了，全国就会有一个坚强稳固的基础，就可以建立一个进步的新中国。

我就是基于这样一种想法去搞乡村工作，以这样一个主观愿望为指导离开城市到乡下去的。这是我二十岁到三十岁时候的事。

搞乡村工作的理想、志愿确定后，我总想找一个地方试试看。首先我选择了广东。我生长在北京，工作以后，又在北京大学教书，怎么选择广东实践我的理想呢？因为我看广东有一个方便条件，就是我的朋友、孙中山先生的部下李济深在广东掌握政权。他希望我去，我也想去，我就从北京去了广东。

我在广东时，没有用乡村建设这个词儿，用的是乡治，这是从中国古书上借用的一个名词。我想在广东收一批学生，办乡治讲习所，把我的乡治主张和办法讲给他们听。后来，办乡治讲习所的设想没有实现，在一个叫“地方武装团体训练员养成所”的机关，我以《乡治十讲》为题，作了十次讲演，讲了乡治的意义和办法。

地方武装团体训练员养成所是干什么的呢？广东这个地方，地方绅士很有力量，他们建立了武装力量，叫民团。名曰保护地方，防止土匪，实为保护自己。广州与香港相近，商业发达，商界的势力很强，也组织有武装力量，叫商团。1924年，国共合作，广东的革命空气很浓厚。共产党在农村搞农民运动，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农民的革命的武装，叫农团。李济深领导搞“地方武装团体训练员养成所”就是想要训练一批人，毕业后到各县地方当武装训练员，把民团、商团、农团搞在一起，避免左派和右派武装力量的冲突。我讲课时，听讲的训练员有千数人。

可是，不久政局发生了变化。当时，中国有不少的军事政治巨头，蒋介石是一个巨头，李济深是一个巨头，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也都是巨头。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蒋介石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头儿，占据中央的领导地位，成了中国的第一个巨头，其余的都成了地方巨头，要听蒋介石的。蒋介石若是可以信任人，本来是可以团结住这些人的。但是，蒋介石不是这样，他排除异己，要把这些巨头一一铲除掉。这样就先后爆发了蒋介石同桂系、同晋系阎锡山和西北军系冯玉祥等的战争。蒋介石要除掉李济深的势力，把李济深软禁在南京城外的汤山，共囚禁了两年。李济深倒了，我的乡村建设计划在广东搞不成了。于是，我离开了广东。这是我搞乡村工作的第一阶段。

1929年正月，我离开广州北上，沿途考察了各地的农村情况，写了一篇论文《北游所见纪略》，后来发表在《村治月刊》上。

是年春天，我回到北京。这时，北方有一批朋友，在思想上与我共鸣，也在搞乡村工作，但不叫乡治，叫村治，在北京出版《村治月刊》，在河南创办村治学院。《村治月刊》是王鸿一先生创办的。王鸿一，山东人，曾任山东省议会副议长，很有名望。他与阎锡山、冯玉祥等都是朋友，给他们提建议，是他们的座上客，但是他不当官，不做他们的部下。《村治月刊》在北京出版，钱主要是由阎锡山捐助的。那时，阎锡山在山西省搞村政运动，省政府设有村政处。村政处的任务有两个：一是禁吸毒品，即禁抽大烟；二是禁妇女缠足。1929年我从广东回北京途中，曾至上海昆山、、南京晓庄、河北定县和山西考察当地农村工作。

河南村治学院是王鸿一先生向当时占据河南的冯玉祥建议，得到冯玉祥的赞助搞起来的，创办人大部分是河南人，经济上主要是靠河南地方上的力量。村治学院的院长是彭禹廷，副院长是梁耀祖（字仲华）和王怡柯，都是河南人。为什么一批河南人倡导和支持村治呢？河南省地处中原，自古以来是主要战场，战争给河南造成严重的破坏，人民经受了很大的痛苦。战争中，败兵逃兵四散，很多人落草为匪，更多的变卖枪支，所以河南土匪多，乡间散失的枪支多，社会秩序很不安定。为了自卫农村建立了一种武装组织，叫红枪会。它是凭借宗教迷信把人团聚在一起的，常常被人利用。红枪会的领袖大都是当地有钱有势的人。这些人掌握了红枪会后更有势力。红枪会被有钱有势的人利用，相互之间经常发生摩擦。建立红枪会本来是好事，但是也有很大的流弊。所以，地方上的一些开明人士、知识分子就想改变这种局面，教育农民，破除迷信，不被利用。基于这种动机，他们办村治学院。

由于我搞的乡治，与他们搞的村治差不多，他们欢迎我参加，请我接办《村治月刊》，担任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主持学院的具体工作。我很高兴地接受了他们的邀请。当时，河南村治学院正在筹建，我便把筹建工作抓起来。首先起草了《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阐明了河南村治学院的宗旨。这篇文章收入我的文集中。我还起草了村治学院的章程等。1929年底，河南村治学院招收了第一批学生，有四百人左右。正在搞的时候，蒋、阎、冯中原大战爆发，河南是主战场。战火纷飞，村治学院难以继续办下去，学生学习了不足一年，便草草结业，1930年10月学院也就结束了。这是我搞乡村工作的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是在山东，在这里搞的时间最长。从1931年初到1937年底，日军侵占山东以后结束。

