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往谈旧录》2016版：参加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编后记

参加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

1937年8月13日日军在上海登陆前几日，我正在上海访问蒋百里先生。我与他长谈多次，内容是有关抗日大局问题。蒋先生认为，论打仗，目前中国难以取胜，但只要绝不与他妥协，最后中国终归会胜利。他还指出，山东战略地位重要，而我在此处做乡村工作多年，又为自卫在推行训练壮丁的计划，工作有基础，因此劝我速回山东，做应付战事的准备。经他热心督促，我在上海只停留三天，即于11日乘车离沪。车开行前，雷国能（四川人，顺天中学同班同学，留美习法律）陪同上海市公安局长蔡劲军与我相见。我与蔡原不相识，只是此次到沪经雷介绍，说他愿意认识我，却无时间会晤。不期他们来到车站，就在站台上立谈了二三十分钟，蔡低声耳语，告我以敌我双方紧张形势，但说尚不一定马上开火。我心中忐忑而兴奋，上车就寝后，久久不能入寐。

夜车开行不久，旅客们正在熟睡时，忽然铃声大作，通知所有旅客即刻下车，此时火车已停在无锡车站。站上人马声喧闹不已，灯光照耀，站台上满是军队和武器。据说是征用此列车，火速运送孙元良师去上海。于是乘客纷纷下车，我也同英国友人戴乐仁先生（Tayler，在我国搞工合运动），互相帮忙，移下行李，再作打算。这时自然传说甚多，众说纷纭，而我心里则认为上海已经开火了。

当天幸好搭上其他西去列车，继续起行。但因我已认定上海战火已起之故，列车过南京即未按原计划下车，而径返山东，准备自己岗位内的事。8月12日车经山东兖州，转车到达济宁。当我正步入济宁专员公署（当时乡建工作同人梁仲华任专员）时，由里面走出一工作人员，手持张群发来的电报向我说，政府电促我去南京，而不知我在何处，他们正准备转电上海找我。我未休息，又乘原车折回兖州，等候南下火车去南京。14日清晨抵南京，会晤张群、熊天翼（式辉）诸位，一方面得知了“八一三”上海开火情形，一方面被告知国民党政府将成立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并给我聘函一件，聘我为“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参议员”。函件以“密启者”开头，最后为蒋介石、汪精卫署名。

“七七”事变发生之后，蒋介石原对全面抗战持观望态度，但事态不断发展，中日全面开战的形势已逐渐形成，而国内团结一致抗日的气氛急剧高涨，各地方的武装如川军、滇军、桂系部队等，纷纷表示愿意服从调遣，开赴前线，对日作战。在此种形势下，成立了“国防最高会议”。蒋介石感到除需要集中全国军事力量在战场上抗击日军外，还需要依靠全国广大社会各方面和各党派人士的支持，于是又设立了“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从名称上看二者有联系，实际上两个组织并不存在隶属关系，议事内容自然也各异。前者讨论军事问题，后者着重讨论动员各方力量以及争取国际上的支援和同情等问题。

记得参议会第一次会议是在8月17日，即上海战事爆发后第四天夜间举行的，地点在中山陵园内一座木结构的临时建筑物中。这为的是避免日机轰炸和不引人注目（8月15日日军飞机首次空袭南京）。这次会议到会的有教育界的张伯苓、胡适之、傅斯年，共产党的周恩来，青年党的李璜，军事家蒋百里等，我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的。当时在上海的黄炎培和刚从苏州监狱释放出来的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等尚未赶到，因为聘书15日才送出。

被邀请参加会议的人数，虽然后来有所增加，也不过二十五六人，但几乎全是在野的，国民党外的和国民党的老辈人物素不当政的，如马君武、徐谦诸先生。当时国共合作，因此邀请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只是他始终未到会，由周恩来代表他。

参议会总人数本不多，又有缺席的，经常开会时最多也不过二十人，可以算是一个小型会议。例如蒋百里、胡适之在会议开始不久，即奉命出国，毛泽东留延安始终未来，周恩来后来也很少到会，沈钧儒、黄炎培常往来上海，晏阳初和我也是往来不定，张耀曾（有书面建议）、颜惠庆两位更是从未到南京出席会议。但正因为人少，开会时谈话亲切、从容、不拘形式。也因为人少，召开会议较易，最多时一周开四次会。

参议会在组织及职权上，也简单之极，根本没有什么文字规定，连全体参议员名单也没有见过。开会时，交换意见每每就是口说，用不着书面。我记得第一天会议上，张伯苓先生曾问及参议员的选任标准是什么。胡适之先生曾问及参议会怎样去实行参议。当时参议会主席是蒋介石，他很少到会；汪精卫是代主席，经常主持会议的是汪。汪精卫答复说，参议员人选重在在野党派、社会贤达和具有专长的人。总之，政府为了抗战，认为必须借重的，就可以选任。对于所谓参议，汪说了三点：——一是政府认为时局无比严重，特请大家来共商国事，亟愿聆取各方意见。——这就是说看大家有什么建议。二是政府为应付时局或将有些计划方案之类，要交到会上请大家共同参酌。三是政府随时以国际情势、前方战况以及应付对策，告知大家，使大家得以了解而支持政府。

关于向政府的建议，军事、外交等方面自也不少，但意见比较集中的是四件事：一要调整政府机构，提高行政效率。大家认为国民党政府五院各部会太庞大，又加战时新机关层出，叠床架屋，不合战时需要。二要发动群众。三要成立民议机关，认为参议会不够。四要肃清贪污。直到我军退出上海，国民党政府将要西迁，张君劢、左舜生、黄炎培、沈钧儒、罗文干、马君武、李璜、杨赓陶和我九人，还联名提出以上几点。另外，如推荐胡适之出任驻美大使，建议蒋百里去德国，孙科去苏联，以争取国际援助等意见，也是在这个会议上提出并被采纳实行的。

关于政府向大家通报情况，当时也确曾将一些军事、外交等情报告诉大家，使大家于大局情势有所了解。例如当时很多人殷切希望苏联帮忙，而且甚相信它会帮忙，乃至期待它出兵或蒙古人民共和国出兵（当时曾请苏联驻中国大使回国一行，似闻此人回国被斯大林扣留）。在看不见苏联积极帮忙之时，大家以为国民党政府争取苏联的帮助不够，对此，主持会议者作出了解释。

如上所述，参议会也起了一些作用，但大家总不满意这一机构，而要求成立正式的民意机构。当时提出成立正式民意机构的方案，据说有七件之多。会议代主席汪精卫向出席者说，国民党内对这一问题颇感踌躇。他说了三点困难：一是确定人数有困难。人数少了不像民意机构（参议会的参加者就自觉人数少，不足代表人民，没有力量），非多不可。但多到几百人的会议，实在不切合眼前战时紧急状态的需要，而且没有较安全又足够大的地方开会（在第一次会议后，会议即在铁道部地下室举行。当时大本营也在地下室办公）。二是代表产生有困难。他说正式民意机构总要用选举方法产生出来。但要办选举却是一件大事。户口不清，选民人数难计算，地广人多，交通不便，现今又战事紧急，安得从容举办选举。而况从来的选举，包括国民大会的选举，都从来办不好，人人皆不满意，现在仓促中更怕办不好。或者因战争的影响，根本办不成。最后他说，确定这一民意机构的职权有困难。因为自从“七七”卢沟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内曾有决议说：今后要多数人工作，少数人讨论，一个人决定。——这一个人当然是说蒋介石。如果建立正式民意机构，必应有最后决定权；没有决定之权，不成其为一民意机构，但这样便与上面的原则冲突了，所以很困难。

以上是在南京的话。后来南京失守前，参议会也随政府迁往武汉。

最后，说说我个人在参议会中的活动。参议会在南京时，我常常跑回山东照顾自己的工作。参议会在武汉时，我又访问了一次延安，随后又去徐州住了约一个月。所以黄炎培先生常笑我缺课。——每次开会我们坐下听会议代主席介绍各种消息情报，黄、沈诸老均笔记甚勤，如像上课一样，因以缺席为缺课。

我在会议中所尽力的，总是我的老主张发动民众。第一天（8月17日）会上，我就拿出来说。我要求建立个担负全国动员的系统机构，以应付大战。大意就是8月10日至12日在上海《大公报》中发表的《怎样应付当前大战》一文中所说的。那些话说起来未免长些，内容涉及行政改革、教育改造。有一位性急的朋友傅斯年起来阻止，不要我说下去，他以那时上海的炮火正紧，应当商量军事、商量外交，你怎么说这个呢？当时会议席上参议诸公，看神气能理会我的意见的人很少。大约他们都觉得我“文不对题”罢！

8月19日，我又陪同蒋百里先生到山东，视察防务，离南京缺席很久。10月初，沈钧儒先生在会上提一建议案，大致主张利用失学、失业知识分子（和留日学生回国的，华北各大学学生及其他），组织乡村工作团下乡工作。原案经国防最高会议采纳，交下参议会再拟具体方案。于是促动我，为再度之献议。

那个具体方案，是经参议会秘书长彭学沛邀集参议同人，会同各有关主管机关（例如当时国民政府的大本营第六部、内政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实业部合作司、卫生署等）拟定的。从我看去，于事实无益有损，不能附和。原案要点：

一、开首点明，此种工作系补助中央及地方行政所不足，因为原有其各自负责机关的。

二、列举工作项目，内计有民众训练、抗战宣传、农业改良、合作指导、公共卫生等若干项。

三、工作团或称服务团由知识分子青年们组织起来，请得当地行政机关审核许可，便可成立。工作是可以巡回于各处的。

四、经费由政府酌量补助之。

此案若从负责地方之责的行政机关（如当时的省政府、专员公署、县政府）来看，一定反对。不但民众训练一类事，不能随便付给这个工作团去做；即使是宣传的事、指导改良的事亦都不愿让他们添麻烦、乱手脚；在工作团方面，无权无责，职位不明，亦断断无法工作。又如农业改良等，亦断非平素无设备研究可以行的。在行政上，其弊不止于骈枝；在动员上，收效等于零。所以说它无益有损。

我认为凡事不作则已，要作便须责任分明，章法清楚。知识分子下乡，从事动员工作，原为当务之急，但无条理无计划，以杂凑出之，以点缀出之则不可。必须将它纳入负责机关系统之中，使他真知道事情的难处，使他没得躲闪，心思力气都用出来，事情才办得好。这样，就必须建立全国总动员的系统机构，而改造现行政，乃至改造教育才行。听了我的话的人，多挢舌不下，觉得岂不牵动太大？谁都没有这个勇气。

适晏阳初先生也为此事被邀到南京，我们二人即相约去面见蒋介石，陈述所见。那天恰好黄任之、江问渔两先生也有事约见蒋介石，其被指定的时间又恰与我们差不多。于是我们四个人就一同来陈说，又指摘当时动员工作的甚多缺点。蒋介石似表示接受，就指定我们四人拟定计划，并嘱在旁的张岳军（群）先生协助进行。

此后我们四人曾数度集议，又一度偕访当时大本营第六部部长陈立夫。当时政府又将关于动员的一切计划草案法令送来参考。我们一面就动员说话，对那些法令章则，条陈了十几条意见。一面就乡村工作说话，提出一个非常时期乡村工作计划大纲，请当时政府择行其一。那时节，上海我军已退出大场，黄先生急欲回沪一视；晏先生因湖南工作正忙，亦要回湘；江先生则赴武汉的约期已届，所以此计划大纲就嘱我一人起草，待我起草出来的时候，则我军已撤出上海，国民党政府正忙于西迁，草案虽经委托张岳军先生转呈，在那种情况下，却无从谈起了。

访问延安①

“七七”抗战八年间（1937——1945），作者所奔走从事者莫非一个国内团结问题，而访问延安正是他为此问题而努力的第一个重要活动。此时（1938年1月）抗战爆发不过半年，国内团结空气甚浓，国共合作形势尚好，但作者有见于“如何为更一步的团结”乃“争取抗战胜利的核心问题”，于是以个人身份，远赴延安；文中所说去那里要做的两件事，无论是“对中国共产党作一考察”，或是“有意见要交换”，莫不着眼于谋求国内更一步的团结。

——编者

1937年11月16日政府开始西迁，当晚有船先送参议员赴汉口。我因顾念山东事情，仍先回山东。又应李宗仁司令长官之邀到徐州。迟至12月9日，乃到武汉。曾卧病旬日。病愈，即于新年（1938年）1月1日飞西安。

本来退出南京时，各参议同人有奉命视察各地方者（如曾慕韩先生奉命视察云南之类），我自请视察陕西及河南。所以这次到西安，算是奉命的。但我目的地实是延安。先经与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接洽好，又经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接洽备车，遂于1月5日往延安。关于这一段访问经过，我择要分述于次：

访问延安的动机

我去延安是有两件事要做：

一是对于中国共产党作一考察。

二是对于中共负责人有意见要交换。

若论其意绪动机，则蕴蓄已久。我是要求社会改造的人，我始终同情共产党改造社会的精神。但我又深深反对共产党不了解中国社会，拿外国办法到中国来用。我认定北伐后，老社会已崩溃，只须理清头绪来建设新社会，没有再事暴动破坏的必要。这里有两句话：

从进步达到平等；

以建设完成革命。

这是我的信念。不断地暴动与破坏，将只有妨碍建设，梗阻进步，延迟革命之完成，实在要不得。所以自从共产党放弃对内斗争，国民党坚苦淬砺领导国人，共同抗战以来，当然是民族命运一大转机。我们欣喜之余，不能不考虑两个问题：

一、多年对内斗争的共产党，一旦放弃对内斗争，可谓转变甚大；但此转变是否靠得住呢？

二、以同仇敌忾而得见国家统一，诚足欣幸；然为巩固此统一，似非国人有进一步的努力不可。

我对于暴动破坏痛惜于衷者愈久，则对于第一个问题想求得解答愈切。于是就非去考察考察不可。从事乡村建设多年的我，无时不梦想国家统一，以便整个规划进行，觉得眼前抗敌的统一总不满足。对于第二个问题就怀抱一些具体意见，想去努力看一看。

再明白地说，我访问延安的两件事：其一所谓考察者，不是考察别的，是专为考察共产党的转变如何；其二所谓交换意见者，不是交换旁的意见，是专为求得国家进一步的统一，而向中共负责人交换意见。

延安所见

我于廿七年（1938）1月5日由西安往延安去，于25日返回西安，往返共三个星期。随行者有黎君、邹君两位。车是军用大卡车，无篷。路是军用公路，一切宽度，坡度，转弯角度，均不合于公路规矩。而自西安往北，愈走愈高，缺乏桥梁涵洞，车行危险而且费事。时当严冬，奇冷难支，举目所见，荒凉凄惨。人口之稀少，地方之穷苦，一望而知，可不待问。而愈问愈惊，多有出人意表者。

所谓陕甘宁边区者，闻其代主席张国焘（主席为林祖涵先生）言之，共有廿一个县又半。人口是九十余万，而实只五十余万（张言如此）。即平均一县两万多人，岂不奇怪。愈荒即愈苦，其苦自不待言。许多游记笔记，于那里生活情况，各有记述，亦不必详及。我只证言约近四年前的延安确是苦（后来亦许不同）。

然而在极苦的物质环境中，那里的气象确是活泼，精神确是发扬。政府、党部、机关、学校都是散在城外四郊，傍山掘洞穴以成。满街满谷，除乡下人外，男男女女皆穿制服的，稀见长袍与洋装。人都很忙！无悠闲雅静之意。军队皆开赴前方，只有些保安队。所见那些制服的人，多数为学生。

学校似有六处，所谓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马列主义学校（简称党校）、鲁迅师范、摩托学校（机械学校），如是等等。花样新鲜，趣味丰富。内容组织、课程科目、教学方法、生活上各种安排，值得欣赏之点甚多。自然其中鲁莽灭裂、肤浅可笑者亦正不少。这是大胆创造时，所不能免，不足深怪。并且事实上证明，他们是成功的。因为许多学生来自北平、天津、上海、南洋等处，现在的起居饮食比从前不知苦多少倍，而求学兴趣转胜，一般身体并不见差，不是成功吗？②

一般看去，各项人等，生活水准都差不多；没有享受优厚的人，是一种好的风气。人人喜欢研究，喜欢学习，不仅学生。或者说人人都像学生。这又是一种好的风气。爱唱歌，爱开会，亦是他们一种的风气。天色微明，从被窝中坐起，便口中哼啊抑扬，此唱彼和，仿佛一切劳苦都由此而忘却！人与人之间情趣增加，精神上互为感召流通。——凡此印象，我脑中尚存留，但不知今日延安尚保持得否？

政府党部及司法机关，皆曾参观。边区政府亦分民、财、教、建四厅。县政府则有两个：一个是边区所属的；一个是自省政府来的。法院院长为广西雷君，据谈他们的法律大半遵照国民政府，而亦有自己撰作的。还有一种露天开会的审判，最为特别（偶一行之）。监狱内亦有可记之处，惜记忆不清。

共党人物多半会见。唯军事领袖朱、彭、刘、贺、林诸位不在延安，未见到。又惜未多住些时，谋与乡民接近，借知其所感受者如何。

关于边区的民主政制，从条文及传说中曾得其略。上自政府主席，下至村乡长，都是选举出来的。并且各级都有议会。手边无材料可资叙述，暂亦不愿随便批评。虽然是一个要紧问题，却从略了。

中共转变问题

我们参观地方党部的时候，由郭君洪涛接谈。谈到民众运动，指出农民会从前是不许地主、不许富农参加的，现在都许可参加。延安城内从前只有市民会，没有商会，现在亦照外面一样有商会组织。总体来说，民众团体以前是阶级性的组织，现在是全民性的了，一面其运动亦改变以救国为号召，一致对外，不再向于内部作阶级斗争。——这是一种转变。

我们参观地方政府的时候，由代主席张国焘接谈。他谈边区的民主政制甚详。指出现行政制与从前苏维埃不同之点，例如从前没有选举权的人现在都有选举权、被选举之权。同时谈到土地革命之放弃，地主多已回来了。不过土地已经分配，不许收回他原有土地，而由旁处补还给他。

关于土地问题，张国焘、毛泽东都表示今后的方针政策尚有待研究，并希望各党派共同研究。——这自是一种重要转变。

地方政府所做的事，不论大事小事，似乎都与从前苏维埃时代不同。参观曾有笔记，今不在手边。记得教育厅正在改编各种教材（小学用的，民众用的），亦拿出来给我们看。建设厅指导办理合作社，因大环境改变（从前被封锁现在开放），政策改变，亦变更甚多。

从事情上所见，大致如上，从理论上，则对于中国前途，似抱一种三段的看法。他们都说：要在抗战中争求民主，亦相信必能相当实现民主（第一段）；从实现民主，逐步前进中，就可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第二段）；从社会主义进一步到共产，亦许是我们子孙的事了（第三段）。

因此又有两种责任或两大任务的说法：一种是现时实际任务，就是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一种是将来远大理想，就是完成共产主义。

这就是说，他们没有什么不可与其他党派合作的，他们将求着与大家合作；他们将争取不流血的革命，而用不着暴动和破坏。

我又曾提出几个问题，问他们。譬如我问：你们都说团结御侮，是否不御侮即不团结呢？明白地说，对内斗争是一时放弃呢，抑永久放弃？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总书记张闻天君答复我，他们原来与国民党合在一起北伐的，但中途被排斥，十年苦斗非其所愿，今得重合，将长久合作下去，共同抗战，共同建国。

我又问：过去究竟所由造成此大分裂大斗争之客观因素是什么？这些因素到今天是否已经转变不存在？请一一分析言之。假若不能指出其客观因素，则从前错误，□□□□□□□□□？□□□□□□□□□□，□□□□□□□□□□□□□□？③这一追问，仓促之间张君未能给我好的答复。

我又问：照一般之例，为完成革命，革命党当必须自操政权施行其有方针有计划的建设才行；那么，今后中国共产党是否必要取得政权呢？假如说，不一定自操政权，然则将如何去完成共产革命，愿闻其详！张君对此的答复，大意是说他们将帮助国民党完成其革命，就不一定要自操政权。如何完成共产革命，似未说清楚。

叙起来太长，我作个结论罢。大致所见事实和谈话接触上，使我们相信中共在转变中。他们的转变不是假的，不是一时策略手段如此。他们不愿再事内战的情绪很真切。他们对中国前途的三段看法，和他们说的两大任务，是切合于他们理论的，不是饰词。

但这只是结论的一面。还有一面，即其转变虽不假，却亦不深。因为他们的头脑思想没有变。他们仍以阶级眼光来看中国社会，以阶级斗争来解决中国问题。换句话说，根本上没有变。似乎只是环境事实要他变，他自己情绪亦在变，而根本认识上所变甚少。

当时有当时的事实，当时有当时的情绪；今天何如，不在我这观察结论之内。

毛泽东的会谈

在延安谈话最多的是和毛泽东先生。前后共谈八次。有两次不重要，一是他设宴招待的一次，又一次是临走之前，他来送行。其余六次，每次时间多半很长，至少亦两个钟头。最长者，就是通宵达旦。——这样有两次。因为毛先生夜里不睡觉，而白天睡。谈话多从晚饭后开始，不知不觉到天明。他这种生活习惯，听说是在军中养成的。夜里面他将作战计划做好，次日大家出去作战，他便睡觉。傍晚起来，听取报告，又做计划入夜。明天大家作战，他又睡觉了。

毛先生民国七八年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事，而那时我正在北大教书。毛先生的老师（又其岳父）杨怀中先生（昌济）又同时教授于哲学系，彼此相好。杨老先生住居地安门豆腐池胡同，毛先生亦随他同住。我去看杨先生，亦和他碰过面。——这是一点旧缘。此番会晤，在我印象上甚好。古时诸葛公称关美髯曰逸群绝伦，我今亦有此叹。他不落俗套，没有矫饰，从容，自然，而亲切。彼此虽有争辩，而心里没有不舒服之感。大致每次都可以让你很舒服的回去。

他于听你谈话时，喜用笔随手记录。秃笔粗墨，在大纸上横行写来如飞。我一边谈，他一边写。我谈完，他便手指所记要点，一条一条答复。条理清楚，句句到题。我将我的一两种小册子和四十万言的一部《乡村建设理论》都赠他，请他指教。隔一天再见面时，他取出一沓纸来，纸上已将我书内要点，或他认为好的地方，皆摘录排列，井井有条。这都是可佩服之处。不过他太忙，虽喜欢看书，未能沉潜反复。况对我的书，似未能全部看完一遍。——这是我一点小不痛快。

从旁看他的生活起居，看他的身体，不免使人替他担心。夜间不睡是其一例。还有嗜烟嗜酒，亦太过。谈话时，他为你斟茶，而自酌酒。酒是白酒，亦用不着菜肴。烟亦恒不离手。我曾问他的健康如何。他答我说，人家传我有肺病，医生检查过没有的，但我患神经衰弱。在他们的社会中，似对他特别优待。饮食（夜间同饭所见）却看来亦俭素。唯所住屋内，不火自暖。是从屋外掘地，转于地下烧煤，所费不赀。在全延安更无此设备。又他出门走路，有四卫士相随，别的人俱未见有。

我和他的谈话，除交换意见者，另记于后外，兹选择几段，叙于此。

我问张闻天先生那两个问题，亦向毛先生问过。对于造成1927年后分裂斗争的客观因素，他有答复。大致分别为国内的因素、国际的因素，而取今昔不同，对照言之。即如国际一面，在那时各帝国主义者虽彼此有矛盾，而同惧中国之赤化，却使他们可以统一起来。于是他们就来分化中国内部，使国共分裂。国共之分裂，此盖为有力因素。但到今天来则相反。今天国际上有侵略的日德意一边，有反侵略的英美法苏一边，而统一不起来。他们就不能共同来对付中国。侵略者如日本人，固然利于中国之分裂，而行动适足以反迫成中国之团结。反侵略者则不愿中国再有内战，处处从正面助成我们团结。上年（指廿五年）西南两广为要求抗日有所举动时，和“双十二事变”之时，英美友人的心理和其活动，皆为最好例证。他说：这就是今昔客观因素之不同。由于这些因素（国际的更甚国内的），他相信国共前途只会团结，不会分裂。——这是一段。

对于中共要不要取得政权问题，他先转问我：我们（他自指）不是已经有一部分政权了吗？假如国民党邀我们参加到中央政府去，我们亦可以参加。他如不邀，我亦不强求。即使他来邀，而我们亦待考量大局相宜否。倘于国际情势有所不便时，我们还是不参加的。但往长远里看，国共必是长期合作；长期合作中，少不了参与政权。——大意不否认要有政权，而表示不夺取政权。这又是一段。

我又问他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过去最大错误是什么？听说共产党朋友常作自我检讨，不知亦曾检讨及此否？是否亦可说给我们外边人。他笑着答我道：你且说一说看。我说据我所见，有两个对照：

一是十五六七年北伐时，革命军并非以兵力或战术战略制胜，而成功在政治上适合当时大势需要。对照来看，十年间共产党之革命无成，是其政治上的失败，政治上路线错误。因其在政治上若适合时势需要的话，则配合起军事，应当早成功了。

二是抗战之前到现在（指谈话之时），共产党博得国内大多数的同情拥护和期待，声光出于各党之上。这其中并无别的缘故，只为放弃对内斗争，倡导团结抗日，适合人心要求，政治上所走的路线走对了。对照来看，过去十年之劳而无功，仅仅靠军事来维持党的生命，政治路线之不对可知。

我末了说，我们祝望中国共产党今后继续争取政治上的胜利，而不要再靠军事维持一条党命。毛君笑颜相谢，说你的意思很可感！

意见的交换

我迫切地要求统一，但我绝对不承认有武力统一中国的可能。我相信只有在国人意志集中到统一上，得到国家统一。这一信念，被抗战前后的事实证明了。在抗战上中国表现了从来未有的统一。然而这是不是从一个武力中心向四外发展，征服全国的结果呢？谁都可以看见没有这事。反之，谁都看见是全国各方甘心情愿来拥护一个中心（各方的人都到中央来，各方的力量都贡献给国家），中央亦开诚接纳的结果。

但这个统一明明是外来的。只为暴敌愈逼愈紧，使不同的中国人感受到同一威胁，眼光不容旁视，心念自然集中，不期而造成全国人意志的统一。由意志统一于对外，而国家内部统一了。这全为暴敌之所赐，其势不可久恃。我们必须乘此时机，从内部自己奠立永久之统一。

从内部自己奠立永久之统一——这如何可以做到呢？这并不难做到。只从本身“如何建设新中国”大题目上，能集中全国人民的意志而统一之，当然就行了。

我去延安考察中共的转变，同时亦是测探统一前途的消息。我既见中共正在转变中，因进一步提出这一问题，问中共负责人毛泽东。以下便是交换意见的大概。

我问他：以我看中国问题有两面，一面对外要求得民族解放，一面对内要完成社会改造（即建设新中国）；你看对不对呢？他答：完全同意。

我问他：这两面问题应当分别解决呢，抑或一并解决，不得分开？他答：这原是相关的事，不应分开来谈。但究非一事，在进行解决上或时有轻重宾主之异。譬如眼前应当一切服从于抗战，第二问题只能附在第一问题里去作。

我说，这在我亦没有疑问。不过我却要求在今日民族对外之时，决定我们本身社会改造之事。我认为此一决定，正为对外抗战所必要，有两个理由在这里：

一则必团结而后能抗战，团结不力则抗战不力。但如今日的团结明明植基甚浅，几乎是一时手段，甚感不够。完成社会改造为吾民族自身基本问题，必在此问题上彻底打通，彼此一致，团结才是真的。否则，隐略不谈，必生后患。

二则抗战必求与国，而我们的友邦一面有资本主义的英美，一面有共产主义的苏联，若我们自己国策未定，恐难交得上朋友。中国要决定自己要走的路，并坦然以示友邦，不招猜忌，不启觊觎。胸中无主，外交无成。我们必须认定自己的前途，而把握自己前途走去，才能打开在国际环境中的局面。

他对于我的话认为很对。

我于是提出我的主张，要确定国是国策，所谓国是国策，就是对民族解放、社会改造两面大问题，及其所涵细目，均有确切之订定。尤其要紧的，在建国的理想目标，并其达于实现的路线步骤。如何来确定呢？这当然要全国各方开诚相商，共同决定。

他表示单为抗日而团结，诚不免一时手段之嫌。但他又虑社会改造问题重大，牵涉甚远，各方意见或未易接近。倘各方意见不能归一，岂不又影响眼前抗日？似不如走一步，说一步。

我说你这种顾虑亦是应有的，不算过虑。但遇此困难，当以热心（热心于彻底团结）、信心（相信彼此说得通）克服之，而努力以求得最后结果。

他说你的意见是好的。此事最好由国民党来倡导进行，或其他方面来推动提倡。中共方面，因为刚将抗战促动起来，不过六个月又吵动什么社会改造问题，似乎不便。假若国民党或其他愿为此根本商讨，那他们共产党当然欢迎之至。

他又对我说：此时（1938年1月）他们正请得国民党同意，两党起草共同纲领。在武汉有八个人——国民党为陈立夫、康泽等四人，共产党为陈绍禹、周恩来等四人——正在蒋先生指导下起草。共同纲领和你所说国是国策亦甚相近。假若由两党的扩而为全国的，由侧重眼前抗战的，进而包括建设新中国，便是了。你何不赶回武汉，去推动推动呢？

毛君屡次对我说，中国现在已是团结，但仍须求得进一步的团结。我便说，你想进一步的团结，除了我这办法还有什么办法呢？我又问他，并问张闻天，假如国是国策定下来，则党派问题即将得一根本转变，是不是？他们都答复是的，那样全国将可以成为一个联合的大党。

关于党派问题，我从来认定中国社会形势散漫，各党说不上有什么截然不同的社会基础：而从中国问题看去，恰又有其共同任务。因此，“绝不相容”只是人们的错误，而非形势所必至；大家合拢来，乃是问题所需要，而形势甚有其可能。不过解决党派问题的主张，在当时我胸中尚未具体化，所以亦未向下商量，即到上面所谈为至止。

所谓意见的交换，除团结统一问题略记于上之外，大致还有两种：

一种是关于那时时局的。我在那时（1938年1月）眼见得崩溃之象，当然不免悲观。他从国际方面、敌方、我方，三下分析给我听，转换我的悲观见解不少。而说到当时各种问题的主张上，彼此多半相合，没有相乖之处。事过境迁，记忆不全，记亦无味，从略。

再一种就是关于中国前途的。我对于中国前途一向有我的见解主张。我要求确定国是国策，其意正在要认清民族的前途，而把握着自己前途去走。而他们共产党呢，一面既有其世界前途的理想，一面又有其独具之历史眼光，当然他们对于中国前途是有他们之见解主张的。我有一套，他们更有一套。所以通宵达旦，谈之不尽的就在此。

关于这一问题，彼此所见就不同了。假如他们是“三段论”，那么，我便可说为“一段论”。他们的三段，前文曾提到过。就是：在抗战中实现民主；由于民主进步，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末了进步到共产。我所见如何？我认为中国政治上趋于民主化，和经济上趋于社会化，是同时的。其前进是同时前进，互相推动着前进，相携并进，以抵于成。因为分不开，所以他们的前两段，在我就是一段。又因为我只信社会主义，而不大相信共产，又少却他们的第三段，于是我便成“一段论”了。——其实在我并无所谓“一段论”。

问题太大，话说起来太长，现在记不胜记。他们的书报刊物甚多，读者不难考证。我亦有一些出版物，外间流行却少（内地及上海尚可得，香港甚难）。今将旧文摘几句于此以见意：

中国政治问题必与经济问题并时解决；中国经济上之生产问题必与其分配问题并时解决；圣人复出，不易吾言矣！求中国国家之新生命必于其农村求之；必农村有新生命，而后中国国家乃有新生命焉；圣人复出，不易吾言矣！流俗之所见，或以为政治问题解决，而后产业得以发达，而后乃从容谈分配问题；或以为必由国家资本主义以过渡于共产主义，而当从事国家资本主义之建造。是或狃于欧洲国家之往例，或误于俄国布尔塞维克之企图，而皆昧于彼我之异势，谬欲相袭者，曾何足以知此！

这是民国十八年为河南村治学院所写旨趣书中的话。又后来《乡村建设纲领》第十八条有云：

吾人所见，中国政治得进于民主化，将有赖其经济生活之社会化，此与西洋政治之民主化得于个人主义者适异。经济上之社会化，有助于政治上之民主化；政治上之民主化，复有助于经济上之社会化；如是辗转循环向前进，自微之著，由下而上，经济上之社会主义与政治上之民主主义，同时建设成功。

这些话均待另外详谈，才得明白。彼此对中国前途看法之不同，从何而来呢？当然由于对中国老社会认识不同，从而对近百年所起变化的了解不同，从而对前途估计不同。所以从谈未来问题，就追溯到过去历史文化。我总执持两句话：中国老社会有其特殊构造，与欧洲中古或近代社会均非同物。中国革命是从外面引发的，不是内部自发的；此其特殊性即由老社会之特殊构造来。他相当承认我的话，但他说，中国社会亦还有其一般性，中国问题亦还有其一般性；你太重视其特殊性而忽视其一般性了。我回答他：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在其特殊之处；你太重视其一般性，而忽视其特殊性，岂可行呢？

我与毛先生两人间的争论，到此为止。

①摘自《我努力的是什么——抗战以来自述》（1941年首次发表于香港《光明报》）。

②关于这些教育（或称训练），我本嘱随行的友人考察记录，不过材料不在手边，只好从略。但我为使上面的话不落空，为使大家深切予以注意起见，我特指出那些学生生活的苦况。吃饭总是吃小米饭，没有掉换，菜只一样，萝卜汤，有点盐，没有油，滋养二字不能谈。睡在窑洞内，空气、光线皆不足，而且潮湿，又是人与人挤拢一起，铺位分不开，跳蚤、虱子纵横无法清除。最苦不堪的，是早起没有洗脸水，因为担水上山来不易，水都冻冰，要柴来烧，而柴是贵的。所以一盆水，第一个人洗过，第二人洗，第二人洗过，第三人洗，第三人洗过，第四人洗，如此，洗到七八个人才算完。这种情形，卫生二字向谁讲？我留延安半月以上，随我去的邹君参加到他们学生队，故知之详且确，没有虚假，奇怪的是身体并不见差（面色不见黄瘦难看），兴趣都很好！这不是一种成功吗？——漱注

③一九四二年首次发表时为港英当局新闻检查机关所检扣者。

1938年陕甘边区的人口①

顷见报载商启宇（震）②在日本东京病故，享年九十岁。忆当1938年春我访问延安后，将去徐州，路过开封，商方任职河南省主席，我访问抗日军情，曾与晤谈。先是1921年12月我应聘到太原，商时为阎部四个旅长之一，虽见面，未曾谈话。此次访谈，自以大局时事为主，亦漫及陕北情况。延安旧名肤施，历史上原为边区重镇，军民并盛，乃其后竟然衰落，荒凉不堪。今中共所据陕甘二十一个县有半，人口稀疏，总数尚不满百万。似此地广人稀情况亦非唯最近之事。商因述及民国初年，他任营长曾率兵百数十人巡历陕北地区，沿途觅食维艰。一日行抵吴堡县境，闻之路上行人得悉县城适有集市，心喜可得一饱。乃不料全集市亦不过百数十人，不足二百人云。商随又谈一笑话，说：县内人口稀少，因亦绝少讼案，县官从不升堂问案。一日忽升堂问案，把惊堂木一拍，公案桌之下竟然跑出一母狼来，案桌下且有三小狼云云。

看来一城一地今昔盛衰变化，前后不同，可能非止一度。岂不闻桑田沧海三度转变之说乎！

附注：兹查明我系于1月30日即旧历年除夕深夜到达开封，次日访商于省府。2月2日赴曹州，5日到徐州，留住约一月。返归武汉，其时国民政府在武汉也。

①作于1978年。

②商震（1886——1978年），浙江绍兴人，字启宇。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历任旅长、陕军第一旅旅长、师长，晋军前敌总指挥、山西省府主席。1927年加入国民革命军，任三集团军左路总指挥。1928年起，历任河北省府主席、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河南省府主席等职。同情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抗日战争胜利后，对蒋介石反人民的内战政策不满，辞去驻日代表团团长职务，留居日本。

记1939年敌后之行①

——巡历华北华东各战地

作者于赴敌后之行之后四十年，曾有回忆说：

当日寇深入之时，我既不得不随国民政府退至西南，又不甘心安处大后方而偕友东返华北、华东，潜踪于敌后游击区域，谋所以扰敌者。计巡历皖北、苏北、鲁西、鲁南、豫北、冀南、晋东南，经太行山，渡黄河而返抵洛阳，写有《1939年春夏间敌后游击区域行程日志》，记存其事。在行程中，鼓励抗敌，而自己无战斗力，则不得不避免遭遇敌军。其间盖多承两大党军队之友助。当时各城市及铁路沿线为敌人所据有，我旅程所及恒在村野山区，生活艰苦，有时或不易觅食。时人不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之言乎。我此行盖践之矣。

1979年孟春写此，回首既四十年事，当时精神身体方壮盛之时也。

漱溟（印）

当我于兵役改善不得尽力，解决党派问题的主张不得发表时，我感觉留在西南大后方没有意义，便决心到华北战地去。于1939年2月1日成行。经过八个月工夫，到10月23日返回重庆。此中见闻甚多，有些不便发表的。而且日记手册以遭敌人追击，全行失落，仅凭记忆亦甚有限。下面分为几层，叙述大概而已。

此行目的

我到华北去，是因为我与华北地方有多年的关系。我同一般朋友所做乡村工作，先是以河南为对象，而训练机关设在豫北辉县。后来移山东，有三个中心：一邹平，二菏泽，三济宁。前后合计经我们训练或培养的下层干部，有三四千人。过去的成功失败，此处不叙。单说国军退出豫鲁以后，我们亦只有逐步向西南撤退。但大多数人实不易离开乡土，且已经失去联络。其中只有济宁的一批人马（包含教职员学生和乡民壮丁）约七百人是整队退出的。先退到豫东淮阳，又退到南阳镇平。因此抗战初期，即以徐州为前方联络站，以镇平为后方收容集中地，而驻代表于武汉，以与政府和各方取得联系。当时计划，在镇平一面收容，一面训练回乡抗战。所以商得军委会政治部陈部长（诚）许可，将镇平一部分收归该部直辖，名为战时干部训练团直属第一训练大队。乃至徐州不守，武汉会战，又请得政治部许可，编为该部第三政治大队，开赴豫鲁战地工作。廿七年九月整队开拔（全副武装而且枪多于人，又现款十余万，皆原来携出者今又携回），渡过黄河，留第五支队于豫北工作，其余经冀南入鲁。初时以为携有无线电台，可通消息；后来乃久无消息。这是促使我去华北的一原因。

说到敌后的工作，我素抱有极大的兴趣。我在战前就想象到一旦中日作战之后，会要有很多地方我军撤退，敌军未到，因为在空间上敌人兵力是不能普遍的；亦会要有许多地方，我行政机关已撤，而敌人御用机关未立，因为在时间上也来不及的。在这许多地方，乡下人顶需要知识分子领导或帮忙。而此时的乡村工作亦必然很好做。因为平素我们工作时，虽处处为农民打算，而以我们趋新，他们守旧，我们多所兴举，他们懒得动，我们不免站在政府一边，他们好似是被统治的老百姓，致成彼此相对立的样子，实为工作中一大苦闷。今天敌人（或扰害地方的人）压迫来，我们和乡下人要共同应付环境，便从相对转为相合以对外。同时非团结组织无以应付环境，乡下人将自然走上团体生活之路。凡此皆敌人之赐，要赶紧利用，这是我们想去华北的一种心理。

还有，我对于敌后工作，早在抗战前就认识其重要。我曾说过：“我认为中国不应当在如何摧敌处着想，而应当在让敌人不容易毁灭我们处着想，乃至在我们被毁灭后如何容易恢复处着想。——但所有这些工夫将怎样做呢？那就是当下讲的乡村建设。乡村建设是我们在国际大战前，最好的准备工夫。”（见《乡村建设理论》第441页）当我大军从华北华东撤退以后，好些人心理上亦就像是放弃了华北华东；其实华北华东的抗战工作，方于此开始。更到今日，敌人已无力再西进；敌我所争全在那片广大疆土资源是他能利用吗，还是我们使他利用不成？更非有多数人到华北华东去，与敌人相争持不可。

但我到敌后去，却非有什么大工作。我的用意：第一看看敌后的真情实况，是否与我在徐州所写“抗战指南”所揣想者相合；第二对许多在敌后的同人同学加以鼓励；第三将我们在抗战中的进步，敌人在战争中的困难以及国际情势等，宣说给敌后的同胞，坚定其意志；第四在从事研究工作——研究乡村在敌后起的变化，对于未来大局政治的影响关系；第五则愿尽力调协于各方，促进团结。

往返所经路线

2月1日：随行人员黄秘书艮庸、王参谋靖波、王医官福溢等乘军委会卡车先出发，约于西安相会。2月2日我飞成都，停三日飞西安，适西安有敌机来袭，改飞兰州降落。于是无意中得一游兰州，看见兰州几个朋友。

抵西安后，晤行营主任程颂云（潜）先生商量所走路线，不能决定。一面亦问之第八路军办事处，并托其电知前方将领，如遇我经过时请为照料。又晤山东省政府驻西安办事之戴君、孙君等，承见告他们所常走之原武阳武一路，今被敌人封锁，许多人员及器材均停滞不能走。于是我就先访阎百川先生于宜川之秋林镇，其事另记。访阎归来，赴洛阳晤卫俊如（立煌）先生。卫公极殷勤代筹，又坚劝莫忙，候机会东行。

最后决定，乘于孝侯（学忠）总司令入鲁之便，随他同行。于是赶赴皖北阜阳（颍州），与之相会。沿途经漯河周家口，黄河泛滥区域，乘小轮入皖。但我抵阜阳，于公已先行。幸其王参谋长静轩初自陕之白河来，因又为同行之约。不意行抵蒙城，则前行之于军已被敌人截击，三团人损失半数，由津浦铁路东又退回铁路西。所有我们想于宿州车站南冲过津浦路之计划，不能不重行考虑。

王参谋长改变计划，不向东而向北。我亦改变计划，不随大军而行。随大军而行，当然可得到保护，但亦就成了敌人的目标，不一定平安的。我与随行朋友共七人，由蒙城折到涡阳，派人通知永城（属豫东）书案店（一乡镇）新四军彭司令雪枫，请其代为布置路线，并觅向导，轻装前边。于是经永城入萧县（属苏北），在砀山境越过陇海铁路，转经丰县沛县而到山东之单县。所有这些地方县城都在敌手，我们都是昼伏夜行。越过铁路的一天，天明正在休息，敌军侦知袭击。幸得八路军彭明治部，派队千余人来接，得以脱险。

单县居山东西南边角，我们即经历鲁西南各县（旧曹州属）渡黄河而北，到濮县范县朝城一带（此是范专员筑先领导抗战之地带）。转而向东，经寿张东平宁阳等，在津浦路南驿车站之南冲过铁路，向鲁南去。这次过铁路，亦是靠八路军一一五师王参谋处长秉章率队护送。

当时山东省政府沈主席在鲁南沂水县之东里店，于总司令则在上高湖，八路纵队司令部则在蒙阴王庄。我们一部分同人编成的政治部第三政治大队亦驻于附近。我们奔赴鲁南，意在与各方会见。不意正会见的几天，敌人举行他所谓的鲁南大扫荡，从四面八方攻进来（军事上所谓分进合击），于军方师长叔洪（范）竟以阵亡。从此我们辗转于山谷之间，度其游而不击的生活约近一个月。最后转至费县境，稍得休息，便由鲁南返回鲁西。

这次系从泰安附近越过铁路。到达鲁西时，亦正在敌人所谓鲁西扫荡之后，情形完全不是初时经过景象。前后在山东境内共历四个月，于8月23日离鲁西之濮县而入河北省之濮阳。此地为丁专员树本领导抗战之根据地，一切情形又自不同，后面略记。承丁君派人送我们经滑县浚县，在汤阴境越过平汉铁路，转至林县——这些又都是河南地方。

在此豫北一带，原有我们朋友同学从事抗战工作，多在林县会见。由林县即入太行山，到山西省壶关陵川晋城等县，这是所谓晋东南，我军与敌人迭次大战之地。当时得在朱军长怀冰、庞总司令炳勋两军中各盘桓数日。随又转出太行山，到河南济源孟县等处。从孟县渡河回抵洛阳，恰是“九一八”纪念日的前一天。

总计此行，经过有皖、苏、鲁、冀、豫、晋六个省份。半属华东，半属华北。经过之处，都是战地，凡有我军政长官者，必会面。只有经过陵川时，却没有看见朱德总司令，因为事后才晓得他在那里。

沿途走路的方法，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军队同行护送。这种可以穿军装；或穿长衫都可以。并可以骑马代步。又一种是自己少数人轻装走。这便须改服乡村的短衣，只可骑驴，不宜骑马（骑马则目标大），最好步行。无论哪一种，都需好的向导。正确的情报，为起行前所必需；然仍不免走至中途，改变路线。食宿都是在老百姓家（百次中总有九十八次）。因为走的多半不是大路，没有旅店，或者原有旅店，都经兵灾破坏了。

各战地情形不同

从秋林镇回西安转洛阳，不久即登上巡历战地之长途。每承朋友见问，战地情形如何？我辄张口难答，因各地情形不一，不能举一例余。故我想莫若就以各地情形不同，各时情形不同之两点，提出来说，倒是使人了解战地情形一好办法。

先说各地不同之一点。例如我所见的皖北各县和苏北各县相较，有一大不同处。在皖北完全没有八路军新四军势力，行政专员郭造勋拒绝其入境。而在苏北丰沛萧砀则清一色都是八路武力。

皖北各县虽经敌人重大破坏，各县城内房屋存者不及半数，但行政权已恢复。专员郭君原为广西军队中一团长，阜阳县长亦为广西人王和，一切行政有广西作风。举办各种训练（如保甲训练等）皆采用广西教材。蒙城涡阳两县长则是本地人。因为李司令长官宗仁，是采取用本地人的政策，大体上说，这里情形要算不错。郭专员之拒绝新四军入境，他说：你们是为抗战而来，此地敌人已退；如或有上级命令，我亦遵照。二者俱无，所以拒绝。言之有理，对方亦即不来。

苏北当时情形最奇妙。丰县县长董玉珏，沛县县长冯子固，萧县县长彭效骞，砀山县县长窦雪岩，都是各自本县人士。——此即李长官的政策。他们或奉委于失地之前（如冯），或奉委于失地之后（其余三人），却都是奉命于省政府（当时在淮阴），而且除冯外皆隶国民党籍。然而他们所凭借的武力，竟可说清一色的八路势力。据闻当地失陷之后，董等三人自淮阴奉委，只身潜踪回乡。全以乡里自卫的意义，得到乡人拥护，而恢复其政权。所谓八路的武力，一半指彭明治部（号苏鲁豫支队），是外边开进来的；还有一半是本地发动成立的。四个县长（冯在内）的队伍各有数千人不等，当然都是本地方的，不属八路军系统，却从发动，掖助，以至领导皆出于八路，甚而系统，亦有分不清的了。他们时常不断与敌人应战，既无其他大军，非靠八路不可。倒颇能为国共合作表现一好例。