我们在河南办村治学院时，河南的当权者是冯玉祥。他的部下韩复榘任河南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的省主席只是一个名义，因为事事都要听冯玉祥的，省政府的事冯玉祥又派薛笃弼主持。韩复榘虽然不掌省政府的实权，但他也关心村治学院的事，并同我们相熟悉。

中原大战前，冯玉祥有二十多万军队，占据着山东、河南以及整个西北地区。冯玉祥在蒋介石的压迫下，放弃了山东、河南，向西北撤退。部队撤入陕西潼关以后，冯玉祥在陕西省华阴县召开军事会议，韩复榘在会上反对他的西撤计划，冯很生气，怒斥韩复榘并打了他一个耳光。这时，韩复榘在政治上已经是省主席，在军事上是几万人的总指挥，冯玉祥对他的态度，使他很受不了。韩复榘回到部队以后，便带他的嫡系部队一万多人，出潼关向东开去，脱离了冯玉祥。这正是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的矛盾即将爆发之际。蒋介石看见冯玉祥内部分化，很是高兴。1930年9月，蒋介石任命韩复榘为山东省政府主席。

中原大战爆发后，河南村治学院匆匆结束。院长彭禹廷回到本乡河南镇平县，我回到北京。副院长梁仲华到济南，向韩复榘报告河南村治学院的结束情况，因为如前所说，河南村治学院是韩复榘任河南省主席时办的。韩复榘对梁仲华讲，欢迎你们大家都来山东，在山东继续河南的事业。梁仲华到北京找我，说韩复榘欢迎我们大家都去山东。当时，河南村治学院虽然已经结束，但是人员还没有散伙，大家便聚集山东。这是1931年1月。

我们在山东的做法与在河南的做法略有不同。在山东不叫乡治，也不叫村治，叫乡村建设。这个名称是我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办法概要》这篇文章中第一次用的。为什么叫乡村建设？因为当时人们都在提倡建设，建设有许多方面，我想我们搞的工作是乡村的建设工作，所以用了乡村建设这个名称。

我们的机关叫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是梁仲华，副院长是孙廉泉，名则让。我担任研究部主任。不久，梁仲华、孙廉泉二位另有任务，相继调任分院院长和济宁专区专员等职，负责鲁西分院工作，由我接任院长。

乡村建设研究院分三部分，另外还有一个附属农场。

一、乡村建设研究部

研究部是高级研究机构，任务是研究乡村建设理论。它招收的对象是大专院校的毕业生，或者虽未取得大学文凭，但学识有相当根底者。这些人都作为研究生，学习一年，每期招收四五十人。

二、乡村服务训练部

训练部的任务是训练到乡村服务的人员。招收的学员都是有相当中学文化程度的年轻人。因为他们毕业后，要去乡村工作，年龄一般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大都是二十岁左右的。收的人数比研究部多一些，每期约三百人。

三、乡村建设实验区

为了实施我们的乡村建设计划，经山东省政府同意，以邹平县为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实验区。这个县的全部事情都由研究院管，县长由我们提名，省政府照提名任命。县政府的机构设置、行政区域的划分，完全由研究院根据需要决定。那时，各县县政府都设有四个局：民政局、财政局、建设局、教育局。我们改组了县政府，废去四个局，改为设置五个科。全县划分为十个区，县城内一个区，县城外九个区。

邹平县自然条件、地理位置都较好，是我们搞实验理想的地方。它交通方便，在胶济铁路沿线，县城离周村火车站只有三十多里地。县不大，人口不多，当时有十七万多人。

实验区确定之后，我们对全县的情况进行了全面的了解，对人口作了普查。县政府设立了户籍室，掌握全县的户籍情况。各区政府都和县政府装有直通电话，我们要求各区政府及时报告本区人口变动情况。全县的户籍情况，户籍室都有档案。有两种人，作为特殊人口，另立卡片：一种是有文化知识的人，即受过小学以上教育的；一种是乡村中的坏人和不务正业的人，像流氓、盗窃分子、赌徒、好吃懒做的人等等，以便对他们的使用与管理。

我们在县城办了卫生院，设有病床。医院的大夫，均聘请济南齐鲁大学医学院的毕业生。

我们的实验工作，是从发展生产入手的。邹平县是产棉区，我们首先帮助农民改良棉种，同时，还推广优良麦种和畜禽良种，植树造林，疏通河道，努力发展生产，改善农民的生活。当地的棉花都是运到青岛纱厂去纺纱的。我们以孙家镇为点收购棉花，经初加工运往青岛。我们还计划在邹平建设纱厂，就地加工。因为抗日战争爆发，没有来得及办。这是推广科学技术，发展生产方面的建设。

我们还积极倡导和支持发展合作社，即搞团体组织。合作社是从信用合作社到生产合作社这样发展的。组织合作社的工作，是由罗子为负责。他带几个助手在乡村奔走，帮助农民组织起来。当时，乡村中建立了不少的合作社。为了支持发展生产合作社，县里设立金融流通处，兼县金库。什么人都可以存款，但是借款必须是集体，也就是合作社才能借，不借给个人，以资助集体引进和使用新式科学技术发展生产。