可惜皖北苏北情形，皆不长久。我离皖北，敌人随即从商丘，下皖北；新四军当然亦即进来，局面大变。我离苏北后，国共合作的好例旋即破坏。凡此又可说明各时情形不同之一点。

苏北与鲁南，与鲁西南皆相接境。但鲁南情形不同于苏北，亦与鲁西南不相同。鲁南是中央大军（于学忠部，缪征流部，沈鸿烈部）与八路军（张经武山东纵队，陈光一一五师）都有的。论政权，除敌伪政权外，皆属于省政府，当时尚无八路自建政权之事。沂水，临沂，莒县，蒙阴等数县亦在我方手中。省政府在东里店已有半年以上之安稳，小乡镇竟富有精美酒食（如冰啤酒汽水等）常开盛大宴会。于沈、缪所驻相隔多不过百余里，少者数十里。我赶到东里店的一天，主席，厅长，委员，专员，总司令，军长，师长等，都聚会一处，雍容雅谈。此不仅为敌后各战地所无，抑以现在的鲁南回想那时，亦将有唐虞三代不可复得之感（现在缪已变动。于、沈仍在鲁南，但情形大不同了）。

大半年安居无扰的省政府和高度繁荣的小乡镇，我将赶到几天前就被敌机炸完。因为敌人一面从四外分进合击（见前），一面从顶上来轰炸。省政府亦只有实行游击，多数人员均行解散。所谓各时情形不同，此又一证明。还有我前叙由鲁南返回鲁西，全不是初时经过景象，亦证明此意。

试再以鲁西与冀南比较。鲁西前以聊城为中心，是范故专员筑先领导抗敌地带。冀南以濮阳为中心，是丁专员树本领导抗敌地带。两地接壤，风土相似：范、丁二公又都是守土未退的专员，以抗敌齐名。而以我经过时所见，却完全不同。我经过时，范公已殉国成仁。虽有其参谋长继任，部下多分散。有的投八路，有的改编省保安旅。而多数扰民极凶（见后）。丁专员所部极整齐，实力有两万人。人数少于范部，而魄力雄厚过之。因范公自己没有基本队伍，都从收编散兵游匪而来，致有三十几个司令之多。范公在时，尚能于扰民中抗敌；范公故后，只扰民不复抗敌。丁君则先任濮阳县长两年，得当地人曹君（黄埔军校毕业）之助，从训练干部，到自己成军，其结果当然大不同。地方秩序极佳，人民虽亦非常苦（负担太重），而却是有条有理的苦。

丁氏在抗敌工作上，有两点极有名的表现：一是改变地形。平原地带，敌军汽车骑兵运动迅速，最无法应付。于是将所有道路全掘成沟，宽五尺，深七尺；即以沟为路。此使敌骑敌车皆发生极大困难。我经过时，虽毁于大雨，仍然大致可见。又一是空室清野，古语坚壁清野，今我壁不能坚。敌人将至，则城内人民悉行撤退，一物亦不留。敌人到时，因无从井取水之具，以致饮水不得。于是敌人到濮阳两日自去。我经过时，敌人退去不过一个月之事也。——但现在的濮阳，一切皆非了。

河北省大致均在八路军势力范围，只有丁氏当时独立一隅；到廿九年亦站不住了。据我们所知各地方抗敌之初，各党派多不分彼此；后来便分裂不相容。又保持中立，不落一偏的想头为多数人所有。但结果都不能保持。丁氏在冀南，亦其一例。就整个抗敌大前提来说，这都是削弱自己力量，极可痛惜的事。

豫北情形复杂（有八路军，有反正的伪军，有两面奉迎的军队，有中央军），不如冀南。豫北和晋东南接连，为战争要地，中央军朱怀冰部、庞炳勋部皆在此。我们经历各处，都只看见游击战，没有看见激烈的大战争。而到这里却是大战地带。敌我几万人开火，伤兵一下来就是一两千，住满了好几个乡村。其规模之大，情况之烈，闻之令人精神奋扬。例如晋城就是我到时收复不久的。敌占我夺，夺而复占，往复已多次。每次皆拼好多兵力，好多时间。其时庞军于收复晋城之后，又围攻壶关，范汉杰军则正攻陵川，我住庞军中，时时闻战报。而将过去不久的，庞军拦车镇一战，最为老百姓所艳称。沿路数百里，传说不绝。

论到地方情形，晋豫又自不同。晋省先有其多年以来的村政，后有公道团牺盟会的民众组织，迥非外间所能比。中央驻军不问地方事，有事问县长说话。而乡间的民众训练，我却见有八路番号臂章的人，喊口令。民众与军队的配合，在山西有的地方达于极好之境，但似亦不多见。

总之，各地情形不同，又每每变化极快，是谈战地所首先要知道的。

总括的三句话

若将巡历各战地后的见闻，总括来说，则我尝有三句话。第一句是老百姓真苦。第二句是敌人之势已衰。第三句是党派问题尖锐严重。先说老百姓真苦。这个苦完全是从抗战来的，与平时无可比照。其苦况深重，亦完全不是局外人所能想像。举例言之，老百姓向来是受惯欺压的，然而大致上是受一面欺压。若不同的两面来，已难应付，何况今天竟不知有几多方面。敌我是不同的两面，敌之外又有伪，□□□□□□□□□②。其他复杂尚多。或此来彼去，或同时俱来，而都是拿老百姓出气。而且有苦，没处可诉。恐怕自古及今，谁都没有受过这个罪，乃至亦没有人梦想到有这样罪受。

穷凶的破坏，有意的骚扰，不说。只以法令来说，我方不许农产资敌，游击队遇见推车送粮食棉花向城镇车站的，就可没收。而敌方则高价收买，强制征取。我不许用伪钞，而敌不许用法币。谁的话都是圣旨一般，而圣旨却从八面而来。

似乎人类的恶性，都在这种特殊机会中，发作出来。敌人对我之破坏且置不说，只以我们自己人的骚扰言之。这里有一明证。廿八年4月山东省政府鲁西行辕正副主任李树春、廖安邦，曾发出一告各部队官长书，就是以队伍扰害太甚，为民请命的。内容说：“各部队冒领给养（给养皆向老百姓摊派）者有之，栽赃勒罚者有之，诬良为汉奸者有之，假公以泄私忿者有之，甚至奸淫掳掠残杀无辜者有之……须知军纪不良，惹起民众反感，去年半角店之惨剧，可为殷鉴。……屡闻各地民众有不堪驻军骚扰，竟至央求敌人派队扫荡或被逼为虎作伥情事，每念及此，痛心万分。……望为民众留一线生机。”原文由鲁西《大时代报》（报在菏泽城内出版，行辕予津贴）载出，我曾摘取电中央报告。李为民政厅长，廖为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而所谓各部队者皆是省保安旅，县保安团之类，明明是其上司长官，却不能管；不得已以哀词劝告出之。

（被检扣一段）

不讲骚扰，单讲加于老百姓负担重，亦就不得了。寿张一县，人口不过廿余万，而驻军一时有冯寿彭部、齐自修部、于耀川部、刘耀亭部，还有省府行辕的三营，县保安队三中队，各区常备队等。所有这许多队伍，都向地方索给养。只齐部每天即要一万七千斤粮食，菜钱在外。试问，这如何得了？

人祸之外，还有天灾。我沿途曾看见旱灾、虫灾、水灾三种。而在前（廿七年）在后（廿九年），据所闻亦都是灾情很重的。我所见春夏是干旱，而夏末秋初则大水。我初去时，于5月尾在鄄城濮县之间过黄河。河槽完全干的（半因黄河改道），没有一滴水，我们步行河底而过。回来时，于8月尾仍在鄄城濮县之间过黄河。河水满槽，却非船莫渡了。

水灾最惨重的，我所见的是豫北。豫北的东部，有卫河；豫北的西部，有沁水；都是汪洋千里。这其中，还有人为的因素。我军掘沁水，以冲道清铁路敌军；敌军则于其上游，相反方向掘了冲我们。彼此对冲，天灾人祸合一，老百姓却无处容身了。当地行政专员潘善斋，告诉我有五个县城：沁阳、博爱、获嘉、武陟、新乡，全在水中泡着。灾民不知有多少万，无处可逃。想渡过黄河南岸来觅食，而以军事关系又不许人渡河。

我记得有一次，随八路军同行，在泰安境内的山村中，全村的粮食不足我们一饱，只有煮稀粥分食。又一次夜行军至天明，饥渴非常，乞食于老百姓，不问内容，先行吞咽。细察之，乃是肥田用的豆渣饼，加以树叶煮成粥。这在我们，要算吃苦了，而在老百姓望此望不到啊！

据现在所知，敌人狠毒的破坏，远较我经过那时加重；而两年来内部斗争使局面恶化，亦远过于彼时，游击区域同胞们的苦痛，怕是倾若干泪和血亦诉不尽，任何一支笔任何一张口亦形容不尽。人世间的奇恶绝惨，到此怕才算齐备。虽今日全世界都在兵连祸结，苦痛的不只一个中国；然而情节复杂，刻骨入髓，则怕哪里亦不能比。但不知经此一番奇苦深痛，其最终的意义是什么？

第二句话，所谓敌人之势已衰，事实可征者甚多。最显著不同于开战初期的，是士无斗志。战事初期，敌兵绝无缴械投降之事，虽战至一兵一卒，乃至包围遭擒，亦斗到底。现在不然，将枪一抛，高举双手的很多了。大约素质已不同，初时是现役兵正精壮刚强，现在则或是十八岁的孩子，或是三四十岁迫近中年。沿途我们都遇见俘虏，在我军中；亦曾与之谈话（多半笔谈），而知其情形。又敌军厌战反战，随处皆有其例，举不胜举。再则敌伪内部腐化，驻防游击区的为尤甚。因彼此争权夺军，而致下属不服长官命令，军纪无法维持者有之。以华制华之计不能成功，关系其前途为尤大。盖敌人没有深怀以用人，没有大量以容人，而忌刻轻薄，中国人不能与久处。伪军反正者愈多，彼猜忌愈甚。或不发枪械，或不发子弹（皆临时再发），或种种监视提防，激起伪军投诚反正者愈多。所以几年来，伪军总量上没有加，只有减，没有稳固，只有不安。——至少山东河南是如此。

第三句话，所谓党派问题尖锐严重，似亦无烦多说。大要游击区域短兵相接，与大后方雍容坐谈者不同。我初去时，问题将开始，还没有大决裂，方自谓可于此尽些力。哪里晓得，第三者是不见容于两方的。而且问题是整个的，不能于局部解决。简直一句话不能说。在归途上所见所闻益多，所以忙着回来想根本办法。两年来所得消息，愈演愈烈，我们自己朋友学生亦连连被杀（我到山东时已有之），多少事不必述，只“无所不用其极”一句话，可以包括。问题严重，无以复加，又非当时之比了。

一幕惊险剧

关心我们朋友学生抗敌工作，而想加以抚慰鼓励，是我赴华北视察目的之一，前曾经说过。所以这里临末还须交代一下。这就要叙到一幕惊险剧了。

我们的第三政治大队，除第五支队留于豫北工作外，其余由大队长秦亦文君率领开入鲁境。因奉部令归省政府直接指挥，所以大队部即住东里店附近。如前所叙，当我到达东里店，与各方会见的几天（6月1日至6日），便遭敌人围攻。我与秦君等即彼此相失，互寻不见。久之又久，忽然得讯，秦君率部驻于蒙阴的北岱崮，距离我们隐藏之地往北约百余里。于是我偕随行诸友，往北去就他。

哪里晓得，秦部五百余人，还有省府其他人员相随，目标过大，又留驻该地达十日之久，已被敌人侦知，派兵三路进击。我往北去就他，我的背后正有敌兵亦同走一路向北前进。我到达该处，秦部已得谍报，敌人拂晓进攻，急须转徙以避之。所以不及多休息，傍晚天黑齐队向西而行。行前，秦君指定秘书公竹川君并警卫队六十名专卫护我，遇必要时，我得另自走。

当天黑齐队时，天已落雨。愈走而雨愈大，山路愈滑。又崎岖坑谷，漆黑无光（用光火恐为敌见），出手不辨五指。前后彼此牵衣而行，不许交言，古所谓衔枚而进。脚下高低深浅，亦不得知。两次有人滑坠涧谷，不知其性命如何。如是走一通夜，雨落一通夜，衣裤淋漓，难于移步，寒透肌骨，既饥且疲。走到天明，举目看看，方知只走出五六里路（人多亦为行慢之一因）。

此时雨落更大，前面有一小村庄，名“对经峪”。大家皆渴求休息。而村小不能容，秦君先请我及随带警备队进村。他们大队再前进不远，进另一小村庄名“石人坡”的去休息。我们进村，入老百姓家，全不见一人，而屋内衣物食具却未携去，极为惊诧。试问通宵大雨，老百姓为何不在？既出走，为何衣物食具全在？显见得，其为临时惊慌逃去，此地不远必有敌人。我们实在应当马上走开，不应休息，却为饥寒所困，不免耽搁。正在解衣拧干雨水之际，耳边枪声大作，知道不好。我本来骑马，幸未解鞍，赶紧上马向东而逃。——因枪声在西面。

原来敌人在近处一山头，看见我们队伍进村。而我们则以大雨迷蒙，人马疲困，却未见他。所以他立刻下山，将石人坡包围，四面架起机关枪。大队人马，有的冲出，有的阵亡，有的遭擒，有的藏身屋内，被敌纵火焚毙。事后，我曾派黄君公君等返回调查，掩埋死者，抚慰伤者（隐于老百姓家），得知其详。

就在敌人包围石人坡之时，给我机会逃走。我策马仰登一山头，一个完全没有路径的山头。山颇高，到山顶便入云端，敌人不能见。于是一时逃过了。然而雨仍大，且山高，风又大，不能久停。慢慢寻路下山，见有两三人家，便去觅食烤火。将在解衣烘烤和进食之际，随员报告敌人即至。不得已又出来，隐身于草树茂密之处。举目向远处望去，果见有两路队伍，循两山岭而来。一路在前的，为中国队伍；有我们的大队，亦有其他军队。一路在后的，则为敌兵。看看走近，知非隐身草树所解决，适见老百姓向一山谷逃避，我亦随之。末后，藏在一大山洞内。

洞内先有人在，老弱妇孺为多。我和随行者共六人，入洞时，老百姓指示我们隐于最后，并以我们行装易被认出，解衣衣我，以资掩蔽。此时两军即已开火，枪声，大炮声，最后并有飞机助战，正在我们的山上面。洞内屏息静听，自晨至午，自午至黄昏。黄昏后，枪声渐稀，入夜全停。此时老百姓出而劝我们，离洞他逃。我们始亦愿他去，暗中摸索而出。无奈，两军并未撤离一步，警戒甚严。哨兵于黑暗中有所见，即射击，我们没法可走，只得仍折回洞内。

我们折回洞内，老百姓极不愿意。他们说天明战事完了，敌人必然来洞搜索。我们身上皆佩短枪，不是开火，就是被擒，一定连累他们。但我们实在无处可去。大家无言，昏昏入睡。天尚未明，睁目看时，老百姓已多不知所往。天明，则除我六人外，洞内没有人了。此时战事又作，激烈如昨。涧内无人，便于移动，可以偷望对面山头敌阵。旗帜、敌军官、望远镜、指挥刀，历历在目。过午枪声渐稀，望见敌兵三五自山头而下，不久竟沿路转来洞边，大皮靴声音直从洞口过去。当时同人皆扣枪待放，他如果向洞内望一望，我们便拼了。这是最险的一刹那。

午后约三时顷，战事停。我们出洞来看，两山两军皆已撤退。大家放心，而肚内饥不可耐，差不多两天没吃饭了。只好将洞内老百姓遗留的筐篮锅盆，一一翻检，寻些食物。我们正在大嚼，老百姓却回来了。我们脸上甚不好意思，老百姓倒笑语相慰，并各取出饮食相饷。但他们仍不敢引我们到家，日落时，领我们到二十里外另一个洞去住。

险剧既过，不必接续述下。第三政治大队经此两役，损失大半（秘书主任、秘书、会计被俘身死，其余不计），残部径返鲁西。因为原留有第二支队在鲁西，合起来仍有三百人之数。支持到上年（民国二十九年）年尾，亦不能存在。我自己，离洞以后，六十名警卫队已寻不见。幸好公秘书竹川相随，他是蒙阴本地人。蒙阴公姓甚多，有“蒙阴县，公一半”之谣。于是我六人随着他，投止于公姓家。从第一个公家，到第二个公家，再到第三个公家……如是一路从蒙阴北境走出蒙阴南境。他送我到较平安地带，即返回家去。却不料不久竟为八路军所错杀，弃尸无头。

此行劳而无功

总论此行，劳苦是劳苦了，危险亦危险了，却是并没有什么收获。当初此行的用意五点，多半未做到。第一点，亲自考察游击区的事实，是否与自己揣想者相合。当然考察了一些，并且知道与自己揣想者不尽相合。这尚不算全无结果。第二点，会晤旧同人同学，抚慰而鼓励之。当然会晤了不少人，而以匆匆来去，不得安住于一地，所以不能召集聚会。因此未得会晤者甚多。又且一部分主力（第三政治大队），即于此时送掉，未达加强抗敌力量的目的。第三点，沿途宣讲国际国内情势，以坚定沦陷区的人心，略收好果。因为我此行之际，正汪精卫投降之时，颇有人以为中国无法支持。经一番讲说，并经我指出大军转至敌后的计划（此计划定于南岳会议，廿八年上半年正在实行），国际增加援助的情形，人心莫不欢悦。所谓八个月中，急促奔跑之时多，从容巡视之时少，因而宣讲的机会有限。第四点，作研究工夫，匆忙中当然说不上。至多得到一点亲身经验，为研究之资而已。第五点，所谓调和各方，其事之无能为力，前已言之矣。至多不过亲见许多事实，更促我努力团结而已。在那里实在没有能讲一句话。

旅途杂感

八个月的旅途中，见闻不少，感想亦多。及今回忆，犹存其什之一二，记之于后。

第一个感想，便是中国老百姓太好。譬如上文所叙，为了抗战他们所受苦难，都没有怨恨国家，怨恨中央之意。游击队（所谓省保安队等亦在内）随地筹给养，以至像我们过路的军政人员沿途需要招待，并不以为是格外需索，或不愿意负担。他们简直承认，完全承认这是应当的。他们心里不服的，只在无礼的骚扰，其他毫无问题。国家遭难，大家都得牺牲试图挽救。这一点，他们全明白。

老百姓是再好没有的好百姓，只是政府官员军队游击队此一党彼一派太对不起老百姓！这是随时随地引起感想最深之一点。

第二个感想，民国三十年来正经事一件没有做，今后非普遍从乡村求进步不可。这一感想之引起，是我们沿途多走偏僻小路，真所谓穷乡僻壤，将民生之穷苦，风俗之固陋，看得更真切。例如山西内地妇女缠足，缠到几乎不见有足，至须以爬行代步。还有黄河右岸穷谷中，妇女束发青衣白裙的装饰，与京戏上所见正同，大约仍是明代的旧样子。说到穷苦，更不胜说。普遍都是营养不足，饥饿状态。其不洁不卫生，则又随穷苦及无知识而来。这样的人民，这样的社会，纵无暴政侵略，亦无法自存于现代。故如何急求社会进步，为中国第一大事。然此第一大事者，到民国已是三十年的今天，竟然没有做。一年复一年，其穷如故，甚陋如故。照这样下去，再过三十年岂不仍是依旧。我们平素主张乡村建设，就是有计划地用社会教育普遍推进建设工作，求得社会平均发展（反对欧美都市畸形发展）。从观察了内地社会真情以后，这一要求更强。

再明白点说，从这感想中，我们更要反对内战和一切妨碍国家建设社会进步的事。同时，我们亦反对无方针无计划的建设，蹈资本主义的覆辙，人力财力奔向工商业去，而使广大乡村落后。从这感想中，更加强我们平素主张的自信。

第三个感想，今日问题不是敌人力量强，而是我们自己不行，敌人之势已衰，前已叙过。且以山东而论，合计分布各处的敌军，全省亦不过两万余人。以山东地方之大，两万人安得为强？何况其已呈衰势呢？然此已呈衰的两万人，却居然能霸占山东，而且据点扩充到很多。全省情势，我不愿明说。只以去年十二月我所得确报，一个滕县境内就有十九个据点。滕县从前在我们行政上，亦不过分十个区，设十个区公所。他现在竟加了一倍。每一据点，总有几个敌兵，有时，少到两三个。如此零散，应当不难解决，而乃受制于他。这完全证明不是他力强，而是我们太不行了。这个不行，不是军事的，是政治的。说起来，只有惭愤。

过去的不说了。今后既要准备反攻，必须调整政治，以立其本，更加强各战地政治工作，启发民众抗敌力量。如其不然，恐无翻身之日！

第四个感想，中国目前的问题全在政治，而政治的出路却并不现成。因为这政治问题后面有深厚的文化背景，不是平常的封建民主之争。譬如上面说，对于敌人势衰力弱见出于中国人太不行；此不行是政治问题，有老文化为其背景。又如前叙游击区老百姓苦痛深刻，此深刻苦痛出于敌人所加于我者，不如中国人自己造成者多。这亦是政治问题，亦有老文化为其背景。

①摘自《我努力的是什么——抗战以来自述》，标题为编者所加。

②此为1941年在香港《光明报》首次发表时，为港英当局新闻检查机关所检扣者。

敌后游击区域日志①

在抗日战争之第二年（1939年）春初，愚由四川大后方偕友五六人到前线皖、苏、豫、鲁、冀、晋各省，出入于敌后游击区域者约八阅月。此行缘起及其结果，往时在香港《光明报》发表《我努力的是什么》一长篇中曾叙及之，小标题为《巡历华北华东各战地》。但所叙只首尾概略而已，于其历程未能详也。愚当时无日记。随行诸友有作日记者，如李健三所作则毁于鲁南遭遇敌人之时，独黄艮庸一简略手册幸存至今。因约同艮庸以此手册为根据，彼此追忆往事，略加排叙如次。题曰：敌后游击区域行程日志。

当时随行人员计有黄艮庸、王靖波、王福溢、李健三、翟茂林、张荫平诸君。其中前五人皆豫鲁乡村工作之同人或同学，相从甚久，唯荫平一人系到洛阳后临时邀其参加。又福溢入鲁不久即潜赴济南工作，于后半旅程未同行。而由鲁南返川途程中却又增一董泮清同学一路随行到川。

1月31日：艮庸等先我起程，乘军委会所派大卡车离渝，当晚宿内江；2月1日抵成都。

2月2日：我乘飞机由渝到成都，与艮庸等相会。

2月3日：艮庸等乘车离成都，过绵阳小停，当夜宿梓潼。

2月4日：艮庸等车过剑门关抵广元。军委会派车至此为止，候西北公路局派车来接始能北去。5日在广元候车。

2月6日：艮庸等乘车由广元抵汉中。

2月7日：艮庸等乘车过大散关抵宝鸡。

2月8日：艮庸等换乘火车到西安，住花园饭店。9日留西安候我到来。

2月10日：我乘飞机到西安，同住花园饭店。我原于9日从成都起飞，飞至中途得悉西安在敌机轰炸中，不能降落；乃转至兰州降落，故次日始飞抵西安。从10日至17日皆留于西安，与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及八路军办事处林、伍（伯渠、云甫）各位先生商洽如何渡河入鲁。

2月17日：偕艮庸起行赴宜川。盖以各方接洽一时尚无入鲁之方便，而适遇阎百川派驻西安办事处处长方闻，即与其约定访问阎氏，借先了解晋中战况。其时阎驻秋林镇，秋林镇在宜川之东，黄河边上。是日车抵咸阳发生故障，只得留宿。晤咸阳县长邵履均（旧识）。

2月18日：旧历除夕，车过三原，晤赵戴文于一花园中；晚抵洛川，途中落雪。

2月19日：抵宜川城（第二战区兵站在此）。

2月20日：车过黄龙山，荒无人烟；薄暮抵秋林镇，当晚晤阎。21日留秋林续谈大局（参看《我努力的是什么》一文中所叙）。

2月22日：离秋林返宜川。23日留宜川候车。24日有军委会叶参谋（叶楚伧之子）叶南陪同苏联顾问二人到达，约定明日附其车同行返西安。

2月25日：离宜川抵中部县留宿。次日26抵西安。

2月27日：晤西安行营主任程颂云（潜），商谈去战地视察事。从27日到下月2日之前均留止西安。在此期间内一夕，胡宗南、邓宝珊忽相偕来访。

3月2日：晚八时偕同人乘火车离西安去洛阳。深夜过潼关，敌人隔黄河岸打炮（所以必在黑夜通过者以此）。

3月3日：早抵洛阳，住入旅馆。午后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晚间卫派其蒋副官长来言，河北丁专员树本今早已渡河去，必须另候渡河机会。从3日到18日均留止洛阳，在此期间曾一游关帝陵、龙门、伊阙。

3月18日：偕同人离洛阳行抵襄城。因于学忠被任苏鲁游击总司令，卫长官主张我随其一路入鲁。此时间于在皖北阜阳，特往就之。

3月20日：经叶县、偃城到漯河。此处为黄河泛滥区，有民船通周家口，当晚下船宿。

3月21日：早由漯河开船，夜泊邓城。

3月22日：下午二时到周家口，有王成章（济宁专区工作同人）来接。王在当地驻军任队长。

3月23日：搭小汽轮往阜阳，夜泊界首。在轮舟中为同人分析敌我情势。

3月24日：下午六时船抵阜阳，入城则于孝侯已先行，留有张旅长招待我等。从24日至29日之前均留止阜阳，等候于之参谋长王静轩由陕南率队至此，再同行入鲁。阜阳被黄河水灾，且曾经敌人焚炸惨重。（阜阳旧称颍州府。）

3月29日：偕同人随于部五十一军王参谋长及其部队离阜阳往蒙城，意在宿州车站南越过津浦铁路而东。是夜宿插花庙。

3月31日：行抵蒙城城外“四里吴家”宿营。此时得悉五十一军先头部队在宿州站南穿越铁路者，遭敌军截击损失甚重。王参谋长部队改计向北，而不东越铁路。愚亦变计轻装前进，不随大队同行。于是彼此分手。

4月2日：移往城内县政府之财委会。蒙城亦经陷敌，城内民房破坏惨重，城内房屋约仅存十之一。4月7日前均留止于此。

4月7日：派靖波、荫平往涡阳转永城（属豫东）书案店（市镇名），与新四军彭雪枫司令接洽，希望其能引导入鲁。

4月8日：偕同人离蒙城往涡阳，当晚到达，住城内财委会（马玉昆旧宅）。

4月10日：同人离涡阳往永城书案店晤彭司令及副司令吴芝圃，承其招待留止三日。

4月13日：起行，随新四军滕团往李士林（地名），彭司令以一白马赠我代步。当晚在李口（地名）休息，候至夜一时乃以急行军越过公路。

4月14日：住李士林李家（此似属苏北萧县境）。

4月17日：离李士林行二十里至王白楼（萧县境）止宿。

4月21日：由王白楼行四十里到王寨，当晚移住郝楼。砀山县长窦雪岩原为邹平乡村工作同人，是日亦赶来相接。原邹平同学许锡链在萧县工作亦来晤。凡此以下所云县长者皆潜伏敌后之我方游击县长也。

4月22日：萧县县长彭笑千（效骞）约谈并晚饭。八时起行，除雪岩带队同行外，并有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派兵两连护送。因有敌情，当晚绕道复回王白楼。到达时已将天晓，小憩即北行十里至张庄休息。

4月23日：傍晚起行，六时许经过小山，夜二时由黄口车站之西渡桥附近越过陇海铁路，一夜之间以行军姿态行九十里。

4月24日：晨六时行抵黄河故道，八时住于毛李庄（属砀山县）。当时即有敌人追踪而至，计有敌汽车四辆及步兵八十余，先与雪岩所带县队接触。恰好彭明治所部苏鲁豫支队派来将与护送我的第四大队交接任务之第一大队，由胡大队长率领昨夜已先到，驻于高寨。既发现敌人来袭，胡大队长即接我从毛李庄移住高寨中，同时会合第四大队及杨山县队将敌包围，相持竟日。日暮后由第一大队护送我等离高寨向单县（属山东）进发，一夜行七十里，疲甚。雪岩仍随同一路。

4月25日：晨五时行抵单县之侯楼，住刘藜照（此人为邹平训练部同学）家中。村中驻军有军马甚多。

4月27日：下午北行十五里至中兴集，住邹平研究部同学王梅村家。丰县县长董玉珏赶来相见。雪岩伴送至此为止（由此回砀山）。

以上为由川入鲁之行程。

由此以下为入鲁而后之行程。

4月28日：晚六时由胡大队长派骑兵护送至大谢庄，单县县长王椿元来迎接（王为邹平县人）。

4月29日：刘耀庭（原为土匪，此时任游击队司令）、徐国杰（省府所派人员）来见。晚六时由刘派队送至城武。夜二时到达城郊，有史县长及新编保安旅旅长朱世勤（原亦土匪出身，人甚好，其后抗敌战死）来迎接，宿县政府内。

5月2日：是由朱旅长派队护送赴定陶，行至中途适遇定陶县派骑兵来接。先曾误以为敌人，后乃省觉。午刻抵定陶，住县政府。

5月3日：第三政治大队（山东乡村工作同人当时在军委会政治部指导下所编成）同人张勖仁由鄄城来接，并由定陶县队护送至菏泽，住第六中学分院。

5月4日：我应邀在民众剧院讲演。此行沿途每为人分析抗战形势作动员工作，先后讲话次数甚多，然开大会对群众作讲演则自此始。第三政治大队同人宋乐颜（鲁西支队长）由鄄城乘汽车来接。

5月6日：同乐颜坐车到鄄城，与同人裴雪峰等（原邹平同人留鲁抗敌者）会晤，留止五日，大会小会多次，不一一记。

5月11日：濮县县长张子余及研究部同学王湘岑来接，即相偕到濮县，雪峰亦送至濮县而后返。

5月12日：偕同人由濮县起行往范县，中途遇聊城专署派汽车来接，正午抵范县晤王金祥专员及张孟龙同学，详询故专员范公筑先在聊城抗敌殉国事。按：1936年聊城专区推广乡校训练民众时，范公引我同人赵玉波为秘书主任，同学张潜（孟龙）为秘书，抗战初期声威甚著。其后聊城陷敌，范公、玉波等皆死难。王金祥原为其参谋长，即继任专员，与孟龙退守范县。

5月13日：在范县，鲁西行署李树春主任派汽车来接。

5月14日：离范县，经过寿张县小停（似有一中学在此），进至张秋镇（鲁西行署驻此）会晤李主任（兼民政厅长）。此时据报有敌情。十五日派靖波往杨桥与东进支队（八路军）联络。

5月16日：晨离张秋镇往杨桥，住东进支从杨勇团部。适值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在此（闻在某处与敌作战七昼夜之久疲极来此就睡），曾出相见。

5月17日：经杨团派人护送我等晚六时离杨桥往汶上县之葵林，夜行军至翌晨到达。

5月18日：下午三时出发，六时经金口过运河，夜十二时抵东阿县之位里（地名）。

5月19日：晨离位里往钟无盐村（东阿属），近午到达，与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会晤。

5月20日：深夜一时随一一五师王参谋处长秉章所率队伍离无盐村，次早八时抵钢城坝（宁阳县属）。

5月21日：下午四时离钢城坝行廿余里至刘伶墓村（属宁阳）。

5月22日：下午四时离刘伶墓，经王家峪，深夜在南驿车站附近之第十五号桥横越津浦铁路。因当地伪保长两面应付，为我侦探敌情，并为我们放哨引路，故得平安通过。随抵老庄休息。

5月23日：下午三时离老庄行卅里到泗水县之杨家桥止宿。

5月25日：（廿四日之后半夜）三时离杨家桥，天明后八时到泰安县属之管家峪止宿。据回忆此地粮食极度困难，几乎难于觅食。

5月27日：离管家峪经白马关往蒙阴县城，晚七时到达。

5月28日：天雨，留蒙阴休息。

5月29日：午前十时离蒙阴往刘官庄会晤五十一军一一四师方叔洪师长（范）并参加其前任师长阵亡之追悼会。当日下午方师长派骑兵护送经旧庄到坦埠。途遇临沂专区工作同人张里元专员靳子钦秘书及曾在邹平受训之陆昇训同学（此时为八路军方面一游击队的团长）等来迎。晚宿陆昇训团部内。

5月30日：早六时离坦埠往王庄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部（天主教旧教堂），沿途见有欢迎标语张贴及欢迎的群众迎来，欢迎于学忠总司令及愚两人。于系应省主席沈鸿烈邀往东里店省政府，路经王庄，适与我有一段同路，同时到达。当即会晤纵队指挥员张经武同志及政委郭洪涛同志（张先于1936年相识，郭先于1938年相识）。于未多停即离去。我留参加群众大会讲话，并午饭，然后去东里店。从东里店来迎者有省政府人员及第三政治大队同人秦亦文等多人。彼此相遇于途。护送我之骑兵以及我等既均乘马，陆昇训等亦乘马，而来迎人员亦多骑马。马多而山路崎岖狭窄。掉转拥挤时我右足踝被擦伤。晚七时抵东里店，住入政治大队办事处。

5月31日：午前沈派其秘书长雷法章先来看我，午后沈、于又偕来看我，邀同赴群众欢迎大会。沈、于及我各讲话。晚七时欢宴，酒菜奢侈，竟有从青岛运来之啤酒汽水，绝不似身处山村之中，更鲜坚苦抗敌之意。

6月1日：偕艮庸等到水北（地名）第三政治大队总队部，与同人同学等相会。连续留止于此，在朝会上讲话及开会座谈等。足伤转益恶化，浮肿痛楚，步履维艰。

6月4日：偕艮庸等回东里店，往于东安（地名）之省府招待处。晚间沈约谈话便饭，且留宿。次日乃回东安休息。

6月6日：同人及同学公竹川、曹锡侯、李树圃、王伯平等多人（多半在政治大队工作）来谈。

6月7日：伯平忽来报告云，得鲁北支队信息，队长李星三同学因接受伪军某部诈降被杀害。按：第三政治大队之下共分鲁北、鲁南、鲁东、鲁西及豫北五个支队。星三在研究部同学中，愚夙认为最可有为之人，不意其遭遇如此，伤痛之极。

是日午前十时左右有敌机十五架自北飞来轰炸东里店，伤亡二百余人，公私房屋大都焚毁，所存无几。按：东里店原为一普通农村，自沈设省府于此，从未遭敌袭，日趋繁荣，恍若城市。久已乐而忘忧。此次敌人大举扫荡，当上空投弹之时早已四面包围。国民党政府在山东全省的一政治中心于一日之间即遭毁灭。同时，于之总司令部（在上高湖）八路军之指挥部（王庄）各相距六十里、四十里不等，亦为其扫荡目标，均不能不各自转移矣。

6月8日：早沈派人送信云，省府避敌他迁，嘱我亦自行转移。并派步兵约一班人来照料护送。先两日李澄之校长邀我为其中学讲话，已应诺；至此愚仍依约往坡里——中学所在地，而不知局面固已大变。近午，行至金星头，即遇省府某某厅处机关人员及第三政治大队同人秦亦文等，各不期而会。其目的地或不一，其力求转移避敌则一。愚等小憩继续前进，黄昏至坡里。入庄不见一人，只见有八路军方面游击队一小队正在庄外集合。询知中学师生已全体转移至东南山岭上；离庄不远已发见敌人，庄内万不可住。因即于暮色苍茫中登山觅晤李校长。同时会见方养斋、范明枢两老先生（年各八旬以上）以及其他许多人，皆在山中避敌，地名西昌峪。大家皆劝我换装隐蔽，不宜骑马。而我足伤未愈，勉强能骑马，实不能步行。当时求其他代步不可得，乃倒转一方凳用两木杠抬之如二人肩舆。是晚不过假寐片刻，于午夜一时偕同人等继续转移。

6月9日：天明行至小王庄，此处原有八路军方面一部分人员已不知所往。又东行六里至马斗峪略事休息，复行至王庄附近，闻悉张经武之山东纵队亦已全部他去。遂折东北行，追踪省府秘书处于周家上庄，在附近赵家高塔小停。嘱艮庸往访雷秘书长，适雷对省府人员正在给资遣散俾各自隐蔽，不获接谈。嘱靖波访晤五十一军方叔洪师长，询取情报及转移路线。靖波回报云方师辎重太多，情况不佳（其后方师长果遇敌阵亡），乃决计不随任何其他大队伍同行。

6月10日：黎明行抵连谷峪，入民家小睡，遽闻枪炮声，知前方已发生战事。出门遥见敌骑在西面山岭上，空中并有飞机，即向东南趋奔。沿途与省府财厅等机关相遇，各皆狼狈不堪。（此时即将沈前所派给我等之一班人归还给省府。）幸有保安二旅及五十一军与敌相持，我等乃得以安全退却。十时余行抵东郭庄庄外树林下，与八路方面一工作团（非战员）相会，随后五十一军军部亦到。靖波、艮庸分别与工作团负责同志张天民、五十一军江副官长等洽商行止。初闻牟军长中珩即将到来，而候之不至。中午遂同工作团移往山官庄（有《大众报》匡亚明社长来会见），正休息间回首望见东郭庄方向却已开火。似敌人追踪牟军长而来也。休息至夜半起行（与工作团偕行），登摩天岭，往西越过公路时已天明。

6月11日：晨六时抵孙家官庄休息，庄前竟树起日本旗。正午行抵沂水之虎岩庄，工作团商请庄长供给养。但庄民虑被敌人发见，嘱我等在庄外山沟内休息进食（红薯加豆粟煮粥，五百余人分食）。晚七时起行约八里至上岩峪宿。是日不时有敌机在上空侦察。

6月12日：晨六时离上岩峪移至附近之许家峪山窝隐蔽，入夜数百人皆露宿（如是者多日）。幸在夏季，不畏冷。据闻敌情已较缓和，战事移至东里店之东北方面。

6月13日：留许家峪休息，冯韬同志介绍邵德峰先生来谈，劝我以变姓名暂时隐匿之计。晚六七时东北方向廿里许发现火光。

6月14日：留许家峪，有苏鲁总部之便衣探兵二人被八路军误捕，因悉于总司令即隐驻在南之水牛里。嘱艮庸往访得晤，并即止宿。

6月15日：晨间艮庸返许家峪报告。愚即偕艮庸、健三同去水牛里访于，谈战况并商我返川之计。当晚宿于总部。

6月16日：午间仍返许家峪，有沂水县孔县长派县府李主任及于鉴泉同学来致慰问意。

6月17日：留许家峪，传莱芜、泰安、淄川、博山各县有为我方收复之讯，但连日上空仍见敌人飞机往来。

6月18日：派董泮清同学往坡里、水北等处与八路方面觅取联络，并探第三政治大队消息。晚间。八路工作团与我等分手移住夫子峪（后来知其遭遇敌人）。我等拟明日迁南墙峪，故留许家峪未动。

6月19日：早五时离许家峪，七时抵南墙峪，借居民家，不再露宿。此间有山东纵队之干部学校及山东鲁迅艺术学校师生共约六百人，留止已五六日。会见鲁艺校长王绍洛、干校副主任许宗林。嘱艮庸赴田家略西南之偏连峪访沂水县长孔庆铭，又嘱靖波往访于总部，各于当晚转来。夜半落雨。

6月20日：落雨迄晨未停，连绵以至午后仍阴沉，大慰农情。因苦旱已久也。下午四时泮清回，知第三政治大队住岱崮，并带来秦亦文信，劝我前往同住。

6月21日：（旧历端阳），晨五时起行往岱崮。才西北行七里许，忽闻曾家疃方面有敌兵发见，即停止前进。继而传来枪炮声，遂折回南墙峪，隐于山沟内。复移至西墙峪。夜晚九时离西墙峪，越西岭至王家庵子，经上岭、下李庄，由佛庄过公路（夜三时五十分通过）北行。

6月22日：晨十时抵坡里。从昨晚起行至此，共约百里之路。陆昇训同学任八路特务团团长，其团部今驻此。患难之后见面倍觉亲切。随继续前进至公庄休息。下午五时亦文特来相迎，即偕住岱崮与同人同学会见甚欢。其时已昏夜，落雨。

6月23日：午间得谍报，敌人分从东方及南方两路而来。盖第三大队驻此已逾一周，复有省府厅处零散人员日渐纷集于此，遂形成目标。亦文当即传知整装准备出发，适张里元、靳子钦亦率所部来会。彼此策商行止，经决定里元等向北走，我等西行。临行，亦文分嘱公竹川（懋淇）同学随我身边照料，秦弘同学率武装一小队为我任警卫。下午四时离岱崮到茶叶坪曾停息，续于昏暗细雨中行进。雨落愈大，昏暗愈甚，出手不辨五指，山路崎岖坎坷而油滑。两次闻人堕落沟涧，以人太多，队太长，竟不暇顾。愚虽骑马，而夹在人众行列，举步迟缓有类蜗牛，通夜行不过五里。

6月24日：黎明，雨不稍停，衣履湿透，饥疲且冷。行抵对经峪一小村，亦文让我先入休息，彼则率大队更前进至石人坡休息。我等入村不见一人，而讶其衣被柴粮俱在。方解衣烘烤觅求饮食之间，闻石人坡方面枪声大作，知是接触开火。不敢怠缓，出村向东北一高山攀登，此时大得马力。为免遭敌人跟踪，嘱靖波、泮清率同秦弘武装队另行活动，而我与艮庸、竹川等五六人寻路下山隐藏。初隐于后山窝一郑姓人家（有老人胸悬十字，知为天主教徒），方得喘息，忽又告警。出门见有挟衣裹粮扶老携弱者即随之行，至山脚入岩洞内隐蔽。洞内几已人满，见我等异乡人物，指点隐于最后。此时前后各山头敌我两军渐集，不久开火，各种枪声、炮声、炸弹声、飞机声震耳。两军往返冲夺，或远或近，近者如在头顶。约从午后二时起始，七时后其声乃渐疏渐停。洞内人众整日屏息静听，待至黑夜枪声全停息，即劝我等赶紧他徙（徙往神仙洞）。我等亦不愿累及老百姓，但出洞于黑暗中爬行未远，知敌我两方哨兵警戒甚严，无法通过，只得仍退回原洞内过夜。

6月25日：夜来人众先后各自离去，皆不知其所往。天明，洞内只余我等六人（艮庸、竹川、健三、茂林、荫平与我）。约早七时许，敌我两方复开火。此时洞内空无他人，可以走动向外瞭望，对面山头敌人旗帜、军官等皆在目中。约十时后战场转至西北方，枪声稀少，敌旗撤走。三两敌人下山搜索，两次经洞外走过，却不入内探视，我等乃得以安然无事。紧张既过，陡然思食，盖不进食已两日矣。遂就群众所遗筐篮检觅食物，而群众亦陆续回洞收取所遗，不觉相对失笑。据云，敌人曾巡搜至郑家，见我马，谓必有游击队在此。郑妇诡称从邻村延医所用，而敌察见鞍下系有小提包（内有洗漱刮须各用具）非乡村所习见，怒鞭之甚重。以是虽庆更生，而我等却无处可以安身。经商定由郑西堂（老人之子）引至北岱崮，露宿于山上大石隙间，雨后大风彻夜，寒冷不能入寐。

6月26日：经竹川之侄公培光介绍移住西小峪，住于庄长郭子升之叔父家。竹川即为蒙阴当地人，其族姓在蒙阴甚蕃（谚云蒙阴县、公一半），后此转移多得公姓之助。午后二时，枪炮声又从西北方传来，出户向山沟隐蔽，适与泮清、秦弘相遇。然彼二人竟与靖波相失。

6月27日：上午仍远闻枪炮声。有第三政治大队宣传队孟队长及大队所雇之挑夫多人从石人坡逃回来，备言日前遭敌人包围情况，大队人员伤亡甚多。嘱竹川、培光往十字涧探听消息，晚八时返，决定即夜一时出发。出发前，幸得靖波来会。

6月28日：由公培光引路于早八时行抵姚里坪，计程十二里。路经十字涧曾与新编第四师二团相遇。十时离姚里坪，午后二时行抵姚峪。原拟往上东门公懋法（竹川族弟）家，途中闻其附近谢子（庄名）有敌人。改而西行至此。进庄借宿，竟不期而遇之。盖懋法亦以避敌来此也。

6月29日：竹川弟兄引我至附近道士海（地名）隐蔽，谓此间稍可休息两日。艮庸等则仍留姚庄。

6月30日：嘱艮庸、竹川、泮清三人往石人坡，为第三政治大队办理善后。抵石人坡南山时，闻北方有炮声，一路侦察前进。虽满目荒凉而山巅尚见一二牧童，村内仍闻驴鸣。遇乡民一人请其导访孙明孝庄长，获悉有负伤之我队官长士兵王仲全等三人留村养伤，当往探视慰问，并各留给养伤费用。适有本队孙医官德芳由邻村来视，因偕往当日战地巡视，残迹凄凉，殊不忍睹。总计阵亡廿五人，横尸山间及道左，多数已为土掩盖，间有露半身者面目模糊不可辨。乃各就原地加工累石围之，不使暴露。并共同相度得一可作公墓之处，备将来再行改葬。午后三时与孙医官等作别而归，比抵姚峪已入夜。

7月1日：愚暂不动，嘱艮庸等先行探路。午后二时由竹川弟兄引导离姚峪，行经大山坡，晚到潘家上峪，投宿刘景亮家。刘与公氏弟兄相熟，招待甚热心。唯此地接近公路，离旧寨只四五里，本日敌经旧寨往坦埠，此间曾一度虚惊。

7月2日：艮庸派人返姚峪，迎我离道士海，黄昏抵刘处，夜间为鸡虱所苦。靖波等五人则另住东山寺内。

7月3日：早四时半起床原拟与竹川随刘景亮往东高道，但丝贩急于赶路，不及相待，只得另觅向导而行。九时半抵东高道，小休息。十二时抵西高道，晤庄长公毓甫及公氏族人公召根、公佩良等，承其招待甚好。是日行五十里。

7月4日：夜来一时半离西高道，西南行过泰石公路，遇雨，仙人桥休息。天明后继续行进，雨仍不止，遂留曹家庄进食。近午拟移住西南里许之郭庄。曹庄与郭庄之间隔一条小河，艮庸、茂林先到郭庄时，河水方过膝，半个钟头后即不能涉渡。候至下午水渐退，始全移住郭庄公懋全家。

7月5日：嘱靖波、泮清往鲁家庄访鲁迪哲，并往太平集访晤东进支队王秉璋参谋长。晚八时泮清回，报告接洽已妥，东进支队允护送我等赴鲁西，作回川之计。

7月6日：九时移住鲁家庄。初意在此小留数日，后知附近各庄国军云集，恐不日将有战争，仍以迁地为妥。遂径往投东进支队部（对河南太平集属泰安境），会晤王参谋长及卢、张两科长，备承招待。下午七时半参加其“七七”两周年纪念会，被邀讲话。从对经峪遇敌以来，久在蒙阴县境内盘旋，至此已出蒙阴境，竹川由鲁庄折回坦埠，不再相送。

7月7日：偕靖波同晤王参谋长商量西行。据云铁路以西战事颇紧，须稍待数日然后动身。8日、9日均留住未动。

7月10日：离太平集，移往马家峪。

7月11日：住马家峪，有邹平研究院同学张锡传来见。张家居峡圩，相去不甚远，属费县境。

7月12日：偶病痢，张锡传同学迎我移至其家休养，而同人仍留原处。连日茂林、健三均病，盖精神紧张劳顿之后，天复时晴时雨，夜眠无被盖，固易致病耳。13日、14日各在原处休息。

7月15日：泮清来张家看我，即日返去。

7月16日：晨三时马家峪部队曾作紧急集合演习，艮庸等均参加。泮清再度来张家看我。

7月17日：健三、茂林各病愈，来张家看我，随即返去。

7月18日：艮庸、靖波、泮清偕来看我，当日返去。

7月19日：夜来闻远处有枪炮声，后知是八路军围攻放城国民党秦启荣部某一游击队。但延至今日未得解决。

7月20日：落雨，旱象得解，秋收有望。

7月21日：早起赴马家峪视艮庸等诸同人，十一时返张家。下午从张家移回马家峪，准备明日出发西行。——原奉通知明日出发，深夜十一时忽通知即刻出发，后知系此间哨兵与五十一军便衣队误会，仍照行原订计划。

7月22日：今日为旧历六月六日，鲁南风俗以瓜果祀天。下午四时由马家峪出发在丁家庄（太平集对河泰安境），与干部学生会合。六时离丁家庄，经管家峪、万家峪，夜十时抵东石莱。游击第八支队马保山司令派李文轩同志招待我等住小学校内。

7月23日：晨出南门小河盥洗，两岸柳丛疏落，山色青翠，河水莹澈，风景极佳。下午七时后出发，因有伤兵四十余同行，卫生队屡屡失伍，行至天明始达尧山（计约四十里）。

7月24日：晨五时到达尧山，再行廿余里至老庄休息。下午七时半离老庄西行，取道南驿车站之南急行军越过津浦铁路，时在午夜十二时半。过铁道后，抵王家庄小憩，复行十二里至小宁家庄宿营。是日约行七十里。此次与干部学生西行，张队长云山为领队，行军极细心，我等得其照料甚周到。

7月25日：本日原拟休息一天，下午得东进支队司令部消息，昨住之宁家庄今到敌人，似追踪而来者，乃决定西移，俾与六支队或总部接近。晚七时半出发，西北行渡沙河，十二时将抵汪家城宫闻有敌情，即停止不进。张队长率干部学生返张楼宿营，然后我等再进入汪家城宫，由汪庄长招待住汪氏宗祠内，时已天明。

7月26日：在汪家城宫休息，愚宿于一富户炮楼内，略得睡眠。下午有六支队独立团武团长来谈：敌大军从西方东移，现在东、西、北三方面均发现敌人。为避免被包围、劝我等速离去。同人商量分散隐蔽之计。夜十一时张云山队长来迎，移住张家城宫（距张楼二里）住宿。

7月27日：中夜二时许张队长来，面称六支队司令部派马继孔参谋长来接，嘱即准备出发。同时张本人奉命率学生移住六支队司令部，即夜与我等作别。晨四时半出发，通过公路时亦系急行军。八时半抵刘家庄休息。下午五时离村庄，行十二里抵财神庙（东平州境）宿营。

7月28日：晨有政三大队同人张勖仁等十人来见。彼等在石人坡走散后，最近从六支队司令部得闻我之消息也。彼等将先我径赴鲁西。八时艮庸往马子峪会晤马参谋长商谈派人到济南带信与福溢，并派健三往大峰山候晤福溢。午后三时六支队张北华司令派解指导员来接，五时半乘马往上套里六支队司令部与政委董君毅、参谋长于会川晤谈。

7月29日：午前张北华司令来会，车平四区区长尹鼎新、副区长张仲义同来。据云今日已得消息，前第三政治大队走散人员曾会集在泰安境者百余人已越过铁路西行矣。晚七时应邀参加六支队政治部召开之座谈。

7月30日：下午五时应尹区长邀，饭于其区署，董政委亦在座，曾谈及六支队成立经过。

7月31日：艮庸赴下套里集。晚八时愚应邀参加六支队政治部之座谈会，会后宿区署。

8月1日：肥城同学徐建勋来见。下午应陈山镇赵镇长邀饭，饭后参加六支队座谈会。

8月2日：应邀参加六支队之座谈会，晚宿上套里。

8月3日：健三由大峰山归来，闻福溢已经开封回川矣。晚八时六支队司令部为我等开欢送会。

8月4日：午间暴雨约十五分钟，农田得此稍解干旱。原定今明两日起程西行，以敌情有变化，故未动身。闲中为同人讲佛法大意。

8月5日：闻敌在东阿增兵，东进支队司令部电报仍未通，行期有待。续讲佛法。

8月6日：仍留上套里，续谈佛法。

8月7日：董政委君毅来通知，梁山司令部已有回电，可以出发。午前十一时起行，廿里至后屯休息。晚八时后，北行至上庄宿营。是日护送系由东汉支队刘营长所派一连，领队为副营长曹志尚同学。

8月8日：早四时半出发，经尧陵寺，八时半抵石河王庄休息。十时半偕同人至马林庄东平县政府，会晤王县长春元。下午六时离马林，行十二里至茶棚上船入东平湖，夜行。翌晨抵二度泊。今日立秋，湖中夜渡颇冷。马林南五里许有梁林，为宋梁灏故里。

8月9日：留二度泊休息。游击司令冯寿彭派其政治部王主任来见。落雨，同人留船中，愚移住一庄长家。十日仍留候东进支队消息。

8月11日：于下午三时由上套同来之东支卫生部谷部长来访，谓探明东支司令部仍住梁山西南三里之张坊。四时半离二度泊，曹营长派队廿名送我等往张坊，约行卅余里，八时后到达。当与罗荣桓政委、陈光师长会晤，并承苏孝顺秘书长招待一切。

8月12日：偕同人登梁山游览。梁山寨共七十余庄村，张坊庄后即梁庄。午后据报敌人汽车廿余辆由郓城向梁山出动。不久果即发现其来袭，同人随队伍出村登山隐蔽。四时，敌于发炮后退至独山固守，我等亦转至后集宿营（距张坊三里）。敌我相距七八里。敌在独山及前集放火，前集民房被烧毁甚多。

8月13日：初闻敌于昨夜遁回城内，十时始知其复来。且另有一股汽车卅余辆从寿张开来夹攻于我。同人随司令部直属队向东北穿行高粱地至湖边，涉水入湖，经张家庄至胡家楼休息。闻敌人又放火焚后集民居。

8月14日：留胡家楼。随在我军中有俘获之日寇六人，皆加善待而教育之。愚及艮庸闲中与之作笔谈。其一名佐藤猛夫，东京人，帝大医科毕业，原在东京同爱医院服务，今任军医官，本年5月来中国。又其一名三桥长吉，千叶县人，一等兵，廿五岁，人甚老实。二人谈话均极厌战。其他四人皆未满廿岁，情态可悯。晚饭后散步湖滨，值夕阳西下，湖水泛紫红色，与暮山远村相掩映，景色瞬息变幻，一幅绝好天然画图，至不易描摹。不禁使人益叹息于战争之错误与人类之愚蠢。

8月15日：留胡家楼，拂晓湖边迭有枪声。据闻敌人分几路进攻梁山，曾有一小部来至湖边窥探，被我击退。据我记忆：胡家楼所处位置有似半岛，湖水环之。在我等入住之前，即有司令部直属一部分无战斗力人员隐蔽其间。高级指挥员疲劳之余，有时亦休息于此。此日适值陈光师长在休息，当其得报敌军分路来攻，立即警觉此间可能遭敌袭击而无应敌之力。当下携同警卫员一人乘马涉水绕至敌人来路之后，隐伏高粱丛中，发枪向敌射击。来敌乃不敢前进，一幕惨剧于是得免。

8月16日：晨四时半起床，五时用膳，登小艇东驶至四柳村，下午六时仍回胡楼。据我记忆：当时缺乏粮食，生活艰苦之极。所云用膳，其实只有水煮南瓜一味，无所谓饭无所谓菜也。

8月17日：晨八时离胡楼行十二里至正海，晤陈光师长商定由杨勇旅部派队送我等至六团，然后再经冀鲁豫支队送我等南行。当即转张坊洽晤杨勇。下午四时出发，便衣六名护送，夜二时抵彭庄，值天雨，遂留宿。计自晨至夜行约百里，人疲马乏，以麦秆借地而睡。是日原定在箕山访问我鲁西支队消息，并往东进支队六团团部而未果。彭庄路箕山尚有卅余里也。

8月18日：晨五时离彭庄行六里至刘口。适有敌车从村旁西驶，乡民一时惊避，旋即复定。早食后，以敌在西方，改道南行至陈坡——北大同学陈亚三家。亚三之叔宝山先生招待甚殷，并为派人放哨警戒。据当地孟庆余先生云宋乐颜、裴雪峰等（第三政治大队鲁西支队长等同人）在田家铺。

8月19日：晨二时半起床，四时离陈坡，九时行抵凤凰集进食，闻西北有炮声。十一时左右行抵王崮堆东四里余之某庄略休息复行。途中与东支六团乔参谋相遇，闻敌车到城北四里处，王崮堆居民为之逃避一空。乃由孟庆余先生作向导西南行趋田家铺，下午四时许到达，与乐颜、雪峰、道一各人见面。乐颜见我，喜极而哭。道一（赵德庆，第三政治大队豫北支队长）由豫北来迎我，上月29日既到此，久候不得我确息，正拟此日返豫而竟得相逢，亦大喜。雪峰所率领之濮县教导队百余人，以有敌情正拟转移而未行，见面后不久敌车三辆已到前庄，即相偕移至长庄住宿。是日孟老先生年逾六旬伴行七十里，其情可感。

以上为辗转于鲁西鲁南之行程。

以下为由鲁返川经过冀南、豫北、晋东南之行程。

8月20日：夜来乐颜、雪峰来会商我留游击区之意义不大，决定即经豫北返大后方，致力于国内团结工作以巩固抗敌之根本。晨三时半起行离长庄，四时半抵张桥张子仁同学家。道一（以下皆有道一随行）往临濮集黄河渡口接洽渡河事宜，下午六时由张桥渡河，有濮县县政府派乔科长来接，宿张村。

8月21日：晨五时半出发，行十二里至王庄休息，有省保安司令部廖参谋长安邦来会（多谈两党武装摩擦事）。下午二时行抵濮县，住民教馆内。乐颜、雪峰及史景法同学又从鄄城赶来再度会面作别。

8月22日：留濮县，中午邹平、济宁受训同学之在濮者多人集会招待午饭。从鲁南遭遇敌人以来，同人身上服装不整久矣，至此乃各购制服更换备用。

8月23日：晨，同人同学集合照相后，出发西行，十八里至柳下屯休息，已入河北省濮阳县境。下午三时抵陈庄，冀南丁专员树本驻军于此。当承其来晤，谈约两小时。丁与范公筑先同为北方抗日有名之专员，此时拥有实力两万余人，惜其个人英雄思想浓厚。是日计行七十里。（按：我在《光明报》自述巡历华北华东各战地文中，曾谈及冀南抗敌有“改变地形”“空室清野”两项工作，可参看。）

8月24日：曹参谋长陪同乘马入濮阳城。两马竞走，当我马将超越时，曹马向后踢，伤我右足，幸不太重。城北有（孔门）子路墓，宋史所谓澶渊之盟亦在此地。下午五时当地各界人士为我举行群众欢迎大会，丁主持，愚讲话。晚宿县府。

8月25日：晨七时由城返陈庄，路经东门外医院访视龚柏龄。下午二时应丁邀为其军官讲习班讲话。

8月26日：留陈庄，丁专员来谈。谈及各方与八路军摩擦情形，颇觉可虑。

8月27日：留陈庄，接豫北朱怀冰电报，促我即起程西返，并表示负责护送渡河到洛阳。

8月28日：十时离陈庄入城，下午五时应邀在县府讲演。准备明日离此入豫。

8月29日：晨五时半出发，行四十五里至牡丹街午饭。此地属豫省滑县境，道一与当地赵区长相熟，一切甚方便。因茂林失道，即留宿以候之。晚间滑县县长夏熙绩来见。夜半茂林始到。

8月30日：晨四时半出发，行廿五里至善堂镇休息。沿途积水泥泞，为卫河泛滥所致。九时半离善堂，行十五里至安化镇，乘船赴屯子。船从村庄穿行，禾稼淹没殆尽。过安化后，即入浚县境。卫河决口，滑、浚两县被灾至重。闻灾区西至新乡县境云。夜十一时抵屯子集，浚县县府驻此，县长李君来晤。

8月31日：下午四时半离屯子，六时半至山角。从道一之意，访天门会首领杨贯一，不遇；由黄旗会首领王某招待，小休息复行。路经某庄，仍有人从楼上向我等放枪示威。深夜抵平汉铁路浚县车站之南一里许休息，等候铁路西扈全禄司令派人来接。夜半后，随来接之人越过铁路，至扈屯。再承其派人送至许家沟，时已四时，天黎明矣。

9月1日：留许家沟休息。此地仍属浚县，位于县之西北角。过铁路十里即抵达太行山余脉。淇水从西北来入卫河。此村靠山傍河，自成形势。连日沿途所见，水灾而外，虫灾亦重，至此均稍减。

9月2日：早五时乘驴出发，行廿余里至汤阴县之博梁山休息，汤阴县政府现驻此。下午一时半行抵盘石头，住于九十七军补充团团部。

9月3日：晨八时半出发，行卅五里至林县东姚镇，承当地吕区长宪文招待。

9月4日：晨六时出发，行三十里至小店，承朱怀冰军长派郭副官来接。下午一时半抵合涧，止宿。林县张县长，河南第三专署吴专员明浚，中国青年先锋团团长徐靖远先后来会。晚八时河南同学常泰和从辉县赶来相见。

9月5日：晨五时半召集第三政治大队豫北支队一部工作人员谈话。七时半应邀在第三专区联合中学讲话。八时半出发，西南行七十里抵山西省之壶陵水，已在下午四时，即止宿。途中有细雨，山歧路险而滑，时虞倾跌。过羊盘岭即达壶岭（先到东壶岭，又行一里许抵西壶岭，又名壶陵水），属壶关县境。

9月6日落雨自晨至午后不止。下午三时雨势渐停，出发后即天晴，远近各山云雾滃塞变幻，景致奇妙。五时半抵柳泉，有新五军（忆似孙殿英部）驻此，将民房占尽，乃北行五里至鹅子掌止宿。

9月7日：晨五时出发，行二十里至淅水进食后，又行四十余里于午后五时半抵陵川县城，住南关外。城内居民全部迁徙，荒凉满目，盖所谓“空室清野”政策也。晚间陵川张县长来会面。

9月8日：晨六时出发，以驴代步，西南行六十余里至冯山镇，九十七军骑兵连驻此，乃以马易驴。黄昏抵南庄（似是晋城县境），新廿四师兵站站长佟大亚招待留宿。

9月9日：晨六时出发，西南行越岭十五里至下川，九十七军军部胡参谋长舜生来接，住白玉坡。闻胡谈，知英法已对德宣战。

9月10日：晨十时应邀在九十七军军部讲演，托军部代发重庆电报四件。

9月11日：下午二时乘骡离下川，西行廿五里至北寨，住第四十军庞炳勋军部，晚间晤庞，谈至夜深。沿途颇闻人称道庞军在拦车镇之战绩。

9月12日：原拟继续西行，庞军长挽留为其干部学员讲话，推迟一日。晋城县张县长来见。

9月13日：晨五时半乘骡出发，行五十里抵晋城午饭。山路运输骡最宜，此间兵站所畜不下二千匹，因即用以送我等出太行山。饭后又南行四十里，于下午五时半抵犁川镇止宿。

9月14日：晨六时出发，行四十里，约十时半抵堆金洼（河南济源县境，距浏口一里许）进食。十二时复南行下山。值大雨后又有小雨，山势陡险，时或沿沟涧为道，涧水急流于乱石之间，非涉不能过。仰视左右石崖绝壁高矗接天，行人如步于井底。如是行卅里始出山，达山口镇。复转西行，沿山又十里至五龙口。渡沁河又四里，抵河头村。时已入夜，衣履尽湿，烘烤更换，比就睡已近夜半。

9月15日：上午因雨未出发，午后二时南行廿五里抵天祥止宿。

9月16日：晨五时半离天祥，八时半抵双龙潭早饭。饭后又前行七里抵西杨村，会晤朱怀冰军长。朱招待午饭。晚嘱艮庸访朱之副官长洽商渡河事。

9月17日：晨嘱豫北支队之赵道一、常泰和等六人往谒朱军长谈豫北地方抗敌工作问题。八时半起身往白坡黄河岸候渡。十时左右糜副师长代交涉之船到，乃登舟渡河。约一点余钟抵铁谢上岸，雇车前往大杨树。路经汉光武陵，下车小盘桓，复前行至沟上午饭。饭后又行，下午四时半抵大杨树。再步行十里抵洛阳，住古香巷中国大旅社，已近七时矣。适在“九一八”第八周年之前夕结束此行，是则诏我虽身离前线而义不容稍怠于抗敌也。

①1957年9月编次。

统一建国同志会①

华北华东之行，如前所叙于“九一八”前一天返抵洛阳，即可算结束。在洛阳晤卫司令长官（立煌）谈两度之后，即到西安。在西安晤蒋主席（鼎文）谈话，并托八路军办事处发电其前方将领，致谢沿途照料。10月3日由西安飞成都。

我到成都这一天，赶巧是蒋公以自兼四川主席，飞成都准备就职的一天。我因亦留成都，就便晋谒。“双十节”后的一天，承约便饭，就将战地经历大致报告。又特将山东敌情，省政府情形，八路军情形分别报告。蒋公于如何处置山东事，颇有指示。此时谈话已甚长，党派问题尚未及提出，请示时日再度奉谒。蒋公约于回渝再谈。

我回四川的意思，原以党派问题尖锐严重，推想大后方必然迫切要求解决，是我努力贡献意见的机会。所以准备分向三方面洽谈：一是国民党方面，二是共产党方面，三是第三方面。所谓第三方面，意指两大党以外的各党各派以至无党无派的人物。我自己亦属于第三方面，平素所往还最熟的亦在此，因而最先洽谈者亦在此。此时在成都的有黄炎培、晏阳初、李璜诸先生，于是连续聚会有所谈商。

我大致报告我所见党派问题尖锐严重情形（其中包括山东问题及河北问题，未经叙出于本文者），认为近则妨碍抗战，远则重演内战，非想解决办法不可。第三方面于此，无所逃责。而零零散散，谁亦尽不上力量，故第三方面联合起来，共同努力，为当前第一事。黄、晏、李诸先生都十分赞成，相约到重庆再多觅朋友商量进行。

10月23日　我飞返重庆。此时蒋公恰赴桂林，又转湖南前方，不获见面。而中共方面的参政员如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等各位先生，正于参政会开罢，尚未离渝。26日晚间访晤于曾家岩五十号，上述诸位全在座同谈。

我谈话，先从战地见闻谈起。所有八路军如何行动不对以及我的学生如何被他们杀害，皆爽直说出。秦（邦宪）先生一面听我谈，一面笔之于纸，但他们诸位对于这些事不甚表示意见。其意似谓你既历历有见有闻，而我们见闻不及，又无其他报告，无从判断其是非，既不能否认，亦不便遽皆承认。我接着就指出问题的严重性，进而提出我所主张的解决办法，特别置重于军队必须脱离党派，统一于国家。所有这许多话，秦先生亦全记下来。然后由陈、秦二位先开口作答，以次及于林、吴、董诸老。他们答复我的话，大致是说：你的理论和我们的理论是有出入的，但你的结论都和我们的结论颇相合。至于军队统一国家，在道理上自是如此，周恩来同志在廿五年“双十二”时节，且曾对外说出过这个话。不过事实上，必要国民党同样办理，我们方可照办。——这一方面的表示，就是如此。

在重庆的朋友，那时正忙于宪政运动。因9月间刚将宪政案通过于参政会，政府原答应于“双十节”作一宣布，而届时未实行，谓将候11月初间的国民党中央全会之决议，所以在野党派为促成宪政，无任其久延，吃紧努力。

我于那次参政会是没有出席的。那时我方在豫北太行山麓朱怀冰军长的军部中，略听到消息而已。好在会罢不久，我即到渝，于当时提案讨论通过各情形尚能闻知大概。据我所知，当时各方提案最初动机，□□□□□□，而争求各党派合法地位，俾有公开活动的自由。乃从这一问题，转到早施宪政。恰好此时，汪精卫组织伪政府，以施行宪政为号召，遂以间接促动此提案之通过。论时机实不成熟。

照我个人所见，应以团结统一为急。即如各党派□□□□（我亦在其中），我认为亦宜从团结统一中得其解除，而且只有从团结统一中得其解除，不能从宪政得之（料定宪政不会实现）。在大家亦并未忘了统一，大家意思求宪政即是求统一，未尝有二；我则认为要从统一到宪政，而不能从宪政到统一，所以我对于宪政运动不如对于统一运动之热心。统一运动入手处，在先谋第三方面之联合，我专志于此，宪政运动便没有参加。

好在大家并不怪我的偏执。而且对于第三方面之联合，早有此意，不待我发动，已在洽商中。经彼此聚议好多次之后，一面确定这一组织的名称为“统一建国同志会”，一面通过本会信约十二条文。原文照录于次：

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

一、吾人以诚意接受三民主义为抗战建国最高原则，以全力赞助其彻底实行，并强调“国家至上，民族至上”。

二、吾人以最纯洁的心情，拥护蒋先生为中华民国领袖，并力促其领袖地位之法律化。

三、吾人认定：中国今后唯需以建设完成革命，从进步达到平等，一切国内之暴力斗争及破坏行动，无复必要，在所反对。

四、吾人相信：中国今后需为有方针有计划之建设。此建设包括新政治、新经济乃至整个新社会文化建设而言，且彼此间须为有机地配合。

五、吾人承认今日较之以前已进于统一；但为对外抗战，对内建设，吾人要求为更进一步之统一。今日之统一，非出于武力，而为国人抗日要求之一致所形成。今后仍应本此方向以求之；务于国人之意志集中，意志统一上，求得国家之统一。

六、吾人主张宪法颁布后，立即实施宪政，成立宪政政府。凡一切抵触宪法之设施，应即中止，一切抵触宪法之法令，应即宣告无效。

七、凡遵守宪法之各党派，一律以平等地位公开存在；但各单位间应有一联系之组织，以共同努力为国是国策之决定与推行。

八、一切军队属于国家；统一指挥，统一编制，并主张切实整军，以充实国防实力。

九、吾人不赞成以政权或武力推行党务，并严格反对一切内战。

十、吾人要求吏治之清明，而以铲除贪污节约浪费为其最低条件。

十一、吾人主张现役军人宜专心国防，一般事务官吏宜尽瘁职务，在学青年宜笃志学业，均不宜令其参与政党活动。

十二、吾人主张尊重思想学术之自由。

（此十二条宜与后来民主政团同盟纲领十条对勘，而参求其异同所在。）

此十二条文，最初起草的有章乃器、左舜生诸先生。左先生并负汇集各方意见之责。我于其中，亦参加一些意见，并于末后与沈钧儒先生、左先生等共负审查之责。经大家通过后，即作定。

这一组织，口头说明（文字上不便规定）是中间性的，是第三者地位。国民党和共产党当然不请他参加，但间或有国民党籍，而实际另属一派的，如沈老先生和张申府先生等，则在内。又参加的非必代表一党一派，无党无派的个人，如张表方先生（澜）、光明甫先生（昇）等各位，亦都参加。又参加的，固以参政员居多数，而非参政员的亦正有其人，如章乃器先生便是。以党派而论，则凡在参政会中有人的，全在内。不过国家社会党的罗隆基、胡石青、罗文干三先生参加，而张君劢先生却没有在内。

组织确定，为免滋误会起见，同人咸主以本会信约十二条，托王世杰、张岳军两先生代为转呈最高当局，并推定黄炎培先生和我两个人代表面陈一切。黄先生将文件手交王、张二公，请其代约谒见日期。隔多日，蒋公约去见面时，则黄先生已因公赴泸州，只得我一个人去见。

我见蒋公时，张岳军、王世杰两先生皆陪座。我说明本会成立动机，是受党派问题刺激，而以求大局好转自任。蒋先生屡次要我们说公道话，而不知道我们说话甚难。我们说一句话批评到政府，则被人指为接近共产党或站在某一边了；我们说一句话指摘到共产党，又被人指为接近政府，或为国民党利用，仿佛我们就没有我们的立场，只能以人家的立场为立场，这是非常痛苦的。这样将全国人逼成两面相对，于大局极不好。于大局极不利的，即于政府不利。我们联合起来，就是在形成第三方面的立场。蒋公既以说公道话相期勉，先要给我们说公道话的地位，那就是许可我们有此一联合组织。

蒋先生没有留难即表示谅许，大约是先经研究决定了。只问我，参加的是哪些人。我大致数数，数到沈老先生和邹韬奋先生时，□□□□□□□□□□□□□□□□□□□！我答，以我所知他们两位并没有成见的；与其让他们在这一组织的外面，还不如约在里面。蒋公点头，亦以为然。谈话大致即此为止。这是廿八年（1939年）11月29日。

我出蒋邸，王世杰先生以车送我回青年会。在车中，他问我道，你们这是一政党了。我答不是。这是为了当前问题的一种联合而已。当前问题有分裂内战的危险，我们誓本国民立场，坚决反对；“统一建国”的标题正由此而来。现在参加的，各方面人都有。彼此间，还有不少距离，须得慢慢增进彼此间的了解。纵有人想组党，现在亦说不上。在我个人则根本不承认中国的多党制是合理。说得激烈一点，我反对欧美式的宪政。王先生于匆促间听不明白我的话，他误会我反对中国行宪政。他竟转问我道：你是否认为中国永不需要宪政呢？大概他亦想我是开倒车的人罢！

12月间会中，同人拟出版刊物，推余家菊先生主编，曾集资若干，并指定各人撰稿。后来却没有出版，其情不详，因那时我离渝了。转过年来，到廿九年上半年，同人皆不断聚会。临近参政会开会之前，到的人亦多，聚会亦多。同人曾商量共同提案，属我起草。我草出后，大家讨论。意见互有出入。最后仍作为我个人提案，愿联署者联署，此事另记于后。

参政会开罢，同人多离去。接着到了5月大轰炸期，在重庆更不能住。同人几有失去联系之势，幸而周士观先生（宁夏参政员）寓舍宜于避空袭，他不离渝，乃公推他照料会务。每次同人入渝，与他接头，于必要时通知开会。

八路军新四军问题，由来已久，而以何（应钦）、白（崇禧）皓电（9月19日）促其紧张。皓电以前，我们为关心大局，每于开会时，约中共驻渝代表秦邦宪先生出席，请他报告他一方面的情形和他与政府交涉的情形（当时一切交涉皆由秦与何）。政府方面亦间接地以消息和材料供给我们。后来秦先生回陕北，周恩来先生则来渝，常亦被约预会。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为了愿意我们清楚前方军队情形，屡以各色新绘地图拿给我们看。所以由两方面的问题，不知不觉形成第三方地位的重要。虽然这一个会很可怜的，并无甚势力，然而除了这一个会之外，更向哪里寻得第三方？

问题愈到后来愈紧，转过年来1月初间，就发生皖南新四军事件。接着就有中共的抗议，而不出席参政会。同志会于此，当然不能坐视大局之僵持，于是就有本年2、3月间奔走的一段经过。

说2、3月间奔走的是同志会亦可，说是民主政团同盟亦可，因为表面上都没有以团体名义出面，而实际上同志会已改组为同盟了。同盟以同志会为前身，组成分子还是那些人，只少了救国会一派朋友（再则多了一位张君劢先生）。至于其组织加强，纲领有异，自应于时势需要而来，此处不叙。

①1941年作，同年发表于香港《光明报》。文中空格□处为当年港英当局新闻检查机关所检扣者。

记中国民主政团同盟①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以卅年（1941年）“双十节”揭晓于香港，余负经手之责，而深有遗憾于其事，因记其经过曲折于次：

同盟之前身

同盟之前身为“统一建国同志会”。此会发起于民国廿八年（1939年）10月间，订有信约十二条，曾邀当局谅许成立。余于《我努力的是什么》（发表于香港《光明报》）中记其事，今不再详。同人因感于其组织松散，且未能强调吾人衷心之要求，乃更组成同盟。同盟实即由同志会改组而来也。

同盟之发起

同盟之发起，在民国廿九年（1940年）12月24日。是晨重庆报纸揭出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人选名单，即于名额一再扩充，而上届在选之党外人士或敢言之士顾屏除不少，殊失人望。余与黄任之、左舜生两公不期而相会于重庆新村四号张君劢家。彼此感慨同深，遂发同盟之议。四人自晨至暮，讨论整日，多所决定。次日（25日）黄公又约来冷御秋、江问渔二公同谈。余出先一日谈话记录，供众阅，众认为无误，并决定命名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不久舜生去蓉，君劢回滇，余亦返乡间（璧山县来凤驿），相约于来春2月再聚于重庆，赓续进行之。

同盟之定议

民国三十年（1941年）2月中旬，同人先后到渝。以参政会将于3月1日开会，故各方朋友来者颇多，正好商议。其时适在皖南新四军事件之后，有中共参政员全体不出席参政会表示抗议之严重问题，同人奔走两方，力求勿以国内裂痕暴露于外（《我努力的是什么》记其事甚详）。虽大会期内中共参政员卒未出席，而以当局嘉纳余等建议（建议组织国民参政会特别委员会），会后仍在奔走，直至3月底乃告停顿。其间聚议频频，而同盟之会商进行，即夹于其中。

同盟事经多次会商而后，主张纲领及组织章则均确定，并推定执行委员十三人。内常务委员五人，计为黄、左、张、章（伯钧）及余。主席一人，由常委互推黄公担任。总书记一人，互推左公担任。其余任务各有推定，余则被推赴港办报。

方同盟正在会商进行时，同人甚秘其事，而竟为当局所发觉。3月21日，蒋公在餐席上当众责问于张岳军（群）。张立时以电话询君劢，君劢否认之。次日又访君劢于家，君劢适外出。张语君劢介弟公权，谓已探得宣言全文，又知有纲领十二条而未得其文，且指出迭次聚议之地点在特园某号。黄公与余等共商应付，乃答以迭次聚议无非为奔走中共不出席之事，实秉最高领袖意旨而行；所谓组织，即是前之统一建国同志会；所谓十二条，即同志会之信约，均曾邀领袖之谅许者。至于宣言，则同人屡承领袖督责“你们要出来说公道话”，故有此拟议。盖同盟宣言初推余起草；余写成后，黄公主张先发一由个人签名之时局宣言，即就余稿涂改，措辞略变，适将同盟一层隐去也。经解释后，当局即未再追问。

《光明报》之筹备

往日统一建国同志会虽以国共两方外之第三方自居，而在重庆蒋方统治下实不容吾人以真正第三方面目出现，故同盟势不能不于海外建其言论机关。余之被推赴港以此。顾余虽愿以言论自效，素日谨守，殊乏肆应之才，又不善西文。同盟内定主持报事者实为罗君隆基。君劢先生时亦有赴港协助之说。而黄公方任劝募战时公债委员会秘书长，有海外各处巡视督导之责，行动最便利，则毅然自任赴港照料一切。

5月初间黄公抵港，余于20日自桂林飞往相会，不意黄公恰于此日飞返重庆，正好相左。余久候罗、张诸君不至，遂会同曾慕韩（青年党）、徐梦岩（国社党）、伍宪子（宪政党）、周鲸文（东北同乡会）、张云川（第三党）、甘介侯（桂系）诸君着手筹备。其后（8月初）奉内地通知，决议以余任报社社长。

当时计算参政会应于9月中旬开会，同盟必须在会前发表，报纸至迟要在9月1日出版，不意忽生波折。

中间忽生波折

海外同人以时期迫促，无日不盼黄公之来。7月26日忽有李政君飞港，受黄公之托自渝带来密函并抄件。盖黄公于7月初自渝抵滇，君劢亦自大理来会，所有昆明同人迭有聚议。抄件即黄公返渝后就议决事项摘示其要点也。其中可注意者：

（一）对于原来纲领十二条，保留四条，先发表八条。所保留者皆揭出吾人衷心要求之条文（如反对国库负担党费，反对特务机关等），且于发表诸条文字亦有删改（如第二条删去“结束党治”四字）。要之，力避刺激国民党。

（二）对于将次开会之参政会，除海外同人可不出席外，在内地者均出席。

（三）对外间为黄公及江问渔君守秘密，否认其参加组织。

嗣于8月3日又收得罗君隆基自昆明托人带来密件，内计开谈话会（非正式会）商决之事二十余项，视渝件加详。

8月12日余约同人集会，报告渝、滇来件，无不愕然。一致认为纲领不能分别发表，而删去有力条文，尤所反对；同盟一切主张，应认定“发表于会（参政会）前，商洽（与当局商洽）于会外”之原则，不必预作出席或不出席之决定。至于为黄公守秘密一层，既奉指示，自当遵办，但事实上早已尽人皆知，掩盖不得，徒资笑柄而已。同时报告，余个人已分函内地同人坚决反对。今问题涉及根本，在根本问题解决前，报社筹备暂停进行。众议佥同。曾、徐诸公并各函内地表示意见。

问题之回溯

此一变动盖有由来，是须回溯过去之事。

方3月间在重庆频频聚商进行同盟之事，曾发生两度争执。其一度在纲领问题。纲领十二条在黄公主席之下通过众议，其间文句修改，皆主席亲笔于草案上涂乙批写。以他人或不易辨识，即推黄公手自誊清，于下次会再提出宣读。下次会仍由黄公主席，以手自写订之条文宣读并传观，于是决议非有新加入分子提出有力意见，即不再修改。并约期某日（似为3月17日）同人全体齐集，在缮正之纲领后各自亲笔签名，以示决定。乃临时黄公忽通知君劢改期，并函余主张改约少数人细谈。及改期聚会，黄公即提出纲领十二条分别先后发表之说。如某某等条（指各有力条文）宜暂付保留。江问渔君又起而解释之，谓如此等条文发表，不啻与当局决裂；在中华职业教育社一面，许多事业必发生障碍，“我们不能使学生失学，工人失业”，云云。余谓：“既谓如此，何不早言？几经讨论修改，未闻异议，乃至亲自写订宣读，考虑应周，都无一言。今乃欲推翻成案，岂事理所许？”李君（璜）幼椿谓：“江先生所言盖指吾人所背负之包袱，包袱人人皆有，非独职教社为然。欲顾全自己包袱，即不必作政治运动；欲作政治运动，即不能顾全包袱。”最后黄公承认并非对十二条文忽生异议，乃顾虑发表之时机不得其当。众人则承认，非至适当时机不发表。于是在此谅解下而发表延缓矣。

又一度是在组织章则问题上。章则规定，凡同盟对内对外有所发表，必经常务委员会多数取决，而以主席及出席委员署名行之。黄公提议加一项：委员有不同意者得不署名（即以其余委员列名发表）。余反对之，谓在一组织内应服从多数，若许单独立异，将无团体行动之可言。黄公谓不如是，则多数或且压制少数。争执甚久，卒从黄公之说。盖众人之意，今为初步联合，尚非单一团体，强之无益也。

问题之解决

其后昆明来信，证明此一变动果出于黄公所为。欲求问题解决，非得与内地同人面谈不可，而尤切盼于黄公之来。

8月18日晚黄公到港，19、20两日连在九龙塘学校与余单独洽谈。黄表示其环境实不容其出名参加同盟，而留他在外，于同盟于大局，未始无用。于是决定黄公不列名。既不列名，故于纲领内容发表时机等问题一切听由同人决定，彼亦不固执己见。对于在港同人，除慕韩一人外，均不愿会面，一切托余转达。

21日黄公约慕韩会晤，余亦在座。黄面许同盟揭晓后，当亲写一文在《国讯》发表，以示赞助。盖黄公此来，题在募债，而实筹备其职教社之香港分社并自建其言论机关，所谓《国讯》海外版也。（后来《光明报》出版不久，《国讯》亦出版，黄有《我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一文，如其言。）

黄公既不固执，则一切问题唯待与内地同人商定。适有君劢之友卢广声君即在21日晚将自港飞渝，并转赴昆明、大理，余急草成《十大纲领》并写一长信托其带去。信内重申“发表于会前，商洽于会外”之主张，而请求三事：

（一）请决定迅速发表（拟在“双十节”）。

（二）请速定纲领——十条草案系汇集桂、港新加入分子之意见就原十二条增改而成，以供内地同人参考；无论如何决定，一经指示，即照发表，不再往返。

（三）请速写定宣言——宣言一经内地发来，亦即遵照，不再往返。

28日余约同人集议，报告一切。徐、周诸君于纲领微有意见（后详），当又托人带往内地，请一并核定。对于《光明报》则决议积极筹备，准于“九一八”出版。

问题之牵掣未已

9月22日同人集会，渝、滇各有函到，对于《十大纲领》完全同意，一字不改；宣言则嘱海外草订，内地事后予以追认；并同意于“双十节”发表。此时大体应无何问题，乃不意问题之牵掣未已：一为发表时之列名问题，一为纲领之修改问题。

同盟发表成立宣言及对时局主张纲领，自应由负责人署名，而主席黄公不列名已经决定，似应另推主席。但黄公初未自己辞职，又已离港（去菲律宾），无从商量。有人提议用各党派单位之名，而不用人名，但职教社同样不肯列名，有不待征问而知者。曾慕韩即据此理由，谓渝函正有发表可不列人名之意。余认为无负责人名，不成事体，主张改推君劢为主席。即至少以主席张、总书记左两人之名发表。曾不同意。余飞函内地争之。

10月3日黄公返港，余以此问题告之。黄即电渝请改推君劢主席。而渝复主席非大会不能改选，固执其不列名之说。实则主席由常委五人互推，载在章则，余同黄公既合推君劢，渝方赞同即可成立，不解何为固拒？②63时已10月8日，内地既顺从曾说，海外同人如徐公等虽以余说为然，但恐再事犹豫，则“双十节”便不能发表，贻误事机。故鲜有人极力支持余说，而颇有人劝余让步者。余请先换社长而后发表，解除我个人责任。众亦不许。余又建议以曾、梁二人或余一人为同盟驻港代表之名发表。众谓港政府不许任何政治团体公然活动，往时胡展堂、李德邻曾遭干涉，可鉴；今日虽国民党亦不得公然建立支部。余于万分无可奈何之中，只得服从众议，执行不列名之发表。

余草十大纲领，内地本同意一字不改。但其中第四条“拥护国民党执政，为抗战建国纲领之切实执行”，海外徐、周诸君力持异议，曾补送内地参酌，其主张系删去此条，而于第二条“结束党治”下，增“仍委托国民党执政”字样。内地复函希望不改，若必欲改，即请海外斟酌决定。于是慕韩附和徐、周，必欲修改，并提议“组织举国一致之政府”以代原文。幸甘君表示不同意。众议纷纭，余默默无言，但谓一切修改，以字面上之修改为限，不能变更原意。最后乃以“督促并协助国民党切实执行抗战建国纲领”定议。

卒成缺憾

宣言起草余及同人咸推慕韩，而慕韩以先决问题未决，拒不动笔。所谓先决问题者，指宣言是否列具人名。时余犹未承认不具名之事，盖以是迫余也。日期逼近，余不得已连夜草成宣言，经同人通过，“双十节”得如期发表。

发表时，国际各大通讯社记者多以未具负责人名，不肯接受拍电③。一般舆论，亦以不具名致疑，未得引起有力同情。而执政党方面即借口于此肆其攻击，并以有意变更政权不啻第五纵队相诬。使发表方式如余所拟以张、左具名，各方观感当必不同。又使纲领如余原稿发表，有“拥护国民党执政”之明文，则对方情绪不致如许恶，“有意变更政权”之诬言尤无从说出。诋诬既不得其隙，彼此气势一申一诎之间又必有异于今日也，惜乎未能。

同盟发动，预其事者未始不出以真诚。顾衷气不充沛，形于外者便不光昌，而一段真诚亦遂淹没无从见于世。及今思之，宁以不发表为佳。当时心有所蔽（指为同盟求发表之念积久而不可遏），见不及此；既经我手发表，故不胜遗憾！

卅一年（1942）5月4日记

卅一年5月愚借地避暑于兴安中学（在桂林之北），闲中记此，罗子为随侍，属其抄写。十之九皆子为笔迹，唯增改字句及收尾乃出愚手耳。

1962年6月 漱溟

①1942年作于桂林。当时“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尚未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

②著者1962年重阅此文时于此处加以下批注：“其实盖为青年党之左自以为党势大过张之民社党，不肯以主席地位让于张。”

③当时十大纲领及同盟成立宣言系经陈友仁、陈翰笙二君亲自译成英文，即由二君担保此事之属实，而后各外国记者乃拍出电报，引起世界各国注意。——漱补记

赴香港创办民盟言论机关《光明报》前后①

1940年12月24日我与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发起筹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这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十分恶劣。国共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抗日战争初期的那种全国团结抗日的气氛已经荡然无存。国民党的控制、镇压也日益严重，人民的民主权利已名存实亡。国民党的“民意机构”——“国民参政会”——也更加缺少“民意”的色彩，因为国民党提出的第二届参政员人选中极力排斥党外人士或敢言之士；记得陶行知、胡景伊等就是这次被取消了参政员资格，而塞进了更多的吃闲饭的国民党员。1941年1月又发生了“皖南事变”，国内形势更加急剧恶化。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为力争团结抗日的局面不公开破裂，积极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的同时，加快了民盟组织的建设工作，希望民盟能早日建成，使它能尽快在促进国内团结中发挥作用。民盟的政治纲领、组织章则以及常委、主席等人选等都是这时商讨确定的。而创办民盟的报纸也是这时商定的。记得有一天我们相会于张君劢的住处（张当时借住于其胞弟国民党交通部长张嘉璈家中）。张君劢首先说，只有不在蒋介石的控制之下才能讲我们要讲的话。大家对此当然都有同感，遂决定去海外建立民盟自己的言论机关，并推我负责。

一、离重庆去桂林

为筹备民盟的报纸，我在1941年3月底离开重庆。就在我动身之前不久，邹韬奋不堪国民党特务的长期监视，巧妙地甩掉特务的盯梢，逃离重庆。在这种情况下，我根本弄不到去香港的机票，只得乘长途汽车先去桂林，再做打算。汽车途经第一站是距重庆九十公里的綦江。车刚刚停稳，旅客正准备下车略事休息，有个人打开车门上车问道：“梁漱溟参政员在车上吗？”我答：“我就是。”来人就说：“请下车，到我们那里喝喝茶。”我便回答说：“时间有限，不下去了。”不料此人却一再坚持“请”我去“喝茶”，这我才明白过来。为了他们稽查站向重庆上级特务机关请示，于是全车被扣在綦江过夜。当我提着小皮箱在汽车站附近寻找投宿的旅馆时，看见墙上有布告，布告末尾署名人为“张轸”，职衔是“警备司令部分区司令、补充训练处处长”。张轸是河南人，过去经河南友人介绍见过面，也算相识了。在一个小孩的指引下，我找到了这个训练处，见到了张轸。我一见张就问：“稽查站你指挥得了吗？”张答：“指挥不了。”当夜我就留宿在他的办公室。晚间闲谈，谈起征兵，因为所谓“补充处”就管的是此事。张说：“惨得很！壮丁都想跑，跑了抓住就枪毙。为了防止逃跑，睡觉时将拉来壮丁的手用绳子拴在一起。”张说着竟为之落泪。我问他为什么不向上反映。张说：“当然我向何应钦说过。他听后摆摆手，或摇摇头，不了了之。”

次日汽车被放行，我终于经贵阳到了桂林。当时广西大学校长雷沛鸿是早相识的朋友。广西大学那时在桂林郊外约六十里的良丰，那里景色宜人，像个大花园，我就住在那里，并应雷的邀请讲学约两个月，讲的内容就是后来我撰写的《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的一部分。我的最后目的地是香港，在桂林停留一个时期后我还要离开，可我买不到机票。我找当时任国民党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的李任潮（李济深），由李的秘书（也是李的表侄）黎民任打电话向航空公司担保为我购机票，公司说要向重庆有关方面请示，在拖延了一阵以后，终于弄得一张去香港的机票。

二、只身飞赴香港

1941年5月20日我只身一人飞往香港，开始了筹办民盟报纸的工作。到香港时有李沛文（李济深先生长子，解放后曾任华南农业学院院长）自己驾车到机场来接，我即先暂住于李家。后来又迁往许地山先生（作家，笔名落华生，当时在香港大学任教）寓所。在我借住许家期间，一夜许先生竟死于急症，我又不得不另觅栖身之处。经过三四次转移之后，报社终于租得一座楼房中的一层充社址，我才有了固定的住处。为了减少开支，报社用房力求节省。记得我的住房也仅能放一张办公桌和一张折叠床。

三、为筹办事与盟内外人士洽商

在重庆公推我代表民盟赴港办报时，本曾商定张君劢、罗隆基二位随后也将来港协助，但他们始终未能来。黄炎培（当时任抗战公债筹募委员会秘书长）原说去南洋募捐后途经香港时与我相会，不料我到港之日恰好他离港飞回重庆。于是有关筹办报纸的事宜，我只得会同当时在港已参加民盟的各党派人士商讨办理，如曾慕韩（即曾琦，青年党）、徐梦岩（国社党）、伍宪子（宪政党）、周鲸文（东北同乡会）、张云川（第三党，即今日之农工民主党）、甘介侯（桂系）等人。在筹办过程中，还与当时在港的许多左翼人士，如何香凝、廖梦醒、廖承志、柳亚子、陈翰笙、彭泽民等接触，他们自然都对民盟这一工作表示支持。其中廖承志是周恩来告诉我与他联系的，因为在离重庆之前，我到曾家岩将去港办报的事告诉他，并向他问得中共驻港代表。在临创刊之时，有人又劝我出面宴请一些知名人士，以取得更多的支持；记得被邀请的人士中有茅盾、夏衍、金仲华等人。