我们的实验区，开始在邹平，后来菏泽县也划为我们的实验区。

我们的乡村建设研究院，先设有出版股，后改为乡村书店。乡村书店在“七七”事变后，迁到了武汉，后又迁至重庆，在重庆还办了一个时期。

与我们在山东搞乡村建设的同时，全国有不少的人也在搞乡村工作，影响较大的除我们之外，还有三个点：河北省定县的平民教育促进会；江苏省无锡的江苏民众教育学院；中华职业教育社。以上三个机构均有实验区，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实验区在江苏省昆山县徐公桥。

设在河北省定县的平民教育促进会，创办的时间比我们早。它是由晏阳初先生主持的。晏先生是四川省北部人，小川北。这个地方是比较苦的。晏先生自幼在当地美国教会办的学校读书。由于他天资聪明，教会资助他去美国留学，又由美国转到欧洲。他到欧洲正赶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期间，法国男子大部上前线作战，国内劳力不足，工厂缺乏工人，资本家便到中国来招收华工。这些华工全部是在青岛集中，乘船到法国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农民，没有文化，不识字，远离家乡，往家写信也写不了，很是苦恼。晏阳初在法国看到这种情况，很是同情。于是创办平民教育会，在华工中搞识字运动，教华工识字。很多人识字以后，可以往家写信了。晏阳初的这种作法，深受华工的欢迎。他自欧洲回国以后，还继续搞识字运动。人们告诉他，最需要识字的是农村的农民。于是，他便选定河北省定县为他的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实验区。他的经费主要是从美国的慈善机关募捐来的，来的比较方便，也很充足。我们的经费主要是靠中国的地方政府，在河南靠冯玉祥，在山东靠韩复榘。但是，晏阳初也遇到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解放战争后期，他去美国募捐，美国的捐款人对他说，你只许站在国民党一方，不许站在共产党一方。他从美国回到国内时，蒋家王朝的覆灭已成定局。黄炎培在上海对他说，蒋介石不行了，共产党将取得全国政权，你不要跟国民党跑，劝他留在大陆。他说，不行，我的捐款人都要我只能站在国民党方面。结果，他没有听劝告，随国民党逃到台湾。他在台湾的国民党农村复兴委员会搞了一段，后来转到菲律宾，继续搞乡村工作。晏先生今年八十八岁，仍健在。

设在江苏省无锡市的江苏民众教育学院，后改称江苏教育学院，创办人是俞庆棠女士。俞先生是美国留学生，在美国学习民众教育。民众教育又称成人教育或叫社会教育。民众教育的对象是广大民众，是成年人，不是小孩，也不是少年。成年人，不论工人、农民、店员、职员等等，都有职业，从事社会生产，不能像小孩那样进学校读书，只能在工作之余进行学习，进学校也只能进夜校。中国的民众主要在农村，在中国搞民众教育，主要的对象是农民。教育的目的在于推动农业发展，改造农村，也就是发展乡村建设事业。俞庆棠先生从美国回国以后，在江苏省无锡开办民众教育学院，后来取消民众二字，叫江苏教育学院。俞庆棠先生辞去院长职务以后，由高阳先生接任。高先生任院长多年，一直到抗日战争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江苏省后，学院撤到广西省继续办。

黄炎培当时在搞职业教育运动，团体叫中华职业教育社。职业教育社本来在城市办职业教育学校，后来他们的工作逐渐发展到农村，在江苏省昆山县徐公桥搞了建设农村的实验区。

以上是几个重点，那个时期全国搞乡村工作，作乡村建设的人很多，形成一种社会运动。

俞庆棠先生在办江苏省民众教育学院之后，发起组织一个团体，叫社会教育社。这是一个从事社会教育的人自愿结合起来的组织，相当于现在的一种专业的研究学会。由于当时许多有志改造农村的人在搞乡村工作；全国各省、市政府都办有民众教育馆，也有一批人，所以参加社会教育社的人相当多。社会教育社大约于1933年正式成立。大家推选出三个主要负责人为常务理事，有俞庆棠、赵步霞，我也是一个。

社会教育社成立后，曾召开过几次年会。每次开会都登报，欢迎各界人士参加，是会员的可以参加，不是会员的也可以参加。

此外，我们还举办过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这三次会是在邹平、定县、无锡先后举行的。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上海、南京相继失守。12月22日，韩复榘对日本的侵略不作抵抗，退出济南，接着退出山东。邹平的乡村建设事业被迫结束。我们从山东退到武汉，又退到四川。在四川，我没有再搞乡村建设，除参加政治活动外，办了一所中学，目的是使我的朋友在四川有一个落脚的地方。

河北省定县平民教育会的晏阳初先生，退到四川以后，继续从事乡村工作，改用了乡村建设的名称，在重庆北碚歇马场办了四川省乡村建设学院。

关于乡村建设工作，我的主要著作有两本：一本是《乡村建设理论》；一本是《乡村建设论文集》。这两本书都是在抗战前由乡村书店出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