四、筹组办报班子·确定报名

我去香港没有带一个人，办报的班子是到香港后才筹组的。8月接重庆的民盟同人的信，决定由我任报社社长，经理则由我推荐萨空了担任。其余编辑人员等，多靠金仲华等人介绍。记得新闻版负责人是笔名羊枣的（听说后来他在福州被国民党杀害）。总编辑是俞颂华，他原在上海《申报》工作过，是个老报人。经过大约三个多月的紧张筹备，1941年9月18日这一天，民盟自己的报纸《光明报》终于和读者见面了。报纸取名的事，这里可以附带说一说。一天碰见范长江，他与我提起当时张君劢的国家社会党（后改名民社党）在香港出版的报纸，范说报贩叫卖时多喊出许多报名，而《国家社会报》往往被略去，就是因为这个名字不易上口，叫出来也不响亮。后来我们二人共同议论的结果，就取名《光明报》。

五、为报社经费不足奔走

民盟要创办一份自己的报纸，经济上困难不小。在筹备之初，只有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章伯钧每人各拿出国币一万元，我除了参政员的津贴外无积蓄，只出了六千元。而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货币不值钱，大约是四元才换一张港纸（港元）。后来反蒋的四川刘文辉和云南的龙云（通过缪云台先生）支持民盟，又赞助了几万元。但开办之初，要用钱的地方很多：注册要交押金，请律师也要钱，还要付纸张印刷等费用，所以仍感入不敷出，紧张得很。当时范长江负责中共在香港的报纸《华商报》，见到我就问：“怎么还不出版呀？”我回答说：“你还看不出来！”不久，他来找我说：“有‘南洋某侨领’愿资助你们办报，只要你写个收据就行了。”我说：“写收据还不容易。”随后他送来四千港元。

待《光明报》创刊之后，经费仍感拮据，遂决定由我亲自去新加坡一带向华侨募款。为了此行，我添置了一套在那一带炎热气候下需穿着的白色西服。不料我一上船就碰见了国社党的徐傅霖。徐见我也搭船，首先开口问我：你去南洋干什么？待我说明此行目的以后，徐就表示：民盟由许多政治党派组成，也包括了他所在的国社党，如果民盟去募捐，国社党就无法再募。我们二人同去，捐款者将只给你，而不会给我；你去了，我将空手而归。因此，你要去，我就不去；如果我去，你就不能去！徐态度之强硬，实在出乎我的意料。徐是民国初年的老国会议员，年龄又比我大许多（当时我四十八岁，他已六七十岁了），我只好让他。一个钱没有募到手，还报废了花上百元港币买得的一张头等舱船票。不料事过不几天，日本即发动太平洋战争，新加坡很快沦入日军之手。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幸好未去成，不然我也会滞留在东南亚一带，难于回归祖国大陆了。

报社经济既如此困难，可是青年党的曾慕韩（琦）还要往报社里安插闲人，实在令人气愤。本来报社已任命萨空了为经理，萨很有才干，社内工作在他掌管之下，早已走上轨道，而曾慕韩忽然又“推荐”青年党的陆光荣当副经理。因为萨已完全胜任，而且也已有一位副经理李炳海，无需再添人，何况添人又要多一笔开支，理所当然地我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于是曾陆二人邀我去茶楼谈判，再三要挟。最后曾竟说：“你如此坚持己见，拒不接受，我们便不再是盟友，我将以敌人来对待你！”平日貌似文雅的曾某，竟如此凶恶无理，实在可叹！

六、国民党的阻挠破坏

民盟在香港办报，国民党当然不高兴，一定千方百计地阻挠和破坏。早在报纸筹办中，国民党就派了他们立法院副院长刘维炽由重庆赶到香港，与港当局接头，企图阻止我们创办这个报纸。可惜他晚了一步，因为待他赶到时，注册手续我们已办理完毕，应交的押金四千元港币也已交清，并请好了法律顾问，已算是有合法地位的报刊，不能任意取缔了。可是由于刘的一番奔走活动，港当局的新闻检查机构仍对我们多方刁难。为了避免或减少麻烦，在报纸出刊之前大家劝说我，应当先拜访新闻检查机关的负责人，并特别提醒我要购买些礼品送去，表示希望他给予关照。这种迹近行贿的事，我还从未干过！可是为办报，我还是十分勉强地带着礼品去见了这位负责人。此人姓刘，着长袍马褂。这在流行西装革履的香港是不多见的。东西送了，请关照的话也说了，可是《光明报》第一天的发刊词上他就给开了“天窗”。于是我再去找他，进行交涉。他的回答很直截了当：这是“奉命行事”，因为上面有交代。他还说：“你们报上的文章如果发表在别的报上，如《大公报》，可以不删，可是登在你们《光明报》上，就不能不删。”报纸大样天天送检，天天要开“天窗”，成了家常便饭。许多文章被删节得太多，文句不通，无法读下去。我写的连载在报上的长文《我努力的是什么》，也删节得千疮百孔，不成样子。

七、向国内外公开宣告民盟成立

1940年底至1941年1月民盟已创立，但始终不曾公开。《光明报》在香港创刊后，它首要的任务就是向国内外公开宣告国共两党之外的最大政治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并公布民盟的政治纲领。但民盟的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在见报之前如送检，肯定不能通过，所以民盟这两个重要文件如何才能见报，成为一大难题。大家议论再三，想不出什么办法。幸好后来萨空了出一个好主意：将宣言和政治纲领放在有报头的一版广告栏内刊出，因为按香港新闻检查机关的规定，广告栏大样无须送检，这样做就可以轻易地避开送检被扣一关。后来即按此意见办理。同时又通知印刷厂增加印数，出售时又特意减收报费，尽力扩大这一期发行量。1941年10月10日这一天，刊有民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的《光明报》终于在香港街头各处公开发售，与广大的读者见面了；至此海内外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才知道民盟的成立。香港当局见此情况，当然不免大吃一惊，立刻派来由英籍警官率领的警务人员来到报社，查问究竟。我们就以广告账目本出示，上面填写有刊登广告人的姓名、住址以及所收广告费数目，以表明我们是按广告刊登，并且手续完备。来检查的人抓不住报社的任何把柄，就按照账本上写的姓名、住址去查找那要求刊登广告的人，而姓名、住址等都是我们事先编造好的，因此他们自然是什么也找不到。

八、青帮头子杜月笙奉命出马

《光明报》发表了民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公开宣告民盟的成立，当然为蒋介石所不容。首先是旅港的参政员王云五、成舍我两人秉承国民党的意旨，以邀我同去重庆参加参政会为名，要我离开香港，重新回到受蒋介石严密控制和监视的重庆，为我所拒绝。后来国民党元老李石曾（李与吴稚辉、蔡元培、张静江，人称国民党四大元老，他们都是中山先生的朋友），当时正住九龙半岛酒店，也写信劝我回重庆，信中说：“介公之于先生，一如先生之于介公，并无恶意。”并通知我机票已由吴铁城的弟弟代为准备好了。对此我再次“辞谢”。最后国民党搬出了青帮头子杜月笙，让他来出马，“动员”我离开香港。有一天，由杜月笙出面，请我一个人去“吃茶”，地点是“告罗士打酒店”的雅座。杜一见面，首先讲了许多恭维的话，说什么我在《光明报》上发表的文章如何好，大家如何注意，许多人都表示赞同等等。然后话题一转，说：“重庆方面很希望梁先生回去，有什么主张，尽可以与蒋先生面谈。当面交换意见不是更好吗？”他还说：“我们这些人素以信义著于天下，说话从来是算数的。我愿陪梁先生同去同回。”我回答说：“不必了，因为除了报上已发表的，我没有什么另外的主张。更何况民盟总部在重庆，有张君劢、左舜生等人在，如果需要当面谈，他们可以代表民盟。”杜遭拒绝后不死心，后来又请我吃过一次茶，当然还是让他碰了钉子。

九、来自内部的分歧与干扰

国民党的干涉和破坏活动当然为我们制造了许多困难，但更令人心痛的还是来自内部的分歧与干扰。这是我此生中最感苦恼的经历之一，至今难忘。民盟的政治纲领早在重庆时即由我执笔写好，并经大家修改同意。但在距报纸创刊前一个多月，黄炎培即托人自重庆带来密函并抄件，其中意见是为避免使国民党感到刺激，拟就的十二条纲领中有四条暂不发表。这四条内容包括反对由国库负担国民党费用，反对设立特务机关等。其实这种将纲领分成两部分先后发表的意见，早在我尚在重庆时黄就提出过，后来大家取得非到适当时机不发表的谅解，这个分歧遂被暂时搁置起来，现在不过是旧事重提罢了。为了消除分歧，能按原定日期（1941年10月10日）发表民盟政治纲领，经过在港民盟成员多次讨论和与在重庆的民盟成员多次信函往返，终于决定由我根据原来的十二条另起草一个十条纲领。这个改写后的纲领后经重庆方面民盟成员同意，一字不改；而在港的徐梦岩、周鲸文等坚持删去第四条中“拥护国民党执政，为抗战建国纲领之执行”，而在第二条“结束党治”后面，增加“仍委托国民党执政”等字样。结果大家议论纷纭，久久定不下来，最后终于修改为“督促并协助国民党切实执行建国纲领”。后来在报上发表的那个政治纲领，就是经过这许多曲折产生的。

至于民盟成立宣言的发表方式的分歧，早在宣言起草之前就出现了。青年党曾慕韩首先提出发表时不具名的主张，而后被推为民盟主席的黄炎培又提出要为他个人参加民盟保守秘密；而姓名保密也只能是不具名。我则以为民盟这两个重要文件的发表，都应由民盟的负责人共同具名，毫不隐瞒这些政治主张是我们的；只有如此，才足以表明我们郑重负责的态度，并取信于国内外。有人又提议改由参加民盟的各党派具名，而职教社又反对，其理由是不言自明的：因为黄炎培是该社负责人，有了职教社的名字，也就等于有了他的名字。于是我又建议以“民盟驻港代表梁漱溟”名义或解除我的报社社长职务再发表，均不得同意。而青年党曾慕韩以不具名发表的意见未谈妥为借口，拒不起草原应由其执笔的宣言。为了宣言与政治纲领同时按原定日期发表，我又不得不连夜赶写宣言，经大家讨论通过。最后在万般无奈中，只得服从不具名发表的意见，在《光明报》上刊登了这两个民盟的重要文件。

由于发表时不具名，孙科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在香港发表公开谈话，攻击民盟，说民盟是暗藏的“第五纵队”，破坏抗日等等。而不具名发表的最大不利是不能取信于国外，以获得国际上的同情和支持。为补救计，后由陈友仁（曾任中山先生秘书、国民政府外长）和陈翰笙二位向外国记者说明和保证，并由他们代为将这两文件译为英文，宣言与政治纲领才得通过这些记者转发国外。

十、被迫停刊

1941年底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12月8日日军由九龙方面进攻香港，同时对香港炮击和轰炸。《光明报》自同年9月18日创刊后，至12月13日被迫停刊，前后不过三个月。报纸无法办下去，工作人员只得遣散。为免生意外，我也在同人的帮助下多次迁移住处。12月25日日军终于全部占领了香港，香港当局投降。在香港沦入敌人之手的初期，盗匪蜂起，日军也乘机作恶，社会秩序无法维持。此时为了安全，我又与萨空了、张云川、黄瓒三人躲入西环一所小学校，住在三楼的一间空房里，住入此处以后，我们尽力深居简出。白天各自读书，夜间无电无法看书，几个人就在一起闲谈，各自介绍个人经历的种种往事。

有一天我有事外出，走在中环路距香港大学不远的地方，遇见陆光荣，两人正边走边谈时，由两楼之间忽然冲出一人，双眼以下蒙着白布，手持尖刀，以刀对我，要我交出身上财物来。当我从衣袋里取钱包时，陆趁机逃离，向上坡方向飞跑，而此时正巧有一辆警车自上往下驶来。陆于是边跑边大声喊叫：“robber！robber！”（强盗！）匪徒眼见警车向我们方向开来，急忙逃走，竟不及接我手中递给他的钱包。

十一、离港出走返回祖国大陆

此后不久，范长江、萨空了问我是否打算在此时离开香港，我说当然想走，便约定与陈此生、范长江夫妇等同行。1942年1月10日，在日军完全占领香港两周后，我换装着中式夹裤夹袄，于黎明前离开所住的小学，由黄瓒送我到香港仔约定的一个僻静处，登上预先租定的一条小渔船，趁着破晓前的昏暗，躲过日军的检查和封锁，悄悄地离开了香港，踏上了返回祖国大陆的途程。由香港回到大陆内地所经历的种种艰险和一些感受，在回到桂林以后曾写过题为《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一长文，有较详细的记述，这里就不再说了。

①追记于1984年。

我参加国共和谈的经过①

——抗战中为国共团结抗日、胜利后为两党合作建国而奔走

现在谈一谈我在1946年奔走国内和平的事情。如果我们要说明蒋介石如何断送国民党，这一段是很重要的；而对新中国来说，这一段经过已不重要了。今天清理我自己大半生的事情，这一段却也值得说一说。这一段事情经过很曲折，恐怕没有人再来回顾它。我把它说出，留下来，可供史料参考。

先要说明我的态度。我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奔走国共两党的团结抗战，在抗战胜利后就奔走国共两党的进一步合作，实现和平建国的要求。我于1938年1月5日从西安到延安，就开始为此而奔走。从1938年初起至1946年尾（退出和谈）止，前后整满九年。解放战争时期，储安平主编《观察》杂志，曾发表过我所写的好几篇有关当时和谈的文章。储安平要求我把前后首尾的情节写成一个完整的东西，我答允下来，且把书名定为《八年努力无功录》，大概得写好几十万字。不过，我当时正写《中国文化要义》一书，所以没有工夫写它。现在时过境迁，许多事情都已忘记，就更难于写它了。

现在只把1946年最重要的事情，大略谈一下。其他的事情，如把我所写的零散的文章逗拢起来，也可略得梗概，不一一去叙述了。

我在香港《光明报》上曾发表过的《我努力的是什么》，把我前半段奔走团结抗日的情形，像在延安与毛主席的谈话，为新四军事件而奔走等等，就都写进去了。

《我努力的是什么》这篇文字，在《光明报》上发表的时候，给香港当局检查，东挖去一段，西挖去一段，不少空白。这使我气得不得了，曾向香港当局再三交涉，据检查人说，这是应国民党的要求而搞的。这样一来，许多东西就寻查不到了。如新四军事件爆发后，共产党曾提出十二条，现在就查不出来。

战时我为何奔走国内团结

我为什么在抗战时期要奔走国内团结呢？这是由于三次刺激引起的。

头一个刺激是1937年8月17日我出席南京国防参议会，汪精卫代蒋主持，在那次会上我大谈动员民众配合军事的必要性。我根据我所写的《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的意思批评了当时国民党的教育制度。我强调指出：一般国家的教育重在教育青少年，而社会改造时期应重在教育成人大众，而对成人则应在社会之中进行教育。我的话说得远了一点，我还没有说完，傅斯年就站起制止我。傅斯年说：现在上海正在激战，我们要紧的是讨论外交与军事，你说这些不相干的话干什么。但汪精卫还要我继续说下去，我才勉强把话讲完。后来，沈钧儒（国防参议员之一）在会上也有一个动员民众的提案，我赞成他的意思，却不同意他的方案，因而我就提出我自己的动员民众的方案。我是一贯注意动员民众的工作的，中国大多数民众是在农村，所以中国的动员民众工作就是农村工作，只有把农村大众动员起来，才能配合作战。这个方案写成后，除在国防参议会上提出外，我还同黄炎培、江问渔和晏阳初去见蒋介石面谈。蒋听了很高兴，告诉我们：即以你们四人为中心来作。但我没有搞成，因为陈立夫（大本营第六部由陈立夫主管民众动员工作）百般阻挠，根本不让国民党外的人作，怕党外人抓民众。陈立夫这些人认为动员民众工作只有他们国民党人来作，只有他们这一派人来作，旁人是绝对不能插手的。他们防我们，更防共产党。这是我第一次受到刺激，第一次碰到钉子。我这才觉悟到党派问题不解决，动员民众工作是无法进行的，因而要动员民众，必须先解决党派问题。

第二个刺激是退到四川后，我想为抗战尽力，简直是无事可作。当时兵役问题最严重，一面是抗日军队没有好兵，另一面是乱拉壮丁，民间不堪其苦。所以我决定在四川兵役问题上下一番工夫。那时张群是成都行营主任，王缵绪是四川省主席，我跟他们二人谈兵役问题亟应设法解决，又跟张表方先生也谈过这一问题。他们三位都很赞成我的意思，于是就一同往成都，商定组织四川全省总动员委员会，由各方面配合来作，我不直接负责，只在里边帮忙。哪里晓得，在第一次会上就碰了一个大钉子。张云伏（四川省府法制室主任，黄埔系蓝衣社的人，资格地位并不高）就在会上公然说：党外人不能插手动员工作，你们不要作。那个傲慢骄横态度，简直不可一世。我无意与他争，争也争不了，只好放手不作。

我在后方既无可为力，所以才到游击区走一趟（事在1939年）。

第三个刺激是到了山东、河北等游击区，接触到许多事实及同沈鸿烈见面谈话（沈负山东省主席名义），我才知道国共两党在游击区的关系逐渐恶化，开始互相火并。我看到形势严重，觉得国内不团结就无法外御强敌，所以才离开游击区，又回到大后方四川，想促进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以利抗战。我回到成都，曾见蒋介石，还见到黄炎培、李璜和晏阳初等人，我把游击区的情形谈给他们听。我对黄、李诸公说：国共两党关系恶化，影响抗敌前途甚大；两党之外，大家如果零零散散，就没有力量说话，没有力量进行调节团结。只有各小党派先团结起来构成一个力量，才能牵制国共两党，不许他们打内战，而要团结合作，一致抗敌。他们几个人一致赞成我的倡议，就共同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这是在成都谈好发起，在重庆才组织成功的。（此会即民盟的前身。）

我前后受了这三个刺激，我越受刺激，就越要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努力促成团结抗敌的局面。

胜利后又为国内和平奔走

现在再讲在抗战胜利后我奔走国内和平的情形。

我最初以为胜利后，抗敌的事情完了，对外问题即告一结束，而国内呢？胜利之后不久，毛主席就到重庆，国共两党谈合作，谈和平建设。我那时还住在广西贺县八步，不了解真情实况，满以为政治上可不需要我，我可以干我自己的事了，乃竟不然。

我从来都是抓住我认为最要紧的事来作，抓住从大局上看在此时此地最要紧的事来作，抓住别人没有作而只有我能作的事来作。假如作的人很多，不一定需要我，我就不来作。1945年8月在八步听见抗战胜利的消息，其后又听见两巨头会晤的消息，我就认为大局有了眉目，决定不参加现实政治了。我在广西住了好几年，始终配合李任潮、李任仁几位搞现实政治活动，搞反蒋抗日活动，希望改造国内政局，加强抗战工作。胜利后，这件事似可告一段落。当我要离开八步的时候，我就写信给两位李先生，向他们告别，说我要搞文化研究工作，不再搞现实政治的活动了。这样，我就从八步经梧州而到广州，在广州才知道国事不容乐观。我于1945年11月到重庆，正赶上国民党接收东北遇到困难的时候。蒋介石派熊式辉和张嘉璈前往东北办理接收，但国民党军队不论从旅大或从营口总是不能登陆，原因是苏联人认为国民党反苏，不甘心把东北交给国民党。11月15日蒋介石命令熊式辉、张嘉璈从东北撤退，不接收了。熊式辉奉命走了，苏联觉得不好意思，不好对国际上作交代，所以把张嘉璈留下，才协议国民党由美方空运军队接收东北。当时，东北问题很复杂，很严重。东北这地方，国际上都很重视。苏联收拾了日本关东军，赶走了日本人，一向就重视东北的。美国也重视东北，帮助蒋介石进行调停。所以当时的东北要是弄不好，很有成为西班牙第二，爆发有国际背景的内战的可能。我不能坐视不理，无法抽身而退，所以又卷入现实政治里。当时，民盟积极地搞起来，大家不让我走。大家说：如果爆发了内战，你还能搞什么文化研究工作？这样，我就参加了旧政协。外人或者把我同章伯钧、罗隆基一样看待；其实，我跟他们是不同的。章、罗他们在政治上有欲望，而我没有。我在政治上一进一退之间，是非常之有我自己的斟酌的。

关于政治协商会议②

关于旧政协，谈起来就很复杂。从停战会议到政治协商，停战在前，协商在后。战是怎样打起来的？是日本投降国共两党争着“受降”。国内许多地方已由共产党给解放了，受降接收了，而国民党却不予承认。国共两方争着受降接收，就在各处打起来了。后来由美国出面调停，国共双方都表示愿意停战，就由马歇尔代表美国居间，组成停战会议。在停战会议上，许多条件难得协议，战不能停，政治上也就无从协商起。所以1946年1月10日那天，停战协定在早晨签字，上午十点钟方开成了政治协商会议。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停战会议取得协议后才有的。现在为便于说明起见，把停战会议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关系列一表如下：

停战会议：（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执行小组/长春分部——执行小组

政治协商会议：综合小组{政府组织小组/施政纲领小组/军事整编小组（整军会议）/国民大会小组/宪法草案小组（宪草审议会）}

先讲停战会议。停战会议产生了设在北平的“军事调处执行部”，由共方叶剑英、国方郑介民和美方代表饶伯森（后译罗伯逊）组成，按照停战协定的条款遇有争端进行调处。执行部之下又设执行小组，也由三方面组成，奔走各地，具体执行停战协定，保证实现停战。至于长春分部是军事调处执行部设在长春的分部，是当初所没有而后加的。全国和平破裂，主要漏洞在此。当初的停战范围并没有把东北地区包含在内。为什么这样呢？这是因为苏联红军打垮了伪满军队和日本关东军，国共双方还没有在东北打起来，抗日民主联军也还没有和国民党军打起来。这是一面。另一面是各方面各有各的打算。国民党认为：苏联出兵东北是国际决定的，苏联得把东北整个交给我，不愿意把东北包括在两党停战范围之内；如把东北也包括在停战范围之内，岂不是让共产党在东北也有了份。苏联和中共也有自己的安排打算，延安派高岗、林彪等人带领大批徒手士兵经过内蒙前往东北接收关东军的全部家当而武装起来，发展很快。美国对于东北也有其意图，未尝不想插足其间。这样，三方各有打算，就都同意停战不包括东北在内。问题就隐伏于此。不久，共产党以“民主联军”的名义（东北地方军队如李杜等都在内，是不能与八路军混同的）在东北发展得很快。1946年3月间，张嘉璈告诉我：东北百分之九十都是共产党的了；而中共王若飞告诉我，东北百分之九十五都是我们共产党的了。1946年2月间，马歇尔曾向国共双方提议把东北也包括在停战范围之内。共方首先表示赞成，而蒋介石竟不予置答。后来发展的结果，眼看共产党有囊括整个东北之势，蒋介石这才同意在东北停战。这样，就于1946年6月间设立了长春分部。由停战会议产生的军调部的构成与职权大体如此。

现在再讲政治协商会议。

政治协商会议的目标与任务，主要是由各党派协商如何结束国民党的一党统治，如何实行宪政。结束训政，实行宪政，原是国民党的主张。胜利之后，为了结束内战，解决党派问题，大家一致同意实行宪政，打破国民党一党专政之局。实行宪政必须做到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始可结束内战，奠定统一和平。

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之下分设五个小组：一、宪草；二、国民大会；三、政府组织；四、施政纲领；五、军事。政治协商会议的目标与任务既在实行宪政，那就必须先起草宪法，然后提交国民大会通过，所以设宪草小组和国民大会小组。而国民大会之召集不能由国民党一党包办，须由各方共同召集，因此就须改组国民政府，容纳各党派参加政府，这样就设立了政府组织小组，协商政府改组事宜。政府改组后，宪政实施前，这一段时间如何施政，须要有一个共同纲领，所以又设立了施政纲领小组。此外，由停战会议而产生的停战执行小组，只管调处停战，而两党军队如何变成国家的军队，如何实现军队国家化，如何裁军整军，还需要协商解决，所以又设立了军事小组。政治协商会议五个小组的来历大略如此。还有，在此五个小组之外，还设了一个综合小组。综合小组的协议，等于政治协商会议全体大会的决定，所以在综合小组会上是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讨论商决的。

政治协商会议原由国民党、共产党、民盟、青年党（青年党由于国民党的分化而脱离民盟，便于国民党从中操纵）和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五方面的代表所组成，代表人数不等，但议案以五方面同意为通过，非取决于多数，五方各有一票权。因此，五个小组亦由五方各派代表二人组成。唯有宪草小组只确定了十二条原则，交由宪草审议会据以修改“五五”宪草，起草整个宪法，各方参加人数要多一些，还有十个专门委员参加工作。军事小组也是只谈原则，至于整军裁军则由小组交由整军会议把原则付诸实施。军事小组协商整军原则时，美方不参加；而整军会议谈判军队如何整编时，则请美方参加，协助进行。

上述各种会议所取得的协议计有：停战会议所取得的《停战协定》（1946年1月10日早晨签字），政治协商会议关于五项问题的决议，简称《政治协定》（1月31日大会通过），整军会议根据军事小组所协议的原则，由马歇尔居间所取得的《整军协定》（2月25日签字），还有《东北停战协定》（3月27日签定）。所有这四个重要文件，此刻我手中一个也没有了，所以现在就不大能够详细无遗地来讲它。

不过当时发生争执的一些问题和使和平破裂的许多事情，我还约略记得一些，还是可以讲一下的。

宪草决议首先发生问题

政协五项决议就有四项出了问题，停战也从而出了问题。首先发生争执的是宪草问题，而最根本最重要的症结则是停战问题。内战停不下来，一直打下去，一切协议完全等于白费了。现在先讲宪草问题，然后再讲停战协定的破坏，其他几项也会顺便讲到的。

宪草怎样成了问题呢？

就在1月31日政协闭幕那天，宪草问题即已暴露出来了。政协于1月10日开会后，就五项问题分五个小组展开讨论，经过半个月的努力，各项问题都讨论出了眉目，差不多就都可取得协议了。于是，周恩来于1月27日飞回延安请示，取得共产党领导上的许可后，于30日飞回重庆。这样就于31日上午八时召开综合小组会议，清理汇总各项问题所达成的协议，并商决尚未取得协议的问题，如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问题就是在那天才解决的。综合小组会议从上午八时一直开到下午二时，才对各项问题取得最后协议。那时的民主同盟总部是在重庆国府路三百号，政协会场就在三百号之东的国民政府礼堂，而国民党中央党部就在三百号之西，相距都不远。政协综合小组下午二时散会，国民党中央就于三时起开会一直开到六时，好多国民党人如谷正纲、张道藩等在会上吵啊，吵啊，顿足嚎叫，大哭大闹。他们说：国民党完蛋了！什么也没有了！投降给共产党了！宪草十二条原则把“五五”宪草破坏无遗了。他们对五项协议都表示不满，对于宪草尤其不满。蒋介石任他们大哭大闹，一言不发。最后，蒋才说：“我对宪草也不满意，但事已至此，无法推翻原案，只有姑且通过，将来再说（盖蒋视政协如无物），好在是一个草案，这是党派协议，还待取决于全国人民，等开国民大会时再说吧。”蒋流露出宪草有修改挽回余地，伏下了祸根。1月31日晚七时才开政协闭幕会，蒋亲自主持，把五项协议逐条宣读，夹叙夹议，大加称赞；唯独对于宪草加以保留。蒋说：“宪草只是党派协议，我们大家不能包办民意，还须取决于国民大会，将来再斟酌吧。”这样，五项决议就算全体通过。八时散会，接着举行宴会，夜十时才完。我满以为政协至此，总算大功告成了。

想不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宪草首先出了问题。为什么宪草出了问题呢？要想明白这一点，首先需要明白这个宪草原则产生的思想背景与社会背景。关于宪政当时有三种形式或蓝本：一、英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宪政，二、根据孙中山五权宪法所说的宪政，三、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宪政。至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国民党当然还要标榜孙先生的五权宪法，早已有了一个“五五”宪草作为蓝本；而民盟大多数人（像民社党、青年党等等）以及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多半趋向英美式宪政；共产党以及在思想上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救国会和农工党章伯钧本来并不要走资产阶级民主的路子，但他们都知道在当时要把苏联制度拿出来是不行的，所以他们也希望有一个英美式宪政就行，以期打破国民党垄断政权之局。周恩来对马歇尔就曾说过：我们愿意要英美式宪法，假如能像美国宪法那样，我们便满意了，只怕不可得。这样一来，三种蓝本只剩下两个，如何折中于五权宪法与英美式宪法便是问题所在了。张君劢的把戏就应运而生。张君劢根据孙中山直接民权的学说批评“五五”宪草的国民大会制只是间接民权而非直接民权，所以他主张应把国民大会化有形为无形，公民投票运用四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就是国民大会，不必另开国民大会。这样就把妨碍英宪政民主的东西去掉。此外，张君劢主张监察院作为英国式的上议院，把立法院作为英式的下议院，而把行政院作为英式的内阁；行政院须对立法院负责，立法院对行政院可以有不信任投票，推翻内阁，另组新阁；行政院如有自信，也可以拒绝立法院的不信任而把它解散，实行大选，产生新的立法院。一方有不信任内阁之权，一方有解散议会之权。张君劢就这样用偷梁换柱的巧手段，保全五权宪法之名，运入英法宪政之实。但这样一个宪法是最不利于蒋介石的。因为蒋介石只能摆在最高地位，只能作总统而不能作行政院长，没有实权了。就是降格作行政院长吧，也随时有倒阁的危险，很不稳呀！这样的宪法对执政党最为不利而有利于在野党。所以张君劢这种设计，在野各方面莫不欣然色喜，一致赞成；尤其是周恩来简直是佩服之至，如获至宝。还有，宪草原则十二条还规定各省得制定省宪，更是不利于国民党而利于共产党，因为共产党这时已经控制了好些省区，能够制定省宪，在政治上岂不更有做法。这种宪草原则在野各方面既完全同意，而尤其难得的是，“五五”宪草主持人（孙中山先生的儿子）孙科竟放弃他父亲一生奔走号召的五权宪法实质，而点头承认了张君劢的设计（孙科蓄意自己来任行政院长），国民党其余代表亦无人反对。宪草小组会不过开会四次，这篇巧妙文章便得庆成功了。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对于这件事不热心，我根本不去参加宪草小组，我认为不论五权宪法或英美式宪政在中国统统行不通，统统不是那么回事。当时，在野各方面正在兴高采烈，庆祝成功的时候，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2月4日，我被邀请在沧白堂报告政协成功的经过，夜间灯光朦胧中，特务就从后面乱飞石头子打人，不过情况还不算严重。2月10日在校场口召开陪都各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郭沫若先在主席台上，我刚上台，没有几分钟，就开打了，大打特打。李公朴、施复亮和郭沫若都挨了打；李最重，还流了血。我被逼下台，才碰到周恩来。那天国民党特务散发的传单主要是反对宪草。3月1日国民党召开二中全会，又是大哭大闹，争吵不休，对孙科和邵力子诟骂不已。我们听到就很感诧异，私下问雷震：宪草原则在小组会上国民党完全同意，为什么又不承认呢？雷震说：“政协开会期间，国民党出席各小组的代表在会后都要向蒋主席汇报，唯有孙科懒得面蒋报告（国民党方面出席政协的代表以孙科居首，孙怀鬼胎，不敢面蒋），只把宪草小组会议记录送蒋过目，而蒋却未看。我们屡次请他看，他却始终未看。到了政协闭幕前夕，蒋才看会议记录，已经晚了，来不及挽回了。”君劢的设计，国民党认为万万要不得，因为国民党人认为用这样的宪草原则去制定宪法，无异使他们的蒋总裁成了空偶像（孙科自己想组阁，便出卖了蒋介石），党徒不愿意，蒋本人更不甘心，其势非出问题不可。

我的态度与行动

现在插叙一段题外的话，就是叙述一下我在当时所抱的态度和我的行动。

话得从1月26日说起。

1月26日政协会议还在进行中，不过五个小组所协商的问题都已有了眉目，差不多都可以取得协议，和平交易可以成交了。27日周恩来要飞延安报告，取得党中央同意后，回来即可签字。26日晚上，周恩来到国府路三百号民盟总部来看我们，他表示政协取得协议，马上就改组政府，大家得一同努力。张君劢、张东荪和我三个人不约而同地都表示不参加政府。他们二人只是口头说说，我则早有成竹，给毛主席写好一封信，托他带去延安。给主席信内大意是说明我自己对于现实政治的努力至此可告一段落，今后愿致力于思想言论工作，要离开现实政治，才便于说话，请予谅解。周恩来30日从延安回来，带来毛主席的复信，对我离开现实政治的意思表示不同意；并说：言论与行动不是“不可得而兼”的，何必停止行动而专搞言论呢？同时，周恩来也说：“你的信，我当时未看；如果看了，我就退给你而不会带给毛主席的。我们坚决不同意你的意思。国民党多年来采取关门政策，逼得我们不能不来叩门，请他开门。现在门要开了，你们却不打算进去，往回倒退，这还行吗？如果这样一来，大家你也不干，他也不干，岂不垮了！岂不散了！问题实在严重，是绝对不能容许的，没有个人自由的。”周恩来说话很硬，简直不容商量。但我心中有底，我非如此不可。于是，我就写了《八年努力宣告结束》一文，在政协闭幕那天宴会上交给周恩来、张岳军和张东荪诸位阅看，末后交给胡政之在翌日（2月1日）《大公报》上发表，我在这篇东西里简略地说明我要退出现实政治而致力于文化思想工作的用心。但30日周恩来对我说了那样硬性的话，我生怕引起他们的误会，所以又写了《今后我致力之所在》一文发表于2月7日重庆《大公报》上，主要想解答毛主席所说的话。我历叙自己过去由于致力行动而在许多问题上没有说出我自己的见解主张，比如今天要实行英美式的民主宪政，我就有不同的见解，但为要与大家行动上一致，就不能发抒自己的见解。然而我不能老闷在心里不说，今后离现实政治远一些，才好说话。尤其不能参加政府，如参加政府就又不方便说话了。我当时唯恐毛主席和中共朋友们不谅解，所以决定飞延安，好当面讲清楚。我于3月10日从重庆飞北平，12日从北平飞延安。——以上夹叙自己态度。

国民党竟要求修改已定的修宪原则

上边曾说到国民党人对政协宪草协议极力反对，大骂孙科、邵力子，使孙、邵二人大受其窘，他们就向中共和民盟提出修改宪草原则的要求。在3月15日的宪草审议会上，周恩来表示让步。16日中央社所发布的消息语气过重，有失实的地方，延安看见这个电报，大吃一惊。毛主席找我询问究竟，我也说不出所以然来，即因我来延安，不在重庆。按道理讲，宪草审议会是受政协大会委托起草宪法条文，无权修改宪草十二原则。毛主席电询，周复电也说不大清楚，就电促周速回延安一行。3月20日晚上重庆又开宪草审议会，周提出把上次的三点让步弄明确清楚，让中央社再发正式消息。21日晨，周恩来飞回延安，那天我正在延安下乡参观农业合作，在农民家吃饭时，来人要我回延安，一同谈这件事情。当时同座的有八九个人，由周报告宪草让步的经过及其原因。

现在根据周恩来和张君劢二人先后所说的话来讲明有关宪草让步的情形。

关于宪草问题，国民党内部一直闹得很凶，责成孙科收回宪草协议。这使孙科很觉为难，很感痛苦，自己表示同意了的，岂可随便推翻，所以孙科自己很难开口说话，而拉邵力子作陪。宪草审议会有十个专门委员，原议由各方公推，后来国民党背信，单独聘请了十个专门委员，很不合理。各方因为这是一件小事情，所以没有去争，承认下来。这时，国民党就让这十个专门委员出面说话，说了一些反对宪草十二原则的理论口实。本来，民盟曾对周恩来表示：宪草审议会只能根据宪草原则起草宪法条文，根本无权讨论原则问题，最好堵住国民党，不让它开口，以免横生枝节。周恩来认为还是让他们说，等他们说完再表明无权讨论的态度也行。这样，专门委员纷纷起来发言，孙科、邵力子也表示出痛苦万分。休息十分钟，周把张君劢拉到一边商量。君劢说：不能让步，要及早堵住才好。周恩来说：政治是现实的事情，走不通就得设法转圜，不能因此而牵动大局。当时主要是国共两党之争，张君劢也就活动了。周把让步之点告诉张，张也说，好吧。当时让步共有三点：第一，国民大会从无形还回到有形，其组织与权力再行商定；第二，同意取消立法院对行政院的不信任投票权和行政院对立法院的解散权。但行政院仍须对立法院负责，至于行政院对立法院如何负责和立法院对行政院如何监督，具体办法再行商定；第三，省宪可以改为省自治法（但非“省自治法规”，20日召开的宪草审议会上才弄清楚，21日中央社再发消息更正）。具体内容再行研究。21日上午周恩来向党内大家报告的，主要就是这三点。当时没有加以讨论，只是毛主席一个人说：“他们（指国民党）要制定他们所要的宪法，十个、八个，由他们自己制定去吧！必须制定共同遵守的宪法，我才接受。我只接受第十一个宪法！”毛主席对周恩来未加批评。窥毛主席的意思，要制定共同遵守的宪法，这种修改是不行的。其后，我在25日搭送周的飞机离延安回重庆。接着就再开宪草审议会，主要还是根据上述让步的三点原则，搞出一个大家都能同意的具体方案。先谈国民大会问题，居然搞出一个大家同意的方案；接着谈立法院与行政院的关系问题，总是谈不拢，只有暂时搁下；着手谈省自治法问题，也谈出一个一致同意的方案。回头又谈行政院与立法院的关系，蒋介石要行政院对总统负责，而当时大家都要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搞了好些方案，蒋都不同意，所以这个问题谈来谈去始终没有获得结果。后来，东北战事爆发，大家也就无心再谈它了。

关于停战问题

宪草问题就谈到这里，底下再谈停战问题。这是最重要的问题所在，停战的破坏是从东北开始的。所以要谈停战问题需先谈东北问题。

东北问题现在我不能确切地加以说明，许多事情都已记不清楚了。我当时是从莫德惠和张嘉璈二人口中获悉一些东北情况的。莫德惠跟我很熟，他是社会贤达之一，又担任过东北宣慰使，代表国民党中央到东北进行宣慰，是最早回到东北的一个人。莫对我谈到东北种种情况，如日本投降时大行破坏，苏军行动不佳，民主联军的大发展……他说：“苏联总是说国民党是反苏的，苏联人总是以反苏眼光看国民党，给国民党种种不痛快，国民党对苏联也就不好起来。”莫德惠谈到东北就要掉眼泪，而且说：话很难说，总要求大家前往东北实地看看。他曾提出建议组织一个考察团去东北看看，除民盟甚表赞同外，国方共方谁也不理睬。我们在政协会上要求讨论东北问题，国共两党也不予理睬。张嘉璈跟我谈过东北情况，蒋介石派熊式辉（东北政务委员会主任）和张嘉璈（东北经济委员会主任）接收东北，但国民党的军队不论从旅大或营口都不能上岸，1945年11月蒋下令熊等撤退，表示不接收东北了。苏联的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觉得不好意思，留下张嘉璈商谈，乃获得空运国民党军队的协议。3月25日，张嘉璈在重庆请我吃饭，想向我了解延安情况。他也把东北情形告诉我，详情现在不记得。大意是说共方民主联军发展得很快，东北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在中共手里，关东军的枪械由苏军从日军缴获后都转交八路军使用。所以国民党军队一进东北就冲突起来了。张嘉璈谈话大致如此。我在前边已经提到：1月25日，马歇尔就曾提议把东北地区也划入停战范围之内，由军调部调处停战，共方立表同意，而蒋不予答复，这样共方正好发展。到3月共方已有很大发展，蒋着急了，才同意停战，却又提出五点来要共方同意后才停战。而共方只承认前三点，后二点坚不接受。蒋介石很不满意。但马歇尔此时却认为停战、政协和整军都取得协议，事情差不多了，急于要回华盛顿报告一切，遂于3月11日把调停之事交托齐兰将军代理而径自回美。国方代表张治中亦因受命要赴新疆，即将成行。共方代表周恩来看到这种种情况，也就于3月21日飞回延安休息。这样一来，谈判就停顿了。蒋介石看到局面如再拖下去将要不得了，一面嘱张治中不忙走，一面托美方派专机接周回重庆。27日东北停战协定签字，就只是三点而非五点。蒋心中实在万分不痛快，因而尽管签字，却只想用来约束共产党，他自己当初就不甘心遵守的。恰好在3月下旬，苏军也从东北撤退回国。苏军留驻东北，蒋介石还有所顾忌，苏军一撤走，蒋就肆无忌惮，于4月初展开激烈的战事，蒋破坏东北停战协定而向共方进攻。东北战事越打越凶，民主同盟不能袖手旁观，坐视不理，遂于4月10日假座特园邀请周恩来和陈诚两方多人吃饭（主人方面列名有我，我却飞往昆明去了），由民盟同人居间要求停战，共军可以从一些大城市退出。共方还没表示意见，陈诚就表示不能接受。

现在再插进来讲一下我自己的行动。

正式接任民盟秘书长

政协闭幕后，我一连发表二文，决定退出现实政治，专搞文化研究工作。我那时总想成立一个文化研究机构，想找地点找人才。2月间，我就跑成都一趟，找叶石荪和李源澄来一同搞。3月间曾飞北平，4月间又飞昆明，都是抱着这个意思而去的。我赴昆明是想把文化研究机构摆在昆明，还想找龙志舟（云）拿钱办学。这时，我一心搞我自己的事情，有关大局的事情差不多等于不过问了。所以4月10日特园之宴，我虽是出名主人之一，却不在座，在那天早晨飞昆明了。什么时候我终于又返回头来奔走国共和谈呢？是在4月18日。我4月18日从昆明飞回重庆，那天中共军攻占长春，恰好马歇尔也在那天回到重庆。4月18日中共军攻占长春是时局一大转折点，是关键性的一天。马歇尔走后，时局发展到大打特打，是他意想不到的事。马歇尔回到重庆，虽曾约周面谈，问周许多问题，周的答复简略含糊，使他不明真相。马歇尔于4月22日派人来找民盟，请民盟帮助出任调停，说他有点无所措其手足的样子。民盟既不能推卸此责，盟内朋友就纷纷劝我参加奔走和平，内战不停，文化工作和研究工作也就无法进行。我迫于事实的需要，也就只好跟在大家后面来奔走和谈了。马歇尔之所以要民盟出来，是想让民盟了解共方的打算，摸摸周恩来的底，看中共对东北究竟是要什么，以便他着手调停，解决问题，同时也要民盟参加，在中间作证人。从22日起，民盟应马歇尔的邀请，参加了东北问题的商谈。民盟既然参加进去，我也就不得脱身，不得不再来奔走和平。盟内朋友责备我此刻不能置身事外，要把事情搞完再走不迟。同时，我对于民盟职务还有义不容辞的一段苦衷，现在可以谈谈。民盟当初有五个常委：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章伯钧和我；我们推选黄炎培为民盟主席，黄也首肯。但后来黄竟变了卦，很不像话。黄那时担任募集战时公债委员会秘书长之责，常来往于内地与香港之间。我在香港办《光明报》，要把民盟这一组织公开出来，黄正到香港，应当由他出名负责，他却推避不干，怕得罪蒋、孔。他既要辞职，却不向内地表示；我提醒他，他才声明辞去民盟主席。我举荐张君劢作主席，而左舜生不甘心相让，不赞成君劢，后来民盟主席才落到张表方身上。当时，民盟总书记由左舜生担任。一直到1945年12月，左舜生辞职不干了，为什么呢？主要是由于曾琦回来，青年党内部闹家务事，曾琦上了蒋介石的钩，要青年党退出民盟，青年党内部狠骂左舜生，所以左不能再在民盟干下去了。到了旧政协，青年党正式从民盟分出去是曾琦搞的，曾琦之坏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于是青年党的政协出席代表五人就没有左舜生和李璜。左舜生既辞去民盟总书记，恰值国社党的张东荪到重庆，大家都推东荪担任民盟总书记，我11月回到重庆，也赞成此议。但张东荪为人很油滑，怕费力气，也不肯干。我请他干，说：“我无条件帮助你。”张东荪说：“我只负名义，实际工作你来。”我说：“好吧。”所以旧政协开会时期，民盟秘书长就由东荪担任。政协闭幕后，2月上旬张东荪要回北平，无法留他，他就辞去秘书长而去。民盟实际工作无人管，大家推我作，首先跟我谈的是黄任之、章伯钧、张表方和张君劢等人。只有罗隆基没有跟我谈（他自己想当此任）。当时，周新民（中共党员）担任民盟副秘书长，他劝我出任秘书长，态度最恳切，话说得最切实。但我一直不肯，一心想搞自己的事情。我既在《大公报》上发表过两篇谈退出现实政治的文章，又给毛主席写信表明此意，我态度之坚决，他们实无法勉强我，也就算了。我那时住在重庆特园，张表方也住在那里，鲜特生是主人。有一天吃完午饭，鲜特老进我房间里说：“你没有看见张表老唉声叹气的神情吗？你知道原因在什么地方吗？现在政府要还都南京，民盟也得迁移去。但民盟秘书长无人肯干，他这位主席简直毫无办法。张东荪2月14日走了，已经二个月之久没有秘书长，表老真是一筹莫展。大家公推你干，你坚决不干，一切都落空了。政府还都后，5月就要在南京开会，你一定不干，岂不是要张表老的老命！表老加入民盟是你拉进来的，你要他的老命对吗？同时，民盟要搞国共两党的和谈，也无人负责主持进行，这又是关系大局的事了。”鲜特老这样一说，我自己再不能推辞，只好同意干民盟秘书长这一职务，但言明只干三个月，再多了就不干。张表老说：“只要你干就行。”这样，我就接受了民盟秘书长的责任，又投身于两党和谈了。5月初，肯定下来，于5月8日就离开重庆而飞上海，过了几天才转到南京，设民盟总部于蓝家庄。张表老不出川，一切由我作主。

调解东北停战问题

现在再转回去说民盟奔走东北问题之事及其后的发展情形。

4月18日中共军进入长春，蒋介石宣称：共军必须退出长春，如不自行退出，我必拿下长春，强调长春问题为时局关键的唯一问题。蒋介石愤怒之情溢于言表。民盟这时从各方面搞清楚了问题症结所在，就搞了一个解决长春问题的调停方案，方案内容主要是请中共军撤出长春，国民党军队也不进去，由莫德惠主持接收长春，国共双方都不占长春而由警察维持市内秩序。民盟先让邵力子看这方案，邵说：“这方案差不多了吧。”周恩来表示要请示延安，不能立刻答复，但似可望同意。4月29日晚八时由张君劢、罗隆基出面携这一方案向马歇尔提出，请他转达蒋介石。这时，马歇尔和蒋介石同住重庆市郊山洞（地名），张、罗系由美方派车送往山洞面见马歇尔。马对这一方案虽认为不无意义，但未允立即转达。马歇尔说：“政府即将还都，蒋主席即将离渝，一切到南京再谈吧。”这个方案本来不失为一个可行的方案，可惜提出得晚了一点。根据各方面的事实推测印证，马歇尔、蒋介石之间对长春问题取得默契。据说，蒋介石曾对马歇尔说：“共产党的气焰太盛了，非打下它的气焰不能搞成和谈。你让我打它十天，打一下才能往下谈。”蒋请马不要阻拦他用兵，而马歇尔站在美国立场也想压迫共产党一下，马就默认蒋介石打了。这是马失败之开端。马默认之后，就不再转达民盟的方案。马歇尔实在不应当默认蒋介石对共产党用兵的倡议。在此以前，马歇尔摆出一副很严正的面孔，蒋介石很尊重马，周恩来对马的印象也并不坏。从此以后，马歇尔有失严正中立的立场，蒋介石看透了马歇尔，从此就再也不听马歇尔的话了。后来马歇尔很吃蒋介石的苦头。中共军攻占长春，当时张表老就表示不满意，所以提出要中共军撤出长春的方案。想不到时间上晚了一点，在马、蒋之间已有默契之后，这方案就成马后炮了。

4月30日，马歇尔飞往南京，蒋介石飞往西安。5月3日，周恩来飞往南京。5月8日，我们民盟也飞往上海了。从此以后，和谈就在京沪一带进行。

蒋介石这个人是一个完全没有信用的人。当中共军入长春后，蒋说共军非让出长春不可；当中共军退出长春后，蒋又提出“美方最后决定权问题”，说是非此不可；等到这个问题解决后，又另来一个“非此不可”……问题层出不穷，谈判老是没有休止，几乎到了一个人的面子他都不要的地步。蒋介石只要三分像人，事情决不至于毫无成就而终于破裂。他硬是赤裸裸地毫不讲理，他如果像个“人”的话，事情何至于此呢？如果问：国共双方老谈不拢，症结在什么地方？我就这样答：症结吗，是转移无定的，今天在此，明天又在彼，问题层出不穷，令我无法确指。1949年元旦，蒋介石呼吁和平时，我曾在《大公报》上发表《过去内战的责任在谁？》一文，揭出两点：第一，过去内战的责任不在中国共产党；第二，今天好战者既已不存在，全国各方应该共谋和平统一，不要再打。头一点是明责任，后一点是求和平。这是后来的话，且不多说。现在还是话归本题。上面一再提到：最初的争点是宪草问题，接着是长春问题，这不是我一人之言，在当时的各报纸上就可查出来。4月尾5月初，蒋介石的“非此不可”是长春问题，5月1日蒋介石在西安行辕集合军政人员讲话就表示过这个意思。当日行辕发言人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就提到时局关键在长春——在中共是否退出长春为转移。据发言人说：马歇尔离重庆前夕曾对中共提出中共军应从长春撤退，交中央军接防，再谈其他问题，记者注明发言人所谈足以代表蒋意。这条新闻，各报都登过，5月2日上海《大公报》发布这个新闻的标题就是《谈判僵持的关键在长春》。这可以证明蒋介石那时的“非此不可”是要中共军撤出长春了。5月3日晚周恩来在南京接见记者，声明中共对东北问题之态度。周首先强调无条件停战，再谈其他问题；其次，周亦承认长春为问题僵持之关键，但否认马歇尔曾提议中共交出长春，当然谈不到我们退出长春。周要求在无条件停战后，再行协商一切问题。无条件停战的话，是在旧政协之前，1945年12月由黄任之提出的。周恩来接受黄任之的意思，说这句话很对，一切问题须在停战实现后再谈。从此，无条件停战的话，周恩来始终坚持，从未改口，足证中共有谋和诚意。马歇尔提议把东北也包在停战范围之内，周恩来马上表示同意，而蒋介石却不同意。好了，“你不同意停战，我就尽量发展，其错不在我”。这是中共的态度。中共拿下长春，我和张表方都不表示同情。我们说：中共既然诚心谋和，就不必打，不必再发展。周恩来就说：“蒋介石不愿停战，我们就得打，就得发展。我们没有错呵！”“无条件停战”，中共终于未改口。长春原由伪满军队占领，伪满投降国民党后就改编为国军，中共军是打败了伪军而进了长春的。当时，中共实不愿打而愿和，可是蒋介石执意不肯和而要打，而且事实上也在大打特打。此时我们觉得，老是打下去怎样得了？大家商量是否可把在山洞向马歇尔提出的方案再行提出，也不知是否有用。我们商量结果决定提出，于是就从上海打电报给蒋介石和毛主席请他们接受这个方案。电报是5月17日拍发的，19日就接到毛主席表示同意的复电。我们重提这个方案在时间上是晚了，恰就在19日那天中共军向后撤了。蒋介石用美国武器所装备起来的军队向中共军发动猛攻，林彪苦守四平街三十二天，支持不下去，就于19日撤退。林彪撤退很巧很妙，敌人一点也不知道就撤退了。这时，中共军如果从四平街退到公主岭或长春附近还好一些，想不到一退就是三百里，公主岭和长春都放弃了。20日南京得到胜利消息，蒋介石很高兴，于23日带宋美龄、白崇禧离南京径飞沈阳。是日国民党军队进入长春。时局发展至此，我们所发的电报就很不合时宜，情形很糟糕。蒋介石讥讽我们说：“你们知道共军站不住脚，才主张共军撤出长春。”其实，前方战事情况，不单我们不得而知，就连周恩来也并不知道。周跟前方将领一向不直接通讯，必要时才由延安转告周。所以我们第三方面当时的处境颇为困难。22日蒋赴东北，临行，马歇尔要求他下停战令。他说：“等我到东北看看再说。”所以蒋到东北后于25日专机送给马歇尔一封宋美龄的信件。宋美龄的英文原信译文如下：

马歇尔将军阁下：

委员长要我写信告你：在我们昨天到此地时，我们听说政府军于该日清晨进入长春。但此事实并不影响蒋委员长对迅予停战以恢复和平及统一的愿望。他觉得下列各点可作为与中共谅解的公平而持久的基础，而如果你同意于它，即请依你认为适当之方法进行。我也正写信给宋院长，如果你有什么信件要经过他送给我们，或你有什么问题要和他们讨论，即请你自由地去这样办好了。

一、停战协定应依其精神文字绝对实行（1月10日的协定）。

二、复员及整军应照计划实施（2月25日协定）。

三、交通之恢复应予实施（2月5日协定）。

四、程序的方式：

甲、中共应不妨碍或阻止中央政府依照中苏条约接受东北的主权。

乙、中共应不干涉及妨害中央政府为恢复通车而在全国各地所进行的修路工作。只有这样，中共才能表现其有诚意履行诺言。

丙、在实行上项三协议中（即停战，军队整编，恢复交通），调处执行部及美方军官对执行及解释国共代表意见不一致的问题，有决定权。

未悉中共是否对上述各节同意，未悉美方代表是否愿意保障中共的诚意。如果能达成协议的话，委员长希望在几天内可得回音，以期恢复和平。

蒋宋美龄 5月24日

再启者：蒋委员长请我特别强调交通能于一定的时间内恢复之头等重要性，此时间可由执行部决定之。

马歇尔把这件原信转交周恩来，周答复马时先表示同意赞成，末后才点出两点不懂的意思：一是关于接收东北主权问题，二是关于美方决定权问题。现在将周恩来5月26日致马歇尔回信照抄于下：

承你将蒋夫人致阁下5月24日一信见示，无任铭感。

在政府军队进入长春之后，政府如能依照1月来所宣布者，只要长春问题解决，便可立即停战，重行协商，则现在正属其时。现蒋委员长既表示其对迅予停战以恢复和平之愿望，我们自十分欢迎。为达此愿望，我提议，北平执行部应立即派遣执行分部至长春，主持停止冲突的任务，想能获得阁下及政府方面之同意。

蒋委员长提到的三个协定（停战、恢复交通及复员整军），即一、二、三三点，原则上，我们完全同意应该付予实施，不应再事迁延。同时，我认为还应加上一个协定，即3月27日三人会议通过的给东北执行小组的指令，也应同样予以实施。

在蒋夫人信中，关于程序方式的第四点，因为涉及具体问题，而且范围甚广，我无法马上获得延安的指示，故只能在我所能回答的范围内提出我的意见：

甲、关于接收东北主权问题，在目前不明其所指，如所指为接收苏军驻地的主权，则苏军早已撤离东北，而政府早已实行接收手续；如所指为军队驻地问题，则应由三人会议在讨论东北复员与整军时规定之；如所指为东北行政问题，则我提议改组东北政治、经济两委员会为民主的东北临时行政委员会解决之。

乙、关于修路与通车问题，我同意依照恢复交通协定，立即加紧进行修路工作，同时，我愿与交通部俞大维部长立即磋商关于通车、行政管理及恢复一切交通之具体办法，并交三人会议通过之。

丙、关于美方军官具有决定权力的问题，我们愿根据阁下前所提议之在各执行小组内，美方代表握有关于调查程序之决定权力一项，继续努力。

上述各节，我已尽我目前所能做到的能力，答复阁下。倘阁下仍愿有所指教，不胜欢迎之至。

周恩来 谨启

周的复信，马当即交给国民党。这时，马歇尔天天盼望蒋介石回南京，才好下令停战，继续和谈。不单马盼，我们也盼，全国人也盼蒋回南京；蒋就是迟迟其行，再三电催也不回来。一直到6月3日蒋才到北平，5日才回到南京。马就要求蒋宣布停战，因为停下战来才好谈嘛。大家也是这样要求，要求长期停战，要求无条件停战，可是蒋介石却不如此，他悭吝之至，只给休战十天的日子，谈宋美龄所提出的那个文件中的各种要求，谈妥了就停战，谈不妥他还要打。马歇尔要求无限期停战，一再要求，蒋才多给五天，算是休战十五天，6月6日宣布从6月7日起休战。周恩来7日飞延安请示今后方针（那时，我们在上海，周在南京，我们与周没有接头。周在那时忙一件我们插不上手的事情，就是李先念部队在湖北宣化店一带被蒋军包围，周跟马歇尔交涉设法救出李军，以免完全消灭，这是5月间的事）。第三方面公推莫德惠（社会贤达）、李璜（青年党）和我（民盟）去访马歇尔。马见我们来很高兴，希望第三方面帮助他，督促国共两党谋和。他要求我们国内的第三方面与国外的第三方面采取同样的方针，一同行动。马歇尔那天谈话很多，交通部长俞大维也在座。他先谈恢复交通问题：修复铁路，撤除碉堡，撤去铁路沿线的两方驻军。他说：我觉得这个问题好谈，我与周恩来、俞大维都谈过了。俞大维当时也表示同意马的作法，认为可以这样办。马还说：“关于恢复交通问题，三十六小时内，周恩来从延安回京即可签字。只要一签字，我就执行。现在国共双方互不相信相谅，事情很难办；我们最好从具体工作中来建立他们双方的互相信任与谅解，从实践中走通和解之路。”马歇尔当时很乐观，他满以为三十六小时内可以签字，殊不知三百六十天蒋介石也没签字！周恩来从延安回京在这文件签字后，交给蒋介石，蒋置之高阁，不予签字，说要谈妥其他问题（复员整军及军队驻地和美方决定权等等），才一总签字。马歇尔也没有办法，只有谈吧。但谈得很费事，不易谈拢。看看十五天就要满期，各方各面以至于马歇尔将军都说不能再打，蒋不得已才允休战延期八天，至6月30日为止。这时应该指出：蒋介石转移无定的“非此不可”而成为问题的焦点，此时就是所谓美方最后决定权了。这是上面所举的宋美龄致马歇尔信内提出的，其意义和范围都不清楚，蒋介石有时称为美方仲裁权，有时称为美方决定权。周恩来说：“我们中国内部的事情，为什么美方有最后决定权呢？难道美方是太上皇吗？如果我们接受了，苏联该当如何看我们呢？”中共方面认为这太不像话，坚决不予承认。而蒋介石呢，认为“这是我提出的”，“非此不可”。这时，争点转移了。原来的争点是长春问题，现在长春既到蒋手，他就耍起无赖，转移目标了。这时，蒋介石的心理跟大家心理不一样，我们现在看看当时的舆论吧。

5月20日南京得到四平街胜利的消息，21日《中央日报》社评（可说是代表国民党的意见吧）就有这样的话：“今后要东北局势化险为夷，唯一希望寄于共产党之自动从长春、哈尔滨撤退。”25日上海《大公报》社评说：“长春既经国军收复，内战应告一段落。我们希望就此告一段落，从新开启和平商谈之门。”连蒋介石自己在以前口口声声说：“只要长春问题解决就可不打了。”那么，长春问题既然解决，可以不打了吧。然而蒋介石不然，长春问题上的“非此不可”不算了，蒋介石的“非此不可”又转移到美方决定权上，逼迫共产党非让步不可。如中央社南京6月5日电：彭学沛代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就说：“接受此种仲裁权才算是共方诚意的最好表示。”从此开始强调这个问题。过了十天的样子，6月16日上海《大公报》在分析了时局之后也说：“综观以上所述，除美方仲裁权外，似乎一切都可商量，并无不能调和之分歧。”从这二例就可证明当时的争点转移到所谓美方决定权上。6月14日三人小组政府代表徐永昌催问马歇尔跟周恩来商谈美方仲裁权问题的情形；16日徐永昌代表政府送给周恩来一个备忘录，最后催促中共接受这个仲裁权，声言非此不可。第三方面莫德惠、李璜和黄任之访周恩来相劝，大家一致说：“所谓美方决定权只是名义上不大好听，实际上没有什么，在这一问题上你最好让步，以谋和平。”周恩来实是诚意谋和，就表示愿意接受大家劝告，可以让步。这个问题很细致，现在说不上来了。总之，是分在四个地方上让步，合起来相当于承认美方决定权。中共在名义上不接受，在事实上是让步了。

在美方决定权问题上，中共既然让步，蒋介石可以满足了吧，我们都认为这行了吧，没有问题了吧。然而蒋介石又变了，又来了一个“非此不可”的问题。那就是苏北共军撤退后的地方政权问题，争点又转移到这一问题上。要明白这一问题的由来，得先谈一下整军问题。

整军问题

整军问题是政协军事小组所谈的问题，就是图谋如何实现军队的国家化。政协五个小组，别的小组我都不参加，我只参加军事小组。这是因为我最热心于军队国家化，即使军队脱开党派而统一于国家。我认为非如此就无法根绝内战。早在新四军事件时期，我就曾跟国共双方谈过这个问题。重庆政协军事小组的成员，共产党是周恩来和陆定一，国民党是张群和邵力子，民盟是我和张东荪，青年党是曾琦和陈启天，社会贤达是谁就不记得了。在军事小组会上，我要求现役军人都要脱离党派，不论任何党派不应有军人党员。我费了很大力量来讲明所以这样作的必要性，1月21日的小组会上居然把这一点通过了。在通过的时候，邵力子先生就说：“梁先生意思很好，事实上是做不到的。”我拍桌子说：“做不到也得做。”想不到第二天，1月22日竟推翻了。21日通过的时候，是因为中共代表只有陆定一在场，而陆并未坚持反对。那天政府释放廖承志，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去接他，所以周临时未在场。第二天，周恩来一入会场就说：“昨天通过的统统不算，让我们的军人脱党是做不到的，所以昨天通过的根本不能算。”陆定一这时面红耳赤，一句话也说不上来。邵力子对我说：“你看怎么样？还是我说得对吧。”周、邵一唱一和，我看无法坚持，也就只好听凭他们的，结果我的话就被推翻了。后来，在军事小组会上通过两个原则：军党分离和军政分离。所谓军党分离，就是在军队中不得有党团组织，军人只许有党籍，但不许在军队中有党组织，也不许军人在驻地有党派活动。这就算军党分离了。所谓军政分离，就是军队在驻地只能进行训练，既不负地方防务，也不得就地补给而由中央另行统一筹划。军队跟当地政治不发生任何关系。这叫做军政分离。至于军队的整编也分为两个步骤进行。先整编，然后统编。在整编时，国共两军分别进行，国军整编成九十个师，共军整编十八个师，全国共编为一百零八个师。第二步就实行统编，把国共两军混合起来，一师二旅，一旅二团，在师、旅、团之中，国共两军掺和在一起，逐渐归一不分。不过在数量上国共两军还有分别，国军缩编为五十个师，共军缩编为十个师，全国共编为六十个师，以期作到军队不分党派、不分彼此，而抵于国家化。依照这个办法，开头整编时，各师分别整编，国共显然可分，而根据军政分离这一原则，军队驻地就无大关系，因为军队不论驻扎任何地方，只是进行训练，绝不能过问政治。但蒋介石别有用心，却不如此理解，而把军队摆在哪儿，认为很有关系。共产党的军队要驻在什么地方，蒋介石常常盘问，很重视这个问题。从此，也可看出蒋介石处处敌视共产党了。

现在可以转回来讲苏北地方政权问题。

苏北政权问题

那时，苏北许多地方为共产党所控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建立起来的游击根据地。1946年春我到延安，毛主席就曾告诉我说：“中共中央准备搬到清江浦（淮阴），我也准备参加国民政府，作个委员，预备在南京住几天，在清江浦住几天，来往跑。”整编后，共方要在苏北驻三个师，蒋介石不同意，共方让步，只驻一个师。一个师只能驻扎在一个很小的地方，苏北大部分地区，中共军都要撤走。撤走后的苏北地方政权怎么办呢？共方认为，中共军可以撤走，毫无问题，但各县警察、保安队和行政人员不能撤走，可以根据政协施政纲领，实行地方自治，通过改选来组成民主政府。蒋介石不同意这样做，要求苏北共方警察、保安队及行政人员完全撤走，由国民党接收。周恩来也拒绝这样做，认为这是不合政协军政分离的原则，不合“华中、华北解放区政权问题由改组后的国民政府来解决”的原则，而主张靠改选和靠大家商量来解决，不能由蒋介石马上拿过去。这个问题本来并不算大，但争点落到这里而又成为蒋介石的“非此不可”了。我们第三方面眼看6月30日即将到来，休战即将期满，谈不成功就要开打，都感到焦急。大家就于6月29日分头到处奔走。莫德惠、李璜和我三人访周恩来，周对我们说：现在所争是苏北共军撤离后之地方政权问题，国方定要接收，我们认为不能由国方接收，而可以依照政协原则选举改组。我们说：这个问题不大，为了取得协议，还是让步的好。周说：“我是淮安生的孩子，我若同意此要求，我无颜面见淮安父老！”我们三人知周意志坚决，不能再劝，劝也无用，就退出而想找政府代表商量。但政府代表适都在蒋邸开会，讨论签字与否。我们只能从电话上与政府代表王世杰通话，告诉我们与周谈话的经过，我们并向他建议：把没有取得协议之点，例如苏北政权问题暂行保留外，其余已取得协议请先签字，以便明日实行停战。我们说：“还是签字的好，不然，岂不是又要打起来吗？”这时，还有一个秘密，是美方透露出来的消息，这就是杜鲁门打给马歇尔一个电报，要中国和谈不应再延缓而应赶快达成协议才好。据说这个电报措辞很严厉，和谈不得再拖延。马歇尔把这份电报交给王世杰看，王说：“杜鲁门电报内容不能往外传，传出去岂不落个美国太干涉中国内政的名声，这太不好了。这电报当然要交给蒋委员长看，但千万不要往外传。”这是外部的压力。还有，在29日蒋邸会议上，王世杰就曾再三请求签字，而蒋坚决不肯。他既不签字，也不宣布破裂。他于7月1日发表一文告，文颇不短，但从头到尾，不知所谓，既不说停战，也不说打，大意表示问题还没有了。这是他摆给国际和国内各方面看的东西。二十几天以来，马歇尔焦劳疲苦（马的柯艾副官就指给我们说：“你看马帅多瘦，多憔悴啊！”），人所共见。对于一些未了问题，蒋表示不再麻烦马歇尔。7月2日蒋与周恩来见面，蒋一开口就说：“好了，你们占的地盘已经很多了，苏北要让出来，现在还有这么四个问题（苏北问题在内，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交给你们五个人（周恩来、董必武、邵力子、王世杰和陈诚）去商谈，不必再麻烦马帅了。”蒋并宣称：这些问题（其实是很琐碎的问题）商谈好了，即可全部签字。王世杰曾对我说：“七七”可以签字了。邵力子对我说：假如“七七”签不了，7月12日总可以签字了。其后，五人商谈多次，问题一毫也没有解决。到7月12日，这四个问题原封交还蒋介石。蒋大怒，下令开火大打。他自己于14日上了庐山，那时天气并不热，上山非为避暑，实为避人。他一上庐山，他的部下都知道要大打了。所以李公朴（于11日）和闻一多（于15日）二人就先后遭他部下的毒手而被刺身死。这就是蒋介石决心破裂，决心大打的表示。这是为了什么？争点不过是一个苏北政权问题。蒋介石转移无定的“非此不可”，在满足了美方最后决定权这一要求之后，就落到这个地方政权问题上。这可从中共代表团发言人的谈话和马歇尔、司徒雷登的联合声明可以得到证明。

1946年7月1日上海《大公报》登载：中共代表团发言人6月30日晚八时发表谈话：“长期停战，全面停战，原为吾人一贯之主张。不幸未获政府当局同意，致形成目前突兀不定之局面。在延期休战的八天中，关于完全停止东北冲突，恢复交通及解决执行部与小组中某些争议问题，均已获得一致协议。而整军方案之修正条款，经马歇尔将军不倦的努力，第三方面的热心奔走与中共方面最大的让步，本可完成初步协议；唯因政府方面坚持无理要求，超出整军范围，并破坏政协及整军原则，致协议未成。”

这里所说政府方面坚持无理要求，超出整军范围，并破坏政协及整军原则，就是指政府坚持要中共让出苏北地方政权而由国民党接收。

再者，蒋介石所掀起的内战进行将近一月之后，8月11日上海《大公报》登载美国新闻处10日下午发表的马司联合声明如次：

马歇尔将军与司徒雷登博士迄在共同研讨各种可能之方法，使终止中国目前日益滋蔓之冲突，并着手开始发展一真正民主式政府之初步步骤。盖以和平方式解决一切政治问题，实际上显然为全中国人民一致之愿望。就经济局势而言，如欲避免不幸之崩溃，亦须立谋政局之解决。现战争范围日益扩大，有使全国卷入战祸而致负责者不能控制之虞。政府与共产党双方领袖均愿终止战争，但有若干立待解决之问题迄难获致协议。双方对于此等问题似难获致解决之方法而俾发布一全国各地完全停止冲突之命令。在此等未解决之问题中，有系关于军队之重新部署。但尚有更基本之问题，即在军队重新部署以后国民大会未作根本决定之前，此等已经撤军地区之地方政府究竟应为何种性质，实较军队之重新部署问题更难解决。

这里最后一句话所指，亦即为中共军撤走后的苏北地方政权问题。

7月以后的大打特打，所争执的就是苏北地方政权问题，这问题就全局来看，本来很小很小，而竟成为争执之点，真不合理。蒋介石的心真狠，他竟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无理取闹，别人拿他真没有办法。马歇尔干瞪着眼瞧，无事可作。我们国内第三方面也是干着急，毫无办法。蒋介石本人躲上庐山，避不见人。马歇尔这时深受蒋之苦。蒋介石躲开他，他不能不去找蒋。蒋14日上庐山，18日马也上庐山找蒋，当时盛传马上庐山要接蒋回京，《新民晚报》就这样报道过。但马始终没有把蒋接回来。马前前后后曾九上庐山，飞来飞去，上山下山，不可谓不辛苦。还有一件事，大概在五六月间，美国发表魏德迈为驻华大使，魏已做好大使礼服，准备就任，帮助马歇尔斡旋中国大局，在魏德迈还未到任，司徒雷登为了燕京大学的事情而有京沪之行，曾与周恩来见面，谈得很好。马歇尔知道此事后，就请求美国政府改任司徒为驻华大使；因为马认为司徒是一个文人，不像魏德迈武人的硬性，而且司徒又与周恩来谈得来。司徒奉命后，走马上任，14日夜车进京，15日到达，连蒋的面也见不上了。司徒雷登此时也无所施其伎，其后虽几次偕同马歇尔上庐山访蒋，向蒋进言，蒋竟丝毫不为之动，马、司二人也落到毫无办法的窘境。凡此都可说明马所受之苦，证明蒋介石之毫无心肝，毫无道理；也可看出最初美、蒋并不一致。马歇尔信仰宗教很虔诚，不失为一好人。但马歇尔很不对的是默许蒋介石在东北打十天，失掉了公正的态度，损害了第三者的严肃立场，实在是最糟糕了。中共后来认为美、蒋一致，也不为无因。假使马歇尔态度始终严正，蒋必得听马之话。蒋以前是怕马的，但从马默许蒋打十天之后，蒋看透了马，就肆无忌惮，不把马放在目中了。所以弄得马自己在中国一筹莫展，毫无办法，失败而去。马歇尔回美以后，历任国务卿和国防部长等要职，始终不帮助蒋，还发表白皮书，大骂蒋。马歇尔回国后硬是不帮助蒋，军火和借款都不给蒋。后来，蒋介石失败之后，许多美国人都埋怨马歇尔，认为马不帮助蒋，所以共产党把蒋介石打败。

李公朴、闻一多遭暗杀事

底下再谈一谈我那时的行动与态度。上边已经提到，蒋一上庐山，国民党特务统统知道要破裂了，11日他们就知道了，所以就刺杀了李公朴；接着15日又刺杀闻一多。这时，我有一对蒋帮特务的声明，指出是特务所为，并说：“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就在这里等待着！”当时报纸曾予刊出。由于李、闻案件，我由沪到南京办理善后。最初，民盟要派罗隆基去昆明查办，后来透出消息说罗不能去，去就得死在昆明，最后确定我和周新民一同去昆明查办此事。我们在昆明待了一个月，才把事情搞清楚。李、闻被刺后，许多教授们都大惊失色，跑到美国领事馆躲避。潘光旦和费孝通出来后又跑到苏州，不敢问政治。楚图南和冯素陶等也都躲起来。我和周新民还到美国领事馆与美领事见面，了解情况。我们慰问了闻立鹤和李夫人，还调查出凶手是谁。当时蒋特派代表国民党的是顾祝同，专程由南京飞昆明。云南主席则是卢汉，警备司令是霍揆彰。凶手就是霍的部下汤时亮，霍揆彰这个人坏透了。8月22日，我们结束了昆明的事情，离昆明飞回上海。27日，民盟在张君劢家（范园）开会，大家都到会（沈衡山似未到），一面由我报告李、闻案调查情形，一面聚餐欢迎昆明盟友楚图南等人。我即席声明要辞去民盟秘书长的职务，结束我的工作。我说，当初我只答允干三个月，现在六个月也有了，事情无可为，所以请践前言，准我辞职。张君劢马上就说：“假如说有一个人可称为民盟之父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梁先生。我看梁先生一走，民盟就散了。”当时，青年党已经退出民盟，民社党也大有人要求退出民盟，所以张才说此话的。8月28日，我由上海到南京，29日周恩来来蓝家庄看我，表示慰问之意（因当时有许多人是料我不会去昆明的）。

蒋再耍拖延把戏

周大概谈了和谈进行的情形，当时是“大开打”，和谈大有无从谈起之势。周叹惜第三方面无可为，马歇尔和司徒雷登都焦急得很，总想一同尽力，挽回危局。周还告诉我：司徒说蒋介石已答允开五人会，国共双方各派代表二人，司徒居间，商谈政府改组问题。周说：“在这大打的时候，谈政府改组，真不切题。蒋不过是为了敷衍司徒的面子。虽明知五人会毫无用处，但我也不能不敷衍司徒，所以我就同意了。”周又谈到他向司徒提出的要求，就是听说抗日时期美国留在中国及靠近中国各地的军火及一切军用物资要以极低的价格卖给蒋介石，这样做是不行的，他告诉司徒绝不应该这样做：“你们要把这些军火卖给蒋介石，无异帮助蒋介石打我们，这件事千万不能行。”看司徒的表情，这件事似乎可以延缓下来。但周恩来对这件事很不放心，8月31日由京飞沪，在机场上看见美国吉伦将军。吉伦跟周打招呼，并说：“我给你介绍一位美国朋友，从华盛顿来办理出售军火及军用物资的手续，现在已签字，正要回国。”周恩来听到吉伦的话，目瞪口呆，气极了。从此，周恩来决定不参加五人会了。当周恩来把这些话告诉我的时候，才矫正了我以前认为美方公正和马歇尔很好的错误看法，我才确知美国是在偏袒蒋介石，美国出卖军火给蒋，岂非助纣为虐？

周既决定不参加五人会，司徒访周相劝，周说明不参加五人会的理由。9月20日，周恩来在看过马歇尔和司徒后，又来看我，告诉我马歇尔和司徒又上庐山了；同时拿出一份文件给我看，中文英文各一纸，内容相同，英文还经马歇尔改动数字。这个文件是周恩来与马歇尔、司徒雷登的谈话记录，周有意地记录下来拿给马、司过目，以求证实。谈话内容大略如下：一、现在中国有内战，且在发展中；二、内战应急予调停；三、周问：五人会议是要讨论政治问题，讨论好之后，是否即能停战？马答：不能。然你可在讨论好后，提议停战。周问：你能担保政府一定承认停战吗？马答：不能，我可批评他。周问，五人会议解决后，蒋政府是不是仍提他的五项要求？马、司答：可能。周说：那么，先开三人会议让他提出来再说。马、司又提议三人会五人会同时开好了，周未拒绝。那天马歇尔和司徒雷登上庐山就是要向蒋介石提出同时开三人会和五人会的要求，要蒋同意。然而当时蒋既不答应，也不拒绝，拖延下去了。

这里所提到的五项要求，是蒋介石于8月11日向中共提出的。马歇尔和司徒8月11日的联合声明认为双方争执之点只是苏北政权问题。哪里晓得什么人也不能认识蒋介石，11日的要求又增高了，蒋介石为人就是这样，要价逐步增高。他的五项要求是：（一）中共须自苏北皖北撤退；（二）热河境内中共应撤出朝阳；（三）中共应从胶济铁路全线撤退；（四）6月7日以后中共在山东、山西所攻占各地亦须退出；（五）10月10日以前东北中共应向兴安省撤退，黑龙江、吉林两省撤出一半，齐齐哈尔、延吉、哈尔滨均在其内。由此大家可以看出这五项要求远远超出苏北地方政权的要求，他是永没有个完的。这时国内各方各面拿他没有办法，两个外国人（马、司）也拿他没有办法。

从9月21日至27日都在讨论五人会、三人会是否同时开的问题，而始终没有结果。这时周恩来留在上海，要求停战，等待和谈，屡派王炳南等向马、司致意。司徒和马歇尔就极力要求蒋介石答允同时召开三人会和五人会，至9月底，蒋才答允。马歇尔高兴之余，正要发请帖通知周恩来开会，不料又出了岔子。这时，中共军节节失利，张家口甚为危急，周恩来于9月29日从上海送给马歇尔一个紧急备忘录，请转蒋立即停止进攻张家口，如不停止，中共即认为从此全面破裂，不再和谈，一切责任由国方负之。马转蒋后，蒋大怒，于10月2日发表两点声明：第一关于国府委员问题，提出中共可占八名，民盟可占四名，在无党无派名额中中共可推荐一名，共十三名；第二关于整军问题，须规定中共十八师驻地，并照规定期限开入驻地。蒋并表示中共能同意上述二点，赶紧商量好，并付诸实行，他即可以宣布停战。

国民政府改组问题

这里，关涉到国民政府改组问题，可以就便谈一下这个问题。

重庆政协所谈的五个问题，宪法和军事两个问题，我们都已谈过；还有三个问题的内容没有讲，其中施政纲领没有出什么问题，出问题的是政府改组和国民大会这两个问题，现在就此两项分别讲一下。

现在先谈国民大会问题。

前边已经讲过，宪法草案是由各方面共同起草的，而正式通过则是将来国民大会的事。所以国民大会是制宪会议，是通过宪法的机构。“七七”事变前，国民党已办过一次国大选举，许多省份都已办完，只有少数省份（如湖北和山东等省）还没有办或没有办完。全国选举未办完，而抗日战争爆发，就停止选举了。重庆政协开会时，在野各党派认为那次选举事隔多年，不能算数，而且为一方面所包办，应重行举办公开大选。蒋介石执意不肯，曾对已经选出的国大代表说：“绝对不能取消你们；要取消你们，先取消我好了。”蒋既然如此坚持，在野各方面虽认为蒋没有道理，但为了大局，只有委曲求全，表示让步，追认已选出的代表有效，选举未完的省份办理补选，另外再加上各方面提出的代表（如国民党的中委和在野各党派提出的代表），拼凑成一个国民大会。这只是一个让步的办法。大家磋商的要点是增加的代表人数。在野各党派希望由政协大会起草的宪法草案，能在国民大会通过。可是，国民党说宪法草案用不着由政协大会起草，就由宪草审议会（各党派都有人）起草好了，不必拘泥形式。国民党这个意思，大家也承认了。关键性的问题是如何保证宪草的通过，不致有太多的修改。这就需要规定国民大会有四分之三的人数才能通过每条宪法；假定中共和民盟所提出的代表人数能占四分之一以上，那就可以保证宪草原案的通过，不致有重大的修改，更不致有推翻原案的风险。中国民主同盟为了促成国内的和平，保持政协的原则和担保宪草原案的通过，也愿意同中共保持一致，在国民大会中形成四分之一以上的代表人数。国民大会的关键性问题在此。

至于政府改组的问题所在，是宪政筹备阶段就要由各方面共同组成的联合政府来进行，而不能由国民党一手包办。这也就是说：国民大会的召开，宪法的通过，是各方面共同的事情，而不是一党的事情。这样一来，当时的国民政府就得先改组了。过去，虽设有所谓国民政府委员会，但从来不开会，徒拥虚名，当时起作用的只是行政院而已。过渡时期的政权组织形式方案，是我提出的而大家都同意的，大致是原有的五院不动，把国民政府委员会作为一个重要决策机关，仍交由行政院执行。国民政府委员会设委员四十人，五院院长是当然的委员，再由国民党提名十五个委员，国民党共有二十个委员。其余二十个委员归各党派，包括社会贤达。这二十席各党派怎样分配，政协开会时，没有说清楚，只说“另定之”。当时大家认为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由各党派协商来决定。这就给蒋介石留下个空子，用来讨价还价，提出中共、民盟占国府委员十三名的话。我在当时曾公开发表谈话来批评此事，见于各报纸。那时，国民党老骂民盟是中共的尾巴，说民盟要配合中共在国民政府委员会里取得否决权，并举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为例，说否决权要不得。我曾两次对记者发表谈话（1946年9月6日和10月4日），说明民盟的态度。我们认为两党操有武力是造成中国内战的根源。现在应根据政协原则，把武力交给国家，国内和平才能得到保障。但今天要共产党交出武力，必须有共产党生存活动的轨道，并予以保证才行。这个轨道就是宪政。必须有共产党承认接受的宪法，并保证其实施兑现，共产党才肯交出武力。这就是一种政治上的彼此交换。民盟所以要与中共配合行动，就是要保证宪法的实施。在事实上，是民盟要拉着中共走这条路，并非民盟跟着中共而是中共跟着民盟走。国民大会中彼此配合，就可保证宪法的不至于大翻案；试问这有什么不好呢？至于国民政府委员会的否决权也是为此，为了保证施政纲领不至于轻予变更，也需要民盟配合中共占国府委员三分之一以上的办法。这至少要有十四名委员才行，十三名是起不了保证作用的。更不好的是不应该把社会贤达分开到两方面，在国内两党对抗的局面下，一定要有中间缓和的力量，才能取得和平。青年党跟随国民党，民盟跟随共产党，已经不好，现在再把社会贤达也分属两边，那就更不好。而且亦就完全没有尊重无党无派社会贤达的独立意志，等于是对他们的侮辱了（请参看《梁漱溟近年言论集》第74—77页）。

再谈停战问题

现在话归本题。蒋介石10月2日对中共所提出的两点，交马歇尔转周恩来，马一看就不满意，马上打电话要见蒋，想把这两点声明退给蒋。蒋亦明知之，便推辞不见。马3日和4日一再要求见面，蒋还是不见。马只有把这两点于4日交给中共代表团转上海周恩来了。5日，蒋知道他提出的两点要求已转周，才与马见面；马要求停战，蒋不答允。6日，马歇尔与司徒雷登同见蒋要求停战。马歇尔告诉我（叶笃义担任我的翻译）说：他6日见蒋，早六时去，下午二时才告辞，中间也没有吃饭。“这是我有生以来六十几年从来没有用过的大力气，才使蒋答允停战十日，商谈他所提出的那两点的。”马歇尔曾用致司徒雷登的备忘录的方式提出如下建议：

司徒博士：

兹将我二人今晨与蒋委员长商定之办法简述于后，请你通知王炳南，谓我等曾向蒋委员长建议在下列条件下对张垣攻势休战十天：

一、休战目的在实行10月2日蒋委员长致我的备忘录中所提二项建议。

二、休战期间，军调部派执行小组在一切危险地点，依照下列组成及办法，执行监督任务：

（一）在中共军防线内之执行小组没有政府代表，在政府军防线内的小组没有中共代表。

（二）美方代表有权决定小组地点与派遣时间，并报告实际上可认为系破坏休战之任何行动。

（三）两军间派驻之执行小组有政府与共党两方代表。

三、由我与你二人宣布休战，政府与中共两方均不作宣布。

马歇尔 10月6日

那时马歇尔太忙乱，在上述备忘录中有“休战目的在实行10月2日蒋委员长致我的备忘录中所提二项建议”的话，这里“实行”一语在英文是“carry out”；而马歇尔对外发表的公报，又是“discuss”，系“讨论”的意思。周恩来收柯艾上校转来的蒋的10月2日的备忘录，已经很生气，认为蒋的两条很不合理，完全要不得。现在周看到马致司徒的这份备忘录有十天内实行蒋所提出的二项建议的话，就更加愤怒了。当周收到蒋2日备忘录时，已派王炳南口头通知司徒大使，中共不能接受蒋的二项要求，现在马要在十天内实行，周认为马是帮助蒋介石压服中共，而且马对外发表的文件用discuss（商量讨论），而对周则用carry out（实行），表里不一，岂不是让中共处在一种尴尬地位，得不到社会舆论的谅解吗！而且此时周恩来得到怀来和保定一带国军大大失利受挫的情报，认为马提出十天休战是为蒋作缓兵之计，站在蒋介石一边来压迫中共。10月9日周恩来于上海致马歇尔一个备忘录，内容如下：

马歇尔将军阁下：

阁下令柯艾上校转来的蒋主席10月2日的备忘录，业经在上海收悉。

蒋主席的备忘录，不仅拒绝答复我9月30日备忘录所要求的立即停止进攻张家口的军事行动，反而进一步向中共提出违反政协决议及整军方案的两项要求。故我未立即作复，而只由王炳南先生将我的意见口头通知司徒大使，以期待阁下与司徒大使将继续为中国的和平而进行公正的努力。

如王炳南先生曾经通知司徒大使的，我们所以不能接受蒋主席的两项要求，是由于以下的原因：

一、依照既定协议中的原则，中共及民盟必须在国府委员四十名中获得十四名，即三分之一强的票数，才足以保证和平建国纲领不致被单方面变更，而政府所提议的十三名不能给以这种保证，且将无党派一席算入中共民盟，亦与政协决议不合。

二、国大名单仅能提交改组后的政府，且必须在宪法草案业经政协修正为提交国大的唯一草案及国大代表名额业经最后商定之后，此乃政协决议的程序。蒋主席要求立即以国大名单交给一党政府，显与政协决议相违。

三、为切实实施整军方案，应规定在整军时双方军队的驻地，而不应只规定中共军驻地，让政府军得保持随意调动，随时威胁与随便进攻中共部队及解放区居民之自由。

不意我方期待竟至落空，7日接读阁下6日致司徒大使的备忘录，得悉蒋主席仅在实行他的上述两项要求之下，才同意对张家口的进攻暂缓十日。这显然是迫我屈服的哀的美顿书，使我不能不坚决拒绝这一提议。

现在，除已由董必武、王炳南二先生口头转达我方意见外，我愿向阁下更作如下之申述，并请转达蒋介石主席：

一、在9月30日的备忘录中，我业已声明政府军对张家口的进攻，即系表示其不惜全面破裂的决心。故现在只有立即无限期的停止进攻张家口，并将进攻部队撤至原防，才足表示政府愿意重开谈判，避免破裂。否则，一切严重后果，应由政府方面负其全责。

二、为表示最大的诚意和让步，只要政府立即无限期的停止进攻张家口，我方愿意参加三人会议和非正式五人小组（或政协综合小组），俾同时讨论停战及实施政协决议两项问题。关于此两项问题，中共有如下的提议：

（一）关于停战问题者（由三人会议讨论之）：

甲、双方军队在关内应恢复1月13日的位置，在东北应恢复6月7日的位置。

乙、在整编中双方军队的驻地均应规定。

丙、政府方面违约调动的军队，应退回原驻地，以便复员。

（二）关于实施政协决议者（由政协综合小组或非正式五人小组讨论之）：

甲、在国府委员会中，中共及民盟应合占十四名，以保证和平建国纲领不致被单方面所修改；至此十四名名额之分配，由中共与民盟双方协商定之。

乙、行政院应与国府委员会同时协商改组。

丙、依照政协决议之原则及其规定之程序，由宪草审议委员会修正宪法草案，作为提交国大之唯一宪法草案，各党派并须保证该草案之通过。

丁、国大之最后召开日期及国大代表增加名额之分配，应由政协综合小组协商决定之。

戌、在政府按照本项一、二两条改组后，各党派应根据前条商定之名额，将国大代表名单提交政府。

己、地方政权问题，应依照和平建国纲领之规定，暂维现状，以待政府改组后实施地方自治。

庚、为保证蒋主席1月10日在政协会议上关于人民自由权利之四项诺言的确切实施，须首先并立即释放政治犯，彻底查办本年1月以来各地发生之惨案，惩办凶手，取消特务组织，并恢复本年1月以来所封闭与停止的报纸、杂志、通讯社、书店及人民团体。

辛、根据政协的军事决议实行军民分治，并切实复员。上列两项提议，悉本停战协定、整军方案及政协五项决议，实为解决当前时局危机之最可靠的办法。如政府当局尚有诚意履行此等协议，应无不赞成之理。否则，空言政治解决，实施政协决议，实际为武力解决，推翻政协决议，不惜以内战独裁造成全国分裂之局，中共方面将坚决反对到底。

专此，并致

敬意！

周恩来 谨启

8日晚上董必武和王炳南二人到蓝家庄来看我，对我说到他们二人会见马歇尔，口头上通知不能接受休战十日来实行蒋二项要求的话。他们说马歇尔听了很着急很生气，气得双手发抖，顿足大怒。马大吼地说：“我不晓得你们要干什么？我好容易为你们要求到十天的休战好来进行和谈，而你们竟然加以拒绝！我不晓得你们要干什么？”马歇尔当时浑身发抖，面色大变，云云。我当时对董老说：我早已看到周恩来住在上海很不方便，极易引起误会。我想赴上海请周回南京，董表示很赞成。那几天，我每日都见到司徒雷登，司徒也很赞成我赴沪接周回京，并表示要派傅泾波陪我飞沪接周。这是8日晚上的事。第二天，9日早上，我到司徒那里，说赴沪之事，他们态度就不那么积极，说到午后再定。午后我又去，他们告诉我说，马帅自己一人飞沪见周，已经回到南京了。他们说：今天（9日）早上马帅自己开小汽车在马路上打转，心里想事情，徘徊犹豫一阵，就把汽车开到飞机场搭平素不肯坐的小飞机飞沪，降落到上海军用飞机场上，派人把周请来见面。这是司徒告诉我的情形。马到沪访周一事，事后周恩来也告诉了我。本来我想在9日下午赴沪，却没有走成，曾跟王世杰见一次面。第二天是“双十节”，我才独自离京赴沪，11日见到周，周把他与马见面的情形告诉我。周说：“马帅见我，我就质问他，在同一句话里，为什么你给司徒转我的备忘录中所用的字是to carry out（实行），而你对外发表的公报却用的是to discuss（讨论）呢？马答复我说：‘这两个字的意义是一样的。’我说：‘任何一个懂英文的人，谁能说这两个字是一样的呢？’我大吵，马也大吵；我生气，马也生气。彼此感情伤到家了。马说：‘你们不信任我，我就马上回国。’我说：‘我批评的是你的措辞，不是批评你的整个工作。’我听到马帅要回国的话，感到严重，才把话说得和缓一些。后来，我们二人虽都平静下来，却没有取得什么具体结论。马歇尔只好郁郁回京。”——这件事情的曲折细节恐怕别人是不知道的。

我心中的一个打算

在这以前，我心中有一个打算（曾告诉过王世杰，新闻记者浦熙修也知道）：由于我看当时共产党要求最切的是停战和国民党要求最切的是各党派都来参加国民大会这一形势，所以我想提出如下的主张：国民党宣布停战，共产党提出国大名单，这样就可以关闭和平破裂之门。因为所谓国民大会并不是民选的大会而等于各党派综合性的大会，如果有些党派不来参加，大会是开不成功的。按照政协决议，国民大会会期应由改组后的政府决定，国民党却横行霸道，片面决定“五五”召开，后来（10月11日）又决定11月12日（孙中山先生诞辰）召开。当时共产党曾用书面否认，认为不合政协决议；我也曾对邵力子提出抗议，认为这种片面决定是不合法的。10月11日距离11月12日只有一个月光景，会期逼近，还有国民党代表的名单、在野各党派名单都没有提出，所以大会眼看无法召开。国民党迫切希望如期召开，迫切希望各方面大家都来，否则就是国民党的一大失败。这时，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胜利，假如大会如期开成，岂不是在政治上的又一大胜利。我看准了国共两党的迫切要求，就提出我的主张。我与王世杰谈，王认为很有意思；我与周恩来谈，周认为太险，所以没正式提出。11日我在上海奔走，各方面都还有入京之意。我11日夜车由上海回南京，12日早晨到达南京。没晓得就在11日这一天的下午，局面完全变了，我的想法完全用不上了。我一下火车，就在车站看报纸，知道国民党军队进了张家口。盖中共军虽在怀来打胜仗，却没有防住傅作义军队从后面来袭。南京收到这胜利的电报，高兴万分，跟着就下了国民大会的召集令（以前只是宣布会期，尚未下召集令）。我知道一切完了，绝望了。我回到蓝家庄未出门，没有去美大使馆。在晚饭时，美大使馆打电话问我回来没有。我答说：已经回来，不想去大使馆了。大使馆说马歇尔和董必武都在大使馆，希望我去，我就去了。当时美大使馆正举行对北平军调部美方军官饶伯森（后来称罗伯逊）的授勋礼，马歇尔及国共代表都参加，是中国人对饶伯森奔忙好几个月的一种谢意的表示。但我走入时，他们已散会。我只见到司徒，我告诉他说：“现在的事仿佛是挽救一个垂危的病人，以前或许有一线希望，现在已经断气，实在毫无办法。”他们都还不相信我的话似的，都表示还要我想办法转圜。13日吴铁城请吃饭，对各党派表示好意，应付场面，我也去了，但表示和谈已绝望。13、14、15这几天，司徒再三邀我谈话，希望我出来奔走。我开头说没有办法，后来我提出两个原则：第一，从10月9日马歇尔与周恩来闹僵后，美方已失去调人作用，现在只有由国内第三方面来出面奔走，希望美方和国方了解；第二，国内第三方面从中为力，美方还要顺着我们用力的方向一同用力；对政府方面由美方出面接头，对中共方面由我们负责接头。国内国外的第三方面一齐用力，事情或者还有希望。司徒表示完全同意。这时，国内第三方面举足轻重，国民大会大家都不来是国民党在政治上的大失败；反之，各党派如果参加国大而共产党不参加，共产党顿形孤立也是他政治上的大失败。我当时想抓住这一点来用力转圜国内局面。

一段插曲

这时，还有一段插曲。孙科10月初在上海派一个立法委员江苏人孙某先去访问张君劢于上海张家，说明孙科的内心密意，大意是孙科在国民党内部颇受排斥，感到孤立，现在与第三方面是站在同一立场，利于政协之成功，不愿政协之失败。政协如果失败，只有利于蒋介石一人，谁也没有地位，孙愿与第三方面一同用力，内外呼应，使政协成功。于是10月8日张君劢在范园请孙科吃饭，二人见面情形甚好。9日，第三方面九个人在交通银行谈一次，交换意见。10日孙科又设宴请大家，他谈得很好。商定三个步骤，先由孙科回京，再请第三方面回京，最后请周恩来回京。这是我到上海所了解的情况。后来局面既然大变，我认为第三方面和周恩来等人不会来京了。这时，国民党在军事方面既取得胜利，就图谋在政治上也取得胜利。它希望各方面都能来参加国民大会，特派雷震、吴铁城、邵力子等人赴沪敦请大家到京商谈。第三方面同人自不忍见大局破裂，而协力劝周。周在各方敦请之下，且闻孙科作内应之讯，只有耐心勉强作最后一次的和谈。这样，大家于10月21日相偕入京。孙科、王世杰等人到飞机场欢迎，我也同去迎接。大家稍休息一下，一同去见蒋介石。蒋跟大家握手寒暄，表示欢迎，并说：“我等你们很久了，你们赶快商谈吧。政府方面由孙科作代表。我原定前两天去台湾，为了等你们，今天才能走。”说完他就走了。大家都不明白，你蒋介石把大家请了来，为什么你反而走开呢？平素什么事也得由你蒋介石决定，孙科怎么能代表你呢？大家心里很纳闷，但也不便问蒋。那天十二点钟，孙科在国际联谊社设宴欢迎大家，孙先致欢迎辞，我也即席说了一段话。我说：大家不要因周返京而乐观。据我看周先生此来，具有决心，毋宁是撤回延安之步骤；前途正是可怕得很。回顾过去十个月，在座诸公均曾为和平努力，而还是有大规模内战惨剧在演，证明努力是失败了。分析失败原因，盖因国共两方具有力量，而此外则没有。大局为此矛盾之两大力量所支配，其他的人皆莫如之何。为保证今后努力免于失败，必须在矛盾之两力以外，有一奠立和平之力量出来，——此即指两党以外借广大社会为后盾之第三方面。虽然两党言和，过去亦有马特使居间作调人，但他被动多于主动；亦许他是外国人，无法多用力。而国内第三方面对于同室之斗，过去亦一般地是被动，则不应该。从今天起，第三方面必须自觉认识其责任之重大，而团结一致，采取主动，当真负起责任来。同时国共两方亦要自觉其自身在矛盾中，非有超于矛盾之第三力量，则和平不可期，而欢迎第三方面出来。全国人更应警觉时局之严重，而以舆论为第三方面作后盾。第三方面除贡献其心思与办法外，于必要时应秉持公正态度，对于任何一方之不爱惜和平者，断然声明其责任，以舆论制裁之。我相信这就是莫大之力量。这种力量本身是和平的，它酷爱和平，而且除了和平，它亦不会作旁的。要和平，只有靠它。我希望同人勉励。（当时京沪各报所记详略不同，均可参看。）

最后一次成功以失败告终

自此以后，果然调停的责任改由第三方面担负起来。这时，第三方面很有举足轻重之势，很可以作一下。我首先把无党无派的胡政之、青年党的李璜和民盟的张君劢抓住，团结在一起。有他们三位作核心，我再从旁照顾，就可以形成很大的和平力量。他们三位先生经我一言点醒，无不欣然同意。我们还找司徒大使和马特使，要他们随时配合我们向一个方向用力。马歇尔对我们的做法也很高兴。马歇尔说：我从前所苦闷者，就是你们第三方面没有团结；我为中国谋和平，而从中国国内竟得不到一点帮助的力量。现在好了。他还点明：国大开会在迩，这正是你们表现力量的机会。至于具体的步骤和做法是我们第三方面完全采取主动，而国共两方则转居于被动；先由第三方面到梅园新村听取共方的意见、要求和具体条件，然后到孙科家听取国方的意见与条件。两方意见都弄明白后，第三方面就在交通银行楼上聚会，讨论出一个折衷解决的办法，作为第三方面的意见。然后向国共双方提出，听取他们各自的反响。于是，第三方面根据国共双方的反响，再开会讨论，务期得出一个十分稳妥的折中解决办法，俾最后提出时，两方都能接受。这必须尽量作到公平合理，而要作到公平合理，第一，必须不背信义，所有停战协定、政协决议和整军方案必须统统算数才行。第二，涉及国共双方实际利害问题，必须衡情酌理，作到公平无偏。因按照原来的规定，国共双方驻军的位置，关内以1月13日为准，东北以6月7日为准。可是到了10月已经打得一塌糊涂，如再要他们各回原地，就有困难。如要国民党退出张家口，就很难做到。这时，只有采取衡情酌理、互相让步的办法来解决了。第三方面当时的立场就是如此，假如不讲信义，不公平，不合理，就不成其为第三方面了。

现在可以谈一谈各方面所提出的具体条件。

蒋介石于1946年10月16日夜发表了一个声明。声明说：

……由司徒博士为中心之非正式五人会议应即召开，以协议改组国民政府。由马歇尔将军所主持之三人小组会议亦同时召开。此两会议均在下列谅解之下进行之：

一、依照今年6月间三人小组所拟定之恢复交通办法，立即恢复交通（按此即6月7日休战经马、周、俞协议成功而蒋不即批准签字实施者）。

二、在军事调处执行部各执行小组及北平之执行部内双方不能同意之争执，依照本年6月间三人小组所拟定之办法处理之（按此即所谓美方最后决定权经共方分作四点先后让步而协议者）。

三、今年6月间所拟定之东北军队驻地（按此似为国方所拟定而并未取得协议之地点），应即定期实施。

四、华北华中之共军与国军暂住现地（按此指大打后国军新发展之形势，与停战时之位置不合），以待三人小组协议商决国军与共军之驻地分配及整军统编缩编诸事宜而达成全国军队统一之目的。

五、五人小组所成立之协议应即交由政协综合小组获得其协议（按此因五人小组原非正式的，必须补行政协的正式手续）。

六、关内之地方政权问题由改组后之国府委员会解决之（按此因苏北地方已被国军占领，不再成问题了）。

七、宪草审议委员会应即召开，商定宪法草案，送由政府提交国民大会作为讨论之基础。

八、在共产党同意以上各点后，即下令停止军事冲突。在下令之同时，共产党应宣布参加国民大会，并提出其代表之名单。

蒋介石这个声明发表后，延安方面于18日发表两点声明：

第一，政府须承认恢复本年1月13日停战生效时双方军队驻守之位置，为一切军事商谈之原则。

第二，政府须承认政协所有协议，为一切政治商谈之原则。

这里所说的第一点，是得按停战及整军协定办理，所有国民党侵占的解放区都得退出来。按不背信义一原则来说，这原是对的，话应该这样说，用来否认国方在停战后的一切军事发展。大体说，国方在政治问题上（如改组政府问题、国大开会问题），多不合政协原则，所以共方就提出一切要以政协为准这一点。而在军事上，国方既占优势（特别在关内是这样），不肯退出它所攻占的地方，更多不合停战协定，所以共方就提出要恢复1月13日停战生效时双方军队驻守位置这一点。两方都说要对方同意接受其所声明之点才行；而彼此表示，却互不接受。第三方面对此，只有说两方所提都不算数，而另行按照前面所说到的那两个原则作根据，以求问题的解决。这两个原则，具体地说，就是这样：

一、政府（国方）所作所为（已作或未作）应尽量纳入政协轨道，以示不背信义。——这是第三方面必守的立场。

二、凡为两方利害所关之各问题（如停战整军及其他等等），应平情酌理，互相让步。——这原是中间人应取之态度。

根据这两大原则，第三方面同人拟出下列三条解决办法：

一、双方即日下令全国军队各就现地一律停战。关于停战之执行调处及恢复交通办法，由军调部及其执行小组依据军事三人小组已有之协议处理之。双方军队应依军队整编统编方案办理；其驻地分配问题，由三人小组协议定之。

二、全国地方政权问题，一律由改组后之国民政府委员会依据政协决议和平建国纲领之规定解决之。其有争执之地方，并依军民分治之原则，尽先解决。

三、依据政协决议及其程序，首先召集综合小组，商决政府改组问题，一致参加政府；并商决关于国大问题，一致参加国大。同时，尽速召开宪草审议委员会，完成宪草修正案。

这里第一、第二两条须稍加说明。在国方声明的八点里，第四点说“华北华中之国军与共军暂驻现地”云云，其意即在关内他所攻占各地，不再恢复1月13日停战时之旧位置了。不过对关内的现状，他虽满足，对关外现状，他还不满足。因东北在共军手中之地方还很多，所以只说“华北华中”而非连东北在内。共方主张恢复1月13日位置（在东北则为恢复6月7日位置），非事实所可能。且按整军方案，此种位置毫无用处，恢复亦无所取。所以第一条即是折中两方，关内关外一律就地停战。又国方声明之第六点说“关内之地方政权问题由改组后之国民政府委员会解决之”，其意亦是不包括东北地方政权问题在内，用意同前。所以第二条又针对此点，要关内关外一律看待，俾得其平。可以说，第一、第二两条都是根据后一原则而来的；而第三条便是根据了前一原则的。这三条办法总算公道妥当，经过很多次商谈才得出来。在我们向国共双方提出时，听双方反响虽都表示不满意，也不过各自强调他们的要求而已，原无更好的办法能使双方都表满意。这三条办法的唯一缺点，是对某些争执没有作出具体解决，仍留待军事三人小组和政协综合小组去协商。我只怕不足以息争，所以我主张把某些争执问题予以具体决定而加进去。例如东北问题，过去疏忽，致贻祸根，其间驻军地点尤为双方所力争。我主张把它确定下来，加入第一条中间。当第三方面同人在交通银行开会时，由于我提议至再，获得大家同意。公推黄炎培、莫德惠和我三个人负责研究后，再提到会上决定。莫先生为东北人，熟悉东北情形。黄先生过去也到过东北各地，对东北情况也很知道。就在我们三个人仔细研究之下，认定齐齐哈尔、北安、佳木斯（罪过得很，这些地点各在哪里，当时我都未搞清楚）三个地方可以作为东北共军的驻地。我们都自以为这办法对于国共双方心理要求，都已照顾到了。莫先生又提议，东北铁路沿线地方行政的统一，为履行中苏条约之所关。而当时情形，沿铁路线总计四十一县，有二十县在共方，有二十一县在国方。他主张在第二条内加入政府得派县长带警察接收那二十县的政权，以求全线行政的统一。只带警察而不带军队，即所以顾全共方。我们满以为这种安排是出于一种大公至正的心怀呢！当把我们三个人的研究所得提到会上，第三方面同人都认为要得。这样，就分别加入第一、第二两条之中。谁晓得失败就失败在这里。假如我们从容一些，沉着一些，在制成这一折中方案之后，分别找国共两方代表，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必然各就自己的要求，说出许多批评指摘和反对拒绝的话来。尤其在他们所争执的地方，可以听出许多我们外人不甚留心的事情，然后我们第三方面再把方案重行订正一过，再拿出来，就比较妥当而不易失败。假如更从容，更沉着，在方案订正后，再一度征求两方意见，我们自己据以再研究订正，然后作出最后定案，不再更改，分送两方，请他们接受，那么，这个方案的妥当性就更高，更不易失败了。然而我们竟没有这样慎重将事，匆匆忙忙制定方案，匆匆忙忙送出去，轻于一掷，只有失败了。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从容沉着呢？第一是国大眼看要开会，在政府高张声势之下，社会人心焦躁不宁，有迫不及待的样子。第二是除我一人而外，第三方面同人大多数家住上海，或者有事业有工作在上海，都难在南京久停。28日这一天，张君劢决定夜车返沪，黄炎培也说次日要走，而青年党同人因该党在沪开会，也非马上走不可。胡政之更先一日去沪。第三是28日清早同人集会于交通银行之前，王葆真对我们说：政府内定要打下去，东北局面远不能满足蒋的要求，国大决定开会，制宪行宪合并进行，10月初旬在沪与民盟、中共有所勾结的孙科已被蒋收买，要作副总统。当时，各省国大代表纷纷到京，看见国共双方不能取得协议，归咎于第三方面帮助共产党，马叙伦等多人就挨了打。本来21日蒋飞台湾，25日国军拿下安东，我们早有政府和谈是一骗局之感。等到我们听了王葆真的话，大家的心里更是动摇了。我们信以为真，谁也不耐烦再找国共两方代表征询意见，好歹就是它了，行不行就是它了。我处在这种环境里，亦随着众人失去定力，有时我更急躁。我当时也跟着众人走，不曾有何异议，即使有异议，也无人理踩，谁也不听话了。当下共清缮三份，一份给政府，一份给中共，一份给马歇尔，政府一份推张君劢、左舜生、缪云台三人送去，中共一份推莫德惠、李璜和我三入送去。我同莫、李二位到梅园晤周恩来，把文件交他，并声明这是最后的折中方案，由我分条加以讲解。第二条刚说了两句，周脸色骤变，以手阻我说：“不用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了！怎么国民党压迫我们还不算，你们第三方面也一同压迫我们？今天和平破裂，即先对你们破裂。十年交情从此算完。今天国民党是我的敌人，你们也是我的敌人！”周态度愤激，泪落声嘶。他用力摔门而出，取出一份电报（这是报告党中央说明25日黄任之与周相约，今后中共、民盟如有新的打算要互相通知关照）说：“我是信任你们的，你们为什么不在事先关照？”我想起前约，自觉理短，简直是茫然不知所措。周流眼泪，莫德惠也跟着流泪。我那时真是慌了，不知如何是好。幸而李璜说：“不要紧，赶紧把文件从各方收回再说。”我还愁着第三方面全体同人签过名的文件，两三个人岂有权收回？李璜说，青年党方面由他负责。我这才跑出上车把黄炎培、章伯钧和罗隆基三位找来梅园商量。大家齐声说：收回！收回！莫、李、黄、罗四位急忙奔向孙科家，看见车马盈门，许多人喧喧嚷嚷往外走，政府人士已经对方案开会商讨过了。莫德惠赶着走进去，看见孙科、王世杰和陈诚还在那里，陈诚正拿根手杖在一张大地图上指划。陈诚一见莫德惠便说：“你们把这样好的地方都给了共产党了，你们帮了共产党的大忙，我不能接受。”莫德惠赶紧说：“你们认为不行吗？还是可以商量的。”黄炎培看见原文件还放在桌上，便拿下来交给罗隆基说：“好！既然不恰当，我们再去商量。”原件就这样取了回来。送给马歇尔那一件，他还没有拆阅，也取了回来。各件都请周过目，声明作废，周先生方才收泪息怒。我也才如释重负，感谢李幼椿不已。因为青年党已经偏附政府，如果他执意不肯收回原件，弄成僵局，那我们这些第三方面的同人才真难处呢！

周恩来对这个折中方案究竟不满意什么，我始终也没有问过他，他当时也没有说清楚。事后回味周当时断断续续所说的话，似乎问题在这里：

（一）第一条加入东北共军驻地，既然规定了关外的驻地，关内驻地也应规定下来；再则既然规定了共军驻地，国军驻地也应该一同规定下来，而我们却没有这样做。要知道不规定国军驻地，它就可以随便调动，威胁共方；还有关内关外是互相牵连的，关外规定驻地，关内就再无法交换了。

（二）第二条加入政府派县长警察接受共方二十个县，于共方大不利。这是因为国方新编有一种保护铁路的交通警察，为戴笠手下忠义救国军所改编，那对于共方比较正式军队还更受不了，而我们却没有料想到。

这样，事情算是没有闹大，但是事情也就完了，第三方面调人的作用完全失掉了。蒋介石27日由台湾飞回上海，28日由上海回南京，29日约第三方面人士谈话。那天上午九时，莫德惠、缪云台、黄炎培等人去见蒋，蒋对他们说：“你们的折中方案已经拟好送出，因为共产党不答应，你们又收回去了？这样也好，不然我也不能接受。”

经过这一次曲折，我知道我自己的不行，就下了决心走开。起初大家还不让我走，后来，在我的坚持下，大家就都同意我走开了。

现在再说一段话。前边说到周恩来和第三方面人士在21日由沪到京，蒋介石接见大家后就赴台湾。当时大家都很纳闷，都问：大家来，蒋为什么走了？到25日国方拿下安东，大家才明白蒋介石所以要走开，完全是为了躲避大家质问他，“你请来大家进行和谈，为什么又要打安东？”当25日我们把蒋军拿下安东的消息告诉周恩来的时候，周正喝茶，把茶杯一摔，说：“从此以后，再不谈了，我们要回延安了。蒋介石一点也不了解共产党，殊不知共产党是不怕压的，共产党是从无到有，从最底层翻上来，如果怕压，当初就没有这回事了。”

这就是我参加1946年和谈的大概情形。

①写于1952年。文中的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②1949年1月在重庆召开了国共和各党派以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与建国后的政治协商会议非一事，故称前者为旧政协。旧政协的主要目标与任务是通过党派协商，最终组成由各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掌握国权，管理国家，以取代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行宪政。

过去和谈中我负疚之一事①

过去和谈之卒于无成，我自觉亦负有一份责任，那便是指民国三十五年（1946）10月28日之事。三十六年《再生杂志》张君劢先生文中曾以此责怪中共不要和平；而最近香港中共之报纸则又以此说我出卖朋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早曾答应储安平先生在其“观察丛书”中写一本《八年努力无功录》，把我前后努力于国内团结和平之失败经过叙出。第以无暇执笔，迟迟未就。现在仍然不空，只能将这末后一幕先记出。

为要说明这末后一幕，便不能不稍稍追叙其以前之事。为要说出我的失败，先要说出马歇尔的失败。因为当初居间最有力之调人，原是代表国际之马特使，而非国内之所谓第三方面。末后第三方面之居然见重于人，盖一则国大将要开会，两方面皆要争取第三方面；二则美方见恶于中共太深，马歇尔失去了调人作用，而转移到第三方面。三十五年10月间的形势，第三方面真负担着责任，而后在我乃有此负疚之可言。凡此背景必先说明白才行。

一、马歇尔之失败

于是就要说到马歇尔。按美方之见恶于中共，乃后来之事（美方悍然助国反共亦后来之事）。马使之来华，原为当时国人所同欢迎，固不须说。特别是在三十四年12月到三十五年3月初旬那一段，马歇尔、周恩来之间，为了磋商如何停战，磋商整军方案，朝夕接触，彼此感情关系非常好。周之倾服于马，我直接听到，马之倾服于周，我亦间接听到。马之在周眼中开始变得不大好，是从其4月中旬第二度来华以后。我之与马稍有接触，却在6月以后；那恰是他们变得不大好之时。在我们的接触中，发现马氏对中国和平之要求极其诚挚，颇受其感动。所以我曾向周劝说，不止一次。虽则后来我亦承认美国是帝国主义，而马使之所为似不能不决定于其国家立场；乃至我承认马本人亦许犯有严重之过错。但马与蒋截然两事。外间都以为马与蒋合起来压迫中共者，殊不尽然。蒋最初对马很听话，后来则马深为蒋之所苦。周与马，或说共方与美方，感情关系愈来愈坏，到“双十节”前一日达于最高，其间盖多误会之处。

马使极想完成其和平使命，而蒋则一意压迫中共，过分刁难，使和平不得成功。其间不一致之事例极多。例如5月中旬政府军打下四平街，收复长春，马要求停战，蒋即不听。6月7日以后国共谈判，马使居其间，曾与周恩来、俞大维都说好，把恢复交通之协议先签字先实施，借从事实上增进其两方相互间之信用，俾使第二个问题易得协议。得到了协议，马上就实施，则第三个问题之协议，必更容易。这是马使想要把不相信不相谅之两方，渐渐变得相信相谅之一种办法，甚具苦心。而蒋偏偏不准行，非所有问题都协议了，不准签字。到6月30日再度休战期满，虽未全部协议，亦差不多，马使亟求签字，而蒋卒不肯签字。7月14日蒋飞庐山，实为开打。马极不愿其行，而未能劝止。18日马一上庐山，京中曾传马使上山将接蒋主席还京，见当日《新民晚报》，即此种消息之一点透露。其后凡九上庐山，不为不辛苦。前所说马深为蒋所苦者，此特其易见之一斑，华盛顿原预备以魏德迈为驻华大使，而马使则举荐司徒雷登以易之。盖因6月间司徒到京与马谈得甚好，与周亦谈得颇洽。所以马特引司徒为助，好帮忙他解决中国政治问题。却不料司徒自北平飞南京就职之前一日，蒋已飞去庐山，专打不谈，久久不归。竟使司徒大使一点都无从施展。这又是马之苦心，为蒋所破坏之一端。像这样看来，马不算很不好，而七七纪念日，延安一篇宣言，却破口大骂美方。——当然马亦包括在内。我总以为太过。

最使周生气，而我亦因之对美方甚抱不平的一件事，是国方正在打共方，美方不能阻止还则罢了，竟于此时把大批军事剩余物资出卖（与赠送差不多）给国民党政府。这是8月底之事。8月间我为李、闻案大部分耽搁在昆明，没有在南京。28日回京，次日周来看我。向我谈他已同意司徒所提议之“五人会”，同时却抗议美方不得以剩余物资卖给政府。他说看情形，可望延缓。乃不料隔一天，9月1日周飞上海，在降落机场上遇着齐兰将军给他出卖物资来签字的代表送行，说是已经签了字。周之到上海，原为不放心此事而来，没料想已经来迟。当时目瞪口呆，真是非常生气。其后他不愿开司徒提议之“五人会”，与此不无关系。本来此时打得正凶，要紧是停战；而“五人会”却只谈政治问题，不涉及军事。共方一向主张无条件停战，而蒋则必要中共接受他的五个条件才停战。所以周问司徒与马：“五人会”之政治问题谈好了，是否五条件即可不提？司徒与马皆答，怕蒋还是要提。周即说“五人会”明明是无用，不如开“三人会”——三人会是军事性的，是早有而久不开的。此时共方要开“三人会”，不要开“五人会”；国方则只说开“五人会”，不说开“三人会”。马帅乃折中两会同时开。共方同意了，蒋无词拒绝，却迟迟不说哪天开。周在上海屡派王炳南致意马、司，说他等候开会；马、司亦一再敦促蒋。等到蒋答应开会了，马、司正准备发通知。通知未发出，而蒋又变卦。这是因9月下旬国军大举进攻张家口，周于月杪从上海送紧急备忘录请马使转政府停止进攻。否则即认为和平全面破裂，一切责任应由国方负之。10月1日蒋收阅备忘录大怒，随于2日发表两点声明，一关系国府委员名额问题，一关系驻军地点问题。必要共方同意解决了，乃可停止进攻。嘱马使速转给周。马收到后，立即通电话于蒋，要去见他。盖其意仍愿邀周入京开会，而不愿以此转周，拟原件退回蒋。蒋亦预知其意，特避不见面。2日未得见，3日未得见，4日仍未得见。当然马不便稽留此文件，只有转周了。5日蒋、马才见面。马要求停攻张家口，蒋不允。6日清晨马、司二人偕见蒋，再力争停攻张家口，陈诚等亦同在座。自晨至午，相持不决。据马本人事后向我说，那是他有生以来，未曾有过的费力气之大争执。过午乃出蒋邸，只得了停攻十天之结果。十天内要把那两点商量好，才可真停战不打。马、司出来，赶紧办文送上海通知周。7日周收阅，亦大怒起来。即刻复文拒绝，并说马阴助国方，无意和平。8日马收阅复文，又惊讶，又气恼。据当日与马会见之董必武、王炳南两位晚间来看我叙说之情形，马真是气得不得了，两手颤抖，顿足大吼不已。次日（9日）一早，他自己便跑去上海寻周见面。

原来周在上海已略闻蒋二日提出之两点，马拟予退回而未果之事。所以他只嘱王炳南见马，口头表示共方不能同意那两点，未用书面正式声明。但周所要之无条件停战，马在蒋方，却根本无法替他做到。替他向蒋索讨十天休战，已费了大气力。在马以为十天内，不难将那两点谈妥，自然就可永久停战；虽不足满周之意，究竟亦算寻得一点办法。然周却不是如此想。周意：那两点根本不能谈的，你却限我十天谈妥它？岂非助蒋压逼我？同时，周恰又收得前方战报，共方在怀来地方大挫进攻张家口之国军。休战十日便予国军一喘息机会，而大不利于共方。他认为十天休战必蒋之自愿，初不知为马、司力争而得。所以就理直气壮地拒绝了。马得覆，亦出他意料之外：怎么我出力替你讨来十天休战，你还不要？我好意帮你忙，怎么倒说我帮助他？——彼此互不谅解，各自大怒不止。

误会尚不止此。8日马得周覆后，即同司徒有一联合声明发表。其中叙说到休战十天，在十天内要谈（to discuss）那两点。但前一日（7日）周所收得之文件内，在此处却是to carry out字样，而非to discuss。周看了声明之文字与给他的原文不符，正在生气。他认为马对他用较硬性的字，不该向外发表却换了较松活的字。似是有意显示周之拒绝不近情。所以9日一早，马使独自一人秘密飞沪寻周见面。本是来质问周。而一见面，周却迎头先质问马：为何向外声明用字不同？马说：to carry out就是to discuss并无不同。周说，你去问问任何通英文的人，谁可以承认这两个字义之相同？两人各怀气愤，大吵不已，情绪极坏。末后马说：我早对你说过，如果你们不相信我，你可明说，我马上就回国。今天从你的谈话中，我已经证知你们是不相信我了。周闻言，感觉到情形严重，乃云：我今天只是论你的文件，并不是论你的全部工作。临分手时，语言上虽归于缓和，感情上却伤透了。马帅当日下午悒悒返京，外间鲜有知其事者。

我何以能知道这些呢？因周氏滞沪久不回南京，京沪文件一往一返，首尾辄须三天工夫。不独耗时费事，且隔阂误会，大局前途可危。我屡次商请董必武先生促周回来。最后我愿自己赴沪劝驾。7日以此意告知司徒大使。司徒极赞成，并愿派傅泾波陪我去，派飞机送我去。8日晚，董、王二位以马使得周覆气急颤抖之事告我，我说这都是京沪两地分隔的不好，我决于明日赴沪迎周。董亦十分赞成。9日一早我访司徒，约傅同行。他们却推说午后起程。午后马由沪返京，他们才以马访周之事告我。我表示我还是要去。他们不预备再派傅同往。却盼我能劝周及第三方面同人来京。如其能来，必立派傅率飞机迎接。次日“双十节”我一人乘火车赴沪，晤周，周以其事告我也。

二、第三方面负起调停责任

上面我叙述这些，以见马帅司徒到此时无法再负调人之任；亦以见许多事败坏于粗心与多疑之中。整个大局之恶化，乃是许多小事积成，愈来愈变得恶化了；非自始即然也。

以下再说国大开会问题。

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宪，为政治协商五大事项之一，名为国民大会，实则仍不外一党派间之会。盖因国民党坚持其战前选举之有效，所以国大代表名额由各党派协商瓜分，并不取决于民选。既不尊重选民意志，则各党派义当互相尊重。依照协议，召开原是由各党共同召开，即由改组后之联合政府召开之，非任何一党所能独自办理。乃国民党不顾协议，一再独自决定开会日期而布告之。11月12日之会期，就是这样的一个会期。在国民党自愿其发号施令之有效，深盼各方如期参加。在各方则因会期究非大问题；大问题且争不胜争，小问题可牵就亦即牵就。除中共有书面抗议外，民盟只口头抗议，其余无人说话。临到“双十节”，转瞬即将开会，各方俱未交出国大代表名单，参加不参加之可能均有。在国方，生怕大家不来。大家不来，则他在政治上即是大失败，对内对外都将站不住。在共方则生怕各方去参加，把他落下，形成其政治上之孤立，亦是一大失败。由于这种情势，国共以外之第三方面乃举足轻重，而为两方所亟欲争取。

于是调人之任，不期而由国际之马歇尔转移到国内之第三方面。所谓第三方面包含民盟、青年党、社会贤达。社会贤达是散的，青年党太小，主要当然是民盟。而民盟秘书长适由我任之。我看到此形势之转移，即起而迎接此责任。

先是我因见国方之亟欲共方同意参加国大，共方则亟欲国方同意立即停战。曾拟在“双十”国庆日，把停战令与国大召集令，同时颁布。先关闭不和之门，其余争执随后协商解决，周以其事太险，不表同意。而局面变化太快，事实上亦已来不及。“双十”后一日，我在上海只商妥第三方面同人陪周还京，由我通知美方派机迎接。岂料这天下午国军便攻入张家口。并且国方一高兴，同时宣布了国大如期召开。我从上海搭夜车回京，还一点不晓得。天明下车看报，局面全变。知事无可为，即不去通知美方。晚饭时，美大使馆电话来问我回京否，我答早晨即已回来。问：何不来谈？我答：今无可谈。又强邀不已；且云马歇尔、董必武皆在相候（按：是日为饶伯森回国，行赠勋礼，故马、董皆在）。饭后去美使馆，我告司徒说，以前好比一病人临危，尚可勉为施救；今则已经断气，谁还有办法？他们皆不甚相信。

次日（13）司徒又专诚约谈，向我讨寻办法。如是者频有接触。我始而皆以无办法答之。后来我提出两原则：

一、美方已失调人作用；今后调人只可由国内第三方面担任。此点在美方及国方均应了解。

二、第三方面虽出头，而美方仍须配合尽力。我们彼此保持联络，随时洽商，共同进行，遇事要对国方说话者，即由马司去说；要对共方说话者，即由民盟去说。

司徒、马帅对此完全同意。只是尚待有具体办法及机会以求实现此原则。

此时国方军事上全胜之余，不想旁的，只想政治上得各方来参加国大，参加政府，以凑成其统一。所以派雷震、吴铁城、邵力子等再三奔走上海，劝请周恩来及第三方面共同入京商谈。第三方面同人自不忍见大局破裂，而协力劝周，周在各方敦迫之下，只有耐心勉为最后之一谈。遂有10月21日大家相偕入京之事。

就在大家来京这天，而蒋主席却走开了。——他去台湾游览。由孙科宴请全体同人（政府八代表在内），表示欢迎。我在席间起立发言，大意如下：

大家不要因周返京而乐观。据我看周先生此来，具有决心，勿宁是撤回延安之一步骤；前途正是可怕得很。回顾过去十个月，在座诸公均曾为和平努力，而还是有大规模内战惨剧在演，证明努力是失败。分析失败原因，盖唯国共两方具有力量，而此外则没有。大局为此矛盾之两大力量所支配，其他的人皆莫如之何。为保证今后努力免于失败，必须在矛盾之两力以外，有一奠立和平之力量出来。——此即指两党以外，借广大社会为后盾之第三方面。虽然两党言和过去亦有马特使居间作调人，但他被动多于主动。亦许他是外国人，无法多用力。而国内第三方面对于同室之斗，过去亦一般地是被动，则不应该。从今天起，第三方面必须自觉认识其责任之重大，而团结一致，采取主动，当真负起责任来。同时国共两方亦要自觉其自身在矛盾中，非有超于矛盾之第三力量则和平不可期，而欢迎第三方面出来。全国人更要警觉时局之严重，而以舆论为第三方面作后盾。第三方面除贡献其心思与办法外，于必要时应秉持公正态度，对于任何一方之不爱惜和平者，断然声明其责任，以舆论制裁之。我相信这就是莫大之力量。这种力量本身是和平的；他酷爱和平，而且除了和平他亦不会作旁的。要和平，只有靠他。我希望同人勉励。（当时京沪各报所记载详略不同均可参看。）

自此以后，果然调人之任改由第三方面担当。第三方面采取主动，而国共两方则转居于被动。其办法便是第三方面先到梅园新村共方代表所在地，向共方询取其对当前之意见及具体条件。询问明白之后，再约期与政府代表在孙科家聚会，听取国方之意见与条件。两方意见皆弄明白，而后第三方面借交通银行楼上自己开会讨论。讨论出一折中解决之道，作为第三方面之意见，再到梅园向共方提出商量，听取共方反响如何。共方之意既得，再到孙科家会晤政府代表，以第三方面意见告之，而听取反响。如是两方反响收集后，又在交通银行自己开会讨论。务期有更稳妥之一折中解决，俾最后提出时，两方皆能接受。如其竟有一方固执不肯接受者，那势将为国人所共弃。第三方面就以参加国大或不参加国大对付之。

此时最要紧者，自是第三方面之团结一致。所以我特就第三方面所包含之三方（民盟、青年党、社会贤达），各寻取一要角，设法让张君劢、李璜、胡政之三位拉紧在一起。有他们三位作核心，我再从旁照顾，亦就差不多。三位先生经我一言点醒，无不欣然同意。再就是与马使取得配合，要他随时同我们向一个方向用力。马歇尔对此亦极高兴。他说：我从前所烦闷者，就是你们第三方面没有团结。我为中国谋和平，而从中国国内竟得不到一点帮助力量。现在好了。他并且点明国大开会在迩，这正是你们表现力量的机会。

三、我的失败

我从二十八年发起统一建国同志会，三十年改组民主同盟以来，一心要把国共以外者联结为一力量，以推动国共合作建国。到得此时算是机会最好。乃不料竟然失败在我自己手里，辜负了自家多年心愿。我说负疚，是对国家大局负疚，是对自己负疚，却并非单对不起任何一方朋友。

怎样失败的呢？

正在我们奔走两方，进行和谈之际，25日忽传国军在东北攻下共方之安东。本来你攻下他的张家口，共方已经不肯和谈。好不容易，劝请得来谈了，你又攻下他的安东；试问这是何意？大家这才明白，蒋飞台湾，正是避人向其质问。记得当日晚间，我同黄炎培先生及其他几位民盟朋友在梅园，以此讯息告周。周颜色立变，即不肯再谈。经我们再三苦劝。黄先生并提议中共民盟之间作一约定，今后任何一方如有新决定即互相关照通知，以示绝不骤然单独行动。周先生始首肯。和谈乃幸未中断。

这里要一叙两方之具体条件。在国方，即是16日政府声明之八点（参看当时报纸，此不全录）。而共方则于18日声明两点以对之。大体说，国方在政治问题上（如改组政府问题、国大开会问题等），颇有不合于政协之处。故共方即提出一切要依政协为准之一点。再则军事上国方既占优势（特别在关内为然），凡所攻占不肯退出来，更多不合停战协定之处。故共方即提出要恢复1月13日停战生效时双方军队驻守位置之一点。两方都说要对方同意接受其所声明之点，才行。而彼此之表示，却互不接受。第三方面对此，只有说两方所提均不作算。而另取两种原则作根据，以求问题之解决：

一、政府（国方）所作所为（已作或未作）应尽量纳入政协轨道，以示不背信义。——这是第三方面自己必守的立场。

二、凡为两方利害所关之各问题（如停战整军及其他等等），则应平情酌理，互相让步。——此原为中间人应取之态度。

根据这两大原则，第三方面同人拟出下列三条解决办法：

（一）、双方即日下令全国军队各就现地一律停战。关于停战之执行调处及恢复交通办法，由军调部及其执行小组，依据军事三人小组已有之协议处理之。双方军队应依军队整编统编方案办理；其驻地分配问题，由三人小组协议定之。

（二）、全国地方政权问题，一律由改组后之国民政府委员会，依据政协决议和平建国纲领之规定解决之。其有争执之地方，并依军民分治之原则，尽先解决。

（三）、依据政协决议及其程序，首先召集综合小组，商决政府改组问题，一致参加政府；并商决关于国大问题，一致参加国大。同时，尽速召开宪草审议委员会，完成宪草修正案。

这里第一第二两条须稍加说明。在国方声明之八点中，第四点说“华北华中之国军与共军暂驻现地”如何如何，其意即在关内他所攻占各地，不再恢复1月13日停战时之旧位置了。不过对关内之现状，他虽满足；对关外现状他还不满足。因东北在共军手中之地方还很多。所以只说“华北华中”而非连东北在内。共方主张恢复1月13日位置（在东北则为恢复6月7日位置），非事实所可能。且按整军方案，此种位置毫无用处，恢复亦无所取。故第一条即是折中两方，关内关外一律就现地停战。又国方声明之第六点说“关内之地方政权问题由改组后之国民政府委员会解决之”。其意亦是不包括东北地方政权问题在内，用意同前。第二条又针对此点，要关内关外一律看待，俾得其平。可以说，第一第二两条均根据后一原则而来；而第三条便是根据了前一原则。

第三条办法总算公道，在第三方面向两方提出时，听两方之反响虽皆不满意，亦不过各自强调其要求而已。原无更好办法能使两方皆满意者。唯一缺点是有某些争执未予具体解决，仍留待军事三人小组和政协综合小组去协商。我只怕其不足以息争，所以我主张把某些争执问题，予以具体决定加进去。例如东北问题，过去疏忽致贻祸根；而其间驻军地点尤为两方之所争。我主张把它确定下来，加入第一条中间。当第三方面同人在交通银行开会时，由于我提议至再，获得大家同意。公推黄炎培、莫德惠及我三个人负责研究后，再提到会上决定。

莫先生为东北人，熟悉东北情形。就在我们三人仔细研究之下，认定可以齐齐哈尔、北安、佳木斯三个地方为东北共军驻地。自以为于国共两方心理要求，皆曾照顾到。莫先生又提议，东北铁路沿线地方行政之统一，为履行中苏条约之所关。而当时情形，沿铁路线总计四十一县，有二十县在共方，二十一县在国方。他主张在第二条内加入政府得派县长带警察接收那二十县之政权，以求全线行政之统一。只带警察不带军队，即所以顾全共方。如此，又自以为是大公至正之心了。把我们研究所得提到会上，第三方面同人均认为要得。于是即分别加入第一第二两条中，谁晓得失败即失败在此！

假如我们从容一些，沉着一些，制成此折中方案之后，把国共两方代表邀集一处，征问他们的意见，他们必然各就自己立场，有许多批评指责，反对拒绝的话。尤其在他们彼此争辩中，可以听出许多我们外人不甚留心之点，听后，请两方退席，我们第三方再自己开会把方案重加订正一过。然后拿出来，必较妥当，而不易失败。假如更从容，更沉着，方案经订正后，再一度邀集两方讨论如前，再请两方退席，我们自己再研究订正。然后乃作成最后定案，不再更改；分送两方，请他们接受。此方案之妥当性更高，更不致失败。然而我们竟未能如此。我们匆匆忙忙制造方案，马上送出；轻于一掷，那只有失败了！

我们何以不能从容沉着呢？第一，是国大眼看要开会，在政府高张声势之下，社会人心焦躁不宁，有迫不及待之势。第二，是除我一人外，第三方面同人大多数住家上海，或者有事业有工作在上海。南京皆难久停。28日这一天，张君劢先生决定夜车返沪，黄炎培先生亦说次日要走，而青年党同人为了该党在沪开会，亦非走不可。胡政之先生更先一日已去沪。第三，是这天清早同人集会于交通银行之前，忽得一消息说，政府对共党决取断然处置；国大制宪行宪合并举行；10月初旬在沪颇与民盟中共洽谈之某院长（孙科），已内定出任副总统。本来21日蒋飞台湾，25日国军下安东，同人早有政府和谈是骗局之感。至此消息传来，大家心里更动摇了。我处在这种环境中，亦随着众人失去定力（有时我更急躁）。大家都说今天这方案定稿后，即为最后定案，各人签名之后，即行送出，接受不接受，随他们；我们不管了。我亦不曾有何异议。——大约即有异议，亦无人理睬。当下共清缮三份：一份给政府，一份给中共，一份给马特使。政府一份推定张君劢、左舜生、缪云台三位送去。中共一份则推莫德惠、李璜及我三人送去。我奉命而行，对于方案究竟是否妥当，送出的后果如何，似皆未考虑。

我同莫、李二位到梅园晤周，以文件交他。声明这是最后之折中方案，并由我分条加以讲解。第二条刚提说两句，周面色骤异，以手阻我，说：不用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了！怎么国民党压迫我们不算，你们第三方面亦一同压迫我们？今天和平破裂，即先对你们破裂。十年交情从此算完。今天你们就是我的敌人！态度愤激，泪落声嘶。我茫然不知所措，只有两眼望着他。他更诘问我：25日晚约好，彼此有所决定，事先互相关照，今何失信？我顿忆前事，自觉理短，更无话可说。在我正不得主意之时，幸莫、李二位提醒，赶紧把文件从各方收回再说。我愁着全体同人签名之件，两三个人岂有权收回？又幸李先生表示青年党方面由他负责。我这才跑出把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三位均寻来梅园商量。大家齐声说：收回！收回！莫、李、黄、罗四位急急奔向孙科公馆，居然取回了原件。马歇尔那一件，他还没有拆，亦取回。各件均请周过目，说明作废，周先生方才收泪息怒。我亦才如释重负，感谢李幼椿（璜）不已。这富于剧情之一幕，在梅园新村客厅内外都挤满了人，人人都看见了。

无疑的这是一大笑话，第三方面朋友糊涂不中用！特别是我糊涂不中用！然而我们非有恶意于共方，却甚显明。究竟那折中方案有何严重错误，至今我仍不大清楚。因为周先生愤激之余，说话无伦次；而我在惶恐中亦听不清。事后再见面，亦未追问其所以然。不过慢慢把周的话回想一番，似乎问题在这里：

一、第一条加入东北共军驻地三点，不算是太要不得。但既规定关外驻地，亦应将关内驻地一同规定好，既规定共军驻地，亦应将国军驻地同予规定。而我们则没有。

二、第二条加入政府派县长警察接收共方之二十县，于共方大不利。尤其是政府新编有一种保护铁路之交通警察，为戴笠手下忠义救国军所改编，那对于共方较之正式军队还更受不了。而我们却没想到。

我真惭愧像我这样人岂配担当国家大事。几天之内，向各方朋友告辞。我便离开南京了。

①作于1949年。

过去内战的责任在谁？①

三十四年8月胜利后，国共两大党领袖会于陪都，开始共谋和平统一。三十五年1月10日早晨国共两方在美国特使马歇尔居间协助之下，签了停战协定。同时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亦即开幕。到31日政协闭幕，对于五大项政治问题都有了协议。这算是政治协定。国共两方又根据政协中整军问题（五大项之一）所有协议之原则，由马歇尔协助，于2月25日签了整军协定。有此三大协定，国内和平统一原可马上实现，没有问题。想不到会有近三年绝惨之战祸，究竟这责任在谁？我们不必作主观之判断，只须把客观事实叙明，就行了。双方破裂，自必有其争点。争点在哪里？是谁提出？是谁让步？事实俱在，文献俱在，当时见证人物亦都健在，不难查对质证。我将来可能写为一本书，但现在则只举其荦荦大端如次：

最先争点是宪法问题，提出是国方，让步是共方。事实是这样的：宪草为政协五大项之一，共计决定十二要点。由政协大会交付一个委员会——宪草审议会——根据此十二要点去起草条文。但此十二要点，在1月31日开幕那天大会上，虽在蒋主席提付表决时，是全体起立通过的，却使国民党内部聚讼纷纭，情绪激昂。2月10日陪都各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在较场口被打散，就为此。当时打人方面所散发红纸传单，即于庆祝语气中独对宪法问题表示不满。3月初间国民党所开之中央全会，为此问题大闹特闹，党外人虽不在场，却是党内党外尽人皆知。出席政协之国方代表，不堪党内诟责之苦，乃再三向民盟中共恳商修改。3月15日夜晚宪草委员会在国民政府开会，争持甚久。周恩来迫不得已，商取张君劢同意，对国方要求三大点，都予让步，国方代表乃欢天喜地而去。这三点就是：（一）国民大会从无形还回到有形；（二）取消立法院对行政院之不信任投票权；（三）各省制订省宪改为省自治法。论理，大会之所决议，虽大会亦不得变更之，何况大会所付托之一小委员会，岂有权变更大会决议？这种让步实为过分之让步。

继此之争点，即为长春问题。1月10日之停战协定，国共美三方都同意把东北除外。但至1月25日马歇尔即感觉有派停战执行小组于东北之必要，而向国共两方提议。共方有书面答复赞成，国方则无复。于是即在不受停战限制之下，而共方大为发展。一二个月后当局看见东北快完，感到焦灼，乃同意马使提议。却又提出五点来要共方同意，才停战。共方只承认其前三点；后两点，坚不接受。马歇尔此时急于回国，不能等候，即于3月11日交托齐兰将军代表而去。国方代表张治中亦因受命赴新疆，声言要走。共方代表周恩来遂于21日飞返延安，谈判停顿。当局看见再拖下去不得了，一面嘱张治中不忙走，一面托美方派其一上校25日亲赴延安接周回渝。27日东北停战协定签字，就只是三点而非五点，当局心中实在万分不痛快。因此尽管签字，而实行就出问题了。4月初间东北战事越打越凶，10日民盟出面调停，陈诚不表接受，18日中共攻下长春，刺激更大。当局宣称，共军必须退出长春，否则，我必拿下长春，强调长春问题为唯一之问题。长春问题不解决，只有打，没有话说。恰在18日那天，马歇尔返华抵渝。为亟求遏止战祸，22日马使邀请民盟协助调停工作。29日民盟建议共军退出长春，而中央亦不进军，只派行政人员接收。周恩来方面要请示延安，不能立刻答复，但似乎可望同意。是晚八时由张君劢、罗隆基以此议向马歇尔提出，请其转达当局者。这时马使与蒋主席都在山洞，张、罗系由美方派车送往山洞面见。马使对此似乎并非觉得无意义，然却未允转达（此处为时局一大关键）。他说政府即将还都，蒋主席即将离渝，一切到南京再谈吧。次日蒋到西安。5月1日主席西安行辕发言人对新闻记者都是强调长春问题为唯一问题，有当时报纸可查考。5月17日民盟同人自上海发电给双方面再度提出上项建议。延安复电同意。可惜此时林彪在四平街已守到三十几天，不能再支持。一撤兵，便连公主岭长春一齐全撤退。国方只看作溃退而已。所以长春问题，究竟算共方让步，或不算共方让步，事实上不清楚。然而问题是应该解决了吧？竟不然！

继此之争点，为美方最后决定权问题，提出是国方，让步是共方。5月20日东北胜讯传至南京。次日蒋主席偕宋美龄及幕僚等飞东北。临行前，马使要求下停战令。蒋说我到那里看了，再给你信。25日有专机送来宋美龄写致马使信一件，内中提出四个问题，必要谈判清楚，方停战。美方最后决定权即其问题之一。6月5日蒋由北平返京，经马使要求停战十五天，由马使居间进行国共谈判。7日下令，22日届满，又延长八天，到6月30日。读者试翻看6月份各报纸，便可看见当时无不强调美方最后决定权是唯一问题，这问题一解决，其他都没有什么了。共方对此，最初坚决拒绝。经民盟苦劝，周恩来又再三请示延安，计先后分作四点，逐一让步解决。似乎更没有问题了吧？又不然！

最后争点是苏北政权问题，提出是国方，共方没让步。谈判至6月29日，大致都有协议了，第二天便休战期满，若不能于当晚完全协议签字，就要开打。所以国内之第三方面（民盟、社会贤达、青年党），由我与莫德惠、李璜三人代表，奔走促劝协议。晚八时，晤见周恩来。周即说现在所争是苏北共军撤离后之地方政权问题。国方定要接收地方政权，共方则认为不能由国方接收，而可以依照政协原则选举改组。周向我们说：“我是淮安生的孩子，我若同意此要求，我无颜面见淮安父老！”我们三人知周甚坚决，欲访政府代表商量。但政府代表此时都到蒋邸开会，讨论签字不签字问题。我们只能从电话上与政府代表通话。我们第三方面建议：把未有协议之点，例如苏北政权问题，暂行保留除外，而其余则请签字，以便明天实行停战。据闻当时政府代表亦有人主张签字者（王世杰即其一），而蒋不肯。只发表一篇文告，既不说停战，亦不说打（读者试检当时报纸一看便知）。大意表示问题还没有了。二十几天以来马使焦劳疲苦，人所共见。对此未了问题，当局表示不再麻烦他。7月2日召见周恩来，指定周、董（必武）、邵（力子）、王（世杰）、陈（诚）五人，交给他们四个问题（苏北问题在内）去商谈。宣称：商谈解决了，即全部签字。五人商谈多次，亦毫无解决。7月12日把四问题又交还给主席。蒋大怒，下令开火大打，自己则于14日飞庐山。此时天气并不热，上山非为避暑，实为避人。从此打下去，打到11月开国民大会，方又休战。如此大战，为了什么？要点不过苏北政权问题。读者不信，试检看报纸8月14日马歇尔特使、司徒大使的一篇联合声明，就完全可以证明我的话。

一般人每每问我，国共谈不拢症结何在？我说，症结吗？转移不定，今天在此，明天又在另外一点，层出不穷，令我无法可指。而且我如说出苏北政权这样小的问题可以引起大战，世人亦难相信。然而确是如此。从7月半到11月半共军节节失利，而以失掉张家口达最高峰。当9月29日周恩来自上海送备忘录至南京，请马使转政府，不要攻张家口，攻张家口即为全面破裂不再谈和。政府却偏于“双十节”后一日攻下张家口。周自不肯再谈。经第三方面苦劝，又经政府派代表吴铁城、邵力子、雷震三人赴上海邀请至再。乃于10月21日由第三方面许多朋友陪同入京，作最后之一谈。不料蒋氏于当日接待大家，寒暄几句之后，径飞台湾游览，多日不归。平素和谈大小问题，无不取决于他。除他之外，谁能作主？当此最后一谈之际，他偏要走开，试问是何居心？25日消息传来，国军攻下共方之安东（东北重要据点），才明白这与7月14日上庐山同一道理。周恩来闻讯怒极，自又不肯和谈。经我与黄炎培先生两人苦口力劝，居然又忍耐下去。但我们心中明白，实在是最后之最后了。

局面演变至此，国方在军事上已经心满意足，确乎不想再打。然而共方却是积愤填膺，非打不可。28日第三方面的折中方案提出，周恩来不肯接受，只好撤回。此最后一谈之失败，实失败在我手里，深感负疚无穷（其间经过曲折，须待另文再详）。几天之内，我便离开南京。而在我走之后不久，大局亦就破裂了。

综观前后，过去（7月半至11月半）一段，是国方要打。11月半以后是共方要打。我心中虽万分不愿他打，但口里却是说不出一句话来阻止他打。当北平军调部撤销，共方委员叶剑英他们要撤退时，叶先生对许多人说：我们现在必须要打，要打到国民党好战分子不再好战为止。请大家朋友放心，我们必不超过这分际。超过这分际便是共产党的错误，便是一种不可恕的错误！这几句话，足以代表当时中共的处境与态度。

①作于1948年末，发表于1949年初。

回顾为全国团结统一抗敌与民主建国而奔走的十年①

一　从自山东敌后返回说起

当初从南京退守武汉时，我早向人说过这样的话：你们向西，我要往东，你向南来，我要往北去。如今在后方既无可尽力，我便想到前方去。况1937年那时有一部分八校师范生训练处的同人同学约八百余人，携带枪支粮款从济宁退入河南，在镇平集中受训后，经向当时政府取得名义，已于1938年秋整队开拔渡河返鲁抗敌，我亦有去照看之必要。于是我一面请求蒋的军事委员会转知前方战区，一面亦托秦博古先生请中共中央转知八路军和新四军，沿途给我方便和照顾。我即于1939年2月2日成行。当出发之时，未尝没有留于前方抗敌之意。不想到了前方正赶上敌人大扫荡，又逢着“摩擦”开始，踯躅于鲁南山区，辛苦备尝而一筹莫展。同时看到党派关系恶化如此，抗战前途已受威胁，推想各方必然要求解决党派问题，可能就是到了问题解决的时机，所以马上又回转后方。计一往一返共经历了豫东、皖北、苏北、鲁西、鲁南、冀南、豫北、晋东南各敌后游击区域，末后于“九一八”回抵洛阳，“双十节”回抵成都，为时共八个月。此行除增加一些见闻外，可算劳而无功。

二　抗战中期到胜利之前

我到达成都和重庆，得悉党派关系恶化在大后方亦同样严重。不过在前方所表见者是武装冲突，大后方却是单方面——执政党方面对党外的压迫钳制无所不用其极。许多朋友一见面便诉苦，我亦以所看到的抗战危机相告。在问题的如何应付如何解决上，他们一般意见又与我相左。他们便是希望施行英美式的宪政，希望可以多党互竞并存。刚刚不久开过一次“国民参政会”，便已通过了早施宪政的决议，并且成立“宪政期成会”，容纳各方面讨论“五五宪草”。我到重庆时，重庆满街上都在开会座谈宪政，非常热闹。他们邀请我，我一概谢不参加。我知道这是一场空欢喜，国民党决不会践言。何况即令当真实行，亦非中国之福呢！我只认定我的路线，作我的团结统一运动。

我分向三方面进行我的运动。所谓三方面就是两大党及其以外之第三方面。记得似是10月25日，访问中共方面，会见了陈绍禹、秦博古、吴玉章、林伯渠、董必武五位先生，从我在前方的见闻说起，说到问题的严重，说到我的意见主张。当我说话时，博古先生就随时伏案作笔录。末后由陈绍禹先生作答，吴、林、董诸老亦各有答语。其详非现在所能记忆。只记得在我讲到问题严重时，我就说了一句“军队非统一于国家不可”的话，陈先生马上要回答，我请他莫忙，且容我把话说完。末了我分三步解决问题的话讲清楚了，然后说出军队警察应该是政府代表国家行使治权执行国策的工具。此时陈先生表示，你的方案是可以考虑的。后来又说，军队属于国家是可以的，只要国民党实行，我们就照办。诸老所表示，亦都是对我勉励的话。谈话从晚间开始，至夜深人静才分手。

在我访问国民党方面时，主要是同张群的谈话。谈话时间亦达两小时以上，我的三步解决论亦都向他说了。我指摘当时的宪政运动为“文不对题”，他最表赞成。当我强调军队必须脱离党派而属于国家时，他转问我：你向共产党谈过没有？他们如何表示？我说：他们表示国民党实行，共产党就照办。张拍手笑说：他们深知国民党不会实行，所以不必从他们口里来拒绝你的提议，而只须说一句“要看国民党”便尽够了。老实对你讲，国民党的生命就在它的军队，蒋先生的生命就在他的黄埔系。像我（张自称）这样一个地道军人而从不想抓军队，是绝无仅有的。你向谁要军队就是要谁的命！谁能把命给你？你真是书呆子！这一席话对我真如同冷水浇背。

我亦晓得要有实力才解决得了问题，但我不相信只有军队是实力。我相信我能代表广大人民要求，便是实力。我要把同我一样要求的人结合起来。所以我的运动原以第三方面——一些小党派和在野文人——为第一对象。经我在成都、重庆两地奔走联络之结果，就酝酿出一个“统一建国同志会”来。我说明：在当前危机下，所有两大党以外的人有其不可逃的任务，就是不许内战起来妨碍抗战。然而零零散散谁亦不配说来完成这任务。只有我们大家彼此合拢来，而以广大社会为后盾；那么，这个力量却不小的。所以当时这个会把两大党以外的所有派系和人物差不多都包涵在内了。为了能在国民党统治下合法存在，先把会内大家通过的十二条纲领送给张群、王世杰请转蒋，并要求见蒋。原初公推黄炎培先生和我两人见蒋的，后因黄先生去泸州，临时只我一个人去。当时谈话，今不须记。总之，结果算是通过了，可以公开存在。王世杰当时曾问我：这是否一政党？我答：不是的，今天不需要在既成政党外再添多一个竞争单位。这只是为了求得全国团结，推动两大党合作而形成的一个推动力。

这是1939年11月29日的事。转过年来（1940年），参政会又开会，把宪政期成会所研究出来的“五五宪草修正案”打消，期成会无形结束，那些热心宪政的朋友才冷下来。然而统一建国同志会亦不起劲。当时前方军队火并情形严重，何应钦向参政会作过报告。我据以提出“解决党派问题求得进一步团结建议案”，同志会的参政员即未得全体联署。国民党参政员对我的提案，初时很震动，声言不给通过。但蒋介石却很巧妙，亲笔写了一张字条给我，大意说这是军纪问题，本不能加以讨论的，但你们要讨论亦可以。同时嘱王世杰通知我，提案可以修正通过，希望我不必发言，以免引起争论。其实我原案很简单的，只强调问题应在参政会内解决，建议组织一特种委员会负责搜集问题研究方案。案子不声不响通过，特种委员会亦成立（却不给我参加），却不发生一点作用。似只开过一次会，听取了秦邦宪先生与何应钦交涉的报告而已。

统一建国同志会并未正式成立组织机构，似半为当时重庆遭受敌机轰炸所影响。那一半自然就是大家不起劲。秋末轰炸期过后，常用一种聚餐方式座谈座谈。皖南事变前夕，聚会较多。1941年1月初，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严重抗议，中共参政员宣言非把问题解决将不出席参政会，同志会的同人出面奔走调解。就在这期间，又酝酿了“民主政团同盟”。

民主政团同盟的发起是这样的：1940年12月24日早晨我展看报纸，有新的一届参政员名单揭晓，名额扩充，反而把原来为数极少的党外（国民党外）人士更减少几个。例如章伯钧、陶行知、沈钧儒等几位先生都被排除。所增加的都是他们党内的人。这样引起我对国民党一种非常大的悲观。因参政会本来形同虚设，若多罗致几个党外人物，在国民政府至少亦可装点门面。偏偏连这一点作用都不留，而给大量党内闲人挤进来吃闲饭，国民党的没出息可算到家了。大难当前，大局靠什么人来支撑呢？气闷之余，出门散步，走到张君劢家。却巧黄炎培、左舜生两位亦先后来到。四人聚谈，同声致慨。黄老兴奋地站起来说我们不应妄自菲薄，而应当自觉地负起大局责任来才对。在互相敦勉的气氛中，君劢即提出统一建国同志会不中用，必须另行组织。他主张先要秘密进行组织并布置一切。必须在国民党所控制不到而又极接近内地的香港建立起言论机关来，然后以独立姿态出现，不必向政府当局取得同意。我们一致赞成他的意见，后来事情就是按照这样做的。

关于奔走调停之事值得一说的，就是并不出以和事老的姿态。我们是站在国民立场向两党提出要求。要军队今后脱离党派关系而属于国家，并且要监督执行其事。这是一点。再一点是要检查和督促那公布已久的抗战建国纲领的实行。为了这两桩事，主张成立一个委员会（包涵各方面的人）来负责。其条文全是由我起草的，并承同人推我和沈老（钧儒）两人征求中共方面的意见。中共方面周（恩来）、董（必武）二公看了条文。表示愿电延安请示。假如双方都同意了，他们就可出席参政会。对于国民党，则公推张（澜）、黄（炎培）诸老见蒋，征问意见。蒋的表示竟是满口应承完全同意。其后此事终于不协，其间颇有曲折，这里不叙（在这中间有一段时间，诸同人俱已辞谢调停之任，我自己还声明要一个人单独奔走到底）。

民盟组织的秘密进行，就夹杂在那些为新四军事件而奔走的许多聚会之间。但一同奔走的人并不全予闻民盟之事。统一建国同志会虽可算是民盟的前身，但当时却不是把整个同志会转变成民盟。例如以沈老（钧儒）为首的救国会的朋友原在同志会，而此时尚留于盟外。这是因为救国会那时有“中共外围”之称，而民盟的产生却不愿被人看做是出于中共所策动。奔走调停始于2月22日，终于3月27日；而此时民盟秘密筹备工作亦大致停当。我即于29日离渝去香港，为民盟创办言论机关——那就是后来的《光明报》。我离渝前夕，曾密访周恩来先生接头，愿与他们在香港的人取得联系。（注：周答他们驻港代表是廖承志。）

我是经过桂林停留一时期才到香港的。在桂林会见李任潮（济深）、李重毅（任仁）两位先生，并得到他们的协助，于5月20日到香港。

“九一八”创刊《光明报》，“双十节”揭出了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和十大纲领。宣言系我属草，送经内地同人核定，一字未改。纲领原所固有，亦经我润饰而内地同人核定的；不过其中第四条经在港同人改动过。这文件很足代表我那时的思想和主张。特别是宣言，读者不难看出纯粹是从要求团结统一出发。

12月25日香港被日寇占领后，承范长江、陈此生等几位朋友相邀结伴逃出香港，1942年1月回抵桂林。

在桂林不觉一住三年（1942——1944年）。三年总没有闲着，不断同一些朋友在如何改造政局以利抗战上有所策划。特别是末后（1944——1945年）日寇侵湘入桂，大局形势危急，我们亦愈积极。其间常常在一起，作为主要的几个人，就是李济深、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等各位。他们并未加入民盟组织，起初亦未建立“民革”（转移到八步后，乃始商定别立民革，以便广收国民党的同志），不过在政治上既有共同要求，亦就不分彼此。民盟同人不多，亦以时聚会；救国会此时亦已正式参加在内，但总起来说，发展不大。重庆、昆明以及湘粤各地同志都不断来往联系。乃至西北像杜斌丞先生等亦曾来桂，共策进行。此时我们与美国人亦有关系来往。因为此时的美国人急切对抗日寇，深深气愤蒋介石的腐败自私，多所贻误。像史迪威、高斯（美大使）以至驻桂领事林华德等，对于一切想抗日能抗日的中国人都愿帮助的。我们亦曾设想如何在沿海一带配合美军登陆，不过后来尽成虚话。

几乎我们天天在搞，却始终（始于桂林终于八步，首尾约四年）亦没有搞出什么名堂来，这里亦就无可说。不过有两件事可以征见我的行动方向，不妨说一说。一件事是在1943年秋冬间（或者1942年的春间，记不甚清），张云川先生从重庆到桂，传递周恩来先生的一封密信给我，劝我去苏北或任何靠近他们的其他地区，建立乡村建设的或民盟的据点，他们愿帮助我创开一个局面来。这不止是中共方面的意思，民盟同志亦如此希望我。我当时差不多没有什么考虑，就坚决地辞拒了。因我内心上觉得我不能靠近那一边。靠近那一边，就要失去或削减我对广大中国社会说话的力量，对于我要广泛团结全国各方面来说，是不合适的。又一件事是在1943年秋初，国民党蒋介石在国内国外压逼之下，重弹宪政老调，成立“宪政实施协进会”（各方面都参加故称协进），自为会长，连电邀我去重庆。重庆民盟同志亦愿意我去。我同样没有什么考虑就坚决地辞拒了他。因我想我在桂林尚且不能做什么，到重庆将更不能动。我以一封长信作回答（信寄邵秘书长力子先生转呈）。信中吐露了我多年来不亟亟于宪政的意思。然后说：宪政虽不急，而民主精神却为眼前所切需。因为没有民主精神，则团结不可能。宪政恒有其形式条件，故有待于筹备；民主精神是用不着筹备的，只要你实践就是了。今天所急在精神不在形式，在实践不在说空话。

当桂林危急、旧统治濒于瓦解之时，我们曾策划就两广湖南三省相交接的一个地方，展开战时民众动员工作，同时亦就树立对内政治革新的旗帜，号召改造全国政局。这个地方就是广西贺县属的八步，那里有一个行政专员公署可资凭借。记得1944年10月中旬我同陈此生两人自昭平而东，爬过接米岭一个大高山而到八步，借住临江中学，过着自己烧饭的生活。时局多变，头绪纷杂，盘桓进退其间约近一年（截至获闻胜利之讯）。尽算是苦心孤诣，卒于一事无成。遗留到今天的只一本印行的《战时动员与民主政治》讲演小册（当时在中学分五次讲完的），自己检视几乎掉泪。除了可以证明从头到尾我努力的是什么之外，其他什么都说不上。

三 抗战胜利到解放前夕

就在八步获闻胜利之讯的时候，亦获闻毛主席应邀到渝之讯。我心里想，国难已纾，团结在望，过去所为劳攘者今可小休。今后问题要在如何建国。建国不徒政治经济之事，其根本乃在文化。非认识老中国即莫知所以建设新中国。顾年来务以团结各方为急，未遑对各方自申其所见。今后愿离开现实政治稍远一步，而潜心以深追此一大事。我自己这一决定，在离桂返渝之时，特致函李任仁先生言之。因为他是我年来在现实政治上一同尽力的朋友，所以向他告别。

路经广州才晓得国内大局未容乐观，到了重庆，更知其问题严重。于是不能不从朋友之后，再尽力于反内战运动，以至参加了1946年的旧政协会议（在会议分组中，我拒不参加宪草小组而独参加军事小组，一心要为整军问题尽力，还是梦想军队脱离党派而属于国家）。会议快要成功，我托周恩来先生于其返延安（1月27日）之便带一封信给毛主席，申明我年来在现实政治上的努力可告一结束，今后将转而致力于言论思想工作。会议闭幕（1月31日）的晚宴上，我又把写好的《八年努力宣告结束》一文出示在座各方朋友，并面托胡政之先生在《大公报》发表。其后在《大公报》又续有《今后我致力之所在》一文发表，申其未尽之意。

毛主席有一回信由恩来先生带转给我，大意说：行动与言论二者不是不可得兼的，为什么我要结束了行动而后开始言论？表示不赞成和督勉之意。我的话原是有所指。当时政治协商既已取得协议，随着就要组织各方参加的新政府。所谓我的努力可告结束，意指国内团结实现了，用不着我再努力，我不拟参加政府。这是一面。同时另一面，我觉得在大局前途上正需要我作一新的努力。因当时各方所同意的那种宪政制度，我根本认为不合中国需要。——这意思在我后来所写《预告选灾·追论宪政》一文中曾吐露一些。——我深恨时人思想不出西欧或苏联窠臼。过去为了团结，我一直有许多话闷在肚子里没有说。现在我却要说话了。我要批评到各方面，亦要批评到盟内（盟内各小党派全是梦想宪政）。对于当前政治制度问题，我要提出我的具体主张。所谓致力于言论，意正指此。这显然是以身不在政府为方便的。

恩来先生对我之不参加政府亦表示不能同意。我为了在行动上取得中共朋友的谅解，更且把自己怀抱吐露一些，所以3月11日访问延安。在延安住了十天。有一次毛主席邀了他们党内要人共约十位，一同谈了一整天。我说明了我对当时政协所拟订的宪政制度的看法。我承认它有眼前一时的必要，但认为它不会适用多久。我肯定地说它最多不出三年必将改弦更张。然后，我提出我的主张来——那就是我在前说过的分三步骤解决党派问题，建立全国党派综合体。我并说：这一主张，只是说在这里，留备将来要改弦更张时一种参考；现在不需要给我若何答复。关于我不参加政府一层虽未多谈，而有此一行，是不难邀谅解的。

我此时的打算是想创办一研究机构，从世界文化的比较研究上做认识老中国的工夫。但时局旋即恶化，没有容我抽身出来，更且把我拖入。4月中旬马歇尔从美国回到重庆，致意民盟希望协助其调停东北长春之争。恰值国民党中央政府准备还都南京，各政党的中央亦应随之迁京，正有许多事情待办，而民盟秘书长一职却虚悬无人者已经很久。盟内朋友早就要我担任，我一直坚拒不应（周新民先生最清楚），至此终于应承了三个月。我计算三个月或者大局可以归于和平，那时我再做我的事。

岂料不只三个月不行，六个月亦还是不行。从5月初到10月底整六个月，除一度去昆明调查李闻案外，都在京沪间为和谈尽力（我那时勇于自任的经过情形，这里不叙；1949年夏曾写有《过去和谈中我负疚一事》一文载于《大公报》，可供参考）。但当我看清楚无可为力的时候，我就拔脚走开了。——我辞脱民盟秘书长，远去重庆北碚，闭户著书。

从1946年11月到1949年12月重庆解放，我都住在北碚。《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即于此时写成。这三年正是解放战争期间，许多旧日熟人不加入反动派政府，即归到革命队伍，唯我坚决守定过去一贯的立场和作风，只做缓和斗争的事、反对斗争的事，而不参加斗争。其间言论行动较有关系的，略说于此：

1947年1月1日为重庆《大公报》写《政治的根本在文化》一文，最足代表我那时的意思。我一生总在择我认为当时最要紧、最有意义的事去做。一切行动都从这一权衡上而决定。我当时不参加斗争而写《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其积极之义在此。

又3月1日为《观察》杂志写《树立信用·力求合作》一文，最足代表我在解决中国政治问题上一向的见解。最末一句话“只有这样，把东西南北各式各样的朋友都拉在一起合作，中国才有救”，道出了我的心事。

5月20日出席南京的末次参政会呼吁和平。这是应北京、上海、成都各方朋友之约而去的，亦是我三年中唯一离开北碚的一次。6月1日国民党特务在各地方大举捕人，重庆民盟被捕的同人甚多。2日我飞回营救，百般奔走无效，直至1949年3月在国民党要和平的空气中，才得保释出十几个青年来。

八九月间反动政府要解散民盟的前夕，张东荪先生从北京写信给我，说民盟是你辛苦创成，你要赶快去南京上海设法维护。其实我的心理恰相反。民盟在我只看做是一个推动全国合作的推动力（见前），此外没有意义。当时两党大战之时，既不能尽其政治任务，亦难发展自己组织，恰且伏有内部分裂的危机。它最好暂入于休眠状态；一旦时局需要它了，再出来还是完整的。但民盟自己却无法宣布休眠；现在反动政府来代我们宣布，岂不甚好。我一面以此意答复东荪先生，一面更以此意奉告于上海张（澜）、黄（炎培）诸老。到反动政府命令发布，我投函重庆《大公报》表示的意思亦是这样。同时声明我从此不在组织中了。

1948年除夕我在重庆特园得《大公报》王文彬先生电话，以蒋介石下野、大局急转直下的消息见告，并问我对时局要不要发表意见。我马上写了一篇《过去内战的责任在谁？》，预备发表。却不料第二天——1949年元旦——蒋介石只发一要和平的文告，并未下野；时局发展似尚有待。我就把文章交给王先生，留待时机到了再行发出。

我此时却赶忙写两封信：一致民盟主席张澜先生转诸同人；一致中共中央毛、周诸公。适有盟友何迺仁先生8日飞沪，即托其带去。两封信有一共同点，就是勉励诸先生为国家大局努力负责，而声明自己决定三年内对国事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其不同者，对民盟则请许我离盟；对中共则请恕我不来响应新政协的号召。还另有《给各方朋友一封公开的信》刊于《大公报》，同样声明那一原则，从而谢绝了朋友们希望我出来奔走和平的事。我只呼吁和平而不奔走和平。

我为什么要这样呢？我知道国民党是不行了，今后唯一强大势力将在共产党。过去我祈求全国合作，主要是对国民党而说话，今后将须对共产党说话。共产党是不好说话的。说话不对他的意，就可以被看做是敌人。而一经遭到敌视，虽有善言亦难邀好的考虑。只有明白摆出来：我止于说话而不继之以行动，止于是个人而无组织为后盾。那么（没有力量）不足重视，亦或不引起敌视；他就可能放平了心来听我的话，对我的话才听得入。这便是我的一番用心。同时，我知道我此时的言论主张在盟内未必全同意。要我受拘束于组织而不得自由发言，我不甘心；使组织因我而受破坏，尤非道义所许，所以最好是赤裸裸一个人，披沥此心与国人相见。

①1952年作者写有《我的努力与反省》一文，其中三、四两节内容正是回顾了创建民盟及其前后的个人的言行，现选录于此。标题为编者所拟。

美国马歇尔将军对我的印象①

1979年5月8日（一个星期天）午前在政协大楼忽遇旧日熟友叶笃义同志，计不相见者有二十年以上矣，欢然把晤，不禁回忆1946年彼此交往频繁之往事。那一年先则在重庆后则在南京，从春初以迄冬末，为促成我国内两党和谈，有美国使者马歇尔将军居间调处并设置了军事调处执行部三人小组（当事之两方外加马帅），其间经过自非此所及述。此述其间有关我个人的一件小事。

先是1946年1月由马帅居间有两党停战协议之签订，随即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两党而外有第三方面之民主（政团）同盟及社会贤达诸人参加。彼时民盟既居第三方面主要地位，而我为民盟秘书长以代表民盟，从而遇事周旋于两党之间者国际上是马帅，而国内便落到我身上。尔时民盟同人在京者沈钧儒、黄炎培、罗隆基等虽有多人，而出面奔走多是我，此从其时京沪报端和刊物均可见之。因此，我与马帅亦不少会面。我不善英语，每次陪同我访马者即是叶笃义兄，其时在马帅座上经常遇着国民党方面的俞大维（他代表蒋介石）。马帅于所负使命极热心尽力，而蒋多方刁难，致马有九上庐山之苦，后且引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以协助其工作。叶原为司徒所主办燕京大学的学生，甚相熟，于是他遂成了司徒马帅所引为一时之顾问者，每从他询知中国方面的情况。民盟方面的情况亦随谈论到我。此即他听到马帅对我评语的由来。据云马帅说我很像印度的甘地，且说：“或者就是中国的甘地吧！”殊不料想此异国老将帅竟然对我具有如此印象。此虽一件小事，亦不可不记存之。

1979年5月8日

附录

上文中所提及的叶笃义先生，在他写的《虽九死其犹未悔》一书中，有以下记述一段，编者节录于此，可供参阅：

梁先生一个人出去见马歇尔、司徒雷登的时候，总是带着我担任翻译。当时除梁先生外，张君劢和罗隆基，他们以民盟国际关系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身份同外国人接触的机会更多。但马歇尔、司徒雷登对梁先生更加尊重。他们不止一次当面称赞梁先生是中国的圣雄甘地。他们说梁先生的清瘦体形，边谈话边摇扇子的神态，他们活生生看到印度的圣雄甘地了。我把这些话译给梁先生听，梁先生只是淡然地说了一句“愧不敢当”。

①闻之于叶笃义同志。——漱注

一个英雄两个恶人

我一向介处于国共两大党之间，为奔走国事，抗战八年中于两方人物多所接触，兹且就我所见到共方的一个英雄两个恶人一谈。

一个英雄指叶挺将军而说。约在1942或1943年间，我住桂林市东郊教育研究所内，叶住在更东些的远郊区。友人杜冰坡引导我去访看他，即留在他家午饭。当时他虽被蒋方软禁，仍可在所居附近散步。谈话所及不外我曾访问延安和抗日前途等事。1946年春他与王若飞、邓发诸位和黄齐生先生许多人同遭飞机失事之难，在重庆举行追悼会。周公恩来主持开会，痛哭失声，来宾甚多，我亦在场，为之黯然。

附记者：黄齐生先生系王若飞之舅父，抗战前曾访我于邹平，住我们农场宿舍四十余日①。临别时，即语我云去绥远探视若飞于监狱。1946年3月我访问延安时，尚曾与此老相见也。

两个恶人是张国焘和陈绍禹（即王明）。我与张的接触是在1938年我初次访问延安时，当时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为林伯渠，而林老却正在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负责，其主席职务则由张代理之。故我在延安盘桓十六天，均由张招待，陪同参观。后来张借祭黄帝陵的机会，离开延安，逃往武汉，意欲投蒋。那时我们设有乡村书店在（武昌）汉阳门码头，一日张忽步入书店访我，询问我知道陈独秀的住址何在。我答，陈现在武汉，抑去了江津，尚不清楚，容我查明答复。嗣后他未再来，大约已经见蒋投蒋了。其人在中共党史上罪大恶极，这里不谈。

陈绍禹为斯大林主持的第三国际内中国党的代表，其在党内权势高，气焰凌人。我初遇之于武汉，当时他对蒋记国民党的态度忽左忽右，传为笑柄。嗣以政府退守重庆，彼此又聚晤于国民参政会。中共在参政会上所提议案由中共诸参政员一同列名，以陈绍禹之名居首，且由他发言做说明。1939年我巡历华北华东各省游击区域后返回重庆，除与张群、孔祥熙、白崇禧等略谈所见所闻及存在的问题后，特约好与中共方面叙谈一切。当时在曾家岩五十号出席者有陈绍禹及秦邦宪、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诸公。我先述说各地见闻实况，秦执笔记录甚勤，而对面问答交谈者唯陈一人，诸老者均静默不发一言。我主要指陈在山东等地两党军队（正式军和游击队）互相火并情形，大局极为可虑。我切挚地说，为杜绝爆发内战，必实行军队国家化而脱离党派关系。陈问我：你的主张和国民党方面谈过吗？他们有什么表示？我答：他们总说我用心虽好，事实恐难以办到。于是，陈就说：他们若能办到，我们亦必照办。——谈话至此终止。

陈虽气盛而身躯则短，在参政会场发言，有时或纵身跳跃起来。1946年3月我第二次造访延安时，陈忽来招待处看我，面容消瘦，意兴不佳，自云一场大病初愈。据传说陈遭受党内群众大会斗争也。陈在党内不得群众好感，但毛主席不主张开除其中央委员，从而其中委职名保留很久。他本人则去莫斯科勾留不返。后因病腹泻甚剧，苏联西医束手，以闻报我中央卫生部。卫生部指派岳美中（钟秀）中医师赴莫斯科为之医治者达三个月之久。据岳君语我，陈病初非难治，一经治好，嘱其谨饮食，而陈恣意饮啖，病复作。再度为之治愈，切加嘱告，不得乱吃东西，而陈漫然不听劝戒，则又病。如是反复至再至三，岳医无奈，电告卫生部请求回国。顾乃不得部中同意，只得且留。最后，卒在一面电告回国，一面不等候复电就动身回国了。岳谈首尾虽徒然花费了三个月医药工夫，但自己却于俄国式饮食生活领教不少：十分厌弃。陈病的后文不详。

陈是否有张国焘那样许多罪恶行为，我不知道，第以其见恶于人者颇深，即以归属于恶人耳。

①即山东邹平县乡村建设研究院附设试验农场；时为1932年。

我所了解的蒋介石

1930年，国民党的“剿匪”司令部设在武汉，蒋介石这时也常在武汉。他住武汉时，改组了湖北省政府，用朱经农担任湖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是美国留学生，学教育的，当时任美国教会在中国办的齐鲁大学校长，校址在济南。朱经农从武汉回济南交卸齐鲁大学校长时，蒋介石嘱咐说：“你回到济南时，请对梁漱溟说，让他来武汉同我见面。”朱经农返回济南以后，把蒋介石的意思转达给我。我没有理他，我不能因为他让人传这么一句话，就去武汉见他。这件事是蒋介石与我之间的第一次交涉。

后来，终于在南京与蒋介石见了面，这是1932年的事，是石瑛拉我去见的。石瑛，湖北人，老同盟会会员，孙中山先生的老朋友。辛亥革命时参加革命，之后去英国留学，学化学，回国以后在北京大学任教授。我和他在北京大学是同事。他年龄比我大十多岁。这一年我有事去南京，石瑛正担任南京市市长。石瑛对我讲，蒋委员长想见你，请你去武汉，你没有去，这次你既然来南京，不可以不见，我陪你去见他。石瑛安排好以后，用汽车接我同去见蒋介石。地点是南京蒋介石官邸。见面的房间很讲究，桌椅、沙发、地毯、装饰品都很考究。蒋介石没有怎么同我谈乡村建设。那时，津浦铁路沿线正闹水灾，他问了一些水灾的情况。第一次见面，蒋介石给我留下的印象很坏，觉得这个人很虚伪。怎么说他虚伪呢？谈话中间，蒋介石手里老拿一个本子，我说到一个人的名字、一件事，他都赶快记下来，表现出很勤奋、很谦虚、不耻下问的样子，好像很愿意知道一些下情，了解我的意见。其实，这时另有一个穿军装的，是副官和秘书，坐的离我们稍远一些，在那儿作记录。谈话进行了不到一个小时，我就告辞了。我第一次与蒋介石见面的情况，记得的就是这么多了。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上海、南京，国民党政府自南京迁到了武汉。蒋介石住在武昌的湖北省政府。一天早晨，我去见蒋，我对他讲，韩复榘在山东不抵抗，为了保存实力，没有怎么打，就撤出了山东省。我说完以后，蒋介石没有多说话，只是说，这事我知道。这一天蒋介石没有戴假牙，一副疲劳的样子，面容很难看。

南京政府由武汉迁到重庆以后，我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在公开场合，同蒋介石见过多次面。我和少数人同蒋介石见面的次数不多。我记得清楚的，印象较深的有一次。情况是这样的：我和王卓然、王家祯，可能还有别人，一同去见蒋介石。王卓然、王家祯二位都是东北人，是张学良系统的。那次去找蒋介石有什么事记不起来了。只记得王卓然、王家祯两人谈到重庆存在的一些不好的现象，像投机倒把、黑市、走私等等，而且谈到这类事与政府官员都有关系。蒋介石很生气，表示很不愿意听，对他们两位辞色之间很不好，说了你们很让我失望这样一些话。我见气氛很紧张，就站起来，对王卓然、王家祯说，我们来的久了，委员长很累了，我们告辞吧！第二天，王云五碰到我，对我说，幸亏昨天你一句话解围了，要不委员长还要骂下去。

驻重庆时期，蒋介石对我的态度，在我去香港办《光明报》之前，与我从香港办报回重庆以后，有很大的不同。我去香港之前，蒋介石看我是一个中间派，不是国民党，也不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跟我套近乎，拉拢我，见面称我“漱溟兄”。1940年12月，民盟秘密组成后，我去香港办《光明报》，把民盟成立的事公开出来。香港被日本人占领以后，我退到桂林待了三年。从桂林回到重庆后，蒋介石对我的态度变了，不称我“漱溟兄”，改称“梁先生”。从我同蒋介石的接触中，我觉得蒋介石神气、态度，都不自然，都很做作。

我这里谈一件别人的经历。陈铭枢与我是很要好的朋友，他对我说过一件事。有一年在南京时，一个夏天的晚上，夜相当深了，蒋介石派人派车把陈铭枢接去，在院子里乘凉谈话。蒋介石对陈铭枢说：“我们很好，我们结盟。”所谓结盟就是拜把兄弟。陈铭枢当下没有接受，他对蒋介石说：“惶恐得很，我只可做委员长的部下、学生，怎么可以这样高攀。”蒋介石类似这种拉拢人的手腕很多。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两党进行和谈，国民党方面的首席代表是孙科，代表有邵力子、张群等。中共方面的首席代表是周恩来。国内第三者是民盟，我是民盟的秘书长，民盟方面主要由我出面。当时的交涉，我都参加了。国际上的第三者是美国，主要的代表是马歇尔元帅。后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协助马歇尔，一切活动都由他们两人出面。司徒雷登出生在中国杭州，精通中文，与中国关系很深，中国朋友很多，是一个中国通，原担任燕京大学校长。他从美国回来，在上海与周恩来长谈，谈得很好。正在这时，美国政府发表魏德迈为驻华大使。马歇尔打电报给美国政府请求任命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由司徒雷登协助他搞两党和谈。美国政府根据马歇尔的请求撤回对魏德迈的任命，委任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留在南京帮助马歇尔。这以后，美国方面与国民党和共产党方面接触，都是由马歇尔、司徒雷登两个人出面，给周恩来的电报两个人签名，去庐山找蒋介石也是两人同往。

我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亲眼看见蒋介石这个人毫无信义，说了话不算数，不顾一切地欺压人、刁难人。参加两党和谈的人，可以说没有人不受他的欺压。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我们这些两党之外的人士，如民盟以及一切在野人士；乃至美国代表马歇尔元帅，都受他的欺压、刁难。

国共两党和谈中，什么问题都是协商一致才能通过、实施。国民党里事事都是蒋介石说了算，什么事他不点头都办不成。因此，两党和谈中一切协议只有蒋介石点头后才能通过，否则达不成一致的协议，解决不了问题。这样，事事都要找蒋介石，各方面都要找他，美国代表找他，中共方面代表找他，民盟代表找他，国民党里听他支使的人也找他。但蒋介石躲，老躲，都躲，政治上非找他不可的人他都躲，找他，他不见。在南京不好躲，容易围上他，他就上庐山。他长期住在庐山，是天气真热非上庐山凉快不可吗？不是，蒋介石就是要躲避找他的人。一般都说马歇尔七次上庐山，据我所知马歇尔是九上庐山找蒋介石。我记得马歇尔第一次上庐山时，上海的《新民晚报》主笔赵超构曾发表消息，说马歇尔上庐山是请蒋介石下山回南京。确实也是这样。但是，他们没有料到，马歇尔请不下蒋介石来。请不下来，马歇尔为了解决事情，就只有上庐山。蒋介石老不下来，马歇尔只好一次又一次地上庐山找他，先后上去九次。蒋介石不顾旁人为难，不顾马歇尔奔走劳累，把别人的痛苦不当回事，完全不体贴人，只考虑自己。

有一次，我去见马歇尔元帅，我的英语不行，有一位朋友帮助我，这就是民盟的叶笃义先生，他的英语很好。当时，在马歇尔那儿的蒋介石的代表是俞大维（当时任交通部部长，以后曾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部长）。那天，我去时俞大维也在座。马歇尔对我们说，两党之间互相猜忌，互不放心，互不相信，这是我们中间人最大的痛苦，最不好办的事。怎样促进彼此间的了解，向着相互谅解、相互信任的方向前进，这是当前最紧要的工作。这种相互相信要在事实上去做。我同俞部长商量好了一些要解决的问题，解决一个问题，就增加一些彼此的相信。可是蒋介石不干，不点头，在俞大维参与时说好的事，去报告蒋介石，说某个问题应当解决、签字。蒋介石说，不！再说底下的，谈好的事先搁在这儿。实际上就是悬起来了，不签字。这些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国共两党的军事冲突，当然还有其他事情，大大小小的问题很多，一言难尽。马歇尔是美国的五星元帅，后来从中国回去担任国务卿，在国内和国际上地位都很尊贵。在中国当中间人时，觉得很难当，吃了蒋介石的很多苦头，受了他从未受过的苦。马歇尔对蒋介石很恼火，他回国担任国务卿后，发表了白皮书，从这个白皮书中，可以看出马歇尔恨死蒋介石了。

比马歇尔吃苦还多的是周恩来。蒋介石倚仗美国支持，有美国当后盾，兵多武装好，有恃无恐，看不起中共，欺压中共。他总是逼着中共方面让步，总是说中共方面要在某个问题上让步，让了步下面好说。中共方面让了步，蒋介石又说，下面另一个问题还要让步，才能往下谈。中共方面又让了步，蒋介石又说还有那个问题必须让步。他说了不算数，总是一步步逼着中共方面让步。蒋介石逼中共让步的情况，我在解放前写的《过去内战的责任在谁？》一文中，详细举例说明了，可以参考。中共方面为了实现和平，作了许多让步，蒋介石是得寸进尺，没个完。国共两党和谈有两次处于决裂的边缘。一次是安东问题，中共方面占领着安东，蒋介石派军队进攻安东。中共方面通过马歇尔、司徒雷登发表声明，指出如果国民党军队攻占安东，将影响两党和谈。蒋介石根本不听警告，强占了安东。第二次是张家口问题，国民党军队向张家口发动进攻，中共方面再次通过马歇尔、司徒雷登警告国民党，不许进攻张家口，若攻占张家口，国共两党和谈将决裂。蒋介石还是攻占了张家口。

此时，周恩来住在上海马思南路。两党对话通过书面进行。中共方面的信件，由周恩来签名。这些信件不直接交给国民党方面，而交给马歇尔，由马歇尔转给国民党。国民党方面给中共方面的信函，也不是直接交给中共方面，而是由马歇尔转达。所以，马歇尔很吃苦头，收到中共方面的文件，转达的话，要自己转给蒋介石，或亲自对蒋介石说；蒋介石的答复也要他告诉中共方面。马歇尔向中共方面转达蒋介石的话，很多是同共产党常驻在南京的董必武、王炳南谈的，然后由他们二人带话给周恩来。因为当时马歇尔住在南京，周恩来住在上海，马歇尔与董必武、王炳南面谈的话，是当着我面说的。

因为张家口问题，国共两党和谈濒于决裂。我们这些第三者，还有上海工商界，都去找周恩来，劝他继续同国民党谈判，走和谈的道路，不要打内战。周恩来表示接受大家的要求，继续同国民党谈判下去，并一再声明中共方面绝不愿意打内战。这时，蒋介石也派王世杰、邵力子、雷震、吴铁城等到上海欢迎周恩来回南京，也欢迎我们这些第三者，张君劢、黄炎培和我，还有别的人。于是大家一同回南京。孙科在飞机场迎接我们。他说：“委员长在等大家，请诸位不要回家，先去委员长官邸。”我们坐车到蒋介石的住处，他果然在等待。蒋介石满面笑容同大家握手，表示欢迎。握完手，蒋介石就走了，说他要去台湾。真给大家泼了一瓢冷水。把周恩来接回南京进行谈判，自己却走了，可见蒋介石一点诚意都没有，完全是耍弄人。因为在谈判中，中共方面周恩来一切问题可以作主，国民党方面孙科作不了主，只有蒋介石点头才行，蒋介石一走，谈判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谈也等于白谈。蒋介石这种耍弄人的做法实在可恨。

内战打起来以后，有人问我：“两党决裂症结何在？”我说：“无可指。”为什么说无可指呢？因为双方没有一个固定的争执点，转移不定，蒋介石老逼着中共让步，没完没了。蒋介石的发言人为此也弄得十分狼狈。蒋介石说了话，他的发言人跟着对外发言，蒋介石变了，他也跟着变，一个事儿变来变去地说，他的发言人也被搞得很被动。例如，蒋介石上峨眉山前说，共产党军队让出长春，下面的谈判就好办了。中共方面把部队撤出了，结果满不是那么回事，蒋介石的话完全不算话。蒋介石毫无信义，刚说的话可以不算数，使你没有办法。有人问我，国共两党最后决裂，不谈了，打起来了，争执的是什么问题？这就是苏北淮阴县的地方政权问题。这个县是中共方面占领着，建立了共产党、国民党、地方民主人士三个方面参加的联合政权。蒋介石国民党提出，共军必须从这个县撤出，由国军进驻。周恩来表示，我们可以撤出，但是这个联合政权要保持，不能改变。周恩来说了最后的话：“我是淮阴这个地方出生的人，我要在这一点上让步，我无面目见地方父老。”蒋介石也不让，中共方面忍无可忍，谈判终于决裂。李宗仁代总统以后，重庆《大公报》的王文彬让我写文章，谈内战的责任在谁。我写了《过去内战的责任在谁？》一文，指出挑起内战的责任在蒋介石。此文见于重庆《大公报》和上海《大公报》。

宪政问题的几起几落，也充分说明蒋介石耍弄人，毫无信义。

宪政问题不从远处说起，只从抗战以来说，就经过许多的曲折。抗战前，本来决定1937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各种准备工作也基本就绪。国民大会组织法和国民代表选举法都已公布；代表也已经进行选举；宪法草案也备妥。这时，“七七”事变发生，宪政问题也就放下了。

1939年9月，国民参政会忽然决定召开国民大会，实行宪政等。并成立“宪政期成会”，以求其克期成功。会后，国民党中央决定1940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并设立“选举总事务所”筹备一切，宪政运动一时达于高潮。

为什么国民党蒋介石忽然决定召开国民大会呢？本来抗战两年，从来没有人提出宪政问题。1939年9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也没有其他党派的人士提出这个问题。各方面在会上提出的要求有：“加强团结以增强抗战力量案”、“改革政治以应付非常局面案”、“请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案”等。大家提出这些问题要求讨论时，蒋介石忽然抛出召开国民大会的提案。当时，最实际的问题是国民党不给国民党以外的党派、在野人士和人民大众以言论行动自由，抗日救国都遭到镇压。大家要求国民党给人民以言论行动自由。当时，并没有要求宪政，因为实行宪政要有宪法，搞宪法要起草，要通过，不是说办就可以办的事。国民党蒋介石提出宪政问题实际上是转移人们的视线，避免讨论各党各派在会上提出的迫切要求解决的各种实际问题，只开一个召开国民大会的支票，人民要求的权利什么也不给。这完全是蒋介石玩弄的一种手段。

1940年4月，国民参政会上，根本没有讨论即将召开的国民大会问题，只是“宪政期成会”向大会提交了“五五宪草修正案”，会议即告结束。9月间，蒋介石以筹备不及为由，宣布国民大会延期举行。宪政运动陷入低潮。

1941年11月，国民参政会开会，由主席团提出“促进民法案”，提案第一项便是宪政俟抗战终了再谈，抗战期内不谈，并撤消“选举总事务所”。这就充分说明，国民党蒋介石根本没有召开国民大会的诚意，他们召开国民大会的提案，纯粹是一种应付手段。

1943年9月间，蒋介石国民党又制造召开国民大会的舆论。国民党中央决议在抗战结束后一年内，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成立“宪政实施协进会”，蒋介石亲自任会长，以各党各派代表为会员；要求各地研究宪法草案，提出修改意见。宪政运动一下子又热闹起来，规模声势比以前更大。

为什么蒋介石这次亲自出马任会长，大肆宣传召开国民大会呢？原来是国内自1942年以来，民盟领导人张澜、张君劢、左舜生等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政治表示抗议，在抗战形势下，全国人民也要求民主政治，以动员全国力量进行抗战；在国际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形成英美与中国并肩作战的局面。中国内部的不协调，国民党蒋介石政治的不民主，影响军事，英美对此也表示不满。对民主之呼求、不民主之责难，由国内波及国外，在国内国外夹攻下，蒋介石才又提出宪政问题，并大造声势，欺骗国内外群众，安定英美。

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本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似乎抗战结束一年内召开国民大会的期限，不能满足，必须尽量提早召开。

在蒋介石、国民党心中，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的问题，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拥有几十万军队。蒋介石解决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有两条路：军事的路和政治的路。军事解决的办法，虽未断念，但是走不通，形势也始终不允许；因此，他想走政治的路，在抗日战争胜利之际，急忙召开国民大会，迫使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按英美宪法，政党不得拥有武力。国民大会制定的宪法中也按英美宪法。作出这种规定，中国共产党参加制宪和将来的宪政，就要按宪法交出军队。如果中共拒绝交出军队，即是阻挠宪政，以这个罪名强加给中共，以此向中共进攻。这样也会合英美的意，取得英美的支持，可借国际舆论攻击中共。所以，1945年5月，蒋介石匆匆忙忙宣布年内召开国民大会，完全是想借国民大会来向共产党进攻，妄图迫使共产党交出军队，得到他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并不是真正要实现宪政，给人民以民主自由权利。

抗战以来，宪政问题忽高忽低，几起几落，变更之由来，完全是蒋介石采取的策略，作为一种手段玩弄着，充分表明蒋介石是毫无信义的。

七七事变前后的韩复榘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所谓“山东问题”，几乎成为一个谜。“山东问题”的中心人物自然是当时掌山东军政大权的韩复榘。要了解“山东问题”，必先了解韩复榘。我当时在山东搞乡村工作，为推动抗日自卫，曾参加许多有关活动，因此在此期间与韩的接触频繁。现就我接触中所知的韩在七七事变前后有关抗日态度的种种事实，分说如后。

七七事变前对抗日有所准备

——1935、1936年韩对抗日的态度

1935年10月10日在无锡召开的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我曾出席。散会后，我于10月17日经南京略作停留时，听到华北局势恶化，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极力鼓吹“华北明朗化”，企图搞“五省（冀、鲁、晋、绥、察）三市（平、津、青岛）自治”的消息，即赶回山东。为了决定我们在山东乡村工作的进退，亟须探明韩复榘对抗日的态度，我与乡建同人梁仲华、孙廉泉两先生，或相偕或分头，自1935年10月下旬至12月初之间，先后与韩谈话多次。内容不能详叙，只能大要言之如下：

一、拒绝敌人胁迫。日本有意在华北利用宋哲元、韩复榘、阎锡山三人当他们的傀儡，搞“五省三市自治”，隐然与南京国民政府分离。当时日本关东军的一个参谋名花谷者几度乘飞机到济南，胁迫韩同赴平津开会，韩始终拒绝未去。后来何应钦北来，搞了一个“何梅协定”，国民党政府组织了一个“冀察政务委员会”，宋哲元为委员长。

二、同意采取防卫办法。经我们同韩作多次长谈之后，他同意执行一个“三年计划”（1936—1938）。此计划主要内容包括两项工作，将在三年内分期分区在全省推行。所说两项工作：（一）地方行政改革——为准备应付敌人（日本）入侵，改组县以下行政组织，将区公所改为乡农学校；乡农学校为政教合一的单位，它一方面行使原区公所的行政职权，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训练农村青壮年，以备自卫。乡农学校校长要由我们乡村工作者训练后任用。改善县政府组织，财政预算公开。考虑以县为单位抗击敌人入侵，力量单薄，将全省一百零几个县划分为七个专区，每专区十至七个县；专区设行政专员公署，为省政府下统辖机关；专员兼保安司令。省武装部队，战时可与敌人周旋。（二）民众自卫训练——全省逐步开展训练壮丁，计划分三年完成。初级训练在乡农学校；各乡农学校均配有军事教官一名；教官由韩的部队中挑选青年下级军官，经我们培训后充任之；教官辅助校长对农民青壮年进行军事训练，向受训者讲明训练的目的是为了抗敌以保卫家乡。高一级的训练集中在专区。

这个“三年计划”制定后，一切均按步骤进行。1936年上半年即开始执行。先划定了济宁、菏泽、临沂三个专区。专员一般由乡村工作人员中选任。如济宁专区由梁仲华任专员兼保安司令。进入1937年，又划了几个专区。抗日战争初期英勇牺牲的老英雄范筑先就是其中一个专区的专员。他的秘书主任赵某（名字已记忆不起，与范同时牺牲）和秘书张孟龙（潜）均为我们推荐的乡建院毕业的学生。废除区公所改设乡农学校的县至抗战前夕已有七十多个（全省当时共一百零几个县）。这个“三年计划”的贯彻是以孙廉泉和刘书香（第三路军总部参谋长）两人为主，梁仲华也参与，我很少过问。

此外，还在济宁设了一个全省乡村服务人员训练处，为“三年计划”培养乡农学校校长及教员，集中训练全省八个师范学校的应届毕业生。这是个规模不小的训练计划，归我们负责。梁仲华任训练处处长，聘请杨开道（燕京大学教授）为教务长，我也不时来此讲课。

当时还曾打算设立省地方行政讲习所，训练县长、科长等行政干部。韩复榘要让梁仲华主持，后因各厅反对，梁也坚辞不就，此事即未办成。

战事初起时表示准备应战

——1937年7月韩对抗日的态度

1937年5月我去四川，后经武汉于7月2日七七事变前五天到达北平。那时北平谣言极多，形势更为紧张。我在北平即未再多停，于4日到济南，5日回到邹平。两天后卢沟桥战火起。又因南京政府为大局问题邀集各界知名人士约四百人，分批（每批约四十人）去庐山开谈话会，共商国家大计，我与梁仲华均在被邀之列，在邹平只停留三天，就折回济南，准备转赴庐山。过济南，我找韩复榘，说韩不在。我就找韩的秘书长张绍堂，张与韩通了电话。韩要张绍堂和刘书香以韩的名义给蒋介石写一信，要我顺便带去庐山。信内大致是说韩部下将领有在庐山受训的，要求蒋尽快让他们回来，以做好应战的准备。再就是向蒋提出补充防空武器（高射炮等）的要求。张在电话上还转告韩：方才收到北平市长秦德纯的来电，说局势趋于缓和，日本人表示愿意妥协，他们也不想扩大事态等等。韩听后在电话上笑了，并说这是日本人的缓兵之计，想借机调动力量；仗定规要打，日本人不拿下北平不会罢休。

7月10日我离开济南去南京，准备转赴庐山。可是由于卢沟桥战火已起，华北局势愈加紧张，庐山的谈话会不再开下去，我即于23日由南京返回济南。韩要我带给蒋的信，我在南京就交给了行政院的蒋廷黻，由他转交。在回济南的火车上遇见一些韩的部队的中下级军官，他们说是奉命将眷属送回原籍安徽后又返回山东的。推计韩下此命令，当不过7月半。韩对应战有所准备，似也由此可见。

7月30日韩复榘离开济南应蒋介石之召去南京，在去之前又嘱省府各厅公务员速送眷属回乡，并曾对我笑着说：“赶紧回邹平挖地洞吧。”自此济南局势第一次显得紧张，市内民众纷纷送家属回乡，车站行李山积，至8月2、3日达到高潮，好像战火即将燃烧到济南。

企图避免作战保存实力

——1937年8、9月韩对抗日的态度

8月2日下午四时韩由南京回到济南省政府，同日我直接去找韩，交际处副官说：“主席（韩当时为山东省主席）刚进门你就来了，你的消息真灵通。”副官随后又说：“你不能即刻见到韩主席，因为他在和日本领事等三人谈话，他们是应主席约请来见面的。”当时任翻译的朱经古事后告诉我，这三个日本人之中，有一个名有野的，是日本驻济南的领事，另外两个是日本武官和日本居留民（侨民）会会长。谈话的内容是韩向日本人说明以下三点：一是外间传说中央任命我（指韩）为抗日右翼总指挥，非事实；二是外间所传中央派蒋伯诚来山东，协助我指挥军事，亦不确；三是日侨回国与否，听日本人自便；凡未离济日侨，照旧保护。在此应指出的是，半月前韩曾促日侨回国，可见此时韩对抗日态度显然一变，对抗战殊不积极准备，因此也极力不愿刺激敌人。又例如，此时各省按南京国民政府指示纷纷组织“抗敌后援会”，而山东此组织独按韩的意见改称为“省防后援会”。再如“七七”事变初起时，山东日本侨民许多都将房屋门窗封闭加锁，回国去了。周村公安局局长自行将当地日侨房产打开，加以利用。此事为韩知道后大怒，把该局长召来严加训斥，并予撤职，可见其唯恐对日侨利益保护不周。但敌人曾两次用飞机投书诱降，韩则不曾接受。

后来我见到韩时问到他去南京的情况，韩说，他在去南京之前，于7月28、29日一连两个电报，要求蒋各路同时出击，蒋回电说，他自有主张，自有办法。待30日到南京面向蒋请示机宜，蒋还是不谈什么。他一肚子心事，却一点也不吐露。待临走时蒋向我说：“我的意思，你完全明白。”韩末后说：“我哪里明白他的意思呢？我是糊里糊涂去南京，又糊里糊涂回济南的。我看蒋介石并无抗日决心。”

也正是韩由南京回济南的当天（8月2日），下命令要市民不要轻信谣言，要商店照常开门营业。这样，我又决定再去京沪一行，以便明了当时大局真相。

被动应战同时急切求退

——1937年10、11月韩对抗日的态度

1937年9月底，平津战事不断南移，已到达山东德州一带。冯玉祥正在此线负责督导宋哲元部作战。冯曾调韩的军队去接应，韩以他的防区在鲁东胶济线一带而不在津浦线为理由，竟拒绝冯的命令。后来南京给韩发来电报，韩再也无法推脱。

10月2、3日，韩于是将部队全部由胶济线高密等地调津浦线，并亲去指挥，曾一度攻入德州，但反被日军包围，几乎被俘。自此以后，山东境内津浦线的防务即由韩负责，但韩复榘并无意在山东久留，与敌人周旋，而是急切求退，保留实力。

韩对抗日态度这一变化，似与当时以下情势有一定关系：

一、如前所说，8月初韩去南京见蒋介石，蒋本人对日本在卢沟桥点起战火之后，是战是和正犹豫不决，又不与韩讲明，使韩颇感不得要领，反而使其心存幻想，以为中日冲突或可不致演变为全面开战。

二、日本人不时向韩透露日方不愿扩大战争，对此韩可能将信将疑。这是说，日本人在韩的身上下工夫，可能起了一定作用。

三、国际上此时不愿见中日战争扩大，主张调停中日冲突的呼声甚高，也使韩以为战事说不定不久即可结束。

四、上海“八一三”战争爆发后，南京根据作战部署，划分若干战区，分配防务，10月份以前，韩的防务为津浦线以东、胶济线以北，津浦线本身和青岛市都不在其防区之内，战火在此时不曾烧到韩的身上。

五、日本人暗地里说，绝不打山东，更不在青岛登陆。公开宣称也是如此，为了使人相信此话，日本人散布以下说法：胶济线有许多日本侨民的财产，如在此作战，将损害日本自身利益。事实上是日本人想以政治手段解决山东，争取韩作他们的傀儡，故极力避免在山东用兵。

由于前三点，使韩估计中日冲突有可能不演变为全面开战，山东自然因此也可以免于战火；由于第四点，更使韩产生山东可无战事的幻想；由于最后一点，韩在一个时期负有防卫任务的地区恰是敌人不用兵的鲁东，使韩得以在空隙中苟安于一时，无须表明其态度是战是和。8、9两月山东抗日工作的混沌局面，即由韩复榘的此种取巧心理所造成。进入10月后，乃至津浦线战火向南蔓延到山东德州，同时又委他为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长官是李宗仁），有在此作战的任务，乃不得不应战，然而韩实际上是急切求退。韩求退之意似与以下三点有关：

一、当时津浦线敌我双方兵力均不多，彼此似均无意在此决战。就我方兵力而言，除韩由鲁东调来的部队之外，更无其他兵力；因韩部西调而空出的胶东防地，也无其他部队接防。

二、韩早抱有“中国抗日必须西撤而后反攻”的看法。8月22日我陪同军事家蒋百里先生至山东视察防务时，韩即向蒋百里明白表示，对日不求现在决战，但求能战能退；中国必撤至平汉线以西，待得到国际援助后，再反攻过来，方能取胜；如目前即进行决战，徒供牺牲，不如暂时保存实力，以待来日。韩对抗日前途大势此种看法，可能影响其行动。

三、韩自知自己部队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都不过如此，不堪一击，如与日军认真决战，即会完全输掉，而且山东这块他经营多年的地盘也保不住了，与其如此，不如力求保全自己的部队。

韩急切想退走，却事与愿违，欲行不得。原因在于此时韩找不到任何将其部队撤离山东的口实。当时日军在津浦线虽不断向南推进，却并不渡河（黄河）南侵，也不在胶东沿海或青岛登陆。敌人不来攻，怎好不战而走。可是此时平汉线的敌人已到安阳、大名一带，有截断韩由鲁西南西撤之路的危险，所以韩着急起来，就把重要的辎重及财物运往归德、郾城、周家口一带。

10月7日，一度传闻韩有令，命所属公务人员南撤。

10月9日，黄任之（炎培）、江问渔两先生由上海至济南，是专为了解山东民众动员工作而来的，他们打电话给我，我即由邹平赶赴济南，与他们会晤。他们说：上海市已展开动员民众工作，战火同样烧到山东，而山东却未做此工作。他们对此种情况既表示关心，又很愿意加以推动。随后我即将山东动员民众工作的有关情况与问题向他们作了介绍。我主要说了三点：

一、韩对抗日态度暧昧，不让人讲抗敌，不让他人做动员民众工作，所以这项工作至今进行不起来。不过进入10月，战火开始蔓延入山东境内，韩被动应战以来，愿意有限度地开展一些动员工作了。但在此之前动员民众工作的延误，不能不归咎于韩。

二、但目前韩对此工作又从不热心变为不放心，极不愿人插手，尤不愿蒋插手。中央要各路军设政训处，准备派黄埔系的人来韩的部队负责政训处，做动员民众工作。韩先下手为强，即派余心清担任第三路军政训处长。

三、目前做民众动员工作的有几个系统的，隶属不一，互不相谋，而且彼此牵扯，纠纷不断，工作因此开展困难。除了上面说的军队系统的政训处，还有一个系统是省党部的“抗敌后援会”（即原来按韩的意图称为“省防后援会”，此时因形势改变，故更名），也做民众动员工作。山东省教育厅有民众教育馆，也建立了做此项工作的“战时工作团”。我们做乡村工作的也愿意在此尽力，也可算是一个系统，虽然不曾参加进去闹纠纷，但苦于无法用力。黄、江二位听了我这番话以后，勉励我排除困难，将此项工作开展起来。我深为他们的话所感动，又见战事已逼近济南，需要动员民众更为迫切，现在应是此项工作转机到来之时，于是决心振奋精神，再次努力开展工作。

10月10日，省建设厅厅长张鸿烈宴请黄、江两位，有何思源、余心清、李文斋和我作陪。大家谈话甚多，从午饭一直谈到晚饭，许多积存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了。这是因为黄、江两位远道而来，鼓励策勉之故。那天议论结果有两点：一是成立“民众动员委员会”，各有关方面都派人参加，以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当场推选出五人为常务委员：余心清、何思源、李文斋、张绍堂和我，并推我任主任委员，我也表示同意。二是加强政训处，推荐王近信（子愚，教育厅秘书主任）为政训处副处长，皮松云为科长，协助余心清开展工作。当晚我们带着这些意见一齐去见韩，说明应团结一致进行抗日工作；军事方面自然由韩作主，而配合作战的民众动员工作由我们大家负责推动。韩听过以后，很高兴，说完全同意。

次日（10月11日）晨，我再去见韩，提出三点：一、请放手让大家去做民众动员工作，只有放手，大家才好开展工作。二、即刻整饬军纪。现在军队到处抓壮丁，随意收缴民众自卫枪支以及许多糟害百姓的事；军民关系不好，很难配合作战。我并举了一些实例，说明韩部队军纪之坏。三、说明大家要团结抗日，不可互相猜忌，更不可互相倾轧；对挑拨离间的话不可听。韩听过以后，对第一点当然无话可说，对于第二点，关于他部队军纪不好的事，他多次辩解，说不是事实，而是有人有意攻击。对于第三点，他认为如果有人挑拨离间，可置之不理。在他整个谈话中流露出对于民众动员工作和成立“民众动员委员会”事并不热心，这使我冷静了下来。

12日晚，按原定计划，“民众动员委员会”准备成立，并将在成立会上正式推举我为主任委员。但在临开会之前，省府秘书长张绍堂在电话中劝我说：主任委员你最好不要当，还是让李文斋去干好了。他用意何在，我也弄不清楚，但他们对此事原来不大热心，现在却完全可以看得出来了。原来以为转机将出现，从此大家可互相配合，将已经延误了的工作开展起来，此时我又预感事情不好办，才知只不过是徒兴奋一场而已。

10月13日，日军攻下平原，进逼禹城，离济南已不远。当日深夜省府紧急会议，决定将省府迁宁阳县。

10月14日晨，我得知省府将迁走的消息后，即去见韩，表示不赞成。韩解释说，战事已逼近济南，一些公务员作战时不但无大用处，而且会成为累赘，所以先迁走。我提出无用人员可给资遣散，省府则仍以不移为好。当日中午许德珩、程希孟由北平南下，途经济南访我，谈及当时山东战局，也以为省府不迁宁阳为好，并劝我午后再去见韩，但仍然说不通。我见山东局势已无可为，就于夜间赶回邹平，处理乡村建设研究院的结束事宜。乡村建设研究院创办于1931年，至此已有七年，七年工作付诸东流。

10月16日，我最末一次离开邹平去济南。20日因南京来电又催我出席最高国防会议参议会，我经济宁略作停留即转南京。在南京前后逗留将近一个月（其间去安徽巢县一次），目睹南京政府撤退景象。11月21日我由巢县再返回南京时，南京已成一座空城，政府人员几已全部撤走，只留有守卫部队。

11月22日，在撤守的前夕我离开南京。当时已找不到汽车，我是借用甘乃光的车去下关车站。车站一片混乱，已无车票可买。设法过江后，浦口车站更乱，随处是抛弃的行李，真是堆积如山，像一座座小楼房。人们只顾逃命，已顾不及行李了。车厢里挤满了人固不用说，车厢顶上，甚至车厢下也有人设法攀附着什么，想让列车将自己带走。我们无法上车，找到一位铁路工人，被他引到调车场，上了尚未编组的空车，等候挂钩开行，才又回到山东的。

11月24日，天明时我回到济南，借住在何思源座落在小车门外的住宅里。当日中午就同何思源去千佛山看韩复榘。我们乘轿上山后，见韩正在住房前来回徘徊。见我们来了，韩便对着我说你看我还没有走吧！这显然是针对着四十多天前我的疑虑而说。实际上此时韩想退出山东更加急切。

26日，梁仲华、王绍常、何思源、余心清和我，聚会于何思源家，对如何收拾人心、挽回山东危局，特别是对韩的部队乱抓壮丁、收缴民间自卫枪支，共商对策。由于乡农学校负有训练壮丁的任务，平素壮丁集合训练在此，枪支也很现成，于是每每整批被韩部队带走。有时更使用欺骗手法，最初只说集中训练，几日以后，忽然一道命令，几十人即全部带走，而事前乡农学校向乡民所作“绝不带走”的保证，全无法兑现，自己也落于欺骗民众的地位。最后共同拟出向韩提的建议有下列几条：

一、亟应切实收拾人心，安定人心，然后才能完成军民合作，一致抗敌。为此应做到：

（一）将地方自卫组织与国民兵役区分开来。国民兵役（即各县现有之国民兵、义勇壮丁队）其目的专为补充部队，地方自卫组织的任务是专为保护地方，搜查汉奸、流窜盗匪及敌人别动队，并负有战时交通运输，以及经济节制之责。凡加入国民兵、义勇壮丁常备队者，不加入自卫组织；凡已加入自卫组织者，得暂免补充兵役。

（二）征集壮丁和补充兵役，应有计划有系统进行。请通令本战区各部队，并布告民众，对于地方自卫组织，如乡农学校受训壮丁，不得任意抽调，对于其枪支，不得任意征用。

（三）通令本战区各部队，凡遇有前方（黄河以北）退来的民众武装，应予优待保护，不得没收枪支及有搜索事情，并随时向上呈报，指示收容办法。

（四）通令本战区各部队，凡行军驻防需用民房及民伕者，应向地方行政机关或乡区负责人员接洽办理，不得自行占用及拉伕。

二、本省划分三个地带，进行工作：

（一）黄河北岸各县地方政治军事工作，除省主席（指韩）直接指挥之各部分（刘书香、张绍堂、范某）外，其余均责成黄河北岸游击总司令负责处理。工作重点即在黄河以北敌占区，并推王绍常为游击司令，在此地区与敌人相周旋。

（二）第一、二、三各行政专区（济宁、菏泽、临沂），亟应加紧政训工作（即民众动员工作），参照政训处颁发的民众组织大纲，及第一专区各县自卫组织进行计划大纲办理之。

（三）历城、泰安等二十六县地方，应设特区政训处，拟请民政厅李树春厅长为正处长，何思源、余心清为副处长，调用民教政训各厅处人员负责进行工作。

当时还商定与韩谈话分两次进行，提出以上建议。27日梁仲华先与韩谈，只粗陈大意，无结果。

28日李宗仁到济南视察（李当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徐州；韩为副司令长官，故来视察）。29日我携带上述建议去千佛山找韩细谈，计自午前十时谈至午后三时。韩对我们的建议不表示接受或不接受，只是再三强调他本人不能胜任，不能作头子，不如宋哲元能够服众，而部下也无能力强的干部等等。其实这是托词，因韩此时只想急切退走，自然无意发动民众，也不会顾惜地方，而一心想如何在退走时将壮丁带走，将枪支、财款携去，以扩充自己实力。这是我与韩最后一次谈话。恰好在这天李宗仁来电报要我去徐州，我即于30日经兖州到济宁看视后于12月3日到徐州。

在徐州停留两天。李宗仁对我说，他11月28日在济南视察时，韩当面部署其部队撤往周家口、偃城一带，对他毫不回避。我也将韩无意作战，而一心西撤，以保存自己的种种事实详细地告知李宗仁，请李制止其西撤。

12月5日我离徐州，9日到武汉，南京国民政府此时已迁至武汉。在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上，我曾就韩复榘不积极作战，急切退走之事作报告一次。12月21日在湖北省府官邸见蒋介石，我也将韩的问题告诉了蒋。蒋听后笑答：我全已知道。

1938年元月中、上旬我访问延安后不久，即听说蒋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召韩到开封，将其逮捕，押往武汉，在作军法审判一次以后，将其处决。据刘熙众（山东省公路局局长，韩的亲信）说，韩被囚禁在武汉某楼房内。一日有人传令：蒋委员长召见，韩便更换好整齐的军装前去，待其下楼时为人击毙。

国共两党和谈中的孙科

孙科是孙中山先生的长子，也是国民党的元老。我和他很熟悉，多次见面，他还请我在他家吃过饭。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两党和谈时，我作为民盟代表参加，同孙科接触很多。

国共两党谈判中，孙科是国民党方面的首席代表，代表有张群、邵力子等，军事方面的代表是张治中先生。共产党方面的代表，以周恩来为首，还有陆定一、王若飞、李维汉等同志。民盟方面的代表共九个人，有沈钧儒、黄炎培、罗隆基、张君劢，还有我等。大家推我为秘书长，实际上我是民盟的首席代表。当时，各方派出的代表人数有多有少，但是不论各方代表多少，只有一个表决权。

孙科是国民党方面的首席代表，是代表国民党蒋介石参加国共两党谈判的，但是他在谈判中有私心，他不是站在蒋介石国民党的立场上进行谈判，而是站在他自己的立场上。他有什么私心呢？说起来是一个很可笑的私心，这就是他想夺国民党的大权，出卖蒋介石。怎么一个夺法呢？在制定宪法草案时，他想搞成一个英国式的宪政。英国宪法规定，英王是国家元首，但是是无权的；首相是政府首脑，掌握实权。英国宪法还规定，立法权在众议院，内阁由众议院产生，内阁是众议院的一个委员会，行使行政权，内阁阁员不放弃众议院议员的身份。众议院对内阁不信任，可以推翻内阁；内阁可以解散众议院，诉之于民意，举行大选。孙科在制定宪法草案时，要完全套英国宪法，想把蒋介石摆在英王的地位——无权的地位，他当首相，掌握实权。

完全照搬英国宪法，不是孙科的发明，是张君劢的发明。张君劢设计的方案，表面上是孙中山先生的五院制，设立立法院、行政院、司法院、监察院、考试院。实际上内容不同了，把立法院搞成英国的众议院、行政院，形成英国式内阁。总统相当英国女王，行政院长相当英国首相。

张君劢这个套英国宪法的策划，得到孙科的支持。孙科私下安排，他将来是行政院长，当英国式的首相或日本式的首相，把蒋介石推尊为大总统，实际上是英王。美国代表马歇尔认为，这种宪政符合西方式政治，觉得很好，完全赞成。中国共产党方面，周恩来完全同意，因为中共方面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政治独裁和一党制。参加政协的绝大多数人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都认为就像欧美这个样子吧，没有别的路可走。

我认为，这个办法不行，行不通，也要不得。民盟方面，不仅民盟方面，参加和谈的所有人当中，也只有我一个人这样认识。为什么说行不通，要不得呢？欧美式的宪政，是多党制，至少两党，互相承认，互相竞争，你上我下，我上你下，不是一党独霸的政治局面。我认为这不合中国的需要，绝对不合中国的需要。因为中国太落后，特别是物质文明和经济建设方面，大大落后于欧美，急切需要的是搞物质建设，搞经济建设，搞生产，加快速度，急起直追欧美。物质方面的这个不足，不补上不行，否则中国始终是一个软弱的国家。这个任务是第一位的任务。这就需要一个稳定的政局，执行一个长期连续不变的方针政策。像英美那样，你上我下，我上你下，倒来倒去，政策变来变去，在中国不行。那种做法是没有眼光的，可以说是不懂事的。这些话当时在两党和谈时没有说，因为大家都不会听得进去。后来，我去延安说了。

国民党代表团中，邵力子先生为人厚道，张群是蒋介石的人。孙科是首席代表，邵力子、张群当时没办法，拗不过孙科。他们就把协议送给蒋介石，摆在蒋介石的办公桌上，想让蒋介石看了不同意，加以反对。但是，那时蒋介石目空一切，根本看不起政协，没把政协放在眼里，政协通过的协议，他根本不看。蒋介石不看，不阻止，正合孙科的意。孙科就按他的办法进行。

政协就要闭幕了，蒋介石才看文件，一看不对了，就把邵力子找去。国民党里的亲蒋派谷正纲、张道藩等人大哭大闹，说我们党完了，被孙科出卖了。蒋介石安抚说：“我自有道理！”孙科这个人糊涂，蒋介石哪里会受他的骗。

孙科本来就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蒋介石一出面，下面的人一闹，他没法儿了，就拉着邵力子去见周恩来。他哀求说，通过的协议要改，不改不得了。周恩来对张君劢说：“看来要改！”因为当时是政治协商，一切协议都要各方一致同意才算通过，有一方不同意便行不通。张君劢说：“国共两党为主，我们没有什么，你看着办。”后来，把宪法草案十二条大大地修改了。修改的地方有：

一、取消立法院不信任投票可以推倒行政院的条文。

二、把各省得制定省宪的规定，改为各省得制定自治法规。中共方面作了很大的让步。各省得制定省宪，这是中共方面的意见。因为当时中共方面认为，中共要夺取全国政权不容易，但是可以夺得几个省。省可以制宪，中共就可以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制定在自己夺取的省的省宪中。

三、修改了关于国民大会的一些规定。张君劢原来的办法是，通过公民投票的办法，公民行使创制权、复决权、否决权等四权，不必召开有形的国民大会。他这个办法是根据孙中山先生的一段话，大意是人民有四权，以公民投票的方式行使四权。修改后规定，要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产生国家行政人员。

还有一些地方也作了改动，记不清了。

1946年1月31日，政协闭幕了。闭幕那天，蒋介石出席了，五项协议正式签字。闭幕以后，蒋介石还宴请了出席会议的各方面代表。

在政协闭幕以前，周恩来到国府路三百号民盟总部来看望我们。他对我们说：“看现在的情况，买卖可以成交了。”意思是说，同国民党的协议可以达成了。我们表示，主要是国共两大党，国共两党认为可以成交，就可没有问题了。

当时，周恩来准备离重庆回延安汇报。从延安返重庆后，参加闭幕式，在协议上签字。这天，我交给周恩来一封信，信没有封口，我让他把信带给毛泽东。周没有看信，把信装进大衣口袋里。我给毛泽东的信中说，看样子政治协商完成了，取得了协议。会议成功了，要组织联合政府，在联合政府筹备下，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根据宪法建设国家。我说，我不参加联合政府，我要站在政府之外，发表我的言论。我认为，根据协议搞的宪法草案在中国行不通。我这个想法当时没有人同意，都听不进去，所以我表示，要到延安去，同中共领导人面谈，阐述我的见解。

就在这年的3月间，我到延安去了。我对毛泽东说，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方案，组织政府，制定宪法等这一套，顶多一年，再多两年，甚至三年，最终是行不通的，非另走路不可。我对毛泽东说，不要只是我们两个人谈，请你邀请中共方面十个要人一起来谈。第二天，毛泽东请来了十个人，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都参加了。我向大家谈了我的看法，我说，政协的结论，按外国宪法一套在中国行不通，不合中国的需要。我也谈了前面说过的，为什么在中国行不通，要不得的道理。大家都认真地听，没有人插话。毛泽东听得也很认真，不过他不是老坐着，经常是一边走一边听。任弼时听出我说的意思，他说：“你是说蒋介石下台或蒋介石死以后吗？”我点点头。当时，蒋介石兵多装备好，掌握着全国政权，又有美国支持，谁也没有料到蒋介石那么快就会被赶出大陆。在那时看，蒋介石不死，不倒，最多是南北朝的局面，不可能出现旁的局面。

再说孙科，孙科在政协时搞了一个小阴谋，想当中国的首相，没有当成。还都以后，即首都由重庆迁回南京以后，孙科当了立法院院长。孙科经常住在上海。立法院有一个立法委员，名叫孙书元，江苏人，也住在上海。我们民盟的许多人也常住上海。孙科派孙书元去见张君劢，孙书元对张君劢说：“孙先生让我对你们讲，他同你们实在是一个立场。”所谓一个立场，就是说都不满意蒋介石的政治独裁，可以里应外合，他（孙科）在里面，我们在外面，一块抵制蒋介石。这时，民主党派方面有不少人相信孙科里应外合的话。

不久，我们得到一个消息，给我们透露这个消息的是王葆真，王是河北保定人，后来活了九十八岁，是老国民党党员。他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相信孙科，他已被蒋介石收买了，蒋介石把副总统许给了孙科，孙科不需要你们了。我们一了解，果然是这样，蒋介石推选孙科当副总统。后来，只是因为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李宗仁当上了副总统。孙科没有当成副总统，当了一个短时期的行政院院长。

附录：梁漱溟年谱简编

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生于北京。翌年中日甲午之战。

1898年（5岁）：开始读书。是年光绪变法维新。

1899年（6岁）：入兼习英文之“中西小学堂”。

1900年（7岁）：因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而辍学。

1901年（8岁）：庚子变后，维新势力又抬头，学堂复兴，于是又入“南横街公立小学堂”学习。

1902年（9岁）：改入彭翼仲先生主办之“蒙养学堂”，学习至次年。

1904年（11岁）：由亲友各家合请一家庭教师，在家中不习四书五经，而读小学课本。

1905年（12岁）：入“江苏小学堂”学习。

1906年（13岁）：考入“顺天中学堂”，学习国文、英文及数理化各科。

1910年（17岁）：因同学甄元熙介绍，开始参加革命活动。

1911年（18岁）：中学（时改称“顺天高等学堂”，程度同大学预科）毕业。读张继译日人幸德秋水著《社会主义神髓》有感而作《社会主义粹言》，自己油印数十份。

辛亥革命爆发。

1912年（19岁）：参加中国革命同盟会京津支部，在支部主办之天津《民国报》（社长甄元熙，总编孙炳文）任编辑及外勤记者。

1916年（23岁）：袁世凯“帝制”失败，恢复民国法统。任南北统一内阁司法部秘书。

有感于名记者黄远生之死，而作《究元决疑论》，发挥佛家出世思想。文章发表于《东方杂志》后，以此求教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因而被邀往北大讲授“印度哲学”。

1917年（24岁）：正式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课，至1924年止，前后七年。是年游湘，目睹南北战争之祸，因而写《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自费印发千册散发，呼吁制止南北军阀内战。

1919年（26岁）：开始与熊十力先生相交往。《印度哲学概论》出版。

1920年（27岁）：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讲演。

在北大添讲佛家唯识学。《唯识述义》（第一册）出版。

梁启超、蒋方震诸先生由林志钧（宰平）先生引导来访谈。

1921年（28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首次出版。

介绍熊十力先生到北京大学讲授佛家唯识学。

与黄靖贤女士结婚。

1922年（29岁）：与李大钊先生倡议裁兵；蒋方震先生草出“裁兵计划”。

在蔡元培先生家讨论《我们的政治主张》，并签名。

1923年（30岁）：陈铭枢先生北来相访。

1924年（31岁）：辞去北大教学工作，赴山东主持曹州高中及重华书院，并筹办曲阜大学。

1925年（32岁）：因时局变化回北京，与熊十力先生住什刹海东煤厂私人讲学。

是年为北伐前夕，南方革命空气高涨。李济深、陈铭枢、张难先三位来信，以革命大义相责勉，促速南下，而此时对中国大局之出路正处于疑闷中。

1927年（34岁）：应李济深等三位之邀赴广州。

南京国民政府发表为广东省政府委员，辞未就职。

1928年（35岁）：在广州，认为宪政应以地方自治为基础，而地方自治又应由基层（乡村）入手，因而作《乡治十讲》；筹办乡治讲习所，未成。

1929年（36岁）：离广州，至上海昆山、河北定县及山西乡村考察乡村工作。后因广州政局变化，不再南返。经王鸿一先生介绍，与筹办河南村治学院之梁仲华、彭禹廷等相识，并受聘为该院教务长。同时接办北京《村治》月刊。

1930年（37岁）：因蒋阎冯中原大战，村治学院开办未满周年即结束。

1931年（38岁）：梁仲华等与山东省主席韩复榘联系，在山东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梁仲华任院长。内设训练部和研究部，任研究部主任。邹平县划为乡建实验区。

1932年（39岁）：《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村治论文集）》出版。仍兼任《村治》月刊主编。

1933年（40岁）：第一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在邹平县召开，作《山东乡建院工作报告》。报告中说：“顾今日中国之乱，系由近百年来，遭遇另一种不同文化……所引发其自身传统文化之一大激变。夙昔社会之组织构造，节节崩溃，……此时而言求治，非从根底上重新建立其自身所适用之一种组织构造不可。……所谓村治或乡村建设者，意在新组织构造必从乡村建其根基。”①又划菏泽县为实验区。

1934年（41岁）：第二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在河北定县召开。

增划山东济宁专区等十四县为实验区。

《乡村建设论文集》出版。

1935年（42岁）：与梁仲华、孙廉泉等，推动山东省政府拟定以改革地方行政和民众自卫训练为主要内容的“三年计划”（1936—1938年），以应付日本入侵，实行自卫做准备。

是年日人策划“华北五省三市自治”，华北局势紧张。

第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在无锡召开。

1936年（43岁）：赴日本考察农村工作。

应邀赴广州讲学，途经上海访蒋方震先生。蒋先生谈日本大举入侵将不在远，而我方之应付策略应植基山东山西之农村。

1937年（44岁）：七七事变，日本入侵我国。

应聘为国防最高会议参议员，参加会议。自认为这是参与上层政治活动的开端。

因战火延及山东，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建院七年（1931—1937年）之后结束，部分人员撤往河南。

《乡村建设理论》与《朝话》出版。

1938年（45岁）：1月初，为全国团结抗战，自武汉赴延安，访问毛泽东主席。国防会议参议会改组，扩大为国民参政会，被选为参政员。自此任参政员至该会结束时（1947年）止。

在四川创办南充民众教育馆。

1939年（46岁）：2月，自重庆，经西安、洛阳，去游击区巡视，历经豫东、皖北、苏北、鲁南、冀南、豫北、晋东南，前后八个月。亲见国共摩擦，深惧内战爆发，妨碍抗敌。返回大后方成都、重庆，得悉党派关系恶化同样严重。于是与国共及第三方面分别商讨如何避免内战，并与第三方面人士组成“统一建国同志会”。

1940年（47岁）：年底，皖南事变前夕与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共四人商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盖认为第三方面任务重大，非加强组织不可。

创办勉仁中学。

1941年（48岁）：1月发生皖南事变。因不能坐视国内分裂之发展，与民盟同人奔走于国共双方。为摆脱国民党政府之钳制压迫，被派赴香港创办民盟言论机关《光明报》，自任社长。在报上发表了民盟成立宣言及民盟对时局主张纲领。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陷敌，报纸停刊。

1942年（49岁）：年初自香港脱险，至桂林。

着手撰写《中国文化要义》。写出《我的自学小史》前十一节发表。

为蔡元培先生逝世二周年发表《纪念蔡元培先生》一文。

年末，张云川自重庆带来周恩来先生密信，劝往苏北或其邻近地区建立乡建或民盟据点。因感在苏北缺乏自己开展工作的基础，辞拒未去。

1943年（50岁）：写《答政府见召书》，寄邵力子。信中说：“……其在大后方，则执政党对于党外之压制，转迫转紧，浸至无所不用其极。人不入党，几不得以自存；言不希旨，绝难宣之于笔口。”“如漱溟者正同处此境地，而身受其苦之一人。”信中最后说：“政府诚有取于民主精神，政府自实践之，何用许多人来筹备。”因此，“实施宪政，非所愿闻；践行民主，宁待筹备”。②拒赴重庆。

1944年（51岁）：发表《中国以什么贡献给世界》。

《漱溟最近文录》出版。

8月，日军进犯桂林，避难于贺县八步。同陈此生兄“过着自己烧饭的生活”。此时曾为“策划两广湖南三省交接处展开战时民众动员工作和树立对内政治革新旗帜，号召改造全国政局而奔走”，“尽算是苦心孤诣，卒于一事无成”。③

1945年（52岁）：日本战败投降。以为“敌国外患既然没有，内部问题亦可望解决”，因此“用不着我再为现实政治努力”。“我要回到文化工作岗位。及至行抵广州，乃悉国内形势未容乐观”。④

为参加重庆政协，年底由粤飞渝。

《梁漱溟教育论文集》出版。

1946年（53岁）：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参加重庆政协会议，会后以为“今幸内战停止，协商告成，中国有步入坦途之望”，“但时局旋即恶化，没有容我抽出身来，更且把我拖入”。4月接任民盟秘书长，“从5月初到10月底，整6个月，除一度去昆明调查李闻案外，都在京沪间为和谈尽力，但当我看清楚无可为力的时候，我就拔脚走开了”。⑤于是辞去秘书长，远去重庆北碚，闭户著书，撰写《中国文化要义》。

1947年（54岁）：在《观察》杂志发表《树立信用，力求合作》。文中说：“我与共产党之间显然有很大距离。……然而根本上还是相通的。……我对于民族前途，对于整个人类前途，有我的看法及其远大理想，除掉这远大理想，便没有我。而他们恰是一个以远大理想为性命的集团。”⑥

1948年（55岁：）年末，写成《过去内战的责任在谁？》⑦，备发表。文中指出：“过去内战的责任不在中国共产党”，“今天好战者既已不存在，全国各方应该共谋和平统一，不要再打”。]⑧

于重庆北碚创办勉仁文学院。

1949年（56岁）：《中国文化要义》出版。书中“自序”说：“要认识中国问题，即必得明白中国社会在近百年所引起之变化及其内外形势。而明白当初未曾变的老中国社会，又为明白其变化之前提。现在《中国文化要义》正是前书（指《乡村建设理论》一书——编者注）讲老中国社会的特征之放大，或加详。”⑨

《梁漱溟先生近年言论集》出版。

蒋介石发布《元旦文告》。解放军将渡江。

发表《过去内战的责任在谁？》《敬告国民党》《敬告中国共产党》。

写信致“民盟主席张澜先生转诸同人”和“中共中央毛周诸公”，“勉励诸先生为国家大局努力负责，而声明自己决定三年之内对国事只发言不行动”；“对民盟则许我离盟；对中共则恕我不来响应新政协的号召”。关于脱离民盟原因说：“我知道我此时言论主张在盟内未必全同意。要我受拘束于组织而不得自由发言，我不甘心；使组织因我而受到破坏，尤非道义所许……”⑩

1950年（57岁）：由重庆北碚来北京。

3月12日：应毛主席邀请晚饭谈话，“主席问我是否可以参加政府，我答自己愿在政府外效力。我希望设一中国文化研究所，或称世界文化比较研究所”，“主席当时未置可否”，而以去参观新老解放区相劝。于是赴山东、河南、平原及东北六省参观，历时近半年。

1951年（58岁）：任全国政协委员。

自请赴四川合川县云门乡参加土改。

1952年（59岁）：写出《我的努力与反省》一长文，回顾多年从事社会活动的经过，并试作检讨。

1955年（62岁）：再次撰写《人心与人生》自序。

1965年（72岁）：在早年所作《悼王鸿一先生》一文后批注：“此文写于1930年，其时吾于共产党缺乏了解，且有偏见，故尔出语不合。然此文可存，此语不必改，以存其真，且志吾过。”

1966年（73岁）：《人心与人生》写出前七章，因“突遇文化大革命运动，以自己所储备之资料及参考书尽失而辍笔”。

“抄家”未逾月，“在手头无任何资料的情况下，撰写《儒佛异同论》”。

1974年（81岁）：《我们今天应当如何评价孔子》改写完毕。文中说：“目前批孔运动中一般流行意见，我多半不能同意。”随后写出《批孔运动以来我在学习会上的发言及其经过的事情述略》。

1975年（82岁）：7月初《人心与人生》撰写完毕。在此书后记中说：“书虽告成，自己实不满意。”又说：“竟尔勇于尝试论述”“自己不能胜任的学术上根本性大问题——人心与人生”，是因为“第一，年方十六七之时对人生不胜其怀疑烦闷，倾慕出世，寻究佛法。由此而逐渐于人生有其通达认识，不囿于世俗之见，转而能为之说明一切”，“第二，……当今人类前途正需要一种展望之际……”(11)

改写《东方学术概观》一文。

1980年（87岁）：被推为全国政协常委和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

1984年（91岁）：《人心与人生》一书出版。

1988年（95岁）：6月23日病逝于北京。

①《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工作报告》（1933年）。

②《梁漱溟先生近年言论集》（1949年）。

③《我的努力与反省》（1987年）。

④《梁漱溟先生近年言论集》（1949年）。

⑤《我的努力与反省》（1987年）。

⑥《梁漱溟先生近年言论集》（1949年）。

⑦同上。

⑧同上。

⑨《中国文化要义》（1949年）。

⑩《我的努力与反省》（1987年）。

(11)《人心与人生》（1984年）。

编后记

先父尝言：“自有知识以来，便不知不觉萦心于一个人生问题，一个社会问题（或云中国问题）。”他正是为此两大问题而思考而行动，终其一生。

他又曾说：“我生而为中国人，恰逢到近数十年中国问题极端严重之秋，其为中国问题所困恼自是当然。……我恍如很早便置身问题之中，对大局时事之留心，若出自天性。”由此可见，在两大问题之中，他用心于中国问题似更早，所付出的精力似也更多。而他又是一个“一向喜欢行动而不甘于坐谈”之人，“以中国问题几十年来之急切不得解决”，便促使他“不能不有所行动”。于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这几十年，他为此问题，劳攘奔走，付出甚多。

先父早年即热心于君主立宪，后又转而参加辛亥革命。在1924年辞去北大教职之后，不久即投身农村，从事乡村工作，前后凡八九年。1937年日寇入侵，又为抗战奔走，从事促进国内团结、一致对敌运动，因而有访问延安，参与创建民盟及巡历敌后等活动。至抗战胜利，又曾为避免内战，争取和平建国而尽力。又因他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是以“动不盲动，想不空想”；行动之中自有其主见。凡此种种，此书所收录的文字多有所反映，故《忆往谈旧录》一书，可视为先父从事社会活动、参与现实政治的实录，其中辑录有其自述数十年间的亲身经历，与若干历史人物的交往以及个人见闻等。这些内容多有一定史料性质，因此对了解新中国成立之前约半个世纪间的中国社会与历史，将不无帮助。

此书首次出版于1987年（中国文史出版社），距今将近二十年。如今再次出版时，为更全面反映作者前半生的社会活动与政治生活，对内容作了较大的增删，并重新加以编排。

梁培宽　记

2005年9月11日

2006年初，《忆往谈旧录》再次问世。这次再次问世，不只是重印，而是增加了许多内容，编排也与原来完全不同。但由于自己工作的疏失，先父有关记述中国民主同盟的文字竟被遗漏，实为一大缺失。幸今日有增订的机会，将被遗漏的文字全部补入于增订本内。

先父梁漱溟尝说：“八十年来我一生行事，总是自己主动。一生中许多事情是独自创发，不是步人后尘。例如我搞乡村建设运动十年，虽赖许多朋友合作，渐渐得各方广泛响应，而风气总是我开的。又如民主同盟组织的出现，固然没有各方面参加赞助不会有成，但从开头发起，以至后来成立宣言和十大纲领，都是由我执笔。”可以说，他曾为投身乡建运动与创建中国民主同盟这两件事，付出了大量心血，并对国家社会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培宽　记

2008年12月23日

此书增订本首次于2006年出版。2008年底，又将《记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一文补入，于2009年由陕西师大出版社出版。2011年曾将此书二次增补交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今又由世纪文景再版。

借二次增补之机，特将《回顾为全国团结统一抗敌与民主建国而奔走的十年》与《敌后游击区域日志》增补于其中，使此书内容更为充实。增补的这两篇内容，都是著者一生中重要经历的真实记录，有着特别的意义。

此书经过增订与两次增补，著者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数十年中，其主要社会与政治活动的经历及见闻，以及所认识的重要人士，大体上均已涵括于其中了。

梁培宽　记

2015年3月